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9民初5793号原告：张建梅，女，1977年8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北村大队农民，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告：张建新，女，197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门头沟区环卫局职工，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明（张建新之夫），197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被告：周建华，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北村大队农民，住门头沟区。第三人：王保林，男，1968年5月7日出生，汉族，丰台园林员工，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告张建梅与被告周建华、第三人王保林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梅、原告张建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明，被告周建华、第三人王保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梅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15亩土地果树赔偿款86940元。事实和理由：1989年，原告父亲去世。原告家曾以位于北京市潭柘寺镇北村大元承包地（以下简称大元承包地）所产果实为生活经济来源，因卖大元承包地所产桃时，母亲王玉凤骑三轮车带着一车桃在卖桃的路上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深沟，致使大脑受损，昏迷多日。母亲王玉凤至此成了无行为能力的残疾人，需常年由人看管照顾。因此，我哥当时在门头沟区永定镇当小学老师，就带着我妈、我和张建新两个离开北村搬到了永定地区居住生活。因我们无力照看大元的果树及地，后来我舅舅王玉普跟我家说他种，我家人就让他种了，当时也只是说让他种，收果实，没有让他转让给其他人。1999年左右，王玉普私自与周建华签署协议，将我家地上物（大元3.15亩）上果树承包权和管理权给予周建华，由周建华交付果树钱（金额不详）。这些年我家人从不知道此事，2009年至2010年左右，大元承包地上的果树赔偿款由周建华领取。2010年12月16日，大元承包地土地补偿款由我们领取。原告认为，王玉普与周建华签署协议未与我家任何人商量、允许，我家也从来不知道此事，我母亲是残疾人，我家无任何人授权王玉普，所以王玉普与周建华所签协议我家不认可，盼法院公正，判令周建华归还我家大元承包地的果树赔偿款。我的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是，周建华共基于4.15亩土地获得果树补偿款114540元，其中有3.15亩系由我母亲王玉凤承包，其中1亩由周建华承包，我按照各自承包的土地面积按比例计算得出。周建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所述协议并不是我和王玉普之间的协议，这是我和王玉凤之间的协议。我和王玉普、王玉凤都是北村第四生产队的村民。王玉普是我们村有文化的人，当时王玉普和我签订协议时，是王玉普口述我执笔，内容写得很清楚，是王玉普代替王玉凤签字，因为王玉普和王玉凤的岁数都大了，我怕回头说不清楚，所以叫上比我岁数还小的王保林（王玉普之子）作为我们的见证人；2、给果树补偿款时，原告所说的果树钱也不应该按照每亩的平均价格进行计算，果树品种不同树龄不同，给的补偿款是不一样的，当时是有第三方测量的，树木的棵数不是一样的，果树是按照第三方是按照尺寸测量的，树龄的直径都做了记录；3、我认为王玉普应该有权利替王玉凤在协议上签字，当时是荒芜土地二次承包，谁给大队交钱，土地就由谁承包。当时特别着急，大队是限定我们三天交钱，交钱后给土地证。一开始王玉普和我商量的结果是，我去交钱，土地和果树都是我的。过了几天，王玉普又找到我，说不行，土地得归王玉凤，果树可以归我，但是土地承包款和果树款都由我负责交，所以我当年和之后就把果树和土地的承包款都承担下来，所以果树及果树补偿款就应该归我。当时原告家在北村的大事小情都是王玉普做主的，我当时看着王玉凤家的土地荒着，就找到王玉普协商由我承包王玉凤家的地，当时王玉普没有答应我，说要找王玉凤家商量，二天后给了我准信。王玉普和王玉凤是亲兄妹，我是外人，而且这份协议是对王玉凤有利的，如果不签这份协议，这3.15亩土地的承包证就写我的名字了，所以我就觉得王玉普肯定是有权利替王玉凤在协议上签字的。4、根据土地法的相关规定，承包地可以由他人进行果树经营种植等，我们之间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我在该土地上进行种植养殖。自1999年元月签订协议后，我就一直对果树进行管理和维护，直至大元这块地被征收。第三人王保林述称，我干完活回家看到周建华和我父亲在屋内，不记得签协议那天我奶奶和我姑姑王玉凤在不在场了，他们当时说什么我也没问。签完协议后，周建华就把签协议的经过和协议内容跟我说了，周建华说我比他岁数小，让我当见证人。关于当时其他的事实认可周建华的陈述，当时要承包地的话需要交钱，我跟说我父亲说不要种这么多地，我们家的地钱都是借钱交的，其实我当时连自己家的地都不想要了，更不可能主动要求种王玉凤家的地。1999年那时是需要向大队交土地钱和树钱，才能取得土地承包权，当初我觉得签这个协议是个好事，王玉凤不用花钱就能够有地，所以我就帮着做见证人了，签协议的时候是具体和谁商量的我不知道，签协议的时候王玉凤在不在场我想不起来了。认可当时王玉凤在村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王玉普帮着操办。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我无关，我不参与，不发表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主张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北村大元3.15亩土地承租人为王玉凤。据承租土地使用证记载，该土地上有苹果树151棵、柿子树1棵、核桃树2棵、梨2棵，使用年限为自1999年起至2028年。王玉凤（2014年2月1日死亡）与张贵生（1990年5月12日死亡）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张建玲、张建英、张建新、张建红、张建梅五名子女。张贵生与王玉凤无养子女和继子女。王玉凤之父母死亡时间早于王玉凤。王玉凤与王玉普（2008年去世）系兄妹关系，王保林系王玉普之子。1999年1月30日，就涉案土地，周建华、王玉普曾有协议一份，内容为：“今有周建华与王玉凤关于大元王玉凤口粮田3.15亩和果树的产权达成协议：1.土地产权30年不变归王玉凤所有；2.土地和果树由周建华经营；3.王玉凤有随时种地权利；4.现有果树产权由周建华所有；5.土地与果树钱由周建华负担；6.由王玉普代替王玉凤签字。”协议下方有周建华、王保林、王玉璞签字。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王玉璞”为王玉普签署。张建梅、张建新认为上述协议无其家人签字，系无效。2011年11月，涉案土地地上物需被移除，周建华获得包含其自身土地地上物在内的补偿款共计114540元。本院曾就本案电话向潭柘寺镇北村原第四生产队负责人李进存询问，李进存表示涉案土地及果树承包时需要交纳相应的承包费。庭审中，张建梅、张建新自述，王玉凤在1990年摔伤后行为能力受限。1993年，王玉凤、张建梅离开北村到门头沟区永定镇生活。1995年、1996年左右，王玉凤家宅基地及房屋出售给王玉普的二儿子。1999年前后，除王玉凤之母、王玉普及其配偶子女外，张建梅方无其他亲属在北村居住。经询问，张建梅、张建新表示，1999年前后，王玉凤与张建红、张建梅、张建新在永定镇共同生活期间，由于王玉凤需要人照顾，张建新无法外出工作，只能留在家里照顾王玉凤，因此王玉凤和张建新都没有收入，王玉凤还有医疗费用支出，因此，家中并无积蓄，但有能力筹钱交纳土地承包费。另，张建玲、张建英、张建红向本院表示，均放弃本案涉及的果树赔偿款项，归由张建梅所有。上述事实有土地承包证书、协议、补偿档案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建华与王玉普签署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即符合以下要件为表见代理：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具体到本案，首先关于代理权问题，周建华与王玉普签署协议并未得到王玉凤的明确授权，王玉普为无代理权；其次，客观上，王玉普为王玉凤的兄长，在周建华与王玉普签订协议时，王玉凤全家已离开潭柘寺北村多年，且在村中无宅基地和房屋，村中除王玉普及王玉普母亲外再无其他亲属，张建梅、张建新亦认可涉案土地在周建华与王玉普签订协议时，已授权王玉普经营管理多年，结合农村习惯以及考虑王玉普的身份，本院认定周建华有理由相信王玉普有权代理王玉凤处理涉案土地的转租；再次，关于周建华主观是否为善意及有无过失问题。涉案土地承包时，需就土地及地上物向村委会缴纳相关费用，从周建华与王玉普签署的协议内容看，该协议亦非显失公平，并不损害王玉凤的利益，故本院认定周建华为善意且无过失；最后，从协议的形式要件上看，该协议内容清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明确，且并未违法相关法律法规，应属有效，周建华可依据有效的协议取得相关涉案土地地上物的相关补偿款。现张建梅、张建新主张周建华赔偿地上物补偿款，无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建梅、张建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74元，由张建梅、张建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伟男人民陪审员  李亚军人民陪审员  赵新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苏 振书 记 员  孙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