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881民初3504号 原告（反诉被告）：廖锡钦，男，1952年8月1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楚翔，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彭本英，男，汉族，1962年8月6日出生，广东省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被告（反诉原告）：刘炳熙，男，汉族，1928年6月26日出生，广东省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禄，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粤军，男，汉族，1979年7月28日出生，广东省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禄，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地址：廉江市河唇镇河唇圩。 法定代表人：袁汉武，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寿，该镇工作人员。 原告廖锡钦诉被告彭本英、刘炳熙、第三人陈粤军、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将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诉反诉被告廖锡钦、第三人陈粤军、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合并审理，于2019年10月25日、11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廖锡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楚翔，被告彭本英、刘炳熙、第三人陈粤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禄到庭参加了诉讼，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廖锡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楚翔，被告彭本英、刘炳熙、第三人陈粤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禄、陈粤军，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寿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锡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5月10日所签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2.确认原属于租赁合同范围内养殖场的财产性权益全部归原告所有；3.确认租赁合同所指养殖场的清拆补偿权益全部归原告所有；4.判决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为：猪舍补偿款273742元（含转产费15000元）归原告所有。事实与理由：2004年5月10日，原告与彭本英、刘炳熙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明确约定原告把现有的猪栏及场地出租给彭本英、刘炳熙两人经营使用，租期为2004年5月10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满后该场所全部设施和不动产之所有权均依旧为原告所有。此事实经（2017）粤0881民初996号、（2018）粤08民终147号、（2018）粤0891行初378号、（2019）粤08行终130号之判决、庭审笔录等证实。原告在出租前己建好344平米猪舍一同交付予彭本英、刘炳熙两人使用，其二人承租后也自建了344平方米的猪舍。后彭本英、刘炳熙二人委托第三人陈粤军全权处理猪栏事宜（前述诉讼中彭本英、刘炳熙的代理律师及陈粤军本人所述）。2014年8月15日，河唇政府前来调查登记，认定了原告与陈粤军分别是344.225平米，并制作了日期为2014年8月15日的《廉江市鹤地库区养猪场猪栏情况调查表》予以存档。2016年1月23日，原告去河唇政府处查阅登记数据，政府人员展示出《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河唇片区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汇总表》，该表记录的属于与2014年8月15日的登记一致，均为原告与陈粤军各占344.225平方米，该表在河唇政府处存档。2016年7月20日，河唇政府派工作人员上门清拆登记，恰好原告不在家，政府人员就把所有的猪栏面积统计在日期为2016年7月20日的《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设备登记表》一表中，让在场的第三人陈粤军署名了事。同时，政府人员也知晓总体面积中超过一半是属于原告的，因此也在该表右上角写上原告的名字。原告知晓政府人员的失职行为后多次上访。后至2016年12月9日，河唇政府在诉争猪栏及设施所有权属于原告的情况下，与陈粤军签订了《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约定由陈粤军领取河唇政府处的补助款287142元。原告得知河唇政府的行为后多次上访。河唇政府为处理争议，先后组织两次调解，调解员每次均强行写下“廖锡钦确认680.9平米猪栏是彭本英所建”这句话。河唇政府所作出的两份笔录，在（2018）粤08民终147号案中被湛江中院驳斥不合正常逻辑。鉴于自知失职，河唇政府签协议后一直未支付补助款予陈粤军。彭本英、刘炳熙于2017年4月28日向廉江市人民法院起诉河唇政府要求支付补助款，原告知悉后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加入诉讼。审理期间，河唇政府于2017年8月7日发函予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说明，承认签订协议时并不确认陈粤军是否受彭本英、刘炳熙所委托。后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881民初996号判决，判决河唇政府支付287142元予彭本英、刘炳熙。经原告上诉后，湛江中院认为原判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申。发回后经廉江市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粤0881民初781号裁定书，驳回民事起诉，指出相关诉求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湛江中院指示，原告向湛江开发区法院以河唇政府为被告、彭本英、刘炳熙、陈粤军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河唇政府与陈粤军所签订的清拆协议书无效，同时要求河唇政府向原告支付补偿款。湛江开发民法院作出（2018）粤0891行初378号判决，确认了清拆协议无效，又因未确定陈粤军是否已领取款项而要求原告另行主张河唇政府支付。同时，彭本英、刘炳熙也向开发区法院起诉河唇政府要求支付补偿款，开发区法院作出（2018）粤0891行初469号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理由为相关协议书己确认无效。原被告均不服，上诉至湛江中院，后湛江中院作出（2019）粤08行终130号判决维持原判，要求争议双方应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确认涉案养殖场财产权益的归属后再直接要求河唇政府支付补偿款。现涉案的《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己被依法确认无效，陈粤军、彭本英、刘炳熙作为承租方己无取得属于原告的财产权益的基础，再加上涉案的养殖场早已全部拆除，无法作出评估核实，据合同法等相关法规，若因租赁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断不可能领取属于出租方的清拆补偿权益。原告作为出租方当然享有涉案养殖场的全部利益，清拆补偿应当全部归原告所有。 针对本诉，被告彭本英、刘炳熙及第三人陈粤军辩称：第一，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求是合法有效；第二，就是养殖场的财产中其中680.9平方米的猪舍应该归被告所有；第三，政府的清拆补偿权益应当全部归被告所有。 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反诉人建造的680.9平方米的猪舍归反诉人所有；2.确认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因拆除反诉人使用的904平分米猪舍而需支付补偿款343653归反诉人所有；3.判决被反诉人承担本诉和反诉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两反诉人于2004年5月10日与被反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被反诉人将位于廉江市河唇镇河唇村委塘六坝村马猴竹鱼塘及附属的猪舍等出租给两反诉人，其中猪舍面积为223.45平方米。承租后，两反诉人又独自出资建造了680.9平方米猪舍进行养猪。2016年初，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与反诉人协商要求拆除猪舍，反诉人予以同意。对于680.9平方米猪舍为反诉人所独自出资建造的事实，反诉人有《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廉江市河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人民调解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另外，依据《湛江市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湛府办函【2013】113号）的规定，拆除猪舍的补助对象是养殖户，而本案所涉猪舍拆除时，只有两反诉人是养殖户，故被反诉人所建的223.45平方米猪栏补助款84911元也应支付给两反诉人。综上所述，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因拆除反诉人所有的680.9平分米的猪舍以及被反诉人223.45平方米猪舍而需支付的拆迁、生猪清理补助款及转产扶持启动资金补偿共343653元应归反诉人所有。 原告廖锡钦围绕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依法提交以下证据： 1、合同书，用以证明廖锡钦于2004年5月10日与彭本英、刘炳熙签订租赁合同，由廖锡钦出租现成的猪舍与场地予二人，至2022年5月租赁期满后全部设施依然属廖锡钦所有（所有权从未转移），政府一直知晓租赁关系存在。 2、2014年8月15日猪栏情况调查表两份，用以证明廖锡钦与陈粤军分别占有344.225平方米的猪栏。 3、2016年1月猪栏及附属设备汇总表，用以证明政府存档文件确认廖锡钦占有猪栏344.225平方米，应得补偿为145805.5元。 4、政府存档的2016年7月20日设备登记表及草图，用以证明1.该日政府派员上门核查情况，恰逢廖锡钦不在，政府未尽谨慎义务，让陈粤军在户主处统一签名确认总方数，但政府人员知悉其中有一半猪栏属廖锡钦的，且廖锡钦是权属人，遂在该表右上角写明廖锡钦名字；2.草图也列明廖锡钦的名字，说明政府与村干部均知晓及认可在诉争猪栏中，廖锡钦是权属人。 5、2016年12月7日调解笔录，用以证明调解员强行写下“廖锡钦认可680平方米的猪栏是彭本英建造”等不实言论，廖锡钦在场也坚持不肯签名。 6、2017年1月12日调解笔录，用以证明调解员再次写下“680平方米的猪栏是彭本英建造”等不实言论，引起较大分歧，该笔录被湛江中院驳斥不合正常逻辑。 7、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涉诉村委及村民证实约340平方米的猪栏由廖锡钦于2003年所建。 8、村干部证明，用以证明村委干部多次丈量，证实廖锡钦出租前所建猪栏为344.225平方米。 9、陈粤军原审调查笔录，用以证明陈粤军承认与政府签署时清拆协议时并未取得猪场的权属，是无权处分，政府未作实体审查存在过错。 10、政府对陈粤军受委托事项的说明，用以证明直至2017年8月7日政府也不确认陈粤军有否得到授权代为签署协议，可知2016年7月20日设备登记表中陈粤军趁廖锡钦不在时的签名，是想利用政府未尽谨慎义务的漏洞而侵吞属廖锡钦的补偿款，事情败露后政府与村委并不认可陈粤军拥有680.9平方米的猪栏。 11、2016年12月9日政府签署的《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用以证明1.该协议已被依法确认无效；2.由证据10可知，政府事后并不确认与陈粤军签订的协议的合法性；3.该行政协议非法处分属于廖锡钦的财产，廖锡钦从来不予确认。 12、（2017）粤0881民初996号判决书，用以证明该判决不顾客观事实，判决政府向陈粤军支付补助款287142元及利息。 13、（2018）粤民终147号裁定书及庭审笔录，用以证明1.湛江中院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定案证据不合逻辑，程序违法；2.彭本英、刘炳熙、陈粤军的律师认可租赁事实，政府当然不应向承租人发放补助款。 14、（2018）粤0881民初781号裁定，用以证明裁定驳回彭本英、刘炳熙的起诉，并认定拆除清理协议属于行政性质。 15、（2018）粤0891行初378号判决书，用以证明1.该判决支持廖锡钦诉讼请求，确认了清拆协议无效，彭本英、刘炳熙、陈粤军已没有请求权的基础；2.判决未支持廖锡钦的付款请求系因法庭认为应先经过行政权的处理。 16、（2018）粤0891行初469号判决书，用以证明彭本英、刘炳熙起诉河唇政府要求支付补偿金被驳回，理由是清拆协议已被确认无效。 17、河唇政府对涉案猪栏养殖场清拆前后照片，用以证明河唇政府的实地勘测照片，虽把廖锡钦的猪场错误认定是“陈粤军猪场”，但该勘验照片客观证实了河唇政府已经实地丈量、验收涉案猪栏，已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工作。 18、廖锡钦在行政一审判决后督促政府处理函及送达情况，用以证明廖锡钦一直不间断督促河唇政府对涉案养殖场进行丈量、验收涉案猪栏，但河唇政府一直拒不处理。 19、（2019）粤08行终130号判决书，用以证明湛江中院维持了开发区法院的一审行政判决，提出养殖场的财产权益归属应由民事诉讼进行处理。 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为支持其反诉请求在举证期限内依法提交以下证据： 1、合同书，用以证明反诉人于2004年5月10日与被反诉人签订租赁合同，案涉猪舍部分（223.45平方）为反诉人从被反诉人处租赁，部分（680.9平方）为反诉人自建。反诉人租赁该场地是为了养殖使用，符合《湛江市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湛府办函【2013】113号）的拆除猪舍的补助对象必须是养殖户规定，被反诉人不是养殖户，没有领取补助的资格。 2、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用以证明反诉人是实际的养殖户，该猪舍是反诉人所建，反诉人委托第三人陈粤军打理猪舍，所以反诉人是户主，可以领取补偿款。 3、人民调解笔录、调解会议签到表，用以证明在两次调解笔录中，被反诉人均承认680.9平的猪舍是反诉人所建。 本院根据原告廖锡钦的申请，到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调取了《河唇镇鹤地水库周边200米范围内养殖场整治资料陈粤军猪场》（包括：1、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2、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3、陈粤军（廖锡钦）猪场示意图；4、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5、陈粤军身份证）以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并对村委委员廖强、河唇镇副镇长冼景伟、河唇村委会委员肖淑娟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审质证。对原告的证据，被告彭本英、刘炳熙和第三人陈粤军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第一原告没有原件，即使这份证据是真实的，但是2016年7月20日的附属登记表，对其内容进行更正，这份登记表的内容是错误的，正确的是680.9平方米的猪舍是本案被告自建的；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是不确认的，因为没有原件；对证据四的第七页的附属登记表是确认的，该份证据也证明680.9平方米的猪舍为本案被告所建，对证据四的第八页的图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没有相关单位盖章确认；对证据五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确认，从该份证据可以明确看出被告和原告已经承认680.9平方米的猪舍为被告所建；对证据六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确认，这份调解协议也是有确认680.9平方米的猪舍为被告所建的事实，这份调解笔录是有原告签名确认的；对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属于证人证言，而且证人没有出庭，而且这份证明是原告打好让证人签名的，不符合法律认定形式；对证据八也属证人证言且证人没有出庭，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九真实性确认，第三人调查笔录中也确认680.9平方米的猪舍为被告所建，其是代表两被告与政府签订协议的，被告也确认这个事实，第三人也参与了两次调解；对证据十被告确认了对陈粤军的授权；对证据十一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确认，虽然该份证据已被撤销，但是其所记载的内容还是与事实相符的，只是说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对证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真实性确认，但是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十七真实性确认，这份证据也是可以反映猪栏为被告所有以及政府拆除猪栏的事实；对证据十八三性都不确认，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十九真实性确认。 对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的证据，反诉被告廖锡钦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廖锡钦于2004年5月10日与彭本英、刘炳熙签订租赁合同，由廖锡钦出租现成的猪舍与场地予二人，至2022年5月租赁期满后全部设施依然属廖锡钦所有（所有权从未转移）。政府一直知晓租赁关系存在；对证据二该日政府派员上门核查情况，恰逢廖锡钦不在，政府未尽谨慎义务，让陈粤军在户主处统一签名确认总方数。但政府人员知悉其中有一半猪栏属廖锡钦的，且廖锡钦是权属人，遂在该表右上角写明廖锡钦名字；2.草图也列明廖锡钦的名字，说明政府与村干部均知晓及认可在诉争猪栏中，廖锡钦是权属人；对证据三调解员强行写下“廖锡钦认可680平方米的猪栏是彭本英建造”等不实言论，廖锡钦在场也坚持不肯签名。2017年1月12日调解笔录，证明调解员再次写下“680平方米的猪栏是彭本英建造”等不实言论，引起较大分歧。该笔录被湛江中院驳斥不合正常逻辑。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及制作的三份调查笔录，原告经质证认为：冼景伟的笔录确认了其在登记时并不确认陈粤军就是680.9平方米猪栏的主人。肖淑娟的笔录表示不认识谁是陈粤军，之所以能签名仅仅是因为他恰好在现场。这也完全和廖锡钦提交的证据4的证明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就是登记人没有尽到谨慎义务恰好被在场的陈粤军钻了空子。廖强的笔录确认了廖锡钦提交的证据八的三性，说明了其确认了当时猪栏建设情况是一人建一半也就是每人344.225平方米。陈粤军与河唇政府签订的清拆协议已经被开发区法院确认无效，就是陈粤军自始至终没有取得清拆款的资格的。调取的这份陈粤军签名的登记表要重点阐述一下。这份表的内容和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是一致的，具体的前因后果就如廖锡钦的证据4所述，不重复。但是原告指出一点，就是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所提交的登记表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和本案调取回来的表有一个小小的差别，就是原被告的表格中间有一行字“错登在廖超群猪栏的小猪45头”。出现这个差别的原因是在与本案调取的另一份廖超群的登记表，表中写明“陈粤军的猪（45头）。也就是说这廖超群的登记表中所写的这45头猪是陈粤军养的，和陈粤军签名那一份的记录内同首尾呼应，证明了庭审中廖锡钦陈述的客观性。同时，陈粤军所签署的协议已经被确认无效，其唯一的证据就是自己签名的这份登记表，但是经办人的笔录已经明确说明了其签名不代表拥有所有权，因此该表不应当作为确认陈粤军建造猪栏与取得赔偿款的依据。政府文件的三性确认。廖锡钦作为猪栏的出租人及合同约定的所有权人，有权取得政府方案中第八页所列明的清拆补偿款。被告彭本英、刘炳熙和第三人陈粤军经质证认为：对廖强的笔录内容有以下意见：从廖强的笔录内容可以反映原告的证据七、八只是原告提供的格式要廖强签名的，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被推翻，当然廖强也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他参与了测量和调解，但是他为了不得罪原告，所以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对肖淑娟的笔录真实性确认，她只是参与登记协助的一人，对冼景伟的笔录真实性确认，他在笔录中也明确说明680.9平方米的猪栏是村委告诉他说是陈粤军的，那么村委干部当时对猪栏属于谁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廖强也是非常清楚的。对于冼景伟当时没有在2014年8月15日这份检查表上签名，实际上被告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不签名，因为2014年8月15日这份检查表写的是原告的猪栏，但是没有实际养猪，而实际养猪的是彭本英，如果把彭本英的猪都登记在344.225平方米的猪栏上，猪的数量就不符合。当时镇政府和市委领导来到猪栏，当时检查好数量等，原告要求分开两份来签，所以才有这份东西，当时政府领导认为不合理，所以就没有签名。对于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还有一份就是整治资料，河唇镇鹤地水库周边200米范围内养殖场整治资料陈粤军猪场2016年7月20日的其中一份的登记表，有廖锡钦签名的，面积是223.45平方米，这个猪栏实际上就是廖锡钦的，这个也是廖锡钦在出租鱼塘和猪栏的时候就已经建好的猪栏，这个223.45平方米的猪栏一直由彭本英在养猪，租金包含在合同租金里边，这份证据认证了被告本案诉讼以来的陈述，这个223.45平方米的猪栏补偿款也由廖锡钦的儿子廖超群实际领取。 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再进行分析、判断。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5月10日，廖锡钦（甲方）与彭本英、刘炳熙（乙方）签订《合同书》，将廉江市河唇镇塘六坝村马猴竹的鱼塘租给彭本英、刘炳熙，该合同书载明：“……2、租期为十八年，即二〇〇四年五月十日起至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止；……4、甲方无偿提供现有场地、猪舍、水井、供水供电等设施给乙方使用至合同期满，乙方可根据需要拆建或改造现有的甲方房屋……7、租期满后，乙方在鱼塘及甲方场地上的生产性固定设施（不动产）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意损坏。期满时由于乙方的鱼或猪未能出售，甲方要无偿让乙方一段时间处理，最长不超过三个月，超过三个月要支付壹年租金……”签订合同后，廖锡钦按照约定将猪舍、水井、供水供电等设施交给彭本英、刘炳熙使用，但双方没有签署移交表，没有确认当时廖锡钦已建好猪舍的位置和具体面积。 彭本英、刘炳熙承租后，在该鱼塘边亦建造有新猪舍用于养猪。2010年后，彭本英、刘炳熙雇请陈粤军管理猪场。2016年12月9日，因开展彻底清除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工作需清理拆除涉案猪舍，被告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甲方）与陈粤军（乙方）签订《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二、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简易结构养殖栏舍面积680.9平方米……五、乙方的养殖栏舍拆迁、生猪清理补助款及转产扶持启动资金结算共287142元（其中养殖栏舍补助258742元，在养经产母猪、小猪补助13400元，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彭本英、刘炳熙事后承认陈粤军系受二人委托处理涉案猪栏的拆迁事宜。 因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未依约支付补助款，彭本英、刘炳熙以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廉江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廉江市人民法院立案号为（2017）粤0881民初996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廉江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2日向陈粤军调查，调查笔录显示，陈粤军称系受彭本英、刘炳熙的委托，管理及与镇政府协商清拆赔偿的事宜。廉江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限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补助款287142元给彭本英、刘炳熙并支付利息。廖锡钦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2018）粤08民终14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廉江市人民法院重审。廉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粤0881民初781号《民事裁定书》，以彭本英、刘炳熙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为由，驳回了彭本英、刘炳熙的起诉。 廖锡钦认为陈粤军签订涉案协议书并未取得其授权，并认为其将涉案场地出租予彭本英、刘炳熙前已建有猪舍344平方米，彭本英、刘炳熙在承租后又建344平方米，而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租期满后承租人在鱼塘及场地上的生产性固定设施（不动产）无偿归廖锡钦所有，故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与陈粤军签订的《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无效，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应当向廖锡钦支付补助款，遂于2018年8月13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上述协议书无效并由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向其支付补助款287142元。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粤0891行初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被告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9日与第三人陈粤军签订的《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无效；二、驳回原告廖锡钦的其他诉讼请求。廖锡钦与第三人彭本英、刘炳熙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粤08民终13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与此同时，彭本英、刘炳熙认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应当依约向其支付补助款，于2018年10月29日也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粤0891行初46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彭本英、刘炳熙的诉讼请求。彭本英、刘炳熙不服该判决，又上诉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粤08民终1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与陈粤军2016年12月9日所签订的《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已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无效。但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对于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0日测量的涉案猪栏共680.9平方米无异议，对于养殖栏舍拆迁、生猪清理补助款及转产扶持启动资金结算共287142元（其中养殖栏舍补助258742元，在养经产母猪、小猪补助13400元，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无异议。 2019年11月21日，本案工作人员向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冼景伟以及河唇村委会委员肖淑娟、廖强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冼景伟和肖淑娟作为核查人员在2016年7月20日《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上签名。冼景伟和肖淑娟均称，陈粤军在该表上签名，并不能确认陈粤军就是猪栏的所有人。冼景伟还陈述，2014年8月15日的两张《廉江市鹤地库区养猪场猪栏情况调查表》（原告提供的证据2）没有工作人员签名是因为当时养的猪太多了，是非正常的，所以工作人员没有签名。而彭本英、刘炳熙在质证时也认可该说法和情况，称“对于冼景伟当时没有在2014年8月15日这份检查表上签名，实际上被告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不签名，因为2014年8月15日这份检查表写的是原告的猪栏，但是没有实际养猪，而实际养猪的是彭本英，如果把彭本英的猪都登记在344.225平方米的猪栏上，猪的数量就不符合。当时镇政府和市委领导来到猪栏，当时检查好数量等，原告要求分开两份来签，所以才有这份东西，当时政府领导认为不合理，所以就没有签名。” 另查明，陈粤军承认其在2014年8月15日《廉江市鹤地库区养猪场猪栏情况调查表（猪场（名称）：陈粤军）》的签名和指模是其本人，但不认可彭本英、刘炳熙新建的猪栏面积为344.225平方米，而应为680.9平方米。 再查明，廖锡钦对廉江市河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12月7日和2017年1月12日制作的《人民调解笔录》记录的“有4条猪栏共680.9平方米是彭本英自建的”一直不予认可。 另在彭本英、刘炳熙承租涉案鱼塘前，廖超群（廖锡钦的儿子）在涉案鱼塘旁边建造有223.45平方米的猪栏。彭本英、刘炳熙承租后，该223.45平方米的猪栏提供给彭本英、刘炳熙养猪。廖锡钦和彭本英、刘炳熙对该223.45平方米猪栏的权属和面积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签订《合同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没有损害他人利益，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对于廖锡钦请求确认双方于2004年5月10日所签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彭本英、刘炳熙无异议，也认为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涉案680.9平方米猪栏由谁建造的；二是涉案猪栏拆迁补助款258742元、生猪清理补助款13400元及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应如何分配。 一、关于涉案680.9平方米猪栏由谁建造的问题。廖锡钦主张涉案680.9平方米猪栏有一半是其建造，为此提供证据2、3、7、8，其中2014年8月15日《廉江市鹤地库区养猪场猪栏情况调查表》两份（原告提供的证据2）虽没有原件和工作人员签名，但是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均确认这两张表的真实性，是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对清拆猪栏的摸底调查表，陈粤军也在该表上签名并摁指模确认。《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河唇片区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汇总表》两张（原告提供的证据3）没有原件，本院依廖锡钦申请调取的资料中也没有该两张表，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而原告提供的证据7加盖塘六坝村村民小组公章的两张《证明》和证据8村干部证明，有该村若干村民签名和村干部签名，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原告没有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彭本英、刘炳熙主张涉案680.9平方米猪栏均由其建造，为此提供证据2《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2016年7月20日）》和证据3《人民调解笔录》两份、《调解会议签到表》两份。在2016年7月20日《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中，陈粤军在户主处签名摁指模。但是，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依据该登记表与陈粤军于2016年12月9日所签订的《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养殖场拆除清理协议书》，已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无效。且根据本院对相关工作人员冼景伟、肖淑娟、廖强进行调查得知，当时核查人员并不清楚涉案680.9平方米猪栏是谁建造的。然而，廖锡钦对廉江市河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两次《人民调解笔录》记录的“有4条猪栏共680.9平方米是彭本英自建的”一直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的规定，彭本英、刘炳熙不能根据两次《人民调解笔录》记录来证明680.9平方米猪栏就是其建造的。因为廖锡钦将鱼塘和所建猪栏租赁给彭本英、刘炳熙时，双方没有确认当时廖锡钦已建好猪舍的位置和具体面积，加之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在养殖场拆除清理工作中不够细致，没有明确涉案680.9平方米猪栏的权属人就与陈粤军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已拆除清理养殖场完毕，由此造成矛盾纠纷不断，当事人多次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在庭审和庭后多次做调解工作，但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均固执己见，不肯退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综合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证据的采信情况，结合彭本英、刘炳熙承认陈粤军系受二人委托处理涉案猪栏的拆迁事宜的情况，本院认为2014年8月15日两份《廉江市鹤地库区养猪场猪栏情况调查表》记录的涉案猪栏的面积总和为688.45平方米，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各建造了一半即344.25平方米，虽然与2016年7月20日的《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清拆猪栏及附属设备登记表》记录的680.9平方米有一些出入，但基本能够反映未拆迁补偿前双方的建造猪栏的权属情况，故可认定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各建造涉案猪栏680.9平方米的一半面积。 二、关于涉案猪栏拆迁补助款258742元、生猪清理补助款13400元及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应如何分配的问题。 涉案猪栏拆迁补助款是对建造猪栏养殖户的补助，应该遵守谁建造谁受益的原则进行补助。虽然廖锡钦主张根据《合同书》第7条“租期满后，乙方在鱼塘及甲方场地上的生产性固定设施（不动产）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意损坏。”的约定，清拆养殖场的财产性权益273742元（含涉案猪栏拆迁补助款258742元和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全部归其所有，但因为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尚未届满，涉案猪栏已经因政府清除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养殖场的要求而拆除，故因根据涉案猪栏由谁出资建造的情况分配涉案猪栏拆迁补助款。根据上述本院认定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各建造涉案猪栏680.9平方米的一半面积的情况，涉案猪栏拆迁补助款258742元由廖锡钦与彭本英、刘炳熙各分得一份，即廖锡钦可获得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彭本英、刘炳熙获得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 廖锡钦未在涉案猪栏养猪，而是由彭本英、刘炳熙雇请陈粤军在涉案猪栏养猪，故在养经产母猪、小猪补助款13400元应归彭本英、刘炳熙所有。转产扶持启动资金15000元，是为了支持养殖户转产转业，不得再在鹤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养殖或其它排污经营行为，故应支付给作为养殖户的彭本英、刘炳熙。 另涉案鱼塘旁边建造的223.45平方米猪栏属于案外人廖超群所有，彭本英、刘炳熙提出反诉要求该猪栏的拆迁补助款一并支付给他们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应根据本院确认的涉案养殖场财产权益，向廖锡钦支付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向彭本英、刘炳熙支付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生猪清理补助款13400元及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廖锡钦与被告彭本英、刘炳熙于2004年5月10日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 二、确认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归原告廖锡钦所有。 三、驳回原告廖锡钦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确认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建造的340.45平方米猪栏的财产性权益，即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归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所有。 五、确认第三人廉江市河唇镇人民政府应向向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支付猪栏拆迁补助款129371元、生猪清理补助款13400元和转产扶持资金15000元。 六、驳回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1797元，由原告廖锡钦负担385元，由彭本英、刘炳熙负担1412元。本案反诉受理费3228元，由反诉原告彭本英、刘炳熙负担1746元，由反诉被告廖锡钦负担14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莫华存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韦丽珍 书 记 员 许婷婷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三十一条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