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1652号原告：汤彦，女，198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9、10、11层。法定代表人：周功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召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梓，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汤彦与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召刚、杨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年终奖58923元（2017年年终奖38923元及2017年比往年平均多发的奖金20000元）；2、被告支付2018年绩效工资692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6月17日我入职被告，双方签订至2013年6月17日止的劳动合同，2017年4月续签至2018年6月17日.我任职资产管理部风险管理岗。月工资8650元，含基本工资6919.79元、绩效工资1729元（基本工资6919.79的25%，固定），每月15日银行转账发放本月工资。被告发放基本工资至2018年5月7日，但未发放2018年1月1日至5月7日的绩效工资。另外，被告存在每年发放年终奖的惯例，年终奖分为普通年终奖和超额年终奖。普通年终奖为4.5个月的月工资（4.5×8650=38923），经考核后春节前后发放。超额年终奖20000元，属于对考核较好部门的奖励，2015年我所在部门获此奖励。2018年4月9日我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因被告不及时安排人员交接，我实际工作至5月7日，当日交接完毕并办理了离职手续。2018年6月我与同事微信聊天时，听说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发放了2017年年终奖，包括超额年终奖，但并未发放给我。后我致电被告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对方否认发放年终奖。被告未经合理考评，拒不发放绩效工资及年终奖，属于无端克扣薪酬。2018年9月5日我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但未获全部支持，现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原告所述入职时间、劳动合同签订、职务均属实.原告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6919.73元，预发绩效432.48元，年底绩效考核根据当年度员工、部门及公司的表现确定。被告已足额发放原告2017年度绩效金额24027.11元，该款分三部分发放，其中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每月预发432.48元；2018年2月及3月分别发放8303.68元、2075.92元，与当月工资一同发放；剩余部分于2018年6月发放1989.4元、7月发放6900.76元。绩效薪酬的发放属于公司经营自主权范围，我公司没有法定及约定义务向原告发放绩效薪酬。原告也认可我公司发放绩效薪酬需要考核，故我公司综合考虑原告2017年度的个人表现、其所在部门情况及公司整体经营情况，酌定向原告发放24027.11元的绩效薪酬合理，不违反法律规定。我公司执行按劳分配的薪酬分配原则，同一年度不同员工的绩效薪酬存在差异，同一个员工不同年度的绩效薪酬也存在不同，原告要求按均分原则发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所称的年终奖系年终绩效薪酬。原告陈述的关于离职手续办理不属实，原告于2018年4月9日以通勤时间长、居住较远为由提出辞职，同年5月7日离职，我公司依法向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并未阻挠原告离职，也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况。另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与仲裁中的请求不完全一致，未经仲裁前置。我公司于2018年1月向原告预发了绩效薪酬，于2018年2月和3月向原告发放2017年绩效薪酬，故无需向原告发放预发绩效薪酬。原告在2018年4月提出辞职，显然没有完成2018年度的绩效目标，我公司没有义务向原告发放2018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绩效工资。仲裁裁决第一项认为我公司应当向原告发放2018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绩效工资是错误的，且未扣除2018年1月已预发的绩效工资432.48元。综上，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0年6月17日入职被告，任职资产管理部风险管理岗，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0年6月17日至2013年6月16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了2013年6月17日至2018年6月16日的劳动合同。2018年4月9日原告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2018年5月7日双方正式解除劳动关系。关于绩效工资，原告主张被告未发放其2018年1月至5月7日的绩效工资，每月1729元。被告对该数额予以否认，称在原告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被告每月预发绩效工资固定为432.48元，剩余绩效工资在年底考核后视员工、部门及公司经营情况确定，绩效总额并不固定。被告2018年仅工作4个月，未完成当年绩效目标，故不同意支付其2018年1月至4月的绩效薪酬。关于年终奖，原告主张被告未发放其2017年度年终奖58923元。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称公司并无固定的年终奖设置，双方也仅有经考核确定的年终绩效薪酬。每年年底由部门考核，报公司及公司上级单位批复。该款由部门进行分配，因原告岗位特殊，没有客观的考核标准，根据员工平时出勤表现、员工主管对员工整年的评价考核。原告2017年搬家至房山，存在119次迟到、早退及大量上班期间到公司大厦用餐及洗衣的情况，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不高于C，根据该考核等级，被告已向其全额发放2017年绩效奖金24027.11元，并无拖欠。原告就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其中第五条约定：乙方（原告）同意甲方（被告）按照有关绩效考核制度来考核本人，并按照甲方考核方案的规定兑现奖惩和薪酬。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按甲方的薪酬制度和考核方案调整乙方的薪酬水平。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2、银行流水，原告称以下转账为年终奖及年终奖构成如下：2013年2月6日发放的48640.48元为2012年年终奖，构成为年奖38923元及绩效工资15008元；2014年1月28日发放的48644.74元为2013年年终奖，构成为年奖38923元及绩效工资15020元；2015年2月12日发放的48652.66元为2014年年终奖，构成为税前年奖38923元及绩效工资15028元；2016年2月5日发放的22812.07元及48654.62元，合计71466.69元为2015年年终奖，构成为年奖58923元及绩效工资、2月工资17300元；2017年1月26日发放的48637.11元为2016年年终奖，构成为年奖38923元及绩效工资14990元。原告以此证明2012至2016年每年惯例发放年终奖。被告认可上述款项由其发放，但不认可原告所述款项构成，称每笔款项均为一笔发放，构成为绩效薪酬加当月工资，如此做税务计算有利于原告。且按原告主张仅2015年年奖的金额为58923元，远高于其他年度，原告以此主张2017年奖金缺乏依据。3、2018年10月25日与崔格格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号码、支付宝账号及邮箱截屏，原告称崔格格为同部门同事。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原告：“记得你那时说小强和李婷婷在六月底那天发了奖金后还发了朋友圈是么？那就应该是中银统一在六月那天发奖金了、去年的奖金拖到6月”；崔格格：“我记得小强发朋友圈说奖金酸爽”；原告：“随它别管了，你6月收到奖金就可以了是吧”；崔格格“是的，虽然钱少，但好歹都是钱啊”。支付宝用户信息显示崔格格的支付宝账户号码与其微信电话号码一致。邮件显示崔格格的工作邮箱为cuigege_zyb@mail.notes.bank-of-china.com与被告邮箱后缀一致。4、2018年11月4日与李晶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号码，原告称李晶为其同事。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原告：“前几天中午去中行是去打印工资卡的流水，咱原先工资卡是中行的啊。想到去年奖金的事实在郁闷也难过，对于普通员工的工资结构相当于差不多一年白忙活了。sigh前一阵听人也是说六七月发了有两次奖金，看来是部分人存在筹划，记得你说是六月发了一次是么”；李晶回复：“六月发的，有筹划的人七月又发了一点”；“我跟中银广东分公司的同事熟”。支付宝用户信息显示李晶的支付宝账户号码与其微信电话号码一致。被告称对第3、4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2017年多发20000元不属实，其知道2017年年度普通员工绩效数额比其他年度低，发放时间与其他年度不同。5、电话录音及联通的通信详单，原告称录音形成于2018年10月15日，其与中银员工个人保险部刘莹之间进行，原告用其手机132XXXXXXXX拨打83260330，通话内容涉及李晶离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系性均不认可。6、电话录音及短信截屏及支付宝账户，原告称录音形成于2018年10月12日，其与公司前台通话，对方号码83260001，内容为原告询问人力资源刘琨电话。通话详单显示2018年8月28日11：04：12，188XXXXXXXX给原告拨打过电话，原告称，该电话号码属于刘琨。短信对话内容为：“已经都和领导说了哦，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考核结果哦，低于B的都没有奖金的。”电话号码为188XXXXXXXX的支付宝账户姓名为“琨”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系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合同第八条载明公司实行标准工时制度，每日工作8小时。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2、《考勤管理办法》（2015版）、邮件截屏及附件、OA系统的截屏、考勤记录。《考勤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上下班时间8：30-17:30。第十条规定：迟到和早退员工未提前履行请假手续，且非因履行工作职责的原因而迟于规定上班时间5分钟以上到达工作岗位，且在30分钟以内的，属于迟到。员工未提前履行请假手续，且非因履行工作职责的原因早于规定下班时间5分钟以上离开工作岗位，且在30分钟以内的，属于早退。第十一条规定：旷工未提前履行请假手续，且非因履行工作职责的原因迟于规定上班时间到岗或早于规定下班时间离开工作岗位30分钟以上的，属于旷工行为。第十二条规定：员工考勤结果将作为公司衡量员工工作态度、确定员工遵守规章制度情况、确认员工绩效考核等级与工资、奖金发放及相关人员管理措施（包括调岗、晋升、降职、解聘、解除劳动合同等）的重要依据。第十三条规定：公司通过打分中和评价员工的年度出勤情况，以100分为基数，员工迟到、早退、旷工、未打卡/签到代打卡/签到等情况，扣除相应分数。其中当日迟到或早退一次，扣1.5分；当日即迟到又早退的扣3分。第十四条规定：年度考勤成绩可分为五等（一）优：95分以上，（二）良：90分以上，95分以下；（三）中：80分以上，90分以下；（四）差：65分以上，80分以下；（五）很差：65分以下。第十五条规定：“按时出勤，有事请假”是员工应遵守的基本工作纪律要求。除公司另有专门规定外，员工年度考勤得分与年度绩效考核等级、工作胜任认定之间的挂钩关系为：（一）考勤成绩为“良”的，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不得高于A；（二）考勤成绩为“中”的，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不得高于B；（三）考勤成绩为“差”的，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不得高于C；（四）考勤成绩为“很差”的，年度绩效考核等级可直接确定为D。邮件截屏及附件分别为；2015年8月11日，公司工会向各部门、各分公司发送主题为“关于就《中银保险有限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等四项制度征求意见的通知”的电子邮件及附件；2015年8月17日，公司工会向各部门、各分公司发送主题为“转发：关于就《中银保险有限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等四项制度征求意见的通知”的电子邮件及附件；0A系统的截屏为中银保险文件登记表部门处理单，时间为2015年12月16日，存在汤彦/资产管理部/总部/中银保险/BOC；2017年4月26日，公司人力资源赵静向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发送的题为“公司考勤制度宣讲专题会-相关学习资料”的电子邮件及附件；2017年4月26日，公司资产管理部段予煊向资产管理部全员发送主题“公司考勤制度，宣讲专题会--相关学习资料”的电子邮件及附件。收件人中存在汤彦/资产管理部/总部/中银保险/BOC。被告以此证明《考勤管理办法》的合法性及原告知悉该《考勤管理办法》。原告否认见过上述文件，认可证据中邮箱为其个人使用，但否认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并称《考勤管理办法》及公示方法均不合法、不合理。3、考勤记录的打卡记录，被告称公司指纹打卡，上班时间为8：30至17：30。考勤记录显示原告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存在68次8：30之后打卡，大部分为5分钟以内，5分钟（含）以上者11次，其中最长迟到15分钟；食堂洗衣房的打卡记录显示原告8：30后在食堂打卡67次，但大部分在5分钟以内，其中最长15分钟；在洗衣房打卡3次，均为10：50左右。被告以此证明原告长期迟到。原告认可指纹打卡方式，但对考勤记录、食堂及洗衣房的刷卡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称洗衣房及食堂刷卡计算考勤没有事前告知。4、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原告的工资明细，显示原告的工资构成为月工资（6919.73元、6919.74元）、交通补贴（750元、1110元）、津贴（700元）、过节费/降温/物业/取暖费、其他补贴、绩效（432.48元）。其中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被告每月发放绩效工资423.48元；2018年2月、3月分别发放8303.68元及2075.92元；2018年6月、7月分别发放1989.47及6900.76元，以上合计24027.11元。被告以此证明其足额发放原告2017年度绩效奖金。原告称2018年6月的1989.47元是“五一”的过节费，不是绩效工资，认可其他金额为绩效工资。5辞职信、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辞职信显示原告以个人住宅在郊区比较偏远，每天上班通勤时间长，日常生活不便为由申请离职。被告也以此证明原告2017年频繁迟到。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显示原告因个人原因离职，双方于2018年5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诉讼中，就被告的考核制度、考核标准及流程等相关问题，被告称“公司内部及考勤制度提到考勤打分的情况，考核制度复杂，涉及多部门批复。发放与否根据业务、人力、财务、公司及上级单位的报批。因涉及上级部门，公司不方便提供考核记录”。本案诉前，原告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62000元，其中年度专项奖金59000元，2017年度部门奖金3000元；2、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绩效工资6920元。2019年3月5日，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8]第4846号裁决书，裁决：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绩效工资1729.92元；2、驳回原告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书、仲裁裁决书等相关证据在案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原告的工资构成，原告称除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外，另有年终奖。被告否认有年终奖金设置，但认可除基本工资、预发绩效外，另有年终绩效薪酬。现原告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年终奖的约定，且证据亦显示其每月除基本工资外，存在预发薪酬432.48元，与被告陈述一致，故本院对被告所述工资构成予以采信。关于原告要求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58923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按照其薪酬管理办法制定绩效奖金分配方案及对员工进行年度考核属于自主决定的用工管理权范畴。但为防止用人单位滥用权利损害劳动者利益，用人单位行使上述权利，应当通过预设的考核程序进行，并赋予劳动者必要的参与权及申辩权。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发放年终绩效薪酬需要考核，劳动合同中亦明确约定按照有关绩效考核制度来考核本人，并按照考核方案的规定兑现奖惩和薪酬，故可认定被告存在员工绩效考核制度，其应严格按照绩效考核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员工实施考核并保留考核程序的相关证据。但在诉讼中，被告以考核制度复杂，涉及多部门批复，发放与否根据业务、人力、财务及上级单位的报批，因涉及上级部门不方便提供为由，拒绝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故对被告作出的原告年终绩效考核不高于C的考核结果的正当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应享有2017年度绩效奖金。关于绩效奖金数额，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分四笔向原告发放绩效24027.11元，并称已足额发放。根据被告的2017年度绩效奖金的发放情况，可以确认被告在绩效考核之后存在具体的绩效薪酬分配方案，该证据被告亦未提供，故本院无法确认其发放上述绩效薪酬金额的相关依据。此外，被告同部门其他员工2017年度绩效考核情况及领取绩效薪酬的情况对于判断原告2017年度年绩效奖金具有参考作用，其亦未就此提交相关证据。故本院将根据原告提交的2012年至2016年的年终绩效发放情况，同时结合原告提交的同部门人员的微信所反映出2017年度年底绩效薪酬未高于往年的事实，酌情确定绩效薪酬金额，被告已支付的部分应予扣除。原告称被告2018年6月发放的1989.47元为过节费，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要求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绩效工资6920元的请求，原告的绩效薪酬分为按月固定的预发部分及年底考核后发放的剩余部分，而预发部分在发放过程中为定额发放，与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工作量、工作完成情况等并无必然联系，故该部分无需通过考核，仅考虑劳动者是否在岗在职。被告未能就其公司员工离职后不予支付预发绩效薪酬提供相关证据，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故2018年1月至4月原告在岗在职期间，被告应支付原告绩效薪酬的预发部分。诉讼中，原、被告确认预发绩效金额为432.48元，本院不持异议。原告主张额外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称2018年1月预发绩效已发并提供相关证据，但鉴于其对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认可裁决结果，故本院对该项仲裁裁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汤彦2017年绩效工资1000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汤彦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的绩效工资1729.92元；三、驳回原告汤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汤彦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负担5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霞人民陪审员  黄忠娟人民陪审员  陈书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