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1528行初30号 原告：张永书，男，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兴文县人，住兴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四川蜀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住所地：兴文县古宋镇香山西路。 法定代表人：刘明涌。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黄朝均，职务：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松，该局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勇，四川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兴文县古宋镇香山东路97号。 法定代表人：方中伟，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常源，该局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秋实，四川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永书与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兴文县交通运输局公路交通行政管理（公路）行政撤销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永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黄朝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松、雷勇，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常源、申秋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兴运暂扣［2019］1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30日，原告从家驾驶名下车牌号为川Ｑ×××××号的小汽车去公司（四川崇路种养殖有限公司）上班。当时车上共乘坐了5人，包括本村村民王宏达，王宏达是到古宋办事，当时班车已开，因赶急便坐了原告的车。另外四人是张矿长（张利中）介绍的，当时原告以为是张利中的朋友便同意了另外四人乘坐，车上所有人都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当车辆行驶至时，突遭强行拦车，后才得知是道路运输检查。检查人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称原告为非法营运，强行扣留了原告的车辆，先后作出了（兴运暂扣〔2019〕1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此不服，于2019年7月18日向兴文县交通运输局申请了行政复议，兴文县交通运输局经审查后，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二被告在作出相应行政行为时，存在程序违法、证据不足、处罚过重等情况，具体如下：1.首先，原告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原告有正式稳定职业，不存在非法营运的动机，事发当天也只是顺便带了同村村民和朋友，并没有收取费用，不属于非法营运，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2.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下属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未向原告出示有效证件，执法过程也未录音录像。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下属执法人员收集的证据，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不足，被告认为应该为非法营运的证据只有黄成兵、周云川的笔录。4、假设原告构成非法营运，处罚也过重。因被告有正式工作，非法营运是偶然事件。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种养殖公司证明，证明原告是有正当稳定工作，不是专门从事非法营运； 2、王宏达证明，证明其坐原告车，遇到检查的经过，证明他和其他人均没给钱；张利中证人证言，证明其他4个坐原告车的人是张利中介绍给原告的； 3、村委会证明，证明种养殖公司证明属实。 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辩称，一、张永书有违法事实。2019年4月30日上午，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接群众举报，一辆车牌号为川Ｑ×××××长安牌私家小客车涉嫌非法营运，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与公安执法人员在僰王山镇叉路口联合检查时发现该车，公安示意该车停车接受检查，停车后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执法人员经出示执法证件后（王汹执法证号：51155265,常松执法证号：51155299），对驾驶员张永书和乘客分别进行了询问。经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调查，张永书驾驶川Ｑ×××××长安牌小客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张永书与乘车人黄成彬、周云川等同行4人不相识，通过电话联系，并议价为周家镇至僰王山镇富安车费为每人35元钱，并在上车后由周云川支付同行四人车费150元，车辆驾驶员张永书找补10元给乘客周云川。张永书的行为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二、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对张永书的处罚程序合法。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行使管理职权。2019年4月30日，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依法向张永书送达了（兴运暂扣〔2019〕1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明确告知原告有关权利及行使权利的途径；2019年5月16日，作出并送达了（兴运违通〔2019〕0430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其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2019年5月28日，作出并送达了（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告知原告有关权利及行使权利的途径；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并送达了（兴运行解〔2019〕19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解除了原告暂扣车辆，程序合法。三、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该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和《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川交发〔2018〕19号）之规定，鉴于张永书2018年1月22日驾驶川Ｑ×××××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被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查处，本次是张永书第二次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行为，因此，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对张永书作出行政处罚罚款五万元的处罚决定是适当的。综上，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对张永书的处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得当，是正确有效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处罚决定书；2、立案审批表；3、现场笔录；4、举报记录，证明案件由来；5、当事人张永书询问笔录，证明现场挡获原告；6、川Ｑ×××××号车行驶证，证明属非运营车辆；7、案件走访询问记录登记表，村支书证明原告从事非法运营；8、黄成彬、周云川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未取得运营证从事非法运营；9、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对车辆进行暂扣；10、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11、案件处理意见书，集体讨论如何处理；12、违法行为通知书；13、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14、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15、文书送达回证；16、取车证明。 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辩称，―、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兴运暂扣〔2019〕19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9年4月30日，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一台车牌号为川Ｑ×××××的蓝牌小汽车涉嫌从事非法营运。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与公安执法人员在僰王山镇叉路口联合检查时，执法人员常松、王汹发现该车，经出示执法证件后（王汹执法证号：51155265,常松执法证号：51155299）,要求该涉嫌非法营运车辆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停车接受检查。经询问该车驾驶员张永书（该车车主）搭乘五名乘客准备前往富安方向；分别询问乘客黄成兵、周云川二人，两名乘客均承认与司机议定到目的地每个人收35元人民币运费，并在上车后由周云川支付同行四人车费150元，车辆驾驶员张永书找补10元给乘客周石川；以上事实，当事人张永书的询问笔录一份，乘客黄成兵、周云川询问笔录各一份等证据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规定条件并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由于被告现场无法提供该车《道路运输证》及证明营运资格的有效证明，经查询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亦未查到张永书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信息。据此，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认定原告非法营运的违法事实是清楚的，证据确实充分。二、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兴运暂扣〔2019〕19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驾驶川Ｑ×××××小轿车搭载乘客进行营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之规定，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必须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道理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运营证。由于原告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其行为构成非法营运，且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予处罚。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从立案调查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告知原告暂扣车辆后有关权利及行使权利的求助途径;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等法定程序，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当。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给予原告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准确，处罚被告再次非法营运内容适当。综上所述，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依法作出《兴运暂扣〔2019〕19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和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提交的证据一致。 经庭审质证，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 处罚决定书、立案审批表无异议；现场笔录，当事人张永书拒绝签字，按规定应由见证人签字。举报记录匿名举报但无举报电话；原告询问笔录，原告说没收钱；对4-6组证据无意见；8组黄成彬、周云川询问笔录，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二人是乘车人，周云川说有6人，说是由其一人统一给司机四个人车费不合常理。原告说乘客5人。只有周云川一人证词；黄成彬只能说明坐在车上，说是周云川给的车费他没给钱；对9-16组证据无异议。 综上举证、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证据来源合法，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因其所陈述事实与查处现场所收集的证人证言相冲突，且其证明力明显小于被告所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30日，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川Ｑ×××××号车辆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活动，后被告兴文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僰王山镇岔路口对原告张永书驾驶的川Ｑ×××××车辆进行了检查，并对车载乘客周云川、黄成彬进行询问，周云川、黄成彬均陈述要付车费，并由周云川支付4人车费35元每人共计支付150元，原告找零10元。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兴运暂扣（2019）1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当日依法向原告张永书送达。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兴运违通［2019］0430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当日送达原告。被告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伍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达了原告。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兴运行解（2019）19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并送达了原告。兴运暂扣（2019）19号、兴运违通［2019］0430号、兴运罚［2019］0430号文件均告知了救济途径。原告不服向兴文县交通运输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张永书于2018年1月31日因未取得运输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被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兴运罚[2018]01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叁万元。 本院认为，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道路运输行政部门，负责兴文县道路运输经营监督与违章经营处罚，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兴文县交通运输局是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的主管部门，具有复议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焦点系原告是否存在非法营运，根据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对车载乘客周云川、黄成彬进行询问，周云川、黄成彬均陈述要付车费，并由周云川支付4人车费，35元每人共计支付150元，原告找零10元。原告认为自己不存在非法营运是因为自己有正式工作，被检查时自己陈述没收取乘客车费，以及事后原告律师对王宏达所取证言，证明没有收费；张利中证言，证明是他帮乘客联系车。原告说派出所询问证人时没有录音录像，没有相关规定规定询问证人时必须录音录像，对其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之规定，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证据证明力大于原告李明强证据证明力，可以认定原告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综上，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兴运暂扣（2019）1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量裁得当。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张永书撤销被告兴文县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兴运暂扣（2019）1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兴运罚[2019]0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张永书撤销被告兴文县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永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温小红 人民陪审员  詹述君 人民陪审员  王 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