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6民初708号原告：谭正良，男，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东县人，现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敏，万宁市诚信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国林，男，195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万宁市人，现住广东省湛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必传，万宁市和谐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何和燕（被告李国林妻子），1963年10月10日出生，黎族，万宁市人，住广东省湛江市。被告：李星辉（被告李国林、何和燕儿子），1993年8月9日出生，黎族，现住广东省湛江市。被告：吴奇育，男，196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万宁市人，现住万宁市。第三人：苏贵修，男，198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万宁市人，现住万宁市。原告谭正良与被告李国林、何和燕、李星辉、第三人苏贵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被告李国林申请，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依法追加吴奇育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谭正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敏、被告李国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必传、被告何和燕、第三人苏贵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星辉、吴奇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2019年11月14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谭正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敏、被告李国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必传、被告何和燕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传票传唤，被告李星辉、吴奇育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第三人苏贵修不到庭。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90日，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正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国林等四被告连带偿还原告欠款本金人民币170291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本金170291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至被告还清本金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为18478.55元），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海口市经营瓷砖生意，被告李国林从事建筑装饰工程，与何和燕是夫妻关系。李国林于2014年11月14日在万宁市成立“海南星辉精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国林任法定代表人，何和燕任监事。2016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李国林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将价值359118元的指定瓷砖运至万宁市××镇的指定瓷砖运至万宁市××镇“海云轩”项目工地现场；从定货款到账之日起，所定批次货物于20个工作日内到工地；货款的支付方式由被告何和燕通过银行转账。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供货到万宁市被告李国林的指定地点，工地接货员是李星辉（李国林、何和燕儿子）、第三人苏贵修（被告指定的接货人员）。原告供货后，被告何和燕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给原告。该合同履行完毕之后，被告还继续向原告购买瓷砖，验收方式及付款按原购销合同履行。从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6月16日共购销瓷砖14批次，货款合计558191元。上述货款已通过转账方式支付387900元，至今尚欠170291元。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本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责任。根据《购销合同》第十条第2款的约定，“其余货款于到货验收后15天付清”。故原告主张逾期时间从最后一批次到货验收（在出货单上签名即为验收）时间（2017年6月16日）的15天后即2017年7月1日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共计607天。利息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的规定来计算，即以170291元为本金基数，从2017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以内）贷款基准利率4.35%的1.5倍的标准计算至还清本金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的利息为：170291元×0.0435×1.5÷365×607=18478.55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请依法判决予以支持。被告李国林辩称：一、双方有几批出货单尚未确定单价，也未结算，原告要求李国林支付其尚欠货款无事实根据。其一，李国林与原告并不认识，李国林合作伙伴吴奇育则是与原告“多年交情”的朋友。吴奇育以其有充足的货源为由提出与李国林合作“海云轩小区”装修工程，故而才向原告购买瓷砖。李国林不否认曾于2016年3月29日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购买其瓷砖，但是该《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此后的瓷砖交易过程中，吴奇育提出大家都是好朋友，不用再签订书面合同。李国林在与吴奇育合作中，各自委派自己的雇工分工负责合作事项。李某和苏贵修二人由吴奇育委派，其中李某负责合作的会计事务；何和燕、李星辉和蒙某三人是由李国林委派，其中何和燕负责合作的出纳事务。李国林、吴奇育与原告曾口头达成一致，即供货单由收货方合伙人双方各自委派的雇工签名确认算为有效。为此李国林委派李星辉、蒙某负责，吴奇育则委派苏贵修负责。交易采取“付订货款--结算--付款”的方式进行。因吴奇育委派雇工李某负责会计事务，又负责与原告联系供货事项，基于对吴奇育的信任，李国林便交待出纳何和燕，根据吴奇育及李某的安排，及时付款给供货商即原告，相关条据都由李某保管。后因李国林与吴奇育合作不愉快，特别是在李国林要求吴奇育及李某提交条据清算账目时，吴奇育竟然翻脸不认人，甚至故意对李国林采取辱骂和驱逐的方式将关系闹僵，并唆使李某故意拒绝提供相关单据来结算。导致至今无法与原告结算，是否拖欠货款及其拖欠的数额，李国林无从知道。原告虽在本案中提供了相应的出库单，但原告持有的一些出货单存在异常，甚至不真实。其中，2016年12月份有四张出货单竟然没有单价，其总额也是事后所添加；2017年4月25日的出货单则无李国林雇工的签名（其他出货单均有合作双方的雇工签名）。由此可见，原告提供的部分出货单中存在许多不定因素，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李国林希望吴奇育和李某能够提供原始单据，以便客观、真实地进行核对和结算。2如经双方结算确存在拖欠的货款，也应由李国林与吴奇育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与原告形成的买卖关系虽客观存在，但购买方并非李国林一人，还包括吴奇育，原告对此心知肚明。原告之所以未起诉吴奇育，是因为吴奇育与原告的关系密切。而出货单中上的签名，正是李国林和吴奇育分别委托雇工来代为履行，其中苏贵修代表吴奇育负责签收。而李星辉和蒙某则是由李国林委派负责签收。包括李某、何和燕在内，他们几个都是李国林和吴奇育的雇工，均不应在本买卖合同纠纷中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而应当由李国林和吴奇育共同承担。三、在原告提供供货单的购销过程中，李国林和吴奇育已经通过合作会计何和燕的银行账号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433098元。此外，何和燕还在2017年1月份向原告支付现金货款5万元，2017年3月份再支付现金货款2万元。包括现金支付和银行转账支付，累计已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03098元。如原告主张的14笔货款属实，拖欠货款的金额也仅有55093元，而非原告主张的170291元。四、双方就买卖合同交易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未支付货款余额，主要是因吴奇育和原告的原因，导致双方无法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主张逾期利息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国林认为，涉案的瓷砖是由李国林和吴奇育共同购买，双方尚未对部分货物的单价和总价款进行结算，原告仅起诉要求李国林支付货款无事实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何和燕辩称：何和燕是由李国林、吴奇育雇佣为合伙实体的出纳员，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李星辉未作答辩。被告吴奇育未作答辩。第三人苏贵修述称：苏贵修是海南星辉精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雇工，李国林是该公司的老板。吴奇育于2015年10月份介绍苏贵修到“海云轩”工地给公司干活。该项目是否为李国林和吴奇育合伙经营，苏贵修不清楚。苏贵修在公司中负责管理、签收材料，苏贵修和李星辉、蒙某在工地负责签收所有的材料（包括原告的供货）。按照公司的规定，必须由两人签收材料；如有特殊情况，需请示老板同意才可单独签收。本案中的瓷砖材料苏贵修未单独签收。苏贵修于2017年7月份就离开了该公司，工作期间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如下（括号中的编号为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供的证据编号）：证据一、《购销合同》，证明内容：原告于2016年3月29日与被告李国林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将价值359118元的货物（指定瓷砖）运到万城镇纵一北路“海云轩”项目工地的现场，货款的支付方式是转账，该合同已履行完毕，涉案货款与本合同无关。证据二、原告谭正良的银行账户明细（被告何和燕通过银行转账的凭证），证明内容：涉案货款被告何和燕已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了387900元。证据三、原告向被告供货的14张出货单，证明内容：原告与被告李国林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履行完毕后，被告继续向原告购买瓷砖共14批，货款共计558191元，已支付387900元，尚欠170291元。证据四、海南星辉精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辉装饰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内容：被告李国林和何和燕成立星辉装饰公司，从事建筑装饰工程行业。证据五、李国林、何和燕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内容：被告李国林、何和燕为合法夫妻，应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证据六（补充证据一）、2016年12月27日货单复印件（由被告方的工人写给原告，原件由被告方管账的“海哥”保存），证明内容：该张货单之货款5万多元已经抵扣了被告在庭中所主张的现金付款5万多元（本单货款原告在本案没有主张）。证据七（补充证据二）、被告工程欠款清单（原告拍下的由何和燕所制作的欠款账单），证明内容：经被告自行结算，被告尚欠原告瓷砖款149589元，该款额与原告主张的欠款额基本吻合（原告原主张的欠款额为170291元，扣除原告后来认可的被告所述的2万元现金付款后，实际的欠款额与被告方自算的欠款149589元基本吻合）。被告李国林、何和燕对原告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购销合同》（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正如原告起诉所述，该购销合同已履行完毕，与本案的货物买卖没有任何关联性。对银行账户明细（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账户明细不完整，对被告向原告所付的货款，应当以被告账户所在银行打印的流水清单为准。对14张出货单（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方目前合作持有的红色的单据由吴奇育和李某持有，他们拒绝提供相应的单据来核对。故李国林、何和燕对上述出货单暂无法确认。其中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0日和2016年12月23日这四张出货单没有标明单价，不排除双方当时对单价没有进行确认，也存在市场价浮动的客观事实。如果当时确认单价，会在出货单上注明。从该四张出货单可以看出，所记载的总金额是原告事后所添加，该四张单据的总价无法确定。此外，2017年4月25日的出货单只有苏贵修本人签名，不符合出货单必须由二人签名才生效的条件，故对该张出货单不予认可。综上，原告单凭出货单无法证实尚欠货款的事实。对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项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李国林和何和燕虽为夫妻关系，但并非夫妻二人共同向原告购买瓷砖。对补充的货单（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此证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其内容看也无法证实这些瓷砖是何时运到工地，单据上载明的日期（2016年12月27日）只能证明单据形成的时间，不能证明货到的时间。如该单据属实，也不排除是在此之前收货后补签的单据。因此，该单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工程欠款清单（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项证据无原件核对，且与原告主张的数额相差较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三人苏贵修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出货单（证据三）都是由第三人所签收，其中2017年4月25日的出货单（白单），第三人请示过李星辉或蒙某，经其同意后才由自己一人签单；买方持有的出货单（红色单）应该是有两人的签名。对于证据一、二、四、五，第三人不知情，无法发表质证意见。苏贵修未出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未对补充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李国林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海云轩工地投入资本”（复印件，原件在吴奇育的会计李某手上），证明：被告李国林与吴奇育合作向原告购买瓷砖。证据二、何和燕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李国林通过何和燕的账户转账支付给原告人民币433098元（自2016年11月21日起开始付款）。证据三、1.现金支出账本（2017年1月份和3月份），2.月度收支结算单。证明内容：被告何和燕当场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两笔合计7万元，其中一笔为5万元，另一笔为2万元（原告本人收款后出具的收条在吴奇育的会计李某手里）。原告对被告李国林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海云轩工地投入资本”（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主张的证明内容均有异议。理由是：该项证据没有原件核对，也无法证明李国林与吴奇育对涉案工程构成合伙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货物原告仅与被告李国林、何和燕、李星辉发生交易关系，与吴奇育无关。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据二）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其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在明细单中2016年11月29日发生的第二笔款项（82900元）的交易，跟原告提交的出货单（证据三）中的2016年11月5日、11月12日、11月22日三张货单金额的总和（82900元）相符，故本案的交易付款应自此开始计算。时至今日，何和燕仅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387900元。而在此之前所付的款项（2016年11月29日的1笔37850元、2016年11月21日的2笔2448元和4900元）是《购销合同》项下的款项。理由是：后面的交易虽未签订合同，但都是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付款方式、签收方式等）来执行。《购销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约定：货款于收到货物15日付清。故此前的付款与涉案货款无关。对被告依据现金支出账本和月度收支结算单（证据三）所主张的7万元现金付款，原告于第一次庭审之后进行了核查，确认已收到上述两笔货款。但经原告寻找，还发现另有一张供货单（即原告于第二次庭审补充提供的证据一）。该货单载明的内容为：瓷砖规格60×60地砖，1098箱，每箱4片，共4392片。该批货是通过集装箱直接发往万宁，下货费用750元由被告垫付，可在货款中扣除。以每片12.2元（按2017年3月18日0002215号出货单的价格）计算，该批货的价款合计为53582.4元。原告自认的（2017年1月份）的5万元现金收款就是该批货款，原告在本案中没有主张。被告何和燕对被告李国林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苏贵修对被告李国林上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何和燕、李星辉、吴奇育、第三人苏贵修未提供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李国林（甲方）于2016年3月29日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谭正良（乙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销售价值359118元的陶瓷、瓷砖。该《购销合同》（以下称为原购销合同）已履行完毕这一事实，原告谭正良与被告李国林均无争议。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原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购销发生于原购销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原告称，双方在原购销合同履行完毕之后的交易始于2016年11月5日，止于2017年6月16日。诉讼中，原告与被告李国林均认可后续的交易双方签订合同，是以口头方式达成购销协议。为便于表述，本判决书将原购销合同履行完毕之后的交易称为后续交易或后续购销。本案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的争议为：一、在原购销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原、被告之间后续交易的瓷砖货款金额是多少；二、后续交易被告方已支付的货款金额为多少（尚欠多少）；三、后续交易的买方主体应如何认定。一、关于后续交易的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后续购销的瓷砖共有15批次，其中以正式出货单据即“新粤海建材出货单”（以下简称为出货单）记载的共有14批次，合计货款558191元；另一供货单据是被告方收货人员（苏贵修、李星辉）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收货单据（该张收货单据以下特称为收货单），货款为53582.4元。原告称收货单项下的货款53582.4元，已单独抵偿被告方的一笔现金付款5万元，故原告未对该笔货款主张权利。鉴于被告方对收货单所记载的货物交易的真实性持有异议，本案的审理应将该批次的交易事实一并进行认定。原告提供的上述14张出货单（均有第三人苏贵修的签字），经质证，被告李国林、何和燕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苏贵修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李国林的答辩和苏贵修在庭审中的陈述，苏贵修和案外人蒙某及被告李星辉等人均是被告方在“海云轩”装修工地负责接收瓷砖货物的工人，接收货物时出售方提供的出货单须有购买方两人签字方为有效。原告提供的14张出货单均有原件核对，其中9张（出货单编号尾号分别为2202、2203、2204、2211、2212、2214、2215、2216、2219，其金额合计为339685元）均有苏贵修、李星辉、蒙某等人当中的两人签字，出货单客户名称一栏均载明为“万宁工地海云轩”，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力足以确认，故予以采信。编号为2217号出货单（存根白单，金额为16912元），不为被告李国林夫妇所认可。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对该张出货单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采信。首先，该张出货单虽为原件，但仅有苏贵修一人签字，不符合收货方须有两人签字方有效的形式要求。其次，本案中，被告李国林主张其与吴奇育为合伙关系，李国林夫妇与被告吴奇育在本案中存在利害关系，第三人苏贵修是吴奇育的女婿，其本人与李国林夫妇存在间接的利害关系。苏贵修在第一次庭审中声称买方持有的出货单（客户红单）应该有两人签名，但苏贵修在第一次庭后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红单）予以证明，而且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活动。而被告吴奇育两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有逃避、转嫁责任之嫌疑。第三，原告所提供的14张出货单，在客户名称一栏所载明的内容均为“万宁工地海云轩”，而该张出货单所载明的客户名称为苏贵修（其本人的签名笔迹），而非被告李国林等人或“万宁工地海云轩”。从字面上理解，“客户”即为购买人。第四，该张出货单事后未获得被告李国林、何和燕的追认或由买卖双方纳入结算。第五，原告表示对李国林与吴奇育是否合伙不知情，而原告方在质证李国林提供的旨在证明合伙事实的“海云轩工地投入资本”之证据时，明确表示对其“三性”持有异议，主张涉案的瓷砖交易与吴奇育无关，而不是请求法庭予以调查核实，据实处理。其诉讼行为令人可疑，有为被告吴奇育推卸责任或为自己图利之嫌疑（原告自称其本人与吴奇育是朋友关系）。原告起诉是为追回所欠货款，如认定李国林主张的合伙事实成立，论诉讼对原告有利而无不利。原告提供的编号为2207、2208、2209和2210号的4张出货单，均为原件，所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万宁工地海云轩”，且均由苏贵修、李星辉两人签字，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足以认定。上述出货单在供货时原告未标明单价和金额（即价款）。原告声称，该4张出货单所记载的金额是在交易签收后由原告单方添加，是按同批货物的价格计算金额。被告李国林夫妇对原告主张的价款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就上述4张出货单所主张的价款能否予以确认，应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原告的解释说明来分析认定。首先，价款是合同主要内容之一，是由双方平等协商确定，卖方不得单方定价强加于买方。众所周知，瓷砖的价格因品牌、型号、产品等级等不同而存在差别。涉案的瓷砖购销是双方在原购销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发生，双方就此未签订有书面合同。购销交易的数量、单价（或总价款）是由双方口头协商确定。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所交易瓷砖的品牌、型号、规格、数量、价款（单价或价款）在交接、验收时应由买方验收签字确认。上述4张出货单在供货交接时未标明单价和金额。事后，原告应与被告协商核对、确认价款，而不应单方在出货单上添加价款。在原告单方所添加的价款不为被告所认可的情况下，原告对其主张的价款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或就此作出合理的说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2207号、2208号和2209号出货单，都是按照2204号出货单这批货物的单价计算；2210号出货单中的“小地砖”是按照2212号出货单中的“小地砖”的单价计算，“墙砖”是按照2211号出货单中“墙砖”的单价计算。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述称，2207号出货单第一项的金额是根据2204号出货单的价格来确定，第二项的金额是根据《购销合同》第一条表格中第四栏的单价（32元/㎡）来计算；2208号出货单第一项的单价是根据2204号出货单中“加工砖”的单价（8.1元/片）来计算，第二项的金额是根据《购销合同》表格中第一栏（34元/㎡）的单价来计算；2209号出货单是根据2204号出货单“加工砖”的单价（8.1元/片）来计算；2210号出货单第一项是根据《购销合同》表格中的第三栏（40元/㎡）的单价来计算，第二项是根据《购销合同》表格中的第四栏的单价（32元/㎡）来计算。经综合审核原告提供的出货单，本院认为，排除客户名称为苏贵修的2217号出货单之外，原告提供的13张出货单中共有7张记载有“加工砖”或“磨边砖”，均未标明品牌和色号，其规格均为30×60，其中2204号、2211号记载的“加工砖”，2214号、2216号记载的“磨边砖”，其单价均为8.1元/片。原告单方添加价款的含有“磨边砖”或“加工砖”的出货单有2207号的“加工砖”和2208号、2209号的“磨边砖”，原告主张其添加的价款是按2204号出货单的价格（8.1元/片）来计算。上述出货单中，2204号供货时间为2016年11月5日，2211号、2214号、2216号的供货时间为2017年3月2日及该日期之后；争议的2207号、2208号、2209号出货单的供货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12月20日，处于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3月2日之间，属同一时间段内的相同瓷砖品种的系列交易。因此，原告对2207号、2208号、2209号出货单记载的“加工砖”或“磨边砖”所主张的计价之单价（8.1元/片），有前后相同的出货单予以佐证，足以为信。故对2207号、2208号和2209号出货单中的“加工砖”或“磨边砖”的金额予以确认。同理，原告主张2208号出货单第二项“地板砖”（1040片，规格60×60）的金额（12729元）,是根据《购销合同》表格中第一栏（34元/㎡）的单价来计算，有2215号出货单的“地板砖”单价（12.2元）印证。原告主张2210号出货单第一项“小地片”(6650片,规格30×30)的金额（23940元）,是根据《购销合同》表格中的第三栏（40元/㎡）来计算,有2212号出货单“小地砖”单价(3.6元)印证。原告主张2210号出货单第二项“墙砖”(336片,规格30×60)的金额（1395元）,是根据《购销合同》表格中的第四栏（32元/㎡）来计算,有2211号出货单第一项“墙砖”单价(5.76元)印证。上述“地板砖”、“小地片”或“小地片”、“墙砖”的价款既有《购销合同》栏目标价（均为优等级别价格）佐证，又有后续交易的其他出货单记载的单价印证，且被告方已验收货物。被告方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货物的质量（级别）存在问题，货物的质量应视为合格。故上述批次货物的价款应按原告主张的价款确定。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主张，2207号出货单第二项的金额是根据《购销合同》第一条表格中最后一栏即第四栏的单价（32元/㎡）来计算。经审核，原购销合同第一条表格中第四栏所记载的相关信息为：铂冠陶瓷（品牌）、A999（型号）、600㎜×300㎜（规格尺寸）、优等级别、单价32元/㎡。而2207号出货单第二项记载的瓷砖货物的规格为：30×60，名称为：编号9999，无品牌和等级之记载。由此可见，两者的型号、编号明显不对同，也无品牌和等级的信息内容可印证。经查其他出货单，也无相应编号（9999）的交易记录可供佐证。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货物的价款（41426元）不予采信。原告补充提供的收货单属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原告在庭审中述称，该收货单项下的瓷砖是通过集装箱直接发往万宁，下货费用750元由被告垫付；为60×60规格的地砖，计1098箱，每箱4片，共4392片，每片的单价为12.2元（按2215号出货单的价格计算），合计价款为53582.4元。原告主张，该笔货款已与被告于2017年1月份支付的5万元现金货款相抵；相抵之后，原告已将收货单原件交付被告方。经审核，该收货单记载的货物名称和规格（瓷砖60×60地砖）和数量（1098箱/4块=4392片），与2215号出货单记载的瓷砖货物的名称（60×60地板砖）和数量（500件，2000块）基本相符，但未载明单价和价款；出具收货单的时间（2016年12月27日）与后续购销的期间相符，收货单下方也有“苏贵修”和“李星辉”签字笔迹。经询问，原告称，在被告方于2017年1月现金付款5万元时，原告向被告方出具了5万元瓷砖货款的收条，并将收货单原件退给被告方。被告李国林称，被告方于2017年1月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5万元货款时，被告的确出具了收条（其原件在李某手中），是否存在原告所主张的相抵，应以收条原件的内容来确定。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该收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该收货单为复印件，并无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不为被告认可，无法予以确认。其次，依原告的主张，该收货单项下的货款金额为53582.4元，与被告2017年1月的现金付款5万元在数额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两者相抵不符合情理。第三，从收货单出具的时间上来看，如交易属实，则原告交付货物（苏贵修等人出具收货单）在前，而被告方支付5万元现金（原告出具5万元收条）在后。原告作为卖方，在出具收款收条给买方且双方未就后续的交易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向购买方退还收货单原件，势必让原告陷于不利状况，这明显不符合买卖交易的习惯，也无必要。第四，涉案的后续购销交易，双方未约定须以转账方式支付货款。被告的付款既有转账方式（多笔），也有现金方式（分别为2017年1月的5万元和2017年3月的2万元，该两笔付款原告在庭审中予以认可）。从被告李国林提供的“现金支出日记帐”（李国林证据三）的内容“付谭正良瓷砖货款借支”来看，该笔付款也是正常的买卖付款，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相抵”之事实。据此，该争议的收货单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提供的14张出货单项下的货款合计558191元，扣除客户名称为“苏贵修”的2217的出货单的价款16912元及2207号出货单第二项编号为9999的瓷砖价款41426元后，原告提供的出货单的货款应认定为499853元（558191元－16912元－41426元）。二、关于后续交易被告方已支付的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庭审质证中，原告对李国林提供的何和燕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李国林依据该证据所主张的后续交易转账付款共有9笔，始于2016年11月21日，止于2017年9月12日，合计为433098元。其中（按付款时间排序）的前3笔即2016年11月21日的4900元和2448元以及2016年11月29日的37850元（简称为前3笔付款），不为原告所认可（原告主张该3笔款项是支付原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其他6笔货款合计387900元，原告予以认可。被告主张的另两笔现金付款即2017年1月的5万元和同年3月的2万元，原告均予以认可（原告关于该5万元货款与2016年12月27日的集装箱发货货款相抵的主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上述货款共计457900元（387900元＋5万元＋2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的前3笔转账付款与后续交易的关联性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出货单，原、被告的后续交易发生于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6月16日期间，被告方的前3笔付款发生于2016年11月21日至29日期间。庭审中，被告李国林称，前3笔付款亦属于后续交易的货款（或预付款）。原告主张是支付原购销合同货款。其理由是，2016年11月29日存在两笔转账付款，前笔（即第3笔）为37850元，后笔（即第4笔）为82900元。后笔付款的金额与后续交易的前3批货物（即2016年11月5日至22日的3批次交易）的价款之和（82944元）基本吻合。故后笔付款应为后续交易的货款，在此之前所支付的款项应为原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对此，被告李国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辩解称，在购买货物过程中，是先预付部分款项，结算后再支付剩余的款项。故2016年11月21日的两笔转账付款（4900元和2448元）都是预付款；2016年11月29日的82900元付款是支付2016年11月5日、12日、22日三张货单的货款，当天的另一笔付款37850元是按照原告的要求支付后续瓷砖的预付款。从原告谭正良和被告李国林以上的陈述来看，各自的说法均有一定合理性，但都不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即不具有否定对方的事实主张的高度可信性。具体分析如下：（1从原告的主张来看：2016年11月29日当日存在两笔转账付款，后笔（第4笔）的付款金额（82900元）与原告提交的出货单清单中前3批货物的价款之和（82944元）基本吻合，主张前3笔付款为《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被告方主张2016年11月21日当天支付的前2笔付款均为预付款，从该2笔款项的合计金额7348元（4900元和2448元）来看，预付款带有零头金额，不符合交易习惯。（2从被告李国林夫妇的主张来看：首先，根据原购销合同第十条第2项的约定，双方有约定支付预付款的先例，对余款双方是约定于到货验收后15天内付清。因此，对于货款的支付，由买方先支付部分预付款，尔后于货到验收后15天内付清余款，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而前3笔付款是在原告提供的出货单的第一批次交易（2016年11月5日）开始半个月后陆续支付，存在作为预付款支付的可能。其次，因交易时过已久，买方内部存在合伙购买货物的争议，被告李国林保存的相关交易凭证不全（如李国林对两笔现金付款合计7万元的收款收据都未能保有等等），也不排除李国林就前3笔付款的支付用途（是预付款还是到货验收后付款）所作的陈述存在错误的可能。因此，前3笔付款作为供货验收后的付款也无不可。（三）从客观情况分析来看：首先，原告关于前3笔付款为《购销合同》项下付款的主张，与《购销合同》所记载的总交易价款相矛盾。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合同供货（7个柜）的总价款为359118元。《购销合同》签订于2016年3月29日。从何和燕的转账付款账户明细来看，何和燕自2016年3月31日开始向原告谭正良的账户转账付款，至2016年11月29日发生的第一笔付款（37850元）时，已一共向原告转账付款11笔合计433098元（详见本判决书附件“何和燕转账及现金付款清单”）。由此可见，此间何和燕的总付款金额已超过《购销合同》项下的总价款。原告主张被告方于2016年11月29日以前的付款（含2016年11月29日第一笔付款37850元）均为《购销合同》项下货款，与《购销合同》载明的总价款不相符。其次，双方之间《购销合同》项下的交易与后续交易，买方的付款具有连续性，未经双方进行结算，仅凭原告提供的自2016年11月5日起发生的出货单或收货单，无法结算双方之间交易账目。从“何和燕转账及现金付款清单”来看，即使排除本案争议的前3笔付款，何和燕自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10月1日的转账付款共有8笔合计406285元，该金额仍然超过《购销合同》项下价款金额。可见原告所称的后续交易与《购销合同》项下交易的界限不清。在未提供原购销合同交易及后续交易全部供货单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原购销合同交易和后续交易供货和付款的界限难以区分；后续交易货款的支付是“预付”和“货到后付”并存，还是仅为“货到后付”，也难以查明。原告在未提供《购销合同》项下交易及后续交易的全部供货单的情况下，择取自2016年11月5日发生交易的出货单，并以2016年11月29日的一笔付款金额与2016年11月5日至22日的3张出货单的合计货款金额基本吻合为由，来否认被告方于2016年11月21起所付的前3笔款项与所谓后续交易的关联性，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足为信。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方的前3笔付款金额较大（合计为45198元），是在原告提交的所谓后续出货单所记载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半个月后陆续付款，双方对该款项与涉案的后续交易是否存在关联各执一词，原告是收款方，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原告未能提供包括《购销合同》项下交易在内的全部供货单或结算凭据的情况下，前3笔付款应认定为后续交易的货款。综上，认定后续交易买方已支付的全部货款金额为503098元（457900元＋45198元）。原告提供的所谓被告工程欠款清单（补充证据二）无原件核对，且无各方相关人员的签字或盖章，其内容未显示债务人的姓名或名称和工程项目名称，也未显示欠款时间，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力均不能确认。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后续购销买方主体的认定问题。本案中，被告李国林主张其与被告吴奇育是合伙关系（合伙经营“海云轩小区”装修工程），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是双方合伙向原告购买瓷砖。被告吴奇育于诉讼中未提出答辩，亦拒不出庭参加诉讼。经询问，原告谭正良称，其本人与吴奇育是多年的朋友关系，“海云轩”项目的供货也是由吴奇育介绍给原告，但谭正良对李国林与吴奇育是否合伙经营装修项目一事不知情。第三人苏贵修是吴奇育的女婿，自称其本人是受雇于星辉装饰公司到“海云轩”项目工地工作，并称其对“海云轩”装修项目是否为李国林与吴奇育合伙经营一事不知情。苏贵修对其主张的受雇于星辉装饰公司工作的事实未能举证证明。庭审中，李国林夫妇补充陈述称：2014年间刚开始做“海云轩”装修项目时，是由李国林、吴奇育、李国强（李国林弟弟）三人合伙投资经营。但样板间是李国强、李国林二人所做，吴奇育没有实际出资，约定盈利均等分配。但在合作过程中盈利并未分配，而是直接投入到“海云轩”装修项目中。在“海云轩”第一期装修项目中，三位合伙人口头约定：均等投资，盈利按每人33%的比例均等分配，剩余的一个百分点用于管理费支出，亏损均等分担。经营过程中，吴奇育与李国林发生矛盾，造成与原告的瓷砖交易未能结算（原、被告之间的瓷砖交易用在第一期项目）。在与原告发生后续买卖之前，三位合伙人于2016年5月23日达成口头协议，李国强退出合伙，吴奇育予以同意，李国强将其合伙投资的份额转让给李国林。转让之后，李国林占合伙实体的三分之二份额，投资额约为129万元左右；吴奇育的投资额约为40.8万元。海云轩的第一期项目已做完，但还未结算。之后吴奇育与李国林口头协议，将资金投入“海云轩”第二期项目。第二期项目尚未完工，最终也没有结算。本院认为，综合审核本案的相关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被告李国林关于其本人与吴奇育合伙向原告购买瓷砖的事实主张，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认定。认证分析如下：第一，李国林据以证明合伙关系的主要证据是李国林所称的合作协议即“海云轩工地投入资本”（其内容为李国林、李国强、吴奇育三人在“海云轩”的投资额情况记录，下方有三人各自的签名）。该份记录文本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缺乏其他的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其真实性不足以认定。第二，李国林提供的现金支出账本和月度收支结算单是比较完整的记账本，亦有原件核对，其中的月度收支结算单上还有“李某”的一系列签字笔迹。但该现金支出账本和月度收支结算单并无吴奇育本人的签字，李国林也无证据证明李某是吴奇育委派的会计人员，上述证据不具有“合伙经营”的证明力。第三，李国林称其与吴奇育是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合伙经营（前期与李国强、吴奇育三人合伙），在此情形之下，由三位合伙人签署的“海云轩工地投入资本”是极为重要合作文件，理应由三位合伙人各执一份。而李国林称该份证据的原件在李某手中，这不符合常理。综上，本案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李国林同吴奇育合伙经营向原告购买瓷砖。根据原告提供的结婚登记审查表显示，李国林、何和燕于2015年11月17登记结婚。星辉装饰公司虽为李国林所创立，但李国林是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谭正良签订《购销合同》。在该合同及后续的交易协议履行过程中，李国林一方是通过何和燕的个人银行账户向原告支付货款。李国林提供的现金支出账本和月度收支结算单亦不是星辉装饰公司的记账本和结算单。故涉案瓷砖交易是由李国林夫妇作为买方与卖方谭正良进行交易，李星辉仅是“海云轩”工地负责验收货物的人员，不属涉案交易的购买方。综上，涉案的瓷砖交易的购买方应认定为李国林、何和燕夫妻二人。本案经审理查明：被告李国林和何和燕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11月17登记结婚。2016年3月29日，李国林（甲方）与原告谭正良签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的相关内容约定：由甲方向乙方购买一定数量的瓷砖（合同第一条以表格的形式记载有乙方所供瓷砖的品牌、型号、规格尺寸、级别、数量、单价和金额），总价款为359118元。由乙方安排物流提货，运送至万宁市××镇“海云轩”项目工地现场；甲方在交货地点当场验收，如有数量、质量问题应当场提出。购销合同双方正式签订即生效。甲方以转账方式付款乙方；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甲方于7日内支付订货款12万元，其余货款于到货验收后15日内付清。总体供货数量不得少于合同约定数量，合同约数量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星期内全部提供。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至所有款项付清止。《购销合同》是李国林以其个人名义与谭正良签订。合同签订之后，双方开始履行义务。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因“海云轩”项目仍需要瓷砖货物，双方继续发生购销交易，但后续的交易未签订合同。根据原告提供的出货单记载，原告自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6月16日，一共送货13批到“海云轩”项目工地。货到工地时均由买方在“海云轩”工地的两名人员验收，并一一在原告提供的13张出货单上签字。签收人员有被告李星辉（被告李国林、何和燕儿子）、第三人苏贵修以及案外人蒙某等人。该13张出货单编号的尾号为：2202、2203、2204、2207、2208、2209、2210、2211、2212、2214、2215、2216、2219。本案未有证据证明，买方的相关人员在签收上述13批货物时就数量和质量问题提出过异议。出货单为两联单据，即存根（白单）和顾客（红单），双方各执一联。13张出货单，其中的9张在验收前已由原告方填写好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项内容；其他的4张（单据编号尾号分别为2207、2208、2209、2210）在交接签收时原告方仅填写货物的件数、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未填写单价和金额。事后，原告单方在该4张单据上填写了相应的单价和金额。诉讼中，被告李国林夫妇对原告单方填写的单价提出异议。经审核，上述4张出货单，其中2207号的第一项“加工砖”1128片以及2208、2209、2210号出货单所载明的全部货品，原告单方核定填写的单价及金额均符合《购销合同》所载明的价格，也与其他出货单相同货物的价格相一致，足以确认。2207号出货单所记载的第二项货物，其载明的名称为“编号9999”。诉讼中，李国林夫妇对该项货物原告单方填写的总价（41426元）及原告于诉讼中解释说明的单价提出异议。鉴于在《购销合同》及其他12张出货单中未能找到相应的瓷砖产品名称，该项货物的单价和金额无法确认。扣除该项货物的价款，13张出货单的总价款为499853元。其中2202号（2016年11月5日）、2203号（2016年11月12日）、2204号（2016年11月22日）的货款分别为29160元、24624元和29160元，3批货款合计82944元。原告提供的另一张出货单，即出具于2017年4月25日的2217号出货单（金额为16912元），不为李国林夫妇所认可。该张出货单未标明送货地点，仅由苏贵修一人在客户名称处签字，无法认定是向李国林发送的货物，也无法认定是否送货至“海云轩”项目工地。该出货单及其项下的货款与本案双方之间的购销交易缺乏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补充提供以“李星辉”和“苏贵修”的名义出具的一张收货单据（未载明货款金额），主张该批货物的价款为53582.4元，已抵偿被告方于2017年1月份所支付的5万元现金付款。鉴于该收货单据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原告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收货单据及其项下的相应价款53582.4元，本院不予认定。另查明：在《购销合同》项下的交易及后续交易期间，被告何和燕于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10月1日期间，分8次向原告谭正良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款合计406285元，于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9月12日期间，以转账及现金交付的方式共向原告谭正良支付货款503098元。转账的资金均是通过何和燕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其中于2016年11月21日先后转账两笔，分别为4900元和2448元，于2016年11月29日转账两笔，分别为37850元和82900元）。以现金支付的货款为两笔，即2017年1月份支付5万元，3月份支付2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请求判令李国林等四被告连带偿其欠款本金170291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谭正良与被告李国林是在其原签订的《购销合同》履行完毕之后，以口头协商的方式进行后续的买卖交易。双方之间口头所达成的瓷砖购销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合同之情形，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向被告李国林供货，李国林一方收货后未就货物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应向原告方支付相应的价款。李国林向原告购买瓷砖是用于“海云轩”装修项目，由其妻子何和燕向原告付款，可见李国林的妻子何和燕共同参与了“海云轩”装修项目的经营。李国林购买原告的瓷砖如拖欠货款，其债务应认定为李国林、何和燕的夫妻共同债务，由其二人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被告李星辉虽是李国林、何和燕的儿子，但其本人不是涉案瓷砖购销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李星辉仅是以工地材料验收人员的身份在供货单据上签名，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李星辉参与了“海云轩”项目的经营。本案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吴奇育与被告李国林合伙经营“海云轩”项目而共同向原告购买瓷砖。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李星辉、吴奇育与被告李国林、何和燕承担连带责任，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款金额问题。本案中，原告提供双方之间后续交易的出货单、收货单共有15张，其中的2217号出货单（金额为16912元），无法认定与本案的购销交易具有关联。另一张以“李星辉”和“苏贵修”名义出具的收货单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据此主张的相应价款（53582.4元）无法认定。2207号出货单所记载的第二项瓷砖货物，出货时未载明单价和金额，其载明的货品名称“编号9999”无据可查，无法查明原告事后单方添加的价款（41426元）是否与双方约定的实际价款相符，其真实的价款无法认定。扣除上述无法认定的货款后，本案根据有效证据所认定的后续交易货款为499853元。被告李国林一方在后续交易期间共向原告支付货款503098元（现金付款2笔合计7万，转账支付9笔合计433098元）。其中于2016年11月21日至29日所支付的前3笔款项（合计45198元），被告主张为后续交易付款，原告主张为原购销合同项下货款，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鉴于原告就此未提供原购销合同的供货材料或结算凭据予以证明，该45198元款项应视为后续交易所支付货款。综上，本案据现有证据认定，原告于后续交易中向被告李国林夫妇供货的价款共计499853元，李国林夫妇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503098元。原告对其主张的被告方尚欠原告后续交易货款170291元的事实，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请求判令李国林、何和燕偿其欠款本金170291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国林、何和燕主张其与被告吴奇育合伙向原告购买瓷砖，李国林一方就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李国林关于应由李国林、吴奇育共同承担涉案交易买方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李国林答辩称，吴奇育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故意对李国林采取辱骂和驱逐的方式将关系闹僵，并唆使案外人李某故意拒绝提供相关单据进行结算，导致李国林至今无法与原告结清帐目。吴奇育在诉讼过程中经本院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答辩意见和任何证据，其行为存在逃避、转嫁责任之嫌疑。李国林与吴奇育发生合伙纠纷，本案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其主张的合伙关系的存在。如相关人员涉黑涉恶，侵犯李国林、何和燕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涉嫌刑事犯罪，李国林、何和燕应向公安机关报案查处，以保护其人身、财产权利。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本案原告谭正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7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谭正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玉人民陪审员 陈君旭人民陪审员 蔡深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陈君容附件一：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附件二：何和燕转账及现金付款清单1、2016年3月31日60000元2、2016年4月5日60000元3、2016年5月17日200000元4、2016年6月12日50000元5、2016年7月30日1932元6、2016年8月29日2553元7、2016年9月4日30000元8、2016年10月1日1800元9、2016年11月21日4900元10、2016年11月21日2448元11、2016年11月29日37850元12、2016年11月29日82900元13、2017年1月12日150000元14、2017年1月份50000元（现金）15、2017年3月份20000元（现金）16、2017年3月12日50000元17、2017年5月29日50000元18、2017年7月9日25000元19、2017年9月12日3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