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9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吉义，男，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贤群，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金平，男，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松廷，四川创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吉义因与被上诉人袁金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吉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袁金平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属于程序错误。同时，一审法院拒绝受理金吉义提出的反诉请求，剥夺了金吉义法定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金吉义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双方于2016年1月6日分别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金平将其持有的四川同炬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同炬公司）49%的股权以及北京长恺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长恺孚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金吉义，两份协议分别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均为2700000元。同时，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分别均约定，双方在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由金吉义向袁金平支付合同约定的第一笔款项，即该款项为每份合同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50%，即各1350000元。待袁金平将北京长恺孚公司51%股权过户以及将四川同炬公司49%股权过户至金吉义及其指定的第三人后七个工作日内，再由金吉义将两个合同剩余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袁金平。据此，金吉义依约向袁金平履行了两个合同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即各1350000元。后袁金平一直拖延未履行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转让义务。虽然双方完成了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接工作，但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即金吉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以袁金平办理完毕四川同炬公司及北京长恺孚公司所有股权转让为条件。现条件未成就，金吉义有权拒绝支付，金吉义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2.袁金平违约，金吉义可依法解除合同。根据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袁金平出现拖延等事宜，金吉义有权解除合同。事实上，袁金平在签订合同后，一直拖延不履行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转让义务，直接导致该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符合合同解除条件。3.金吉义支付的2700000元是作为两个合同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同时金吉义代理人表明，如果在北京长恺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条件下，金吉义可以协商或同意将已支付给北京长恺孚公司的首笔股权转让款转为支付给四川同炬公司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忽略了金吉义提出的假设性条件，片面认定双方均认可已支付的2700000元已全部作为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这与事实不符，违背了金吉义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袁金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根据交易规则及相关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还原了双方案涉协议履行情况，且双方在一审中均认可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故金吉义提出的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在事实上没有任何争议，不应作为本案的审理范围。请求驳回金吉义的上诉请求。 袁金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金吉义向袁金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350000元；2.判决金吉义向袁金平支付违约金54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长恺孚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设立，注册资本5000000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强，股东包括袁金平、金吉义。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由2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元，股东为袁金平（认缴出资金额20000元）、金吉义（认缴出资金额10000元）。2013年7月26日，北京长恺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如下：一、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0元增加到5000000元，新注册资本4970000元由原股东金吉义出资2440000元，原股东袁金平出资2530000元；……四、股权状态确认为股东金吉义以货币出资24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9%，股东袁金平以货币出资25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1%；五、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年1月6日，袁金平与金吉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双方为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东，经友好协商，袁金平将其持有的公司51%的股权及其依该股份享有的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金吉义。协议第二条载明：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双方应当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必须完成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法定代表人的更换，上述工作如需袁金平配合，袁金平应根据金吉义的要求提供必要充分的配合与帮助。由金吉义负责办理，但袁金平必须全力配合金吉义办理股权转让所有相关事宜，并由袁金平承担办理过程中的所有相关费用（包括依据法律法规应承担的税、费以及代办费、工本费等）。如袁金平不全力配合或者出现拖延等相关情况事宜的视为袁金平恶意拖延并违约，双方签订的该协议下支付给袁金平的股权价款转为袁金平向金吉义的借款，袁金平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归还金吉义，并承担袁金平给金吉义造成的所有相关损失，袁金平赔偿金吉义该协议下股权总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第三条：双方确定此次股权转让价款为2700000元，双方将该协议签订完成七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款项，该款项为此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50%；双方一致同意，待袁金平持有公司51%股权过户至金吉义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以及袁金平在四川同炬公司持有的所有股权过户至金吉义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后七个工作日内，由金吉义将股权转让剩余款项一次性支付给袁金平。第五条：本协议一经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按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赔偿守约方按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协议签订后，金吉义分别于2016年1月13日、1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袁金平转款2200000元、800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涉诉协议签订同日，袁金平与金吉义签订了1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为四川同炬公司的股东，经友好协商，袁金平将其持有的四川同炬公司49%的股权及其依该股份享有的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金吉义，双方确定此次股权转让价款为2700000元，双方将该协议签订完成之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款项，该款项为此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50%；双方一致同意，待袁金平持有公司49%股权过户至金吉义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以及袁金平在北京长恺孚公司持有的所有股权过户至金吉义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后七个工作日内，由金吉义将股权转让剩余款项一次性支付给袁金平。2016年1月14日，四川同炬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一审庭审中，袁金平、金吉义共同确认关于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义务双方已履行完毕，金吉义支付的3000000元中包括了四川同炬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7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袁金平与金吉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金吉义在双方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后向袁金平转款3000000元，其中的2700000元本应当视为履行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但袁金平将四川同炬公司股份按金吉义要求进行了变更登记后，双方确认因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变更登记等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故双方已对本是金吉义支付的涉案北京长恺孚公司首期股权转让款1350000元转为金吉义支付的四川同炬公司股份受让款尾款。而金吉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袁金平在其支付首期款1350000元后，故意不配合或故意拖延办理北京长恺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从而迫使其接受将1350000元转为支付四川同炬股份受让款尾款。故因该1350000元已转为四川同炬公司股份受让款尾款，故应当认定金吉义仅支付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3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且因袁金平仅负有在金吉义支付1350000元首期款后协助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故金吉义以袁金平未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要求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该1350000元已转为四川同炬公司股份受让款尾款，金吉义又以该同一笔款项主张其履行了本案股权转让首期款而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该部分款项即转为借款，涉案协议已事实解除的主张，亦不符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上，金吉义应向袁金平支付涉案股权已到期股权转让款1050000元，对袁金平请求中超出该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袁金平要求金吉义支付违约金540000元的请求，虽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违约方赔偿守约方按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综合本案情况，因剩余股权转让款尚未到达给付条件，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袁金平请求中的270000元违约金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金吉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金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050000元；二、金吉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金平支付违约金270000元；三、驳回袁金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10元，减半收取计10905元，由袁金平负担2565元，由金吉义负担8340元。 二审审理期间，（一）金吉义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京长恺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北京长恺孚公司在2017年和2018年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该公司经营严重恶化，面临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的局面，涉及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2.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信息，拟证明北京长恺孚公司面临巨额债务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案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3.北京长恺孚公司2016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拟证明北京长恺孚公司从2016年开始已经整体亏损，公司无法再持续经营。4.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转递材料收据》，拟证明金吉义向该院提出反诉，一审法院未受理其反诉请求，程序错误。袁金平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对证据2，袁金平不知情，且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由金吉义掌控，金吉义存在私自对外签订合同的情形。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金吉义提交反诉的时间已经超过反诉期限。（二）袁金平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告知书》，拟证明袁金平对公司经营状况不知情，所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金吉义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该证据能证明袁金平既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又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导致北京长恺孚公司经营恶化，案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对于金吉义提交的证据：1.对于证据1至证据3，并不能证明案涉股权无法实现转让，因此，对金吉义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本院不予采信。2.对证据4，一审法院2019年3月15日《询问笔录》中，金吉义特别授权代理人明确表示“我方于2019年2月28日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现我方自愿撤回，不提起反诉”，因此，一审法院未受理金吉义提起的反诉并不存在程序问题，因此，对金吉义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对于袁金平提交的证据，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金吉义对一审查明的“庭审中，袁金平、金吉义共同确认关于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义务双方已履行完毕，金吉义支付的3000000元中包括了四川同炬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700000元”提出异议，并陈述上述认定事实与双方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符，袁金平负有履行完两个公司股权转让手续的先履行义务，之后金吉义才支付两个股权转让合同的尾款，但事实上袁金平至今未履行完毕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转让。双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 本院另查明，2019年3月15日，一审法院对金吉义进行询问。金吉义特别授权代理人在该日《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我方于2019年2月28日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现我方自愿撤回，不提起反诉”。 一审法院2019年3月15日《法庭审理笔录》载明：“审：关于你们说到的这两份协议，你认为是支付的两份协议的分别的股权转让款？被代1（金吉义在一审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的，这3000000元是两份合同的首期转让款”“审：被告，按照同炬的协议，他转给你股权后，你就支付剩余款项。现在原告把所有的股权办到了你的名下，你对同炬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有无异议？被代1：对同炬的协议履行完毕没有异议，因为这两份协议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关系，在同炬的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也就是说同炬的合同虽然已经履行完毕，但如果北京市长恺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的股权没有转转让，那么合同义务还是没有履行完毕，两个合同是互相绑定在一起。如果说北京市长恺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的股权没有转让，等于说同炬的义务原告还是没有履行完毕，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对于同炬的履行双方是经过协商的”“被代1：第一个阶段两个合同同时签订，应当给原告支付2700000元款项，第二个阶段就应当是原告配合我们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原告配合办理了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不配合办理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这种情况下，原被告进行了协商，将前面3000000元的款项划到同炬的协议”。此外，在该次庭审中，金吉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但是因为原告的违约，因此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了新的合意，将原本支付给北京市长恺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的首期股权转让款，转成了同炬公司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被告不存在违约的情况”。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金吉义是否应向袁金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350000元；2.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金吉义是否应向袁金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350000元的问题 金吉义上诉认为，其代理人在一审中已明确说明了金吉义已付款中2700000元是分别作为履行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同时金吉义代理人还表明，如果在北京长恺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前提下，金吉义可以协商或同意将已支付给北京长恺孚公司的首笔股权转让款转为支付给四川同炬公司作为剩余股权转让款。对此，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忽略了金吉义代理人提出的假设性前提条件，片面认定双方均认可金吉义支付的2700000元全部作为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3月15日《法庭审理笔录》载明内容，金吉义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达成了新的合意，“将原本支付给北京市长恺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的首期股权转让款，转成了同炬公司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同时金吉义还确认关于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义务双方已经履行完毕。金吉义上述陈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并不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形。其次，袁金平在收到金吉义支付的款项后，将其所持有的四川同炬公司股权过户登记至金吉义名下。如前所述，金吉义与袁金平均认可关于四川同炬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支付股权转让款、变更股权登记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则金吉义支付的案涉北京长恺孚公司51%股权对应的首笔股权转让款，即转为金吉义支付案涉四川同炬公司49%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尾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金吉义支付的3000000元中包括了四川同炬公司全部的股权转让款2700000元，并无不当。针对金吉义上诉认为，根据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待袁金平将北京长恺孚公司、四川同炬公司股权均过户至金吉义名下后，金吉义再支付两家公司股权转让款尾款，现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未转让，则案涉四川同炬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义务亦未履行完毕，金吉义支付尾款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金吉义支付的款项中包含的2700000元应为案涉两份合同的首笔股权转让款，金吉义不存在违约行为。本院认为，虽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未进行工商变更，但如前所述，双方已达成新的合意，将金吉义支付的北京长恺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首笔股权转让款1350000元转为四川同炬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尾款，因此，金吉义的该项上诉理由与其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并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针对金吉义上诉认为，袁金平未办理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变更，则关于北京长恺孚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金吉义支付的该合同项下的款项已转为借款。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案涉股权的工商变更系由金吉义负责办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袁金平存在不配合或故意拖延办理股权变更的情形，因此，其前述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则金吉义仅支付了案涉北京长恺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300000元股权转让款。故依据北京长恺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金吉义应向袁金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050000元。同时，因金吉义未按约向袁金平支付前述款项，构成违约，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袁金平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确定金吉义应向袁金平支付270000元违约金，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3月15日《询问笔录》载明内容，金吉义特别授权代理人在该日《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我方于2019年2月28日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现我方自愿撤回，不提起反诉”，因此，一审法院未受理金吉义提起的反诉并不存在程序问题。此外，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亦不存在程序问题。故金吉义关于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吉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金吉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赵云平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