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文良，男，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清，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一里213号215室A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月理，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亚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文良因与被上诉人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飞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6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文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红飞叶公司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红飞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文良欠款数额615760.29元没有法律依据。1.红飞叶公司发给李文良的邮件表示李文良的欠款金额为615760.29元，李文良及时提出异议（微信公证书27页中，李文良向张江抱提出：这个还有开票的、临朐、诸城、临沂九州开票款，到后面财务也没再报账对账我也不清楚，到后面都很乱了），故这并非经过双方核对一致的行为，对李文良没有约束力。李文良已经对金额提出异议，对李文良的欠款金额，举证责任在红飞叶公司一方，一审法院以未经双方认定的对账单作为定案依据显然证据是不足的。2.红飞叶公司起诉时要求李文良还款489000元，也就是说其已经确认李文良还清了超出该数额以上的债务，红飞叶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增加到615760.29元，同时该对账单系其单方制作，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支持其增加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3.这里有一个细节涉及全案的举证责任的转移，如果一审中红飞叶公司没有先起诉489000元，直接起诉615760.29元，还有一些争议，但其先起诉后再增加金额，红飞叶公司就要负举证责任。二、关于违约金的问题。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签了两份合同，前一个合同并没有违约金的约定，但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这个情况，全部按照后一个合同有违约金的约定为依据，支持了红飞叶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红飞叶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放弃违约金的诉求。三、关于付款条件问题。1.虽然在2016年合同中约定款到发货，但合同履行中已经变更为：红飞叶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山东等地大商场与商场订立租赁合同（不是李文良自己租的），货到商场后，商场根据销售总数按20%提成，给李文良成本按25%价格，超出部分由李文良所有，销售货款结算后由商场转账给红飞叶公司。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李文良无法支配货款，没有违约的责任。2017年第二个合同就没有在约定款到发货，也没有约定违约金，这个可以印证关于合作模式的说法。2.合同没有新的关于付款方式的补充约定，说明在支付条件不明确时，即使李文良至今没有付款也不存在违约责任，红飞叶公司要求违约金于法无据。3.双方还没有做最后结算，特别是李文良的仓库尾货退还给红飞叶公司的部分服装款还要扣除，尚不具备支付条件。4.退货时间受商场方统一时间招标装修等规则的约束，在一年合同届满后才可以完全退完。四、库存商品处理问题。关于收取服装尾货的微信通话符合双方合同履行中实际变更条款的约定，说明双方在履行中实际上已经变更了原来的合同内容，并形成新的协议内容。红飞叶公司在通话中要求退货，李文良同意并实施了部分退货，但还没有退完，双方的约定及行为都是表明对原合同的变更，是合法有效的。五、一审法院判决李文良向红飞叶公司支付律师费、保全费、保险费于法无据。六、李文良一审反诉的诉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李文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红飞叶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支持李文良的上诉请求。 红飞叶公司答辩称：一、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共欠红飞叶公司货款615760.29元，具有事实依据。1.2017年8月9日，双方经对账后，李文良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货款1029593.32元（该事实有李文良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3《应收账款明细表》为证）。且，李文良在一审反诉阶段提交的反诉状中亦自认了该事实。后，红飞叶公司经查账统计确认，截至2018年4月30日，红飞叶公司共欠款615760.29元。2.李文良虽对欠款金额615760.29元有异议，但在红飞叶公司向其发送对账文件后，李文良并未提出具体异议，也未对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红飞叶公司（于2019年1月底）收到了李文良寄回的用以冲抵货款的《退回货品清单》项下所涉货物，即实际价值仅为16679元的配件及少量衣服。李文良却在一审阶段主张所谓“退货二万多元”，与事实不符，且一审判决已经将该16679元的货款予以扣减，扣减后，一审法院认定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货款金额为599081.29元（615760.29元-16679元）具有事实依据。4.红飞叶公司在一审辩论终结前，依法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支持红飞叶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判决李文良应向红飞叶公司支付违约金119816.26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方面，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经销合同》，一份《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框架协议》约定的授权经销区域、交货、发货、货物验收、退货处理、对账、争议解决条款与《经销合同》约定的相应条款一致，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又补充约定了：“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有效期为一年；违约责任：若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向买方主张维权所买方主张维权所承担的赔偿费、律师费、诉讼费、罚款、税费、鉴定费、评估费、仓管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并向买方主张相当于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另一方面，红飞叶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李文良迟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红飞叶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三、案涉合同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红飞叶公司要求李文良立即支付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鉴于李文良作为个体经营户想要进驻商场进行销售，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且其需要向商场开具发票。故，双方的合作模式为红飞叶公司向李文良供货，李文良再向多个商场送货：李文良以红飞叶公司的名义在商场开设经销店，但李文良才是商场中相关专柜的实际经营者，其在一审反诉阶段也自认山东省临朐中百集团商场（以下简称临朐中百商场）的经销店系其以红飞叶公司的名义开设的。2.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双方并未就更改付款条件达成合意。在合作初期，均是按合同约定履行，但后期红飞叶公司基于对李文良的信任并及时响应李文良急需缩短供货时限的需求，双方开始先发货后付款。李文良定期与商场对账并获取每月销售额数据及需要开票的金额，李文良再将开票金额告知红飞叶公司，红飞叶公司随后开具发票给商场，商场再将李文良欠付的货款支付给红飞叶公司。商场与红飞叶公司结算的款项即为李文良拖欠红飞叶公司的货款。而实际与红飞叶公司结算款项的商场也是寥寥无几。3.对于未付的款项，李文良也认可是“欠款”，并于2017年8月9日在《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货款1029593.32元。4.如前所述，李文良仅退回了价值16679元的货物，且一审判决已经将该16679元的货款予以扣减，扣减后，一审法院认定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货款金额为599081.29元（615760.29元-16679元）。李文良主张所谓“因其退回红飞叶公司的货款还未扣除，故讼争合同的付款条件尚不具备”并无根据。因此，红飞叶公司有权要求李文良立即支付尚欠货款。四、李文良所谓“红飞叶公司应立即依照承诺将尚存于李文良处的价值450040元的服装库存尾货依约收回”没有依据。第一，李文良无权要求退货。根据双方签订的《经销合同》第四条第4款“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公司书面确认可接受退货处理”约定：“A、属质量问题经公司书面确认同意退回的；B、公司原因造成的发错、多发的产品；C、属于三包范围内的退残按公司的退残标准及退残程序办理；D、未经公司确认同意的任何退货公司都有权不予受理，届时可能产生的各项费用、损失及责任由客户自行承担”及《达卫麋鹿户外用品采购框架协议》第2条2.4款约定：“A、属质量问题经公司书面确认同意退回的；B、公司原因造成的发错、多发的产品；C、属于三包范围内的退残按公司的退残标准及退残程序办理；D、未经公司确认同意的任何退货公司都有权不予受理，届时可能产生的各项费用、损失及责任由客户自行承担”。李文良要求红飞叶公司将所谓“450040元的服装库存尾货”收回，完全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退货标准。第二，实际上，在红飞叶公司经营困难，被上游供应商不断催款的情况下，李文良拒不履行付款的在先义务，仍一再拖欠货款，红飞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江抱多次与李文良沟通，要求其支付货款，李文良均以没钱为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红飞叶公司在无奈之下，遂要求李文良退回部分配件以冲抵货款，但李文良所退回的配件及少量衣服仅价值16679元。第三，张江抱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虽多次要求李文良将手中的尾货退回用以冲抵货款，但同时也表明时间紧迫需要把握时机。而李文良直至一审诉讼过程中才提出要退回该部分货物，显然不符合红飞叶公司关于时间的要求；且红飞叶公司在一审阶段亦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该部分货物，双方并未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变更原合同条款。故，李文良要求红飞叶公司接受其库存货物并将款项抵扣李文良应付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五、如前所述，李文良迟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红飞叶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一审判决就此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李文良的全部上诉请求。 红飞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返还货款615760.29元；2．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支付违约金123152.06元；3．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支付一审阶段律师费10000元；4．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支付诉讼保全责任险保费1600.29元、财产保全费3015元、诉讼费。 李文良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红飞叶公司立即将尚存于李文良处的价值450040元服装库存尾货依约收回；2．红飞叶公司立即向李文良返还多收的服装尾货折价款211040元；3．红飞叶公司承担本诉和反诉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红飞叶公司系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的供应商。2016年1月1日，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签订一份《经销合同》，约定红飞叶公司授权李文良在山东省济南市区域经销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具体区域为山东省全省区域；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有效期为一年；鞋、服出厂价为公司统一零售价的（约）2折，特价款除外，配件（约）2.5折；正常情况下，红飞叶公司在确认收到李文良货款及确认订单后3日内发货；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公司书面确认可接受退货处理：A、属质量问题经公司书面确认同意退回的；B、公司原因造成的发错、多发的产品；C、属于三包范围内的退残按公司的退残标准及退残程序办理；D、未经公司确认同意的任何退货公司都有权不予受理，届时可能产生的各项费用、损失及责任由客户自行承担；李文良指定承运单位为（兴泰）、达发，指定接货人为黄培林，承运过程中如出现责任及纠纷问题由李文良负责同承运单位协商解决，红飞叶公司可全力给予配合，但不承担相关责任；李文良应按照红飞叶公司规定将对账单在每月10日前确认签字并传至红飞叶公司，以便双方对账及确认货款、代垫费用。该合同抬头部分虽将案外人黄培林列为乙方，但黄培林并未签字。 2017年1月1日，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又签订一份《采购框架协议》，约定红飞叶公司授权李文良在山东省济南市区域经销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具体区域为山东省全省区域；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有效期为一年；鞋、服出厂价为红飞叶公司统一零售价的（约）2折，特价款除外，配件（约）2.5折；正常情况下，红飞叶公司在确认收到李文良货款及确认订单后3日内发货；有关退货的约定同《经销合同》；若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向买方主张维权所承担的赔偿费、律师费、诉讼费、罚款、税费、鉴定费、评估费、仓管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并向买方主张相当于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李文良在该协议买方落款处签字，并替黄培林在买方处签字。 2017年8月9日，李文良在红飞叶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表-济南李文良》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共欠款1029593.32元。 此后，红飞叶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其法定代表人张江抱多次通过微信与李文良沟通货款支付及后续问题的处理。2018年8月30日，张江抱称：“配件什么的，尽量帮我退回来，我跟供应商抵债。”2018年9月21日，张江抱称：“手上的货品抓紧退回”。当日李文良回复：“我所有的一点货都在临淄……现有库存廖廖，只有剩些包、帐篷、睡袋，拐杖，水杯，我会给你返的……”。之后张江抱多次催促李文良支付款项并退回库存以便其处理，以支付供应商款项。2018年12月10日张江抱称“现在三个公司要注销都没有钱，供应商逼得很紧，配件、断码衣服，有多少退多少，我也能变些钱出来。”“抓紧全部退回，要不然没地方处理了，时间不够了。”2019年1月4日，张江抱称：“货品帮我抓紧寄回来，商场快没地方处理了。”李文良回复：“我这几天处理一下就退回了，7号左右吧”。 2019年1月11日，张江抱通过微信发送给李文良一份《应收账款明细表-济南李文良》的文件，并称是“临朐，诸城退完后”，文件载明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共欠款615760.29元。李文良表示还应有一部分开票款，并表示“报账对账我也不清楚，到后面都很乱了”。张江抱表示开票款已包含在内，“可以看回款”。之后，李文良未再对该文件进行回复。2019年1月底，张江抱收到李文良退回的部分货物。 因李文良未支付相应货款，红飞叶公司遂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并因此支付一审律师费10000元。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红飞叶公司申请对李文良名下价值499000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进行查封、扣押，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闽0203民初6422号民事裁定，红飞叶公司因此支出诉讼保全费3015元及保全责任保险费1600.29元。 截至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李文良仍持有部分库存商品，吊牌价格合计1973898元。 关于2019年1月底，李文良退回红飞叶公司的货物金额问题，李文良在退货时附有一份手写的清单，载明货物的货号及吊牌价格，但未明确货物的具体类别。红飞叶公司自行整理了一份《退货明细单》，主张根据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该部分货物的成本价为16679元。李文良对红飞叶公司陈述的货物价值不予确认，并表示清单所列物品成本价格超过20000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该清单未列明货物的具体类别，无法依照双方协议进行逐一计算成本价格，但红飞叶公司整理的《退货明细单》所体现的价格与双方于2017年8月9日确认的《应收账款明细表-济南李文良》上的内容基本吻合，折扣程度也与双方合同约定基本吻合，在李文良未进一步明确其所主张的该批货物的具体价值及计算明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红飞叶公司的意见，并确认该批货物价值为16679元。 一审法院认为，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之间签订的《经销合同》《采购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前述合同项下，红飞叶公司已依约向李文良供货，李文良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 关于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的货款金额问题，双方已于2017年8月9日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的欠款金额为1029593.32元。此后，红飞叶公司表示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的欠款金额减少到615760.29元。李文良虽对该金额有异议，但其既未对红飞叶公司发送的对账文件提出具体的异议，也未对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该欠款金额予以确认。上述金额扣除对账后，李文良退回的货物价值16679元，李文良尚欠金额为599081.29元。因前述对账形成于李文良2017年和2018年两次退货之后，且红飞叶公司也已表明是“临朐，诸城退完后”，故李文良要求再扣减上述三部分款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付款条件问题，双方已于合同中明确约定付款方式是款到发货，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就更改付款条件达成合意，且对于未付的款项，李文良也认可是“欠款”。因此，红飞叶公司要求李文良立即支付货款，符合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文良关于付款需以双方最终结算为前提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上述履约情况看，李文良显然构成违约。 关于李文良持有的库存商品的处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经销合同》和《采购框架协议》均对退货的情况作出约定，李文良现有库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货条件。对于李文良主张上述货物的退还已经红飞叶公司同意的观点，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张江抱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虽多次要求李文良将手中的尾货退回用以冲抵货款，但同时也多次表明时间紧迫需要把握时机。因此，不能据此认为红飞叶公司同意无条件接受李文良退回全部存货。本案审理过程中，红飞叶公司已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上述存货，而李文良直至诉讼过程中才提出要退回该部分货物，显然不符合红飞叶公司关于时间的要求。故李文良要求红飞叶公司接受其库存货物，并将款项抵扣李文良应付货款的主张，以及要求红飞叶公司返还抵扣后多收取的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红飞叶公司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李文良迟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和承担红飞叶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采购框架协议》中约定，若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向买方主张维权所承担的一切费用，并向买方主张相当于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该协议并未约定总金额，红飞叶公司在本案中系以其主张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20%计算，该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李文良的欠款金额为599081.29元，故违约金应为119816.26元。红飞叶公司超过部分的违约金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律师费、保全费和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均是红飞叶公司为维权所承担的费用，根据讼争协议的约定，应当由李文良承担，故红飞叶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李文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货款599081.29元。二、李文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违约金119816.26元。三、李文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0元及财产保全费3015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1600.29元。四、驳回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文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中，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李文良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服装百货类产品购销合同（联销）》；拟以此证明红飞叶公司与青岛利客来集团莱西购物有限公司订立的合同，可以证明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合作的交易模式与交易习惯是：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合作，但商场与红飞叶公司直接订立合同而不是由李文良与商场订立合同，销售款由商场与红飞叶公司结转并依法纳税，销售款无法由商场转给李文良再账给红飞叶公司；红飞叶公司没有与各商场协商货物下架的事情，而租期又未满，李文良也不是承租方，无法非常及时地办理退货，故李文良不存在过错；2.红飞叶公司与各商场的对账单（一组），拟以此证明供货厂方均以供货商编码录入，可以证实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合作的交易模式与交易习惯；3.李文良与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的经理的微信记录及商场的明细账，拟以此证明：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转账给红飞叶公司的明细帐（从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11月22日，合计139475.88元），扣除2018年4月13日的19351.64元，能够证实2018年4月30日之后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还转账支付给红飞叶公司120124.24元，红飞叶公司将其起诉金额从489000元变更为615760.29元（截止2018年4月30日）属于隐瞒事实，恶意诉讼。对此，红飞叶公司质证认为：1.其对上述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理由如下：其一，鉴于李文良作为个体经营户想要进驻商场进行销售，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且其需要向商场开具发票。故，双方的合作模式为红飞叶公司向李文良供货，李文良再向多个商场送货（李文良以红飞叶公司的名义在商场开设经销店，但李文良才是相关商场中麋鹿专柜的实际经营者，其在一审反诉阶段也自认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系其以红飞叶公司的名义开设的）。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双方并未就更改付款条件达成合意。在合作初期，均是按合同约定履行，但后期红飞叶公司基于对李文良的信任并及时响应李文良急需缩短供货时限的需求，双方开始先发货后付款。李文良定期与商场对账并获取每月销售额数据及需要开票的金额，李文良再将开票金额告知红飞叶公司，红飞叶公司随后开具发票给商场，商场再将李文良欠付的货款支付给红飞叶公司。商场与红飞叶公司结算的款项即为李文良拖欠红飞叶公司的货款。而实际与红飞叶公司结算款项的商场也是寥寥无几。其二，对于未付的款项，李文良也认可是“欠款”，并于2017年8月9日在《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货款1029593.32元。后，红飞叶公司经查账统计确认并将上述商场给红飞叶公司已经结算的款项（即李文良所欠的货款）扣减后，最终计算出截至2018年4月30日红飞叶公司的欠款金额为615760.29元。其三，退一步讲，不论李文良能否及时与商场办理退货，李文良的退货请求亦完全不符合其与红飞叶公司约定的退货标准，退货标准详见双方签订的《经销合同》第四条第4款及《达卫麋鹿户外用品采购框架协议》第2条2.4款。李文良根本无权要求退货。2.其对上述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李文良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其聊天对象为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经理刘长远，李文良也未提供任何材料证明该聊天对象的户籍信息、劳动合同、工作单位、任职证明等足以证实该聊天对象真实身份的证据材料。2.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红飞叶公司与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的任何交易情况及货款结算情况。正如上述，合作后期，商场销售情况及回款流程如下：李文良定期与商场对账并获取每月销售额数据及需要开票的金额，李文良再将开票金额告知红飞叶公司，红飞叶公司随后开具发票给商场，商场再将李文良欠付的货款支付给红飞叶公司。且2017年8月9日，李文良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其尚欠红飞叶公司货款1029593.32元。红飞叶公司经查账统计确认并将商场给红飞叶公司结算的款项（即李文良所欠的货款）扣减后，再计算出截至2018年4月30日红飞叶公司的欠款金额为615760.29元。另外，红飞叶公司还补充提交《德邦物流单及发货清单》作为反驳证据，拟以此证明：自2018年4月3日起，红飞叶公司直接与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合作，直接作为该店的供货商，直接向该店供货，由该店与红飞叶公司直接结算、支付货款。自2018年4月3日，红飞叶公司与该店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李文良无关；若李文良主张其提交的上述第三组证据所涉的金额120124.24元系为615760.29元与489000元之间的差额、系李文良支付给红飞叶公司的货款，那么，按照2018年4月3日之前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的合作模式，应由李文良向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供货，应由李文良提供其向该店供货的相关发货凭证资料；否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由李文良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此，李文良质证认为：对该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红飞叶公司发货邮寄给张丹，张丹本人就是李文良的员工，红飞叶公司一直都是这样的发货方式，无法证明其与李文良解除合同；2.涉及发货数量的《普通用笺》内容均单方制作，不具有法律效力；3.经大概统计，发货总数很少，吊牌价都没有超过5万元，按市场价格卖不到3万元，无法说明涉及销售款120124.24元是红飞叶公司发货销售的款，反而说明是李文良原来商场库存的货款；4.李文良作为红飞叶公司山东省总代理，红飞叶公司都直接发货给各个商场，却要求李文良提供其发货凭证，简直是毫无道理。按照这个逻辑，红飞叶公司从没有履行过合同，也没有向李文良发货过。5.红飞叶公司没有提供解除合同的书面证据，尤其是清点商场库存产品的清单，说明涉案的120124.24元货款还是李文良商场产品销售所得。对此，红飞叶公司还提出：对于送货的问题，双方的买卖合同有约定发货给黄培琳或者李文良，红飞叶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发货凭证中，收货人都是黄培琳或者李文良，双方的送货模式是红飞叶公司先发货给李文良，李文良再发货给商场；红飞叶公司补充的上述证据即发货清单只是部分的发货凭证，实际发货的货物数量很多，红飞叶公司只是为了证明自2018年4月3日红飞叶公司直接与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合作，商场直接向红飞叶公司支付货款，该等业务往来与李文良无关；张丹是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的营业员；关于李文良认为是其本人的货物在商场库存的问题，在李文良一审提交的证据公证书里第26页载明了2019年6月11日红飞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李文良发送了对账单，且明确表示是“临朐，诸城退完后”，也就是说李文良在商场的库存货物，红飞叶公司已经给予扣除了。 另查明，二审中，李文良表示，在双方当事人合作期间，一年结算的大概有几百万元的货值，若按吊牌价差不多有上千万元。红飞叶公司表示，双方之间每年的货品交易量范围从100万元至200多万元之间不等，若以货品吊牌价（实际结算价格为货品吊牌价的2-2.5折，其中鞋、服2折，配件2.5折）为依据，双方年均交易量近千万元。 本院认为，1.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之间签订的《经销合同》《采购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2.关于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的货款金额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8月9日经对账确认李文良截止2017年7月31日的欠款金额为1029593.32元，之后，红飞叶公司曾向李文良发送文件表示截止2018年4月30日尚欠的欠款金额为615760.29元。李文良虽对该金额有异议，但并未对红飞叶公司发送的对账文件提出具体的异议，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且其在一审中亦提交该文件作为其反诉的证据，而李文良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微信记录等证据，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红飞叶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李文良补充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就此所提出的相关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述615760.29元欠款金额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述金额扣除李文良已实际退回的货物价值16679元，一审法院认定李文良尚欠的货款金额为599081.29元，是正确的。3.关于李文良持有的库存商品的处理问题。张江抱曾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多次要求李文良将手中的尾货退回用以冲抵货款，但同时也多次向李文良表明因时间紧迫需要把握时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不能据此认为红飞叶公司已经无条件同意李文良可以退回全部存货，该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确认。李文良当时回复红飞叶公司称“我所有的一点货都在临淄……现有库存寥寥，只有剩些……”，李文良一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才提出其尚有450040元的服装库存尾货要予以退还，而红飞叶公司则明确表示其不同意再接受这些存货。鉴于李文良在本案二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双方进行变更后的合作模式以及其没有办法及时办理退货的主张，且李文良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退货要求显然不符合红飞叶公司当时提出的关于退货时间的要求，况且在案证据亦体现双方当事人在《经销合同》《采购框架协议》中对退货的情形作出了相关约定，因此，在李文良并未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其反诉要求红飞叶公司接收其库存货物，并将款项抵扣李文良应付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李文良的反诉请求，依法应予维持。4.关于违约金问题。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在2016年1月1日的《经销合同》中未对违约金作明确约定，但双方在2017年1月1日的《采购框架协议》中对违约金进行了明确约定。鉴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都确认双方之间按货品吊牌价的年均交易量达到近千万元、实际结算的货款也有上百万元，如前所析，李文良尚欠的剩余货款为599081.29元，因此，按照正常交易的先后顺序，一审法院认定剩余的该部分欠付货款应当按照《采购框架协议》的约定计付相应的违约金，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李文良主张双方之间后期的合作模式发生了变更，其对货品销售的货款无法支配，故其没有违约的责任，且即便其至今未付款亦不存在违约责任，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5.《采购框架协议》约定若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向买方主张维权所承担的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切费用，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红飞叶公司关于律师费、保全费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文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335元，由李文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审 判 员 王 池 审 判 员 师 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李雅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