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702民初1975号 原告：刘文清（系刘国成之女），女，1950年9月9日出生，汉族，达州市通川区人，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被告：达州房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达州市柴市街徐公祠。 法定代表人：黎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健，四川奥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政府。 住所地：达州市通川区通川中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张杰，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倍铭，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蓉，达州市通川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告刘文清与被告达州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地集团公司）、第三人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通川区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文清、被告房地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健，第三人通川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倍铭、张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文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按照拆迁安置协议赔偿原告应当获得的一套肆室房屋的对应价款6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要求被告赔精神抚慰金20万元（原告母亲因未得到案涉欠房导致自杀去世，原告因此遭受精神损害）；2、要求被告赔租金28.0164万元；3、要求被告赔物管费13.9656万元；4、要求被告赔原告律师代理费35000元，5、要求被告赔信访车费3388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7、要求被告按江湾城国有土地的市场价8300元每平米共计115平方米赔房款（共计954500元）；8、要求被告赔装修费10万元。事实及理由：原告刘文清之父刘国成原在达州市柴市间私房，房屋面积64.735平方米，1992年原达县市人民政府（现通川区政府），对老城区实施旧城棚户区综合改造，并成立了达县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负责拆迁安置工作。拆迁办根据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对改建范围内的住户实施拆迁安置，与原告之父刘国成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由拆迁办盖章确认安置四室房屋两套给原告之父刘国成。1993年4月26日，拆迁办给刘国成出具了《拆迁购房欠安证》，内容为欠安户型四室户一套。但一直未予安置。2004年，拆迁办在报刊上发布公告，要求欠安置住房的住户去被告房地集团公司登记，原告前去登记后，仍未得到安置。2015年5月27日，房地集团公司再次在报刊上发布公告，要求欠安置住房的住户前往房地集团公司登记确认，原告再次前往登记，可登记至今依然未得到安置。拆迁户刘国成去世多年，原告作为继承人的追房之路走了20余年，贵院审理后出具的2017川1702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也已经查明，履行欠安证义务主体为被告，却认定该证为购房合同，原告之父已经根据拆迁安置协议获得了其中一套房屋，但对另一套却认定为购房合同，这样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由此原告主张赔偿下欠安置房屋的对应价款合理合法，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房地集团公司辩称：认为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认为达州房地集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涉案房屋被拆迁是行政行为，本案涉及房屋拆迁赔偿是对被拆迁人的一个优惠购房的资格的形式实现；而且原告诉请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了20年。综上，原告诉请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通川区政府辩称：我们作为第三人，我们不是本案的第三人，答辩人不具备本案第三人的资格，本案诉争的纠纷与第三人也无关联，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出庭，我们也认为本案诉请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人案涉拆迁事项的遗留问题已经采取措施予以完善，我们对被告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认同，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被告公司附有相应的义务。 本院依法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三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综合认定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刘文清之父刘国成曾在达州市柴市间私房，房屋面积64.735平方米。1989年，原达县市人民政府（现通川区政府）因实施旧城改造，授权原达县市东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城房司）对上述房屋予以拆迁，东城房司于1989年3月3日向刘国成颁发《拆迁安置购房证》（拆安购字1989第013号），证书上载明对刘国成予以原地安置门市一间，四居室住房两套，载明了原房产权处理：原房已按达市府发（87）80号文件规定标准给予了补偿（补偿费作为购房预交款）残值归拆迁办处理。安置新房计价，原房面积实行住宅补贴出售。安置地点、办法：待柴市街路综合大楼工程竣工后，按确定的购房标准计价标准，以实际安置的建筑面积、楼层和各项费用进行结算，找补差额，办理手续，即可进驻。但新房安置面积超过原房面积是，在安置楼层时不予照顾，可异地安置。新安户型为四室户两套。刘国成于1992年1月26日获得原地安置门市一间（位于柴市，面积28.353平方米），1992年4月27日获得安置四居室住房一套（位于文华街1号房3单元4楼2号，面积82余平方米），上述门市和住房均由原达县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予以提供。1993年4月26日，原达县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向刘国成颁发《拆迁购房欠安证》（以下简称欠安证）：欠安户型为四居室一套，其中10.079平方米按230元／平方米计价，超出以上平方按270元／平方米计价，待片区工程竣工后安置；并在备注栏中载明：一、新房面积超过原房面积后，在安置楼层时不予照顾，可异地安置；二、原证编号：（1989）第13号；三、原经办人为东城房司。 同时查明，刘国成与王文珍系夫妻关系（均于1994年10月相继去世）。刘国成与王文珍生前育有一女刘文清（本案原告）、一子刘文杰（已于2010年去世）。1994年5月22日，刘国成、王文珍、刘文清、刘文杰签订《财产分割协议书》（系复印件），该协议的第二条约定：已安置的位于文华街1号房3单元4楼2号住房归刘文杰所有，异地安置的一套住房归刘文清购买。四方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原达川市人民政府东城街道办事处文华街居民委员会于次日在该协议上加盖印章予以证实。2017年4月5日，刘文杰之妻谢长玉及其女刘艳均在本院2017川1702民初664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到庭对上述财产分割的事实予以了证实。 原告刘文清曾于2012年9月24日、12月10日及2013年3月18日向国家信访局反映本案欠安置住房一直未获得安置的相关情况，并于2015年初以房地集团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于2015年3月25日撤回起诉。随后，原告刘文清以通川区政府为被告、房地集团公司为第三人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川17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刘文清的起诉。 2015年5月27日，被告房地集团公司在报刊上发布公告，对原拆迁办在实施的拆迁安置过程中剩余拆迁欠安置户和计划认购住户至今未解决处理的遗留问题，由房地集团公司按照经济适用房模式修建安置小区，拆迁购房户按照主管部门核定的经济适用房成本价进行认购，要求原拆迁办拆迁欠安置户和拆迁购房户于2015年6月1日至7月5日前往房地集团公司登记确认。原告刘文清于2015年7月1日前往房地集团公司进行登记，但在备注栏中注明：本人坚守拆迁（合同）。 另查明:原达县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5月10日成立原达县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公室，办公地点设立在原市房产公司(原市房产公司于1989年与原达县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合并，现为达州房地集团有限公司)，该办公室行使政府职能，由市建委代管，负责全市的拆迁、动员工作及审查安置方案、调解拆迁纠纷等。原达县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由市建委代管，主要职责：从事房地产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经营房地产业，代国家管理公房等。2000年8月，达州房地集团有限公司划转由达州市建委管理。 在2017川1702民初664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到第三人通川区政府办公室调取了原达县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1年7月11日向原达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的《关于柴市街修建仿古长廊拆迁安置的报告》及原达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的批复文件，该报告内容显示：原达县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对柴市街改造工程的实施，相关安置办法均由其制定。 还查明：被告投资正在修建位于通川区“塔石新居”项目住房（土地性质为划拨）拟向原告优惠出售，原告庭审中明确表示不予认购。 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拒不申请对被告投资正在修建位于通川区“塔石新居”项目住房价值进行评估。 庭审中，原告申请其舅舅李宗山出庭作证，李宗山陈述其姐姐即原告母亲是在李宗山家喝农药抢救无效去世。 本院认为，原达县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公室向刘国成颁发《欠安证》，欠安置四居室住房一套属实，原告刘文清作为刘国成之女持《财产分割协议书》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履行《欠安证》义务的主体究竟是谁？本案中，虽刘国成在柴市街的原房是被东城房司拆迁的，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房地集团公司在庭审上的陈述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显示，东城房司在拆迁结束后并未参与柴市街仿古长廊的修建，柴市街仿古长廊的修建和安置均由被告负责实施。刘国成所持有的《欠安证》虽系拆迁办颁发的，但从被告提交的达市府发（1987）80号文件《达县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达县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的通知》及《达县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达县市人民政府《关于理顺房产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管理所、动迁办关系及职责的批复》等证据显示，拆迁办主要负责全市的拆迁、动员工作及审查安置方案、调解拆迁纠纷等，具体的安置则由建设单位负责实施，而本案被告房地集团公司系柴市街仿古长廊的建设单位，刘国成已获安置的柴市门市及文华街1号房3单元4楼2号四居室住房一套亦由被告房地集团公司实际安置，因此，本案履行《欠安证》义务的主体应系被告房地集团公司，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予以认定。二、原告的诉讼权利是否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虽然原告于2015年初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但被告房地集团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在报刊上发布公告，告知含原告在内的拆迁购房户前往登记，原告在看到公告后前往登记，而被告亦已接受原告登记，因此，被告的此行为视为同意履行对原告的安置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对被告提出的原告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权利应当予以保护，本院予以确认。三、本案涉及的《拆迁安置购房证》及《拆迁购房欠安证》的性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告认为，两者结合就是被告下欠原告房屋一套；被告认为，是原房面积的安置，还有就是优惠购房资格；欠安证是是一种优惠购房的认购资格。本院认为，从《拆迁安置购房证》内容来看是其性质为拆迁人因拆迁刘国成的私房而与其签订的安置购房合同。从《拆迁购房欠安证》的内容来看，是对《拆迁安置购房证》中的内容的补充。综上，《拆迁安置购房证》及《拆迁购房欠安证》是一个安置购房合同整体不可分割。因此，对被告辩称的《拆迁购房欠安证》是安置购房资格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相应的，被告与刘国成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本案原告通过与1994年5月22日，刘国成、王文珍、刘文清、刘文杰签订《财产分割协议书》所得到的也是安置购房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庭审中，被告表示正在修建位于通川区“塔石新居”项目住房（土地性质为划拨）原告优惠出售来履行合同，现原告明确表示不予认购原告提供的安置房并主张被告赔偿其损失，但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失未提供任何证据，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文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214元,由原告刘文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兰静 审 判 员  向锷 人民陪审员  黄粒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袁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