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6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益凤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117号603房（本住所限写字楼功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475660968。法定代表人：伍益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池，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恒佳塑料粉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祥丰南路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99750795F。法定代表人：胡湘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霞，广东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益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恒佳塑料粉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4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恒佳公司向益凤公司支付货款123500元，并自2015年9月28日起按年息6%向益凤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以恒佳公司已经向益凤公司开具普通发票为由，认定恒佳公司已经支付货款，与事实不符。（一）益凤公司开具给恒佳公司的发票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普通发票。（二）恒佳公司并没有主张两张发票所对应的货款已经以现金的形式支付，恒佳公司是直接否定该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交易关系。（三）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但该规定的前提是合同有约定或者由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即使本案益凤公司的发票是普通发票，恒佳公司也需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的依据。在没有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四）发票的开具时间是2015年8月25日和9月27日，恒佳公司后来开具（空头）支票（支付欠款）的时间是2017年2月24日。开具发票支付货款与以支票支付货款相矛盾。一审判决以益凤公司未能提供恒佳公司的支票不能兑付的证据为由，对益凤公司主张的恒佳公司欠付货款事实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如果恒佳公司的支票已经被兑付，恒佳公司完全有条件提供其账户款项转给益凤公司或他人的证据。一审诉讼时不要求恒佳公司举证，却要求益凤公司举证证明支票不能兑付，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虽然持票人有可能取得支票不能兑付的证据，但现实中兑付银行往往会先口头告知持票人账户余额不足，在持票人不要求银行出具书面通知书的情况下，银行并不会出具书面通知书。但如果出票人已经从账户支付了款项，则一定有相应的证据的。在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额情况下，应采纳持票人的主张，认定没有支付相应货款。恒佳公司辩称：恒佳公司与益凤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未结款项。（一）恒佳公司已在2017年2月24日用支票向益凤公司付款7万元，结清了货款。对此益凤公司在一审当庭提交的《收款收据》证据原件可以证实。（二）恒佳公司已在《送货单》（号码为218850）上加盖“益凤公司送货结算章”，这是恒佳公司付款之后益凤公司在送货单上盖的，可以证明恒佳公司已经结清货款。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益凤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益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恒佳公司立即向益凤公司支付货款123500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8日起按年息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送货单2份、收款收据1份、发票2份等证据，拟证明其与恒佳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恒佳公司曾以支票向益凤公司支付货款70000元，但未兑现，恒佳公司尚欠益凤公司货款123500元未支付。上述证据内容如下：1.日期为2015年8月3日的送货单(号码为219046)显示：收货单位为“恒佳粉末”，金额为625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胡生”(益凤公司称“胡生”是恒佳公司员工的签名)，送货单上加盖有“益凤公司送货结算章”。恒佳公司对该送货单的真实性不确认，表示“胡生”既不是其本人的签名，也不是其员工所签。2.日期为2015年9月2日的送货单(号码为218850)显示：收货单位为“恒佳”，地址“小榄”，金额为610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胡湘述”签名，送货单上加盖有“益凤公司送货结算章”。恒佳公司对该送货单真实性确认，但称该款已经结清，所以恒佳公司加盖了结算章。3.收款收据(号码为4403029)显示：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客户名称为“恒佳”，金额为70000元，书写有“支票”、“308××××4785”、“中山市横栏镇喜月五金”及“注：其中叁万元进账后付给方锦荣”等内容，收款人为伍晓峰，收款收据上有胡湘述的签名。益凤公司称恒佳公司于2017年曾以支票支付涉案货款，故未超过诉讼时效。恒佳公司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确认，但称收款收据是恒佳公司与伍晓峰个人之间的交易，与益凤公司无关。4.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日期分别为2015年8月25日和2015年9月27日，号码分别为00008447和00008457，金额分别为62500元和61000元，购买方名称均显示为恒佳公司，销售方的名称均为益凤公司，收款人均为伍晓峰；恒佳公司对两张发票真实性认可，并承认其已收到两张发票并已抵扣税款，但称两张发票并无真实的货物交易，是恒佳公司委托益凤公司代开上述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据益凤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一审法院确认益凤公司、恒佳公司之间成立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恒佳公司否认益凤公司所提供的其中一张送货单上收货人的签名是其本人或员工，也否认两张发票是其与益凤公司之间交易关系而开具的发票，但送货单的金额和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相一致，且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买卖双方是恒佳公司和益凤公司，恒佳公司已经收到上述发票且抵扣了相应的税款；同时，送货单上均加盖有恒佳公司的送货结算单，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益凤公司没有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恒佳公司主张益凤公司提供的证据恰好证明其已经以现金付清了涉案货款，予以采信。另外，益凤公司欲以收款收据证明恒佳公司曾以支票支付所欠涉案部分货款而未兑现，但益凤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支票及支票未能兑现的凭证等予以佐证，不予采信。益凤公司凭以上证据欲证明恒佳公司尚欠其货款123500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益凤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0元，减半收取1620元，由益凤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益凤公司提交了据称是其经营者伍益安的儿子伍晓峰和恒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湘述之间于2015年10月3日至2017年1月19日短信沟通的记录，并当庭进行如下展示：2016年4月25日，手机号码135××××0046发短信给手机号码139××××5835称：“从去年十月到现今五月份一共八个月，打电话多少次不接，每次都是等几天，一段时间，这就是暂时没有？！一共十二万多，八个月中你有给过一分？？？别搬石头砸自己脚，现在还对你客气，忍耐是有度的，你自己看着办。”手机号码139××××5835回复称：“你想要怎么办都是你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说不给你！”益凤公司表示135××××0046是伍晓峰使用的手机号码。恒佳公司于二审诉讼中确认139××××5835是其法定代表人胡湘述使用的电话号码，但不确认上述短信记录的三性。理由是：恒佳公司在2017年2月24日以支票支付过益凤公司请求的涉案货款7万元，伍晓峰也向恒佳公司出具了收款的收据，益凤公司在一审诉讼时对此也是确认的。短信记录发生在恒佳公司支付支票即2017年2月24日之前，所以说明了恒佳公司已经支付完毕益凤公司的请求款项。编号218850为送货单上盖有“益凤公司送货结算章”，这个章是恒佳公司付款之后益凤公司在送货单上盖的，可以证明恒佳公司已经结清货款。二审诉讼中，恒佳公司表示，虽然其二审主张用7万元支票付清货款，与一审表述的用4万元现金付清货款的说法不一致，但自始至终都指出了货款已经结清的事实，故没有自相矛盾。二审诉讼中，经本院准许，益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律师调查令到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分行调查涉案的7万元支票的兑付情况。该行出具回执称：“出票人中山市横栏镇喜月五金门窗厂在中山农行无开户信息，无法提供支票号码308××××4785的兑付情况。”恒佳公司对上述回执发表意见称，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涉案支票的收款收据是益凤公司自行书写的，不确定是否存在书写有误的情形，但不管如何，恒佳公司已经支付了涉案支票的款项，不欠益凤公司货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益凤公司主张恒佳公司向其偿还123500元货款，理据是否充分。恒佳公司于一审陈述，益凤公司于2015年9月27日开具的发票与2015年9月2日的送货单相符，而2015年8月25日开具的发票虽然与2015年8月3日的送货单金额相符，但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只是恒佳公司向益凤公司购买的发票，现今两张发票均已抵扣了税款。对此，本院认为，恒佳公司既然已将益凤公司开具的两张发票抵扣了税款，可见恒佳公司在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税款时是主张两张发票存在真实交易的，则恒佳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其中一张发票不存在真实交易，与其抵扣行为体现的意思表示不符，恒佳公司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益凤公司购买了发票，因此本院对恒佳公司的上述说法不予确认。虽然益凤公司无法证明2015年8月3日送货单上的收货人员与恒佳公司之间的关系，但因2015年8月3日送货单的金额和送货时间与2015年8月25日发票能够一一对应，且对应的发票已经抵扣了税款，故本院确认2015年8月3日送货单的真实性，益凤公司向恒佳公司送货的金额为62500+61000＝123500元。恒佳公司主张2015年9月2日送货单上加盖的“益凤公司送货结算章”是恒佳公司付清款项之后加盖的，但是恒佳公司在一、二审陈述的付清款项金额是不一致的，不符合常理；对于7万元支票是用于付款给益凤公司，还是付款给伍晓峰，恒佳公司的说法也不一致。而且，恒佳公司对于2015年8月3日送货单的真实性一直不予确认，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可见，恒佳公司的陈述多处违背了诚信原则，其对本案货款已结清的陈述难以令人采信。并且，送货单上所盖的“益凤公司送货结算章”，意思并不明确，不能单独作为双方已经结算完毕的凭证，恒佳公司尚须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付款的情况，但本案中恒佳公司对此未作任何举证，故本院对恒佳公司主张其已结清货款的说法不予采纳。益凤公司既已提供123500元的货物，则恒佳公司应当提交付款凭证以证明付款情形。恒佳公司在二审中表示涉案的7万元支票已用于支付益凤公司的货款。虽然益凤公司未能提交该支票未兑付的证据，但由于恒佳公司在一审陈述该支票系恒佳公司与伍晓峰个人之间的交易往来，与本案无关，故按照禁止反言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恒佳公司二审的陈述不予采信，确认7万元支票与本案无关。在恒佳公司未能举证其已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恒佳公司应当向益凤公司支付的货款为123500元。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故本案应当自恒佳公司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益凤公司主张从其送货之时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依据，本院对起诉之日之前的逾期付款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益凤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4641号民事判决；二、中山市恒佳塑料粉末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广州市益凤化工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235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235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州市益凤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40元，减半收取1620元，由中山市恒佳塑料粉末有限公司负担1426元，广州市益凤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元，由中山市恒佳塑料粉末有限公司负担2852元，广州市益凤化工有限公司负担3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