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6793号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聚源工业区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577427438。法定代表人：刘志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恒，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友汉，男，196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居民。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良公司）与被告张友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良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友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卓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欠款813160元；2．判决被告支付以上欠款的逾期违约金10万元；3．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因信丰大桥工程项目欠款总支出的律师费93500元；4．判决被告承担原告起诉重庆市四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费9030元和再审被判决承担的33520元鉴定费；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13日，原告与从事劳务承包业务的被告，欲就信丰大桥工程签约合作，被告私刻了重庆市四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的公章，并以该公司名义和原告签订了《模板租赁合同》。当时原告对被告私刻四通公司公章并冒用该公司名义与原告签约事宜并不知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合同已全面履行了约定义务。但四通公司并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拖欠大量欠款不付。原告于2015年5月6日对四通公司提起诉讼，后被告代表四通公司应诉，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下达了调解书。因四通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对四通公司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于2016年1月21日将案款从四通公司账号划走。四通公司发现后提起再审申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一审调解书，发回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判决《模板租赁合同》与四通公司无关，原告可向行为人被告主张权利。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诉。被告张友汉既未答辩，亦未到庭参加本案庭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模板租赁合同原件、供货单原件九张、已付价款单据复印件三张、代理合同原件四份以及律师费发票原件三张、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民事调解书和（2016）京0113民初14910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申141号民事裁定书和（2016）京03民再5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5年，卓良公司在本院起诉四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张友汉作为四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并与卓良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四通公司给付卓良公司货款九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元，律师费六万五千元，共计九十七万八千一百六十元，上述款项分期支付，于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前给付十万元，二○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前给付十八万元，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前给付十八万元，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前给付十八万元，二○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给付十八万元，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前给付余款十五万八千一百六十元；二、以上所有款项，四通公司任何一期逾期未付的，自第一次逾期之日起，应当按照每日一千六百五十元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的违约金。同时任何一期逾期未付的，则所有欠款全部到期，卓良公司有权对全部欠款（包括诉讼费）申请强制执行；三、双方就此项目再无其他纠纷；四、案件受理费九千零三十元，由四通公司负担，于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前给付卓良公司。后卓良公司就该案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四通公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四通公司与卓良公司无经济往来，亦未参加原审诉讼和调解，原审程序严重不合法，请求撤销原审调解书，驳回卓良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京03民申1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2016年9月1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再5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四通公司经法院传唤参加了原审诉讼，也不能证明四通公司在诉讼期间自愿与卓良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审程序违法，故裁定：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民事调解书；二、本案发回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5月29日，本院对发回重审案件作出（2016）京0113民初149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租赁模版合同》并非四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在卓良公司与四通公司之间并不成立。卓良公司主张四通公司承担合同义务，本院不予支持，其可向行为人张友汉另行主张权利，据此判决驳回卓良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认定案件受理费9030元（已交纳），鉴定费33520元，由卓良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该案经审理查明：“江西省信丰县大桥工程由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承建。2013年3月13日，四通公司（甲方）与卓良公司（乙方）签订《模板租赁合同》，四通公司租赁卓良公司的模板及支架、配件，用于江西省信丰县信丰大桥工程。合同约定了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收货手续约定：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时，由甲方物资部张友汉收货，收货员在乙方送货单上签字或盖章确认已收货。确认后的货物数量作为结算的依据，如甲方指定人员不在现场，甲方现场其他人员签收具有同等效力。合同同时约定了价款及付款方式，租赁物资的回收和丢失损坏的赔偿等权利义务。供货内容及数量附有清单。后卓良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租赁物并收取部分租赁费。为证实其履行合同的情况，卓良公司提供了送货单9张，其中收货人处有邓恩波签字8张，张友汉签字1张。关于收款情况，卓良公司提供入账凭证3张：2013年2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一张，摘要记载张友汉购模板，入账15万元；2014年6月10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张，邹文龙转账10万元；2015年8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一张，张友汉转账10万元。卓良公司主张除上述35万元外，其余款项四通公司并未给付，故提起原审诉讼。关于签订合同的情况，卓良公司称是公司的销售总监邓勇军与张友汉签订的。邓勇军陈述：我和张友汉是在2009年重庆的韩家沱大桥项目上认识的，当时张友汉以公司的名义做劳务，但具体是哪个公司、与四通公司有何关系、四通公司是否参与项目我不清楚，那时张友汉认识了我公司的产品，但是双方没有直接订立合同，而是该工程甲方直接承租我公司的模板，之后双方没有其他接触。直到张友汉承接了信丰大桥的项目，他就主动联系我公司，双方通过网络签订合同。张友汉和四通公司的关系我不清楚，我没有见过四通公司给张友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只是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发现四通公司注册资金有点少。卓良公司认可邓勇军的陈述。……再审过程中，四通公司申请对《模板租赁合同》中四通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调取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铜梁区分局带有四通公司印文的文件材料3份作为样本，鉴定结论是，检材《模板租赁合同》中的印文与样本中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为此，四通公司支付鉴定费33520元。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多次与张友汉电话联系，并当庭给张友汉打电话，张友汉陈述事实如下：其在2009年时曾经挂靠四通公司，工程项目是重庆韩家沱长江大桥，当时四通公司为其出具了营业执照、委托手续，其代表四通公司与工程承包方签订了合同。此后至今，再未与四通公司合作过。本次信丰大桥的工程，张友明从未参与。与卓良公司的本次合作，其实际上是介绍人，因为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卓良公司要求有公司的盖章，不能是个人，因其曾经与四通公司合作过，其就想盖四通公司的章，但是其在江西，去一趟重庆太远，又考虑工程承包方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能够很快将租赁费付清，不会有事，所以自己到外面私刻了四通公司的章盖在合同上。其与**不认识，也没有跟他说过与卓良公司合作的事情。合同履行过程中，验收租赁物的邓恩波是其手下的工人，在前期支付卓良公司的租赁费中，有其个人的汇款，另一个叫邹文龙汇款10万元，是工程承包方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的会计。原审诉讼中其提供的委托手续、法定代表人证明等文件所盖的四通公司的章均是同一个其私刻的章……另，本案再审期间，本院执行部门已将原审执行案款退还四通公司……”。现该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涉诉《模板租赁合同》中甲方为四通公司，其授权代理人为张友汉，乙方为卓良公司。该合同第4．2条约定：预付款为15万元，合同签订后五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全部货物生产完毕并及时运送至甲方施工现场，并经现场点收和初验合格后，甲方将于一周内支付人民币464142元作为进度款支付给乙方；全部货物进场100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剩余款项即68238元；甲乙双方应于租赁物资退场后根据送货单和回收单并结合本合同附表二的赔偿单价于两周内办理结算手续，并于退场之日起壹个月内结清余款。第10．1．2条约定甲方如不按合同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货款或赔偿金，每逾期一日，则甲方向乙方支付千分之四的违约金。第13．2条约定如双方争议由人民法院裁判解决，则败诉方应承担胜诉方因该诉讼而产生的相应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收取的诉讼费、聘请律师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费用）。诉讼中，卓良公司提供了送货单9张，其中收货人处有邓恩波签字8张，张友汉签字1张，证明其完成供货义务。卓良公司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四份及律师费发票三张，证明卓良公司因本案模板租赁合同支付律师费93500元，含（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案件中支付的律师费65000元、（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案件执行时支付的律师费13000元、（2016）京03民再57号案件中支付的律师费5500元以及本案律师费10000元。卓良公司称因代理人与卓良公司之间是长期合作关系，所以2015年6月8日开具金额为65000元发票一张，2018年7月5日开具金额为10000元发票一张，本案主张的剩余律师费均包含在了2016年11月24日开具的金额为10万元的发票内。卓良公司提交的代理合同中包含2015年4月23日一份，金额为65000元；2015年12月11日一份，金额为13000元；2016年3月11日一份，金额为5500元；2018年6月28日一份，金额为10000元。庭审中，卓良公司表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据的是张友汉用自己私刻的四通公司的公章与其签订了《模板租赁合同》，同时用虚假的公章出具授权手续与其达成（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民事调解书，如依据租赁的方式计算租赁费数额很大，故调解时双方商谈按照将租赁模板卖给张友汉的方式结算价款为913160元，调解生效之后，张友汉个人于2015年8月7日支付了10万元，故要求张友汉将剩余款项813160元给付卓良公司。卓良公司称其第四项诉讼请求的诉讼费是从调解开始到本案之前的诉讼费，鉴定费是再审被判定承担的鉴定费。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张友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具有既判力。本案中，（2016）京0113民初1491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涉诉《模板租赁合同》并非四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友汉在没有得到四通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伪造四通公司公章与卓良公司签订涉诉《模板租赁合同》，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应由张友汉个人依照合同承担责任。在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08729号案件审理中，张友汉对于给付卓良公司913160元款项予以确认，因此后张友汉支付了10万元，故卓良公司现请求支付剩余款项81316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张友汉逾期付款已经构成违约，卓良公司请求张友汉支付违约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因张友汉伪造四通公司公章并提交虚假的诉讼代理手续，导致卓良公司多次诉讼，根据卓良公司提供的代理合同及发票以及几次诉讼的裁判文书，依照涉诉租赁合同第13．2条之约定，卓良公司请求张友汉承担几次诉讼的律师费93500元、起诉四通公司案件的诉讼费9030元及被判决承担的鉴定费3352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友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欠款八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元;二、被告张友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十万元；三、被告张友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因涉诉工程项目欠款诉讼支出的律师费总计九万三千五百元；四、被告张友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因起诉重庆市四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出的诉讼费九千零三十元及鉴定费三万三千五百二十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三元及公告费五百六十元，均由被告张友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周 益人民陪审员  郝继奎人民陪审员  勘柏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常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