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81民初1956号 原告：孟某某，男，196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济南市。 原告：宁某某，男，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济南市。 原告：刘某某，男，197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济南市。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林，山东法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某某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朱某甲，经理。 被告：朱某甲，男，197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济南市。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健，章丘普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朱某乙，男，198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省，山东颜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与被告济南某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朱某甲、朱某乙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某某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林、被告朱某甲及其与某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健、被告朱某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人民币53万元的赔偿款；2.因诉讼所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三人合伙经营收购废旧的厂房、窑体等废旧建筑物，拆解后贩卖获取的铁金属业务。某某公司系由被告朱某甲于2015年独资注册成立的公司，生产销售建材业务。因社会治理环保需要，被告某某公司厂区内的石灰窑窑体（中空圆柱体，高约21米，直径4米，外壳包钢板，内砌耐火砖）被章丘区官庄街道办事处组织专业队伍爆破放倒后交由其自行处理。2017年10月6日，原告刘某某假借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名义代表合伙体与被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甲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某某公司将其所有的石灰窑窑体以人民币8.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自拆除之日起，拆迁区域内施工安全责任全权由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甲方（即被告某某公司）概不负责。合同第四条规定“双方在交接清单明细签字确认时视为甲方将窑体交付给乙方，由乙方自行拆除和处理。在拆除过程中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原告孟某某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朱某甲支付8000元、次日支付8万元合同价款。因为原告方没有拆除施工方面的资质，原告刘某某就代表合伙体将该石灰窑体的拆除工作承包给了被告朱某乙和朱绍松（已因故死亡）的施工队拆除。双方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了《环保窑拆除合同》，约定每拆解1吨废铁，原告向其支付200元施工费。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朱绍松和朱某乙）在拆除施工中必须注意安全，不得违规拆除，拆除中因乙方操作技术原因，所引发的一切安全事故由乙方完全负责，甲方（即本案原告）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2017年10月18日，朱绍松在对被告某某公司厂区内放倒的石灰窑窑体进行拆除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朱绍松摔伤后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朱某甲垫付了部分医院费用，之后在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下，由原告先行赔偿朱绍松的家属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80万元。发生在被告某某公司厂区内的、对经爆破后放倒的石灰窑窑体进行的拆除工作，本质上仍属于被告某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被告某某公司将石灰窑体的拆除工作交由没有施工资质的原告负责，而原告又将其转包给同样没有施工资质的朱某乙、朱绍松的施工队施工。原告和被告某某公司及承包施工人朱某乙都没有对案外人朱绍松等人拆除石灰窑体施工现场的安全防范措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最终发生朱绍松在施工中因安全责任事故死亡的严重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有关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原告合伙体和被告某某公司以及施工人朱某乙对朱绍松的伤亡事故都存在过错，负有共同赔偿的法律责任。原告已先行向朱绍松的家属支付了80万的合理赔偿款，原告有权向被告追偿应由被告承担的相应份额，即人民币53万元的赔偿款。由于被告某某公司系被告朱某甲个人独资成立的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被告朱某甲应以其个人财产对被告某某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并且，朱某甲以个人的账户接受处置公司资产8.8万元，作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 某某公司辩称，原告所诉部分不属实，1、2017年10月6日某某公司与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创安公司以8.8万元的价款购买了某某公司废旧石灰窑窑体一个，包括窑外皮铁皮等附属物，当天所买卖的物品就已交付创安公司，8.8万元的购买款当天付8千元，第二天付8万元，因此双方所买卖的物品的所有权，就已转移给创安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及所买卖物品，以后在处理过程中的相关法律责任均由创安公司承担。2、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是某某公司与创安公司，本案三原告只是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为此三原告人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3、某某公司把所买卖物品所有权转移给创安公司后在整个拆解处理过程中某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为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4、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章政字】6号关于对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中，本案三原告对事故均负有主要责任，且受到刑罚处罚，朱绍松亦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三原告自愿向死者家属赔偿80万，与某某公司无任何关系。 朱某甲辩称，朱某甲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处理买卖物品中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买卖物品是某某公司的财产，与个人无关，列其个人为被告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对朱某甲个人的起诉。 朱某乙辩称，一、答辩人朱某乙不是本案涉案石灰窑拆除合同的承揽方。答辩人朱某乙有自己的挖掘机，案发时答辩人是将挖掘机出租给孟某某，有《挖掘机租赁合同》为证，答辩人与朱绍松之间也不存在合伙关系，两人是朋友关系，原告提供的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环保窑拆除合同》，是原告当时在工地上没找到朱绍松，正好看见答辩人，就说：“你也在合同上签个字吧？”当时答辩人也没有多想，就帮忙在合同上面签了个字，但答辩人和朱绍松之间并不是合伙关系，答辩人也没有参与环保窑拆除事宜。另外原告一共购买三个工地，先购买两个工地，三个工地分别承包给三个施工队负责拆除，原告提供的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环保窑拆除合同》针对的是第二个工地，第一个工地原告承包给泰安一个施工队，前面两个工地基本已经拆除完毕，原告才购买本案的涉案工地，原告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9月27日，而本案涉案的环保窑是2017年10月6日原告与某某公司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购买的，因此，答辩人签字的《环保窑拆除合同》涉及的石灰窑已经安全拆除完毕，本案涉案石灰窑原告与朱绍松之间是否另行签订拆除合同、是如何协商的，答辩人均不知情，答辩人也没有参与本案涉案石灰窑的拆除，涉案石灰窑是朱绍松雇佣罗勇在现场拆除，答辩人也没有从环保窑拆除中获得任何利益，在本案当中没有任何过错，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向答辩人追偿并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是基于为了减轻刑事责任，自愿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该赔偿款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无权向答辩人追偿。根据法院依法调取的（2018）鲁0181刑初453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本案三名原告因本案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原告孟某某2017年10月24日被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闫家峪派出所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原告宁某某、刘某某在2017年10月24日就被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三原告与被害人朱绍松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书的时间是在2017年10月29日，是在本案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过程中，三原告为了减轻自己的刑事责任，自愿与被害人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赔偿款数额并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进行确认，且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三原告无权按照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数额向答辩人追偿。三、本案原告刘某某与被害人朱绍松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该司法解释，在承揽合同中，发生人身损害由承揽人承担责任为一般原则，定作人承担相应责任为例外，定作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于其是否具有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中的过失，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朱绍松作为承揽方，在从事承揽活动过程中受到损害，其主要责任应当由其自行负担，原告作为定做人仅承担审查资质不严的选任过失，按照法律规定，原告仅应当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假设原告有权追偿，也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进行追偿。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本案涉案环保窑拆除合同的承揽方，答辩人对于朱绍松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了减轻刑事责任，自愿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无权按照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数额追偿，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已生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刑终28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以下涉案证据：1、2017年9月27日，甲方刘某某与乙方朱某乙、朱绍松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2、特种作业操作证证明：罗勇具有进行特种作业的资质；3、2017年10月6日，甲方某某建材公司与乙方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甲方代理人朱某甲、乙方代理人刘某某；4、章丘区政府成立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出具的调查处理报告及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章政字[2018]6号关于对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5、济南市章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证明二份；6、济南市章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处坠落现场事故作业情况说明；7、朱某乙的证言：事故当天朱绍松与罗勇一起工作，朱绍松没有施工资质，施工现场无安全监督人员。环保窑拆除工程合同中乙方是朱某乙与朱绍松签字，甲方是宁某某的三个合伙人中一个姓刘的签字，该工程是朱某乙联系的宁某某，朱某乙与朱绍松一起与宁某某谈的条件；8、孟某某供述：其系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宁某某、刘某某是其合伙人，拆除济南某某建材有限公司环保窑是由三人共同出资金招揽的工程，赚取利润三人均分，刘某某与朱某乙、朱绍松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现场施工监督主要由宁某某、刘某某负责，其偶尔去工地看看；9、宁某某、刘某某供述：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合伙承包的济南某某建材有限公司的工程，孟某某是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只有收购资质没有施工资质，刘某某代表三人与朱绍松、朱某乙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并不清楚朱绍松一方有无施工资质，也没有派人专门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督；10、2017年10月29日，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与朱绍松亲属签订“协议书”一份、朱绍松亲属出具的“收到条”，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一次性支付了朱绍松亲属赔偿款80万元。 本案审理中，三原告人提供涉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以下证据复印件：1、“环保窑拆除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朱某乙、朱绍松两人共同承揽了某某公司环保窑在内的环保窑体拆除工程；2、“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下方注明“本合同与创安公司无关纯属个人行为”，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签字，提供此证据欲证明该合同实际是环保窑拆除施工合同，某某公司是发包人，三原告是承包人身份，合同中约定拆除区域内施工安全责任由承办人全权负责，违反法律规定，免除不了某某公司的安全管理责任，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未在合同上盖章，乙方并非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孟某某陈述，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非孟某某一人独资开办，刘某某、宁某某既非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股东也非公司的工作人员或任何形式的业务代理人，该公司从未授权或认可刘某某、宁某某以公司名义从事任何业务活动，为此，才有了刘某某假借济南创安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朱某甲签订合同，刘某某在签了“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大约一周后，拿着合同让孟某某看，孟某某向他提出为什么用公司的合同版本，公司不予承认不盖章，为此，宁某某在合同下面注明“本合同与创安公司无关纯属个人行为”，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签字，认可是三人的合伙行为，并非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创安公司实际也未参与涉案工程的任何事项，涉案刑事判决也未以单位犯罪进行处理。3、章丘区政府章政字[2018]6号关于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附：“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复印件一份；4、济南市章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复印件二份、涉案事故说明复印件一份；5、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与朱绍松亲属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及赔偿款收条复印件二份。以上证据复印件，经核实，证据2、“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在涉案刑事公安侦查卷宗中刘某某于2017年10月24日提供该证据，下方未注明“本合同与创安公司无关纯属个人行为”，也没有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共同签名，在以后的涉案刑事检察卷宗中的“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复印件与本案原告提供的“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复印件一致，下方注明“本合同与创安公司无关纯属个人行为”，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共同签名；其他证据与涉案刑事案卷中相应证据内容一致。三原告人另提供证据：6、2017年10月9日在本案事故刑事侦查中对朱某乙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朱某乙在该笔录中陈述，“其与朱绍松共同签环保窑拆除合同，一块看的现场，一块和姓宁的谈的条件，朱某乙认可收到原告转给其切割费20000元和朱绍松转给其10000元，证明朱某乙、朱绍松合伙承揽涉案环保窑体的拆除工程”；经核实该笔录复印件与涉案刑事案卷中对朱某乙的询问笔录内容一致。7、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与朱绍松亲属所签“赔偿协议书”中赔偿项目及标准的说明一份，证明支付80万元赔偿款的具体赔偿项目。8、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章程一份，证明该公司2个股东为孟某某、李宝刚，刘某某、宁某某不是公司股东。 某某公司、朱某甲对上述原告证据质证，三原告关于“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实际是承揽合同的主张不属实，刘某某作为创安公司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且买卖标的物已经交付创安公司，朱某甲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是职务行为，某某公司、朱某甲持有的“厂房设备买卖合同”一份，合同下面没有原告提供的“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复印件下方注明的“本合同与创安公司无关纯属个人行为”及下面的三原告签名，其他内容与原告提供复印件内容相同，由此说明原告对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进行更改；“赔偿协议”是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为了减轻刑事处罚而签订，80万元赔偿数额明显高于现行法律规定。 朱某乙对上述原告证据质证，朱某乙是中间人，虽然在“环保窑拆除合同”乙方处签字，但没有参与拆除工作并不是承揽方，并提供其与孟某某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合同”一份，证明朱某乙是挖掘机的出租方，没有参与涉案石灰窑的施工；“赔偿协议”是宁某某、刘某某为了减轻刑事处罚而签订，赔偿协议没有明确各个项目数额，不能证实原告承担事故的责任比例，假设三原告有追偿权也应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司法程序确定各方的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事故的比例。三原告对朱某乙提交“挖掘机租赁合同”质证，“挖掘机租赁合同”与“环保窑拆除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两个合同并不冲突，租赁合同并不能证明朱某乙没有参与涉案工程。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7年9月27日，甲方刘某某与乙方朱某乙、朱绍松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约定由乙方拆除甲方在章丘区闫家峪的环保窑及附属设备，甲方按拆解的废钢200元/吨支付合同价款。该合同乙方由朱某乙、朱绍松签名，根据章丘区政府成立的涉案事故调查组出具的“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公安机关对朱某乙的询问笔录材料载明的调查内容，能够认定朱某乙、朱绍松二人合伙从三原告处承揽在章丘区闫家峪已爆破放倒报废环保窑体的拆解工程，某某公司报废环保窑只是其中的一家。朱某乙称，“原告当时在工地上没找到朱绍松，正好看见我，就让我也在合同上签字，当时没有多想，就帮忙在合同上面签了字，但我没有参与环保窑拆除事宜，与朱绍松并不是合伙关系”，朱某乙以上陈述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认定。朱某乙提供其与孟某某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并不能以此证明不存在朱某乙、朱绍松合伙承揽原告发包的某某公司石灰窑在内的环保窑拆除工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017年10月6日，刘某某以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名义与某某公司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没有盖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某某也不认可刘某某代理公司，刘某某、宁某某均非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股东，虽然原告所提供合同下面的注明及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的共同签名是签订合同以后三原告添加，但根据三原告在本案审理中的陈述及其在涉案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供述内容并结合合同价款的支付，能够认定刘某某以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名义与某某公司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实际是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合伙共同购买包括某某公司等单位报废窑体及附属设施的事实，并非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经营行为；庭审后，经查阅涉案刑事侦查、检察、审判卷宗中的讯问、庭审笔录内容等材料，进一步证实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合伙购买某某公司等单位报废窑体的案件事实；虽然章丘区政府章政字[2018]6号批复及涉案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文件名为“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高处坠落事故”，事故处理报告中也称该事故为“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高处坠落事故”，但该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事故相关单位情况”部分明确载明“10月6日，合伙人刘某某（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合伙经营，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口头约定利润和责任三人均分）以创安公司名义购买了某某建材等单位的报废窑体及附属设施，拆解后出售废钢等材料牟利”，由此，也证明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合伙共同购买某某公司报废窑体的事实。 根据上述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对证据、事实的认定，对本案事实综述如下： 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人合伙共同出资收购报废窑体及附属设施，拆解后出售废钢等材料牟利。孟某某负责三人合伙事务的财务，所有合伙事务的费用支出由其负责。 2017年9月27日，刘某某代表三合伙人与朱某乙、朱绍松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约定由朱某乙、朱绍松负责环保窑及附属设备的拆除工作，工程地点为章丘区闫家峪，合同价款为200元每吨，拆除的废钢必须按照钢厂要求尺寸90*70以内进行分割，付款方式为每50吨结一次账，完工一次性结清。 2017年10月6日，刘某某代表三合伙人，以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乙方）的名义与某某公司（甲方）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购买某某公司已爆破放倒的废旧窑体。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出售石灰窑窑体；自拆除之日起，拆迁区域内施工安全责任全权由乙方负责，甲方概不负责；合同价款为88000元，签订合同时付款；甲方将乙方人员于2017年10月6日领进厂内查看物品时，双方在交接清单明细签字确认时视为甲方将窑体交付给乙方，由乙方自行拆除和处理，在拆除过程中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由代理人朱某甲签名并捺印，乙方由代理人刘某某签名并捺印。合同签订后，合伙人孟某某将合同价款8.8万元分两笔（一笔8000元、一笔80000元）转入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某甲的个人账户，该合同价款88000元由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合伙人共同出资。 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合伙人将合伙购买的某某公司报废石灰窑体，按双方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交给朱某乙、朱绍松两合伙人拆解。 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孟某某，公司股东为孟某某、李宝刚二人，刘某某、宁某某不是该公司股东。某某公司为朱某甲独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朱某甲。 2017年10月18日，朱绍松在拆解废旧窑体的过程中被爆裂窑体钢板弹到空中摔到地面上，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成立涉案“10·18”高体坠落事故调查组，2018年1月15日，事故调查组作出《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体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载明，“朱绍松、朱某乙二人，无营业执照、无相应资质、无所属单位、自行承包热切割工程，根据施工需要临时招聘工人，自201年9月27日起，二人合伙从创安公司违法承包环保窑拆解工程，某某建材只是其中一家。事发时另一名切割工罗勇为朱绍松雇佣并发放劳务报酬（罗勇具有进行特种作业的资质），朱绍松是该个体施工队的领导者。事故发生直接原因，朱绍松冒险违规在高处圆弧面上进行热切割作业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窑体所剩余钢板不能承受应力和内部压力的双重作用时突然撕裂。事故责任认定，朱绍松不具备承包资格和安全生产条件，违法承包环保窑拆解工程，未经专门培训、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资格及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进行高处热切割作业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冒险违规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2018年2月9日，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作出章政字〔2018〕6号《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10·18”高体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载明：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 2018年9月17日，济南市章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二份、《事故现场作业情况说明》一份，分别载明“经查，朱绍松、朱某乙无高处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不具备高处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资格”、“事故现场，窑体为圆柱体（高约21米、直径4米、外壳为88mm钢板、内砌耐火砖），9月27日爆破后，窑体呈东西向平躺在地面上，窑体北侧有高约4米半的堰。死者朱绍松蹲在窑体上切割钢板，其作业面距北侧地面约8.5米未搭设脚手架、未设置安全网和护栏等安全防护措施，朱绍松未佩戴使用安全带”。 2017年10月29日，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作为甲方与乙方朱绍松的亲属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于本协议签订时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人民币80万元作为补偿，该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所有法律上应赔偿的项目，甲方保留向朱某乙等人追偿的权利。同日，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共同出资，按照《协议书》约定向乙方支付了80万元赔偿款，朱绍松亲属书具“收条”二份。 本院认为，刘某某代表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合伙人与朱绍松、朱某乙签订“环保窑拆除合同”后，将三合伙人所购买某某公司的已爆破放倒的废旧石灰窑体交由朱绍松、朱某乙两合伙人进行拆解，朱绍松在拆解窑体的过程中被窑体弹到空中摔到地面，经救治无效死亡，该起事故被认定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人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三人为减轻刑事处罚，与朱绍松亲属达成赔偿协议，支付朱绍松亲属80万元赔偿款，取得了其亲属谅解，本案三原告人向被告某某公司、朱某甲、朱某乙追偿，诉求三被告连带支付53万元赔偿款。对此，本案焦点问题为：一、某某公司、朱某甲对朱绍松死亡应否承担责任。刘某某代表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合伙人，以济南创安经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某某公司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以88000元的价款购买某某公司已爆破放倒的废旧窑体，拆解后获得废钢等材料出售牟利，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三合伙人支付某某公司88000元合同价款后获得了废旧窑体的所有权，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三原告人取得废旧窑体的所有权后，可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人员进行拆解，三原告人主张双方签订《厂房设备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际为承揽合同，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而双方签订合同显然不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对三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合同约定，在拆除过程中的风险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根据法律规定，三原告人取得废旧窑体所有权后，某某公司对朱绍松在拆解窑体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亡，不负有责任，三原告人诉求某某公司连带支付其53万元赔偿款，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与此相应，三原告人以某某公司系朱某甲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公司为由诉求朱某甲支付赔偿款，本院也不予支持。二、朱某乙对朱绍松死亡的责任问题。朱绍松、朱某乙两人合伙共同承揽由三原告合伙共同购买已爆破放倒废旧圆柱石灰窑体的拆除工作，该窑体直径4米、外壳为8mm钢板，需具备特种作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切割施工，朱绍松、朱某乙均无高处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不具备高处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资格，不能从事涉案废旧窑体的拆解作业，对此，其应招聘具备相应特种作业资格的工人进行作业施工，而朱绍松只招聘具备特种作业资质的罗勇一人进行作业，朱绍松不具备作业资格及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冒险违规在窑体高处圆弧面上进行热切割作业，也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最终导致事故发生，该事故主要是因受害人朱绍松自身过错造成，朱某乙未参加作业施工，不在作业现场，朱某乙系朱绍松的合伙人，朱绍松系涉案废旧窑体拆解工程的合伙承揽人并非雇员，三原告人主张合伙人朱某乙对朱绍松死亡承担侵权责任，不具有法律依据，其诉求朱某乙连带支付其53万元赔偿款，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孟某某、刘某某、宁某某三合伙人与朱绍松亲属自愿达成赔偿协议，支付赔偿款80万元后，再向某某公司、朱某甲、朱某乙追偿，诉求三被告连带支付53万元赔偿款，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原告孟某某、宁某某、刘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若书 人民陪审员  蔡庆霞 人民陪审员  刘婷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 助理  樊庆燕 书 记 员  周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