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36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华，女，生于1965年9月15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国荣（李淑华之夫），住重庆市忠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忠县金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忠县忠州街道忠州大道红星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72139160C。法定代表人：熊道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男，忠县金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远国，重庆泰源（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淑华因与被上诉人忠县金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3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淑华上诉请求：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依法改判，由金创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诉讼中，李淑华明确上诉请求：金创公司返还所收取的3.39万元（一审诉讼请求中解除抵押的900元不再主张）。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李淑华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此认定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系按揭贷款3年期，李淑华于2017年2月还清贷款后，车辆买卖合同方才履行完毕，且合同载明“正常还完款项后退还”，更加证明合同履行届满应在2017年2月底，而非一审判决认定保险费等于2014年3月4日退还就起算诉讼时效，更不能认定多收退还和贷款不在所涉争议范围内。合同载明首付合计47417元包干，保险等几项均载明为多退少补和正常还完款后退还，且金创公司也实际退还，怎能认为多收的7400元是包干费用。一审判决对李淑华主张金创公司另行单笔多收取了26500元不予支持，这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金创公司所交金额，根据其要求是客观的。其次，熊毅作为经办人，并非代理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所出具收据是收车款26500元，合同载明：“其他的熊毅交财务”，且熊毅仅收了此笔，另9617元刷卡，37800元交现金，计47417元的首付。金创公司出具了收据，合同载明其他的熊毅交财务不是指该26500元吗？再次，若26500元成为37800元中的一部分，那么熊毅作为经办人为何不收回其出具的收据。最后，收据载明收到车款26500元，报价79800元，以此合同中销售价是7.5万元，其他的熊毅交财务了，明显得出金创公司收取了此笔26500元。金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李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金创公司返还多收的购车费用34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金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2日，李淑华之夫崔国荣代李淑华与金创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约定供方（甲方）金创公司，需方（乙方）李淑华，品牌：雪佛兰，车型：赛欧，网上报价：7.98万元，颜色：白，付款方式：按揭，销售金额：7.5万元，预付定金：47417元，提车地点：金创汽车，备注：首付合计47417元包干，贷款5万元，其中保险费5000元（多退少补），购置税6017元，上户费1000元（多退少补），押金3000元（正常还完款项后退还），甲方盖章处加盖有金创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经办人处有金创公司的工作人员熊毅的签字，乙方签字处有崔国荣的签字捺印。当日，崔国荣先向金创公司支付了现金37800元，金创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编号X）；其后，崔国荣通过刷卡向金创公司支付了9617元，金创公司的财务人员在《销售合同》上手写备注了“刷卡9617，其它的熊毅交财务了”；再后，熊毅向崔国荣手写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淑华车款26500元整（贰万陆仟伍佰元整），车辆为雪佛兰赛欧白色，报价7.98元（柒万玖仟捌佰元整）。以此为证。收款人：熊毅。2014.1.22”。同日，在前述合同签订和付款完成后，崔国荣便发现购车款项存在超额支付。后李淑华通过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办理了车辆抵押按揭贷款50000元，经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支付给了金创公司。2014年3月4日，金创公司将收取的保险费、上户费、购置税的多收部分退还给李淑华。2017年2月，李淑华偿还完车辆按揭贷款。2017年2月13日，崔国荣向金创公司支付了900元，金创公司出具《收据》（编号X），载明“收款事由：取证费”。后李淑华的车辆办理了解除前述抵押的手续，李淑华领取了车辆行驶证。2017年7月17日，李淑华收到了退还的前述押金（贷款保证金）3000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李淑华的身份证复印件、销售合同、收据（三张）、还款凭证、汽车登记证、行驶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李淑华之夫崔国荣代其与金川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之《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本案中，李淑华认为，裸车车款为75000元，扣除按揭贷款支付的50000元外，首付车款应为25000元，而金创公司在《销售合同》中计算的首付款为47417元，扣除预收的保险费5000元、购置税6017元，上户费1000元，押金3000元，实际支付32400元，两者相差，金创公司多收取了7400元（32400元-25000元）应予退还；在李淑华支付完毕47417元后，金创公司向李淑华无故多收取了26500元；金创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为李淑华办理解除车辆抵押，不合理收取了900元。上述三笔费用共计34800元，即是李淑华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之标的。金创公司认为，7400元是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载明的“首付合计47417元包干”中包含的，该笔费用实际为金创公司提供购车服务的服务费用，不存在多收取该笔费用；26500元是金创公司的销售人员熊毅个人出具的收据反映出来的，该笔费用已经由金创公司财务出具的37800元的收据含括（即前述“首付合计47417元包干”中现金支付的37800元），并不存在另行支付26500元的事实；900元在金创公司出具的收据中载明为“取证费”，该费用系为李淑华代办车辆解除抵押手续而代为收取后支付给第三方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该费用若李淑华认为收取不合理，也应向第三方主张，与金创公司无关。因此，应当驳回李淑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争议焦点及当庭陈述、举证等情形，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在本案涉及的所有事实中，李淑华本人均未到场，在庭审中本案双方均认可李淑华之夫崔国荣在本案中的相关购车行为如同为李淑华本人的行为。崔国荣在2014年1月22日便已经发现购车款项存在超额支付（不包括2017年2月13日崔国荣支付900元），即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此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收到本案诉状的日期为2019年8月26日。故本案诉讼中李淑华主张金创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多收取的7400元和26500元应予退还的诉讼时效超过了前述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关于崔国荣当庭表示在2014年1月22日发现构成款项存在超额支付后，马上找熊毅交涉，熊毅答复后面多退少补，李淑华在2017年2月才还完按揭贷款而随即找金创公司主张退还超额支付的购车款项，所以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2月起算。一审法院认为，李淑华未就与熊毅的相关交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当事人对于购车款项约定明确，存在多退少补的只有保险费、购置税、上户费，另有押金（贷款保证金）约定在正常还完按揭贷款后退还，保险费、购置税、上户费已经在2014年3月4日进行了相应的退还，同时保险费、购置税、上户费、押金及相应的多收退还和贷款50000元（双方庭审中予以确认，已无争议）并不在本案所涉争议的范围内。故李淑华的相关诉讼时效之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李淑华是否多支付了金创公司购车款项（分项为7400元、26500元、900元）。1、双方约定的首付款47417元中是否存在多支付的7400元。一审法院认为，《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收取的款项等内容载明明确，该合同明确约定首付款为47417元包干，且李淑华并未就多支付7400元的不合理性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为金创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取首付款47417元并无不当，对李淑华要求金创公司退还74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金创公司是否在李淑华支付了47417元后，再单笔收取了李淑华26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崔国荣在庭审中陈述2014年1月22日付款过程，在崔国荣携带65000元左右现金的情况下，先后依次现金支付37800元、刷卡9617元、现金支付26500元，其支付方式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崔国荣不可能在当日在合同约定金额之外，再行支付26500元。同时，金创公司主张可能存在熊毅收取26500元，但在《销售合同》中明确添注了“刷卡9617元，其它的熊毅交财务了”，而金创公司财务也向李淑华出具了37800元的《收据》，该26500元成为了37800元中的一部分，一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认为金创公司的该抗辩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李淑华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金创公司在收取47417元后，再收取了李淑华26500元。此外，若李淑华主张的熊毅后再次收取26500元成立。崔国荣在明知首付只需支付47417元并支付完毕后，应熊毅要求再行支付的，且李淑华主张的依据为熊毅个人出具的《收据》。一审法院认为，熊毅作为金创公司的销售人员，即销售代理人，其在收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47417元后，已然完成了相应的销售代理行为，李淑华对此也是明知的。故该笔26500元仅系李淑华与熊毅个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该笔26500元的费用若真实发生，亦不能认定为金创公司收取了该笔费用。综上，一审法院对李淑华主张金创公司另行单笔多收取了265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3、金创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收取李淑华支付的900元，是否应当予以退还。崔国荣当庭表示，其在向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询问解除车辆抵押相关事宜时，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告知需交纳办理解除车辆抵押的手续费900元后，询问熊毅为什么签订合同时没有说需要交纳该900元，熊毅答复交纳900元后才能办理解除抵押，其觉得两处均要交纳900元，遂向金创公司交纳了900元。一审法院认为，崔国荣在交纳该900元时，明知该费用的用途即是为了办理解除车辆抵押手续，也明知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有此解除车辆抵押的前置条件，金创公司收取该费用并出具《收据》后，金创公司当庭陈述将该费用转付给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李淑华当庭陈述案涉车辆随后解除了抵押。据此，该笔费用实际为李淑华与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之间发生，因涉及案外人重庆佳飞汽车销售公司，且李淑华未就该笔费用不合理的主张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李淑华要求金创公司退还9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李淑华之本案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淑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元，减半收取335元，由李淑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案涉合同约定，李淑华是采用按揭方式购买涉案车辆，其首付款为47417元，当事人双方均认可于2014年1月22日一次付清。李淑华主张，其支付的首付款中多支付7400元，对方应予返还。根据合同文本，其“备注”载明，“首付合计47417元包干，贷5万元，其中保险5000元（多退少补），购置6017元，上户1000元（多退少补），押金3000元（正常还完款项后退还）”。双方约定的裸车价格为7.5万元，加上前述“备注”中“其中”后的四部分费用，合计金额90017元，而与“备注”中载明首付加上贷款的合计97417元，两者相差7400元。合同中虽对该7400元作出明确说明，但合同已经表明购车总价款为97417元。李淑华如认为该7400元不应支付，其在购车当时就应当知晓其权利被侵害，故该7400元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月22日开始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前述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而李淑华在诉讼中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存在中断、中止情形，故该7400元的返还请求权于2016年1月22日届满，一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判决驳回李淑华就该7400元提出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同理，李淑华认为由熊毅出具收据的26500元应予返还的诉讼请求，因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同样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李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元，由李淑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刘 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杨尚海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