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撤11号原告：张丽萍，女，196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实际居住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灵彦，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克莱（CHIU，HAKLOI），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59年11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为，男，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张丽萍与被告赵克莱、李为合同纠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丽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灵彦、被告赵克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被告李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丽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事实和理由：张丽萍与李为于1998年2月11日登记结婚，因为李为长期包养多名异性，导致婚姻关系在2014年彻底破裂并开始分居。2017年8月，张丽萍首次起诉离婚。在离婚案件审理中，张丽萍发现李为在婚姻关系破裂期间大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包括擅自出售和转移夫妻共有的房产、故意通过贷款恶意转移财产等。为避免自己财产再次被李为擅自处分，在等待第二次起诉离婚期间张丽萍分别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李为名下三套房产提起了确权之诉，并依法对三套房产进行了保全。但这两个诉讼均由于李为拒接法院电话、拒收传票而进展缓慢。2019年5月6日张丽萍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话，方知李为和赵克莱之间发生了诉讼（以下称为前案）并已进入执行阶段；当月9日来法院了解到诉讼以调解书的形式结案，且调解书已生效。根据已有的事实和理由，张丽萍可以充分证明借款纠纷一案存在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张丽萍合法权益的情况。在前案调解及本案审理中，赵克莱与李为均无条件认可对方主张，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纠纷，之所以花费高额诉讼费（107600元）进行诉讼，结合本案审理中发现的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前案是赵克莱与李为恶意利用调解制度，以骗取法院调解书，达到李为多占夫妻共同财产目的的虚假诉讼，张丽萍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确认前案为虚假诉讼，并依法追究李为与赵克莱的法律责任，同时张丽萍保留追究其虚假诉讼罪的权利。前案涉嫌虚假诉讼事实及理由如下：一、调解过程异常顺利。前案调解过程中，李为对赵克莱的诉求及提交的证据均无条件认可，这种双方有意相互配合的诉讼过程，完全不符合正常的诉讼逻辑，也导致法院无法对案件事实进行有效的核实和查证。二、前案中赵克莱提交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1．案件主要证据（赵克莱提交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系非法获取。张丽萍认为，赵克莱在前案审理期间作为主要证据提交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存在重大瑕疵：不仅交易明细没有银行盖章，更有证据可以证明该交易明细是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得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2．前案主要证据（2015年4月19日借款协议）明显系事后伪造。张丽萍于2017年7月收到北京瀚世中阅律师事务所王巍巍律师发出的律师函，律师函中称受“赵克莱委托……告知张丽萍和李为的不还款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但是在前案中，赵克莱在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说明：“原被告双方就借款协议的履行，于2015年4月19日达成新的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三年半，自2015年4月19日2018年10月31日止”。很明显，律师函的内容与起诉状陈述的事实互相矛盾。这个矛盾唯一可以的解释是，2015年4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系事后伪造，是李为与赵克莱为了进行虚假诉讼，恶意串通后虚构的事实。3．赵克莱不能提交借款协议原件（2014年4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赵克莱作为借款人，证明其和李为借贷事实存在并且李为也没有还款的重要证据，就是要提交在2014年4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原件，现在赵克莱无法提供原件，而手中没有借款协议原件的事实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借款已经偿还，所以，前案自认的事实均无证据予以证明。4．本案审理中，存在大量不能自证和不合常理的事实。关于借款金额：不仅借款协议中的金额和实际转款金额无法对应，赵克莱、赵克莱代理律师、李为对此的说法均不一致，且赵克莱代理律师在证据交换时的解释也前后矛盾。关于借款人：从基本常识可以知道，将债务确认为公司债务的风险远低于个人债务，而李为却将实际转款给公司、也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的借款，自认为是其个人债务，结合李为与张丽萍的婚姻状况，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关于借款用途：李为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公司当时有借款800万元的需求。以上事实可以反证借贷不还的自认是虚假的。三、前案参与人员及其他涉案人员均与李为有关联关系。前案中，赵克莱的代理律师来自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该律所主任陈东辉是李为公司的股东。向张丽萍发出律师函的王巍巍律师，与陈东辉是前同事关系。这种诉讼当事人、相关参与人均是熟人朋友关系的事实，绝不仅仅是巧合。将这种朋友关系存在的事实，与以上所有因素综合考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前案及与借款有关的一切操作，都是李为在幕后主导，目的就是通过虚假诉讼，达到在离婚中多占夫妻共同财产的最终目的。四、李为有虚假诉讼的主观动机和恶意转移夫妻财产的客观事实。因李为与多名婚外异性保持包养及同居关系，并在2016年9月与婚外异性生有私生女，2017年8月张丽萍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因李为不同意离婚，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判决驳回张丽萍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张丽萍上诉后于2018年11月12日撤诉，判决生效。由于家庭财产全部掌握在李为手中，在婚姻关系恶化及起诉离婚期间，李为用各种方式挥霍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为保护合法权益，张丽萍在离婚起诉被驳回后，起诉分割夫妻共同房产，该案已经判决并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前案是一起企图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李为利用其与赵克莱有经济往来的事实，通过与相关人员串通，虚构李为向赵克莱借款且一直没有归还的假象，然后以赵克莱的名义对自己提起诉讼，骗取法院的调解书。在此请求法院依法追究李为与赵克莱的法律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公正。李为辩称，事实就是事实，我确实是借了人家的钱没有还。关于张丽萍所述内容，我有以下几点意见：一、我和张丽萍从孩子生下来后就分居了，因为有孩子所以一直没有离婚，包括张丽萍此前起诉离婚我都没有同意。二、借赵克莱钱属实，当时是用于偿还我和张丽萍以夫妻名义办理的抵押贷款。三、张丽萍说我跟赵克莱串通所以那么快达成了调解，是因为我和赵克莱最初约定的借款利息是15%，非常高，后来因为赵克莱看我还不起了和我商量把利息降低了，按照8%算的，这样就省了300-400万的利息。跟赵克莱借款的事情我在2017年的时候跟张丽萍说过，当时张丽萍认为我是骗人的，不相信。前案中为什么跟赵克莱达成一致，因为张丽萍把我所有的资产包括房屋都查封了，我现在没有经济来源，是靠借高利贷活着。张丽萍说我恶意转移资产，我在2017年5、6月份把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我妈名下和我姐姐名下的两套房子都转到张丽萍名下了，我如果要恶意转移房产为什么会把这两套房子转移到张丽萍名下，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我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赵克莱辩称，一、张丽萍说前案调解异常顺利，那按照张丽萍的意见是说李为应该赖账不认才是符合逻辑的吗，所以张丽萍这个理由不成立。李为是一个有信用的人，虽然欠钱但他愿意还钱，而且赵克莱没有要任何抵押就把1000万元支付给李为，说明两个人之间有信任，两个人一直是朋友关系，李为也很珍惜这个朋友，在需要的时候赵克莱肯帮忙，李为非常感激赵克莱。二、张丽萍说赵克莱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是非法获取的，意思可能是没有银行盖章叫非法获取，但是张丽萍也提交了相同的证据，所以其实张丽萍已经证明了赵克莱向李为转账950万的事实。三、张丽萍主张赵克莱的证据是事后伪造的，不知道张丽萍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是事后伪造，因为前案开庭的时候法官核对过原件，而且如果律师函的内容和起诉状的内容互相矛盾，为什么说起诉状的事实是虚假的，为什么不说律师函的内容是虚假的。再有，所谓矛盾是否是根本性的矛盾，是否达到对同一事实根本无法解释的程度。如果是小小的不符是很正常的情况。四、张丽萍提出赵克莱无法提交借款协议原件，这个原件之前已经提交给法院了。五、张丽萍说赵克莱的行为不符合常理，期间张丽萍说了很多婚姻关系中的问题，需要解释的是张丽萍和李为之间的婚姻关系好不好，赵克莱完全是外人，并不知情，所以张丽萍和李为的婚姻情况和赵克莱是否有恶意没有关系。六、张丽萍说前案相关人员都与李为有关联关系，赵克莱和李为本身就是朋友关系，否则不可能不要任何抵押就给李为打入1000万元，而且李为也愿意还款，所以开庭调解都是顺利的，就是因为双方本身就是多年的朋友。对于律师来说，在同一个案件中不能代理原被告双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限制，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任何的问题。至于其他的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争议就是看赵克莱和李为之间的转账是否真实。而且现在审理的案件是赵克莱给李为转钱，而不是李为给赵克莱转钱，张丽萍主张李为有恶意转移夫妻财产的动机跟本案没有关系。张丽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结婚证、（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法院笔录等证据，李为提交了银行借款合同等证据，赵克莱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借款协议、收款证明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4日，本院受理赵克莱诉李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中赵克莱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李为向赵克莱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2．判令李为向赵克莱支付借期内利息430万元，3．判令李为向赵克莱支付逾期利息（2018年10月31日起至李为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息8%计算），4．判令李为承担诉讼费用。该案审理期间，赵克莱与李为达成协议：一、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5月28日止，被告李为分两期向原告赵克莱（CHIU，HAKLOI）给付借款本金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2019年4月28日前给付500万元；2019年5月28日前给付500万元）；二、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4月9日止，被告李为向原告赵克莱（CHIU，HAKLOI）给付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利息合计人民币430万元；三、被告李为如未按期向原告赵克莱（CHIU，HAKLOI）给付本调解书主文第一项的款项，则自逾期之日起另外向原告赵克莱（CHIU，HAKLOI）给付欠款本金数额8%的逾期利息；四、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600元，减半收取53800元，由被告李为负担53800元（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2019年3月27日，本院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并出具（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当日发生法律效力。张丽萍系李为之妻，双方于1998年2月11日登记结婚。（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执行期间张丽萍得知上述事宜，遂以该调解书系赵克莱与李为恶意串通所形成，目的在于恶意侵害张丽萍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张丽萍对于赵克莱向李为付款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主张赵克莱在前案中提交的印证付款情况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起始日期2013年11月1日，终止日期2014年4月30日）是伪造的，实际不存在真实付款行为。为核实相关情况，经张丽萍申请，本院向银行调取了赵克莱相应账户的流水记录，结果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该账户内资金变动情况与赵克莱提交的交易明细相一致，且之后未发现资金回转情形。此外，赵克莱在前案起诉状中陈述其曾于2015年4月19日与李为签订过一份《借款协议》，将原先的债务期限延长到2018年10月31日，并提交了该份借款协议作为证据。本案审理期间张丽萍提交了北京瀚世中阅律师事务所王巍巍律师于2017年7月17日以赵克莱代理人身份向李为、张丽萍发出的《律师函》，其中提到借款未能偿还构成严重违约，敦促李为、张丽萍尽快偿还款项或与赵克莱进行协商，否则将采取诉讼方式追讨。张丽萍主张，如果2015年4月19日的《借款协议》属实，则债务应当于2018年10月底才到期，赵克莱没有理由在2017年7月发律师函进行追讨，其中存在明显矛盾。李为对律师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承认收到该函件，称当时是为了向张丽萍说明确实存在此笔债务故而发函。赵克莱未能对《借款协议》以及律师函之间的矛盾作出合理解释。另，前案审理期间赵克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赵国龙律师以及修凭律师，张丽萍提出，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主任陈东辉与李为同为北京昊为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者熟识。李为承认其与陈东辉相识，且前案中赵克莱聘请的律师由陈东辉介绍。张丽萍另提出，前述王巍巍律师曾经在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前身）执业，与陈东辉是同事。再查，（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赵克莱曾经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张丽萍就同一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后撤回起诉。本案审查期间，经询，赵克莱表示仍坚持认为调解书项下债务属于李为、张丽萍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本案被告赵克莱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本案为涉港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诉讼程序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的准据法。本案系张丽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法律专门规定的诉讼程序，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决定依据内地法律对本案进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殊性在于，原告受限定范围的约束，即必须为既有案件中应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上述第三人包括可以提出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及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本案中，赵克莱一方面提出张丽萍不符合第三人撤诉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另一方面却明确主张涉案债务属于李为与张丽萍夫妻共同债务，且曾经就上述主张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假如赵克莱与李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涉及他人，仅为李为个人债务，则前案与张丽萍无关，在此情况下张丽萍会因不符合前案第三人的身份而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但事实情况与之相反，现赵克莱明确主张该债务与张丽萍相关，则张丽萍符合前案第三人身份，故应当认定张丽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于第三人撤诉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故此，本案应围绕上述事项重点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现有证据显示，张丽萍不知道前案诉讼，符合上述规定之情形，故其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根据张丽萍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前案确实存在一些不符情理之处，比如李为的商业伙伴向赵克莱介绍代理律师；又比如赵克莱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债权债务于2018年10月到期，张丽萍提交的证据却显示赵克莱于2017年7月通过律师发函追讨债务，赵克莱对此未能合理予以解释，但上述情节不能改变赵克莱与李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事实。本案审理期间，张丽萍称赵克莱与李为之间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并主张赵克莱在前案中作为基本证据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是伪造的。为审慎起见，本院根据张丽萍的申请向银行调取了赵克莱账户流水记录，查询结果与赵克莱提交的交易明细完全一致，且经本院审查未发现此后存在资金回转行为。在此基础上，张丽萍一方面认可交易明细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却坚持主张赵克莱存在伪造证据行为，也就是说按照张丽萍的意见，前案中赵克莱“伪造”了一份内容完全真实的银行交易明细。本院认为，张丽萍上述意见明显不具有基本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综上，张丽萍要求撤销（2019）京04民初138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三百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丽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丽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张丽萍、李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赵克莱（CHIU，HAKLOI）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人民陪审员  杨恩凤人民陪审员  杨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石雨冰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