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7146号原告：刘佩梅，女，1943年12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茜，女，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乔世盛，男，1931年9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利，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兼乔世盛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琴英，女，1953年5月7日出生。第三人：乔琴凤，女，1956年2月19日出生。第三人：乔芹清，女，1958年4月25日出生。第三人：乔元征，男，1961年2月8日出生。第三人：乔清杰，女，1964年3月20日出生。原告刘佩梅与被告乔世盛及第三人乔琴英、乔琴凤、乔芹清、乔元征、乔清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佩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茜、张正和被告乔世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利，第三人兼乔世盛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琴英及第三人乔琴凤、乔芹清、乔元征、乔清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佩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北京市房山区××号楼房为刘佩梅与乔世盛夫妻共同财产。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1996年10月10日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原告与被告一直在北京房山区居住生活。1998年12月31日，被告与所在单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燕山××将房山区××号2居室卖与被告，我们于1998年9月11日向单位交付98集资房首付款18641元。在2000年楼房建成交付时，又交付了18315元、维修费1204元，合计交付38160元。之后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产权登记在被告名下，产权性质为私有财产。此后20多年，原告与被告一直在此房居住共同生活。2018年9月被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原告离婚，原告亦同意离婚。经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上述房产以涉及案外人利益为由，要求另案处理。原告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现原告与被告已经离婚。原告认为，被告现居住的北京市房山区××号楼房，系原告与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之财产，依法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予以确认，以便合理分割。乔世盛辩称：××的房屋系被告与前妻（继承人）的共同财产，与原告没有任何财产关系。1996年，××公司为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兴建了××小区。1998年8月，被告根据××公司租用公有住房规定，迁入并继续租用××室。1998年12月，××公司实行房改，允许职工购买原租住的公有住房。被告以标准价每平米938元，按照户籍人口数量、参加工作时间、职务等条件，折算了自己和前妻的工龄等优惠，用自己与前妻多年的积蓄36956元，购买已租公房××室。此时被告虽然与原告结婚，但原告户籍仍在原籍，更不是××公司员工。《北京市××公司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细则47条规定，“夫妻双方或至少男方为××正式职工，并且夫妻双方均具有××地区非农业正式常住户口的可申请购买公司公有住房”，原告不符合购买房改房条件，购买上述房产的依据、出资、工龄折算均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1、对“福利政策”判断标准作为“房改房”权属认定的理论依据。房改房也称已购公房，产权单位将原公房通过优惠的形式出售给已经承租或使用该房屋的职工，职工对其享有部分产权或者全部产权的居住用房。房改房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福利分房，它具有出售对象的特定性、出售价格的非市场性、享受优惠政策的一次性等特殊属性。与商品房的属性截然不同，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因此，判断其权属既不能简单依据出资时间和出资来源，也不能以产权登记时间，而应该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出发，充分考虑国家政策制定的初衷，作出符合现实国情的判断，既要符合法律条文和政策的双重要求，又要做到对当事人权利的公平认定。房改房也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依靠国家政策保障实施的产物，这种政策性优惠福利相当于是对职工一种工资差额的补偿。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但仍属于是财产性权益。职工生前没有实际取得并不能就此否定他对这种财产性权益的拥有资格。根据现行房改政策，房改售房并不因为一方死亡而受影响，在职工去世后，这种财产性权益常常会通过配偶的购买行为转化为房屋形态，将工龄优惠折扣通过房价表现出来。因此，职工去世后，配偶用其工龄折扣购买房改房，房屋产权归属去世职工与配偶共同所有。2、“房改房”权属认定的法律依据。针对房改房的特殊性，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作出了相关规定。根据最高法院2011年11月23日发布《关于对“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建议的答复》，“房改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关于房改房的出售、产权归属等问题，极为复杂。需要在对诸如有关部门相应规定、售房单位的具体意见和情况、房改时是否享受了双方工龄优惠、配偶中的另一方是否因分配该房屋而失去其在本单位另行分房资格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后，才能做出认定”。鉴于本案房屋在购买时折扣了被告及其前妻的工龄，且被告及其前妻均因分配该房屋而失去了其在本单位另行分房资格，根据以上最高法院答复，涉案房屋其中一半份额应依法分割出归被告所有，另一半则属于前妻的遗产，应由其子女继承。同时，《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其孳息和自然增值部分，仍属个人财产。其次，根据建设部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关于××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意见，只要购买房改房时享受了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就一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如果原告分割了被告的房改房，等于参加了二次房改，再一次享受补贴，显然与房改政策及法律规定不符。2013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为由，明文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将对享受已故配偶工龄优惠所购房改房的权属认定依据，由以简单的“房款来源”作为判断标准而被以是否享受“福利政策”的标准所取代。第三，因被告享受了其与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最终以标准价购得房改房的产权，故房屋属于被告与已故配偶的共同财产。对于再婚期间补差获取剩余产权问题，因剩余产权的房款仍是建立在被告与前妻二人共同工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故房改房的购房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仍是被告与已故配偶。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如房款中含有再婚配偶的出资，则其出资视为对被告的垫资帮扶，应按债权关系处理，即再婚配偶的出资不能取得房改房的产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房产无论是购买时还是自然增值后，仍是被告与前妻共同财产。同时，被告以标准价购买房产，根据房改文件规定，购房者并不具有完全产权，××公司拥有此房部分产权（土地出让金）。3、被告的房改房是用自己与前妻积蓄购买。被告与原告婚后口头约定，被告支付婚后生活费，原告退休金自己掌控。实际上，原告当时生活比较拮据，只有很少的退休金。被告与原告婚后生活费支出，完全依靠被告不多的退休金支撑。被告购买上述房产时与原告结婚不足二年，不可能积存近4万元购买房产。购买房产的资金无疑是被告用自己与前妻多年的积蓄支付，也就是用被告婚前财产购买的。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个人财产因物质形态变化所得财产，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为个人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室按照法律、政策的规定，既是被告与前妻的财产，也是用被告与前妻的积蓄购买，该房产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仍为被告与前妻的共同财产，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乔琴英述称：我父母都是××公司职工，按照房改政策，用他们的工龄和积蓄购买的住房。在同时期，原告在××原单位也购买了福利房。原告不是××公司职工，也没有北京的户口，我认为本案房屋与原告没有关系。第三人乔琴凤、乔芹清、乔元征、乔清杰述称：我们的意见与乔琴英相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佩梅和乔世盛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6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1998年12月31日，乔世盛与中国××有限公司签订内部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以标准价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号房屋，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房私字第××号）。该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使用了男方工龄45年、女方工龄12年，合计57年。2018年8月，乔世盛诉至本院，要求与刘佩梅离婚。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京0111民初××号民事判决，准予乔世盛与刘佩梅离婚。刘佩梅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京02民终××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乔琴英、乔琴凤、乔芹清、乔元征、乔清杰系乔世盛与前妻于某（已去世）的子女。本案审理中，刘佩梅对于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乔世盛前妻于某的工龄优惠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除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属于个人财产外，归夫妻共同所有。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刘佩梅和乔世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对此双方并无争议。涉案房屋系以标准价从乔世盛原工作单位购买的房改房，目前，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一方单位购买的房改房产权归属并无特殊规定，故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在购买时乔世盛的前妻已经去世，乔世盛主张涉案房屋系以其婚前积蓄购买且使用了前妻工龄，据此认为涉案房屋系其与前妻共同财产的意见，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房屋的特殊性在于房屋计算价款时使用了乔世盛前妻的工龄。根据房改房政策，在折算价款时使用的该部分工龄具有财产价值。本院认为该部分财产价值与刘佩梅无关，应属于乔世盛婚前的财产权益。涉案房屋包含乔世盛婚前的财产权益，并不影响该房屋属于乔世盛和刘佩梅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该部分财产价值，可在乔世盛和刘佩梅分割涉案房屋时予以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房私字第××号）为刘佩梅与乔世盛的共同财产。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乔世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洪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