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3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华邦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平泉市卧龙镇八家社区。法定代表人：袁振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峰，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栋，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博，男，1984年4月30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河北厚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林，男，196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平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河北厚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林，男，196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平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河北厚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子剑，男，1989年1月8日出生，蒙古族，住平泉市。上诉人承德华邦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管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文博、杨华林、蒋林、刘子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平泉市人民法院（2019）冀0823民初2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邦管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峰、赵国栋，被上诉人余文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被上诉人杨华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被上诉人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被上诉人刘子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邦管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余文博偿还原告为其代偿的借款本息共计10914390.10元及利息（按月息6.525‰计算，时间从2017年9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上诉人杨华林、刘子剑、蒋林每人承担原告代偿余文博借款本息1/6的担保责任，给付上诉人1819065.00元及利息（按月息6.525‰计算，时间从2017年9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罔顾客观、有效证据，对本案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一）判决书“本院认为……华邦管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偿还余文博借款是基于抵押关系，其还款行为不能认定系基于抵押形成。”，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错误。理由有三：1.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第一组计三项证据，主要包括：余文博与信用社的《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保证合同》，上诉人与信用社的抵押担保《借款展期协议》，以及上诉人代为偿还余文博借款本息10914390.10元《信用社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各方均无异议；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基于抵押担保责任，为债务人余文博代为清偿债务的法律事实。2.在上诉人代为清偿余文博借款期间，上诉人与信用社只存在该笔唯一抵押担保合同关系，无其他法律关系。上诉人不是信用社的借款人、债务人。在此情况及上述1.证据事实下，上诉人基于抵押担保责任代余文博清偿债务的事实，已达到法律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认定“其还款行为不能认定系基于抵押形成”无任何客观证据支撑！其罗列的理由大大低于上诉人的证据优势，一审判决反而以此为由作出相反认定，不能排除一审法院存在枉法裁判的可能。3.上诉人作为抵押担保人，在主债务清偿期已经届满而债务人未清偿债务，抵押权人要求实现抵押担保权的情形下，以货币清偿方式代偿主债务，符合法律关于担保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依法有效。一审法院否认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二）判决书“华邦管业公司是10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余文博的借款行为系法定代表人借款，用于华邦管业公司使用，华邦管业公司偿还该借款本息后，以其系该借款抵押人且该借款用于注册资金为由提起追偿权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事实的认定更十分错误。理由有四个方面：1.一审判决书经审理确认事实“2015年11月13日，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借款1000万元，华邦管业公司原财务人员将此款自余文博账户支取后分三笔，分别以交款人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款项来源为注册资金，并以现金缴款方式存入华邦管业公司账户，该1000万元记载为：余文博存入注册资金340万元、杨华林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刘子剑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方对一审法院的上述事实认定均无异议，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事实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此时，被上诉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亲自、完全掌控上诉人公司，上述事实具有原始性、客观性以及被上诉人的事实自认性。上述一审法院认定充分证明：A、余文博是1000万元的借款人和直接使用人；B、其自用340万元，将其中的330万元借与杨华林，将其中330万元借与刘子剑。C、三笔资金以三人名义以支付注册资金的用途汇入上诉人公司。D、上诉人将三笔资金用于经营支付。2.在上述情况下，基于人民币是同类物，根据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上诉人收到并使用了1000万元货币资金，只能证明资金流动、使用关系，不能用此推断出上诉人是信用社该笔10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和实际使用人。客观上，实际借款人是余文博，实际使用人当然是余文博；即便是按照资金的流向寻找使用关系，该笔1000万元的第二手使用人是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第三手使用人才是上诉人；以此类推，该笔1000万元第四手使用人可能是钢材供货商、设备供货商，该笔1000万元第五手使用人也可能是大货车运输司机、劳务工人、餐饮业主……，按一审法院逻辑，他们也应是资金实际使用人，难道他们也是信用社的实际借款人吗？难道也应当承担向信用社还款的责任吗？一审法院按照资金流动情况并跳过余文博等三人去确定借款债务人为上诉人，既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3.余文博与信用社签订的是《个人借款合同》，该1000万资金由信用社直接打入余文博账户。即便是余文博此时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余文博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借款，直接收取借款资金，并自行给付杨华林、刘子剑，其法律特征完全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法律规定，是典型的个人行为。一审法院因为余文博借款时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进而推断“余文博的借款行为系法定代表人借款”，以此搭桥、铺垫，并最终判定该笔债务是上诉人债务，是极其错误的。4.上诉人一审中提起追偿权诉讼的理由，是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余文博承担了担保责任，而不是主张余文博将1000万用于了注册资金。一审法院“…且该借款用于注册资金为由提起追偿权诉讼”是故意混淆关键事实！本案债务人余文博将资金用于何处，不影响上诉人追偿权成立！上诉人对相关资金的使用的陈述和举证是为让一审法院更加清楚事实的真相，是针对被告人的答辩进行的反驳，一审法院将此认为起诉的理由，是错误审判的表现。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向被上诉人主张提起追偿权之诉，被告就原告追偿权是否成立进行抗辩，应是一审案件依法审理的基本程序规定。本案审理中，根据一审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进行法律关系梳理，不难看出：被告对原告的代偿事实和追偿主张并无异议，只是以该资金实际转投到原告公司，继而享有对原告公司1000万元的债权，并以此为基础，主张对原告的追偿权抵消，达到被告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抗辩目的。这是被告的抗辩思路。上诉人认为，本案存在着两个法律关系和两个法律事实：一是上诉人主张的追偿权法律关系及事实；二是被上诉人抗辩的其与原告公司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及事实。后者是独立于前者之外的一种诉求，不再属于前者追偿权的抗辩范围。因此，被告应另行起诉或提起反诉。在被告未提起另诉或反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围绕原告的诉求展开审理。遗憾的是，本案一审中，在被上诉人未提起另诉或反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非但不坚持对原告追偿权诉讼的专门审理，还对被告未起诉的法律纠纷进行了实体审理，已脱离了民事诉讼制度“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程序严重违法，并造成审理的混乱和判决的错误。三、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进行裁判，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所举证据已充分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追偿权依法成立，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上诉人公司欠其1000万元债务的事实，以便实现与追偿权抵消的抗辩目的。纵观一审审理，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公司欠其1000万元债务的法律事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败诉责任。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作出相反的判决，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失去了法院审理的公平性，进而作出了错误判决。在二审庭审中，其补充：上诉状第一部分的第一小点中，除上诉人列举的合同，还有一个上诉人签署的（平泉联社农信抵字2015第54502015407834号）《抵押合同》。余文博、杨华林辩称,本案争议的事实区别于一般追偿权的关键一点是通常追偿权纠纷担保人不使用借款，而本案中，上诉人是案涉贷款的直接使用人。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华邦管业公司注册成立于2014年8月28日，原始股东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公司成立后，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三股东筹集资金，于2014年9月25日，缴平泉市财政局出让土地保证金300万元，2015年4月14日缴平泉市财政局900万元，2015年7月28日缴平泉市财政局260万元，2015年8月10日缴平泉市财政局605万元，上述合计2065万元。这些资金都发生于本案争议的1000万元贷款之前。三股东筹集上述资金缴纳土地出让金后，2015年9月6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公司成立之初，财务管理不规范，未建账规范记载股东交付出资，也未做股东出资的验资手续，但是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出资为非要式行为，因此，没有验资报告并不等同于股东未出资，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费用，就包括了股东的前期出资。华邦管业公司取得国有土地后，需要建设厂房、办公用房等，因此向平泉市信用联社申请贷款，由于公司只有土地没有地上建筑物，贷款人不允许以华邦管业公司作为借款人，当时答辩人余文博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这样就以余文博的名义借款，以上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借款抵押，于2015年11月11日向平泉市信用联社借款1000万元，该笔贷款转入答辩人余文博的个人账户。公司会计李小红建议以这笔借款补作验资报告，以弥补前期不规范的财务外账（也称税务账），因此，2015年11月13日，李小红将1000万元公司贷款，分作三笔340万元、330万元、330万元，全部转入上诉人的公司账户。在会计处理上，将这1000万元贷款，以两种方式同时记账：1.公司外账，也就是税务账，将这1000万元分作三笔，作为三股东的出资，完成验资报告，同时办理了工商登记。2.公司内账中，2015年11月30日，公司现金日记账以第9号记账凭证记载该现金进账为借款1000万元，未按股东出资记账；公司2015年11月30日第11号记账凭证，将这1000万元贷款，借方科目为银行存款，贷方科目为其他应付款，也不是股东出资。这就很清楚了，上诉人收到这1000万元贷款，外账补做股东验资报告，内账记载为公司借款。上诉人将这1000万元贷款，在内账和外账中做了以上两种不同的财务处理，而上诉人抛开这一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民法院反反复复的强调，这笔贷款是三个股东的出资款没错，公司外账确实记为股东出资，可是，这不是全部事实，上诉人只强调了对他有利的一方面，却选择性的故意忽略，甚至否认事实的另一方面。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诉人的片面主张，必然形成无法开解的逻辑错误：1.如果说借这1000万元贷款之前，股东未出资的话，那么土地出让金在这1000万元贷款之前就缴纳了，资金从何而来呢？这就反证了上诉人的主张是错误的。2.上诉人2015年11月30日第1号会计记账凭证中，明确记载实收资本615万元，其中余文博205万元，杨华林205万，刘子剑205万元，上诉人主张三股东以1000万元贷款作为股东出资岂不自相矛盾。另外，上诉人反反复复的强调，这1000万元贷款，借款合同中余文博是借款人，所以，上诉人就说余文博个人借款并非职务行为，这样的主张不诚实、不客观、不可信：1.当时上诉人只有土地，没有厂房，急需资金。2.当时只有土地没有建筑物的企业，不能出名作为借款人。3.余文博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当时的形势，只能以其个人名义借款，以公司土地抵押，否则无法筹措借款。4.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进钢材，信贷业务审批表中批注的借款用途是扩建及进原料，这明显是企业借款而不是个人借款。5.贷款到账后，上诉人的现金日记账记为借款，记账凭证也填写的借款，这就证明上诉人的会计账将这笔贷款作为单位借款，而不是余文博的个人借款。6.上诉人称，余文博以其个人贷款作为股东出资款，可是，余文博出资额只有340万元，另外的两个股东为什么用余文博的个人借款作为其出资呢？上诉人的上诉状对此无法解释，然后就开始杜撰了：余文博自用340万元，将330万元借与杨华林，将另外的330万元借与刘子剑。可是，借款是需要合意的，还需要交付，然后还需要偿还，可是这三个股东之间，既无合意，又无交付，还不需要偿还，那么上诉人的说法不单是虚假，而且是滑稽！只能说上诉人为了自圆其说，异常的发挥了其丰富的想象力！综上，余文博的借款行为系职务行为，所借贷款，用于上诉人经营使用，并不是股东出资。其实，本案争议的关键，归根结底最终还是股东是否交付了出资。对于这一问题，答辩人已经向法庭提交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上诉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来源于股东出资，还有，公司后期经营期间，三股东陆续投入701.4万元，这部分证据有三股东的结算说明，有上诉人会计交给答辩人的一部分会计记账表。上诉人为了否认上述事实，也向法庭提交了一部分会计凭证和收条，试图证明答辩人从公司抽回资金，可是，这些收条并没有银行流水，只是公司会计为了平账而虚填的收条，对比一下上诉人2015年11月30日的内账中的第1号记账凭证，与同日的外账中的第13号记账凭证，就能够一目了然。这样说起来很乱，简单一点就是，三个股东是不是已经交付了出资，进而说明这1000万元是不是股东出资，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上诉人将公司全部账目做个专项审计就清清楚楚了。现在，上诉人既不审计，也不提交公司的全部账簿。而是从公司账簿中选取对上诉人有利的一部分，而公司的财务往来，很庞杂，还涉及冲账、平账、往来账、会计调账、将这些复杂的财务往来肢解，取出其中的某一个片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片段是无法重现事实全貌的，这需要整个的会计演算过程，才能真实的反映出股东出资情况。上诉人既有这样的举证义务，也有这样的举证能力，而上诉人却偏不这样做。然后，答辩人从民法中的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看一下本案的争议。2017年7月12日，答辩人余文博、杨华林，与刘子剑，三个股东将其股权全部转给魏亚民，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现在，如果再让这三个股东偿还这1000万元的贷款，那么就相当于三个股东一分钱也没有收到，就把自己经营起来的公司白白的转给别人，这不公平！2015年11月11日，以公司土地做抵押，借款1000万元。2017年9月7日，上诉人又以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一并作为抵押，贷款2000万元，同时以新贷还旧贷，偿还了之前的1000万元贷款；2018年12月26日，上诉人再次以土地、建筑物做抵押，贷款4000万元，同时以新贷还旧贷偿还了之前的那2000万元贷款。这个过程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借新还旧以后，上诉人剩余约3000万元；第二，借款4000万元时，抵押物估值7018.06万元，这就是企业的资产，三个股东将拥有这么多资产的公司白白的转与他人，有悖于常理，不符合公平合理的民法基本原则。最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多处使用诸如“罔顾法律”“罔顾事实”，甚至指责一审判决为“枉法裁判”，上诉人的逻辑就是，他的一面之词，未得到判决书采信，就指责法院“枉法裁判”，这是对法律的不尊重，是对法院的不尊重，是对法官的不尊重。蒋林辩称，上诉人诉称代偿借款，这与事实不符。2015年11月11日，由于华邦管业公司资金紧张，该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余文博的名义向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以华邦管业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借款抵押。该笔贷款于2015年11月13日分三笔现金存入承德华邦管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金额分别为340万元、330万元、330万元，合计1000万元，也就是，这1000万元贷款已经实际交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将该笔贷款主要用于该公司的工程建设。基于以上事实，答辩人认为：1.本案争议的这笔贷款，借款的目的就是用于华邦管业公司的建设工程，为了解决上诉人的资金紧张才筹措的这笔贷款。2.贷款时，虽然以余文博为借款人，但是，这笔贷款已经实际存入到上诉人的银行账户，由上诉人用于建设工程款的支付，上诉人就是这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上诉人就应当偿还该笔贷款的本息，上诉人偿还借款后，再向答辩人追偿，这没有法律依据。3.答辩人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提供保证担保的还有杨华林、刘子剑、刘青海、李哲婷。在保证合同中，这些保证人并没有约定各自的保证数额，可是，上诉人只要求其中的一个保证人即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还在诉讼请求中划分了各保证人的保证份额，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多个保证人对保证人以外的人承担责任时是不划分份额的，只有在保证人之间相互追偿时才划分份额，本案中，上诉人诉称是抵押人，他并不是保证人，那么，抵押人向保证人追偿时，把多个保证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划分为按份责任，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上诉人诉称的是股东把这笔借款作为出资，这就与答辩人没有关系了，蒋林是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答辩人为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没有为股东出资提供担保，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出资争议，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因此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这是很荒唐的诉请。5.答辩人担保时约定的借款用途是厂房扩建和进原材料，余文博是出名的借款人，如果借款后将这笔借款改变用途作为股东出资的话，就属于改变了主合同内容，答辩人作为担保人，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答辩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刘子剑辩称，同余文博、杨华林代理人意见。华邦管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余文博偿还原告为其代偿的借款本息共计10914390.10元及利息（按月息6.525‰计算，时间从2017年9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被告杨华林、刘子剑、蒋林每人承担原告代偿余文博借款本息1/6的担保责任，给付原告1819065.00元及利息（按月息6.525‰计算，时间从2017年9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邦管业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2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余文博，公司股东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公司章程中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余文博认缴出资340万元，杨华林认缴出资330万元，刘子剑认缴出资330万元，认缴出资于2015年10月10日前缴足，出资方式为货币。华邦管业公司成立后，于2015年8月10日交纳了国有土地出让金605万元，平泉县人民政府向华邦管业公司颁发承平泉国用（2015）第00727号工业用地使用权证书，后取得冀（2017）平泉市不动产权第0003515号不动产权证书。2015年10月30日，余文博向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借款1000万元，用途为扩建和进原材料。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5年11月11日与余文博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至2016年11月10日，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进钢材，借款金额10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266667‰；同日签订保证合同及抵押合同，由担保人刘子剑、杨华林、刘青海、李哲婷、蒋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华邦管业公司以其承平泉国用（2015）第00727号工业用地使用权抵押担保，其中保证合同第五条主要约定：未经保证人事先同意，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债务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保证人仅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对变更前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1月11日，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余文博银行尾号7375账户转款1000万元，2015年11月13日，经华邦管业公司原财务人员李小红将余文博银行尾号7375账户1000万元支取后，分三笔存入华邦管业公司账户，金额分别为340万元、330万元、330万元。2016年11月9日，以借款人余文博为甲方，贷款人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乙方，担保人华邦管业公司为丙方，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借款用途为厂房扩建，将2015年11月11日余文博借款展期四个月，展期后还款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展期后的贷款利率为9.521375%，丙方同意为该展期后的借款提供担保，有关权利义务仍按保证合同及抵押合同的约定执行。华邦管业公司、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在丙方处签字盖章。该借款到期未能偿还。2017年7月12日，华邦管业公司股权发生转让，公司股东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将其持有的华邦管业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魏亚民，股权转让后魏亚民持有华邦管业公司100%股权，由魏亚民任华邦管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后魏亚民将其持有的华邦管业公司100%股权股再次转让给袁振超，由袁振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性质为自然人独资。2017年9月7日，以魏亚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华邦管业公司向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20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6.525‰，并以华邦管业公司冀（2017）平泉市不动产权第0003515号不动产权抵押担保；同日，华邦管业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偿还余文博于2015年11月11日在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息10914390.10元。对于本案双方争议的华邦管业公司偿还的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息10914390.10元，是否用于缴纳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在华邦管业公司的认缴注册资金问题。原被告双方分别向本院提供一本外账和一本内账。据原告提供的外账及相应的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单（回单）、银行日记账等记载，2015年11月13日，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借款1000万元，华邦管业公司原财务人员将此款自余文博账户支取后分三笔，分别以交款人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款项来源为注册资金，并以现金缴款方式存入华邦管业公司账户，该1000万元记载为：余文博存入注册资金340万元、杨华林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刘子剑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2015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第4号记载借方科目为银行存款1000万元，贷方科目为实收资本分三笔共1000万元。外账2015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第9号记载：摘要为借款（余总从信用社借的贷款，借方科目为库存现金1000万元，贷方科目为余文博其他应付款1000万元，并附收余文博1000万元借款收据及余文博2015年11月11日在平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借据。此1000万元用于支付华邦管业公司所欠工程款等。同时依据原告提供的2015年12月21日华邦管业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正股东出资时间为余文博认缴出资340万元，杨华林认缴出资330万元，刘子剑认缴出资330万元，均于2015年10月13日已缴足。据被告提供的内账等记载，2015年11月13日，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借款1000万元，华邦管业公司2015年11月30日第11号记账凭证记载为：借方科目为银行存款1000万元，贷方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合计1000万元，明细科目为余文博个人（信用社）并附据交款人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款项来源为注册资金的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单（回单）复印件三张，同时在该记账凭证上注明：“税务做的注册资金”。被告并提供华邦管业公司现金日记账记载为2015年11月30日借款1000万元（凭证9号），与原告提供的外账中2015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第9号记载一致。被告并向本院提供：1.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三人存入华邦管业公司资金合计1000万元的明细查询，证明三股东前期分九笔缴付出资1000万元，其中2014年9月24日缴付出资250万元、2014年9月25日缴付出资50万元、2014年11月28日缴付出资100万元、2014年11月30日缴付出资100万元、2015年1月13日缴付出资75万元、2015年2月4日缴付出资25万元、2015年4月10日缴付出资400万元；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三股东缴纳注册资金后，于2015年9月6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3.内账2015年11月30日第1号记账凭证记载应付余文博、刘子剑、魏亚平、刘青海、杨东方其他应付款分别为余文博3310325.00元、刘子剑、魏亚平、刘青海1997470.00元，杨东方1000000.00元，总计为6307725.00元，其中贷方科目记载转实收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资本每人205万元，合计转实收资本615万元，另157725.00元以现金形式支付余文博，进而证明原告主张以1000万元贷款做注册资本只是一种财务处理。该记账凭证记载的其他应付款总额6307725.00元与原告提供的外账中2015年11月30日第13号记账凭证记载的其他应付款对象及总额一致，但该记账凭证显示其他应付款总额6307725.00元已通过五笔现金支付形式全部冲出，其中支付余文博现金额为3310325.00元，五笔款实际没有资金往来，就是为平账；4.2017年8月18日，余文博、蒋晨光、刘子剑三人关于投入华邦管业公司资金情况进行结算而签署确认的书面说明（蒋晨光是杨华林的姑爷，是蒋林儿子，他们两个人是一股的，杨华林自己投资没钱之后，由蒋晨光借高息继续投资）,证明三股东后期投资701.4万元；5.2017年9月25日华邦管业公司会计通过微信发给余文博的华邦管业公司会计账目中应付款分户中余文博户下投资明细表，证明余文博在公司注册资金外又投入2842372.76元；6.2017年10月14日华邦管业公司李会计给杨华林、蒋晨光的华邦管业公司会计账目中应付款分户杨华林、蒋晨光户下投资明细表，证明杨华林、蒋晨光在公司注册资金外又投入1647314.00元；7.2018年11月8日余文博与华邦管业公司李会计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内容，证明原告公司确实在分户账中有余文博、杨华林（蒋晨光）投入华邦管业公司的分户账页。8.收据30张，金额8359288.35元，算在余文博放入公司的资本，证明原告没有提交全部的账目，没有提交对被告有利的账目。原告针对被告提出的前期分九笔缴付出资1000万元的主张，向本院提供：1.华邦管业公司2015年4月24日第3号记账凭证；2.2014年9月24日魏亚平汇入华邦管业公司50万元支付清算系统通用凭证、2014年4月26日第8号记账凭证、2014年12月1日华邦管业公司还魏亚平50万电汇凭证；3.2014年9月24日余文博汇入公司100万元支付清算系统通用凭证；4.2014年9月24日杨东方汇入华邦管业公司100万元支付清算系统通用凭证、2015年11月11日杨东方的收据，华邦管业公司还杨东方100万；5.2014年9月25日刘青海汇入华邦管业公司50万元支付清算系统通用凭证、2015年11月11日刘青海出具的收到华邦管业公司50万元还款的收据；6.2015年4月26日第6号记账凭证记载余文博、刘子剑各汇入华邦管业公司100万元、2014年11月28日刘子剑汇入华邦管业公司100万元的银行汇款单、2015年4月26日第9号记账凭证、2014年12月15日华邦管业公司还给刘子剑50万的电汇凭证、2015年11月11日刘子剑收到华邦管业公司还款597400元的收据；7.2015年4月30日第23号记账凭证、2015年4月10日王志学向公司汇款400万的银行汇款回单、平泉市人民法院（2018）冀0823民初521号民事判决书，华邦管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8.2015年4月26日第10号记账凭证余文博从华邦管业公司支取101万元的记账凭证、2015年3月30日从华邦管业公司支取120万元的电汇凭证、2015年11月11日余文博出具的收到华邦管业公司3310325.00元的收据。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所述2014年9月24日注册资金分三笔到位250万与事实不符。其中，50万元是魏亚平所交，华邦管业公司已偿还，100万元是杨东方所交，华邦管业公司已偿还，余文博所交100万是借款，不是注册资金，华邦管业公司已偿还。被告所述2014年9月25日其缴纳注册资金50万不是事实且华邦管业公司已偿还该借款。被告所述2014年11月28日，被告缴纳注册资金100万，与事实不符，该资金刘子剑以借款汇入，且华邦管业公司已偿还。被告余文博所述2014年11月30日所交100万是注册资金不是事实，该笔资金以借款方式汇入，华邦管业公司已偿还。余文博非但没有在争议资金之前向华邦管业公司缴纳注册资金，反而欠公司资金近三百万元。被告所述2015年4月10日，其缴纳注册资金400万元与事实不符。该资金不是被告所交，已由华邦管业公司偿还第三人。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综合上述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质证意见，华邦管业公司在财务处理上存在内账与外账，从双方举证情况分析，双方提供的财务账目并不完整，有些财务账目记载有违常理，且内账与外账存在明显不同既使原告提供的外账对同一笔款项也作出了不同的财务记载。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借款1000万元贷款打入余文博账户后，经华邦管业公司原财务人员2015年11月13日已经打入华邦管业公司账户，其中从余文博账户支出剩余额9930000.00元（2015年11月11日打入1000万元后，至2015年11月13日已支出70000.00元），从华邦管业公司账户支取70000.00元补足，其用途，华邦管业公司外账进行两笔记入，其中一笔记账凭证记载为余文博存入注册资金340万元、杨华林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刘子剑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并附三股东现金缴付注册资金缴款单原件，同时进行华邦管业公司章程股东出资时间修改案，另一笔记账凭证记载为其他应付款1000万元，同时在银行日记账中记载为余文博存入注册资金340万元、杨华林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刘子剑存入注册资金330万元，在现金日记账中记载借款1000万元。华邦管业公司内账记载为其他应付款1000万元，同时在该记账凭证上注明：“税务做的注册资金”，并附三股东现金缴付注册资金缴款单复印件。华邦管业公司成立后，因需大量建设资金，华邦管业公司现有部分财务账显示股东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三个股东及杨华林女儿杨东方，女婿蒋晨光，刘子剑父母刘青海、魏亚平均投入公司大量资金，华邦管业公司提供的现有部分财务账显示通过电汇、收据等对这些投入资金进行了偿还，其中被告方对2015年4月10日王志学向公司汇款400万元由华邦管业公司承担了还款责任未提出异议，其中原告举证证明的华邦管业公司还款给余文博的120万元注明为公司占地补偿款，被告提供的内账2015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记载应付余文博、刘子剑、魏亚平、刘青海、杨东方其他应付款总计为6307725.00元，其中贷方科目记载转实收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资本每人205万元，合计转实收资本615万元，另以现金形式支付余文博，该记账凭证附向余文博还款157725.00元收据一张，此记账凭证记载的其他应付款总额6307725.00元与原告提供的外账中同期记载的其他应付款对象及总额一致，但外账记账凭证显示其他应付款总额6307725.00元已通过库存现金支付形式支付，所附五张收据其中支付余文博现金额达3310325.00元，支付刘子剑现金额为597400.00元，支付魏亚平现金额为900000.00元，支付刘青海现金额为500000.00元，支付杨东方现金额为1000000.00元。依据原告方举出的部分相关财务账目，股东余文博投入公司200万元，而其从华邦管业公司支款达550万元。据被告余文博提供的至2017年9月25日华邦管业公司会计账目中应付款分户中余文博户下应付款余额为2842372.76元，自2015年11月30日至2017年10月14日，华邦管业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账中杨华林、蒋晨光户下应付款为1647314.00元。2018年11月8日余文博、蒋晨光、刘子剑三人签署说明：除原始股金外投入华邦管业公司资金分别为209.46万元、170.34万元、321.60万元，合计701.4万元，及被告提供的收据30张，虽有经手人签字，大部分收据有出纳齐亚杰签字，但无华邦管业公司公章，未提供上述投入的相关财务账目记载。上述财务的收支，被告称余文博的个人银行卡和身份证由会计管理，有的借款余文博找人借的，又通过其账户还上，部分支款没有资金往来，就是为平账，部分支款转出后，又转回公司，原告只提供转出账，未提供转回账。据此，本院认为，对双方争议的款项非经对华邦管业公司全部财务账进行审计，无法进行确认。原告华邦管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裁定冻结在平泉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平泉市人民法院（2018）冀0823民初1606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的由魏亚民给付余文博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查封余文博坐落于承德市开发区房屋，原告为此支付诉讼保全费5000.00元；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裁定冻结在平泉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平泉市人民法院（2018）冀0823民初723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的由魏亚民给付刘子剑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冻结金额为500000.00元，原告为此支付诉讼保全费30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出资额，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华邦管业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登记成立时，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余文博认缴出资340万元，股东杨华林、刘子剑各自认缴出资330万元，认缴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前缴足；从华邦管业公司注册登记到筹建公司，包括交纳土地出让金、基建、购置设备等，发生了相当大的投入，这些投入资金的收取、支付，双方提供的财务账并不完整，相应的记载不一致，在被告提供的内账2015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有应付款转实收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资本615万元的相应记载；2015年11月11日，华邦管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余文博以自己的名义借款1000万元，后经华邦管业公司财会人员将此款转入华邦管业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支出。对此，华邦管业公司账目记载不一致，外账将该款项分别记载为注册资金，同时记载为其他应付款，在内账其他应付款记账凭证上注明：“税务做的注册资金”；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应以个人自有资金作为出资，将余文博以个人名义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借款1000万元，作为三个股东对公司认缴的注册资金，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华邦管业公司记账凭证所记载的注册资金未依法向股东出具出资证明,华邦管业公司章程修改案系应相关财务记账方式引发；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华邦管业公司仅提供的是物权抵押担保，华邦管业公司偿还余文博借款时，华邦管业公司股权已全部发生转让，华邦管业公司用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借款偿还余文博借款，华邦管业公司对该笔借款的性质应该是知道和认可的，且华邦管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偿还余文博借款是基于抵押关系，其还款行为不能认定系基于抵押形成。综上所述，华邦管业公司财会人员向华邦管业公司转款的银行凭证等将款项性质写为“注册资金”，该记载不能认定案涉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款项性质的依据，尤其是当其与华邦管业公司账册记载不一致及股东未增资而在账册中又记载三股东另笔出资615万元的情况下。华邦管业公司是10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余文博的借款行为系法定代表人借款，用于华邦管业公司使用，华邦管业公司偿还该借款本息后，以其系该借款抵押人且该借款用于注册资金为由提起追偿权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邦管业公司章程修改案载明注册资金1000万元已于2015年10月13日缴足，并依此股权发生了全部转让，如涉及股东实缴出资问题，应属另一法律关系。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承德华邦管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华邦管业公司成立时章程规定，认缴出资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前缴足。从华邦管业公司注册登记到筹建公司，为交纳土地出让金、基建、购置设备等，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均投入大量资金，但双方提供的财务账并不完整，相应的记载亦不一致。因公司经营困难，2015年11月1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文博以自己的名义借款1000万元后，公司财会人员将此款转入华邦管业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支出。对此，华邦管业公司外账将该款项分别记载为注册资金，同时记载为其他应付款。在内账中，将争议的1000万元贷款，记入的科目为银行存款，贷方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同时还注明“税务做的注册资金”，这与上诉人银行日记账记载的2015年11月30日借款1000万元相印证；也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余文博及其他股东们的陈述相一致。华邦管业公司记账凭证所记载的注册资金未依法向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且被上诉人提供的内账2015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有应付款转实收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资本金615万元的相应记载。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魏亚民后，华邦管业公司用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借款偿还余文博借款，且魏亚民持股期间并未提起追偿权之诉，本次诉讼是在魏亚民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后，能够认定余文博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华邦管业公司是这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一审法院认定华邦管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偿还余文博借款是基于抵押关系，其还款行为不能认定系基于抵押形成并无不当。华邦管业公司上诉提出其一审中提起追偿权诉讼的理由，是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余文博承担了担保责任，而不是主张余文博将1000万元用于了注册资金。而其同时又主张“实际借款人是余文博，实际使用人当然是余文博；即便是按照资金的流向寻找使用关系，该笔1000万元的第二手使用人是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第三手使用人才是上诉人”。华邦管业公司认为该笔1000万元的第二手使用人是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本意还是余文博将1000万元用于注册资金。结合一、二审庭审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虽然华邦管业公司财会人员向公司转款的银行凭证等将款项性质写为“注册资金”，但在该记载与华邦管业公司账册记载不一致及股东未增资而在账册中又记载三股东另笔出资615万元，其不能认定案涉余文博在平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款项性质。余文博借款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用途是购买钢材和基建，其出名借款并存入公司账户，华邦管业公司是实际使用人，其与余文博并非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公司与内部员工的劳动关系，华邦管业公司无权向余文博追偿，余文博亦无需提出反诉。同时华邦管业公司作为实际使用人，在偿还银行借款后，向担保人杨华林、刘子剑、蒋林追偿并要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余文博、杨华林、刘子剑是否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华邦管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286.00元，由上诉人承德华邦管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亚秋审判员  张认众审判员  孙琳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立娟书记员顾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