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7677号原告：宁某1，男，194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宁某2，男，195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巧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宁某3，男，194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宁某4，女，195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以上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某2，同被告宁某2。原告宁某1与被告宁某2、宁某3、宁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某1，被告宁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娟、叶巧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宁某3、宁某4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宁某2支付原告12万元；2、判令被告宁某2支付原告65万元定向安置房房款；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宁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宁某5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初婚，婚后共生育四名子女，分别为宁某3、宁某1、宁某4、宁某2。宁某5于1994年10月18日死亡销户，王某于1998年12月26日死亡销户。宁某5、王某死亡时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1995年8月16日，面临母亲住地第三次拆迁动员，恰逢母亲突发重病瘫痪在床，尤其出现为照看赡养母亲推诿、扯皮问题，经宁某2提议，兄妹四人协商同意，签订了赡养与拆迁补偿挂钩的《赡养老人协议书》。2015年春节，兄妹四人一年一度聚会时，盯着拆迁、1998年10月18日母亲去世后房主、户主宁某2宣布同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达成拆迁协议，并按《赡养老人协议书》原则和约定，对其口头谎称的436万元进行四人均分，每人应分109万元，但每人少分12万元。当时，我提出看拆迁协议书时，宁某2说由于给了人家几万元好处费，才使拆迁费达到436万元之多，所以人家没有给开。时隔两年，偶遇旧时邻里方知，拆迁时凭户口还可获得定向安置房。按规定定向安置房所需购房款全部由开发商从被拆迁人应拆迁补偿款中代扣代购完成，无须本人操心。回想后来得知宁某2申领申购了三套定向安置房的实情，可以断定三套定向安置房至少被开发商从我家应拆迁补偿款700-800万中先行代购代扣除了约260万元之多。2015年春节聚会宁某2口头上向大家宣布的给了436万元的补偿款是谎言。发现以上情况，深感严重，本人就此先后走访了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北京市西城区住宅和建设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并通过发函以上信息公开主管部门，通过获取的北京住建委自2000年沿用至今的《北京市西城区定向安置房调配使用管理办法》系列配套文件及京政函【2001】《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助费有关规定的批复》109号文件，确认了定向安置房的运作流程和由开发商事前代扣代购的说法。对于以上三套定向安置房问题，近期我与其理论与辩争，宁某2不是支支吾吾、装聋作哑就是矢口否认，进行搪塞。近日干脆不接电话。位于西城区xx号原公房一间，原是我四叔之子宁某6承租，1986年、1987年左右承租人变更为我本人，通过我的自建房和我换的，同时置换来三间自建房。我和宁某6共同出具了一份说明书交给了房管所。当时我住单位分的宿舍，该处房屋交由父亲宁某5、母亲王某共同居住，宁某3因为没地方住也在该地居住。宁某3也有可能将其本人变更为承租人，但我不清楚。1994年父亲去世后，我搬回xx号承租房居住直至2015年拆迁，这期间也一直都是我交纳租金。本次诉讼才得知后变更为宁某2承租。被告宁某2辩称：原告所述的家庭关系、父母死亡情况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xx号院从1994年11月2日开始承租人是宁某2，宁某7是宁某3之子，其于2001年迁入该房屋。2015年2月11日该房屋拆迁，当时该房屋户口上只有宁某2和宁某7。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拆迁范围不包括三间自建房。2015年2月11日周家大院拆迁，宁某2获得拆迁款436万，给了宁某748万，因为宁某7一直在办理拆迁事宜比较辛苦，给了宁某3、宁某1、宁某4各97万。xx号院在拆迁时属于宁某2的财产，原告没有法定理由获得该房屋的拆迁款。被告宁某3、宁某4辩称：xx号房屋是公租房，1994年该房屋的承租人父亲宁某5去世。去世前，宁某5留下遗嘱把这个房子留给宁某2，宁某2享有这房子的一切权利。母亲王某也在场，赞同父亲的主张，这是父母的共同心愿，兄妹三人也没有争议。1994年宁某5去世后，xx号房屋户口本上仅剩下宁某2一人，其他子女三人户口早已迁出，各自成家有住房。宁某2本人带着户口本、房屋租赁合同顺理成章办理了承租人变更，自1994年成为该房承租人，按月交纳房租，直到2015年拆迁。王某自1988年起不能自理一直住康复医院，至1995年医院不再收治，需要接回。宁某2提出签订赡养协议，拿出房屋本属他自己的权益，谁赡养谁受益，但这是国家财产。2015年春节的家庭会议，宁某2作出赠与决定，赠与宁某748万元，其户口享有一套指标房归其所有。基于当年激励大家赡养母亲，承担义务，分别赠与宁某3、宁某1、宁某497万元。赡养老人协议书废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宁某5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四名子女，分别为宁某3、宁某1、宁某4、宁某2。宁某5于1994年10月18日死亡注销户口，王某于1998年12月26日死亡销户。1995年8月16日，宁某1、宁某2等签订《赡养老人协议书》，约定：“一、赡养父母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王某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失去自理能力，为此王某子女四人经协商决定共同承担义务，轮换赡养母亲。二、经协商子女四人一致同意如下轮换期限和顺序……三、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困难不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四、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困难变更中断轮换顺序，如有极特殊情况须经子女四人协商解决。五、北京市宣武区xx号南房两间（一间为自建）系母王某所有，其继承权为子女四人所共有，子女中凡出现不赡养或中断赡养或要求变更赡养母亲者，除受到法律追究外，其对房屋全部有关的权利将自动消失。六、子女四人一致同意建立母亲养老基金，每人出资2000元，计8000元存入银行。七、该基金只有如下情况下有权使用：1、紧急情况下的入院治疗。八、该基金随母亲轮换转移而转移。九、周家大院房屋租赁契约、准住证随母亲轮换转移而转移。十、每人每月向赡养人提供100元钱，用于赡养费用。”2001年8月7日，北京市宣武区椿树房管所（甲方）与宁某2（乙方）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住宅坐落宣武区xx号，住宅状况北1间，租期自2000年4月1日始至2003年3月31日止，乙方签字处签署“宁某1代”。2015年2月11日，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甲方）与宁某2（乙方）签订《购买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筒子楼）协议书》，约定甲方经批准出售宣武区xx号平房，乙方自愿购买上述住房。同日，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宁某2（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诉讼中,本院到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就本案拆迁情况进行核实，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称：宁某2一家与其公司仅签署一份拆迁协议，协议外另有300余万元补助款、2套安置房指标，补偿款共计438万元。协议约定款项外的补助款和安置房指标属于双方协商确定的结果，2套安置房指标根据被拆迁人的申请由公司报到政府相关部门，经审批后确定为宁非、宁某7。宁某2一家没有给付补偿的自建房，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符合安置补偿拆迁条件的自建房需要同时满足自建房内有单独立户的户口，且拆迁区域内外不能有其他产权住房。宁某2一家的拆迁利益补偿的就是拆迁协议约定的公房一间。上述事实，有证明信、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协议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原告主张的拆迁利益并非宁某5、王某的遗产，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50元，由原告宁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