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2911号原告：李毓，男，汉族，生于1985年10月17日，云南省昭阳区人，住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楠,云南俊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云南义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盘龙区麻线营村广瑞中心15层15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589612439X。法定代表人：黄圣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才兵，云南建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李毓与被告云南义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楠、被告云南义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才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应得劳动报酬以及原告垫付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0939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11月30日，被告义博公司与彝良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签订了《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均在合同上盖了公司公章，约定信用社将其位于彝良县角奎镇教育路的业务部经营用房室内外装修工程（工程项目编号：ynx1-2017-GCL09)承包给被告义博公司进行装修施工，签约中标价为1059963.04元。被告义博公司当时的名称是云南义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变更为云南义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又于2018年2月1日变更为云南义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当日，义博公司派出代表徐泰坤以公司名义将该工程转包给原告李毓进行实际施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是以口头合同的形式约定。双方约定原告为被告义博公司管理施工此工程，所用工人工资及材料设备款均以实际花费价款计算，由被告义博公司额外支付人民币30000.00元给原告作为管理报酬。于是，原告招用大量工人对该业务部经营用房进行施工作业，包括木工、电工、泥工、焊工、石工、玻璃工、漆工等各类工人，并采购施工所需材料及设备设施。原告组织工人及材料设备于2017年12月1日进场施工，并于2018年5月完工,信用社验收后于2018年6月开始正常营业。因被告拖欠原告工人工资及材料款项，原告诉至彝良县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义博公司支付了除原告外的工人工资30余万元。在2019年3月15日，庭审当日，被告认为原告所持义博公司公章是虚假的，遂到彝良县角奎镇派出所报案,原告于当日将该公章交给派出所，并在法官建议下申请撤诉，等待派出所调查结果。但是,被告义博公司在报案后，至今仍拒不配合派出所调查,不提供工商登记的公章给派出所比对，原告认为，原告于报案当日将公章交给派出所，已履行配合调査的义务，而被告不配合调查的行为说明被告以公章虚假为由的抗辩以及报案，均是为了拖延支付原告款项的时间，在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认可原告提交的盖有公章的证据的效力。时至今日，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原告应得的劳动报酬以及原告替被告义博公司垫付的材料、设备款项。其中包括原告工作五个月的应得工资24440.00元（以云南省2017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每年58667.00元计算），铝板材料12980.00元，木材款35919.00元，创炜电器设备款15390.00元，彝良新艺城广告公司材料款20669.00元，合计：109398.00元。综上所述，被告拖欠款项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向原告支付报酬及原告垫付款共计134554.00元。被告义博公司辩称，原告李毓与被告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并不是被告的职工，被告不欠原告任何的劳动报酬。基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务关系，被告也不欠原告的任何报酬，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原告李毓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被告工商登记查询表，证明原、被告的身份；2.《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被告与信用社于2017年11月30日签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信用社将其位于彝良县角奎镇教育路的业务部经营用房内外装修工程承包给被告义博公司进行装修施工，签约中标价为1059963.04元，并由双方加盖公章；3.《劳务施工合同》，证明原告李毓以项目部管理站的身份在徐泰坤的授权下以义博公司工地管理员的身份与侯登平等工人签订《劳务施工合同》，并约定了相关工种工人的劳务费用；4.创炜电器销售单、电器设备出厂检验报告、收据。证明原告为装修工程购买电器电线等设备花费15390.00元。已由李毓支付；5.彝良县新艺城广告公司营业执照、彝良县新艺城广告公司材料单、收条。证明原告为装修工程购买相应材料及工时花费20669.00元，已由原告李毓支付；6.材料欠款单、欠条。证明原告为装修工程购买铝板及钢板合计花费12980.00元，已由原告李毓支付；7.昭通市昭阳区旭谊木业经营部销货清单、欠条。证明原告为装修工程购买木业相关材料合计花费35919.00元，已由原告李毓支付；8.对账单，证明昆明创炜电器昭通分公司发给彝良县角奎镇信用社的，要求信用社支付安装在信用社的电器款项，经手人是原告，并且盖了义博公司的章，原告作为管理者对外购买材料，并且签字；9.民事调解书、产品订购合同，证明万象灯饰城因欠款诉至昭阳区法院，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也陈述了原告装修信用社的办公楼，原告在万象灯饰城购买材料，后面双方调解达成的金额是25156.00元；10.（2019）云0628民初46号民事裁定书。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三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0的三性没有意见，并且原告已经起诉了三次了。被告义博公司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彝良县公安局受案回执，证明因为原告2018年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出示的有部分证据盖有公司公章，但是公司公章并没有将公章交给任何人，所以公司进行报案以后，彝良县公安局2019年3月15日进行了受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这份回执三性没有异议，但是没有结果。为查清案件的事实，本院依职权出具了下列证据：12.询问李毓笔录，主要内容：义博公司的徐泰坤聘请我来装修信用社的用房。我与徐泰坤之前是朋友关系。我看见徐泰坤代表义博公司与彝良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因为之前我装修过昭通的信用社，有装修经验。徐泰坤就聘请我来帮忙装修信用社，就说喊我管理哈，材料、工人的工资就是实报实销。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正常进行的，后来徐泰坤就说没有钱了，让我垫点钱出来。我就垫钱出来了。后来工程还没有做完的时候徐泰坤就联系不上了。我就觉得徐泰坤是义博公司的管理人员，但是具体徐泰坤与义博公司是什么关系我就不清楚了。我与义博公司没有劳动合同，我与徐泰坤之间是没有劳动合同。诉状上起诉的及我变更诉讼请求的金额的性质是有2万多元的工资，其余是我垫付的材料费。我向法院提交了几份工人的施工合同，都由徐泰坤盖了义博公司的章在上面的。这些工人都是我喊来的，那几份合同的工资义博公司都是支付掉的了。义博公司差我2万多的工资，具体多少要问律师，当时想写3万多的，但是又没有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2是我说的。被告对证据12三性没有异议，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任何关联，被告义博公司不欠原告任何劳务费及材料款。本院认为，证据1被告无异议，予以采信，能证明原、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系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不属本案审查范围；证据3与本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4、5、6、7、8系孤证，不能证明装修公司等是否提供货物、提供货物数量，及所列款项是否真正支付、是否应由被告支付等均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不予采信；对于证据9，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对案件事实所认可不能作为案件事实引用，且该调解书中所述事实系原告的陈述，没有查明的事实，故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证据10系原告起诉后又撤诉，并未经实体处理；证据11系公安机关出具，能证明2019年3月15日报称的李毓私刻其公司的公章一案派出所已受理；证据12系原告陈述，但该陈述与诉状多处矛盾。综上，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8年9月12日，原告李毓以与本案被告及彝良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起诉后，申请撤诉，本院准许其撤诉。2019年1月7日，原告李毓以与本案被告及彝良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装饰装修合同起诉后，2019年3月15日开庭当天，被告以李毓私刻其公司的公章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李毓当即申请撤诉，本院准许其撤诉。彝良县公安局角奎派出所向苏才兵出具受案回执载明：你单位于2019年3月15日报称的李毓私刻其公司的公章一案我单位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彝公（角）受案字［2019］186号）。本案被告名称原为云南义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1月变更为云南义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又于2018年2月1日变更为云南义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诉讼中，原告李毓将起诉案由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并补缴了案件受理费。经征询被告意见，对原告变更后的案由不需要举证期限。本院认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劳动报酬所发生的纠纷。该纠纷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原、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劳动报酬结算欠条、也未经仲裁程序。原告庭审中将主张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广义的劳务合同是指以劳务为标的的合同，即一切与提供劳动服务（即劳务）有关的协议，如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保管合同、雇佣合同。故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本案中原告对于起诉的事实和请求前后陈述矛盾。原告在向本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称“义博公司派出代表徐泰坤以公司名义将该工程转包给原告李毓进行实际施工”，在庭审中原告称该工程是徐太坤委托原告去找工人及购买材料。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徐太坤具体是什么关系，是承揽合同还是转包关系等不明确；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徐太坤与被告是什么关系；最关键的是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报酬在民事起诉状第一页“其与徐泰坤约定由被告公司支付管理报酬30000.00元”，在第二页中又“以2017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24440.00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侵权案件中涉及人身伤害赔偿，权利人主张误工等损失时不能提供收入证明的情况下可以从事的相关行业工资标准计算，但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则应依当事人约定支付报酬。故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应支付其30000.00元管理报酬的相关约定的依据，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其劳务报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垫付材料费等请求，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与被告形成劳务合同产生的费用,故对其该请求也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91.00元，减半收取1495.50元，由原告李毓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代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