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2民初4643号 原告：张大刚，男，193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代理人：杨婷，女，199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系原告张大刚之外孙女。 被告：李维林，男，1974年5月19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告：贵州昌达清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住址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文峰办事处黔金路环卫站内。 法定代表人：何霆，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进，贵州宗庭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310310313。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况颖，贵州宗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713011110688。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路与观山西路北角中天会展城TA-1栋5层（5-1至5-9）。 负责人：何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锟，男，198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系该公司员工。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贵州兴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坝镇（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邓步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汶，男，199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住重庆市万州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权限为一般授权。 原告张大刚与被告李维林、贵州昌达清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昌达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樊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被告昌达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申请追加贵州兴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兴国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本院予以追加。被告兴国公司于2019年9月4日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黔0522民初4643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贵州兴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案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大刚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婷、被告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廖进、况颖、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锟、被告兴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汶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维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后原、被告于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出两个月的庭外和解，时间自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2月23日，本院予以准许，庭外和解期限内，原、被告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大刚诉称：2019年4月14日，原告驾驶普通三轮摩托车从行政中心方向沿迎宾大道往世杰中学方向行驶，6时47分许在途经黔西县处从行驶方向中间行车道右转弯时，与同方向行驶的被告李维林驾驶的被告昌达公司所有的环卫清洁摩托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被告李维林与同事将其送往黔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因病情严重，黔西县人民医院建议转上级医院治疗，原告子女得知此事后，立刻将原告转院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转院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二天，被告昌达公司安排2名员工赶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原告并给原告垫付医疗费30000元，现原告已出院，共计住院55天（其中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35天，黔西县人民医院住院20天）。这次交通事故经黔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522423120190000128号认定书认定：原告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李维林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并且被告昌达公司所有的三轮车经属性鉴定属于机动车。综述，被告李维林系被告昌达公司员工，其驾驶的三轮保洁车系被告昌达公司所有，该车在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据此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对原告的赔付。被告昌达公司所有的三轮车经属性鉴定为机动车，然而被告昌达公司所有的三轮车未购置交强险，仅仅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昌达公司作为本次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投保义务人，未购置相应的交强险，按照规定，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122000元的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损伤超出被告昌达公司先赔偿的122000元，多出的部分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赔偿。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共计146622.65元（含医疗费141359.65元（含担架费、必须物品）、住院伙食补助费5500元、营养费5500元、护理费6545元，被告依照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承担30%的责任）。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张大刚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张大刚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 2、被告李维林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李维林的身份信息； 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用以证明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以及责任划分； 4、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费票据、住院明细项目汇总表及必须物品费用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在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5天、花费医疗费133222.86元，担架费以及必须物品费用390元； 5、黔西县人民医院收费票据，住院费用清单，用以证明原告在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当天到黔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天，花费医疗费6186.79元； 6、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病程记录、住院病案、黔西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用以证明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受伤情况； 7、机动车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本次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均属机动车，须购买交强险； 8、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单，用以证明本次事故发生时，被告昌达公司已为其所有的车辆在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投保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被告李维林在答辩期限内未发表答辩意见，亦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被告昌达公司辩称：1、被告李维林驾驶的涉案保洁车（涉案电瓶车）系我公司所有，被告李维林系我公司聘请的员工，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被告李维林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我公司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无意见；2、被告兴国公司作为涉案保洁三轮车的生产厂家，将该电瓶车附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作为非机动车对外销售，我公司购买该电瓶车时，其合格证上载明为电瓶车，购买保险时，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也是按“非机动车”予以承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从我公司购车到投保乃至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时，我公司只知晓该车系“非机动车”，我公司并无必须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且我公司投保时，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作为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也认定该保洁三轮车为“非机动车”而不予承保交强险。现该三轮车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我公司认为，该车被鉴定为属于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以及未投保交强险，系被告兴国公司及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不予承保交强险所导致，并非我公司不履行投保义务，我公司对此并无过错。因此，即使法院按照交强险先予赔付的原则处理本案，也应当判决由兴国公司和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按照事故责任比例，由原告张大刚承担70%，我公司承担30%；3、原告受伤后，我公司为其垫付了医疗费30000元，请求人民法院在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在我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扣减后，所剩部分判决由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直接支付给我公司。 为支持其抗辩理由，被告昌达公司在举证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法人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昌达公司的企业信息； 2、预交款收据2张，用以证明事故发生被告昌达公司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30000元； 3、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用以证明涉案车辆并未注明属于机动车，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在承保时也未能识别该车系机动车，为此我方未购买交强险并无过错； 4、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单，用以证明被告昌达公司已就涉案车辆向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投保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依法应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在责任保险限额内先予赔偿。 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辩称：1、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被告昌达公司在我司投保保险为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2018年9月12日0时起至2019年9月11日24时止。该保险车辆系非机动车，保险为商业保险，不是机动车强制保险，故该案不适用机动车强制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若该车辆鉴定系机动车，与我司承保险种不不符，该肇事车辆未在我司投保任何机动车相应险种，我司依法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讼请求；2、若该车辆鉴定系非机动车，我司依法在承保限额内分项承担赔偿责任。（1）该保险医疗费限额10000元。根据原告诉请金额，按责任比例应获赔偿医疗费金额已超过保险金额，我方仅承担10000元医疗费，其余部分应由被告昌达公司与原告按责任比例承担；（2）担架费、必须物品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我司不予认可；（3）住院伙食补助费按责任比例承担1650元；（4）营养费，若有医院注明需要加强营养或相应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我司予以认可，但诉请过高，应按50元/天计算，我司依照责任比例承担825元；（5）护理费我司按照责任比例承担1963.5元。 为支持其抗辩理由，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在举证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 被告兴国公司辩称:我司向被告昌达公司销售的电动三轮车本身就属于机动车范畴，而被告昌达公司故意将涉案车辆合格证上载明的“电动车”曲解为非机动车范畴，以其只知晓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为由未投保交强险是被告昌达公司为了逃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及2012年9月1日期实施《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对机动车范畴有明确规定，我司在向被告昌达公司交付车辆时一并交付了车辆合格证，车辆合格证上明确载明的各项技术标准均符合上述法规对机动车范畴的规定，因此被告昌达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范畴。所以，被告昌达公司未对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是其自身原因导致的，与我司无关。 被告兴国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昌达公司对第1至8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4组证据中的医疗费，其已为原告垫付30000元，应该予以扣减，对第7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在鉴定意见未作出以前，并无证据证明该车属于机动车，需要购买交强险，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对第1、2、3、4、5、6、8组证据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有异议，意见与被告昌达公司一致，被告兴国公司无异议。被告昌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对第1、2、4组无异议，对第3组有异议认为涉案车辆系经交警部分委托鉴定属机动车，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未购买交强险的法律责任，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兴国公司无异议。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经过鉴定涉案车辆属机动车，被告昌达公司、兴国公司无异议。 经认证，原告提交的第1、2、3组、第4组证据中的医疗发票、住院明细项目汇总报表、第5、6、7、8组证据以及被告昌达公司、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中的收款收据2张系非正规票据，不能证明来源的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中的定额发票13张，未明确记载产生时间、使用人等信息，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4日，原告张大刚驾驶黔西防盗11576号电动三轮车从黔西县行政中心方向沿迎宾大道往世杰中学方向行驶，于06时47分许，在途经黔西县处，从行驶方向中间行车道右转弯时，与同方向被告李维林驾驶的环卫清洁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肇事，造成原告张大刚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被送往黔西县人民医院救治，产生医疗费1560元，后原告因伤情严重，被转至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5天（2019年4月14日至2019年5月19日），经诊断为：1、闭合性颅脑损伤（重）；2、双肺感染；3、全身多发软组织挫伤，产生医疗费133222.86元，其中被告昌达公司支付30000元，原告又于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6月8日在黔西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天，产生医疗费6186.79元。原告张大刚驾驶的黔西防盗11576号车经四川正刚机动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的川正刚司鉴所［2019］车鉴字第11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被告李维林驾驶的环卫清洁电动三轮车经四川正刚机动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的川正刚司鉴所［2019］车鉴字第11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此次交通事故经黔西县公安局交警警察大队于2019年7月13日作出的第522423120190000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原告张大刚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2、被告李维林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另查明，事故发生时，原告已年满80周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为100元/天。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为122000元。 再查明，被告李维林驾驶的环卫清洁电动三轮车系被告昌达公司所有，该车在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投保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11000元，每人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李维林系被告昌达公司聘用的清洁工，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此次交通事故。被告昌达公司系向被告兴国公司购买的上述电动三轮车，被告兴国公司在交付车辆的同时交付了《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合格证》上载明“车辆制造企业为贵州兴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燃料种类为电动，功率（Kw）0.5，排放标准为无排放，外廓尺寸（㎜）2500×950×1200，整备质量（kg）360，最高车速（km/h）20，制动方式机械制动，制动操作方式脚制动”。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举、质证情况，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昌达公司、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兴国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因此事故造成的损失赔偿主体、赔偿标准及赔偿金额。 本院认为，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调整。关于被告昌达公司是否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焦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已对“机动车”、“非机动车”作了明确界定，根据上述法律和有关国家标准，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机构作出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双方驾驶的电动车均属于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此项认定系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作出，系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事宜凭借的依据；其次，被告昌达公司在购买肇事车辆时，初衷并非是购买机动车，依据被告兴国公司买卖车辆时随车移送的《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上载明系电动车可以看出被告昌达公司主观意愿是购买电动车，被告昌达公司并非专业机构，亦不能简单地通过肉眼作出判定购买车辆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此种情形并非被告昌达公司的主观原因造成；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机动车投保交强险这一法定义务系投保义务人可控制事项，肇事车辆被当做电动车购买，实践中，在购买保险时亦无法按照机动车对待，投保人不能顺利履行该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因此被告昌达公司未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具有可责难性。综上，被告昌达公司不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是否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焦点：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与被告昌达公司达成保险合意，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根据被告昌达公司意愿为其所有的车辆投保，因此将未投保交强险应承担的责任归责于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明显有失公平，故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不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兴国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若承担应如何承担的争议焦点：被告兴国公司在《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上载明系电动车，经交警部门委托鉴定，肇事车辆经鉴定为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被告兴国公司作为专业生产车辆的商家，理应对自己生产的车辆性能以及国家对该行业认定标准了如指掌，在明知自己生产的车辆已达机动车标准的情况下，将出厂合格证上载明为电动车，明显误导了消费者，同时被告兴国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消费者即被告昌达公司明示了其生产、销售的肇事车辆已达到机动车标准，导致被告昌达公司作为投保义务人不能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因此被告兴国公司在产品的警示说明方面存在缺陷，明显误导了消费者，存在过错，而这种说明告知方面的缺陷使得投保义务人误将肇事车辆应投保交强险而投保成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从而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机动车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被告兴国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补足赔偿责任，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本案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被告李维林驾驶的车辆经鉴定属机动车范畴内的摩托车理应投保交强险，因被告兴国公司将自己生产、销售的车辆定义为电动车，导致被告昌达公司不能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从而使原告不能在交强险限额内获得赔偿，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扣除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的部分，交强险限额内不足的部分由被告兴国公司补足，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肇事双方按责任比例承担。根据交警部门对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被告李维林承担次要责任，由此认定赔偿比例为30%较为公平合理，因被告李维林系被告昌达公司聘用的清洁工，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因被告昌达公司所有的肇事车辆已在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投保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合同约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11000元，每人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保险责任限额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承担，不足的部分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结合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各项损失的具体计算办法，对原告张大刚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作如下认定： 1、医疗费140969.65元。有相关票据、清单及病历予以佐证。依据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约定，按照被告昌达公司承担30%的比例计算，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的医疗费为42290.9元（140969.65元×30%），其中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应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10000元，剩余的32290.9元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扣除被告昌达公司已支付的30000元，被告昌达公司还应承担医疗费2290.9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5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100元/天，原告住院天数为55天，为5500元（100元×55天），按照被告昌达公司承担30%的比例计算，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650元（5500元×30%），未超过被告昌达公司为肇事车辆投保的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应由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承担； 3、护理费654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费应参照2018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3654元标准计算，因原告年事已高，且受伤部位为头部，住院期间需要人员予以护理，亦在情理之中，故其护理天数为55天，故护理费为6578元（43654元/年÷365日×55日），原告主张6545元，应按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按照被告昌达公司承担30%的比例计算，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的护理费为1963.5元（6545元×30%），未超过被告昌达公司为肇事车辆投保的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应由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承担； 关于担架费、必须物品费，原告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其实际支出情况，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营养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因无医嘱予以证明原告需要加强营养，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张大刚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第1-3项损失共计153014.65元，已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122000元，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因被告李维林驾驶的车辆投保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按被告昌达公司承担30%的比例计算应为36600元（122000元×30%），不足的部分为85400元应由被告兴国公司承担。被告昌达公司应承担的金额为医疗费2290.4元，被告华安财保贵阳公司应承担的金额为13613.5元（10000元+1650元+1963.5元）。 关于被告昌达公司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其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理由为被告昌达公司为原告支付的医疗费用不足赔偿原告。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张大刚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共计13613.5元； 二、被告贵州昌达清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张大刚医疗费2290.4元； 三、被告贵州兴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张大刚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共计85400元； 四、驳回原告张大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64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张大刚负担448元，由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181元，由被告贵州昌达清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5元，由被告贵州兴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分担910元。 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附电子光盘），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生效后二年之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樊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