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甘0724行初26号 原告：李菊花，女，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威市凉州区。 被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范天兵，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索月霞，该局纪委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泉，甘肃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菊花因与被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9年9月25日，因原告申请调取证据，本案裁定中止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6日恢复审理。原告李菊花，被告负责人索月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菊花诉称，原告系甘肃省肃南县皇城绵羊育种场工人。2010年11月30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信访时被强行拉回皇城羊场机关大院内，遭40多人围殴两个小时。案发时原告多次向皇城镇派出所报警，在该派出所不出警的情况下又多次向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张掖市公安局报警，但都未出警保护原告的权益。原告认为，被告的不作为导致原告遭受到了更严重的殴打和伤害，且张掖市公安局经过审核，已明确答复原告反映问题基本属实。自案发至今，原告从未停止过维权和索赔，现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因不作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26045.5元（检查费用312元、医药费1390元、交通费4583.5元（其中480元无票）、上访期间住宿费6040元、到北京上访伙食补助费600元、省内上访期间伙食补助费19920元、误工费192000元、营养费1200元、精神损失费60000元、后续治疗费40000元），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肃南县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中心卫生院诊断证明一份，2、第十医院X线检查申请单一份，3、医疗机构收费票据2张，4、武威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一份，5、住宿及交通费票据共计42页，6、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证据（2010年11月29日110报警记录及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 被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辩称，一、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未经有权机关确认违法前，原告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赔偿权利人提起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有权机关确认违法。纵观本案，即使被告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原告也应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将该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才能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另，行政赔偿诉讼的就是在行政行为违法的基础上审查行政相对人是否应该获得赔偿，人民法院无权在行政赔偿中直接确认一个行政行为违法并作出赔偿判决。本案中，被告是否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原告既未提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二、原告提起行政赔偿已过法定时效。原告诉称的事实发生于2010年11月29日，其报警要求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也在当天，若存在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原告也早已知晓。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的规定，原告应在两年内就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侵害其权益提起国家赔偿。本案不存在任何中止事由，原告于2018年11月2日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于2019年4月1日向高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三、原告主张的诉讼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行政机关就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国家赔偿的前提在于存在违法行为导致的现实性和确定性的损害，且该损害与行政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并未被任何有权机关确认违法，即使违法，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理由如下：1、原告诉称的事实发生于2010年11月29日，至今已时隔多年。自2017年7月以来，原告就此事向多部门信访，被告为此成立了调查小组，经核查多数证人均证实不存在原告被羊场职工殴打的事实。2、2010年11月29日原告报警称其遭受羊场职工的围殴，若此事实存在，原告的损害系第三人所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应由第三人赔偿。退一步讲，若是由于被告未出警，导致损害后果扩大，依照原告陈述，在原告报警前第三人的加害行为已完成，原告遭受的损害与被告是否出警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四、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后期治疗费、上访期间伙食补助等费用，并非直接现实损害，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实际并未发生，根据原告伤情可看出，其不需要后续治疗。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也应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在权益受损事实发生8年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未对具体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就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于法无据。对原告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赔偿申请书一份、接受凭证一份、国家赔偿申请补正通知一份，拟证明原告申请国家赔偿已超过时效；2、110指挥中心值班登记表一份、接警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原告报警后，皇城派出所给羊场保卫科打电话核实，民警也进行过调查；3、陈丹萍、李菊花、李金红调查笔录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报警时损害已经发生，其损害后果与被告无关；4、刘继刚、贺学昌、朱金德、李武萍、张廷英、张军山笔录各一份，拟证明上述笔录并不能反映原告遭皇城羊场40多人围殴；5、黄玉虎、姜雪瑞、张晓冬笔录各一份，冯鹏笔录两份，拟证明原告报警后，由于客观原因民警未到现场出警；6、王英林笔录两份，赵燕、张红萍、张彩虹、闫春霞笔录各一份，拟证明羊场职工的家属并未发现原告受伤的事实；7、国家赔偿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赔偿申请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皇城卫生院的诊断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X检查申请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十五医院的诊断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交通费票据和住宿费票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为，陈浩确实打了原告，但皇城派出所没有对陈浩作调查。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3、6，被告提交的证据1-7，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实本院认定的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提交的证据4、5，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9日22时零2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皇城派出所接到原告报警电话，称“皇城羊场保卫科的王科长和贺科长把她们一起的人打了，请求处理。”23时许，原告同另外两位受害人李金红、陈丹萍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皇城派出所再次进行了报警，派出所民警向原告及另外两位受害人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告知其先到皇城卫生院治疗伤势，对原告报称的“违法事实”未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也未向原告等人出具任何书面文书。2010年11月30日、12月3日，原告分别到皇城镇卫生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医院对其伤势进行了检查治疗。2018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递交《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326045.5元。2019年1月10日，被告作出肃公行赔决字（2019）3号《行政赔偿决定书》。 另查明，原告就其报称的“侵权事实”未向侵权行为人提起过民事赔偿，也表明其不愿向侵权人要求赔偿。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二款“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公安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如果有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对其损害有权请求国家赔偿。就本案而言，若肃南县公安局或其公安民警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存在违法侵犯原告人身权或财产权并给其造成损失的情形，则原告有权要求肃南县公安局给予赔偿。从本案审理来看，原告主张所受伤害虽由“皇城羊场”工作人员围殴所致，但被告在接到原告报警后，未及时出警，且未依法履行现场勘查、事实调查等职责，其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关于公安机关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的规定，也有损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但原告所受伤害并非被告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而造成，其行使职权与造成原告损失之间缺乏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要求和条件。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的情形，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2011]行他字第24号)的规定，要求被告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系对该“答复”的曲解，且该“答复”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损失系第三人行为造成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本案原告明知其损害由“第三人”行为所致，却不依法要求第三人即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直接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其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请求因不符合该“答复”规定的必要前提条件而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关于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的辩解意见，因被告对原告赔偿请求作出“不予赔偿”行政赔偿决定的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而原告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原告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请求因其损害并非被告行使职权行为而造成，且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因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成立，故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菊花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预交的50元受理费，由本院向其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期限内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贺永军 审判员  桑建明 审判员  赵玉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于 莎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2011]行他字第24号)公安机关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财产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损失系第三人行为造成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