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3民初1201号原告：蒋显均,男，194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昆明市盘龙区。原告：蒋显荣,男，194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原告：蒋显会,女，194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汉(蒋显会之子)，男,196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原告：蒋显银,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昆明市盘龙区。被告：罗寿春,男,194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先会(罗寿春之妻)，女,195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被告：陈大明,男,194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被告：梁昌寿,男,195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被告：何蒿娣,女,196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被告：蒋银燕,女,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与被告罗寿春、陈大明、梁昌寿、何蒿娣、蒋银燕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银及蒋显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汉，被告陈大明、梁昌寿、何蒿娣、蒋银燕及罗寿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先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追究五被告的刑事责任;2、判令五被告偿付原告父亲蒋正武、母亲张玉秀应享合法所得财产77500.00元，并补发原告母亲张玉秀退休工资221个月，计7894.20元；3、案件受理费由五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蒋正武（死于1961年11月18日），在党的一化三改造时期，豆沙于1956年春成立《旅马合作商店（含合作饭店）》时任该商店会计。母亲张玉秀同时在党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政治经济实践运动中，经大关县主管部门批准为该商饭店员工。1980年12月26日，母亲张玉秀经盐津县供销合作社批准退休，工资发放至1985年12月份该合作商店改体。2017年11月，五被告作为该合作商店老员工子女，通过暗箱操作，将合作中心商店三间门面房产以180万元价款对外出售后，策划认定老店员工工龄，以每一年工龄为3100.00元计算，将所售价款中1671300元分配给个员工后辈子女。但仅认定原告父亲蒋正武工龄为4年，母亲张玉秀为7年。人为减扣少计原告父亲2年、母亲23年工龄。原告自2017年11月起，多次请求豆沙镇政府协调解决未果。同月20日，五被告召开相关人员会议后，对原告反映问题，以冤案所涉及“连续工龄”，要政府负责，被告罗寿春也以“服务组”名义，将侵占原告父母权益说定是“历史问题”，要由2/3参加维权人的默契主张来确定解决。综上所述，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执行劳动部（1964）中劳薪字第39号文件，判令“服务组”五被告停止对原告父母权益的占有，承担其违法占有的法律责任。被告罗寿春辩称：1、原豆沙服务店均由职工入股组成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体，由豆沙料库饭店、甜食店、茶旅社、清真店、茶馆、盐杂店、饭店及豆沙上马店、下马店等组成，隶属于豆沙供销社领导。1985年原豆沙服务店等各店倒闭后，各店房产均被其职工子女、亲属占有，由此形成历史遗留问题。近年间，原豆沙服务店所属的豆沙料库饭店、甜食店、茶旅社、清真店等房产被占有人私下自行变价私分，损害了绝大多数原豆沙服务店职工应享有的合法析产权益。基于这一现实及五被告等共32户属原豆沙饭店合作饭店职工子女及亲属的事实，自发临时组成了毫无任何纪律约束、松散的维权群体。在第一轮维权群体会中，选举产生了由五被告组成的维权“服务组”，并由罗寿春负责文书材料、政策法律咨询及与相关部门沟通；陈大明、梁昌寿负责整体维权大面工作；何蒿娣负责管理维权活动经费、通知维权共议开会时间、地点工作；蒋银燕负责维权网络群建立、收集和听取各维权户建议建策等工作。维权“服务组”选举产生后，即代表各维权向地方党委、政府，司法部门反映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争议房产非公有，系集体财产的答复；多次张贴告示，呼吁涉案职工子女主动参与共同维权活动，明确不参加即视为自动弃权，担当不利后果；多次组织在豆沙镇“万泰广场”露天茶舍召开共议会，在第一轮整个维权活动中，只有原告蒋显荣曾参加一次维权会，并拒绝交纳维权活动经费200.00元，其维权“服务组”成员蒋银燕与原告蒋显荣系亲侄女关系，曾愿帮助代交也不愿意。每次召开共议会，原告蒋显荣均借故不参与会议。“服务组”成员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维权活动中，多次与占有涉案财产老职工子、亲属进行拉锯式的交淡、协商、沟通、交涉，最终于2017年10月6日达成“关于豆沙饭店三间房产作价处理协议书”，并由豆沙镇司法所见证。对涉案财产的处理价为180万，五被告是公开公正、透明的，而非原告所述喑箱操作、主观霸权。对涉案财产价款的分配及四原告主张其父母的工龄处理问题。1、是由各维权户自报父辈工龄；2、由“服务组”成员陈大明、梁昌寿负责走访见在老职工核实、查档案馆资料；3、开会讨论方案，对每一名职工工龄进行公布，取得认可共识，再由成员陈大明、梁昌寿负责统计。扣减“服务组”活动开支经费、五被告各劳务补助费3600.00元后，最终余额按每一年工龄3100.00元计算分配到各维权户。2017年11月4日，“服务组”按照原告蒋显荣申报父母工龄共11年计算后，原告蒋显荣按通知委托其长女蒋松梅已领取该补贴金合计34100.00元；4、原告蒋显荣在第一轮维权上并未声明父母冤案少算工龄，各维权并不知道原告父母因历史原因、时代背景坐牢受管制，最后平反之事。2017年11月21日，原店员家属马芝群、马真荣、刘国武三家回族提供入店依据后，均按工龄进行了计算。2017年12月5日，原服务店子女亲属在第二轮维权第一次会议上，主要针对笫一轮维权存在的问题，围绕一、维权规划、流程及奖惩办法；二、维权活动经费收取多少；三、第二轮维权选择的突破口问题。原告蒋显荣参加本次会议，才主张要求按父母坐牢、管制部分工龄计算补偿，并应纠正补发诉求，遭各维权户拒绝。2018年1月6日，第二轮维权第二次会议，主要解决第一次会议相关维权规划、流程及奖惩办法修改、补充、建议，维权选择的突破为原豆沙“下马店”资产。原告蒋显荣参加了本次会议并签名。同月12日，原告蒋显荣向维权“服务组”提交其父母相关材料及第二轮维权第一次会议回忆材料，并要求被告签名被拒绝。由于原告多次要求立即解决其父母因冤假错案平反后计算工龄补发这一历史事实而纠缠不休，导致第二轮维权诉求流产。上述事实表明，原告有明知故意的第一轮整体维权共议活动弃权的故意，而导致其父母因冤假错案平反后计算工龄，未在第一轮整体维权共议会讲明所产生的“亡羊补牢”。应由原告自己负全部责任。同时，被告因生病精力不足，不再参加维权组一切活动，并要求原告四人对五被告的人身攻击应向五被告赔礼道歉。被告陈大明辩称：在产生维权“服务组”前，原告蒋显荣曾主动找到被告，提出由其负责维权主要事项。要大家凑钱，但大家都不愿意凑给他。随后总以多种理由推脱，被告曾告知蒋显荣，不写材料但开会要到，但通知后蒋显荣明知但不参加。工龄是询问同街老年人后，以干一年算一年工龄，得到大家认可计算后发的钱。原告蒋显荣领钱时没有意见，过后就反悔了。被告梁昌寿辩称：工龄是询问老店子会计，他在老店子干了两年，调去理发店，就只算了两年工龄。大家商讨出干一年算一年工龄，调走、退休、死亡不算工龄，只算在饭店工作时间。蒋显荣也告诉我们，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原告父亲是商店会计，母亲也调去运输社。但蒋显荣一直在讲，才把他父亲拉进来了。被告何蒿娣辩称：被告多次通知蒋显荣开会，但都未参加。维权“服务组”成员在房屋拍卖后得到3600.00元劳务费，总工龄第一次是572年，人头32个，每一年为3100.00元。后因马芝群三家人的工龄未计算，第二次累计为662工龄年，平均计算后为每一工龄年2675.00元。原多领的已退还，但蒋显荣并未退还。被告蒋银燕辩称：被告与四原告系叔侄女关系。饭店在1985年解散后，被老店员子女（胡家）家人占用30多年。后才自发组成维权“服务组”，我通知过原告开会并带他参加会议，他也不悘意交活动经费。对工龄的计算大家认可后才进行分割，原告父母亲工龄共7年，因我的提议增加了4年工龄，原告应得钱是其子女蒋松梅代领的，分给四原告的。对上述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1985）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盐津县公安局《关于纠正张玉秀成份的决定》、盐津县革命委员会财贸办公室革财（1977）19号《关于批复张玉秀复工及工资待遇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盐津县劳动民政局《关于纠正张玉秀复工后月工资标准的通知》、盐津县人民法院（79）盐法刑申字第56号刑事裁定书、盐津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张玉秀划为反革命分子的改正决定》、大关县人民法院（1985）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父亲蒋正武原系盐大游击队，于1951年被判决服刑，1985年原判决被撤销并宣告无罪的事实及母亲张玉秀受父亲影响，于1958年8月被判管制，并被强制到农村改造。后分别于1975年10月、1977年11月、1979年5月、1980年9月受政策落实，并定为复工后每月工资为33.50元，享受相应粮差、金贴，复工前工龄算为连续工龄的事实。2、退休工人证明书一份。用以证明母亲张玉秀于1980年12月26日，被批准退休，工龄为连续工龄24年。退休费发放1985年12月30日止的事实。3、分配名单一组。用以证明2017年11月，五被告小组私自分配财产侵犯了原告父母权益的事实。经庭审质证，五被告对上列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平反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罗寿春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豆沙合作饭店三间房产作价处理一事》一份、协议书（二份)、盐津县豆沙法律服务所《见证书》、《关于原豆沙合作饭店三间房产资产处理协议书》一份；2、豆沙关56年组建集体工商联关于蒋正武先生因政府错判入狱平反后，是否算连续工龄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经第一轮维权所获豆沙合作饭店三间房产，最终以180万价款出售，并经法律服务所见证的事实及组织召开第二轮维权会议中，各维权户签名不同意原告主张其父母应算连续工龄的事实。被告何蒿娣提交了以下证据：领款通和书计27户、统计一份。用以证明在本轮分配中，增加马某等维权户最后统计为32户。原告蒋显荣父母应得款项，已由其女蒋松梅代为其领取款项及支付费用尚负外债34325.00元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列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其中被告未登报，是否算连续工龄意见书是针对维权小组，与本案无关。同时认为蒋松梅代为其领取款项，并未得到四原告授权，系私自领取，其他人领取款项与本案无关。余无异议。经庭审举证、质证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四原告父母及五被告父辈均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豆沙区依据当时政策，原豆沙料库饭店、甜食店、茶旅社、清真店、茶馆、盐杂店、饭店及豆沙上马店、下马店等，由职工入股组成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体的成员之一，该集体合作经济组织隶属于原豆沙供销社。1985年，原豆沙服务店等各店因多种因素倒闭后，各店房产均被其职工子女、亲属占有使用，由此形成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房产未作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2017年间，初时曾由原告蒋显荣倡导采取相应维权方式维护父辈权益。后由各原店员后辈权益人计32户，自发形成维权群体，并在第一轮维权群体会中，选举产生了由五被告组成的维权“服务组”，并由罗寿春负责文书材料、政策法律咨询及与相关部门沟通；陈大明、梁昌寿负责整体维权大面工作；何蒿娣负责管理维权活动经费、通知维权共议开会时间、地点工作；蒋银燕负责维权网络群建立、收集和听取各维权户建议建策等工作。维权“服务组”选举产生后，即代表各维权户向地方党委、政府，司法部门反映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争议房产非公有，系集体财产的答复后，多次组织在豆沙镇“万泰广场”露天茶舍召开共议会，在此第一轮整个维权活动中，原告蒋显荣曾参加该次维权会。“服务组”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维权活动，于2017年10月6日与占有使用集体财产方达成“关于豆沙饭店三间房产作价处理协议书”，并由豆沙镇司法所见证，最终原豆沙饭店三间房产出售，维权获得涉案财产价款为180万。2017年11月5日，“服务组”经各维权户商议后，达成一致意见：扣除相应费用（含“服务组”成员各获得维权劳务费3600.00元、公正费600.00元）后，以祖、父辈职工在店内工作一年为工龄标准，每一年工龄标准为3100.00元，计算分配维权获得房款，共32户，572个年。“服务组”按各维权户自报工龄并经相应核实后计发补贴款。其中，四原告父母（蒋正武、张玉秀）分别核定工龄为4年、7年。原告蒋显荣之女获得通知后，签名代为其父领取该补贴款合计34100.00元。期间，各维权户认可后补马芝群等3户，工龄年为90个，维权户总计为662个工龄年，每一年工龄标准减少为2675.00元。至今，各维权户中应退还原多领该补贴款为吕开元、蒋银燕、陈义连、蒋显荣、熊小飞计34275.00元。第一轮维权获得涉案财产价款180万，分配完结。原告蒋显荣获得该补贴款后，以其父亲蒋正武于1956年系豆沙饭店会计（病故于1961年11月18日），母亲张玉秀同系店内职工。父母的历史问题，已分别于1975年、1977年、1979年、1980年、1985年，被平反落实政策。其中，母亲张玉秀按落实政策通知确认，强制出店到农村劳动期间至复工前工龄应算为连续工龄。1980年12月26日，张玉秀正式退休时，明确参加工作时间为1956年4月，连续工龄为24年。向“服务组”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计算分配。2018年1月6日，“服务组”在组织第二轮维权第一次会议中，原告蒋显荣参加本次会议，针对原告蒋显荣主张计算父母连续工龄问题，被到会各维权户签名否决。至今，原维权“服务组”已自动解散，不再继续负责维权服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本案中，涉案资产，系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经济形式合作组织。该资产非公有制，属企业集体私有制合作性质，已被地方政府所确认。对该合作经济组织遗留资产的处理原则，应本着现行法律法规精神，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进行审查处理，即1、对分享财产人员资格的认定（是否属原始合作人员、是否实际在职工作）；2、按实际工龄计算处理分配资产。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仅有伪证据反映出：原豆沙饭店系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原店员职工权益后辈继承人自发形成维权群体，并在第一轮维权群体会中，选举产生由五被告组成临时性、无相应纪律约束的维权“服务组”，代表众权益继承人从事维权活动，并非五被告个人行为，显属代表整个涉案维权群体各户的共同行为。获得涉案财产价款180万后，维权“服务组”采取经维权会议决定，对分享财产人员资格认定计32户，按店员职工实际在职工作年限为工龄，计算分配涉案财产的行为方式，属维权群体各户的意思自治，符合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客观实际。同时，对该历史所遗留涉案财产的分配处理，也无相应法律法规所规范或禁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通知到每一后辈子孙个人，参与和行使相应维权活动。据此，五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侵权构成要件。对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原告父母经平反落实政策，确认连续计算工龄，应否在本次分配中以此工龄计算，获得补偿问题及应否补发原告母亲张玉秀退休工资221个月，计7894.20元的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原告父母经平反落实政策，确认连续计算工龄，应否在本次分配中以此工龄计算，获得补偿问题。工龄,分为一般工龄和连续工龄。连续工龄含本企业工龄，系指职员在两个单位以上从事生产等工作，而合并计算的工作时间。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反映出：原告之母张玉秀落实政策退休时，确认连续计算工龄计24年，含盖了离开原工作岗位后至落实政策时所涉及的工龄年限，而与维权“服务组”系统一以在店实际工作年限（一般工龄）为计算分配标准产生冲突。且原告蒋显荣长期居住生活在本地，与维权“服务组”成员之一的被告蒋银燕系直属亲属关系，并曾参加维权会议，知道或应当知道维权“服务组”经讨论决定的分配方案、计算标准。其子女代为领取相应分配款项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应视为原告对涉案财产分配方案、计算标准的认可，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负担。据此，原告在分配结束后，主张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应否补发原告母亲张玉秀221个月退休工资问题？原豆沙饭店属集体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于1985年因多种因素致停业关闭，距今已长达30余年，早已丧失其原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功能。原告母亲张玉秀退休后至2004年病故，期间未获得退休工资，在本次维权分配中，应否计算补发，其决定权在于自治维权群体集体决定。同时，目前也无相应法律法规依据参照执行，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共同主张对属历史遗留涉案财产享有权利的分配，已经共同权利人集体决定分配方案，获得相应补偿。在本轮涉案财产分配终结后再行请求决定分配方案，缺乏证据支持。同时，原告认为，五被告非法占有其父母权益，应追究五被告刑事责任的请求，不属本案的审查范围，原告可另案主张权利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8.00元,由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桂义人民陪审员  徐天华人民陪审员  杨英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阳 靓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