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91民初3066号原告：周某，男，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黄石市，委托代理人：邓学明，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任某某，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住所地：惠州大亚湾西区。负责人：罗某某。原告周某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及委托代理人邓学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秀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周某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及交易全部无效；二、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周某退还交易本金63241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63241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还清本息为止）；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对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份，一个QQ号为11×××24，网名为“乾行”的指导老师以湖北老乡的名义接近原告，并将原告拉进网上某某51VV直播间。其先向原告介绍股票知识，在博得好感后开始向原告推荐商品现货，说是国家承认的新版块，且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是首都北京的单位，诚信、知名度高，国家鼓励发展商品现货，现在的商品现货如同当年的A股，未来发展前景不可估量。除了“乾行”以外，还有“某某”老师，客服专员“某某”、直播室主播“某某”等人共同蛊惑原告，他们通过夸大宣传、承诺高额回报的方式诱骗原告在其“易商联合”的软件上进行交易。于是，原告在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开始户名为周某，账号为62×××45的银行账户，并于2016年11月16日开始入金交易。从2016年11月16日至今，原告先后通过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向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入金总额为743398元，出金总额为110988元，实际累计亏损金额为632410元。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组织期货交易。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在与原告的交易过程中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以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以对冲方式了结交易。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以现货交易之名从事此类交易，骗取原告的投资款，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应被认定为无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未对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期货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交易过程中违反提供资金结算义务，并从中获利，因此，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应该对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两被告未经批准，擅自在网上组织期货交易，原告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应该向原告返还全部投资款及利息，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因对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理由补充如下：被告没有组织期货交易的资质，未经许可擅自组织期货交易应当认定交易无效，被告应当退还交易本金及利息。依据是根据期货管理条例及合同法，本案交易类型符合期货类型的构成要件。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辩称，一、涉案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1、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从上述规定来看，期货交易的交易标的物为期货合约，并非现货实物商品。2、但是在涉案交易中，交易标的为现货商品实物而非期货合约。事实上，通过涉案业务的申购、交易、仓储、提货等规则、涉案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及其他与涉案交易实际履行情况相关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涉案交易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比如，《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挂牌的商品须来源合法、权属清晰，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买卖的商品”。第三十四条规定“交易商根据《新商品新货挂牌通知》可通过交易客户端对挂牌商品进行申购”。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五）款规定“拥有挂牌商品持有量的交易商即拥有现货仓库相对应的商品现货，交易商应尽快申请通过现货仓库自提或第三方物流快递的方式进行提货”。《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则对涉案交易标的即商品现货的提货规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商品现货存放于符合商品存储同行标准的第三方现货仓库。现货仓库名录详见交易场所官方网站公告”。第五条规定“挂牌商品的挂牌数量与现货仓库商品现货的库存总量相等”。而第十一条规定“销售企业、现货仓库与交易所须签订三方《仓储服务合同》，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案中被告援引了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其原因在与涉案的交易业务已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收购，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沿袭了之前被告的业务规则制度，且原告的全部交易均发生在该收购之后，故本答辩意见所援引的规则制度即为涉案交易的规则制度，适用于涉案交易业务。3、因此，涉案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所有挂牌交易商品均需办理入库等手续，涉案交易存在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即涉案交易商品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易商发起的任何一笔买入或卖出交易，均以现货商品实物为交易标的，即涉案交易的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权益类交易品种或期货合约；交易商可根据相关规则制度随时办理其持有的商品实物的提取或出库手续，不存在不可提货的情形，也不存在期货合约交易必须规定在未来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才能交割标的物的情形。故即便仅从交易标的物的角度分析，涉案交易业务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涉案业务并非非法期货交易，应当合法有效。二、涉案交易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空卖空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风控制度，且涉案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1、《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还明确，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以“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修订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可知，任何机构或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20%的。可见，“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系核心的期货交易制度，而现货交易中通常并不采取该等交易制度；2、在涉案交易中，并不存在保证金制度以及无负债结算制度，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均是全款全货进行交易。《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四十四条规定“所有挂牌商品均采取全额货款交易。参与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前应存入足额的交易资金，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二）款规定“发出买入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的挂牌商品全额货款及交易手续费；在发出卖出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持有量”。显然，涉案交易不存在诸如保证金杠杆机制、对冲平仓机制、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空卖空制度，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所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可见，涉案交易缺乏期货交易所具有的核心制度安排，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3、此外，根据期货交易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期货交易的核心功能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这与期货交易以远期价格作为价格锁定目标以及期货合约关于“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而在涉案交易中，商品交易的买卖价格为商品现在的价格，而非商品未来的价格，完全不具备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差异巨大。三、涉案交易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涉案交易买卖行为满足《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相关交易具备商品交易实物买卖的形式和实质；同时，涉案交易标的物的交付及使用权转移亦满足《物权法》关于动产指示交付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第二十六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即动产可以通过指示交付完成物权变动，在涉案交易标的物全部清点入库仓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标的物的指示交付，即原告与其他交易商在交易平台上完成买卖交易后，就已经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买方交易商的持仓数量将会自动增加，其对买入的商品实物即时享有所有权，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涉案交易的交易标的始终均为现货商品实物，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四、被告系经政府依法审批设立的合法现货交易场所，原告自主开展现货商品实物的相关交易合法有效，原告应当接受合同项下的交易结果。1、被告于2009年8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登记注册，系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控股的现货电子交易平台，作为北京市要素市场重点推进项目。在国家对全国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背景下，即在《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以下简称“38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施行的情形下，2013年4月23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向被告发函称：根据38号文和37号文有关要求，北京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检查组对被告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依据现场检查情况，向被告发出了《整改通知书》，经复查，被告已按照通知书提出的整改事项完成了整改工作，“未发现存在违法38号文和37号文相关规定的经营行为”；此外，2013年11月，被告还通过了以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检查验收，并已按照新设交易场所的规定程序通过审批。因此，被告作为现货交易产品的主体资格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完全认可。截止目前，并未有行政机关认定涉案交易业务属于期货交易，亦不存在任何行政机关认取缔被告的交易场所业务资格；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被告之前曾运营过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但涉案的现货挂牌交易业务与之前的现货延期交易业务无论在交易系统、交易规则制度等方面完全不同，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业务类型，故不能以之前的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来类比涉案义务；3、如前所述，涉案交易业务并不属于期货交易，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认为买卖交易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进行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应当对其自身行为承担民事责任；4、此外，原告主张以其入金与出金的差额作为损失计算依据，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原告交易账户下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被告也愿意协助配合其办理提货手续。故原告所主张的实际损失并不存在，其无权要求被告承担任何损失和责任。综上所述，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相关交易合法有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补充答辩如下：根据被告与北大所签署的相关业务收购协议，涉案交易业务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收购了，此后被告已经不是涉案业务及相关平台的提供方，因此原告诉请在被告开户及交易无效，缺乏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时至今日，其账户上还持有相关的商品，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存在，即使存在损失，也只是商品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属于正常的买卖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关的责任。涉案标的物是现货的实物商品，并非是原告所主张的期货合约，所有的商品均存在真实的实物，在交易前均已经入库，有严格的质检、仓储和保险、物流等相关的设施与安排。涉案交易并没有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强行平仓制，买空卖空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也不具有期货交易所具有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交易功能。涉案交易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际，不与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的区别。被告系经政府依法合规成立的商品场所，其组织开展相关的商品交易是合法的，尽管在本案中，其并非相关交易的组织主体。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辩称，一、我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将我行列为被告的诉讼主体，属程序违法，故本案在程序上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原告的诉请严重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的纠纷源于与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仅与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发生委托理财关系，我行与原告无达成委托理财的意思表示，原告和我行、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无达成委托理财和资金监管的意思表示；（二）我行与本案诉争的交易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在民事起诉状请求确认原告与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我行与原告与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我行无审查原告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期货交易合法性的法律义务。原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没有与我行建立任何业务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行为平安银行北京官园支行，为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的是平安银行北京官园支行，非我行。三、原告通过在我行开立的账户进行转账，是原告自己的意思表示，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行无权也不能阻止原告正常行使权利。以上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交易明细可以看出，2016年11月16日至2016年12月6日，原告通过在我行开立的账号为62×××45的银行账户跨行转账6笔合计720399元，上述转账行为是原告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二是原告通过其在平安银行开立账号为15×××88的银行账户向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入金，而非通过我行向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入金。综上所述原告诉求我行对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本案的诉讼费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行的诉请，保护我行的合法权益。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对公/个人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在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处设立银行账户，并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交易，原告总共向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转入743398元，转出110988元，实际亏损总额为632410元。（有原件）；2、建设银行开户行查询（短信截图）。证明内容同证据1；3、QQ聊天截图。证明被告采用老师喊单、夸大回报等方式诱骗原告进行投资；4、交易软件截图。证明被告在交易过程中采用集中交易、电子撮合等标准化合约方式进行。（当庭补交一份交易软件截图）；5、《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证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违规交易场所，交易模式违规。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违反规定为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76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书所确认，且该行为导致交易无效；7、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91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认定非法期货交易的标准，以及违规从事期货交易的后果；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事实意见。证明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的具体认定标准，以及被告违反规定非法组织期货交易；9、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明内容同证据8。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从交易流水日期第一笔入金（2016年11月16日）看，涉案的业务早已被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收购了，因此涉案交易并非发生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平台上。相关的交易损失是其正常商品买卖的损失，相关的金额以相关的银行流水为准。对其他证据由于没有原件，对三性不认可，其中对相关的两份判决文书，不是有效的证据形式，只能作为参考，并且与涉案交易并非是相同的业务。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清理整顿工作情况说明的函”（2013年4月23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通过清理整顿检查验收的通知”（2013年11月13日）；证明北商所已经通过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检查验收的合法交易场所，具备商品现货交易的资质；2、北商所与大宗所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收购协议”、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在其官网发出的“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北商所官方网站域名查询信息（××）、大宗所于2016年9月26日在其官网发出的“关于收购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大宗所官方网站域名查询信息（××）。证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正式被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宗所”）收购，大宗所系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交易平台提供方，原告诉请要求北商所对其所有移交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缺乏依据；3、尚益品云南普洱茶商品的质检报告、仓储合同、物流服务合同、保险单，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尚益品云南普洱茶（000013）”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证明涉案挂牌商品尚益品云南普洱茶为真实存在的现货实物商品，并非非法证券期货合约，所有挂牌交易商品均为异议对应的实物商品，具备质检、仓储、物流保障；4、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申购流程、交易流程、提货流程、现货仓库名单、检验机构名单、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证明涉案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也，相关交易均为全款全货交易、无保证杠杆、不得买空卖空，所有交易成交后即发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及资金结算，买入持有的商品可随时申请提取现货实物，与证券期货交易业务存在本质的区别；5、原告参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买卖交易流水，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云岭幽谷咖啡豆（生豆）（977003）、黑枸杞（干）（97006）、紫水晶手串（977019）、和田玉平安牌（977021）、蓝田玉平安牌（墨）（977023）、泰山虫草（干）（000003）、泰山女儿绿茶（000005）、泰山红茶（000006）、皇家贡茶（绿）（000007）、皇恩宠锡红茶（000009）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证明原告参与买卖的交易商品均为现货实物商品紫水晶手串、泰山虫草（干）及尚益品云南普洱茶等，原告在入金后买入了大量现货商品，且仍然大量持仓，不存在原告所谓的资金损失。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1.1-1.2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2013年是否合法，不能证明2013年以后也合法。对证据2中我方无法确认真实性，是由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对外的责任应当由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承担，原告的资金全部流入到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账户，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资金流入了大连某某交易所。对证据3真实性不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本案所有交易都不要求实物交收，本案涉及的100多次交易，均没有一笔是实物交收。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没有要求必须进行实物交收。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不确认，原告从来没有在网上看到这些公示，不能证明交易属于现货交易，本案的所有交易均允许通过买入卖出的方式平仓了结。没有要求实物交收，不与实物交收为目的，这种交易方式与现货交易不相符。而该交易方式恰恰是期货交易的特征。对证据5中5.1真实性确认，但原告在所有的交易中多达将近100次均无一例实物交收，对5.2-5.11的三性不予确认，本案的交易是无效的，无论账面上是否有持仓，均不应该继续交易。经审理查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是于2009年8月18日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其经营范围是：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原告周某通过网上认识的老乡等人介绍，通过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上开始账户对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的商品进行交易。2016年11月16日开始，原告周某通过其在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开立的银行账号62×××45开始入金交易，至2017年1月17日，原告周某通过上述账号向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账号入金总额为743398元，出金总额为110988元，原告周某的实际累计亏损金额为632410元。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称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收购，原告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还使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账号进行交易是因为大连某某交易中心重新开立账户需要时间过渡，是暂时借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账户进行交易。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在本案庭审中认可其没有从事组织期货交易的资质。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粤1391民初306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名下的财产，保全价值以632410元为限。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从事的交易为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二、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三、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是否应退还原告的交易资金；四、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是否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从事的交易为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的问题。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张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平台上的交易均是现货交易，不是期货交易。但在原告的交易过程中，被告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原告的近百宗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不能提供原告实际交易对象的具体情况，也不能提供被告将交易资金转入相对应的卖方账户的情况。因此，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应当属于期货交易。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交易。《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没有组织期货的交易资质，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处开户从事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上述强制性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述开户及交易行为应属无效。关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是否应退还原告的交易资金632410元的问题。因原告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处的开户及交易行为无效，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应当将原告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原告共投入交易资金743398元，减去原告已经收回的资金110988元，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应当向原告返还交易资金632410元。原告主张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利息，因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在没有组织期货交易资质的情况下组织原告进行期货交易，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对交易行为的无效存在主要过错，给原告的资金632410造成了相应的利息损失，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原告主张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自2017年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是否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不是原告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也不是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原告仅是通过在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开始的账户向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账户进行转账。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某某支行对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辩称涉案交易时现货交易，并非期货交易。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该项辩解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辩称，其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某某交易中心收购，此后被告已经不是涉案业务及相关平台的提供方。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原告出金与入金均发生在原告与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之间，而非发生在原告和大连某某交易中心之间。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该项辩解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账户中至今尚有大量商品现货实物，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被告也愿意协助配合其办理提货手续。故原告所主张的实际损失并不存在。因涉案交易无效，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应当向原告返还原告投入的交易资金。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该项辩解理由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周某在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及交易无效；二、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周某退还交易本金63241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63241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24.1元，财产保全费3682.05元，共计13806.15元，由被告北京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会东审判员  谢学炎审判员  林嘉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