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2民初4917号原告：李加玉，男，1966年1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被告：韦英棠，男，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广东官丽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仁山，广东官丽群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告：李丽欣，女，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李加玉与被告韦英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第一次审理，原告李加玉、被告韦英棠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韦英棠庭后申请追加李丽欣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19年7月2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第二次审理，原告李加玉、被告韦英棠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丽欣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庭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于2019年8月13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第三次审理，原告李加玉、被告韦英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被告李丽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加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韦英棠向原告支付工资2018年11月1877.4元、2018年12月4905.87元、2019年1月4084.4元、2019年2月2000元，以上合计12867.67元，后变更为：要求被告韦英棠（中山市东凤镇致远电器厂）支付原告：一、2018年拖欠工资12867.67元，其中2018年11月份1877.4元、12月份4905.87元、2019年1月份4084元、2019年2月2000元；二、缴纳从2006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共13年的社保；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5900元；四、2006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和加班工资178869.6元；五、2019年3月到同年6月期间未提供劳动但双方保留劳动关系的基本生活费7200元；六、补偿车费548元、误工费600元（150元/天×4天），在第二次庭审中要求增加误工费300元、车费5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6年2月入职中山市东凤镇致远电器厂（以下简称致远厂），工种为仓管员，离职时间为2019年3月，在原告入厂的十二年一个月中，被告未为其缴纳社保，致远厂于2019年3月已停工。被告韦英棠辩称,1.关于原告诉求的工资，被告韦英棠认为没有拖欠原告工资，因为原告是在2018年9月重新由被告韦英棠雇佣负责玉峰大道108厂房的门卫工作，并不是致远厂聘用，因致远厂在2018年1月后已全部停业，因此致远厂与原告无劳动关系，故没有拖欠原告工资。被告韦英棠雇佣原告守门期间，都已足额发放门卫工资，并且被告李丽欣也从租客中收取了门卫的工资，但并没有支付三个门卫的工资，即使存在拖欠门卫的工资，都应由被告李丽欣支付；2.原告的第二个诉讼请求已超过时效，也不属于法院管理范围，且原告并不是从2006年6月入厂，致远厂是2012年5月25日成立，故原告不可能2006年入职致远厂，因致远厂在2018年1月之后已全部停业，至2018年9月前，原告没有在致远厂工作，在2018年9月后，原告属于雇佣守厂房大门，且原告提出的诉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原告要求的补偿金与第二点的答辩意见一致；4.原告要求劳动补偿生活费被告韦英棠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且原告从2019年1月27日之后从来没有守门，故不存在补偿生活费；5.关于原告诉求的误工费及车费，被告韦英棠认为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求。被告韦英棠书面申请追加李丽欣为本案被告称，因李加玉在致远厂工作期间，其与李丽欣是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共同经营致远电器厂，致远厂停产后，李加玉又为中山市东凤镇玉峰路××号厂房守门，该厂房其与李丽欣都占有份额。李加玉现工作守门的厂房都是李丽欣在没有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把厂房出租，并一人独自收取了租金，且李丽欣也从租客处收取了聘请门卫的工资，故门卫的人工费应由李丽欣支付，而且李加玉都是为了承租该厂房的租客守门。被告李丽欣辩称,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与其无关。另书面答辩称：一、李加玉系韦英棠雇用，李加玉大约从2006年入职韦英棠开设塑料厂，任职仓管员，直到2019年2份（春节前）回乡下过春节，之后就没有来厂，至于什么时候停职或没有开工被告李丽欣并不清楚。其所见2018年9月开始韦英棠的致远厂没太多工作，韦英棠安排李加玉帮其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杂务，韦英棠让李加玉留下的主要目的是看管着被告李丽欣在厂内的举动，厂房是被告李丽欣与韦英棠共有，被告李丽欣靠出租和收取属于自己份额的厂房租金生活，也抚养着韦英棠的三个儿子，韦英棠想收取更多的租金，让李加玉看着厂房和监视着被告李丽欣。李加玉是韦英棠雇用，提交的视频录像大致内容是：2018年12月19日下午2点多，韦英棠带着他所谓的律师（视频中光头的那个男子）和李加玉，来到被告李丽欣出租厂房的中山市亿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吵闹，要求亿凡老板娘把每月租金和租赁合同押金给自己一半，否则锁厂门。老板娘当然是不同意，也是低声细语的叫韦英棠好好和被告李丽欣沟通商量，因为租赁合同是对被告李丽欣，不能这样向韦英棠付款。当时被告李丽欣在厂里办公室办事，被亿凡老板娘叫来，被告李丽欣看见李加玉拿着两把防盗锁准备锁门，被告李丽欣要求韦英棠到办公室商量不要打扰客户，韦英棠不同意，就用这手段来迫被告李丽欣割让租金，被告李丽欣无助之下，只有用手机拍下视频记录韦英棠的行为，后来经被告李丽欣报警才让韦英棠离开，当天的事情公安部门有记录。二、韦英棠称李加玉是门卫，是借着门卫一职要被告李丽欣负担工资，1.韦英棠没有与被告李丽欣商量聘请李加玉为厂门卫。2.厂门卫已有候兴林和张某两人（2019粤2072民初2630号和3726号劳动合同纠纷案），再者工厂在晚上十点可关门睡觉，不需要请三个门卫。李加玉、张某至2019年3月底均为韦英棠雇用，韦英棠雇用候兴林至2018年10月中，他们在雇用期间全部听从韦英棠吩咐对被告李丽欣实行监视、对抗。目的是要被告李丽欣割让属于被告李丽欣份额的厂房出租租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14日，李加玉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被申请人为韦英棠。当日，该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12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李加玉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李加玉主张其于2006年2月入职中山市亮日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日公司），主要负责仓管工作，2007年亮日公司将公司变更为致远厂，至2019年1月一直在韦英棠经营的企业工作，直到韦英棠以经营不善为由通知其停工，但保留劳动关系，有事做再通知其做工；致远厂由韦英棠投资，现已注销；其每天均上班12小时，整月上班；其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标准分淡季旺季，1-6月为旺季，工资为固定工资4300元/月，7-12月为淡季，工资为固定工资3500元/月；其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左右前工资由致远厂的会计叶桂芳以现金发放，已发放完毕；2018年7月起，叶桂芳通过微信将其及其余门卫的工资转账发放给其个人，再由其分配给其他门卫，其与叶桂芳于2018年10月8日通过微信对账，显示致远厂尚拖欠其及其他门卫2018年9月的工资共8615元；之后，其与其他门卫工资从2018年10月由韦英棠通过微信支付，其中其2018年11月份工资未支付完毕，2018年12月、2019年1月未支付，2019年2月因未实际上班，故要求韦英棠支付向其承诺的2000元基本生活费，并提交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打卡记录、2011年劳动合同、亮日电器厂规、2004年和2016年补充协议、2018年9月工资单照片、现金支出证明单、送货单、进货单、出仓单、出纳账、工资条、微信收付记录、消防安全评估告知书予以证明。韦英棠确认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致远厂是2012年5月成立，但致远厂实际上是2018年1月后全部停业，由于致远厂在2018年1月后停业，财务人员就另找工作，且怀孕，所以没有时间请假注销，根据其提供相关证据，其所有的停业资料已在2018年1月交至税局，故2018年1月后没有实际经营；不确认打卡记录，是李加玉单方制作，其有充足证据证实李加玉2018年9月份被雇佣负责玉峰大道108厂房的门卫工作，根本不是负责仓管工作；不确认2011年劳动合同，与其无关，因李丽欣不是亮日公司员工，也非法人，亮日公司与致远厂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不确认亮日电器厂规，只是李加玉单方签名，其不清楚；不确认2004年和2016年补充协议，因在合同的第五条第二小点全部被抹，故不确认该证据；不确认2018年9月工资单照片；不确认现金支出证明单，因是李加玉单方制作；不确认送货单、进货单、出仓单、出纳账、工资条，是李加玉伪造，因在2008年致远厂没有成立，但2007年、2008年、2009年的送货单却盖有财务专用章，证明李加玉不诚信，且与工商登记相互矛盾，故不确认；确认微信收付记录，不确认关联性，因为参照其他两门卫的工资，基本工资1600-2000元加上各种补助约2500元/月，其已足额发放李加玉的门卫工资，并且李加玉经常以各种理由向韦英棠借款，截至目前，李加玉尚欠韦英棠的借款；确认消防安全评估告知书的真实性，该证据是对玉峰大道108厂房的工厂评估书，是李加玉履行门卫工作的签收工作。李丽欣确认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对打卡记录中关于2016年后的考勤记录不确认，2016年前的确认；确认2011年劳动合同、亮日电器厂规、2004年和2016年补充协议；不确认2018年9月工资单照片、现金支出证明单，称其不清楚；确认送货单、进货单、出仓单、出纳账、工资条，其清楚致远厂于2018年还有生产产品，且致远厂2012年之前登记在韦英棠的父亲韦兴有名下，2012年转至韦英棠名下，其中2007年的进仓单、送仓单确实为其加盖致远厂的放货、收货专用章；另补充说明：韦英棠与其在经营企业过程中，除经营地址、经营范围及实际经营人一样外，运用了多个企业名称包括中山市东凤镇英豪塑料电器厂（2006年1月-2006年11月，法定代表人：韦英棠）、亮日公司（2006年11月-2012年9月，法定代表人：韦英棠，股东为韦英棠及其母亲何宝兰）、中山市东凤镇姐妹电器厂（2013年4月-2013年11月，法定代表人：李丽欣的妹妹李丽生）、中山市东凤镇铁树电器厂（2013年5月-2019年6月，法定代表人为韦英棠的父亲韦兴有）、中山市东凤镇热点五金制品厂（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法定代表人为韦英棠的母亲何宝兰）、中山市东凤镇致远电器厂（2012年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韦英棠的父亲韦兴有，2012年5月25日法定代表人转至韦英棠）；不确认微信收付记录，称其不清楚；不确认消防安全评估告知书，系李加玉直接交给韦英棠，其不清楚。经查，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反映致远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韦英棠，于2012年5月25日成立，以投资人决定解散为由于2018年12月21日注销。打卡记录反映李加玉2006年7月的考勤卡为机器打卡记录，2018年12月、2019年1月的考勤卡为手写记录；2011年劳动合同反映用人单位为亮日公司与李加玉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约定李加玉的工作岗位是仓管，其中补充部分全部为手写，最后有李丽欣和李加玉的签名。亮日电器厂规反映为2009年2月23日签订，但用人单位亮日公司名称为打印，未加盖印章。2004年和2016年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分别为2004年10月30日、2016年2月27日，协议的第五点第（2）点均有涂沫，最后均加盖了致远厂的印章和李加玉签名及指模捺印，其中2016年补充协议约定李加玉的基本工资为1510元，7至12月淡季加班工资1990元，1至6月旺季按基本工资加2590元计算。2018年9月工资单照片与（2019）粤2072民初2630号案中的工资清单照片一致，均系致远厂的财务叶桂芳通过微信发送给李加玉，反映致远厂几名员工2018年9月份工资情况，包括叶桂芳、彭妙兰、李加玉、张某、侯兴林，其中李加玉2018年9月的工资为2452元。现金支出证明单反映李加玉收取工资的情况，未显示有韦英棠的签名或致远厂的盖章。送货单、进货单、出仓单、出纳账、工资条反映李加玉2007年1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经手的致远厂、中山市英豪塑料电器厂及其他供应商的各类单据，其中2007年的部分单据有加盖致远厂的收货专用章及供应商经手人的签名。微信收付记录反映叶桂芳、韦英棠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多次向李加玉转款。消防安全评估告知书反映广东和盛建设有限公司受镇政府委托，于2019年1月10日派员至安乐村玉峰路××号物业提供消防安全评估服务，最后有该司的盖章，服务单位（场所）签名处为李加玉的签名。韦英棠主张致远厂于2017年12月14日因经营不善而注销，2018年1月4日办妥所有税务事项和停业手续；致远厂在2018年1月后就没有聘用任何员工，叶桂芳从2017年12月开始就不是致远厂的员工；彭妙兰在致远厂购买社保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其与李丽欣在2017年4月经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李加玉看门的厂房是李丽欣从2015年3月2日出租给邓彩娟，该合同第四条第5点约定由邓彩娟支付门卫的工资，该工资由李丽欣擅自与邓彩娟解除劳动合同并没有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厂房出租给刘凯、文小锋、中山申威电器有限公司、陈俊文、中山市亿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若李加玉在该厂房看门，那也是为中山申威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市亿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守门而不是为致远厂守门；2018年11月16日，李丽欣将涉案厂房出租给文小峰，在该合同中已经约定门卫的工资由文小峰支付，文小峰实际占用厂房的面积星棚2076平方，空地300平方，与李丽欣签订的租赁合同的面积不相吻合，其两人目的是为了隐瞒租金收入，且文小峰实际支付的租金根本不是合同约定的32000元；2017年11月致远厂几乎没有业务，原告自称“被告不要他也可以，自己什么都不会做”，2018年1月就已全部停业；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前工资由其会计叶桂芳以现金发放；后李加玉离职，再次于2018年9月为其雇佣负责门卫工作后，2018年10月后通过其微信转账给李加玉发放工资；从2018年9月开始李加玉为玉峰大道108厂房守门，微信的聊天记录均显示守门的相关工作，因此李加玉的工资应该与其他门卫的工资一致，约2500元/月，因李加玉是给租客守门，故门卫的工资由租客支付，韦英棠与李丽欣只是从租客中收到的门卫费再转交给李加玉，且申威五金厂也将门卫费已交至李加玉，故应由李丽欣支付李加玉的门卫费，但韦英棠垫付了李加玉的门卫费；致远厂于2012年5月26日成立，亮日公司于2012年9月6日注销，与致远厂没有关联；并提交清税证明、清税申报表、参保证明、（2016）粤20民终4289号民事判决书、李丽欣与邓彩娟的租赁合同、（2019）粤2072民初306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2018）粤2072民初1632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收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018年9月李加玉与韦英棠的微信截图、韦英棠与会计彭妙兰的微信截图、2017年11月李加玉与韦英棠的聊天记录微信截图予以证明。李加玉不确认清税证明、清税申报表，认为与其无关；确认参保证明，但认为韦英棠没有帮其购买社保；确认（2016）粤20民终4289号民事判决书、李丽欣与邓彩娟的租赁合同、（2019）粤2072民初306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2018）粤2072民初1632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与其无关；不确认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收据，与其无关；确认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的真实性，但亮日公司改名为致远厂，其生产地址与生产经营均不变；确认2018年9月李加玉与韦英棠的微信截图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不确认，李加玉主要工作不是门卫工作，只是兼职做守门工作；确认韦英棠与会计彭妙兰的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但不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其不清楚韦英棠已申请停业；确认2017年11月李加玉玉与韦英棠的聊天记录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但不确认证明内容，韦英棠让其停工，致远厂因经营不善，韦英棠于2019年2月通知其离职，等韦英棠通知再上班。李丽欣不确认清税证明、清税申报表、参保证明，其不清楚；确认（2016）粤20民终428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李丽欣与邓彩娟的租赁合同、（2019）粤2072民初306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2018）粤2072民初1632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但对证明内容不确认，称其除收取20900元的租金外，其余均由韦英棠收取；确认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收据的真实性，不确认证明内容，因为其是从2018年12月开始收取门卫工资分摊费，且从2018年11月开始支付门卫侯兴林的工资，但其他人员工资不由其发放；确认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不确认2018年9月李加玉与韦英棠的微信截图、韦英棠与会计彭妙兰的微信截图、2017年11月李加玉与韦英棠的聊天记录微信截图，称其不清楚。经查，清税证明反映税务机关对致远厂的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4日。清税申报表反映致远厂于2017年12月14日以经营不善为由向税务机关申请注销清税。参保证明反映彭妙兰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由致远厂缴纳社会保险，致远厂在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为叶桂芳缴纳社会保险。（2016）粤20民终4289号民事判决书反映本院判决准许李丽欣与韦英棠离婚，韦英棠不服原判决，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不准予离婚，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判决：驳回韦英棠的上诉，维持原判。李丽欣与邓彩娟的租赁合同、（2019）粤2072民初306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2018）粤2072民初1632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反映李丽欣与韦英棠就其共同所有的位于中山市××××房产与各租赁方就收取租金发生争议。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收据反映文小锋与李丽欣于2018年11月16日签订租赁合同，李丽欣向文小锋出具收取租金收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反映亮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韦英棠，于2006年11月6日成立，于2012年9月6日以股东会决议解散，经营不善为由注销。2018年9月开始李加玉与韦英棠的微信截图反映李加玉就门卫值班的情况与韦英棠在进行沟通，并于2018年10月27日要求韦英棠支付工资，于2019年3月1日称2019年3月8日到厂上班。韦英棠与会计彭妙兰的微信截图反映彭妙兰于2018年1月4日称办理了清税审批，韦英棠于2018年5月17日询问“致远年初已经报停！是否还要的审！”，彭妙兰回复称“要。”2017年11月李加玉与韦英棠的聊天记录微信截图反映李加玉向韦英棠称“20日你周师傅说，今年这情况，早点回家都可以。听到你的话，我就买车票了。还有你刚才说的话，都不要我都可以，我什么都不会做。”，未反映李加玉有向韦英棠提出离职。李丽欣为证实其答辩意见的主张提交了微信截图、证人证词和照片、韦英棠让李加玉去李丽欣收取租金的厂房闹事的视频。李加玉确认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确认证人证词和照片的真实性，但认为与其无关；确认视频的真实性，2018年12月份韦英棠让其去锁厂房的门，因韦英棠与李丽欣离婚涉及厂房的出租矛盾。韦英棠确认微信截图的真实性，该证据证明厂房是其婚前财产，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租金被李丽欣收取，且未经过其同意，李丽欣将租客支付的门卫费私自收取，未支付门卫工资；确认照片的真实性，因当时其出租厂房要李丽欣同意，故挂了两个人的电话，但李丽欣不同意，则将招牌撕掉，独自一人将厂房出租，侵占其租金，故本案所欠的门卫费均由李丽欣支付；不确认证人证词，因证人与其有诉讼纠纷，且证人张某是与李丽欣签订的雇佣合同，李丽欣也承认每年要与张某签订雇佣合同，张某为李丽欣雇佣；确认视频的真实性，证明李加玉当时的工作为门卫工作，并不是仓管人员。经查，微信截图反映韦英棠与李丽欣就离婚财产的分割发生争议，未显示与本案有关联。证人证词和照片反映韦英棠与李丽欣就房产的出租发生争议，未显示与本案有关联。视频反映2018年12月19日韦英棠与李丽欣发生争吵，其中李加玉手持锁具。李加玉主张韦英棠于2007年开始以致远厂的名义对外经营，一直经营到2018年8月；韦英棠在2018年10月27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的款项除了其工资外，还支付了其他的门卫工资，并提交送货单、张某出具的证明、李加玉自述的证明予以证实。韦英棠不确认送货单，该送货单不是其与中山市唯丰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镇欣欣塑料五金厂的交易，若李加玉与前述两企业的员工私下交易，其并不清楚，若有交易也是其与前述两企业的老板沟通，2018年2月开始，致远厂与前述两企业没有交易往来；不确认证明，因张某与其有诉讼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故证明不可信，其微信支付给张某的工资，不包括其转账给李加玉的钱款内；从李加玉的转账记录内显示，2019年1月17日，其分两次各转1000元是支付张某的工资，且李加玉已转交给张某，2019年1月27日，其转账2000元给李加玉，后李加玉将2000元转至张某，该款均不包括其转账给李加玉的款项内；不确认李加玉自述的证明，不是事实，据其统计，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3月18日，共转款12479元，该款不包括转交给张某的，因为李加玉从2018年9月开始为玉峰路××号守门，参照其他守门人员的工资，包括加班费和餐费，大概每月2500元，李加玉是一直工作到2019年1月27日，之后再无为玉峰路××号守门，故其认为李加玉的工资已结清。李丽欣确认送货单，对但两证明中的证明内容不清楚。经查，送货单反映致远厂与中山市小榄镇欣欣塑料五金厂、中山市唯丰电器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有多次的货物交易记录，其中送货经手人或收货人为李加玉。张某出具的证明反映其收取了李加玉转交其2018年7月工资2070元、2018年8月工资2099元，共计4169元。李加玉自述的证明反映韦英棠自2018年10月27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向其微信转款11470元，其已支付张某4169元，其自得7301元（包括2018年10月的工资4635元、2018年11月暂收的部分工资2666元）。因韦英棠不确认李加玉提交的送货单，本院到送货单上的关联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并将现场调查的笔录提交给双方质证。李加玉确认法院的现场调查笔录。韦英棠确认法院的现场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但其本人称不清楚李加玉与上述企业员工的私下交易。李丽欣确认法院的现场调查笔录。因韦英棠不确认上述送货单，经本院现场调查，送货单上的两家企业均反映送货单是真实的，是其企业与致远厂的真实交易，其中李加玉系致远厂的员工，双方一直交易至2018年8月左右。韦英棠主张2018年2月致远厂已停产，李加玉从2018年9月开始到玉峰路××号守门，且守门工作是为租客守门，故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工资参照其他守门人员的工资，与其他守门人员是相同的待遇；即使法院认定为劳动关系，但因李加玉的诉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其不同意支付，且致远厂2012年5月成立，李加玉提供2007年的盖有致远厂公章的送货单完全是与李丽欣串通作伪证，韦英棠的父亲在2012年前是没有成立致远厂，不存在2012年其父亲将致远厂转给韦英棠，若法院认定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该补偿也应由韦英棠、李丽欣共同承担，因致远厂是双方共同经营，且致远厂现已注销，因此该债务应由两人承担。李丽欣主张李加玉的诉求由法院依法处理，但李丽欣不同意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收取过致远厂的利润；且其2016年1月份起离开致远厂，而李加玉与韦英棠在2016年之前的工资已结算完毕，故李加玉的诉求与其无关，应当由韦英棠承担。李加玉主张其于2019年2月28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理由是致远厂停产，不能提供劳动条件，故要求支付按月平均工资4300元/月计算其在致远厂工作13年的经济补偿；另其确认不要求李丽欣对本案中致远厂的债务承担责任。韦英棠主张李加玉于2012年5月25日入职过致远厂，但因致远厂业务具有季节性，李加玉有几次离职入职，但具体情况记不清楚，另确认李加玉提交的2011年与亮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根据劳动合同，李加玉的工资在淡季3500元/月，旺季4300元/月；2018年1月份，李加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李加玉知晓韦英棠的致远厂经营不善，又有离婚诉讼，故李加玉主动提出；故2018年2月起李加玉从致远厂离职，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加玉于2019年6月14日提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从2018年9月始，韦英棠代租客雇佣李加玉从事门卫工作，韦英棠代租客支付李加玉的门卫费。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仲裁时效、是否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根据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以及本院的现场调查足以证实致远厂在2018年8月仍然有经营活动，原告仍在为致远厂提供劳动，故本院认定被告韦英棠陈述致远厂已于2018年1月起停止经营属于虚假陈述，原告与致远厂于2018年8月仍存在劳动关系。韦英棠对于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事实多次陈述前后不一致，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另其主张原告于2018年2月起作为门卫提供劳务等，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均不亦采信。因原告与致远厂于2018年8月仍存在劳动关系，则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提起劳动仲裁符合法律规定。而致远厂已于2018年12月21日注销，用人主体资格已不存在，故原告提出劳动仲裁后，仲裁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应视为已经经过劳动争议的仲裁前置程序。综上，本院对被告韦英棠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原告提起劳动仲裁时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也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原告诉请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问题。虽然被告韦英棠有微信转款给原告，并主张已支付了李加玉的全部工资，但款项不仅仅包含原告的工资，还包括要求李加玉转交的其他人员的工资、支付的费用等，且致远厂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交工资台账，致使本院无法核查原告的工资收取情况，故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采信原告的主张。综上，故本院认定致远厂未支付原告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12867.67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致远厂应支付原告2018年11月1877.4元、2018年12月4905.87元、2019年1月4084.4元、2019年2月2000元，以上合计12867.67元。三、关于原告诉请缴纳2006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问题。虽然致远厂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系事实，但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系不属于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范围，原告应当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故原告的该诉求本院不予处理。四、关于原告诉请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问题。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原告主张其于2006年2月入职亮日公司，但根据亮日公司于2006年11月6日成立，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致远厂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韦英棠主张原告于2012年5月25日入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亮日公司与致远厂均系被告韦英棠投资并实际经营，且经营地点相同，两用人单位为关联企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原告在亮日公司工作的时间应计入其工作年限，结合亮日公司的成立时间，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本院认定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06年11月6日。关于原告的离职时间。被告韦英棠主张原告曾几次入职离职致远厂，并于2018年1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告主张于2019年2月28日以致远厂停产，不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虽然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但从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致远厂于2018年12月21日已注销，且被告韦英棠拖欠原告的工资、致远厂停止经营系事实，故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常理，且被告韦英棠作为用人单位致远厂的投资人未能提交原告离职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于2019年2月28以致远厂未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关于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原告与被告韦英棠均未能对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工资数额举证，故参照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公布中山市2018年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2017年部分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通知》中仓管员的中位数工资标准3963元/月，本院认定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963元/月。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结合上述认定，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致远厂应当支付经济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致远厂虽然于2018年12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已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但原告仍然付出劳动的，致远厂或被告韦英棠仍然应当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等。综上，结合原告的工作年限、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被告韦英棠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49537.5元（3963元/月×12.5个月）。五、关于原告诉请的2006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和加班工资问题。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原告于2019年4月10日提起诉讼，故原告应对致远厂未支付2017年4月10日前的带薪年休假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致远厂未支付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故本院对原告诉求的2006年2月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不予支持。而致远厂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就原告2017年4月1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是否已休年休假或已向其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韦英棠未能举证证明，故本院认定致远厂未支付原告2017年4月1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2017年享有带薪年休假7天（264天÷365天×10天），2018年享有带薪年休假10天，2019年享有带薪年休假1天。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致远厂应支付原告2017年4月1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6559元〔3963元/月÷21.75天×（7天＋10天＋1天）×200%〕。关于加班工资。虽然原告提交了打卡记录，但均未显示系致远厂考勤，故本院不予采纳打卡记录。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或就工资数额向被告韦英棠提出异议，且从原告的主张来看，其工资数额亦不会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应视为原告已接受致远厂的工资计算方式，故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关于原告诉请的2019年3月至同年6月期间未提供劳动但双方保留劳动关系的基本生活费问题。因原告已主张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故原告该诉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原告诉请的车费、误工费补偿问题。原告未提交车费、误工费损失的证据，且原告的该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八、关于被告韦英棠、李丽欣的责任承担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本案中，致远厂已于2018年12月21日以投资人决定解散为由注销工商登记，故被告韦英棠应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对致远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致远厂曾由被告韦英棠和李丽欣共同经营，但因原告李加玉不要求被告李丽欣承担责任，系当事人对权利的自行处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韦英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李加玉支付2018年11月工资差额1877.4元、2018年12月工资4905.87元、2019年1月工资4084.4元、2019年2月工资2000元，以上合计12867.67元；二、被告韦英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李加玉支付2017年4月1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6559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49537.5元，以上合计56096.5元；三、驳回原告李加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韦英棠承担（该款已由原告李加玉预交，其同意由被告韦英棠直接向其支付，被告韦英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迳付5元给原告李加玉，法院不另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亚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丁也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