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33民初4032号原告：袁和兰，女，193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大明（袁和兰的儿子），196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杨春，重庆泰源（忠县）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律师，一般代理。被告：袁铁华，男，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桂华，重庆冠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袁和兰与被告袁铁华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大明、唐杨春、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桂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2818元，其中医疗费10458元、护理费6240元（120元/日×52日，鉴定护理期为90日）、交通费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20元（60元/日×52日）、精神损害赔偿5000元、营养费200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的儿子邓大明与其妻子袁华兰因婚姻纠纷在家发生矛盾，邓大明（原告之子）与袁华兰(原告儿媳)的女儿邓艳随即电话通知其舅舅袁铁华过来帮忙，被告过来后将原告踢倒在地。随后，原告被送往忠县石宝中心卫生院入院治疗，经诊断原告为右侧耻骨上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伤，住院52天。原告被被告打伤后经忠县公安局鉴定其伤情属于轻伤一级，现被告始终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邓大明与被告发生纠纷属实，但被告并未与原告发生纠纷，也未与原告发生抓扯现象。事实经过是:邓大明与袁华兰于2019年2月12日早上在原告家中发生纠纷，原告将打架的双方拖拉开，邓艳看到邓大明殴打袁华兰，就打电话叫被告来劝架，被告到达原告家时邓大明就已经受伤了，邓大明认为被告是去帮袁华兰的忙，还提起了刀。被告实际是代替殴打邓大明的邓艳和袁华兰接受了行政处罚。开始是三个人在打架，邓艳在拿竹篾条时，原告拖架将其手划伤。原告曾多次向公安机关反映被告殴打原告，公安机关调查后未发现被告殴打原告的事实。被告在整个纠纷过程中也未与原告有身体接触，原告控诉被告实施伤害行为的事实不存在。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邓大明是袁和兰的儿子，袁华兰与邓大明系夫妻，袁铁华是袁华兰的弟弟。2019年2月12日8时许，邓大明与袁华兰在重庆市忠县XX家中因婚姻纠纷发生打架后，袁华兰的女儿邓艳电话通知其舅舅袁铁华等人赶到现场，袁铁华到场后持木棍与袁华兰一起殴打邓大明。处于纠纷现场的袁和兰受伤后被送往忠县石宝中心卫生院入院治疗，于2019年4月5日出院，入、出院均诊断为：“1、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2、全身多处软组织伤；3、高血压病”，出院医嘱：“1、院外继续卧床休息2-3月；2、加强营养，多吃肉类、鸡蛋等食物促进骨折愈合；3、按月返院复查X片了解骨折愈合情况；4、我科随访”。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袁和兰的MRI检查报告单显示诊断意见：“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伴周围挫伤、耻骨联合挫伤；伴闭孔内外肌、臀大肌及大腿内侧肌群挫伤”，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的袁和兰的CT检查报告单显示诊断意见：“1、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有骨痂；2、右侧骶骨翼骨折，有骨痂；3、腰椎骨质增生，骨盆骨质疏松。”。原告入院治疗产生了相关医疗费用。2019年2月12日9时40分忠县公安局民警在忠县石宝派出所民警办公室对邓艳所作的询问笔录（有忠县石宝政府民政女干部朱小琴在场）载明：“问：你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一遍？答：由于我父亲和母亲关系一直不好，经常争吵，我父亲是昨天才回到石宝老家的，今天早上6、7点钟的时候，他们起来做早饭，就有为平时那些琐事在厨房争吵、他们在吵得凶的时候，我就出去给我幺舅袁铁华打电话说我父母亲在打架。等我打完电话回到厨房，我就看见我父亲给我妈打几耳光，我妈就把我父亲的衣服拉扯到，我父亲就把我妈按到地上捶她的背，我爷爷奶奶当时也在场，他们也劝不要打了，但我觉得他们只劝我妈不要打，没有劝我父亲不要打，他们在打的时候，我外公外婆先来我们家里，后头我大舅袁金华、幺舅袁铁华才来，当时我也在帮我妈的忙一起在打我父亲，我外公袁联顺（音）来了就把我奶奶袁和兰（音）拉开，我父亲当时还在厨房拿把刀，准备去打我外公，我大舅和幺舅上去把我父亲拿的刀夺下，他们在夺的时候，我和我妈就拿的平时烧柴的木棍（用手比划直径约两厘米）打我父亲，当时我大舅和我幺舅把我父亲拿的刀夺下后，我大舅和幺舅也拿个棍棍准备去打我父亲，但被我外公劝住的，说莫去打他，看他做个啥子。我和我妈拿棍棍可能打了几分钟，我父亲就在那里喊他妈，还在那里哭，我和我妈才没有打了。后头我爷爷报警，你们派出所的就来的，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的。问：我们在现场看见你奶奶手受伤了，是谁造成的？答：我不清楚，有可能是在劝架的时候拉扯造成的，没有人去主动打她。问：你爷爷奶奶是否参与打架？答：没有参与，只是他们一直是劝我妈不要打，没有劝我父亲。”。2019年2月19日9时35分忠县公安局民警在忠县石宝派出所询问室对邓大明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答：（其中部分答语）大概十多分钟后，我就从厨房的玻璃窗看见袁华兰的哥哥袁金华就走到了我家门口的地坝，当时我父亲站在地坝里面，袁金华就过去打了我父亲邓礼华一耳光，然后就走到厨房里面来了。袁金华进厨房后就拿出一根长约50公分的棍子，向我打来，他拿棍子打过来后，我就那（拿）手去挡。后面袁华兰的父亲袁连顺、母亲邓银珍（音）、弟弟袁铁华也进来了、袁铁华从地坝进我家客厅的时候，我母亲站在我家客厅门后，袁铁华就踢了我母亲一脚。袁连顺、邓银珍（音）、袁铁华进入客厅后，袁连顺就站在客厅喊他们打我，然后邓银珍（音）也走近厨房用手抓我，袁铁华也拿了一根棍子和袁金华一起在我身上乱打。当时我没有还手，他们打了我一会儿后，就从厨房退出去了，接着两河村的村干部就从来到我家里面，最后你们派出所的民警也赶到了现场，当时袁连顺、袁金华、邓银珍（音）已经走了，派出所的民警就询问了我们打架的情况并对我们双方打架受伤的人的伤情进行了拍照取证，并将袁铁华、袁华兰传唤到了派出所进行调查，我当时伤情比较严重就前往了忠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2019年3月18日9时35分忠县公安局民警在忠县石宝镇卫生院三楼19号病房对袁和兰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将事情经过讲述一遍？答：（其中部分答语）我当时站在边上喊他们不要打，我孙女邓艳也去劝了一会，然后邓艳就去打电话，我就出门站在大门口，隔了不到五分钟，我就看见袁铁华、袁金华、袁连顺三爷子拿着棒棒往我家走来，袁铁华走拢后朝我屁股踢我一脚，我就脸朝下扑在地上，我正准备撑起来，袁铁华又朝我屁股踢一脚，并且还用棒棒打了我两棒，后来还是邓礼梅书记将我从地上扶起来，开始还准备扶我坐凳子上，我喊坐不得痛，我在地坝上坐了一会，后来被人送到医院。问：袁铁华踢你的，你和他是怎样站立着？答：我当时是站在大门口，袁铁华是在我后面踢了我屁股的。问：袁铁华在你背后，你如何确定踢你的人是袁铁华？答：袁铁华是走在袁金华、袁连顺前面的，我看到是袁铁华走到我背后的。问：你扑在地面上，你如何确定踢你和用棒打你的人是袁铁华？答：我没有看见是袁铁华在打，但是我听见是袁铁华在我背后说‘就是你这些人装怪，我今天要弄你们’，我想踢我、用棒打我的人是袁铁华。”。2019年3月20日9时30分忠县公安局石宝派出所民警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XX中学会议室对邓艳所作的询问笔录（有XX中学老师陈慧方在场）载明：“问：受伤人的伤是谁造成的？答：我妈妈袁华兰的伤是我爸爸邓大明打的，我爸爸邓大明的伤是我妈妈袁华兰、幺舅袁铁华、还有我用木棒棒打伤的，我奶奶袁和兰手上流血是我准备拿竹篾片打我爸邓大明时，我奶奶用手来抓时划伤的。问：袁和兰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倒地或坐地的情况？答：我当时拿竹篾片准备打我爸爸，奶奶袁和兰用手抓住竹篾片，我拖开后进厨房准备打我爸爸，我妈妈喊我出去，我出去后看见奶奶袁和兰一屁股坐在客厅大门外地坝上，后来警察和120来后我奶奶还一直坐在那儿。问：整个过程有没有人打你奶奶袁和兰及爷爷邓礼华？答：我确定是没有任何人打我奶奶袁和兰、爷爷邓礼华。问：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答：我觉得我爸爸不顾家，该被我和我妈妈打，我奶奶袁和兰所说有骨折，但确实没有人打她，她怎么会受伤，我当时拖竹篾片时，奶奶只是扶着客厅大门，没有倒地，奶奶坐在地上也是她自己慢慢坐下去，没人动她。”。重庆市忠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6日就邓大明不服被申请人忠县公安局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作出忠府复决〔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忠县公安局作出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重庆市忠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忠公物鉴（临床）[2019]101号鉴定书载明：“袁和兰的损伤程度目前属轻伤一级”。2019年6月21日重庆市忠县公安局对邓大明于2019年6月18日提出控告的袁和兰被袁铁华故意伤害案作出忠公（石宝）不立字〔2019〕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页、重庆市忠县公安局作出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忠县石宝中心卫生院入院记录及出院记录、忠县石宝中心卫生院疾病诊断书及存根、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MRI检查报告单及CT检查报告单、重庆市门诊药费专用票据及住院医药费专用票据、重庆市忠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忠公物鉴（临床）[2019]101号鉴定书，被告提供的忠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忠府复决〔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重庆市忠县公安局作出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忠公（石宝）不立字〔2019〕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忠县公安局对袁和兰、邓大明、邓艳所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足以认定。庭审中，原、被告经庭审释明，均同意本案案由确定为健康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伤情与被告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张，原告的伤情是袁铁华殴打所致。为证明其与被告袁铁华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向本院只提交了重庆市忠县公安局作出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病历资料及医药费票据、《鉴定书》、部分交通费票据、证人邓礼全出具的证明以及申请了证人邓礼全出庭作证，其中证人邓礼全提供的书面证词载明：“2019年正月初八早上我到双河看见袁铁华、袁金华、袁连顺手拿木棒跑到邓大明家，袁和兰站在门外，袁铁华踢袁和兰一脚，又打了袁和兰一棒，袁和兰倒在地上，袁铁华三人跑到邓大明屋内，我只听到棒打声，不敢上前，我就走了”。证人邓礼全当庭证言：“我看到被告踢了原告一脚的过程，被告一脚踢到原告前面的小腹，没有看到被告打了原告一棒。有4个人到原告家中，但被告的母亲在外面，没有进门里面，袁连顺、袁金华及被告进屋。原告丈夫邓礼华找到我，希望我证实，证明内容是我说的。发生纠纷那天，我准备上忠县。我看到原告家中打架，原告的门开起的，我听到木棒打的声音，木棒有一尺长，直径有一寸半粗，被告及袁金华拿了木棒，被告的父母在场没有拿木棒。事发当天8点30几分，我看到是被告在房子里面打了原告，大门开起的，没有窗户，是装潢门，原告家是两层楼，包括底楼。”。被告主张，他没有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原告的伤情与他没有因果关系。对于原告提供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于证人邓礼全系原告老公的兄弟即邓大明叔叔，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当庭证言与原告提供的书面证词前后矛盾，不能证明他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其证明力低。对于原告提供的病历资料及医药费票据，因事情发生在2月，检查与用药的日期是4月与事实不符。鉴定书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有侵权行为。交通费发票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是正式发票，没有收款人的身份信息，对其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而事实经过：是原告的儿子（邓大明）在2019年2月12日早上在原告家中发生纠纷，邓大明殴打妻子袁华兰，其女儿邓艳看到邓大明殴打袁华兰，就打电话喊其舅舅劝架，原告在拖邓大明、袁华兰不要打架，被告是劝架。进门后，邓大明认为是被告去帮袁华兰忙，就提刀。在被告到达原告家中时，邓大明就已经受伤了。原告认为是被告殴打她的，实际不是被告殴打原告，原告未参与打架，被告与原告没有肢体接触。证人邓礼全的家与原告家相隔步行有半个小时以上，且是早上的8点多钟发生的事情，发生矛盾时只有原告及其老公，被告及被告父母、邓艳，被告哥哥袁金华也在场，但未参与矛盾。开始是3个人打架，邓艳拿竹篾条时，将原告手划伤。被告到现场后的整个过程，原告并没有与被告有身体接触。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忠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忠府复决〔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重庆市忠县公安局作出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忠公（石宝）不立字〔2019〕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忠县公安局对袁和兰、邓大明、邓艳、袁铁华、袁华兰所作的询问笔录。而原告质证认为：对行政复议决定关联性不予认可；不予立案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仍然向相关部门主张复查，刑事自述检察院没有受理；对袁和兰的询问笔录，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邓艳的询问笔录，因邓艳系袁华兰之女，且系被告的外侄女，案发是因为邓艳电话通知被告的，且通过调查笔录显示邓艳与其母亲更亲近，对邓艳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邓大明的询问笔录，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袁铁华、袁华兰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构成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一是违法行为；二是人身损害事实；三是因果关系；四是主观过错。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要件，才能构成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的人身损害与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本案的关键。原告为此向本院提供了证人邓礼全，但证人在当庭证言与其提供的书面证词之间关于袁和兰是否遭受被告侵害、被打地点前后矛盾；特别是在当庭陈述“被告一脚踢到原告前面的小腹，没有看到被告打了原告一棒。”与书面证词“袁和兰站在门外，袁铁华踢袁和兰一脚，又打了袁和兰一棒”相互矛盾，且与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袁铁华走拢后朝我屁股踢我一脚，我就脸朝下扑在地上”明显不一致，也与忠县公安局对邓大明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袁铁华从地坝进我家客厅的时候，我母亲站在我家客厅门后，袁铁华就踢了我母亲一脚”，大相径庭。虽然原告诉称其当时在医院，公安机关做询问笔录时未宣读给原告听，但是公安机关对袁和兰的询问笔录有原告的捺印确认，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且原告在质证中对自己的该份询问笔录予以了认可。加之，证人邓礼全系原告老公的兄弟，具有亲属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因此，对于证人邓礼全的当庭证言，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原告提交的重庆市忠县公安局作出的忠公（石宝）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重庆市忠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忠公物鉴（临床）[2019]101号鉴定书均未载明原告的伤情与被告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被告举示的忠县公安机关对袁和兰的询问笔录中“问：袁铁华在你背后，你如何确定踢你的人是袁铁华？答：袁铁华是走在袁金华、袁连顺前面的，我看到是袁铁华走到我背后的。问：你扑在地面上，你如何确定踢你和用棒打你的人是袁铁华？答：我没有看见是袁铁华在打，但是我听见是袁铁华在我背后说‘就是你这些人装怪，我今天要弄你们’，我想踢我用棒打我的人是袁铁华”，以及忠县公安局对邓艳的询问笔录中“问：整个过程有没有人打你奶奶袁和兰及爷爷邓礼华？答：我确定是没有任何人打我奶奶袁和兰、爷爷邓礼华”等陈述，能够表明原告受伤与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备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原告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其伤情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其应自行承担证据不足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和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袁和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到本院第三人民法庭领取《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并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汝溪分理处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刘 伟人民陪审员  杨成荣人民陪审员  刘锦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张 琦书 记 员  王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