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21246号原告：四川蓉城听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泰路666号2栋14层12号。法定代表人：赵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池，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佳丽，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国泰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21号爱丁堡D座1单元142号。法定代表人：丁春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长青，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四川蓉城听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城听风公司）与被告北京国泰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安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蓉城听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池、廖佳丽，国泰安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林长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蓉城听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96.097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号：GTRC-20180730-01）,约定原告将其一套移动互联网侦控定位系统出售给被告，总金额为173.975万元。合同约定货款分两期支付，由被告自收到最终用户付出产品首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一期款164.632万元，由被告自收到最终用户产品尾款后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二期款9.343万元。后被告将该设备出售给指定最终用户长宁县公安局。该局已于2019年6月13日将首付款96.097万支付给被告。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当于2019年6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96.097万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判如所请。被告国泰安信公司辩称：答辩人不同意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答辩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请求，具体理由如下：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在答辩人与武汉剑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建立，原告主体不适格，被答辩人无诉权。武汉剑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剑通”）没有生产销售移动互联网终端定位设备（以下简称“网安产品”）的资质，其为了达到将移动互联网侦查定位系统（以下简称“定位系统”）出售给长宁县公安局（以下简称“最终用户”）的目的、遂提出借用答辩人的网安资质进行销售，即先由武汉剑通把定位系统出售给答辩人，再由答辩人把定位系统卖给最终用户，答辩人考虑到双方的关系同意了武汉剑通提出的上述请求。武汉剑通先向最终用户提供定位产品，进行测试和实战，满足最终用户需求再与最终用户达成销售意向，在最终用户达成销售意向后，武汉剑通授意答辩人与最终用户签订《购销合同书》，武汉剑通直接将定位系统交付给最终用户完成洽谈、签约、履行的全过程，然后指示答辩人在《购销合同》上盖章，答辩人发现《购销合同》上的出售方为被答辩人，遂提出质疑并要求与武汉剑通签署合同，武汉剑通工作人员表示因其公司无法开“定位系统”的发票（因没有网安资质不能生产销售网安产品）且法定代表人丁国荣授意这样操作，所以需要答辩人和被答辩人签订合同，在后续沟通中答辩人又多次提到与武汉剑通之间签订合同，均未果。《购销合同》实际是武汉剑通和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订立合同的合意，双方从未沟通过合同的签订及履行问题，由武汉剑通与答辩人沟通确定合同细节后授意被答辩人和答辩人订立合同，以达到规避资质监管的目的。故本案的买卖关系在答辩人与武汉剑通之间建立，武汉剑通委托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合同，该合同直接约束武汉剑通和答辩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对答辩人无诉权，答辩人申请追加武汉剑通为本案第三人。二、被答辩人要求支付货款的请求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购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为：产品经过答辩人和最终用户验收合格且答辩人收到最终用户支付的第一期货款后5个工作日内；武汉剑通让答辩人与最终用户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系统安装调试、验收以实际抓捕率80%以上为合格，验收合格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款的95%，即1842430元。因武汉剑通直接与最终客户沟通交易过程进行送货结算，答辩人没有对产品进行验收，经答辩人多次催要，武汉剑通至今没有提供最终客户的验收单且最终客户没有按照约定的数额付款，故《购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没有成就，被答辩人主张货款没有法律依据。另，因武汉剑通存在向不具备资质的企业、非技侦单位提供、出售定位设备的情形，其生产的定位设备在使用中存在数据安全和泄密风险。2019年9月20日公安部技侦局已发文给全国下属各个技侦单位，要求暂停使用武汉剑通定位设备。涉案产品为技侦产品和网安产品，网安局正在对武汉剑通的网安产品进行调查，一旦网安局要求最终用户停止使用涉案产品，必将影响最终用户正常使用设备，且会以不能使用作为拒付货款的抗辩，故本案付款条件没有成就。综上，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及法院依据，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告陈述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号：GTRC-20180730-01）,约定原告将其一套“移动互联网侦控定位系统”（以下简称：涉案产品）出售给被告，总金额为173.975万元。本合同产品仅用于长宁县公安局。合同约定货款分两期支付，一期款由被告自收到最终用户付出产品首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1646320元，二期款由被告自收到最终用户产品尾款后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二期款93430元。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2018年1月30日，被告与长宁县公安局签订《购销合同书》，被告将从原告处购置的涉案产品出售给长宁县公安局，合同价款为1939400元。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2018年7月3日，长宁县公安局对涉案产品进行了验收。2019年7月8日，长宁县公安局向被告支付货款96097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以原告并非涉案产品的实际出卖人为由，申请武汉剑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剑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核实，武汉剑通认可涉案产品系其公司销售给原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委托关系或代理关系。本院对原告的追加申请予以驳回。另查，根据原告出示的《产品发货通知单》及《客户签收单》显示，涉案产品的发货时间为2018年1月30日，签收时间为2018年2月2日，早于原、被告签署合同时间，原告称因涉案产品非一般电子产品，须交由客户试用，原告认可倒签合同事实。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书面《购销合同》，虽被告主张针对涉案产品其实际应与案外人武汉剑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所出示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针对涉案产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涉案产品虽系警用设备，但被告并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原告不具备销售该类产品的资质，亦未举证证明原告的销售行为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购销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原告出示的证据看，原告按照双方约定向被告交付涉案产品，被告按照双方约定与“最终用户”即长宁县公安局签署买卖合同，涉案产品已经长宁县公安局验收并使用，长宁县公安局已于2019年7月8日向被告支付货款960970元，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事项，原告截止至2018年7月15日向被告主张给付第一期货款的条件已经部分成就，鉴于长宁县公安局实际支付被告货款金额为960970元未到达双方约定数额，原告仅按照被告实际收到货款金额向被告主张，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国泰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四川蓉城听风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期货款96097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5元，由被告北京国泰安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