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210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勤军，男，1967年11月10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凤城，女，1967年12月13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大化瑶族自治县，系原告覃勤军之妻。 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宝荣，男，1955年8月13日出生，壮族，住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巴谭社区屏山北路201号，公民身份号码45273019550813593X。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覃图忠，男，1969年8月10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覃艳桥，女，1969年8月15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大化瑶族自治县，系被告覃图忠之妻。 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克敏，男，1964年12月20日出生，瑶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古感村红浪屯9号，公民身份号码452731196412205738。 上诉人覃勤军、覃凤城因与被上诉人覃图忠、覃艳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9民初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覃勤军、覃凤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百马渡口桂112066号车渡船的《经营执照》是覃图忠注册登记，但经营该车渡船的是上诉人与覃图忠共同经营，而不是覃图忠个人经营。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覃图忠合伙就得接受覃图忠提出165万元的股份转让市场价，而不是建造船时的131万元出厂价。该认定忽视上诉人与覃图忠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前达成共同建造渡船经营的口头合伙协议。从渡船建造伊始，上诉方就与覃图忠一起联系天峨县吉发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下称吉发公司）订造渡船，之后由覃图忠同吉发公司签订造船合同。渡船建造期间，上诉人经常对吉发公司提出质量要求，并督促其员工赶进度施工，还个人出资招待造船工人会餐，并先后三次代覃图忠向吉发公司支付共29.3万元的造船款。这一切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覃图忠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前就己达成合伙建造渡船进行经营的口头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建造车渡船165万元是合理市场价没有依据。事实上，除了建造车渡船的131万元之外，覃图忠没有证据证明造车渡船多支付了34万元。即便覃图忠联系造船事宜，也未必有34万元的费用。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看，该约定“建造车渡船共计人民币165万元”的字面意思就只有建造费用。如果还包含其它费用，应当在合同中写明。二、在上诉人与覃图忠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因为覃图忠说建造渡船共计165万元，并没有说明这165万元是包含有其他方面开支，合同条款也没有注明。从“建造渡船共计165万元”的字面看，可以理解为上诉人与覃图忠从联系吉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至渡船竣工交付使用开支的造船价格。上诉人不知道渡船总价是131万元，而误认为覃图忠报渡船总价165万元是船厂收取“建造渡船”的总价。覃图忠利用上诉人不知情况而多报了34万元。如果上诉人知道实情就不会和覃图忠签订《合作协议书》。三、百马至古河车渡船历来由当地村民合伙承包，大化县政府批准建造船只办给一人，并由这该人与其他人合伙经营。自从该渡口原车渡船报废之后，上诉人与覃图忠均向大化县政府申请车渡船建造准批，最后县政府只批给覃图忠建造，随后由覃图忠组织上诉人等四户合伙建造。除了车渡船准批给覃图忠办理建造之外，其他船舶合格证、安检等证照登记均是上诉人和覃图忠一起办理。退一步说，即使是覃图忠自己办理证照，建造车渡船多开支有34万元也应该让合伙的其他成员知道，并认可其开支的合理性。在一审时，覃图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建造车渡船另外开支了34万元。综上所述，涉案车渡船是上诉人与覃图忠合伙建造，该车渡船实际总造价为131万元，覃图忠将双方合伙经营的车渡船虚报价格为165万元，多报价34万元，该款应由覃图忠按双方享有的股份比例退还给上诉人多支付的合伙经营本金6.8万元（34万元×20%）综上，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覃图忠、覃艳桥辩称：一、2016年，原百马至古河的车渡船临近报废期，被上诉人为此向大化交通局打报告，请求自行造船并将原承包方式转为自负盈亏。覃勤军知道后也向大化交通局打报告要求自行造船并自负盈亏。2016年12月13日，被上诉人接到大化县人民政府的批文后，即与天峨县吉发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下称吉发公司）订立造船合同，覃勤军为此曾多次到大化交通局吵闹。由此可见，双方不可能在订立造船合同之前达成口头合伙经营协议，也不可能与覃勤军共同联系吉发公司造船。覃勤军、覃凤城称其委托被上诉人与吉发公司订立造船合同，据此证明其对造船价款131万元及规格等十分清楚。如果覃勤军造船价款为131万元，其不可能与被上诉人订立将渡船作价为16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另外，覃勤军称其与被上诉人等四人合伙投资造船，在一审时，覃勤军并未主张由四个合伙人共同投资造船；在二审中，覃勤军提出该主张，但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在车渡船建成即将交付使用时，覃勤军强烈要求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由于被上诉人与覃勤军同住一条街，被上诉人只好同意其入伙。经双方口头协商，覃勤军同意将涉案车渡船作价为165万元合伙经营，其中被上诉人占有80%份额（股金132万元）；覃勤军占有20%的份额（股金为33万元）。因被上诉人尚欠吉发公司造船款余额29.3万元，双方约定由覃勤军从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股金33万元中汇款给吉发公司29.3万元，至今，覃勤军尚欠上诉人3.6万元股金没有支付。为此双方约定从经营利润中扣还覃勤军欠款的股金后，按口头约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书》。2017年9月1日，被上诉人从覃勤军的利润中扣完3.6万元股金后，双方才按口头约定补签了《合作协议书》。在该协议中没有约定覃勤军代付的29.3万元是造船投资款，覃勤军主张该款为造船投资款并没有任何依据。覃勤军代上诉人支付渡船款余额29.3万元属于转让渡船款的部分股份投资，并非双方合伙造船。三、覃勤军在二审中提交吉发公司白玉发的微信、通话记录等，该证据为事后伪造，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覃勤军存在合伙造船的关系。覃勤军对被上诉人订购车渡船造价131万元是明知的。在覃勤军多次要求合伙经营后，经双方协商后约定造船总价款为165万元（其中：包含被上诉人到广东沿海一带，北海市、马山县、天峨等地联系造船的一切费用，还有被上诉人办理该车渡船的各种证照、补装修该车渡船的驾驶楼、船边护栏等一切费用开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覃勤军、覃凤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覃图忠、覃艳桥返还多收其夫妻二人的合伙股金6.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覃图忠、覃艳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覃图忠原在大化县马渡口租赁桂112066号车渡船经营车渡生意，因桂112066号车渡船达到报废期限，覃图忠为了继续经营百马渡口的车渡船生意，遂向大化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下称大化交通局）提交《关于要求修造车渡船的请示》，大化交通局于2016年11月29日同意覃图忠自费另造一艘合格的车渡船用于百马渡口的车辆过渡申请。大化交通局于2016年11月29日就此事向大化县人民政府请示，大化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批复，原则同意原租赁桂112066号车渡船经营的覃图忠自费建造一艘合格的车渡船用于百马渡口的车辆过渡。2016年12月13日，覃图忠与天峨县吉发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下称吉发公司）签订《车渡建造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建造的该艘车渡钢质船舶总造价为131万元，期限为90天，在此期间，覃凤城分别于2017年3月24日、3月31日、4月3日代覃图忠支付给吉发公司造船款共计29.3万元，吉发公司已于2017年3月23日完成了涉案车渡船合同约定的建造工作，涉案车渡船实际于2017年4月3日交接并下水、于2017年4月5日正式运营。上诉人与覃图忠于2017年9月1日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建造渡船共计165万元，覃图忠一方出资132万元，占80%股份，上诉人出资33万元，占20%股份。2017年9月4日，覃图忠取得《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该证书注明涉案船舶的船名为大化车渡168，船舶所有人为覃图忠、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17年8月28日、建成日期为2017年8月3日。覃图忠与覃勤军、覃乃秀（第三人）于2018年9月19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以250万元的价格将大化车渡168车渡船转让给覃勤军、覃乃秀；2019年5月22日，覃勤军以覃图忠存在虚增大化车渡168车渡船的造船款为由提起诉讼，诉请覃图忠、覃艳桥返还多收的合伙股金（造船成本费）6.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协议双方当事人应本着公平自愿、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在本案中，覃勤军、覃凤城与覃图忠、覃艳桥的争议焦点在于覃图忠、覃艳桥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是否存在合同欺诈行为。首先，从协议条款解释的角度看，分别从《合作协议书》协议的目的、协议条款文义、协议整体性上解释，《合作协议书》第一条中“建造渡船共计人民币165万元”，均不能简单解释为“渡船的出厂造价为165万元”。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构成合同欺诈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构成要件：1、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陈述是虚假的，并会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2、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该错误认识达到会颠覆其意思表示的程度。3、因错误认识而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错误认识与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4、欺诈具有不正当性，就是该欺诈行为超出法律、道德或交易习惯允许的限度。在本案中，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建造渡船共计人民币165万元”中可以看出，双方均未明确约定建造涉案的渡船出厂造价就是165万元。此外，双方既然已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就不能简单的将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认定为《合作建造渡船协议》，因涉案的车渡船经营权系大化县人民政府批复给予覃图忠个人，且未有证据能证明覃图忠有合伙共同出资建造车渡船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意向。此外，根据覃勤军、覃凤城支付投资款29.3万元以及双方协议签订《合作协议书》的时间先后顺序，再参照日常市场交易习惯，且吉发公司已于2017年3月23日完成了涉案车渡船合同约定的建造工作，那么“建造渡船共计人民币165万元”与渡船的出厂造价131万元对比，未明显违背市场的交易习惯，且涉案车渡船的建造过程必然蕴含了覃图忠个人的劳动付出及除了出厂造价外的其他经济支出；同时，车渡船的经营需经人民政府同意，涉案车渡船此时已蕴含有无形资产，涉案车渡船的价值也不能简单以出厂造价131万元来评价。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前提下，双方就合伙经营车渡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合作协议书》，说明覃勤军、覃凤城对涉案车渡船此时的价值是予以认可的，未违背市场交易习惯。不论是覃勤军、覃凤城主动要求加入覃图忠、覃艳桥一起合伙经营，还是覃图忠、覃艳桥主动邀请覃勤军、覃凤城加入一起合伙经营，覃勤军、覃凤城均应事先就合伙经营的前景进行预判，双方的出资额及其所占股份未违背覃勤军、覃凤城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覃勤军、覃凤城确实是陷入错误认识，但该错误识并未达到颠覆其签订合作协议的主观意愿，尚未达到重大误解的程度。覃图忠、覃艳桥辩称建造渡船共计人民币165万元，其中含有其他合理费用，未违背交易习惯。覃勤军、覃凤城认为覃图忠、覃艳桥通过欺诈行为达到使其多出资，但双方的出资额及其所占股份系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不存在违背覃勤军、覃凤城意愿的情况存在。即便覃勤军、覃凤城需出资更多，其所占股份仍为20%，只要是覃勤军、覃凤城自愿即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作协议书》即是合法有效的。综上，在签订合作协议过程中，覃图忠、覃艳桥未同时具备合同欺诈的四个构成要件，故不构成合同欺诈。 最后，覃勤军、覃凤城与覃图忠、覃艳桥双方于2017年9月1日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建造渡船共计165万元，如覃图忠、覃艳桥构成合同欺诈，那么，覃图忠与覃勤军、覃乃秀于2018年9月19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以250万元的价格将大化车渡168车渡船转让给覃勤军和覃乃秀，因250万元的转让价格与渡船的建造出厂造价131万元不符，同理，覃图忠亦同样会构成合同欺诈，如此将严重践踏市场交易习惯，危及市场交易安全。 综上所述，覃勤军、覃凤城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覃勤军、覃凤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0元，减半收取750元，由覃勤军、覃凤城负担。 在二审中，上诉人覃勤军、覃凤城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的：证据1、吉发公司老板白玉发出具的《证明》，证明：2016年，覃图忠、覃勤军共同到南宁看船舶设计图纸，协商建造渡船的有关事宜。证据2、白玉发与覃勤军的《微信通话记录》，证明：在渡船建造期间，覃勤军向白玉发询问造船进度和宴请工人会餐。证据3、《银行转账明细》，证明：证明：在渡船建造期间，覃凤城分三次汇款给吉发公司的老板白玉发造船款29.3万元。被上诉人覃图忠、覃艳桥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是覃勤军事后造假；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覃勤军签订入伙合同前支付的股金，并不是覃勤军自己支付的造船款。在二审中，被上诉人覃图忠、覃艳桥没有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情况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覃勤军、覃凤城要求覃图忠、覃艳桥返还多收取的合伙股金6.8万元是否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2017年9月1日，覃图忠、覃艳桥与覃勤军、覃凤城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覃图忠、覃艳桥与覃勤军、覃凤城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第一条约定“建造渡船共计165万元，覃图忠出资132万元，占80%股份；覃勤军出资33万元，占20%股份”。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据此，本院认定覃勤军、覃凤城在合伙中出资33万元，享有20%的合伙股份。 覃图忠、覃艳桥与覃勤军、覃凤城自行协商确认合伙经营渡船165万元的财产价值中，不仅包含购买渡船本身价值131万元，还应包含渡船经营权的无形资产，以及覃图忠办理渡船经营权的相关费用和劳动价值。因此，覃图忠购买渡船本身的价值并不等同于渡船取得经营权后的价值。且从覃图忠与覃勤军、覃乃秀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看，覃勤军、覃乃秀自愿以250万元向覃图忠购买涉案渡船，这不仅包含渡船本身的价值131万元，还应包含涉案渡船取得经营权后的价值。否则，覃勤军、覃乃秀不可能明知涉案渡船造价131万元的情况下，仍自愿以250万元价格购买涉案渡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本案中，覃图忠、覃艳桥与覃勤军、覃凤城双方自行协商确认合伙经营渡船作价为165万元，这是当事人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范围。覃勤军称涉案渡船的价值为131万元，其占有20%股份，仅应当出资26.2万元，因其实际出资33万元。据此，要求覃图忠退还其多收取的合伙股金6.8万元（33万元-26.2万元）。该主张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覃勤军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覃图忠合伙建造渡船，且双方口头约定合伙经营车渡生意。在2017年3月24日至2017年4月3日期间，覃勤军虽通过其妻覃凤城向吉发公司老板白玉发支付造船款29.3万元，但并不能排除由覃勤军根据其与覃图忠之间的口头约定，由覃勤军出资33万元，占有合伙经营渡车生意20%股份的方式向吉发公司老板白玉发支付造船款的可能。据此，本案仍应以覃图忠、覃艳桥与覃勤军、覃凤城双方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准。在本案中，覃勤军向法庭提交吉发公司出具的《证明》和其与吉发公司老板白玉发之间的《微信通话记录》等，但并不能反映其与覃图忠约定合伙建造渡船，并合伙经营渡车生意。在覃勤军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覃图忠合伙建造渡船，并且双方共同经营车渡生意的情况下，覃勤军、覃凤城称在其与覃图忠、覃艳桥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前就已经达成合伙建造渡船，并且共同经营车渡生意的口头协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覃勤军、覃凤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覃勤军、覃凤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 贺 审判员 韦 媛 审判员 张桂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梁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