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6755号原告：李志彬，男，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菊杏，李志彬之妻，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于荣超，男，198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原告李志彬与被告于荣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志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丽、王菊杏，被告于荣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志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19905元及利息（以21990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均在北京市丰台区从事服装生意，2016年9月至12月被告从原告处多次采购服装，双方于2017年1月7日进行结算，货款总额为430210元，被告陆续向原告转账支付160000元，退货金额40305元，剩余欠款金额为229905元，被告签名予以确认，但被告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1万元后再没有支付过任何货款。原告认为，被告拖延付款应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于荣超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一直是先付款，后发货，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货款，且被告支付的货款金额大于原告向被告供货的服装价值，故被告无需向原告再支付任何款项。原告提交的手写结算单属于内部的销售计划，并非借条，结算单上的金额是原告欠被告的货，不是被告对原告的欠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于荣超对李志彬提交的证据1手写结算单、证据2农业银行对账单、证据3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证据5证人陆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视频、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证据7销货清单的真实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马玉超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认可。于荣超对李志彬提交的证据1手机银行对账单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购货清单及返货清单的真实性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至2017年期间，李志彬向于荣超提供服装，于荣超向李志彬支付货款，双方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1月7日，李志彬与于荣超进行对账结算，形成手写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内容为两栏，左侧一栏载明了日期、款号、数量、单价及总价，其中日期为9月30日至12月29日期间，总价为430210元；右侧一栏载明：返8168号，77件，12月8日、返8168号，75件，1月1日、返8089号，105件×145元，共计40305元；下方为：转16万。上述结算清单右下角载明：欠229905元，于超，2017年1月7日。李志彬主张该结算清单系双方对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1月7日供货及货款支付情况的对账，左侧系其向于荣超供货的日期、服装款号和数量，总价为430210元，右侧为于荣超向其返货的服装款号及数量，价款为40305元，下方“转16万”系于荣超已支付的货款16万元，右下角“欠229905元”系于荣超共计的欠款数额，计算方式为430210元-40305元-16万元＝229905元。于荣超对上述结算清单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于超即是其本人，亦认可430210元系李志彬供货的总价款，40305元系其向李志彬返还的货物价款，转16万系其已支付的货款，但主张左侧一栏系其预定的货物，货款均已支付，仅收到部分货物，右下角“欠229905元”并非其对李志彬的欠款，而是李志彬尚欠其229905元的服装未供货。李志彬主张其是通过老马物流、京玉物流或者自提的方式向于荣超供货，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供货后付款，当场自提的服装当场付款，双方于冬季服装销售旺季结束后对账结算。对此，李志彬提交了2015年及2016年的销货清单、玉田县潮洛窝乡铭硕制衣厂经营者陆某的情况说明及视频，并申请证人老马物流的送货员马玉超出庭作证，证明其供货情况。于荣超认可收到过老马物流、京玉物流向其发送的服装，认可部分货物采取自行提货方式，但不认可收货的日期、数量，并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交预付款再供货，一般是按照货款的50%或者60%支付定金。诉讼中，于荣超在本院组织的庭前会议中主张仅收到了结算单上的部分货物，但在开庭中认可收到了结算单上的所有货物，但主张对应的货款均已支付完毕，且其向李志彬退还过服装，故其并未欠李志彬货款。对此，于荣超向本院提交了手机银行对账单截图、购货清单及返货清单予以证明。上述购货清单及返货清单系于荣超自行制作，未见李志彬签字。上述手机银行对账单截图显示：2016年1月11日至2月4日期间，于荣超向李志彬转账70万元，2016年11月18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于荣超通过自己及于艳华的账户共计向李志彬转账17万元，向李铮转账39880元。李志彬对该手机银行截图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2016年1月至2月期间支付的系2015年货款，2016年11月18日至2017年1月20日向其账户转账的17万元系支付的案涉货款，向李铮账户转账的39880元与本案无关。因双方于2017年1月7日对账时，于荣超共计向其支付了2016年货款16万元，故在结算单上载明“转16万”，认可2017年1月20日收到于艳华转账的1万元系于荣超支付的2016年货款。因于荣超未支付剩余货款，故李志彬来院起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志彬向于荣超供应服装，双方之间据此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李志彬持有手写结算清单原件，提供了2015年及2016年销货清单、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并对手写结算单上“欠229905元”的计算方式作出了合理解释，足以证明其债权人身份及债权金额，于荣超虽主张“欠229905元”系李志彬尚欠其229905元服装未供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现双方对手写结算清单上载明的货款总额430210元、返货总额40305元、已支付货款金额16万元均无异议，且庭审中于荣超也认可收到了结算单中载明的货物，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剩余货款229905元是否已经支付完毕。于荣超提交了2016年1月11日至2017年1月20日共计909880元的转账记录，主张系其向李志彬支付的2016年货物的预付款，其已支付了全部货款；李志彬主张于荣超2016年1月至2月期间支付的系双方以往交易的结算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应结合双方整体交易情况及交易习惯来综合判断，李志彬作为供货方提供了2015年至2016年的销货清单，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而于荣超作为付款方，既未向法庭提供以往交易的结算凭据，亦未证明双方存在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现双方于2017年1月7日对账结算，李志彬认可2017年1月20日于荣超向其支付了1万元，于荣超虽然主张其向李铮转账的39880元系案涉货款，但无证据证明，李志彬亦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故对李志彬要求于荣超支付货款21990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李志彬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对于荣超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亦未约定付款期限，现李志彬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欠付货款及利息，其递交起诉状并经由本院向于荣超送达的行为视为向于荣超发出了要求偿还的通知，故本院对起诉状送达于荣超之日起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相关贷款利率标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荣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志彬支付货款21990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19905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李志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99元，由于荣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