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辖终50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蓝靛路1199号2幢3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少雄(WANGSHAOXIONG),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利，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华，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舟山紫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1-1296室。 法定代表人：王少雄(WANGSHAOXIONG),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炜娜，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嘉兴丹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19室-18。 法定代表人：杨红冰，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喜涛，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磊，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王少雄(WANGSHAOXIONG)，男，1975年11月24日，美国国籍，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一审被告：舟山恒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1-1306室。 负责人：王鲁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上诉人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威）、舟山紫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紫荆）因与被上诉人嘉兴丹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丹青），一审被告王少雄、舟山恒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恒嘉）股权回购协议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民初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嘉兴丹青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起诉称，2017年2月25日，嘉兴丹青与上海博威、舟山紫荆、王少雄、舟山恒嘉签订《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投资协议》，嘉兴丹青向上海博威投资5000万元，认缴取得该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7.69万元，依法成为该公司股东。由于王少雄擅自挪用上海博威6000万元资金，2017年12月22日，嘉兴丹青与王少雄、上海博威公司签署了《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王少雄于2018年3月31日前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同时约定，王少雄将其通过舟山紫荆持有的上海博威9.1%股权质押给嘉兴丹青担保。2018年5月31日，舟山紫荆将其持有上海博威9.1%股权出质给嘉兴丹青并办理了出质登记手续。2018年9月14日，各方再行签订《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3》（以下简称《补充协议3》），约定王少雄应在2018年10月15日前，向嘉兴丹青支付回购价款总额6335.51408万元及违约金，同时约定上海博威与舟山恒嘉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约定届满后，各被告一直拖延履行协议，故请求法院判决：1.王少雄向嘉兴丹青支付股权回购价款6335.51408万元及利息135.5096万元、违约金243.9173万元；2.舟山紫荆对上述款项在股权质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3.上海博威、舟山恒嘉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各被告承担嘉兴丹青为实现前述诉讼请求所发生的差旅费、律师费及诉讼费等费用。 上海博威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补充协议3》第八条约定“5个工作日内无法解决，则应提交本协议签署地的法院解决。”虽然该协议中载明“本协议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签订”，但实际是双方在上海共同盖章，所以该协议实际签署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而非陕西省西安市，且各方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均不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市并非本案实际联系地点。综上，无论依据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均不享有管辖权，故请求将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舟山紫荆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舟山紫荆与嘉兴丹青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嘉兴丹青与王少雄并未签订《补充协议3》，舟山紫荆对该补充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故该补充协议内容对舟山紫荆无约束力。本案《补充协议3》约定任何争议应提交本协议签署地的法院解决。而据舟山紫荆了解，该协议实际签署地为上海市，而非陕西省西安市；本案各方当事人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均不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市并非本案实际联系地点。综上，无论按照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故请求将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本案中，各方签订的《补充协议3》明确约定，本协议由各方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签订，各方同意，任何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5个工作日无法协商解决，则应提交本协议签署地的法院诉讼解决。故即使涉案协议实际签订地在上海，陕西省西安市亦应认定为合同签订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由于本案为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纠纷，故应以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如上所述，陕西省西安市为涉案合同签订地，嘉兴丹青起诉标的为6714.94098万元，属于一审法院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故该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上海博威、舟山紫荆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海博威、舟山紫荆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上海博威不服（2019）陕民初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补充协议3》的实际签署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且本案涉案的所有协议均签署于上海，不在陕西省，各方当事人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均不在陕西省，故陕西省西安市并非本案实际联系地点，因此本案应属于对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形，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确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并在十五日内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书面裁定。当事人对此裁定不服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书面裁定。”上海博威于2019年2月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直至2019年6月14日才收到一审法院关于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一审法院违反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依法撤销（2019）陕民初1号民事裁定，并依法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舟山紫荆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舟山紫荆对《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3》的签订均不知情，该两份协议属于对主合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且未经舟山紫荆同意，将纠纷管辖地从上海变更为陕西，增加了舟山紫荆的实际负担，因此其中管辖约定的变更对舟山紫荆无约束力。《补充协议3》的实际签署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不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且各方当事人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均不在陕西省，陕西省西安市并非本案实际联系地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并在十五日内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书面裁定。当事人对此裁定不服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舟山紫荆于2019年3月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但直至2019年6月14日才收到一审法院关于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一审法院违反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裁定，并依法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有两点：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担保合同是否应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 上诉人认为，所有协议均签署于上海，不在陕西省，各方当事人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均不在陕西省，故陕西省西安市并非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协议管辖条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该主张系对法律理解错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盖章的地点，均为合同签订地，在法律上均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根据上述规定，即使上诉人所述的合同实际在上海签订，但协议已载明“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签订”“争议应提交本协议签署地的法院诉讼解决”，故约定签订地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舟山紫荆认为，其对两份补充协议将纠纷管辖地从上海变更为陕西并不知情，管辖约定的变更对其无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嘉兴丹青起诉称舟山紫荆为股权回购提供质押担保，应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嘉兴丹青与舟山紫荆之间关于质押担保的法律纠纷应根据股权回购的主合同确定管辖。故舟山紫荆关于其不受补充协议中协议管辖条款约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还主张，一审法院作出管辖裁定超过了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即使一审法院在审查期限上存在瑕疵，亦不构成当事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的事由，不能否定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故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上海博威、舟山紫荆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奚向阳 审判员  侯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马晓旭 书记员房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