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19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住所地玉环市玉城街道康育南路311-1号。 负责人：叶文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颖波，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亚茜，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商汇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东环大道421-423号3楼。 法定代表人：董力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志虎，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海华，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玉环市汽摩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林长兴。 原审被告：林长兴，男，196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原审被告：黄木柳，女，196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商汇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18)浙1021民初7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上诉请求：一、依法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所有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之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500万元债权在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属于优先债权；1100万元债权不属于优先债权，且放弃本案所涉500万元优先债权申报受偿等理由，判决免除被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上均为错误。一、500万元债权不属于优先债权，不在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范围之内。1、从上诉人与借款人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各类借款合同看，双方均在其他约定事项条款中约定了对应的担保方式。其中本案520万元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其中20万元借款为抵押担保，而500万元由被上诉人提供保证担保。鉴于抵押人与抵押权人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根据约定大于法定的原则，依法应当按双方约定确定520万元借款的担保方式。2、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看，在签订本案520万元借款合同前，已签订并履行了1100万元及380万元的《借款合同》，暂不论其抵押是否有效成立，从借款合同特别约定、保证金额500万元的内容看，各方对抵押物余值部分仅存20万元的认知是清晰而真实的。3、被上诉人依据仅盖有原审被告公章的订立于2010年7月14日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主张其系基于长进公司自物抵押的前提下才作出保证担保的决定，而一审法院在认定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揣测出“原审被告长进公司为寻求担保而存在造假之嫌”，进而依据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长进公司确实订立了一份《借款合同》(2010年7月15日）为由，论证“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笔借款存在自物担保这一前提”未免太过于牵强，也缺乏逻辑关联，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精神。首先，被上诉人作为一家成立了十几年的担保公司，应具有一套成熟的审核客户经营状况、还贷能力的规则体系，如果一份未盖章的合同模版都可以作为审核的重要依据，那么被上诉人理应自行承担其不当审核的商业后果，而与没有盖章、也没有给被上诉人任何虚假提示的上诉人无关。其次，如果自物抵押是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保证委托合意的重要前提，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要求原审被告披露正式合同，并进行严格审查，上诉人未积极作为导致的商业风险，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4、更重要的是，按一审法院及被上诉人的陈述即520万元全额纳入最高额抵押，被上诉人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则从逻辑及常理上分析、上诉人提供保证的金额将会很干脱地写上520万元而不是500万元，各方也不会就20万元费尽心思地签订任何协议。综上，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对520万元借款抵押担保范围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认为该合同项下抵押物的担保范围覆盖了本案500万元借款部分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其有理由相信一份没有上诉人盖章的借款合同内容、认为其有理由相信该520万元为全额抵押担保，这一推论显然与逻辑相违背。借款人所谓造假之嫌已被公安部门排除、借款合同前后协商不一致仅是一种推论的可能性，而一审法院竞然以此作为判案的根据，反而否决了各方认可一致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所显示的事实与逻辑、这就显得相当不妥。二、关于抵押期间前债权是否为优先债权的问题。《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按一审法院观点，2009年11月25日为抵押权设立时间，而1100万元借款时间在此之后，因此不属于抵押设立前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对此观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完全错误。首先，本案其实没有对1100万元是否可以纳入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债权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即只有建立在520万元同时存在债务人的物保与保证人的保证，而债权人实现担保物权时明确放弃了该部分的物保的前提下，保证人可以抗辩在放弃的部分免除保证责任。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自始不享有物保，在这个前提之下，无论原审被告与上诉人之间如何分配《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也无“对第三人存在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其次，在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只要合同的订立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都应当被认定为合法有效。1100万元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订立在2009年11月27日，《最高额抵押合同》订立在2009年11月25日，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诉人同原审被告订立《借款合同》的时间，即2010年7月14日，相隔有半年之久、根本不存在损害被上诉人权益的可预见性。最后，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的立法精神，及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可认定1100万元借款属于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1、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在于担保将来的债权，但根据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最高额抵押权更注重的是“不特定债权”，即只要最终实际发生的债权总额不超过双方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即使该债权发生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也应当被允许增补到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内。而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1100万元贷款属于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后的未来债权，即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的债权都可以被纳入到最高额抵押权范围之内，更何况是在抵押权设立后，约定的债权发生期间之前的债权。且《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于2009年11月25日，1100万元贷款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签订于2009年11月27日，其中已就抵押问题进行了特别约定，且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此时根本没有520万元贷款的事实存在），法律应当允许。综上，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台州商汇担保有限公司答辩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建行玉环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经变更）：1、判令被告长进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639270.49元，暂计至2017年3月19日的利息、罚息、复利2237461.42元，合计人民币3876731.91元，并继续按合同约定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罚息、复利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判令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商汇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的所有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长进公司于1997年7月31日成立，于2011年12月27日吊销，经营期间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林长兴，股东为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夫妻。被告商汇公司原名为浙江爱华担保公司，于2012年9月29日变更为现名，此前于2008年9月9日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对原告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等业务作担保，并于2010年7月23日在原告处开户存入保证金50万元。2009年11月25日，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为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等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额度为2309万元；债权发生期限为2009年11月29日至2010年11月28日；抵押物为被告长进公司自有的坐落于玉环市解放塘农场的厂房等事宜。同日，双方办理了抵押物登记，证载债权发生期限与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限相同，抵押物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2009年11月27日、12月3日，被告长进公司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分别约定由原告借给被告1100万元、38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自2009年11月27日起至2010年11月15日止、自2009年12月3日起至2010年12月2日止；均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在2009年11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之内。上述借款均由被告林长兴、黄木柳提供保证担保，所涉共1480万元借款业经诉讼，借贷双方协商同意原告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所得款项，由被告林长兴、黄木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已予确认而调解结案。2010年7月12日，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林长兴、黄木柳为被告长进公司在2010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11日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3000万元的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及原告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2010年7月14日，被告商汇公司与被告长进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根据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于2010年7月14日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2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7月14日至2011年6月7日，被告商汇公司对其中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其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是在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于2009年11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范围内追加保证等事宜。为此，被告长进公司向被告商汇公司提供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其他约定事项中确载明本合同项下520万元的债权是在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于2009年11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范围之内的内容，但该合同上并未有原告的签字和盖章。同日，被告商汇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商汇公司为被告长进公司在2010年7月14日至2011年7月13日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500万元本金余额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及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2010年7月15日，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借款给被告长进公司5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7月14日起至2011年6月7日止；利息为固定利率，即年利率为5.5755%，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如逾期还款则按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并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500万元债权在被告商汇公司与原告于2010年7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之内；本合同项下的20万元债权是在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于2009年11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范围之内；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追加在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分别于2010年7月12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之内。上述合同订立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长进公司发放了贷款520万元，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此后，被告长进公司由于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困难，无法继续正常经营。原告曾于2011年4月向该院起诉，要求提前归还该笔520万元贷款。由于被告长进公司涉及骗取贷款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被本院裁定驳回起诉。经侦查，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于2016年8月10日撤销了被告长进公司的骗取借款案。期间，因被告长进公司涉及九十多起执行案件，该院依法变卖了其设立抵押的厂房，得款2520万元。原告对经诉讼处理的2009年11月27日、12月3日的两笔借款1100万元、380万元共1480万元及利息等申报优先债权，对涉讼的2010年7月15日的借款520万元仅申报优先债权20万元，未申报其余的500万元为优先债权。因本案所涉借款涉嫌刑事，2013年9月18日，该院在执行款分配时为本案所涉借款的最终处理预留了947346元。原告将另案债权参与优先分配所得款项先行抵销了1480万元借款本金后，将利息款部分抵销了本案所涉的520万元债权的本金。目前，本金部分尚有1639270.49元以及自借款日起所有借款的利息、罚息、复利未予清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长进公司向原告借款520万元，由该被告的股东被告林长兴、黄木柳作520万元，由被告商汇公司作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经该院司法拍卖程序分配执行款后，原告主动将另案执行所得款项部分用以清偿本案所涉借款本金3560729.5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确认。被告长进公司未能如期归还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长进公司依法应归还尚欠的借款本金1639270.49元，及在法律保护的年利率24%的范围内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自借款日2010年7月15日起至部分归还借款本金日2013年9月18日止全部借款本金520万元的利息、罚息、复利，并继续支付剩余借款本金1639270.49元的利息、罚息、复利。因被告林长兴、黄木柳未到庭应诉抗辩，该院姑且不论该两被告的担保责任。本案的诉讼对抗，发生在原告和被告商汇公司之间，即被告商汇公司该不该承担担保责任问题。一、被告商汇公司所保证担保的500万元借款本息，应在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范围内。原告与被告长进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担保物系被告长进公司的自物厂房，最高额度为2309万元，债权发生期限为2009年11月29日至2010年11月28日，并作了相同的抵押登记，而本案所涉520万元借款于2010年7月15日发生，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最高额度内及债权发生期间，客观上应属优先债权。根据被告商汇公司与被告长进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关于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是在最高额抵押合同范围内追加保证的约定，不难揣摩被告商汇公司基于被告长进公司自物抵押担保的前提才肯作保证担保。应予指出的是，该两被告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前，被告长进公司提供的2010年7月14日《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其他约定事项中明确载明本合同项下520万元的债权是在最高额担保范围内。对照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于2010年7月15日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其中2010年7月14日的借款合同因无原告签字和盖章而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即被告长进公司为寻求担保而存在造假之嫌，同时，因2010年7月14日和15日的两份借款合同格式文本一致，且借款时间起始日均为2010年7月14日，故也不排除原告与被告长进公司为该笔520万元贷款的抵押担保前后协商不一致的可能。虽然如此，但根据原告与被告长进公司确签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事实，被告商汇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笔520万贷款已存在自物抵押担保这一前提。故此，对被告商汇公司而言，应认定涉讼的该笔520万元借款的担保均为抵押加保证，即抵押520万元，不应局限于2010年7月15日借款合同记载的20万元。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均全额保证520万元，被告商汇公司部分保证500万元。二、原告向被告长进公司发放的1100万元贷款，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2009年11月27日，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借给被告长进公司1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11月27日起至2010年11月15日止；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等事宜。但是，《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和抵押登记的时间均为2009年11月25日，该日即为最高额抵押权设立时间。物权法规定，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也就是说，可以转入到最高额抵押合同之中的债权，应在抵押合同签订之前即已存在。一般而言，对转入，应该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予以约定，并且应进行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的抵押物登记。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对当事人另行达成协议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而未办理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手续，只要转入的债权数额仍在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限度内也予认可，但也严格把关，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该笔1100万元贷款，合同签订和款项发放时间均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后，依法应不属设立前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本案抵押合同和抵押登记明确载明债权发生期限为2009年11月29日至2010年11月28日，并没有约定或登记原告于2009年11月27日发放的1100万元贷款也在抵押担保范围之内，而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却在借款合同中对抵押债权发生期限之前发生的该笔债权约定转入抵押合同，缺乏严肃性，极有可能对作为第三人的被告商汇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三、原告对抵押优先债权的设立、变更和申报具有任意性，被告商汇公司在原告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保证担保责任。上有所述，被告长进公司的自物抵押，于2009年11月25日设立，最高额度为2309万元，债权发生期限为2009年11月29日至2010年11月28日。涉讼贷款为同一笔520万元，发生于2010年7月15日，显属抵押担保范围之内。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的借款合同对同一笔借款予以分裂，仅约定20万元债权部分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范围之内，而对剩余的500万元部分未予相同约定，即将其剔出抵押担保范围，显是对抵押担保合同内容的变更，具有任意性。对此，被告商汇公司应不知情，而被告林长兴作为被告长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被告黄木柳也作为股东应该知情。被告长进公司的另一笔借款为1100万元，发生于2009年11月27日，为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后债权发生期限前的债权，不属可以转入抵押担保范围的债权。被告长进公司与原告的借款合同却约定将其转入最高额抵押范围之内，也具有任意性。对此，被告商汇公司并非担保人更应不知情。对该笔1100万元借款，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与其他当事人包括被告长进公司、林长兴、黄木柳均未说明事实真相，经协议确认优先受偿而经该院调解结案，相应责任及后果应自负。上属任意性，才导致优先债权申报不当，影响着执行款的分配。综合全案，原告与被告长进公司、林长兴、黄木柳的系列行为，是该笔520万元借款本息未能得到全部清偿的根本原因。被告长兴公司共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原告应该享有的优先债权为900万元（380万元+520万元），而抵押物变卖款为2520万元，在2013年9月18日执行款分配时，足以覆盖全部优先债权包括本案借款及其利息。物权法规定，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权人放弃该抵押权、抵押权顺位或者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担保人在抵押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现原告既存在放弃物保优先权的情形，也存在将没有优先权的债权申报优先受偿的情形，且原告放弃物保优先权的恰为涉讼债权，故被告商汇公司的保证担保责任应予免除。综上，被告长进公司对未清偿债务负有清偿义务，被告商汇公司因原告放弃优先抵押权而应免除保证担保责任，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因其特殊身份及不当行为而不能免除保证担保责任。原告合法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639270.49元，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自借款日2010年7月15日起至部分本金归还日2013年9月18日止全部本金5200000元的利息、罚息、复利，并继续支付至实际清偿日剩余本金1639270.49元的利息、罚息、复利；二、由被告林长兴、黄木柳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应偿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林长兴、黄木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款项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978元，由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林长兴、黄木柳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该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2010年7月15日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所争议是被上诉人对所担保的500万是否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本院认为，最高额抵押是为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的一种特殊的抵押担保形式,在约定的债权发生期间内,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数额是不确定的。依照《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就最高额抵押所对应的债权而言,只要是在约定期间发生的债权,只要是约定期间之内到期可以主张的债权,只要是不超过最高额债权限度的债权,债权人均可对抵押物主张行使抵押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的厂房作为抵押，最高额度为2309万元，债权发生期限为2009年11月29日至2010年11月28日，同时作了抵押登记，该行为具有公示公信作用。从该份抵押物登记证载明的债权发生期限来看，2010年7月15日发放的520万元贷款在该登记证载明的期限内。虽然在2010年7月15日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中其他约定事项中约定了合同项下500万元的债权是在编号为X667235999020100324号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之内等事项，但该合同并未将500万元债权明确排除适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同时存在抵押担保与保证担保也为法律所允许。且根据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六条“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乙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以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甲方将不提任何异议”的约定，也明确了是否存在保证担保并不影响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行使，并结合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中明确载明合同项下的520万元的债权在最高额担保范围内等事实，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所保证担保的500万元认定属于最高额担保范围符合最高额抵押系就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债权而担保的法律制度精神，故本院对该认定予以维持。2009年11月27日上诉人发放给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1100万元是发生在双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权发生期间前，双方约定将此笔借款纳入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即使在双方之间发生效力，但也不应对基于抵押登记公示信赖的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故，在计算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发生的债权金额时，就该1100万元及被上诉人保证担保的500万元两笔贷款而言，应优先考虑被上诉人保证担保的500万元债务的受偿权。基于以上的认定并结合原审被告浙江长进机电有限公司的抵押物变卖款为2520万元的事实，在执行款分配时足以偿还包括被上诉人保证担保的500万元债务在内的优先债权，但上诉人并未将被上诉人保证担保的500万元债权申报优先受偿，存在放弃物保优先权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权人放弃该抵押权、抵押权顺位或者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担保人在抵押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保证担保责任免除得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14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童明强 审判员  徐黎明 审判员  陈永领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庞昭君 -1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