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4民初6373号原告：济南新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永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萌萌，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传伟，男，196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告济南新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与被告李传伟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赵萌萌，被告李传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不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65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被告作为劳动争议的申请人，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槐荫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作为被申请人的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共计68250元。槐荫仲裁委经审理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954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书关于“2019年6月3日因玉清湖街道办事处所辖区的道路保洁及农村通过招标由济南绿净园有限公司中标，相关保洁人员全部转至济南绿净园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以此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仲裁裁决书第4页）的认定存在错误，被告关于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仲裁裁决书认定原被告系劳动关系证据不足，原被告之间显然是代管劳务关系。而经济补偿金系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前提下产生的，所以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为了响应《槐荫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槐荫区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环卫管理长效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该通知”），济南市槐荫区城市管理局制定了《槐荫区城管局创建城乡环卫一体化标准化乡镇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该工作方案”）。该通知和该工作方案中都明确指出按照每100户村民配置1名垃圾收集员，农村保洁人员待遇按照800元/月的标准发放补贴，由区财政和各相关街道办事处按照5:5的比例承担。而被告李传伟就是农村保洁员的其中一员。该工作方案指出，相关办镇各行政村实行每日两清洁，负责区域内的日常清扫保洁，保证区域内无死角。对农村保洁员没有规定上下班时间，没有规定工作方式等。只要每人负责的区域内保持清洁即可。农村保洁员从事的为打扫包片范围内的街道卫生，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利用什么样的劳务如何利用，都由其自主决定，他们以自己的技能承担风险，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身份上的隶属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存在错误。综上，原告特诉至法院，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如所请。李传伟辩称，我要求新城公司按照仲裁裁决的结果向我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新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截图、槐政办发〔2014〕8号文、政府采购合同、会计凭证、仲裁裁决书，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由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新城公司为济南市槐荫区市容环境卫生清洁处（以下简称清洁处）独自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2015年2月15日，其经营范围为：清洁服务；道路清扫冲洗；城市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公共厕所、化粪池的清扫、管理；生产性废弃物清理；建筑渣土清运；土石方工程（凭资质证经营）。清洁处唯一的股东为济南市槐荫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以下简称管护中心），该中心为事业单位。李传伟称其系济南市槐荫区玉清湖街道办事处小李村村民，在该村拥有承包地。其称自2016年10月经玉清湖街道环卫所工作人员卢华英的招聘，其成为该街道办的农村保洁员及垃圾清运员。其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在自己所在村庄包片打扫卫生，二是在该街道的各村庄之间转运垃圾。另还需在卢华英的安排下从事临时性的保洁工作，包括在恶劣天气等情况下可能被安排至城区范围内进行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其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没工作时在家自行安排时间，只要其所负责范围内的卫生能够达标即可，但是需要接受卢华英的调遣。工作期间，其固定工资为每月800元，另如有晚间垃圾清运任务，每天加50元。2019年7月后，其工资变更为每月固定800元，取消了垃圾清运单独计付的工资。在此情况下，其找卢华英提出异议，卢华英称其工资原由新城公司发放，现在改为济南绿净园保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净园公司）发放，该公司不再支付单独的垃圾清运报酬。基于该原因，其向绿净园公司提出离职。在离职前，因其工资均由工资卡发放，其并不知道系由新城公司发放。新城公司承认2016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作报酬系由其向李传伟发放，但其只知道每月800元的标准，800元之外的具体发放标准系玉清湖办事处环卫所统计后一并由其代发。其公司仅是按照政府有关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要求代发农村保洁员的劳动报酬，卢华英并非其公司员工，其与李传伟等农村保洁员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仅知道李传伟从事所在村的包片卫生保洁工作，对于清运垃圾的工作其并不知晓。2019年6月后，绿净园公司中标玉清湖城乡一体化保洁项目，其公司不再向李传伟代付工作报酬。为证明其主张，新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槐政办发〔2014〕8号文，即《槐荫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槐荫区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环卫管理长效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其在第二条主要任务（三）进一步完善垃圾收运制度中规定，街道办环卫所要根据行政村的实际情况，按照人均保洁面积4000-600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行政村内街道及通村路保洁员，保洁员要统一着装，配备环卫专用工具，实行规范作业；按照每100户村民配置1名垃圾收集人员、每个转运站配置3-5名管理员的标准，配齐工作人员。第三条工作要求（二）加强资金保障中规定要求加强财政扶持力度，农村保洁员待遇按照800元/月的标准发放补贴，由区财政和各相关街道办事处按照5:5的比例承担……区财政局要统筹安排资金，按时拨付日常保洁及垃圾收集清运、环卫设施建设及保洁人员工资等费用，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该通知还记载了其他内容。证据2.《政府采购合同》一份，显示新城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中标济南市槐荫区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服务项目。服务期限自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合同总金额为32901861.93元。新城公司称李传伟的工作报酬的资金来源即该政府拨付的合同款项。该合同系根据证据1的通知要求进行的政府招标。在该合同前，其还中标了槐荫区城乡道路的保洁项目，在本次中标后，原农村道路保洁项目转入本次招投标项目中，故在本次中标前其也存在向李传伟代付工作报酬的情况。证据3.2017年8月至2019年7月资金申请明细表及会计凭证一份。明细表为其统计的2017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证据2的合同款项的拨付时间及金额，至2019年7月32901861.93元拨付完毕。会计凭证为2018年5月18日一笔1645093.10元的拨款凭证，显示向其拨款单位为管护中心，发票开具单位为济南市槐荫区城市管理局。李传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称证据1是2017年发布的，其是2016年工作的，该证据与其无关，其并非该通知中规定的农村保洁员，其除了负责包片范围内的卫生清洁外还有垃圾清运的工作，与该通知中规范的农村保洁员性质不同。证据2和证据3与本案无关，其不知道新城公司与政府间相关款项的具体情况。新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本院已查实，其他证据均系原件，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由上述证据可知，新城公司向李传伟转付的款项系源于其中标合同所早已确定的资金，而非李传伟工作报酬核算后由管护中心向其支付，其再向李传伟转付，故其所称代付工作报酬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另，与李传伟一起提起诉讼的还有徐雷、李化亮、纪瑞明、马俊平、李明强、张继伟，本院对另外六人的起诉与本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审理中七人自认其七人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均接受卢华英的管理。其中徐雷、张继伟、李明强自认其工作可由家人替代完成，且卢华英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本次起诉前，李传伟向槐荫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新城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该委审查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95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新城公司向李传伟支付经济补偿4650元，对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新城公司不服该裁决结果，向本院提起了本次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原则。李传伟主张其与新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其负有举证证明该事实的义务。其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而仅是以新城公司有向其转付款项的事实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但是款项转付存在多种原因，既可能是基于劳动关系发放工资，也可能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并不能仅以款项转付这一事实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作为民事合同关系的一种，其成立均应当遵循合同成立的自愿、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即双方之间就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达成合意。同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由上述规定可知，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即劳动者要表示出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自愿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的意思表示；用人单位则要作出接受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并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发放工资报酬的意思表示。上述合意的达成，双方之间既有经济上的依附性，也有身份上的依附性。本案中，李传伟自认其为村集体组织成员，其在开始从事农村卫生保洁、垃圾清运时，并不知晓与其存在法律关系的系新城公司，不知晓为其发放工作报酬的系新城公司，同时在具体的工作中对其管理的为卢华英而非新城公司。即其从事其所称的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与新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新城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双方欠缺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另由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上述规范性文件可知，劳动关系的建立一般应当同时具备该文件中的三个条件。虽然李传伟所从事的工作属于新城公司中标的政府采购的业务范围，但是其与新城公司之间并不直接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李传伟称其包片保洁的时间并不固定，仅需保证包片范围内的卫生达标即可，其他时间其有自行安排生活的自由。垃圾转运的工作报酬也仅是从事了转运工作时才单独产生的相应报酬，不从事垃圾转运时即没有该部分的工作报酬。另，与其工作性质一致的其他人员还称，在没有时间工作时，系由其他人员的家人代为完成相关保洁工作，而新城公司对此并不会拒付劳动报酬。由此可知，其并非作为新城公司的一员为新城公司提供劳动，而系为新城公司提供该公司所需要的工作成果，其与新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所必须的人身依附性。新城公司向李传伟支付的款项也系劳动成果的对价，而非劳动本身的对价。新城公司作为保洁公司，其公司的主要业务即道路等卫生保洁工作，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多数也应从事该工作。但该事实并不必然推导出为其提供了保洁工作的人员均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市场主体，新城公司有权根据经营的需要，在不适于自有员工直接工作的区域或如由自有员工直接工作，将较大增加管理成本的区域内，通过劳务承包等形式进行运营。按双方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本案中李传伟与新城公司之间实际系交付劳务成果，获得劳务报酬，相对松散的劳务发包与承揽关系，而非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劳动关系。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新城公司不负有向李传伟支付经济补偿的义务。故其不向李传伟支付4650元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济南新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不负有向李传伟支付465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义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李传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