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802行初53号原告原素平，女，197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委托代理人原利平，女，196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被告焦作市公安局焦南分局，住所地：焦作市解放区丰收路1566号7楼。负责人崔占彪，局长。委托代理人董建宏，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灿勤，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原素平因不服被告焦作市公安局焦南分局（以下简称“焦南分局”）行政处罚，要求确认焦南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64号行政处罚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原素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原利平，被告焦南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董建宏、郭灿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焦南分局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焦南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6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素平因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判刑后仍不悔改，2019年2月4日至7日连续4日至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四次，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素平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十日。该行政拘留于2019年3月10日执行完毕。原告原素平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原素平诉称，原告于2019年除夕放假，乘坐公交车前往中南海、天安门周边景点观光，并非是到天安门、中南海禁止上访的区域上访。车行至半路被北京警察拦截例行检查身份证。北京警方以我是上访人员为由将我带至府右街派出所登记，后被送至北京市民政局救济中心发放春节救济年货后离开。北京警方并未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只是登记身份证（登记春节期间滞留在京的上访人数）。被告以原告2019年2月4日至7日连续4日被北京警方训诫四次作出的焦南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拘留原告，但原告认为，在春节放假期间，自己没有上访和非正常上访。被告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扰乱车站、码头、机场、公园等的行为来处罚原告，但无事实及证据来证明原告在什么具体地方，使用什么方式，扰乱到了什么后果及严重性。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被告拘留原告的执法程序违法的。公安机关随意编造理由与谎言对公民进行行政处罚。一、原告未实施任何违法行为，被告之处罚缺乏事实依据。(1)被告处罚原告的证据仅指控原告在天安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该处罚决定书上明确拘留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不是“非正常上访”。但该处罚用“训诫书”来代替“非正常上访”，并提供不出“扰乱公共秩序”的直接现场证据(没有说明原告具体实施了哪样的非正常上访行为，作出了什么样的扰乱了中南海和天安门周边的公共秩序的情节是否严重以及所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二、2019年2月28日，被告仅持北京警方出具的2019年2月4日至7日“训诫书”异地拘留原告。原告认为(1)“训诫书”在本案中不能作拘留的依据。“训诫书”是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处罚行为，该行为为公安机关所发，被告以他人的行为载体(即训诫书)对原告处罚的依据显然是“张冠李戴”；(2)就“训诫书”的内容来看，根本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原告有“扰序”的文字记录和表达；(3)“训诫书”来源不合法。被告以所持“训诫书”作为证据，按理说，“训诫书”是由北京公安派出所给原告出具的，被告只有向原告索取“训诫书”才是合法持有的唯一途径。但事实是:原告并不知道北京警方给自己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训诫人(即原告)的“训诫书”是怎么落到被告手中的?因此，原告质疑该“训诫书”的合法性；(4)对于来源不合法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被告处理本“异地案”所收集的北京市由北京警方出具的“训诫书”是通过非法手段收集来的。对原告所作出处罚根据“训诫书”是非法收集来的证据，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为此，被告以非法手段收集北京警方已结案的“训诫书”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5)“训诫书”的重要意义是告知原告不要做违法事情。可想而知，从北京警方没对原告行政处罚而只出具的“训诫书”这一情况可以证明，原告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由此可得出，北京警方出具的“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有到过中南海、天安门，而被告对原告作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则没有任何证明力。因此，不能用来作为对原告行政拘留的证据。三、原告不具备“违法行为”所必备的基本法律条件。“训诫书”是公安机关针对案发现场“违法行为”客观不存在的办案产物。行政案件中“违法行为”的客观存在，是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中“违法行为人”“违法发生地”存在的前提，是案发地公安局直接办理或者移交(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行政案件前必备的基本法律条件。本案的发生地在北京市。从北京警方针对案发现场出具的“训诫书”而非处罚来看，上述必备的基本法律条件，本案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即本案根本不具备处罚或移交案件必备的基本法律条件。所以北京警方未移交案件，而是对无违法行为的原告人作出训诫而非处罚的直接办理本案的结果。由此可见，“训诫书”是公安机关针对案发现场“违法行为”客观不存在的办案产物。显然，北京市警方采取训诫而非处罚原告人直接办理而非移交本案的事实，印证了本案根本不具备“违法行为”这个办理行政案件必备的基本法律条件。然而，被告办理本行政案件时，却彻底脱离《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绕开北京市警方，不顾本案不具备“违法行为”这个基本法律条件而未被移交，但是已被北京警方直接办理训诫结案的事实，非要主观认定本案由被告公安机关自己管辖更为适宜不可;不顾原告明显不具备违法被拘留的基本法律条件而已被训诫结案的事实，非要将非法收集的“违法行为”客观不存在的办案产物“训诫书”作为原告人在北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的唯一现场证据而拘留原告不可。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被告公安机关办理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违法行为。四、被告对原告发生在北京的行为地行为依法不享有处罚权且涉嫌重复处罚。理由:(1)不管原告是否违法，被告作为户籍地公安机关，如果想插手此事，必须得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公安部规定办理合法的移交手续。被告机关要想取得原告在北京的行为的行政(治安)处罚管辖权，应当依法定程序办理。北京警方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将案件移交地方公安机关处置的《移交函》，否则就是越权执权。事实恰恰如此:原告从北京市公安机关申请来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北京警方始终没有移交本“异地案”给被告机关。说白了，“训诫书”是北京市警方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明。否则，现场执法作出“训诫书”的警察就有渎职之嫌。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是全国警察每天履职所依据的同一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而北京市警方更不可能再给原告出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2)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3)根据由行为地管辖的基本原则，应当由北京警方来处理，且北京警方已经行使了管辖权，对原告进行了训诫，但并没有把原告移交其他任何警方去处理。显然此案已结案完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即“一事不二罚”，被告再以同一理由对原告进行处罚是重复处罚。五、被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纯属“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栽赃陷害的滥权行为。被告提供的“训诫书”以及根据被告行政拘留决定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条款，对照原告在北京的行为，一条也够不上。原告违法行为实施地为中南海、天安门周边。但中南海系国家机关(即国家领导办公地点)，并非被告认定的扰乱车站、码头、港口等公共场所秩序。由此可以知，被告实施处罚之前没有经过任何调查，不是在依法执法。综上所述，原告根本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法规。因此才使得被告企图用证明原告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据，颠倒黑白地证明原告“扰乱公共秩序”从而达到非法限制原告自由的目的。公安部门办案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被告的行为明显是滥用行政执法权，非法作出错误的治安拘留处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所作出的处罚决定既不具有行政执法权，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且在职权的管辖上违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情况下，必然是违法的。故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焦南分局作出的焦南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违法行为；2.依法撤销焦南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被告在公安机关“个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将原告被非法拘留的“案底”删除；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焦南分局辩称，2019年2月4日、2019年2月5日、2019年2月6日、2019年2月7日，原素平先后四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原素平的陈述和申辩、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书。据此，2019年2月28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素平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焦南分局提交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1.训诫书4份，证明原素平在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的事实；2.原素平的询问笔录、该案件的受案登记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素平的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各一份，证实原素平在北京市中南海和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被告处罚程序和处罚决定合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训诫书的第四条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人场所，不允许信访人滞留和聚集。原告原素平对被告焦南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训诫书上面户籍地所在地河南省新生街3号，没有文号，训诫书是被告伪造出来的，训诫书是现场对违法人的一种处罚，法律规定训诫书没有移交联。民警签字都是在复印件上手写的，并且签字民警的名字王军签名不是一个笔迹，该训诫书右上角原件有章，但是提交法庭的复印件没有盖章。训诫书未经合法程序制作，内容失实，来源不合法，未向原告送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实原告有违法行为，不具有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证据2，询问笔录我也不知道，也是假的，当时给我做询问笔录了，我就不说话，他都是自问自答，原告不知道询问笔录的内容，且询问笔录中没有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的表达；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没有报案记录、到案记录和到案经过，程序上有问题；行政处罚告知等全部都是假的，都是后来补的，当时没有告知过我，也没有让我看，是被告自说自写形成的违法文书。依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答辩状中显示的是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处罚依据和当庭说的不一致。原告原素平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提交如下证据：1.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2份，证明原素平没有违法，北京公安也没有移交；2.登记回执两份，证明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告焦南分局对原告原素平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并不一定能证实北京市公安局包括天安门派出所没有出具这个训诫书，其中提供的天公（2019）第83号答复告表明，2019年2月5日，原素平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原告提交的证据也能证明其2月5日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经审查，关于被告焦南分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经与证据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原告原素平提交的证据，被告焦南分局对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7日，原告原素平在北京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予以训诫，训诫书载明：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2019年2月28日，被告焦南分局经调查取证履行法定程序后做出焦南公（治）行罚决字〔2019〕100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素平因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判刑后仍不悔改，2019年2月4日至7日连续4日至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四次，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认为原素平违法行为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原素平行政拘留十日。原告原素平不服，故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不得到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或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原告原素平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关于原告对“训诫书”的质疑，虽然原告提交了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但该告知书表明“训诫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该答复内容与“训诫事实不存在”、“未制作训诫书”并非同一意思，且原告提交的天公（2019）第83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中确认：2019年2月5日，原素平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并被训诫等事实。关于被告有无管辖权的问题，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所以，被告有权对原素平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具有管辖权。关于被告做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虽然原告提出被告提交的有关程序方面的文书系被告事后制作，不具有真实性，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上，被告焦作市公安局焦南分局对原告原素平做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原告原素平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原素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原素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苗滋滨审判员  李 婧审判员  陈 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 雄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