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5民初38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张洪运，男，1976年6月14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保山市隆阳区。 原告（执行案外人）：杨林应，女，1981年5月31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保山市隆阳区，系张洪运妻子。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武、靳广涛，云南弘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申请执行人）：杨黎明，男，1966年3月24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涌辰、李涛，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被执行人）：杨世会，女，1971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系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被执行人）：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7098482954。 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杨世会，该公司董事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宁，云南衡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懿，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张洪运、杨林应与被告杨黎明、杨世会、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山昌恒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洪运、杨林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武、靳广涛，被告杨黎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涌辰，被告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洪运、杨林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终止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的执行，并依法解除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占地面积为0.52亩的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及解除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33占地面积为0.24亩的土地使用权的查封；2.依法确认原告系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A33两宗土地的权利人；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原告的两宗土地使用权错误。2018年6月8日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占地面积为0.52亩的土地使用权及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33占地面积为0.24亩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原告张洪运、杨林应夫妻系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A33两宗土地的权利人，该两宗土地与杨黎明诉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关，上述两宗土地的使用权不应作为被执行财产予以查封。2.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杨黎明申请执行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之一系房地产开发企业，故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第二十九条，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上述规定第二十八条作出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在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涉案两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之前，原告杨林应已于2002年11月20日、2002年12月26日与被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代建协议》，而且杨林应已支付购买土地的全部款项，其权利完全能够排除执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且上述规定第二十九条或第二十八条适用的条件是“符合下列情形”就可以适用，而非要求“同时符合下列情形”才可以适用，涉及A1、A33两宗土地工程竣工验收书中更改工程名称为“杨林应”已经过各方责任主体同意并且由保山市隆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备案登记，而且变更工程名称系原告张洪运与原告杨林应家庭内部协商的结果，无论权利人登记为任何一方，A1、A33两宗土地的使用权都属于张洪运与杨林应夫妻共有。3.涉案借款是杨世会和杨黎明两人之间产生的，保山昌恒公司只是作为担保人承担了连带责任，所执行的是杨世会与杨黎明个人民间借贷纠纷的纯金钱债务。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一点第124条明确规定了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执行提起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的只是执行中未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的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判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本案所涉及的是杨世会与杨黎明之间所产生的纯借款关系，根据该会议纪要，可以排除执行，依法确认本案原告案外人的权利。综上，被告申请查封A1、A33两宗土地使用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错误，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黎明辩称，1.答辩人自2014年向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2014）大中民保字第13号保全裁定对保山昌恒公司名下多块土地、房产进行查封，包括本案争议标的，但自2014年至2018年原告都未提出异议，并且保山昌恒公司涉及数起诉讼曾多次被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原告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看出原告并非本案标的的权利人。2.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作出（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异议请求，原告又以同样的事实、理由提出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判决异议不成立，驳回其诉讼申请。3.原告诉称已交付土地使用权的全部款项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并无发票、银行流水转款凭证，唯一的收据不能说明来源且前后存在矛盾，收据存在涂改痕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供的代建协议书系其私自涂写，签字主体双方系配偶无法排除合理怀疑。4.施工合同书无法证明原告系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施工合同书与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并且施工合同书中所记载的签订日为2014年2月1日，而第一张施工收据则记载于2013年7月13日开具，依照生活常识缴费应在合同签订之后进行，为此无法排除合理怀疑。5.会议纪要的核心问题是真正权利人是合法所有权者，而在此无法证明原告的合法身份，不能依法适用该会议纪要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规定，依法不能排除保山中院的执行，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辩称，1.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文化园二期A1、A33土地使用权的裁定合法有据，原告要求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2011年10月，被告杨世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保山市伟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保山昌恒公司达成《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对保山昌恒公司进行重组，为了防止张洪运、张恒品转移公司财产，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尽量得以实现，保山昌恒公司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对公司名下的A1、A33等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保山中院作出查封A1、A33的土地使用权的《执行裁定书》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依法不能请求法院确定其为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A33两宗土地的权利人。原告主张作为“买受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为土地权利人，不属于物权确认争议，确认物权应以存在物权归属争议为前提，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A33两宗土地的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物权归属争议，不应纳入物权确认之诉。3.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无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告为证实其“已经支付了”土地款，提交了两份《代建协议书》、土地款收据、建房工程款收据等，欲证明保山昌恒公司已经与其签订了合同，其已经付清了相应的土地款，但保山昌恒公司的会计凭证中并无杨林应、张洪运交付“土地款”的记载，且原告提供的收据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真正实际使用、开具的收据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原告也未能提供相应的正式发票或者交款日的银行取款、转账等相应的证据，为了进一步证实人民法院前述裁定的正确性，保山昌恒公司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第6页“鉴定意见”载明：检材1《代建协议书》（A1）、检材3《收据》上“保山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均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与原告提交的《代建协议书》、《收据》上所载“2002年11月20日”存在近6年的时间差异，该《代建协议书》（A1）、《收据》（26万元）明显失实，此外，《代建协议书》（A33）、《收据》（12万元）的印文形成时间，虽因样本的原因未能鉴定，但是同样自相矛盾，疑点重重，原告与保山昌恒公司未签订过有效的书面买卖（转让）合同，保山昌恒公司财务未收到过原告的土地款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原告依法不能抗拒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4.张洪运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杨林应与张洪运结婚登记的时间为2003年9月15日，而原告提交的《代建协议书》签署时间分别为2002年11月20日、2002年12月26日，乙方仅为杨林应一人，故张洪运无资格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综上，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张洪运、杨林应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十组证据： 第一组：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张洪运与杨林应系夫妻关系，张洪运、杨林应作为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第二组：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证明：2018年6月8日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占地面积为0.52亩的土地使用权及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33占地面积为0.24亩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 第三组：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书面提出案外人异议申请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 第四组：收据一张、代建协议书（协议编号A33）一份、收款收据二张。证明：1.2002年3月28日杨林应支付了12万元向保山昌恒公司购买A33号土地一宗；2.2002年12月26日杨林应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签订《代建协议》，约定由乙方（杨林应）在该地块代建房屋；3.2015年5月6日杨林应交付办理房产证、土地证费用4630元，并交付管理费12090元，同时证明代建的土地上的房屋是二原告实际建盖，二原告自2015年开始在该代建的房屋当中居住、使用、管理至今。 第五组：收据一张、代建协议书（协议编号A1）一份、收款收据二张。证明：1.2002年11月20日杨林应支付了26万元向保山昌恒公司购买A1号土地一宗；2.2002年11月20日杨林应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签订《代建协议》，约定由乙方（杨林应）在该地块代建房屋；3.2015年11月13日杨林应交付办理房产证、土地证费用2万元，2015年12月23日交付管理费2万元；4.原告自2015年完成代建以后实际管理、使用该房屋至今。 第六组：施工合同书（A33）、施工合同书（A1）、云南汉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据27张。证明：原告将永昌文化园二期A1、A33两宗土地的建房工程交由张学明承建，工程完工后原告依约付清了工程款，该两宗土地上的房产权利属于原告。 第七组：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书二份。证明：永昌文化园二期A33、A1户商住楼已竣工，涉及A33、A1两宗土地工程竣工验收书中更改工程名称为“杨林应”已经过各方责任主体同意并且由保山市隆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备案登记。 第八组：昌恒公司办理客户“两证”工作总结、保山市规划局关于永昌文化园二期住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证意见、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永昌文化园二期住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相关情况报告。证明：1.2015年12月31日昌恒公司会议确认未办理“两证”的48户客户中包括杨林应A1号土地；2.2014年保山市规划局和隆阳区住建局确认永昌文化园二期未建房有二户，其中包括原告的A1地块。 第九组：商品房购销合同书（李龙、李芳芳户）、退房协议、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收据。证明：2007年10月29日李龙、李芳芳向保山昌恒公司购买A33号土地上的房屋，后来由于保山昌恒公司资金困难未实际建房，保山昌恒公司同意将A33号土地出卖给张洪运、杨林应一家，由杨林应退款及支付违约金给李龙一家888035.20元。 第十组：证人杨某、寸亮、辛某出庭作证。证明：在2002年张洪运、杨林应以现金方式向保山昌恒公司购买A33、A1地块土地并且同时期三位证人也是使用现金向保山昌恒公司购买土地建房。 被告杨黎明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结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其结婚时间在第一次所谓的土地收款收据之后。对第二组证据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同时能辅助证明答辩人关于争议的标的不是原告所有的观点。对第四组证据中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收据存涂改迹象，且无相应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无法证明收据的真实性；对代建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协议系原告自行伪造且仅有原告一方签字；对管理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收据存在明显涂改痕迹，仅提供收据无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佐证，无法证明收据的真实性。对第五组证据中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收据存在明显涂改行为，系原告自行填写，且仅有收据不能提供相应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无法证明收据的真实性；对代建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代建协议系原告私自制作，同时仅依据代建协议也不能证明争议标的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对管理费用等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收款收据存在明显涂改行为，且仅有收据无发票和银行流水印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第六组证据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施工合同系原告伪造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该合同也无法证明原告系争议标的的所有权人；对建房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收据存在篡改痕迹，同时2013年至2016年三年内该组收据之间几乎完全连号，可以证明原告所提供收据系伪造。对第七组证据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书不能作为房屋权属证明，且该验收书日期空白，文字属之后填写，存在涂改，负责办理备案登记的部门并非工程质量监督站，且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原告已付清房款，已真正成为该争议标的的所有权人。第八组证据均系复印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中有的无公章、有的虽盖有公司印章，但不排除印章造假或有擅自添加的嫌疑。对第九组证据李龙、李芳芳的购房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购房合同的章与原告提交2002年土地款收据章不一致，且2007年李龙、李芳芳还是争议标的的所有权人，原告不可能作为该争议标的的合法所有人对其进行施工或购买，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十组证据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即使证人确实是交付现金，也不能代表原告交了现金，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 被告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结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杨林应与张洪运结婚时间为2003年9月15日，而原告提交的代建协议签署时间分别为2002年11月20日、2002年12月26日，协议乙方仅为杨林应，故张洪运不应该成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对第二、第三组证据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中的土地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收据有涂改的痕迹，鉴定意见书第五页也表明上面复写字迹存在多次填写、改写痕迹；对A33代建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购房人系李芳芳、李龙，保山昌恒公司于2008年12月30日将房屋交付，该协议上的时间为2002年12月26日，并且杨林应的身份证的号码为18位，我国第二代身份证是2004年才开始换发的，而此时该代建协议A33号上杨林应的身份证就是18位号码，因此时的身份证号码只应该是15位，所以该A33代建协议是后来才补的；对收款收据、管理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收据存在涂改，收据上的A33号明显是单独所加。对第五组证据中的土地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司法鉴定意见已明确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与收据上所载的2002年11月20日存在近六年的时间差异，该收据明显失实；对A1代建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司法鉴定意见已经明确代建协议书上的印文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与代建协议书上所载的2002年11月20日同样存在近六年的时间的差异，该代建协议书明显失实，而且该协议上的时间为2002年11月20日，杨林应身份证的号码为18位，二代身份证系2004年以后才开始换发的，身份证号码才由15位变更为18位；对收款收据、管理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存在涂改，收据上的A1号也明显是单独所加。对第六组证据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既然代建协议书不真实，其后的施工合同、收据岂有真实之理，且施工单位收取工程款无银行流水、发票，仅凭收据不能达到证明数百万元工程款已经支付的目的。对第七组证据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部分有异议，认为工程名称“张洪运”存在涂改现象，该工程的建设单位系保山昌恒公司而非原告。对第八组证据认为不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提交程序不合法，而且均为复印件，不便于认可它的三性，无法作出质证意见。对第九组证据的意见与第八组的一样。对第十组证据证人证言认为基本与客观事实相符，予以认可，但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原告没有交过钱。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结婚证，被告杨黎明、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将在判理部分予以阐述。第二组证据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第三组证据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被告杨黎明、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中的“收据”中手写内容复写字迹存在多次填写、改写痕迹，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采信；A33代建协议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不予采信；管理费、办证费收款收据与本案争议无关，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中的“收据”、A1代建协议中加盖的印章经鉴定“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以后”，与手写日期2002年11月20日不吻合，且收据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A1代建协议与本案争议无关，均不予采信；办证费、管理费收款收据与本案争议无关，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施工合同书（A33）、施工合同书（A1）、云南汉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据、第七组证据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书、第八组证据昌恒公司办理客户“两证”工作总结、保山市规划局关于永昌文化园二期住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证意见、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永昌文化园二期住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相关情况报告、第九组证据商品房购销合同书（李龙、李芳芳户）、退房协议、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收据与本案争议无关，不予采信。第十组证据证人证言只能证实证人均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买地自建（代建）房屋，且均用现金支付款项，不能证明原告已交付涉案土地款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告杨黎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 第一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中民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自2014年起与被告杨黎明发生的争议，被告杨黎明申请保全措施且该保全措施争议标的在内。 第二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中民初字第5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与被告杨黎明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且被告保山昌恒公司以其名下所有财产进行担保。 第三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中执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裁定，本案争议的标的已被合法查封，并不存在备案等权利关系。 原告张洪运、杨林应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2014）大中民保字第13号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收到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查封通知书时间是2018年，不是被告杨黎明所说的2014年或2015年就申请查封了我们没有提出异议，原告2018年收到执行通知书，并且也提出了异议，才导致今天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对第二组证据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都不予认可，认为调解书中案件事实所约定的月利息为7.5%明显超过了高法解释的规定，调解条款虽然是杨世会与杨黎明自愿达成，但是否存在借款、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有嫌疑，从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九次向杨黎明借款1609万，违背常识规律，不合逻辑。对第三组证据（2015）大中执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都不予认可。 被告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质证认为：被告杨黎明提交的三组证据合法有效，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完全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被告杨黎明提交的证据均为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案执行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杨世会、保山昌恒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七组证据： 第一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证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以及被告杨世会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代建协议两份。证明：2015年10月原告杨林应前往保山昌恒公司售楼部要求工作人员代其填写代建协议书未果，便要走了八份代建协议书，杨林应自己填写后，将该协议书交给了被告保山昌恒公司。 第三组：收据复印件两份（编号为0006210、0006209）。证明：另一案中的案外异议人段梅提交的A38号土地款的收据编号0006209，开具时间为2003年2月11日，而原告杨林应提交的A33号土地款的收据编号为0006210，开具时间为2002年3月26日，两份收据开具时间相差近一年，但其收据的编号却本末倒置。 第四组：收款收据（李勤）。证明：原告提供的收据与被告保山昌恒公司实际使用开具的收据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系有编号制公章，收据上加盖有现金收据等字样。 第五组：永昌文化园客户详细情况表。证明：保山昌恒公司就A33号房屋与李龙、李芳芳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并于2011年1月11日备案。 第六组：关于杨林应和段梅拿去代建协议书的说明。证明：2015年10月20日左右，杨林应从我公司要走了八本代建协议书，填写以后交到公司的相关情况的说明。 第七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A1代建协议书、A33代建协议书、编号为0069989、7029910的收据均是假的，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原告张洪运、杨林应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代建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签代建协议时签了多本，多余的几本被告没盖章仍然保存在被告那里。对第三组证据收据，认为没有提交原件，对复印件无法确定是否与原件相同。对第四组证据李勤的收款收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永昌文化园客户详细情况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在退房以后房屋又由杨林应进行了购买，所以房屋现在是杨林应代建和管理使用至今。对第六组证据关于杨林应和段梅拿去代建协议书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情况说明人是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的保安，与保山昌恒公司有利害关系，且言词证据需证人出庭。对第七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的，对真实性部分有异议，即对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不认可，认为鉴定意见书所指向的时间2008年7月31日之后，不具有唯一性，证明不了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杨黎明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代建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认为该协议系杨林应私自填写伪造，无法律效力。对第三组证据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日期本末倒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收据（李勤）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的收据与保山昌恒公司提交的收据有较大出入。对第五组证据永昌文化园客户详细情况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认可。对第六组证据关于杨林应和段梅拿去代建协议书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认可，认为可以佐证原告擅自拿走代建协议书填写。对第七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原告张洪运、杨林应、被告杨黎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代建协议复印件无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签章签名，为未生效的协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收据中，段梅的收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杨林应的收据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均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收据（李勤）、第五组证据永昌文化园客户详细情况表、第六组证据关于杨林应和段梅拿去代建协议书的说明与本案争议无关，不能证明本案任何待证事实，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院根据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的，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将在判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张洪运、杨林应系夫妻关系。被告保山昌恒公司于1998年2月24日成立，之后法定代表人多次变更，2011年10月13日由原告张洪运变更为被告杨世会。 2014年4月28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被告杨黎明的申请进行诉前财产保全，作出（2014）大中民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杨世会、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价值4000万元的财产或银行存款”；2014年7月22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大中民初字第5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由被告杨世会于2014年11月30日前偿还原告杨黎明借款本金1609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至2004年7月31日止的利息为988万元，其余利息从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对被告杨世会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由二被告于2014年11月30日前支付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10万元；四、被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杨世会追偿”；2016年9月19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大中执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对被执行人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的珠宝城房屋一幢负一层1656.16平方米和五层877.35平方米予以查封；二、对被执行人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的珠宝城房屋一幢的二层108套（除已备案登记的五套：B10、B16、B32、B33、C3外）、三层五套（A23、A24、B31、B32、A17-1）、四层62套（除已备案的18套：A4、A7、A12、A13、A16、A17、A18、A21、A22、A23、B12、B13、B14、B23、B24、B25、B28、B31外）的房产予以查封”，2016年11月7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案执行。根据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的申请，2018年6月8日，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对被执行人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1占地面积为0.52亩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二、对被执行人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文化园二期A33占地面积为0.24亩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2018年7月9日，原告杨林应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依法中止（2016）云05执1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的执行，中止对永昌文化园二期A1、A33两宗土地的查封，并赔偿因侵权查封造成的经济损失40000元；2018年7月23日，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5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杨林应的异议请求”。2018年8月31日，原告张洪运、杨林应提起本诉。 诉讼过程中，本院根据被告保山昌恒公司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编号为A1（即检材1）《代建协议书》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编号为A33的（即检材2）《代建协议书》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编号为0069989的收据（检材3）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编号为7029910的收据（检材4）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一、检材1（A1）《代建协议书》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无法判断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二、无法判断检材2（A33）《代建协议书》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三、检材3（0069989）《收据》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无法判断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四、无法判断检材4（7029910）《收据》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1.张洪运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原告张洪运、杨林应对涉案A33、A1土地使用权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 一、关于张洪运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张洪运、杨林应系夫妻关系，本案与张洪运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张洪运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二、关于原告张洪运、杨林应对涉案A33、A1土地使用权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张洪运、杨林应主张已向被告保山昌恒公司支付涉案A33、A1土地款38万元，取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对该土地的使用权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但其提交的付款证据“7029910收据”上手写内容复写字迹存在多次填写、改写痕迹，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0069989收据”经鉴定收据上“保山市昌恒房地产开发商贸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7月31日之后，与手写日期2002年11月20日不吻合，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张洪运、杨林应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两份收据的真实性，因此，本院对该两份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原告张洪运、杨林应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交付涉案A33、A1土地款，其主张已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成立。原告张洪运、杨林应除实际占有使用涉案A33、A1土地外，无证据证明其已拥有涉案A33、A1土地使用权，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排除对涉案A33、A1土地使用权执行的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张洪运、杨林应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洪运、杨林应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原告张洪运、杨林应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梅 审 判 员  黄映瑾 人民陪审员  邢绍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