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156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贵航平坝医院，住所地：平坝区安平办事处清镇街1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2998070XF。法定代表人：肖海涛，职务：党委书记。委托代理人：彭方华，系该院对外协作办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荣乾，男，1981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郭丽，女，1982年4月2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雷毅，系贵州贵黄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贵航平坝医院与被上诉人苏荣乾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3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航平坝医院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平坝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3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起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判决结果显失公正。原审期间是，上诉人因不服“尸检报告”关于“死亡原因”的“结论”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鉴定，原审法院书面决定不予同意，并简单以不具有确定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尸检报告”安顺市医学会“鉴定报告”和贵州省医学会“鉴定报告”为医疗损害责任事实认定依据。在“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安排上诉人提出的司法鉴定请求事项。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和裁判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依据不具有确定性、唯一性和排他性。（一）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的《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235号之中使用的词是“可能性大”，并建议医疗事故委员会根据相关材料综合认定。（二）贵州省安顺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21号、《医疗事故鉴定书》28号作出的结论的依据主要是来源于《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235号之不具有“排他性”的分析意见。（三）关于2018年5月16日《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前述登记表系基于“转院”而签发，并非正常签发。其次，该《出生医学证明》表明该新生儿娩出母体时处于“重度窒息”状态。原审法院判决未充分考虑和采纳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提出的苏缓没有依法获得“自然人”法律资格和民事权利的抗辩理由。三、关于请求将案涉苏缓“死亡原因”在诉讼过程中进行重新鉴定的必要性。（一）上诉人对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上诉人之子尸检鉴定结论有异议。1、根据该尸检报告的肺表面及切面，肺脏镜下的结果可以证明苏缓为死产，死于肺畸形。2、根据尸检报告的镜下肺：部分肺泡闭锁，部分肺泡扩张不良，可否认死亡原因为吸入羊水所致。3尸检报告的结论中：导致急性胎儿窘迫的原因为羊水吸入的可能性说法错误。（二）死亡原因存疑。被上诉人苏荣乾、郭丽二审答辩称：一、二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行为充分违背了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医品医德。被答辩人在出现医疗事故后不深刻反省自己医院及医生存在的问题，反而试图以各种医学名词和法律字眼来逃避责任。鉴定结论当时出具后，答辩人不提出意见，时隔多时，妄图以重新鉴定拖时间，无视二答辩人悲痛的心情。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异议，二答辩人意见如下：1、被答辩人认为二答辩人的儿子苏缓是死胎，属信口雌黄，首先，产检显示胎儿一直正常，《分娩记录》、《抢救记录》、《医院病历》均证明二答辩人的儿子苏缓已经完成出生，且出生后为活体。同时依据法律规定，有《出生证明》证明苏缓的出生。2、关于鉴定相关文书的异议，二答辩人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五十四条，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被答辩人未履行法定的举证责任，上诉状所言为自圆其说，信口雌黄。被答辩人对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死因鉴定存在异议，同时认为以此为据的安顺市医学会和贵州省医学会的技术鉴定结论不科学，二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混淆了死因鉴定的是刑事案件办理的需要，而医学会的技术鉴定的关键在于被答辩人是否存在过错，安顺市医学会列明被答辩人过错多达10余条，且专家分析认为新生儿肺部发育异常可能性不大。之前的鉴定是行政主管机构依法主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一致同意参与的，重新鉴定需要有法定的理由，本案不存在重新鉴定的事由。苏荣乾、郭丽一审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尸检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49700.94元，被告承担80%的责任，即599760.7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16日，原告郭丽因分娩到303医院住院。在分娩时，因被告原因导致分娩失败，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进行剖腹产，但均被拒绝。由于被告极度不负责，在原告郭丽进入产房后未持续进行检测胎心及了解胎儿情况，造成人工破膜过早引起羊水污染，并致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最终致新生儿（苏缓）因吸入羊水窒息死亡。后原告要求被告出具病历，原告在病历中发现被告记录自相矛盾，且有造假情形。原告向安顺市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经市医学会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对鉴定不服，再次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后省医学会接受鉴定，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综上，被告及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违反医疗及护理常规，未履行告知义务，造成新生儿因吸入羊水窒息死亡，因果关系明显，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贵航平坝医院辩称：对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在该报告出具后，我方申请对鉴定结论进行复核，但因原告方不同意，因此，未能启动重新鉴定程序，而在之后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均是在该死亡原因鉴定结论的基础上作出的，不科学也不客观，坚决请求法院准许对死亡原因请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重新复核。导致新生儿死亡是因其支气管闭锁，肺畸形造成的，医院在发现新生儿有窒息情况时，立即予以插管、给药等相应抢救措施，整个诊疗行为中并不存在过错。对于病历也是在规定允许的时间内进行的修改，并不存在篡改病历的情况，相关卫计部门也给予了相应回复。此外，死者自娩出母体后其出生记录中的阿普加评分均为0分，后来是通过气管插管及药物作用下在十分钟时显现有2分，死者并没有建立正常的自主呼吸功能，没有完全的生命体征。因此，死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3条之规定，尚未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并不具备民事权利，对于原告主张的诉请，应依法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16日，原告郭丽以“停经40+6周、下腹胀痛1天”为主诉，入住被告贵航平坝医院，新生儿（苏缓）于当日16：26平产娩出，阿普加评分1分钟0分，经抢救一直未恢复自主呼吸，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遂于20：06分转至贵州医科大学附属院予呼吸机辅助通气、抗感染、改善循环、扩容、维持血压等治疗，仍处于深昏迷状，瞳孔、肌张力等无好转，于2018年5月22日死亡。经安顺市平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病理诊断为：1、胎儿肺羊水吸入、肺扩张不良；2、多脏器组织淤血、水肿。分析认为：“苏缓在出生过程中出现急性胎儿窘迫、肺扩张不良，不能建立正常呼吸功能，最后因新生儿窒息而死亡。导致急性胎儿窘迫的原因为羊水吸入的可能性大。建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据相关材料进行综合认定。”2018年9月19日，安顺市医学会接受平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委托，对本次病例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8年10月26日安顺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贵航平坝医院对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提出再次鉴定申请。2019年5月14日，经贵州省医学会重新鉴定，作出贵州医鉴[2019]2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专家组分析认为:“5、专家分析认为新生儿肺部发育异常可能性不大。”结论：本病例属于一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苏缓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6天，原告支付医疗费21898.94元。原告另还支付尸检费10000元、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病例经安顺市医学会及贵州省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均为属于一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贵航平坝医院对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作死亡原因结论有异议，认为在该结论基础上由市医学会及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意见亦不客观、科学，但未举证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且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因此，被告对苏缓在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应当考虑被告过错程度和诊疗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的原因力、侵权性质、侵权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既不能以患者自身疾病为由降低医方应承担的责任也不能苛责医方承担超过其医疗水平的责任，故参考鉴定意见书，本院确定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关于苏缓是否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问题。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出生之完成是一项法律事实，与出生人的意志无关，属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而非行为。何时为出生完成，学者曾提出许多判断标准，比如脐带断离说、初声说、独立呼吸说等，实践中医院在出具出生证明时，亦一般以此为证明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本案被告在其病历中制作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明确载明了苏缓的出生日期、体重、身长等信息，该《出生医学证明》已然证明了苏缓出生这一事件的完成。被告认为苏缓娩出母体后未建立自主呼吸，尚未成为法律自然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原告主张的医疗费21898.94元、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有医疗票据、鉴定收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1462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尸检费10000元，原告提供其账户明细查询单及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交费证明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交通费2000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院酌情支持40000元。根据前述确定的责任比例，被告应给付原告738200.94元×70%=516740.66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航平坝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荣乾、郭丽各项经济损失516740.66元。二、驳回原告苏荣乾、郭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及适用法律进行审理。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病例经安顺市医学会及贵州省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均为属于一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贵航平坝医院对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作死亡原因结论有异议，认为在该结论基础上由市医学会及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意见亦不客观、科学，但未举证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且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该鉴定一审法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贵航平坝医院对苏缓在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考虑被告过错程度和诊疗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的原因力、侵权性质、侵权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既不能以患者自身疾病为由降低医方应承担的责任也不能苛责医方承担超过其医疗水平的责任，参考鉴定意见书，确定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未显失公平。关于苏缓是否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问题。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出生之完成是一项法律事实，与出生人的意志无关，属于法律事件。实践中医院在出具出生证明时出生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贵航平坝医院在其病历中制作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明确载明了苏缓的出生日期、体重、身长等信息，该《出生医学证明》已然证明了苏缓出生这一事件的完成。一审法院在认定责任的基础上依据损失和责任分担判决贵航平坝医院承担516740.66元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综上，贵航平坝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件受理费9798元，由上诉人贵航平坝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祖羊审判员廖美娟审判员 杨       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熊 心 怡 （ 代 ）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