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飞，男，197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鹰，江苏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黄吉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庆丰一村庆丰工业区庆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76923849L。法定代表人:洪汉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春，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无锡宏坤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科技开发区合心路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MA1P34XN7C。法定代表人：王飞。原审被告：无锡苏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合心路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713285982F。法定代表人：卢志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鹰，江苏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飞因与被上诉人中山黄吉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吉公司）、原审被告无锡苏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纺公司）、无锡宏坤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0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吉公司对王飞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王飞不是接受苏纺公司委托的认定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7年6月16日，苏纺公司曾向黄吉公司发函，要求黄吉公司尽快发货，虽然签订合同时是以王飞个人名义，但最晚至2017年6月16日，黄吉公司应当清楚涉案设备的实际购买人是苏纺公司，王飞只是苏纺公司受托人。2.2017年7月5日，苏纺公司与黄吉公司签订协议一份，协议虽然是王飞签字未加盖公章，但明确甲方是苏纺公司，黄吉公司应当清楚，苏纺公司是涉案设备的实际购买人，因此，黄吉公司才将苏纺公司列为被告。3.本案中，苏纺公司与王飞均承认王飞受苏纺公司所托，王飞是否为苏纺公司的受托人不是一审审理需要查明的事实。涉案设备是用于生产的大型机器，黄吉公司清楚王飞个人不可能购买此类设备，只有单位用于生产经营才需要购买此类设备，王飞只可能是受人所托才会与黄吉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实际情况也是王飞受苏纺公司之托，王飞提交的告知函、协议已经清楚证明了该事实。（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约定以开具增值税发票为付款条件，黄吉公司可以收取货款后不开具发票并要求苏纺公司继续付款不符合法律规定。苏纺公司有权在黄吉公司开具发票前暂不支付尾款。1.发票的开具应当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关于发票的开具没有约定，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黄吉公司应当在每次收到货款后，立即向苏纺公司开具发票，苏纺公司在黄吉公司发货之前，即已经分三次支付货款210万元，黄吉公司应当在每次收取货款后即开具相应发票。210万元的价税总额，按照2018年5月1日前的增值税税率，如果黄吉公司不开具发票，将造成苏纺公司305128元财务损失。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黄吉公司未履行开具之前发票义务的情况下，苏纺公司（王飞）可以暂不支付剩余货款。2.黄吉公司早已丧失经营能力，已被多地法院列为失信名单，在一审法院因拒不履行生效裁判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案件有多起，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在黄吉公司开具发票消除苏纺公司不能得到发票会造成财务损失疑虑前，即使法院认为苏纺公司仍有支付尾款的义务，苏纺公司亦不应该支付与增值税税款305128.2元对应的货款，该部分货款应在黄吉公司开具发票后支付，或者直接由苏纺公司将该款支付至税务部门开具发票。经向小榄税务部门咨询过，由苏纺公司代缴税款，税务部门可以直接开具发票。3.黄吉公司一审结束至今，未开具相关发票，一审判决王飞承担付款责任，不允许苏纺公司和王飞共同承担责任，客观上造成了黄吉公司因不开票偷逃税款而获益，国家税收及已付款210万元的苏纺公司却蒙受损失。王飞在此向二审法院请求，在二审审理结束前，要求黄吉公司将已收取的210万元货款开具发票给苏纺公司，如若黄吉公司无能力支付开票费用，可由苏纺公司垫付相应税款。（三）关于延误赔偿部分，一审法院认为属于独立请求权，应另案起诉不妥。2017年7月5日双方的协议，并不是一份关于赔偿的新协议，而是双方关于交货时间（或者说是关机调试时间）的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协议关于交货时间及违反交货时间的相应责任作废，相关事宜按照2017年7月5日的协议处理。2017年7月5日的协议是原协议的组成部分，关于延误赔偿在本案中能否一并处理，法院应该根据苏纺公司（王飞）在案件中将延误赔偿作为赔偿请求还是作为减少价款的抗辩理由而定。鉴于黄吉公司的现状，苏纺公司（王飞）并不要求黄吉公司进行赔偿，只是要求在需向黄吉公司付款时予以扣减，如果扣减后导致黄吉公司反而对苏纺公司（王飞）产生负责，法院应当驳回黄吉公司的诉讼请求，无需黄吉公司进行赔偿。因此，延误赔偿请求可以也应该一并处理，减少双方诉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黄吉公司辩称:（一）我方一审主张苏纺公司、宏坤公司与王飞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为合同纠纷，王飞系合同的相对方，为合同的主债务人，苏纺公司愿意承担连带责任，我方不反对，但是苏纺公司只是合同的收货人，而且是一个空壳公司。（二）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出具发票为付款条件，且出具发票只是黄吉公司的附随义务，与王飞主付款义务不对等。（三）一审法院已经对王飞的损失进行了扣除，王飞要求赔偿可以提起反诉或者另行起诉，王飞的该项上诉请求超出一审审理范围，应予驳回。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纺公司述称，同意王飞的上诉意见。宏坤公司没有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飞向黄吉公司支付货款13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13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宏坤公司、苏纺公司与王飞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坤公司的住所地为无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号，张宏权及王飞是其股东，王飞为其法定代表人。苏纺公司的住所地与宏坤公司相同。2017年1月16日，王飞作为买方与黄吉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王飞向黄吉公司购买型号为T10270H十室树脂定型机两台，机器包括上浆轧液辊组及树脂定型机，其中上浆轧液辊组含对中（红外线光电比例式对中及展布辊式导布器装置）及速度补偿装置，树脂定型机含不锈钢导布辊、布边追踪器（德国进口）、冷却装置、出布区等设备，合计金额310万元（含税及运输费用）；黄吉公司于收到定金后80天交付第1台机器，于收到定金后95天交付第2台机器；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王飞支付定金93万元，黄吉公司出货前王飞支付127万元，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王飞从2017年开始支付余款，并于2017年年底结清；黄吉公司派技师前往买方工厂指导安装及调试；保修期为安装调试后买卖双方验收合格报告书后一年。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署后，王飞于2017年1月24日支付黄吉公司定金70万元，于2017年4月28日支付黄吉公司设备款40万元，于2017年5月13日支付黄吉公司设备款100万元。黄吉公司均向王飞出具了收据，但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王飞。此后，黄吉公司于2017年5月、6月向通过物流方式向王飞交付部分设备至苏纺公司。2017年7月5日，黄吉公司与苏纺公司签订协议，载明黄吉公司确保按照协议附件一和附件二供货日期供货（王飞的2号机）到苏纺公司，并保证2号机（第2台机器）在7月30日前开机调试，如有延误，黄吉公司须赔偿苏纺公司延误款每日2万元，另苏纺公司保留对黄吉公司延误交付约3个月的责任损失追诉权。协议附件一载明燃烧筒、上下风管、顶板、出、入口箱、入口架、电柜、风叶装置除了电柜、电线于2017年7月17日供货外，其余装置于2017年7月14日到苏纺公司，并于月底安装。协议附件二载明轨道、链条、电机、冷却轮、燃烧头、变频器、对中（红外线光电比例式对中及展布辊式导布器）、探边等设备，其中轨道、电机、冷却轮、燃烧头需于2017年7月14日供货到苏纺公司，变频器需在2017年7月17日前供货到苏纺公司，对中、探边需于2017年7月20日到苏纺公司。协议书及附件上王飞有签名确认。2017年7月，黄吉公司又陆续交付部分设备至苏纺公司，但仍有部分设备未交付。王飞、苏纺公司自行购买了部分设备。2017年9月4日，黄吉公司对设备进行了调试，在试车检验报告中，张宏权与黄吉公司确认交付的设备缺少调速装置一套、左、右布边追踪器2套设备需要更换，并注明缺少部件请尽快发货。现机器设备由苏纺公司使用。一审庭审中，黄吉公司、王飞、苏纺公司确认黄吉公司未交付调速设备一套及对中（红外线光电比例式对中及展布辊式导布器）设备二套，交付的左、右布边追踪器2套设备为国产，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德国进口。黄吉公司与王飞、苏纺公司确认对中（红外线光电比例式对中及展布辊式导布器）设备一套的单价为35000元，但对调速设备及左、右布边追踪器的单价双方意见不一致。黄吉公司认为调速设备一套的价格为3000元，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一套单价为5万元、进口为7万元，王飞、苏纺公司则认为调速设备一套的价格为10900元，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一套单价为3万元、德国进口为108000元，并为此提供收款收据两张及报价单两张。其中报价单显示莱默尔（浙江）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向苏纺公司报价德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一套的单价是108000元（含税），上海和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向苏纺公司报价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一套的单价是30000元；收款收据显示，苏纺公司于2017年8月，向常熟市虞山镇启铭机电经营部购买调速设备一套（变频器两台），价格合计10900元。王飞、苏纺公司另行提供两份收款收据显示，2018年5月17日，苏纺公司向常熟市虞山镇启铭机电经营部购买变频器（11KW）1台，价值为2100元；2018年8月22日苏坊公司向江阴振南机械有限公司购买对中两台，价值为60000元。对此，黄吉公司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签订地及履行地均在内地，故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关于买卖合同的买方主体问题；二、尚欠货款金额及逾期付款利息问题；三、宏坤公司、苏纺公司的责任承担。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经查，与黄吉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王飞，王飞作为买方在买卖合同中对合同标的、付款金额及期限、履行地点等与黄吉公司做了明确约定，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此后黄吉公司将货物发送给王飞，由王飞支付货款，协商设备交付等问题。根据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可见，涉案买卖合同是王飞个人与黄吉公司订立的合同，只对合同的相对人即王飞、黄吉公司具有约束力。王飞、苏纺公司虽辩称其是苏纺公司的代理人，但该抗辩意见与买卖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情况不符，王飞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有受苏纺公司委托或者作为苏纺公司代表与黄吉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虽苏纺公司与黄吉公司于2017年7月5日签订协议书，但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只能证明黄吉公司与王飞指定收货人苏纺公司就设备交付时间及延迟交付的责任作出约定，而不能证明苏纺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买方，享有合同的权利和承担合同的义务，故王飞及苏纺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货款总额为310万元及王飞已支付货款210万元，有买卖合同及黄吉公司出具的收据为证，予以认定。黄吉公司虽称合同总价应为313万元（包括机械改装费用），且其只收到王飞支付的180万元，但黄吉公司对机械改装费用未提供证据证实，收据载明已收款210万元的内容不符，故不予确认。其次，黄吉公司与王飞确认黄吉公司未交付调速设备一套及对中（红外线光电比例式对中及展布辊式导布器）设备二套，交付的左、右布边追踪器设备二套不符合约定，故王飞主张从货款中扣减未交付的设备价值及约定的德国产进口设备与国产设备差价的抗辩意见，予以支持。第一，未交付调速设备一套的价值。王飞提供收款收据显示，苏纺公司于2017年8月向常熟市虞山镇启铭机电经营部购买调速设备一套（变频器2台）的价值为10900元，黄吉公司虽不确认，但未对此提供反驳证据证实,故本院采纳王飞的主张，认定未交付调速设备一套的价值为10900元；第二，未交付对中（红外线光电比例式对中及展布辊式导布器）设备二套的价值。因王飞、苏纺公司已自行购买对中设备并投入调试使用，且提供的收款收据显示，其向常熟市虞山镇启铭机电经营部购买对中两套的价值为60000元，该金额低于黄吉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对中设备的价值，故认定涉案未交付对中设备二套的价值为60000元；第三，关于德国产进口与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设备二套的差价。王飞提供的报价单显示，德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设备一套报价为108000元、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设备一套报价为30000元，黄吉公司虽对此不确认，但未提供反驳证据证实，故采纳王飞的主张，认定黄吉公司交付的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二套与约定的德国产左、右布边追踪器存在差价156000元[（108000元-30000元）×2套]。以上三项扣减合计金额为226900元。综上，扣减已支付及应减少货款后，王飞尚欠黄吉公司货款773100元（310万元-210万元-226900元）。双方已于2017年9月4日对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且目前由苏纺公司使用，故王飞应在约定的2017年年底前付清货款773100元，现王飞逾期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黄吉公司主张王飞负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应自2018年1月1日起算。至于王飞辩称其因机器维修购买零部件产生2100元应从货款扣除的意见，因该部分黄吉公司不予确认，王飞又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与涉案机器设备有关联，故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纳。至于王飞辩称黄吉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其可暂不支付剩余货款的意见，因王飞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以黄吉公司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付款条件，则黄吉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不属于主给付义务，而属于从给付义务，与王飞支付货款这一主给付义务行为不能构成对价关系，故对王飞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至于王飞付款后可能存在的税款损失，王飞可待支付货款后另案主张或者向税务部门投诉。至于王飞主张黄吉公司延误赔偿问题，属于独立的请求权，王飞应另案提起诉讼。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苏纺公司、宏坤公司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买方，不承担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故黄吉公司主张苏纺公司、宏坤公司对王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缺席判决：一、王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黄吉公司支付货款7731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的7731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二、驳回黄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18元，由黄吉公司负担6727元，王飞负担10091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争议的问题有三：一是苏纺公司是否本案货物的购买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二是黄吉公司未开具发票是否构成王飞拒绝付款的正当理由？三是苏纺公司提出延迟交付造成的损失是否可以在本诉中处理，而无须通过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方式主张？关于第一个问题。涉案的购销合同是王飞与黄吉公司签订，故一审认定本案的购买主体是王飞，并无不当，王飞理应承担付款责任。虽然苏纺公司使用了涉案货物，但其并非涉案购销合同的签订主体，故其并非本案货物购买主体。由于一审认定苏纺公司不必承担清偿责任后黄吉公司并未上诉，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对王飞认为苏纺公司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问题。王飞与黄吉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并未约定黄吉公司开具发票是王飞的付款条件，且开具发票属于黄吉公司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黄吉公司已履行交货的主要义务，王飞则应当履行付款的主要义务，故王飞以黄吉公司未开发票为由拒绝付款，欠缺理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问题。王飞提出因黄吉公司延迟开机故黄吉公司应向其赔偿72万元迟延开机违约金，并要求在黄吉公司请求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抵扣，该请求明显不属于抗辩事由，而是属于意在吞并黄吉公司部分诉讼请求的独立请求，故王飞应当通过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方式提出该请求，因王飞至一审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仍未提出反诉，故一审判决指出王飞应另案起诉，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31元，由上诉人王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