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9802号原告：司马桂君(SHIBAKEIKUN)，女，1965年10月17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昶林，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敏勇，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任黎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占青，上海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东，上海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虞玉忠，男，1960年5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嘉定区丰庄西路XXX弄XXX号XXX室。原告司马桂君(SHIBAKEIKUN)与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第三人虞玉忠殡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9月19日、12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昶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占青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东参加第一次庭审。第三人虞玉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司马桂君(SHIBAKEIKUN)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颁发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喜2-11区第1排14号至19号穴”的墓穴认购权证。审理中，原告表示，一个墓穴只能对应一份权证，其要求被告颁发权证，当然意味着第三人持有的权证应为无效，遂增加诉请，要求判决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喜2-11区第1排14号至19号穴”墓穴认购权证无效(权证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9日，因其未见过证书全貌，故称之为认购权证系因内页为“认购凭证”)。事实与理由：原告原名关桂君,因赴日留学后在日本结婚而更名为现名司马桂君(SHIBAKEIKUN)。第三人虞玉忠系原告二姐关雪君的丈夫,为原告二姐夫。原告在父亲关富康病后期间曾经回国探望,并在2010年11月26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卡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内取现金2万准备购墓。2010年11月27日,原告携第三人虞玉忠一起前往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下称归园)勘寻父母与自己家人今后百年后归依墓地,见到归园内华侨墓园环境清幽雅静,又考虑原告公公墓穴在归园内,遂决定出资46万元购买归园内华侨墓园内三个双墓穴作为父母及自己及其家人百年后落葬之所,并当场向归园交付现金人民币9,800元作为购墓定金。之后,因原告须出国工作生活,故委托虞玉忠办理购墓事宜,原告于是将现金余款1万元及原告账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装信封交给母亲方某某保管,方某某和虞玉忠持该卡于2011年1月5日通过ATM从原告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取现金2万元,同日又从该账户内取现金45，000元,共计75,000元由虞玉忠向被告归园建设银行XXXXXXXXXXXXXXXXXXX2账户汇款,代原告支付购墓款。这样,虞玉忠在《墓穴购销合同》未签署前实际代原告已支付归园购墓款共计74,921元,还剩原告托付款79元。原告在父亲关富康2011年6月20日病故后第二天凌晨抵达上海,参加了6月22日告别仪式,又于6月29日携虞玉忠一起前往归园寄放其父亲关富康骨灰,当日原告以原名关桂君名义与被告归园签署《墓穴购销合同》,双方各自作为合同甲方认购人和乙方公墓,甲方地址为上海市梅川路XXX弄XXX号XXX室。该合同明确约定：“一、墓穴位置与面积：喜2-11区一排14-19号,系6穴墓,占地6.65平方米。”“三、墓穴使用期限：墓穴使用期限70年以内。”四、墓穴价格与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清人民币肆拾陆万元正。”“五、墓穴维护费缴付：预付十年,金额人民币壹万玖仟伍佰伍拾壹元。”“八、违约责任：本合同条款双方不得单方任意修改,如一方因故需修改应经双方协商同意。双方共同遵守合同条款,违约方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1年7月1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直接电汇375,279元入归园中国建设银行XXXXXXXXXXXXXXXXXXX2账户,支付完购墓尾款。前述支付的46万元购墓款包括了墓碑及其刻字、十年墓穴维护费,但被告归园从未向原告告知过应当出具相应支付凭证与权证证明,也未向合同甲方地址上海市梅川路XXX弄XXX号XXX室发出过任何通知,而原告存放于该房屋内由母亲方某某保管的《墓穴购销合同》在该房屋装修时被二姐关雪君拿去保管至今。而虞玉忠作为原告购墓代理人,也对原告隐瞒了其实际在2011年7月1日后所获得的墓穴权证(该权证日期倒填为2011年6月29日),故原告一直将《墓穴购销合同》当作墓地权证。直至原告于2019年4月5日清明节同大姐关某某一同前往归园为父亲关富康扫墓之余,至归园办公室询问下一轮10年管理费交付事宜时,才在归园发现墓穴权证持有人为虞玉忠,而不是原告原名关桂君,但被告归园查阅电子文档后确认原告原名关桂君为签署《墓穴购销合同》的认购人,原告遂当即要求被告归园改正错误,并向原告颁发关桂君为权利人的墓穴权证。2019年4月30日,原告与丈夫、婆婆一起去被告归园祭拜原告公公后,再次与被告归园沟通,被告归园虽然承认犯错,但在要求虞玉忠归还发给他的墓穴权证遭到拒绝后,随之拒绝原告要求登报公告作废归园颁发给虞玉忠的墓穴权证并向原告颁发墓穴权证的合法合理合情的要求。原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诉请。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辩称：确认原告系墓穴买受人以及原、被告间签订案涉墓穴《购销合同》的事实。因原告系华侨，长期不在国内，为便于与被告联系，按被告处一贯做法，遂委托第三人作为申请人代办购墓事宜，因此2010年11月27日原告决定在被告的华侨区购买墓穴后，由第三人作为申请人填写《购墓申请书》，确认第三人为案涉墓穴的权利人，而原告亦在该申请书中明确其自身为联系人。原告虽主张第三人仅是受其委托办理购墓手续，但并未向被告提供过任何材料。因被告认为第三人与原告已达成一致确认第三人为墓穴权利人，而原告方具有购买资格，所以才在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后，又将墓穴证书颁给第三人。被告认为，被告根据购墓申请书的内容向第三人发放权证并无过错，现在是因原告与第三人的内部矛盾引发对墓穴的争议，与被告无关。权证颁发给原告或第三人，对被告并未有区别，故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愿意配合。第三人虞玉忠未作述称。经审理查明：原告原名关桂君，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1999年10月变更为日本国籍后，更换姓氏。关富康与原告系父女关系，第三人虞玉忠系关富康女婿，原告姐夫。2010年11月27日，原告与第三人至被告处为关富康选购墓穴，并支付现金9,800元。当天，由第三人在被告处填写《购墓申请书》一份，载明使用人为关富康，申请人为第三人，墓穴区号为喜字2-11区1排14-19号，穴种为六穴墓。原告在申请书的“备注”一栏以联系人身份填写了其个人邮箱及手机号码。2011年6月20日，关富康因病去世。后原告向被告递交关富康的火化证明。同年29日，原告作为甲方、认购人，被告为乙方、公墓，双方签订了《墓穴购销合同》，合同载明的墓穴位置、穴种与前述《购墓申请书》所载内容一致。合同另载明：墓穴(寿穴)使用人姓名为关富康、方某某；墓穴使用期限为70年以内；墓穴价格及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46万元；墓穴维护费为预付十年，金额为19,551元;甲方凭《火化证明》认购墓穴，墓穴不得转让或转卖；本合同条款双方均不得单方任意修改，如一方因故需修改应经双方协商同意。该合同后另附价格明细表一份(包含华侨区内墓穴的维护费用等)，原告在该明细表上签名确认。2011年7月1日，原告账户转账375,279元至被告。在此期间，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案涉墓穴的相应权证(内页载明为“认购凭证”)，其中载明“兹有虞玉忠认购本墓园喜2-11区第1排14号至19号穴。特立此证，由认购人收执”，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9日。同年墓穴建造完毕，关富康落葬。2019年4月，原告主张墓穴证书发放错误，应向其发放而非第三人，并向被告及第三人主张，要求予以更正，未果，遂诉至本院。以上查明的内容，有以下证据证明：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明、关富康死亡证明、墓穴购销合同复印件、价格明细表复印件，墓穴认购凭证复印件，被告提供的购墓申请书、墓穴购销合同，以上证据经出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一致确认，就案涉墓穴，原告系华侨，具有购买资格。原告为证明除转账至被告账户以外的购墓款项也由其支付，提供原告护照、银行账户明细、证人方某某、关某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关某某与第三人妻子关雪君的聊天记录。原告表示其于2011年1月3日出境回日本至当月7日方回，遂委托第三人办理墓穴付款事宜，出境前原告将现金余款1万元及银行卡交给方某某保管，2011年1月5日，第三人陪同方某某自原告银行卡中先后取现65,000元，汇同原告此前交给方某某的现金1万元，共计75000元，由虞玉忠将款项交于被告，代原告支付购墓款74,921元。证人方某某、关某某到庭均证称，购买案涉墓穴时，全家人就知晓是原告购买而非第三人，第三人仅仅是代办购墓事宜，钱款也全由原告出资。直至2019年清明扫墓时，为缴纳后续墓穴管理费，原告去被告处询问缴费事宜，方知晓被告处登记的墓穴权利人是第三人。方某某另陈述，2011年1月，因原告当时在国外，银行卡放在其处，所以其在卡内取出部分现金汇同原告此前放在其处的现金，共计75,000元，交于第三人，并支付至被告处。关某某另陈述，今年发现墓穴权利人被登记为第三人后，其曾联系第三人妻子关雪君，要求其归还权证至方某某处，但对方一直拖延，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方承认未支付过购墓款。为此，关某某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聊天对象的用户名为关雪君(电话号码为XXXXXXXXXXX)，其中显示，2019年4月18日，关某某询问对方父母的墓地资料何时送来，对方表示，以后会寄的。2019年5月1日，关某某仍在进行后续催讨，对方未予配合。就案涉墓穴及权证，对方曾表示“我们只是没出钱而已”。“这些年也没有人有异议，这东西又不是财产”。被告质证意见：对原告护照及银行账户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聊天记录表示无法确认聊天对象，且该些证据均与其无关。其确认案涉墓穴的款项已经足额支付，但不清楚原告转账以外的款项如何支付。被告陈述，墓穴的购买流程是填写购墓申请表表达购买意向，当场预付定金，确认图纸及价格，再签订墓穴购销合同，然后付款造墓，全款付清后再由其颁发墓穴权证(本案墓穴证书颁发时墓穴尚未造好)。按照行业规定，落葬时需要持证人的许可。通常申请人与购买人是一致的，因为购买人是华侨的关系，为便于联系，会出现两者不一致的情况。案涉墓穴在其处的华侨区内，其自始至终确认认购人是原告方，亦确认原告签订合同后转账交付了主要的购墓款。其从未与第三人签订《墓穴购销合同》，因经办人已离职，除转账以外的款项如何支付，付款的发票为何开具给第三人其也无法核实。至于原告所述的墓穴权证日期倒填，以及落款日期早于付款日期，也因为经办人员已经离职，其无法核实。如确认第三人处的墓穴权证无效，按照规定程序，其处能够为原告颁发案涉墓穴的权证。原告认为，填写申请书时，被告工作人员是提到原告在国外不便于联系，由第三人作为申请人为宜，但并未表示申请人就是以后的权证持有人，原告为了解购墓进度，也在申请书上留下了联系方式，但被告从未将后续事项告知原告。该申请书本身亦不具有合同效力，何况此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正式的《购销合同》，根据合同内容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认购墓穴后不得转卖或转让，被告亦应向认购墓穴方即原告颁布墓穴证书，第三人无权取得凭证。并且，第三人并不具有案涉墓穴的购买资格。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及被告所述，原告欲购买墓穴，并在被告处华侨区范围内选购了六穴墓(至今只有关富康安葬于其中)，此后原告亦以认购人身份与被告签订了《墓穴购销合同》，在案证据亦显示原告通过转账支付了大部分的购墓款，履行了付款义务。根据本市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墓经营者应当凭火化证明出售墓穴，与认购墓穴者签订墓穴销售合同并发给墓穴证书，根据案涉墓穴权证载明内容，一般情况下，持证人与认购人亦应为同一。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墓穴证书。虽然第三人于2010年11月27日向被告处提交了购墓申请书，此后又于2011年取得了权利凭证(内页为认购凭证)。但首先，申请书填写时被告知悉原告是认购方，亦表示系因为便于联系才由第三人填写该表格，而申请书本身亦仅表明初步的购买意向，因此仅凭该申请书，不能认定第三人系墓穴的认购人以及原告已明确放弃作为墓穴认购人及权利人；其次，在填写申请之后，就案涉墓穴，第三人并未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予以履行。而是由原告作为认购方签订合同，该合同的付款义务亦已全部履行，结合在案证据并不能认定系由第三人履行，故墓穴使用权的认购方及受让方应为原告而非第三人。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意见并无依据。考虑到持证人本身亦享有一定权利，按照公平原则，第三人取得权利证书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应予以返还，并由被告重新为原告颁发证书。鉴于第三人未到庭确认凭证之现状，为免于诉累，本院确认该权利凭证无效。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放弃了自己的诉讼权利，法律后果自负。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第三人虞玉忠为认购人收执的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喜2-11区第1排14号至19号穴”墓穴证书(内页写明为认购凭证，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9日)无效。二、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司马桂君(SHIBAKEIKUN)颁发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喜2-11区第1排14号至19号穴”墓穴证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0元，由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司马桂君(SHIBAKEIKUN)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上海市淀山湖归园公墓及第三人虞玉忠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丽颖人民陪审员  蒋秀娟人民陪审员  王国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徐寅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