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13民初4839号原告：祁麟祥，男，198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鲲鹏，江苏彦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俞胥滨，男，198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高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江，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紫央，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晶晶，女，198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紫央，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嘉毅，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祁麟祥与被告俞胥滨、冯晶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祁麟祥（第一次开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鲲鹏，被告俞胥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江、李紫央，被告冯晶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紫央、沈嘉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祁麟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俞胥滨偿还借款本金1187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118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6月1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申请追加冯晶晶为共同被告，请求判令冯晶晶对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庭审中，原告还认可俞胥滨还另外偿还10万元并从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为1087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俞胥滨系多年好友。从2015年5月起，俞胥滨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原告出于朋友义气出借款项。因两人关系要好，原告对其比较信任，故每次俞胥滨通过电话或微信向原告提出借钱，原告都会将借款汇给俞胥滨，其也不定时还款，原告越发信任他。2015年5月至2017年6月期间，原告就向俞胥滨借款达20多次，2017年6月17日俞胥滨最后1次向原告借款后便不再还款，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催要其都是避而不谈，原告上门催要其避而不见。经查，案涉债务发生时两被告系夫妻，案涉债务系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认为：1.被告抗辩俞胥滨与原告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但其庭审中均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其它事实可以证明合伙关系存在；其主张胥某甲公司是合伙产生的组织机构，但该公司的工商信息中并没有登记原告的任何信息；在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第10页中，俞胥滨借到钱款后向原告连声道谢，原告表示借钱这种事情在能力范围之内肯定帮忙，如果双方是合作关系，不会有这样的对话；就原告向俞胥滨汇款的具体用途，被告在多次庭审中表述也是前后不一的。故被告主张双方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实情。2.原被告之间具有借款的合意，在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第1页、第9页、第14页、第25页中，俞胥滨向原告发出借款请求、借款用途、借期，原告要求俞胥滨还款时其找借口等银行的钱下来后再还款，均能够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是成立的；因双方长期在两地且关系要好，要求他们每次借款时都形成书面借据或者在微信聊天时形成完整的借款措辞，原告认为不符合常理，法律源于生活也应当适用于生活；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也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的事实。3.案涉债务应当认定为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从原告提交的原告与冯晶晶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其想要原告放心且表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说全家都在想还钱办法，由此可以证明其对于俞胥滨向原告借钱是知情知晓的，其表示愿意还钱只是需要时间；原告认为冯晶晶的表述是对俞胥滨向原告借钱的追认，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俞胥滨辩、冯晶晶共同辩称：1.原告所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双方之间系合作经营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原告应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但原告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故应当驳回其诉请。具体理由是：俞胥滨是胥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与俞胥滨之间的款项往来开始于胥某甲公司成立期间，而胥某甲公司的经营范围及经营内容是二手车销售，俞胥滨系胥某甲公司的一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俞胥滨所作出的相应意思表示系代表胥某甲公司与原告之间成立松散型的合作经营投资关系，原告曾担任胥某甲公司的副总，也是胥某甲公司的投资人之一，俞胥滨为经营便利以其个人银行卡参与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款项往来，原告所转入俞胥滨卡内的款项大部分是收车款或原告代收的订车款定金；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原告未能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中何为借款、何为还款、何时借款、何时还款、还款系归还哪一笔借款，两人之间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频繁的银行账务来往，但没有关于借贷关系的合意，并非如原告所述没有借贷关系的完整措辞。因此，原告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自2015年原被告合作时至起诉时，原告实际向被告主张449万元（原告主张2015年8月10日已支付8万元没有证据证明），经庭审中双方核对往来，被告向原告返还的投资款不少于433.3万元，还有部分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的投资收益未计入，故原告与俞胥滨合伙经营投资亏损不超过15.7万元。3.冯晶晶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主张的款项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依据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冯晶晶对原告与俞胥滨之间的款项往来事先不知情，事后未追认，冯晶晶是电力公司员工，有自己的收入，也没有参与胥某甲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工作。综上所述，原告全部诉请均不成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如下，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祁麟祥提交了原被告之间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经质证被告方予以确认的记录如下：原告向被告俞胥滨支付的款项具体为：2015年5月20日13万元、2015年8月9日支付5万元、2015年8月24日支付30万元（系原告妻子王某甲受原告指示向俞胥滨转账）、2015年10月12日支付8万元、2015年11月27日支付30万元（系原告妻子王某甲受原告指示向俞胥滨转账）、2015年12月28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月21日支付10万元、2016年3月19日支付5万元、2016年4月12日支付9万元、2016年5月13日支付15万元、2016年5月31日支付12万元、2016年6月4日支付20万元、2016年6月20日支付80万元、2016年6月28日支付4万元、2016年7月1日支付16万元、2016年7月22日支付20万元、2016年7月29日支付16万元、2016年10月10日支付6万元、2016年10月14日支付20万元、2016年10月24日支付40万元、2016年11月16日支付15万元、2016年12月13日支付45万元、2017年5月29日支付10万元、2017年6月17日支付10万元，俞胥滨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具体为：2015年8月28日支付14.3万元、2015年10月29日支付8万元、2015年11月20日支付5万元（收款人为原告妻子王某甲）、2016年3月25日支付10万元、2016年3月31日支付5万元、2016年5月6日支付13万元、2016年5月21日支付16万元、2016年7月26日支付10万元、2016年9月14日支付50万元、2016年9月20日支付70万元、2016年9月30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1月30日支付16万元、2017年1月26日支付10万元、2017年2月13日支付14万元、2017年2月14日支付16万元、2017年5月5日支付50万元、2017年5月11日支付10万元、2017年6月8日支付11万元。上述款项合计原告向俞胥滨支付449万元，俞胥滨向原告支付338.3万元。其中，2016年11月30日支付16万元、2017年1月26日支付10万元、2017年2月13日支付14万元的3笔款项，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付款人信息为“李*芳”，被告方表示：“李*芳”本人姓名为李某甲，是俞胥滨的合作公司会计，其向原告转账系受俞胥滨的指示，转账款项都来源于俞胥滨，李某甲本人与原告之间并没有经济往来关系。原告表示：当时原告让俞胥滨还钱，其说让别人还，后原告收到“李*芳”的这3笔汇款，原告并不认识“李*芳”，原告认可“李*芳”该3笔汇款系俞胥滨指示代为还款，该3笔款项原告没有计算在诉讼请求中。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8月10日向俞胥滨支付8万元，陈述当时俞胥滨打电话给原告要借13万元，当天转账5万元，因银行卡限额余款8万元转不了，微信也转不了，俞胥滨要原告将银行卡给他，原告在8月10日将银行卡和密码给了俞胥滨，他出去操作的；被告方对此不予认可。原告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原告名下尾号为0695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8月9日11时8分以ATM转账至俞胥滨名下尾号为0144中国工商银行卡5万元、2015年8月10日13时31分POS转账8万元；2.原告与俞胥滨之间的2015年8月8日至8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显示：8月8日俞胥滨问原告现在有无闲钱，原告问需要多少，俞胥滨问原告手上有多少，原告表示明天要有10万元、后天要有30万，俞胥滨表示不要那么多、13万就够了；8月9日上午俞胥滨向原告发送1张工商银行卡照片，11时2分原告向俞胥滨发送工商银行ATM机照片，表示转了1次5万元、第二次显示超限、换台机子没用、微信也搞不定，俞胥滨表示算了吧把卡给我；8月10日上午双方进行语音沟通，俞胥滨问原告还没到啊、卡的密码多少啊，原告告知密码；原告还提供了当时两人之间的微信语音记录文字稿和录音光盘，并当庭提供存储语音记录的原告手机，经质证被告方对语音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语音记录显示原告开车到常州，俞胥滨在公司等原告。综合以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主张向俞胥滨支付8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予以采信。被告方提出：原告名下尾号为5844的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2016年9月20日李某甲向原告转账10万元；被告还提供银联商户持有人为常州市淇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2016年9月20日的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交易凭证照片打印件1份（被告表示原件已遗失），两者收付款账号、交付时间、交易金额内容一致，证明2016年9月20日俞胥滨借用其合作商户常州市淇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会计李某甲个人尾号为1032的银行卡向原告转账10万元，原告陈述其与李某甲并不认识，李某甲汇款给原告是受俞胥滨指示待俞胥滨付款的，该10万元是俞胥滨向原告返还的合作经营二手车的投资款。经质证，原告方表示：交易凭证系复印件不予认可，对原告于2016年9月20日收到“李*芳”此笔10万元汇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不能认可被告所称该笔10万元是受俞胥滨指示；原告对收到此笔汇款的原因及汇款的用途和性质记不清了，因为原告本人也是经营公司的，其个人往来比较繁杂，俞胥滨主张此笔汇款是“李*芳”受俞胥滨指示汇款，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被告方向本院申请李某甲出庭作证，并提供了通信地址，但李某甲经本院书面通知未当庭，被告方表示庭前多次与证人电话联系未果。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已认可李某甲向原告转账支付的另3笔汇款系代俞胥滨支付，但对此笔汇款不认可系代俞胥滨支付，鉴于原告表示并不认识李某甲，且对接受李某甲此笔汇款的原因及款项用途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被告主张李某甲此笔汇款系代俞胥滨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方提供俞胥滨尾号为0144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另外俞胥滨还分6笔向原告返还了14万元二手车合作经营的投资款，具体为：2015年11月30日转账原告1万元、2015年12月14日转账原告1万元、2016年2月23日转账原告1万元、2016年3月7日转账原告1万元和9万元、2016年11月14日转账原告1万元，合计14万元；被告方还提供俞胥滨尾号为2550中国银行卡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其于2016年1月5日向原告尾号为3032的银行卡转账11万元，系返还合作经营二手车的合作款，被告方表示上述俞胥滨转账原告的25万元原告未计入俞胥滨支付款项中。经质证，原告方表示：认可原告收到俞胥滨的上述转账款，对此原告补充提供原告名下尾号为3032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相应期间原告还另外向俞胥滨汇款2次计15万元、向冯晶晶汇款2次计16840元（汇款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2月19日）；上述原告转账俞胥滨的15万元冲抵俞胥滨转账原告的15万元，原告对转账冯晶晶的上述汇款不再主张，故原告认可俞胥滨另外向原告支付10万元，从原告诉请的数额中予以扣除。被告方对原告提供的上述银行卡交易明细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提出相冲抵后认可俞胥滨另支付10万元的意见未提出异议。被告方提出，原告名下尾号为5844的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2月7日“柜面卡存”56万元，是俞胥滨于2016年12月6日到南京交给原告的56万元现金。被告方表示：俞胥滨尾号为7171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记载2016年12月6日2次现金取款计44万元，俞胥滨尾号为0144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记载2016年12月6日取现9万元；被告提供的原告与俞胥滨的微信聊天记录第16页及补充提交的聊天记录第5页，看出原告与俞胥滨表达了12月6日由俞胥滨取现金送到南京的意思，俞胥滨表示已取好现金并约好和原告见面；事实上，原被告见面的时间约在12月6日16时26分，俞胥滨将上述所取现金53万元，和自己身边之前留存的3万元一并于12月6日下午17：00交付给原告，此时正值银行下班原告无法存款，后原告于12月7日将现金56万元存入原告名下5844银行卡内。经质证，原告方表示：被告提供的俞胥滨尾号0144银行卡交易明细只能看出2016年12月6日取现9万元，被告提供的尾号7171农行卡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在12月6日有过两次计44万元的取款，但看不出此农行卡户名是俞胥滨；被告认为俞胥滨以现金方式向原告还过钱，按常理应当有收条，且按被告说法是俞胥滨带着56万元现金通过在高速开车从常州到南京还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故不认可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应法庭要求，原告本人于庭后提交的书面说明中表示：其名下尾号为5844的工商银行卡2016年12月7日现金存入的56万元，是原告自己的存款，当时原告要买房子。对此，法庭询问被告方，俞胥滨如交付原告如此巨额的现金有无要求原告出具收条，被告方表示：没有要求被告出具收条，因为双方是要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自2015年开始合作到2017年底合作关系中断，在此期间双方从未有过出具收条、签署合作协议的交易习惯。法庭询问被告方，原告与俞胥滨几年的经济交往中，俞胥滨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款项，为何这笔数额巨大的56万元却不通过转账而用现金的方式交付，被告方表示：当时原告向俞胥滨称要买房急需用款，而俞胥滨的银行卡在2016年可能存在被限制每日或每月交易额度的情形导致转账被限额，且当时异地转账有迟延，两人都担心原告不能按时收到款项导致无法购房，故两人协商一致，由俞胥滨带现金到南京交付给原告。对此原告方表示：被告的陈述系其单方主张，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对陈述真实性不能确认。被告方就所主张的俞胥滨于2016年12月7日开车到南京交给原告56万元现金，还提供了原告与俞胥滨之间的从12月5日19时12分到12月8日10时09分的微信聊天记录（12月6日16时26分之后的当天及12月7日没有聊天记录，12月8日没有相关聊天记录），被告方表示聊天记录记载：12月5日19时12分原告说“你明早直接拿现金来？”、“还是一早给我转账？”，俞胥滨说“明天银行上了班我去提现金！然后送来南京来给你！”，19时14分原告说“我不说什么了，明天见吧，把钱带来”；12月6日9时09分俞胥滨说“2点左右到南京”，原告问“确定带现金来？”，俞胥滨说“是的”；14时14分俞胥滨语音说“我马上出发…”，14时39分原告语音说“才出发啊，那估计在4点多到了”，14时46分俞胥滨语音说“就在你家门口吃…我上高速也方便点…”，俞胥滨接着语音说“实在没办法，这么多现金在后备箱里面，你怎么可能到哪去呢”，15时42分原告第二个语音说“丁家庄就在尧化门旁边，你来以后时间差不多”；16时26分原告说“我来了，别跑”，俞胥滨语音说“什么我别跑，我已经掉过头了，我已经看到你了，红绿灯”。被告方表示上述记录证明，12月5日双方约定12月6日俞胥滨去银行提现金后送现金到南京给原告，且在12月6日14时30分俞胥滨带着现金与原告见面了，俞胥滨于2016年12月6日向原告交付现金56万元。经质证，原告方表示，上述聊天记录共5页，后4页被告系当庭提交，超出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是否采信请法庭定夺，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如其坚持认为还过原告相应借款，应当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或者收条等证据。就被告所主张的向原告交付现金56万元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俞胥滨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56万元如此巨额现金，与双方之间款项往来习惯不符，被告对以现金方式交付巨额款项的原因未作出充分合理解释，且对交付原告如此巨额款项却不要求原告出具收条的风险应当明知；但结合双方提供的银行卡取现记录和存款记录及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推定2016年12月6日俞胥滨到南京向原告交付现金存在较大可能性，因俞胥滨未能按照正常交易习惯要求原告出具借条，且在聊天记录中也未对交付现金数额予以明确，致其向原告交付现金的具体数额难以确定，俞胥滨对此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后果；原告方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对聊天记录反映的相关内容没有作出回应及合理解释，对12月7日其银行卡存入的56万元款项来源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证据。因此，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情况本院酌定俞胥滨另行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8万元。被告方提供的常州胥某甲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胥某甲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8日,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及配件、饰品销售，洗车服务，汽车美容、装潢，二手车销售；俞胥滨系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登记的公司主要人员没有原告。原告表示，胥某甲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没有原告的任何信息，该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故被告一直称原告是该公司副总并负责相关项目不符合实际。被告方提供了俞胥滨与原告2016年3月14日至3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在胥某甲公司担任副总，主要负责公司财务、人事管理、日常运营等工作，被告方提出，聊天记录显示：俞胥滨说“工资的事情安排一下，明天给他们发”，原告说“好”；后来原告说“明天逼前台陈某甲自己申请离职”，“我开除了一些人”，“刚把小张开了”，“两个学徒也走了”，“在处理员工”，“今天货到了，早上刚送来”；被告方表示这些记录证明原告是胥某甲公司的副总，参与公司的管理并负责财务工作，说明原告银行卡上的款项是胥某甲公司所有的，借用原告的私人账户参与胥某甲公司财务工作，原告卡上有一部分款项是原告在胥某甲公司收取的经营款项。经质证，原告方表示：通篇记录无法证明原告是胥某甲公司的副总并主管公司财务，原告在记录中所说内容，是俞胥滨让原告转达发工资时间，员工工资不是从原告处支付的，“开人”也只是俞胥滨要原告转达。经法庭询问，原告本人当庭和庭后书面陈述：原告和胥某甲公司及俞胥滨之间不存在任何二手车买卖交易和承兑汇票贴现的合作关系，原告平时在南京，俞胥滨在常州，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原告只是借钱给俞胥滨；俞胥滨曾力邀原告帮助他管理胥某甲公司，工作范围包括行政、前台、人事等，原告看了公司觉得非常不规范，只有几个员工，原告说公司人少不需要原告帮忙，后俞胥滨将两个洗车工开掉了；原告在该公司于2016年仅呆了约2-4个月，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另原告通过前程无忧招聘网站帮俞胥滨发布招聘信息。庭审中，法庭就被告主张双方之间就相关款项往来形成的是合作经营关系，询问被告方有无签订过书面协议或合同，被告方表示：原告与俞胥滨是要好的朋友，相互之间非常信任，都没有订立合同的想法，故两人之间只有口头约定，未形成书面协议；口头约定主要是原告将购车款支付给俞胥滨，由俞胥滨利用自己掌握的车辆信息及销售网络购买二手车并进行二手车的维修、翻新，后由俞胥滨与买家磋商价格将二手车售出，所得利润或亏损原则上两人对半承担，原告承担大部分购车投资，被告负责车辆翻新、维修及出售等日常运营，并承担相应的人力成本和网络成本。关于原告与俞胥滨之间款项往来产生的原因、用途，被告方表示：因双方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是投资款，用于投资二手车经营，俞胥滨使用其及冯晶晶的银行卡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其中大部分是返还原告的投资款，小部分是双方合作经营中单辆二手车经营的利润分配。被告方于之前的庭审中则陈述：俞胥滨代表胥某甲公司与原告之间有业务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在原告和胥某甲公司合伙做二手汽车买卖交易和承兑汇票贴现生意，胥某甲公司主营业务是二手车买卖交易，生意中胥某甲公司经常收到承兑汇票，胥某甲公司会将该承兑汇票交给原告委托进行贴现，原告收到钱后通过其银行账户汇到俞胥滨银行卡上；同时原告担任胥某甲公司副总，管理胥某甲公司日常经营，还经常代收胥某甲公司客户的订车款和车款，原告在收到这些款项后也会不定期汇到俞胥滨银行卡上，这些款项都包含在原告所谓的出借款中。对此，原告方表示：被告的上述陈述没有证据证明，不符合事实，另之前庭审中被告主张是胥某甲公司经常收到承兑汇票，公司将汇票交给原告委托原告贴现，原告收到钱后将钱转入俞胥滨银行卡中，同时原告还代收胥某甲公司客户的订车款，后汇入俞胥滨银行卡中，可见被告方前后陈述完全不一致。经法庭询问，原告方陈述：在案涉款项往来过程中及前后时期，被告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借条等债权凭证，双方也没有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过结算；原因为两人是较好的朋友，双方形成借贷关系之初，原告有心里防备，但俞胥滨能够按借钱时承诺的还款时间及时还钱，且给予原告利息，长久以往原告放下了戒心，故没有形成书面借款凭证，加上两人在异地，每次发生借款都形成借据不太方便。关于原被告主张就原告与俞胥滨之间款项往来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均为两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于起诉时提交，还将相关聊天记录与原告支付的每笔款项进行对应，被告于庭审中提交，双方对所提供的聊天记录内容真实性都无异议并相互引用。原告方提供的聊天记录发生时间为2015年8月8日至2017年7月13日，被告方提供的聊天记录发生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至2017年7月13日。原告方提出的主要聊天记录内容为：2015年8月8日，俞：现在有闲钱吗？批台车！四到五天就可以出了！到时候把你本金和挣的给你。祁：需要多少啊？今天要的话有10万，后天要就有30万。俞：不要那么多！十三万就够了！2015年12月27日，俞：你可能要准备十万！不过只要一个星期就好了。2016年5月12-13日，俞：账上还有钱吗？我只要一个星期就好了，有15最好！祁：我卡上没这么多，我要问我老婆拿。祁：（发送转账给俞胥滨15万元的信息）查收。俞：谢谢兄弟。祁：客气干嘛，能帮忙肯定帮忙，超出能力范围我就无能为力了。2016年7月1日，俞：账上有16吗？我走个车商帐！星期一上午给你！2016年10月24日，俞：到时不够问你借啊！2017年7月13日，祁：你这周一起把钱还我…你上周发信息说这周钱下来的。俞：兴业还没到账，我昨天已经盯他们了！祁：这次你准备还我多少钱？俞：银行下来就给你转。被告方提出的主要相关聊天记录内容为：2016年3月18日13时03分，俞胥滨说“马上去银行转我们的承兑的”，原告立即回复了一个开心的表情并同时说“感谢，感谢”，俞胥滨说“可能明天上午要充这个月的第二次”，原告又立即回复了一个开心的表情并且说“太好了”。17时04分俞胥滨说“明天上午进了！兄弟我们又有进账了！又可以去豪龙了”，原告说“一次承兑我们就能Hi一次的节奏”。被告方表示证明原告与俞胥滨合伙经营承兑汇票生意。原告表示：该记录不能达到被告主张两人合伙做承兑的证明目的，俞胥滨说“马上去银行转我们的承兑”及“呵呵，把昨天付出的挣回来了”，是俞胥滨将他赚钱消息告诉原告，其赚到钱后自然能把借原告的钱还了，还能给予利息及好处，原告自然是开心的故才会发出憨笑及感谢的表达；至于俞胥滨说去豪龙和Hi一次的意思，俞胥滨所借款项可能有一部分用作承兑汇票的贴现生意，具体生意原告不清楚，俞胥滨通过承兑贴现获得收益后，有时会原告我一部分利息或者带原告出去玩，这里的Hi就是玩的意思，是指俞胥滨做承兑汇票贴现有一次收益了，就会带原告出去玩。4月12日13时46分俞胥滨说“尼桑卖了”，原告说“好”、“你要说7系卖了多好”。被告方表示证明原被告合作经营二手车生意，俞胥滨将双方合作经营的车辆售出后要告知原告。原告表示该记录是指俞胥滨将赚钱消息告诉原告，因为俞胥滨将车卖了就会把钱及利息或好处给原告，所以原告自然也是开心的。4月12日23时，俞胥滨向原告发送了3张奥迪Q7的车辆照片，并告诉原告下午刚拿的。被告方表示证明原告和俞胥滨合伙经营二手车，俞胥滨买入二手车后要通知原告。原告方表示并不能证明双方是合作经营关系，俞胥滨此举目的是让原告知道其所借钱的用途，让原告放心，这样其才能够继续从原告处借款。5月3日18时，俞胥滨语音说“承兑明天下午3点出来，到账了你过来拿钱，还是我打给你”，原告语音说“感谢，我明天过去”。被告方表示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经营承兑汇票生意的事实。原告方表示并不能反映俞胥滨还款给原告，如果被告认为还款数额远远不止原告方所承认的数额，那么被告应提供相应的证据。6月20日15时52分，原告发了1张手机截图给俞胥滨，截图内容是：11年9月R85.2.白色黑内、改KSG遥控阀门排气、现3.4万公里，并有3张该车辆照片；俞胥滨说“问问他什么价”，原告语音说“我问了，他才跟朋友聊出来的，他还没问呢”，“他说一会把车开到二手车展厅，问问那边收的多少钱，代卖多少钱”；原告又发了1辆二手车信息给俞胥滨，是1辆11年5月R8售价为57.88万元的机动车，俞胥滨说“你知道90几能玩很多车了”，原告语音说“我听你的，我只是发给你看看，我是不会拿这个东西”；6月23日15时36分俞胥滨发了3张宝马二手车的照片给原告，7月3日11时10分原告说“别在我老婆面前提宝马的价格”。被告方表示，这组微信记录时间跨度1个月，双方频繁讨论交还二手车信息，探讨价格，沟通是否值得购买该二手车，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并非普通朋友关系，而是合作经营二手车生意的。原告方表示，这组微信记录均不能达到被告所述的证明目的，原告将有汽车型号及售价的朋友圈信息截图后发给俞胥滨，是因为原告知道俞胥滨进行二手车交易，其了解到的行业信息远远多于原告，原告可能是对照片中的车辆感兴趣，向咨询或者讨教，俞胥滨发3张图片同样是想告诉原告借款的用处，好让原告放心将钱借给他。12月12日13时50分俞胥滨说“我们又赚钱了”，原告说“赚的我们两身上光滑滑的”。被告方表示证明原被告合伙做二手车和承兑汇票生意，虽然赚钱了但原告感觉自己好像没赚钱，两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方表示俞胥滨说“我们又赚钱了”，是其将此消息告诉原告，主要的目的还是让原告放心，借原告的钱能够及时还上且可以给原告好处，以便原告继续给其借钱。2016年5月28日11时40分，俞胥滨说“兄弟账上有10万元吗？2号给你到账……利润2万元，批个车转手”，6月8日21时12分俞胥滨问原告收到没有，原告说“又到了1万元”、“你又带我分一半啊”。被告方表示，这组记录进一步证明俞胥滨和原告合作经营二手车生意，可以看出利润2万元带原告分一半，表明双方合作二手车利润对半分。原告方表示：俞胥滨问原告“兄弟账上有10万元吗？2号给你到账……利润2万元，批个车转手”，这明显是借款意思的表达，明确表达了借款数额、还款日期及借款用途、还款给予的好处；原告在接下来11时42分到13时03分向俞胥滨说的话，是原告找了另外两个人借钱凑了10万元，于5月29日打款给俞胥滨；原告说“又到了1万元”、“你又带我分一半啊”，对此原告本着实事求在起诉时已承认在6月8日俞胥滨还款11万元，俞胥滨还款11万元中多出的1万元是其给付原告给付的好处即利息。被告俞胥滨与被告冯晶晶于2015年3月21日结婚。原告方提供2017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冯晶晶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中冯晶晶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会赖账的，你放心，不过真的需要时间”、“躲着是弄不到钱的，他（指俞胥滨）也在外面想办法，四处奔波借钱”“我们不是有钱不还，我们真的全家在想办法，要把这些钱还掉，不然没办法过日子了”。原告方表示以上聊天记录均可以反映，冯晶晶对于俞胥滨向原告借钱知情知晓并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结合案涉借款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案涉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经质证，被告方表示：对该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聊天记录发生于2017年7月30日，产生于原告主张的所谓借贷关系之后，记录中冯晶晶并没有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说法，恰恰证明冯晶晶对原告所主张的款项并不知情，仅反映原告通过冯晶晶询问俞胥滨在哪里，目的是通过冯晶晶与俞胥滨取得联系。因此，该聊天记录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就原告祁麟祥与被告俞胥滨之间的案涉款项往来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还是被告所辩称的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称因原告与俞胥滨当时系好朋友，故双方在案涉款项往来过程中及前后时期，被告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借条等债权凭证，双方也没有对债权债务进行过结算。原告首先提供了两人之间的微信记录，以证明两人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原告除了将相关聊天记录与原告支付的每笔款项进行对应，还引用了记录中两人的相关意思表示。本院经审查认为，在微信记录中俞胥滨明确向原告表示过“借”，原告明确表示过要求俞胥滨“还”，从多次原告转账给俞胥滨款项前两人所表述的相关内容来看，其话语内容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的意思表示。被告抗辩款项往来系两人之间存在合作经营的关系即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合伙经营涉及到确定合伙项目、投资比例及亏盈分担等主要内容，应当以书面形式予以明确，况且两人之间款项往来达数百万元、时间跨度达两年多，但是双方没有签订有关合伙的书面合同。从被告方所引用的微信记录内容来看，也看不出原告支付被告的款项系被告所称的投资款或汇票兑现款或原告代收胥某甲公司经营款，以及俞胥滨支付原告的款项系被告所称的返还投资款及利润。且被告方对两人往来款项的性质前后陈述不一致，对所称的合伙双方主体陈述前后不一致；俞胥滨作为案涉款项往来的一方主体，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没有积极参加诉讼予以陈述相关事实。因此，综合上述情况，根据上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本院认定就案涉款项的往来，原告与俞胥滨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关于原告主张案涉债务系被告俞胥滨、冯晶晶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符合如下情形之一，一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二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三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案涉债务产生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中有原告向冯晶晶的转账，被告方也陈述俞胥滨系通过自己和冯晶晶的银行卡向原告转账，可见冯晶晶对原被告之间经济往来有过参与并且应当明知；在原告与冯晶晶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冯晶晶对欠原告款知晓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综合上述事实，冯晶晶构成上述规定中的追认。因此，原告主张案涉债务系被告俞胥滨、冯晶晶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能够成立，原告主张冯晶晶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偿还的借款本金，根据本院已认定的事实，本院确定原告出借的借款本金合计为457万元，被告已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原告认可的338.3万元，加上2016年9月20日案外人李某甲向原告转账10万元，和对其它相关款项相冲抵后原告认可的俞胥滨另转账支付10万元，以及本院酌定的2016年12月6日俞胥滨到南京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的28万元合计386.3万元。因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0.7万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6月1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本案中，虽然当事人就案涉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但原告于起诉前已通过微信向两被告表达了要求履行还款义务，后原告通过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应当还款而未还款构成逾期履行，另被告迟迟未向原告还款也获得了占用原告资金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对未约定借期内和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可以主张借款人自逾期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因此，本院确定被告自原告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俞胥滨、冯晶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祁麟祥借款本金70.7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祁麟祥主张的其它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83元，减半收取729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291元，由原告祁麟祥负担1856元、500元合计2356元，被告俞胥滨、冯晶晶共同负担9935元，此款由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尧化支行，开户名称：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账号：62×××62），逾期不缴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前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郑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