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9279号原告：邱敬，男，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饶平县之一。现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启强，广东君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詹潮洋，男，197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告：詹红菊，女，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浩亮，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紫晴，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邱敬诉被告詹潮洋、詹红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启强律师，被告詹潮洋、詹红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浩亮、温紫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邱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詹潮洋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8年9月1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止，起诉之日次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的利息）；2.判令被告詹红菊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詹潮洋因生意急需资金于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4月19日向原告借款50万元，并立借据约定月息为2%。具体借款明细如下：1.2017年5月25日30万；2.2018年3月28日2万；3.2018年3月28日2万元；4.2018年3月28日2万；5.2018年3月28日2万；6.2018年3月28日2万；7.2018年4月19日5万；8.2018年4月19日5万。被告詹红菊与被告詹潮洋为夫妻关系，被告詹潮洋在婚姻期间向原告借款用于周转生意，应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至今未清偿借款，并以各种借款拒不还款，原告多次催促无果，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詹潮洋辩称：1.被告詹潮洋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请与其事实和理由以及双方签署的借条自相矛盾，请求主张利息标准为月息2%，事实和理由也注明借据约定的月息为2%。事实上，借条上在2019年补充的关于利息约定是月息3分及2分；2.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被告詹潮洋一共向原告转付款项54.8万元，被告詹潮洋仅收到借款35万元；3.请求法庭查明本案所涉的借款金额，依法判决。被告詹红菊辩称：一、原告未向詹潮洋借款50万元，借款金额应以原告提交付款项核定为准，根据原告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原告在2017年5月25日向詹潮洋转账30万元，另根据平安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原告在2018年4月19日向詹潮洋转款5万元，除上述两笔转款外，其他转账记录与詹潮洋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因此，原告主张在2018年5月9日向被告提交了第二笔借款50万元不能成立，借款本金应以银行转账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计算。同时，案涉借条出具时间是2018年5月9日，并有“到2018年8月30日下午3点归还”的字样。借条中关于“月息2019年月息3分计，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内容是在借条形成后才在2019年再行添加的。虽然被告詹红菊不清楚为何要在借条中补充利息为每月3分钱及2分钱的约定，但单方修改借条的做法确存在恶意虚构债务的嫌疑。二、被告詹红菊对案涉所谓借款全不知情，从未收取任何款项，不应承担还款或者连带责任。案涉借条是由詹潮洋签署的，被告詹红菊并不知情，詹红菊既未在任何借款文件上签字，亦从未收取过原告支付的任何款项，案涉所谓借款实为詹潮洋与原告虚构的虚假借款，与被告詹红菊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被告詹红菊无需对案涉所谓借款承担责任。原告对两被告的答辩有如下回应意见：被告詹潮洋、詹红菊夫妻两人从2014年在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北路搬到广州市花地湾古玩城三楼C46铺经营古玩，原告于2016年搬到广州市花地湾古玩城一楼6号铺，双方都是老乡，被告詹潮洋经常到原告店铺聊天、喝茶。2017年5月份向原告提出借款30万元，说是店铺需要进货周转。考虑到都是老乡，于2017年5月25日借款30万元，并立下借据，承诺每月3分利息。即每月9000元打进原告工商银行账号。直到2018年3、4月份，提出向原告借款20万元。原告提出要写借条，被告詹潮洋说没有必要写太多借条，在原告同意下，被告詹潮洋撕毁了一张2017年5月的30万元的借条，并重新写下2017年6月1日的50万元借条，时隔不久，在2018年5月份，被告詹潮洋又到原告店里说再借50万购买古董。原告当时没有答应，并告诉被告詹潮洋，原告在中国银行有76万元的贷款，在2018年9月1日到期还款，算起来只有三个多月。被告詹潮洋说这个时间足够周转，到时不会耽误原告偿还银行贷款。所以，原告在2018年5月9日带上银行卡与被告詹潮洋一起到詹潮洋的店铺，用两部刷卡机及原告的三张银行卡（分别是平安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每笔刷5万元，当日就刷了50万元。詹潮洋写下了50万元的借条。在借条上詹潮洋是写明了在2018年8月30日下午3点归还。至2018年8月初，原告就开始向被告詹潮洋要求还钱，被告詹潮洋用种种理由说货没有卖掉，现在没有做生意，叫原告向别人先借钱还给银行，其会想办法尽快还款。无奈之下，原告向朋友借钱还款。从被告詹潮洋那边要不到钱开始，原告的心里就有点慌，几乎每日见到被告詹潮洋都要求其还钱，被告詹潮洋说怕什么，大家是老乡，其有房产及古玩店价值一千多万产业。直到2019年9月11日，其他债权人逼被告詹潮洋还钱，原告才知道被告詹潮洋欠了这么多钱，当时原告找被告詹潮洋时候，被告詹潮洋于2019年9月12日离家出走，失去联系。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原告女儿于2019年9月21日在文昌北路××大街××-1（詹潮洋家）门口看见了被告詹红菊在搬古玩物品准备搬回老家，女儿问被告詹红菊还款日期，被告詹红菊用嘴咬了原告女儿一口，当时原告女儿邱小丽报警，双方至派出所做笔录，最后民警说被告詹红菊叫被告詹潮洋与原告处理。9月23日，詹潮洋来原告家答应最近几日准备回老家卖商铺，先偿还50万元，承诺另一笔50万元在2019年底还清。最后被告詹潮洋是回了老家卖掉商铺，回到广州叫原告去其家里，原告一进门，被告詹红菊就说，原告与被告詹潮洋已经离婚，被告詹潮洋现在在家没有说话权，做不了主。被告詹潮洋也承认如此。被告詹潮洋说一切事情由其儿子詹文圻做主。原告问詹文圻你自己尚欠你自己的父亲100多万，你自己怎样还钱给原告。原告只能诉至法院追讨款项。原告邱敬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条（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日，借条是借款全部支付给被告詹潮洋之后，被告詹潮洋认为说不需要写这么复杂的借条，就根据汇总的借款出一张汇总之后的借条），拟证明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4月19日，被告詹潮洋确认向原告借款50万元；2.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30万），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詹潮洋支付借款30万元，原告在2017年5月25日原告通过POS机刷卡消费的方式向广州市詹潮洋工艺品商行刷卡消费30万元；3.平安银行交易清单（11万），拟证明原告分别交易了4笔款项，其中3笔原告在2018年3月28日分别向广州市天河区荟兴百货商场、广州市哈哪劳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黄石福为旺百货店刷POS卡消费各2万元，另外一笔原告在2018年4月19日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转账5万元给被告詹潮洋；4.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4万元），拟证明原告有2笔交易，一笔是原告在2018年3月28日通过刷POS卡向广州市哈哪劳贸易有限公司消费2万元，另一笔是原告在2018年3月28日通过刷POS卡向广州市海珠区万乐福超市消费金额是2万元；5.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5万），拟证明原告2018年4月19日向对方账户30×××30（被告詹潮洋民生银行的账户）转账5万元，证据1-5共同证明原告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向被告借出款项50万元，原告主张被告詹潮洋向原告收取借款所使用的两部POS机都是民生银行上门帮被告詹潮洋开的，POS机显示的收款单位是虚拟的，真正IP绑定的是被告詹潮洋本人及其银行账户；6.证明，拟证明两被共同经营古玩及工艺品的事实；7.原告邱敬工商银行借记卡的明细清单，拟证明原告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已经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3万元/月，按月息3%计算借款本金为100万元；8.被告詹潮洋的民生银行对账单汇总表，该证据来自于案外人詹宝在荔湾区人民法院的其他诉讼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拟证明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经过统计得出，被告詹潮洋支付给被告詹红菊的款项总额为866000元，而被告詹红菊支付给被告詹潮洋的款项为216300元，两被告在共同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多次进行款项往来，说明两被告存在财产混同，不是被告代理人刚才所讲的小额款项往来，被告詹红菊应对被告詹红菊的借款的事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詹潮洋、詹红菊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房产证（两份，没有原件）；2.出租合同（七份）；3.租金收取记录明细；证据1-3拟证明：①位于荔湾区文昌北路耀华大街24号之一是于原告所诉借款发生之前已经购买的，2019年分割后詹红菊取得房产的100%产权；②位于荔湾区文昌北路耀华中17号是位于原告所诉借款发生之前已经购买的2019年分割后詹红菊取得的房产的100%产权，詹红菊将自有物业出租，所得租金足以维持家庭基本开销，生活并非依赖于詹潮洋，詹红菊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且家庭在2015年-2019年期间没有重大投资，詹潮洋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之上；4.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向原告转款54.8万元（不包括转账给李立文的款项3万）用于归还本金，詹红菊对案涉所谓借款不知情，相关款项詹红菊并无经手。具体为：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8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9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10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11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12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2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3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4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5月1日转账给原告13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6月1日转账给原告25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7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8月1日转账给李立文（原告指定的收款人）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9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0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1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2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1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2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3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3月3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5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5月3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7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8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8月3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5.结婚证、离婚证，拟证明两被告在1998年5月25日结婚，在2019年9月29日离婚。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对证据及庭审笔录审查，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詹潮洋和詹红菊在1998年5月25日登记结婚，两人又在2019年9月29日登记离婚。詹潮洋向原告出具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日的《借条》载明：“詹潮洋向邱敬借人民币500000元。”，在该《借条》内容下方有由詹潮洋书写“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内容。原告在2017年5月25日从其中国银行账户通过刷POS机消费的方式向广州市詹潮洋工艺品商行刷卡消费30万元。原告在2018年3月28日从其平安银行账户通过刷POS机消费的方式分别向广州市天河区荟兴百货商场、广州市哈哪劳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黄石福为旺百货店卡消费各2万元。原告在2018年4月19日从其平安银行账户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转账5万元给被告詹潮洋。原告在2018年3月28日从其交通银行账通过刷POS机消费的方式分别向广州市哈哪劳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万乐福超市消费各2万元。原告在2018年4月19日从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詹潮洋的30×××30账户转账5万元。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共向原告转账付款57.8万元，分别为：在2017年6月30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8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9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10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11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7年12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2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3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4月1日转账给原告9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5月1日转账给原告13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6月1日转账给原告25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7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8月1日转账给李立文（原告指定的收款人）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9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0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1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2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1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2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3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3月3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5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5月3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7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8月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被告詹潮洋在2019年8月31日转账给原告30000元。庭审中，针对《借条》中由詹潮洋书写“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内容，原告有如下陈述：双方在借钱时候，詹潮洋口头承诺借款利息按月息3分（即月利率3%）支付，但詹潮洋在2019年9月到原告的商铺说利息要停。原告不同意停，要求月息就按照2分（即月利率2%）计算。詹潮洋同意后，詹潮洋就在《借条》下方添加上“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手写内容。因詹潮洋第一笔向原告借款是30万元，按每月3分计算，每月应给的利息是9000元。至2018年3月至4月份，被告詹潮洋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50万元。对于在2018年5月1日只收取利息13000元的原因，是被告詹潮洋向原告增加借款，詹潮洋在2018年5月1日只向原告给付利息13000元，因为当时原告向被告詹潮洋出借款项分两笔各10万元给被告詹潮洋，就出现时间差，无法准确计算利息。因此，2018年5月份被告詹潮洋只是给13000元的利息。到了2018年6月，因原告是在5月9日再出借50万元给被告，也出现了计算利息的时间差额问题，詹潮洋在6月1日转了25000元的利息给原告。对于被告在2018年5月及6月已按实际出借款项按月利率3%来向原告给付利息的事实原告予以确认。自2018年7月后，詹潮洋就每月固定向原告给付利息3万元。该3万元利息是按月利率3%计算的，刚好出借款项是以100万元计算。两被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陈述：“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手写内容由詹潮洋在2019年9月书写，由于当时被告詹潮洋遭到胁迫，并非自愿书写。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街派出所调查了邱小丽（原告的女儿）代原告追讨借款而与詹红菊产生纠纷的笔录，詹红菊在2019年9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邱敬在9月16日来她家追债，才知道詹潮洋有欠邱敬债务的事。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向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东风支行查询了卡号为62×××87账户从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对账单信息，该对账单显示：1.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期间每月向原告转账9000元；2.2018年2月21日被告詹潮洋通过手机银行向被告詹红菊分别转账9700元及29800元；3.2018年3月29日，被告詹潮洋从拉卡拉支付公司提取的99910元；4.原告在2018年4月19日通过平安银行向被告詹潮洋转账50000元；5.原告于2018年5月9日通过刷POS机消费的方式支付给被告詹潮洋49983元；6.原告于2018年5月9日通过平安银行向被告詹潮洋转款两笔，各5万元，共计10万元；7.被告詹潮洋在2018年5月10日从（特约）平安银行（拉卡拉结算资金）提取的349874元；8.被告詹潮洋分别在2018年5月13日和2018年5月29日转账给被告詹红菊30000元和17000元；9.被告詹潮洋分别于2018年6月1日转账25000元给原告，于2018年7月1日转账30000元给原告，于2018年9月1日转账30000元给原告，于2018年10月1日转账30000元给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转账30000元给原告，于2018年12月1日转账30000元给原告。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詹潮洋是否向原告借款50万元；二、原告与詹潮洋在借贷过程中有无达成借款利息计算标准的约定；三、詹潮洋向原告借款是否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詹潮洋出具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日的《借条》已确认其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万元，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均是按固定金额每月向原告支付款项，且詹潮洋对其在2019年9月在该《借条》添加“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手写内容，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其受胁迫所书写，应当视为詹潮洋对《借条》中所约定的借款金额的再次确认，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的付款信息以及本院向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东风支行查询了卡号为62×××87账户从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对账单信息进行判断，原告对借贷事实的陈述以及其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对借贷事实的陈述以及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及通过刷POS卡方式将借款50万元给付詹潮洋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结合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均是按固定金额每月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与詹潮洋在2019年9月在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日的《借条》添加“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手写内容，以及詹潮洋在2018年5月9日出具给原告的《借条》所证明的事实进行对比，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每月固定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与本案《借条》中“月息2019年前月息3分，9月后按月息2分计”的约定吻合，本院对原告主张双方在2019年9月对借贷利息计算标准的重新约定为借款利息从2019年9月前按月利率3%的标准，变更为从2019年9月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首先，涉案借款发生期间，詹潮洋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与詹红菊之间存在的转账往来，但该些流水均不足以证明詹红菊分享了詹潮洋涉案的举债利益，且原告无证据表明詹红菊愿与詹潮洋共同承担本案债务。其次，原告认为詹红菊无能力购买和重建房屋，但原告所主张购买或重建房屋的时间均在涉案借款发生之前，即便该些房产由詹潮洋、詹红菊共同购买或共同出资重建，均与涉案借款无关，因此，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詹潮洋、詹红菊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詹潮洋在本案中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借款，且以个人名义向原告还款，在未经詹红菊签章同意，原告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詹红菊知悉并分享举债的利益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债权人应对自己的巨额债权不履行审慎注意义务负责，本案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因此，本院对原告提出要求詹红菊与詹潮洋共同清偿本案债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邱敬已依合同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将借款50万元交付给詹潮洋，完成了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詹潮洋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共向原告转账付款57.8万元的还款性质应认定向邱敬给付借款截至2019年8月前的借款利息。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以及双方在2019年9月对借贷利息的约定，詹潮洋应自2019年9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邱敬支付借款利息。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詹潮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邱敬清偿借款50万元及借款利息（利息从2019年9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原告邱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5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詹潮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劳灿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张青婷徐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