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行终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琼辉，女，澳门居民，1966年9月22日出生。住所地：澳门。委托代理人：蔡胜、苏红霞，均系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闸口海关。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1001号口岸联检楼办公区。法定代表人：战洪志，关长。委托代理人：陈辉，闸口缉私分局法制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子韵，闸口海关法制科工作人员。上诉人邹琼辉因诉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闸口海关（以下简称闸口海关）海关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行初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5日，邹琼辉经拱北口岸旅检现场出境无申报通道出境，无书面向海关申报，被海关关员截查。执法人员从其所携带的行李中查出澳门币1556700元。邹琼辉2018年1月1日至15日15天共入/出境27次，2018年1月15日入/出境2次。海关按规定放行澳门币4100元，对其超量携带的澳门币1552600元予以扣留。邹琼辉在2018年1月16日和19日的两次查问笔录中承认：2018年1月15日携带澳门币1556700元出境未获得《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目的是为了赚取汇率差价，知道海关对于港币、澳门币等外币出境的监管规定和放行标准，抱着侥幸心理，未向海关申报，并向海关详细描述了赚取汇差的资金走向和操作流程。2018年1月31日，闸口海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闸口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闸关缉查告字〔2018〕0158号，以下简称0158号《行政处罚告知单》）送达邹琼辉，邹琼辉当天提出听证申请。闸口海关依法通知邹琼辉2018年3月8日上午9:00举行听证会。2018年3月20日，闸口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及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闸关缉查罚字〔2018〕038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闸口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邹琼辉携带的澳门币1552600元。该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3月20日送达邹琼辉。邹琼辉不服，于2018年4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闸口海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邹琼辉超量携带澳门币1552600元出境属于走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走私行为：（一）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违反海关法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走私行为:……(二)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境物品表》第（三）项的规定，货币属于限制出境的物品，邹琼辉明知澳门币属国家限制出境物品，但却逃避海关监管，以瞒报的方式携带出境，赚取汇率差价，侵害了国家的对外贸易管制，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属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走私行为。依照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走私物品的来源及用途并非认定走私行为需要考虑的因素，无论邹琼辉携带的澳门币的来源是何处，用途是什么，均不影响其走私行为的定性。邹琼辉认为其行为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并应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定性。该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警告，可以处物品价值20%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三）个人运输、携带、邮寄超过规定数量但仍属自用的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进出境，未向海关申报单没有以藏匿、伪装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的；……”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将为违反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分为两类：走私行为和违规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章规定的走私行为与第三章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违规行为）有明显区别：主观上，走私的主观故意的目的性非常明显，即企图逃避海关监管，而违规行为在主观上则通常表现为过失，没有明确的逃税、逃证的主观目的；客观上，走私为了达到逃税逃证的目的，违法行为人通常会采取欺骗手法，而对于违规行为，行为人一般不会采取欺骗手段掩饰其过失行为以逃避海关的监管，主要表现为在程序和手续方面不履行海关的规定；在行为危害结果上，走私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和进出口税收制度，违规行为侵害的是海关监管的程序、手续以及具体要求等进出境管理秩序。邹琼辉明知澳门币属于限制出境物品，仍报侥幸心理，采取藏匿手段超额携带出境，赚取汇差，损害国家外汇管理秩序，不是《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章规定的违规行为。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于走私行为及物品，应当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走私货物、物品等值以下罚款。据此，一旦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为走私行为，海关必须没收相应的走私物品，故闸口海关决定没收邹琼辉超量携带的澳门币1552600元，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裁量适当。依据上述规定，闸口海关还可对邹琼辉并处走私货物、物品等值以下罚款，但考虑到其实际情况，仅没收其走私物品，故邹琼辉认为闸口海关的行政处罚不符合行政法的比例原则，缺乏法律依据。邹琼辉认为依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行为，才构成走私行为，海关总署《限制进出境物品表》属于行政规章，依法不能作为依据行政案件的审理依据。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携带、申报外币现钞出入境的限额，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规定携带外汇出入境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金额20%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予以处罚的，从其规定。”可见，超出限额携带现钞出入境直接违反的是《外汇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海关总署制定禁止和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依据是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邹琼辉的上述诉讼主张属对法律认知的误解，不予支持。闸口海关提供的证据9《违法货物、物品价值（案值）计核表》中经办人“曾炜、肖伟”，邹琼辉认为该两人签名为同一人所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两人签名笔迹并不相同，且该证据记载的货币名称及金额与事实相符，该证据亦非本案被诉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邹琼辉申请对该两人笔迹进行鉴定，不予准许。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闸口海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符合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邹琼辉认为，本案两位调查人员为闸口海关缉私分局一科和法制科的工作人员，听证主持人是闸口海关缉私分局法制科的工作人员，故调查机构和主持机构是同一机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以下简称《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海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由海关行政处罚案件的案件审理部门负责组织的规定。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董燕乐为闸口海关缉私分局法制科的工作人员，负责调查取证，是闸口海关内部人力资源调配问题，作为调查人员，在听证过程中负责陈述案件事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证据证明董燕乐参与了本案审理工作。邹琼辉的上述认为听证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海关办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应经由海关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该条规定的“情节复杂”、“重大违法行为”、“较重行政处罚”均为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类概念的具体内涵，需要行政机关结合个案具体情况予以确定。换言之，在无具体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海关对上述规定的执行，具有较大的行政裁量权。结合本案，本案事实、情节并不复杂，邹琼辉在调查过程中自认了违法事实，走私物品数量清楚确定，行为后果明确，且闸口海关给予邹琼辉最低限度的行政处罚。因此，即使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经集体讨论决定，亦不违反上述规章的规定。邹琼辉认为本案未经集体讨论，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予支持。《海关办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应当由海关关长根据不同审查结果作出相应决定。海关关长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海关内部审批程序，邹琼辉仅从听证笔录第二页相关表述推断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非由海关关长作出，对此不予支持。综上，闸口海关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邹琼辉的起诉主张缺乏理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邹琼辉的诉讼请求。邹琼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行为构成走私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采取藏匿手段超额携带出境”没有任何依据，该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无论在行政机关调查阶段、处罚阶段以及法庭审理阶段，被上诉人均未指控上诉人存在“采取藏匿手段超额携带出境”的情节。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均认定为“以瞒报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采取藏匿手段超额携带出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而非“走私行为”，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行为作为“走私行为”进行处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将海关处罚的行为分为“走私行为”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上诉人的行为应当属于该《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而不属于该《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走私行为。理由如下：（1）第十九条第（三）项“未向海关申报”系第七条第（二）项“瞒报”的除外情形。从词义分析，“瞒报”应当指应申报而未申报或虽申报但未如实申报的情形。按照这一理解，第十九条第（三）项“未向海关申报”属于“瞒报”的一般情形，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包容关系。但是，第十九条第（三）项“未向海关申报”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第七条第（二）项“瞒报”属于“走私行为”，这两种行为又是并列关系。这一冲突的合理解释就是：第十九条第（三）项“未向海关申报”系第七条第（二）项“瞒报”的除外情形，即：满足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即使没有向海关申报，也不属于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瞒报”行为，不构成走私行为。（2）携带超额外币没有申报是否构成走私应当从货币使用用途和有无以藏匿、伪装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两个要素加以鉴别、认定。对比《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与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该行政法规对于“走私行为”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①物品用途是否属于自用；②行为人有无采用藏匿、伪装等主观恶意明显的逃避海关监管方式。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涉案澳门币的使用用途不影响走私行为的定性”，明显违反了《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3）本案中，上诉人携带合法的自用外币出境，没有采用藏匿、伪装等主观恶意明显的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其行为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上诉人已经证明该资金的合法来源以及属于自用的用途，且被上诉人亦未指控上诉人通关时存在藏匿、伪装的情形，上诉人在通关时接受海关查验人员询问时即如实承认携带外币的事实，没有试图以欺骗或其他方式隐瞒，其行为依法应当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在法条方面“瞒报”与“未向海关申报”的区别存在一定的模糊，依法也应当按照有利于上诉人的解释，将上诉人的行为认定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4）《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关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规定中仅排除“主观恶意明显”的情形，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明知澳门币属于限制出境物品，仍抱侥幸心理”等为由，认定上诉人不是《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章规定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关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规定中除“主观恶意明显”外并无涉及行为人一般主观意图的规定，该条例第三章并未规定行为人不具有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适用前提。因此，一审判决认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在主观上则通常表现为过失”超出了《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这一观点属于对法律的错误解读。（5）一审判决错误解读《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一审判决中的法理分析是对法律法规的错误认识，这是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原因所在。一审判决认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章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是“违规行为”（判决书Pll），进而用一定篇幅论证违法行为与违规行为的区别，最后得出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违规行为而属于走私行为。这是对法律的认识错误。众所周知，行政处罚的对象是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为的公民、组织，行政处罚法所处罚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而非“违规”行为。一审判决将“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认为属于“违规”行为而非违法行为属于对法律法规的认识错误，一审法院以这一法律认识错误进行的审理和作出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未能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一审法院加大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9中两经办人“曾炜、肖伟”的签字中“韦”字无论运笔特征还是结构特征都高度相似，上诉人有理由质疑该证据制作涉嫌违法，因此申请笔迹鉴定。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这明显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加大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尽管该证据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但是，基于维护司法尊严和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上诉人认为应当就此问题进行查明。2.被上诉人提交的《查问笔录》存在涉嫌以欺诈、胁迫取证问题，被上诉人在存有查问录像资料的情况下谎称未保留录像这一欺骗法庭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未能全面审查核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查问笔录》存在未按照其回答记录，查问人员对其表示其行为不犯法，只要按照查问人员的意思承认就可以了，钱也不会没收，还威胁说如果不按照这样回答就以走私为由抓其坐牢。因此，被上诉人办案人员在查问上诉人时涉嫌使用了欺诈、胁迫的不正当手段。对此，上诉人要申请调取查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被上诉人回复一审法庭称其查问室监控设备容量仅能储存近三个月的录像。被上诉人的这一回复既违反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又违背常理，明显不具有真实性。上诉人在此前与被上诉人的多次交涉中，被上诉人的干警不止一次讲到有查问录像，在诉讼时会给上诉人看。而且上诉人也见到了其案卷里装着光盘。特别是上诉人于2018年9月30日上午9点多到被上诉人1040室，被上诉人干警蔡子波仍明确回复上诉人：本案有录像。况且，公安部《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现场执法视音频资料的保存期限原则上应当不少于六个月”，第二款规定：“对于记录以下情形的现场执法视音频资料，应当永久保存：（一）作为行政、刑事案件证据使用的”。本案的查问录像应当永久保存。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被上诉人组织的听证程序错误，由调查机构组织的听证活动不符合《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关于听证组织机构的规定。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内部人力资源调配，被上诉人法制科既可以作为调查部门，又可以作为审理部门，这一观点违反了调查与审理相独立的原则，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规定：“海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由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审理部门负责组织”。该办法的基本原则是调查与审理相互独立，而这种独立是指内部机构间的分工独立。本案调查人员董燕乐在参加听证时的职务身份是被上诉人法制科的工作人员，其所负责的调查取证工作当然属于法制科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法制科就是本案的调查部门之一。因此，听证会的主持人就不应当由法制科的工作人员担任。一审判决关于没有证据证明董燕乐参与了本案审理工作的观点，混淆了董燕乐的个体行为与其职务行为的区别，董燕乐参加本案的调查及听证活动不是其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是被上诉人法制科的职务行为，其行为证明了法制科在本案中的职能是调查部门。即使认为存在法制科不是调查部门而是审理部门的可能性，在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存在如此矛盾的情况下，也不能作出如此认定。2.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既非被上诉人的行政负责人作出，更没有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1）被上诉人应当对其处罚未经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合法性进行证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各行政机关纷纷制定了本机关的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处罚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不属于“应当由海关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情形，从而认为其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在上诉人一再申辩其行为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而非走私行为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认为案情不复杂，即使该行政处罚未经集体讨论决定亦不违反法规规定的观点，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违反了《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基本原则。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自由裁量，该案件不需经海关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被上诉人也应当对此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证明。（2）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人违法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中，可以证明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人系被上诉人法制科的负责人而非被上诉人的负责人。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听证笔录》明确记录了被上诉人缉私分局法制科主任科员告知上诉人“主持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今天听证会的情况，对原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复核，依法作出处罚，处罚决定另行告知”。这一表述清楚、无歧义，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处罚决定系该主持人作出。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都不能证明本案的行政处罚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由被上诉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闸口海关答辩称：1.上诉人明知澳门币是国家限制进出境的，但仍然以瞒报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超额携带澳门币1552600元出境，主观故意明显，构成《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所规定的走私事实。我关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及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上诉人超额携带的澳门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所述涉案澳门币的归属及使用用途，不影响海关对其走私行为的定性。上诉人认为“走私行为”与“违规行为”区别之一在于“物品用途是否属于自用”，系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误读。2.我关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我关在查问上诉人时，并无采取欺诈、胁迫等非法手段取证，查问笔录内容与其他书证、物证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上诉人认为海关查问笔录存在涉嫌以欺诈、胁迫取证，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所援引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四条对“现场执法活动”的界定，其适用范围不包括海关缉私部门所进行的查问活动。我关在充分调查基础上，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0158号《行政处罚告知单》，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适用法律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上诉人，其于当日提出听证申请。我关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闸关缉听字[2018]2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以下简称2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上诉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及其享有的权利，并依法进行了公告。2018年3月8日，我关依照法定程序举行听证。经复核，我关决定维持0158号《行政处罚告知单》处罚意见，并于2018年3月20日依法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相关法律文书均已于作出当日交上诉人签收。我关缉私分局法制科工作人员负责调查取证，属于我关内部人力资源配置问题，上诉人因执法人员属法制科就认为其参加审理工作的推断过于片面。海关关长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海关内部审批程序问题。上诉人仅从听证笔录相关表述推断行政处罚决定并非由我关关长作出，与事实不符。且我关在举行听证过程中，依法保障了上诉人申请回避、查阅案件相关证据材料等各项权利，同时将听证笔录交上诉人确认签名。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法合理，上诉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没有依据。一审判决查明“邹琼辉经拱北口岸旅检现场出境无申报通道出境，无书面向海关申报，被海关关员截查，执法人员从其所携带的行李中查出澳门币1556700元。”“（邹琼辉）知道海关对于港币、澳门币等外币出境的监管规定和放行标准，抱着侥幸心理，未向海关申报，并向海关详细描述了赚取汇差和资金走向和操作流程。”上述查明事实，与我关认定事实一致。一审判决详细阐明了走私行为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即违规行为）的区别，符合《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章规定的走私行为与第三章规定的违规行为的立法原意。上诉人明知澳门币属国家限制出境物品，但却逃避海关监管，以瞒报方式携带出境，赚取汇率差价，侵害了国家的对外贸易管制，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属于走私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超量携带澳门币1552600元出境属于走私行为，定性准确。上诉人主张其行为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本院查明的事实”部分均认定上诉人走私行为方式为“瞒报”，一审判决书(Pll)关于“采取藏匿手段超额携带出境”的表述属于笔误。但该笔误不影响对上诉人逃避海关监管，未向海关申报，超额携带国家限制出境的澳门币出境行为的定性。上诉人不应为逃避相应法律责任，曲解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含意。综上所述，我关认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主要证据确凿、行为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内容适当、行政程序合法，是合法、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海关行政处罚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闸口海关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一、闸口海关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走私行为：（一）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违反海关法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走私行为:……(二)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本案中，邹琼辉于2018年1月15日经拱北口岸旅检现场无申报通道出境，没有书面向海关申报，被海关关员截查。执法人员从邹琼辉携带的行李中查出澳门币1556700元。邹琼辉2018年1月1日至15日15天共入/出境27次，2018年1月15日入/出境2次。邹琼辉在2018年1月16日和19日的两次《查问笔录》中承认，其在未获得《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8年1月15日携带澳门币1556700元出境，目的是为了赚取汇率差价，其知道海关对于港币、澳门币等外币出境的监管规定和放行标准，但抱着侥幸心理，未向海关申报，并向海关详细描述了赚取汇差的资金走向和操作流程。闸口海关据此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邹琼辉的行为属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走私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邹琼辉主张其携带合法的自用外币出境，没有采用藏匿、伪装等主观恶意明显的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其行为属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内容来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走私行为和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区别：主观上，走私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目的是为了逃避海关监管，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则通常表现为过失，没有明确的逃税逃证的主观目的；客观上，走私行为人为了达到逃税逃证的目的，通常会采取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人主要表现为在程序和手续方面不履行海关的规定，一般不会采取欺骗手段逃避海关监管；在行为危害结果上，走私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和进出口税收制度，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侵害的是海关监管的程序、手续以及具体要求等进出境管理秩序。本案中，邹琼辉明知澳门币属国家限制出境物品，但为了逃避海关监管，故意采取瞒报的方式超额携带出境，赚取汇率差价，损害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侵害了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其行为明显属于走私行为，不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另，依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走私物品的来源及用途并非认定走私行为需要考虑的因素，邹琼辉所述涉案澳门币的归属及使用用途，不影响海关对其走私行为的定性。邹琼辉主张其行为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邹琼辉主张闸口海关提供的证据9《违法货物、物品价值（案值）计核表》中经办人“曾炜、肖伟”的签名为同一人所签，该证据制作涉嫌违法。经审查，该表中“曾炜”和“肖伟”的签名笔迹明显不同，且该表记载的货币名称及金额与事实相符，该证据亦非闸口海关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原审法院不予准许邹琼辉的笔迹鉴定申请并无不当。邹琼辉主张上述证据制作涉嫌违法，理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邹琼辉主张闸口海关提交的《查问笔录》涉嫌以欺诈、胁迫取证，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邹琼辉所援引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四条关于“现场执法活动”的界定，适用范围不包括海关缉私部门所进行的查问活动。闸口海关制作的两份《查问笔录》内容与本案其他书证、物证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符合证据三性要求。邹琼辉主张《查问笔录》涉嫌以欺诈、胁迫取证，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亦不予支持。二、闸口海关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闸口海关在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0158号《行政处罚告知单》，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适用法律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邹琼辉，邹琼辉于当日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2月27日，闸口海关作出2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邹琼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及其享有的权利，并依法进行了公告。2018年3月8日，闸口海关依照法定程序举行听证。2018年3月20日，闸口海关经复核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法律文书均已于制作当日交邹琼辉签收。从上述事实可知，闸口海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严格遵循了《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保障了邹琼辉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其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邹琼辉主张，闸口海关法制科是本案调查部门之一，由法制科组织本案听证活动，违反了《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关于“海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由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审理部门负责组织”的规定。本院认为，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本案的调查部门是闸口海关缉私分局一科，该局法制科是本案的审理部门。该局法制科工作人员董燕乐参与本案调查取证，是闸口海关内部人力资源调配问题。董燕乐作为调查人员在听证过程中负责陈述案件事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证据证明董燕乐参与了本案的审理工作。邹琼辉仅以董燕乐参与了本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便认定法制科是本案的调查部门，并据此主张由法制科主持的本案听证活动程序违法，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邹琼辉主张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既非闸口海关行政负责人作出，更没有经过闸口海关行政负责人集体讨论，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海关办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应当由海关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该条规定的“情节复杂”“重大违法行为”“较重行政处罚”均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具体内涵需要行政机关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确定。换言之，在无具体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海关对上述规定的执行具有较大的行政裁量权。具体到本案，本案事实、情节并不复杂，邹琼辉在调查过程中自认了违法事实，走私物品数量清楚确定，行为后果明确，且闸口海关给予邹琼辉最低限度的行政处罚。因此，即使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经集体讨论决定，也不违反上述规章的规定。故邹琼辉认为本案未经集体讨论，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理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另，海关关长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海关内部审批程序问题。邹琼辉仅从听证笔录的相关表述便推断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非由闸口海关关长作出，与事实不符，依法亦不予支持。三、闸口海关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裁量适当。《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有本实施条例第七条、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二）应当提交许可证件而未提交但未偷逃税款，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走私货物、物品等值以下罚款。……”本案中，邹琼辉明知澳门币属国家限制出境物品，但为了逃避海关监管，故意采取瞒报的方式超额携带出境，赚取汇率差价，损害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侵害了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其行为明显属于走私行为。因此，闸口海关作出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邹琼辉超量携带的澳门币1552600元，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行政裁量适当。邹琼辉认为闸口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不符合行政法的比例原则，理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闸口海关作出的0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行政裁量适当。邹琼辉起诉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理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邹琼辉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邹琼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曾沧审判员  王彩妃审判员  罗 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温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