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京0112行初580号原告北京漷县鑫心顺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大柳树村79号。法定代表人王淑丽，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峰，河北冀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长凌营村。负责人邹海涛，镇长。委托代理人田凤香，女，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民政府干部。委托代理人王宇，北京市达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漷县鑫心顺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诉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漷县镇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合作社诉称：合作社于2010年6月与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大柳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柳树村委会）及成员王俊霞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用于兴办养殖场，承包期限至今有效。合作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土地予以平整规划，建设起养殖用房及各种养殖用附属设施，并合法领取了营业执照，成立了合作社开始从事猪养殖经营。2017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实施了低端养殖业及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退出工作，发布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通州区低端养殖业及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通政办发[2017]14号，以下简称《通知》）。合作社出于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支持政府的决定，按照漷县镇政府的要求，于2017年11月15日与漷县镇政府签订了《通州区漷县镇低端养殖业养殖场畜禽清退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畜禽清退协议》）。协议签订后合作社按照《畜禽清退协议》要求迅速停产停业并对合作社的养殖物进行了处理变卖，完成养殖场所有退出任务，漷县镇政府于2018年6月后才对合作社畜禽清退进行扑杀补偿。随后漷县镇政府一直拖延，迟迟未按照《通知》对合作社进行地上物腾退补偿补助和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时间已长达20个月，致使合作社因停产停业遭受重大财产损失并一直延续至今。在合作社20个月以来多次向漷县镇政府和区政府反映情况主张权利后，漷县镇政府于2018年12月对合作社进行现场建筑测量和评估，并于2019年初向合作社出具了《北京市通州区低端养殖业及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退出估价结果通知单》（以下简称《通知单》）。合作社不认可漷县镇政府的《通知单》，因为漷县镇政府认定合作社2013年3月28日后建设的附属设施没有任何建设规划许可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设，违法占地”，不能给予地上附着物补偿和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合作社经过长达近一年沟通无果，漷县镇政府继续放任不作为行为的发生和延续。漷县镇政府以上的行政行为主要错误为：漷县镇政府片面、抽象，甚至是故意混淆概念，偷梁换柱，认定合作社2013年3月28日后在养殖场内建设的28余平方米养殖厂房设施为“违法建设，违法占地”是错误的。国家农业部、国土资源部一系列文件明确指出“兴建农业设施占用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的明确规定，漷县镇政府在没有任何认定程序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合作社2013年3月28日后建设的养殖设施为“违法建设，违法占地”显然行政认定错误。综上所述，漷县镇政府作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时，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存在违法之处，在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为此，合作社提起本案诉讼，要求：1、确认漷县镇政府认定合作社28．55平方米的建筑为违法建设的行政行为违法；2、漷县镇政府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漷县镇政府辩称：漷县镇政府对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定驳回合作社的起诉。漷县镇政府并未作出认定合作社的养殖场系违法建设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漷县镇政府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属于消极事实，合作社主张漷县镇政府认定合作社的养殖场系违法建设的事实属于积极事实，该举证责任应由合作社承担。漷县镇政府与合作社签订《畜禽清退协议》并向合作社支付补偿款的行为系按照《通知》中的规定作出的行政补偿行为。现《畜禽清退协议》已履行完毕。根据《通知》要求，关于地上物腾退补偿补助及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因漷县镇政府与合作社就补偿数额未达成一致，所以双方在本案诉讼前未签订协议，漷县镇政府也未对合作社的地上物进行拆除，双方就补偿事宜仍在协商之中。漷县镇政府与合作社之间就地上物补偿金额存在争议的行为不同于漷县镇政府直接认定合作社的地上物为违法建设，合作社将两者混为一谈，明显不妥。另《通知》的制定主体为区政府，漷县镇政府仅是具体实施单位，如果合作社对于《通州区低端养殖业及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退出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的补偿标准、补偿范围有异议，也不应向漷县镇政府主张权利。在诉讼期间双方针对合作社所有的建筑物腾退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了补偿协议，腾退范围包括全部建筑，其中包括合作社主张的28．55平方米建筑，漷县镇政府并未认定该28．55平方米建筑是违法建设。本院经审理后查明，合作社于2009年4月注册成立，王淑丽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2017年5月，区政府发出《通知》，通知所附《实施方案》写明要完成通州区低端养殖业、禁养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退出工作，规定了退出范围、腾退原则、补偿补助办法、奖励措施等。另《实施方案》附件二《通州区低端养殖业及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退出地上物面积认定标准》（以下简称《面积认定标准》）中第（二）部分“建筑面积的认定”第3条规定：“违法建设、违法占用土地的，涉及的土地附着物不予补偿（2013年3月28日以后的无相关手续的违法建筑物不予补偿）。2017年，漷县镇政府与合作社签订《畜禽清退协议》，约定清退合作社养殖的全部畜禽，漷县镇政府给付合作社补偿款132451．5元。2018年12月，漷县镇政府委托测绘公司对合作社范围内的建筑进行测绘。经测绘，合作社经营占地总面积为3671．03平方米，其中建筑总面积1323．27平方米，包括一座面积为28．55平方米的2013年3月28日后建设的房屋。因就2013年3月28日后所建28．55平方米建筑是否应给予相应补偿问题，合作社与漷县镇政府未达成补偿协议。2019年9月29日，本院受理合作社提起的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淑丽与漷县镇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通州区禁养区内漷县镇规模化养殖腾退工程腾退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腾退补偿协议》），约定王淑丽腾退项目范围内房屋及附属物，其中包括上述28．55平方米建筑，漷县镇政府给付合作社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被腾退资产评估补偿款、移机补助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等共计1661584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合作社称合作社用于经营的土地系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淑丽自王俊霞处承租，王俊霞系自大柳树村委会承租的土地，现王淑丽与王俊霞因租赁土地一事产生纠纷，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尚未审结。王淑丽称与漷县镇政府签订《腾退补偿协议》时系代表合作社签订，但当时漷县镇政府未要求加盖合作社公章，故没有在《腾退补偿协议》上加盖公章。另针对《腾退补偿协议》签订的问题，合作社称漷县镇政府告知其低端养殖业清退政策已到期限，如果合作社不与漷县镇政府签订《腾退补偿协议》，低端养殖业清退政策将不再实施，合作社可能无法得到补偿。漷县镇政府对合作社有关《腾退补偿协议》签订情况的陈述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查明的事实，漷县镇政府虽对合作社2013年3月28日以后所建的28．55平方米房屋未予补偿，但王淑丽代表合作社在诉讼期间与漷县镇政府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约定合作社腾退占地面积内所有房屋及地上物，其中包括2013年3月28日后所建28．55平方米房屋，故漷县镇政府是否对上述28．55平方米房屋认定为违法建设已对合作社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合作社所提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漷县鑫心顺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五十元，原告北京漷县鑫心顺养殖专业合作社已交纳，于本裁定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北京漷县鑫心顺养殖专业合作社。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璟人民陪审员  武立勤人民陪审员  艾 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胡佳琦书 记 员  朱英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