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26民再2号原审原告:王秀成，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武城县加马营粮所下岗职工，住山东省武城县。原审被告:王庆军，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生，山东金城法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王秀成与原审被告王庆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2017)鲁1526民初1018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月8日作出(2019)鲁1526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王秀成、原审被告王庆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秀成称，2013年至2015年，王秀成与王庆军交易玉米50车，王庆军欠原告王秀成玉米货款598212元。2015年12月10日被告利用欠账优势，虛构事实，隐瞒真相，胁迫原告以38万元抵顶欠款，非法侵占原告218212元货款。因此原告向高唐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撤销2015年12月10日原、被告订立的协议书。高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庆军涉嫌诈骗，被武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高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526民初1018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1月19日武城县公安局作出武公(刑)撤案字[2018]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为此，1.请求依法撤销（2017）鲁1526民初1018号民事裁定书；2.依法撤销2015年12月10日王秀成与王庆军订立的证明（协议）；3.诉讼费由王庆军承担。王庆军辩称，被告对原告的再审诉求不予认可，原被告所订立的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请求法院对原告的再审诉求依法予以驳回。理由是：1.原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出具该证明条时完全明白其书写的证明条上的内容和含义，完全知道其出具后的法律后果，再者说，原告在出具该证明条时也没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具有完全的处分能力，该证明条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2.民事行为中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原被告经双方结算已将双方购销玉米的业务清算完毕，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基于稳妥严谨的考虑，在将原告的玉米款付清后，要求原告出具结清玉米款的证明条符合常理，而原告置诚信原则于不顾，提起该撤销权之诉，已经涉嫌虚假诉讼。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假设原告出具该证明条时被告有胁迫的行为，对该主张原告应提供确凿充实的证据予以证实，并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王秀成向本院起诉称，被告自2013年就以高唐和美饲料公司粮食供应商的名义来武城龙湾粮食市场收购玉米，自2013年5月10日至2013年12月21日，被告以收购玉米为名，共从原告处拉走玉米52车。在获得粮款后，被告虚构其在“茌平被骗一、二百万”、“天赐饲料公司欠他一、二百万，正在打官司”、“被禹城淀粉厂坑骗”的事实，久拖不还。并用“要钱就给一半，打全清条，不要就没有”借口久拖不还。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欠款598212元。被告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压低粮款，并以“要钱就给付20-30%，给写全清条协议，不要就没有”的形式威逼原告就范。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于2015年12月10日以38万元结账，形成了所谓的“证明”。被告侵占原告玉米款218212元。被告之行为明显违背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被告利用欠账优势，抓住原告没有经验，获得巨大不法利益，明显的显失公平。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5年12月10日原、被告所订立的证明（协议），并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原审认为，因被告王庆军多次收购武城县居民王秀成等九人的粮食卖到高唐县和美饲料厂，后以各种理由推辞拒付粮食款共计390万元余元，涉嫌诈骗，武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8日已将案件移送到武城县公安局，现被告王庆军已经因涉嫌诈骗罪被武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院原审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秀清的起诉。再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武城县公安局出具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武城县人民法院（2016）鲁1428民初36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制作的王秀成与王庆军玉米粮款交易明细表，拟证明2013年5月10日至2015年12月10日共交易玉米50车，总重量4489030斤，总金额4976394元，已付款4758182元，尚欠218212元。二、王庆军银行转账付款明细账：1.王庆军妻子王庆春农行账户62×××12转入王秀成62×××13账户24笔，共计2202930元。2.王庆军农行账号62×××18转入王秀成农行账户62×××13一笔，金额87852元。3.王庆军妻子王庆春农行账户62×××12转入王秀成62×××64账号20笔，合计1824433元。4.王庆军农行账号62×××18转入王秀成账号62×××64两笔，合计14万元。5.农村信用社付款转账：王庆春账户91×××00K05、高唐农村商业银行南镇支行转入王秀成账号62×××81共计8笔，合计502967元。拟证明被告总计转账交付4758182元。三、过磅单35张，孙庆海签名的过磅单18张，拟证明王庆军购买玉米净重732560公斤，王春凯签名的过磅单10张，拟证明王庆军购买玉米511500公斤；刘跃明签名的过磅单2张，车号85428，净重10660吨（实为公斤）；刘兰军签名的过磅单1张，净重46455公斤；王健签名的过磅单1张，净重44700吨（应为公斤）；另外车号85328无承运人签名的过磅单3张，净重106660公斤。四、2015年12月10日王秀成给王庆军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是在王庆军采用欺诈手段逼迫情况下不情愿出具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被告王庆军对交易明细账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交易明细账目是原告单方制作，存在伪造的嫌疑。交易明细中的车号及粮食数量的来源、取得没有合法的原始数据资料作为根据，故其是不真实的。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是复印件，没有加盖出具银行的印章，不具有证明力。3张过磅单没有运输人员的签字不认可，另外，绝大部分的过磅单存在别人冒名签字的嫌疑，过磅单仅是原被告双方当时结算付款的凭据，在被告支付给原告玉米款后，该过磅单并没有收回，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支付玉米款的凭据。王庆军与运输玉米的驾驶人核实确认刘兰军的过磅单1张、刘跃明签名的过磅单2张、王健签名的过磅单1张、王春凯签名的7张过磅（时间分别是2014年1月5日、2013年11月19日、11月29日的3张除外）、孙庆海签名的过磅单13张（对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27日的存疑的2张过磅单和3张没有签名的除外）。对王春凯签名存疑的3张（时间2014年1月5日、2013年11月19日、2013年11月29日）、仅有车号85328没有承运人签名的过磅单3张（2013年6月4日净重40485公斤、2013年6月8日净重28885公斤、2013年6月8日净重11360公斤）、孙庆海存疑的2张（时间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27日）不认可。认为王秀成出具的证明是真实自愿出具的有效凭证。本院审查认为，原审原告制作的交易明细没有承运人签名的过磅单佐证，不能作为发生玉米交易50车的有效证据；银行交易流水显示的王庆春、王庆军转账金额、结合原审原告陈述支付玉米款的情况，属于原审原告自认支付玉米款金额，应认定为有效证据；原审被告确认的27张过磅单作为玉米交易的有效证据，原审被告对驾驶人王春凯存疑的3张过磅单、孙庆海存疑的2过磅单没有证据证明疑义成立，认定为有效证据；3张仅有车号没有承运人签名的过磅单为无效证据。王秀成出具的证明为有效证据。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王庆军发生多笔粮食供应业务。开始时原审被告能够及时结清货款。后随着业务的往来，时有拖欠。原审被告派司机王春凯、刘兰军、孙庆海、刘跃明、王健等人开车直接去龙湾粮食市场收购玉米，在市场上由第三方称重后，出具过磅单。过磅单由称重方载明“车号、时间、毛重、皮重、净重”字样，交由原告及司机各一份，司机签名后交由原审原告留存一份。原审被告的司机将过磅单上的内容以信息的方式发送给原审被告，原审被告凭借短信向原审原告支付货款。交付货款之后，原审原告并不交回原审被告的司机签名的过磅单，原审被告也没有向原审原告索要过磅单。过磅单上没有载明玉米的单价。对于过磅单上粮食的价格如何确定的，双方说法不一，但都未提交证据，原审原告称在被告拉粮食前即在电话上沟通好价格，原审被告称装车拉回后，扣完水分开完结算单才向原审原告报价。原审原告王秀成自认交易4489030市斤玉米，玉米总价款4976394元，王庆军已付4758182元，未付玉米款218212元。仅提交的交易明细，但没有提交完整的用以证明双方交易的由王庆军的驾驶人签名的过磅单、双方明确单价的相应证明。王秀成提交的过磅单35张，载明出售玉米1522605公斤，自认价款3334015元原审被告王庆军已经支付。其中2013年6月4日车号85328玉米净重40485公斤、2013年6月8日车号85328玉米净重28885公斤、2013年6月8日车号85328玉米净重11360公斤，此3张过磅单没有驾驶人签名。王庆军不予认可，过磅单载明的交易没有发生，王秀成自认已付货款175183元，不能作为支付车号85328的3笔交易的价款。王秀成和王庆军终止收购玉米的生意后，双方并未对账并结算过购粮款。由于后期交易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王庆军没有及时支付玉米款，王秀成在不间断地催讨货款。2015年12月10日，原审原告王秀成与原审被告王庆军签达成协议，由王秀成给王庆军出具证明，内容为：“自2013年至2014年在王秀成处购玉米共欠款（数额598212元已经划掉、有指印）下欠38万，款打卡上后，再没有任何争议（我和王庆军）。王秀成（签名捺印）2015年12月10日今收到王庆军玉米款38万元整王秀成（捺指印）2015年12月10日”。原审原告主张“该协议为被告威逼胁迫，原告在被逼无奈下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原告自愿”，但未提交证据。2016年3月，原审原告王秀成以买卖合同纠纷向武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6年3月18日，武城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王庆军有可能涉嫌犯罪，所以将犯罪线索移送至武城县公安局。武城县公安局认为王庆军涉嫌诈骗犯罪，对其立案侦查。2016年8月5日，王秀成对所诉买卖合同纠纷申请撤回起诉。武城县人民法院当日作出（2016）鲁1428民初363号民事裁定，准许王秀成撤回起诉。2016年12月5日，王秀成按撤销权案件向武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答辩期间，王庆军提出管辖权异议。武城县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王庆军所提异议成立，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本院审理后，作出前述裁定。武城县公安局经侦查，认为王庆军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2018年1月19日，武城县公安局作出武公（刑）撤案【2018】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本院再审认为，原审以王庆军涉嫌诈骗罪被武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本案中，王秀成与王庆军自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之间发生多笔交易，依据王秀成自认王庆军已付粮款4758182元、尚欠218212元的情况，王秀成提交的2013年6月4日车号85328玉米净重40485公斤、2013年6月8日车号85328玉米净重28885公斤、2013年6月8日车号85328玉米净重11360公斤的3张过磅单，并没有承运人的签字，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称重后驾驶人在过磅单上签名交给售粮户），不能证明过磅单载明的交易发生，王秀成自认的王庆军转账交付的175183元，应当从其自认的未付货款中扣除。2015年12月10日前，王庆军未付部分为423029元（598212元-175183元）。原审被告在2015年12月10日交付王秀成38万元后，未付货款应为43029元。原审原告自认原审被告王庆军已经交付货款4758182元的情况下，原审被告一次性支付王秀成38万元，双方约定王秀成放弃尾款43029元，双方对货款再无任何争议，属于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依法处分，2015年12月10日原审原告给原审被告出具的证明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审原告主张其与原审被告达成的协议（证明载明的内容）是因原审被告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而签订的协议，原审原告对于该项主张仅有其本人陈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且原告的本人陈述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之规定的情形。综上，原审原告要求撤销与原审被告所签订的协议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审原告王秀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审原告王秀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树宝人民陪审员  李爱华人民陪审员  井维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