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6民初193号原告：林和雄，男，197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万宁市人，住万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必传，万宁市和谐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传威，万宁市和谐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陈文，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万宁市人，住万宁市。原告林和雄与被告陈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诉讼中因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和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传威、被告陈文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0月22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和雄、被告陈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150日，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和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82704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月利率2%给付至本金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诉讼保全申请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陈文因经营家庭生意资金短缺，于2018年3月22日向原告借款82704元。借款时，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约定于2018年10月份还清。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一直没有偿还原告上述借款。原告认为，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被告经原告多次追讨，至今仍拒绝偿还原告借款，其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予以支持。被告陈文辩称：被告陈文于2017年和原告林和雄结为朋友关系，当时被告的经济特别困难。因母亲去世等原因，陈文先后四次向林和雄借款合计9200元，即于2017年5月10日因母亲去世借款3000元，于2017年8月10日和2018年2月左右因打麻将输钱分别借款各3000元，于2018年2月左右借款200元用于购买“私彩”。以上第一至第三笔借款双方约定月息为200元，出借时原告均已预扣利息200元，第四笔借款未约定利息。第一笔借款是在番村附近一家茶店借，陈文于2017年6月1日发工资后已偿还3000元给林和雄女儿（林和雄让其女儿代收）。林和雄于2017年6月还到双溪上灶村强迫陈文的女儿要了2000元作为利息。第二笔借款（3000元）是在文明大厦借（林和雄当时没钱，让其在场的女婿给钱）。第三笔借款是在万城东星一间茶店所借。以上第二至第四笔借款（合计6200元）均未约定还款期限，至今尚未偿还。第一至第三笔借款均以空白纸写借条。在借最后一笔的200元之后，因陈文没钱偿还，林和雄同其女婿等五人在万城镇东星一家理发店附近找到陈文，一起恐吓陈文，让陈文写下一张4万元的借条（即林和雄提供的2018年6月25日的借条）。写完借条之后，林和雄等人到陈文在东星的租居房抢走陈文的身份证、住房公积金卡和信用社存折（诉讼中经法院要求，原告才归还于被告）。2018年10月的一天，原告叫被告到市委大院“做奖”（商议私彩），原告的女婿打电话给原告，要求被告将4万元的借条重新写成82704元的借条。被告不知原告为何让被告写有零头金额的借条，这是林和雄等人的计谋。因受到林和雄等人的威胁，被告写下了这张借条。现被告只同意偿还实际借款金额6200元。请法院依法公正判决。原告林和雄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如下（括号中的编号为第二次庭审补充证据的编号）：证据一、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出具的借条一张。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累计82704元的事实。证据二（补充证据一）、被告于2017年5月1日出具的收据一张。证明：被告当天向原告借款22000元。证据三（补充证据二）、被告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借款单一张（原告未提出该项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四（补充证据三）、被告于2018年6月25日出具的借条一张。证明：被告当天向原告借款40000元。证据五、（补充证据四）被告于2018年10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一张。证明：被告当天向原告借款40000元。证据六（补充证据五）、被告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单一张。证明：被告当天向原告借款40000元。证据七（补充证据六）、林和雄的信用社账户（尾号37394）交易明细。证明：因家庭困难，政府向原告支付补助款；所给予的救助款原告已全部借给被告。证据八（补充证据七）、林和雄工商银行账户（尾号07325）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因另案诉讼法院对原告进行司法救助，其中约2000元的救助款已借给被告。经质证，被告陈文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关于证据一，该借条是原告及其女婿等五人逼迫被告所写，当时被告脑子糊涂，觉得双方之间是兄弟，原告不会持这张借条到法院起诉被告，故而没有报警。原告的补充证据一、二、三、五，即2017年5月1日的22000元收据、2017年5月10日的22000元借款单、2018年6月25日的4万元借条和2018年9月30日的4万元借款单，其借款内容和签名均不是被告所写。补充证据四即2018年10月20日的4万元收据，是被告受他人威胁所写。补充证据七、八涉及的事项被告不清楚。被告陈文未提供证据。本院认为，原告的提供的证据一（82704元借条）、证据五（4万元收据），经质证，被告认可是其本人所写；对于证据四（4万元借条），被告在质证时虽不认可是其本人所写，但被告在第二次庭审答辩中已认可为其所写。上述三张借条、收据为被告出具这一事实足以认定。原告提供的其他三张借款单据，被告否认为其所书写。鉴于双方均未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该三张借款单据是否为被告所出具尚不能确定。本院于诉讼中依职权向万宁市大茂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收集的林和雄家的危房改造建房及农村低保材料，经质证，原告无异议，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实际向被告提供的借款金额为多少（出借时是否预扣利息）；二、双方所约定的借款利率应如何认定；三、被告已偿还的借款金额为多少。一、关于实际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累计向被告提供的借款本金为82704元。被告辩称实际的借款共有4笔合计9200元，第1至第3笔借款的金额各为3000元，但借款时均已预扣利息各200元。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全案证据，原告所主张的82704元借款事实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认定；实际累计借款金额应认定为8600元。其认证理由分析如下：（一）原告就借贷事实所作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自相矛盾。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于2018年3月22日向原告借款82704元。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在宣读起诉状后就本案的借款事实作了补充陈述。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称其所指的月份基本为农历月份），被告于2017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份，共向原告借款四笔，具体的借款时间、地点和金额如下：1、2017年5月8日在文明大厦酒店借5000元（出具借条）；2、2017年5月至6月份于万城镇番村市场借3000元；3、2017年7月份在大茂镇一家茶店借3000元；4、2018年4月份在东星一家茶店借3000元。原告称，上述第一至第四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被告每次借款都说给原告买烟），第二至第四笔的每笔借款发生时，被告都累计总借款额重新给原告写借条，然后撕掉前面的借条。2018年10月份和11月份，被告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原告分别借款3000元和2000元，但最后一笔借款2000元没有出具借条，也没有计入总借条。被告是于2018年8月22日向原告出具总借条（金额为82704元，即原告起诉提供的证据一），地点是在市政府宿舍区（王云燕租住的房子里）。在第一次庭审中，经询问，原告还就借款的本息及出借资金的来源作了相应的陈述，归纳如下：1、总借条中的借款金额82704元，是被告自愿所写，该金额包括本金和利息，其中本金有78000元，其余部分为利息（是在双方进行结算之后由被告自愿写在借条上）。2、原告出借的本金78000元，其中3万元是原告向其亲哥林作民借来，一部分来源于原告儿子溺水死亡案件所获得的赔偿款（从信用社低保卡取款7000元，从工商银行卡取款3万元），其余部分是原告打工所挣的钱。综上，原告的陈述存在以下不一致及矛盾之处：1、原告详述的借款时间、次数、借款总额、是否约定利息之情况与起诉状所述不符。原告前后所述的借款时间和次数不一致，这显而易见。原告诉称被告于2018年3月22日借款82704元，该款额原告主张为本金。而原告补充详述的借款共有6笔，其合计的金额只有19000元，二者相差甚远；原告在应答询问时又称82704元借款中的本金为78000元，余额4704元为利息，这与原告原主张的82704元均为借款本金的说法相矛盾。2、原告详述的借款事实亦自相矛盾。据原告所述，被告共向原告借款6笔，最后一笔2000元未写借条，也未计入总借条。依原告所言，前5笔借款应已计入总借条。原告提供的总借条出具于2018年8月22日，前4笔借款发生于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份，第5笔借款发生于2018年10月份。即使总借条的出具时间（2018年8月22日）是农历时间（相应的阳历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且第5笔借款的发生时间（2018年10月份）为阳历的10月1日，前述第1至第5笔借款的总金额也仅为17000元，而原告提供的总借条的借款本金数额为82704元，即使扣除后来所述的利息金额4704元，二者的本金数额也明显不符，自相矛盾而无法印证。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在宣读起诉状后，再次对借款事实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其陈述的借款事实（时间、地点、金额及款项来源）归纳如下：1、2017年（具体月份已记不清）在万宁市公路局附近一家茶店借款3000元。2、2017年间在文明大厦借款3000元。3、后来原告向被告追讨债务时在东星一家茶店又向被告出借3000元。4、在东星的一间茶店借款22000元，借款凭据为被告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借款单（其中的2万元是原告找其女儿所借，另外的2000元是原告向红石村委会干部借来）。5、在中央坡光明街一家饭店借款4万元（当时原告找二位朋友及原告堂叔林某某分别借来25000元、12000元和15000元，并当场将其中的4万元交付陈文）。另据原告所述：1、上述5笔借款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均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每次借款被告都给原告200元用于买烟；2、前3笔借款是用空白纸写借条，后来原告买来正式的收据，让被告重新写了这3笔借款的收据（即2017年5月10日、2018年10月20日和2018年9月30日的三张借款单据），原借条3张已撕掉；3、第4笔借款的借条就是2017年5月10日所出具的借条；4、第5笔借款4万元原用写字本上撕下来的纸写借条，后来重新写了正式的借款收据（即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4万元借款单）；5、原告提供的总借条是被告于2018年8月（临近中秋节）时在市政府宿舍区黄云燕家中所写，其借款金额82704元是原告自己将此前的借款本金数额合计所得。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了5张借款单据。经综合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两次庭审所陈述的借款事实也明显不一致；于第二次庭审陈述的事实亦自相矛盾，其补充提供的相关借款单据也无法印证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具体分析如下：1原告两次庭审所陈述的借款次数、时间、地点、金额及资金来源均不一致。原告起诉主张的借款总额为82704元。原告于第一次庭审中详述（简称前述）的借款共有6笔，其中4笔借款金额均为3000元，另外两笔分别为2000元和5000元；在文明大厦发生的借款只有一笔（5000元）；6笔借款的合计金额只有19000元。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详述（简称后述）的借款共有5笔合计71000元（在文明大厦发生只有一笔），其中的3笔借款金额（各3000元）虽与前述的4笔借款金额相符，但地点和时间均一致的只有1笔（东星一家茶店）；前述在文明大厦发生的借款金额为5000元，后述的只有3000元。后述的另2笔借款金额（分别为22000元和4万元）与前述的每笔借款金额相差巨大。关于出借资金来源的问题，原告的前后陈述更是明显不同。2、原告后述的借款事实亦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先是主张总的借款本金金额为82704元（以总借条为证），其后详述5笔借款（均为本金，双方未约定利息）的合计金额为71000元（二者数额不符）；在详述借款事实时，原告仍称82704元均为本金，后经询问，又称借款本金只有7万多（具体金额已不记得）。原告称前3笔借款（各3000元）原用空白纸写借条，后买来正式的收据让被告重写该3笔借款的借款单据，这就是被告分别于2017年5月10日、2018年10月20日和2018年9月30日所立的三张借款单据。而原告提供的此3张借款单据所记载的借款金额分别为22000元、4万元和4万元，二者借款金额相差巨大，明显不符。原告详述的第4笔借款金额为22000元，详述之时原告未指明相应的借款单据。稍后经询问，原告说明第4笔借款的单据就是上述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22000元借款单。原告在随后补充举证对补充证据五（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4万元借款单）进行说明时还称，该项证据旨在证明被告当天向原告借款4万元。以上两张借款单之所述又与原告先前所述的前3笔借款换据的事实相矛盾。3、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供的5张借款单据亦无法印证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原告起诉时仅提供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出具的借条为证，主张本案的借款金额为82704元。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宣读起诉状先是主张总的借款金额为82704元，其后详述的5笔借款金额合计只有71000元（详述之时原告仍称82704元均为本金，后经询问，又称借款本金只有7万多）。之后原告当庭补充提供了5张借款单据。此5张借款单据出具的时间为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跨时1年5个月；两张所记载的借款金额均为22000元，另外三张均为4万元，合计164000元。其中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22000元借款单（补充证据二），是原告在详述第4笔借款时所指的相应单据，但却与原告所述的前3笔借款（各3000元）的换据之说相矛盾，不足为信。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4万元借款单（补充证据五），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是被告“当天”借款4万元，这也与原告所述的前3笔借款的换据之说相矛盾，况且原告在当庭详述的5笔借款中并不存在此笔4万元借款。原告补充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旨在证明被告于2017年5月1日、2018年6月25日及2018年10月20日分别向原告借款22000元、4万元和4万元，可原告在当庭详述的5笔借款中也不存在该三笔金额的借款（原告当庭所述的另3笔借款的金额均为3000元）。由此可见，原告当庭补充提供的5张借款单据无法对应印证原告所述的各笔借款。（二）原告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大额借款的交付事实和出借资金的来源及其拥有的相应经济能力。根据原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关借款单据，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于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间，时间跨度约1年5个月。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能力向被告出借高达七八万元的借款。首先，根据本院向万宁市大茂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收集的相关材料显示，林和雄自2013年7月以来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其家庭属低保贫困户，林和雄没有能力向被告出借大额资金。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档案记载，林和雄一家于2013年间因危房改造建房，由政府给予资金补助3万元。另据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其家庭建房始于2013年，建成于2015年，共投资13万元；除政府补助3万元外，其它的10万元都是向他人所借，至今还欠8万元未偿还。原告在庭审中还称，其本人以打短工及种植瓜菜为生，月平均收入约为2000元。原告的家庭既属低保贫困户，因建房至2019年10月尚欠债8万元，显然没有能力向被告提供大额借款。其次，原告就其出借资金的来源所作的陈述也前后矛盾，且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为信。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声称，本案的出借资金78000元，其中3万元是向其胞兄林作民所借，另一部分来源于诉讼案件获赔款（从信用社低保卡取款7000元，从工商银行卡取款3万元），其余部分是原告打工所得。而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称其中的两笔出借款（分别为22000和4万元）是原告向其女儿、村干部、二位朋友及其堂叔林某某所借。其前后所述的出借资金来源截然不同，且原告不能就此提供证人证言等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在提供每笔借款时仅要被告200元用来买烟，借款至今，被告仅偿还2000元。原告在建房尚欠8万元以上高额债务的情况下，仅为区区的几百元烟钱而东奔西走，向其女儿和他人借来大笔资金，再转借被告使用，甚至声称借给被告供其和别的女人消费；而且在之前的借款尚未偿还的情况之下，后续又发生大额借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从原告提供的其本人两个账户的资金交易明细来看，其工商银行账户于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期间确有本院的3笔拨付款（合计11000元）到账。但该3笔款项原告于拨付的当月已提取，而当时该账户的上述3笔款项被提取后，其存款余额几乎为零。故上述3笔款项的提取与本案的借贷时间不符。该账户最后一笔拨付款为18296.5元案款，是本院于2018年11月25日支付到户（拨付前,该账户的余额为零,拨付后至2019年4月一直没有增加存款）；原告至2018年12月5日才开始分批取款，数额较大的有1000元至5000元不等，取款持续至2019年1月9日。而根据原告提供的全部借款单据显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均发生于2018年11月之前。综上，原告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从该银行账户取款3万元出借于被告的事实。原告的信用社账户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并无超过1500元以上的存款余额，其进账资金（6笔合计6800元）均来源于大茂镇人民政府的扶贫、慰问等补助款项，在这两年期间几乎都是一存即取，由此也可印证原告的家庭困难情况。原告主张大茂镇政府所给予的救助款（7000元）已全部借给被告，显然违背常理，不足为信。何况原告的家庭因建房还欠下大笔债务。（三）关于本案的实际出借款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原告起诉主张的借款本金为82704元，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最终主张的借款共有5笔，其中三笔各为3000元，另外的两笔分别为22000元和4万元，合计71000元。由于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能力（包括向他人筹款）向被告出借大额借款；原告所提供的2017年5月1日的22000元借款收据、2017年5月10日的22000元借款单及2018年9月30日的4万元借款单，被告均不认可是被告所出具，亦否认其借款的真实性；所提供的2018年6月25日的4万元借条、2018年8月22日的82704元借条及2018年10月20日的4万元收据，被告虽认可是其所出具，但被告对各笔借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对上述6张借款单据所载明的出借款的交付事实均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原告依据上述6张借款单据所主张的22000元至82704元不等的6笔大额借款事实，均不予认定。鉴于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认可于2017年5月10日、2017年8月10日和2018年2月向原告分别借款各3000元的事实，且该3笔借款金额与原告于第二次庭审中最终主张的另外三笔借款的金额（各3000元）完全相符，而原告对其主张的该3笔借款的出借时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该3笔借款的金额及出借时间依照被告的主张予以确认。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自认的于2018年2月所发生最后一笔借款200元，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借款时是否预扣利息的问题。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辩称，前3笔借款（各3000元）原告在出借时每笔均预扣了200元利息；原告在当庭陈述借款的具体事实时，也承认每次提供借款时原告都要了200元用于买烟，故认定该3笔借款的实际出借金额均为2800元（合计8400元）。4笔借款本金金额合计8600元（8400元＋200元）。二、关于双方所约定的借款利率的认定问题。原告在起诉状中未提出利息（利率）问题，原告所提供的所有借款单据均没有记载利息或利率方面的内容；被告在书面答辩状中也未提及利息或利率问题。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各笔借款双方均未约定利息（但被告说要给原告买烟）。被告则称双方约定每笔借款均按照1000元每月300元利息的标准（月利率30%）计算，按月付息。原告稍后又称总借条所记载的82704元借款，其中的本金为78000元，其余部分为利息。对此，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在详述5笔借款的事实时，称该5笔借款（合计71000元）均未约定利息；被告称，3笔借款（各3000元）均约定月利息为200元，每笔借款原告都预扣了200利息。对此，双方除了口头陈述之外，均无其他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每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主张的5笔借款（合计71000元）均为借款本金。故原告自认未约定利息是为证明于己有利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总借条所记载的借款82704元予以否认，仅认可3笔借款金额各3000元，被告称该3笔借款的利息双方约定按月息200元计算，这是被告自认于己不利的事实。被告自认的约定利息事实足以采信。故认定上述3笔借款（各3000元）双方是以口头的方式约定按月利息200元计息。三、关于被告已还款额的认定问题。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原告于2017年6月强迫被告女儿要了2000元作利息。在随后的庭审中，被告称其女儿于2018年6月份向他人借款2000元当做利息给予原告，除了该笔付款，被告未向原告偿还过其他借款及利息。当庭经询问，原告认可被告的女儿代被告偿还了2000元借款本金，但声称还款时间已记不清。被告据此主张其女儿代为偿还的2000元属于还本。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在陈述借款的经过时称，被告在2017年5月10日向原告借第一笔款项3000元之后，于当年的6月份发工资后已还3000元给原告的女儿（是原告让其女儿代收），故第一笔借款已还清，其余3笔借款合计6200元尚未偿还。原、被告对其各自主张的还款事实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相一致的陈述，被告的还款金额应认定为2000元，其还款时间应依照被告后来的陈述认定为2018年6月份，而非之前所述的2017年6月份（被告主张于2017年5月才发生第一笔借款3000元，次月不可能产生利息2000元之多，故2017年6月份付利息2000元显然不成立）。鉴于原告于庭审中主张该笔还款为偿还本金之款项，本院照此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林和雄与被告陈文于2017年上半年认识后结为朋友。被告因其母亲去世需用钱，于2017年5月10日向原告借款3000元，双方以口头方式约定月利息为200元，按月付息，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在提供借款时预扣了第一个月利息200元。因其他生活消费的原因，被告于2017年8月10日和2018年2月份又分别向原告借款各3000元，其利息的约定与第一笔借款一致，未约定还款期限，两笔借款原告均预扣了第一个月利息200元。2018年2月间，被告另向原告借款200元，双方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以上4笔借款发生之后，被告未能还本付息。经原告催告，被告的女儿于2018年6月代被告偿还了2000元利息（该笔款项原告于庭审中主张按还本金处理）。因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被告于2018年6月25日应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出具了一张4万元的借条，其内容载明：今借到林和雄人民币肆万元整，从2018年10月20日起每月扣落3200元。因未能还款，被告又于2018年8月22日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林和雄人民币82704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5月份到2018年10月份给清。约定的期限届满，被告因未能还款，于2018年10月20日再向原告出具一张收据，载明：今借到林和雄人民币肆万元，从2018年9月每月扣落3000元。原告催告被告还款未果，于2018年11月2日第一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陈文偿还借款82704元及逾期利息。该案的审理因原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后，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措施，请求在82704元的范围内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并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琼9006民初19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陈文的银行存款和住房公积金82704元。该裁定已执行，实际冻结被告的住房公积金82704元。原告为此支付诉讼保全措施申请费847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82704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原告起诉主张被告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82704元（诉讼中原告主张双方实际发生的借贷为5笔合计71000元）。经审理查明，双方实际发生的借贷仅有4笔，其中前3笔约定的借款金额均为3000元，出借时已分别预扣第一个月利息200元，最后1笔借款为2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本案的前3笔借款的实际出借数额均应认定为2800元，包括最后1笔借款200元，实际借款总额为8600元。以上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8600元，其借款协议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协议，受法律保护。鉴于原告于诉讼中同意将被告女儿代偿还的2000元款项计为本金，扣除该笔还款金额后，被告实际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600元。本案所发生的借贷，双方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被告经原告催告，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尽快偿还。被告经原告多次催告，至今尚未偿还所欠的借款本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由此应承担继续履行偿还借款本金的违约责任。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其借款本金82704元当中的6600元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超出部分的借款本金76104元，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支付问题。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民间借贷活动中，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原、被告之间所发生的前3笔借款，双方均约定每笔借款（3000元）的月息为200元。其约定的借款利率已超过年利率36%的标准，超出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按2%的月利率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其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且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陈文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林和雄借款本金人民币66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以借款本金66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2驳回原告林和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68元（原告已预交），诉讼保全措施申请费847元，合计2715元，由被告陈文负担217元，原告林和雄负担24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玉人民陪审员 许声军人民陪审员 温小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陈君容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