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6行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军，男，196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委托代理人王宝军、吴树军，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洋湖乡政府驻地。法定代表人霍振亭，所长。委托代理人魏玉华，阳信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指导员。委托代理人顾宗新，山东王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相花，女，1987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王辉，男，198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王朋，男，199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王长春，男，196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杨秀芝，女，196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上诉人王长军因与被上诉人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以下简称洋湖派出所）、孙相花，原审第三人王辉、王朋、王长春、杨秀芝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长军及委托代理人吴树军，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霍振亭及委托代理人魏玉华、顾宗新，原审第三人王辉、王朋、王长春、杨秀芝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孙相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日13时许，在阳信县××西焦村，王长军和王长春两家因邻里纠纷发生打架。打架过程中，第三人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洋湖派出所接到报案后随即出警，经调查询问，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30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30号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孙相花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分别对其他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人给予罚款处罚。原告王长军不服30号处罚决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洋湖派出所对于在其法定授权范围内的治安案件，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本案中，王长军和王长春两家因邻里纠纷发生打架，根据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足以证实第三人孙相花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被告洋湖派出所认定孙相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诉称被告对相关的证人没有认真全面地取证，导致作出的事实认定与实际严重不符的问题，庭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对打架双方提供的参与及在场人员均做了调查询问，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系因邻里纠纷引发，双方纠纷本应通过基层组织或法律途径解决，而王长军一家却用玉米秸堵对方通道，王长春一家未能冷静理智解决，继而发生打架，主观上双方对违法行为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客观上双方均有殴打对方的行为，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等三人案发前在第三人孙相花家做客，虽案发时在现场，但无足够证据证实三人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三人看到打架被拉开后便离开现场，并非逃离。原告所称王长春等十人在公共场所围攻他人，打人后驾车逃离现场，无事实依据，亦无证据证实赵连珍殴打他人或被人殴打。因此，被告洋湖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综合考量本案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法定幅度分别对双方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对原告提出对第三人处罚过轻，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洋湖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履行了受案登记、告知相关权利义务、调查询问、行政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阳信县公安局伤情鉴定部门收到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后，认为王长军、赵连珍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在受理单位意见栏注明“损伤达不到轻微伤”，存在瑕疵，但并未对案件的处理造成影响，应当批评指正。原告提出在原告及亲属已申请伤情鉴定的情形下，被告未委托鉴定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30号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原告要求撤销上述决定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长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原审原告王长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洋湖派出作出的30号处罚决定，责令洋湖派出所依法重新对被上诉人孙相花作出处罚决定。主要理由：1.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一审查明“第三人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该事实认定中所谓“相互殴打”与庭审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孙相花询问笔录记载：“之后一帮男人就打在一起，我就和王长军妻子互相抓挠在一起了”；李树坤询问笔录记载：“王长春的妻子拽住我的头发，王长春大儿媳踹了我肚子一脚，我踹了王长春大儿媳的腿部一脚”；杨秀芝询问笔录记载：“王长军的妻子和孙相花两个人撕扯打起来，随后我就过去拽上王长军妻子的头发了”；王长春询问笔录记载：“我就恼了过去和王长军两个人拳头巴掌的忙活起来朝对方打”。通过上述笔录内容，能够证明王长春首先动手殴打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孙相花也开始撕扯殴打李树坤，之后杨秀芝与孙相花共同殴打李树坤，李树坤对杨秀芝没有殴打行为。因此原判仅认定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却没有对孙相花与杨秀芝共同殴打李树坤的事实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述孙相花、李树坤、杨秀芝三人询问笔录，已经证明被上诉人孙相花与原审第三人杨秀芝共同殴打李树坤的事实，洋湖派出所依然认为孙相花情节较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作出的处罚决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被上诉人孙相花的行为，属于结伙殴打、伤害他人，应当依法处以拘留并处罚款，洋湖派出所作出的处罚明显不当，原审判决适用该法第九十一条认为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有权作出处罚的法律适用同样存在错误。3.洋湖派出所处罚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认为未对案件处理造成影响错误。原审第三人王朋询问笔录中，当公安机关询问其嫂子孙相花和其妻子王萍在现场干什么时，王朋称“我光知道她俩在现场录像来”；王彩霞询问笔录中，王彩霞称“回到现场之后我就开始录像”。通过上述证据，证明洋湖派出所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已经知道有人拍摄了现场录像，但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及一审提交的证据均对该录像情况只字未提。上诉人被多人殴打，外伤明显，在上诉人提出伤情鉴定情形下，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其进行伤情鉴定而非不予受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第七十五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二）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可见，洋湖派出所并未依法收集录像证据，亦未依法对上诉人的伤情进行鉴定，由此作出的事实认定是不完整的，据此适用法律也不可能准确，其行政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一审认定仅需批评指正的结论明显不当。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辩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主要理由：1.洋湖派出所认定的本案事实、证据为，2018年10月1日13时许，在阳信县××西焦村，因宅基纠纷，王长春一家与王长军一家发生矛盾，引发双方打架。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王长军用砖头扔王朋，王玉峰殴打王长春，王玉峰与王辉相互殴打，王朋用马扎殴打王长军，王朋殴打王玉峰，杨秀芝与李树坤相互殴打，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2.针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异议，洋湖派出所认为，王长军主张王辉门前的过道是他家的地方，想在那里搭建棚子，王长春称系他家的，王长军就将玉米秸堵在过道上。王长军第一次摆放后，王长春家将玉米秸挪开，后王长军重新将玉米秸挪回阻止王长春家通行，在重新挪回时双方发生冲突。在打架过程中，王长军、李树坤、王玉峰与王长春、杨秀芝、王辉、王朋、孙相花参与殴打，其他人并未参与。对于王玉峰所称有四人驾车逃离现场，经查是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三人看到打架被拉开便离开现场，未参与打架并非逃离。2018年10月8日，经阳信县公安局法医室鉴定，王长军、赵连珍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李树坤在询问材料中指出自己没有伤，王玉峰也证实李树坤身上没有外伤，因此未进行鉴定，并不存在不对其亲属进行法医鉴定一说。王长军、王长春双方当事人均称现场没注意有其他人，只有王阶生在场。对孙相花处罚的事实为，孙相花自述与李树坤相互殴打，李树坤称与孙相花相互殴打，杨秀芝称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撕扯。双方虽因宅基大打出手，但血缘关系亲近，行政处罚应综合双方之前因宅基达成的协议、打架起因及社会效果，因此，从上述事实看，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上诉人孙相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王辉、王朋、王长春、杨秀芝述称，认可一审判决，洋湖派出所作出的处罚决定合理合法，公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开庭审理中，上诉人王长军提交询问笔录内容及证明事项表格一份、各方关系图及打架参与人示意图一份，用于证明：1.上诉人在打架过程中受到了王长春、王辉、王朋等三人的围攻殴打。王长春的陈述能够证明是其先动的手。2.李树坤在打架过程中受到了杨秀芝、孙相花两人的撕扯。根据杨秀芝的陈述，李树坤并没有动手打杨秀芝，而只是被孙相花撕扯。3.王玉峰在打架过程中先是被王辉勒住脖子倒在王辉怀里，之后王朋对王玉峰进行殴打。根据王辉的陈述，王玉峰并没有对其进行过殴打，王玉峰当时也没有任何还手能力。洋湖派出所对王长春等五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所记载的打架事实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甚至遗漏关键事实，由此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有异议，对各方关系图及打架参与人示意图，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采信的有效证据，只能算作一种当事人陈述，且内容记载不全面，并没有全面陈述王长春一家被打的事实。对询问笔录内容及证明事项表格有异议，认为本案系因宅基纠纷发生的邻里互殴事件，案件基本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原审第三人王辉、王朋、王长春、杨秀芝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过于片面，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攻击均未提及。本院对上诉人王长军提交的表格和示意图经审查认为，上述两份材料系上诉人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有关当事人陈述内容的整理和汇总，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仅作为参考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王长军不服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对被上诉人孙相花作出的30号处罚决定而提起的诉讼，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30号处罚决定的依据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孙相花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结果适当。上诉人王长军上诉称一审查明“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与庭审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根据孙相花、李树坤及杨秀芝三人的询问笔录载明内容，可以证明孙相花与杨秀芝实施了共同殴打李树坤的行为，属于结伙殴打、伤害他人，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处以拘留并处罚款进行处罚，对此本院认为，所谓“结伙”是指纠集多人（两人以上包括两人）对他人进行殴打，构成“结伙”关键应有“纠集”行为，根据上述杨秀芝的陈述内容，她是在孙相花和李树坤两人撕扯打起来后，又过去拽住李树坤的头发。从时间上看孙相花、杨秀芝和李树坤发生肢体冲突有先后顺序，亦无证据证明二人主观上有实施结伙的故意即纠集行为，二人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结伙殴打他人的特征，故王长军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均未提及事发时有关在场人员拍摄的现场录像情况，属于未依法收集相应证据。洋湖派出所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受理本案治安案件后，已对参与殴打的各方当事人及有关在场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事发现场情况、参与殴打人员、殴打情节及受伤害情况等案件基本事实，洋湖派出所据此作出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有无在场人员拍摄的现场录像作为证据并不必然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未依法对其伤情进行鉴定的问题，上诉人在洋湖派出所对其进行调查询问时提出要求作伤情鉴定，后洋湖派出所委托阳信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室进行法医学检验鉴定，经鉴定人员检查判断，上诉人损伤达不到轻微伤，故作出不予受理的意见，洋湖派出所针对上诉人的伤情鉴定要求履行了委托鉴定义务，程序并无明显不当，亦未对案件的处理和当事人的权利造成实质影响，上诉人认为洋湖派出所处罚程序严重违法理据不足。综上，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出的30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王长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长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长青审判员  牛淑华审判员  庞 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