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26刑初91号 公诉机关绛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伟民，男，196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高中文化，群众，农民，住闻喜县。2018年5月18日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12月25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8日被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1月29日由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闻喜县看守所。 辩护人孙永贤。 被告人徐赵明，男，197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本科文化，群众，原闻喜县公安局职工，住闻喜县。2018年5月18日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2018年12月25日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8日经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19年1月29日由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闻喜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泽。 被告人柴文军，男，197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初中文化，司机，群众，住闻喜县。2018年5月18日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2018年12月25日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8日被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1月29日由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闻喜县看守所。 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一案，由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我院审理。绛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16日以绛检刑诉(2019）65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辛莉莉、燕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伟民及其辩护人孙永贤、被告人徐赵明及其辩护人杨泽、被告人柴文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8、9月份左右，被告人赵伟民与成海申(另案处理)在张锁利(上网追逃)的建议下，预谋重新组织具体实施盗掘古墓葬的人员，对该团伙之前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盗掘的一处10米左右深的古墓葬(已判决)进行再次盗掘(俗称“溜洞”)。后被告人赵伟民、成海申再次联系被告人徐赵明、徐赵辉(另案处理)为盗墓提供保护；联系张锁利组织具体实施盗墓人员(身份待核实)进行“清货”；指派被告人柴文军负责为盗墓人员带路并监督出货。该团伙依照上述分工对该古墓葬进行再次盗掘并在周围探测有无其他古墓，此次未盗掘到文物。2017年4月29日，经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2016年4月8日，该区域被确定为闻喜县人民政府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8、9月份(第一项盗墓事实之后)，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伙同成海申、徐赵辉、张锁利及张锁利组织的盗墓人员对上次“溜洞”时探测到的一处古墓葬实施盗掘。被告人柴文军为实施盗掘古墓葬人员带路；被告人赵伟民与成海申驾驶一辆未悬挂牌照的奥迪轿车在闻喜县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为盗墓人员放哨；具体实施盗墓人员(身份待核实)使用大铲等工具对该处墓葬进行盗挖，并盗掘出土一件青铜提梁卣。被告人柴文军将盗出的文物带至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交给被告人赵伟民和成海申。后张锁利以20万元的价格将此次盗掘出土的提梁卣从赵伟民手中买走。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与成海申、徐赵辉每人分得赃款4万元左右。2019年2月28日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2017年11月21日该区域被确定为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受案登记表、现场勘验笔录、方位图、平面图及照片、辨认笔录及照片、鉴定报告、同案犯的供述、关于公布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户籍证明、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三被告人刑事责任。三被告人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相互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系共同犯罪。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赵伟民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当庭的辩解意见是：我认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与事实不符，我不认识张锁利，我也没有组织，只是陪同成海申，成海申听张锁利说上次盗墓可能有落下的东西，让我陪他去，徐赵明、徐赵辉我也没有联系，参与盗墓的我都没有见过，我一次都没有联系过徐赵明。东西到我手里后，我就没有见过张锁利，“溜洞”的东西在我家保管了两天，东西不是从我手中买走的。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赵伟民明确表示认罪，其认罪态度较好。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被告人具有以下情节：一、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对被告人赵伟民而言，应认为是其对之前盗墓行为的连续，而不应单独作为一次犯罪事实来认定。二、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1、被告人赵伟民与成海申开车放哨和此次盗得提梁卣以及个人分赃数额等事实并无异议。对该起事实，被告人赵伟民由于始终未到盗墓现场，其主观上仍认为是对之前所盗墓葬继续实施“溜洞”的其中的一次，其并不明知是对另一处古墓葬的盗掘，辩护人认为，尽管在盗墓的动机和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盗墓的对象和目标并不相同，超出了被告人“溜洞”的主观故意范围，同时也说明赵伟民主观恶性相对较小。2、被告人赵伟民在该起事实中并未参与对墓葬的探测，也未组织具体的盗墓人员，亦未实施具体的盗掘行为，更未出售文物以及主持分赃，其本人实施的仅是与成海申驾驶车辆在路口放哨和接货，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这一行为表现和其所不具备的那些具体实施行为，说明其在本起事实过程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情节相对较轻。3、关于文物出卖的情节，张锁利并不是将提梁卣从被告人赵伟民手中买走。 被告人徐赵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当庭的辩解意见是：我两次都没有参与。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赵明参与本案两起盗墓的事实，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1、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徐赵明参与了成海申组织的对之前盗洞的溜洞行为和之后的盗墓行为，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徐赵明到了盗墓现场。2、成海申给徐赵明的三万元应认定为之前的欠款，而不是本次盗墓的赃款。3、溜洞盗墓的赃款20万元，成海申供述是平均分配，每人五万元，却没有李晓东的份额，徐赵明是通过李晓东才能进行安全保护，由此从侧面印证被告人徐赵明没有参与这两次盗墓，李晓东的供述也没有涉及这两次盗墓活动。4、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程序不合法。辩护人认为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并不具备涉案文物的鉴定资格，既不是司法鉴定机构，更不是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辩护人认为本案涉案的古墓葬鉴定程序不合法。综上，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赵明参与了溜洞盗墓和之后的一起盗墓行为，各被告人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被告人柴文军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当庭无辩解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8、9月份左右，被告人赵伟民与成海申(另案处理)在张锁利(上网追逃)的建议下，预谋重新组织具体实施盗掘古墓葬的人员，对该团伙之前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盗掘的一处10米左右深的古墓葬(已判决)进行再次盗掘(俗称“溜洞”)。后被告人赵伟民、成海申再次联系被告人徐赵明、徐赵辉(另案处理)为盗墓提供保护；联系张锁利组织具体实施盗墓人员(身份待核实)进行“清货”；指派被告人柴文军负责为盗墓人员带路并监督出货。该团伙依照上述分工对该古墓葬进行再次盗掘并在周围探测有无其他古墓，此次未盗掘到文物。2017年4月29日，经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2016年4月8日，该区域被确定为闻喜县人民政府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主要证实案件的来源； 2、(1)现场勘验笔录、方位图、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赵引珠家空地中。赵引珠家地东侧自西向东依次为王龙龙家地及李石月家地，南侧为一田间小路向东可通向酒务头村，向西可通向石英矿区及一红色彩钢瓦小庙，赵引珠家地南侧小路对面的农田中均可见种植有国槐树苗。赵引珠家地呈“人”字形分布，该地于南侧小路形成的三角形地块为石群家空地。犯罪嫌疑人在赵引珠家地里南侧(靠近田间小路)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一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在地块中部偏南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二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现场地面未见异常；(2)现场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知道；经被告人柴文军当庭辨认，无异议； 3、闻喜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主要证实酒务头墓群为东周墓葬，在闻喜县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列； 4、(1)鉴定聘请书、闻喜县酒务头村被盗古墓葬认定报告，主要内容：该局着考古队人员于2017年4月29日对闻喜县酒务头村被盗墓葬进行了实地勘查，墓葬位于村西北约250米处，赵引珠家耕地，GPS测点E：111。25'11.86"，N：35。19'55.46"，H：711米。该区域2016年4月8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盗墓葬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墓，东西向，墓长4.5米，宽2.5米，深6米不见底。根据墓葬形制判断应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对研究商代历史的实物资料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惩罚；(2)鉴定意见通知书，主要证实该鉴定意见已告知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 5、(1)鉴定聘请书、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晋文物交流鉴字[2019]40号涉案墓葬鉴定评估报告，主要内容：涉案墓葬(1号)位于酒务头村西北约300米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清理墓葬编号M7)，GPS测点：111。25'12.16"，N：35。19'55.89"，H：709米。根据发掘结果，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向，东西长4米，南北宽2米，深3米；盗洞位于墓葬西北部，直径0.6米，未取得标本。根据形制判断应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造成原墓葬结构的毁坏和遗存物的缺失，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被盗墓葬位于2017年11月21日公布的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酒务头墓群”保护范围内；(2)鉴定意见通知书，主要证实该鉴定意见已告知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 6、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赵伟民辨认徐赵明、柴文军、成海申、徐赵辉、景武山及和景武山一起看货的男子(即王凯)的情况； 7、(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赵伟民对预谋地点、从柴文军手接货的地点及分赃地点进行辨认，指认闻喜县桐城镇金宇东苑西三巷五号成海申家是其与同案犯成海申预谋盗墓地点及分赃地点、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附近是其与同案犯成海申从柴文军手中接文物的地点的情况；(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徐赵明当庭辨认，其称不知道接文物地点；对预谋地点及分赃地点无异议；经被告人柴文军当庭辨认，对接货地点及分赃地点无异议；对预谋地点称不清楚； 8、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徐赵明辨认赵伟民、柴文军的情况； 9、(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柴文军对放哨地点、盗墓位置、接货地点、分赃地点进行辨认，指认酒务头墓区西南角围栏附近的小路边是其放哨地点、闻喜县桐城镇金宇东苑西三巷五号是分赃地点的情况；(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知道放哨及盗墓地点；被告人赵伟民对交货地点无异议，被告人徐赵明对交货地点不清楚；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对分赃地点均无异议； 10、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成海申辨认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徐赵辉、“张三吹”(即张锁利)的情况； 1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徐赵辉辨认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的情况； 12、(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徐赵辉对盗墓预谋、分赃地点进行辨认，指认闻喜县老法院平台上距离法院正门15米左右的位置是其与成海申等人商定盗墓事情的地点、闻喜县桐城镇金宇东苑西三巷五号即成海申家是分赃地点的情况；(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当庭辨认，对预谋分赃地点均无异议； 13、讯问成海申的笔录，主要内容：(2018年7月27日)这件事情时间跨度比较长，2015年4、5月份，我和赵伟民闲聊时，赵伟民给我说有人在河底镇酒务头盗墓出货了、挣钱了，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在酒务头盗墓，我刚开始不愿意干，赵伟民说我只要帮他处理一下关系搭个线就行了，出货后不管卖多少钱，我给张兵义担保欠他的70万元就不向我要了，我问他跟前是否有干活(盗墓)的人，赵伟民说他跟前有几个外地人，柴文军和我是亲戚，那时候柴文军和赵伟民经常都去我家里玩，柴文军是酒务头村人，赵伟民和柴文军之前在南垣矿上打过交道，他俩也非常熟悉，赵伟民说盗墓的时候让柴文军负责带路、放哨，柴文军答应了。之后赵伟民陆续向我提过几次在酒务头盗墓的事情，向我保证他找的干活(盗墓)的人都是外地人，绝对不会出事，就算出事了也不会把我咬出来，我就有了侥幸心理，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我只是口头答应，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2015年6、7月份的一天，河底派出所的徐赵辉找我说他姐夫揽工程的事情，闲聊时我开玩笑的对徐赵辉说我想在酒务头盗墓呢，让他想办法招呼着，徐赵辉说他哥哥徐赵明也想在酒务头盗墓呢，但是他没有干活(盗墓)的人，徐赵辉给我说徐赵明和文物大队的人关系好，可以让徐赵明帮忙找关系，我当时只是在和徐赵辉开玩笑，也没有在意。又过了一段时间赵伟民又找我说在酒务头盗墓的事情，我给他说徐赵明也想在酒务头盗墓呢，他有公安局的关系，但是没有干活的人，让赵伟民可以和徐赵明合作在酒务头盗墓。赵伟民和徐赵明的关系也非常好，他们私下说过了这件事情，徐赵明负责找公安局的关系，赵伟民负责找挖墓的人，徐赵明通过公安局内部反馈的消息通知赵伟民哪天去地里干活，赵伟民和徐赵明把他们商量的情况也告诉了我，意思是让我也参与盗墓，但是没有明确说我负责什么，我心里清楚，他们让我参与是因为我的社会交际面广，一旦盗墓出事了，我可以帮忙处理关系，出货卖了以后徐赵明拿一半给关系分，赵伟民和干活的人拿一半，我不分钱，但是赵伟民不向我索要我为张兵义担保的那70万元了。盗墓期间赵伟民给过我一个盗墓时专用的手机，但是我没有用过。他们都做好准备工作了，徐赵明就根据徐赵辉和李晓东(徐赵明办理取保候审后我才知道他在文物大队找的关系是李晓东)提供的信息通知赵伟民安排人去地里盗墓，他们盗墓的过程一共持续了十几天，去了地里5、6次，盗墓的过程我不清楚，但是我听他们说一共出了两坑货，出货后我去赵伟民家看过一次，但是我看不懂，这些出土文物上都裹着土，破破烂烂的，赵伟民怎么处理的这些文物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分到钱，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赵伟民不再向我索要我为张兵义担保的70万元了。徐赵明找的徐赵辉和李晓东，徐赵辉负责河底派出所巡逻时通风报信，李晓东负责文物大队巡逻时通风报信，但是除了徐赵辉和李晓东之外偶尔还有其他人到酒务头墓区巡逻，干活的人有时候收到撤退的消息比较迟，为此赵伟民还埋怨过几次。公安局的关系是徐赵明负责联系的，酒务头墓区由河底派出所和文物大队负责巡逻，徐赵辉是河底派出所的，李晓东是文物大队的，每次他俩值班巡逻时，徐赵明就通知赵伟民安排人去地里盗墓，徐赵辉和李晓东快到地里后徐赵明就通知干活的人先回避一下，等他们走了后再干活。我不知道赵伟民找的哪些人干活，赵伟民出事以后我才听说赵伟民找的是洪洞人。参与的人有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李晓东、柴文军、我，还有赵伟民找的几个干活的人。赵伟民是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负责组织了柴文军和干活的人，徐赵明也是组织者之一，他负责联系徐赵辉、李晓东等关系，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关系比较好，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对事情的过程也知情。我不知道文物卖了多少钱，柴文军给我说过他分了28万元，其他人分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2018年7月30日)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我之前没有交代清楚，今天如实供述。最早提出要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盗掘古墓葬的是赵伟民和徐赵明。2015年4、5月份的一天，我和赵伟民在闻喜县老公安局门口和家福小区工地聊天，赵伟民说：“河底酒务头村有古墓区，听说别人都在酒务头村挖墓，咱们合伙去盗墓。”我对赵伟民说：“以后再说，先问一下。”之后，赵伟民多次还和我提到要和我合伙到酒务头盗墓的事，我知道徐赵辉在闻喜县公安局河底派出所工作，酒务头古墓区属于河底派出所管辖范围，因为我和徐赵辉关系很好，赵伟民提出合伙盗墓后，过了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和家福小区工地见到徐赵辉，对他说：“我听说酒务头的墓区，有人挖墓，赵伟民想到酒务头墓区盗墓，你能照顾一下吗？”徐赵辉说：“酒务头墓区有巡警和文物队、河底派出所三个单位巡逻，我大哥徐赵明也想在酒务头墓区挖墓，你和我哥联系一下，咱们一起干，让他联系文物队和巡警队的关系。”我和徐赵辉谈过这事后半个月，徐赵明到了和家福小区工地办公室，我和赵伟民、徐赵明见面后，赵伟民对徐赵明说：“徐赵辉说你也想在酒务头墓区盗墓，你把公安局的关系走走，咱们合伙干。”徐赵明说：“我先打听一下。”又过了有半个月，到了2015年8月份的一天，还是在和家福小区工地办公室，赵伟民对我说：“徐赵明回话了，关系已经走好了，咱们可以到酒务头墓区盗墓了。”赵伟民又对我说：“我找挖墓的人挖墓，挖出文物，徐赵明和公安上的关系分一半，我和你还有挖墓的人分一半。”赵伟民找的挖墓的人，我没有见过挖墓的人，之后听赵伟民说他找的洪洞人挖的墓。2015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在闻喜县老人民法院前院平台见了面，赵伟民说：“咱们盗墓的时候，不能用自己的手机，用自己的手机的话，手机信号就会留在墓区，害怕被公安机关查到，咱们买三部手机，盗墓的时候用。”当时我们商量好，柴文军负责带路和放哨，柴文军需要一部手机，如果在盗墓的过程中出事了，就和我联系，所以我也需要一部手机，赵伟民说他自己有准备的手机，徐赵明与柴文军联系，也需要一部手机。徐赵明说：“我在公安局上班，我的身份买手机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我购买手机。过了一、两天，我让柴文军帮买了三部手机，办三个手机号，当天柴文军购买了三部黑色小手机，手机里都有手机卡，柴文军自己留了一部。给了我两部手机。2015年6、7月份的时候，柴文军也找过我，柴文军对我说：“酒务头有墓区，赵伟民想到酒务头盗墓，让我带路和放哨。”我对柴文军说：“他让你放哨，你就放哨，到时候给你分钱。”2015年8月份，柴文军把两部手机交给我后，过了几天，在老人民法院前院平台上，我和徐赵明、赵伟民见了面，我给了徐赵明一部手机，我自己留了一部手机。手机里面都有手机卡，手机卡是柴文军购买的，我把手机给了徐赵明。又过了十几天，赵伟民对我说：“徐赵明已经把公安局关系找好了，今天晚上可以到酒务头墓区挖墓了。”当天晚上赵伟民安排挖墓的人和柴文军到酒务头墓区挖墓，第一天晚上，挖墓的人找了两个古墓，因为时间不允许，第一天晚上没有挖。第二天晚上柴文军又和挖墓的人去酒务头墓区盗墓，到了晚上11时许，柴文军给我打电话，他说在酒务头墓区挖了一个古墓，挖出了几件文物，现在公安局的人到了墓区了，他和挖墓的人跑散了，让我赶快过去接他，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开着我的黑色无牌奥迪就往酒务头墓区走，在酒务头墓区的路边见到柴文军，把柴文军接上，到了赵伟民家，柴文军把塑料纺织袋打开，赵伟民从塑料袋里把一个青铜爵杯、一把青铜匕首、三个青铜戈、两三个青铜箭头拿出来让我看。青铜爵杯高约15公分，有三个腿，爵杯上有简单工艺，其中一个腿与主体分离了，返绿铜锈；青铜匕首长约11公分，宽约2公分，返绿铜锈；青铜戈有15公分左右，返绿铜锈。青铜箭头长约三、四公分，返绿铜锈。赵伟民说他负责联系老板，准备把这次盗出的文物卖了，之后赵伟民告诉我因为青铜戈有点残，现在没有人收购。第一次挖出文物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赵伟民和我在闻喜太风东路闻喜县人民医院对面闻喜县老人民法院平台见面，赵伟民对我说：“今天晚上还是柴文军领着挖墓的人到酒务头墓区挖墓，一旦有什么意外就给你打电话。”到了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接到柴文军打来的电话，柴文军对我说：“挖出了文物，现在往赵伟民家走呢。”我就开车去了赵伟民家，在赵伟民客厅见到赵伟民，赵伟民拿出了一个塑料编织袋，赵伟民把编织袋内的文物拿出来放到客厅茶几上，然后赵伟民用卫生纸把文物一件一件包起来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了。是一件青铜提梁卣，一件青铜觚。青铜提梁卣高约15公分，有三个腿，其中一个腿和主体分离了，口径有15公分，返绿色铜锈；青铜觚高约20多公分，口径有12公分左右，返绿色铜锈，还有几件东西有破损，我也记不清了。盗出文物的当天晚上我和赵伟民在闻喜县老人民法院前院平台见了面，赵伟民对我说：“徐赵明今天中午到我家看了挖出的文物。”赵伟民说他开始找买家。过了有四、五天的一天中午，赵伟民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已经找到买家，对方只出350万，收购咱们第二次盗出的文物。”我表示同意。赵伟民说他已经给徐赵明说了此事。第三天下午，赵伟民让我到他家，我一个人到了他家，赵伟民对我说：“文物已经卖了，卖了350万元，钱在我这里。”赵伟民指了一下客厅里的塑料编织袋说：“钱都在这里面。”赵伟民对我说：“咱们盗墓之前让徐赵明打点巡警队的花了4、5万元，给徐赵明分69万，给徐赵辉分69万，给柴文军分10万，因为你给张兵义担保从我这里拿走70万元就不给你分钱了，剩下的钱我和挖墓的人分。”赵伟民给了我148万。我拿到钱后，因为我有100万元的贷款到期了，我从148万元里拿出100万元给银行，我先把徐赵明叫到我家，我对徐赵明说：“给你分了69万元，我用你50万元，我先给你19万元，过几天，我把50万元还给你。”徐赵明就走了。我又电话联系的徐赵辉，徐赵辉到了我家，我对徐赵辉说：“给你分了69万元，我用你50万元，我先给你19万元，过几天把50万元还给你。”徐赵辉拿上19万元就走了。当天晚上，我打电话让柴文军到我家，我对柴文军说：“给你分了10万元。”我把10万元给了柴文军。过了十几天，在我家我分别给了徐赵辉50万元，给徐赵明50万元。赵伟民给我说过，第二次盗的墓长6米、宽4米，墓这么大，只挖出这几件东西，怀疑墓里的文物没有清干净，我找到钾长石矿的老板“张三吹”，我对“张三吹”说：“我在酒务头墓区挖了一个大墓，墓是4米乘6米的，只挖出了一件卣。”“张三吹”对我说：“这么大个墓，不可能只出一件卣，里面还有文物，你们找不见。”过了几天后，我又见到“张三吹”，“张三吹”对我说：“我给你一个挖古墓专家的电话，你和他联系，如果清出文物，咱们一人一半。”我表示同意。我和“张三吹”谈好后，我又和赵伟民、徐赵明见了面，我对他们说：“上次咱们挖的大墓，你们没有把东西找完，‘张三吹’给了一个挖墓专家的电话，咱俩联系一下，再到酒务头把上次盗的墓清一下。”还是徐赵明联系的公安局的人，我让柴文军联系“张三吹”给的挖墓专家的手机号码，柴文军联系好挖墓的专家后，决定当天晚上到上次盗墓的地方继续下墓坑，再找找文物，当天晚上柴文军领着挖墓专家就到酒务头墓区了。第二天上午，柴文军见到我，他说在上次挖的墓坑没有找到文物，第二天晚上，柴文军又和挖墓专家又去找文物，还是没有找到。我们把第二次盗出的文物卖了后，过了十几天，赵伟民说他把第一次盗出的文物卖了，卖了有十几万元，赵伟民说这次卖文物全部给徐赵明，徐赵明要给公安局的关系。 (2018年8月6日)盗第一个墓和第二个墓时，挖墓的人是赵伟民联系的；后来“溜洞”和盗的另一个墓，挖墓的人都是“张三吹”联系的。我和赵伟民、“张三吹”等人一共盗了三个古墓葬，“张三吹”找的挖墓的人“溜洞”盗的那个墓是我和赵伟民等人盗的第二个墓，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墓比较大，我和赵伟民等人盗的时候只盗出几件文物，觉得不应该只有这几件货，后来“张三吹”就找了些人把这个墓溜了一下。我不知道盗墓工具谁准备的，我不管具体盗墓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赵伟民安排了。我负责联系徐赵辉参与盗墓，给赵伟民和徐赵辉牵了一下线，盗墓期间我还开车和赵伟民在闻垣路河底段放哨、接货，“张三吹”参与盗墓也是我联系的；赵伟民负责联系徐赵明参与盗墓，还和“张三吹”负责联系具体实施盗墓的人员；徐赵明、徐赵辉负责我们盗墓期间的安全；柴文军负责带路、放哨，盗出的货也是由柴文军交给我和赵伟民；赵伟民和“张三吹”联系的实施盗墓的人员在地里盗墓，具体他们在地里是怎么盗墓的我不清楚，我没有去过地里，不知道他们的分工情况。盗第一个墓出货后，我开车和赵伟民到了祁家庄村和酒务头村中间的半路上，把柴文军接上，柴文军把货给我和赵伟民后，我们就一起到赵伟民家门口，赵伟民把货拿上就回家了，我和柴文军就走了；盗第二个墓出的货我没有接，不知道是谁送到赵伟民家里的，我是第二天才在赵伟民家里看的货。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墓出文物了，溜洞的那次没有出文物，一共是三次盗出文物。第一个墓里盗出了5、6件残破的青铜器，其中有1个爵杯，2、3个青铜戈，2、3个箭头，还有1把匕首；第二个墓里盗出了1件青铜提梁卣和1件青铜觚，还有3、4件残的青铜器，我记不清是什么了。剩下的文物都是赵伟民联系买家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他卖给谁了。盗前两个墓出的货当时都在赵伟民家里放着，赵伟民把盗出的青铜提梁卣和青铜觚以350万元的价格卖了后，除了最后盗墓盗出的那个提梁卣给了“张三吹”，“张三吹”给了我20万元，剩下的文物就打包一起卖了，我听赵伟民说卖了15万元或者17万元，这15万元或者17万元全部给徐赵明了；盗墓之前徐赵明提出说盗出的货卖出后，他和公安上的关系分文物款的一半，我和赵伟民还有具体盗墓的人分一半。但是后来我们没有按这样分，赵伟民把青铜提梁卣和青铜觚卖了350万元后，让我去他家里，他把钱平均分成了5份，每份70万，我和赵伟民、徐赵辉、徐赵明分其中四份，剩下的一份给在地里盗墓的人。当时赵伟民提出说盗墓期间他有投资的钱，说要在我和徐赵辉、徐赵明的那份钱里各扣出1万元，最后徐赵辉和徐赵明每人分69万，赵伟民说给柴文军分10万，然后把徐赵辉、徐赵明、柴文军的钱全部给了我，一共是148万元，让我转交给他们三个人。因为张兵义从赵伟民手里借了70万元，我是担保人，赵伟民就把我应分的钱扣下，把张兵义借钱的条给我了。我回去后把柴文军的10万元全部给了，徐赵辉和徐赵明的138万元，我当时着急倒贷款，用了他们一些钱，后来我把钱贷出来后全部给他们了； 14、讯问徐赵辉的笔录，主要内容：(2018年7月29日)2015年夏天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当时大概是18时许，我一个人到成海申家玩，在他家客厅里，我见到成海申，成海申对我说：“河底酒务头出了东西。”我说：“是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只是传言。”成海申说：“你平时巡逻吗，怎么巡逻的？”我说：“前半夜是10点到12点巡逻一次，后半夜时间不确定。你想干啥？”他说只是开个玩笑，我就走了。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想干啥”，我还对成海申说你不要动什么心思，酒务头墓区有监控。成海申和我谈过这事后，大概过了有十天或半个月，201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到闻喜县交警队斜对面的成海申经营的诚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找成海申，在诚信房地产有限公司门外面见到赵伟民，赵伟民对我说：“河底酒务头出东西了，你知道吗？”我对赵伟民说：“只是传言，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赵伟民说：“我也想上去挖一次。”我对赵伟民说：“打住，这个事，你不要找我。”我对赵伟民说：“今年前半年，我在酒务头巡逻时与钾长石矿上的人发生争执，钾长石矿上装了一监控，监控能照到墓区，并且钾长石矿上的变压器上还安装了一个大探照灯，能照到酒务头墓区，你找我没有用，钾长石矿上和我们单位发生争执，矿上把我告到省里，因为这事，正在调查我，矿长也特别坏，你找我也没有用。”赵伟民用手指着我说：“你这个胆小鬼。”我再没有理他，我就走了。赵伟民和我谈过这事后一个星期的一天上午，我正在闻喜县公安局河底派出所值班，我接到我哥哥徐赵明打来的电话，他让我到派出所门口，我从派出所出来，在河底派出所门口，看见赵伟民和徐赵明在一辆白色的轿车上坐着，我坐到他们驾驶的车上，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对赵伟民说：“咋了，上来干啥？”赵伟民对我说：“还是说那事。”我对赵伟民说：“行了，不说了，你愿意找谁找谁，这事我办不了。”赵伟民对我说：“矿上的事情你不要管了，我找人协调。”我对赵伟民说：“你爱找谁找谁。”徐赵明对赵伟民说：“我弟弟胆小，不要说了。”我下车就走了，之后，再没有人找我说过到酒务头盗墓的事。 (2018年7月31日)2015年夏天的一天，我当时刚从单位下班回到县城内吃饭，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他家里，我就和成海申闲聊了几句，成海申给我说上面酒务头墓区出东西了(盗出文物了)，我就给成海申说我也听说有四个人盗墓出了些东西，我就问他什么意思，成海申说我就是问问。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公司楼下的烧烤摊吃饭，我就过去了，当时赵伟民也在那里，成海申给我说他想到酒务头墓区盗墓，让我招呼一下，我就说墓区附近的矿上有监控，还有就是所长也在，我一个人也干不了，我就没有答应他们这个事，然后我就回家了。中间又过了几天时间，我在单位上班，我哥徐赵明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单位出来一下，他开车在门口，然后我从单位出来，看见一辆白色轿车，我就上了那辆车，当时我哥、赵伟民、柴文军都在车上，柴文军开的车，在车上，赵伟民给我说他们把关系都协调好了，让我参与就行了，我还是没有答应他们，就下车回单位了。又过了几天时间，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当时成海申家里有人，我就和成海申门外说的话，成海申给我说关系都协调好了，让我把派出所的巡逻时间说一下，到时盗墓出货后有我一份钱，我就答应了，然后我就把派出所到酒务头墓区的巡逻时间告诉了成海申，说完后我就回家了。成海申是组织安排的，赵伟民负责找盗墓人员，徐赵明负责找闻喜县公安局文物侦查大队的关系，柴文军负责带人到墓区盗墓，李晓东和李少波负责盗墓期间的安全，我就是给他们提供了河底派出所到酒务头墓区的巡逻时间，其他盗墓的人员我不认识，他们是具体实施盗墓的。我没有到盗墓现场，我不清楚盗墓工具的事情。过了大概十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干了，具体他们怎么干的我不是很清楚，有一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成海申给我说他们已经探好墓了，需要用炸药炸墓，我就说你们要炸墓动静有点大，给我说这些没有用，需要和矿上的关系协调好，还有所长都在，成海申给我说他来想办法，不要我管了，然后我就走了。后来我还到成海申家找过他一次，当时成海申在打麻将，成海申给我说事情已办完了，等他电话，然后我就走了。我只知道他们盗掘了两处古墓，都出了文物。我不清楚出土了哪些文物。又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当时成海申家里有人，我和成海申在门外说的话，成海申给我说本来给我分69万元，先给我30万元，用我39万元倒还一下银行贷款，完了之后再把39万元还给我，然后我就拿着30万元现金就回家了。我不知道爆炸物是谁准备的。成海申拿我的39万元没有给我，我向成海申催要过好几次，成海申一直拖着没有给我，直到我哥徐赵明、赵伟民、柴文军几个人出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成海申给我说柴文军出事了，家里还穷，第一次分钱给柴文军分的少，还是他的亲戚，从我39万元里扣10万元给柴文军，我当时很生气，我说凭什么让我摊钱，成海申说他们都出事了，就剩咱们两个在外面，帮一下柴文军，我当时虽然不愿意，但钱都在成海申手里，我也没有办法就走了。第一次原本分我69万元，后来成海申只给了我30万元，剩下的39万元至今都没有给我，第二次我分了4万元，两次分钱其实分到我手里的现金只有34万元。 (2018年8月9日)成海申当时找我参与到酒务头墓区盗墓，我记得不是成海申找我的第一次就是第二次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接到了酒务头村一名妇女打电话向我报警说有人在酒务头墓区盗墓，我就让她给110打电话报警，那名妇女说她不打，我就用我的电话给110打电话报警说明了情况，成海申第四次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成海申当时说给我一份钱，我同意后，我给成海申说酒务头的村民有人发现盗墓，让我打110报警，我当时就打了110报警了，成海申说你不用管这些，只要你不捣乱打110报警就行，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就行。我就答应了。酒务头墓区有那名妇女的耕地，我当时在酒务头墓区巡逻时，给那名妇女说过发现什么情况可以给我打电话。过了两天我值班上去，我看了一下值班记录，值班登记本上面没有登记，应该是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或其他情况。具体盗了几次墓我不清楚，我只分了两次钱，一次分了69万元，只拿了30万元，第二次分了6万元，我记得我们每人又给柴文军摊出了2万元，拿到手的现金只有4万元。盗墓的人有我、成海申、赵伟民、柴文军、徐赵明、李晓东、李少波、还有几个我不认识。成海申和赵伟民是组织安排的，成海申负责协调关系，赵伟民负责找盗墓人员，徐赵明、李晓东和李少波负责盗墓期间的安全，柴文军负责带人盗墓区盗墓，我就是给他们提供了河底派出所到酒务头墓区的巡逻时间和实施盗墓期间我答应成海申发生什么情况给他打电话说，但是盗墓期间我没有给成海申打过电话，其他盗墓人员我不认识，他们是具体实施盗墓的。我只知道是我哥徐赵明找的李晓东和李少波，具体怎么联系的我不清楚。 (2018年8月16日)在我们盗墓之前，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是在老法院平台上把盗墓的事情商定好的，不是在成海申家门口，我之前记错了。当时成海申在老法院平台上，成海申给我说文物大队的关系都协调好了，准备开始干活，让我把河底派出所招呼好，有什么事情就给他打电话。过了几天，应该是去酒务头开坑的前一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和他见面，我现在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成海申说明天想去酒务头盗墓，问我河底派出所明天是谁值班，我就把河底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给他说了，我现在记不清当时给他说是谁的班了，反正不是我的班，他还叮嘱我把派出所招呼好，有事情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之前我给成海申说过派出所在酒务头巡逻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12点，后半夜巡逻的时间不定，所以成海申也不问我具体巡逻的时间。然后他们去地里盗墓的时候，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不是你们所长刘建军值班，怎么看见刘建军的车去酒务头了？”我说：“不可能，刘建军回运城了。”我给成海申说让他等一下，我就给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打了个电话，我问指挥中心有没有人给河底派出所报警，指挥中心的接警员说刚才酒务头矿石厂有人报警，说有人在地里盗墓，指挥中心已经通知所长刘建军了，然后我就给成海申打电话说确实是刘建军去酒务头了，然后他们就撤了。过了几天，我和成海申见面后，我问成海申:“你没有和矿石厂协调好怎么就上去盗墓了，人家报警了。”成海申说他随后会协调好的，我就没有再说什么。过了有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刚好我哥徐赵明从他家门口开车倒出来了，我问我哥谁在成海申家里，我哥说成海申家里人很多，我哥就开车走了。我到成海申院子里后从窗口上能看见他家里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成海申从窗户上也看见我到院里了，我就给成海申摆了个手，意思是让他出来，然后成海申就从家里出来了。成海申在他家门口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30万元，成海申给我说货卖了350万，分5份，每人69万，先给我30万，剩下的39万他说有一笔贷款到期了暂时借用几天，我就拿上30万走了。过了几天的一天晚上9点多，柴文军到我所里给我说晚上想去酒务头盗墓，因为我知道柴文军也参与我们盗墓了，我给他说：“不能去，上面有些紧，而且是我值班，不能去，不要给我惹麻烦。”柴文军说他刚才已经去地里了，但是看见地里有人，赶紧又下来了。然后我就带着巡警队的队员去地里抓人了，我记得当时地里有4个人，跑了3个人，我们抓住了1个，还扣了些盗墓工具，随后我就把这个人移交给文物大队了，我现在想不起来被抓的人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是郭家庄人。成海申是老板，赵伟民联系具体盗墓的人，柴文军是负责给干活的人带路，徐赵明就是负责联系文物大队的关系保证安全，我就是负责招呼派出所，也是保证盗墓期间的安全。我就是告诉成海申河底派出所巡逻的时间，还告诉他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第一次盗墓的时候，有人报警，成海申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情况，我给110指挥中心打电话核实以后，知道是矿石厂报的警，他们就撤了。后来我问成海申“没有和矿石厂协调好怎么就上去盗墓了”，成海申说他随后会协调好的。我想着成海申肯定协调了，至于他是如何协调的我不知道，反正后来矿石厂没有再报过警。我不知道文物由谁处理，我也不清楚卖给了谁，就是第一次分钱的时候成海申说货一共卖了350万，分5份，每人69万。 (2018年8月21日)2015年夏天的一天，我当时在家里吃饭，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我就自己去了他家，我和成海申闲聊了几句后，成海申给我说酒务头墓区出东西了(盗出文物了)，我给成海申说我也听说有人盗墓出了些东西，成海申又问我河底派出所在酒务头怎么巡逻，我说晚上是10点到12点，后半夜巡逻的时间不定，我问成海申问巡逻时间干什么，成海申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随便问问，过了一会我就走了。后来陆陆续续成海申找过我两、三次，给我说他想在酒务头盗墓，让我把河底派出所招呼好，不要挡就行，随后给我分一份钱。我给成海申说想在酒务头盗墓，不光派出所一家说了算，我这里不用操心，但是还得把文物大队和矿石厂的关系协调好，成海申说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他负责协调。之后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是在老法院平台上见面后把盗墓的事情商定好的，我去的时候成海申和赵伟民、徐赵明几个人已经说完了，成海申单独给我说关系协调好了，准备开始干活，让我把河底派出所招呼好，有什么事情就给他打电话，我现在记不清是当天还是过了几天，成海申问我河底派出所明天是谁值班，说明天想去酒务头盗墓，我就把河底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给他说了，我现在记不清当时给他说的是谁的班了，反正不是我的班，他又叮嘱我把派出所招呼好，因为之前我给成海申说过派出所在酒务头巡逻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12点，后半夜巡逻的时间不定，所以成海申也没有问我具体巡逻的时间。我就是告诉成海申河底派出所巡逻的时间，还告诉他派出所的值班情况，成海申说要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第一次盗墓的时候，有人报警，成海申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情况，我给110指挥中心打电话核实以后，知道是矿石厂报的警，他们就撤了。成海申负责协调盗墓期间所有的关系，他联系徐赵明和我参与盗墓，并让徐赵明处理文物大队和巡警队的关系，让我招呼派出所，保证盗墓期间的安全，还负责协调矿上的关系； 15、被告人赵伟民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25日)这件事情要从头讲起。2015年7、8月份的一天，我去成海申家找他，正巧碰到成海申和徐赵明在商量去酒务头盗墓的事情，他俩让我也参与，我同意了。他们问我跟前有干盗墓活的人吗，我答应想办法帮忙联系。我打电话联系了高虎申，我给他说我想在酒务头盗墓，有公安局的关系，安全有保障，让他参与并找几个干活的人，他同意了，过了一会高虎申回过来电话，他说有几个外地的干活人，我说让他等我消息。我把找人的情况给成海申和徐赵明说了一下，他俩同意用我找的人，并交代让我给自己和干活的人办一个盗墓时专用的手机和号码，我打电话告诉高虎申让他叫外地人来闻喜干活，并且让他用别人身份证办两个盗墓时专门的电话号码，我想我不去盗墓现场，得找一个可靠的人监督出货，我给刘宏发打电话，说我让高虎申找人在酒务头盗墓呢，让他监督出货，他同意了。过了两天，高虎申办了两个新手机卡并给了我一个，我把这两个新号码告诉了成海申，成海申把他和柴文军的新号码告诉了我，我们商量让高虎申和柴文军直接用新号码联系，我给了高虎申一、二百元，让他给刘宏发也买一个新手机办个新手机卡，后来高虎申给刘宏发也买了新手机办了新卡，并把这个号码告诉了我。成海申和徐赵明商量的大概意思是，成海申和徐赵明本来都想单独通过徐赵辉去酒务头盗墓，但是害怕参与的人多了出事，所以想着联合起来通过徐赵辉的关系去酒务头盗墓。盗墓的时候我只知道有徐赵明、徐赵辉、李晓东为我们提供保护，开庭审判时我才知道还有一个叫李少波的人为我们提供保护。成海申是组织者之一，柴文军是他找的人，柴文军负责带队去地里挖墓。实施盗墓的过程和出货的情况我之前是如实供述的，有一个细节我之前隐瞒了，我们在实施盗墓的过程中，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柴文军在成海申家碰过几次面，说了说盗墓的相关情况。这次盗墓一共持续了十几天，干活的人一共去了7、8回地里，过几天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柴文军就在成海申家碰头说一说盗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处理，主要就是商量在哪里找古墓，怎么避开监控摄像头，哪天能干活哪天不能干活等。出货以后的销货渠道和分赃情况我说谎了。出货以后，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在一起商量，由我和成海申负责找买家，可能我们出货的情况在社会上走漏了风声，景武山给我打电话问我跟前是不是有几件出土文物，他想买，我给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打电话，说景武山想要东西，他们都同意让景武山看货。我电话通知景武山到我家看货，把两次出土的文物都让景武山看了看，景武山看上一个青铜提梁壶、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尊，他问我三件要多少钱，我说要5、6百万吧，他说不值那么多钱，他报价350万元，让我考虑一下，后来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在成海申家商量价钱，当时柴文军也在场，我们四个人商量以350万元把货卖给景武山，卖了以后把钱分成5份，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每人1份各70万元，剩下的一份70万元由我分配给高虎申等干活的人，我电话通知景武山同意他的报价，他说过两天来取货。过了两天景武山打电话说来我家取货，我给成海申打电话让他赶快来我家，他说有事走不开，让我先交易，过了一会景武山带着两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他们把350万元给了我，把一个青铜提梁壶、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尊拿走了。过了十几分钟成海申来到我家，他拿走给他和徐赵明、徐赵辉分得210万元，给我留了140万元。我给高虎申分了10万元，给刘宏发分了9.5万元，给付军等人分了12万元，因为柴文军知道我们卖货的价格，他一直吵着嫌分的少，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商量每人出3万元给他，剩下的货卖了后把钱也给他，后来徐赵明说公安局的李晓东负责保护安全了，得给李晓东拿10万元好处费，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每人又出了2.5万元，总的算下来我一共得了103万元。后来我把剩下的东西都卖给齐发旺了，卖的东西和过程我之前都是如实供述的，价钱上撒谎了。齐发旺第一次给了我9万元，第二次给我8万元，一共给了我17万元，我把这些钱都给了成海申，让成海申转交给柴文军。 (2018年7月26日)成海申找的柴文军，徐赵明找的徐赵辉，李晓东和李少波也是公安局的，但是他俩是谁联系的我不知道，我找的高虎申和刘宏发，高虎申找的付军及洪洞人。成海申、徐赵明和徐赵辉是盗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我负责组织盗墓人员；徐赵明、徐赵辉、李晓东、李少波负责为盗墓提供保护；柴文军负责带路、带队盗墓和公安局的关系联系，到地里以后放哨；高虎申、付军及洪洞人负责具体挖墓；刘宏发负责给我监督出货。徐赵明在公安局桐城派出所上班，他和徐赵辉是亲兄弟，徐赵辉是河底派出所的，李晓东是文物大队的，审判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少波在公安局上班，酒务头墓区在河底镇辖区内，河底派出所、文物大队和巡逻队负责在酒务头墓区巡逻，如果是他们值班巡逻的话就通知盗墓人员去地里干活，等他们快到干活地点时，打电话通知干活的人回避一下，等他们巡逻过去后继续干，如果不是他们巡逻的话就通知干活的人不要去地里挖墓。徐赵辉、李晓东、李少波联系徐赵明，徐赵明通知成海申，成海申通知柴文军，柴文军再通知高虎申等干活的人。一般没人联系我，如果上去干活的话，高虎申会打电话告诉我一下，如果前一晚干活的话第二天我会打电话问高虎申地里的情况。2015年7、8月份的一天，我去成海申家找他，正巧碰到成海申和徐赵明在商量到酒务头盗墓的事情，因为我和成海申关系很要好，所以他们没有避讳我，他们商量完以后问我跟前是否有干活(挖墓)的人，我也想参与，就答应想办法联系。我打电话联系了高虎申，我给他说我想在酒务头盗墓，公安局的关系已经说好了，让他找几个干活的人，高虎申给我回话说他跟前有几个洪洞人，我让他等我消息。我把找人的情况给成海申和徐赵明说了一下，他俩同意用我找的人，成海申还吩咐我给参与盗墓的人员办理盗墓专用号码，然后等他的消息，之后我通知高虎申联系洪洞人到闻喜县干活，并且让他办理两个盗墓专用号码，过了几天高虎申见到我，给了我一个新手机卡，高虎申提出要管干活的人吃饭、加油、准备盗墓工具等，我给了他八百或一千元活动经费。我把高虎申的新号码给了成海申，成海申把柴文军的新号码给了我，我们商量让柴文军和高虎申直接联系。后来我想我不去地里，得找个可靠的人监督出货，我联系了刘宏发，让他帮我监督出货，他同意了，我让刘宏发和高虎申接上头，让他跟着高虎申去地里，后来高虎申说刘宏发没有新手机和新号码，我给了高虎申一百多元，让他给刘宏发办一个。成海申和徐赵明商量盗墓说的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成海申和徐赵明之前各自准备在酒务头盗墓，都找的是徐赵辉的关系，徐赵辉说他一个人招呼不过来两伙人，所以想推掉成海申，所以成海申给徐赵明做工作，希望和徐赵明一起在酒务头盗墓，徐赵明刚开始不同意，成海申说两伙人乱的都干不成，还是合成一伙人能弄成事，反正给徐赵明说了很多，徐赵明才同意一起盗墓。我没有告诉高虎申他们公安局的关系是谁，但是有一次盗墓的时候徐赵明去地里监督出货，高虎申看见他了，高虎申知道徐赵明是公安局的，但是不知道徐赵明的名字，他回来后给我说有一个公安局的人去地里监督出货了，我骂了他几句让他不要乱说话。盗墓的过程持续了十几天，高虎申他们上去了七、八次，每次都是柴文军通知高虎申可以去地里干活了，高虎申就带着人跟着柴文军去地里了，高虎申每次去之前都会给我说一下，他们前几次去都是探墓，有一次高虎申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地里找见了两个古墓，一个浅的有3米多深，一个深的有10米多深，那个深的墓要用雷管和炸药，我给了他六、七根雷管和一千元钱，让他自己想办法炒炸药，他们分两天挖的这两个墓，先挖的3米多深的那个墓，直接用大铲挖的，出土了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爵杯、两三把青铜匕首和一些青铜残片，因为之前我们商量过出货后先放到我家里，所以柴文军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了我家里。后来去地里开那个10米深的坑时，高虎申也告诉我了，这次是用炸药开的，出土了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爵杯、一件青铜提梁壶、一件青铜尊、一件变形的青铜器和一堆青铜残片，还是柴文军把东西送到了我家里。盗墓和出货的情况我之前是如实供述的。我听高虎申说，公安局巡逻的人员上去的时候，柴文军就会通知他们回避一下，有时候通知的不及时，他们撤的比较慌张。为此我还问过成海申，为什么通知的不及时，成海申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让干活的人自己注意点。盗墓期间，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有时会在成海申家碰面，说一说盗墓时的事情，商量让干活的人去哪块地里找古墓，怎么绕开监控摄像头，怎么避开巡逻的人员等。我们碰头商量盗墓的事情时，我就含含糊糊的听他们说李晓东也为盗墓提供了保护，但是我不确定，他们也没有给我细说，出货后，徐赵明给我打电话说李晓东为我们盗墓提供保护了，人家也要看出土的东西，我把两次出土的文物送到徐赵明门口，徐赵明把文物拿走让李晓东看去了，看完以后徐赵明又把文物拿了回来，我又把文物放到了家里。出货后，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在一起商量，文物由我和成海申负责卖。我把两次出的货放到一起卖的，景武山买走了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尊、一件青铜提梁壶，卖了350万元；齐发旺分两次买走了一件青铜觚、两件青铜爵杯、一件变形青铜器、两三件青铜匕首和一些青铜残片，卖了17万元，这些文物一共卖了367万元。我们商量的是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每人分70万元，剩下的70万元由我分给干活的人，高虎申分了10万元，刘宏发分了9.5万元，付军及几个洪洞人分了12万元，剩下的38.5万元我自己留下了，柴文军的钱由我们四人各出资3万元共12万元，第二次卖货的17万元也通过成海申给了柴文军，李晓东的钱由我们每人出资2.5万元共10万元。 (2018年8月3日)我对之前的供述还有一些补充。我们干完第二坑，分完钱后，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说他见过河底镇石英矿上的老板“张三吹”，“张三吹”给他说我们干的第二坑是个大墓，不应该只是那么点货，应该有很多货，咱们的技术不行找不到，“张三吹”还说他可以找几个人和我们合伙一起再上去到那个墓里找找有没有货。我当时同意了。中间又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安排徐赵明、柴文军和“张三吹”找的人一起到酒务头墓区实施盗墓，这次盗墓大概用了七、八天时间，他们总共去了三、五次才在酒务头墓区盗掘出了文物，盗墓期间，我和成海申开车在酒务头墓区附近的路边给他们放哨和等他们出货后我和成海申开车上去接货，上去干活的人给成海申打电话说出货了，我和成海申开车上去把货拉上就走了，成海申先把我送回家，然后拉上货就回家了。大概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去了后，徐赵明和徐赵辉都在成海申家，我们就开始分钱，成海申给我们分的钱，我们分完钱后就回家了。这次盗墓就是我们以前盗的第二坑的位置，但我没有去盗墓现场，具体位置我不是很清楚。这次盗墓是成海申组织的，“张三吹”是负责找人实施盗墓，柴文军和徐赵明负责到现场监督出货情况，我和成海申还负责放哨和等他们出货后，开车到现场拉货，我认为徐赵辉在河底派出所工作，负责我们盗墓期间的安全，但这次盗墓他在里面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之前我供述我卖给齐发旺文物的17万元给了柴文军了，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钱我没有给柴文军，这笔钱我给了成海申了，其中10万元是给李晓东的，7万元是给徐赵明的，7万元是徐赵明打点关系的钱； 16、被告人徐赵明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8月7日)之前供述部分属实，但是我之前隐瞒了一些事情，我现在愿意如实给公安局机关供述，希望能从轻处理我。当时参与盗墓的人员还有成海申和河底派出所的徐赵辉，我之前隐瞒了，没有向公安机关供述。2015年6、7月份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去了后看见赵伟民、“小文”也在。成海申给我说酒务头有墓，但是文物大队的李晓东带人巡逻干不成，他听赵伟民说我和李晓东的关系好，因为以前有一次我和李晓东在一起吃饭赵伟民看见了，所以赵伟民知道我和李晓东关系好，想让我找李晓东联系一下关系，合伙在酒务头盗墓，他说完我说不干，然后赵伟民说我憨，开发房地产欠了630万元，要是不找机会挣点钱，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赵伟民说了后我心动了，就说先考虑考虑，然后就走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和李晓东在闻喜县城一个洗车的地方碰见了，我给李晓东说：“听说酒务头有墓，有人想在上面挖两坑。”李晓东给我说麦子刚收割了，地里光秃秃的，也没有遮挡的东西，没办法干活，说等玉米长高的时候再说。之后我就把李晓东说的话给成海申和赵伟民说了一下。到了2015年9、10月份左右，成海申和赵伟民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成海申家里，我去了之后成海申和赵伟民说玉米都长高了，赶紧和李晓东联系一下。我给他们两个人说我还没有考虑好，成海申和赵伟民说没有什么考虑的，和晓东联系好后就能干活。我从成海申家里出来后，就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当时李晓东说他在县城洗车，我就过去找他了。我们见面后，我说玉米都长高了，能不能去酒务头盗墓。李晓东说他下午去酒务头先看一下再说。到了下午5、6点的时候，李晓东给我打电话说要是想去酒务头盗墓，今天晚上就可以去，给我们的时间是晚上12点到次日早上6点。我就把李晓东说的话给赵伟民打电话说了一下，我当时还问赵伟民用不用给成海申打电话，赵伟民说他和成海申在一起，到了凌晨1点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家睡觉，成海申说让我出来，有事情要说。我下楼后上了他的车，当时赵伟民也在车上，成海申说酒务头的墓干不成，矿石厂有人举报，说要去酒务头接“小文”，我还问他接“小文”叫我干什么，成海申说我也没有事，就当陪他和赵伟民聊天了。然后我就跟着成海申、赵伟民去了酒务头，我记得当时是在一条小路上接的“小文”，具体位置我想不起来，我对酒务头那边也不熟悉，“小文”上车后，把一个蛇皮袋放在了车后座的脚踏垫上，“小文”说后面有人追他，让开车赶紧走，成海申就开车往闻喜回，我当时在副驾驶座位上，途中返回头看了一下后座脚踏垫上的蛇皮袋，里面肯定装着东西，但是不多，我也没有看见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小文”在路上也没有说。车到了闻喜建材市场路口我就下车回家了。成海申和赵伟民、“小文”就相跟着走了。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法院门口和他见面，我去了后赵伟民给我说酒务头盗墓干不成，矿上的人一直举报，得和矿上合伙干才能行，赵伟民说的时候成海申也到了，我说我也不认识矿上的人，给我说也没有用，成海申说他也不认识矿上的老板，但是他说已经打听到河底派出所的刘建军和矿上的老板关系好，成海申说他找刘建军给矿上的人说，成海申说等他把矿上的关系处理好后，让我再和李晓东联系一下，他说昨天晚上出的货都是碎片片，卖不下钱，要是第二坑能继续干成，到时候给李晓东多分点，我们说完后就各自走了。到了晚上8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我家楼下让我出来。我下楼和赵伟民见面后赵伟民给了我9万元，他说昨天晚上的货还没有卖，让我先把9万元给李晓东，要是第二坑能干成再多给李晓东一些。赵伟民和成海申当时是担心不给李晓东一些钱，李晓东不和我们合作，后面就没有办法干了。我把钱拿上后就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我们两个在我家附近的东升家具城门口见面后，我把9万元给了李晓东，我也把赵伟民的话给李晓东说了一遍，当时我看着李晓东不是很高兴，我想着李晓东是觉得9万元有些少，但是李晓东也没有说什么，拿上钱就走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成海申给我说他已经把矿上的关系处理好了，可以开始干活，让我和李晓东联系一下，看什么时间能上去，还给了我两部黑色的直板小手机，手机号也是办好的。成海申说给李晓东一个，我拿一个，方便联系。之后我就又开始和李晓东联系，李晓东说我们弄不出事，不干了。李晓东也没有要直板小手机，后来我就给成海申了。我给成海申说李晓东不愿意干，成海申一直给我说让我再给李晓东说说好话，我就又找了李晓东一、两次，李晓东说让我和巡逻队的李少波联系，我就又给李少波打电话，李少波说他不干盗墓的事情，我给李少波说是李晓东让我找他的，李少波说他不干，我没有办法就又和李晓东联系，我见李晓东给李晓东说好话，我说第一坑出的货确实都是碎片片，还没有卖出去，要是第二坑干成了，肯定多分他一些钱，我还说要是不相信，让他派个人去地里监督出货。李晓东说他不派人，随便我们怎么弄去，要是还弄不成事，就不要去了。李晓东让我们第二天晚上去地里，说时间还是晚上12点到次日早上6点。我和成海申、赵伟民见面后把李晓东给的时间给他们两个说了一下。剩下具体实施盗墓的事情都是他们两个人安排了，我也没有参与。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开车去酒务头接“小文”，我说不认识路，赵伟民说让我和“小文”联系，“小文”在电话中会告诉我怎么走，然后我就开车去了酒务头，一路上我给“小文”打电话，“小文”给我指路，最后“小文”在酒务头村口的小庙边接的我，我把车停在路边就跟着“小文”去了盗墓现场，我到现场的时候干活的人还没有把货清出来，过了二十多分钟，我看见盗洞口的人把一个蛇皮袋从洞里吊上来了，我就走到洞口跟前把蛇皮袋的袋口打开看了一下，我见里面装了一个和茶壶形状差不多的青铜器、另一个是和花瓶形状差不多的青铜器，还有一个是个古代喝酒的青铜酒器，我对这些文物也不懂，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看了看后就叫“小文”和我走，但是“小文”说他要等坑弄完再走，我也没有再等他就自己返回到车跟前开车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出了三件货，李晓东说他要看货，在东升家具城附近和我见面，我就给赵伟民打了个电话后，到了凌晨4点多，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到东升家具城路边了，我就到赵伟民车上把装着三件文物的一个纸箱搬下来，赵伟民开车就走了。我把纸箱放到李晓东车上后，李晓东就开车拉上文物走了。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李晓东又把货送回来了，我又给赵伟民打电话，赵伟民又把文物取走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到的时候赵伟民也在，成海申指着一个装着现金的白色纸盒说是给我的钱，一共是42万元，成海申说42万元里面有李晓东10万，让我交给李晓东，剩下的32万元是我的，我拿上钱就从成海申家里出来了，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弟弟徐赵辉就来了，我问他干什么来了，徐赵辉说成海申找他说事情，我想成海申叫我来他家是分钱了，徐赵辉这个时候来可能也是来分钱，我猜到可能我弟弟徐赵辉也参与盗墓了，当时我不敢肯定也就没有再过问，我从成海申家里出来后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见面后我就把10万元给李晓东了，李晓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开车走了，我看着李晓东是生气了，觉得分给他的钱少了。过了两、三天，我见到成海申后，问他货一共卖了多少钱，成海申说一共卖了350万元，分了5份，每份70万，我和他、赵伟民、还有具体干活的人以及另一个人各拿70万，但是“小文”分的钱少，就从5份钱里面各抽出1万给“小文”，实际上我能分69万元，我问他另一个人是谁，成海申笑着说这个人我就很清楚是谁，然后我想到我前几天从他家里拿钱出来时碰见我弟弟，我就肯定成海申说的另一个人就是徐赵辉。我当时问成海申我分69万，为什么才给我32万，成海申说他倒贷款先用我37万元，而且成海申说赵伟民太抠不借给他，他着急用钱，用我一个人的钱不够，还把另一个人的69万元用了一部分，我当时已经肯定成海申说的另一个人就是徐赵辉，所以徐赵辉的69万元应该也没有全部拿到手。到现在为止，剩下的钱成海申也没有全部给我，只是在2016年春节前后给了我1万元，还欠我36万元，至于还欠徐赵辉多少钱我不清楚。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我楼下要见面，我从单位回来，成海申开车拉着赵伟民、“小文”在我家楼下等我，我上了他的车，成海申对我说第二坑出的货有些少，赵伟民找的人水平不行，货可能没有清完，他已经给河底派出所刘建军说好了，矿石厂也说好了，矿石厂有盗墓的行家，准备让矿石厂的人把第二个墓再清一下，成海申说我弟弟徐赵辉和刘建军有矛盾，不让干，让我给徐赵辉做工作，我说我不去，成海申也不听我的就开车直接到了河底派出所门口，成海申给徐赵辉打了个电话，徐赵辉就出来了，徐赵辉上车后，成海申和赵伟民给徐赵辉做工作，但是徐赵辉一直不同意干，最后就下车走了。至于后来成海申有没有再和徐赵辉沟通我就不知道了。成海申是我们的组织者，主要就是负责处理盗墓期间的关系，徐赵辉和李晓东都是负责安全，因为酒务头当时除了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李晓东他们巡逻外，河底派出所也巡逻，徐赵辉和李晓东都是保证盗墓期间干活的人的安全。河底派出所的关系以及酒务头矿石厂的关系都是成海申处理的，成海申还安排我处理李晓东这层关系。成海申说他不认识矿石厂的老板，但是打听到河底派出所的刘建军和矿石厂的老板关系好，要找刘建军和矿石厂联系，至于成海申是不是找刘建军把矿石厂的关系处理好的，我就不清楚了。河底派出所的关系都是成海申联系的，我是在两次分钱的时候都在成海申家里看见徐赵辉了，才知道他也参与了。 (2018年8月17日)成海申主要就是协调关系，赵伟民主要负责联系盗墓的人，我负责联系文物大队的李晓东保证盗墓期间的安全，李晓东负责给我们盗墓安排时间，李少波是李晓东联系的人，我不清楚他主要负责干什么，徐赵辉也是保证安全，保证盗墓期间盗墓人员不被河底派出所巡逻的时候抓住，柴文军负责带人去地里盗墓。徐赵辉具体参与盗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印象中记得在干第二个墓之前，有一次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辉、柴文军在老法院的平台上说盗墓的事情，成海申说让我联系李晓东，我就走了，当时徐赵辉也在场，所以徐赵辉应该在盗第二个墓之前就参与了。盗出的文物成海申和赵伟民负责处理，具体买家是谁联系的，卖给了谁我不清楚，成海申和赵伟民没有给我说。我一共分了两次钱，第一次分钱就是在盗完第二个墓之后，成海申在他家里单独给我分了32万元，还给了我10万元让我给李晓东。当时成海申说货卖了350万，分成5份，每份70万，我和他、赵伟民、徐赵辉每人占一份，干活的人占一份。成海申说柴文军带人去地里干活辛苦的，我和他、赵伟民、徐赵辉每人拿出1万给柴文军，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分69万元，但是成海申说他倒贷款急需用钱，就用了我37万，后来还了我1万，还有36万元到现在为止没有还我。 (2018年12月26日)之前我因为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8年，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供述还与成海申、徐赵明、柴文军等人参与盗掘古墓葬了。我供述了一起溜洞的犯罪事实，就是我们把之前盗的第二个墓又重新溜了一下，因为我不去盗墓现场，具体盗墓的人员盗了几个墓我不清楚。盗墓是成海申组织的。参与的有成海申、柴文军、徐赵明、徐赵辉，其余到地里实施盗墓的人员我不知道是谁。去地里实施盗墓的人员是成海申联系的。 17、被告人柴文军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10日)赵伟民还安排我和别人一起盗过两次墓，我想给你们主动说一下。一共四次，前两次我已经说过了，第三次是溜洞，第四次盗了一个小墓。后两次盗墓的事情我之前没有说。赵伟民之前安排我盗过两个墓，第一个盗的是个小墓，第二次盗的是个大墓，但是大墓里只盗出了5、6件青铜文物，赵伟民觉得这个大墓里的货没有清完，2015年10月份的一天(我们第二次盗墓之后过了几天)，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又安排了几个人准备再把那个大墓清一下，他说干活的人开了一辆白色越野车已经到酒务头村路口了，让我接一下干活的人，把他们带到那个大墓跟前，我就开上我的黑色大众牌桑塔纳轿车(没有悬挂车牌)去了酒务头村路口，我看见一辆白色大众越野车(没有悬挂车牌)在路边停着，我摆了一下手，就开车在前面带路，越野车跟着后面，到了酒务头村和葛寨村交叉路口后，我把车停到路边，上了越野车，我看见除了司机外，车上还有4个人，我都不认识，然后我指路，最后让司机把车停在酒务头村口的一个小土路边(附近有个小庙)。我们下车后，那4个人从车上搬了两、三个蛇皮袋，里面都装着盗墓工具，我带着4个人顺着小土路往墓的位置走，司机把车开走了。带到墓跟前后，我去旁边放哨了，他们干了有两个多小时，有一个干活的人走到我跟前说墓里没有清出货，然后说时间还早，在地里再探探，看能不能找下墓，我同意了，就还在原地放哨，他们在地里探了一个多小时，说没有找下墓，我们往回返，在返回的路上，其中一个人给司机打电话接我们，司机把我送到我车跟前就走了。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还是和探墓那天的过程一样，我带上那4个干活的人到了地里后，他们去地里开坑了，我在旁边放哨，他们用大铲把坑开好后，我看见有人下坑清货了，我就时不时去坑跟前看清货的情况，大概清了一个小时左右，在坑下面清货的人上来了，我走到坑跟前后看见在坑口旁边放了一件青铜爵杯、二件青铜戈、一把青铜匕首，其中一个人把清出来的文物往蛇皮袋里装，其他人用铁锨回填盗洞，回填好后，我们带上清出的文物和工具往回返，还是和之前一样，其中一个人给司机打电话接我们，司机把我送到我车跟前，其中一个人把装有文物的蛇皮袋给了我，让我把文物交给赵伟民，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拿上文物去了赵伟民家里，把文物给了赵伟民。过了一段时间，赵伟民打电话要见我一下，让我到他村口见他，他说：“这段时间上面有点紧，先停住。”还说我们盗的三个墓清出的货已经都卖了，然后给了我28万元现金，我拿上钱就回家了。赵伟民是我们的老板，他不去地里，徐赵明负责我们盗墓期间的安全，我负责带路、放哨，还替赵伟民监督出货的情况，干活的4个人就是负责实施盗墓，司机负责接送人员。赵伟民说我们盗的三个墓清出的文物一共卖了140万，赵伟民单独给了我28万，其他人分多少钱我不知道。 (2018年7月27日)之前供述基本过程都属实，但是我之前隐瞒了一些事情，我现在愿意如实给公安机关供述，希望能从轻处理我。2015年7、8月份，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在一起，赵伟民单独给我说他要带人在酒务头盗墓，因为我村和酒务头村是邻村，熟悉地形，赵伟民说到时候让我带人去地里，招呼放个哨。我当时听赵伟民说是去盗墓就害怕了，说不敢去。因为成海申和赵伟民的关系也比较好，而且成海申是我妻子的姨夫，我就把赵伟民给我说的盗墓的事情给成海申说了一下，成海申劝我不要干，说我惹不了赵伟民，要是盗墓出货，赵伟民能不能给我分钱都还是个问题，然后我就拒绝赵伟民了，就开大车在榆林拉了两趟煤，当时天气热，我就不想跑车了，在家里歇着。有一天去成海申家里玩，正好赵伟民也在，赵伟民跟我说成海申也参与在酒务头盗墓，让我准备带人去地里，盗墓的时候让我在地里操心放放哨，监督出货的情况，赵伟民跟我说成海申也参与，我想着有成海申在，我和成海申是亲戚，赵伟民起码不会骗我，然后赵伟民组织高虎申、付军以及一伙洪洞人在酒务头盗了两个墓，盗墓经过就是我之前供述的，都是事实。盗墓期间，赵伟民和成海申不去地里，他们两个人是老板，负责投资、处理关系；我负责带路、放哨、监督出货情况，出货后也是由我交给成海申；高虎申、付军和洪洞人负责在地里具体实施盗墓；徐赵明负责我们的安全。我们盗的两个墓分别出了3、4件青铜器，总共是8件左右，第一次盗墓出货的那天晚上，成海申开着他的没有挂牌照的奥迪和赵伟民、徐赵明在酒务头村石英矿门口等着，我把出的货直接给了成海申；第二次盗墓出货的晚上，徐赵明就在地里，出的货直接给了徐赵明。过了几天，在成海申家里，成海申说货卖了，他也没有给我说出的货一共卖了多少钱，只是说他和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四个人分文物款的一半，我和具体实施盗墓的人分一半，我才知道河底派出所的徐赵辉也参与盗墓了，然后成海申给我分了10万元我就走了。这两次盗墓之后过了几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去后成海申说盗墓的人晚上到酒务头村村口，让我到村口接他们去地里，然后就又盗了两个墓，一次是溜了一下之前盗的那个墓，没有出货。 (2018年8月16日)我没有多参与前期商量的过程，就是我之前供述的，当时赵伟民在成海申家里给我说成海申也参与盗墓，让我到时候带人去地里，招呼放哨，我就同意了，后来他们也没有再叫我商量过其他事情。我们盗的前两个墓的位置我已经辨认过了，之后采取溜洞方式盗的那个墓就是我们之前盗的第二个墓。我不清楚徐赵明是如何保证我们安全的，徐赵明不和我联系，他都是和成海申、赵伟民沟通了，但是我们盗第二个墓的时候，徐赵明和我都在地里，出货后我们一起把货拿到河底路口给的成海申和赵伟民。我们在盗最后一个墓之前探墓的时候，我当时在地里放哨发现有几个人拿着手电过来了，就让干活的人躲起来了，然后我给成海申打电话告诉他地里有人，成海申说让我们等一下，他打电话核实一下，过了一会，成海申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记不清了)，让我给那个号码打电话，我打通后对方说让我在地里等会。过了一会对方给我打电话说人已经走了，不要紧了，他让我们干完活走早一点。当时我不知道对方是谁，我是最后在成海申家里分钱的时候看见徐赵辉也在成海申家里，因为徐赵辉的牙齿有些坏了，说话有些漏气，一听就能听出来，他的语气、声音和探墓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的语气、声音一样，我就知道那天晚上是徐赵辉和我打的电话。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情，当时我们盗第一个墓的时候，已经把盗洞快回填好的时候，有三、四个人拿着手电往我们盗墓的地方走，我当时发现的有些迟了，赶紧让干活的人跑，我一个人拿上盗出的文物和干活的人跑散了，后来我给成海申打电话让他到酒务头接我。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成海申开车和赵伟民、徐赵明在酒务头村口的路边接的我。 (2018年12月26日)之前我被判刑的时候是对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进行了判决。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主动供述还参与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一起是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等人又对之前盗的第二个坑重新溜了一下，没有盗出文物，成海申和赵伟民是老板，是他们两个人组织的。溜洞那次没有出货，没有出货那次就没有分钱。 (二)2015年8、9月份(第一项盗墓事实之后)，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伙同成海申、徐赵辉、张锁利及张锁利组织的盗墓人员对上次“溜洞”时探测到的一处古墓葬实施盗掘。被告人柴文军为实施盗掘古墓葬人员带路；被告人赵伟民与成海申驾驶一辆未悬挂牌照的奥迪轿车在闻喜县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为盗墓人员放哨；具体实施盗墓人员(身份待核实)使用大铲等工具对该处墓葬进行盗挖，并盗掘出土一件青铜提梁卣。被告人柴文军将盗出的文物带至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交给被告人赵伟民和成海申。后张锁利以20万元的价格将此次盗掘出土的提梁卣从赵伟民手中买走。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与成海申、徐赵辉每人分得赃款4万元左右。2019年2月28日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2017年11月21日该区域被确定为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1)现场勘验笔录、方位图、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墓区，酒务头村墓区位于酒务头村西侧，墓区北侧与闻喜县河底镇文家坡村相隔一沟，西侧沟内为石英石矿区，东侧为一鸡场(闻喜县大地玉丰养殖合作社)，南侧附近为酒务头村戏台。墓区内为考古发掘工地，自东向西依次为1-5号墓，5号墓向东北侧可见有4个彩钢瓦覆盖的考古坑，据犯罪嫌疑人柴文军指认，其于2015年10月份左右伙同成海申、赵伟民等人在酒务头村盗掘古墓葬的地点位于5号墓向东北侧自南向北四个考古坑内。现场已变动，其他未见异常；(2)现场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知道；经被告人柴文军当庭辨认，无异议； 2、(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根据柴文军的指引，组织柴文军对盗掘古墓葬的具体位置及交接货地点进行辨认，指出位于墓区内已开发的五号大墓东北侧，距北侧沟边约20米处的已开发墓葬就是其伙同赵伟民、徐赵明等人盗掘古墓葬的地点，位于墓区已开发的五号大墓东北侧距北侧沟边约20米处是盗掘出土青铜提梁卣的古墓位置、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附近是其将提梁卣交接给成海申、赵伟民的地点；(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柴文军当庭辨认，认可是其指认盗出青铜提梁卣盗墓地点的情况；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当庭辨认，被告人赵伟民称未到现场不知道地点；被告人徐赵明称未参与该次盗墓； 3、（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成海申对盗墓放哨地点、接货地点、接柴文军地点、分赃地点进行辨认，指认闻垣路河底段一土路口附近是其放哨、闻垣路河底段与茨凹村交叉路口附近是其接货地点、河底镇酒务头村村口土桥附近是其接柴文军及出土文物、分赃的地点进行辨认的情况；（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柴文军当庭辨认，无异议；（3）被告人徐赵明当庭辨认，对分赃地点无异议，称未到盗墓现场，不知道； 4、讯问成海申的笔录，主要内容：(2018年7月30日)因为只能在徐赵明的安排下才能到酒务头墓区，徐赵明让休息两天，过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徐赵明说能到酒务头墓区挖墓了，当天晚上柴文军又和挖墓专家到酒务头墓区盗墓。第二天上午，柴文军对我说：“我们去清上次挖的墓，在上次挖的墓附近发现了一个小墓，我们把这个小墓挖了，挖出了一个小青铜卣，这个青铜卣给了赵伟民了。”当天中午我在赵伟民家见到赵伟民，赵伟民拿出青铜卣让我看，这件青铜卣，壁很薄。之后，赵伟民想这件青铜卣卖40、50万，但价格太高就一直没有卖出去。因为之前和“张三吹”谈过，如果挖出文物，我和他每人分一半文物，现在文物卖不出去，我找见“张三吹”，我说：“我想把这件文物卖40、50万，一直卖不出去，要不你找人把这件青铜卣卖了。”“张三吹”对我说：“我给你20万元，把这个青铜卣归我。”我和赵伟民在“张三吹”经营的钾石厂矿的办公室把青铜卣给了“张三吹”。“张三吹”给了我20万元。我和赵伟民拿上20万元，回到我家，在我家客厅，我给徐赵辉、徐赵明、柴文军打电话，让他们到我家里。他们到了我家后，我对他们说：“青铜卣卖了20万元，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每人分5万元，但是柴文军上次分的少，这次咱们每人给柴文军两万元，我当时把20万元放到我家客厅茶几上，我说应该分的5万元，我把5万元全给了柴文军，我给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每个三万元，总共给柴文军11万元。 (2018年8月6日)最后盗的一个墓也出文物了，最后盗墓盗出的那个提梁卣给了“张三吹”，“张三吹”给了我20万元； 5、讯问徐赵辉的笔录，主要内容：(2018年8月9日)第二次分了6万元，我记得我们每人又给柴文军摊出了2万元，拿到手的现金只有4万元； 6、人民警察证复印件，主要证实办案人员资质； 7、被告人赵伟民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12月26日)我记得盗出了一个提梁卣，成海申给我说是溜洞清出来的，最后成海申把提梁卣处理后，给我分了5万元，具体提梁卣是不是溜洞清出来的我不清楚，我没有去盗墓现场； 8、被告人徐赵明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8月17日）第二次分钱也是在成海申家里，当时成海申、赵伟民、柴文军、徐赵辉都去成海申家里了，成海申也没有说货卖了多少钱，只是说我和他、赵伟民、徐赵辉每人本来分5万，但是让我们每人再拿出2万给柴文军，当时分我的钱就在塑料袋里提前装好了，我们也没有当场分，我看了一下给我的塑料袋里装的是3万元，我拿上钱就走了。至于这两次其他人实际分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2018年12月26日)之前我是因为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决的，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供述还与成海申、柴文军等人参与盗掘古墓葬了，分了3万元。我没有去盗墓现场，具体盗了几个墓我不清楚，最后成海申在他家里给我分3万元钱的时候说是溜洞分的钱，我也没有再问； 9、被告人柴文军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12月26日)之后又重新盗了一个墓，盗出了一个青铜提梁卣。最后盗的那个墓，盗出了一个提梁卣。最后盗出提梁卣那次，我在成海申家里分了5万元，其他人分了多少钱我不清楚。 同时查明，被告人赵伟民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徐赵明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柴文军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刑终308号刑事裁定书，主要证实被告人赵伟民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徐赵明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柴文军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各被告人不服，上诉至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8刑终30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被告人赵伟民提出的“我认罪”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辩护人提出的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对被告人赵伟民而言，应认为是其对之前盗墓行为的连续，而不应单独作为一次犯罪事实来认定。”的辩护意见，该次“溜洞”与之前已判决的盗墓行为是对同一个墓葬进行盗掘，是对之前盗墓行为的连续，不应单独认定为一次独立的盗墓行为，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辩护人提出的“对第二起指控赵伟民开车放哨和盗得提梁卣以及个人分赃数额等事实无异议”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人赵伟民提出的“对指控的第二起事实没有组织、预谋，只是参与，是从犯”的辩护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赵伟民由于始终未到盗墓现场，其主观上仍认为是对之前所盗墓葬继续实施‘溜洞’的其中的一次，其并不明知是对另一处古墓葬的盗掘，辩护人认为，尽管在盗墓的动机和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盗墓的对象和目标并不相同，超出了被告人‘溜洞’的主观故意范围，同时也说明赵伟民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被告人赵伟民在该起事实中并未参与对墓葬的探测，也未组织具体的盗墓人员，亦未实施具体的盗掘行为，更未出售文物以及主持分赃，其本人实施的仅是与成海申驾驶车辆在路口放哨和接货，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这一行为表现和其所不具备的那些具体实施行为，说明其在本起事实过程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情节相对较轻。关于文物出卖的情节，张锁利并不是将提梁卣从被告人赵伟民手中买走。”的辩护意见，各被告人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系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作用相当，只是分工不同，不区分主从犯，应对各成员所实施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徐赵明提出的“两次我都没有参与。”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赵明参与本案两起盗墓的事实，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1、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徐赵明参与成海申组织的对之前盗洞的溜洞行为和之后盗墓行为，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徐赵明到了盗墓现场。2、成海申给徐赵明的三万元应认定为之前的欠款，而不是本次盗墓的赃款。3、溜洞盗墓的赃款20万元，根据成海申的供述是平均分配，每人五万元，却没有李晓东的份额，而徐赵明是通过李晓东才能进行安全保护，由此从侧面印证被告人徐赵明没有参与这两次盗墓，而李晓东的供述也没有涉及这两次盗墓活动。综上，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赵明参与了溜洞盗墓和之后的一起盗墓行为，各被告人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经查，有被告人赵伟民、柴文军及同案犯成海申的供述，均证实被告人徐赵明对此次盗墓提供了保护并参与分赃，故对该起事实未参与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程序不合法。辩护人认为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并不具备涉案文物的鉴定资格，辩护人认为本案涉案的古墓葬鉴定程序不合法。”的辩护意见，该认定报告是公安机关根据各被告人对盗墓现场的指认，依法委托相关专业单位对盗墓现场的具体坐标进行确认，该鉴定单位是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的单位且鉴定人员具有一定的资质，对所作出的认定报告可以作为参考的证据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故对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的罪名成立。三被告人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相互配合，系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依法数罪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赵伟民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与前盗掘古墓葬罪所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500000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2月25日止。)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2被告人徐赵明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与前盗掘古墓葬罪所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450000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3月1日止。)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3被告人柴文军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与前盗掘古墓葬罪所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罚金人民币400000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7年5月15日止。)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4对被告人赵伟民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被告人徐赵明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被告人柴文军违法所得人民币23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周雅莉 审 判 员  袁宗平 人民陪审员  徐春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赵子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