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00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婷，女，197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羊璇，北京锦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和福，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晓明，男，197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俊鹏，济南天桥厚德方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梦雨，济南天桥厚德方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蒋婷因与被上诉人秦晓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秦晓明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秦晓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为杨汉军，蒋婷提供银行账户为秦晓明、实际借款人杨汉军中转借款使用的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一审法院认定为借贷关系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4月28日，秦晓明向蒋婷转账200万元，同日，蒋婷即将该笔款项转汇至杨汉军银行账户，蒋婷将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与秦晓明和杨汉军之间中转借款的行为，仅是进行朋友之间的日常帮忙。首先，蒋婷与秦晓明之前从无经济往来，且蒋婷未向秦晓明出具任何借款凭证情况下，秦晓明即一次性向蒋婷转汇巨额借款，此行为与一般民间借贷关系的形成过程明显不符。其次，秦晓明主张与蒋婷之间口头约定借期半年，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但在借款期届满至诉至法院前，在蒋婷未向秦晓明返还借款本金或支付任何利息的情况下，秦晓明亦从未向蒋婷催要过借款本金或利息。秦晓明此种怠于催要债权的行为，明显与一般民间借贷的债权人行为习惯不符。综上，结合案涉款项的金额、转账方式、利息约定、款项往来等具体情形，蒋婷与秦晓明之间仅为无需法律评价的朋友间生活上的帮忙行为，并非借贷关系，也非委托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蒋婷提供的有关证据表明，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除案涉200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另一笔200万元借款关系。结合杨汉军出具的《情况说明》亦可知，案涉款项已在2017年由实际借款人杨汉军返还秦晓明。蒋婷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秦晓明与杨汉军的银行流水明细，以及申请一审法院向杨汉军本人核实案件情况，一审法院均未予准许。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尚未完全查清情况下，即认定蒋婷与秦晓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4月28日，蒋婷将案涉款项转汇至杨汉军后，次月，秦晓明即收到杨汉军公司财务人员邓海兰向其支付的月利息人民币4万元，此后，每月28日左右均有利息人民币4万元汇至秦晓明的银行卡，该行为稳定持续一年六个月。2017年，杨汉军将案涉款项2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返还秦晓明。同年，秦晓明未经杨汉军同意，又单方擅自向杨汉军转款200万元，针对该第二笔200万元借款，秦晓明收到杨汉军公司财务人员邓海兰支付的月利息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2018年2月杨汉军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逮捕。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系存在稳定借贷关系，案涉200万元借款仅是通过蒋婷银行账户，蒋婷与该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无任何关联，且案涉200万元已由杨汉军返还与秦晓明。另外，秦晓明曾向公安机关申报登记债权，申报记录中明确记载，秦晓明申报登记的债权为200万元（第二笔借款）。由此可知，秦晓明实际是在知晓第二笔出借款200万元取回无望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从蒋婷处弥补损失。秦晓明此种提起虚假诉讼，妄加债务于蒋婷的行为，应于严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秦晓明、杨汉军、杨汉军公司的财务人员邓海兰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以查清案件事实。三、秦晓明直接否定其与邓海兰之间的款项往来为利息支付，而是其他业务往来，系直接否定蒋婷的抗辩事由，秦晓明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一审法院以涉及案外人无法查明而否定其关联性，致案件关键事实处于待查清状态，案件认定事实不清。经一审法院查证，邓海兰曾于2016年5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于每个月28号前后向秦晓明账户转账4万元，共12次计48万元，于2017年5月27日至2017年11月29日期间于每月28号前后转账2.5万元，共7次计17.5万元。从秦晓明与邓海兰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看出，案涉借款利息在每月28日左右支付，第一年每月4万元，第二年每月2.5万元，均是单向支付。依据常识判断，该款项应为支付利息，而非秦晓明表述的其他业务往来，此种情况下，秦晓明应当承担进一步举证说明的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蒋婷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和证据线索，举证责任应当转移至秦晓明，秦晓明应当就其主张的其与邓海兰之间的转账系其他业务往来承担举证责任。综上，秦晓明与邓海兰之间的款项往来明显具有借贷利息支付的外观，现蒋婷已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依据法律规定，秦晓明应当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仅以案外人无法证明关联性为由不予查证，显属不妥。四、一审法院在向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调取秦晓明的报案材料和债权申报材料的过程中，未形成任何调查笔录等文字材料，致该部分事实无法查证，属于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对本部分案件事实重新查证。五、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法院查明部分”对秦晓明报案和债权申报进行认定，且庭审笔录也显示此证据已经质证，但本案卷宗却无任何相关材料，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六、2019年2月15日一审开庭时，秦晓明自述与杨汉军存在业务往来，但杨汉军书面否定与秦晓明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秦晓明银行流水显示与杨汉军无任何经济往来，秦晓明从未就其与杨汉军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提供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定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七、一审法院在秦晓明未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秦晓明单方陈述径行认定邓海兰与秦晓明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与本案所涉200万元债权债务无关。事实上，根据邓海兰出具经公证的《情况说明》，明确邓海兰与秦晓明不存在业务往来，仅依据杨汉军指令向秦晓明支付借款利息，并提供18份杨汉军签字的向秦晓明转账的资产费用申请单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可以充分证明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与秦晓明到公安机关报案登记债权的行为是一致的。八、根据杨汉军的证言，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存在两次民间借贷关系，而秦晓明在二次庭审中回避此问题，且其表述均与所涉当事人的陈述矛盾，该事项未经核查，一审判决存在错判的可能。九、秦晓明立案时曾提交过一份耿胜龙出具的《证明》，庭审时秦晓明主动撤回了该证据，蒋婷不认可该《证明》所陈述内容，该《证明》存在重大疑点，系秦晓明虚构民间借贷关系的重要体现，请求二审法院对秦晓明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审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护蒋婷的合法权益。秦晓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蒋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蒋婷与邓海兰、杨汉军存在恶意串通虚假陈述，秦晓明并未向案外人杨汉军打过任何款项，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二、蒋婷“中转借款”之说不成立。在蒋婷提交的邓海兰银行交易明细中，有邓海兰向蒋婷近百次的支付款交易记录，蒋婷收到邓海兰付款金额高达2900万元，邓海兰收到杨汉军上百次的转款，金额高达5087万元，由此可证明蒋婷与邓海兰、杨汉军三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三、蒋婷加息转贷，获取高利，邓海兰代其支付利息。蒋婷向秦晓明提出借款，口头约定月息2分，按月付息，于2017年4月将借款利息降至月息1.25%，支付至同年11月份，后停止支付利息至今。蒋婷于2016年4月28日收到秦晓明的200万元出借款，随后蒋婷将借款转借给了杨汉军赚取利息，并让杨汉军向秦晓明支付利息，加息部分蒋婷与杨汉军另外结算。秦晓明与邓海兰之间除支付利息外，没有其他资金往来，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也没有资金往来，蒋婷系虚假陈述。秦晓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婷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判令蒋婷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蒋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8日，秦晓明向蒋婷银行转账200万元。就该转账，秦晓明主张系蒋婷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其进行的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期半年，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但未签订书面合同。蒋婷对该款项的性质不予认可，主张该款系秦晓明向案外人杨汉军出借的款项，仅是通过借用蒋婷的账户进行转账，但对于秦晓明为何需要通过其账户转账并不清楚，只是觉得双方系山东老乡及同事，故同意帮忙。就该主张，蒋婷举证了2016年4月28日其向杨汉军转账20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据此证明其在收到秦晓明款项后于同日即转交给了杨汉军。经质证，秦晓明对蒋婷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其与蒋婷、杨汉军同是深圳九滕基金会的同事及朋友，如需向杨汉军出借款项，无需通过蒋婷账户进行。针对该证据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4月28日蒋婷除向杨汉军转账上述200万元外，还另有两笔向杨汉军的转账各70万元，对此蒋婷表示此系杨汉军向蒋婷的借款。经查明，杨汉军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2月被逮捕，本案审理期间杨汉军处于被羁押状态。蒋婷主张据其了解秦晓明就案涉200万元借款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故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上述报案材料。经一审法院至侦办杨汉军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安机关取证，公安机关处并无秦晓明就杨汉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报案材料，仅有公安机关曾就杨汉军涉及的民间借贷情况摸底的登记材料，在该登记材料中，有包括秦晓明、蒋婷在内的大量人员的债权登记信息，但均为整理后打印形成，无登记时的原始材料。蒋婷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秦晓明、杨汉军、邓海兰（蒋婷主张邓海兰系杨汉军的财务人员）名下银行账户（附部分银行账户信息）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后一审法院依据蒋婷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调取了上述证据。经梳理，上述银行流水中无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的资金往来，邓海兰曾于2016年5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于每个月28号前后向秦晓明账户转账4万元，共12次计48万元，于2017年5月27日至2017年11月29日期间于每月28号前后转账2.5万元，共7次计17.5万元。针对上述邓海兰向秦晓明的转账，蒋婷主张系杨汉军通过其财务人员向秦晓明支付的利息，每月4万元，后杨汉军偿还了借款200万元，但秦晓明又主动向杨汉军再次出借200万元，并主动降息至每月2.5万元。对此秦晓明不予认可，并表示邓海兰向其转账的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与本案借款无关。蒋婷向一审法院提交杨汉军在羁押期间签名捺印出具的情况说明打印件1份，主要内容为：“杨汉军与秦晓明无生意上往来，2016年4月28日杨汉军向秦晓明借款200万元，秦晓明通过蒋婷银行账户将该借款转给杨汉军。后来杨汉军将借款2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返还给秦晓明，之后杨汉军明确告诉秦晓明不再借款，但秦晓明执意要把钱转给杨汉军，2017年在未经杨汉军同意的情况下秦晓明擅自将200万元转到杨汉军银行账户。2016年4月28日和2017年秦晓明的转款，均是杨汉军与秦晓明之间的关系，与蒋婷没有任何关系。”在该情况说明尾部，有杨汉军手写“备注因为时间关系相关借款还款的银行名称帐号已记不清”的内容。经质证，秦晓明主张情况说明中提及的两笔借款未写清年月日，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实际也不存在情况说明中的杨汉军与秦晓明之间的两笔借款。另外，蒋婷申请：1.追加杨汉军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一审法院向杨汉军本人进行调查核实；3.除蒋婷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外，调取杨汉军、邓海兰、秦晓明三人名下全部银行账户在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但鉴于杨汉军已出具书面情况说明，且杨汉军、邓海兰均非本案当事人，蒋婷亦未提交证据证实秦晓明委托蒋婷向杨汉军转款以进行资金出借，据此，一审法院对蒋婷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应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秦晓明依据其向蒋婷银行转账的银行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如蒋婷主张该转账系双方之间的其他债务或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其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举证责任，否则即应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蒋婷的抗辩，秦晓明系通过蒋婷账户向杨汉军出借款项，该抗辩实质表明秦晓明与蒋婷之间系委托关系，依照法律规定，蒋婷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1.蒋婷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具有书面的委托合同，同时对于如此大额的借款，秦晓明为何需要通过蒋婷账户向杨汉军出借，蒋婷作为其主张的账户出借人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与常理不符；2.蒋婷在收到秦晓明转账后，虽然又于同日转账给杨汉军200万元，但该转账行为系由蒋婷进行，不能据此认定系秦晓明委托其向杨汉军转账；3.根据相关的银行流水反映，蒋婷与杨汉军、邓海兰之间具有相当频繁及大额的资金往来，即便在2016年4月28日蒋婷向杨汉军转账200万元当日以及随后半月左右时间内，蒋婷与杨汉军、邓海兰之间亦存在多笔金额不等的资金往来（进、出账均有），故不能排除蒋婷在收到秦晓明款项后进行了转贷或其他用途的合理怀疑，也不能认定2016年4月28日蒋婷向杨汉军转账的200万元，与秦晓明主张的借款存在关联；4.关于杨汉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实质为杨汉军的书面证言，但其上杨汉军对于表示已偿还秦晓明借款、秦晓明于2017年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再次出借借款等事项所关联的日期、银行名称、账户信息等事项均不能明确，除其本人陈述外，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欲证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即使杨汉军自认其系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亦不能仅凭其自认即改变在案书证所反映的债务人主体；5.关于邓海兰向秦晓明转账的款项，因涉及案外人，一审法院无法查实款项发生的原因及性质，但仅凭银行流水，并不能反映邓海兰向秦晓明的转账与案涉借款有关联性；6.关于蒋婷主张的秦晓明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经查证公安机关并无相关报案材料，涉及秦晓明民间借贷申报的信息，亦无申报人的原始申报登记材料，不足以证实该信息登记行为确为秦晓明本人所为。综据上述，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蒋婷关于秦晓明委托及借用蒋婷账户向杨汉军出借款项的抗辩主张，故依据法律规定，秦晓明据其向蒋婷转账的银行凭证主张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未有书面合同约定借期，秦晓明作为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权利，现其要求蒋婷偿还借款200万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秦晓明诉讼主张权利之日起，蒋婷未及时偿还借款，应承担嗣后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秦晓明主张的计息标准及起止时间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蒋婷偿还秦晓明借款本金20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蒋婷偿付秦晓明利息损失（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两项共计27800元，由蒋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蒋婷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杨汉军签名出具的《补充情况说明》打印件一份，拟证明蒋婷的银行账户仅作为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就200万元借贷关系发生的中转账户，蒋婷与秦晓明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杨汉军为秦晓明的实际借款人，秦晓明对此事知晓，且在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陆续收取杨汉军的财务人员邓海兰支付的相应利息。证据2.经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内附邓海兰本人签署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而存在借贷关系，杨汉军财务人员邓海兰向秦晓明所支付费用为按照杨汉军的指示向其支付借款利息。证据3.杨汉军签字的资产/费用申请单18张，拟证明邓海兰向秦晓明的转款系根据杨汉军的指示向其支付借款利息，均有董事长杨汉军的签字批准，具体为：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的每月28号支付月息4万元，2017年5月至2017年10月的每月28号支付月息2.5万元。杨汉军与秦晓明之间的借款本金为200万，与秦晓明于本案向蒋婷主张的200万，在金额和时间上完全契合。证据4.邓海兰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两份（账号为xxxx2075、xxxx4872），拟证明邓海兰按照杨汉军的指示，于2016年5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每月28日向秦晓明支付利息4万元，共计12次；于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0月28日，每月28日向秦晓明支付利息2.5万元，共计6次。证据5.杨汉军的互联网检索材料打印件，拟证明杨汉军曾为深圳市人大代表、广东省客家商会常务副会长、大数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在2015年至2017年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经质证，秦晓明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杨汉军至今还在羁押状态，对其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公证书不予认可，不属于新证据，也不符合证据法则的规定，而且邓海兰在说谎，既然能够去公证处做出公证，就应该出庭接受秦晓明的提问；对证据3、4、5、6未提交原件，不予质证，且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应当采纳。二审中，关于秦晓明、蒋婷与案外人杨汉军之间的关系，秦晓明称系其先认识的杨汉军，蒋婷是通过秦晓明认识的杨汉军，后期蒋婷与杨汉军的关系非常亲密。蒋婷称三人都在深圳九滕基金会工作，认可其与杨汉军关系更近一些。另，二审中蒋婷陈述其向杨汉军大约出借了1.8亿元，月息大多为2%，有的是2.5%。并申报了上亿元债权。后其向本院邮寄方式提交与杨汉军自2015年11月18日至2017年12月21日之间的借款合同（复印件）6份、2017年12月21日借条（复印件）1份，以及蒋婷xxxx711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帐户自2015年1月2日至2017年12日28日的交易流水（复印件），主张向杨汉军出借款项共计1.169亿元。以上借款合同均约定，如不能按约定期限偿还本息，每延期一日杨汉军需向蒋婷支付借款本金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秦晓明与蒋婷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应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秦晓明依据其向蒋婷银行转账的银行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蒋婷主张该转账系双方之间的其他债务或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理由如下：第一、秦晓明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证明2016年4月28日向蒋婷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蒋婷主张涉案200万元系秦晓明向案外人杨汉军出借的款项，但秦晓明与杨汉军亦系朋友关系，为何需要通过蒋婷账户向杨汉军出借，蒋婷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与常理不符。第二、蒋婷除在收到秦晓明200万元款项当日向杨汉军转账200万元外，其当日还另有两笔各70万元向杨汉军的转账的事实，该日前后蒋婷与杨汉军、邓海兰之间亦存在多次金额不等的大量资金往来。根据蒋婷提供的证据及自述，自2015年至2017年期间，蒋婷向杨汉军出借款项数额达1.8亿元，其与杨汉军、邓海兰之间存在上百次转款及资金往来，故此，结合邓海兰向秦晓明转款及蒋婷与杨汉军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率及违约条款，不能排除蒋婷在收到秦晓明款项后进行了转贷或其他用途的合理怀疑。第三、关于蒋婷提供的杨汉军的证言，虽然杨汉军自认是涉案借款人，且与秦晓明存在两笔借款，本案的200万元借款已经归还，秦晓明于2017年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再次出借借款，但未提交相关银行转账记录等予以证实，且偿还借款及再次出借等事项所关联的日期、银行名称、账户信息等事项均不能明确，秦晓明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蒋婷提供的杨汉军的证言不予采信。第四、关于邓海兰的证言，虽然经公证机关公证，但邓海兰系杨汉军的财务人员，不排除与杨汉军存在利害关系，且根据其陈述其系根据杨汉军的指示向秦晓明支付利息，因此不能据此证实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第五、关于蒋婷提交的《资产/费用申请单》复印件，系案外人杨汉军方单方制作，秦晓明称其不知情，亦不认可其与杨汉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即使该《资产/费用申请单》是原件，亦仅能证明邓海兰根据杨汉军的指示向秦晓明打款，不能当然的认定系秦晓明与杨汉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否定秦晓明与蒋婷之间的借贷关系。第六、蒋婷主张一审程序违法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蒋婷的申请，到深圳市公安局对涉案款项债权申报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于调查情况向蒋婷进行了说明，并让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由于深圳市公安机关处只能查到整理后的债权登记信息，无原始申报登记材料，一审认为尚不足以证实该信息登记行为确为秦晓明本人所为，并无不当。蒋婷据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蒋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蒋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钧霞审判员  高希亮审判员  尹 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