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6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云，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旭，贵州沃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金海湖办事处，住所地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负责人：蓝德才，该办事处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负责人：金凤中，该居民委员会支书。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军，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云与被上诉人毕节金海湖新区金海湖办事处（以下简称“金海湖办事处”）、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翰社区居委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赵云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21民初3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黔05民终8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521民初1865号民事判决，赵云依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云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521民初186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付租金共计304000元，并以304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赔偿原告损失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未按《租赁协议》约定向上诉人交付商铺。上诉人赵云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5日份两笔向被上诉人毕节金海湖新区金海湖办事处支付商铺租金304000元，并于2015年12月3日与被上诉人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协议》，但二被上诉人至今仍未按照《租赁协议》向上诉人赵云履行交付商铺的义务，而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521民初1865号民事判决书中却认定二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履行交付37个商铺的义务，与案件事实不符。1、在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中，认定两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交付37个商铺的依据是证人金凤中、喻某、陈某、金某的证人证言、张某与金某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现场指认笔录。以上证据中，证人金凤中、喻某、陈某三人系文翰社区的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他们的证人证言应该予以排除，而证人金凤中、喻某所说的已通知上诉人赵云领取钥匙的证言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作证，且证人陈某在庭审中陈述，他只知道租赁商铺的事情，对于商铺交付的情况，他不清楚。因此，以上三人的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赵云交付租赁物的事实。从证人金某的证人证言中可得知，金某租赁的商铺是从案外人张某处租赁的，租赁合同也是和张某签订，仅仅是在退押金时才得知张某租给他的商铺是从别人处租赁后再转租给他的，金某第一次出庭作证时也并未指明，张某口中的别人就是赵云。而在指认现场时，金某才说：“听张某说租给我的门面是张某从赵云处租的”，证人金某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并不是金某亲身经历的案件事实，因此，不能证明金某租赁的商铺与上诉人赵云有任何关系，更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已将商铺交付上诉人赵云的事实。关于张某与金某签订的《租赁合同》，在该份租赁合同中，并未体现金某租赁的商铺是张某从上诉人赵云处租赁后又转租给金某的，金某交的租金及押金等费用都是交给张某，与上诉人赵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以该份与上诉人赵云没有任何关系的租赁合同认定二被上诉人已交付租赁商铺的事实。对于现场指认笔录这份证据，指认的也是金某租赁的商铺，而金某租赁的商铺是从张某手中租赁的，与上诉人赵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已将商铺交付上诉人赵云的事实。以上证人证言、租赁合同及现场指认笔录等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赵云已收到二被上诉人交付的租赁物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赵云已收到二被上诉人交付的租赁物事实错误。2、上诉人赵云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赵云承租的商铺数量为37个，那么，二被上诉人就需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将上诉人租赁的37个商铺全部交付，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37个商铺的义务。而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商铺系2015年10月建成，而非分批建成，就推定不存在分期分批交付的情形，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这种推定假设明显是不成立的。涉案商铺修建完成的时间并不能直接证明涉案商铺就达到交付使用的条件，更不能证明交付商铺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在涉案商铺修建完成后是否向上诉人赵云交付商铺，举证责任在二被上诉人，若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交付37个商铺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在上诉人赵云与被上诉人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应退还上诉人交付的304000元租金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在本案中，针对上诉人赵云已经履行完毕支付租金义务的事实双方均无争议，而二被上诉人抗辩其已经履行交付商铺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二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交付租赁物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事实上也未履行完毕。因此，在上诉人赵云与被上诉人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付返还义务，上诉人赵云并未收到商铺，二被上诉人应退还上诉人交付的304000元租金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赔偿上诉人的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被上诉人统一答辩称，本案中涉及赵云门面的交付方式比较特殊，门面建成后办事处员工打电话给赵云，告知门面已经可以交付使用，赵云告诉办事处员工等他把门面租出去后会叫人来拿钥匙，从赵云转租给金某的情况来看，赵云对办事处交付商铺及商铺属于其支配的事实是明知的。因合同中对交付方式没有作出明确约定，则被上诉人打电话告知也算是一种交付，故应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交付商铺的义务，上诉人不能将不能转租的风险转移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赵云与被告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两份《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租赁协议》无效；2、判决被告金海湖新区金海湖办事处、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返还原告赵云已付租金共计304000.00元，并以304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赔偿原告损失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金海湖办事处、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在位于金海湖办事处文翰市场左侧建成了“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在“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建设过程中，2015年5月20日，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向原告赵云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今收到赵云门面租金110000.00元，门面号：左侧门3号，第一排：9、10、11、12、13、14、15、17、18、23号共10个，金额（大写）：壹拾壹万元。经手人：陈某”。2015年5月25日，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再次向原告赵云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今收到赵云交来铺面租金194000.00元，门面号第一排19、20、21、22，第二排小平方3-19号，第三排23-27号，金额壹拾玖万肆仟元，经手人：喻进贵”。2015年12月3日，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委会作为甲方，赵云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两份《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租赁协议》，该两份租赁协议除约定的租赁铺面编号以及收取租金金额不一致外，其余约定内容均一致。其中一份商铺租赁协议载明“为规范毕节双山新区职教城建设管理秩序。培育市场经营主体，繁荣城市经济，树立城市美观、整洁、通畅、有序的优美环境和良好形象，甲方在职教城区域修建过度性临时商铺租赁给乙方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甲、乙双方现就商铺租赁事宜协议如下：一、甲方将位于金海湖办事处文翰商业市场第一左侧排第10-23号左侧门3号共十五个商铺出租给乙方经营，租期从2016年3月01日至2017年3月01日止。每个商铺每年租金为12000元，应收租金180000元，乙方是职教城被征地或拆迁农户，每户优惠2000元，实收租金150000元（大写：拾伍万元）…”。另一份租赁协议载明“…一、甲方将位于金海湖办事处文翰商业市场第二、三排第3-19号、23-27号共二十二个商铺出租给乙方经营，租期从2016年3月01日至2017年3月01日止。每个商铺每年租金为9000元，应收租金198000元，乙方是职教城被征地或拆迁农户，每户优惠2000元，实收租金154000元（大写：拾伍万肆仟元）…”。2015年10月，赵云通过电话与当时文翰社区居委会主任喻某联系，委托他人来领取了其承租门面中三个门面的钥匙。2016年1月3日，案外人张某作为出租方，案外人金某作为承租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张某将赵云租赁的门面已领取钥匙的三个门面中的两个门面转租给金某，该《租赁合同》上载明“…商铺坐落地址：文翰路，商铺面积约64平方米。租期一年：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租金金额：每年壹万元／个（32平方）…”。2018年7月30日，原告赵云以被告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委会未按期交付涉案商铺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在位于金海湖办事处文翰市场左侧修建的“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无建设规划许可，也未经有权机关书面批准建设。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商铺是否已经实际交付；2、二被告是否有向原告负有返还租金和承担利息损失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该法律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调整。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在位于金海湖办事处文翰市场左侧修建的“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无建设规划许可，也未经有权机关书面批准建设，二被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亦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该出租物系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该条司法解释属对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作出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应当认定原告赵云与被告文翰社区居委会之间于2015年12月3日达成的两份租赁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协议。原告赵云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两份《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租赁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焦点1，关于涉案商铺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的问题。本案中，证人金凤中、喻某、陈某、金某的证言以及张某与金某签订的《租赁合同》、现场指认笔录，可以证明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于2015年10月建成后，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租赁协议，在租赁期限内，原告赵云已经接收了部分涉案商铺并实际进行转租的事实。从常理分析，涉案商铺系于2015年10月全部建成，而非分期分批建成，故作为出租人的被告方在向原告交付租赁物时，除租赁标的物的性质不符合约定用途的情况下，不应该存在分期分批交付的情形。而原告既然接收了部分涉案商铺进行经营管理，且在诉讼中亦未就租赁物不符合约定用途或存在分期分批交付情形或事由提出主张。由此，应当认定原告赵云对被告金海湖新区办事处以及被告文翰社区居委会交付案涉商铺的事实是明知的，从案涉租赁协议约定的条款分析，原、被告双方并未对租赁标的物的交付方式进行约定，原告赵云一次性承租本案争议的37个商铺，从其接收并转租了涉案部分商铺的事实分析，可以认定被告方已经向原告交付了租赁的全部标的物，原告赵云已经对承租的部分商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管理，而在管理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出现的经营风险，不能违背诚信原则而找理由将风险转嫁给出租人。综上所述，被告金海湖新区办事处以及被告文翰社区居委会无论是向原告直接交付商铺钥匙或是以通知的方式要求原告接收其承租的商铺，都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故原告提出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及文翰社区居委会至今未履行交付商铺的合同义务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相反，被告金海湖新区办事处以及被告文翰社区居委会提出涉案商铺已经实际交付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焦点2，关于二被告是否有向原告负有返还租金和承担利息损失的义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的规定，结合本案认定的事实，被告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委会已经履行了向原告赵云交付租赁物的义务，故按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赵云缴纳的租金应当转化为房屋占有使用费，被告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委会无需向原告赵云承担返还租金和承担利息损失的义务，对原告赵云主张由被告金海湖办事处和文翰社区居委会返还租金和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原告赵云与被告金海湖办事处文翰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两份《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租赁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赵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原告赵云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梨树司法所对金凤中、陈某、喻某、金某的调查笔录。1.金凤中陈述：我们实际交付了商铺，赵云给我们租赁的商铺一共有三十七个，他没有实际经营，而是转租出去，在其实际转租时才来给我们拿钥匙，拿走几把钥匙我不太记得清了。赵云转租的商铺有卖桶装矿泉水、有做小吃的。2.陈某陈述：我了解赵云来给我们租赁了有几十个门面，租赁的内容是我填好后赵云来签字的，是两份协议。我们的商铺是在签订协议以前就修好了的，他向我们租赁的商铺多，都不是自己在商铺里面做生意，是转租给其他人做生意。签协议时就交给他了的，具体交钥匙是喻某（主任）交给他的，如何交法要喻某才知道。我了解赵云转租出去的是卖桶装水的那一户，叫金某，是赵云转租出去后再租给他的，不是直接从赵云的手中转租的。3.喻某陈述：商铺我们是交付过的，一开始写合同就交了两把钥匙给他（赵云），他打电话给我，喊我拿钥匙给他的一个亲戚，他亲戚来拿钥匙。他亲戚来了后，我就把两把钥匙给了那个人，是第一排8、9号商铺的钥匙。4.金某陈述：我是向张某租赁商铺的，租金是一个商铺一万元，租了两个商铺，租期为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是2016年1月3日签订的合同。这两个商铺的位置是在文翰商业市场第一排的8-9号两个商铺，另外向张某交了800元的保证金。我所租的商铺不是张某的，在使用的过程中才知道这个商铺是赵云从文翰社区租来的，他租给张某、张某又转租给我的。到现在为止张某都还没有退还我的保证金。8号商铺做餐饮，9号商铺卖桶装水。另查明，金凤中、喻某、陈某、金某在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时均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1.金凤中的证言主要内容为：赵云租赁的门面具体是2014年还是2015年我记不清楚了，签订了2次协议，第一份是11月份签的，因考虑商铺没有生意，办事处开会研究决定从第二年（2016年三月份）开始算租期，又通知赵云重新签，签订后赵云来拿了3个门面的钥匙。赵云租了几十个门面，门面钥匙没有全部拿给他，当时赵云说其要用几个就来拿几个。签订合同后第一年生意不好，所以赵云才向法院起诉。钥匙不是我拿给赵云的，是另外一个人管，我知晓赵云来拿钥匙一事，当时赵云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其要来拿钥匙，拿了两次钥匙，具体拿了多少个门面不清楚，我将管钥匙的人的电话号码拿给赵云，让他们联系。是赵云本人领取的钥匙。2.喻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文翰社区居委会主任，负责修建这个市场。当时修建门面是为了解决职教城脏乱差的情况，金海湖办事处开始筹建，当时不知道需要修多少门面，以边出租边修的方式操作。2015年5月底开始动工，向所有租户承诺争取在2015年9月份以前交付门面，但并未保证交付时间。因天气原因导致工期延误，我们向租户解释以他们实际入驻时间计算租期。同年10月份门面基本修完，开始通知租户入住，当时以电话方式、短信群发方式向所有租户告知前来入驻。因新区部分原计划修建的设施未实际修建，部分租户不来办理手续。赵云户我们在2015年10月份通知其来看门面，10月份赵云打电话给我说其要来拿钥匙，他说他可能不能来拿，喊人来拿。第二天早上，我接到赵云叫来拿钥匙的人打来的电话，让我把其租赁的3间门面的钥匙拿给他。我打电话问赵云剩余的钥匙怎么办，是否全部交给来取钥匙的人？赵云让我们帮他保管，他需要哪一间的时候他会来拿。后来没几天我因工作调动，我把赵云的钥匙交给我们支书及其他工作人员。赵云第一次签合同的时候我在现场，我们是11月份签合同，中途签了合同后，未签合同的租户不答应并要求让时间。赵云是我们社区干部电话通知他来改合同的，后经研究统一租期从2016年3月1日开始起算，10月份签订的合同全部作废。3.陈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原是文翰社区主任助理。2015年4月份我们开始收租金，期间赵云来租门面。后来签订协议，我当时负责签订协议，第一次签订协议是2015年11月1日，第二份协议租期往后推到2016年3月1日后开始起算，是赵云亲自签的协议。交付情况不清楚，是由赵云与喻某联系。2015年10月份商铺修建完毕。4.金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我从张某手里租了两个文翰市场的门面，位于路边第一排的第八个、第九个门面，当时签订合同约定的10000元32个平方米、20000元64平方米。张某给我开了两张押金收据，一张是2000元的租金押金，一张是800元。我把房租全部交给张某后，他就把门面的钥匙、水表、电表交付给我使用，当时我们签订合同约定租期是1年，租期没到我就没做了。租期要满的时候我找张某退押金，他说他都是从别人手里租来的，要等他退得押金后再给我。我在里面一间用于做餐饮、一间用于卖矿泉水，期间有人来收取过水电费。对证人金凤中、喻某、陈某、金某证人证言是否采信及理由详见本院认为部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二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赵云履行了案涉商铺的交房义务；2.二被上诉人应否向赵云返还租金及承担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本案中，赵云与文翰社会居委会签订的《双山新区职教城临时市场商铺租赁协议》未就商铺的交付时间及方式进行约定，但文翰市场的临时商铺系于2015年10月全部建成，结合租赁协议关于租期从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止的约定、金某证言中关于有人收取水电费的陈述及金某于2015年12月28日向案外人张某交纳租房、水电表押金等事实，可以认定文翰市场所建商铺具备交付及使用条件。关于赵云承租商铺的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尽管二被上诉人未通过书面方式通知赵云领取钥匙存在一定瑕疵，也未能提交领取钥匙的登记资料，但从金凤中、喻某、陈某、金某的证言及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本院认为赵云通过电话联系时任文翰社区居委会主任喻某，委托他人领取其承租的部分商铺钥匙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赵云一次性承租37个商铺，其将剩余商铺钥匙委托二被上诉人暂时保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碍及其签订租赁协议目的的实现，故一审认为二被上诉人履行了案涉商铺的交付义务并无不妥。本案赵云认为证人金凤中、喻某、陈某与二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予排除，对于该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经审查，本案二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中，金凤中系文翰社区居委会支书，喻某系文翰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某系文翰社区居委会原主任助理，三人与文翰社区居委会确实存在利害关系。但三人均是案涉商铺对外出租的经办人，三人的具体经办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其对本案的客观事实较为了解。虽然金凤中与喻某关于何人领取钥匙的陈述存在矛盾，但两人的其他证言基本吻合，且均指向通过电话方式通知赵云领取钥匙。除了金凤中、喻某、陈某的证言之外，二被上诉人还提供了调查笔录、现场照片并申请金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亦组织当事人及金某对案涉商铺进行现场指认，其中，已转租的两个商铺系二被上诉人出租给赵云的商铺。而金某在调查询问中陈述“我所租的商铺不是张某的，在使用的过程中才知道这个商铺是赵云从文翰社区租来的，他租给张某、张某又转租给我。”上诉人赵云仅仅是以金凤中、喻某、陈某三人与二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申请排除其证言，但未陈述具体的理由，导致法院无法具体审查排除理由是否正当。故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案涉商铺交付赵云的可能性大于未交付的可能性。又本案金某与张建军之间的租赁关系真实存在，而赵云承租的37个商铺包含了金某经营了两个商铺，若赵云认为金某经营的商铺系二被上诉人二次出租于案外人张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赵云应对二被上诉人与张某存在租赁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赵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金某经营的商铺是二被上诉人出租于张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赵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焦点二，承前所述，二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案涉商铺的交付义务，因赵云一次性承租37个商铺，且均属于过渡性临时商铺，其对承租商铺后所具的商业风险应是明知的，其向二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租金及承担利息损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赵云关于由二被上诉人返还其租金及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赵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上诉人赵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