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92民初3490号原告：李长新，男，汉族，1966年12月22日出生，住湖北省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泽雄，湖北今天（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舒海波，男，汉族，1981年7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第三人：武汉昌帝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兴新街101号8栋2单元102室。法定代表人：陈河路。原告李长新（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舒海波（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武汉昌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长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泽雄、被告舒海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给予各方调解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购车款248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车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是以248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12月2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1日，被告将其挂靠于第三人的自卸货车（车牌号为鄂Ａ×××××）以248000元的价格出卖给原告，并承诺将车辆的抵押登记解除，被告还需要还清车辆的贷款，然后将涉案车辆在第三人处的挂靠人由被告变更为原告。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车款。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起，被告仍未完成以上义务，原告多次向其催促，均未果。综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答辩称：原告与被告是在第三人处达成的买卖合同，涉案车辆是湖北恒信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通达公司）以42万多元卖给被告的，被告买车时实付了不到22万元，其他都是办理的贷款。就是因为有贷款，所以涉案车辆的登记证书就一直押在一个贷款公司处，需要付清车款后，这个贷款公司才能把登记证书交出来。涉案车辆一直挂靠在第三人处。原告与被告达成买卖合同后，原告当时把车款248000元全部支付给了恒信通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李华，当时是李华让原、被告这么操作的，李华私人收了这248000元后，将其中属于被告的一部分金额9万多元转给了被告（这部分是因为被告之前有付过部分车款），剩下的钱李华本应转给恒信通达公司账户，再由恒信通达公司交给贷款公司，把车辆登记证书取回，但不知道李华怎么操作的，最后这个登记证书没有取回来，所以导致涉案车辆的挂靠关系没办法改变，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涉案车辆在车管所的登记信息、《车辆转让申请书》、收条、转账凭证、原告和被告分别与第三人签订的挂靠协议等证据的原件均进行了核实，本院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定。经审理查明：涉案车辆为一辆驰田牌重型自卸货车，发动机号为H2011351，车辆识别代号LGAX4DD35H3011890，车牌号鄂Ａ×××××。该车辆于2017年7月4日办理初次登记，登记所有人为第三人武汉昌帝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8月4日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2017年7月4日，被告和第三人就上述车辆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挂靠车辆（车架号LGAX4DD35H3011890、发动机号H2011351、车牌号鄂Ａ×××××）由被告自行购买，被告对车辆有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被告车辆以第三人名义进行登记，仅是为方便营运；挂靠期限自2017年7月4日至2022年7月3日，挂靠车辆的被保险方必须为第三人或者是第三人指定的人，挂靠车辆投保事宜必须由第三人统一受理，挂靠车辆的所有保险费用全额由被告承担；被告挂靠期间，每年向第三人一次性缴纳挂靠管理费1500元、风险防范金300元，被告在协议签订之日向第三人缴纳保证金1000元，作为取得车辆车牌、证及履行协议的保证金。该协议对挂靠方和被挂靠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被告于2018年在一个渣土车司机群里发布卖车信息，原告看到后遂联系被告。2018年12月21日，原、被告在第三人处办理交易事宜，原、被告共同签署《车辆转让申请书》，约定：被告将其挂靠于第三人处的涉案车辆转让给原告，被告承诺自愿解除与第三人的挂靠关系，车辆自2017年7月4日挂靠第三人至2018年12月21日所发生的责任事故、债权、债务由被告负责，车辆转出之前被告结算清第三人处的所有费用及相关手续，遵守第三人规定。《车辆转让申请书》签署后，原告通过其女婿阳新干向案外人李华的账户打款248000元，被告当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李长新（原告）购鄂Ａ×××××自卸货车车款248000元。”关于付款过程，原告陈述：“双方在第三人处达成买车协议，当时李华也在场，我之前并不认识李华，是被告让我把车款打到李华账户上。”被告陈述：“双方交易时，恒信通达公司的李华也在场，当时这个车是我和恒信通达公司共同拥有的（因为我没有把车款付清），原告当时问把钱打给谁，李华说把钱打给他，我就问李华：‘原告把钱打给你，我和恒信通达公司之间的钱怎么办？’李华说：‘把属于恒信通达公司的一部分扣除后，剩下的转给你’。所以李华就转了我9万多。车款的收条正常应该是李华打给原告，但当时李华一直在接听电话在忙，所以我就给原告打了收条。”2018年12月21日，被告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原告；当日原告和第三人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协议内容与前述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挂靠期限和挂靠人作了变更，并备注“登记证书回来立即转出”。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原告一直在实际使用涉案车辆，但涉案车辆的抵押权一直未解除。另查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恒信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华。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交涉案车辆的初始买卖合同、交款凭证等证据，只是口头陈述：“涉案车辆是恒信通达公司以42万多的价格卖给我的，我当时实付了不到22万元，其他都是办理的贷款，就是因为有贷款，所以涉案车辆的登记证书一直押在一个贷款公司处，需要付清车款后，这个贷款公司才能把登记证书交出来。恒信通达公司的李华私人收了248000元后，转给我9万多元，剩下的钱李华本应交给贷款公司，把车辆登记证书取回，但不知道李华怎么操作的，最后这个登记证书没有取回来。”被告在开庭时并未说明该“贷款公司”的名称。本院认为，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第三人，但根据2017年7月4日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可知，被告实际对涉案车辆拥有所有权，故被告可以向原告出售涉案车辆。原、被告之间就买卖车辆达成合意，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义务，即原告应支付车款，被告应交付车辆，并保证车辆不存在权利瑕疵。在案证据显示，原告之所以把248000元车款付给恒信通达公司的李华，是因为受到被告的指示，理由是：原告之前并不认识李华，而被告认识李华，且被告自认为该车辆是其和恒信通达公司共有的，进而被告让原告把车款打给恒信通达公司的李华，然后又让李华转付部分款项给自己，被告开具收条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证明原告是根据被告的指示进行付款的，被告应对其指示付款行为负责。被告除口头陈述之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与恒信通达公司或者李华存在法律关系，被告称“涉案车辆的登记证书押在一个贷款公司处”，但被告甚至都无法说清该“贷款公司”的具体名称。车管所的登记信息载明涉案车辆的抵押权人为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可见在原、被告进行本案交易时，恒信通达公司或李华对涉案车辆并不享有权利，在此情况下，被告却指示原告把巨额车款付给李华，导致真正的车辆抵押权人并未收到款项，抵押权无法解除，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违反了这一法定义务，理应向原告退还车款。同时，原告应将涉案车辆返还被告。本院考虑到原告已实际使用车辆近一年时间，再结合这类货车的年折旧率，酌定被告退款时扣除29760元（248000×12%），剩余款项218240元（248000-29760）应由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原告主张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舒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长新返还购车款218240元；二、原告李长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舒海波返还涉案车辆（车辆识别代号LGAX4DD35H3011890、发动机号H2011351、车牌号鄂Ａ×××××）；三、驳回原告李长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53元（已减半），由原告李长新负担300元，被告舒海波负担22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彭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李思瑶书记员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