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781号原告：马某1，男，1933年2月3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方，北京法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令超，北京法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马某2，女，1969年10月5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马某3，男，196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王某，女，196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马某4，男，1972年2月11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某1与被告马某2、被告马某3、被告王某、被告马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方、被告马某2、被告马某3、被告王某、被告马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桥路12号院旧宫新苑南区27号楼1单元802号房屋（以下简称802室）归马某1所有；2.判决登记在被继承人徐润兰名下的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第四村南厂房（即宝岛印刷厂）和聚宝隆超市项目的投资及收益归马某1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马某1与被继承人徐润兰夫妇共育有3名子女，即长子马某3、次子马某4及长女马某2；徐润兰于2010年5月1日因急性脑梗塞病逝；被继承人徐润兰去世时遗留了其与马某1的共同共有夫妻财产，一是安置房1套，即802室，二是在2002年徐润兰以夫妻共有资金2万元入股的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第四村南厂房（即宝岛印刷厂）和聚宝隆超市项目的股份；上述安置房802室来源于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斜街34号院（以下简称34号院）的房屋拆迁；34号院内房屋经历了3次建设；第1次建设是在1970年，马某1与徐润兰夫妇二人出资在该院内建设了土坯正房3间；第2次建设是在1981年，马某1、徐润兰夫妇及马某3（马某3于1980年接替徐润兰参加工作）共同出资出力，拆迁原土坯房，建设了青砖头房屋6间（正房4间、西厢房2间）。在1999年，马某1、徐润兰夫妇与马某3分户（将34号院分为两户，马某1、徐润兰夫妇是一户，马某3一家三口是一户），并于2000年分家（对34号院内正房4间、西厢房2间，正房东边的1间半归马某1、徐润兰所有，西边的2间半和西厢房2间归马某3所有）。在分家后的2002年3月份，因34号院内原房屋破旧，无法排水，对该院落内房屋进行了第3次重建，由马某3申请经村里批准，并由马某3独立出资130000余元，将该院内房屋建设为2层楼房。马某1和3名子女的居住情况是这样的，马某3自出生至2009年8月份34号院被拆迁，一直居住在34号院，马某4于1993年接替马某1上班而户口迁出，并于1996年结婚搬出了34号院，马某2在1993年结婚搬出该院落，并于1994年在马某1、徐润兰夫妇为其要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忠路西七条10号的宅基地院落建房并居住至今。2009年，34号院内房屋拆迁，拆迁部门对该院内房屋进行了确权、分户，即该院内房屋产权人为被继承人徐润兰和马某3，分为2户，一户为徐润兰，合法占地面积为67.57平方米，另一户为马某3，合法占地面积为150.15平方米。被继承人徐润兰和马某3根据确权、分户情况，各自与拆迁人洽谈，并分别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并自行选择、购买了安置房；马某1与徐润兰夫妇得到诉求中的拆迁安置房1套，即802室，该房屋已于2012年10月份交付。在被继承人徐润兰去世后，马某1曾多次与马某2、马某3、马某4协商遗产继承事宜，但最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本纠纷经历了3次诉讼，因各种原因撤诉，导致针对诉争802室至今无法办理产权登记，继承事宜也未得到解决。现已84岁高龄的马某1为在晚年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居住环境，为此依法请求对802室就进行分割；鉴于马某1在802室中占房产份额较大，根据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原则，应将诉争房屋判归马某1所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马某1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马某2辩称，不同意马某1的诉讼请求。第一，34号院是母亲徐润兰的宅基地，在2010年5月1日徐润兰去世，宅基地使用权人没有变更，因此，马某2对34号院拥有继承权；马某2有权要求34号院拆迁所得的全部资产进入遗产继承程序。第二，对34号院，在2002月是徐润兰与亲戚朋友借钱将房屋翻盖为2层楼房（《关于特困户徐润兰的分家情况说明》中村委会已证明）。第三，分家单中“徐润兰”和证明人“徐润生”、“马士海”的签字都不是其本人签字（马某3已经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分家单是徐润兰的真实意思。第四，马某1所述“被继承人和马某3各自与拆迁人洽谈并分别签订拆迁协议”是不真实的，事实上是趁徐润兰病重，马某3擅自签订了拆迁协议，侵吞了徐润兰财产，侵吞了马某2应得的遗产。第五，马某1说马某2在1993年即搬出了34号院是肆意扭曲事实，在村委会于2009年8月出具的《关于特困户徐润兰的分家单情况说明》中明确写明“马某2婚后一家人一直与父母和马某3一家共同居住”，由此可以看出马某1和马某3为达到他们的非法目的，可以向村委会、向法庭就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证明，足以证明他们并非以事实说话，所以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房屋的出资人他们也可以随意编造，父亲马某1作为有利害关系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第六，马某2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有退休工资且医保报销及单位二次报销比例为100%，有较好的经济基础；马某3在2000年下岗后，其一家人一直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一直靠父母接济，且至今一直将母亲徐润兰名下的802室出租并独占租金收益，这也是马某3让父亲马某1同他居住的原因，在继承父母财产时应自觉少分。第七，马某2有权继承登记在徐润兰名下的股权份额和由该股权份额产生的股权收益；要求马某1出示母亲徐润兰去世后（2010年5月1日以后）的账目，并依法继承应得的股权份额和股权收益。第八，要求继承母亲徐润兰名下房产出租的租金（2012年10月至今7年，租金应有400000元，应依法继承）。34号院拆迁一共分了3套房屋及拆迁款若干，虽然马某3擅自以其名义签订了拆迁安置购房协议，马某2不同意马某1的所有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继承母亲徐润兰的全部遗产。马某2知道马某1没钱，退休金都给马某3一家作生活费了；为了父亲马某1晚年有保障，对马某2应该依法继承的部分，房屋产权登记在马某2名下，父亲马某1健在时，马某2名下产权的使用权、收益都归父亲马某1所有；如果房子全部判给父亲马某1所有，马某3将威胁马某1将诉争802室让拆迁办更名至马某3儿子马頔超名下，这是马某3让马某1起诉马某2等人，并进行这么长时间诉讼的目的；马某1迫于压力无奈，很难抉择，马某3一旦得逞，马某1将老无所养，这是有很多前车之鉴的。马某3辩称，对于马某1关于股权收益的请求认可，同意分割；对于802室要求对马某3多分；认可802室的一半份额为马某1的财产，剩余一半份额是被继承人徐润兰的遗产，对该遗产房屋，要求对马某3多分；理由是在1981年第1次建房时马某3就参与了房屋建设，是马某3个人参与的，马某3在1980年就上班了，到1988年结婚之后，2002年马某3自己把房子整个拆了，进行了翻盖，马某3和王某都参与了该次建房，徐润兰的房屋实际上早就不存在了，只有宅基地使用权了；关于赡养这一部分，母亲徐润兰在1980年就办理病退了，马某3带母亲看了30年的病，马某3赡养老人比较多；在2016年11月25日的开庭笔录中马某1已经证明了房屋是马某3出资建设的，马某4也认可该项事实；在2016年11月25日的开庭笔录中对赡养部分也予以证明了。王某辩称，在1988年与马某3结婚后，王某、马某3就一直和马某3的父母一起居住，对老人尽到了赡养义务，给予了精神上的慰藉和金钱上的付出；王某和马某3共同出资翻盖了34号院内房屋，所以王某对34号院内房屋享有份额，王某也主张多分房屋份额。马某4辩称，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如果诉争房屋、股权中有马某4的继承份额，要求依法取得。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徐润兰（1936年2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生前与马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马某3、马某2、马某43名子女；徐润兰于2010年5月1日死亡；至徐润兰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其配偶为马某1，其子女为马某3、马某2、马某4，即被继承人徐润兰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徐润兰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在徐润兰死亡后，马某1未再婚；马某3、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8年登记结婚。徐润兰、马某1系农业家庭户口，其户籍住址为“大兴县旧宫镇旧宫四队斜街34号”，即位于34号院；关于34号院宅基地使用权审批情况，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第四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四村村委会）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兹有我村村民徐润兰（已故）与马某1……原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四队斜街34号有宅基地院落一处，建有四间房二层楼，该院落已于2009年拆迁”。34号院内主要发生了3次建房行为；第1次建房发生在1970年，由马某1、徐润兰夫妇在院落内建造土坯正房3间，3名子女均系婴幼儿，均未参与建房；第2次建房发生在1981年，在将3间土坯正房拆掉后，建造了青砖材质房屋6间（正房4间、西厢房2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马某1、徐润兰夫妇参与建房，马某2、马某4自认其没有参与建房，但对马某3（当时尚未结婚，时年15岁，在1980年8月参加工作）是否参与建房存有争议，马某1、马某3均主张马某3参与建房，马某2不予认可，马某4表示不清楚当时情况；第3次建房发生在2002年，在将原有房屋拆除后，建造了2层楼房，该次建房系以马某3名义向当地村委会申请（以现有住房4间，有3代人居住，住房紧张等为由，申请翻建为2层楼房），马某2、马某4自认未参与该次建房，马某1、马某3、王某均主张该次建房系由马某3、王某出资并主持建造，马某4亦主张该次建房系由马某3、王某夫妇操持并出资，但表示不清楚马某1、徐润兰夫妇是否出资；马某2则主张系马某1、徐润兰出资建造；就在2002年马某3、王某独立出资并主持建造34号院内2层楼房的主张，马某3提交建房申请书、村民建房协议、户型图、建房协议书、各类收据及收条等予以证明。2009年，34号院被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四村村委会于2009年8月10日向“旧宫项目拆迁总指挥部”出具《关于特困户徐润兰的分家情况说明》（以下简称《分家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房屋产权人为徐润兰，居住地址为旧宫四村斜街34号（即诉争34后院），占地面积212.72平方米，合法面积163.29平方米，家庭情况为：“旧宫村斜街34号宅基地，产权人徐润兰患有多年的心脏病，为了治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徐润兰之子马某3、之女马某2均已结婚成家，并且已有自己的孩子。马某3一家没有正式的工作，马某3的儿子马頔超（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结婚成家居住等问题；马某2婚后一家人一直与父母和马某3一家一同居住；由于八口人共同居住，住房紧张；2002年由村委会协调，徐润兰与亲戚朋友借钱将房屋翻盖为二层楼房，依靠房租支持生活，还要考虑马頔超的就业成家问题，住房生活十分困难。故此房屋现产权人为两人，分别为徐润兰和马某3”，分户情况为：“该院落分为徐润兰（合法占地面积67.57平方米）和马某3（合法占地面积为150.15平方米）两户”；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旧宫镇政府）在《分家情况说明》的落款处盖章确认，并签写“同意”，时间为2009年8月10日。马某2作为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旧宫镇政府在2009年8月10日批复的《分家情况说明》的行为不服，于2017年12月6日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批复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第四村交给拆迁办《分家情况说明》的批复行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2日作出京兴政复字〔2017〕14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认为：“……旧宫镇旧宫村第四村民委员会、旧宫镇镇府基于2000年12月5日徐润兰与其子马某3所达成的分家协议，在徐润兰分家情况说明上盖章，确认了34号宅院分为徐润兰、马某3两户。该情况说明在34号院落户籍构成人员中错误的记载‘马某2婚后一家人一直与父母和马某3居住’，上述表述错误并不影响分户情况的确认。正是基于该分家情况说明，徐润兰、马某3分别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根据拆迁政策，拆迁补偿、补助款项（包含搬家补助、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周转费、工程配合奖）及回迁安置房的面积与被拆迁宅院的合法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评估价等因素有关，而与被拆迁院落的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构成情况无关。因此，虽然《关于特困户徐润兰的分家情况说明》的内容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错误及瑕疵，但并不影响分户结论，被申请人的盖章行为并不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实质影响”，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马某2不服上述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对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京04行初35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2000年12月5日，徐润兰与其子马某3就34号院分家事宜达成协议，并出具分家单，其中关于房屋分割约定为：现有正房四间，厢房两间（西）中东边的一间半归老人所有，西边两间半和厢房两间归马某3所有。证明人徐润兰及马士海在分家单上签字。2004年8月3日，原告马某2及其子刘善锦将户口从34号院迁至大兴区旧宫镇旧宫四队旧忠路西七条10号。2009年8月10日，旧宫村委会向旧宫项目拆迁总指挥部出具《情况说明》……另查，被告大兴区政府在复议程序中向旧宫镇政府调取了《会议纪要》、《问题解答》。其中，《会议纪要》载明：对2009年5月19日公示之前，具有两名以上见证人或村干部见证下的协议分家，院落房产分隔清楚并立有字据的，经村镇两级认定，并经七人决策小组审核后可分户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问题解答》中的《地铁亦庄线旧宫东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载明：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及回迁安置房、补助费是以被拆迁人的合法宅基地面积及房屋建筑面积为基础进行核算和发放，与户籍及实际居住人口无关。原告马某2在庭审中认可该事实”，认定：“……尽管该《情况说明》中涉及的原告马某2及其子刘善锦的户籍及居住情况与事实不符，存在错误的情况，但根据当时的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被拆迁人仅为拆迁范围内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拆迁安置补偿、补助也只针对被拆迁人进行，与实际居住人口和户籍构成情况无关。基于上述情况，被告大兴区政府认定旧宫镇政府在《情况说明》上盖章同意的行为未对原告马某2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告马某2针对该《情况说明》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并据此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原告马某2认为旧宫镇政府在《情况说明》上盖章同意侵犯了其名誉权和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违法的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马某2的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书已生效。2018年，针对上述行政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所涉及在2000年12月5日徐润兰与马某3签订的分家单，马某2以确认合同无效的案由将马某3诉至本院，要求判决确认上述分家单无效；本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23333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庭审中，马某3申请马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马某1称分家单是在马某3盖房前所签，签之前老伴就和他说过分家的事，当时自己是同意的，但因为宅基地使用权证上写的是徐润兰的名字，所以自己当时没有签字，徐润兰的名字是儿媳妇签的，但手印是徐润兰自己摁的，签订分家单以后双方也是按照分家单的内容执行的。马某2认为马某1所述不属实，徐润兰本人未签字，该分家单上的内容并非徐润兰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分家单并没有两名见证人见证，应属无效”，认定：“虽然34号院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徐润兰名下，而分家单上未有徐润兰的亲笔签名，但马某1、徐润兰夫妇以及马某3一家长期在34号院内居住生活，此后马某3对该院落内房屋进行了改、扩建，2009年该院落拆迁时亦以徐润兰、马某3的名义分别签订拆迁协议，在此期间，徐润兰与马某3并未因房屋分割问题产生争议，结合马某1的证人证言，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分家单上徐润兰捺印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认定分家单所载内容系徐润兰真实意思表示，该分家单应为合法有效。对于马某2主张该分家单并未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的意见，因是否有见证人见证并非分家协议生效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马某2提出的要求确认2000年12月5日徐润兰与马某3签订的分家单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马某2的诉讼请求”；马某2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京02民终5145号民事判决书，其查明：“马某3、马某2陈述，马某2在本村另有宅基地一处。马某4亦申请了宅基地，现已拆迁”，同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认定：“34号院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徐润兰名下，马某1、徐润兰夫妇及马某3一家长期在34号院内居住生活。马某2另有宅基地，对涉案宅基地不享有权利。不管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徐润兰所建还是马某3所建，徐润兰与马某3在分家单上对宅基地上房屋的权利状况进行处分，不损害马某2的权利，且长期以来，徐润兰、马某1并未对此提出异议。马某2主张分家单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9月，在对34号院分户后，徐润兰、马某3分别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2009年8月14日，徐润兰（乙方、被拆迁人）与旧宫镇政府（甲方、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1套宅院位于旧宫四村斜街34号，房屋合法建筑面积67.57平方米，宅基地面积67.57平方米，依据相关规定，甲方支付乙方区位补偿价121626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6995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搬家补助费1014元、其他20271元，合计364865元；2009年9月18日，徐润兰（被拆迁人、买受人）与旧宫镇政府（拆迁人、出卖人）签订“拆迁安置购房协议”，约定买受人自愿购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地铁亦庄线旧宫东站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南小区21号楼1单元802室（即诉争802室，现门牌号为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桥路12号院旧宫新苑南区27号楼1单元802号房屋），房屋设计建筑面积为83.98平方米，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房屋单价按与拆迁面积对应情况计算，总价款为222393元；2009年9月18日，徐润兰（乙方、被拆迁人）与旧宫镇政府（甲方、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已于2009年8月14日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中确定乙方合法建筑面积67.57平方米，拆迁补偿款为365865元，因乙方在甲方指定范围内选购了安置用房，乙方同意甲方在其拆迁款中直接扣除购房款，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周转费36000元、弃楼款0元，拆迁补偿款加上周转费及弃楼款扣减购房款后，甲方应支付乙方剩余款额为178472元。马某3一家基于马某3所签订各项拆迁协议获得回迁安置房2套及补偿款若干。拆迁协议签订后，因在2012年10月收房时徐润兰已死亡，由马某1办理收房及入住事宜，802室的实测建筑面积为84.17平方米；关于房屋装修及使用情况，马某2主张802室系使用徐润兰所签订拆迁协议涉及的拆迁款装修的，由马某3对外出租，马某3则主张系由其装修802室，并由马某1对外出租；马某2要求取得802室的遗产份额，各继承人之间对802室形成按份共有；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确认802室的房屋价值为3250000元。2002年4月，以徐润兰名义，并以马某1、徐润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入股了当地村委会筹办的宝岛印刷厂（2股，股金为10000元，股权证编号为309号，股东为“徐润兰户”）及聚宝隆超市（2股，股金为10000元，股权证编号为243号，股东为“徐润兰户”）项目；经本院向四村村委会负责上述项目的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其陈述称：“这两个是我们村的村集体项目，是5000元一股，是个人入股，集体分红，只要没有退出，就是每年分红。如果涉及到继承，需要法院明确原股份所有人的股份现在由谁继承，这样我们就按照法院的判决将每年的分红给继承人”。2016年7月10日，马某4出具书面形式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主张：“我母亲徐润兰去世时，所遗留其与父亲马某1夫妻共同财产仅有如下一套房屋，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桥路12号院旧宫新苑南区27号楼（原为21号楼）1单元802室房屋（建筑面积为84.17m2）。我作为被继承人徐润兰法定继承人之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款、第49款等相关法律规定，经我本人慎重考虑决定完全自愿放弃对上述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徐润兰遗产的继承，将我应依法继承的房产份额指定由我父亲马某1继承，今后绝不反悔”；本案庭审时，马某4陈述称，当时之所以放弃继承是为了满足母亲徐润兰的遗愿，不跟哥哥马某3争财产，即不争涉及34号院的财产，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依法取得遗产，在获得遗产后再做处理。本院认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应当受到尊重。根据生效裁判行政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所认定事实，以及在本案中已查明事实，34号院内房屋主要历经3次建设，历次建房人为马某1、徐润兰夫妇，以及马某3、王某夫妇，上述4人系34号院内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马某2、马某4并未参与34号院内房屋建设，其并非34号院内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据此从共同共有人均应参加诉讼角度，除徐润兰已死亡外，共有人马某1、马某3、王某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及继承权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中，被继承人徐润兰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马某1、马某3、马某2、马某4是徐润兰的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据此，从遗产继承角度，全部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不予承认。”考虑到本案诉争遗产尚未处理，且马某4所作书面声明，名为放弃遗产继承，实为先继承遗产份额，再将该份额转赠与其父马某1，并非真正放弃继承，故对马某4在本案中要求依法继承遗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基于建房历史沿革，马某1、徐润兰夫妇，以及马某3、王某夫妇，系诉争34号院的房屋共有人，2000年12月5日所签订分家单合法有效，拆迁过程中在考虑分家单基础上所作分户处理并无不当，马某1、徐润兰夫妇基于徐润兰所签订各项拆迁协议取得的拆迁利益，与马某3、王某夫妇基于马某3所签订各项拆迁协议取得的拆迁利益，其价值比例关系，符合分家单之约定，故应认定分别签订拆迁协议所涉拆迁利益即应归属于各自家庭；据此，802室应系马某1、徐润兰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将802室的一半分出为马某1所有，其余一半为被继承人徐润兰的遗产；因继承人为马某1、马某3、马某2、马某44人，故每人应分得遗产的四分之一，即802室房产份额的八分之一；经核算，对802室，马某1占有八分之五份额，马某3、马某2、马某4各占有八分之一份额；王某并非徐润兰的法定继承人，其无权取得遗产，其在34号院内的被拆迁房屋中份额的拆迁转化利益体现在马某3所签订拆迁协议中，与诉争802室无关。因家庭成员间矛盾较大，不具有维持按份共有的基础，故本院酌情确定802室由马某1取得，同时由马某1按照房屋价值3250000元给付其他继承人折价款，即分别给付406250元同理，以徐润兰名义取得宝岛印刷厂、聚宝隆超市项目股权属马某1、徐润兰夫妇之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将上述股权的一半分出为马某1所有，其余一半为被继承人徐润兰的遗产；因继承人为马某1、马某3、马某2、马某44人，故每人应分得遗产股权的四分之一，即股权的八分之一；经核算，对诉争股权，马某1占有八分之五份额，马某3、马某2、马某4各占有八分之一份额。对马某2要求分割已发放股权分红、802室的房屋租金的意见，因未在本院指定期间内提出，故本案不予处理，争议方可另行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对遗产房屋，即被继承人徐润兰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在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所签订“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中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地铁亦庄线旧宫东站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南小区21号楼1单元802室（现门牌号为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桥路12号院旧宫新苑南区27号楼1单元802号房屋）由马某1继承；二、马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3遗产房屋折价款406250元；三、马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2遗产房屋折价款406250元；四、马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4遗产房屋折价款406250元；五、对村办“宝岛印刷厂”的遗产股权（股东为“徐润兰户”，投资股份为2股，股金为10000元，股权证编号为309号）由马某1继承八分之五份额，由马某3、马某2、马某4各继承八分之一份额；六、对村办“聚宝隆超市”的遗产股权（股东为“徐润兰户”，投资股份为2股，股金为10000元，股权证编号为243号）由马某1继承八分之五份额，由马某3、马某2、马某4各继承八分之一份额；七、驳回马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马某1负担3063元（已交纳），由马某3负担61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马某2负担61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马某4负担61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