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2882号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路XXX号。法定代表人：奚山青，代理检察长。出庭人员：奚山青，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人员：常加飞，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被告：刘中才，男，1957年8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崇明区。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诉被告刘中才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报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9)沪03民初2号民事裁定书，指定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的检察员奚山青、常加飞及被告刘中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中才赔偿河道生态修复中的天然渔业资源修复费用2,292.42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29日3时许，被告刘中才于禁渔期在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相见港河道内，采用电捕鱼的方式捕获杂鱼10.54公斤，被当场抓获。2018年7月19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2018)沪7101刑初230号判决书认定刘中才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对本案生态损害及修复费用进行评估，该所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关于“刘中才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生态损害评估与修复建议报告书》，认为被告刘中才电捕鱼的行为对相关河道内的鱼类、幼鱼、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微生物等造成生态损害，同时破坏原有水环境的生态平衡，破坏河道内水生动物栖息地，进而影响河道生态环境。被告刘中才电捕鱼造成的可量化的直接经济损失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捕获上岸的10.54公斤渔获物，按照上海市2018年第一季淡水产品季均价计算，损失价值为347.4元。二是按比例推算的鱼类损失10.58公斤，约为622尾，价值为416.74元。因此，刘中才电捕鱼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计为764.14元。参照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21678—2008)，天然渔业资源的修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即2,292.42元。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刘中才在实施电捕作业时，脉冲电捕鱼工具对河道内维系生态功能的鱼类、幼鱼、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微生物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破坏了原有的水环境生态平衡及河道的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被告刘中才在明知电捕鱼系法律禁止的捕鱼方法的情况下，仍以禁用的工具实施捕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刘中才依法应当承担河道生态修复责任，承担生态修复费用。经依法刊登诉前公告，未收到有关机关或组织就本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回复，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状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裁判。被告刘中才答辩认为，其认可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所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同意赔偿河道生态修复中的天然渔业资源修复费用。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请示文件沪崇检发民字〔2018〕1号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批复文件沪检发民字〔2018〕13号；2.2018年11月23日《检察日报》；3.被告刘中才的常住人口登记表；4.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8)沪7101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书；5.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出具的《关于“刘中才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生态损害评估与修复建议报告书》；6.专家辅助人达良俊的证言。被告刘中才对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9日3时许，被告刘中才明知是禁渔期仍采用电捕鱼的方式，在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相见港河道内捕获杂鱼10.54公斤，被当场抓获。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对本案生态损害及修复费用进行评估，该所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关于“刘中才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生态损害评估与修复建议报告书》，该报告书确认被告刘中才的电捕鱼行为对相关河道内的鱼类、幼鱼、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微生物等造成生态损害，同时破坏原有水环境的生态平衡，导致河道内水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进而影响河道生态环境。被告刘中才的电捕鱼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捕获上岸的鱼类损失价值347.40元和按比例推算的鱼类损失价值416.74元，即本案中电捕作业导致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764.14元。根据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由于渔业水域环境破坏造成天然渔业资源损害，在计算经济损失时，应考虑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即2,292.42元。另查明，2018年7月12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就被告刘中才非法捕捞行为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7月19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2018)沪7101刑初230号判决书认定刘中才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该刑事判决已经生效。本院认为，被告刘中才在禁渔期采用电捕方式捕捞水产品，该行为破坏了原有水环境的生态平衡，导致河道内水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并损害了天然渔业资源，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出具的《关于“刘中才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生态损害评估与修复建议报告书》，被告刘中才的电捕鱼行为导致天然渔业资源修复费用不低于2,292.42元，故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请求判令被告刘中才赔偿河道生态修复中的天然渔业资源修复费用2,292.42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千年大计，必须对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司法保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中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河道生态修复中的天然渔业资源修复费用2,292.42元。如果被告刘中才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中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 丹审判员 贺宇红审判员 黄菲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周志鹏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第二十条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