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吉01行终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省红胜民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法定代表人高国勤,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俊，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徐岩，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湛江路657号。法定代表人刘宝芳，局长。上诉人吉林省红胜民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191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3月27日，红胜公司向省药监局申请信息公开，申请书载明：为落实国务院、吉林省政府关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电子信息化监督管理工作的部署,在吉林省全面开展食品药品电子监管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申请人于2014年9月22日与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署了《补充合同书》,共同推进建设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可追溯体系工程项目（以下称“本项目”)。现申请人向你单位申请公开:2014年9月22日申请人与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补充合同书》及其附件。上述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0条、第17条等相关条款规定的由你单位制作或保存的,涉及申请人切身利益和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的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应由你单位负责公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6条规定，申请人要求将以上信息复印件邮寄给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省药监局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吉药监政信函﹝2019﹞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贵公司申请公开1、“2018年7月18日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的《律师函》及对该《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2、“2014年9月22日申请人与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补充合同书》及其附件”3、“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开展至今所有有关政府拨付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吉林省政府是否为本项目设立并实际拨付财政资金以及设立和拨付的具体情况;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和具体支出情况;剩余财政资金的情况等”4、“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将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列入吉林省十大民生重点工程的申报和审批文件;吉林省政府对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在执行落实过程中的效果评价和考核情”的4份申请书，于2019年3月27日收悉。现回复如下:1、“2018年7月18日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的《律师函》及对该《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贵公司申请公开的《律师函》不是我局制作的政府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范围。另，《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是要求我局为此制作相关信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2、“2014年9月22日申请人与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补充合同书》及其附件”。现将贵公司申请公开的“2014年9月22日申请人与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补充合同书》及其附件”复印件邮寄给贵公司。3、“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开展至今所有有关政府拨付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吉林省政府是否为本项目设立并实际拨付财政资金以及设立和拨付的具体情况;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和具体支出情况;剩余财政资金的情况等”。贵公司申请公开的此项内容，是要求我局为此制作相关信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4、“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将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列入吉林省十大民生重点工程的申报和审批文件;吉林省政府对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在执行落实过程中的效果评价和考核情况”。（1）“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将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列入吉林省十大民生重点工程的申报和审批文件”。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列入吉林省民生实事是在2013年申报的。按照档案管理规定，2013年的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档案全部移交给了吉林省档案局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请贵公司到吉林省档案局进行查询。另，其审批文件不是我局制作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按照“谁制作，谁公开”的原则，请向该项目的审批制作机关吉林省政府申请。（2）“吉林省政府对本项目(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项目）在执行落实过程中的效果评价和考核情况”。贵公司申请公开的此项信息不是我局制作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不属于我局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的规定，省药监局具有对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权。本案中，红胜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申请公开“2018年7月18日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的《律师函》及对该《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省药监局于2019年4月10日进行答复，《律师函》不是省药监局制作的政府信息，《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并非现有信息，均不属于政信公开的范围。关于红胜公司申请公开的“2018年7月18日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的《律师函》及对该《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信息范围问题。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向人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目的通常是为了获取有关政府信息。本案红胜公司向省药监局申请公开的2018年7月18日《律师函》是由红胜公司制作的信息，其完全知晓、了解信息内容，在此情况下，仍然提出公开申请，并非为了获取信息，显然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精神与目的，没有值得保护的诉讼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即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应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描述。本案红胜公司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对《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该公开内容并非指向确定的、存在的、由省药监局制作或保存的文件，而是要求省药监局为其汇总、加工信息，故红胜公司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省药监局对红胜公司申请公开的信息，给予明确答复并告知说明，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全面，程序合法，并无不妥。红胜公司要求撤销吉药监政信函﹝2019﹞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第1项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红胜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红胜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相关事实认定错误，未能查清事实即作出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向人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日的通常是为了获取有关政府信息”，据此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公开的《律师函》因是上诉人制作，上诉人知晓、了解其内容，就无需向上诉人公开。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错误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精神及立法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就规定了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从该规定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除了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还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公开的《律师函》虽为上诉人制作，但长达九个月的时间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任何回复，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出具任何收件回执，上诉人在不能确定该律师函是否已经由被上诉人获取并对上诉人的相关请求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申请公开《律师函》，目的并非是为了知晓律师函内容，而是为了确定被上诉人是否已经获取律师函、获取的律师函是否为上诉人于2018年7月18日当面提交给被上诉人的,以及被上诉人对《律师函》中上诉人所提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查、推进、处理。被上诉人是否公开《律师函》，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着密切的影响。《律师函》虽为上诉人制作，但仍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保存的信息”，被上诉人应当予以公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和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吉药监政信函﹝2019﹞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第1项并要求被上诉人依法对上诉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省药监局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但本案涉及的信息公开申请系上诉人于2019年3月27日向省药监局提出，申请书载明：为落实国务院、吉林省政府关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电子信息化监督管理工作的部署,在吉林省全面开展食品药品电子监管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件,申请人于2014年9月22日与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署了《补充合同书》,共同推进建设吉林省食品药品电子监管可追溯体系工程项目（以下称“本项目”)。2018年7月18日，申请人向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律师函》，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但未得到任何答复。现申请人向你单位申请公开:2018年7月18日，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的《律师函》及对该《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上述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0条、第17条等相并条款规定的由你单位制作或保存的,涉及申请人切身利益和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的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应由你单位负责公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6条规定，申请人要求将以上信息复印件邮寄给申请人或者代理人。另外，根据上诉人红胜公司自述，其与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合同履行问题产生纠纷，现正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因被上诉人省药监局在合同履行纠纷案件诉讼程序中对上诉人提交的各项证据均不认可，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多项信息公开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红胜公司作为《律师函》的制作主体，已经知晓《律师函》的内容，其申请公开《律师函》的目的明显不是为了获取该信息。其申请公开被上诉人对《律师函》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明显是以信息公开的形式要求被上诉人对协议履行问题进行处理并制作信息，明显不是应该通过信息公开途径解决的问题。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就双方签订的协议的履行产生了纠纷，但仍应正当行使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避免浪费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综上，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应该向其公开的政府信息。省药监局作出的吉药监政信函﹝2019﹞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第1项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红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吉林省红胜民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厉 丽审判员 姜 楠审判员 亓晓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