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7336号原告：王宏民，男，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利星行天竺之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府右街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66757939W。法定代表人：颜健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国，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念难，女，1993年1月18日出生，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912X9。法定代表人：刘禹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铮，北京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芳，北京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宏民与被告利星行天竺之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星行公司）、被告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驰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宏民，被告利星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国、李念难，被告奔驰销售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铮、胡祥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宏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将自燃车辆退还二被告，二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人民币60万元；2.判令原、被告双方签订购车贷款合同于2018年10月终止；3.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费共计6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6月19日从被告利星行公司处购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总价格为71.8万元。原告当时支付车价的一半35.9万元，另一半以36个月贷款形式支付，每月支付10597.51元。截止2019年3月31日，原告共计支付购车款60万元。2018年9月15日，原告将涉诉车辆在北京博瑞祥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车辆保养。2018年10月5日晚9点，原告将涉诉车辆停放于小区楼下。2018年10月7日早晨五点四十分左右车辆突然鸣叫不止，惊扰了旁边居民，居民到原告家中叫醒原告，告知其车辆异常，要求赶紧处理。原告到达现场后，听到自己的奔驰轿车在连续刺耳的鸣叫，并迅速打开奔驰轿车前机盖，但找不出故障原因。原告紧急拨打了奔驰厂家求救电话，对方未给出故障原因，建议联系最近的奔驰4S店（北京博瑞祥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祥驰公司））。原告在联系4S店人员过程中，奔驰轿车车头右前部突然冒烟并迅速起火。原告赶紧拨打火警119电话求救，旁边邻居急忙找来灭火器救火。五分钟后119车辆及消防人员赶到起火现场时，奔驰车辆火情已经被大家合力扑灭。消防人员在现场进行拍照登记，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后离开。原告在奔驰轿车自燃后，多次联系利星行公司和奔驰销售公司要求提供车辆自燃原因及车辆有无质量问题和后续有无安全保障等事宜。但二被告态度恶劣置之不理，完全无视原告的合理要求。原告所住小区属老旧小区，建筑及人员密集，其经常停放奔驰轿车的地方和加气站及大型液化气站只有一墙之隔，当时奔驰车辆自燃时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二被告无视消费者利益，为了自已私利不顾原告生命财产安全，将带有严重安全隐患的车辆销售给原告，并在出现自燃事故后，没有对自燃车辆采取任何措施，置原告生命财产于不顾。原告作为消费者已无法使用带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奔驰轿车。而且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每每听到小区里有车辆鸣叫就急忙跑去看是否是自己发生自燃后的奔驰轿车又出现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自燃后的奔驰轿车已无法让原告放心使用，二被告对待消费者的方式也让原告寒心，无法再接受二被告进行后期的服务（包含车辆保养维修应急处理等）。二被告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丧失了商家应有的信誉，也严重损害了奔驰作为一个全球知名汽车品牌在原告心中的形象。鉴于二被告的恶劣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利星行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一，将车辆退还被告，以及被告退还购车款60万元的主张，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其他法律规定的依据。具体而言，被告一已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销售方的合同义务，向原告交付的车辆也经原告检查确认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或车辆状况存在瑕疵的情形。被告一有多份证据能够证明前述事实。2.原告主张退还车辆并未明确其具体的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第5条有关于退还车辆的情形和具体条件的约定，而本案并不符合。而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第20条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案也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因此，无论如何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3.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和第三项诉讼请求也没有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所谓的损失构成的依据，因此不应当得到支持。4.从本案的事实情况来看，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的涉案车辆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且涉案车辆经过原告使用后也多次维修，很可能存在使用和保管不当的情况，也不排除线路改装等等其他的行为，而发生火灾之后，据被告一了解，原告已经维修并接收车辆之后继续正常使用，并不存在还可以主张退车的依据，因此结论是原告所主张的车辆质量问题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奔驰销售公司答辩称：一、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纠纷”，王宏民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也是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奔驰销售公司与王宏民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奔驰销售公司并非车辆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很明显，奔驰销售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对于王宏民向奔驰销售公司提出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一）奔驰销售公司与王宏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奔驰销售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王宏民对奔驰销售公司不享有任何请求权。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王宏民起诉奔驰销售公司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王宏民与利星行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下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依据《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具有相对性，该买卖合同仅对当事人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奔驰销售公司并非《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在本案中，王宏民无权要求奔驰销售公司承担“退车”、“终止合同”、“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王宏民依据《销售合同》对奔驰销售公司主张权利不存在任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三包规定》”)，王宏民仅可直接向利星行公司主张退货等三包责任，无权直接向奔驰销售公司主张向其承担退货等三包责任。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三包责任由销售者依法承担。销售者依照规定承担三包责任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其他经营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因奔驰销售公司并非涉案车辆的销售者，王宏民无权直接要求奔驰销售公司向其承担退货等三包责任。(三)商务部颁布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6条对于“汽车供应商”和“汽车经销商”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奔驰销售公司仅仅是涉案车辆的“供应商”而非“经销商”。而根据我国广泛的司法审判实践，在汽车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如果原告将汽车经销商以及汽车供应商（包括汽车生产商、总经销商、进口汽车的经营者）同时作为被告起诉至法院，法院均以汽车的供应商并非车辆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由，认定汽车供应商并非是适格被告，最终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汽车供应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四）王宏民无权向不适格的被告即奔驰销售公司主张权利。对于奔驰销售公司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情况，法院依法应当采用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进行处理。1.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在立案后发现被告主体不适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用“裁定驳回起诉”的方式进行处理。2.全国各地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各地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务中，在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也普遍采用了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奔驰销售公司的主体适格问题，王宏民也无权向奔驰销售公司主张退车退款、损失赔偿。在本案中，如王宏民向奔驰销售公司依据“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奔驰销售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请求权的基础为如下两点：第一，根据《合同法》第111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王宏民须举证证明“利星行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约定”、“因质量不符合约定引发火灾”，且造成了损失。王宏民不仅对利星行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构成要件成立，而事实上，本案的涉案车辆巳经修复完毕，退一步讲，即便涉案车辆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但是涉案车辆已经修复，根据《合同法》第112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在涉案车辆已经修复完毕后，那么王宏民也应当举证证明在履行义务和采取补救措施后，仍然有其他损失，其主张才能得到支持；第二，根据《合同法》111条，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如销售合同中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有约定，则应当按照约定来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王宏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提出的退货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提出的退货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一)王宏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奔驰销售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约定”、“因质量不符合约定引发火灾”，且造成了损失。1.王宏民仅提交了《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该《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既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更加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发生火灾是由于质量问题导致。(1)从《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的法律性质而言，《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并非对产品质量缺陷进行认定的司法鉴定结论。根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三条规定：“火灾事故调查的任务是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依法对火灾事故作出处理，总结火灾教训。”因此，《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是对火灾事故原因的调查和认定，而非对涉案车辆的质量进行调查和鉴定。其中关于“火灾原因系车辆内部电气线路故障所致”的表述仅是火灾的原因，不能据此认定涉案车辆存在质量缺陷。(2)从《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的出具主体而言，其出具机关为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既非有权认定产品质量缺陷的鉴定机关，其并不具备对产品质量进行鉴定的资质、能力，也不可能对涉案车辆是否存在缺陷进行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由此可见，对于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这种专业性极高的问题，显然不能仅凭一份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就此认定，而应当由具备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进行认定。此外，对于谁有权认定产品质量缺陷的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的《条文理解与适用》明确指出：“被侵权人有权提出某一项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但产品是否存在缺陷要由公权力机关予以认定。在我国，产品质量的监管机关有权认定产品缺陷，人民法院有权认定产品缺陷。前者认定为行政认定，后者认定为司法认定。对于缺陷产品往往需要委托有资质的专门评估鉴定机构予以评估鉴定”以及《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可见，在我国产品质量的监管机关有权认定产品质量缺陷，或在司法审判中由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缺陷进行鉴定后予以认定，而公安消防机构，显然既非产品质量的监管机关，也非产品质量司法鉴定机构，更不具备认定产品质量是否存在缺陷的职权，当然也谈不上具备对产品质量进行鉴定的资质、能力，因而不可能对涉案车辆是否存在产品缺陷进行认定。（3）从《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的结论来看，《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只是认定：“火灾原因系车辆内部电气线路故障所致”，但“线路故障”可能是王宏民使用或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绝不等于“车辆存在质量缺陷”。第一，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故障”与“缺陷”法律概念不同。“故障”并不等同于“缺陷”，“缺陷”在法律上的定义为：根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由此可以看出，缺陷是指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或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六条：“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家用汽车产品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而不能安全行驶或者无法行驶的，应当提供电话咨询修理服务。”显然“故障”与“缺陷”的法律定义并不相同。本案《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中所提到的“车辆内部电气线路故障”并未查明是何种原因导致的“线路故障”，如前所述“缺陷”与“故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导致“故障”的原因非常之多，也可能是王宏民使用或保养不当造成线路故障，并不能唯一、排他的认定就是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第二，公安消防系统内部对于“故障”与“缺陷”也进行了明确区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中国消防协会主办、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性会刊《消防科学与技术》杂志中，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总队主要从事消防法制研究及火灾调查工作的防火监督部法制处处长梁雄松撰写的论文《火灾事故认定复核的几点思考》第2页写明：“如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中，直接认定轿车生产商生产的轿车张紧轮存在缺陷导致故障引起火灾，这时轿车生产商才成为火灾当事人。就本案中，消防大队没有认定张卡轮故障的原因，且张卡轮故障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车主使用维护不当、维修不当、使用非厂家规定的产品或者产品本身存在缺陷等。轿车车主如果主张生产商提供的轿车存在缺陷，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也可以据此直接到法院就民事赔偿责任起诉生产商。”实际上《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并未解决本案的焦点问题“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火灾发生与缺陷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火灾案件中也明确认定“质量问题并不是导致产品内部故障的唯一原因”。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再审申请人杨娟与被申请人格兰仕(中山）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申请再审案”，在该案中，公安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火灾原因只是排除了多种引起火灾可能的其中三种，不能排除空调内部故障引起火灾。”该案件经审查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民申字第516号《民事裁定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如下论述：“空调器存在的质量问题并不是导致空调器内部故障的唯一原因，电压是否稳定、安装及操作使用是否正确、维修是否规范等均可能导致空调器内部故障。因此，杨娟仍需列举其他证据证明涉案空调存在质量缺陷。”由该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在查明事实上，根本不能仅依据《火灾事故认定书》中对起火原因所认定的“故障”，来认定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以及质量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从《火灾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来看，在司法审判实务中，法院一般也会认为，如果原告仅仅提交公安消防机构所作的认定车辆故障原因导致火灾发生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不能作为证明该车存在质量缺陷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应当申请司法鉴定，查明火灾是否由质量缺陷所造成，以及与火灾的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附件案例“罗自灼诉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中，在该案中《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车辆故障引发火灾，但法院并未以《火灾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明车辆存在缺陷的证据采纳，在“本院认为”部分，法院阐述：“从证据效力来看，本案消防部门所作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仅能对火灾事实和原因产生证明力，并不能对车辆质量状况产生证明力，且火灾原因与产品质量也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故凭火灾事故认定书不能视为原告已完成举证责任。”其次，再以与本案案情基本相同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人上海中煤物探测量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为例。在该案中，公安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原因重新认定决定书，认定“该起火灾系由汽车电器线路故障引起。”该案件经审理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8)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如下论述：“关于产品责任的举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本案中德州市公安消防分局出具的火灾原因重新认定决定书仅认定该起火灾系汽车电器线路故障引起，而并未认定电器线路故障系车辆内在质量缺陷所致，故原告中煤公司应对车辆存在质量缺陷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因原告中煤公司未能向本院充分举证证明线路燃烧是车辆本身质量缺陷所致，故其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在查明事实上并非依据《火灾事故认定书》中对起火原因的认定来认定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以及质量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现有证据反而证明，涉案车辆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1)涉案车辆在进口到中国、投入市场流通前，巳通过法定的产品质量检验，不存在任何质量缺陷。根据《进口汽车检验管理办法》第11条：“经检验合格的进口汽车，由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并一车一单签发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第13条：“用户在国内购买进口汽车时必须取得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和购车发票。在办理正式牌证前，到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登检、换发进口机动车辆检验证明，作为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正式牌证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条：“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等法律规定，涉案车辆作为进口汽车，在进口到中国、投入市场流通前，已通过了法定的产品质量检验，获得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一车一单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并且王宏民也已登记上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也足以证实涉案车辆已经通过进口车辆的各项法定质量检验，因此，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规定：“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涉案车辆生产者根本谈不上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最为重要的是，就是本案的涉案车辆在发生火灾后，于2018年10月7日车辆到博瑞祥驰公司进行维修，于12月底将车辆修复完毕，更换了烧损的部件，包括喇叭和线束，并由博瑞祥驰承担了工时费，修理车辆所更换的配件就是喇叭和烧损的线束由利星行钣喷中心提供的，由其承担配件的费用。王宏民没有承担任何费用。王宏民在诉状中所称“在出现自燃事故后，没有对自然车辆采取任何措施，置原告生命财产于不顾。”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根据《合同法》第112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退一步讲，即便车辆有质量问题，现在已经修复，并且王宏民未承担任何费用，何来的还有其他损失呢？并且，王宏民在诉状中所称“原告要求两被告提供车辆自燃原因及有无质量问题和后续有无安全保障等事宜，两被告态度恶劣置之不理，完全无视原告的合理要求”。首先，涉案车辆已经免费修复，用通俗的话讲，这个事情已经了了！其次，如果王宏民仍然以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认为目前手中的涉案车辆质量不符合约定并造成了损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应当由王宏民举证证明有新的损失发生，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且因为质量问题导致损失的发生。再次，王宏民如果对修复是否符合质量约定，后续有无安全保障，那么就应该是一个维修合同纠纷，这又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因为车辆不是利星行公司也不是奔驰销售公司修的，如果王宏民认为此次维修没有将车辆修好，那么应当起诉维修商，并且要举证证明车辆维修不符合合同约定。（三）退一万步讲，即便涉案车辆的质量不合格，但涉案车辆相关情况既不符合《销售合同》约定的退货条件，也不符合法定的退货情形。1.涉案车辆相关情况不符合《销售合同》约定的退货条件。《销售合同》第5条约定：“车辆自首次开具发票之日起保修叁年（无公里数限制)。保修范围以生产商保修范围为准。在保修期间，如由于车辆质量问题，甲方（即王宏民，下同）提出退、换车辆的要求，则需提交经生产商授权的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车辆的质量有缺陷，巳不具备再维修的可能；或退、换车辆符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的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方可接受。车辆如因甲方使用、保管或保养不当出现的问题，由甲方自行负责，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上述约定，王宏民如提出退货的请求，应当提交经生产商授权的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车辆的质量有缺陷，已不具备再维修的可能。2.王宏民提交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涉案车辆相关情况符合法定退货条件。法定的退货条件，即依据《三包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判断涉案车辆的相关情形是否符合退货条件。《三包规定》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了家用汽车退货条件：《三包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退货。”《三包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消费者选择更换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或退货：(一)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了2次修理，严重安全性能故障仍未排除或者又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二）发动机、变速器累计更换2次后，或者发动机、变速器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发动机、变速器与其主要零件更换次数不重复计算；(三)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涉案车辆所涉情形皆不符合以上退货条件，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王宏民也无权要求退货。三、涉案车辆相关情况未给王宏民造成任何损失，王宏民要求“判令赔偿损失60万元”，即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如前所述，目前车辆已经修复完毕，如王宏民就此诉请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第112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因此王宏民需就此举证：1、利星行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2、利星行公司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1.如前所述，王宏民所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利星行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2.王宏民所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利星行公司存在其他损失。事实上，涉案车辆在2018年10月7日发生故障后，利星行公司已经前往博瑞祥驰公司进行了检测维修，并在修复后正常使用。王宏民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为本次检测维修支付的费用，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60万元损失。四、王宏民主张终止购车贷款合同亦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王宏民并未将购车贷款合同及其已还贷的支付凭证作为证据提交，奔驰销售公司无法判断购车贷款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终止的约定，并且事实上，奔驰销售公司也并非贷款合同的当事人，亦与奔驰销售公司无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王宏民应就其该项诉讼请求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奔驰销售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并且，王宏民在本案中提供的所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满足合同约定和法定的退货条件，其无权要求退还其已支付的全部购车款；其亦未能提供任何关于购车贷款合同的证据及其遭受的各项损失的计算依据及相关证据，王宏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王宏民提出的各项诉请，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5月的进口机动车车辆随车检验单显示：检验情况：一般项目检验为合格；安全性能检验为合格。2017年6月，王宏民与利星行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买方为甲方王宏民，卖方为乙方利星行公司。该合同约定：1.车辆名称、型号。车辆名称：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辆为戴姆勒公司出品的中国规格新车，并符合甲方要求。进口车辆质量以中国进出品商品检验检疫局出具的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为准。2.价款。（1）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柒拾壹万捌仟元整，其中包括定金人民币叁拾伍万玖仟元整，余款人民币叁拾伍万玖仟元整。3.车辆的交付。（1）车辆预计交付时间暂定为2017年7月14日之前，前提为乙方收到车辆全款。（3）乙方应在甲方依约支付车辆总价后通知甲方办理车辆交付手续。甲方应于收到此书面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在车辆的交付地点与乙方办理完毕车辆交付手续。车辆的交付地点为乙方营业机构所在地或乙方指定的其他授权经销商所在地。车辆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乙方将车辆交付给甲方时转移。因甲方原因逾期不办理车辆交付手续的，逾期期间车辆损毁、灭失的风险由甲方自己承担，并且乙方有权根据车辆实际存放地的收费标准向甲方收取停车费，该停车费应直接自甲方的定金中扣除，甲方在提取车辆时应对已扣减的款项予以补足。（4）甲方对车辆进行验收后，甲方或其代表应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确认，自签字之日起车辆灭失与受损的风险即由乙方转移到甲方。若该代表与签署本合同的不是同一人，该代表需持甲方的介绍信或授权书办理车辆验收交付手续。车辆验收交付手续办理完成后，如甲方有运输至其指定地点的要求（甲方需提供书面申请原件给乙方），乙方可根据甲方实际要求委托第三方运输，因此而产生的运费等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车辆毁损、灭失风险自车辆交付给甲方时移转给甲方，此后车辆的灭失与受损的一切风险均由均由甲方承担。6.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应承担对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2）甲方因违反本合同第2条（3）项、第3条（3）、（4）项之规定或合同履行期间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乙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合同，没收全部定金，并有权另行要求甲方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2017年6月14日，王宏民在《新车交车单》上签字。该交车单显示：我已与贵公司代表一起检视过车辆。此车设备齐全，内饰及外观完整，车况良好。已完成上述所有交车程序并收到上述物品及文件，同意接车。2018年10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显示，现场调查走访情况：该车于10月5日晚9时左右停放后没有再上路行驶，起火部位于发动机右前方。10月7日早上6时左右，车辆警报启动后被周边居民发现后报警。经现场检查，起火部位为发动机右前方的部分电气线路，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灾事故事实：经调查，火灾原因系车辆内部电气线路故障所致。2018年10月9日，王宏民签字的《事发经过陈述》中部分载明：客户换过三次前杠，第一次在2017年7月，购车一周左右后，被他车碰撞，维修地点在北京金冠进行事故维修，他车全责；第二次在2017年11月，在北京博瑞顺和（非授权经销商）进行事故维修，客户全责；第三次在2018年4月在北京天竺之星进行事故维修，单方事故。王先生选择的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车时选装两侧脚踏板，其他没有加装改装。最后一次进店（北京博瑞祥驰）2018年9月2日，做的B保养。2019年8月13日的庭前举证质证笔录中，王宏民称：因为车辆自燃是在停放一天后自燃的，其请求奔驰销售公司告诉起火原因，但是奔驰销售公司迟迟未能给其提供任何书面和口头的回复，这就导致其去怀疑车辆质量问题。其只是希望从厂家和技术的层面为其答疑解惑，其感觉奔驰销售公司态度太敷衍。其也曾经打过奔驰的售后服务热线，最终只是给其反馈的其修车的厂家。所以1月份的时候，其就停缴了贷款，其只是希望奔驰方能够给其个满意的答复。奔驰销售公司称涉诉车辆经过进口检测没有问题，其觉得不能以检测报告结果作为车辆没有问题的依据。其出具的火灾事故调查认定书只是证明车辆在静止状态自燃了。因为其现在对奔驰这个品牌失望了，现在其不想和任何奔驰公司相关的机构打交道，所以希望退车。其曾经找过利星行公司希望他们敦促奔驰销售公司给答复，现在两方相互推诿。对王宏民上述陈述，利星行公司称：涉诉车辆的维修是在博瑞祥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做的维修，王宏民并没有找到利星行公司，其作为销售方并不存在王宏民多次找，而其置之不理的情况。根据王宏民的陈述，涉诉车辆在一年内发生了三次事故，三次去进行维修车辆的前杠并更换相应的配件，且王宏民自行在非授权经销商处也进行过维修，没有提供任何维修的单据或其他过程性证明文件，无法保证前述历次维修符合标准。而且该车辆的最后一次维修在相应的维修保修期内，根据交通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王宏民如果对于其维修之后已经正常使用的车辆还存在任何能否正常使用方面的异议，也应当基于维修合同主张权益，而不涉及车辆本身的原始质量问题。对王宏民上述陈述，奔驰销售公司称：在发生涉案火灾之后，作为生产厂家并非对王宏民置之不理，而是进行了车辆相关的检查，但是发现并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车辆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显然作为总经销商以及利星行公司，及其他的授权经销商都无需承担任何的费用。但是在此种情况下，据其了解，当时经销商本着跟客户交个朋友的前提下，就把涉诉车辆免费修好了。而且王宏民也认可了这种免费修理的方式，并不是王宏民刚才所称的“车我可以自己修，也可以让你们修”的这种说法。王宏民认可这种方式，因此车辆现在已经修复完毕了，关于涉诉车辆火灾这一事宜其认为随着涉案车辆已经修复完毕这一事实，王宏民是无法根据合同法来主张其和利星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就算车存在质量问题，王宏民也没有任何损失，因为车辆已经修复完毕了，故车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根本就不是本案应该查清的事实。如果王宏民认为目前已经修复后的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并造成了损失，应该拿出相应的证据。如果王宏民对维修后车辆是否维修完好有异议的话，也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如果王宏民认为车辆未修好，应该起诉维修方，并非利星行公司和奔驰销售公司。2019年8月13日的庭前举证质证笔录中，王宏民称其只是要求对方出示涉诉事故是否是奔驰车的质量问题的证明。2019年8月13日的开庭笔录中，王宏民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法院确认王宏民和利星行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8年10月7日解除。理由是：涉诉车辆自燃以后，利星行公司没有提供自燃的原因，导致后期无法使用涉诉车辆。2018年12月在北京博瑞祥驰汽车销售公司维修完毕，现涉诉车辆可以正常使用，涉诉车辆在王宏民使用至今。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责任，也就是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需向王宏民证明涉诉车辆为什么自燃以及以后是否还会自燃，自燃的原因是否因为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产生等都需要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证明。王宏民称其没有向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发出过解除通知。对于王宏民明确后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利星行公司称其补充答辩意见：1.王宏民从未向其发送过任何解除合同的通知，今天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解除不能成立；2.本案不符合任何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的情形，王宏民也未能明确其主张单方解除权的基础。利星行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本性违约行为；3.从本案的车辆实际情况来看，王宏民在发生起火故障之后，直接送第三方维修，并未向利星行公司提出过任何要求，这个要求包括解除合同或其他与合同关系有关的其它诉求。而利星行公司对王宏民车辆维修和使用情况了解到，此次事故比较轻微，经过较短时间在2018年11月初就已经维修完毕，由王宏民接收后正常使用至今。且第三方博瑞祥驰公司是免费维修。这恰恰证明很微小，根本不存在根本违约，因此其认为是王宏民不当行使诉权。对于王宏民明确后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奔驰销售公司补充答辩意见：其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与该项诉请无关。且其认为，王宏民所提交的所有证明均不存在合同法第94条的情形存在。2019年8月13日的开庭笔录中，奔驰销售公司称：车辆在博瑞祥驰公司维修时，在王宏民的授权下其确实到现场进行了查勘，查勘后认为非产品质量问题，应该是王宏民某次维修未得到妥善维修导致的。其认为没有产品质量问题就直接告诉了博瑞祥驰公司。博瑞祥驰公司也是其公司授权经销商，作为客户关怀，此次维修就没有收取王宏民的费用。对此，王宏民称该次维修其确实没有交纳费用，而且也没有走保险公司，费用是博瑞祥驰公司出的。2019年8月26日，王宏民称其认为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需要由被告提交证据证明，不应当由其申请鉴定，所以其不申请鉴定。利星行公司称其认为举证责任在王宏民，故其不申请鉴定。奔驰销售公司称案件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因此其不是适格主体，且根据民诉法举证责任的规定，应当是谁主张谁举证，故其也不申请鉴定。其认为王宏民如果不申请鉴定，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9年9月16日，本院要求奔驰销售公司将其于2019年8月13日庭审中称“车辆在博瑞祥驰公司维修时在原告的授权下我方确实到现场进行了勘验，查勘后认为非产品质量问题”的勘验结果函告法院。2019年9月27日，奔驰销售公司复函称：2018年10月9日，其公司于博瑞祥驰公司处对涉案车辆进行了现场勘验，勘验后发现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本次火灾事故发生的因素，因此勘验结果为排除因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火灾事故发生。2019年11月6日的开庭笔录中，王宏民称：对于奔驰销售公司出具的上述复函所称的勘验结果无相应的数据支撑，也没有载明火灾发生的原因，故不能认为该起自燃事件与奔驰销售公司无关。利星行公司称：对于奔驰销售公司出具的上述复函所称的勘验结果是奔驰销售公司对涉诉车辆出具的真实意见，王宏民负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能应该由王宏民负相应的责任。2019年11月6日的开庭笔录中，王宏民确认涉诉车辆因本次起火事件到博瑞祥驰公司进行了维修，并于2018年11月下旬将涉诉车辆提走，自其将涉诉车辆提走之后，正常使用车辆，至今没有其他事故，也没有发生火灾自燃事故。2019年11月6日的开庭笔录中，三方再次明确对涉诉车辆起火原因不申请鉴定。奔驰销售公司另称：目前无法鉴定，也没有必要申请鉴定。如果是因为更换的固件导致火灾发生，那么王宏民的损失也已经得到了赔偿，因为已经进行了修理和更换了，再进行鉴定已无意义。诉讼中，利星行公司向法院递交代理词，其主要意见如下：一、王宏民不享有涉案合同的单方解除权，且解除权系形成权，在王宏民从未向利星行公司发送过解除通知的情况下，不得向法院直接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因此，王宏民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第一，王宏民不享有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王宏民与利星行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并无关于王宏民享有单方解除权的任何约定，相反《销售合同》第6条第2款仅约定了利星行公司享有单方解除权的情形。第二，王宏民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任何情形。根据《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及《经销商新车移交前检验单》记载，利星行公司向王宏民交付的涉诉车辆“一般项目检验”及“安全性能检验”情况、基本检查、功能状况检查、装备检查等均为合格，符合《销售合同》第1条及第3条的车辆质量约定。2017年6月14日，王宏民签署《新车交车单》，认可其已与利星行公司代表共同检视过涉案车辆，该车设备齐全、内饰及外观完整、车况良好，王宏民同意接车。因此，利星行公司已按《销售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向王宏民交付的涉诉车辆符合合同约定，且经王宏民认可车况正常使用至今，利星行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更不存在导致王宏民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根本性违约行为。第三，解除权系形成权，不能未经通知行使即向法院诉讼主张解除；王宏民从未向利星行公司发出过任何解除合同的通知，其直接诉请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不应得到支持。王宏民本身就享有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而且其还从未以任何方式向利星行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故王宏民关于解除《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王宏民主张退车并要求利星行公司退还其已支付的购车款不存在请求权基础；王宏民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存在任何自身质量问题，且该车辆已维修完毕并由王宏民正常使用至今，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退车条件。第一，如上述分析，王宏民不享有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其关于合同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王宏民主张退车及退款不存在请求权基础。第二，王宏民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存在自身质量问题，且该车辆已维修完毕由王宏民正常使用至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退车条件。根据王宏民签署的《事发经过陈述》可知，涉案车辆经过三次事故并进行三次重大维修，均为王宏民使用、保管不当或他方责任，并非由于涉案车辆自身质量瑕疵或自身性能故障，且该车辆已维修完毕由王宏民正常使用至今，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退车条件。第三，王宏民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证明涉案车辆存在质量缺陷并已无法修复，且王宏民在车辆修复后一直正常使用至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车条件。《销售合同》第5条约定，在保修期间，如由于车辆质量问题，买方提出退、换车辆的要求，则需提交经生产商授权的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车辆的质量有缺陷，已不具备再维修的可能；或退、换车辆符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卖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目前，王宏民未根据合同约定提供任何生产商授权的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且自燃事故发生后，据其获悉，王宏民已在博瑞祥驰免费维修完毕后继续正常使用至今，因此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车条件。三、王宏民未举证证明其遭受任何实际损失及损失的计算依据；涉案车辆多次因王宏民使用不当或发生事故而进行维修，不能排除质量问题之外的介入因素导致车辆自燃的可能性。（一）王宏民未提供所谓损失的任何证据或计算依据。据其了解，涉案车辆自燃事故后，博瑞祥驰公司已免费为王宏民维修涉案车辆，并于2018年11月初修复完毕；王宏民认可该免费维修的方案及结果，提车后持续使用至今。王宏民应举证证明其所谓损失的依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退一步讲，若王宏民主张涉案车辆质量不符合约定而导致损失，则其应承担证明涉案车辆存在质量瑕疵并导致车辆自燃的举证责任。第一，王宏民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发生自燃系因车辆质量瑕疵。《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记载火灾事故发生后的现场走访调查情况，该部门不具有相关鉴定资质，故该认定书不具备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同时，该结论也并未直接确认所谓“线路故障”是车辆质量问题，并不能排除起火原因是由于原告使用、维护、维修不当或非法改装、私改线路、增加电器所致以及电路老化的原因，导致短路以至于引发火灾事故，因此王宏民未证明系车辆自身质量问题引发自燃事故。第二，涉案车辆起火部位曾在交通事故中损坏并经过多次维修。《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记载“起火部位为发动机右前方的部分电气线路”，而根据王宏民的陈述，涉案车辆在一年内发生三次事故，三次更换、维修车辆前杠，且王宏民曾在非授权经销商处进行维修，未提供任何相关维修单据，无法保证涉案车辆历次维修程序、配件符合标准；同时，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的半个月前曾在博瑞祥驰进行保养维修。由于该些外来因素介入，因此不能排除涉案车辆使用、维修、保养不当导致涉案车辆自燃的可能性。第三，涉案车辆尚在最后一次维修保修期，应首先证明是否因第三方维修保养不当引发自燃事故。由于涉案车辆在自燃事故发生约半个月前在博瑞祥驰进行保养维修，自燃事故发生时应尚在博瑞祥驰保养维修的质量保证期内，应由该维修方检测是否系其操作不当、维修质量瑕疵导致涉案车辆自燃，这属于王宏民与维修方之间的维修合同纠纷。诉讼中，奔驰销售公司向法院递交代理词，其主要意见如下：一、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纠纷”，奔驰销售公司并非车辆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很明显，奔驰销售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裁定驳回王宏民对奔驰销售公司的起诉。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奔驰销售公司的主体适格问题，王宏民也无权向奔驰销售公司主张退车退款、损失赔偿。三、对于本案的司法鉴定问题，奔驰销售公司再次郑重向法院声明，奔驰销售公司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企业，至于审判长当庭表达的，奔驰销售公司难道自证清白不好吗？奔驰销售公司郑重解释，这根本不是奔驰销售公司不愿意自证清白的问题。四、退一步讲，如果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意见证明涉案车辆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火灾的发生，王宏民主张退车的诉讼请求既不具备事实依据，也不具备法律依据。上述事实，有原告王宏民提交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发票、销售合同，被告利行星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经销商新车移交前检验单、新车交车单、事发经过陈述、准施工单及施工单，被告奔驰销售公司提交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车辆进场维修准施工单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王宏民与利星行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王宏民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利星行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8年10月7日解除的问题。王宏民称其要求解除的原因是涉诉车辆自燃以后，利星行公司没有提供涉诉车辆自燃原因导致后期无法使用涉诉车辆。其于2018年12月在博瑞祥驰公司维修完毕，现涉诉车辆可以正常使用。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责任，也就是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需向王宏民证明涉诉车辆为什么自燃以及以后是否还会自燃，自燃的原因是否因为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产生等都需要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证明。其并未向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发出过解除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王宏民与利星行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6.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应承担对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2）甲方因违反本合同第2条（3）项、第3条第（3）、（4）项之规定或合同履行期间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乙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合同，没收全部定金，并有权另行要求甲方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3）如乙方因自身原因，未能在本合同第3条第（1）项规定的时间或双方另行达成的时间交付车辆，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定金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该条款明确约定了涉诉车辆风险转移的时间、标准。而从该合同整体来看，该合同的主要内容涉及涉诉车辆的信息、价款、交付、违约责任等等。2017年6月14日，王宏民在《新车交车单》中签字确认“已完成上述所有交车程序并收到上述物品及文件，同意接车”。在该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出现了该《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的情形，王宏民亦未向利星行公司发送解除通知，故双方关于该《销售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同时，涉诉车辆发生起火情况时间为2018年10月7日，距其接收涉诉车辆并使用已一年有余。另查，自王宏民接收涉诉车辆并使用至该车辆发生起火期间，王宏民有过数次维修、保养涉诉车辆的记录。综上，王宏民以涉诉车辆于2018年10月7日发生过起火情况为由要求解除上述《销售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关于王宏民要求将涉诉车辆退还给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并要求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退还其购车款60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一方面涉诉车辆于2018年10月7日发生起火情况是否属于“瑕疵”无法确定；另一方面王宏民于2017年6月14日接收涉诉车辆，涉诉车辆于2018年10月7日发生起火情况，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的期间。且，王宏民自2017年6月14日接收涉诉车辆，至2018年10月7日发生起火期间，数次维修保养涉诉车辆。而2018年10月7日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中火灾事故事实部分认定“经调查，火灾原因系车辆内部电气线路故障所致”。庭审中，王宏民称涉诉车辆发生起火情况后，在博瑞祥驰公司进行了免费维修。奔驰销售公司称其在涉诉车辆在博瑞祥驰公司维修期间进行了查勘。2019年9月27日，奔驰销售公司向法院复函称“2018年10月9日，我公司于博瑞祥驰公司处对涉案车辆进行了现场勘验，勘验后发现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本次火灾事故发生的因素，因此勘验结果为排除因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火灾事故发生”。王宏民称该勘验结果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撑，也没有载明火灾发生的原因。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涉诉车辆因于2018年10月7日起火而在博瑞祥驰公司免费维修后，王宏民于2018年11月下旬将涉诉车辆提走，并正常使用至今未再发生类似事故，故王宏民负有证明起火原因系因涉诉车辆本身的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举证义务。经本院释明后，各方均表示不申请对此进行鉴定。且王宏民起诉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故王宏民在买卖合同纠纷项下要求将涉诉车辆退还给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并要求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退还其购车款60万元，证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宏民要求利星行公司、奔驰销售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费共计60万元的主张，因王宏民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结合本案案情，及各方提交的证据、庭审陈述，对王宏民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宏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原告王宏民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二焕人民陪审员  单秋玲人民陪审员  刘卫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许 楠书 记 员  赵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