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24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莉，女，1978年8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现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小欣，广西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泽强，广西河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107号（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三楼）。 负责人：胡桂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财，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职员。 上诉人杨莉因与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自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被扣发的工资6332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6600元及生育保险金5000元。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属于用人单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被上诉人仅以原告考核不通过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2018年9月起，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怀孕期间且没有告知上诉人任何理由及没有书面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单方降低上诉人的工资，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补发。三、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至8月、10月至11月共6个月每月支付给上诉人的月工资为1100元，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450元，违反《劳动法》的规定。四、上诉人因生育获得生育保险金17000元，被上诉人己在社保机构代为领了领取了上诉人的该生育保险金，但被上诉人尚有5000元未支付给上诉人。综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华安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提出的第四项上诉请求在一审未提出，属于二审新增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同意调解，不认可该项请求。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请求理由也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杨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补发原告自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被扣发的工资63320元；二、被告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给原告赔偿金116600元(5300元/月×11个月×2倍=116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24日，原告开始到被告单位工作，2008年8月开始在客户部从事理赔内勤岗位工作，2017年1月至8月任营业三部团队经理职务。2017年8月，原告参加竞聘后未能继续担任该岗位经理职务，2017年9月开始职务被调整为业务经理，工资收入也根据公司的《薪酬管理办法》及原告实际工作业绩情况变动。2019年4月1日，被告以原告考核不通过，经双方协商为由，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劳动关系续存时间为10年10个月。庭审时，原告认可在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实际的月平均工资为1624.7元。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3月30日生育一孩，经推算，原告于2017年6月底至7月初开始怀孕，哺乳期截至2019年3月。还查明，被告《广西分公司2018年销售系列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第四章《考核管理》第（四）条：考核结果与运用中规定未达到分公司任一级别的标准保费要求的销售团队撤并或客户经理解除合同。2019年5月，原告向河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被告）支付申请人（原告）自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被扣发的工资63320元；2、裁决被申请人（被告）支付给申请人（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3600元(5300元/月×12个月）。河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河劳人仲字〔2019〕第5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共计17871.7元。二、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于2019年7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将17871.7元经济补偿金支付给原告。原告于2019年7月3日收到河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其不服该裁决，于2019年7月16日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提出上述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诉请被告补发工资6332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提出的双倍经济赔偿金是否与仲裁时提出的经济补偿金具有不可分性，被告是否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需要赔偿金。 一、关于原告诉请被告补发工资63320元问题。原告于2017年1月调整到营业三部任团队经理，2017年9月职务被调整为业务经理，其工资产生变化是因为岗位调整，被告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结合原告实际工作量核定薪酬，原告称被告因其怀孕、生育扣发其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其工资没有证据证实，该院不予采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补发工资6332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原告在仲裁时请求事项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向该院提起诉讼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规定，原告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与之前仲裁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具有不可分性，均是对劳动合同解除的审理，故被告关于超出劳动仲裁事项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于2017年1月开始自愿由理赔内勤岗调整到销售岗，对工作岗位的变动，双方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因此，视为原告接受《广西分公司2018年销售系列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约束，该办法第四章《考核管理》第（四）条关于考核结果与运用中规定未达到分公司任一级别的标准保费要求的销售团队撤并或客户经理解除合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度保费达到该办法任一级的要求，因此，被告以原告考核不通过为由，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对原告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17871.7元（1624.7元/月×11个月），被告对该款项已支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六、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莉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杨莉请求华安公司支付被扣发工资6332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6600元及生育保险金5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被扣发工资63320元的问题。杨莉提出该项请求的理由是因其怀孕被单方降低工资。而从查明的事实看，2017年1月杨莉调整岗位到营业三部任团队经理，2017年8月华安公司对营业三部团队经理岗位进行竞聘上岗，杨莉自愿参与竞聘但未能竞聘上岗，自2017年9月开始职务被调整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薪酬根据华安公司的相关薪酬管理办法确定，杨莉对于岗位调整及薪酬管理办法内容知情。华案公司结合杨莉的工作岗位和业务量，根据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办法确定杨莉的工资具有合理性。杨莉工资产生变化是因为岗位调整，杨莉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因为怀孕被单方降低工资，因此，杨莉主张因怀孕被单方降低工资与查明事实不符，请求补发工资6332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6600元的问题。杨莉提出该项请求的理由是华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华安公司提交的证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内容显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因考核不通过，经双方协商，于2019年4月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杨莉在该证明上签字及签收，据此可认定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杨莉未提供足以推翻该份证明的证据，华安公司已经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7871.7元给杨莉，故杨莉主张华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经济赔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生育保险金5000元的问题。杨莉未在劳动仲裁程序及一审阶段提出该项请求，二审提出属于新增的诉讼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审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本院二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华安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故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审理，杨莉对此项请求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 综上，杨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杨莉已预交），由上诉人杨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 贺 审判员 韦 媛 审判员 张桂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韦愿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