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应成，男，汉族，1987年12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泉，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俊明，男，汉族，1986年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英杨，广东广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广东广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益通鑫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芙蓉工业区芙蓉6号39号1楼-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067792X。法定代表人：赵玉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泉，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葛应成因与被上诉人葛俊明、原审被告深圳市益通鑫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通鑫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6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应成、原审被告益通鑫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泉，被上诉人葛俊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英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葛应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二、判令葛应成无须支付葛俊明款项480000元；三、判令葛应成无须支付葛俊明违约金200000元；四、判令葛俊明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葛俊明以“股权转让纠纷”案由起诉，以支付“股权转让款”为诉讼请求，案由和诉讼请求明确。但作为请求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己被确认无效，原审判决“被告葛应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葛俊明支付款项480000元”与本案的“案由”、“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判决未写明48万元款项是“股权转让款”还是“援助款”，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并违反裁判规则。（一）双方当事人虽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但随后均确认该协议“无效”，葛俊明依据确认“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股权转让款”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要求葛应成支付48万元款项并没有写明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还是“援助款”，如果判决是“股权转让款”则与《股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相违背；如果判决是“援助款”则因当事人未请求而超出了葛俊明诉讼请求的范围，违反了裁判规则。二、本案不存在“经调解确认的协议”（原审判决书第5页第一段第8行），原审判决书该认定事实错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五章“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第35条规定，调解协议由当事人签名，调解主持人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并由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调解协议，但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不具备上述要求：（一）《股权转让协议》仅有当事人签名，没有主持人签名；（二）没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三）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留存一份存档。故此，原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经调解确认的协议”是错误的，并因为这一错误认定而否认了《纠纷和解协议》是赠与合同的性质，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三、个体工商户“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吉翔精密模具经营部”（以下简称吉翔经营部）与现公司“益通鑫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商事主体，原审法院将葛俊明声称的对前一主体个体工商户的投资混同于后一有限公司的股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葛俊明自始至终都没有投资过“益通鑫公司”，根本不存在持有公司判决书第5页第一段第3行开始写明，“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纠纷和解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有紧密的关系，其产生的缘由就是葛俊明与葛应成之间因为股权问题发生争议，而事实上，其二人确实曾合伙投资吉翔经营部，股权转让协议中葛应成确认葛俊明为隐名股东亦是在双方发生争议至派出所经调解确认的协议。”。《权转让协议》中有一段没有事实根据的内容，即“就葛俊明将其持有的益通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葛应成之相关事宜。”，这里没有提及对个体工商户吉翔经营部的投资，所以后来双方均确认该协议无效，原因就是葛俊明并没有投资益通鑫公司，也不是益通鑫公司的隐名股东，协议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四四、原审判决没有查明葛俊明对个体工商户“吉翔经营部”有无实际出资，对葛应成证据《情况说明》的认定明显错误（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第3行至第7行，“刘鹏在情况说明中确认于2011年5月与葛俊明、葛应成共同出资成立吉翔经营部的事实。刘鹏称葛俊明入狱后，自己亦因经营理念与葛应成不同，于2013年5月退出了吉翔经营部的合伙”）。上述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是刘鹏，葛应成有参与经营，准备成立时合计投资33.7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葛应成投资9.5万元，刘鹏称其出资26万元左右，累计已超过33.7万元。但葛俊明有没有出资原审法院并未查明。葛俊明也没有证据证明有实际出资，如果葛俊明以刘鹏的名义出资，也应当向刘鹏主张股权或收益，而不是向葛应成主张。对葛俊明的证据《情况说明》，葛应成原审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但原审法院没有对该证据做最基本的审查，直接否定了该证据。这份书证有没有证据原件，原审法院没有审查。刘鹏作为证人也没有出庭接受法庭讯问，而且这份《情况说明》与己经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比如个体户的成立时间是2011年12月31日，并非《情况说明》中的2011年5月。五、原审判决认定“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和解协议》就不可能是赠与合同，葛应成亦没有赠与葛俊明款项的意思表示”是明显错误的，《纠纷和解协议》属于赠与合同。（一）没有证据证明葛俊明对“益通鑫公司”有投资，葛俊明不可能是“隐名股东”，“股权转让款”本身就缺乏事实依据。（二）《纠纷和解协议》明确支付款项为“援助款”，是赠与人葛应成非常明确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并没有表述“援助款”就是“股权转让款”。依据协议，葛应成作为赠与人无偿援助葛俊明，葛俊明表示接受援助，故此该协议是赠与合同。（三）《纠纷和解协议》中葛俊明确认于2012年至2016年收到葛应成17万元款项，该款项计入78万元当中：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这17万元款项，足以说明《纠纷和解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紧密关联。六、葛俊明隐瞒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真实情形。相关视频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葛应成是在被逼无奈之下才签订了没有事实根据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防止打砸事件进一步升级不得已所为。等事态稍有缓和，葛俊明也自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根据。双方才签订了《纠纷和解协议》，并一致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上诉人葛俊明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被告益通鑫公司的意见与上诉人葛应成意见一致。葛俊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葛应成立即支付葛俊明股权转让余款52万元并支付葛俊明违约金20万元；二、判令益通鑫公司对前述款项与葛应成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葛应成、益通鑫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5月13日，葛俊明（出让方）与葛应成（受让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就目标公司即益通鑫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约定葛应成确认葛俊明是该目标公司的隐名股东，并同意以780000元的价格受让葛俊明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支付方式为：2017年5月15日支付50000元、2017年8月13日前支付100000元、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尾款。2017年5月21日，葛俊明（乙方）与葛应成（甲方）签订一份《纠纷和解协议》，约定葛应成向葛俊明提供“援助款”780000元。对于该“援助款”，双方确认葛应成已经在2016年之前支付了170000元，葛应成承诺对于余款在2017年5月21日支付50000元、2017年7月31日前支付100000元、2018年8月支付50000元……直至付清。如有任何一方违约，支付违约金200000元。此外，双方确认此份和解协议之前签订的其他协议均无效。对于上述两份协议，葛俊明称产生的缘由是自己曾与葛应成及案外人刘鹏合伙投资吉翔经营部，后自己因盗窃罪入狱，出狱后其因股权事宜与葛应成发生纠纷，后双方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相关调解人员的主持下达成协议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葛应成未支付第一笔款项，故双方再次协商，签订了《纠纷和解协议》。根据该《纠纷和解协议》的内容：葛应成已经在2016年以前支付了“援助款”中的170000元。签订该协议后，葛应成于2017年5月30日向葛俊明支付了50000元、2017年8月30日支付了40000元、2017年12月29日及2018年2月7日各支付20000元。葛俊明庭审时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辩称最后两笔共计40000元的款项是工资，并非《纠纷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款项，故主张葛应成尚欠520000元，葛应成则认为尚欠款项为480000元。另查，吉翔经营部注册登记成立于2011年12月31日，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刘鹏。葛俊明提交了一份由刘鹏出具的《情况说明》，刘鹏在该说明中确认于2011年5月与葛俊明、葛应成共同出资成立吉翔经营部的事实。刘鹏称葛俊明入狱后，自己亦因经营理念与葛应成不同，于2013年5月退出了吉翔经营部的合伙。益通鑫公司登记成立于2015年3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葛应成，股东两名，分别为葛应成和赵国娣。葛俊明称葛应成实际在刘鹏退出吉翔经营部的合伙后，将吉翔经营部的核心资产转入了益通鑫公司，故要求该公司同时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第一，《纠纷和解协议》是否为赠与合同；第二，益通鑫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尽管《纠纷和解协议》中注明此前签订的协议作废，且该协议中对于应付款项命名为“援助款”，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纠纷和解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有紧密的关系，其产生的缘由就是葛俊明与葛应成之间因为股权问题发生争议，而事实上，其二人确实曾合伙投资吉翔经营部，《股权转让协议》中葛应成确认葛俊明为隐名股东亦是在双方发生争议至派出所后经调解确认的协议，因此，可以认定葛应成认可应当向葛俊明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那么，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和解协议》就不可能是赠与合同，葛应成亦没有赠与葛俊明款项的意思表示，称此前的协议作废仅仅是在债务的承担上以最后一份协议即《纠纷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应付款为准的意思表示，而并非否认债务产生的依据。葛应成应当按照承诺的还款金额以及期限支付款项，但葛应成仅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且其庭审时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支付后续的款项，故葛俊明有权按照《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葛应成承担违约责任，就全部到期以及未到期的款项主张权利。关于尚欠款项的数额，葛俊明称2017年12月29日及2018年2月7日的两笔款项共40000元属于工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应当认定该两笔款项亦是支付《纠纷和解协议》中的债务，因此，葛应成尚欠葛俊明债务为480000元。此外，根据《纠纷和解协议》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葛应成还应当向葛俊明支付违约金200000元。关于益通鑫公司的责任，因该公司并未作为当事人一方在《纠纷和解协议》中签名确认，葛俊明亦并未真正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故其要求益通鑫公司对葛应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葛应成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向葛俊明支付款项480000元；二、葛应成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向葛俊明支付违约金200000元；三、驳回葛俊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葛俊明承担600元，由葛应成承担10400元。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纠纷和解协议》第三条，葛应成（甲方）履行共同合约义务，葛俊明（乙方）保证葛俊明家属不得有任何理由到葛应成所有范围闹事，不能影响葛应成任何经营场所正常运作，及制造不良影响，否则葛应成有权要求葛俊明退回所有支付钱款，赔偿葛应成损失。《纠纷和解协议》第四条，自签字起葛应成个人任何事务经营经济与葛俊明无任何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纠纷和解协议》是否为赠与合同。葛应成主张《纠纷和解协议》约定其向葛俊明支付的为“援助款”，因此应当认定为赠与合同。本院认为，对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字面的表述，应当根据合同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纠纷和解和协议》虽然对款项称为“援助款”，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葛俊明、葛应成及案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吉翔经营部，后吉翔经营部的资产转入益通鑫公司，因此，《股权转让合同》中记载的葛俊明为隐名股东的事实并非毫无依据，而《纠纷和解协议》中虽未提到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等事实，但约定“葛俊明的家属不得有任何理由到葛应成所有范围闹事，不能影响葛应成任何经营场所正常运作，葛应成个人任何事物经营经济与葛应成无关”等可认定为葛俊明退出益通鑫公司经营作出的承诺，那么《纠纷和解协议》约定的葛应成支付的78万是有对价的，不应当认定为赠与。葛应成主张该78万元是赠与，葛俊明对益通鑫公司没有出资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金，葛应成主张其不应支付，本院认为，葛应成未依约支付48万元，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所欠款项维48万元，在其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葛俊明损失主要为占用资金的损失，一审判令违约金20万元，过分高于葛俊明的损失，本院酌定为10万元。葛应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葛应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68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689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68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葛应成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被上诉人葛俊明支付违约金10万元；四、驳回被上诉人葛俊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葛应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葛俊明负担2139元，葛应成负担88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已由上诉人葛应成预交），由葛俊明负担1559元，葛应成负担90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楠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