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967号原告：麦向阳，男，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代理人：卢梓文，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文华，男，198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徐玉芝，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家宝，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麦向阳诉被告苏文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麦向阳的委托代理人卢梓文，被告苏文华的委托代理人徐玉芝、陆家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麦向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返还垫付的租赁税费43522.35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43522.35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增城市新塘镇××广场步行街（××（××）商铺出租给被告。另外，双方还口头约定原告收取的租金为实收租金，租赁商铺产生的出租屋管理费、税务费等全部由被告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付涉案商铺给被告使用，被告在涉案商铺经营广州市增城澳菲力餐厅。2015年3月1日，被告因自身经营原因退租，将涉案房屋交还给原告。同时，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向原告出具一份声明，声明在租赁期间涉案商铺产生的出租屋管理费、租赁税费等全部由其被告承担。2018年，原告突然收到新塘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的催缴税款通知书，催缴上述商铺的租赁税费。为此，原告曾多次电话及书面催告被告，要求其缴清该笔款项，但被告开始时有敷衍一下原告，到后来直接置之不理。无奈，原告只能先行垫付了涉案商铺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的税费41856.84元。根据双方约定，该税费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苏文华辩称：一、根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第一条、第三条之约定，双方约定物业管理费为900元／月，月租金（不含税）为30000元。被告每月向原告已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租金、管理费及租赁税等费用。二、被告出具的《声明》中约定：“在出具本声明前，上述租赁的房屋产生的出租屋管理、租赁税费已由本人缴清”，与被告上述意见相互印证。而且，按照日常常理及逻辑，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合同，必然会结清双方之间的所有费用，同时出租人原告也已向被告退回了保证金，则原、被告已在合同终止时结清了所有款项，不存在被告欠付原告租赁税费的事实。三、《税收缴款书》显示，纳税人名称是原告，地址位于增城市新塘镇××广场××之六。而《房地产权证》显示，原告缴税的地址建筑面积为1333.25平方米，但其出租给被告的商铺面积仅为300平方米。原告将位于增城市新塘镇××广场××商铺××成三间出租（包括一楼、二楼），而被告仅承租了一楼的部分面积使用。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全面积的全部税费不符合基本事实，有失公平与合理。四、根据《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我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政策的公告》第二条之规定，以及被告向专业人士咨询，出租人出租房屋所需缴纳的税费属于综合征收税费，是按照出租人每月所得的租金总和来计收，意思就是原告在不同时期出租的房屋数量不同，其收到的租金不同，必将影响到税率标准的计算，最终影响到税费总额的甚大差异。《税收缴款书》中计税金额或销售收入均为15750元，却分了三个税率标准计付税费，足以证明原告不仅向被告出租房屋，还向其他第三人出租房屋，原告作为出租人出租房屋所需缴纳的税费本来就不应当全部由被告一人承担，更何况被告已每月足额向原告交付所有费用。五、根据现行税法等法律法规，出租人是纳税义务人，但原告不仅侵占了被告已缴纳的费用，而且一直怠于履行缴税义务，滞纳金共计6970.37元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六、原告主张利息毫无法律依据或事实依据，而且起算时间有误。七、被告与原告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3月1日终止，《声明》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原告作为出租人本来就应当依法按时缴纳税费，根据《税收缴款书》缴纳税费期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原告不仅怠于履行纳税义务，甚至在数年之后向被告主张，无论是从合同终止日，亦或《声明》出具日，亦或应缴税最后期限2014年10月，均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之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1日，原告（出租方，甲方）与被告（承租方，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协商，就乙方承租甲方商铺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一、租赁物。甲方将其座落在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广园东碧桂园凤凰城广场步行街（南）2号006（之一）商铺分间出租给乙方，租赁商铺面积约300平方（出租面积具体以附件1商铺首层平面图红线范围内面积为准）。每月物业管理费为300平方*3元/平方=900元。二、租赁期从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三、租金及交付方式：商铺月租金（不含税）第一年度（按租赁期计算年度）为人民币叁万元，每两年在上一年租金基数上递增8%租金。（即2012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租金为人民币叁万元/月；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租金为人民币叁万贰仟肆佰元/月；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租金为人民币叁万肆仟玖佰玖拾元/月）。乙方须于每月5号前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甲方收款后向乙方开具收据，如乙方需要发票的，甲方需协助乙方到税务部门开具发票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2015年4月30日，被告出具《声明》称：在承租增城市新塘镇广园东碧桂园凤凰城广场步行街（南）2号006号商铺期间产生的出租屋管理费、租赁税费等全部由其承担。在出具声明前，上述租赁房屋产生的出租屋管理、租赁税费已由其缴清，如日后相关部门向原告追收上述费用的，概与原告无关，由其负责解决。2018年12月18日，原告委托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律师函》邮寄给被告，通知被告到出租屋管理中心办理终止租赁登记手续并缴清物业租赁税费。被告拒收上述邮件。（191）粤税现00152560、（191）粤税现00152561《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记载：2019年1月30日，原告缴纳了增城市××广场××之六的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的税款合计41856.84元及滞纳金1665.51元。（191）粤税现00152562、（191）粤税现00152563《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记载：2019年1月30日，原告缴纳了增城市××广场××之六－2#的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的税款及滞纳金合计22676.13元；以及缴纳了增城市××广场××之六二楼（201）的2014年1月至2014年10月的税款及滞纳金合计28133.37元。2019年7月3日，中国建设银行增城凤凰城支行出具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记载：黎晓莉在2013年9月8日至2014年12月4日期间多次向原告转账支付租金、管理费、水电费，其中2013年9月8日转账33300元（备注2013年9月租金与管理费）、2013年10月9日转账33300元（备注10月租金与管理费）2013年11月5日转账33300元（备注11月租金与管理费）。另查明，位于增城市××广场××之六的房屋权属人是原告，建筑面积1333.25平方米，登记日期是2017年3月24日。再查明，原告与林勇光于2013年6月27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增城市新塘镇××广场××2的商铺出租给林勇光，租赁期自2013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第一年度月租金31300元，第二年起每月在上一年租金基数上逐年递增8%，用途是作餐饮。本案庭审期间，原告陈述：1、原告的商铺是分成三间来分租，另外两个商铺的承租人已经付了税费，原告现在主张的是被告承租的商铺的税费。2、原告在2018年收到催款通知，2019年1月30日垫付税费，原告的权利被侵害应该从缴费之日即2019年1月30日开始计算。3、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租金进行变更，银行流水明细注明了是租金加管理费。被告陈述：原本约定租金30000元的价格是不含税的，被告转账33300元是因为包含了租金、900元管理费及相应的税费，被告每月已经足额或超额支付相应税费。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根据查明事实，《商铺租赁合同》明确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的租金不含税，而根据《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显示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的33300元处已备注系租金与管理费（并未如被告所述还包含每月的税费），且被告在双方合同已经终止后出具的《声明》中亦明确日后相关部门向原告追收税费时由被告负责解决，因此，现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支付的税费43522.35元及利息（利息以43522.35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辩称原告请求返还的税费是位于增城市××广场××之六的房屋全部面积的税费，对此被告提交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以及原告与林勇光的《商铺租赁合同》足以证明其为该房屋分租的三间商铺分别垫付税费，而本案中主张被告返还的就是被告承租的商铺所产生的税费，因此，被告上述抗辩意见，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虽然涉案《商铺租赁合同》经双方协商于2015年3月终止履行，但是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出具的《声明》中声明其已缴清全部税费且承诺日后相关部门向原告追收税费由其负责，基于此原告称其在2018年才被相关部门告知需缴纳涉案商铺的税费并实际进行缴纳，符合常理，因此，原告起诉请求被告返还税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文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麦向阳返还税费43522.35元及利息（利息以43522.35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4元，由被告苏文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丽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日书记员  阮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