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91民初13号原告：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惠州大亚湾。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某某，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简海腾，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水杏，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某某，男，汉族，1973年8月13日出生，住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托代理人：唐毅，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亦豪，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企业）与被告吕某某退伙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简海鹏、黎水杏，被告吕某某及委托代理人唐毅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简海鹏、黎水杏，被告吕某某及委托代理人唐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依法确认被告吕某某于2018年12月5日在某某企业退伙；二、请依法裁决吕某某协助原告办理退伙工商变更手续；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7年12月8日入职惠州市某某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岗位为人力资源副总经理。原告是某某公司为员工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2018年7月18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合伙协议》、《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等协议。合伙协议明确合伙目的为：对某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同时协议约定：基于某某公司具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员工，以及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干部的身份，方可签订股权激励计划。并以原告有限合伙人的方式持有合伙股份。依据上述协议的相关约定，被告成为原告有限合伙人之一。2018年11月21日，被告以另谋高就为由，向某某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完成离职交接。2018年11月22日，某某公司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履行了全部约定义务。2018年11月28日，原告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作出对被告的退伙决议。原告是专门为某某公司，针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台，现被告已经与某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再是某某公司的员工，则不再是原告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应从原告企业退伙。2018年12月04曰，原告通过被告在合伙协议上的通讯地址，向被告发出了《退伙通知》。2018年12月5日，被告已经签收，但被告至今拒不签署退出原告合伙人的相关协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依法裁决。被告辩称，本案的原告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的退伙决议是违法的，是无效的，2018年12月3日出具了退伙通知书是违法的，是无效的，该退伙通知损害了被告作为原告合伙人及股东的合法权利，本案被告没有任何违反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原被告双方产生的争议的来源是因为原告认为被告不适应其公司的工作，而将被告单方辞退，本案被告离职的真正原因并非被告另谋高就而辞职的。原被告双方对退伙的事情没有达成协议，原告组织的退伙的除名的会议是违法的，是无效的。且退伙通知没有经过被告的同意，擅自对被告持有原告的股份予以了不真实的作价，该作价的行为同样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综上，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被告2017年12月8日入职某某公司，担任行政部（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2、入职登记表。证明内容同证据1；3、惠州市某某光学有限公司股东信息打印单。证明原告系某某公司的股东之一；4、出资份额转让协议。证明2018年7月18日原告的合伙人马清雄、马庆鸿分别向包括被告在内的28名员工转让合伙出资份额，原告合伙人增加至30名；5、合伙协议。证明原告成立的目的是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对某某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包括被告在内的30名合伙人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合伙协议》；6、辞职申请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11月21日向某某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并于当天与某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7、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内容同证据6；8、付款回单。证明某某公司已足额向被告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9、退伙通知书、退伙决定书、邮政快递单据及投递结果打印件。证明原告2018年12月4日分别向被告的身份证住所地及经常居住地以邮政快递方式发出退伙通知书、退伙决定书，其中发去被告经常居住地的快递于2018年12月5日由被告本人签收。当庭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0、补充协议。证明在吕某某等30名员工2018年7月28日签订合伙协议的当天，同时与某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且签订后的补充协议全部交回给人力资源负责人吕某某统一保管；11、朱学平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证明30名合伙人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再次明确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仅限于与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只有属于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时，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在职员工才符合被实施对象的条件，并约定被奖励员工在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而获得公司股份，并在工商管理机构被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日起，将为公司工作和服务不少于五年的时间。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确认，该出资证明书证明本案被告持有原告公司5.33%股权，同时持有某某公司0.83%股权，同时证实被告出资49.8万元，受让马清雄的股权，该协议的第三条约定被告有权享有原告公司的利润，协议第五条约定了退伙的条件，本案原告起诉不符合第五条的条件，本案被告不具有第五条违约的情形。该第五条约定协议退伙或强制退伙时，被告或相应的股权受让人应当按照原始的实际出资额或现时的公司资产值进行确定，该证据同时与被告出具的退伙通知书相矛盾，退伙通知书没有以被告持有的股权价值进行股权转让。对证据5合伙协议真实性确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证据4一致。该证据中第七条合伙目的我方不完全认同，该证据中第27-29条约定了法定退伙和协议退伙的情形，被告不具有该合伙协议约定的情形，原告和其他合伙人无权对被告作出除名决定。对证据6-7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两份文件虽是被告向某某公司签订的，但某某公司认为被告不适应公司的工作，而将被告单方辞退，在被告与某某的实际控制人马清雄达成关于协商离职和经济补偿及被告持有原告公司股权的折价转让后，被告书写了辞职申请书并签署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是主动离职。对证据8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退伙通知书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不确认。该内容违反了合伙企业法和原告公司其他员工共同签署的合伙协议的规定，该退伙通知书是无效的。原告作出该退伙通知书的依据是不存在的。对退伙决定书三性均不确认，该退伙决定书上没有载明该决定书的形成时间，没有加盖原告公司的印章，决议违反合伙企业法和原告公司合伙协议的约定，所以该退伙协议书是违法的，无效的。对投递单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10三性均不确认，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范畴，该证据不具有民事诉讼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被告在某某公司离职后，已就全部工作进行了交接。对证据11三性不确认，该协议被告没有签署，也不清楚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实际情形以及是如何约定的。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退伙通知书。证明被告无故被除名的事实；2、惠州市某某光学有限公司公司信息。证明被告股权应有的价值；3、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信息。证明内容同证据2。庭后提交以下补充证据：4、离职证明。证明被告在某某公司的工作是没有任何违法违规及不良表现，同时证实被告与某某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已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5、华润银行个人汇款凭条、华润银行短信。证明被告持有原告公司股权，并非以股权激励的方式进入原告担任合伙人，被告是以现金49.8万元受让了马清雄持有的原告合伙人的股权；6、录音。证明原告的合伙人马清雄与被告就协商离职的谈话内容（光盘及文档）。证实原告的执行合伙人同意以280万元受让被告持有原告的股权。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被除名的真实原因是被告主动辞职，而并非被告所称的被单方解雇或除名。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2018年7月18日入伙，当时所持有的合伙份额为498000元，在2018年11月22日，其单方辞职，不存在被告所说的其他的合伙份额的价值。对证据4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同时说明自2018年11月22日后，被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某某公司的员工身份，同时他也不再是本案原告某某企业的激励对象。对证据5个人汇款凭条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存在汇款行为，但不能证明该案中的股权关系，因为该汇款凭条，根据庭前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是完成股权足额受让的证明，本案原告的其他的合伙人大部分都是认缴的方式出资。短信截图真实性是打了马赛克，无法确认，是部分的信息，没有显示全部信息，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6录音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论被告与董事长如何谈，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同时也没有原告任何书面的协议能够确认双方达成协议，因此，录音不能证明被告其个人的主张。经审理查明：被告吕根占于2017年12月8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7日（此后双方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议书，将合同期限延期至2022年6月8日）。2018年7月18日，某某的合伙人马清雄、马庆鸿与受让出资份额的某某公司的28名员工（包括本案被告吕根占）签订了一份《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协议》，该协议约定，某某是某某公司未员工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00万元，马清雄、马庆鸿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某某的合伙人，受让人是经公司确定的激励对象，由马清雄和马庆鸿将其二人持有的某某的100%的出资额中的80.0511%以人民币1元/份的价格分别转让给28名受让人，其中被告吕根占自马清雄处受让份额为498000元，占某某的出资份额为5.5333%，占某某股份比例为0.83%，该协议第五条关于退伙的情形约定如下：1、若发生任何下列情形，合伙企业有权要求受让方退伙，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回购受让方持有的份额，回购价格按照受让方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或届时的公司净资产值孰低确定。（1）受让方严重渎职、失职或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2）受让方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技术秘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3）受让方违反竟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相关工作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2、若受让方拒绝配合完成退伙手续，将构成严重违约，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要求受让方继续配合完成退伙的转让手续，并要求受让方按照届时对应的公司净资产值的3倍支付违约金，若受让方行为给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受让方在服务期限内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时，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名册上做相应记录，受让方持有的激励股权可兑现，其份额转让或出售及转让价格按照公司届时净资产值确定。受让方的代理人、监护人或其继承人有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理。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吕根占于2018年7月26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马清雄支付了某某出资份额转让款498000元。2018年7月18日，某某的30名合伙人共同签署了《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伙的目的是对某某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合伙期限为长期；合伙人共30人，其中马清雄和马庆鸿为普通合伙人，另外28人（包括本案被告吕根占）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和有限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亦适用除名并退伙的规定，该等情形除名及退伙之时，其所持份额的回购价格以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为准。具体情形如下：（1）激励对象严重渎职、失职或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2）激励对象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技术秘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3）激励对象违反竟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相关工作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2018年11月21日，被告吕根占向某某公司提出辞职，辞职申请表中填写的辞职事由为“另谋高就”。同日，被告吕根占与某某公司签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确认由某某公司额外支付吕根占100000元作为经济补偿，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22日0点终止。被告吕根占与某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原告某某的除被告吕根占之外的其他29名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该决定书称鉴于吕根占已于2018年11月22日离职，现依据《合伙企业法》和本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致决议：同意将吕根占除名并结算。2018年12月3日，原告某某向吕根占发出一份《退伙通知书》，某某在该通知书中称，鉴于吕根占于2018年11月22日已经从某某公司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本企业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本合伙企业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合伙人决议，合伙人吕根占从本合伙企业退伙，吕根占持有的本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共计人民币498000元，按照取得合伙份额时的原件转让给合伙人马清雄。本院认为，原告的合伙人马清雄以498000元的价格将其在原告处的出资份额5.5333%转让给被告吕根占，被告吕根占已经向马清雄支付了转让价款498000元，被告吕根占由此成为原告的30名合伙人之一。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决议将被告吕根占除名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以及原告合伙协议的约定，该除名决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一）未履行出资义务；（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伙企业将合伙人除名，首先要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次要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本案中，原告将被告除名，已经由除被告之外的原告的其他合伙人表决一致同意。因此，原告将被告除名是否有效就要看原告将被告除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将被告除名的理由是被告已经于2018年11月22日与某某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该情形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同时，根据原告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具体情形，也并未将合伙人与某某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可以除名的情形之一，原告将被告除名也不符合原告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因此，原告将被告除名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法定情形也不符合原告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约定情形。原告作出的将被告除名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该除名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7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会东审 判 员  谢学炎人民陪审员  冼秀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陈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