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8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成良，男，196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均，四川法典（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惠，四川法典（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佘仕用，男，194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思奇，四川中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成良因与被上诉人佘仕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成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佘仕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第三笔借款540000元及第四笔借款400000元，该两笔借款均属巨额借款，佘仕用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所出借款项已交付黄成良的任何证据，仅凭佘仕用的自行陈述系多次借款形成，一审法院未查明其具体的交付时间、交付款项的证据，对于其是否具备出借上百万资金的能力的判断依据是佘仕用向法庭出具的数份小额银行借款、取款单（总金额远远不足上百万元），系认定事实不清。佘仕用提交的《股权抵押协议》第四条载明截止2018年12月，黄成良应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2万元，证明双方成立借款关系金额为10万元本金加上12万元的利息。双方并未提及佘仕用主张的另外两笔在2018年12月之前的巨额借款，该约定与佘仕用诉请主张自相矛盾。2012年成都兴国成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厂设立时，黄成良欠佘仕用货款70万元，佘仕用辩称货款系笔误，实为借款，且发生在2003年至2012年期间，佘仕用的诉称与其举证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查明黄成良与佘仕用的儿子佘国发具有合伙关系，故该70万元货款是基于黄成良与佘国发之间的合伙关系产生与借款无关。一审法院认定黄成良与佘仕用之间数笔借贷关系成立，系事实认定不清。二、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的规定，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证据不足。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依照民间借贷关系对《股权抵押协议》中的70万元货款作出裁判，系法律适用错误。 佘仕用辩称，一、佘仕用与黄成良的父亲黄奕全是好朋友关系，给予黄成良的借款，是因长辈对下辈的帮助。佘仕用为老年人，在当地做木材生意，因佘仕用不会用银行转账。其出借给黄成良的借款均以木材铺面经营款现金的方式进行给付的，且黄成良向佘仕用出具了借条。二、《股权抵押协议》是在2019年1月23日，双方进行的借款结算。《股权抵押协议》中所写的为2016年的借款，所谓的2018年截止借款本金和利息22万元，是特指对2006年以前的相应借款的结算，因该笔款项是黄成良的个人借款，其要求分开结算。虽然该约定截止到2018年12月，但并不排除对以后借款的结算，故对于第二笔2012年的货款结算，其实质是对2009年及2012年的借款结算。因佘仕用借给黄成良的钱被黄成良用于与佘仕用的儿子佘国发一起做生意，黄成良要求对相应的钱以货款方式结算，故该笔款项是用货款偿还借款，并告知佘仕用无论是货款还是欠款都是一样的，只是认可92万元的货款总款。三、根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对于还款事宜应当由黄成良举证，若黄成良不能证明在签订《股权抵押协议》前其归还了2009年及2012年的94万元借款，则《股权抵押协议》中的70万元货款为2009年以及2012年的借款结算。四、相应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于2015年9月实施，该解释没有以银行转款为唯一标准。且佘仕用不会使用银行转账，其本身使用现金进行相应的经营，故本案不应以银行转账为唯一凭证。综上，本案借款是真实的，《股权抵押协议》是对借款的又一次结算，且印证借款的真实性。无论黄成良将借款用于何种用途，黄成良与佘国发之间发生的合伙结算问题，不属于本案借款的审查问题。不影响也不对抗佘仕用要求黄成良个人进行归还借款的法律诉求。《股权抵押协议》签订时，有相应的视频为证，不存在黄成良所说的胁迫行为，且黄成良提到将货款收回以偿还佘仕用的借款。故无论合伙收款如何均不影响本案借款事实的成立。 佘仕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解除黄成良与佘仕用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抵押协议》；二、请求依法判令黄成良立即归还佘仕用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920000元，并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支付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佘仕用系多年在彭州市敖平市场做木材生意，黄成良之父属于市场管理人员，双方由此认识。2003年4月22日，黄成良在佘仕用处借款40000元，黄成良向佘仕用出具了借条，2006年12月23日黄成良向佘仕用借款90000元，黄成良向佘仕用出具了借条，2009年5月3日黄成良向佘仕用出具540000元的借条，2012年12月11日黄成良向佘仕用出具400000元的借条。2019年1月23日，佘仕用与黄成良签订《股权抵押协议》，其中第四条载明：佘仕用对黄成良享有92万元的债权明细如下：黄成良于2006年在佘仕用处借款1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每年1万元，截止2018年12月，黄成良应归还佘仕用借款本金及利息22万元。2012年成都兴国成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厂设立时，黄成良欠佘仕用货款70万元。以上佘仕用对黄成良享有的债权金额合计为92万元。本协议签订后，黄成良共欠佘仕用92万元的债务，用其在成都兴国成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厂50%的股权抵押给佘仕用。因黄成良与佘仕用签订了《股权抵押协议》后，一直不给佘仕用办理股权抵押（或质押）登记，佘仕用在2019年5月25日时，向黄成良发出了《关于办理股权抵押登记的催告函》，要求其：“在收到本函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抵押（或质押）登记，若未能按时办理，则视为该股权抵押（或质押）目的不能实现，黄成良应立即清偿92万元债务”。经催告后，黄成良至今没有办理股权抵押（或质押）登记，故佘仕用起诉来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1、在第二次开庭时，黄成良本人陈述第一笔借款40000元是事实；第二笔借款90000元是事实，但后来佘仕用之子与其合伙做生意，90000元就作为其子的合伙资金，佘仕用认可并说将该借条撕毁了；第三笔借款540000元及第四笔借款400000元系黄成良与前妻离婚后，为了怕前妻到黄成良的经营场所找茬，虚构债务给佘仕用出具的借条。2、在第二次开庭时，佘仕用陈述2006年以前两笔借款共130000元，黄成良归还本金30000元;后两笔借款黄成良归还本金240000元。3、佘仕用之子佘国发与黄成良从2007年左右合伙经营中药材生意，双方近年来一直在发生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佘仕用与黄成良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黄成良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对佘仕用主张的第一笔借款40000元以及第二笔借款90000元，虽然第二笔借款90000元黄成良陈述借款后佘仕用同意将该笔借款作为其子佘国发与其合伙的本金，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结合佘仕用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黄成良归还30000元的事实及双方在《股权抵押协议》中确认的2006年黄成良在佘仕用处借款100000元，可以认定2006年以前黄成良尚欠佘仕用本金100000元的事实；因双方在《股权抵押协议》中明确了利息，故黄成良尚欠佘仕用该二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共220000元。对于佘仕用所主张的第三笔借款540000元及第四笔借款400000元，在一审庭审中佘仕用本人陈述540000元是分5次向黄成良支付的现金，第四笔借款400000元也是分4次借的现金，从佘仕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来分析，佘仕用是具有出具以上借款的能力，佘仕用鉴于与黄成良之父关系较好，黄成良又与其子一起做生意而连续向黄成良借款也是符合常理的；第三笔借款和第四笔借款，佘仕用陈述黄成良实际已归还本金240000元，虽然双方在签订的《股权抵押协议》中明确，“2012年成都兴国成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厂设立时，黄成良欠佘仕用货款70万元”，因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成良与佘仕用之子佘国发存在合伙的事实，但该表述并不能改变黄成良还尚欠佘仕用借款700000元的事实；另外，黄成良主张2009年、2012年两笔借款为怕前妻到黄成良的经营场所找茬，虚构债务给佘仕用出具的借条，根据一般日常生活经验，如果是虚假借条，一般是保留在黄成良处或者由佘仕用出具其他对抗借条的证据，故黄成良的陈述明显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结合当事人所举证据和陈述，已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认定黄成良实际尚欠佘仕用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为920000元。对于佘仕用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抵押协议》，因黄成良同意解除，一审法院不再加以评述，双方解除《股权抵押协议》后，对协议中的相关债务的结算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佘仕用主张的利息计算起止时间及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佘仕用与黄成良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抵押协议》；二、黄成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佘仕用借款本息920000元以及从2019年6月19日起的利息（以920000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一审案件受理费6500元，由黄成良负担（此款已由佘仕用垫交，待黄成良给付借款时一并给付给佘仕用）。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成良提交证据：证据一：公安派出所的报警记录、情况说明，拟证明黄成良与佘国发因合伙权属纠纷发生争议，派出所多次出面协调，且黄成良的药材被佘国发强行扣留。黄成良才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与佘国发借佘仕用的钱达成《股权抵押协议》。 证据二：通话录音光盘，拟证明双方之间实际的民间借贷金额为10万元，利息12万元，其余的70万元均是由黄成良、佘仕用之子佘国发以及一名韩国人在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问题。 佘仕用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对公安派出所的报警记录、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说明2019年1月23日股权抵押是黄成良被胁迫签订的，相反佘仕用有《股权抵押协议》签订时的视频录音，能够印证是双方协商而定的。 证据二：通话录音发生在《股权抵押协议》之后，与本案无关联性，其实质为黄成良与佘国发谈论的货款以及合伙纠纷问题，故没有提到借款，但不能否认借款的存在。 佘仕用提交证据：视频录音，拟证明对于相应的107万元借款实质分为2部分，是黄成良要求分开列明，第一部分是2006年前的部分，是黄成良返还的个人借款。第二部分是所谓的70万元货款，是要求列明货款的意思是因为黄成良与佘国发一起做生意。 黄成良发表质证意见：对于借贷双方认为只有10万元，对于另外70万元货款事实上黄成良自始至终没有认可是借佘仕用的钱，反而佘仕用的儿子佘国发在视频中是陈述黄成良做生意的，因为投资向其父亲佘仕用借钱，由于韩国合伙人欠黄成良、佘国发80万元，佘国发要求黄成良直接承担给付责任，并且以其欠佘仕用的投资款要求黄成良将合伙的债务80万元品迭后直接向佘仕用支付，因此双方并没有发生借条上94万元的借贷关系。而事实上除去22万元其余金额都是黄成良与佘国发的合伙债权债务纠纷，事后黄成良不予以认可该债务的承担方式。 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是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待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根据上述新证据及一审在卷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佘仕用提交的视频资料显示，签订《股权抵押协议》时，佘仕用有如下陈述，“你是不是拿的现钱嘛，我是拿的现钱给你，说一句话就拿给你了，还是够意思了嘛，这几十万的利息，等于不要，算了都可以……这么年来，我总之想不通，我亲自拿的现钱给你，你一开腔我就拿，每回都要给你。”黄成良回复，“那来算一下有好多钱嘛”。佘仕用说，“你和刘三妹开始做生意，我就开始给你拿钱，拿几十万都是赶紧喊别个钩转来的。”黄成良又问，“那好多钱嘛。”佘仕用说，“你照给别人的给。”黄成良回复“1分，写起嘛12万，利息钱。”佘仕用又说到，“那个修新厂，我本钱都还没有收。那个53万，本钱都没有收，我只收了14万。”黄成良的回复是，“你喊律师写嘛”。佘仕用还提到，“反正修房子的钱是我出的钱，后头修房子也是我出的钱。”佘国发也提出“你也晓得是我们老爸借出来的”黄成良回复“我晓得”。2.《股权抵押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甲方若在2021年1月22日之前未清偿乙方92万元债务，则甲方的股权全部归乙方所有。”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股权抵押协议》中确认的债权金额92万元当中的70万元是否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应当由黄成良履行还款义务。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佘仕用拟证明70万元债权真实存在，提供了黄成良于2009年5月3日向佘仕用出具金额540000元的借条，2012年12月11日向佘仕用出具的金额400000元的借条以及时隔多年后形成的《股权抵押协议》。借条证明债权形成的时间和数额，《股权抵押协议》反应债权数额92万元系双方协商一致后确认，两者相互呼应，佘仕用关于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本案审理过程中，黄成良对借条系本人书写这一事实未予否认，但陈述因其怕前妻离婚后到黄成良的经营场所找茬，虚构债务给佘仕用出具的借条。首先，因担心前妻找茬而向他人出具借条实在不符合常理，其次，《股权抵押协议》记载的70万元债权形成于“2012年成都兴国成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厂设立时”，该时间亦与借条出具时间较为一致，亦与双方在签订《股权抵押协议》前协商阶段多次提到的现金出借的时间亦能基本对应，故黄成良关于借条出具原因的陈述，因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二审审理过程中出现的视频证据较为完整的反应了双方当事人协商签订《股权抵押协议》的经过，至少从现有的沟通过程来看，双方并未出现强烈的争吵，更说不上一方对于另一方采取了胁迫手段，双方沟通的过程中，佘仕用反复多次提到在建厂时出借现金，黄成良均未有否认。佘仕用儿子亦提到黄成良系向其父亲出具借条，黄成良亦未予否认。另外，《股权质押协议》的条款的书写大部分尊重了黄成良的意见，故本院认为该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形成，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黄成良主张系胁迫下签订，显然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第四，一审审理过程中，佘仕用主张540000元及400000元是向黄成良支付的现金，并提供了大量了银行存单，能够证明佘仕用有能力出借上述借款。一方面，即使黄成良与佘仕用之子佘国发存在合伙的事实，鉴于黄成良已就所借款项向佘仕用出具借条，明确了相应的借款主体，不管黄成良作为借款人如何使用所借款项，亦不能改变黄成良与佘仕用已经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另一方面，不管黄成良是否和佘仕用协商用货款还是其他什么款项来归还案涉借款，亦不能改变本案借款的性质。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所举证据和对事实的陈述，已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截至2018年12月黄成良尚欠佘仕用借款本金及利息为920000元这一事实。黄成良关于《股权抵押协议》所记载的债权不真实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黄成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黄成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芳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廷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