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3行终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安乡县，委托代理人谢世荣，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朱向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顾克明，该局工伤保险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徐敏，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信息中心。法定代表人吴战锋，主任。诉讼负责人陈桂芳，该中心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魏顺光，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某某、邓某、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惠州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惠州市信息中心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初71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邓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谢世荣，被上诉人惠州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顾克明、徐敏，原审第三人惠州市信息中心诉讼负责人陈桂芳、委托代理人魏顺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李某，女，汉族，居民身份证：，系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原告邓某某是李某丈夫，原告邓某是原告邓某某与李某的婚生男孩，原告李某是李某母亲。2018年1月3日上午8时30分，李某在第三人处上班。当天9时15分，李某参加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地点是惠州惠城区江北行政中心4号楼9楼，参加人员包括何某某、王某某、吴某某、赖某某、李某。10时30分会议结束。会议结束后，第三人并无安排李某从事需离开办公室的工作，李某办公室也不在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当天上午11时30分许，李某被人发现坠落在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中心4号楼西侧草地上，经120及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李某出事后，经公安机关查明：“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西侧护栏高153厘米，护栏上安装有高21厘米的铁栏杆，护栏内侧下方安装有一条白色电线管，白色电线管表面分布多处新鲜踩踏痕迹和一种残缺鞋印（花纹与死者所穿鞋子相同），护栏上表面分布大量接触擦拭印痕和个别残缺鞋印（花纹与死者所穿鞋子相同），李某死亡现场排除他人所为。”2018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等材料，要求认定李某的死亡为工伤。2018年3月8日，原告补正了申请材料。被告受理后，向原告发出受理通知书，并向第三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相应证据、依据。之后，被告向公安机关、医疗机构、李某生前同事等进行了调查询问。2018年3月21日，被告作出《决定书》，认为“李某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决定书》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陈述、认定经过、当事人不服认定决定进行行政和司法救济的期限及途径、作出认定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决定书》作出后，被告及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决定书》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李某生前患有抑郁症，在出事前的1月2日曾向第三人的领导请假看病。李某被医疗部门诊断为：抑郁障碍。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公安机关查明，“李某死亡现场排除他人所为”。（二）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不是李某的办公室、办公地点。（三）事发的当天上午，第三人并未安排李某到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办事。（四）事发的当天上午，第三人并未安排李某离开办公室以外的工作。（五）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某在事发当天上午因工作而到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六）李某患有抑郁症。根据以上事实，被告认为李某坠楼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从接收原告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受理申请开始，整个工伤认定过程，符合《工伤认定办法》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程序规定。被告作出的《决定书》，内容齐全、形式规范，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的要求。综上所述，被告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为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李某的不幸亡故，法官内心沉痛，对原告深表同情。但是，忠于事实忠于法律是法官的天职，法官无权用情感代替事实及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规、规章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某某、邓某、李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某某、邓某、李某负担。上诉人邓某某、邓某、李某上诉称，一、死者李某的坠楼系发生在其单位的工作场所，原审法院认为该地点不是其办公室、办公地点从而认定不属于工作场所是对法律的错误解释，依法应予以纠正。1.被上诉人的注册地址在惠州惠城区江北行政中心4号楼9楼，而公安机关查明的死者李某坠楼起点是在行政中心4号楼9楼(8楼楼顶)，这两个地址是百分百重合，既然单位所在地跟坠楼起点是一致的，不知原审法院是如何判定不属于工作场所？原审法院狭义地将工作场地限于办公室、办公地点是对法律的错误解释，根据《最向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因此原审法院对工伤发生的工作场地作出狭义性解释是与法律及司法解释相违背的，是严重错误的。死者李某的坠楼起点属于其单位的工作场地外延部分，通往该平台的大门长期不锁，员工也经常在该场地走动、活动及休憩。2.对“工作场所”的理解涉及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有关部门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应根据立法的本意更恰当地使用及解释法律。在确定“工作场所”范围问题上，应结合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作出合理性的取舍。当出现劳动者伤亡地点的界限模糊时，应遵循《劳动法》及其他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优先保护劳动者、向劳动者倾斜的“劳动权本位”基本理念，作出工伤认定。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者李某属于跳楼自杀，公安机关亦未作出跳楼自杀的鉴定结论，原审法院未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直接绕开对这一事实的查明并间接错误地采信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属于严重的事实查明不清。1.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的死因为自杀，且被上诉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及证据之中并无有权机构出具结论性意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之规定，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事实依据及证据不足。2.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分局关于李某死亡工伤认定事宜的复函给出的结论是李某死亡现场排除他人所为，属于非刑事案件，也就是说仅排除了他杀。既然公安机关只是排除了他杀，而并没有认定为自杀，被上诉人惠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又怎么能够自行认定为自杀？作出自杀认定的证据何在？!显然，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可以认定为自杀的证据!被上诉人未深入调查，未收集及掌握足够证据，故所作出的自杀认定明显是证据不足的。3.工伤事故调查是工伤认定的重要证据来源，做好工伤事故调查工作是工伤认定的前提。公安机关在李某死亡工伤认定事宜的复函中所记载的内容可见公安机关并未提取护栏墙体的朝天正面是否遗留死者鞋印，也未提取护栏内侧及避雷铁栏是否留有死者的指纹，两个最关键的勘验细节均没有。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见，工伤事故调查根本没有对事故现场，包括坠落起点、终点及周边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调查，所作出的“自杀”认定的依据仅仅是两份第三人员工的笔录，可见是何其草率。三、李某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应予以认定为工伤。1.从第三人惠州信息中心关于李某同志1月3日上午工作情况的说明以及被上诉人对何某、吴某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发当天李某是正常上班正常工作的，并无休息和请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2.从第三人惠州信息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中可以看出，其法定住所地为惠州惠城区江北行政中心4号楼9楼。而从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分局关于李某死亡工伤认定事宜的复函中可以看出，李某坠落处正是4号楼9楼平台，该平台左右两侧都有一扇门，这两个门常年不上锁，这个平台事实上已成为第三人员工工作之余通风换气、休息休憩的必备场所。另外，根据司法实践中对于工作场所的理解来看，“工作场所”指的是职工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李某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业务材料的撰写，那么其在撰写材料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走出9楼平台进行散步构思相关文稿。也就是说，9楼平台也完全属于其“工作场所”的范畴。由此可见，李某坠落处正是其工作场所之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工作场所之规定。3.李某的死亡公安机关仅排除了他杀，即然不能推定是意外，也更加不能推定是自杀。在这两种可能均无法完全排除且被上诉人又没有证据显示李某系自杀的情况下，从工伤保险制度设立之目的来看，应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认定，故应认定其为意外事故。因此，李某的死亡就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四、退一万万步来讲，即便被上诉人有证据证实死者李某系因患抑郁症跳楼自杀，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也应当视同工伤。1.根据2018年1月2日即事发前一天惠州中心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诊断结果来看，李某被诊断为轻度抑郁障碍，但被上诉人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李某系因抑郁症并发而跳楼的情况之下主观臆断死因系跳楼自杀明显有违事实，更是与法不符。退一万步来讲，即便被告关于李某因抑郁症病发而跳楼自杀的证据充足，那么李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抑郁症突然发作而导致“跳楼自杀”并当场身亡就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2.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其立法本意就是首要维护劳动者一方的利益，其次才是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那么，在证据既不能充分证明是工伤也不能充分证明是非工伤的情况之下，应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伤认定，这才符合立法者之本意和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显然是与立法本意相违背的，李某的死亡理应认定为工伤更为恰当。而原审法院无论是事实查明，还是在法律的适用问题上均存在严重的错误，并作出错误的判决，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纠正。综上，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更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能够在重新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行初7l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惠州人社工伤不予认定字（2018）第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惠州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查明，本案死者李某系第三人的工作人员。2018年1月3日上午8时30分，李某到第三人处上班。当日9时l5分，李某参加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地点是惠州惠城区江北行政中心4号楼9楼。l0时30分会议结束后，第三人并无安排李某从事需要离开办公室的工作，李某的办公室也不在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李某被发现坠落在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中心4号楼西侧草地上，经120及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经公安机关查明：“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西侧护栏高153厘米，护栏上安装有高2l厘米的铁护栏，护栏内侧下方安装有一条白色电线管，白色电线管表面分布多处新鲜踩踏痕迹和一种残缺鞋印(花纹与死者所穿鞋子相同)，护栏上表面分布大量接触擦拭印痕和个别残缺鞋印(花纹与死者所穿鞋子相同)，李某死亡现场排除他人所为。”另查明，李某生前患有抑郁症，在出事前的2018年1月2日曾向第三人的领导请假看病，被医疗部门诊断为：抑郁障碍。同时，根据答辩人对其同事夏娜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显示，李某从2017年起就经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身体状况不好，下半年不太爱说话，很少跟同事交流。其同事何某也表示其比较沉默，话很少。结合医疗部门的诊断结论和李某同事所述，事发之时，李某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处于不健康状态的，具有自杀的可能性。此外，根据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关局李某死亡工伤认定事宜的复函显示：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西侧护栏有高21厘米的铁栅栏。也就是说，护栏的高度再加铁栅栏的高度足有174厘米之高，而死者李某身高低于此高度，若无外力或自力推动身体运动的情况下，死者不可能从l74厘米高的护栏外意外坠落。此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死者李某系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排除他杀和意外坠亡的情形，结合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和护栏的高度不可能意外坠落以及护栏上表面分布大量接触擦拭印痕和个别残缺鞋印(花纹与死者所穿鞋子相同)的事实，应认定死者李某从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西侧护栏坠落死亡的原因是自杀行为。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惠城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关于李某死亡工伤认定事宜的复函》，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出具的《病人病历查询》资料，答辩人对吴某、夏某、何某三人所作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第三人出具的《关于李某同志1月3日上午工作情况的说明》，邓某某提供的《关于李某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况说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惠州120电话受理记录单，惠州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病历等证据予以证明，足以认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可。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并没有安排李某到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工作，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亦不属于李某的办公场所，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某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加上第一点所述的事实，李某坠亡符合自杀的情形。故，李某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及视同工伤情形。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李某的死亡依法不应当认定工伤。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8年1月5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答辩人释明，被答辩人于2018年3月8日补正材料。答辩人受理后，经调查研究，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惠市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03号)，并依法送达被答辩人。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惠市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03号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惠州信息中心述称，一、本案中答辩人已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和义务，并在尊重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极力配合被答辩人妥善处理相关事宜。李某于2009年2月进入答辩人单位工作，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答辩人作为用人单位，在员工李某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后，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依法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2017年12月31日下午，李某因身体不适向答辩人请假，答辩人对其关心询问，并予以准假。2018年1月3日早上9时15分，答辩人召开“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会议，李某作为与会人员，正常出席，期间其并无显示出任何异常。当天10时30分，会议结束，答辩人也无另行安排其离开办公室做其他工作。当天11时30分，有人发现一名女子从高处坠落在4号楼西侧草地上。在出现坠楼事件后，答辩人了解到坠楼人员与李某年纪和衣着相仿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了解情况，确认死者的身份。经证实，该名女子系答辩人的员工李某。2018年1月4日，由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依照相关规定需用人单位给予配合。答辩人根据相关规定配合被答辩人完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制定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的填写。在李某坠楼事件中，答辩人认真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积极尽到了用人单位应尽义务。二、答辩人对于当事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已竭尽单位所能对被答辩人给予适当的人文关怀。在员工李某坠楼事件发生后，答辩人对李某表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考虑到该不幸事件对李某家属即本案的上诉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答辩人本着人文关怀的理念，协助家属做好李某同志的后事安排，并迅速组织单位员工进行募集并通过多方渠道积极筹措慰问金，力图降低该不幸事件给上诉人方带来的困难和痛苦，使得上诉人方能从死者带来的悲痛尽快解脱出来，化悲愤为力量，努力生活、学习或工作，从而使得这一不幸事件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截止一审，答辩人已经筹到多笔慰问款项共计人民币314830元，并已将全部款项314830元以及抚恤金56460元移交到上诉人的手中。一审过后，于2018年12月又支付给了上诉人10万元的社会维稳金。另外，根据相关政策，答辩人自2018年1月开始已每月支付李某儿子的抚养费。三、因工伤认定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答辩人尊重惠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由于李某生前系答辩人单位员工，答辩人依照法律规定为李某购买了社会保险，在李某不幸坠楼身亡后，答辩人积极配合被答辩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2018年3月21日被上诉人惠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作出“惠州人社工伤不予认定字(2018)第0003号”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答辩人认为，本案中李某是否构成工伤的认定属于惠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法定职责，工伤认定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惠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答辩人表示尊重。本案一审法院在事实及法律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答辩人尊重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2行初71号判决。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在员工李某坠楼事件中始终积极履行作为用人单位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依法依规按时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在工作中也对其进行必要的关心和照顾。在其遭受人身损害后，答辩人积极安抚其家属，筹措资金以抚慰家属的创伤，答辩人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从各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李某坠亡地点起于行政中心4号楼9楼平台（8楼楼顶）。根据公安机关查明，“李某死亡现场排除他人所为”。各方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某坠楼是因接受其所在工作单位的工作任务所导致，也无证据显示李某死亡是因其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所导致。故，李某坠亡事件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亦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情形。惠州人社局以此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正确。原审法院驳回邓某某、邓某、李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某某、邓某、李某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某某、邓某、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丽蕴审判员  覃毅华审判员  邱炜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陈少棉书记员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