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66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水鸣，男，199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健，男，199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上诉人杨水鸣因与被上诉人赵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5民初2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水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钱确实是交到赵健手中，一审认为其应起诉第三方宋元吉，但其与宋元吉并不认识，任何信息更不知晓，亦无转账记录，若宋元吉不认可，其权利如何救济；第二，当初赵健向其拿钱时，表示这么做没问题，且其随时可拿回来，6月转账的49925元亦是赵健以让其多挣点钱的名义，让其用车抵押后给赵健的，其与赵健未签订任何委托协议，均为口头沟通；第三，其于9月转给赵健的42000元，赵健并未提供该笔款项的去向；第四，12500元系25万的利息，其占20%，应得2500元利息，但其只收到2200元利息。赵健二审答辩称，其认可一审判决，至于2200元利息问题，系其与宋元吉商量后，宋元吉先给这么多，其私下再给杨水鸣剩余的几百元。杨水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健返还其借款本金77225元及利息（利息以7722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赵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3日，杨水鸣分两笔将3万元转账给赵健；当日，赵健在杨水鸣的陪同下，将包含上述杨水鸣转账的3万元在内的合计25万元，按照案外人宋元吉的指示，通过转账的方式汇给了案外人任太安；2018年2月25日，杨水鸣又向赵健转账2万元。2018年6月26日，杨水鸣分五笔将49925元转账给赵健，同日，赵健向案外人宋元吉转账4万元。另查明：自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赵健每月收到案外人宋元吉的还款后（收款金额大多为1万余元，之后减少为数千元），随即将收到的部分或全部钱款，通过银行、支付宝、微信等方式向杨水鸣进行小额的转账，具体为：2018年4月2日转账2200元，2018年5月3日转账2200元，2018年6月2日转账2200元，2018年7月2日转账1500元，2018年8月2日转账4000元，2018年10月20日转账2000元，2018年11月17日转账4000元。此外，赵健亦在2018年9月18日至19日期间向杨水鸣转账4000元（系双方相互转账后的差额）。又查明：针对上述2018年2月23日赵健按照宋元吉的指示向案外人任太安完成的25万元转账，案外人宋元吉于2018年11月21日向赵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宋元吉于2018年2月23日向赵健借款25万元。再查明：杨水鸣在2018年12月得知自己投入的案涉资金无法收回的情况下，曾于2018年12月19日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要求赵健督促案外人宋元吉向其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一审庭审中，赵健陈述称：案外人宋元吉系其无锡的同学，其一开始便向杨水鸣说明借款实际使用人系案外人宋元吉，利息亦是宋元吉向其支付，收到利息后其会立即转账给杨水鸣；赵健亦陈述：因杨水鸣于2018年2月23日及2月25日先后向其转账3万元、2万元，故经双方协商，其最初转给宋元吉的25万元中包含了杨水鸣的投资款5万元，在其将杨水鸣的转账49925元陆续转给案外人宋元吉后，杨水鸣的投资款增加至了10万元，但其与杨水鸣之间并无借贷关系，故其不应向杨水鸣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庭审中，杨水鸣陈述称：最初经赵健介绍，其得知赵健无锡的同学是放高利贷的，每个月能挣很多很多的钱，但需要资金，故其把案涉的钱款交给了赵健；其知道赵健转给宋元吉的25万元中包含了其出资的5万元，其知晓该钱款的实际使用人系案外人宋元吉，但其与宋元吉之间并无直接的款项往来，亦无其他债权凭证，故只能在本案中起诉赵健。以上事实由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借条》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合同是借款人与贷款人就借款达成合意，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贷合同关系的成立应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形成一致的借贷合意。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赵健是否是真正的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杨水鸣虽陈述与赵健之间系借贷关系，但赵健对此不予认可，而杨水鸣又未能提供借条、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其次，杨水鸣系在赵健的介绍下，得知案外人宋元吉能挣钱但需要资金，在将钱款转账给赵健前，其清楚地知晓钱款的实际使用人系案外人宋元吉；再次，赵健一方面将收到的杨水鸣的钱款比较及时地转给了案外人宋元吉，另一方面又将后续收到的案外人宋元吉的钱款，在按比例分配后及时地转给了杨水鸣，赵健关于双方之间系共同投资的陈述能够被客观的转账记录所印证；最后，即便是杨水鸣在2018年12月得知自己投入的案涉资金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亦是要求赵健督促案外人宋元吉向其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而非直接要求赵健向其出具借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水鸣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赵健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赵健并非案涉钱款的借款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赵健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宋元吉达成借贷合同，又因第三人宋元吉的原因对委托人杨水鸣不履行义务，在受托人赵健已经向委托人杨水鸣披露第三人宋元吉的情况下，杨水鸣可以行使赵健对第三人宋元吉的权利，本案对此不予理涉，杨水鸣可另案提起诉讼。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水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6元，减半收取848元，由杨水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赵健向本院提交银行汇款单打印件一份。本院向上诉人杨水鸣邮寄上述证据，但其未向本院提交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载明转账时间与杨水鸣主张的42000元转账的时间一致，与此前杨水鸣、赵健及案外人宋元吉之间的往来习惯相吻合，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杨水鸣认为其与赵健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借贷合意。杨水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相反，根据赵健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水鸣在微信中催促赵健找案外人宋元吉向杨水鸣出借条。可见，其与赵健之间并无借贷合意。第二，关于款项交付。杨水鸣虽向法院提交其向赵健支付款项的凭证，但根据赵健提供的转账支付凭证，在杨水鸣向其支付相应款项后，其比较及时支付给了案外人宋元吉，且杨水鸣从第一次转账时便知晓款项系案外人宋元吉使用，其支付款项是希望获取高息。可见，杨水鸣款项交付的最终对象并非赵健。第三，关于还款情况。杨水鸣与赵健一致认可，案外人宋元吉将案涉款项产生的利息先由宋元吉支付给赵健，然后赵健按照其与杨水鸣支付款的比例，将杨水鸣的部分再及时支付给杨水鸣，虽然其中存在些许差额，但不能否认该部分利息收入来源于案外人宋元吉，而非赵健。综上，一审法院因杨水鸣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赵健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认定杨水鸣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赵健并非案涉钱款的借款人，并驳回杨水鸣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杨水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元，由上诉人杨水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蔚珏审 判 员 谢 坚审 判 员 水天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 媚书 记 员 徐思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