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再89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金志龙，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智亮，男，198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职员，住赤峰市。委托代理人：李雪松，内蒙古大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魏国静，女，197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国网松山区供电分公司职工，住赤峰市。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齐瑞莲，女，1970年5月10日出生，蒙古族，教师，住赤峰市。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栾红，女，1971年12月24日出生，蒙古族，国网红山区供电分公司职工，住赤峰市。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阳，内蒙古法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陈旭文，男，1974年12月4日出生，蒙古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陈旭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4718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内04民监143号民事裁定，由本院提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紫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亮、李雪松，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阳，被申请人陈旭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紫鑫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4718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改判依法驳回紫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9日，紫鑫公司经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陈旭文，持股46%，王化春持股54%。2018年4月23日经依法变更后，股东为王智亮、毛淑萍、王化春，其中王智亮持股24.37%，王化春持股54%，毛淑萍持股21.63%，法定代表人为王智亮。2018年6月11日，再审申请人在紫鑫公司账户被冻结时得知上述民事调解书。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471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被申请人陈旭文为买地在2013年3月12日开始分8笔向被申请人借款305万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4月1日开始陈旭文不能按期支付利息。经协商2015年11月22日各被申请人达成还款协议。紫鑫公司为陈旭文担保，为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紫鑫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不真实。1、陈旭文在以紫鑫公司提供民事担保时，没有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义务；2、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接受担保时没有审查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的书面决议；3、陈旭文的借款与紫鑫公司出资接受出让土地没有关系。第二、被申请人陈旭文与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实际数额与其双方协商的数额及用途严重不符合事实。2014年9月3日分两笔通过银行转账给陈旭文294万元、90万元，用于2014年9月4日缴纳土地出让金，其中294万元系王化春出资，90万元是陈旭文向王化春借款，用途是缴纳土地出让金。该宗地块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14万元，陈旭文自筹资金为30万元，而上述调解书确认在2013年陈旭文与其他被申请人就以竞买土地为由，发生305万元的借款，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申请人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之间的借贷数额不足200万元。第三、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4718号民事案件在审理中，存在没有经确认的紫鑫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陈旭文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属于程序违法。第四、认定紫鑫公司作为担保人担保范围的内容不准。协议书中明确甲方自愿将缴付土地出让金收据抵押给乙方，抵押物就是土地出让金收据而不是其他财产，实际上陈旭文已经私自将土地出让金收据交给其他被申请人，履行了抵押义务。第五、协议书上，当事人处均没有列明紫鑫公司作为担保人。在打印的协议上手写申请人为担保人与通篇都是打印的文字，并且先加盖公章后手写担保人的事实，可以看出申请人为担保人是不正常的加盖的公章也与我公司使用公章不一致，因被申请人陈旭文原系法定代表人存在瞒天过海私刻公章可能。综上所述，作为债权人的魏国静、齐瑞莲、栾红所从事职业均为个体工商户，对紫鑫公司以公司名义担保时，应当提供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较之常人有较高的感知度，却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在所谓的陈旭文以竞买土地为由借款时，有能力通过公开的方式得知土地出让的情况，却没有进行审查或有意隐瞒真相。同时本案中还存在借款数额不实的情形，在陈旭文与再审申请人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订立协议，公司不进行实际经营，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又不能提供公司的相关手续与其余各被申请人达成调解，约定过高的违约金，属于恶意串通，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为此该调解应当无效。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辩称，1、本案再审提起问题。答辩人因与陈旭文、紫鑫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6年8月2日，经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4718号民事调解书作出即生效，2018年7月25日，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已长达近二年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应当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赤峰市紫鑫公司对本案提出再审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同时也不属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的情形，因此人民法院应驳回紫鑫公司的再审申请。2、本案再审请求问题。（1）担保效力确认问题。本案担保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有效。2013年3月12日至2014年5月4日期间，紫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陈旭文合计向答辩人借款305万元，并出具借据证明借款事实及利息的约定。2015年11月22日，陈旭文与答辩人签订《协议书》，约定以公司设立前（2014年9月9日）取得土地进行抵押担保，并明确公司作为担保人。因陈旭文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答辩人足以相信陈旭文有权设定抵押办理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对内处于公司管理核心的地位，对外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实施行为是公司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50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2）无效担保责任承担问题：担保无效并不免除担保人法律责任。申请人以担保无效否定责任是错误的。本案即使担保合同无效，仍不能排除担保的连带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律从社会的公平正义角度并不否认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法律责任。3、法律适用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理解与运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意在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股东会的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受损的，可以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不能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公司法》该条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规定约束交易相对人。故该规定系管理性强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并不能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己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2）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公司法》第十六条应理解为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法定限制，且法律规定具有公示效力，相对人应当知晓。因此，相对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提供的公司章程和担保决议文件进行审查，但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无须对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实质审查。对此，最高院在（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判决中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其并未规定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此负有审查义务”。在(2015)民一终字第72号判决中也认为，“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不应受该内部程序性规定的约束。对是否存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不应负有审查义务，否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因此，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2016）最高法民再194号判决也持此观点，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系规范公司治理的管理性规范，在公司内部对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但对外并不发生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约束力，债权人对公司担保是否经决议机关决议或是否经股东同意不负审查义务。”基于上述观点，最高院在部分裁判文书中直接将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签订的担保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陈旭文提供担保时使用的公司印章，亦有其法定代表人真实签名，且案涉抵押担保财产凭证由陈旭文持有并交付，至此答辩人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旭文本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协议书》公章如果存在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的信赖，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为提供担保过程中，己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陈旭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紫鑫公司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刊载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例中，最高法院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权威的表态。（3）法律适用层级角度讲，司法解释与会议纪要不是一个层级，且会议纪要不是法律依据。根据《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仅有“解释”、“规定”、“批复”、“决定”4种形式。“意见”虽然是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但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不能算是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司法解释性文件，没有作出是否援引的规定。“座谈会纪要”也只是最高法院众多文件中的一个，不具有司法解释所具有的普遍司法效力。综上事实与理由，程序上，申请人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予驳回；实体上，本案调解并没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及合法性原则，人民法院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陈旭文辩称，2013年答辩人承包宁城五间房新村工程施工期间，因资金短缺分三次向魏国静借款，口头约定二分利。因双方是亲属关系，借款当时既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也没有出具借款借据，三次借款本金合计190万元。借款后答辩人也曾向魏国静支付过利息。因宁城五间房新村工程的发包方迟迟没有向答辩人结算工程款，导致答辩人没有及时偿还上述借款本息。2015年11月，魏国静称上述借款不是其个人所有，其中还有齐瑞莲、栾红的部分款项，要求答辩人与其签订协议。当月22日，魏国静电话叫答辩人到她办公室，当时，齐瑞莲、栾红二人也在，魏国静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协议书两份，要求答辩人签字，于是答辩人在协议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时，魏国静、齐瑞莲、栾红三人也在协议上签了字。答辩人留存一份，另一份出借人保存。上述协议签订后，魏国静多次打电话要求答辩人用自己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因紫鑫公司中答辩人只是参股，不具有该公司100%的股权，无法为答辩人的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况且上述借款为答辩人个人借款，与公司无关，故此答辩人先期没有答应其关于担保的要求。此后，关于公司盖章事宜，魏国静又数次给答辩人打电话，强烈要求加盖公司公章，答辩人在无力偿还借款，又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就利用手中持有的公司备用公章，在出借人持有的协议书下方加盖了该公司的备用公章。答辩人加盖备用章的行为，没有经公司股东会同意。综上所述，尽管答辩人盖章的行为，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但是，答辩人作为借款人，所借款项已经用于宁城五间房新村项目的施工，答辩人近期正在积极努力索要工程款，并多方筹措款项，保证偿还出借人的上述借款。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向一审法院请求：被告陈旭文因买地分八次向三原告借款合计人民币305万元，此款于2013年3月12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约定利息2.5分；于2013年7月9日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约定利息2分；于2013年7月26日借款人民币70万元，约定利息2分；于2013年10月9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约定利息2分；于2014年1月9日借款30万元，约定利息2分；于2014年4月9日借款人民币25万元，约定利息2分；于2014年4月22日借款人民币10万元，约定利息2分；于2014年5月4日借款人民币30万元，约定利息2分；被告自2014年4月1日取得了赤峰市红山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2014J－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被告自2015年4月1日开始不能按期给付利息，后经协商于2015年11月22日与被告达成还款协议，被告紫鑫公司为被告陈旭文进行担保，但二被告没有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后此款经三原告多次催要，二被告至今未予偿还，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50000元及利息73500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陈旭文于2016年12月31日偿还原告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借款本金人民币900000元，支付利息人民币1100000元，合计人民币2000000元；于2017年6月30日偿还原告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借款本金人民币2150000元，支付利息人民币258000元，合计人民币2408000元；如果被告陈旭文任何一期逾期给付，财被告陈旭文应于任何一期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偿还原告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全部借款本金人民币3050000元，支付利息人民币1100000元，合计人民币4150000元；二、被告紫鑫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紫鑫公司向法庭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1:2018年7月30日，由陈旭文自书的一份说明，予以证明：1、陈旭文的借款用途是在宁城县五间房的工程建设上；2、2015年11月22日四位被申请人在签订协议时，陈旭文明确告知由申请人公司担保是办不了的，股东不会同意；3、在松山区471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过程中，陈旭文明确不是以紫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办理的这件事情；4、2018年6月申请人公司才得知上述调解书的存在。证据2：2014年8月21日紫鑫公司与红山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合同书一份，予以证明：根据此份合同书申请人公司取得了现在使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据3:2014年9月3日陈旭文与王化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予以证明：1、双方成立公司的目的是挂盘购买编号为（2014）G-3国有土地；2、双方对土地出让及该宗土地前期支付的费用进行了约定；3、挂盘土地取得后，双方按照协议对土地使用面积依法分割，互不干涉；4、陈旭文交付的土地出让金是王化春垫付的90万元；5、双方不得以紫鑫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证据4：收据、借据各一张、成交确认书一份、说明一份，予以证明：2014年9月5日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的价格为414万元；收据和借据时间是2014年9月3日，证明是王化春通过工商银行将294万元和90万元转到公司陈旭文账户，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说明一份证明双方对陈旭文向王化春借款、还款、时间、方式等进行了约定。证据5：三组银行汇款凭证：第一组是2013年3月-2014年12月份银行流水，汇款人是林葆华、于国锋，收款人是魏国静，汇款数额是50万元，汇款时间为2013年7月26日。在庭审中原告魏国静称借给陈旭文的款项70万元中的50万元当时是通过林葆华、于国锋直接汇给陈旭文的，但该凭证显示汇兑双方与陈旭文无关，是汇给魏国静的，证明魏国静所称借款数额组成中有不实之处。第二组是2013年3月13日-2013年10月6日宁城农商银行汐子支行的银行流水，该明细记载2013年3月13日打款20万元，借据是在2013年3月12日出具，因为该银行网点称在2013年3月13日前没有业务，故2013年3月12日没有借款，借款的次日陈旭文和魏国静有两笔5万元和15万元的往来，汇款时间与借据出具时间不符。2013年7月26日，确实有一笔70万元的往来。第三笔是2013年7月3日的65万元，从这三笔账上看，借款数额与日期相符的有2013年7月26日这一笔70万元；日期相符数额不符的是2013年7月3日，对方称100万元，银行往来是65万元；借款时间与借款数额均不符的有两笔，3月12日打条，3月13日汇款。通过这三种情况比对，如果借款属实，借款日期和数额应完全吻合，被申请人所说有现金组成的除外。第三组是宁城农商银行铁西分理处的账号明细表，没有具体数额，证明因为客户名称是陈旭文，显示正在使用，就调取了这个。我们调取到的是191万元，证明再查其他账户是没有往来的。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内容不真实，我们将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借款数额为305万元。陈旭文所陈述的借款用于工程上的说法与一审陈述不符，陈旭文称借款用于购买土地，否则其行为构成诈骗。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排除陈旭文与申请人之间为了阻止执行，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说明，同时不是陈旭文个人陈述，不能成为证据。对其所陈述的协议书的形成过程也是不真实的。在形成协议时是双方共同商定的，根本不存在事先打印的情形。在商定该担保协议时，陈旭文提供了其持有的紫鑫公司名下的土地缴款凭证，在此基础上形成协议书。没有该缴款凭证，协议书的内容是无法形成的，其情况说明与实际不符，是一种严重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紫鑫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成立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是陈旭文，松山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执行、法律文书的签收等行为不应仅认定为是陈旭文的个人行为，还应包括其作为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表。所以情况说明中称2018年6月11日收到公司账户冻结的通知，公司才知道，以此规避法律责任是不能成立的。公司知道，法定代表人知道即可，无需其他股东知道。2018年6月11日知道，只能说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对调解不认可提出再审申请规避法律责任。该再审申请已经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不应予以受理。对证据2中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签订于2014年8月21日，紫鑫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5日，也就是说在公司成立以前，公司的公章就客观存在，陈旭文的行为就是公司行为。因为公司尚未成立，无法确认公司股东。因此，陈旭文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协议的时候，是有权担保，而不应认定为无效。我们据此合同书也足以相信其有权对外进行担保。对证据3陈旭文与王化春协议书及证据4收款、收据有异议。除签字外，其他内容均为打印，不排除股东之间恶意串通而事后形成。署名时间为2014年9月3日，实际形成时间不一定是2014年9月3日，我们对此形成时间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如果形成时间在后，要求追究伪证责任。即使该协议书和收据、借据是真实的，也只能是陈旭文与王化春之间的个人关系行为，不影响再审申请人对外担保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对证据4成交确认书无异议，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对陈旭文与王化春的说明有异议。该说明形成时间虽然签署于2017年8月2日，不排除是为了再审而虚构的说明；该说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说按照再审申请人所提供证据，在2014年9月3日发生出资、借款的经济关系，完全可以在2014年进行明确，因此这份说明对本案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二次分割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签署于2017年8月2日，发生在担保之后，无异于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如本案恢复执行以后，我们要求追究陈旭文拒不执行法院裁判的责任。对证据5转账凭证都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再审申请人对于转账明细中仍然有遗漏的地方。第一组凭证中的中国银行50万元和本次借款没有关系。之前庭审中是魏国静记错了，我们上次庭审的时候所举的中国银行账户为林葆华、于国锋的两枚明细清单我方不作为证据提交，这两枚我们当时记错了，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在本案价款数额之内，对第一组凭证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于第二组凭证，2013年3月13日是一笔5万元一笔15万元，合计20万元是相符的。3月12日打的条，3月13日借的20万元。2013年6月20日33万元，2013年7月9日65万元，加上现金2万元一共是100万元和借据是相符的。2013年7月26日70万元是魏国静直接转入陈旭文账户的，2014年3月8日15万元，2014年4月22日10万元，2014年6月19日10万元，都是魏国静5716账户转入陈旭文2029账户的，这就220多万元了。但是对方调取的这个单据还不全。我们还调取了其他转账。被申请人陈旭文质证称，对于情况说明和陈旭文与王化春签订的协议书及陈旭文出具的收据、借据、2017年8月2日的说明、转账凭证综合质证如下：因陈旭文未向代理人提及过上述事宜，故当庭不予质证，由法院依法认定。对2014年8月21日的合同书、土地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转账凭证没有异议。本院对紫鑫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5中关于林葆华和于国锋的借款因为魏国静后期表示与涉案的汇款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双方之间191万元的流水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向法庭提交新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银行转账流水记录共8页，转入了陈旭文共6个账户，合计268万元。转入人为魏国静、林葆华、于国锋；予以证明：实际的借款结合现金给付一共是305万元，并不是再审申请人及陈旭文所说的190余万元。再说明一点，原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二被告自认借款数额为305万元。借款数额属实，借款用途为用于购买土地属实。第二组证据：工商档案一份；予以证明：工商档案中并没有对对外担保进行限制性约定；申请人公司设立于2015年6月25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是陈旭文。可以证实，在松山区4718号民事调解中，既有陈旭文个人行为也有其法定代表人行为；法律文书的作出和签收足以能够代表是公司行为，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期限，从程序上法院应驳回再审申请；2015年11月22日陈旭文代表公司与被申请人魏国静等3人签订的协议书及加盖公章，足以证明其行为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担保行为有效。第三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判例十份。予以证明：公司未经股东会议同意，担保不必然无效。明确了《公司法》第十六条是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陈旭文于2015年11月22日与债权人签订的协议书，虽未经股东会议决议，但其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是能够确定的，与案例相同，申请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第四组证据：银行转账流水一组，分别是2013年3月13日转出账户是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是6524陈旭文，转账20万元。2013年6月20日转出账户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6524陈旭文，33万元。2013年7月9日转出账户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6524陈旭文，65万元。2013年7月26日，转出账户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6524陈旭文，70万元。2013年10月8日，转出账户8763魏国静，转入账户1315陈旭文，9.3万元。2013年11月16日，转出账户8763魏国静，转入账户7815陈旭文，20万元。2014年3月8日，转出账户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2029陈旭文，15万元。2014年4月22日，转出账户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2029陈旭文，10万元。2014年6月19日，转出账户5716魏国静，转入账户2029陈旭文，10万元。合计转账9笔252.3万元。其余是现金出借。再提交两枚在银行调取的证据，一个是10万元，一个是9.3万元的明细。5716魏国静账户转出的和对方提供的证据是一致的，转入账户一个是6524一个是2029。申请人紫鑫公司质证称，第一组证据中汇款人为魏国静的银行流水看不到收款人是谁，不能证明收款人为陈旭文，对汇款人为林葆华、于国锋的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联性，在被申请人出示证据期间，经法庭询问林葆华、于国锋与本案被申请人均不是同一人，因此与本案三被申请人与陈旭文的借款无关。对一审庭审笔录的意见为，正是因为这次庭审确认了陈旭文的借款是用于买地以及再审申请人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我们才提起了诉讼，理由是陈旭文与其余三被申请人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利益。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在担保时，对方提出了陈旭文系当时在任的法定代表人，即相信了陈旭文代表公司进行担保的行为的观点，我们有异议。在接受担保时，对方有审查的义务，是公司提供或通过公开途径能够查询到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虽是形式审查，但对审查内容进行了明确。工商档案中2018年4月公司股东变更增加股东毛淑萍是依据宁城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执行和解做的变更手续。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四组证据申请人质证称，对陈旭文尾号为2029账户中与魏国静往来三笔款项中2014年3月8日数额为15万元，和2013年6月19日数额为10万元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3月13日20万元不予认可，根据被申请人出示的证据借款时间是3月12日，数额是20万元但是没有对应的借款数额。6月20日的33万元和7月9日的65万元，还有2万元现金，我方认为不符合现实情况，借据是7月9日，数额是100万元。打款时间既有7月9日前也有7月9日之后的，就是没有7月9日当天的，对方说7月9日当天发生的是65万元，却打了一个100万元的条，和第一笔先打条后付款，借款当时出具欠条相比，与原告的做法不一致，也与事实不符。被申请人陈旭文质证称，对以魏国静名义的银行明细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以林葆华、于国锋名义的银行明细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陈旭文称其向三被申请人借款190万元。对剩余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对魏国静、齐瑞莲、栾红提交的银行流水无异议。在2015年之前确实不显示对方账户。本院对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结合第四组证据对证明林葆华和于国锋两笔的银行转账因在第四组证据中自动表示不是本案的构成部分，所以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这部分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第四组证据中的2014年6月19日由魏国静账户转入陈旭文账户10万元因被申请人说不清对应的是哪枚借据，对此这10万元不计涉案借款本金之内。对其他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涉案借款本金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及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被申请人陈旭文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转款业务客户回执三份、柜台客户凭条一枚、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六页、工行交易明细流水清单一页，于2013年12月29日汇入魏国静763账户人民币16万元；2014年1月9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6.9万元；2014年4月13日汇入魏国静097账户15.67万元；2014年7月1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0.15万元；2014年7月21日，汇入魏国静账户28.62万元。2015年5月1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8.6万元；2015年6月9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0.15万元；2015年10月5日汇入魏国静账户3万元；2016年8月8日调解结案之后，由邵八莲于2017年7月28日（陈旭文之妻）汇入魏国静763账户5万元；2017年10月16日汇入魏国静763账户10万元；2017年12月12日陈旭文转入魏国静763号账户4万元；2019年3月13日汇入魏国静763账户2万元。予以证明：陈旭文已向被申请人偿还人民币共计1400900元。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质证称，陈旭文所提供的转账凭证及付款信息，除了763这个账号以外，不能确定是转入魏国静银行卡。这个信息有的是个人书写的，也看不出是银行书写的。应该由陈旭文提供相应的传票来证实其付款并转入到魏国静账户的事实。对于转入到魏国静763账户内的汇款是双方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协议书之前，对305万元所产生利息的偿还。在本案起诉时，魏国静并没有主张该部分利息。通过2015年11月2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借款本金为305万元，此期间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1月22日之间的利息还没有结清。就本案来说，起诉的是305万元本金和后面的利息，陈旭文所提交的凭证的汇款并不是对本案调解书的履行。对于2017年的传票是对调解书的部分履行，也不能说是对调解书中所涉及款项的重复主张。详见2015年11月22日调解书所确认的借款本金。对于陈旭文提供的转入其他账户或者不确认姓名或者无法确认转入魏国静账户的内容，我方均不认可，需要通过其他证据（比如传票等）来补强这份证据。再审申请人紫鑫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以第1页汇款16万元为例，这应该是陈旭文偿还的本金。调解书中，魏国静作为原告起诉称，2015年4月1日开始按期给付利息，这与其质证目的相矛盾。本院对陈旭文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因魏国静对汇入的763账户内的款项不持有异议，本庭对这部分汇款予以确认。但对一审诉讼后的汇款，不在本案中予以调整，均纳入执行阶段予以最终结算。对汇入的097账户内的款项，因无法显示对方账户的名称，魏国静亦不认可此汇款，对这笔汇款本庭不予确认。再审申请人紫鑫公司对原审证据补充质证如下：对被申请人一审提交的8枚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这8枚借据与银行流水不吻合，与借款数额也不吻合。魏国静与陈旭文之间仅有198万元的银行转账，林葆华、于国锋与陈旭文之间有70多万元的银行流水，至于林葆华、于国锋与陈旭文之间是否有经济往来我们不清楚，因此我们对这8枚借据有异议。对协议书中借款数额是305万元有异议，此数额是如何构成的不清楚。协议书在担保人部分所列的事项有异议，根据陈旭文的答辩，这份协议书分为两步形成，第一步有协议书，有甲方、乙方；第二步是魏国静先给陈旭文打电话，事后公司的公章才加盖，不是一次形成的。被申请人原审民事诉状中及其诉前保全申请中陈述协议书是一次形成的，不真实。对收据没有异议。说明如下：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申请人是用在土地出让机关出具的复印的单位留存联办理的土地使用权证，办证时申请人并没有持有原件，是陈旭文将该原件私自处分了。被申请人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对原审证据补充质证如下：借款数额部分，一共是8枚借款凭据，是陈旭文亲自出具的，其中有280余万元的银行转账，其余是现金交付。借款数额是305万元，已经数次确认。协议书证明了两种担保方式，一个是抵押担保，没有进行抵押登记；一个是保证担保。缴款凭证是2014年9月9日，那个时候公司还没有成立，属于公司成立前的财产进行的抵押。因此现有的公司抵押无效，是否值得法院认定，值得商榷。申请人所说的两枚收据，是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现在被申请人还持有。陈旭文将这两枚收据抵押给三被申请人，没有进行登记，但应该有效。本院再审查明，2013年至2014年期间陈旭文多次向被申请人借款并出具借据：2013年3月12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月息二分伍厘，借款期限为三月”，被申请人于2013年3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借款20万元；2013年7月9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一百万元整，月息二分”，被申请人于2013年6月20日汇入陈旭文账户33万元，于2013年7月9日汇入陈旭文账户65万元，合计支付98万元；2013年7月26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柒拾万元整，月息二分，按季结息”，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26日汇入陈旭文账户70万元；2013年10月9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月息二分，按季结息”，被申请人于2013年10月8日汇入陈旭文账户9.3万元；2014年1月9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月息二分，按季结息，被申请人于2013年11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借款20万元；2014年4月9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利息二分，被申请人于2014年3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借款15万元；2014年4月22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利息二分”，被申请人于2014年4月22日汇入陈旭文账户10万元。2014年5月4日，陈旭文为被申请人出具借条一枚，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利息二分”，被申请人记不清楚此笔借款的支付方式。截至一审诉讼时陈旭文汇入魏国静的银行流水如下：于2013年12月29日汇入魏国静账户人民币16万元；2014年1月9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6.9万元；2014年7月1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0.15万元；2014年7月21日，汇入魏国静账户28.62万元。2015年5月1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8.6万元；2015年6月9日汇入魏国静账户10.15万元；2015年10月5日汇入魏国静账户3万元；2015年11月22日，陈旭文与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就涉案的借款签订协议书一份，其内容为：由于甲方欠乙方等人人民币共计叁佰零伍万元（￥305.00万元）及自2015年4月1日至今的利息，因暂时无法将钱款还清，特将交给赤峰市国土资源局红山区分局用于购买红山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2014J-3号地的土地出让金收据抵押给以上三人，并就有关事宜协议如下：一、甲方系自愿将交付土地出让金收据抵押给乙方。2、甲方若在2016年1月30日前无法偿还50%以上欠款，自愿将红山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2014J-3号地的土地交由乙方处理，土地价格按甲方购买土地时的价格进行核算。3、在乙方对土地进行处置时，甲方应无条件进行配合（包括办理过户等手续），不得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4、若甲方需要抵押用的收据进行办理土地相关手续时，需向乙方打借条，并说明使用原因。5、甲方不得以其他理由和手段在未还款前将此土地进行转让，如果转让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确需进行转让，必须经乙方同意。当日将该枚收据交予乙方保管，协议签订后，因魏国静发现土地出让金收据中载明的付款人名称为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而不是陈旭文，便与陈旭文联系要求陈旭文加盖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陈旭文在魏国静的多次催促之下在协议上加盖了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魏国静在印章处书写上担保人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字样。本院另查明，紫鑫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是陈旭文，持股46%，王化春持股54%；2018年4月23日，紫鑫钢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旭文变更为王智亮。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涉案的调解书是否应当予以撤销；二、涉案的借款本金应当如何认定；三、紫鑫公司是否应该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涉案的调解书是否应当予以撤销。涉案调解书的第二项规定“紫鑫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旭文虽然系紫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自认其债务为个人债务并没用于紫鑫公司的生产与经营。此种情况下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同意紫鑫公司对其个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公司本身及其他股东利益有所损害，该调解书因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当予以撤销。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涉案的借款本金应当如何认定。魏国静等人持有陈旭文为其出具的8枚借据，要求支付本息并提供了部分的银行转账凭证欲证明已经交付，对此部分借款本院予以支持。对银行转账之外的其他借款给付方式，被申请人称是现金给付，但因为时间久远具体情形已记不清楚。因被申请人对现金给付部分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亦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对现金给付部分本庭不予支持。现魏国静等人与陈旭文对双方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借款的清偿顺序一事不持有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到期的债务…”及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依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对陈旭文转入魏国静账户的汇款应当依照借款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冲抵：2013年12月29日还款160000元，首先冲抵2013年3月12日借期内的利息本金200000元、月息2.5分，计算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6月11日期间的利息为15000元；以本金20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3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29日期间的利息为26322.58元，尚有本金81322.58元[200000-(160000-15000-26322.58)=81322.58]未还。2014年1月9日还款169000元，以本金81322.58元、月息2分，计算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596.37元，至此2013年3月12日的200000元借款本息已还清，169000元还款尚剩余87081.05元（169000-596.37-81322.58=87081.05）；2014年1月9日的还款169000元，尚剩余87081.05元，以本金98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3年7月9日至2014年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118253.33元，尚有利息31172.28元（118253.33-87081.05=31172.28）未还；2014年7月21日还款286200元，以本金98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4年1月10日至2014年7月21日期间的利息为125187.1元，尚有本金850159.38元[980000-（286200-31172.28-125187.1）=850159.38]未还；2015年5月1日还款186000元，以本金850159.38元、月息2分，计算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5月1日期间的利息为158696.42元，尚有本金822855.8元[850159.38-（186000-158696.42）=822855.8]未还；2015年6月9日还款101500元，以本金822855.8元，月息2分，计算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6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20845.68元，尚有本金742201.8元[822855.8-(101500-20845.68)=742201.8]未还；2015年10月5日还款30000元，以本金742201.8元，月息2分，计算2015年6月10日至2015年10月5日期间的利息为57396.92元，尚有利息27396.92元（57396.92-3000=27396.92）未还；以本金742201.8元，月息2分，计算2015年10月6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123205.45元；以本金70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3年7月26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485333.33元；以本金93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3年10月9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59892元；以本金20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4年1月9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116800元；以本金15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4年4月9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78600元；以本金100000元，月息2分，计算2014年4月22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51533.33元。综上，截至2016年6月14日，尚有本金1985201.8元（742201.8+700000+93000+200000+150000+100000=1985201.8）未还；尚有利息942761.03元（27396.92+123205.45+485333.33+59892+116800+78600+51533.33=942761.03）未还，本息合计2927962.83元未还。关于争议焦点三即紫鑫公司是否应该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协议签订后，因魏国静发现土地出让金收据中载明的付款人名称为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而不是陈旭文，便与陈旭文联系要求陈旭文加盖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陈旭文在魏国静的多次催促之下在协议上加盖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魏国静在印章处书写上担保人赤峰市紫鑫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字样。陈旭文向被申请人借款，在其不能如期支付利息的情况下，与被申请人签订协议书，并由紫鑫公司提供担保。不能否认陈旭文签订此协议时确为紫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及第三款“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紫鑫公司为陈旭文的个人债务进行担保，必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且陈旭文本人不享有表决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陈旭文代表紫鑫公司为其个人债务向被申请人借款提供担保，其另一股东王化春并不知情，公司亦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故陈旭文虽为紫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代表公司为本人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已超越代表权限，该代表行为应属越权担保。陈旭文越权担保行为对紫鑫公司是否有效，取决于被申请人是否善意即是否尽到了形式上的审慎审查义务。从被申请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双方签订涉案的协议后，被申请人发现土地出让金的收据付款人并非陈旭文，而后才要求陈旭文加盖紫鑫公司的印章，从此陈述来看，无论是借款还是签订协议时，被申请人均不是基于陈旭文系紫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发生的借款关系，协议中加盖紫鑫公司印章也仅仅是基于陈旭文作为紫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加盖紫鑫公司单位公章的事实信赖其有代表权，并未对股东决议进行审查，其不具有善意。对被申请人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属于公司内部规定，对外不发生效力的主张，因该规定不仅调整公司内部事务，亦规范公司外部，法律将公司为股东担保的行为予以明文规定，就具有公开宣示效力，担保权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不得以不知法律有规定或宣称对法律有不同理解而免于适用该法律，被申请人的此项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此，陈旭文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决议理应成为被申请人应当知道的内容，故在陈旭文越权担保，被申请人不具有善意的情况下，涉案的担保合同无效。被申请人提出即使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因为本案中紫鑫公司对借款及担保一事均不知情，无论是协议上的公章是真是假，作为紫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可以持有公司的公章，故紫鑫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当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紫鑫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4718号民事调解书；二、陈旭文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借款本金1985201.8元并自2016年6月15日起以本金1985201.8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付利息至借款本息付清止)；三、陈旭文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魏国静、齐瑞莲、栾红借款利息942761.03元；四、驳回魏国静、齐瑞莲、栾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56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申请人陈旭文负担30000元，魏国静、齐瑞莲、栾红负担125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霞审判员 徐景娥审判员 高海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马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