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8601行初663号原告湖南大有养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江背镇阳雀新村168号。法定代表人朱厚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陈立，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谢亚勇，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益阳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鹿角园路123号。法定代表人周卫星，该局局长。应诉负责人冷序平，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峰，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奇国，湖南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中路三段118号。法定代表人邓立佳，该厅厅长。委托代理人左莉娜，该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彭畅，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大有养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养殖公司）不服被告益阳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益阳环境局）、被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环境厅）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有养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立、谢亚勇，被告益阳环境局委托代理人王峰、李奇国，被告省环境厅委托代理人左莉娜、彭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益阳环境局副局长冷序平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益阳环境局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益环罚字［2019］1号《责令关闭决定书》（以下简称《责令关闭决定书》），责令原告关闭位于益阳市××湖区南湾湖军垦农场的养猪场。原告不服，于同年8月23日向被告省环境厅申请复议。被告省环境厅于同年10月17日作出湘环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原告大有养殖公司诉称：一、判断原告污水排放是否超标，应当以整个污水处理系统终端即养鱼水塘排出的水样的检测结果为准。原告南湾湖军垦农场养猪场位于适养区，距离大通湖2.5公里以上，附近居民少。涉案养猪场在工程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上均依法依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和建议，原告建设了两套污水处理设施，经环保权威机构验收，该污染防治设施合格，外排污染物达标，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除了上述专用的两套污水处理设施外，原告还投入巨额资金自挖自建了2000余亩养鱼的水塘作为“猪-沼-鱼”污水处理生态循环养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整个养猪场产生的污水在经过“猪-沼-鱼”污水处理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内部净化达标后再通过养鱼的水塘外排至大通湖，即养猪场产生的污水需经养鱼的水塘最终净化后才往外排放，该2000余亩养鱼的水塘是养猪场整个污水处理系统的终端系统，不可分割。因此，对原告外排污水的合格采样点，应该且唯有在鱼塘水外排口进行污水采样检测。二、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错误。1.氧化塘并非合法取样点，由此检测出来的结果，不能作为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被告益阳环境局在《责令关闭决定书》中所涉及的2018年6月至今的五次现场检查，其污水采样点都不是在原告污水处理系统的最终污水外排口（即鱼塘水外排口），而是在原告污水处理系统的中间环节，即氧化塘。其所取水样实乃需进入氧化塘进行进一步好氧处理或后续还需进入鱼塘进行鱼类养殖的处理过程污水，根本不是原告最终从鱼塘水外排口最终排出的“外排污水”。2.原告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1）原告没有外排污水行为，氧化塘水为处理过程污水而非外排污水，氧化塘水也没有对养殖场周围的公共水体和土壤造成不良后果。原告采用了“猪-沼-鱼”的生态养殖模式经过梯级净化，被告不能将氧化塘排出的水认定为最终外排污水。（2）即使就氧化塘水取样检测结果而言，对于被告认定的所谓“超标排放”，无论从超标因子的数量、排放去向、持续时间、废水类别、排污超标状况，还是从排放的区域影响、改正态度和措施等各方面来看，原告均远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被告益阳环境局多次对原告氧化塘取水检测，大部分次数检测结果是达标的，仅有少量次数末达标。并且，该少量次数未达标的检测结果，也仅仅是超出标准值上限的零点几倍乃至零点零几倍，完全可以认定是检测偏差，根本不构成“情节严重”。（3）原告一直积极与被告益阳环境局及大通湖区政府、益阳市政府积极协调沟通，尽全力配合被告益阳环境局及当地政府完成相关环保工作，确保不对大通湖区环境及水体造成任何污染。同时，原告尽管不服被告益阳环境局2018年作出的行政处罚，但考虑到企业继续在当地发展的需要，克服非洲猪瘟带来的困难，不断完善养猪场污水处理系统，并定期展开自查，多次自行委托相关检测机构对本公司污水排放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达到国家标准。（4）《责令关闭决定书》载明“原告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这一事实认定缺乏证据，且定性不准确。如前所述，原告一直采用的是“猪-沼-鱼”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并进一步加强了养殖场水塘改造，足以保证污染物零排放，故不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之情形。三、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法律适用错误。原告根本就没有任何对外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氧化塘水为尚在处理过程中的污水，并非最终外排水，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二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二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均违背了中央、国务院、生态环境部、湖南省委、省政府有关禁止环保“一刀切”、要求地方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等文件精神。五、二被告违反了行政处罚合理性及适当性原则，属滥用职权。原告南湾湖养猪场投资超过1.2亿，年产肥猪约6万头，解决就业人口上百人，属于民生工程，应依法保护。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被告省环境厅作出的维持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决定，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行政处罚种类及行政处罚幅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适当性、合理性范畴。一旦原告南湾湖养猪场最终被关闭，将给原告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也将给当地就业和社会稳定、稳定当地猪肉供应及猪肉价格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严重不足、法律适用错误、处罚明显不当。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的《责令关闭决定书》；2.撤销被告省环境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大有养殖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大有养殖公司两万头生态养猪场(南湾湖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南湖湾基地环评报告》)；2.《关于的批复》(以下简称《南湖湾基地环评批复》)；3.《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报告》)；4.《关于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基地污水处理工程的验收意见》；5.《关于的批复》(以下简称《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6.《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第一组证据拟证明：1.原告南湾湖军垦农场养猪场不属于禁养区，其工程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经验收合格，外排污染物达标，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2.原告养殖模式为“猪-沼-鱼”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最终对外排放经处理的废水为鱼塘闸口排水。第二组证据:1.原告军垦农场(含老场及扩建场)两套环保污水处理系统的照片，包括污水处理设备、氧化塘、鱼塘、猪干粪处理场等；2.证人证言；3.原告废水排放现场勘查示意图；4.湖南佳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的湖佳蓝检字J(2019)HJ第305号《检测报告》(鱼塘闸口排水)。第二组证据拟证明：1.原告南湾湖养猪场具有完善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的防污处理设施。2.原告南湾湖养猪场所属区域内的2000余亩水塘系原告建造专门用于污水处理的配套设施，所有水塘堤岸均做了防渗透处理，与其他设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养猪场产生的污水经水塘净化后再通过沟渠往外排放，水塘与该沟渠的连接点才是南湾湖养猪场排污口，也是唯一合法外排污水检测点。3.原告南湾湖养猪场所产生的污水在经过氧化塘、水塘等环节的完整防污处理后，鱼塘闸口排水经检测完全达到排放要求，不会对周边水体及环境造成不利影响。4.原告养猪场的猪干粪进行了有机肥加工，用于自有林地菜地种植施肥，不会对水源产生污染。5.原告南湾湖养猪场彻底落实了环评报告和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其位于适养区。二被告责令其关闭的行政处罚、维持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决定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组证据：1.《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禁止环保“一刀切”的通知》（湘办发电﹝2018﹞162号、湘机发6667号）；2.新闻报道（国务院总理于2019年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要求地方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第三组证据拟证明：1.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对于具有合法手续并符合环保要求的养殖业，不得采取关停整治措施；对于通过原地升级改造后可达标排放的企业应给予合理时间开展达标治理；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严格禁止“一刀切”。2.国务院总理明确指示，要全力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定。3.二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均违背了总理讲话及中央和地方相关重要文件精神。第四组证据：1.被告益阳环境局于2018年11月17日、2019年5月10日出具的益环督监字[2018]427号、益环督监字[2019]033号《监测报告》；2.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3.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4.《行政复议决定书》的EMS寄件单及签收查询页面。第四组证据拟证明：1.被告益阳环境局检测时所采集的水样标本来自氧化塘而非鱼塘闸口排水，因此，该水样标本不是经完整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最终外排的水样，属于尚处在污水处理环节中未外排的水样，其检测结果不能证明原告南湾湖养猪场外排污水超标，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2.即使就尚处于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污水进行检测的检测结果而言，被告益阳环境局的多次监测结果显示为达标合格。同时，被告益阳环境局以超标排放进而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监测结果显示，超标量亦极小，远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足以证明原告不仅没有违规超标排放污水，且整个“猪-沼-鱼”污水处理系统运转良好，尚在处理过程中的污水已基本符合最终对外排放要求。3.被告益阳环境局依据前述几次处理过程污水的检测结果，对原告作出关闭养猪场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明显违反上级政府的政策方针。4.被告省环境厅未纠正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中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也无视“猪-沼-鱼”污水处理系统及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机械、片面的理解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5.原告南湾湖养猪场投资超过1.2亿，年产肥猪约6万头，解决就业人口上百人，属于民生工程，应依法保护。涉案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行政处罚种类及幅度远远超出了适当性、合理性范畴，属滥用职权。6.原告在规定期限内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第五组证据：1.谷歌地图下载的平面图。拟证明鱼塘是“猪-沼-鱼”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重要的组成部分。2.《建设投资明细》。拟证明原告就本案所涉养殖场及“猪-沼-鱼”污水处理系统总投资达1.2626亿元，仅因氧化塘取水少数、微量超标就对原告做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明显违反了合理性原则，处罚严重不当。被告益阳环境局辩称：一、原告二分场扩建项目，因未通过环评验收、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即投入生产，2017年12月25日被行政处罚，责令停止生产并处罚款伍万元。2018年8月15日、11月29日，原告因存在畜禽养殖外排污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的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两次。2019年5月16日，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下发了《湖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益阳市委、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原告违法问题进行严肃查处。2019年5月6日、5月20日和5月22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其连续实施了畜禽养殖外排污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的违法行为，向其发出三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但原告均拒不改正。2019年5月31日再次检查时，发现原告实施了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和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录像记录为证。原告在敏感区域一年内连续五次实施同一违法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被告益阳环境局将拟处罚方案报益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于2019年6月5日将相关情况函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二资产储备管理局南湾湖农副业基地，并于2019年6月6日向原告发出《责令关闭事先(听证)告知书》，告知其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同时还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辯权和听证权。原告于2019年6月11日提出听证申请，被告益阳环境局于同日向其发出《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其于2019年6月19日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举行后，被告益阳环境局在2019年6月20日作出《责令关闭决定书》，并于6月21日送达给原告。据此，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责令关闭决定书》程序合法，且充分保障了原告各项权利的行使。二、被告益阳环境局每次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执法时，均有两名具备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全程参与。执法时，均向原告相关人员出示了证件，再行询问或调查，必要时附有现场照片。因此，被告益阳环境局本次行政处罚执法中的取证程序合法，作为本案认定案件实事的证据来源合法。三、依据2013年5月《南湖湾基地环评报告》第7.1.2污水防治措施第（6）项“项目废水全部进入综合利用，废水禁止向项目场区内养鱼池塘之外的水体排放”和该报告第11.1.2条总量控制建议值第三段中规定“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可用于淡水养殖”，以及第14.2.2污染治理和监管措施对废水要求“处理达标后作淡水养殖使用”之规定，结合《南湖湾基地环评批复》第二条规定，足以说明被告益阳环境局在本次行政执法取证中确定污水采样点位置在氧化塘向鱼塘的排水口处，符合环评文件的规定。根据2016年8月《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报告》第7.1.2条污水防治措施第（2）项“项目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入周边鱼塘”和《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第4条“场区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再排入周边鱼塘”的规定，对原告污水排放是否达标进行检测，污水采样点是氧化塘向鱼塘的排口处无误。因此，原告主张污水采样点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四、“猪-沼-鱼”之模式，禁止向场区鱼塘之外的水体排放污水，是环评批复的基本要求，且环评批复明确规定了污水必须经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鱼塘作为淡水养殖。综上所述，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的《责令关闭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益阳环境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和依据：第一组证据：1.《南湖湾基地环评报告》；2.《南湖湾基地环评批复》；3.《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年出栏20000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批复》；4.《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基地污水处理工程的验收意见》；5.《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报告》；6.《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第一组证据拟证明：1.确定污水采样点位置在氧化塘向鱼塘的排水口处正确；2.环评文件要求原告污水应当达标后才能从氧化塘排入鱼塘。第二组证据：7.2019年5月6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8.2019年5月20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9.2019年5月22日调查询问笔录；10.2019年5月22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1.2019年5月31日调查询问笔录2份；12.2019年5月31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3.益阳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益环督监字[2019]083号)及送达回证；14.长沙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报告编号：BNO5000901)及送达回证；15.行政处罚决定书(益环罚字﹝2018﹞36号)及送达回证；16.行政处罚决定书(益环(大)罚字[2018]7号)及送达回证；17.行政处罚决定书(益环(大)罚字[2017]6号)及送达回证；18.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益环改﹝2019﹞1号)及送达回证；19.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益大环改字﹝2019﹞4号)及送达回证；20.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益大环改字﹝2019﹞5号)及送达回证；21.执法现场影像资料、照片13张；22.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23.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第二组证据拟证明：1.原告在2019年连续三次实施了畜禽养殖外排污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的违法行为，且经三次责令改正其未改正。2.原告还实施了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3.原告曾因实施同样的违法行为被两次行政处罚，且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4.原告连续实施违法行为，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5.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敏感区域水系内，由中央环保督查督办。6.原告的违法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第三组证据：24.《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大有养殖公司位于南湾湖农副业基地内生猪养殖场的批复》；25.致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二资产储备管理局南湾湖农副业基地《关于依法关闭湖南大有养殖场相关情况的函》；26.责令关闭事先(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27.责令关闭事先(听证)告知书的听证申请；28.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9.2019年6月19日听证笔录；30.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第三组证据拟证明：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责令关闭决定书》的程序合法，保障了原告各项权利的行使。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八十三条。被告省环境厅辩称：一、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9年8月20日，原告前往被告省环境厅处，当面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2019年8月22日，被告省环境厅向被告益阳环境局寄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等材料。2019年9月12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寄送《被申请人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19年10月17日，被告省环境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分别向原告和被告益阳环境局寄送。以上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二、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要求“场区污水经污水系统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年出栏20000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批复》要求“加强对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杜绝污染事故发生，确保污染物连续、稳定、达标排放”。本案中，原告作为大规模养猪场，应当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及环评批复、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批复要求，保证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转，做到污水达标排放。但在被告益阳环境局2018年6月13日、2018年11月15日、2019年5月6日、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2日五次现场检查中，均发现原告存在畜禽养殖污水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违法情形并相应作出两次行政处罚和三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要求原告及时改正，但是原告拒不改正。被告益阳环境局2019年5月31日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中，发现原告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形。2019年7月，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认为原告存在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建议被告益阳环境局报益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原告停业、关闭。因此，原告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并构成“情节严重”情形。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责令关闭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污水监测采样点的选取符合法定要求和技术规范。本案中，案涉养猪场环评文件《南湖湾基地环评报告》第108页和《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报告》第132页均载明“各污染物监测地点和频率如下：(2)废水：污水处理设施出ロ每天一次”。《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载明“场区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再排入周边鱼塘”。《关于对湖南大有养殖发展有展公司年出栏20000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批复》载明“该企业处理后的废水、沼液按要求全部进入鱼塘，不外排”。《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基地污水处理工程的验收意见》中竣工验收的监测点为污水处理站的进出ロ，《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中竣工验收的废水验收监测点为场区污水处理站总排口。故被告益阳环境局行政执法的污水监测采样点为污水处理站的出水口处，符合案涉项目环评批复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批复的要求。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省环境厅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送达回执。拟证明2019年8月20日，被告省环境厅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底单，快递状态查询。拟证明被告省环境厅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19年8月22日向被申请人益阳环境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等材料。3.《被申请人答复书》。拟证明2019年9月12日，被申请人益阳环境局向被告省环境厅提交《被申请人答复书》及证据材料。4.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5.邮寄原告的EMS底单，快递状态查询页面。6.邮寄益阳环境局的EMS底单、快递状态查询页面。拟证明2019年10月17日，被告省环境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向当事人寄送。第二组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益环罚字﹝2018﹞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益环（大）罚字[2018]7号）。拟证明被告益阳环境局分别于2018年8月15日、2018年11月29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2.《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2019年5月22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进行询问，认可其近三年受到三次行政处罚。3.《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拟证明被告益阳环境局2019年5月31日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中，发现原告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4.益阳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益环督监字[2019]083号)、长沙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BN05000901)。拟证明原告外排污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5.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拟证明2019年7月，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益阳环境局提出检察建议。第三组证据：1.《南湖湾基地环评报告》。拟证明报告书中载明“各污染物监测地点和频率如下：(2)废水：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每天一次”。2.《南湖湾基地环评批复》。拟证明环评批复要求严格按照《报告书》的要求对废水及猪粪进行处理。3.《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年出栏20000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批复》。拟证明验收批复要求加强对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杜绝污染事故发生，确保污染物连续、稳定，达标排放。验收批复载明“该企业处理后的废水、沼液按要求全部进入鱼塘，不外排”。4.《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基地污水处理工程的验收意见》。拟证明南湾湖基地污水处理工程竣工验收的监测点为污水处理站的进出口。5.《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报告》。拟证明报告书中载明“各污染物监测地点和频率如下：(2)废本：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每天一次”。6.《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拟证明环评批复载明“场区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再排入周边鱼塘”。7.《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拟证明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竣工验收的废水验收监测点为场区污水处理站总排口。经经庭前证据交换，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益阳环境局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证据3的第2页内容有明确鱼塘是内部鱼塘，第3页明确说明不外排，按要求全部进入鱼塘，说明鱼塘水不属于外排水，进一步证明“猪-沼-鱼”生态循环养殖模式的整体性和不可割离性。被告益阳环境局的批复自相矛盾。证据4的第2页有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明确列入了鱼塘。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第41页项目污水处理工程工艺流程图，明确排放至鱼塘养鱼属于有机组成部分。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第2页第4点有异议，与被告批复的陈述自相矛盾，对这句话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7-1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氧化塘取水不能视同为外排水，现场认定原告污水超标的行为，不予认可。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应当在氧化塘取水。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第2页可以看到监测点位有3个。检测结果老猪场鱼塘的监测值均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合法的取水点应当鱼塘排口，而不是氧化塘排口，鱼塘里的水是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对证据15-20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应当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对证据2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作为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猪-沼-鱼”生态循环系统不可割裂。对证据2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附件第18点，“外排废水氨氮超标”原告不认可，应由被告作出合法认定。这份文件是2019年5月16日出的，这份文件才会导致被告执法。文件在先，行政执法在后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检察院的内部意见不应作为处罚依据，应当基于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组证据中，对证据24，真实性无法认定，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文件是2019年6月5日批复，同意意见在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后。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6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作为环评依据。对证据28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9、30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被告省环境厅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益阳环境局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原告刚开业时就因为未执行“三同时”制度受过处罚。鱼塘不是环评所规定的污水处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对第二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1.检测报告污水取样点是不符合环评要求的；2.原告要证明的“猪-沼-鱼”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鱼塘不是环评所规定的污水处理系统的组成部分，环评批复也明确表示要污水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鱼塘。鱼塘外排口作为污水取样点合法性存在问题。对第三组证据的文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是直接针对原告。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进行行政执法，是根据相关的名单必须查处。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污水取样点是根据环评批复要求；2.“猪-沼-鱼”生态循环养殖模式与环评报告、环评批复要求污水处理达标后再排入鱼塘并不矛盾，鱼塘不是污水处理系统的组成部分；3.涉案行政处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主张其解决就业人口，与行政处罚没有直接关联。对第五组证据有异议，地图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鱼塘、污水处理系统的位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环评批复明确要求污水处理设施出来的水达标后才能排入鱼塘。对《建设投资明细》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仅是当事人的陈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省环境厅的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益阳环境局的质证意见。有补充意见：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环评报告第108页明确载明“各污染物的监测点、频率：废水：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每天一次”；证据5环评批复也明确载明“出水水质应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再排入周边鱼塘”；证据2、4中均有体现。证据6竣工验收意见中也明确载明了竣工验收监测点是污水处理总排口。被告益阳环境局采样点为污水处理站及污水设施处理口符合法律规定的。环评报告中“污水处理工艺”一章中没有鱼塘这个环节存在，佐证鱼塘并非污水处理设施的一部分。第二组证据中，原告提供的检测报告备注明确载明了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环评批复亦明确载明厂区污水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鱼塘，更加证明了鱼塘不是污水处理系统的一部分。污水处理系统不含盖鱼塘，就是污水处理站。第三组证据中，保障生猪生产的文件精神与行政处罚不冲突。原告对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予以补充说明：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的第38、39页，处理工艺流程把鱼塘作为整个处理的最后一个环节；第75页，污水处理沼气处理工程流程图载明池塘养殖灌溉是污水处理的最后一个环节。证据2批复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内容可证明。本院对各方证据作如下确认：经审查，原告提交的第一、二、四组证据和二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根据全案综合考虑认定。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原告大有养殖公司两万头生态养猪场（南湖湾基地）建立，位于益阳市××湖区南湾湖军垦农场（二分场），租用湖南省军区农副业基地所属南湾湖军垦农场湖州和林地建设，占地面积为2095亩，其中养猪场占地100亩，淡水养殖水产基地地区面积1985亩，蔬菜和绿化区10亩。2013年5月，益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制作国环评乙字第Ｂ2727号《南湖湾基地环评报告》（属补做环评），载明“6.1.1养猪场废水的水环境影响分析：未经处理的污水若作为肥料直接施用于淡水养殖，其中一些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卵等可在土壤中长期生存和繁殖，扩大传染源，易引起疫病传播，同时会导致淡水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水生鱼类的正常生长。7.1.1废水处理工艺：……经深度处理后的生产废水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ＧＢ5084-92）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18596-2001），可以被淡水养殖水产基地、蔬菜和绿化区充分消化，对周围水环境基本无影响。……7.1.2污水防治措施：（6）项目废水全部进行综合利用，废水禁止向项目厂区内养鱼池塘之外的水体排放。14.2.2污染治理和监管措施：废水，统一收集后首先经格栅、酸化处理，然后依次进入厌氧发酵、贮存池等处理达标后作淡水养殖使用。”2014年6月30日，益阳市××湖区环境保护局作出大环函［2014］11号《关于大有养殖公司两万头生态养猪场（南湾湖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函》，载明“三、总量控制指标：项目废水养鱼和蔬菜灌溉，不排入外环境水体。”同年7月10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原益阳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益环生审（书）﹝2014﹞09号《南湖湾基地环评批复》，载明“二、原则同意《报告书》的文本内容、结论和建议以及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切实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同意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生态猪项目建设。”同年11月5日，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年出栏20000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批复》。2016年7月27日，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益环生验﹝2016﹞1号《关于对大有养殖公司南湖湾基地污水处理工程的验收意见》。同年8月，原告委托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大有养殖公司南湖湾二分厂扩建项目出具国环评证乙字第2710号《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报告》，载明“7.1.2污水防治措施：……（2）项目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入周边鱼塘。”同年11月15日，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益环生审（书）﹝2016﹞4号《南湖湾二分场环评批复》，载明“4.本项目在建设和运行中，要严格按照《报告书》的要求对废水进行处理，……场区污水经污水系统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18596-2001），再排入周边鱼塘。”2018年3月，原告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进行了自主验收，但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2017年12月25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作出益环（大）罚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同年8月22日，大通湖区环境监察大队对原告南湾湖养殖基地开展现场环境监察，发现原告公司南湾湖二分场扩建项目，于2016年12月通过市局环评审批，但未通过验收。现场监察中发现如下环境问题：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但已饲养了约6000头猪，其中母猪1000头，生产设备投入试运行，粪水粪渣囤积于企业自租的农田中，企业未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决定：1.责令停止生产；2.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此次行政处罚执行到位且原告已缴纳全部罚款。2018年8月15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作出益环罚字﹝2018﹞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同年6月13日，原告废水处理站氧化塘外排废水中悬浮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浓度分别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浓度限值1.9倍、0.8倍和0.01倍。决定：1.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生产；2.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此次行政处罚未执行到位，原告至今仅缴纳罚款2万元。同年11月29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作出益环（大）罚字[201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同年11月15日，大通湖区环境监察大队接中央环保督察组督促反馈意见，原告涉嫌污水处理中设施不正常运行，经对污水处理站排水口进行采样检测，根据益阳市环境监测站检测报告（益环督监字[2018]427号）监测结果为氨氮超标1.1倍。决定：1.责令原告改正违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原告至今未缴纳罚款。2019年5月6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对原告进行了现场检查并采样检测，发现原告氧化塘（外排废水）中氨氮含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0.079倍，于同年5月21日作出益环改﹝2019﹞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同年5月20日、5月22日，益阳环境局大通湖分局对原告现场进行环境监察，委托长沙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原告新、老养猪场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进行采样检测，两次监测结果显示老养猪场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总磷分别超出排放标准的0.7倍、0.31倍，于同年6月3日、6月6日作出益大环改字﹝2019﹞4号、5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均责令原告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将改正情况予以书面报告。上述决定书均已直接送达原告。同年5月31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发现“原告老厂和新厂废水处理站曝气机和压泥机正在运行。1.新厂废水处理站二氧化氯发生器未通电、未开启，设施停运，对外排废水未进行消毒处理；2.老厂的二氧化氯发生器处于通电开启状态，但机器底部阀门关闭，通向废水处理设施排口的管道未接通，对外排废水未进行消毒处理。”原告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陪同检查、采样检测和解说，并在笔录上签字。2019年6月5日，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益政函﹝2019﹞59号《关于依法关闭大有养殖公司位于南湾湖农副业基地内生猪养殖场的批复》，同意被告益阳环境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依法责令大有养殖公司关闭位于南湾湖农副业基地内生猪养殖场。因此，被告益阳环境局向原告作出益环罚告字［2019］1号《责令关闭事先（听证）告知书》。同年6月11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次日，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益环听通字［2019］2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同年6月17日，原告委托湖南佳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其养猪场内水塘水质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均达标。同年6月19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公开举行听证会。同年6月20日，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2019］1号《责令关闭决定书》，载明“原告多次超标排放畜禽养殖污水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和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经益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原告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关闭位于益阳市××湖区南湾湖军垦农场的养猪场。”并载明原告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利，于次日送达原告。同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省环境厅依法受理。同年8月22日，被告省环境厅向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同年9月12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向被告省环境厅作出《被申请人答复书》及证据材料。同年10月17日，被告省环境厅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益阳环境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并于次日送达原告。另查明，2019年5月16日，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湖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附件载明“18.现场检查发现，一些畜禽养殖场污染严重，如大有养殖公司外排废水氨氮超标。”同年5月23日，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调查，对被告益阳环境局提出大检行公[2019]43099100003号《检察建议书》，载明“该院认为，大有养殖公司未立即停止生产，改正违法行为，且不履行缴纳罚款义务，至今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措施仍然没有达到许可排放要求，不符合排污条件，加重了大通湖的环境污染程度，严重影响大通湖的水环境治理工作，益阳环境局未完全履行职责，以致大有养殖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持续存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建议报益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其停业、关闭。”同年6月5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二资产储备管理局南湾湖农副业基地作出《关于依法关闭大有养殖公司南湾湖养殖场相关情况的函》。本院认为，原告大有养殖公司作为行政处罚的被处罚人，认为其权利被侵害提起行政诉讼，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益阳环境局作为本辖区内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机关，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等行政职能职责，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省环境厅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三十九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保证其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转，保证污水达标排放，防止污染水环境。”第八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三）……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本案中，原告的生猪养殖场存栏规模过万头，总占地面积2096亩，应当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及环评批复、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批复要求，保证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转，做到污水达标排放。但被告益阳环境局在2017年8月22日、2018年6月13日、2018年11月15日的三次现场检查中，发现原告存在畜禽养殖污水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违法情形，并相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行政处罚未完全执行到位，且原告未缴纳全部罚款。被告益阳环境局及其大通湖分局又于2019年5月6日、5月20日、5月22日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原告污水排放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并相应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原告立即改正。同年5月31日，被告益阳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原告存在废水处理设施二氧化氯发生器未通电、未开启等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情形。被告益阳环境局认为原告多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三十九条和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情节严重，依法经报益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作出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在作出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之前，被告益阳环境局依法将查明的相关事实以及原告所享有陈述、申辩或听证等相关权利及时告知原告，并公开进行了听证，充分听取了原告的意见，程序合法。被告省环境厅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关于其污染防治设施合格、外排污染物达标，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相悖，故对原告要求撤销涉案《责令关闭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畜禽养殖污水采样技术规范》（GB/T27522-2011）规定，“4.2.1有污水处理设施采样点布设在污水处理设施之前和处理设施最后一级的出水口；4.2.2无污水处理设施采样点布设在污水总排放口”。本案中，被告益阳环境局委托制作的《检测报告》中，将监测采样点定位原告公司新、旧养殖场污水处理设施后的氧化塘，符合案涉项目环评批复、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批复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原告关于被告检测采样点错误，应以鱼塘水外排口作为污水采样点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湖南大有养殖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湖南大有养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进人民陪审员 康 毅人民陪审员 刘精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贺文仪书记员伍悦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