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80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东晓景产业园205号F区1756。法定代表人：巩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羚伊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中华路西侧1幢。法定代表人：朱晓羚，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明，张家港市鑫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宝沃和瑞（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2层0233。法定代表人：张东。上诉人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联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羚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羚伊公司）及原审被告宝沃和瑞（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864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联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羚伊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农联行公司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求羚伊公司发货，调拨单中调入单位由羚伊公司或发货方填写。(二)陈三建出具的收条系其个人行为，其不是羚伊公司的员工。(三)彭峰不能代表农联行公司。首先，彭峰于2017年10月12日就已经任职三通惠民公司宿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彭峰并没有经手本案合同的签订，也没有见证羚伊公司送货，其出具的“情况属实”并非就农联行公司与羚伊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予以追认；再次，彭峰只是挂名农联行公司，对羚伊公司送酒行为的性质不可能知情；最后，彭峰签字在羚伊公司送货后的3个月，彭峰所了解的情况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签字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农联行公司的签收。(四)毛某和刘某的证言能够证明羚伊公司独自与网点之间建立买卖关系。(五)农联行公司独自收取网点的货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农联行公司并未向羚伊公司及江苏洋河国宾宴酒业有限公司任何一方发出供给具体产品及数量的请求，《供销合同》虽然成立并生效，但并不具备履行的条件。(二)羚伊公司向各网点订货、交货的事实构成其与各网点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羚伊公司应向各网点主张支付货款。农联行公司只是出于情谊保管货物。(三)农联行公司没有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羚伊公司辩称，农联行的上诉理由是不真实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宝沃公司未发表意见。羚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联行公司支付羚伊公司酒款1608060元；2、判令农联行公司支付羚伊公司违约金100000元；3、判令宝沃公司对农联行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判令解除羚伊公司与农联行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的《供销合同》；5、诉讼费由农联行公司、宝沃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1日，羚伊公司（甲方）与农联行公司（乙方）签订《供销合同》一份，约定甲方经销的国宾宴系列酒供给乙方平台销售。甲方根据乙方销售需求提供洋河生产的国宾宴白酒系列，具体数量按乙方指定，地点为宿州任何网点,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运输途中发生酒灭失，损坏由甲方承担。甲方供给乙方的白酒每箱运输到宿州各地区网点的价格为195元每箱，含运费及税金。甲方收到乙方指定发货及数量后三个工作日内发货，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酒后，出具收货凭证，货到乙方满一个月结算一次，结算按实际销售数量一并结算到甲方账户。未能销售的部分酒，每次按实际供给乙方的酒扣除已支付的金额，剩余的从乙方收到时间起最多不超过2个月全部结清。如有违约，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一切损失及承担违约金10万元。甲方一栏加盖有羚伊公司的公章，有羚伊公司员工朱平的签字，乙方一栏加盖有农联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有农联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巩宇的签字。合同签订后，羚伊公司向农联行公司供应了部分酒水，为主张欠款，羚伊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另查明，宝沃公司持有农联行公司100%的股权，系农联行公司的唯一股东。在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2017年的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中，彭峰为该公司负责人。2018年8月9日，该公司负责人核准变更为巩宇。彭峰同时为三通惠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宿州市分公司的负责人。羚伊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收条、调拨单共六张，其中由陈三建在2018年1月30日向羚伊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洋河国宾酒贰仟贰佰件，彭峰在收条下方书写“情况属实”并签字，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9日。陈三建在2018年1月27日向羚伊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朱平洋河国宾酒共四个品种合计叁仟捌佰箱”，彭峰在收条下方书写“情况属实”并签字，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9日。2017年12月25日的调拨单上载明货物数量40件，调入单位处注明“张家港朱总发安徽”彭峰在下方签字；2018年1月12日的调拨单上载明货物数量为2000件，调入单位为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彭峰在下方书写“情况属实”并签字；2018年1月12日的调拨单上载明货物数量为189件，调入单位为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彭峰在下方书写：“情况属实”并签字；2018年2月9日的调拨单载明货物数量为2000件，调入单位为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具体数量的后面记载着“-250、-210、-104、-394、-44”，“247、209、104、394、44”，调拨单下方有“实收2000件，李红军2018.2.10”签名字样，同时彭峰在调拨单上签字。对于2018年2月9日的调拨单，羚伊公司表示实际送货为2000件，但是分别卸货在两个地方，分别是宿州市肃县和砀山县，两个地方各卸了一半，所以在调拨单上做了相应的计载。农联行公司对彭峰在上述收条、调拨单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通知彭峰本人出庭接受质询，彭峰当庭陈述收条、调拨单上“彭峰”的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同时彭峰明确表示本案中羚伊公司的酒是发给农联行公司的，而非发给三通惠民公司。经一审法院释明，羚伊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上述收条及调拨单“彭峰”签名字样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农联行公司、羚伊公司及彭峰均表示在上述六份材料中选择任意一张进行鉴定，如果鉴定机构给出的意见是符合同一笔迹，视为6份材料上的签名均是彭峰所签。经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对2018年1月30日的收条上“彭峰”的签名字样进行了笔迹鉴定，并于2019年5月15日出具防伪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10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收条》上的“彭峰”签名字迹是彭峰本人所签，本次鉴定产生鉴定费13700元。羚伊公司及农联行公司均表示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羚伊公司员工朱平与巩宇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1月11日下午5:22分，巩宇发送了“宿州市埇桥区桃园镇光明村+陈三建%187××××1125%”的内容，2018年1月24日下午3:23分，巩宇发送了“需要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营业执照副本！箱/瓶进货价，箱/瓶市场销售价！品种数量总量地址宿州市桃园镇光明村+收货人电话187××××1125陈三建”羚伊公司询问巩宇“发600千箱吗？”，巩宇回复“6千箱”。2018年1月29日羚伊公司员工向巩宇发送了“你定好微信回复我一下。因为你叫发6000箱上一年是3800箱。还差你2200箱。天亮可能找到车了。要发货。品种你定一下”的内容。农联行公司质证认为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需要核实，微信内容只能证明仓库收到羚伊公司货物，并不是说羚伊公司在履行合同的送货义务，且微信聊天记录里只是羚伊公司单方面向我方主张酒款，我方负责人没有做出回应。农联行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下列证据：1、农联行公司市场运营部总经理巩宇的联系方式，载明巩宇为农联行公司的市场运营部经理，电话号码为157××××6067，羚伊公司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2、三通惠民公司的营业执照、三通惠民公司在2018年10月17日对外出具的告宿州市各加盟商户书、三通惠民公司灵璧县及其乡镇负责人名单、公司法律任命书、授权委托书、说明，证明彭峰系三通惠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宿州市分公司的负责人，彭峰、朱平均为三通惠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加盟商，毛某、陈向影、赵先锋等人为该公司的区域负责人。羚伊公司对营业执照未提出异议。羚伊公司对加盟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加盟书的时间在案涉纠纷后。对负责人名单不予认可。图片一张，用以证明毛某仓库里惠民公司交付的国宾宴酒销售情况。羚伊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农联行公司与金彭车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证明在农联行公司与其他主体进行买卖合同交易的时候，应当是通过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流程来反证本案的《供销合同》只是概括性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真实履行。羚伊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5、毛某的证人证言，毛某称：我是三通惠民宿州市灵璧县的负责人，朱平是卖酒的经销商，我和原、农联行公司都认识，朱平利用三通惠民公司的网点卖酒给我们。我本人在朱平处买过40箱酒，给我的价格市一百多元一箱，这是口头上说定的，但是明面上价格还是296元一箱。我和朱平是2017年9月开始合作的，也是那时候认识他的。我认识农联行公司是因为我在做三通惠民网点负责人的时候，想要对接该公司的项目，曾经联系过农联行公司。彭峰和陈三建我都认识，彭峰是三通惠民宿州市的负责人，陈三建是赵先锋的团队的人，彭峰和赵先锋我听说在农联行公司有兼职的情况。农联行公司提交的证明是我写的，是我和朱平联系好了以后去宿州市桃源镇光明村的仓库拿的酒。这个仓库与农联行公司有无关系我不清楚。在售酒期间我和朱平就酒款和售酒情况有过口头沟通。我是和朱平直接发生的酒的买卖，但是没有书面协议。我还没有和朱平结算过，我还结欠朱平40箱酒。这是我个人购买的。6、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刘某称：我认识朱平，但是不认识原农联行公司，我们管朱平叫朱玉平的，巩宇我不认识，我认识巩彪，我是三通惠民公司网点的负责人，我认识朱平是因为他到我们这边联系过酒类、电表业务，大家在一起吃过饭。三通惠民是电商项目，通过网络销售，还没有正式开业。我从三通惠民拉过酒，我没有向朱平直接买过酒。三通公司向朱某的事情我不清楚。朱平现在是三通公司负责人。农联行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三通公司虽没有正式营运，但是2017年8月已经在宿州通过彭峰、朱平、陈三建、赵先锋等人进行试点。虽然农联行公司与羚伊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实际收发货以及销货、收款都是羚伊公司自己处理，仅仅是借用农联行的仓库。羚伊公司认为证人毛某称都是自己个人与朱某，证人刘某称是向三通公司买酒的，同时陈述三通公司没有正式营业，是自相矛盾的。一审中，羚伊公司和农联行公司一致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但农联行公司认为并非系农联行公司违约才解除合同，是因为《购销合同》没有履行的必要。同时，双方还一致确认，无论所供酒的品种是否一样，单价均是195元一箱。对于羚伊公司主张的货款的单价，合同约定是195元，而羚伊公司主张的是不含税价每箱162元，对此，一审法院向羚伊公司进行释明，不得以主张不含税价而逃避向农联行公司履行开票的义务，羚伊公司表示仍按195元每箱来主张货款。另外，对于2018年2月9日的调拨单所对应的2000件，羚伊公司为提高效率，表示本案中只主张998件。按此计算，6份收条和调拨单的总数量为9038箱，按195元每箱计算，总货款为1762410元，扣除羚伊公司自认的已给付的18420元，农联行公司尚结欠羚伊公司1743990元，对此，羚伊公司表示，本案中仍按其起诉状上的金额1606278元进行主张，其余款项（包括2018年2月9日的调拨单所对应的其余1002件）将另案主张。对于利息损失，羚伊公司表示，本案中已经主张了违约金，对于利息就不主张了。一审法院认为：羚伊公司与农联行公司之间签订的《供销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谨慎履行各自所负义务。羚伊公司所提供6份收条和调拨单上“彭峰”的签名，经鉴定系彭峰本人所签，调拔单上载明的调入单位也是农联行公司，且彭峰作为农联行公司宿州的负责人以及仓库负责人，作为农联行公司方的人员出庭参加一审法院庭审时，明确表示所送的酒均是发送给农联行公司的，而不是发给三通惠民公司的。农联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巩宇的名片载明巩宇为农联行公司的市场运营部经理，电话号码为157××××6067，羚伊公司对此没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经一审法院在微信好友添加栏搜索“157××××6067”，搜索出名称为巩宇的微信联系人。且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有关发货的通知与2018年1月30日、2018年1月27日的两张收条中的时间、货物数量（6000、2200）、签字人（陈三建）等情况完全相互吻合。结合上述情况，在农联行公司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羚伊公司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综合上述情节，一审法院认定，结合在案的现有证据，羚伊公司所提供的6份收条和调拔单可以证明羚伊公司向农联行公司供应国宾宴系列酒共计不少于9038箱，同时可以证明上述酒系根据农联行公司的要求由羚伊公司向农联行公司发货并由农联行公司签收。毛某、刘某的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证明其向朱平所购的酒就是本案6份收条和调拔单项下的酒。依据《供销合同》约定，按照195元/箱的价格计算，9038箱酒的价款为1762410元，扣除羚伊公司自认农联行公司已付款18420元，农联行公司还应给付羚伊公司1743990元，现羚伊公司本案中只主张1606278元，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供销合同》约定上述款项最晚应在收到货后两个月内由农联行公司向羚伊公司支付，故上述款项最晚应在2018年4月9日由农联行公司向羚伊公司支付，现羚伊公司要求农联行公司给付，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农联行公司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供销合同》中约定的10万元违约金也未违反法律规定，结合当前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一审法院认为羚伊公司要求农联行公司承担10万元违约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农联行公司宝沃公司作为农联行公司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由此可见一人公司股东需要提供一人公司财务审计报告证明其投资的一人公司具有独立的财务制度，明晰的账务往来。本案审理中农联行公司和宝沃公司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农联行公司财产独立于宝沃公司，农联行公司也在庭审中陈述其每年都没有进行过审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羚伊公司主张农联行公司宝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审理中，羚伊公司和农联行公司一致同意解除双方所签订的《供销合同》，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宝沃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农联行公司向羚伊公司支付货款1606278元及违约金1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确认羚伊公司与农联行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的《供销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三、宝沃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所确定的农联行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017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72元，由羚伊公司负担27元，由农联行公司、宝沃公司负担25145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2018年9月3日庭审中，农联行公司陈述彭峰是该公司仓库负责人。2019年1月14日庭审中，农联行公司陈述羚伊公司有五六千箱货物暂存在农联行仓库，彭峰从2018年4月6日起不再担任农联行分公司的负责人，彭峰同时是三通惠民公司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二审再查明，2018年2月9日朱平向巩宇发送微信“下午5点左右车到请安排工人。合作愉快！”巩宇回复“好的朱总，收到”。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羚伊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农联行公司还是三通惠民公司。本院认为，羚伊公司与农联行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中，羚伊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应为农联行公司，理由如下：首先，羚伊公司提供的六张收条、调拨单上，部分由陈三建签字，且全部由彭峰于2018年4月29日签名确认。农联行公司在一审中认可彭峰系该公司仓库负责人，也认可羚伊公司确有五六千箱货物暂存在农联行仓库。其次，关于羚伊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人员朱平与农联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巩宇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根据农联行公司提供的巩宇的电话号码在微信中查询，该电话号码关联的微信名确系巩宇，农联行公司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真实性，并无不当。微信聊天记录中，2018年1月11日巩宇向朱平发送陈三建的地址与电话，与2018年1月12日陈三建签收的调拨单相印证；2018年1月24日巩宇要求朱平发六千箱，朱平于2018年1月29日回复“因为你叫发6000箱上一车是3800箱，还差你2200箱”，与2018年1月27日陈三建出具3800箱的收条、2018年1月30日陈三建出具的2200箱的收条相印证。2018年2月9日朱平通过微信告知巩宇要发货，与当天的调拨单亦能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巩宇通过微信向羚伊公司要求发货，羚伊公司发货至农联行公司仓库由陈三建、李红军等签收，最后由彭峰进行确认的事实。农联行公司称并未向羚伊公司发出供给产品及数量的请求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第三，虽然彭峰同时还是三通惠民公司宿州市分公司的负责人，但是该情况并不足以推翻农联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巩宇通过微信向羚伊公司要求发货的事实。一审中农联行公司提供毛某、刘某的证人证言也未能证明羚伊公司是向三通惠民公司发货。综上所述，农联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72元，由上诉人农联行（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小安审判员  李晓琼审判员  冯月青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丹娜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