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14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长安国济医院，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法定代表人：张亚琳，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陕西金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金良，男，195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西咸新区，现住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少谋，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智明，陕西勤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安长安国济医院（以下简称国济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石金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6民初8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济医院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其支付石金良2018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7日的租金26200元且不用支付利息；⒉驳回石金良的其他诉讼请求；⒊诉讼费由石金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的事实是在其关键证据遗失的情况下作出，认定事实有误。一审以其与石金良于2015年8月29日签订的《房屋租金协议》为证据，判令其支付石金良租金50万元。而事实是在该协议签订后，其与石金良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书。新签订的合同书废止了2015年8月29日签订的合同，对原合同的租赁范围、租金、租期、租期届满续租上浮租金等重新进行了约定，其中，租金由每年50万元调整至每年262000元。其与石金良于2015年8月29日签订合同后，其获悉石金良承租房屋所有人长安县劳动就业管理中心的租赁合同早在2015年12月30日到期，且租金仅为每年62000元。遂找石金良，指出其租期不可能到2020年8月7日，石金良交年租金仅为62000元，而转租给其为年租金50万元，显然过高。双方签订新协议约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以前的合同自行废止。其与石金良重新签订合同之后，由于其保管不慎，将合同丢失，在租赁合同实际履行时，石金良抓住其不能拿出新签合同，否认新合同的签订，仍按照2015年8月29日的合同执行，为此双方发生数次纠纷。由于其拿不出新签的合同，加之其属于特殊行业，面对广大患者石金良数次威胁停水停电堵门，对患者的生命及诊疗造成很大的风险性，无奈只有先按废止的合同执行。在一审判决后，其找到了合法有效的新合同，本合同系在一审判决后找到，依法应认定为新证据，本案在事实认定上应以新合同为依据。石金良辩称，国济医院在上诉状中所谓的新证据，在2016年7月31日国济医院的负责人书写的说明中已经否定了签订的租赁合同，即由50万元变为262000元的合同。该合同是国济医院为了向工商部门少交税订立的合同。国济医院所谓的新证据根本不能成为新证据。国济医院的负责人在给其的说明中已经明确约定262000元的合同只是为了少交税。在一审期间，国济医院的答辩意见也没有提到过2016年7月31日签订的合同。签订合同的当天国济医院的负责人就向其出具了说明。国济医院在一审中的辩称与本案的事实是一致的。在一审判决以后，国济医院问其声明是否还在，其说找不到了。基于此，国济医院才以双方之间作废的租赁合同为由提起上诉。按照国济医院的上诉状所称2016年7月31日签订的合同，年租金由50万元变为262000元，且合同约定的面积增加，这是不符合常理的。2016年7月31日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方便国济医院少交税。其与长安区劳动服务中心签订的合同租赁期限经几级法院已经确定租赁期限至2021年11月29日。其与国济医院约定的期限在其与长安区劳动服务中心约定的租期之内，其有权进行转租。2015年双方签订合同以来，2015年至2017年，国济医院均是按照2015年的50万元的合同履行的，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并实际履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石金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国济医院支付房屋租金50万元，并承担租金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其中时至2019年5月7日的迟延支付租金利息为19791.67元；⒉国济医院承担律师代理费5万元；⒊诉讼费由国济医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1月30日，石金良与长安县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就业中心）签订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就业中心将长安县XX委XX酒店经营场地出租给石金良使用，XX楼XX道XX楼租户共用，XX中心XX路道畅通；租赁期限自2001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30日，合同到期若石金良需使用，双方必须遵守此合同延续使用；石金良有权出租转让，在不影响到楼房结构的情况下石金良有权装修改造；每年租赁费为62100元，年初一次性交清。同时，双方对其它内容亦进行了约定。1998年3月，石金良注册成立了汉斯酒家川菜馆，后更名为西安市长安区汉斯酒家（以下简称汉斯酒家），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地址为涉案房屋所在位置。2013年12月，汉斯酒家执照被吊销。2015年8月29日，石金良与国济医院法定代表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的首部石金良以汉斯酒家名义罗列，加盖有汉斯酒家川菜馆的印章，国济医院以西安长安济生医院（暂定名）名义罗列，协议落款处签名为石金良及国济医院法定代表人。该协议约定石金良将汉斯酒家一楼（部分）二楼一层、三楼（部分）出租于国济医院方，租赁期限为5年，租赁期限自2015年8月7日至2020年8月7日，租金除2015年8月8日至2016年8月7日已结清外，剩余每年租金为50万元，协议内租金不变，每年租金应提前一月缴清。同时，双方对其它内容亦进行了约定。2016年2月，国济医院成立后在所租赁的房屋内进行经营。另外，石金良将部分房屋还转租于他人进行个体经营。自长安县撤县设区后，涉案大楼由西安市长安区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管理（以下简称就业管理中心）。2018年4月，就业管理中心向石金良发出通知，表明双方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0日到期，从即日起解除双方所签订的租房合同，并在通知后15日内石金良应搬离并腾退租赁房屋。石金良接到通知后未按期搬离，就业管理中心遂向本院起诉要求原、国济医院及西安市XX基地XX店（以下简称亨利达商店）腾交所使用房屋，石金良支付相应的租金及利息，国济医院及亨利达商店支付逾期腾房占用费。此后，就业管理中心撤回了对亨利达商店的起诉。该案经本院审理于2018年11月10日判决石金良、国济医院限期向就业管理中心返还并腾退占用的房屋，石金良限期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8日期间的房屋租金，石金良限期支付相应的房屋占用费。石金良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了上诉，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石金良与就业管理由心的租赁合同应于2021年11月29日终止，并于2019年4月2日判决撤销了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变更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为石金良限期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的房屋租金285200元，驳回了就业管理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就业管理中心随后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国济医院对2018年8月7月前的租赁金已向石金良交纳，交纳方式为国济医院通过银行转款至石金良个人账户内。由于石金良与就业管理中心就涉案房屋的租赁关系形成诉讼且诉讼时间较长，国济医院未向石金良支付2018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7日的租金。2019年4月27日，石金良与国济医院的实际控制人就租金的支付达成一致，并形成了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体现“因我们医院所租用的房屋处于法院处理阶段，经我与石金良协商在法院最终审理终结后，房屋判决给谁我给谁补交2018年8月7日之后的房租，并承担此部分款的银行利息贷款计息，在没有最终结果时，石金良不得故出任何损害医院的言行。如判给石金良时租金按医院与石金良合同办，即从2018年8月7日起。”石金良接到终审判决后与国济医院就租金的支付进行了协商，国济医院以就业管理中心提出再审为由未向石金良支付租金，石金良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国济医院支付2018年8月7日至2019年8月6日的房屋租金50万元，并承担自2018年7月7日至实际支付租金之日的利息，利率按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即年利率4.75%计算，其中时至2019年5月7日的迟延支付租金利息为19791.67元，国济医院承担其向律师支付的代理费5万元，诉讼费用亦由国济医院承担。审理中，石金良认为其与就业管理中心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其有权对外转租，依据石金良、国济医院双方租赁协议约定，国济医院应于2018年7月向其交纳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的租金，在其与就业管理中心就租赁合同的履行形成诉讼后，其与国济医院就上述租金的支付期限达成一致，现支付租金的条件已成就，即其与就业管理中心的诉讼已两审终审，其仍对租赁标的享有转租权，故国济医院应向其支付租金并应按年利率4.75%的标准承担时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其中2018年7月7日至2019年5月7日的利息为19791.67元。国济医院在答辩中承认其与石金良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承认未向石金良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的租金，承认相应利息未支付；其认为涉案房屋非石金良所有，石金良与房屋所有人存在诉讼，石金良、国济医院曾达成一致，待石金良与房屋所有人的诉讼结束，且石金良仍享有出租权的情况下，其愿意向石金良支付租金，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承担相应利息，但时至开庭之时，因房屋所有人对终审判决提出了再审，再审程序并未完结，其向石金良支付租金、承担利息之条件仍未成就；只要石金良与房屋所有人的再审程序结束，且石金良仍享有出租权，其愿意积极向石金良交纳租金并承担相应利息；石金良要求的律师代理费不同意承担。对于就业管理中心的再审申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陕民申165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二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就业管理中心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遂驳回了其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石金良与就业管理中心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石金良就涉案房屋有转租权。石金良基于与就业管理中心所签订合同书的约定，与国济医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首部虽填写为汉斯酒家，但落款处为石金良签名，并未加盖汉斯酒家的印章，且汉斯酒家曾为石金良个人投资成立，并于2013年底执照被吊销，加之国济医院此前交纳的租金均转入到石金良个人户口内，故该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应为石金良与国济医院。石金良、国济医院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出自双方的自愿，相关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现石金良、国济医院均无异议，故该协议应为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本案中，依据石金良、国济医院协议的约定，国济医院应于2018年7月8日前交纳2018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7日的租金，国济医院逾期未向石金良交纳本已构成违约，但因石金良、国济医院于2019年4月27日对租金的支付期限重新达成一致，并对相应利息的承担亦达成一致，故石金良、国济医院应以2019年4月27日所形成的情况说明内容就租金及利息的支付进行履行。现石金良与就业管理中心的诉讼已终结，依据情况说明中约定，国济医院向石金良支付2018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7日租金条件已成就，石金良要求国济医院支付租金50万元之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予以支持。依据石金良、国济医院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及情况说明约定，国济医院应自2018年7月7日前向石金良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并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故石金良要求国济医院承担2018年7月7日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之请求，亦应得到支持。对于利息的标准，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75%计算；时至2019年5月7日，经核算利息应为19791元。石金良要求国济医院承担委托律师所支出代理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西安长安国济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石金良2018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7日的租金50万元；二、被告西安长安国济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石金良时至2019年5月7日迟延支付租金的利息19791元，并自2019年5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上述租金之日止，按年利率4.75%的标准向原告石金良承担相应的利息；三、驳回原告石金良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498元，由西安长安国济医院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国济医院提交《合同书》，用以证明张亚琳与石金良已对涉案房屋租金进行重新约定，即将原合同约定的年租金50万元调整为年租金262000元，其他房租合同均予以废止。石金良对国济医院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双方签订该《合同书》仅是为国济医院少缴税。为此，石金良提交张亚琳、王建国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张亚琳与石金良签订的约定房租为262000元的合同已经作废。该《说明》载明“本人于2016年7月31日与石金良签订的房屋合同仅限于工商税务与原租房合同无关和房租数额无关。以上属实。说明人：王建国、张亚琳，2016年7月31日”。石金良称该《说明》中关于载明的“注2016.7.31签假合同只限于减少上费（给税务部门）看逃费税用”系其当时自己书写。石金良提交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22350号银行流水明细，用以证明2015年至2017年，国济医院均是按照年租金50万元支付租金。国济医院对于石金良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说明》与本案无关，该《说明》系王建国与石金良为另一件事写合同时附的说明，时间、内容和写《说明》的主体都不对，逃费、税用是石金良自己加上的，不予认可；该《说明》出具时间是2016年7月31日，其提交的《合同书》签订时间是2015年8月29日；该《说明》不能证明《合同书》是虚假的；石金良仅提交的2017年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国济医院履行了3年50万元租金的事实，且不能证明国济医院支付50万元是自愿的。另查明，一审中，国济医院对于石金良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并主张其原意交纳租金，但因石金良与房屋所有人之间存在纠纷，其不清楚给谁交纳，其只是在等待最终结果，其会积极交纳费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石金良与就业管理中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石金良就涉案房屋有转租权。石金良基于上述合同约定，与国济医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首部虽填写为汉斯酒家，但落款处为石金良签名，未加盖汉斯酒家的印章，且汉斯酒家曾为石金良个人投资成立，于2013年底执照被吊销，国济医院此前交纳的租金均转入到石金良个人账户内，故该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应为石金良与国济医院。石金良与国济医院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述，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已的义务。国济医院虽主张双方已对涉案房屋重新签订《合同书》，约定租金由50万元调整为262000元，但国济医院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已经按照该《合同书》实际履行，且一审中国济医院认可涉案《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并明确表示愿意按照该协议支付租金，对于石金良主张的2015年至2017年租金已结清，未持异议。二审中，石金良提交的银行流水亦可证明2017年国济医院系按照年租金50万元的标准向石金良支付涉案房屋租金。据此，对国济医院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根据查明事实认定国济医院应向石金良支付2018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7日租金50万元，时至2019年5月7日迟延支付租金的利息19791元，并自2019年5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上述租金之日止，按年利率4.75%的标准向石金良承担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石金良要求国济医院承担委托律师所支出代理费，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国济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98元，由西安长安国济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  亦 君审  判  员  赵  羽  嘉审  判  员  林      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姬  凯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