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再401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东三塔。 负责人：何睿，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袁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赵文梅，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677号。 负责人：葛春尧，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良忠，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萍，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胜利街77号。 法定代表人：朱家旺，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德经济集团。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翠园2-1号。 法定代表人：牟其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建民，北京市瑞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续增，北京市瑞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以下简称交行贵州分行）因与被申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湖北分行）以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轻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德经济集团（以下简称南德集团）信用证及担保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2004）鄂监二民再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高检民监（2017）25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抗1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吕洪涛、检察官助理兰楠出庭。申诉人交行贵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袁洋、赵文梅，被申诉人中行湖北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郭良忠、施萍，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牟其中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建民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轻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7年8月，中行湖北分行起诉至湖北高院，请求判令：1.湖北轻工、南德集团偿付中行湖北分行垫付的信用证款项折合人民币（以下币种未特别注明处均为人民币）32865338.8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2.中国交通银行贵阳分行（以下简称交行贵阳分行，后更改名称为交行贵州分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湖北高院于2001年5月14日发出（1997）鄂民初字第32-45号函，指定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随州中院）审理该案。 随州中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初，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南德集团在银行的贷款渠道被堵。作为南德集团总裁的牟其中（已被判刑）为偿还债务和继续扩大业务，拟采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为南德集团融资。1995年6月，牟其中经人介绍与时任澳大利亚澳华公司（以下简称澳华公司）职员的何君相识，共同策划以虚构进口贸易的方式，通过对外循环开立远期信用证获取银行资金，并由何君寻找可以为南德集团开立信用证的外贸公司。随后，何君在武汉市与湖北轻工取得联系后，牟其中即指派其工作人员持“授权委托书”与何君商谈开证事宜，并委托何君作为南德集团的代理人，负责与湖北轻工商议，以外贸进口的方式对外开立信用证。1995年7月，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签订了一份编号为95/2501的代理进口协议，约定代理进口货物，总金额共计1.5亿美元，并由何君编造虚假的外贸进口合同，通过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了若干远期信用证。开始由何君所在的澳华公司及其它公司作为受益人负责贴现后，将部分贴现款交给了南德集团。1995年9月以后，中行湖北分行向湖北轻工提出如继续开证，必须要提供担保。南德集团遂以支付手续费、早日偿还南德集团在交行贵阳分行的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并向交行贵阳分行提供反担保为条件，与交行贵阳分行信托投资部（该部于1994年3月29日经批准设立，业务范围为“开展信托业务”）达成协议，由交行贵阳分行为南德集团提供业务见证，由南德集团向交行贵阳分行支付手续费。此后，交行贵阳分行信托投资部负责人李建平先后向湖北轻工、中行湖北分行出具20余份《见证意见书》。1996年2月7日，南德集团向交行贵阳分行计划部电汇73460.4元的验资款。1996年3月20日，南德集团又向交行贵阳分行信托部电汇73460.4元的手续费。1996年2月至7月，南德集团先后向交行贵阳分行支付136万美元以偿付其原在交行贵阳分行的借款及利息。南德集团在取得交行贵阳分行提供的《见证意见书》后，又以南德香港力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冠公司）的名义与香港东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泽公司）签订协议，由东泽公司作为受益人代理贴现，南德集团支付一定的手续费。中行湖北分行在收到湖北轻工的开证申请及交行贵阳分行提供的《见证意见书》后，又开出了多单信用证。 从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21日，南德集团通过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了信用证33单，开证总金额80137530美元，南德集团通过东泽公司、澳华公司等在境外银行议付信用证31份，获取资金总金额为75074004.1美元。南德集团收到上述境外公司交付的在议付行提取的部分议付款后，用于偿还南德集团债务及业务支出21978096.58美元和4158121.19元人民币，余款用于循环开立信用证，支付利息及手续费。 2000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以（1999）武刑初字第260号刑事判决，认定南德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并作出对南德集团判处罚金500万元，对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等判决。该刑事判决认定中行湖北分行实际损失35499478.12美元，折合人民币294752166.83元。截至1997年8月14日，湖北轻工、南德集团以滚动还款方式已向中行湖北分行偿还17单信用证项下垫款，共计32753502.44美元，其中南德集团直接还款90万美元。刑事诉讼期间，依法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刑事判决生效后，武汉中院将查封南德集团的10台汽车作价10万元抵偿给中行湖北分行，截止目前，该案赃款尚未追回。 南德集团因未参加1999年度年检，已于2000年11月9日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另查明：涉及本案的LC600600267号信用证，系刑事判决认定的南德集团为进行信用证诈骗而利用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的信用证之一。1996年1月17日，南德集团（甲方）与湖北轻工（乙方）签订一份编号为96HBI2501-014号《代理进口合同》（该合同为事后补签，实际签订日期与记载日期不一致），就96HBI2501-0128号进口合同项下代理进口4000.00MT塑料等进口业务约定下列条款：1.甲方委托乙方对外开证，在乙方开出信用证前3个工作日内提供10%的保证金及相应的银行保函，保函金额为美元2000万元整；2.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在对外付汇前15个工作日内将全款付于乙方指定帐上，若由于甲方拖欠货款导致乙方不能如期承兑付汇，一切经济责任由甲方承担；3.开证手续费按1%收取，汇率按中国银行牌价结算；4.甲方负责接货报关及相关的一切事宜。1996年2月26日，交行贵阳分行向湖北轻工出具了编号为筑交银信96-007号的《见证意见书》，载明：湖北轻工，南德集团委托我行就与贵公司96HBI2501-014号合同事项见证，经我行见证该事项情况属实。我行同意在该合同到期收到贵公司通知的15个工作日内将2000万美元及相关利息按当时牌价折合人民币全额划付到贵公司指定账户。湖北轻工将该《见证意见书》交给了中行湖北分行。1996年3月29日，湖北轻工与东泽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96HBI2501-0128的合同，载明湖北轻工从东泽公司购买4000.00MT塑料。1996年4月1日，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购买外汇，中行湖北分行同意了其申请。随后，湖北轻工又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1996年4月16日，中行湖北分行为湖北轻工开立了受益人为东泽公司、金额为384万美元的LC600600267号信用证，该信用证单据要求为全套洁净已装船海运提单等，附加条款为：1.受益人在该信用证项下每次提交的单据若存在不符点须向我行支付30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2.所有的单据必须一次寄交我行；3.货物数量和金额增减3%可以接受。1996年5月1日，境外议付行向中行湖北分行寄来汇票、商业发票（发票记载金额为395.52万美元）、装箱单、备运提单，要求中行湖北分行确认单据并予承兑。1996年5月8日，湖北轻工对上述单据予以书面确认，在承付进口单据确认书中批注“同意承兑，并同意到期付款”，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中行湖北分行审单后未提出不符点，同意对外付款。1996年9月2日，交行贵阳分行在《见证意见书》上注明“经核对系我行开出的有效文件”，并加盖交行贵阳分行的新公章。1996年11月11日，中行湖北分行将垫付款395.52万美元（扣除28美元电传费）汇至议付行指定账户，该款折合人民币32865338.88元。此后，因湖北轻工未向中行湖北分行偿付垫付款，中行湖北分行多次向湖北轻工追索未果，乃诉至法院。 随州中院认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后，中行湖北分行已为其开立信用证并对外承兑付款，双方已构成信用证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湖北轻工未按约定的期限偿付中行湖北分行对该信用证的垫款，中行湖北分行有权向湖北轻工追索。故中行湖北分行要求湖北轻工偿付信用证项下的垫付资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对于中行湖北分行提供的垫付资金损失395.52万美元的证据，湖北轻工作为信用证关系的债务人并未提出异议，交行贵州分行和南德集团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推翻中行湖北分行主张，故对中行湖北分行主张的本案垫付资金损失额395.52万美元予以认定。中行湖北分行未对议付行寄来的单据进行严格审核，在单证并不一致时，未提出不符点，仍将信用证项下款项予以兑付，其亦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即承担部分利息损失。因中行湖北分行未能提供其它损失的证据，故对其要求赔偿信用证垫款本息以外的其它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南德集团采取欺诈手段，利用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套取中行湖北分行的巨额资金，侵犯了中行湖北分行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经刑事判决确认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对于南德集团因侵权给中行湖北分行造成的损失，刑事判决已判决对赃款继续追缴，鉴于南德集团并非直接与中行湖北分行构成信用证关系，依据交行贵州分行向湖北轻工出具的《见证意见书》又不能认定南德集团为中行湖北分行信用证项下债权的从债务人，故对南德集团应承担之责任，有关当事人可另行诉讼，该案中不予处理。交行贵州分行为谋取利益，在未对南德集团进口货物是否真实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为南德集团骗开信用证出具《见证意见书》，湖北轻工将该《见证意见书》作为银行保函转交给中行湖北分行，中行湖北分行出于对该《见证意见书》的信赖，而为湖北轻工开立信用证并对外垫付资金，该《见证意见书》对涉及信用证项下货款的偿还予以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足以认定其保证关系成立。由于《见证意见书》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认定其为连带责任保证。该《见证意见书》表明的意思明确，其保证关系中的权利人是湖北轻工。湖北轻工将《见证意见书》作为银行保函交给中行湖北分行，对中行湖北分行而言，被保证人应为湖北轻工。故交行贵州分行应对湖北轻工未偿还中行湖北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德集团因构成犯罪，武汉中院（1999）武刑初字第260号刑事判决确定向南德集团继续追赃，但赃款至今并未追回，中行湖北分行就未追回的金额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且刑事判决的追赃对象与本案民事诉讼的被告不尽相同，故对湖北轻工和交行贵州分行辩称的中行湖北分行在刑事判决已确定追赃的情况下无权提起民事诉讼的理由不予支持。 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于2001年12月30日作出（2001）随中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一、湖北轻工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中行湖北分行垫付的信用证项下资金32865338.88元，并支付该金额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自1996年11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40%,中行湖北分行自行承担利息损失的60%,上述应由湖北轻工偿还的本息，由交行贵州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中行湖北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715元，由湖北轻工负担119857.5元、交行贵州分行负担71914.5元、中行湖北分行负担47943元。 交行贵州分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高院提出上诉，请求改判其不承担保证责任。 湖北高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湖北高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中行湖北分行能否提起民事诉讼；（二）交行贵州分行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中行湖北分行能否提起民事诉讼。交行贵州分行认为，中行湖北分行不能就刑事诈骗追赃资金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交行贵州分行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涉及刑事诈骗，并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复函》，法院应当驳回中行湖北分行的起诉。中行湖北分行认为，南德集团刑事诈骗案件并不影响本案民事诉讼的恢复审理，本案是民事诉讼，湖北轻工、交行贵州分行在刑事案件中都没有被认定有罪，因而，湖北轻工和交行贵州分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经过民事诉讼才能分清过错。交行贵州分行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与本案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能作为本案判案依据，应驳回其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南德集团虽然构成了信用证诈骗罪，但该信用证诈骗犯罪与本案信用证垫款担保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刑事判决中的继续追赃不影响中行湖北分行主张其作为开证行的民事权利。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复函》的前提条件是债务人的“借款”行为被认定为诈骗，而在本案中，作为信用证法律关系中债务人的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的行为并没有被认定为诈骗，故本案中行湖北分行起诉保证人交行贵州分行不适用上述复函的规定。因此，中行湖北分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二）交行贵州分行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交行贵州分行认为，李建平出具的《见证意见书》并非银行保函，《见证意见书》所述的合同与开立信用证项下的合同无关系，中行湖北分行的损失与交行贵州分行没有因果关系，该《见证意见书》是李建平填写并盗盖公章；《见证意见书》涉及的是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之间的所谓代理进口合同关系，即使是保函也是为代理合同所作的担保，因未实际进口货物，系南德集团实施诈骗，代理进口合同无效，交行贵州分行不应承担责任。中行湖北分行认为，在本案中，中行湖北分行严格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规范操作，并对交行贵州分行提供的保函进行了核保，在核保的基础上开出了本案涉及的全部信用证，正因为有了交行贵州分行的开证担保，才使中行湖北分行开出相应的信用证，其受到的损失与担保行交行贵州分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关于信用证项下无货物真实进口的事实，开证行也不知道，开证行的责任只是审查单据表面是否与开证申请规定提交的单据一致，而不受有无货物真实进口的限制，交行贵州分行在明知无货物实际进口的情况下，为谋取经济利益不惜与南德集团恶意串通，向开证申请人出具多份具有担保内容的《见证意见书》，该《见证意见书》前一部分为南德集团虚假进口作真实性见证，后一部分为湖北轻工开证申请担保，《见证意见书》是交行贵州分行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交行贵州分行的有效保函，交行贵州分行应承担连带责任。湖北轻工认为，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是委托代理关系，完成了开证申请，交行贵州分行的《见证意见书》应为担保书，不管从内容、形式来看都是具有担保性质的，湖北轻工不存在过错。南德集团认为，交行贵州分行是在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之间无业务关系的情况下，擅自在名义上为南德集团，实际是为湖北轻工提供担保的。该院认为，交行贵州分行出具的《见证意见书》完全具备银行保函的三个特征，一是接受了反担保，二是收取了费用，三是有付款承诺，应属银行保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的规定，该《见证意见书》在形式上虽未冠以保函之名，而实质上是交行贵州分行的一种书面付款保证。该《见证意见书》不违反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见证意见书》的受益人虽为湖北轻工，也未明确载明为开立信用证提供付款保证，但一审查明的事实证明《见证意见书》是为开立信用证所出具的。从主观上看，交行贵州分行出具《见证意见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手续费和收回南德集团的贷款；从客观上看，交行贵州分行也明知出具《见证意见书》的风险和责任，故要求并接受了南德集团提供的反担保。反担保与担保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见证意见书》不是保函，交行贵州分行又为何要求南德集团提供反担保？显而易见，《见证意见书》是为开立信用证而出具的。同时，中行湖北分行在接受本案《见证意见书》时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发现了受益人名称不是本行的问题，因而专程到交行贵州分行进行核保，该行在《见证意见书》上加盖其公章予以了确认，进一步证明了《见证意见书》的保函性质。再者，开立信用证是一项风险很大的金融业务，根据商业银行惯例，开证申请人必须向开证行提供银行保函，否则不予开立信用证。可见，中行湖北分行开立信用证正是基于对交行贵州分行的《见证意见书》及其商业信誉的信赖，该《见证意见书》在开立本案信用证中起到关键作用。由于《见证意见书》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交行贵州分行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中行湖北分行在依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并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以下简称UCP500）的规定，对外垫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后，湖北轻工未依约定偿还中行湖北分行垫付的资金，应承担民事责任。中行湖北分行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予支持。交行贵州分行为开立信用证提供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该院受理的以财产为内容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争议金额不得低于5000万元，而本案争议的金额为32865338.88元，不应由该院一审管辖，该院将本案指定随州中院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 交行贵州分行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版）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2年7月6日作出（2002）鄂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715元，由交行贵州分行承担。 交行贵州分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再审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由，于2002年11月29日作出（2002）民四监字第48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高院再审本案。 湖北高院再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05年8月3日，中国交通银行贵阳分行更名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2009年1月13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更名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2004年8月22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湖北高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是：（一）中行湖北分行与湖北轻工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合同是否有效。（二）《见证意见书》的性质是什么；交行贵州分行与中行湖北分行之间是否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如果存在，是对何主债权的保证；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各方是否有过错。 （一）中行湖北分行与湖北轻工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合同是否有效。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签订代理进口协议，委托湖北轻工为其办理代理进口业务，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构成委托代理关系。湖北轻工接受南德集团委托后，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与中行湖北分行形成契约关系。湖北轻工为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开证申请人，中行湖北分行为开证行。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的关系是以开证申请书为根据的委托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开证申请书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列举了七种民事行为无效情形，认定没有贸易背景的开证法律关系无效的一般情形应该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行为，以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认定委托开立信用证关系无效的理由，一是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共同参与欺诈，二是开证申请人或者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共同参与欺诈。故认定委托开立信用证无效的关键在于开证申请人的开证行为是否存在恶意。在本案中，开证申请人湖北轻工的开证行为是否存在恶意，是否存在与南德集团恶意串通诈骗中行湖北分行，即为认定委托开立信用证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南德集团虽然构成了信用证诈骗罪，但南德集团并不是本案信用证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与湖北轻工和中行湖北分行之间的开证合同关系是相互独立、不同的法律关系。生效的刑事判决中，并未认定湖北轻工在南德集团的诈骗犯罪中有任何违法或犯罪活动，也未对湖北轻工作出任何刑事处罚，湖北轻工在南德集团所犯信用证诈骗罪中未被认定与南德集团有相互串通的行为，也未认定湖北轻工明知南德集团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故意而为其提供开立信用证申请的事实，因而湖北轻工并不存在刑事犯罪的恶意串通，没有故意欺诈中行湖北分行的行为。湖北轻工接受南德集团委托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是正常开展业务的行为，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签订95/2501的代理进口协议以及逐份代理进口合同时，并不知晓南德集团系编造了虚假的外贸进口合同。代理进口协议明确约定了由南德集团办理接货、商检、运输等手续，湖北轻工并无掌控货物进口事实的义务，也无法知晓是否有真实货物进口。湖北轻工作为进口商的委托代理人与出卖人签订进口贸易合同时，并不知晓出卖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进口商的授权下所为的代理行为，进口货物的意图与申请信用证资金的意图是不同的意思表示，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进口贸易合同的真实与否不影响湖北轻工申请开证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湖北轻工知晓南德集团是为了开立信用证后用于境外贴现而套取国家外汇仍代理南德集团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也没有证据表明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或信用证受益人有串通行为共谋骗开信用证，因此不能认定湖北轻工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故意欺诈中行湖北分行的行为。中行湖北分行接受湖北轻工的开证申请，对湖北轻工提供的开证申请文件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其行为也是正常的信用证业务行为，中行湖北分行与湖北轻工对信用证开证法律关系上的意思表示真实，本案所涉中行湖北分行与湖北轻工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合同合法有效。 （二）《见证意见书》的性质是什么，交行贵州分行与中行湖北分行之间是否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如果存在，是对何主债权的保证，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各方是否有过错。1.《见证意见书》的性质系保证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保证合同在形式上并非一定要冠以“保证合同”或“保函”字样，当事人之间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也可构成保证。交行贵州分行开具的《见证意见书》形式上不能被排除在保证合同的范围之外。从实质内容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构成担保的实质要件在于保证人向债权人明确表示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交行贵州分行出具的所有《见证意见书》都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进行见证，确认其真实性；其二，为湖北轻工偿付信用证款项提供担保。其具有担保内容的表述主要有：“我行同意承担上述信用证项下的全部付款责任及相关费用”，或明确表明合同到期后，保证将信用证项下应付款项划至中行湖北分行账户。同时，《见证意见书》前部分虽然书写是为代理合同见证，而代理合同第一项载明，“南德集团委托湖北轻工对外开证，在开证之前提供银行保函”，亦说明《见证意见书》不仅仅是为代理合同见证，也是为湖北轻工申请开证提供的银行担保。从交行贵州分行出具《见证意见书》的原因来看，交行贵州分行因开具《见证意见书》，与南德集团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交行贵州分行为南德集团开出1.5亿元的见证函，南德集团向其支付1%的手续费、3%的风险保证金。交行贵州分行实际也收取了见证手续费和验资款。交行贵州分行出具《见证意见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业务手续费和南德集团偿还其贷款。同时，交行贵州分行因开具《见证意见书》要求南德集团提供了反担保，以保证交行贵州分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南德集团能够追偿，只有存在担保关系，才会出现反担保关系。从交行贵州分行的核保事实来看，交行贵州分行出具的每份《见证意见书》均加盖了其“委托代理业务专用章”，在中行湖北分行人员亲赴交行贵州分行核保时，交行贵州分行应当知道中行湖北分行是为了开立信用证专门就《见证意见书》的真实性和担保效力来交行贵州分行进行审核，在此情况下交行贵州分行在《见证意见书》上签署了“经核对系我行开出有效文件”的确认意见，可以认定是对《见证意见书》担保效力的再次确认。因此，交行贵州分行出具的《见证意见书》具备银行出具保函的相应特征，其性质为银行保函。2.交行贵州分行具有担保性质的《见证意见书》的抬头指向虽然是湖北轻工，但其实质是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证提供的担保，交行贵州分行与中行湖北分行之间构成保证合同关系，担保的主债务是信用证项下湖北轻工应对中行湖北分行偿付垫款的债务。虽然本案《见证意见书》的抬头指向主体是湖北轻工，而从全部《见证意见书》的产生、用途乃至效果来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致“湖北轻工”到致“中行湖北分行”的系列《见证意见书》，只是名称变更了，实质内容和目的没有改变，由“湖北轻工”到“中行湖北分行”也说明了交行贵州分行在开具保函时逐步趋于规范。因而，从出具系列《见证意见书》全过程可以清楚无误的看出是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提供的担保。湖北轻工在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证，《见证意见书》是作为开立信用证的银行保函，交付给了中行湖北分行。证据唯有紧密衔接、相互映证，构成一条严谨的证据链，方能证明其观点。每份《见证意见书》不能被孤立看待，只有与《代理进口合同》、其他见证函等证据联系起来论证、分析，才能显示出具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整体上看，每份《见证意见书》《代理进口协议》《进口合同》、信用证都一一对应，在此相对应中，《见证意见书》被作为开立信用证的保函使用，其担保的债权就是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即交行贵州分行开展的是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证出具保函的业务，其业务具有连续性，保函措词略有不同不能改变其业务的性质。中行湖北分行到交行贵州分行核保时，交行贵州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知道开立信用证需要提供担保，应当知道中行湖北分行是为开立信用证前来核保，如果仅仅是为代理合同见证或担保，那么交行贵州分行就应对核保的内容提出异议，其未提出异议，则应视为认可。因此，不能仅以《见证意见书》抬头所载明的主体为湖北轻工，就否认是为湖北轻工申请开证而提供的信用证担保。3.中行湖北分行在信用证开立、来单审核后对外承兑信用证项下款项均未超出与湖北轻工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保证人应当对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中行湖北分行在接受湖北轻工的开证申请后，湖北轻工在申请开证时对特定进口商品均提供了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明，中行湖北分行依据银行信用证业务惯例要求湖北轻工提供了担保，并及时核保，其开立信用证行为合法有效。中行湖北分行在收到国外来单后，履行了审查义务，对外承兑并支付了信用证款项，符合UCP500及我国对信用证审查义务的规定。根据UCP500规定，清洁运输单据系指未载明有明确宣称货物及/或包装状况有缺陷的条款或批注的运输单据。只要运输单据未载有货物有瑕疵、缺陷的批注，即为清洁提单。备运提单的全称为收妥备运提单，系指承运人应托运人要求，在收到货物等待装船，或者货物涉及多式运输时由承运人先行签发的一种提单。本案中湖北轻工的开证申请书中所要求的是全套清洁提单，中行湖北分行收到的来单为备运提单，由于备运提单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货权凭证，中行湖北分行不可能因收到的单据为备运提单就能判断没有真实货物进口。同时，根据UCP500第26条的规定，银行应接受已受监管的提单，备运提单属于货物已受监管的提单，也是可以证明承运人收到货物的单据。清洁提单与备运提单并非相互矛盾的概念，中行湖北分行接受备运提单并不违反与湖北轻工之间对信用证开证申请内容的约定，没有对主合同债务及信用证条款进行修改，没有加重保证人责任，交行贵州分行不能因中行湖北分行接受备运提单免除保证责任。因此，中行湖北分行在依据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并根据UCP500的规定对外垫付信用证下的款项后，湖北轻工未依约定偿还中行湖北分行的资金，应承担还款责任。交行贵州分行为开立信用证提供保证担保，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外，对于LC600600267号信用证所对应的《见证意见书》对南德集团的名称表述不一致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以及南德集团再审庭审确认，北京南德（经济）集团与本案当事人南德集团为同一主体，不存在针对另一法人出具《见证意见书》的事实。 综上，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适当。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04）鄂监二民再字第12号民事判决：维持湖北高院（2002）鄂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 交行贵州分行仍不服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湖北高院作出的（2004）鄂监二民再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信用证单据要求的问题，再审判决认为“清洁提单与备运提单并非相互矛盾的概念，中行湖北分行接受备运提单并不违反信用证内容的约定，没有对信用证条款进行修改。且中行湖北分行发现单证不符时，及时告知了湖北轻工，在湖北轻工接受不符点，同意承付并保证到期付款的情况下，对外承兑并支付了信用证款项，符合信用证审查义务”明显错误。根据中行湖北分行为湖北轻工开具的信用证，该信用证单据要求为：全套洁净已装船海运提单，并注明在提交的单据与该信用证“完全一致”的前提下保证付款。而后，境外议付行向中行湖北分行寄来备运提单，已经属于单证不一致。所谓清洁提单，是指货物在装船时外表状况良好，承运人未加任何货损、包装不良或有其他有碍结汇批注的提单，即无水湿、油渍、污损、锈蚀等批注。清洁提单上载明有装船日期、货物数量、货物状态、航次和起运日期。所谓备运提单，是指承运人已收到货物等待装运期间所签发的提单，备运提单下货物尚未装船。清洁提单为已装船提单；备运提单为未装船提单，何时装船、是否装船、何时起运、货物的实际状态等均不确定。实践中，已装船清洁提单本身就是物权凭证，可以背书转让，而备运提单不具备这一功能。接受备运提单是对全套已装船清洁提单的实质修改，中行湖北分行承兑备运提单的行为极大地增加了资产损失的风险，自身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即便再审判决认定交行贵州分行为保证人，那么，中行湖北分行基于湖北轻工的同意而承兑，仅免除了中行湖北分行对湖北轻工的法律责任，但对保证人不产生效力，因湖北轻工、中行湖北分行自行变更信用证付款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从现有证据来看，中行湖北分行和湖北轻工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取得了交行贵州分行的书面同意，交行贵州分行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中行湖北分行派员赴交行贵州分行核保，如再审判决所言，核实的是“《见证意见书》的真实性和担保效力”，并不能证明中行湖北分行或湖北轻工就信用证付款条件的变化告知并取得了交行贵州分行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再审判决判令交行贵州分行承担保证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此外，再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二审判决于2002年7月6日作出，本案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2004）鄂监二民再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向本院提出抗诉，要求依法再审。 本院再审庭审过程中，交行贵州分行同意检察机关意见，并补充意见称：（一）案涉《见证意见书》不具备担保的性质，即便认定其为担保函，担保的主债权应当为湖北轻工在96HBI2501-014号《进口代理合同》下所享有的债权。中行湖北分行在信用证的开立过程中未能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认为《见证意见书》系交行贵州分行为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而提供的担保，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中行湖北分行自行承担。（二）受益人提交的备运提单与案涉信用证约定的“全套清洁已装船海运提单”明显不符，中行湖北分行未履行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应承担错误承兑后的付款责任，无权向开证申请人湖北轻工追偿，更无权向委托开证法律关系下的保证人主张担保责任。（三）中行湖北分行在明知没有货物进口、没有报关单、没有办理外汇核销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开立并承兑信用证，放任信用证欺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其无权对扩大的损失部分主张赔偿。综上，请求改判其对湖北轻工所欠中行湖北分行信用证项下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中行湖北分行辩称：（一）案涉信用证项下各方关于开立信用证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据信用证独立性原则，信用证关系独立于基础交易，不应受到贸易背景不真实因素的影响，中行湖北分行与湖北轻工之间的申请开证关系应为有效。（二）交行贵州分行的《见证意见书》系为信用证项下的法律关系提供担保。湖北轻工代理南德集团在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的33单信用证，均有交行贵州分行的《见证意见书》作为担保，交行贵州分行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证提供担保的业务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其对此也是知悉的。从33单信用证所涉《见证意见书》的产生背景、用途乃至效果判断，应当将全部《见证意见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能孤立地审视每一份担保的措辞、抬头。湖北轻工对中行湖北分行的偿付义务是本案项下唯一确定之债，《见证意见书》担保的主要债务是信用证项下湖北轻工对中行湖北分行的偿付义务。（三）中行湖北分行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行为。首先，中行湖北分行审核了开证申请人的资信状况和有关文件，其开证行为符合国际惯例和信用证业务的规定。其次，在审单过程中，中行湖北分行履行了审慎审查的义务，接受备运提单的行为依国际惯例属于开证行接受信用证项下的不符点，不构成对信用证的修改，湖北轻工、中行湖北分行并非擅自变更信用证的付款条件。备运提单不是无货物的虚假单据，不代表没有真实的贸易背景，接受备运提单行为本身也不会极大增加财产损失的风险，中行湖北分行根据UCP500授予银行的权利在征得湖北轻工的同意后接受不符点的行为并无不妥。再次，中行湖北分行按规定履行了职责，付汇核销业务流程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过错。（四）中行湖北分行基于对《见证意见书》事实和保证意思的信赖开立信用证并实际对外付款，交行贵州分行应就湖北轻工不能偿付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一，交行贵州分行出于利益驱使对贸易真实性进行见证，为信用证提供担保，没有任何关于提单的限定内容，应当视为其同意接受UCP500的调整，接受备用提单未超出其保证范围。接受不符点是开证行的权利，不是修改信用证，无须征得保证人的同意。第二，开证行将“限制议付”修改为“自由议付”，仅影响向受益人提供服务的银行范围，不会导致无真实货物进口的情况下发生信用证支付，交行贵州分行无权以此为由免除担保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南德集团述称：（一）南德集团既非信用证法律关系下的当事人，亦非信用证担保法律关系下的当事人，中行湖北分行的诉讼请求缺乏请求权基础，其诉请南德集团偿付信用证项下的垫付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虚假。南德集团从未委托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也没有要求交行贵州分行提供担保，在虚假事实基础上审理本案并无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南德集团提供的证据以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的陈述可以证明，本案所涉信用证诈骗的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虚假，证据涉嫌伪造，因此，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移送刑事审查。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及担保纠纷案件。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行为的效力如何；（二）中行湖北分行是否有过错；（三）交行贵州分行出具的《见证意见书》是否构成担保函，其真实意思是为哪个法律关系承担担保责任,交行贵州分行应否向中行湖北分行承担法律责任；（四）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移送刑事审查。 （一）关于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行为的效力 生效的武汉中院（1999）武刑初字第260号刑事判决认定，包括本案所涉信用证在内的33单信用证系南德集团采取虚构进口货物的手段，通过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开立，南德集团通过东泽公司等在境外议付信用证31单，获得的款项用于偿还南德集团债务、业务支出及循环开立信用证等。南德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职员姚红、牟臣、牟波、夏宗伟等人为长期非法占有国家资金，与他人共谋，虚构进口货物的事实，骗开信用证的行为已经被认定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并被判处刑罚。中行湖北分行是信用证诈骗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刑事案件追赃所得应返还中行湖北分行，对于追赃后仍不能弥补的部分损失，中行湖北分行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 在本案中行湖北分行就其与湖北轻工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及相关担保法律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案件涉及的基本事实已经由生效刑事判决作出认定。事实上，本案所涉信用证项下货物并未真实进口，湖北轻工与东泽公司签订的外贸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就该单信用证签订的编号为96HBI2501-014的《代理进口合同》系事后补签。湖北轻工接受南德集团的委托，为获得一定比例的手续费而随意为其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造成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严重后果。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共谋并构成信用证诈骗犯罪，但湖北轻工作为货物进口方，在没有真实货物进口情况下，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在信用证项下单据均系伪造的情况下，在承付进口单据确认书上明确表示“同意承兑，并同意到期付款”，构成民事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因此，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的民事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该原则已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并在本院类似案例中确立。原审判决认定湖北轻工不构成欺诈、湖北轻工与中行湖北分行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合同合法有效，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二）关于中行湖北分行是否有过错 在信用证交易中，中行湖北分行作为开证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其应当对信用证项下单据进行审查，这也是开证行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案中，中行湖北分行收到境外议付行来单后，并未对信用证项下单据尽审查义务，仅凭开证申请人湖北轻工在承付进口单据确认书上签署“同意承兑，并同意到期付款”的意见即采取放任态度，对外付款，因而造成损失。对此，中行湖北分行负有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湖北轻工与中行湖北分行之间的申请开立信用证合同无效。对此，湖北轻工和中行湖北分行均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中行湖北分行因信用证付款造成的损失包括信用证项下的本金32865338.88元及其利息。原审判决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支付32865338.88元及其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自1996年11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40%，中行湖北分行自行承担利息损失的60%，结果适当，但理由错误；同时，对款项的定性错误，这不属于合同有效情形下的付款责任，而是属于合同无效情形下的过错赔偿责任，应予纠正。 （三）关于交行贵州分行应否向中行湖北分行承担法律责任 交行贵阳分行出具的筑交银信96-007号《见证意见书》载明：“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南德（经济）集团委托我行就与贵公司96HBI2501-014号合同事项见证，经我行见证该事项情况属实。我行同意在该合同到期收到贵公司通知起壹拾伍个工作日内将贰仟万美元及相关利息按当时牌价折合的人民币金额划付贵公司指定账户。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上述《见证意见书》虽然名称上没有“保证”的表述，但从其内容看，具有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因而构成保证合同。 该《见证意见书》抬头致湖北轻工；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见证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96HBI2501-014号《代理进口合同》属实；二是同意在该合同到期收到湖北轻工通知起15个工作日内将2000万美元及相关利息按当时牌价折合的人民币金额划付湖北轻工指定账户。也就是说，从《见证意见书》的意思表示看，交行贵州分行同意为南德集团就其与湖北轻工之间的《代理进口合同》项下的债务向湖北轻工承担保证责任。该保证合同中，保证人是交行贵州分行，债权人是湖北轻工，债务人是南德集团。不论中行湖北分行是否曾经向交行贵州分行核保，都不影响对该保证合同所担保法律关系的认定。中行湖北分行提供用以证明其已经对《见证意见书》是否系为信用证项下债务提供担保这一事项进行了核保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其主张，从该份证人证言的内容看，李建平所确认的信息仅能证明《见证意见书》确系交行贵州分行出具，但并未表明其所出具的对象为中行湖北分行。如果《见证意见书》表达的意思是在湖北轻工不能偿还中行湖北分行债务的情况下，交行贵州分行保证付款，则可以认定交行贵州分行是为湖北轻工与中行湖北分行之间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原审判决认定《见证意见书》系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提供担保错误，应予纠正。 由于《见证意见书》并非为湖北轻工所欠中行湖北分行信用证项下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中行湖北分行在本案中据此主张交行贵州分行向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交行贵州分行关于其不应在本案中就湖北轻工的债务向中行湖北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中行湖北分行认为本案所涉《见证意见书》是交行贵州分行为湖北轻工向中行湖北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提供的担保，系其错误认识，其应当承担因其过失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交行贵州分行向中行湖北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四）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 南德集团在庭审中提出，本案涉及的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犯罪刑事案件为冤假错案，涉及非常严重的犯罪事实，请求中止本案民事审理，移送刑事审查。如前所述，本民事案件的审理是以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前提。南德集团如对生效刑事判决有异议，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因此，本案不应中止审理。 （五）关于本案所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 1.关于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外贸代理合同法律关系的处理问题。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南德集团构成信用证诈骗犯罪，相应地在本案民事诉讼中，南德集团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的《代理进口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对此，南德集团负有过错，其应当赔偿湖北轻工因此遭受的损失，即湖北轻工在本案中应当向中行湖北分行赔偿的信用证项下款项及其利息的损失。由于湖北轻工并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不予处理，湖北轻工可以另寻途径获得救济。 2.关于交行贵州分行因出具《见证意见书》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前述认定，交行贵州分行出具的筑交银信96-007号《见证意见书》系为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的《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债务提供的担保，该保证合同是主合同《代理进口合同》的从合同。因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亦应被认定无效。交行贵州分行虽然没有被认定参与信用证诈骗犯罪，但其长期为南德集团利用信用证非法融资出具担保，负有明显的过错，因此交行贵州分行应当向湖北轻工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由于湖北轻工并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不予处理，湖北轻工可以另寻途径获得救济。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鄂监二民再字第12号民事判决、（2002）鄂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撤销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随中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 二、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32865338.88元及其利息（以32865338.88元为基数，自1996年11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40%； 三、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9715元，由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各负担200000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各负担397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晓力 审判员  李桂顺 审判员  马东旭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张伯娜 书记员房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