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0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男，1978年6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天台县，暂住地江苏苏州市相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华易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天和街19号303A室。法定代表人：沈金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刘念，江苏源实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婉婉，江苏源实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江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华易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峰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3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易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沈金男等9人为隐名股东，其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法规定，是无效的。沈金男等人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中，已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请撤回，故其虽经生效判决确认每人享有6.25%的股份，但无权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表决权。另外，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及程序均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确认该决议无效不受60日时效限制。2.2017年12月14日达成的《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系16名股东协商一致的结果，变更该结果应当经过全部当事人同意，故沈金男等10人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违反了16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3、沈金男等人并未在公司章程中列明股东身份，故其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规定。华易峰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沈金男等九人的股东身份在公司内部是公开的，所有工商登记的股东也都认可其股东身份，本案不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2.股东权利的取得与否不以工商登记为准，是为了厘清公司内外纠纷的区别，余江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规定的理由是错误的。3、余江认为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在一审判决作出后，二审开庭前，杨祖战等人以拖欠房租为由，将华易峰公司及余江列为共同被告。该案庭审过程中，沈金男作为华易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余江对此明确表示无异议。实际上沈金男在被选举成为法定代表人之后，公司的事情一直由沈金男在处理，余江也未表示异议。华易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江返还华易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2.本案诉讼费由余江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华易峰公司于2017年7月5日登记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为80万元，登记股东分别为余江、张革委、吴国华，出资分别为27.2万元、26.4万元、26.4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34%、33%、33%，出资时间均为2037年12月31日。在华易峰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为余江、张革委、吴国华，在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可以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第十五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公司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十六条约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第十八条约定，执行董事可以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第二十三条约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5月26日，余江、张革委、吴国华、周红娟、王文华、叶万军、朱君荣、鲍书花、梁明金、李红芳、陈连清、沈明珍、沈金男、钱阿四、冯磊、钱怀菊16人作为全体股东共同签字确认出具《安全责任书》一份，载明：“为了维护服装城（原中翔装饰城商户业主）在此经营装修阶段安全消防责任，全体股东业主16人一致通过相应共同承担安全责任。”2017年12月14日，余江、张革委、吴国华、周红娟、王文华、叶万军、朱君荣、鲍书花、梁明金、李红芳、陈连清、沈明珍、沈金男、钱阿四、冯磊、钱怀菊16人作为股东共同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在该份协议书中约定以下股东各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就共同投资成立华易峰公司事宜，订立本合同。协议第一条记载了16个股东的身份信息。协议第四条约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余江。协议第五条约定，股东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各方按其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协议第六条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80万元。协议第七条约定，各方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方式为16位股东每位出资10万元（备注：以上各股东认缴出资额均以现金出资）。协议第八条约定，公司的经营宗旨是市场管理服务。协议第九条约定，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摊位出租。协议第十条约定，各方按照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缴纳出资后即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协议第十九条约定，股东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该协议在股东处由16人分别签字确认及华易峰公司盖章予以确认。2017年12月14日，由上述16人作为股东共同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所涉本案主要条款约定，16位股东每人出资10万元，合计人民币160万元，共同开拓市场，并成立华易峰公司，以上款项作为公司发展资金；通过16位股东表决一致推荐余江、张革委、吴国华为公司注册代表；市场内现有A5，A6，A7，A9，A10五栋楼下商铺委托余江等人集中租赁，(地点为服装城)16位股东有优先租赁权，多余商铺对外招租，所有商铺产生利润，股东共享，亏损股东共同承担；依其所认购股份和入缴纳的股金，不得转为个人商铺租金，不得以任何理由转为个人开支，特殊情况需全体股东会决议方可实施；16位股东一致委托苏州市相城区元和佩芳建材商行代办市场消防改造及申报，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及损失风险，由16位股东共同承担所有的相关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责任；所有16位股东一致同意由余江、张革委、吴国华代为申办华易峰公司法人及股东事项，市场如发生一切经济及法律义务责任由16位股东共同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如造成的经济损失大于壹佰六十万股金的情况下，16位股东共同承担相应不足部份的数额及法律责任；每位股东需协助公司的各职能工作，各尽其责，完成公司指定的本份工作。该协议由16人在股东签字处分别签字确认及华易峰公司盖章予以确认。2018年12月4日、12月5日、12月6日和2019年4月28日，沈金男、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冯磊及陈连清、王文平分别作为原告，以华易峰公司作为被告、余江、张革委、吴国华作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上述9件案件的诉讼请求均完全一致。对于上述九件案件，一审法院分别于2019年3月4日、3月6日和7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沈金男等九人各自持有华易峰公司6.25%的股份。现判决均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21日，沈金男、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冯磊、吴国华分别作为股东签字向余江和另一股东张革伟邮寄发出《股东会召集提议》，要求其通知华易峰公司全体十六名股东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2018年12月21日，沈金男、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冯磊分别作为股东签字向其余九名股东邮寄（吴国华为现场签收）发出《股东会召开通知》，通知各股东针对“华易峰公司财务、运营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治理及未来发展方向；执行董事及监事的任免”的议题于2019年1月7日下午2：30分在A9-2楼召开临时股东会。2019年1月7日，沈金男、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冯磊、吴国华、陈连清、王文平到场参加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华易峰公司股东沈金男等股东提议召开股东会议，由于余江、张革委不履行召集义务，沈金男等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依法召集并主持本次股东会临时会议，有关临时会议的召集通知已经提前15日书面通知全体股东，会议由吴国华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0人，代表公司股东62.5%的表决权；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公司股东37.5%的表决衩，决议事项经占62.5%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弃权或反对的出席会议股东占股东表决权的37.5%。决议事项如下：1.免去余**易峰公司执行董事职务，任命沈金男为华易峰公司执行董事；2.免去张革委华易峰公司监事职务，任命冯磊为华易峰公司监事；3.将华易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交由鲍书花管理；4.在余江移交第三条的印鉴之前，公司收取的款项暂支付至吴国华名下的对公账户。2019年4月22日，沈金男作为执行董事、冯磊作为监事，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陈连清、王文平、吴国华分别作为股东签字向余江和张革伟邮寄《告知函》，告知了两人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向请予以配合办理：1、在接到函件之日起5日内，配合办理华易峰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华易峰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沈金男，变更华易峰公司监事为冯磊；2、在接到函件之日起5日内，向鲍书花移交华易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3、在完成华易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的移交之前，收取的房租请暂支付至吴国华名下的对公账户名下。在一审庭审中，余江确认已收到股东会决议和告知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沈金男、冯磊、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陈连清、王文平九人是否享有股东权利？二是2019年1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对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沈金男、冯磊、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陈连清、王文平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12月5日、12月6日和2019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经审理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4日、3月6日和7月12日分别作出生效判决，确认沈金男等九人各自持有华易峰公司6.25%的股份。因此，理应认定沈金男等九人为华易峰公司的股东。虽然，华易峰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至今仍为余江、张革伟、吴国华三人，但股东权利的取得与否对于公司内部纠纷而言并不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应按照股东内部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认定，故沈金男等九人作为华易峰公司的股东理应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对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按照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华易峰公司在成立之时十六人对各自的身份均系明知，不存在部分显名股东不清楚隐名股东身份的问题，沈金男等九人作为隐名股东虽然是在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之前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但不论判决作出的时间是在股东会决议之前还是之后，隐名股东的股东权利均是自始享有的。沈金男、梁明金、鲍书花、周红娟、沈明珍、钱阿四、冯磊、吴国华作为华易峰公司的股东，在要求工商登记的执行董事余江、监事张革伟等召集主持股东会会议不能的情况下，其作为代表华易峰公司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有权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并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经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同意作出了任命沈金男为华易峰公司新的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因此该决议即2019年1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体现了公司多数股东的意志，应予以遵从公司的内部自治原则，且召集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故理应认定该份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余江虽否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但其在收到股东会决议和通知函后，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故对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沈金男作为经股东会决议选举的华易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华易峰公司要求余江返还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对于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余江不认可在其处，华易峰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专用章在余江处持有，故对于华易峰公司要求余江返还合同专用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易峰公司返还其持有的苏州市相城区华易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二、驳回华易峰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40元，由华易峰公司自愿负担。二审期间，华易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10月23日杨祖战等人起诉华易峰公司的质证笔录，拟证明余江对沈金男代表华易峰公司出庭没有异议。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华易峰公司设立之初，各方均确认沈金男等16人均为华易峰公司的股东，且生效判决也确认沈金男等人各持股6.25%，故应当认定沈金男等未在工商登记中显名的股东亦有权参与公司内部事务的决策。案涉股东会决议经过合法程序召开，且决议事项为变更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仅需过半数股东通过的决议事项，故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余江不再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缺乏持有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的合法性，现华易峰公司依据决议诉请要求返还，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余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余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