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5民终41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崔亚丽，女，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桥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占斌，男，汉族，1976年12月14日出生，住邢台市桥东区，系崔亚丽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任延昌，男，198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桥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吴铎，男，198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桥东区。 上诉人崔亚丽因与被上诉人任延昌、吴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591民初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亚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占斌、被上诉人吴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任延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亚丽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才是本案诉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上诉人与丈夫付占斌于1996年购买诉争房屋一直居住至今。任延昌对诉争房屋的情况一无所知。2016年1月，案外人李志安找到上诉人，想让上诉人用诉争房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因上诉人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李志安找来李娜，上诉人与李娜签订了《商品房代购协议》，借用李娜之名与付占斌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完成过户，李娜为名义登记人，上诉人为房产实际权利人。原告在接到法院查封裁定后才得知，李娜私下再次与任延昌签订虚假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给了任延昌。上诉人找到李娜质问，李娜承认她和任延昌也是为了从银行贷款才做的房屋虚假买卖。一审判决认定任延昌为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归属的判断应以登记为准，但忽略了合法的物权变动须以有效的债权行为为基础，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通过买卖方式继受取得不动产物权的，不仅需向房产登记部门办理登记予以公示，还要求不动产买卖双方意思真实，买卖关系合法有效。不动产登记簿并不具有法律上设定物权的效力，仅有推定物权归属的效力。法律上的推定效力，本质上是对证明责任的分配，登记簿的物权状态并总与真实状态一致，故在民事诉讼中允许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其能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人民法院应当推翻登记簿记载的物权状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确认不动产物权的权属。本案的买卖双方均无买卖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均是为了套取银行贷款，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合同，故一审法院仅凭不动产登记就认定任延昌为房屋实际权利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案外人李娜签订房屋代购协议对任延昌无约束力。却忽略了上诉人作为本案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是拥有确认任延昌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权利。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以及被上诉人任延昌从不敢踏足诉争房屋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任延昌是知道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上诉人。四、一审法院的判决无法使上诉人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规则处理本案虽然符合穷尽规则的法律原则，但当运用法律规则而出现个案不正义的情况时，应当适用法律原则以达到追求个案正义的目标。李娜与被告任延昌的房屋买卖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买卖合同应当自始无效，进而发生的房产物权变动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基于《物权法》第7条的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而被告任延昌与李娜进行了虚假的房屋买卖，被告任延昌也未支付合理的房屋对价。因此，被告任延昌取得的房产物权不仅没有法律基础而且严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不予认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吴铎答辩称，崔亚丽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崔亚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冀0591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2019）冀0591执195号《执行裁定书》；2、立即停止（2019）冀0591执195号裁定书对原告房产的执行，并解除对冀（2017）邢台市不动产权第××号房产的查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1月14日原告付占斌就坐落于桥东区办理了房权证邢市字第××号房产证，取得该房屋的产权。2016年1月25日付占斌将该房产转让给李娜，价格为370690.94元，双方缴纳了相关税费，办理了过户手续。2017年10月11日被告任延昌作为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与工商银行邢台桥东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将该房产抵押给工商银行邢台桥东支行，贷款44万元。现该房产登记在被告任延昌名下，不动产证号为冀（2017）邢台市不动产权第××号。 又查明，2018年3月28日被告任延昌向吴铎借款10万元，借款到期后因任延昌未按期还款，吴铎诉至法院，经调解双方达成还款协议，法院出具（2019）冀0591民初124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生效，后吴铎申请执行，法院于2019年4月17日做出（2019）冀0591执195号裁定书，查封了登记于任延昌名下的冀（2017）邢台市不动产权第××号的房产，原告崔亚丽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做出（2019）冀0591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请求。再查明，原告崔亚丽和付占斌系夫妻关系，自1996年至今一直在该房屋居住。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崔亚丽作为案外人，请求停止执行（2019）冀0591执195号裁定书，其必须有证据证明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崔亚丽主张其为诉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故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综上对不动产归属的判断应以登记为准。本案查封的冀（2017）邢台市不动产权第××号的房产，登记于任延昌名下，故崔亚丽不享有所有权；因李娜和任延昌未到庭，对商品房代购协议的真伪以及房产过户到任延昌名下的原因不能查明。本案中，原告崔亚丽和其丈夫付占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是其自愿与李娜以二手房交易的形式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从而丧失了对诉争房产所有权的控制，对此他们是主动的和自愿的，对此产生的风险也应是明知的。 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与李娜的商品房代购协议真实有效，李娜没有实际出资，原告对该房产也只是享有要求李娜将该房产重新过户到其名下或要求李娜出资的债权，债权是请求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代购协议仅对合同主体有效，对外并无约束力，对涉诉房产权属的判断，只能根据登记确定，登记对社会公众产生效力，更何况诉争房产又从李娜名下过户到任延昌名下。如果该房产被执行，原告可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损失赔偿。原告尚不能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另长期居住使用该房产与产权归属并无必然联系。综上，本案情况不符合不动产物权期待权在满足法定条件下可排除另案强制执行的情况，原告崔亚丽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该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故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对（2019）冀0591执195号裁定书应当继续执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崔亚丽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纠纷，重点是审查案外人对诉争的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主张其系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其将诉争房屋转让给李娜是为了套取银行贷款，双方并没有真实的房屋交易的意思表示，并提交了其与李娜的录音、房屋代购协议为证，因李娜、李志安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房屋代购协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关于其与李娜之间的房屋转让合同、李娜与任延昌之间的房屋转让合同均无效的主张，其已经于2019年6月向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但其于2019年7月29日撤回起诉，其已经另诉行使了诉讼权利，该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确认诉争房产登记于任延昌名下，上诉人不享有所有权，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崔亚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崔亚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瑞刚 审判员  王朝辉 审判员  张怀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王剑 书记员师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