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2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国杰，男，1977年11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玫，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巨锋，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海，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国杰因与被上诉人陈巨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8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国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巨锋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董国杰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具体的股权变更登记时间，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且陈巨锋在2019年1月10日前未要求董国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董国杰没有违约行为，亦不负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通知办理义务。2.董国杰收到陈巨锋2019年1月10日的《关于交付股票并变更股东名册登记的函》后，于2019年1月17日及时回函明确表示会配合陈巨锋尽快完成股权变更的全部事宜，最终因陈巨锋拒绝提供股权交易账户未能如期办理股权过户。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可以实现，合同可正常履行，不属于法定解除情形。1.根据合同条款，陈巨锋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应为“陈巨锋作为战略投资者持有×公司上市（新三板）后的20万股的股权或×公司未能上市（新三板）由董国杰以回购股权的方式返还其股权投资款和利息从而取得投资收益的目的”，而非陈巨锋一审中所称的以×公司股份改制之前显名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双方微信聊天内容可与上述合同目的相互印证。2.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双方对未来通过股转系统进行股票交易的方式来完成股权转让具有明确的约定。×公司整体股份改制完成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后，双方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后续×公司估值和股权结构的转化，均不影响董国杰与陈巨锋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转让标的没有发生实质变更，仍为×公司20万股股权，股权转让事宜可随时办理，《股权转让合同》可正常履行，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及《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投资者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陈巨锋可不受开户资格的限制成为×公司股权的限制投资者，由董国杰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将20万股×公司的股份转至陈巨锋名下，该履行行为不会加重陈巨锋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4.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陈巨锋多次要求回购的内容，表明陈巨锋已经认可其已受让×公司股权的事实，亦证明了陈巨锋对董国杰代持股权的认可。双方虽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但根据陈巨锋国家机关事业编制的身份、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可判断出双方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和事实。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予以查清。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是否成就不应以陈巨锋的单方意志决定。1.因目前市场经营环境和新三板恶劣的融资环境，×公司的发展和经营遇到困难，整体估值已经远低于合同签订时的价值，陈巨锋作为战略投资者应自行承担因投资不利带来的风险，而非在回购条款不成就的情况下要求回购股权或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将其投资不利的后果转嫁给董国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典型的对赌协议，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陈巨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诚实守信，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2.根据合同慎重解除原则，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应根据公平原则及案件实际情况确定，不应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审法院在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条件下判令解除有违合同慎重解除原则及投资人风险自担的合同精神和目的。陈巨锋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董国杰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陈巨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陈巨锋和董国杰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判令董国杰向陈巨锋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判令董国杰赔偿陈巨锋的经济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复利年化12%的标准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董国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2日，董国杰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陈巨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股权按照1亿元的估值的1%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受让甲方转让的股权后，持有×公司20万股股权，每股为5元，总计投资本金为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100万元计算，已由乙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同意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对转让给乙方的相应股权占比范围内的经营管理及债权职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乙方承认×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作为×公司最大股东知晓并保证遵守该项承诺，为保证实际投资人收益，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甲方以个人名下资产对乙方的股权投资做出如下保证：如×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未能上市（新三板），甲方作为×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乙方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甲方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乙方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100万元计算，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息（按复利年化12%计算），利息计算起始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甲方需在1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打入乙方指定的账户，逾期应向乙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4倍的违约金。如果届时乙方愿意持股则可以选择继续持股，并享有股东权利。同日，陈巨锋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董国杰汇款100万元，汇款附言为股权转让。一审诉讼中，陈巨锋向一审法院提交（2019）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6536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的《法律意见书》和公司章程。《法律意见书》载明，×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董国杰、关某和肖某，其中董国杰出资24万元，关某出资5万元，肖某出资1万元。2009年1月19日，肖某将其持有的0.3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周某，将其持有的0.7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关某将其持有的5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和周某，其中董国杰出资29.7万元，周某出资0.3万元。2012年12月24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70万元，全部由董国杰认缴，故董国杰出资变更为499.7万元，周某出资为0.3万元。2015年8月12日，×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仍为董国杰和周某，董国杰认购股份数量为5756544股，周某认购股份数量为3456股。2015年9月16日，×公司以每股1.1元的价格增发普通股250万股，由北京×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周某和北京×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一审诉讼中，陈巨锋向一审法院提交与董国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交付股票并变更股东名册登记的函》及其往复函件，证明其多次要求董国杰返还股权转让款，董国杰均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返还，同时，董国杰也拒绝向其交付股票。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陈巨锋于2017年7月18日说：“上次人多也没有好好聊，想想办法将我的股份运作一下啊！实在不行你回购也行，我等着急用呢！”2017年10月25日，董国杰说：“收购成了就一次性退你，没成的话我计划分批分步骤还你，本金还是要保障的。”2018年10月10日，陈巨锋说：“这月能回钱吧？”董国杰回复说：“不太可能。”2018年10月23日，陈巨锋说：“上午好！上周见面人多也没详谈，想问你钱啥时能够还我。”董国杰回复说：“他们没给具体时间。”陈巨锋说：“但不能总是拖下去，快四年了，总要有个时间节点吧，而且我那点钱在你的公司里，只是九牛一毛，挤一挤就出来了。”双方此后又发生多次类似的微信对话。2019年1月10日，陈巨锋向董国杰发送《关于交付股票并变更股东名册登记的函》，函件的主要内容为陈巨锋认为其与董国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并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公司改制上市时，仍未登记其为股东，也未交付任何股票；陈巨锋要求董国杰在收到函件30日内交付相应数量的股票并配合其登记为股东。董国杰在收到该函件予以回函，函称其认可陈巨锋的股东身份，也同意将20万股股票转让至陈巨锋名下，但因×公司现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故需陈巨锋提供股票交易账户予以接收。陈巨锋收到复函后于2019年1月26日向董国杰回函，表示不同意仅受让×公司上市后的20万股股票，双方约定的是陈巨锋受让×公司上市改制前的20万股，现×公司已经上市改制，应当按照改制方案重新计算股票，另外，陈巨锋认为其无义务提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账户。另查，×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一审法院认为，陈巨锋与董国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陈巨锋向董国杰支付100万元，受让董国杰在×公司所持股权的1%。董国杰在签订合同时，持有×公司99.94%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499.7万元，故陈巨锋应当受让的股权比例为0.9994%，对应的出资额为4.997万元。陈巨锋在签订合同当日，已经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董国杰，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但董国杰应当在合理期间通知并配合×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促使陈巨锋获得股东身份，达成其订立合同的目的。董国杰主张，陈巨锋具有国家机关事业编制的身份，无法被登记为股东，故双方约定由董国杰代持。陈巨锋对此主张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董国杰在诉讼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陈巨锋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故其主张的股权代持的事实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鉴于董国杰未能通知并协助×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经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致使陈巨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其有权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因董国杰系在2019年5月7日收到本案起诉书，故陈巨锋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亦于同日达到董国杰，《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日期应为2019年5月7日。董国杰辩称，虽然其在签订合同时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其现在同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陈巨锋转让股份，陈巨锋仍能达成其合同目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现转让标的发生根本性变更，在双方未重新达成合意的情况下，陈巨锋有权拒绝以现有条件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其次，因×公司现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挂牌交易，如董国杰自行向陈巨锋转让股份，必须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但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在签署协议之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10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产5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二）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陈巨锋必须满足前述条件才能获得开户资格，从而受让董国杰的股份，这无疑加重了陈巨锋的合同义务，有违公平原则。因此，董国杰要求在现有条件下替代履行，因不符合合同约定，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同解除后，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有权就已经履行的部分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陈巨锋已经向董国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故现其有权要求董国杰予以退还。同时，董国杰还应当向陈巨锋赔偿相应的损失。陈巨锋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中关于回购的约定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董国杰向陈巨锋退还股权转让款系合同解除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非满足回购条件而致，故陈巨锋无权要求适用该条约定计算利息。另外，陈巨锋还主张，如法院不同意以前述约定计算利息，则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制定的司法解释，其针对的案件类型为民间借贷纠纷，而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二者不属于同一案件类型，故陈巨锋要求以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本案中的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陈巨锋在本案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仅限于银行贷款利息，故董国杰应当向陈巨锋赔偿的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起算时间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巨锋与董国杰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9年5月7日解除；二、董国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巨锋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三、董国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巨锋赔偿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陈巨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董国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公司年度报告摘要，用以证明陈巨锋要求解除合同的原因在于×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合同解除由其个人意志决定；证据2.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协助执法业务指南，用以证明陈巨锋的股权转让标的可通过司法过户的形式成为被限制性交易股东，无需具有现行新三板开户资格。陈巨锋主张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原件予以核对，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本案争议的是股权而非股份。陈巨锋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董国杰是否应向陈巨锋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本院认为，陈巨锋与董国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及性质，转让股权和支付相应对价是主要合同义务，因陈巨锋在签订合同当日即已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董国杰，则董国杰应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并配合×公司向陈巨锋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董国杰虽称是代持关系，但并未就双方对代持的约定提供证据，且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在×公司挂牌时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及股东均在挂牌时确认不存在、也不曾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故本院对董国杰代持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应当视为董国杰始终未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董国杰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公司的发起人和董事，是公司挂牌的积极推动者，应当预见和知晓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再转让股份对投资者资格的限制。在与陈巨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其既未在公司挂牌前将股权实际转让给陈巨峰，也未在挂牌后将股权转让给陈巨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就协助陈巨峰过户做出协商和安排。现陈巨峰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四年后仍然无法取得股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结合双方沟通的情况中体现的董国杰亦有要保障陈巨峰投资本金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退还股权转让款是正确的。另，董国杰上诉主张涉案合同可以继续履行，对此，本院认为，从×公司目前情形看，×公司已经通过股份改制并以每股1.1元的价格增发普通股250万股，公司性质及股权结构与签订合同时相比均发生了变化，且董国杰上诉理由中认可因目前市场经营环境和新三板恶劣的融资环境，×公司的发展和经营遇到困难，整体估值已经远低于合同签订时的价值，故此时转让标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更，董国杰仍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20万股履行合同义务缺乏充足的依据，且陈巨锋在收到董国杰复函时向其回函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按照之前的约定履行合同，双方未能就合同履行重新达成合意。故董国杰在现有条件下替代履行的上诉理由缺乏充足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关于合同解除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陈巨锋已经向董国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因董国杰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导致涉案合同解除，陈巨锋有权要求董国杰返还上述转让款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将陈巨锋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认定为银行贷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董国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48元，由董国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书 记 员 马梦蕾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