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行终14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天捷，男，195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委托代理人张绥东，广东克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龙川县中山东路20号。法定代表人杨利华，该县县长。原审第三人刘国红，男，196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上诉人刘天捷因与被上诉人龙川县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刘国红林权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6行初1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争执林地位于龙川县贝岭镇石芬村委会高乾经济合作社石告上村，原告称“老屋长坑”，第三人称“老鼠尾”，四至界至为：东至路，南至刘祚成山（地坟处直上），西至刘国红山（小路），北至刘国红山，面积约2亩。2011年11月，原告刘天捷到涉案林地砍伐树木，第三人刘国红认为原告砍伐的树木是其管理使用的山林，从而引发山林权属纠纷。后经龙川县贝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贝岭镇政府）多次调解未果。贝岭镇政府于2012年11月15日第一次作出（2012）贝府处决字第1号《处理决定书》，将涉案林地使用权确权归原告刘天捷所有。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川府行复〔2013〕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该第一次处理决定。贝岭镇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重新（第二次）作出（2014）贝府处决字第1号《处理决定书》，将涉案林地使用权确权归原告刘天捷所有。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川府行复〔2014〕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该第二次处理决定。贝岭镇政府于2015年11月19日再次（第三次）作出（2015）贝府处决字第2号《处理决定书》，将涉案林地使用权确权归原告刘天捷所有。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龙川府行复〔2015〕第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再次撤销了该处理决定。2016年4月14日，贝岭镇政府第四次作出（2016）贝府处决字第2号《处理决定书》，将涉案林地使用权确定归原告刘天捷所有。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川府行复〔2016〕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贝岭镇政府的第四次处理决定。第三人刘国红不服，向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2月27日，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1625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贝岭镇政府第四次作出的（2016）贝府处决字第2号《处理决定书》和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川府行复〔2016〕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贝岭镇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7年5月23日，贝岭镇政府重新（第五次）作出（2017）贝府处决字第1号《处理决定书》，决定：坐落在贝岭镇石芬村委会高乾经济合作社石告上村“老鼠尾”，东至路，南与刘祚成山相邻（以地坟为界），西与刘国红、柞成山的山地相邻（横排路），北与刘国红山相邻（以山脊为界）的林地的管理和使用权归刘天捷所有。第三人刘国红不服，向龙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龙川县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龙川府行复〔2017〕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2017〕贝府处决字第l号《处理决定书》；二、争执林地归申请人刘国红管理使用。”刘天捷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在贝岭镇政府受理调处期间，原告刘天捷、第三人刘国红提供的证据主要有：第三人刘国红主张争执林地权属提供了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1981年的《社员自留山证》（编号No：x）。其中《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户主刘祚胜（第三人父亲，已故），地名“老鼠尾”，面积8分，东至“田”，南至“山顶”，西至“祚成”，北至“复成”。同时，第三人还提供了53年刘祚成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佐证刘祚成北至“祚胜”。1981年的《社员自留山证》，载明：户主刘祚胜，地名“老屋场坑”，面积2亩，东至“下横排路”，南至“刘祚成”，西至“山顶”，北至“刘复成”。原告刘天捷主张争执林地权属，提供了1953年刘汉银（原告祖父）《土地房产所有证》及1981年刘祚略（原告父亲）《社员自留山证》存根（编号No：x1，没有提供社员存查联）。其中，刘汉银《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老屋场坑口”，面积“七厘”，东至“日异田”，南至“地坟”，西至“祚成”，北至“水圳”。刘祚略《社员自留山证》存根载明：地名“继竹排下”，面积5分，东至“路”，南至“祚胜”，西至“祚胜”，北至“祚胜”。经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原审法院组织争议双方现场勘查，第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社员自留山证》能相互印证，所载明的四至范围包括了争执林地。而原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社员自留山证》不能相互印证，与争执林地四至不符。另查，“老屋场坑”、“老屋场坑口”、“继竹排”均属于“老鼠尾”的范畴。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与原告所在的高乾经济合作社填发有社员自留山证。再查，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2016）粤1625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第三人刘国红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相符合，原告刘天捷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不符合。第三人主张权属的证据效力明显优于原告。”经原审法院审查，贝岭镇政府前后作出的五份《处理决定书》基本都是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决定，在《处理决定书》被复议机构作出撤销或者法院判决撤销后，重新作出的决定又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原告刘天捷、第三人刘国红对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在2013年1月18日绘制“现场示意图”没有异议。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该条例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从上述法规的规定可知，林权证、自留山证等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土地房产所有证是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由于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具有历史性、政策性，各个时期的林改政策具有独立性、特殊性，根据时间在后优先的原则，林权证、自留山证的证据效力优于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自留山证有效的情况下，优先适用自留山证，只有在没有自留山证或者自留山证无效的情况下，才能采纳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权属来源证据。本案中，原告、第三人均提供了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自留山证，且自留山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本案应以自留山证作为林权处理的依据。原告提供的户主为刘祚略的自留山证，载明：地名“继竹排下”，面积5分，东至“路”，南至“祚胜”，西至“祚胜”，北至“祚胜”。经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及本案的现场勘查，经原告的指认，该证记载的四至界至与争议山林不符。而第三人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载明：户主刘祚胜，地名“老屋场坑”，面积2亩，东至“下横排路”，南至“刘祚成”，西至“山顶”，北至“刘复成”，经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及本案的现场勘查，经原告、第三人的现场指认可以确认，该证记载的南、西、北至与争议山基本吻合，原告对该证记载的东至“下横排路”提出异议，认为下横排路是指争议山西面（上面）的小路，而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下横排路指的是争议山东面（下面）的小路。经原审法院的现场勘查，争议山西面（上面）、东面（下面）均有一条小路，经贝岭镇政府的多次处理，龙川县人民政府的复议，均认定争议山的北面（右面）也是第三人刘国红的山林，按照现场勘查及填证的原则看，下横排路应指的是争议山东面（下面）的小路，即第三人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与争议山基本吻合。原告还提供刘汉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经原审法院现场勘查，该证记载的地名“老屋场坑口”的四至界至与争议山的四至有关联性，但原告刘天捷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不符合，原告刘天捷提供的两份书证不能相互印证其主张。第三人刘国红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相符合，第三人刘国红主张权属的证据效力明显优于原告刘天捷。这与生效的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2016）粤1625行初28号行政判决认定的裁判理由基本一致，据此，贝岭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将涉案山林的使用权归原告所有，明显属于证据不足。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原告、第三人的涉案山林纠纷，贝岭镇政府前后作出的五份《处理决定书》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处理决定也均是将涉案山林的使用权确权归原告刘天捷所有，在《处理决定书》被复议机构作出撤销或者法院判决撤销后，贝岭镇政府重新作出的决定又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存在行政违法、行政不当。据此，作为复议机关的龙川县人民政府在多次复议决定后，依据其职权，作出撤销贝岭镇政府的处理决定的同时，直接将涉案山林使用权确权归第三人刘国红所有，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原告刘天捷请求撤销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关于“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天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天捷负担。上诉人刘天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忽视了山林权属的来源。土改时期，争议地当时登记在上诉人的祖父刘汉银名下。二、一审判决没有对现场的具体位置作出调查。三、一审判决维持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违法。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被上诉人作出决定，认定争议地归上诉人管理使用。被上诉人龙川县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刘国红未向本院提交二审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林权行政复议纠纷，审理的焦点问题是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该条例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林权争议有关证据材料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认定。”据此，“三定”时期的社员自留山证及山权林权所有证等可以作为林权争议处理的依据，没有上述依据的，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作为林权争议调处的权属来源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刘天捷与原审第三人刘国红均提供自留山证，但经龙川县人民政府、原审法院组织现场勘查，刘天捷所提供的户主为刘祚略的自留山证所记载四至界至与争议山林不符，而刘国红提供的户主为刘祚胜的自留山证所记载四至经勘查与争议山林四至基本吻合。而且，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625行初28号生效行政判决亦认定：“第三人刘国红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相符合，原告刘天捷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不符合。第三人主张权属的证据效力明显优于原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关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之规定，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案现场勘查的结论与该生效判决一致，龙川县人民政府据此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贝岭镇政府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书》并将争议林地确权归原审第三人刘国红管理使用，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行了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的上述生效行政判决，应当认定该复议决定为合法。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刘天捷的本案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其还提供刘汉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且该证记载的地名“老屋场坑口”的四至界至与争议山的四至有关联性，但依照《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的前述规定，“三定”时期的自留山证在林权争议确权案件中的效力高于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龙川县人民政府优先采信自留山证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也与（2016）粤1625行初28号生效行政判决的认定相一致，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刘天捷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天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秀雄审判员  林劲标审判员  刘德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