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再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于鲁江，男，汉族，1969年11月9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幸平，女，汉族，1972年9月21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洋，男，汉族，1974年2月26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再审申请人于鲁江因与被申请人于幸平、于洋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0民终2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鲁10民申10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于鲁江，被申请人于幸平、于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鲁江申请再审称，2017年7月8日，于寿钦向于鲁江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将涉案赔偿款赠与于鲁江之子于浩然。该授权委托书出具后，于鲁江作为受托人，与于寿钦一起到银行将款项254871.40元转给于浩然，故于寿钦的赠与行为在原一审诉讼前已经履行完毕，该笔款项不应分割。综上，请求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于幸平再审辩称，于寿钦生前并未将涉案赔偿款赠与于浩然，于鲁江所述的转款行为系其在欺瞒于寿钦的情况下所为。于鲁江的再审主张依据不足，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于洋再审辩称，于鲁江原一审中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虚假的，于寿钦生病后一直由于洋照料，诉争款项254871.40元应归于洋所有。请求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该254871.40元归于洋所有。于寿钦、于幸平、于洋于2017年8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刘玉淑交通事故赔偿款580406元。诉讼过程中，于寿钦、于幸平、于洋变更诉讼请求为：分割刘玉淑交通事故赔偿款1146431.4元中扣减刘玉淑个人用途外的余款678879.7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寿钦与刘玉淑系夫妻，生育于鲁江、于幸平、于洋三个子女。2006年6月21日，刘玉淑与王军波醉酒驾驶的威海市华威渔具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鲁Ｋ×××××号皮卡车相撞，被送往威海404医院抢救后转院到威海市立医院住院治疗，后又转院前往北京玉泉住院治疗。华威公司垫付了刘玉淑医疗费19.18万元。交警部门未认定事故责任比例。后于鲁江代理刘玉淑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威公司赔偿1243032.63元，其中医疗费630266.93元。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威海中院）以（2007）威民一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令华威公司赔偿刘玉淑各项经济损失851264.5元，扣减华威公司垫付的19.18万元外，还应赔偿659464.5元。其中，刘玉淑医疗费数额为630596.93元，后续颅骨修补术费用2万元。后华威公司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山东高院以（2008）鲁民一终字第450号民事判决驳回华威公司上诉，维持威海中院（2007）威民一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刘玉淑遂向威海中院申请执行。经执行，威海中院于2015年2月6日将第一笔执行款311154元支付刘玉淑，该款项由于鲁江代为领取后存入于寿钦青岛银行账户（62×××51）内，后被于鲁江通过网银转账方式从该账户内转走31.2万元用于购买福源币。2016年，刘玉淑去世。2017年6月28日，于寿钦向威海中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于鲁江、于幸平、于洋均向威海中院表示放弃对刘玉淑应收执行款的继承份额，相应款项均由于寿钦领取，威海中院遂裁定于寿钦为申请执行人。2017年7月，威海中院确认共扣划执行款1175829.5元，其中转付给申请执行人刘玉淑、于寿钦共计1146431.4元，（2007）威民一初字40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作出终结执行的通知。上述案件诉讼和执行程序中，于鲁江均作为刘玉淑的诉讼代理人代为参加庭审、执行等诉讼活动，上述三笔执行款均由于鲁江代为领取，其中最后一笔由于寿钦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款254871.40元，于寿钦授权于鲁江代为办理相关手续，由威海中院直接电汇入于寿钦交通银行账户（62×××05）内，后被于鲁江转走。2017年4月28日，于鲁江汇款1万元给于幸平；2017年7月25日、26日，于鲁江分别转给于幸平1万元、2万元。于幸平称该4万元系于鲁江归还此前的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于鲁江则称该4万系其从执行款中支付给于幸平的，原因是于幸平有事急着用钱，找于鲁江索要的。另查明，因刘玉淑交通事故纠纷诉讼，于鲁江多次聘任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先后支出律师服务费5万元。一审庭审中，于寿钦、于幸平、于洋前期认可刘玉淑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交通费等均由于鲁江支付，认为于鲁江为刘玉淑治疗支出的费用包括医疗费438466.93元、交通费4372.7元和转院交通费1.2万元、辅助器具费960元，合计455799.63元，刘玉淑赔偿款共计1146431.4元，扣减于鲁江支出部分，仍剩余690631.77元，故于寿钦、于幸平、于洋要求分割第二笔执行款580406元，剩余110225.77元，由于寿钦单独所有。后又变更请求为认可于鲁江支付刘玉淑医疗费等费用共计467551.63元，剩余678879.77元应予以分割。于鲁江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因救治母亲和打官司共支出133.45万元。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各自上述主张。于鲁江主张于寿钦将执行款项全部赠与其子于浩然用于出国留学，提供《授权委托书》予以佐证。《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8日，授权人为于寿钦，受托人为于鲁江，内容为：依据法律规定，委托人因为孙子于浩然即将出国留学急需学费同意将刘玉淑因交通事故伤害（已因病去世）执行申请一案的全部执行款转赠给于浩然，自愿委托于鲁江为委托人的执行款转赠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代为申请恢复执行，代为参与执行工作，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执行请求，代为达成执行和解，代收代缴代为转赠执行款项，代收执行文书等。该委托书中“孙子于浩然”处有一枚指印，委托人于寿钦签名处有一枚指印。于寿钦对《授权委托书》中“于寿钦”的签名、捺印有异议，于鲁江遂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于鲁江拒绝缴纳鉴定费。鉴定机构将卷宗退还后，于鲁江又坚持要求鉴定，一审法院再次委托鉴定。经鉴定，《授权委托书》中“于寿钦”签名系于寿钦本人书写，“孙子于浩然”处和“于寿钦”签名处指印均系于寿钦右手食指指纹形成。此次鉴定，于鲁江支出鉴定费1.2万元。于鲁江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于鲁江先后转账93.7万元给于浩然。再查明，刘玉淑住院治疗期间及出院后在家休养期间，于寿钦、于幸平、于洋较多承担了日常护理工作。一审法院判决：一、于寿钦、于幸平、于洋各分得刘玉淑遗留款项剩余部分365760.37元的四分之一即91440.09元，由于鲁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于寿钦分得双方共有财产254871.40元的五分之二即101948.56元；于幸平、于洋和于鲁江各分得五分之一即50974.28元，扣减于鲁江已给付于幸平4万元，于幸平还应分得10974.28元，由于鲁江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于鲁江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8元，由于寿钦负担3088元，于幸平、于洋各负担2500元，于鲁江负担2500元；财产保全费3420元，由于寿钦负担1000元，于幸平、于洋各负担710元，于鲁江负担1000元；鉴定费12000元，由于寿钦负担。于鲁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院二审期间，于寿钦于2019年1月22日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于幸平、于洋提交于寿钦信件底稿打印件一份，拟证实于鲁江弄虚作假及未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之事实。经质证，于鲁江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要求于幸平、于洋提供证据原件。经查，一审中，于鲁江提交的于寿钦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及日期均是打印的；于鲁江通过银行转给于浩然93.7万元款项中的92万元系在2018年4、5、6、9月四个月期间。同时，于鲁江提交2017年9月20日于寿钦与王恩泰之间的录音资料，拟证实于鲁江取走前二笔执行款89万元全家是认可的，对此于寿钦主张于鲁江确实将该款项取走，当时是于寿钦与于鲁江一起去银行存的，后于鲁江没有经过于寿钦同意私自将款取走。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刘玉淑生前已经执行到位的赔偿款891560元系刘玉淑的个人财产，该款项扣减于鲁江垫付的刘玉淑治疗、诉讼等合理费用525799.63元后剩余365760.37元应作为刘玉淑的遗产，由法定继承人于寿钦、于鲁江、于兴平、于洋依法进行分割，于寿钦无权予以单独处分。于鲁江提交的于寿钦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实于寿钦将案涉赔偿款赠与于浩然，但《授权委托书》系打印件，仅有于寿钦的签字、捺印，并无他人见证，且于寿钦在此后短时间内即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该款项，难以认定《授权委托书》系于寿钦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于鲁江提交2017年9月20日的录音资料也是在于寿钦提起诉讼后形成的，内容与于寿钦等人的诉讼请求相悖，显然不符合情理，对此亦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于寿钦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于寿钦起诉时，于鲁江并未向于浩然进行转款，是在于寿钦起诉后才向于浩然进行大额转款，即于寿钦在赠与行为完成前已经提起诉讼，以行为表明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客观上行使了撤销权。综上，于鲁江主张于寿钦将案涉款项赠与于浩然且赠与行为已经完成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玉淑去世后，剩余赔偿款254871.4元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于寿钦，于鲁江、于幸平、于洋在执行笔录中均明确表示放弃对该款项的继承份额，系三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故该款项应归于寿钦个人所有。现于寿钦已经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故该款项及于寿钦所继承刘玉淑的遗产份额均应作为于寿钦的遗产由于鲁江、于幸平、于洋继承。一审法院依据于鲁江、于幸平、于洋对刘玉淑的照顾、合法权益的争取等因素酌定于鲁江、于幸平、于洋平均分配赔偿款的原则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据此，刘玉淑交通事故赔偿款剩余部分620631.77元应由于鲁江、于兴平、于洋各自继承三分之一。因于鲁江已从执行款中支付给于幸平4万元，故该4万元应从于幸平应得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1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二、于鲁江、于洋各分得刘玉淑赔偿款项的三分之一即206877.25元；于幸平分得刘玉淑赔偿款项的三分之一206877.25元，扣减于鲁江已给付于幸平4万元，于幸平还应分得166877.25元；上述款项由于鲁江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于鲁江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88元，由于鲁江负担3530元，于幸平、于洋各自负担3529元；财产保全费3420元，由于鲁江、于幸平、于洋各自负担1140元；鉴定费12000元，由于鲁江、于幸平、于洋各自负担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于鲁江负担834元，于幸平、于洋各自负担833元。本院再审查明，本案再审中，于鲁江提交了于寿钦交通银行账户（62×××05）的交易清单，该清单载明：2017年7月19日，本院向该账户转入款项254871.4元；同月20日，该账户从ATM机上分8次（每次2500元）取走现金2万元；同月21日、22日、23日、24日，该账户从ATM机上每日向于浩然账户转款5万元，共计20万元；同月25日，该账户从ATM机上向于浩然账户转款3.45万元。于鲁江主张其父于寿钦在其账户第一次转款时与于鲁江一起去银行办理，剩余款项均系于鲁江所转。另查明，于寿钦的出生日期为1943年11月15日。本案原审一审中，于鲁江认可其在于寿钦出具授权委托书后，将第三笔执行款即款项254871.4元转账支付给于浩然。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于寿钦是否将涉案赔偿款赠与于浩然；二是于寿钦的赠与行为是否在原一审诉讼前已经履行完毕。关于于寿钦是否将涉案赔偿款赠与于浩然问题。于鲁江在本案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虽载明“委托人因为孙子于浩然即将出国留学急需学费同意将刘玉淑因交通事故伤害执行申请一案的全部执行款转赠给于浩然，自愿委托于鲁江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但又载明代理权限为“代为申请恢复执行，代为参与执行工作，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执行请求，代为达成执行和解，代收代缴代为转赠执行款项，代收执行文书等”，这些权限均系诉讼权限，与于寿钦委托于鲁江作为执行款转赠事宜无关。如果于寿钦委托于鲁江为转赠代理人，却又给其授权诉讼权限，与常理不符。同时，诉争授权委托书系打印件，并无他人见证，且于寿钦在此后短时间内即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该款项，故原一二审认定该授权委托书并非于寿钦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关于于寿钦的赠与行为是否在原一审诉讼前已经履行完毕问题。于鲁江在原审一审中认可其将第三笔执行款即款项254871.4元转账支付给于浩然，其再审中又主张该款第一次转款时于寿钦与其一起去银行办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于鲁江再审中提交之于寿钦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清单，可认定该账户中的款项254871.4元系本院支付给于寿钦的执行款，在该款支付到位的次日即开始被取出或转款，且均系在ATM机上操作，这一取款或转账方式与于寿钦的年龄（70余岁）不符。如果于寿钦同意于鲁江转款给于浩然，于寿钦、于鲁江二人又一起去银行，通常只会实施一次转款行为。但上述交易清单显示，上述取款和转款行为先后分13次又分6天实施，且每次、每日的取款或转款均系当次、当日的最高限额，与一般的取款和转款习惯不符，与常理不符。故诉争款项254871.4元的取款和转款行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系于寿钦委托于鲁江办理，亦无法认定系于寿钦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认定于寿钦的赠与行为在原一审诉讼前已经履行完毕。综上所述，于鲁江的再审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10民终276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成军审判员  宋智慧审判员  潘 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