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412民初1853号原告：常州市顺达牧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晨山村后横埝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89T。法定代表人：曹亚琴，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斌，江苏鑫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燕，江苏鑫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路4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050T。法定代表人：薛健峰，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晨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晨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48A。法定代表人：邓伟东，该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倩，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泉培，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健军，男，1980年9月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刚，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州市顺达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与被告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嘉泽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苏0412民初5703号判决。原告不服判决而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8日，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并依原告的申请通知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晨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晨山村委）、曹健军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3日、9月6日、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曹亚琴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斌、刘小燕、被告嘉泽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被告晨山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倩、孟泉培、被告曹健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在原审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嘉泽镇政府立即支付2518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发回重审重新立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决被告嘉泽镇政府、被告晨山村委支付原告补偿款2518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8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率计）。二、判决被告曹健军对上述补偿款2518000元与被告嘉泽镇政府、被告晨山村委承担共同的付款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原告与被告嘉泽镇政府、被告晨山村委签订了一份《嘉泽镇畜禽整治补偿协议》，约定原告按约腾空交付其所经营的养殖场，即可被给予补贴、补偿与奖励等合计2518000元。原告于2017年6月25日将腾空后的养殖场交付拆除，但被告嘉泽镇政府、被告晨山村委却未按约定将补偿款2518000元支付给原告，却称该款已支付给被告曹健军。原告系本案唯一的拆迁受偿主体，被告嘉泽镇政府、晨山村委却将款项支付给被告曹健军。原告的起诉是基于原告因为整治补偿协议而取得的补偿权，三被告串通共同损害了原告的补偿权，本案应定为损害赔偿纠纷，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嘉泽镇政府辩称，一、根据常州市武进区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从2017年3月起镇政府不再作为相关拆迁协议的签订主体。本案讼争的畜禽整治补偿协议系由曹健军与晨山村委签订，嘉泽镇政府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合同相关权利义务，请求依法驳回对本政府的起诉。二、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是基于“263专项行动”而引发，专项行动整治的范围系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资产，补偿对象是该资产的所有权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补偿协议所涉资产拥有所有权，且本案所涉相关的房产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晨山村委根据该房屋建造、初次受让等原始取得的信息确定补偿对象，签订相关补偿协议是合法的。原告不是法定的补偿对象，同时也不是补偿协议的合同签订主体。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原告均无权提起本案之诉。因此，应当依法驳回原告针对被告镇政府、村委的诉讼请求。三、晨山村委与本案所涉资产权利人曹健军签订的补偿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村委在曹健军办理了相关腾空交付手续后，将所约定的相关款项支付给了曹健军。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协议签订的相关主体没有违约和违法行为。本案实质是原告与被告曹健军之间的股东内部纠纷，即便原告所认为的相关事实成立，原告也应当向被告曹健军来主张其基于股权或者合作应当获得的相关利益。本案中曹健军也已经被追加为共同被告，且原告也已对曹健军提出了相应的诉讼请求，至于原告与曹健军之间是否有相应款项未结清，由法院依法审理确定，但该问题与镇政府、村委无关。被告晨山村委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理由是：在“263专项行动”中相关补偿范围是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资产，补偿对象也是相关资产的所有权人，但原告并不能提供其是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所有权人的证据。且案涉房屋资产并没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而村委只能根据房屋建造初始取得的信息来确定补偿对象。案涉房屋最早是在2003年由曹健军从晨山村委购买取得，其初始拥有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所以补偿对象应当是曹健军。因此原告主体不适格，无权向被告进行主张。二、补偿协议的补偿对象是曹健军，补偿金额2518000元。协议对象明确，内容合法，符合相关法定要求。原告不是拆迁安置法定的补偿对象，也不是合同签订的一方当事人，不享受相应补偿权利。三、晨山村委已于2017年8月14日委托常州市弘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昌公司）将补偿款2518000元支付给曹健军。补偿协议签订完毕后，曹健军对所涉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搬迁、拆除、腾空，晨山村委委托弘昌公司全额支付补偿款给曹健军，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四、本案实际是原告与曹健军内部结算问题，是原告内部股东间账目未结清的结果。即便有纠纷，也应当由原告与曹健军处理，与被告镇政府、村委无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起诉。被告曹健军辩称，本人不是适格的被告，既不是拆迁的实施主体，也不具备拆迁款的审批和发放资格。无论原告选择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原告要求本被告与被告镇政府、村委承担共同的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04年1月3日，被告晨山村委作为甲方，被告曹健军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晨山村闲置厂房买卖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北三官塘村的集体所有的闲置厂房及土地作价50000元卖给乙方，占地面积1558.7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70.56平方米，土地无使用权证，房屋无所有权证，购买后由乙方自行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2004年11月17日，被告曹健军申领了“常州市武进区嘉泽健乐养殖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曹健军，经营场所后横埝，经营范围养猪、养鱼。2010年6月28日，被告曹健军向武进工商局出具《声明》一份，称本人原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常州市武进区嘉泽健乐养殖场”拟升级登记为企业，并同意将“健乐”作为企业名称使用。2010年6月30日，武进工商局出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一份，核准个体户升级为“常州市健乐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乐公司）。2010年7月1日，常州市武进区环保局对该公司批复，同意利用常州市武进区嘉泽健乐养殖场原有场所继续经营“3000头/年猪养殖、40亩/年鱼养殖”项目。2010年7月2日，嘉泽镇建设管理服务所出具《住所（经营场所）证明》一份，常州市武进区嘉泽健乐养殖场自建的房屋坐落于后横，建筑面积2180平方米，房屋产权属于该企业，房产证正在办理之中。2010年7月7日，健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周和平出资510000元，曹健军出资490000元，周和平为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曹健军为监事。决议内容与公司章程记载内容一致。2010年7月8日，常州永申人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一份，确认股东周和平、曹健军分别货币出资510000元、490000元。2010年7月27日，被告嘉泽镇政府审批同意健乐公司在原有场所（横埝小学）内实施改造，不得擅自扩建。2010年12月18日，健乐公司又召开由两名股东周和平、曹健军参加的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原告二审中补交）中，股东曹健军对该公司其应出资的490000元由周和平代为先行支付予以认可，股东周和平同意原来曹健军所有的猪舍、设施、猪作价380000元，并同意原横埝小学旧校舍拆除后2.4亩土地由该公司出资60000元买入；同时，双方约定如今后遇拆迁，补偿款平分后，曹健军再多分得100000元。2010年12月19日，健乐公司股东周和平、曹健军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公司注册资金验资结束后，1000000元由周和平抽回。公司实有资产760000元，其中曹健军以原有养殖场的房屋、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作价380000元投入公司，周和平也实际出资380000元现金修建了相关房屋、添置了部分设备，今后拆迁补偿按50%比例各半分配。特别约定对于公司出资、盈余分配及拆迁补偿分配均以本协议为准。2012年1月12日，健乐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周和平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重新选举曹亚琴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2012年1月31日，常州市武进工商局根据申请，将“健乐公司”变更登记为顺达公司。2016年4月29日，常州市武进区政府办下发《关于开展全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至2016年底全面关停取缔禁养区和限养、适度养殖区不具备整治条件的畜禽（生猪、水禽、牛）养殖场，在2016年10月31日前完成拆除棚、圈、舍的，区财政给予一定的补助；此后完成的关停、取缔的，拆除经费由所在镇（街道）承担。2017年3月30日，常州市武进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下发《关于规范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拆迁的通知》，今后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拆迁，不再采用以往由镇（街道）作为协议拆迁签订主体，今后由村委会或拆迁公司、政府出资的实体公司与被拆迁户签订拆迁协议。2017年5月2日，江苏新大陆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房屋估价报告1份，载明项目名称嘉泽镇畜禽整治项目；估价对象养殖户曹健军；房屋坐落委后横埝后西村；养殖面积3496.83平方米；估价结果房屋补偿价格1138629元、附属物补偿价格103248元，合计1241877元。前述房屋、土地未办理相关权证。2017年5月29日，签订《嘉泽镇畜禽整治补偿协议》一份，被告曹健军及曹亚琴分别在尾部乙方栏内签名捺印，嘉泽镇副镇长兼晨山村支书蒋松明、副镇长宋丹峰在甲方栏内签字，被告晨山村委在甲方栏内加盖公章，弘昌公司在实施单位栏内加盖公章。该协议载明，乙方同意按规定取缔畜禽养殖场，承诺今后不在嘉泽镇辖区范围内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并承诺不提供房屋给他人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同时约定腾空时间为2017年6月25日前，甲方根据评估报告给予乙方补贴、补偿和奖励合计2518000元，腾空经验收合格后一周内一次性结清补偿款。2017年5月29日，被告嘉泽镇政府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在本次畜禽整治行动中，嘉泽镇政府对顺达公司（原嘉泽镇健乐养殖场）仅作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与拆除，土地未作补偿，土地权属及相关问题由晨山村委认定。晨山村委在该情况说明上加注“情况属实”的意见，并加盖公章。2017年6月7日，嘉泽镇政府审批同意将畜禽整治项目包括案涉的补偿款发放。诉讼中，原告称被告嘉泽镇政府的经办人汤政伟明确补偿协议中乙方是原告，乙方的“曹健军”三个字是汤政伟事后写上去的。原告看到协议抬头是空白后，当时就提出异议，但汤政伟不同意添加。由于补偿协议只有一份，曹亚琴签字之后就交给镇政府，后来看到协议上乙方栏内有曹健军的签字，当时就提出汤政伟私自把乙方写成曹健军是不对的。2017年7月6日，原告委托江苏东臻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维向嘉泽镇政府、镇拆迁办分别发出律师函，告知补偿协议的受补偿对象为原告，而不是曹健军，应当向原告支付补偿款。2017年7月7日，被告嘉泽镇政府和镇拆迁办签收了上述律师函，后其明知原告不同意仍将补偿款全部发放给了被告曹健军。原告为了防止被告擅自发放补偿款，于2017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嘉泽镇政府，在诉讼中未得到原告同意，也未召集有关当事人进行沟通、并达成协商意见的情形下，同意被告曹健军于2017年8月14日从弘昌公司领取了“畜禽整治项目”补偿款2518000元，进而引发本案纠纷。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苏0412民初5703号判决书，以嘉泽镇政府未在协议上签名、盖章，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嘉泽镇政府实际参与了补偿协议的签订、履行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原告补充提交二份证据。分别为：一、2010年12月18日的股东决议。二、2017年5月3日，武进政府网发布的《武进嘉泽镇“两减六治三提升”畜禽整治工作已完成拆迁丈量工作》新闻稿一份，文中载明“嘉泽镇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整治工作组，由分管镇长任组长”“嘉泽镇负责全镇此次畜禽整治拆迁工作。原告补充提交二份证据用于证明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的是嘉泽镇政府，而不是晨山村委。2018年12月28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4民终34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原审没有查明案涉补偿协议的形成过程情况，包括有关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时协议的状态、协议份数及持有人等；原审未查明原告在案涉补偿协议签订后、相应补偿款支付前对案涉协议款项支付方式所提出的主张和意见；前述情况及与本案款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案外人情况等对处理可能会有重大影响。据此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上述事实，由闲置厂房买卖协议、工商登记资料、评估报告、畜禽整治补偿协议、证明、补偿款专用拨付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协商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请求判决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的，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而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是嘉泽镇政府是否是适格的被告；三是嘉泽镇政府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属于民事协议还是行政协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当事人对曹亚琴、曹健军在补偿协议尾部乙方栏内签名捺印时补偿协议抬头是否空白存在争议，且现确认的证据也难以证明，但补偿协议抬头乙方栏内是否空白并不足以否认补偿对象为原告的法律事实。理由是：1、在诉讼中，被告嘉泽镇政府对镇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仅是不认可补偿对象为原告而已。既然补偿协议抬头乙方栏内当时是否空白双方存在异议，而情况说明载明“在本次畜禽整治行动中，嘉泽镇政府对顺达公司（原嘉泽镇健乐养殖场）仅作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与拆除”，即嘉泽镇政府的职能部门认可了对原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补偿与拆除。2、被告曹健军的原个体工商户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程序升级为企业即原告，曹健军仅是其中股东之一。3、原告及被告曹健军对2010年1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原告二审中补交）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曹健军认为未实际履行的辩称意见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以该书证记载的内容为准，即其已确认原曹健军所有的猪舍、设施、猪作价380000元归原告，并同意原横埝小学旧校舍拆除后2.4亩土地由原告出资60000元买入。综上，本院认定补偿协议所涉及补偿猪舍、设施、猪等均属于原告公司的财产，顺达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是嘉泽镇“两减六治三提升”畜禽整治工作，虽然参照拆迁的标准进行补偿，但对土地不进行征收，故不能混同于征地拆迁补偿，本案不能适用2017年3月30日常州市武进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下发的《关于规范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拆迁的通知》规定，不宜由村委作为拆迁补偿的主体。事实上镇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上也载明嘉泽镇政府对顺达公司（原嘉泽镇健乐养殖场）仅作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与拆除，晨山村委在该情况说明上加注“情况属实”的意见，并加盖公章，即镇、村两级均认可案涉的拆迁补偿人系嘉泽镇政府。同时，补偿款也是由镇政府领导审批后由镇政府实际出资，并委托弘昌公司发放，武进政府网发布的新闻稿也能证明“嘉泽镇负责全镇此次畜禽整治拆迁工作”。综上，本院根据确认的证据应当认定嘉泽镇政府系案涉的拆迁补偿人。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形式是畜禽整治补偿协议，但补偿的对象、补偿标准均由镇政府确定，其实质是镇政府为了实现“两减六治三提升”畜禽整治工作要求，履行行政职能，与原告作为相对人所签订的行政补偿协议。晨山村委仅是整治行动的参与者和配合者，原告要求嘉泽镇政府按协议约定进行赔偿或补偿，即属于行政的争议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镇政府和拆迁办在收到原告的律师函所提出的异议后，明知原告不同意向曹健军发放全部补偿款，而在本院诉讼期间强行发放，也足以印证其行政权力具有优势地位的特性。综上，原告系行政协议的相对人，其要求履行行政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补偿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因调解未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常州市顺达牧业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694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944元，由常州市顺达牧业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其余款项待本裁定书生效后凭票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纪华人民陪审员  何 姣人民陪审员  颜爱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羊容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