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3471号原告:林建，男，1970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李大庆，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培胜，男，197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孔少乐，系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汝辉，男，197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孔少乐、黎燕琼，均系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燕霞，女，197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中国香港居民，委托代理人：孔东培，系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玉芬，女，197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告林建诉被告陈培胜、陈汝辉、梁燕霞、李玉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建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大庆，被告陈汝辉及其与陈培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孔少乐，被告梁燕霞的委托代理人孔东培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玉芬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建诉称：我与被告梁燕霞于2002年12月离婚,梁燕霞曾因儿子办理入学手续需要用我的身份办理,其借此机会于2014年3月4日在农行私下办理开设我名下的农行卡。农行卡户名是我本人，卡号是62×××76（下称农行卡6576），开卡人签名是梁燕霞，开卡人电话是林峰。之后农行卡6576一直在梁燕霞手中，该卡款项的汇入汇出全部由梁燕霞操控，当时我一切不知情。经查银行流水，被告陈汝辉于2014年3月5日、3月7日分别转款346500元到农行卡6576上，从而制造了我收款的流水依据。农行卡6576随即于2014年3月6日、3月7日汇款给被告陈培胜共300000元，其中由梁燕霞签名汇出180000元，由李玉芬签名汇出120000元。被告陈汝辉于2016年1月14日汇款153000元到我名下的另一张农行卡xx（下称农行卡9874），并请求我帮忙转账给被告陈培胜。我与陈汝辉没有借款又没写借条，我没理由收取陈汝辉的款项，所以我当天按陈汝辉的口头委托，转账150000元给陈培胜，然后陈汝辉拿回现金3000元，从而又造成陈汝辉汇入我名下银行卡153000元的流水依据。事隔两个多月，我于2016年因经济的需要，于2016年3月向陈汝辉借款500000元，并将房产抵押给陈汝辉，并立下借条。除了陈汝辉汇入我农行卡9874的153000元外，加上前述汇入我名下的农行卡6576的346500元，我名下该两农行卡共收到499500元，但实际上我没有收到一分钱。在2016年6月7日，陈汝辉起诉要求我还款，因我有借条在陈汝辉手中，且陈汝辉又有汇款到我名下农行卡的流水依据，我无奈与陈汝辉达成还款的调解协议，之后陈汝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的房产。我一家四口居住在70多平方米的房屋，为了有个幸福家庭不让我妻子知道此事，我在从没有得到陈汝辉一分钱的情况下，付款400000元给陈汝辉，但陈汝辉仍再次申请执行我的房产。我认为，我从未委托过任何人开卡，也没有委托过任何人办理汇款手续，亦不认识被告李玉芬，为何梁燕霞私下开设我名下的银行卡？梁燕霞、李玉芬将我名下农行卡6576的款项汇出给陈培胜，陈培胜与我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往来，也没有与我做过生意，我又不认识陈培胜，陈培胜没有理由也没有依据收受我名下银行卡的转款，这明显是不当得利，应将收到的款项450000元返还给我。梁燕霞、李玉芬、陈汝辉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故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陈培胜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450000元；2、判决被告陈培胜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450000元为本金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其中346000元从2014年3月7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6日利息为103950元；150000元从2016年1月14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6日利息为27000元）；3、判令被告陈汝辉、梁燕霞、李玉芬共同承担连带返还和赔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被告陈汝辉辩称:我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梁燕霞，而梁燕霞一直有向我借款的习惯并声称与原告是夫妻关系。我自2014年1月29日至2015年3月1日共向原告和梁燕霞共同出借款约500000元，具体的借款金额和时间详见附表。原告和梁燕霞对我的借款均知情，而原告将其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城区大道121号金裕苑1005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抵押给我的行为也是出于自愿并基于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故本案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情形。具体答辩如下1、梁燕霞在2014年1月29日和2月9日已分别向我借款24000元以及18000元。后梁燕霞向我表示仍需借款30-40万元用于生意资金周转，我提出需要房屋抵押，梁燕霞提出用原告的房屋作抵押，原告也同意以涉案房屋作抵押，并约定50万元借款作最高额抵押，随后我同意原告与梁燕霞可在50万元内陆续借款；2、截至2014年3月5日，我已向原告和梁燕霞出借共118700元，此后梁燕霞提出购买汽车并要求我协助支付购车款165500元。我认为借款金额直接支付给车行无法证明原告和梁燕霞的实际借款人的主体资格，于是提出先汇款至原告银行卡，保留银行流水以便证明原告实际借款的事实，原告和梁燕霞表示同意。我经计算此前的借款金额加上购车款合共约30万元，于是在2014年3月6日先向原告的农行卡汇款18万元，后由梁燕霞操作转回给我指定的被告陈培胜，再由陈培胜转回给我。3月6日当天，我帮原告和梁燕霞支付购车款165500元。3月7日，我向原告的农行卡中汇款12万元，后由梁燕霞操作转回给我指定的被告陈培胜，再由陈培胜转回给我。因此，我于2014年3月6日、7日分别转款到原告农行卡18万元和12万元是为了锁定原告和梁燕霞在2014年3月5日前的借款金额以及代付购车款的总金额，方便日后结算；3、我提供的证据《确认书》，是原告和梁燕霞共同签名确认借款汇到原告农行卡6576的事实，该确认书的书写时间在2014年3月5日，是在该卡收取我的18万元和12万元之前，而且原告在2014年3月5日还用该卡收取我借款2万元，因此，原告对梁燕霞使用该卡是知情的；4、我大部分的借款是支付给梁燕霞，又由于我后来得知原告与梁燕霞已经离婚，而担保的涉案房屋权属人为原告，并不属于他俩的共同财产，所以我在2015年8月1日要求原告和梁燕霞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确定50万元的借款人为原告，梁燕霞作为借款的担保人。原告和梁燕霞同意，并签订借款合同和收据。在签订过程中，原告曾向梁燕霞提出由于50万元借款多为梁燕霞使用，故要求梁燕霞写一份借据给其，梁燕霞同意；5、在2014年3月7日我借款346500元给原告和梁燕霞后，至2015年1月14日止又陆续借款合共15万元。为了便于日后结算，三方同意由我向原告汇款153000元作为此前借款总额的凭证，之后由原告回转给我指定的陈培胜。所以，我和原告、梁燕霞均确认实际发生的50万元借款由我于2014年3月6日、7日分别转款到原告农行卡的18万元、12万元、46500元和2016年1月14日转款的153000元等部分构成，为日后的调解提供了依据；6、从前案（2017）粤0115民初2476号我与原告在法院调解和执行的相关笔录来看，原告并无任何否认借款的意思，并且按照常理，若50万元借款并非事实，原告理应在调解过程中提出异议并由法院对借款的真实性进行裁判，而非自愿作出调解；7、原告在2018年3月21日写下书面的确认书，确认其与陈培胜不存在借款关系和侵权行为，也能证明原告对于汇款给陈培胜是知情的，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8、涉案房屋存在两个抵押，第一个抵押时间是2014年2月24日，借款款项是50万元。后由于房屋抵押合同期限届满，所以我于2016年3月3日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并重新办理抵押登记，该抵押的借款款项也是50万元。我确认该两笔抵押对应的是同一笔借款50万元。在我与原告达成调解，原告归还50万元后，我已经协助原告涂销了2016年3月3日的抵押，我也愿意涂销2014年2月24日的抵押，但由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我才暂时没有协助原告涂销。只要原告撤诉，我保证立即协助原告办理该抵押的涂销手续。综上，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培胜的答辩意见与陈汝辉一致。被告梁燕霞辩称：1、我在2014年初向被告陈汝辉借款，陈汝辉就要求我提供担保才愿意出借款项，所以我就向原告提出能否为我的借款提供担保，原告同意了。我和原告、陈汝辉经过协商后，在2014年2月24日达成了借款总额为5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房屋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当时双方达成的意思是最高借款额度50万元内，视乎我和原告的实际资金需求来出借款项，但实际我最初在2014年1月29日就向陈汝辉借了24000元，随后持续至2015年8月1日前，就有多笔借款交付至我名下的建行账户以及原告名下的农行账户，还有部分现金及代付购车款，并有代我偿还拖欠他人的款项。陈汝辉通过多种支付方式向我累计交付了50万元，我确认该款项由我本人使用。后陈汝辉起诉要求原告偿还借款，原告已向陈汝辉偿还50万元。后原告要求我出具一份借条，确认我欠原告50万元，我愿意偿还相应的款项给原告，但提出抵销原告拖欠孩子抚养费的问题；2、关于农行卡6576，是原告知情的情况下为顺利收取陈汝辉的借款，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取得原告身份证原件在银行开设的。因为提供担保是原告，原告也有房产，陈汝辉认为转账至原告的银行账户对其债权的清偿有利。农行开卡时，原告为避免现妻知道其为前妻提供担保，就提出不写自己的手机号码，我就找到我一个叫林峰的朋友，因为林峰的名字与原告林建的名字比较相似，并写下了林峰的电话号码；3、在2014年3月6日我购买汽车向陈汝辉借款，该借款也是在50万元的额度内，陈汝辉分四笔（2014年3月5日一笔6万元、3月6日三笔分别是2万元、6万元、2.55万元）向汽车销售商东莞市勤力汽车贸易公司共支付16.55万元；在2014年3月7日陈汝辉代我向案外人林峰偿还了35240元，当日陈汝辉还向我出借了46500元，该款项转账至原告农行卡6576上；4、因陈汝辉认为其存在多笔出借款项，且款项比较零散，也存在向案外人代为清偿行为，为保障其债权，需要有明确、清晰的单一流水来证明其出借款，故陈汝辉于2014年3月5日向原告农行卡6576转账18万元，于2014年3月6日我按陈汝辉要求签名将该18万元转账给陈培胜。2014年3月7日陈汝辉向原告农行卡6576转账12万元，当日我需回香港，所以我委托被告李玉芬签名转账该12万元给陈培胜。被告李玉芬没有答辩。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24日，被告陈汝辉作为出借方（甲方）、原告作为借款方（乙方），双方共同签订《借款（抵押、质押、保证）担保合同》，内容为：“为保证甲方与梁燕霞林建身份主号码（xx）在2014年2月24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履行，乙方愿作为该合同（以称主合同）的借款人（下称债务人）的担保人向甲方提供担保。乙方以其拥有合法产权的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傍西村城市花园金裕苑11E的全部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等费用。债务本金合计为人民币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在该合同尾部的甲乙方一栏，有陈汝辉和林建的签名。同日，被告陈汝辉作为出借人（甲方）、原告作为借款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500000元（伍拾万元），借款期限为360天，自2014年2月24日至2015年2月23日止，借款期间乙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乙方以本合同的附件二（房产抵押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提供担保等。同日，被告陈汝辉作为抵押权人（乙方）、原告作为抵押人（甲方），双方共同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2014年2月24日借款合同（以下称主合同）的履行，甲方愿意以其有处分权的房地产作抵押。乙方经审查，同意接受甲方的房地产抵押。用作抵押的房地产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傍西村城市花园金裕苑11E，建筑面积73.7平方米。本合同的担保债权金额为伍拾万元等……”。2014年3月5日，原告和被告梁燕霞共同签名出具《确认书》，内容为：“借款人：梁燕霞、林建确认借款转到林建农行62×××76帐上。”2015年3月1日，被告陈汝辉作为出借人（甲方）、梁燕霞作为借款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60天，自2015年3月1日至4月30日止等。在该合同尾部，甲方有陈汝辉的签名，乙方有梁燕霞和林建的签名和捺印。同日，原告和梁燕霞作为借款人，共同签名和捺印向陈汝辉出具《借款收据》，确认收到陈汝辉的借款现金50000元。2015年8月1日，原告作为借款人、梁燕霞作为担保人，共同签名捺印向陈汝辉出具《借款收据》，内容为：“本人林建收到陈汝辉借款50万元，付款方式：现金及转帐。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2015年11月19日，原告作为甲方、陈汝辉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方于2014年2月24日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正，以番禺区石碁镇傍西村城市花园金裕苑11E的物业作抵押担保并到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期为2015年2月23日止，到期后因甲方资金问题未能按期偿还。后经协商，乙方同意将还款期延至2017年3月2日止，抵押权限不变。期满后甲方必须偿还全部欠款给乙方或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同日，原告出具《收款确认书》，内容为：“本人林建与陈汝辉于2014年2月24日签定的借款合同中的伍拾万元正，分别于2015年8月1日前转219500元到银行账号43×××81、62×××76，于2014年3月6、7日转165500元到银行××东莞市勤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车款），于2015年8月1日前收到现金115000元正，我确认已收齐借款合同中的伍拾万元正借款。”该《收款确认书》尾部落款处“收款确认人”一栏有原告林建的签名捺印。2016年3月3日，被告陈汝辉作为出借人（甲方）、原告作为借款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500000元（伍拾万元），借款期限为360天，自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3月2日止，乙方以本合同的附件二（房产抵押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提供担保等。同日，被告陈汝辉作为抵押权人（乙方）、原告作为抵押人（甲方），双方共同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2016年3月3日借款合同（以下称主合同）的履行，甲方愿意以其有处分权的房地产作抵押。乙方经审查，同意接受甲方的房地产抵押。甲方用作抵押的房地产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城区大道121号金裕苑1005房，建筑面积73.7平方米……”。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显示，上述两份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房产即为本案涉案房产，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为陈汝辉，义务人为林建，债权数额为500000元，2016年1月20日为抵押换证日期。2017年，陈汝辉向本院提起诉讼，以林建在2016年3月3日向其借款500000元、在2017年3月2日借款到期后未按期还款为由，要求林建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2017年5月26日，本院作出（2017）粤0115民初247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一、林建拖欠陈汝辉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60000元，由林建于2017年7月26日前归还完毕；二、林建未按上述期限履行还款协议，则陈汝辉有权要求林建从2017年6月1日起，以实际欠款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日止；三、陈汝辉自愿放弃其余的诉讼请求等。2018年3月21日，原告出具《确认书》，内容为：“本人林建，身份证号，与姓名：陈培胜，身份证号44×××13的银行转账款，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和侵权行为。”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陈汝辉另提交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的历史明细清单，以证明其在2014年1月29日、2月9日、2月25日分别向梁燕霞转账支付24000元、18000元、56700元；于2014年3月5日、3月7日分别向原告农行卡6576转账支付20000元、46500元；于2014年3月6日通过刷卡方式分四笔共向东莞市勤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165500元（每笔分别是60000元、20000元、25500元、60000元）；于2014年9月25日、9月30日、10月27日分别向梁燕霞转账支付37300元、680元、36700元。除上述款项外，陈汝辉另于2014年3月5日、3月7日分别转账180000元、120000元至原告农行卡6576上，于2016年1月14日向原告农行卡9874转账支付153000元；另陈汝辉于2014年3月7日转账汇出35240元。陈汝辉表示，前述转至原告农行卡6576的180000元、120000元及农行卡9874的150000元后又转给了陈培胜，再由陈培胜转回给其本人；2014年3月7日转账汇出的35240元是代梁燕霞向案外人返还资金。被告梁燕霞对上述银行转账款项均予以确认。被告陈汝辉另提交手机视频录像，以证明在2015年8月1日，其与原告、梁燕霞在餐厅会面时，其已强调原告和梁燕霞已经足额收取50万元借款并要求原告重新签订50万元借款合同，原告和梁燕霞均无异议及原告现场要求梁燕霞向原告本人出具50万元借款收据的事实。原告对该视频录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和被告梁燕霞在2014年3月5日共同签名出具《确认书》确认借款转到原告农行卡6576上，证明原告知道其名下开设有农行卡6576并同意借款支付到该农行卡账户，现原告诉称梁燕霞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开设该农行卡，显与事实不符，有违诚信，本院对原告陈述不予采信。根据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原、被告双方诉辩，本院对原告的诉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从2014年2月24日陈汝辉与原告签订的《借款（抵押、质押、保证）担保合同》、2014年3月5日原告和梁燕霞共同出具的《确认书》、2015年3月1日陈汝辉与梁燕霞签订的《借款合同》、2015年3月1日原告和梁燕霞共同出具的《借款收据》、2015年8月1日原告与梁燕霞共同出具的《借款收据》，结合陈汝辉提供的视频录像、陈汝辉和梁燕霞的答辩意见，均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和梁燕霞分多次共同向陈汝辉借款50万元的事实。2、陈汝辉提交的多家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原告和梁燕霞作为借款人共同出具收到陈汝辉借款现金50000元的《借款收据》，能与陈汝辉和梁燕霞的答辩相互印证，足以反映自2014年1月29日至2015年3月1日期间，扣除陈汝辉汇入至原告农行卡6576和农行卡9874共450000元后又再转出450000元给陈培胜的款项外，陈汝辉仍以银行转账、代付购车款、代偿案外人款项和支付现金的方式，共向原告和梁燕霞支付借款490620元的事实。原告和梁燕霞于2015年8月1日共同出具收到借款50万元的《借款收据》、原告于2015年11月19日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已收齐50万元借款，亦可证明原告和梁燕霞确认收受上述借款。3、从2014年2月24日陈汝辉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双方在同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2015年11月19日原告与陈汝辉签订的《协议书》、2016年3月3日陈汝辉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双方在同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陈汝辉与原告在（2017）粤0115民初2476号案进行民事调解的事实可知，原告和梁燕霞虽共同向陈汝辉借款，但原告自愿以其本人名义与陈汝辉签订借款合同并提供涉案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系原告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法律并不禁止。陈汝辉提供的视频录像已清晰反映原告要求梁燕霞向其出具一份借款收据，梁燕霞即时回复同意，该视频内容亦与梁燕霞的答辩相吻合，可反映出原告在知悉50万元借款由梁燕霞收取后，其仍愿意以自己名义作为借款人与陈汝辉续签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同时并就该50万元借款要求梁燕霞向其本人偿还的事实。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与陈汝辉签订的《协议书》已明确双方只存在一笔5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陈汝辉在本案中亦已再次确认该事实。如前所述，在扣除陈汝辉汇入原告农行卡共450000元后又再转出450000元给陈培胜的款项外，陈汝辉仍实际向原告和梁燕霞共出借款项490620元，故前述450000元转出给陈培胜，对原告与陈汝辉之间的50万元借款合同并无影响，原告并未因该450000元的转出而遭受任何损失；且该450000元转给陈培胜后，又由陈培胜转回给陈汝辉，而陈汝辉并未据此再向原告主张另外一笔450000元的借款。陈汝辉与原告在（2017）粤0115民初2476号案进行民事调解后，双方的上述50万元借贷关系已经了结，而原告于2018年3月21日出具的《确认书》也可反映出原告明知其与陈培胜之间的银行转账款并未损害其权益。综上，原告主张的450000元不当得利于法无据，对其诉请，本院依法予以全部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610元，由原告林建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钟丽炜人民陪审员  江燕芬人民陪审员  陈建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陈富城张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