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7650号原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双山大道3号106（不可作厂房使用）。法定代表人：徐文流。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少雄、崔明熙，该公司员工。被告：王代国，男，198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原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王代国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一、被告是因个人发展原因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8月5日，被告因认为发展空间有限向原告提交辞职申请，并提出于2019年9月1日正式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同意被告提出的辞职申请。原告按照被告提出的申请，2019年9月1日正式与被告结束劳动关系,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二、被告在知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面临开除的情况下，有目的地向原告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企图规避被开除的结果，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情况与其首次提交的辞职申请一致。2019年8月14日，原告公司监察人员接到经销商对被告的投诉，指被告私收货款42100元，而且该款未交回原告公司，同时被告还欠经销商251箱核桃乳。原告公司的《营销岗员工(销售)工作规范》规定：“公司不允许任何员工以个人理由向客户借钱、借货和调货”。同时，在公司的《监察监督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中也有规定：“未经相关权限人书面批准授权，私自向经/分销商、邮差商、批发商、借款（包括互借）；私自替经分销商、邮差商、批发商收现金货款，或者拖延不归还货款的，出具《监察报告》，对直接责任人按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被告的上述行为属严重违纪且资金金额较大,原告公司监察人员建议对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罚。被告在知悉上述情况后，于2019年8月20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然而被告在发出该通知书后，仍然正常出勤上班。根据被告2019年8月考勤可证，直到2019年8月31日，仍有上班签到记录，且原告已于2019年9月12日向被告足额支付8月份工资，足以证明被告于8月20日寄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劳动合同一直存续到其首次提交辞职申请时确认的离职时间，即2019年8月31日，并于2019年9月1日结束，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结束劳动关系，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故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1240.5元。被告辩称：一、泰安市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泰山区仲裁委）做出的仲裁裁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仲裁裁决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4年11月10日应聘到原告处工作并担任销售主管一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11月10日-2019年12月31日），月平均工资8248元；原告无故拖欠被告2019年7月工资4372元及2019年1-6月业绩激励奖金5820元，被告2019年8月20日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2019年8月26日收到。被告一直等原告与其交接工作，至2019年9月5日与郑强交接完成。原告无故拖欠被告2019年7月工资及2019年1-6月业绩激励奖金，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1240.5元。二、原告于2019年8月5日向被告提出离职书面申请情况属实。2019年8月26日之前被告与原告依然存在合法劳动关系，原告7月30日拖欠被告2019年1-6月业绩激励奖金5820元、2019年8月15日拖欠被告7月份工资4372元。为维护被告合法权益，被告于2019年8月20号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收到，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三、被告对待工作认真负责，2019年8月26日，原告未安排人员与被告交接，被告持续工作至2019年9月5日并与原告销售主任郑强完成交接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原告提到的工作至2019年9月1日与事实不符，属于断章取义。被告保留对原告索要2019年8月27日至2019年9月5日时间段工资的权利。对于原告提到的欠条，要求原告提供欠条原件，欠条是被告与其客户之间的账务往来，且欠条上无具体日期，与原告拖欠被告2019年1-6月业绩激励奖金及2019年7月工资无关。对于原告提到的核桃乳事情，被告不知情，要求原告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原告拖欠被告2019年1-6月业绩激励奖金5820元、拖欠被告2019年7月工资4372元，虽然原告在收到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于2019年9月12日将所欠被告工资及业绩激励奖金进行补发，但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事实已形成。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被告从事营销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用工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同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王老吉大健康产业（北京）销售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变更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经乙方提出，丙方同意乙方于2016年11月30日解除与丙方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乙、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次日，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甲方同意将乙方在丙方的本单位工作年限以及乙方在广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工作年限视为甲方的本单位工作年限。2019年8月5日，被告向原告递交《员工辞职申请表》显示，辞职原因：发展空间有限：找到新的工作、长久工作得不到晋升、工作时间太长、与自己期望值不符等；拟离职日期为2019年9月1日。该申请表已经过部门及人事部等部门审核。被告表示辞职原因是原告拖欠工资，确认在辞职申请表勾选了第一项，因为该表格模板中没有拖欠工资等其他选项。原告提交被告《员工离职交接表》显示申请时间8月5日，离职时间2019年9月1日。被告另提交《员工离职交接表》显示被告9月5日完成交接工作。除郑强签名外，还有经销商泰安市泰山区金昌商贸有限公司盖章确认交接清楚。被告称《员工离职交接表》内容不完整，没有填写相关的内容，实际在2019年9月5日办理实体交接，该表格与辞职申请表一起提交，是办理离职手续时使用，但当时是该表没在手上，又重新填写一份交接表，办理交接人为济宁站负责人郑强。双方提交考勤打卡记录显示被告2019年8月仍有打卡，原告提交《考勤表》显示最后打卡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8:07，被告提交《考勤表》显示最后打卡时间为2019年9月5日8:01。原告表示被告已经在2019年9月1日办理离职手续离开，被告表示2019年9月5日才正式办理交接手续，故记录到9月5日，考勤记录是通过原同事从考勤系统中导出。原告提交《欠条》复制件内容显示：代收泰安市泰山区金昌商贸货值42100元，欠货人处有被告签名且留有手机号码。被告表示欠条是办理交接手续后与客户私下签写，原告提交的《欠条》没有填写时间，不完整；被告签写的欠条有写时间，大概是9月5日；确认《欠条》上电话号码是业务号码，手机在2019年9月5日办理交接手续时已经交还公司；被告与经销商之间的欠条与原告无关。原告认为《欠条》上载明的电话号码是公司给予员工使用的工作联络电话，离职时应当返还公司，且货物也是原告的物品，不可能与公司无关系；《欠条》是完整的，如被告认为欠条有时间，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欠条》载明的货物，经调查，被告向经销商出具《欠条》后最后达成协议，与原告无关。原告提交被告工资表，据此计算被告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6959.38元〔（76496.51元+2018年9-12月年终奖励7016.09元）÷12个月〕。原告于2019年9月12日发放被告1-6月绩效奖金5820元、7月工资4372元、8月工资5675.37元。被告认为月平均工资应为8128.7元〔（76496.51元+2018年年终奖励21048.28元）÷12个月〕，主张入职时间是2015年12月1日，工龄计算至原、被办理交接手续的2019年9月5日。原告主张被告2019年9月1日离职。庭审中双方确认当月15日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原告称：2019年8月14日，原告监察人员接到经销商对被告的投诉指被告私收货款42100元且该款项未交回原告公司进账，被告还欠经销商251箱核桃乳，根据原告公司的《营销岗员（销售）工作规范》规定：“公司不允许任何员工以个人理由向客户借钱、借货和调货”。在公司的《监察监督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中也有规定：“未经相关权限人批准，私自向经/分销商、邮差商、批发商借款（包括互借）”。经销商提供的由被告填写的《欠条》，原告要对此进行调查，必要时需对被告进行处罚，事实查明后，原告才于2019年8月初向被告发放2019年7月份工资、2019年1月至6月业绩激励奖金，对于奖金，公司有发放自主权，没有约定发放时间。2019年8月20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原告拖欠2019年7月工资及2019年1-6月奖金为由，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原告2019年8月26日签收邮件。8月26日，被告向工作地的上级单位济宁站邮寄《关于王代国工作交接知会函》，要求收到知会函后5个工作日内安排人员与被告交接工作。邮件查询单显示客户拒收，至2019年8月30日，邮件正在派送。原告称无见过该份文件。被告向泰山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41240.5元（8248.1元/月×5个月）。2019年9月29日，泰山区仲裁委裁决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41240.5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真实原因是本案争议主要焦点。被告2019年8月5日递交《员工辞职申请表》中，被告勾选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至9月5日完成交接工作，被告离职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8月20日，被告再以原告拖欠2019年7月工资及2019年1-6月奖金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确认当月15日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即原告支付被告7月工资的周期为8月15日至9月14日。原告9月12日发放被告1-6月的绩效奖金、7月工资并无超出1个月的发放工资周期，且原告对推迟发放工资的情况已作出合理解释。原告并无故意拖欠被告工资恶意，被告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不充分。故此，应当认定被告因自身原因主动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无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王代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1240.5元。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王代国负担（可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奕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唐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