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行终4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荣，又名王正云，男，193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务农，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王文占，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务农，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系王正荣之子。委托代理人罗胜文，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元亨，男，194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务农，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杨伦波，男，198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务农，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系杨元亨之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委托代理人张强，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袁鑫，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黔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委托代理人张文熙，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柳娟，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大陆村哑水组。负责人**会，村民组长。原审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关坪村张家坝组。负责人杨友明，村民组长。上诉人王正荣、杨元亨因与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及原审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大陆村哑水新田组（以下简称“哑水新田组”）、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关坪村张家坝组（以下简称“张家坝组”）林权裁决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2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争议地位于大陆村哑水××组与关坪村××组××界处，地名为“金竹林”。面向山林，四至界限为上（南）抵柑子坪赶场大路、下（北）抵石粉厂、左（东）抵杨元亨林地、右（西）抵王正荣山林，中下部有一长100米的堰沟自左至右直线横穿。原告王正荣之父王树金（又名王树青）持有习水县人民政府1981年7月28日颁发的争议林地部分属于集体山，部分属于自留山。原告王正荣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号自留山使用证，记载有“蜂桶岩”林地一幅，四至界限为（背向山）上龙兴界、下龙兴界、左本人山林、右龙兴界，查习水县档案局存根，编号为20号，左界为本队山林，其余与原告持有的证书一致。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王正荣取得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2367-1∕1号林权证，其中登记号为520330090508MDYMSY10909的“杉树窝凼”林地一幅，记载权利来源为自留山证之“蜂桶岩”林地，四至界限为东抵大路杨元亨自留山、南抵陶朝均自留山、西抵杨祥福张永祥自留山、北抵本人责任土边。第三人杨元亨持有习水县人民政府1981年7月30日颁发的习府自山字第024号自留山使用证，记载有“金竹林”林地一幅，四至界限（面向山）为上路、下田湾土、左杨元均林、右生产队林。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杨元亨取得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152-1/1号林权证，其中登记号为520330090416MDYMSY10908号的“打锤坳”林地一幅，四至界限为东抵杨元寿杨元光王先凯自留山、南抵杨元寿、杨元光、王先凯自留山、西抵关坪村王正荣山林、南抵杨文富自留山。权利依据为习府自山字第024号自留山证。第三人哑水新田组持有习水县人民政府1981年7月30日颁发的习府山权字第06号习水县林权证，记载有“金竹林”林地一幅。四至界限（面向山）为上路、下田湾土、左杨元亨材林、右王树青材林。2015年，因江习古高速公路建设征收部分争议林地，原告与第三人产生争议，第三人申请习水县人民政府进行确权。习水县人民政府交由林业局调查并提出建议后，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习府处（2016）55号行政处理决定：一、撤销原告王正荣持有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2367-1∕1号《林权证》中关于“杉树窝凼”林地（编号为520330090508MDYMSY10909）的林权登记；二、争议的“金竹林”林地（面向山林四界为上抵柑子坪赶场大路，下抵石粉厂，左抵杨元亨林地，右抵王正荣林地），以堰沟为线，左面部分（以堰沟为线由左起至33米处直上直下）的使用权属杨元亨，所有权属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大陆村哑水组集体，中间部分（以堰沟为线从第33米至77米处直上直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大陆村哑水组集体，右面部分（以堰沟为线从第77米抵王正荣林地）的使用权属王正荣，所有权属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关坪村张家坝组。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6日作出遵府行复（2017）4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习府处（2016）55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起诉后，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黔0321行初158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王正荣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黔03行终293号行政判决，以习府处（2016）55号行政处理决定划分不均衡，处理错误为由，判决撤销原判，撤销习府处（2016）55号行政处理决定第二项，撤销行政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王正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习水县人民政府遂重新作出本案处理决定。另查明，原东皇公社龙兴大队新田生产队即现在的东皇街道办事处大陆村哑水新田组，原东皇公社张家坝生产队即现在的东皇街道办事处关坪村张家坝组。王树青与王树金系同一人，系王正荣之父。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关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之规定，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王正荣与第三人杨元亨争议林地的权属具有法定裁决权。本案争议焦点是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理是否得当。从原告王正荣、第三人杨元亨、哑水新田组持有的1981年的自留山证和林权证看，三方在争议地块均有林地，自左至右（自东至西）分别为杨元亨“金竹林”自留山、哑水新田组集体林、王正荣自留山，经现场比对，三证载明的四至界限与现场相符。但相互以邻为界，没有准确标识，也没有明显的自然边界。争议发生后，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征收并实际占用部分，更无法识别边界。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杨元亨、王正荣分别取得林权证，两证记载的边界彼此相邻，哑水新田组集体林地未见登记。但杨元亨与王正荣均不认可存在相邻的事实，也均不认可对方登记表上的签名为自己所为。习府处（2016）55号行政处理决定已经撤销王正荣持有的林权证上关于争议地的林权登记，并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因此，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应当以1981年的林权证为基本依据。习水县人民政府以原告与第三人持有的1981年的林权证为依据认定各方均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利凭证，各方均对争议地享有权利，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原告、第三人杨元亨、第三人哑水新田组1981拟按的林权证记载的三块林地之间没有准确界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的规定将争议林地三等分，分割均衡，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合法，结果正确。原告王正荣请求撤销重作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正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王正荣负担。一审宣判后，原告王正荣和原审第三人杨元亨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王正荣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决定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争议山里四界不清，系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持有的1981年自留山证登记名叫“蜂桶岩”山林，四界为:上抵龙兴界、下抵龙兴界、左抵本队山林(并不是行政处理决定书载明的本人山林)、右抵龙兴界，属于插花山林，系上诉人祖辈遗留下来的自留山，由上诉人家庭世代管理至今，从未与他人产生任何争议。上诉人家人在其管护的争议的山林内先后修建三个水窖用于家庭饮水和灌溉长达20余年，杨元亨并未提出任何异议。1981年“林业三定”时，习水县人民政府依法为上诉人之父王树青(又名王树金)颁发习府自山字第2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依法确认了上诉人家庭对蜂桶岩即“金竹林”林地的管理权。二、本案蜂桶岩山林与第三人杨元亨、哑水新田组山林应以罗安发接界土直上作为分界点。上诉人所有的蜂桶岩山林面向山林分别是杨元亨山林新田生产队山林、王正荣山林，面向山林以罗安发田湾土直上作为王正荣蜂桶岩山林与新田生产队集体山林分界线是可以确定的。结合罗安发田湾承包地、陶朝均“打锤坳”山林习府山权字第06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四界，可以充分的确定上诉人蜂桶岩山林四界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在穷尽一切行政手段都无法查清本案争议分界线时才适用该条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履行全面调查职责，未对接界关键人罗安法和陶朝均进行调查取证，便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违背客观事实。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土改改革、合作化时期的有关林木、林地权属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地争议的参考依据，且四界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本案四至清楚，不应当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四、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黔03行终293号行政判决书，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直至2018年11月26日才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完全相同的习府处[2018]15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期限长达一年。同时，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在第一次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完全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另外，蜂桶岩山林系不规则山林，若按照均等分上诉人将不能享有均等的利益，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杨元亨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遵义市政府和习水县政府的所有行政处理决定书。3.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或裁定由习水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杨元亨之父亲杨万兴(已亡)在解放前从曾伦处购买的“金竹林”山林(有契约佐证)，解放后于1981年依法获得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第024号《自留山使用证》，地名“金竹林”自留山，社员杨元亨。又于2008年习水县人民政府将该片山林确权给上诉人，面积22.44亩。上诉人杨元亨的山林“金竹林”第一次属林业三定政策，第二次属林业确权政策，均符合法律享有的使用权，任何公私不得非法侵占。一、大陆村(原龙兴大队)“金竹林”整片正面自留山林于1981年习水县人民政府已经划分完给3家人管护。二、习水县人民政府将杨元亨山林内有一小条堰沟沿线100米处“断章取义”将该幅山林并为3等份划分的行为错误且完全不合法。三、王正荣向政府及人民法院持出1981年的山林证，承包地名“蜂桶岩”山林，上诉人杨元亨持出的承包地是1981年“金竹林”山林证，分明是不同名不同地的两块山林，但是习水县人民政府依然认为是一块山林搅在一起认定是争议山林。四、播州法院维持习水县人民政府及遵义市政府的认定，该案事实认定不清，导致行政决定和判决产生错误，是当事人造成屡诉的重要因素。为此，请求中院依法撤销一切判决和复议，重新改判或责令习水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习水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查明事实清楚，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遵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请求。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恰当。本案争议地名为“金竹林”，经现场比对，王正荣所持1981年的自留山证中载明的“蜂桶岩”林地、杨元亨所持1981年的自留山证中载明的“金竹林”林地与原龙兴大队新田生产队持1981年的林权证中载明的“金竹林”林地，均与争议地相符，即争议各方均能出具合法有效的凭证。且相互以邻为界，没有准确标识，也没有明显的自然边界。争议发生后，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征收并实际占用部分争议地，更无法识别边界。虽然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杨元亨、王正荣分别取得林权证，两证记载的边界彼此相邻，哑水新田组集体林地未见登记。但杨元亨与王正荣均不认可存在相邻的事实，也均不认可对方登记表上的签名为自己所为。习府处（2016）55号行政处理决定已经撤销王正荣持有的林权证上关于争议地的林权登记，并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因此，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应当以1981年的林权证为基本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因争议各方均能出具合法有效的凭证，结合杨元亨、原龙兴大队新田生产队、王正荣的所持证可以看出，三块土地的左右界刚好相互接壤，左边为杨元亨管理使用的“金竹林”，中间为龙兴大队新田生产队所有的“金竹林”，右边为王正荣管理使用的“蜂桶岩”，故习水县人民政府将争议林地划分为3等份进行处理并无不当。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对王正荣的复议申请予以受理，并对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52号行政处理决定进行全面审查后，作出遵府行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复议结果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王正荣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正荣负担50元，由上诉人杨元亨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张萍萍书记员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