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429刑初47号 公诉机关武乡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革平，男，197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住山西省武乡县。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公安局决定于2019年2月18日被武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3月26日由武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西省襄垣县看守所。 辩护人成李斌，山西雷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发祥，男，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住山西省武乡县。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2019年3月6日被武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3月26日被武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西省襄垣县看守所。 辩护人韩瑞萍，山西省武乡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人魏虎珍，男，197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住山西省武乡县。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2019年2月21日被武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3月26日由武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西省襄垣县看守所。 辩护人张海霞，山西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水平，男，196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住山西武乡县。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2019年2月21日被武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3月26日由武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西省襄垣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华英，山西锐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千宏，男，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住山西武乡县。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2019年2月21日被武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3月26日由武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西省襄垣县看守所。 辩护人史晓巍，山西省武乡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人李文斌，男，197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住山西武乡县。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2019年2月22日被武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经武乡县公安局决定于2019年3月12日予以取保候审。2019年7月1日经武乡县人民法院决定予以取保候审。 辩护人史俊宏，山西省武乡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武乡县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刑刑诉[2019]4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犯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成菊、陈小燕、张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及辩护人成李斌、韩瑞萍、张海霞、李华英、史晓巍、史俊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公司）自2010年左右开始，被煤矿所在××乡成立的墨镫车队（后成立为畅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围堵运煤道路等方式非法控制、垄断。之后，墨镫村又垄断了三元公司矸石煤业务。武乡县墨镫乡常青村同墨镫村同处三元公司所在地，被告人郑革平任常青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被告人李发祥任常青村支委委员，两人对墨镫村独享三元公司利益而常青村不能享有感到不满，曾多次找墨镫乡政府、三元公司反映要求解决墨镫车队拖欠常青村车辆管理费问题并要求与墨镫村分享三元公司矸石煤业务。 2015年，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准备投产试运营，被告人郑革平向墨镫车队提出由常青车队独揽三元公司至恒盛公司煤炭运输业务，不再要求分享矸石煤业务及车辆管理费用，墨镫车队表示同意，三元公司为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无奈予以同意。为此，墨镫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常青村村民委员会作为乙方、三元公司作为丙方、墨镫乡人民政府作为监督单位，共同签订协议书（以下统称四方协议）。 2015年10月，恒盛公司试运营，前往三元公司运煤，被告知根据四方协议只能由常青车队进行运输。恒盛公司随即与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沟通，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所提运费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并口头威胁恒盛公司如果用其它车队运输，从三元公司将拉不出煤，恒盛公司被迫无奈接受。之后常青村组建常青车队，在三元公司大门口设置开票点，高价垄断三元公司至恒盛公司原煤运输业务，被告人李发祥任车队队长，工资由车队发放。2016年，被告人魏虎珍开始担任分管车队负责人，被告人孙千宏接任李发祥担任车队队长、郑水平担任出纳、李文斌担任开票员，工资由公司（车队）统一发放。形成了以被告人郑革平为纠集者，被告人魏虎珍等人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2017年3月，常青车队完善手续后成立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由被告人郑革平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被告人魏虎珍、孙千宏、郑水平、李文斌继续任职。2018年3月，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解散，常青车队及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共收取恒盛公司运费人民币8789915.38元（以下币种相同）。 认定上诉事实的证据有，1.物证：公章、电脑等；2.书证：受理案件登记表、审计报告、协议书等；3.证人证言：证人王某、李某1等的证言；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孙千宏、郑水平、李文斌的供述与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孙千宏、郑水平、李文斌强迫他人接受高价运输服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恶势力犯罪应当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郑革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基本无异议,同时被告人郑革平当庭对犯罪事实及证据作如下辩解。关于犯罪事实部分：因为三元公司要占我村的地方，三元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找我协调处理，李某1回去给三元公司领导汇报并找墨镫乡对接，墨镫村党支部书记李某2也和我商量，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四方协议。四方协议的签订没有恒盛公司的人参加和签字，但依据四方协议常青车队享有了三元公司到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权及不高于新村运价约定，我及李发祥与恒盛公司谈运价没有威胁对方。关于罪名部分：作为村委主要领导，为老百姓办事，还有四方协议支撑，我认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关于证据部分：对书证中恒盛公司的文件有异议，这份文件政府是知晓的，因此构不成强迫交易行为；对证人证言主要包括常青车队我本人没有参与管理，也没有发生堵路的事情，常青车队也没有与墨镫车队进行利益交换；对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中关于高于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多少钱不清楚，价格也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本案主要是三元公司不派车才导致的，而非常青车队导致的。被告人郑革平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革平犯强迫交易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理由为，常青车队享有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权是因三元公司需要占用常青村的道路并由三元公司积极协调而来的；庭审中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陈述于2015年7月9日与恒盛公司通过友好协商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定运输价格为12元。该会议纪要是友好协商，不存在口头威胁和无奈接受；被告人郑革平在本案中未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组建车队是为了维护村民利益，是由三元公司提议协调的结果。四方协议产生的背景是三元公司要占用常青村的道路，而在四方协议中却参与了恒盛公司运输车队的选定，因此四方协议解决的是三元公司对于恒盛公司原煤销售和运煤捆绑销售问题，这种方式变相解决了常青村占地问题，可见对于恒盛公司不存在强迫行为和剥夺恒盛公司运输选择权的问题；四方协议只是对常青车队的价格进行了限定，第一次价格12元是在乡政府参与下议定的并形成了会议纪要，第二次价格是在限吨的情况下核算后增加的，两次都没有暴力、胁迫的情形。2.被告人郑革平具有以下量刑情节，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郑革平具有自首情节，在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可以证明被告人系主动到案，并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郑革平参与本案的初衷是履行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的职责，完全是为村民的福利、脱贫着想，其本人没有获得任何利益；被告人郑革平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平时表现较好且没有前科；三元公司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其主导了四方协议签订及运煤主体的选定。3.两高两部要求构成恶势力需要在起诉书中表述，现在公诉人未表述那么就构不成恶势力案件。4.对四支存单的错误扣押，应当予以发还。四支存单系他人车辆保证金，被告人郑革平系代为管理，该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应当予以发还。 被告人李发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基本无异议,同时被告人李发祥当庭对犯罪事实及证据作如下辩解：1.关于犯罪事实部分，我没有在车队领工资，在常青村委领工资，我当车队队长是村支委会议决定的，车队从2015年-2016年基本上就我一个人，有了事情请示郑革平书记，到了2016年9月我就不再担任常青车队队长职务。2.关于证据部分，对证人证言有关堵车的事实不知情、没参与，从会议纪要可以看出我没有强迫交易行为；对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中价格12元应该认定为市场价格。被告人李发祥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被告人李发祥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主观故意；2.被告人李发祥没有实施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3.被告人李发祥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非法牟利性”；4.本案证据体系缺失严重，控方所举证据不足以完成指控；5.被告人李发祥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2019年3月6日，被告人李发祥主动到太原市铁路公安处武乡车站派出所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李发祥坦白成立。被告人李发祥是初犯、偶犯，犯罪前未受过任何法律处分，表现良好。被告人李发祥未采取“暴力、胁迫”手段，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 被告人魏虎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均有异议,同时结合被告人魏虎珍当庭对犯罪事实及证据所作辩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犯罪事实部分，被告人魏虎珍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其认错不认罪，但承认常青车队垄断了三元煤业到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权且运价要高于市场价格。2.关于证据部分，被告人魏虎珍认为其在畅通运输有限公司（常青车队）担任监事，按照规定监事不能担任经理，我主要是协助车队队长孙千宏维持车队秩序、办理公司注册手续、签字确认所有开支、协调和恒盛公司的关系。被告人魏虎珍的辩护人辩护意见：1.本案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同时不应定性为恶势力团伙。2.被告人魏虎珍没有实施强迫交易的行为。3.如果构成强迫交易罪，也应当定为单位犯罪，而不是几名被告人的共同犯罪。特别强调被告人魏虎珍是主动到案。 被告人郑水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均无异议。被告人郑水平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归纳为：1.被告人郑水平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主观恶意；2.被告人郑水平没有实施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3.被告人郑水平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非法牟利性”；4.四方协议是三方参与一方监督，在商定运价时各方均予以认可，不存在暴力。本案各被告人没有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也非恶势力犯罪，更不符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恶势力”的认定标准。 被告人孙千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均无异议。被告人孙千宏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孙千宏的抓获经过是在逃人员，实际上其在村里，并未在逃。市场价格是一个宏观概念，不可以用一个公司或者合同来证明，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应该对市场做调查后再作出价格认定。关于李某1的证人证言，煤矸石与四方协议无关，与本案几名被告人供述有差异，三元公司与常青村之间用倾倒煤矸石与恒盛公司原煤运输权作了交换。被告人孙千宏既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施强迫交易罪的暴力行为，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被告人李文斌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均无异议。被告人李文斌的辩护人辩护意见：1.关于证据方面，书证中报案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与四方协议不一致，主要是恒盛公司原煤运输权是如何被常青车队取得，不能忽视三元公司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原煤的市场价格不仅是一个市场问题，具体到本案也是一个占用土地与原煤运输权交换的问题，这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不可能由常青村来决定；关于证人证言均没有证实被告人有暴力行为，但可以证实三元公司占用常青村土地的问题；尊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但被告人李文斌不构成恶势力犯罪，被告人李文斌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特征。 经审理查明，2010年前后开始，武乡县墨镫乡墨镫村成立的墨镫车队（后更名注册成立畅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围堵原煤运输道路等方式非法控制、垄断了三元公司原煤对外销售的运输权。尔后，墨镫车队（后更名注册成立畅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又垄断了三元公司矸石煤的业务。基于武乡县墨镫乡墨镫村、常青村同属三元公司临近村，三元公司原煤、矸石煤的运输、倾倒需要途经上述两村道路，加之常青村部分车辆参与到墨镫车队从事原煤运输，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对墨镫村垄断三元公司原煤销售及矸石煤运输业务获取利益而自己所在的常青村不能获取利益感到不满。三元公司李某1为企业运输通行、企业占地等事宜与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协商时，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向李某1提出欲分享三元公司矸石煤的要求，同时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也找到三元公司、墨镫乡人民政府反映解决与墨镫村分享三元公司矸石煤利益及墨镫车队拖欠常青村加入墨镫车队的车主应缴纳的管理费等相关问题。 2015年，恒盛公司准备投产试运营，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向墨镫车队提出由常青村独揽三元公司至恒盛公司原煤运输权，不再主张与墨镫车队分享三元公司的煤矸石利益以及墨镫车队拖欠常青村车辆应缴纳的管理费，墨镫车队同意常青村主张。三元公司考虑到墨镫车队与公司因原煤运输权所产生的纠葛，为了与常青村不再发生类似与墨镫村的纷争和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无奈予以接受常青村提出的由常青车队垄断三元公司至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权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由墨镫村村民委员会、常青村村民委员会、三元公司作为甲方、乙方、丙方，墨镫乡人民政府作为监督单位的四方协议随之签订。四方协议中包含有恒盛公司原煤运输主体只能由常青车队垄断的内容，但恒盛公司没有在四方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就这样剥夺了恒盛公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至此，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选择权在常青村的主导下，由三元公司、墨镫村的积极配合参与下，被常青车队垄断经营。 2015年10月，恒盛公司开始生产运营并派车前往三元公司运输原煤，被告知根据四方协议只能由常青车队运输原煤。恒盛公司无奈只能找常青车队的相关人员即本案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沟通，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以四方协议为由口头威胁恒盛公司，如果选用其它车辆运输原煤，从三元公司拉不出煤。恒盛公司在无法获取煤源，导致公司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四方协议中关于由常青车队垄断恒盛公司从三元公司往恒盛公司运煤的不合理条款。同时，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与恒盛公司就原煤运输价格进行协商，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以四方协议中对运输原煤价格不高于马堡村等最高限价的条款为筹码，恒盛公司在原煤运输单一主体已经选定的背景下只能被迫接受常青车队提出的不合理价格。期间，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与恒盛公司就常青车队运煤价格进行了由12元到17元（不含税）的价格变动商谈，在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自认为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恒盛公司被迫接受了上述价格。常青车队从三元公司运往恒盛公司原煤运输价格要高于市场正常的运输价格。 被告人郑革平担任常青村党支部书记、常青村村民委员主任职务期间，以为常青村民委员会及常青村民牟取利益为由，主导因占地、通行向三元公司牟取利益，因矸石煤、管理费与墨镫村分享三元公司的利益，最终产生了恒盛公司未予以签字确认的四方协议，基于四方协议在高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垄断了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权。被告人李发祥在被告人郑革平的领导及授意下，积极参与四方协议的签订及运输价格的谈判，并负责常青车队具体事务至2016年9月退出。2016年9月，被告人魏虎珍接任被告人李发祥的工作并担任车队分管负责人，在被告人郑革平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常青车队的财务支出、协调与恒盛公司的关系并与被告人郑革平注册成立了武乡县常恒福运输公司。2016年，被告人孙千宏担任常青车队队长，接受被告人郑革平、魏虎珍的领导，负责常青车队、恒盛公司与三元公司的联络及维持常青车队运煤车辆的秩序；被告郑水平担任常青车队的出纳，在被告人郑革平、魏虎珍的领导下，负责常青车队运费结算、对单、分配等事宜；被告人李文斌接受被告人魏虎珍的领导担任常青车队的开票员，单一负责常青车队运输三元公司到恒盛公司的原煤开票工作。2017年3月，常青车队由起字号的组织经工商登记成立了武乡县常恒福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常恒福公司）由被告人郑革平担任常恒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长职务，被告人魏虎珍、孙千宏、郑水平、李文斌等继续在常恒福公司任职工作。截止2018年3月常恒福公司解散，常青车队及常恒福公司共收取恒盛公司支付的运输费用8789915.38元。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等人在不同时期拥有车辆先后参与常青车队及常恒福公司原煤运输业务并收取不等数额的运输费用。在收取常青车队及常恒福公司上缴的管理费后，除被告人郑革平和被告人李发祥（2016年9月以后）从常青村民委员会领取工资外，被告人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及被告人李发祥（2016年9月之前）等均在常青车队和常恒福公司获取相应报酬。由此，形成了以被告人郑革平为纠集者，被告人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等人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被告人李发祥负责常青车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2015年10月之后至2016年9月之前，其负责常青车队工作主要是在被告人郑革平领导下开展工作，即2016年9月之前的强迫交易主要由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二人实施。 2018年4月23日，武乡县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2019年2月18日，被告人郑革平到武乡县公安局投案。2019年2月19日，武乡县公安局拟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即本案的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刑事拘留。被告人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均被武乡县公安局列为网上追逃犯罪嫌疑人。2019年3月6日，被告人李发祥经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武乡车站派出所民警魏帅、程前做工作，其到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武乡车站派出所投案并供述了强迫交易的犯罪事实。2019年2月20日，被告人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被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榆次车站派出所民警抓获。2018年2月20日，被告人李文斌经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铁路公安处太原车站派出所民警郑心乐、刘继东做工作，其到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铁路公安处太原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 另查明，武乡县公安局冻结被告人郑革平17858.96元，冻结被告人孙千宏8216.95元，被告人郑水平40960.03元，冻结常恒福公司903547.67元。常恒福公司收取货车司机每人押金共计74.4万元未予以退还。常青村办企业常青工贸借常恒福公司8万元尚未归还。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物证 电脑一台、印章三枚、扣押清单，证实物证来源。 二、书证 1.报案材料、受理案件登记表，证实案件来源为2018年4月19日恒盛公司报案。 2.抓获经过12份、情况说明3份，证实被告人郑革平于2019年2月18日主动到武乡县公安局投案；被告人李发祥于2019年3月6日，经武乡车站派出所民警做工作主动电话联系民警到该所投案；被告人郑水平于2019年2月20日被榆次车站派出所抓获归案；被告人魏虎珍、孙千宏于2019年2月20日，榆次车站派出所通过抓获被告人郑水平后，郑水平拨打魏虎珍、孙千宏电话说明是公安机关要找他们，后抓获归案；被告人李文斌于2019年2月20日，太原车站派出所民警电话联系、表明身份、说明来历后，称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工作，自行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3.拘留证、临时羁押证明、释放证明，用于证实被告人郑革平2019年2月18日被刑拘；被告人李发祥2019年3月6日被刑拘；被告人魏虎珍2019年2月21日被刑拘；被告人郑水平2019年2月21日被刑拘；被告人孙千宏2019年2月21日被刑拘；被告人李文斌2019年2月20日临时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至2月22日解除临时羁押被刑拘，2019年3月12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4.户籍证明，证实六被告人基本情况。 5.前科劣迹调查表，证实六被告人均无犯罪前科。 6.协助冻结通知书4份，证实冻结被告人郑革平17858.96元；冻结被告人孙千宏8216.95元；冻结被告人郑水平40960.03元；冻结常恒福公司903547.67元。 7.扣押清单及协议书、货物运输合同等： （1）扣押清单，证实2018年5月7日，武乡县公安局从被告人郑革平处扣押协议书1份、授权委托书1份、装车顺序表1份、2015-2018年记帐凭证3本，2017年分类明细帐本1份、收据单3本、税务登记证1份（恒盛公司）、货物运输合同9份（恒盛公司与李某3等9人）、证明9张（恒盛公司致国家税务局）、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3张、公章3个、电脑1台。 （2）协议书，证实2015年4月1日，甲方墨镫村民委员会（签字人李某4、李某2）、乙方常青村民委员会（签字人郑革平、李发祥）、丙方三元公司（签字人王某、李某1）、监督单位墨镫乡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签字人郝某、刘某），具体内容包括“为了给驻乡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稳定化解村企矛盾、村村矛盾，进一步促进村企共建、村村共建，到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互惠互利、共同和谐发展的目标，墨镫村民委员会与常青村民委员会经协商达成协议，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给予大力支持”①畅顺运输公司由墨镫村民委员会独立经营，不再支付常青村民委员会管理费；②墨镫村民委员会依法经营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矸石煤的处理，常青村民委员会不参与任何管理和收益分配；③常青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购买自卸车独立经营三元福达煤业公司至恒盛洗煤厂原煤运输业务；④双方互不干涉另一方任何运输、管理、收益分配事项，不得取闹、不得引发新的矛盾纠纷，一方违反协议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要依法赔偿；⑤三元煤业同意上以条款，运费需在合理范围内并不得超过马堡煤业有限公司至恒盛洗煤厂运费；⑥墨镫乡政府作为监督单位，监督三方遵守协议，协调解决三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3）货物运输合同及恒盛公司致武乡国家税务局证明、代表增值税缴纳税款申报单，证实2017年1月，运输每吨17.8元，曾以孙某1等人名义代开票。 （4）2017年分类明细帐本1份、收据单3本，证实强迫交易的数额、常恒福公司无外债、有债权5万元。 8.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武乡县常青村村委会证明2份、收据23份、常青村委会会议记录17份 （1）调取证据通知书，证实2019年3月11日，武乡县公安局向常青村村民委员会调取与常青车队有关的会议记录及车主押金收据。 （2）武乡县常青村村委会证明2份及收据23份，证实常恒福公司收取23人货车司机，每人押金3万元，共计69万元。 （3）常青村委会会议记录，证实2016年3月17日，常青村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公司名为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郑革平，公司经理魏虎珍，财务管理郑水平；2016年8月14日，冯书记针对星期四村民到乡政府反应，关于买翻斗车，参与煤矿到洗煤厂运输的问题，建议拿出合理方案，郑革平意见做到公平、公正，让家家受益；2016年8月15日，冯书记，针对近几天村民反应的有关问题，乡政府决定将37户报名户都吸收进来，发展养车拉煤；任命孙千宏为车队队长；李文斌为开票员，李发祥撤去队长职务回村委会工作；2016年11月17日，调整运费，为含税19元，税款2.2元，车主13元，车队开支1元，剩余上交村委会，作为集体收入；2017年2月7日，成立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成立在个人头上，再变更村委会下属公司，法人代表郑革平，公司经理魏虎珍，财务管理郑水平；2018年4月4月，车队与村委解除关系。 9.企业信息查询单，证实常恒福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3月20日，法定代表人李某3；法定代表人变更日期2018年4月19日，变更前法人郑革平。 10．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恒盛公司派车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调取证据通知书、墨镫乡农村商业银行常恒福公司交易明细；调取证据通知书、常青村委会帐务资料、孙某2情况说明散页，证实恒盛公司与常青车队、常恒福公司交易数额。常恒福公司（常青车队）上交村委管理会数额为1251436.39元。 11.恒盛公司投产前需协调问题的请示，证实2015年6月26日，恒盛公司向武乡县人民政府上报请示，公司2015年5月9日经调试，已具备生产条件，公司和周边车队就汽车运输问题进行多次洽谈无法达成一致，存在周边车队运价超出市场价格过高问题，企业无法接受，相关部门多次主动积极协调但仍无法接受市场运价，成为制约选煤厂投产的主要因素，恳请县政府在公司和周边车队洽谈运费问题上给予帮助和协调。 12.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原煤运输合同，证实2018年4月1日襄垣县昊源运输公司与恒盛公司签订原煤运输合同价格为每吨11元（含税）。 13.山西勤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常青车队）2015年5月-2018年3月运费收入及相关事项的专项审计报告》，证实常恒福公司（常青车队）2015至2018年度合计运输收入为8789915.38元（含税），养车押金收入为744000元，上缴管理费891436.39元（备注：该项有误）。 14.现场检测报告书6份，证实被告人郑革平等6名犯罪嫌疑人均不吸毒。 15.常青村村委会证明，证实被告人李文斌妻子癌症晚期，长子患先天性癫痫，次子8岁在上小学。 16.农村党支部书记登记表、农村党支部班子成员情况登记表，证实郑革平，中共党员，2015年至今任常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魏虎珍、李发祥，中共党员，2012年至今任常青村支部委员。 17.中共墨镫乡纪律检察委员会《关于墨镫乡常青村郑革平等五人纪律处分情况说明》，证实魏虎珍因擅自出租集体土地2014年受党内警告处分。 18.移送案件性质说明，证实武乡县公安局移送案件认为该案件属于恶势力犯罪案件。 三、证人证言 19.恒盛洗煤厂 （1）证人马某1（男，46岁，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董事长，住长治市××区）于2018年4月25日在恒盛洗煤有限公司作证言。 第一次：我现任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董事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是由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公司、武乡县煤炭运输公司、山西新村煤业有限公司、山西马堡煤业有限公司、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隶属于晋能集团长治分公司（原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公司）。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是独立的，而人事任免是由晋能集团长治分公司决定的。从2015年10月份开始试运营。我是2014年11月份恒盛洗煤厂建设后期任的董事长。2015年4月1日这个四方协议我公司并没有参与，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公司要在2015年10月份试运营，我们公司就准备找运费合理的社会车辆准备运输原煤，结果发现福达煤业就不给我们派煤，经过与福达煤业负责人沟通，被告知福达煤业的产煤运输权被墨镫车队所控制，想要购进原煤只能用墨镫车队的车辆运输。后我又找到墨镫车队的负责人，被告知往洗煤厂拉的煤他们不管，要去找常青村的村支书郑革平，我去了以后了解到该村车队还未成立，只有几辆大车，而且还不能开具发票，不符合洗煤厂运营的要求，当场我提出要自己找车进行运输，被郑革平严词拒绝，并提供了一份协议书，说只要从福达煤业往恒盛洗煤厂运煤，只能由常青村的运输车一家进行运营。这个协议书共有四方参与，甲方为墨镫村民委员会，乙方为常青村民委员会，丙方为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监督单位为墨镫乡人民政府。协议内容的商讨、包括最后的签署，恒盛洗煤厂有限公司没有任何人员参与过。当时我拿到协议书，看过协议内容后，觉得很是气愤，居然在没有我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签署了一份剥夺我公司自主选择运输权利的协议，要是按照协议要求，不仅增加了我公司生产成本，而且挤压了我公司的利润空间。当时我拿到协议后，找过协议内的监督单位墨镫乡人民政府郝书记，要求他给个合理解释，但是一直也没得到合理答复，最后为了保证公司按期试运营，被迫接受了常青车队的运营方式。这份协议签订的背景据我了解，是墨镫乡政府为了解决福达煤业与驻地墨镫村和常青村的矛盾，正值恒盛洗煤厂在建设过程中，墨镫乡政府在没有我公司人员的参与下，切割我公司的权利，让与村民，最终调解了矛盾，并达成了协议书内的八项内容。福达煤业与驻地两个村的具体矛盾我不清楚。自从我公司试运营开始到目前为止，我公司从福达煤业购进原煤的运输权一直被常青车队所控制，而且每吨的运费远远高于市场价，比如福达煤业到我公司是1.5公里的距离，常青车队的每吨运费是17元，而正常的市场价格是每吨6.3元，长期以来就给我公司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极大地压缩了利润空间。 2015年10月25日我公司开始试运营，为邯郸世通商贸有限公司原煤代加工，收取加工费。当天将原煤加工好之后，邯郸世通商贸有限公司派车前来拉煤，当时就被墨镫车队一辆车强行阻拦，持续了整整一天，我当时给县政府进行了及时汇报，在次日，在县政府主要领导的组织下召开了由县煤管局、运管局、墨镫乡等主要领导及我公司代表参加的协调会，最终无果还是我公司被迫答应墨镫车队的无理要求。2015年10月26日我公司向煤管局提交的进出煤方案汇报最后也没执行。我公司在被迫答应墨镫车队的无理要求后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墨镫车队只给河北武安、邯郸一带沿线短距离的客户运输精煤，除此之外的客户墨镫车队拒绝运输，这样挤压了客户空间，影响了我公司整体的市场开发规划，间接地造成了我公司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使我公司的整体形象严重受损，外地的客户提到武乡县恒盛洗煤厂就说有周边车队控制运输，还有车队收取小费的现象。 （2）证人陈某（男，44岁，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总经理，住长治市××区）于2018年4月19日在恒盛洗煤有限公司作证言。 第一次：我现任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总经理。我公司从2015年10月试运营开始向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购进原煤，购进原煤的煤价中不带运费，运费由我们向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结算，我们从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购进的原煤由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负责运输。2015年至2016年他们结算是交由物流公司代发，2017年前三个月是他们自己去税务局代开运输发票然后结算，2017年4月至今是给他们的对公账户结算。我公司与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有运输合同，签订合同是由我、销售副总吴某、销售科副科长靳奎分别签字，对方我不清楚。合同上的运费价格是19.2元/吨，里程2.1公里，这个价格是由他们定出了的，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和山西三元福达煤业签订购煤合同后，就让我们和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联系，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没有指定运输车队，是三元福达煤业的原煤运输都被武乡县畅顺运输有限公司垄断了，在2015年我公司试运营时，墨镫乡常青村成立了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他要垄断三元福达煤业到我们洗煤厂的运输，当我公司试运营要从三元福达煤业购进原煤时，发现三元福达到我公司的原煤运输被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垄断了，他们甚至还有一份协议书，上面写明了常青村的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独立经营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至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业务，协议书有四方，分别是甲方墨镫村民委员会，乙方常青村民委员会，丙方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监督单位墨镫乡人民政府。甲方经营有武乡县畅顺运输有限公司，乙方经营有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这样如果我公司想从三元福达煤业购煤的话，必须将运输权交由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被迫接受常恒福运输公司的服务和高昂的运费价格，如果自己用别的车队去拉煤，会被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的人阻拦，进不了煤场，装不到煤。当时根本没有别的车队能在三元福达煤业把煤拉出来，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在2015年给我们的价格是12元/吨，2016年超限新规执行后运费价格是19.2元/吨。我们感觉太高，打听了一下2016年以前2公里路程给的是大概5元/吨，之后大概是7元/吨。当时我们找常恒福运输公司负责人协商时，提出过想用别的公司的车拉煤，郑革平和李发祥表示“你找外面的车来，能进了煤矿，但是拉不出煤”，我害怕发生冲突，只能被逼妥协了。 （3）证人吴某（男，39岁，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住武乡县墨镫乡恒盛洗煤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4日、3月25日在恒盛洗煤有限公司作证言。 我从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2013年8月成立至今一直是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我公司和常恒福运输公司之间有运输原煤业务往来，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一开始是郑革平和李发祥，后来就换成郑革平、魏虎珍，我公司这边主要是我和陈某两人。我公司从三元福达煤矿运输原煤就只和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这一家签订运输合同。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前，我公司和其他物流公司签运输合同，把运费打到物流公司账中，物流公司扣除税费等开支后把运费打给常青车队的李发祥女儿李玲或者郑水平账户；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成立后就和他公司直接签订运输合同，我方直接就把运费打到他公司的账户×××了。运费标准一开始是不含税费每吨12元，后来2016年9月份因限吨的原因，运费涨成每吨17元，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后含税费又成了每吨19.2元。按照标准从三元福达煤矿到洗煤厂的距离运费应该控制在每吨7元左右。 2015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试运营，到了2015年10月份，我们正式开始运营。试运营时由常青车队负责运输原煤。当时我们洗煤厂厂子刚刚建好，计划试运营，就面临着原煤进入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常青村支书郑革平与李发祥找到我们洗煤厂，拿着一份“四方协议”和我们提出，三元煤矿到我们洗煤厂的煤只能由他们常青车队拉，如果用其他车队的话，我们肯定从三元煤矿拉不出来煤。这份“四方协议”签订时，我们恒盛洗煤厂没有参与。我们恒盛洗煤厂就没有话语权，他们签订这份协议也不让我们在场，直接就决定了我们的原煤进口渠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当时洗煤厂运营必须进行，我们想自己雇佣车队进行原煤运输，但是到了三元煤矿又怕让常青车队拦住，引发更大的冲突，再说，如果我们去三元煤矿拉煤，三元煤矿在没有得到常青车队的同意情况下给我们放煤，常青车队又和三元煤矿闹呀，综合这些考虑，我们才被迫接受常青车队的条件，用他们的车队给我们拉三元煤矿的原煤。从三元煤矿到我们洗煤厂的运费是每吨12元钱，当时的市场价格应该是每吨7元左右。当时有个限吨政策，马堡车队和新村车队都涨价了，涨了5元钱，郑革平过来找我们，说是那两家车队都涨了，他们也要涨，我们也就只能给常青车队的运费上涨了5元。2015年至2017年期间，常青车队没有和恒盛洗煤厂签订合同。我们只能自己找运输公司，和对方签订合同，然后将税款和运费一起打给对方，等对方扣除税款，并开具税票后，再将实际12元的运费打入常青车队郑水平等人账户内。现在恒盛洗煤厂雇佣的车队运费是含税每吨11元钱。 (4)证人孙某3（男，45岁，恒盛洗煤公司销售科业务员，住××乡号）于2019年2月28日在武乡县晋能集团恒盛洗煤有限公司办公楼作证言。 我从2016年6月开始担任恒盛洗煤有限公司销售科业务员。主要是给公司开具拉煤时所用的派车单。我开具的派车单一般是给了常青车队的李文斌或者孙千宏。 20.墨镫乡政府 （1）证人郝某（男，55岁，原武乡县墨镫乡党委书记，住××乡）于2019年3月4日、3月21日在武乡县公安局、武乡安监局607办公室共接受两次询问。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10月份期间，我在武乡县墨镫乡担任党委书记，“四方协议”是我本人签的字，当时墨镫村和常青村因为三元煤矿的矸石煤经营有意见，时任纪检书记刘某找到我想让我们乡政府当监督单位，当时三元煤矿的李某1也找到乡政府，希望可以让乡政府做监督，以防两个村反悔，影响三元煤矿的正常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乡政府才答应做监督单位。主要是因为常青村和墨镫村之间的关系不太好，以及三元煤矿李某1从中协调，我们就是本着解决两村矛盾，协调村与煤矿之间的关系，以免影响三元煤矿的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所以才成为监督单位。常青车队的运费是常青村委和恒盛洗煤厂定下来的，乡政府没有参与。恒盛洗煤厂没有找乡政府商讨过运费价格。 第二次询问主要内容：常青村和墨镫村因为管理费一直闹矛盾，常青村有半挂车在墨镫车队内运营，墨镫车队答应给常青村一部分管理费，但一直给不了。后来三元煤矿开始生产矸石煤，两个村的村民在三元煤矿抢矸石里面的煤炭，导致两个村的村民在煤厂内开始闹，堆放在煤石的矸石煤也没不能及时拉出来，最后就影响了三元煤矿的生产。后来墨镫村、常青村和三元煤矿三家就开始协商，达成由墨镫村独自负责三元煤矿的煤矸石生产，常青村成立车队，运输三元煤矿至恒盛洗煤厂的原煤的口头协议，三元煤矿怕常青村、墨镫村反悔，找到乡政府，为了维护墨镫乡的社会稳定，调节村村矛盾，化解村企之间的纠纷，我才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2）证人刘某（男，49岁，原武乡县墨镫乡纪检书记，墨镫村、常青村包村干部，住××乡）于2019年3月1日在武乡县公安局两次接受询问所作证言。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2011年5月份至2016年5月份我担任墨镫乡纪检书记和墨镫、常青村的包片干部。“四方协议”是三元福达煤业当时占着墨镫村和常青村的土地，这两个村都想从三元福达煤业争取点利益，当时墨镫车队（畅顺车队）里面有常青村人的大挂车，都是由墨镫车队管理，墨镫村收取车队1至2元一吨的管理费，常青村的人想着他们也有大车在墨镫车队干活了，也想要点管理费了，后来墨镫车队就答应给常青村1/6的管理费，但是墨镫村总是不能及时将管理费交给常青村，常青村人们也感觉不平衡，常青村和墨镫村因为管理费翻来覆去的说这个事情。到了2015年的时候，恒盛洗煤厂初步建成并打算试运营了，常青村就是提出来管理费、三元煤矿的矸石煤由墨镫车队经营的这些事情找到墨镫村，和墨镫村提出要跑三元煤矿的短途运输，也就是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这段路的运输权，后来双方协商了很长时间，才达成口头协议。2015年4月份之前，常青村和墨镫村多次找到我们乡政府，并且三元煤矿也一再找到乡政府，希望能化解常青村和墨镫村之间的矛盾，避免给煤矿生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表示同意这个协议；我们出于化解常青村和墨镫村之间的矛盾的目的，给三元煤矿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再加上他们都过来找我们要求协调矛盾，我们乡政府就成为监督单位，甲乙丙方分别是墨镫村、常青村、三元福达。原来常青村和墨镫村一起组建的墨镫车队，这个车队就是承揽的三元煤矿的原煤外运，常青村想成立车队给恒盛洗煤厂拉煤了，但是墨镫村当时也想给恒盛洗煤厂拉煤了，所以常青村就得和墨镫村谈这个事情。协议内说明的“为了给驻乡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稳定化解村企矛盾、村村矛盾”一是因为当时墨镫村和常青村组建的车队，两个村因为收取的管理费分配不均有意见；二是因为三元煤矿把矸石煤的经营让墨镫村负责，但是常青村也要点矸石煤，所以说双方有点矛盾；再加上三元煤矿占着两个村的土地，也怕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是本着要化解双方矛盾的原则，所以才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我记得当时是我和郝某书记在协议上面签了字。常青车队的负责和运费都由常青村委决定，乡政府不参与这些事。我记得恒盛洗煤厂好像是找过郝某书记谈过运费或车队的事情。 第二次询问主要内容：“四方协议”中提到矸石煤是当时三元煤矿和矸石煤的生意给了墨镫村，但是三元煤矿也占着常青村的土地，所以常青村觉得不公平，对这个事情有意见。除了矸石煤还有管理费的事，常青村的干部经常找乡政府、三元福达煤矿反映矸石煤分配问题，村里的村民还以土地补偿等问题找三元煤矿和负责人，煤矿也怕双方闹起事情来影响煤矿的生产，就不断向我们乡政府反应这个问题。三元煤矿是当地的重点企业，乡政府也怕两个村发生矛盾，影响三元煤矿和生产经营。我们当时的意思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常青村可以组建车队往恒盛洗煤厂拉煤，但并不是将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进口指定给常青车队。 21.三元福达煤业 （1）证人王某（男，48岁，原三元福达煤业公司安全矿长，住长治市××区号）于2019年3月11日、3月24日在晋能集团长治公司、武乡县公安局两次接受询问所作证言。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2015年4月签订的“四方协议”内容我记不清了，都是李某1协调好，我签个字，一个是煤矿占用村里耕地，别的地方车过来拉不上煤，二是地方政府协调，为了本地更好的发展。当时签订那个协议因为煤矿正新建一条产煤巷道，大量产出煤矸石，另外就是武乡县恒盛洗煤厂建成准备投产，有利润空间，煤矿附近的墨镫村、常青村因利益分配就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签订了这个协议。 第二次询主要内容：四方协议他们签订之后让我看过，李某1给我汇报过内容，协议签订后，三元煤矿走煤就比较顺畅了。协议签订前不顺畅，2015年年初因为煤矿生产的矸石煤，墨镫村要干、常青村也要干，产生矛盾，有一辆车停在我们三元煤矿大门外销售处外边，说是坏了，停了两三天，一直不走，拉煤车就过不去，直接影响三元煤矿的煤炭销售，四方协议签订之前一两天我就向墨镫乡党委、政府反映这个事，这样在乡政府的协调下才签订的四方协议。我们矿上自己生产原煤不能自己联系运煤企业或者自己运输，不只我们矿，其他是这个情况，不用说没有自己的运煤车队，有也不行，除常青村外运煤企业即使去了也拉不上，拉上也拉不走，这个情况已存在多年。这对恒盛洗煤肯定不公平，他们自己找车拉多好，又方便又便宜。肯定高于市场价格，不然常青车队成立干什么。马某1和陈某都是集团子公司的人，他不用常青车队就没办法运输，只能接受。停在我们厂外面的车不知道是哪里的，我们分析应该是谁有利益诉求谁才会那么干，总之是四方协议签订后这车才走，这车要不堵，不影响我们卖煤，我们也不会找乡政府协调。 （2）证人李某1（男，62岁，原三元福达煤业理、工会主席，住××乡）于2019年2月26日、3月21日在武乡县公安局两次接受询问所作证言。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2005元至2017年12月期间，我在武乡县墨镫乡三元福达煤矿担任副经理、工会主席，“四方协议”是我本人签的，当时墨镫车队把持的三元福达煤矿的原煤外运权，然后墨镫车队就以5块钱一吨的价格将三元煤矿的矸石煤生意揽下来了；后来我们常青村村支书郑革平就找到我，说是墨镫车队在三元煤矿拉矸石煤了，他们常青村也想拉上些矸石煤，我们便将这个情况汇报给煤矿的总经理王仲勋，因为是两个村的事情，王经理做不了主，便让郑革平找墨镫乡乡政府领导协调这些事情，后来协商的结果是墨镫车队将矸石煤生意独揽下来，常青村不得参与；常青村组建车队承揽三元福达煤矿至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就这样才签订这份“四方协议”。麻池沟倒矸石的事和“四方协议”没有关系。在常青村没有成立车队之前，我们煤矿的原煤出口只能由墨镫车队负责运输，后来2015年签订协议之后，常青车队成立，到了10月份，恒盛洗煤厂试运营，常青车队就负责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 第二次询问主要内容：“麻池沟”修路的时候郑没有向我提出来要矸石煤我记不清了，反正郑革平确实向我提出来要矸厂煤生意。当时墨镫村已经揽上我们煤矿的矸石煤生意了，常青村觉得利益分配不均。郑革平等人还和李某2商议，墨镫村不答应分常青村矸石煤，正好恒盛洗煤厂试运营，郑革平就提出由常青成立车队，负责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不再参与矸石煤，墨镫村和常青村谈好后，郑革平找到我，一直找我们煤矿施压，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同意签了协议。郑革平之所以找到我们煤矿是害怕双方在这件事情上反悔，所以才翻天覆地找我们煤矿，要求签订这个协议。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时墨镫乡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之前新村和马堡就是例子，不同意的话，就有可能会村里人把路拦住，影响生产。当时墨镫车队垄断三元福达煤矿所有原煤外销运输权，所以郑革平要找墨镫村谈，如果不找，他们也没有办法从煤矿拉煤。当时墨镫乡的大环境，我们三元煤矿的客户要是想从煤矿拉走，必须用墨镫车队的车拉煤，签订这份协议后，恒盛洗煤厂就必须找常青车队拉煤，要不然他们就拉不上煤，恒盛洗煤厂就没有话语权，他们自己找车队肯定不能行。这是当时一个潜规则，如果我们让恒盛洗煤厂自己找车队拉煤，不通过常青车队，常青车队肯定又要和我们煤矿闹事情，我们也不敢冒这个风险，也怕墨镫车队的事情再发生。 （3）证人张某（男，51岁，三元福达煤业党支部书记）于2019年5月6日接受询问。 主要内容：我听说常青村和墨镫村两家当时因为矸石煤闹过矛盾，好像是常青村说只有墨镫村能拉三元煤矿的矸石煤，他们不能拉，常青村把一辆大车停在进三元煤矿的那条大路上，导致墨镫车队不能进三元煤矿拉煤，堵了一下午的时间。三元煤矿是在2013或2014年修建的倒煤矸石的便道，具体记不清了，占的墨镫村和河神烟村的土地。常青村是否因为修便道提出过要求，我不清楚。常青村成立车队后是在进三元煤矿那条路上的一个活动房开票了，离的三元煤矿大概有12米左右，能看见煤场，后来那个活动房被拆除了，他们就在路边停放的车内开票了。 （4）证人牛某（男，46岁，三元福达煤业销售部部长）于2019年3月21日、2018年4月17日在三元福达煤业公司所作证言、情况说明。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我们公司之所以要报案，是因为听说新村运输队被公安机关进行打击，实际上我们公司的这种被垄断现象更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公司的利益和正常经营。我们公司之前曾多次向乡政府、县政府和长治市公司反映过此事，最终都未能解决。我们公司四分之三原煤都强制性的被畅顺车队拉走，四分之一的原煤被常青村运输车队拉走，客户的车辆根本无法进入我公司拉煤，导致我们公司的客源减少、利润减少。恒盛洗煤厂通知常青车队来我公司拉煤，但是据我们了解恒盛洗煤厂用常青运输车队也是被强迫的。2013年以前部分车队到我矿拉煤，畅顺车队以车损坏为由将车辆放到道路中间，他们的车辆被堵到路上，后来客户就不来拉煤了。因为我公司的地理位置处于墨镫村和常青村所以才导致售销煤市××村垄断。 第二次询问主要内容：我们煤矿的客户找车队来拉煤的时候，墨镫车队的人就用大车停在我们煤矿往外走的那条路上，闹得客户拉不出煤，后来便把我们煤矿的原煤外销都垄断了。恒盛洗煤厂第一次拉煤是在2015年5月2日。从三元煤矿的大环境看，墨镫车队当时已经垄断了煤矿的原煤外销，所有煤矿的客户都得找他们车队谈运费、谈运输，后来墨镫车队和常青村签订了协议，常青车队专门负责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这条线，恒盛洗煤厂不找常青车队拉，怕和村里发生矛盾，他们也实在没办法，只能接受常青车队的条件。当时常青村经常有一部分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大概有二三十人，相跟上就到煤矿找领导了，不是说房子塌了，要移民了，就是说要补偿了，后来他们要煤矸石，领导协调不下来的话，只得答应人们成立车队，矛盾不会集中在煤矿。一般是郑革平找的领导协调。恒盛洗煤厂就不会找三元煤矿，因为他们知道找我们也没有用，只能和常青车队说通才行，当时的大环境也确实是这样，谁也没有办法。 （5）证人马某2（男，50岁，三元福达煤业销售科科长助理）于2018年4月17日在三元福达煤业公司所作证言。 主要内容：我们村占的常青村和墨镫村的地，这两村就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又被利益所导，在村委的主导下成立了各自的运输车队，控制了我们公司的外销运输权。畅顺公司的典型手段设置开票中心，本村村民的加入畅顺公司也不能加入煤矿拉煤，为此畅顺公司还和本村个体户发生过多次矛盾和冲突。 （6）证人李某5（男，48岁，三元福达煤业工人）于2018年4月17日在三元福达煤业公司所作证言。 主要内容：我主要负责煤矿车辆进出登记管理。2010年之前还有客户自己来拉煤，之后就没有了，只能用畅顺车队。畅顺车队的手段就是设置检查点，只能本车队的车进入，外面的车进入，他们会在路上设置路障，会横在路上，外面的车进不来就。常青车队2015年恒盛洗煤厂成立后，从三元福达煤业往恒盛洗煤厂的运输都是是常青车队承运的，距离仅有1.5公里，运费高达十几元。就是因为煤矿在墨镫村和常青村的地界上，他们就强买强卖，不光扰乱了原煤运输的市场价格，为了挽留客户煤矿不得不降价，给煤矿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22.墨镫车队 （1）证人李某4（男，62岁，原墨镫乡党支部书记，住××乡）于2019年3月5日在武乡县公安局作证言。 主要内容：2014年12月份至2017年11月份我担任武乡县墨镫乡墨镫村支部书记。“四方协议”是我签的字，2015年年初，常青村找到三元福达煤业要矸石煤，因为当时三元福达煤矿的矸石煤由墨镫村负责经营，所以三元福达煤业的副总经理李某1找到我们墨镫村，和我们表明常青村也想经营矸石煤生意，让我们两个村商量看看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双方也没有说下个结果；等到了恒盛洗煤厂快建完运营的时候，常青村找到我们墨镫村，说是村里组建车队，独立经营三元福达煤业到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不再插手三元煤业的矸石煤经营，通过三元煤矿李某1在中间的协调，我们基本上都同意这个方案；当时三元煤矿的李某1又找到墨镫乡政府，想让乡政府当监督单位，以免双方不按照这个方案来办，再给煤矿生产造成其他麻烦；然后我们两个村和三元煤矿李某1就都去了墨镫乡政府，在会议室内我们两个村代表、三元煤矿李某1、墨镫乡刘某在上面签了字，签完之后就放到乡政府了；等其他领导们签了字，我们才拿上这份协议。签订协议时常青村郑革平、墨镫村我和李某2、三元煤矿李某1、乡政府刘某在场。 （2）证人李某2（男，43岁，原墨镫村主任，住××乡）于2019年3月11日在襄垣县看守所作证言。 主要内容：2014年11月份，我担任武乡县墨镫乡墨镫村主任，我任职期间签订过一份“四方协议”，在签订协议之前，墨镫乡政府刘某书记找到我，说是我们村欠着常青村“管理费”和三元煤矿产出的三分之一矸石煤，郑革平希望成立车队，运输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原煤；我当时没有答应他，只是说回村里开个会，看村里人同不同意；然后我和郑革平在一起商量，郑革平答应不再要欠常青村的“管理费”和矸石煤，我便回村组织开会，经会议人员商议，同意常青村郑革平的要求，之后我们便在乡政府签订了协议。当时我们墨镫村成立了车队，三元煤矿所有的原煤外销运输由墨镫车队承揽，常青村成立车队是想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拉煤，他们如果不和我们村商量好的话，他们从三元煤矿就拉不上煤。 （3）证人贾某（男，墨镫乡墨镫村人，武乡县墨镫乡会计服务中心上班，代理武乡县畅顺运输公司财务）于2018年5月30日在武乡县公安局所作证言。 主要内容：三元煤矿占用墨镫村、常青村的土地，当时本村人到三元福达煤矿拉不上煤，所以堵过三元福达煤矿的路，不让外来车队进去拉煤，同时也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就不让外来车队到三元福达煤矿和恒盛洗煤厂。2009年墨镫村就形成了这种模式。2015年恒盛洗煤厂成立后，常青车队承担全部恒盛洗煤厂在三元福达煤矿购煤后的运输业务。 （4）证人杨某（男，武乡县墨镫乡墨镫村人，武乡县墨镫村支委、武乡县畅顺运输以事安全检查科长）于2018年5月30日在武乡县公安局所作证言。 主要内容：同贾某询问笔录。 23.常青村 （1）证人李某6（男，45岁，墨镫车队货车车主住××乡）于2019年2月28日、5月20日在××乡委作证言。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2015年10月份，我们车队开始拉煤，我们拉一吨挣9元钱，每个月底对了单，郑水平给我们把运费打到账户上。2016年秋天的时候，国家拉东西限吨后，郑革平又到恒盛洗煤厂协调为我们每吨煤增了点运费，我们每拉一吨煤挣13元钱，直到2018年3月份我们车队解散都是这个价。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运输煤，只能由我们村车队拉。我们拉煤的运费是恒盛洗煤厂付款了。2015年车队刚成立时，车队没有账户，恒盛洗煤厂就把我们车队所有运费打在我和李某3、李文斌、孙某1、郑水平我们五个人的信用社账户上，我们去武乡县国税局交了税票后，我们当时就把钱全部转到会计郑水平账户上，然后郑水平再给各个车主发放拉煤运费，后来2017年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成立后，我们车队就有了集体账户了，后来恒盛洗煤厂给我们车队结算运费时就直接打在公司账户上了，不再往我们个人账户上打了。我的信用社折子，户名是李某6，账户是：×××。我们算的运费比市场价贵。 第二次询问主要内容：常恒福公司解散后，我有七八天从三元煤矿拉上煤送到恒盛洗煤厂，恒盛洗煤厂以每吨10元给我算运费。从2018年11月份开始，我给襄垣车队跑运输，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以每吨6元的价格给我结算。 （2）证人李某3（男，40岁，常青车队车主，住××乡）于2019年2月28日、2019年5月20日在××乡委办公室作证言。 第一次询问主要内容：2015年9、10月份期间，我们常青村要组建车队，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我也是那时候买的前四后八自卸车；2017年3、4月份，我们车队正式成立，命名为“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到了2018年4月26日左右，“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变更法人代表，我成了新的法人。“常青车队”组建时，郑革平是常青村支书兼主任，李发祥是常青村支委委员。“常青车队”还未成立公司时，郑革平基本不出面，李发祥是主要负责人，当时车队都由他负责具体事务；魏虎珍是配合李发祥，协调车队秩序，与三元煤矿、恒盛洗煤厂沟通；郑水平相当于会计，给我们车主发放运费；等到了2017年年初，常恒福运输公司成立，李发祥不再负责车队，由魏虎珍负责，车队队长是孙千宏，开票的是李文斌，还有个吕某，也在车队上班，郑水平还是打运费。2018年3月份期间，我们车队内部群内车队队长孙千宏通知，车队缘故，然后便把这个微信群解散了，后来到了2018年4月26日左右，恒盛洗煤厂也没有车队拉煤，他们找到我们想让帮他们拉煤了。运费是10元一吨。2015年10月份到2016年8、9月份之后，车队给我们结算运费是13元一吨，除了我们的运费，还抽取2元一吨作为“管理费”，用来作村委的经费。2016年后半年，郑水平打电话问我和孙某1打电话，说是车队没有正式成立公司，现在需要开税票，正好趁我们在县城住着，方便到税务局开票，恒盛洗煤厂便将钱打到账户上了；我们再按照郑水平的要求，到税务局开发票，开好之后，除了税务局扣除的税款，剩余的钱我们再通过柜台转到郑水平的银行卡内，再将税票交给郑水平。我的银行卡我只记得尾号是58，卡是在洪水农商银行开的。现在恒盛洗煤厂给襄垣车队具体多少钱运费我不清楚，但是襄垣车队雇佣我们村里大车的费用是6元一吨。 第二次询问主要内容：常恒福公司解散后，我从三元煤矿拉上煤送到恒盛洗煤厂，恒盛洗煤厂以每吨10元给我算运费。后来我给襄垣车队跑运输，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以每吨6元的价格给我结算。 （3）证人李某7（男，40岁，常青车队车主，住××乡）于2019年5月17日接受询问。 主要内容：常青车队每吨运费10元，后来是每吨13元。郑革平平时基本不怎么出面，但是只要有事情都是他出面解决了。魏虎珍是村里派出管理车队的负责人，孙千宏是车队队长，李文斌是开票的，郑水平是车队的会计、出纳。车队解散后给恒盛洗煤厂拉煤是由李某3、李某6负责，运费是每吨10元、2018年4月份左右，我们不再给恒盛洗煤厂拉煤，襄垣车队也就长恒盛签了合同，运费不清楚。我缴了三万元保证金。 （4）证人孙某1（男，45岁，常青车队车主，住××乡004住××乡号）于2019年2月28日在××乡委办公室作证言。 主要内容：我没有参于管理，就是车队的一个车主，只管拉煤挣运费。郑革平是公司董事长，魏虎珍是公司监事，会计是吕某，出纳是郑水平，李文斌负责开票，孙千宏是负责车队拉煤时运输秩序。我是2016年9月份左右买了一辆前四后八自卸车加入常青车队。当时常青车队的郑水平统计了每个车的运煤数量后，按每吨9元的运费结算，后来到2016年9月份左右，因国家出台限超政策，常青车队又以每吨13元的价格给我结算。一开始每吨9元运费结算时，就已经收了每吨3元的管理费；后来涨了运费每吨13元时，那时已经按每吨4元收管理费了。这样的运费比市场价高。恒盛洗煤厂没有直接给我结算过运费，但是在常青车队正式成立公司之前，为了方便结算运费，我曾代表车队开过税票，恒盛洗煤厂就把运费打到我的银行卡账户上了，每次代开税票都是郑水平叫我了。 （5）证人孙某4(男，58岁，常青车队车主，住××乡)于2019年3月4日在武乡县公安局墨镫派出所作证言。 主要内容：2017年给车队的出纳郑水平交了30000元押金，买了一辆大车加入了车队车队给我们一吨13元钱的运费。当时车队负责人是魏虎珍，车队队长是孙千宏，出纳是郑水平，开票员是李文斌，会计是吕某。 （6）证人孙某2（男，50岁，常青村会计、车青车队车主，住××乡）于2019年3月6日在武乡县公安局作证言。 主要内容：2016年，我也买了一辆，交了30000元押金。2015年车队刚成立时，车队队长是李发祥，魏虎珍、李文斌也在车队参与管理了，具体分工我也不清楚，2016年底，常青车队正式注册了公司，名叫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郑革平是法人代表，魏虎珍是经理，郑水平是出纳，吕某是会计，李文斌是负责装煤开票，李发祥是车队队长，2017年八月份左右，孙千宏当上车队队长，李发祥不当了。 （7）证人吕某（男，51岁，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会计，住××乡）于2019年2月26日在武乡县公安局作证言。 主要内容：我从2011年10月左右至今在武乡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当保安。从2017年4月份，武乡县墨镫乡常青村的郑革平联系我到常青村的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做会计的兼职，直到2018年5月份该公司车队解散，主要给该公司开具运费发票、申报税款、记账。我从2017年4月到该公司当会计到公司车队解散期间，车队从三元福达煤矿到恒盛洗煤有限公司运输原煤的运费是每吨19.2元（含税款），一直没有变过。车队从三元福达煤矿到恒盛洗煤厂距离有1.5公里左右，按照实际市场运输价格标准，现在含税款的运费应该是每吨8、9块钱的样子。运煤费用一般由郑革平和洗煤厂协商好，然后由公司出纳郑水平告我具体运费、运煤吨数，我再从网上开出税票给了郑水平，他给了洗煤厂然后洗煤厂直接把运费打到公司的账户上。收到运费后，按照每吨19.2元的运费，除去每吨2.2元税款，车队每个车主的运煤量以每吨13元的运费打款到各自账户，公司收取每吨4元管理费，结算公司车队日常开支后，剩余款项常青村村委开支后，给我收据，我负责记清账目。 （8）证人吕某于2019年6月20日由武乡县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主要内容：常恒福公司所欠货车司机的运费已全部结清，村办企业常青工贸尚欠常恒福公司8万元未归还。 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4.被告人郑革平于2019年2月18日、2月19日、3月27日在武乡县公安局、襄垣看守所作供述。 第一次：我来投案，因为我们村成立的常恒福运输公司从2015年10月份开始，直到2018年3月份左右收取墨镫乡恒盛洗煤厂原煤运输的高额费用。2015年10月份至2017年期间，只是村里组织前四后八自卸车到武乡县墨镫乡三元煤矿拉煤，到了2017年3月20日公司才正式成立，公司董事长由我担任，总经理由魏虎珍担任，直到2018年4月19日，将运输公司转入李某3名下。2015年4月1日的四方协议，是2015年期间，墨镫乡三元福达煤业的经理李某1找到我，说想往我们村与墨镫村交界处的“麻池沟”倒矸石，需要占我们村的地方修一条运输矸石的便道，我就提出来给我们拉矸石煤，反正总是需要给我们一点利益，要不然就不能走我们村里。因为当时是由墨镫车队独揽的三元煤矿的原煤运输权，并且矸石煤也由墨镫车队管理，就这样李某1才从中开始协调。后来通过协调，由我们村自行组建车队，负责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运费由我们村定价。后来我们考虑到三元煤矿和墨镫车队反悔了，就这样才在李某1的协调下，在墨镫乡乡政府签订了这个四方协议。因为三元煤矿要从我们村的地方修便道，从我们村里过路了，所以我们就依住这个优势，和三元煤矿谈条件，问三元煤矿要矸石煤，要不然就不让三元煤矿走我们村里；后来因为墨镫车队控制三元煤矿矸石煤的销售了，我们没有要上矸石煤，但是我们最后就拿下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运输权。恒盛洗煤厂没在四方协议里面是因为我们拿到了三元煤矿的原煤运输权，只要是恒盛洗煤厂需要从三元煤矿拉煤，就必须从我们车队拉，要不然他们就从三元煤矿拉不出煤来。当时和恒盛洗煤厂谈运费是当时墨镫乡各家煤矿的原煤运输权都由四个村的车队把持，墨镫车队是拿的三元煤矿的运输权，新村车队是拿的新村煤矿的运输权，马堡车队是拿的马堡煤矿的运输权，我们常青车队相当于是从墨镫车队里面分了一点运输权。谈成12元的运费也没有经过什么深入研究，但是相对于当时的运输市场来说，我们这个运费绝对贵。这12元钱的运费当时是我和李发祥一起去找恒盛洗煤厂负责人马某1和陈某谈的，谈了好多次，最后经过我们双方协议才定下来的。2015年的时候是12块钱的运费，后来等到2016年限吨，不能多拉煤，还是我和李发祥一起去了恒盛洗煤，恒盛洗煤厂给我们加了5块钱的运费，再加上税款的2.2元，总共给我们涨了7.2元，最后的运费19.2元一吨。首先恒盛洗煤厂先是从三元煤矿订上原煤，然后他们派两个人负责定下所用原煤的数量，他们让拉多少煤我拉多少，我们车队队长再安排车辆将原煤拉至恒盛洗煤厂。每月的月底，恒盛洗煤厂按照我们运输原煤的数量，将运费打在车队的账上，然后由车队会计负责分割，大队从运费里面每吨抽取3元，剩下的钱按照运输量给车主打过去。自2015年车队成立起，那会儿因为没有对公账户，我们车队无法开增值税票，所有的运费全部由郑水平管理，款项也是由恒盛洗煤厂打入郑水平的账户内，再由郑水平将抽成扣下，剩下的部分交给车主。剩下的抽成款再交到村委会的账目内，我们叫这些钱为恒盛洗煤厂的“管理费”。我们车队抽取的费用用于村里的开支和村内发放福利。现在账户上大概还有二、三十万元钱，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了。车队董事长由我担任，总经理由村支委魏虎珍担任，车队队长是孙千宏，车队算运费的是郑水平，会计是吕某，开票是李文斌，除了吕某是墨镫村人，其他人都是常青村的人。车队没有成立之前是由村委支委李发祥分管，后来才换成魏虎珍。我是车队的法人代表，车队事务由魏虎珍分管，孙千宏负责管理车队运输和与煤矿对接环节，郑水平、吕某负责管理车队账务，李文斌负责开派车单。除了我不在车队领工资，剩下的这些人员都是由车队负责给他们发工资，每个月2000元钱。车队总共大概有30辆前四后八自卸车，这些车都是村里人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由村委资助购买的。我们向恒盛洗煤厂运输过大概有四十几万吨原煤。 第二次：我感觉当时是三元煤矿找的我，作为利益交换，三元煤矿又找到乡政府，签订了“四方协议”，我再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不是犯罪。当时三元煤矿要从我们村走一条便道，我便向他们负责人提出想要三元煤矿矸石煤的经营权，但是当时墨镫车队已经控制了三元煤矿矸石煤的经营权，后来由于墨镫车队不同意，这样通过三元煤矿负责人的协调，墨镫车队同意将三元煤矿一部分原煤的运输权交由我们村管理，由我们村成立车队自行运输。恒盛洗煤厂从三元煤矿进煤运输环节，只能通过我们常恒福公司进行运输。恒盛洗煤厂只能选择我们车队拉三元煤矿的原煤。我们当时签订这份“四方协议”的意思就是要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权，他也就不能选择其他车进三元煤矿拉原煤了。我们收取车队账目内所得的“管理费”有八十多万元。我们村内从“管理费”里花费了大概七八十万。参于车队运营的管理人员有我、李发祥、魏虎珍、孙千宏、郑水平、吕某、李文斌。李发祥是车队成立之初，一直和我在外面谈运费，管理车队，后来才换成魏虎珍，孙千宏、郑水平、李文斌一直就在车队，吕某是2017年才招来的会计。 第三次：我就是涉嫌强迫交易罪，我现在的认识比之前要深刻，我们村车队的运行模式基本和已被处理的墨镫村、新村车队的运行模式是一样的，但车队的组建与那两个村的组建过程有所区别，正好是三元煤矿要占我们村的路，我就借此向三元煤矿的矿领导李某1和王某把我的意思说了：矸石煤和原煤的外运给了墨镫，就不能给我们生意做，李某1负责协调企业与村里的关系，他可能就跟煤矿领导讲了，这是2014年的事情，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楚，应该是2014年后半年或者2015年前半年的事情，李某1回去讲好长时间也没动静，后来我才和李发祥与三元煤矿沟通，是李某1找我们的，李发祥说占我们村的路，有利益就想不起我们村，我也是这个意思，后来李发祥又回去向煤矿领导汇报，又来找我们说让我们组织小车去拉三元煤矿到恒盛的原煤，当时我们说我们村没车，李某1先让我们用前四后八车拉，当时俺们说光咱说不行，才让煤矿找乡政府，因为三元煤矿经常反悔，我们害怕三元煤矿反悔，所以让煤矿找乡政府，说签订个协议，乡政府也同意，说正好有个引资上项目的由头，所以这才由刘某起草的协议，签订了“四方协议”。协议涉及到俺村，就是俺村车队负责三元到恒盛原煤。说实在话，“四方协议”是三元煤矿的意思，涉及到恒盛洗煤有限公司怎么个意思表示，签协议时我不清楚。协议签订后，恒盛洗煤有限公司的马某1、陈某找过我多次，怎么也有三、四次，说运费价格，我说这有两三家也签，协议内容上写着三元福达到恒盛洗煤的价格不能高于马堡村和新村的价格，我说了价格高于马堡、新村车队的价格不合适，低于马堡、新村，怕老百姓不答应。后来我和李发祥去找乡政府乡党委，乡党委书记郝某后来讲马堡、新村车队定下运费是每吨12元运费，你们也按这个价格，我们当时也答应了，后来我才和马某1、陈某去签的价格协议，当时我还叫的李发祥一起去签的。当时的市场价格我不好说。当时马堡车队从马堡煤矿往出拉原煤，距离好像是2.1公里，我记得当时运费是19元每吨，我不记得这个价格含不含税，我村车队拉运距离从三元福达煤矿到恒盛洗煤的价格是不足两公里，我觉得这个价格比马堡要低的多，他们应该接受，新村当时价格应该20元多。我只能按照协议的价格来，不高于马堡的运费。我是2012年当选的墨镫乡常青村的村委主任，当时我的车是一辆十轮卡，一辆半挂车，一辆前四后八，我一直就是个养车跑运输的。我当上村委主任之后的债务债权基本是持平的，问题不大。俺村要跑大车也是按照新村、墨镫的模式，买车的每家要向俺村村委会交三万元保证金，这保证金的总额大概就是一、二十万元，总数我不知道，郑水平和吕某知道，这经过上会，收保证金有盖大队章的收据。平时郑水平和吕某在村委会有间办公室。开票在俺村路边离三元煤矿福达煤矿的必经之路上，那是俺村的路，进出煤矿的车都得经过这条路，离三元福达煤矿距离100多米不到200米，那里有个开票房，是李发祥从别人手里买的，俺的车队每年给李发祥3000元租金，那房子只用来开票，这房子现在拆了，“五道五治”的时候给拆了，拆了之后就没办法，只能坐在魏虎珍和孙千宏的车上给开票，开票基本上在三元福达煤矿开票的房子里，李文斌负责开票，运煤车拿上票才能进去拉上煤，否则就拉不上，用以维持秩序，防止别的车插队。有的车一天要拉两、三趟，有的车跑快了，有的车慢了，容易插队。“四方协议”是涉及的管理费是指从运费中扣除，比如每吨12元中含3元管理费，除了车队开支后交村委当村民福利。协议里说的还指墨镫村车队运营期间有俺村的管理费，应该是每吨2元，也是从运费里扣除，墨镫车队没全给俺村交，只给过一部分，大概总数有四、五万元，这四、五万还欠着俺村委。我当选村干部最少要过两、三次，我问过吕照峰，他是时任墨镫村书记，我在乡政府开会时要过好几次，他不给，我也给刘某，孙卫平等乡政府领导反映过，吕照峰说过年给，过了年也没给，这应该是2014年前的事。因三元福达煤矿的矸石煤的分配我找过三元福达煤矿多次，开始他们一直没答应，李某2在“四方协议”未答应前也找过我，说乡政府让墨镫村、常青村各自上村委会讨论组建车队的事，实际上是不让墨镫村和常青村再因为“管理费”和“矸石煤”再产生矛盾。因为墨镫村一开始拉三元福达煤矿的矸石煤，俺村找过三元福达煤矿多次，煤矿一直没话，我和李某1就他们煤矿倒矸石煤占俺村路说过多次。签订了“四方协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利益换来的。矸石煤生意没俺的了，这儿他把三元福达的原煤拉到恒盛洗煤的生意给了俺，路也让煤矿过，各走各的了。这也是李某1向煤矿、乡政府、乡党委协调的结果。肯定会协调的，煤矿肯定给俺集体补偿，这也是利益换来的，之前煤矿施工占地，煤矿都给个人补偿，这是明摆的事。杨亚斌我认识，是给原墨镫乡党委书记郝某开车的司机。杨亚斌找过我，“四方协议”签定后，杨亚斌找到我说他有一辆前四后八车想进常青村车队，他找我一次，郝某书记也跟我说过，说杨亚斌挣得钱少也活不了，他有辆车让他进车队拉三元到恒盛的煤吧，我也同意了，跑了几个月，他的车不跑了，跑了多少量，算了多少运费，会计那里就都记着呢。 25.被告人魏虎珍于2019年2月20日、2月21日、3月27日在武乡县公安局、襄垣看守所作供述。 第一次：我是常青村村支委分管车队领导。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平时人们叫的是“常青车队”。我是2016年9月份左右上任，直到2018年4月份车队解散。我在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是帮助孙千宏维持车队秩序，负责注册成立车队的手续办理，所有开支账目需要我签字确认，协调和恒盛洗煤厂之间的关系。我们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就是为了从三元煤矿给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了，然后从中间赚取运费。郑革平是总负责人，车队的法人代表就是他，车队的人事任免都是他提出，再由村支两委开会决定；李发祥是2015年至2016年9月份的车队分管领导，后来由我代替他了；孙千宏是车队队长，主要负责维持车队进出场秩序和三元煤矿、恒盛洗煤厂业务员对接工作；郑水平相当于车队的出纳，负责和车队车主进行对单、结算，和恒盛洗煤厂财务室对接；李文斌是开票的，负责给车队开派车单；吕某是车队的会计，负责整理车队账务，税务局申报增值税发票，给恒盛洗煤厂开税票。我们是2015年后半年开始给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的，具体月份记不清了。当时车队的负责人就是村支书郑革平和支委李发祥，我当时还没有负责车队。 我记得是2015年期间，三元煤矿要修理一条便道，往我们常青村和墨镫村的“麻池沟”处倒挖出来的矸石了，需要走我们村里的路，我们村支书郑革平问三元煤矿负责人李某1要矸石煤，但是因为墨镫车队已经将三元煤矿的原煤和矸石煤运输权全部控制了，墨镫车队不同意将矸石煤给了我们村，就这样李某1就提出来让我们村自行组织车队，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这份协议是郑革平和李发祥两个人去签订的，具体经过我不太清楚。签订这份“四方协议”就是为了从三元煤矿获得给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的权利，意思就是从三元煤矿到恒盛洗煤厂的运输原煤只能由我们常青车队负责，这条线路其他车队就不能进煤矿拉煤。当时的运费是12块钱每吨，不含税钱。这个价格是郑革平和李发祥定下来的，具体我不清楚。12块钱的运费和当时的正常市场价格相比，肯定是高于市场价格。当时国家出台了政策，原本能拉26吨的车只能拉16吨左右，这样的话车队就挣不上原来那么多的钱了，2016年9月21日，郑革平就叫上我和他去了恒盛洗煤厂，找到他们的经理陈某，说现在限吨了，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往上调一调价格，陈某让他们的财务算了算，最后洗煤厂给我们的运费涨了5块钱，也就是17元钱每吨，这样算下来，现在我们只需要拉16吨原煤就能赚到原来拉26吨原煤的运费。这17元钱的运费不含税钱，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注册上公司了，没办法开税票，2017年公司注册完毕，我们可以开增值税发票了，郑水平联系洗煤厂的财务室，恒盛洗煤厂在打运费的时候就连带2.2元的税钱一起打到了车队的对公账户上，后来的运费就成了19.2元每吨了。车队平时运营是恒盛洗煤厂的业务员电话通知车队队长孙千宏，提前说好需要从三元煤矿拉煤的数量，然后孙千宏通过车队微信群告知车主，等煤矿通知可以下车装煤的时候，李文斌就开始给车主发洗煤厂给的派车单，孙千宏指挥车队入场装煤，然后车辆到达恒盛洗煤厂进行过磅称重；至于运费是每个月月初由恒盛洗煤厂财务室将运费打入车队的对公账户上，再由郑水平进行分配；吕某是负责整理账务，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前还是12块钱运费的时候，车队抽取每吨3元钱的“管理费”，剩余的9元钱是车主的运费；后来涨成19.2元每吨的运费，车队从中抽取4块钱的“管理费”，抛去2.2元每吨的税款，剩余的13元每吨的运费是给车主的。这些“管理费”除了车队管理人员的工资和车队日常办理手续的开支外，剩余的全部都转入常青村村委账上了。这些“管理费”用于村委的日常开支和村民福利。这些“管理费”给车队的李发祥、我、孙千宏、郑水平、李文斌、吕某发的工资。2016年期间每月发放的工资是1500元钱，2017年开始就上涨成2000元每月。郑革平的工资是从村委账上发放了，每个月是1500元钱，反正这些钱也都是从车队账上过来的。我们车队总共有32辆车，都是前四后八自卸车。我不知道我们车队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拉过多少吨原煤，郑水平应该知道。我们车队总共收取了有一百多万元的“管理费”。2018年3月份，郑革平说是村里办车队违法了，我们常青村村支委开了会，然后就解散了车队了；后来我、郑革平和我们村的李某3到综合大楼工商局窗口变更了法人代表信息（由郑革平变更成李某3）。 第二次：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是2015年后半年成立的，当时叫“常青车队”，直到2017年3月份左右，车队正式成立，命名为“武乡县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车队成立的单位为常青村集体，我身为常青村村委委员，担任车队的分管领导。2016年9月份我已经领上车队的工资了，因为生病，直到2017年过了正月后我才正式到车队上班。恒盛洗煤厂也不可以自主选择车队到三元煤矿拉原煤，因为通过“四方协议”获得从三元煤矿负责往恒盛洗煤厂的运输车队是我们“常青车队”，所以外出车辆不可以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拉原煤。 第三次：2014年因为未经国土资源局同意让三元福达占地一事，给了我处分。我是常青村村支委分管车队领导。我是2016年9月上任，直到2018年4月份车队解散。作为分管领导，我负责开支账目的签字以及协调车队和三元福达煤矿和恒盛洗煤厂的关系。车队的开支主要是村里的福利和大队的开支，但是具体的数我说不清楚。“四方协议”用恒盛洗煤厂原煤运输权代替石头煤是李某1提出来的。因为墨镫车队拉煤矸石途经我们村，郑革平就向他提出要些石头煤李某1也答应。但最后石头煤都让墨镫村拉走了，最后在郑革平他们的商谈下才组建了常青车队，只允许常青车队从三元福达向恒盛运煤。我不知道因煤矸石的分配，墨镫村和常青村是否产生过矛盾，那会我还没有来车队。我实际上是2017年过完年才正式管上车队。 26.被告人郑水平于2019年2月20日、2月21日、3月27日在武乡县公安局、襄垣看守所共作了三次供述。 第一次：2017年3月份左右常恒福公司才成立，2018年3月份左右公司解散。但是早在2015年的时候，常青车队就已经有了，当时车队成立就是从武乡县三元福达煤业给我们恒盛洗煤厂拉煤。2015年车队成立的时候主要是李发祥管；2016年5月份，我去了公司之后当出纳，李发祥是队长，吕某是会计，李文斌开票，郑革平当法人代表、魏虎珍是公司总经理。后来李发祥不当队长后由孙千宏担任队长，其他人都没有变动。郑革平是我的亲弟弟，也是常青村党支部书记。我负责和恒盛洗煤场对单，确定原煤运输吨数之后，根据每个司机的运量给公司的车主发运费。我刚去常恒福运输公司的时候，运输一吨煤恒盛洗煤厂给我们12元运费，车队抽取每吨3元钱的“管理费”，剩余的9元钱是车主的运费；这时候的税费由恒盛洗煤厂出；等到后来国家限吨，不让多拉煤，恒盛洗煤厂又给我们每吨原煤的运费涨了5块，另加上2.2元的税款，自那之后每吨原煤的运费就成了19.2元，车队从中抽取4块钱的“管理费”，抛去2.2元每吨的税款，剩余的13元每吨的运费是给车主的。我没有见过“四方协议”，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公司从三元福达煤业至恒盛洗煤厂的运费为每吨12块钱，可能也是和“四方协议”有关。从三元福达煤业至恒盛洗煤厂，这中间大约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正常的市场运输价格应该是6到7块钱，每吨12元的运费比市场价高，单是车队的抽成每吨就是3块钱。应该是参照马堡车队的运煤价格定的我们公司的运煤价格。只有我们常恒福运输公司能向恒盛洗煤厂运送原煤，其余个人和车队都不能拉煤。我确实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我听说这个协议内提到运费不高于马堡车队，而且协议应该也有只让常青车队给恒盛洗煤厂运煤的规定，否则我们的定价不可能竞争过市场。关于四方协议，我只听说是墨镫乡政府、恒盛洗煤厂、三元福达煤矿和常青村村委签订的协议。从2015年至2018年公司解散，我们公司总共向恒盛洗煤厂运输了50万吨左右的原煤，获利多少我没有算过，钱数的分配是固定的，除了车主的运费剩下的就是公司的钱。刚开始公司得3块/吨，后来涨成4块/吨。这些钱我们每吨扣下1块钱给车队的相关人员发工资，剩余的钱给常青村村委上交。2015年车队由李发祥管理的时候，恒盛洗煤厂都是直接给他的信用社汇款。自从我2016年5月当出纳之后，恒盛洗煤厂直接给我的银行卡上汇运输费；2017年4月份，常恒福运输公司成立之后，恒盛洗煤厂才给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汇款。除了郑革平不在车队发工资，魏虎珍、孙千宏、吕某、李兵、李发祥和我共六个人在车队每月领的工资，每人每月1500-2000块钱。抽3块每吨的时候是1500元，涨成4块我们每人工资是2000块钱，剩余的钱用于公司的日常开销。村委会收的钱我不清楚是怎么开销的。 第二次供述与第一次供述内容基本一致。 第三次：我不知道“四方协议”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我也不清楚因煤矸石的分配与管理费的问题，墨镫村和常青村是否产生过矛盾。我在常青车队担任出纳，车队的开支由我负责，但都经魏虎珍审批。我是2016年5月份至常恒福运输公司解散担任出纳的。从三元福达煤矿至恒盛洗煤厂只能由常青车队拉煤可能和四方协议有关，但“四方协议”具体规定的什么我不太清楚。从三元福达煤矿至恒盛洗煤厂的运费刚开始为12元/吨，限吨后17元/吨。运费具体是如何定下来的我也不清楚，可能和郑革平有关。我不清楚郑革平在签订“四方协议”时是否向墨镫乡政府、三元福达煤矿反映过什么问题，或是施加过什么压力。 27.被告人孙千宏于2019年2月20日、2月21日、3月27日在武乡县公安局、襄垣看守所共作了三次供述。 第一次：我主要是负责车队拉煤时车辆不要插队的。我是2016年10月份左右-2017年12月份去的车队。车队成立的具体时间我不知道，我是2016年10月份担任的队长，以前是我村村民李发祥担任的来。我们村的车队主要负责从位于武乡墨镫的三元福达煤矿往恒盛洗煤厂拉煤。我们村注册成立的运输公司常恒福公司，大家都叫我们村车队常青车队。我们车队大概有31辆车。常青村党支部书记郑革平是董事长和法人，村委主任魏虎珍是公司经理，管理运费的是郑水平，会计吕某，开票是李文斌，我是车队队长。恒盛洗煤厂的业务员通知我、魏虎珍或者是李文斌，然后我们派车去三元福达煤矿拉上煤往恒盛洗煤厂送煤。我们村车队往恒盛洗煤厂送煤价格是车主每吨12元，大队每吨煤抽多少钱我不清楚。从三元福达煤矿到恒盛洗煤厂，这中间大约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村里大队抽的钱是车队的管理费。这样的运费价格肯定高于市场价，市场价格应该在8元左右。李发祥跟我说过常青村委和恒盛洗煤厂关于运费的协议，郑革平跟我说过四方协议的一些内容，我没见过全文，大概意思是从三元福达煤矿向恒盛洗煤厂拉煤只能由我们村成立的车队拉，运费的价格比市场价格要高。因为我们村车队的行为和墨镫村和新村是一样的，运行模式是一样的，他们犯罪了，那我们的行为也差不多，只不过我们村车队和公司成立的时间短，涉及的金额少罢了。不是我们车队就不能拉，我也没见过其他车队拉。这是我们常青村委和恒盛洗煤厂定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反正想从山西三元福达煤矿拉煤到恒盛洗煤厂必须进我们的车队，其他车辆不能随便拉煤。我当车队队长之前和之后这段时间一直执行的是这个每吨12元的价格，其他时间段有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我在车队有一辆车，2017年8月份把车放到车队的，12月份车队解散就不拉了。我当车队队长开始的时候每月1500元，3月后就成了2000元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买车进车队进没有进去，就去找了乡政府，也没有解决，后来我准备找县里的时候，郑革平和魏虎珍就找我来了，说是你去车队当个队长吧，干一段时间还进不了个车？就这样我当上了车队队长。我当上车队队长后，我负责通知车主拉煤，拉煤的过程中不要有其他矛盾。 第二次：我在车队是受魏虎珍的管理，车队是村里的，至于不让老百姓的车进车队这是村干部的事情。 第三次：我是2016年10月份至2017年12月份在常青车队担任队长的。原先车队队长是李发祥，后来李发祥与郑革平产生了矛盾，郑革平才不让李发祥担任队长。2016年10月份左右，郑革平主持村支两委会，定了我当车队队长。我负责通知常青车队的车去装煤和维持车队秩序，杜绝乱插队。一般一个月只有半个月拉煤，恒盛洗煤厂如果给煤票拉煤，一天也就是40-50车，能拉17-20吨，这个是我结算的，具体的运煤量，恒盛洗煤厂都有存根。我们车队从三元福达至恒盛洗煤厂的运煤价格是每吨12元，当时的市场价应该是7-8元左右每吨，这个运费是郑革平他们定的，我只负责干活。原先三元福达的煤外销都是由墨镫车队拉了。我听说是墨镫车队拉的矸石煤，没有给常青村，本身三元煤矿也占的常青村的地，因此村里的干部们和墨镫村商量这件事，最后还签了协议，常青村才从三元煤矿给恒盛洗煤厂拉开煤。因为煤矸石的问题，常青村和墨镫村具体如何商议的我不清楚，本来煤矸石有常青村的份，墨镫村没有给我们村我们肯定也不乐意，具体产生过哪些矛盾我不清楚，但两个村的干部们肯定协商过，要不墨镫也不会分三元福达的原煤外销权给我们。恒盛洗煤厂给我们开票，我们拿上煤票才能去拉煤。2016年10月至2017年3、4月份这段时间就都在三元福达煤矿门口的一个活动房里开票。煤票由恒盛洗煤厂负责，我也说不上来我们为什么要给设置开票点。我不清楚常青车队的运费具体如何分配。 28.被告人李文斌于2019年2月20日、2月22日、2月23日、4月23日在太原车站派出所、武乡县公安局、襄垣看守所、武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公室共作了四次供述。 第一、二、三次主要内容：我到太原火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是因为我村常青车队的事情。大概2016年五、六月份，那会我才知道我们常青村有车队，人们一般称呼为常青车队，这个时候车队大概有六、七辆前四后八自卸车；等到2018年3月底，常青车队解散了，解散之前规模比较大，总共有四十多辆车。后来车队规模大了之后就成立了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不知道。现在村里人称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仍为常青车队。车队的法人代表是郑革平，他是常青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李发祥、孙千宏相继担任车队队长；魏虎珍是常青村委委派的分管车队领导；郑水平是车队的出纳；吕某是公司的会计。我在常青车队就是开票的，没有职务。开票就是给拉煤车排序的意思，假如今天车队拉60车原煤，而车队总共只有40辆车，除了40辆车每人拉一趟之外，还需另外安排20辆车拉煤，剩余的20辆车休息，下次需要拉煤的时候再优先安排剩余的这20辆车，以此类推。我开的票是恒盛洗煤厂向我们车队提供，凭票才能去三元福达煤矿拉煤。我是从2016年9月份去的常青车队开票，直到2018年3月份车队解散。提议成立常青车队的肯定是村委，郑革平作为村里的一把手，肯定和他有关系。常青车队成立的目的是从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向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别的不管。刚开始的时候，每辆车拉一吨煤挣9块钱；2016年的时候，因为限重，每辆车拉一吨煤挣13块钱。常青村委和车队也都从中挣的钱。我听说限重之前村委和车队抽的是3块/吨，限重之后抽的4块/吨。但是具体村委和车队之间各抽成多少钱我就不清楚了，肯定是村委抽成多一些，本身车队也是在郑革平领导下工作。从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向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现在襄垣的大车拉煤是6、7块钱/吨，常青车队刚开始为12元/吨，限重之后为17元/吨。这个价钱村委会肯定出面商谈了，我也不是村干部，那会儿也不在车队，对这个事情了解的比较少。四方协议规定的只允许常青车队从三元福达煤业向恒盛洗煤厂拉煤，其他车队和个人都不允许。签订四方协议就是确保只有常青车队可以从三元福达煤矿向恒盛洗煤厂拉煤。正常的情况下，恒盛洗煤厂不会接受这个协议，因为协议的内容对恒盛洗煤厂不利。2016年的时候，每个月给我1500元的工资，2017年以后涨成了2000块钱。 第四次：我是2016年年初买的前四后八自卸车，也就是那会儿把车辆放在常青车队运营的。我是2016年9月份在常青车队开票的。我们开票的地方之前是在三元福达煤矿销售部大门外30米处路边的一个活动房里面，后来活动房被拆除了，我们还是在原来活动房这个位置开票了，也没有动位置。这个活动房就在到三元福达煤矿的路上，如果要是开车进三元煤矿销售部，就必须经过我们这个活动房，在活动房拿上派车单之后才能进去拉煤。这个开票点是车队领导定下来的，那会儿我只是在车队开大车，还没有当开票员。当时车队的领导是郑革平和李发祥。我开票一般都是魏虎珍、孙千宏联系我，告知我恒盛洗煤厂需要拉煤，我和恒盛洗煤厂的业务员就到了那个开票点，然后我按照事先制定的车辆进厂顺序表，在恒盛洗煤厂的派车单上面写上车牌号，司机们要进场拉煤的时候，我就把票给了他们，等拉完煤后，恒盛洗煤厂的业务员就把派车单的存根拿走了。我只给我们常青车队的车辆开票，不是我们车队的我就不给他们开，这些都是我按照车队领导魏虎珍的安排办事的。如果没有派车单，过了三元煤矿肯定拉不上恒盛洗煤厂的原煤，就算是我们车队的车辆，只要没有从我们开票点拿上派车单，他们就连三元煤矿销售部的大门都进不了，三元煤矿的门房还要验票盖章，确认无误后才放行了。2017年的时候，因为五道五治的缘故，那个活动房被拆除了，车队领导魏虎珍和孙千宏就通知我，说是还在原来那个位置开票，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魏虎珍还会开着他的车过来，让我和恒盛洗煤厂的业务员在车内开票。因为进三元煤矿就这一条路，我们开票的那个位置正好能看见三元福达煤矿销售部进车的情况，另外司机们过来一眼就能看见我们，总之是方便车队工作。我不清楚我们常青村和墨镫村之间有什么矛盾，也不清楚墨镫村之前给我们常青村的管理费是怎么回事。 29.被告人李发祥于2019年3月6日、3月7日、3月27日、5月7日在武乡县车站派出所、武乡县公安局、襄垣看守所共作了五次供述。 第一次：我今天来武乡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这份在逃人员登记表上的信息和我的身份信息一致，是我本人。2014年8月份左右，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因处理煤矸石需要经过我村（武乡县墨镫乡常青村）的××条，因村里人担心运输煤矸石的车损毁村内道路，反对拉煤矸石的车通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与墨镫乡乡政府以及村委会协商决定，由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将已经分给墨镫村的石头煤量要回来一部分补偿给常青村，但直到2015年仍然没有给我们补偿过石头煤。2015年3月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找到我们村委会书记商量决定不要石头煤了，由常青村组织一支车队承接武乡县恒盛洗煤有限公司购入山西三元福达煤业原煤运输业务，以此作为补偿。我村于2015年7月建立了常青车队，村支委会、代表会委托我作为常青车队队长，负责常青车队的具体运输事宜，随后洗煤厂陈经理、吴经理与我村村委会书记和我协商提出以15元每吨的价格运输，我们村决定以自己村支委会、代表大会协商的12元每吨的价格执行，当时对方同意了该方案并与我村村委会签署了会议纪要。于2015年10月开始运输，期间常青车队由我负责，直至2016年9月我不再负责车队工作，我负责车队工作期间一直以12元每吨的价格进行运输。 我认为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是用条件和我村交换的，不存在强迫，在运价问题上是友好协商的，不存在强迫、暴力、威胁，有会议纪要录音为证；从谈价到运营中，我一直配合洗煤厂，洗煤厂领导都可以给我作证。 第二次：我投案，是因为我涉嫌强迫交易罪。2008年至今，我在××乡支委委员。这份“四方协议”是我本人签的字。签订这份“四方协议”的背景是2014年6-8月份，三元煤矿要修便道到“麻池沟”倒矸石了，村里人们极力反对这件事情，三元煤矿李某1找到村支书郑革平想要协调这件事，郑革平告诉李某1是可以修路，但是得给上村里点矸石煤了，李某1当时答应下来，一直到了2015年3月份，李某1也没有给了我们村矸石煤，他便找到郑革平，告诉他恒盛洗煤厂建成快到了投产阶段了，让常青村里组织车队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也不要闹矸石煤了；郑革平召开村支委会议和村民代表会，大家都表示同意，同时推荐我为车队的负责人。2015年4月1日，我和郑革平就一起去了墨橙乡政府，当时是由刘某主持，在场的有墨橙村、我们常青村和三元煤矿，协议内容大体上矸石煤由墨镫村经营，原常青村半挂车还在墨镫车队正常运营，常青村组建车队从三元煤矿往恒盛洗煤厂运输原煤。签订协议时还有墨镫村委会，因为当时墨镫村成立了墨镫车队，三元煤矿所有原煤出口运输都是由墨镫车队把持，要是墨镫村不同意这个条件，我们常青村就算成立车队也从三元煤矿拉不上煤。墨镫乡政府当监督单位，是因为我们村里不相信和三元煤矿的这些口头协议，同时怕墨镫村反悔，并且当时村里也提出来需要签订一份协议，所以我们两个村和三元煤矿才找到乡政府；这个监督单位的职责就相当于督促两村不发生矛盾，并且两村不与三元煤矿产生分歧，以免影响三元煤矿的正常生产。“四方协议”上没有恒盛洗煤厂是因为当时没有想这回事情，反正我们签上协议了，恒盛洗煤厂就得用我们车队拉了。当时签订协议时常青村是我和郑革平在来，墨镫村是李某4和李某2在来，三元煤矿是李某1在来，乡政府是刘某在来。墨镫车队当时垄断了三元煤矿的所有原煤出口运输，我们通过商讨，墨镫车队同意将三元煤矿至恒盛洗煤厂的原煤运输权交由我们村，由我们村成立车队负责承运，所以当时恒盛洗煤厂才必须用我们车队拉三元煤矿的原煤，不然的话他们从三元煤矿就拉不出煤来。当时运费是由我和郑革平负责和恒盛洗煤厂的陈某总经理谈的。刚开始一直没有谈成，到了2015年7月初，我找到恒盛洗煤厂董事长马某1，说是我们村车队的运费低一点，反正大家要长期合作了；我们村里当时还开了个会，最后定下来12元一吨的运费；过了一两天时间，恒盛洗煤厂陈某总经理便找到我和郑革平，我们在恒盛洗煤厂办公室开始谈判，最后达成12元一吨的运费，这个运费不含税。这个12元的运费相对于马堡车队、新村车队的运费，我们肯定比这两家车队便宜，但是相对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肯定要高，具体多少说不来。当时我们常青车队没有和恒盛洗煤厂签订的运输合同，当时我们没有成立，没办法开税票，所以也就没有和恒盛洗煤厂签订运输合同。恒盛洗煤厂先得找到挂靠的运输公司，运费结算的时候就是由恒盛洗煤厂将运费打入挂靠的运输公司，在扣除税款后由运输公司将实际运费打入我们的个人账户内，我女儿的账户和郑水平的账户上就进过车队的运费。签订“四方协议”后，我就开始负责车队了，到了2016年9月份左右，我就不再负责车队任何事务了。我就是常青车队的总负责，车队的所有业务都由我管理。2016年4月份左右，村里开会通过，郑水平加入车队负责结算账目；2016年8月份左右，支委委员魏虎珍也加入车队内，和我一起负责车队事务，同时李文斌也加入车队，负责开派车单。我负责车队的时候，是由车队在那12块钱运费里抽取3元的“管理费”，剩余的9元钱打给车主。这3元“管理费”都交回村委会了，用来村委会的日常开支及村民福利。车队没有给我发过工资，我的工资是由村委会发放的，2016年5月份之前是每个月900元，后来改成每个月1500元。我不清楚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在车队的时候还没有成立这个公司。常恒福运输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听人们说是郑革平。成立公司之后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了，并且可以以公司名义和恒盛洗煤厂签订运输合同。公司成立后，魏虎珍是公司总负责人，孙千宏是车队队长，李文斌是开票员，郑水平是出纳，吕某是会计。2016年8月份左右魏虎珍加入车队之后，我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便从车队里退出来了，不再负责车队管理了。 第三次：因为我们车队当时没有成立公司，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恒盛洗煤厂便自己找到第三方运输公司，他们先是将钱汇给对方，再由对方将税款扣除后的实际运输费转入我女儿李玲的账户内，因为我当时墨镫信用社有贷款，如果运费转入我银行卡内的话会被银行直接抵扣，所以才用我女儿李玲的账户。我任职时，运费一开始由我负责，2016年3、4月份还是我负责，2016年5月份之后由郑水平负责。2015年6月份左右，先是给恒盛洗煤厂拉了几百吨，因为他们是试运营，用煤不会太多，到了2016年过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常青车队才可以开始大量给恒盛洗煤厂拉煤。2015年期间拉的煤就没有结算过运费，只是到了2016年过正月的时候，才问恒盛洗煤厂先要上一部分运费，当时我还给恒盛洗煤厂打下欠条，等到大量拉煤后，恒盛洗煤厂才将2015年度剩余的运费统一结算给车队。 第四次：我在常青车队担任车队队长一职。2015年8月份左右车队成立初至2016年9月份离职。在担任车队队长期间，我主要是为车队派车以及为三元福达、恒盛洗煤厂沟通、联系。三元福达煤业、恒盛洗煤厂的要求我会向车主等传达。我们拉煤时有派车票，恒盛洗煤厂的业务员把派车票直接给司机，常青车队的司机凭派车票才能拉煤，但是这个派车票那会并不经过我。因为派车票由恒盛洗煤厂开具出来之后，还需要盖煤矿上的章。因此派车票开具的位置一般都在三元福达煤矿附近，2015年8月份至2016年8月份，开具派车票的位置是在三元福达煤矿的门房；2016年9月份至2017年四、五月份，常青车队把我在三元福达煤矿大门口的活动房租上，供恒盛洗煤厂开票，再之后具体的开票地点我就不清楚在哪里了。从三元福达至恒盛洗煤厂每吨原煤12元。“四方协议”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价格，但是规定这个运费不能超过马堡车队。这个运费车主留9元，剩下的3元交由常青村委会。常青村收的3元/吨运费部分给村里发福利，剩下的钱就不知道了。想加入车队要交3万的押金，但是我那会担任队长期间的6辆大车交了押金，之后都以各种原因把押金支走了，后来的押金情况我也不清楚。常青村向三元福达煤矿要矸石煤了，因为煤矿把矸石煤都给了墨镫村，给我们村拿不出矸不煤，最后在郑革平多次谈判下才达成了这结果。而且郑革平也给墨镫乡政府反映说好事情都给了墨镫村，常青村有的村民坟地都裂缝也没人管等。 第五次：常青车队刚开始在三元煤矿的门房开票来，后来到了2016年春季的时候，大概3、4月份，我将三元煤矿外面的一个门面房买下来，那段时间就临时在活动房里开票，到了2016年9月份左右，我不再负责常青车队的工作，常青车队便以一年3000元的价格租了我一间门面房，2017年期间，因为五道五治政策，我买的门面房被拆除了。我的那三间门面房在三元福达煤矿销售部门口的正对面，离销售部还没有20米距离。因为那个门面房离销售部门口近，方便开票。之前我负责的时候，是恒盛洗煤厂业务员过来开票，后来租了我的门面房，就由李文斌负责开票，常青车队的车辆按事先排好的顺序领派车单，然后到三元煤矿拉煤，如果不是常青车队的车辆，就不给他派车单，没有派车单就换不上恒盛洗煤厂业务员手里的票，自然就进不了三元煤矿的大门。我们常青村和墨镫村没有矛盾。常青村有8辆大车在墨镫车队挂靠的拉煤来，墨镫车队和常青村就谈成支付一部分管理费，但是管理费一直欠着没有给清，后来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就谈成拖欠的管理费不用再给我们常青村了。我不清楚墨镫车队拖欠常青村多少管理费。三元煤矿要修建便道，走的我们村一截路，有人就和郑革平反映说有利的条件都让给墨镫村来，走常青村的路总得有些说法了哇，然后郑革平组织村委开了个会，大体意思就是要问煤矿要上些矸石煤了，后来便有了成立车队的事。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在被告人郑革平的组织领导下，借助非法订立的四方协议为名，采取口头威胁等软胁迫手段，强迫他人接受高于市场价格的运输服务，以此垄断三元公司至恒盛公司的原煤运输业务获取高额回报，严重扰乱了当地运输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应予惩处。武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犯强迫交易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罪名成立。 关于本案被告人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问题，经查：被告人郑革平、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等人，先后在2015年至2018年3月期间经常纠集在一起，以威胁的手段，多次实施强迫交易的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影响，上列被告人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关于恶势力的认定，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被告人李发祥自2015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在被告人郑革平的授意和领导下，分别或者与被告人郑革平共同参与了四方协议的签订、运输价格的谈判。被告人李发祥的犯罪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关于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的特征，因此被告人李发祥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关于本案被告人自首及量刑情节的问题，经查：2018年4月23日，武乡县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2019年2月18日，被告人郑革平到武乡县公安局投案。2019年2月19日，武乡县公安局拟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即本案的被告人郑革平、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等刑事拘留。被告人李发祥、魏虎珍、郑水平、孙千宏、李文斌均被武乡县公安局列为网上追逃犯罪嫌疑人。2019年3月6日，被告人李发祥经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武乡车站派出所民警魏帅、程前做工作，其到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武乡车站派出所投案并供述了强迫交易的犯罪事实。2018年2月20日，被告人李文斌经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铁路公安处太原车站派出所民警郑心乐、刘继东做工作，其到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铁路公安处太原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列举的七种“视为自动”的情形第四种“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被告人郑革平犯罪后自动投案，但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李发祥、李文斌能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应当视为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武乡县司法局对被告人李文斌进行调查评估，并出具（2019）武司矫调字47号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可以对被告人李文斌适用社区矫正。被告人郑水平、孙千宏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被告人郑水平、孙千宏可以不同程度从轻处罚，辩护人发表的相关量刑意见，本院酌予采纳。 关于本案涉案财产处置问题，经查：武乡县公安局在办理本案过程中依法对本案部分被告人及常恒福公司的财产冻结，被冻结财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之规定，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对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提出处理意见建议,结合公诉机关举证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案涉常恒福公司账户内冻结资金903547.67元、被告人郑革平17858.96元、被告人孙千宏8216.95元、被告人郑水平40960.03元依法予以没收，对常恒福公司借给常青村办企业常青工贸80000元，因公诉机关指控与山西勤信会计师事务所所佐证内容不相符，无法确认80000元债权的真实性。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郑革平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罚金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18日起至2020年6月17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魏虎珍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2020年4月20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李发祥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罚金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6日起至2020年4月5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郑水平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罚金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孙千宏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罚金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李文斌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三千元。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七、依法冻结的武乡县常恒福运输公司银行账户内的903547.67元、被告人郑革平17858.96元、被告人孙千宏8216.95元、被告人郑水平40960.0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八、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电脑一台（显示屏、主机各一台）、印章三枚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审判长  李树奎 审判员  李亚南 审判员  李京慧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闫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