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3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丽，女，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琪，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涛，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万杰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刘玉杰，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秋华，女，197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391民初1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琪、朱洪涛，上诉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杰，被上诉人杨秋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中的800000.00元或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及反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既有本诉，又有反诉，且涉案标的巨大，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复杂，案情事实特别复杂，双方争议特别巨大，审理时间长达1年远远超过了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限不超过三个月的规定，但一审法院未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显属审理程序违法；2.本案一审时曾数次开庭，但每次开庭独审法官不是不完整参加开庭过程，就是不参加开庭或让书记员主持开庭过程，这属于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裁判结果不当。1.一审判决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是谁”认定不当。事实上，本案实际借款人不是刘丽是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实际法定代表人刘玉杰当庭陈述承认加以佐证，涉案借款本金160万元系该公司通过刘丽向被上诉人拆借而来，之后刘丽将涉案借款本金160万元全部交付给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交付凭证证明。刘丽向被上诉人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拆借资金的行为，实际是作为该公司房产投资部经理的职务行为，并不是个人的借款行为，故返还借款责任应由实际借款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2.一审判决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涉案借款的金额是多少”认定错误。事实上涉案借款本金仅有16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的涉案借款本金355万元实际上包括：10份《借款协议》之前的127万元（其中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偿还的80万元购房意向金，刘丽已偿还的47万元）；10份《借款协议》之后起始日期期间（2011年6月5日-2012年5月31日）228万元（其中包括被上诉人通过刘丽支付给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且该公司已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50万元；以及上诉人已偿还的不是本案10份《借款协议》项下的18万元），事实上涉案借款本金仅有16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本金355万元错误，因此一审判决刘丽返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729750元及承担借款利息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第一份《借款协议》是2011年6月5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起始日期最早也是2011年6月5日，据此明显的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自2011年3月14日-2011年11月8日共计分二十四笔向刘丽支付3550000元的转款证明中，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5月2日的十三笔涉及款项127万元的转款证明，均远远早于《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最早起始日期2011年6月5日，也就是被上诉人支付上述127万元款项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起始日期。而且，该127万元款项根本不是本案涉及的刘丽向被上诉人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拆借资金的借款款项；而是，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购房意向金80万元，以及被上诉人通过刘丽发生的购房款47万元，且该127万元款项，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刘丽已经全部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具体事实是：涉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证明第1、2、3、4、5、6、7、8、9、12、13笔转款。在刘丽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5日签订第一份《借款协议》之前的2011年初，刘丽在帮冠博公司卖其开发的甜源小区的楼房，被上诉人知道后想从中赚钱，于是被上诉人对外宣称可以通过关系购买到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甜源小区楼房，要先交纳购房意向金，冠博公司通过刘丽向被上诉人收取每套楼房的购房意向金为4万元，但被上诉人对外收取的购房意向金价格要高于4万来赚取中间的差价，而这些楼房冠博公司并未自行销售，因此被上诉人全部通过刘丽向冠博公司交纳购房意向金，共计20套。为了方便给冠博公司卖房，冠博公司给了刘丽一本盖有冠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刘丽收到被上诉人的购房意向金后，全部给被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客户名称一栏被上诉人要求刘丽书写的为实际买房人，因为被上诉人还要将该收款收据交由实际买房人，而收款收据的收款人处写明的“刘”即刘丽本人签写。杨秋华具体购买房屋情况如下图：购房意向金收据标注数额数量实际购买人交纳时间时间2011.3.1420万元5套2011.3.16吴萍、张霞（2套）、袁桂芝、安东志、白峰、2011.3.1516万元4套2011.3.162011.3.1720万元5套2011.3.16张建民、樊晶、张道京、王丙志、被上诉人、舒2011.3.188万元2套2011.3.16萍桑正慧、张龙启、柏2011.3.284万元1套2011.3.28高祁英2011.4.14万元1套2011.4.1齐艳清静宜、孙玉华2011.4.294万元1套2011.4.29王玉璋2011.5.24万元1套2011.5.3高祁英2011年4月29日，被上诉人共转给上诉人31万元，其备注中4万元为房屋购房意向金，剩余27万元为其他款项。上述被上诉人购买的20套房屋的购房意向金共计80万元，加上刘丽收取的其他购房意向金共计190万元，刘丽收款后全部转给了冠博公司。上述甜源小区的房屋购房意向金80万元被上诉人全部通过刘丽交纳，冠博公司未直接收取过被上诉人的房屋购房意向金，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冠博公司作为证人以对此做出了说明，其也出具了相关证明。之后因为甜源小区项目出现问题，上述的房屋购房意向金冠博公司已经直接全部返还给了被上诉人，在冠博公司出具的《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第一份借款协议前案涉80万元购房意向款的情况说明》中说明的非常清楚。因此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供上述银行流水（转款证明）声称是其给刘丽按2011年6月5日签订第一份《借款协议》后累计签订的10份《借款协议》项下355万元中的80万元完全是虚假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从上述转款数额20万、16万、8万、4万来看，也全部都是购房意向金4万的倍数，也可以看出这些款项是支付给冠博公司的购房意向金，而不是本案涉案的借款。涉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证明第10、11、12、20、23、24笔转款合计65万元，也均不是本案10份《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而且，刘丽现有证据证明针对该65万元款项，已累计向被上诉人还款783000元（2011年12月10日还款30万元，2012年4月27日还款10万元，2012年5月5日还款10万元，2012年7月2日还款32500元，2013年2月7日还款250500元）。其中：2011年4月8日的第10、11两笔10万元共计20万元转款，刘丽已在上述783000元款项中偿还给了被上诉人。2011年4月29日的第12笔借款，被上诉人共转给刘丽31万元，其中4万元为冠博公司房屋购房意向金（该4万元包括在上述80万元中），剩余27万元作为了刘丽向冠博公司支付的房屋购房意向金，打入了冠博公司的会计陈俊玲的账户，该27万元刘丽已在上述783000元款项中偿还给了被上诉人。2011年10月1日的8万元，以及2011年11月8日的4万元、6万元第20、23、24笔转款18万元，刘丽已在上述783000元款项中偿还给了被上诉人。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被上诉人就通过刘丽购买冠博公司、汉邦公司的房产，相互之间就开始发生转款关系，并不是只有被上诉人所提供的355万元的银行转款流水。两人之间自2010年以来的转款数额要大于355万元，这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所述“其与刘丽只存在借款关系”的陈述是虚假陈述。对于两人之间自2010年就存在转款的事实，有银行转款凭证为证，这也充分说明被上诉人选择性的提供的2011年6月5日前的转款证明，而不是全部提供，是为了达到虚假诉讼之目的凑《借款协议》项下355万元这个数。首先，刘丽及证人从未陈述过“上述转款其中1900000元系刘丽代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取的购房意向金且就该笔款项另行给原告开具了收款收据”的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其次，因刘丽及证人从未陈述过涉及1900000元购房意向金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的“其次，已经就该1900000元给原告进行了退还。”也纯是无中生有。再次，一审判决认定的支付利息，与被告所述其实际收到原告的借款仅仅为160万元作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利息金额相去甚远，纯属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断。已如前述，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系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案按月已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系实际借款人系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确定的，一审判决用刘丽根本不知道该公司是如何确定的款项，倒推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355万元，而非认定具有确凿证据证明的涉案借款本金系160万元，纯属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断。最后，一审判决认定的“最后，金钱作为一种通用物，现原告主张涉案转款就是根据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的出借款，本院对此认定，”显属不顾事实、违背常理的主观臆断。若按此理解，无论有无证据证明签订《借款协议》之前和之后转的是什么性质用途的款项，只要是把金钱作为一种通用物，就可统统认定为借款，这显而易见是极其错误的认定；更何况，涉案的第一份《借款协议》2011年6月5日签订之前被上诉人转款的127万元，以及第一份《借款协议》2011年6月5日签订之后被上诉人转款的68万元，合计195万元均不是涉案的10份《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涉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证明第18笔转款中的50万元，一审判决未认定为不是《借款协议》项下借款也是明显错误的。对于在2011年9月1日这笔60万元款项中，被上诉人与刘丽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借款金额为10万元，但被上诉人转给刘丽60万元，其中的50万元是冠博公司通过刘丽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刘丽收到后该60万元后，在第二天2011年9月2日把其中的50万元立即打入了冠博公司的会计陈俊玲的账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冠博公司在2011年10月22日已将该笔借款还给了被上诉人，对于以上事实冠博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作为证人也予以证明，该50万元根本不是涉案《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且被上诉人已收回，一审判决再让刘丽就该50万元再返还一次，极其错误。综上，自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证明355元转款中，减去上述不是10份《借款协议》项下的款项195万元（该195万元已由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刘丽全部偿还），实际被上诉人支付给刘丽10份《借款协议》项下涉案借款本金为160万元；而非355万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第三个焦点问题“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当属无效协议。1.被上诉人身为国家税务机关公务员，除了向本案原审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借资金外，还通过向安东志、陈明龙、许彦丽、高生国、张虹、张萍、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汉邦置业有限公司等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反复性、经常性融资及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融资出借资金行为具有明显的营业性，显属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据此，一审中上诉人曾提交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6号《民事判决书》对与本案同类情况的认定佐证上述观点的成立，但一审判决中对被上诉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行为只字未提，未作任何分析认定；2.《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明确规定禁止公务员“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被上诉人是身为国家税务机关公务员，但却常年从事非法融资再出借经营性、营利性活动，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获取高额利息差进行非法获利，据此，也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四、一审判决认定的第四个焦点问题“归还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十三页第二行认定的：“无论是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杰还是刘丽本人向原告的还款，均是在月末或者月初规律性的的打款，打款的金额均没有超出每一笔借款累计本金后再根据双方约定的利率计算出的利息，原告称被告支付了2013年7月份之前的利息与事实相符。”显属是偏听偏信被上诉人一面之词，不顾案件涉及到刘丽本人收到双方签订的10份《借款协议》项下借款本金只有160万元基本事实，以及涉案借款系不同时间签订《借款协议》后多笔形成的事实，把刘丽和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偿还的借款本金，也全部认定为系偿还的2013年7月份之前的利息，这种认定错误。因为，涉案借款本金仅为160万元，即使按第一笔借款发生时间2011年6月5日开始按年息24%计算，截至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的2018年8月21日，也共计产生利息2674800元，而超出的部分实为偿还的本金和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五、一审判决未将“诉讼时效是否超期”作为审理焦点错误，且未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诉讼时效期限更是错误。本案涉案款项均发生在2011年6月至2012年期间，至今己长达7年，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限早已超过，据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再得到法律保护。而且单从法律上来讲，一审判决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担保未过担保期间，判决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也是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的反诉不仅未进行审理，也未进行事实认定、证据分析，仅上诉人反诉中诉求的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4244458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依据充足。并且一审判决后，刘丽又找到向被上诉人另外付款的107730元证据（银行付款凭证）。已如前述，涉案10份《借款协议》签订后，刘丽仅收到了被上诉人按10份《借款协议》支付的160万元款项，并将上述160万元款项全部打入了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由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使用。截止至2017年5月，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杰及刘丽根据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指令共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本息5952188元（其中刘玉杰支付965458元，刘丽支付900480元及债权转让4086250元）。自刘丽根据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指令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杰合计向被上诉人支付的5952188元款项中，扣除涉案借款本金160万元后，剩余款项4352188元显属不当得利，被上诉人理应将该4352188元（反诉状中金额少计算了）款项全部返还给上诉人。退一步讲，即使如一审判决认定的涉案10份《借款协议》有效，那么，刘丽仅收到了被上诉人《借款协议》支付的160万元款项，也即涉案借款本金仅为160万元。即使按第一笔借款发生时间2011年6月5日开始按年息24%计算，截至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的2018年8月21日，也共计产生利息2674800元，自刘丽根据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指令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杰合计向被上诉人支付的5952188元款项中，扣除涉案借款本金160万元及上述利息2674800元后，剩余款项3277388元被上诉人也应全部返还给上诉人。 杨秋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秋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丽支付原告借款本金2729750元（借款总本金3550000元，2013年7月之前的利息已经支付，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按年息24%计算利息共计3266000元，2017年5月4日刘丽转给原告其对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4086250元，扣除上述利息后剩余的820250元应当视为归还的本金，至此本金剩余2729750元未还）、利息655140元（以上述本金2729750元为基数，按照年息24%，自2017年5月30日计算至2018年5月30日），以上共计3384890元；2.判令被告刘丽支付原告自2018年6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计算标准同上）；3.判令被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诉讼费用均由被告负担。 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还5135188元，反诉费用均由反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借款协议》二份，分别约定刘丽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和250000元，借款期限分别为2011年6月5日至2012年6月5日和2011年6月10日至2012年6月10日；2011年7月5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3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5日至2012年6月30日；2011年7月9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9日至2012年6月30日；2011年7月12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2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12日至2012年6月30日；2011年7月26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2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26日至2012年7月30日；2011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2011年9月8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1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9月8日至2012年9月8日；2011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2012年5月31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刘丽向原告借款13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以上约定借款共计3450000元，除了2015年5月31日的借款1300000元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其余的均为月息2.5%，被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在担保人处进行了盖章确认。另外，被告刘丽在2011年10月6日还单独给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杨秋华现金100000元，月息2.5分。根据原告提供的转款证明，其自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11月8日共计分二十四笔向被告刘丽支付了3550000元，支付款项的时间均没有超出《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起始日期。被告刘丽称其只对收到其中的七笔共计1600000元予以认可，且收到后就将该1600000元打给了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杰，说明该笔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为第二被告；同时称对于其他款项均系原告通过刘丽向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购房意向金，刘丽就该款项均以冠博公司的名义给原告开具了收据，后来因为购房不成该公司已经就该意向金进行了部分退还，剩余没有退还的原告也已经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后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杰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杨秋华的账户转款共计十三笔，分别为：2011年6月30日8167元、8月1日25791元、8月30日35000元、9月30日40250元、10月30日86250元、11月至次年的4月底六笔均为98750元、2012年5月31日97750元、2012年6月30日79750元，第二被告称上述转款是归还的涉案借款本息。从2012年8月30日开始被告刘丽通过自己的账户向杨秋华的账户进行转款，至2014年3月8日分十三笔共计还款792750元，其中有八笔金额均为79750元，另外五笔的金额分别为25000元、10000元、49750元、50000元和20000元，还款的时间基本都是间隔一个月左右。原告认可上述转款的事实，称其均为当时应付的利息。2017年5月4日，原告杨秋华、被告刘丽及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达成一致协议，约定刘丽将其对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4086250元债权转让给杨秋华。被告刘丽系被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部经理，案外人刘玉杰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的身份系国家工作人员。诉讼中，被告申请证人李某（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该证人证实其所在的冠博公司曾委托刘丽对外销售拟开发的甜源小区房屋，并将一本收据交给刘丽让其代开，后刘丽代该公司收取了杨秋华的20套房屋的购房意向金共计1900000元，杨秋华将该笔款项交给了冠博公司，因甜源小区未能建成，冠博公司直接将上述意向金退给了杨秋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有四个：一是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是谁；二是涉案借款的金额是多少；三是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四是归还款项的性质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告刘丽辩称其系被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部经理，其对外签署协议进行借款是代表其公司的职务行为，其在收到款项后也随即将其转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杰的账户用于公司使用，因此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是第二被告，应当由其公司承担责任。在刘丽以借款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协议》后，原告根据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了款项，至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形成，以个人的名义代表公司对外借款并非其工作范畴内必要的事情，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对外借款维持自己的经营，且该主张也不符合常理，至于其在收到款项后再次将款项转出是其自行处分的行为，不影响其应当对自行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承担责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转款证明，其自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11月8日共计分二十四笔向被告刘丽支付了3550000元，支付款项的时间均没有超出《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起始日期，可以认定原告已经根据协议约定足额履行了出借款项的支付义务。被告以及证人称上述转款其中1900000元系被告刘丽代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取的购房意向金且就该笔款项另行给原告开具了收款收据。首先，如果该1900000元系原告通过刘丽向案外人支付的购房意向金，刘丽从常理上不应该在给杨秋华开具收取购房意向金收据的同时再次给原告签订《借款协议》；其次，单纯的依靠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某的证言无法证实该公司已经就该1900000元给原告进行了退还；再次，从被告刘丽以及其所在的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杰给原告回转的款项金额和时间来分析，基本上都是按月以《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作为基数且按照约定的利息约定支付的利息，与被告所述其实际收到原告借款仅为1600000元作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利息金额相去甚远；最后，金钱作为一种通用物，现原告主张涉案转款就是根据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的出借款，予以认定，如果如被告所述其还就1900000元另行给被告开具了收据（没有实际收取）且案外人冠博公司还就该款项给原告进行了退还，各方可另行依法主张；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首先涉案协议约定的利率为年息30%，不属于法律和相关规定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无效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禁止公务员参与营利性活动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不能因为原告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就直接确认涉案协议无效；再次，被告称原告还存在向他人借来款项再对外出借用来赚取高额利息差，因此被告存在非法融资的行为，被告所提该项事实证据不充分，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其所述的事实，也不必然导致双方之间的协议无效。综上，涉案协议亦不存在其他法定的无效的情形，确认涉案协议有效；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无论是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杰还是刘丽本人向原告的还款，均是在月末或者月初规律性的打款，打款的金额均没有超出每一笔借款累计本金后再根据双方约定的利率计算出的利息，原告称被告支付了2013年7月份之前的利息与事实相符。综上，被告刘丽共计向原告借款3550000元，2013年7月之前的利息已经支付，2017年5月4日双方经协商刘丽将其对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4086250元转让给原告，至该日期之前的4月底利息应当为3266000元（以本金355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自2013年7月计算至2017年4月共计46个月），根据优先支付利息原则，扣除该利息后的820250元应当视为归还的本金（根据时间先后顺序，该笔视为归还的本金应当不包括刘丽于2011年10月单独向原告借款100000元第二被告并未对此担保的款项，因为在此之前的借款本金已经达到了1550000元），至此剩余未还本金数额为2729750元（包括第二被告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100000元），被告刘丽对此应予归还。对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的利息655140元（计算方式在上文中已载明），并未超出法律规定和双方的约定，予以支持，自2018年6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继续按上述标准计算，但在上述时间段内以2629750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应当为631140元。被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愿对涉案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且没有约定担保方式，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2629750元、2017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的利息631140元以及2018年6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以本金2629750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被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丽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刘丽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杨秋华借款本金27297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被告（反诉原告）刘丽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杨秋华2017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的利息6551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三、被告（反诉被告）刘丽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杨秋华2018年6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以本金2729750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四、被告（反诉原告）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2629750元、第二项中的631140元、第三项以262975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丽追偿；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秋华和被告（反诉原告）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39.5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21939.5元，由被告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20378元，由被告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了还款付息的统计表和银行流水，拟证明从2011年6月30到2012年7月1日，已偿还本金20万元与利息965458元。被上诉人经质证发表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些款项均系被上诉人收到的利息，2012年5月21日刘玉杰还的10万本金并不包括在诉讼请求本金之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涉案借款协议效力问题，上诉人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杨秋华所签订的借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涉案借款协议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禁止公务员参与营利性活动系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的强制规定，不能因为被上诉人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就直接确认涉案协议无效，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还存在向他人借来款项再对外出借用来赚取高额利息差及存在非法融资的行为，故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借款协议无效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刘丽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及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刘丽以借款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多份《借款协议》，被上诉人根据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了款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贷关系。上诉人刘丽以个人之名义代表公司对外借款并非其工作范畴内必要的事情，该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对外借款以维持自己的经营，且上诉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涉案借款协议担保人处盖章，故上诉人刘丽主张其是履行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应当由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对此亦不予认可，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实际借款数额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证明证实，其自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11月8日共计向刘丽支付了3550000元，已经根据协议约定足额履行了出借款项的支付义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上述转款中的195万元非涉案借款协议中所借款项，且该195万元已由案外人淄博冠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刘丽全部偿还，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该款项之由来，且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故一审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355万元正确，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因两上诉人在上诉中主张涉案借款人实际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不认可其为担保人，故其主张已过保证期间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80万元是否应当支持问题，同上所述，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实其还款已远远超过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因此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问题，本院经审查一审程序合法且上诉人亦无充分证据证实程序违法，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79.00元，由上诉人刘丽、淄博润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东辉 审 判 员  胡晓梅 审 判 员  马士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代理书记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