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9民终19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梁，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沅江市新湾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绍怀，沅江市琼湖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沅江市新湾镇。 诉讼代表人：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廖学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湖南德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公司）与何文梁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7）湘0981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何文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湘09民终996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9日作出（2017）湘0981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何文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文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绍怀，被上诉人三湘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文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三湘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认定的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案涉三湘公司名称不同，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工商登记，不具备法人资格。同理，一审法院系对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管理人，管理人不能代表案涉三湘公司诉讼。案涉三湘公司虽已被判决解散，但尚未注销，应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本案纠纷诉状应署名三湘公司并加盖公司印章；2、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案涉承包合同于2010年5月31日签订，约定的承包期至2013年6月1日止，之后于2010年11月8日另签订补充协议对案涉承包合同予以解除。双方对案涉承包合同实际履行仅为6个多月。从案涉承包合同期满日或补充协议解除日起算，对方于2017年3月主张权利均已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0年11月8日另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基于案涉承包合同因洪水漫堤无法履行而签订。该协议系案涉承包合同的从属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更无其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对其效力未予认定有误。同时，三湘公司早已解散进入清算程序，亦无资产在何文梁处，何文梁没有一直占用三湘公司的资产，一审判决认定何文梁从2010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2日一直占用三湘公司资产有误。 三湘公司辩称：1、当事人主体适格。一审判决认定主体为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属笔误，三湘公司已由一审法院指定管理人，该公司因处于清算阶段，不能独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主张民事权利，管理人有权诉讼。同时，何文梁系三湘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印章由其掌握，起诉何文梁之诉状实际也无法加盖公司印章；2、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何文梁长期占用公司财产事实存在，公司印章及代表公司权利的相关有效性文件均掌控在何文梁处。三湘公司另外两股东王学云、周平辉一直与何文梁积极沟通，并由此产生诉争。该诉争从管理人成立且全面接管公司清算事宜至本案起诉，一直未结，因此不存在时效经过的问题；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补充协议系何文梁利用三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三湘公司与其个人自我签订，是用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依据相关规定应认定无效。同时，起诉后一审法院送达相应文书时，三湘公司仍处于经营当中，故占用事实存在。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湘公司向一审法院所提诉讼请求：1、判令何文梁支付欠缴的承包费用（自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止）三年共计270000元及逾期利息（每笔租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每笔租金逾期年数，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何文梁承担自2013年6月2日起未及时返还承包标的期间三湘公司租金经营收益损失（比照承包费用计算）及利息；3、判令何文梁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5月31日，当事人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将三湘公司的全部资产转包给何文梁，且合同由三湘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合同签订后，何文梁对承包地产、物产、设置及设备等进行了经营管理。就三湘公司与何文梁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三湘公司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三湘公司作出免除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文梁对其债务的行为，必须经股东会表决形成决议并通过，但何文梁当庭提交的补充协议中只有三湘公司的公章和何文梁的签名，没有公司其他股东的背书认可或签名；而何文梁认为法律没有对法定代表人与本公司签订合同的禁止性规定，故补充协议有效。何文梁提交的《补充协议书》只有三湘公司的公章及何文梁的签名，何文梁也未能提出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该《补充协议书》经过三湘公司其他两位股东的认可。三湘公司申请的证人证言，何文梁认为两位证人系该公司股东，曾因纠纷诉至人民法院，提出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其效力不予采信。何文梁虽向法院提交书面证人证言证明签订《补充协议书》的背景在于洪水漫堤，导致承包无法实现，但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事项须经股东会决议或在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故对该《补充协议书》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另，三湘公司已支付了涉案场地的租金。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于2010年5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何文梁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其支付承包费用的义务，故对三湘公司要求何文梁支付欠缴承包费用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何文梁自2010年6月1日开始至今一直占用三湘公司的资产，故对何文梁提出三湘公司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三湘公司要求何文梁承担自2013年6月2日起未及时返还承包标的物期间占用损失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损失的计算标准，三湘公司主张比照承包费用确定，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三湘公司主张的未及时返还承包标的物期间租金经营收益损失利息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一、何文梁支付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欠缴承包费270000元及逾期利息（均以90000元为基数，分别自2011年1月1日、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何文梁支付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未及时返还承包标的物期间的占用损失（自2013年6月2日起至承包标的物返还之日止按每年90000元计算），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何文梁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三湘公司于2009年8月7日成立，登记股东为何文梁、王学云、周平辉，何文梁为法定代表人。2010年5月31日，三湘公司（甲方）与何文梁（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三湘公司将场地、设置、物产、设备转包给何文梁；合同期内，对于后置渔塘（鱼塘），三湘公司必须出资修好（退水之后，经何文梁提出，马上修复，如三湘公司因素，造成延期，年减租35000元）。何文梁养鱼蓄水以三湘公司原合同水位为准；承包期限为三年（自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止），承包金额为90000元每年，共计270000元，2010年底付90000元，其余款项每年正月底付90000元，如未付清，三湘公司有权收回。 何文梁于一审中提交了显示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上载明在何文梁履行2010年5月31日所签订承包合同的经营过程中，因养鱼蓄水堤外水位超过承包合同所约定的原合同水位，导致何文梁在2010年7月因堤坝溃倒无法养殖，达成2010年5月31日所签订承包合同自愿解除、何文梁不向三湘公司交纳任何承包费用，恢复三湘公司的正常经营、鱼塘的修复归何文梁组织实施，费用由股东按比例承担的协议。该补充协议上，三湘公司（甲方）处加盖了三湘公司印章，何文梁（乙方）处由何文梁签名。 2014年3月19日，王学云、周平辉向一审法院起诉何文梁，主张何文梁应按承包合同支付承包款360000元，扣除何文梁应分得部分，减去第一年鱼塘修复款35000元，实际应付216000元，并按股东收入分配给王学云、周平辉。后该案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立案，并于2014年7月21日因王学云、周平辉撤回起诉裁定准许撤回。2014年7月30日，王学云、周平辉向一审法院起诉三湘公司并列何文梁为第三人，主张解散三湘公司。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沅民二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判决解散三湘公司。何文梁提起上诉，被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王学云、周平辉以清算事宜达不成一致意见，向一审法院提出公司清算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湘0981民算1号之一民事裁定，受理清算申请，并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决定指定管理人，管理人以三湘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并由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首次立案受理。三湘公司于诉状中，载明其主体名称为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上加盖公章为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另查明，一审法院就前述公司清算申请作出民事裁定、决定时，载明公司主体名称为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后，一审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以文字笔误将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补正为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就本案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7）湘0981民初357号民事判决后，亦已作出民事裁定，对前述文字笔误予以补正。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焦点为：一、当事人主体是否适格；二、案涉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三、何文梁是否至今占用承包标的物并应支付占用损失；四、案涉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现评析如下： 一、就主体问题。根据已查明之事实，一审判决将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列明为沅江市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确属笔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三湘公司进入公司清算程序后，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诉讼，于法有据。三湘公司主体适格。 二、就补充协议效力。案涉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得到三湘公司所有股东认可，当事人应依约予以履行。何文梁主张因养鱼蓄水堤外水位超过承包合同所约定的原合同水位，导致何文梁在2010年7月因堤坝溃倒无法养殖。即使该陈述真实，因承包合同对鱼塘水位及修复已有约定，在对方不予处理的情况下，何文梁仍可依据合同自行修复并以减少租金等方式依法救济。故何文梁前述陈述，即使真实也不必然导致案涉承包合同应予解除。何文梁所提交的补充协议，系解除案涉承包合同且何文梁不交纳任何承包费用，虽加盖了三湘公司印章，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协议系何文梁利用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公司之名义与自己所签订，未得到其他两位股东的认可，也无证据显示进行了相应通知。补充协议之效力在本案中不应被认定，案涉承包合同之三年合同期及承包金支付对何文梁仍具约束力。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的逾期利息起算日及利率，因当事人未提异议，本院亦予确认。 三、就承包期外是否存标的物占用之损失。案涉承包合同虽约定三湘公司将场地、设置、物产、设备转包给何文梁，但除当事人认可的相应设备外，其余权利明细并不明确。三湘公司亦未提交充分有效之证据，证实该公司至今拥有前述所称全部之权利，且被何文梁违法占有并使三湘公司产生必然依法应得之损失。相反，三湘公司之租赁房产系何文梁之住所及场地，且无证据显示租赁合同得到了切实履行；相关鱼塘系何文梁名义与相对方另行签订承包合同，且因环保已恢复为承包前之河汊。在前述情况下，何文梁虽自认相应设备因通知后对方未来领取尚在其处，但考虑设备之价值，以此认定何文梁在此期间比照承包期内之承包金支付损失，明显显失公平，故应以承包期后因当事人未达成一致，何文梁负有合同后续之保管义务认定为宜。相应返还事宜，因非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应依法另行处理。在现有证据下，三湘公司主张案涉承包合同到期后，何文梁因占有三湘公司资产并应比照承包期内之承包金支付损失，不能得到支持。 四、就时效问题。案涉承包合同到期后，三湘公司股东何文梁、王学云、周平辉之间因包括本案争议在内的纠纷，产生多起诉讼并最终致公司解散，进入清算程序。本案争议事项在前述过程中一直予以提起，相应诉讼时效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案涉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何文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017）湘0981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 二、由何文梁支付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欠缴承包费270000元及逾期利息（分别以90000元为基数，分别自2011年1月1日、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057元，由何文梁负担22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沅江三湘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057元，由何文梁负担22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柯 审 判 员 蒋 远 军 审 判 员 熊 文 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龚 协 伟 书 记 员 欧阳帅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