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2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军，男，1963年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安国市，现住河北省安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仙，女，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安国市，现住河北省安国市，系张建军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伟娜，女，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霍朋飞，男，196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上诉人张建军因与上诉人崔伟娜、霍朋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3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仙、上诉人崔伟娜及霍朋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崔伟娜、霍朋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偿还2018年6月4日及2018年6月10日欠条中的货款，被告崔伟娜称并非其本人书写，并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本院核查，该两份欠条中签字确与崔伟娜签字存在明显差异，原告未能向本院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该项诉求本院难以支持。”该认定完全错误。本案中的三张欠条都是由崔伟娜收到化肥并点货后亲自交给的送货司机吴志青、唐贞立，不可能出现三张欠条中一张是其所写、其余两张不是其所写的情形。一审庭审中，崔伟娜承认分三次收到5万多元的化肥，其货款数额及次数都与张建军主张的三张欠条及数额相符。如果三张欠条存在“明显差异”，则只有一个结论，即崔伟娜、霍朋飞与他人合谋共同实施诈骗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一审庭审后，崔伟娜、霍朋飞申请对“崔伟娜”签字进行司法笔迹鉴定，但让人不解的是，张建军已接到一审法院委托天津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的通知，等了很长时间却未进行鉴定。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一审法院应判决崔伟娜、霍朋飞承担偿还货款的义务。但一审法院却偏袒崔伟娜、霍朋飞，取代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做出了鉴定，与法相悖。崔伟娜在一审开庭时根本未提及“崔伟娜”不是其所写，而是一审判决提到的：“我们要的不是原告的货，是解某（大三）的货；我们分三次拿的解某5万多元的化肥，一次三万多，一次一万，一次一万二，因解某拿了我们5万多的货款，拿货的时候从5万货款里扣，不认识原告。”崔伟娜、霍朋飞质证欠条时，犹豫之后突然改口称签名不是自己所写，并狡辩是要的解某的货。首先，崔伟娜、霍朋飞要货是电话联系的张建军的业务经理马某，张建军持有合法的债权凭证；其次，是谈好价钱之后由张建军的送货司机亲自将货送到崔伟娜、霍朋飞处，欠条是崔伟娜、霍朋飞亲自交给的送货司机吴志青、唐贞立，与解某没有任何关系，崔伟娜、霍朋飞为了达到欠债不还的目的编造谎言。本案事实清楚，崔伟娜、霍朋飞承认本案基本事实，有其所写欠条，一审法院完全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崔伟娜、霍朋飞偿还货款。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崔伟娜、霍朋飞辩称，我们一直要的是解某的货，没有要过张建军的货。我们给解某预交了5万元货款，然后从解某处要了5万多元的货。不知道张建军为什么要告我们，不认识他，也没有要他的货。崔伟娜、霍朋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张建军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建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原告提交被告崔伟娜签名的2018年6月19日的欠条一份，证实被告尚欠货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就该笔货款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120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双方当事人并不相识，更无买卖关系。张建军出示三张欠条，只有一张系崔伟娜因对账为解某所写，其余两张均非崔伟娜、霍朋飞书写。因解某欠崔伟娜、霍朋飞5万元，双方达成一致，将崔伟娜、霍朋飞认可的那张欠条相互抵顶。一审法院仅依据一张崔伟娜、霍朋飞与他人的且已相互抵顶的对账条就判决崔伟娜、霍朋飞给付张建军货款12000元，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建军辩称，12000元的欠条是2018年6月份送的货，送货的时候已经和崔伟娜、霍朋飞说清楚了，二人收了货也打了条子，又说不认识我，那为什么条子在我手里。条子都是崔伟娜打的。与解某无关。张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崔伟娜、霍朋飞立即结付货款53059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崔伟娜、霍朋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9日，崔伟娜购买张建军价值12000元的化肥，崔伟娜给张建军打下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款壹万贰仟元（12000元）崔伟娜王各庄2018.6.19号”。货款至今未给付。另查明，霍朋飞与崔伟娜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张建军提交崔伟娜签名的2018年6月19日的欠条一份，证实崔伟娜尚欠货款的事实，双方就该笔货款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对张建军要求崔伟娜偿还120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霍朋飞、崔伟娜系夫妻关系，且共同经营化肥生意，应当认定该笔欠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对张建军要求崔伟娜、霍朋飞共同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张建军主张崔伟娜、霍朋飞偿还2018年6月4日及2018年6月10日欠条中的货款，崔伟娜称并非其本人书写，并否认与张建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核查，该两份欠条中的签字确与崔伟娜签字存在明显差异，张建军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项诉求难以支持。张建军主张崔伟娜、霍朋飞支付迟延给付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支持自起诉之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崔伟娜、霍朋飞给付原告张建军货款12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6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张建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3元，由被告崔伟娜、霍朋飞负担127元，原告张建军负担436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建军申请证人马某、解某出庭作证。1.马某证：2018年张建军聘请我为他的业务经理。崔伟娜第一次要货是我跟着张建军转市场时她要的，由吴志青送的货，吴志青拿回来的欠条；第二次要货是她给我打的电话，我和张建军一起过去和她商量要多少，她要10吨，因我们库里只有8.7吨，就只给了她8.7吨，由吴志青和唐贞立送的货；第三次要货是我和张建军转到她那时要的。第一次要货崔伟娜说月底给清，但没有给。崔伟娜要的货是张建军的。我原来给解某打工，从2018年开始就不跟着他了。2.解某证：2018年发的货我不知道，也没有和我联系；崔伟娜、霍朋飞所说的5万元款是借款，是2016年的事；从2018年开始我和张建军就没有业务来往了。崔伟娜、霍朋飞针对马某的证言质证称，没见过马某和张建军到我们那去，每次要货都是给解某打电话、给马某打电话，马某所说不属实；针对解某的证言质证称，解某所说均不属实，我们要货都是和解某打电话，他让给马某打，借款是2017年的事。对于马某、解某的证人证言，综合崔伟娜、霍朋飞关于要货均是与解某、马某联系且认可案涉三次购买化肥事实存在的陈述、而解某关于不知道崔伟娜2018年要货的事情且否认崔伟娜与其联系要货的证言、马某关于自2018年起其被聘为张建军的业务经理且崔伟娜要的货均是张建军的货的证言、崔伟娜未提交其与解某联系要货及其关于将货款与解某借款抵销的主张成立的证据等情况，本院认定上述证人证言与崔伟娜、霍朋飞承认的欠条及相关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对之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张建军在一审中提交了三张欠条，2018年6月4日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安国市张建军货款（大写）壹万元，小写10000元。还款日期欠款人（签字）崔伟娜电话139××××2018年6月4日朋飞”，其中“壹万元”“10000”“崔伟娜”“139××××4203”“201864”“朋飞”为手写体，其余内容均为打印体；2018年6月10日欠条内容为：“今欠款叁万壹仟零伍拾玖元崔伟娜王各庄2018.6.10”，均为手写体；2018年6月19日欠条内容均为手写体。还查明，崔伟娜、霍朋飞在一审庭审时认可是要了三次货，并陈述“一个三万多点、一个一万、一个一万二”；崔伟娜、霍朋飞在二审中陈述三次要货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4日、6月10日、6月19日。本院认为，张建军为证明崔伟娜、霍朋飞拖欠其化肥款，在一审中提交了2018年6月4日、6月10日、6月19日欠条各一张。崔伟娜、霍朋飞质证认可2018年6月19日欠条为崔伟娜书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张建军持有崔伟娜2018年6月19日出具的欠条，且该欠条中并未记载债权人名称；崔伟娜虽主张买卖合同相对人是解某而非张建军，并提交了2017年9月25日署名为解某的借条一张，但该借条中仅写明“今借霍朋飞现金伍万元整”，并无关于化肥买卖的任何内容，且崔伟娜出具的欠条中亦无将货款与借款抵销的内容；此外，崔伟娜、霍朋飞承认案涉三次化肥买卖事实的存在，虽主张出具欠条的目的是为了与解某对账，但又称在三次买卖中只出具过一张欠条，其所称与其主张明显不符。综上，不能认定崔伟娜、霍朋飞关于所要货物为解某的、是给解某打条、货款从解某借款中扣除的主张成立。崔伟娜提交的借条不能推翻张建军提交的欠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崔伟娜、霍朋飞欠付张建军化肥款12000元，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崔伟娜、霍朋飞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在崔伟娜、霍朋飞否认2018年6月4日、6月10日两张欠条为崔伟娜书写的情况下，张建军应针对其主张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二审中，张建军提供了马某、解某的当庭证言，根据二位证人的证言，并综合崔伟娜、霍朋飞认可三次要货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4日、6月10日、6月19日且二人并未针对己方主张提交除借条之外的证据的事实，应当认定2018年6月4日、6月10日即案涉三次化肥买卖关系中的卖方主体均为张建军而非解某。至于崔伟娜、霍朋飞主张的解某向其借款事宜，崔伟娜、霍朋飞未提交证据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崔伟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8.6.19的条是我写的。是拉货了，具体多少钱我要看我的本，七八吨货。扣了五万多的货，是三次，具体多少号不知道。6.4和6.10的条不认可，不是我写的。”而根据张建军陈述及证人马某证言，崔伟娜要货吨数为8吨左右的时间是6月10日。此外，崔伟娜在二审中陈述其是在6月10日打的12000元的欠条，该陈述与其一审陈述不一致，与张建军提交的欠条上所记载的时间及数额即6月19日的数额为12000元、6月10日的数额为31059元亦不相符。并且，崔伟娜针对其在一审庭审中关于“具体多少钱我要看我的本”即货款数额的主张并未提交证据。综上，结合崔伟娜、霍朋飞、张建伟、证人马某对送货人员为唐贞立、吴志青的陈述一致，且张建军陈述、马某证明欠条为唐贞立、吴志青送货后由崔伟娜将欠条交由送货人员带回，崔伟娜、霍朋飞对此并不否认的事实，并根据崔伟娜、霍朋飞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三次买卖的货款数额分别为3万元多点、1万元、12000元，共5万多元，与张建军提交的三张欠条中两张欠条的数额完全一致，与另一张欠条所记载的数额亦基本相符以及崔伟娜、霍朋飞未对张建军主张的三次买卖所涉货款数额明确否认的事实，本院认定张建军关于货款数额的主张成立，即崔伟娜、霍朋飞应给付张建军化肥款共计53059元，并应自张建军起诉本案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综上所述，张建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崔伟娜、霍朋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3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张建军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3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崔伟娜、霍朋飞给付原告张建军货款12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6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为“上诉人崔伟娜、霍朋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张建军货款53059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崔伟娜、霍朋飞的上诉。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3元，由上诉人崔伟娜、霍朋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张建军交纳的1126元，崔伟娜、霍朋飞交纳的1126元，均由上诉人崔伟娜、霍朋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哲审判员  翟乐光审判员  郭 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佟铁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