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再187号再审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闵云淑，女，汉族，1970年1月19日出生，住贵州省湄潭县。再审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闵云梅，女，汉族，1971年4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湄潭县。再审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闵绍余，男，汉族，1947年2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湄潭县。再审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闵云贵，男，汉族，1974年10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湄潭县。再审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闵荣生，男，汉族，1972年8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湄潭县。五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普权，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30号。负责人：王方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永强，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闵云淑、闵云梅、闵绍余、闵云贵、闵荣生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贵州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黔03民终5868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1日作出（2019）黔民申193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闵荣生及五申请人的共同代理人程普权、被申请人人保贵州分公司代理人林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闵云淑、闵云梅、闵绍余、闵云贵、闵荣生申请再审称，1.投保单中空白部分都是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韩毅自行填写，之后交给投保人的工作人员陈桂梅签字并盖章，保险人从未询问过关于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的问题，因此根本不存在投保人和申请人故意隐瞒被保险人唐某身体状况的情况，二审判决认定“投保人及申请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即使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但是因被申请人一直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其拒绝赔偿的行为不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二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人保贵州分公司辩称，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需在30天之内的这个说法不适用于本案。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身体，被保险人死亡以后，保险标的物不存在了，保险合同已经终止，故不需要行使解除权。因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此外，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中保险金额20万是笔误，真实的保险金额是10万元。我们认为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闵荣生,闵绍余,闵云梅,闵云贵,闵云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人保贵州分公司支付保险金200000；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贵州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闵绍余与唐某（已故）系夫妻关系，闵云淑、闵云梅、闵云生、闵云贵与唐某（已故）系母女（子）关系。2017年1月9日，投保人贵州省湄潭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解决职工福利，在人保贵州分公司处为职工的直系亲属投保了人身团体保险，包括《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国寿安心意外伤害保险（A型）》、《国寿附加绿洲伤残团体案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国寿通泰交通意外伤害保险（A款）（2013版）》等险种，保险的起讫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11月29日。该合同中唐某（已故）为被保险人，未指定受益人。合同签订后，投保人如约交纳了保险费。2017年4月14日，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的亲人唐某因病死亡。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向人保贵州分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2017年8月9日，人保贵州分公司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为由，书面表示拒付，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死者唐某（已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云生、闵云贵。2014年12月8日，唐某（已故）因病到湄潭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2天，入院诊断：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稳定型心绞痛、窦性心律、心功能Ⅳ级（NYHY）；2、双肺××；3、脑出血后遗症。出院诊断：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稳定型心绞痛、窦性心律、心功能Ⅳ级（NYHY）；2、双肺××；3、高脂血症；4、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5、脑出血后遗症。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与人保贵州分公司签订合同时，人保贵州分公司未要求唐某（已故）进行体检。投保时，人保贵州分公司未对被保人患有何种疾病不能投保进行特别提示。人保贵州分公司与投保人于2016年3月26日签订了《贵州省湄潭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0一六年度职工补充医疗综合保险协议》，约定：《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国寿安心意外伤害保险（A型）》、《国寿附加绿洲伤残团体案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的保险金为社领导200000元、中层干部150000元、员工100000元、退休人员75000元。死者唐某非投保人员工或退休人员，且投保人单位所有被保险人的保险费交纳金额均为350元。同时，还约定，该合作期满后，自动续签下一年度保险协议。本案保险单载明《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的保险金为100000元，但该保险单上还载明：特别约定：2、每一被保险人各项保险责任保险金额：《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20万。《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万。《国寿安心意外伤害保险（A型）》：20万。《国寿附加绿洲伤残团体案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20万。一审法院认为：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作为唐某（已故）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本案适格的主体。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与人保贵州分公司对双方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成立、生效、保险事由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保险合同成立后，唐某（已故）在保险合同期限因病死亡，人保贵州分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唐某（已故）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主张人保贵州分公司赔付其人寿保险金200000元，人保贵州分公司抗辩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其已患有疾病的义务，而人保贵州分公司所主张的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患有不能投保的疾病属保险格式条款，人保贵州分公司不能证明对这一限制投保人权利的格式条款已明确告知了唐某（已故），投保人虽然在合同上予以签名确认，但人保贵州分公司却未对上述条款对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作出特别提示，导致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根本无法确认何种疾病不能投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该格式条款不能约束投保人，对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本案争议的保险金额，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方主张200000元，人保贵州分公司抗辩为100000元，一审案件中保险单上载明的《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保险金虽为100000元，但该保险单上又注明了特别约定该险种的保险金为200000元，根据特别约定优于一般约定的原则，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并称其与投保人签订的《贵州湄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0一六年度职工补充医疗综合保险协议》已经明确约定，社领导200000元、中层干部150000元、员工100000元、退休人员75000元，死者唐某应按照退休人员的标准支付保险金。而死者唐某并非投保人的员工，也非投保人的退休人员，人保贵州分公司抗辩其按照退休人员的标准支付保险金没有依据，故一审案件的保险金额应为200000元，对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限人保贵州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云生、闵云贵保险金200000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依法减半收取2150元，由人保贵州分公司负担。人保贵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二审另查明：在人保贵州分公司提供的《团体保险投保单》中第九条告知事项一栏载明，参加投保的被保险人是否患有以下疾病？a、恶性肿瘤；b、心脏病（心功能不全Ⅱ级以上）；c、心肌梗塞；d、高血压（Ⅱ级以上）等，投保人的选择是“否”。在人保贵州分公司出具保单的当天，实际投保人闵荣生出具《投保承诺书》载明：兹委托单位以团体投保方式，代为本人直系亲属投保《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及附加险》保险，（投保单号：1145524300008302），本人承诺投保自愿，保费自理。本人已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必须表示书面同意的相关法律条文，以及《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职工补充医疗综合保险协议》，对被保险人参保资格、保险期间、保险费、保险责任、理赔事项、免除、索赔时效期限等全部内容无异议，并承诺承担一切责任，与单位无关。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应当以保险人提出询问的前提，就保险人未作询问的事项，投保人不承担主动告知的义务；但就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投保人应当遵守最大诚信原则如实进行告知。本案中，在闵荣生及其授权投保的单位与人保贵州分公司订立《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及附加险》前，被保险人唐某已经湄潭县人民医院多次诊断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Ⅳ级、双肺××、脑出血后遗症等疾病”，在团体保险单上疾病询问一栏，投保人选择的是“否”，而闵荣生在投保时亦出具《承诺书》表明，其对被保险人参保资格、保险期间、保险费、保险责任、理赔事项、免除、索赔时效期限等全部内容无异议，并承诺承担一切责任，与单位无关。而闵荣生作为唐某的直系亲属，其对唐某多次治疗并患有前述疾病的事实应该是明知的，故足以认定闵荣生及其授权的单位在投保时未将被保险人唐某曾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Ⅳ级”的情况告知人保贵州分公司，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不论闵荣生及其授权的单位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人保贵州分公司均有权不支付保险金，故对人保贵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改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8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共计6450元，由闵绍余、闵云淑、闵云梅、闵荣生、闵云贵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人保贵州分公司与投保人于2016年3月26日签订的《贵州省湄潭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度职工补充医疗综合保险协议》中第六条约定“保费1.社领导人均保险费标准为人民币柒佰元整；中层管理干部、退休人员人均保费为人民币伍佰贰拾伍元整；员工人均保险费三佰伍拾元”。另查明，投保人2016年11月29日签署的《团体保险投保单》中载明“被保险人总数325人；保险费合计113750元；其他约定：2、每一被保险人各项保险责任保险金额：《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10万元。《国寿安心意外伤害保险（A款）：10万元。《国寿附加绿洲伤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10万。《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10万”。再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二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之规定，围绕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保贵州分公司是否应对唐某的死亡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及保险金额如何认定。关于人保贵州分公司是否应对唐某的死亡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的问题。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遵守最大诚信原则如实进行告知。本案中，在团体保险投保单上疾病询问一栏，投保人选择的是“否”，但在闵荣生及其授权投保的单位与人保贵州分公司订立《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及附加险》前，被保险人唐某已经湄潭县人民医院多次诊断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Ⅳ级、双肺××、脑出血后遗症”等疾病。闵荣生作为唐某的直系亲属，其对唐某多次治疗并患有前述疾病的事实应该是明知的，且闵荣生在投保时亦出具《承诺书》表明，其对被保险人参保资格、保险期间、保险费、保险责任、理赔事项、免除、索赔时效期限等全部内容无异议，并承诺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足以认定闵荣生及其授权的单位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至少是存在重大过失的。被保险人唐某因病死亡，投保人未履行前述疾病事项的如实告知义务，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之规定，人保贵州分公司享有就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保险公司的解除权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内行使，但保险公司知道解除原因的，其行使解除权的期间为知道解除原因之日起30日内。本案中，人保贵州分公司在收到理赔申请后，经过调查核实，于2017年8月9日作出《拒付/争议案件流转表》，该表载明的内容可以确认，从2017年8月9日起人保贵州分公司就应当知道有解除事由，但其没有在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解除权（现无任何证据显示其在此期间内有解除该保险合同之意思表示或行为），故其解除权已消灭。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未被解除的情况下，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人保贵州分公司在其解除权消灭后，应当按照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关于人保贵州分公司所持“人身保险不需要行使合同解除权、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则可拒绝赔付”的辩解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之规定，人保贵州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险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五申请人主张保险金额应以保险单上特别约定的20万元为准，被申请人辩称该特别约定系笔误，应以投保单上的保险金额10万元为准。经查，投保人与人保贵州分公司2016年3月26日签订的《贵州省湄潭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度职工补充医疗综合保险协议》中约定员工人均保险费三佰伍拾元，员工保险金为100000元。投保人于2016年11月29日签署的《团体保险投保单》上载明的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费为350元（113750元/325人），保险金额为10万元。由此可见，投保人与人保贵州分公司对员工保险费350元，保险金额10万元达成了合意。《保险单》首页“投保及给付类别”处载明个人保额为10万元，第二页“特别约定”处载明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前后矛盾，且与投保单记载内容不一致，亦无双方协商一致将保险金额变更为20万元的相应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之规定，应当以保险单上记载的内容为准，即本案保险金额应认定为10万元。综上，闵云淑、闵云梅、闵绍余、闵云贵、闵荣生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黔03民终5868号民事判决及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8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二、限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闵云淑、闵云梅、闵绍余、闵云贵、闵荣生支付保险金100000元；三、驳回闵云淑、闵云梅、闵绍余、闵云贵、闵荣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共计645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3225元，闵云淑、闵云梅、闵绍余、闵云贵、闵荣生承担32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晓东审判员  李成波审判员  吴梦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殷欢欢书记员涂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