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8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张雱，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寅翀、叶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乐楠，男，198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利宁，女，1985年10月7日出生，住福州市仓山区，系余乐楠妻子。 原审被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C座2层215室。 法定代表人：张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寅翀、叶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京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乐楠、原审被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京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2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东莞京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余乐楠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余乐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东莞京东公司已将案涉商品的原价、售价及优惠折扣作出清晰说明，不存在欺诈余乐楠的情形，原审法院认为东莞京东公司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判令退一赔三于法无据。首先，余乐楠购买的AppleMacBookPro15.4英寸笔记本原价为17988元，实际支付价款为17968元，东莞京东公司线上页面显示该商品折扣为9.9折，通过运算，17968元÷17988元=0.9988888，东莞京东公司取小数点后两位数表述为9.9折符合正常商业习惯，亦符合一般消费者认知习惯。其次，案涉商品原价17988元，无论是其9.9折后17808.12元还是页面显示的17968元，价格差别细微，不足以导致消费者做出错误认识，不足以对消费者选择商品造成实际影响。再次，案涉商品销售页面已在醒目位置显示17968元的售价，余乐楠看到商品的介绍页面时即可明确得知该商品的真实价格，最终余乐楠下单付款价格也与销售页面标明的价格一致。在余乐楠清晰了解案涉商品价格前提下，其完全有权自由选择是否购买案涉商品，可见余乐楠下单购买案涉商品系出于余乐楠真实意思表示，东莞京东公司并不存在价格欺诈的行为。余乐楠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东莞京东公司存在诱使余乐楠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价格欺诈的故意并且最终使得余乐楠作出了购买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东莞京东公司已对案涉产品原价、售价及优惠折扣作出说明，在销售案涉产品时不存在诱使余乐楠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欺诈行为，并无欺诈消费者的故意。一审法院认定东莞京东公司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余乐楠要求东莞京东公司赔偿三倍货款于法无据。二、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案件，本案应根据《民法》、《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审理，行政处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余乐楠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为依据，主张东莞京东公司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存在欺诈行为明显不当。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北京京东公司作出的价格违法认定属于行政行为，北京京东公司承担的系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体系不同，追究责任的标准也不相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北京京东公司的行政处罚并不必然等同该行为同时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行为”。本案中，东莞京东公司与余乐楠之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余乐楠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行为为依据，主张东莞京东公司在民事买卖合同关系中存在欺诈行为明显不当。本案不能仅以案涉商品的标价是否符合价格部门规定作为认定是否欺诈的标准，而应该综合全案考虑，根据买卖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案涉商品标示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是否一致等实际情况予以判断。三、本案的情形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余乐楠身份属于职业打假人士，其所实施的行为实际上是牟利打假行为。因此，余乐楠的滥诉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从现公开的裁判文书查询可见，余乐楠与其妻子齐利宁在全国各地均有大量的相关诉讼案件，他们反复利用法律的漏洞、滥用司法资源，在明知案涉商品价格有轻微误差的情况下，依然反复购买，其购买目的并非为了生活或消费，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余乐楠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取利益，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其行为不应当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余乐楠辩称，东莞京东公司主张网页显示9.9折是取小数点后两位数的结果，系商业习惯，但商业习惯也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违背我国相关法律人任意发布虚假信息。余乐楠是基于该商品打折才购买的，购买该产品时并未发现有价格欺诈行为，而东莞京东公司对实际销售价格提高造成余乐楠没有享受到所谓的降价折扣，东莞京东公司实际上多收了余乐楠159.88元。从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可以看出，东莞京东公司就是在销售商品的过程中，使用了众多商品实际销售价与宣传价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的方式和方法来诱惑或者欺骗众多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从而谋取相关的巨大利益。根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东莞京东公司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案涉商品作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导致余乐楠作出错误的购买意思表示，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且其违法行为已被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为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五十五条的规定，东莞京东公司应当按照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进行赔偿。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北京京东公司述称，其意见与东莞京东公司上诉意见一致，一审判决没有判决北京京东公司承担责任。 余乐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乐楠退货，东莞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退款，东莞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共同向余乐楠赔付货款的三倍53904元；2.判令东莞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共同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7日，余乐楠在东莞京东公司自营网店购买了AppleMacBookPro15.4英寸笔记本电脑1台(银色，Corei7处理器／16GB内存／512GBSSD闪存／Retina屏MJLT2CH/A)，商品编号：1593512，支出17968元。网店宣传页面显示：“￥17968.00，9.9折，￥17988.00。”北京京东公司是该笔记本电脑的广告发布者。之后，余乐楠发现17988元的9.9折应该为17808.12元，而不是17968元，遂以东莞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构成价格欺诈为由向北京发改委举报。北京发改委于2016年11月21日根据余乐楠等多名群众的举报和投诉提供的线索，对北京京东公司的价格行为进行检查后作出京发改价格处罚[2016]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针对余乐楠对本案商品的举报记载为：35.2016年5月7日，你单位销售商品编号为1593512的苹果笔记本，宣传页面显示“￥17968.00，9.9折，￥17988.00"，17988元的9.9折应该为17808.12元，而不是17968元。北京发改委认为北京京东公司在销售商品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构成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责令其改正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与其它举报事项一并给予警告和罚款500000元的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认为，余乐楠向东莞京东公司购买本案商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余乐楠系消费者，东莞京东公司系经营者。《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经营者收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有偿服务，采取下列价格手段之一的，属于价格欺诈行为：（一）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诱骗他人购买的；”《关于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发改价监[2015]1382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所称‘虚假优惠折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打折前价格或者通过实际成交价及折扣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从本案的网店宣传页面内容：“￥17968.00，9.9折，￥17988.00”，可见本案商品实际成交价为17968元，原价为17988元。通过实际成交价17968元和折扣幅度9.9折计算出打折前价格为18149.49元，高于原价17988元，东莞京东公司的行为符合《关于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发改价监[2015]1382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优惠折价，属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价格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规定，东莞京东公司应当承担退还余乐楠购买商品价款及承担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余乐楠诉请东莞京东公司退还货款17968元并赔付货款的三倍53904元，予以支持。余乐楠在东莞京东公司退还货款的同时应将本案商品返还东莞京东公司，如不能返还，应按照购买价格折抵价款。北京京东公司系本案商品的广告发布者，本案商品为笔记本电脑，不属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北京京东公司发布本案虚假广告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规定，不应当与东莞京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余乐楠诉请北京京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乐楠退还货款17968元，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向余乐楠退回上述货款的同时，余乐楠应将AppleMacBookPro15.4英寸笔记本电脑(银色，Corei7处理器／16GB内存／512GBSSD闪存／Retina屏MJLT2CH/A)１台退还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如不能退还上述商品，则按照原购买的单价向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折抵商品价款；二、东莞京东利昇贸易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乐楠支付赔偿款53904元；三、驳回余乐楠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余乐楠于2016年5月7日在京东商城提交订单购买案涉商品，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订单详情显示2016年5月10日14时47分交易完成。余乐楠于当日16时23分向北京价格举报中心发送电子邮件举报东莞京东公司价格违法行为。 本院认为，东莞京东公司在北京京东公司经营的“京东商城”提出出售苹果电脑的要约邀请，邀约价为：价格17988元（划掉），9.9折，实际售价17968元。余乐楠无更改地全部接受该条款，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东莞京东公司标注的原价9.9折与实际出售价之间存在一定差价，系省略优惠折扣小数点后几位数所致，但东莞京东公司在涉案产品销售页面就产品原价、售价及优惠力度均做了清晰说明，其已将具体出售价格作出公示告知，即明码标价为17968元，该公示价具有直观性，余乐楠在明码标价的情况下同意购买，并且在三日后收到货物时仍继续完成付款手续，表明余乐楠不存在因判断错误而导致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东莞京东公司亦无欺诈消费者的故意。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东莞京东公司价格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并不必然等同于该行为同时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行为”，亦不因此对余乐楠构成民事违约，造成其经济或信赖利益损失。且余乐楠于2016年5月10日收到案涉商品后即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投诉东莞京东公司的价格违法行为，但其始终未就案涉商品退货退款事宜与东莞京东公司或北京京东公司直接进行沟通，直至2019年4月8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余乐楠关于退货退款，并要求东莞京东公司与北京京东公司三倍赔付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东莞京东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24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乐楠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48元，均由余乐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华 审判员 徐 晶 审判员 林星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钟许珠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