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14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起为，男，198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妮，国浩律师（青岛）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凯，男，198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上诉人于起为因与被上诉人杜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7527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9月2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起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合作经营期间收益234万元及以23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识和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双方对外的借款行为属民间借贷，从民间借贷获得的收益是依法获得的合法债权，依法应予保护。第一，从形式上说，本案双方对外的借款行为符合民间借贷形式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从上述规定可看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具体到本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均可证明，所有的对外借款行为均发生在自然人之间，法律亦并未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关系需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因此，本案双方对外的借款行为符合民间借贷形式要求。第二，从本质上说，本案双方对外的借款行为本身并不具备违法性，亦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于起为与杜凯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的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年8月1日，最高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联合整治民间借贷中不规范行为。该通知明确指出近年来社会上不断涌现出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其行为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该通知指出针对“套路贷”、高额利息、提前扣息、大额本金现金支付、以及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决予以遏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于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七部分关于金钱之债的裁判思路问题指出“要禁止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行为，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牟利”标准以及借款人知情标准。此外，要考虑出借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等因素综合认定某一出借人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依法认定以高息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贷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从上述内容可清晰看出，非法金融活动虽然是以民间借贷形式进行的，但因其名为民间借贷实则违背了借贷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侵害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因此应将该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进行区分，此类的民间借贷合同因此也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向案外人的借款行为系案外人因经营需要向上诉人借款，借款行为属于因借款人的经营需要进行的临时性借款行为。借款行为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的出借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交易过程真实，借款行为中不存在提前扣息，借款利息均为双方之间协商约定，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本案中上诉人的借款行为既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贷转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从借款行为本身也无法认定上诉人以放贷收益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即无法认定其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因此，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行为并非非法金融业务行为而是应依法予以保护的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第三，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无效合同，其法律后果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效，而不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履行完毕。案外人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将本金及利息偿还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即使因双方之间约定的利息高于法律允许的年化利率24%，但高于法律规定而当事人自愿履行的债务应视为自然之债。对于自然之债，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自愿履行，则履行有效。也就是说，本案中上诉人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针对高于法律规定的年化利利率24%的自然之债部分也因当事人自愿履行应是合法有效，因此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的“非法债务”。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在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自始无效，应另案处理。在案外人没有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不应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处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存在事实认识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杜凯答辩称：于起为首先在2018年向市北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2018鲁0203民初10245号），向法院谎称杜凯在几年时间内向其个人累计借贷2,000多万，至起诉时仍有500多万未偿还，并全面否认在此期间双方共同合作经营民间借贷、共同成立公司（各占50%股份），且被若干客户（10余家）拖欠借款累计上千万不能归还的事实，而是单方面从杜凯的交易流水中提取差额，诬告杜凯向其借贷，试图将双方共同的经营亏损转嫁给杜凯；在查证流水，核对各种证据事实之后，此案由市北法院公平裁决后驳回其诉请。在10245号诉讼被市北法院判驳后，于起为转而又承认本案双方共同成立公司经营的事实，转而以合同纠纷为由进行起诉即（2019鲁0203民初7527号），仍然单方面从杜凯几年的银行流水中将杜凯几年来各种不同的居间业务，各方面的进账，都归为其经营所得，扩大其收益，将所有杜凯名下业务和众多不属于其收益部分全部归为其所得，据此进行不合理要求，其目的仍是想要将前述民间借贷亏损数额转嫁给杜凯，并以此理由拒绝支付民间借贷过程中社会人员催收产生的佣金费用，并以“正在打官司”和“事情法院还没解决”为由，将责任推向杜凯，同时又在庭外通过其律师对杜凯进行威胁，要求杜凯出让山东路华仁大厦的写字楼房产，作为其停止诉讼的条件，否则将以各类理由进行上诉，且拒绝配合房屋租赁缴纳个人所得税，导致该房产已经有三年多时间给租户免费使用，未能收到任何租金，潜在损失累计几十万。杜凯银行对账单中的经营业务流水金额与客户名单一一对应，包括杜凯自己业务往来，共同经营往来的客户名单，亏损欠款客户名单，都已在7527号审理过程中提交市北法院，事实清晰，于起为的目的一直在于将民间借贷的坏账损失转嫁给杜凯。 于起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凯向于起为返还合作经营收益234万元，计算期间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以234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经营收益待法庭调查后再另行追加；3、本案诉讼费用由杜凯承担。事实和理由：于起为和杜凯系朋友关系，共同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2014年，二人向案外人青岛中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典当公司）出借借款，借款中有五笔借款系由于起为将钱汇至案外人账户，有四笔借款系由于起为汇至杜凯账户，再由杜凯支付给案外人。还款时，案外人先还款至杜凯账户，再由杜凯汇至于起为账户。现经于起为对账确认，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案外人共向杜凯还款6,773,850元，杜凯共向于起为汇款2,486,300元，截至起诉之日，杜凯尚有4,287,550元未支付给于起为。杜凯的行为严重损害于起为的权益。 杜凯在一审中答辩称：首先，于起为在2018年10月份起诉过杜凯，案号为（2018）鲁0203民初10245号，在2019年4月8日判决，当时于起为的理由是民间借贷，但实际上本案双方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于起为应是对上一个判决不满意，找不出别的缘由又以这个缘由在本案起诉；其次，本案双方产生分歧是因为双方在2014年、2015年以前做民间借贷业务，双方的客户借的钱还有1,000多万没还，这两三年时间于起为一直在起诉客户，追讨出借的款项，可能结果不理想，没要回来，所以于起为将损失找杜凯讨要，杜凯也有一系列的证据会根据于起为的说法逐一解答。 原审查明，于起为和杜凯是朋友关系,共同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2014年、2015年二人向案外人中诚典当公司出借多笔借款，这些借款中有的借款系由于起为将钱汇至案外人账户，有的借款系由于起为汇款至杜凯账户，再由杜凯支付给案外人。还款时，案外人大部分还款至杜凯账户，再由杜凯汇至于起为账户。现于起为自己对账后认为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案外人中诚典当公司共向杜凯还款6,773,850元，杜凯共向于起为汇款2,486,300元，截至起诉之日杜凯尚有4,287,550元未支付给于起为。杜凯对于起为陈述的数额不予认可，认为其和案外人中诚典当公司往来的款项不全是杜凯和于起为合作出借的业务，还有杜凯个人的客户与案外人中诚典当公司发生的业务。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此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前述法律规定，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个人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属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具体到本案，于起为和杜凯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的行为属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因该行为产生的债权，不是合法债权，该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于起为要求返还合作经营收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于起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520元，减半收取12,76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于起为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称其同被上诉人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的起止时间是2015年-2017年，并称其二人对外出借资金的客户一共有十几家，累计出借金额1,000多万元。被上诉人则称其两人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的起止时间是2011年-2014年，并称向其二人借入资金的客户约有30多家，还称其二人累计出借金额在3,500万元-4,000万元之间。上诉人称其二人出借款项的本金有1,000多万元，被上诉人则称其二人出借的资金本金约有400万元-500万元。 上诉人称其同被上诉人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期间的收益无法统计，并称其二人对外出借资金形成的坏账有800多万元。被上诉人则称其同上诉人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期间的收入无法说清，并称其二人对外出借资金形成的坏账大约是1,080万元左右。 上诉人称其二人对外出借资金中有800多万元系来源于其自有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的贷款，其余来源是股票投资收益。被上诉人则称其二人对外出借资金中有50%来源于个人储蓄，有20%来源于向亲戚借款，有30%来源于从银行贷款。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从本案双方所作陈述可知，其二人系多年合作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并非临时性向急需资金的借款人偶尔出借款项，其二人的出借资金行为与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完全迥异，符合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且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的显著特征，此由上诉人要求分取合作经营收益的诉请也可佐证，据之足可认定本案双方系职业放贷人。且从本案双方所作其二人出借资金有相当比例来源于银行贷款的陈述可知，本案双方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明显行为，而本案双方并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其二人从事营业性的放贷业务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所诉债权不是合法债权从而不受法律保护，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520元，由上诉人于起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胡金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