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2民初51678号 原告：廖道蓉，女，汉族，1971年1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有明，重庆市渝北区兴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1栋22层办公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54276301U。 法定代表人：王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靓伟，重庆俊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廖道蓉与被告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万园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道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有明，被告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靓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道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9月1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800元（2600元/月×8月）；2.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9月16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200元（2600元/月×1月×2倍）；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工资4513元[2600元+1913元(2600元÷21.75天×16天)]。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1月9日入职被告单位，被被告安排在重庆市渝北区金港国际从事保洁工作，双方约定每月工资2600元。被告在原告入职后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原告办理任何社会保险，未安排原告休年休假。至2019年9月13日，被告想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但又不出具解聘通知书。原告坚持到岗上班至2019年9月16日，因被告将签到打卡机中原告的指纹删除，导致原告无法打卡签到，原告在2019年9月16日被迫向派出所报警后离开公司，同日也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了投诉。此外，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工资。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没有承接金港国际的业务，被告给原告发放工资的行为只是接受第三人委托支付。原告所有诉讼请求需在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因此所有款项被告均不应当支付。第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期间应是2019年2月10日至2019年9月16日。第三，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存在违反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即使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也应当举证系被告解雇原告，同时因原被告之间无劳动合同，故无劳动合同期限，双方可以随时通知对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四，被告已经代第三方结清原告所有工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4日，该公司现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毅。重庆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洁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7日。2016年11月9日，王毅妻子翁佳蝶成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11日，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人。 原告2019年1月后的工资由被告公司通过转账支付。 2019年9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出具案（事）接报回执，载明：“匿名于2019/9/167:24:32报称：在金港国际新东方三楼，称系保洁人员，与公司有纠纷，现打卡机器被拆，无法打卡上班。经核实，廖道蓉和廖道蓉系金港国际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已辞退员工，现因工资问题与公司产生纠纷，民警告知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两人可自行前往派出所咨询驻所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原告称其向派出所报警后，民警让去派出所调解，派出所给公司主管袁琴打了电话，但袁琴没有来；出警记录上写“系金港国际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已辞退员工”是因为袁琴在电话里说已将原告开除。 2019年10月14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支付：1.2018年1月9日至2019年9月1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800元；2.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9月16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200元；3.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工资4513。2019年10月21日，该委出具超期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8年1月20日、2019年3月6日，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聚洁公司（乙方）签订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洁服务合同书》两份，约定乙方为甲方“金港国际购物中心”提供部分公共区域之日常保洁。 聚洁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一份，载明：“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贵公司与我司长期存在合作关系，贵公司至今仍有部分合同款项未向我公司支付，因本公司就与重庆喜地山业务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金港国际购物中心保洁服务项目’需向为保洁项目提供劳务的员工支付工资以及相关补贴，现特委托贵公司代本公司每月按时向相关员工支付工资报酬（具体以本公司每月向贵公司提供的工资数据为准），贵公司支付的总费用在贵公司欠付我司的款项中相应的予以扣减，具体以贵公司与我司最后的结算为准。特此委托。2018年11月13日”。 聚洁公司另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本公司于2018年前就与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内街清洁服务合同书》，后本公司派遣本公司员工廖道蓉、廖道蓉到金港国际购物中心提供物业保洁服务事项……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并不是廖道蓉、廖道蓉的雇主，其并没有与廖道蓉、廖道蓉建立任何劳动关系，只是帮助本公司发放工资而已。”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前往渝北区金港国际调查取证。原告的主管袁琴称公司名称为聚洁公司，老板姓翁；金港国际保洁工作室中张贴有2019年11月排班表一张，其上打印有“公司名称：重庆市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其将保洁服务包给了聚洁公司，从未发包给被告公司。被告称排班表不排除是原告或他人伪造后贴于该地点待法院取证，原告不能证实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排班表显示时间为2019年11月，与本案无关。 庭审中，被告举示收条一份。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放给廖道蓉2019年8月份工资2600元、2019年9月份12天工资1040元。双方协商保险补贴1200元，共计4840元。工资和社保补贴已结清。收款人：廖道蓉2019年9月12日”。原告陈述：当时袁琴给原告一张收条让签字，原告就签了字，签字的时候只有抬头收条两个字，其余都是空白，但是原告签字的纸不是被告举示的这张纸；袁琴称给原告打了8、9月份的工资，原告回去查了确实给了，但工资只结到了2019年9月12日，且没有按照原来的工资标准（2600元/月）支付。 原告陈述：原告经人招聘去金港国际做清洁，当时没有说是哪个公司，原告直到无法打卡后才去打了银行流水，才知道是被告公司给原告发放的工资，也在此时才知道被告公司的存在，原告由此确定用人单位为被告；原告的直接领导系翁佳蝶。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超期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银行流水、报警回执、排班表、企业公示信息、内街清洁服务合同书、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视频、收条等证据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做如下评析： 原告的工资虽由被告账户发放，但仅凭该事实并不足以认定原告系与被告建立的劳动关系。原告在金港国际从事保洁工作，而该处的保洁工作系由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包给了聚洁公司，重庆喜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也称其从未将保洁工作发包给被告公司，而聚洁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及情况说明，能够证明聚洁公司委托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的事实。此外，原告称其主管系袁琴，老板系翁佳蝶，而翁佳蝶原系聚洁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袁琴也称其工作的公司为聚洁公司。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原告的用人单位并非被告而系聚洁公司。虽然原告的工作地点张贴的排班表上打印有被告公司的名称，但该排班表未加盖被告公司印章，不能证明系被告公司的意思表示，且该排班表载明的时间在原告离职之后，故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事）接报回执上虽然载明原告系“金港国际重庆久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已辞退员工”，但原告称当时是因为袁琴在电话里告知警察已将原告开除，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认可或者公安机关查实原告确系被告公司员工，故该报警回执亦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基于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廖道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廖道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万园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吕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