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3刑终617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某兵，男，土家族，1976年9月13日出生于贵州省余庆县，初中文化，务工，住贵州省余庆县。因本案于2019年4月13日被贵州省余庆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余庆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杨军，贵州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某兵犯妨害公务罪一案，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黔0329刑初7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杨某兵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审查上诉理由、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9年4月12日16时许，余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张克聪带领辅警余某、叶现刚、文某在余庆县子营街道乌江路与玉笏大道红绿灯处依法开展车辆查缉工作。被告人杨某兵驾驶贵Ｃ×××××号车途经该处，辅警文某示意杨某兵停车接受检查时，杨某兵未停车接受检查，并继续开车行驶。民警张某聪随即安排辅警余某、文某驾驶警车继续查缉该车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文某途中多次用喊话器示意杨某兵停车接受检查，杨某兵仍然未停车接受检查，途经余庆县老车站、三角花园，并将车开到余庆县子营街道乌江中路火明车行巷道内时因停放的摩托车影响其通行而停下，余某、文某遂让杨某兵下车接受检查，杨某兵又继续驾驶车辆向前行驶约50米后停车，并下车持斧头追赶余某、文某，将余某追摔在地后，殴打余某，导致当天查缉工作被迫停止。经鉴定，余某所受伤为轻微伤。同时查明，案发后，被告人杨某兵在现场拨打110报警电话，后在公安民警对其讯问时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另查明，2018年3月31日，杨某兵因吸食毒品被余庆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五日。2018年4月16日，杨某兵因吸食毒品被余庆县公安局决定责令社区戒毒三年。2018年5月12日，杨某兵因多次辱骂正在整治交通的交警队员被余庆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原判基于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五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杨某兵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涉案扣押的斧头一把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余庆县公安局依法处理。宣判后，上诉人杨某兵持如下理由上诉：1.张某聪不在现场，执法主体不合格；2.检查点未放置要求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的提示标志，执法行为不规范；3.交警暴力执法，威胁上诉人及其子女人身安全；4.交警因个人恩怨公报私仇，上诉人使用斧头只是为了驱赶；5.本案由余庆县公安机关自行侦查和鉴定有失公平；6.余庆县公安局未对上诉人进行伤情鉴定和相应的救治，过分扩大余某的伤情进行住院治疗；7.执法记录仪记录内容不完整，不客观，不应作为证据采用；8.在事发现场只有余某一人，执法主体资格不合法，且交警有呵斥、辱骂、暴力行为，上诉人系自救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综上，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罪。辩护人对一审认定的罪名无异议，认为公安民警执行公务时言行有所不规范，杨某兵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具有自首情节，悔罪态度好，建议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2日，贵州省余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张克聪带领辅警余某、叶现刚、文某在余庆县子营街道乌江路与玉笏大道红绿灯处依法开展车辆查缉工作。当日16时许，上诉人杨某兵驾驶车牌为贵Ｃ×××××的面包车途经该处，辅警文某示意杨某兵停车接受检查，但杨某兵未停车接受检查。民警张某聪随即安排辅警余某、文某驾驶警车继续查缉该车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途中文某多次用喊话器示意杨某兵停车接受检查，杨某兵仍拒不停车接受检查并有呵斥文某等人的言语。杨某兵将车开到余庆县子营街道乌江中路火明车行巷道内后因停放的摩托车影响其通行而停下，余某、文某遂步行上前让杨某兵出示证件和下车接受检查，杨某兵拒不下车，并辱骂、呵斥余某、文某，后又驾驶车辆继续向前行驶，余某遂强令杨某兵停车。杨某兵驾车行驶约50米后停车，然后从车中拿出一把斧头追赶余某、文某，将余某追摔在地后，又用手殴打、用嘴咬余某。后经检查，余某头面部、颈部有淤青，局部有肿胀，双侧膝部及右手有擦挫伤。经鉴定，余某双膝前擦挫伤疤痕面积总共为23.44平方厘米，为轻微伤。另查明：因吸食毒品，杨某兵于2018年3月31日被余庆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五日，同年4月16日，被余庆县公安局决定责令社区戒毒三年，于2018年11月被公安机关依法注销驾驶证。2018年5月12日，杨某兵因多次辱骂正在整治交通的交警队员被余庆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认定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在卷，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并已在一审判决中叙明的相关证据证明。在卷证据内容客观、相互印证，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应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二审中，上诉人及辩护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杨某兵所持“张某聪不在现场，执法主体不合格”的上诉理由，经查：在卷工作证、张某聪、叶某、文某证言、被害人余某陈述、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辅警文某、余某系根据公安民警张某聪指挥履行职务，二人执行职务过程中均着制服，身份特征明显，故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所持“检查点未放置要求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的提示标志，执法行为不规范”的上诉理由，经查：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虽公安民警在检查点未放置提示标示，但文某、余某着装规范，在驾驶警务车辆跟随杨某兵所驾车辆过程中，多次使用喊话器请杨某兵停车接受检查，在杨某兵因被其他车辆堵路停车后，文某、余某再次在杨某兵车旁使用文明、规范语言请杨某兵接受检查，其后执法行为也无不当之处，故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杨某兵所持“交警因个人恩怨公报私仇，暴力执法，威胁上诉人及其子女人身安全，上诉人使用斧头只是为了驱赶”的上诉理由，经查：现场目击证人证言、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文某、余某在执法过程中言行文明、规范，并无辱骂、呵斥及伤害杨某兵和其子女的言行，相反，杨某兵有拒不接受检查，驾驶车辆强行驶离，后又持斧头追赶、殴打执法人员的行为，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执法人员与杨某兵有私人恩怨，故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杨某兵所持“本案由余庆县公安机关自行侦查和鉴定有失公平”的上诉理由，经查：首先，本案的犯罪地在余庆县，属于余庆县公安机关侦查管辖范围，法律无明文规定余庆县公安机关应回避；其次，本案在卷证据均系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内容客观，证据间相互印证，具有关联性；第三，本案的鉴定意见系由具备鉴定资质的贵州省余庆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员作出，具备合法性、客观性，故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杨某兵所提“余庆县公安局未对上诉人进行伤情鉴定和相应的救治，过分扩大余某的伤情进行住院治疗”的上诉理由，经查：首先，2019年4月12日对上诉人杨某兵的人身检查笔录证明，案发后杨某兵神志清楚，左上唇近唇裂处见1.2cm×0.3cm挫裂口，右颧部见2.7cm×2.Ocm皮肤擦挫伤，左上腹见长3.5cm皮肤擦划伤，其所受伤害并不严重；其次，在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履行职务过程中，杨某兵手持斧头公然使用暴力对抗执法检查，危及执法人员人身安全，执法人员采取反制措施予以制止并无不当，故其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杨某兵所提“执法记录仪记录内容不完整，不客观，不应作为证据采用”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执法记录仪视频内容无剪接痕迹，且除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外，还有检查点监控视频、案发现场余庆县蔡某摩托车经营部监控视频、现场目击证人拍摄的视频，以及现场目击证人证言，前述证据内容一致，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执法记录仪内容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故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杨某兵所持“在事发现场只有余某一人，执法主体资格不合法，且交警有呵斥、辱骂、暴力行为，上诉人系自救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所持“公安民警执行公务时言行有所不规范”的辩护意见，经查：杨某兵的供述、被害人余某的陈述、证人文某、蔡某、章某、朱某1、王某的证言，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监控视频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案发时余某、文某均在现场，执法过程言行文明、规范，无呵斥、辱骂的行为。相反，杨某兵在检查点、逃离途中及案发现场多次不听指挥，不接受检查，还辱骂、呵斥执法人员，后在案发现场不听执法人员指挥和围观群众劝阻，不顾道路狭窄和周边车辆、人员安全，驾车强行驶离，还危及公共安全，执法人员使用警械也无不当。杨某兵不听执法人员指挥，持斧头暴力抗法，也不是自救行为，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某兵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之规定，构成妨害公务罪，应予以处罚。故杨某兵所持“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根据杨某兵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所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辩护人所持“杨某兵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具有自首情节，悔罪态度好，建议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邓 轶审判员 冯在军审判员 王万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彭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