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49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群恒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工业园区1幢。法定代表人：范建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岗，江苏海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良，男，196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岗，江苏海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惠英，女，196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岗，江苏海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熟市荣兴化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工业园区1幢。法定代表人：杨建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雪峰，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宇，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常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沪宜公路元和行灶桥堍。法定代表人：刘守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虹，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群恒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常熟市荣兴化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常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14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常生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常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群恒公司与常生公司之间存在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关系的事实。1、2011年初至2015年底，双方以货物买卖的的形式共发生业务70824561.41元（开票金额），常生公司将每笔这些业务的利润在发票上都加上千分之11的月息作为利润计算标准。期间群恒公司共支付常生公司148576135.98元，远超开票金额，这也证明了一审认定的至2016年1月9日的协议书上载明的群恒公司结欠常生公司的货款是虚假的。2、之所以产生前述协议书，系因为期间常生公司还借给群恒公司79476239元，与前述超付的金额77751574.57元相减，群恒公司还结欠本金1724664元，但因计算有误，并非协议书记载的金额，存在重大误解。3、之后双方改变联营模式，并在2017年5月10日补签了合作协议，合作方式变更为，一部分采用买卖方式结算（利润为在每笔交易成本价格上加千分之十月息），另一部分采用我方加工，对方来结算加工费的形式，还有一部分为对方继续提供现金借款（利息按月息千分之十计算）。期间对方委派其员工至我方作为监管，控制我方财务，双方采用前述方式一直合作至2018年，至今未结算。4、2016年初至2018年我方结欠对方货款9552535.81元，结欠借款本金7389171.14元，合计16941706.64元，期间我方付款10921665.5，加上对方应付我方加工款7817447.81（开票金额），我方实际已付18739113.31元。5、2011年至2018年，我方总计尚欠对方72732.24元。6、此外，因群力门窗公司替我方归还了两笔共计115716元，加上2014年1月范建良以两笔承兑的形式以私人名义支付80万元货款，加上双方约定的加工费挂账金额1007290.07元，对方倒欠我方1850273.83元。二、常生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欠款金额，提供了三份由我方签字的对账单及盖章的协议书，对此我方已举证证明前述证据均存在严重计算错误，法院应进一步予以查明。荣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荣兴公司对群恒公司给付常生公司货款6684284元自2017年6月30日起的按照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不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依法判决本案上诉费用由常生公司、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5日的协议书上并未对应收账款的利息作出约定，确认应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的欠款明细系2018年10月28日形成的，上面荣兴公司并未盖章，因此荣兴公司承担的一般保证责任未包括欠款6684284元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常生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欠款数额是清晰明确的，并不是仅凭2015年9月份的对账单，一审中常生公司提供了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9日、2016年5月20日以及2018年10月28日双方之间多份对账单据。这些数字是基于双方的往来开票并经双方核对以后确定下来的。资金占用费是从2015年7月以后开始计算，也有相关证据可反映。为了解决群恒公司的长期欠款，双方以及相关方在2017年的7月5日，2018年的3月14日对相关数字核对后起草了协议书，其实2014年以后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对账，直至起诉之前，双方还进行了对账，相关证据都在一审都提供了。群恒公司、范建良一方签订了多份对账材料，包括协议书等。常生公司的投资人是江苏省常熟市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明，系范建良的师傅，如果对方认为确实存在套路贷情况，可向相关部门去举报。针对群恒公司的上诉，荣兴公司称：其已于2017年4月进行股权变更，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担保责任应由原股东承担，其公司不应就本案所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担保范围，同上诉意见。针对荣兴公司的上诉，群恒公司称其也认为荣兴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常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立即支付所常生公司人民币6684284元并承担资金占用费用(截止2018年10月28日为1331295.22元；自2018年10月29日起按月息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2.判令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承担常生公司委托律师产生的代理费1019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承担；4.判令荣兴公司对第2、第3项诉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常生公司与群恒公司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因群恒公司资金短缺，常生公司向群恒公司出借资金或者由群恒公司联系落实供应商，常生公司出资为其购买原料，群恒公司向常生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从2014年起双方定期对业务往来金额进行对账。2016年1月9日，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从2015年12月1日起，资金占用费由原来的月息11‰调整为10‰。经对账，截止2017年4月6日，群恒公司结欠本金为680万元，资金占用费829600元。后经债权转让115716元，现结欠本金为6684284元。一审另查明：2017年7月5日，常生公司（甲方）、群恒公司（乙方）、范建良、钱惠英夫妻（丙方）、荣兴公司（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乙方及丙方多年来在经营过程中承蒙甲方的帮助，因乙方银行贷款到期甲方帮助乙方的周转资金，乙方长期拖欠甲方借款、贷款等，经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2017年6月29日止，共计拖欠甲方应收账款6684284元、财务费用837814.61元及丙方向甲方以私人名义借款1400000元，且甲方为乙方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融资中所提供的3250000元保证担保。一、乙方、丙方积极将自有资产变现，优先偿还各个银行的贷款，所剩余额偿还甲方的债务，甲方在逐步清帐的基础上确保乙方的正常运行，以期降低甲方的应收账款。二、乙方必须将自有的三台高速弹力丝机作为上述所拖欠债务的抵押担保，直至所欠债务足额偿还甲方为止。三、丙方对于所借1400000元私人的债务做出还款计划，否则，甲方有权随时诉诸法律。四、同时，乙方、丙方承诺在处置抵押银行资产后，不足于偿还甲方债务的，对不足部分由丙方家庭所有成员的资产及丁方担保偿还，担保期限直至全部清偿甲方债务为止。如发现乙方、丙方发生资产转移或怠于归还甲方债务等行为，则甲方有权随时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五、本协议书，经甲、乙、丙、丁四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六、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协一份”。2018年3月14日以上四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基于2017年7月5日四方《协议书》，乙、丙方至今未履行。甲、乙、丙三方确认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止乙、丙方又欠甲方财务费用人民币壹拾伍万伍仟贰佰肆拾玖元柒角贰分。今丙方又向甲方借款，四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乙、丙、丁四方《协议书》继续生效。二、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贰拾叁万元，由甲方于2018年3月15日汇至丙方指定的中国建设账号32×××07。丙方承诺该借款本金及财务费用于2018年3月31日归还甲方（财务费用仍按以前约定的年息9.6%计算）。三、对上述借款本息、上述财务费用及以后发生的财务费用的归还，乙、丙、丁三方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直至全部清偿甲方借款本息及财务费用等。丙方提供其名下的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给甲方作为抵押。四、鉴于乙、丙方的此前情况，甲方有权随时就2017年7月5日《协议书》及本协议所涉借款、财务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起诉要求乙、丙、丁三方立即归还。如引起诉讼，则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由乙、丙方承担，丁方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本协议书内容如与2017年7月5日的《协议书》相关条款有冲突则以本协议书为准。本协议书经甲、乙、丙、丁四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协一份”。2017年5月10日，常生公司（甲方）与群恒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由于银行缩贷，乙方资金断裂，乙方向甲方借的临时借款无法归还，甲方为帮助乙方减少损失恢复生产，乙方用化纤加弹设备及全部法人夫妻双方存量资产抵押给甲方，甲方采购原料委托乙方加工化纤产品，现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合作协议以资共同信守：一、委托加工物品名称：120D/192、150D/288涤纶丝，具体数量规格：根据委托方要求执行。二、甲方提供主要材料名称涤纶丝原料：三、委托加工费结算单价及结算模式。四、4、甲方在支付乙方加工费时，乙方同意甲方150D和120D涤纶丝每吨挂账100元/吨，用于支付乙方所欠甲方货款的财务费用等”。一审再查明：在签订上述合作协议后，双方对加工费及挂账的费用也进行了对账结算抵扣。2018年10月28日，经再次对账，群恒公司确认借款余额为6684284元，利息1583588.49元（含范建良、钱惠英个人向常生公司借款的利息）。一审又查明：2018年4月9日，荣兴公司的股东进行了股权转让，由案外人苏州广扬纺织有限公司、杨建辉受让荣兴公司原两股东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荣兴公司债务的承担等。常生公司为此次诉讼委托了律师，产生代理费101900元。一审法院认为：常生公司与群恒公司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常生公司除了向群恒公司出借资金外，主要是常生公司出资从群恒公司联系落实的供应商购买原材料。虽该资金系常生公司直接支付给群恒公司指定的供应商，之后由常生公司与群恒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视为由常生公司向供应商购买原料再卖给群恒公司，因此，双方往来对账函中反映的是群恒公司结欠常生公司货款，双方是一种买卖关系。因群恒公司未能及时支付该货款，双方约定，群恒公司应向常生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财务费）即利息。根据协议书，2015年12月1日起由原来的月息11‰调整为10‰，该利率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予支持。经双方对账，截止2018年10月28日，群恒公司结欠货款为6684284元，利息为1583588.49元（含个人借款140万元的利息），扣除个人借款的利息252293.27元，货款的利息为1331295.22元。因群恒公司未能支付该货款，现常生公司起诉要求其支付该结欠的货款及约定的利息，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2017年7月5日常生公司与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签订的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乙方、丙方承诺在处置抵押银行资产后，不足于偿还甲方债务的，对不足部分由丙方家庭所有成员的资产及丁方担保偿还，担保期限直至全部清偿甲方债务为止”，该约定已明确在债务人以自身财产清偿债务后不足部分由丙方（即范建良、钱惠英）及丁方（即荣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担保应为一般担保。而在之后的2018年3月14日的协议中第四条约定“鉴于乙、丙方的此前情况，甲方有权随时就2017年7月5日《协议书》及本协议所涉借款、财务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起诉要求乙、丙、丁三方立即归还”，该约定只是说明甲方随时有权起诉主张权利，并不能得出丙方、丁方对上述债务进行了债务的加入或债务的承担的意思，故常生公司要求丙方、丁方即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还是依照2017年7月5日的约定，承担一般担保责任。对因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双方在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承担主体及担保方式，常生公司该诉请，应予以支持。对于群恒公司辩称上述欠款全部系利息，本金已经全部归还及所有债务系因联营产生，联营尚在进行中，该债务不应归还的的意见，经查，双方在对账单中已经明确系货款，且对结欠货款的本金及利息均单独列明，而并非利滚利。合作协议也是为归还结欠货款及临时借款而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并非保底的联营协议，加工协议中的加工费及挂账均在对账过程中进行了结算抵扣，故群恒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对于荣兴公司辩称该债务应由原公司股东承担的意见，因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荣兴公司新老股东为股权转让而达成的内部协议，对外部债权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群恒公司给付常生公司货款6684284元并支付利息1331295.22元（截止2018年10月28日；自2018年10月29日起，以668428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对群恒公司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给付常生公司代理费1019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荣兴公司对群恒公司的上述第三条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驳回常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31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39311元，由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承担，荣兴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2014年双方形成往来核对函，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常生公司账面反映应收群恒公司货款人民币870万元，该函下方加盖了群恒公司公章。2015年12月31日双方形成往来核对函，载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常生公司账面反映应收群恒公司货款人民币7302990.57元，该函下方加盖了群恒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由范建良签字。双方2016年1月9日形成的协议书中记载截至2016年1月9日，群恒公司结欠常生公司本金人民币730万元整，结欠资金占用费人民币502039.1元，调整资金占用费月利率，自2015年12月1日起资金占用费由原来的月息千分之十一调减为月息千分之十，该协议书加盖群恒公公章。该协议书后附自2015年7月1日起算的资金占用费，该表加盖群恒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由范建良签字。2016年5月20日，双方形成核对函，记载截至2016年4月30日，群恒公司结欠常生公司本金680万元整，资金占用费774659.1元，下方加盖群恒公司财务专用章。后附资金占用费明细，未加盖印章。2016年11月12日资金占用费明细记载金额为636392.43元，由范建良签字。2017年4月6日明细记载资金占用费金额为829600元，由范建良签字。二审中，范建良代理人称：关于范建良为何要签2017年7月5日的《协议书》，理由是当时常生公司实际老板周建明是范建良的师傅，当时如果不签的话，他的师傅就要骂他，范建良基于对师傅的愚忠才签的。而且周建明当时还称如果范建良不签，范建良在建设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的850万元贷款，常生公司就拒绝为其提供担保，如果这样的话范建良资金链会断裂。周建明还承诺常生公司可以给范建良另外结算加工费弥补损失。这份协议常生公司也没有最终彻底履行，到目前为止常生公司还结欠群恒公司加工费人民币1007290.07元没有支付。关于双方之间自2014年12月31日至2017年4月6日的一系列往来核对函及后附的资金占用费明细，上面群恒公司的印章及范建良的签字，范建良本人在二审调查中均予以认可，关于签字盖章的过程，范建良称：一般是对方传真过来，其盖章签字可能相差几天或一两个月。2015年对账发现数目不对，跟对方讲过里边利息多算了，那么对方的意思就是以前的就是按照老的账算，换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月10‰的利息来计算，以前那是没有的。对方称反正老的账已经财务上结出来了，就按照以前的算，对方答应全部资金由他来，托盘运作群恒公司，就是对方提供资金，而且为群恒公司提供850万银行贷款的担保，在2016年以后用加工费来抵扣之前的欠款。如果范建良不签字的话，就撤销对群恒公司的担保，公司的资金链会断裂甚至破产。针对群恒公司上诉提出的双方之间往来核对函及协议书记载的结欠金额的异议，常生公司陈述了相关款项的构成：2011年至2015年底常生公司开具给群恒公司的买卖发票总金额为70824561.41元，在2014年8月4日群恒公司还向其借款400万元，2011年至2015年底群恒公司支付其货款67524420.2元，尚欠货款为3300141.2元，加上400万元借款，群恒公司结欠730万元左右，为此形成了2016年1月9日的协议书。之后群恒公司在2016年支付50万元，2017年群恒公司通过群力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代转两笔共计支付115716元。2016年开始双方进行加工合作，未再发生其他买卖及借款关系，其应付的一部分加工款依据双方协议挂账计入群恒公司资金占用费的支付。为此形成了2017年、2018年的一系列协议书及对账凭证。群恒公司认可常生公司所称的2011年至2015年底买卖发票开具的总金额，也认可2018年8月4日其向常生公司借款400万元，但主张该期间其向常生公司共计付款122495698.1元，该400万元借款在2014年10月17日归还了常生公司。2016年之后直接付了50万元及两笔第三方代付的共计115716元货款，其他用挂账的加工费抵扣结欠货款及利息。针对群恒公司所称的付款与其主张的付款差距巨大，常生公司称其与群恒公司之间除了货款及借款往来之外，还有贷款过账的付款情况，群恒公司以向其支付货款为由向银行借款，该款自群恒公司在出借行的账户打至其账户，同一天由其账户打至群恒公司其他账户。2011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通过上述形式贷款过账的金额达54579766元。群恒公司主张的2014年10月17日400万元的还款就是这类性质，因为当天其又向群恒公司支付了400万元，故该400万元不是归还的借款。其在一审及二审第一次调查时所称的该笔借款已还，但经与公司财务核实后，明确以财务现提供的数据为准。该笔400万元的借款与货款一起作为往来款与群恒公司进行结算，包含在2016年1月9日的协议书中，利息也是和其他往来款统算，自2015年12月1日起资金占用费由原来的月息千分之十一调减为月息千分之十。为此，常生公司提供了双方之间贷款过账往来的明细及对应的转款凭证。经当庭核对，在群恒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中也部分反映了常生公司就当天转回群恒公司其他账户的情况。本院选取了其中2014年10月17日、2013年1月6日、7日、9日几笔双方之间的转款情况进行核对，群恒公司当庭予以认可。范建良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常生公司所称的贷款过账关系，但认为是要算利息的，利息通过私人账户及现金支付，按照借款合同给的，没有计入双方之间的对账凭证中。本院认为：常生公司主张群恒公司结欠其款项，提供了自2014年至2018年的多份对账函、协议书等均由群恒公司予以确认。现群恒公司上诉对前述对账凭证上记载的金额提出异议，为此本院要求双方举证并进行核对，现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对2016前之前开票金额为70824561.41元均不持异议，群恒公司上诉提出开票金额中包含了高额利息，但其同时又举证了双方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而买卖合同转售差价本就随行就市，且其收取该些发票后，就相关金额与常生公司多次对账确认，范建良自己也在二审中称在2016年初重新确定交易方式时就之前的往来也不再变更，所以常生公司主张该部分往来依据发票来计算符合当时双方之意思表示。此外，该些开票的货款中结欠的金额较大，拖欠时间也较长，2016年1月协议中双方调整月息至千分之十即年利率12%，该利率与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相近，远低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民间借贷最高可支持利息的利率年24%。基于此，该部分开票货款无论从双方的合意还是法律规定来看，均应得到支持，群恒公司该异议不能成立。其次，关于付款，群恒公司主张其付款远超常生公司的主张且与对账凭证不符，但其提供的付款凭证中包含了其向银行贷款临时转入常生公司账上又当天转回的大量款项，并非只包括其实际向常生公司的还款，故其举证的付款不足以推翻双方对账确认的结欠数额。第三，关于结欠的款项本金，双方多年来经过多次对账予以确认，关于利息，也有相应的计算明细，亦由群恒公司一方予以确认，且常生公司主张的利息月利率千分之十一、月利率千分之十并未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基于上述分析，群恒公司上诉就常生公司基于双方对账确认的金额主张其返还的款项及利息提出的异议，尚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故不能成立。关于荣兴公司提出的担保债务由公司原股东承担及不应就担保之后的后续利息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均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群恒公司、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但第二项判项表述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149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变更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149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范建良、钱惠英、常熟市荣兴化纺有限责任公司对江苏群恒化纤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就江苏群恒化纤有限公司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31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9311元，由江苏群恒化纤有限公司、范建良、钱惠英、荣兴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055元，由江苏群恒化纤有限公司、范建良、钱惠英承担68622元，由常熟市荣兴化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4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李 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