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91行初366号 原告陈敦昊，男，194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代理人代娟，四川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正强，四川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民政局。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366号。 负责人张孝军。 委托代理人吴祝家，成都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祎波，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世元，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代理人王泽浩，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住所地：成都市二环路北三段388号宏正广场东二区7楼13号。 委托代理人黄大武，男，197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代理人王泽浩，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敦昊不服被告成都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核准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受理后，向被告市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吴世元、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吴世元、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敦昊及其委托代理人代娟、李正强，被告市民政局负责人申超，市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吴祝家、李祎波，第三人吴世元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泽浩，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的委托代理人黄大武、王泽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6月17日，被告市民政局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做出核准登记，将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法定代表人陈敦昊变更为吴世元。 原告陈敦昊诉称，2019年7月原告前往被告处办理商会相关事宜时，得知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登记为吴世元。原告当即向被告核实申请变更登记时所提交的资料，作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未进行变更登记前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并没有在《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签字，也没有在《离职申请书》上签字，且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的公章并没有遗失，《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内容也与真实的会议内容不一致，因此被告进行变更登记所依据的材料均系他人伪造的。因此，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社会团体在变更登记时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其登记应予撤销。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依法撤销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2019年6月17日的变更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川科博鉴[2019]文鉴字17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证明申请材料中“陈敦昊”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名。 被告市民政局辩称，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向被告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提交了《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会团体证书遗失申请补证表》、《离任申请书》、《原告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报告》、《工艺品商会章程》、《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等申请材料。以上文件皆有效，符合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及章程的相关要求。被告只是针对申请登记文件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其真实性负责。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变更法定代表人提交的材料齐全且无明显效力瑕疵。被告市民政局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变更材料有效性尽到了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同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未明确规定办理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的时限。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于2019年4月29日通过网络提交变更申请，经数次退回补正后，其于2019年5月25日提交的申请获通过，被告于2019年6月4日通知其到窗口办理。2019年6月17日，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到现场申请后，被告于当日作出核准变更登记的决定。综上，被告市民政局作出核准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民政局为证明其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决定合法，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证明被告依法具有办理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变更登记事项的职权。 第二组：被告网页公布的社会团体变更登记流程。证明社会团体变更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以及被告依法办理社会团体登记事项的承诺时限。 第三组：《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会团体证书遗失申请补正表》、《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陈敦昊身份证复印件、《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会员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名单》、《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章程》、《离任申请书》、《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2014年5月至2019年4月关于（法定代表人）陈敦昊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报告》、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网络申请截图。证明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变更登记、备案材料符合法定形式要求，被告依法准许变更并无不当。 第三人吴世元陈述，2019年2月22日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召开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罢免原法定代表人陈敦昊，选举新任法定代表人吴世元，并且将变更登记等相关资料全部提交给被告市民政局。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求原法定代表人签署，而且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已经按照民政局的要求提交了原法定代表人不能签署文件的情况说明，故被告市民政局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吴世元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被告网页公布的社会团体变更登记流程、《变更登记情况说明》。证明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已经按照社会团体变更登记中的要求向被告市民政局提交了原法定代表人不能签署文件的情况说明。同时证明法定代表人变更中最重要的程序是作出对原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签字等事宜都非重要事项。 第二组：《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证明2019年2月22日，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罢免原法定代表人陈敦昊，选举新任法定代表人吴世元。 第三组：《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2019年第三次理事会决议》。证明2019年2月22日召开的会议通过罢免陈敦昊原法定代表人职务，并且选的新法定代表人为吴世元的情况属实。 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陈述，2019年2月22日，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已经罢免原告陈敦昊任职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并选举新法定代表人为吴世元。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社会组织职工备案表》、《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章程》。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川科博鉴[2019]文鉴字1793号）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鉴定意见并不能证明被告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错误。第三人吴世元对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对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对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吴世元、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原告陈敦昊对第三人吴世元提交的《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2019年第三次理事会决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变更登记申请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市民政局、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对第三人吴世元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原告陈敦昊对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社会组织职工备案表》三性均不认可；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章程》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市民政局、第三人吴世元对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对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川科博鉴[2019]文鉴字1793号），能够证明案涉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证据要求，且提交的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但依据原告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显示，被告提交的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离任申请书》上“陈敦昊”的签名字迹均不是陈敦昊本人书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规定，本案原告出示的鉴定结论对于上述材料中签名是否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证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的规定，故本院对被告市民政局提交的《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离任申请书》因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吴世元提交的《变更登记情况说明》、《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2019年第三次理事会决议》系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后形成的材料，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第三人吴世元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社会组织职工备案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提交的其他证据能证明本案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市民政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及章程修改核准，并向被告提交了《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会团体证书遗失申请补正表》、《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社会团体登记证书（正本）》、《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副本）》、陈敦昊身份证复印件、《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第一届换届会员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名单》、《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章程》、《离任申请书》、《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2014年5月至2019年4月关于（法定代表人）陈敦昊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报告》，被告市民政局于当日作出核准变更登记的审批决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涉案申请材料中“陈敦昊”的签名进行鉴定，经四川科博司法鉴定中心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离任申请书》上“陈敦昊”的签名笔迹与样本上“陈敦昊”签名的鉴定样材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川科博鉴[2019]文鉴字1793号）确认送检的四份材料中“陈敦昊”签名笔迹，与陈敦昊提供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本院认为，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及第二十四条“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之规定，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是位于成都市的市级社会团体，被告市民政局作出成都市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机关具有办理其变更登记及章程修改核准的职权。本案中第三人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市民政局申请变更登记，被告市民政局于当日作出核准符合法定程序。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之规定，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涉案申请材料中《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章”处“陈敦昊”的签名、《离任申请书》上“陈敦昊”的签名笔迹真实性进行了鉴定。经四川科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川科博鉴[2019]文鉴字1793号）确认申请材料中“陈敦昊”签名笔迹，与陈敦昊提供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因此，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向被告提供的上述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作出案涉变更登记行为合法的证据材料，导致本案被告于2019年6月17日对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变更登记行为结果错误，该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后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成都市民政局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的核准成都工艺品贸易商会变更登记的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民政局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聪 人民陪审员 李 蔚 人民陪审员 王锦临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