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22854号原告：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66号院金茂府8号楼2单元2001室。负责人：李凤森，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艳，女，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3号。负责人：胡新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平，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贝，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93号。负责人：张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蓓，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下称农行北京分行）、被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下称华融北京分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负责人李凤森，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平、王贝贝，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李诗蓓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代理费215146.29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2日，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原告接受农行北京分行委托，指派李凤森律师作为农行北京分行的代理人，就农行北京分行下属支行与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下称华鹏公司）案（下称涉案债权）为农行北京分行提供一审、二审、再审、执行工作等代理服务，代理期限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原告完成委托工作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在原告向农行北京分行提供了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并取得回款后，农行北京分行按实际入账的现金额的1.5%向原告支付代理费。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代理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辖属平谷支行（下称平谷支行）与华鹏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7案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下称平谷法院）提起诉讼，在平谷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7份民事调解书后，原告申请了强制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2016年9月9日，二被告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农行北京分行向华融北京分公司转让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不良资产66户，债权合计1227366478.23元，转让价款209000000元；对于农行北京分行为处置资产与相关中介机构签署的服务协议，华融北京分公司同意一经交割即继承农行北京分行自基准日起在该等服务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接受该等服务协议条款的约束，中介服务协议具体情况见附件3《服务协议清单》。原告于2017年1月16日方才得知本案债权转让一事，随即向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请求答复，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回复称《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继续委托原告代理。后原告与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联系人电话联系，并到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处找到相关人员，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认可其继承《委托代理协议》。原告之后又多次催促且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也要求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承继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但至今未果。原告负责人李凤森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的委托代理人王国芹于2017年3月签署说明，确认原告在代理期限届满后仍继续履行协议的事实。原告认为，原告在代理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后续回收资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未委托原告继续代理，致使原告无法知晓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实际取得回款的数额，且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向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转让涉案债权时未通知原告并取得原告同意，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既不委托原告继续代理，也不向原告支付相应代理费，故二被告均构成违约。现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已收到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给付的债权转让款14343086元，二被告应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比例向原告给付相应代理费，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委托代理协议》已到期，其与原告并未续签协议，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结束，原告不应向其主张代理费，在协议有效期内，农行北京分行已按约向原告支付了代理费55822.44元，协议到期后，双方既未续签协议，农行北京分行亦未收到执行回款，故不应支付代理费；2、原告在协议到期后提供的法律服务，不应视为对协议的延长，双方之间不构成事实合同关系，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延长期限需要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并签订协议，而双方并未就原告代理期限的延长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在协议到期后提供的法律服务应视为原协议到期后主合同义务的附随义务，而非对协议期限的延长，既然协议到期后期限并未延长，就不应按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比例计算代理费，农行北京分行亦未收到执行回款；3、依据二被告签署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涉案债权中存在的欠缴诉讼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中介费用以及可能涉及的委托代理服务均一并进行了转让，即便原告有权继续代理涉案债权案件，因该案件的获益方为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故应由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向原告支付相应代理费用；4、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在涉案债权转让后收到的债权转让款与原告的代理服务无因果关系，基于原告所提供代理服务收回的执行案款，农行北京分行已支付相应代理费，而基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转让债权取得的债权转让款计算的代理费用，则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不予认可，亦不同意支付。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其与原告并未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融北京分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无权向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2、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已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未与原告续签委托代理协议，原告已对涉案债权丧失代理权，无权对其丧失代理权后所收回的涉案债权款项主张权利；3、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9月9日受让了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的涉案债权，原告在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债权之前已经对涉案债权丧失代理权，华融北京分公司无义务承继委托代理协议，但因原告曾代理过涉案债权，熟悉案件情况，华融北京分公司仍多次与原告主任李凤森律师沟通商谈案件后续的委托代理事项，而李凤森律师怠于洽商，导致原告未从华融北京分公司处取得涉案债权案件的委托代理及授权手续；4、因原告怠于洽商后续代理授权事项，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债权后只能另行委托律师代理涉案债权案件，原告并未向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任何法律服务工作，原告要求华融北京分公司支付代理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5、依据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协议到期时，原告代理的案件未有任何回款，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原告无权主张律师代理费，而农行北京分行向华融北京分公司转让债权时，农行北京分行亦未收到任何执行回款，故华融北京分公司也无需承继支付代理费；6、因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已到期，不存在任何款项的拖欠，故本案不涉及《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的有关条款，农行北京分行在转让债权时并未将原告提供的报告和撤销申请告知华融北京分公司，该文件对华融北京分公司无效。综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支付任何费用，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下称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李凤森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就甲方下属支行与华鹏公司案为甲方提供一审工作、二审工作、再审工作、执行工作、其他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以及因案外人不服执行异议裁定而提起的异议之诉或因甲方不服执行异议裁定而提起的许可执行之诉；乙方代理期限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本案的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在乙方向甲方提供了根据本协议所约定的法律服务，并取得回款后，甲方按实际入账的现金额的1.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16年9月9日，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甲方、转让方）与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下称涉案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作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受托处置委托不良资产，享有转让本协议附件1项下的《债权资产明细表》资产及其附属权益的权利，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甲方已同意转让且乙方已同意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及其附属权益，乙方凭借其承诺的价格等交易条件，被甲方确认为本次资产转让的买受人；本协议标的为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委托不良资产，截至基准日，即2016年3月20日，不良资产66户，债权合计为1227366478.23元，乙方受让不良资产所应支付甲方的价款为209000000元；对于甲方为处置资产与相关中介机构签署的服务协议，乙方同意，一经交割，其将继承甲方自基准日起在该等服务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接受该等服务协议条款的约束，中介服务协议具体情况见附件3《服务协议清单》。协议附件1《债权资产明细表》中载明：序号46的债务人名称为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转让债权金额合计为84314909.90元。协议附件3《律师代理案件服务协议清单》中载明：序号4的户名为北京华鹏服装有限公司，本金余额与利息余额合计为84314909.90元，代理律所为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同年9月20日，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收到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给付的华鹏公司案件的二笔债权转让款8800000元、5543086元。原告负责人李凤森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员工王国芹于2017年3月签署说明一份（下称涉案说明），说明内容为：2012年7月2日，农行北京分行（下称甲方）与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下称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2约定“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事实是2013年12月31日……但该5案仍在执行程序中，未发终结本次执行裁定；鉴于以上事实，甲乙双方在超出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2013年12月31日后，虽未协商签订书面延长代理期限，但因委托代理执行因平谷法院未执结的原因，双方一直在继续履行，且“甲乙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并未明确约定采取书面签订延长代理期限的形式，特此说明。原告负责人李凤森于2017年3月2日在上述说明尾部签字确认，并确认说明内容“情况属实”。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员工王国芹于2017年3月10日在上述说明尾部签字确认，并确认说明内容“情况属实”。庭审中，原告称其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签署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系代理平谷支行与华鹏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七案，协议签订后，原告代理平谷支行与华鹏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平谷法院就七案作出民事调解书七份，原告依据七份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其中（2012）平民初字第4915号民事调解书所涉案件已收到全部执行回款，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亦依约向原告支付了代理费55822.44元，其余六案的相应款项在原告代理期间已执行至法院账户，目前款项均已被华融北京分公司领取；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在协议到期后口头协商由原告继续代理案件后续工作，平谷支行亦向原告出具了七份授权委托书，虽然七份授权委托书出具的时间均为2012年11月，但委托期限一直持续至申请执行人变更为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为止，原告虽对此并无直接证据佐证，但因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并未出具变更代理人的书面证据，结合涉案转让协议附件及涉案说明的内容同样可以佐证。原告同时表示因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转让涉案债权及相关权利时并未通知原告，且未经原告同意，故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尚未变更，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仍应向原告承担付款义务，而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了涉案债权及相关权利，承继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应向原告支付相应代理费；原告在涉案债权转让后曾与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协商续签委托代理协议事宜，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表示需要领导研究后才能确定，但始终没有通知原告签约。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平谷法院民事调解书七份、申请执行书七份、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情况报告、撤销执行申请、（2008）平民初字第03382号民事调解书、授权委托书七份加以佐证。被告农行北京分行除对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情况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认可王国芹系其公司员工，但否认原告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到期后仍继续代理涉案债权案件，亦不认可原告所述其作为平谷支行的代理人直至变更申请人为止。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称其转让给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的全部债权所对应的委托代理协议，无论是否到期，均在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予以列明，而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载明原告代理涉案债权的期限为无固定期应系笔误；农行北京分行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随涉案债权转让给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涉案债权转让后农行北京分行无权继续委托，农行北京分行收取的债权转让款也与原告并无因果关系，原告对于涉案债权转让并未提供任何服务工作。对于原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对于七份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于七份申请执行书、情况报告、撤销执行申请、七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表示并不清楚，对于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2008）平民初字第03382号民事调解书则表示与本案无关。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称涉案转让协议中有关其承继相应服务协议的约定系格式条款，其承继的系代理期限内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与代理人重新签订协议以确定委托代理关系，因农行北京分行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到期，不应适用上述合同条款，涉案转让协议附件中所列明的服务协议清单仅系简单罗列，仍需重新签订协议进行确认，代理期限亦应以实际约定为准。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同时表示其承继涉案债权后，数次与原告进行协商，要求原告说明执行程序无法推动的原因以及落实后续执行措施，并就重新签订代理协议一事进行洽商，但原告迟迟未予回复，以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只得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并收回部分执行款项，华融北京分公司取得执行回款与原告无关；另，农行北京分行向华融北京分公司转让的涉及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事项未经原告的同意，故涉案转让协议中有关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条款均应为无效条款。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原告对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则不予认可，原告坚持认为系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未按涉案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委托原告代理涉案债权案件。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则表示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与其无关。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国芹本人到庭对涉案说明发表质证意见。王国芹认可涉案说明系其本人所签，亦认可其系农行北京分行在涉案债权案件中的委托代理人。对于王国芹所述，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表示涉案说明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王国芹既无农行北京分行授权，亦非农行北京分行的负责人，涉案说明无法代表农行北京分行，对农行北京分行不具有约束力；涉案说明的内容仅为对相关事项的确认，未有由原告继续代理以及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继续有效的明确表述，且王国芹作为非授权人员也不具备相应代理权限。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则表示其于原告起诉前从未见过涉案说明，对于涉案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强调涉案说明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3月2日，二被告之间债权转让交割的文件中并无涉案说明，故涉案说明对华融北京分公司不具有效力；涉案债权已于2016年9月9日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华融北京分公司并未委托原告继续代理，涉案说明中有关原告为平谷支行出具续封申请一事与事实不符。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平谷法院民事调解书七份、申请执行书七份、报告和附件、会议纪要、法律意见书、情况报告、撤销执行申请、（2008）平民初字第03382号民事调解书、《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及附件、涉案说明、授权委托书七份，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及附件、中国农业银行还款凭证二张，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原告与二被告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处，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己方义务。现原告与二被告对于原告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了合同义务以及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已于2016年9月20日收到涉案债权的转让款共计14343086元等事实均不持异议，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是否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是否应依据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代理费以及如果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应当支付代理费，则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庭审中，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坚持认为其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已按约向原告支付了相应代理费，现代理期限已届满，农行北京分行与原告之间已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农行北京分行收到的债权转让款亦与原告无关，且涉案债权及相应权利义务关系已转让给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应由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向原告支付相应代理费。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了代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双方可协商延长代理期限，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对于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是否仍继续委托原告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即双方之间是否仍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事说法不一，通过原、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到，虽然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否认其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委托原告继续代理涉案债权事宜，但在二被告于2016年9月9日签署的涉案转让协议的附件中，被告农行北京分行仍将原告列为涉案债权案件的代理人，并注明代理期限为无固定期，这表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认可在涉案债权转让时原告仍系涉案债权案件的代理人；另，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职员王国芹亦于2017年3月10日在涉案说明中签字确认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限届满后，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仍一直在继续履行协议，因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认可王国芹系其职员及其委托的涉案债权案件中的代理人，故王国芹在涉案说明中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其代表被告农行北京分行进行确认的职务行为。综上，本院据此确认原告与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仍在事实上继续履行协议，直至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虽然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收到涉案债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但该款项系基于债权转让之事实所取得，而原告当庭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在债权转让前即协议履行期限内提供了法律服务，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农行北京分行应按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代理费，故原告要求被告农行北京分行支付代理费215146.29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正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就涉案代理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一节，原告坚持认为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了涉案债权，承继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未续签协议继续委托原告作为涉案债权的代理人，并非原告的原因所致，且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取得的执行回款系基于原告之前的工作所取得，故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也应向原告支付相应代理费。虽然涉案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由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承继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但因原告与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并未就此续签相应协议，且原告提供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其在涉案债权转让后向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提供了法律服务，即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取得的执行回款系基于原告的工作所取得，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被告华融北京分公司不应就涉案代理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原告的此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二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六元二角九分；二、驳回原告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千二百六十四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姜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