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32502号原告：刘金铭，男，198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法定代表人：李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迎涛，北京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金铭（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我2018年度年终奖36000元、2018年预留绩效工资4050元；2、判决被告支付我被克扣的工资：2019年4月为4168.16元、2019年5月为5290.69元、2019年6月为5141.03元、2019年7月为5995.75元，合计20595.63元；3、判令被告支付我2019年7月少给我缴纳的社保及公积金1091.25元；4、判令被告支付我赔偿金：2018年度为40050元、2019年4月为16530元、2019年5月为14324.18元、2019年6月为14630元、2019年7月为14630元，合计100164.18元；5、判令被告恢复我原有和岗位和职级：审计师三级、职级为N11；6、判令被告恢复我原有的薪资待遇和相关福利；7、判令被告赔偿由于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给我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8、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于2018年5月9日入职被告公司，工作岗位是普惠金融稽核处审计师三级，职级为N11，月工资标准为13500元（从入职第四个月开始会从工资中扣留一部分作为预留绩效，年底集中发放）。包含福利的年薪资标准为196760元。现被告公司正常营业，我未离职。由于我于2018年下半年患上肺结核，单位在2019年1月份对我进行2018年度考核评价时给我评了最低的级别D级，我当时曾向直接领导王小玲提出质疑，领导解释说一般入职不满一年的同事都是这么处理，并表示入职时说的年终奖第一年都会给的，并要求我在考核表上签了字。但到2019年2月初发放2018年度年终奖时，单位不仅未向我发放年终奖，还扣留了我2018年度的预留绩效工资4050元（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每个月810元），并在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对我进行劝退，我未同意。2019年3月份，单位对我进行强制调岗降薪，将我从原来的审计师三级降为审计师一级，职级从N11降为N9，薪资待遇由原来的月基本工资13500元降为9450元，年标准薪酬由197600元降为142760元，我未同意。从2019年4月至今，被告均未足额发放我当月工资及相关福利。综上，我诉至法院，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原告诉求中超出仲裁请求项目的部分，原告不应在本案中提起，其中包括其请求中的第二项中5-7月的工资、第三项、第四项、第七项。我方不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度年终奖及预留绩效工资，原告薪资结构中绩效奖金的性质和发放办法，在其入职时的通知书中已经明确。2018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D即一般或需改善等级，此等级不享有绩效奖金。且考核为D的情况，公司对其进行岗位调整包括职级、工资的调整是正当及合法合理的，也不具有歧视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8年5月9日入职被告公司，双方于当日签订了《劳动合同》，载明被告入职岗位为保险管理岗位，合同期限为2018年5月9日至2021年5月8日，其中试用期6个月，自2018年5月9日至2018年11月8日。根据被告在原告应聘时向其发送的《薪酬福利通知书》记载，原告的税前年标准薪酬为196760元，具体为：基本工资每月13500元、通信费每月200元、交通费每月300元、餐费每月330元、过节费每年6800元、绩效奖金以18000元为基数，按照公司当年度考核奖励办法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办法及发放额度按照公司考核奖励方案执行。根据原告的工资发放明细，2018年8月起，其每月收入被税前扣除810元作为预留绩效、2019年4月起，其每月基本工资由原来的13500元调整为9450元、扣除的预留绩效调整为567元。2019年3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调岗通知书》，载明因原告2018年年中和年度的考核结果均为D（一般/需改善），故认为其不胜任岗位工作，基于《劳动合同》及管理办法的规定，决定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调整后的职务职级为审计师一级/N9，调整后的年薪为14276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9450元每月、绩效工资为12600元每年、福利标准为16760元每年，该通知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被告未向原告发放2018年年终绩效奖金和预留绩效工资。2019年，原告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1、被告支付其2018年5月9日至12月31日期间年终奖36000元；2、被告支付其2018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绩效工资4050元；3、被告恢复其审计师三级岗位和N11职级；4、被告支付其2019年4月1日至30日期间克扣的工资4050元；5、被告恢复其薪资待遇和福利。同年9月4日，仲裁委做出京通劳人仲字〔2019〕第407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关于原告工作考核情况，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8半年考核、评价结果反馈谈话表》及《2018年度考核与评价结果反馈谈话表》，载明原告的考核结果为D，原告在上述谈话表中签字。原告表示其签字前领导表示不会影响其奖金及工资，但其并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对于工作考核结果为D的员工不发放年终奖及预留绩效工资的情况，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劳动合同》《阳光保险集团薪酬管理办法》《阳光保险集团员工绩效管理办法》《入司学习材料阅知清单》《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资料》《关于对2018年集团稽核监察部/理赔监察局考核奖励实施细则的请示》，双方《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乙方（原告）应当按甲方（被告）上级领导要求，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达到甲方上级领导要求的工作标准。乙方同意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考核，在结果为“一般”或“需改善”或认定为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目标，则属于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甲方可对乙方进行调岗、降薪、降职降级（调岗与降薪、降职降级可同时发生）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乙方工资结构按甲方薪酬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确定。绩效工资按甲方效益情况、乙方考核情况，根据具体分配方案进行发放。乙方确认，知晓绩效工资为浮动性的，并非甲方必然支付的固定工资。《阳光保险集团薪酬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变动薪酬中规定：“（一）绩效奖金：绩效奖金根据员工个人所在单位、部门、岗位、职务等因素确定比例或金额，与单位的组织绩效、团队绩效、员工个人绩效挂钩。具体发放金额或比例按照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执行。”第二十六条绩效考核调薪中规定：“绩效水平为一般的员工不可获得加薪，并应根据情况予以降级或降薪；绩效水平为需改善的员工应予以降级降薪或淘汰。”第三十六条规定绩效考核为一般及以下的员工不享受绩效奖金、专项奖励。《阳光保险集团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一般的，可区别员工不同情况，实行冻结职务薪酬调整、培训、调整岗位、降职降级、降薪等措施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第三十七条规定：“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需改善的，可区别员工不同情况，实行培训、调整岗位、降职降级、降薪等措施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入司学习材料阅知清单》《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资料》证明原告入职时，被告将上述管理规定文件进行了公示，且上述文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对2018年集团稽核监察部/理赔监察局考核奖励实施细则的请示》第二条规定对人力资源年度考核结果为D的员工，取消其年度预留绩效及稽核监察部增加预留绩效发放资格。另查，原告主张其自身有陈旧性肺结核，被告对其采取的调薪、降职、降级的行为系对其患有疾病的歧视，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工作岗位、原告已收到的工资数额等均无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自2018年4月开始，被告对原告采取降职降级调薪是否合理合法，此部分的举证责任应在被告。被告为此提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原告的考核表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予以佐证。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被告可以根据原告的考核结果对原告进行调岗、降薪、降职、降级，相应的绩效工资也与考核结果挂钩。根据原告签字确认的考核表，原告的2018年考核结果为D，原告虽主张其签字的前提是领导答应其不影响年终奖，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根据被告提供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及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资料，可以证明被告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原告在入职时也学习了相关文件，被告在原告的考核结果为D时所作出的一系列调岗、降薪、降级的行为，符合上述制度的规定，被告的行为是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的用工管理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年终奖、预留绩效、4月份的扣发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恢复其工作岗位、职级、薪资待遇及福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超出其仲裁请求范围的部分，其应另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金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刘金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玮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蒋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