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81民初9537号原告：向金元，女，1976年10月6日出生，白族，住湖南省桑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长兵、朱海雷，浙江融哲（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大彩，女，198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惠民，永城市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向金元与被告郭大彩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金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长兵、被告郭大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惠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金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谷臣毅与被告郭大彩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2、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财产198983.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谷臣毅系夫妻关系，谷臣毅于2018年10月因病去世。2016年至2018年期间，谷臣毅多次向被告无偿赠与，其中银行转账4次计款162000元，支付宝转账5次计款30744元，微信转账多次计款2807元，为被告手机135××××6325充值话费计款1197.8元，为被告多次网购衣服、化妆品及女士手表计款2235元，上述金额合计198983.8元。谷臣毅向被告无偿赠与的198983.8元为原告夫妻共同财产，未取得原告同意，该赠与行为无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该笔财产。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郭大彩辩称，一是被告和原告之夫谷臣毅之间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赠与行为，本案不是一起赠与合同纠纷。在谷臣毅生前，被告和谷臣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合伙关系没有清算之前，涉案的当事人是不可以向法院起诉的，已经起诉的应当裁定予以驳回；二是原告诉称：“谷臣毅向被告无偿赠与的198983.8元为原告夫妻共同财产，未取得原告同意，该赠与行为无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该笔财产”，这是原告的无端猜测，与事实完全不符，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2017年4月份，被告应邀与原告之夫谷臣毅合伙经营同圆针织厂，被告和谷臣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谷臣毅注册义乌市同圆针织厂吸纳被告的资金入伙，在被告银行卡里分四次取走现金70000元，被告又借其妹夫王某款20000元，上述款项用于共同经营的同圆针织厂，符合风险共担、利润共享合伙关系的构成要件。在2017年4月份合伙经营时，被告即向谷臣毅投资40000元，10月份又向谷臣毅投资20000元，2018年4月份又向谷臣毅投资30000元，共计投资90000元，谷臣毅曾给被告出具有收条，并口头承诺：每年年底给被告总盈利20%的盈利分红，如果经营不善，许诺被告保本吃利，除保证被告的投资本金外，每月给付被告10000元的保底工资。被告和谷臣毅合伙经营的同圆针织厂，被告担任厂长负责车间生产和生活管理，负责购买厂内部分设备和原材料（布料），从2017年4月份合伙投资一直经营到2018年8月份。期间，被告曾单独承揽巨丰塑料厂一个外包小活，加工外包活2万片（0.95元/片），被告的报酬是19000元，该款由谷臣毅代领。2018年8月份，被告提出退资、退伙，谷臣毅应返还给付被告投入的本金及承揽的外包活款共计109000元。2018年9月14日，谷臣毅将被告上述应得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给付被告款100000元，还下欠被告款9000元，谷臣毅承诺每月10000元的保底工资也没有给被告结算，被告就离开了该厂到江东佛堂大道××村开办新厂，但谷臣毅又找到被告要求继续合伙，被告和谷臣毅各投资了三台机器，一起去租的厂房，房租21000元是被告交付的，有租房合同为凭。2018年10月1日，谷臣毅又让被告取款20000元交给他用于启动生产。××死亡后，谷臣毅入伙的三台机器是被告帮助原告拉走的，被告和谷臣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谷臣毅给被告汇的款，前期的是投资的利润分红，也可以认定为谷臣毅承诺的投资保底工资，最后一笔是归还的投资本金和外包活报酬，合伙人之间账户上资金往来是正常的资金周转和返还，并不是原告诉称的无偿赠与行为，被告和谷臣毅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是虽然原告系谷臣毅的配偶，但原告一直在湖南老家居住，并未到厂子里工作过，既没有参与投资，也没有参与管理，原告将合伙关系的资金周转和返还说成是无偿的赠与行为，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原告向金元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结婚证、生育证，证明原告与谷臣毅系夫妻关系；2、户口注销证明，证明谷臣毅于2018年10月去世；3、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谷臣毅分四次向被告转账共计162000元；4、中国工商银行开户信息，证明中国工商银行尾号7472的银行卡系谷臣毅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尾号5511的银行卡系郭大彩账户；5、支付宝账户信息及转账信息，证明被告的支付宝账户为20×××86，绑定手机号为135××××6325，绑定银行卡CCB—62×××60、ICBC—6252470061770118，谷臣毅于2017年8月1日向被告支付宝转账9990元、2017年8月12日转账9990元、2017年12月29日转账500元、2018年4月3日转账9.9元（谷臣毅为被告购买防走光安全裤，也说明二人存在亲密关系）、2018年8月5日转账10000元，以上转账共计30489.9元；6、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谷臣毅向被告微信转账共计2807元；7、手机话费充值记录，证明谷臣毅为被告手机充话费1197.8元；8、网购清单，证明谷臣毅为被告网购衣服、化妆品及女士手表花费共计2235元，并说明谷臣毅与被告有特殊亲密关系，正常情况下男性不可能为女性购买隐私物品；9、谷臣毅与被告之间的照片（来源于谷臣毅手机收藏），证明谷臣毅与被告有亲密关系；10、2019年3月12日，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及整理文字，证明被告在谷臣毅处上班的工资已结清；11、2019年9月27日，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及整理文字，证据9、11证明被告与谷臣毅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话录音不存在威胁、胁迫等情形，通话录音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12、京东物流收货明细单三份，证明对应的物流订单号，收件人为被告手机135××××6325，该证据与证据8相互印证。被告郭大彩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郭大彩账户交易明细；2、中国建设银行郭大彩账户交易明细；3、中国工商银行郭大彩账户历史明细。证据1-3与下面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向谷臣毅注册的义乌市同圆针织厂投资，第一次2017年4月16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款20000元，又借其妹夫王某款20000元，第二次2017年10月7日在中国建设银行取款20000元，第三次2018年4月30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30000元，合计投资入股90000元，每次取款投资谷臣毅都出具有收据，在2018年9月14日谷臣毅退还被告入股本金及外包活款100000元时，被告将收据交给谷臣毅当面撕掉销毁了，被告与原告之夫谷臣毅之间不存在无偿赠与行为。4、2017年5月2日-2018年7月30日，被告和谷臣毅之间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在被告和谷臣毅合伙经营同圆针织厂期间，被告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宝先后给谷臣毅转款13笔，合计金额24625元，用于同圆针织厂的生意经营，被告和谷臣毅之间不存在无偿赠与行为；5、租房合同，证明被告和谷臣毅共同投资筹办新厂，被告和谷臣毅存在合伙关系，而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6、申请证人焦某所作证言；7、申请证人王某所作证言；8、申请证人武某所作证言。三位证人证言证明2017年4月-2018年8月份，被告和原告之夫谷臣毅共同投资合伙经营义乌市同圆针织厂，符合经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合伙关系的特征，且证人武某证明在谷臣毅经营同圆针织厂期间，谷臣毅还接受了其亲友周海荣的投资，谷臣毅在经营期间陆续偿还被告等人的投资款项绝不是赠与行为，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9、证人焦某与案外人方美花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指使其朋友威胁证人焦某，让证人撤回证言证词。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4、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举证目的有异议，这些款项都是被告和谷臣毅合伙关系的资金周转和返还，部分是被告投资的分红和报酬，因为在合伙投资经营时，谷臣毅承诺每年年底给被告20%的分红，如达不到，许诺保底每月10000元的工资，最后一笔款100000元是原告之夫谷臣毅返还被告投资入股的本金及谷臣毅领取被告的外包加工费19000元，谷臣毅返还给付被告款100000元，还下欠被告款9000元没有给付，上述款项不是谷臣毅对被告的无偿赠与。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笔9990元转账及10000元转账是谷臣毅承诺给被告的保底工资，绝不是赠与行为，原告所说的安全裤是被告在厂里代销的产品，是谷臣毅买的，然后被告给的钱。证据7-9是被告和原告之夫谷臣毅合伙期间经营同圆针织厂安装设备的投资和花费，电话费是谷臣毅许诺经营业务的正常开支，上述款项不属于无偿赠与。对证据10、11有异议，证据来源不合法，录音是在原告的诱导下制作的，内容具有威胁、敲诈之嫌，不能反映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能证明被告在合伙期间的本金和报酬已经结清。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让谷臣毅帮忙代买的，被告以现金方式返还给谷臣毅了。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认为证据1-3只能证明被告从银行现金取款，取款用途未知，不能证明被告与谷臣毅之间有合伙投资关系，按照生活常识，重大投资肯定有相应书面证据，分红有对应的结账清单。义乌市同圆针织厂为谷臣毅2010年9月9日注册成立，原告提交2019年3月12日的录音充分证明被告在谷臣毅处为普通员工，工资已经结清，该录音产生于本案起诉之前，被告讲话时未受到威胁、胁迫，该录音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谷臣毅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显示2017年、2018年账户余额经常大于几十万元，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理由接收新的合伙投资人，谷臣毅并不缺几万元钱用于资金周转，且证据显示取款时间从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底超过1年，总金额仅仅90000元，不符合一般投资常识。对证据4应核实被告手机微信转账记录，部分转账给五金电器、康佳电器、坤坤布行、余小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房屋租赁协议为2018年9月底签订的，据原告所知此时被告已经离开谷臣毅的同圆针织厂，谷臣毅为被告另外房租办厂、采购机械设备，房租及设备款均为谷臣毅提供，该厂子和设备都是谷臣毅赠与被告的。2018年8月份原告来到同圆针织厂，原告知道被告和谷臣毅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时被告被迫离开。证据6中的证人焦某确实在谷臣毅厂子工作过，2019年10月18日刚从原告的厂子离职，此前曾答应为原告出庭作证，离职后却为被告作证，人品值得怀疑，证言不能采信，且合伙投资的事项，普通员工一般不会知情，被告在厂里参与管理，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正常工作，二是被告与谷臣毅之间有特殊关系，谷臣毅给予信任，但不能证明被告和谷臣毅之间有合伙关系。证据7、8中的证人王某、武某分别为被告的妹夫、弟媳，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言不足采信，且证人王某、武某的调查笔录内容雷同，不具有可信性，真实性存疑。证人武某所说“在谷臣毅开办同圆针织厂期间，谷臣毅还接受了其亲友周海荣的投资”仅仅是自说自话，因为谷臣毅已经去世，无法证实，实际上谷臣毅并不缺资金。证人证言反而能够证实2018年8月份原告向金元来到同圆针织厂，被告被迫离开同圆针织厂，谷臣毅单方面出资帮被告开办新厂作为感情补偿，但不是正常的合伙关系。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聊天记录是手机微信截屏，不能看出微信聊天对方具体是什么人，从聊天内容看不存在威胁，且与本案毫无关系。本院依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原告之夫谷臣毅注册成立义乌市同圆针织厂。在谷臣毅经营义乌市同圆针织厂期间，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被告应邀负责义乌市同圆针织厂车间生产和管理，被告和谷臣毅之间存在资金往来账目。后被告和谷臣毅又共同开办经营新厂，被告不再参与义乌市同圆针织厂的经营管理。2018年10月，××去世，后原告接管义乌市同圆针织厂的经营管理，原告让同圆针织厂的工人焦某到开办的新厂把谷臣毅投入的机器设备拉走送到义乌市同圆针织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原告之夫谷臣毅经营义乌市同圆针织厂期间，被告负责车间生产和管理，被告和谷臣毅之间确实存在资金往来账目，因谷臣毅已经去世，无法查明被告和谷臣毅之间资金往来账目的具体用途及二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投资关系，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金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0元（已减半），由原告向金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亚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成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