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6民初26722号原告：郑亚军，女，197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萌，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钱忠明，男，196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中宇国骅（北京）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住东城区。被告：中宇国骅（北京）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东城区。法定代表人：钱忠明，董事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越，女，中宇国骅（北京）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职员。被告：中科国燕（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郝建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剑，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华，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班霖林，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卫辉市。被告：柴飞，男，198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新疆石河子市。原告郑亚军与被告钱忠明、中宇国骅（北京）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宇公司）、中科国燕（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班霖林、柴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亚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萌，被告兼中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忠明，钱忠明及中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越，被告中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剑、王剑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班霖林、柴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亚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钱忠明、班霖林、柴飞连带给付基金账户损失5155377.74元及利息1000000元；2、中宇公司以及中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用由钱忠明等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7月27日，我与中科沁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签订《中科沁鑫信恒磐忠一号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上述合同到期后，我发现上述基金因未按照约定运作出现了亏损。2016年8月16日，中科公司的三个股东钱忠明、班霖林、柴飞与中科公司、中宇公司签订《中科沁鑫信恒磐忠一号基金续期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钱忠明等被告保证我在合同到期后收回7000000元本金及1000000元利息。2017年10月17日，基金清算后资产净值为1844622.36元。综上，我诉至法院要求上述被告依据《补充协议》承担责任。被告钱忠明、中宇公司辩称：不同意郑亚军的诉讼请求。1、《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基金产品是正常清算的，不存在之后担保的事情；2、《补充协议》是《基金合同》的补充协议，应该按照《基金合同》来执行；3、剩余的净值中还有属于我的600000余元，我没有要，就是因为我想把这个基金损失解决好。被告中科公司辩称：不同意郑亚军的诉讼请求。1、《基金合同》中涉及的基金系不保证本金、不保证收益的风险性基金，郑亚军应当自行承担相应风险；2、《补充协议》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3、郑亚军起诉时已经超过保证期间；4、郑亚军已经基于《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5、2017年12月，中科公司的股东发生变化，当时约定相关债权债务由之前的股东负责。被告班霖林、柴飞未到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27日，中科公司（基金管理人）与郑亚军（基金投资者）签订《基金合同》。约定郑亚军作为投资者投资由中科公司管理的中科沁鑫信恒磐忠一号基金。合同中提示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合同载明上述基金为私募基金，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合同签订后，郑亚军向上述合同约定的基金托管人账户转入7000000元。2016年8月16日，郑亚军（甲方），钱忠明（乙方），柴飞、班霖林（丙方），中房集团明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宇国骅（北京）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科国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科国燕（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丁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第四：乙方保证合同到期或任何情况下合同结束全权担保甲方初始本金7000000元及利息1000000元共计8000000元整。丙方作为中科公司股东对甲方本金及收益提供无限连带责任。第六：基金经理钱忠明同意就本人名下的中房集团明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中科国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本协议中丁方）为本补充协议提供无限连带担保。第八：本补充协议法律效应等同于中科沁鑫信恒磐忠一号基金产品合同补充协议，若双方发生任何纠纷以本协议为主，双方可就纠纷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郑亚军、钱忠明、中科公司、中宇公司均称签订该协议时钱忠明系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郑亚军认可钱忠明代表中科公司、中宇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并未出示公司决议，但主张钱忠明是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然钱忠明在协议上签字就可以说明公司内部已经审批。中科公司、中宇公司称并未同意钱忠明代表公司签订上述协议。郑亚军称基金清算后资产净值为1844622.36元，上述资产净值归属于郑亚军与钱忠明两位投资人，后，钱忠明将其资产630000元无偿转让给郑亚军。依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第六条要求钱忠明、柴飞、班霖林给付5155377.64元及利息1000000元，中科公司、中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钱忠明、中宇公司、中科公司认可清算后资产净值为1844622.36元，但均主张《基金合同》已经明确说明诉争基金系不保本、不保证收益的基金产品，《补充协议》却承诺保本保证收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故《补充协议》不应当作为郑亚军主张权利的依据。中科公司同时主张基金清算后的余款已于2017年10月23日转入郑亚军账户，而郑亚军于2018年7月才诉至法院，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且中科公司于2017年发生了股权变更，变更时新旧股东已经约定由之前的股东承担责任，故即使《补充协议》有效，中科公司亦不应承担责任。庭审中，钱忠明称“我知道《补充协议》的目的是让我保证7000000元本金及1000000元利息，但是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当时喝了酒，以后还要接着投资，他说以后还要接着投资，我签的时候觉得这个协议是无效的”。本院认为：从《补充协议》第四条来看，该条款的实质是当郑亚军受到损失时，钱忠明、班霖林、柴飞要承担保本、保证收益的的责任。钱忠明、中宇公司、中科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无效。首先，虽然《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但《补充协议》并非基金管理人与郑亚军签订，而是钱忠明、柴飞、班霖林、中科公司、中宇公司与郑亚军签订，且上述规定亦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范畴；其次，《基金合同》中所涉及的基金系私募基金，属于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故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且上述规定亦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三，在现有证据下，本院亦无法认定《补充协议》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因此，本院认定《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信恒磐忠一号基金在清算时的资产净值为1844622.36元。依据《补充协议》第四条，钱忠明、班霖林、柴飞应当承担补足差额及给付利息的责任。庭审中，郑亚军自称收到的剩余资产净值中有630000元原本应当属于钱忠明，并称钱忠明将上述630000元系赠与郑亚军，故郑亚军认为其损失数额5155377.64元。但郑亚军并未对赠与一事提交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及郑亚军的诉讼请求范围，对郑亚军要求钱忠明、班霖林、柴飞应当给付郑亚军5155377.64元及利息100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依据《补充协议》第六条并结合其他条款内容来看，中科公司、中宇公司应当对钱忠明、班霖林、柴飞基于《补充协议》第四条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郑亚军认可钱忠明代表中科公司、中宇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并未出具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两家公司亦称未进行相关决议，故钱忠明的行为属于越权代表，郑亚军亦不构成善意，同时本案中的担保行为亦不存在无须决议的情形，因此《补充协议》第六条应为无效。保证条款无效后，因中科公司、中宇公司对无效并无过错，故两家公司无须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钱忠明、班霖林、柴飞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郑亚军5155377.64元及利息1000000元；二、驳回郑亚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888元，由钱忠明、班霖林、柴飞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原人民陪审员  曹静波人民陪审员  马新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辛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