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民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剑峰，男，1973年8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中诚联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兵，女，1993年12月12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建冬，男，1963年1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中诚联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兵，女，1993年12月1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康乐广场8号交易广场第2座3905室。法定代表人：邓华，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学军，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中核路1号03号楼518室（园区）。法定代表人：浦金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诚，男，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周剑峰、龙建冬因与被上诉人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撤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周剑峰、龙建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7）京02民终1932号民事判决书；2.确认涉诉《通知》中的争议条款（即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争议的《通知》第2页正文第4行自“本公司同意”开始至本段结束），因侵害公司利益且未经公司权力机关批准而无效。事实和理由：2006年9月，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与案外人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55%）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55%股权转让合同书》），拟将所持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更名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转让给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2006年10月，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中方股东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与案外人侯小慧签订了《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45%）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45%股权转让合同书》），通过侯小慧将所持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45%股权转让给周剑峰、龙建冬。2006年11月，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按股权交易各方的要求，将《55%股权转让合同书》和《45%股权转让合同书》等审批文件同时提交政府审批机关履行批准手续。但审批机关审查后认为，《55%股权转让合同书》和《45%股权转让合同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能批准。2010年3月31日，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涉案《通知》（《通知》当事人包括：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侯小慧，周剑峰、龙建冬及《通知》出具人即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同时，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向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其签字、盖章的《确认书》。2010年4月初，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案外人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55%）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55%股权转让协议》），重新约定将所持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55%股权转让给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时，案外人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与周剑峰、龙建冬、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45%）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45%股权转让协议》），重新约定将所持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45%股权转让给周剑峰、龙建冬。其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按股权交易各方的要求，将新签订的《55%股权转让协议》和《45%股权转让协议》，及原来的审批文件提交政府审批机关审查。2010年7月14日，政府审批机关批准重新签订的《55%股权转让协议》和《45%股权转让协议》，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原来签订的《55%股权转让合同书》和《45%股权转让合同书》作废。2010年8月4日，《55%股权转让协议》和《45%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工商变更过户手续完成。2014年2月，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依据《通知》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审一审，案号：2014年丰民初字第03266号），后因存在该案起诉前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确认《通知》未生效的案件而中止审理。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通知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恢复审理，随即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将本案恢复审理之事实告知周剑峰、龙建冬。2016年12月19日，周剑峰、龙建冬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要求参加诉讼。但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对《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进行处理，就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3月27日，周剑峰、龙建冬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要求参加原审二审诉讼。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未依据法定程序，对周剑峰、龙建冬的参加诉讼申请进行预先处理，只在最后的判决中，以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拒绝周剑峰、龙建冬参加诉讼的请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处理周剑峰、龙建冬提出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属于程序错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没有依据法定程序对周剑峰、龙建冬提出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做出预先处理，也属于程序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最后的判决中，提出的不准许周剑峰、龙建冬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理由，违反实体法律。现周剑峰、龙建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提起撤销之诉，具体理由如下：一、周剑峰、龙建冬是涉案《通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其对方当事人包括：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侯小慧，周剑峰、龙建冬，并写明在《通知》的抬头上。周剑峰、龙建冬是《通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一，在《通知》被认定为独立合同的现状下，《通知》的当事人均是《通知》合同法律关系的法律主体之一，周剑峰、龙建冬、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均属同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基于《通知》的纠纷均属同一合同纠纷、同一法律关系。此外，周剑峰、龙建冬作为《通知》的当事人，了解《通知》产生的原因、背景和所有事实，有权且也有义务参加诉讼。不仅周剑峰、龙建冬有权主动参加诉讼，受理法院依据职权，也应当根据《通知》有关争议审理的需要，主动追加当事人。原审审理的是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基于股权转让一事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周剑峰、龙建冬提出基于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作出《通知》争议条款侵犯周剑峰、龙建冬合法权益的第三人诉讼请求，是确认《通知》争议条款合法性的效力基础问题，是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周剑峰、龙建冬与原审诉讼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和重大的利害关系。《通知》争议条款首先是基于所涉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而产生的；其次，出具涉案《通知》时，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华仍然兼任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通知》争议条款就其内容而言，完全是以损害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利益而保证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的个别股东利益；第三，周剑峰、龙建冬是股转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也是股转关系的实际参与人。因此，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有无权力做出违法承诺，是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基础，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知》是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其无权情形下作出的违法承诺，且是确实明显地侵害了周剑峰、龙建冬的合法权益。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股转的目标公司，其为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即股转前的控股股东）出具的涉案《通知》争议条款，就其实质而言，是在股转前、在原股东实际控制公司的情况下为股转后的公司设定的或有债务，这一行为明显的侵犯了股转后公司股东的权益。而周剑峰、龙建冬是股转后公司的实际股东，也即公司债务的实际承担人，因此，在股转后股东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争议期间作出的《通知》争议条款,侵犯了周剑峰、龙建冬的合法权益。虽然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通知》的时间，是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且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华仍兼任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是，《通知》争议条款指定的履行期间，却安排在周剑峰、龙建冬成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之后。《通知》争议条款如果履行，直接影响并导致周剑峰、龙建冬受让的股权价值发生直接的贬损，因此，周剑峰、龙建冬与原审诉讼结果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必须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原审诉讼，以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公司权力机关批准，其对原控股股东作出违法承诺无效。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31日作出的《通知》，是在股权转让约定的交易时点之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公司权力机关批准，无权对控股股东作出违法承诺。虽然《通知》出具之日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仍是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但由于《通知》的争议条款是为华泰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款而提供的交易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回避表决，所以，《通知》争议条款是否有效，需其他股东作出书面表决。目前，在周剑峰、龙建冬不同意《通知》争议条款的情况下，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中的争议条款，因未获得公司权力机关的批准而无效。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是基于并针对《55%股权转让合同书》作出的，其中作出的承诺表示亦是针对《55%股权转让合同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现《55%股权转让合同书》被依法认定为未生效，所以，就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的新要约或承诺，非但前提不存在，且新要约或承诺的债务亦从未产生且永不可能再产生，因此，基于《通知》争议条款的效力，根本就属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本案的一方当事人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属于涉外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本案系周剑峰、龙建冬对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7）京02民终1932号民事判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因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符合本应作为第三人参加原诉的身份条件。法院认为，周剑峰、龙建冬不符合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的条件。理由如下：首先，周剑峰、龙建冬对（2017）京02民终1932号民事判决案件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不属于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有权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的主体。在（2017）京02民终1932号一案中，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要求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就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应向华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承担给付责任并支付相应利息。已生效的（2016）京02民终91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华泰贝通公司(即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通知》争议条款的发出，以第三人身份加入了华泰股份公司（即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与伟业公司（即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从《通知》出具的主体和对象来看，《通知》系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单方向周剑峰、龙建冬等发出的书面文件，仅加盖了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从中无法看出包括周剑峰、龙建冬等在内的《通知》对象的意思表示。因此，在（2017）京02民终1932号一案中，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系基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履行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债务的承诺提起的诉讼，原诉的诉讼标的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与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加入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周剑峰、龙建冬权利义务的安排，周剑峰、龙建冬无权对原诉的诉讼标的提出诉讼请求。因此，周剑峰、龙建冬不能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2017）京02民终1932号一案的诉讼。其次，周剑峰、龙建冬主张其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故原诉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此，法院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虽然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体。在本案中，（2017）京02民终1932号判决中仅对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进行判决，未判决周剑峰、龙建冬承担民事责任，故周剑峰、龙建冬与（2017）京02民终1932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关于是否存在间接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公司的对外交易活动、案件的诉讼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财产状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权益。从这个角度看，股东与公司所进行的诉讼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间接利害关系。但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的意志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形成，故公司对外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应视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因此，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则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2017）京02民终1932号一案的诉讼活动中，股东的意见已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所表达，且裁判文书显示在诉讼过程中周剑峰系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龙建冬亦作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案件审理，故周剑峰、龙建冬不应再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综上所述，周剑峰、龙建冬不是（2017）京02民终1932号民事判决案件的第三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周剑峰、龙建冬的起诉。周剑峰、龙建冬不服一审法院裁定，仍持原起诉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撤3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剑峰、龙建冬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周剑峰、龙建冬请求撤销的是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要求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就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应向华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承担给付责任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一案判决。该判决所处理的争议所涉及《通知》具有独立的意思表示，是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针对伟业公司向华泰股份公司支付第二期款200万元的债务，作出了在一定条件成就的情况下代为付款的单方承诺。该判决与周剑峰、龙建冬所提因华泰贝通公司无权对外做出违法承诺而侵犯周剑峰、龙建冬权益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案涉判决仅对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进行判决，该处理结果同周剑峰、龙建冬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周剑峰、龙建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综上，一审裁定驳回周剑峰、龙建冬起诉正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所作裁定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亮审判员 张 华审判员 张 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