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3909号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510036G，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洪江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英，女，197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代理人蔡志俊，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告仇江涛，男，1980年6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代理人王璐，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云药业公司）诉被告仇江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涂长江担任审判长，会同人民陪审员赵秀瑛、孙聪付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祥云药业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蔡志俊与刘英、被告仇江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祥云药业公司诉称：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结合纠纷产生的背景及祥云药业公司的客观情况，错误认定祥云药业公司构成违约，裁定祥云药业公司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祥云药业公司在与仇江涛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已经停工停产，祥云药业公司留守人员仅剩几名财务、行政人员，其余需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多达130多人，所需支付的工资、补偿金、补助金等费用总金额多达1000多万元。祥云药业公司在停工停产后已无经济来源，所需费用需要通过应收款回收、资产变现、股东财务资助、银行融资等各种方式解决。仇江涛作为祥云药业公司的老员工、中层人员，十分清楚祥云药业公司面临的资金困难。祥云药业公司在与仇江涛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积极筹集资金，虽存在延期情况（仅迟延15天，2019年5月10日），但仍然在资金到位后第一时间且是在仇江涛提起仲裁之前（2019年6月19日）向仇江涛支付了约定的所有款项。仇江涛在收到款项后向祥云药业公司提出超出协议约定的无理要求，没有获得满足后提起仲裁，纯属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在祥云药业公司非故意拖延支付款项，且造成仇江涛实际损失十分微小的情况下，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祥云药业公司承担赔偿损失，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祥云药业公司与仇江涛已经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第5款明确约定，祥云药业公司所支付的款项中已经包括了工资、绩效、提成、补贴及补偿金等款项，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仲裁院裁定祥云药业公司需支付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祥云药业公司已经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履行完毕支付费用的义务，根据协议第五条约定，祥云药业公司与仇江涛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以及其他民事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已经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且祥云药业公司按协议约定已经支付完款项，该事实已经足以证明祥云药业公司已经完成了的举证义务。而仇江涛另行脱离协议书主张要求祥云药业公司支付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按法律规定应由仇江涛进行举证。且仇江涛在其仲裁请求中已经明确是市场费用、缓拨费用，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仍错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祥云药业公司，并以祥云药业公司未提供工资条、销售政策等证据为由裁定祥云药业公司承担以上费用的支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仇江涛在仲裁请求中未明确是工资、提成，且祥云药业公司也没有认可该费用是工资、提成。而市场费用顾名思义，即是用于销售过程产生中的市场推广、营销等方面的费用，由经办人员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提供相应票据实报实销，这是常识性的问题，祥云药业公司无需举证。因此，关于2项诉讼请求，祥云药业公司的财务人员虽然在仇江涛提供的单据上确认了应付金额，但同时也确认了仇江涛需承担的追回应收款的金额，且仇江涛并未提供相应的市场费用的发票前来报销，公司有权不支付。另外权利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如只强调祥云药业公司需向仇江涛支付市场费用，却不需要仇江涛履行追款义务，那么对于祥云药业公司是不公平的。第3、4项诉讼请求，仇江涛并未履行举证义务，证明事实存在，对于不存在的事实，而祥云药业公司没有义务、也不可能自证该事实存在。另外，既然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认定为上述费用为提成，而双方已经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了，除协议约定款项外，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争议和其他民事纠纷，而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却以祥云药业公司未举证为由认定祥云药业公司需承担支付费用，显然在适用法律上存在前后矛盾、错误的情形。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错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该裁定应予以改判驳回。关于第3项诉讼请求，仲裁庭审中，仇江涛确认祥云药业公司自2017年1月就没有再发放缓拨费用、市场费用等费用，而仇江涛在2017年1月就应该知道如确实存在权利被侵害的情况应当及时行使请求权，时至今日提出不符合常理，也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仇江涛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综上所述，根据相关法律，祥云药业公司认为原仲裁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祥云药业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要求：1、判决祥云药业公司无须支付仇江涛未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款项的损失668元;2、判决祥云药业公司无须支付仇江涛2018年度市场费用70277.70元;3、判决祥云药业公司无须支付仇江涛2017年度缓拨费用32558元;4、判决祥云药业公司无须支付仇江涛2018年度回款的未核算费用7852.7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仇江涛承担。被告仇江涛辩称：仇江涛没有就仲裁裁决结果提起诉讼，同意祥云药业公司按照仲裁裁决结果履行。双方签署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约定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间，同时约定了未按期履行义务，祥云药业公司延迟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支付由此给仇江涛造成的损失。祥云药业公司不能以筹款不能不及时为由规避其利息，仲裁裁决采用的计算方式得当应当得到支持。《解除劳动协议书》系祥云药业公司单方制作也未对仇江涛进行解释说明，其补偿金核算的依据是以仇江涛离职前平均工资为基数，以工作的年限来计算的解除的补偿金额并没有包含其他任何费用，同时，仇江涛在签署解除协议时已经通过书面方式向祥云药业公司提出异议，因此，祥云药业公司以该补偿金包含了全部金额应属不当。仇江涛所要求的市场费用、缓拨费用和未核算费用均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且一直处于持续的状态，同时在解除时也向祥云药业公司主张，其以过时效为由不予支付，援引法律不当，请求法庭驳回祥云药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仇江涛自2004年6月14日至2019年3月31日与祥云药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担任北京片区销售经理，具体负责北京区域祥云药业公司药品的销售、推销等工作。仇江涛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3月31日。仇江涛在职期间亦负责其销售片区的货款回款工作。仇江涛陈述其办理药品销售、发货、回款工作的大致流程如下：仇江涛负责维护的客户将其药品采购需求口头告知仇江涛，仇江涛再将相关客户需求报送给祥云药业公司销售部负责发货的杨波，杨波会根据仇江涛报送的药品品种、数量向有需求的客户发货，药品经由物流公司直接送货。客户收到药品后，物流公司会给祥云药业公司的财务和销售中心返回药品被客户签收的回执单，收到回执单后，祥云药业公司会开具发票给客户单位，客户单位收到发票后进行对账，包括仇江涛在内的销售经理根据销售政策负责进行联系、督促货款的回款。祥云药业公司通过物流公司进行发货的同时进行相应的发票制作，有时候发票会先于药品到达客户手中。根据销售政策要求，包括仇江涛在内的销售经理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客户协调、督促回款事宜，客户回款的速度越快越好。对账是由祥云药业公司的财务人员发对账函给客户单位的财务人员，客户单位的财务人员再邮寄至祥云药业公司，不经过销售经理直接办理。仇江涛作为乙方、祥云药业公司作为甲方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31日解除，祥云药业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前一次性向仇江涛支付2019年3月工资1753.82元、经济补偿金63651.75元以及补助金1387.64元。前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以及赔偿造成的损失。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当向甲方返还本协议约定的全部金额。仇江涛在2019年4月12日向祥云药业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一份，原文内容如下：销售部仇江涛自愿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但存在销售费用未拨付，协议个别条款存在异议，提出以下申请：1、2018年的销售费用合计70277.70元。2、2017年高开缓拨费用27230元。3、2017年以前缓拨费用44561元。以上存在的问题，希望上级领导给予具体解决时间。2019年5月10日，祥云药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仇江涛支付前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款项。仇江涛主张祥云药业公司未按协议的约定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应当支付其上述款项10%的赔偿金，并其就在2019年4月12日的《申请》提及的各项费用支付问题等事项，与祥云药业公司发生争议，遂于2019年6月17日申诉至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祥云药业公司：1.支付未按解约合同协议约定的日期发放补偿金，按10%计算违约补偿6503元；2.按公司财务出具金额支付2018年度的市场费用（含办公费用、采机油毂）70277.70元；3.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工资6000元；4.退还未减员期间强迫个人所交2019年4月应由公司支付部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124.55元；5.支付2017年度所欠的缓拨费用32558元；6.支付2017年度发货2018年度回款的未核算费用7852.7元；7.支付2014年度至2016年度未拨乐甲备用金44561元。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4559号仲裁裁决，裁决结果如下：一、祥云药业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仇江涛未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款项的损失六百六十八元；二、祥云药业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仇江涛二〇一八年度市场费用七万零二百七十七元七角；三、祥云药业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仇江涛二〇一七年度缓拨费用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八元；四、祥云药业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仇江涛二〇一八年度回款的未核算费用七千八百五十二元七角；五、驳回仇江涛其他仲裁请求。祥云药业公司不服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4559号仲裁裁决含有给付内容的裁决结果诉至本院；仇江涛认可前述仲裁裁决结果，未就裁决结果提起诉讼，要求祥云药业公司按照裁决结果履行。仇江涛与祥云药业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祥云药业公司应于2019年4月25日前一次性向仇江涛支付2019年3月工资1753.82元、经济补偿金63651.75元以及补助金1387.64元，以上合计66793.21元。前述各项款项，祥云药业公司实际在2019年5月10日履行。本案中，祥云药业公司就其晚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履行的合理性、正当性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仇江涛就其要求支付的2018年市场费用70277.70元作出的解释以及提交如下证据：有制表人李某、销售负责人陈金斌和王俊朝、财务审核人员赵新红和高丽娟、财务经理刘英、总经理刘新赞等人签名审核的《2018年1-3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2018年4-6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2018年7-9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仇江涛称其主张的2018年市场费用70277.70元实际上就是药品销售提成，前述款项的构成如下：《2018年1-3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中记载的仇江涛名下销售费用10800元+《2018年4-6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中记载的仇江涛名下销售费用11387.16元+《2018年7-9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中记载的仇江涛名下销售费用13937.40元=50061.96元。2018年10月-12月份也有应当结算的市场费用，也有制作与前述表格类似的表格，由曹春磊（祥云药业公司会计）制表并经刘英复核签字确认，统计汇总的仇江涛名下的2018年的销售费用汇总，制作形成《北京顺鑫祥云ˇ客户明细账-北京办事处仇江涛》，前述经财务经理刘英签字确认的表格明确记载仇江涛名下销售费用2018年度的合计数额为70277.70元。前述销售费用是根据实际回款的费用核算的并经祥云药业公司领导签字确认的予以支付的。仇江涛指认前述表格的原件在祥云药业公司财务保存。前述款项之所以没有支付是因为祥云药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所以，一直拖着没有给仇江涛。庭审中，祥云药业公司辩称前述销售费用应当支付给仇江涛所在办事处而不应是给仇江涛个人，并且，仇江涛应当提供相应凭证。祥云药业公司辩称仇江涛尚有巨额货款尚未收回，相应交接工作没有完成，祥云药业公司主张有关拨付费用是与应收款项相关的，应收款没有收回的情况下，其有权暂不支付拨付费用。就前述2018年的销售费用，仇江涛提交祥云药业公司销售中心财务人员李某在2019年1月3日、4日分别向王文辉、李东艳、仇江涛发送的电子邮件，邮件中附件中的表格确认的劳动者应当报销的2018的费用数额与前述有祥云药业公司相关领导签字确认的纸质表格内容一致。仇江涛就其要求支付的2017年度缓拨费用32558元作出的解释以及提交如下证据：仇江涛解释称前述费用来源于2019年4月1日祥云药业公司销售中心财务人员李某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仇江涛一份经审核确认数额无误的《2017年1-3月销售费用》、《2017年4-6月销售费用》、《2017年7-9月销售费用》、《2017年10-12月销售费用》中记载的仇江涛名下的2017年度缓拨的总金额。仇江涛解释称《2017年1-3月销售费用》、《2017年4-6月销售费用》、《2017年7-9月销售费用》、《2017年10-12月销售费用》表格中“高开”的意思指的是祥云药业公司的销售人员高于祥云药业公司制定的药品销售底价向外推销药品的情况下，祥云药业公司额外给销售人员发放的销售提成。仇江涛指认李某发来的电子邮件的附件中以EXCEL的方式分别列明了2017年1-3月、4-6月、7-9月、10-12月的销售费用，对于相关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在表格的最右侧一栏予以标注，应当拨付而暂缓未拨付的费用在相应的表格中标注“缓拨”，根据前述统计表格中缓拨款项的统计汇总后，2017年度仇江涛名下的缓拨费用总金额为32558元，因祥云药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所以，一直没有支付给仇江涛。仇江涛指认其主张的2018年度回款未核算费用7852.70元是按照仇江涛负责销售的北京地区《2018年1-3月销售费用》、《2018年4-6月销售费用》、《2018年7-9月销售费用》3张计算清单中最右侧一栏“实际支付”项下记载为“0”的相关项目，按照同一张表格中相同药品的提成比例及回款金额核算得出的。审理中，仇江涛申请李某〔身份证号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某到庭作出如下陈述：（1）李某称其系祥云药业公司的员工，在2001年2月入职的，从2005年2月份开始担任祥云药业公司销售部内勤，具体负责销售回款的统计、应收账款统计、销售费用计算。（2）李某确认仇江涛提交的《2017年1-3月销售费用》、《2017年4-6月销售费用》、《2017年7-9月销售费用》、《2017年10-12月销售费用》确系其发给仇江涛的邮件。（3）就前述统计表中的相关词汇的含义，李某指认其发给仇江涛的电子邮件附件中的表格中记载的“高开”、“缓拨”、“高开返利”、“备用金”具体指向的含义分别为：“高开返利”是指销售人员在推销药品过程中，高于祥云药业公司制定的药品出厂价销售的差额部分，祥云药业公司按照70%的比例记账作为促销费管理，支付给各个区域的负责销售的销售经理，前述记账的方式是祥云药业公司销售部经理王海鑫指示李某做的，王海鑫根据祥云药业公司的销售政策指示，给李某的纸质版的销售政策，在2019年4月份离职时，李某已经交接了，所以手里没有。根据祥云药业公司的政策提取的销售费用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王海鑫没有跟李某说。所以，在李某制作的表格里都是使用“缓拨”标注前述费用。“备用金”具体指的是祥云药业公司给各个区域的销售经理根据销售回款的金额按照1%提取的促销活动经费，销售经理支取备用金需要满足提出相关促销申请并有相关证据证明有相关活动，表格中的备用金是其申请备用金的上限，并且备用金只能在当年使用，不能在下一年使用。（4）李某指认，根据其制作表格时依据的祥云药业公司销售政策文件，表格中的“高开返利”项下的款项是应该支付给销售经理作为其个人销售提成构成其收入的组成部分。（5）李某解释称，缓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王海鑫在2017年当时没有说什么时候给。每一年的销售政策都不一样，2018年的时候高开部分在次月就支付，但是，其做表格时候还是按照季度制作表格。（6）本院当庭向李某出示有制表人李某、销售负责人陈金斌和王俊朝、财务审核人员赵新红和高丽娟、财务经理刘英、总经理刘新赞等人签名审核的《2018年1-3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2018年4-6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2018年7-9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李某当庭确认前述表格的真实性。李某认可前述表格是其负责制作的，汇总表的电子版其会发给每个销售人员，汇总表上的签字是李某拿着制作完的表格纸质逐一找销售负责人、财务经理、总经理等人签字。相关负责人签完字之后，由李某将表格原件交给祥云药业公司财务部的高丽娟留存做账。李某指认，2018年度的前述表格中记载销售费用需要各个区域的销售经理提交对应数额的发票交给财务部才能支付相关费用。销售经理将部分发票交给了李某，李某也转交给了高丽娟，大部分都是跟数额一致，谁的金额不一致应该财务部有记录可以查账，如果销售经理提供的发票没有达到表格中的数额，那么就按照实际的发票报销。没有发票不给报销，发票可以使用差旅费等费用。（7）李某指认，其发给王文辉、李东艳、仇江涛三位劳动者邮件中记载的2017年的表格中“高开返利”项下的金额与有李某签名和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签名的前述2018年的销售费用汇总表中指向的费用计算一致，区别是2017年的费用的支付时间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列入缓拨范围。由于2017年的高开返利的款项没有说什么时候给销售经理，所以，就2017年的相关款项，销售经理就没有向祥云药业公司提供对应数额的发票。（8）李某指认，祥云药业公司销售部经理王海鑫是在2017年6月份辞职的，王俊朝接替王海鑫担任祥云药业公司销售部经理，但其忘记了王俊朝接替销售经理岗位的具体时间。（9）李某指认，其发给王文辉、李东艳、仇江涛的电子邮件附件中的费用明细表中所列的数据是经过祥云药业公司财务人员审核的。（10）李某指认，祥云药业公司每年的纸质版销售政策文件不发给各位销售经理，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口头说明作出解读，祥云药业公司在每年年初1-2月份公布本年度的销售政策，纸质的销售政策会给李某一份，给财务部一份，劳动者手里没有纸质版的销售政策。（11）庭审中，祥云药业公司要求李某答复“按照销售政策2017年高开返利项下的款项是作为促销管理费用计提由销售经理根据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发票实报实销，还是作为个人提成发放？”、“按照2017年的销售政策关于高开返利的时间是否有明确规定？”、“2017年的费用，高开返利的金额是否按照70%比例计算？”李某当庭作出如下答复：“2017年高开返利项下的款项作为促销管理费用计提，不分个人提成还是促销费，拨给销售经理，销售经理怎么使用不管，但是需要提供发票，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缓拨，所以没有让销售经理提供发票。”、“按照2017年的销售政策关于高开返利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2017年的费用，高开返利的金额是按照70%比例计算的”（12）祥云药业公司要求李某答复“你发给仇江涛等人的电子邮件所列2017年销售费用表格，该表格中所列金额是否有经部门领导、财务部门、公司总经理进行签字确认。”李某当庭作出如下答复：“经过部门领导、财务部门、公司总经理进行签字确认，在李某离职时已经交接了，情况与2018年类似。”仇江涛认可李某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并据此主张其要求支付的2018年市场费用、2017年度缓拨费用、2018年度回款的未核算费用均属于其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应当由祥云药业公司支付给其个人。仇江涛主张其所提交的电子邮件的表格及财务凭证均系证人李某在经过祥云药业公司内部审核确定后发送给其的，表格上所记载的相关数据是真实的，2017年确实存在缓拨的现象，2018年也存在未核算费用的现象。仇江涛主张其所提交的电子邮件中的数据和2018年财务凭据一样都已经经过了祥云药业公司内部财务流程的核定，都有销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确认，相关财务凭证和手续原件都在祥云药业公司处存档。庭审中，祥云药业公司则主张其已经按照其与仇江涛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履行完毕支付费用的义务，根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祥云药业公司与仇江涛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以及其他民事纠纷。仇江涛另行脱离《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主张要求祥云药业公司支付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按法律规定应由仇江涛进行举证，且仇江涛在其仲裁请求中已经明确是市场费用、缓拨费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仍错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祥云药业公司，并以祥云药业公司未提供工资条、销售政策等证据为由裁定祥云药业公司承担以上费用的支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祥云药业公司主张其与仇江涛诉争的前述费用属于市场促销等销售费用，仇江涛应根据每年公司的销售政策及实际的销售、市场活动等提供相应的发票实报实销；2017年的缓拨费用根据公司当年的政策，没有规定需支付给仇江涛；该费用属于市场促销等销售费用，是祥云药业公司对于办事处、代理商、经销商等市场促销的支持性质的费用，祥云药业公司是否愿意提供该支持性费用由其公司根据公司业绩及经营情况决定，这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范畴，不能因为2018年的政策规定了该费用而认定祥云药业公司必须承担2017年的费用；另外，即使退一步，法院认定祥云药业公司应承担该费用，仇江涛因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实施了该促销活动及相应的发票、凭证，祥云药业公司亦有权拒绝向仇江涛支付该费用。祥云药业公司主张，从仇江涛的陈述、证据、证人证言中均可证实双方诉争的前述费用属于市场促销等销售费用，不属于仇江涛的工资收入。另外，仇江涛庭审中亦确认祥云药业公司自2017年1月就没有再发放缓拨费用、市场费用等费用，仇江涛在2017年1月就应该知道如确实存在权利被侵害的情况应当及时行使请求权，时至今日提出不符合常理，也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仇江涛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综上所述，祥云药业公司不同意作出前述各项费用。在2019年9月27日的庭审中，祥云药业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刘英（担任祥云药业公司的财务经理）到庭，本院向其出示了仇江涛提交的有制表人李某、销售负责人陈金斌和王俊朝、财务审核人员赵新红和高丽娟、财务经理刘英、总经理刘新赞等人签名审核的《2018年1-3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2018年4-6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2018年7-9月销售费用汇总表》2张，本院要求刘英如实答复前述纸质表格中有刘英作为财务经理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并要求刘英就此作出解释说明。刘英当庭答复如下：“前述表格确实是由我本人签名确认的，前述表格是由我们财务先签字，领导签完字之后给我做账，然后我做凭证保留。前述表格只是作为预算的表格，劳动者应当提出足额的发票才能领出表格中的钱，发票必须是足额的发票。发票的类型有油票、餐票，发票的款项用途无法查证，我们财务不负责审查发票用途，销售部门的领导审核发票的用途，我们财务只负责审核发票的真实性。”本院要求刘英答复就2017年度的相关销售费用劳动者是否足额提供发票，刘英当庭答复如下：“2017年许可劳动者用发票报销且劳动者已经对应金额交过的发票的部分已经发放了，没有发票的部分可以给劳动者报销多少发票数额不清楚。我的账上是平的。2017年、2018年度的表是李某制作的，但是李某已经离职了，离职了交接给谁了我也不清楚。2017年也做过类似的表格。也是李某做的。但是手续不一定齐全，不是在总表上签字审批的，是在单张的表格上签字的，并且也不在财务部保留。李某是销售部的内勤，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本院要求刘英答复在祥云药业公司许可劳动者以提交发票支领大额销售费用的岗位有哪些？刘英当庭答复如下：“限于公司销售部负责药品销售的工作人员，以办事处为单位领取，我不清楚每个办事处有多少人。”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仇江涛的工资以及作为药品销售的提成发放途径等情况如下：（1）仇江涛的工资的发放途径是祥云药业公司通过银行批量发放的方式发放至仇江涛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卡号为×××的银行账户内。（2）仇江涛的药品销售提成则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至仇江涛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内。仇江涛提交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仇江涛根据前述银行交易记录统计汇总并指认，其在2015年度实际领取销售提成合计1447126.52元，其在2016年度实际领取销售提成合计896874.03元。庭审中，仇江涛指认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记载款项拨付情况能与其提交的电子邮件中记载的金额一致，仇江涛据此主张前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7月初立案受理了大量涉及祥云药业公司与其员工之间涉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方面的劳动争议，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看，祥云药业公司已经在2019年4月中旬与本公司大量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祥云药业公司位于顺义区林河工业开发区的厂址在2018年12月31日停产，厂房和设备都处于闲置状态。在正常生产时，祥云药业公司有100多名员工，目前剩下10余名员工留守，另外，还有20多名员工因为工伤等原因还未办理离职手续。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电子邮件打印件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仇江涛认可仲裁裁决结果，未就仲裁裁决结果提起诉讼，故此，双方就仇江涛仲裁申诉请求未获仲裁裁决结果支持的相关部分已经不再存在争议，本院不持异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祥云药业公司与仇江涛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信守承诺，及时全面履行。祥云药业公司就其晚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履行的合理性、正当性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祥云药业公司迟延履行已经构成违约，现仇江涛要求祥云药业公司按照仲裁裁决结果第一项确定金额承担迟延履行的责任，数额适当，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祥云药业公司关于其不构成违约的辩解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根据基本生活常识，结合药品销售行业的特点，基于销售人员岗位的特殊性，销售提成是对其销售工作成果的奖励，是销售人员从事其销售业务付出劳动的报酬的组成部分，该报酬是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应当属于劳动争议的审理范围。根据仇江涛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亦能够佐证在诉争时间段之前，祥云药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仇江涛实际支付了大量药品销售提成款。在仇江涛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责未发生明显调整的情况下，祥云药业公司显然有义务就涉诉款项未予发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祥云药业公司虽主张根据其公司的销售政策，提成以及市场费用等相关费用的计算与应收账款相关，等应收款汇款后才能结算，并不清楚仇江涛在职期间有无提成，但其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的销售政策或提成计算方式，也未提交仇江涛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且不清楚市场费用以及最近一次的回款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况且，仇江涛就其所主张的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的具体来源、构成、核算方式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仇江涛的相关诉讼主张与证人李某的相关证言亦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此外，结合本院受理的大量涉及祥云药业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查明，2018年年底以来，祥云药业公司已经停止生产并将绝大部分员工遣散，厂房和设备均处于闲置状态，在祥云药业公司已经与仇江涛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其以相关货款未能汇款到账、仇江涛未能及时提供发票等事由拒绝支付前述销售提成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此，本院对仇江涛要求祥云药业公司支付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仇江涛与祥云药业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31日解除，并于2019年6月17日申诉至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祥云药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仇江涛要求支付的2018年度市场费用、2017年缓拨费用、2018年未核算费用超过仲裁申诉时效，对于祥云药业公司的相关辩解，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被告仇江涛未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款项的损失六百六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被告仇江涛二〇一八年度市场费用七万零二百七十七元七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被告仇江涛二〇一七年度缓拨费用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四、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被告仇江涛二〇一八年度回款的未核算费用七千八百五十二元七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五、驳回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涂长江人民陪审员  赵秀瑛人民陪审员  孙聪付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韩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