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15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秀伟，女，198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东，四川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珂，四川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金财大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20号1栋2层3号。 法定代表人：白晓麟。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东，男，197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银梅，女，198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盖秀伟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金财大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大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9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盖秀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东、赖珂，被上诉人金财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银梅、覃东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盖秀伟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9956号民事判决，改判金财大通公司向盖秀伟偿还借款本金2275000元及截至2018年8月30日的利息1966763.92元，剩余利息以2275000元为基数，按每月2%的标准从2018年9月1日计至清偿之日），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金财大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盖秀伟向金财大通公司转款是事实，且盖秀伟已提交证据证明款项来源。盖秀伟是金财大通公司的股东，金财大通公司存在向股东借款的习惯，其会议纪要载明公司给予股东年利率24%、18%、或每日0.9%不等的利息收益。盖秀伟的借款收益均计入本金继续作为投资。盖秀伟已举证证明其与金财大通公司之间存在借款的交易习惯，借款存在利息的事实。而金财大通公司在持有全部财务凭证的情况下，仅向法庭提交已经偿还盖秀伟部分借款的单据，拒不向法院提交其余的财务凭证。原审法院以转账系孤证为由，判决驳回盖秀伟的诉讼请求，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被上诉人金财大通公司答辩称，金财大通公司是一家信用记录良好的投资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业务和财务管理逻辑清晰，重大事项均有召开股东大会，历年年会均有审核财务情况，公司会计账簿能完整反映公司业务经营情况，但公司的会计账簿并未记载盖秀伟与公司之间存在未结清的款项。金财大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凡涉及股东理财筹资的款项，都会签订载明了合同编号、金额、贷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等内容的《借款合同》并出具《收条》，且将款项事实载入《会计凭证》。金财大通公司2013年7月因业务方向调整，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停止新发生业务，公司还于2013年8月和2014年1月进行了股东出资额减持，并将减持资金按比例逐一分配给股东，盖秀伟作为公司监事参与了公司的整个经营和决策，也已收到减持款项。如果尚有股东欠款未归还，盖秀伟完全可以依此对抗股东大会减持决议，阻止减持资金的分配。 盖秀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金财大通公司向盖秀伟偿还借款本金2475000元和借款利息1966763.92元（利息暂时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剩余利息以2475000元为基数，按每月2%的利率，从2018年9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2.判决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金财大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09年至2013年底，盖秀伟在金财大通公司担任出纳职务；2010年成为金财大通公司股东之一。 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均认可，金财大通公司在经营期间，存在使用其员工包括盖秀伟、薛科、石进、陈菊芳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的情况。金财大通公司使用的员工个人账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账户：盖秀伟名下在工商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34的账户；盖秀伟名下在中信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21的账户；薛科名下在中信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23、74×××05的账户；薛科名下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55×××55的账户；叶婉宜名下在民生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82的账户。另外，金财大通公司在2011年向其财务部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金财大通公司将由其公司使用的员工陈菊芳名下的五个私人账户全部注销，包括在中信银行开设的账户号为62×××13、62×××15的账户，在工商银行开设的账户号为62×××10的账户，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户号为43×××29的账户，在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号为62×××18的账户。 金财大通公司在经营期间使用的其他员工个人银行账户，金财大通公司陈述没有完整的统计和管理，同时对于金财大通公司实际使用的员工个人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金财大通公司并未对每一笔款项的往来做账管理。根据一审庭审中双方的陈述，以及（2018）川0107民初999号民事判决书，金财大通公司存在使用员工包括盖秀伟名义向他人出借款项的事实。 金财大通2013年理财产品执行方案载明，该方案的理财融资对象为金财大通股东，该年度共三张理财产品收益率分别为24%/年、18%/年、0.9‰/天。 关于盖秀伟主张的第8笔借款，即2012年2月24日盖秀伟配偶何继康的银行账户向薛科名下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55×××55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查明：该笔转账属实，金财大通公司收到该20万元，该款项为盖秀伟入股金财大通公司所支付的出资。2012年8月29日，在盖秀伟作为财务签字确认的《股东名册》上，确认了该款项为入股金财大通公司，盖秀伟成为金财大通公司的股东，金财大通公司向其发放了《股票》。故该笔借款为盖秀伟对金财大通公司的入股投资，并非盖秀伟出借的借款。 关于盖秀伟主张的第12笔借款，即2013年1月5日盖秀伟在中信银行开设的尾号为1007的账号向石进在中信银行的账号转账15万元，查明：金财大通公司就该笔转账向高师节出具了15万元的理财融资借入款《收据》；关于盖秀伟主张的第13笔借款，即2013年1月28日盖秀伟在中信银行开设的尾号为1007的账号向石进在中信银行的账号转账10万元，查明：金财大通公司就该笔转账向高师节出具了10万元的理财融资借入款《收据》；关于盖秀伟主张的第14笔借款，即2013年2月7日盖秀伟在工商银行开设的尾号为2800的账号向盖秀伟在工商银行的尾号为7934账号转账2万元，查明：金财大通公司就该笔转账向高师节出具了2万元的理财融资借入款《收据》；关于盖秀伟主张的第15笔借款，即2013年2月7日盖秀伟在中信银行开设的尾号为1007的账号向石进在中信银行的账号转账12万元，查明：金财大通公司就该笔转账向高师节出具了12万元的理财融资借入款《收据》。故上述盖秀伟主张的第12、13、14、15共计四笔借款，虽然使用盖秀伟名下的账户转出，但是应当认定为案外人高师节在金财大通公司的理财投资款，并非盖秀伟出借的借款，且上述款项归还本息时也是使用两个盖秀伟名下的个人账户进行转账。 关于盖秀伟主张的第17笔借款，即2013年3月12日盖秀伟陈述其配偶何继康的银行账户向石进在中信银行的账号为74×××91的账户转账14万元，查明：金财大通公司就该笔转账向盖秀伟出具了14万元的理财融资借入款《收据》。2013年4月12日，该笔14万元予以归还，金财大通公司财务账目中保存了归还盖秀伟理财款14万元的领款单及所附的转账到盖秀伟尾号为1007账户14万元的交易明细。2013年4月12日的金财大通公司领款单，载明向盖秀伟支付了14万元理财款一个月的收益2%即2800元，盖秀伟在该单上签字并载明已领取现钞。故该笔14万元借款，是盖秀伟向金财大通公司的理财款，金财大通公司已经归还本金并支付收益，该笔投资理财款项双方已经结清。 盖秀伟主张的另外其他12笔借款，具体情况认定如下： 第1笔，盖秀伟主张在2010年9月19日出借100万元，仅有盖秀伟在中信银行开设的尾号为1007的账号向陈菊芳名下中信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该笔借款只有转账，且来往账户均为金财大通公司员工名下账户，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2笔，盖秀伟主张其投资的上述100万元的一年利息转为本金为24万元，在第1笔借款不能认定为借款的情况下，盖秀伟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3笔，盖秀伟主张在2011年3月18日出借10万元，但是仅有盖秀伟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尾号为0590的账户向薛科名下账号为55×××55的账户转账91800元的转账明细，该笔借款只有部分转账，对于补现钞的内容为盖秀伟单方陈述，且来往账户均为金财大通公司员工名下账户，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4笔，盖秀伟主张在2011年3月25日出借10万元，但是仅有盖秀伟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尾号为0590的账户向薛科名下账号为55×××55的账户转账158400元，该笔借款转账金额不符，对于补现钞、代还信用卡的内容为盖秀伟单方陈述，且来往账户均为金财大通公司员工名下账户，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5笔，盖秀伟主张在2011年4月11日出借2万元，但是仅有盖秀伟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尾号为0590的账户向薛科名下账号为55×××55的账户转账26000元，该笔借款转账金额不符，对于补现钞、代还信用卡的内容为盖秀伟单方陈述，且来往账户均为金财大通公司员工名下账户，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6笔，盖秀伟主张在2011年12月31日出借40885元为前期投资利息转为本金，在前述借款不能认定为借款的情况下，盖秀伟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7笔，盖秀伟主张在2011年12月31日出借19115元，但是盖秀伟陈述为代金财大通公司支付年会费用27063元，报销了7948元，即使该陈述为真，仅证明盖秀伟作为员工存在费用没有报销完毕的情况，不能证明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9笔，盖秀伟主张在2012年3月31日出借10万元，但仅提供其配偶何继康的银行账户向薛科名下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55×××55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转账明细，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10笔，盖秀伟主张在2012年5月21日出借3万元，但仅提供其配偶何继康的银行账户向薛科名下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55×××55账户转账支付3万元，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11笔，盖秀伟主张在2012年10月25日出借25000元，但仅提供其配偶何继康的银行账户向薛科名下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55×××55账户转账支付25000元，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16笔，盖秀伟主张在2013年2月7日出借2万元，但仅有盖秀伟在中信银行开设的尾号为1007的账号向石进在中信银行的账号转账2万元，且来往账户均为金财大通公司员工名下账户，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第18笔，盖秀伟主张在2013年5月21日出借5万元，但仅有盖秀伟在工商银行开设的尾号为2800的账号向盖秀伟在工商银行的尾号为7934账号转账5万元，且来往账户均为盖秀伟自己名下账户，只有转账明细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是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一审查明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主体资格证明、股东名单、个人账户银行转账明细、情况说明、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金财大通2013年理财产品执行方案、收据、银行转账凭证、领款单、股票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盖秀伟曾经是金财大通公司的员工，且职位为出纳，并在2012年成为金财大通公司的股东。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盖秀伟的个人银行账户交由金财大通公司使用的情况，也存在金财大通公司以盖秀伟的名义向他人出借款项的情况。而盖秀伟主张其向金财大通公司出借了18笔借款共计247.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其中第8笔为盖秀伟为其向金财大通公司支付的20万元用以入股，并非借款，盖秀伟主张为借款与事实不符；第17笔为盖秀伟向金财大通公司的理财投资，且该笔款项已经归还本金支付收益，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结清，盖秀伟主张偿还本息没有事实依据；其余16笔均不能认定为盖秀伟向金财大通公司的借款。 盖秀伟作为金财大通公司的出纳，且存在个人账户交由金财大通公司使用的情况，其主张的借款均为其和配偶个人账户与金财大通公司员工（包括盖秀伟）个人账户之间的转账，盖秀伟举证证明盖秀伟和金财大通公司之间存在书面或者口头借款的合意，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关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相关内容的约定，仅部分转账明细不能证明借贷关系；同时，盖秀伟没有举证证明出借款项的合理来源，其主张的部分借款是未经过金财大通公司认可、单方主张的利息转为借款本金的情况，认定为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在盖秀伟主张的发生多次、总金额超过两百万元的借款关系中，盖秀伟作为一个投资理财公司的财务人员仅凭转账明细即主张借款，不符合常理，也与盖秀伟经手的其他股东的所谓理财投资借款的情况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盖秀伟没有举证证明其与金财大通公司达成借款合意、存在借款关系，盖秀伟要求金财大通公司偿还出借247.5万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盖秀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33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7334元，由盖秀伟承担。 盖秀伟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金财大通公司账户及个人卡账户交接清单，拟证明2013年11月21日由邱骁将公司的网银U盾、银行卡等财务资料交由曾甜、高师节，盖秀伟作为监交人，交易密码由高师节修改，U盾交由曾甜保管。盖秀伟无法单独操作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2.金财大通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盖秀伟仅有一张尾号为7934的工行银行卡交由该公司使用，其余盖秀伟的银行卡均由其自行使用，其余银行卡盖秀伟有众多工资发放以及个人开销，属于盖秀伟的私卡；3.陈菊芳中信银行尾号为1015的银行卡流水、公司退验资款账户申请、特殊验资款情况说明、公司基本户银行流水、退验资款以及验资款从验资账户回公司流水，拟证明盖秀伟于2010年9月19日向公司出借100万元的用途，陈菊芳于2010年9月27日取现170万元用于退股东验资款，其他证据都是退股东验资款的说明；4.薛科建行收款的银行流水、石进的部分银行流水，拟证明2012年5月21日薛科的银行卡收到何继康转款3万元，也就是一审查明的第10笔借款，且该款被立即转入公司客户唐锐。2012年10月25日，薛科的该账户收到何继康转款的第11笔款项2.5万元，当天薛科将收到的2.5万元加上黄基平的15.3万元合计17.8万元转入了公司控制的石进尾号为821的账户，2012年10月26日公司收到薛科转入的17.8万元；5.盖秀伟工行尾号为2800账户的部分流水，拟证明盖秀伟于2013年12月27日向陈秀芳转款5万元，于2014年1月9日向陈秀芳转款50万元，于2014年10月8日向四川绿原兔业公司转款36.5万元，于2013年10月26日向绿原兔业公司转款6万元，上述转账合计97.5万元，结合陈秀芳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盖秀伟向公司出借的100万元的来源，并且盖秀伟已归还了上述1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6.盖秀伟中信银行2010年的银行流水，拟证明盖秀伟向公司出借100万元的来源以及转入公司的凭证；7.陈秀芳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盖秀伟已向陈秀芳还清了100万元借款及利息；8.张子伟案中金财大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源于向武侯区人民法院调取，拟证明金财大通公司向盖秀伟建行0590账户以及信用卡账户发放工资的情况，该卡是盖秀伟的私人用卡，并非交由公司使用，且公司财务人员并非盖秀伟一人。金财大通公司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不认可；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法院审查，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反而证明盖秀伟存在将多张银行卡公私混用的情形。 本院经审查证据后认为，证据1未加盖金财大通公司印章，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虽然金财大通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内容并不能证明盖秀伟只有尾号为7934的一张卡在收支公司的转款，故缺乏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案外人的交易明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均系案外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缺乏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内容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系张子伟案中金财大通公司提交的证据，金财大通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力。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本院经二审查明，由金财大通公司加盖印章予以确认、抬头内容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落款名称为“薛科”、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2日的《说明》载明：根据公司的经营管理需要，公司以私人名义开户并办理了相关个人卡，作为公司账户使用。我在此确认，以本人名义（薛科）在建行成都高新支行社区分理处开户的账号为55×××55的个人卡账户，以及在中信银行成都支行开户的账号为62×××23的个人卡账户，均是金财大通公司在使用，该账户内的所有资金收支均为公司资金，与本人私人无关。该两账户所涉的一切债权债务纠纷均与本人私人无关，概由金财大通公司享有和承担。而本院已查明该55×××55账户曾向盖秀伟的银行账户转款4224.22元。 二审另查明，盖秀伟于2012年2月24日成为金财大通公司的股东。账号为62×××21的账户户名为石进。 二审中，盖秀伟确认：1.其在本案中起诉的第8笔款项系入股金财大通公司的出资款，而第12、13、14、15、17笔款项已于本案起诉前由其本人收回。2.陈菊芳原系金财大通公司的财务总监，盖秀伟是公司出纳。金财大通公司员工交由公司使用的银行卡及密码等由陈菊芳和盖秀伟分别保管。陈菊芳于2011年离开金财大通公司后，盖秀伟与陈菊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盖秀伟与金财大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金财大通公司是否尚欠盖秀伟227.5万元应予归还，双方是否约定了年利率为24%的借款利息，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盖秀伟主张其与金财大通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中诉请金财大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47.5万元（二审中其自己主动调减为227.5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其已提交了2010年9月19日至2013年5月21日期间，盖秀伟或其配偶何继康向案外人陈菊芳、薛科、石进及盖秀伟本人银行账户转款15笔的转款明细作为证据，上述转款合计金额223.12万元。盖秀伟同时陈述，其诉请的其余金额系由息转本或其他报销费用共同构成。虽然盖秀伟在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薛科的个人银行账户55×××55及62×××23的银行卡交由金财大通公司使用，且账号为55×××55的账户曾向盖秀伟的银行账户转款4224.22元，但盖秀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金财大通公司之间对每笔案涉转款均存在借贷合意，而金财大通公司对盖秀伟的主张均不予认可，并对每一笔转款均能提出合理的反驳意见或反驳证据，证明转款并非金财大通公司向盖秀伟所借款项。其中盖秀伟起诉的第8笔借款即2012年2月24日的转款20万元系盖秀伟的出资款，盖秀伟在二审陈述上诉请求时对此予以确认并将该笔款项金额从诉请的本金中予以扣减。盖秀伟主张的第12笔、第13笔、第14笔、第15笔、第17笔转款，金财大通公司已举证证明上述转款均向高师节出具了《收据》，不能作为盖秀伟的出借款。盖秀伟虽对此提出了上诉，但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其本人又确认上述款项均已收回。 此外，盖秀伟对于自己主张的其余转款，也没有提交借据、借款合同等能够证明双方就转款存在借贷的合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因金财大通公司对每一笔转款均能提出反驳意见或反驳证据，结合案涉转款的同时盖秀伟系金财大通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股东、监事，金财大通公司员工交由公司使用的案涉银行卡均由公司财务人员（包括盖秀伟本人）持有、公司在同期向股东的借款已由公司出具《收据》并记入账册、盖秀伟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又陆续承认其诉请的第8笔转款系入股金财大通公司的出资款，另有多笔转款已于提起本案诉讼前收回等事实，本院认为仅凭盖秀伟所举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金财大通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金财大通公司尚有欠付借款未向盖秀伟归还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盖秀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盖秀伟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金财大通公司之间尚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故其关于双方间约定借款年利率为24%的主张自然也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盖秀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盖秀伟关于一审法院以转账系孤证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334元，由上诉人盖秀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云霞 审判员  龙小丽 审判员  傅 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