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82民初7902号原告：吴安琴，女，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原告：严官红，男，197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温华，贵州鹿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明俊，男，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告：罗杰，男，197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被告：杨德敏，男，197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原告吴安琴、严官红与被告许明俊、罗杰、杨德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安琴、严官红，被告许明俊、杨德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罗杰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安琴、严官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酒款614680元，并支付原告从2014年8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的利息。原告当庭将酒款614680元变更为81468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三被告与原告约定，以18元/斤的单价，在原告处购买大曲酱香型白酒。2014年8月22日，三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白酒45260斤，酒款共计814680元。原告多次催收未果，遂诉至法院。被告许明俊辩称，本案与我无关，我没有在原告处买酒，不承担任何责任。被告杨德敏辩称，我是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国珍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以下简称国珍酒业），乔国珍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当初是罗杰和国珍酒业老板乔国珍商量好后，罗杰叫我去原告处拉酒，我在磅单签字，酒的数量是22.634吨，现在白酒在乔国珍处。罗杰与严官红系亲戚关系，他们酒款没有给，但是原告在许明俊、罗杰处分别拿了30万元，同时，乔国珍就本案的酒款出具欠条给罗杰，但他们之间约定的价格我不清楚。被告罗杰辩称，1.本案与许明俊无关，拉酒的时候我没有在场，我知道酒是拉去给案外人乔国珍的，是用于贷款抵押的。2.我不是国珍酒业的员工，杨德明是不是我不清楚。3.原告在我处借款30万元用于烤酒，关于该30万元（包括原告主张扣减的20万元），我需另案诉讼。4.关于乔国珍出具给我欠条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酒不包括原告的酒，约186吨，34000元/吨。原告出售给乔国珍的酒，因为我和原告有亲戚关系，乔国珍说，可以将酒款支付给我，现在我愿意协助原告去收酒款。5.即使是我拉的原告白酒，单价也不是18元/斤，应该是17元/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系朋友关系，其中严官红与罗杰系表兄弟关系。2014年，罗杰、杨德敏欲将原告的白酒出售给国珍酒业，在与原告口头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于2014年8月22日由杨德敏到原告处拉白酒45260斤，杨德敏在过磅单上签字并注明：“拉酒罗杰、杨德敏、国珍”。双方之间就案涉白酒未约定单价。现原告以未收到酒款为由，诉至本院。在庭审中，当庭拨通乔国珍电话（免提），乔国珍陈述，杨德敏与罗杰是国珍公司的员工，负责收酒、招投资，他们俩之间好像也是合伙关系。我认识二原告，但是并未在原告处买酒，若买酒没有支付酒款的，公司都出具收据，对没有出具收据的白酒，则不认可是我公司购买的。罗杰给我拉的酒，我都出具了书面的收据。至于原告与罗杰之间是内部债务，与我无关，我也不知情。对乔国珍的陈述，原告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同时陈述，三被告将我的酒拉去卖给谁，我不知情，当初是三被告与我协商的，随后他们来拉的酒。罗杰的质证意见为：当初约定的价格是17元/斤，出具的收据没有包括原告的酒，系我个人的基酒。杨德敏的质证意见为：酒是乔国珍叫我去拉的，原告与罗杰之间如何协商我不清楚，但乔国珍只认可和罗杰之间进行结算。另查明，2014年11月6日，国珍酒业向罗杰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罗杰大曲酱香酒209.5吨，以磅单为凭证，此批酒已由乔国珍、杨德敏拉给陈本禄质押贷款。此批酒折合金额7123000元。”国珍酒业和法人乔国珍在欠款人处签字盖章，杨德敏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许明俊在证明人处签名捺印。再查明，2019年9月5日，许明俊向本院起诉要求严官红返还借款30万元（案号（2019）黔0382民初6836号民事案件），在该次庭审中，法庭通过电话向罗杰询问涉案30万元的借款时，罗杰在电话里陈述：“我在严官红处拉白酒21吨给乔国珍。”本院认为，买卖关系的成立需有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与三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为由，要求三被告支付酒款。对此，1.被告罗杰辩称，其与原告之间并没有买卖关系，且国珍酒业出具给其的《欠条》上载明的酒款并不包括原告的酒款。但根据《欠条》上载明：收到罗杰的酒209.5吨，而罗杰自己陈述其出售给国珍酒业的酒为186吨，多出来的23.5吨，与本案原告诉请的白酒数量基本吻合，罗杰也未提供证据来佐证多的23.5吨酒来源，同时，根据罗杰在（2019）黔0382民初6836号民事案件中自认：其在原告处拉了21吨白酒给乔国珍。故对罗杰的辩称不予采信。2.许明俊辩称，其并没有参与购买或出售原告的白酒事宜，其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对其主张许明俊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许明俊参与购买、出售案涉白酒，故对许明俊该辩称予以采信。3.杨德敏辩称，其系国珍酒业的员工，其去原告处拉酒的行为受到了国珍酒业的委托。但杨德明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原告处拉酒系受到了国珍酒业的委托，同时，国珍酒业否认收到原告出售的白酒，原告也不认可案涉的白酒系出售给国珍酒业，即原告与国珍酒业之间并没有买卖的合意，故对杨德敏的辩解不予采信。同时，结合原、被告几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应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白酒系由原告与罗杰、杨德敏之间商议达成口头的买卖合同后，由杨德敏到原告处拉45260斤的白酒并出售给国珍酒业，随后，国珍酒业与罗杰将包括原告出售的白酒在内按17元/斤进行结算，由国珍酒业出具《欠条》一份给罗杰。综上所述，罗杰、杨德敏与原告就案涉的白酒存在买卖关系，该二人应当承担支付酒款的义务，对原告主张被告许明俊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双方约定案涉白酒的单价为18元/斤，被告对此不认可，原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国珍酒业出具的《欠条》（209.5吨×34000元/吨=7123000元）和被告罗杰在庭审中自认案涉白酒的单价是17元/斤，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就案涉白酒的单价应为17元/斤，那么罗杰、杨德敏应支付原告酒款769420元（17元/斤×45260元），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从2014年8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问题。由于双方之间没有形成书面的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双方在拉酒时对单价、付款期限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原告可以随时主张被告履行付款义务,且罗杰、杨德敏自2014年在原告处拉酒至2019年原告起诉仍未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确实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该部分损失,被告应当赔偿，该货款的损失酌定从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即2019年11月4日起予以计算;至于利率标准的问题,原告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同时又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罗杰、杨德敏应以未付酒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19年10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4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罗杰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导致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罗杰、杨德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原告吴安琴、严官红酒款76942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19年10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4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吴安琴、严官红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51元（已减半），由原告吴安琴、严官红承担751元，被告罗杰、杨德敏承担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雨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祝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