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603民初1580号 原告：杨官贵，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待业，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贵，男，1958年12月24日出生，教师，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被告：黄健昌，男，1965年2月7日出生，壮族，个体户，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被告：黄其棠，男，1940年9月17日出生，壮族，务农，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以上被告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勤，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发文，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勇村十万塘组，住所地：该组。 法定代表人：黄其辉，村民组长。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勇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防城区滩营乡那勇村。 法定代表人：黄健平，该委党支部书记。 原告杨官贵诉被告黄健昌、黄其棠、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勇村十万塘组（以下简称十万塘组）、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那勇村委）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官贵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贵，被告黄健昌、黄其棠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勤、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发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因违约而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278000元，其中塘中成活鱼价值计80000元、修复鱼塘投资成本170000元、各被告因终止协议产生的违约金20000元、租用旧厂房及维修厂房投资8000元；2.请求判令以上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被告十万塘组将其拥有所有权的本组天板坜面积约25亩的旧鱼塘出租给原告投资发展水产养殖业。原告在与被告村民小组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并报经被告那勇村委审查备案同意后，双方于2017年4月25日签订《鱼塘出租协议书》，约定出租期限10年、2017年7月1日交付租金10000元、2018年7月1日交付30000元、2021年7月1日交付60000元，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等。签订协议后，原告出资请机械进场施工修复鱼塘、购买设施、架设电线、报装电表、修复并租用旧厂房、安装自来饮水设备等共投入资金178000元，租用期间原告按约定交付租金、履行经营权利和义务，投资养殖淡水鱼。而被告却暗藏着与滩营三曲水库对鱼塘权属不清的内部争议，导致原告的水产养殖项目受阻，无法正常投料养殖。2019年9月，水利部门下文要对三曲水库库区进行整改，滩营乡人民政府给十万塘组下发《整改通知》。被告接文后，不及时通知原告，不保护原告的合法承租经营权，并马上要求原告清塘卖鱼，而原告在此饱水期内塘深水满，无法清塘捉鱼。2019年10月28日，滩营乡人民政府及乡水利站接受上级水利部门指令派勾机进入鱼塘，将原告租用的鱼塘塘堤坝全长115米挖开，挖深5米多，鱼塘与水库接通，导致原告塘中价值约8000多元的成活罗非鱼、草鱼走失于水库。综上，《鱼塘出租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具有合法经营权，且是从事农业生产养殖，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将不属其权属的鱼塘出租并收取租金，最终致使原告蒙受上述各项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及合同违约，应负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各项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黄健昌、黄其棠辩称，1.被告黄健昌、黄其棠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担责；2.原告诉求的活鱼价值80000元、修复鱼塘投资170000元、违约金20000元没有证据证实，反而是原告不如期支付租金，对此被告保留追索的权利；3.原告租用旧厂房及维修厂房的费用与被告无关；4.原告的损失并非被告造成，是其在经营过程中违反政府规定导致的。请求人民法院公正判决。 被告十万塘组辩称，1.被告黄健昌、黄其棠父子将鱼塘出租给原告作淡水鱼养殖，符合合同的主体条件，该鱼塘最初由黄健昌、黄其棠出租给被告十万塘组长黄其辉经营四年，权属是没有争议的；2.黄其辉只是协议的见证人，与原告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3.十万塘组的行为对原告的投资未有任何影响，没有过错；4.原告的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 被告那勇村委辩称，村委只是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上盖章，与原、被告均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约定的内容与村委无关，村委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5日，被告黄健昌、黄其棠（甲方）与原告杨官贵（乙方）签订《鱼塘出租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滩营乡那勇村十万塘组的天板山坜鱼塘（约25亩）出租给原告经营，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租金100000元分三期支付，即2017年7月1日、2018年7月1日、2021年7月1日分别支付10000元、30000元、60000元；乙方可以在鱼塘沿岸自行搭建简易房、甲方不得干涉、甲方为乙方提供用电、交通道路等方便，设备及电费由乙方负责，因鱼塘的权属不清等引发的纠纷，甲方应出面处理，解决纠纷，因权属发生纠纷造成乙方直接损失的，甲方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等。当天，原告支付了第一期租金。2017年4月底，原告支付黄其辉房屋（其先期租用鱼塘所建的水泥砖简易房）的租金5000元。签订协议后，原告在约定的鱼塘范围内养鱼、养鸭子。2019年8月9日，防城区水利局向黄其棠发出《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载明：“经查，你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擅自在万塘房屋围堰塞塘的行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责令您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15日内自行清理，听候处理”。2019年8月9日，防城区水利、环保、安监、水政、土地等部门到现场查看，在上述简易房墙外张贴以上通知书，口头责令原告停止鱼塘经营、拆除相关建筑、挖除鱼塘围堰。由于鱼塘的设施及围堰在限期内未得到清理，2019年9月，防城区水利局及滩营乡人民政府遂雇请钩机，由水库管理所所长黄永传在场指挥，对围堰（坝头）进行挖掘，至鱼塘水面与三曲水库水面相接、持平，原告认为其鱼塘的鱼为此流入了三曲水库且水深不能捕捉，直接造成了鱼的损失。 另查明，案涉鱼塘属三曲水库的水域范围。九十年代初期，滩营乡人民政府引资筹建农业园，在此地修建了一条简单的坝头（围堰）后，此处遂形成了水塘。2011年左右，被告黄健昌、黄其棠将水塘出租给黄其辉搞养殖，由黄其辉将坝头筑高。原告杨官贵承包经营时，再将坝头筑高至被钩机挖除前的高度。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鱼塘出租协议书》、收款收据、照片、被告黄健昌及黄其棠提供的《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庭审笔录、本院向三曲水库管理所所长黄永传提取的询问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一、关于诉讼主体。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十万塘组组长黄其辉在《鱼塘出租协议书》尾部签字，并由那勇村委加盖公章，并不代表其就是合同相对方即当事人，《鱼塘出租协议书》是原告杨官贵与被告黄健昌、黄其棠在商谈并约定具体的合同条款及内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十万塘组、那勇村委理应不属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对被告十万塘组、那勇村委的相应辩解，予以采纳。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案的《鱼塘出租协议书》，双方虽约定有“因鱼塘的权属不清等引发的纠纷，甲方应出面处理，解决纠纷，因权属发生纠纷造成乙方直接损失的，甲方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内容。经查明，案涉的鱼塘是三曲水库的水域范围，由三曲水库管理所直接管理，被告黄健昌、黄其棠将三曲水库的水域筑成鱼塘对外出租，收取租金，本应属无权处分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但由于当时管理上的松懈，三曲水库管理所及相关部门并未对此采取处罚措施，而是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相关人员的经营行为。由于案涉鱼塘范围是衔接三曲水库水域的，两部分水域仅是一个围堰（坝头）之隔，从本案证据来判断分析，2018年初杨官贵是曾找过黄永传商谈继续经营养殖业的事宜的，因此，杨官贵从租赁行为发生后，理应是知道案涉鱼塘范围的权属并非被告黄健昌、黄其棠的。综上，原告请求被告黄健昌、黄其棠承担违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案中，对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黄健昌、黄其棠均不予认可，原告未能就此提供有效的证据佐证损失事实的存在，应承担因举证不力所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基于以上理由，同时，鉴于在相关部门发出《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及现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原告及被告黄健昌、黄其棠均未在限定时限内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整改，最终导致纠纷成讼，应吸取经验教训，并可以进一步友好协商解决纠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官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70元，减半收取273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470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账号20×××13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张耀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黎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