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1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昌路26号金马跃兴园金融办公楼23层2301-2308室。负责人：朱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辉，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凡云，男，1988年3月2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富，通海县秀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凡云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3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辉、王宁，被上诉人沈凡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改变车辆运营性质，且运输营运超载，增加了保险标的发生事故的风险，被上诉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即上诉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一审判决中的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投保的云Ｆ×××××轻型仓栅货车，荷载450公斤，事故发生时实载15400公斤，属于严重超载的情形，且具有改变车辆行驶证登记性质进行运营的事实，被上诉人明知自己的车辆系营运车辆的情况下，仍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按照非营运车辆进行投保，隐瞒自己车辆营运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被上诉人的行为使得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没有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即上诉人不承担赔偿保险。二、上诉人已经充分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的陈述可以看出，其已经明确知晓其保单后面保险条款的约定内容，且上诉人已经使用加粗的字体，在保险单后的保险条款中对被上诉人进行了明确提示，应认定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告知的义务。三、保险合同中约定机动车损失险为54800元，一审判决急救费和车损金额合计70400元已超出车损总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单（正本）》记载：承保险种及金额为：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综合）54800元、第三者责任险500000元、车上人员险各人50000元、车上货物责任险100000元、自燃损失险548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2月20日至2020年3月19日止，但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货物保险损失险100000元、车辆损失5480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车辆损失与车辆急救费合计70400元已经超过了合同中写明的机动车损失险（综合）54800元，不符合保险合同中的约定，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应当不予以认定。四、被上诉人在诉状及庭审中均认可赔偿金额可免赔10%，足以看出其认可已经收到保险条款并对内容有了相应的了解，而一审法院判决却未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已经认可其看过保险合同条款，且在一审庭审中自愿认可其诉请的赔偿金额可免赔10%，可见其已经明确知道合同的免责条款的约定，故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其应有约束力，即便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及诉状中认可的免赔保险金额10%，系属于自愿承诺故弃此部分权利，属于被上诉人的自认，一审判决应当予以认定而未认定。五、上诉人已经进行了全额赔付，事故车辆的剩余价值应归上诉人或在赔付金额中予以扣减，但一审法院未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取得受损保险标的的部分权利。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在上诉人按照全部车辆损失金额进行赔付后，相关车辆的剩余保险价值应当归保险人上诉人所有。沈凡云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凡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赔偿其货物保险损失费100000元、车辆损失5480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合计1704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凡云从事货物运输驾驶，驾驶车辆所有人为李艳的云Ｆ×××××轻型仓栅货车，裁定载质量450公斤，该车辆于2016年2月25日办理了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行政许可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2019年2月15日，沈凡云通过电话向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作出投保的意思表示，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接受沈凡云投保的意思表示。随后，沈凡云向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交纳保险费2605.36元，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将《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送达沈凡云。《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记载的主要内容为：保险人为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被保险人为沈凡云，被保险车辆为李艳所有的云Ｆ×××××轻型仓栅货车；承保险种及金额为：通海点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综合）54800元（含不计名赔特约险）、第三者责任险500000元（含不计名赔特约险）、车上人员险（驾驶员、乘客）各人50000元（含不计名赔特约险）、车上货物责任险100000元（含不计名赔特约险），自燃损失险（含不计名赔特约险）548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2月20日至2020年3月19日止等。该保险单背面附有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印制的《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其中，《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四）项、第（五）项分别规定在“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被保险机动车辆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增加的”情况下导致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019年6月20日11时，沈凡云驾云Ｆ×××××2（核定载荷为450公斤）运载呈贡七甸乡成军豆腐厂生产的385桶重量15400公斤桶装豆腐至普洱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沈凡云及时向交警报警、向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报案。交警及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均派人到场勘验事故。2019年6月20日，普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元磨高速公路巡警大队勘验并出具第53089842019800029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沈凡云由于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导致车辆驾入该路段自救匝道，造成车辆不同程度受损、货物不同程度损失的交通事故，沈凡云负事故全部责任。此事故共造成如下损失：货物保险损失费100000元、车辆损失5480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沈凡云据此向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索赔。2019年6月27日，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向沈凡云出具《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车险案件不属于保险责任通知书》，以沈凡云违反《机动车损失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拒绝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沈凡云与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云Ｆ×××××2轻型仓栅货车形成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本案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沈凡云因事故而产生的三种财产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沈凡云依据保险合同要求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与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提出的抗辩，均源自于同一合同文本。双方主张成立的关键在于对本案合同条款的效力评判。诚如本判决在法律事实部分所认定的，本案确实存在沈凡云超载、改变车辆行驶证登记性质进行营运的事实，上述事实也符合《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免责情形。但是，合同条款是否涵摄本案事实，应当既考虑合同本身的文义，也要考虑相关法规对合同效力的限制。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引以抗辩的保险合同中确实存在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属于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应当按照保险法相关规则来确定该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根据以上规定，保险人对其免责条款未尽说明义务的，则保险人不得引用格式合同中关于免责条款作为拒绝赔偿的依据。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并未举证证明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对保险人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作为投保人的原告注意的说明义务。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缺乏生效的事实依据，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对原告要求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赔偿货物保险损失费100000元、车辆损失5480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沈凡云货物保险损失100000元、车辆损失5480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合计170400元。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由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是否应对本案所涉保险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二、如应承担，赔偿数额应如何认定？对于问题一，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九条第四项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四）违反安全装载规定；”本案中，沈凡云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存在上述违反安全转载规定的行为，故不应予以赔偿。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对于沈凡云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存在超载的行为均无异议，但从《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九条第四项的约定来看，该条款中所设定的保险人免责的情况系以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行为与被保险人机动车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而对于该因果关系密切程度的界定，沈凡云主张应对该条款理解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行为与被保险人机动车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或主要因果关系，而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认为应理解为只要沈凡云存在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行为则无论其构成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均应属于被保险人免责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在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未举证证实双方对该条款中所涉因果关系存在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行为与被保险人机动车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或主要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保险人才予以免责，故对沈凡云的针对该条款解释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而本案中对于造成本案所涉事故的原因，从普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元磨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看，系由于沈凡云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导致车辆驶入该路段自救匝道，造成所驾车辆不同程度受损，货物不同程度损失，故沈凡云虽然存在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行为，但该行为并非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的损失并产生费用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故不符合《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九条第四项的约定，不属于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免责的情形，故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应对本案所涉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问题二，一方面，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认为，按照《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十一条第三项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但不是故事发生的直接原因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故，本案中对应赔付的总金额中应扣除10%的免赔部分；另一方面，一审法院计算的赔偿金额，即货物损失险100000元、车辆损失险5480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已经超过了保险限额，对于加上车辆急救费后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不应予以支持。对此，本院认为，对于10%免赔率的问题，按照《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十一条第三项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但不是故事发生的直接原因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且对于该约定，沈凡云在诉状中也进行了陈述，故对此约定应为沈凡云明确知晓，故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的计算中应扣除10%的免赔部分，即针对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应为49320元（54800－54800×10%），对于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提出应在总金额，即机动车损失赔偿金54800元以及货物损失赔偿金100000元的合计金额基础上扣除10%的主张，本院认为，10%的绝对免赔率的约定系双方基于《机动车损失保险》项下进行的约定，故不应扩大适应至货物损失险的赔偿计算，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车辆急救费的计算问题，依照双方签订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七条的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施救费用数额在被保险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本案所涉车辆急救费15600元属于施救费用的范畴应由保险人承担，但最高不得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本案中，沈凡云所投保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综合）》的保险金额暨赔偿限额为54800元，《车上货物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暨赔偿限额为100000元，而如上所述本案中，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针对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应为49320元，车辆急救费15600元，车上货物损失100000元，以上总计已经超过双方约定的最高保险金额暨赔偿限额，故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应赔偿沈凡云车辆损失及车辆急救费共计54800元、货物损失100000元，一审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综上，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赔偿沈凡云机动车车辆损失及车辆急救费54800元、车上货物损失100000元，在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履行完赔偿义务后，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以及双方在庭审中明确的意见，本案涉案车辆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分归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综上，上诉人长安保险云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3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二、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沈凡云机动车车辆损失及车辆急救费54800元、车上货物损失100000元；三、驳回沈凡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负担1660，由沈凡云负担1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负担3510元，由沈凡云负担1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燕审判员  刘惠审判员  吴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顾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