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725民初507号 原告：祁某，男，生于1963年7月25日，回族，住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成，陕西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某，男，生于1943年12月24日，回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广东金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天颖，女，生于1972年12月26日，回族，住西安市未央区，系被告马某之女。 原告祁某与被告马某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石济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遂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成、被告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马天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马某系我亲二舅，其原住址在汉中市勉县XX村XX组，后随其工作单位搬迁至西安。 我家的住房坐落在XX镇XX村XX组。1987年我圈占了一块位于被告家房屋后的空地，修建成砖木结构的圈舍，饲养奶羊。2008年我又将剩余的部分空地圈占，同样修建成砖木结构的羊圈。2009年我在此开设了勉县清真某牛羊养殖场，直到2017年6月被勉县人民政府XX户区改造拆迁指挥部办公室拆迁。 2017年5月中旬，勉县XX户区改造拆迁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棚改办）安排第二工作组对我的养殖场进行了现场丈量、查看，6月2日，我开始搬迁，先将养殖场的牛羊安置在政府选定的远离县城五公里左右的旧州村。 2017年6月17日，我表妹马某乙打电话给我爱人说要同棚改办签订拆迁补偿合同，要我把我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给她，当天在棚改办由我表弟马某丙以我的名义与棚改办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房屋拆迁补偿费用支付表》、《房屋征迁货币补偿结算清单》、《勉县城市XX户区改造征迁范围内建筑物、附着物现场确认登记表》、《房屋产权登记现场查勘表》、《证明》、《承诺书》。经核实确认，我家被征迁的养殖场房屋等各种补偿款共计为822447元。2017年7月，棚改办将我和被告的子女及我大舅马某甲及其子女共计十户的征迁补偿款全部办入被告名下。当我知道后向被告索要属于我的补偿款时，被告以我的养殖场是占用他们家的祖业修建为由不同意退还，后经我多次索要，被告仅退还我90000元，剩余732447元不同意退还。 2018年4月，我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棚改办诉至勉县人民法院，审理中，棚改办申请追加本案被告为共同被告，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我不服该判决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汉中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中，祁某的诉讼请求系要求棚改办立即支付房屋补偿款822447元，一审中也未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变更，现查明，棚改办已将安置补偿款足额履行，证明棚改办基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应尽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对祁某一审所提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对于祁某二审主张的分割补偿款的请求，明显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且对于补偿款的分割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故对于该请求也不予支持。继而驳回了我的上诉请求。现根据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我提起不当得利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马某立即返还原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732447元。 原告祁某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一、原告祁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原告的主体资格）；二、《汉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勉县城区XX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办法》各一份（证明1、本案所涉房屋的征收主体是勉县人民政府，由勉县城区XX户区改造指挥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被征收人为征收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地面附着物的所有权人；2、给被征收人进行征迁补偿有法律依据）。三、原告祁某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复印件一份（证明1、原告祁某自2009年5月25日起就在本案争议的地方即勉县XX镇XX街XX号，位于XX村XX组开办了“勉县清真某牛羊养殖场”；2、《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被征迁人是原告祁某，拆迁面积为258.05平方米）。四、《房屋产权登记现场勘察表》、《勉县城市XX户区征迁范围内建筑物、附着物相缠确认登记表》、《证明》、马某丙代表原告祁某出具的《承诺书》、《祁某计算纸》、《房屋征迁货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征迁补偿费用支付表》各一份（证明1、上述证据中所有的签名“祁某”，均为原告表弟马某丙所签；2、《房屋产权登记现场勘察表》是棚改办工作人员王亚飞、李鑫、刘健斌现场勘察的，并经复核人宋攀、胡刚等人确认，勉县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居委会签章认定属实。该勘察表清楚地登记地号2017-5-197，面积258.05㎡，房屋产权人是原告祁某；3、由勘察人宋攀、记录人胡刚，工作人员陈雪英、张淑兰、岳建生、肖志芹签字确认的《勉县城市XX户区征迁范围内建筑物、附着物相缠确认登记表》清楚记载，登记编号2017-5-197的所有权人为原告祁某，建筑物现状为砖木结构二类。马某丙在该表中以原告祁某的名义签字确认：证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原告祁某。4、由马某丙以原告祁某的名义出具，由棚改办工作人员陈雪英、张淑兰、岳建生、肖志芹签字证明，东风社区居委会签章确认的《证明》，证明位于东风二组房屋一处，房屋结构为砖木二等，面积258.05㎡，归原告祁某所有，与周边四邻无争议；5、由马某丙以原告祁某的名义出具的《承诺书》，证明本案所涉被拆迁房产产权人是原告祁某；勉县棚改办第二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具的《承诺书》，证明其在拆迁工作中严格按规则办事，结算单和协议中的补偿标准、房屋结构、面积、附着物、树木等完全与实物相符合，绝不会出现漏登和虚报冒登现象；6、《房屋征迁货币补偿结算清单》清楚记载了被拆迁人为原告祁某以及其身份证号码、房屋结构、面积和房屋货币补偿金额、搬迁奖励、搬迁补助费、过渡费、斋浴房补助款。该结算清单由第二工作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马某丙以原告祁某的名义签字确认。7、《房屋征迁补偿费用支付表》清楚记载了被拆迁房屋的领款人为本案原告祁某，该支付表经过填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签字确认，并经审核部门审核，财务部门确认，马某丙以原告祁某的名义签字捺印确认，证明该拆迁补偿款应由原告祁某领取；）五、棚改办的民事答辩状、证据目录（证明1、在原告起诉勉县棚改办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征迁人的棚改办在答辩状中明确原告祁某作为被征迁人，应得的补偿款为822447元，而且棚改办已经按照原告的委托全部支付给了被告马某；2、证据目录中第一组证据证明被征迁人祁某的被征迁房屋为砖木二等，面积为258.05㎡，拆迁补偿款为708863.35元，一次性货币奖励为53288元、搬迁补助款为3200元，过渡费为27095.25元，斋浴房补助款为30000元，合计为822447元；3、棚改办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十户被征迁人的补偿款1784302元全部转入被告马某的银行卡内，其中包括原告应得的补偿款822447元）；六、《关于祁某信访事项的回复》、祁某的领款单各一份（原告祁某的羊圈被拆除后因棚改办将补偿款全部给付给了被告马某，加之棚改办应该补偿原告的因拆迁损坏的财产折价款12000元未兑现，原告向有关部门进行信访，东风社区在信访报告中陈述原告祁某的补偿款已经统一打到马某的账户，损坏的财产补偿费12000元由棚改办解决，建议原告祁某与棚改办联系，棚改办于2018年8月21日将财产损坏补偿款12000元支付原告，充分证明棚改办始终认可本案原告祁某是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款是补偿给原告祁某的，同时证明棚改办补偿给原告祁某的12000元，是在拆迁过程中因损坏部分工具和财产而另行进行的补偿，不在《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范围之内）；七、勉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5民初513号民事判决书、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7民终107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将棚改办起诉至勉县人民法院，经一、二审法院查明，棚改办已经将属于原告祁某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全部支付给了被告马某，原告要求棚改办支付补偿款的请求不能成立，现原告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另行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八、房屋拆迁补偿费支付表9份（证明原、被告等被拆迁的房屋是分别进行的补偿，不是按照一户进行的补偿）。 对原告提交的一、二、三（1）、（2）、五、六、七、八组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第三（3）、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马某丙在《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房屋产权登记现场勘察表》、《勉县城市XX户区征迁范围内建筑物、附着物相缠确认登记表》、《证明》、《承诺书》、《祁某计算纸》、《房屋征迁货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征迁补偿费用支付表》上以原告祁某的名义签字确认的行为只能代表马家，而不能代表原告祁某。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不仅有马某丙代表原告祁某的签字确认，还有棚改办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并且是在充分协商后自愿签字确认和主动履行的，真实、合法，应当认定有效，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一方面对以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又承认该证据证明的事实具有合法性，其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对其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马某辩称：一、本案以原告名义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凭证。已有生效判决明确认定，以原告名义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地块及地上附着物不属于原告所有，据此，原告不能以拆迁补偿协议作为权利凭证，主张该协议项下的实体权利。二、本案属于所有权确认纠纷，并非不当得利纠纷。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棚改办已经履行该补偿协议项下的支付义务，即本案争议款项已由被告实际取得，据此，原告如以该补偿协议为依据主张确认该款项归其所有，系行使物权请求权的行为，故本案明显属于所有权确认纠纷，而并非不当得利纠纷。据此，本案原告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明显不一致，故请求法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向原告释明变更本案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依据补偿协议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主体不适格。《勉县城区XX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一条规定：“被征收人为征收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地面附着物的所有权人”，而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原告并非补偿协议项下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故本案原告依据协议主张该协议项下被征收人的权利，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主体不适格。四、本案不适用关于合同效力追认的法律规定。《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1、法院调查笔录表明，本案补偿协议及领款委托书签署人马某丙、马英均非受原告委托，并以原告名义签署的相关文件，且事后原告也无追认行为，故该补偿协议对原告不发生效力。2、追认行为针对效力待定合同情形，并为确认该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委托所作出的法律规定。根据录音证据表明，被告代表马家与棚改办就马家全部房产在原来151万余元的补偿金额上最终协商确定总体补偿金额为178万余元，且双方并未就羊圈的具体补偿金额进行过确定。同时，也是棚改办要求祁某加入被征收人范围，但其目的“就是叫他背个名”，随后马某丙仅作为马家代表，并按照棚改办的要求与棚改办签署了10份累计金额共计为178.4302万元的补偿协议。上述事实表明，对本案补偿协议内容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当事人是被告和棚改办，与原告无关。3、对效力待定合同的追认，追认人所追认的必须是针对无处分权人所处分的自己的权利，即追认人无权对处分第三人财产的行为进行追认。据此，基于该补偿协议项下标的物并非原告所有的事实，本案不适用合同追认的法律规定，该补偿协议项下的权利也不会因为原告的所谓“追认”行为，而发生权利人变更的法律后果。五、棚改办已针对原告在被告地块上从事养殖经营的事实进行了单独的补偿，且被告也对原告在地块上搭建羊圈的费用进行了补偿。原告提交的棚改办向其支付1.2万元羊圈搬迁款的证据充分证明，棚改办对其在被告地块上从事养殖经营的事实进行了单独的补偿，并且，棚改办也为原告养殖另行提供了专用地，供其继续从事养殖经营活动。同时，被告鉴于原告属于使用羊圈期间，确实在羊圈搭建了一些凉棚并对部分地面进行了平整，对此，马家也在获得补偿款后向原告支付了90000元，作为对其相关费用的补偿。由此可见，原告作为被告地块的无偿使用人，在此次征收中棚改办和被告均已依法对其使用人的相关权益全部予以了补偿。并且，原告在棚改办征收其自有房屋时，为不占用自己名额，隐瞒已通过其配偶名义获得其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事实，同时其又通过养殖户名义另外又获得单独的补偿，现在又再次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支付对马家的补偿款，其行为明显存在侵占的主观恶意。六、棚改办在征收过程中，政府授权棚改办有权依法单方决定具体征收补偿标准，棚改办经与被告充分协商，并承诺支付给被告的178.4302万元补偿款应当受法律保护。且实际权利义务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根据《勉县城区XX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补偿以补偿基准价为标准进行计算，补偿基准价采用协议补偿基准价和市场评估补偿基准价两种方式”；该款第一项规定：“协议补偿基准价：由勉县棚改办根据市场行情和区域实际情况，按被征收物结构、规格、成新等因素制定补偿基准价。”由此可见，上述支付文件明确授权棚改办有权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对采取协议补偿方式的被征收房屋，单方决定补偿金额。据此，棚改办依法与马家就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经充分协商一致后所签订的178.4302万元补偿金额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和目的也均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未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权利，应受法律保护。故，马家收取该款项具有合同和法律上的依据，也不构成不当得利。 1、马家房主是本案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马某对本案拆迁补偿款享有权利。本案拆迁补偿款并非为原告祁某所有，而属于马家共有财产。2、《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该房屋所有权人马家委托马某丙签订的，因原告与房屋所有权人系亲戚关系，故被告委托人马某丙当时随手就写了原告祁某的名字。3、该协议并不是原告祁某签订的，原告甚至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协议，原告手中也无该协议原件，且原告也没有出具委托书委托马某丙代其签署协议。4、马某丙当时委托拆迁办将该协议拆迁补偿款全部办入马某名下，也证明该款项并非是补偿祁某一人的款项。5、该协议中的拆迁补偿款是对房屋所有权人马家共有房屋进行的拆迁补偿，并未约定仅针对原告祁某个人所有的房产进行的补偿，该补偿款当然归房屋所有权人共有，不可能属于原告祁某一人所有。6、房屋所有权人马家房屋拆迁补偿款总共130多万（除去少数民族补贴及其它奖励），原告祁某所占份额不可能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应分得822447元。7、本案拆迁补偿款拆迁办已全额支付完毕，拆迁办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祁某无权再要求拆迁办继续支付该补偿款。念及亲情关系，马家在拆迁补偿款分配后对原告给予了一定的补助。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马某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一、被告马某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被告马某的身份情况及家庭人口情况）；二、勉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5民初513号民事判决书、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7民终107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与棚改办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不真实，原告对该补偿协议项下的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现在原告起诉的主张是财产分割纠纷，该案应当确认为所有权纠纷，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不当）；三、1、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拆迁办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笔录一份；2、法院对马某丙、马英的调查、谈话笔录（证明涉案的房屋是原告在属于马家使用的地盘上搭建的羊圈，拆迁的羊圈经过马某等人与棚改办协商，拆迁补偿款由151万余元增加到178万余元的事实，且该拆迁款是对马家羊圈的补偿款，与原告祁某无关，原告祁某只是背了个名）；四、涉案房屋在征收过程中签署的10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10份合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0份合同项下的被征收标的为马家所有，以原告名义签署的协议是棚改办借用原告的名义制定的补偿协议，该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属于马家，原告并非合同项下的所有权人）；五、马德寿、马某甲房产和土地登记收件收据及《房产证》（证明整个马家的房产在被征收的范围，搭建的房屋是在归马家的地基上搭建的）；六、马德寿、马某缴纳土地使用费凭证（证明马德寿的宅基地为174.9㎡、马某的宅基地为49㎡,（证明羊圈面积在马家的宅基地面积之内，原告对该土地所享有的使用权，是被告无偿租给原告使用的）；七、马某甲《定点建筑申请书》（证明新修建房屋的位置以及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同时证明羊圈的所有权与原告无关）；八、涉案羊圈被征收时实际情况的南、北视角照片（证明原告修建羊圈的位置是在马家圈起来的土地中修建的，原告在被告地盘搭建设施，马家在所获得的补偿款中给予原告9万元的补偿，以及修建羊圈的实际情况，所以原告无权再向被告主张权利）；九、原告羊圈的照片（证明原告从事养殖业，政府给予原告1.2万元的补偿，并已划拨土地由其继续养殖，原告作为土地的无偿使用人和养殖户，政府已经给予充分补偿，原告现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依据）。 对被告提交的一、二、三（2）、四、五、六、七、八、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告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因被告一方面强调涉案羊圈与原告无关，原告不是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另一方面又强调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9万元的补偿款，政府已经另行补偿原告货币12000元，又另行划拨土地对原告进行了安置，原告可以继续从事养殖，原告已经无权再要求被告向其支付或返还补偿款，被告辩称的该事实和理由相互矛盾，以上证据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1）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该录音未经被录音人的事前同意和事后追认，录音程序违法，属于无效证据。 本院认为：该录音资料在录音前未经在场人同意，录音后也未向在场人播放确认，但该证据经本院对在场人进行调查核实，录音情况与当时的协商过程基本一致，且与其他证据基本吻合，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客观上证明了原告祁某在马家的旧宅基地上搭建羊圈的真实性、证明了拆迁补偿款1784302元的协商经过，同时证明涉案羊圈的拆迁补偿款应该由原、被告共同分割是原、被告及棚改办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的证明目的“被拆迁的房屋”与原告祁某无关，将原告祁某纳入被征迁人范围是“让祁某背个名”的证明目的与该证据显示的内容不相吻合，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祁某与被告马某系亲属关系，被告马某系原告祁某二舅，双方住房均坐落在勉县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 2009年5月26日，原告祁某在属于被告马某（马家家族）使用的地XX街XX号”搭建砖木结构的羊圈养羊，并申办个体工商户“勉县清真某牛羊养殖场”，经营“生鲜牛羊肉屠宰、销售”业务。 2015年3月6日，经勉县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勉县城区XX户区改造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棚改办”），具体负责城区XX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同年6月11日，勉县人民政府下发勉政发[2015]14号勉县城区XX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具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由被告棚改办负责组织实施，原、被告的房屋均分布在勉县城区XX户区被征收范围内。 2017年6月，原告将其身份证和户口簿交其表妹马某乙，马某乙向棚改办提供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棚改办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丈量，6月初，棚改办将原告养殖场的羊群安置在勉县XX街道办事处XX村。6月15日，被告马某、案外人马某甲、祁某某与棚改办工作人员杨豪、崔利军座谈协商勉县XX街XX号房屋拆迁补偿的价格、价款事宜，最后对该处拆迁补偿款由151万余元，确定为178万余元。在座谈协商过程中，均承认该处羊圈是原告祁某在被告马某、马某甲等马家家族使用的宅基地上搭建而成，该拆迁补偿款中有马家和原告祁某的份额，具体按3:7、4:6、或者5:5的比例分配由其内部协商解决，不需棚改办参与协调。6月17日，马某丙分别代表马某、马天慧、马某丙、马天建、马天颖、马天博、马某乙、马天勇、马某甲、祁某十人与棚改办签订《房屋征迁货币补偿协议》十份，载明上述被征收人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依次为134674元、98419元、98419元、81642元、119865元、119865元、90644元、90644元、127683元、822447元，十户合计补偿金额为1784302元。其中马某丙代表原告祁某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编号为2017-5-197，原告祁某被拆迁的房屋为砖木结构二等，建筑面积为258.05平方米，房屋补偿金额为708863.35元、搬迁奖励金额为53288元、拆迁补助金额为3200元、临时过渡费27095.25元、斋浴房补偿30000元，合计822447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并再次由马某丙以祁某的名义给棚改办出具了承诺书一份，载明该处房屋自愿交予棚改办征收。同时，马某丙之妻马英以原告祁某的名义向棚改办出具委托书，委托棚改办将原告祁某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办入被告马某的名下。2017年6月21日，棚改办工作人员制作了房屋拆迁补偿费用支付表一份，载明被告马某（含其他被拆迁户及原告祁某）名下应得房屋补偿及各种其他费用等合计1784302元。该款项经逐级审批后，于同月22日汇至被告马某账户内。被告马某取得该款项后，自行进行了分割，其中分给原告祁某90000元。2018年4月8日，原告以其应得房屋拆迁补偿款未领取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棚改办支付其应得补偿款822447元。审理中，棚改办向本院申请追加马某为该案共同被告，本院遂追加马某作为该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2018年4月，原告祁某就拆迁补偿款问题向信访部门信访提出：1、原告的羊圈被拆迁后拆迁补偿款由棚改办支付给了被告马某，自己未能领取；2、拆迁时损坏的财产折价款12000元迟迟没有解决落实。同年4月3日，勉县勉阳街道办事处东风社区居委会向勉阳街道办事处信访办公室回复：1、2017年6月12日，在拆迁祁某羊圈时，双方协商同意给祁某羊圈内工具和其他杂物补偿人民币12000元属实，在场人由棚改办领导朱伟、街道办主任杨豪、社区党支部书记崔利军，建议祁某与棚改办联系，尽快办理；2、祁某的拆迁补偿款一次性打到马某的账户，是他们自己协商好的，祁某分别从马某甲处拿到补偿款4万元，从马某处拿到补偿款5万元，合计9万元。 另查明：2018年8月21日，原告祁某从棚改办第二项目部领取拆迁羊圈的工具等财产损失补偿费12000元。 2018年10月20日，本院作出（2018）陕0725民初51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以原告祁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祁某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陕07民终107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以上诉人祁某二审主张分割补偿款的请求明显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且对于补偿款的分割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为由，驳回了原告祁某的上诉请求，同时告知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属于财产所有权纠纷？还是属于不当得利纠纷？2、被告马某从勉县棚改办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是否应该向原告祁某返还？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根据本案中勉县棚改办与马家九人和原告祁某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来看，原告祁某应该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为822447元，被告马某应该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为134674元，棚改办将原告祁某应领取的补偿款822447元和其他九户人的拆迁补偿款全部汇入被告马某的银行账户，被告马某仅向原告祁某兑付9万元，尚有732447元未予兑付，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自己损失，遂以不当得利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马某返还不当利益732447元，符合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法律特征，原告按照不当得利纠纷进行起诉并无不妥。 但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勉县棚改办与原告祁某签订的2017-5-197《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所涉及的拆迁房屋即羊圈，结构为砖木二等，面积为258.05㎡，是原告祁某在被告马某等马氏家族的宅基地上所搭建，棚改办所支付的拆迁补偿款822447元，并不完全归原告祁某一人所有，其中也包含了作为土地使用权人被告马某等马氏家族的份额，被告马某认为822447元的补偿款中原告祁某仅占9万元的份额，于是仅支付原告祁某9万元后不再支付，引起原告祁某不满，原告祁某接连诉讼、上访，引发纠纷。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其实是拆迁补偿款的分割纠纷，按照财产所有权纠纷进行处理更为事宜，故本院将本案案由调整为所有权纠纷。 由于勉县棚改办与原告祁某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没有涉及被告马某，并没有对原、被告的补偿款进行具体分配，原、被告对补偿款如何分配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原告认为棚改办所支付的拆迁补偿款822447元应该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认为原告的羊圈是在归其使用的地块上搭建，该补偿款应该全部归以被告马某为代表的马家人所有，向原告支付9万元已经仁至义尽，不同意再向原告返还补偿款。造成当前相持不下的局面，原、被告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拆迁补偿政策和勉县拆迁办的《拆迁补偿方案》，被拆迁人应当是国有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原告祁某虽然搭建了羊圈，从事养殖业，取得了物权，但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其建筑物所有权存在瑕疵，将拆迁补偿款全部判归原告祁某，对被告马某明显不公，将拆迁补偿款全部判归被告马某所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原告属于本次被拆迁地上建筑物（羊圈）的所有权人、被告属于被拆迁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人的事实，为化解纠纷，平衡双方利益，本院针对补偿款的组成结构即房屋补偿金额为708863.35元、搬迁奖励金额为53288元、拆迁补助金额为3200元、临时过渡费27095.25元、斋浴房补偿30000元，合计822447元的具体情况，房屋补偿金额708863.35元由原、被告按照55比45的比例予以分配，其余搬迁奖励金额为53288元、拆迁补助金额为3200元、临时过渡费27095.25元、斋浴房补偿30000元均为针对原告祁某的个人补偿，与被告马某无关，应归原告祁某所有，即被告马某返还原告祁某拆迁补偿款503458元，扣除已经兑付的90000元，被告马某再一次性返还原告祁某拆迁补偿款413458元（2018年8月21日棚改办支付原告祁某的工具等财产损失补偿费12000元不在此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马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祁某返还拆迁补偿款41345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120元，由原告祁某负担5000元，被告马某负担61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将缴费收据提交本院。 审 判 长  石济生 人民陪审员  周明珠 人民陪审员  吴朝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殷 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