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91行初451号 原告陶家才，男，194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原告沈秋惠，女，195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明东，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蜀绣西路69号。 负责人唐晓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洪，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家才、沈秋惠不服被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自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和《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陶家才、沈秋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明东，被告市规自局的委托代理人江洪，被告市规自局负责人委托的工作人员张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9月29日，被告市规自局分别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用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建”。 原告陶家才、沈秋惠诉称，被告未依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等证据材料对原告申请更正的内容予以审查核实，且案涉房屋不具备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50137-2011）》3.1.1和3.3.2的规定，以及《关于发布国家标准的公告》（第880号）的规定，被告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和《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故案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同时，两原告认为其共同共有的案涉不动产之用途应登记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商业”。因此，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如下：1.撤销被告对原告陶家才作出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以及对原告沈秋惠作出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2.责令被告在规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陶家才、沈秋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2018）川0191行初193号《行政判决书》、（2018）川01行终1459号《行政判决书》、《关于发布国家标准的公告》（第880号）、《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总则及部分内容、《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50137-2011）。 被告市规自局辩称，1998年3月16日，原告沈秋惠与成都市武侯城乡建设房屋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就案涉不动产办理转移登记，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向原告沈秋惠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成房监证字第××号），并依据申请材料登记房屋用途为“住宅”。2012年5月8日，依原告沈秋惠申请，增加其配偶原告陶家才为案涉房屋共有人。2017年11月1日，两原告申请办理更正登记，并提交了《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13］第501057号）和《关于对高新区房屋规划用途进行行政确认的回复》，主张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有误，要求将规划用途由“住宅”更正为“公建”。被告经审查并询问原告后，认为申请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决定办理更正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和《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完成登记后，两原告认为该更正登记错误，起诉至法院，后被告依据法院判决内容重新核实了案涉房屋所在小区在1994年办理初始登记时，提交的相关材料，根据核实情况，被告作出了本案更正登记，被告在本次更正登记过程中，收集资料齐全，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两原告要求确认其房屋用途为“商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规自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共成都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通知》（成机编[2015]34号）、《中共成都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市规自局的通知》（成机编[2015]38号）、《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成委发[2019]2号）。以上证据为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 第二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四川省规划条例》、《国土资源部关于启用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25号）。以上证据为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与程序依据。 第三组：原告取得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的资料、《申请》、《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申请登记审核信息》、《信息告知处理意见单》、《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成都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告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询问记录》、《成都市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成都市不动产登记审核意见表》、（2016）川0191行初88号《行政裁定书》、（2018）川0191行初193号《行政判决书》、（2018）川01行终1459号《行政判决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关于对高新区房屋规划用途进行行政确认的回复》、《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ＧＢ／Ｔ21010-2017）。以上证据为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认可被告的职权依据；2.不认可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3.对被告提交的事实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无异议；对（2018）川0191行初193号《行政判决书》、（2018）川01行终1459号《行政判决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关于发布国家标准的公告》（第880号）、《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总则及部分内容、《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50137-2011），认为不适用于本案。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两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2018）川0191行初193号《行政判决书》、（2018）川01行终1459号《行政判决书》能够证明原、被告身份及本案所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适用于本案，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第一组依据能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及职权，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依据系现行合法有效的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可适用于本案；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两原告申请更正登记所提交材料的具体内容，被告受理、审核案涉更正登记申请的时间和具体内容，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日，两原告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被告对位于高新区的不动产办理更正登记，将房屋规划用途更正登记为公建。并向被告提交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关于对高新区房屋规划用途进行行政确认的回复》、《房屋所有权证》（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和《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13］第501057号）等申请材料。当日，被告予以受理，并于2017年12月13日分别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更正两原告共同共有的坐落于高新区的不动产之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建”。两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经法院一、二审审理后，认定被告办理房屋用途更正证据不足，对被告2017年12月13日分别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被告重新进行了调查，于2019年9月29日分别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用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建”。 另查明，案涉房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记载，房屋规划用途为“公建”。 本院认为，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的规定，以及《中共成都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市不动产登记局的通知》（成机编[2015]38号）的内容。被告作为成都市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成都市区域内不动产登记工作，有权对案涉不动产办理更正登记。 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手续……”的规定，本案中，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川0191行初19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向原告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和《不动产权证书》［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并责令被告对原告的不动产更正登记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8）川01行终145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案被告于2019年9月29日，分别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超过上述规定的法定期限。 参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第二款“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二）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料；（三）其他必要材料”的规定，以及该细则第八十条第一款“不动产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载明的用途予以登记……”以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启用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25号）“3.房地产权登记信息规划用途：填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及其所附图件上确定的房屋用途”的规定，不动产用途应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材料一致，本案中，被告依据两原告申请更正登记时提交的《关于对高新区房屋规划用途进行行政确认的回复》，对该案涉房屋初始登记中关于房屋规划用途的档案材料进行了查证。经查，案涉房屋所在小区于1994年初始登记时提交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平面图等规划资料、房屋所在楼栋用途等材料均显示案涉房屋用途为“公建”，故被告根据查证结果分别向分别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记载“用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建”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应当将房屋用途记载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商业”，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明案涉房屋为“商业”的有效证据材料，同时，案涉房屋的登记档案材料中亦无证据证明其用途属于“商业”。因此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原告陶家才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向原告沈秋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该款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聪 人民陪审员 安 宁 人民陪审员 刘翠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