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7356号原告：邹家秀，女，汉族，1949年11月2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县。原告：邹平娥，女，汉族，1971年10月2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县。原告：朱晓恒，女，汉族，1993年8月2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南县。原告：朱湘恒，男，汉族，1994年10月2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县。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良平，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巧玲，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浪，男，汉族，1986年4月1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广西贵港市港南区。被告：广州安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200号第十栋0411房。法定代表人：何胜峰，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美，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志潜，男，汉族，1973年6月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与被告陈浪、广州安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莱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过程中，本院通知陈志潜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湘恒，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巧玲、袁良平，被告陈浪，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美，被告陈志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莱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360814.90元；2.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一并处理，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16日22时10分许，陈浪驾驶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沿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由东往西行驶至金山大道东××门路东××（××村路段）时，与朱某1骑驶的沿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由东往西行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朱某1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对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陈浪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1不承担此事故责任。经查，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车主为安莱公司，该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2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告损失如下：1.医疗费4319.90元（原告自付）；2.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5天×100元/天）；3.误工费1083元（6500元/月÷30天×5天）;4.护理费750元（5天×150元/天）；5.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30000元（从事发之日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及处理理赔事宜产生）；6.处理事故人员住宿费124200元（事发之日至遗体火化，共28天，期间实际有20余人参与处理事宜，现仅计算7位直系亲属的住宿费，450元/天×28天×7人=88200元；遗体火化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共20天，期间实际有7人参与处理事故认定及协商赔偿事宜，现仅计算4人住宿费，450元/天×20天×4人=36000元）；7.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20000元（从事发之日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及处理理赔事宜产生）;8.处理事故人员伙食费27600元（事发之日至遗体火化，共28天，期间实际有20余人参与处理事宜，现仅计算7位直系亲属的伙食费，100元/天×28天×7人=19600元；遗体火化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共20天，期间实际有7人参与处理事故认定及协商赔偿事宜，现仅计算4人伙食费，100元/天×20天×4人=8000元）；9.丧葬费60000元;10.死亡赔偿金886820元（44341元/年×20年）；11.被扶养人生活费85042元（30924.30元/年×11年÷4人）；12.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13.已损毁的自行车损失500元。以上共计1360814.90元。被告陈浪辩称，其驾驶车辆购买了保险，原告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被告安莱公司未作答辩。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一、案涉车辆粤Ａ×××××在其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0万元，已购买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其司同意按照交强险限额和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应当按照事故认定书以及相关证据合理划分被保险人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比例，在此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十）项约定，商业三者险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合并审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请法院审查保险条款各项约定。三、请法院查明各被告垫付费用的情况，垫付费用应抵扣保险赔款。事发后，其司已于2019年4月20日垫付10000元医药费。四、其司与原告既没有侵权关系，也不存在合同关系，诉讼费属于原告诉讼成本，其司不同意承担。五、本案在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检验不合格，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本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应当免赔。六、交强险的医疗费限额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等，故原告主张的伙食补助费等应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支付，超出的部分按责任比例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支付，但本案商业三者险应免赔。七、其司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有异议。1.医疗费。请法院查明与本次事故相关的医疗费用，根据交强险第十九条及机动车商业综合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的约定，保险人在国家基本医疗标准范围内赔偿医疗费，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其司不予认可。本案应当扣除医疗费总额15%的非医保用药费用；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受害人的实际住院天数即医院死亡记录显示住院天数4天，参照100元/天标准计算；3.误工费。原告未提供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社保缴费记录、纳税证明等证据证实受害人事故前一年月平均收入及事发后的实际误工损失，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其司不同意赔偿；4.护理费。根据医嘱住院4天，应当参照80元/天计算；5.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原告主张的日期过长，以7天为宜。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标准无依据，且原告未提交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未提供证据证明处理丧葬事宜人员在事发前一年的实际收入与事发后处理丧葬事宜所实际产生的误工损失，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司不同意赔偿；6.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原告主张的人数过多，时间过长，原告也未提供处理该事宜人员的亲属关系证明，部分的交通费票据不能证实与处理丧葬事宜关联，且不符合粤高法[2019]39号文的规定；7.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原告未提供处理该事宜人员的亲属关系证明，提供的发票也不能证实全部是与本次事故处理丧葬事宜关联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主张的人数过多，时间过长，不符合粤高法[2019]39号文的规定；8.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伙食费。该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粤高法[2019]39号文的规定，并非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不应得到支持；9.丧葬费。应当按照2016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2866元/年计算6个月；10.死亡赔偿金。受害人属于农村户口，城乡代码也为农村，原告提交的居住证明、单位证明等证据均是事后出具，不具有公信力，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受害人在事发前一年连续居住在城镇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11.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且被扶养人在受害人死亡时已年满69周岁零5个月，被扶养年限应当为10年7个月；12.精神损害抚慰金。其司与其他被告积极主动垫付医药费对原告精神有一定的安慰，因此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请法院酌定为80000元。若被保险人或司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项下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3.自行车损失。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自行车的受损程度以及实际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陈志潜辩称，事发时其车辆购买了保险，且驾驶员和车辆的证件都是合法有效的，原告的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6日22时10分许，陈浪驾驶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沿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金山大道东××门路东××（××村路段）时，与朱某1骑驶的沿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的无号牌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朱某1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同年6月3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浪“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的过错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全部原因，陈浪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1没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行为，朱某1不承担此事故责任。事发时，陈浪持有准驾车型相符且在有效期内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类别为J-货运的发证日期为2018年9月4日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是安莱公司，该车登记使用性质为货运，行驶证检验记录有效期至2019年12月，检验记录在有效期内，该车于2014年10月17日获发道路运输证，该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已投保不计免赔率），其中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200万元，被保险人均为安莱公司。本案庭审中，陈浪、陈志潜确认，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为陈志潜所有，该车由陈志潜挂靠在安莱公司名下营运，陈浪是陈志潜的雇员，陈浪事发时正在从事雇佣活动。对此，陈志潜提交了安莱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证实。该《证明》显示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实属挂靠，挂靠车主为陈志潜。朱某1在事发后当日被送到广州市番禺区第六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同日转到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门诊转住院治疗，至2019年4月20日死亡，住院天数4天，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形成、颅底骨折、皮肤裂伤右足足底、肘关节扭伤左侧、电解质代谢紊乱、急性肾损伤。期间，朱某1在广州市番禺区第六人民医院产生医疗费4319.90元（由原告支付及持有医疗收费票据），在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产生医疗费74969.22元（由陈志潜垫付及持有医疗收费票据）。2019年5月14日，朱某1遗体在广州市番禺区殡仪馆火化。朱某1，男，汉族，1970年8月16日出生，生前户籍住址为湖南省衡阳县××东××组，该户别为居民家庭户口。邹平娥是朱某1的配偶，邹家秀是朱某1的母亲，朱晓恒、朱湘恒是朱某1与邹平娥生育的女儿、儿子。原告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书》、《证明》、《户口登记表》和《死者生前供养情况调查证明书》显示，朱某1生前直系亲属包括父亲朱某2（2016年5月1日病故）、母亲邹家秀、配偶邹平娥、女儿朱晓恒、儿子朱湘恒、姐姐朱某3、妹妹朱某4、妹妹朱某5。另，《证明》记载邹家秀于2017年6月底开始和朱湘恒一起在衡阳市蒸湘区X房屋居住生活。原告主张朱某1生前与邹平娥在广州市番禺区居住和工作满一年以上，提交了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1份。记载朱某1自2017年10月28日到该公司工作至2019年4月16日，月平均工资4038元。2.入职人员资料表。显示该表由朱某1于2017年10月26日填写，亲属情况一栏填写邹平娥的工作单位为“X鞋厂”，选择不购买社保。3.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该公司住所为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X号，营业期限自2011年8月12日起。4.户名为朱某1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卡号显示账户在广州市开立，查询期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6日，该期间“ATM存款”记录有2018年5月8日100元、5月31日10000元、6月23日4600元、6月30日5500元、7月29日5000元、8月27日5500元、10月1日7000元、11月28日6000元、12月23日2600元；“ATM取款”记录有2018年8月11日1500元、9月19日6000元、10月20日500元、11月21日300元、2019年1月24日4000元。另有“ATM转账”记录。5.朱某1的广州来穗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查询打印表。显示朱某1在广州市番禺区居住证办理情况如下：2006年11月1日办理有效期限2006年11月1日至2007年5月1日、2009年10月19日办理有效期限2009年10月19日至2011年10月19日、2015年6月18日办理有效期限2015年6月18日至2016年6月18日，朱某1在广州市番禺区居住登记信息如下：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18日、2016年5月12日登记居住，对应更新日期为2015年6月18日、2016年1月27日、2018年10月26日，对应信息状态为2015年6月18日自动注销、2016年1月27日人工注销、未注销。6.朱某1的广东省居住证。显示有效期限2015年6月18日至2016年6月18日，居住地址同上述广州来穗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查询打印表。7.《劳动争议调解书》1份。记载朱湘恒于2019年6月14日诉与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因拖欠朱某12019年1月至4月工资产生的争议，经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主持调解，朱湘恒与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前向朱某1直系亲属支付2019年2月1日至4月16日的工资12149元，其中2月2646元，3月6132元，4月1日至16日3371元。8.工资条。显示朱某12019年2月至4月的应发工资同上述证据7，该期间每月底薪为4250元，其中2019年2月工作天数为15天。另显示了朱某1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明细，该期间每月实发工资分别为5500元（工作天数22天）、7050元、6650元、6700元、6750元，其中1月工资有朱某1签收。9.邹平娥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邹平娥2004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在广州市番禺区缴交社保费，其中2004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缴费单位为广州市番禺X鞋业有限公司、2015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缴费单位为广州市X鞋业有限公司。10.邹平娥的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显示邹平娥2004年1月至2014年9月、2014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在广州市番禺区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医疗补助保险，当前参保单位为广州市X鞋业有限公司。11.邹平娥的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银行卡号显示账户在广州市开立，查询期间自2018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8日，该期间每月均有一笔“工资”存入记录，金额分别为3664.90元、3417.50元、3535.70元、3725元、3644.40元、3289.70元、2467.70元、3366.70元、3293.70元、3035.70元、3181.70元、2108.70元，后六笔显示存入账户户名为广州市X鞋业有限公司。另有多笔“现支”记录。12.查勘访谈记录1份。显示访谈时间为2019年8月13日，被访谈人为邹某，邹某答称其是朱某1的姐夫，朱某1一家自2016年搬到衡阳市蒸湘区公园一号居住，朱某1年收入约80000元至90000元，朱某1的女儿朱晓恒在深圳工厂打工，年收入约80000元至90000元，儿子朱湘恒是建筑行业施工员，近两年收入有70000元至80000元，母亲邹家秀在家休养，妻子邹平娥在一家鞋厂上班有15年，年收入70000元至80000元，父亲朱某2于2016年去世，朱某1只有过年才回家。该勘查访谈记录未显示访谈地点、访谈人等信息。原告就其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提交了以下交通费票据加以证明：1.火车票、高铁票48张。显示旅客为朱湘恒的火车票、高铁票有2019年4月17日衡阳站至广州站75元、2019年4月29日广州站至衡阳站138元、2019年5月3日衡阳站至广州站75元、2019年5月22日衡阳东站至广州南站244元、2019年5月24日广州南站至衡阳东站244元、2019年6月4日衡阳东站至广州南站244元、2019年6月7日广州南站至衡阳东站244元、2019年6月12日衡阳东站至广州南站244元、2019年6月19日广州南站至衡阳东站244元、2019年6月26日衡阳东站至广州南站244元和广州南站至衡阳东站244元；旅客为朱晓恒的高铁票有2019年5月4日广州南站至深圳北站74.50元、2019年5月11日深圳北站至广州南站74.50元；旅客为黄某、龙某、邹某1、谢某、邹某2、王某的火车票金额合计6469元。2.湖南省汽车发票1张。显示旅客为邹某，22元。3.湖南省车辆通行费发票和收据各1张。显示日期2019年5月21日，石鼓往返洪市，金额合计48元。4.广州市某酒店通用定额发票5张。显示金额合计47元，未显示日期及收费项目。5.广州某大桥通行费发票1张。显示日期2019年4月25日。6.收据2份。显示收据分别由收款人“邹某3”、“邹某4”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分别记载收到朱湘恒租用湘Ｄ×××××车从衡阳到广州番禺运骨灰回衡阳，来回车费共计7800元；收到朱湘恒租用粤Ｙ×××××车搭乘亲属从广州护送湘Ｄ×××××车运骨灰回衡阳，车费共3700元。7.滴滴出行-行程单1份及对应的发票1张。显示乘车日期2019年5月13日，从某酒店市桥店到广州南站，金额53.57元。8.滴滴出行客运服务费发票1张。显示出具日期2019年4月22日，购买方朱晓恒，金额478.34元，未显示行程。经质证，保险公司对证据1中旅客为黄某、龙某、邹某1、谢某、邹某2、王某的票据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人员为原告亲属；对证据6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没有提供相应划款记录等证据佐证，且该费用属于丧葬费项目；对2019年5月14日之后的票据不予认可，认为法律规定相应赔偿项目为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并非处理事故的交通费；对没有显示抬头信息的票据不予认可，认为无证据证实关联性。陈浪、陈志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原告就其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住宿费，提交了显示购买方为朱湘恒，开票日期分别为2019年4月18日住宿服务费发票3张（金额合计958元）、同年4月29日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1008元）、同年5月9日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414元）、同年5月24日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376元）、同年6月7日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978元）、同年6月19日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1316元）；购买方为邹平娥，开票日期为2019年5月14日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3784元，5月5日到5月13日共入住18间）。上述发票出具单位地址均显示在广州市番禺区。经质证，保险公司对2019年5月14日之后的发票不予认可。陈浪、陈志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原告就其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伙食费，提交了若干餐费收据、发票、结账单、消费单等加以证明。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无号牌自行车实际使用人为朱某1，该车品牌不详。原告在庭审中明确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自行车损失。事发后，除上述垫付医疗费外，陈志潜还分别于2019年4月18日支付原告住宿伙食费3000元，于2019年4月20日支付原告10000元，于2019年5月13日预赔付原告赔偿款50000元，均由朱湘恒收取。保险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向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转账支付10000元用于朱某1治疗，本案诉讼中保险公司确认经其核实，该垫付款未使用。安莱公司无垫付过原告费用。2019年6月6日，原告与陈浪经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陈浪确认交警部门关于陈浪负事故全部责任，朱某1不负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对此不再提出任何异议；二、除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告可获得的赔偿款项外，陈浪同意基于人道主义另行额外向原告一次性支付80000元作为补偿，该款项不包含陈浪已支付/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生活费等，陈浪不得就该款项再向保险公司理赔；三、陈浪或者车主方垫付的医疗费，由垫付方自行向保险公司理赔，均不得再向原告主张任何权利。原告自行垫付的医疗费4319.90元，由原告自行向保险公司理赔；四、上述额外补偿的80000元均不包含在原告依法应获得的保险理赔款项中，陈浪确认该额外补偿款项不能从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中扣除。且原告保证本交通事故涉事任何一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实际支配人、车主等）也不得就此额外支付的80000元再向保险公司进行任何索赔，不得从原告依照法律法规应获得的相关赔偿款项中扣除。如有违反，造成原告依法应获得的赔款无法获得保险公司赔付的，陈浪除应足额支付原告依法应获得的赔偿款项外，需另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万元；五、陈浪支付上述款项后，原告同意对陈浪的犯罪行为出具谅解书，请求相关机关对陈浪的行为进行从轻处罚，不予追究陈浪的刑事责任；六、原告接受上述额外补偿款项，不代表放弃对保险公司的理赔以及对相关责任方的经济索赔，原告因亲属朱某1死亡而依法应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赔偿款项，原告可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陈浪应积极配合原告办理事故保险理赔事宜，保险公司的所有赔付款项均归原告所有；七、除上述额外支付的补偿款项外，如原告依法应获得的赔偿无法获得保险公司足额赔偿的，原告保留向相关责任方主张相应合法权益的权益；八、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原告收到上述额外补偿款项80000元时生效，……。同日，朱湘恒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陈浪支付的上述额外补偿款现金80000元，此款不得从保险赔偿款中扣除。原告出具《谅解书》。事发后，经技术检验，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制动系统合格、转向系统不合格、灯光系统不合格。保险公司以此检验不合格为由，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并提交保险单（副本）、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的通知加以证明。其中，投保单记载的投保人声明内容和投保人声明显示，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安莱公司交付了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显示相应免责条款内容为“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该条款列在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下的“责任免除”一节中，并以区别于其他字体的黑色加粗字体标识。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有交警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责任划分正确，且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认定陈浪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朱某1无责任。原告作为朱某1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朱某1因事故死亡所造成的合理损失。本案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当事人请求，原告本案损失，依法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再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200万元范围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予以赔偿。虽然粤Ａ×××××号重型自卸货车事故发生后检验不合格，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9年4月16日，该车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说明该车事发时已按规定进行年检，保险公司以“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免责条款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本院不予支持，故保险公司本案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依照有关规定，本院认定原告本案损失项目和数额如下：1.医疗费4319.90元。根据原告、陈志潜提交的医疗收费票据核算，朱某1接受治疗期间产生医疗费79289.12元，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保险公司主张扣除15%非医保用药费用，仅提供保险条款，未举证证明扣除依据及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事故责任，原告主张赔偿其自付的医疗费4319.90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陈志潜垫付医疗费74969.22元，原告未主张赔偿，本案不作处理，由陈志潜另行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原告主张朱某1住院伙食补助费，保险公司对该赔偿项目无异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死亡记录记载，朱某1住院天数为4天，故本院采纳保险公司答辩意见，支持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100元/天×4天）。3.误工费866.67元。原告提交的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入职人员资料表、《劳动争议调解书》、工资条，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充分证实了朱某1事发前在广州X雕塑实业有限公司工作的事实，根据工资条记载工资明细，原告主张按月工资6500元计算朱某1误工费，未超过工资条显示的正常工作月份月均工资，本院予以采纳。误工时间按住院天数确定为4天。因此，本院支持原告误工费866.67元（6500元/月÷30天×4天）。4.护理费600元。原告主张朱某1住院期间一人护理费，根据朱某1事故伤情和治疗经过，该主张在情理之中，本院予以采纳，但天数确定为4天。原告主张按照150元/天计算，符合有关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因此，本院支持原告护理费600元（150元/天×4天）。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4330.72元。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情况，根据办理丧葬事宜需要和原告近亲属情况，本院酌情确定误工天数10天，支持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三人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其中，邹平娥误工费计算标准，根据原告提交的邹平娥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记载的“工资”存入记录，考虑该期间存在春节等法定假期因素，本院采纳工资数额3000元以上的月份发放工资核算得出邹平娥月均工资3415.50元作为邹平娥误工费的计算标准。朱晓恒和朱湘恒误工费计算标准，根据原告提交的有关邹家秀居住情况的《证明》和朱晓恒往返广州南站和深圳北站的高铁票等证据，本院确认朱晓恒和朱湘恒在城镇工作，酌情参照2018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计算其二人误工费。因此，本院支持原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4330.72元（3415.50元/月÷30天×10天+58258元/年÷365天×10天×2人）。原告主张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超出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6.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6164元。原告提交的住宿费发票均显示住宿单位在广州市番禺区，结合朱某1遗体于2019年5月14日在广州市番禺区殡仪馆火化及原告提交收据证明其当日租车运送朱某1骨灰回衡阳等因素，本院酌情根据2019年5月14日前开具的住宿费发票支持原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6164元。原告提交的2019年5月14日后开具的住宿费发票与办理丧葬事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院不予核算。原告主张处理事故人员住宿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7.就医交通费和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0元。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提交的部分交通费票据显示的旅客与其存在亲属关系及相应费用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余交通费票据等凭证，结合朱某1在医院治疗情况及其遗体于2019年5月14日在广州市番禺区殡仪馆火化、原告户籍住址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原告就医交通费和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合计10000元。8.丧葬费53289.50元（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参照2018年本院所在地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6579元，计算六个月。9.死亡赔偿金920726.25元。朱某1死亡时年龄不足六十周岁，其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事发时，邹家秀年满69周岁，推定无生活来源，原告主张赔偿邹家秀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采纳。自朱某1死亡时起算，邹家秀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年计算，扶养年限为11年，扶养人数应计算4人。原告就朱某1与邹平娥在广州市番禺区居住和工作提交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条，充分证实了朱某1事发时已经连续在广州市番禺区居住和工作满一年以上，朱某1居住地址属于城乡接合部，当地生活和消费水平与城镇无异，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参照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院确定按照2018年本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875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因此，本院支持原告死亡赔偿金920726.25元（42066元/年×20年+28875元/年×11年÷4人）。10.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根据朱某1死亡的损害结果、侵权人过错（陈浪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本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11.自行车损失300元。原告主张朱某1骑行的自行车在事故中受损成立，但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车具体损失情况，本院酌情支持原告自行车损失3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的伙食费27600元。该项目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法定赔偿项目，原告主张赔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定原告上述1至11项损失共计1100997.04元。其中，第1至2项合计4719.90元，对应交强险医疗费赔偿分项，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范围内予以赔偿；第3至10项合计1095977.14元，对应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分项，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范围内赔偿11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优先赔偿），余下985977.14元（1095977.14元-11万元）再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200万元范围内予以赔偿；第11项300元，对应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分项，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范围内予以赔偿。陈浪支付给原告的补偿款80000元，根据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内容，本院认定该款不予抵扣原告本案损失，陈浪不得就该款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陈志潜支付原告款项63000元，应抵扣原告本案损失，从保险公司上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数额中予以抵扣。因此，扣除陈志潜支付款项63000元后，原告本案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5019.90元（4719.90元+11万元+3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200万元范围内赔偿922977.14元（985977.14元-63000元）。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上述抵扣款项63000元，陈志潜可根据抵扣情况另行向保险公司主张返还。安莱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应当依照本办法交纳诉讼费用。”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保险公司作为民事诉讼的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属于败诉方，依法应负担相应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抗辩主张不予承担诉讼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115019.9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200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922977.14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47元，减半收取计8524元，由原告邹家秀、邹平娥、朱晓恒、朱湘恒共同负担2022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6502元，分别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本院缴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吴春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