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72民初213号原告：黄锡歆，男，195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本雄，广东思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代俊耀，男，195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本雄，广东思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春林，男，198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耀阳，广东汕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鸿龙，广东汕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黄锡歆诉被告黄春林船舶权属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4日予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4月25日代俊耀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并于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本雄、被告黄春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耀阳到庭参加了诉讼。因（2018）粤72民初485号案的审理结果对本案有直接影响，本案需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返还“粤南澳渔34006”船的出海船舶户口簿、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船舶安全证书、渔业船舶吨位证书、渔业船舶××各××以及账号为××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一张(以下简称7份证书)；2.被告赔偿两原告至今无法领到的2014年和2015年的渔船油价补贴款的利息损失（其中2014年以渔船油价补贴136,759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日起，2015年以渔船油价补贴60,9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日起，均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5%计算至返还证书之日止）；3.被告赔偿两原告因缺乏船舶证书原件无法在2017年办理船舶减船转产造成的损失88,200元（若2019年12月31日后，被告未将上述船舶证书原件返还两原告，被告应赔偿两原告的损失为617,400元）。事实与理由：在2002年之前，原“粤南澳渔34006”船是一艘小木船，原登记所有人为黄锡歆、代俊耀、戴卫辉和郑永池（各占25%）。2000年戴卫辉和郑永池将船舶份额转给黄锡歆，黄锡歆支付了相关款项，2015年办理船舶手续时登记所有人为黄锡歆占75%、代俊耀占25%。2002年，“粤南澳渔34006”船与“粤南澳渔33063”船组成双拖作业，为方便作业两只船舶的证书一起集中保管，两原告将“粤南澳渔34006”船全套证书交由被告黄春林保管。在办理2011、2012年度油价补贴时黄春林拒绝交出全套证书，由此发生矛盾。2013年12月23日，在西畔村村委会和中柱村村委会的调解下签署了协议书，黄春林才将全套证书放于西畔村村委会保管。2015年11月13日，黄春林私自拿回前述全套证书，至今未归还，导致原告无法办理船舶年检及油价补贴，故提起本案诉讼。原告黄锡歆、代俊耀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共同提交了以下证据：1.船舶户口簿、2.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船舶安全证书、××船舶吨位证书、××船舶检验记录、××账号为××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8.2013年12月23日签订的油补纠纷协议书、9.2015年11月13日纠纷受理登记表、10.黄春林出具的收据，拟共同证明黄春林非法扣留“粤南澳渔34006”船全套证书，严重影响两原告生产，导致两原告不能办理船舶年检及油价补贴手续；11.渔民减船转产名单，拟证明两原告无法申请将“粤南澳渔34006”船减船转产，造成巨大损失；12.广东省渔政总队南澳大队出具的“粤南澳渔34006”船油价补贴分配情况说明、13.南澳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关于减船转产补贴的情况说明，拟共同证明黄春林扣留全套船舶证书，致使两原告无法申请2014年、2015年、2016年油价补贴及无法申请和领取2017年减船转产补贴；14.“粤南澳渔34006”船照片，拟证明该船停放在云澳码头，由两原告共同使用维护。被告黄春林辩称，其是“粤南澳渔34006”船的所有权人之一，其有权保管船舶的7份证书，另根据以前的惯例，船舶的相关证书由其父亲黄耀成保管，各方发生纠纷之后，2005年11月13日，西畔村委会主任将前述船舶的7份证书交还给被告，目前仍由其保管中，请求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黄春林为支持其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粤南澳渔34006”船油补纠纷声明、2.上访信，拟证明“粤南澳渔34006”船的其他5个共有人向渔业主管部门递送声明以及“粤南澳渔34006”船并非黄锡歆独有，油价补贴不能归其独占；3.检举信,拟证明西畔村村委会副主任郑景喜在处理“粤南澳渔34006”船事务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处事不公；4.受理告知书、5.举报信的回复，拟证明中共南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将黄春林等人的举报交由云澳镇处理，云澳镇农业办公室对黄春林等人举报进行答复；6.2013年12月23日签订的油补纠纷协议书，拟证明“粤南澳渔34006”船共有及油价补贴纠纷经过西畔村和中柱村调解，7份证书存于西畔村村委会保管；7.民间纠纷受理登记表及收据，拟证明“粤南澳渔34006”船共有及油价补贴纠纷经过西畔村和中柱村调解，7份证书退回黄春林保管；8.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8份收据，9.处罚决定书及收据，拟证明黄春林为“粤南澳渔34006”船缴纳费用、罚款；10.2011年12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人身平安互保凭证，拟证明黄春林为“粤南澳渔34006”船的船员进行投保并交纳互助保险费以及该船的共有人情况；11.珠江平安卡业务申请表，拟证明申领2009年油价补贴的银行卡虽是黄锡歆名义申请，实际由黄春林办理，黄春林一直保留该申请资料；12.证人王某笔录，拟证明村干部王某多次参与“粤南澳渔34006”船共有和油价补贴纠纷的调解，以及该船的共有人情况。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和庭审调查情况，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1.合伙建造并经营渔船及产生矛盾的经过黄春林父亲黄耀成于2002年牵头，与黄俊强、黄俊平、郑来添、田燕宏和黄锡歆共同出资36万元打造新渔船（以下简称2002渔船），每股按6万元计，黄耀成出资9万元、田燕宏出资3万元，其余四人均出资6万元。为了方便生产，黄耀成与黄锡歆协商，让2002渔船使用“粤南澳渔34006”船的号牌和证件，为此黄耀成、黄俊强、黄俊平、郑来添、田燕宏每人交予黄锡歆500元，由黄耀成保管“粤南澳渔34006”船的全部证书。2008年，黄耀成去世后，该证书由黄春林保管。2002渔船建成后不久和“粤南澳33063”船进行双拖作业，黄锡歆一直随船作业，期间“粤南澳33063”船和“粤南澳渔34006”船获得的国家油价补贴款，由当年在2002渔船和“粤南澳33063”船生产的人份数和船份数相加进行按份均分。双拖作业在2012年前后发生纠纷。“粤南澳33063”船的2011年度、2012年度油价补贴只分配本船股东和在船船员，未分配给黄锡歆。2013年12月23日，在中柱村调解委员会和西畔村调解委员会协调下，就“粤南澳渔34006”船油补分配纠纷达成协议，戴卫辉与黄春林一致同意，双方首先协助理顺有关油补的相关申报手续，同时解决油补到账手续，如油补到账后，任何人不得对该油补资金进行动用，该船所有证件和存折在油补未理顺完毕之前暂时存放在西畔村村委会进行保管，上述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各股东应积极配合理顺有关申报、完善手续。参加该协议书拟定的人员分别为：郑来添、戴卫辉、黄俊平、郑永池、黄锡歆、戴俊耀、黄春林、黄建青、田燕宏。当日，西畔村村委会收到“粤南澳34006”船证件为：出海船舶户口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国内渔船船舶证书、尾号348的存折、船舶航行登记薄及捕捞许可证。2013年底，案外人林老庚找到黄锡歆，希望购买其在2002渔船中的股份；2014年1月，黄锡歆退出2002渔船股份，并获得林老庚支付的3万余元退股款项，退股后黄锡歆再未上2002渔船作业。之后，2002渔船由黄春林等人继续使用和控制。2014年，黄锡歆和代俊耀另行购买一艘渔船（以下简称2014渔船）。2015年11月13日，中柱村调解委员会和西畔村调解委员会因“粤南澳34006”船股东的油价补贴分配问题在2015年10月23日调解未果，建议当事人寻相关部门解决。当日，黄春林以出具收据形式表明收到原存放在西畔村村委会的“粤南澳34006”船证件为：出海船舶户口薄、国籍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国内渔业船舶证书及尾号348的存折。黄春林保管的编号（粤南澳）船登（权）（2015）HY-100005号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以下简称2015年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发证日期为2015年3月30日，船名为“粤南澳渔34006”，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船体材料木质，船籍港云澳，渔船编码4405231994020001，建成日期为1994年2月15日，建船地点广东饶平，主要尺度为长20米、宽5米、深2.1米，总吨25，净吨8，主机功率88.2千瓦，持证人黄锡歆，所占股份75%，取得所有权日期2013年12月30日，其他所有人名称为代俊耀，所占股份25%。2015年11月16日，黄锡歆通过补办银行卡，领取了“粤南澳渔34006”船2011年度和2012年度的油价补贴款。庭审中，黄春林确认2002渔船在2016年已由其及该渔船的其他共有人作价7万余元卖给案外人王培州；两原告称因7份证书原件客观存在，其没有去申请补办船舶证书。2.黄锡歆将“粤南澳渔34006”船变更登记为2014渔船的情况2015年3月2日，黄锡歆为“粤南澳渔34006”船换证检验，支付了345元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2015年3月14日，黄锡歆为“粤南澳渔34006”船6名船员购买了2015年3月15日0时起至2016年3月14日24时止的渔民意外伤害险和同时期的渔船财产互助险。2015年5月29日，黄锡歆为“粤南澳34006”渔船向南澳县渔政大队缴纳了无线电频率占用费、船舶港务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合计955元。2015年6月26日，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出粤海渔函[2015]445号《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开展“船证不符”渔船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全省“船证不符”渔船整治工作，整治范围为本通知印发前已经存在的渔船检验证书、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书记载与船舶实际状况一致的海洋捕捞渔船；要求整治工作必须在2016年2月底前完成，未按要求整治的渔船，除暂缓发放2014年度油补资金外，不得办理年检、年审和换证，不得申领2015年度油补，禁止出海生产。2016年6月27日，广东省渔政总队南澳大队向“粤南澳渔34006”船主黄锡歆发通知称，“粤南澳渔34006”船为“拖改刺”渔船，按要求拆除拖网工具后，2016年4月20日南澳大队第二次对渔船工具拆除情况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合格。2017年3月21日，广东省渔政总队南澳大队作出粤南澳渔政罚决（2017）166号处罚决定书，因“粤南澳渔34006”船擅自进行改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黄锡歆罚款6000元。当日，黄锡歆缴纳6000元罚款；广东省渔政总队南澳大队出具证明称，“粤南澳渔34006”船船主黄锡歆已完成“船证不符”渔船处罚和数据维护，同意该船申请2015年油补。编号（粤南澳）船登（权）（2017）HY-100152号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以下简称2017年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名为“粤南澳渔34006”，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船体材料木质，船籍港云澳，渔船编码4405231994020001，建成日期为1994年2月15日，建船地点广东饶平，主要尺度为长20米、宽3.9米、深1.6米，总吨25，净吨8，主机功率88.2千瓦，持证人黄锡歆，所占股份75%，取得所有权日期2013年12月30日，其他所有人名称为代俊耀，所占股份25%，发证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此次变更登记是依据粤海渔函[2015]445号《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开展“船证不符”渔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船证不符进行整治而作的变更，2017年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将原登记的船舶数据变更为2014渔船的船舶数据。2017年8月24日，黄锡歆为“粤南澳渔34006”船5名船员购买了2017年8月25日0时起至2018年8月24日24时止的渔民意外伤害险和同时期的渔船财产互助险。3.关于油价补贴及减船转产补贴事实2017年3月20日，云澳镇人民政府向“粤南澳渔34006”船主发通知称：2015年度油补申报工作定于3月25日之前完成，请船主到船只所属村居办理申报2015年度油补申报手续。2018年4月18日，南澳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了关于减船转产补贴的情况说明，称根据《广东省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总体实施方案》（粤海渔【2016】88号）的文件规定，2017年减船转产补贴为每千瓦7000元，2018-2019年减船转产补贴为每千瓦6000元，“粤南澳渔34006”船号列入南澳县2015-2017年渔民减船转产名单。2018年4月23日，广东省渔政总队南澳大队出具了“粤南澳渔34006”船油价补贴分配情况说明，记载“粤南澳渔34006”船2014年全年油价补贴资金136,759.26元，2015年全年油价补贴60,900元，2016年全年油价补贴49,900元。被告黄春林于2018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船舶权属纠纷之诉[案号为（2018）粤72民初485号]，请求确认其为“粤南澳渔34006”船共同所有人，拥有该船四份之一份额；两被告配合办理登记原告黄春林为“粤南澳渔34006”船共有人的变更登记手续。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判决驳回黄春林的全部诉讼请求，黄春林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粤民终56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生效判决书查明：黄锡歆、代俊耀对黄春林作为黄耀成的继承人对2002渔船享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无异议；“粤南澳渔34006”船号已被登记为2014渔船，2014渔船为黄锡歆、代俊耀共有，黄春林对该船并无所有权，黄春林对2014渔船不主张享有所有权。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因对船舶权属及油价补贴的分配有争议引发对船舶证书保管纠纷，故本案实质为船舶权属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春林是否有权保管7份证书；黄锡歆、代俊耀主张的损失是否成立。据本院另案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粤南澳渔34006”船所对应的船舶为2014渔船，2014渔船为黄锡歆、代俊耀共有，黄春林等人已经在2016年将2002渔船卖给案外人，黄春林不是2014渔船的所有人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八条关于“渔业船舶只能有1个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的规定，渔业船舶的相关证书是渔船的法定身份证明,船名也是特定渔船经渔业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的特定称谓，黄春林基于与黄锡歆合伙经营2002渔船的关系曾保管渔船证书，实质上双方合意冒用“粤南澳渔34006”船名及证书，该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至于双方之间关于2011至2013年期间的油价补贴分配争议也不构成黄春林拒不返还7份证书的合法理由。“粤南澳渔34006”船的所有权证书经2017年3月变更登记后对应的是2014渔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关于“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和第三十九条关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黄锡歆、代俊耀作为“粤南澳渔34006”船的登记所有人，有权要求黄春林返还7份证书；黄春林辩称其作为“粤南澳渔34006”船所有人之一，有权保管7份证书与查明的事实不符,黄春林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支持两原告要求黄春林返还7份证书的诉讼请求，黄春林应当向黄锡歆、代俊耀返还7份证书。关于黄锡歆、代俊耀主张黄春林赔偿2014年和2015年未能领取油价补贴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黄锡歆与黄春林父亲（黄春林父亲去世后由黄春林继受）等人在2002至2014年1月期间合伙经营2002渔船，黄锡歆违法将“粤南澳渔34006”船的船名与证书让2002船冒用，并与各合伙人按份分配油价补贴；2012年前后因油价补贴分配份额问题而起纠纷；2014年1月，黄锡歆退出2002渔船股份；2015年11月13日，双方在中柱村调解委员会和西畔村调解委员会调解油价补贴分配问题未果，黄春林遂从西畔村村委会取得7份证书并保管至今。黄锡歆于2017年3月21日将“粤南澳渔34006”船名变更登记为2014渔船，至此“粤南澳渔34006”船才符合法律规定的渔业船舶船证一致的要求可以申领2015年油价补贴，且两原告已办理2017年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2015年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随之失效。油价补贴的对象应为合法的机动捕捞渔船，经由负责发放渔船油价补贴款的行政机关审核认定，按证件等级内容直接补贴给船舶所有人，渔船登记所有人在本年度根据通知填表申请上一年度油价补贴款，渔业管理区、所属镇政府、县（市、区）级渔业部门逐级审核后，决定补贴金额和发放进度。2014年及2015年“粤南澳渔34006”船存在船证不符的客观事实，领取油价补贴须经渔业部门逐级审核，能否领取尚未确定，且两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未返还7份证书是导致其未能领取2014年和2015年油价补贴的直接原因，也未证明在有证书的情况下正常能领取上述补贴的时间节点，综上，本院对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关于黄锡歆、代俊耀主张黄春林赔偿因无证书无法办理减船转产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广东省渔民减船转产项目实施方案》，减船转产是国家为了淘汰报废渔船，降低捕捞强度，根据渔船所有人自愿申请，并签订渔船退出捕捞业协议，减船补助金是按照“先减后补”的方式发放，办理减船转产后，渔船将拆解销毁，并注销船舶证书证件，功率指标由国家收回。本案中两原告至今仍然利用2014渔船从事捕捞生产，客观上并未减船转产，也不符合领取减船补助金的条件，该补助金是对渔业资源保护的替代补偿，而非渔船的财产性收益，两原告不能既利用“粤南澳渔34006”船从事捕捞生产又领取减船补助金。因而两原告主张的减船补助金损失客观上并不成立，本院对两原告主张减船补助金损失的具体金额不作进一步审查。且两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渔业主管部门申请减船、被告未返还7份证书是导致其未能办理减船转产的直接和唯一原因，对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春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黄锡歆、代俊耀返还“粤南澳渔34006”船的出海船舶户口簿、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船舶安全证书、渔业船舶吨位证书、渔业船舶检验记录各一本以及账号为62×××48的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一张；二、驳回原告黄锡歆、代俊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19.99元，由原告黄锡歆、代俊耀负担10,019.99元，被告黄春林负担100元并迳付两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锦彪审 判 员  杨雅潇人民陪审员  纪振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舒坚书记员谢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