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1执异257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被执行人）：庾晓敏，女，1969年3月21日出生，香港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代理人：嵩朕，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晓初，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中捷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较场西路21号大院二栋首层。 法定代表人：潘清华，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志澎，该公司员工。 申请人庾晓敏与被申请人中捷通信有限公司（下简称中捷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下简称广仲）作出（2015）穗仲案字第7098号裁决。中捷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裁决，本院立案执行过程中，庾晓敏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庾晓敏申请本院不予执行上述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裁决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仲裁委未有就重大问题提供充分的裁决理由，明显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不予执行。本案中，从中捷公司的采购来源可以证明，其与佛山市南海华达模具塑料有限公司（下简称华达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是虚假的，中捷公司在与华达公司签订原材料销售合同之前，同时与广东明德模具塑料有限公司（下简称明德公司）签订了原材料采购合同，合同所指向的采购名称、生产厂家、规格数量都是一致的，交货地点都是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大道中56号，中捷公司只在其中获取相当于利息的回报。当时，华达公司与明德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该交易属于典型的没有实际交易标的的自买自卖闭环贸易。如果有真实的货物，华达公司有实际需求，华达公司完全可以自己直接向自己的兄弟公司采购，而不是通过中捷公司进行交易。鉴此，上述闭环贸易合同是企业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不是真实的货物买卖，且与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不符，而申请人在遭受严重背离诚实信用原则的欺骗、引诱后，所做出的担保明显与其真实意愿相悖，与中捷公司对申请人所作的意思表示严重不符。中捷公司的相关人员违背诚信原则，对申请人采取了欺骗、引诱以及胁迫等违法行为，这不仅仅对申请人个人利益造成了损害，还破坏了市场秩序，更挑战了法律权威。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在生效判决中明确指出“在仲裁庭没有适当确定和解释该判决中指明的不合法理由和不存在仲裁协议理由的问题的情况下允许对申请人执行该裁决的不公正性”。此外，法院也指出“裁决理由的充分性是否可以作为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执行裁决的依据”。申请人认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但是我国民商法律的重要精神，也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对被申请人严重背离诚信原则的行为，不严厉打击、严肃处理，必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公共利益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二、被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且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依据的证据是虚假的，对此裁决应当不予执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中捷公司隐瞒了实质为借贷合同的全部证据。事实上，华达公司在2013年因资不抵债，已经实际停产，根本不需要采购任何原材料，也没有资金周转能力对外采购原材料，并于2014年初准备相应材料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华达公司与中捷公司之间签订的原材料销售合同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只有资金和发票的流转，没有真实货物流转，不是货物买卖关系。根据中捷公司提供的证据可知，销售合同的标的不明确，规格及验收标准也不明确，只有简单的字母或者数字，不符合正常销售合同的常理，而且中捷公司没有提供合同履行的具体时间、交付地点、货物仓储、运输、过磅单以及货物交付等证明，其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未能证明实际履行的举证义务。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认为“答辩人（庾晓敏）关于原材料供应虚假交易本质上属于贷款的这一主张是可信的，并且得到华达陈先生所提供之证据的支持。关于该等非法贷款在华达和明德财务记录中造成虚假增量的指控，会在中国法律项下导致严重违法后果并可能构成犯罪，仲裁庭应对此进行彻底审查，并充分解释驳回该等主张的原因。很遗憾，仲裁庭没有给出任何充分的理由，说明它为何认为答辩人没有证明其关于债务不合法的主张且该等主张予以驳回”。法院亦指出“根据香港法律，相关的保函及其中所载的仲裁协议在法律上是否订立，从而使申请人成为相关保函的和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是存在争议的”。因此，对于没有交易标的的销售合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实质性要件，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更重要的是，鉴于中捷公司与华达公司之间为借贷的实际情况，中捷公司在仲裁阶段不但没有依照事实予以说明，更隐瞒了能够影响案件裁决结果重要证据，致使仲裁裁决与事实严重背离。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裁定，执行仲裁裁决违反香港的公共政策，内地法院也应考虑中国内地与香港公共政策的一致性及道德和公义的基本概念，对此裁决应当不予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在生效判决指出，“本法官认为，相关的华达合同和明德合同在中国法律项下是否不合法以及不可执行从而导致相关保函无效且不可对答辩人执行这一重要问题，在该裁决中并未合理得到解决，并且，如果该裁决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瑕疵，且提交仲裁庭解决的重大问题并未得到适当审查和解决，则执行该裁决会违背规范本法庭关于公平和公正的信念，亦违背当事人的合法、合理预期”，因此，考虑中国内地与香港公共政策的一致性及道德与公益的基本概念，内地法院应当对此裁决不予执行。 中捷公司辩称，一、关于申请人主张的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恰恰相反，执行仲裁裁决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1、申请人提交的两份香港判决系在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的认可程序，不具备合法性，亦未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证明手续，相应的翻译件未经过相应的公证程序，不符合法定要求。2、仲裁案涉及的主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已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重整、破产债权认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同时也经过了广仲按照仲裁规则的质证等程序及生效仲裁裁决予以认定，执行该仲裁裁决有利于维护司法机构作出的法律文书的权威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二、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以及证据虚假的问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由于案涉仲裁裁决是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来审查。申请人提出的该项理由不属于本案审查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2、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案涉主债权的合法性已经先后有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认定，申请人未能举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并且申请人既未能证明相关证据仅为被申请人掌握，且在仲裁过程中也从未请求仲裁庭责令被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3、申请人主张仲裁委未就重大问题提供充分的裁决理由，事实上是仲裁庭对申请人提出的抗辩主张，均已经过仲裁庭庭审合法严谨的质证、辩论等程序，经过仲裁委的严谨论证后，最终不被仲裁庭采纳。三、申请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以相同理由申请不予执行，应不予支持。申请人于2017年9月20日曾以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等理由申请撤销案涉裁决，被驳回后，申请人又在执行阶段以同样的理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法院应不予支持。四、恳请法院依职权审查申请人提起不予执行申请是否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法定时限。五、申请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属于滥用法律程序的行为，自被申请人2015年11月提起案涉仲裁起至今，已经过了三年半，申请人为了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滥用诉权，多次采取不诚信行为、恶意拖延诉讼。1、申请人以未签署《保证函》为由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管辖权异议申请，并提起签名和指模鉴定申请，但在仲裁庭多次催告之下，却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样本及检材。2、裁决作出后，申请人在明知仲裁裁决送达已超过六个月的情况下，又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驳回。3.被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对裁决强制执行后，申请人又以相同理由向法院提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申请人的该等行为，是滥用法律程序，作为其逃债、拖延债务的工具，不应得到支持和宽容。故被申请人恳请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对申请人给予适当罚款的处罚。 本院查明，2015年11月25日，广仲受理了中捷公司作为申请人，以庾晓敏作为被申请人提起的仲裁申请，后向庾晓敏送达了相关文书，庾晓敏向广仲提交《仲裁管辖异议申请书》，称其从未签署过案涉《保证函》，其与中捷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效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广仲遂中止审理该案。庾晓敏申请对《保证函》上的签名和指模进行鉴定，广仲接受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指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庾晓敏未按照广仲通知的时间到广仲提供鉴定样本和检材。2016年10月26日，广仲作出《告知函》，认为庾晓敏提出的从未签署过《保证函》的问题应属实体审理问题，遂授权仲裁庭对该案的管辖异议作出决定，同时恢复该案审理。2016年12月1日，仲裁庭开庭审理该案，庾晓敏委托代理人刘彬、张晓初出庭参加仲裁，并发表答辩意见认为，一、双方就保证合同纠纷没有约定仲裁条款，庾晓敏从未出具过案涉《保证函》，假设该函真实有效，也是庾晓敏曾经单方做出过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在合理期限内未形成仲裁管辖的合意；二、中捷公司与华达公司之间的原材料销售合同，系没有真实交易标的的闭环贸易合同，属于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当然无效；三、假设原材料采购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中捷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在没有履行交付义务的情况下无权向华达公司及庾晓敏主张支付价款的权利；四、破产制度是对破产企业的保护，破产管理人对债权的确认和部分清偿，不得对抗保证人的合法抗辩；华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明德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国明德），中国明德是明德公司的股东，而明德公司是中捷公司的采购上游，华达公司与明德公司都是中国明德的，明德公司在佛山收购了华达公司，明德公司卖给中捷公司的货物，由中捷公司出售给华达公司，送货货品和地点是一样的。 案涉《保证函》载明：应华达公司要求，本人自愿为华达公司2013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与中捷公司连续发生交易所形成的债务余额1100万元（以实际核对为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用在内的全部费用；本保证涉及的任何纠纷，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系独立的保证，不可撤销。本保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017年2月27日，广仲作出案涉仲裁裁决，认定庾晓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保证函》上的签名和指模不是其本人签署或捺印的，对庾晓敏提出的管辖异议予以驳回；对于《保证函》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该函合法有效；对庾晓敏声称中捷公司与华达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是虚假的抗辩，仲裁庭认为，庾晓敏未能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中捷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并且该主张与现有证据明显不符，中捷公司对华达公司的债权已在华达公司的破产程序中经佛山中院指定的华达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确认，故仲裁庭对庾晓敏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 2017年9月20日，庾晓敏向本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本院认为庾晓敏提出该申请超过法定期限故予以驳回。 庾晓敏在本案中提供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拒绝执行上述裁决的命令，以及驳回上诉申请的命令，中捷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未经内地认可且未履行相应证明手续。庾晓敏另提供了其本人以及陈慧斌、唐翠环、许妙霞在香港作出的誓章，中捷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上述证据形成在境外，未履行相应的证明手续，且证人均与庾晓敏有利害关系。对庾晓敏提供的裁决书和执行通知书，中捷公司予以确认。中捷公司提供了裁决书、民事裁定书等，庾晓敏对裁决书三性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中捷公司另提供了货物签收单、订货单和发票等，庾晓敏称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明显违反常理。 庾晓敏在誓章中声称，明德公司是华达公司的关联公司，二者有一个最终的受益人即庾晓敏丈夫陈恒忠，明德公司供应合同和华达公司供应合同项下货物的数量和制造商是相同的，明德公司和华达公司无需以中捷公司作为中间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这并不是一项买卖交易，而是一项贷款交易；庾晓敏本人未在明德公司或华达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在华达公司于2013年下半年陷入财务困境时，庾晓敏帮忙处理华达公司停止业务经营的相关事宜；2014年5月5日，华达公司宣布停业两天后，中捷公司的六七名代表突然来到华达公司场地，要求见庾晓敏，他们说理解华达公司的情况，双方情况都很困难，如果他们空手而归很可能会丢掉工作，因此，他们要求庾晓敏向他们提供点什么，然后他们递给庾晓敏一张纸，告诉庾晓敏这是一份保函，要求庾晓敏签字，如果庾晓敏不签字他们不会离开工厂；庾晓敏拒绝签署，几乎所有代表都说相关保函只是为了能让他们回去交差，只是形式而已，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在庾晓敏面临巨大压力以及抑郁症给庾晓敏的精神状况造成的影响，庾晓敏在违背自己的意愿下在相关保函上签字；签字时，他们没有给庾晓敏机会阅读保函内容，签署后亦未向庾晓敏提供复本留底；由于庾晓敏无法核实中捷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出具的保函是否是庾晓敏签署的文件，庾晓敏得到的咨询意见是在仲裁程序中拒绝承认保函上的签名由其作出。庾晓敏在第二份誓章中称，2013年下半年，庾晓敏丈夫Henry告知庾晓敏华达公司财务处于危急之中，直到中捷公司尝试执行相关保函，庾晓敏才知道，曾有人介绍Henry向中捷公司寻求借款，2013年7月到2014年3月，为了取得贷款，中捷公司提议就货物买卖与华达公司和明德公司签署多个所谓的供应合同，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交易，目的是为了向华达公司提供贷款，贷款目的是为了解决华达公司的现金流问题；在庾晓敏去处理华达公司工人薪资和经济补偿金问题期间，有许多工人、供应商和债权人代表来到工厂要求偿还债务，有些人会威胁庾晓敏，中捷公司的代表在2014年5月5日出现时一直对庾晓敏施加压力要求其签署保函，后来庾晓敏相信他们为了拿保函回去交差，无意真的执行该保函，庾晓敏因此向他们提供本人身份证信息，将其填入保函，并使用工厂打印机打印该保函。 本院审理过程中，庾晓敏明确，执行案涉裁决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本案明显是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关系，触犯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对该违法行为应当进行打击而非保护，才符合公共利益；二是庾晓敏当时作出的保证是基于对中捷公司与华达公司、明德公司之间的交易是真实存在的基础上作出的保证，在交易不存在的情况下，其保证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三是庾晓敏在出具保证函时是受到各种威胁和胁迫的，如果支持该保证函，与国家推崇的扫黑除恶精神相悖。 本院认为，申请人庾晓敏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为涉港仲裁裁决，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定审查，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关于执行案涉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申请人庾晓敏认为案涉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三个具体理由，实为对案涉裁决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判断上的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条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第八条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上述规定，采纳证据、认定事实并分清当事人的责任，是仲裁庭的职责所在。法院在审查当事人针对仲裁裁决提出的异议之时，应严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界限，在法定范围内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针对庾晓敏在本案审理过程所提到的其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主债务涉嫌违法等问题以及该问题是否进一步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第一，关于庾晓敏是否签署案涉《保证函》，庾晓敏在仲裁阶段提出管辖异议时和在香港作出誓章时的陈述并不相同，庾晓敏在仲裁阶段声称其从未签署过案涉《保证函》，而在香港作出的誓章中，其声称其是在被中捷公司多名代表的诱导施压之下签署的《保证函》，并声称其在仲裁阶段得到“咨询意见”拒绝承认签署该《保证函》。第二，关于庾晓敏是否受胁迫或者误解了华达公司与中捷公司之间的关系签署该《保证函》，该《保证函》载明适用我国法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庾晓敏认为案涉《保证函》系其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作出，其应该在签署该《保证函》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如果庾晓敏认为其误解了华达公司和中捷公司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出具《保证函》，其应该在知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同时，从《保证函》的内容来看，仅载明为华达公司和中捷公司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交易产生的债务而提高担保，并未载明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限制。庾晓敏明确华达公司与明德公司唯一的最终受益人是其丈夫，其受托处理华达公司财务危机并在此情况下向中捷公司出具《保证函》，其所谓的直到中捷公司提出仲裁之日方知晓中捷公司与华达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显然与常理不符。庾晓敏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而是在中捷公司依据该《保证函》提起仲裁时抗辩其从未签署过该函件，在仲裁庭组织鉴定时又不在规定期限内到庭提供样本和检材，仲裁庭在此情况下认定了《保证函》的效力，并无不当。第三，关于庾晓敏出具《保证函》是否因所担保的主债权无效而无效的问题。首先，仲裁庭认为庾晓敏未能对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仲裁庭同时认定，中捷公司对华达公司的债务已在华达公司的破产程序中经佛山中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确认，这一点有中捷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予以证明。对于当事人的证据能否支持其主张方面，仲裁庭有权独立作出认定。其次，庾晓敏认为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华达公司和中捷公司的交易并非真实的买卖关系，而是民间借贷，退一步而言，即使庾晓敏该主张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举证证明该民间借贷存在上述规定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借贷关系仍为有效。因此，庾晓敏认为其担保的主债务是非法的无效的，故其承担担保责任即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裁决涉及的是申请人庾晓敏和被申请人中捷公司平等主体之间因保证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执行该裁决与我国善良风俗、道德准则、正义观念及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没有关联，庾晓敏所提出的执行案涉裁决将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到的其他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审查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庾晓敏提出的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5）穗仲案字第7098号裁决的申请。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陈晓红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思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