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12行终3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明生，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凤兰，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凤英，性别××年××月××日生，××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姜堰分局，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上海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钱忠星,局长。 原审第三人徐春生，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因与被上诉人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姜堰分局（以下简称姜堰自然资源分局）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2行初5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查明，1992年12月1日《分家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兹有溱潼镇前进巷3号徐成增有房屋一幢，现两个儿子均已成家，兄弟二人为了各求发展，经徐春生、徐明生共同协商，特订立如下协议：1.房屋产权人不变仍归徐成增所有，应尽父母亲住一世，日后二老归天按以下条款办事；2.经公亲族长及弟兄二人共同估价，房屋价值人民币贰万伍仟元，弟徐明生自愿将房屋继承权转让给徐春生，徐春生自愿津贴徐明生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3.父母生前住楼下西边一大间和平房一小间，徐春生应该有孝心敬重老人安度晚年，任何时候不得无理取闹，若今后性格不和各列门户，徐春生为唯一的产权继承人，房屋产权继承与徐明生无关。徐明生限期在1993年6月1号前搬出，搬家半个月前徐明生通知徐春生，接通知一星期后交款给对方。以上五条协议，兄弟二人必须遵守，不得违背。恐后无凭特立此书。 1993年1月16日，徐明生向徐春生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现收到徐春生房屋转让费壹万贰仟伍佰元（￥12500.00元）”。 2002年7月8日，徐成增去世。 2002年10月1日《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为使家庭和睦相处，减少日后母子、婆媳、兄弟姐妹之间纠纷，现将坐落于溱潼镇前进巷3号房屋产权转让长子徐春生所有，特订立如下协议：1、甲方（母亲朱为骅）将上述产权转让给乙方（徐春生），但甲方有二间居住权，甲方归天后此二间都归乙方所有；……。 2014年5月5日,朱为骅去世。 一审另查明，徐成增与朱为骅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徐春生、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徐成增的“增”字在不同材料中出现“真”、“坛”等不同写法，朱为骅的“骅”字在不同材料中出现“华”等不同写法。 一审庭审中，案外人徐某,4向法庭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并到庭接受质询。徐某,4系1992年12月1日《分家协议书》的起草人亦是当年的公亲之一，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徐某,4，是徐成增的侄子，针对1992年12月1日我叔叔徐成增家的《分家协议书》一事，做如下说明：1、《分家协议书》是由我本人受我叔叔徐成增的邀请并委托起草的，我是根据徐成增的意思来起草并受邀作为见证人参与整个过程的；2、根据当时我们溱潼镇的风俗习惯，老一辈的家产都是分给儿子，也不需要有任何书面的约定。但为了慎重起见，徐成增喊来我、朱某2和朱某1作为公亲一起来见证，并委托我帮忙起草。当时签《分家协议书》的时候，有徐成增、朱为华、我、朱某1、朱某2、徐春生、徐明生在场，大家对协议的内容都是知情的；3、当时签分家协议书的时候，在场人均同意遵从徐成增的意愿，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至今。我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情况说明均为实情。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泰姜编（2015)17号文件决定姜堰自然资源分局增挂泰州市姜堰区不动产登记局牌子。泰姜政发（2016)83号《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公告》规定，自2016年5月16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泰州市姜堰区不动产登记局为姜堰区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故姜堰自然资源分局诉讼主体适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徐明生于1992年12月1日家庭分家时，即对案涉房屋通过接受房屋价补偿款的方式转让了房屋继承权。《分家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徐明生自愿将房屋继承权转让给哥哥徐春生，徐春生自愿津贴徐明生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第四条约定“徐春生为唯一的产权承人与徐明生无关”。因此，徐明生于1992年12月已经对自己将来可能取得的权利作出了处分。结合1993年1月16日徐明生的收条“现收到徐春生房屋转让费壹万贰仟伍佰元”，证明上述协议中的徐春生付款义务已经实际履行，徐明生的相应权利已经有条件的让渡给了徐春生。母亲朱为华于2002年10月1日与徐春生签订《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朱为华）将上述房屋产权转让给乙方（徐春生），但甲方有二间居住权…”。该协议再次证明了徐明生已无继承权。故徐明生对2003年4月8日的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享有本案相应的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徐凤兰、徐凤英诉称“其父于2002年7月8日死亡，徐春生在其父死亡后通过不合法手段在被告处将徐成增的产权证改为徐春生的，徐春生非法领取姜房权证溱潼字第××号产权证。”则徐凤兰、徐凤英于2003年即知晓案涉房屋权属发生变更登记的事实。另，在家族公亲、近亲属、父母、两兄弟在场的情形下形成的1992年《分家协议书》，结合1993年收条、以及2002年《协议书》，父母在世时对家庭主要财产作出了处置，徐凤兰、徐凤英认为其事后一直不知情亦不符合常理，且2002年《协议书》载明“为使家庭和睦相处，减少日后母子、婆媳、兄弟姐妹之间纠纷……”，其于2019年2月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免交。 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上诉人直至2019年1月拆迁公示时才知道徐春生和被上诉人于2003年合谋将徐成增的产权证私自变更为徐春生的，所以三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徐春生己承认“分家协议书”上签名和内容都是徐某,4一人所书写，但一审裁定未认定“分家协议书”上签名和内容都是徐某,4一人所书写，上诉人徐明生未签名。一审裁定认定三上诉人于2003年知道徐春生和被上诉人将徐成增的产权证改为徐春生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的诉状只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庭审时三上诉人多次陈述是2019年1月拆迁公示时才知道徐春生和被上诉人合谋将徐成增的产权证私自改为徐春生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姜堰自然资源分局二审未答辩。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2003年4月8日案涉房产转移登记给徐春生的行政行为，故首先应当审查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是否具有就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第一，本案中，1992年12月1日的《分家协议书》明确约定“徐明生自愿将房屋继承权转让给徐春生，…徐春生为唯一的产权继承人”，该协议虽无相关当事人签名，但“公亲”见证人徐某,4、朱某1、朱某2在协议下部盖章或捺印见证，徐某,4（徐成增之侄）作为该协议的起草人兼“公亲”见证人，就该协议的形成过程及履行情况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并到庭作证，可以证明该协议的真实性；第二，该协议订立不久，徐明生即于1993年1月16日向徐春生出具收条收取协议约定的房屋转让费12500元，并搬离案涉房屋，可以证明该协议已实际履行；第三，徐春生、徐明生之父徐成增于2002年7月8日去世后，徐春生、徐明生之母朱为骅又于同年10月1日与徐春生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现将坐落于溱潼镇前进巷3号房屋产权转让长子徐春生所有…”。此后，徐春生于2003年4月8日将案涉房产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第四，朱为骅于2014年5月5日去世后，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并未就案涉房产主张继承或分割，直至2019年1月案涉房产所在地块张贴拆迁公示后，其才提起本起行政诉讼。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可知，案涉房产系徐成增、朱为骅的夫妻共同财产，徐成增、朱为骅、徐春生、徐明生通过《分家协议书》约定徐春生为案涉房产唯一继承人，徐明生取得了相应房屋转让费；徐成增去世后，朱为骅、徐春生通过《协议书》进一步约定案涉房屋产权转让给徐春生，朱为骅有二间居住权。徐成增、朱为骅、徐春生、徐明生对案涉房产继承权及所有权的处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根据该两份协议，在2003年4月8日房屋转移登记前徐春生已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对案涉房产不享有继承权。故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对被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无权就该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一审裁定驳回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的起诉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徐明生、徐凤兰、徐凤英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春生 审判员  苏媛媛 审判员  蔡 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郭 程 附：本案适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