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7600号原告（被告）：黄玉春，男，1957年5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淇，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云（夫妻关系），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辛庄大队退休人员。被告（原告）：北京市海淀区远大汽车驾驶学校，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河滩。法定代表人：窦克生，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女，公司法务。原告（被告）黄玉春与被告（原告）北京市海淀区远大汽车驾驶学校（以下简称远大驾校）劳动争议纠纷互诉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黄玉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淇、张书云，被告（原告）远大驾校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玉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我不服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891号裁决书，请求判决：1、确认1992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远大驾校向我支付2010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27日病假工资10万元；3、远大驾校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4万元。事实和理由：我于1992年1月1日入职远大驾校任教练，2017年5月27日远大驾校将我辞退；远大驾校作为用人单位应就入职时间和离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远大驾校辩称，不同意黄玉春的诉讼请求。我单位亦不服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891号裁决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双方在2010年12月11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认可2007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10日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黄玉春于2010年底自行离职，此后双方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针对远大驾校的起诉，黄玉春辩称，不同意单位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查，本案中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黄玉春曾在远大驾校任教练员；银行流水显示远大驾校自2008年1月5日起按月向黄玉春转账支付“工资”款项，远大驾校向黄玉春支付最末一笔“工资”款项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0日，此后再未支付过“工资”款项。远大驾校自认并未为黄玉春缴纳社会保险；黄玉春自认正常工作至2010年11月30日，因病（脑梗）停止工作，已自行参保“新农村合作医疗”。黄玉春曾于2018年8月30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淀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以“1992年1月1日入职远大驾校，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正常出勤至2010年11月30日，因生病停止工作，时任校长口头承诺病好后可以回驾校继续上班，2017年5月27日因办理退休事宜与远大驾校沟通未果被口头辞退”为由，要求确认1992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与远大驾校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远大驾校支付2010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27日病假工资10万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4万元。远大驾校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海淀仲裁委审理后做出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891号裁决书，认定双方2007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黄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该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间内诉至我院。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有二，分别为：双方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黄玉春主张的工资等款项于法是否有据。一、双方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远大驾校称，驾校成立于1986年，1999年左右由现任法定代表人接手；主张黄玉春2007年12月入职，因其自行离职劳动关系存续至2010年12月10日，离职前存在十余天事假，工资已结算至2010年12月10日；再称，2011年左右驾校曾经发生火灾，相关档案损毁，以致无证据提交。黄玉春主张入职时间为1992年1月1日，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5月27日；称双方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最初为现金支付工资，2007年12月起为银行转账支付工资。就此主张，黄玉春提交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北京市机动车教练员证》为证，显示其隶属远大驾校，但并未显示办证时间；黄玉春称，曾就证件办理问题到交管局进行核实，被口头回复称交管局仅负责协助驾校办理证件（盖章），并未留存相关材料,档案均保存在驾校处。经质证，远大驾校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远大驾校确认教练员需通过所在驾校报名、参与考试、运管所组织考试，考试合格发证并注明所属驾校，每名教练员编号唯一，如果教练员变更工作单位，则需要持入职手续去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数次释明举证责任，黄玉春均表示再无证据提交，证据均已穷尽。二、黄玉春主张的工资等款项于法是否有据。黄玉春要求远大驾校按照同期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其支付病假工资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黄玉春称，曾经提交过病假条，但记不清时间，停止工作后远大驾校曾承诺可以随时返岗上班；再称其曾在接近退休年龄时为养老保险、退休工资等问题找到远大驾校，远大驾校派工作人员上门表示可以给付3万元并称黄家已经拆迁经济不困难，因其未接受3万元的方案，远大驾校告知可以提起诉讼。就此主张，黄玉春提交病历为证，显示2014年、2015年、2017年黄玉春曾因脑梗死、上消化道出血等病症短暂入院治疗。经质证，远大驾校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远大驾校不同意支付黄玉春所主张各项款项，提出时效抗辩并表示黄玉春没有联系过单位、没有履行过请假手续、没有主张过病假工资等相关款项，称单位派人上门看望黄玉春仅仅是对患重病老员工的人文关怀。同前，经数次释明举证责任，黄玉春均表示再无证据提交，证据已穷尽。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双方争议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首先，对于入职时间。相较远大驾校所持主张（2007年12月），黄玉春主张的入职时间为1992年1月1日，提早16年。黄玉春虽主张远大驾校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我院认为，双方间对于入职时间之争，已非单纯的入职时间点之争，而是1992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期间有无劳动关系之争，故黄玉春作为主张劳动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进而，纵观本案中黄玉春的举证情况：其一、黄玉春所提交的《北京市机动车教练员证》并未显示办理时间，据黄玉春向有关部门核实的情况以及我院向有关部门核实的情况，目前均无法就此查实黄玉春的入职时间。故该证据难以证明黄玉春所主张的入职时间。其二、黄玉春所提交的银行明细，所显示的首笔“工资”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08年1月5日，与远大驾校所主张的入职时间相符。其三、经数次释明相关法律规定，黄玉春均未能就入职时间提举证据且明确表示相关证据已穷尽。故综合以上三点，我院认为，在入职时间一节上，黄玉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换言之，我院对其主张的1992年入职无法予以采信。其次，对于离职时间。黄玉春主张2017年5月27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但我院需要指出的是：其一、黄玉春自认2010年末停止工作，则至2017年的七年间，黄玉春并未向远大驾校提供劳动。黄玉春虽主张为病假，但并未举证证明其曾经向远大驾校提交了病假条等材料或其曾经履行了病假的请假手续。其二、远大驾校向黄玉春支付最末一笔“工资”的时间为2010年12月，截至2018年提起劳动仲裁，八年间远大驾校再未向黄玉春支付过工资等款项。黄玉春虽主张曾向远大驾校追索工资待遇，但并未能就此举证。综上，黄玉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在双方自2010年末起多年间不享有和承担劳动法上权利义务的情况下，我院采信远大驾校所持主张，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10日解除。据上，我院认定黄玉春与远大驾校在2007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黄玉春所主张工资等款项。黄玉春要求远大驾校支付病假工资10万元，一则黄玉春未举证证明曾向远大驾校履行了病假请假手续，二则双方自2010年12月10日起再无劳动关系，故我院对其主张的病假工资不予支持。黄玉春要求远大驾校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4万元，因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的给付系以协商解除等法定情形的存在为限，而黄玉春未能就法定情形的存在提举证据且确实存有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故我院对其诉求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亦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黄玉春与北京市海淀区远大汽车驾驶学校在2007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黄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黄玉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笑人民陪审员  隆海霞人民陪审员  刘媛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施 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