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2019）甘委赔监13号申诉人（赔偿请求人）：张某，男，198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敦煌市。委托代理人：贾宽良，甘肃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甘肃省敦煌市公安局，住所地甘肃省敦煌市阳关中路1066号。法定代表人：吴志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姚志清，甘肃鸣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旭升，该局法制大队主任。复议机关：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盘旋西路36号。法定代表人：王立朝，该局局长。申诉人张某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2018）甘09委赔再2号决定，以该决定错误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张某因殴打致伤申请敦煌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敦煌市公安局逾期未作出决定，张某于2015年5月28日向酒泉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酒泉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酒公赔复决字[2015]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以没有证据证实张某的疾病系涂某某殴打行为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赔偿。张某不服该决定，于2015年8月3日向甘肃省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该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后于2017年4月6日作出了（2015）酒法委赔字第10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张某的国家赔偿申请。张某不服，向本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7）甘委赔监10号决定书，以未超过时效、鉴定人员未接受质询为由指令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重新作出赔偿决定。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查明：2002年9月15日，张某因涉嫌强奸罪、抢劫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批准逮捕，羁押于敦煌市看守所。2003年2月2日，该看守所民警涂某某因故用橡皮警棍殴打、体罚张某。2003年5月8日，张某因双下肢麻木，呈针刺样，继而双下肢出现无力，呈渐进性加重，并伴有视物模糊，听力下降等症状，卧床1月后，被送往敦煌市医院检查，诊断为低颅压，双下肢不全硬瘫原因待查，建议到外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同月17日出院收押。2003年8月14日酒泉中院作出（2003）酒中刑一初字第22号生效刑事判决，张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1000元。2004年3月12日，张某因患肌肉萎缩等病，生活不能自理被敦煌市看守所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06年3月23日，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出院证明诊断张某为脊髓病变、共济失调、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2006年3月20日兰州大学医学实验中心电镜室出具电镜标本送检报告单，印象为神经源性肌萎缩。2012年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疑难病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出具诊断证明病因不明（诊疗建议为可进一步检查脑干诱发电位、视觉诱发电位、体感诱发电位）。2012年7月5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出具了出院总结，诊断为代谢性脊髓病、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另查明，2003年10月24日，敦煌市人民检察院以2003年9月1日收到酒泉市人民检察院转批的敦煌市看守所在押人犯张某亲属的两封控告信为据，经查证认为，张某控告其所患疾病是由看守所人员涂某某殴打所致无证据证实，但涂某某体罚张某等人事实存在，并以敦检监字（2003）第10号检察建议书要求敦煌市公安局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报送处理结果。敦煌市公安局于2004年3月5日作出敦公字（2004）第021号《关于对涂某某等同志执法过错行为的处理决定》，该决定认为，2003年2月2日晚，看守所民警涂某某在值班期间处置9号监室在押人员违反监规问题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用橡皮警棍殴打、体罚违反监规的在押人员，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四条之规定，依据《民警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办理错案及执法过错行为追究的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二十二项、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涂某某通报批评，扣发月工资总额70%。2006年12月7日，张某母亲祁某某再次到敦煌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经敦煌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敦煌市公安局于2006年12月28日作出敦公字[2006]110号《关于张某某、祁某某控告看守所民警涂某某一案办理结果的报告》，将上述处理结果报送敦煌市人民检察院。2007年1月16日，敦煌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敦煌市公安局报送的办理结果作出敦检控（2007）第02号《关于对祁某某同志控告案件的复函》。酒泉中院赔委会认为，张某在知道敦煌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后，应当在两年内提起赔偿请求。张某的申诉没有可保护的信赖利益，亦不存在不可抗力及其他阻碍其实施请求权的正当事由。张某的申请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请求时效。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维持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5）酒法委赔字第10号决定。张某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其申诉称，（一）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在审理（2018）甘09委再2号案件时程序上存在瑕疵。（二）本案在因果关系方面，申诉人认为殴打行为与羁押期间体现的病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003年1月2日、1月3日、2月3日，张某被看守所民警涂某某多次殴打。2003年5月8日，申诉人被送医治疗，敦煌医院的检查结果为：低颅压，双下肢不全硬瘫原因待查，建议到外地医院进一步检查排除病变，但敦煌市看守所继续羁押张某。2004年3月12日，张某因病监外执行。张某系被毒打后造成损害。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敦煌市公安局应当承担殴打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的甘天监（2016）临鉴字第213B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错误。外伤可引起双下肢硬瘫痪。（三）关于请求时效的问题。本案请求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张某多次信访，但敦煌市公安局仅给予救助款及补偿款，未对其给予赔偿。敦煌市公安局答辩称：（一）申诉人张某所患疾病并不是殴打所致，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二）张某申请国家赔偿及违法取保候审已过行政诉讼时效。张某发病向多部门反映控告涂某某违法殴打羁押人员。2004年3月5日，敦煌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对涂某某等同志执法过错行为的处理决定》，2007年敦煌市人民检察院将处理决定告知张某母亲祁某某。张某2015年申请国家赔偿，已经超过了请求时效。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事实与原审赔偿委员会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一）关于申诉人张某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请求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的，适用修正前的国家赔偿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修正的国家赔偿法：（一）2010年12月1日以前已经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但尚未作出生效赔偿决定的；（二）赔偿请求人在2010年12月1日以后提出赔偿请求的。”根据以上规定张某申请国家赔偿在2015年，故适用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经查，张某在敦煌市人民检察院告知处理决定后，多次向敦煌市有关部门信访申诉。张某持续的主张权利，有关部门并未对张某作出有效明确的指引。请求时效是否超过，关系到请求人实体权利是否灭失的重大权益问题，在请求人通过信访等途径持续维权的情形下，不宜在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的情况下简单以超过请求时效为由予以驳回。本院赔偿委员会（2017）甘委赔监10号决定书已经明确指出张某请求未超过请求时效，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形下仍然以时效为由驳回张某的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本院赔偿委员会指令重审后，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的处理情况。本院赔偿委员会（2017）甘委赔监10号决定及内函明确要求对张某所患疾病与敦煌市看守所民警殴打之间因果关系及举证责任重新进行审查。特别指出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的甘天监（2016）临鉴字第213B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与作为检材的病历相矛盾，双方对该鉴定结论争议较大，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在本案重审期间，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未根据本院决定书及内函要求全面审查该案，而是简单以请求时效驳回了张某的申请，处理不当。综上，酒泉中院赔偿委员会（2018）甘09委赔再2号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本案由本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