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7民初13651号原告：赵某，男，1954年3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永芳，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系赵某之妻），1954年3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118号冠华大厦11-14层。法定代表人：张大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阳，男，1994年2月19日出生，系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单位宿舍。被告：孟某2，男，1968年4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张某，男，1958年8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孟某2、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贵，北京安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与被告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孟某2、张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永芳、徐某，被告华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阳，被告孟某2、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华润公司与张某作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于1997年10月23日所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编号：6）无效；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王某之子。王某与孟某1系再婚夫妻，被告孟某2系孟某1之孙，被告张某系孟某1之女婿。王某与孟某1原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XX号，王某一直是XX号房屋的合法承租人。1997年10月23日，被告张某作为王某委托代理人与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列明的被拆迁人为王某、孟某2、张某，应安置人口为4人，明确表明了应安置人中没有孟某2。三被告恶意串通，违反拆迁政策，擅自将被安置人孟某2、张某列为被拆迁人，取代了承租人又是唯一被拆迁人王某的资格，致使王某丧失了获得拆迁安置房屋准住证与承租安置房屋的资格与权利，严重损害了王某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6）应为无效。王某已于2015年去世，原告作为王某的合法继承人，为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被告华润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会根据实际案件发生变化。合同是否确定无效应由第三人主张，且有时间限制。当事人在核发房屋时，有查验的义务。不能在20年之后说协议无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三被告恶意串通的事实，且已经生效的判决确认安置协议是有效的，原告再来起诉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孟某2、张某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张某、孟某2是被拆迁人。2、本案是赵某第五次对23年公房拆迁协议无效的起诉。孟某2自幼和孟某1、王某生活。孟某1和王某1984年再婚。1983-1988年，孟某1、王某、孟某2共同居住在张某公房里。1988-1990年，孟某1、王某居住在王某的公房里。1991-1992年，孟某1、王某、孟某2居住在张某承租的崇文区清华街34号公房。1993-1997年，孟某1、王某、孟某2居住在张某用崇文区的房屋安置的西城区XX号。1997年10月，西城区XX号公房列入拆迁范围。按当时政策，只能安置一套楼房，基于居住人口多的原因，经过张某不断申请，增加安置了两套（101和503）楼房。张某系北人集团公司的退休职员，是西城区XX号院的实际承租人，1997年华润置地公司拆迁西城区XX号房屋，被拆迁人为张某、孟某1、孟某2。3、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1997年10月23日的协议书至今已超过二十三年，原有协议的当事人分别是王某、孟某1、孟某2、张某与华远公司，原告赵某并非合同当事人，无权提起无效之诉。4、原告的主张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生效判决，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经法院依职权认定有效，王某根据拆迁补偿协议已获得货币补偿款，拆迁协议中关于承租公房的权利，早在二十三年前由孟某1与王某共同转移给孟某2，孟某2自幼跟爷爷奶奶共同居住生活，本身也是安置的家庭成员，孟某2的承租权已有司法判决确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公房承租协议替代。原告诉称协议无效，无任何证据，关于其恶意串通的理由，缺乏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某与孟某1系配偶关系，双方均系再婚。王某、孟某1原居住在本市西城区XX号，该房屋所在地的户籍人口包括王某、张某。2005年6月，王某与出租人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其中约定：住宅座落西城区XX号1-2；总使用面积21.2平方米；租期自1995年5月开始。1997年10月23日，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后更名为华润公司）与王某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其中约定：拆迁人为华远公司（合同甲方）、被拆迁人（合同乙方）王某、孟某2、张某；乙方住址大后仓14号，在拆迁范围内的正式住房2间，居住面积21.2平方米；有正式户口2人，应安置人口4人，分别为本人69岁、婿47岁（女44岁、外孙女19岁、夫）；直接安置地址XX号和XX号房屋两间；乙方应在1997年10月30前将原住房腾空交甲方拆除。上述协议中乙方署名“王某”由孟某1书写，委托代理人署名为张某。上述协议中“本人”指王某、“婿”指张某、“女”指张某配偶、“外孙女”指张某之女、“夫”指孟某1。1997年10月23日，华远公司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其中载明领款金额为50000元。该领款凭证中领款人署名“王某”，由孟某1书写。王某以需预交供暖费用的理由，同意孟某2以个人名义办理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号房屋）的准住证。1997年10月25日，华远公司做出拆迁安置房屋准住证，其中载明：住址新址为XX号，原址XX号，姓名为孟某2，起租日期为1997年。在办理上述拆迁协议、准住证的过程中，王某委托孟某1女婿张某进行办理，张某将上述办理结果告知王某。1997年，孟某2与芳星园中心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此后，王某与孟某1搬至XX号房屋居住。2003年，孟某1去世。2015年11月15日，王某去世。另查明，2008年7月14日，王某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由将被告华润公司、北京芳星园物业管理中心、第三人孟某2诉至本院，其诉讼请求为1、要求确认原告享有对石景山区XX号房屋的承租权；2、请求判令华润公司履行房屋拆迁协议，向原告发出北京市石景山区XX室房屋的准住证；3、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芳星园中心与孟某2的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依翠园9号楼3门101室的房屋租赁契约；4、请求判令芳星园中心与原告重新签订北京市石景山区XX室的房屋租赁合同。本院于2008年12月5日作出(2008)石民初字第316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华远公司依据有效拆迁协议向孟某2发出安置房屋准住证，其效力应及于王某。因此，王某不能要求拆迁人另行向其做出上述凭证。关于王某提出解除芳星园中心与孟某2所签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之请求，因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王某另主张的确认对安置房屋具有承租权，经本院释明，其实质内容应为要求确认其享有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合同地位，由于芳星园中心根据房屋托管合同约定，审查了孟某2的有效房屋准住证件等相关凭证并与其签订租赁合同，故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应属有效。因王某不是合同相对方，其上述请求当然不能成立。因王某只能通过协商等方式与出租人订立租赁合同，无法通过公权力强制缔约实现上述目的。因此，本院对王某要求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之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某的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2月23日，王某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将张某、孟某2、华润公司、北京盛景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本院，其诉讼请求为判令确认王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XX号房屋具有居住使用权。本院于2014年7月16日作出（2014）石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确认王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XX号房屋享有使用权。张某、孟某2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张某、孟某2的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6月6日，赵某以物权确认纠纷为由将被告孟某2、张某、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盛景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本院。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赵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XX号房屋享有使用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京0107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赵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XX号房屋享有使用权。宣判后，孟某2、张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民终355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因赵某主张的对XX号房屋居住使用的权利并非物权法中所确认的物权种类，故该项权利并非物权。赵某主张王某享有的占有使用权，属于物权法第39条关于所有权规定中使用的权能。但XX号房屋系公房，王某并非所有权人，亦非承租人，故其不可能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更不能依据所有权的权能享有权利。赵某所持王某享有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孟某2与北京芳星园物业管理中心的租赁合同应属真实有效，孟某2成为XX号房屋的承租权人，王某对XX号房屋不享有承租权。赵某所持孟某2代理王某签订租赁合同、王某享有XX号房屋权利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与生效判决不符。王某原居住于被拆迁安置房屋，在拆迁原有房屋的过程中需考虑对王某的原有居住权利的保障，因此王某被确定为拆迁过程中的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故王某对于因拆迁而安置的XX号房屋仍享有居住使用的权益，王某居住使用XX号房屋的权益系因拆迁安置而取得，该项权益尽管具有财产的属性，但亦与其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相关，该项权益并非法律规定的物权，不具有排他性，不能转让、亦不能发生继承。一审法院对于王某使用XX号房屋的权益的法律性质认定有误,且一审法院所作具有“永续性”、“可以根据房改政策购买取得所有权”的认定系将居住使用的权益与承租权的某些特征相混淆，认定赵某可以基于继承取得对XX号房屋居住使用的权益，违背了被安置人在拆迁过程中所取得的居住权益保障的人身性质，本院对此予以更正。关于赵某所持其是王某的同住户籍人员，故对XX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的主张，因王某系基于被安置人身份享有居住使用XX号房屋的权益，但王某并非承租权人，故赵某依据其是王某共居人的身份以及公房承租权变动的规则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后，赵某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京民申56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孟某2与北京芳星园物业管理中心的租赁合同应属真实有效，孟某2成为XX号房屋的承租权人，王某对XX号房屋不享有承租权。而王某居住使用XX号房屋的权益系因拆迁安置而取得，该项权益尽管具有财产的属性，但亦与其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相关，该项权益并非法律规定的物权，不具有排他性，不能转让，亦不能发生继承。此外，王某系基于被安置人身份享有居住使用XX号房屋的权益，但王某并非承租权人，故赵某依据其是王某共居人的身份以及公房承租权变动的规则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赵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裁定如下：驳回赵某的再审申请。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准住证、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合同的效力问题。赵某提出，在《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中抬头的乙方是王某、孟某2、张某，但实际上孟某2、张某享有拆迁利益，王某没有享受到安置利益。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涉案的拆迁协议无效。经查，第一，王某系《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该协议抬头有王某的名字，末尾也有王某的签字，其委托代理人为张某。尽管王某签字由他人代签，但现有证据证实张某作为王某的委托代理人代其办理涉案拆迁协议、准住证，张某也将上述办理结果告知王某。鉴此，王某对《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知晓并同意。该拆迁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第二，王某系涉案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基于交纳供暖费用等因素的考虑，同意孟某2以个人名义办理XX号房屋的准住证。孟某2因此成为XX号房屋的承租人。第三，生效判决书确认，王某基于拆迁安置，享有XX号房屋的使用权。事实上，王某也从1997年到2015年在XX号房屋居住。故原告主张王某没有享受拆迁安置利益与事实不符。第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包括以下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中具有合同无效的情形。本院对原告主张《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赵某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却拒不交纳或逾期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沈 霞人民陪审员  杨尚云人民陪审员  李 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孙紫淇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