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04民初4720号原告：韦桂芳，女，汉族，1953年8月28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强，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斌，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吴国英，女，汉族，1971年11月13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青，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莘诚，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韦桂芳与被告吴国英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桂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强、周文斌，被告吴国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韦桂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50000元以及利息（按年利率9.8%从2018年4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人民币50000元以及利息（按年利率9.8%从2018年3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邻居关系。2018年3、4月份，原告将人民币200000元委托被告投资金融理财产品，原告分别于2018年3月25日和2018年4月28日两次以现金方式将总计200000元整交付被告理财，约定理财年利率9.8%，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两份收条。上述理财款到期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返还理财款，但被告至今分文未返还。现原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入所请。被告吴国英辩称，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诉状中陈述不符合事实。原告自2016年开始在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平台进行投资理财，每年到期后本金和收益不取出再次计入下一期投资。截止2018年，原告累计陆续投入本金177000元，各期未取出收益总计23000元，组成了原告起诉所谓的200000元投资款。原告作为被告熟悉的小区邻居，明知被告理财公司业务员身份，在接受被告基于职务行为的理财服务时，出于其个人原因而要求假借被告名字在被告任职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平台进行投资，并未在原被告之间创设独立的投资委托关系。本案所涉投资关系只存在于原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之间，原告投资失败，也应以接受其投资并对其收益进行许诺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为被告进行起诉，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3月25日、2018年4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收据各一张。2018年3月25日收条载明：“今收到韦桂芳现金伍万元人民币，用于理财，到期日2019.3.25，收益9.8%”。被告吴国英于收款人处签字。2018年4月28日收据载明：“今收到韦阿姨现金壹拾伍万元，用于理财，封闭期壹年，收益9.8%，2018年4月28日-2019年4月29日，到期金额164700元”。被告吴国英于收款人处签字。上述两张收条证明原告委托被告理财，被告收到相应理财款的事实。2、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存折显示2017年4月25日，原告现金支取45000元；2018年3月19日，原告现金支取20000元；2018年4月25日，原告现金支取16500元。证明原告投资理财取款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原告起诉基于的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收条、收据，被告是基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员工身份为客户服务过程中所出具的，用于证明该客户投入资金以及理财的期限和收益率，收条上理财的期限和收益率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产品承诺以及相应理财协议约定上的约定完全一致，并不是被告个人向原告所做承诺，该收条仅证明已经收到了原告用于理财的200000元，并没有说委托理财。收条、收据没有任何内容显示委托关系的存在。对于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投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现金投入共计177000元，是否为银行支取并不清楚。被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8月18日，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被告工作牌。证明被告自2014年8月起持续就职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担任该公司常州理财一组客户经理直至公司不再经营。2、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27日，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再出借协议三份。证明自2016年3月起，以被告名义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理财协议。2018年3、4月，以被告名义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三份理财协议，共投资200000元，协议理财期为12个月，该200000万元投资款中包括原告前后投入的177000元和之前理财未支取的23000元。三份协议约定理财期限、利率均与涉案收条、收据载明一致。3、融通汇信固定收益理财表拍摄件，该拍摄件系被告向原告宣传推荐理财时所使用的公司有关理财收益的书面介绍。证明原告投资12个月对应逾期年化收益率为9.8%。4、照片三张，证明原告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客户身份参加公司举办的常州财富中心成立2周年（2016年）的理财推介会，原告作为公司签单客户在活动现场的签名幕墙上签名。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常州财富中心成立3周年（2017年）大型庆祝及理财推介会，原告参加了该次聚餐及现场签单礼品派送等活动。5、被告制作的被告名下客户理财记账本，记账本中载明：2016年3月21日吴国英40000元一年（其中30000元是韦阿姨的，10000元婶婶的）；2016年4月8日吴国英50000元一年（韦阿姨的）；2017年3月21日吴国英40000元一年（30000元韦阿姨的，10000元婆婆邻居的）；2017年4月12日吴国英50000元一年（韦阿姨的），吴国英80000元一年（70000元是韦阿姨的）；2018年3月22日吴国英70000元一年（50000元韦阿姨的，20000元婆婆的）；2018年4月12日吴国英55000元一年（韦阿姨的）；2018年4月27日吴国英95000元（韦阿姨的）。证明2016年3月起至2018年4月止，原告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持续投资理财。自2016年6月开始原告配偶倪金成也经被告推荐在融通汇信平台投资。2017年7月，原告配偶倪金成投资200000元。6、被告吴国英名下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2014年8月至2018年8月，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每月支付被告工资。其中，2018年3月前，工资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分别由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3月起，工资由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支付。2016年3月21日，有一笔40000元汇给了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其中30000元为原告投资，另外10000元为被告款项。2016年4月11日，有一笔50000元投资款，均系原告投资。7、被告吴国英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从2016年起原告部分现金投资款交易情况。2017年4月26日分8次共计80000元投资款，其中70000元为原告投资款；2018年3月21日汇至（特约）移动江西资金归集UMF的25920元，其中16920元系原告投资款；2018年4月26日汇至联动优势辽宁的6840元，系原告投资款；8、融通汇信公司客户名册打印件，系融通汇信公司停止经营之前，被告通过公司财务从电脑上打印下来的。该名册中有原告丈夫倪金成记录，显示理财金额为280000元，业务性质为续投。以被告名字登记实际为原告对应投资款的200000元，显示均为续投。证明原告配偶倪金成自2016年6月起在融通汇信公司投资理财，系被告发展的客户以及原告投资200000元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劳动合同书、工作牌与被告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矛盾。从明细来看，2018年3月前，原告分别与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即便该组证据系真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2，只能证明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该三份出借协议时间点均在2018年3月、4月，但三份协议金额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存在不一致。对于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4，真实性认可，原告确实参加了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举办的2周年及3周年活动，但原告是在被告邀请下跟着原告丈夫一起去的，原告丈夫是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客户。签字墙是因为原告要到场用餐必须要签字，只是签到的意思，用餐的时候有派送礼品。对于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7，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8，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除上述证据外，被告申请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负责人吴某,4、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被告所在团队领导汪某,4出庭作证。证人吴某,4陈述：被告自2014年起至2018年9月初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停止营业一直为公司员工，公司发放工资存在过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工资的情况。并不清楚原告是否为公司客户，但2018年9月公司出事之后，被告带着原告及原告丈夫来公司了解过情况。在投资理财操作中，客户会出具委托划款书，由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开设包括联动优势辽宁在内多条支付通道代为划扣款项，最终款项会转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账户。公司员工基本也有投资，存在部分客户因为年纪较大等原因，以业务员名义投资的情况。业务员自行投资或引进投资，公司均会给予提成。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成立于2012年，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常州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7、8月。公司确实于2016年及2017年举办过周年庆，出席活动的基本均为公司客户，也存在客户携带家属的情况。一般上台领奖的是基于有意向投资或已经投资的客户，也不排除代领奖品的情况。2018年9月，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常州分公司也收到了立案通知书。证人汪某,4陈述：被告系2015年7月左右入职公司，属于证人领导团队成员。并不清楚原告是否为公司客户，但原告参加过公司举办的2周年或3周年活动，具体是否两次都参加无法确认。在周年活动中，我和原告在一桌吃过饭。客户需要签单达到一定数额才能在周年活动上台领奖。对于2周年活动签到墙，证人也在该签到墙上签字，当天出席活动人员都会签字。一般出席活动的均为客户，很少有携带家属，但公司不予禁止。对于投资去向问题，客户投资的资金系通过第三方平台划扣，并不直接汇入公司账户。2018年9月，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出事后，原告及其丈夫倪金成来过公司询问情况。对于客户以业务员名义投资情况，在日常管理中，证人是一直不允许包括被告在内的手下业务员这样操作，原告的事情也是公司出事之后才知晓。原告认为证人吴某,4系被告儿子干爹，存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周年庆活动，公司并不禁止客户家属到场，不能认定被告系职务行为。证人汪某,4陈述公司禁止业务员与客户直接资金往来，必须通过第三方支付通道划扣，从而证明原告诉请以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辩称，通过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原告始终对自己身份认同，系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客户，参加了公司常州中心成立2周年及3周年活动，原告均以签单客户身份参与其中。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出现问题后，原告也数次前往该公司找相关领导询问情况。在出席活动及寻找公司领导询问情况均在被告带领及陪同下。证人证言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是委托理财关系，被告只是公司业务员的事实。至于原告陈述证人吴某,4系被告儿子干爹，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8月18日，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合同书约定融通汇信北京公司聘用被告担任客户经理职务，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止，工作地点为常州。自2015年年底开始，原告经被告介绍进行投资理财。关于具体投资情况，原告陈述如下：2015年年底，原告交付被告现金20000元作为理财。至2016年3月份，被告给付原告400元作为2015年年底20000元的投资收益。同月，原告另行添附10000元加上2015年年底投资的20000元本金，一并交付给了被告进行投资。2016年4月，原告再次给了被告现金50000元。上述两次投资被告均出具收据，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利率12%。2017年3月，为帮助被告完成业绩，原告增加了16400元，加上2016年3月30000元投资款到期后本息33600元，凑成50000元。被告出具了对应收据，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利率10%。2017年4月，原告从存折上提取45000元，自己留存1000元，剩余款项与2016年4月50000元投资款到期后本金56000元，凑成100000元。被告出具了对应收据，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利率10%。2017年3月及4月理财到期后，原告原本想将2017年3月到期理财利息5000元加上2017年4月到期理财本息110000元，并另外于2018年3月19日及2018年4月25日共计取款36500元，凑成150000元再次投资理财，而2017年3月到期理财本金50000元留作自用。但被告电话表示已经将所有款项投入公司，故原告实际投资理财款总计200000元。被告陈述，2015年年底，原告给了被告20000元，投资了为期三个月的理财。到期后，被告将该次投资本金及收益400元一并交付原告。2016年3月21日，原告给了被告现金30000元，约定年利率10%。被告加上自己的10000元，凑成40000元投入公司。2016年4月11日，原告给了被告现金50000元，约定年利率10%。至2017年4月，上述两笔投资理财到期本息为99000元，其中8万元本金及8000元利息属于原告。原告再次给了被告现金62000元，凑成150000元，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化收益10%。在具体操作时，被告将2016年3月21日及2016年4月11日两份合同未加金额做了续投，并于2017年4月26日做了一份80000元合同，其中包括10000元被告另外加入的投资。至2018年，三份合同到期，原告投资款对应本息为165000元，后原告再次交付被告现金35000元，凑成200000元。对于原告陈述2018年投资时被告告知其全部已经投入公司无法取出才导致原告原本不想投入的50000元最后也投入公司不是事实，公司明确规定了只需要扣除投资款4%即可取出。2018年3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韦桂芳现金伍万元人民币，用于理财，到期日2019.3.25，收益9.8%”。2018年4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今收到韦阿姨现金壹拾伍万元，用于理财，封闭期壹年收益9.8，2018年4月28日-2019年4月29日，到期金额：164700元”。2019年8月15日，原告以约定债务到期后，被告未能按约返还理财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本案审理中，被告另行提交了被告作为甲方，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作为乙方，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丙方，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12日及2018年4月27日再出借协议三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再出借协议载明：鉴于三方于2017年3月22日签署了《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被告出借的40000元，出借期限12个月，该批债权于2018年3月22日到期对价为50000元。被告不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退出，并同意于2018年3月22日起继续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资金进行再出借。追加金额5920元，并授权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划扣追加金额及转让款。被告再出借资金总计为50000元，再出借及回收方式为12期Ⅱ，再出借利率9.8%。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再出借协议载明：鉴于三方于2017年4月12日签署了《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被告出借的50000元，出借期限12个月，该批债权于2018年4月12日到期对价为55000元。被告不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退出，并同意于2018年4月12日起继续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资金进行再出借。被告再出借资金总计为55000元，再出借及回收方式为12期Ⅱ，再出借利率9.8%。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再出借协议载明：鉴于三方于2017年4月27日签署了《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被告出借的80000元，出借期限12个月，该批债权于2018年4月27日到期对价为88160元。被告不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退出，并同意于2018年4月27日起继续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资金进行再出借。追加金额6840元，并授权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划扣追加金额及转让款。被告再出借资金总计为95000元，再出借及回收方式为12期Ⅱ，再出借利率9.8%。对于上述三份再出借协议，被告陈述并不清楚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再出借协议中，到期对价金额加上追加金额为何与再出借金额不一致的原因。上述三份再出借协议原本系被告准备交付给原告的，故三份合同再出借金额相加即对应原告投资款项，最终上述三份协议并未实际交付原告。对于投资经过，原告陈述其丈夫倪金成也系经被告介绍投资至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因原告夫妻资金分开，其丈夫只知道原告将钱交付被告理财，但不知道具体金额。被告并未向原告承诺过保本，但向其陈述过投资到被告公司的均是老干部，没有风险。原告也经常询问是否有风险，对被告本人比较放心。在投资过程中，原告至始至终未收到过被告交付的任何投资理财合同，也不清楚被告如何投资及具体数额，原告只是让被告理财，要求保证年收益率。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出事后，被告第一时间告知原告，原告因为担心丈夫的钱所以去了公司，被告承诺会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对于出席周年庆活动，系作为家属跟随丈夫一起前往。被告陈述其与原告系邻居关系，自被告入职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就常在小区和朋友间宣传公司理财产品。因原告投资款项系原告私房钱，无意让其丈夫知晓原告存有私房钱的事实，故提出借用被告名义投资的情况。被告作为公司业务员以自己名义投资至公司或拉客户投资至公司，均能拿到相应提成。三份协议只是一个凭证，被告的具体银行流水能够体现原告实际投资款项金额。在公司出事后，因原告投资款系经被告账户划扣，被告承诺过如公司把钱退回，被告会一分不少归还原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还是投资理财公司业务员与客户关系；2、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返还理财款并支付理财收益责任。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首先，从合同订立看，被告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理财收条、收据，约定了理财数额、收益率及理财期限，应当视为原被告双方之间达成的委托理财合意。其次，从合同履行看，2015年年底时，原告就曾将20000元交给被告，由被告购买其任职公司的理财产品。到期后，被告将该笔投资本金及收益交还给了原告。在涉案的200000元理财过程中，原告亦是直接将资金交付被告用于投资理财，双方约定了固定的收益率，并以被告个人名义出具了相应的收条、收据。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数次的委托理财均是与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业务相区别，只在原、被告双方之间达成委托理财合意并进行直接的款项交付，产生相应的收益亦是由被告交付原告。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关系。关于本案所涉投资理财过程中，被告是否构成职务行为。被告在收到原告理财款项后，作为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员工，以其自己名义与公司签订再出借协议，并将收到的款项存入自己银行账户，通过第三方平台划扣方式，最终转入至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从再出借协议主体系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实际履行过程中亦是以被告名义投资理财，相应收益汇至被告账户。证人也陈述公司允许员工进行投资理财，即公司允许员工以客户的身份与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案涉200000元投资理财过程中，被告亦陈述存在将自己款项结合原告投资的款项一并投入公司进行理财的行为。本院认为，被告在本案所涉投资理财过程中，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之间实际系客户与公司的关系，而非单纯的员工与公司关系。原告丈夫于2016年起经被告介绍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投资理财，结合证人陈述公司并不禁止客户携带家属参与公司举办的相应活动。原告陈述系陪同丈夫参与公司举办的相应活动及公司发生经营问题后陪同丈夫前往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具有合理性。被告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原告借用被告名义投资理财，被告系职务行为的事实。故对被告辩称原告出于不想让其配偶知晓自身藏有私房钱的考虑，借用被告名义投资理财，被告系职务行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再出借协议是否对原告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证人陈述直至公司经营出现状况，原告陪同其丈夫前往公司了解情况时，才推测原告可能系公司客户。在原告投资过程中，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并不清楚原告身份。相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被告作为业务员以自己名义与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合同并将原告投资款存入自己账户，经第三方平台最终转入公司账户。被告未将相应投资理财合同交付原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公司披露实际投资人的情况。即便案涉再出借协议真实有效，也只在被告与合同相对人之间产生相应效力。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关系，被告与公司之间的再出借协议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是否应当返还理财款并支付理财收益。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委托理财收条、收据来看，收条、收据明确了款项金额、固定的理财收益利率及具体的理财期限，应当视为被告作出保本保息的意思表示。收条、收据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收条、收据合法有效。现收条、收据载明的理财期限已经到期，被告未能按约返还理财本金并支付收益，原告主张返还理财本金及理财收益符合双方约定。本案中，原告虽然未直接支付被告任何报酬，但从证人陈述及被告自认可知，被告将原告款项以被告名义投入公司，公司将根据其投资总额获取相应提成。被告正是基于该提成的存在，出于提高业绩的考虑，而无再向原告收取相应报酬的必要，被告在原告委托投资过程中已实际获益。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委托理财本金并按照约定支付理财收益。关于应返还的理财款和原告主张利息数额问题。从双方陈述来看，原、被告双方虽然对历年投资本金及收益率陈述存在差异，但均认可收条、收据载明2018年度原告投入理财总计200000元的本金系2016年及2017年度原告理财本金及两年理财收益总和。被告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明原告2018年度200000元投资款已全额投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情况，被告亦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于原告的理财款为200000元予以认可。现收条、收据载明的投资理财期限已经到期，被告未能按约返还2018年度投资理财本金，故本院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投资理财本金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此外，原告还主张自收条、收据出具之日起按照约定理财年收益率9.8%计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收条、收据约定理财期限内利息的诉请，实质为要求被告按约支付的理财收益。收条载明原告理财款50000元，理财到期日为2019年3月25日，收益9.8%，该部分到期收益金额应为4900元。收据载明原告理财款150000元，理财到期日为2019年4月29日，收益9.8%，到期金额164700元，该部分到期收益约定为14700元。故经本院核算，双方约定到期应当支付的理财收益为19600元。本院认为，双方约定理财期限到期后，被告未能按约返还理财本金并支付约定收益，构成违约。原告主张收条、收据约定理财期限到期后利息的诉请，实质为因被告违约行为，原告要求按照双方约定的理财收益率主张违约期间的利息，该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国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韦桂芳返还人民币200000元并支付理财收益19600元；二、被告吴国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韦桂芳利息损失（其中以5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8%计付利息；另以15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8%计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39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吴国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员  卢 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周成诚书 记 员  王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