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5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花，女，197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美林，四川瑞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远，四川瑞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晓梅，女，198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涛，男，197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春花因与被上诉人龚晓梅、严涛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花上诉请求：1.撤销（2019）川0106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2.改判龚晓梅、严涛共同返还刘春花本金25万；3.改判龚晓梅、严涛按每月1.5%的标准，以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24日起向刘春花支付投资收益或利息，直至本金付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龚晓梅、严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龚晓梅为无偿帮助刘春花投资理财，龚晓梅、严涛与明悦俩家实际存在商业合作关系，龚晓梅以从案外人明悦处取得的息差作为收益，虽然龚晓梅从未与刘春花达成关于委托费用的约定，但是龚晓梅所为并非好意实惠行为，而是基于与明悦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的商业行为；（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刘春花已明知其转给龚晓梅的款项系由龚晓梅转至案外人，收益也是由龚晓梅自案外人处收到后转付，且刘春花从未对上述投资及投资方向，投资形式和投资收益有异议。实际上龚晓梅所告知刘春花实际的投资对象乃是其工作的园林公司而非任何不特定第三人，刘春花之所以没有异议是因为对龚晓梅变更了投资对象不知情；（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龚晓梅向案外人明悦转款金额不能证明龚晓梅存在截留或者挪用刘春花的资金；（4）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龚晓梅未及时将刘春花资金退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龚晓梅在操作刘春花资金时从未告知刘春花将其投资款擅自投于明悦处，有意超越代理权限，擅自变更投资对象，理应承担投资不利的赔偿责任，且龚晓梅有意隐瞒投资风险的存在，导致刘春花本金全损，理应承担责任；（5）一审法院以无法证明刘春花要求龚晓梅退出投资的时间早于明悦及星悦公司出现经济偿还能力不足，认定刘春花要求龚晓梅赔偿损失于法无据，认定错误。刘春花投资风险全部来自于龚晓梅未经同意擅自变更投资对象，若按照刘春花指示投资园林公司，则至今没有投资危险，且龚晓梅在出现承兑危机时以自垫资金方式隐瞒投资风险的行为导致刘春花损失进一步扩大，龚晓梅理应承担赔偿责任。2.另外，龚晓梅还存在以下错误，应承担刘春花投资的全部损失：（1）龚晓梅挪用、克扣刘春花款项，或是将刘春花本金与其他人投入本金混淆；（2）刘春花全部损失与龚晓梅的风险判断、投资能力直接相关，龚晓梅判断失误致使刘春花本金全损。3.严涛与龚晓梅系夫妻关系，本案发生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理应由其共同偿还。4.龚晓梅与明悦合作关系亲密，明悦已无财产可供执行。 龚晓梅、严涛辩称，一审判决审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归纳焦点完善，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刘春花所提出的多项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理由错误均不成立，刘春花提到的多项请求其基础均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据予以支持。包括刘春花当初与龚晓梅所提到的转款对象系单位而并非明悦或星悦公司，刘春花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作证。在之前的民间借贷审理过程中，金牛区人民法院与成都中院均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因此刘春花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基础没有请求基础。 刘春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晓梅、严涛共同返还刘春花本金25万元；2、判令龚晓梅、严涛按每月1.5%的标准，以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24日起向刘春花支付投资收益或利息，直至本金付清之日止；3、判令龚晓梅、严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4日，本院对刘春花与龚晓梅、严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川01民终536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以下事实：“刘春花与龚晓梅系朋友关系，龚晓梅与严涛系夫妻关系。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刘春花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龚晓梅转款。具体情况如下：2015年1月22日，刘春花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62×××89向龚晓梅62×××19账户转款20万元。2015年3月28日，刘春花通过上述账户向龚晓梅账户转款3万元。2015年4月23日，刘春花通过上述账户向龚晓梅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7月6日，刘春花通过上述账户向龚晓梅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3月27日，刘春花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62×××60向龚晓梅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2万元。2014年11月7日，刘春花曾交付现金1万元给龚晓梅。综上，2014年11月7日-2015年7月6日期间，刘春花共向龚晓梅给付款项56万元，其中2015年1月22日转款的20万元中有5万元为夏红梅通过刘春花账户向龚晓梅给付的款项。龚晓梅的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10月11日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龚晓梅与明悦款项来往频繁，龚晓梅向明悦转款后，在较短时间内即向夏红梅、刘春花转账一定金额。2015年4月23日至2017年6月24日期间，龚晓梅多次向刘春花转款，金额大小不等，多数为150元、1650元、2250元、3000元、3750元。2016年2月6日，龚晓梅向刘春花转账10万元；2016年4月29日，龚晓梅向刘春花转账15万元。2016年6月12日，龚晓梅向刘春花转账1万元。龚晓梅与刘春花的微信记录显示：龚晓梅提及“…这个款是以我的形式投资的，以年为期，我的资金也在里面，你放心我，我尽量保证明年初早点退出来…但是如果你认我私人，那个利息我就承担不起，但是本金我可以跟你保证…”时，刘春花答复“当然很相信你，要不也不会投那么久的，我明白了跟我们中铁信托一样有一定期限，那到期我就退出来哈”。龚晓梅提及“…通过詹丽华这个事情，我们也晓得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风险。就是认我私人呢，本金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利息我私人没法承担。认投资呢是有利可赚，但是风险存在…”时，刘春花答复“是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认投资就是到期本金和每月利息都还有？是这个意思吗？”对此，龚晓梅答复“是这个意思…我的钱都在詹丽华和那个投资上面…认投资呢仍然风险和收益共存”。后刘春花告知“我想好了，你那和詹是两码事，如果我现在非要退其实是趁火打劫，是在为难你，我们都是受害者，我还是照旧吧，等你这期到了就退出来哈”。2017年6月24日,龚晓梅向刘春花转账3750元，后未再向刘春花支付任何款项。”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院认定刘春花已明知其转给龚晓梅的款项系由龚晓梅转至案外人，收益也是由龚晓梅从案外人处收到后转付刘春花，而并非刘春花向龚晓梅出借款项并由龚晓梅本人支付利息。”故本院以刘春花与龚晓梅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驳回了刘春花要求龚晓梅、严涛返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另查明，龚晓梅在收到刘春花的转款后，于2014年11月5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向明悦转账79200元，于2014年11月6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转账52800元，于2015年1月22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转账24000元和通过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92000元，于2015年3月29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转账91000元，于2015年4月24日通过农业银行转账82000元，于2015年7月6日转账91000元。 一审庭审中，刘春花提供了龚晓梅的银行流水，证明刘春花将案涉款项转给龚晓梅后，龚晓梅存在私自挪用刘春花资金或未将刘春花资金转给星悦公司和明悦的可能，同时证明龚晓梅和明悦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了解星悦公司和明悦的实际状况，对刘春花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而龚晓梅、严涛则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刘春花将款项转给龚晓梅的当日或次日，龚晓梅就将款项转给了明悦。因在转款之前，会扣去当月或次月的利息，故与实际转给明悦的金额没有差异。 一审法院再查明，明悦已经失联，星悦公司已经停止营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春花与龚晓梅、严涛之间的法律关系；2、该法律关系是否为无偿法律关系；3、龚晓梅、严涛是否应赔偿刘春花的损失。对此，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刘春花与龚晓梅、严涛之间的法律关系。刘春花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龚晓梅、严涛，而龚晓梅认为本案应属于委托借款。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春花与龚晓梅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而双方形成的既定模式为：刘春花将本金转给龚晓梅，龚晓梅将该款项转账至第三人，并定期将第三人支付的利息转给刘春花。双方已对该种模式达成合意并在一定时期内按此种模式履行双方的行为，而且双方都认可属于委托关系，同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都认可了刘春花的行为属于投资且存在风险，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刘春花系委托龚晓梅理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和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刘春花、龚晓梅之间形成的系委托合同关系。 （二）双方的委托合同是否为无偿合同。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刘春花、龚晓梅双方从未就龚晓梅是否因此收取报酬一事进行协商，刘春花认为龚晓梅存在截留、挪用款项的可能，故双方之间形成有偿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刘春花未向龚晓梅支付过委托事务的费用，刘春花、龚晓梅也未就龚晓梅是否应收取报酬进行交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刘春花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刘春花向龚晓梅支付报酬，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属于无偿合同。 （三）龚晓梅、严涛是否应赔偿刘春花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委托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双方达成合意即可，由于双方未形成书面合同对有关委托事项进行约定，在刘春花与龚晓梅、严涛的协商中，也未就投资的风险、盈亏问题详细约定。刘春花认为龚晓梅未向刘春花表明投资的具体情况，但（2018）川01民终5360号民事判决认定刘春花已明知其转给龚晓梅的款项系由龚晓梅转至案外人，收益也是由龚晓梅从案外人处收到后转付刘春花，而并非刘春花向龚晓梅出借款项并由龚晓梅本人支付利息。刘春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春花曾向龚晓梅提出对上述投资对象、投资形式和投资收益等存有异议；其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龚晓梅向明悦的转款金额，不能证实刘春花所称的龚晓梅存在截留或挪用刘春花资金的行为；第三、刘春花称龚晓梅在明知明悦及其星悦公司存在偿还能力不足，向刘春花隐瞒了该信息，未及时将刘春花的资金退出，故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过错。但刘春花明知龚晓梅作为非专业的理财从业者，不能苛求其准确判断商业投资的风险预判。同时，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明悦及星悦公司无法支付投资本金、利息的具体时间，故刘春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春花要求龚晓梅退出投资的时间就早于明悦及星悦公司出现经济偿还能力不足的事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刘春花要求龚晓梅、严涛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春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54元，减半收取2,927元，由刘春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春花提交以下新证据：一、张蕾与詹丽华的电话录音，拟证明龚晓梅在2014年面对不特定的对象，以自己所工作的单位园林公司内部集资为由吸收款项，在投资全损之前龚晓梅从来没有向任何投资人披露过擅自将投资对象变更为成都星悦科技有限公司，刘春花也不例外。在集资之初龚晓梅有明显的欺骗和恶意。二、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本金利息表，拟证明龚晓梅向明悦的转款与刘春花向龚晓梅的转款数额不一致。三、2017年5月18日龚晓梅丈夫严涛与明悦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如果龚晓梅真的将刘春花等人的资金投于明悦处，则根据龚晓梅多次在明悦没有支付利息或者没有完全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垫付利息，甚至以自己的房屋套取资金维持资金运作，与明悦分享收益等情形可以看出，龚晓梅与明悦存在紧密的商业合作，龚晓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吸收资金、发放利息、稳定投资者情绪，是上诉人等人的发起者和主要操作者。并且龚晓梅在运作资金的时候不仅与明悦分享收益，更是吸取了上诉人等人的利息。因此，龚晓梅应对刘春花的资金损失承担责任。四、龚晓梅在前两次庭审中提交的两份不同的自制表格，拟证明龚晓梅在明知自己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多次修改编造证据，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完全不同的纸质表格，以逃避法院的处罚，主观过错极大。龚晓梅在明悦处的损失可能确实有100万元，但是龚晓梅将明悦返还给刘春花等人的投资款侵吞，所以龚晓梅的资金损失仅有25万元。 龚晓梅、严涛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张蕾与詹丽华的电话录音，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该份证据是张蕾与詹丽华之间的，詹丽华、张蕾均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同时，也无法明确通话对方是否是詹丽华本人。如果是詹丽华本人录音，作为证据的话，依据民事诉讼法应当申请其本人作证。假定该份证据是真实的，詹丽华其实在聊天内容中也多次提到龚晓梅也是受害者，大家都在当中受到了相应的损失。詹丽华也提到最早的利息是2分，后面变成1分5，并不存在截留利息的行为。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说到龚晓梅与张蕾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詹丽华并不知道。詹丽华作为并不在场的案外人，其录音记录没有任何的证明力，并且该份证据当中，丝毫没有提到本案上诉人与龚晓梅是如何沟通的。 证据二，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本金利息表系上诉人自行制作的表格，不能作为证据，三性与证明力均不予以认可。 证据三，龚晓梅丈夫严涛与明悦2017年5月18日的聊天记录，该份证据已由龚晓梅提交，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聊天记录的时间应当是2017年6月，聊天记录严涛明确与明悦沟通的时候说到，之前的100多万元我一直都说的是40多万元以后偿还，先考虑别人的90多万元，90多万元的本金与本案上诉人所述的25万元，与另一案的张蕾所述的65万元本金是相符合的。说明龚晓梅在其中并没有截留任何的款项，相反是要求明悦先偿还该部分代投入的钱，说明龚晓梅是将上诉人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至上，不能说明其有严重的过失或者过错。 证据四，龚晓梅在前两次庭审中提交的两份不同的自制表格。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表格在制作的时候，对修订的情况修改成4万元，是因为有1万元的本金并不是通过银行流水的方式。除此之外，其外表格基本是一致的，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逃避责任的行为。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证据一电话录音，刘春花主张通话主体系詹丽华、张蕾，但二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通话主体的身份，故本院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二，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本金利息表系刘春花自行制作，不属于书证，本院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仅作为刘春花单方陈述，是否截留资金由本院根据相关银行流水等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三龚晓梅丈夫严涛与明悦的聊天记录，因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重复分析认证。证据四龚晓梅提交的自制表格，亦仅代表龚晓梅对资金往来情况的单方陈述，是否采信亦由本院根据相关银行流水等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刘春花与龚晓梅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龚晓梅、严涛对刘春花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为：一、刘春花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龚晓梅、严涛，生效判决以刘春花与龚晓梅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驳回了刘春花要求龚晓梅、严涛返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刘春花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再次起诉，刘春花与龚晓梅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只能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资金来往惯例以及双方陈述等因素综合分析双方的法律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春花将本金转给龚晓梅，龚晓梅将该款项转账至第三人，并定期将第三人支付的利息转给刘春花。同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沟通中对刘春花的行为属于投资且存在风险进行了明确，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春花系委托龚晓梅理财属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履行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区分有偿还是无偿委托。截至本案二审审理终结，刘春花均无法证明其与龚晓梅就委托报酬进行过任何的协商或者约定，亦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春花曾以报酬的形式向龚晓梅支付过款项，双方亦明确表述在整个沟通过程中未提到过报酬，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从刘春花向龚晓梅转款的情况，以及龚晓梅向明悦的转款情况来看，除了刘春花之外还有其他投资人一并委托龚晓梅，因龚晓梅本人亦投入了资金，各自的款项不能一一区分，在龚晓梅向明悦转款的总金额大于投资人向其转款的总金额的前提下，仅凭刘春花向其转款当日或次日转账略大于龚晓梅向明悦转账的数额，不足以证实龚晓梅在委托事务中存在截留或挪用刘春花资金的行为。第三，从委托事项来分析，本案的双方从未有过书面的委托合同，除投资收益之外，亦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投资对象、投资形式进行过明确的口头约定，故刘春花主张龚晓梅超越代理权限，擅自变更投资对象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四，龚晓梅并非专业的理财从业者这个事实刘春花是知情的，龚晓梅对明悦及星悦公司的投资风险、偿还能力等信息是不能准确预知的。虽然刘春花曾向龚晓梅提出过退出投资，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春花提出退出的时间点上，明悦及星悦公司具备偿还能力，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龚晓梅未及时将刘春花的资金退出，导致其资金全损。综合以上因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春花的损失系因龚晓梅的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刘春花要求龚晓梅、严涛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春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854元，由刘春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芳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廷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