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3行终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姣,女,1981年11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邳州市新城区，现住江苏省邳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邳州市长江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赵成洲，该办事处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王自勤，该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魏东，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解艳华，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赵增民，男，1944年9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邳州市，现住邳州市。 原审第三人黄运玲，女，1956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龙军，徐州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玉姣因诉被上诉人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1行初3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赵增民、黄运玲系夫妻关系。刘玉姣与赵增民、黄运玲之子赵根喜系夫妻关系。1994年6月10日，赵增民取得字第068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证载房屋状况：间数6间，建筑面积81平方米。2004年12月20日，赵增民取得xx赵坝三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证载房屋状况：砖瓦3间，建筑面积79.88平方米；砖混2间，建筑面积30.09平方米。1994年5月31日，赵增民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土地使用者为赵增民；地址为xx镇赵坝村三组；用地面积为263平方米、临时用地63平方米。2017年4月14日，邳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邳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赵坝地块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征收范围为陇海大道西侧、陇海铁路两侧；房屋征收部门为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单位为邳州市东湖街道办事处、运河街道办事处；被征收人为赵坝地块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产权人。2017年5月4日，东湖街道办事处（前述征收项目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单位）与赵增民、黄运玲（被征收人）就坐落于赵坝地块的房屋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评估编号为C-93、协议编号为812号；评估编号为C-90、协议编号为473号），协议就被征收的房屋情况、选择的补偿方式等作出了具体约定。刘玉姣因认为评估编号为C-93、协议编号为812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诉讼来院。 2018年10月12日，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东湖街道赵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我社区三组居民赵根喜与刘玉姣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12月22日登记结婚。赵根喜婚前在我社区三组有自建房（砖瓦结构）三间及院落一处。土地使用权人为赵根喜之父赵增民。2015年8月-9月份，该房附属院落翻建成平房，面积约200㎡。2017年5月，该房所在地块被邳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征用，上述房屋已于2017年5月拆迁结束。”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应该是符合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刘玉姣提起诉讼的行为为东湖街道办事处与黄运玲、赵增民签订评估编号为C-93、协议编号为812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为，首先，刘玉姣不是该协议签订的相对人；其次，刘玉姣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是该房屋的产权人或对该房屋享有其他需要通过行政诉讼获得保护的合法权利。刘玉姣提交的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东湖街道赵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结合黄运玲、赵增民提供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能够证明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赵增民，在赵根喜婚前该房屋即已建设。故刘玉姣与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玉姣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因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刘玉姣仍系赵增民、黄运玲的儿媳，刘玉姣如认为其有权参与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分配，可另行依法主张。遂裁定：驳回原告刘玉姣的起诉。 上诉人刘玉姣上诉称，一、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二、一审查明的情况足以证明上诉人拥有的C-93号房屋与赵增民、黄运玲夫妇无关联，因为建房时间、房屋结构面积等都与赵增民的两份房产证载明不符。1、上诉人与赵根喜2012年结婚，涉案房屋是2015年所建（有借款借据、村委会证明为证）。2、赵增民的两份房产证载明的房屋面积共计190.17平方米，与涉案的292.98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233.98平米）房屋不一致。该两份房产证是指赵增民的另一处房屋，赵增民、黄运玲在4月30日签订的另一份房屋补偿协议，协议所载房屋面积为179.12平方米，是该两份房产证所载面积的总和。3、赵增民1994年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不是本案所涉房屋的土地使用证。该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的263平米用地面积中有63平米为临时用地，若本案所涉房屋是赵增民所建，则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应当为263平米或200平米，而不是292.98平方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未有新证据、新理由，上诉理由不成立。涉案协议中被征收的房屋系原审第三人所有，有房屋所有权证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予以证实。2、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争议。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以其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争议实质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对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陈述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玉姣上诉理由中称原审第三人的两份房产证载明的房屋面积共计190.97平方，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92.98平方，由此推定该两份房产证与本案所涉房屋无关。原审第三人的两处房产证上所登记的房屋面积分别是登记时的房屋面积，2015年下半年原审第三人出资将两处房产（包括本案所涉房屋）全部翻建，将整体院落封闭成平房。上诉人一审举证的社区居委会的证明，也证实了原审第三人翻建房屋的事实。因此，2017年政府拆迁丈量时，两处房产面积比原来登记时的房屋面积有所增加。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两份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9）苏03行终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其与涉案协议有利害关系，具有本案起诉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系上诉人以拆除房屋对其居住产生影响提起的行政诉讼，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两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 本院补充查明：本案被诉协议编号为812号,协议所涉的房屋（评估编号为C-93）,与征收范围内的另一处房屋（协议编号为473号、评估编号为C-90）均登记在原审第三人赵增民的名下。其中，评估编号为C-90、协议编号为473号的房屋所对应的房屋、土地权属证书为1994年新沂市土地管理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1994年新沂市房地产登记发证办公室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本案被诉协议所涉房屋对应的房屋权属证书为2004年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所有权人为赵增民。赵增民陈述1988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系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其余事实同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故起诉人必须与被诉行为之间具备利害关系，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且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通过原审第三人和上诉人对房屋具体坐落位置的陈述，能够确认涉案房屋对应的房屋权属证书为2004年12月20日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而该证载明所有权人为原审第三人赵增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该登记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否定其效力。而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上诉人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征收房屋及土地权属归其所有。上诉人举证的居委会证明，仅能证实登记在赵增民名下的房屋在2015年确有扩建的事实，但无法证实存在上诉人对房屋出资扩建的事实，更无法得出上诉人系扩建后的房屋所有权人或共有权人的结论。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行政裁定书，是基于其在涉案房屋实际居住而认定其与房屋强拆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不能基于其在房屋内居住的事实就直接推论出上诉人与被诉协议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综上，上诉人既非被诉协议的相对人，也无法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共有人，其与被诉征收补偿协议之间不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且经庭审询问，上诉人对于涉案协议的补偿金额、补偿内容并无异议，只是对协议签订主体有异议，说明纠纷实质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补偿安置权益的归属、分配存在争议，宜通过民事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红 审判员 陈 颖 审判员 徐 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竞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