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481刑初36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农远甲，男，1980年9月16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天等县，捕前住广西都安县。因本案于2018年5月11日被天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天等县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同日由天等县公安局释放。2018年8月17日，经天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8月19日被都安县安阳派出所民警抓获，同年8月21日由天等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凭祥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万汇，广西桂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农会章，男，1980年10月12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天等县，捕前住广西大化县。因本案于2018年5月23日被天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天等县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同日由天等县公安局释放。2018年8月17日，经天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9月22日由天等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凭祥市看守所。 辩护人韦君，广西百澄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覃登攀，广西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农远伙，男，1980年1月26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天等县，捕前住广西靖西市。因本案于2018年5月12日被天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天等县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同日由天等县公安局释放。2018年8月17日，经天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9月21日由天等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凭祥市看守所。 辩护人沈开荣，广西百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农会全，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天等县，捕前住广西大化县。因本案于2018年5月18日被天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天等县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同日由天等县公安局释放。2018年8月17日经天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9月22日由天等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凭祥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勇辉，广西桂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凭祥市人民检察院以凭检刑诉〔2019〕1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凭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经凭祥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凭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均为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南利屯村民。2005年8月13日，梁某1、张某1、刘某等人经时任屯长农会书、农会星等11名屯干和村民代表签字同意，承包该屯地名为“坑大”“坑小”“坑苗”等荒山荒坡约350亩用于种植速生桉，承包期限均为16年。2011年7月，承包方对所种植的速生桉进行砍伐。在砍伐过程中，南利屯部分村民以承包方修建林道路的泥土冲入了村民部分田地及毁坏山上的少量松木为由要求赔偿，经协商，梁某1等人赔偿该屯3.5万元后，砍伐工作才得以进行。2012年5月22日，梁某1、张某2、刘某将所承包的350亩林地使用权及林地上速生桉的所有权转让给农某8、陈某、洪某等3人。时任长农某4、副屯长农某1在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书上签字同意并加盖公章。2015年11月14日，洪某等人将该林地的速生桉林木转让给黄某1采伐销售，双方约定洪某需协助办理相关的砍伐手续及保证采伐得以顺利进行，否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林业部门随后在公示黄某1的砍伐申请后，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等人向东某林业站提出异议，并以梁某1等人承包林地租金太低、少算面积、擅自转包及破坏生态为由，要求补偿，还跟时任屯长农某4、副屯长农某1、继任屯长农某2提出要等拿到补偿款后才能给洪某等人盖章办理砍伐手续。 由于农远甲等人提出只愿意与梁某1等原承包方“谈判”，为了能够办理砍伐手续，洪某等人请求梁某1协助。在2016年6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时，农远甲等人提出要给予20万元，梁某1一方只同意给10万元，双方没有谈妥。时隔一个月左右，农远甲等人将金额提高到30万元，梁某1一方没有同意。同年11月27日，农远甲等人提出要给予35万元，梁某1一方同意，双方一同前往信用社转账。在去信用社途中，农远甲等人又提出增加1万元作为往来路费开支，梁某1一方同意了，但由于信用社已经下班未能转账。2017年3月31日，农远甲等人提出要40万元，并扬言若不接受以后不再谈。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洪某一方被迫同意。随后农远甲等人以受全体村民委托的名义，与刘某、梁某1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书》。次日，梁某1将40万元转至农远甲账户后（该40万元实际由黄某1支付，从洪某的转让费中扣除），洪某才得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进行砍伐。转账到农远甲账户的40万元，经村民同意用于道路、学校、宗庙的修建和聚餐等项目开支。 案发后，被告人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示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四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农远甲辩称，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会议有村干部参加，是在友好的环境下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不是乡匪村霸，没有为自己获利，全村人都参与了；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方面不应由其四人承担，而是由村集体赔偿。 辩护人黄万汇律师辩护称，一、农远甲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有：1．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没有威胁、恐吓的行为；3.起诉书也没有指控有恐吓、威胁等行为；3.会议有村委干部参加；4.被害人亦不承认被告人有威胁、恐吓的行为；5.在第二次去转款的时候大部分村民不在场，不存在威胁的情况下，被害人还去转钱说明是自愿的；二、如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的犯罪数额应该是4万元，因为起诉书上指控要求被害人赔偿36万元时，被害人是同意的，只是提出要40万元时，被害人才被迫同意；三、被告人属于自首，根据天等县公安局出具的传唤证，没有对农远甲作出拘留措施，传唤的时候农远甲没有抗拒，并且在公安机关时如实供述，农远甲只是对自己行为性质进行辩解，因此其行为应视为自首。 被告人农远甲和辩护人黄万汇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人农会章辩称，起诉书指控其要求被害人赔偿损失从20万元逐渐提高到40万元不是事实；被害人承包的不是荒山荒坡，而是有松树、杂木和耕地的。 辩护人韦君辩护称，其认为被告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有：1.本案中前三份合同（即承包合同、转让合同、赔偿补充协议）都是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2.本案中，第一份承包合同的面积是300亩，第二份转让合同的面积是350亩，被害人实际使用面积大于300亩，侵犯了村民的利益；3.如构成犯罪，本案的敲诈勒索的数额应为4万元；4.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亦没有威胁、恐吓的行为，在村民利益受到损害，合同无效时，村民可以进行维权，不能因为语言有一定过激就认为是敲诈勒索，本案应属于民事纠纷。 辩护人覃登攀的辩护意见与其他辩护人一致。 被告人农会章和辩护人韦君、覃登攀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人农远伙辩称，其第一次和签补偿协议那一次没有回去，中间谈补偿款其也没有参与，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不符；其只参与了两次，都是全村人都在的会议，没有跟对方接触谈判过。其不是组织者，本案应该是村屯和梁某1的合同纠纷案件。 辩护人沈开荣律师辩护称，其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起诉书上指控被害人承包的土地为350亩是错误的，实际面积应为300亩，有50亩是另外一个人的。 被告人农远伙和辩护人沈开荣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人农会全辩称，第一次签署的承包协议没有经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不代表集体，是无效的。 辩护人朱勇辉的辩护意见与其他辩护人一致。 被告人农会全和辩护人朱勇辉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均为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南利屯村民。2005年8月13日，梁某1、张某2、刘某等人经时任屯长农会书、农会星等11名屯干和村民代表签字同意，承包该屯地名为“坑大”“坑小”“坑苗”等荒山荒坡约350亩用于种植速生桉,承包期限为16年。2011年7月，承包方对所种植的速生桉进行砍伐。在砍伐过程中，南利屯部分村民以承包方修建林道路的泥土冲入了村民部分田地及毁坏山上的少量松木为由要求赔偿，经协商，梁某1等人赔偿该屯3.5万元后，砍伐工作才得以进行。2012年5月22日，梁某1、张某2、刘某将所承包的350亩林地使用权及林地上速生桉的所有权转让给农某8、陈某、洪某等3人。时任长农某4、副屯长农某1在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书上签字同意并加盖公章。2015年11月14日，洪某等人将该林地的速生桉林木转让给黄某1采伐销售，双方约定洪某需协助办理相关的砍伐手续及保证采伐得以顺利进行，否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林业部门随后在公示黄某1的砍伐申请后，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等人向东某林业站提出异议，并以梁某1等人承包林地租金太低、少算面积、擅自转包及破坏生态为由，要求补偿，还跟时任屯长农某4、副屯长农某1、继任屯长农某2提出要等拿到补偿款后才能给洪某等人盖章办理砍伐手续。由于农远甲等人提出只愿意与梁某1等原承包方“谈判”，为了能够办理砍伐手续，洪某等人请求梁某1协助。在2016年6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时，农远甲等人提出要给予20万元补偿，梁某1一方只同意给10万元，双方没有谈妥。时隔一个月左右，农远甲等人将金额提高到30万元，梁某1一方没有同意。同年11月27日，农远甲等人提出要给予35万元，梁某1一方被迫同意，双方一同前往信用社转账。在去信用社途中，农远甲等人又提出增加1万元作为往来路费开支，梁某1一方同意，但由于信用社已经下班未能转账。2017年3月31日，农远甲等人提出要40万元，并扬言若不接受以后不再谈。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梁某1、洪某一方被迫同意。随后农远甲等人以受全体村民委托的名义，与刘某、梁某1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书》。次日，梁某1将40万元转至农远甲账户后（该40万元实际由黄某1支付，从洪某的转让费中扣除），洪某才得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进行砍伐。转账到农远甲账户的40万元人民币，经村民同意用于道路、学校、宗庙的修建和聚餐等项目开支，其中已开支335,495元，剩余64,505元暂存于被告人农远甲账户中。 案发后，被告人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崇左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凭祥市人民检察院受崇左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对本案进行异地管辖。 2．天等县公安局东某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4份，证实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3．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公所南利经济联合社（甲方）与张某2、刘某、梁某1（乙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1份，证实2005年8月31日，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公所南利经济联合社将荒山荒坡地名为坑大、坑小、坑苗，面积约三百亩发包给张某2、刘某、梁某1营造速生丰产林及发展其他种植业，承包期为16年。 4．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公所南利经济联合社（甲方）与张某2、刘某、梁某1（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1份，证实2011年9月8日，经协商，张健军、刘某、梁某1给付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公所南利经济联合社一次性总补偿人民币三万五千元。 5．造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1份、现有林转让合同1份，证实2012年5月22日，张某2、刘某、梁某1将其承包的南利、侬宁经济联合社的350亩林地以及林木转让给农某8、洪某等人。 6．林木转让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书，证实2015年11月14日，农某8、洪某将其在南利、侬宁经济联合社种植的350亩速丰桉林地转让给黄某1承包采伐和销售。 7．砍伐申请书，证实2016年1月13日，洪某向天等县林业部门申请砍伐天等县东平乡南务村种植的350亩速生桉树。 8．收条1份，证实黄某1交付定金情况。 9．补偿协议书1份、委托书1份，证实2017年3月31日，天等县与刘某、梁某1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天等县40万元人民币。2017年3月31日，天等县委托农某2、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与梁某1、刘某办理签订补偿协议及领取补偿款项事宜。 10.广西农村信用社转账业务凭证1张、收据1张，证实2017年4月1日，黄某1转账给梁某140万元。 11.天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农远甲账户流水及底单来源情况说明，以及广西农村信用社转账业务凭证2张、农远甲银行流水账，证实2017年4月1日，黄某1转账给梁某140万元,梁某1当日转账给农远甲40万元。 12.农远甲提供广西农村信用社卡号尾数7963的银行卡复印件，证实此账号开户人为农远甲，并由其本人使用。 13.2017年收入及开支公告，证实经村屯集体开支后余额还剩64,505元。 14.农某4提供收据复印件1份，证实2012年6月13日，农某1、农会星收到农某8交来350亩土地承包金从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底共五年，人民币21000元。 15.天等县公安局协查函及天等县林业局2018年6月7日、2018年7月26日复函2份，证实2011年梁某1等人采伐“坑大”、“坑小”、“坑苗”山坡速生桉是合法的；黄某1于2017年4月28日向天等县林业局申请砍伐“坑大”、“坑小”、“坑苗”山坡速生桉，并经过合法程序取得“坑大”、“坑小”、“坑苗”林木的采伐证，证号：天等县采字（2017）0525001、0525002、0525003、0525004、0525005。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后，黄某1按照许可证的内容进行采伐作业，是合法的。 16.协议书1份，证实洪某请求梁某1、刘某、张建军等人帮助其解决东平镇南务村南利村民小组林地纠纷。 17.证人李某的证言：十多年前（具体时间记不清楚），我们就将本屯的“坑大、坑小、坑苗”（地名）等地承包给梁某1等三人种植速生桉。但由于我常年在外务工，因此梁某1等人承包我们屯林地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据我了解梁某1等人承包我们屯的林地是经过屯集体讨论同意。 第一次砍伐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因此我知道一些事情。当时因为梁某1等人进行砍伐时修建林道会破坏一些村民的田地和林地上的少量松木，因此我们屯集体就要求梁某1等人赔偿一些补偿款，后来梁某1等人赔偿我们补偿款，经过我们屯集体同意后才进行砍伐的。 第二次砍伐时，我们屯知道梁某1等人没有经过我们屯的同意，擅自转让他们承包我们屯的林地。因此我们屯集体就要求梁某1等人补偿我们屯40万元后才同意给他们签字盖章砍树。后来梁某1赔偿给我们屯40万元后，我们屯才给他们签字盖章办理采伐证后砍树。 梁某1等人多次来跟我们屯集体谈判了，每次需要谈判时我们有人（具体是谁记不清楚）就在屯微信群里发布信息让在外务工人员回家一起谈判，但我只参与一、两次谈判，而且在每次谈判当天都是我屯的屯干农某2广播通知屯每户到屯里废弃的教室参加，我都是在我们屯谈判人群的后面，他们具体怎么谈判我没有注意听清楚，最后讨论确定赔偿40万元时我才听到屯里群众说的，具体你们去问农某2和农远甲，他们代表谈判比较多，所以比较清楚。 我们屯年轻人基本都有参与谈判，我记得我屯的农某2、农远甲、农会国、农会章、农远结、农远伙等人都有参与谈判过，但不知道他们是否每次都参与谈判，其他的人员我就记不清楚了。而对方参与的谈判有梁某1及其转让承包山林的那几个人，具体是谁我不认识。该40万元由我屯的农远甲负责管理，当时梁某1就是转账40万元到农远甲的银行卡。我们屯收到40万元后就拿这笔钱用于修建屯里的道路、宗庙、球场的更衣室和购买一个水泵用于屯里的水利等，余款不多了，由农远甲管理。 我参与修建屯里道路的资金支配。当时修建屯里道路，每次需要开支时，农远甲就转账到我女儿农叶妹的信用社的银行卡上，总共转账3次，每次约5万元。每次转账之后，我就和农某2、农会国一起去提取现金用于开支。此外，今年春节前我们屯和本村农宁屯发生山林纠纷时，屯里通知在外务工人员回家一起调解时，屯里给参加调解的人员分100元辛苦费，我参加也领取了100元。 主要是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三人召集在外务工的人员回家，组织屯里的群众开会，由他们三人代表屯里集体跟梁某1等人讲话谈判要补偿款，他们三人讲话最多，其他人说话比较少，我记不清还有谁了。 平时都是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人决策，因为他们三人见世面比较广，想法多，所以屯长农某2也听他们的。向梁某1等人索要40万元也是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人决策的。 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人召集屯里的群众开会后，他们就说梁某1等人违反了承包合同需要支付我们屯补偿款，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如果梁某1等人不给我们屯补偿款，我们屯就不给梁某1等人签字盖章砍树。并且梁某1第一次砍伐后准备砍伐第二次时，林业部门公告砍树时我们屯群众也在公告上看见砍伐人的名字不是梁某1，而是别人的姓名。所以我们屯的群众就认为他们的想法也是合理的，之后也就听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人的召集去开会跟梁某1等人谈判补偿款的事情，由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人主要操作办理这件事。 证实：梁某1等人第二次砍伐林木时，以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等人为代表的村民向梁某1等人索要40万元补偿款，该笔款由农远甲管理，用于屯里开支。 18．证人唐某1证言：2017年春节过后，本屯的农会章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屯里后山的林地有纠纷，现在屯里开会讨论，大家都要回去。当时是在本屯的学校教室里开会的，我看到有几个老板也来到（具体有几个我不记得，最少有二个），那几个老板就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屯去跟乡里说不给他们砍树。本屯的社长农某2和本屯的农会章、农远甲等人就在会上说，之前老板承包我们屯的林地时承包合同上只有本屯的十名群众签字，这个集体的土地，应该是本屯全部的群众签字同意才对，所以这个合同是不符合的，应该取消，然后重新再签合同。还有就是之前承包合同里的面积比实际的面积少，加上租金太低了，要承包林地的老板补偿我们。其他参加开会的群众也有说话，我也得说话了，但是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了。之后也没谈成要补偿多少，之后就散会了。到2017年农历三月初三过后几天（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当时我还在家里。就听到社长农某2广播说现在承包林地的老板又来了，大家到屯里小学那里和老板商量。当时有承包林地的老板，还有南务村的村干及东某乡的代表也来参加。会上也是社长农某2和本屯的农会章、农远甲等人主要与老板谈判。当时农会章、农远甲等人就询问大家需要补偿多少钱，屯里很多人都有发言，说多少钱的都有，当时我也得说了，但是说多少我不记得了。之后就是农会章、农远甲等人与老板谈判，具体的谈判内容我也不知道。农某2、农会章、农远甲等人与老板谈判了很久，后面农某2就说现在老板同意赔偿了，大家进来签字同意补偿协议。当时农某2也没有说是补偿多少钱。之后参会的群众就一起进去签字，我看到其他人签我也进去签字。签字的时候我看到在一张白字上部写有同意补偿协议签字等内容，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屯群众的签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补偿协议的内容。签字之后我出来和其他村民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老板同意补偿给我们屯40万。 证实唐某1参与谈判二次，谈判时主要是农某2、农会章、农远甲等人与老板说，也是由农某2、农会章、农远甲等人定的补偿40万元。 19.证人农某1的证言：2005年，将本屯坑大、坑小、坑苗约300亩的山地出租给梁某1，2012年5月22日梁某1转包给农某8，2016年初，农某8等人将种植的速丰桉卖给外地老板，后在办理采伐证过程中和村民农会章、农远结等发生争议，说租金太少，亩数也太少了，农会章等人说多次跟老板谈要钱的事，后听说要得40万，用于屯里建道路15万、土地庙16万，其余的不知道。 2005年签订合同价格每亩12元是合理的。当时签合同时人口大概300多人，当时是征求屯集体群众同意后，由屯里的各小组长和屯干代表和梁某1等人签字的。农远甲等人跟农某8等人索要钱物一事，没有屯集体讨论过，屯集体没有委托农远甲等人向某向国等人索要钱物。梁某1等人砍伐完树后，屯里也不会去挖出树根，等到下一个老板来承包种树时他们自行处理树根。 2017年3月31日村民签字确认表，当时是广播通知每户到屯文化室开会，我到达文化室后，农远甲等年轻人说：快点签字，不然到时分钱就没有份。农某1看到有很多人签字了，就在那张表上签字，不清楚这张表让村民签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分什么钱。 农远甲等人索某的40万元后又让屯里每户交300元，用于建设屯里的土地庙和本屯至土地庙的水泥路。 梁某1等人在林地种植速生桉，对本屯的村民身体和农作物没有影响。承包合同上是300亩，但是交给我们屯的租金是按350亩的价格交的，洪某也是按这个来交的。 20.证人农某2证言：2016年2月，农会章、农远甲、农远伙、唐某1等为主的年轻人认为，出租地未经半数群众讨论通过，租金太低就组织群众到林业站反映情况，并要求不能给黄某1发放砍伐证，经几次协商，最后签订《补偿协议书》、村委黄某2、农某6作为见证人在《补偿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南务村委公章，梁某1等人支付补偿款40万元，40万元转到农远甲的账户上，因为屯里没有公账户，大家对农远甲比较信任。40万元开支：聚餐8,000多元、修路12.7万元，屯里修庙等。 农会章、农远甲等人说他们是代表屯里面解决事情，所以我盖章必须经过农会章等人说可以盖章了才能盖。2016年初承包老板在屯里公示说要砍树的事情后，农会章就电话给农某2说砍树老板要砍树的事情要通过他，农会章说农远甲等屯里年轻人商量好说他们代表屯里面解决此事，由农会章跟砍树的老板联系约定时间解决，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农会章才通知农某2叫屯里的人集中去屯里球场，到球场后就由农会章、农远甲、农远伙等人跟承包老板梁某1他们谈。 屯集体没有委托农会章等人向梁某1要钱。在得到40万元后，我们屯人在农远甲等人出具的委托书上签名，签名意思是确认同意承包方砍树。 委托书中委托农某2、农远甲等人去办理与梁某1等人给钱的事情，是农远甲等人叫农某2把他们的名字写到委托书上去的。 21.证人农某3的证言，2005年开始，将本屯坑大、坑小、坑苗约300亩的山地出租给梁某1种植速丰桉。2017年，承包该处林地的老板到的小学教室里讨论补偿问题，代表有农远甲、农会章、农某2。具体得多少钱不清楚，没有分到群众手里，只知道后来开始做硬化屯里道路，修建新的土地庙等建设。 22.证人农某4的证言：2005年和梁某1签合同经过屯集体讨论，由各小组组长和屯干代表村民与梁某1等人签订合同。当时每亩租金12元是合理的。2012年梁某1将林地及速生桉转包给农某8等人没有经过屯集体讨论，只经过我和农某1签字同意。2012年屯里收到农某8支付的五年租金21,000元。农远甲等人认为林地租金太少，林地面积也少算了，需要向某向国等人要钱，才同意他们砍树。后来农远甲等人跟农某8要了40万元。2017年3月31日全体村民签字确认表上面的“农会星”是家人帮农会星签字。当时说签字了就能领钱。40万元加上屯里每户集资300元后用于修建屯里的土地庙和水泥路等。 23.证人农某5的证言：2005年梁某1等人承包南务屯的山地种植速生桉，是通过屯里群众讨论决定，由屯干部和屯组长在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将山地承包给梁某1等人。我当时是一个小组的组长。 我们屯里没有集体讨论向某向国等人索要钱，也没有委托农远甲等人向某向国要钱。农远甲等人得到40万元后又让每户交300元，用于建设屯里的土地庙和本屯至土地庙的水泥路，40万元具体用途农远甲等人才清楚。 梁某1砍完树后是否挖掉树根，对本屯群众没有影响。梁某1等人在林地种植速生，对本屯的村民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影响。 24.证人黄某2、农某6的证言：证实黄某2、农某6在《补偿协议书》上作为见证人签名，是黄某2让农某6签，其两人就以见证人的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具体内容是什么没有看清楚。 25.农会发的证言：2017年我屯修建屯里的水泥路、文化室等项目是用跟承包该屯林地的老板梁某1要的40万元来建设，而建设土地庙是该屯群众每人集资300元和个别捐款，不足部分从梁某1要的40万元中补充。2017年屯里通知回家开会，那次是在文化室跟梁某1要了40万元，我在一张村民签字确认表上签字了，其见村民没有意见也跟着签字。当时主要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唐某1、李某等人跟梁某1谈要钱的事。 26.李茂靠的证言：屯里的农会章、农远伙、农远甲、农会全、唐某1、李某等人跟承包山林的老板要了40万元钱，其没有委托农会章等人跟承包山林的老板要钱，在村民签字确认表上签字的是其本人，但是其不知道签字文书的内容，只知道签字了就得钱了，所以就签字。 27.农英兰的证言：2017年3月31日，队长农某2通知大家到文化室开会，到文化室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签字，她也在《全体村民签字确认表》代签其丈夫农会光的名字，确认表具体是做什么的不清楚。家里面没有人参加过跟老板要钱的谈判，主要是本屯的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唐某1、李某等人跟老板要钱，平时在屯里面也是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唐某1、李某等几个人比较积极，平时屯里做什么事都由他们发话决定。 28.证人农某7的证言：证实2005年梁某1等人承包南务屯的山地种植速生桉，是通过屯里群众讨论决定，由屯干部和屯组长在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将山地承包给梁某1等人。农会星当时是一个小组的组长。 2017年砍伐该屯树木的时候该屯年轻人农会章、农远甲等人向梁某1索要40万元，才给老板砍树。 平时跟梁某1要钱的时候是农会章通知其回家参加，会议主要是农会章、农远伙、农远甲、农会全等人做。要得的40万元由农远甲保管，之后用来建设本屯的公路、土地庙等。《全体村民签字确认表》上的“农某7”是其本人签字。 29.证人农某8的证言:证实2015年，我、洪某、陈某三人转包梁某1承包的天等县、侬宁屯的350亩林地种植速丰桉，后又将该处速丰桉林木出售给崇左老板黄某1砍伐，在办理砍伐证时，的村民要求支付40万元补偿才给我们签字盖章办理砍伐证，后为了减少损失，只能同意支付。 30.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我、农某8、洪某三人转包梁某1承包的天等县、侬宁屯的350亩林地种植速丰桉，后又将该处速丰桉林木出售给崇左老板黄某1砍伐，在办理砍伐证时，的村民要求支付40万元补偿才给我们签字盖章办理砍伐证，后为了减少损失，只能同意支付。 31.证人农某9、黄某3、农某10、农某11、黄某4、赵某1、农某12、赵某2、农某13、农某14、冯某、马某、梁某2、苏某、农某15、何某、农某16、农某17、农某18、唐某2、农某19、梁某3、赵某3、农某20的证言，证实2017年本屯修建屯里的土地庙、一条水泥路和文化室等，是屯里每户集资300元和屯里的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唐某1等人去向承包山林的老板索要的40万元来建设的。农远甲等人说承包山林的老板给的租金太少、承包合同的林地面积算少了，所以要向承包山林的老板索要钱财。农某2广播通知每户去文化室开会，去到文化室后主要是农远甲等年轻人跟承包山林的老板讲话。2017年3月31日，是最后一次农某2广播通知屯里每户到文化室开会，并在《全体村民签字确认表》上签字的事实。 32.被害人梁某1的陈述：2005年8月13日我就开始在天等县与张某2、刘某一起承包与农宁屯共350亩山林种植速生桉，当时我们与南务村南利屯的村民代表以及农宁屯的村民代表都签有合同。于2005年9月1日开始生效到2021年8月31日止。 在2011年7、8月份时砍伐过一次，然后我与我的合伙人在2012年5月份就把承包地与农宁屯共350亩山林给转让给他人了。 2011年7、8月份我们在承包的山林砍伐林木有一个多月时间后，该屯的农会作（在天等县农村信用社工作）就来阻止我们进行砍伐林木，说我们砍伐林木时所修建的林道经过他的林地并破坏了他的林木以及我们所修建的林道导致山林上的泥土冲刷到村民部分田地里，要求我们赔偿，当时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不修建林道无法运伐木林，这本是正常的事，又不占用耕地，再说合同里面也没有明确规定建林道赔偿问题，但该屯的农会作等几人说如果我们不赔偿就不给我们承运林木的车辆过路，我们没有办法了，就只能与农会作以及队长农某1还有村民协商赔偿问题，后经过协商，我与我的合伙人就一次性赔偿给农会作以及共叁万伍仟元人民币（￥35000）并与2011年9月8日经联社补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的签订就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的发生。 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转得到我们承包地之后准备在该片林地进行林木砍伐时被的群众阻拦说是在该片林区种植速生桉破坏了当地的林业生态，要求承包方支付生态补偿费，否则就不给盖屯里公章。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找到我后恳求我去参与到群众的谈判，说群众只认可我签订的合同，我知道后考虑到各种因素就与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群众进行多次谈判，最终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被迫补偿生态补偿费40万元，才给盖章。该片林区的林木才能砍伐。所以说我也被迫参与到其中了。 当时我听洪某介绍时说该女老板叫黄某1，是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人，她与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一起找到我是因为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把林地300亩的砍伐权承包给黄某1，但因为黄某1砍伐需要洪某一方必须办理相关手续齐全而洪某一方因为不给盖章的问题无法办理砍伐证，而我又是该林地300亩原先承包人，所以黄某1就与农某8、陈某及洪某三人一起找到我的。 我总共参与四回谈判。2016年6月10日是第一回；第二回就是在第一回发生过后一个多月时间应该是在2016年的7、8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第三回就是在2016年11月27日；第四次是在2017年4月1日。 2016年6月10日陈某到都康乡政府找到我后，在陈某的恳求下，我就与陈某坐车去到的小学球场，去到后就看到我们一方的农某8、洪某三人以及一个女人已经等在球场那里，陈某跟洪某就介绍我认识该女人说是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的黄某1女老板，之后我们就村民进行谈判，当时主要说话的就7、8个男子，我就在旁边听住，边听时洪某就跟我介绍那几个说话的男子，我现在就记得有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主要说话，谈判中我就注意到洪某介绍的那个叫农远甲的人说必须要补偿款15万才能给砍树，但农某8、陈某、洪某三人不同意，双方就在现场争议补偿金额，后有人说不给15万元补偿金就不给砍伐，下次谈判就不止15万元了，农某8、陈某、洪某三人当场拒绝并扬言要报警，群众听到后就在现场起哄，后我听到农远甲说了这么一句补偿金要30万元，我听到后就在现场跟农会章、农远甲等人从法律、人情解释并劝说村民，说承包者所种植林木为经济木材，砍伐林木是承包人权利，不得乱要承包者的补偿款，应该按照合同履行约定，而且我当场表明我当年所承包的山林已经转包了并得到时任队长和副队长的签字同意，所以现在的纠纷跟我没有关系，群众听到我这样说后乱哄哄的，我说完后就直接离开现场，一个人走出球场到口，后在屯口等洪某等人，过了几十分钟，洪某等人也开车出来，我们就一起离开了，这次的协调与谈判就以失败告终了。 第二回协调谈判我只记得大概时间，是在第一回发生过后一个多月时间，应该是在2016年的7、8月份的某一天，当时是黄某1及她的司机到都康乡找到我后请求我与她一起去协助解决纠纷，我同意后就跟黄某1坐车去，去到球场时与洪某已经在那里等住了，我们去到的村民，村民见我们到后就开始谈判，这回谈判我们这边主要是由洪某说话，村民就有人放话提出要林地补偿金30万元，后洪某就村民谈，村民当时主要说话的也是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人当时明确提出叫我及我的合伙人作为承包方出补偿费为30万元给他们屯，见此后我就知道群众把我认可为合同的承包人了，之后洪某就与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谈补偿金额，谈了好久，双方也未谈拢，这样第二次也就谈判失败告终。 当时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也就说了补偿金不能少，不给补偿金就不给砍伐之类的话语，说这是代表村民意愿，具体说内容我记不住。 第三回谈判是在2016年11月27日，当天下午3时许，黄某1及她的儿子和黄某1司机还有洪某找到我恳求我与他们一起去协助解决山林赔偿问题，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到小学，到的村民，之后就开始谈判，此次谈判我们这边也是由洪某说话，村民就有人放话提出要林地补偿金提高到35万元，后洪某就村民谈，村民当时主要说话的也是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人当时明确提出叫我及我的合伙人作为承包方出补偿费为35万元给他们屯，之后洪某就与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谈补偿金额，谈了好久，双方也未谈拢，这样第三次也就谈判失败告终。 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说如果再不同意赔偿金的话，下次谈判就再提高赔偿金之类的话，其余的我记不住了。 第四回谈判之前，陈某以及江州区罗白乡的黄某1分别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与南利屯村民就承包林赔偿金的问题已经谈好了协议，所有的补偿金由他们承担，叫我跟刘某去到去跟村民签字，他们已经约定好时间，于是在2017年4月1日上午9点多钟黄某1及她的男司机还有洪某就到宁干乡接上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到小学，我们去到后，刘某也跟着到了，的村民见了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到小学的一间教室，该屯的农远甲就拿出一份协议叫我们看，洪某跟刘某看后就协议里面的内容与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进行协商，但也没有进行更改协议，农远甲等人就让我与我的合伙人刘某同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书，然后黄某1及她的司机、洪某和我本人就到宁干信用社，当时村民农远甲和一个男子也跟着到宁干信用社，两方人到宁干信用社后黄某1就当大家面转账到我的账户40万元，钱到我账户后我也立即当着大家面转账到农远甲的账户上，相互间转完账，我们就直接在宁干信用社里面写一张收条，收条是我写的，上面写有我收到黄某1交来的40万元。 在整个几次的谈判中，村民特别是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几个人只认可我与我的合伙人是他们屯林地的承包人，不认可我们转让给洪某等人的合同，再说当时的情况是洪某、黄某1已经跟村民谈好了，所以我与刘某就只能在洪某、黄某1谈判成功后作为乙方签补偿协议书，之后所造成的结果也是村民要求必须通过我的账户转账给指定财物管理员农远甲账户40万元。 证实：2005年，将本屯坑大、坑小、坑苗约300亩的山地出租给梁某1等人，2012年5月22日梁某1等人转包给农某8、陈某和洪某等人，后来农某8、洪某和洪某又将该处林木出售给黄某1，在洪某、黄某1等人准备砍伐树木时，村民要求支付补偿，否则不在办理砍伐证手续盖屯公章，经多次谈判，为了避免洪某等人被索要更高的补偿金，梁某1虽然不赞同《补偿协议上》的补偿理由，也迫于无奈在《补偿协议书》上签字。洪某、黄某1等人只好被迫支付40万元补偿款，梁某1是帮他们谈判和签字。谈判时主要是农会章、农远甲、农远结、农会国等人说话。2018年4月1日，梁某1和黄某1、洪某、农远甲和一个男子一起到宁干信用社转账。黄某1先将40万转到梁某1账户，梁某1再转到农远甲的账户上。 33.被害人刘某的陈述：2005年我和梁某1、张某2合伙承包天等县的林地种植速生桉。2011年砍伐速生桉时，为了顺利砍树，拿了6万元给村民。《补偿协议》上只写了3.5万元，梁某1说其他的2.5万元被几个人拿去了。刘某认为是被村民敲诈了，但是当时已经砍伐树木，需要及时运输，起诉等法律途径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再和村民发生矛盾，今后就不能顺利种植速生桉，损失会更大。2017年3月31日，我、洪某和黄某1一起到和村民谈判，一个村民就拿出《补偿协议书》，然后几个年轻人就威胁说要40万元，《补偿协议书》内容里的一个字都不能更改，40万元也不能少。这次不给的话，今后就不要来找他们谈判。洪某害怕今后村民索要更多的钱财，只好答应给他们40万元。我和梁某1在《补偿协议书》签字后就离开了。 34.被害人洪某的陈述:2012年5月22日，梁某1、刘某和张某2将他们承包的天等县、侬宁屯的350亩林地种植速丰桉。转让给农某8、我、陈某三人。2015年11月，农某8、我、陈某三人将该处林木采伐权转让给江州区罗白乡的老板黄某1。2016年在办理该处林地采伐证时，受到南务村南利屯村民农会章、农远甲、农远伙等人联合群众阻挠，农会章、农远甲、农远伙等人要求我们赔偿，不然就在办理砍伐证手续上盖屯公章，也不让他们来砍树。经政府调解无果，村民索要的补偿费从最开始的20万逐步提高到40万，为了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我等人迫不得已，只好支付40万元。 我共参与三次谈判，每次谈判都是农会章、农远甲、农远伙、农某2等人带头出面说话，2017年1月份时，农远甲、农远伙曾经跟我、黄某1和梁某1一起到宁干信用社转钱，但因已下班未转账成功。2017年3月31日最后一次谈判农远甲直接将该份《补偿协议书》拿出来，让我等人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都不是双方协商拟定的，是农远甲等人单方面拟定的并强加给我们的。 35.被害人黄某1的陈述:2015年底，我承包洪某在天等县、侬宁屯的350亩林地种植速丰桉的砍伐及销售。后办理砍伐证手续过程中和村民发生纠纷，村民以破坏生态为由要求给屯里补偿，不给就不在办理砍伐证手续盖屯公章，经多次谈判后只好支付40万元补偿款。40万元补偿款是我替洪某垫付转账给梁某1，梁某1再转账给。 每次去找农远甲等人其实是去求他们同意给我们砍树，他们就随便说个理由跟我们要钱，要是我们不答应，他们就不跟我们谈，而且下次去求他们时，他们又随意跟我们要更多的钱，我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之前洪某也想通过法律手续等方式解决，但考虑到报案之后他也不能立即砍树，起诉后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跟南利屯村民处理不好，他今后不能继续种植，这样损失更大，所以洪某才不通过法律手续解决此事。 36.被告人农远甲的供述和辩解：2016年梁某1准备砍树之前他在屯里贴公告说要砍树，我们屯群众就觉得之前跟梁某1签订合同时，只有本屯的少部分群众签字，没有达到半数以上的群众签字，所以我们屯认为之前梁某1和屯里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屯里的群众觉得现在梁某1已经在我们屯的土地上种了那么久的树，而且之前的租金也太少了，加上梁某1砍树时要建路到山上，之前合同是没有说明要修路的。修路时又破坏了我们屯的树木，所以我们屯就要求他补偿我们屯的损失，重新和他签订了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2005年左右（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梁某1和我屯签订合同承包我屯土名叫“大坑”、“小坑”等地的山林地约300亩种植速丰桉，每年每亩12元，3年付一次租金，这些租金都是交到当时任职的队长那里。2016年5月份（具体时间我不记得），梁某1种植的树长大了准备砍伐，梁某1就贴公告告知我们准备砍树。我们屯之前跟梁某1签订合同时，只有本屯的少部分群众签字，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群众签字，所以我们屯认为之前梁某1和屯里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梁某1已经在我们屯的土地上种了那么久的树，加上现在梁某1砍树时建路到山上，之前合同是没有说明要修路的，现在他修路时又破坏了我们屯的树木，所以我们屯就要求他补偿我们屯的损失，重新和他签订了补偿协议，2017年5月份开始，我们屯群众一共和梁某1谈判了5次左右，每次我们屯每户都有人参加，每次谈判我也都得参与。前两次谈判都没有提到具体的补偿金额，到第三次谈判的时候屯里群众就提出要梁某1赔偿补偿款38万元，但是梁某1不同意。期间每次谈判时在外务工的人员包括我都是从外面赶回去，每次都是一两天时间，来回的车费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到最后一次和梁某1谈判时，我们就提出赔偿我们在外务工人员来回谈判的车费和误工费，总计补偿款40万元。当时梁某1等人也同意了，之后就签署了《补充协议》，当时我们屯参加谈判的群众都在补偿协议上签字。当时屯里没有对公账户，屯里的群众就委托我保管这笔补偿款。之后梁某1将40万元补偿款打到我名下的农村信用证账号（户名：农远甲，账号：62×××63）。之后因为我担心我老婆拿卡去用，我又将这40万元补偿款转到我的另一张农村信用证账号（户名：农远甲，账号：62×××84）。得到补偿款后我们屯就开始修建环屯的道路，花了15万元，李某是负责修路的开支，因为李某没有信用社的账户，这15万元我是分3次每次5万从我名下的农村信用社账号转到本屯李某的女儿李叶妹的账号里的。之后修建屯里的土地庙，共花费了11万元，这些钱我是从我的账户里取现金出来拿给本屯的农会国的，由农会国负责支出。另外填平屯里的道路花了3万元，我是拿现金给本屯的农某7的，由农某7负责。屯里绿化种植风景树花了约8千元，这些钱我在转到本屯农远伙名下的账号。本屯小学学校的修建，共花了3万元左右，这些钱是拿给农会国的，是拿现金给的。我们屯聚餐花了一万元，我得拿现金给本屯的农会全，由农会全负责开支。还有春节前我们屯和本村农宁屯发生山林地纠纷时，屯里通知在外务农人员回家一起调解时，屯里给上山参加调解的人员每人分100元辛苦费，当时我也得领取了100元，总共花了7,400元。现在我农村信用社的卡里（户名：农远甲，账号：62×××84）还剩下的补偿款还有6万多元。我没有在我们屯和村里任职。 2016年5月份开始谈判的，我们屯和梁某1谈了5次至6次，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第一次谈判时屯里群众就提出要补偿38万元，当时我们屯的群众都同意了，但是梁某1不同意谈判就没成。之后又谈判了4次、5次，每次谈判时在外务工的人员都是从外面赶回去，之后到最后一次谈判时，我们就提出赔偿我们在外务工人员来回的车费和误工费，总计补偿款40万元。 梁某1现在付给我们补偿款40万元我认为合理，因为300亩地，平均每亩100元，租金就为30万了，然后补偿建路及损毁的树木8万元不为过，外出务工人员回来谈判路费加误工费2万，所以我认为补偿款40万合理的。 租金每亩100元,补偿建路及损毁的树木8万元,外出务工人员回来谈判路费加误工费2万,这些也是屯里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具体是谁先提出来的我不记得了，之后大家经过讨论后定下来的，因为我们看到梁某1他们砍树肯定得钱多，现在我们不同意他们也砍不了树，所以我们也趁机将价钱提高一些，让屯里得多些钱。如果梁某1不支付补偿款，我们就不盖章给他，他办不了砍伐证就不能砍树。 我们屯这边每户都有人参加谈判，队长农某2也参加，几次谈判我都得参加。另一边就是梁某1和刘某，他们两个就是签订承包合同的人。 参加谈判的群众都有发言的，主要是我、农远国、农远明、李某、农某7、农远伙、农远杰等人，都是围绕补偿款的问题说的，具体每个人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屯得到补偿款之后，本屯的队长农某2就在盖章给他们去办理砍伐证，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开始砍树了。 公章一直都是由本屯的队长农某2保管的，谁需要盖章都是由农某2盖的。 37.被告人农会章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我们屯向承包我们土地种植速丰桉的梁某1给我们补偿款40万元人民币，公安机关到我在大化县动员我的家属让我来投案，所以2018年5月23日我就到大化县镇北派出所投案了，之后天等县公安局的民警就依法对我进行拘留，并送我到天等县看守所羁押了。 2005年左右（具体时间我不记得），梁某1和我们屯签订合同承包我屯土名叫“坑大”、“坑小”、“坑苗”等地的山林地约300亩种植速生桉，当时签订合同期限是到2021年结束，每年每亩12元，这些租金都是交到当时任职的队长那里。2016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梁某1种植的树长大了准备砍伐，就有贴公告告知我们准备砍树。后来我们就拿之前我们屯和梁某1签订的合同来看，发现我们屯之前跟梁某1签订合同时，有欺骗老人的嫌疑，合同存在的问题有：1.只有本屯的少部分群众签字，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的群众签字，所以我们屯认为之前梁某1和屯里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因此无法履行合同；2.合同上签订的租金太低了；3.梁某1实际上种植速生桉的亩数已经超出了合同上300亩的亩数；4．梁某1砍树时到处挖路到山上，造成水土流失，之前合同是没有说明要挖路的，现在他挖路时又破坏了我们屯的树木；5.因为速生桉有毒素，所以种植速生桉对水源有极大影响，对我们屯的生态环境及村民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6.梁某1砍伐完树木之后留下的树桩没有人处理，也严重的污染到了我们屯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屯就要求梁某1协商补偿我们屯的损失。之后我们就到东某乡林业站去反映我们屯和梁某1等人签订的合同有争议，我们屯还不能给梁某1盖章。2017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我们屯群众一共和梁某1协商谈判了5次左右，我具体的参加多少次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就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梁某1一方说愿意赔偿10万元，但是我们屯的人不同意。到了最后一次我们屯提出来要求梁某1赔偿40万元，之后梁某1也愿意给我们40万元的补偿款，并且签署了《补偿协议》，当时我们屯参加谈判的群众都在补偿协议上签字。当时屯里没有对公账户，屯里的群众就一致同意将赔偿款存到农远甲的账户上。得到补偿款后我们屯一致同意做屯里面的建设，我们开始修建环屯的道路，农远甲将钱给李某后由李某、农会国负责修路的开支；修建屯里的土地庙，农远甲将钱给农会国后由农会国负责。填平屯里的道路，是谁负责的我就不知道了。屯里绿化种植风景树是农远甲将钱给农远伙后由农远伙负责。本屯小学学校的修建，是农远甲将钱给农会国后由农会国负责。屯里面聚餐是谁负责我也不知道。 38.被告人农远伙的供述和辩解：因为梁某1、刘某等三人在2005年承包我们屯的“大坑、小坑”（地名，天等东某土话念音）约300亩林地种植速生桉时跟我们屯签订的相关合同中未通过我们屯半数以上的人员签字同意，所以我们屯就认为梁某1等人的承包合同不成立，租金也低。还有梁某1没有经过我们屯集体同意就擅自将承包的林地转让给其他人，也违反了合同。因此，我们屯就要求梁某1支付40万元补偿款了。 我们屯认为梁某1等人承包租金低，现在他们也承包了12年，所以我们屯集体讨论决定让梁某1等人一次性补偿我们40万元。 2016年春节期间，大家都在家的时候曾经集体讨论过梁某1等人违反合同等事情，我也有参与讨论，但具体说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期间，农会章、农远甲、农会全等人就提到需要梁某1等人支付我们屯补偿款后才同意给他们砍树。我们屯集体要求梁某1等人支付我们屯补偿款，如果他们不给我们屯补偿款，我们屯就不同意给他们砍树。后来，我们屯集体跟梁某1等人多次开会谈判商量补偿款的金额，刚开始时要求补偿20万元，最终才确定补偿款为40万元。梁某1等人支付给我们屯40万元后，我们才给他们砍树。 我记得我参与谈判两、三次。第一次是在2016年年初（春节前），我看见我们屯微信群有人发信息叫大家回家开会跟梁某1等人谈判补偿款的事情，回来的人可以领取补助，如果哪个不回来以后屯里就不帮助他。之后我就返回家了，当时我们屯基本上每户都有代表返回家参加开会谈判，当时对方只有梁某1转让承包的几个当事人（我只知道农某8一人）在场，谈判时我也跟对方说梁某1等人违反合同、砍树破坏我们屯生态需要支付给我们屯补偿款，我们屯集体也认为之前是梁某1等人跟我们签订的合同，必须由梁某1等人来跟我们谈判并支付我们补偿款才行。农会章、农远甲、农会全等人就跟对方提要20万元作为补偿，但对方就说20万元太多了，他们愿意给我们屯10万元。我们屯集体认为10万元太少了，所以当天谈判不成功，大家就离开了；第二次是我参加第一次谈判过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屯微信群有人发信息通知大家回去跟梁某1等人谈判，信息内容跟上次一样。当时我就返回家了，我们屯基本上每户都有代表参加开会谈判，对方某江某及其承包转让的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场，我得跟梁某1等人说到大家过来开会一次都不容易，希望双方赶快解决完事情，早点支付补偿款就能早点砍树，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屯的农会章、农远甲、农会全、唐某1等人就跟梁某1等人提要35万元，梁某1等人就同意了。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和农远甲等3、4人（另外的人员记不清楚）跟梁某1等人一起前往天等县宁干乡信用社办理转账手续。在前往信用社的途中，我和农远甲等人就有人（记不清楚是谁）提到我们屯参加开会的人来回需要路费等开支，需要梁某1等人多补偿1万元，当时梁某1等人也同意支付给我们36万元补偿款了。当我们到达信用社时，由于银行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办理成功。第三次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参加，但我有印象是我参加第二次谈判后的一个月左右，我们屯微信群有人就发信息通知大家回家开会跟梁某1等人开会谈判了。我们屯每户都有代表参加开会，对方有刘某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开会时农会章、农远甲、农会全、唐某1等人提到我们屯参加开会的人员来回需要开支路费等，要求刘某等人补偿我们屯40万元才行，如果此次谈判不成以后就不用再谈判了。最后刘某等人同意给我们屯40万元，但我们屯要求原先跟我们签订承包合同的梁某1、刘某等三人必须一起到场签订一份《补偿协议书》，当天就对方有人去接梁某1来跟刘某两人一起在《补偿协议书》上签字了。之后他们就去办理转账了，但我没有参与办理转账，过后我才听说是梁某1转账到农远甲银行账户40万元的。 发微信通知回家开会谈判有时是农远甲，有时是农会章，有时是农会全发信息通知的。 如果谈判不成功的话，我们肯定是不会让他们砍树的。 我们拿这笔钱用于修建屯的道路、球场、宗庙、购买水泵和聚餐等开支，现在还剩下6万多元了。40万元的开支都是我们屯集体讨论决定的。 平时屯里的事情都是屯长农某2决定，我和农远甲、农会章等人主要就是协助他。 大概2016年年初前由原屯长农某1保管公章，但由于农某1保管屯里的账目没有公开过，我们屯集体对他不满意。2016年之后，我们屯集体就选举农某2担任屯长，现在公章由他保管使用。 39.被告人农会全的供述和辩解：2005年左右（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梁某1和我屯签订合同承包我屯土名叫"大坑"、"小坑"、“坑苗”等地的山林地约300亩种植速丰桉，每年每亩12元，3年付一次租金，这些租金都是交到当时任职的队长那里。2016年5月份，梁某1种植的树长大了准备砍伐，梁某1就贴公告告知我们准备砍树。我们屯的农远甲就说他去问过律师了，之前跟梁某1签订合同时，只有本屯的少部分群众签字，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群众签字，是无效的合同，所以农远甲提议要梁某1赔偿我们屯的损失，才同意梁某1砍树，我们屯群众也赞成农远甲的说法。之后我们屯和梁某1谈判有5次左右，其中我得参与谈判3次。我参加的第一次谈判我们屯的人要求梁某1赔偿20万，但是梁某1不同意，所以谈判失败了。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屯的人和梁某1谈判的时候，我们屯提出的补偿款我已经记不得了，之后谈判也没有成功。第三次谈判是2017年3月份（具体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屯要求梁某1赔偿40万元人民币，梁某1就答应了。之后梁某1就将40万元转到了我屯农远甲名下的账户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参与的三次谈判时都是农会章通知我去的。前两次是通过微信通知，最后一次是通过电话通知。 我们这边的就是屯里人都参加。梁某1这边有时与刘某等几人一起，有时梁某1与一名砍树的老板娘来。 开始提出20万元是因为我们认为租金太少了，而且我们认为梁某1在我们屯的林地上种植的速丰桉不只是300亩左右，所以我、农远甲、农远伙、农会章和唐某1带领屯里的一些年轻人到梁某1种植的速丰桉林地去用竹竿量宽度，并且结合家里责任田的大小，所以我们估算梁某1的种植的林地起码有约500亩，所以我们要补要梁某1种植超出来的合同的约200亩林地的租金，并且对梁某1私自种植在合同之外林地的行为进行罚款，总共是20万元。后来我们屯的年轻人在微信群里面讨论，梁某1修路破坏了我们屯的树木，而且梁某1砍伐完树木之后我们又要去把速丰桉的树根挖出来处理掉，这些处理费用大概20万元也是要梁某1出钱。加起来总共40万元。 梁某1现在付给补偿款40万元，我认为合理。如果梁某1不支付补偿款，我们就不盖章给他，他就办不了砍伐证就不能砍树。 40.辨认笔录6份，证实被告人农远甲与黄某1、梁某1一起到宁干信用社转账；被告人农会章与黄某1、梁某1一起到宁干信用社转账；被告人农会章是参与向其索要40万元的村民代表之一，洪某表示农会章是参与谈判的核心人物，其他人都围绕他来进行谈判；洪某表示黄某1和梁某1是将40万元人民币转到农远甲的账户上；被告人农远伙是参与向其索要40万元的村民代表之一； 41.天等县公安局东某派出所出具的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4份，证实农远甲、农远伙、农会章、农会全等四人无违法犯罪记录。 42.天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抓获经过6份，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安阳派出所出具到案经过1份，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镇北派出所出具到案经过1份，证实被告人农远甲、农远伙、农会全、农会章的到案经过，其中被告人农远伙、农会全、农会章系主动投案，被告人农远甲系经传唤后被动归案。 上述证据来源及内容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并能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证明了以上认定事实的存在，因此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关于本案的焦点问题，本院评析如下： 1.关于本案中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在供述和辩解中均称，2005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没有经过村集体讨论和大多数村民签字同意，是无效合同，并且认为承包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相符，租金太低；被告人农会章的辩护人亦提出《土地承包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被害人实际使用面积大于300亩，侵犯了村民的利益等辩护意见。本案中，2005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有时任屯干农会书、农会明签字并盖经联社公章，在《村民集体协议》书上有10名村民代表签字，该《土地承包合同》已实际履行12年。在2011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有经联社代表农某10签字并盖经联社公章，且附有54户代表签字。至于承包地面积，有天等县森天林业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书，被害方承包的总面积为343.35亩，其中50亩与农宁屯存在争议，因此《土地承包合同》的土地面积无争议的面积是一致的。至于承包租金，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这在农某1、农某4等人的证言中得到证实。综上，即使四被告人对该《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有异议，也应该通过合法程序解决，不能以此为借口非法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故对四被告人的辩解以及农会章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敲诈勒索所得财物用于本屯集体公益是否属于“非法占有”的问题。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即可根据数额及情节处以刑罚。按照刑法理论，所谓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从刑法规定以及刑法理论上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没有限定为“以本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既然如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然包含以第三者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无论是为了本人非法占有还是为了第三者非法占有，对法益的侵犯程度并不产生影响。从刑法的目的来看，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受刑法保护的，不能以被告人为了第三者或者小集体利益而敲诈勒索，被害人的财产就不受刑法保护。本案中，被告人农远甲等四人为了本屯小集体的利益，采取要挟的手段敲诈勒索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虽然违法所得财产用于本屯集体公益和聚餐，但本屯集体占有的结果与被告人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样是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故四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罪的四个要件。 3.关于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敲诈勒索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确定敲诈勒索罪我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即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四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被告人农远甲等四人实施敲诈勒索，数额达四十万元，已经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综上所述，对于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的辩护人认为四被告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公诉机关的公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协作，均系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但被告人农远甲作用相对于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要大，量刑时应予以考虑；被告人农远甲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根据被告人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农远甲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捕前已羁押35日，即自2018年8月19日起至2028年7月14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农会章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捕前已羁押23日，即自2018年9月22日起至2023年8月29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农远伙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捕前已羁押34日，即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2023年8月17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农会全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捕前已羁押28日，即自2018年9月22日起至2023年8月24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五、对扣押在案的农远甲账户中的64,505元，发还给被害人洪某； 六、继续追缴农远甲、农会章、农远伙、农会全违法所得人民币335,495元，发还给被害人洪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何日宏 人民陪审员  农汉普 人民陪审员  李艳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学晓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