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481民初4760号原告：刘真尧，男，195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义德，滕州市大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孔庆山，男，196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被告：杨永英，女，196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纲，男，199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系被告杨永英之子。原告刘真尧与被告孔庆山、杨永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经原、被告同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并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并于2019年12月10日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刘真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义德，被告孔庆山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开庭时被告杨永英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真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土豆款414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在本村经营农副产品收购。2019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28日，原告卖给被告四次土豆，后经第二被告给原告结算，给原告土豆款13730元，差4145元未支付。事后原告找其索要多次，被告拒不支付。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请求。孔庆山辩称，原告应有证据证明卖给我土豆，也应有证据证明我没有给他钱。我干了20多年生意，如果没有信用，不能做这么些年。杨永英辩称，钱是我付的，2019年5月26号至28号我收他三次土豆，没有收他四次土豆，其中有一次是他替别人卖的，我承认给了他13730元。4145元是5月25号卖土豆的钱，与26号到28号的钱不说话，26号至28号的钱已经付给他了。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孔庆山与杨永英系夫妻，在本村共同经营农副产品收购。收购土豆的交易习惯是：货主在被告的收购点收购土豆。一般是卖方夜间将土豆送到被告的收购点，货主过秤并用流水账的方式记下卖方的姓名、所卖土豆的斤数等。收购完一车后，货主把该流水账交给被告，被告在该流水账上计算各卖方的价款。货主依照计算的价款把钱付给被告。由被告向卖土豆的各户付款。收货后三四天，被告方就付款给卖方，付款后被告会在流水账所记载的相应卖方后面的位置打个对号。卖方送货被告不写收条，被告付款卖方亦不写收条。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对2019年5月26日购买原告的5452元的土豆、同月28日二次购买原告的土豆分别为2604元、5680元均无异议，其中价值5680元的土豆系刘真尧替案外人刘某出卖，5月28日的流水账刘真尧名下的最后面有用红笔书写的“刘某”三字。三次的土豆款被告已于5月31日付清，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又查明，2019年5月26日是雨天。还查明，5月25－27日的流水账清单所记载的卖方的姓名、数量、金额都是收货的货主郑广军制作，应付各卖方的货款金额是被告计算并书写。还查明，2019年5月31日刘真尧把5452元、2604元、5680元的土豆款领走。6月2日案外人刘某从被告处得知刘真尧把本人的土豆款5680元领走，于是从刘真尧处把土豆款要回。被告在庭审中称：2019年6月2日就知道因刘某的土豆款产生纠纷，发生刘某要款的事15天之后原告就来找被告催要4145元。并查明，在当庭播放原告提交的来自被告的监控视频前，被告抗辩系原告偷录的，但在当庭播放视频时，在原告翻录视频中能听到被告孔庆山在旁边说话的声音。被告自认监控是一个月一覆盖。同时查明，双方对出卖的4145元土豆的时间产生争议，原告主张是2019年5月27日卖给被告的土豆，此款被告没有支付。被告辩称，此款是2019年5月25日原告所卖的土豆款并已付清，不是原告主张的5月27日所卖的土豆款。原、被告为支持各自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相关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为：从被告处翻拍2019年5月27日体现4145元土豆款的流水账（实际为5月25日－5月27日的流水账）、光盘一份、本人领款时所作的记录，证明杨永英发给原告土豆款13730元，包括5452、2604、5680元，没有支付4145元。证人出庭证言：原告给我说的三次，加上卖我的一次货，共四次。在第一次庭审时，当法庭询问原告4145元的土豆何时卖的时，其回答：第二次是27号晚上11点多钟送的4145元。当第二次开庭时，询问同样的问题时，原告回答：这笔是27号的，具体几点几分记不清了，一般是夜里十二点左右交付，这次是下雨的那天，在中午11点的时候我和我老伴一起去送的，谁收的记不清了。货主的名我叫不上来，二被告均没有在那里。当法庭询问原告为什么两次庭审陈述的时间不一致时，原告解释：我们卖土豆不做时间记录，这个不好解释。后来又补充解释：因为26日下雨了，箱子湿了，要把箱子晾干了才能装土豆送去，所以是27号中午送去的。第一次庭审时当庭询问原告款项支付情况：26、28号的都给了，为什么27号的没给？原告回答：当时我考虑我卖了三次，我就领三次的钱，没有考虑刘某的事，后来刘某去问我要钱，我才想起来还有刘某的。就同样的问题第二次开庭时询问原告，原告回答：过了三天以后，刘某找我要钱，说我把他的钱给领了，我说没有，他说杨永英说刘真尧把刘某的领走了。当法庭询问原告：你去领26、27号的4145元、5452元钱，为什么领了一万三千多元？当时为什么没有发现少。原告回答：杨永英说的28号的钱也来了，一起给我吧。我目的去领的26、27号的4145元、5452元钱去的，她说的28号的钱来了，她就开始勾了，5452+2604+刘某的5680元，共计一万三千多。她就开始勾了。当时没发现。她说的加上28号的钱，我想着我回家再对账，我就没吱声，我拿了钱就走了。原告的代理人补充解释：原告本是打算领款26、27的九千多元，领款时被告杨永英说的28号的钱来到了，加上28号的钱，应该是一万两千多元，不是13736元。我认为钱应当是给多了，原告当时没有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也不会出错。等着刘某发现钱被原告领取的时候，原告再去找这个4145元，才引发了这个矛盾。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辩称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2019年5月25至5月27日收货清单。4145元是25号的，钱已经付完了。原告质证认为：26号的单独一张纸，28号的单独一张纸，但有争议的张纸上写的是5月25日－27日，跨度太大，我们认为是5月27号的。当法庭询问被告收土豆的过程中是否给农户打条时，孔庆山回答：我们与赶集买菜是一样的，认可就买，卖方自己用个纸记一下斤数及单价。杨永英则回答：打条，每个农户都打条。证人出庭证明：我们卖给被告土豆，不给现钱，有时三四天才给钱，自己撕个纸片写上就完。不打条。第一次庭审时，法庭询问杨永英刘真尧如何送的4145元的土豆，杨永英回答:25日早上5点去送的，他与他老婆去送的。用机动三轮车送的，就送了一趟，我收的，多少斤我记不清了，但钱数我记清了4145块，当时没有其他人，那时没有其他人，货主累了，只有我自己值班。法庭询问收货有无监控时，杨永英回答：有监控。当第二次庭审时，询问被告同样的问题，被告孔庆山回答：25号是4点到6点之间，当时送货是刘某和刘真尧一起送的，我那里有监控。送了一共两趟，天明送一趟，天没明送一趟。当时是货主收的货，家人在场。当法庭询问二被告为什么陈述不一样时，被告表示没法解释。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5月25日－27日的流水账上明确无误记载了土豆款4145元，但4145元土豆是5月25日出卖还是5月27日出卖双方存有争议：原告主张该批土豆是5月27日出卖给被告，被告主张是5月25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本案双方不存在书面的买卖合同，只有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原、被告陈述的合理性，5月25日－27日的流水账记载的相关内容，制作过程，结合法律规定、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等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分析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确认4145元的土豆款系5月27日卖与被告。理由如下：1.原告两次开庭陈述卖土豆的钟点虽不一致：第一次开庭陈述为27日夜里11点，第二次开庭陈述为27日中午11点。虽然夜里卖土豆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但考虑26日下雨的事实，原告对送土豆的时间为什么是27日中午11点的解释符合实际。原告陈述27日由货主收货、不知姓名，与交易习惯相吻合，亦与5月25日－27日的收货流水账是由货主郑广军制作的事实相一致。反观两被告对是25日早上4、5点钟原告把4145元土豆卖给被告这一主张的陈述可发现：两被告对收货人、送货人、送货的次数、在场人等的陈述均大相径庭，亦与交易习惯不符，与被告自己提交的5月25日－27日的流水账记载的刘真尧的姓名、所卖土豆的斤数系由货主郑广军制作的事实也不相符。由此可以判断，被告所主张的5月25日原告卖给其4145元的土豆事实不可信。2.被告提交的5月28日的流水账记载刘真尧所卖土豆款5680元一行的后面有用红笔标注的“刘某”的姓名，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杨永英把刘某的款付给刘真尧时提醒刘真尧此款是刘某的。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证人证言也佐证被告没有提醒5680元土豆款是案外人刘某的。3.原、被告均认可原告所卖的土豆中有一次是案外人刘某的，原告陈述在5月31日领时只考虑自己的所卖的三次土豆款，没有考虑领刘某的土豆款符合常理：别人的款一般情况下外人不会领。原告只是想领回自己的三笔土豆款，实际上也领了三笔款。付款时，杨永英没有告知其中的5680元是刘某的土豆款。当6月2日，刘某问刘真尧讨要土豆款时，刘真尧才发现自己所领的款中有刘某款，这与被告杨永英的陈述及证人刘某的证言一致。这印证了原告当时并没有发现所领的款项中有刘某的土豆款。其领款时没提出异议的解释符合逻辑。也许原告代理人的说明更符合刘真尧当时的真实想法：自己三次应得的款为12000多元，但被告杨永英却给他三次卖土豆的款13000多元，误以为杨永英算错了，自己获利了，没有吱声。4.被告作为监控视频的持有方，诚如被告所述：2019年6月2日就知道因刘某的土豆款产生纠纷，发生刘某要款的事15天之后原告才来找被告催要4145元，也就是2019后6月17日左右。根据庭审中查明监控视频一月一覆盖的事实，那么5月17至6月17期间的视频监控原告来找时应当还存在。被告没有提供5月26日至28日原告卖土豆的视频，却向原告提供了没有争议的5月31日付款视频；假如5月25日被告收购原告土豆的事实存在，被告却没有保存或向原告提交能免除其责任的5月25日收土豆或者付款的视频，被告的种种行为不符合常理。5.本案中，被告除前述对5月25日购买原告的土豆陈述大相径庭以外，还有许多不实之处：如杨永英陈述收土豆向卖方出具收条，这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明明原告翻录监控视频时被告孔庆山在场，却抗辩系原告偷录的。在被告控制监控视频的情况下，原告偷偷把其向法庭提交的监控视频找出来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其偷录的抗辩即使没有孔庆山在场，也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2019年5月27日原告卖给被告4145元土豆。双方存在口头的买卖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依照交易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被告在其持有的流水账上打上对号应视为向卖方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但本案有其特殊性：被告知道原告所卖的土豆中有一次是案外人刘某的，且是原告送来的；在5月28日的流水账记载刘真尧所卖土豆款5680元一行的后面有用红笔标注的“刘某”的姓名，付款时，如果杨永英想把别人的款付给原告应做特殊的处理，但被告杨永英在把刘某的款付给刘真尧时没有这样做；产生纠纷后，被告在持有相关证据的情形下，没有保留或提供对其有利相关证据；庭审中，被告的陈述多次自相矛盾。故本院认为仅凭在5月25日-5月27日的流水账刘真尧4145元土豆款的后面打上对号的交易习惯不足以证明被告已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应进一步提供向原告支付4145元的证据，但是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综上所述，两被告应偿还原告货款4145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孔庆山、杨永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真尧货款414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孔庆山、杨永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大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孔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