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5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梓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新街88号。 法定代表人：姚习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四川华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四川华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卢历树，男，197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再审申请人梓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宁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卢历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8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川民申268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梓宁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改判支持梓宁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并判令卢历树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债权债务结算协议》明确了在该协议签订以前，梓宁公司已经向卢历树支付了5641150元，该协议有双方签字认可，真实有效。梓宁公司、卢历树和文某在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上的约定可以证明双方对已付款金额并无异议，要核对的仅是卢历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二）二审判决认定梓宁公司不提供有效资料进行核对，不正当地促成《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的条件成就证据不足。（三）二审判决认定梓宁公司在此节点前仅付款4929500元错误，认定其中4549500元的证据不足。（四）二审法院不应采信吴某、谭某等人的证人证言。 卢历树答辩称，梓宁公司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其全部再审请求。 卢历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梓宁公司立即支付所欠卢历树劳务费678700元，并按所欠劳务费总额从2015年11月1日以月利率1.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截止2018年7月16日的利息为31050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梓宁公司负担。 梓宁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卢历树立即返还梓宁公司超付的劳务费20346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卢历树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1年，梓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十六分公司（以下简称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与卢历树（无劳务分包资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将普河小区普河民望苑安置工程9#楼土建及初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图（含图纸会审纪要）范围内散水以内，从基础砼垫层起直到竣工验收合格的土建及初装饰工程分包给卢历树【其中不包含土石方工程、水电安装工程、门窗工程、油漆涂料工程、金属构件工程、木作装饰工程、GRC制安工程、外墙面外保温工程（但包含该处水泥砂浆抹灰打底及刷防水液）、屋面防水工程的施工，以上所列工程均包含需由土建进行基层及抹面修补的工作内容）】。合同签订后，卢历树组织人员进场施工。 2015年2月17日（临近春节），梓宁公司（甲方）与卢历树（乙方）签订了一份《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协议约定：“今有乙方承接甲方普河小区茗望苑9#项目劳务，双方签订劳务协议。现经双方友好协商，现就已完成内容进行最终结算，乙方所有工程量一次性结算价为6178700.00元（大写：陆佰壹拾柒万捌仟柒佰圆整），甲方已经支付乙方5641150.00元（大写：伍佰陆拾肆万壹仟壹佰伍拾圆整），余款537550.00元（大写：伍拾叁万柒仟伍佰伍拾圆整）。乙方为早日实现债务同意全部余款按照80%与甲方进行最终结算（430040.00元【大写肆拾叁万零肆拾圆整】），甲方在2015年2月17日支付300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剩余130040.00元（大写：壹拾叁万零肆拾圆整）在2015年10月31日前付清（上述金额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过期或未能提供真实依据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无论双方提供的数据如何变动，本协议签订前的未付余款全部按照80%（佰分之捌拾）计算清付最终余款，多退少补）。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除上述结算款项外，乙方与甲方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如乙方有未向甲方主张的、遗漏或遗忘的债权，乙方自愿主动无条件放弃向甲方主张权利。……甲方超过付款期限按照未付款的1.5%计算月息与余款合并支付乙方。” 2015年3月30日之前，梓宁公司与卢历树未以真实依据再次核对金额。 卢历树确认：协议签订后，梓宁公司合计支付了633500元（2015年2月17日300000元；2015年10月8日233500元、2017年1月100000元）。 2017年1月28日，文某确认卢历树在新都普河九号楼总借支5513000元，剩余劳务人工费是663718元。2018年2月12日，文某承诺“普河小区9＃楼项目所有债务本人为实际债务人，所有涉及该项目的材料款、劳务费、人工工资、机械租赁等相关费用已全部结算清楚。至2014年10月30日以后由本人出具的所有关于该项目的结算确认单、借款单等属本人个人行为（如有虚假签字单据本人接受司法鉴定结果并承担责任），与梓宁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一审法院另查明：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于2011年7月28日成立，负责人是文某，该分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注销。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评议如下： 1.《债权债务结算协议》能否作为双方结算工程款依据问题。卢历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负责。卢历树据以抗辩的理由是该协议是临近春节，面对众多工人要工资的特殊情况被迫签订。对于该抗辩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承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根据上述规定，即使卢历树所述为真，但其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消灭，《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产生绝对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真实并有效，能够作为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根据该《债权债务结算协议》，能够证明卢历树确认梓宁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为5641150元。基于此，一审法院对于卢历树用于证明梓宁公司已支付款项不是5641150元的其他证据——“朱琳（身份有待核实）”手写确认的付款情况、2014年12月17日的文某确认的《普河9＃楼劳务班组结算表》、文某签字确认的付款明细、律师调查笔录、证人证言这一系列证据对于本案的证明目的不再予以确认。 2.卢历树出示的《2015年元月份梓宁公司安排劳务为普河三期补烂计时工》能否证明工程完工后发生补烂工程22100元双方有无进行结算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手写明细并未有梓宁公司工作人员的确认，即使确实产生，但该项费用发生在2015年1月，而双方的《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发生在后，那么卢历树对该项费用应作为另外结算费用的主张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分包管理办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房屋建筑的劳务作业分包应分包给具有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本案中，卢历树并未取得劳务分包资质，其以自然人身份与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已实施履行，梓宁公司应向卢历树结算相应的劳务人工费。 前文已述，《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真实并有效，应当作为双方履行各自义务的依据。双方另存在的争议是，该协议中加黑字体“上述金额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过期或未能提供真实依据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无论双方提供的数据如何变动，本协议签订前的未付余款全部按照80%（佰分之捌拾）计算清付最终余款，多退少补。”这句话如何理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上述《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的字面意思来看，并不存在有字面上的理解歧义，其字面意思就是：如果双方没有在2015年3月30日之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则应以该协议的数据作为最终结算，无论数据是否变动，未付余款全部按照80%结算。而按照卢历树理解的意思：如果双方未在2015年3月30日之前用真实依据再次核对，那么该协议所确认的已付金额、未付余款按照80%计算等条款均不能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依据，这样的理解显然非常牵强。况且，即使卢历树对条款的理解存在重大误解，那么其在梓宁公司2015年3月30日未与其提供依据核对的前提下，其完全可以行使合同撤销权。其次，该部分内容在合同中是采用加黑字体，区别于其他合同条款，足以引起卢历树的注意。那么，目前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之前并未再次核对金额，那么双方应依据《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之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协议签订后，梓宁公司不仅按照《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而且总计支付款项为633500元，超付了203460元（633500元–430040元）。在卢历树未说明其获得该笔款项的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其应当返还该超付款项。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卢历树主张梓宁公司支付拖欠劳务费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对于梓宁公司主张卢历树返还超付款项20346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一、驳回卢历树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卢历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返还梓宁公司203460元。 卢历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支持卢历树的诉讼请求，驳回梓宁公司的反诉请求。 梓宁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恰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卢历树在上诉时提交的证据并不具备新证据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为新证据，法院应不予采信，请求驳回卢历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时，卢历树提供了《接（报）处警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卢历树一直找梓宁公司要求结算的事实。还提供了《和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卢历树已经推翻了《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第一段中标注的“上述金额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过期或未提供真实依据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的约定内容的事实。质证时，梓宁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时卢历树申请了证人文某出庭作证，但文某并未出庭，为查明案件事实，二审法院在二审时通知文某出庭作证，文某证实其为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负责人，在2014年9月30日付款明细表上签字的朱琳系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其和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现场负责人龚志云在2014年12月17日的《普河9＃楼劳务班组结算表》上签字，其在2017年1月28日《新都普河九号楼》、《和解协议》上签字，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支付给卢历树的金额以朱琳签字核对的财务付款明细为准，有50000元差额是因为涉及到4万元的保险费用要扣除，还有10000元算错了，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实际向卢历树支付的款项为4499500元。2018年2月文某向梓宁公司出具《承诺书》是基于泰兴镇政府已经将款项支付到梓宁公司账上，梓宁公司要求文某承诺不在外面乱签字和虚构债务才支付材料费和人工费，否则就不付款，所以文某才出具了该承诺书。而且承诺书上的结清和付清不是一回事，结清是指已经结算清楚，付清是支付完毕。代表梓宁公司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的人为梓宁公司副总张心才和员工邱达林，其于2014年11月就将案涉项目交给了梓宁公司管理。质证时，卢历树对于文某的证言予以认可，认为其客观陈述了相关事实，而梓宁公司认为文某的证言和证据前后矛盾，文某是案涉项目的实际债务人，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文某在2014年11月离开案涉项目后还对不清楚的事项进行确认不合常理。 二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卢历树在二审时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二审法院予以采信。文某作为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负责人，对相关案件情况了解，具备作证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在人民法院告知作证的权利义务并签署保证书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件的相关事实，二审法院亦予以采信。据此，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二审法院在二审时补充查明以下案件事实：《普河民望苑安置工程9＃楼劳务承包合同书》第十二条载明的合同单价为385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按ＧＢ／Ｔ50353—2005规定执行。第二十条约定卢历树在本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提供400000元保证金作为全面履行合同的保证。2014年9月30日，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财务人员朱琳在一张《付款明细表》（载明的付款时间从2012年1月19日至2014年9月2日，付款金额为454.95万元）上签署意见：“此表为梓宁16分公司支付卢历树新都普河9号楼项目工程劳务费明细”并签名。2014年12月17日，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现场负责人龚志云在《普河9＃楼劳务班组结算表》上签名，该结算表载明的建筑面积为14711.2平方米，单价为385元，小计5663812元，停电35220元，保证金400000元，临设36277.35元、消防补烂9860元、零星用工19802元，补清洁费13747元，合计61787718.35元，已付款4549500元（请公司核对已付款）。文某签名并注明“请公司核对已付款”的内容。2015年2月17日在《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上落款处“甲方代表”一栏由梓宁公司副总张心才和员工邱达林签名，下面手写注明“最终已账务核实为准，陈宗银，2015年2月17日”内容。“乙方”一栏由卢历树签名。文某在2018年9月16日接受卢历树的委托代理律师陈秋红调查时陈述“分公司总计支付给卢历树的工程款是4499500元，是分公司财务朱琳与卢历树校核对的。卢历树拿给我看过分公司的财务朱琳签字的2014年9月30日的一个结算付款表格。该表格上的金额已付卢历树金额4549500元，但卢历树认为有4万元保险费不应该计入已付款里面，另外卢历树认为分公司都还多给他算了1万元，分公司对此认可。所以，分公司实际支付卢历树的金额为4499500元。”2018年2月12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于当日10时左右，卢历树在梓宁公司讨薪，公安机关出警后登记备案，告知向劳动部门反映。2018年5月16日，梓宁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卢历树、丙方文某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乙方在新都普河民望苑九号楼项目从事劳务承包，丙方是该项目的实际承包负责人，现甲乙丙三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由丙方牵头，甲乙双方于2018年6月15日前完成乙方劳务承包总价核算与确认。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二、乙方自愿同意按甲乙双方确认的劳务承包费用未支付余额70%折算，折算后确认的金额作为双方支付与收款的依据，双方均不得反悔。三、甲方同意在甲乙丙三方签字确认劳务费用余额后60日内支付乙方款项，乙方承诺领取款项用于支付本项目劳务人员工资，不足部分乙方承诺自行承担民工工资支付责任，与甲方与丙方无任何经济关系。四、甲方责任：对乙方提供的有效资料及时确认，按期支付乙方劳务承包费用款项。五、乙方责任：由乙方负责提供劳务合同、已完工程量计算依据、有效的签字资料，因乙方提供资料不及时或无效，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六、丙方责任：确认以上应付乙方款项从新都普河民望苑九号楼项目款项中支付。七、计划于2018年5月12日在新都梓宁协商对账，甲乙丙三方人员均指定相应人员参加。八、本协议一式三份，经各方代表签字和盖章后生效，三方各执一份。”尾部“甲方”一栏加盖梓宁公司公章，卢历树和文某分别在“乙方”、“丙方”一栏签名。 一审时，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时证实：因卢历树太忙，由其代卢历树与梓宁公司的张总、邱总一起经办的《债权债务协议》。由于双方对已收款争议很大，协议上载明的已付款金额不真实，所以批注了以重新核对为准。协商好后卢历树才过来签字，卢历树看过协议后不认可500余万元，也不认可打八折问题，是梓宁公司故意这样写的，协议签订后，其和卢历树多次要求梓宁公司对账。证人吴某和谭某出庭作证时证实：因卢历树欠其款项，二人曾在2014年和2015年与卢历树一起到泰兴镇政府和梓宁公司催款。 上述事实，有《普河民望苑安置工程9＃楼劳务承包合同书》《付款明细表》《普河9＃楼劳务班组结算表》《债权债务结算协议》《接（报）处警登记表》《和解协议》、证人文某、张某、吴某、谭某的证言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除二审法院补充查明的事实外，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卢历树不具备劳务施工资质，其与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应为无效。鉴于该工程已经完工，且无证据证明劳务施工部分存在质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卢历树有权要求梓宁公司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劳务施工费。梓宁公司与卢历树签订的《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以及梓宁公司、卢历树、文某三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对《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进行清理和结算的协议，其合同效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受前述合同效力的影响，应为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梓宁公司是否欠付卢历树工程款，卢历树要求梓宁公司支付劳务工程款及利息的请求是否成立。 对于争议焦点，梓宁公司和卢历树对于《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载明的结算工程价款为6178700元均未提出异议，二审法院直接予以确认。卢历树主张2015年1月尚有梓宁公司安排产生的22100元补烂费用应当计入工程价款之中，并且提供了一张由其自行书写，无梓宁公司人员签字盖章的计时工便笺记录予以证实。梓宁公司主张《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2月17日，该费用发生在2015年1月，即使真实发生也已经计入到《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的工程价款中。二审法院认为，梓宁公司没有认可卢历树主张的补烂费用，且卢历树也没有提供有梓宁公司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该笔费用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对于已付款，《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虽然载明有“甲方已经支付乙方5641150.00元”的内容，但是后面又采用黑体加粗的方式载明“上述金额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过期或未能提供真实依据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无论双方提供的数据如何变动，本协议签订前的未付余款全部按照80%（佰分之捌拾）计算清付最终余款，多退少补”内容，而且协议尾部“甲方代表”一栏由梓宁公司人员签名后，梓宁公司的陈宗银还签署了“最终已（应为“以”）财务对账核实为准”的意见，上述事实表明《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载明的已付款金额是暂定金额而非确定金额，不应将该数据作为认定梓宁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已向卢历树付款的金额。 《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约定有“上述金额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过期或未能提供真实依据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的内容。本案中，梓宁公司和卢历树确实未在2015年3月30日之前进行核对，是否应当以上述协议中载明的数据作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是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本案而言，二审法院经审查注意到，2015年2月19日是2015年农历正月初一，而《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2月17日恰好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证人吴某、谭某均证实卢历树欠其款项，随同卢历树到泰兴镇政府和梓宁公司进行过催讨的事实，且证人张某证实由其代表卢历树与梓宁公司协商付款事宜，协议中载明的付款金额和剩余款项打八折的内容均是根据梓宁公司要求写进去的，并非卢历树认可已经收到的工程款为560余万元。结合《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载明的“乙方为早日实现债务同意全部余款按照80%与甲方进行最终结算”内容和梓宁公司在签署《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当天向卢历树支付300000元工程款的事实，可以证明卢历树为了在2015年春节前拿到部分工程款清偿债务，虽然其对梓宁公司提出的已付款金额和按八折计算剩余工程价款存有异议，但考虑到协议中载明的已付款金额要以双方事后确认为准，故卢历树最终签署了该协议。梓宁公司的上述行为虽然尚不构成乘人之危，但不能据此认定卢历树对于协议中载明的已付款金额予以了认可。同时，如果《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的金额为最终结算金额，则梓宁公司应向卢历树支付的余款仅为430040元，但梓宁公司却分三次向卢历树支付了633500元有违常理，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且在卢历树的要求下，梓宁公司、卢历树和文某还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和解协议》，约定梓宁公司和卢历树在文某的牵头下对账目进行核对，这也说明梓宁公司本身清楚其向卢历树的实际付款金额与《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载明的金额有出入。卢历树在《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签订后曾多次要求梓宁公司进行对账，但梓宁公司均未提供票据进行核对。梓宁公司作为付款一方，持有卢历树领取款项的相关依据而拒不提供，实际是不正当促成《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约定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的条件成就，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的条件未成就，故本案中应该对梓宁公司向卢历树的付款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二审时，二审法院要求梓宁公司限期提供付款凭据进行核对，并且告知了梓宁公司逾期不提供证据可能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梓宁公司明确表示不能提供其十六分公司之前的付款凭据，理由是梓宁公司已在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之时将卢历树以借支方式领取工程款的借条全部退还给了卢历树。卢历树对此予以否认，梓宁公司对该主张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且该主张与双方在《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约定要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凭据进行核对相矛盾，故二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卢历树自认在2015年1月、2015年2月17日、2015年10月8日、2017年1月24日分别收到梓宁公司付款380000元、300000元、233500元、100000元，合计1013500元，且与梓宁公司一审时提供的付款证据相吻合，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所支付的款项，原该分公司负责人文某和财务人员朱琳确认的付款金额为4549500元，虽然文某于2017年1月28日在卢历树出具的《新都普河九号楼》上签名确认，该证据载明卢历树在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借支金额为4499500元。且文某在2018年9月16日接受卢历树委托律师调查和二审法院二审出庭作证时均陈述应在4549500万元付款中扣减50000元，但鉴于此时文某已经不是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负责人，其无权代表梓宁公司与卢历树进行协商并作出让步，故二审法院认定卢历树在梓宁公司十六分公司以借支方式领取的工程款金额为4549500元而非4499500元。 关于欠款金额是否按80%计算的问题，《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约定有“无论双方提供的数据如何变动，本协议签订前未付余款全部按照80%计算清付最终余款，多退少补”的内容，同时还约定有“甲方超过付款期限按照未付款的1.5%计算月息与余款合并支付乙方”的内容。该协议并未约定梓宁公司逾期付款的情况下卢历树有权按照剩余工程款的100%进行主张，故二审法院对于卢历树要求梓宁公司按照工程欠款的全部金额支付的请求不予支持。2015年2月17日双方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时，梓宁公司欠付卢历树的工程款金额为6178700元–4549500元–380000元＝1249200元，按照80%计算的欠款金额为999360元，减去梓宁公司之后的付款633500元后尚欠365860元。另外，虽然梓宁公司、卢历树、文某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和解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自愿同意按甲乙双方确认的劳务承包费用未支付余额70%折算，折算后确认的金额作为双方支付与收款的依据，双方均不得反悔”的内容，但双方并未最终确认，故该条的适用条件不成就。 关于利息，梓宁公司按照《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的约定支付第一笔300000元不存在逾期付款行为，2015年10月8日支付的233500元在约定的2015年10月31日之前，亦不逾期。2017年支付的最后一笔100000元超过了最迟付款期限2015年10月31日，应按《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的约定即月息1.5%支付利息。 二审判决：一、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7204号民事判决；二、梓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卢历树支付工程款36586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其中465860元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1月24日，剩余的365860元则从2017年1月2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逾期未支付完毕工程款本金的，利息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卢历树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梓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卢历树在诉讼中称其多次前往梓宁公司要求对账均遭拒绝，为证明该说法，其在一审庭审中申请了证人吴某、谭某出庭作证，在二审中提交了《接（报）处警登记表》一份。经查，吴某和谭某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曾和卢历树一起去梓宁公司要钱，并未证明卢历树在2015年2月17日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后至协议约定的2015年3月30日间曾去梓宁公司要求对账遭拒绝，而《接（报）处警登记表》显示的报警时间是2018年2月12日，处警记录也载明是因为讨要工资，更是达不到上述证明目的。二审判决认定梓宁公司拒绝提供资料进行对账这一事实依据不足。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债权债务结算协议》能否作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二）梓宁公司是否超付卢历树劳务费203460元，如有超付，卢历树是否应当返还。 （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债权债务结算协议》能否作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的问题。卢历树主张其签订该协议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因为逼近年关，梓宁公司要挟其不签字就不付款，其为了尽快领到钱迫于无奈才签字，对协议上载明的已付款并不认可，因此协议上才会备注要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故该协议并不能作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梓宁公司则称，双方对已付款项并无争议，是梓宁公司担心卢历树谎报多报工程量，才备注需要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而后因在协议约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双方都没能再进行对账，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该协议上所列各项数字已经成了最终结算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本院将分两个层面进行阐述： 1.《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上约定的需提供真实依据核对的究竟是工程量数据还是已付款数据？《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上用黑体加粗文字特别约定“上述金额双方在2015年3月30日前提供真实依据再次核对，过期或未能提供真实依据的依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无论双方提供的数据如何变动，本协议签订前的未付余款全部按照80%（佰分之捌拾）计算清付最终余款，多退少补”，协议尾部“甲方代表”一栏由梓宁公司人员签名后，梓宁公司的陈宗银还签署了“最终已（应为“以”）财务对账核实为准”的意见，“乙方”一栏由卢历树签名确认，并无任何特别备注信息。从该协议的字面意思来看，无法明确双方到底是对哪一项或是哪几项数据不确定，从该协议签订的外观表象来看，梓宁公司强烈表达了需要再对账的意愿。而卢历树自己在二审中举示的梓宁公司（甲方）、卢历树（乙方）和文某（丙方）于2018年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由丙方牵头，甲乙双方于2018年6月15日前完成乙方劳务承包总价核算与确认。乙方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第四条约定：“甲方责任：对乙方提供的有效资料及时确认，按期支付乙方劳务承包费用款项。”第五条约定：“乙方责任：由乙方负责提供劳务合同、已完成工程量计算依据、有效的签字资料，因乙方提供资料不及时或者无效，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从以上约定可以看出，整个《和解协议》均是要求卢历树对已完成工程量提供资料进行对账，而自始至终未有要求梓宁公司对已付款金额提供资料进行核对的约定。结合该两份协议的约定来看，本院认为双方在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时特别约定需再次核对的数据是已完成工程量的可能性更大。 2.双方于《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上约定的最后对账期限即2015年3月30日前未能再次对账是否归责于梓宁公司？如前所述，双方在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时约定需再次核对的数据是已完成工程量的可能性更大，梓宁公司并无恶意阻挠对账的动机，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梓宁公司拒不提供资料对账，故二审判决认定梓宁公司不正当促成《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约定的“根据本协议数据最终结算”的条件成就依据不足，双方于《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上约定的最后对账期限即2015年3月30日前未能再次对账不能归责于梓宁公司。 即便不考虑《和解协议》对《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中不确定项目理解的影响，若卢历树认为《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保护自己的权利，但该协议签订后，特别是2015年3月30日双方未能再次对账,《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生效之后，卢历树并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已经成为了双方工程款的最终结算依据。即使梓宁公司、卢历树、文某在2018年签订的《和解协议》表明三方曾尝试过再次对账结算，但因该《和解协议》最终未实际履行，梓宁公司和卢历树之间未能达成新的结算协议，而不影响《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的效力。 综上，梓宁公司与卢历树之间已经完成了最终结算，故对其举示形成于2015年2月17日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以前的2014年12月17日《普河9#楼劳务班组结算表》、2014年9月30日《付款明细表》等证据要求重新确认已付款金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梓宁公司是否超付卢历树劳务费203460元，如有超付，卢历树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梓宁公司主张其已按照《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并超额支付了203460元，要求卢历树返还超付款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确定的梓宁公司的应付款项为430040元，协议签订后，梓宁公司分三次共计支付了卢历树633500元，故梓宁公司确实存在超付卢历树633500元-430040元=203460元的情形。梓宁公司对该超付行为的解释是卢历树的讨薪行为影响到了正常经营，迫于政府替民工讨薪的压力所付，《和解协议》也是在此背景下所签。结合卢历树自己的陈述，提交的《接（报）处警登记表》以及一审出庭的几位证人的证人证言，都反映卢历树在2014-2018年间多次带人去梓宁公司和政府部门讨薪，故梓宁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具有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对梓宁公司的该项再审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梓宁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不当，应予改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8209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7204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684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76元，合计9022元，由卢历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044元，由卢历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凌 审判员 高向阳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徐 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