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0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定英，女，194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绍宽（系袁定英丈夫），194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清柏，男，193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鸿雁，四川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力，四川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定英因与被上诉人黄清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1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定英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旧房拆迁补偿款中水泥院坝、独立圈舍、粪池、瓷砖、壁橱、房门、涂料、乳胶漆等赔偿，以及新房安置补偿。事实及理由：袁定英依法拥有71.06平方米房屋产权，任何有产权的房屋被拆迁时，都会享有拆迁补偿和新房安置，前者约10%，后者约90%，一审法院仅计算71.06平方米旧房补偿，但未认定新房安置，不符合国家相关拆迁安置政策。 被上诉人黄清柏答辩称，上诉人袁定英在2000年4月与被上诉人黄清柏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后，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向其交付房屋，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案涉房屋是在宅基地上建设的农村房屋，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故以房抵债的和解协议是无效协议，简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简法执字第311-4号民事裁定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黄清柏取得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利益具有法律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请求驳回上诉人袁定英的诉讼请求。 袁定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清柏将《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侵权占有袁定英的442871元退还给袁定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黄清柏系简阳市石桥镇天星村二组村民，在该村拥有285.54㎡宅基地及住房面积。2017年9月26日，黄清柏与简阳市人民政府杨柳街道办事处签订《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拆迁黄清柏上述宅基地、住房及后续扩建房屋共407.72平方米（包括：砖混结构360.52平方米、砖瓦结构47.2平方米）；确定安置人口11人，其中户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家庭应安置人口4人（长孙女黄丽娟、长孙黄毅、长末孙黄塬皓、孙女黄萱）、户籍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并经公示无异议的家庭应安置人口7人（户主黄清柏、长子黄世洪、长儿媳汤永菊、四子黄世旭、四儿媳钟益香、五女黄凤君、外孙周淞）；被拆除房屋补偿款296350元（砖混结构的补偿标准为75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70390元；砖瓦结构的补偿标准为55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5960元）；宅基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51426元；搬家费按2次计算，1000元/次×2次=2000元；农机具、家禽家畜、生产生活必需品处置补助费1000元/户；收购残值金额为407.72平方米×15元/平方米=6116元；3人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模式，货币补偿标准单价为4300元/平方米，按照货币安置人口38平方米/人给予补偿安置，补偿金额为490200元，一次性异地购房补助30000元/人×3人=90000元，货币补偿的过渡期为6个月，200元/人·月×3人×6个月=3600元；8人选择基本居住补偿安置模式，每人38平方米，自愿按照2700元/平方米购买119平方米的安置还房面积，第一年过渡费为8人×100元/人·月×12个月=9600元；房屋拆迁奖励3000元/户。以上补偿金额共计1053292元，该款已转入黄清柏账户。 一审另查明，袁定英与黄清柏、简阳市石桥镇人民政府债务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1997年5月30日作出（1994）简民初字第12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黄清柏偿还袁定英借款10500元及利息，利率按双方约定月息3%计算（从1991年7月15日起至付款之日止）。后袁定英与简阳市沱江钢厂、简阳市石桥镇人民政府债务纠纷一案，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23日作出（1997）内中法民再上字第77号民事判决，于1998年11月20日作出（1998）内中民再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维持简阳市人民法院（1994）简民初字第1204号民事判决及一审法院（1997）内中法民再上字第77号民事判决；二、黄清柏应承担的还款责任，经强制执行后，不足部分由简阳市石桥镇人民政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在一审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黄清柏与袁定英于2000年4月6日协商一致，以黄清柏所有的位于简阳市右半部分（即二间住宅、一间厨房、一间猪圈含厕所，面积71.06平方米，房产证号简农房权字××号），作价7000元抵偿给袁定英，并凭（1997）简法执字第311-4号民事裁定书办理有关过户手续。剩余欠款由简阳市石桥人民政府于2000年12月13日向一审法院缴纳案款30000元并支付给袁定英。在案涉房屋拆迁前，袁定英未接收、使用该房屋，也未办理相关房屋过户手续，案涉房屋均由黄清柏及家人一直居住使用。2018年1月，袁定英知晓案涉房屋被拆迁后，多次向拆迁办反映情况无果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1997）简法执字第311-4号民事裁定、执行笔录、简阳县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该案争议的焦点为：1.黄清柏取得案涉71.06㎡的房屋相应拆迁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如构成不当得利，袁定英享有的拆迁款范围；3.袁定英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 一、不当得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应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他方利益受损；三是获益与受损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利益的获得无合法根据。该案中，关于讼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归属，该问题的判断涉及对被拆迁房屋权利归属的判断。一审法院认为，袁定英主张黄清柏不当得利的依据为双方于2000年4月6日在执行环节中的以物抵债行为，该行为系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述第五至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以物抵债行为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有效。因被抵债的71.06㎡农房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袁定英与黄清柏也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的条件，袁定英仅取得了案涉农房相应的财产权益，即享有的是请求债务人交付抵债农房的债权。现案涉农房被征用拆迁，黄清柏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包括了71.06㎡农房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其明知袁定英享有71.06㎡案涉被拆迁房屋的财产权益的情况下，拒付袁定英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行为，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构成不当得利。袁定英要求黄清柏退还应得的拆迁补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拆迁款具体金额的问题。该案中，袁定英主张442871元补偿款包括71.06㎡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款51606元、搬家费1000元、残值补偿费1065元以及2人的货币补偿安置费389200元。1.搬家费、过渡费、一次性异地购房补助的问题。袁定英一直未接收案涉房屋，也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无搬迁和临时安置的必要，不会产生搬迁和临时安置的相关费用，且其自身有房屋居住，故袁定英要求退还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应以涉案房屋的主体及基础的补偿款为限，因此房屋搬迁补助、过渡安置一次性补助、房屋搬迁补助及过渡安置费等此类搬迁安置费用，仍应属黄清柏及家人享有。故对袁定英主张的搬家费1000元、过渡费2400元、一次性异地购房补助6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房屋拆迁补偿款问题。被拆迁房屋包括砖混和砖瓦两种结构，案涉房屋已被拆迁，从双方出示的证据均无法查明案涉71.06㎡房屋实际的结构类型，基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按房屋拆迁补偿款每平方米的均价计算较为公允，即296350元÷407.72㎡=726.84元/㎡。袁定英主张71.06㎡的房屋拆迁补偿款51606元，系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3.残值补偿费，按《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15元/㎡计算，对袁定英主张的1065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货币补偿安置模式补助。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费是以一户居民为单位进行安置补偿，其目的是对相关征地房屋被拆迁后解决该户居民共同的住房问题而给予的相关拆迁补偿安置费，具有较强的人身专属性。结合当地的拆迁政策，签署《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袁定英并不属于被拆迁户黄清柏的家庭成员，也一直没有在被拆迁房屋内实际居住，既不是该村集体成员，亦非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者。根据国家相关拆迁政策，袁定英明显不符合安置条件，不属于安置人员范围，不具备领取货币补偿安置款的条件。故对袁定英主张货币补偿安置模式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支持袁定英应享有的拆迁款金额为：51606元+1065元=52671元。 三、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袁定英未举证证明案涉71.06㎡房屋已经登记在其名下，即其已经取得房屋物权，其享有的是请求拆迁人交付安置房的债权。现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从2000年4月6日以物抵债后一直未交付并过户登记，袁定英请求交付房屋权利当时就受到“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以及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袁定英当庭陈述其于2018年1月知晓案涉房屋被拆迁，多次向拆迁办反映，并于2019年3月7日提起民事诉讼，从其权利被“侵害”之时至其起诉之日并未超过最长20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对黄清柏辩称该案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清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定英支付52671元；二、驳回袁定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44元，减半收取计3972元，由袁定英负担3500元，由黄清柏负担472元。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袁定英基于以房抵债协议取得的被上诉人宅基地上修建的71.06平方米被拆迁后，其享有的拆迁利益的范围、数额的认定问题。就此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袁定英在2000年根据以房抵债协议取得了在黄清柏家庭户的宅基地上修建的71.06平方米的房屋，袁定英并非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7年简阳市人民政府杨柳街道办事处与黄清柏家庭户签订《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既包括对407.72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的财产损失的补偿，也包括黄清柏家庭户中11名家庭成员基于特定身份的安置，袁定英非案涉71.06平方米房屋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也非所在拆迁安置区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拆迁人简阳市人民政府杨柳街道办事处并未认定袁定英属于被拆迁安置人，故袁定英主张其应享有拆迁安置新房或者2人的货币安置补偿389200元、搬家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支持了袁定英一审诉讼中主张的71.06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51606元、残值补偿10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一审认定的金额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定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53元，由袁定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臧 永 审判员 唐 健 审判员 徐苑效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孙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