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91民初194号原告：吕某某，男，汉族，1973年8月13日出生，住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托代理人：唐毅，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亦豪，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惠州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2号宏海蓝湾3栋12层14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MA51M0NW5B。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某某，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简海腾，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水杏，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惠州市某某光学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甘陂村旱亚背地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323223831W。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委托代理人：简海腾，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水杏，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某某与被告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退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某某及委托代理人唐毅，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简海腾、黎水杏，第三人惠州市某某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简海腾、黎水杏到庭参加诉讼。后经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某某及委托代理人唐毅，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简海腾、黎水杏，第三人某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简海腾、黎水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退伙决议无效；二、判令被告决议内容“吕某某持有的本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共计人民币49.8元整，按照取得合伙份额时的原价转让给合伙人马某某”无效；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第三人的员工，任职副总经理，被告是第三人的股东之一，原告依据第三人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持有被告5.5333%的合伙份额，且履行了出资义务。因工作理念的不合，第三人想与原告协商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转让其在被告的合伙份额，原告及被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某某多次因该事项协商，双方本约定被告支付原告2938000元，但是在签字的时候被告反悔。现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在原告不知情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召开合伙人会议把原告从被告合伙人名单中退伙，并将原告5.5333%的合伙份额仅仅作价为49.8万元。上述决议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应是无效的。原告在作为合伙人期间，并没有出现《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四十八条和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被告不能仅仅依据合伙人决议就让原告退伙，被告决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于法无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均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上述诉请。被告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全部驳回。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49.8万元股权不属于本案的诉请之一，已经包含在第一项诉求内，不能单一作为一项诉求。原告于2017年12月8日入职第三人某某公司，岗位为人力资源副总经理。被告是某某公司为员工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2018年7月18日，某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合伙协议》、《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等协议。合伙协议明确合伙目的为：对某某公司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同时协议约定：基于某某公司具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员工，以及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干部的身份，方可签订股权激励计划。并以被告有限合伙人的方式持有合伙股份。依据上述协议的相关约定，原告成为被告有限合伙人之一。2018年11月21日，原告以另谋高就为由，向某某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完成离职交接。2018年11月22日，某某公司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履行了全部约定义务。2018年11月28日，被告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作出对原告的退伙决议。被告是专门为某某公司，针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台，现原告已经与某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再是某某公司的员工，则不再是被告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应从被告企业退伙。2018年12月4日，被告通过原告在合伙协议上的通讯地址，向原告发出了《退伙通知》。2018年12月5日，原告已经签收，但原告至今拒不签署退出被告合伙人的相关协议。第三人某某公司的陈述意见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退伙通知书。证明原告无故被除名的事实；2、惠州市某某光学有限公司公司信息。证明原告股权应有的价值；3、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信息。证明内容同证据2。庭后提交以下补充证据：4、离职证明。证明原告在某某公司的工作是没有任何违法违规及不良表现，同时证实原告与某某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理相关的离职手续；5、华润银行个人汇款凭条、华润银行短信。证明原告持有被告公司股权，并非以股权激励的方式进入被告担任合伙人，原告是以现金49.8万元受让了马某某持有的被告合伙人的股权；6、录音。证明被告的合伙人马某某与原告就协商离职的谈话内容（光盘及文档）。证实被告的执行合伙人同意以280万元受让原告持有被告的股权。被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被除名的真实原因是原告主动辞职，而并非原告所称的被单方解雇或除名。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2018年7月18日入伙，当时所持有的合伙份额为498000元，在2018年11月22日，其单方辞职，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其他的合伙份额的价值。对证据4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同时说明自2018年11月22日后，原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第三人某某公司的员工身份，同时他也不再是本案被告某某企业的激励对象。对证据5个人汇款凭条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存在汇款行为，但不能证明该案中的股权关系，因为该汇款凭条，根据庭前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是完成股权足额受让的证明，本案被告的其他的合伙人大部分都是认缴的方式出资。短信截图真实性是打了马赛克，无法确认，是部分的信息，没有显示全部信息，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6录音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论原告与董事长如何谈，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同时也没有被告任何书面的协议能够确认双方达成协议，因此，录音不能证明原告其个人的主张。经审理查明：原告吕根占于2017年12月8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7日（此后双方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议书，将合同期限延期至2022年6月8日）。2018年7月18日，某某的合伙人马某某、马庆鸿与受让出资份额的某某公司的28名员工（包括本案原告吕根占）签订了一份《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协议》，该协议约定，某某是某某公司为员工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00万元，马某某、马庆鸿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某某的合伙人，受让人是经公司确定的激励对象，由马某某和马庆鸿将其二人持有的某某的100%的出资额中的80.0511%以人民币1元/份的价格分别转让给28名受让人，其中原告吕根占自马某某处受让份额为498000元，占某某的出资份额为5.5333%，占某某股份比例为0.83%，该协议第五条关于退伙的情形约定如下：1、若发生任何下列情形，合伙企业有权要求受让方退伙，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回购受让方持有的份额，回购价格按照受让方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或届时的公司净资产值孰低确定。（1）受让方严重渎职、失职或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2）受让方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技术秘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3）受让方违反竟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相关工作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2、若受让方拒绝配合完成退伙手续，将构成严重违约，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要求受让方继续配合完成退伙的转让手续，并要求受让方按照届时对应的公司净资产值的3倍支付违约金，若受让方行为给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受让方在服务期限内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时，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名册上做相应记录，受让方持有的激励股权可兑现，其份额转让或出售及转让价格按照公司届时净资产值确定。受让方的代理人、监护人或其继承人有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理。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吕根占于2018年7月26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马某某支付了某某出资份额转让款498000元。2018年7月18日，某某的30名合伙人共同签署了《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伙的目的是对某某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合伙期限为长期；合伙人共30人，其中马某某和马庆鸿为普通合伙人，另外28人（包括本案原告吕根占）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和有限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亦适用除名并退伙的规定，该等情形除名及退伙之时，其所持份额的回购价格以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为准。具体情形如下：（1）激励对象严重渎职、失职或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2）激励对象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技术秘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3）激励对象违反竟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相关工作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2018年11月21日，原告吕根占向某某公司提出辞职，辞职申请表中填写的辞职事由为“另谋高就”。同日，原告吕根占与某某公司签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确认由某某公司额外支付吕根占100000元作为经济补偿，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22日0点终止。原告吕根占与某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某某的除原告吕根占之外的其他29名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该决定书称鉴于吕根占已于2018年11月22日离职，现依据《合伙企业法》和本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致决议：同意将吕根占除名并结算。2018年12月3日，某某向吕根占发出一份《退伙通知书》，某某在该通知书中称，鉴于吕根占于2018年11月22日已经从某某公司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本企业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本合伙企业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合伙人决议，合伙人吕根占从本合伙企业退伙，吕根占持有的本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共计人民币498000元，按照取得合伙份额时的原价转让给合伙人马某某。本院认为，被告的合伙人马某某以498000元的价格将其在被告处的出资份额5.5333%转让给原告吕根占，原告吕根占已经向马某某支付了转让价款498000元，原告吕根占由此成为被告的30名合伙人之一。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的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决议将原告吕根占除名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以及原告合伙协议的约定，该除名决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一）未履行出资义务；（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伙企业将合伙人除名，首先要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次要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本案中，被告将原告除名，已经由除原告之外的被告的其他合伙人表决一致同意。因此，被告将原告除名是否有效就要看被告将原告除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将原告除名的理由是原告已经于2018年11月22日与某某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该情形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同时，根据被告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具体情形，也并未将合伙人与某某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可以除名的情形之一，被告将原告除名也不符合被告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因此，被告将原告除名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法定情形也不符合被告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约定情形。被告作出的将原告除名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该除名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因被告作出的将原告除名的决定无效，该决定当中的全部内容当然无效，原告请求判决确认该除名决定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包含在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之中，因此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的诉讼请求，无需单独提出，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惠州市某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作出的将原告吕根占除名的退伙决定书无效；二、驳回原告吕根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7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会东审 判 员  谢学炎人民陪审员  冼秀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陈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