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民终23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大为福隆农资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翠峰西路开发区锦华山水缘小区翠连5幢1-2层翠连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3095840759。法定代表人：凡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胥梦雪，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女，汉族，1952年11月27日生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人，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硕、张丙春，云南丙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道庚，男，汉族，1979年9月2日生云南省宣威市人，现在曲靖监狱第七监区服刑。上诉人云南大为福隆农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福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英、何道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后，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为福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云0302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英对上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何道庚与被上诉人李英签订的口头买卖协议应视为公司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判决。(一)从职务代理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规定，被上诉人李英并非“善意第三人”，其与被上诉人何道庚口头买卖协议的行为不能视为公司行为。被上诉人何道庚作为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上诉人对其职权范围是有限制的，虽然法律规定，这种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李英并非善意第三人，其明知道被上诉人权利受到限制，仍然与其进行交易，主观上存在恶意，其与被上诉人何道庚口头买卖协议的行为不能视为上诉人的公司行为，其法律后果不应当由公司承担。理由如下：1.上诉人大为福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为凡剑而非被上诉人何道庚，同时，在上诉人协办的客户订货会上，法定代表人凡剑以董事长的身份出席并发表讲话，被上诉人李英亦参加了会议，被上诉人李英在与何道庚订立口头买卖协议时主观上已明知法定代表人并非何道庚。2.被上诉人李英明知上诉人大为福隆公司系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严格，不可能为规避增值税而在未出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直接用个人账户进行交易往来，但被上诉人李英仍然将款项转到被上诉人何道庚个人账户。3.被上诉人李英在原审过程中将《云南大为福隆农资商贸有限公司章程》作为证据提交，该章程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总经理职权范围，作为被上诉人大为福隆公司的总经理，被上诉人何道庚在未取得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并没有权利对外签订合同。故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李英明知被上诉人何道庚作为上诉人总经理与其签订合同需要授权，但在订立协议时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授权委托书、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4.何道庚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李英确实将货款转入其账户，但实际上，李英是看到云南信隆农资有限公司的优势才与其合作，证明李英与何道庚订立口头协议时的意向相对人并非上诉人。(二)从表见代理角度讲，李英与何道庚口头买卖协议的行为也不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首先，表见代理必须满足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这一构成要件，并且相对人要能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本案中，李英并没有举证证明何道庚有被代理人的授权文书、空白合同书、或者是某些事实、现象或长期合作的信任等让其相信有代理权的情形，仅凭何道庚系上诉人的总经理就认定李英有理由相信何道庚具有代理权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公司如果能够证明相对人有过失，依法应当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根据上诉人第一点理由，足以说明李英存在过失，根据法律规定，李英与何道庚之间的口头买卖协议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三)原审判决认定，李英与何道庚发生交易的时间起点为2014年10月，而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尿素买卖合同》可以证实，早在2014年8月1日，大为福隆公司与云南信隆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隆公司）达成协议，由信隆公司负责在红河市场区域内销售上诉人的产品。因此，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李英单方面陈述就认定案件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据以认定李英将货款转账到何道庚账户的行为应为李英个人转账到公司的行为”的理由过于草率。根据李英提交的《原审开庭笔录》，何道庚对同一个案件就同一个事实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完全相反，且前后矛盾。然原审判决仅凭何道庚陈述就认定转账行为应为李英个人转款到公司的行为，而非转账到何道庚个人账户的行为。上诉人认为，何道庚的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法律事实的依据。三、上诉人与李英未签订买卖合同，买卖合同也没有因实际履行而成立，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李英货款1616103.2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买受人得到货物的权利正好是出卖人提供货物的义务，出卖人收取货款的权利正好是买受人支付货款的义务，彼此形成对价关系，即货物和价款的合意是买卖合同得以成立的核心因素。在本案中，李英并未向大为福隆公司提出订立买卖合同的提议，双方更没有就货物的种类、数量及货物的价款等进行过合意，在此情况下主张买卖合同成立与法律规定相悖。其次，根据李英提供的证据，李英并没有向大为福隆公司支付过货款，同时，李英在原审中提交的收货凭据证实，发货经办人为何道专，何道庚在原审庭审中陈述，何道专系其聘用的仓库管理员，信隆公司发货单据都是何道专开具，据此，可以推定李英的货物并非来源于大为福隆公司，且李英并不能证明大为福隆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李英提供过货物，不存在能够推定买卖合同成立的行为，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李英货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英辩称，何道庚系代理行为，应该由上诉人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何道庚辩称，2002年还是2003年，在红河州包销化肥时与李英就认识了，当时李英是开远红磷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科长。她退休后仍与我建立贸易往来关系。2008年我回到曲靖，在云南农资曲靖分公司任经理，后该公司业务下滑，我以岳父徐建宝名义成立信隆公司，李英一直与我有化肥产品交易往来。2014年大为福隆公司成立后，李英来参加订货会。红河地区的代销权是我负责，长期的经营习惯，李英的货款都是打给我，虽然有公司，但都是打到个人账户，从我们开始交易就一直是打个人账户。货是从云维集团以信隆公司名义发出来，款打给我，货从信隆公司发给李英。何道专是其聘请的信隆公司仓库管理员，对何道专签名确认的对账单予以认可。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1616103.2元，并支付以1616103.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被告大为福隆公司经注册登记成立，2017年7月16日，经大为福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聘任云南大为福隆农资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秘的议案》，被告何道庚为该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23日，云维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信银行曲靖分行、大为福隆公司作为协办方在曲靖市世纪花园举办客户订货会，被告何道庚以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身份出席，原告李英应邀参加，订货会后，原告李英与被告何道庚达成口头协议，确定由原告负责红河片区尿素销售，由原告将货款支付到被告何道庚指定账户，被告供给原告尿素，尿素价格随行就市。2014年10月9日至2015年5月27日，原告分九次将货款汇入被告何道庚在开远市、弥勒市农村信用社账户内，共计汇款金额6657300元，期间，原告李英共收到尿素3295.4吨，对账单由被告何道庚聘请的仓库管理员何道专核对签字认可，尚欠原告李英1035.35吨尿素未供给，价值1616103.2元。2015年10月27日，原告李英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由被告大为福隆公司、何道庚返还人民币1616103.2元及利息，因原告李英向曲靖市公安局报案，处于侦查过程中，何道庚具有犯罪嫌疑。经（2015）麒民初字第38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驳回原告李英的起诉。二、（2015）麒民初字第389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移送曲靖市公安局。2018年12月21日经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何道庚犯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何道庚的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略）。其中，刑事判决书第23页表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道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李英1616103.2元，经审查，证据能够证实被害人李英共计转款人民币665.73万元给何道庚，同时还可证实李英与被告人何道庚之间有硫酸铵、尿素等化肥产品的交易往来，被害人李英的陈述在购买化肥产品的过程上得到了汇款凭证的印证，但对于被告人何道庚向其发货的具体情况上，被害人李英所提供的购货、提货明细系其本人提供，无相应证据印证，故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何道庚骗取被害人李英1616103.2元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该桩事实不予认定。”原告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何道庚作为被告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在被告大为福隆公司举办客户订货会，被告何道庚作为被告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身份出席，后原告李英与被告何道庚的口头买卖协议，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何道庚代表的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原告李英与被告何道庚的口头买卖协议应视为公司行为。原告李英将货款转账到被告何道庚账户，庭审中，被告何道庚陈述“大为福隆是2014年7月登记注册的，款项打到我个人账户，因为不需要上增值税，为了方便就个人卡转个人卡。”因此，该转账行为应为李英个人转款到公司的行为，而非转账到被告何道庚个人账户的行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在出席大为福隆公司的订货会后，被告何道庚与原告口头协商约定，由原告将货款支付到被告何道庚指定账户，被告供给尿素，价格随行就市，原告履行了交付货款义务后，被告未按约定供给尿素，尚欠原告货款1616103.2元。原告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该桩事实不予认定。被告大为福隆公司作为订货会协办方，被告何道庚作为该公司总经理，与原告口头达成的买卖协议，应认定为公司行为而非被告何道庚个人行为，至于该款项汇入何道庚个人账户，是原告按照被告何道庚指定账户汇款，该转账行为应为李英个人转款到公司的行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大为福隆农资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英货款1616103.2元；二、驳回原告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4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云南大为福隆农资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经询问，上诉人对一审中李英提交的证据补充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收货凭证该组证据因系被上诉人单方面提交，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认为该组证据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2015年12月28日开庭审理的庭审笔录补充质证，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两个事实：1.被上诉人何道庚以信隆公司的名义与李英签订合同；2.何道专系信隆公司的业务人员。对第四组证据（2018）云03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该证据反而能证实何道庚为信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二组证据银行汇款凭据以及说明，可以说明李英在与何道庚这次交易之前，何道庚任职农资公司曲靖分公司时，存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两组证据：1.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为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凡剑；2.照片四张共两份，证明凡剑以大为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席展销会并发表讲话。被上诉人李英质证后，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意见，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为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的时间都是现在，营业执照登记时间是2016年2月14日，本案双方买卖都发生在2014年，所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对法定代表人参加2014年的产品订货会并发表讲话的事实没有意见，作为本案要达到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不是所有公司行为都是法定代表人亲自来做。被上诉人李英提交（2016）云03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3点事实：1.明确说明凡剑授权何道庚为签订合同代理人，由此表明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以及董事是何道庚，何道庚本人是得到过法定代表人授权；2.整个大为福隆的营销权在何道庚掌控；3.大为福隆公司与信隆公司的虚假交易就是上诉人在本案一审所提交的所谓大为福隆与信隆公司之间的凭据，并且在结论性上说明了他们是虚假交易，表明李英就是因为参加了订货会并且陆续向何道庚通过打款形成了口头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反复写明了没有授权、国有控股、对何道庚的限制等只是上诉人的理解，并不能对我形成约束，事实一再表明大为福隆公司等于何道庚。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虽然是未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但其中记载的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可以对本案中的事实进行印证，但是该份刑事判决书记载的内容不能证明其目的，理由如下：1.该份刑事判决书记载的凡剑授权何道庚为签订合同代理人，授权范围是代表公司，但本案中，何道庚并不是代表大为福隆公司与李英进行交易；2.李英与何道庚之间也没有签署书面合同；3.授权范围并没有允许何道庚利用个人账户进行对外交易，同时李英提到的所记载的事实反而证明大为福隆公司对外交易时流程严格，需要经过一定程序。另一方面，该份证据还能证实以下事实：1.公司根据书证及何道庚的供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信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何道庚；2.可以证明大为福隆公司交易流程以及合同审批流程非常严格，不可能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对外进行交易，李英与何道庚之间存在个人债务往来，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红河片区的尿素销售已经由大为福隆公司分销给信隆公司，大为福隆公司并不直接销售，何道庚系信隆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经营的公司也是信隆公司而不是大为福隆公司。被上诉人李英补充意见：在生效判决中，具体细致的描述并没有，只是一个概括，实际上因为参加了订货会后，陆续打款收货，整个交易都是和其参加订货会有关，至于和何道庚过去有往来，这些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说明，审理了多次，何道庚本人就没说过这些钱里有他们过去的往来及用钱赚钱的部分，所以600多万达成了口头合同，是因为口头上红河地区的销售形成了相关合同，双方实际已经履行了大部分。针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围绕当事人争议的问题，二审对有争议的事实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李英以何道庚在大为福隆公司举办客户订货会上以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身份出席为由主张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其与大为福隆公司之间，其从而主张与何道庚之间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何道庚代表的是公司，该口头买卖合同双方为李英与大为福隆公司。但李英自认在大为福隆公司成立前，即何道庚在云南省农资公司曲靖分公司任副总经理时，李英就与何道庚进行了多年的化肥交易，2014年8月后，李英在明知何道庚任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仍与何道庚达成口头买卖合同，其未能提供大为福隆公司向其发货的相关证据材料，结合何道庚在案件中的陈述，李英并非基于何道庚是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这一身份，而是基于此前双方有过多年的化肥交易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信赖关系，这从李英所支付的货款打入何道庚的个人账户，而非大为福隆公司账户这一事实中可以印证，结合何道庚在其刑事案件中的供述“李英向他购买硫酸铵、尿素，支付货款后，他没有完全发货给李英，原因是每年李英都会留下部分资金，因为销售季节过了，李英觉得没有利润作为下一年的货款，另一个原因是李英手上有流动资金会放到他那里，赚了钱分点，没有赚就算，还有个原因是李英需要化肥的时候，云维公司的产能跟不上，供不出货。没有发货给李英具体金额记不得了，以李英说的为准。”，从何道庚的供述中可知，本案李英所主张的应退货款数额，原审系以李英本人提交的收货凭据结合何道庚的自认作出的认定。同时，与李英进行发货结算的何道专并非大为福隆公司员工，何道专是在大为福隆公司成立前何道庚聘请到信隆公司的仓库管理员，且结算地点亦未在大为福隆公司，这一事实更进一步印证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李英与何道庚。二审结合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何道庚在云南省农资公司曲靖分公司任副总经理时，李英与何道庚进行了多年的化肥交易，在交易中，均由李英将货款打入何道庚个人账户。2008年4月30日，信隆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徐建宝系何道庚之岳父，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道庚。2014年7月，大为福隆公司成立，信隆公司系其股东之一。2014年7月16日，大为福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决议，何道庚任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23日，云维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信银行曲靖分行、大为福隆公司作为协办方在曲靖市世纪花园举办客户订货会，大为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凡剑出席并讲话，何道庚以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身份出席，李英应邀参加。订货会后，李英与何道庚达成口头协议，由李英负责红河片区尿素销售，由李英将货款支付到何道庚个人账户，何道庚供给李英尿素，尿素价格随行就市。何道专系何道庚聘请到信隆公司的仓库管理员。2014年10月9日至2015年5月27日，李英分九次将货款汇入何道庚账户内，共计汇款金额6657300元。后经李英找到何道专就收货情况进行对账，何道专在李英提供的购、提货明细表（共五页）上进行了核对确认，李英共收到尿素3295.4吨，尚有价值1616103.2元的尿素未供给，何道庚对欠李英价值1616103.2元尿素的事实明确表示认可。2015年10月27日，李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由大为福隆公司、何道庚返还人民币1616103.2元及利息。因李英向曲靖市公安局报案，何道庚具有犯罪嫌疑，后裁定驳回原告李英的起诉，案件移送曲靖市公安局。2018年12月21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3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道庚犯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何道庚的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其中，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何道庚骗取被害人李英1616103.2元的指控，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该桩事实不予认定。李英遂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二审中，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何道庚在本案中向李英进行的供货行为是何道庚的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大为福隆公司的行为？本院认为，何道庚与大为福隆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代理行为，这是处理本案的关键。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中何道庚的买卖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不能视为大为福隆公司的行为。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本案何道庚作为大为福隆公司的总经理在本案中是否构成职务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结合本案查明事实，何道庚是大为福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但李英对何道庚与李英之间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是何道庚的职权范围以及何道庚以大为福隆公司名义与其达成协议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能予以证实。故何道庚与李英之间达成的买卖合同，在大为福隆公司不予追认的情况下，何道庚的行为不能确定为职务代理行为。其次，何道庚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由此，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结合本案，李英主张何道庚的行为构成对大为福隆公司的代理，其主张的事实依据是其参加大为福隆公司的订货会，担任大为福隆公司总经理的何道庚也参加了订货会。但李英并未举证责任证明何道庚的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李英所持有的“参加会议凭据、大为福隆公司章程、参会照片”主张认定何道庚可以代表大为福隆公司对外交易活动。从李英提供的银行汇款凭据、收货凭据、催发尿素短信截图的内容上看，李英在买卖行为发生前，没有尽到审慎义务，未向大为福隆公司对何道庚的身份及权限加以核实，即使李英根据参会情况事先知道何道庚在大为福隆公司的任职情况，但对涉及公司货物销售，尤其是大额货物买卖等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应有大为福隆公司明确的授权或者追认，而事后大为福隆公司并未追认何道庚与李英之间的买卖行为；从货款的交付对象上看，李英直接将货款支付何道庚本人个人账户，违背了李英应有的注意义务，作为买受人，李英如果善意认为何道庚向其供货系何道庚代表大为福隆公司进行，也应当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大为福隆公司支付货款，而非将货款支付到何道庚的私人账户；从李英、何道庚的陈述看，将货款支付到何道庚的私人账户是双方之间多年来形成，李英将如此大额的资金直接交付何道庚个人，而未向大为福隆公司予以核实，作为交易相对人，李英不能证明其属于善意且无过失，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本案客观上未形成何道庚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何道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大为福隆公司在本案中未与李英形成买卖的合意，也没有实际货物的交付和货款的收取，因而大为福隆公司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对李英主张解除与大为福隆公司的买卖合同及返还1616103.2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何道庚作为与李英达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与李英之间的口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买受人李英向出卖人何道庚支付了货款，出卖人何道庚未按货款进行足额供货，因何道庚犯罪服刑，双方之间订立的合同未履行部分已无法履行，何道庚应将未履行部分的货款退还买受人李英，对李英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货款1616103.2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大为福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何道庚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还被上诉人李英货款1616103.2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345元，由何道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345元，由何道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尧审判员 刘招银审判员 孙靖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唐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