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9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1，女，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莲，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3，男，196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女，196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原告：杜某2，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被告：杜某4，男，197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被告：杜某5，女，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被告：杜某6，女，196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杜某1因与被上诉人杜某3、聂某、原审原告杜某2、原审被告杜某4、杜某5、杜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5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杜某3、聂某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诉争房屋源于杜振坤所居住房屋合群路357号，因旧城改造需要拆迁，杜振坤于1993年11月25日与贵阳市云岩区旧城改造经营公司达成《房屋拆迁协议》，由旧城改造公司提供环新街6号4单元7楼2间（即涉案房屋）、8楼3间给杜振坤全家使用。1996年4月15日，杜振坤与云岩旧城改造公司签订《房地产租赁契约》，约定租赁从1994年开始，无结束时间，后杜振坤一直按政策交纳水电费等，2015年因再次拆迁，上述8楼房屋按政策取得产权，而案涉房屋则在杜某3、聂某提供虚假材料后于2008年将房屋登记于二人名下，上述8楼经法院判决为杜振坤的遗产，同一性质的案涉7楼房产也应属于杜振坤之遗产。杜振坤2001年11月去世，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2于2003年4月3日发表《声明》自愿放弃杜振坤之遗产继承，该《声明》经贵州省公证处进行公证，且并没有明确列明是放弃被继承人的哪些遗产，故应理解为放弃杜振坤全部遗产的法定继承权，故杜振坤去世之后，其遗产应由杜某1与杜振坤配偶张兴珍继承。杜某3提供的由杜某1、杜某2、杜某6、杜某5于2007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不管签名的真假，从内容上是没有效力的，若要放弃已经取得的遗产，还需杜某1、杜某2、杜某6、杜某5的配偶签名才生效，且《声明》是经过公证的法律文书，效力高于未经公证的《协议书》，即便《协议书》是真实的，也应以经过公证的《声明》为准。《声明》发生效力后，放弃继承权的效力溯及到继承开始时，其时开始杜振坤的遗产已转归未放弃继承权的杜某1和张兴珍所有。杜某3、聂某据以取得诉争房屋的《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疑点如下：第一、该份协议签订于××××年××月？日，具体内容模糊不清，且无单位的公章；第二、杜振坤当时尚健在而无签名，拆迁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不找户主而让杜某3签名；第三、该《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显示的拆迁单位代理人是舒智明，而杜振坤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经办人是程为和夏鸿军，舒智明仅仅在杜振坤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上签名，作为专业的拆迁公司，拆迁与安置是由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事宜，舒智明只是负责安置事宜的人员，并不负责拆迁事宜；第四、杜某3与聂某的《结婚登记申请书》显示二人于××××年××月××日结婚，该《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签订于××××年××月，当时二人并未结婚，聂某不可能亦无权签名；第五、杜某31992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刑期从1991年5月8日到2005年5月7日，其在服刑期间，不符合《监狱法》中关于服刑期间探亲的条件，杜某3不可能签订这样一份《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就不可能再与杜振坤签订《拆迁协议书》，而杜振坤所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不管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都更加真实可信；第六、既然旧城改造经营公司与杜某3签订了《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便不可能再与杜振坤签订《拆迁协议书》，而杜振坤所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不管从形式及内容上看，都更加真实可信；第七、同一性质的7、8楼，8楼是在2015年拆迁时根据特殊政策办理的房产证，而涉案之7楼是在2008年取得房产证，杜某3在一审中辩称是房管局主动要求其办理的，从未听说过有房管部门主动要求其办证的情况，行政机关不会主动督促权利人主动行使权利。杜某3提供的《协议书》，形式和内容有矛盾与不合理之处。第一、没有杜某4的签名；第二、只有签名，没有按手印，而张兴珍却有按手指印，因此，没有杜某1手印的原因，并非杜某3、聂某在法庭中所言不懂、不知道要按手印；第三、该《协议书》中杜某3称杜振坤口头遗嘱把涉案房屋留给杜某3，但不能清楚地说明杜振坤留口头遗嘱的时间、地点、当时的场景、有哪些见证人，按照法律规定，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一旦情况缓解，口头遗嘱便没有任何效力；第四、《协议书》中对杜某1、张兴珍的财产权也进行了处理，当时张兴珍尚在，其子女无权处分其财产继承权；第五、《协议书》有两个见证人，其中一个叫王志英的，曾写有相关情况说明说明自己未参与杜家关于杜某1等人放弃杜家坤遗产的家庭会议，更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2016）黔0102行初25、（2016）黔01行终20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权属之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驳回杜某1等的行政诉讼，并非确认杜某3所有权的合法性，杜某3、聂某用虚假材料取得产权证，是因为房管局做产权登记时，只做形式审查，不做实质审查所致，虽然产权证证件本身是真实的，但是权利基础是虚假的。根据《物权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不动产登记是当事人物权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推定的结果，其本身并不是国家干预和行政权力对不动产物权的授权或确认。不动产登记本身并不直接设定物权，（2017）最高法行申8483明确表明：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是前因，随之发生的相应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及登记是结果，只有买卖、赠与、继承等基础法律关系才能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因此，杜某3、聂某所持有的产权证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并不能据此说明取得产权证的基础是合法、有效的。杜某3、聂某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某2、杜某4、杜某5、杜某6未到庭陈述。杜某1、杜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房屋拆迁款人民币约7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杜某3、聂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振坤、张兴珍系夫妻关系，杜振坤于2001年11月逝世，张兴珍于2014年2月1日逝世。二人生前育有八位子女，分别是杜某1、杜某2、杜某6、杜某4、杜某5、杜某3、杜家华、杜家云，其中杜家华、杜家云均未婚，无子女，两人均已过世。杜某3与聂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本案中，杜振坤与杜振焜系同一人。1993年11月25日，杜振坤（乙方）与云岩旧城改造公司（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协议中除载明了搬迁时间、补助费用等事项之外，在第四条明确载明“一九九四年甲方安置乙方在间（有阳台、厕所、厨房）房屋（即永乐路169号4单元附20号7楼、8楼）居住，乙方应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房租水电费”。1996年4月15日，云岩旧城改造经营公司（甲方，出租方）与杜振焜（坤）（乙方，承租方，委托代理人为杜某2）签订《房地产租赁契约》1份，载明甲方将位于云岩区环新6号4-7、8楼的两套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该协议同时还对租金计算、租赁期限、租赁期内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03年4月3日，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2出具《声明》，并在贵州省公证处办理公证，取得（2003）黔公民字第0292号公证书。该《声明》载明“以上我们兄妹五人特此声明自愿放弃父亲杜振坤遗产的继承权”。庭审中，杜某3提交“杜某2、杜某1”、杜某6、杜某5、张兴珍于2007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1份，载明“我父亲生前留有贵阳市永乐路169号四单元20号，一室一厅30多平方米住房一套，属公房（未办理产权）。我父亲杜振坤生前留有口头遗嘱，把上述30多平方米的住房留我，也就是他的大儿子杜某3我，因我生活比较艰难，母亲也同意此套住房留我作栖身之地，其它几位弟、妹也尊重父亲和母亲的决定，没有异议，现特立一份协议书，杜某1、杜某2、杜某6、杜某4、杜某5自愿放弃，父亲杜振坤遗产继承权，母亲张兴珍财产继承权，杜某3有权全权处理上述这套住房，以上五人不得干涉，协议生效后，以上五人均不得违约，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协议书空白处有证明人签名。杜某1、杜某2对此《协议书》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书》上“杜某1、杜某2”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涉案的位于环城北路55-59号环新6＃房4单元7层1号的房屋由杜某3、聂某居住使用，并于2008年6月1日取得产权手续，登记所有权人为杜某3、聂某。之后，上述房屋被征收，杜某3、聂某于2015年2月6日收到环城北路55-59号环新6＃房4单元7层1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补助、奖励费共计人民币700000.95元。2012年1月12日，张兴珍留下公证遗嘱，主要载明“我与丈夫杜振坤有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见房屋拆迁协议1993，拆迁人：云岩区旧城改造经营公司安置房）系我与丈夫杜振焜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我和丈夫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后来我们就分开居住，并协商上述7楼的房屋归丈夫杜振坤个人所有，8楼归我个人所有。拆迁赔偿的两个门面也各分一间，各自都出售了。丈夫杜振焜于2001年11月15日因病在贵阳死亡，他生前于2001年10月31日在贵州省公证处立下遗嘱，将属于他个人的7楼房屋自行作出了安排，将其房屋留给了三个子女杜某1、杜某2和杜某6，丈夫死后他们就到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现我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唯恐今后子女们发生纠纷，现在我头脑还清醒的情况下，经我慎重考虑后，将属于我个人的8楼房屋（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8楼），在我百年后，留给六子杜某4、七子杜某5贰人共同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共有。本遗嘱一式四份公证处留存一份、我自己保管一份、杜某4、杜某5各一份。本遗嘱是我张兴珍的真实意思，也是我的最后遗嘱，不再修改和变更”。之后，上述《遗嘱》经（2012）黔筑立诚公字第535号《公证书》公证。另查明，本案中，《协议书》中载明的位于贵阳市多平方米住房与《房屋拆迁协议》和《房地产租赁契约》中载明的位于云岩区张兴珍遗嘱中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的房屋均系同一套房屋。再查明，杜某1、杜某6、杜某2曾在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以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以杜某3、聂某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贵阳市云岩区永乐路169号4单元附26号7楼房屋产权证书和共有权证书；二、诉讼费由杜某3、聂某承担。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黔01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杜某2、杜某6、杜某1的起诉。杜某1、杜某6、杜某2三人不服上述裁定，于法定期间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黔01行终2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庭审中，杜某1、杜某2提交王志英2017年11月7日，出具“声明”1份，载明“因本人近期不在贵阳，未能出庭，特此作出以下说明，本人从未知晓和参与由杜某3、杜某1、杜家强、杜某6、杜某5、杜某4六兄妹和他们母亲张兴珍的房产（环新街6号4单元7楼、8楼）赠与杜某2的家庭会议，更未在所的放弃继承协议上作为见证人签个字，特此声明，待回贵阳后如有需要有需可以出庭为当面作证”，主张签订《协议书》时，没有证明人王志英在场，杜某3、聂某对此未予认可，并表示签订《协议书》时，王志英也在场，并在证明人处签名。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杜某1、杜某2向法院申请：一、对涉案《协议书》中声明人签名“杜某2”、“杜某1”是否存在利用真签名转印笔迹、高水平的练习摹仿笔迹情况进行鉴定；二、对《协议书》内容的形成时间和“杜某2、杜某1”签名的形成时间分别鉴定；三、鉴定《协议书》上张兴珍的指纹与《遗嘱》上张兴珍的指纹是否是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个人，协议书上张兴珍的指纹是否为复制或转印所得。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2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18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日期为‘2007年4月9日’、‘证明人：周罗红、王志英’的《协议书》上声明人部位的‘杜某2’署名字迹不是转印形成，也不是摹仿书写而成，而是杜某2书写形成；‘杜某1’署名字迹不是转印形成，也不是摹仿书写形成，而是杜某1书写形成；2、根据现有条件，不能确定上述《协议书》上‘杜某1’、‘杜某2’署名字迹的形成时间；3、根据现有条件，不能确定上述《协议书》上‘杜某1’、‘杜某2’署名字迹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此前，杜某1、杜某2、杜某6曾在其他案件中向法院申请对上述涉案《协议书》上声明人处“杜某1”、“杜某2”、“杜某6”签名笔迹是否为各自本人书写进行鉴定。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2018年1月10日分别作出贵中一司鉴【2017】文鉴字第3128、3131、3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别为：“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9日的《协议书》上声明人处‘杜某1’签名笔迹是杜某1本人书写。”、“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9日的《协议书》上声明人处‘杜某2’签名笔迹是杜某2本人书写。”、“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9日的《协议书》上声明人处‘杜某6’签名笔迹是杜某6本人书写”。杜某1、杜某2与杜某3、聂某因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房屋拆迁款分割问题发生矛盾，协商未果，杜某1、杜某2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庭审中，杜某2以其已签订《声明书》，并经公证放弃对杜振坤遗产的继承为由，当庭表示放弃对涉案房屋及其补偿款的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房屋是否是被继承人杜振坤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本案中，杜某1、杜某2主张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房屋系被继承人杜振坤的遗产，并起诉要求依法分割该房屋的拆迁款人民币约70万元。杜某3、聂某对杜某1、杜某2的诉讼请求未予认可，并主张杜某1、杜某2及其他被告都签字同意将涉案房屋交给杜某3，且该房屋已经办理产权到杜某3、聂某名下，杜某3、聂某提交《协议书》、房权证、《鉴定意见书》等对上述主张予以证明。本案中，涉案房屋系杜振坤向云岩旧城改造经营公司承租，杜振坤仅系该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杜某1、杜某2对《协议书》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经鉴定，该协议书上“杜某1”、“杜某2”的签名均系杜某1、杜某2本人所签，不是转印形成，也不是摹仿书写形成。对于王志英出具的“声明”，因杜某3、聂某未予认可，王志英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法院对该“声明”不予采信。因杜某1、杜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伪造、无效、可撤销等情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结合贵中一司鉴【2017】文鉴字第3128、3131、3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杜某5、杜某4的陈述，《协议书》合法有效，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杜某1、杜某2另主张，根据经过贵州省公证处公证的《声明》，杜某3已于2003年4月3日放弃杜振坤遗产的继承权。杜某2、杜某1与杜某6、杜某5、张兴珍于2007年4月9日签订《协议书》中，均同意将涉案房屋交由杜某3，而且杜振坤仅享有涉案房屋的承租权，杜某3、聂某依据与云岩旧城改造经营公司签订的《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及相关材料取得房屋产权所有权证。杜某1、杜某2另主张赖以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的一系列材料系伪造，所有权基础不真实，故杜某3、聂某并非涉案房屋的真正所有权人，但是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法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的涉案房屋不属于杜振坤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故杜某1、杜某2要求依法分割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房屋拆迁款人民币约7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杜某2当庭表示放弃对涉案房屋及其补偿款的继承权，法院依法予以认可。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驳回杜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杜某1、杜某2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杜某1提交与诉争房屋同一栋位于8楼的房产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杜某3、聂某于2008年通过虚假资料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明。杜某3、聂某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不认可关联性。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杜某1上诉主张《声明》内容应理解为放弃杜振坤全部遗产的法定继承权，《协议书》不真实，杜某3、聂某系用虚假材料《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兑换协议书》取得产权证，案涉房屋应属于杜振坤之遗产。因涉案房屋系杜振坤向云岩旧城改造经营公司承租，杜振坤生前仅系该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不享有所有权，杜振坤于2001年11月逝世时，该房屋并不属于杜振坤之遗产，不能认定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2于2003年4月3日出具内容为自愿放弃杜振坤之遗产继承的《声明》效力及于该涉案房屋。又杜某1虽不认可2007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但根据鉴定意见，该协议书上“杜某1”的签名系杜某1本人所签，原判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协议书》载明：“我父亲杜振坤生前留有口头遗嘱，把上述30多平方米的住房留我，也就是他的大儿子杜某3我，因我生活比较艰难，母亲也同意此套住房留我作栖身之地，其它几位弟、妹也尊重父亲和母亲的决定，没有异议，现特立一份协议书，杜某1、杜某2、杜某6、杜某4、杜某5自愿放弃，父亲杜振坤遗产继承权，母亲张兴珍财产继承权，杜某3有权全权处理上述这套住房,以上五人不得干涉……”根据上述载明内容，杜某2、杜某1、杜某6、杜某5、张兴珍签订该协议书均对涉案房屋由杜某3居住使用，杜某3有权全权处理涉案房屋无异议，后杜某3于2008年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杜某4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在本案中并未对杜某3取得房屋产权提出异议。杜某1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充分杜振坤系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因此，本院对杜某1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原判认定涉案房屋不属于杜振坤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涉案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判决驳回杜某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杜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杜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李婷婷审判员  谌致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