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5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八一路颐和花园8号楼2-4层。负责人：霍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芝，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燕，女，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愿红，女，198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上述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家福，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信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燕、王愿红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3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人寿信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芝，被上诉人王愿红以及被上诉人张燕、王愿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家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人寿信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323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5万元的重疾保险金或者发回重审（争议金额5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被上诉人在投保前就患有××，并在住院治疗脑卒中期间投保，但对这一情况并未如实告知，被上诉人这一行为性质恶劣，存在欺诈骗保行为。根据保险法规定，上诉人依法解除合同，不应再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5万元重疾保险金没有法律依据。被保险人张燕2017年3月23日至30日在潢川县第二人民医院因脑卒中住院，2017年3月28日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投保，2019年2月25日至3月9日被保险人张燕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术后、高血压等住院，并在既往史中自述××史2年。在投保时针对健康事项对投保人王愿红进行具体的健康询问时，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对这一情况并未如实告知。在被上诉人投保时，针对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询问事项04您目前或过去一年内是否去医院进行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08您是否目前患有××或手术史？若是，请在说明栏告知。A脑、××，例如癫痈、脑中风等。B.××，例如高血压等。在上述的询问事项中，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给予否定回答，并分别在投保书投保人、被保险人处亲笔签名。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而本案中，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投保，合同成立两年内被保险人又因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术后、高血压等住院，不属于前述条款适用的情形，保险人仍有解除权。根据保险法16条第3款的规定，因投保人王愿红及被保险人张燕存在投保时故意隐瞒病情的欺诈行为，对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足以产生重大影响，以致平安保险信阳中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订立保险合同，合同成立两年内被上诉人又因投保前的疾病及卵巢癌住院，不属于合同成立两年后新发生的保险事故，上诉人已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解除了合同。对被上诉人的诉求，上诉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根据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一审法院以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判决我公司败诉，系对该条文的断章取义，致使一审判决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张燕、王愿红辩称，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认为无论是口头或者书面告知解除对被上诉人并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欺诈问题，因为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在给被上诉人办理保险时，对被上诉人患病是明知的，因为当时办理保险的地点正是潢川县第二医院，××询问时。上诉人辩称对被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在办理保险的时候并没有出示合同，仅仅是事后补办的，至于上诉人辩称投保期间履行对张燕健康询问完全是程序问题，并且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一再嘱咐怎么询问、怎么回答，这是个程序问题，并没有实际意义。综合以上几点，被上诉人认为在办理保险是不存在欺诈骗保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燕、王愿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理赔款5万元，并退还两年保险费721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8日，原告王愿红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张燕，原告王愿红与被告保险代理人吴鸿霄签订了一份平安鑫盛终身寿险鑫盛12（996）《人身保险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王愿红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及生存保险受益人均为原告王愿红母亲张燕。投保主险为鑫盛12（996），并附加长险为鑫盛重疾（940），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险金额为5万元。投保人于保险合同签订之日即缴纳鑫盛12（996）保险费2580元，鑫盛重疾（940）保险费790元，意外医疗保险A（527）保险费138元，附加意外13（551）保险费100元，合计每年缴纳保险费3608元，保险费已缴纳两年，即王愿红已向被告交纳上述保险费为7216元。在投保时，被告保险代理人吴鸿霄询问张燕时，并没有向张燕告知有××不能投保。实际上张燕在潢川县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是因脑卒中住院。鑫盛重疾（940）基本保险金额为5万元。另查明，张燕于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30日期间在潢川县第二医院因脑卒中住院。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9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术后；2、高血压；3、低蛋白血症。原告张燕出院后，即向被告平安人寿信阳支公司申请理赔，被告于2019年4月15日向原告下发通知，通知内容为：1、解除P320000017999416号保单下所有保险合同，并不予退还保险费；2、解除上述合同后，歉难给付保险金。为此，原告诉讼来院，请求依法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愿红与被告平安人寿信阳支公司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即履行了其主要的义务。被告平安人寿信阳支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被告辩称原告在投保前就患有××，并在住院治疗脑卒中期间投保，属于未如实告知，存在欺诈骗保行为，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辩解，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从本案庭审举证情况看，被告辩解原告患有××从而存在欺诈行为，而本案原告举证的是其患有右卵巢癌，两者不属于同一部位、同种原因的疾病，原告不存在欺诈行为。关于双方所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否能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保险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保险合同解除权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故对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给付原告保险金5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退还两年保险费7216元的请求，因双方的合同继续有效，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规定，判决：一、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保险合同号码为：P320000017999416号保单），双方继续履行；二、限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给付原告张燕保险金5万元；三、驳回原告王愿红、张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元，减半收取615元，由原告王愿红、张燕负担90元，被告负担5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诉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投保人为张燕的投保是××投保、是否存在骗保；2.保险人对于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无解除权。第一、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投保人人王愿红为被保险人张燕进行投保时，上诉人平安人寿信阳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明知被保险人张燕因脑卒中正在住院治疗，且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询问投保人张燕的过程中，在没有向张燕告知有××不能投保的情况，仍与被上诉人张燕、王愿红签订人身保险合同，应视为对其相关合同权利的放弃。而被上诉人张燕、王愿红在与上诉人平安人寿信阳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张燕之后所患的右卵巢癌的病情不可能在当时就已知晓。因此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张燕、王愿红在签订人身保险合同时，存在隐瞒患有右卵巢癌病情的骗保行为。第二、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如前所述，本案人身保险合同成立时，被保险人张燕尚未发生患右卵巢癌的保险事故。因此，案涉保险合同在成立两年后，保险人平安人寿信阳公司不得解除合同。上诉人平安人寿信阳公司的该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邰本海审判员  徐 宏审判员  张 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朗书记员罗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