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25民初1986号 原告：梓潼县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梓潼县文昌镇中和街中段1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50788669395。 法定代表人：王立川，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容，四川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梓潼县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登记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五社（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725399990586Y。 法定代表人：**芳。 被告：杨发林，男，生于1965年4月18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朝富，四川翠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何川，男，生于1975年8月10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被告：张峰瑜，男，生于1989年1月23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刘金华，男，生于1967年9月12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原告梓潼县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上禾公司)与被告梓潼县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蜀龙合作社)、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禾上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立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容、被告蜀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芳、被告杨发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朝富、被告何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峰瑜、刘金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禾上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退还原告因履行《整体转让协议（草签）》和《出资及经营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时向被告支付的人民币640000元，且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五被告依据定金罚则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共400000元（即定金200000元的双倍），且应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五被告连带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16日，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四人达成《合作协议》，等额出资成立了蜀龙合作社和梓潼县宝龙园家庭农场（以下简称宝龙园）。上述四人系合伙关系，合作的主要内容为：在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和梓潼县豢龙乡青杠村流转土地，进行柑桔种植和销售等经营活动。被告蜀龙合作社和宝龙园成立于2015年初，基于合规性考量，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四人的份额分别由**芳等九名社员在名义上代持。**芳虽为被告蜀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实际控制人和真实权利义务人为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2019年1月11日，原告与五被告签订《整体转让协议（草签）》。2019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蜀龙合作社签订《框架协议》，作为《整体转让协议（草签）》的进一步确认、细化和补充。该协议既加盖了被告蜀龙合作社公章，又有六名合作社社员代表签字。上述两份协议就位于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和梓潼县豢龙乡青杠村柑桔种植园的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了200000元的定金。此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向被告蜀龙合作社账户转款840000元，其中包括定金200000元。后因被告杨发林反悔，导致上述两份协议不能实际履行。因被告杨发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蜀龙合作社辩称，原告与被告蜀龙合作社签订的合同既然是无效合同，那么已经收取的转让费就应该予以退还，但合同中并未约定违约责任。另，**芳虽是被告蜀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管理相关事务，既未持有公章，也未在转让协议中签字，更未收取转让费。 被告杨发林辩称，1.被告杨发林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更未收取原告的定金及价款，因此无返还责任。2.原告与被告蜀龙合作社签订的《整体转让协议（草签）》未生效。原因在于《整体转让协议（草签）》中已约定以正式协议为准，但此后的《框架协议》只为原告与被告何川、张峰瑜、刘金华签订，并无被告蜀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参与。既然所附生效条件不成就，《整体转让协议（草签）》自然也就未生效。3.被告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在被告杨发林不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框架协议》，并利用被告蜀龙合作社账户私自收取200000元，故应由他们承担返还责任。同时，根据《整体转让协议（草签）》，所收取的200000元中只有100000元系定金。而原告在明知被告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均不是被告蜀龙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仍与他们签订《框架协议》，而且该协议现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故原告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现不能要求按定金罚则返还。4.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只有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才由合伙人承担无效连带清偿责任，否则出资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所以，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杨发林等出资人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针对被告杨发林的诉讼请求。 被告何川辩称，被告蜀龙合作社系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出资组建，**芳虽系法定代表人，但并无实权，其只是这四位出资人选出来的代表。原告支付钱均是转到被告蜀龙合作社的账户，其中的第一笔200000元已经用于了支付2018年至2019年度的土地承包款；第二笔640000元款项是在四位出资人面前作了等额分配，但被告杨发林并未领取所分得的160000元。以后的事，就按照生效判决执行。 被告张峰瑜未答辩。 被告刘金华未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四人以“合作人”的名义共同平均出资组建了被告蜀龙合作社和宝龙园，其中宝龙园只是一块“牌子”，无对外业务。被告杨发林为被告蜀龙合作社所有经营管理的对外联络及责任人、为土地流转的“接包方”，负责执行“合作人”对被告蜀龙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所作的一切决定。2014年12月2日，被告杨发林分别与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龙口村委会）和梓潼县豢龙乡青杠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青杠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在合同第七条第四款均约定：乙方（杨发林）对土地进行再流转，需征得甲方（村委会）书面同意。被告蜀龙合作社在流转土地上经营果园四年以来，挂果率和产量未如期实现，加之市场行情低迷等，致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等四名投资“合作人”对果园的经营和后期发展出现不同意见。2018年12月26日，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等四名投资“合作人”召开会议，并议定了果园等整体转让事项，即一致决定“在2019年1月20日前，投资人继续寻找关系，共同努力将果园对外整体转让，如有人愿意承接，投资人共同参与谈判，无论结果如何，只要60%以上投资人同意，即可对外整体转让”。在形成的《会议纪要》上面，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均签名。2019年1月1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立川与被告杨发林签订《整体转让协议（草签）》。在这份《整体转让协议（草签）》中，除确定甲方为被告蜀龙合作社和宝龙园、乙方为原告外，还主要作了以下约定：最终以正式合同确定的移交面积和数量为准；整体转让价格为2600000元；草签协议后，乙方两日内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00元；签订正式协议后，乙方向甲方首期支付转让款的30%；双方移交完资产并完成手续过户后，再支付总额的40%左右；2019年12月31日前再支付剩余尾款；草签协议未纳入事项以正式协议为准。另，在《整体转让协议（草签）》最后，除有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及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立川的签名外，还加盖了被告蜀龙合作社的公章。2019年1月18日，一份载明甲方为被告蜀龙合作社和宝龙园、乙方为王立川的《框架协议》形成。在这份《框架协议》中，除对种植园现状、转让方式、转让金额、付款方式及签章生效等进行了明确外，还将定金金额调整为200000元，并明确其包含在首次支付的30%转让款也就是840000元内。在《框架协议》的最后，除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立川签名和印章以及被告蜀龙合作社的公章外，在“全体社员”一栏并没有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的签名，也没有被告蜀龙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芳的签名，宝龙园的签章处也为空白。2019年1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立川通过自己账户向被告蜀龙合作社转账四笔，共计200000元。当天，被告蜀龙合作社向原告出具一张载明“今收到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转入收购（龙口村青杠村）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果园收购款20万元整”的收据。2019年4月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被告蜀龙合作社转账七次，累计转款640000元。被告蜀龙合作社在当天确认收到这640000元后，又向原告具一张载明“今收到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转入收购（龙口村青杠村）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果园收购款64万元整”的收据。2019年4月28日，本案原告曾以本案被告杨发林反悔导致协议无法履行为由起诉至本院，要求继续履行《整体转让协议（草签）》和《框架协议》，要求赔偿其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纠纷发生后，龙口村委会和青杠村委会专门出具书面材料，均明确表示不同意案涉承包土地再流转。2019年7月19日，本院作出（2019）川0725民初854号判决，驳回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原告欲承包的土地系本案被告杨发林从龙口村委会和青杠村委会承包而来，而在本案被告杨发林分别与龙口村委会、青杠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第七条第四款均约定：乙方（杨发林）对土地进行再流转，需征得甲方（村民委员会）书面同意；本案原告在与《整体转让协议（草签）》、《框架协议》等合同相对方签订协议时，并未取得龙口村委会和青杠村委会书面同意；龙口村委会和青杠村委会不但至今未予以追认，还以书面形式反对案涉土地再流转；故，本案原告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据此，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川07民终2363号判决，驳回了本案原告的上诉。现本院的（2019）川0725民初854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被告蜀龙合作社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合作协议》、《整体转让协议（草签）》、《框架协议》、本院的（2019）川0725民初854号判决书及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川07民终2363号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在原告与被告蜀龙合作社及宝龙园之间涉及到的果园等的整体转让中，实际上还包括被告杨发林于2014年12月2日通过与龙口村委会和青杠村委会分别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进而承包到手的现已成为果园的土地。被告杨发林与两村委会在合同中所作的土地再流转需征得书面同意的约定，既是对两村委会权利的设定，也符合当时的土地管理法律规定，故当前在处理这些土地的再流转事宜时，应有别于从发包人处的直接流转，应充分考虑对两村委会合同权利的保护，应受当时的土地管理法律约束。在《整体转让协议（草签）》和《框架协议》中均涉及到案涉果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流转，足以表明不论是被告杨发林还是其他参与再流转的人员，均实施了不受当时土地管理法律约束的侵害两村委会合同权利的行为，况且《框架协议》的签订双方实际上至今都尚未全面完成促成其“生效”的签章行为。所以，双方签订的《整体转让协议（草签）》依法应属无效合同；后续《框架协议》因未完成全面签章，依法应尚未成立。即使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律规定，也不得忽略两村委会的追认，而原告并无证实两村委会已予以追认的证据。所以，根据本案事实来看，果园等的整体转让确没有有效的合同履行基础，被告蜀龙合作社因此所收取的价款，理应退还于原告。既然《整体转让协议（草签）》无效，《框架协议》至今未成立，那么其中所涉及的定金条款对参与协议订立的各方均不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被告蜀龙合作社系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应以其财产清偿自己对外所负的债务，原告要求由作为其实际出资“合作人”的被告杨发林、何川、张峰瑜、刘金华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被告蜀龙合作社应向原告返还840000元收购价款。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梓潼县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梓潼县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价款840000元； 二、驳回原告梓潼县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7080元，原告梓潼县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80元，被告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负担6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加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廖建勋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