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82民初8642号 原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8号广德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1363Q。 法定代表人：陈文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毓雯，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时炤，男，198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淯栌，福建世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纺织品公司）与被告林时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州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毓雯，林时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淯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纺织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林时炤偿付广州纺织品公司出口退税（已退缴回、滞纳金、视同内销补税及补缴地税税款）损失420336.82元及利息（缴回已退税利息自2016年6月8日起算，滞纳金、视同内销补税及补缴地税税款利息自2016年8月11日起算，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7月15日止前述利息共计人民币54971.51元，利息实际应计算至林时炤还清前述欠款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广州纺织品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林时炤偿付广州纺织品公司出口退税（已退缴回、滞纳金、视同内销补税及补缴地税税款）损失421842元及利息（缴回已退税利息自2016年6月8日起算，滞纳金、视同内销补税及补缴地税税款利息自2016年8月11日起算，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7月15日止前述利息共计人民币55163.09元，利息实际应计算至林时炤还清前述欠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瑞昌市三合服饰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合公司）系林时炤出资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广州纺织品公司与林时炤开展出口贸易合作，广州纺织品公司为林时炤出口服装类产品。2012年1月10日，双方签订《采购合同》。其中合同第五条约定，三合公司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三合公司纳税事项或其他原因造成广州纺织品公司无法退税，应由三合公司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和广州纺织品公司无关。2015年6月4日，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作出穗国税中稽处[2015]6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书明确因三合公司原因，广州纺织品公司已退税的人民币192741.91元需做缴回处理，决定书同时要求广州纺织品公司对上述税款所涉账目按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因广州纺织品公司不服该处理决定书，于2016年2月15日向广州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因故产生滞纳金28525.22元。目前广州纺织品公司已按照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缴回了已退税的税款人民币192741.91元。同时，广州纺织品公司根据要求进行出口退税申报数据调整，计提视同内销货物销项税额人民币179084.71元，并补缴地税税款人民币21490.16元。前述所有税款及滞纳金广州纺织品公司均已缴交完毕。广州纺织品公司认为，根据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根据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三合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向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办理出口退税的文件不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导致广州纺织品公司无法完成出口退税，是明显的违约行为，且其违约行为已造成广州纺织品公司巨额损失，三合公司应当依照《采购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出口退税（已退缴回、滞纳金、视同内销补税及补缴地税税款）损失及利息。广州纺织品公司欲向三合公司追讨损失时，发现该公司经瑞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已于2016年06月29日注销，三合公司系林时炤出资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林时炤作为三合公司唯一的股东，应向广州纺织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广州纺织品公司的合法权益，广州纺织品公司依法起诉，请求依法裁判。 林时炤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判决驳回广州纺织品公司诉讼请求。根据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广州市国家税务局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体现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7日，广州纺织品公司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三年内应当提起诉讼，但广州纺织品公司却在2019年7月15日才提起诉讼，因此已超诉讼时效。法律不保护沉睡的权利者，请求依法驳回广州纺织品公司诉讼请求。虽广州纺织品公司补充提交《关于赔偿出口退税及相关损失的函》、《快递底单及退回证明》、《退件快递封扫描件》欲证明广州纺织品公司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已于时效内向林时炤主张债权，但该快递底单载明收件人为林培训，而非林时炤；且快递退回，直接证明林培训没有收到该份快递。广州纺织品公司未在诉讼时效内向林时炤有效主张债权，本案确已过诉讼时效。2.广州纺织品公司的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判决驳回广州纺织品公司诉讼请求。首先，林时炤依照《采购合同》是出售女上衣、女长裤给广州纺织品公司，但却不负责广州纺织品公司出口外商事宜。依照《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上述4户企业开具的6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6笔出口业务中用于出口退税备案的单证‘海运提单’非承运人出具”“我局依法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你公司期限内提供上述6笔出口业务合法有效的‘海运提单’，但你公司至今仍无法向我局提供”。故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原因不在林时炤，而是广州纺织品公司自身因素（工作出错却怠于改正）。现广州纺织品公司要求林时炤承担该笔退税款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提到的6笔出口业务亦无法证实与林时炤之间的关联性。最后，《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已明确载明“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广州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广州纺织品公司自身因素导致的滞纳金等损失与林时炤无关联性。广州纺织品公司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且所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广州纺织品公司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即当事人对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税务处理决定书、受理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退件快递封、快递底单及退回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税务处理决定书、受理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止审理通知书。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该部分证据拟证明双方合同关系以及林时炤应对出口退税损失承担责任；由于林时炤违约造成广州纺织品公司巨额出口退税损失；广州纺织品公司曾申请行政复议，后申请中止行政复议。林时炤质证认为，对采购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他证据可由法院依法认定，但对广州纺织品公司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部分证据可以证实系广州纺织品公司自身疏忽原因导致海运提单非承运人出具，广州纺织品公司提起行政复议拒不缴回税款以致损失，该部分行政复议以及产生损失均与林时炤无关。本院认为，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该部分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依法予以确认。 2.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表，电子缴税回单，电子缴款凭证，税收缴款书、缴款信息截图、广州公证处公证书。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该部分证据拟证明其已按照税局要求缴回已退税款并补缴税款。林时炤认为该部分证据可由法院依法认定。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系广州纺织品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材料，但缴款信息截图无法体现缴款人基本情况，缴纳税款付款凭证过于笼统，广州公证处公证书载明广州纺织品公司2016年8月份缴纳税款情况，但无法具体体现何笔系因案涉三合公司相关退回税款以及补缴税款的基本事实，而广州纺织品公司在庭审中亦未能充分说明该部分证据之间的具体关联性（决定书决定追缴30948593.31元，六张电子缴税回单总额37235694.03元，款项内容为代扣地税款为3782328.15元、代扣国税款为33453365.88元，但该部分证据均无具体的付款内容信息），故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 3.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海运提单、装运单、记账凭证、出口退税损失专项鉴证报告其他专项审计报告。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该部分证据拟证明林时炤违约给其造成损失，经会计审计，广州纺织品公司已向税局缴回出口退税192741.91元，出口不予退税视同内销应补缴增值税179084.71元、应补缴附加税费21490.16元等事实。林时炤质证认为，该部分证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林时炤并不负责广州纺织品公司将货物销售至境外的事宜，海运提单系广州纺织品公司或者境外客户应配合提供，该部分证据与林时炤无关，而审计报告三性均有异议，广州纺织品公司财务清算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海运提单、装运单均为复制件，广州纺织品公司并未提供原件或者经有权机关核对无误的证据副本，亦未能举证证实该部分证据系由三合公司或者林时炤提供，故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系其单方制作，并无其他在案客观证据加以佐证证实，而相应的出口退税损失专项鉴证报告其他专项审计报告亦根据该记账凭证、电子缴税回单，电子缴款凭证，税收缴款书等材料进行审计，故对该记账凭证、出口退税损失专项鉴证报告其他专项审计报告的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 4.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关于赔偿出口损失退税及相关损失的函、退件快递封、快递底单及退回说明。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该部分证据拟证明其已于诉讼时效内向林时炤主张权利。林时炤质证认为，赔偿损失函为广州纺织品公司单方制作，根据快递底单及退回说明，该快递系广州纺织品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寄给三合公司（收件人为林培训），该快件因查无此人退回，林时炤并未收到该部分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该部分证据可以体现广州纺织品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通过邮政快件方式向三合公司主张权利，但因三合公司已于2016年6月29日注销，该部分证据无法证实广州纺织品公司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到达或者应当到达三合公司，故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部分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月10日，广州纺织品公司与三合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编号HLL12DP60274），该合同约定广州纺织品公司向三合公司购买女上衣、女长裤（货值总价1409425元），三合公司负责商品出口所需要的码头费用，三合公司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广州纺织品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为三合公司纳税事项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广州纺织品公司无法退税，应由三合公司承担一起责任和损失，并特别约定本合同货物是广州纺织品公司按照广州纺织品公司的客户与三合公司要求向三合公司购买，因此该货物的质量交期等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三合公司负责，货款也在广州纺织品公司收到广州纺织品公司客户的货款后支付给三合公司，广州纺织品公司在收到三合公司按交货数量开出的正确增值税发票和报关文件及收到客户的货款后2天内付款给三合公司。2012年5月25日，三合公司开具十三分总额为1409425元的江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广州纺织品公司。2012年6月18日，广州纺织品公司付款1409425元。2015年6月4日，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中稽处﹝2015﹞64号），该决定书认定因广州纺织品公司出口业务中用于出口退税备案的单证“海运提单”非承运人出具，广州纺织品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海运提单”，故应追缴案涉三合公司部分出口退税税款192741.91元，限广州纺织品公司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到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将税款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若广州纺织品公司同该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向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广州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2月4日，广州纺织品公司就前述决定书申请复议，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2月15日予以受理复议。2016年3月25日，广州纺织品公司申请中止复议，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决定自2016年3月29日中止复议，后广州纺织品公司要求撤回复议申请，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6月7日作出复议终止通知书，该复议终止通知书已于2016年6月8日送达给广州纺织品公司。2016年6月29日，三合公司已注销工商登记，林时炤为三合公司唯一股东。2019年3月4日，广州纺织品公司通过邮政快递向三合公司邮寄关于赔偿出口退税及相关损失的函，该邮政快件载明收件人为林培训、单位名称为三合公司，地址为三合公司注销前原工商登记地址，后于2019年3月23日因“查无此人”退回。2019年7月15日，广州纺织品公司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广州纺织品公司与三合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主体适格，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当事人之间的采购合同约定，三合公司应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该约定不足以证实提供海运提单等证据材料系三合公司的合同义务，而根据该合同约定广州纺织品公司在收到三合公司正确增值税发票和报关文件及收到客户货款后付款给三合公司，广州纺织品公司已于2012年6月18日付款1409425元足以证实广州纺织品公司已收到合同约定相关材料，广州纺织品公司未能举证证实提供海运提单等证据系三合公司合同义务，且广州纺织品公司作为专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未能提供海运提单等原始证据，亦未能提供经有权机关核对无误的证据副本，对于海运提单等证据材料上明显错误（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认定“海运提单”非承运人出具）未能及时发现并向出具人提出异议，故广州纺织品公司应当自行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广州纺织品公司未能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及时退回、补缴税款所造成的滞纳金等损失，该部分损失不属于因三合公司原因所致，故广州纺织品公司应当自行承担该部分损失，本院对广州纺织品公司要求三合公司唯一股东偿付其出口退税及利息损失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广州纺织品公司于2016年6月8日收到复议终止通知书，应当视为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而广州纺织品公司迟至2019年7月15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广州纺织品公司于2019年3月4日通过邮政快件向三合公司主张权利，但三合公司已经注销并对外公示已久，广州纺织品公司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无法认定为到达或者应当到达三合公司、林时炤，现广州纺织品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情形，故广州纺织品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广州纺织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林时炤的辩解，合法合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55元，减半收取计4227.5元，由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人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蔡思伟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