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3民终1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龙河，男，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辉蓉(余龙河之妻)，女，197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重庆德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海东，男，197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兴会(谷海东之妻)，女，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上诉人余龙河、李辉蓉因与被上诉人谷海东、吴兴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0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龙河、李辉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被上诉人谷海东、吴兴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龙河、李辉蓉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独子余明辉(1997年7月8日出生)，在2017年12月20日同好友陈小勇一同乘车前往XX镇古家山村为陈军卸核桃树苗，晚18点左右陈军安排大家到丰都县XX镇XX山羊庄聚餐，另外还有几个村干部共9人吃羊肉汤锅并饮酒。饭后约21点左右，陈军在该羊庄三楼订了两个房间，一间陈军和陈小东住，另一间陈小勇与死者余明辉住，在休息后余明辉接到其父亲电话，说开车来接他回家，因为第二天余明辉要去手机店上班。余明辉下楼后因出羊庄的大门关闭无法打开，几次拔打吧台电话均无人接听，无人开门，就从二楼无安全设施的窗户翻离时，从窗台摔倒在地上，于次日(即2017年12月21日)7时许被群众发现报警，余明辉在被送往垫江县医院的途中死亡。在余明辉死亡的第二天(即2017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余龙河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由XX山羊庄业主一次性给付死者家属4万元人民币，并当场兑现，受害方自愿放弃对XX山羊庄业主司法诉讼的权利，还约定被上诉人无条件配合死者家属对陈军、陈小勇等一同喝酒的8人诉讼赔偿时，无条件配合出庭作证。上诉人李辉蓉虽在《协议书》上表述有名，但未参也协商和在此协议书上签字。以上是本案的真实情况。二、上诉人对案件事实有重大误解和《协议书》关于赔偿显失公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明显存在重大误解。死者于2017年12月21日死亡，2017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主动而非上诉人要求而签订协议，时间不足一天，尚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上诉人所知道的死因是被上诉人主动告知的，说是吃酒过量的原因，并叫他们去找一同吃酒的人，才有派出所通知八个吃酒人前来接受调查，他们承认一同吃酒的事实，但不认为应承担责任。上诉人以为他们是狡辩，必须对儿子的死亡负责，双方僵持不下，后来上诉人余龙河出现言语紊乱，行为怪异，到处乱跑，政府部门见状怕出现更大的意外，召集同饮酒人做工作，才有3万元的人道帮助，至此事态才得以平息，至始至终上诉人都没有责怪过被上诉人，也非判决书所说要求其赔偿，人道主义帮助等，反而因为被上诉人所提供的信息获助3万元而心存感激。但在一审判决书第5页8行，被上诉人这样自述:“一是考虑人道主义帮助，二是考虑事故在本店发生”，4万元人道主义帮助是被上诉人主动提出，协议也是被上诉人起草的(并非上诉人的要求)，而协议却写成:1.乙方一次性赔偿四万元，甲方自愿放弃对乙方的司法诉讼权利，这显然是有预谋的欺诈行为，既然是人道主义帮助，为什么要他人放弃诉权呢?显然也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上诉人真是明知其死亡应由被上诉人负责，一条生命，一次性赔偿四万元，上诉人决不可能签字画押，更不会有今天的诉累，但签字已属实，由此也足以证明上诉人并不知道责任人是谁，在被上诉有预谋的诱导下，错误的把一同吃酒的人误解为责任人，当判决书下来后，才知道责任人应该是被上诉人，此协议是重大误解签订的，一个接受的是人道主义帮助，一个是赔偿，由此也可见，该协议也决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是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的无知，乘人之危所签字的欺诈协议，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予以撤销。根据一审(2018)渝0230民初1118号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大门已锁，无法开门出去，打电话无接听的情况下，翻窗摔倒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换言之，如果被上诉人有人值班，或者外锁内不锁，进不来，出得去，既保障大家的入住安全，又保障紧急情况下的逃生需要，如果窗户加装了安全设施，也不致于去翻窗坠亡，被上诉人的过错还不仅于此，一审判决书第6页11行“余昌位等5人离开后，陈军、陈小勇、陈小东、余明辉4人返回餐馆内继续喝酒吃饭，证明被上诉人对他们一次、二次的过量饮酒是明知的，根本没有尽到应尽的劝告，照顾义务，明知饮酒过量，应关心问候，告知出门方式，甚至送医救治，夜半还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意外紧急情况发生，如疾病、火灾，被上诉人也严重违反了《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规定，致使死者被迫选择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窗户翻离，而一审判决书却认定被上诉人无过错。一审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2行“已赔偿四万元不存显失公平”之结论不知从何得出，从《协议书》的内容不难看出其写法出自法律专业人士之手，说明被上诉人是明知自己没有尽到劝告、照顾，没有安全设施、违反《消防法》等义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从现行的法律规定计算，应赔偿6-70万元，就是死者自付20—30%的责任，其差距也是十倍之巨，故判决书的不存显失公平的结论，不是摆事实，讲法理的正确结论，而是源自于一审判决书第十一页6—7行“在当地人民人政府的调解达成协议，并由当地司法工作人员在场”就一定主持公道的错误推论不存显失公平。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认为是有效协议。所谓意思表示真实，不一定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意思表示具有二重性，即自愿性和合法性，一个意思的表示，只有同时具备自愿性和合法性，才产生法律效力，所谓不违反禁止性规定，是指当事人在签约目的具体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但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明显有乘人之危，欺诈，非双方真实意思，显失公平等重大误解，本案不具合法性，违反了法律的禁止行为，发生不了法律效力，怎能认定其合法有效，明显有悖于事实和法律的错误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应按《合同法》第54条第(一)、(二）项之规定，予以撤销;被上诉人乘人之危，以虚假的事实欺诈上诉人，亦应按《合同法》52条(一)项之规定认定为无效合同;双方所签的《协议书》不具备真实意思的表示的合法性，也悖于事实，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的认定有效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谷海东、吴兴会辩称，当时死者与其余人一同到我经营的羊肉馆就餐，当时喝了很多酒，他们四个就开了两个房间在三楼，我们居住在四楼，并且已经贴了有事出行请敲门的告示，由于在乡镇，为了安全晚上是要关门的。上诉人称死者打了我们座机电话，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当时死者是在过道的窗户摔下去的，窗户的设计是合理的，其摔伤后直到第二天被路人发现，送医途中死亡的。当时公安局、刑警队、安监局等都参与调解了两天，我当时作为人道主义愿意出3万元，后经村书记出面调解让我多支了1万元，双方达成了协议，因此不存在重大误解，也不存在显失公平。余龙河、李辉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余龙河与谷海东、吴兴会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0日，陈军邀请当地村民余昌位、余昌平、余道荣、秦大禹、余建平和陈小东、陈小勇及余明辉一起吃饭。下午18时许，陈军、陈小勇、余明辉、余昌位等9人来到XX镇XX山羊庄吃羊肉汤锅。大约在当晚19时35分，村民余昌位、余昌平、余道荣、秦大禹、余建平5人结束餐饮准备离开，陈军、陈小东、陈小勇及余明辉均起身将余昌位等5人送到餐馆大门口的车上，由余建平驾车载其余4人离开了XX山羊庄。余昌位等5人离开后，陈军、陈小东、陈小勇、余明辉4人返回餐馆内继续喝酒吃饭。大约在当晚9点过，陈军等4人结束吃饭喝酒，陈军到餐馆3楼开了两个房间供4人休息住宿，其中陈军与陈小东住1间，陈小勇和余明辉住1间，随后4人便各自回房间休息。大约在次日凌晨零点，余明辉来到陈军、陈小东所住房间叫醒了陈军，称其父亲已经出发1小时左右，要来接他回家，但楼下的卷帘门已锁出不去，需要给餐馆老板打电话通知开门。陈军无餐馆老板手机号码，便为余明辉拨打了吧台电话，但无人接听，余明辉要求陈军将吧台电话告诉他，于是陈军将餐馆吧台电话告知余明辉，余明辉遂离开，陈军及陈小东继续睡觉。余明辉拿到号码后分别在21日零时零二分和零时零四分先后两次拨打吧台电话，均无人接听。余明辉在未能找到餐馆老板开门的情况下，欲从二楼窗户翻越出去，余明辉在翻窗过程中不慎跌落到窗外的水泥巷道上不能动弹。次日早上7时许余明辉被人发现，在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余明辉死亡后，经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检验鉴定，分别作出渝公鉴(毒化)[2017]3203号检验报告和丰公鉴(病解)[2018]000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其中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从余明辉心血中未检出常见农药、常见安眠药及毒鼠强；从余明辉心血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9.1mg/100mL。其中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余明辉符合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一审另查明：2017年12月20日22时40分左右，余龙河与余明辉通过微信联系，余龙河将去接余明辉，同时余明辉通过微信给其父亲余龙河发送了XX山羊庄的定位。当晚11时许，余龙河、李辉蓉及李辉琼(系李辉蓉之妹)一同从丰都县城驾车来XX镇接余明辉，由于几人到XX镇后未找到XX山羊庄和在给余明辉多次打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返回了丰都县城。余明辉死亡后，陈军、陈小东、陈小勇共同支付给余龙河、李辉蓉2万元整(其中陈军1.6万元，陈小东和陈小勇各支付2千元)；余昌位、余昌平、余道荣、秦大禹、余建平分别支付余龙河、李辉蓉2千元，共计10000元。余明辉死亡后次日晚，余龙河、李辉蓉及其他亲属在XX镇政府与谷海东、吴兴会等人进行协商处理纠纷，后余龙河、李辉蓉作为共同甲方，谷海东、吴兴会作为共同乙方达成《协议书》，在场人有曾衍春、余兴艮(余明辉二叔)、余红兵(余明辉三叔)、XX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黄娟德，协议约定“一、事件基本情况：2017年12月20日19时，死者余明辉与陈小勇、陈军等8人到丰都县XX镇“海东羊肉馆”吃饭，吃饭期间余明辉有饮酒。吃完饭后，余明辉与陈小勇等人到“海东羊肉馆”三楼休息，当日22时许，余明辉想离开“海东羊肉馆”回家，下楼后发现“海东羊肉馆”大门已经关闭无法打开，于是便从“海东羊肉馆”二楼楼道口的窗户边翻窗离开“海东羊肉馆”。后摔倒在“海东羊肉馆”的地上。后于2017年12月21日8时许被群众发现后报警，在送往垫江县中医院救治途中死亡。二、协商过程及结果，经甲乙两方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协议：1、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40000元，甲方自愿放弃对乙方司法诉讼的权利；2、甲方不再因此事向乙方索取任何费用；3、本协议双方一经签字即生效，双方不再发生任何纠纷；4、甲方若今后就此事与陈军、陈小勇等人进行民事诉讼时，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出庭作证；5、双方达成协议后当场现金支付履行。”余龙河在甲方处签字捺印、谷海东、吴兴会在乙方处签字捺印，余红兵、杜家荣、黄娟德等人在在场人处签字捺印。协议签订后，谷海东现场支付余龙河4万元。2018年1月24日，一审法院受理了余龙河、李辉蓉诉余昌位、余昌平、陈军等8人生命权纠纷一案，余龙河、李辉蓉诉请8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87768.8元。一审法院于同年11月12日作出(2018)渝0230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余明辉死亡非直接喝酒引起，选择翻窗离开前叫醒同伴，告知相关情况，说明意识较为清醒，陈军等喝酒同伴已尽到足够照顾义务，对余明辉的死亡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判决驳回了余龙河、李辉蓉的诉讼请求。庭审中，李辉蓉在回答法庭询问时第一次回答自己没有在调解现场，没有在协议书上按手印，第二次回答自己在协议第一页名字处按了手印，没有在第二页协议上按手印，也不在场，自己是在事情解决后丧葬了余明辉后(签订协议书后两三天后安葬)才知道赔偿之事的。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重大误解可界定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显失公平可界定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原告认为双方在死者的死因尚未明确的情形下仓促、盲目地签订此协议，在得到起诉陈军、陈小勇等人一案的判决书后才知道案件事实与二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所认知的情况不一样，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所签订协议明确载明了余明辉生前与陈小勇等人吃饭喝酒，后余明辉与陈小勇等人到三楼休息，余明辉下楼想离开羊肉馆无果后自行翻窗坠落在地，次日早被发现后送医途中死亡的事件经过，与已生效的(2018)渝0230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并无重大误解，协议约定谷海东一次性赔偿40000元换取的对价是余龙河方放弃再向谷海东方索取任何费用，放弃诉讼权利，这一约定也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并不构成认识错误；再者，协议内容载明的事件基本经过反应出，余龙河、李辉蓉对其子余明辉的死亡经过是明知的，对有可能的侵权人也是明知的，潜在侵权人可能是一同喝酒人，或者是提供休息住所的谷海东、吴兴会，亦或是两者共同侵权，余明辉生前与他人一起喝酒时未出事故，在谷海东、吴兴会处休息时未出事故，选择自行翻窗离开时发生事故，最终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基于死亡事件发生在谷海东、吴兴会处，谷海东、吴兴会有可能因未提供足够安保义务而承担责任，故双方协商要求谷海东、吴兴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余龙河、李辉蓉签订协议时对案件事实及事件的性质均有清醒判断，故对其主张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予采信。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否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余龙河、李辉蓉主张谷海东、吴兴会诱使误导其签订赔偿《协议书》，此《协议书》的赔偿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及亲属多人在当地人民政府处调解达成协议，并由当地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场，余龙河、李辉蓉主张谷海东、吴兴会诱导其签订协议不合情理也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死者余明辉在谷海东开办的羊肉馆处吃饭喝酒，后住宿在此，谷海东作为乡镇羊肉馆老板，为食客餐后提供休息场所并无不妥，入夜为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将羊肉馆关门也无过错，虽未提供特殊紧急情况下(如遭遇火灾等)出入场地的相关便利，但余明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深夜离开住所时，叫醒同伴，告知相关情况，意识较为清醒，在无法从大门出入，且并非紧急特殊情况下而自行选择从二楼翻窗离开住所，致摔倒在餐馆外面的地上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余明辉对自己的行为系有意识的主动行为，轻信可以避免相关危险，其对死亡后果至少存在重大过失的错误，故对余明辉死亡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责任。故，在余明辉死亡后双方协商由谷海东、吴兴会一次性赔偿40000元给余龙河、李辉蓉对其并不存显失公平情形。第三个争议焦点，协议是否为李辉蓉真实意思。李辉蓉主张自己对协议不知情，严重剥夺了李辉蓉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余龙河与妻子李辉蓉在其子余明辉死亡后次日连同其它亲属多人到谷海东处协商解决纠纷，当晚在当地政府及多名在场人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明确载明了事情的经过，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李辉蓉作为死者的母亲和死者的父亲余龙河均在现场参与调解，并由其亲属多人在场，最后双方达成调解，调解内容涉及双方重大相关权利，应该有理由相信李辉蓉对调解的内容是明知且同意的，即便不是明知，李辉蓉在调解协议的第一页捺印，谷海东、吴兴会作为善意第三人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余龙河签字捺印即代表其与妻子李辉蓉共同意思表示。故，谷海东、吴兴会和余龙河、李辉蓉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余龙河、李辉蓉与谷海东、吴兴会为余明辉死亡而签订的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余龙河、李辉蓉请求撤销该协议有违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第7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龙河、李辉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余龙河、李辉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应否撤销。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在被上诉人亲友以及所在地乡镇有关单位、村社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经过反复协商后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更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具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并且该协议在当地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现场见证下已实际履行完毕。故，余龙河、李辉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余龙河、李辉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中林审 判 员 李 勇审 判 员 陈胜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董 瑞书 记 员 赵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