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再334号 原再审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柳建伟，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瑛，上海邦阳信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许祝英，女，195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北，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叶樟娟，女，194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江祎炜，男，200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汪雅静，女，197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徐峰，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杭州亿佳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三里洋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赵孝敏，该公司董事长。 原再审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佳德物流（杭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祥元路33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江毅。 原再审申诉人柳建伟与原再审被申诉人江朝军、汪雅静、许祝英、徐峰、杭州亿佳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佳公司）、佳德物流（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4日作出（2017）浙民再3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8）浙民监6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再审申诉人柳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瑛、原再审被申诉人江朝军的法定继承人江祎炜、原再审被申诉人徐峰、原再审被申诉人许祝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北到庭参加诉讼。原再审被申诉人江朝军的法定继承人叶樟娟、原再审被申诉人汪雅静、亿佳公司、佳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再审申诉人柳建伟述称，1.江朝军已于原再审期间死亡，法院未通知江朝军的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故程序存在错误；2.二审判决关于江朝军于2012年11月6日通过案外人陈某账户转账支付给柳建伟的180万元应优先抵充本案借款的认定存在错误。柳建伟与江朝军已就还款顺序作出约定，2012年11月6日陈某出具的《申明》、2014年2月24日江朝军出具的《还款申明》均证明2012年11月6日通过陈某账户归还的180万元系用于归还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本案200万元借款已归还50万元，尚有150万元本金和相应利息未清偿。请求维持原再审判决。 原再审被申诉人许祝英述称，1.江朝军和证人陈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改变关于2012年11月6日的180万元还款系用于归还本案200万元借款的陈述，依法应当采信其反言前的有关陈述，再结合亿佳公司一贯认可上述事实的陈述，应认定2012年11月6日所还的180万元系用于归还本案200万元借款；2.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朝军归还180万元时与柳建伟就债务抵充顺序达成约定的情况下，该还款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优先抵充已到期的本案200万元借款债务。对于2012年11月6日陈某出具的《申明》，陈某已在2013年8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作出否认；3.原再审判决认定“至少截至2013年2月4日，200万元借款尚未还清”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该事实并非许祝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原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原再审被申诉人江朝军的法定继承人叶樟娟、江祎炜述称，自愿放弃继承江朝军的遗产，故不承担江朝军的还款责任，对案件事实不发表意见。 原再审被申诉人徐峰述称，为江朝军本案200万借款担保的情况属实，且江朝军一直未归还该笔借款。 柳建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朝军、汪雅静归还柳建伟借款本金200万元，逾期利息从2012年10月28日至2013年5月23日按照银行四倍利率暂计280000元，之后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借款付清止；2.判令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对江朝军、汪雅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柳建伟补充陈述许祝英于2013年5月30日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故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金200万元减为15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9日，柳建伟与江朝军、汪雅静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江朝军、汪雅静向柳建伟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2年10月28日，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到期后利随本清；如江朝军、汪雅静未按期归还借款，应承担违约金，每天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等内容。同日，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分别向柳建伟出具担保承诺函各一份，承诺为江朝军、汪雅静的上述借款向柳建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二年。同日，柳建伟以转账的方式将200万元借款转入江朝军的账户，并由江朝军、汪雅静出具收条一份。上述借款到期后，江朝军、汪雅静未按约归还借款，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义务，故柳建伟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许祝英于2013年5月30日归还柳建伟借款本金50万元。 一审认为：柳建伟与江朝军、汪雅静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出具的担保承诺函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有效。江朝军、汪雅静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柳建伟主张的逾期利息计算有误，对超过合同约定部分，不予支持。许祝英、亿佳公司辩称没有为江朝军、汪雅静的借款向柳建伟提供担保的辩解意见及许祝英辩称讼争借款已全部结清的辩解意见均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汪雅静、佳德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江朝军、汪雅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柳建伟借款本金150万元；二、江朝军、汪雅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柳建伟逾期利息256355.56元（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3年5月23日,此后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另行计算）；三、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对江朝军、汪雅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柳建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20元，由柳建伟负担213元，由江朝军、汪雅静、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负担2060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江朝军、汪雅静、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负担。 许祝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柳建伟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柳建伟承担。 二审查明事实：2012年10月19日，柳建伟与江朝军、汪雅静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江朝军、汪雅静向柳建伟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2年10月28日，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到期后利随本清；如江朝军、汪雅静未按期归还借款，应承担违约金，每天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等内容。同日，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分别向柳建伟出具担保承诺函各一份，承诺为江朝军、汪雅静的上述借款向柳建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二年。同日，柳建伟以转账的方式将200万元借款转入江朝军的账户，并由江朝军、汪雅静出具收条一份。 柳建伟、江朝军均认可江朝军于2012年11月2日向柳建伟借款28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2年11月2日至2012年11月10日，并约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利息。 2012年11月6日，江朝军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上塘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贷款人民币190万元，该贷款于同日发放至江朝军指定的户名为陈某在该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陈某于同日根据江朝军指示通过该账户向柳建伟转账支付人民币180万元。2012年11月12日江朝军通过银行账户向柳建伟转账支付人民币100万元。 2013年5月30日，许祝英通过银行账户向柳建伟转账支付人民币50万元。 二审认为：江朝军于2012年10月19日向柳建伟借款2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2012年10月28日止，于2012年11月2日向柳建伟借款28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2012年11月10日止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应均予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江朝军于2012年11月6日通过陈某账户转账支付柳建伟人民币180万元是否归还本案所涉2012年10月19日借款200万元。综合评判如下：一、按照江朝军与柳建伟认可的事实，两次借款其两人之间分别约定借款期限，2012年10月19日借款200万元先到期。二、2012年11月6日江朝军通过向邮储银行贷款190万元，将其中180万元通过陈某账户转账给柳建伟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该款系江朝军用于向柳建伟清偿债务。三、江朝军于2013年7月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对2012年11月6日通过陈某账户转账给柳建伟180万元确定为用于归还200元借款，并在一审第一次、第二次庭审中辩称其向柳建伟借款200万元已归还180万元，连同许祝英代偿50万元，该200万元债务已清偿完毕，但江朝军又于2014年2月24日出具还款声明及说明各一份，对2012年11月6日通过陈某账户转账给柳建伟180万元确定为用于归还280万元借款，并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认可该说明的事实，江朝军的书面说明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无法根据江朝军的陈述认定其支付柳建伟180万元的用途。四、证人陈某证言证明其不认识柳建伟，不清楚江朝军与柳建伟之间的借款关系，其2012年11月6日出具的声明系另有人填写好内容后让其签字，陈某对该声明内容中“2012年11月2日向柳建伟借款”的事实并不知情，且该声明并没有柳建伟与江朝军的签字，故该声明不能证明2012年11月6日陈某账户转账给柳建伟的180万元系归还江朝军于2012年11月2日借款的事实；陈某于2013年7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证明受江朝军的委托，通过其账户向柳建伟转账180万元的事实，同样不能证明2012年11月6日陈某账户转账给柳建伟的180万元系归还江朝军于2012年11月2日借款的事实。五、许祝英陈述其为江朝军借款350万元提供过担保，在一审中房产被查封后，为履行担保义务支付柳建伟代偿款50万元，符合常理，许祝英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其在支付代偿款50万元时对江朝军已支付180万元的事实知情。综上，江朝军向柳建伟两次借款，分别约定先后借款期限，柳建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债务人江朝军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借贷债务的，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本案中，江朝军于2012年10月19日向柳建伟借款200万元债务先到期，江朝军于2012年11月6日通过陈某账户转账柳建伟的180万元款项时，第二笔借款尚未到期，故依法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本案诉争2012年10月19日200万元借款，许祝英于2013年5月30日又支付偿款50万元，故本案诉争2012年10月19日200万元借款已全部清偿，柳建伟向江朝军、汪雅静主张归还该借款并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许祝英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江朝军于2012年11月2日向柳建伟借款28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柳建伟可另案主张。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商初字第8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柳建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8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5820元，由柳建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607元，由柳建伟负担。 柳建伟不服二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3月9日作出浙检民监（2016）3300000001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浙民抗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 本院原再审对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11月2日柳建伟向江朝军邮储银行账户打款190万元，向江朝军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打款90万元。 本院原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但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虽然江朝军的书面说明与庭审陈述，陈某的书面说明与证言，前后不一，均无法直接作为确定江朝军系偿还柳建伟何笔借款的依据。但是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综合全案事实，柳建伟主张的江朝军2012年11月6日经陈某账户转账给其的180万元系用于归还2012年11月2日280万元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认定。首先，柳建伟关于280万元系用于归还江朝军在邮储银行和小贷公司贷款、待江朝军从邮储银行转贷成功后立即归还的主张，与江朝军二审陈述、陈某一审证言、中信银行个人电子转账凭证、邮储银行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贷款受托支付清单、贷款发放单及经陈某账户还款的事实相互印证。江朝军将邮储银行再次贷款所得的180万元直接偿还最初基于邮储银行转贷所需而举债的280万元借款，符合常理。其次，该180万元与2012年11月12日江朝军归还的100万元合计，总额也与280万元借款金额相符合。再次，与柳建伟存在利益冲突的徐峰在诉讼中均认可柳建伟的主张，承认180万元系用于偿还2012年11月2日280万元借款，其与许祝英承担担保责任的20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反观许祝英的主张与陈述，则自相矛盾，难以合理解释。许祝英一审陈述：“200万元担保是2013年2月4日，江朝军和一个女的来我家签的”“还50万元时让柳建伟出具了一份材料，江朝军当时想把200万元还给浙财的，我50万元还掉了，他当时也卖掉一辆奔驰车60多万元，这笔钱也是打给浙财的，但是都没有体现出来。材料上的内容大致是留了100万元没有还，落款是柳建伟个人，写材料时江朝军还没有把车卖掉。”因此，根据上述陈述，至少截至2013年2月4日，200万元借款尚未还清，江朝军仍在积极筹措资金还款，并要求许祝英提供担保。但许祝英本案又主张200万元借款已在2012年11月6日归还180万元，那么江朝军2013年2月4日仍要求许祝英提供担保并认可其归还50万元的行为，与常理不符。此外，许祝英既无法提供其代为偿还50万元时柳建伟出具的说明材料，也无法合理解释偿还180万元后再次还款50万元，远超200万元债务的原因，有违常理。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及柳建伟的再审申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86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商初字第884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0820元，由柳建伟负担213元，由江朝军、汪雅静、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负担2060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江朝军、汪雅静、徐峰、许祝英、亿佳公司、佳德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607元，由许祝英负担。 现再审期间，柳建伟提交了4组新的证据材料：1.江朝军的户籍证明及注销户口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江朝军因肺癌死亡已于2017年6月19日注销户口；2.江四月古的户籍信息一份，用以证明江朝军的父亲江四月古已先于江朝军死亡；3.江祎炜的全国常住人口户籍信息一份，用以证明江朝军之子江祎炜是其法定继承人；4.叶樟娟的户籍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江朝军之母叶樟娟是其法定继承人。许祝英、江祎炜及徐峰质证对柳建伟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许祝英提交了3组新的证据材料：1.许祝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汪雅静的询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讼争180万元是归还本案200万元的债务；为了让江朝军还债，柳建伟曾滋扰江朝军、汪雅静，并向汪雅静、江朝军、陈某、徐峰施压，且涉嫌对江朝军非法拘禁；2.纸条一份，用以证明柳建伟的委托代理人沈星伟为要债曾恐吓汪雅静；3.杭州市公安局祥符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查询信息一份，用以证明江朝军已于2017年5月20日死亡，并于2017年6月19日注销户口。柳建伟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从真实性讲，该份笔录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为债务人汪雅静对事实的陈述，与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一致。从合法性讲，鉴于汪雅静作为本案当事人不具备证人的身份，该证据不属证人证言，系当事人的未到庭陈述；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纸条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江祎炜和徐峰质证表示对许祝英提交证据的三性均不发表意见。 针对当事人上述举证和质证情况，本院认为，柳建伟提交的4组证据材料和许祝英提交的证据材料3，其他当事人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可作为本案证据予以确认；许祝英提交的证据材料1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汪雅静的询问笔录，因汪雅静为本案的当事人而非证人，故汪雅静的当事人陈述在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不予采信；证据材料2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定。 各方当事人对原再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江朝军于2017年5月20日死亡，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母叶樟娟和其子江祎炜。2019年3月29日，柳建伟向本院书面申请变更当事人，由江朝军的法定继承人叶樟娟、江祎炜参加本案诉讼。再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对此无异议。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再审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仍是2012年11月6日江朝军通过陈某支付柳建伟的180万元系归还本案2012年10月19日的200万元借款还是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时，债务清偿抵充顺序的基本原则是债权人利益优先，兼顾债务人利益，基本规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指定，无指定从法定。本案关于讼争的180万元还款，柳建伟主张系偿还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许祝英主张系偿还本案2012年10月19日的200万元借款，而江朝军的陈述有反复。该争议事实的认定关键是本案是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定抵充的除外情形，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是否有约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债权人柳建伟与债务人江朝军关于讼争的180万元还款虽然未曾签订书面的债务清偿协议，江朝军的陈述与陈某的证人证言亦有反复，但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分析相关事实，可以认定当事人对债务清偿有口头约定，原再审认为柳建伟主张该180万元系用于归还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讼争180万元的还款对象，债务人江朝军的陈述虽有反复，但是其反言与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可以采信。 从一审中许祝英、柳建伟分别提交的债务人江朝军出具的书面说明看，江朝军对于讼争180万元款项系归还哪一笔借款的陈述前后矛盾，在许祝英提供的2013年7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其认可系归还本案的200万元借款，而在柳建伟提供的2014年2月24日出具的还款申明中其确认系归还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一审的三次庭审中，虽然江朝军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对江朝军出具的上述说明均予以确认，也即在第一、二次庭审中认可前者，在2014年2月25日第三次庭审中认可后者。二审期间，江朝军又于2014年7月1日向二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表明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第一份情况说明是许祝英的代理律师指导其所写，与真实情况不符，目的是解除担保人的责任。据此，结合2014年2月24日江朝军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分析，关于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的借款期限，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江朝军明确系2012年11月2日至2012年11月10日，并未为配合柳建伟的诉请而按照讼争180万元的还款时间陈述借款期限已在2012年11月6日之前届至。因而，江朝军的陈述虽有反复，但并无证据反映其反言系为配合柳建伟的诉请而作虚假陈述，故江朝军2014年2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在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可以采信。 其次，担保人许祝英与徐峰的陈述可以印证本案200万元借款在本案诉讼前尚未归还。 其一是许祝英本人的陈述。许祝英一审第一、二次庭审陈述称其在案涉担保承诺函签字的时间实为2013年的2月初，第三次庭审陈述称2013年2月4日其于住处在江朝军带来的一份“200万元”的书面材料上签字，再审庭审中再次确认其系于2013年2月4日在本案200万元借款的担保承诺函上签字。根据许祝英的上述陈述分析，2013年2月4日其因江朝军要求系为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故据此可以认定本案200万元借款本金至2013年2月4日尚未归还。另，许祝英一审第三次庭审陈述称，“还50万元时让柳建伟出具了一份材料，江朝军当时想把200万元还给浙财的，我50万元还掉了，他当时也把一辆奔驰车卖了60多万元，这笔钱也是打给浙财的，但是都没有体现出来。材料上的内容大致是留了100万元没有还，落款是柳建伟个人，写材料时江朝军还没有把车卖掉”，二审陈述称其“2013年5月30日与柳建伟一起前往银行，直接转账给柳建伟50万元。当时将还款事宜告知了江朝军，江朝军说好的”。许祝英的上述陈述反映，本案诉讼后江朝军筹措资金还款，许祝英代为偿还50万元并获江朝军确认，当时柳建伟曾向其出具一份说明材料，大意为许祝英偿还50万元，江朝军自身准备偿还60万元，尚余100万元未偿还。因而，据此可以认定许祝英代江朝军还款50万元时江朝军尚余200多万元借款未归还，与案涉借款金额基本相符。若认定本案200万元借款已于2012年11月6日偿还180万元，那么江朝军于2013年2月要求许祝英为该笔200万借款提供担保并于2013年5月30日认可许祝英继续代为偿还50万元借款的事实，有违常理。讼争180万元还款与本案一审诉讼中许祝英代为偿还的50万元还款合计，则江朝军偿还的款项金额已经超出本案200万元借款约定的借款本息，显然不合常情。 其二是徐峰的陈述。徐峰作为本案20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与柳建伟存在利益冲突而与许祝英利益一致，但其从原审至现再审一直认可讼争180万元系用于偿还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其与许祝英承担担保责任的本案20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即一直认同柳建伟的主张，作了对自己不利的陈述。 再则，证人陈某的证言虽有反复，但其于2012年11月6日讼争180万元偿还当日出具《申明》的事实，可以证明当事人对债务清偿有抵充约定。 一审中柳建伟提交了陈某于2012年11月6日出具的《申明》，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申请陈某出庭作证；而许祝英提交了陈某于2013年7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并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申请陈某出庭作证。对于讼争180万元款项，陈某转款当日出具的《申明》中称“此笔转账款是受江朝军委托代为归还江朝军于2012年11月2日向柳建伟的借款180万元整”（划线部分系手写），而本案诉讼中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系“为江朝军指定汇款，本人与柳建伟不认识，无任何经济往来”。由于后一份说明中陈某并没有确认该180万元系偿还本案200万元借款，因此二份书面材料的内容并不矛盾。虽然从陈某在一审两次庭审中的证言看，其对于2012年11月6日《申明》出具的经过陈述确有不一之处：第一次庭审时称其签名时《申明》中手写部分系空白，第二次庭审时先称其签名时《申明》中手写部分有无填写记不清了，后又称手写内容应该是有的；但是，对于是否知晓讼争180万元系归还哪一笔借款的问题，其在两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和双方均不认识，只是办理转账手续，对其他事情均不清楚，对江朝军与柳建伟之间的借款情况也不清楚。因此，根据上述陈某出具的书面材料与出庭作证证言分析，相关证言可以证明其受江朝军委托向柳建伟支付180万元款项的事实，结合陈某自称与本案借款双方并不认识、二审中江朝军亦称其并未告知陈某其与柳建伟之间的借款情况的陈述，故陈某对于案涉款项的归还约定具体并不清楚，符合情理。然而，陈某一直确认系按江朝军指定汇款以及柳建伟持有陈某于讼争180万元款项汇款当日签名出具的《申明》的事实，与许祝英陈述江朝军于2013年2月4日要求其为本案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相印证，说明或者江朝军与柳建伟对债务清偿有口头约定，或者江朝军作为债务人认可由债权人柳建伟单方指定债务清偿抵充顺序。因此，柳建伟根据陈某于2012年11月6日出具的《申明》主张其与江朝军对清偿的债务有约定，与在案其他证据反映的事实互相印证，可以成立。 最后，根据2012年11月2日280万元借款的出借与归还的款项构成，认定讼争180万元系偿还该笔借款，有合理解释。 柳建伟关于2012年11月2日280万元借款系用于归还江朝军在邮储银行和小贷公司贷款、待江朝军从邮储银行转贷成功后立即归还的主张，有江朝军的陈述、陈某出具的《申明》及证言、中信银行个人电子转账凭证、邮储银行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贷款受托支付清单、贷款发放单及陈某账户还款凭证等一系列相互印证的证据组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该280万元借款的相关款项流转看，280万元分190万元和90万元两笔汇款，其中190万元由柳建伟于2012年11月2日汇入江朝军邮储银行的账户，用于归还江朝军在邮储银行的贷款；2012年11月6日江朝军在邮储银行贷款190万元（短期助业抵押额度贷款）后，相应款项即以贷款受托支付形式转入陈某在邮储银行开设的账户，同日陈某即通过该账户转账支付柳建伟180万元。据此，讼争180万元款项来源于江朝军在邮储银行贷款所得，该款项贷出后即通过陈某转汇，用于归还因邮储银行转贷所需还款而举债的280万元借款，符合常理；且该180万元与2012年11月12日江朝军支付柳建伟的100万元合计，还款总额亦与280万元借款金额相符。 综上，关于讼争180万元款项，许祝英主张系偿还本案2012年10月19日的200万元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柳建伟主张其与江朝军明确该180万元系用于偿还2012年11月2日的280万元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中止诉讼；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终结诉讼。原再审期间，因江朝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他当事人亦未向法庭陈明江朝军已于2017年5月20日死亡的事实，故原再审未能核实江朝军的身份情况，仍将其列为当事人。对该程序问题，因许祝英申诉提出异议，现再审予以纠正，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同意江朝军变更由其法定继承人叶樟娟、江祎炜参加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再审中，叶樟娟、江祎炜均向本院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江朝军的遗产，故依法对江朝军的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江朝军的债务清偿可执行其遗产。 综上所述，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浙民再3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黎明 审判员  谢静华 审判员  赵恩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何夏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