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石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24民初779号 原告：阮成友，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被告：毛智强，男，198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第三人：阮聪，男，199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成友（阮聪父亲），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原告阮成友与被告毛智强、第三人阮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鉴于案情复杂，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追加阮聪为本案的第三人，并于2019年12月16日与（2019）川1824民初780号案件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阮成友暨第三人阮聪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毛智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成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息134000元（大写：壹拾叁万肆仟元整）；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2月份，被告以石棉县恒宇公交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通过原告的邻居朋友即中间见证人康某介绍认识，向原告借款160000元。原告出于好心帮助，拿出自己多年做生意的积蓄和两个儿子阮聪、阮通的移民补助款，分别于2013年2月24日、2013年3月29日、2014年8月29日共三次合计160000元现金一起借给被告，被告同时出具了三张借条并约定了利息。2013年两次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支付了点利息并要求延续借款至2015年，同样约定了利息（注：被告在2015年打新的借条时，2013年的原件借条已退给被告）。2014年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也支付了点利息，也要求延续借款至×××年。以上三笔借款都届满逾期后，原、被告双方于×××年11月9日将以上三笔借款及利息结算，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新的借据，载明：“今借到阮成友现金198700元，用于被告公司经营周转，于×××年11月内还清，承诺用该公司自己名下3%的股权股份抵押担保”（注：在×××年11月9日被告打了新的借款及利息票据时，原告现场将2014年和2015年共三张借条原件票据退还给了被告），截止2019年2月份，被告以手机微信等方式分十七次偿还原告部分借款及利息共计64700元，剩余尚未偿还的借款及利息134000元。此后，被告再也未向原告偿还借款及利息。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但均未果，现被告耍赖躲避、拖延、拒不履行偿还义务。原告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应当清偿。被告耍赖躲避、拖延、推诿、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不仅违背诚信，构成违约，也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毛智强辩称，原告起诉的借款本金错误，借款本金并非160000元，而是110000元，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康某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借款金额仅有两次，共计110000元。×××年11月9日的借据，欠付本息198700元，其中利息就是88700元，且利息是按照110000元本金为基数，以月息2.5%从2015年计算三年得出，超过法律规定利息部分应予扣除，还应扣减之后支付的款项。经核算现仅欠付原告55760元借款本息。 第三人阮聪称，对本案毛智强向原告借款160000元一事，因第三人在外打工不在家，故不知情，是事后原告说了才知晓。此后，第三人每次回家过节问起这事，第三人的父亲即原告说被告付了些利息等情况，并告诉第三人他把被告的借款借条藏在什么地方等情况。当初第三人及第三人的弟弟阮某都属于新民龙头石库区双重户口人员，是否应界定为移民人口，这事一直由原告出面找相关部门申请处理，后来政府按特殊移民人口解决，相关一切事务和补偿款都是由原告一手办理，并保管和支配这笔钱，这笔钱都是原告去信用社取出后借给被告毛智强的，对此可以去相关部门核查签名笔迹。2018年5月8日第三人和原告一起借了145000元给被告毛智强。由于第三人没有参与本案的借款过程，故对本案无权发表意见。 原告阮成友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申请证人康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的借款本金为160000元。 原告阮成友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书证：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国税核定书，拟证明原告有经济来源向被告出借款项； 2.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存款单，拟证明2014年8月29日的借款来源是儿子阮聪、阮某的移民补助款； 3.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年11月16日-2019年2月1日被告通过微信转款还款的事实，共计44700元； 4.借据、借条复印件四份，拟证明被告于2012年2月24日向原告借款60000元，2012年3月29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2014年8月29日又向原告借款50000元，共计借款160000元。×××年11月9日经结算被告共欠付借款本息198700元； 5.《质押借代（贷）合同》一份，拟证明2018年5月8日原、被告签订《质押借代（贷）合同》，原告与儿子阮聪又出借145000元现金给被告； 6.《关于毛智强向阮成友第一次借款及利息198700元的数据来源与组成说明及计算》，用以说明×××年11月9日借据载明借款本息的结算来源； 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7.借条一份，拟证明110000元的最初借款时间为2012年，并非2013年； 8.调解书一份，拟佐证原告的出借能力。 原告在第二次庭审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9.刘某的证明，拟证明原告在2012年还在做生意，还在正常经营，与康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陈述的事实完全不符，也证明康某在受到被告威胁后没有说实话； 10.石棉县新民藏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证明，拟证明儿子阮聪、阮某的移民补偿款是2014年3月21日领取，与康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陈述的事实完全不符，也证明康某在受到被告威胁后没有说实话； 11.欠条，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5年3月29日将2012年2月24日和3月29日两张借条进行更换，同时结算了2012年3月29日到2015年3月29日的利息。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所作证言系伪证，原告涉嫌虚假诉讼，请求对其追究法律责任；对原告提交的×××年11月9日的借据无异议，认可本人签署。对2018年5月8日《质押借代（贷）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2018年5月8日的借款与本案系同一笔借款，被告是在将2018年5月8日前已归还的款项扣减后，再与原告签订的《质押借代（贷）合同》。且扣减被告从×××年11月9日至2018年5月8日通过微信还款的金额和2018年5月5日支付的20000元现金，与《质押借代（贷）合同》上的金额相当，仅有2200元的误差，误差也是因为原告算错还款金额造成的，也证实（2019）川1824民初780号案件是虚假诉讼。对2012年2月24日、2015年2月24日、2015年3月29日的借条认可，借款发生时间为2012年，2015年2月24日、2015年3月29日的借条系中途更换所为；对2015年3月29日欠条无异议，更能证明借款本金是110000元，另外该欠条载明的31000元是截止到2015年3月29日的利息，而从2015年3月29日之后按月息2.5%计算至×××年年底，本息合计金额与×××年11月9日借据载明的198700元相差无几，更加说明借款本金只有110000元，2014年8月29日50000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发表意见。 第三人阮聪以未参与本案案涉借款为由，不予质证。 被告为反驳对方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 1.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1日通过微信共计向原告还款44700元的事实； 2.收条复印件3份，拟证明被告分别于2018年5月5日、5月15日、12月3日以现金方式共计归还原告借款70000元； 3.记账本复印件，拟证明通过被告母亲现金归还原告10500元； 4.《质押借代（贷）合同》，拟证明2018年5月8日形成的145000元与本案系同一笔借款。 原告质证，认可微信转账记录及44700元的金额；对3张收条及被告已偿还70000元现金的事实，无异议，但其中2015年5月15日的30000元是按照《质押借代（贷）合同》归还的（2019）川1824民初780号案件的借款；对记账本复印件不予认可；对《质押借代（贷）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原告所说的2018年5月8日形成的145000元与本案系同一笔借款。 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未向本庭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3月11日、9月11日对阮成友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于2019年3月17日对毛智强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和2019年4月23日对康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 原告质证，对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3月11日、9月11日向其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于2019年3月17日向毛智强进行询问和2019年4月23日向康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有异议，不予认可。 被告质证，对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3月11日、9月11日向阮成友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对2019年3月17日向其进行询问和2019年4月23日向康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无异议。 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证据材料认定如下： 证人康某的证言与其2019年4月23日在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陈述存在矛盾，对此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及事实，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国税核定书、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存款单系国家机关制作颁发或出具，真实合法，予以采信；微信转账记录，经核实转账时间及金额，双方均无异议，能证实×××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1日毛智强通过微信共计向阮成友还款44700元；2012年2月24日、2015年2月24日、2015年3月29日的借条及×××年11月9日的借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证实2012年2月24日毛智强向阮成友借款60000元、2012年3月29日又借款50000元，其后于2015年更换借条及×××年11月9日双方对借款本息进行结算重新出具借据的事实。2014年8月29日的借条，被告质证系更换2012年3月29日借款的借条，未认可实际发生借款，对其是否发生借款将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认定；2015年3月29日的欠条，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证明2015年3月29日原、被告对案涉的2012年2月24日60000元借款和2012年3月29日50000元借款利息进行了结算；《质押借代（贷）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是否实际发生145000元借款的事实即是否为本案借款的延续，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及事实进行认定；对《关于毛智强向阮成友第一次借款及利息198700元的数据来源与组成说明及计算》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未予认可，不予采信。 对被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和收条复印件3份，各方均无异议，予以采信，能证实×××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1日毛智强通过微信共计向阮成友还款44700元及于2018年5月5日现金归还20000元、5月15日归还30000元、12月3日归还20000元借款的事实；《质押借代（贷）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是否实际发生145000元的借款，即是否为本案借款的延续，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及事实综合予以认定；记账本复印件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未予认可，不予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从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的询问笔录，双方均有异议，特别是对证人康某的询问笔录意见分歧较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和事实进行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2月24日，毛智强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阮成友借款60000元，2012年3月29日又借款50000元，两笔借款均由毛智强出具了借条，利率均约定为月息2.5%。2015年毛智强未能归还借款，遂重新更换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24日和2015年3月29日的两张借条。 2014年8月29日毛智强向阮成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阮成友现金：50000.00（大写：伍万元正）月利息为壹佰分之贰点伍。暂借壹年”。 2015年3月29日，阮成友与毛智强对借款利息进行结算后毛智强向阮成友出具了欠条，载明“今欠阮成友本金壹拾壹万的利息款¥31000元正（大写：叁万壹仟元）利息为2012年3月29日到2015年3月29日”。 ×××年11月9日，阮成友与毛智强就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毛智强向阮成友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阮成友现金¥198700.00（壹拾玖万捌仟柒佰元）用于我公司经营周转于×××年11月内还清。抵押物品为名下公司股权担保3%，借款毛智强身份证：5131251981××××××××（注明质押股份为毛智强在石棉县恒宇公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股份价值不低于此款项）”。 2018年5月8日，阮成友、阮聪与毛智强签署《质押借代（贷）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由于借贷方毛智强所经营的石棉县恒宇公交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向借出方阮成友、阮聪借到现金人民币小写：145000元大写：壹拾肆万伍仟元，用于经营周转，借贷期限从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借贷利息为：月利率每元贰分伍厘（即：百分之贰点伍）；借贷方于2018年5月15日前归还给借出方叁万元，剩余的下欠款项到期借贷方必须连本带利息一次性还清给借出方，本次借款交易为现金支付”，并约定以毛智强持有的石棉县恒宇公交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为借贷质押物。2019年11月14日，阮成友、阮聪另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川1824民初780号]，要求毛智强归还《质押借代（贷）合同》载明的145000元借款。 另查明，×××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1日毛智强通过微信共计向阮成友还款44700元（×××年11月16日12000元、11月27日5000元、11月28日2000元，2018年1月24日1000元、1月31日800元、2月10日3300元、2月13日5300元、2月14日500元、3月10日1000元、3月31日5000元、9月14日300元，2019年1月13日3000元、1月15日2000元、2月1日3500元）；2018年5月5日毛智强现金归还阮成友借款20000元、5月15日归还30000元、12月3日归还20000元。阮聪、阮通系阮成友之子，石棉县新民藏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21日分别向阮聪、阮通的雅安市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打入24400元的特殊人口安置费，阮聪、阮通的雅安市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于2014年3月29日分别支取了24400元。 2019年2月21日，阮成友以毛智强诈骗为由向石棉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3月11日、9月11日对阮成友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于2019年3月17日对毛智强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4月23日对康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中康某陈述：“具体时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概是在2012年还是2013年2、3月份的时候……阮成友就从银行里面取了6万元钱，在阮成友家里面把钱给了毛智强的。然后，过了有几个月的样子，阮成友儿子的移民款下来之后，阮成友从银行里面取了5万元钱，在他家里面把钱给毛智强的。我就晓得的就只有这两笔借款。”、“我就晓得的就只有这两笔，一共十一万元。其他的我就不晓得了。之前阮成友来找到我，喊我来给你们说：我还晓得毛智强在除开借过那两次钱外，还向他借过一笔十多万的借款，其中有他的钱和他儿子阮聪的钱。但是，我都是他来找后，他让我这样说的，我才晓得这个事的。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我就不清楚了。”、“我希望公安机关和各级司法部门为我今天的事情保密。因为，毛智强是我女儿的好朋友；阮成友又是我的邻居，我还是比较害怕阮成友的，他让我给你们说的那些话，我都没有按照他喊我说的那样给你们（说），我怕他晓得之后来报复我或者我的家人。我今天所说的都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说的，并没有偏袒他们哪一方。所以，请你们帮我保密。” 以上事实，有借条、借据、欠条、微信转账记录、收条、《质押借代（贷）合同》、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证人康某证言、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本案民间借贷本金的认定，应充分结合庭审查明的借款金额的组成、款项来源及借条等借据变换过程，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认定，并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及逻辑进行判定。 焦点一：案涉借款本金是110000元还是160000元的问题。 对此争议焦点，因被告对2012年2月24日60000元借款和2012年3月29日50000元借款无异议，对2014年8月29日50000元借款予以否认，并抗辩2014年8月29日50000元借条系从更换2012年3月29日50000元的借条而来。故对借款本金是110000元还是160000元，关键是审查2014年8月29日50000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审视借条载明金额、时间、借款双方对×××年11月9日借据载明金额的说明及公安机关对证人康某的询问笔录，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分析判断，本案2014年8月29日50000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即本案的借款本金系110000元，理由如下： 首先，原告提交了2015年2月24日60000元（系2012年2月24日借条更换而来）、2015年3月29日50000元（系2012年3月29日借条更换而来）和2014年8月29日50000元的三张借条复印件佐证其160000元借款本金的主张。虽然从原告提交的三张借条复印件的表象来看，恰似借款本金为160000元，但因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均系以现金方式完成，又无任何其他直接证据证实被告实际交付了2014年8月29日50000元的借款，而因2012年3月29日借款金额与2014年8月29日借条载明金额一致，在借款期间双方又确实存在多次更换借条，且2015年3月29日的欠条也仅表明110000元借款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2014年8月29日50000元借条系更换的2012年3月29日50000元的借条。 其次，原告提供儿子阮聪、阮某的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佐证其2014年8月29日借款来源。经审查原告提供的阮聪、阮通的石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均在2014年3月29日分别支取了24400元，但原告诉称的该次借款却发生在2014年8月29日，已间隔5个月之久，虽然原告庭审中称“我有习惯把钱取出来，现金放在家里的习惯”以此强化自己对该笔借款来源的说服力，但按照日常生活经验难以令人信服。 再次，证人康某一方面在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陈述“我就晓得的就只有这两笔，一共十一万元……”,另一方面当庭作证时称“（毛智强、阮成友之间）借款共计3笔，第一笔2012年大约3月11万，第二笔2014年5万，第三笔2018年14.5万元。”，且作证时又表示2019年4月23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故证人当庭陈述的证言不可信。证人的陈述内容前后矛盾，反复无常，对原、被告是否存在2018年5月8日145000元借款更是莫衷一是。考虑证人与原告阮成友之间的熟识度，证人最初在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所作的陈述较为客观真实。即使证人康某在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所作陈述和庭审后向本院陈述存在对110000元借款形成过程描述或与被告毛智强的叙述有所出入，存在细节上不一致，但证人康某在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陈述的借款金额与被告毛智强的陈述是一致的，即借款本金为110000元。 最后，从×××年11月9日借据载明的198700元金额分析。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年11月9日的借据系对之前借款本息的结算，故该198700元借款包含了本金及拖欠的利息，但借据中未明析本金金额及利息，而被告毛智强又辩称该借据载明的198700元是按照借款本金11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5%从2015年3月29日计算至×××年12月31日而来。虽然原告在诉状附件“关于毛智强向阮成友第一次借款及利息198700元的数据来源与组成说明及计算”（以下简称“数据组成及计算”）对其进行了说明，但该“数据组成及计算”系其单方制作，被告毛智强并未认可，且该“数据组成及计算”以月息2%计算，与双方约定的月息2.5%又明显不符，原告亦无证据表明双方在结算时对利率协商进行了变更。而原告对“数据组成及计算”中×××年11月9日出具借据前被告毛智强已支付的64300元利息如何而来又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说明。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系160000元表示怀疑。反观被告毛智强的辩解理由，按11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5%从2015年3月30日起计算至×××年11月9日，计算得出的借款本息与借据载明的198700元相差无几，被告毛智强的抗辩理由更令人信服。 综合上述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规定，对原告主张的2014年8月29日50000元的借款，本院不予支持。故，结合2012年2月24日借条及2015年3月29日欠条载明内容，案涉借款本金为2012年2月24日的60000元和2012年3月29日50000元两笔借款，共计110000元。 焦点二：2018年5月8日形成的《质押借代（贷）合同》是否为×××年11月9日借据载明债务的延续，即2018年5月8日原、被告是否重新发生了145000元借贷的事实。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首先，原告及其儿子阮聪以2018年5月8日被告又向其借款145000元为由另行向本院提起了诉讼。因为牵涉2018年5月15日被告归还原告的30000元是否为归还本案借款本息，故有必要审查双方于2018年5月8日是否新发生了145000元的借贷。对此，原告提交了《质押借代（贷）合同》进行佐证，且虽然被告亦按照《质押借代（贷）合同》第二条“借贷方于2018年5月15日前归还借出方叁万元”的约定，于2018年5月15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30000元，但鉴于本案的借款周期较长，且存在多次更换条子的情形，故并不能以此反推原告及儿子阮聪与被告形成了新的145000元的借贷。因为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原告又诉称该笔借款系以现金方式支付，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规定，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告应就其已向被告支付了145000元借款现金承担举证责任，但无论在本案还是（2019）川1824民初780号案件中，原告一未提供被告收到该款的收条等凭证，二无有力证据证明其出借款项的来源。 其次，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每次的借款在借据中均是约定了利息，且均为年利率2.5%。原告诉称2018年5月8日145000元的借款约定的利息为2.5%，但《质押借代（贷）合同》第二条却将“借贷利息为：月利率每元贰分伍厘（即：百分之贰点伍）”，进行了删除，明显言行不一，且与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不符，原告对此进行的说明，又难以使人信服。 再次，从×××年11月9日原、被告签订借据后被告支付原告的资金来看，出具借据后至2018年5月8日签署《质押借代（贷）合同》被告通过微信或现金共计向原告支付55900元（微信：×××年11月16日12000元、11月27日5000元、11月28日2000元，2018年1月24日1000元、1月31日800元、2018年2月10日3300元、2月13日5300元、2月14日500元，2018年3月10日1000元、3月31日5000元和2018年5月5日的20000元现金），用×××年11月9日借据载明的198700元予以扣减后，与2018年5月8日《质押借代（贷）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145000元误差仅为2200元。 故综合上述理由及（2019）川1824民初780号的审理情况，被告辩称2018年5月8日《质押借代（贷）合同》系之前借款延续的意见（重新更换的条子）更具有合理性和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纳。 焦点三：关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息的问题。 如前所述，2018年5月8日的《质押借代（贷）合同》系案涉借款的延续（重新更换的条子），是在扣减×××年11月9日至2018年5月8日被告已还款项后重新出具的，系双方结算确认的金额。故应以《质押借代（贷）合同》载明的145000元为基础，扣减其中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和2018年5月8日之后被告支付的款项，重新核算被告尚欠付的借款本息。 1．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被告主张将×××年11月9日达成的198700元中的88700元利息部分扣除超过2%月息部分。因案涉借款本金为2012年2月24日的60000元和2012年3月29日的50000元两笔借款共计110000元，故×××年11月9日借据载明的198700元借款包含110000元借款本金和以月息2.5%计算的利息88700元。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本案双方计入本金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故对88700元利息中超过月息2%的部分应予扣减，即扣减17740元。 2．现金归还部分。因2018年5月5日的20000元系发生在《质押借代（贷）合同》之前，故不再扣减。2018年5月8日《质押借代（贷）合同》载明的145000元借款并未发生，而是在扣减×××年11月9日至2018年5月8日前被告给付款项后重新出具的，故被告于2018年5月15日支付原告的30000元现金应当作为本案借款的还款，加上2018年12月3日归还的20000元现金，被告共计偿还现金50000元。 3．微信转账部分。经核对原、被告提供的×××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1日的微信转账记录及金额一致，共计44700元，本院予以确认。但因双方在2018年5月8日重新核算达成了《质押借代（贷）合同》，故仅应计算扣减发生在2018年5月8日后的微信转账部分，即2018年9月14日300元、2019年1月13日3000元、1月15日2000元、2月1日3500元，共计8800元。 4.对被告辩称由其母亲代为支付的10500元现金，因其提供的记账本并未经原告签字确认，原告亦未认可，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该部分不予扣减。 以上1-3项共计7654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息为68460元（145000元-7654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被告应当清偿拖欠原告的债务，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134000元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毛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阮成友借款本息共计68460元； 二、驳回原告阮成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原告阮成友负担1458元，由被告毛智强负担1522元。被告负担部分已由原告预交，在本案执行时由被告一并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建军 审 判 员  李永鑫 人民陪审员  杨兴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赵 磊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