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终11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沪生（HuHu-sheng），男，1948年8月22日出生，荷兰王国国籍，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菁晖，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长生路65号。 法定代表人：赵燕。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明，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守锡（HuShouHsi）,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荷兰王国国籍，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康华，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沪生、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锳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胡守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12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胡沪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菁晖、上诉人鸿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明，被上诉人胡守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康华参加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沪生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支付胡沪生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房屋转让款2.0825%的份额即人民币2436525元，并赔偿该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5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赔偿胡沪生违约金人民币487305元；2.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支付胡沪生享有的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100个车位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款（具体金额以实际评估为准）；3.判令赵燕对鸿锳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赵燕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等诉讼中产生的全部费用。审理中，胡沪生撤回对赵燕的起诉，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鸿锳公司、胡守锡支付胡沪生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房屋转让款2.0825%的份额即人民币2853025元，并赔偿该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5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赔偿胡沪生违约金人民币570605元；2.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支付胡沪生享有的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100个车位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款（具体金额以实际评估为准）；3.判令鸿锳公司、胡守锡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等诉讼中产生的全部费用。 事实和理由：胡沪生原享有鸿锳公司2.0825%的投资份额，由胡守锡代持，2006年2月1日胡沪生与胡守锡经协商决定，将原来由胡守锡代持的投资份额转让给胡守锡，双方签订《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胡沪生将拥有的鸿锳公司的原来就登记在胡守锡名下的2.0825%投资份额，以人民币2051262.5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守锡。同日，为明确鸿锳公司、胡守锡（甲方）和胡沪生（乙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作为胡沪生投资份额转让的补偿条件，目前由甲方拥有的地下室一楼以及相应的100个车位，现租给“钱柜”使用，乙方仍然拥有其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并对其因出租产生的租金收入（扣除税费）拥有2.0825%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甲方应当采取合理的避税措施并确保乙方的收益分配权不遭受损失，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违约方应赔偿对方上列财产市场价值20%的违约金损失。协议签订后，胡沪生已经陆续收到了上述资产的部分租金收益分配款。后来因为鸿锳公司、胡守锡没有继续支付上述资产的收益分配款，胡沪生才知道上述资产中的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房屋已经被鸿锳公司以1.37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胡沪生认为，鸿锳公司和胡守锡没有经过胡沪生的同意，擅自将房屋转让给他人，至今也没有依约向胡沪生支付房屋转让款的2.0825%的份额，也没有就其中的100个车位向胡沪生分配投资份额权益，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胡沪生起诉，请求上判。 鸿锳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一、胡沪生本案诉请的基础是2006年2月1日鸿锳公司和胡沪生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虽然鸿锳公司对该份《补充协议书》的效力有异议，但是基于在之前的相关案件当中，法院已经对该《补充协议书》予以认定，鸿锳公司尊重法院的既有的认定内容。结合《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和当时的情况，鸿锳公司愿意在符合本协议履行内容和履行条件的前提下按约履行相关事项，但是基于本案现实情况，鸿锳公司认为，1.目前鸿锳公司不具备向胡沪生支付《补充协议书》中关于案涉地下一层房屋转让款2.0825%投资份额款项的条件。鸿锳公司出售案涉地下一层房屋的实际价值，虽然有生效判决认定为1.37亿元，但是鸿锳公司至今实际收到的转让款就只有1.17亿元，另外2000万元因为受让人违约，至今还没有追回，而且鸿锳公司与受让人之间、鸿锳公司与胡志明、胡沪生、胡绍光等投资人之间，都因为该房屋转让问题而引发多起诉讼，导致鸿锳公司对内对外的债权债务没有结算清楚，所以不具备支付所谓分配款的条件。2.案涉房屋引发诉讼之后，鸿锳公司结欠税务部门的税金和罚金，至今尚未缴清。3.如果胡沪生要求鸿锳公司支付投资份额收益，也应当是鸿锳公司在债权债务包括应付税款结算清楚之后，再对应有的利润按投资比例支付，其中要扣除相关财务成本和款项，包括向国土部门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契税、印花税等相关费用，融资的利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金、罚金，为处理纠纷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对有结余的利润才可按比例支付，事实上，相关费用还未完全计算清楚，鸿锳公司现在不具备向胡沪生支付收益的条件。二、鸿锳公司已经按照《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履行了相关事项，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表明鸿锳公司对《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事项除了本案争议的房屋转让收益分配以外其余都已经履行，鸿锳公司没有违约。反而是胡沪生等人在鸿锳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过程中不配合鸿锳公司，引发一系列诉讼，导致鸿锳公司与房屋买受人之间发生纠纷和诉讼，至今尚未收回2000万元房款，按照《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胡沪生应当向鸿锳公司支付违约金。即使在确要进行利润分配的前提下，也应当扣除该笔违约金。三、胡沪生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关于案涉房屋地下一层100个车位的投资份额的主张不成立。车位只是作为案涉房屋的配套给承租人使用，鸿锳公司对车位不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胡沪生也没有证据证明鸿锳公司目前还享有该100个车位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其要求分配100个车位的收益没有依据。四、关于《补充协议书》的责任主体的问题，胡沪生认为是与鸿锳公司和胡守锡共同签订的，客观事实并非如此，2006年2月1日当天胡沪生与胡守锡同时签署了《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各一份，通过签订两份协议书，恰恰能够说明胡沪生、胡守锡之间是投资份额转让的关系，而至于涉及到投资利润分配的内容，胡守锡个人是无权承诺的，因为资产不是属于胡守锡而是鸿锳公司的，只有鸿锳公司才能履行《补充协议书》中的事项。从2006年到2012年，都是由鸿锳公司向胡沪生支付款项，胡守锡没有支付过。而且，在本案之前胡沪生起诉鸿锳公司要求确认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案件【（2014）浙杭民初字第5号】中，胡沪生在起诉状里提到2006年2月1日的《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就是胡沪生和鸿锳公司，法院判决认定的合同主体也是胡沪生和鸿锳公司，不涉及胡守锡个人。另外，鸿锳公司的股权在2010年3月已经发生变更，胡守锡不再是鸿锳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五、虽然鸿锳公司在2012年4月将案涉房屋转让，但由于鸿锳公司相应的债权债务还没有结算清楚，利润无法确定，不可能从该时间点起算是否应向胡沪生支付利润，如果胡沪生自认为从2012年5月8日起已经知道鸿锳公司应当支付利润，而到2017年7月才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鸿锳公司请求驳回胡沪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胡守锡在一审中辩称：一、胡沪生已经自认《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胡守锡没有异议，且《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也就是原由胡守锡代胡沪生持有的2.0825%的投资份额，胡沪生以人民币2051262.5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守锡，胡沪生对于该转让款已经支付的事实没有争议。二、关于《补充协议书》，胡守锡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第一，《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双方是鸿锳公司和胡沪生，胡守锡只是作为鸿锳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签署，是履行职务行为。《补充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由鸿锳公司与胡沪生享有和承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胡守锡个人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虽然《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有穿插，但不能将两份协议的主体混淆，因为两份协议的权利义务内容相当明确。《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是胡守锡跟胡沪生之间关于投资份额转让的约定，而《补充协议书》是《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签订以后，为了明确胡沪生仍然享有2.0825%的资产收益分配权而由鸿锳公司跟胡沪生约定，《补充协议书》所有内容都是指向鸿锳公司跟胡沪生之间，不涉及胡守锡。第二，《补充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鸿锳公司的义务都是由鸿锳公司自己向胡沪生履行，履行过程中既没有胡守锡的义务，也没有由胡守锡获得利益。第三，胡守锡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早已经退出鸿锳公司，无权再代表鸿锳公司。如果胡沪生的诉请成立，只有一种情况，即所谓2.0825%的投资份额分配款已经由胡守锡获得而不支付给胡沪生，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此种情况。《补充协议书》既然约定是由鸿锳公司向胡沪生履行，则胡沪生应当向鸿锳公司主张。三、本案确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根据胡沪生自己在起诉状所称，他知道权利被侵犯是在2012年5月8日，那么到2017年7月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胡守锡请求驳回胡沪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鸿锳公司于2000年11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9850万元，经营范围是在杭州市地块开发并销售商业、办公用房及配套设施（除限制、禁止行业）。鸿锳公司的股东经历过几次变更，成立时为胡守锡（股份比例41.66%）、案外人胡志敏（股份比例16.67%）、案外人温州市国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比例25%）、案外人胡绍光（股份比例16.67%），之后在2006年6月12日变更为浙江鸿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份比例25%）、胡守锡（股份比例75%），又在2011年3月30日变更为赵燕（股份比例100%）。2013年10月28日，鸿锳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 2001年1月9日，胡沪生、胡守锡与其他六个案外人共八人曾共同签署一份《利荷华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开发杭州湖滨01号地块内部协议书》，其中约定该投资开发的项目以鸿锳公司的名义开发，由胡守锡作为鸿锳公司董事长并为利荷华有限公司在鸿锳公司中代持16.6666%股权，利荷华有限公司占有鸿锳公司董事一名由胡沪生担任等等。 2006年2月1日，胡沪生（出让方）和胡守锡（受让方）签订《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胡沪生将其拥有的鸿锳公司原在胡守锡股份名下的2.0825%投资份额，计人民币2051262.5元，以人民币2051262.5元价格转让给胡守锡；投资份额转让款由双方自行帐外交割，于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投资份额转让后，出让方不再承担鸿锳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受让方根据企业合同、章程享有权利义务。 同日，胡守锡和胡沪生还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书》，抬头为“甲方：鸿锳公司（胡守锡董事长）、乙方：胡沪生”，内容如下：“一、本补充协议书作为乙方投资份额转让协议生效的必需条件，本补充协议书如未执行到位，则投资份额转让协议无效。二、作为乙方投资份额转让的补偿条件，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做好以下工作事项:1.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做好下列所示财产(即杭州西湖国贸中心)的房产权证的办理手续，并确保提供给乙方的手续齐备;(1)杭州市长生路58号501室，房产面积160.92平方米，总价3582560元(叁百伍拾捌万贰仟伍佰陆拾元)。（2）在原预订车位中优先选择壹个车位。（3）胡沪生购买长生路58号501室的房屋总价减去已付购房定金贰拾捌万元，与其在鸿锳公司应分的投资利润之间的差价551760元(伍拾伍万壹仟柒佰陆拾元)，由虞焕统在鸿锳公司应分的投资利润中扣除。如果虞焕统不同意扣除投资利润，则由胡沪生、邵珑、刘丽云等三人担保，在房屋开具发票后一个月内将551760元介入指定帐户。（4）胡沪生购买的房屋和车位的户主开具罗启旦的名字。2.目前甲方拥有的地下室一楼及相应的100个车位，现租给‘钱柜’使用，乙方仍拥有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并对其因出租而产生的租金收入(扣除税费)拥有2.0825%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甲方应采取合理的避税措施并确保乙方的收益分配权不遭受损失。三、乙方也必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做好鸿锳公司的有关工作。四、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违约方应赔偿对方上列所示财产市场价值20%的违约损失。五、本合同于2006年2月1日于温州维多利亚大酒店签订。六、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七、此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一式叁份，双方及公司各一份。”《补充协议书》落款处甲方由胡守锡签字，乙方由胡沪生签字。 鸿锳公司分别于2006年11月22日、2007年7月3日、2008年2月29日、2009年7月2日、2010年4月6日、2011年2月25日、2011年7月8日、2013年4月23日分次向胡沪生分配案涉地下室一层出租后自2005年10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的租金收益，胡沪生均已收到。 2009年2月21日和2010年1月5日，鸿锳公司和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先后签订杭土合字（98）26号《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二）和杭土合字（98）26号《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三），就前述案涉地下室一层土地的土地出让金缴纳事宜达成协议，鸿锳公司在据此补缴土地出让金及对应契税、印花税共计人民币9600677.98元后，办理取得案涉地下室一层房屋的产权证。2012年4月16日，鸿锳公司与案外人林仙君、黎桂春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将案涉地下室一层房屋出卖给林仙君、黎桂春，并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2012年7月1日起案涉地下室一层由林仙君、黎桂春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继续出租给租赁方，但同意在林仙君、黎桂春还清案外人借款前租金由鸿锳公司收取。鸿锳公司与林仙君、黎桂春虽就该次房屋买卖先后签订过三份分别记载不同转让价款的房屋转让合同，最终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双方约定的真实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37亿元，但林仙君、黎桂春实际支付了转让价款1.17亿元。 2014年6月12日，胡沪生起诉鸿锳公司、黎桂春、林仙君，请求判令鸿锳公司与黎桂春、林仙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将案涉地下室一层房屋恢复至鸿锳公司名下，案经一审、二审，一审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案涉房屋在转让前系登记在鸿锳公司名下，胡沪生未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由没有支持胡沪生的诉讼主张。此外，鸿锳公司与买受人黎桂春、林仙君、与其他案外人胡绍光等人之间亦因案涉地下室一层房屋及车位发生多起诉讼。 2017年7月17日，胡沪生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胡沪生和胡守锡确认2006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胡沪生确认2006年2月1日的《补充协议书》中涉及的案涉房屋租金收入分配事宜不在本案中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胡沪生和胡守锡均系荷兰王国国籍，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虽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未约定适用的法律，但在本案诉讼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规定，依据当事人的明示选择，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2006年2月1日胡沪生和胡守锡同时签署了《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这两份协议相互独立又有牵连，因胡守锡当时兼具两个身份，既作为其个人又作为鸿锳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补充协议书》中的内容又涉及鸿锳公司，因此，对于本案纠纷的处理，首先要厘清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性质，从而判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胡沪生和胡守锡之间原属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关系，而对于鸿锳公司而言，虽然公司知晓胡沪生有实际投资份额的事实，但胡沪生并不是鸿锳公司的股东，其与鸿锳公司之间不具有股东和公司的法律关系。2006年2月1日胡沪生和胡守锡签订的《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是“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即胡沪生将原由胡守锡为其代持的鸿锳公司的股权份额转让给胡守锡，双方就代持股份的关系也已经结清，自此胡沪生与鸿锳公司之间不再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投资的关系。同日，胡守锡又作为鸿锳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胡沪生签署《补充协议书》，从内容来看，约定的是胡沪生与鸿锳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没有鸿锳公司的盖章，但鸿锳公司认可胡守锡是代表鸿锳公司签署该份《补充协议书》，认可系鸿锳公司与胡沪生达成的协议，《补充协议书》对鸿锳公司具有约束力。现本案中争议的内容是《补充协议书》第2条约定的事项，系鸿锳公司和胡沪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条款约定鸿锳公司拥有的地下室一层房屋及相应的100个车位，胡沪生拥有其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并对其因出租而产生的税金收入（扣除税费）拥有2.0825%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该约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有权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处分，且胡沪生非公司股东，故鸿锳公司与胡沪生对相关财产的享有份额进行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其中租金收益的分配问题，因双方在审理中均表示已经履行，没有争议，故不属于本案需要处理的内容，本案争议的是案涉房产销售给他人之后所得价款的分配问题。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当时，案涉地下室一层及车位尚未办理出产权手续，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该财产已经形成，双方对各自享有该财产的份额做出约定并无不可。当然，因后续鸿锳公司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将案涉房产登记在鸿锳公司名下而未将胡沪生登记为共有人，对外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但是不影响双方内部关于该财产享有份额的约定。因此，既然鸿锳公司已经将案涉房产出卖给他人，获得对价，相当于原财产变现，那么作为对该财产享有2.0825%份额的胡沪生有权获得对应的价款。胡沪生主张以1.37亿元作为计算其可得款项的基数，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鸿锳公司与房屋买受人约定房屋价款为1.37亿元，但实际只收到1.17亿元，且另2000万元是否支付还有争议，故目前应当以1.17亿元作为计算基数，至于后续若2000万元房款确定并支付后，胡沪生可另行主张。对于鸿锳公司抗辩认为所得价款中应扣除成本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是对财产本身份额的分配，不是对利润的分配，因此即使要扣除相关费用也仅限于与财产本身相关的必要费用，那么根据现有证据，鸿锳公司当时为办理案涉房屋合法的产权登记而实际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对应的契税、印花税共计9600677.98元可从所得房款中扣除，而对于鸿锳公司主张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税（费）金，首先这是鸿锳公司在企业运营中产生的成本支出，胡沪生不是公司股东，不享有公司经营收益也不承担公司经营成本；其次鸿锳公司提出的这些税（费）金未实际缴纳，其主张的数额也未经税务部门审核确定，不能予以认定，因此鸿锳公司主张从房款中扣除税（费）金31135810.38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鸿锳公司还主张扣除其他财务成本支出也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案涉房屋出售后，胡沪生基于其对该财产享有的2.0825%份额可获得所得款为（117000000－9600677.98）×2.0825%=2236590.88元。鸿锳公司应当向胡沪生支付。关于胡沪生提出的违约金和赔偿损失之主张，因《补充协议书》中并未约定鸿锳公司不得自行出售案涉房屋以及出售后应向胡沪生按比例支付所得价款的期限，且鸿锳公司也不存在其他违约行为，故胡沪生要求鸿锳公司支付违约金和赔偿自2012年5月8日起算的利息损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自胡沪生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之时至鸿锳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可予以支持。同理，既然未约定付款期限，鸿锳公司及胡守锡认为胡沪生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也不成立。关于胡沪生同时还主张100个车位的投资份额权益，因没有证据表明鸿锳公司对该100个车位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收益，且就该100个车位是否包含在鸿锳公司与买受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中买卖双方尚有争议未解决，故胡沪生要求分配车位投资份额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胡沪生要求胡守锡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胡沪生和胡守锡之间作为“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关系，基于原代持股份转让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胡守锡签署《补充协议书》是履行职务行为，代表鸿锳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对此鸿锳公司已经确认，即便胡沪生认为胡守锡在《补充协议书》上的签名同时还代表其个人，但从协议约定内容看，胡守锡作为鸿锳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也只是表明其知晓和认可公司的财产处置以及有配合义务，但并没有其个人对公司的付款义务要承担共同责任或担保责任的约定内容。而且，案涉房产是鸿锳公司的财产而非胡守锡的财产，胡沪生主张分配的款项是基于鸿锳公司的财产的对价，与胡守锡个人无关，故在本案中胡守锡既无约定义务也无法定义务要向胡沪生承担付款责任。 综上所述，对胡沪生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判决：一、鸿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沪生（HuHu-sheng）支付人民币2236590.88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胡沪生（HuHu-sheng）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18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39189元，由胡沪生（HuHu-sheng）负担9496元，鸿锳公司负担29693元。 胡沪生、鸿锳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胡沪生请求：1.鸿锳公司和胡守锡支付胡沪生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房屋转让款2.0825%的份额即人民币2853025元（137××××00*2.0825%），并赔偿该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5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及赔偿胡沪生违约金人民币570605元；2.鸿锳公司和胡守锡支付胡沪生享有的杭州西湖国贸中心（湖滨路50、50-1号）地下一层100个车位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款（具体金额以实际查明为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守锡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鸿锳公司转让涉案房屋的价款为1.37亿元，在计算胡沪生应得款项时，应以该金额为基数。（一）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涉案房屋的实际交易金额为1.37亿元。（二）现有证据证明买受人已支付全部款项。一审判决在鸿锳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部下，即以该2000万元是否支付存在争议为由，对该部分金额不予支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即便买受人未支付该2000万元款项，也系鸿锳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四）一审判决称后续若2000万元房款确定支付后，胡沪生可另行主张，增加了胡沪生的诉累，且胡沪生实际也无法主张权利。二、鸿锳公司转让的仅为湖滨路50号、50-1号地下一层的房屋，未包括地下100个车位。胡沪生有权主张该100个车位的投资份额收益权。（一）从林仙君、黎桂春与鸿锳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及取得的所有权证来看，其受让的标的不包括地下100个车位。（二）在林仙君、黎桂春作为被执行人时，法院拍卖其名下的涉案房屋时，拍卖标的也仅包括“湖滨路50号、50-1号地下一层”，未包括地下100个车位。（三）据胡沪生向涉案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了解，涉案地下车位仍由鸿锳公司在出租和出售。三、《补充协议书》系与《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同时签订的不可分割的配套协议，胡守锡应对《补充协议书》项下的义务承担共同责任。（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在胡守锡长期控制鸿锳公司、财务不公开、拒绝向股东分红的情形下被迫签订的。（二）从《补充协议书》与《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和生效的必需条件。胡守锡应对《补充协议书》中的约定共同承担责任。1.胡沪生之所以会与胡守锡签订《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是以胡守锡在《补充协议书》中的承诺为前提的。2.胡守锡作为受让人，不仅应当支付《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对价，还应当支付《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对价。（三）从《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该协议在约束鸿锳公司的同时，也在约束胡守锡。（四）从签字人身份看，胡守锡既可以代表其个人，也可以作为董事长代表公司。 针对胡沪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鸿锳公司答辩称：关于胡沪生提出的价款问题。虽然鸿锳公司与买受人对涉案房屋约定交易价格为1.37亿元，但买受人实际支付的价款为1.17元，生效的（2014）杭商外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对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格及实际支付金额进行了判定，因此，涉案房屋实际的支付金额为1.17亿元，胡沪生认为按照1.37亿元计算无相应依据。至于未收回的2000万元，因鸿锳公司只收取1.17亿元的前提下，胡沪生要求按1.37亿元计算不准确，即使要计算，也应该扣除鸿锳公司出售涉案房屋所支出的相关财务成本及其他相应费用。此外，胡沪生说原房屋买受人有可能支付2000万元的事实也是不存在的。鸿锳公司亦没有放弃该笔应收的房屋价款，鸿锳公司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二、对于100个车位问题。因车位产生争议，故买受人拒绝交付2000万元房款，鸿锳公司没有车位使用权，目前也没有车位的收益权，故胡沪生认为享有地下车位的投资收益不成立。至于胡沪生向物业公司了解车位可出售，对此鸿锳公司不知情，物业公司亦不能代表鸿锳公司，故胡沪生对地下车位主张权利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对补充协议，因该协议在温州签订，故未加盖鸿锳公司公章，且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针对的是鸿锳公司和胡沪生，并未涉及胡守锡，故胡沪生认为胡守锡应和鸿锳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胡沪生的上诉。 针对胡沪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胡守锡答辩称：针对胡守锡是否承担责任即胡沪生第三点上诉理由发表意见如下，因处置的财产属鸿锳公司，胡守锡个人没权利处分他人财产，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主体正确。因《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说明在案涉房产项目中胡沪生实际已没有投资。此外，胡沪生转让的是2.0825%的投资份额，而不是股权，按照法律规定投资份额转让后法律义务就终止，胡沪生认为没有履行完毕，享有其他权利就要承担相应义务，故应当扣除投资款的份额，否则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于法无据。综上，请求驳回胡沪生的上诉。 鸿锳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胡沪生对鸿锳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沪生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是对财产本身份额的分配，不是对利润的分配”错误。1.根据《补充协议书》约定，胡沪生享有的是投资份额权益，则胡沪生对讼争地下一楼办证、交易等处置过程中产生和应承担的税费、经营成本等款项均应予以承担。2.《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是对利润收益的分配权，不能认为是对财产本身份额的分配权。二、一审判决对涉案房屋扣除的相关费用计算错误。鸿锳公司为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契税、印花税计9600677.98元，该金额未包括杭土合字（98）26号补充协议（三）列明补缴的13.4507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该部分款项应予扣除。此外还应扣除为办理房屋产权证支出的其他相关费用约500万元、上述二项的融资利息约1140万元、销售涉案房屋应缴纳的税金1300多万元、向税务部门应缴纳的罚金3000万元、及鸿锳公司为案涉房屋纠纷发生的诉讼费等约500万元。综上，就算本案具备分配条件，涉案房屋胡沪生可分配的权益应为533120元，一审法院的算法明显错误。 针对鸿锳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胡沪生答辩称：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系在鸿锳公司开发项目基本结束时签订，是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后达成的协议，胡沪生享有的份额实质是对财产本身份额。（一）鸿锳公司实际由胡守锡一人控制，财务状况不公开，在项目取得巨额利润的情况下，一直拒绝向股东分红。（二）涉案的两份协议实质系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签订的极不公平和对等的协议，两份协议相互关联，胡守锡受让份额的对价包括两份协议约定的义务。二、一审判决计算的销售金额基数错误，鸿锳公司主张扣除相应款项没有依据。（一）涉案地下一层房屋的销售价格实际为1.37亿元，一审判决认定买受人仅支付1.17亿元没有依据，应当按1.37亿元计算胡沪生应得的款项。（二）胡沪生取得的权利是财产本身的权利，不包括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债务，且鸿锳公司主张的所谓税费等均未实际产生。综上，请求驳回鸿锳公司的上诉。 针对鸿锳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胡守锡答辩称：同意鸿锳公司的上诉请求，鸿锳公司提出的理由合理。 二审期间，鸿锳公司、胡守锡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胡沪生提交一份鸿锳公司资本金投入金额确认单，拟证明胡沪生对鸿锳公司投入的资本金2074931元，并且已经所有股东确认。 鸿锳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 胡守锡质证认为，因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如果所有股东签字真实，就不存在隐名股东的问题了。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核认为，因胡沪生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且鸿锳公司、胡守锡对真实性亦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胡沪生、胡守锡均系荷兰王国公民，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正确，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屋销售所得价款应如何分配；二、胡沪生主张的车位投资份额权益是否应予以支持；三、胡守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对此分析如下： 一、案涉房屋销售所得价款应如何分配 涉案房屋原系鸿锳公司所有，2012年4月16日，鸿锳公司将涉案房屋以1.37亿元的价格出卖给案外人黎桂春、林仙君，根据现有证据，鸿锳公司实际收到房屋价款1.17亿元，尚有2000万元的差额。从生效的（2014）浙杭外商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看，虽然鸿锳公司在该案中答辩称鸿锳公司与买受人就2000万元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其明确买受人尚欠2000万元房屋价款，且该63号生效判决认定买受人是否应支付及2000万元的性质尚存在争议，故一审判决以1.17亿元作为计算基数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后续若2000万元房款确定并支付后，胡沪生可另行主张，亦未剥夺胡沪生的救济途径。胡沪生认为在计算胡沪生应得款项时应以1.37亿元作为计算基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06年2月1日的《投资分额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效力无异议。《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2点约定，“目前甲方拥有的地下室一楼及相应的100个车位，现租给‘钱柜’使用，乙方仍拥有2.0825%的投资份额权益……”，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胡沪生原享有鸿锳公司2.0825%投资份额，由胡守锡代为持有，胡沪生系鸿锳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与鸿锳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在胡沪生将原由胡守锡为其代持的鸿锳公司投资份额转让后，其与胡守锡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关系，胡沪生与鸿锳公司亦不再有任何股权投资关系。上述两份协议签订的目的实际上是胡沪生退出鸿锳公司投资后，对胡沪生的投资而享有的财产权益进行的结算。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是财产本身份额的分配，不是对利润的分配并无不当。 经查，一审判决认定鸿锳公司为办理涉案房屋合法的产权登记而实际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对应的契税、印花税计9600677.98元可从所得房款中扣除，有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虽然鸿锳公司认为该金额未包括杭土合字（98）26号《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三）列明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补缴的13.4507万元土地出让金，该金额亦应予以扣除。但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仅凭《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三），鸿锳公司主张13.4507万元土地出让金应在本案中扣除，依据不足。对于鸿锳公司提出的应扣除的税（费）金，根据现有证据鸿锳公司并未实际缴纳，其主张的数额也未经税务部门审核确定，故该部分税（费）金不应予以扣除。对于融资成本及财务成本等费用，因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该部分费用不应予以扣除。对于律师费、诉讼费、罚金等，并非必然发生的费用，亦不应予以扣除。综上，一审判决对胡沪生所得价款的计算并无不当。 二、胡沪生主张的车位投资份额权益是否应予以支持 根据现有证据，鸿锳公司出卖的房屋中是否包含讼争的100个车位买卖双方尚存有争议，且现亦无证据证明讼争的100个车位所有权或使用权仍然属鸿锳公司，虽然胡沪生主张现租金仍由鸿锳公司收取，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一审判决对胡沪生就100个车位提出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三、胡守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胡沪生与胡守锡系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关系，胡沪生系鸿锳公司实际投资人之一。2006年2月1日胡沪生与胡守锡签订的《投资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胡沪生将其原由胡守锡代持的鸿锳公司投资份额转让给胡守锡，胡沪生不再承担鸿锳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该协议已履行完毕，自此胡沪生与胡守锡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终结，胡沪生不再是鸿锳公司“隐名股东”。鉴于胡沪生的投资而产生的财产权益，胡沪生与胡守锡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虽然鸿锳公司未在该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但签订该补充协议时胡守锡系鸿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鸿锳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胡守锡系代表鸿锳公司。且从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看，该协议约定的是胡沪生与鸿锳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未涉及胡守锡个人需与鸿锳公司承担共同责任的意思表示。虽然从两份协议看存在着关联性，但补充协议处置的财产系鸿锳公司的财产而非胡守锡的个人财产，即使胡守锡的行为代表其个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亦难以得出胡守锡个人应承担责任的结论，正如一审判决所述胡守锡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也只是表明其知晓和认可公司的财产处置以及有配合义务。至于胡沪生认为前述两份协议系被迫签订，亦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在本案中胡守锡既无约定义务也无法定义务要向胡沪生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胡沪生、鸿锳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93元，由胡沪生（HuHu–sheng）负担9877元，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48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苗 青 审判员 黄 青 审判员 姜裕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