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1540号原告：李正孚，女，198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张敬存，男，1986年1月3日出生，汉族，江苏传智播客有限公司教师，住山东省平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全记，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栋，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倩倩，女，198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中招政采（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李正孚（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张敬存（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刘倩倩（以下简称第三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3月15日，本院做出（2019）京0105民初58031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2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京03民终67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全记、胡国栋以及第三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226791.62元及利息（以1226791.6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7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8年7月3日是之前案件一审立案时间）。事实和理由：从2017年1月份至今，原告向被告转账1335801.62元，扣除被告给原告转账金额89010元，合计1246791.62元，被告应将多收金额退还原告。本案具备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特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所著《条文理解与适用》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书第830页同时写到“原则上由被告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首先，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原告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包括中国裁判网公开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中关于“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也是由被告来承担。然而对本案来说，被告始终未对于“收受原告资金的法律根据”完成举证责任。被告在诉讼中辩称，其行为是代第三人收取利息。对此，原告的辩驳观点很明确。原告与第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已在海淀法院另案处理（尽管第三人己撤诉），与本案无关。如果被告要证明他的主张，他理应出示原告、被告、第三人签订过类似三角债权债务的合同，但事实上显然不存在。假设依被告的观点，其收取原告的所有资金都是原告自愿给付（以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但我们通过他出示的所有转账记录可知其性质属《民间借贷规定》中的“砍头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并计算利息。然而，第三人却并未在与原告的借贷纠纷中将该“预扣利息”减除。所以，被告的该主张不成立。否则，被告与第三人的主张将自相矛盾。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因此，被告收取“砍头息”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属无效，以及他以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原告的“自愿给付”在法律上也没有立足空间。关于本案中第三人某公司给原告的转账也是相同道理，被告并无任何合同以证明该款项与被告之间存在何法律关系，仅凭被告出示一张第三方的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何况，原告与若干公司或个人都存在资金的往来，而原告也没有义务去一一证明与本案无关的情况。最后，原告想申明，其实原告因不当得利纠纷案由起诉的对象不止本案被告一人，在其他法院也存在并大都己审结，案件性质大同小异，相同点是被告方伙同第三人利用原告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从事高利贷，侵占原告的财产利益。被告辩称，被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登记结婚。2016年7月4日，被告虽然与第三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财产一直处于混同状态。2018年8月31日，被告与第三人复婚。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借贷关系，而非不当得利。原告每次借钱时，都会主动联系被告，双方就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还款日期在微信中进行沟通后，被告将借款转至第三人账户，再由第三人账户转至原告账户。还款时，原告有时将款项转至第三人账户，有时将款项转至被告账户。被告确认收到原告122万余元，并转款89010元给原告。另外，被告还微信转款给原告4000元，并按照原告要求转款给华夏典当行2048元。此外，被告还通过北京杰泰安康公司给原告转款298500元。原告转给被告的其余部分款项，系原告偿还被告、第三人的借款，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的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询，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多年来原告与第三人和被告之间存在频繁经济往来。被告和第三人均认可，各自向原告出借或指示第三方向原告出借的款项均为夫妻共同债权，原告向被告或第三人还款均系偿还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和第三人共同提交证据，其中显示2015年8月20日至2017年11月12日期间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共计向原告支付2839304元，2016年1月20日至2018年1月11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共计向原告支付51250元，2016年1月22日至2017年9月17日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共计向原告支付133978.79元，2015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0日期间通过淘宝代购物为原告付款209013元，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9月7日期间通过京东代购物为原告付款17165.1元，以上合计3250710.89元。此外，被告主张曾向原告转款89010元、代原告向华夏典当行转账2048元、微信向原告转账4000元，原告对此均予以认可。另，被告主张曾通过北京杰泰安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泰安康公司）向原告转款298500元，原告对收款予以认可，但称与本案无关。就此，被告提交杰泰安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该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经被告委托向原告名下账户转款298500元。原告认可上述金额，但坚持称与本案无关。综合上述被告和第三人向原告转账、付款金额总和，共计为3644268.89元。原告补充提交2015年6月18日至2017年12月6日期间向第三人转账记录，欲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经济往来情况，金额共计2335933元。经当庭质证各方当事人核对，被告和第三人对于其中数笔不予认可，金额共计189720元，认可金额共计2146213元。另，被告对于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1315801.62元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但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根据各方陈述能够确认的是各方的资金往来源于最初原告陆续向第三人借钱，此后陆续向第三人还款或通过被告还款。而原告认为其还款数额已远超出了其应还款数额，故提起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就杰泰安康公司向原告转款一节，杰泰安康公司已出具说明，认可系受被告之托向原告打款，故原告对于该笔款项系被告向其转款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从各方提交的证据看，原告向被告和第三人转款金额之和小于被告和第三人向原告转款金额之和。在被告和第三人均认可二人向原告转款或收款均为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存在向被告“多还款”导致不当得利发生之情形，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正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41元，由原告李正孚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阳人民陪审员  杜慧婧人民陪审员  李 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刘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