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39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秀，女，196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甘肃省永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琴，女，196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兰州市红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中山，兰州连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90年7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兰州市红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中山，兰州连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香，女，193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兰州市红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中山，兰州连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男，1969年8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兰州市红古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某发，男，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兰州市红古区。上诉人付某秀因与被上诉人张某琴、刘某、戴某香、任某、靳某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9）甘0111民初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某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某琴、刘某、戴某香对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的客观事实是，被上诉人任某、靳某发和刘爱民不顾上诉人的劝阻，强行在上诉人的“宝川花儿茶社”共同饮用白酒。虽然在上诉人店里消费了一盘瓜子却均未付费。后刘爱民自行离开时摔倒致伤，上诉人发现后于当晚23时30分立即给刘爱民的家属进行了电话通知。但其家属迟迟不愿上窑街来，直到次日1时27分刘爱民的家属才姗姗而来。上诉人的行为完全到达了一个诚信善良的从业者应当达到的通常的程度，不存在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公正、合理、合法、应予维持。一、上诉人作为经营者，因为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成为刘爱民在楼梯被摔伤的原因之一；二、事发后上诉人没有积极施救和拨打120，才导致刘爱民错失了抢救的最佳时间；三、答辩人在00：7分接到电话后，立刻租车前往窑街，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姗姗来迟；四、被上诉人任某和靳某发、与刘爱民一起喝了一整天的酒，在明知刘爱民喝醉的情况下，二人不但没有照顾刘爱民，反面擅自离开，没有尽到提醒、劝阻、照顾和安全护送的义务，过错明显。张某琴、刘某、戴某香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死者刘爱民医院抢救费、医药费2750元、太平间停尸费2330元、死亡赔偿金599140元（29957元×20年）、母亲赡养费28257元（22606元×5年÷4）、丧葬费32852元，以上合计669329元，由被告承担40%即267731元；2.被告方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日13时许，被告任某、靳某发在刘爱民家中与刘爱民共同饮酒，20时左右三人离开刘爱民家共同前往“宝川花儿茶社”，途中刘爱民购买了一瓶白酒。在“宝川花儿茶社”，三人消费了一盘瓜子，并喝了刘爱民购买的白酒。22时左右被告任某、靳某发先后离开，留刘爱民一人在“宝川花儿茶社”。大概到23时30分，刘爱民在离开“宝川花儿茶社”时不慎摔下楼梯，被告付某秀发现刘爱民摔倒后便用电话通知了其家属，期间被告付某秀未积极施救和拨打120，后刘爱民的家属赶到将其送往窑街煤电公司总院抢救，次日7时30分左右，刘爱民因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原告认为因“宝川花儿茶社”的经营者付某秀未履行保证消费者安全的义务，被告任某、靳某发在明知刘爱民喝醉酒的情况下，亦未尽到提醒、劝阻、安全护送的义务，导致刘爱民死亡悲剧的发生，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亦有过错的可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死者刘爱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家中及茶社召集朋友饮酒时，应充分预见到喝酒过量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应自我控制和约束，由于其饮酒后未能自我控制和约束，酒后不慎摔倒在茶社楼梯上引发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进而导致身亡，其本人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即80%的责任。朋友相聚一起吃饭喝酒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友谊和培养感情，乃人之常情，但在朋友共同饮酒过程中，共同饮酒人之间具有相互提醒照顾义务。被告任某、靳某发与刘爱民共同饮酒的过程中，虽无证据证明二人有强制劝酒及灌酒的行为，但二人明知刘爱民饮酒却未尽到提醒、劝阻、安全护送的义务，对刘爱民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各自承担8%的赔偿责任。刘爱民醉酒后，在离开“宝川花儿茶社”时不慎摔下楼梯进而导致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刘爱民在茶社醉酒后，被告付某秀作为茶社的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刘爱民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4%的赔偿责任。本院对张某琴、刘某、戴某香因其夫、父、子刘爱民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认定如下：医院抢救、医药费2750元、太平间停尸费2330元、死亡赔偿金599140元（29957元×20年）、母亲赡养费28257元（22606元×5年/4）、丧葬费32852元，以上经济损失合计665329元。原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由被告付某秀承担4%的责任，即665329元×4%=26613.16元、被告任某承担8%的责任，即665329元×8%=53226.32元、被告靳某发承担8%的责任，即665329元×8%=53226.3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付某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613.16元；二、被告任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3226.32元；三、被告靳某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3226.32元；四、驳回原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41元，减半收取2671元，由被告付某秀负担233元，被告任某负担566元，被告靳某发负担566元，超诉部分1306元由原告张某琴、刘某、戴某香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死者刘爱民当晚通话记录，证明上诉人是12:07分打的电话，并不是当时就打了，付某秀说她及时通知家属是不属实的。第二组证据：茶社的楼梯照片六张，证明上诉人店里楼梯没有任何安全警示，很陡峭。经质证上诉人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其刚下班11点半左右就打了电话，家属耽搁来晚了；对第二组证据茶社的楼梯照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爱民酒后在上诉人经营的“宝川花儿茶社”下楼梯时摔倒受伤，上诉人作为经营者，应积极施救或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其仅仅通知家属后，并未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延误了对刘爱民的救治。上诉人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审判决其承担4%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付某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元，由上诉人付某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惠东审判员  李志勇审判员  邢定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阎艺文书记员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