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3行终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成坡，男，1979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北京南路329号。 法定代表人葛徐晓,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国魁，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朱成坡诉被上诉人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以下简称铜山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1行初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成坡，被上诉人铜山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国魁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7月20日09时05分11秒，被告铜山公安局下辖何桥派出所接徐州市铜山区何桥镇政府工作人员电话报警称，“2018年7月19日，何桥镇夏口村部分村民欲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等地以采取举冤状形式扰乱公共秩序，意图给政府施压”。被告经初查，当日受理为行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被告铜山公安局对原告朱成坡以及孙明芹、陈刚、郭公明、李树永、韩兆贝、吴庆伍、王兴平、韩方忠、唐世国、刘艳玲、王兆兰、朱守端、李芳远、朱成敏、杨传芳、陈兆侠、杨贵云、薛传敏、胡欢、宗培英、李淑娥、李月英、王秦贞、朱爱云、任桂玲、李乐贞、王安仙、吕艳丽、汪苏美、金苏贞、梁玉侠、卓影、王士侠、何查英、陈广英、韩友如等人进行了询问。原告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陈述，“我是徐州市铜山区何桥镇夏口村人……大约在2018年7月13日左右的时候，我们村里的朱成文通知我上北京，他给我说晚两天上北京去上访，你能不能去。我说到时候看。到了2018年7月18日上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赵玉兰给我打电话说下午大概4点钟走，另外他问我：你能去不？我说如果就我一辆车我就不去，如果开的车多我就自己开我的车去。赵玉林给我说：你看看还能找几个车不？大概还得有五六十个人去北京。我说我给你问问看，接着我就给我认识的一个跑出租车的司机韩兆贝发微信问他能不能找几个车，我们这边要去北京，我没有给他明说要去上访，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因为干出租的都知道，这么多人上北京，肯定是去上访。他问我要几个，我说大概要7、8辆，他问我多少钱，我说我去的话来回2400元，他给我还还价，最后还是按2400元定了，之后他打电话找的车……我开着我的宝骏车（苏Ｃ×××××)拉着我大娘王兆兰、朱守涛的对象（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李芳元三个人一起去的。我们三辆车先走的下路，从山东一个高速入口上的高速，我们上高速之前，李祥云（他没有去，他一直在家）给我说让我先从天津高速下，走小路去北京，看看情况，我就负责把李祥云的话传给各个司机……我开车到了北京，开了一夜，到了19号早上九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刚到北京五环下高速，后面就有辆车跟着我，我估计是政府的人来找我的，我为了躲他，就往回走了，走到济宁，我车上的几个大娘不愿意就这样回徐州，我就又回头往天津去……我给李祥云说这件事了，李祥云让我告诉他们坐火车去，我们一车到了天津火车站，我车上下了五个人，分别是王兆兰、朱守涛家属、李芳元、朱守端、刘艳玲上了火车，之后我就一个人开车回来，主要是为了吸引追我的政府的车，我开车直接到了徐州。”“李祥云就是负责这次去北京安排的路线，告诉我去北京天安门附近，但是这次他没有去。还有我这次去北京负责给另外八辆车对接，李祥云给我说去哪里，我就让他们去哪里。”“我们觉得政府给的补偿款低，想多要点补偿款。”同时，收集并调取了韩兆贝、吴庆伍的检讨书、王兴平、韩方忠、唐世国的检查书、原告及孙明芹的户籍信息证明、薛传敏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火车票等材料。被告经调查后查明，2018年7月19日，原告和孙明芹等何桥镇夏口村村民前往北京，并商议在天安门等地采取举冤状方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意图给政府施压，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2018年7月21日，被告铜山公安局向原告朱成坡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询问其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自书表示“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作出铜公（何）行罚决字〔2018〕1083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已向原告送达并已执行完毕。原告朱成坡提起诉讼，要求原审法院依法撤销铜山公安局作出的铜公（何）行罚决字〔2018〕1083号行政处罚决定，并由铜山公安局向其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原告误工费1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根据被告铜山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时有效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因原告朱成坡的居住地在被告管辖范围内，故被告具有对原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铜山公安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朱成坡实施的违法行为，即原告联系车辆若干，并驾驶自有车辆与其联系的车辆次递搭载信访人员进京，拟实施信访活动；期间，原告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向同行车辆传递路线等相关信息；在进京受阻的情况下，原告驾驶自有车辆将部分信访人员送至天津火车站，以便信访人员转乘火车进京。被告据此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 被告铜山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其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对于原告朱成坡要求被告铜山公安局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其误工费1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被告铜山公安局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原告的该向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朱成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成坡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朱成坡上诉称，原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以下问题：1、程序问题，处罚决定的作出没有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传唤证属于采取强制传唤措施后补办的手续，上诉人于2018年7月20日晚11时许驾驶机动车在徐州境内322省道上正常行驶，在范楼路口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拦停，紧接着上诉人被强行拉上一旁的机动车辆（无任何警用标识的面包车）并拉至何桥派出所，后转至铜山区某派出所进行审问。该过程中，这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没有表明其身份，无人着警服和出示工作证，亦无人向上诉人出具传唤证即将上诉人强制带到派出所审问，属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虽称其着警服，开警车，出示了相应的传唤证件，但没有出示当晚的执法音视频记录证明。传唤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并未将传唤原因、处所和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告知家属。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询问查证期间未保证上诉人必要的休息时间和饮食，有以威胁、虐待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之嫌。被上诉人所作的笔录存在11份由民警代签的问题，被上诉人商议举冤状的“冤”字亦为民警代签。民警在询问笔录上代被询问人签字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2、实体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8年7月19日，上诉人和孙明芹等何桥镇夏口村民前往北京，并商议在天安门等地采取举冤状方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意图给政府施压。”上诉人并未前往北京，亦未参与村民的后续活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作的笔录和法院的庭审记录表明，上诉人只是负责送6或7名村民前往天津火车站，并未到达北京，后上诉人只身返回徐州，未再参与村民后续的活动。上诉人并未和其他村民商议在天安门等地举冤状，上诉人只是听说“冤”字事宜，“冤”字是否存在且存疑，无证据表明上诉人和其他村民商议在天安门等地举冤状。在整个活动中，上诉人没有负责组织策划，协调安排和后续事宜的处理，属于从属地位。上诉人的行为未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上诉人本人未曾前往天安门等地区，亦未在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村民后续的活动未造成举冤状的既成事实，并未对上述场所秩序产生不良影响。3、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上诉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上诉人的行为只能表明其参与了前述的上访活动，且属于首次参与，并未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适用该条对上诉人处以行政拘留五天的行政处罚，明显错误。原审判决脱离事实和上诉人的诉请理由，适用法律错误，理应被撤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铜山公安局的答辩意见同原审答辩意见一致。 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提交录音整理材料一份，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录音整理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要考虑谈话的背景因素，另派出所所长为了化解行政争议对原告进行思想劝解工作，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罚。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定，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且根据被上诉人铜山公安局作出涉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时仍有效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铜山公安局是负责该行政区域的治安管理工作的公安机关，上诉人朱成坡的居住地在铜山公安局管辖范围内，故铜山公安局具有对朱成坡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对于铜山公安局作出的涉案铜公（何）行罚决字〔2018〕108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涉案进京行为的目的是意图在北京天安门地区进行集访活动，涉及人数较多，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根据铜山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朱成坡实施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查明的事实。朱成坡联系进京信访的车辆，并驾驶车辆搭载其他信访人员，在途中向同行车辆传递路线信息，为给信访人员提供便利，将信访人员送至天津火车站等行为在涉案集访活动中起到组织策划、安排协调的重要作用，将其行为依法认定为在涉案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中情节较重的情形并无不当，铜山公安局根据上述规定，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铜山公安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符合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上诉人主张铜山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行为时存在程序及实体上的违法之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因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铜山公安局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及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铜山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成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国民 审 判 员 徐 冉 审 判 员 陈玉浩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石 雪 书 记 员 何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