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22民初2928号 原告：三台县双发东北大葱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7225775585352。住所地：三台县乐安镇五凤村三社。 法定代表人：谭昌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三台县潼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三台县北坝镇北泉路。 法定代表人：陈刚，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蕾（第一次庭审），该镇副镇长（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敬华平（第一、二次庭审），四川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大勇（第二次庭审），四川规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三台县双发东北大葱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种植合作社）与被告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潼川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9月9日、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种植合作社之法定代表人谭昌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告潼川镇政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蕾、敬华平、高大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种植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调解或判决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因土地被征用的附属物和青苗补偿费等共计¥450万元（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正）；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要求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一次性支付变更为一次性赔偿，并将第一项请求中的赔偿项目增加一项逾期利益的赔偿，诉讼请求金额不变;第二次庭审时原告以其流转的土地系种植高精经济作物，要求按照其提供的贵院的（2018）川0722民初4277号一案中被告给张兴成的18亩地赔偿了183万元的标准计算赔偿原告的损失，即原告的诉讼请求总额在扣除已领款项后变更为9844752.11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2011年4月依法成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2011年8月、9月，原告与三台县民委员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二份，分别流转盐井村一组23.56亩土地、流转盐井村二组75.055亩土地；2011年10月5日，原告分别与七组部分村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共流转盐井村七组承包地7.398亩；2011年8月25日，原告与八组村民于学荣等，原告又于2011年10月5日与八组部分村民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共流转盐井村八组承包地3.12亩；原告在三台县、二组、七组、八组共计承包流转土地109.133亩，用于高精经济作物种植。流转期限均为12年，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 原告流转上述土地后，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必要的构筑物、附属物以及其他生产设计用于高精经济作物种植，并切实履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的相应义务，支付了相应租金。截止2016年，被告因三台县五里梁产城新区开发建设需要，要求原告终止对上述流转土地的经营，原告积极配合政府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于2016年底退还了全部109.133亩流转土地用于被告建设产城新区。2016年12月29日，原告与具体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的被告多次协商，双方对原告流转的盐井村一组23.56亩承包地上的构筑物、附属物、苗木等拆迁补偿事宜，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1.被告将原告位于三台县土地上的构筑物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2.被告支付原告被拆除构筑物及其附属物一次性补偿，补偿总额为12508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零捌佰元整）。对原告流转的二组、七组、八组共计85.573亩土地的补偿事宜，被告未能进行补偿于原告。综上，原、被告双方仅对原告流转的盐井村一组土地23.56亩进行拆除补偿达成一致，双方对原告另外流转的盐井村二组、七组、八组共85.573亩土地拆除，被告对地上的构筑物、附属物及其它设施拆除，但对今双方未能就该85.573亩土地的补偿费进行补偿，严重侵犯了原告合法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益，原告已多次催收被告协商解决，被告均予以推诿。原告迫于无奈，依照《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为盼。 被告潼川镇政府辩称，1.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不符客观事实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补偿款1250800元中已经包括了原告承包的盐井村一组、二组、七组共计106亩土地上的附着物及构筑物；仅对原告承包的盐井村八组的补偿款没有计算在内。2.对原告提供的流转盐井村一组、二组、七组、八组共计109.133亩土地的《土地流转合同》三性均无异议，不认可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对原告提供的土地《拆迁补偿协议》有异议，该《土地拆迁补偿协议》仅有一个代理人签字，是草签的协议，这份协议中漏写了盐井村二组、七组的构筑物及附属物，存在重大笔误；对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系另一层法律关系，待庭审观看后向法庭补交质证意见。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构成违法拆迁，对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效力问题：A、如果按照协议写明的盐井村一组土地23.56亩计算，那么每亩的补偿款应是53089元，这个结果同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同评估机构对106亩的鉴定评估数据242552元相矛盾；B、通过本案的举证质证、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存在笔误，遗漏了二组和七组；C、原告方所承包流转的一组、二组、七组土地共计106亩，同评估的委托书及评估内容同时与原告签订的？？证明一组、二组、七组106亩的附属物，以及对原告附属物明细补偿表中所记载的亩数和具体的赔偿金额能够相互印证；D、如果本协议是原告认为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那么本协议存在损害公共利益，应当予以撤销；E、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存在遗漏了二组、七组的笔误，协议书中仅仅写了一组的构筑物及附属物，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构成重大误解，如按协议履行，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被告方要求原告予以修正，否则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第二次庭审时被告辩称，对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供的视频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视频发生的地点不予确认；原告所称与被告签订了五份《拆迁补偿协议》不属实，原告仅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一式六份。我方提供的几份文件证明了青苗费和附着物是一次性补偿，青苗补助大春1224元/亩（三府办发（2010）81号），潼川镇政府（2014）39号请示计算的是青苗补偿，我方已按原告损失树苗的情况说明进行了补偿，且补偿项目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双方共同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系对原告流转的一组、二组、七组106亩范围内土地附属物进行的评估，两份明细表系《拆迁补偿协议》的附件，并与评估报告及情况说明相印证，《拆迁补偿协议》中载明了补偿总额包括了一组、二组、七组共106亩范围内的土地及附属物符合实际亦符合情理，《拆迁补偿协议》只记载了一组的土地系签订协议时笔误和疏漏。原告提供的土地流转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提供的（2018）川0722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川07民终434号民事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就此证明原告应该得到的赔偿数额，但需向法庭说明的是该案的赔偿数额进行了事前评估，种植的是桂花等风景树，与原告刚种的幼苗不具有可比性。综上，1.我方提供的评估报告是对106亩中的附属物进行评估，106亩土地包括了一组、二组、七组土地；2.被告提供的明细表既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也与评估报告中的部分事实相互印证，在评估24万余元的基础上，其余的金额就是对106亩土地的青苗费和合同终止的补偿费用，被告方计算的数据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亦符合情理。因为土地是一起处理，不可能只处理部分，根据民事诉讼盖然性的标准，该1250800元的补偿应是对106亩土地上所有附着物的补偿；3.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还应补偿450万元，原告提供的其他土地流转拆迁户的补偿协议不能作为其损失数额的计算依据；4.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包括一组、二组、七组共计106亩土地的补偿事宜，该协议双方已履行完毕，被告不是适格的主体，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8月1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三台县村民委员会（住所为）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以下称《合同一》）一份，该《合同一》约定主要内容为：1.甲方自愿将位于二村民小组的75.055亩承包地（详见附件2）的承包经营权出租给乙方，主营农业种植业；2.出租期限为12年，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3.现金（租金）为乙方每亩每年支付甲方¥550元（大写伍佰伍拾元），共计每年于9月30日前支付¥41280.25元（下年度），且每四年递增50元／亩；甲乙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等。2011年9月28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三台县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以下称《合同二》）一份，该《合同二》约定主要内容为：1.甲方自愿将位于一村民小组的23.56亩承包地（详见附件2）的承包经营权出租给乙方，主营农业种植业；2.出租期限为12年，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3.租金为乙方每亩每年支付甲方¥550元（大写伍佰伍拾元），共计每年于9月30日前支付¥12958元（下年度），每隔四年增加50元；甲乙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等。 2011年8月5日、8月25日、10月5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之法定代表人谭昌涛作为乙方（受托方）与作为甲方的三台县八社村民谢应成、于学荣（云）、傅素清（村民个人均为委托方）分别共计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以下称《协议一》）三份，该三份《协议一》共计流转盐井村八组村民土地3.12亩（1.08亩＋1.25亩＋0.79亩），该三份《协议一》约定的租赁期限、租金等其他内容同签订的《合同一》约定内容基本一致。2011年10月5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之法定代表人谭昌涛作为乙方（受托方）与作为甲方的三台县七社村民蔡发全（蔡发全之父蔡荣陆签名捺印）、于立旺（于立旺之弟媳曾小容签名捺印）、于立顺、蔡荣陆、于立伦、蔡发佰（蔡发佰之父蔡荣陆签名捺印）、刘咏梅（刘咏梅之夫杜乾运签名捺印）、李应友（村民个人均为委托方）分别共计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以下称《协议二》八份，该八份《协议二》共计流转盐井村七组村民土地7.398亩（0.79亩＋0.632亩＋0.866亩＋0.8亩＋0.63亩＋0.79亩＋1.56亩＋1.33亩），该八份《协议二》约定的租赁期限、租金等其他内容同签订的《合同一》约定内容基本一致。至此，原告种植合作社或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谭昌涛与三台县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个人签订上述《合同二》、《合同一》、三份《协议一》、八份《协议二》分别取得三台县23.56亩、二组75.055亩、七组7.398亩、八组3.12亩的承包土地流转经营权，共计109.133亩，经营期限均为12年即2011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经营土地租赁费用均为每亩每年支付¥550元，土地租赁费用均为每四年递增50元／亩。 2015年1月30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三台县山顺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优质精品桃树种苗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乙方订购引进甲方优质精品桃树种苗2.6万株，单价13元／株，妙高80㎝以上，直径0.8㎝以上；甲方必须保证种苗成活率，未成活种苗由甲方负责无偿提供；在乙方接到甲方种苗并确定数量后，支付当批次40％种苗款，待全部成活后支付其余余款…。2016年8月5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绵阳市金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还签订了《购销合同》一份，该《购销合同》约定：由甲方从省外引进的新品种七彩麦子种子以14元／㎏的种子每亩需种植15㎏／亩，由乙方全面种植80亩的面积，收获后的数量由甲方包回收；乙方必须晒干、去杂保证质量的情况下甲方回收乙方种植的七彩麦子以10元／㎏包回收；甲乙双方签订合同生效后，乙方必须保证80亩的种植产量、数量如实交甲方回收，否则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概由乙方负责…。《优质精品桃树种苗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对其取得流转土地经营权的109.133亩土地种植了相应的七彩麦子及桃树。后因三台县潼川镇五里梁被三台县人民政府规划建设为“梓州产城新区（创新型产城新区）”,对此被告于2014年6月4日向三台县人民政府关于潼川镇五里梁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请示即潼府（2014）39号请示有详细记载，该请示亦可证实由被告潼川镇政府负责潼川镇五里梁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具体事宜，原告所流转承包经营的土地即包含在三台县潼川镇五里梁片区范围内。2016年，被告潼川镇政府安排其工作人员对五里梁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拆迁工作进行了摸底调查；2016年12月5日，不知谁安排的人员对原告流转经营的土地上栽种的桃树苗11572株进行了清除（有原告提供的视频光碟及民委员会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谭昌涛损失树苗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为此向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以盗窃进行了报警，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于2016年12月5日出具了受案回执。 2016年12月26日，原告之法定代表人谭昌涛和被告潼川镇政府共同委托三台县值信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原告流转的亩承包地范围内的部分附属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致委托估价人函》，该《致委托估价人函》载明：对谭昌涛位于亩承包地范围内的部分附属物进行进行了实地查勘，经评估，估价对象在特定的估价目的、价值时点的成本价值为242552元。注：谭昌涛承包土地范围内部分附属物评估明细表见下页，即对盐井村一、二组土地范围内的土堰塘、田间机耕道、碎石路、砼排水管、106亩租赁土地地埂维修相关费用评估价为242552元（详见《一、二组谭昌涛承包土地范围内部分附属物评估明细表》）。随后，被告按照三府办发（2010）81号三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台县凤凰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等文件对谭昌涛106亩附属物的青苗费、桃树苗费、合同终止补偿费、土地整理费分别进行计算为129744元、300872元、519400元、58232元，合计1008248元，加上评估的242552元，被告单方计算的应补偿原告106亩流转土地费用共计为1250800元（242552元＋1008248元），被告为此提供了原告并未签名认可的《谭昌涛附属物补偿明细表》一份。2016年12月29日，原告种植合作社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潼川镇政府人大主席谭武科（委托代理人）在被告工作人员杨成富、骆贵军起草的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原告提供）上签名或盖章（被告也提供了一份加盖有潼川镇政府印章的相同的《拆迁补偿协议》），该《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1.根据新区开发建设需要，甲方将乙方位于三台县土地上的构筑物及其附属物进行拆除；2.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支付乙方被拆除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一次性补偿，补偿总额为1250800元（大写：壹佰贰拾伍万零捌佰元整）；3.甲方在签订协议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补偿费用，逾期甲方每日按补偿总额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4.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即行终止与三台县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并自行负责与盐井村村民委员会和当地群众的经济关系；5.乙方在签订协议三个工作日内自行搬离并拆除所属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若乙方在规定时间未完成所属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搬离和拆除，甲方将协助其搬离和拆除；6.本协议一式六份，甲方五份，乙方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告潼川镇政府通过银行转账于2016年12月30日分五次向原告之法定代表人谭昌涛共计支付1250800元。其后，原、被告双方因《拆迁补偿协议》约定被告将原告位于三台县土地上的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进行拆除，并由被告对其拆除的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补偿原告1250800元费用之内容而发生拆除的土地范围大小及价款争议；被告对此在第一次庭审中认为1250800元补偿费用包括了原告承包的盐井村一组、二组、七组106亩的土地上的附属物及构筑物费用，原告为此多次找被告潼川镇政府要求给付其尚未赔偿85.573亩流转土地的补偿费用未果，原告遂以前述请求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供的本院作出的（2018）川0722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书及因该判决而上诉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7民终434号民事调解书、以及被告潼川镇政府与三台县兴盛源农业开发公司签订的《苗圃赔偿协议》、唐勇与张兴成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可以证实被告潼川镇政府因拆除三台县兴盛源农业开发公司流转的六组18亩土地上的苗圃及附属物而一次性支付给了该公司183万元，还证实了该18亩土地承包流转期限为12年（即2010年7月16日至2022年7月15日）、租金为每年¥350元／亩（第四年至第七年为每年¥550元／亩，第八年至第十二年为每年¥650元／亩）等，该18亩土地亦属三台县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梓州产城新区（创新型产城新区）”内需拆迁的潼川镇五里梁集体土地规划区内。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杨成富、骆贵军证实其为其他拆迁户也起草了拆迁协议，本院即要求被告尽可能在指定期间内提供其他拆迁协议以便本院了解拆迁补偿的更多情况，被告当庭予以拒绝。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有原告提供的当事人身份信息资料复印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两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十三份、《优质精品桃树种苗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拆迁补偿协议》、视频Ｕ盘、（2018）川0722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07民终434号民事调解书、《苗圃赔偿协议》、《土地承包协议》、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谭昌涛损失树苗情况说明证明》等，有被告提供的电汇转款凭证五份、房地产估价委托书、《致委托估价人函》、《拆迁补偿协议》、《一、二组谭昌涛承包土地范围内部分附属物评估明细表》、《谭昌涛附属物补偿明细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三府办发（2010）81号文件、三府发（2014）39号文件、潼府（2014）39号请示等证据在卷佐证；为此本院对上列能够证明客观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并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经两次庭审质证对原告种植合作社与三台县村民委员会、及该村部分村民个人分别签订合同取得该村一组23.56亩、二组75.055亩、七组7.398亩、八组3.12亩（共计109.133亩）的承包土地流转经营权的事实和被告潼川镇政府已实际支付了原告1250800元土地补偿款的事实均不持异议，被告潼川镇政府亦对尚未补偿原告流转经营的盐井村八组3.12亩土地款项当庭表示认可，对此本院一并予以确认。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与立案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并不相符，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一次性支付变更为一次性赔偿并无实际意义，而增加的一项逾期利益的赔偿项目实际就是被告的补偿项目中合同终止等相关费用，因此原告变更和增加的该两请求实为文字的变化，并不影响原告的实体利益，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否有效、该《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被告将原告位于三台县该《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由被告对其拆除的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补偿原告1250800元费用中是否包含二组和七组的土地82.453亩的补偿费用、以及原告流转的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补偿标准如何计算的问题。第一，原、被告双方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本无异议，只是被告方在两次庭审中一再强调系被告方因重大笔误和疏漏致使《拆迁补偿协议》中漏写了盐井村二组和七组的土地，被告申请出庭接受询问的证人就是《拆迁补偿协议》的起草人亦称系其起草时笔误，被告为此认为如按《拆迁补偿协议》履行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被告因此要求原告予以修正，否则要求法院予以撤销。被告方作为《拆迁补偿协议》的起草人，相对于原告更具对拆迁补偿政策实施的经验和法律思维，对维护履行签订的该协议之诚信交易安全亦更具有社会责任，且原、被告双方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双方已实际发生了矛盾，被告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更应具有高度的审慎性，对原、被告双方已经发生矛盾后的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仅仅约定了盐井村一组，被告却单方理解为约定的盐井村一组包含盐井村二组、七组的案涉争议土地，何况该协议也未约定具体的补偿亩数，即便被告认为签订该协议时存在工作失误产生了重大误解，但在原告领取该协议约定的价款后多次找被告解决补偿款纠纷过程中，被告应当对此向原告提出明确的异议，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应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通过诉讼予以解决，而被告至今在长达三年的期间内怠于行使该撤销权，足以说明被告在签订合同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同时，为维护从事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安全，本院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该协议约定的盐井村一组土地不包括二组、七组的土地。原告流转经营的土地109.133亩已由被告拆迁拆除完毕，原、被告双方不可能达成新的一致意见，被告亦拒绝提供与原告基本类似的拆迁补偿情况之相关证据，被告在庭审中还称给原告补偿的款项就是按三府办发（2010）81号等文件并同原告协商后计算的，但该文件系2010年有关三台县凤凰山的拆迁补偿标准，不论从时效性和补偿附着物的差异性均不符客观现实情况，反而是原告提供了盐井村六组类似本案补偿情形的证据证明18亩土地补偿高达183万元。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第二，原告提供的《一、二组谭昌涛承包土地范围内部分附属物评估明细表》、《谭昌涛附属物补偿明细表》均无原告签名，庭审中原告除对评估的106亩土地上的土堰塘、田间机耕道、碎石路、砼排水管、土地地埂维修相关费用242552元予以认可外，其余内容原告均不认可，但被告却坚持认为该两份明细表系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之附件，并以此可以确定系对原告流转的106亩土地的所有补偿费用，而《拆迁补偿协议》中并未载明该协议存在附件，因此被告辩称其提供的该两份明细表系《拆迁补偿协议》附件的理由依法亦不能成立。尤其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明确约定：“根据新区开发建设需要，甲方将乙方位于三台县土地上的构筑物及其附属物进行拆除”；由此可见《拆迁补偿协议》中的该约定应当视为庭审中查明的双方认可的盐井村一组的23.56亩土地上的构筑物及其附属物，因此不论从《拆迁补偿协议》的文意还是从客观现实情况，均应视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并不包含原告流转经营的盐井村二组、七组的82.453亩土地。第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还明确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支付乙方被拆除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一次性补偿，补偿总额为1250800元（大写：壹佰贰拾伍万零捌佰元整）；对《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1250800元补偿款本应视为对原告流转经营的盐井村一组23.56亩土地的补偿，但因双方均认可1250800元补偿款中包含原告流转的106亩土地上的并经评估的土堰塘、田间机耕道、碎石路、砼排水管、106亩租赁土地地埂维修相关费用242552元，因此扣除该242552元后的1008248元当然应当视为23.56亩土地上的青苗费、桃树苗费、合同终止补偿费（或构筑物及其附属物）、土地整理费等，可见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对原告流转的盐井村一组土地的补偿费用实为242552元÷106亩×23.56亩＋1008248元＝1062158.61元，故1250800元补偿款中仅仅包含盐井村二组和七组的土地82.453亩土地上的土堰塘、田间机耕道、碎石路、砼排水管、土地地埂维修相关费用即242552元÷106亩×82.453亩＝188671.13元，并不包含盐井村二组和七组的82.453亩土地上的青苗费、桃树苗费、合同终止补偿费、土地整理费等。第四，综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庭审已经查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所补偿原告流转的盐井村一组23.56亩土地款实为1062158.61元，因此原告要求按照其提供的（2018）川0722民初4277号一案的补偿标准计算其补偿费用的理由亦不成立，故原告流转的盐井村二组、七组、八组的土地补偿款应按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对盐井村一组土地的补偿标准执行为宜。据此，原告种植合作社应获得支持的流转、七组、八组土地的补偿款确定如下：1.盐井村二组、七组的土地补偿款为188671.13元＋1008248元÷23.56亩×82.453亩＝3717239.57元；2.盐井村八组的土地补偿款为242552元÷106亩×3.12亩＋1008248元÷23.56亩×3.12亩＝140659.38元；以上合计3857898.9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原告的82.453亩土堰塘、田间机耕道、碎石路、砼排水管、租赁土地地埂维修相关费用188671.13元，被告潼川政府还应给付原告种植合作社流转、七组、八组土地的补偿款为3857898.95元-188671.13元＝3669227.82元。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合理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具体金额以本院核实计算的为准。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三台县双发东北大葱种植专业合作社给付其流转的、七组、八组共计85.573亩的土地补偿款3669227.82元； 二、驳回原告三台县双发东北大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800元，减半收取为21400元，由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羊衣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毛昕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