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0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兰，女，195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春光，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纲，男，197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四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林，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世开，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青岛博厚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崂山区辽阳东路16号18号楼2103室。 法定代表人：阎红慧，董事长。 原审被告：青岛利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绍兴路92号108户。 法定代表人：阎红慧，董事长。 上诉人王桂兰因与被上诉人成纲、原审被告青岛博厚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厚医疗）、原审被告青岛利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贞养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5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辛春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佳林、崔世开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博厚医疗、原审被告利贞养老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桂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53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依法支持解除双方《爱心诊所合作合同》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采纳证据不当、判决不公，在被上诉人成纲转让爱心诊所核心经营资源、博厚医疗借此将爱心诊所客户流失至博厚医疗，爱心诊所被被上诉人关门歇业、人员遣散、停止经营，造成上诉人无法再继续经营诊所、失去经济收入来源的严重局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为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不足以构成解除合同的约定或法定条件，显然违背客观事实、严重偏袒被上诉人。一、上诉人作为《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从业人员，经政府监管部门特许经营许可、开办诊所。爱心诊所作为经注册获得《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是独立的市场经济实体，其权益应依法受保护，王桂兰作为开办人是诊所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诊所的财产权，包括但不限于有形资产、商誉、品牌、作为商业秘密和稳定性客户资源，均属依附和依从于诊所，而不是任何个人，显然属于诊所的财产，任何人未经明确授权和书面同意，均不得侵犯，成纲未经王桂兰同意私自转让诊所及其资源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成纲违约及侵权事实成立、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1、一审法院认定王桂兰系青岛市爱心诊所的所有权人，王桂兰与成纲所签订的《爱心诊所合作合同》合法有效，则合同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均应遵守。双方自2012年6月开始合作以来，历次所签署的《爱心诊所合作合同》第四条均强调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成纲不得将诊所转让或者转包，这是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诊所转让或者转包必然引入甲乙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对诊所的经营管理，乃至丧失诊所及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根本上不符合双方在合作合同中所约定的共同管理、经营的目的。2、被上诉人与博厚医疗及利贞养老协议转让诊所且已经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不容争辩。被上诉人及博厚医疗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承认将爱心诊所于2018年3月份以180万元价格转让给博厚医疗，爱心诊所银行流水账也载明2018年4月2日成纲实际收取120万元转让款。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博厚医疗在本案诉讼前与被上诉人成纲签署《爱心诊所转让合同》以及博厚医疗的全资公司─利贞养老全面接管爱心诊所，但一审法院却以事后解除为由，否定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依据一审证据，被上诉人成纲在诉讼前转让爱心诊所及其资源，博厚医疗借与成纲所签署的诊所转让合同,并由其全资子公司全面接管，控制爱心诊所的事实不但依法成立,而且在诉讼前长期持续了5个月之久，爱心诊所诉讼前已经实质变更控制权，是不争的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合同没有履行的情形。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青岛市市南区爱心诊所账户交易明细单，该账户交易明细载明：2018年4月2日，博厚医疗转入该账户120万元，款项摘要内容明确为“诊所收购”。随后，该笔转让款由被告成纲及其妻子崔佳惠于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分29笔取走转移、据为己有，可见诊所收购款项的支付和成纲划转私有是诊所收购实际履行的事实。成纲违背诚信原则转让诊所及其资源，事前不协商、事后隐瞒，其获取巨额诊所收购款项据为己有的事实、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一审中，被上诉人成纲提交的《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复印件中，第六条明确表述：“双方签订了市南爱心诊所转让协议，博厚医疗出资180万元购买，成纲承诺实际控制着市南爱心诊所，博厚医疗按照合同条款付款180万元，双方交接完成，后期博厚医疗经营中，爱心诊所卫生经营许可负责人提出异议，并私自更换了银行账户等，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该证据充分证实：成纲对外假借实际控制爱心诊所，而无视与被上诉人之间所约定的诊所不得转让、转包的事实，将诊所私自转让。“双方交接完成”、“博厚医疗经营中”的表述也印证了实际转让诊所完成、博厚医疗已经实际经营的事实；其二，“爱心诊所卫生经营许可负责人提出异议，并私自更换了银行账户等，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爱心诊所协议终止”的表述基本反应了乙方经营和控制爱心诊所的持续时间，成纲与博厚医疗签署爱心诊所转让协议系2018年3月30日，自2018年4月2日博厚医疗支付爱心诊所转让款120万元后协议进入实际履行期，持续到2018年8月份。上诉人提交起诉状，成纲获知上诉人起诉解除合作合同后，即博厚医疗知悉所谓的“爱心诊所卫生经营许可负责人提出异议”。上诉人是在2018年9月份才变更的银行账户密码而不是更换了银行账户，由此“私自更换了银行账户等，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爱心诊所协议终止”的表述可见，博厚医疗公司与成纲签订爱心诊所收购协议的方式，对爱心诊所进行实际控制并经营的持续时间自2018年3月30日开始到2018年9月份仍在持续。爱心诊所转让协议是否真正解除，或者解除后其是否恢复原状及消除影响一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向青岛市社保局依法调取客户流失、流向，诊所因客户流失关门歇业的现状而得出结论。一审法院已认定成纲与“利贞养老公司”曾签订过托管协议以及成纲与博厚医疗公司曾签订过爱心诊所转让协议。成纲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转让协议“复印件书面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在协商过程中，协议多次修改，签订撤销过多份协议版本”意味着，爱心诊所转让协议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由此，被上诉人成纲显然持有上述证据却故意隐瞒不提交，应依法推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成立。一审中，作为重大利益关联人的各被上诉人之间，为了应对上诉人的起诉，互相配合、提交承认是补签的《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并承认签署过《爱心诊所转让协议》而又拒不提交原始的各诊所转让协议，显然系有意隐瞒和掩盖客观事实，扰乱法院的视听和判断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所提交的成纲与博厚医疗的全资子公司─利贞养老《托管合作协议》签订于2018年4月26日，很显然发生在成纲收取博厚医疗诊所收购款120万元之后、本案诉讼之前。《托管合作协议》的内容是全面对诊所进行管理、经营，使用其母公司——博厚医疗的“博厚医疗”的品牌。显然意味着爱心诊所不但丧失了苦苦经营10多年，所享有的爱心诊所的品牌和商誉，而且丧失了爱心诊所的经营管理控制权，成纲的行为构成实质性违约，合作基础不复存在，基础不存在合作目的不能实现是必然的结果。2、被上诉人成纲在双方合作期间转让合作机构的核心经营性资源、托管爱心诊所、改换爱心诊所品牌系严重的违约行为，且该行为在上诉人提起诉讼时持续时间长达5个多月之久，提起诉讼后仍然持续，已构成爱心诊所的客户和医生等服务人员流失殆尽、闭门歇业的严重后果，该结果和成纲的转让诊所资源，托管诊所的违约行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无论从意愿上还是结果上，均无法实现合作目的，合同应自向成纲提出解除合同主张之日依法解除。一审法院以博厚医疗与成纲已经解除爱心诊所转让协议、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为由，认为成纲转让诊所的行为对双方合作利益不构成实质性损害的司法观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爱心诊所已经营近20年，积累的签约长期客户达2000户。但自博厚医疗全面接手经营爱心诊所后，流失到博厚医疗的客观情况，已真实而充分地反应出正是因为成纲转让爱心诊所在先、博厚医疗借机全面接管在后，并通过影响客户到博厚医疗诊疗，才直接导致爱心诊所资产流失的后果。且爱心诊所特定客户资源在诉讼期间仍继续流失的事实和成纲违约转让诊所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认为客户资源流失是客户的自主选择行为，而拒绝应上诉人的请求调取客观证据，一审法院显然认识错误、判决又偏袒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公。爱心诊所作为一个依法成立的医疗机构，诊所按照政府的医疗体制改革政策所享有的红利，签约门诊统筹、大病病人和居家护理客户的数量这些无形资产，才是诊所源源不断、长期、固定收入来源的保证，是爱心诊所的核心资产、竞争性资产和商业秘密。一审中，被上诉人成纲提交的《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中第二条第3项“交接日后90天，甲方配合乙方完成变更手续，并且业务流失不超过10%，现业务为：签约3397人，大病357人，居家人，乙方付清尾款180万元”。博厚医疗得到保证新民信签约客户、大病统筹客户和居家护理客户这些核心经营资源保持在正常流失率的前提下，才支付其后的180万元转让款，可见，客户资源是有价值的、是医疗机构重要的经营性资源，也是博厚公司愿意支付高额对价的关键，这是各被上诉人之间明知和共同认可的核心、有价值的商业条件。被上诉人成纲出售爱心诊所及其资源的行为，客观上已经导致爱心诊所客户资源严重流失，可以通过医疗监管机构的管理系统而得到充分印证和体现。三、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成纲与博厚医疗所签署的《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被上诉人成纲是否有权签订与本案无关的观点不能成立。该转让协议成纲是否有权签订，对本案认定爱心诊所转让协议是否真正解除，还是各被上诉人之间为了应对诉讼而合意补签捏造的证据至关重要。被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是拟证明博厚医疗与成纲之间所签署的爱心诊所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所支付的180万元的诊所收购款项已经全部转为博厚医疗在诉讼期间所收购的市北新民信诊所的款项。因为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将180万元爱心诊所这一特定标的物转让款退还给博厚医疗公司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涉及到明确具体的特定交易标的物，即新民信诊所。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工商登记载明市北新民信诊所是李漪琴出资成立，李漪琴系该诊所的所有人和经营者，成纲并非市北区新民信诊所的所有权人。可见，在有明确证据证实交易标的物并非被上诉人成纲所有的前提下、查明其所提交的《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客观性，能够证明其所收取的爱心诊所这一特定转让收购款180万元是否已经作为另一场交易转让款的证据，否则，就不能认定爱心诊所收购协议已经解除。上诉人认为，新民信诊所作为他人的特定财产成纲没有转让权，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交易与本案无关联性，爱心诊所转让协议终止的事实不成立。一审法院一方面采纳了该证据为真实，另一方面又认定其是否有权签订与本案无关的结论、令人难以接受。按照如此逻辑，任何涉案合同，如各方证据不利当事人都可以随便写一份交易他人物品的合同，将所收取款项作为另一交易的资金、以免除法律责任。四、爱心诊所这一私营企业，属于开办人王桂兰所有，成纲只是在合作期内履行出资义务并与王桂兰进行合作经营，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资产性质，首先属于经济实体所有，这一法律属性不可置疑，爱心诊所的资产、客户、商誉等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均依附归属于爱心诊所，没有爱心诊所也就没有客户、专业医师、护士等专业人员，被上诉人无论是转让诊所还是转让资源，均应经所有权人明确同意。被上诉人在合作经营管理期间负有作为管理人忠于职守、勤勉尽责、维护爱心诊所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和责任保持爱心诊所保值、增值的义务。1、王桂兰自2001年开始，因退休而自行出资开办设立爱心诊所，一直自己进行经营，长达12年之久，随着年龄增大，时间和精力所限，自2012年才开始与成纲进行合作经营，双方约定了权利义务关系。王桂兰在前期长达12年经营中，个体诊所所积累和享有的特殊经营性资源，如商誉、医疗资质及客户资源等。双方合作期间可以按照约定，在不改变诊所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对诊所的共管、共治和发展。2、王桂兰与成纲所签订协议的性质，无论是从合同的内容还是合同的形式，均证明双方为合作关系，双方互有权利义务的划分和共同管理的职责。双方所签订的2015年6月1日《诊所合作合同》及2016年6月1日签订的《诊所合作合同》，协议第一条均明确约定：“王桂兰有责任协助成纲处理因执业证书等需要而办理的各项事务”，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人事任命由成纲管理，但必须征得的王桂兰的同意”。合同第六条和第七条约定：成纲每年支付给王桂兰费用4.8万元，支付工资4000元。等等约定可见，王桂兰对诊所享有经营管理权、人事管理权。一审中，成纲将双方对诊所的合作关系，认定为诊所所有权转让的关系，目的是为对其非法转让诊所、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侵犯王桂兰个体工商开办人的合法权益做辩解，双方之间不是诊所转让关系、合同第四条约定成纲对诊所“禁止转让或承包”的约定系对成纲经营行为的约束。五、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合同应依法解除，依法解除的时间应自王桂兰向法院提出主张解除之时解除，合同依法解除后诊所的经营性收入的财产归属权属于开办人王桂兰所有。《民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被上诉人成纲利用其对诊所的经营权，违约、非法将诊所及其诊所经营性资源非法出售给博厚医疗，牟取180万元人民币归为己有，已是查明的事实。该诊所资产归属于上诉人所有，成纲无权处分和侵占，其为了达到侵占的目的，故意隐瞒真相长达几个月之久，事先不告知上诉人、事后否认，现又在诉讼中强调诊所已经归其所有，想卖就卖想转就转，可见其违约情节恶劣、持续长久、程度严重。《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王桂兰通过诉讼方式解除合同，应自向法院提出主张时合同依法解除。 以上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审判、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成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判决驳回其上诉人请求。青岛市市南区爱心诊所在2012年6月1日之后是由被上诉人出资成立的，上诉人是负责人，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支付聘用金，在诊所坐诊，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用。上诉人的请求不能成立，更不具有诊所所有收入的所有权，诊所的房屋租金及人员聘用都是由被上诉人签署出资，目前该诊所因房屋租赁合同到期，未再续签合同，已不再经营。 王桂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王桂兰与成纲之间所签署的《爱心诊所合作合同》；2.依法确认博厚医疗、利贞养老与成纲达成的托管或买卖“青岛市市南区爱心诊所”的协议不生效，并判令成纲向王桂兰返还“青岛市市南区爱心诊所”（以下简称“爱心诊所”）《营业执照》、《医疗卫生执业机构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主治医师执业资格证》等证书、执照；3.依法判令博厚医疗、利贞养老与成纲连带向王桂兰赔偿损失12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博厚医疗、利贞养老与成纲依法承担。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王桂兰申请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青岛市市南区爱心诊所”系王桂兰为负责人的个体工商户字号，开业时间为2001年6月18日，登记住所地位于青岛市，经营场所为青岛市市南区B小区14号楼，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内科、口腔科、全科医疗科、中医科。该诊所拥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2012年6月1日，成纲（甲方）与王桂兰（乙方）签订《聘用合同》，内容为：甲方出资成立漳州路社区诊所，位于市南区，聘用乙方负责。乙方为诊所负责人，有责任协助甲方处理因执业证书需要而办理的各项事务，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规定、规则行医就诊，出现经济问题、医疗事故等由甲方负责，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协助积极解决。人事任命由甲方管理，聘用的医生、护士需证件齐全，并征得乙方同意。在聘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如作出有违执业医师道德的事情，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不得将出资转让或转包。从2012年6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甲方每年支付乙方聘用金叁万元，于每年5月30日支付前一年度聘用金。乙方因身体等原因不能去就诊的，甲方须再支付每年6000元补偿费，下年度的6月15日前支付。 2015年6月1日，成纲（乙方）与王桂兰（甲方）签订《诊所合作合同》，内容为：甲方王桂兰为该诊所法人，乙方成纲为该诊所出资人。甲方有责任协助乙方处理因执业证书需要而办理的各项事务，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规定、规则行医就诊，若出现医疗纠纷或事故，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协助积极解决。人事任命由乙方管理，聘用的医生、护士需证件齐全，并征得甲方同意。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如作出违反法律、有违执业医师道德的事情或出现医疗事故，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不得将诊所转让或转包。从2015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乙方每年支付甲方费用48000元。甲方因身体等原因不能去就诊的，乙方须再支付每月4000元费用。该合同下方手写“注：上班一月6000元”。 2016年6月1日，成纲（乙方）与王桂兰（甲方）签订《诊所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其余内容与前述合作合同一致。 三、2018年4月2日，博厚医疗向爱心诊所的银行账户转账120万元，摘要显示的内容为诊所收购。 四、博厚医疗持有利贞养老100%的股权。 五、爱心诊所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不再正常营业。 六、成纲认可爱心诊所的营业执照、医疗卫生执业机构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主治医师执业资格证均在自己处。 七、成纲以王桂兰为被告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王桂兰将“爱心诊所”的所有印鉴、财务信息返还给成纲；2.王桂兰将“爱心诊所”账户上的全部款项返还给成纲（全部款项为二人终止合作时账户内的全部资金）；3.王桂兰赔偿成纲自王桂兰擅自变更爱心诊所账户密码之日起至全部款项返还期间成纲的全部经济损失，暂计算为21万；4.诉讼费用由王桂兰依法承担。在上述案件审理中，查明王桂兰于2018年8月变更了爱心诊所银行账户的密码，成纲无法使用爱心诊所账户中的款项。 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王桂兰提交《托管合作协议》的照片打印件一份，该协议载明的签订双方为爱心诊所（甲方）与利贞养老（乙方），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爱心诊所的相关经营管理，甲方每年度给予乙方3万元托管费用。乙方负责诊所日常经营、招聘、统一采购、统一出促销宣传方案等，合作期限为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合同落款的甲方处由成纲签字。王桂兰称该合同系成纲向其出示，其拍照取得。成纲及利贞养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以认可，均否认曾签署过上述《托管合作协议》。2.王桂兰提交谈话录音一份，谈话录音的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该录音主要内容如下：王桂兰：你和对方是什么关系？成纲：我跟你讲的很明白，他就是托管，人家今天也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这里面有关系，我的钱比别人少一点，他跟我要三万是一个关系价，我也没法说。……王桂兰：我没让你拿着，你拿着我的证和别人搞合作了，至于前面你又给我多少钱，钱多也好钱少也好，我自始至终没说吧，这是两码事。成纲：我和别人搞合作，我是让人替我去进货，替我去管理，提高诊所的档次和水平，我也没有说诊所我卖了。王桂兰：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成纲：我为什么要和你商量。王桂兰：合同上咱写的，不能转包，你知不知道。成纲：这个诊所谁说了算？王桂兰：咱俩都说了算，我是负责人。成纲：我没转包，这个地方还是我说了算，所有人员开多少工资，我想免谁，很简单。王桂兰：你别给我说这个，你拿来那个协议，我看看。成纲：你吧非要把我这个事给我搅和坏了。我跟人家是仍然给我管理，包括四方那个也是帮我管理。王桂兰：托管合作协议，是不是合作吧？成纲：是药品的合作。王桂兰：药品合作，还有什么合作你说吧。成纲：人员配置，人员培训。王桂兰：这个为什么和他合作啊？我是委托给你的，我没委托给他，你等于二房东了，你又把这个委托给别人了。成纲：我怎么是二房东了，你看看，你先看完了，你看完了再说，我托管给别人了。……成纲：你要是抠字眼吧，不要紧，我再去找老板再去签一个，就是药品服务的托管协议，你就满意了吗，这个可不可以，你真滑稽，咱们跟蓝信，咱们所有的抽血化验都是蓝信托管化验，你问不问，咱们所有的垃圾都是第三方给咱处理，你怎么不问这个?王桂兰：我怎么不问，这个你已经弄好了，诊所里面的业务，进药也好，其他找人化验，这个事我都知道。成纲：是你通过别人知道的，就跟这个事也是的，你那天看人家博厚来了，你就打听。王桂兰：我今天来找你，不为别的事，就为咱两人签的合同，我是甲方，你是乙方，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在合同期内不能转包，不能和别的人合作，上面写的。成纲：没有转包，怎么不能合作，那么你说咱们合同到期。……成纲：你打听打听可以不可以往外租这个证。王桂兰：我没给你租，咱两人是合作协议，我是负责人，你来管着招聘经营，那么挣着钱是你的，我拿工资。成纲：对啊，你说明白了，我来经营我来操作，协议上写的很明白工资是多少钱，证是多少钱。王桂兰：这上面写的，我拿工资。成纲：你好好看看协议，上面有没有那个证多少钱，这不写的很明白吧。王桂兰：我没租给你证，我自始至终没说给你租证，是合作协议。3.成纲提交其与博厚医疗签订的《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成纲称新民信诊所系其经营的另一家诊所，博厚医疗转入爱心诊所的120万元款项为该诊所的转让订金。成纲在庭审中提交的上述转让协议的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其中，原件载明成纲将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给博厚医疗，转让价格为400万元，协议签订之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订金120万元，该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复印件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其中最后一页的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8年月日签订了市南爱心诊所转让协议，乙方（博厚医疗）出资180万元购买甲方（成纲）承诺实际控制的市南爱心诊所，乙方按照合同条款付款180万元及货款等费用，双方交接完成，后期乙方经营中，爱心诊所卫生经营许可证负责人提出异议，并私自更换了银行账户等，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经甲乙双方协商如下：甲乙双方解除爱心诊所转让协议，甲方退还乙方爱心诊所收购款180万元，鉴于甲方的现金周转及新民信诊所的转让，双方约定该180万元其中120万元，作为乙方付给甲方新民信诊所收购定金，甲方重新给乙方出具收条。王桂兰质证认为上述转让协议是后形成的，而且成纲并非新民信诊所的负责人，无权转让该诊所，并主张对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认为复印件已经明确成纲与博厚医疗已就爱心诊所的转让签订了转让协议。成纲庭后提交书面回复称，其与博厚医疗曾就爱心诊所收购问题进行磋商，但由于王桂兰反对，博厚医疗收购爱心诊所并未实际履行，双方转而协商收购新民信诊所。在协商过程中，签订撤销过多份协议版本，庭审中的复印件，是磋商过程中的其中一份，未成立生效，同时成纲认可协议是2018年7、8月份签订的，考虑120万元收款时间为4月，故将协议的签订时间提前到3月。综合王桂兰、成纲提交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虽然成纲、利贞养老不认可曾签署过上述《托管合作协议》，但从成纲与王桂兰的谈话录音中，成纲认可其与他人签署了托管协议，并且托管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而且托管协议中约定的3万元托管费用与成纲在谈话中提到的费用一致，故一审法院对王桂兰提交的《托管合作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定成纲与利贞养老就爱心诊所签订了《托管合作协议》。关于成纲在庭审中提交的《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复印件，虽然成纲主张该复印件未成立生效，只是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形成的版本，但是其并未否定该复印件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该复印件中明确记载成纲与博厚医疗解除双方关于爱心诊所签订的转让协议，而且对爱心诊所收到的120万元的陈述也符合常情，故一审法对成纲提交的转让协议复印件中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定成纲曾与博厚医疗就爱心诊所的转让达成过协议，博厚医疗向成纲支付了120万元的款项，后双方解除了上述转让协议，该120万元款项转化为另一诊所的转让金。至于王桂兰主张成纲无权签订《市北新民信诊所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审查。 另，成纲提交爱心诊所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账户明细、账簿等证据，以证明成纲对爱心诊所享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王桂兰仅是名义上的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与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王桂兰认为成纲将诊所的核心经营性资源——与诊所签约的门诊统筹、大病病人和居家护理客户让渡给博厚医疗，并申请法院调取如下内容：1.自2017年5月起至2018年9月止与爱心诊所签约门诊统筹、大病病人和居家护理客户的数量变化情况；2.自2017年5月起至2018年9月止爱心诊所享受的各种国家医疗补贴及优惠政策的发放情况；3.2018年1月起至2018年9月止，与爱心诊所签约门诊统筹、大病病人和居家护理客户流失后去往的具体医疗机构。一审法院认为，与诊所签约门诊统筹、大病病人和居家护理或解除上述医疗服务均是客户的自主选择行为，不能以客户的流失及重新签约情况来佐证成纲是否将爱心诊所转让给博厚医疗，故对王桂兰调取证据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王桂兰与成纲签订的《聘用合同》、《诊所合作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桂兰、成纲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王桂兰主张成纲在合同履行期间将爱心诊所转让，违反合同约定，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首先，《诊所合作合同》所约定的王桂兰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为成纲作出违反法律、有违执业医师道德的事情或出现医疗事故，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情形。其次，从现有证据来看，成纲与博厚医疗间曾就转让爱心诊所达成过合意，但最终双方解除了相关协议，爱心诊所并未实际转让，即成纲存在转让诊所的违约行为，但该行为并未最终完成，成纲的违约行为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再次，在合同有效期内，虽然爱心诊所已经不能正常营业，但这与王桂兰变更诊所账户密码等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故对于王桂兰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王桂兰主张依法确认博厚医疗、利贞养老与成纲达成的托管或买卖爱心诊所的协议不生效，虽然从庭审中的证据可以认定成纲与利贞养老曾签订过托管协议以及成纲与博厚医疗曾签订过爱心诊所转让协议，但现各方均对此予以否认，也无证据表明上述协议仍在履行，爱心诊所的权属未实际发生变化，故王桂兰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庭审中，法院要求王桂兰明确需要成纲返还的证书、执照的具体范围，王桂兰明确成纲应返还营业执照、医疗卫生执业机构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主治医师执业资格证、爱心诊所公章、财务专用章、王桂兰个人印鉴、工商银行U盾。成纲认为印鉴、U盾均不属于证照的范围，而且王桂兰已经重新制作了爱心诊所的印鉴，并重新申领了银行U盾。一审法院认为，从文义上讲，证照、印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具体到本案中，合同的有效期至2019年5月31日，现合同已经到期，成纲持有爱心诊所相关证照、印鉴等已无合同依据，从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判令成纲向王桂兰返还爱心诊所的营业执照、医疗卫生执业机构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主治医师执业资格证、公章、财务专用章、工商银行U盾以及王桂兰的个人印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成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桂兰返还青岛市市南区爱心诊所的营业执照、医疗卫生执业机构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主治医师执业资格证、公章、财务章、工商银行U盾以及王桂兰的个人印鉴；二、驳回王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成纲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上诉人提交的其与成刚的谈话录音中，上诉人王桂兰说：我没给你租，咱两人是合作协议，我是负责人，你来管着招聘经营，那么挣着钱是你的，我拿工资。被上诉人成纲说：对啊，你说明白了，我来经营我来操作，协议上写的很明白工资是多少钱，证是多少钱。上诉人王桂兰说：这上面写的，我拿工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对涉案合同上诉人是否可行使法定或约定解除权。 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爱心诊所合作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被上诉人曾与博厚医疗达成过爱心诊所转让协议，构成违约，但该协议并没有最终完成，现实状况显示，爱心诊所并未实际转让，发生权属变化。且诊所合作合同约定，从2016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被上诉人每年支付上诉人费用48000元,上诉人因身体等原因不能去就诊的，被上诉人须再支付每月4000元费用。再结合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谈话录音中所陈述的，“我没给你租，咱两人是合作协议，我是负责人，你来管着招聘经营，那么挣着钱是你的，我拿工资”，表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对于上诉人来说，并不影响其合同目的的实现。虽然爱心诊所是上诉人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但根据双方在《诊所合作合同》中所做的约定，不能确认该诊所的财产及收益归上诉人所有。客户是否与诊所签约门诊统筹、大病医疗和居家护理或解除上述医疗服务有自主选择权，诊所客户的是否流失，并不必然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二审中，合同的履行期限已过，5月31日后合同已履行终结不需要再予以解除，在合同履行期内，尽管爱心诊所已不能正常经营，但与上诉人变更诊所账户密码不无关系。因此，上诉人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缺乏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对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上诉人可向其主张违约或侵权责任，而非解除合同。对上诉人单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诊所合作合同已做出明确约定，即在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如做出违反法律、有违执业医师道德的事情或出现医疗事故，上诉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但该情形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诉人不能依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故一审法院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成本，除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各种证照外，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所称因被上诉人违约其合同目无法实现的上诉主张,不应予以采纳。 综上，上诉人王桂兰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桂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