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107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绍兴美得利金属衣架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经济开发区涂山东路32号。法定代表人张炜星，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法定代表人罗方远，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永刚，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赵祥英，女，1974年9月3日出生，畲族，住贵州省麻江县。绍兴美得利金属衣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得利公司）诉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越城区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8）浙0602行初379行政判决。美得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浙06行终306号行政判决。美得利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2月4日17时26分，第三人赵祥英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北往南行驶至绍兴市越城区二环南路朱家岙村口地方时，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经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公安分局城区交警大队认定，第三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2016年5月19日，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绍市劳人仲案字（2016）第157号仲裁裁决书及2016年11月1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6民终32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第三人赵祥英于2012年9月进入绍兴同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舟公司）工作，且同舟公司的考勤记录至事发当天的2月4日，第三人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6年12月5日，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绍兴市人社局）受理第三人赵祥英的工伤认定申请。市人社局认为，原告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地点与同舟公司的上下班路线不符，其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遂于2017年1月26日作出（2016）14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认为绍兴市人社局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人于2012年9月进入同舟公司上班，但第三人实际工作地点一直是在位于小亭山的同舟公司关联企业美得利公司。2015年2月4日发生交通事故那天，第三人从美得利公司下班回家，因此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查明，2014年11月至12月美得利公司工资表，原告也在册。2017年7月20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602行初77号行政判决，认为根据证据分析可以认定第三人是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在第三人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法院判决中认定第三人的考勤记录至事发当天的2月4日。事发当天第三人在同舟公司什么工作场所出勤，同舟公司的作息时间表等情况在同舟公司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市人社局应向同舟公司进行调查核实，而市人社局未予进行，应视为市人社局未尽到调查审核的义务。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判决：一、撤销市人社局于2017年1月26日作出的编号（2016）14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市人社局在六十日内对赵祥英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同舟公司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2017）浙06行终318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行政判决。因绍兴市本级与越城区相关事权进行调整，原来由绍兴市人社局负责的工伤认定的行政职能于2017年6月下放至被告处。2018年1月15日，第三人赵祥英重新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3月1日，被告予以了受理。同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8年5月5日经被告调查，其中调取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原告公司的工资表显示，原告公司的生产厂长叶建康登记在册（已于2015年6月离职），第三人赵祥英2014年10月至11月登记在册；对叶建康进行调查，其陈述原告公司与同舟公司系2块牌子1套班子，存在实际用工为原告，但由同舟公司缴纳社保的情况。2015年2月4日当天赵祥英是在原告处上班，在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叶建康的社保证明显示2011年10月，由美得利公司为其参保，2011年11月至2015年6月，由同舟公司为其参保。2018年5月15日，被告作出编号（2018）28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公司职工赵祥英于2015年2月4日17时26分左右，在下班途中不慎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而受伤，其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决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故被告具有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是否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在第三人未提供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受理其的工伤申请，第三人的工伤申请是否超过申请期限。本院认为，第三人于2015年2月4日受伤，在取得2016年11月1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其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民事判决书后，于2016年12月5日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是基于本院作出的撤销市人社局的编号（2016）14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的判决和市人社局的事权下放至被告。故原告提出第三人未提供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证明，第三人超过申请期限申请，被告违法受理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第三人是否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在原告的上下班途中。本院（2017）浙0602行初77号行政判决已确认第三人赵祥英是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同时，根据原告公司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的工资表显示，叶建康此期间登记在册，赵祥英2014年10月至11月登记在册；叶建康的社保证明显示2011年10月，由美得利公司为其参保，2011年11月至2015年6月，由同舟公司为其参保。上述证据与第三人提交的第三人在事故发生后其代理人李某与叶建康交涉的录音资料及被告对叶建康的调查笔录可以互相印证，证明原告公司与同舟公司系2块牌子1套班子，存在实际用工为原告公司，但由同舟公司缴纳社保的情况，故可以认定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程序不当，本院予以指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绍兴美得利金属衣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从被上诉人赵祥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分析，再结合叶建康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事发当天，赵祥英在上诉人美得利公司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虽然，本院（2016）浙06民终3230号民事判决认定赵祥英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越城区人社局提交的赵祥英在上诉人处的工资表等证据时，上诉人也承认赵祥英存在与上诉人及同舟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类情况同样存在于两家公司对案外人叶建康的工资发放和社保缴费问题的处理上。故上诉人及同舟公司存在用工混同及对自身职工的考勤、工资发放、社保缴费不规范等行为，直接导致赵祥英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后，对用工主体举证的困难，也间接延长其维权时间，上述原因不能归责于劳动者本人。被上诉人越城区人社局经过调查核查后，作出涉案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但其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做出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存在瑕疵，对此一审已予以指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回上诉，维持原判。美得利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1、认定同舟公司与美得利公司系2块牌子1套班子的事实不符。2、认定赵祥英是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符。首先，美得利所在地有十几家工厂。其次，赵祥英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由（2016）浙06民终3230号终审判决认定。二、被申请人工伤认定程序违法，原审庭审程序亦违法。1、被申请人工伤认定受理程序违法。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第二款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被申请人受理赵祥英工伤认定申请时间是2018年3月1日，通知赵祥英补正与美得利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8年4月12日，即受理在前而补正在后，不符合规定要求。且在赵祥英未予提交与美得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补正材料情况下即作出工伤认定，违反《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其次，被申请人调查程序违法。《工伤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被申请人在本次调查笔录中未出示执行公务证件，再审申请人对调查人员存在异议。再次，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违法。《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并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而被申请人自受理至送达共计时间78天，违反该规定。2、原审庭审程序违法。一审开庭时赵祥英的代理人李某既非赵祥英亲戚，也非法律工作者，当庭填写代理委托书上“赵祥英”的签字也由李某所为，一审仍然准许其参加庭审。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和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越城区人社局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赵祥英交通事故发生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回家途中。该事实由（2017）浙0602行初77号判决、（2017）浙06行终318号判决确认。事实证据有：（1）证人李某（当庭作证），证明原告在交通事故发生的当日在上班，系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及原告的实际工作地点在小亭山仓库。（2）录音资料及光盘（包括李某向小亭山制衣厂里的叶厂长询问事发当天上下班情况）、李某向张老板（即美得利法定代表人张炜星）领取赵祥英工资、赵祥英代理律师与张炜星协商事故赔偿事宜录音，证明事发当天赵祥英在加班，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事实。此外，一审程序中的证据2考勤表、同舟公司工资单、调查笔录等，用以证明赵祥英工作的地点是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小亭山，不是在瓦窑头，各方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证据8美得利公司工资表，证明赵祥英系美得利公司的在册员工，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2、赵祥英与美得利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市人社局（2016）14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法院判决撤销，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赵祥英重新向答辩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答辩人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其中向美得利公司调取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的工资表显示，公司生产厂长叶健康登记在册，赵祥英2014年10月至11月登记在册。对叶健康询问时，其陈述美得利公司与同舟公司存在实际用工为美得利公司，但由同舟公司缴纳社保费用的情况。2015年2月4日当日赵祥英是在原告处上班，在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叶健康的社保证明显示2011年由美得利公司为其参保，2011年11月至2015年6月由同舟公司为其参保。以上调查询问笔录、工资单、社保缴纳情况以及李某与叶健康交涉的录音资料可以互相印证。虽然（2016）浙06民终3230号判决认定赵祥英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该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5-6行，同舟公司自认“绍兴美得利金属衣架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地在亭山村，赵祥英在该企业工作”，且一审庭审中，对于证据8赵祥英在美得利公司的工资表等证据，美得利公司质证认为赵祥英与美得利及同舟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案外人叶健康的工资发放和社保缴纳问题的处理上，可见美得利公司与同舟公司存在用工混同及对自身职工考勤、工资发放、社保缴纳不规范等行为，存在实际用工为美得利公司，但由同舟公司缴纳社保的情况，故可以认定赵祥英与美得利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此外，赵祥英流动人口基本表中登记的工作处所为亭山衣架厂，登记日期为2014年3月10日，也可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赵祥英与美得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工伤认定程序、原审庭审程序未违法。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工伤认定应当提供的材料，以及对于提供了完整材料的申请，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的规定。该条款是对答辩人确定的受理义务，而并非关于受理以及材料补正先后顺序的程序规定，再审申请人的受理在前补正在后的程序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唐志农为赵祥英工伤认定案的代理人，已经提供了授权委托书。赵祥英已向答辩人提供录音资料、公司营业执照等用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2017）浙0602行初77号、（2017）浙06行终318号行政判决也已认定申请人交通事故发生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的上下班途中，且答辩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是基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责令重新作出认定的要求和市人社局事权下放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2、《工伤认定办法》第十条要求调查时出示执行公务证件，答辩人两名工作人员向叶健康调查时已出示公务证件，调查笔录中也表明身份，至于是否需要在笔录中体现出示证件的过程，没有此程序规定要求。对李某的笔录虽只一名调查人员，但该笔录提供给法庭仅证明李某与赵祥英存在同居关系，对涉案事实认定并无影响。3、答辩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虽有程序瑕疵，但并不影响当事人实体权益，不足以撤销工伤认定，且已被法院依法指正。由于同舟公司及美得利公司存在用工混同及对自身职工的考勤、工资发放、社保缴费等不规范行为，从而导致赵祥英在事故发生后对用工主体的举证困难，才经历两次工伤认定及数次行政诉讼，故不存在对同一事实的重复认定。4、李某系公民代理，因赵祥英不会写字，故授权委托书上的署名系由李某替签后再由赵祥英按手印形成。综上，原审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再审申请。赵祥英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美得利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越城区人社局（2018）28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提起的诉讼，因此，该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合法性应当作为本案合法性审查事项。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以及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被申请人赵祥英是否与再审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赵祥英因交通事故致伤是否发生于上下班途中等应当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根据再审申请人制作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工资表记载，作为其生产厂长的叶建康登记在册，赵祥英则于2014年10月至11月期间登记在册。绍兴市越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显示，叶建康于2011年10月在再审申请人处参加社会保险，2011年11月至2015年6月则又在同舟公司参加社会保险。结合上述情况和赵祥英事故发生后其委托代理人李某向叶建康的工伤原因询问及其向再审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张炜星讨要赵祥英2014年和2015年1月及2月工作4天工资的电话交涉录音资料、被申请人对叶建康的调查笔录等，可以印证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再审申请人公司与同舟公司之间存在用工关系混同和对职工考勤、工资发放、社会保险费用缴纳等不规范行为的存在，可以印证赵祥英系在叶建康所在公司上班的事实，以及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前赵祥英刚从其所在公司下班回家的事实。况且，就赵祥英与再审申请人公司及同舟公司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问题，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该公司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的工资表证据质证认为“赵祥英与原告与同舟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再结合同舟公司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终3230号民事案件审理时“赵祥英自2014年12月底已结束在同舟公司工作，事发时，其系在案外人美得利公司工作”的陈述，以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行初00077号生效行政判决就赵祥英交通事故发生地点“可以认定原告是在美得利公司所在地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确认，被申请人据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确认违法。本案中，被申请人自2018年3月1日受理案涉工伤认定申请，至同年5月15日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显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作出工伤认定期限，原审本应就此依法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却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该行为并未给再审申请人的实体权益造成损害，故本院对此予以指正。虽然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终3230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赵祥英与同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该判决依据系基于诉讼时赵祥英提交的考勤表和工资单上均有同舟公司的签章事实，以及考勤表将赵祥英考勤记录至事故发生的2月4日当日而作出的认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却与之并不相同，故两份判决并不矛盾。综上，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或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无关，或依法并不成立，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绍兴美得利金属衣架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惠 忆审判员 许 勤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