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初2704号原告(执行案外人）：沈国贵，男，198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强，山东王保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济南九鼎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法定代表人：朱士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涛，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被执行人）：山东朝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肥城市。法定代表人：汪心文，经理。原告沈国贵与被告济南九鼎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山东朝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国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强、被告九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朝阳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国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对沈国贵的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l号楼l606铺和l608铺的查封措施：二、确认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l号楼l606铺和l608铺归沈国贵所有，且与之相应的合同编号为l711270072号和1711270079号《肥城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法有效；三、本案诉讼费由九鼎公司、朝阳公司承担。庭审后，沈国贵书面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其他诉讼请求不变。事实与理由：贵院在九鼎典公司与朝阳公司、肥城市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汪心文、汪心怀、马宏傅典当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依据(2012)济商字第l3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济中执字第119号之十执行裁定书对沈国贵所有的位于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1号楼1606铺(合同编号为1711270079)和l608铺(合同编号l711270072)进行查封。现沈国贵依法提出异议，理由如下：一、格律诗广场的水电安装工程系沈国贵自筹资金施工建设。在签订《合同书》时沈国贵仅仅是使用了朝阳公司的资质。2015年6月10日，沈国贵向山东中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交纳水电安装工程保证金8万元，2015年6月13日沈国贵又支付保证金2万元。因沈国贵无施工资质，2015年6月21日，沈国贵以朝阳公司的名义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工程内容为：格律诗广场的水电安装工程；建筑面积为：约4．5万平方米；合同价款：约计750万元。沈国贵在该合同书上以授权代表人身份签字。合同签订后，沈国贵自筹资金、自组队伍进行了工程施工，而朝阳公司未出任何资金，也未参与工程的任何管理。二、中超公司尚欠沈国贵已完成量的工程款暂约3421947．18元。沈国贵于2016年12月30日完成了格律诗水电安装工程的隐蔽及管道、桥架施工，工程价款3421947．18元。但中超公司尚欠沈国贵工程款3421947．18元，经多次催要未能支付。三、中超公司2017年10月份同意以房抵顶工程款1061166元。因中超公司欠沈国贵巨额工程款无力支付，同意以其格律诗广场l6层1606室、l608室以l061166元抵顶给沈国贵，视为已付工程款1061166元。2017年ll月23日，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四、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的两份《肥城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均已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11月27日，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编号为1711270072号和l711270079号的《肥城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两份。该两份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办理完成商品房预售合同网上备案手续。两份合同均已发生法律效力。除非有法定事由，任何人不得解除。贵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的(2014)济中法执字第ll9号之十执行裁定书比沈国贵经网上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晚了一年有余。该裁定书将沈国贵购买的商品房予以查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侵害了沈国贵的合法权益。贵院(2019)鲁01执异61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涉案山东省肥城市格律诗广场l6层1606室、l608室房产归朝阳公司所有”，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驳回了沈国贵的异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维护沈国贵的合法权益。在法院释明下，沈国贵陈述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九鼎公司辩称，一、法院对涉案房产采取的执行措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应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根据中超公司与被执行人朝阳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充分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根据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不仅证明了朝阳公司对中超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也确认了中超公司用位于肥城市格律诗广场的1606、1608两处房产抵项朝阳公司部分工程款的事实。沈国贵作为朝阳公司的负责人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符合“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情况。该《补充协议》第5条之所以约定把两处抵债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完全是因为朝阳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被多家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单，为了规避法院执行，朝阳公司不敢把自有两处抵债房产落户在自己公司名下，其把两处房产落户在沈国贵名下，完全是规避法院执行而采取的非法行为。上述法律规定恰恰是针对被执行人的该类隐匿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而设立的。法院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冻结了朝阳公司所有的，登记在沈国贵名下的两处房产，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而明确。二、沈国贵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没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事实和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沈国贵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首先，沈国贵所提交的格律诗广场1606、1608两处房产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买受人载明是沈国贵，但沈国贵并没有向中超公司支付房产对价。而是依据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之间《补充合同》第5条约定，为达到逃避债务，隐匿财产，对抗法院执行的目的，而签订的虚假买卖合同。该虚假民事行为依法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其次，沈国贵虽主张是挂靠朝阳公司而施工格律诗广场工程项目，但并没有提供相关充分合法的证据予以证实。虽然部分保证金是以沈国贵名义交付给中超公司的，在朝阳公司账户被多家法院查封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朝阳公司账户缴纳的情况下，沈国贵作为朝阳公司的负责人缴纳保证金，实践中是常有的情况。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沈国贵是挂靠人的身份。而且根据现行法律，工程挂靠行为是非法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综上所述，涉案查封的两处房产虽登记在沈国贵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是被执行人朝阳公司。人民法院对该房产的冻结执行措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沈国贵的诉讼请求。朝阳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做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沈国贵提交证据如下：程序证据一宗：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立案证据一宗，包括邮寄清单、法院网上立案资料、电子文档四份，立案通知书，上述材料证明沈国贵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起诉、立案，没有超过十五日的期限。九鼎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实体权利证据:第一组证据：沈国贵交付格律诗广场安装工程订立合同、履行合同保证金50万元的证据。1、2015年6月10日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中超公司收据各一份。证实：沈国贵于2015年6月10日向中超公司的建设银行尾号为151090的银行账户交付保证金8万元。同日，中超公司为沈国贵出具了收到沈国贵的水电安装保证金8万元收据一张。2、2015年6月13日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中超公司收据各一份。证实：沈国贵于2015年6月13日通过其农业银行尾号为341916的账户向中超公司的尾号为90005的POS机转款2万元。同日，中超公司出具了收到沈国贵水电安装保证金2万元收据。3、2015年7月3日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中超公司收据各一份。证实：2015年7月3日，沈国贵通过其农业银行尾号为341916的账户向中超公司的尾号为90004的POS机转款两次，每次50000元，共10万元。同日，中超公司出具了收到沈国贵“中央空调保证金”10万元的收据。4、2015年7月21日工商银行明细、中超公司收据各一份。证实：2015年7月21日，沈国贵通过其工商银行尾号为80028的账户向中超公司时任总经理的常炳福尾号为3669的账户转款10万元。同日，中超公司出具了收到沈国贵“中央空调保证金”30万元的收据。其余20万元保证金是用沈国贵的其他账户转账或是交付的现金，因时间较久，暂无证据提供。但该20万元保证金确已交付。第一组证据充分证实，沈国贵以自有资金50万元向中超公司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用于安装合同的签订及安装合同的履行。而朝阳公司无此支出。第二组证据：2015年6月2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一份。证实：2015年6月21日，中超公司与沈国贵签订了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格律诗广场的全部水电安装工程，包括强电、弱电、上下给排水等全部工程（具体以所干工程量为准）。合同价款（暂定价）为750万元，具体以实际所干工程量计算为准。沈国贵作为承包人的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加盖了朝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第三组证据：沈国贵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格律诗广场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网银电子回单、微信转账等共37页。证实：自2015年7月至2019年1月，沈国贵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农业银行账户、微信转账556170元，支付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材料款、生活费、房租等各项工程施工必需的开支。格律诗广场2016年支出账单及支付凭证一宗。证实：2016年沈国贵在履行合同中，支出材料费、生活费、劳务费、维修费、交通费、房租等共计483042.20元。格律诗广场2015年6、7月份支出账单及支付凭证一宗。证实：2015年6、7月份，沈国贵在履行水电安装合同时支出食品等生活费用5440元。该组证据证实，沈国贵以自有资金带领施工队伍进行施工。在工地上支付的材料款、劳务费、生活费等现在统计的能达到1044652.20元之巨。加上支付的保证金50万元，沈国贵因该工程已投入1544652.20元。还有其他证据我们正在准备中，实际数字还要大。因中超公司格律诗广场的土建工程频频停工，沈国贵的水电安装亦不能顺利进行，加大了施工成本。因此，沈国贵遂停止施工。为使沈国贵继续施工，中超公司提出将涉案的两套房产以1061166元的价格抵顶沈国贵的相应工程款，沈国贵才又继续施工。第四组证据：中超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1、2017年11月23日的《补充协议》一份。证实：因中超公司的格律诗广场土建工程资金不足，致使土建工程经常中断。沈国贵的水电安装工程作为附属工程也不断停顿，增加了沈国贵的施工成本。沈国贵遂停止施工。在此情况下，中超公司愿以格律诗广场的1606室、1608室房产作价1061166元用于抵顶沈国贵的相应工程款。双方于2017年11月23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中超公司将格律诗广场1606室、1608室房产以1061166元的价款冲抵工程款。且约定将冲抵的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并签订网签合同。沈国贵在该补充协议上以负责人的身份签字，并加盖了朝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2017年11月27日的1711270072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实：2017年11月27日，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超公司将格律诗广场1608号房产出卖了沈国贵，价格为642307元，并在合同第七条第四项特别约定该房产沈国贵“已经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3、2017年11月27日的171127007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实：2017年11月27日，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超公司将格律诗广场1606号房产出卖于沈国贵，价格为418859元。并在合同第七条第四项特别约定该房产沈国贵“已经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该组证据证实中超公司为解决沈国贵的罢工问题，中超公司以其总价值为1061166元的两处房产抵顶沈国贵的相应工程款。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第四项特别约定该房产沈国贵“已经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第五组证据：沈国贵挂靠朝阳公司、使用朝阳公司施工资质的证据。1、2019年7月26日的朝阳公司的证明一份。证实：沈国贵非朝阳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使用公司施工资质，公司收取管理费。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是沈国贵自筹资金施工。朝阳公司未有出资，也未派工作人员到施工现场。涉案的1606室、1608室两套房产是中超公司以1061166元价款抵顶给沈国贵的，与朝阳公司无关。沈国贵向朝阳公司缴纳管理费单据三张、税收完税证明两张、中国农业银行明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明细两张。证实：2018年2月9日，沈国贵向朝阳公司缴纳管理费31834.98元、10477.72元，2019年3月2日又缴纳管理费6000元，共计缴纳管理费48312.70元，此由朝阳公司的三张收据证实。其中：1、31834.98元管理费是因朝阳公司欠税金31834.98元，沈国贵为朝阳公司垫支该税金，从而顶抵管理费31834.98元。2、沈国贵因受让涉案1061166元房产需要缴税30907.75元，朝阳公司系合同一方，故沈国贵需以朝阳公司的名义支付房产税款。具体的支付方式是这样的：2018年2月9日，沈国贵向陆汝伟（沈国贵的委托代理人）农业银行账户转款73999.9元（49999.9元+20000元+4000元）。当日，陆汝伟转账支付朝阳公司的税金31834.98元，支付房产税金30907.75元。其中垫付的税金31834.98元朝阳公司出具了管理费收据。当日陆汝伟又从该账户提取现金11200元，将其中的10477.72元交付于朝阳公司，朝阳公司出具了收取10477.72元管理费的收据。2019年3月2日沈国贵将现金6000元交付于朝阳公司，朝阳公司为其开具收到沈国贵管理费6000元的收据一张。本组证据充分证实沈国贵挂靠朝阳公司，使用朝阳公司施工资质，并向其缴纳挂靠管理费的事实。以上五组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房产确实不是给朝阳公司的，是抵顶工程款给的沈国贵，这些证据是沈国贵独有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建设的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的支出资料，除中超公司以外。九鼎公司质证意见：针对第一组证据，是向中超公司支付所谓的保证金的证据，对于这四小组证据，对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朝阳公司与中超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以后，依合同应支付的保证金正常情况下应由朝阳公司账户过付，但是朝阳公司的账户因为法院执行已被冻结，沈国贵作为朝阳公司的负责人，代替公司交纳保证金实践中常见，证明不了沈国贵挂靠朝阳公司这一事实。针对第二组证据，对施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施工合同中沈国贵是作为朝阳公司负责人签字，在合同第31页注明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是李杰，在合同的第41页明确约定本次承包施工由朝阳公司独立完成，禁止分包、转包，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该工程项目是朝阳公司作为施工人，不存在由沈国贵挂靠施工的内容。针对第三组证据，许多工程费用支出并非正式的销售发票，且也没有注明项目的支付单位是谁，全是一些临时收据、机打的销售小票，这些证据证明不了沈国贵的挂靠行为及所有这些支出是否为涉案工程支出，部分的银行转账虽然收款人是沈国贵，但沈国贵作为朝阳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收取中超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明确是在公款私用，公款私存，无法证实沈国贵所要证明的挂靠行为。针对第四组证据，第一份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补充协议充分证明了朝阳公司与中超公司之间用涉案1606、1608抵顶部分工程款的事实，该二处房产是中超公司抵顶给朝阳公司的，该补充协议的第1页第5条注明朝阳公司授权同意把充抵的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并签订网签合同，中超公司予以配合。该约定证明沈国贵与中超公司后来签订的二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该补充协议涉及的房产是一致的，朝阳公司是在转移资产，另外，在补充协议中沈国贵是作为朝阳公司的负责人签字的，说明沈国贵对于协议内容是认可的。针对第四组证据第二、三项二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二份合同是关于涉案的1606、1608的买卖合同，对该二份合同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二份合同显然是与补充协议的第5条是一体的，二份协议虽载明沈国贵在中超公司购买了上述二处房产，但并没有支付对价，这二份合同不仅仅存在逃避税款的嫌疑，而且也是根据补充协议第5条隐匿财产的非法合同关系，所以二份合同载明的法律关系是虚假的，沈国贵自中超公司购买房产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针对第五组证据，对第一份朝阳公司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其形成时间是2019年7月26日，即使这份证据是朝阳公司出具的，也是为了配合沈国贵参与本案诉讼而临时出具的证据，不能证明沈国贵的挂靠人身份，按照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日期是2015年6月21日，如果沈国贵要证明自己的挂靠人身份也应该提交合同签订以后能证实自己挂靠人身份的相关证据，其为了应付诉讼临时出具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是不应采纳的。退一步讲，即便沈国贵是挂靠人，那么其取得两处房产也应与朝阳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或者转让合同。针对第二项交纳管理费单据，对单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只是一种现金的收款收据，并没有体现真实的付款关系，二，沈国贵作为朝阳公司的负责人为了转移财产，可以根据需要开具管理费收据，无法证明双方的挂靠关系。本院认证意见，沈国贵提交的实体权利证据中第一组证据是沈国贵向中超公司交付保证金的收据、银行缴款单、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与本案有关，九鼎公司对转款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是施工合同书，九鼎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是涉案工程沈国贵借记卡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转账记录、购买材料通知单、销货清单、收据、收取中超公司工程款银行转账记录等等，九鼎公司提出异议，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第四组证据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九鼎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是沈国贵向朝阳公司交纳管理费收据及朝阳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与本案有关，九鼎公司对缴费单据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综合以上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案涉1606铺和1608铺（以下简称“案涉两套房屋”）查封、沈国贵提起执行异议及起诉情况。本院（2019）鲁01执异612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2019-612号执行裁定）载明：关于九鼎公司与朝阳公司、汪心文、汪心怀、马宏儒典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2)济商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朝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九鼎公司当金500万元；二、被告朝阳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l0日内支付原告九鼎公司利息(从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4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6个月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朝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l0日内赔偿原告九鼎公司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4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中国人民银行同期6个月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被告朝阳公司已支付九鼎公司的105000元，从本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中予以扣除；五、被告肥城市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汪心文、马宏儒对本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肥城市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汪心文、马宏儒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朝阳公司追偿；六、在本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所确定的债务范围内，原告九鼎公司有权以被告汪心文、汪心怀质押的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该判决现已生效。本院在执行程序中，基于九鼎公司申请，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4)济中法执字第119号之十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位于肥城市新城路221号格律诗广场l号楼l606铺(合同编号为1711270079)和1608铺房产（合同编号为1711270072），即涉案两套房屋。沈国贵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主张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是沈国贵借用朝阳公司资质自筹资金施工建设，因拖欠工程款，中超公司已将涉案两套房屋抵顶工程款给沈国贵，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办理了网签手续，请求法院撤销对案涉两套房屋的查封。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612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根据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及以房抵债协议，案涉两套房屋归被执行人朝阳公司所有，本院对其查封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虽然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沈国贵提交的施工合同中，沈国贵仅作为授权代表签字，在承包人处加盖公章的仍然是朝阳公司，沈国贵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中超公司与其协议将工程款抵顶涉案房产购房款，中超公司是否欠其工程款，欠付工程款的数额是否大于或等于案涉房屋价值，不属执行异议案件审查范围。综上，沈国贵提出异议，请求终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裁定驳回沈国贵的异议。同时告知沈国贵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2019年7月6日沈国贵收到该裁定书，2019年7月19日沈国贵网上申请立案未通过，同年7月25日补充材料，7月30日通过立案审查，立案成功。二、涉案工程施工事实。2015年6月21日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签订《合同书》。合同书约定，工程内容为格律诗广场的水电安装工程，包括强电、弱电、上、下给排水等全部工程，面积4.5万平方米，具体以实际所干工程量为准。合同价款约计750万元左右，具体按实际所干工程量计算为准。落款处中超公司加盖公章、朝阳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沈国贵以朝阳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签字。2017年11月23日又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2015年6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为主合同，主合同约定朝阳公司对中超公司开发的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进行施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及时拨付相应工程款，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用格律诗广场16层1606室（铺）面积79.03平方米、16层1608室（铺）面积121.19平方米两套房屋冲抵工程款，房屋单价5300元/平方，总价款为1061166元，该单价确定后不随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朝阳公司授权并同意把冲抵的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并签订网签合同，中超公司予以配合，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朝阳公司承担。中超公司加盖公章，朝阳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沈国贵在朝阳公司负责人处签名。2015年6月10日、13日，沈国贵分别向中超公司交纳水电安装保证金80000元、20000元，计100000元；2015年7月3日、21日分别向中超公司交纳中央空调保证金100000元、300000元，计款400000元。沈国贵以此主张其自己组织人员施工自筹资金。同时，沈国贵主张自己是实际施工人，还提供了2015年至2019年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网银转账等方式支付水电安装工程材料款、生活费、房租、维修费、劳务费、交通费等共计1061166元。九鼎公司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实沈国贵所要证明的挂靠行为。三、房屋变迁过程事实。中超公司关于涉案两套房屋所在工程拥有《肥城市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2017年11月27日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肥城市新建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两份，编号1711270072号、1711270079号。该两份合同约定，中超公司出售给沈国贵涉案两套房屋即1608室、1606室，1608室面积为121.19平方米，1606室面积为79.03平方米，单价均为5300元/平方，总价款为642307元、418859元，合计1061166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当事人庭审中确认，涉案房屋属于商住性质，所在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两套房屋尚未交付。沈国贵施工的水电安装工程亦未与中超公司结算，具体欠付工程价款不明确，沈国贵主张初步结算已完成工程造价是170万元。四、沈国贵与朝阳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事实。2018年2月9日沈国贵向朝阳公司交纳管理费31834.98元、10477.72元，同年3月2日交管理费6000元，合计48312.70元。其中，31834.98元代替朝阳公司交纳欠缴的增值税。朝阳公司书面证明沈国贵非朝阳公司工作人员，只是使用朝阳公司资质对外承揽建设工程项目，朝阳公司收取管理费。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是沈国贵自己联系、自筹资金承揽施工，朝阳公司为其提供施工资质，在合同书上加盖合同专用章。但朝阳公司未派人到施工现场，更未因该工程支付任何费用；朝阳公司也未收到中超公司工程款。案涉两套房屋与朝阳公司无关。九鼎公司不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第一是沈国贵起诉是否超过15日的期限，第二沈国贵对涉案诉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沈国贵于2019年7月6日收到2019-612号执行裁定，同年7月19日网上申请立案，因材料不合适未通过，同年7月25日补充材料，7月30日立案成功。沈国贵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15日规定期限。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沈国贵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问题。首先，分析涉案两套房屋是否属于朝阳公司的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涉案房屋所在的楼房是商住楼，截止开庭时尚未竣工验收，涉案两套房屋没有登记在朝阳公司名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两套房屋不属于朝阳公司的不动产。其次，分析沈国贵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合法权益，能否排除执行。案涉施工《合同书》签订后，沈国贵向中超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对交纳保证金的真实性九鼎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九鼎公司认为沈国贵交纳的保证金是代替朝阳公司交纳，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认定。朝阳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证实了沈国贵借用朝阳公司资质和涉案两套房屋与朝阳公司无关的事实，九鼎公司虽不认可，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与沈国贵向朝阳公司缴纳管理费等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案涉《合同书》《补充协议》、两份商品房预售合同、沈国贵向朝阳公司交纳的管理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案涉格律特广场水电安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沈国贵，沈国贵是借用朝阳公司的资质进行的施工。后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施工，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沈国贵协议约定将案涉两套房屋抵顶工程款给沈国贵，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合同。该网签合同时间在本院执行查封之前，网签合同具有公示效力，沈国贵对涉案两套房屋拥有合法权益，该权益能够阻却对朝阳公司的执行。根据上述分析，案涉两套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这一前提，因此，2019-612号执行裁定认定涉案两套房屋是中超公司抵顶给朝阳公司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据该条规定驳回沈国贵执行异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原告沈国贵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不得执行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1号楼1606铺和1608铺。本院（2019）鲁01执异612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案件受理费14350元，由被告济南九鼎典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琴审判员 王立强审判员 孙 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范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