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442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工程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北大道77号东方海德堡商业办公楼－101室。 负责人：赵国威，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征，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征，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西省融通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北路18号江西钢材市场内C区205号。 法定代表人：刘洁，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杨骏，男，1973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 再审申请人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江西分公司）、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西省融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公司）、一审被告杨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9）赣民终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2.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主张。 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1.杨骏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于2019年5月17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以下简称虹口公安）刑事拘留，2019年6月28日被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杨骏作为万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雍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以及沪赣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骏擅自在送货明细上签字并岀具保证书、万雍公司及沪赣公司参与付款的事实与虹口公安正在侦查的案件主要事实相关。杨骏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绿地公司与万雍公司在履行分包合同过程中，关于每个项目工程款的结算，有分包工程项目结算审定单以及财务对账清单为证。该组新证据不但证明两家公司存在真实的分包事实，且所涉工程款也已结清。融通公司主张的梅湖香榭丽项目为其主要供货地。在该证据反映出，梅湖香榭丽项目（即江联小区项目）所涉金额90981934.85元，绿地公司已经与万雍公司结清该项目的工程款，杨骏也予以签字,且万雍公司也盖章确认。 综上所述，绿地公司与万雍公司之间的分包合同合法有效，分包事实已经发生；且杨骏涉嫌合同诈骗罪，本案所涉付款事实尚在公安机关侦查之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杨骏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认定：“杨骏向融通公司购买钢材的行为应视为履行绿地江西分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判决认定：“融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杨骏有权代表绿地公司及其江西分公司购买钢材。”杨骏虽是绿地江西分公司聘任的副总经理，但并不是该分公司的负责人，杨骏在未经绿地江西分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代表绿地江西分公司。更重要的是，本案中只有绿地公司、万雍公司、上海永元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永元公司）与融通公司发生了买卖法律关系。而纵观钢材购销合同的各个环节（包括签订合同、交接货物、支付款项、开具发票、对账结算等），绿地江西分公司没有参与过，杨骏也没有以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过字。 2.钢材单价未经公证，送货明细不能作为判决依据。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甲方（即供方）供给乙方（即需方）的钢材价格，按送货当天的《中国钢铁现货网》南昌地区价格结算”，该价格属于浮动价格，融通公司未提供经公证的《中国钢铁现货网》的钢材单价。送货明细及保证书只是杨骏单方签字，不能作为判决依据。 综上所述，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基于合同相对性，绿地公司不应成为直接向融通公司付款的责任方。一审法院因无法将钢材供货地与实际使用地一一区分，故将绿地公司名下所承接的项目混同。二审法院认为融通公司与万雍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与永元公司的买卖合同并未履行。两份合同之外的其他供货钢材因其使用于绿地公司承接的项目，故应当由绿地公司向融通公司支付货款。 事实上，绿地公司与融通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不存在其他买卖关系。且《送货单》上均由万雍公司确认签收，应当认定万雍公司与融通公司存在未结清的买卖合同。事实上，融通公司与万雍公司之间涉及钢材款、绿地公司与万雍公司之间涉及工程款，二者在法律上分属不同性质，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融通公司若欲向绿地公司索要工程款，应当提起的是代位之诉，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之诉。 2.不追加万雍公司、永元公司为共同被告，无法查明分包事实,属于程序不当。原判决载明：“如绿地公司及其江西分公司认为，万雍公司、永元公司的确与融通公司就《送货明细》中载明的工程项目全部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也可在向融通公司清偿货款后，再另行向万雍公司、永元公司追偿。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永元公司、万雍公司参与诉讼,并无不当。”按常理，本应是万雍公司、永元公司在支付融通公司的货款后，如绿地公司仍未支付工程款，则应请求绿地公司偿还债务支付工程款。可二审法院却希望绿地公司先替万雍公司、永元公司支付货款，事后再向他们追偿。 在庭审过程中，融通公司一直强调万雍公司目前已经是空壳公司，故而采取诉讼策略直接起诉绿地公司。而现在原判决在不清楚绿地公司是否已经向万雍公司、永元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的情况下，要求绿地公司代其支付，绿地公司会面临日后无法追偿的风险，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且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 综上所述，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四、原判决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 1.原判决超岀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在另一方没有上诉的前提下作出对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不利的判决。一审判决认定：“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尚欠货款为14819615.9元（含钢材加价款6648662.78元），且以14816915.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026年5月1日起至的利息”。原判决将2016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对比可知，原判决将2016年5月1日之后的计算逾期利息的利率大大提高了。这违背了有限审理的原则，已经侵犯了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上诉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根据估算，原判决较之一审判决在2016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上高出120万元左右，在融通公司没有上诉的前提下对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作出不利的判决，损害了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上诉权。尽管民法中没有像刑法中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但是根据民法的指导原则及精神，民事上诉人的权利也理应得到充分的保障，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有限审理原则就是保护上诉人上诉权的一种体现。 2.原判决遗漏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在认定货款本金及利息方面存在三个错误：1.将钢材加价款认为是货款本金的一部分，而不是违约金；2.2026年5月1日以后，计算钢材加价款的利息，属于重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3.同时适用违约金和利息，计算出远高于货款金额的赔偿款。原判决对于前两项错误都予以纠正，但是对于第三项内容未予纠正，没有给出充足的判决理由。绿地公司以及绿地江西分公司在上诉状中请求：“违约金与利息再补偿性上都能使违约方得到全面的补偿，如果违约金或者利息单独使用，违约相对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全面、充分的保护，那么违约金与利息不能同时适用”。原判决的违约金已经能够使融通公司的利益得到足额的赔偿，而在减少违约金的同时又加重了利息，表面看上去似乎将畸高的违约金大幅度调低，实则如果加上调高的利息，总数大致相等，违反了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应予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情形。 （一）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杨骏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而被刑事拘留，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杨骏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是一审被告，并非再审申请人。本案是针对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进行审查。杨骏目前是否被刑拘并不影响本案针对再审事由的审查，不构成本案应当被移送公安的理由。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该项主张缺乏依据。 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绿地江西分公司已与万雍公司结清梅湖香榭丽项目的工程款，且有其他新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分包事实。因此，融通公司不应向绿地江西分公司进行主张应付货款。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万雍公司与融通公司之间的实际来往付款金额与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金额不一致，且存在部分工程的钢材购销融通公司未与万雍公司签订合同而与作为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杨骏进行结算的情形。杨骏作为万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部分工程钢材购销合同存在的情形下，本应有能力提供钢材购销合同，但一直未予提供。同时，绿地公司是该部分工程的承包人。即使绿地公司与万雍公司针对每个项目工程都有分包结算，也只限于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由于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提交的新证据无法证明融通公司明知自己在与万雍公司进行钢材购销，原判决据此认为融通公司有理由相信对于部分工程的钢材购销是与绿地江西分公司进行结算的并无不当。 （二）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在本案中，杨骏是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万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绿地公司是永元公司的股东，在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在部分工程中杨骏是代表何方与融通公司进行钢材购销买卖的情况下，原判决结合融通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一直向其承包的案涉工程提供钢材，万雍公司及永元公司向融通公司的付款、开票金额远远大于应付款项等事实，认定融通公司实质上是在向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履行《钢材购销合同》并无不当。 如前所述，融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杨骏是代表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履行各项职责，送货明细及提货单经杨骏签字后，已经在融通公司及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双方之间形成合意，并非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的只是杨骏的单方意思表示。融通公司已经提供了与提货单中金额一致的计算明细表，原判决据此认定应付货款金额并无不当。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认为《中国钢铁现货网》的钢材单价必须经过公证缺乏依据。 （三）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送货明细》是由杨骏签收确认的，《送货明细》涉及的工程为绿地公司承包的多个项目。绿地公司虽然主张这些项目工程已经分包给万雍公司、永元公司，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融通公司与万雍公司、永元公司就上述项目的钢材购销事项签订合同，同时杨骏作为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和绿地公司的项目协调人，使得融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杨骏是代笔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在《送货明细》上进行签收。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送货明细》是由万雍公司签收，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予采信。除此以外，本案不涉及对于绿地公司与万雍公司、融通公司之间关于工程款事项的认定，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与之相关的主张与本案无关，不予审查。 本案在一审、二审阶段已查明绿地公司与万雍公司、永元公司有关的分包事实，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不将万雍公司、永元公司追加为共同被告就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于理无据。如前所述，由于融通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是与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履行《钢材购销合同》，且绿地公司是否与万雍公司、永元公司已结清工程款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判决根据本已查明的事实认定绿地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绿地公司及绿地江西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融通公司与万雍公司、永元公司针对本案部分工程项目的钢材购销事项签订了合同，原判决综合已查明事项认定应由绿地公司向融通公司付款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 （四）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情形 虽然原判决调高了逾期利息，但将违约金的数额调低至30%，综合来看，截至目前为止，利息增加了100多万元，违约金减少了600多万元，原判决认定的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应还款项总体上比一审判决的认定减少了将近500万元。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融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判决并未在融通公司未上诉的情形下，作出对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更为不利的判决，并未超出其诉讼请求。 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原判决对于同时适用违约金和利息使得赔偿款超过了货款金额这一上诉理由未予回应，遗漏了其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原判决已经调低了违约金的数额，使得违约金和利息的总体数额大幅减少。因此，绿地公司、绿地江西分公司主张原判决遗漏了该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工程分公司、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尹颖舜 审判员 王成慧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