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苏1202行初118号原告吴宗卫，性别××年××月××日生，××族。被告兴化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住所地兴化市楚水路43号。法定代表人葛兆权，主任。委托代理人戚晓兵，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顾建湖，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宗卫诉被告兴化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兴化社保中心）社会保障行政给付一案，于2019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12日向被告兴化社保中心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宗卫，被告兴化社保中心法定代表人葛兆权及诉讼代理人顾建湖、戚晓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1月13日，被告兴化社保中心经审核对原告吴宗卫作出《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核定表》（以下简称核定表1），核定原告实发退休金合计2386.9元。2018年9月，被告兴化社保中心对原告吴宗卫重新作出核定表（以下简称核定表2），核定原告实发退休金合计2407.1元，从2017年12月计发。原告吴宗卫诉称，一、被告存在错误核定养老金、错算、漏算养老金基数以及实际缴费比例与记账比例不符等行政违法行为。2017年11月，原告在被告处办理退休时发现退休金过低，曾请求相关人员重新审核，遭拒后原告依法向兴化市信访局及兴化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请求帮助纠正错误，均遭拒绝，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向原告提供核定表2及《企业职工平均缴费工资指数》(以下简称《工资指数表》)、《信访答复》及相关资料，告知原告“账户记载准确无误”。但原告通过对比发现，被告在各项保险的申报、征缴、记账、结算及退休养老金的计算都存在错误、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分述如下：1.被告提供的核定表2中的金额与核定表1金额均不相同，其中核定表2的过渡养老金54787.09元少于表1的54851.26元，依苏劳社险（2007)24号文第十条规定，核定表2的过渡养老金金额应是核定表1的金额加上2017年7—11月利息之和，表2金额不应少于表1；2.《工资指数表》中2016年度的缴费，系原告于2016年10月9日一次性缴纳，缴费基数为30600,按缴费即时记账原则，2016年实际到账缴费基数应记为30600,而非15300；另在《工资指数表》中，2011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记为123073.56元,通过计算实际应为123080.07元,对应的缴费工资指数也应相应提高；3.原告于2011年12月23日一次性缴费26340.00元，2003年10月至2006年6月被告按30%比例收费，但数据显示原告个人缴费记录比例却是27%，记入个人账户比例则为0.0799,但被告至今没有提供政策依据；被告在《信访答复》第七条说明：原告“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但是被告并没有按省政府（2007)第36号令第十条（按20%缴费）、第四十二条执行征缴；4.在《工资指数表》中，2003年10月至2010年缴费工资指数为零，导致原告的缴费工资指数过低、基础养老金减少，被告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由如下：原告于1998年12月负责承包经营兴化市商贸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并一直依协议按时缴纳各项保险（原告缴纳职工各项保险至2003年9月），2003年10月接上级部门通知，兴化市政府应国务院、省政府及上级政府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商业系统部分国企进行试点改制，并收缴了在原告处的商贸公司职工的养老保险手册，同时要求原告负责已下岗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工作，原告作为留守人员处理遗留问题，直至2011年12月原告接兴化市商务局改制办通知，按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并按被告经办人员要求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被告也将缴费分别记入对应年、月；但被告在计算养老金时并未将原告缴费金额记入各年缴费指数，导致平均缴费工资指数降低，直接减少了原告的基础养老金。原告认为：省政府（2003)第31号公告第十九条、(2007)第36号令《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五条、省劳动保障厅（2007)24号文（《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第十条均明确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7月1日应……并及时向参保人员本人发送个人账户清单，被告作为上述规定执行机构，及时向参保人员发送个人账户清单是被告应尽的义务。但被告自2003年10月至2011年年底8年多期间从未向原告及原告单位发送过任何清单或申报、催缴通知，更没有执行36号令第九条规定；而原告自2003年10月上缴保险手册后对原告本人的保险费停缴情况毫不知情，更无过错。被告应当承担因其不作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二、被告在养老金缴存工作中有伪造单位申报表、多收费、乱记账等违法现象。在资料对比中发现自2000年至2003年原告的缴费工资一直没有变化（这也是导致《工资指数表》系数及养老金过低的原因之一)，但在此期间商贸公司的人员在减少，实际缴费并未减少，但各人缴费工资基数并没有提高。通过对比被告提供的申报表及缴费记录与原告的缴费单据发现，被告有伪造申报表、多收费、乱记账等更为严重的违法现象。原告作为商贸公司承包人，且系1998年12月至2003年9月期间的实际缴费人，于2018年11月20日向被告原局长刘秀武呈送了被告在“社会保险征缴、养老金发放等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反映”，被告研究后决定与原告进行数据、账目核对，在账目核对期间，原告发现被告账目多处混乱，因被告无法提供有效的相关依据，以致核对无法进行，被告应原告要求于2019年2月13日向原告送达了《关于吴宗卫同志反映问题的答复》。在答复中被告只承认了部分错误及返还(因计算复杂等因素)，对其他错误则进行掩饰，请求法院予以裁决。省政府、省人社厅制定社会保险各项规定、条例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运行机制，责权明确。《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七条对地方政府因实施改制而出现的问题也明确了相关规定，被告作为社会保险执行机构应当严格、全面执行，不应只为便利而放弃自身的职责和法律宗旨，更不能用通过繁琐计算等非法手段损害参保人员及公众的利益，以致参保人员自身无辜却蒙受损失，使得地方政府在公众中丧失公信力。原告请求判决：1.纠正原告的退休养老金因被告的不作为、乱作为及计算的各项错误，重新审核2018年9月提供给原告的核定表2；2.判令被告依相关规定返还原告因各种原因侵占的原告利益或导致原告利益受损的金额；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4.请求对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十八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告吴宗卫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1.1999年12月14日的16000元社会保险缴款单，证明上述款项系商贸公司所缴纳，但被告没有计入原告单位基金账户，而是计入商业生活服务公司账户；2.1999年《兴化市基金结算情况汇总表》，证明16000元记入商业生活服务公司账户中，属于多收费并账外挂账；3.商贸公司2001年《辅助明细账》，证明收费外挂账部分返还以及非商贸公司人员搭车缴费；4.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开票情况统计表》，证明多收费外挂账部分返还，工资基数多征缴、未入账；5.2000年商贸公司《明细账》，证明该年度被告存在多收费、少记账、克扣退休人员退休金情形；6.2000年9月25日的现金缴款单及保险基金结算凭证，证明退休金部分未返还、多收费，同时证明2000年明细账错误；7.2000年8月结算表、退管费进账单，证明2000年明细账错误，被告多收了退管费2元；8.原告制作《人社局提供的2000年商贸公司汇总与缴费票据对照表》以及退休人员工资表，证明2000年明细账错误以及被告克扣退休人员退休金；9.2000年8月8日《保险基金结算凭证》，金额为2634元，证明1999年11月、12月缴费基数记录错误；10.原告制作《商贸公司2634元缴费说明》，证明目的同上；11.原告制作《人社局提供的1999年商贸公司汇总与缴费票据对照表》，证明被告出具的《结算表》基数、人员数无事实、无依据，系编造；12.原告制作《商贸公司99年12月至2003年9月各项保险缴费金额》汇总表，证明被告多收费、乱收费、少记账；13.《单位应缴、欠缴、到账信息查询》，证明被告存在多征缴、多收费，多收部分没有记入基金账户，与实际缴费数据不符；14.被告出具证明，内容为商贸公司未缴纳1999年1月至2003年9月的失业保险，证明2000年10月税务开始收失业险，但被告无记录，数据管理混乱；15。2001年5月10日《江苏省社会保险费专用缴款书》，证明工资基数多征缴、被告少记账，同时说明此现象多月出现；16.1998年《缴费记录花名册》；17.1999年上半年《花名册》，均证明1999年下半年《花名册》无效；18.1999年下半年《花名册》，证明人员数量增减无依据，且该《花名册》应为废弃无效；19.2000年《花名册》，证明该《花名册》结算期不能认定；20.2001年《花名册》；21.2002年《花名册》，均证明上述花名册来源违法、填报违反法律规定，系伪造；22.原告制作《商贸公司99年至2003年缴费单的各项基数与申报基数表对照表》，证明被告乱征缴、多收费；23.《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证明被告行政行为未按《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执行；24.1999年1月结算表，对应证据11；25.原告制作《商贸公司99年至2003年9月失业保险应缴、实缴费对照表》，证明实际收取的数额高于按人数应缴数额；26.两份核定表；27.就业失业登记证；28.《工资指数表》；29.2016年10月9日税收缴款书，证明6120元是税务代收养老保险；30.2011年12月23日《养老保险缴款书》，证明原告补缴养老保险26340元；31.企业基本养老缴费复印件两张，证明被告的系统按30%缴费，记了27%的账；32.承包责任书，证明在1998年至2003年10月原告承包商贸公司期间，明确规定原告负责商贸公司职工最低基本生活费和养老保险的缴纳；33.2003年9月15日的《社会保险费专用缴款书》，证明原告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至2003年9月；34.两份收条，证明2003年10月原告接到上级部门通知对企业进行改制，要求原告负责职工的买断工龄工作，并在2003年10月收缴了原告处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35.《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证明原告在2011年12月接到上级部门通知，要求原告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36.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证明2011年12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处补缴了单位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被告应按每年的缴费基数分别记载；37.打印清单，证明被告按照0.0799的缴费比例，此比例无依据；38.2003年7月，《兴化市基本养老保险职工缴费工资花名册》，原告认为该花名册系被告伪造；39.2018年原告收入清单，证明被告在2017年11月13日核定的养老金通过银行发放至2018年6月，没有改变，2018年7月养老金数额才有变化。被告按照11月核定的养老金发放，在2018年7月篡改数据；40.被告的两份信访答复和市政府复查信访答复，原告对内容均不认可；41.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结算清单，证明被告计算0.0799无依据。被告兴化社保中心辩称，一、被告依据《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的核定结果向原告支付养老保险待遇，原告要求返还“因各种原因侵占的原告利益或导致原告利益受损的金额”既不具体明确，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符合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参保人员，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定的退休时间之次月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银行等机构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本案中，被告依据《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的核定结果向原告支付养老险待遇，符合规定。二、核定表2的核定结果符合规定，原告的第一项诉请缺乏依据，不能成立。1.关于2017年11月13日两份《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待遇核定表》“过渡养老金”一栏中“1995年前推算储存额”数额不同的原因，是由于2017年10月25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了苏人社发〔2017〕349号文，对养老金记账利率政策作出新的规定，而最初核定原告基本养老金待遇时，因该文件流转延误未能适用，后根据该文件规定重新进行调整，重新核定的数额为按照现行规定确定的数额。2.原告在2016年缴纳的保险费，涉及2016年和2017年两个年度，故确定原告2016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15300元并无不当。原告提出《工资指数表》中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的数额为123073.56元应为123080.07元，上述数据之间的差额是在采用不同的方法推算时，尾数取舍造成的。该差额折算到养老金中后，由于数额太小，是被忽略的，不对原告实际利益产生影响。3.2003年10月至2006年6月，原告的个人缴费按基数30%缴纳，也是按照30%记账。2006年7月起，按照20%缴纳。系统中反映的缴费比例0.0799是由于系统设置方式造成，不影响原告的实际权益。4.由于原告2004年至2010年期间没有缴费，根据《实施意见》第十八条规定，计算出原告在此期间的缴费工资指数为零，完全正确，原告的理由缺乏依据。5.原告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的缴费工资数额，都是根据原告当时所在单位的申报确定，没有错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兴化社保中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原告退休档案及缴费记录，证明作出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核定表的事实依据；2.《核定表2》，证明原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同时证明被告依照该核定表向原告发放保险待遇；3.原告单位2000年至2003年申报表，证明原告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的缴费工资数额，都是根据原告当时所在单位的申报确立。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3.《实施意见》；4.苏人社发〔2017〕205号通知；5.苏人社发〔2017〕349号通知；6.苏政发[2006]40号决定。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一、原告证据清单中1-23份证据材料与本案原告的诉请均无关联，对证明目均不予认可，其中证据清单第12、13、15、16、17、34页均是原告单方制作，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所反映的缴费基数与税务部门实际征缴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在兴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2月13日的答复中己经进行说明；证据清单第16-21关于缴费记录花名册，原告认为尽管花名册填报时间与实际结算的缴费年度不完全一致，但花名册上显示的缴费基数己按期如实记载到原告养老金个人账户，被告提供的证据4也可反映，并不存在损害原告个人权益的情形；关于原告主张没有加盖单位公章的花名册是伪造的，该说法不能成立，花名册均是原告单位申报，原告单位也是据此结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用，花名册反映的原告该时段缴费基数与前后缴费是一致的，并不存在损害原告个人账户权益的情形。二、原告所举的2018年原告收入余额单子，真实性由法庭审核；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明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349号文）于2017年10月25日印发，但泰州市社会保险管理系统统一于2018年7月份对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新办退休人员重新计算退休待遇，并于2018年7月补发领取退休待遇之日起至重新计算期间的差额。三、对原告所举核定表1、核定表2、《工资指数表》真实性均无异议，核定表1的核定结果由于政策调整己被核定表2取代。四、对原告所举答复1、答复2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另说明：证据1、2中16000元问题，被告此前已作说明，且此款与原告在本案中的诉求没有直接关联；关于单位缴费部分与原告本人的个人权益以及原告本案的诉求均无关联；关于349号文第五条，原告对第一款理解有误差，此款不适用原告情形，第二款规定，在此期间办理退休的，应按新公布的利率重新测算并实行多退少补，多退少补的钱在11月退休金发放中体现，原告属于该情形；关于原告陈述其于2011年12月13日在被告处补缴的单位欠缴的养老保险问题，被告不予认同，当日原告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进行一次性补缴，原告认为企业职工平均缴费工资指数部分为零，实际原告该部分为零的年限是没有缴纳的，后来在2011年一次性进行了补缴。《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第十八条规定，补缴费的各年度缴费工资只能与补缴时当年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从这个文件表述可以看出它的全部缴费基数应该放在2011年；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表上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279286.55元，与待遇核定表不一致，按照《省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苏政发[2006]）40号文件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退休时上一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作为基数，这个指数表上不包括2017年个人缴费的数额；关于原告提交的收条以及《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承包书以及个人单方出具的材料，与本案无关联；在原告提供的证据里面可以看到个人缴费一个月应该是三条记录共同构成一个月缴费，但原告只看到其中两条，其中有3%是统筹账户划转个人账户，在2006年6月之前。个人账户规模是11%，其中8%是个人缴，3%是单位划。对被告兴化社保中心提交的证据，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一、原告认为349号文不能作为被告将2017年11月13日的核定表1中推算储存额54851.26元，在2018年7月篡改减损为54787.09元的合法依据。1.原告在2017年11月13日办理退休的核定表1，是按法定程序，经原、被告双方签字盖章的合法并已生效的核定表，任何方认为需要修改，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被告擅自违法篡改减损，违反法定程序。2、349号文的发文日期是2017年10月25日，而原告办理退休时间是2017年11月13日，即原告是在349号文下发19日后办理退休的，原告认为：被告应是按该349号文的政策办理。二、核定表1、2只是一个各项数据的统计模板，其真实、合法性取决于征缴、录入、计算、统计等各项行为是否规范、数据是否真实、准确。三、在“原告缴纳社保记录”中，从1999年9月至2000年8月，“个人缴费”与“单位划拨”数据混乱，难以判断数据的准确性。四、原告单位2000年至2003年申报表，其中：1.被告提供的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的《花名册》系无效，被违法利用，不能成为被告征缴合法的证据。依据如下：①该1999年7月《花名册》的填报日期为1999年6月28日,而1998年《花名册》申报日期为2000年3月8日、1999年（上半年）《花名册》填报日期为2000年6月30日，即被告在1998年、1999年上半年还没有填报、结算的情况下，在1999年6月要求原告单位单独填报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的花名册，明显不合逻辑和常理。（经办机构人员也曾讲，该《缴费工资花名册》的表格是2000年才开始使用的，1999年还没有这个表。）②1998年、1999年上半年《花名册》以及2000年7月5日填报的《花名册》都有公章，而该1999年7月《花名册》没有公章，不合规，无法律效力。③该1999年7月《花名册》结算期笔迹与填报日期笔迹明显不同，结算期系他人伪造。2.被告提供的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的《花名册》，填报日期为2000年7月5日,无结算期，且与2000年6月30日填报的《花名册》仅相隔五天,不合常规。结算期2001年7月、2002年、2003年的三份《花名册》，非商贸公司申报。2001年填报人‘朱启才’签名是伪造，无申报单位公章；2002年《花名册》无填报人、填报日期、缴费工资总额及人员合计数等申报规定的数据，无申报单位公章；2003年《花名册》无申报单位公章，有非商贸公司人员申报名单，多处数据有涂改，均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行为已构成违法。3.原告对《实施意见》第十八条合法性存疑，请求法院一并审查。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江苏省社会保险征缴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条；《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三十五条等法律、法规都明确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他职能机构对用人单位欠缴费的行为应行使的职权职责和完善的执行程序及法定滞纳金和执行罚。经办机构对企业社会保险费的追缴是法定职责，必须按法定程序、法律法规实施。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而《江苏省社会保险征缴条例》《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则没有《实施意见》第十八条相关规定，《实施意见》第十八条超越了上位法的的授权范围。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而我国的退休制度是劳动者休息权的延伸。同时退休养老金也是该公民生存的必要经济基础，减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但是利益上的侵占，更是对退休人员休息权和生存权的一种剥夺。而《实施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减损了参保人的退休养老金。《实施意见》第十八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囯家和社会的保障。”的规定相抵触，违反了《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也违反第五款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④《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增加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行政权力事项或者减少法定职责；……不得违法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劳动权、休息权等基本权利；”⑤《实施意见》第十八条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三）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能作为被告行政行为的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证据中有原件的部分，证据来源合法，且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证据形式为复印件的部分凭证、票据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自行制作的表格，性质上应归类为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需与其他证据结合判断其证明效力，在下文进行阐述。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可真实性，但对证据内容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上述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吴宗卫于1998年12月起承包商贸公司，该公司为包括原告在内的职工缴纳了1999年1月至2003年9月期间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险。因商贸公司改制，2003年10月以后，该公司没有再为原告缴纳各项保险。2011年12月13日，原告吴宗卫与兴化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确认原告的工龄自1978年5月至2005年3月。2011年12月原告吴宗卫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向被告一次性缴纳其从2003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间的社保费用，被告依照《实施意见》第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因欠费或少报缴费工资补缴费的，补缴费的各年度缴费工资只能与补缴时当年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其中，在退休当年补缴费的，补缴退休上一年年底前的缴费工资与退休上一年的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被告对原告在被缴费的各年度的缴费工资与补缴时当年即2011年的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2017年11月，原告吴宗卫申请办理退休手续。2017年11月13日，被告兴化社保中心经审核对原告吴宗卫作出表1，主要载明：参加工作日期1978年5月，退休日期2017年11月，缴费年限39年7月，1992年至退休上一年度平均缴费工资指数0.4255、退休时全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57.00（元，省略，下同）、本人指数月平均缴费工资2577.25、基础养老金月计发基数4234.15、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39.5833%，基础养老金1676.01，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35278.25、计发月数139、个人账户养老金253.80、1995年前推算储存额54851.26元、推算储存额养老金457.09，核定原告月基本养老金为2386.9元。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7年10月25日印发《关于明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349号文），2018年9月，被告兴化社保中心对原告吴宗卫重新作出核定表2，对比核定表1，下列数据变更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38159.04、个人账户养老金274.53、1995年前推算储存额54787.09、推算储存额养老金456.56，核定原告实发退休金合计2407.1元，从2017年12月计发，该表落款时间仍为2017年11月13日。原告不服，提起本诉。原告吴宗卫因对核定表1持有异议，向被告信访，被告于2018年9月2日作出《信访答复》。期间原告又向兴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该局作出的兴人社信访复字【2018】100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不服，向兴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兴化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信访复查意见书》，认为吴宗卫原为商业局所属五金公司职工，2003年，该公司改制时，作为留守人员，企业改制时，未能及时缴纳养老保险，根据退休档案与社保信息系统数据，2003年10月至2012年6月养老保险缴费时间为2011年12月，个人账户及相关数据，由职能科室工作人员按照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进行记载和录入，并按相关要求核定退休费计算无误，复查维持原答复意见。又查明，兴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关于吴宗卫同志反映问题的答复》，对原告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复。该答复主要内容包括：1.原告认为商贸公司社保申报材料系伪造且与实际缴费记录不符的问题，经查商贸公司2000年6月的缴费（人员及基数）均由公司经办人员申报。后因商业系统面临改制，兴化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划归兴化市百货公司管理，商贸公司作为兴化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下属单位，2001-2003年期间的社保申报材料由兴化市百货公司工作人员代为申报；2.16000元问题系误记，已在2000年8月8日与商贸公司结算，计入1999年全年社会保险费，商贸公司在1999年应缴18634元，实际缴纳2634元；3.关于缴费基数与税务部门实际征缴数据不一致的问题，经核查，当时社会保险费征缴实行差额结算方式，即按照养老保险费总额与该单位享受待遇人员的养老金总额之差进行结算，税务部门出具给商贸公司的票据上养老保险费基数实际是按照差额除以征收费率倒轧出来的基数，被告的信息系统反映的基数是该单位当月参保人员全部的缴费基数总额;4.关于失业保险问题,经核查，商贸公司在改制前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了相关费用，单位改制时失业职工按规定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原告于2012年1月申领24个月失业金。“2007年之前未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情况说明，内容有误，在此予以更正；5.关于原告反映的个人缴费按30%收缴，却按27%计算的问题，该反映与事实不符，3%单位缴费部分已记入账户。关于原告反映的系统数据出现19.01%、7.99%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缴费额按照保留到角进行四舍五入后，出现了比例略有偏差的现象；6.关于原告反映有两名职工很早就不在商贸公司，存在多收保险费的问题。从商贸公司现有申报资料来看，不能认定存在多收情况；7.关于原告反映两份待遇核定表养老金数额不相同的问题，系因国家公布养老金个人帐户年度记帐利率后，按照政策规定重新核定养老待遇的原因，以重新核定后的待遇标准为最终应发待遇标准；8.关于原告反映2003年9月社会保险申报结算基数与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数据不一致的问题。经核查，主要原因是社保信息管理系统在不同查询模块上存在统计项目和数据不一致情形。另根据单位申报资料（百货公司代申报），2003年9月商贸公司应缴费人数为14人，查询相关14人缴费个人帐户信息，均已实时记帐到位，未发现相关职工个人帐户记录不准确的情况；9、经核查，1999年6月以前参保单位采取“先结算、后申报”方式办理社会保险申报结算工作，即参保单位先按照一定数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年度终了，单位根据职工在岗情况和工资基数情况申报结算数据，结算应缴、已缴差额。如1999年16000元预缴款可以反映当时参保缴费结算方式。经核实统计，商贸公司1997年1月-1999年6月期间，累计结算缴费基数总额157414元，实际申报缴费基数总额156196.5元，社保经办机构多征收缴费基数1217.5元，即实际多征收养老保险费328.73元，生育保险费12.18元，工伤保险费12.18元（因尾数取整等情况，测算数据与实际结算数差额可能略有偏差）。结合本案原、被告提交的缴费凭证、《工资指数表》、申报表、社保缴纳记录等证据，本院另确认以下事实：2000年8月8日，被告向（五金）商贸公司出具金额为2634元的《江苏省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结算（征缴）凭证》，其中“养老保险费（27%)2452元，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6%)546元,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1%)91元，企业缴纳生育保险费（1%)91元，结算期为1999年”。2000年9月25日，被告向商贸公司出具金额为3731元的结算凭证，其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30%)3495元，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7%)8.7元,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1%)118元，企业缴纳生育保险费（1%)118元，结算期为2000年8、9月”；同日的现金缴款单金额为3462元。2001年2月1日，原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以下简称税务局）开票金额为6568元、237元、1918元，税务缴费系统查询当月商贸公司缴纳养老（企业）5035.47元、养老（个人）1532.53元，养老（企业）170.97元、养老（个人）52.03元、工伤保险7元、生育保险7元，所属时期均为2001年2月。2001年5月10日，税务局出具《江苏省社会保险费专用缴款书》，显示：所属时期为2001年5月，其中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为6153元、缴费率30%，实缴金额1846元；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生育保险缴费基数均为6200元、缴费率1%，实缴金额62元；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为6200元、缴费率3%，实缴金额185元（对应被告出具的《单位应缴、欠缴、到账信息查询》中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为1845元、工伤、生育保险分别为61.5元）。被告出具的《工资指数表》中，原告1999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4476元、当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190元，缴费工资指数为0.54652；2000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4835.99元，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9110元，缴费工资指数为0.53084；2001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5196元，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1842元，缴费工资指数为0.43878；2002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7794元，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3509元，缴费工资指数为0.57695；2003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1299元，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5712元，缴费工资指数为0.08268；2004年至2010年缴费工资指数为0，……2016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15300元，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2684元，缴费工资指数0.21050；（1992年至2016年）平均缴费工资指数为0.4255。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管理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担养老保险事务。被告兴化社保中心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审核、支付基本养老金待遇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兴化社保中心对原告养老保险待遇的审核计算是否合法。综合原告在本案中提出被告核定养老金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1999年至2003年期间，存在多收费、明细账错误、缴费基数记录错误、2000年至2003年商贸公司人员在减少，缴费数额未减少，但缴费基数未提高等问题，以及《花名册》无效、伪造单位申报表、乱记账等违法情形；2.2003年10月至2010年期间，被告从未向原告及原告单位发送过任何清单或申报、催缴通知，原告在此期间缴费工资指数为零，原告对此毫不知情，更无过错，被告存在不依法履职情形，应当承担因此造成原告的损失；3.原告认为2003年10月至2006年6月被告按30%比例收费，但按27%记账，记入账户比例为0.0799无政策依据；4.《工资指数表》中原告于2016年10月9日一次性缴纳，实际到账缴费基数应记为30600，而非15300。关于第1个问题，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在1999年至2003年期间，原告所在的商贸公司（后期由兴化市百货公司代交）向被告提交申报材料，缴纳社保费用，被告开具缴费凭证，被告并无少算、漏算职工个人账户中缴费工资基数的情形，从现有计算方式看，对原告养老金数额最终产生影响的是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及因此计算的平均缴费工资指数，因年代久远及政策调整等，确有单位补办、补交、提前缴纳、数额计算不规范等情形，但对原告权益并未产生实际影响。此外，即便原告所述成立，也应当是原告当时所在单位商贸公司与被告之间核对、结算以及主张权利的问题，而非在十多年后由原告个人向被告提出各种异议，且按原告所述，在1999年至2003年期间，原告是单位承包负责人，当时原告亦未代表商贸公司向被告提出任何异议。在本案中，原告基于对其本人的基本养老待遇核定表的异议提起行政诉讼，故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个问题，原告主张对2003年10月至2010年期间保险费停缴的事实毫不知情，更无过错，被告未及时履职，应当承担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首先，原告作为商贸公司承包负责人，对保险费停缴的事实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原告自述曾上缴保险手册；其次，用人单位未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引发的损失不应由保险经办机关承担责任；第三、原告在2011年年底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补缴前期保险，即原告最迟应于此时知晓前期保险费停缴相关事宜，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承担损失，明显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第3个问题，原告提出被告存在按30%比例收费，但按27%记账情形以及2003年10月至2006年6月，记入账户比例为0.0799无政策依据问题，实际均是系统设置在不同界面的反映内容不同所致，因尾数计算四舍五入进入系统，系统自动生成数据，基于上述第1点意见，原告个人账户实际计算的保险费用并未减少。关于第4个问题，原告提出《工资指数表》中实际到账缴费基数15300，而原告于2016年10月9日一次性缴纳30600元，因原告此次缴纳的保险费涉及2016及2017年两个年度，被告确定2016年度实际到账缴费工资基数为15300元并无不当，原告于2017年11月开始办理退休手续，当年12月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按原告主张，则2017年度的保险费则无来源和依据，故原告此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另提出被告在2011年实际到账缴费工资等处存在计算错误、被告克扣退休人员利益等主张，均无事实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对《实施意见》第十八条一并审查问题，2007年10月25日，江苏省劳动保障厅下发关于印发《＜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劳社险[2007]24号），《实施意见》第十八条内容为“《规定》第二十条所称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计算公式为：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参保人员退休时全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所称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的计算公式为：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a(1下标)／A(1下标)＋a(2下标)／A(2下标)＋……＋a(n下标)／A(n下标))÷N公式中，a(1下标)、a(2下标)……a(n下标)为参保人员1992年至退休上一年各年的缴费工资；A1、A2……An为1992年至参保人员退休上一年各年的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N为参保人员1992年1月1日至退休上一年年底的缴费年限。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因欠费或少报缴费工资补缴费的，补缴费的各年度缴费工资只能与补缴时当年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其中，在退休当年补缴费的，补缴退休上一年年底前的缴费工资与退休上一年的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原行业统筹单位的参保人员，以及1992年以后开始实行个人缴费的外省(市、区)参保人员流动到我省企业的，依照《规定》第二十条和本意见计算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时，起始时间均以原行业统筹单位和原所在省(市、区)实行个人缴费的起始时间为准。”本案中，被告在收取原告于2011年12月23日缴纳的保险费用后，按当年缴费工资合并计算缴费工资指数，原告对此行政行为不服，同时提起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因原告对上述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故对原告此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兴化社保中心在原告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后，查阅档案资料及原告的相关缴费记录，根据《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及《实施意见》相关规定，在政策调整后，重新核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并无不当。故原告要求纠正被告不作为、乱作为、重新核定养老保险待遇并返还原告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宗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宗卫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案件上诉费50元。审 判 长  环 震人民陪审员  王凤林人民陪审员  梅红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孔 莹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