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伟光，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鲁斌，男，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贵，浙江九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星影电影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同协路333号4楼101-110室。 法定代表人：王浩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晋，该公司监事。 上诉人周伟光、吴鲁斌与被上诉人杭州星影电影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0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21日，周伟光（乙方）与吴鲁斌（甲方）签订《股份投资协议》，载明为更好履行甲、乙双方投资杭州星影时代国际影城经营项目，明确出资期限、方式和利润分配，约定如下：影院投资总额约1000万元，以每股出资额10万元计算，乙方认缴100万元，占影院股份10%；乙方于2015年5月底前交清认购的股金，若该时间前未交清，则按已交股金核算股份，以后不得认购影院股份；乙方按时出资，甲方收到乙方资金后开具相应收据，该收据具投资股份凭证效力；影院的利益和风险共存，甲方保证乙方以乙方所认购的股份占比进行分配和承担影院的利益和风险；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与本协议具同等效力。该协议落款除周伟光及吴鲁斌签字外，还由星影公司在甲方落款处盖章。 2015年6月5日，周伟光给吴鲁斌发送短信，载明“吴总：这20万股金还是先打公司账较好”，吴鲁斌回复“公司没你名字真没法打，按协议你的股份我代持，股金只能打我卡公司承认的。后面股金反正要付你工程款的，一起处理吧”。同日，周伟光向吴鲁斌汇款20万元。2015年9月21日，周伟光给吴鲁斌发送短信，载明“明天80万股金和工程款怎么打”，吴鲁斌回复“股金先打过来”。2015年9月22日，周伟光向吴鲁斌汇款80万元。2015年10月13日，吴鲁斌通过短信联系周伟光，让周伟光找郭乐涛开具股金收据。同日，周伟光短信联系郭乐涛，载明“把我100万股金收据开出来，吴总说已和你说了”，郭乐涛回复“好的”。 2016年5月3日，周伟光给吴鲁斌发送短信，载明“吴总：我本意是继续持股，您是知道的。您说强扭的瓜不甜之意也是对的，我尊重您的意见。我虽然只出资1百万，毕竟是1千万合伙生意，您我都是生意人，我想您也肯定不会亏待我”，吴鲁斌回复“周总，谢谢你的好意。股份的事情于情于理你都没有，如果争取可以有你早起诉我了。至于亏不亏待你，你自己用心去领悟吧，和别人一比就水落石出了”、“我先给你70万，其他会尽早给你”。后吴鲁斌于2016年5月8日向周伟光转账支付70万元。 另查明，星影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5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登记的股东及出资金额为郭乐涛8万元、吴鲁斌92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鲁斌。2015年11月30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星影公司的股东及出资金额变更为郭乐涛6万元、褚山鑫25万元、吴鲁斌69万元。2016年7月27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星影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加到1300万元，股东由郭乐涛、褚山鑫、吴鲁斌变更为杭州宇佑影院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4月6日名称变更为杭州宇佑动漫制作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宇佑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吴鲁斌变更为陈超。2016年11月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星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超变更为沈玲。2017年1月13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星影公司的股东由宇佑公司变更为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5月8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星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沈玲变更为王浩锋。 还查明，2016年6月30日，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与宇佑公司签订《影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将其持有的星影公司100%股份作价2700万元转让给宇佑公司，并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进行了约定。后因宇佑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70万元，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于2018年1月8日向该院起诉宇佑公司，该院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2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宇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股权转让款270万元。宇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2018）浙01民终47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宇佑公司的上述，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定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本案中，周伟光与吴鲁斌签订的《股份投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根据《股份投资协议》的约定，周伟光认缴的出资金额为100万元，占股10%，且认缴的出资款应当在2015年5月底前交清，若未交清的，则按已交股金核算股份，以后不得认购。现周伟光分别于2015年6月5日、2015年9月22日向吴鲁斌转账支付20万元、80万元，超过《股份投资协议》约定的出资期限，但从周伟光与吴鲁斌于2015年6月5日及2015年9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吴鲁斌对周伟光出资100万元、相应股份由其代持仍是认可的。关于周伟光主张其实际持有星影公司100%股份的问题。该院认为，虽然星影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但《股份投资协议》明确，星影公司的总投资额约1000万元，且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不等同于为开展公司的经营业务所需的投入也就是100万元。本案中，星影公司在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并购买了用于播放电影的设备，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装修费、设备款远超过100万元。同时，从周伟光于2016年5月3日发送给吴鲁斌的短信也可以看到，周伟光自认，其出资金额为100万元，而其与吴鲁斌之间是1000万元的合伙生意。综合上述情况，该院确认，周伟光实际出资的金额为100万元，占星影公司10%股份，且该股份由吴鲁斌代持。 关于吴鲁斌是否应当退还周伟光股权出资款及具体退还金额的问题。吴鲁斌辩称，其与周伟光达成退股约定，并于2016年5月8日退还周伟光70万元，故本案中其仅同意再退还30万元及相对应部分的损失。该院认为，周伟光于2016年5月3日向吴鲁斌发送短信，载明“我本意是继续持股”、“强扭的瓜不甜”、“我虽只出资1百万，毕竟是1千万合伙生意”，并认为吴鲁斌“肯定不会亏待我”。而根据吴鲁斌的回复内容，吴鲁斌认为周伟光并不持有星影公司的股份，且仅同意退还周伟光出资的100万元，截至目前也仅退还70万元，周伟光认为吴鲁斌亏待了他，故才引发本案纠纷。据此可以确定，周伟光与吴鲁斌已于2016年5月3日达成退还出资款的约定。根据该院的认定，周伟光实际持有星影公司10%股份，故吴鲁斌应当向周伟光退还星影公司10%股权对应的出资折价款。本案中，周伟光与吴鲁斌于2016年5月3日通过短信达成退还股份对应出资款的约定，吴鲁斌于2016年5月8日退还周伟光70万元，后于2016年6月30日与郭乐涛、褚山鑫将星影公司100%股权作价2700万元转让给宇佑公司。鉴于周伟光与吴鲁斌达成退还出资款的约定与吴鲁斌对外转让股份的时间相差较短，且无证据证明该期间内星影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变化，故该院参照股权转让价款2700万元，确定吴鲁斌应当退还周伟光的出资款经溢价折算后为270万元。扣除吴鲁斌已经退还的70万元，吴鲁斌尚应当退还周伟光出资款折价款200万元。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问题。根据（2018）浙01民终4783号民事判决书，宇佑公司应当全额支付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该院根据该判决作出的时间，酌情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时间从2018年10月22日起计算。现周伟光主张的逾期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依据为本案中其提交的收据，该收据经该院评析不予确认，故利息损失该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依据。 关于星影公司是否应当对吴鲁斌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周伟光要求星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为收据载明的内容，即“星影公司承担带偿连带赔偿责任”以及双方短信记录中吴鲁斌陈述的“公司承认的”的表述。首先，对于本案周伟光提交的收据，该收据经该院评析不予确认。退一步讲，即便该收据真实，因收据仅仅是对周伟光付款行为的确认，加盖的亦是星影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吴鲁斌、星影公司亦未另行签字、盖章对该内容予以确认，且该内容系由周伟光自行书写，庭审中吴鲁斌、星影公司均未予认可，无法确定该内容的形成时间，故该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从周伟光与吴鲁斌的短信记录看到，周伟光拟将其首笔出资款20万元汇入星影公司账户，吴鲁斌回复“公司没你名字真没法打，按协议你的股份我代持，股金只能打我卡，公司承认的”。吴鲁斌陈述的“公司承认的”系针对吴鲁斌代持周伟光出资所对应股份的事实，而非星影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故周伟光要求星影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是否需追加星影公司原股东郭乐涛、褚山鑫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案系合同纠纷，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为周伟光与吴鲁斌，且经该院认定，周伟光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星影公司的股份为10%，且由吴鲁斌代持。在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将星影公司股权转让给宇佑公司时，吴鲁斌持有星影公司69%的股份。故虽然郭乐涛、褚山鑫原系星影公司股东，但是其取得星影公司股份及对外转让股份的行为并不损害周伟光的权益，且周伟光也未向其主张权利，故无需将郭乐涛、褚山鑫列为本案当事人。 综上，周伟光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该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吴鲁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周伟光出资折价款200万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未支付的出资折价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周伟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56400元，由周伟光负担243400元、由吴鲁斌负担13000元。 周伟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0084号民事判决书部分判决；2.吴鲁斌返还周伟光股权及股东权益转让款原审未支持部分2500万元；3.吴鲁斌支付以2700万元股权及股东权益转让款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暂计1700万元（暂算至上诉日，此后计算至实际履行日)；4.星影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支付以上转让款和利息合计4200万元（暂算至上诉日，此后计算至实际履行日)；5.由周伟光、星影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庭审中周伟光陈述2018年3月28日调取的证据全部调取于江干区人民法院，致使原审法院依据庭审笔录对事实理解出现偏差，甚至因此怀疑周伟光主观恶意的可能，致出现不利周伟光且不符合事实的认定。2019年12月5日庭审记录第7页相关内容完全可以证明周伟光在举证阶段已经对收据和70万元入帐单在内的证据来源作出说明，其中有“收据和70万元入帐单不是来源于江干区人民法院”的前置说明。且在法庭询问时周伟光亦有陈述，记录遗漏及后续通称“证据1-8”致使忽略前置说明，导致理解偏差、认定事实错误。2.错误认定周伟光提交的《情况说明》、《报告》、收据、2016年5月8日70万元清单无效。该部分证据是吴鲁斌确认，并经星影公司盖章再次确认，该些证据依法应当认定。3.吴鲁斌收到周伟光100万元注册资本出资，代持100%星影公司的股权,其它投资款归属于周伟光，系与股权无关的其他款项，吴鲁斌不占股权。二审提交新证据能证明周伟光出资100万元占影院100%股权由吴鲁斌代持,实际投资款归属于周伟光，吴鲁斌无股权。4.原审法院认定双方通过短信进行沟通，实际是通过微信沟通，微信内容仅是双方对转让公司股权的商讨过程，只字未提“退股”、“退还出资款”，且微信显示的是沟通的片段，不具有完整性。周伟光未签字，双方不可能达成退股、退资约定，所谓达成退股、退资约定的认定毫无依据，是吴鲁斌不承认全股权代持才引发本案纠纷。二审新证据可以证明周伟光出资100万元占影院100%股权，该股权由吴鲁斌代持,70万元系约定回账的股权红利。5.1000万元是暂定值，不是确定数，且实际投资款、100%股权归属于周伟光，吴鲁斌不占股。6.错误判定扣除70万元，吴鲁斌仅需支付200万元，且利息按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22日起算。该70万元系股权红利回账,吴鲁斌擅自转让股权，应按转让款全价款赔偿并支付自转让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7.错误否定星影公司的保证责任。星影公司在收据上盖章确认保证责任完全有效。 吴鲁斌答辩称：一、本案基础事实主要依据的是加盖星影公司公章的100万元收据，但两个案子中存在的收据不一样，原审法院没有认可。本案是合同纠纷，但却出现了股权、股权转让款，本案应该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二、本案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实际是调解性质的判决，原审法院通过微信证据认定了双方的持股关系，但短信内容还反应了退股返还70万元等事实，但原审法院未予认定，前后矛盾。三、周伟光二审增加诉讼标的，违反审判程序。 吴鲁斌上诉称：1.撤销（2018）浙0106民初10084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周伟光的诉讼请求；2.周伟光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6月5日、9月21日和10月13日短信记录，既不是吴鲁斌提供的，也不在判决书认定的周伟光提供的证据之列，且未经法庭质证，因而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认定吴鲁斌提交的2016年5月3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呈现的案件事实，即吴鲁斌不确认周伟光的股份、周伟光也予以认可，但原审法院又依据未经法庭质证的2015年6月5日和9月21日的短信记录认定吴鲁斌认可代持周伟光的股份，前后矛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原审判决既然认定吴鲁斌提交的2016年5月3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呈现的案件事实，则周伟光就不享有股份及其股份权益，因而，原审判决错误。综上，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特提起上诉。 周伟光答辩称：一审法院因事实理解偏差致使错判未支持公司100%股权归属周伟光，仅支持周伟光10%公司股权错误。但就2015年6月5日、9月21日、10月13日短信涉及吴鲁斌上诉部分，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鲁斌的上诉请求。1.2015年6月5日、9月21日、10月13日的短信已经经法庭质证，庭审时吴鲁斌明确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事实清楚。2.吴鲁斌故意混淆微信和短信的概念，2016年5月3日为微信内容而非短信内容。微信官方定义只是一个即时免费应用程序，比之短信证据，尤显即时性和缺少完整性特点，2016年5月3日的微信只是对转让公司股权事宜商讨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只字未提退股、退还出资款，吴鲁斌仅凭臆想或恶意认为双方达成退股协议完全错误。事实是双方从未达成退还出资款约定、退股协议等，星影公司100%股权自始至终归属于周伟光，周伟光从未收到70万元退还出资款，只收到70万元股权红利。仅凭微信达成公司股权退转协议是不现实，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基本常理的。2016年5月3日的微信片段没有改变也无法改变2015年6月5日、9月21日、10月13日短信确认的股权代持事实。 星影公司就周伟光、吴鲁斌的上诉，一并答辩如下：一、星影公司非案涉合同当事人，周伟光与吴鲁斌因履行《股份投资协议》产生的争议，应由双方自行解决，与星影公司无关。二、2016年6月30日，吴鲁斌与当时的其他股东郭乐涛、褚山鑫共同与宇佑公司签订《影院股权转让协议》，三股东将其持有的星影公司股权转让给宇佑公司。股权转让后，周伟光曾多次联系宇佑公司，表明其为星影公司实际出资人。为此，宇佑公司曾向当时的股东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进行核实，但三人均表示所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且在后续发生的宇佑公司与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案号：2018浙0106民初254号、（2018）浙01民终4783号）中，吴鲁斌在一、二审期间，亦否认其持有的星影公司股权存在瑕疵。现周伟光对吴鲁斌持有的星影公司股权提出异议，该争议应由周伟光与吴鲁斌自行解决。三、星影公司未就吴鲁斌的股权转让行为向周伟光作出过任何承诺或保证。关于案涉收据中载明的“该注册资本出资及股权由名义出资人名义股东吴鲁斌代持，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周伟光参加公司相关会议即视对以股东身份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仅限红利交向该出资支出账户到账即红利认可，退转股权处分仅以周伟光书面同意，确认为唯一依据。股权擅自转让由吴鲁斌按转让价款全额赔偿并支付转让日起转让款全额为基数4倍贷款利息，星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内容，周伟光已在一审期间当庭确认系由其书写。即便文字内容确实是当时周伟光与吴鲁斌、星影公司达成的合意，但依据常理也应由星影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吴鲁斌个人签字予以确认。但实际上该收据上仅加盖了星影公司财务专用章，其目的在于确认收款情况，而非对文字内容的确认，故收据上由周伟光书写的内容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星影公司的主体不适格，无需对吴鲁斌的股权转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周伟光对星影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周伟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补充确认单》，欲证明周伟光出资100万元占星影公司100%股权，该股权由吴鲁斌代持，实际投资款归属周伟光，退转股须周伟光签字确认，吴鲁斌擅自转让应按全价款赔偿并支付转让日起转让款全额为基数4倍贷款利息，星影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2.短信（2015年11月15日-16日），欲证明归属周伟光实际投资的100%股权由吴鲁斌代持，《补充确认单》由吴鲁斌签订并由周伟光取得。 3.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7811号案件庭审录音及誊录件，欲证明涉案手机短信已经经过质证。 4.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0084号案件庭审笔录，欲证明涉案手机短信已经经过质证。 5.短信（2015年11月2日），欲证明《补充确认单》书面确认之前双方已经以短信形式达成了确认。由周伟光通过133××××3101的手机发送给吴鲁斌136××××7178的手机，时间是2015年11月2日20时27分。 6.（2018）浙0110民初12192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9337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周伟光出资100万元，占100%股份，由吴鲁斌代持，吴鲁斌未出资。投资协议约定影院投资总额约1000万元，实际出资100万元之外是以相关人员、合作商与星影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形式实现，股权和投资权益自始全部归属周伟光，与包括吴鲁斌在内的其他人无关。星影公司借款和工程设备材料赊借款归属星影公司，百分之百股权、股权权益、财产权归属周伟光。名义股东吴鲁斌擅自处分其名下的股权已造成周伟光实际损失，应依法依约赔偿。一审判决认定完全错误，100万元出资之外，全是星影公司借款等债务，星影公司与吴鲁斌是管理关系、劳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周伟光与吴鲁斌是代持关系，吴鲁斌没有实际股权。 吴鲁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字不是吴鲁斌签的，该证据由周伟光伪造，申请笔迹鉴定，同时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表明100万元股权由吴鲁斌代持，该证据也不属新证据。对证据3、4无异议，确实经过法院质证，但证据4未经原审判决认定。证据5不是新证据，内容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手机短信没有上下文，可能是周伟光后补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也有异议，短信应该经过公证，不符合证据形式。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吴鲁斌已经被认定是实际股东、合法的股东。 星影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5因星影公司非当事人，无法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据6没有提及周伟光，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如下：周伟光提交的证据1的证据效力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证据2、5仅系周伟光手机留存的记录，周伟光也未提供电信部门的通信记录加以佐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该聊天记录均未显示上下文，周伟光亦自认存在删除部分短信的习惯，故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存疑，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3、4、6真实，对其可以证明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中，吴鲁斌、星影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6年10月，周伟光曾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起诉至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在星影公司的股权【（2016）浙0104民初7811号】，起诉状中载明“吴鲁斌未经周伟光同意，把包括周伟光所有10%在内的影院全部股份，转至……”、“现吴鲁斌为独吞周伟光10%的影院股份，不承认周伟光股东身份”。2017年10月20日，周伟光向江干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江干区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周伟光、吴鲁斌间是否存在代持股权关系。吴鲁斌上诉称，双方之间虽然签订了《股份投资协议》，但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签订的《股份投资协议》、吴鲁斌短信回复“公司没你名字真没法打，按协议你的股份我代持，股金只能打我卡公司承认的……”、周伟光向吴鲁斌个人账户打款之情形，周伟光已按照《股份投资协议》之约定向吴鲁斌支付了投资款，吴鲁斌亦认可收到该款项并代持周伟光的股份，故原审法院认定周伟光与吴鲁斌之间存在代持股权法律关系正确。 本案争议焦点二为吴鲁斌代周伟光持有的星影公司股份数量。《股份投资协议》明确约定周伟光投资100万元，占股份10%，现周伟光主张其实际持有星影公司100%股份，并提交有周伟光、吴鲁斌签字确认的《补充确认单》及其手机留存的“短信记录”予以证明，但吴鲁斌不予认可。就此争议，本院作如下评判：一、周伟光二审中提供的欲证明其持股比例为100%的证据本院无法采信。《补充确认单》打印在一份财务用纸上，该确认单存在多处折痕，且落款处存在烧毁现象，签署年份已不可见，该证据本身从形式及内容上均存在瑕疵。关于手机留存的记录，周伟光未提供电信部门的通信记录加以证明，其真实性本身无法确认，同时该聊天记录均未显示上下文，周伟光亦陈述平常存在删除部分短信的习惯，故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存疑，亦不足以证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从周伟光于2016年5月3日发送给吴鲁斌的短信也可以看出，周伟光自认其出资金额为100万元，而与吴鲁斌之间是1000万元的合伙生意，该短信形成于《补充确认单》之后，足以表明周伟光也认可其仅持有10%的股权。三、现周伟光主张持股比例为100%的证据形成时间均在2015年，但周伟光曾于2016年10月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起诉至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在星影公司的股权（后该案撤回起诉），在该案中周伟光既未提供该些证据，也未提及持股100%的事实，反而在起诉状中明确认可其持股比例为10%。直至本案一审结束，周伟光也从未提供过该些证据，也未提及该些证据反映的事实，周伟光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加之周伟光在一审中即存在以自行单方添加收据内容主张权利的情形，其诉讼诚信度亦较低。四、吴鲁斌陈述除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外，影院还需进行装修、购置机器设备，故《股份投资协议》中载明投资总额为1000万元，周伟光出资100万元占股10%，该陈述与影院的投资建设实际情况相符。股份投资协议订立后，星影公司由吴鲁斌负责经营管理，相应的建设资金由其负责筹措，由此形成的债务也由其负责处理。而周伟光除100万元外，并无其他额外投入。在此情形下，周伟光的持股比例反而从10%提升为100%，显然不符合常理，周伟光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基于以上分析，周伟光提供的证据本身存在明显瑕疵，且证据内容与周伟光在“证据”形成之后的种种行为相悖，也与影院的实际建设投资情况不符，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周伟光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基于现有证据，本院对于案件主要事实已经可以查明，吴鲁斌就《补充确认单》提出的多项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原审法院确认周伟光实际出资100万元，占星影公司10%股份，该股份由吴鲁斌代持正确。 本案争议焦点三为吴鲁斌应返还周伟光股权转让款金额。根据吴鲁斌、郭乐涛、褚山鑫作为股权出让方与宇佑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影院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股权转让价计2700万元，根据本院的认定，周伟光实际持有星影公司10%股份，故吴鲁斌应当向周伟光退还星影公司10%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270万元。现吴鲁斌已返回周伟光70万元，故还需返还200万元。周伟光上诉认为该70万元系吴鲁斌支付的股权红利，但根据双方于2015年5月3日往来短信可见，双方并未就该70万元的性质约定为股权红利，因周伟光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周伟光的该意见不予采信。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问题，原审法院酌情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时间从2018年10月22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依据进行计算并无不当。 本案争议焦点四为星影公司是否应就吴鲁斌返还股权转让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伟光要求星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主要是其一审中提交的收据及二审中提交的《补充确认单》，但该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确认，故周伟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星影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无合同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对其该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周伟光、吴鲁斌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9060元，由周伟光负担226260元，吴鲁斌负担22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谢思一 书记员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