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11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国资华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城区长兴中路703号。法定代表人：马国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向龙，山西派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乡南郭村。法定代表人：汪文艺，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侯堡镇西周市场8栋19号。负责人：翟永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俊，男，198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伊宁市。上诉人山西国资华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兴公司）、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以下简称襄垣分公司）、徐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2019）晋0421民初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向龙与被上诉人徐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益兴公司与被上诉人襄垣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泰公司上诉请求：一、请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2018）民0421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错误，上诉人所举的证据已足以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1、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16460.76吨原煤，价值2975197.56元，上诉人还预付给被上诉人款项1615000元。2、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混煤共计6250.98吨，合计金额2121388.16元。3、双方最终结算，被上诉人欠上诉人2438809.4元，欠款的数额与被上诉人举证的交易明细相吻合，承诺书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是真实的，一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上诉人已经将煤炭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对煤炭没有物权和控制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拥有绝对物权，货物的销售、发运和处置权完全由上诉人行使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2、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仅是标记为货款，被上诉人称洗选上诉人所要的煤炭需要另行购买配煤，上诉人为了尽快完成交易，便先预付款项让被上诉人购买配煤，由于被上诉人称是用于购买配煤，所以上诉人在打款是就标记为货款，但打款的事实是存在的，而所打款项在没有单独交易凭证时应当作为整个交易的款项，并不能因标记为煤款就认定有悖常理进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三、本案中双方的关系已经由代加工关系变为买卖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显失公平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尽到了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作为在该法律关系中承担给付义务的责任人，其依法应就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并不能够否定上诉人的证据，对于被上诉人徐俊提供的代加工合作协议，由于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私自将上诉人的原煤出卖，并没有实际履行，后双方又重新协商以买卖方式进行合作，将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煤炭卖给被上诉人，然后再从被上诉人处购买加工后的煤炭，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履行代加工协议的相应证据，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了该证据，并以上诉人的合同与该证据不服为由否定了上诉人的合同的真实性，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上诉人并没有整合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被上诉人也没有将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的任何手续交给过上诉人，两个公司均是独立主体，独立核算，没有账务和资金的混同，且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综上，上诉人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以及确定的欠款数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显示公平公正，适用法律错误。现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提出上诉，请求查明实情，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徐俊辩称，煤款付了50万，合计267280元，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卖给了上诉人100万元的货，账面显示还欠我300多万，一审判的对。益兴公司与襄垣分公司均未提供答辩意见。华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益兴公司与襄垣分公司向其支付货款2438809.4和保证金75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依法判令徐俊对上述货款、保证金和利息承担保证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徐俊原系被告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的负责人。2014年7月26日原告与被告襄垣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代加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就原告与襄垣集团新庄煤业公司签订的7000吨煤炭达成如下代加工合作协议，1、原告负责采购襄垣集团新庄煤业公司的原煤进入被告襄垣分公司场地，由被告襄垣分公司加工。原告对进场原煤及加工后的精煤和附产品拥有绝对的物权，货物的销售、发运和处置权完全由原告独立行使。原告并负责对进出货物的监管和计量。2、被告襄垣分公司对原告采购进场的货物保证安全，并按照原告提供的用户要求进行加工。原告货物如有丢失，被告襄垣分公司负赔偿责任。加工后的产品按原告的指示处置，保证原告货物权的完整性。被告襄垣分公司负责配合原告的发运工作，提供监管人员需要监管的场所，配合原告方监管人员的管理。3、原告支付被告襄垣分公司加工费每吨3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向被告襄垣分公司场地发煤，截止2014年9月底原告陈述并提供过磅单证明原告共向被告襄垣分公司承担运送原煤16460.76吨。从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10月3日被告襄垣分公司认可收到原告代加工费、代运输费及其他费用共计975000元。原审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襄垣分公司因私自卖原告的煤，原告从被告襄垣分公司仅拉走加工后的精煤共计6250.98元。被告徐俊表示，襄垣分公司没有私自出卖原告的煤，原告将原煤运进其场地后，其只负责加工，收取加工费。该煤的管理、销售、发运和处置全是由原告派的监管人员管理，襄垣分公司无权管理，原告运进多少煤，拉走多少煤，都是原告自己负责管理，均与其无关。原告除拉走加工后的精煤外，也将加工后的煤矸石和煤泥拉走了。原告具体运进多少煤，拉走多少煤，其也不清楚。原审庭审中，原告表示，因被告襄垣分公司私自将原告的原煤出卖，后经双方协商，终止了《代加工合作协议》，并以买卖方式合作，将原告运进被告襄垣分公司场地的加工煤变为卖给被告襄垣分公司，并补签了《煤炭买卖合同》。对此，被告徐俊表示，其作为被告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负责人，没有与原告签订过《煤炭买卖合同》，买卖合同上的被告襄垣分公司的公章也不是其盖的，也没有其的签名，当时原告欲收购合并被告襄垣分公司，并答应由其继续担任该洗煤厂厂长，被告襄垣分公司公章一直由原告管理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襄垣分公司签订的《代加工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照合同约定，原告负责采购并向被告襄垣分公司场地运煤，由被告襄垣分公司进行加工，双方系承揽加工合同关系。因该合同明确约定，原告对进场原煤及加工后的精煤和附产品拥有绝对的物权，货物的销售、发运和处置权完全由原告独立行使管理，并负责对进出货物的监管和计量。证明原告对其所加工的煤具有绝对控制权。庭审中，原告表示，因被告襄垣分公司私自将原告的原煤出卖，后经双方协商，终止了《代加工合作协议》，并以买卖方式合作，将原告运进被告襄垣分公司场地加工的煤变为卖给被告襄垣分公司，并补签了《煤炭买卖合同》。对此，被告徐俊（作为当时被告襄垣分公司的负责人）予以否认，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被告襄垣分公司是在何时、采取何种方式私自将原告的煤出卖，卖了多少，卖给谁家，如何在原告的绝对监管下卖的。另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分别于2014年9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襄垣分公司货款500000元、于2014年12月15日支付被告襄垣分公司煤款640000元（现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双方由《代加工合作协议》转变为《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应是被告襄垣分公司退还原告加工费，并支付原告煤款，而不是原告再支付被告襄垣分公司煤款。否则，有悖常理。另原告提供的数份《买卖合同》与双方签订的《代加工合作协议》也未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因此双方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原告提供的煤炭结算单也无交易凭证佐证，其交易的真实性和数额的准确性，本院也无法确认。另原告提供的《益兴洗煤结算情况》系原告自行打印制作，也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虽被告襄垣公司及徐俊于2014年12月15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因被告徐俊表示是双方虚构的，并提出诸多异议，原告对此也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或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据。综上，因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本院无法确认原告主张的事实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http:?/??/?www.dffyw.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_blank?)〉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438809.4元和保证金7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http:?/??/?www.dffyw.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_blank?)〉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西国资华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10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襄垣分公司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的《代加工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且双方亦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关于上诉人主张之后又将煤全部卖给被上诉人襄垣分公司，被上诉人襄垣分公司尚欠其货款的问题，并提供了数份与被上诉人襄垣分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承诺书，但结合一审查明，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作为卖方的上诉人又多次通过转账或者现金的方式给被上诉人襄垣分公司打款，上诉人又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因此，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又给买方打款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加之在承诺书上签字的被上诉人徐俊表示，承诺书上的签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虚构的，并提出诸多异议，上诉人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进一步提供充足的证据，故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西国资华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10元，由山西国资华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国栋审判员 郭庆菊审判员 刘潞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丁鑫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