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1民初12290号 原告：刘桂菊，女，196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鉴铭，常熟市琴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常熟市顺洋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通江路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084395862Q。 法定代表人：陶仲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红，该公司员工。 原告刘桂菊与被告常熟市顺洋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桂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鉴铭、被告顺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仲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桂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29281.65元(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8月计4年零10个月)；2、判决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5316.42元(8月份14天工资2816.42元；5个月扣发的每月500元工资计2500元)；3、判决被告支付最近二年的加班工资(暂定)10000元；4、判决被告支付因未缴社保造成原告未能享受社保待遇(退休金)的损失(暂定)5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29281.65元(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8月计4年零10个月)；2、判决被告支付因未缴社保造成原告未能享受社保待遇(退休金)的损失(暂定)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桂菊于2014年10月进入被告处工作，从事拉毛车间操作工岗位，上班时间为白班和晚班轮流倒班(均为12小时/每班，无休息，加转班18小时)，近一年平均工资约5856.33元，双方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8月8日上午10时45分许，原告在上班时间内因工作上的琐事与同车间的小带班王杰发生口角并进而发生推搡，当日经公司所在地的海虞派出所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和解。事发第二天，原告去公司上班时，公司主管吴兵未与原告协商，代表公司单方通知原告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让去搞卫生。原告不服，几经交涉均无果。无奈之下，原告于2019年8月14日以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为由，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认为，本人自2014年进入被告处，累计工作4年10个月，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公司以“闹事”为借口未与劳动者协商就单方变更原告的工作岗位，此举属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也是双方引发矛盾的起因。原告于2019年4月16日已届法定退休年龄，但未能享受社保待遇且延续用工关系的情况，按相关规定应属劳动关系，理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顺洋公司辩称，2019年8月9日，原告在工作期间，和带班长发生矛盾并持刀威胁其人身安全，而后公司报警。8月9日以后原告无故不来上班也没有任何请假手续，8月14日原告发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是在恶意索取救济金。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原告的工资为次月月底支付，故不存在拖欠工资，工资部分全部发清，不存在拖欠。公司采用工资计件制，无工资定额，工资里面已包括加班工资。公司在2018年12月份至2019年4月份已为其缴纳了社保。2019年3月8日，原告与公司签订因特别原因，要求自行缴付社保，不需要公司缴纳的协议。原告自2019年4月17日开始，与被告系劳务关系。关于社保问题，按照社保要求可以与原告至相关部门补交社保费用。综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刘桂菊于2014年9月进入顺洋公司处工作，最近的一份劳动合同于2019年3月8日订立，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8日至2020年2月20日，岗位操作工。采用综合计算工资制，工资内容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含加班工资）、奖金及相应的福利待遇，基本工资为2020元，绩效工资根据员工的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考核确定，奖金及相关的福利待遇由公司按实际效益情况发放，加班工资按基本工资结算。劳动合同中并约定，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如员工按本合同约定连续工作至合同期满，则公司应按每月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顺洋公司为刘桂菊缴纳了社会保险。 另查明：顺洋公司工资结算周期为上月25日至当月25日，并于次月月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顺洋公司每月已向刘桂菊发放工资分别为7845.47元6505.85元、5951.23元、6079.42元、9703.34元（5485+4218.34）、4344.69元、334元、3355.37元、3902.40元、5559.98元、5136.86元、6035.18元。 双方均认可除每月正常发放工资外，另有每月500元系年底一起发放，2019年9月30日发放了8月份工资及约定年底发放的2500元（500元*5个月）。顺洋公司主张，该500元系奖金，做到年底一起发放，中途离职不发放，2019年刘桂菊并未做到年底，但也将该些奖金发放给了刘桂菊；刘桂菊主张，500元/月系工资，并非奖金，是年底时一起发放。 2019年8月8日上午，刘桂菊与带班王杰因工作琐事发生纠纷，后双方发生推搡，经常熟市公安局海虞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和解。 2019年8月14日，刘桂菊向顺洋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为：自从2014年9月进入公司以来，公司一直未为本人投保社会保险并缴费，并拖欠其7月份工资（包括8月份部分工资）及克扣加班工资，由于公司上述种种均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行为，本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三项的规定，现提出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顺洋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签收。 2019年9月9日，刘桂菊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顺洋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经济补偿等。当日，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常劳人仲不字[2019]第15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因刘桂菊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具有劳动争议仲裁的主体资格，双方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决定不予受理。 在审理中，原告刘桂菊主张，在发生推搡中，因王杰是男同志，原告是拿了水果刀，但并未捅人，在派出所和解后，王杰第二天继续上班，但公司让原告去搞卫生，搞卫生只有一千多元，原告不同意，被告单方变更原告工作岗位，并非原告无故不去上班。为此，原告提供2019年8月11日下午与主管吴兵之间的谈话录音，证明被告未与原告协商，单方变更劳动合同让原告搞卫生，原告说要找老板，但主管说老板找不到。 被告顺洋公司主张，因在原告与王杰的冲突中，当时原告拿着刀，车间主管去报警的，原告比较冲动，对公司安全产生危险，要让其冷静；原告主张的搞卫生是调整工作岗位、改变工作性质是不存在的，不管是操作工还是搞卫生都是按照班组计件的，一个班组内的员工工资是一样的。 本院认为，原告刘桂菊在被告顺洋公司工作期间，其依法享有的权益应当予以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9年8月14日，刘桂菊以顺洋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拖欠、克扣工资为由，书面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本院以原告发函要求解除劳动关系载明的理由来分析，被告应否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原告主张的未缴纳社保，事实上被告顺洋公司已为原告缴纳了社保，只是社保缴费年限不足，劳动者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未及时支付工资，关于2019年7月份、8月份工资，在原告发函时尚未到工资支付日期，在工资支付日被告已经按时向原告发放了工资；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克扣500/月的工资，双方均确认该款项系年底一次性付清，在原告发函时亦未到约定的支付日期，后被告在支付8月份工资时也将该款项一并支付，故对原告关于被告拖欠、克扣工资，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被告已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但由于缴费年限不足导致无法享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桂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桂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焕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夏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