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终10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文，男，196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滁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灿，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广，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滁州佳家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常州南路520号。法定代表人：刘荣根，该公司执行董事。诉讼代表人：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滁州佳家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升山，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伟文因与被上诉人滁州佳家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家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伟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灿、丁广，被上诉人佳家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升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驳回佳家乐公司诉讼请求，或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佳家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上诉人陈伟文根据《加工协议》的约定接受滁州雅丽洁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丽洁公司）委托收取上海晶杰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杰公司）货款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016年6月8日，佳家乐公司与晶杰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由佳家乐公司生产maaclean、魅清、freemoom、芙之舞等品牌系列产品，佳家乐公司负责采购原料、纸箱及料液加工。由于资金不足，2016年6月15日，佳家乐公司与雅丽洁公司签订《加工协议》，《加工协议》明确约定，因佳家乐公司无流动资金，为避免账目混乱，佳家乐公司对外签订的加工合同实际由雅丽洁公司进行操作，雅丽洁公司提供资金采购原辅料，由佳家乐公司进行生产。《加工协议》还特别约定，结算货款回笼至雅丽洁公司或雅丽洁公司委托的收款人。另外，雅丽洁公司出具了一份《说明》，以证明晶杰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美花向陈伟文合计转账的190,322.15元系根据佳家乐公司与雅丽洁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第5条约定，由雅丽洁公司委托陈伟文代为收取晶杰公司的款项。并且根据佳家乐公司提供的证据，高美花于2017年1月23日通过中国银行向陈伟文转账32,584.69元汇款凭证附言中明确记载“11月滁州发货”，该性质为货款性质。实际上，除晶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美花向陈伟文进行汇款之外，也存在晶杰公司向雅丽洁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两者都属于货款支付。因此，陈伟文代收货款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陈伟文提供的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陈伟文提供了（2019）皖11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佳家乐公司欠付雅丽洁公司房屋租金的事实，该证据与《加工协议》中“雅丽洁公司按照300元/吨的加工费结算给佳家乐公司用于冲抵佳家乐公司所欠雅丽洁公司的房租”的约定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加工协议》的真实性及实际履行的事实，故该判决与本案存在关联性。3．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陈伟文提供的《审计报告》及《往来款项询证函》与本案无关联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滁州中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系对佳家乐公司截止2017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情况进行的审计，如案涉款项确定存在，必然在《审计报告》中有所体现，但是在《审计报告》中不存在相关记载，恰恰证明陈伟文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4．一审法院认为陈伟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收取案涉货款后已用于购买案涉加工合同的原材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陈伟文提供了雅丽洁公司采购原辅料的部分汇款凭证、发票以及晶杰公司向雅丽洁公司支付货款的部分凭证（证据3），该组证据足以证明雅丽洁公司为履行《加工合同》及《加工协议》向安徽金桐精细化学有限公司、安徽省雅琪力天家具用品有限公司等采购原辅材料。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7月15日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夏根、审判员贺斌、人民陪审员宋方，由贺斌主审本案，书记员张婷婷担任本庭记录。但是，2019年8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本案一审民事判决书载明，审判长为夏根，审判员为张立涛，人民陪审员为宋方。木案中张立涛未参与开庭审理也不是合议庭组成人员，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庭审中陈伟文针对第二点上诉理由予以放弃。佳家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陈伟文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1．陈伟文混淆了案涉的两个加工合同关系。2016年的6月8日，佳家乐公司与晶杰公司签订了加工合同一份，由佳家乐公司为晶杰公司加工相关产品。佳家乐公司根据约定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晶杰公司负有向合同的相对方佳家乐公司支付加工费的义务。佳家乐公司破产管理人接管佳家乐公司之后，通过财务审计，发现佳家乐公司对晶杰公司享有19万元的应收加工费用。该笔业务发生时，陈伟文是佳家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收取晶杰公司支付的加工费用后，没有履行转付义务，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2．雅丽洁公司与晶杰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虽然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签订了一份加工协议，显示佳家乐公司因资金困难，其与晶杰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由雅丽洁公司代为履行，属于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应取得合同相对方晶杰公司的同意。雅丽洁公司没有举证证明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行为已经取得了晶杰公司的同意，表明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未生效的合同，对晶杰公司不产生任何约束力，故陈伟文称受雅丽洁公司委托，代晶杰公司收取加工费用不能成立。当时，陈伟文同时担任佳家乐公司及雅丽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移，在佳家乐公司的财务账册上就不可能记载佳家乐公司向晶杰公司有应收加工费的应收款项。退一步说，即使是雅丽洁公司与晶杰公司存在合同关系，陈伟文作为法定代表人收取加工费之后也应支付给佳家乐公司，佳家乐公司再与雅丽洁公司结算，不可能由陈伟文占有。佳家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陈伟文返还佳家乐公司190,322.15元及利息损失（按年利率4.35%，自2017年7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陈伟文原系佳家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7年7月20日佳家乐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陈伟文将部分股权转让他人并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6月8日，晶杰公司（甲方）与佳家乐公司（乙方）签订《加工合同》一份，约定：1、产品描述及产品规格质量指标：（1）甲方许可乙方生产甲方的芙之舞等品牌的系列产品……2、料液及包材情况：产品所用各类原辅材料中立袋、香精及标贴由甲方提供，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验收合格入库，并做好相应的原辅料保管工作。乙方负责除香精外的原料及料液加工。纸箱由乙方代为采购，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做好产品的验收、保管和使用……5、结算价格（1）双方约定加工产品以320元/吨为结算价格，此价格含税，不含运费……6、付款方式（1）双方于每月25日对账，根据当月实际发货数开具发票寄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核对无误后，15日内付清货款……9、合同生效及有效期：双方盖章起合同生效，有效期壹年，自2016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7日……。2017年1月23日、2月28日、5月9日、5月16日、7月4日，晶杰公司通过高美花账户将上述合同的部分货款分别汇至陈伟文账户32,584.69元、42,556.28元、21,799.73元、69,344.71元、24,036.74元，合计190,322.15元。2018年1月19日，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受理佳家乐公司诉陈伟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该院于2018年3月20日裁定将该案移送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处理。2018年9月11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1破申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滁州正荣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佳家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该院作出（2018）皖11破申14号决定书，指定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担任佳家乐公司破产管理人。为此，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佳家乐公司撤回起诉。陈伟文庭审中提供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一份，载明“甲方：雅丽洁公司，乙方：佳家乐公司。因乙方资金不足，为维持乙方公司运转，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加工协议：1．因乙方具备液体洗涤剂和洗洁精的生产资质，对外加工合同可由乙方签订。2．因乙方无流动资金，为避免账目混乱，对外签订的加工合同实际由甲方进行操作，甲方提供资金采购原辅材料，由乙方进行生产。3．甲方支付给乙方每吨产品加工费用300元/吨，每年结算一次，从乙方所欠甲方的房租款中予以扣除。4．产品质量由乙方负责，出现质量问题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5．结算货款回笼至甲方账户，或由甲方委托的收款人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佳家乐公司以陈伟文收取案涉货款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陈伟文辩称案涉款项系根据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第五条约定，雅丽洁公司授权委托陈伟文代为收取的货款，并非不当得利款。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陈伟文就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返还给佳家乐公司。对此，案涉加工合同当事人双方系晶杰公司与佳家乐公司，案涉货款汇至陈伟文账户后，陈伟文应将货款交付给佳家乐公司；陈伟文虽提供案涉加工协议并作出相应抗辩，但该加工协议的当事人双方系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即便如陈伟文所述，陈伟文收取案涉货款后也应将该货款交付给佳家乐公司或雅丽洁公司，由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进行相关结算；庭审中陈伟文辩称其收取案涉货款后已用于购买案涉加工合同的原材料，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案涉货款汇至陈伟文账户之时，陈伟文系佳家乐公司和雅丽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多重身份；本案受理之时，法院已裁定受理对佳家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案纠纷的审理已涉及到其他相关债权人利益。综上，案涉货款系佳家乐公司应收货款，该款汇至陈伟文个人账户，现佳家乐公司要求陈伟文予以返还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佳家乐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根据本案情况，对佳家乐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起诉主张权利之后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陈伟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佳家乐公司190,322.1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按年利率4.35%，自2018年1月19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佳家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6元，由陈伟文负担。二审经当庭核实，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并无争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陈伟文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陈伟文与高美花、佳家乐公司、雅丽洁公司的银行往来款明细，证明上诉人陈伟文代收晶杰公司的款项后，部分用于购买案涉合同原辅料，陈伟文根据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代为收取部分款项的事实具有法律依据。证据二，安徽省雅琪力天家具用品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资料，内容为李克难任安徽省雅琪力天家具用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安徽省力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事长。证明案涉合同履行期间，李克难系雅琪力天公司董事长，陈伟文在案涉加工合同履行期间，向李克难支付包装瓶款项的事实。佳家乐公司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认可，陈伟文是雅丽洁公司和佳家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两公司经营的项目高度一致，经营场所混同，雅丽洁公司与晶杰公司可能存在业务关系，故陈伟文个人账户资金往来不能推定为代雅丽洁公司或者佳家乐公司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二、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认可，陈伟文与李克难的资金往来，只能证明个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情形。对上述两证据本院将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另查明，一审判决送达后，2019年9月19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1民初211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的笔误，予以纠正。裁定内容为：（2019）皖1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中，落款部分审判员张立涛，补正为审判员贺斌。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9号民事判决确认，雅丽洁公司享有佳家乐公司租金及水电费的普通破产债权239,380.51元。本院认为，本案中佳家乐公司、雅丽洁公司与陈伟文之间往来账目较多，在案涉加工协议履行期间，陈伟文为上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经营业务基本相同，三方之间财务往来混同。因此，陈伟文庭审中提供的两份新证据难以确定本案事实。对佳家乐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须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以及举证责任分配来进行认定。佳家乐公司与晶杰公司在加工合同中约定：佳家乐公司依照晶杰公司的要求，负责除香精外的原料及料液加工，加工产品以320元/吨为结算价格。而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则约定：因佳家乐公司无流动资金，对外签订的加工合同实际由雅丽洁公司进行操作，雅丽洁公司提供资金采购原辅材料，由佳家乐公司进行生产，按300元/吨加工费用结算，从佳家乐公司所欠雅丽洁公司的房租款中予以扣除。上述合同约定的加工制作的产品，已交付晶杰公司，晶杰公司亦将货款付出。佳家乐公司在转让其与晶杰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时，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征得了晶杰公司的同意，但晶杰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美花向陈伟文支付货款的行为，表明晶杰公司已对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之间的合同予以追认。上述两份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佳家乐公司主张该货款应归其所有，但未举出证据证明其直接履行了与晶杰公司的合同义务，仅是履行了与雅丽洁公司的加工义务。在雅丽洁公司与佳家乐公司的合同中，佳家乐公司实际享有的合同权利，是以加工费抵付所欠雅丽洁公司的房租。即佳家乐公司不享有取得货款的权利。故佳家乐公司主张诉争货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陈伟文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滁州佳家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106元，均由被上诉人滁州佳家乐洗涤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萍审判员  沈光明审判员  台 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黎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