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8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叶丽红，女，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庆元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庆元县松源街道濛洲街91号。法定代表人潜伟峰，局长。委托代理人练彪，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民警。委托代理人吴荣步，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丽水市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人民路505号。法定代表人毛建国，局长。委托代理人夏俊阳，丽水市公安局民警。再审申请人叶丽红因诉庆元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丽水市公安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行终15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叶丽红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⑴申请人至今为止没有领取任何房屋相应补偿费用。手机被抢一事，公安机关推诿立案，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书面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反映的信访事项，国家信访局并没有告知不予受理，2017年9月8日至20日，国家信访局对申请人的信访诉求一直受理中。二审期间，申请人也将证明国家信访局一直受理中的新证据提交给法院，二审判决却称申请人没有提交新证据。⑵申请人于2018年2月27日14时30分被强行带到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并不是濛洲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民警提出给申请人做笔录，明显属于被口头传唤。庆元县公安局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申请人。⑶庆元县公安局没有依法履行告知程序。告知笔录显示3月1日14时04分在松源派出所询问室告知当事人，但庆元县公安局提交的视频录像显示当日16时04分，申请人被带往医院体检途中，民警在警车中告知申请人。另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3月1日16时40分向申请人宣读，宣读地点是松源派出所询问室，但这时申请人正在医院体检。一审过程中申请人要求当庭播放庆元县公安局提交的视频录像，遭到法官拒绝，变相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本案符合直播的情形。一、二审法院没有对案件审理公开网络直播，违反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网络直播操作规程（试行）》第八条。3.二审法院没有开庭审理本案，敷衍了事。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庆元县公安局作出的庆公（松）行罚决字〔2018〕1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丽水市公安局作出的丽集复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诉讼费用由两被申请人承担。再审被申请人庆元县公安局答辩称：1.我局作出的庆公（松）行罚决字〔2018〕1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2015年9月15日庆元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对叶丽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其位于庆元县××街道元帅××附近简易房系违法建筑，并责令叶丽红于2015年9月23日前自行拆除。2016年1月29日叶丽红因该违章简易房拆除补偿问题与庆元县过境公路南线区块建设指挥部达成补偿协议，后叶丽红收取补偿款并配合相关部门拆除简易房。申请人叶丽红在2017年9月份至2018年2月份期间，先后五次到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采用重复信访的方式缠访总计次数达到二十次，其中，十三次为房屋拆迁问题上访，七次为叶丽红来所报案称其手机被抢，其主要诉求仍为房屋拆迁问题。我局据以做出行政处罚认定的主要事实为“叶丽红在2017年9月份至2018年2月份期间，在早已达成拆违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以及在已收到明确回复的情况下，仍先后五次到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采用重复信访的方式缠访总计次数达到二十次，二十次信访的主要内容相同，且北京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的办理方式均为‘不予受理’”。且叶丽红手机被抢的事情经调查，并非案件，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范围，已多次口头告知其不予立案，叶丽红仍曾七次向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重复反映，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的办理方式均为“不予受理”；叶丽红提出的“2017年9月8日至9月20日，国家信访局对上诉人提出的信访诉求一直受理中”，事实为叶丽红于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20日在北京，以原“违章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到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八次，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复登记两次，处理结果均为“不予受理”。2018年2月26日叶丽红再次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重复信访时，被庆元县濛洲街道工作人员劝回庆元。叶丽红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㈣项之规定，已构成寻衅滋事。我局做出对叶丽红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提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不成立。2.我局作出的庆公（松）行罚决字〔2018〕1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叶丽红因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重复性缠访后，被庆元县濛洲街道工作人员劝回庆元，2018年2月27日下午2时30分，濛洲街道工作人员带着叶丽红来到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在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中，濛洲街道工作人员与庆元信访局工作人员对叶丽红进行谈心谈话，并对叶丽红进行了思想劝导工作。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与接待大厅相连，日常也作为调解场所，属开放场所，除所务会议及调解使用期间，不限制群众进出，在濛洲街道工作人员与信访局工作人员对叶丽红进行谈话及思想劝导期间，松源派出所民警并未对叶丽红进行传唤，未限制叶丽红人身自由，无任何查证、训诫行为，无居间调解行为，更无制作笔录行为，该过程系街道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非我局办案过程，不应认定为我局的传唤行为。直至2018年2月28日13时许，濛洲街道工作人员与信访局工作人员对叶丽红进行思想劝导失败，庆元县信访局向松源派出所报案，称叶丽红多次在北京国家信访局、庆元县政府、庆元县信访局等部门缠访、闹访。松源派出所民警于2018年2月28日13时34分对庆元县信访局报案内容进行受案调查，并于2018年2月28日14时18分，松源派出所民警对叶丽红开具传唤证传唤至庆元县办案中心进行询问，于2018年2月28日的笔录中，告知叶丽红“因案件复杂，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其传唤时间延长至24小时”。传唤于2018年3月1日14时11分结束，传唤时间并未超出24小时，因此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松源派出所民警在对叶丽红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已向申请人宣读以及出示相关文书，已履行告知程序，系叶丽红不愿配合案件办理，在民警对其进行宣读和出示之际，并不听取，且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捺印。在做出处罚决定时，民警已经告知叶丽红若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的，可以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丽水市公安局或者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庆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松源派出所民警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交被处罚人页”交付给叶丽红，叶丽红也拒绝接收。因此，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在对叶丽红做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前、程序中、程序后均履行了告知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因此，申请人叶丽红提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问题不成立。综上所述，我局依法对叶丽红作出庆公（松）行罚决字〔2018〕10032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再审被申请人丽水市公安局答辩称：1.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原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的行政复议决定正确。庆元县公安局对叶丽红寻衅滋事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处罚适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庆元县公安局负责举证。2.答辩人审查该行政复议案件的方式方法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再审申请人叶丽红于2018年3月13日向我局申请复议，要求撤销被告庆元县公安局“庆公（松）行罚决字〔2018〕1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在行政复议期间，再审申请人也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诉求，答辩人根据依法办案的要求，全面审查了该案办理的法律程序，涉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答辩人最终做出维持庆元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复议案件的审查方法，在审查当中做到全面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因此申请人所说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包庇下属的说法完全不切实际，答辩人也无任何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情况。3.答辩人办理该复议案件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2018年3月1日庆元县公安局认定叶丽红构成寻衅滋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㈣项之规定，对叶丽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叶丽红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局于2018年3月6日收到其复议申请，2018年3月8日，因该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名称不明确、被申请人的名称不明确等问题，我局向答复人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答复人于2018年3月13日向我局邮寄了补正的相关材料，我局于3月14日收到申请人的补正材料后依法受理，并开展案件的审理工作，2018年5月11日，本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作出丽集复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同日通过挂号信方式将决定书邮寄给申请人。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申请人叶丽红在其信访已被相关部门明确告知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多次前往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缠访。庆元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叶丽红予以处罚，并无不当。在作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庆元县公安局依法进行传唤、询问、调查、告知、通知等各个程序，亦无不当。丽水市公安局受理复议申请并依法作出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叶丽红申诉提出其信访尚未被有关部门决定不予受理、其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等理由，均与在案证据不符，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根据前述规定，本案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一、二审判决分别驳回叶丽红的诉讼请求、上诉均无不当。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后的第九十一条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具体情形。这些具体情形均属于裁判本身存在的各种错误。叶丽红以一、二审法院没有进行网络直播为由申请再审，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综上，再审申请人叶丽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叶丽红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黄 寒审判员 许 勤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