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陕07民终11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仁道，男，194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梅，女，194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华，女，196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系张玉梅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米美光，男，196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系张玉梅之女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平，男，195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XX乡县北侧。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利，女，197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XX乡县北侧，系李小平之妻。上诉人杨仁道、张玉梅因与被上诉人李小平、侯利恢复原状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XX乡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4民初126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杨仁道、张玉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陕西省XX乡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4民初1264号民事裁定，指令XX乡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且被上诉人侵权事实清楚，而一审却错误的以“引发的争议需要对行政相关部门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及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确权，应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一审裁定本院认为部分理由前后矛盾，明知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而又极其严重错误的将本案引向行政审查及土地确权。一审裁定第8页第5至6行“从原、被告双方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来看，双方宅基地四界界址清楚、面积明确”，但在裁定中第8页倒数第1至第2行认为“引发的争议需要对行政相关部门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及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确权，应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明显存在矛盾。一审诉讼中经上诉人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测算被上诉人侵占土地面积多达22.72㎡，该测算结果确证了被上诉人所建房屋超占部分来源于对上诉人土地的侵占，双方争议焦点应是被上诉人是否侵占上诉人土地面积的争议，而非土地权属争议，无需行政机关进行确权；被上诉人所建房屋客观上属其所有，对此上诉人并不否认。之所以造成被上诉人“部分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不一致”的结果，根本原因还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土地的侵占，固然被上诉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具有公示效力，但双方争议的并非房屋所有权本身。不但双方不存在房屋权属争议，而且双方之间更不存在一审所谓的“权利冲突与摩擦”，该“权利冲突与摩擦”仅存在于被上诉人所建房屋及其占地本身，是被上诉人侵权行为的结果，而非双方争议的实质焦点问题。很明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不存在土地使用权权属争议，更不存在房屋所有权权属争议，一审却认为本案“应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存在严重错误。2、被上诉人非法侵占上诉人土地建房，严重侵犯了上诉人对涉案土地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上诉人一审中请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被上诉人侵权事实成立，其行为是对上诉人合法土地使用权的侵犯。被上诉人对其侵权行为，要承担法律后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4条和37条规定，上诉人完全依法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恢复土地原状，但考虑到被上诉人房屋已建成，若恢复原状将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上诉人愿意选择由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纠纷，将原要求被上诉人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损失。不论是上诉人要求恢复原状还是赔偿损失，均属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五部分“物权保护纠纷”中的两个案由，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二、被上诉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依法不应成为上诉人要求被告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法律障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答记者问》中指出“司法实践中，有些民事法院在遇到涉及登记问题的不动产权属案件时，也常以登记的公定力为由，要求当事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待行政诉讼对登记行为的审查结论作出后，再依据行政判决结果来作出民事判决这些错误观点是造成涉不动产登记、不动产权属争议乱象的思想认识根源。因此，有必要明确不动产物权归属及其原因行为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的性质，区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与对象，理顺两种诉讼程序。《解释》第一条对此问题予以明确规定，首先应当正确地认识到我国不动产登记性质的复合性。一方面，不动产登记时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是当事人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推动的结果，不能把不动产物权登记理解为国家对不动产物权关系进行的干预，解释为行政权力对不动产物权的授权或确认。另一方面，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我国承担不动产登记的机构在性质上是国家行政机关，就其履行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及所遵循的程序而言，不动产登记又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不动产登记的复合性导致由此引发的诉讼就应当根据诉讼标的而区分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涉不动产登记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是针对不动产物权的规定或原因行为；涉不动产登记行政诉讼的是登记行为本身，即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审查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或第三人对被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或原因行为等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争议，此争议实质上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登记机构之间并无实质争议，故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因登记机构违反法律规定拒绝登记或登记程序不合法导致错误登记等违反法定程序，如果登记机构应予登记的事项不予登记或对于错误的登记不予更正，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以上司法解释及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的精神实质，上诉人认为本案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是否侵占上诉人的土地建房以及专业机构测算的被上诉人侵占的22.72㎡土地面积能否认定的问题；二是若被上诉人侵权事实成立，是否应承担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只能证明其对所建房屋的所有权，不动产管理机构对被上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上诉人土地被侵占，上诉人也与不动产管理机构并无实质争议；而本案的实质争议仍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因为有了被上诉人侵占土地建房的行为，才有了不动产管理机构对被上诉人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因而本案应属民事案件，被上诉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应成为处理本案的法律障碍。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两处建筑占地面积共计约为76.49㎡与事实不符。如前述经专业机构测算，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准确土地面积为22.72㎡。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土地证书所载尺寸实际计算，其非住宅占地面积应为26.08㎡，按被上诉人土地证所载总面积63.45㎡计算，被上诉人的住宅占地面积依法就应为37.37㎡（63.45㎡-26.08㎡）.该面积加上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的22.72㎡土地面积，实际被上诉人住宅处占地就已经达到了86.17㎡（26.08㎡+60.09㎡），而一审却认定两处建筑占地面积76.49㎡。在被上诉人的住宅使用土地面积中不但包含了被上诉人的合法土地面积，而且包含了其侵占被上诉人的土地面积。根据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证所附平面图及被上诉人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平面图显示，被上诉人建房占用土地是将其原有土地进行了南移并向东西方向进行了扩延，继而侵占了上诉人的土地面积。而一审在推算被上诉人建房实际面积时，并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原有土地与建房所占土地发生位移的客观实际情况，更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侵占土地后其实际占有面积增加22.72㎡，从而达到86.17㎡的客观事实。因而一审认定的被上诉人两处建筑占地面积共计约76.49㎡与事实不符。杨仁道、张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 依法判令二被告恢复侵占二原告位于XX乡县XX大街XX号院内宅基地22.72平方米的原状，并排除对侵占原告宅基地的妨害；2. 本案诉讼费及测绘费3000元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38年，杨某某弟兄四门人（实为五门人，老三死亡后无继承人）分家析产，杨某某（弟兄排行老二）和老五（当时已去世）之妻蒋某某（杨仁道母亲、张玉梅婆母）分得XX乡县XX大街XX号、XX号、XX号房屋共十三间。1962年，杨某某将自己的全部房屋出卖给李城新（妻谭富英）和袁某某（妻张弥芳）。1982年，杨某某非法将厂房出售给袁某某。1982年2月10日，袁某某非法堵砌了被政府私改的蒋某某厦房后门。1983年6月，袁某某非法拔掉了公家经租房603号门牌，住进了一小间，还拆毁了厂房墙壁及门窗。XX乡县房管局为此提起诉讼，经本院审理后作出西法民判字（83）1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袁某某一九六二年所买杨某某的房屋约据有效，一九八二年买厂房是违法的，宣布无效。二、袁某某一九六二年从杨某某手买的房系口面街房壹间、上房壹间、堂屋半间且有谭富英家通行权利，灶房壹间与谭富英各半，厕所作官。再无其他内容。三、前后院及院内渗井均属国家所有。四、袁某某交出占用住的公房，拆除封闭的蒋某某被改造的厦房后门，让住房人通行。五、袁某某将拆毁的厂房及门窗恢复原状。六、谭富英厢房南边走廊属谭富英所有。” 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经汉中中级法院二审后作出汉中法民审字（84）第30号民事判决书, 驳回了袁某某的上诉。1993年8月23日, XX乡县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西处字(1993)181号文件决定, 对蒋某某在南大街的房屋按西政发(92)72号文件有关规定办理后, 发还改造房屋产权。杨体道（原告张玉梅之夫，已故）、原告杨仁道系蒋某某（已故）长子、次子。XX乡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1月20日向张玉梅、杨仁道颁发西私房字第4117号房屋所有权证，确定张玉梅、杨仁道为XX乡县XX大街XX号XX.XX间（建筑面积87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人。同年1月22日，XX乡县人民政府向张玉梅、杨仁道颁发XX乡县国用（土）字第010534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定张玉梅、杨仁道对XX乡县XX大街XX号195.18平方米（其中共有使用权面积12平方米，分摊面积4平方米）的土地享有土地使用权。1993年1月，本案诉争宅基地所在院子曾发生火灾。火灾后，二原告及袁某某夫妇名下房屋均有部分垮塌。1994年，袁某某去世。2002年5月8日，XX乡县人民政府向张弥芳颁发西私房字第9681号房屋所有权证，确定张弥芳为XX乡县XX大街XX号不相连两处房屋（其中住宅4平方米，商业用房23平方米，两处均为平层，土地使用权面积65平方米）的所有人。后张弥芳将上述房地产转让给被告侯利，被告李小平声明放弃房屋的产权。2012年2月23日，XX乡县人民政府向侯利颁发国用（土）字第010446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定侯利为XX乡县XX大街XX号不相连的两个地块共计63.45平方米的土地享有使用权。侯利将不相连两处房屋中的住宅翻建为二层。2012年4月11日，XX乡县人民政府颁发西私房字第23895号房屋所有权证，确认侯利为XX乡县XX大街XX号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23.49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人; XX乡县人民政府颁发西私房字第23896号房屋所有权证，确认侯利为XX乡县XX大街XX号XX层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04.8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以被告侵犯土地使用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排除妨害、恢复原状，首先要明晰原、被告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权属、土地界址。从原、被告双方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来看，双方宅基地四界界址清楚、面积明确。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测绘报告证实，被告翻建的住宅房与原告权利证书记载的土地使用权存在部分交叉和重叠。被告侯利持有的XX乡县房权证西私房字第23896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XX乡县XX镇XX大街XX号一、二层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04.83平方米(一层住宅房建筑面积约为53平方米)、非住宅建筑面积 23.49平方米（两处建筑占地面积共计约为76.49平方米），而被告侯利所持XX乡县国用（土）第0104466号土地使用证确认的使用面积仅为63.45平方米（该面积与张弥芳西私房字第9681号房屋所有权证原记载面积一致）。经核算，被告房屋实际占地面积显然大于土地使用证确认的使用面积。民事审判中不能对颁发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故被告持有房管部门颁发的房权证书，具有物权公示效力。离开土地的建筑物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性，现被告部分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不一致，与“房地一体”属性相悖，从而发生权利冲突与摩擦，引发的争议需要对行政相关部门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及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确权，应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仁道、张玉梅的起诉。本院认为，上诉人杨仁道、张玉梅与被上诉人李小平、侯利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界址清楚、面积明确，李小平、侯利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上所载的面积，明显大于其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且被上诉人李小平、侯利亦认可侵占上诉人土地的客观事实，只是辩称目前没有能力赔偿，待该房屋拆迁时给上诉人补偿相应房屋面积，故双方土地权属明确，侵权事实客观存在，符合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对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两处建筑占地面积共计约76.49㎡与事实不符的上诉理由，经查，该认定是依据国家房地产登记部门向被上诉人侯利颁发的XX乡县房权证西私房字第23896号房屋所有权证计算得来，上诉人对此有异议可向房地产登记部门提出，故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合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陕西省XX乡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4民初126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陕西省XX乡县人民法院受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陆  波                           审  判  员  仵瑞梅 审  判  员  孙俊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 官 助 理  王建芬                                书  记  员  张  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