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4民初3728号原告:重庆颖涛针织厂,住所地重庆市忠县拔山镇拔山村七组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MA601J0C31。投资人：李洪勇，男，1975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译，重庆博焕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被告:重庆鑫福源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文峰街道南山东路6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7C2L98。法定代表人：王云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靖，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锌，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第三人:杨琼英,女,198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渝北区。原告重庆颖涛针织厂（以下简称“颖涛针织厂”）与被告重庆鑫福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福源公司”）、第三人杨琼英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颖涛针织厂的投资人李洪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鑫福源公司、第三人杨琼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颖涛针织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加工费197802.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197802.4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2、案件受理费4256元，保全费1520元均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从事经营“针纺织品、服装服饰、羊绒制品、纱线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工艺品、服装辅料的批发、零售”等业务的企业。2018年9月份至2018年12月份期间，原告为被告加工针织纱制品，加工费总计232802.4元。被告于2019年1月2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开州支行转账支付了原告加工费35000元，余下的加工费197802.4元未支付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被告均无故推诿不支付。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是合法有效的加工承揽协议关系。原告已经完成针织衫制品加工并交付给了被告，被告理应及时支付加工费，而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鑫福源公司书面答辩称，1.我司与原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属实。2.原告的投资人系李洪勇，其哥哥名叫李红飞（音同），李红飞于2014年在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投资经营了“上海芳宇针织厂”，该厂与被告在上海就有加工合同关系。后来李红飞和李洪勇两兄弟准备回重庆市忠县老家办厂，2018年6月，李红飞和李洪勇两兄弟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云海及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协商共同办厂事宜，后被告放弃与李红飞和李洪勇两兄弟合作办厂的方案，改为由上述两人向被告购买机器后自主办厂，被告提供订单支持的操作模式。3.2018年8月，李洪勇设立颖涛针织厂，由李红飞出面与被告签订了《电脑设备转让协议》，由被告向其出售26台电脑针织机用于其开办针织厂，且被告将上述及其交付给被告使用。原告为被告加工的针织毛纱即系上述电脑针织机所生产，加之原、被告对案涉加工合同的价格、接单等工作都是李红飞出面经办和做主，李洪勇仅经手生产实际运转。4.李红飞系原告投资人的亲哥哥，在案涉加工合同事务中一直由其出面协商和洽谈，被告有理由相信，李红飞是受原告所托，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即李红飞在《电脑设备转让协议》中对被告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购买机器设备产生购机款项160000元，原、被告之间互负金钱债务，即原告向被告购买机器行为产生的买卖合同债务与被告向原告所负的加工合同债务应当相互抵消，经抵消，被告仅欠原告加工款37802.4元。第三人杨琼英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中旬至2018年12月中旬期间，原告颖涛针织厂通过其投资人李洪勇的哥哥李红飞与被告鑫福源公司订立了口头的加工合同关系。原告通过李红飞的微信与被告的员工杨琼英进行业务联系和结算。原告为被告加工五个款号的针织衫毛纱，2019年1月22日，被告将结算表通过微信发送给李红飞，表格中载明的款号、数量、应付金额、实付金额及扣款等项目如下：91802LLB，数量1983件，单价20元/件，计39660元；91805LLB，数量1987件，单价20元/件，计39740元；NV2363/3363/4363，数量4935件，单价18.003元/件，计88845元；WSOD0239，数量784件，单价23.5元/件，计18424元；52581LLB，数量3971件，单价13.6元/件，计54005.60元；以上总价款为240674.60元。其中扣除91805LLB款号的“原料扣款”1986.88元、扣除WSOD0239款号的“空运或快船扣款”2126.96元、扣除52581LLB款号的“原料扣款”3758.4元，共计扣款额为7872.24元。另查明，2019年1月28日，被告鑫福源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原告颖涛针织厂支付加工费35000元。还查明，2019年1月16日，原告将1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NO.05963631-NO.05963645）通过顺丰速运（单号：XXX）邮寄给被告员工杨琼英，且被告鑫福源公司将上述发票在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鑫福源公司的书面答辩状、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外发加工结算单、结算表格、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电脑设备转让协议》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尽管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但双方对口头订立加工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完毕并无异议，本案中，原、被告之间争议的是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多少加工费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尚欠的加工费为197802.4元，而被告认为有160000元的购买机器款应该在上述加工费中予以抵扣。结合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结算单来看，该结算单中对原告加工的款号、数量、原料（运费）扣款以及应付金额、实付金额均予以了列明，即应付总价款为240674.60元，减去原料（运费）扣款7872.24元，实付总价款应为232802.4元，该金额再减去被告鑫福源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支付给原告颖涛针织厂的35000元加工费后，即为原告主张的金额197802.4元。根据被告提交的《电脑设备转让协议》来看，合同相对方分别为王云海和李红飞，即使王云海的行为代表的是被告鑫福源公司的行为，那也只能证明该协议系鑫福源公司与李红飞所签订。一方面，李红飞并不是原告颖涛针织厂的投资人，其签约行为并不能代表颖涛针织厂，加之颖涛针织厂没有给李红飞出具授权委托书，庭审中亦没有追认该签约行为；另一方面，被告鑫福源公司在书面答辩状中也提到李红飞与被告之间从2014年开始在上海市就有加工合作关系，且李红飞还投资经营了“上海芳宇针织厂”，这也说明了李红飞向被告购买机器款的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的是原告颖涛针织厂，综上分析，本院对被告提出的李红飞与王云海于2018年8月6日签订的《电脑设备转让协议》中李红飞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同时对被告提出的160000元机器款在本案中抵扣的抗辩理由亦不予采纳，对于上述机器款，被告可依照相关合同另案主张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问题。本案中，原告颖涛针织厂按照口头约定全面履行了加工合同，而被告鑫福源公司却没有足额履行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实为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但双方对给付时间及违约责任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约定，结合本案实际，本院支持原告从起诉之日（2019年4月22日）起，以197802.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鑫福源服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颖涛针织厂加工费197802.4元，并从2019年4月22日起，以197802.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重庆颖涛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56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5776元，由被告重庆鑫福源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秀娟人民陪审员  张宏德人民陪审员  王开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骆云鹏书 记 员  陈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