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1民初176号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女，196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反诉原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住所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团部机关新办公楼。法定代表人：黄振宁，该团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细松，男，新疆建设兵团第二师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挨成，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与被告（反诉原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以下简称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刘晓英于2008年4月14日向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宿州中院）提起诉讼，被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于2008年6月16日提出管辖权异议，宿州中院于2008年8月27日裁定驳回管辖异议。被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安徽高院于2008年11月2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不服安徽高院终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再审裁定撤销安徽高院、宿州中院裁定，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2年3月16日分别作出一审判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审理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2014年5月19日本院重审后再次分别作出判决，甘肃高院于2014年12月3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审理中，被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于2015年3月30日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就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后于2015年10月27日分别作出判决，2017年1月17日甘肃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再次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已将三十五团组合到三十四团，以三十四团为中心团场的说明，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甘01民初1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五团的权利义务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承继，案号为（2019）甘01民初175号的案件并入到（2019）甘01民初176号案件中审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被告（反诉原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细松、田挨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晓英诉讼请求：一、被告（反诉原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工程欠款13032473.48元（其中三十四团支付工程欠款6746919.98元，原三十五团支付工程欠款6285553.5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立即支付欠款利息8000859.91元（其中三十四团支付利息4142050.37元，原三十五团支付利息3858809.54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1年7月25日至2011年3月25日，其余利息计算至判决生效时止）；三、确认2003年7月2日《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团-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结算合同》、2003年7月3日《农二师与安徽同利防腐安装六分公司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及2003年8月12日《关于塔里木生态灌溉工程结算协议书》违法无效；四、诉讼费用由被告（反诉原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9年6月11日，原告与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同利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书》，合同书第（2）条约定，原告实行自负盈亏、个人承包、独立核算的经营方式，对工程发生安全、质量应由原告自行负责；合同第（8）条约定，工程不管发生任何情况，安徽同利公司都有权向原告收取应交的管理费。原告为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哈密第六分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六分公司）的负责人和承包人。2000年9月，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同利六分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三十一-三十六团（以下简称六个团）签订2000年生态环境建设续建工程《喷滴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与三十四团的合同于当月26日签订，与原三十五团的合同于当月29日签订。合同1.1承包内容约定，同利六分公司负责首部配件、地面、地理材料全部采购等（除水泵、起动柜、过滤器、施肥罐）及施工图所包括的安装、试压、试车（除土方、土建工程外）；承包范围：农二师三十四团2000年生态环境建设续建工程《喷滴灌》1330亩，农二师三十五团生态林微灌工程1000亩。1.3质量等级为合格；1.4约定合同暂定工程总价款三十四团为2600000元（不含二次材料增加量），三十五团为1830000元。22.2工程款支付金额和时间约定：合同签订后，三十四团付给乙方暂定工程总价款80%预付款，材料到施工现场后再付给乙方工程总价款30%，安装完毕，调试、试压、试车合格后再付给工程总价款的95%，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内付清；三十五团付给乙方暂定工程总价款80%预付款，安装调试、试压后再付给乙方工程总价款15%，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内付清。第28条28.1结算方式约定，按实际发生量结算（根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组织施工人员，购买材料设备依约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三十四团工程2001年4月16日经监理单位在竣工验收报验单上确认正式最终验收，无缺陷及未完工项目。2001年6月7日，三十四团工程经被告验收合格，2001年6月25日双方办理了竣工交接手续，现已投入使用。三十五团工程2001年6月被告在竣工验收证明书上建设单位验收人一栏中注明：经验收为合格工程。2001年6月25日双方办理了竣工交接手续，竣工时间为2001年3月15日，在该文件中注明，2001年3月全部完工，现已投入使用。合同签订后，三十四团陆续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100000元，三十五团陆续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83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结算并支付剩余工程款，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诿拒绝。综上，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告对该工程也进行了验收、使用，但被告却始终拒绝向原告结算。被告三十四团辩称，一、刘晓英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主体，无权起诉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应裁定驳回刘晓英的起诉。1.本案刘晓英身份不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刘晓英是安徽同利公司任命的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不能证明本案刘晓英是代表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之前一审判决载明及刘晓英均自述其身份证号码为3422011964××××××××，而同利六分公司工商档案载明的刘晓英身份证号码为342201196××××××××，显然两位刘晓英不是同一人。2.刘晓英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公司之间签订，合同主体为同利六分公司或安徽同利公司，而非刘晓英。3.根据本案所涉安徽同利公司与刘晓英之间的证据，说明刘晓英是安徽同利公司的业务员，与安徽同利公司构成内部承包关系，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刘晓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借用企业名义或挂靠。4.刘晓英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假设刘晓英就是代表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签订、履行、结算的刘晓英，其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也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是职务行为。5.本案之前，就涉案工程多次起诉三十四、原三十五团的是同利六分公司、安徽同利公司，刘晓英在宿州中院起诉安徽同利公司、三十四团及原三十五团的事实，均说明刘晓英起诉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属主体不适格。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辖的裁定并不涉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未确认刘晓英具备诉讼主体资格。7.本案上诉庭审中，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补充了同利六分公司的决算书等证据，刘晓英代理人质证称该部分证据是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形成，与刘晓英无关。本案适用证据均是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形成，刘晓英代理人的意见足以说明刘晓英不是本案诉讼主体。二、刘晓英代表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就本案工程结算于2003年8月12日达成的结算协议合法有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已经结算支付完毕涉案工程价款，法院依刘晓英的申请委托鉴定错误。刘晓英代表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在2003年8月12日签订了《关于塔里木生态灌溉工程结算协议书》，协议是刘晓英取保候审期间自愿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签订的，不存在任何胁迫，结算协议真实有效，是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一）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就涉案工程达成结算协议工程。1.同利六分公司于2001年8月下旬向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报送了签署日期为2001年8月9日《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三十四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三十五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总造价为6147179.12元[三十四团3504319.51元（含税金）、原三十五团2642859.61元（含税金）]，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审核后，明确要求核减1191260元（核减三十四团工程款611770元、核减原三十五团工程款579490元）。核减后总计应结算工程款4955919.12元（三十四团2892549.51元、原三十五团2063369.61元）。2.同利六分公司第一次起诉金额。同利六分公司于2002年7月16日就本案工程结算向巴州中院起诉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1467559.61元（三十四团510000元、原三十五团957559.61元）。其当时在巴州中院主张的涉案工程总价款为6251859.61元（三十四团3610000元、原三十五团2641859.61元）。3.刘晓英在刑事拘留期间交代六个团场工程价款。诉讼期间，刘晓英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被农二师公安局刑事拘留，期间，刘晓英交代六个团场工程总造价为2600万到2700万之间左右，已经支付1700万左右。4.兵团纪检委、农二师审计结算金额。2003年6月26日，兵团纪检委、农二师审计局委托新疆新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审计结算。结算书确认三十一团至三十六团工程总造价为24110221.04元，本案结算价款为5695061.51元[三十四团3247244.68元（含税）、原三十五团2447816.83元（含税）]。5.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协议确定结算金额。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委托工作人员于2003年7月2日、3日与刘晓英达成两份结算协议，最终确定涉案工程总价款为23350000元。2003年7月10日刘晓英被取保候审，8月12日刘晓英代表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代理人汪芳达成结算协议书，确认本案工程价款为4670000元（三十四团2568500元、原三十五团2101500元。双方同意以应退还三十四团工程531500元，抵扣原三十五团417200元，抵扣三十三团114300元），同利六分公司出具收据，并自行向巴州中院撤诉，巴州中院以双方达成和解同意同利六分公司撤诉，至此，双方争议彻底解决。6.2004年2月16日，安徽同利公司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下简称乌铁中院）起诉要求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支付2299677.35元（三十四团工程款1447218.86元、原三十五团工程款852458.49元），法院委托鉴定意见为5904237.24元（三十四团3359196.16元，原三十五团2545041.08元）。乌铁中院判决三十四团支付工程款790696.16元、原三十五团支付443541.08元，说明刘晓英本案诉讼错误。7.即使完全按照2001年8月下旬同利六分公司报送的总造价26879250元（含税），截止2003年8月12日支付23350000元，扣除同利六分公司承担、实际由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承担的税费及同利六分公司因施工质量造成经济损失及树木死亡等间接损失3455800元，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也不需要向同利六分公司支付工程价款。（二）结算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是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之间真实意思表示。1.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达成的结算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和解结果。结算协议合法、有效。2.刘晓英非本案适格原告，也非工程结算协议签订主体，刘晓英无权就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之间的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及结算起诉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3.结算协议是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在巴州中院诉讼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证据显示结算协议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方式取得的。4.根据刘晓英在农二师公安局的讯问笔录，农二师公安局是依法就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审讯刘晓英，并未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措施。在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并经法定程序认定对刘晓英采取了刑讯逼供等违法强迫方式，就不能随意否认公安机关审讯期间形成的口供笔录和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5.《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团-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合同》、《农二师与安徽同利防腐安装六分公司解决问题的协议》是农二师审计局局长崔建文、水利局副局长陈彬受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委托与刘晓英在石河子大学干部宾馆协商达成的。6.刘晓英在取保候审情况下，已获得相对自由，之所以签订结算协议，是因为该结算协议确定工程价款符合工程施工实际和其预期，符合客观事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7.鉴于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就本案所涉工程结算已经达成协议，法院不应就本案再行委托鉴定，采信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2003年8月12日达成的结算协议。8.即使认定2003年7月2日、7月3日、8月12日的叁份结算协议是刘晓英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所签，也只能属于《合同法》第54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规定的撤销情形，但同利六分公司已经超过《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期间，本案叁份结算协议书应属合法有效。9.同利六分公司2001年8月报送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决算书就同一工程合同先后分别在巴州中院、乌铁中院、宿州中院提起诉讼，每次诉讼请求都不同，扭曲事实，违反禁止反言规则，滥用诉权进行法律讹诈，说明刘晓英本案起诉错误。10.结算协议是建筑工程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建筑工程造价问题达成的一个独立合同，在没有法定无效和可撤销情形时，应承认其法律效力，并依此确定工程造价。合同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自愿原则是国际上公认的一项私法原则，任何一方不得随意终止和撤销，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也应按合同约定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达成合意以后，就应当按照合意来履行，如果违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从本案来看，该工程已经完工十几年，工程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已经很难鉴定出竣工时的情况。即使作出鉴定，也不能反映客观真实。在此情况下，进行鉴定本身是错误的。综上，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就本案所涉工程结算已经在新疆巴州中级法院诉讼中达成结算协议，兰州市中级法院不应就本案所涉工程再行委托鉴定，刘晓英申请鉴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6条的规定，兰州市中级法院在第一次发回重审时依据刘晓英的申请委托鉴定是错误的。三、甘肃恒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所作“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4团生态防护林微灌项目工程造价鉴定的报告”、“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5团生态防护林微灌项目工程造价鉴定的报告”（以下简称鉴定报告）完全脱离工程实际、同利六分公司决算书以及结算协议，违反《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颁行的标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CECA/GC8-2012）等规定，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资料、鉴定内容和鉴定文书形式均严重违法，不符鉴定要求的合法、公正、独立、客观原则，不具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根据该鉴定报告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已经被甘肃高院裁定撤销，说明该鉴定报告被甘肃高院裁决否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已是无效鉴定报告。2.即使从鉴定报告看，也说明鉴定是错误的。涉案工程施工单位是同利六分公司，鉴定依据是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及施工资料，涉案工程并非刘晓英实施，且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公司就涉案工程达成结算协议，本案之前一审中对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公司之间工程进行鉴定是错误的。3.鉴定程序违法。法院委托恒通公司进行工程造价鉴定，恒通公司理应遵循国家有关工程造价的规定进行鉴定，但恒通公司所进行造价鉴定完全违反《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颁行的标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ＣＥＣＡ／ＧＣ8-2012）等规定，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报告无效，不能作证据使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进行工程造价鉴定，依法应依据双方施工合同、投资概算书、决算书及施工中形成的有效变更洽商资料，但恒通鉴定完全脱离了前述鉴定资料，也未勘验现场，超越职权，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5.1.2、5.1.3的规定，在未提请鉴定委托人决定处理办法，也未经法院质证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就自行对决算书、概算书、新疆巴州中级法院证据材料复印件作出不采信决定，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错误，鉴定无效，不具证据效力。①《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5.1.2：“对项目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参加双方举证资料交换、确认、签字、质证程序，或参加了双方资料交换、确认、签字、质证程序，但不认可对方举证资料又不提供相应资料或不愿意对举证资料、程序进行确认、签字的，应提请鉴定委托人决定处理办法。”②《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5.1.3“…；经过当事人双方证据交换、质证后，纠纷一方当事人不认可的资料，鉴定机构应提请鉴定委托人决定处理办法；…”2）.鉴定报告“七、造价鉴定的前提（假设）条件1、定额和取费标准方面：在法院转交的造价鉴定资料中，未见到争议双方当时的竣工决算书。”竣工决算书是涉案工程结算最为重要的文件，如果鉴定机构没有看到该决算书，应要求法院或争议当事人提供，鉴定机构若没有要求提供，则鉴定机构违法。实际上，是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提供了决算书、概算书，鉴定机构却以对方不质证为由不予采用，也不按程序报告法院决定处理方案，错误称未见到争议双方当时的竣工决算书，并与“鉴定报告”九、２、（２）所称“…，并于2013年11月11日提交法院技术处当时的决算书复印件六册（31团至36团各一册），技术处当时转交给我单位。对此施工方提出了举证期已过及当时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等异议。2013年11月18日上午兵团又提交法院技术处当时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决算书、概算书复印件各一册，新疆巴州中级法院证据材料复印件四卷（内含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当时决算书、审计报告、鉴定报告），标有乌鲁木齐铁路中级法院字样的建行新疆区分行造价咨询中心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复印件一册（内含三十一团至三十六团鉴定报告书）等资料，技术处当时转交给我单位。”自相矛盾，不但鉴定程序违法，且违背事实真相，不采用决算书、概算书等有效鉴定依据，致鉴定错误。3）.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4.6的规定，当鉴定项目中有一部分事实不清、依据不足，且当事人争议较大无法达成妥协，鉴定机构依据现有条件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时，鉴定机构可以提交无法确定部分项目的造价结论意见，称为无法确定部分项目的造价结论意见。就鉴定报告而言，其所做鉴定结论与其司法鉴定造价汇总表自相矛盾，鉴定报告鉴定造价汇总表备注写明“地面部分套用定额和取费有争议、试压部分是否做了有争议、材料类签证部分／库尔勒至团场运费签证部分／维修部分对签证人员有争议”，依法应做出“无法确定部分项目的造价结论意见”，但鉴定报告竟然做出可确定的造价结论，与鉴定存在争议相矛盾，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4）.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1.2的规定，为了保证鉴定质量，按照本行业有关规定执行审核审定制；不同单位工程的经办人员与审核人员可以互相交叉，但同一人不得兼任同一单位工程的经办、审核。但鉴定报告上看不出谁是经办人，谁是审核人员，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5）.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4.1的规定，涉案鉴定报告没有目录、鉴定人员声明，附件不全，缺工程造价师执业证书，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6）.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4.2的规定，鉴定意见书封面（参考格式见附录的表Ａ.0.8）应包括项目名称、鉴定意见书文号、鉴定机构名称和完成鉴定日期，并应加盖具有接受鉴定委托的咨询企业名称、资质等级、证书编号的工程造价咨询执业印章。但鉴定报告封面不按规范制作，没有完成鉴定日期，没有加盖工程造价咨询执业印章，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7）.涉案鉴定报告没有项目名称，没有编制人，没有审核人、审定人，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8）.涉案鉴定报告没有鉴定人员声明，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9）.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4.5的规定，鉴定意见书正文应包括如下内容：1项目名称：主标题应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但鉴定报告为“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及原三十五团）生态防护林微灌项目工程造价鉴定的报告”，使用“报告”使鉴定意见丧失合法性、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10）.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4.7的规定，鉴定报告没有项目备案书、鉴定人员的注册证书，违反《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为无效鉴定报告。11）.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4.9的规定，鉴定报告页码并不是按规范标准。12）.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9号）第22条的规定，涉案鉴定报告没有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13）.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9号）第25条的规定，涉案鉴定机构没有到建设工程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备案。恒通公司作为造价鉴定人却某依据造价规定进行鉴定，甚至连《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都不知道，其所做出的鉴定结果是错误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鉴定依据错误。1）.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6.3.2的规定，鉴定报告没有按合同约定执行，而是采用了不符合原合同约定的计价方法。就此，刘晓英在之前诉讼中也提出异议称鉴定依据错误，说明鉴定报告错误。2）.鉴定报告没有把决算书及竣工资料集作为鉴定依据是错误的。就涉案工程结算，同利六分公司于2001年8月下旬报送的决算书是有关涉案工程最为原始的结算材料，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在本案诉讼中向法庭和鉴定机构提交了决算书、投资概算书，但鉴定机构在鉴定中无端未依据前述资料进行鉴定，鉴定错误。鉴定机构在鉴定报告七、１、中称“定额和取费标准方面：在法院转交的造价鉴定资料中，未见到争议双方当时的竣工决算书”，而在鉴定报告九、２、（２）中却称“…。建设方说本案自始至终他们双方在定额和取费上没有争议，争议一直在工程量上，并于2013年11月11日提交法院技术处当时的决算书复印件六册（31团至36团各一册），技术处当时转交给三十四团。对此施工方提出了举证期已过及当时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等异议。2013年11月18日上午兵团又提交法院技术处当时六个团决算书、概算书复印件各一册，新疆巴州中级法院证据材料复印件四卷（内含三十四团及三十五团当时决算书、审计报告、鉴定报告），标有乌鲁木齐铁路中级法院字样的建行新疆区分行造价咨询中心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复印件一册（内含三十一团至三十六团鉴定报告书）等资料，技术处当时转交给我单位。…”鉴定机构说收到了法院技术处转交的决算书、概算书等，却又说未见到争议双方当时的竣工决算书，显然鉴定机构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在有决算书的情况下，鉴定机构不应脱离决算书做鉴定，即使做鉴定，也应依据决算书进行，并就争议部分进行鉴定，而不应进行全部鉴定。同利六分公司在决算书中报的工程总造价是6199232.69元（含税金），并明确了编制依据，如工程首部及地埋管道安装执行自治区（1998）全国安装定额《乌鲁木齐地区单位估价汇总表》，部分缺项参照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原概算建筑工程执行（199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补充预算定额《库尔勒地区单位估价汇总表》，地面部分安装根据现行节水灌溉工程一般标准计取安装费（按地面管材、管件总价的25％计取），首部安装和地埋部分按定额人工费的128.15％计取综合费用，税金按直接工程费、综合费用、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材保费、人员工资调差之和的3.217％计算，……。3）.鉴定报告没有把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提供的塔里木灌区生态建设微灌工程概算书作为鉴定依据是错误的。同利六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就合同项目说明及价款编制依据的是新疆兵团农二师勘测设计院出具的塔里木灌区生态建设微灌工程概算书。对于该概算书，刘晓英认可应作为结算依据（见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补充证据7），并在同利六分公司编制的决算书中有明确表述。但恒通公司非法排除了该概算书。4）.本案是依据刘晓英申请委托鉴定，刘晓英在本案诉讼中自称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借用或挂靠安徽同利公司名义施工，鉴定机构依法也应该按照自然人施工进行鉴定，而不应该采用企业施工进行鉴定，按自然人计算工程造价时，不应计取间接费（企业管理费+财务费用）、劳动保险费、工程定额测定费和税金等。5）.鉴定所依据的签证资料没有经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质证，鉴定机构依据未经质证认定的证据进行鉴定，鉴定程序违法。未经双方质证认可的材料，不能作为鉴定依据，鉴定报告无效。6）.鉴定范围错误。本案不应进行鉴定，即使鉴定也不应全部鉴定，而应在决算书基础上就争议部分进行鉴定。5.鉴定采用定额错误。1）.既然鉴定报告确认“施工合同协议条款注明适用标准、规范为：水利水电安装定额及有关技术规范”条款，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微灌工程技术规范（ＳＬ103－95）的规定，微灌工程属于水利水电工程，涉案工程即使鉴定也应该按照水利水电安装定额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错误采用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1998）和《全统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一九九八年乌鲁木齐地区单位估价表》。2）.鉴定报告五、造价鉴定依据“4、《全统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一九九八年乌鲁木齐地区单位估价表》；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1998）”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造价管理总站下发的适用于建筑安装工程的定额，不适用于涉案工程鉴定。而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生态防护林微（滴）灌项目主要是简单的地面管材的安装，属于水利水电工程，采用高标准的建安工业工程工艺管道安装定额和估价表是错误的，鉴定报告涉及98%的执行价格定额编号中都尾缀了“换”字，充分说明其采用定额的错误。①安装费畸高：鉴定报告比实际发生的安装费高出十几倍，显然是定额适用错误所致。②取费标准违背规定，鉴定报告在完全“换”用了定额单价后，继续按定额取费是完全不符合造价计价规定的，是不应该取费的，概算书明确首部及地埋管道安装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1998）及全统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一九九八年乌鲁木齐地区单位估价表》，地面部分安装根据现行节水灌溉工程一般标准计取安装费，设计概算一般取25%。鉴定报告就涉案工程定额取费另行参照其它完全不使用的定额取费标准来计算，显然是错误的。3）.就涉案项目，鉴定报告计取“脚手架搭卸费”中的子目“刷油工程”与实际施工情况严重不符，现场经费不应计取，计取远征费与特殊地区增加费不应计取。4）.鉴定报告错误执行子目，严重偏离现实，在管材管件安装及试压冲洗造价计算时，应根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来确定、筛选子目，而不是只要有子目，就全选，进行工程计价。6.工程量计算存在重大错误。1）.没有执行工程量计算规则，鉴定报告采用的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不符，没有按三方签字的工程量作为计算的依据。2）.重复计算材料损耗。3）.有些管件是买管材和管件时自带管件，不能二次计算主材和安装费，工程计价依据存在重大错误，重复计算工程量。7.主材计价存在单边计取最高价的问题1）.主材费的计取应以业主方签认的实际发票价（或业主签认的合同价）为计费依据。2）.主材的单位米重没有执行国家标准，与施工合同严重不符。8.鉴证材料认定错误。1）.材料运费虚假：鉴定报告中鉴证部分费用计算是不合理的。只要不是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代表和监理工程师签字，该签证就不应认可，《鉴定报告》所称“按行规，只要签字人员是建设方人员，应以签证为准。”是杜撰，鉴定机构所称“只要签字人员是建设方人员”就行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2）.维修材料的留用原因：在工程规定保修期间，由施工方同利六分公司承担费用和责任，但由于施工方同利六分公司没有履行维修责任，鉴定报告没有客观准确的界定事由，不仅没有扣除施工方同利六分公司的欠费，反而将维修材料又进行了重复计算，是错误的。３）.按照施工合同约定，材料验收签证需要三方共同进行，鉴定报告予以确认是错误的。鉴定报告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错误，适用定额错误，鉴定用签证资料未经质证，违反客观、公正、合法、独立原则，不符合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标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程》（ＣＥＣＡ／ＧＣ８－２０１２）的规定，是无效报告，依法不具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决算书、概算书作为鉴定依据已经提交恒通公司，恒通公司违法未将决算书、概算书作为鉴定依据，导致鉴定报告无效并错误严重，鉴定报告与工程实际不符，鉴定依据错误，是违法无效的报告。四、第二次重审判决把决算书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是向查明事实真相和正确判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符合财政部、建设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的规定，但同利六分公司所作决算书存在需要纠正的多计算工程量等错误，应予以纠正。2001年8月下旬，同利六分公司就本案工程结算向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报送了决算书及竣工资料集，并明确了编制依据。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双方就结算规则包括定额适用等没有争议，但同利六分公司上报决算书存在多报工程量、材料数量错误、材料单价错误、计费项目错误、人工单价错误、费率错误、重复计算运费等多种情形。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就同利六分公司该决算书提出异议，详见“关于对同利六分公司2001年8月9日制作的《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32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的异议”、“关于对同利六分公司2001年8月9日制作的《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三十四团（及原三十五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的异议”。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的规定，同利六分公司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就工程结算仅有部分争议，且就结算计价标准在合同及概算书有明确约定，决算书也是按照合同和概算书编制的，即使鉴定也应是在同利六分公司决算书基础上就争议部分进行鉴定，而不是对全部事实进行鉴定。第二次重审判决不采信鉴定报告是正确的，决算书是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是同利六分公司自己按照工程施工实际及合同、概算书约定计价标准编制的，与本案事实直接相关，证据形式和来源合法，鉴定报告效力低于决算书。综上所述，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刘晓英无施工合同关系和欠款关系，刘晓英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涉案工程已由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与同利六分公司达成结算协议并支付完毕，鉴定报告违法无效不能作证据使用，决算书在扣减相应错误项后作为结算的有效依据是正确的，请求驳回刘晓英的起诉。2015年3月30日，反诉原告（被告）三十四团反诉称，反诉被告（原告）刘晓英就其承包的同利六分公司履行与反诉原告（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大量使用假冒伪劣、无厂牌、无生产资质厂家的PE○25管材45.35吨（其中三十四团26.9吨，原三十五团18.45吨），造成反诉原告（被告）直接经济损失566900元（其中三十四团损失336300元，原三十五团损失230600元），造成树苗浇不上水树木死亡、更换材料、补种树苗间接经济损失171500元（其中三十四团损失65700元，原三十五团损失105800元），合计损失738400元（其中三十四团合计损失402000元，原三十五团合计损失336400元）。该损失应由安徽同利公司及同利六分公司赔偿。既然法院认为刘晓英有诉讼主体资格，反诉原告（被告）要求刘晓英因承担其承包的工程施工质量造成反诉原告（被告）损失的赔偿责任。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原告）赔付反诉原告（被告）工程质量损失738400元,并承担反诉诉讼费。反诉被告（原告）刘晓英答辩称，一、反诉原告（被告）反诉赔偿工程质量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刘晓英作为实际施工人，承包建设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发包的滴灌安装工程在2001年6月7日经验收确认工程质量合格，并交付使用。本案在数次诉讼过程中，反诉原告（被告）从未提出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现该工程在已经使用15年之久，反诉原告（被告）以“工程使用了假冒伪劣的管材，造成树苗缺水死亡，导致更换材料、补种树苗等经济损失”请求赔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反诉原告（被告）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并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国务院27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第（四）项：“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中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保修期为2年”。本案《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规定“保修期为一年”。本案工程早在2001年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若存在质量问题，也应在保修期内提出，现在提出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应当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反诉原告（被告）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1998年10月20日，安徽同利公司以皖同防字（1998）第028号《关于刘晓英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任命刘晓英为同利六分公司经理，新疆项目总代理，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8年12月18日，安徽同利公司在哈密市工商局登记设立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为刘晓英。1999年6月11日，安徽同利公司（甲方）与刘晓英（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乙方实行自负盈亏、个人承包、独立核算的经营方式，对工程所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公司协助处理并追究责任，公司向乙方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证件，和其他业务帮助。2000年10月17日，安徽同利公司向刘晓英发出通知一份，载明：公司同意刘晓英承包施工三十一团到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续建工程，该工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程的质量安全由刘晓英负责。工程结束后，公司按1%收取工程管理费。工程竣工后，该工程所产生的的债权债务，由刘晓英负责。2000年9月，原告（反诉被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同利六分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反诉原告）六个团签订2000年生态环境建设续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于2000年9月26日与三十四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合同约定，工程名称：农二师三十四团2000年生态环境建设续建工程《喷滴灌》；工程地点：三十四团六连；承包内容：首部配件、地面、地埋材料全部采购等（除水泵、起动柜、过滤器、施肥罐）及施工图所包括的安装、试压、试车（除土方、土建工程外等）；承包范围：农二师三十四团2000年生态环境建设续建工程《喷滴灌》1330亩；开工日期：按开工报告日期；竣工日期：2000年11月20日；质量等级：优良；合同价款：合同暂定工程总价款2600000元整；预付工程款总金额：1300000元；工程款支付方式：按乙方指定账户，汇票付款；工程款支付金额和时间：合同签订后，付给乙方暂定工程总价款50%预付款，材料到施工现场后，再付给乙方工程暂定价款的30%，安装完毕，调试、试压、试车合格后付至暂定工程总价款95%，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内全部付清；结算方式：按实际发生量结算（根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保修期限：一年。双方还对工程进度计划、竣工验收、违约责任等内容作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同利六分公司依约进入施工现场进行施工。该工程三十四团于2001年3月全部完工，农二师生态办组织的生态验收小组于2001年6月7日对三十四团进行现场验收，评定为优良工程，2001年6月25日后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2001年6月25日三十四团委托代理人郑金平签字，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六分公司盖章。三十四团对该工程即投入使用。经查，三十四团已向刘晓英支付工程款2568500元。2000年9月29日同利六分公司与农二师原三十五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约定：工程名称：农二师三十五团生态防护林微灌工程；工程地点：三十五团；承包内容：首部配件、地面、地埋材料、采购等（除水泵、启动柜、过滤器、施肥罐等），施工图所包括的安装、试压、试车等（除土方、土建工程外等）；承包范围：农二师三十五团生态防护林微灌工程1000亩；开工日期：按开工报告日期；竣工日期：2000年11月20日；定额日期：50天；质量等级：合格；合同价款：合同暂定工程总价款1830000元整；预付工程款总金额：1400000元整；工程款支付方式：按乙方指定账户，汇票付款；工程款支付金额和时间：合同签订后，付给乙方暂定工程总价款80%预付款，安装、调试、试压后再付至工程总价款15%的款，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内全部付清。结算方式：按实际发生量结算（根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特殊地区施工费、不合理工期费、远征费、二次搬卸费、采保费等国家定额决算。保修期限：一年。双方还对工程进度、计划、竣工验收、违约责任等内容作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同利六分公司依约进入施工现场进行施工，该工程三十五团于2001年3月全部完工，农二师生态办组织的生态验收小组于2001年6月日（双方未签注具体日期）对三十五团进行现场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2001年6月25日后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双方在竣工交接手续上签字盖章（无日期落款）。三十五团对该工程即投入使用。此后，原、被告方因工程款结算酿成纠纷，遂诉至法院。该两份合同分别约定：“三十四团合同1.3质量等级：优良；29.2保修期限：一年”。“三十五团合同1.3质量等级：合格；29.2保修期限：壹年”。2001年8月9日，同利六分公司（施工方，审核刘晓英）向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建设方）提交《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三十四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三十五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以下简称决算书），决算书载明：“本决算书是农二师三十四团生态建设工程决算，系统控制面积共计1330亩，系统总造价3504319.51元。其中：首部安装：37810.60元；地埋部分：1017386.28元；地面管件部分：2119663.41元；增加闸阀：77704.62元；砼挡敦次倒运：41286.8元；短途运输：141900元；维修管件：23481.87元；维修砍断毛管：13624.64元。”；“本决算书是农二师三十五团生态建设工程决算，系统控制面积共计1000亩；系统总造价2642859.61元；首部安装：32879.63元；地埋部分：598702.66元；地面管件部分：1716687.01元；砼挡敦：19341.59元；增加闸阀：43410.47元；短途运输：128700元；二次倒运：47892.9元；维修砍断毛管：55245.35元。”上述《决算书》确定六个团系统控制面积共计11323亩（其中三十一团控制面积2480亩，三十二团控制面积2480亩，三十三团1-3系统控制面积2040亩，第4系统控制面积745亩，三十四团控制面积1330亩，三十五团控制面积1000亩，三十六团控制面积1248亩），系统总造价26879251.15元（其中三十一团造价5554748.34元，三十二团造价5607630.97元，三十三团1-3系统造价4529749.40元，第4系统造价1669483.29元，三十四团造价3504319.51元，三十五团造价2642859.61元，三十六团造价3370460.03元）。同利六分公司分别提交三十一-三十六团后，各团均未答复。2002年7月16日，刘晓英以同利六分公司为原告，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巴州中院）起诉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请求：一、判令被告对工程予以结算；二、请求判令三十四团支付工程款510000元，原三十五团支付工程款957559.61元。原告在诉状中称“三十四团工程已交付使用达一年之久，仍不按合同结算工程款，仅支付部分工程款，尚欠工程款510000元（以决算为准）；三十五团工程已交付使用达一年之久，仍不按合同结算工程款，仅支付部分工程款，尚欠工程款957559.61元（以决算为准）”。以上原告在以“决算为准”的前提下起诉六个团共拖欠工程款本金总标的9339621.64元，截止本次（在巴州中院）起诉时兵团六个团共支付刘晓英工程费17697200元（其中三十一团3860000元，三十二团3100000元，三十三团3800000元，三十四团3100000元，三十五团1830000元，三十六团2007200元）。二者合计涉及工程款总计27036821.64元。2003年8月12日，同利六分公司向巴州中院提出撤诉申请，巴州中院作出（2002）巴民初字第28号、（2002）巴民初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同利六分公司撤回起诉。审理中巴州中院委托新疆创新工程造价咨询信息中心对三十二团、三十三团的涉案工程进行造价审计，该中心于2002年11月8日出具《工程造价审计报告》，结论为三十二团工程造价6083245.98元，已付3100000元，尚欠2983245.98元；三十三团6803670.16元，已付3800000元，尚欠3003670.16元。巴州中院庭审中同利六分公司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江嵘（新疆西昭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法庭提交代理词，陈述“法庭在对本案的审理中，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决算请求，结合原告方的竣工资料，委托了有关部门对涉案工程予以造价审计，最终确定，原告为被告三十二团所施工的工程造价为6083245.98元，减去已付的工程款3100000元，被告三十二团还尚欠工程款2983245.98元，故原告请求支付工程款2983245.98元，事实是清楚的”。“原告为被告三十三团所施工的工程造价为6803670.16元，减去已付的工程款3800000元，被告三十三团还尚欠3003670.16元工程款，为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刘晓英亦与该律师同时参加了庭审诉讼，并对庭审笔录均予签字确认。巴州中院根据委托造价审计结果于2002年12月9日对六案中的其中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三十二团支付工程款2983245.98，三十三团支付工程款3003670.16元），原告未上诉，被告不服，认为巴州中院委托新疆创新工程造价咨询信息中心所作的《工程造价审计报告》“没有适用工程合同中约定的规范标准等”，其结果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为由，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疆高院），新疆高院审理后于2003年5月20日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巴州中院重审。2003年6月，新疆建设兵团纪检委、农二师审计局自行委托新疆新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竣工结算，该公司于2003年6月21日至28日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竣工结算后出具《竣工结算书》，确定工程总造价为24110221.04元（其中三十一团5139110.12元，三十二团4639758.35元，三十三团5547939.66元，三十四团3247244.68元，三十五团2447816.83元，三十六团3088351.41元）2003年3月7日，新疆乌鲁克垦区公安局以刘晓英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将其刑事拘留，并羁押在农二师公安处看守所，同年4月14日经鲁克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新疆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二师分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同年7月10日被乌鲁克垦区公安局取保候审，羁押时间共计123天。2010年1月11日，新疆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乌垦检刑不诉（2009）02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刘晓英不起诉。2011年12月29日，刘晓英向乌鲁克区人民检察院申请赔偿，该院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乌鲁垦检赔偿字（2012）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赔偿刘晓英人身自由（羁押时间共计123天）侵害赔偿金17506.59元。2003年7月2日，农二师与刘晓英就同利六分公司与其下属六个团的工程签订《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结算合同》，约定“1、根据同利六分公司在项目实施中的实际情况，农二师代表与刘晓英对在本项目施工中材料数量、材料单价、安装单价、材料运费等设计工程造价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讨论，最终确定了施工总结算为23350000元（不含税），实际灌溉面积10498亩，则计算平均每亩投资为_______元。2、属本工程原签订的一切合同及有关经济签证和结算文件资料，一律作废，原请中介机构作出的所有本工程结算报告一律作废，与本工程造价和本工程有关的经济问题，一律中止，本工程结算都以本合同为准。3、本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施工方刘晓英需在本协议双方签字后撤回有关本工程的诉讼。甲方需在收到刘晓英撤回诉讼之日起，一星期内支付剩余工程款，乙方撤诉后不得再上诉”。同年7月3日，农二师与刘晓英再次签订《农二师与安徽同利防腐安装六分公司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2003年7月4日，农二师代表与同利六分公司、刘晓英一同到新疆高级人民法院撤回刘晓英状告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经济合同诉状；农二师结清同利公六分公司、刘晓英在塔里木垦区三十一-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中的合同结算总价23350000元（不含税金，由农二师代交）的余款。结算方式：在刘晓英撤诉时，农二师将剩余的商业汇票当面交给刘晓英。2、同利六分公司、刘晓英撤诉后，农二师公安处于2003年7月7日至9日期间退还没收刘晓英的所有资料、物品等”。2003年8月12日，刘晓英以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身份分别与三十一-三十六团签订《关于塔里木生态滴灌工程结算协议书》，其中约定三十四团：1.甲方委托农二师与乙方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刘晓英于2003年7月2日签署了“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31-36团2000年生态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结算合同”及“农二师与同利六分公司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其中包括甲方应付乙方工程款2568500元，甲乙双方予以确认（此款不含税，由甲方交纳）。2.甲方已付乙方工程款3100000元，双方予以认可。3.甲方在原生态工程施工过程中变更增加部分的531500元，已付给乙方，乙方同意退给甲方。退还方式为抵扣其它团场的欠款，其中417200元用作三十五团支付乙方欠款的抵扣，另外114300元用作三十三团支付乙方欠款中抵扣，乙方予以确认。4.本协议为甲乙双方最终结算协议，本协议履行完毕，甲乙双方有关本工程的所有经济事宜即告完结。5.甲乙双方于2000年11月1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在本协议履行完毕之日即行终结和清算完毕。约定三十五团：1.甲方委托农二师与乙方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刘晓英于2003年7月2日签署了“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31-36团2000年生态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结算合同”及“农二师与同利六分公司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其中包括甲方应付乙方工程款2101500元，甲乙双方予以确认（此款不含税，由甲方交纳）。2.甲方已付乙方工程款1830000元，双方予以认可。3.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417200元，此欠款由农二师三十四团已付给乙方的531500元工程款中冲减，甲方不再给付乙方工程款。4.本协议为甲乙双方最终结算协议，本协议履行完毕，甲乙双方有关本工程的所有经济事宜即告完结。5.甲乙双方于2001年2月28日和2000年11月1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在本协议履行完毕之日即行终结和清算完毕。2003年8月12日，同利六分公司向巴州中院提出撤诉申请，巴州中院遂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随后，农二师下属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根据2003年8月12日的协议书，在对三十五团的应付工程款在三十四团，三十四团的应付工程款在三十三团的工程款中进行冲抵折算，并在接到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裁定后，于2003年8月14日给付原告工程款总计5652800元，全面履行了协议内容。其中三十一团给付1510500元，三十二团给付1803500元，三十三团给付1777500元，三十五团给付561300元。2004年2月16日，刘晓英以安徽同利公司为原告，以农二师六个团为被告向乌铁中院起诉称：“（施工）合同签订后，原告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却不信守合同，不按合同结算工程款。时至今日，工程已交付使用两年之久，被告尚欠（以下）元工程款（以决算为准）”，请求判令：三十一团偿付欠付的1144906.96元工程款及违约金，三十二团1179745.98元，三十三团1414516.94元，三十四团1447218.86元，三十五团852458.49元，三十六团1324794.64元。（六个团工程款本金总计7363641.87元，加已付款23342800元，工程总价款为30706441.87元，其中三十一团6515406.96元，三十二团6083245.98元，三十三团6992016.94元，三十四团4547218.86元，三十五团2682458.49元，三十六团3886094.64元）。乌铁中院审理中，经双方同意再次委托新疆创新工程造价咨询信息中心进行工程造价鉴定，鉴定工程总造价24899590.36元。其中三十一团4662630.93元，三十二团5469555.46元，三十三团6314668.53元，三十四团2933054.29元，三十五团2447813.71元，三十六团3071867.44元。后因安徽同利公司提出该中心不具备鉴定资格，依该公司申请重新委托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造价咨询中心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后，出具《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鉴定工程总造价25331849.36元，其中三十一团5076776.37元，三十二团5334985.71元，三十三团6015092.34元，三十四团3359196.16元，三十五团2545041.08元，三十六团3000757.70元（均含已付款）。后乌铁中院于2006年6月16日依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造价咨询中心《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判决：驳回对三十一团的诉讼请求；三十二团给付431485.71元；判决三十三团给付177592.34元；判决三十四团给付790696.16元；判决三十五团给付443541.08元；判决三十六团给付432257.70元。后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新疆维高院，新疆高院审理后于2007年4月23日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乌铁中院重审。重审期间，安徽同利公司2007年8月13日申请撤诉，乌铁中院于同年8月21日裁定准予撤诉。2006年2月，刘晓英以安徽同利公司名义委托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对涉案工程进行了竣工结算，该院出具结算结论：工程总造价49003539.78元。其中三十一团11643976.07元，三十二团10679180.19元，三十三团9649558.97元，三十四团6573984.87元，三十五团5652511.88元，三十六团4804327.80元。2006年7月19日，该院又出具结算书补充说明，称竣工结算书将“各团场地面塑料管道水压试验的造价（三十一团5409707.21元，三十二团5811441.68元，三十三团6176419.75元，三十四团3272935.11元，三十五团2463041.62元，三十六团2344000.42元，合计25477545.79元）未计入”，计入后工程总造价为74481085.57元。2007年5月29日，刘晓英以安徽同利公司为原告，再次将被告农二师六个团起诉至乌铁中院，诉称“原告实际完成工程量74481081元（三十一团17053683元，三十二团16490621元，三十三团15825978元，三十四团9846919元，三十五团8115552元，三十六团7148328元），被告除已支付工程款（三十一团5370500元，三十二团4903500元，三十三团5577500元，三十四团3100000元，三十五团1830000元，三十六团2561300元，共计23342800元），尚欠（三十一团11683183.28元，三十二团11587121.87元，三十三团10248478.72元，三十四团6746919.98元，三十五团6285553.50元，三十六团4587028.22元，合计51138285.57元。）请求判令各被告支付工程欠款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该六案原告于2007年8月13日申请撤诉，乌铁中院于21日裁定准予撤诉。2008年4月14日，刘晓英以自己为原告，以安徽同利公司和农二师六个团为被告向宿州中院提起诉讼，称安徽同利公司2007年5月29日在将农二师六个团诉至乌铁中院，“但不知何故，该案审理期间安徽同利公司却又突然撤诉，从而使原告在结得5370500元（三十一团）、4903500元（三十二团）、5837500元（三十三团）、2568500元（三十四团）、2101500元（三十五团）、2568500元（三十六团）共计23350000元工程款之后仍有三十一团6273476元，三十二团5775680元，三十三团3812058元，三十四团4005484元，三十五团3551011元，三十六团2235827元应结工程款至今未果（六个团合计仍欠25653536元，加上已付款工程总价为49003536元）”，请求判令各被告支付工程欠款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2008年6月16日，各被告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宿州中院同年8月27日裁定驳回管辖异议。各被告上诉至安徽高院，安徽高院于11月2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农二师六个团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经最高法院提审后认为“同利公司在本案中不具有适当的被告主体资格”，裁定撤销安徽高院、宿州中院裁定，指定本院审理。该六案由宿州中院移送本院后，刘晓英于2011年4月13日向本院重新提交诉状，要求农二师六个团按照其2006年2月自行委托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对涉案工程作出的竣工结算书，扣除双方认可已支付23350000元后支付工程欠款（即三十一团11683183.28元，三十二团11587121.87元，三十三团10248478.72元，三十四团6746919.98元，三十五团6285553.50元，三十六团4587028.22元，总计51138285.57元）及欠款利息。2011年6月14日，刘晓英以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对涉案工程进行的《竣工结算书》及《补充说明》为依据增加诉讼请求：1、要求三十一团增加支付工程欠款5409707.21元，三十二团5811441.68元，三十三团6176419.75元，三十四团3272935.11元，三十五团2463041.62元，三十六团2344000.42元，合计25477545.79元。2、支付利息；3、确认2003年7月2日的《结算合同》、7月3日的《协议书》、8月12日的《结算协议书》违法无效；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答辩意见，一、刘晓英作为自然人与被告之间从未建立过喷滴灌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刘晓英是作为同利六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喷滴灌工程的合同签订与履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刘晓英不是合同一方主体，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安徽同利公司与被告工程双方已于2003年8月12日达成结算协议，并于同日将欠款全部给付同利六分公司，已不存在欠付的事实。三、刘晓英请求确认三份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同利六分公司与被告达成协议后双方均未对效力提出异议，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刘晓英不是协议当事人，无权就协议的效力提出请求；2.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可确认合同无效”，该协议的签订不存在胁迫的事实，协议条款未损害国家利益，故刘晓英请求确认协议无效没有法律支持，请求驳回刘晓英的起诉。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晓英认为结算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而欺诈是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刘晓英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撤销，故应当认定有关结算协议有效，且被告已经按结算协议支清了余款，经合议庭评议后，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刘晓英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刘晓英不服，上诉至甘肃高院，甘肃高院认为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2年11月6日裁定撤销该判决，发回本院重审。2013年1月28日，本院第二次审理时，刘晓英向本院提出：“2011年4月13日的‘民事诉状’即‘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属于我方不甚（慎）重复计算”，“特申请对‘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予以撤销，对第三项予以坚持”。故刘晓英诉讼请求变更为：1、被告支付工程欠款（即三十一团11683183.28元，三十二团11587121.87元，三十三团10248478.72元，三十四团6746919.98元，三十五团6285553.50元，三十六团4587028.22元，总计51138285.57元）；2、被告支付自2001年7月25日至判决生效的欠款利息；3、确认2003年7月2日的《结算合同》、7月3日的《协议书》、8月12日的《结算协议书》违法无效；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各被告答辩意见与本院第一次审理时相同。2013年4月，根据刘晓英的申请，本院决定对涉案工程进行价格鉴定，六被告提出不同意鉴定的书面异议。经合议庭评议，5月6日，本院委托恒通公司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鉴定。2013年11月20日，恒通公司就涉案工程向本院提交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涉案工程总造价为40086512.82元（其中三十一团8314470.36元，三十二团8777894.29元，三十三团9550027.43元，三十四团5270958.24元，三十五团3957040.79元，三十六团4216121.68元）。在该鉴定报告中，恒通公司在“七、造价鉴定的前提（假设）条件：1、定额和取费标准方面：在法院转交的造价鉴定资料中，未见到双方当时的竣工结算书。施工合同协议条款注明适用标准、规范为：水利水电安装定额及有关技术规范。水利水电安装定额包含的子目与本项目实际不符，我们只能选用当时最接近的定额和取费标准作为前提条件进行计价”，“九、造价鉴定说明：1、工程量方面：本报告中计入的工程量是确定无异议的。……2、定额方面：鉴定报告定额执行《新疆建筑安装费用定额》（1998）及《全统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乌鲁木齐地区单位估价表》（1998）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调价文件。选用定额理由为：1、本项目施工合同协议条款注明适用标准范围为：水利水电安装定额及有关技术规范。经核对水利水电安装定额，认为没有适用或类似定额子目；2、……当时的‘自治区节水灌溉工程一般标准’经查找咨询，未找到政府性的文件、标准。如果建设单位提供当时自治区节水灌溉工程一般标准的政府性文件，对地面部分可按政府性质的文件规定进行调整。”等方面均作了特别说明，但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报告均不予认可。庭审中，鉴定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对双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复，随后，恒通公司又出具了书面答复。主要内容为：原告方在2013年十二月二日庭审质证中对三十一团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提出:“存在漏算管道冲洗费、少算管道试压费问题，请求法庭和鉴定机构对此漏算和少算部分补充鉴定的意见”。现答复如下:1、漏算管道冲洗费问题。我们已在报告造价鉴定说明第六条中明确说明不需清洗，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点。本项目是生态防护林微灌工程，并不是工业项目，也没有多少复杂工艺，从项目实际情况看，更接近室外给水工程。对灌溉来说无需清洗。另外从试压和清洗定额子目构成比较我们认为试压已包含了水清洗的内容。2、少算管道试压费问题。如上所述本项目是生态防护林微灌工程，并不是工业项目，也没有多少复杂工艺，从项目实际情况看，更接近室外给水工程。从定额套用方面看，报告中已说明合同中注明的水利水电安装定额不适合本项目，选用的定额也只是尽可能接近的，无法做到完全准确，根据全国统一定额规定，直径32以下管道安装定额子目中已包含了试压，因此，没有少算管道试压费。3、原告请求法庭和鉴定机构对此漏算和少算部分补充鉴定的意见。我单位不予采纳，答复如上所述。被告方在2013年十二月二日庭审质证中对三十一至三十六团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提出涉及造价的异议为:“库尔勒至各团场运费是否应计取定额测定费、报告中还有脚手架搭拆费应取消”。现答复如下：1、库尔勒至各团场运费是否应计取定额测定费问题。我们再次咨询造价站，这一项费用不论套取补充定额或是其他定额均应计取，是必须交给定额站的费用，2009年以后才取消，当时必须计取。(该项费用费率为0.13％，六个团共计1463.15元)。2、报告中还有脚手架搭拆费问题。经核对报告，此项费用只有在首部安装中计取了，其余部分均未计取。首部有泵、施肥罐等设备的安装，根据定额规定及现场踏勘情况应计取该项费用(该项费用六个团共计71.20元)。2014年5月12日，本院以恒通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为依据，判决：一、被告三十一团支付原告工程款2943970.36元；三十二团支付2943970.36元；三十三团支付3712527.43元；三十四团支付2170958.27元；三十五团支付1855540.79元；三十六团支付1647621.68元。合计：15274588.89元及自2001年7月2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刘晓英未上诉，六个团不服上诉至甘肃高院，甘肃高院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4年12月3日裁定撤销判决，发回本院重审。2015年2月3日，本院第三次审理时，刘晓英诉讼请求求为（与本院第一次审理时相同）：1、被告支付工程欠款（即三十一团11683183.28元，三十二团11587121.87元，三十三团10248478.72元，三十四团6746919.98元，三十五团6285553.50元，三十六团4587028.22元，总计51138285.57元）；2、被告支付自2001年7月25日至判决生效的欠款利息；3、确认2003年7月2日的《结算合同》、7月3日的《协议书》、8月12日的《结算协议书》违法无效；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各被告答辩意见与本院第一次审理时相同。2015年3月30日，六个团以刘晓英在施工合同中使用假冒伪劣、无厂牌、无生产资质产品，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原告）刘晓英赔偿其损失总计3432300元。其中三十一团882600元，三十二团536100元，三十三团700300元，三十四团402000元，三十五团336400元，三十六团574900元，并承担反诉费用。反诉被告（原告）刘晓英辩称，工程已竣工验收确认质量合格，且已使用十五年之久，故质量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反诉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后认为，1、同利六分公司决算书由原告（反诉被告）制作提交被告，审核人是刘晓英，提交时间是2001年8月9日，该团涉案工程2000年11月27日竣工，2001年3月15日该团出具《竣工验收证明书》。故《决算书》系原告（反诉被告）方在工程结束后依据合同做出的决算，对原告（反诉被告）有一定的约束力；2、决算书是原告（反诉被告）在工程完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向建设方提交的，较恒通公司2013年11月20日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从时间上讲更接近工程完工时间；3、双方所签《施工合同》暂定价约为23000000元，刘晓英2002年向巴州中院起诉总额为26850000元，2004年乌鲁木齐铁路中院委托鉴定工程总造价为25331849.36元，同利六分公司提交《决算书》的工程总造价为26879250元。通过对上述证据分析审查，认为《决算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证明效力明显高于《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遂依《决算书》作为认定工程款依据，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三十一团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工程款184248.34元；三十二团支付704130.97元；三十三团支付361732.69元；三十四团支付935819.51元；三十五团支付541359.61元；三十六团支付801960.03元。合计：3529251.15元；二、各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自2001年7月25日至判决履行完毕止的拖欠工程款利息；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被告）六个团的反诉请求；五、确认2003年7月2日的《结算合同》、7月3日的《协议书》、8月12日的《结算协议书》为无效协议。该六判决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上诉至甘肃高院，甘肃高院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于2016年12月23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2017年6月，本院派员前往乌鲁木齐调取相关鉴定标准。经咨询新疆建设厅、农业厅、水利厅后，新疆水利厅于2018年6月向本院提供了相关标准。2018年7月20日，本院应刘晓英申请，将刘晓英就本案鉴定中提出的问题转交恒通公司。2018年7月26日，恒通公司书面答复本院，内容为：法院提供(转交)的有关资料中刘晓英提出甘肃恒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在三十一—三十六团管道安装工程造价鉴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共十四大条。其中第一、二、三、四、五、十二条是工程量及单价差异问题；第六条是运费问题;第七条是定额问题;第八条是少算试压费问题;第九条是漏算水清洗费的问题;第十条是人工费调差问题;第十ー条是定额与取费问题;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其他问题。现分类回复:对第一、二、三、四、五、十二条的回复：这几条都是工程量及单价差异问题。工程量主要是根据签证单工程量经过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再次质证核对后确定的，提交鉴定报告初稿后，争议双方针对初稿在工程量上都提出了书面异议，在法院主导下，三方再次进行了核对修正，之后我公司才提交了正式鉴定报告，在2013年12月2日庭审质证中当事人双方均未提出工程量方面的异议。现在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需法院开庭组织各方再次质证确定。刘晓英提出的主材及管件价格方面的异议，在初稿征求意见过程中，争议双方也都提出了异议，在法院主导下的再次核对过程中，三方一并进行了核对修正，提交正式鉴定报告后，在2013年12月2日庭审质证中当事人双方也均未提出价格方面的异议。现在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仍然需法院开庭组织各方再次质证确定。二、对第六条的回复：本条提到的三十五团租赁大拖拉机倒运管材的运费按12马力计入有失真实。鉴定报告对运费的计取是依据有关签证计入，计入的标准及有关当事人的异议在报告中均有说明。在2013年12月2日庭审质证中当事人双方也均未提出异议。另外，刘晓英提到的被告提供的决算书载明租赁费每天600元，因在整个鉴定过程中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提供决算书，我公司出具鉴定初稿后，被告于2013年11月11日才提交法院技术处，技术处当时转交我单位。对此刘晓英代理律师当场提出举证期已过等异议，这点在鉴定报告中有较详细说明。对第七条的回复：刘晓英提出我公司在计算地面PE管安装直接费时，违反定额计价原则，无故压低工程造价。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公司2013年5月接受本项目委托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诉我们该项目之前已进行过几次司法鉴定，现在委托重新鉴定。我们查阅、审核了法院转交的该项目资料，进行了现场踏勘、资料再次质证、初稿核对、初稿异议修正等鉴定程序。在工程类别划分和定额选用上，经专业判断、讨论、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1998年)规定，我们认为该项目最接近室外给排水工程。但当时的《全统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乌鲁木齐地区单位估价表》(1998)中给排水工程章节中，管道安装子目中没有塑料管安装子目，就借用了工艺管道安装定额的相应子目。这在报告中有说明。对定额的选用是我们重新鉴定时自主的专业判断，与之前鉴定时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妥协性协议无关。根据规定，重新鉴定时，对当事人达成的书面妥协性意见，除当事人再次达成一致同意外不得作为鉴定依据直接使用。因此，我们将该项目按室外给排水工程确定取费类别，再参考相应定额子目。在定额子目与实际情况背离较大的情况下进行了适当的换算。四、对第八条的回复：本条刘晓英提出漏算地面PE管Φ25、Φ4试压费的问题，原告方在2013年12月2日庭审质证中已提出过，我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就答复了(后附复印件)当时答复是直径32以下管道安装定额子目中已包含了试压费，准确的说应是DN50(不含DN50)以下管道安装定额子目中已包含了试压费。五、对第九条的回复：本条刘晓英提出漏算水冲洗费的问题，原告方在2013年12月2日庭审质证中也提出过，我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就答复了(后附复印件)。六、对第十条的回复：刘晓英提出本工程套用的定额是《乌鲁木齐地区安装单位估价表》，人工调差不应执行库尔勒的调差文件。本工程所在地属新疆巴音郭楞州管辖，必须选新疆巴音郭楞州调价文件，巴计造[2000]107号文件有明确说明，鉴定报告中也有说明。七、对第十一条的回复：本条刘晓英提出定额直接费和间接费没有配套使用。是定额与取费问题，对定额的选用回复如第七条。对工程类别划分及取费问题，如前述，该项目最接近室外给排水工程。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费用定额》(1998)，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四类，并相应取费，对此在报告中已有说明。八、对第十三条的回复:本条刘晓英提出双方制定的《造价鉴定原则》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刘晓英所谓的《造价鉴定原则》实际上是:之前建行乌鲁木齐造价咨询中心鉴定本案过程中，召集各方当事人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协商讨论达成的书面妥协性意见。根据规定，重新鉴定时，对当事人达成的书面妥协性意见，除当事人再次达成一致同意外，不得作为鉴定依据直接使用。九、对第十四条的回复：本条刘晓英提出施工合同约定执行国家预算定额。本案鉴定报告就是参考《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计价的。2018年7月31日，本院将新疆水利厅提供的相关标准移交恒通公司，要求该公司对鉴定报告予以修正。2018年8月7日恒通公司复函本院认为本院提供的标准并非该鉴定报告中所涉及的标准。本院将恒通公司诸项答复送达刘晓英后，刘晓英仍然认为鉴定报告存在漏项、取费过低等情形，并要求本院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委派专家就恒通公司鉴定报告异议部分出庭予以说明。2019年3月4日，本院致函住建部，函请指派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住建部收函后，于2019年3月25日推荐了两位专家并告知本院专家联系方式。本院将专家名单交刘晓英后，刘晓英以两位专家工作单位均在新疆，无法公正做出判断为由，要求住建部重新推荐。2019年6月4日，本院再次致函住建部，请该部重新推荐专家证人。住建部收函后，告知本院不派专家出庭，但可以就相关问题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随后，刘晓英就恒通公司鉴定报告中涉及到的相关九个问题要求住建部予以说明。2019年9月5日住建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就刘晓英书面所列九个问题复函本院进行了说明。主要内容为：针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转来的你院来函[(2017)甘01民初178号之二]描述情况，根据1990年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制的《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补充定额汇编》(以下简称90补充定额)在编制期、施行期的相关规定，仅对应执行本定额的工程项目解释如下，供参考：1.90补充定额中的塑料管螺纹连接项目，包括水压试验工作内容。管道试压注水是按利用自来水压力注水考虑的，管道压力试验是按人工打压装置考虑的。水压试验过程中使用的水和管道、阀门、螺栓、盲板等消耗材料摧销费包含在其他材料费中。2.低中高压管道水压试验子目均不包括管道清洗工作内容，实际工作中按设计要求分别执行管道清洗定额子目。工程量确认应根据实际情况按定额计算规则或双方合同约定方法确定。3.定额中的人工单价，按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确定的人工单价计算，不允许根据个人对施工的难易程度的判断自行调整或换算。4.执行定额时应该根据工程性质选择相应的定额，间接费定额与直接费定额应配套使用。5.定额子目中的主要工作内容按工程性质和适用范围及常规施工方法综合取定，除定额另有说明外，定额子日适用范围以内的项目不做调整。6.定额中机械种类的配备是按大多数施工企业机械装备水平综合取定的，除定额另有说明外，定额子目适用范围以内的项目不做调整。7.除定额另有规定外，定额子目中的辅助材料消耗量不做调整，材料单价按照当地造价管理机构规定执行。8.90补充定额中的塑料管安装子目的管件含量，是按典型工程进行测算后综合取定的，其定额基价不因管件数量变化而调整，管件及其材料费按实际计算。9.管道水压试验管径DN100mm以内子目列项是指≤DN100mm的所有规格管道的水压试验。2019年11月8日，本院致函恒通公司，要求其结合该公司《鉴定报告》中的“说明”，国家住建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回函，以及庭审中该公司出庭鉴定人的陈述，以及刘晓英审核的、同利六分公司提交六个团的《工程竣工决算书》，当事人双方合同约定的取费标准、工程实际完工竣工时间，双方办理竣工交接手续时间，以及最接近完工时间的当事人当时意思表示，涉案工程若干数据等对其《鉴定报告》予以完善和补正。恒通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复函本院，认为：我公司鉴定任务于2013年12月就完成了，但（法院）还欠我公司鉴定费200000元，按规定我公司在收到鉴定费之前不应提交报告。另外，再提供资料属于补偿资料，按补充资料再提供鉴定意见，按规定应适当增加费用。2019年12月3日，本院再次致函恒通公司，请恒通公司按本院2019年11月8日《关于对鉴定报告进一步完善的函》的要求，从增加你公司鉴定报告的证明力和可采信度出发，将补充完善意见书面报告我院。恒通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函复本院，认为：一、贵院2019年12月3日发出的函中引用了我公司原鉴定报告第七项及第六页有关陈述内容，意在表明贵院认为“该项要求不属扩大或增加委托鉴定范围事项，而是明确要求我公司结合有关结算书，对鉴定报告予以修正、补偿和完善事宜。”对这点我公司2019年11月27日回函并没有说是扩大或增加了鉴定范围，而是说明贵院提交的塔里木垦区三十一团至三十六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属于补偿材料。上述补偿材料，我公司在2013年7月在兰州中级法院资料质证中要求原被告双方都提供，但双方均未提供。一直到2013年11月出具初稿，各方核对后兵团才提交法院技术处，但已过了提交资料期限，这在原鉴定报告中有说明。原鉴定报告只能按当时法院提交的资料出具意见。现在收到上述补充材料，姑且不论是否增加工作量需增加鉴定费用，按《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规定只能出具补充意见书，并不是修改原报告。二、对到现在还欠我公司鉴定费200000元的问题，兰州中级人民法院函中未做回复，希望法院能明确回函如何保证支付所欠我公司200000元鉴定费的问题，我公司再尽快出具补充鉴定意见书。截止目前，六个团共向刘晓英付款双方认可数额为23350000元，依据现有证据计算为23342800元（其中三十一团5370500元，三十二团4903500元，三十三团5577500元，三十四团3100000元，三十五团1830000元，三十六团2561300元），恒通公司鉴定报告数额是23881500元（其中三十一团5370500元，三十二团4903500元，三十三团5837500元，三十四团3100000元，三十五团2101500元，三十六团2568500元）另查明，2003年7月4日，同利六分公司因未年检，被新疆哈密市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2004年3月22日，安徽同利公司、刘晓英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双方同意将1999年6月1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延迟至乙方在承包六分公司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清理完毕之日；2、乙方在清理债权债务诉讼期间，再向公司上缴费用200000元整。协议签订后，乙方先交20000元，余款诉讼结束后再付。3、甲方必须按时为乙方提供清理承包期间债权债务所需一切合法手续，并予以大力配合。4、凡由乙方在承包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皆由乙方据实承担责任，诉讼所需费用，由乙方全额支付。再查明，2013年5月20日，（新）名称变核内【2013】第056704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载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企业名称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二团”；（新）名称变核内【2013】第056706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载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三团企业名称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三团”。2004年4月3日农二师党委办公室和农二师办公室联合印发师党办发[2004]5号《关于印发的通知》，将“塔里木垦区将三十二团组合到三十三团；将三十五团组合到三十四团”。2013年5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一-三十六团名称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一-三十六团”。2019年10月2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向我院出具“情况说明”：我团按照2004年4月3日文件要求将三十五团组合到三十四团，以三十四团为中心团场；将三十二团组合到三十三团，以三十三团为中心团场。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诉状、陈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竣工报验单》、《竣工验收证明书》、《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结算合同》、《农二师与安徽同利防腐安装六分公司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关于塔里木生态灌溉工程结算协议书》、《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生态防护林微灌溉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报告》、《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塔里木垦区三十四团生态建设2000年续建项目决算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检察院乌垦检刑不诉（2009）02号《不起诉决定书》，（2002）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及乌鲁克区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营业执照及相关票据、补充协议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是否是本案适格本诉原告；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00年10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签订于2003年7月2日、3日、8月13日的结算协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三、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主张的工程结算价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刘晓英是否是本案适格本诉原告的问题，在本案中，与三十四团、原三十五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虽为同利六分公司，但刘晓英在与安徽同利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刘晓英实行自负盈亏、个人承包、独立核算的经营方式，对工程所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公司协助处理并追究责任，公司向乙方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证件，和其他业务帮助。2000年10月17日，安徽同利公司向刘晓英发出的通知中也载明，公司同意刘晓英承包施工三十一团到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续建工程，该工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程的质量安全由刘晓英负责。工程结束后，公司按1%收取工程管理费。工程竣工后，该工程所产生的的债权债务，由刘晓英负责。根据刘晓英与安徽同利公司的约定，同利六分公司由刘晓英负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程的质量安全由刘晓英负责，其经营行为所致后果与安徽同利公司无关。从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无论是合同签订或合同履行，安徽同利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均系刘晓英个人完成，故同利六分公司实际系刘晓英为承包各类工程而设立的公司，与安徽同利公司并无实质关联。安徽同利公司享有对刘晓英所实际完成的工程收取1%的工程管理费的权利，承担为刘晓英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证件、其他业务帮助义务，双方除上述权利义务外，并无上缴利润、服从管理等约定，安徽同利公司并无管理刘晓英之权利，刘晓英亦无接受安徽同利公司管理之义务，故刘晓英与安徽同利公司之间无隶属关系。刘晓英以同利六分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享有方与义务承担方均为刘晓英个人，刘晓英与安徽同利公司之间形成借用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关系。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刘晓英签订、由刘晓英组织完成施工任务、编制结算书，系本案实际施工人。刘晓英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发包方主张权利，故刘晓英是本案适格本诉原告。本诉被告认为刘晓英不是本案本诉适格原告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00年9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3年7月2日、3日、8月13日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否有效、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相关协议因系刘晓英借用安徽同利公司资质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故本院依法确定系无效合同。本案所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无效，但合同内容可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就涉案工程施工达成合意，刘晓英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案涉工程经过竣工验收合格且已实际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无效，但已实际经过三十四团及原三十五团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刘晓英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与被告（反诉原告）于2003年7月2日、3日、8月13日签订的结算合同、结算协议书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首先，本案系给付之诉，基础法律关系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该三份协议不是本案争议法律关系的基础法律关系，而是本案中的证据，故本院对该三份协议的效力不予评判，而从证据角度对该三份协议进行阐述：刘晓英与被告（反诉原告）于2003年7月2日签订《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至三十六团2000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溉系统安装工程结算合同》、次日签订《农二师与安徽同利防腐安装六分公司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8月13日签订《关于塔里木生态滴灌工程结算协议书》三份协议。从协议内容看，7月2日协议是对涉案工程施工中材料数量、材料单价、安装单价、材料运费等工程造价方面所涉问题的处理和结算，7月3日协议是对如何履行7月2日协议《结算合同》的再商定，8月13日协议是对双方7月2日协议的再确认和已付款项的确定，以及履行7月2日协议时间段的明确。但前两份协议系刘晓英尚处于被逮捕羁押，人身自由被剥夺状态下签订的，8月13日的协议，其时刘晓英虽然被取保候审，但该协议系前两份协议的补充，且三份协议涉及内容均以刘晓英撤回诉讼为条件，不能反映系刘晓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三份协议指向的工程总造价的结算结果，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从刘晓英再次提起诉讼来看，上述协议也并未得到刘晓英的事后追认。因上述三份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基础，故不能作为本案结算涉案工程价款的定案依据。在本次庭审中，双方对于上述三份协议确定的支付款项数额23350000元虽均予认可，但与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查明的数额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项“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规定，本院对双方自认事实不予确认，确定截至目前六个团共向刘晓英支付工程款23342800元（其中本案三十四团已支付3100000元，原三十五团已支付1830000元）。关于刘晓英主张的工程结算价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以及如何确定本案工程款的问题。前述，本案所涉六项工程均系刘晓英完成，刘晓英作为涉案六项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双方未就涉案工程价款结算达成一致的情形下，有权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与被告（反诉原告）就涉案工程价款的决算历经多次诉讼，形成鉴定报告六份，鉴定意见结论各不相同，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诉讼请求数额历次也均有变化。其中2002年在巴州中院起诉时六项工程合计诉讼请求为27036821.64元；2004年在乌铁中院第一次起诉时六项工程合计（已付部分除外）诉讼请求为7363641.87元，如含已付款23342800元，工程总价款为30706441.87元；2007年在乌铁中院第二次起诉时诉称“原告实际完成工程量折合总价款74481081元，除已支付工程款23342800元外，六项工程合计（已付部分除外）诉讼请求为51138285.57元；2008年在宿州中院起诉时六项工程合计（已付部分除外）诉讼请求为25653536元，含已付款则为49003536元；2011年案件指定本院管辖后，刘晓英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六项工程合计（已付部分除外）诉讼请求为51138285.57元，包含已付款工程总造价为74481085.57元，与乌铁中院第二次诉讼请求相近。分析涉案工程历次鉴定情况，1、刘晓英在巴州中院起诉时，巴州中院委托新疆创新工程造价咨询信息中心对其中的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工程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两个团尚欠工程款5986916.14元（其中三十二团尚欠2983245.98元，三十三团尚欠3003670.16元）；2、刘晓英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期间，新疆建设兵团纪检委、农二师审计局委托新疆新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六项工程合计24110221.04元；3、刘晓英第一次向乌铁中院起诉时，乌铁中院共委托鉴定两次，一次是新疆创新工程造价咨询信息中心的鉴定意见为六项工程合计24899590.36元，另一次是中国建设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造价咨询中心的鉴定意见为六项工程合计25331849.36元；4、刘晓英自行委托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对涉案六项工程进行竣工结算，结算意见为74481085.57元；5、本院委托甘肃恒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六项工程合计40086512.82元。根据刘晓英诸次起诉时诉讼请求数额的变化，结合各次鉴定报告可以看出，刘晓英诉讼请求的数据变化最大的一次，发生在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出具结算意见后，刘晓英在乌铁中院第二次的起诉，便依据该结算意见，将六项工程总价款增至74481085.57元，与前两次六项工程总价款相比较，分别增加了275%和242%。此后刘晓英数次起诉，均是以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出具的结算意见为依据提出诉讼请求。对于上述六份鉴定报告及结算意见，本院认为，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出具的结算意见系刘晓英单方委托作出，且结算数额与刘晓英自己作出的决算数额差异较大，被告（反诉原告）对该结算意见也不予认可，故该结算意见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涉案六项工程价款的依据。新疆新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所做鉴定意见，系被告（反诉原告）主管部门单方委托鉴定形成，刘晓英对该鉴定报告亦不予认可，故该份鉴定报告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涉案六项工程价款的依据。巴州中院委托新疆创新工程造价咨询信息中心所做鉴定报告，未对涉案六项工程全部作出鉴定意见，该鉴定报告因不能反映工程全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乌铁中院第一次审理期间所做两份鉴定报告未取得双方当事人认可，也未经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委托恒通公司所做鉴定报告，因恒通公司在鉴定报告中明确表示，该鉴定报告待相关标准明确或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后可以修正，但在本院向该公司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的答复和刘晓英制作的决算书后，恒通公司又以欠交鉴定费为由拒绝出具修正意见。因恒通公司出具鉴定报告的工程价款数额不是最终确定的数额，且工程计算依据、计算标准、定额标准与双方当事人约定不符，也与同利六分公司报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决算依据明显不同，双方当事人亦均不予认可，与刘晓英的实际施工情况亦存在出入，且恒通公司所作6份鉴定总价为40086512.82元，与同利六分公司2001年8月9日报建设兵团农二师决算总额26879251.15元相差甚远。该鉴定报告因缺乏全面客观真实性，并不能真实反映工程全貌，故对恒通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亦不予采纳，不作为本案确定工程价款的依据。关于本案涉案工程现在能否通过再行鉴定以确定工程总造价的问题。涉案工程完工于2001年，至今已经长达18年之久，涉案工程绝大部分已经改变或不复存在，依照工程原状进行鉴定的条件已经丧失，依照工程现状进行鉴定已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故现在已无法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总价款，通过第三方作出鉴定结论。刘晓英自编决算书，因距离竣工时间较短，被告（反诉原告）六个团也未及时予以回复，双方未能就工程结算形成合意。刘晓英在巴州中院起诉时，第一项诉讼请求即为要求结算，可印证该自编决算书不是涉案工程全貌体现，不具有足够证明力。在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工程造价发生争议，均无有效证据或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工程造价现又无法通过鉴定作出判断，且历次鉴定都存在证据瑕疵的情况下，只能从刘晓英就涉案工程多次提出诉讼，数额历经变化的因素中分析并寻找涉案工程总价款的高度概率，并对涉及工程价款证明力最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分析其历次诉讼请求的变化，其标的变化实际是由以下三个核心依据为计算基础的：第一个核心依据：刘晓英在巴州中院诉讼标的以自编决算书六个团工程款总计26879251.15元（含已付款）为基本计算依据，以请求法院判令六个团进行决算，及按工程总造价27036821.64元（以结算为准）支付工程欠款为诉求。涉案工程均于2001年7月底前完工，8月9日，刘晓英自行编制结算书提交六个团，六个团未予回复。刘晓英2002年3月10日、7月16日对六个团分两次起诉，请求的第一项是要求判令六被告对工程予以结算，第二项请求是在“决算为准”的前提下，要求六个团支付拖欠工程款本金总共9339621.64元。审理中巴州中院仅委托对三十二团、三十三团的涉案工程进行造价审计，该中心出具的结论为三十二团尚欠2983245.98元；三十三团尚欠3003670.16元，均高于刘晓英对三十二团提起的诉讼请求2507630.97元（以决算为准）、对三十三团提起的诉讼请求2399232.69元（以决算为准）。后巴州中院根据委托造价审计结果对这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三十二团支付工程款2983245.98元，三十三团支付工程款3003670.16元，刘晓英未上诉，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不服上诉至新疆高院。刘晓英对该判决虽未上诉，但因巴州中院仅对三十二团、三十三团涉案工程造价进行了委托鉴定，且鉴定结论均高于起诉数额，故不能以刘晓英在巴州中院起诉数额作为工程总造价的计算依据。第二个核心依据，刘晓英在乌铁中院第一次的起诉标的以巴州中院对三十二团、三十三团的判决结论和鉴定结果为核心计算依据，据此以涉案六个团工程总造价30706441.87元为基础，提出诉求。对该部分本院待后将重点阐述。第三个核心依据，刘晓英在乌铁中院第二次起诉时，以其自行委托的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向其出具的，涉案工程总造价为74488285.57元的结算意见为依据，并在接下来的几次诉讼请求的变化中，均以此为计算基础提出诉讼请求。对于刘晓英依据的这一核心计算依据，本院前述已经阐明，不再重复论述。现就第二个核心依据，进行重点阐述：纵观刘晓英提起诉讼请求依据的三个核心依据，其依据第一、第三核心计算依据形成的诉讼标的，显然使人达不到内心确信，形不成强有力的证明力和完整的证据链。而刘晓英在乌铁中院第一次的起诉标的，其中起诉的三十二团、三十三团的标的与巴州中院委托鉴定结论三十二团完全吻合：【1179745.98元(起诉标的)+4903500元（查明已付款）=6083245.98元（巴州鉴定结论）】；与三十三团鉴定的6803670.16元的结论仅相差188346.78元，基本吻合（三十三团起诉标的6992016.94元）【1414516.94（起诉标的）+5577500（查明已付款）=6992016.94】。对巴州中院根据委托鉴定结论作出的一审判决，刘晓英未上诉，表明刘晓英对三十二团、三十三团的判决认定数额是认可的。同时，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新疆西昭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江嵘，向法庭提交的代理词中对该两案鉴定结论高度认可的阐述和陈述，也可印证这个数据不仅获得了其代理人的认可，也获得了刘晓英的默认。巴州中院庭审笔录反映，刘晓英亲自参加了该两案的庭审活动，对律师陈述的认可意见并未提出反驳，且对庭审笔录内容进行了签字确认，进一步表明刘晓英对这两个团鉴定结论的认可。比对巴州中院诉讼标的和该次诉讼标的数额变化，从六个团工程总造价27036821.64元增加至30706441.87元，其增加幅度处在巴州中院对其中两个团鉴定结论的上浮幅度范围内。在乌铁中院第一次起诉中，刘晓英虽然在诉讼请求中仍提出“以结算为准”，在事实理由部分中亦要求以“决算为准”，但反观其对巴州中院作出的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判决未上诉、并予以认可的事实，可据此推定该注明应系其对工程总造价，参照三十二团、三十三团鉴定结论的增幅进行调整后的注释，更可以合理推定刘晓英的本次诉讼标的数额虽仍有注明，但是其对涉案工程总造价进行的最大化的测算调整。而且这次诉讼以及诉讼标的数额的确定，距刘晓英出具自编决算书逾两年，刘晓英有足够的时间对其自编决算书予以调整、补充、完善，此次起诉距涉案工程全部完工仅2年，距离完工时间较近，刘晓英亦解除羁押，不存在无法表达其真实意思的情形，并且该数额系刘晓英自行计算得出，数据精确明确。被告（反诉原告）三十四团（含原三十五团）虽然对刘晓英历次诉讼均不予认可，并强调按2003年7月2日、3日，8月13日签订的结算协议已全部履行了给付义务，但因上述结算协议存在的证据瑕疵，以及被告（反诉原告）三十四团（含原三十五团）并未就工程总造价的具体数额，提出明确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提供能够改变本院采用刘晓英在乌铁中院第一次的起诉标的作为工程总造价的相关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全案证据显示，刘晓英在乌铁中院第一次的起诉标的数额比较符合工程实际完工情况，结合工程预算、合同预定价、刘晓英自编决算、巴州中院对其中两个团的委托鉴定结论以及巴州中院判决、刘晓英对巴州中院判决未上诉等因素，该数据符合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刘晓英此次起诉确定的涉案工程总价款，符合工程总造价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数额的可能性，该数据依据的证据的证明力较其他证据有高度盖然性，也较采用其他数据更为公平公正，故本院以该数额，即涉案工程总造价30706441.87元，其中三十四团4547218.86元，三十五团2682458.49元，合计7229677.35元，作为确认本案工程价款的依据。关于反诉原告（被告）诉请要求反诉被告（原告）赔偿工程质量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分别约定工程保修期均为一年，本案的涉案工程早已竣工，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了《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证明反诉原告（被告）已经确认工程质量合格，反诉原告（被告）也实际接收并使用了涉案工程，部分工程还被评定为优良，在工程使用十四年之久，工程保修期限早已经过，反诉原告（被告）于2015年3月30日又以质量为由，对不属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方面的问题提出反诉，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反诉原告（被告）就其反诉请求仅提交了《关于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十一团-三十六团）生态工程经济损失技术报告书》及《涉案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但该二份证据系原农二师公安处经济侦查支队审查刘晓英涉嫌犯罪，限制其人身自由期间作出的鉴定报告，其形成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费用承担的问题。本案涉案工程完工后，被告（反诉原告）应尽快对刘晓英报送的决算书进行审核，但被告（反诉原告）未能在合理时间内对刘晓英报送的决算书进行审核。本院审理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又未能按鉴定机构的要求及时提供刘晓英报送的决算书，导致鉴定工作无法正常完成，对本案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故本案判决支持部分对应的诉讼费用应由被告（反诉原告）全部承担，但对判决驳回部分对应的诉讼费由刘晓英承担。刘晓英支付给恒通公司的鉴定费91442元，因本院对该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未予采纳，由刘晓英与恒通公司自行协商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以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哈密第六分公司名义）2000年9月26日与被告（反诉原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含2000年9月29日与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五团）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相关协议为无效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拖欠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的工程款2299677.35元（其中三十四团支付1447218.86元；原三十五团支付852458.49元）；三、被告（反诉原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拖欠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的工程款利息（以2299677.35元为本金，自2001年7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止）；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晓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606元，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负担28516.59元，刘晓英负担133089.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538元，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四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郝光林审判员  李志勇审判员  张煜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晶琦法官助理吕品月书记员丁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