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24民终1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加林，男，193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玉，延吉市河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景东，女，195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敏虎，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浩，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加林因与被上诉人于景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3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新证据提供，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加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或改判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3910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理解与适用法律有误。本案的焦点是于景东所使用的50000元现金是赠与还是借贷？在于景东认为是赠与而否认借贷时，一审法院未根据案情进行综合性、关联性分析与判断，亦没有采信证人徐某1出庭陈述，故判决张加林承担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不利后果。正因为一审法官依据了“谁主张、谁举证”，由债权人举证的这种定式的判决模式，判决债权人承担了不利后果。张加林是50000元的实际出资人，于景东也承认确实使用了这50000元。那么，这50000元究竟是属于什么钱？于景东认为是赠与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只是因为于景东认为是赠与而否认借款的事实，就判驳张加林的诉讼请求过于简单，且不负责任。法律规定的由债权人来承担举证责任的本意是民间借贷案件中，应当对借款数额、借款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的惯例、证据与借款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审查和综合判断才能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用简单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判驳张加林的诉讼请求，与立法精神有悖。2.本案应该认定为民间借贷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末到上诉人家当保姆，月薪3000元，并负责吃住，2018年1月份辞职。被上诉人在当保姆期间，向上诉人借款3次，共75000元（第一次是20000元；第二次是5000元；第三次是50000元）。除返还了25000元以外，尚欠50000元未偿还。在此期间，上诉人曾经多次催促被上诉人给打一张50000元的借条，并向被上诉人讲明自己已经快90岁了，体弱多病，血压居高不下。另外还担心往外借钱这件事让女儿知道，父女之间或女儿与保姆之间发生矛盾。因为女儿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女儿知道这件事会去找保姆的麻烦。正因为上诉人的种种担心，便不停的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因此，在借款这件事情上，上诉人不可能将这笔数额较大的款项无偿赠与给被上诉人，这不符合上诉人的心理状态和一惯的处事原则。3.就是因为被上诉人不打借条这件事，上诉人曾多次找过保姆的介绍人延吉市便民家政的徐经理（证人徐某1），徐经理也曾劝过被告要及时还款，别让大爷的家庭（张加林）发生矛盾。被上诉人也承诺过这个钱瞎不了，我有房屋租金，再加上月工资3000元和今后的社保工资，不到一年就能还上。因为上诉人不停的催促被上诉人写借条，2018年1月27日，被上诉人突然提出辞职，上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便民家政的徐经理，徐经理来到上诉人家，跟被上诉人说“你借款不还，又不打借条，走了上哪找你啊？”被上诉人说“我就不打”，便背着包匆匆离去。后将自己常用的电话号158XXXXXXXX注销，启用了新的电话号137XXXXXXXX。正因为这件事，上诉人曾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和上街道、社区反映情况，因为此时被上诉人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所以从这件事实上看，被上诉人是在逃避债务。四、被上诉人主张关于这笔款项为赠与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当保姆期间月薪3000元，免费吃住，上诉人为其购买四季换洗衣服，待遇优厚。正因为双方不是近亲属，被上诉人也没有为上诉人承担养老送终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方主张这笔借款为无偿赠与，有悖常理。至于被上诉人的二名老乡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把不同时间的场景描绘的出奇的一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赠与的因果关系，缺乏逻辑性，这两份证据有编造的疑点。综合前述，一审应当结合张家林找到家政的保姆介绍人徐某1反映于景东借钱不还和多次找到社区书记反映情况，直至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以及于景东确实使用了50000元现金，且不能举证证明其属于依法赠与的情况下，判决由于景东来承担返还的义务，才能真正体现出法律的公证，才能确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于景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1.本案的焦点在于50000元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抗辩款项为赠与，并已经完成举证义务，上诉人仍应对其主张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关于上诉人提供的徐某1的证言，该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其看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50000元，被上诉人对此不予承认，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因此，上诉人对其主张应举出其他证据。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明上诉人承认双方之间的赠与合意的时间在前，徐桂荣证言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在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上诉人已经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并在支付款项后无法再撤销赠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于景东返还借款本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24日，于景东通过延吉市河南便民家政到张加林家当保姆，2018年1月27日辞职。于景东当保姆期间，向张加林借款3次，合计75000元，之后返还25000元，尚欠50000元。该笔50000元中30000元为于2017年12月17日原、被告在延吉市河南国贸南侧建设银行取款，20000元为在对面的交通银行取款，之后在乐佰家居楼下龙井农商银行将50000元现金交付给于景东，于景东存入该行账户上，借款理由为购买养老保险。于景东辞职后，张加林要求出具借条，但一直推脱。于景东辩称，于景东在张加林处当保姆期间，因于景东照顾好张加林，张加林自愿赠与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7日，张加林向于景东支付现金50000元。另查，2016年5月30日，于景东向张加林借款20000元，于2017年4月25日再次借款5000元。借款后，于景东返还借款本金10000元。2016年6月6日，于景东向张加林出具借据，确认借款本金为10000元，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2019年7月5日，于景东向张加林返还剩余借款本金150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银行交易明细、借据、收条、证人杜某及徐某2的出庭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证人徐某1出庭陈述，于景东向张加林借款50000元，未出具借条。本院认为，证人无法证明张加林与于景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张加林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于景东予以否认，称上述50000元为赠与，故张加林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支付的钱款为借款的事实。现张加林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要求于景东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加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5元（张加林已预交），减半收取712.50元，由张加林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10月，于景东经延吉市便民家政公司介绍，到张加林家从事保姆工作，月薪2800元，后增加为每月3000元。于景东在从事保姆工作期间，于2016年5月，以其儿子结婚用钱为由，向张加林借款20000元，当时没有出具借条，过后于景东偿还了10000元，并于2016年6月6日向张加林出具10000元借据。2017年4月，于景东以其购买“老抹乐”（非正规发行的基金型彩票）为由，向张加林借款5000元，未出具借据。2017年12月，于景东在张加林处收取50000元。2018年1月末，于景东与张加林解除雇佣关系。2018年2月1日，张加林以于景东为被告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65000元借款，2018年2月5日，张加林撤回该诉讼。2019年7月5日，于景东向张加林返还了15000元借款。一审中，张加林提供证人延吉市便民家政公司经理徐某1出庭证明：张加林是我的客户，于景东是经我公司介绍到张加林家从事保姆工作，2017年1月末，张加林要求我到其家解决于景东借款不还的问题，我到张加林家后看到于景东正在搬东西准备要走，我问于景东是否借了张加林50000元钱，于景东说借了，但未给出具借条。于景东质证称没有向证人说过这50000元是借款。于景东提供证人杜某出庭证明：我与于景东是朋友关系，与张加林不认识。2018年元旦前，我去张加林家里聊天时，张加林说给于景东50000元交社保，说这50000元是给于景东的，没有说是借款。于景东提供证人徐某2出庭证明：我与于景东是同事，之前不认识张加林，是在于景东给张加林当保姆的过程中认识的张加林。2018年元旦之前我去张加林家里聊天时，张加林说给于景东50000元交社保，说这50000元是给于景东的，说于景东可怜所以给她这50000元，他不要了。张加林的代理人质证认为二位证人的证言出奇的一致，违背常理。本院认为，于景东对收到张加林的款项5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可免除张加林对是否支付款项的举证责任。二审庭审中，于景东称除了案涉50000元的往来之外，双方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对此张加林也无异议。基于双方均认可除案涉款项属于借款还是赠与存在争议外，双方不存在其他任何经济往来。那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对案涉款项的法律关系就可以在借贷和赠与之间必有其一。于景东作为主张案涉款项为赠与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人出庭证明曾听到张加林说案涉款项给了于景东，不用于景东还了等，但由于证人与于景东之间存在朋友、同事等利害关系，其证明力极低，不足以证明张加林将案涉款项赠与给于景东事实，同时，于景东除了以上证据之外无法提供其他的证明证明其主张，因此，于景东主张收取案涉款项系基于赠与合同取得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在已查明案涉款项收支清楚的情况下，以于景东否认借贷为由，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驳回张加林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张加林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3910号民事判决；二、于景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张加林返还借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合计2137.50元，由被上诉人于景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全智光审判员  金 花审判员  申爱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徐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