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4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男，197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嘉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本硕，山东众翊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柱，山东众翊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公某，女，1976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嘉祥县（公冶装饰门市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运，山东佳仕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程程，山东佳仕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某因与被上诉人公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民初1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认定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10日晚上原告之子江仁稳不想让原告与被告再处对象便给被告打电话，在电话中两人发生口角。原告之子江仁稳用开着的货车车尾撞坏了被告的足疗店门等财物。同年9月11日，被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同年9月12日原告在被告的顺河路公冶装饰门市部给付被告现金10万元。同年9月20日，被告到公安机关称“我来撤案，2018年9月10我经营的足疗店门被撞坏的事我不要求处理对方了，我们双方达成调解了”。同日嘉祥县公安机关制作了治安调解协议书。其内容原告也予以认可。原告之子江仁稳于同年9月21日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上述事实原告均予以认可。但是，一审法院仅凭被告的辩解和推理，在被告无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主观认定本院无法确认涉案10万元系彩礼款，该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重新认定该10万元属于彩礼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涉案10万元系彩礼款。本案中原告如实陈述了给付被告10万元彩礼的过程，况且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到庭进行了作证，证人能够证明“被告与原告谈对象，被告看原告是否对自己有诚意才要的这10万元。被告给我打的电话，我又给原告打电话说的这个事情。原告给被告这个钱没有其他目的。他们后来发生纠纷后我参与了调解，原告多次找我让我找被告要求返还10万元。现在被告没有退还给原告钱。”李某的证言虽然是孤证，但是能与原告的陈述相互佐证，法院依法能够予以确认10万元系彩礼款。原告给付被告10万元彩礼款后，双方曾联系用该10万元购买结婚楼房的事宜，被告还为原告介绍并合作承揽了厨房改造工程。该客观事实亦能印证10万元系彩礼款。被告辩称该10万元系原告代替儿子支付的赔偿款，有多处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被告只是辩解，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进行印证是赔偿款，在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中也未提到10万元赔偿款的事。假设被告辩称的属实，在9月12日原告在被告没有谅解的情形下向被告给付赔偿款10万元有违常理。被告被撞坏玻璃门及其他财产合计损失2000至3000元，原告也不可能赔偿10万元的巨款。况且，从公安机关制作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可以看出，本案是因家庭原因引起的治安案件，而非故意损毁财产的刑事案件。另外，如果是赔偿款，在正常情况下9月12日就应该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谅解书，不可能拖到9月20日才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在一审答辩状中称公安机关在9月20日依法要拘留江仁稳，经多次调和，才达成调解协议。但是被告一直未陈述哪些人参与了调解？被告在答辩状中刻意强调达成谅解协议，其目的就是混淆视听，人为的扩大损害程度，其用意不言而喻。况且，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书亦未显示原告之子赔偿10万元的内容。被告为了非法占有10万元彩礼款，利用原告之子9月10日撞坏被告门市部玻璃门的治安案件，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瞒天过海企图占有原告10万元彩礼款。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辩解观点成立，应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综合上述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纠正，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公某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未进行订婚，不存在给付彩礼的事实。首先答辩人要澄清一下，2018年8月17日答辩人经人介绍与上诉人相识，但并未确立恋爱关系，经过接触后，二人为了建立恋爱关系而相互联系。同年9月10日上诉人儿子江仁稳对上诉人在其母亲去世不久就与别人交往不满，而打电话对答辩人进行人身威胁，要求答辩人不要再与上诉人交往，并于当晚开车撞击答辩人经营的足疗店，造成店内设施损毁。答辩人在9月11日凌晨报警，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并对江仁稳进行传唤。在江仁稳将要面临刑事处罚的情况下，双方已经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和心情了，所以，上诉人在其儿子作出过激行为后的第二天给付答辩人10万彩礼的说法是极其不符合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另外，双方均为中年人且上诉人的妻子刚去世不久（2018年6、7月份上诉人妻子去世），与答辩人相识不到一个月，双方尚未达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不可能涉及彩礼的问题。答辩人已经受到上诉人儿子的威胁，且双方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不可能谈婚论嫁和订婚给付彩礼。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进行了订婚，并给付答辩人10万元彩礼，事实上双方之间也不存在订婚给付彩礼的情形。二、涉案的10万元款项系上诉人代儿子江仁稳支付的赔偿款。2018年9月12日上诉人与答辩人进行协商，让上诉人撤销刑事案件并放过江仁稳。因答辩人考虑到江仁稳的犯罪性质过于恶劣，已经对答辩人造成严重人身威胁并对名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答辩人一时难以平息心中怒火，所以，答辩人坚持要求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上诉人主动向答辩人提出，代江仁稳对答辩人财产及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并给付答辩人10万元钱。因江仁稳实施犯罪行为后一直未归案，答辩人担心接受赔偿后，江仁稳再次对其实施犯罪行为，后上诉人多次与答辩人进行协商并保证江仁稳日后不会在对答辩人造成人身威胁，江仁稳的妻子面临马上分娩，答辩人为了息事宁人，于2018年9月20日答辩人到公安机关签署的调解协议，2018年9月21日江仁稳才第一次到公安机关处理并签订调解协议。江仁稳之所以2018年9月21日才到公安机关，实际上是上诉人一方在协调公安机关，担心调解后江仁稳再受处罚，直到其协调到双方调解后，公安机关不再处罚江仁稳，江仁稳才到公安机关处理并签订协议，这也就是赔偿10万元与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为什么不是同一天以及双方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不是同一天的原因。所以，直到上诉人2019年4月2日提起涉案诉讼，江仁稳都未受到公安机关的任何行政、刑事处罚。在签订调解协议时，答辩人要求写明给付10万元赔偿款的问题，但是上诉人以其儿子江仁稳知道给付10万元赔偿款后会对答辩人及女儿作出更过激的行为为由威胁答辩人不让在调解书中体现10万元赔偿款字样，因答辩人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薄弱觉得赔偿款已经给了事情肯定错不了，没有考虑其他问题，所以没有在公安机关出具的调解书中写明上诉人代儿子江仁稳一方给付答辩人10万元赔偿款这一事实，这也使得上诉人有了混淆事实可乘之机，但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无法推翻。江仁稳虽然与答辩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但江仁稳本人没有履行赔偿，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均是上诉人代替江仁稳调解和赔偿，根据客观事实及时间节点完全能够证实涉案的10万元钱就是江仁稳故意损坏财物刑事案件的赔偿款。就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几天，上诉人就以资金紧张为由向答辩人借款10万元，答辩人没有出借，上诉人在2019年4月份又以支付的10万元系彩礼钱要求答辩人返还财产起诉，这也变相说明了上诉人在当时给付答辩人10万元赔偿款，目的是为了让其儿子免受法律制裁，在目的达到后在通过各种途径将款项要回，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原则。综上，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给付答辩人的10万元钱系订婚彩礼钱，事实上双方之间不存在订婚支付彩礼这一事实，涉案款项是上诉人代江仁稳向答辩人支付的赔偿款。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给付的彩礼款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江某与被告公某于2018年8月17日（农历七月七日）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10日晚上，原告之子江仁稳不想让原、被告在处对象便给被告打电话，在电话中，两人发生口角。被告一气之下开着一辆白色货车用车尾撞坏了被告的足疗店门等财物。同年9月11日，被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同年9月12日(农历八月三日)，原告在被告的嘉祥县顺河路公冶装饰门市部给付被告现金10万元。同年9月20日，被告到公安机关称“我来撤案，2018年9月10日我经营的午足艺轩足疗店门被告撞坏的事我不要求处理了对方了，我们双方达成调解了”。同日，嘉祥县公安机关制作了治安调解协议书，其内容为：江仁稳已经把公某被车撞坏的足疗店的门修好；公某不再追究江仁稳的法律责任及民事责任；此事就此了结，双方不得因此再起纠纷；此调解为终结性调解，自双方签字捺印即时生效。被告于当日在该协议书上签了字。原告之子江仁稳于同年9月21日在该协议书上签了字。2018年9月29日（农历八月二十日），被告提出与原告解除婚约。另查明，被告自行将原告之子撞坏的其足疗店门等自行修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为：涉案10万元是否是彩礼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确立恋爱关系期间给付被告1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恋爱期间给付的财物并非均系彩礼性质，按照习俗依附于婚约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财物属于彩礼性质，基于其他目的给付的财产不属于彩礼性质。原告主张给付被告的10万元系彩礼款，因被告不认可，其提供的证据也不充分，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无法确认涉案10万元系彩礼款，故原告关于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款1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案由错误的问题。本院立案庭根据原告的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相关规定确定立案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故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元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保全费1,020元，合计2,170元，由原告江某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是10万元款项是彩礼款还是赔偿款。上诉人主张给付被上诉人的10万元系彩礼款，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在上诉人之子明确表示不同意二人处对象且开车撞坏被上诉人足疗店门等财物引发被上诉人报警的情况下，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彩礼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因此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彩礼款1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江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江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计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