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7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春梅，女，197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强，男，198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金湖县。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欣，上海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瑾，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健，女，197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彪，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春梅、朱洪强因与被上诉人李瑾、贺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28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春梅、朱洪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起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75万元性质认定错误，该款项应计入常春梅一方对李瑾一方的借款，且是以房抵债之后形成的债务。（2）关于现金借款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亦存在错误，不能仅仅根据李瑾一方否认45万元、认可30万元就认定现金借款仅为30万元，上述认定偏向李瑾一方，并未充分尊重当事人间的交易习惯。（3）2015年7月11日的《借据》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其效力不认定，存在错误。而且以房抵债后，双方陆续发生了新的债务。（4）本案借款发生于2011年至2015年间，期间贺健有代还借款，2015年以房抵债的75万元转账给贺健，且2017年1月15日贺健还承诺代为偿还借款，故贺健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瑾辩称：（1）关于75万元钱款，与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一致，系房款。（2）关于现金部分，常春梅一方曾多次取现，但并无证据证明系交付给李瑾一方。（3）关于90万元《借据》的形成，常春梅一方的陈述不真实，当时李瑾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签署，而且90万元纯粹是163万元借款产生的高额利息。（4）常春梅一方在诉讼中陈述存在矛盾；曾经承认月息15%，属于高利贷；且编造了243万元现金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总借款为163万元系合理。故李瑾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贺健辩称：（1）本案系争借款过程混乱且不合情理，借款事实并不存在。关于《借据》及后续《承诺书》，均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2）贺健与李瑾XX的原因主要是李瑾私自在外借高利贷并于XX前用家中共同财产偿还其个人债务，贺健并未在XX过程中多分得财产，也不存在以XX转移财产的事实。借款大多发生在贺健与李瑾分居期间，更未用于家庭消费，本案借款即便存在也与贺健无关。故贺健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常春梅、朱洪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瑾、贺健返还借款900,000元；2.支付利息360,000元；3.支付自2015年7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以9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4.支付律师费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常春梅和朱洪强原系夫妻，以售卖水果谋生，于2016年10月8日XX。李瑾与贺健原本亦系夫妻，于2016年3月29日XX。2011年11月起,李瑾向常春梅、朱洪强借款。2013-2014年间，双方之间的借贷频繁发生，相互间未留《借条》、《收条》。至2015年7月，常春梅、朱洪强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李瑾共计1,332,300元(其中2012年底之前的转账金额为28,500元)。据常春梅、朱洪强统计，其还以现金方式向李瑾出借钱款2,433,000元(2012年底之前出借现金126,000元)。李瑾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现金借款。至2015年7月10日前，李瑾偿还常春梅、朱洪强钱款计1,764,367.5元(其中300,000元系李瑾用贺健银行卡内的资金偿还，贺健称对此并不知情)；通过王珍、丁奕分别偿还常春梅和朱洪强70,000元、120,000元。对于上述还款,朱洪强称不清楚李瑾究竟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李瑾则称大部分用于偿还利息。之后,李瑾因无力继续还款,遂与常春梅、朱洪强商量以房抵债。据李瑾称:其当时隐瞒了欠债事实，诱骗贺健同意将房屋出售给常春梅。2015年5月14日，李瑾、贺健及其家人沈某、李某作为甲方,与乙方常春梅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公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合同总价2,050,000元出售给乙方;乙方于2015年5月14日支付定金50,000元，于2015年6月2日之前支付300,000元，于2015年6月25日之前支付300,000元，于2015年8月20日之前支付1,130,000元，于2015年9月15日之前支付20,000元。此外，双方还约定以1,800,000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差价250,000元以装修补偿方式于2015年8月20日前支付。上述合同签订后，常春梅、朱洪强通过银行转账先后于2015年5月15日、6月2日给付贺健50,000元、300,000元。此后,贺健因未收到剩余房款，遂提出交涉，发现上述房屋实际被李瑾用于抵债。为此，贺健坚持要求常春梅、朱洪强继续支付房款400,000元,否则拒绝过户。2015年7月10日，常春梅、朱洪强通过银行转账，分别给付贺健200,000元,该房最终过户到常春梅名下。2015年7月11日，李瑾向常春梅出具《借据》和《收条》各一份。《借据》的主要内容为：今有借款人李瑾向出借人常春梅借款人民币玖拾万元整(900,000元)，于2015年7月11日之前归还，利润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人逾期还款，除应向借款人归还本金外，还应支付：1.逾期利息，按月计算，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违约金，按天计算，每天按借款金额的万分之七点三计算。3.出借人在催讨本金期间实际发生的劳务费及差旅费、律师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等一切相关费用都由借款人承担。《收条》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常春梅人民币玖拾万元整(900,000元)。同日，李瑾还向常春梅出具借款金额为叁拾陆万元整(360,000元)的《借据》和《收条》各一份，内容除金额外,其余部分与前述《借据》、《收条》相似。对于上述《借据》的形成，常春梅、朱洪强在原审中称：本案借款发生多次，每次都未写借条，《借据》是对长期未还借款的结算。重审中，常春梅、朱洪强又称：以房抵债之前,李瑾尚欠借款约2,000,000元，如果以房抵债顺利进行,上述《借据》就不会产生。正是由于房屋过户前给付贺健750,000元，加之又有新的借贷事实发生，所以产生了上述《借据》。李瑾则称其所欠借款早已还清，以房抵债是还高利贷利息，《借据》系被逼而写。2015年9月25日,李瑾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还款协议，2012年到2015年,常春梅、朱洪强的银行、现金的方式给予李瑾跟贺健，其中本人以180万的价格XX苑一套房子抵债给常春梅，还剩116万本人承诺如不按时归还，由老婆贺健给予偿还。”2017年1月15日，贺健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我贺健承诺李瑾欠朱洪强借款伍拾万，如果李瑾与朱洪强失去联系或失踪的情况下（失踪指未与贺健与朱洪强壹个月未联系）由本人贺健负责寻找李瑾和商讨偿还借款事宜。”之后，因李瑾、贺健未按《借据》和《承诺书》还款，常春梅、朱洪强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借据》载明的借款是否成立？2.若《借据》载明的借款成立，贺健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针对第1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常春梅、朱洪强所述，《借据》中的900,000元是双方对李瑾以往未还借款的结算。因此，查明《借据》形成之前双方发生的借、还款金额究竟是多少，是解决本案纷争的关键。首先,关于借款金额:（1）转账借款金额。现有证据证明常春梅、朱洪强通过银行转账给付李瑾共计1,332,300元,给付贺健共计750,000元。对于转账给贺健的750,000元，常春梅、朱洪强认为应算作借款金额，李瑾、贺健则认为系常春梅、朱洪强支付的房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在李瑾与常春梅、朱洪强之间，贺健并无借款合意，贺健取得750,000元依据的是《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常春梅、朱洪强没有证据证明贺健在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时知晓或同意以房抵债。因此，上述750,000元不应作为借款金额，该款可以从抵债房款中扣除，应当认定常春梅、朱洪强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李瑾的借款本金为1,332,300元。（2）现金借款金额。常春梅、朱洪强称已交付现金2,433,000元，李瑾予以全部否定。从双方的举证情况分析，证人邹修荣当庭陈述其亲眼目睹朱洪强交付给李瑾现金借款450,000元，而李瑾在与邹修荣的对话录音中承认收到朱洪强现金借款300,000元。因此,可以认定常春梅、朱洪强与李瑾之间存在现金借款。至于具体金额，应由常春梅、朱洪强举证。现常春梅、朱洪强提供了银行取现记录及邹修荣的当庭陈述和相关录音,经质证，银行取现记录仅证明常春梅、朱洪强的取款事实，无法证明其将所取款项交付给了李瑾；而邹修荣的当庭陈述及相关录音仅涉及数十万元的现金借款，且邹修荣亦未参与所述现金交付的清点。鉴于常春梅、朱洪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交付给李瑾的现金借款为2,433,000元，故一审法院根据李瑾在录音中所作的承认，确认常春梅、朱洪强交付给李瑾的现金借款金额为30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常春梅、朱洪强交付给李瑾的借款总金额为1,632,300元。其次，关于还款金额。常春梅、朱洪强确认李瑾还款金额为1,743,900元，而根据在案证据，至本案《借据》形成之前，李瑾本人（包括用贺健的银行卡）的还款金额为1,764,367.50元，又通过王珍、丁奕分别还款70,000元、120,000元;此外,在以房抵债过程中,双方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为2,050,000元,扣除常春梅、朱洪强支付给贺健的750,000元,房屋实际抵债1,300,000元。综上，至本案《借据》形成之前，李瑾已经偿还常春梅、朱洪强共计3,254,367.50元。鉴于本案《借据》形成前，李瑾的借款总金额为1,632,300元，而还款总额已达3,254,367.50元，还款金额远远大于借款金额，结合证人杨某及朱洪强本人对借款月利率为15%分别有过陈述或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常春梅、朱洪强与李瑾之间的借款利率超过年利率24%；且李瑾偿还的本息之和，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据》的形成缺乏合法性，《借据》载明的借款事实不成立。同理，对相应的《收条》、《承诺书》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定。针对第2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借据》的效力不被认定，且常春梅、朱洪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款用于李瑾、贺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生活或经营，故贺健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常春梅、朱洪强要求李瑾、贺健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有违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由此而产生的律师费，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判决：驳回常春梅、朱洪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80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常春梅、朱洪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之争议焦点即：2015年7月11日《借据》中载明的90万元借款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一审法院为有效查明《借据》所载借款，对于常春梅一方与李瑾之间钱款往来进行了分别认定，确认2011年11月至2015年7月间常春梅一方通过银行转账给李瑾共计1,332,300元，李瑾自认收到现金300,000元，故常春梅一方交付李瑾钱款共计1,632,300元；而截至2015年7月《借据》形成前，李瑾通过自己本人及他人向常春梅一方支付1,954,367.50元，加上以房抵债实际抵扣1,300,000元，故李瑾支付常春梅一方钱款共计3,254,367.50元。一审法院以双方上述往来钱款为据，并结合借款月利率超过年化24%之认定，确认李瑾偿还常春梅一方之本息之和，已经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础、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进而认定《借据》形成缺乏合法性，载明的90万元借款事实不成立，存在相应事实依据，本院可予认同。常春梅一方上诉称，以房抵债中其支付的75万元应为借款，但显然与双方房屋买卖协议中购房款之约定不符；还称现金部分并不止30万元，但仅凭常春梅一方取现之证据，并无法得出其将取现金额交付给李瑾之结论；又称《借据》是对双方之前借款之结算，但关于《借据》载明90万元之组成，在原审及本案一审、二审过程中，常春梅一方均未能作出较为明确具体且一致之陈述。故对常春梅一方上述所称，本院均难采信。至于贺健之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因此，常春梅一方主张李瑾一方返还借款9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律师费，依据有欠充分，本院难予支持。另，一审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就相关问题之分析论述均较充分，本院亦予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常春梅、朱洪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806元，由常春梅、朱洪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俞少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