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169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雪峰，男，197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委托代理人：王继跃，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峰，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建军，男，197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上诉人杨雪峰为与被上诉人杨峰、李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1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2月10日召集本案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杨雪峰的委托代理人王继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杨雪峰、李建军连带支付杨峰船舶转让款4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杨雪峰、李建军拟合伙购买渔船生产经营，商定由李建军出面购买渔船。同月18日，李建军与杨峰签订船舶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杨峰将自己所有的“浙象渔运03056”“浙象渔运03057”两艘渔船以人民币1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建军，协议签订之日支付150万元，余款40万元于完成船舶所有权证书变更手续之日支付。协议签订后，杨峰将船舶交付给李建军，杨雪峰指示第三方将150万元购船款汇入杨峰指定账户。现案涉两船的所有权证书变更手续已经完成，杨雪峰、李建军至今仍未支付剩余购船款。杨峰认为杨雪峰、李建军系合伙购船，应对购船款承担连带责任，故提起诉讼。杨雪峰一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杨雪峰并不是与杨峰签订船舶转让协议中的买方，无需承担付款义务；二、2017年9月18日的船舶转让协议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买方是李建军，在宁波海事法院（2008）浙72民初641号案件中就涉案两船的买卖过程，杨峰也认为案涉两船的买方是李建军，因此杨峰现在以杨雪峰系李建军的共同买受人，要求杨雪峰承担付款责任不符合事实；三、杨雪峰、李建军购买案涉渔船从事合伙生产当时是拟合伙购买，并不是确认杨雪峰、李建军已经共同购买，杨雪峰取得所有权是后来以140万元的价格向李建军买的，相关合同也已经得到法院判决的确认；四、杨峰诉请的转让款40万元系证书买卖款，法律上是禁止在市场上进行流通交易的，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杨峰对杨雪峰的诉讼请求。李建军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其通过电话向一审法院表示，其系代表杨雪峰向杨峰买船，钱也都是杨雪峰出的，因为证书没有办好，所以先付了150万元，约定证书价值40万元，后来过户给杨雪峰时，证书也没有办好，所以写了140万元，这是不包括证书的价格，现在法院已经把船与证书都判给杨雪峰了，那跟他就没有关系了。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一审法院在执行杨峰与李建军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拍卖原属于李建军的“浙象渔运03056”“浙象渔运03057”两船，同年8月26日，杨峰分别以43万元、27万元最高价竞得该两船，一审法院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予以确认，并于同年9月6日出具移交完毕确认书，将两船移交给杨峰，并于同日作出（2015）甬海法执民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确认该两船所有权归杨峰所有。但杨峰一直未办理该两船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案涉两船仍登记在李建军名下。2017年9月，杨雪峰拟与李建军合伙经营案涉两船，商定由李建军出面向杨峰购买案涉两船。同月18日，李建军与杨峰签署船舶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杨峰）将两船出卖给乙方（李建军），并约定“转让价格：光船价格人民币150万元，证书价格人民币40万元，合计人民币190万元；款项交付方式：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支付150万元，另40万元于完成船舶所有权证书变更手续之日（变更至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名下）支付。甲方在收到乙方的第一笔款项后，将本协议所涉渔船交付给乙方使用，船舶的相关权利、义务由乙方享受和承担”。同日，周峰、沈娜群、楼黎明应杨雪峰指令分别向杨峰配偶顾敏亚汇付470000元、500000元、529800元。顾敏亚于当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李建军船款150万元，并将两船交付给李建军，由李建军与杨雪峰共同经营。同年11月10日，李建军与杨雪峰在宁波渔保船舶交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两份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格式），约定李建军以每艘70万元的价格将案涉两船100%的股份转让给杨雪峰。同日李建军出具收条确认周峰、沈娜群、楼黎明汇付给顾敏亚的150万元作为杨雪峰支付的购船款。次日，李建军将两船在象山县石浦镇活鲜码头交付于杨雪峰，此后，涉案两船由杨雪峰负责经营。2018年3月初，杨峰将杨雪峰停靠在象山县石浦西边村码头案涉两船开走，杨雪峰通过报警及诉讼，最终于2018年10月19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确认案涉“浙象渔运03056”“浙象渔运03057”两船归杨雪峰所有。2019年3月14日，杨雪峰取得案涉两船改名为“浙象渔运02201”“浙象渔运02202”后的所有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建军在2017年9月18日系代表谁与杨峰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以及杨峰主张的剩余船舶转让款40万元是否属证书买卖款而应无效。杨雪峰认为，其取得案涉两船所有权系其于2017年11月10日向李建军购买，价格也仅仅为140万元，与李建军向杨峰购买属两次不同的买卖关系，其代李建军付款给杨峰是借钱给李建军，不是共同买船，在2017年11月10日之前其与李建军仅仅是经营上的合伙关系，与杨峰签订船舶转让协议的是李建军，因此承担付款义务的也应该是李建军。李建军则认为其只是出面而已，钱都是杨雪峰出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才签了一个合同要归到杨雪峰名下。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与杨峰签订买卖合同的是李建军，但实际付款人为杨雪峰，杨雪峰也确认其本来就有与李建军合伙经营案涉两船的合意，其主张是杨峰向其借款买船并没有证据来佐证，杨峰在前一案庭审中确实说过其没有与杨雪峰发生过船舶交易行为，但杨雪峰在前一案庭审中也说过产权作为我来购买，然后再与李建军各50%合作经营这样的话，而李建军在前一案庭审中也确认其跟杨雪峰讲好一起买船，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才与杨雪峰签了一个协议，因此各方在前案中陈述都有与本案陈述相矛盾的地方，但杨雪峰出资，李建军出面，两人合伙经营是事实，而购买船舶是合伙的必备条件，李建军不具有独自购船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由其购船供合伙体免费使用，并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降价50万元以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雪峰，杨雪峰庭审中也确认其知道李建军向杨峰购船的价格，且在前案中主张了案涉两船的全部权益，故李建军出面与杨峰签订船舶转让协议系执行合伙事务，一审法院认定在2017年9月18日与杨峰形成船舶买卖合同关系的为杨雪峰与李建军组成的合伙体，两人均有义务向杨峰支付剩余款船。对于争议的剩余40万元船款，杨雪峰主张属证书买卖，为法律禁止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不存在证书买卖的情况，只是因交易时所有权证书尚未取得，在合同中对光船与证书分别作了估价，这并不为法律所禁止，而且事先分别对价值作出约定也有利于可能的责任追究，现案涉两船证书已经办出，杨雪峰、李建军理应依约支付余款。杨雪峰以其与李建军在宁波渔保船舶交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两份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来主张其是以140万元的价格即取得两船的全部权益，此系其与李建军合伙体内部的约定，价格是否真实，与合伙体向杨峰买船无关，不予评述。综上，杨峰诉请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判决如下：李建军、杨雪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峰剩余船款4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李建军、杨雪峰负担。杨雪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杨雪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杨峰对杨雪峰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峰、李建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关于杨雪峰与李建军合伙购买原属杨峰的涉案船舶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在杨雪峰诉杨峰船舶权属纠纷一案(2018浙72民初641号，以下简称641号案)认定：“顾敏亚于当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李建军船款150万元，并将两船交付给李建军经营”。该案一审审理中，杨峰、李建军无任何证据证明杨雪峰参与两船的共同经营。2.一审判决认定李建军购买两船的实际付款人是杨雪峰错误。首先，杨雪峰指令周峰、沈娜群、楼黎明分别向杨峰配偶顾敏亚汇付470000元、500000元、529800元系代李建军支付的船款。其次，杨峰代理人在641号案件庭审笔录明确，杨峰没有与杨雪峰发生过船舶交易行为，收到的也是李建军支付的船舶款项；杨峰收到汇款后确认是李建军支付的船款并出具收条。最后，一审判决对李建军一审庭审中电话录音理解有误，李建军明确表示杨雪峰代付船款150万元作为李建军的借款处理。3.一审判决混肴杨雪峰与李建军合伙经营的时间点、以及合伙经营的方式。李建军接受两船后并未与杨雪峰合伙经营，而是在杨雪峰购买两船后，双方开始合伙。此外，一审判决以船舶价格作为认定合伙的要件错误，且杨雪峰对于杨峰、李建军以190万元合同价买卖船舶亦并不知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对于认定公民个人合伙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未按照前述法律的规定，即认定杨雪峰、李建军成立合伙关系错误。此外，船舶买卖合同系杨峰与李建军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雪峰也非合同的相对人。三、一审判决认定40万元系船款错误。2017年9月18日合同明确该40万元的性质是证书价格，船舶相关证书系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法律禁止行政许可证书有价转让。综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依法支持杨雪峰上诉请求。杨峰、李建军均未陈述答辩意见。二审期间，杨雪峰、杨峰、李建军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2018浙72民初641号641号杨雪峰诉杨峰船舶权属纠纷一案庭审笔录中，杨峰认为其系与李建军进行船舶交易，并未与杨雪峰发生过船舶交易行为。杨雪峰在该次庭审中陈述：在2017年9月18日杨峰与李建军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之时，杨雪峰与李建军就有合伙经营的共同意思，船舶产权由杨雪峰购买，后跟李建军合作，双方约定由李建军出面购买，然后再转让给杨雪峰。本院认为：根据杨雪峰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为：杨雪峰是否为案涉合同相对人及杨雪峰、李建军是否应当向杨峰支付40万元款项。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杨峰认为杨雪峰、李建军为案涉船舶共同买受人，据此要求杨雪峰、李建军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因此，本案的考量点应为杨雪峰是否为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之一。杨雪峰与李建军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以及何时成立合伙关系并非判定杨雪峰合同当事人身份的主要因素，不予具体评述。案涉买卖合同由杨峰、李建军签订，合同签订后，杨雪峰指令案外人分别向杨峰汇付47万元元、50万元元、529800元船舶购买款。对于杨雪峰该支付行为的原因，二审中作了重点调查。杨雪峰称上述款项系其代李建军支付，具体作为杨雪峰与李建军的借款处理。但，李建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李建军系代表杨雪峰向杨峰买船，船舶购买款也由杨雪峰支付。而且，杨雪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前述款项系其与李建军之间的借款。同时，杨雪峰在641号案庭审中明确表示船舶产权由杨雪峰购买，后跟李建军合作，双方约定由李建军出面购买，然后再转让给杨雪峰。该陈述与李建军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一致。至于杨峰在641号案庭审笔录中认为其系与李建军进行船舶交易，并未与杨雪峰发生过船舶交易行为以及杨峰向李建军出具船舶购买款项的收据等，系杨峰基于买卖合同由其与李建军签订的事实，不足以影响杨雪峰系船舶买卖合同相对人之一的认定。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转让价格为光船价格人民币150万元，证书价格人民币40万元，合计人民币190万元；款项交付方式为本协议签订之日，李建军支付150万元，另40万元于完成船舶所有权证书变更手续之日（变更至李建军或李建军指定人名下）支付”。故本案并非单纯船舶证书买卖，只是合同中对光船与船舶证书分别作了估价。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船舶买卖合同中约定船舶证书的价格，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从而认定其效力，有相应依据。杨雪峰认为其无需向李建军其支付40万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船舶买卖合同虽由杨峰、李建军签订，但已支付的船舶款项均由杨雪峰支付，且杨雪峰在641号案庭审中明确表示船舶产权由杨雪峰购买，故杨雪峰关于其非船舶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杨雪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孔繁鸿审判员  王健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