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3民终15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高东，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重庆连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伦瑜，男，1953年7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忠，重庆市垫江县桂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高东因与被上诉人姚伦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高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被上诉人姚伦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忠到庭参加诉讼（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高东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判令由姚伦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形成民间借贷之法律关系”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证据明显不足。首先，姚伦瑜于2009年7月20日银行转账20万、2013年5月2日银行转账13.1万，然而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二笔银行转账属于借款，即便提供了2015年11月16日、2017年1月27日的240万、300万两张借条，但从这两张巨额借款手续内容上看，根本没有阐述与之前的两笔银行转账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也没有注明系之前的两笔银行转账演变而来的依据，更没有注明之前的“借条作废”字样，一审法院所谓的“高度可能性”明显是主观猜侧，并非有理有据。故一审将两笔银行转账直接认定为借款本金，明显证据不足。其次，本案一审法院在认定“利息”、“利率”的约定客观存在严重错误。本案除了2015年11月16日、2017年1月27日的240万、300万两张借条上注明了借款利率之外，从2009至2015年11月15日前，没有任何书面、口头及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有过约定利息及利率，即便(假设)本案将之前的银行转账认定为借款，也是利息约定不明啊，为何一定要按年利率24%来判决呢?故一审将两笔银行转账资金认定双方已约定有利息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本案姚伦瑜主张两笔银行转账属借款并约定了利息，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姚伦瑜一审诉讼请求应依法不予以支持。二、一审法院将涉案二笔银行转账资金直接认定为借款本金并利息按年息24%，从而判决由我承担支付义务，明显不符合常理。1、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当时我是有非常雄厚资产和资金背景的，加上其丰厚的银行工资报酬，为什么要高息(月息5%)向姚伦瑜借款炒股?更无法理解的是我资金完全充裕，守愿高利息长达多年不还，宁可出具300万借款也不愿返还借款?世界上有如此不善于经营和理财之人?明显说明一审认定之前的二笔银行转账为借款不符合常理。2、姚伦瑜首笔转账多次催收未获返还，还继续放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如果(假设)二笔银行转账属借款成立，姚伦瑜因何不及时行使诉权，在明知我既有丰厚工资待遇，又有雄厚房屋、门面资产的前提下，故意拖延长达十年不起诉，不依法主张权利，放任高息飙升。显然，姚伦瑜之行为明显属恶意不起诉，故意拖延诉讼，获取非法虚增高利息，明显属故意“套路贷”范围，应依法打击之，望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后，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三、本案银行转账属姚伦瑜委托我炒股发生的资金往来，亏损应由姚伦瑜自行承担，有关2015年11月16日、2017年1月27日的240万、300万两张借条与之前的银行转账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是因准备进入股市所书写的借条，但由于股市风险巨大，不敢下手而未实际履行，对此我一审向法庭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对此再次予以明确。四、我对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3月25日的6万元不属姚伦瑜所主张的借款没有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审姚伦瑜将此6万视为我借款，并向我主张民间借贷关系完全是虚假陈述，这也足以说明另二笔银行转账被姚伦瑜说成借款依然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我在炒股中曾多次以现金方式支付姚伦瑜相关款项，但因时间久远，加之相互关系密切，并没有书写收据，我确拿不出炒股中分红相关证据来，但双方早已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相互互不拖欠，对此我已提供部分支付姚伦瑜约30万左右资金足以佐证。被上诉人姚伦瑜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无任何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明确，我不但有向朱高东支付借款的银行流水，而且有朱高东出具的借条。因借条多次更换，我以朱高东最后一次出具的借条为证据，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利率的计算标准，是根据朱高东出具的书面借条中约定的月利率3%和2%，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是完全符合双方约定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朱高东称是帮我炒股，纯属捏造的虚假事实，我从未口头或书面委托朱高东代为炒股，同时，朱高东也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自己这一主张。朱高东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姚伦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高东立即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从2009年7月2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时止）、借款60000元及利息（从2010年3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时止）、借款131000元及利息（从2013年5月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时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朱高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20日，姚伦瑜向朱高东转账汇款200000元，2013年5月2日，姚伦瑜向朱高东转账汇款131000元。2015年11月16日，朱高东向姚伦瑜出具借条，载明朱高东借到姚伦瑜人民币2400000元、月利率3%、期限三个月即2015年11月16日-2016年2月16日、到期还本付息等内容，并以朱高东的门市和房产作抵押。2017年1月27日，朱高东再次向姚伦瑜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姚伦瑜3000000元、月利率2%、期限三个月即2017年1月27日-2017年4月27日、到期还本付息、以门市和房产作抵押逾期未还可自行处理等内容。朱高东提交的2010年3月23日的《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显示朱高东账号（卡号）为376759015023004XXXX的账户于2010年3月23日存入60000元（定活两便），姚伦瑜提交的2010年3月25日的《存款利息清单》显示朱高东账户/卡号为376759015023004XXXX的账户在2010年3月25日时利息为1.2元、余额为60001.2元，姚伦瑜提交的2010年3月25日的《存款凭条》显示姚伦瑜的账户存入60001.2元，姚伦瑜主张是2010年3月25日借款60000元给朱高东，朱高东辩称是还款。2015年7月14日、2018年2月1日、2019年1月22日、2019年6月24日、2019年6月28日，朱高东向姚伦瑜支付200000元、20000元、10000元、5000元、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姚伦瑜举示的2009年7月20日向朱高东转账200000元、2013年5月2日向朱高东转账131000元的转账凭证以及朱高东出具的两份借条，足以认定朱高东向姚伦瑜借款331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朱高东抗辩系代姚伦瑜炒股，但未举示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姚伦瑜主张2010年3月25日借款60000元给朱高东，朱高东辩称是还款，根据双方举示的证据，可以认定朱高东于2010年3月23日存款60000元后，至2010年3月25日本息共计60001.2元，姚伦瑜将该60001.2元取出后存入其账户的事实存在，姚伦瑜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10年3月25日向朱高东交付了借款60000元，故朱高东陈述系还款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朱高东已按年利率36%支付的利息部分属有效给付，未支付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朱高东于2015年7月14日偿还的200000元可以按年利率36%折抵利息至2013年3月2日（详见利息计算表），剩余66.39元。2017年1月27日再次出具借条时约定月利率为2%，故2017年1月27日之后的利息也应按年利率24%计算。根据计算，截至2013年3月2日，朱高东尚欠姚伦瑜借款本金319919.35元及利息。还款期限届满后，朱高东至今未返还本金、支付利息，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朱高东应向姚伦瑜返还借款本金319919.35元，并支付利息[从2013年3月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时止，已支付40066.39元(66.39元＋20000元＋10000元＋5000元＋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朱高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姚伦瑜返还借款本金319919.35元，并支付利息（从2013年3月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时止，已支付40066.39元）；二、驳回姚伦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83元，保全费3790元，合计7373元。由朱高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朱高东的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以及姚伦瑜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是否有利息的约定。本院具体论述如下: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姚伦瑜为债权人，朱高东为债务人。姚伦瑜起诉要求朱高东返还借款，有借条、银行转账记录、当事人陈述为证。朱高东与姚伦瑜在交往中有经济往来。从文字内容看，本案借条上的文字记载是对一段时间内借款的累计确认。借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朱高东与姚伦瑜在交往中有经济往来，朱高东对借条的真实性和内容没有异议，只是辩解称是姚伦瑜转账的款项不是本案借条借款，这不能导致举证责任之再转移于姚伦瑜。在当事人对债权债务通过借条明白无误地加以确认且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债务人一方要求债权人再次证明其债权的存在，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证据角度看，本案借条的表面并无任何瑕疵，内容全部由朱高东手写而成，字迹清晰，布局工整，对借款数额还特地使用了汉文大写，表明书写人朱高东当时不可能失去正常意识。在朱高东不能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及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朱高东负有义务举证证明借条所记载的债务不存在。本案证据表明，朱高东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也不能证明其书写借条时有被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在朱高东没有证据否定借款事实的情况下，姚伦瑜没有进一步的证明义务。本案为典型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仅对期内利息有约定，但未约定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按照当事人主张，判令违约方对逾期部分按照期内利率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另外，本案借款数额巨大，明显不属于因生活必须所发生的普通的民间借贷，应属于出于商业目的的借款性质，出借人不收取利息不符合商业交往惯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对于还款部分除明确载明还款指向的外，按照借款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先借的先偿还，且先还息。按照上述方法认定还款情况，符合民间借贷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双方均为公平，并无不当。朱高东虽抗辩本案款项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但并未举证证明，其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上诉人朱高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65元，由上诉人朱高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雪梅审 判 员 陈江平审 判 员 项江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院印）法官助理 孙 琳书 记 员 石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