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9217号原告：王锦国，男，汉族，1968年8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浠水县。原告：王思怡，女，汉族，2005年9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浠水县。原告：宋鹏涛，男，汉族，1993年5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均，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金，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秋娥，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徐伯候，男，汉族，1968年2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罗田县。原告王锦国、王思怡、宋鹏涛与被告徐伯候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金、罗秋娥及原告王锦国、被告徐伯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锦国诉称：原告王锦国为死者熊某的法定配偶，长期在深圳工作。原告王思怡为王锦国与熊某的亲生女儿，宋鹏涛系熊某的亲生儿子。被告徐伯候与熊某在2015年前后认识，被告明知死者已有家庭及子女，仍与其长期保持婚外情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熊某生前于2015年离开深圳并一直在广州从事家政保姆工作。2019年2月1日应被告邀请，熊某从广州雇主家放春节假期离开，前往被告于白云区太和镇的出租屋同居。2019年2月6日中午，被告与熊某在出租屋吃饭饮酒，被告明知熊某平日不喝酒，仍与其大量饮酒。在熊某饮酒后出现大量呕吐时，被告并未采取救助措施，也未第一时间拨打120求助。直到熊某不省人事，被告才于当日14:20许拨打120及110,14:54时熊某被120急救医生心电检查为一条直线，早已死在出租屋内。2019年5月5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死因鉴定报告，发现熊某血液酒精含量为751.6mg/100ml，血液酒精含量远超致死浓度，熊某是因超大量饮酒导致酒精中毒及胃内容物误吸而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对于法定婚姻关系的破坏存在主观的故意，其明知熊某与原告王锦国是夫妻，有家庭有儿女，仍与熊某保持婚外情不正当男女关系并长期同居。此外，在两人不正当关系期间还多次唆使熊某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向被告多次转账汇款数额不等的钱财。对此，被告对于原告的家庭破坏主观恶意极大，严重破坏原告婚姻和家庭，对原告的精神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害，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其次，被告与熊某同居并在事发当日中午在出租屋中共同饮酒，被告作为死者的情人及共同饮酒人，对死者存在救助义务，而由于其过错和不作为导致死者被救助不及时死亡，因此其对于死者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熊某的丧葬费30000元、死因检测及鉴定费14320元、死亡赔偿金300000元；2、被告支付被扶养人王思怡生活费150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00000元；4、被告向原告返还财产9000元；5、被告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当庭增加）；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徐伯候答辩称：熊某的死亡与我无关。2019年2月6日中午吃饭时，熊某想念其小孩就跟他们打电话拜年，然后她有点悲伤，就坐在那里哭，我劝了半天，过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停止了哭，之后我去上厕所，出来发现她把酒喝完了，也不知道她喝了多少，我就把她扶到床上休息，她到床上就吐了，吐得很厉害，我就马上打了120，并把她抱下楼去等120，我跟120一直都有联系，但120来了之后抢救了四十多分钟就说死者死了。经审理查明：原告王锦国与死者熊某（1973年5月27日出生）于2010年1月25日登记结婚，婚前已于2005年9月6日共同生育有一女王思怡。此外，熊某还曾于1993年5月11日生育儿子宋鹏涛。2015年，被告徐伯候与熊某经网上认识后，于当年9月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2016年5月10日，被告徐伯候承租了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盛路362号6楼60D房，用于其与熊某约会，且被告徐伯候确认其与熊某交往时，熊某已将其婚育状况告知其。2019年2月3日，被告徐伯候与熊某相约来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盛路362号6楼60D房居住。2019年2月6日中午，被告徐伯候与熊某在该房屋内吃饭并饮酒，之后熊某因饮酒过量于当日下午15时左右死亡。2019年2月14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原告王锦国的委托，对熊某的死因进行鉴定。2019年5月5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检测出死者熊某血液中乙醇（酒精）含量为751.6mg/100ml，远超致死浓度，并认定熊某系因酒精中毒及胃内容物误吸而死亡。原告王锦国为此支付了鉴定费10320元、检测费4000元。诉讼中，对于事发当日的经过，被告徐伯候当庭陈述称：2019年2月4日下午其购买了白酒一瓶用于泡酒，2019年2月6日上午11时至12时左右，其与熊某在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夏良永胜路362号60D房吃饭，期间双方均喝了一些白酒，熊某因想念儿女而心情不好并哭泣，其劝说半个小时左右后就去上厕所，但出来时看到熊某在喝酒并把酒喝完了，其就将熊某扶到床上，接着熊某就吐了，脸色也变了，故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下去把一楼大堂的门打开，之后将熊某抱下去等120，但120很晚才走到且抢救之后就说熊某不行了。而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徐伯候表示熊某在吃饭时喝了三两白酒后就开始呕吐，在熊某告知其不舒服之后其就将熊某抱到床上休息，此时其见熊某不像平时醉酒的样子就拨打了120求助，在等待120期间有帮熊某清理口腔异物、进行人工呼吸及心脏按压等，120到场抢救二十分钟左右后告知熊某已经死亡。庭审中，被告徐伯候出示了其拨打120急救电话的通话记录，显示其第一次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时间是2019年2月6日13时58分，对此原告并无异议。庭审时，被告徐伯候称死者熊某平时很少喝酒且酒量较小。另查，原告为处理熊某的丧葬事宜，支出了遗体接运、遗体辨认及遗体存放及火化服务等费用，其中有发票证实的金额合计为6407元。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用金额为30000元，表示该费用应包括死者家属从老家往返广州的交通及住宿等费用，但无票据提供。另查，死者熊某生前系在广州从事保姆工作，且在广州已有三年多。原告明确其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2019年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2018年度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另外，原告主张被告徐伯候曾向死者熊某索要过财产，主张被告徐伯候返还财产9000元，但仅提交了2015年8月17日熊某汇款2000元给被告徐伯候的汇款收据。而被告徐伯候称该2000元系熊某拿了其5000元使用后的还款。诉讼中，原告称被告徐伯候与死者熊某长期保持婚外情关系，给原告带来了精神上的伤害，故要求被告徐伯候书面进行道歉。被告徐伯候表示愿意当庭进行道歉，但不同意书面的道歉方式。再查，死者熊某死亡时的法定继承人有本案原告三人，其父母此前均已去世。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租赁合同、结婚证、公证书、鉴定意见书、发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对死者熊某在2019年2月6日与被告徐伯候午饭时饮酒后因酒精中毒及胃内容物误吸而死亡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徐伯候对死者熊某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5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检测出死者熊某血液中乙醇（酒精）含量为751.6mg/100ml，远超致死浓度，显然死者熊某在事发当天存在过量饮酒的行为，而被告徐伯候在本案庭审中确认了熊某平时少喝酒且酒量较小的事实。现虽无证据证实被告徐伯候在当日午饭时有诱使或强迫熊某大量饮酒的行为，但作为与熊某在事发前后几日在案涉出租屋内共同居住生活的唯一在场人员，在相对私密和封闭的空间场合内，被告徐伯候应当对熊某的人身安全尽到比一般人员更审慎的照顾义务。被告徐伯候明知熊某平时少喝酒且酒量有限，因此，即使如其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和本案庭询时所陈述的熊某在当日午饭后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其应当及时劝阻熊某避免其过量饮酒，但根据鉴定检测出的血液酒量含量却证明其并未尽到该义务。被告徐伯候在本案庭审中抗辩称其当时在上厕所，出来后才发现熊某把酒喝完且不知道喝了多少，其就将熊某扶到床上，接着熊某就吐了；但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却表示熊某在吃饭时喝了三两白酒后就开始呕吐，在熊某告知不舒服之后其将熊某抱到床上休息，然后拨打了120求助。显然，被告徐伯候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熊某仅喝了三两白酒的言论，与鉴定检测的血液酒精含量高达751.6mg/100ml的结果相悖，且其在本案庭审中所陈述的熊某系在其上厕所时大量饮酒、扶上床后才呕吐的陈述亦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所称的吃饭时喝酒后就呕吐并因此扶上床的陈述，亦相互矛盾。综上，本院对徐伯候在本案中的上述抗辩陈述意见不予采纳，并认定在熊某饮酒过程中，其未能尽到合理劝阻义务。被告徐伯候称其发现熊某醉酒呕吐等异常后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提交了拨打记录证实其拨打时间为当日的13时58分。但从被告徐伯候自述的午饭时间至其拨打120急救电话之时，已过去一两个小时，在死者熊某已大量饮酒且被告徐伯候明知熊某酒量较小的情况下，其却未能在熊某饮酒后的第一时间内发现异常并送医，致使熊某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对熊某的酒后猝死后果存在救助不及时的过错。综上，被告徐伯候未能对熊某醉酒未能事先预防和劝阻，酒后未能及时施以救助，故其对熊某的酒后死亡后果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死者熊某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酒量及过量饮酒的后果应当具有清醒的认知，却放任自己并最终导致自己因酒精中毒及胃内容物误吸死亡，对己方的死亡后果具有重大过错。因此，本院酌情考虑死者熊某以及同住、同饮者被告徐伯候的过错程度，认定对于熊某的死亡后果，熊某负有主要责任，被告徐伯候负有次要责任，并综合考虑死者与被告徐伯候在案涉死亡事件当中的过错程度，认定被告徐伯候应对熊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20%的赔偿责任，死者熊某应自行承担80%的责任。原告王锦国、王思怡、宋鹏涛作为熊某死亡时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被告徐伯候赔偿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因熊某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丧葬费：熊某因醉酒猝死，原告主张丧葬费并无不当，应予支持。该丧葬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而广州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8218元，故该丧葬费可计得为49308元，但原告仅主张为30000元，对此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因熊某死亡时未满60周岁，且原、被告双方确认死者生前长期在广州从事保姆工作，故该项目应按上述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20年，但原告仅主张该项目损失为300000元，对此本院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熊某死亡前需与原告王锦国共同扶养女儿王思怡（2005年9月6日出生）。该被扶养人生活费可按赔偿计算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年标准计算，可计得被扶养人王思怡的生活费为66171.88元（28875元/年÷12月/年×55月÷2人）。4、精神损害抚慰金：熊某的死亡，对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故原告主张该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应予支持，本院酌定该精神损害抚慰金以100000元为宜。5、死因检测及鉴定费：原告因熊某死亡而申请了死因检测及鉴定，该项目属于因熊某死亡而产生的损失后果，原告提交了票据证实该项目费用为14320元，对此本院予以支持。6、财产损失：原告主张被告徐伯候曾向死者熊某索要过财产，但其所提交的汇款收据并不能直接证实其主张，被告徐伯候对此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总计为510491.88元，被告徐伯候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应当赔偿102098.38元。原告称被告徐伯候与死者熊某长期保持婚外情关系，给原告带来了精神上的伤害，故要求被告徐伯候书面进行道歉，并对被告徐伯候要求当庭道歉的行为不予接受，坚持要求书面道歉。但本案系因死者熊某死亡后果所引发的赔偿诉讼，并非就被告徐伯候与死者熊某之间的不正当交往行为对熊某的配偶、子女所造成的人格权利侵害提起的诉讼，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在原告明确拒绝被告徐伯候到庭道歉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徐伯候书面道歉的主张，在本案中不予支持。但被告徐伯候明知其与死者熊某均为已婚状态且均组有家庭的情况下，仍长期与熊某保持不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和道德伦常，与现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应予谴责，望其今后能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行为，做回一个有道德、守伦常的合格公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徐伯候赔偿原告王锦国、王思怡、宋鹏涛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检测及鉴定费损失合计102098.38元；二、驳回原告王锦国、王思怡、宋鹏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833.2元，由原告王锦国、王思怡、宋鹏涛负担8169.2元，由被告徐伯候负担1664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交，其中被告应负担部分，由被告在履行判决时直接向原告给付，本院不予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 亮人民陪审员  杨春兰人民陪审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