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1民初9019号原告：黄建，男，汉族，1995年3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训，贵州乾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1339625，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贵州乾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859880，特别代理。被告：贵阳众车之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汽贸城乾通汽车园区A-20。法定代表人:陈洪伟，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贵州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610195810，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贵州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0062198，特别代理。原告黄建与被告贵阳众车之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车之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训，被告众车之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扣除处理鉴定事宜的相应审限，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83500元并向原告赔偿已缴纳的机动车购置税3568.37元；3.请求判令被告按照购车款三倍金额赔偿原告2505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1.5ＭＴ手动尊贵型众泰Ｚ500吉祥红车辆一辆用于家庭使用，该车售价83500元，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5日，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以现金方式付清车款并提车，提车后原告将车辆及手续交予代办机构代为办理车辆登记（车牌号为贵Ｇ×××××）。2017年6月2日，因原告私人原因将车辆过户到堂哥黄鹏名下（车牌号变更为贵Ｊ×××××），但黄鹏仅为挂名，车辆仍为原告所有并使用。2019年7月因黄鹏不愿为原告继续挂名，黄鹏于2019年7月22日在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明分局准备将车辆过户到原告名下，但经交警验车后告知“该车辆出厂铭牌为两份，损毁且被覆盖”拒绝办理过户，原告根据交警提示后，将表面铭牌撕下，发现被覆盖的铭牌显示车辆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原告咨询专业机构了解到车架号第十位体现生产年份，根据该车车架号第十位体现车辆生产日期也为2015年），原告遂联系被告协商处理并投诉至贵阳市花溪区消费者协会（孟关消费者投诉站），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原告购车时要求购买的为2016年的新车，被告并未告知原告交付的车辆实际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而在被告交付所有手续均记载的生产日期是2016年7月的情况下，原告误以为车辆为2016年7月生产的新车。现被覆盖的铭牌体现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两者生产日期相差一年，故2016年7月的铭牌应当是伪造的。现因铭牌不符导致原告无法正常将车辆过户，而原告拟购买的是2016年生产的新车，被告却交付了2015年生产库存车，被告的行为存在欺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被告众车之家公司辩称：第一、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根据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显示，原告已于2017年6月2日将涉案车辆通过购买方式过户至案外人黄鹏名下，现黄鹏方才是该车辆的所有人，原告已不具备起诉资格，正确的流程应当是，现在的车辆所有人黄鹏如果认为原告交付与其的车辆存在问题，由黄鹏来提起诉讼确定其双方责任后，原告方可起诉被告进行追偿。因此，原告无权提起本次诉讼。第二、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欺诈，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该车辆《合格证》及《车辆一致性证书》中均载明该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7月5日。《车辆一致性证书》系涉案车辆生产厂家所出具，《合格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制作发放，《合格证》与车辆信息不一致的话是无法完成过户手续办理的，这两份目前最为权威的证据均显示该车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5日，因此被告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第九条之规定，如果车辆合格证上所载的生产日期与机动车真实生产日期不符，是无法办理注册登记的，而原告分别于2016年8月22日及2017年5月26日完成注册登记行为，印证涉案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5日。其次，关于该车辆的真实生产时间，被告与厂家进行过核实，但得到的结论是该车生产日期以车辆《合格证》上所载明的制造日期为准，有可能系车辆合格证的签发日期晚于车辆的排期投产日期，导致铭牌所载生产日期与车架号第十位数对应不起来的情况。车架号通常位于驾驶员侧车门内、前挡风玻璃或位于车门的框基上，车辆在流水线进行组装的时候车辆就已经存在车架号，在投入生产线之前就会拿到其车架号。而车辆《合格证》的签发日期肯定会晚于车辆组装完成的日期，这属于正常现象。从涉案车辆的《合格证》可以看出：涉案车辆于2016年7月5日申领《合格证》，该车生产日期亦确定为2016年7月5日，因此汽车行业的惯例系以车辆取得《合格证》之日为其生产之日，而非实际组装完成之日。涉案车辆车架号第十位为F，指的是该车于2015年年底已经在自动化生产系统中排期投产，而车辆《合格证》上载明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5日，是在车辆整车出厂后经检验合格出具合格证并记载的生产日期。两者并不矛盾，也并不影响涉案车辆的产品质量和使用功能。更没有对原告是否购买车辆造成任何误导。原告在接收涉案车辆的时候就已经获取车架号信息，在此情况下仍进行了两次车辆过户行为，应视为其已认可并接受所购车辆的现状事实。同一车辆不会存在两张铭牌的，被告亦不知晓涉案车辆是如何出现两张铭牌的。被告销售车辆时，只能根据车辆载明的登记信息向消费者介绍车辆，被告没有任何销售欺诈的故意与必要，以及修改《合格证》上载明的车辆生产日期的能力。并且原告曾于2017年6月2日将车辆成功过户至案外人黄鹏名下，并未出现原告所称的存在两张铭牌的情况导致无法办理过户，因此被告认为当时车辆上应当仅有一张铭牌。购车方决定购车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品牌、外观、性能、参数、舒适度、价格及有无现车等，生产时间并不是决定买车的决定性因素。涉案车型2016年并未进行过升级换代。因此2015年生产与2016年生产的涉案车型的参数、性能等指标无任何差异，被告无欺诈的必要。在双方购车合同中亦未明确对车辆生产年限进行约定，仅仅约定了价款、车辆型号、颜色，原告在被告公司查验了所购车辆，对该车辆的外观、性能、参数等情况进行了解后综合决定购买该车辆，并不存在因生产时间陈述有误作出错误购买该车辆的意思表示。若原告仍为该车所有人，则表明原告在实际使用车辆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于所购车辆的各方面性能指标是无异议的，对于车辆本身的外观、性能、参数等情况是满足其真实购车意愿的。综上所述，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涉案车辆被告并不存在虚假描述以及欺诈的行为，更不具有欺诈的故意以及必要，因此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众泰汽车购车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1.5ＭＴ手动尊贵型众泰Ｚ500吉祥红车辆一辆（车架号ＬＪ8Ｂ2Ｄ3Ｄ2ＦＤ130496），该车售价83500元。原告向被告付清车款后，被告于2016年8月16日向原告交付车辆，随车交付车辆一致性登记证书、保养手册、三包凭证均记载车辆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5日。后原告于2016年8月22日办理车辆登记，交纳购置税3568.37元。车牌号为贵Ｇ×××××，车辆出厂日期为2016年7月5日。机动车登记证书记载，2017年5月26日该车转移登记在黄鹏名下，获得方式为购买，2017年6月2日登记车牌号为贵Ｊ×××××。2019年7月22日黄鹏办理转入业务时，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车辆业务便民提示单载明，因“该车辆出厂铭牌为两份，损毁且被覆盖”而不能办理。后原告将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表面铭牌撕下，发现被覆盖的铭牌显示车辆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同时原告咨询了解到车架号第十位体现生产年份，根据该车车架号第十位为F，体现车辆生产日期为2015年，原告遂联系被告协商处理并投诉至贵阳市花溪区消费者协会（孟关消费者投诉站），但仍未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原告认为2016年7月的铭牌应当是伪造的，现因铭牌不符导致原告无法正常将车辆过户，原告拟购买的是2016年生产的新车，被告却交付了2015年生产库存车，被告的行为存在欺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上述事实，有原告举证的原告身份证明、被告营业执照、众泰汽车购车合同、车辆照片、车辆一致性登记证书、保养手册、三包凭证、车管所车辆业务便民提示单、车辆登记证书、发票、购置税发票、保养手册、保单、铭牌照片、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原被告举证的其他证据，因不满足证据三性要求，达不到原被告各自的证明目的，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黄建是否本案适格原告；二、本案案涉车辆的制造日期是2016年还是2015年；三、众车之家公司在本案买卖合同中是否构成欺诈；如构成，众车之家公司应否返还原告的购车款、购置税及购车款三倍损失。现作如下评述：一、关于黄建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黄建基于与被告签订的《众泰汽车购车合同》而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具备适格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案涉车辆的制造日期是2016年还是2015年，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从证明力来看，根据双方无异议的在案证据即车辆一致性登记证书、保养手册、三包凭证均记载车辆生产日期为2016年7月5日，2016年8月22日办理车辆登记，载明车辆出厂日期为2016年7月5日。第二，从证据关联性来看，原告提交的证据车窗玻璃车架号、散热机照片仅系车辆组装材料，其生产日期不足以证明系案涉车辆的制造日期。关于原告提交的防盗系统密码本及轮胎照片，无法证实与案涉车辆的关联性，不作为证据，关于原告举证的消费者协会处理意见，原被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处理的过程不能证明被告构成自认。第三，从举证责任来看，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5日”的铭牌系被告或者生产厂家制作，亦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5日，且原告在向法院申请生产日期鉴定之后又以无力预交鉴定费为由，书面申请撤回鉴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之规定，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从时间来看，案涉车辆从被告交付给原告后已经过三年，且中途被告再次将车辆卖给他人，而两次均正常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可以推测，在该两次权属变动并进行审车时，均未发现车辆存在铭牌被毁损或覆盖的情况，从常理来看，案涉车辆在实际使用三年左右后出现所谓的“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5日”的铭牌可能性不大，原告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于原告主张案涉车辆的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5日，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众车之家公司在本案买卖合同中是否构成欺诈。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属欺诈消费者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构成欺诈行为一般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欺诈人实施了欺诈的行为；三是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四是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众泰汽车购车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众车之家公司出售给原告的汽车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原告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5日；另外，即使隐藏的铭牌在车辆销售时确实存在，经过两次变更登记及审车时均未发现该问题，可以说明该问题非常隐蔽，亦超出被告作为销售商对案涉产品出厂检验等一般审查义务，无法证实被告存在故意隐瞒行为；最后，本案所涉车辆已经实际使用三年多时间，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案涉车辆存在发动机、变速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主要安全和使用性能存在问题，亦未影响合同的根本目的。因此，被告众车之家公司的行为不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对于原告主张众车之家公司返还原告的购车款、车辆购置税，并赔偿购车价款的三倍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2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黄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茂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