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4行终2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泰岳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兴安置小区1排4栋4-5号商铺。法定代表人刘玉龙，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政府大院内综合楼。法定代表人袁化龙，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21号。法定代表人潘荣，厅长。委托代理人李娜，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兴琦，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陈治义，男，1946年6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人袁庆勇，男，1973年11月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贵州泰岳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岳公司）因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3行初1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安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安顺人社局）于2018年11月5日受理陈治义关于滕庆死亡工伤认定的申请，于2019年1月8日作出编号：0426201987164《认定工伤决定书》：“滕庆是贵州泰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2017年7月被派遣到贵州力美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美公司）从事安保工作。2017年11月26日早上8点左右，滕庆正好在力美公司安铝小区4号岗亭值完11月25日的夜班。在等待交班的时候，另外一位保安周大贵在路过4号岗亭时发现滕庆脸色极差，于是周大贵便将情况告知保安干事粟林洪。粟林洪接到通知便立即到4号岗亭查看滕庆的情况，见滕庆脸色确实不好，于是便立即安排泰岳公司的保安队长雷光庆带滕庆去医院检查。滕庆等人先是到跳蹬场卫生院检查治疗，由于条件有限且医生说滕庆情况严重建议到安顺市人民医院治疗。随后滕庆便被送往安顺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2017年11月26日晚上9点50分，经抢救后，由于当时滕庆情况极危重且随时有死亡的可能，经滕庆家属商议后决定放弃治疗并将滕庆推离病房带回家中。滕庆于2017年11月27日凌晨2时在家中死亡。后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检案编号：2017-048号）中注明滕庆系因患有肝硬化后食道静脉曲张并发消化道出血诱发肝性昏迷死亡。滕庆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泰岳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贵州省人社厅）于2019年3月1日受理，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安顺人社局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0426201987164）。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原判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据此规定，职工视同工伤的情形，必须同时具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三个条件。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滕某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第三人陈治义是否系死者滕庆的近亲属以及滕庆的死亡时间等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对此争议焦点，具体分述如下：一、关于第三人陈治义能否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第三人陈治义在庭审过程中已就其与滕庆系父子关系及其姓氏不一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被告根据滕庆、陈治义的身份证、陈治义的户口簿、协议书等证据认定陈治义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并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事实清楚。二、关于滕庆是否是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问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中明确：“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根据安顺市人民医院的疾病证明书、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等病历资料，滕庆的入院时间为2017年11月26日10时59分，其中安顺市人民医院入院记录载明初次诊断时间为2017年11月26日16时38分，最后诊断时间为2017年11月26日18时50分。按照上述规定，应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即2017年11月26日16时38分作为48小时的起算时间。根据安顺市人民医院的病程记录等病历资料、关于滕庆病情情况说明等证据，被告安顺人社局经调查核实认定，经抢救后由于当时滕庆情况极危重且随时有死亡的可能，经滕庆家属商议后决定放弃治疗，又根据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力美公司的汇报材料以及证人粟林洪、田某的证言等证据材料，认定滕庆于2017年11月27日凌晨2时在家中死亡，自滕庆入院初次诊断至其在家中死亡时未超过48小时。故被告安顺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并无不当。另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安顺人社局的上述认定，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贵州省人社厅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原告及安顺人社局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贵州省人社厅经审理认为，因滕庆病情极其危重，家属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放弃治疗，确属无奈之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安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XXX，亦无不当。综上，被告安顺人社局遵循相关程序规定，依据调查核实的相关依据，依法作出认定工伤的结论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泰岳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泰岳公司负担。判决书送达后，上诉人泰岳公司不服，上诉称：一、原审第三人陈治义不具备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的主体资格。《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为职工本人、其近亲属或者工会组织。因工伤属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纠纷，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据上诉人了解，滕庆父亲已经过世，原审第三人陈治义系滕庆成年后其母亲第二次婚姻的丈夫，原审第三人陈治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死者具有该条规定的近亲属关系。因此，原审第三人陈治义作为《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申请主体不合法。二、一审判决依据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书、力美公司的汇报材料以及粟林洪、田某的证言，认定腾庆的死亡时间系2017年11月27日，证据不充分。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书中认定死亡时间系在该鉴定书“基本案情”部分，表述为“罗开祥（死者妹夫）口述”；力美公司的汇报材料中关于死亡时间的表述为“家属将滕庆拉回家中后死亡”，该汇报材料中并未明确死者的具体死亡时间；粟林洪的证言中关于死亡时间的表述为“我是在第二天也就是2017年11月27日听说他已经去世了”，该证言系传来证据；田某的证言中关于死亡时间的表述为“据了解当时滕庆就已经无法医治让家属料理后事了，于是家属当天晚上就将滕庆接回家了，滕庆也于2017年11月27日凌晨过世了”，该证人未在死亡现场，亦为传来证据。综上，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腾庆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凌晨2点。三、死者滕庆并非在工作时间发生的疾病。2017年11月26日早上八点左右，死者滕某与接班保安完成工作交接班后，因其自身原因未离开工作地点，十时左右滕庆才突发疾病后被送至医院救治。且工伤认定书中载明，死者是在值完11月25日夜班后才突发疾病，说明其不是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四、滕庆的死亡系其家属在滕庆突发疾病抢救过程中主动放弃治疗而导致，如果其家属不放弃抢救治疗，滕庆不可能死亡，且死亡时间不明。被上诉人安顺人社局未举证证实滕庆的具体死亡时间，故不能证实腾庆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综上，滕庆的死亡不能认定视同工伤，被上诉人安顺人社局依据非死者近亲属（第三人）的申请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上诉人贵州省人社厅作出的维持决定均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安顺人社局二审答辩称：一、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二、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滕庆系泰岳公司职工，单位安排其到力美公司负责安保工作。2017年11月25日，滕某力美公司安铝小区4号岗亭值夜班，11月26日上午8时左右，滕某值班室等待交班时，脸色异常、身体不适，同事们发现后及时将其送往跳蹬场卫生院救治，由于病情危重，转安顺市人民医院救治。在救治过程中滕庆病情继续加重，医生综合具体情况考虑为肝性脑病，病情极危重，医生反复与家属沟通，经家属商议后放弃治疗，2017年11月26日21时50分，家属将患者推离病房，送回家中。2017年11月27日凌晨2时死亡。滕庆的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规定，应当视同工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贵州省人社厅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原审第三人陈治义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判决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审第三人陈治义是否具备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二、腾庆的死亡是否应认定为视同工亡。一、关于原审第三人陈治义是否具备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本案中，原审第三人陈治义在一审庭审中已就其与滕庆系父子关系及其姓氏不一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被上诉人根据滕庆、陈治义的身份证、陈治义的户口簿、协议书等证据认定陈治义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并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并无不当。即使原审第三人陈治义系腾庆的继父，原审第三人陈治义和腾庆是具有赡养关系的近亲属，原审第三人陈治义也具备向被上诉人提起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二、关于腾庆的死亡是否应认定为视同工亡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认定职工死亡视同工伤，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以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中明确：“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安顺市人民医院入院记录载明腾庆初次诊断时间为2017年11月26日16时38分，突发疾病的48小时应从2017年11月26日16时38分计算至2017年11月28日16时37分。力美公司的汇报材料、被上诉人安顺人社局对力美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田某、保安粟林洪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腾庆系在生活区4号门岗交接工作时突发疾病，在2017年11月27日死亡的，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死亡。根据安顺市人民医院的病程记录等病历资料、安顺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周劲峰出具的《关于腾庆病情情况说明》，可知腾庆经抢救后情况极危重且随时可能死亡，此时，医院经与滕庆家属商议后决定放弃治疗，符合医学和生活常理。故腾庆于2017年11月27日在家中死亡，应认定为系经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视同工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上诉人泰岳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认为腾庆的死亡不能视同工伤，应举证证明。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安顺人社局、贵州省人社厅根据安顺人社局的调查和陈治义提供的证据认定腾庆的死亡视同工亡，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贵州泰岳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帮华审判员  洪 云审判员  阮素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齐艳书记员汤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