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民终10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国科路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318272U。法定代表人：沈永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澄，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滢，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惠治，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官国清，男，197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路2号24幢191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96499219J。法定代表人：方水红，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路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惠治、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洋公司）、官国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3民初1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海路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澄、胡滢，被上诉人郑惠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清洋公司、官国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终结。上海路桥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项判决，依法驳回郑惠治起诉或改判驳回郑惠治要求上诉人对欠付货款承担偿付责任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上诉人不承担本案的一审案件受理费；3.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郑惠治不具备原告资格，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隆兴公司在《证明》中明确“郑惠治借用我公司名义”，借用单位名义的只能以借用单位的名义起诉，隆兴公司是合同主体，应当由隆兴公司提起诉讼，郑惠治与隆兴公司之间存在内部结算关系，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二、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无视大量直接证据，将诚腾公司排除在外，而将清洋公司直接认定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虽然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官国清，存在管理上混同，但诚腾公司与隆兴公司之间合同、收货、发票、资金支付是独立的，隆兴公司交易对象是诚腾公司，清洋公司的《确认书》、官国清的《承诺书》即使认定为“债的加入”，也不能改变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三、一审法院以缺乏真实性的《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施工管理合作备忘录》等认定清洋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施工管理合作备忘录》等均无上诉人印章，是不真实的，依法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珠海市住建局发给上诉人上级单位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函件中，并未认定上诉人存在“转包非法分包挂靠”的情况。郑惠治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光盘内有上诉人与清洋公司的相关分包合同以及与诚腾公司的两份《材料采购合同》，上诉人进行书面质证，确认了上诉人与诚腾公司的两份《材料采购合同》以及与清洋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对上述直接证据故意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诚腾公司收货、付款，隆兴公司向诚腾公司开具发票，隆兴公司明确知晓其交易对象是诚腾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隆兴公司应向合同相对方诚腾公司主张支付货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方上诉请求。郑惠治答辩称，一、无论是从案涉事实上分析案涉合同性质，还是第三人介入合同关系上看，郑惠治均是适格的权利主体。（一）在买卖中存在施工行为，应定位为石材安装施工合同。从现场施工图、微信聊天记录及郑惠治陈述等证据来看，郑惠治不仅是向配套工程提供石料，还包括打磨、安装，包括郑惠治现场打磨、安装的工资都是由郑惠治支付。可见，案涉合同内容包含材料提供及安装，其实就是对配套工程石材安装部分的一个施工分包性质的施工合同。（二）郑惠治是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1、郑惠治是实际施工人。本案中，隆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表明：隆兴公司仅为名义供货人，而实际供货人、施工人为郑惠治。故，郑惠治系案涉石材供应、安装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郑惠治是本案的权利主体，是适格的原告。2、名义主体实际上已将权利主体还给了郑惠治。隆兴公司出具的证明除了表明“实际供货人、施工人为郑惠治”之外，还明确表明案涉债权归属郑惠治，即债权已转移至实际权利人郑惠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规则，郑惠治有权对配套工程项目部主张工程款项的权利。二、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及利息责任。（一）上诉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1、上诉人是案涉工程的施工方应当已经为社会公知。上诉人是经过招标投标程序中标后取得案涉工程项目施工权利的，所以谁是案涉工程项目的建设方和施工方应当已经为社会公知（这一点珠海市建筑工程主管部门发文认可）。而上诉人将其中标承建的工程项目交由官国清控制与混同的系列公司施工，是其与官国清控制与混同的系列公司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并不一定为外界知晓，不足以改变外界对案涉工程项目施工方的认知。官国清控制与混同的系列公司以上诉人涉案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实施与该工程项目施工相关的行为时，具有代表上诉人的权利外观，其与郑惠治签订合同、购买与安装装修石材，郑惠治有理由相信是在与上诉人进行交易。故，案涉《石材购销与安装合同》的买卖双方应认为是上诉人和郑惠治。据此，上诉人与郑惠治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上诉人负有偿付尚欠的货款的义务。至于如何设立工程项目部以及项目部印章的使用管理，系上诉人与官国清控制与混同的系列公司双方内部事务，对他人不具有约束力，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应另行解决。2、案涉合同的另一方应为上诉人。官国清为项目实际负责人（官方认可），但在实际履行期间官国清有代理权。按照日常生活常识，材料商作为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官国清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况下，合同签署方、支付货款、出具对账单的签名均为官国清，石材送货地点、接收地点、安装地点为案涉工程所在地。官国清构成对上诉人的表见代理。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理对该合同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二）案涉工程施工中，清洋公司是上诉人的一个内部部门。2014年6月5日，上诉人与清洋公司就珠海信息港工程项目签订了《施工管理合作备忘录》，约定管理费为工程总价的6%，上诉人派出管理人员，对技术人员上海路桥公司可以代清洋公司聘请，各管理规定和程序按上诉人执行，分包商、供应商按上诉人管理规定和程序，在承包项目上，清洋公司纳入上诉人管理体系。2016年12月13日，上诉人中标取得案涉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承包权，2017年3月6日，上诉人中标取得案涉珠海市金湾一中建设项目-室外配套工程承包权。2017年3月3日签订的金湾一中和人工岛V标两份《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内容基本与合作备忘录一致。1、即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各类合同，上诉人与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系列协议属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郑惠治知晓案涉工程由上诉人分包给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施工。故，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与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间存在分包关系，理据尚不充分。作为建材购销主合同显示本笔交易为等价有偿的正常交易，郑惠治在签约和履约中并无明显过错，基本符合表见代理的表象特征。即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各类合同，上诉人与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系列协议属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2、上诉人主张“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系诚腾公司，将清洋公司认定为相对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本案整个证据材料上看，上诉人与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之间，比如清洋公司、诚腾公司等皆签订各种协议，主观上存在恶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应当依法依约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如上分析，一审法院依据上述签约和履约的诸多案件事实和相关背景情况分析梳理后作出符合表见代理表象特征的认定。即使认定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系诚腾公司，结合前述提到的一审诸多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从签约后的履约全过程来看，认定合同相对人郑惠治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相关证据更充分，从而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并非是完全依赖合同文本而认定，上诉人上诉观点明显错误。三、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分包行为也没有经过建设单位的认可，且将建设工程主体及92%以上工程分包给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属于违法分包行为。尽管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郑惠治提供复印件证据不予认可，但这些证据均是上诉人与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之间签署的，上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该些证据的原件，或者提举反驳证据推翻郑惠治的观点，但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供该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一审判决确认郑惠治主张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证据规则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清洋公司、官国清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郑惠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原审被告立即向其偿付货款5045251.6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从2018年6月1日计算至全部偿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郑惠治就其诉请，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中标通知书》两份。证明上海路桥公司为涉案两工程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和珠海市金湾一中建设项目及室外配套工程的中标人。上海路桥公司质证时无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二、1.2018年2月5日，清洋公司向隆兴公司出具的石材结算价款《确认单》一份，确认清洋公司尚欠隆兴公司石材款5045251.6元；2.2018年2月13日，官国清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8年5月31日前付清麻城市隆兴石业工艺有限公司石材款5045251.6元，并承诺如未按时付清货款余额，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利息（月息2%）及法律责任”；3.2019年5月21日，隆兴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向清洋公司供应涉案两工程所需石材的实际供货人为郑惠治；4.上海路桥公司向珠海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清洋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联所引起集中讨债事件的处置方案》以及该公司发出的《公告》与《通告》。上海路桥公司质证时对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2、第3项证据，质证时提出，向我公司登记债权的是隆兴公司，合同相对方为诚腾公司，且官国清在承诺书中表述的“我公司”指代不明。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路桥公司在“处置方案”及公告、通告中，确认清洋公司为涉案两工程项目的“劳务及专业”分包单位，官国清为分包单位实际控制人。因此，《确认单》与《承诺书》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出具承诺书的主体，逻辑上均相互关联，互相印证，能确认清洋公司尚欠石材款5045251.6元。《证明》系明确涉案纠纷的权利主体，与出具证明的公司曾向上海路桥公司登记债权在内容上并不矛盾或不同主体就同一权利重复主张，故一审法院确认郑惠治主体适格。三、1.珠海市有关部门的会议纪要及向上海路桥公司发出的函件等；2.涉案工程的《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施工管理合作备忘录》；3.《资金支付委托书》、涉案工程《应扣费用对账清单》。证明上海路桥公司以收取4%至6%管理费的形式将涉案工程交由清洋公司承包施工，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而非部分工程的分包关系，且上海路桥公司同意支付涉案工程工资款及材料款。上海路桥公司质证时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系劳务分包关系，官国清非涉案工程的负责人；对第2项证据，质证时以没有加盖上海路桥公司印章为由，否认其真实性，且“备忘录”与涉案工程无关；对第3项证据，认为或与涉案工程无关，或没有加盖上海路桥公司印章，故不予认可。关于双方争议系内部承包还是分包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虽未加盖上海路桥公司印章，但有能力证明双方系分包或内部承包关系的上海路桥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抗辩，且上海路桥公司无异议的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发给上海路桥公司上级单位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函件中，认定上海路桥公司长时间没有解决包括涉案欠款在内的纠纷的原因，系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长期不在岗”，“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对项目分包单位和材料供应商等情况不清楚，不进行管理，又不主动核实款项，管理混乱”，并启动对上海路桥公司“涉嫌转包非法分包挂靠立案调查”。上述事实与郑惠治举证证明的收取项目标的额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的内部承包关系的观点相吻合，也与此前的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合作模式相一致，故一审法院对郑惠治的举证证明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的观点予以采信，所证明的事实：清洋公司挂名涉案工程承包单位上海路桥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建设。四、视频光盘、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上海路桥公司质证时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视频中的案例对本案没有相关的证明内容，故不具有证据效力；施工现场所涉上海路桥公司名称，能印证第三组证据证明清洋公司挂名施工的事实；微信与短信内容所证明的郑惠治主体资格问题，已在第二组证据的认证意见中予以确认。上海路桥公司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一、1.署名“郑惠治”名字于2018年5月5日提交的《人工岛五标段工程欠款登记表》；2.2017年7月6日、7月31日诚腾公司与隆兴公司签订的两份《材料购销合同》；3.《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六张。证明购销合同主体为诚腾公司与隆兴公司，而非郑惠治与清洋公司，郑惠治主体不适格。郑惠治质证时提出，“郑惠治”的签名非郑惠治本人所签，且证据与本案无关，故不予认可。就郑惠治主体适格问题，一审法院已在郑惠治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认证意见中予以明确，上海路桥公司也认可郑惠治与涉案纠纷的关联性，无论郑惠治是实际供货人或涉案债权的受让人，均不损害原审被告利益或可能加重原审被告义务承担，故一审法院对上海路桥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关于《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清洋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官国清已就尚欠涉案款项予以确认，税票属实也仅反映应支付金额，没有证据证明郑惠治已收到上述发票记载的金额，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送货单据一组。证明送货单据均由诚腾公司签收，故与清洋公司无关。郑惠治质证时提交送货单据上签名人员的劳务合同及入职审批表，证明送货单据上签名的人员均为清洋公司职员，故对上海路桥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海路桥公司对郑惠治质证时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郑惠治的证明目的，只能说明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人员混同。一审法院已对本案当事人主体是否适格予以认定，且郑惠治也补充提交送货单签收人员系清洋公司职员，故确认清洋公司为涉案责任主体并无不妥。三、付款电子回单4张。证明诚腾公司向隆兴公司支付了货款。郑惠治质证时提出，上述证据非郑惠治提交，故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清洋公司已出具确认单，确认支付了货款1298845元，且因为诚腾公司与清洋公司混同的事实，电子回单与税票等付款证明不能确认郑惠治实际收到的货款金额，仍应以清洋公司出具的确认单所确认的已付款金额和尚欠款金额予以认定。四、公示信息。证明隆兴公司已被列入失信名单，故该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实际供货人为郑惠治”，是转移资产的行为。郑惠治质证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系郑惠治借用该公司法人名义进行供货。一审法院已确认郑惠治主体身份，如上海路桥公司依该证据证明其所称转移资产属实，受损害的权利主体可以依法行使权利，故该公示信息与涉案纠纷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根据上述证据的举证、质证与认证意见，并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017年3月，上海路桥公司分别中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和珠海市金湾一中建设项目及室外配套工程。上述工程均由清洋公司具体进行施工，官国清为清洋公司实际控制人。2018年2月5日，清洋公司向隆兴公司出具的石材结算价款《确认单》，确认清洋公司应支付隆兴公司石材款合计6344096.6元，已付1298845元，尚欠5045251.6元。同年2月13日，官国清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于2018年5月31日前付清隆兴公司石材款5045251.6元，“如未按时付清货款余额，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利息（月息2%）及法律责任”。2019年5月21日，隆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向清洋公司供应涉案两工程所需石材的实际供货人为郑惠治。2018年5月17日，上海路桥公司向珠海市人民政府提交《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清洋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联所引起集中讨债事件的处置方案》、同年6月19日，上海路桥公司发出《通告》，确认清洋公司为涉案工程“劳务及专业分包单位”，因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官国清失联，导致涉案工程发生追索债务的群体性事件，上海路桥公司实施对合格债权有条件转让的方案解决相关债务。之后，郑惠治以三原审被告未支付其石材款为由，提起涉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路桥公司为涉案工程中标人、承包人，清洋公司以被告上海路桥公司名义负责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建设，郑惠治供应的石材已为涉案工程所用，郑惠治履行供货合同义务后，涉案工程具体施工人予以确认并承诺按时偿付欠款，逾期则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上述履约过程，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清洋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官国清签字确认的行为系有权代理，涉案工程承包人上海路桥公司应就涉案欠款承担偿付责任。上海路桥公司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为由，辩称郑惠治主体不适格、上海路桥公司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担责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示院不予采信。郑惠治要求涉案工程承包人上海路桥公司与实际施工单位共同承担偿付所欠货款并按月息２分赔偿延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海路桥公司在担责后，可以依内部承包约定，向清洋公司或其他责任主体行使追偿权。官国清系清洋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其涉案行为均属履行职务的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其实际控制的清洋公司或其他由其实际控制的责任主体承担相应责任。故郑惠治要求官国清对所欠货款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付郑惠治货款5045251.6元，并从2018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向郑惠治支付延期付款的利息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二、驳回郑惠治要求官国清对所欠货款承担偿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17.0元，减半收取计23558.5元，由三原审被告负担。本案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郑惠治向本院提交官国花的律师调查笔录和诚腾公司的公司登记申请书等材料。证明诚腾公司设立时是由官国清为主导设立的，实际上诚腾公司属于官国清的。上海路桥公司质证意见：对诚腾公司登记资料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虽然诚腾公司与清洋公司存在混同关系，但是财务、业务上都是独立的，只是在人员和管理上有部分混同。对官国花律师调查笔录不认可，是官国花单方表述。这份笔录与一审时郑惠治提交的笔录有明显冲突。一审的笔录是明确了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是同一批人，官国花对公司情况非常清楚，并不是像这份笔录所说一无所知。本院认证意见：对诚腾公司的公司登记申请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待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对官国花的律师调查笔录，因官国花本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认定。庭审中，上海路桥公司提交了其与清洋公司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庭审后提交了两份合同的原件，本院组织双方对该合同原件进行质证。上海路桥公司提交该合同拟证明上海路桥公司和清洋公司存在劳务分包的关系，不属于内部承包关系。郑惠治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且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中劳务分包合同实际单位在合同中说明是清洋公司，但在金湾一中分包人签名是官国辉，人工岛的是段波涛。该份证据与珠海市工程主管部门所认定的不一致，珠海市工程主管部门所认定的实际控制人是官国清。而上诉人在发布通告时，确认了不仅是清洋公司作为分包单位，还有诚腾、亨和、嘉冠公司。从上诉人与官国清的对账清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工程施工的工程款均由清洋公司进行结算，其中在对账单里备注部分明确表明清洋、嘉冠等增值税发票纳入对账单范畴。其中将上诉人的公司管理费、招标服务费等也纳入由清洋公司支付。这些事实表明案涉工程实际是由清洋公司或者官国清直接向上诉人内部承包。本院认证意见：对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待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二审庭审中，上海路桥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工程均由清洋公司具体进行施工”提出异议，认为清洋公司只是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单位，不是专业分包单位。另外，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根据当事人在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和陈述，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12月14日，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就案涉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清洋公司向该工程提供劳务、辅材及小型机械，合同价款为13464784元。2017年3月3日，（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就案涉珠海市金湾一中建设项目-室外配套工程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清洋公司向该工程提供劳务、辅材及小型机械，合同价款为4325063.24元。另外，上海路桥公司与诚腾公司就案涉的两个工程分别签订了两份《材料采购合同》。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31日，诚腾公司与隆兴公司就案涉的两个工程分别签订了两份《材料采购合同》，郑惠治在该两份合同的落款处均签名。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官国清，两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和管理混同情形。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和事实、理由，并经各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郑惠治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上海路桥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即郑惠治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的问题。上海路桥公司认为，签订涉案材料采购合同的主体是隆兴公司，不是郑惠治，本案只能以隆兴公司的名义起诉，郑惠治无权以个人名义起诉。郑惠治认为，隆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表明：隆兴公司仅为名义供货人，而实际供货人、施工人为郑惠治；还明确表明案涉债权归属郑惠治，即债权已转移至实际权利人郑惠治。故郑惠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院认为，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并不以签订有书面合同为必要条件，而是取决于是否实际提供并转移了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就本案而言，隆兴公司虽与诚腾公司签订了书面《石材购销合同》，根据隆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表明，涉案工程所提供的石材均系郑惠治借用隆兴公司的名义供货，实际供货人为郑惠治，而非隆兴公司。故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并未真正建立石材买卖合同关系，是郑惠治实际提供了涉案工程的石材并组织工人进行安装，故郑惠治是涉案工程所提供石材的实际权利人。在隆兴公司表明其不是合同的履行主体的情况下，郑惠治作为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和实际权利人，可以主张合同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郑惠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即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郑惠治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光盘和上海路桥公司对光盘的书面质证意见，以及上海路桥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签订的两份《材料采购合同》复印件和送货单等证据，以上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31日签订了两份《材料采购合同》。根据隆兴公司出具的《证明》，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虽签订了《材料采购合同》，但隆兴公司并未履行该合同，郑惠治是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关于争议焦点3即上海路桥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该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海路桥公司认为，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只是劳务分包关系，不是内部承包关系；隆兴公司与诚腾公司签订了《材料采购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由隆兴公司向诚腾公司主张案涉款项，上海路桥公司与合同无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郑惠治认为，上海路桥公司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官国清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上海路桥公司与官国清或者其控制混同系列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系列协议属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官国清构成对上海路桥公司的表见代理，上海路桥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对此争议焦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上海路桥公司认为其与清洋公司之间只是劳务分包关系，郑惠治认为，双方是内部承包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一审中，郑惠治提交了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就涉案的港珠澳大桥人工岛V标段市政工程和金湾一中室外配套工程签订的两份《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协议书只有清洋公司加盖了公章，上海路桥公司没有加盖公章。协议书约定：双方采取合作方式，甲方（上海路桥公司）承建项目后，由乙方（清洋公司）全面负责工程的承包建设工作，乙方承担甲方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甲方对乙方项目管理及实施进行监督；甲方向乙方收取工程结算总价5%项目管理费，本工程所发生的任何成本、费用和税金全部由乙方承担；项目部由甲方和乙方共同组建，乙方承担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社保、福利待遇；乙方委托甲方签订《委托分包/采购/租赁合同》等合同文本，应提供相应的委托书等内容。根据2017年8月15日上海路桥公司项目经理陈清峰与清洋公司签订的金湾一中建设项目室外配套工程劳务分包单位（第1-2期工程款177+1482=1659万元）应扣费用对账清单，表明上海路桥公司已按《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金湾一中建设项目）第三条第2项的约定，收取了清洋公司5%的管理费829500元（其中公司管理费676872元、项目管理费152628元），另根据协议书第十条补充条款中第2项的约定，上海路桥公司还收取了清洋公司超出合同工期外项目管理费50000元，同时还收取了清洋公司招标代理费125500元，招标交易服务费32511元等。以上事实表明，虽然上海路桥公司未在《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加盖公章，但协议双方均履行了该协议，该协议书已得到实际履行，故本院对两份《工程项目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后）》予以认定。从上述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上海路桥公司将中标的涉案港珠澳大桥人工岛V标段市政工程和金湾一中室外配套工程，全部转包给清洋公司，由清洋公司全面负责工程的承包建设工作，并承担上海路桥公司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的一切义务和责任，同时上海路桥公司向清洋公司收取工程结算总价5%项目管理费，双方派员共同组建项目部，对工程项目进行管理，清洋公司再委托上海路桥公司对外签订《委托分包/采购/租赁合同》，实际上是清洋公司借用上海路桥公司的资质开展经营。因此，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实际存在内部承包经营关系。虽然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就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双方之间的内部承包经营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上海路桥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属内部承包关系，并无不当。二是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是否存在混同情形。经查明，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官国清，二公司之间还存在人员混同和管理混同的情形，虽然是诚腾公司与隆兴公司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但材料签收人员均是清洋公司的工作人员，且最终结算和出具确认单也是清洋公司。因此，本案中清洋公司与诚腾公司存在混同情形，清洋公司应对涉案欠款承担还款责任。三是郑惠治所提供的石材也全部用于上海路桥公司所承包的涉案工程的施工建设，并有清洋公司工作人员的签收确认。综上，上海路桥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中标人、实际承包人，将涉案工程项目由清洋公司全面负责工程的承包建设工作，并收取了5%的管理费，双方共同组建项目部，郑惠治向涉案工程项目提供了石材，故一审法院判决上海路桥公司和清洋公司支付欠款和利息，并无不当。上海路桥公司上诉提出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路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89元，由上诉人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祝光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黎 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董珍书记员揭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