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5民终17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56653820314。 法定代表人：付饶，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莅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雨花区辉亮酒业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高桥火焰大市场3区13栋5号，注册号430111600580863。 经营者：伍艳辉，女，198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明辉，湖南楚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红霞，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贺贺，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郎酒销售公司）与长沙市雨花区辉亮酒业商行（以下简称长沙辉亮商行）、原审第三人刘红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9）川0525民初1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郎酒销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莅新、长沙辉亮商行的经营者伍艳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明辉、原审第三人刘红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贺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郎酒销售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长沙辉亮商行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一、二审诉讼费由长沙辉亮商行负担。 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长沙辉亮商行与郎酒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达成口头购买嘉宾郎酒的协议并无证据证明。郎酒销售公司有严格的经销体系，郎酒销售公司仅向与其签订书面经销合同的经销商发货，并不直接对个人或单位发货。同时，达成口头协议需要双方的合意，而郎酒销售公司根据刘红霞提供的《授权委托书》《销售往来确认函》认定该款是伍艳辉代替刘红霞支付的货款，郎酒销售公司并无与伍艳辉达成买卖合同的意思。因此长沙辉亮商行主张与郎酒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达成口头购货协议不是事实。二、一审直接判决返还货款没有法律依据。即使一审认定郎酒销售公司与伍艳辉达成口头协议，口头协议的内容应当予以查明，对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在付款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伍艳辉也没有要求郎酒销售公司发货。本案伍艳辉并没有请求解除合同，一审判决返还货款明显与法律相违背。三、本案可能牵涉到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伍艳辉主张与其联系的人员系彭某，而郎酒销售公司并没有叫彭某的工作人员；伍艳辉将720000元转入郎酒销售公司的当天，刘红霞即知晓转款人的姓名、金额、时间，马上向郎酒销售公司主张该款项是代其支付的货款；刘红霞向郎酒销售公司提交了伍艳辉的《授权委托书》和《销售往来确认函》以及伍艳辉的身份证复印件；刘红霞经法庭传唤也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郎酒公司面临交付了货物还要返还货款的重大经济损失。本案并非简单民事纠纷，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被上诉人长沙辉亮商行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郎酒销售公司没有得到转款人伍艳辉的认可即将款项作为代刘红霞支付的货物，没有尽审查义务；二、虽然郎酒销售公司与长沙辉亮商行没有书面合同关系，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且即使合同没有成立，也应当退还已支付的款项；三、郎酒销售公司承认与刘红霞存在经销关系，而且另案起诉了刘红霞支付货款，郎酒销售公司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四、刘红霞向郎酒销售公司出具的《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以及《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都不是伍艳辉本人的签名，刘红霞属于无权代理，应该由行为人向郎酒销售公司承担责任。 原审第三人刘红霞陈述称，一、刘红霞与郎酒销售公司签订的《小郎酒经销合同》实际签订人是其前夫曾世杰，刘红霞并未实际经营管理。在一审通知刘红霞参与诉讼时，刘红霞转告了曾世杰，由于曾世杰担心说明本案串货问题遭致郎酒销售公司的处罚，所以未能参加一审庭审。二、认可郎酒销售公司的上诉主张，长沙辉亮商行存在恶意诉讼，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从伍艳辉提交的转账单以及与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伍艳辉付款后，将付款凭证和身份证信息发给彭某，武汉经销商即告知郎酒销售公司打款时间及金额。其次，伍艳辉主张彭某是郎酒销售公司人员不符合事实。彭某是从事倒货生意的人员，事发前后与伍艳辉存在密切的交易往来，而在起诉前，伍艳辉都没有向彭某催货。同时，《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以及《授权委托书》只是郎酒销售公司发货后财务做账的需要，提交时间是2016年5月13日，而当日彭某与伍艳辉之间仍有微信聊天。再次，伍艳辉实际是向郎酒武汉经销商曾世杰购买小郎酒，然后代经销商向郎酒销售公司支付货款。伍艳辉与郎酒销售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最后，由于伍艳辉与经销商之间的买卖发生时间较久，加之涉及串货，双方之间未按照正常交易一样保留相关证据，所以伍艳辉恶意提起本案诉讼。 长沙辉亮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郎酒销售公司返还货款720000元及违约损失100656元（利息按贷款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清偿止，现暂从2016年4月11日计算至2018年8月11日）；2.郎酒销售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沙辉亮商行系一家经营酒类业务的个体工商户。2016年3月，长沙辉亮商行与郎酒销售公司工作人员达成口头协议约定长沙辉亮商行购买郎酒销售公司嘉宾郎酒。2016年4月11日，长沙辉亮商行按照其工作人员提供的账户向郎酒销售公司转账720000元购买嘉宾郎酒，但郎酒销售公司在收到长沙辉亮商行的汇款后至今都没有给长沙辉亮商行发货。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身权利义务。本案中，长沙辉亮商行按照约定支付了720000元货款，郎酒销售公司在收到长沙辉亮商行支付的货款后应及时发货，但郎酒销售公司至今未发货，可见，郎酒销售公司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长沙辉亮商行与郎酒销售公司达成的口头协议已不能继续履行，故对长沙辉亮商行请求郎酒销售公司返还支付的货款720000元的诉讼主张，依法予以支持。郎酒销售公司认为长沙辉亮商行支付的720000元系代第三人刘红霞支付的酒款，且酒已经在收到该款后发给了第三人刘红霞，首先，长沙辉亮商行方出示的《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临时性）》《授权委托书》上长沙辉亮商行经营者伍艳辉的签名均系伪造的，长沙辉亮商行的经营者伍艳辉支付的该720000元并不是替第三人刘红霞支付给郎酒销售公司的酒款；其次，第三人刘红霞在收到一审法院的传票后未到庭进行陈述，也未确认伍艳辉转给郎酒销售公司的720000元就是代其支付的酒款，故对郎酒销售公司的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郎酒销售公司未及时发货给长沙辉亮商行，占用了长沙辉亮商行资金构成了违约，也给长沙辉亮商行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郎酒销售公司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长沙辉亮商行未明确按哪个银行的标准计算利息，按照法律规定，依法仅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故郎酒销售公司应支付长沙辉亮商行的利息应从立案之日起即2019年5月8日至此款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 一、由被告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长沙市雨花区辉亮酒业商行货款720000元，并同时支付此款从2019年5月8日起至此款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长沙市雨花区辉亮酒业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6元，减半收取6003元，由被告四川郎酒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郎酒销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2019）川0525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书和刘红霞的上诉状，证明刘红霞主张720000元是伍艳辉代刘红霞向郎酒公司支付的货款，刘红霞按照与长沙辉亮商行伍艳辉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其交付了货物。2.郎酒公司是受害者，不知道伍艳辉与刘红霞的往来情况。之所以单独向刘红霞提起诉讼，原因是伍艳辉否认720000元是代刘红霞支付货款，而刘红霞一审中拒绝到庭陈述真实情况所致。 经质证，长沙辉亮商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一、刘红霞上诉状称伍艳辉将《授权委托书》和《销售往来确认函》转给彭某后，彭某转给郎酒销售公司武汉办事处推广经理董相辉，伍艳辉从来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或《销售往来确认函》，没有在这两份文件上签字。同时上诉状载明彭某直接联系武汉的市场经理董相辉。二、判决书恰好证明了郎酒销售公司向刘红霞主张了权利，挽回了损失。 刘红霞认为，一、对上诉状、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判决是属于没有生效判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二、彭某作为曾世杰武汉经销商的相关人员，关于发货的相关事宜与武汉办事处对接属正常现象。 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在说理部分综合予以评述。 原审第三人刘红霞向本院提交了1.吉达运输公司陈辉旭的谈话记录，拟证明长沙辉亮商行实际是从刘红霞处购买3000件小郎酒，货物已经通过吉达通快运发给了长沙辉亮商行。2.彭某的微信好友界面截图、微信交易记录及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长沙辉亮商行的经营者伍艳辉及其配偶周永秋自2015年开始与彭某有长期业务往来，在付款后仍有业务往来，伍艳辉未就720000元大额货款提出异议。3.申请证人彭某及曾世杰出庭作证。拟证明长沙辉亮商行是与刘红霞发生小郎酒的买卖关系，争议款项是代刘红霞（武汉经销商的代名词）向郎酒销售公司支付720000元货款的事实。 经质证，郎酒销售公司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郎酒销售公司与长沙辉亮商行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由于长沙辉亮商行与刘红霞之间存在买卖小郎酒的合同关系，本案720000元确实是长沙辉亮商行代刘红霞支付的货款。 长沙辉亮商行认为前述证据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谈话笔录没有证人出庭，没有说明是就这720000元发的货，真实性不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三性不予以认可，微信截图随便都可以截图。银行流水的关联性有异议，仅是伍艳辉向彭某转款，而无法证明本案转款720000元的性质。伍艳辉确实在此期间与彭某有业务往来，但每笔款都付清了的。关于第三组证据，首先，武汉经销商的实际控制人是曾世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曾世杰证言不可信。其次，证人彭某与曾世杰是合作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没有依据证明彭某向伍艳辉发货了。同时证人对伍艳辉的签字真实性予以回避，对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长沙辉亮商行并不基于对彭某的信任，而是基于对郎酒销售公司办事处的信任进行付款。 经审查，刘红霞提交的第一组吉达通物流经理的谈话笔录，虽无证人到庭接受询问，但长沙辉亮商行经营者伍艳辉对2016年5月份吉达物流公司向其送了相应货物并不持异议，仅抗辩是送的其他酒并非小郎酒。同时笔录内容与到庭的证人证言以及长沙辉亮商行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微信截图、交易记录及银行流水，虽然长沙辉亮商行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庭审中认可伍艳辉、周永秋仍是彭某的微信好友，同时彭某的微信转账连续、完整，长沙辉亮商行未要求核实到庭证人彭某的微信转账记录原始载体，且在回答本院问题时，以微信及银行流水记录作为依据进行回答，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到庭证人彭某以及曾世杰的证人证言，由于时间较久，细节部分二人陈述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对于买卖郎酒的双方以及720000元的性质、构成等陈述一致并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在说理部分综合予以评述。 二审审理查明，长沙辉亮商行是一家在湖南长沙经营酒类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其收购的酒不分区域，同时也向全国各地销售酒类产品。彭某将不同区域的酒销售给长沙辉亮商行，双方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8月期间有多笔生意往来，彭某向其销售的酒包括哈尔滨啤酒、小郎酒、米酒等品类，彭某与周永秋、伍艳辉至今仍是微信好友。2016年4月11日，长沙辉亮商行的经营者伍艳辉向郎酒销售公司的对公账户转账720000元，随即将转账凭条和身份证正反面通过微信发给了彭某。彭某或者郎酒销售公司武汉经销商的工作人员将前述信息发给了郎酒销售公司鄂东办事处。郎酒销售公司于2016年4月24日、26日向刘红霞发送了3309件和220件小郎酒贵宾郎，总价720000元，刘红霞认可收到前述货物。郎酒销售公司仅向与其签订书面协议的经销商供货，并对经销商的经营范围通过经销合同予以限制，防止不同经销区域的货物流通。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问题在于“郎酒销售公司是否应返还长沙辉亮商行720000元货款及承担相应的利息”。经审查，长沙辉亮商行的主张不应支持。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郎酒销售公司与长沙辉亮商行之间不存在买卖嘉宾郎酒的口头协议。长沙辉亮商行主张与郎酒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达成了口头购买嘉宾郎酒的口头协议，并按要求向郎酒销售公司转付了720000元货款。但其仅提交了工作人员万旭的名片以及一个与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前述证据无法证明双方达成了口头买卖小郎酒的协议。首先，郎酒销售公司销售经理万旭的名片是对外公开的，难以以此认定与万旭达成了购买小郎酒的口头协议。其次，长沙辉亮商行未提交其直接与郎酒销售公司人员进行接触的证据，截止二审开庭前也无向郎酒销售公司催货或者催款的依据。虽然伍艳辉主张向彭某主张过权利。但双方在转款后的半年时间内又发生了多笔交易，伍艳辉自认向彭某支付了相应款项，而未进行相应抵扣不符合常理。同时吴艳辉在诉讼中提交了与彭某2016年5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却以没有保存起诉前向彭某催货催款的相应依据为由未提交证据，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再次，长沙辉亮商行主张的口头协议违反了郎酒销售公司的经销模式。郎酒销售公司仅向其经销商供货，而且严禁不同经销区域的酒相互销售。长沙辉亮商行对郎酒销售公司为什么违反自身经销模式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发展位于长沙的一个个体工商户作为武汉的经销商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同时，长沙辉亮商行支付金额高达720000元，却对经销的模式、区域、价格等合同重要内容无书面协议，也无法向法庭准确陈述，明显违背交易常理。最后，彭某的行为并不代表郎酒销售公司，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伍艳辉主张彭某是以郎酒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其交易。但彭某到庭作证称其并非郎酒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未以郎酒销售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与伍艳辉发生交易。彭某实质系与郎酒销售公司的武汉经销商合作向长沙辉亮商行出售小郎酒，长沙辉亮商行代郎酒销售公司的武汉经销商向郎酒销售公司支付货款。而且庭审中伍艳辉自述彭某向其销售各种酒，并不限于郎酒公司的酒，认为彭某是郎酒公司工作人员仅是出于长期合作的信任。即彭某并未以郎酒销售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与其接触。故本院认定彭某与伍艳辉之间的行为并不代表郎酒销售公司，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综合前述理由，本院认定郎酒销售公司与长沙辉亮商行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沙辉亮商行以郎酒销售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发货义务为由要求郎酒销售公司返还款项的主张不成立。 二是郎酒销售公司有理由相信该720000元是代替刘红霞转付的货款。长沙辉亮商行向郎酒销售公司账户转账当天，郎酒销售公司武汉经销商的相关人员即将转款人伍艳辉的转账凭条及转款人伍艳辉的身份证正反面提交给了郎酒销售公司。由于转账凭条和转款人身份证信息是极其隐秘的信息，郎酒销售公司武汉经销商在向郎酒销售公司提交前述信息的同时主张该款项是代武汉经销商刘红霞支付的货款。即使没有伍艳辉本人的确认，郎酒销售公司有理由相信系转款人伍艳辉自愿将相应信息告知刘红霞方人员并代付货款的，郎酒销售公司也因此向刘红霞发送了价值720000元的小郎酒。至于长沙辉亮商行主张刘红霞方提交了《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及《授权委托书》上伍艳辉签名并非真实签名的问题。《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及《授权委托书》仅是郎酒销售公司财务人员做账需要，要求刘红霞方人员提交的资料，郎酒销售公司的人员仅作形式审查，从转账至实际发货到提交《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及《授权委托书》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长沙辉亮商行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就720000元转款事宜与郎酒销售公司进行了直接的联系，故郎酒销售公司基于前期刘红霞方提交的转款信息和转款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发货后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对《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及《授权委托书》作形式审查，主观上并无过错。 三是刘红霞对伍艳辉代付货款进行了合理解释。刘红霞方人员曾世杰作证称由于其将小郎酒出售给位于长沙的长沙辉亮商行，违反了郎酒销售公司禁止经销商串货的规定，因担心被郎酒销售公司处罚，故没有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为了保障长沙辉亮商行的资金安全，故采取代付货款的方式直接将款项支付至郎酒销售公司账户。该说法与彭某的说法一致，且符合郎酒销售公司对各经销商的管理规定。 综上，由于长沙辉亮商行与郎酒销售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沙辉亮商行将重要的转款信息、身份信息告知他人，加之郎酒销售公司经销商刘红霞方人员代伍艳辉确认转款性质的相关行为，使郎酒销售公司有理由相信该款项为代刘红霞支付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无论《销售往来款项确认函》及《授权委托书》上伍艳辉的签名是否准确，郎酒公司均有理由相信伍艳辉实际委托刘红霞办理代付款相关事宜。至于长沙辉亮商行主张其并未收到彭某向其发送的货物，其可就表见代理行为或者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另行主张权利，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审查认定。 另关于郎酒销售销售公司向刘红霞提起支付货款的诉讼问题。由于郎酒销售公司明确表示若本案认定其不承担返还货款责任，则放弃在另一案件中向刘红霞主张权利。故本院不认定郎酒销售公司向刘红霞提起诉讼视为其认可本案长沙辉亮商行的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法院（2019）川0525民初135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长沙市雨花区辉亮酒业商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0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长沙市雨花区辉亮酒业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卓 波 审判员 张晓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潘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