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1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昌所，男，196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俊顶，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俊男，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863137504K。负责人:刘学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法律事务部公司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子渌，北京市观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16601594XP。负责人:孙建国，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亚风，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昌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山东分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7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昌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707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杜昌所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城山东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第三人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的行为，阻碍侵害了债权人对涉案债权财产利益的实现。一审法院认定“虽然原告受让的债权已经因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的申请而被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但是并不必然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作为权利承受人可以在具备执行条件时依法申请法院恢复执行”系认定事实错误。2000年6月8日，该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将涉案贷款债权和利息共计1,421,722元，转让给长城山东分公司，此后对涉案债权失去处分权，其于2002年6月18日向当地法院出具“我行诉省汽贸公司济宁市分公司一案，该单位已不存在，无履行能力，特申请终结”的两份《申请书》，分别对两笔债权的强制执行申请终结，致使当地法院于2002年6月20日分别作出(2002)中区执字第1042号和第104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裁判文书用)，裁定两执行案件终结执行。此终结执行的行为，阻碍并侵害了债权人对涉案债权的实现。因为终结执行是指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发生某些特殊情况，执行程序不可能或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终结执行的效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程序上的效力:终结执行的裁定一经生效，执行程序就宣告结束，不再恢复。其二，实体上的效力:终结执行后，人民法院不再以司法强制力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也不以执行程序保证权利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本案债权转让予长城山东分公司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债权受让人此后只有依赖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以司法强制力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进而实现自身的债权。因此，对涉案债权的终结执行，侵害了债权人对该案债权财产利益的实现。上诉人受让的涉案债权，在法律程序上已不可能实现债权的受偿。因此，农行济宁市中支行提交申请而被法院裁定执行案件终结的行为，与上诉人债权方面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产生必然联系。一审法院对“原告作为权利承受人可以在具备执行条件时依法申请法院恢复执行”的认定，缺乏说服力。其一，因涉案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违法提交两份终结执行案件《申请书》，导致当地法院作出终结执行的《民事裁定书》，系专用文本，特别注明:终结执行裁判文书用。依据当时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的规定，该终结执行裁定是彻底的、不可恢复的裁定。其二，上诉人曾于2018年2月9日向违法申请执行案件终结的涉案农行济宁市中支行送达了《关于协商处理贷款债权纠纷问题的建议》，内容之一就是建议该行向法院提交撤销原案件终结执行裁定申请，但未获取法院下达的撤销裁定。其三，上诉人曾在诉讼之前，持当地法院作出的终结执行《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裁判文书用)，向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王亚洲同志咨询，他明确表态:该案是终结执行，不是中止执行，也不是终结本次执行，当时亦没有“终本”的概念，不会予以恢复执行;同时告知:法院不会提供书面说明。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可恢复执行事项，是偏袒“违法提交终结案件执行申请方，为其开脱违法过错责任”的理由说词；且一审法院不是作出《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裁判文书用)法院的上级，所以没有权威性和说服力。上诉人曾于2011年3月27日，将本案债权转让给李若亮。此后，李若亮提起“侵权”之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31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29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原一审法院的原民事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起诉;但没有裁定撤销当地法院作出的终结执行《民事裁定书》。说明本案债权在现实的执行程序中已不可恢复执行；（二）一审法院认定“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申请终结执行是在原告受让债权之前，《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受让人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了解，并承诺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故原告要求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相应部分，被告返还转让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系认定上的断章取义，违背了有关事实。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转让案涉债权时，隐瞒了案涉债权已经被终结执行的事实，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的过错。1.上诉人及合作方济宁市联格贸易有限公司于2005年6月22日提交购买贷款债权《申请书》，于2005年6月23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于2005年6月30日接收移交的债权凭证。在此短时间内，上诉人一方对于受让债权情况的调查了解，主要依靠长城山东分公司的介绍及提供的有关资料;因未获取债权凭证，故无法到法院查阅案卷，不可能了解涉案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违法申请执行案件终结问题。同时，所接收的《债权资料交接清单》11-3中，有注明:法律文书套，共5页。此项，与原执行法院137号民事判决书(3页)、138号民事调解书(2页)相对应，但未有两份终结案件执行的《民事裁定书》。长城山东分公司将上述未发现或隐瞒了实情的被终结执行的债权，掺入债权资产包中转让，应无内部规定及法律依据，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具有欺诈性，故应将“被终结执行的、虚假的债权”从整个转让的债权资产包中予以剥离、剔除，退还分摊价款及利息，承担过错责任；2.上诉方自愿承担的风险，是建立在甲方即长城山东分公司提供真实债权资料情况前提之下的。甲方在协议中转让的涉案债权是2000年6月8日从农行受让的注明“已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及原始资料，乙方只能对此种情况下的“瑕疵”问题自担风险。其后，该债权被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申请终结执行，债权性质由“进入执行程序”蜕变为“终结消失了的债权”，此种问题不是什么“瑕疵”，而是发生了“质变”。上诉方无义务承担该“质变”带来的风险。故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案涉债权的转让部分，被上诉人应依法向申请人返还相应价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秉持公平公正原则，维护法律尊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补充上诉意见：根据原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02）中区执字第1042号执行卷宗所附的执行案件结案审批表记载的执行结果为自动履行，即该案的执行标的已经全部执行完毕，该案的结案方式应当为执行完毕，执行完毕的案件根本不存在恢复执行的任何可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长城山东分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申请终结执行并不必然给杜昌所造成经济损失，杜昌所可在具备执行条件时依法申请法院恢复执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济宁市中法院（2002）中区执字第104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依据当时适用的1991年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六项裁定终结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而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原1991年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即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因此，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杜昌所可在发现财产线索时依法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二）执行彻底终结是因债务清偿债务彻底消灭，或是被执行人主体灭失又不存在权利义务承受人等情况，是执行彻底终结，不存在恢复执行的基础和条件。具体到本案中，济宁市中法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的原因是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并非债务彻底消灭或主体灭失不存在权利义务承受人等导致执行彻底终结的情形。在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时，可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对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任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的答复并不能代表法律的规定，如被答辩人发现了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执行法院不予恢复执行，属于执行法院未严格执法，被答辩人应依据法律规定向上级法院反映情况，请求上级法院依法监督，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不能将不予恢复执行的后果转嫁给长城山东分公司。二、真正阻碍债权人对涉案债权财产利益实现的原因是债务人及担保人均已被吊销或注销，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亦未提供有价值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而不是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的申请终结执行行为，也不是任城区人民法院在被执行人有财产的情况下不予执行。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济宁黑色金属材料公司和济宁四方装潢公司已分别于2000年12月、2002年1月被注销，被执行人山东汽贸公司济宁分公司也已于2005年12月被吊销。杜昌所在购买本案债权前，已存在被执行人吊销或注销的情形，此种情况属于所购买债权的瑕疵风险，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该风险应当由债权受让人杜昌所承担。因此，执行案件的终结系因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无论农行济宁市中支行是否申请终结执行，均不能改变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现状，法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本质原因也是因为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三、根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355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杜昌所向李若亮支付款项将本案债权由李若亮处回购，双方之间构成债权回购法律关系，双方前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解除，仍有法律效力。因杜昌所与李若亮之间属于债权回购法律关系，双方形成了新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杜昌所现持有的债权不是从长城山东分公司受让的原债权，而是从李若亮处受让的新债权。杜昌所若反悔，首先应与李若亮之间解除债权回购协议，其主张解除与长城山东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杜昌所在明知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已经向法院申请执行终结，李若亮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被依法驳回，李若亮持有的债权存在法律风险的情况下，自愿承担法院已经判定由李若亮承担的风险。杜昌所将其自愿承担的风险诉请法院要求长城山东分公司承担，属于帮助李若亮转嫁风险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四、原审法院认定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申请终结执行是在杜昌所受让债权之前，《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受让人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了解并承诺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债权转让协议》第7.6条约定：“自转移日起，承继与转让债权有关的一切风险、责任、损失和其他费用。”协议第9.3条约定：“乙方确认：甲方已将转让标的的有关情况向其作出了说明和解释，并在确定转让价款时，充分考虑了转让标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影响债权行使或实现的法律和现实风险，乙方对此予以认可；为签订本协议，乙方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了解，对于转让标的中存在的瑕疵及由此造成的任何风险，乙方自愿承担；”因此，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杜昌所已经确认对转让标的中存在的瑕疵及由此造成的任何风险自愿承担，现其要求解除部分《债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辩称，一、答辩人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的行为，并不必然给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上诉人仍可在具备执行条件时向法院申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而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上诉人杜昌所受让的债权虽经答辩人申请终结执行，但上诉人杜昌所在具备执行条件时仍可申请法院恢复执行，仍然可以实现权益，并未必然给上诉人杜昌所造成损失。二、答辩人中请终结执行是在上诉人杜昌所受让债权之前，杜昌所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了解，债权标的存在的瑕疵和风险应当由受让人即上诉人杜昌所承担。三、答辩人对外转让的是政策性金融不良债权，上诉人杜昌所以不良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起诉国有银行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条规定，受让人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以不良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起诉原国有银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故本案中上诉人杜昌所自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政策性金融不良债权，现又以无法主张执行权益造成其损失为由向答辩人提起赔偿之诉，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四、上诉人杜昌所应依债权转让合同承担不能实现债权权益的风险。上诉人杜昌所受让的是不良债权，且系多笔债权打包转让，存在无法实现权益的法律风险。上诉人杜昌所在受让涉案不良债权时，只支付了少部分价款，在债权转让合同中也有关于风险自行承担的约定。上诉人杜昌所在无法实现权益时要求答辩人赔偿于法无据、于理不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杜昌所的上诉、维持原判。杜昌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杜昌所与长城山东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贸易公司济宁分公司181.52万元的债权转让;2.长城山东分公司返还杜昌所购买上述债权的价款36,234元及利息57,588元;3.判令长城山东分公司赔偿杜昌所经济损失25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长城山东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债务人山东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司济宁分公司，担保人济宁黑色金属材料公司，拖欠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贷款本金42.4万元及利息，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诉至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该院1997年9月4日以(1997)中区南经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由债务人、担保人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债务人山东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司济宁分公司，担保人济宁市市中区四方装潢公司，拖欠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贷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诉至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该院1997年10月21日以(1997)中区南经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债务人、担保人偿还借款及利息。2000年6月8日，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将上述两笔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后名称变更为长城山东分公司)，并签订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同时注明“已经进入执行程序”。2002年6月18日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分别向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两份“申请书”，载明:“我行诉省汽贸公司济宁分公司一案，该单位已不存在，无履行能力，特申请终结，”2002年6月20日，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2)中区执行第1042号、(2002)中区执行第1043号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裁定终结(1997)中区南经初字第137号及(1997)中区南经初字第138号两案的执行。2005年6月29日，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甲方)将上述两笔债权转让给济宁市联格贸易有限公司及杜昌所(乙方)，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为签订本协议，乙方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了解，对于转让标的中存在的瑕疵及由此造成的任何风险，乙方自愿承担。2005年7月1日，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在山东法制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2011年3月25日，济宁市联格贸易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杜昌所。2011年3月27日，杜昌所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李若亮。2005年12月28日，山东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司济宁分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被工厂行政管理局予以吊销。济宁黑色金属材料公司于2000年12月28日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被注销，济宁市市中四方装潢公司于2002年1月12日因宣告破产被注销。2011年，李若亮以农行济宁市中支行为被告，以长城公司济南办事处为第三人诉至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债权损失102.4万元及利息。该院于2011年10月7日作出(2011)济中区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若亮的诉讼请求。李若亮不服，上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2)济商终字第4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若亮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29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终字第485号民事判决和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1)济中区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若亮的起诉。2017年3月30日，李若亮以杜昌所、长城山东分公司、农行济宁市中支行为被告诉至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杜昌所支付因追偿不良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万元及利息;农行济宁市中支行返还购买不良债权的款项10万元及利息损失;长城山东分公司承担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该院经审理，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7)鲁0811民初303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李若亮的诉讼请求。李若亮不服，上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主持调解，各方达成如下协议：被上诉人杜昌所于2018年1月20日前先给付上诉人李若亮6万元，余款6万元被上诉人杜昌所于2018年12月30日前给付上诉人李若亮完毕；二、在被上诉人杜昌所2018年1月20日支付上诉人李若亮6万元的同时，上诉人李若亮须将2011年3月2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后续协议》项下所涉及的债权转让等原始资料、凭证、原件全部退还交付于被上诉人杜昌所;三、被上诉人杜昌所向李若亮支付款项完毕后，其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案涉及债权问题均与上诉人李若亮再无关联;四、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均由被上诉人杜昌所负担。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民终3559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子以确认。杜昌所已实际履行了该调解协议中的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而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经过2007年、2012年、2017年三次修订，原第二百三十五条即为现第二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条第18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根据上述规定，虽然杜昌所受让的债权已经因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的申请而被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但是并不必然给杜昌所造成经济损失，杜昌所作为权利承受人可以在具备执行条件时依法申请法院恢复执行，而且农行济宁市中支行申请终结执行是在杜昌所受让债权之前，《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受让人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了解，并承诺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故杜昌所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相应部分，长城山东分公司返还转让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条第18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杜昌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0元，减半收取计1375元，由杜昌所负担。二审期间，杜昌所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02）中区执字第1042、1043号执行卷宗，用以证明第三人在向人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案件前已经以货抵债的方式从被执行人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司济宁分公司处受偿相应债权，并且（2002）中区执字第1042号执行卷宗所附的结案审批表记载的结案方式为自动履行，该案执行标的已经全部执行完毕。同时，在执行卷宗中记载了法院出具的调查笔录，证实第三人同意以物抵债的方式受偿相应债权。证据二，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司济宁分公司原财务科长范丙孝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在转让涉案债权之前已经从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司济宁分公司拉走部分货物抵偿债权。证据三，原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02）中区执字第1035号执行卷宗，用以证明在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具有执行能力的前提下，第三人仍然出具被执行人不存在、无履行能力的申请书，从而证明第三人在相应的执行案件执行程序中对结案方式的随意性。经质证，长城山东分公司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济宁市中区人民法院第1042、1043号裁定书是生效法律文书，其效力大于上诉人提交的履行的证据，裁定书已经认定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上诉人如果认为裁定书有错误可以依法申请执行监督，撤销裁定书。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说明人范丙孝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该人员并不能作为债务人汽车贸易公司的意见。而且该人在情况说明中陈述，其回忆农行有拉货的事情，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但是第一业务处两万余元货物是折抵给农行的，可以证明本案债权并未全部履行，剩余债务是债务人无履行能力，农行申请执行终结，法院作出终结裁定。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件被执行人为济宁水产物资公司和济宁塑料四厂，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如上诉人认为债务人存在财产线索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向执行法院提交申请恢复执行。通过上诉人提供的三份证据，没有任何一份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向农行履行债务，证人出具的证明中也是仅仅凭借自己的模糊记忆并未明确表示偿还债务的事实。证人所述拉走两万余元的货物，与本案债权并没有对应关系。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对杜昌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执行人已经履行债务，在两份卷宗中申请书、裁定书均载明系无执行能力，虽然结案表中写成自动履行，但是应当以申请书、裁定书载明的内容为准，同时在1043号卷宗中，虽然有关于门市部货物谈话记录，但是没有以物抵债的任何证据，农行也没有出具任何收到货物的手续，故，不能认定以物抵债的事实。另外，所有的谈话记录均发生在1998年，而本案的上诉人受让债权是2002年，其受让债权时已经对该情况进行了了解，也应当对该笔债权的现状和瑕疵承担相关责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形式上也不符合证据的要求，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其说明的内容也无法证实以物抵债的事实。证据三与本案无关，不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经审查，本院对证据一、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农行济宁市中支行于2002年6月18日向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的行为是否阻碍了债权人对涉案债权财产利益的实现。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向执行法院申请终结执行时提出的理由是“该单位已不存在”、“无履行能力”，但农行济宁市中支行并未放弃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而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即2002年6月20日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裁定对（2002）中区执行字第1042号、（2002）中区执行字第1043号案终结执行后，该两个案件的债权人或者权利承受人，可在具备执行条件时申请恢复执行。涉案债权财产权益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具备执行条件，也就是被执行人是否有执行能力，而不取决于执行法院是否裁定终结执行。综上，杜昌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0元，由上诉人杜昌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耀勇审 判 员 高 静审 判 员 王京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梁海鹏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