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8469号原告（反诉被告）：于庆朋，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男，198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亚，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于庆朋与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初淼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庆朋与徐贵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于庆朋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徐贵忠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合同款45000元、滞纳金133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于庆朋与徐贵忠在2016年1月1日签订《合同协议》、后补签《合同协议二》，约定于庆朋将福字包装、老过桥包装两个品牌交给徐贵忠经营，徐贵忠每月支付3000元转让费。徐贵忠于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1日分两次支付了2017年4月30日的费用和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费用20000元，未支付后续费用。徐贵忠答辩并同时提出反诉称：不同意于庆朋的诉讼请求。于庆朋与徐贵忠签订的《合作协议》与《合作协议二》均明确约定了于庆朋将福字包装、老过桥包装两个品牌给徐贵忠经营，但于庆朋提供给徐贵忠的福字包装和老过桥包装上的厂名、厂址以及执行标准、卫生许可证号、生产许可证号等标志在相关政府网站上根本查不到，全系伪造，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徐贵忠提出反诉，要求：1.确认于庆朋与徐贵忠签订的《合作协议》和《合作协议二》无效；2.于庆朋返还转让费44000元于庆朋针对反诉答辩称：不同意徐贵忠的反诉请求。合同是有效的，徐贵忠在接手于庆朋的厂子的时候，徐贵忠在小汤山也有一个一样的厂子，手续都不齐全，双方是同行，徐贵忠很清楚手续办不齐全，且徐贵忠在于庆朋的厂子考察好多次。很多客户都认可于庆朋的产品，但是徐贵忠用于庆朋的包装只用了一年就换成自己的包装了。合同约定的期限为十年，但合作期间，对方一直捣乱，故签订了《合作协议》和《合作协议二》。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1日，徐贵忠作为甲方、于庆朋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将福字包装、老过桥包装两个品牌米线经营权交甲方运营，福字牌、老过桥两个品牌依旧归乙方所有；甲、乙双方将成本核算后，由甲方门对门服务，价格以2.42成交，其余的所卖价格所有利润归乙方所有，在原材料没有大变动下，甲乙双方都不得随意改变产品价格；甲、乙双方以每个自然月即30日，甲方向乙方支付利润，如有客户赊账，甲方将扣除所赊账利润部分，待客户支付后一并支付给乙方；自此协议生效起，乙方不得干涉甲方任何经营权；乙方在与甲方沟通且商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回收福字、老过桥两个商标使用权；乙方客户归乙方，甲方不得恶意拉拢，利润归乙方所有，如客户流失，利润就此取消。2016年5月1日，徐贵忠作为甲方、于庆朋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二》，约定：乙方将福字包装、老过桥包装两个品牌给甲方经营，乙方客户资源全部归甲方使用，乙方在十年内不得再经营本行业；甲方保证每个月给乙方3000元，保证乙方在每月的1至5号收到钱，如果1到5号内没有收到帐，甲方赔偿乙方每天1%的滞纳金。于庆朋曾向本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要求徐贵忠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之合同款24000元，徐贵忠支付滞纳金（以3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百分之一的标准计算）并承担该案诉讼费用。徐贵忠在该案中提出反诉，要求判令双方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于庆朋返还转让费30000元并承担该案诉讼费用。2018年12月24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30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贵忠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于庆朋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合同款24000元及滞纳金，驳回于庆朋的其他诉讼请求以及徐贵忠的反诉请求。本院在该判决书中认为：于庆朋与徐贵忠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于庆朋已依约将涉案福字包装、老过桥包装两个品牌交付徐贵忠经营，徐贵忠应依约给付转让费……徐贵忠主张涉案品牌被相关行政机关处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问题，徐贵忠未就此举证加以证明，徐贵忠于2017年1月11日仍向于庆朋支付转让费用，对徐贵忠主张其被行政机关处罚后即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见不予采信……。徐贵忠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2019年4月1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民终5433号民事调解书：徐贵忠于2019年4月27日前给付于庆朋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合同款；若徐贵忠未按本调解协议第一项约定的内容按期、足额履行给付义务，则双方同意本调解协议第一项内容不再履行，双方均按一审判决执行；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46元，由徐贵忠负担（于2019年4月27日前直接给付于庆朋），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徐贵忠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徐贵忠负担（已交纳）。双方均认可，徐贵忠总共已支付于庆朋44000元。庭审中，徐贵忠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5条、第27条第2项、第37条、38条的规定而无效，徐贵忠表示，于庆朋提供的两个品牌的包装所显示的厂名、厂址、执行标准、卫生许可证等信息均为虚假，该两品牌不在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目录中，2017年，丰台区市场监管部门对徐贵忠进行了处罚，处罚后无法继续经营，就不用于庆朋的包装了，并提供两品牌的包装图片作为证据，于庆朋认可前述照片的真实性，认可系其向徐贵忠提供的包装，并称这些包装的手续不齐全，没有执行标准以及卫生许可证。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徐贵忠认为于庆朋所主张的滞纳金标准过高，要求调整。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二》、（2018）京0105民初30378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5433号民事调解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本案中，徐贵忠主张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双方系针对福字包装、老过桥包装两个品牌米线的经营权及所有权进行约定，《合作协议二》亦约定了两个品牌的经营权归徐贵忠，于庆朋的客户资源归徐贵忠使用，即双方系针对两个品牌的经营权及所有权进行约定，相关合同内容并未涉及产品具体内容，双方对此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于徐贵忠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一》无效并返还已支付款项的反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于2016年1月1日签署了《合作协议》，两个品牌的经营权即归属徐贵忠，四个月后，双方又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二》，徐贵忠称其对于产品包装的情况直至2017年被行政处罚方才知晓，不合常理，且徐贵忠未就其所称的行政处罚进行举证，并在此之后仍向于庆朋支付转让费用，则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于庆朋违反了合同约定。于庆朋依约将两个品牌交付徐贵忠经营，徐贵忠应当依约支付转让费用，故对于于庆朋要求徐贵忠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合同款4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徐贵忠未依约支付转让费，构成违约，于庆朋有权要求其支付滞纳金，但合同关于滞纳金的标准过高，本院酌情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于庆朋4500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于庆朋滞纳金（以3000元为基数，分别自2018年3月6日、2018年4月6日、2018年5月6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8月6日、2018年9月6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1月6日、2018年12月6日、2019年1月6日、2019年2月6日、2019年3月6日、2019年4月6日、2019年5月6日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按年百分之二十四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于庆朋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2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于庆朋负担166元（已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负担46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4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贵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初 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崔奕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