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03行初199号原告王世周，男，汉族，1958年5月3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渝中区。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218号。法定代表人米佳，局长。委托代理人代凌云，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郑传波，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世周不服被告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渝中区社会保险局）行政回复一案，于2019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2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世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向本院出具了负责人因另有公务无法出庭的《情况说明》，委托了代理人代凌云、郑传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6月20日，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向王世周作出渝中社险信字（2019）11号《关于王世周信访问题的回复》。该回复载明的主要内容为：你于2018年5月申报办理退休，渝中区人社部门认定你参加工作时间为1982年10月。你来信反映你于1976年12月至1978年10月在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五七工厂工作，1978年11月至1982年9月读大学，1982年10月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你的诉求为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76年12月，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针对你提出的诉求，我局再次调阅了你的档案。你的档案显示：你于1978年8月报考大学，《考生鉴定表》有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工厂的印章；《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本人简历栏有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工厂工作记载；《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干部履历表》有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工厂工作记载。这些资料说明你在读大学之前确有在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工厂工作经历。但这期间认定视同缴费年限，需明确你是有招工指标的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认定依据是劳动部门的招工手续，或有劳动部门用工指标后，有主管部门盖章的《转正定级表》，但你的档案中没有这些资料。我局又向你的原单位（现更名南部公共交通公司）了解了相关情况：70年代，为解决企业家属就业，企业办理五七工厂，当时进厂时，无招工指标，所有人员属临时工性质。五七工厂有部分职工，在有招工指标的情况下，后来招收为正式职工，档案中有主管部门盖章的《转正定级表》。只有这类通过正式招工人员，曾在五七工厂工作时间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因此，根据你的现有资料，暂不能认定你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为视同缴费年限。原告王世周诉称，2018年5月30日，原告通过挂号信方式向被告邮寄了《申请书》，主要内容为要求被告认定原告的工龄从1976年12月进入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五七工厂工作开始计算。同月31日，被告给原告打电话说他们已收到申请书了，正在处理。原告要求被告出具书面回复。被告于2019年6月20日向原告作出了渝中社险信字（2019）11号《关于王世周信访问题的回复》，主要内容为根据原告的现有材料暂时不能认定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为视同缴费年限。被告通过挂号信邮寄送达，原告于同年6月21日收到了该《回复》。原告于2018年5月3日年满60周岁，重庆市设计院为原告办理退休时，被告以原告档案里没有原始的“招工表”，不能证明原告是原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五七工厂正式职工为由，不认定原告的工龄从1976年12月计算起，只确认原告从1982年10月大学毕业才开始计算。被告办理退休审核时，认定原告的工龄只能从1982年10月大学毕业才开始计算。原告对此不服，先以为公交公司弄丢了原告的档案材料，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认定原告为公交公司的正式职工。法官看了原告的人事档案后告知认定工龄只能通过行政诉讼。原告的档案现在重庆市设计院，档案中也有一些关于原告曾在公交公司工作的材料，但被告以我档案里没有原始的正式“招工表”为由，不确认原告是原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五七工厂正式职工。重庆市设计院也告知原告，档案里没有原始正式的“招工表”，原告本人不知道人事档案中到底有没有正式的“招工表”。原告的档案里几十年来的所有原始资料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原告是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五七工厂的正式职工，不论大学毕业在涪陵地区财政局或后来在重庆市设计院工作,原告的工龄一直是从原告于1976年12月进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五七厂工作计算起的,几十年来不论是政府机关的财政局或者是事业单位的设计院都毫无疑义的。原告从2018年5月以来,通过正常的渠道到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寻找当年的原始招工表已经毫无结果。原告于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同年9月，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第一总站(位于渝中区大溪沟)组织待业的在职职工家属到各公交车站进行站务执勤,原告被组织上安排在较场口公交9路车车站执勤,当年发的红袖章《站务执勤证》保留至今。1976年12月，原告被招聘进工厂，填写了《招工登记表》，工厂于1978年3月给原告正式颁发了《工作证》。原告于1978年8月参加全国高考，于同年10月被四川财经学院录取。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报到的通知书也都是寄到“四川省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一总站五七厂,王世周同学收”。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委员会、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一总站、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革命委员会五七工厂在原告的《考生录取鉴定表》上,为原告在1976年12月到1978年11月在公交公司五七厂的工作表现慎重地作了《组织鉴定》。原告于1982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涪陵地区财政局工作，于1985年3月调动到重庆市设计院工作。当年全社会的档案意识薄弱,档案管理不规范,造成原告档案袋里内容不完整,难道要原告自己来承担如此严重的后果。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于2019年6月20日向原告作出的渝中社险信字（2019）11号《关于王世周信访问题的回复》。原告王世周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一总站五七厂工作证、站务执行证，拟证明原告于1976年12月份是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一总站五七厂的正式职工。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辩称，原告陈述的提出申请和被告作出答复的时间内容属实。一、本案基本情况。原告王世周系重庆市设计院退休职工，于2018年5月申报退休。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82年10月。因原告向我局信访反映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76年12月，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应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并随信举示了工作证等有关证据。我局收到原告来信后，调阅了其档案。其档案显示，原告于1978年11月至1982年9月在大学读书，从有关材料证实其在读大学前确有在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厂工作经历。但无有带招工指标的任何证明材料，包括《招工表》、《转正定级表》等。同时，我局又向其原单位（现更名为南部公共交通公司）了解情况，70年代为解决企业家属就业，企业开办了五七工厂，无招工指标的属于临时工性质，有招工指标的后来转为正式职工，正式职工档案中有《转正定级表》等表明有招工指标的材料。根据有关规定，只有具有正式招工手续的人员，其工龄才能视同缴费年限。据此，我局回复原告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期间不能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二、本案诉讼主体错误，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从职权职责上看，对职工工龄的认定和退休审批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职权范围，我局作为社会保险局只是审核单位，对原告的工龄无法定职责。故原告诉我局系主体错误，应当驳回。三、原告的退休已经办理完毕，如果其认为其应享受的养老待遇认定有误，应对其《退休审批表》等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提出诉讼，本案原告所诉的回复不具有可诉性。四、根据四川省劳动局《关于全民所有制招收集体所有制职工的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川劳发[1980]412号）的规定，原告所举示的证明材料以及档案材料均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无法证明其当年是带招工指标入厂的，无法认定为连续工龄。综上所述，我局认定事实清楚，回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主体错误，且请求没有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申请书》；拟证明我局于2019年6月12日收到原告提交的《申请书》。证据2、渝中社险信字（2019）11号《关于王世周信访问题的回复》，拟证明我局于2019年6月20日针对原告的申请作出了相应的回复，履行了相关职责。证据3、原告的档案材料复印件（包括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干部履历表），拟证明原告虽然在1976年12月至1978年10月期间有工作经历，但并没有符合认定连续工龄的招工表、转正定级表等材料。法律规定：《社会保险法》7条第二款、四川省劳动局《关于全民所有制招收集体所有制职工的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川劳发[1980]412号）、四川省人事局川人工（1988）4号《关于国家机关、党派、团体和全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工龄计算几个问题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重府发（1993）1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二十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提交的证据1、2、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王世周提交的证据虽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但能够证明与本案相关的客观事实，可以作为本案有效证据采信。经审理查明，王世周于1976年12月进入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一总站五七厂工作，于1978年参加高考后于同年10月被四川财经学院录取，于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原四川省涪陵地区财政局工作，后又调入重庆市设计院工作。2018年5月，因王世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重庆市设计院为其申报退休。渝中区社会保险局经审查后认为，王世周的档案中虽然有相关材料证实其在读大学前确有在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一总站五七厂工作的经历，但没有带招工指标的《招工表》、《转正定级表》等任何证明材料，故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期间不能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来计算其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金。2019年1月，王世周办好了退休手续，并于当月开始领取了基本养老金。渝中区社会保险局还补发了2018年6月起欠发的基本养老金。王世周对其基本养老金是按连续工龄从1982年10月开始计算核定的不服，于2019年5月30日向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提交了《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的申请目的为不服渝中区社会保险局认定其工龄只能从1982年10月进入涪陵地区财政局工作开始计算，要求从1976年12月进入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一总站五七厂工作开始计算。2019年6月20日，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向王世周渝中社险信字（2019）11号《关于王世周信访问题的回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系依法成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属于其职责范围内举报、投诉依法作出处理系其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王世周在办理了退休手续并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后向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提交《申请书》，要求确定其工龄从1976年12月开始计算，其实质是对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未将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期间视同缴费年限来计算原告王世周的基本养老金有异议，故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对其提出的诉求具有依法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在收到原告王世周提交的《申请书》后再次调阅了原告王世周的档案，并对其作出了书面回复。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在回复中明确告知了原告王世周，其档案中虽然有1976年12月至1978年10月期间在工厂工作的相关材料，但没有当时劳动部门的招工手续或用工指标以及有主管部门盖章的《转正定级表》，不能确认系有招工指标的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不符合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的条件，暂不能认定其1976年12月至1982年9月期间为视同缴费年限。原告王世周在本案中也自述其从2018年5月以来寻找当年的原始招工表未果。因此，被告渝中区社会保险局对原告王世周作出的渝中社险信字（2019）11号《关于王世周信访问题的回复》并无不当。原告王世周请求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世周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世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 伟人民陪审员  周永红人民陪审员  彭晓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冉韵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