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1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圣林，男，1962年5月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无业，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鸿儒，山西神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义，男，1963年2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临邑县人，系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处长，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凝毅，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建斌，男，197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系长治市平顺县信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栋，长治市潞州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张旭东，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长治市。上诉人张圣林、上诉人王学义因与被上诉人申建斌及原审被告人张旭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2民初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圣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鸿儒，上诉人王学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凝毅，被上诉人申建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栋，原审被告张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圣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申建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向本案其他当事人提供可“借款”，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本案一审中，据申建斌诉称和张旭东辩称，张旭东向申建斌提出借款，申建斌“通过公司”将300万元款项汇入王学义之子王钊的银行账户。但直至庭审中介，被上诉人仅提供了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向王钊账户汇款的证据，没有提供被上诉人对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汇出的款项享有所有权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本案其他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因此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在庭审终结后提供“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书”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明书不应被法院采纳。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至迟也应当在开庭审理时提出。如果在举证期限内或庭审结束前提供证据却又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但被上诉人既没有在一审开庭前或开庭中提供“日照三利有限公司的证明书”，也没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因此其在庭审结束后提供的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不应当采纳该证据。（三）一审判决书将未在法庭上出示、未经当事人互相质证的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审判程序违法。一审判决称：“根据原告庭审后补充提交的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证明书、委托书可以证实，该款项确系原告所有，故本院对该证据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但作为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证明书”，是被上诉人在庭审终结后补充提供的，暂且不论被上诉人可否补充提供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否则不能作为认定啊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事实不清，证据尚不充足。综合申建斌、张旭东、王学义在一审的陈述及全案的证据，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及借款的时间、金额、目的、用途、基础条件等一系列事实，在张旭东已经自认是其向被上诉人提出借款的情况下，仅凭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给王钊打款的凭证及三年多以后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和还款计划，还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真实存在借款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申建斌辩称：1.一审中我方向法庭出示了四份证据，证明了借款的事实，而不是仅凭电子汇款单，其中包括了欠条还款协议；2.上诉人要求出示我方与日照三利公司的借款凭证，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3.本案借款时效不存在问题。上诉人王学义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庭审时我方要求申建斌提交与日照三利公司业务往来的证据，但申建斌未能提供。原审被告张旭东述称：我不认识张圣林，其余同一审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王学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审判程序、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该款项确系原告所有”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汇款证据表明,涉案300万元系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汇出的款项。一审法院凭空认定“确系原告所有”。2.一审判决认定“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向被告转款300万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起诉时未提交其指示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汇款的相关证据,一审开庭质证时,在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张圣林的再三质询下,被上诉人始终未能出示这些证据。3.一审判决认定“剩余100万元实际为被告王学义使用”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上诉人除将25万元直接付给张旭东外,剩余275万元均经张旭东同意交给张圣林用于为张旭东办事。4.一审判决认定“王学义偿还原告25万元”是错误的。上诉人从未向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有过任何款项往来。5.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张圣林于2012年7月11日向申建斌借款300万元，但王学义告诉张圣林让申建斌把300万元打到王钊华夏银行×××的账户的,随后张圣林使用了该笔借款”这一认定表明,一审法院认定张圣林“使用了”此300万元,却又同时认定“剩余100万元实际为被告王学义使用”，一审法院前后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上诉人及张圣林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要求被上诉人出示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系受其指派汇款的证据，被上诉人未能出示。一审判决“根据原告庭审后补充提供的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证明书、委托书”表明,一审法院对这该证据未经质证就直接采信，违反民诉法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作出判决是错误的。该《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1.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2.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3.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4.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5.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6.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7.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8.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9.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本案是一起十分明显的虚假诉讼。综上，上诉人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被上诉人申建斌辩称，一审法院是按照当事人当庭陈述来判决的，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在接到汇款后向我方出具了借条和还款计划，应认定为是对还款的认可。上诉人张圣林认可王学义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张旭东述称，25万元是我和王学义共同通过银行分两次打到被上诉人卡上的，剩余的275万我不清楚。其余同一审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申建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张圣林偿还原告欠款275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张旭东、王学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张旭东、王学义系朋友关系。2012年6月，被告张圣林需要资金周转，通过被告张旭东、王学义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在被告张旭东、王学义的保证下，原告于2012年7月11日通过公司向被告张圣林指定账户汇款300万元。后原告多次主张还款未果。被告张圣林于2015年12月9日向原告书写欠据一支，并在被告张旭东、王学义的担保下约定了还款计划，但后来张圣林仅偿还了25万元，剩余275万元至今未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申建斌与被告张旭东系同学关系，被告王学义、张旭东系朋友关系，被告张圣林系被告王学义儿子王钊的岳父。2012年7月1日，原告申建斌委托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王学义提供的其子王钊账户转款300万元；大约2013年2月至7月期间，被告王学义又将王钊账户中200万元转至被告张圣林账户。2015年12月9日，原告申建斌、被告张圣林、王学义、张旭东在茶社商议如何还款时，张圣林向原告出具欠条一支，载明：“今欠到申建斌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特立此据，张圣林（张波），2015年12月9日（太原），身份证号×××。”同时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根据本人回款情况，拟于2016年间还清，期间视回款数额分批归还。2015年底前先还款陆拾万元人民币（60万元），张圣林，2015年12月9日（太原），担保人：张旭东、王学义。之后，被告王学义偿还原告25万元，现尚欠275万元未还。2018年5月21日，被告张旭东、王学义向原告出具借款情况说明，载明：张圣林于2012年7月11日向申建斌借款300万元（叁佰万元整），但王学义告诉张圣林让申建斌把300万元打到王钊华夏银行×××的账户的，随后张圣林使用了该笔借款，故在“欠条”“还款计划”中作为借款人签字。证明人：张旭东、王学义。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该案原告依据被告张圣林出具的欠条、还款计划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张圣林、王学义虽辩解该款系被告张旭东委托其二人办事的费用，借条系受胁迫所写，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持，且被告王学义的辩解与其后书写的借款情况说明内容矛盾，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张圣林、王学义的辩解均不予采信。被告张圣林向原告出具欠条、还款计划，原告也通过被告王学义实际支付张圣林200万元，故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张圣林书写的欠条金额虽为300万元，但实际上仅收到200万元，因此被告张圣林应当对该200万元承担偿还责任；剩余100万元实际为被告王学义使用，且其已偿还25万元，故被告王学义应当对余款75万元承担偿还责任。同时，被告王学义、张旭东书面承诺为原告出借的300万元提供担保，且未明确为一般保证责任还是连带保证责任，故应当视为二人承诺为该30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圣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申建斌人民币2000000元；二、被告王学义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申建斌人民币750000元；被告王学义对被告张圣林应当偿还原告申建斌的2000000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告张旭东对被告张圣林、王学义应当偿还原告申建斌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28800元，由被告张圣林承担22800元，被告王学义承担60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学义提交新的证据有：一、王学义在中国银行交易流水记录。证明在2015年12月31日王学义将150000元转入王福青的账户；二、中国银行汇款通知单。证明王学义于2016年8月11日将100000元转入王小琴账户。该两笔汇款均是和张旭东共同到银行汇出，并汇入张旭东指定的收款账号。被上诉人申建斌质证认为，是我通过电话要求打到账户上的，这两笔钱我收到了，收款人为我同一公司的同事。原审被告张旭东质证认为，钱汇给了谁我不记得，是因为王学义不认识申建斌，是通过我汇给了申建斌。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审期间本院还组织当事人对一审卷宗中日照三利贸易有限公司主要内容为“本公司2017年7月11日汇款到王钊华夏银行太原滨河西路支行金额三百万元整，此款系申建斌所有”的证明书进行质证。上诉人张圣林认为该证明是被上诉人申建斌提供的，不是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仅凭证明书就证明该300万元为被上诉人所有是错误的，应当出具被上诉人在2012年7月11日之前他们的业务往来是怎么进行的，且该证明是打印的，没有盖章，不符合公文要求。上诉人王学义同意上诉人张圣林的意见，且认为该笔资金出自三利公司，该公司就应出庭向法庭说明所证明的情况，仅凭三言两语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申建斌认为该证据是庭后一审法院通过我方联系到三利公司取得的，故该证据是法院调取的，并非我方向法院主动提供，该证据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原审被告张旭东认为该证据的内容真实有效。二审对该证据的认证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关于借贷关系及事实，被上诉人申建斌主张上诉人张圣林归还其欠款2750000元，张旭东、王学义承担连带责任。二上诉人对借条真实性及收到款项的基本事实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提供了借款，依法有权主张还款。一审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欠条、还款计划、借款情况说明、电子转账凭证等证据材料并结合三利公司证明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并无不当。二上诉人上诉提出被上诉人申建斌对三利贸易公司汇出的款项没有所有权，不能证明其与二上诉人之间实际存在借款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三利公司款项的合理事由，也未提供足以推翻一审认定借款事实的证据材料，故不予支持。关于王学义上诉所提供其将剩余275万元经张旭东同意交给张圣林用于为张旭东办事的上诉主张，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张旭东未予以认可，故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王学义上诉所提一审认定其偿还25万元系错误的事由，根据二审当事人提交证据及质证意见可以认定其向申建斌还款的事实，一审认定相关事实并无错误，该上诉事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张圣林和王学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00元，由张圣林负担28800元、王学义负担2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旭光审判员 王成立审判员 范进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崔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