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祁克斌，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世雨（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贤斌，男，197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永强，山西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慧洁，山西中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祁克斌因与被上诉人赵贤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克斌，被上诉人赵贤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永强、马慧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克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并将被上诉人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移交有关机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办理被上诉人与张鑫、山西宸世药业一案中未尽委托义务,证据不足,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在案涉该项委托关系中,被上诉人共委托三位委托人(包括上诉人、牛红女士、李维锋律师)，且被上诉人亲自授权都办有委托手续,在接受委托后,上诉人及其他受托人进行大量工作,包括协同被上诉人去五龙湾派出所处理其财产被盗事宜,去综改区公安局约见局长,去三桥派出所办理被上诉人办公室被盗事宜,去杏花岭公安分局办理其财产被侵占事宜,去约见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且在该过程中所有的文字手续,证据材料全部由上诉人及牛红女士、李维锋律师完成,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该委托关系中未尽委托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所收取被上诉人50万元费用中,20万元系个人报酬、30万元系按被上诉人的指示支付给牛红女士的费用的辩解,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此论属于证据认定错误。在该案中,被上诉人全权委托上诉人办理此事,支付给上诉人报酬合情合理合法，实属双方自愿,而且也不存在被上诉人免费服务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不足,实在牵强。关于另外30万元是上诉人依照被上诉人的指示支付给牛红女士的服务费,在一审阶段,上诉人提供牛红女士的收据和被上诉人给牛红女士的授权委托书,而且牛红女士出庭对此事已作出完整陈述,其证人证言可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实属错误。三、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曾向法院提出该委托关系的解除是因为上诉人在办理委托事项过程中,发现被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过程中有涉嫌伪造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伪造的证据,被上诉人与张鑫的股权代持协议由其伪造且在五龙湾派出所宿询问过程中,被上诉人亲自承认此事,上诉人基于此,发现被上诉人在委托事项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在和其他委托人协商后,一致决定退出该项委托,所收取费用不予退还,退出以后其它费用不再收取,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对其股权代持协议不置可否,上诉人向法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和证据调取申请，并在庭后书面质证时一并向法庭提出书面申请,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事只字未提,解除委托的理由未做学理说明,枉顾事实,证据未作说理认定,曲判此案,实难服众。四、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视频录音未经法庭质证,只是在庭后让双方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且违反法定程序,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赵贤斌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50万元及其代理工作情况的证据与事实认定、裁判处理合情合理合法，应予以维持。1.被上诉人并未给上诉人出具委托手续，双方是口头委托，上诉人自己书写了收款收据作为委托与收款凭证。牛红出具的委托书系伪造证据，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委托过李律师办理此案，李律师亲口承认此案并未接受委托，并未办理任何事宜。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委托办案，属于无权代理，上诉人没有律师执业证，不具有办理民事或刑事案件的资格，该委托代理关系应认定违法无效，应由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全部代理费用，并赔偿因此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2.被上诉人也从未给牛红出具书面委托书，是上诉人办不下去推荐牛红后，被上诉人口头委托牛红办理，按照牛红的要求支付牛红78万元的费用。上诉前被上诉人律师电话联系李维锋律师询问，李律师明确说明“除了方涛案收费1万元代理费，其他没有接受过被上诉人委托”，有录音为证。上诉人不能提供与李维锋该案《委托合同》及李律师所在的山西平略律师所收款发票或收据。因此，方涛案中的25万元，上诉人除了支付了1万元律师费，其余24万元全部据为己有。3.上诉人声称做了大量工作，20万元系个人报酬，30万元支付给牛红，与事实不符。按照律师代理刑事报案，只需要书写《报案材料》并搜集证据材料，最多附法律条款和案例，并到有关机关说明情况。其属于无杈代理，收取费用属于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当得利，原本应予全额返还。4.2018年4月8日，上诉人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张鑫案件办理费用二十万元，用于聘请律师及差旅费用”。对此，上诉人声称办案中聘请了李维锋律师代理，但李律师通话录音中明确没有委托没有参与，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支付过律师费、差旅费。该20万元上诉人声称是给其个人费一，与约定不符，且与工作量及成果价值不符，应予以返还。5.2018年6月15日，诉人出具收据“收到张鑫事情处理商务费用三十万元”，并称最终将此款转给了牛红，有牛红个人作证。牛红系上诉人推荐的继续给被上诉人办案的人，其与上诉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其证词因有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上诉人也未出具转给牛红30万元的打款凭证，且没有经被上诉人同意的证据，债务转移须经债权人同意，否则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声称的被上诉人在派出所承认伪造协议的事宜。1.上诉人所述原本并非事实，即便提供了复印件，未用作控告的原始证据，且被上诉人事实上确实与张鑫有代持协议，被上诉人未伪造证据，捏造事实。2.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该主张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在庭审前未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当庭未提供原件，无鉴定基础，法院不予鉴定合法。3.即使被上诉人伪造证据，双方未约定犯罪不予退还费用。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贤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理费70万元整，并支付原告从2018年3月16日至2019年7月16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损失44333元，两项合计744333元；并支付2019年7月16日之后未付款本金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办理其与张鑫及山西宸世药业公司财产侵权纠纷事宜。2018年4月8日，被告收到原告预付的20万元办事费用并出具了收据，该收据中载明款项系用于聘请律师及差旅费用等。2018年6月15日，被告又收到原告预付的办事费用30万元并出具了收据。被告收到上述办事费用后帮助原告办理刑事立案，最终因公安机关未立案而双方口头协议解除了委托关系，但双方未协商处置已付的办事费用。被告当庭辩称办事费用中的30万元已按照原告要求支付给了牛红，一并提交了相应收据一份，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2018年3月14日，原告还向被告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处理其与方涛借贷纠纷案件。为此，原告先后向被告预付办事费用合计25万元。之后，被告帮原告委托律师参与了一、二审诉讼，但二审未能胜诉。2019年1月1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内容为“现收到祁克斌关于方涛案二审退款15万元”的收据一份。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委托被告处理相关纠纷事宜并出具委托书且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被告收取了费用后也实际办理了委托事务，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委托办理与方涛一案的委托费用25万元，其中支付了律师代理费的部分被告无需返还，被告在扣除代付的律师代理费后将剩余的15万元费用退还给原告，原告出具了相应收据。因此，原告要求返还处理与方涛一案的委托费用20万元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委托办理与张鑫、山西宸世药业公司一案的委托费用50万元，被告只做了较少的辅助工作且不能证明实际支出情况，而双方已实际解除委托关系，原告现要求退还该50万元费用的理由适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关于被告未实际退还与方涛案办事费用15万元及被告关于原告支付的与张鑫及山西宸世药业公司财产侵权案办事款项中20万元系个人报酬、30万元系按原告指示支付给第三人的相关辩解，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采信。双方解除委托关系后，受托人应及时退还剩余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现原告主张对未及时退还的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但该利息宜自起诉之日2019年7月1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判决如下：一、被告祁克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原告赵贤斌50万元。二、驳回原告赵贤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2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祁克斌负担4400元，原告赵贤斌负担1222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给其出具的委托书委托其办理被上诉人与张鑫及山西山西宸世药业公司财产侵权事宜，上诉人也收取了委托办理与张鑫、山西宸世药业公司的委托费用50万元，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应按其承诺完成委托事务的处理。虽上诉人诉称其与其他受托人进行大量工作,包括协同被上诉人去五龙湾派出所处理其财产被盗事宜,去综改区公安局约见局长,去三桥派出所办理被上诉人办公室被盗,去杏花岭公安分局办理其财产被侵占事宜等，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办理事宜以及完成了授权委托书中所列负责调解、起诉及上诉等事项的事实。上诉人还诉称：“其在办理委托事项过程中,发现被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过程中有涉嫌伪造证据,被上诉人与张鑫的股权代持协议由其伪造且在五龙湾派出所宿询问过程中,被上诉人亲自承认此事,上诉人基于此,发现被上诉人在委托事项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在和其他委托人协商后,一致决定退出该项委托”，现双方对解除委托合同均无异议，已实际解除了委托关系，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完成了委托办理事项，就应当将收取的委托事项费用退还给被上诉人。虽上诉人诉称因被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过程中有涉嫌伪造证据，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也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即使存在涉嫌伪造证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承认此事，公安机关已知道，也不存在移送线索的问题，双方也没有书面约定存在这种情形，委托事项费用可不予退还，故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诉称其所收取被上诉人50万元费用中20万元系个人报酬、30万元系按被上诉人的指示支付给牛红女士的费用，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材料中有此约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该意见也不予认可，故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该辩解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祁克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上诉人祁克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平则审判员 孙云英审判员 张璟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寇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