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75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纯梅，女，196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锡举，男，196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鸿超，女，199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继华，山东安百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遵欣，女，195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尊华，女，196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遵菊，女，196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遵连，女，196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遵欣，女，195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因与被上诉人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1民初3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代遵欣一审代理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代理行为无效。被上诉人声称四人为一奶同胞的亲姊妹关系，但从判决书载明的代遵菊、戴遵连出生日期看，相差8天，按照常理其二人不可能是亲姊妹，因为如果是双胞胎，则不可能相差8天出生；如果不是双胞胎，则二人出生日期又相临太近，更不可能是亲姊妹，另外从二人的姓氏看，也是同音不同字，不符合常理。因此，被上诉人负有继续对代遵菊、戴遵连的出生日期相差原因进行举证，以消除合理怀疑的义务。否则，可以推断村委会关于四位被上诉人身份关系的证明为伪证，导致一审判决对四名被上诉人系亲姐妹关系以及代遵欣代理权成立的认定错误。因四名被上诉人不是亲属关系，代遵欣的代理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其一审代理行为无效，应按照没有代理权的规定予以处理。二、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证据不足，且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程序违法。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四名被上诉人分别与范纯梅和赵锡举有借贷合同关系，无一人对202万元诉讼标的拥有全部债权，即代遵欣对范纯梅享有23万元债权；对赵锡举享有154万元债权；代遵菊对赵锡举有13.5万元债权、戴尊华对赵锡举有17万元债权、戴尊连对赵锡举仅有4.5万元债权，且范纯梅和赵锡举均分别向对方出具了借条，是各自独立的借贷合同关系，但四位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借款全部用于上诉人家庭经营的情况下，以上诉人的全部家庭成员做被告，超出每个人享有的债权数额向三位上诉人主张202万元的涉案债权，没有证据支持。在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四人之间人格混同、财产混同、家庭混同，四人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主体的情况下，以各自分散的诉讼标的简单相加后作为一个整体起诉，四名被上诉人的诉权没有合法依据，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四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三、三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范纯梅仅对代遵欣一人负有23万元的债务，与其他三位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赵锡举虽然与四位被上诉人都有借贷合同关系，但借款金额只有189万元，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范纯梅和赵锡举作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二人借款均用于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其二人仅分别负有偿还各自借款的义务。赵鸿超作为成年人，与四位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借贷关系，也未对借款提供过担保，被上诉人却想当然的以其系范纯梅，赵锡举的女儿便将其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作为承担202万元还款义务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另外，四名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诉权，给赵鸿超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扰乱了赵鸿超的正常生活，给赵鸿超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赵鸿超保留对四名被上诉人主张侵权诉讼的权利。四、一审法院按照共同诉讼对本案进行审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和合同相对性的原则：1、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根据该条规定，是否作为共同诉讼审理，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且须经当事人同意，而不是以原告的选择来决定。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曾明确表示，本案不具备不符合共同诉讼的特征和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但一审法院却未予理睬，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2、按照民法理论，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即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另一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四位被上诉人超出债权范围、向与自己没有合同关系的第三方提起债权之诉，混淆了不同的合同关系和法律关系，完全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五、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结果自相矛盾。经查，现实中并没有被上诉人声称的“康荣服装厂”只有以范纯梅名义开办的“山东康荣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荣公司），该公司系经工商管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既然按照被上诉人“因经营服装厂资金流转需要”的主张认定借款系“为家庭经营共同所欠，对上述借款负有共同偿还的义务”，说明一审法院认可了被上诉人关于涉案借款用于了“康荣公司”生产经营的主张，按照权利和义务相适应的原则，一审法院应该追加事实上使用了涉案借款的康荣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并首先判决康荣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只有在康荣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再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公司股东的相关责任。而一审法院却一步到位，抛开涉嫌使用了涉案借款的康荣公司，拋开了作为公司股东的范纯梅，直接判令范纯梅的家人承担全部还款义务，其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应追加而未追加康荣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属于疏漏案件当事人，为重大的程序疏漏。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倾向性明显：1、在一审中，上诉人以在阅卷中调取的还款记录抗辩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希望以此银行流水的记录，证实上诉人已付超借款；要求对方在借条之外出示银行打款记录证实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一概不予理睬，仅依据被上诉人的单方举证便匆忙做出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2、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举出2018年11月30日向被上诉人还款5万元的新证据，在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时，被上诉人明确承认打款属实，按理应该从欠款金额中予以扣除，但在判决书中，却以“原告质证称打款属实，但不包括在202万元内”的单方主张，以“原告均不予认可”为由，未采纳上诉人的主张。3、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为工薪阶层常年多次对外出借巨额资金，其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是否存在非法揽储及低吸高贷获取暴利的情况提出了合理怀疑，要求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调查或由被上诉人予以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却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的规定于不顾，对此关键情节和证据既不进行调查也不要求被上诉人进行举证；对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主张的时间段内向被上诉人还款的银行流水等有效证据既未组织质证，又未进行调查更未对其效力做出判断，便以“原告均不予认可”为由做出判决，其判案的倾向性暴露无遗。庭审中补充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对家庭成员在同期对外所欠债务应认定为家庭经营共同所欠，对上述借款负有共同偿还的义务”，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未对涉案借款的用途进行调查和质证，因此该以上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其次，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的自然人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包括人格权和财产权，以及对自己行为产生后果的承担义务，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家庭成员间因亲属关系而相互承担义务的规定。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规定有“连坐”的制度，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一审判决却仍此思维方式认定事实和责任承担，实属不应该。二、被上诉人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的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意见认定标准为两年内向不特定多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200万元以上的。综上，一审判决程序不当，实体处理事实不清，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理由分述如下：一、代理资格问题。被上诉人四姐妹出生于60年代，当时的户口管理都是手写，远远没有现在严格，并且当时又在推行简化字。“代”与“戴”的差异，代遵菊和戴遵连出生日期的相近，割不断四姐妹是亲姐妹的事实。并且这一事已经两次法庭审理均已查明，而且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出示了村委的证明。作为亲姐妹应是法律上的近亲属，自然有权接受委托参与庭审。二、共同诉讼问题。案中被上诉人系亲姐妹，而上诉人系共同经营的一家人，其借款的目的也是为了企业的经营。本案中把多个借条放在一个案件中审理，实际上是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同时也方便今后的执行。三、一审被告主体问题。上诉人赵鸿超系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的女儿，一直参与公司经营，并且是公司的核心人物。原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律师也亲口认可了上诉人赵鸿超的公司核心地位。该公司也就是他们一家人独自经营，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混同。2018年6月2日、6月3日偿还代遵欣100000元（代遵欣儿媳黄田田账户）就是从赵鸿超账户付的款。2018年9月17日，偿还被上诉人代遵欣10000元的时候也是从上诉人赵鸿超的账户付的款。足以证明上诉人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混同。赵鸿超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成年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理由充分，判决正确。范纯梅和赵锡举在借款时系夫妻，其名下康荣公司也系家庭共同经营，故作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四、关于康荣公司法律地位问题。本案中涉及的康荣公司，名为公司，实际上就是一家家庭经营的小作坊。几次庭审都能看出，借款并没有以公司名义书写借条，并且还款时也没有走公司账户，而是从赵鸿超的账户付的款，根据是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到的合同相对性，自然不会把康荣公司列为一审被告。故判决三上诉人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正确。五、出借资金的合法性问题。自2010年以来，上诉人在资金困难时，经常找被上诉人借钱。当时关系也较好，儿娶女嫁相互来往，就是逢年过节也互有走动。所以从2017年被上诉人陆续把父母及姐妹们家中的钱都借给了上诉人，其中一个妹妹，把自己准备给孩子用来买房的钱也借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所有借出的款项都是自己的血汗钱。针对上诉人补充意见，被上诉认为，借钱就得还钱，借据中没有赵鸿超的，但有范纯梅、赵锡举的借条，所借的钱都用于家庭作坊，他们的作坊是家庭和公司混同，分不清家庭和公司收支。上诉人多次向我们借款，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所以才想法给他借款，所借的款项是由于生产还是用于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据我们了解，在2018年，上诉人的案子在沂南县起，超过1000多万元。上诉人说我们借款是为了经营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放贷款，请上诉人提交相应的证据来证实，如果没有证据就是诬陷，我们借出的钱都是家里的姐妹们和父母的血汗钱。综上所述，不管是原一审、二审还是这一次的发回重审，上诉人一直在狡辩，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还款时间，请二审法院明辨是非，尽快还被上诉人以公道。 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调解或判决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借款212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承担。一审庭审中，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要求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借款202万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代遵欣、代遵菊、戴尊华、戴遵连系亲姐妹关系。范纯梅与赵锡举系夫妻关系，赵鸿超系范纯梅、赵锡举之女。康荣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纯梅，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7年8月4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28,000元；2017年8月11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70,000元；2017年9月1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20,000元；2017年11月11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30,000元；2017年12月20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84,000元；2018年1月3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83,000元；2018年1月14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分别借款50,000元、5000元；2018年2月10日，范纯梅向代遵欣借款30,000元；2018年2月13日，范纯梅向代遵欣借款100,000元；2018年2月14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分别借款120,000元、100,000元；2018年2月15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210,000元；2018年3月1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分别借款180,000元、270,000元、100,000元；2018年3月2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50,000元；2018年4月20日，范纯梅向代遵欣借款50,000元；2018年4月21日，赵锡举向代遵欣借款140,000元；2018年5月4日，范纯梅向代遵欣借款50,000元。以上借款共计1,770,000元，被告于2018年6月2日偿还40,000元，于2018年6月3日偿还60,000元。2018年5月4日，赵锡举向代遵菊借款135,000元。2017年10月19日，赵锡举向戴尊华借款50,000元；2017年10月24日，赵锡举向戴尊华分别借款20,000元、50,000元；2018年5月16日，赵锡举向戴尊华借款50,000元。以上借款共计170,000元。2017年10月19日，赵锡举向戴遵连分别借款20,000元、10,000元；2017年10月25日，赵锡举向戴遵连借款15,000元。以上借款共计45,000元。上述借款，借款人均出具了借条，其中范纯梅于2018年2月13日借代遵欣款100,000元、于2018年4月20日借代遵欣款50,000元、于2018年5月4日借代遵欣款50,000元，该三笔借款双方未约定利息，其余借款均约定利息为每万元年息2000元。后代遵欣、代遵菊、戴尊华、戴遵连催要借款未果，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花费保全担保费2000元。一审庭审中，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提交2017年11月30日赵鸿超通过网银支付刘磊50,000元的电子回单一份，证明偿还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款50,000元。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质证称打款属实，但不包含在202万元内。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时，范纯梅、赵锡举系夫妻关系，以上借款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二人应共同偿还。而赵鸿超作为范纯梅、赵锡举之女，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对家庭成员在同期对外所欠债务，应认定为家庭经营共同所欠，对上述借款负有共同偿还的义务。以上借款有被告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202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约定利息的借款，双方约定利息为每万元年息2000元，即年利率20%，不违反法律规定，可按双方约定利率计付利息；对未约定利息的借款，可自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被告还款100,000元，可认定为偿还的约定利息的借款。保全担保费是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关于付款数额远远超过所借金额，及向案外人刘磊账户转账的50,000元系偿还的本案借款的辩解内容，原告均不予认可，在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意见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代遵欣借款1,47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代遵欣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代遵菊借款13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四、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戴尊华借款17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五、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偿还戴遵连借款45,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六、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支付代遵欣、代遵菊、戴尊华、戴遵连保全担保费2000元。上述给付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96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960元，由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提交一份还款清单，拟证明上诉人还款情况。 被上诉人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的质证意见是：这个流水清单最早是从2015年9月20日，我们这个借条最早是2017年8月4日以后的，这个流水是以前的，与我们这个时期没有关系。有很多都是现金，我们是通过赵鸿超的账户打的款，这个清单上的都是结清了的，与现在的借条没有关系了。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真实性被上诉人不持异议，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对该证据与案涉借款的关联性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述。2.在本院（2019）鲁13民终1509号案件庭审笔录中，本院问：“上诉人，案涉借款是现金吗？”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的委托代理人回答：“大部分都是现金，银行打款有40来万，总额有200来万，有的条不是单次条，数额大的条是累加的，原始条抽没抽回代理人不清楚。还款的时候没有抽回。”经本院电话联系赵锡举，赵锡举回答：“转账的也有，多数是现金，对于小借条都抽回销毁了，然后写个累计的大额借条，转账的也有都打了借条，有的也补过借条，也有借条没给转账的，具体哪个我想不清楚，具体律师知道。”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主体如何确定；三、借款、欠款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本案审理程序问题。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身份证、以及相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四被上诉人系亲姐妹关系，故被上诉人代遵欣作为被上诉人戴遵连、代遵菊的姐姐，代理其参加一、二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基于四被上诉人的姐妹关系，依据四人分别持有赵锡举出具的欠条的事实，四被上诉人本案诉讼存在共同的被告，本案符合共同诉讼的要件，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再次，四被上诉人本案起诉提交的证据均有赵锡举出具的借条，且被上诉人代遵欣亦持有范纯梅出具的借条，被上诉人主张的案涉借款及还款部分系通过赵鸿超账户进行，故三上诉人均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应参加本案诉讼；最后，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借款系康荣公司所借，亦未申请追加康荣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故对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本案四被上诉人分别持有不同的借条，且当事人对借条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应依据借条分别确定借款主体。即：被上诉人代遵欣就其主张的23万元借款与上诉人范纯梅存在借款关系；代遵欣就其主张的剩余154万元借款与赵锡举存在借款关系；戴尊华就其主张的17万元借款与赵锡举存在借款关系；戴遵连就其主张的4.5万元借款与赵锡举存在借款关系；代遵菊就其主张的13.5万元借款与赵锡举存在借款关系。其次，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案涉借款系用于三上诉人家庭共同经营的康荣公司，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该借款的用途，亦未能举证证实三上诉人共同经营该公司，且上诉人赵鸿超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据出具人，亦未与四被上诉人进行实际结算，仅凭赵鸿超账户部分资金流水不能认定赵鸿超系案涉款项的借款人。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范纯梅、赵鸿超依据其借据分别向被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被上诉人要求三上诉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无证据证实，对此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共同参与公司经营，案涉借款系公司所借，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对此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案涉借款数额、还款数额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戴尊华、戴遵连、代遵菊各自的借款，上诉人赵锡举未能提交还款凭证证实其付款情况，故应按借据约定承担付款责任。其次，关于代遵欣提交的借据所涉借款177万元，其中有23万元系范纯梅所借，154万元系赵锡举所借，故应由二人分别承担各自的偿还责任，代遵欣自认上诉人已经偿还10万元，应予扣除。再次，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偿还被上诉人款项5万元，二审中提交银行流水综合主张其已经超付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该款项，但主张不是偿还案涉借款。因被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还款系案涉借据出具日期之前，且赵锡举及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在本院（2019）鲁13民终1509号案中均明确认可案涉借款多数为现金，小数额的借条已经收回销毁，然后写了累计的大借条。因双方交易次数较多、交易金额均不能明确陈述，且存在收回部分借据的情况，故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本案主张的借款系双方全部交易金额，亦不能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还款是归还的涉案借据的款项。在被上诉人仍持有案涉借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借据金额及被上诉人自认确定欠款情况并无不当。综上，被上诉人代遵欣所主张的借款，应由范纯梅负责偿还20万元；由赵锡举负责偿还147万元。 上诉人关于案涉纠纷涉嫌经济犯罪的主张，无证据支持，对其以此要求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赵鸿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1民初3455号民事判决； 二、赵锡举偿还代遵欣借款1,47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范纯梅偿还代遵欣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四、赵锡举偿还代遵菊借款13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五、赵锡举偿还戴尊华借款17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六、赵锡举偿还戴遵连借款45,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七、范纯梅、赵锡举支付代遵欣、代遵菊、戴尊华、戴遵连保全担保费2000元。 八、驳回戴尊华、代遵欣、戴遵连、代遵菊对赵鸿超的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均由上诉人范纯梅、赵锡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孙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