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0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经营场所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湾河西街66号。 经营者：鞠建芬。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东祥，男，197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以下简称好运来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孙东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好运来酒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东祥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东祥承担。事实和理由：1.借贷关系的成立需出借人与借款人达成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而孙东祥在本案庭审中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分别主张了鞠建芬系独立借款，好运来酒店是担保人、共同借款人，其本人未明确好运来酒店的身份，事实上与其建立借款关系的是好运来酒店实际经营者孙跃进；2.应追加孙跃进参加诉讼，孙东祥与孙跃进恶意串通，意在让鞠建芬承担还款责任；3.孙东祥在立案时主张担保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以借款合同纠纷立案，不符合孙东祥的主张，且孙东祥于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给予好运来酒店充分的答辩期、举证期，损害了好运来酒店的诉讼权利；4.即使案涉借款成立，本案已过诉讼时效。 孙东祥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好运来酒店的诉讼请求。1.鞠建芬在担任好运来酒店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期间，串通已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夫孙跃进，以夫妻名义经营酒店，对外大量借款，为规避因借款而无法偿还的法律责任，刻意隐瞒离婚事实；2.好运来酒店营业期间，收款收据上均盖有好运来酒店印章，也均有鞠建芬的签字，证明其在实际经营酒店并获取酒店所有收入；3.2014年鞠建芬为保证债务正常履行，将其名下蓝色钻石花园的房屋抵押给孙东祥近四年。 孙东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好运来酒店偿还借款150000元。在本案经本院撤销原裁定指定审理后，孙东祥增加诉讼请求：判令好运来酒店承担利息（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12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9日，案外人孙跃进向孙东祥借款，孙跃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孙东祥现金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转孙跃进工行卡62×××5，月息2分，借期三个月，到期本息合计壹拾伍万玖仟元正。具借人孙跃进”。借条上“具借人”处加盖有“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的印章。同日，孙东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孙跃进银行账户转入150000元。因孙跃进到期未还款，孙东祥于2014年9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孙跃进归还借款本金150000元以及支付相应利息。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4）双流民初字第4616号民事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为：孙跃进于2015年1月1日前支付孙东祥借款本金150000元。该调解书生效后，孙跃进未按调解书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孙东祥就该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因孙跃进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一审法院另查明，鞠建芬与孙跃进于2008年8月5日协议离婚。 一审法院还查明，好运来酒店于2013年12月27日在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酒店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鞠建芬。但在好运来酒店登记成立前，酒店事实上已就以“好运来假日酒店”名义对外营业。一审法院（2013）双流民初字第3405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案外人奉树林于2012年4月5日承接了孙跃进位于双流公兴“运来假日酒店”的装修工程，该工程于2012年8月20日完工，该酒店也投入了经营”。本院（2014）成民终字第122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1年8月7日，案外人付强与孙跃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付强位于双流区的两栋楼房出租给孙跃进经营酒店。2012年3月1日前，付强按月将房屋交付给了孙跃进，孙跃进随即进行了装修并经营”。部分2012年至2013年期间的收款收据（茶楼、餐厅、客房）显示，部分收据中加盖了和本案借条中“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相同的印章，鞠建芬在收款人处签字。孙东祥表示虽然孙跃进和鞠建芬离婚，但好运来酒店系二人共同经营，相关款项均是鞠建芬在收取。鞠建芬则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清楚，酒店的经营等均由孙跃进负责，虽然好运来酒店成立时把自己登记为经营者，但实际经营者为孙跃进，自己签字都是按孙跃进的安排。同时不知道有无“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的印章，即使有，也是孙跃进去刻制的，钱也被他收走了。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孙东祥多次变更诉请的法律关系，但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时还有他案判决书等证据尚待质证，故法庭辩论尚未最后终结，孙东祥变更诉请未超过法庭辩论终结前的限制，对好运来酒店主张孙东祥变更诉请超过时限的理由不予采信。孙东祥主张好运来酒店为担保人，又变更为借款人，系源于其对借款本身的法律关系认识不准确导致，并非违反禁反言原则，故好运来酒店抗辩孙东祥变更诉请已超过时限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好运来酒店是否是孙东祥出借款项的借款人。一审法院根据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首先，虽然在借条中加盖“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印章时，好运来酒店尚未办理工商登记，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借条出借前，好运来酒店已经实际经营，且在经营期间，好运来酒店所出具的多张收款收据中亦加盖了“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的印章，好运来酒店也未有其他证据证明该印章系虚假。综上，结合证据表明在借条形成时好运来酒店虽未办理工商登记，但“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的印章已在经营活动中实际使用，故一审法院对借条中加盖了“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字样印章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其次，虽然鞠建芬抗辩其未实际参与好运来酒店经营，好运来酒店的所有款项都由孙跃进收取。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孙跃进已经离婚后，仍在较长时间内在好运来酒店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大量的收款收据中签字，应当知晓其签字后对外的法律后果，且个体工商户的收款收据并未限定必须由经营者签字，如鞠建芬未收取好运来酒店的相应经营款项，但又长期在收款收据中签字，这与通常的交易习惯不符，故鞠建芬抗辩其未收取过好运来酒店经营款项，对好运来酒店的经营行为都不清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最后，结合另案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好运来酒店对外租赁房屋，都是孙跃进代表好运来酒店签订相应合同，好运来酒店装修等事宜也是孙跃进对外委托。虽然孙跃进与鞠建芬已离婚，但鞠建芬也自认好运来酒店是孙跃进在经营，故孙跃进向孙东祥借款行为发生时，借条中加盖好运来酒店的印章应当视为好运来酒店明确知晓该笔借款，且《借条》中加盖的印章系加盖在“具借人”处，在该处加盖好运来酒店公章的行为，应当视为好运来酒店以盖公章认可作为孙东祥借款的借款人。现孙跃进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表明孙东祥借款尚未收回，作为共同借款人好运来酒店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借条》明确载明还款期限于2012年12月29日届满，好运来酒店未及时归还借款，应当自2012年12月30日起承担逾期还款的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现孙东祥自愿调减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系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置，符合法律规定，且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并未超过24%的最高标准，故孙东祥主张好运来酒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好运来酒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孙东祥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孙东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好运来酒店负担。 二审中，好运来酒店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收条》一份，拟证明2013年酒店成立后承包给他人经营，鞠建芬自始至终不知道“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印章的存在。孙东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孙东祥向本院提交刑事自诉状一份，拟证明孙东祥未与孙跃进串通，孙跃进在借条上签字后加盖好运来酒店公章。好运来酒店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能达到孙东祥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好运来酒店提交的证据、孙东祥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好运来酒店应否承担还款责任，评析如下： 一、孙跃进向孙东祥出具的借条上加盖有好运来酒店的印章，好运来酒店的经营者鞠建芬否认好运来酒店有该枚印章，其本人亦未在案涉借条上加盖过该枚印章。本院认为，其一，好运来酒店开具的2012年至2013年期间的部分收款收据加盖有与案涉借条上相同字样的印章，同时收款人处有鞠建芬签字，鞠建芬关于不知晓案涉印章存在的意见与事实不符；鞠建芬对孙跃进与孙东祥恶意串通私刻印章的主张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好运来酒店申请对案涉借条上“孙跃进”签名与“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印章加盖时间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拟证明若不是同一时间形成，则说明孙跃进与孙东祥恶意串通。本院认为，不论好运来酒店印章加盖时间与孙跃进的签名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均不能证明孙跃进与孙东祥恶意串通，好运来酒店的鉴定事项对本案实体处理并无影响，本院不予同意。其二，鞠建芬在二审调查中陈述，孙跃进前期负责好运来酒店用房的房屋租赁、装修及实际经营，其本人亦在经营好运来酒店并由其转手承包给他人经营，故孙跃进与鞠建芬实际共同经营好运来酒店，且二人曾系夫妻，故不论是孙跃进还是鞠建芬在借条上加盖好运来酒店印章，孙东祥都有理由相信代表的是好运来酒店的意思表示，故好运来酒店应对孙东祥承担还款责任。 二、关于好运来酒店上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孙跃进与好运来酒店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向孙东祥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孙东祥于2014年9月2日起诉孙跃进，致诉讼时效中断。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期，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一审法院就该案出具（2014）双流民初字第4616号民事调解书，孙东祥就该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因孙跃进无可供执行财产，2015年10月28日该案本次执行被裁定终结，故此次中断事由于2015年10月28日终结，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开始重新起算。孙东祥于2018年7月6日起诉好运来酒店要求承担还款责任，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中，孙东祥将好运来酒店为担保人的原主张变更为借款人的新主张，仅仅是对法律关系的重新确定，孙东祥没有重新提交新的证据，该变更也不是增加诉请标的，且好运来酒店就此发表了答辩意见，故一审审理程序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的情形，而且直至本案二审期间好运来酒店都还在提交证据，故好运来酒店认为原判违反法定审判程序、其诉讼权利受到损害的主张不能成立。 另外，孙东祥已依据（2014）双流民初字第4616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孙跃进，本案中好运来酒店也应承担责任，但孙跃进和好运来酒店承担责任的范围分别在相应的调解书和判决书确定的范围内，且承担责任的总和以全部债务为限。 综上所述，好运来酒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双流公兴好运来假日酒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卫 红 审 判 员 龙 小 丽 审 判 员 胡张映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彭 奕 翙 书 记 员 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