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3649号原告：黄暖威，男，197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陈庆林，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嘉绮，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卢炽洪，男，197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梁斌，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丽婷，广东达盛（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铉凤，女，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梁斌，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丽婷，广东达盛（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暖威诉被告卢炽洪、卢铉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暖威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庆林、刘嘉绮，被告卢炽洪、卢铉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斌、张丽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暖威起诉称：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长期向两被告供应布匹。原、被告双方曾就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布款支付情况进行对账结算，并由被告卢炽洪出具欠条，欠条载明被告共欠原告布款376009元。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收欠款，被告均已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7600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376009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卢炽洪、卢铉凤共同辩称：1.黄暖威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不具有原告资格。本案买卖交易双方是兴隆布行与新利制衣厂，原告不是直接参与买卖合同交易的主体，其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布款。2.本案欠条无法证明欠款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欠条内容未载明拖欠的布款时间，也无落款日期，且欠条上的布款数额与送货细码单上的布款是不一致的。欠条记载的数额与本案送货细码单统计的金额不一致。3.本案欠条是卢炽洪受到胁迫签名的，应当无效。4.被告已支付部分涉案货款，被告于庭前提交了支付凭证计算出已支付了276000元。加上2016年1月7日通过工行支付20000元，2016年2月7日通过工行支付20000元，2016年4月19日通过工行支付15000元（该答辩意见系被告见到原告提交《新利制衣厂对数表》后提出），被告总共已支付货款331000元。因为货款产生时间较久，被告打印的银行流水有些没有显示原告的名字，被告可能还有通过其他银行向原告支付过货款。5.对于2015年9月之前的货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经审理查明：两被告（以“新利制衣厂”的名义）与原告（以“兴隆布行”名义）之间存在布匹买卖交易往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协议，而是由被告通过电话方式向原告下订单，原告将货物送至被告指定的加工厂，加工厂向原告开具收据，原告再持收据及送货细码单给被告签名确认，双方每月根据送货细码单进行对账，由被告卢铉凤对账确认后向原告出具对账单或欠款证明，原告持对账单或欠款证明向被告催收货款。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最后交易至2016年1月份，被告则主张双方最后交易至2015年9月。被告卢炽洪出具《欠条》给原告载明：今卢炽洪先生欠黄暖威先生布款共：376009元（叁拾柒万陆仟零玖元正）。特此证明！欠款人：卢炽洪，身份证号码：。收款人：黄暖威，身份证号码：。上述欠条并未载明日期。对案涉《欠条》的形成情况，原告表述为：在2016年5月份左右，原告到被告办公室处，当时原告与被告卢炽洪在场，由被告卢炽洪向原告出具《欠条》。原告当时认为签了欠条后诉讼时效只有2年，可是原告未必能在2年内起诉被告，所以就没有在欠条上落款时间。被告则表述为：欠条形成时间记不清了，当时是在新利制衣厂卢炽洪的办公室签订的，原告当时授权了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专业催债人员去到卢炽洪的办公室，持欠条要求被告卢炽洪签名，催债人员在被告卢炽洪办公室打砸，不准被告卢炽洪离开办公室，胁迫被告卢炽洪过户房子和车辆，被告卢炽洪受到胁迫在欠条上签名。对本庭询问上述催债时间是在双方交易期间还是交易结束之后的问题，被告代理人表示不清楚。本庭询问被告是否报警，被告代理人表示有报警，但是警察没有出警，也没有报警回执证明。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记录显示，被告卢炽洪向原告支付案涉欠条所涉276000元货款情况如下：2015年2月13日支付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15年3月21日支付20000元、2015年3月24日支付50000元、2015年5月10日支付50000元、2015年8月25日支付24000元、2015年9月22日支付20000元、2016年7月12日支付5000元、2017年1月27日微信支付3000元、2018年5月12日微信支付3000元、2018年7月11日微信支付1000元。原告对上述付款行为没有异议，但认为在2015年9月22日及之前支付的款项系用于支付2015年的布款，不是欠条载明的布款。2016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1日之间转账支付的合计12000元确认用于支付案涉欠条所涉的货款，应在本案货款中予以扣除。原告提交《新利制衣厂对数表》（原告主张原告侄女原系其会计，该对数表系从其侄女电脑中导出）显示，截止到2015年10月份实收布款（应收布款）为347595元，2015年11月11日实收布款为20184元，2015年11月16日实收布款为11816元，2015年11月22日实收布款为16336元，2015年11月28日实收布款为7280元，2015年12月6日实收布款为12912元，2016年1月9日实收布款为14886元。小计实收布款为431009元。2016年1月7日已付款20000元（工商银行），2016年2月7日已付款20000元（工商银行），2016年4月19日已付款15000元（工商银行），合计实收布款为376009元。在表下方列明“备注：截止到2016年2月，新利制衣厂应付兴隆布行布款376009元。如有问题请联系黄生137××××7225.兴隆布行2016/4/20。”被告对上述《新利制衣厂对数表》中关于2016年1月7日至2016年4月19日付款情况的内容予以确认，对其他内容不予确认，认为该对数表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根据原告提交的其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被告卢铉凤在2016年1月7日向原告转账20000元，被告卢炽洪在2016年2月4日向原告转账20000元，被告卢炽洪在2016年2月7日向原告转账2000元，被告卢铉凤在2016年4月19日向原告转账15000元。为此，原告主张上述《新利制衣厂对数表》中2016年2月7日支付20000元实际为2016年2月4日转账，统计时产生了混淆，应当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原告还提供了送货日期为2015年3月至9月期间，部分送货细码单显示收货处由被告卢炽洪或卢铉凤签名的兴隆布行送货细码单复印件40张到庭，同时主张对双方交易期间的送货细码单在被告签署《欠条》后退还给了被告。被告以原告未出示原件为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否认在出具《欠条》后其收回了送货细码单原件。诉讼中，原告接受本庭询问，保证案涉《欠条》及《新利制衣厂对数表》的形成情况的陈述属实。但两被告以年底繁忙，安排不到时间接受询问为由，拒不到庭接受法庭询问。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予以准许，为此作出（2019）粤0118民初36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卢炽洪所有的银行存款376009元，或者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并依法查封了被告卢炽洪名下的粤Ａ×××××号小型汽车一辆。原告为此缴纳财产保全申请费2400元。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有原告提交的欠条及双方之间的付款凭证为凭，本院予以采信。双方之间买卖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原告提交案涉《欠条》原件到庭，且被告并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欠条》的形成时间。原告主张上述《欠条》形成于2016年5月。被告虽然表示对形成时间不清楚，但根据其将2015年2月13日至2018年7月11日期间的付款情况一并列为用于支付案涉《欠条》所载明的欠款的行为，可见，被告主张上述《欠条》形成于2015年2月13日之前。结合被告表述的案涉《欠条》的形成过程，被告一方面主张案涉《欠条》形成于双方交易期间的2015年2月13日前，但同时又表述案涉《欠条》系在原告委托收债人员打砸其办公室其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如果该打砸情况发生在2015年2月13日前，则在打砸后双方仍继续进行买卖交易，两种陈述明显存在矛盾，有违常理。相反，案涉《欠条》形成于原、被告之间交易结束后更符合常理。故对被告认为案涉《欠条》形成于2015年2月13日前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而原告主张案涉《欠条》形成于2016年5月更符合常理，且原告到庭接受本庭询问时保证真实，而被告经本院传唤，拒不到庭接受本庭的询问，为此，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主张案涉《欠条》系其在受到胁迫情况下签订，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主张案涉《欠条》无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金额问题。原告提交的《新利制衣厂对数表》虽然没有被告签名确认，但该证据对案涉《欠条》所涉的货款进行了详细的列明，被告没有证据推翻《新利制衣厂对数表》中列明的欠款的详细情况，为此，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其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在2016年2月4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了20000元，在2016年2月7日转账支付了2000元。原告主张在《新利制衣厂对数表》统计在2016年2月7日支付了20000元系统计错误，本院予以采信。但据此可见，原告遗漏统计了被告在2016年2月7日向其支付了2000元货款，为此，截至案涉《欠条》出具之日，两被告实际拖欠原告货款金额应当为374009元（376009元-2000元）。综合上述论述，本院认定案涉《欠条》形成于2016年5月，为此，对被告主张的在《欠条》出具前的付款行为，不应当用于扣减案涉《欠条》的欠款，对被告主张的在2016年5月之后支付的货款合计12000元，应当从总货款中予以扣减，扣减后，两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362009元（374009元-12000元）。两被告未及时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货款362009元并支付违约损失（违约损失以未付货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取消，为此，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两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双方在2016年5月确认，但并未对付款时间进行约定，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诉讼时效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之日起计算，被告之后的部分付款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被告在2017年、2018年均存在付款行为，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为此，被告抗辩2015年9月之前的货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卢炽洪、卢铉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暖威支付货款362009元及违约损失（违约损失以未付货款为基数，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二、驳回原告黄暖威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22元及财产保全申请费2400元（原告已预交10222元），由原告黄暖威负担381元，被告卢炽洪、卢铉凤负担98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金勇人民陪审员  吴转君人民陪审员  陈颖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吴嘉泺李慧芳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