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4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寿生，男，196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小洪，男，197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李寿梅，女，197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一审第三人：李寿平，男，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武义县，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再审申请人李寿生因与被申请人徐小洪、李寿梅及一审第三人李寿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民终2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寿生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署期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的实际签署日为2015年9月30日，有徐小洪的《民事起诉状》、吴陈土、周惠龙的《情况说明》、（2016）浙0702民初13797号、（2018）浙0702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等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故意混淆了时间顺序，认定署期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在2015年9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之后、2015年9月23日金华市满堂红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堂红公司）成立之前，不符合事实。2．一、二审判决认为虽然李寿生未在署期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上签名，但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李寿平曾电话征询李寿生意见并获认可。该认定不符合事实，也没有证据。李寿生没有同意过。3．一、二审判决认为在新设立满堂红公司中李寿平持有的股权比例由转让协议约定的53.8%变为70.8%增加了17%，同时李寿梅则从无股权变为持股1%，两人持有的18%股权与李寿生本应持有18%相符合，不符合事实。李寿平于2015年9月23日工商登记股权为70.8%，到2015年9月30日（署期2012年8月30日）《转让协议》降为53.8%，并非一、二审认定的李寿平持股从53.8%增加到70.8%。4．满堂红公司系按2015年9月10日《转让协议》以225.8万元转让价成立的。（二）二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李寿生没有见过二审判决书中审判长郑林军和另一名审判员虞惠珍，二名法官没有在庭审现场出现过，却出现在判决书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四、六、七、十三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徐小洪答辩称：（一）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并非2015年9月30日，应为2015年9月10日后、2015年9月22日前这段时间，系实际履行的协议。徐小洪因时隔太久，对签署时间记忆模糊难免出错。1．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于2015年9月10日之后形成，对此包括李寿生在内的各方均无异议。满堂红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办理（有该公司的章程为凭），且满堂红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权比例特别是周惠龙、雷敏俊两个股东的股权与该《转让协议》的约定相符。2．该协议达成后原署期为2015年9月10日的《转让协议》作废，2015年9月22日归还了周惠龙按照2015年9月10日协议条款交付的50万元现金出资也说明署期为2015年9月10日的《转让协议》作废。3．退一万步讲，即便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的实际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结合本案的事实和履行情况，该份协议当中各方的意思表示及条款的主要内容也应是在2015年9月10日至2015年9月22日期间口头达成了合意，鉴于当时情形紧迫先按口头协议履行，之后再就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书面明确。（二）徐小洪欠李寿生的45万元债务已在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当中抵消。1．满堂红酒店转让当时，徐小洪与李寿梅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反目，与李寿生、李寿平的关系也很融洽，并无仇怨，否则不可能存在友好协商签订转让协议等事宜。另外，李寿梅、李寿生、李寿平系兄妹关系，至今关系都非常好。2．徐小洪对外有众多的民间借贷等债务，当时唯一可以处置的资产只有这家酒店，其余的房产等都抵押给银行，如果酒店不做转让将尽归他人，李寿生等酒店受让人对徐小洪当时的真实状况非常清楚，李寿生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受让酒店股权对其有利，故在2015年9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3．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签订时，李寿生对协议的各条款内容明确知晓并同意，授权李寿平签字确认。4．李寿平除了依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当中以债转股的方式获得的53.8%外并未再行出资的情况下却无故增加了17%的公司股权达到了70.8%、李寿梅未出资的情况下也持有了1%公司股权，而各方在实际履行的2012年8月30日《转让协议》当中所列明的李寿生以45万元债转股的方式受让酒店的股权为18%，李寿平、李寿梅又是其亲弟弟、亲妹妹，因此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李寿生因系公务员不能做显明股东，其18%股权分别由弟弟李寿平、妹妹李寿梅各自代持17%、1%股权，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李寿生将18%股权或赠与或转让给了李寿平和李寿梅。但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可否认李寿生所有的18%满堂红公司股权系按转让协议以债转股的方式而来。综上，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所作的实体判决准确，应予维持，对李寿生提出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李寿梅、李寿平均未提交书面意见。再审审查期间，李寿生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收条及李寿梅的取款回单。拟证明2015年9月10日《转让协议》中的周惠龙70万元中的50万元，2015年9月22日李寿梅取50万元现金还回周惠龙，这50万元仅形成银行记录用。2．吴陈土、周惠龙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是在2015年9月30日签订，李寿生的债权被李寿平的债权取代。3．徐小洪2018年3月27日《民事起诉状》。拟证明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转让协议》系2015年9月30日签订。4．婺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10月18日作出的（2018）浙0702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满堂红酒店以225.8万元转让并成立满堂红公司。5．满堂红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李寿生不是满堂红公司股东。6．《借条》复印件二份。一份内容为：今向陈德洪借现金二十二万九千元，利息按……计算；借款人徐小洪，署期2014年10月10日。一份内容为：今向陈德洪借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整，月息……借款人李寿平，署期2015年9月22日。二份借条拟证明李寿平持有满堂红公司股权的出资全部是李寿平的，与李寿生无关。李寿生还提交了《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书》，请求本院到满堂红公司调查李寿生是否参与酒店经营的有关证据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材料1已在一审中举证、质证，不是新证据，不予采信。证据材料2系周惠龙、吴陈土分别于2017年8月12日、13日出具，与本案周惠龙、吴陈土2018年3月20日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一致，并无新的证明内容，也不能达到李寿生的待证目的即“李寿生的债权被李寿平的债权取代”，不予采信。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关联性不予认定，该判决书并未确认满堂红酒店系以225.8万元转让并成立公司，故不予采信。证据材料5系在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网上查询打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该材料并不能否认李寿生隐名股东身份，不予采信。证据材料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徐小洪对陈德洪的25万元债务转让给李寿平，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但不能达到李寿生的证明目的，故李寿生提交该证据没有意义，不予采信。李寿生是否参与酒店经营，与其是否持有酒店股权并无直接关联，李寿生该调查取证申请没有意义，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争议焦点为：李寿生对徐小洪45万元的债权是否已转为满堂红公司股权。经查，一、二审认定李寿生对徐小洪45万元的债权已转为满堂红公司股权并无不当。理由：（1）从时间上看，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实际签订时间在2015年9月10日之后，对此包括李寿生在内的各方签约人并无异议，故该协议效力替代了署期为2015年9月10日《转让协议》。（2）从签约情况看，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对李寿生发生法律效力。尽管李寿生否认自己委托李寿平代为在该协议上签字，但签约人徐小洪、周惠龙、吴陈土、雷敏俊均陈述签协议当天李寿平电话与李寿生进行了确认并代李寿生签字。且前述二份《转让协议》内容均有李寿生对徐小洪的45万元债权转为股权的约定，李寿生也认可李寿平此前在2015年9月10日《转让协议》上代为签字的效力，结合李寿生、李寿平系亲兄弟的特殊关系等事实，可确认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对李寿生具有效力。（3）从实际履行看，《满堂红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受理时间为2015年9月22日，所附公司章程载明：周惠龙占10%，李寿平占70.8%，李寿梅占1%，雷敏俊占18.2%，可以排除系按2015年9月10日《转让协议》履行的可能性。李寿平、李寿梅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为70.8%、1%，比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上的约定分别多出17%、1%，该多出部分没有相应出资依据，正好等同于李寿生债转股的份额。徐小洪、周惠龙、吴陈土均陈述李寿生对徐小洪的45万元债权转为满堂红公司股权，相应股权占18%，由李寿平（李寿梅）代持。综合上述证据，李寿生对徐小洪的45万元债权转为满堂红公司18%的股权，与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的《转让协议》约定的相符，认定李寿生对徐小洪的45万元债权已转为满堂红公司股权具有高度盖然性。而李寿生辩称李寿平持股从2015年9月22日的70.8%降到署期为2012年8月30日《转让协议》约定的53.8%。但减少的17%股权去向如何、对应受让人是谁、受让人如何出资，李寿生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与其他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此外，本案二审合议庭由三名审判员组成，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书面通知了当事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之规定，审判组织的组成符合法律规定。经查二审案卷材料，本案主审法官主持了调查询问，组织各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当事人亦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保障了李寿生的诉讼权利。至于李寿生称本案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审判人员存在贪污受贿等行为，因其并未明确具体的事实或者提交相应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李寿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四、六、七、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寿生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金子明审判员  陈洪理审判员  骆苏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小青·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