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20民初16084号原告：王海荣，男，1944年5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克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锋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彭剑峰，总经理。第三人：彭剑峰，男，1973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镇白杨路XXX弄XXX号XXX室。上列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妹，上海贤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海荣与被告上海锋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涛工贸公司)、第三人彭剑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2日、10月1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强、被告锋涛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彭剑峰、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双方申请庭外协商，但协商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是被告的股东，持有被告39%的股权；2.被告向原告登记机关申请股东姓名变更登记，第三人履行相应的协助配合义务。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请为：确认原告是被告的股东，持有被告9%的股权。事实和理由：被告锋涛工贸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22日，注册资本500,000元，登记股东为案外人彭益林和王秀英，其中彭益林占股40%，王秀英占股60%，但公司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为彭永林。2008年3月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彭剑峰、彭剑涛，各占股50%，彭剑峰担任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7年6月1日，鉴于被告公司前景较好，原告与彭永林、范计明三人达成入股被告公司的意向，遂共同订立《合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被告500,000元，其中彭永林占股41%、原告占股39%、范计明占股20%，按投资比例承担责任和分享利润。协议订立后，原告按照约定投入股本金和经营款多达80余万元。在被告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中，原告负责生产和购买原材料，账目由彭永林负责。2010年6月前，由彭永林提出，将被告公司三年累积的利润300多万元按比例转为三人的投资，以求壮大被告公司。并且提议其本人和原告退出公司不再担任股东，转由各自的儿子彭剑峰和王建平成为股东。鉴此，2010年6月1日，彭剑峰、王建平和范计明订立《合资协议书》，除投资金额、合资期限等外，协议书与2007年协议书内容一致。协议订立后，原告的儿子王建平在被告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最近一份《合资协议书》于2015年6月1日订立,期限至2020年5月31日。自2014年开始，彭剑峰、王建平和范计明三人每年有利润分配。2019年3月,原告儿子王建平因个人原因离开上海、杳无音信。后在被告公司处，彭剑峰告知原告,王建平曾向彭剑峰借款2,500,000元，王建平名下的39%的股权已折抵借款。原告认为股权系多年心血，不忍失去，遂全力以赴代王建平把彭剑峰所称借款2,500,000元还清，原告又与彭剑峰签署《股份回购协议书》，39%股权转至原告名下。原告与被告实际控制人彭永林达成入股被告公司系真实意思，原告实际投入了股本金和公司运营款,但在2008年3月2日被告股东变更时并未将原告变更为股东，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也从未确认过原告的股权，原告与被告合作经营是借用被告的抬头，内部财务都是独立的，原告即使拥有的也是管制车间生产线的合作经营权，并不是整个公司的资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合资协议书》2份、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决议、股份回购协议书、上海农商银行客户回单、被告公司的档案机读材料、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备案通知书、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彭永林的户籍信息，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股权确认协议、2005年签订的合资协议书，本院予以认定。结合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05年4月18日，锋涛工贸公司(甲方)、王海荣(乙方)、范计明(丙方)签订《合资协议书》，三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利用甲方的业务优势和乙方的场地优势，三方合资建立不锈钢管件厂，合资的不锈钢管件厂隶属于锋涛工贸公司，甲乙双方投资比例为甲方51%、乙方49%，鉴于丙方在合资项目中的推动作用，愿各将其10%的股份出让给丙方，出让后，甲乙丙三方股份分别为41%、39%、20%。合资期限五年，自2005年4月18日至2010年4月17日。合资工厂不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以甲方锋涛工贸公司名称对外联系和对内指挥，合资工厂财务管理，实行锋涛工贸公司下的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合作期满后，合资项目合作人变更为第三人彭剑峰(甲方)、王建平(乙方)、范计明(丙方)，并于2010年6月1日签订《合资协议书》，对合资项目不锈钢管件生产、销售的条款重新进行了约定：项目总投资为3,000,000元，由甲方控股，出资比例分别为甲方出资1,230,000元，占41%股份；乙方出资1,170,000元，占39%股份；丙方出资600,000元，占20%股份。经营管理：三方一致同意，董事长由甲方担任，总经理由乙方和丙方推荐一人担任，以甲方锋涛工贸公司名称对外联系和对内指挥协调，因此合资工厂不进行工商注册登记。财务核算：实行在锋涛公司内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账目每月核对。每年年终进行决算，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后，按投入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合资期限为三年，从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止。2015年6月1日，上述三方彭剑峰(甲方)、王建平(乙方)、范计明(丙方)又签订了一份《合资协议书》，一致同意延续2010年6月1日三方签署的协议：合资项目投资总额及比例由2010年的3,000,000元增至5,000,000元，由甲方控股，出资比例为甲方41%、乙方39%、丙方20%。以甲方的锋涛工贸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和对内指挥协调，因此合资项目不作工商注册登记。合资期限五年，自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止。2019年4月15日，彭剑峰(甲方)、王海荣(乙方)签订《股份回购协议书》，就锋涛工贸公司制管车间原属王建平的39%的股份回购一事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乙方以2,500,000元回购原属王建平的锋涛工贸公司制管车间的39%股份，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生效后，该股份持有人为王海荣，股份持有的起始期限为2019年1月1日；王建平所欠的2,500,000元应视作全部清偿，甲方不得再向王建平或乙方追讨。2019年6月3日，彭剑峰(甲方)、朱星财(乙方)、范计明(丙方)、王海荣(丁方)签订《股权确认协议》，就锋涛工贸公司制管车间的合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丙方同意丁方转让30%的股份给乙方，四方共同确认：股权比例分别为甲方41%、乙方30%、丙方20%、丁方9%，以甲方的锋涛工贸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和对内指挥协调，因此合资项目不作工商注册登记，财务制度实行在锋涛工贸公司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另查明，被告锋涛工贸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22日，股东(发起人)为彭益林(持股40%)、王秀英(持股60%)，注册资本500,000元。2008年3月2日，股东变更为彭剑峰、彭剑涛，持股比例各为50%。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系被告锋涛工贸公司股东，并享有9%的股权？本院认为，原告并非被告的股东。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体现各方有成为被告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公司股东的主要依据为合资协议书、股份回购协议书，但涉案当事人签订的先后几份合资协议书中均明确双方合资建立的是锋涛工贸公司制管车间，并非是被告公司。条款中也约定了合资项目不作工商登记，这与被告公司已注册登记的事实不符。第二，从出资及分红的情况分析，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成立时其通过出资或认缴出资而成为股东，而原告提供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协议中，也明确是锋涛工贸公司制管车间的利润分配，落款也未加盖公司公章。另外，原告根据合资协议书取得分红、享有权益也并不能推断出其为被告公司股东身份的结论。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被告公司股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海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王海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敏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夏 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