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423民初4000号 原告：毛书庭，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景泰县一条山镇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克怀，景泰县一条山镇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马可，男，1972年3月2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住景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有臣，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居民。 原告毛书庭与被告马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依原告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后，于2019年12月9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书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25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追偿此款的费用2600元，庭审中变更为之前的案件受理费2525元；3.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相识多年，2016年3月份，被告以介绍工程，需通过某单位常处长交保证金为由，向原告索要现金25万元。原告信以为真，在银行提取现金200000元，向朋友缪某某借款50000元，于3月30日在兰州市白银路花之林茶楼将25万元现金交于被告。被告并没将此款交付常处长作为保证金，也没有给原告承包任何工程。无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但被告伙同他人制造虚假条据不予返还。2018年原告将被告诉至景泰县人民法院后，被告庭审中不认可收款的事实，原告因无证据撤诉，为此支出诉讼费2600元。撤诉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刑事侦查一大队（以下简称城关分局刑侦一队）讯问，被告终于承认了收款的事实。公安机关认为未构成诈骗，告知原告按民事诉讼程序重新起诉，原告为此提起本起诉讼。原告认为，被告在公安机关认可收取了原告现金25万元作为保证金，却未能给原告承包工程，故此款系被告无正当理由占有，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被告将此款借给常处长而未用于工程建设，在他们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不影响被告对此款的占有。之前的诉讼中，被告否认收取过原告25万元，公安机关讯问时又认可收取过，现在又陈述收取此款以抵顶其债权，而其提交的证据非原、被告间的清算凭据，主张的某些债权收款时尚未产生，可见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若原告尚欠被告其它债务，其可另行提起诉讼，在本案中主张抵消的理由不能成立。为此，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马可辩称，原、被告多年来一直合作搞工程，被告承建原告承包的建筑工程水暖安装。2017年10月7日，原告让被告通过微信为其购买房门及配件，被告垫付价款31980元；2014年10月份，被告安装原告承包的亿嘉宾馆及住宅楼、地下室水暖工程后，应得工程款387500元，但原告于2018年2月8日通过微信发来的结算单只认可330000元；当月14日，原告微信发来人工工资表，由被告垫付了6位工人工资49900元；被告还向原告借款100000元。这些款项加起来远远大于25万元，原告均未给付。原告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的构成，应系一方获利而他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且无法律上的原因。原告认可2014年的工程款330000元，但至今也未支付，被告只能采取变通的形式，于2016年3月30日收取此款以抵付工程款，从中并未获利，故非不当得利。此行为虽不太地道，但也是被逼无奈之举。至于之前诉讼产生的受理费2600元，由被告承担缺乏法律依据。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索要25万元，未得到法院确认，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申请撤诉，依据诉讼费承担的相关法律规定，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其自己承担。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表，与其提交给城关分局刑侦一队的一致，拟证明缪某某于2016年3月28日从银行取款50000元，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从银行取款200000元，并于当日将上述现金交付被告。被告认可收款的事实。本院确认2016年3月30日被告收取原告现金25万元。 原告提交的诉讼费票据，拟证明其于2018年向本院起诉被告，后因撤诉承担诉讼费2525元，诉讼费的产生系被告不退款造成，应由被告支付原告。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此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确认原告因起诉被告后又撤诉，承担诉讼费2525元。 原告提交的缪某某于2017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明，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明所证实的内容与缪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工程造价表、李某某签名的造价单、收条、领条等证据，拟证实原、被告一直存在经济往来，自2017年10月7日至2018年2月14日，被告为原告垫付房门及配件、人工工资款81880元，原告2018年2月8日微信认可的2014年的亿嘉宾馆及住宅楼、地下室水暖工程款330000元未付，被告收取原告的25万元现金就是用来抵付欠款的。原告认可微信聊天记录，认为造价表、造价单均非结算凭证，收条、领条是他人出具给被告的，与原告无关，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主张的上述债权债务中，2014年的工程款虽产生于收取25万元之前，但收款时双方尚未结算，其它债务均产生于收款之后，被告收款以抵付未结算或未产生的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且此主张与其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收款用途矛盾。故被告的上述证据，本案不作认定。若其与原告存在其主张的债务纠纷，也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可另案起诉。 被告提交的杨某出具的收据及借条，分别载明“今收到马可现金25万元整，用于办事拆借，限期于2016年4月20日前全部退还。”“今借到马可现金25万元，限期于2016年11月20日前全部还清。”拟证实被告收取原告25万元后，于同日交给了杨某，不但如此，杨某还于11月8日向被告另外收取了25万元保证金。原告对真实未提出异议，认为收据不能做为权利凭证，杨某借被告的款与本案无关，被告拿了原告保证金但未承揽到工程，就应当退款。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对条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应认定条据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认定。从而确认，杨某于2016年3月30日向被告收取现金25万元，于2016年11月8日向被告借款25万元。 依原告申请，本院向城关分局刑侦一队调取的当事人及缪某某的讯问笔录、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表、由被告交予原告的借条，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于2018年12月17日及2019年7月21日向公安机关陈述，2016年3月20日左右，朋友马可告知我，他认识兰州某单位的常某某处长，那里有个金昌市殡仪馆的土建工程，甲方要用些保证金周转，问我接不接这个工程，如果接的话，要给常处长25万元帮忙转交甲方。3月30日，我和朋友缪某某筹集了25万元来到兰州，与马可一起到花之林茶楼，马可说到楼下时给常处长打电话取钱。坐了一会儿，马可说常处长在开会，他的秘书过来取钱。后马某某来到茶楼，马可介绍说是常处长的秘书，并说常处长要我把钱给秘书转交。我和缪某某将25万元交予马可后，马可与马某某离开茶楼，一会儿后回来，马可拿出一张由常某某签名的借条。我对借条有怀疑，马某某以见证人身份在借条上签了名。过了几个月，马可带我去了金昌市民政局大门口看了建设项目公告，称这就是要介绍的工程，之后马可又找了朋友带我们去了项目建设工地（当时是一片荒滩）。到了9月份，项目还是没有进展，马可的电话也打不通，于是我和缪某某来到兰州找到了常处长，并询问25万元钱的事。常处长说钱他没拿过，借条也不是他打的，谁写的条子让我找谁要去。9月18日我和常处长通话时，常处长说马可告诉他钱给了杨某，称要约一下马可和马某某，协调处理一下这件事。到了11月份，马可介绍我与专门跑招投标业务的杨某认识。之后，我常联系常处长，常处长告诉我，马可说让我还七、八万元的工程款，以此为由不还这钱。但我和马可2014年的账从来没有算过。 被告于2019年6月12日向公安机关陈述，2016年3月20几日，我向毛书庭索要工程款（2014年10月份安装亿嘉宾馆和住宅楼水暖的工程款380000元），原告说没钱。后来，我对毛书庭说，杨某告诉我的亲戚马某、马某某，有个金昌市殡仪馆的工程，需要交质保金25万元，我觉得这个工程可以搞，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你也欠我的钱，风险我担着。毛书庭同意并想办法凑钱。在毛书庭凑钱期间，我告诉他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杨某，某单位的常处长也认识。过了两、三天，毛书庭电话中告知我钱已凑齐。到了30日，我和毛书庭、缪某某来到花之林茶楼与马某某见面。毛书庭说必须见到常处长的条子才可以交钱，我说将借条内容写成“借到马可人民币25万元”，作为我们以后算账的凭证。毛书庭同意后，我和马某某出了茶楼，在甘肃日报社停车场将钱交给了杨某，用于金昌殡仪馆工程。当时杨某和马某在一起，杨某在车上打了收据，写到“今收到马可现金25万元整，用于办事拆借，限期于2016年4月20日前全部退还。”之后，我给常处长打电话，说毛书庭怕将来钱退回来被我扣下抵扣工程款，要让你打个条子。常处长说这事他不管，你们看着办。我就顺手让马某以常处长的名义写了“借到马可人民币25万元”的收条，见证人为马某某。我与马某某回到茶楼，将借条给了毛书庭，说这个条子你拿着，作为我们将来的算账凭证。2016年5月16日，我和毛书庭、刘某某去了金昌，当时实地有一个殡仪馆在建，但不确定是不是杨某说的工程。到现在，这个工程我们也没干，钱也没退回来。我和毛书庭有经济纠纷，2014年以来的账从来就没有算清楚过。 缪某某于2019年3月6日向公安机关陈述，2016年3月份，马可告诉毛书庭，他认识兰州某单位的常处长，常处长那儿有个金昌市殡仪馆的工程，甲方要一些保证金，如果要做这个工程，就要交常处长25万元帮忙转交甲方。因毛书庭凑不够钱，向我借了50000元。到了月底，我和毛书庭一起去了兰州，马可带着我们到了花之林茶楼时，马某某己在等着，马可介绍说马某某与常处长熟悉。马某某打了个电话后，与马可一起说，常处长在开会，让我们把钱给他们，他们帮忙转交。我们将25万元交给马可，他和马某某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马可回来后，拿着一张署名为常处长写给马可的借条，毛书庭不放心，当场让马某某在借条上签字保证。到了4月份清明节，常处长回到景泰，我们一起吃饭时，也没有提及这个工程。后来听毛书庭说，马可带着他去了工地，再后来说工程没有进展，马可也不退他的25万元，但毛书庭借我的50000元其已经偿还。金昌殡仪馆的工程是有的，但具体什么状况不清楚。钱有没有交给常处长，借条是不是常处长本人书写，我不清楚。 综合原、被告及缪某某上述陈述中吻合的内容，可认定如下基本事实，原、被告多年合作从事基建工程，2014年以来双方的账务未作清算。2016年3月30日，为承包金昌市殡仪馆工程，原告将25万元保证金交由被告处理承包事宜。被告将保证金交付杨某（原告称专门跑招投标工程的人、被告称是项目负责人），原告知情并认可。但工程最终未能承包，杨某也未退还保证金。 原告提交给城关分局刑侦一队的借条，载明今借到马可人民币25万元整，借款人常某某，见证人马某某，日期2016年3月30日。因借条由被告交付原告，而被告自认借条系伪造，故借条证明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定，但可证明被告伪造借条的事实。 同时查明，2018年12月5日，本院以（2018）甘0423民初3735号案件立案受理原告毛书庭与被告马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后，庭审中被告不认可收取原告25万元的事实，后原告撤诉并承担诉讼费2525元。 另，原告庭审中陈述，其于2018年12月17日以被告涉嫌诈骗向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报案，该分局经审查，认为不构成刑事诈骗，口头告知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未出具书面结论。本案起诉后，依原告申请，本院向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调取相关证据时，该局亦告知，被告尚未构成刑事诈骗，但不制作不予立案决定书，已告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庭审时，原告又陈述此款是被告向其所借，用于被告承揽金昌市殡仪馆工程的保证金，承揽后，土建工程转包原告，其它工程由被告自己完成。 本院认为，就涉案款项的用途、交付对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承揽工程的主体等关键事实，原、被告在公安机关、诉讼过程中，均选择对己有利的陈述而未作客观反映，且各自的先后陈述、相互陈述均存在诸多矛盾，双方又无任何书面协议，即便结合现有证据及证人证言，仍不能完全查清上述事实。被告还存在收取原告款项后伪造常某某借条的民事欺诈行为。对于原、被告的不诚信行为，在此均予以训诫。结合缪某某的证言及原、被告陈述吻合的内容，应当认定涉案借款的用途系为承包工程支付的保证金。但原、被告出于自身利益，各持主张诉争，从而形成如下争执焦点：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被告应否返还收取原告的款项。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一是一方获益，二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将涉案款项交付被告的用途为交纳工程保证金，目的系承包金昌市殡仪馆工程。被告收取此款后并未自己占有，而是于当日即交付杨某。可见，被告收取原告款项转而交付杨某，目的是为承包工程，自己并未获益。最终工程未能承包、保证金也未退还，致使原告遭受了相应损失，但此损失非被告而是杨某造成。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款项的主张，不以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推定，原告将25万元保证金交予被告进而转交他人并最终交付甲方，目的是促成原告承包金昌市殡仪馆工程。原告交款于被告再由被告转交他人的行为，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因而在原、被告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转交保证金的行为，正是履行委托事项的行为，其虽未将保证金交付常某某而是交付杨某（原告称杨某是专门跑招投标工程的人、被告称杨某是项目负责人），但原告事后知情而未予反对。被告交款于杨某的目的仍是为促成工程承包，杨某出具给被告的收条也可证实这一目的。最终工程未能承包保证金也未退还，原告无证据证明系被告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根据委托合同的性质，原告作为委托人，保证金未退还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从委托合同关系的角度审理，原告主张由被告退还保证金，缺乏法律依据。 从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推定，金昌市殡仪馆工程系原、被告合伙承包，且被告于2016年11月8日也向杨某交保证金25万元，并由杨某以借条的形式出具了凭据。若系二人合伙承包，应系个人合伙关系。合伙时双方对各自的出资方式、出资比例、经营方式、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均无书面约定。工程未能承包后，也未就合伙终止及已支出的费用、造成的损失如何负担达成合意。若原告支出的保证金由被告退还，被告支出的保证金又如何负担。从合伙关系的角度审理，在未达成合伙终止协议前，原告主张由被告退还保证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纠纷不能成立，经法庭释明后，原告同意以审理查明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鉴于现有证据不足，原、被告又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致使双方真实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个人合伙关系不能确定。但无论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个人合伙关系，原告主张由被告退还25万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法律规定，诉讼费原则上由败诉方负担,（2018）甘0423民初3735号案件中，原告以与本案相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起诉被告后，因证据不足撤诉而承担诉讼费2525元。此费用的产生系原告自己的原因造成，且本案中原告相应的主张仍不能成立，故其主张由被告承担该费用的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主张收取原告款项系抵付其工程款及垫付的其它费用，但事实上收款时，工程款尚未结算，其它费用更未产生，显而易见，被告的这一陈述虚假。对被告的不诚信行为，再次予以批评。若原告确实负有被告债务，被告可以在诉讼中主张抵消，但须以债务确定为前提。而被告所主张的债权，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未反诉，故本案不作审理，被告可另行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书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原告毛书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韦性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