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02民初1406号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55号。法定代表人：闫桂军，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兵，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沛，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兰州恒信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816号1408室。法定代表人：丁海龙，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君，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梦琪，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信托公司”）诉被告兰州恒信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兵、钱沛，被告恒信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君、许梦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认定被告恒信泰公司与原告签订的“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为无效合同；2、请求依法认定被告“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中约定的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投资顾问费2254140.64元，以及“甘肃信托·浦信卓智”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所有投资顾问费为不当得利（具体数额以审计为准），应当予以返还；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返还不当得利所占用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暂计为676242元，利息计算期间：自不当得利侵害发生之日起至返还不当得利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诉讼支出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认定被告在“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中约定的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投资顾问费2254140.64元为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原告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了“甘信投字[2011]11号”《投资顾问合同》（以下简称“投顾合同11号”），该投顾合同约定由浦发银行向原告提供“甘肃信托·浦信卓智”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浦信卓智信托计划”）咨询服务。2011年12月，浦信卓智信托计划启动，产品发行名称为浦信卓智1号、浦信卓智2号……以此类推。浦信卓智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中第一条第20条明确约定该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为“上海浦发银行哈尔滨分行”。2012年8月10日，在浦信卓智信托计划启动了8个月，该信托项目计划已成立152期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以下简称“投顾合同25号”），合同约定被告对原告成立的“浦信卓智”系列信托计划提供咨询服务，要求原告向给被告支付已经成立的152期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费2254140.64元。2018年8月，被告要求原告向其支付其他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费时，原告才发现浦信卓智信托计划中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投顾合同25号是原“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被告恶意串通后签订的。浦信卓智信托计划实施过程时，邵禹斌担任原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董事长的同时直接负责公司信托业务的审批。邵禹斌与被告法人丁海龙系中专同学，他向丁海龙介绍了浦信卓智信托计划项目负责人熊辉。现原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高层邵禹斌、熊辉均因在浦信卓智信托计划中收取被告法人丁海龙的行贿款被判受贿罪。投顾合同25号的签订不但是被告法人丁海龙与原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恶意串通后签订的虚假合同，而且是丁海龙为获取投资顾问费而制造的合法外衣，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款之规定的无效合同。被告自始至终未在浦信卓智信托计划中履行投顾合同中约定的任何义务。原告向被告已经支付的浦信卓智信托计划项下的所有投资顾问费系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被告恒信泰公司辩称：一、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返还投资顾问费的诉求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涉案信托项目于2012年6月8日全部实施完毕，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向被告恒信泰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投资顾问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返还投资顾问费的诉讼时效为2年，如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该返还请求的诉讼时效于2015年7月已届满。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主张其基于邵禹斌、熊辉受贿事实才发现权利受损，而邵禹斌、熊辉作为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判刑罚的时间是2014年9月。因此即便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认为邵禹斌、熊辉受贿与本案所涉投资顾问合同及费用有必然的关联，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起算点应为2014年9月。根据上述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向被告恒信泰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从2014年9月开始计算，于2016年9月届满。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于2019年2月才提起诉讼，早已过了诉讼时效，该返还请求已经丧失了胜诉权。二、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为有效合同，不存在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所述的无效合同的情形。1、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首先，尽管当时邵禹斌担任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副董事长，但是邵禹斌并非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信托项目的决策人，根据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信托合同的签署流程，《投资顾问合同》需要经过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多个部门会审签署程序，并非邵禹斌一人可决定签署。其次，虽然被告恒信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海龙与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原副董事长邵禹斌及熊辉之间因“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项目”存在行贿受贿行为，但该行贿受贿行为并不能影响双方公司之间《投资顾问合同》的效力，亦不能证明该《投资顾问合同》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第三，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的两份刑事判决所涉的“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项目”也仅是认定受贿，并未因此否定该项目所涉《投资顾问合同》的效力。且本案中代表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签署《投资顾问合同》的也是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的信托总裁杨文，并非邵禹斌。故此，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系被告恒信泰公司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所述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情形，属合法有效的合同。2、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被告恒信泰公司从2011年11月初开始就为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推荐“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项目”信托项目，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也在该信托项目中获得了上千万元的利润回报，该《投资顾问合同》系被告恒信泰公司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之间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如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认为该《投资顾问合同》系丁海龙为获取投资顾问费而制造的合法外衣，那么被告恒信泰公司就是为“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项目”虚设的第三方。若此，邵禹斌、熊辉将和陈德萍、杨栓军、周刚等人（均系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工作人员）一样，构成贪污罪，丁海龙将是贪污的共犯。但是生效法律文书判定邵禹斌、熊辉两人构成受贿罪，丁海龙构成行贿罪。因此，被告恒信泰公司并非虚设的第三方，被告恒信泰公司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投资顾问法律关系，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称《投资顾问合同》系丁海龙为获取投资顾问费而制造的合法外衣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完全相悖。3、被告恒信泰公司向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提供了[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的服务。被告恒信泰公司从2011年11月就开始给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提供涉案“浦信卓智”的投资顾问服务，被告恒信泰公司履行了《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的投资顾问义务。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诉状所称“‘投顾合同25号’为无效合同，被告至始至终未在浦信卓智信托计划中履行投顾合同中约定的任何义务”完全是罔顾事实、无视法律的错误论断。综上，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诉请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投资顾问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甘信投字[2011]11号《投资顾问合同》；2、“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补充说明。3、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4、“浦信卓智”信托计划项目合同；5、（2014）城刑初字第1225号刑事判决书；6、（2014）城刑初字第1226号刑事判决书；7、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对邵禹斌、熊辉和丁海龙的询问笔录；8、税务发票、划款指令、转账凭证。被告恒信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2、丁海龙与熊辉的邮件往来22封、丁海龙与尹航的邮件往来15封；3、《印刷制作合同》、发票、收据。对当事人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8月10日，原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合同约定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就“浦信卓智”系列信托计划项目向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项目信息、投资咨询和建议等服务。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提供投资顾问媒介服务促使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浦发银行推荐的投资人签署《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信托合同》的，视为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服务成功。目前该信托计划已成立152期，为“浦信卓智1号-浦信卓智105号”，“浦信卓智111号-浦信卓智157号”。鉴于本信托项目为分期多次履行，信托费用率会根据市场情况做调整（但信托费用率不低于0.5%/年），故本信托项目的投资顾问费按信托计划分期分别计算支付。每期信托计划成立后，根据当期信托资金数额和约定的信托费率确定实际支付的投资顾问费。投资顾问费的支付方式：每期信托计划结束产生项目收益后的15日内，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一次性支付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当期投资顾问费，如信托计划提前结束，双方根据当期信托计划的实际运行天数签订当期投资顾问费的变更协议。鉴于本合同所指信托计划已成立多期，故本次合同先行确认第1到157期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费，应付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伍万肆仟壹佰肆拾元陆角肆分，（小写）：2254140.64元，每期付款金额见附表。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提供投资顾问活动中发生的费用自行承担。合同附件对已经成立的152期信托业务（浦信卓智信托财产专户）、当期成立信托资金数额、账号、期限（天数）、投资顾问费率、投资顾问费以附表的形式予以列明。合同签订后，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分多笔向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了投资顾问费合计2254140.64元，最后一笔投资顾问费的支付时间为2013年7月1日。另查明：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名称变更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名称变更为兰州恒信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与被告恒信泰公司于2012年8月10日签署的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被告恒信泰公司返还投资顾问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被告恒信泰公司返还投资顾问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合同效力的问题。1、关于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以此为由主张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无效，但其提供的刑事判决等法律文书仅是证明被告恒信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海龙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的邵禹斌存在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该法律文书并未认定两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也未涉及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的效力，且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提供的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付款呈批表”等证据证明代表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与被告恒信泰公司签署《投资顾问合同》的是杨文，不是邵禹斌，邵禹斌在相关《投资顾问合同》、付款呈批表中亦无任何签字。尽管被告恒信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海龙与时任信托公司副董事长的邵禹斌及经办人熊辉之间存在行贿、受贿行为，但其个人的刑事犯罪问题不影响双方公司之间《投资顾问合同》的效力，亦不能证明该合同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情形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原、被告双方基于恶意串通签署了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因此，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款合同无效的情形。2、关于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主张被告恒信泰公司没有履行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本院认为，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是合同违约问题，不是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中应当审查的范畴。被告恒信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的投资顾问义务，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虽对此否认，但没有提供相关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故其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综上，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故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请求确认“甘信投字[2012]25号”《投资顾问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被告恒信泰公司返还投资顾问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浦信卓智信托计划项目于2012年6月结束，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向被告恒信泰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投资顾问费，如无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已于2015年7月届满。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未举证证明在2015年7月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被告恒信泰公司返还投资顾问费已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三、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被告恒信泰公司返还投资顾问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与被告恒信泰公司签署《投资顾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基于合同无效之理由要求返还投资顾问费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所涉《投资顾问合同》的合同名称虽未明确约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但从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行为及诉讼中的自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从居间合同的特点看，居间合同系非要式合同，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原告光大信托公司与信托相对方最终达成合意，且合意与委托事项具有同一性。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无证据证明委托事务完成不是因被告恒信泰公司的服务，而是基于其他事由。另，根据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提供的（2014）城刑初字第1225号刑事判决书、（2014）城刑初字第1226号刑事判决书、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对邵禹斌、熊辉和丁海龙的询问笔录可知，被告恒信泰为浦信卓智信托计划项目提供了必要的投资顾问服务。原告光大信托公司最终签约的信托投资项目是基于被告恒信泰公司的居间服务，被告恒信泰公司已经履行了《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的居间义务，原告光大信托公司要求被告恒信泰公司返还投资顾问费及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且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4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缴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袁新社人民陪审员  廖艳鸿人民陪审员  田?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赵琴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