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24民终1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经营场所吉林省龙井市。经营者：赵某，男，现住吉林省龙井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经营场所吉林省延吉市。经营者：孙某，男，现住吉林省延吉市。上诉人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以下简称龙井酒坊）因与上诉人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以下简称延吉经销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井酒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由被上诉人延吉经销部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一、一审中延吉经销部未提出违约金过高,原审法院依法不应予以调整；二、一审中调整违约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中未审查龙井酒坊实际损失数额。延吉经销部辩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龙井酒坊的请求，延吉经销部没有违约事实及行为，应由赵某承担一切违约责任。赵某在与孙某签订合同后，一直使用延吉经销部营业手续经营，进入百货大楼不仅需要营业执照，还需要税务、卫生、质检等多项手续，而赵某根本没有这些手续，一直使用延吉经销部的手续销售，以孙某的名义卖酒，现在却反过来说孙某擅自对外卖酒，孙某没往百货大楼卖酒；另外，是赵某让袁子和来孙某处买酒，而且买的酒不是合同约定的酒，并且，袁子和是赵某的朋友，其对孙某不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孙某不构成违约。“中华老字号”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合同只是约定经销台岛牌和特泉牌高粱酒，并没有约定必须是经过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对外贸易部和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认定的也是“中华老字号”，而且这个酒是厦门厂家提供的，并非孙某生产，孙某没有欺诈故意，原审认定错误。赵某提供的供百货大楼测算依据是孙某在另案中提供的，而且赵某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孙某在合同解除后向百货大楼送酒，与赵某没有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并且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延吉经销部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由龙井酒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孙某根本没有违约行为。（一）2013年5月18日至2013年5月26日期间，孙某没有向百货大楼卖过酒。赵某提供的酒类随附单真伪不明，是赵某伪造的假证据，孙某没有在酒类随附单上签字，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二）赵某让袁子和来孙某处买的酒，孙某并没有违约,该事实赵某和袁子和在（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都承认过。并且袁子和来买的酒不是合同约定的台湾高粱酒。此外，赵某在本案原审中，并没有再主张袁子和来孙某处买酒，而一审法官却在判决中超出赵某的主张对此进行裁判，严重违反辩论原则。(三)延吉经销部与龙井酒坊之间签订的合同第一段约定经销的产品为台岛高粱酒和特泉高粱酒，并没有约定必须为“中华老字号”，孙某并没有违反合同内容的约定。是否是“中华老字号”并不是合同的内容，与是否违约无关。同时，这些酒都是厦门厂家提供的，厦门厂家向孙某出示了对外贸易部证书和“中华老字号”会员单位的证书，并没有欺诈赵某。关于商务部的公开函，是赵某蓄意捏造的，是赵某让他的朋友侯大威(庭审中赵某承认是他的朋友）在赵某店里买的酒，并唆使其向工商局恶意举报，事实上，侯大威去赵某店里买的酒，也不是延吉经销部的酒，和延吉经销部没有任何关系，原审判决未核实其真实性和其来源，十分不公平。（四）赵某从2013年3月7日签订合同至3月23日向孙某提出进货计划后，就没有再来孙某处进过货。另外，赵某诉请50万元违约金，而一审判决支持了一半25万元,那么诉讼费用至少应当由赵某承担一半，原审判决孙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极为不公正。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赵某在诉讼中称其已主张抵销过的债权并非是在本案中主张的违约金，而是其认为的6516元欠款和7%市场支持的抵销,故不应发生违约金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在2016年4月12日（这时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庭审笔录中,赵某主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孙某存在违约行为，但不提出反诉，仅作为抗辩意见，说明赵某并没有主张抵销的意思。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意旨就是约束这种“沉睡于权利之上的人”,既然赵某明确表示不反诉，说明就是对权利的放弃,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三、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一)孙某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新证据，原审法官说再开一次庭进行质证，但是最终却没有再次开庭就作出了判决。（二)赵某在原审中提出的证据4庭审笔录3份，其中2014年4月26日开庭笔录根本就不存在，那时在双方之间还未进行过任何诉讼，另外一份2015年3月16日庭审笔录总共只有8页，赵某举证时举出第11页，2016年4月12日庭审笔录3-6页也根本没有赵某所说的内容。赵某编造虚假证据欺骗法庭，原审没有给孙某核实的机会，也未核实这些证据是否存在、是否真实就以此作为判决的依据，做出错误判决。赵某拟定10年期限的合同，却履行了不到1个月就开始了违约行为，经多次催促仍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不办理合法经营手续，提出进货计划不按合同付款，孙某按照其提出的进货计划进货赵某反而爽约，导致孙某积压一大批货物,损失严重,赵某还勾结厂家串货等恶劣违约行为,蓄意制造一场骗局，与孙某假意签订合同以控制孙某销路，以达到其非法营利的目的。综上所述，赵某在整个诉讼中伪造虚假证据诬陷延吉经销部，加上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导致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核实证据的真实性，依法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龙井酒坊辩称：1.延吉经销部在百货大楼违约销售酒的事实已经在之前的庭审中自认。生效判决书已对延吉经销部在延吉百货大楼销售“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的违约事实予以确认，并明示赵某可以另案诉讼。2.关于中华老字号的问题，厂家及政府公开函称该厂家从未在中华老字号认定过。3.延吉经销部与龙井酒坊签订的酒类销售合同的首页名头为“中华老字号酒类”销售合同。且供货单显示所有供给龙井酒坊的酒类都是中华老字号。因此不认可延吉经销部的上诉状内容。4.诉讼时效部分已经在之前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中得到认定。另外，延吉经销部在（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案所提供的证据销货清单全部是以“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的称号开具的，孙某在起诉赵某时，全力主张其在厂家进的货、销售给赵某的货和与赵某签订的合同都是“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关于“中华老字号”认证标识该份证据是龙井酒坊知道后马上就起诉至延吉市人民法院，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龙井酒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延吉经销部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二、诉讼费由延吉经销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7日，龙井酒坊与延吉经销部签订一份“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书，期限自2013年3月7日起至2023年3月7日止。主要内容为:龙井酒坊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作为延吉经销部在延边地区范围内经销台岛高粱酒和特泉高粱酒，延吉经销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约定好的延边区域内销售产品;延吉经销部在延吉市必须负责协调质量监督局、工商局、税务、卫生防疫站、酒类专卖、销协等部门的相关事宜。龙井酒坊合法经营，若有违法经营行为，后果由龙井酒坊承担（由龙井酒坊缴纳税款);延吉经销部保证产品质量，龙井酒坊不得销售过质保期的产品;龙井酒坊全年订货不得少于200万元，每月销售不得低于20%的增长;双方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有一方反悔，由反悔方付对方违约金50万元,次年后反悔，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数额按实际市场评估计算,最低不低于50万元。合同签订后,2013年3月7日至2013年6月29日间，龙井酒坊从延吉经销部处共进货113555元。2013年5月18日至2013年5月26日，延吉经销部向延吉百货大楼销售“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2013年5月22日,延吉经销部在延吉市向袁子和出售了两箱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另涉案的厦门市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台岛高粱酒”印有中华老字号标识，厦门市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府信息公开函确认不属于中华老字号企业。龙井酒坊与延吉经销部认可于2013年6月29日解除了双方签订的“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书。另查，2012年2月8日，王庆英(孙某的妻子）与厦门市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公司）签订一份“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销售合同，约定厦门公司授权王庆英为台湾高粱酒在吉林省延吉市的代理商，约定代理区域为延吉市、敦化市、龙井市、图们市、珲春市、和龙市、汪清县和安图县。2012年2月15日,厦门公司向延吉经销部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具体事由为:委托延吉经销部为本公司延边地区系列白酒销售代理，有效期自2012年2月15日起至2023年2月15日止。再查,另案中孙某主张赵某违反涉案合同条款,从2013年5月未在孙某处进货，且赵某私自从厂家即厦门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及该厂驻天津的办事处购货,该行为构成违约。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履行购货义务及赵某直接向厦门公司购货并支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2016)吉240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赵某向孙某支付违约金25万元,并给付孙某拖欠的货款6516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龙井酒坊、延吉经销部之间签订的“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延吉经销部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向延吉百货大楼及个人销售“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延吉经销部以其经销的厦门市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台岛高粱酒”冒用中华老字号标识，该行为构成欺诈并构成违约。一审法院根据延吉经销部履行涉案合同期间的违约行为，结合另案确认的赵某违约赔偿金额，对龙井酒坊主张延吉经销部支付5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酌情支持25万元。关于延吉经销部主张的龙井酒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孙某诉赵某合同纠纷一案中，赵某在庭审中多次抗辩孙某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亦存在违约行为，其上述行为应认定为赵某有以孙某的违约之债抵销赵某违约之债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八项规定“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故该院对延吉经销部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支付违约金25万元。案件受理费7920元（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已预交7920元），由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证据。对于龙井酒坊所举证据一2019吉24民终125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延吉经销部提交的利润价格表（共计两页），延吉经销部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证据二（2016）吉2401民初第120号案件中2016年4月12日庭审笔录第5页中间段关于对孙某违约行为陈述部分、（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案件中2015年3月19日庭审笔录第7页赵某证据5相关部分“酒类流通随附单18张（2013年5月18日到2013年5月26日，七月份的两张不主张），（2014）延民初字4702号案件2014年11月26日庭审笔录中第3页赵某答辩部分内容，延吉经销部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除其中（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案件中2015年3月19日庭审笔录外，其他庭审笔录龙井酒坊已在一审中举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对（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案件2015年3月19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2016）延民初字第3782号案件2016年7月11日庭审笔录第4-5页、2016年7月30日笔录第4页第10-12行内容，延吉经销部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记录有错误的地方。本院认为，延吉经销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予以采信。对于延吉经销部所举证据一2015年3月16日庭审笔录第六页第1-2段，2019吉2401民初1867号案件庭审笔录第七页20-23行内容。龙井酒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证据二对外贸易部证书，中华老字号会员单位证书，龙井酒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案件2015年3月19日笔录第十页倒数7-8行内容。龙井酒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四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立案审批表，龙井酒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证据五酒类宣传图片，龙井酒坊对该证据的来源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亦无法证明待证内容，不予采信。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龙井酒坊于2013年6、7月份知道延吉经销部向延吉百货大楼销售台湾高粱酒的事实。还查明，1999年10月对外贸易部向厦门市同案特泉酒业有限公司颁发证书，认证该单位为中华老字号；2006年5月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向厦门市同案特泉酒业有限公司颁发证书，批准该单位为“中华老字号”单位。2019年9月商务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函显示：厦门市同案特泉酒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龙井酒坊主张其于2016年9月知道延吉经销部向其出售的台湾高粱酒未经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再查明，（2014）延民初字第4702号孙某与赵某合同纠纷案的2014年11月26日庭审中，赵某作为被告答辩称：“我不欠孙某货款，合同履行中，孙某违反双方约定的第一条，把酒销售给他人，我已按约定支付给孙某定金1万元，我从孙某处提走的酒总价值为113555元，孙某还得按约定给我返7%的市场支持，综上，合同履行中我不存在违约，应驳回孙某诉讼请求。”孙某作为该案件原告，以重新起诉为由撤回起诉，并经延吉市人民法院准许。（2015）延民初字第21号孙某与赵某合同纠纷案的2015年3月19日庭审中赵某(被告)举证（庭审笔录第7页），酒类流通随附单复印件18张（2013年5月18日到2013年5月26日，七月份的两张不主张），证明孙某违反约定在销售区域即延边地区销售“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2016）延民初字第120号孙某与赵某合同纠纷案的2016年4月12日庭审中，赵某关于孙某存在违约行为阐述如下：“1、依据双方合同第1条规定，及赵某提供的证据五、六能够证明孙某擅自销售合同约定的酒类，构成违约；2、在合同履行中，孙某没有向赵某提供合同第3条索规定的内容；3、孙某与厂家销售的合同超出与赵某签订合同的数额，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4、依据赵某在本次庭审中的新证据及合同第11条规定，孙某自认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约；5、孙某在履行合同中没有按合同约定，向赵某支付7%的市场支持。所以赵某认为，孙某诉请的违约金也是赵某认为孙某应当承担为违约金数额即25万元。”经法庭释明，赵某表示不提出反诉，仅作为抗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延吉经销部是否违约；二是龙井酒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是龙井酒坊提出的延吉经销部应支付其违约金50万元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一）延吉经销部是否违约。第一，已生效的延吉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5月18日至2013年5月26日延吉经销部向延吉百货大楼销售“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2013年5月22日延吉经销部向袁子和出售两箱“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吉经销部对孙某是否在酒类随附单上签字前后陈述不一致，其虽抗辩前述销售行为系赵某使用延吉经销部的手续经营行为，向袁子和售酒系经过赵某的同意所为，但所举证据不足以推翻前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故应认定延吉经销部违反合同约定于2013年5月18日至2013年5月26日向延吉百货大楼销售“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于2013年5月22日向袁子和出售两箱“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第二，龙井酒坊提供商务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函及龙井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建议书以证明延吉经销部提供给龙井酒坊的台湾高粱酒未经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延吉经销部提供对外贸易部和中华老字号会员单位对厦门市同案特泉酒业有限公司“中华老字号”的认定证书，证明其提供的酒亦符合双方约定。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延吉经销部与龙井酒坊签订的名为《“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内容中注明经销产品为台岛高粱酒和特泉高粱酒，对于“中华老字号”的认定标准并未明确约定，且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至2013年7月解除合同之前，龙井酒坊并未就此提出异议，应视为接受该类酒品。现解除合同后，龙井酒坊提出以此为由主张延吉经销部违约，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二）关于本案龙井酒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纵观本案，在孙某诉赵某合同纠纷一案中，赵某多次提及孙某存在违约行为，并作为抗辩理由。应认定赵某有以孙某违约之债抵销赵某对孙某违约之债的意思表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八项规定。（三）关于龙井酒坊要求延吉经销部支付50万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龙井酒坊提供的（2019）吉24民终125号案件中的利润价格表，系双方解除合同后延吉经销部的供货利润测算依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龙井酒坊的实际损失数额。龙井酒坊提出的延吉经销部应支付其50万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综合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违约事实及另案确认的赵某违约赔偿金额，酌定延吉经销部支付龙井酒坊违约金25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延吉经销部、龙井酒坊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2019年第29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920元（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70元（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预交5050元、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预交7920元），共计20890元，由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负担9010元，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负担11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崔 玉审判员 金春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朴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