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229民初1210号 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聚贤街25号2幢2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6J4B3Q。 法定代表人：李波，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营城口县茶场，住所地重庆市坪坝大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9711622834J。 法定代表人：向以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中，重庆渝万（城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桂英，重庆渝万（城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康公司）与被告国营城口县茶场（以下简称国营茶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渝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被告国营茶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渝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截止2019年5月20日借款本金241,300元、利息872,784.12元（其中利息681,904.26元、罚息49,890.70元、复利140,989.16元），共计1,114,084.12元，并以241,3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月利率加上浮利率0.66‰再上浮50%计算罚息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41,300元及截止2016年3月20日利息681,904.26元，并以未偿还本金241,3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逾期利息规定计算逾期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1992年、1993年、1995年、1999年与中国农业银行城口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口支行）签订5份信用借款相关合同，约定被告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469,000元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后农行城口支行按约履行了放款义务。2008年10月8日，被告在农行城口支行出具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签字确认尚欠本金441，300元及利息，该债务现已逾期。之后，农行城口支行多次催告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责任。2016年9月26日，原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简称农行重庆分行)签署《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受让被告的前述债权，并于同年10月24日在《重庆商报》A03版面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以下简称《联合公告》)，告知被告其债务已经逾期，公告发布以2016年3月20日为基准日，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41,300元、利息681,904.26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国营茶场辩称，国营茶场于2012年成立清算小组进行清算，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2014年5月23日，清算小组与原债权人农行城口支行就涉案债权达成一致协议，由清算小组清偿借款本金200,000元，后该债权消灭。2014年6月23日，清算小组清偿了该债务。故农行重庆分行向原告转让该债权是不实的，原告并未受让该债权，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放弃对担保债权主张权利，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事实上涉案担保权已超过担保诉讼时效。涉案债权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2年5月25日，国营茶场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担保借款契约》，约定由国营茶场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299,000元用于名优茶系列开发，月息2.4%，借款期限自1992年5月25日起至1997年5月20日止。1993年10月29日，国营茶场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抵押借款契约》，约定国营茶场以2台价值50,000元的机器设备作抵押，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30,000元，月息9.15‰上浮20%，借款期限自1993年10月29日至1993年11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国营茶场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编号为（城）农银借合字第***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国营城口茶场以茶叶烘干机二台作抵押，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20,000元，月息12.06%，还款期限为1996年1月23日。1995年11月14日，国营茶场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编号为（城）农银借合字第***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国营茶场以小车作抵押，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20,000元，月息12.06%，还款期限为1996年6月12日。1999年6月14日，国营茶场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编号为（城农）行（所）99年借合字第***号《借款合同（主合同）》、《抵押借款合同（从合同）》，约定国营茶场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100,000元用于向日葵生产，月利率3%，借款期限自1999年6月14日起至2001年6月14日止，抵押物为9000米高压线路、2台电力变压器、2台烘干机、1套发电机组、1台杀青机。农行城口支行按约向国营茶场发放了上述五笔贷款。 2008年11月8日，农行城口支行出具《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到2008年10月30日止，国营茶场欠付债务本金合计441,300元及利息（以银行计算为准），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同日，国营茶场在该通知书债务人处签章，经办人李明签字。 2009年1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3月13日，农行重庆市分行在《重庆日报》上发布《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及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公告》；2010年6月4日，农行重庆市分行在《重庆法制报》上发布《债务逾期催收及担保人履行责任公告名单》；农行城口支行于2012年4月27日在《重庆法制报》发布《公告催收明细表》，并于2014年1月17日、4月11日，2015年11月6日在《重庆法制报》上发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辖属分支机构送达债务催收通知书公告》。 2016年8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向市国资委作出《关于授权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展重庆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的批复》（渝府〔2016〕65号），同意授权原告开展重庆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同年9月26日，原告与农行重庆分行签署《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编号CQ2016143-1）并附《债权资产明细表》、《物权资产明细表》，受让取得包括前述债务在内的债权类、物权类不良资产对应的各项权利和相关权益。2016年10月24日，原告与农行重庆分行在《重庆商报》发布《联合公告》，公告以2016年3月20日为基准日，载明国营茶场尚欠借款本金241,300元，利息681,904.26元。2018年9月8日，原告在《重庆时报》发布《债务催收公告》。2019年9月29日，财政部重庆监管局出具重庆局证字〔2019〕1号《审核证明》，证明涉案债权系财政部委托农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 另查明，2014年5月23日，李毅、农行韦行长、国营茶场向以政等人出席了《关于坪茶贷款的会议》，会议记录载明：“李：我们经费很紧张，主要都用来安置人员，你们的贷款从工作经费中挤出一部分。韦：我们的意愿……你们的贷款形成好多年，但现在管理层设在重庆分行……在手续上，以前给点，可以签个协议完结，现在不行了，建议私下说不再追述，安排完善资金，发个函，我们回个函，复个函，就放置在这里了。……韦：企业多少，剩下多少，资金还多少，经后，企业解散了就完结。……”。同日，城口县国有农垦企业解散清算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农行城口支行发出城农垦函[2014]1号《城口县国有农垦企业解散清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处理国营城口县茶场债务的函》，载明国营茶场1992年至1999年下欠农行城口支行贷款本金441,300元、截至2012年10月18日利息612,670元，国营茶场经清算，无力偿还债务，经清算组研究决定偿还贷款本金200,000元作一次性了结尚欠农行城口支行的债务。同年6月6日，农行城口支行作出城农银函[2014]3号《关于继续追索国营城口县茶场债务的函》，载明：“贵领导小组城农垦[2014]1号文件收悉……但以200,000元一次性了结国营城口县茶场所欠1,074,651.06元本息并无政策依据。我行保留对国营城口县茶场下欠债务继续追索的权利”。2014年6月23日，国营茶场向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五次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并签订相关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合同签订后，农行城口支行按约履行了提供贷款的义务，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时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讼争焦点是：1.本案所涉债权是否已经消灭；2.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本案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利息应否支持。 关于本案所涉债权是否已经消灭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主张其于2014年6月23日向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00元后，涉案债务已完结。根据会议记录及农行城口支行复函所载明的内容，清算小组提出的偿还200,000元本金即涉案债务完结，但农行城口支行并未同意，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关于案涉债权已经消灭的抗辩主张成立，故本院不予采纳。合同法规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原告与农行重庆分行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有效，原告依法受让涉案债权。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涉案5笔借款分别于1997年5月20日、1993年11月20日、1996年1月13日、1996年6月12日、2001年6月14日到期，被告于2008年11月10日签收《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时，涉案5笔借款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明确：“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故被告在前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应视为被告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因此，案涉5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均自2008年11月8日起重新起算。被告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后于2014年6月23日还款200,000元，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诉讼时效自2014年6月23日起重新计算。之后，农行城口支行、农行重庆分行、原告分别于2009年3月13日、2010年6月4日、2012年4月27日、2014年1月17日、2014年4月11日、2015年11月6日、2016年10月24日、2018年9月28日就涉案借款在《重庆日报》、《重庆商报》、《重庆法制报》、《重庆时报》上发布债务催收通知，本案5笔借款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分别在前述时间节点中断，并从中断之日起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根据查明事实，原告最后一次在《重庆时报》发布《债务催收公告》的时间为2018年9月8日，故从该日起涉案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并从该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因此，本案所涉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应为2021年9月8日。原告作为涉案债权受让人，于2019年7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系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故本案所涉债权未超过重新起算后的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基准日之日起的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本案所涉债权，系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资产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系国有企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案涉债权在转让日之后的利息，且与前述会议纪要精神相悖，故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国营城口县茶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下欠借款本金241,300元及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681,904.26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413元，由被告国营城口县茶场负担6513元，由原告被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玉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谢 佳 书 记 员 段友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