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7850号原告：王运来，男，195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王金菊，女，196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门县。原告：李政，男，201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理人：李某，男，198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系原告的父亲，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李汶津，女，200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理人：李某，男，198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系原告的父亲，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王章华，男，201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理人：王某，男，198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系原告的父亲，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以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航，广东维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小琦，女，198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被告：朱汉泉，男，198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可夫，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荔新十三路41号401房2室、402房、403房、404房、405房。负责人：谢嘉，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诉被告张小琦、朱汉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旷怡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航、被告张小琦、被告朱汉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可夫、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三被告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10000元；2.三被告赔偿原告1609025.67元；3.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朱汉泉已支付了丧葬费46800元，并同意在本案中扣减。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1日02时43分许，被告张小琦饮酒后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路由西往东方向超速行驶至光明路××沿××东75米，张小琦驾车碰撞同车道在前行驶的由刘雨晴驾驶的乘载王燕飞二轮轻便摩托车，造成王燕飞当场死亡、刘雨晴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经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小琦负全部责任，王燕飞和刘雨晴无责任。粤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3月28日起至2020年3月27日止，事故发生时正处保险期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小琦答辩称：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朱汉泉答辩称：一、事故车辆是被告张小琦驾驶的，交警认定张小琦负全责，故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二、事故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有关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先赔。三、事故发生之后，答辩人已支付了丧葬费46800元。四、死者是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且处理丧葬事宜的各项赔偿要求偏高，尤其是被扶养人生活费，每个月的赔偿数额不应超过农村人口消费性支出。被告保险公司答辩称：一、被告张小琦驾驶的粤Ａ×××××小轿车由朱汉泉向答辩人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责任险100万（含不计兔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答辩人未垫付赔偿费用，如本案其他被告已垫付了被答辩人本案主张的相同项目赔偿费用，请核实后一并核算。因张小琦醉酒驾驶，我方只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义务，垫付后答辩人保留追偿权。二、王燕飞未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存在违法过错，且该违法过错行为与其死亡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另，王燕飞乘由无摩托车驾照的刘雨晴饮酒后驾驶的摩托车也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对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故，法院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各方的民事责任按份比例予以合理划分，答辩人认为原告方对王燕飞的过错承担不少于20%的民事责任。三、本案交通事故还有另一伤者刘雨晴，故交强险的赔偿份额应根据刘雨晴的伤情，给刘雨晴预留部分交强险赔偿份额。关于商业三者险，因被告张小琦饮酒后驾驶车辆，且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依据商业三者险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第2项的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及饮酒后驾驶被保险车辆，答辩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逃逸、酒后驾驶车辆均系法定禁止性情形，答辩人已在涉案车辆以APP实名投保、缴费时，对保险条款中免责事项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且在保险单的重要提示栏第3条中，提示投保人请详细阅读承保车辆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在特别约定栏第1条中，收到本保单请立即核对，并已附保险条款一份。答辩人已尽到将禁止性行为作为保险条款免赔事由的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答辩人在对逃逸、酒驾免赔事由提示后，依法无需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三、答辩人对原告的各项赔偿项目及金额异议如下：l.处理丧葬误工费，未提供误工人员误工依据。2．交通费：事故发生地与王燕飞及其亲属在同一区，且未提供相关依据。3.死亡赔偿金，王燕飞的户籍登记地所在村在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代码为220，按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2018)39号通知，城乡分类代码是2开头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农业标准计算，故应按户籍登记的性质计算该项费用。另，依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原告未提供王燕飞的备案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证明、连续6个月的工资银行流水等法定证据，其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不充分。4.丧葬费：请依法核定。5.精神损害抚慰金：王燕飞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存在违法过错，其主张金额过高。6.被抚养人生活费：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的离婚协议书已约定由王燕飞前夫承担李政抚养费，原告不得再在本案主张王燕飞承担部分。原告未提供王章华的医学出生证，不能证明与王燕飞存在抚养关系。另，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已超上年度消费性支出。四、关于原告王某主体资格，原告方未提供王某与王燕飞的关系证明，请依法核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燕飞，女，1984年10月11日出生，事发时当场死亡，死亡时年仅34周岁，户籍地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到蔚村凌角塘路29号。事故发生前，王燕飞在广州市骏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事文员一职，并在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水东街东六巷5号居住一年以上。对此，原告已提交了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和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为凭。被告保险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王燕飞在离婚后仍居住在其前夫的地址，不合常理，且无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等证实王燕飞的工作情况。再查，王运来，男，1957年8月30日出生，系王燕飞之父，截至王燕飞死亡时已年满61周岁；王金菊，女，1961年11月27日出生，系王燕飞之母，截至王燕飞死亡时已年满57周岁；王运来与王金菊共生育了王房金、王志权、王燕飞、王燕桃四个子女。李汶津，女，2005年5月1日出生，系王燕飞与前夫李某生育之女，截至王燕飞死亡时年仅14岁零2个月，仍需扶养46个月；李政，男，2010年10月5日出生，系王燕飞与前夫李某生育之子，截至王燕飞死亡时年仅8岁零8个月，仍需扶养112个月。王燕飞与李某于2017年6月16日协议离婚，并约定女儿李汶津由王燕飞扶养，并承担全部抚养费；儿子李政由李某扶养，并承担全部抚养费。王章华，男，2017年2月16日出生，系王燕飞与王某共同生育的子女，截至王燕飞死亡时年仅2岁零4个月，仍需扶养188个月。又查，2019年7月1日02时43分许，张小琦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2.35mg/100ml）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路由西往东方向超速（以约69.45km/h速度）行驶，行驶至光明路××沿××东75米，张小琦驾车碰撞同车道在前行驶的由刘雨晴驾驶的乘载王燕飞无号牌二轮轻便摩托车（刘雨晴血液中检出酒精含量61.37mg/100ml，驾乘人员均未戴安全头盔），造成王燕飞当场死亡、刘雨晴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小琦驾车逃逸。2019年7月12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第4401831201900004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小琦饮酒后驾驶车辆上路超速行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肇事驾车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雨晴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未戴安全头盔，其过错行为不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故刘雨晴和王燕飞无责任。再查，粤Ａ×××××号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所有权人为被告朱汉泉。被告张小琦与被告朱汉泉系朋友关系。事发前，两人在增城万达广场唯一酒吧喝酒，后由被告朱汉泉驾驶肇事车辆送被告张小琦回家，双方在增××××大道与光明路路口时发生争吵，朱汉泉停车从驾驶位下车并从车内拿包步行离开，随后张小琦从副驾驶位坐到驾驶位独自开车回家，不久即发生了本案交通事故。粤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被保险人均为朱汉泉，两险的保险期间均自2019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其中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被告朱汉泉在庭审中陈述其是在互联网上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庭后又提交代理意见称其是通过保险代理人粮食局修理厂购买，保费也是通过粮食局修理厂支付，保单也是修理厂转交。被告保险公司则主张朱汉泉是通过网络（手机APP）投保，所以商业险投保单显示为电子保单，该电子保单必须由投保人提供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通过发送验证码由其本人银行卡缴费，且需在阅读免责事项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和投保单后才能生成下一步电子签名。被告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以下简称《条款》）第二十四条用加黑加粗字体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此外，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打印件以及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上投保人签字处均有朱汉泉的电子签名。被告朱汉泉提出上述电子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但确认其在互联网上为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仅收到了交强险保险单（副本）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并未收到保险条款等其他材料。而在被告朱汉泉收到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的特别约定上写明“收到本保单请立即核对，如无疑义，即视为同意合同条款及约定的全部内容。本保险适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并已附条款一份。”重要提示一栏写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联合保险人任意一方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庭审前，原告以查清被告朱汉泉与被告张小琦之间的关系为由申请本院调取本次事故的交警卷宗材料，本院予以准许并调取了张小琦、朱汉泉、王房金、刘雨晴、薛俊协的讯问/询问笔录。原告对上述笔录无异议，认为被告朱汉泉和张小琦醉酒后，被告朱汉泉明知张小琦醉酒仍同意、放任张小琦驾驶其机动车，故被告朱汉泉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对上述笔录亦无异议，但认为两被告共同饮酒后开车，被告朱汉泉明知张小琦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张小琦驾驶，被告朱汉泉是否应承担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朱汉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其在2019年7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有陈述双方因张小琦想自己开车，其不让才发生争吵并下车，所以当时是张小琦主动开车。被告张小琦对除朱汉泉以外的笔录均无异议，并陈述当时是其与朱汉泉发生争吵后，朱汉泉让其自己开车回去，其才开车走的。又查明，被告朱汉泉已向原告支付了丧葬费46800元，现原告诉请的赔偿款中未扣减该款项。其余各被告均未支付原告赔偿款。原告主张其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支付。案外人刘雨晴在本院释明相关法律后果后，表示同意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由王燕飞的亲属优先受偿，其放弃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另，被告张小琦已因本次交通事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9年7月11日，王运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查封扣押被告朱汉泉所有的粤Ａ×××××号小型轿车，并提供了保函担保。同日，我院作出（2019）粤0118财保2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被申请人朱汉泉所有的粤Ａ×××××号小型轿车一辆。后，原告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调解不成后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为此支付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被告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承保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过错比例承担。本案中，交警部门对事故的事实及责任认定准确，且原、被告各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张小琦饮酒后超速驾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驾车逃逸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应对王燕飞的死亡及各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事发时王燕飞虽未佩戴安全头盔，并乘坐刘雨晴（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酒后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但刘雨晴的过错行为已经交警部门认定与本次事故无因果关系，被告保险公司亦无证据证实王燕飞未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故被告保险公司主张王燕飞应自负20%责任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朱汉泉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对车辆享有管理、支配、受益等各项权能，其明知被告张小琦饮酒，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仍将肇事车辆交由被告张小琦驾驶，具有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朱汉泉应对被告张小琦的赔偿在50%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院对原告的损失作出如下认定：一、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395663.75元。（一）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因受害人王燕飞在死亡时年仅34周岁，且已举证证实事发前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年以上，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20年，即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被告保险公司虽对王燕飞的工作及居住情况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反驳，本院不予采纳。（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城镇或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仅依法承担其应承担的部分。因王燕飞在城镇工作居住，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年计算。王燕飞的父亲王运来已年满61周岁，母亲王金菊已满57周岁，且由四名子女共同扶养，故王运来、王金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81531.25元〔28875元/年×（19年+20年）÷4人〕；王燕飞的子女李汶津、李政、王章华仍需分别扶养46个月、112个月、188个月，且由王燕飞与子女父亲共同扶养，故李汶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55343.75元（28875元/年÷12个月×46个月÷2人），李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34750元（28875元/年÷12个月×112个月÷2人），王章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26187.50元（28875元/年÷12个月×188个月÷2人）。虽然王燕飞生前已与前夫李某约定李政由李某扶养并承担抚养费，但该约定不能免除王燕飞对李政的法定抚养义务，原告李政依法有权向各被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同时，因王燕飞身故，其与李某就子女扶养费等约定实际已无法履行，被告保险公司抗辩无需赔偿李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697812.50元，其中前228个月的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554343.75元〔28875元/年÷12个月×228个月＋22875元/年÷12个月×（240个月－228个月）÷4人〕。残疾赔偿金总计1395663.75元（841320元+554343.75元）。二、丧葬费53289.50元。丧葬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广东省2018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一般地区为106579元/年，丧葬费应为53289.50元（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三、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6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2527.41元。原告主张交通费1000元和办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8759.92元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因本次事故必然导致原告交通费损失，本院结合各原告住所地、办理丧葬事宜地、人数等情况酌情确定交通费600元。原告未提供误工人员的工作及收入证明，考虑到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导致亲属误工，结合各原告户籍位于农村，本院酌情按广东省2018年度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3人7天，故误工费应为2527.41元（43327元/年÷12个月÷30天×7天×3人）。四、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告张小琦虽因本次事故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刑事责任作为一种惩罚机制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补偿机制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从该条的立法本意和法律的社会调节功能看，不能因侵权人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免除其因侵权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妥。本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责任能力、侵权情节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上述损失总计1552080.66元，均可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且已超过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本案另一名伤者刘雨晴亦表示放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优先受偿，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向各原告直接赔偿110000元。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超出交强险部分1442080.66元（1552080.66元－110000元），商业三者险的承保公司即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张小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且在事故后逃逸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以及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规定，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被告保险公司已就《机动车/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约定使用了加黑加粗的显著字体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尽管被告朱汉泉作为投保人不确认被告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提出条款上无其签名确认，投保单上亦并非其本人签名，但被告朱汉泉确认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已交纳了保险费，故被告朱汉泉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即便投保单上并非朱汉泉本人签名，但他人以被告朱汉泉名义签署投保单的行为应视为已取得朱汉泉的许可，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朱汉泉承担。投保人申明处已载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联合保险人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其次，被告朱汉泉确认已收到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原件，而商业三者险保险单的特别约定和重要提示一栏中已写明“收到本保单请立即核对，如无疑义，即视为同意合同条款及约定的全部内容。本保险适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并已附条款一份”“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联合保险人任意一方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等内容。上述证据足以认定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被告朱汉泉在投保时已签收，且被告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再次进行了提示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被告保险公司主张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已发生效力，并要求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的抗辩，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因此，超过交强险赔偿部分1442080.66元，应由被告张小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朱汉泉在50%即721040.33元范围内对各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鉴于被告朱汉泉已支付丧葬费46800元，扣减后，被告张小琦仍需赔偿原告1395280.66元，朱汉泉仍需在674240.33元（1442080.66元×50%－468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0000元给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二、被告张小琦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395280.66元给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被告朱汉泉对上述赔偿款在674240.33元范围内向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的部分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2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由原告王运来、王金菊、李政、李汶津、王章华负担案件受理费991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653元；由被告张小琦、朱汉泉负担82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旷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冯丽仪附本判决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6、《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