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10民终1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卓，女，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五承，男，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原审原告：张家霖，男，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上诉人李卓因与被上诉人张五承，原审被告张家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甘1002民初3037号民事判决书后，李卓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甘10民终12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甘1002民初303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2019）甘1002民初4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李卓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存科与被上诉人张武承、原审被告张家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卓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查清案件基本事实，认证不足，实体判处错误，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30万元。事实上，涉案的130万借据形成之时，上诉人只仅仅对被上诉人累计负债30万元，另外的100万元系预约借款但后来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提供。而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清偿的是借款本金，而不是利息，也从未通过双方微信认可借款13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以筹集他人的资金放贷为业，其借贷行为应当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有小额经济来往，期间债务清楚。2015年初，被上诉人前后借给上诉人30万元，口头约定利息2分，同时告知上诉人其在当铺存放的240万元基于安全因素，近期收回100万可借与上诉人，利息可按1.5％支付。因实际借款及预约借款数额大，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在2015年4月21日等典当行还款的同时出具借据130万，但当天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其准备再借给上诉人的100万元尚在当铺，待当铺次日将100万元还给他的时候他再借给上诉人。但是，之后被上诉人始终未向上诉人出借并交付约定的100万元借款。上诉人也曾多次向被上诉人要求更换借据，终因被上诉人告知以改天或不在为由推诿未能更换。且说其没有打款，不会向上诉人多要一分钱。而且上诉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考虑自己确实有被上诉人借款30万元，还款时收回借据也不会有间题，故而借据至今未换。然而，一审法院却在未査清案件基本事实及证据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金额为130万元，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侵犯了上诉人的正当合法财产权益。1、被上诉人虚构其儿子为原告，制造虚假资金来源，与其公务员身份的经济能力和收入状况严重不符。2、被上诉人一审中仅提供了上诉人2015年4月21日出具的借条一张，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借贷事实，但一审在未依法查清或核实借款来源和数额的情况下，就此认定上诉人的借款金额为130万元，明显错误。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2011年杭州会议纪要和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指出，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要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3、借条上所谓的借款130万元，其中的30万元是2015年4月21日之前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另外加上预约借款100万元。但是，一审却认定上诉人于2015年4月21日重新向被上诉人出具了130万元的借条，并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做出错误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明显有误，被上诉人实际并未向上诉人提供100万元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4、被上诉人诉称于2014年4月21日取现60万元，加上家里的10万元，给上诉人支付了70万元;4月22日又提现60万元，交给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张某的书面证言，通篇打印体文字载明，被上诉人的130万元是从中国银行分两天预约取出来的，2014年4月19日提取70万元，4月21日提取60万元，两天两次以现金的形式交给上诉人的。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清单显示的内容却是:2014年4月21日提取50万元、10万元，4月22日提取50万元、10万元，两天四次提取现金共计120万元与借据不符。然而，被上诉人也无任何依据证明于2014年4月21日、4月22日两天两次的取款与上诉人有关。因此，上述情况均清楚表明，被上诉人的诉论主张和证人张某的证言与客观事实明显无法印证，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从而说明被上诉人实际并未向上诉人提供100万元借款。5、退一步讲，假如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给上诉人出借了130万元的话，那么上诉人支付的30万元是不是130万元本金的利息，怎么会不多不少只是30万元，而非其他数目会额?事实上，上诉人仅欠被上诉人的30万元，即使支付利息，也根本不可能是30万元。6、其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焦点和分歧在于上诉人的30万元还款，到底是属于本金或是利息而产生的矛盾，根本不存在130万元的借款问题。但是被上诉人此次起诉竟然谎称其向上诉人借款130万元，蓄意捏造事实。7、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发(2018)10号】《关于规范民间借货行为维护经济全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在规范民间借贷时指出:民间借货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偉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動、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借货中，出借人的资会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交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货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货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需注意的三个问题中明确指出民间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欠缺这个事实，只提供书面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被上诉人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企图从上诉人处获得不正当利益，有悖善良风俗及诚实信用原则，更是有妨害民事诉讼之嫌。故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采信证据有误，实体判处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130万元的偿还责任。张五承辩称，出借的款项是答辩人兰州有个房子2014年4月份158万出售所得，交款时实际给了140万。答辩人建行熟人张某说想办法给我贷出去，其说李卓在油田上做工程，你们都是正式职工，直接拿现金，第一次取了60万，还有家里的10万，一共70万，交给李卓并和李卓在昊鑫名苑门口的建行由李卓存了。第二天答辩人又取了60万，一共是130万。第一年双方约定半年还一次息，当时李卓还利息13万，第二次还钱的时候18万，第一年利息李卓还清了。第二年5月份又打了个条子，没说还款日期，直到2016年1月份，答辩人让李卓给我还钱，最后李卓取了10万元，我也给李卓没给条子，2016年7月份答辩人要不来钱，李卓说她有困难，当时李卓把她的的房产证、她父亲的房产证、车辆证还给我抵押了。最后通过王师给李卓做工作，李卓总共还了30万，王师说李卓还的是本钱，李卓说她再没钱了，答辩人2018年5月份起诉了。张家霖辩称，答辩人本来准备卖掉兰州的房子到广州买房子，最后由于工作不稳定，兰州卖的房子钱就让答辩人父亲张五承拿去了。张五承、张家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卓归还张五承、张家霖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其利息，并按月利率1.5%支付自2016年8月20日至本金全部归还时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李卓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张某介绍李卓向张五承借款。张五承邀请张某一起到庆阳市西峰区西大街的中国银行庆阳分行在2014年4月21日提取现金60万元、4月22日提取现金60万元，自筹资金10万元，到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的昊鑫公司楼下中国建设银行门前交给李卓。2014年10月20日，李卓通过徐某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给张五承转款130000元。2015年4月20日，李卓给张五承支付现金180000元。2015年4月21日，李卓给张五承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张武成现金壹佰叁拾万元整（1300000.00），月息1.5%；借款人，李卓；2015.4.21。”出具借条后，李卓于2016年1月支付张五承现金100000元，2017年5月2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给张五承100000元，2017年12月1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给张五承100000元。后张五承向李卓继续索要借款过程中，李卓提出将之前归还款项确定为归还借款本金，张五承不同意李卓的意见而发生争议。张家霖、张五承遂于2018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张家霖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张家霖以其系出借资金的实际所有人作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李卓辩称与张家霖无民间借贷关系，没有和张家霖发生过经济往来，张家霖作为本案的原告不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经审查张家霖、张五承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张家霖系本案出借款项的所有人，现无证据证实张家霖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张家霖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李卓辩解张家霖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争议焦点二、本案实际借款金额应为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张五承诉称其于2014年4月给李卓借款13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一年，月利率2%。借款期满前，李卓支付一年利息后要求续借，并重新出具借条。经审查，证人张某证实张五承于2014年4月从中国银行取款出借给李卓，中国银行的流水单显示张五承的账户在2014年4月21、22日共取款120万元；张五承陈述自筹资金10万元；李卓也认可其出具借条前即从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给张五承支付31万元的事实。综合分析本案的借贷金额、款项交付、交易方式和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可以判断张五承所诉借贷130万元的事实确实发生，李卓已将2015年4月20日之前的利息全部付清。李卓在2015年4月21日给张五承出具的借条，对债务数额进行了确定，并约定了借款利息，故李卓应当按照约定的借款数额130万元及约定利率清偿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卓辩称仅欠张五承部分利息、并非张五承所诉的130万元及利息，该辩解只有李卓的陈述，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李卓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的借款数额应以借条载明的130万元予以确认。因此对张五承主张李卓归还借款本金1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争议焦点三、关于李卓已支付的款项应认定为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已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李卓辩称已支付款项为归还借款本金，张五承称是支付的利息。经审查李卓给张五承出具的借条上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5%，李卓在出具借条后给张五承转款30万元，所给付张五承的款项数额不足已清偿全部债务，且双方对已支付款项没有明确约定，据上规定李卓已支付款项应认定为先支付借款利息，超出当期利息的部分应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关于借款利率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标准，故对张五承主张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张五承出借款项时间、李卓还款的支付时间、按照月利率1.5%标准计算，李卓已付款项均应认定为支付的借款利息。而张五承主张李卓按月利率1.5%计算支付自2016年8月20日至本金全部归还时止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背相关规定，应予支持。争议焦点四、张五承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李卓辩称张五承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张五承予以否认。经审查相关证据，李卓出具的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张五承在2017、2018年通过短信在向李卓催告，要求李卓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李卓最后一次向张五承转款时间在2017年12月10日，此后张五承向李卓索款未果才得知其权利受到损害，涉及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张五承于2018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该起诉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李卓关于张五承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张五承与李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有效，应予保护；李卓作为借款人，负有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卓归还张五承借款1300000元，并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归还借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张家霖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处第一项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李卓负担。二审期间李卓提交的证据有：2019.12.6徐某出具证明一份。用以证明2014.10.20徐勇转给张五承的13万元是徐某通过李卓向张五承借了13万之后还张五承的。经质证，张五承对上述证据不认可，认为徐某是李卓公司的员工或者李卓的表弟，李卓通过徐某的账户给张五承还了13万元的利息。张家霖认为其不清楚。经审查，徐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该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不予采信。张五承提交的证据有：2016.9.30其与和李卓短信截图一份。用以证明李卓确实借了张五承130万元。经质证，李卓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张家霖认为其不清楚。经审查，该证据不能达到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借款是否真实，借款本金如何认定。本案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后认定“2014年4月21日、4月22日张五承分两次将130万元现金出借李卓，借款期限一年，李卓清偿一年利息后于2015年4月21日重新向张五承出具130万元借条一张”，但因该次审理时张五承只提交了中国银行取款凭证、李卓出具的借条，上述证据只能证明2014年4月21日、4月22日张五承分别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取款共计120万元，2015年4月21日李卓向张五承出具130万元借条一张的事实，但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无证据证实。故二审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次审理中，张五承提交了张某证言证实张五承从中国银行提取现金出借给李卓的事实，同时张五承提交李卓房产证复印件、车辆登记证书复印件佐证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为核实案件事实传唤张某到庭接受询问，张某认可张五承提交的证言是其陈述，并当庭陈述经其介绍李卓向张五承借款，其看见张五承分两次从中国银行提取现金，到昊鑫楼下交给李卓。其不清楚具体借款数额，以银行凭证和借条为准。后张五承与李卓为索要借款发生纠纷，张五承曾辱骂、威胁过张某。结合张五承提交的中国银行取款凭证、李卓出具的借条以及张五承与李卓之间的聊天记录，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张五承向李卓出借130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本案借款事实存在。李卓认为本案借款本金只有30万元，其房产证、车辆登记证书是受胁迫交给张五承，但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杨玉梅的责任及部分损失认定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上诉人李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盖冬梅审判员  贾九龙审判员  吴容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郭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