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民终5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集安市圣达参业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集安市。 法定代表人：丁瑰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卫华，吉林荆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桂涛，吉林荆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集安市。 法定代表人：张益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光，集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集安市圣达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公司）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9）吉05民初68号民事判决。圣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圣达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益盛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圣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益盛公司赔偿给圣达公司经济损失1560万元；2.诉讼费由益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21日，圣达公司与益盛公司签订《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品购销合同》，由圣达公司提供红参切片料75000公斤，单价为每千克750元，金额共计5625万元，交货时间为2016年6月末前。为积极履行购销合同，圣达公司于2015年8月23日、8月29日分别与案外人张西荣、陈宝玉、吕昌义签订了《人参切片料订购合同》,共订购人参片料65000公斤，价格为每公斤510元。当圣达公司准备向益盛公司交付参片时,益盛公司拒不承认与圣达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并表示拒绝接收参片。在购销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益盛公司突然向圣达公司发出通知，解除双方的购销合同。圣达公司为履行合同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但因益盛公司不诚信的行为致使圣达公司的期待利益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现起诉至法院，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以维护圣达公司的合法权益。 益盛公司辩称，一、双方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了《药品购销合同》，随后圣达公司以此合同向集安农村商业银行以订单质押形式进行借款总计2800万元。之后，4月27日集安农村商业银行给益盛公司发了《询证函》，询问双方签订合同有关情况，益盛公司回复双方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同日，益盛公司给集安农村商业银行出具了《订单到期付款确认书》，承诺在圣达公司借款到期日，无条件将圣达公司出售给益盛公司的红参切片料的货款，支付给集安农村商业银行。以上可以看出，益盛公司是积极、认真地来履行双方签订的红参切片料购销合同，也是为确保圣达公司能够及时偿还银行借款创造条件。而在合同约定交货日之前，圣达公司没有实际地向益盛公司履行交付红参切片料的供货义务，也就是说没有将红参切片料货物交付到益盛公司地点，而益盛公司也没有不承认双方签订的合同，也不存在拒绝接收参片料的情形，圣达公司根本没有履行作为出卖人的上述基本义务。二、双方签订合同交货日期是2016年6月30日，到期后，圣达公司没有履行交付红参切片料的义务，为确保益盛公司生产的需要，益盛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向圣达公司发出书面《限期交货通知书》，限圣达公司三日内交货全部合同约定的红参切片料，这又一次表明了益盛公司履行合同的诚意，给圣达公司一次机会。如果向圣达公司诉状中所称那样，已与案外人张西荣、陈宝玉、吕昌义等签订了65000公斤的红参切片料，说明圣达公司货源充足能够随时履行交货义务。但是圣达公司于2016年7月3日给益盛公司回复书面函时，表示三天交货是刁难他们，又说了一些与交货事项无关的问题。如果圣达公司为了确保能及时偿还农村商业银行的借款，就应当积极想办法履行交货义务，若确实有困难三天不能交付的，也应当与益盛公司协商再给几天的期限履行。而圣达公司表现出的却是对履行合同的极为不诚意，除了推卸责任，就是对益盛公司的指责，没有一点对交付红参切片料所做出的任何努力。圣达公司的这一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三、在另起案件诉讼中，因圣达公司没有按期偿还借款，集安农村商业银行向集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圣达公司偿还借款合计2800万元，并要求益盛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向圣达公司在诉状中所称的那样，已向他人订购了65000公斤的红参切片料，而益盛公司不承认签订的购销合同，拒绝接收货物，那么圣达公司就应在答辩中简述上述事实，来证明未能偿还借款的原因。而在关系到2800借款能否偿还的重大问题上，圣达公司却在答辩中只字未提其诉状中所诉的理由，因此，可以相信圣达公司诉状中所诉的理由是不存在的，向他人订购红参切片料也是不真实的。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集安农村商业银行对益盛公司的诉讼请求。四、益盛公司于2016年7月5日给圣达公司下发了书面《解除合同通知》，解除了双方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购销合同》，解除通知下发后，圣达公司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圣达公司在履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合同解除已具有法律效力，圣达公司根本没有履行购销合同的义务，却要求赔偿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圣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１.圣达公司提供的3份《人参切片料订购合同》，拟证明圣达公司积极履了购销合同的供方义务及合同解除后圣达公司的损失。根据圣达公司的当庭陈述，圣达公司仅是要求吕昌义等人备货，圣达公司既没有按合同约定向吕昌义等人支付货款，亦没有向吕昌义等人实际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２.圣达公司提供的2016年４月谈话录音，拟证明圣达公司准备履行交货义务时，益盛公司表示不再履行《购销合同》，该《购销售合同》已于2016年４月解除。该录音系圣达公司单方私自录制，在没有益盛公司授权或追认的前提下，益盛公司工作人员关于“不予履行合同”的陈述，对益盛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根据谈话录音内容及2016年7月3日圣达公司向益盛公司出具的《回函》内容，在《购销合同》履行期限内，圣达公司并没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2016年4月的谈话录音，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圣达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按约定向益盛公司交付合格的红参切片料，益盛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按约定货到验收后10日内向圣达公司支付货款。现双方因合同履行及解除发生纠纷，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购销合同》解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根据查证的事实，圣达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履行向益盛公司交付红参切片料的主要合同义务，在益盛公司向圣达公司发出《限期交货通知书》后，圣达公司仍没有履行交货义务，圣达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益盛公司作为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2016年7月5日，圣达公司收到益盛公司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此时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解除。对于《购销合同》的解除，益盛公司并无违约行为或过错。圣达公司主张《购销合同》已于2016年4月解除，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圣达公司主张《限期交货通知书》中规定的3日内交货属于故意刁难。圣达公司未在《销购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货已属违约，圣达公司当庭称“2016年4月到益盛公司要求履行交货义务”，说明圣达公司已备货，随时可履行交货义务。但嗣后圣达公司仍无法履行交货义务，前后矛盾，于理不通。圣达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益盛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双方之间《购销合同》解除的原因系圣达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购销合同》解除后益盛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益盛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对此圣达公司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圣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益盛公司存在过错，圣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圣达公司主张的直接损失具体数额和间接损失具体数额，证据不足，理由并不充分。圣达公司主张益盛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156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集安市圣达参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400元，由集安市圣达参业有限公司负担。 圣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5民初6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应当依法撤销并予以改判。一、原审判决认定双方《购销合同》于2016年7月5日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已于2016年4月解除。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后,上诉人积极履行备货义务,先后与第三人签订了三份《人参切片料订购合同》,共订购人参切片料65000公斤。2016年4月,原告准备与被告协商货物交付事宜,该公司负责人郭大福（《购销合同》签订时需方委托代表人)明确表示,经公司研究决定,与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不予履行。同时为了证实益盛公司确定不履行《购销合同》,郭大福又带领上诉人前往财务总监办公室,找到益盛公司财务总监毕建涛。毕建涛也明确表示公司不可能继续履行合同,即使上诉人提供了货物也不可能支付货款。并表示:“要我们益盛命都不能要了”、“怎么要?我那天不是都跟你说过了么,公司都要黄了,怎么要?”。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同意解除该购销合同,并与其他参户解除了人参切片料订购合同。而后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益盛协商合同解除后的赔偿事宜,张益盛甚至不承认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更不用说协商赔偿的问题。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种种行为已经能够充分说明其拒绝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的《购销合同》已经于2016年4月协商解除。2.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是错误的。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了谈话录音,录音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原审判决以“该录音系圣达公司单方私自录制,在没有益盛公司授权或追认的前提下,益盛公司工作人员关于不予履行合同的陈述,对益盛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为由,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是错误的。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上诉人录音的取得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谈话录音具有证明效力。其次,本次谈话录制时,先是被上诉人负责人郭大福明确表示经公司研究决定《购销合同》不予履行,而后为了向上诉人证实,郭大福又带领上诉人前往益盛药业财务总监办公室,财务总监毕建涛也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故原审法院以“益盛公司没有授权或追认”为由不予采纳该份证据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因被上诉人的过错已经于2016年4月,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于2016年7月5日解除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圣达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履行向益盛公司交付红参切片料的主要合同义务,在益盛公司向圣达公司发出《限期交货通知书》后,圣达公司仍没有履行交货义务,圣达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益盛公司作为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并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双方《购销合同》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是当事人的法定解除权,但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已经于2016年4月,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法》第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应当适用《合同法》第93条的规定,而其适用《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益盛公司辩称：首先，被答辩人上诉称答辩人公司负责人郭大福表示，经公司研究不履行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购销合同，而且找到公司法人张益盛协商解除合同赔偿事宜，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实，被答辩人没有提供证据加以佐证。其次，被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与公司毕建涛、苏美华的谈话录音只是一个片段，被答辩人不能只截取这一片段来说明问题，根据诉讼法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再说，毕建涛、苏美华只是公司财务人员，只对公司财务负责，答辩人没授权其二人对红参切片料采购问题代表公司发表意见。另，关于协商解除合同的问题，应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的人经过研究、合计、商量等，达成一致意见，表现形式是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的协议或其他形式的书面文件、电子载体等。被答辩人仅依据答辩人公司财务的几句话就认定协商解除了合同，不符合合同法93条之规定。第三，依据合同法60、135、138、97条之规定，本案中，被答辩人未按合同履行期限供货，而被答辩人所称的与他人签订的订购合同未履行。因此主张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集安市圣达参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七组新证据： 一、书证三份，分别是集安市北野参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集安市益崃参业有限公司、集安市瀚德参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益盛公司同样与其他公司签订了2015年购销合同，其他公司均于2016年4月接到被上诉人因价格大跌不收取人参的通知，这说明益盛公司是系列违约。本案合同未履行是益盛公司违约造成的。同时证明，2017年7月,益盛公司作出的限期交货及解除通知，只是为了掩盖违约事实所作的假象，该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2019年11月15日刘德平、万小朋出具的证明及2019年10月29日对刘德平、万小朋的电话录音录像，证明圣达公司2016年4月接到益盛公司表示不履行合同后，多次到银行找刘德平、万小朋协商此事，到2016年6月23日，双方共同到益盛公司协商此事，益盛公司董事长对合同真实性表示怀疑。这说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是益盛公司根本违约导致的。 三、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瑰来与益盛公司董事长在2016年4月份的电话录音。证明益盛公司董事长让丁瑰来找郭大福、毕建涛协商解决，这说明郭大福、毕建涛的决定代表益盛公司对其具有约束力。原审认定毕建涛无权代表公司录音不予采纳与客观事实不符。 四、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瑰来与益盛公司郭大福、毕建涛、苏炳华在益盛公司2016年4月的录音，原审提供了片段，本次提供整段录音。能够证明益盛公司的郭大福、毕竟涛、苏炳华明确对圣达公司表示2015年的货，益盛公司不要。益盛公司的根本违约是导致合同至今未履行的根本原因，并不存在圣达公司迟延交货的事宜。郭大福是益盛公司副总，毕建涛是益盛公司财务老总，苏炳华是益盛公司财务总监，该3人是益盛公司与圣达公司2015年购销合同签订的当事人，其所作的意思表示，能够代表益盛公司。 五、法定代表人丁瑰来与集安银行刘德平、万小鹏、及下一组证人中的王汉玉等共同到益盛公司，找张益盛董事长协商。2015年购销合同履行事宜的录音，该录音是2016年6月23日形成。该录音能够证明益盛公司单方表示不履行购销合同后，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瑰来多次联系银行，银行的刘德平、万小鹏主任后，刘德平、万小鹏主任即丁瑰来、王汉玉等共同到益盛公司协商，2015年购销合同履行事宜，但益盛公司董事长张一盛对合同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告知2015年的是的事宜回去听信，这说明并不是圣达公司迟延交货，致使合同至今未能履行，而是因益盛公司的原因导致合同至今未能履行，该证据该录音也能够佐证，上诉人提供的第二份证据及万小鹏、刘德平的证人证言，具有客观真实性。 六、证人吕昌义到庭作证，证明在2015年其跟圣达公司签订了合同。 七、证人王汉玉到庭作证，证明2016年4末丁瑰来问我今年人参涝行挺厉害，益盛公司不履行合同。我跟他一起去益盛公司副总郭大福办公室找郭大福，合同能否履行。郭大福说能履行，后来双方争吵起来。16年6月末合同快到期了，我们去找益盛的董事长，说明来意，商讨合同是否履行。张益盛不承认合同关系。找财务总监和副总进行询问，副总私自盖的章。限期交货时双方找银行行长协商过此事。 被上诉人益盛公司质证称： 一、针对第一组证据。根据法庭总结的焦点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履行合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而上诉人提供该三份证明，只是证明被上诉人与三户企业履行合同的事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针对第二组证据。1、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接受双方询问。2、该证据不能证明合同于2016年4月解除。3、关于购销合同履行问题，我们已经在一审向法庭提供证据，只是履行期限到期后，我们又发出限期交付通知书，要求上诉人履行交货义务，明确了被上诉人没有不履行合同的意图。因此该份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三、针对第三组证据。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2000万贷款，是其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往来，与本案没关。第二，他找我们协商能否以投料参代替切片参。相关手续以及备的货我们均未看到，怎么能证明他给我们备货了我们又不履行，反告我们不履行合同。 四、针对第四组证据。他所谓打死也不要，这是一定要分清投料参和切片参，不要混淆了。因为我们投料参基本都收够了。合同约定的是切片参，但是他给我提供的是投料参。 五、针对第五组证据。提供的证据形式不符合诉讼法的规定。那个银行他说叫刘德平和万小鹏，他是银行的一个行长和副行长，他们之间有贷款没有还清，所以他们之间有利益关系。 六、针对证人吕昌义的证言。据我方了解，其不具备加工切片参的能力，系作伪证。 七、针对证人王汉玉的证言。王汉玉的证言系虚构事实。 被上诉人益盛公司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评判如下： 针对圣达参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以及证人吕昌义的证言，该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分别与集安市北野参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集安市益崃参业有限公司、集安市瀚德参业有限公司及他人存在人参购销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针对圣达参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第二、三、四、五组证据以及证人王汉玉的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证人应当到庭说明情况，因刘德平、万小朋未到庭，本院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圣达参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录音系圣达公司单方录制，并在原审中提交过，益盛公司认为其要求圣达公司交付的是合同约定的切片参，并不是投料参，王汉玉的证言系孤证，故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圣达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圣达公司与益盛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品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本案双方在购销合同第一条中约定交货由供方（圣达公司），到站为益盛公司，费用由供方承担，交货时间为2016年6月末前，综合全案及相关证据，圣达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向益盛公司履行交付红参片料的主要义务，且在益盛公司向圣达公司发出《限期交货通知书》后，其也未有过履行行为，益盛公司据此向圣达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妥，圣达公司虽在一、二审中提交了录音、证人证言以及书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益盛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圣达公司收到《合同解除通知书》之日（即2016年7月5日）系合同解除日并无不当。上诉人称双方系合意解除合同而不是法定解除的说法无证据支持，故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认定益盛公司系行使法定解除权适用法律并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认定圣达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益盛公司存在过错，圣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求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400元，由上诉人集安市圣达参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常文敏 审 判 员 刘陆璐 审 判 员 陆海权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贾宇婷 书 记 员 赵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