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终2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圆明园路169号协进大楼4-5楼。法定代表人：欧亚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涛，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天禹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景县广川镇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刘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春营，景县景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腾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古墩路701号紫金广场A座607市。法定代表人：郭琪，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岭，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超，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秀红，女，198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杰，河北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天禹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禹公司）、原审第三人腾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保公司）、刘秀红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2019）冀1127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众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涛、被上诉人天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春营、原审第三人腾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岭、原审第三人刘秀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安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冀1127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法院对第三人刘秀红在涉案保险中的身份未能查清，错误认定刘秀红系第三人腾保公司的代理人。首先，刘秀红在（2019）冀1127民初102号案（被上诉人撤诉）中作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已非常明确，刘秀红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第三人刘秀红在（2019）冀1127民初102号案中作为证人主动向一审法院陈述：“2018年6月初，我同事孙志英委托我为天禹公司员工投保高空作业险，保额90万。我现任泛华旗下没有类似产品，就向广安镇安心保险代理的业务经理冯明咨询，她报了平安险保额70万，20万保险是我通过i云保了解到的产品，给孙志英报了方案，于6月4日天禹公司签订了两家公司的方案。”同时，刘秀红通过回答上诉人提出的问题，明确如下事实；刘秀红是在被上诉人有投保高空意外险意愿后，为被上诉人寻找哪个保险公司可以投保；刘秀红通过孙志英获取被上诉人的名称、地址、信用代码等基本信息并根据被上诉人的投保意愿和要求在i云保投保20万意外险。另外，刘秀红在i云保注册的时间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笔录清楚显示，刘秀红陈述在其2018年6月1日前注册，也即是2018年6月1日前几天，且上诉人代理人记得刘秀红在（2019）冀1127民初102号案中曾当庭说过，其正是为了给被上诉人投保本案保险才开始在i云保注册的。一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注册无证据支持。刘秀红的上述客观陈述已非常明确，刘秀红通过孙志英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寻找保险公司，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向被上诉人选择并申报投保方案，再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基本信息录入开放的i云保系统，最终投保成功。刘秀红这一系列的代理行为已非常明确其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其次，刘秀红在（2019）冀1127民初102号案（被上诉人撤诉）及本案一审中明确，其为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景县营业部的员工。刘秀红在（2019）冀1127民初102号案（被上诉人撤诉）及本案一审中向法庭陈述，涉案保险投保时刘秀红为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景县营业部（以下简称泛华公司）的员工，且自述“因业务好上升到业务经理”，目前仍然为泛华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一审中，被上诉人及刘秀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刘秀红为腾保公司的代理人。根据民事代理关系的相关规定，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来源于委托人的授权。即使是表见代理，主张表见代理的一方也应当举证证明表见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如持有被代理人的介绍信或被代理人盖章的空白合同书等。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及刘秀红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证明刘秀红为腾保公司的代理人，也没有提供任何符合表见代理条件的客观证据。一审法院仅凭刘秀红在i云保平台注册，并帮助投保人完成了投保过程，就认定刘秀红为腾保公司的代理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至于刘秀红从i云保获得的所谓推广费，上诉人及腾保公司均已明确表示，不清楚该费用的性质，上诉人及腾保公司从未向刘秀红支付过代理费。2、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一审中，被上诉人及刘秀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刘秀红系上诉人的保险销售代理人。刘秀红在另案中明确称其从未拿过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也从未获得过上诉人的授权，被上诉人主张刘秀红系上诉人的间接代理人，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其次，刘秀红个人不具备代理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资格。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六条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明确，在具体案件中，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是否属于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与该业务员之间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应当依据二者间订立的具体协议的法律性质确定。一审中，上诉人明确否认刘秀红为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同时向法庭明确了上述法律规定及复函精神，并抗辩应当由主张代理关系成立的一方举证。直至一审判决，刘秀红也未向法庭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其本人有效的从业资格证书。可知刘秀红根本不具备从事保险业务的个人代理资格，也未出示其与上诉人的代理协议，其不可能成为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事实上，刘秀红为泛华公司的工作人员，以泛华公司名义代理保险公司或投保人开展保险业务。再次，刘秀红在i云保平台注册的事实与上诉人无关。一审中，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向法庭提交的i云保截图显示，在i云保平台销售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包括人民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安心保险、人寿保险等近三十家，而不仅仅是上诉人一家保险公司。据了解，刘秀红可以在i云保平台注册购买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其他人也可以注册成为会员购买保险。是否为i云保会员，与上诉人无关，更不可能成为上诉人的代理人。至于i云保平台的运营模式、对会员的准入条件、对准入会员证件的审核、以及该平台是否给付推广费等，上诉人均不知情，也与上诉人无关。最后，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从未与刘秀红签订过委托代理协议，也从未向刘秀红授权销售上诉人的保险产品，更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表见代理的客观条件。刘秀红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适用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刘秀红的过错由上诉人承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对此，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纠正。天禹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刘秀红系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双方认可的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的保险业务是由腾保公司代理销售且腾保公司是在i云保平台推销和销售保险，刘秀红通过i云保平台注册成为腾保公司的销售人员后，代理销售上诉人的保险业务，该案所涉保险合同，被上诉人是通过刘秀红办理的投保等相关业务，可以认定刘秀红是上诉人的代理人；2、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人员的变更投保等相关业务都是被上诉人通过刘秀红办理，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也有证据证实刘秀红系上诉人的代理人，且在被上诉人起诉后，后续的人员变更增减，被上诉人也是通过刘秀红办理，因此，一审认定刘秀红系上诉人的代理人，判决其承担保险责任，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腾保公司陈述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通过一审法院的几次庭审笔录包括另案的庭审笔录和本案证据能够确定，本案存在以下事实：1、天禹公司有投保意愿，委托孙志英为其寻找、投保适合要求的高空作业保险，孙志英又将该委托事项转委托刘秀红，天禹公司对孙志英转委托刘秀红为其办理投保事宜是明知且同意的，故天禹公司与刘秀红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刘秀红在i云保注册会员时，提交的信息都确认自己是保险代理机构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的员工（保险销售）。根据天禹公司和刘秀红的陈述，刘秀红为天禹公司代理购买保险，不只众安公司一家。孙志英和刘秀红在接受天禹公司委托，为其选择、购买保险时，均是泛华公司员工身份，这从刘秀红本人庭审证言和陈述，以及她在i云保注册时提交的信息都能证明。3、根据现有已知证据，腾保公司与刘秀红不存在任何形式委托代理协议，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腾保公司没有授权包括i云保在内的任何一方代为招聘、录用保险销售代理人，更没有作出任何同意注册i云保会员即成为腾保公司的保险销售代理人的意思表示。4、与i云保平台合作的保险代理机构有两家，是腾保公司和保通公司，通过这两家保险代理机构与i云保平台合作的保险公司有近三十家，刘秀红在i云保注册成为会员后，通过其注册账号链接可以购买i云保平台上近三十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在上述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刘秀红不可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代理人。注册i云保会员与成为腾保公司或众安公司的代理人没有任何关系。5、腾保公司与i云保所属公司豹云公司签订的是《技术服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腾保公司将代理的众安公司产品放在i云保平台销售推广，i云保通过数据传输等技术服务为投保人与众安公司之间搭建通道。腾保公司没有也无权将代理众安保险销售保险的事务转委托给i云保或他人，而且腾保公司自己都没有代理增减被保险人等保全变更的权利，更不可能将此事项委托他人，保全变更是天禹公司委托刘秀红通过i云保平台与众安公司完成。6、根据i云保《会员服务协议》、《会员管理制度》等约定，会员注册成功后使用平台提供的账号链接为平台展示的保险产品引流，平台依据引流效果支付奖励（推广费），而且明确约定会员不得销售保险产品。i云保向会员支付的推广费不是腾保公司和众安公司支付，刘秀红与i云保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与腾保公司和众安公司无关。i云保平台相当于一个开放式的专营保险产品的购物商场，腾保公司和保通公司将代理的产品放在平台推广销售支付的服务费，相当于代理商向商场支付的场地租赁费，i云保平台为了增减信誉维护腾保公司和保通公司这些客户，自己拿出推广费奖励引流会员的行为，与商场出资做商场整体宣传推广的行为本质是一样的，i云保会员相当于商场的推广人员而不是商场中某一个代理商或某一家产品的代理人。众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刘秀红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刘秀红是众安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刘秀红接受投保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承保人员名单的变更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代理众安公司从事民事活动。2、众安公司、腾保公司和i云保公司之间的协议，对刘秀红不产生法律效力，但一审提供的三方之间的合同可以证明众安公司向腾保公司支付劳动报酬，腾保公司向i云保公司支付劳动报酬，不管其在合同中以什么名义约定，都不能排除是一种劳务佣金。3、i云保公司提供平台，让其会员对众安公司的产品进行所谓的推广，推广成功后，可以获取对应的劳动报酬。4、刘秀红每次对承包人员进行变更，众安公司均以批示的形式进行默认，证明团体保险人员的在保名单是可以变更的。5、从不是i云保会员不能通过i云保平台填写保单，及刘秀红在填写变更申请后可以直接在i云保平台打印加盖众安公司印章的电子保单，这足以证明众安公司已经授权i云保平台及会员代理承包保险业务。所以，刘秀红在涉案的民事行为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其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义务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腾保均认可i云保平台是一个保险公司商场，这种表述可以认定众安公司已经授权i云保平台进行保险代理业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天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限额内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腾保公司代理销售被告众安有公司的保险销售业务，并对外以爱云宝平台销售推广业务。第三人刘秀红在2017年通过i云宝平台注册成为会员，通过第三人腾保公司销售保险业务。在2018年6月4日原告通过孙志英找到刘秀红办理投保购买了被告众安公司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合同约定每人保险限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止，保险期间可增减保险人员。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原告办理人员的增减都是原告法人刘东通过微信将人员信息发给孙志英后，由孙志英再转发给刘秀红，由刘秀红进行投保人员的变更和增减。在2018年8月14日原告天属公司法人刘东又通过微信发给孙志英增加被保险人胡晓博、孙彦军、庞金辉三人，同时减少于湖源、刘东海、刘文平三人，并将所需人员的身份证信息发给了孙志英，孙志英当天又发给了第三人刘秀红，因第三人刘秀红工作疏忽未在2018年8月14日办理对被保险人孙彦军的变更。2018年9月6日被保险人孙彦军在原告工地意外身亡，原告一次性补偿了死者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03万元后，在2018年11月12日死者孙彦军家属将本次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了原告天属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向被告支取了保费后，其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已生效。被告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期内可变更增减人员，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将变更增减的人员信息通知刘秀红后，是否可视为向被告申请变更。在保险合同的有效保险期间人员变更、增减的办理方式都是原告法人刘东将变更人员信息发给孙志英后，由孙志英再发给刘秀红进行人员变更。在2018年8月14日办理人员变更、增减时原告法人刘东也是按以前的方式通知的刘秀红。被告众安保险公司与腾保公司之间存在保险代理关系，刘秀红系通过i云宝平台注册的腾保公司的保险销售代理人。原告有理由相信其向刘秀红提交资料即视为向被告众安公司提交资料。由于保险代理人刘秀红的工作疏忽造成孙彦军没有成为被保险人的责任，应当由被告众安公司承担。关于被告众安公司所辩称保险权益请求权不得转让，原告主体不适格，因保险事故发生后，由最初保险合同约定的期待权变成了可实际履行的合同债权，具备了可转让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原告与死者孙彦军家属达成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有效，天属公司已取得该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故对被告众安公司辩称的理由不予支持。因此被告众安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判决：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河北天禹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保险赔偿金20万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众安公司和腾保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签订《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业务代理协议》，就保险代理范围、保费和佣金结算、双方的权利义务、代理期限、违约责任、产品详情等内容作了明确约定。2018年5月31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1》，对主协议合作范围项下新增合作的保险产品、佣金标准和结算事项进行约定。腾保公司与上海豹云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豹云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就豹云公司为腾保公司在i云保（APP名称“i云保”）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提供技术服务事宜进行约定。按照协议约定，豹云公司应将法律法规要求的必要的达成保险合同所需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明文件种类及号码、投保日期、支付信息、支付流水号、支付金额、乘客支付来源信息、付费商品信息（保险产品名称）及其他要求提供的数据信息，经双方确定的形式传输至保险产品承保保险公司。腾保公司每月支付固定技术服务费300万元。另查明，本案案涉保险产品（即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由众安公司委托给腾保公司代理销售。腾保公司将该保险产品通过i云保平台进行展示、销售。再查明，刘秀红自认其在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公司河北衡水分公司执业（以下简称泛华保险销售公司）。刘秀红系i云保平台的注册会员。刘秀红通过i云保平台推广保险产品后由i云保向其支付推广费。2018年5月底，天禹公司欲投保团体意外险，刘秀红的下属业务员孙志英向刘秀红咨询公司是否有该项业务，刘秀红回复公司没有该项业务。后来刘秀红通过了解，给天禹公司作了投保方案，投保方案包括在众安公司购买案涉团体意外险20万元，另外还包括刘秀红通过其他公司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团体意外险70万元。天禹公司同意投保方案后，于2018年6月4日将第一批投保人员名单和公司营业执照发送给孙志英，孙志英发给刘秀红，刘秀红通过其注册的i云保平台为天禹公司购买案涉20万元的团体意外险。天禹公司对公转账支付保险费。众安公司出具了电子保单，保险合同约定每人保险限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保险期间可变更、增减被保险人员。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天禹公司办理被保险人员的增减都是天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东通过微信将人员信息发给孙志英后，由孙志英再转发给刘秀红，由刘秀红通过i云保平台进行操作。2018年8月14日，天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东又通过微信发给孙志英增加被保险人胡晓博、孙彦军、庞金辉三人，同时减少于湖源、刘东海、刘文平三人，并将所需人员的身份证信息发给了孙志英，孙志英当天又发给了刘秀红，因刘秀红工作疏忽未在当日办理对被保险人孙彦军的变更。2018年9月12日刘秀红才通过i云保平台为天禹公司办理增加包括孙彦军在内的三被保险人的增减变更手续。2018年9月6日被保险人孙彦军在天禹公司的工地意外身亡，天禹公司一次性补偿了死者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03万元后，在2018年11月12日死者孙彦军家属将本次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了天属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众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首先，天禹公司主张刘秀红系众安公司的代理人，刘秀红亦主张其为众安公司的代理人，众安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有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秀红通过注册成为i云保的会员，在i云保平台操作为天禹公司购买案涉保险以及后期办理被保险人员的变更增减手续。i云保为第三方经营的互联网平台，为腾保公司和保通公司代理的保险产品提供营销平台。天禹公司和刘秀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刘秀红注册为i云保的会员，通过i云保为他人购买保险、变更被保险人即与众安公司建立代理关系。故天禹公司以该理由要求众安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缺乏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从本案在卷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实，天禹公司通过刘秀红的同事孙志英购买案涉保险，孙志英向刘秀红核实公司是否有相关险种时刘秀红明确答复公司没有相关业务，故天禹公司对刘秀红是泛华保险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刘秀红所在公司没有符合其投保要求的保险产品是明知的。虽然天禹公司通过刘秀红在i云保平台购买案涉保险、变更增减被保险人，但天禹公司没有理由相信刘秀红有权代理众安公司，故天禹公司主张刘秀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亦依据不足。再次，天禹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秀红为众安公司的代理人，故其主张将变更增减被保险人的资料发给刘秀红视为已经通知众安公司，因刘秀红工作疏忽造成被保险人未变更的法律后果应由众安公司承担，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在案涉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2018年8月14日天禹公司通知刘秀红被保险人增加胡晓博、孙彦军、庞金辉三人，同时减少于湖源、刘东海、刘文平三人。2018年9月6日孙彦军在工地安装作业时不慎意外身亡。2018年9月12日刘秀红才通过i云保平台为天禹公司办理增加包括孙彦军在内的三被保险人的增减变更手续。天禹公司虽与众安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但孙彦军在发生意外时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故天禹公司要求众安公司对孙彦军的事故承担保险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刘秀红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刘秀红与天禹公司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理涉，天禹公司可另行主张解决。综上所述，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2019）冀1127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河北天禹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均由河北天禹金属结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祥东审判员  李春蕾审判员  王江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怡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