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111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1，男，1959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2，男，1968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汪3，男，1995年9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奎富，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4，女，1972年1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高云，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3因与被上诉人汪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15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3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汪某4原审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汪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祝登兰的生活系被上诉人照顾是错误的。根据居委会的证据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陈述，可以得出祝登兰在2008年4月前，原与汪某1居住，动迁后一个人居住在104房屋内。自2008年5月至2014年6月14日间，由汪红卫负责照顾祝登兰生活起居。2014年6月14日，汪红卫生病，出院后因无法照顾祝登兰，汪某4请了保姆照顾，后于2015年3月因保姆不干了，又将祝登兰送到上海护理院，后于2017年10月在护理院死亡。居委会出具的多份证明也可看出在2008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汪某4从未照顾祝登兰生活起居。汪红卫生病后，汪某4立刻找了个保姆照顾老人，后又送老人至护理院。因此，可以得出被上诉人汪某4未实际照顾被继承人生活。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子女间达成的协议是无效的，该协议中已提到照顾被继承人生活附条件，实际本质上为赡养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须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赡养履行、赡养义务来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意愿。从协议上来看，几名子女达成上述协议并未经被继承人同意。对赡养老人有赡养义务，不能通过协议免除自己的法定义务。同时该协议也处分他人的财产，子女之间无权处分。上诉人认为子女之间达成的协议是无效的。即便该协议有效，上诉人认为是一审法院简单地理解为打电话或者隔三差五探望送衣、送饭，或找个保姆帮忙即视为照顾生活，各子女均可以做到。尤其是汪红卫、汪某2、他们就居住在被继承人楼上，汪某2居住在北城小区，具备了上述的便利性，且子女的赡养义务行为，任何一个子女均能轻易实现。结合被继承人的年龄及身体状况，尤其是已老年痴呆，生活无法自理等特殊情况。因此,子女之间达成由其中一名子女照顾生活，且在被继承人去世后财产归其所有的约定，照顾被继承人生活应当为全方位的照顾，而不是简单的打个电话隔三差五地探望。应该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义务。然而被上诉人每天上下班，照顾小孩上学，住处也离被继承人处较远。因此，协议达成后，被上诉人根本未履行协议。汪红卫不得不照顾被继承人的生活起居承担六年多之久。汪红卫生病后，被上诉人找了个保姆，保姆辞职以后，又不得不送到护理院。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未履行照顾老人生活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履行照顾生活义务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汪某4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查明清楚，同意原审判决。汪某4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判决被继承人祝登兰的遗产即上海市宝山区菊泉街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中属于祝登兰的50%的份额由汪某4继承。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汪朝厚(1982年11月5日报死亡)与祝登兰(2017年10月14日死亡)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四人，即汪某4、汪某1、汪某2及汪红卫四人，汪红卫于2018年11月8日因病死亡，汪3系汪红卫之子。祝登兰的父母亲早已去世。祝登兰生前并未立遗嘱。二、系争房屋登记在汪某4及祝登兰名下，登记为共同共有。2008年4月7日，汪某4、汪某1、汪某2及汪红卫签订《协议书》，约定祝登兰的生活由汪某4负责，祝登兰百年以后，系争房屋中祝登兰的份额就给汪某4。三、协议签订后，汪某4承担了照顾祝登兰的义务，祝登兰死亡后，汪某4办理了丧葬事宜并将父母合葬。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汪某4提交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养老机构老人入住协议、护理院发票、医疗费发票、祝登兰的养老金银行流水、丧葬费发票、安葬证、公墓安葬照片证明祝登兰生前，汪某4对其履行了照顾义务，并承担了相关费用，祝登兰死亡后，汪某4为祝登兰办理了丧葬事宜，将父亲的坟墓从安徽老家迁出与母亲同葬，并承担相关费用。汪某1、汪某2、汪3提交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反映祝登兰生前主要由汪红卫照顾，汪某4未尽到照顾义务，另认为汪某4虽已将祝登兰安葬，但并未将父亲的坟墓从安徽老家迁出与母亲同葬。根据双方提交的四份由菊泉新城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居委会工作人员知晓祝登兰生前一人居住在菊泉新城小区内、未与子女同住，因患有老年痴呆症，平时有保姆照料起居，汪某4夫妻及汪红卫都曾至祝登兰处照料其日常生活，结合双方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汪某4夫妻及汪红卫都对祝登兰尽到了照料义务；根据养老机构老人入住协议、护理院发票、医疗费发票、祝登兰的养老金银行流水，可以认定祝登兰有一定的养老金收入，汪某4称养老金不足以支出其全部日常开销，剩余部分由汪某4承担，汪某1、汪某2、汪3对此不予认可，反驳称自己虽没有支付过，但是认为费用也不是汪某4支出的，坚持认为应该是由祝登兰自己养老金支付的，然证据显示祝登兰养老金明显不足以支付其日常开销，汪某1、汪某2、汪3提出的反驳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法院对汪某4关于祝登兰生前日常开销由其养老金支付、不足部分由汪某4承担的陈述予以采信；根据丧葬费发票、安葬证、公墓安葬照片、丧葬费发票，可以认定祝登兰死亡后，汪某4为其办理了丧葬事宜，并在安徽利辛县德惠陵园购置了双墓将父母同葬，汪某4称从社保领取的丧葬费不足以支付全部丧葬费用，剩余部分由汪某4承担，汪某1、汪某2、汪3对此不予认可，反驳称自己虽没支付过，但是认为费用也不是汪某4支出的，坚持认为应该是由祝登兰自己的钱支付的，然证据显示祝登兰存款明显不足以支付丧葬费用，汪某1、汪某2、汪3提出的反驳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法院对汪某4关于丧葬费用由从社保领取的丧葬费支付、不足部分由汪某4承担的陈述予以采信。汪某1、汪某2、汪3提交安徽省利辛县程家集镇孔郢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认为汪某4关于已让父母同葬的陈述是虚假的，汪某1、汪某2、汪3认为父母合葬并非是汪某4一人义务，而是作为全部子女的义务。根据汪某4与汪某1、汪某2、汪红卫四人于2008年4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载明汪某4的义务包括负责祝登兰身后丧葬事宜、也不包括将父母同葬。后汪某4承诺负责办理祝登兰的丧葬事宜并承诺将父母同葬，且汪某4现已履行上述承诺，并向法院提交安葬证及照片为证。法院认为，汪某4已就将父母同葬的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且客观上汪某4无法就此项事实再行举证。至于汪某1、汪某2、汪3提交的村委会证明，法院认为，村委会并非殡葬管理部门，根据我国现状，对农村零星墓地进行迁移亦无需经过村委会同意，故认为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汪某4未将父母同葬。既然汪某1、汪某2、汪3亦认为父母合葬并非是汪某4一人义务，而是作为全部子女义务，如汪某1、汪某2、汪3认为父亲的坟墓仍在安徽省利辛县程家集镇孔郢村处，汪某1、汪某2、汪3完全可自行迁坟至汪某4购置的利辛县德惠陵园汪朝厚、祝登兰墓穴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汪某4、汪某1、汪某2及汪红卫系祝登兰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祝登兰遗产是四人预期可得利益，四人均有权对预期可得财产进行处分。2008年4月7日，四人签订《协议书》，约定祝登兰的生活由汪某4负责，祝登兰百年以后，系争房屋中祝登兰的份额就归汪某4所有。本院认为该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系四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多名子女之间约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照料父母的日常生活，并不免除其他子女对父母的法定的赡养义务，也不排除其他子女探望和照顾父母的权利，同样的，其他子女对父母进行探望和照顾的行为并不能反证其中一名子女未对父母尽到照顾义务。照顾父母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共同居住照料起居、承担生活费、隔三差五探望、送饭送衣、甚至通过电话嘘寒问暖缓解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等都是照顾父母的形式。该案中，祝登兰患有老年痴呆症，而汪某4夫妻尚未退休，在客观上无法做到全天陪伴，为保障其人身安全，汪某4为其聘请保姆，后因其病情加重，送至老人院居住，都是合情合理的方式，祝登兰死亡后，汪某4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本院认为，在祝登兰生前，汪某4尽到了照顾义务，在其死亡后，汪某4尽到了办理后事的义务，汪某4尽到了作为儿女的责任，并将父母同葬，从我国传统道德、风俗习惯方面而言，也尽到了义务。综上，2008年4月7日的《协议书》的条件已成就，该协议书应当生效，系争房屋中属于祝登兰的份额应归汪某4所有，故对汪某4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上海市宝山区菊泉街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中属于祝登兰的份额归汪某4所有。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出原审判决，理由阐述充分，在此不再赘述。本案中，汪某4、汪某1、汪某2及汪红卫均系祝登兰的子女，2008年4月7日，上述四人签订《协议书》，约定祝登兰的生活由汪某4负责，祝登兰百年以后，系争房屋中祝登兰的份额就归汪某4所有，该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系四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3虽认为该协议无效，即使有效，汪某4也没有履行协议内容，故而要求驳回其原审诉请，但其在二审中并未提供新的事实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3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3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050元，由上诉人汪某1、汪某2、汪3各负担人民币5,3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沈 燕审判员 陆晓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唐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