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美娟，女，196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危斌，广东富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凯璇，广东富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兴龙，男，196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思扬，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朝阳路28号。 法定代表人：王宝金，主任。 上诉人朱美娟因与被上诉人祝兴龙、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南街道”）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5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美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朱美娟与祝兴龙不论是在向法院起诉前，还是在法院诉讼中，双方均未私下达成离婚协议。《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中规定的“离婚协议”是指婚姻双方私下达成的离婚协议，而非法院民事调解书。根据司法独立原则，盖有法院公章的生效《民事调解书》代表国家权力，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我国法律不准许双方当事人任意对《民事调解书》的内容进行背书和补充。一审法院将《民事调解书》等同于一般的原合同，将《协议书》视为《民事调解书》的补充协议，认为双方当事人可以任意对《民事调解书》进行背书和补充，于法无据。虽然朱美娟与祝兴龙是在离婚后的第二天重新签订新的《协议书》，但是该时间，不能作为判断该协议是否属于离婚民事调解书中房产分割的补充与明确的依据。在朱美娟与祝兴龙离婚事实确定后，对于已经分割好、没有产权争议的财产，不论双方在何时签订其他协议，只要不涉及离婚的身份问题，就是与婚姻没有关系的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约定。否则，离婚与否在财产分割的问题上就没有任何区别的意义了。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后双方对已经分割好了的财产权益进行再次分割，是离婚的延续，将离不离婚混为一谈。本案《协议书》约定的是已经分割好了的、没有产权归属争议的财产，并不是未分割的财产，或是有争议的财产。《协议书》是朱美娟对自己享有的财产权益作出的处分，不是对已经分割好了的财产作出的补充。根据(2003)越民一初字第817号案件庭审笔录显示，涉案房屋各楼层的归属是经过竞价之后再由法院促成调解的。因此，不存在涉案房产1、2楼物权的归属和3、4楼物权的归属还需要明确的前提。1、2楼和3、4楼是已经分割好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是对《民事调解书》已经分割好了的财产进行“明确”，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朱美娟写给祝兴龙的是《协议书》，不是补充协议。双方没有对《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物权归属进行重新调整，因此，《协议书》不是《民事调解书》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是对《民事调解书》内容的“补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1、2楼的拆迁补偿权益归朱美娟，3、4楼的拆迁补偿权益归祝兴龙，这是双方都认可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朱美娟所得的拆迁补偿权益一定多于祝兴龙，这也是双方都预见到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不存在祝兴龙的拆迁补偿权益多过朱美娟的情形。否则，就不应是朱美娟写字条给祝兴龙保留。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明确这一情况，导致查明事实不清。一方处分自己的财产权益，对方是否支付对价，是认定本案性质的关键。《协议书》约定的是“房屋拆迁后”，而不是“拆迁前”，故协议书约定的是拆迁后的权益，而不是拆迁前的权益。本案《协议书》约定1、2、3、4楼的拆迁权益一人一半，实质是朱美娟将自己的拆迁权益中多出祝兴龙的部分给一半给祝兴龙，而无需祝兴龙支付对价。因此，该《协议书》的性质是赠与合同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不是赠与合同，却也未释明是何性质的合同，明显偏向祝兴龙。本案所涉房屋拆迁，朱美娟、祝兴龙都选择的是一次性的货币补偿，不存在回迁。因此，朱美娟、祝兴龙均不存在补偿面积的权益。因此，只存在“补得的差价钱一人一半”的情形，该情形明显是赠与的性质。对比鹿湖庄村(地号276)房子的拆迁补偿问题，可以推断出本案是赠与的性质，而不是离婚后对已分割好的财产的补充。保障合同项下履约的安全与效率，前提是尊重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处分权，朱美娟在协议中约定“补得的差价钱也一人一半”，将拆迁安置款的一部分赠与祝兴龙，其本质是赠与标的的交付，该种赠与方式，符合《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亦不违反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涉案《协议书》不是在朱美娟与祝兴龙离婚案【(2003)越民一初字第817号案件】的一审法官的主持下达成的，一审法院在调解离婚后，仍单方面接受祝兴龙一个人提交的《协议书》，显属不当。该《协议书》不是经过司法程序确认的《协议书》，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即使该《协议书》归档于离婚案件的一审案卷中，也不能以此认定为《民事调解书》的补充与明确。 被上诉人祝兴龙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双方当事人于2003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对2003年4月7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处理的补充及明确。 原审第三人城南街道未陈述意见。 朱美娟一审起诉请求：撤销2003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撤销朱美娟对祝兴龙关于绍兴市外山新村11-5房屋拆迁补偿款（朱美娟多出祝兴龙获得的拆迁补偿款部分的一半）的赠与。 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曾系夫妻关系。2003年4月7日，经该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自愿离婚，协议第三条对案涉房屋分割作如下约定：原、被告向绍兴县报社购买的座落绍兴市区（未领取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其中1楼、2楼房屋的权利归原告享有；3楼、4楼房屋及车库一间的权利归被告享有。2003年4月8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座落在住宅，因一楼二楼归我居住，三楼四楼归祝兴龙居住，故等今后房屋拆迁后，分割为平方一人一半，补得的差价钱也一人一半，以此为据。上述协议书于离婚案件卷宗内附卷。因案涉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原告于2019年4月20日与越城区城南街道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签订了《城南街道外山村（二期）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协议》。后原告认为2003年4月8日签订《协议书》系赠与合同，其可行使法定权利撤销赠与，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协议书》是否系赠与合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一方表示赠与，另一方表示接受，双方达成合意，则赠与合同成立。赠与合同在性质上具有单务、无偿的特征。本案中，《协议书》的当事人不存在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反映的内容是双方均享有相应的权利，原告并非仅承担义务的赠与人。从《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对之前离婚民事调解书中房产分割的补充与明确，若按原告所称新的约定与旧的约定间差额应为赠与，那么合同项下履约的安全与效率将无法得到保障。综上，原告认为《协议书》系赠与合同，其行使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要求撤销《协议书》，理由不成立，该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美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及财保费377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朱美娟诉浙江和畅律师事务所关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该院受理，该案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一份，请求中止审理本案。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案件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与本案的审理无关联性，本案不存在需要中止审理的情形。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供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案与本案涉案协议是否为赠与合同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是否系赠与合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一方表示赠与，另一方表示接受，双方达成合意，则赠与合同成立。赠与合同在性质上具有单务、无偿的特征。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书》约定：“座落在住宅，因一楼二楼归我居住，三楼四楼归祝兴龙居住，故等今后房屋拆迁后，分割为平方一人一半，补得的差价钱也一人一半，以此为据。”该协议内容不存在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双方均享有相应的权利，上诉人主张该协议书为赠与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从《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和内容看，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是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离婚民事调解书中房产分割的补充与明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涉案《协议书》系赠与合同，其可以行使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要求撤销《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未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美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美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玮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王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陈国表 书记员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