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64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传生，男，196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旭，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学兰，女，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旭，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群霞，女，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官利，安徽程家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远，安徽程家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海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瓦埠湖路16号。 法定代表人：秦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红，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骏，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广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130号万达广场C区7幢3303室。 法定代表人：包增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红，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骏，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浩翔，男，199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庆峰，安徽宏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圆圆，安徽宏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合肥天行健信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仙龙湖路书香苑11幢802。 法定代表人：侯进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庆峰，安徽宏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圆圆，安徽宏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传生、徐学兰、吴群霞与被申请人安徽海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公司）、安徽广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浩翔、合肥天行健信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终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传生、徐学兰申请再审称，（一）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实际控制了合肥墨荷园园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墨荷园公司、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经济技术学院）、安徽中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长期怠于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偿还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负债的义务，亦没有及时足额支付现金收购款项，构成严重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刘传生、徐学兰自2013年签署合同至今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长期被列为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给刘传生、徐学兰的正常生活和经营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一二审法院却认定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不构成根本违约，刘传生、徐学兰无权行使抗辩权，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了未经刘传生、徐学兰质证的关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代为清偿债务的证据，二审中，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再次将前述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在庭后核对证据原件时，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未出示以房抵债《和解协议》的原件，刘传生、徐学兰亦在质证意见中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不予认可，但二审法院对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提交的全部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协议书》项下的偿债义务。海创公司、广源公司部分还款与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遗留的债务无关，部分债务不在《财务移交清单》之内。部分债务由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偿还，但根据《协议书》的约定，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还款不能当然视为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承担的债务。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的还款行为，不能消除其在诉讼前已构成违约的事实。以房抵债《和解协议》中涉及的近4亿元的债务，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未出示原件，也未证明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前述协议实质是以房收购债权，并未消灭债务，即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成为刘传生、徐学兰、墨荷园公司新的债权人。而且，还存在个别转让凭证金额与统计还款金额不符，转让凭证收款人与债权人不符，缺页等问题。综上，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的债务为261333312.21元，其中在案涉《协议书》签署之前偿还了217105744.55元，在代管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期间，签署《协议书》之后偿还的债务仅为44227567.66元，仅占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统计的11.66亿元还款总额中的3.79%。而且，即便如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所称其已偿还了11.66亿元债务，14亿元仅是2012年时的债务本金，如果计算利息，从2012年至今利息至少还有4至5亿元。换言之，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尚有近10亿元的债务未清偿。3.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怠于偿还债务具有主观恶意。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在取得经济技术学院的办学收入后，未将该收入用于履行其应尽的还款义务，而是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转移收入。据悉，海创公司、广源公司通过案号（2013）淮民一初字第00079号、（2013）淮民一初字第00080号的两起虚假诉讼案件，从经济技术学院获得9000余万元高息借款债权，至今本息已累计近2亿元。另，安徽建英房地产土地评估经纪有限公司受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5年11月11日分别出具皖建英房评字[2015]728号、[2015]729号、[2015]766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认定中策公司名下房产总价值高达21.6亿元。而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直到本案诉讼才开始以中策公司房产进行以房抵债、收购债权。可见，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一直怠于偿还债务，致使刘传生、徐学兰持有的49%墨荷园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从而使得刘传生、徐学兰常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欠付的利息、迟延履行判决的债务利息不断增长。4.海创公司、广源公司迟延履行偿债义务已经超过其应当履行的期限，刘传生、徐学兰有权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股权过户义务。刘传生、徐学兰曾拟以3亿元对价向海创公司转让经济技术学院举办人资格，也曾拟以2131.5万元对价向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实际控制人秦海转让墨荷园公司49%的股权。最终，刘传生、徐学兰为了解除其承担的债务责任及担保责任、履行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以2500万元的低价对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进行重组。但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仅支付了18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至今尚欠700万元未支付。此外，虽然《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没有规定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偿付债务的具体期限，但不意味着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可以无限期拖延，自2013年《协议书》签署后至今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始终怠于履行《协议书》项下的偿债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期限在签署《协议书》时就已经到期，刘传生、徐学兰有权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股权过户义务。（二）因刘传生未能偿还吴群霞借款，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吴群霞实际取得墨荷园公司51%的股权。根据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应当由刘传生通过合法方式收回墨荷园公司51%股权后，再转让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无权直接主张。一二审法院认定吴群霞无权取得墨荷园公司51%的股权，适用法律错误，更剥夺了刘传生、徐学兰的处分权，一二审法院支持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直接向吴群霞主张权利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因刘传生承担违约责任，吴群霞实际取得墨荷园公司51%股权，刘传生在案涉《协议书》签署前处分自身财产合法有效。2.根据案涉《协议书》约定应当是刘传生通过合法方式收回墨荷园公司51%股权后，再转让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了关于代位权的规定，认为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有权直接要求吴群霞将相应股权变更至其名下，对此二审法院虽予以纠正，但仍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照搬一审法院的错误结论。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吴群霞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吴群霞取得股权虽基于让与担保协议，但后经相关协议确认，吴群霞已经合法取得了墨荷园公司51%的股份，具有墨荷园公司实质股东身份。2.2011年6月10日，陈先霞、墨荷园公司、刘传生、徐学兰、吴群霞、安徽省鑫融房地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刘传生等人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偿付债务，吴群霞所持有的墨荷园公司51%的股权由让与担保的标的转为实际享有的股权，系完整的权利。3.吴群霞区别于其他案件中“只持有不管理”的担保权人，其与陶圣全、谢长东等人在取得墨荷园公司51%股权后已经参与了墨荷园公司的实际管理，虽然墨荷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传生，但吴群霞等人已经以墨荷园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了项目合作，当地政府也认可了吴群霞的控股股东的身份。因此，本案中吴群霞的身份不能仅仅依据法律规定确认其对股权享有财产性利益，一二审判决忽视墨荷园公司的经营事实进行裁判显然不合理。4.刘传生与吴群霞、陈先霞等人签订的协议早于刘传生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签订协议。而且，2010年9月30日，陶圣全与刘传生、徐学兰、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因9800万元借款没有归还，刘传生等债务人自愿将墨荷园公司土地上的所有商业、住宅等一切建筑物交付给陶圣全，全权委托陶圣全负责开发管理、装饰、策划、销售、收款等事宜。该协议表明刘传生已明确表示将墨荷园公司的管理权交予陶圣全。后刘传生再次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约定将公司控制权转让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二)吴群霞作为墨荷园公司股权的持有人，未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应当承担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只能依据其与刘传生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向刘传生主张债权。吴群霞、王浩翔、天行健公司并非《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相对方，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无权向其主张转让股权的权利。即使中策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还款义务，因股权具有物权性质，必须经过法定的股权变动方式才能转让，并不当然由刘传生受让该股权。因此，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无权向吴群霞直接主张转让股权。一二审法院违反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将刘传生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强加于吴群霞、王浩翔，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合法权利。（三）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债权人代位权规则，二审判决虽在法律适用层面对此予以否定，但依然维持一审判决显然不当。二审认定当事人没有向非合同相对人主张履行合同义务的法律依据，却又在实体上认定该项主张合理。二审判决的实质仍是海创公司可以基于《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债权人身份向次债务人主张债务，即判决依据的还是债权人代位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只能通过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且主债务与次债务都必须真实有效。本案中，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并未向吴群霞提起代位权之诉，且吴群霞已经基于与刘传生等人签订的协议取得了墨荷园公司51%的完整股权，吴群霞与刘传生之间不存在股权上的债务纠纷。而且给付股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之债，因此，海创公司、广源公司行使代位权，既不符合实质要件，又不符合程序要件。（四）吴群霞作为次债务人，依法享有主债务人刘传生对债权人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的抗辩权。1.案涉《协议书》的签订，系刘传生、徐学兰为了解除其承担的债务问题，属于将特定主观目的作为合同条件或者成交基础，该特定主观目的的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制范围。刘传生、徐学兰以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2.原判决已认定“转让之前三法人的全部债务约14亿元均由两原告承担”。这句话虽存在歧义，但均可得出刘传生、徐学兰享有合法的抗辩权。即如果理解成股权转让之前的14个亿债务由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承担，则刘传生、徐学兰享有顺序履行抗辩权；如果理解成股权转让前形成的14个亿债务由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承担，则刘传生、徐学兰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因此，不论是从合同目的，还是从履行抗辩权的角度看，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的诉请均不能成立。3.吴群霞对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该抗辩权基于刘传生转让的系债权整体，即并非海创公司清偿了吴群霞享有的债权即可取得吴群霞所持有的墨荷园公司股权，否则会致使《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平衡。（五）原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款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对此，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负有举证义务。而本案一二审中，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就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更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证明标准。吴群霞在受让案涉股权时，并不知晓《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存在。（六）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诉争的墨荷园公司的股权，中策公司应为案外人，其股权变更不是基于股权转让，而是“明股实债”的债权性投资。当事人约定享有资产的经营和收益权，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股权交易可以取得的效果。2.本案讼争的是墨荷园公司的股权，但《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标的物并非只有墨荷园公司的资产和股权，以股权转让方和股权受让方均已签字为由认定案涉《协议书》生效是错误的。3.案涉让与担保所担保的债权并未完全实现，但原审判决却认定所担保的债权已经实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经济技术学院的实际管理人为海创公司，缺乏证据证明。4.原审判决将案涉合同权利义务直接归于海创公司，将广源公司剥离在权利义务之外，认定不当。5.案涉墨荷园公司股权转让的对价尚未明确，但原审判决却直接将墨荷园公司51%的股权判决给海创公司。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上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公章系后期补盖，但对补盖的时间未予认定。6.原审判决认定海创公司已按案涉《协议书》的约定代为清偿了部分债务，但广源公司未履行任何债务，海创公司也未履行主要义务，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只能证明其用自有资产承担了约3亿元的债务，且其中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其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从经济技术学院获取的学费。所以，本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已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同时，本案争议的是墨荷园公司股权，原审判决在股权交易条款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大量的案外待证事实作为确定事实来论证协议的履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对墨荷园公司并无经营和管理行为，原审判决将墨荷园公司的股权交易行为和经济技术学院及中策公司的股权交易行为一并进行认定，没有法律依据。（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系伪造，吴群霞在原审中对两份协议书上印章的加盖时间提出异议，并要求提供协议书的原件核对，但原审法院却未支持吴群霞的该项合理请求。（八）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2013年7月30日，刘传生、徐学兰与秦海就墨荷园公司49%的股权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案外人秦海出具了一份“说明”将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了海创公司和广源公司。但该份“说明”在庭审中从未出示，也未经质证。（九）原审审判人员存在枉法裁判行为。原审法官当庭作出的总结，与最终判决结论不一致，有违司法公正。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1.案涉两份协议不仅由墨荷园公司的股东签字认可,而且加盖了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公章,皆由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作出公证,案涉两份协议签订主体合法,协议有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案涉两份协议应自股权转让方和股权受让方签字时即成立,墨荷园公司等单位是否加盖公章及公章是否系后期补盖,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3.在案涉两份协议签订之前,刘传生、徐学兰已经将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资产和公章移交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该行为视同刘传生、徐学兰认可并赋予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具有完全支配和使用公章的权利,即使是事后补盖公章,也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刘传生、徐学兰、吴群霞在其他诉讼案件中均未对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使用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公章处置债务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二）刘传生、徐学兰无权解除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更无权以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1.刘传生、徐学兰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两份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2.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刘传生、徐学兰个人债务不在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偿债范围内,刘传生、徐学兰因个人债务纠纷被列入失信名单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无关。亦不能以此主张解除合同。3.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已为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清偿了大量债务，至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采取何种偿债方式并不影响刘传生、徐学兰的权益。且案涉协议并未约定债务清偿完毕的时间。4.关于剩余的700万元对价未支付的问题。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已经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前述700万元未支付，系刘传生、徐学兰恶意阻却协议的履行,人为设定借口而拒绝受领该款项。（三）吴群霞持有墨荷园公司51%股权不具备合法的基础,刘传生、徐学兰认可吴群霞是合法的股权持有人，违反禁反言规则,缺乏诚信。1.刘传生、徐学兰因欠吴群霞借款，以墨荷园公司51%股权作为借款的担保，并将该股权登记至吴群霞名下。但吴群霞不能基于该工商登记而获得实质的股东身份。即吴群霞并非墨荷园公司的股东,其无权就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行使股东权利。2.吴群霞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甚至股权让与担保所担保的6000万借款也未实际支付。吴群霞既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亦未参与公司治理、公司重大决策,不具有股东的实体权利。3.吴群霞已经向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通过诉讼主张6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墨荷园公司所欠吴群霞所有借款本息,已由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偿还,吴群霞的债权已清偿完毕,其不再符合墨荷园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并不具有墨荷园公司的股东资格。（四）原审判决关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有权要求将登记在吴群霞、天行健公司及王浩翔名下的股权变更至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名下的认定,适用法律正确。吴群霞在其债权获得清偿后,应当返还其持有的股权。天行健公司、王浩翔并非善意第三人,也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其继受的股权不具有合法的基础。2016年8月21日，刘传生、徐学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律师出具《返还请求权让与指示(通知)》,将其享有的股权交付请求权让渡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并要求股权持有人吴群霞及未来不特定持有人直接将股权交付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据此,吴群霞等人应将其持有股权直接交还给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原审判决适用代位权的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立法精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徐学兰、刘传生、吴群霞的再审申请均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王浩翔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传生个人委托海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海代为管理经济技术学院的行为，不能直接认定为经济技术学院已交由海创公司管理。原审判决对案涉协议上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公章由谁加盖，认定不清。海创公司作为交易当事人,在未得到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情形下,不可以代理他人与自己进行交易,海创公司加盖墨荷园公司等公司印章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未履行案涉协议的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原审判决对此项事实认定错误。（二）王浩翔受让吴群霞11%的墨荷园公司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吴群霞于2010年取得墨荷园公司51%的股权,后经过清算从名义股东转变成实际股东,且受让股权时并不知晓案涉协议的存在,并不具有主观上的恶意。本案中,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实质上已对吴群霞的权利以及墨荷园公司的资产处置、股权权益造成侵害,在没有得到吴群霞追认的情况下,案涉《补充协议书》系效力待定合同。 天行健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依据《返还请求权让与指示(通知)》向天行健公司主张权利,但原审庭审中已经查明该指示系朱亚律师冒用刘传生、徐学兰的授权而制作的非法文件。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依据一份无效的文件主张权利，显然不应得到支持。2.中策公司应为案外人，其股权变更不是基于股权转让，而是“明股实债”的债权性投资。享有资产的经营和收益权，在法律上不是仅有股权转让交易这一种模式，当事人可以通过设定投资性权益、“明股实债”、承包经营等等方式实现此交易目的。而且，墨荷园公司股权转让对价尚未确定。3.原审法院对《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公章及加盖行为的事实及效力的认定错误。无论是从海创公司加盖公章的方式,还是变造证据的方式看,上述公章均不具有代表相应法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的效力。4.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并未承接墨荷园公司的债务,对墨荷园公司进行控制与管理,原审法院认定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履行义务、代为清偿债务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天行健公司受让股权完全合法合规,权利被剥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天行健公司不是墨荷园公司合法股东系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符合“合同解除权”和“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法定情形，原审法院直接判处股权转让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中,一审法院为寻求裁判的法律依据,适用代位权规则突破合同相对性。二审法院虽纠正此项错误,但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形下,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传生、徐学兰、吴群霞的再审申请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关于刘传生、徐学兰是否应当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问题 2013年7月11日，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甲方）与刘传生、徐学兰、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乙方）就乙方整体资产转让重组事宜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转让资产包括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全部资产，乙方所有的债务(刘传生、徐学兰个人债务不包括在内)包括乙方因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均由甲方负责承担并处理（约14亿元），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此后的建设与经营均由甲方负责，与刘传生、徐学兰无关。双方确定甲方给付乙方资产重组对价为5000万元。2015年5月，海创公司、广源公司（甲方）与刘传生、徐学兰、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确认资产重组的最终对价为2500万元。甲方于2013年已经支付了1200万元，双方确定剩余的1300万元按如下方式支付：1.2015年11月10日之前，甲方向刘传生、徐学兰付款600万元；2.剩余的700万元甲方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刘传生、徐学兰支付完毕；3.本条2500万元对价款为刘传生、徐学兰的净得款项，除非刘传生、徐学兰指定，甲方不得自行将款项支付给刘传生、徐学兰的债权人。双方确定刘传生、徐学兰委托朱亚律师负责办理墨荷园公司49%股权转让给秦海的所有法律手续。吴群霞持有的墨荷园公司51%股权若收回，则由刘传生、徐学兰委托朱亚律师负责将收回的股权转让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员名下。在刘传生、徐学兰所持有的墨荷园公司没有变更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员名下之前，刘传生、徐学兰委托朱亚律师行使股东的所有权利。该协议上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的公章均系后来补盖。2015年10月10日，刘传生、徐学兰出具了委托朱亚律师代办将墨荷园公司49%股权转让给秦海的不可撤销授权委托书，以及若吴群霞对外转让墨荷园公司51%股权时委托朱亚律师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授权委托书。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刘传生、徐学兰应当向海创公司、广源公司转让墨荷园公司全部股权，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应当支付的对价是支付2500万元，并承担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债务约14亿元。目前，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已经支付刘传生、徐学兰转让款1800万元。本案再审审查期间，本院询问各方当事人时，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明确表示愿意支付剩余700万元转让款，只是因为刘传生、徐学兰不在国内，催告其提供收款账户，但刘传生、徐学兰拒绝，并当庭表示愿意支付剩余700万元转让款。同时，本院当庭询问刘传生、徐学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是否愿意受领该款项，刘传生、徐学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不愿意接收。而且，《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未约定上述债务的清偿时限，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已履行部分代为偿债义务。从双方当事人的履约情况看，海创公司、广源公司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刘传生、徐学兰关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构成根本违约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刘传生、徐学兰应当依据案涉《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 （二）关于原审判决判令吴群霞、王浩翔、天行健公司将持有的墨荷园公司的股权变更至海创公司名下是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2010年10月31日，刘传生、吴群霞、陶圣全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刘传生欠陶圣全借款，刘传生同意向吴群霞借款6000万元；刘传生以其持有的墨荷园公司51%股权作为借款担保，在12月内，刘传生如将吴群霞的本、息、费用、违约金等全部还清，吴群霞应无条件、无偿将51%股权退还给刘传生；如刘传生连续两个月未能支付利息费用等的情况下，吴群霞可行使股东权。上述协议签订后，刘传生按约将其持有的墨荷园公司51%股权于2010年11月5日过户至吴群霞名下。吴群霞系基于其与刘传生之间的让与担保关系持有墨荷园公司51%股权。 2012年9月17日，吴群霞起诉刘传生、徐学兰、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中策公司要求偿还6000万元借款，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14号民事判决：刘传生、徐学兰、墨荷园公司、经济技术学院偿还吴群霞10627089.49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中策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各被告未履行该案判决，吴群霞于2016年1月4日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中策公司于2016年11月17日转账10627089.49元至法院账户，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从中策公司账户上扣划1240万元。在本院询问各方当事人时，吴群霞的诉讼代理人亦表示，已经收到了所判决的借款本金。而王浩翔、天行健公司就其购买的墨荷园公司的股权所提起的诉讼，已经由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综合上述事实和案涉《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一二审判决判令吴群霞、王浩翔、天行健公司将持有的墨荷园公司的股权变更至海创公司名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吴群霞申请再审称，案涉《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是伪造的，原审审判人员存在枉法裁判行为，但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吴群霞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案外人秦海出具的一份“说明”未经质证，但该证据涉及的是秦海与海创公司、广源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损害吴群霞的利益。故对吴群霞上述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传生、徐学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驳回其再审申请。吴群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驳回其再审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传生、徐学兰、吴群霞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谢 勇 审判员 万会峰 审判员 张淑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