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5行终316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蔡英，女，197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大勇，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毕节市宇通建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毕节宇通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双树路293号。法定代表人李朋著，系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马迁祝，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马丽娟，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毕节市人社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行政办公中心C栋西713室。法定代表人郑荣，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琦琦，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伍璞子，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蔡英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521行初1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7年12月20日，蔡英在毕节宇通公司承建的威宁县东风镇东风中学综合楼工地受伤。经医院诊断其伤情为：1、左桡神经损伤；2、左尺桡骨开放性双骨折；3、左前臂大面积皮肤软组织挫伤；4、右食指末节缺如。2018年7月6日，蔡英向毕节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年7月18日，毕节市人社局受理蔡英的认定工伤申请。经调查取证后，毕节市人社局于同年8月28日作出052620187504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蔡英所受之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蔡英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于2019年5月7日向大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毕节宇通公司与蔡英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用工关系；2、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即人民法院主要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出，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进行审查。本案中，毕节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实体上，毕节市人社局在作出认定工伤过程中，仅仅根据两份与蔡英有亲戚关系的证人的工伤调查笔录，而并未对当时在场的其他工人进行调查，也未向两位被调查人陈述的班组长邓玉华以及毕节宇通公司的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便据以认定毕节宇通公司与蔡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蔡英在毕节宇通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时受伤，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上，毕节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显示，毕节市人社局将工伤认定申请书、举证通知书以及之后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通过邮政快递（载明收件人为李健）的方式邮寄给李健，据此认定上述文书已经由毕节宇通公司签收。但李健是何人？是否是毕节宇通公司的职工？即便是毕节宇通公司职工，是否有权签收相关法律文书或接受该公司委托签收相关法律文书等事实，毕节市人社局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加之认定工伤决定显示的收件情况为“他人代收”而非李健本人签收。因此，毕节市人社局未依照法定程序向毕节宇通公司进行送达，其送达程序违法，应视为毕节宇通公司并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综上，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052620187504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二、由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蔡英受伤一事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蔡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对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未组织举证、辩论，剥夺当事人辩论权。一审法院经过双方诉辩意见，并经各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总结焦点为：毕节宇通公司与蔡英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及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毕节宇通公司与蔡英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并没有举证证明，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足，送达程序合法。毕节市人社局在作出认定工伤的过程中，根据两份证人的调查笔录佐证案件事实正确，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便是证人与当事人具有亲属关系，只要能够反应案件事实，也应当采信，一审法院就以此认定毕节市人社局认定工伤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实属错误。上诉人受伤后与被上诉人的法人李朋著取得联系，李朋著安排办公室人员发送李健的电话给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与李健联系工伤事宜，就此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将工伤事宜委托李健处理，李健处理的便不是个人行为，而履行的是公司事务，之后毕节市人社局向李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就算是邮政快递寄送，只要邮寄地址正确，联系方式准确，就算是“他人代收”也应当推定李建收到了该文书。并且，一审法官在本案开庭时，当庭电话与李健联系，李健在电话中认可其属于被上诉人职工，且认可毕节市人社局在送达时电话与其联系送达地址，其要求改变邮寄地址后收到《工伤认定书》。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市宇通建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毕节宇通公司在二审中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被告毕节市人社局述称，1.毕节宇通公司承建威宁县东凤镇东风中学教学楼工程及蔡英在该工地工作时受伤的事实清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伤害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3.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用人单位认为不认为是工伤的，其应当举证证明，本案中，毕节宇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毕节市人社局在送达文书时，虽然收件人为李健，但受送达人单位名称是毕节宇通公司，相关文书邮寄信息查询签收人为“李健和他人代收”，已证明工伤认定相关文书依法送达给毕节宇通公司。若毕节宇通公司未收到相关文书，也不可能提起本案之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现已随案移送至本院。二审中上诉人蔡英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三张。用以证明受害人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沈力与受害人家属和解，并证实工伤事实的存在。被上诉人质证：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证实该身份信息是公司员工。即使是公司员工，也不能证明其有权限代表公司处理本案相关事宜。一审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之规定，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形成于2018年5月13日至2019年4月10日即本案一审立案之前，故对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毕节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将相关文书邮寄送达给李健，且邮寄地址并非毕节宇通公司现住所地。李健虽是该公司工作人员，但毕节市人社局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公司已委托李健作为代理人负责接收相关文书，不能证明其已将相关文书依法送达给毕节宇通公司，故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程序违法。在此前提之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规定了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伤害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但该“职权”应当建立在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调查取证之前提下。本案中，《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并未依法有效送达毕节宇通公司，故毕节市人社局在未保障用人单位举证权利之情形下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综上，上诉人主张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毕节宇通公司对上诉人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这一事实认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之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作出撤销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蔡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 川审 判 员  赵 娟审 判 员  黄塑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洪运佳书 记 员  蒋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