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21民初4733号 原告：四川鑫奥迪鞋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镇（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岳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10898524876。 法定代表人：蒋全碧，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雨亮，四川国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代江明，男，汉族，1986年1月27日出生，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陈文德，男，汉族，1978年7月30日出生，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原告四川鑫奥迪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奥迪公司）与代江明、陈文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利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奥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全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雨亮、被告代江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陈文德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奥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53,39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53,399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对第二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制鞋原材料，被告按时向原告支付货款。2017年7月起，原告依照约定向被告供应所需货物共计253,399元，但被告一直拖欠货款，至今未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遂提起本次诉讼。 被告代江明答辩称，本人只是帮被告陈文德拉货的司机，由陈文德支付本人运费，实际用货人为陈文德，故应由陈文德承担付款责任。 被告陈文德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 原告鑫奥迪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鑫奥迪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原件78张，拟证明原告自2017年7月3日至2017年10月26日止向收货单位陈文德供应制鞋原材料共计253,399元；被告代江明经质证后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且被告代江明作为收货人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原告鑫奥迪公司提供的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原件1份、《对账单》原件1份、及《调解笔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就2017年6月30日以前送的货物已向法院起诉被告陈文德，并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代江明经质证后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客观、真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3．原告鑫奥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全碧与被告陈文德自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11月2日止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5张（蒋全碧当庭出示以手机为载体的原始记录），拟证明原告向被告陈文德供应制鞋原材料，经多次催促其一直不来进行对账，至今尚欠货款共计253,399元；被告代江明经质证后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客观、真实，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4．原告鑫奥迪公司提供的自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1月14日止的《送货单》原件29张，拟证明原告自于2017年7月1日以前也一直向被告陈文德供应制鞋原材料，《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一直都是被告代江明，且以上往来已由陈文德对账确认，故代江明确实只是帮陈文德拉货的司机，而不是实际使用人；被告代江明经质证后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且被告代江明作为收货人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5．被告代江明提供的自2017年11月14日至2019年1月3日止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5张及支付宝转账凭证截图打印件1张（代江明当庭出示以手机为载体的原始记录），拟证明被告代江明仅为被告陈文德拉货，被告陈文德支付其运费；原告鑫奥迪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客观、真实，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鑫奥迪公司系制造、销售制鞋材料等的企业，被告陈文德系中间商，通过赚差价获利。被告代江明则系专门帮人拉货的司机，自2014年至2018年期间一直帮被告陈文德拉货，但却不仅限于到原告处拉货，当然也不仅限于帮被告拉货；运货数量由代江明单方记录后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陈文德，再由陈文德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按每车60元-80元不等支付运费，支付时间一般在三四个月以内；双方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也无任何书面结算单证。 2014年左右开始，原告鑫奥迪公司与被告陈文德达成口头业务往来，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陈文德供应制鞋原材料，被告陈文德则按时支付原告货款。送货过程为：由被告陈文德与供应商通过微信或电话等联系好后，陈文德指示被告代江明根据需要的货物数量、品种等前往供应商处提货，由代江明在供应商提供的《送货单》“收货人”一栏签字予以确认；再由代江明将提取的货物送到被告陈文德指定的收货单位；收货单位员工在陈文德提供的送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其收货后，将送货清单交由代江明转交陈文德，最后由陈文德向收货单位负责收款。 2017年6月30日，被告陈文德与原告公司股东李文强进行对账后，由陈文德出具《对账单》，载明：今欠到李文强货款2017年6月30日止共计323,511元（备注：此对账单作为欠款证据，此据付款（含转账）后自动作废）。此后，原告继续向被告陈文德供应制鞋原材料，直至2017年10月26日止，期间产生未对账确认的《送货单》78张，货款共计253,399元；每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均填写为“陈文德”，其中77张《送货单》的“收货人”一栏由被告代江明签字确认收货，一张送货时间为2017年10月5日的《送货单》的“收货人”一栏则由被告陈文德本人签字确认收货。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陈文德对2017年7月1日以后的送货情况进行对账并支付全部未付货款，但陈文德虽陆续支付部分货款，却一直各种推脱，不就2017年7月1日以后的供货情况进行对账。 2017年11月1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蒋全碧再次催促其对账，并将《对账单》和原告单方制作的2017年7月1日后的供货数量、金额明细拍照后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陈文德，陈文德当日回复：“我叫小谢谢对了一下我们的，和你的不一致。”蒋全碧随即回复：“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对一下吧，错了可以在算，我们把账对一下错在哪里。”但被告陈文德仍未前去对账，后蒋全碧又多次催促，其一直未前去对账。 2019年7月16日，原告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陈文德支付其货款323,511元（按《对账单》确认金额提起的诉讼）及逾期付款利息等。经法官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扣除被告陈文德已经支付的货款250,000元后，确认被告陈文德最终仅需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原告剩余货款73,000元即可，否则将承担违约金和利息等。为此，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川0191民初9379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2019年11月4日，原告就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的送货货款向我院提起对二被告的诉讼。 另查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全碧当庭表示：1．一直以来，都是被告陈文德直接打电话给她本人，告知其需提货的数量和品种等，再由被告代江明来帮其将货拉走，2017年7月1日以后的供货也是被告陈文德直接打电话后，原告才提供的；微信联系送货的时候很少，大多数都是打电话，有时候则是被告陈文德直接喊代江明来拉货，基于对代江明的熟悉和信赖，原告也会同意代江明将货拉走；2．因被告陈文德仅就2017年6月30日前的送货情况进行对账确认，且对之后的供货不予认可，并要求原告就2017年7月1日以后的送货货款去找他的合伙人或拉货人给付，原告遂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仅就《对账单》确认的金额进行主张，之后没有进行对账的只能另行起诉；3.2017年10月26日供货完成以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陈文德前来对账，但对方一直推脱；被告代江明确实只是负责代为拉货的司机，实际用货人则是被告陈文德，原告起诉代江明更多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 再查明，庭审过程中，本院当庭与被告陈文德电话联系，其在电话中表示：1．被告代江明确实自2014年至2018年都在帮其送货，运费一般最迟在三四个月左右就会通过微信或现金等方式支付；2．一般由其本人与供货商通过电话或微信方式联系后，再由代江明到指定地点去拉；3.2017年7月1日后，本人确实到原告处去拿过货，大概有两三张票（送货单），由本人签字收货的，原告也确实曾催促前去对账；4．本人签字确认拿货的送货单认可，其余的送货单并不是本人让代江明去拿的，与其无关，不应由其支付原告货款。 本院认为，被告代江明确实从原告处收到制鞋材料货物价值共计253,399元，原告与被告代江明对以上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焦点：被告陈文德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本案诉争的制鞋原材料的买卖业务，原告提供的仅有拉货司机代江明签字确认的《送货单》能否作为双方之间的债权结算凭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某一交易行为是否构成交易习惯的要件主要有以下：1．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具有长期性、行为内容具有惯常性和适法性；2．当事人之间在惯常的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双方均认可的方式；3．交易习惯的确定，应由主张交易习惯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对账单》、2017年6月30日以前的《送货单》以及《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和被告陈文德的当庭电话自认可知：原告与被告陈文德之间自2014年以来一直存在制鞋原材料买卖业务，双方于2017年6月30日就对账之前的供货情况进行了对账确认；期间由被告陈文德与原告电话或微信联系等确认供货数量、品种等后，再由被告代江明听从被告陈文德指示到原告处拉货，或者被告陈文德等直接微信或电话联系被告代江明，让其按要求的数量、品种到原告处拉货，最终由被告代江明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收货人”一栏签字予以确认被告陈文德收货。在没有进行对账确认前，该《送货单》即为原告向被告陈文德供应制鞋材料的送货债权凭证，而被告代江明仅为拉货司机。虽然原告与被告陈文德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上述交易方式能够认作为双方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彼此知悉信赖的“交易习惯”。故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原告再次通过上述交易习惯向被告陈文德供货而产生的《送货单》78张（包括被告陈文德签字确认收货的《送货单》1张）能够作为双方之间的债权结算凭证。且原告提供的与被告陈文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被告代江明提供的其与被告陈文德之间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亦能从侧面佐证被告代江明仅为拉货司机、被告陈文德才是实际用货人的事实。综上，本院认定被告陈文德与原告之间存在本案诉争的制鞋原材料买卖业务，而原告与被告代江明之间则不存在本案诉争的制鞋原材料买卖业务，故被告陈文德应当支付原告自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的制鞋原材料货款共计253,399元。至于，被告陈文德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答辩和举证权利，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原告主张自最后一次送货之次日，即2017年10月27日起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请求，因事实和理由充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而原告主张的计息期间前后跨越2019年8月20日，故2017年10月27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以253,39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息；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则以253,39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文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四川鑫奥迪鞋材有限公司支付尚欠制鞋原材料货款253,39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253,39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2017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四川鑫奥迪鞋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88元，由被告陈文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利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