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1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开盛，男，196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11号。法定代表人马柏伟，厅长。委托代理人陈书宏，浙江省司法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6号。法定代表人傅政华，部长。张开盛不服浙江省司法厅其他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下称“司法部”）行政复议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2019）浙01行初168号行政裁定。张开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同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听取张开盛、浙江省司法厅委托代理人陈书宏、陈洵熙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11月27日，被告浙江省司法厅向原告张开盛作出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内容为“你反映余杭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该所执业人员张科慧有关情况的材料已由司法部转寄我厅。2018年8月，本机关曾收到司法部转办的你反映同一事项的投诉材料，并依法依规转余姚市司法局调查处理。据了解，余姚市司法局已于2018年9月21日出具了书面答复意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如你对该答复意见有异议，可以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予以解决。”2019年3月8日，被告司法部作出（2018）司复决28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浙江省司法厅作出的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原告张开盛起诉称：一、原告第二次投诉的，是被生效判决否定的超过诉讼时效的乱代理，和已被仲裁委确认的被在家长休合同是人事合同，仍被以被上班劳务合同替代等的乱代理。《来信告知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依据错误，办理告知的程序违法，是滥用、超越职权违法。二、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来信告知单》，认定事实有错，适用依据有错，办理程序也违法。三、从复议期间，原告从司法部取来的浙江省司法厅的《证据目录》等看，1、是2018年8月。司法部第一次的转办单，2、前项转办材料。(31)、是对4804号案件，和当前第九案在仲裁开庭乱代理的控告的。即是对张科慧代理诉讼、仲裁二案的控告。1317、2020二案的控告，这是对张科慧乱代理2016年案件的控告。又暴力经营，只证明与张科慧一样，均是为包庇杀人加害原告的。3、第一次的投诉事项告知单，与本案被转办的投诉事项无关，与被诉行为混淆的乱替代内容。4、余姚局的处理情况。浙江省司法厅把余姚局乱处理第一次被转办的情况，混淆本案中第二次的投诉的内容，是错误的。5、第二次司法部转办单，及投诉内容：2018年10月5日，《请查处余姚市司法局充当黑保护伞，落实制裁张科慧及姚北法律服务所》和所附的余姚市司法局的乱作为。显然是不同于上述(31)中对4804和对第九件的投诉，及对1317、2020号案中的投诉。请求：一、撤销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二、撤销司法部(2018)司复决2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判决浙江省司法厅落实查处张科慧涉嫌侵权犯罪代理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浙江省司法厅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系向张开盛告知不服余姚市司法局作出的投诉事项调查处理意见的救济途径，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浙江省司法厅作出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张开盛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开盛的起诉。张开盛上诉提出：上诉人并未向浙江省司法厅写信，故被诉214号《来信告知单》中的“来信”是错误的。有关内容也不当、不合法，被张科慧、现又改名的余姚市姚北法律所乱代理余姚市低塘初级中学系列案件中：1、有乱代理称上诉人是从业30年事业编制的教师、专业技术人员，是已被仲裁委确认的被在家长休合同，已28年，即替代合法的退休退职待遇确认的错误，是掩盖了以八类涉嫌犯罪的，以无效的被劳务合同、事实合同，均以假冒有效人事合同，替代被在家长休合同的错误。2、对有关多件具体案件中，以有关的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乱代理，是已被多件生效裁判否定的事实，请求司法部处理的材料。被伪造、被隐匿的上述二项投诉的，被转办的内容，就是以虚假的具体的行政执法行为，也充当黑保护伞，以实施侵害民生、民权、民主的案件，是涉嫌犯罪的违法行政执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被诉案件的，这是要纠正、问责被拒绝行政执法的乱答复，替代法定行政执法的案件的，即原审裁定非法改变了申请行政复议的，和本案诉讼等原始投诉的内容，认定事实有错误。而且本次投诉中第二项是新增的，原审认定错误。浙江省司法厅直接将投诉转余姚市司法局也是超越职权的。司法部行政复议决定既然维持了被诉的《来信告知单》，这证明《来信告知单》是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和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原审裁定未对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进行认定，在审理程序中未依法对承办法官作出回避决定等，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等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浙江省司法厅答辩称：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8年8月14日，答辩人收到司法部转办的关于上诉人《控告涉嫌犯罪的张科慧控告涉嫌犯罪的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的投诉材料，要求“查处上述法律服务所乱代理系列诉余姚市低塘初级中学案件中的违法、涉嫌犯罪的行为，处以停止营业、移送刑案等处理”。次日，答辩人将该投诉事项转余姚市司法局调查处理，同时抄送该局的上级机关宁波市司法局，将以上转办情况告知上诉人。同年9月21日，余姚市司法局向上诉人作出《关于你投诉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张科慧法律工作者的答复》(下称《答复》)，告知：经调查核实，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张科慧在接受××初级中学的委托，代理上诉人诉余姚市低塘初级中学的部分案件过程中没有违法违纪情况；上诉人在上述案件提出的部分证据材料未被劳动仲裁委和人民法院采纳，是裁判单位作出的结果，如其不服，可以通过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同日，余姚市司法局向答辩人提交了《关于张开盛投诉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张科慧的调查报告》《答复》和相关调查材料。2018年10月10日，司法部再次收到上诉人寄交的《请查处余姚市司法局充当黑保护伞、落实制裁张科慧及姚北法律服务所》等相关材料，要求撤销余姚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的‘乱答复’”“撤销张科慧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职务，移送公诉，予刑法制裁”。同年10月20日，司法部将上述材料转答辩人处理。答辩人经审查后，于同年11月27日作出《来信告知单》(浙司投〔2018〕214号)，告知上诉人“如你对该答复意见有异议，可以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予以解决”，并于同月29日将上述告知单邮寄送达上诉人。答辩人收到关于上诉人投诉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张科慧法律执业的材料后，转交被投诉人所在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余姚市司法局处理，符合《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7号)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于2018年10月再次向司法部寄交的《请查处余姚市司法局充当黑保护伞、落实制裁张科慧及姚北法律服务所》投诉材料，实质上系对余姚市司法局的调查处理不服，再次反映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张科慧在代理余姚市低塘初级中学的部分案件中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主要诉求与上诉人同年8月14日材料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因余姚市司法局已就该投诉事项作出调查处理，答辩人告知上诉人如对余姚市司法局的处理结果不服，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寻求救济，并无不当。被诉浙司投〔2018〕214号《来信告知单》，系答辩人就余姚市司法局作出的关于上诉人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结果，告知上诉人寻求救济的正当途径，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所提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司法部未提出答辩意见。根据上诉理由、答辩意见及一审裁判要点，二审围绕“原审法院认定被诉《来信告知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张开盛的起诉是否正确以及原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等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代理行为违法违纪的投诉，依法应当由当地司法部门立案处理。本案被上诉人司法部于2018年10月10日收到的上诉人张开盛《请查处余姚市司法局充当黑保护伞、落实制裁张科慧及姚北法律服务所》，要求撤销余姚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的‘乱答复’”“撤销张科慧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职务，移送公诉，予刑法制裁”等相关材料，与之前张开盛《控告涉嫌犯罪的张科慧控告涉嫌犯罪的宁波市姚北法律服务所》，要求“查处上述法律服务所乱代理系列诉余姚市低塘初级中学案件中的违法、涉嫌犯罪的行为，处以停止营业、移送刑案等处理”等投诉材料，在内容上虽有差别，但究其实质仍然系对余姚市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其工作人员张科慧“乱代理”未受到其所认为的依法追究不服，而再次提起的信访投诉。余姚市司法局已就张开盛前次投诉作出了《答复》。因此，浙江省司法厅作出的被诉《来信告知单》告知张开盛如对余姚市司法局《答复》意见有异议的，可以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予以解决并无不当。同时，被诉《来信告知单》系向张开盛告知不服余姚市司法局作出的投诉事项调查处理意见的救济途径，对张开盛不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认为被诉《来信告知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张开盛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并据此裁定驳回张开盛的起诉亦无不当。复议机关是否受理张开盛的复议申请并作出处理，并不能影响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判定。张开盛上诉对此提出的异议，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裁定虽未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的规定，但对原行政行为驳回起诉，自然包含了驳回对复议决定的起诉，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结论正确。同时，原审在事实认定部分将被诉《来信告知单》中的“余姚市姚北法律服务所”认定为“余杭市姚北法律服务所”，系文字差错，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审理期间，张开盛对法官提出回避的申请，并提出在姚北法律服务所及其工作人员乱代理的案件有结论之后再审理本案，申请中止审理。经查，张开盛申请原审法官回避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原审法院驳回张开盛的回避（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本案审查的是被诉《来信告知单》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有无乱代理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性，张开盛申请中止审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故对张开盛有关原审审理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张开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葛宏伟审判员  黄 寒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