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刑初141号公诉机关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蔡吉洪，男，1972年5月24日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汉族，初中文化，遵义红满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遵义虾子辣椒合作社负责人，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人大代表（已请辞,待批准）。户籍地及住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2019年4月19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贵阳市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2019年5月14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王中银，贵州省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闫锋，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蔡吉洪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以筑检公诉刑诉〔2019〕123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达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蔡吉洪及其辩护人王中银、闫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被告人蔡吉洪伙同曹某、刘某1、吴某、杨某某、陆某2、胡某2（以上六人均另案处理）等人合谋或通过曹某等人，利用“边民互市”政策，将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从越南走私入境，运抵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后，由被告人蔡吉洪等人进行销售牟利。被告人蔡吉洪伙同或通过他人，采取上述手段走私进境的辣椒干总计1494.625吨。经贵阳海关关税部门计核，涉及偷逃国家税款共计人民币346.474944元。法庭审理中，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案件侦破、抓获经过，对蔡吉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函，取保候审决定书及收取保证金凭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涉案人员陈某电子邮件，运输合同、银行交易明细，过境费统计表，手机通讯录及微信记录，出资情况说明、收据，辣椒业务决算清单，合作协议，被告人蔡吉洪2017年购买印度辣椒干一览表、情况说明，银行资金往来一览表，财务凭证，贵阳海关核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证明书，补缴税款申请书，辨认笔录，证人胡某1、曹某、刘某1、吴某、陈某、徐某、邓某、刘某2、孙某、李某1、蔡某、陆某1、欧某、陆某2、仲某、王某、胡某2、李某2的证言，被告人蔡吉洪的供述及户籍证明等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认为被告人蔡吉洪通过他人走私进境的辣椒干共计1494.625吨，在境内销售牟利，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346.474944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蔡吉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出示的相关证据均不持异议，表示认罪悔罪，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蔡吉洪的辩护人以“被告人蔡吉洪自动到案，当庭认罪悔，在共同犯罪起次要作用，认罪认罚，积极补缴税款，请求判处缓刑”为由进行辩护。经审理查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辣椒交易市场，是全国辣椒交易聚散地，被告人蔡吉洪系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的辣椒经营户，遵义虾子辣椒合作社负责人。2014年底，贵州省商务厅组织贵州企业去印度参展，做出口贸易的私营企业遵义联丰工贸公司的法人曹某（另案处理）指派公司经理陈某（另案处理）去印度参加。陈某在印度参展期间，认识了贵州省毕节市做辣椒生意的私营业主吴某（另案处理），吴某向陈某提议联系印度辣椒干回国内销售，委托陈某了解印度辣椒干的行情及供货商。陈某联系印度辣椒供货商并将报价等情况告知吴某。被告人吴某认为印度辣椒干报价有利润可赚，由于吴某不知道如何办理印度辣椒干的外贸手续及费用，告知陈某回国后再商议合伙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回国后，陈某向公司领导曹某汇报他考察印度辣椒干的情况，被告人曹某与吴某二人见面商谈具体事项。随后，曹某安排陈某与吴某去广西寻找代理公司为他们办理印度辣椒干在越南海防港接货、检验、报关事项。2014年12月底，曹某与吴某合伙，通过曹某安排公司员工的被告人陈某等人，以曹某在香港注册成立、实际控制的香港斯特拉公司与印度辣椒供应商ＳＣＰＬ公司签订两柜印度辣椒干（数量28吨，金额45080美元）的购销合同。该印度辣椒干从印度发往越南，曹某安排香港公司支付货款美元后，被告人曹某将自己与吴某合作经营印度辣椒干的事情告知被告人刘某1（另案处理），称将印度辣椒干通过边民互市进入中国有一定利润，邀请刘某1参加。刘某1又通过合作伙伴覃某，得知遵义市的被告人蔡吉洪有做辣椒生意的经验及条件，遂邀请蔡吉洪参与协商合作经营印度辣椒干。随后，被告人蔡吉洪及虾子镇做辣椒生意的杨某某（另案处理）等人，一同到曹某在遵义市的办公室商议。会上，曹某、吴某等人向刘某1、蔡吉洪、杨某某等人介绍他们通过香港公司与印度辣椒干供应商订货，从印度发货到越南港口，找广西当地代理商帮助提货转运到边境，组织边民按每天8000元额度报关入境，装上大车运往遵义，并告知蔡吉洪、杨某某他们，利用边民贸易进口印度辣椒干的操作是可行的，费用比正规报关进口的成本要低、周期要短，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是打政策的擦边球。同时，曹某、吴某告知刘某1、蔡吉洪、杨某某等人，他们已经向印度供应商订购了两个柜的辣椒干。后经多次协商及曹某、刘某1到广西实地考察，蔡吉洪等人同意入股参加曹某组织的印度辣椒干经营。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被告人蔡吉洪参与曹某、刘某1、吴某、杨某某、陆某2（另案处理）、胡某2（另案处理）等人出资，利用“边民互市”政策，采取“化整为零”等手段，将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从越南走私入境。走私的辣椒干运抵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后，由被告人蔡吉洪等人进行保管、销售。被告人蔡吉洪伙同曹某等人或通过曹某的公司运作，走私印度辣椒干总计1494.625吨。经贵阳海关关税部门计核，涉及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3464749.44元。2019年4月18日11时许，被告人蔡吉洪接到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及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要蔡吉洪在办公室等候，随后被赶到的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抓获归案。案发后，被告人蔡吉洪向贵阳海关缉私局出具补缴税款申请书，表示愿意补缴税款，争取从轻处罚。经查，被告人蔡吉洪已缴纳20万元保证金，协助贵阳海关缉私局扣押补缴税款金额50万元；在本院审理中，又缴纳10万元。被告人蔡吉洪个人补交的款项，连同另案处理的曹某、吴某、刘某1、杨某某等九人已经缴纳的保证金、扣押款项，本案涉及偷逃应缴税款已全部追回，及时挽回国家税收的重大损失。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案件侦破、抓获经过：2018年3月，贵阳海关缉私局得知贵州省遵义县虾子镇辣椒交易市场内有商户贩卖走私印度辣椒干。经对情报线索摸排发现，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曹某、陈某等人向印度辣椒供货商大量订购辣椒干，通过海运至越南海防港，由越南代理公司将货物运输至中越边境，再以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走私入境。遂于2019年3月8日对“曹某、陈某等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进行立案侦查。2019年3月20日，在成都海关缉私局、南宁海关缉私局、遵义市公安局、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等多个单位的协助下，抓获曹某、陈某等人，经深挖扩线发现嫌疑人吴某、刘某1、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胡志勇与曹某、陈某等人共谋、出资参与走私印度辣椒干的犯罪事实。2019年4月16日，贵阳海关缉私局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对被告人蔡吉洪立案侦查。4月18日8时许，前往蔡吉洪居住地实施抓捕，但蔡吉洪已驾车离开，遂赶到新蒲新区政府寻求协助。通过当地派出所及相关人员联系被告人蔡吉洪，要蔡吉洪回到办公室等候。当天11时许，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赶到蔡吉洪的办公室将其抓获。2、对蔡吉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函证实：2019年4月18日，贵阳海关缉私局致函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人民代表大会，对蔡吉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取保候审决定书及收取保证金凭证证实：2017年9月12日，贵阳海关缉私局决定对被告人蔡吉洪取保候审。9月15日收取了被告人蔡吉洪的保证金20万元。4、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2019年4月18日，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依法对被告人蔡吉洪位于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大石村43号蔡吉洪的工作地点进行了搜查。扣押了黑色苹果手机1部、金色苹果手机1部、银色苹果手机1部、粉红色ＯＰＰＯ手机1部、贵州银行卡1张、中国农业银行卡1张、现金日记账账本1本、笔记本账本6本、零散资料1批。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在蔡吉洪工作地点搜查并扣押了白色笔记本1本、绿色笔记本1本、零散资料1批、笔记本3本、出库单及过磅单23本、零散资料1批。5、账本梳理材料证实：涉案人员曹某指使邓某、刘某2等人在2014年底至2017年期间，订购走私印度辣椒干，经由越南并委托广西人以边民互市名义将辣椒干走私入境至贵州销售的财务资料。包含被告人蔡吉洪等人于2015年、2016年支付股金、2017年支付费用等现金日记账等（经办人邓某签字确认）。6、涉案人员陈某电子邮件证实：遵义联丰公司陈某与印度ＳＣＰＬ公司签订辣椒干合同的电子邮件，涉案的印度辣椒干从印度发往越南海防港，交货地点为越南海防港。包含印度辣椒干的提单、装货单、原产地证明、发票等及遵义联丰公司与印度ＳＣＰＬ公司通过香港汇丰银行的资金进出明细（经办人陈某签字确认）。7、运输合同证实：涉案人员李某1、蔡某与遵义联丰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李某1、蔡某承运曹某等人的印度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起运到中国口岸装车。8、涉案人员李某1住处查获的部分单证证实：2019年4月12日，海关缉私局民警在李某1住处查获的部分单证，包含提运单、发票、原产地证、检验检疫证、保险单等，系曹某等人寄送给李某1用于运输辣椒干的票据（经办人李某1签字确认）。9、银行交易明细证实：遵义联丰公司的职员邓某与被告人蔡吉洪及蔡某、李某1、陆某1、胡某1、吴某、杨某某、陆某2、王某、肖东梅、刘某1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10、过境费统计表证实：系贵阳海关缉私局通过调取邓某银行账户流水情况整理所得，包含邓某经曹某指示，通过邓某个人账户支付李某1“过境费”（经办人李某1签字确认）。11、手机通讯录及微信记录证实：涉案人员蔡某的苹果手机内的通讯录及微信记录，内容为2015年上半年，帮曹某做印度辣椒干生意与越南的代理联系人金凡、广西的边民互市代理人阿朝、货主曹某、李某1等人的联系记录。流程为：曹某订购的印度辣椒干到达越南海防后，蔡某联系金凡由越南代理公司负责越南清关和越南境内运输，阿朝负责安排边民到越南接货，再组织三轮车将辣椒干运入中国境内，金凡和阿朝是蔡某为曹某找的代理人。12、涉案人员蔡某的电子邮件证实：均为曹某让蔡某做的印度辣椒干的商业单证、发票、集装箱号以及集装箱空箱及装辣椒干后的照片，这些集装箱号等资料再由蔡某会发给金凡。13、出资情况说明、银行交易明细、收据证实：被告人蔡吉洪、涉案人员刘某1、陆某2、胡某2对2015年以来参与和曹某等人走私印度辣椒干的出资情况及支付货款的情况。14、曹某公司员工邓某支付过境费梳理表及银行流水梳理表证实：2015年至2016年期间，遵义联丰公司的邓某多次以个人账户支付涉案人员蔡某、李某1、陆某1等人过境费。2014年底至2017年期间，邓某受曹某安排多次以个人账户收取被告人蔡吉洪及刘某1、杨某某、吴某等人交付的出资款项。15、涉案人员刘某1的笔记本记录及摘要证实：2015年以来，刘某1对与蔡吉洪、曹某等共同走私印度辣椒所作记录，包含走私印度辣椒的费用收支、销售、冷藏、股东组成、股份比例等内容。16、2016年辣椒业务决算清单证实：被告人蔡吉洪及涉案人员曹某、杨某某、刘某1、王某于2017年1月6日，对2016年度走私印度辣椒业务进行决算，蔡吉洪在其中分配资金额最大。17、贸易投资协议、合作协议、股东投资合作意向书、股东协议书、辣椒购销合作协议、贸易投资协议证实：2015年开始，被告人蔡吉洪参与涉案人员曹某、刘某1、吴某、杨某某、陆某2、胡某2（均另案处理）等人一起出资合谋，走私印度辣椒至遵义进行销售的事实。18、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蔡吉洪及其妻子的银行账户与邓某的银行账户有多次大额的交易情况，包含购买印度辣椒干的货款的股金；购买辣椒的货款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2017年之前与曹某等人合伙做的，另一部分是2017年以后蔡吉洪自己单独做的。19、被告人蔡吉洪2017年购买印度辣椒干一览表、情况说明证实：除ＳＧ364系曹某及合伙订购后卖给蔡吉洪和杨某某外，其他的辣椒都是联丰公司帮蔡吉洪订购的。合同号ＳＧ364属于2016年11月印度公司优惠并抵扣2016年因质量事故赔偿给遵义联丰公司后卖给蔡吉洪、杨某某二人的印度辣椒干。20、被告人蔡吉洪与李某1银行资金往来一览表证实：2017年通过蔡吉洪及妻子的账户支付李某1走私印度辣椒过货费。21、被告人蔡吉洪与邓某银行资金往来一览表证实：2015年蔡吉洪通过本人及其妻子的账户与邓某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蔡吉洪支付的资金主要用于股金、货款等。22、实物出入账证实：海关缉私民警从涉案人员杨某某经营冷库办公室搜查获取的实物出入账，包含蔡吉洪与曹某等人合伙做的辣椒及2017年被告人蔡吉洪自己购买的辣椒干情况。23、2016年购买辣椒统计表证实：海关缉私民警从杨某某经营冷库办公室搜查获取的资料，包含2016年蔡吉洪等人合伙购买辣椒的统计表。24、联丰公司财务凭证证实：海关缉私局的民警从联丰工贸有限公司查获的财务凭证，包含2017年曹某等人为蔡吉洪订购、运输印度辣椒干的资金往来情况。25、贵阳海关核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证明书：1、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第14号）、偷逃税款送核表证实：涉嫌走私的306000千克辣椒干核定偷逃税款共计638785.55元；2、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第11号）、偷逃税款送核表证实：涉嫌走私的1188625千克辣椒干核定偷逃税款共计2825963.89元。26、补缴税款申请书证实：案发后，被告人蔡吉洪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补缴全部税款，争取从轻处罚。27、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开始，遵义虾子市场上出现很多印度辣椒，我和蔡吉洪曾经买过印度辣椒。后来，蔡吉洪认识了曹某，开始与曹某、吴某、陆某2、胡某2他们搭伙进口印度辣椒，虾子市场的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胡某2四个人负责卖。我按照蔡吉洪说的把钱打到曹某那边。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胡某2进口印度辣椒都是自己的生意。2015年、2016年是几个人搭伙凑钱来做印度辣椒生意。2017年是蔡吉洪单独买的了，蔡吉洪看到价格合适就会单独下订单，每个柜要给曹某那边报酬。28、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底，贵州省商务厅组织贵州企业去印度参展，我派公司经理陈某去印度参加，陈某在参展期间认识了做辣椒生意的吴某。吴某提议可以进口印度辣椒干回国内卖，并在印度认识了辣椒供货商为我们提供货源。2015年初，我和吴某分别出资了准备进口两个柜的印度辣椒干，由印度海运至越南海防港，吴某在网上找了一家南宁公司，负责将印度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经由广西凭祥口岸运往国内。后来，我们自己又找了广西的货代公司，他们负责将货物从越南通过边民互市入境，从越南运往境内的费用是人民币两万元左右，这个价格比从印度直接正规报关进中国的价格要低，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再就是从印度正规报关中国需要很复杂的商检过程，印度辣椒干上市时间是每年的二、三月份，如果报关的话到中国是四月份左右，遇上回南天气辣椒干容易发霉变质。而经由越南通过边民互市进口时间比较快、手续简单、缴税比贸易报关要低。据广西的代理李某1介绍，他们找很多边民去报关的，边民互市政策由边民报关后得到一个类似货物完税证明，这个单证会随附在国内的运输车上，可以避免被查的风险。2015年初，我和刘某1去了广西凭祥了解当地货代公司和边民互市情况，认识了李某1和蔡某，李某1介绍了边民互市的相关情况：当地的边民有每天8000元的额度，可以从越南口岸凭边民证带东西入境，到口岸后边民再把货物交给国内运输车拖走发往全国各地。我和刘某1与李某1、蔡某签订了一个“代理合同”，内容是李某1负责找越南公司在海防港提货并运往中越口岸报关，最后将辣椒干送上国内高速，从海防港到国内高速之前货物出现问题由李某1他们负责。前几次和李某1、蔡某合作的时候，辣椒干从凭祥装车时，我喊邓某支付部分“过境费”，后来大家熟悉之后，就改成了辣椒到达虾子镇后再支付“过境费”。李某1和蔡某的账户是通过短信发给我的，我转发给邓某进行支付。“过境费”就是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到中国高速路口所产生的费用，包含越南海防港到中越口岸的运输费、货代公司的清关费、拖车费、“掏柜费”、小面包车转运费、小面包车上大货车费用、口岸运输费等。刘某1和我一起去凭祥考察进口印度辣椒的事情后回到遵义，我、蔡吉洪、陆某2、杨某某、刘某1几个人核算了从越南包税进口印度辣椒的价格，认为价格有利润空间，决定一起出资做这个生意。我发现当地以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干的数量，这种行为是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国家默许的。我和刘某1、蔡吉洪、陆某2、杨某某以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干，每次购销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蔡吉洪是刘某1介绍的，陆某2和杨某某又是蔡吉洪介绍的，这三个人在遵义市做辣椒销售生意的，他们有辣椒冷库。拉这三个人进来因为他们有冷库可以存放辣椒，有辣椒的销售渠道。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件事。在这个期间，我主要负责掌控印度辣椒货源订购这块工作，联丰公司的陈某主要负责与印度辣椒供货商通过邮件联系、商谈订货的价格品种等情况，刘某2主要是审核收发的外贸单证然后向我报告订购辣椒的柜数、金额以及支付过境费的情况，徐某负责所有单证的收发，邓某负责收股东合资款以及支付广西货代的费用，刘某1主要是协调联丰公司与虾子镇辣椒销售人员之间的关系，陆某2参与的时间较短，蔡吉洪、杨某某主要负责辣椒在遵义的销售，订购印度辣椒的品种、数量也是根据蔡吉洪安排的，辣椒经由越南运往凭祥后的国内运输目的地以及后期的存储销售情况也是由蔡吉洪安排。有一、两次，是蔡吉洪或杨某某他们单独购买的印度辣椒干，使用了香港西奇公司或者香港斯特拉公司的账户支付美元，让陈某帮忙签的合同，我没有参与。所有股东的合资款是打到了邓某个人账户（这是我安排的），每次辣椒通过广西货代入境后，我安排邓某支付广西货代相关费用，用邓某个人账户收付款，因为联丰公司是做正规进出口的业务，不想把辣椒生意牵扯进来，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为联丰公司没有资质做进口辣椒业务。我用香港斯特拉公司和西奇公司的名义与印度供货商签订辣椒销售合同，签订合同的环节是陈某通过邮件往来实现的，先通过香港斯特拉公司或者西奇付公司预付10%定金给印度辣椒供货商，付完定金后印度会安排船运往越南海防港，在进口辣椒的相关外贸单证制发完毕后，我会安排香港公司支付90%尾款给印度辣椒供货商。我和蔡吉洪、陆某2、杨某某、刘某1一起合资做辣椒生意期问，印度辣椒货源这一块一直是我在主导。29、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份，曹某告诉我，他和毕节的吴某在做进口印度辣椒干的生意，他们已经订了两柜印度辣椒干，从印度发往越南，找了广西和越南的代理通过当地边民报关进口。吴某算过这种方式从印度进口辣椒干有一定利润，他们邀请我参加。我说要与合伙人覃邹商量，覃邹提出虾子镇的蔡吉洪是做辣椒生意的，有销售货源，可以把蔡吉洪拉进来一起做。覃邹与蔡吉洪联系后，蔡吉洪很感兴趣。我把蔡吉洪的信息反馈给曹某，约定在曹某的办公室商谈。12月30日，我、曹某、吴某、蔡吉洪、杨某某、陈某等人到曹某的办公室商量，陈某介绍了他和吴某是在印度开展销会期间找了印度供应商，考察了印度公司。吴某介绍如果直接从印度进口，成本要低一点、货源和质量都稳定。因为曹某他们有做进出口的经验，还介绍说正规报关进来要交的税费高，通过边民互市进来的成本要低得多。曹某负责向印度订购辣椒干、找越南代理和广西代理负责清关。蔡吉洪和杨某某说他们愿意参与，如果曹某负责进口方面的事情，他们负责销售和货物的管理及销售后资金的安全。会上蔡吉洪、杨某某介绍了国内印度辣椒的销售价格，曹某介绍了从印度经越南通过边民进口的成本，我做了会议记录。2015年元月中旬，我和曹某去凭祥考察通过边民进口印度辣椒的情况，认识了广西代理商李某1、蔡某。代理商带我们去凭祥关口看了辣椒边民互市的通关情形，以及辣椒市场的交易情况。我和曹回遵义后，曹某和我召集吴某、蔡吉洪、杨某某等人开会，会上曹某给大家介绍了广西考察情况。我补充说边民互市进口印度辣椒的情况是真实的。大家估算确实有利润可赚，决定起草一份合作协议，就合作协议中每个人出资份额、职责分工等进行了商量。曹某团队承诺负责合作事项的财务管理，根据订货的需要，督促各个团队按比例缴纳人民币货款及负责对印度供应商询价、合同签订、美元资金结算、进口货物的凭证和单据的传递、和已确定代理商的联系、代理费结算、质量的监控。蔡吉洪他们虾子团队负责印度辣椒进货时机、价格、国内销售价格的把握，货物的储存、保管、销售，货款的回收安全。吴某协助蔡吉洪团队销售，同等条件下，他从蔡吉洪处优先购货。我负责协调各个团队的信息沟通，如有需要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的工作，以及合作协议的起草。会上，曹某、吴某提出将他们已订购的2柜辣椒的费用和利润一并计入合作事项，大家表示同意。曹某提出以个人名义出资，投资的货款打到曹某个人的账户上,曹某说他有偿提供办公场地供大家使用。会后，我根据会议达成的意见起草了投资协议。我们按照协议的分工，开始进口印度辣椒干进行销售，具体进了多少批、多少数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以查实的为准。进口的印度辣椒干运到遵义后，由杨某某负责进库管理，由蔡吉洪的虾子团队负责销售。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大家意见出现分歧，决定将货物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分货处理，自行销售，吴某也因此退出了合作。曹某和指南针团队的货还是蔡吉洪帮销售的。2016年春节前，曹某告诉我，蔡吉洪、杨某某他们团队要求按照原来的模式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每个团队的分工、职责、责任依旧按照原先的承诺执行。由于吴某不再加入，导致团队资金不足，我邀请王某加入做印度辣椒干生意。之后，我们按照方案进了几批印度辣椒干，后来发现虾子销售团队没有按照承诺进行销售，他们压货惜售，滞销严重，理由是行情不好。我和曹某坚持不再进货，除非把现有库存销售完毕再进行商议。2016年4月，我们没有再进过印度辣椒干。2016年底，所有销售货款收回来后决定进行清算，由王某负责2016年1月到4月进口的所有印度辣椒干费用加利润的核算。30、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贵州省商务厅组织小微企业到印度参展，我在印度期间认识了陈某，陈某所在企业是做硅粉生意的。由于陈某外语较好，参展期间我请他了解一下印度辣椒干的行情。陈某回来给我讲，他找到一家实力不错的辣椒干企业，介绍了辣椒干的规格型号、等级、价格、付款方式，还介绍了印度公司卖到中国的辣椒干大部分是从印度运到越南，客户找代理公司在越南办理运输和报关等手续，通过广西边境将辣椒干分批运进中国。我觉得印度企业的辣椒干报价不错，有利润可赚，由于我不知道找代理需要多少成本，给陈某讲回国后大家商量一下。回国后不久，陈某打电话邀请我去遵义，介绍曹某给我认识。我和曹某聊到印度辣椒干的事情，我觉得曹某的公司是做外贸的，陈某外语水平不错，与印度人交往更靠谱。由于我和曹某不知道如何找代理处理业务，会产生多少费用，在2014年底或2015年初，我和陈某去了广西考察代理公司，与代理公司负责人欧某见面。欧某说代理费是包干的2.5万元左右，负责办理印度辣椒干在越南海防港接货、检验、报关，还负责将辣椒干从海防港运到中国与越南边境，再组织边民将辣椒干分批通过边民互市运进中国，负责再将这些辣椒干装上大货车送到凭祥的高速公路口。我与陈某和欧某草拟了一份协议，约定了代理印度辣椒干的费用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事项，后来双方按照这个协议来执行的。我和陈某从广西回来后，我和曹某电话联系，根据印度报价、代理费等成本核算，觉得有利润可做，商定先买两柜印度辣椒干，以边民互市这个方式进口。这两柜辣椒干我和曹某各出50%资金，后来这两柜辣椒干算在我和曹某、刘某1、蔡吉洪等人的合伙生意中。在我和曹某操作进2柜印度辣椒干的期间，曹某约我到遵义介绍刘某1、蔡吉洪等人认识，商议合股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会上，我和曹某介绍了我们合股进2柜印度辣椒干的事，曹某还介绍了如何找广西代理通过边民互市将印度辣椒干进到中国来，曹某说通过边民在越南将印度辣椒干带到中国境内销售，这种方式成本最低，是打政策的擦边球，有一定的风险，比“报正关”少交一点关税，有一定利润。蔡吉洪他们觉得有利可图。这次会议初步达成合股做印度辣椒干的想法，商议了入股比例。会上，还确定曹某和刘某1再去一次广西，考察广西代理公司以及边民互市的情况。2015年初，我又到遵义参加过一次会议,有曹某、刘某1、蔡吉洪,还有两个虾子镇辣椒老板。会上，刘某1、曹某给大家介绍了他们去广西考察的情况，介绍找了代理，费用比之前欧某的公司代理费要低一点，新的代理人做法和欧某的公司完全一样的，也是通过边民互市将印度辣椒干从越南运进中国。大家确认了合资协议，明确了责任和投资比例,我的入股比例是10%。具体职责是：曹某负责与印度供货商对接、签合同、收股金、付外汇、找代理商将辣椒干运进中国；蔡吉洪他们虾子镇的几个老板负责在遵义收货、入库和销售，蔡吉洪还负责掌握市场行情确定订货量，我由于有辣椒加工厂也承担一部分辣椒干的消化，这个合伙协议大家都认可并签字了。会上，还把我和曹某之前做的两柜印度辣椒干一并纳入合股的生意中。第二次会议之后,曹某将40个柜的费用按照每个人占股比例确定每个人的出资额，我占10%比例出了50多万人民币，订货运输流程和第一次一样。之后，我就没有和他们合作了。31、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我是贵州遵义联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法人是曹某，公司主要经营硅灰，环保工程，兼营辣椒。2014年11月，贵州省商务厅组织贵州小微企业去印度参展，公司安排我去印度。在展会期间，吴某请我帮他了解印度辣椒产品的供应商、价格等情况。他说在国内买过印度辣椒，他想找渠道从印度直接进口，我答应帮他了解。到孟买后，通过酒店提供的企业黄页和网上查找辣椒供应商，筛选名叫ＳＣＰＬ的辣椒供应商，电话联系后，ＳＣＰＬ公司派人到酒店接我，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拿出辣椒、芝麻、茴香等样品给我看，介绍了产品的价格，他们的报价都是到越南海防港的ＣＩＦ价。他们介绍ＳＣＰＬ公司与中国客户做辣椒贸易的流程：合同签订后买方付10%的预付款，货物发运后买方收到提单复印件付尾款。货物从印度发运至越南海防港，由中国买方自己找越南代理公司在海防港接货办理越南清关手续，由中国买方找人在广西边境通过东盟政策进口，成本要低一些。我将ＳＣＰＬ公司给我的样品带给吴某，把在ＳＣＰＬ公司了解到的贸易流程、价格、支付方式等情况告诉吴某，吴某确认我带来的辣椒样品正是他所需要的，说和他在国内了解的一致，吴某还说这家公司报的辣椒价格也比较低，可以做。吴某让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曹某合伙做。我回国后，把印度辣椒的事向曹某进行汇报，曹某说我们没有做过辣椒生意，也没有销售渠道，没办法做。后来，曹某告诉过我，他在和吴某联系做印度辣椒的事。又过几天，吴某打电话给我说他己经和曹某联系过了，建议我们一起去广西凭祥边境上考察如何寻找代理以及货物到达中越边境后如何进入中国的情况。我把这个情况给曹某汇报后，曹说既然吴某提出来，你们一起去看看。2014年2月中旬，我和吴某来到凭祥，在网上查找辣椒进口代理，和吴某去代理公司欧某的办公室，欧某介绍他们和凭祥海关的关系比较好，建议我们从印度购买的辣椒都从凭祥进口，他们负责从海防港接货，负责越南海关的清关手续，货到中越边境后，他们会采用边民方式向海关报关进口，然后负责装上国内运输的车辆上后交给我们，每柜包干费用包含越南装卸费、倒短费、清关费、码头费用，支付给边民的费用，向中国海关报关的费用、国内装车费等，越南的代理由她们负责找，她说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双方就价格问题进行商谈，谈定每柜包干费用25000元。吴某核算了一下成本，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我们从广西回来后，将这次去考察的过程向曹某作了汇报，曹某未表态。后来，我知道曹某和吴某与欧某签了一个运输协议。过了几天，曹某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吴某代理与印度公司签订外贸合同，收取代理费。我说代理费不能低于合同金额的10%。曹某说联丰公司目前业务不多，人员闲着也是闲着，既然可以代理进口，和吴某合伙做一下试试。曹某说吴某想做，就先做两个柜试试，反正没有多少钱。随后，吴某打电话让我先向印度订购两柜Ｓ17的辣椒干，我向曹某汇报后，曹某同意，让我与印度ＳＣＰＬ公司签订两个柜Ｓ17辣椒干的合同，货款由联丰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给印度ＳＣＰＬ公司，至于曹某与吴某对这两个柜货款是如何结算的我不清楚，是曹某出钱和吴某合伙做的。我根据吴某的要求，与ＳＣＰＬ公司签订两个柜Ｓ17辣椒的合同，合同号：Ｇ564，数量28吨，金额45080美元。合同是ＳＣＰＬ公司草拟后传给我的格式合同，买方是联丰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双方对这份合同确认后，我将合同传给ＳＣＰＬ公司，将10%的预付款通过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给了印度ＳＣＰＬ公司。货物装船后，印度ＳＣＰＬ公司将提单、发票、装箱单、产地证、熏蒸证、检验检疫证等扫描件通过邮件发给我，我向曹某汇报，由刘某2写付款申请，由我或者曹某签字后支付尾款，ＳＣＰＬ公司收到尾款后会将上述单证的原件寄到联丰公司。我们收到单证后，经曹某、吴某同意后将单证寄给欧某，由欧某去越南海防提货及办理越南清关手续，货物运到中越边境后通过边民互市进口装上国内运输车辆运至遵义。2014年12月底的一天，曹某叫我去他办公室，刘某1让我给曹某、刘某1、蔡吉洪等人介绍从印度进口辣椒的流程。我将印度ＳＣＰＬ公司给我和欧某给我和吴某介绍的情况原封不动的介绍了一遍。2015年初，吴某、蔡吉洪提出现在印度辣椒价格比较便宜，可以进10个柜试试，曹某、刘某1表示同意。我才知道曹某与刘某1、蔡吉洪、吴某等人己经合伙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了。回来后，我向印度ＳＣＰＬ公司订购了10个柜的Ｓ17辣椒，与第一次操作模式和支付方式一样。但是，从第二批合同开始，广西代理是曹某、刘某1他们去找的李某1，越南代理公司是李某1找的，并将越南代理公司的名字告诉我，我们将越南公司名字加在与印度ＳＣＰＬ公司签订的合同里或者发邮件告诉印度ＳＣＰＬ公司。第二批货物订购后，曹某、刘某1告诉我以后订购印度辣椒，由我将印度辣椒干价格告诉蔡吉洪，由蔡吉洪确定价格和订购数量，我与印度签订合同。之后，大家还建了一个为微信群，我将从印度供货商那里得到的辣椒干信息放到这个群里，陆续签订了许多批合同，流程和支付方式都和前两批一样，只是每次签合同设计越南的收货人是谁，都需要曹某确认。曹某与刘某1、蔡吉洪等人会按每一个合同1200元劳务费支付给我、邓某、徐某、刘某2等人，邓某、徐某、刘某2他们三个每人是250元，剩下的是我的。2016年年初，曹某、刘某1、蔡吉洪等人考虑到印度辣椒干销售给加工厂，需要开增值税发票，因为印度辣椒干是通过边民互市进来的，没有海关增值税税单，没有办法抵扣，曹某让我了解一般贸易进口的费用、税率以及从重庆到贵阳的运费。我安排刘某2咨询—下，重庆一家公司还发了一份费用清单过来，关税的费用是20%。我将情况告诉了曹某，曹某说他算一下再告诉刘某1、蔡吉洪等人。后来我听曹某、刘某1、蔡吉洪说，这种这操作方式进口印度辣椒成本比从凭祥通过边民互市进来的要高。2016年年底，杨某某打电话给我，咨询印度辣椒干的价格，让我帮他订购印度辣椒，曹某说可以帮他定，你们也能挣点劳务费，让杨某某把货款打到邓某的账上，美金货款依然按以前的模式操作。我根据杨某某的需求向印度下单，进口流程和支付方式都和以上流程一样，杨某某仍然按每一个合同1200元支付给我、邓某、徐某、刘某2等人劳务费。因为曹某与刘某1、蔡吉洪合伙做印度辣椒生意时，我都是根据蔡吉洪的要求向印度下单，他们的货款都是邓某负责收取，所以蔡吉洪是否单独做辣椒生意以及曹某与刘某1、蔡吉洪合伙做印度辣椒生意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不太清楚。3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曹某把我、陈某、刘某2、邓某叫到一起，要大家兼职处理辣椒单子。曹某让陈某负责和印度卖辣椒的客户谈价格、质量等这些合同的具体细节；刘某2负责结算货款还有接收和寄送纸质单证；邓某负责结算兼职工资；我负责接收印度客户发过来的电子邮件，还有通过邮件联系印度客户。2016年夏天，印度客户来遵义是我和陈某去接待的，陪客人去虾子镇。印度客户来的目的是为了看印度辣椒干的质量出了问题，商量赔付问题。33、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为开展辣椒的业务，曹某安排我将自己的农信社、农行银行卡拿到公司作为他们开展业务时收支的银行账户，是为了规避税务局检查的风险，走私人账户既方便收支，又能避免检查，是在2015年开始向广西打款时开始运营的。最开始，在曹某的安排下打200多万人民币到我的银行卡上，后面还分两次打进了100多万元，这两笔钱是曹某、刘某1的股金。后来公司业务不断发展，有收入也有支付，还会收到杨某某、蔡吉洪等人的辣椒货款，有时几十万，有时十几万元不等。从我的私人卡上支付出去的款项有运费、辣椒的货款、工资、过境费，和一些接待费等。2015年到2017年，每一次订购印度辣椒干的老板人数都不一样，一般是曹某、蔡吉洪、杨某某、刘某1、吴某、王某、陆某2这几个老板，我收到货款后报告曹某，曹某再安排陈某与印度签合同并支付美金，这些操作完后我再进行记账。到2017年的时候，只有蔡吉洪和杨某某单独订购。34、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在2014年下半年，陈某代表遵义联丰公司去印度参加展会回来后，曹某就对我、徐某、陈某、邓某说准备做印度辣椒干，让我们协助一下。在曹某安排下，陈某负责与印度公司的联系，确定辣椒干的具体细节，同时与我、徐某接收、确认印度公司寄过来的相关单证，徐某负责接收印度公司的邮件，我还负责使用美金与印度公司进行货款结算，人民币这一块由邓某负责，包括收取购买辣椒的老板支付的货款、支付广西代理代理费等。订购辣椒的合同是以香港的斯特拉和西奇公司名义与印度ＳＣＰＬ公司签订的，这两个公司都是曹某个人投资注册，我经手进购的印度辣椒干是以老板个人名义订购的，蔡吉洪、杨某某、刘某1几个老板单独订货的时候会使用西奇公司或者斯特拉公司的账户向印度公司支付外汇。我只知道辣椒是从印度港口运到越南海防港，再由边民互市带进国内，这样操作是为了节约点关税或者什么费用，是否缴税我不清楚。35、证人孙某（遵义联丰公司会计）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海关民警2019年在遵义市汇川区内，查扣的遵义联丰公司财务资料中的记账凭证系我制作的，凭证中所附单证、票据是由陈某、刘某2、邓某给我的，这是曹某与他人做辣椒生意的凭据。36、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初，曹某和刘某1通过广西朋友找到我，让我帮他们从越南把印度辣椒干运到国内。我叫上做边贸的朋友蔡某一起与曹某、刘某1见面。我们给曹总他们讲印度辣椒干从边境运到国内，只有通过边民互市才能过来，曹某他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商量每一货柜25000元包干费，从越南海防港提货运到中越边境，再通过边民互市由边民把印度辣椒干运到国内装车发到遵义。具体是蔡某负责谈，我知道这个情况，讲好后他们就回贵州了。隔了一段时间，曹某寄了一份运输合同给蔡某，蔡某拿来给我看，叫我和他一起签字，内容是由我们提供越南代理公司的名称给他们发给印度供货商签合同，规定了每一柜的价格、提货港口、交货地点等等，我和蔡某把运输合同签订以后又寄给曹某他们，还复印了身份证一起寄给了曹某以确定我们的真实身份，曹某和蔡某就开始联系运作了，都是蔡某在具体操作，我没有参与。直到2016年初，蔡某告诉我，挣不到钱不想做了，越南公司收费很乱，我接手做，还是和蔡某找的越南代理公司，互市代理也是一样的，只是我给曹某说过境口岸不同收取不同过境费，有些口岸过货的人多排队麻烦，路程远近不一样，我给曹某收的是2万至2万2的过境费用。蔡某做的时候我没有参与，是他自己做的，只是我给他要过一两次钱用，是我差钱的时候去跟他要一点来用。蔡某之前跟曹某他们做了一年左右，我经手以后蔡某就把他做的越南代理公司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边民互市代理是越南公司一条龙联系的，我只需要联系越南公司就行了，运作的过程是曹某他们把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告诉印度供货商，印度供货商在装船发货以后把相关的单寄到凭祥我这里，我把这些单证拿到边境口岸交给越南代理公司的人，他们拿到相关单证后，货到海防港会通知他们去提货，通过他们联系的边民互市代理，利用边民的证件申请免税把印度辣椒干运到中国境内的货场再拉到贵州，我负责在货场帮他们看货，联系车子装车，装车后我就通知曹某打钱给我。2016年我经手和曹某他们做的大概有40柜左右，以海关缉私局民警调查的为准。2017年初，曹某打电话给我说他不做印度辣椒了，他们合伙的杨某某、蔡吉洪单独找我帮他们做，杨某某做了18柜左右，蔡吉洪做了12柜左右，以海关缉私局民警调查的为准。37、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初的时候，广西的李某1打电话给我，打听如何将印度来的辣椒干从越南运到广西凭祥过关，需要多少费用，要办些什么手续等等，我给李某1回了话。没过多久，李某1约我见面，介绍两个贵州做辣椒干的老板给我认识，一个是曹某，一个姓“刘”，他们要从印度买辣椒干运到越南防港，我给他们介绍了情况，曹某就让我负责帮他们找一家越南公司和边民互市经办人，我讲了一下我了解的费用。这次见面后，我去找了一个叫阿元的越南公司，帮曹某他们做越南代理。同时，我还找到了一个叫“阿朝”的人了解边民互市的价格，他是广西边境上做边民互市过关手续的。我把了解的价格等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曹某他们，他们接受我反馈的价格，和我签一个运输合同。讲明负责将印度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运到中国境内，并送上国内高速公路之前的费用，还有越南公司的名称以及货物损坏遗失后的赔偿责任等。他们还要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我和李某1一起签了字，把身份证复印件一起寄给了曹某他们。李某1只是介绍曹某他们和我认识，实际执行合同都是我在操作。后来我帮曹某他们代理印度辣椒干生意都是按这个合同执行的。没多久就陆续有曹某他们的印度辣椒干过来了，每次操作基本上都一样，辣椒干从印度运到越南海防港后，曹某他们会把购买印度辣椒干的合同和装箱单等各种单证邮寄给我，有时还会将一些印度辣椒干的商业单据和装箱柜号图片发到我的邮箱，我再把这些合同等单证交给合同上的越南公司的工作人员，越南公司就到海防港提货和办理越南海关手续，并将货物运到中越边境后通知我去接货；我会通知边民互市经办人阿朝去接货，边民互市经办人提前找很多边民到货场将集装箱里的辣椒干装卸到小三轮车上，再办理边民互市手续后用小三轮运进国内来。同时，我也会提前通知曹某他们准备大货车在中国边境这边接货，曹某他们和边境上的货运部都有联系，他们让货运部安排大货车将小三轮车上的辣椒干装上车运往遵义，货装到国内大货车上后我就不管了。货物在国内装好车我就会通知曹某他们付款，钱一到账，我就会通知阿朝让司机出发。曹某将商业单据和一些装有印度辣椒干的柜号照片都是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曹某他们是两万五千元左右一个柜，这是包干的价格，包括付给越南阿元公司的越南清关、运输费用、包含给边民互市经办人阿朝的费用、也包括给我的代理中介费。这个生意虽然是李某1介绍的，但是我在帮曹某他们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期间都是我单独在做的，曹某他们给越南公司和边民互市经办人的费用都是打给我的。后来李某1对此可能还有些意见，想方设法编些理由在我这借了一些钱，一直没有还我。2016年开始，我就没有再帮曹某他们联系越南公司和阿朝做这个事情了。我以前和曹某他们合作时，李某1也知道很多事情，他掌握得有阿元公司和边民互市经办人阿朝的联系方式。曹某他们只是想通过“边民互市”政策节约点费用，少交一点税，减少在海关通关监管的程序，这样办理进口手续快一些，费用也低一些。38、证人陆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广西凭祥当地的边民，享受边民政策，每月大约有8000元人民币的自由买卖商品的免税额。在边贸生意时认识了叫阿元的越南人，阿元让陆某1帮他收取边贸生意的过境费，每月支付2000元的劳务费。2015年5月，陆某1收到了一笔120000的费用，是越南人帮中国做生意的费用，打款人是邓某，之后按照越南人的安排把钱都转到了指定的账户。39、证人欧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左右，陈某在ＱＱ上联系欧某，问能不能报关进口印度辣椒干，欧某回答只能通过边民互市才能进口，后来约欧某在南宁公司见面详谈。陈某和吴某两个人到南宁新菲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找到欧某商量。欧某回答只能帮他们从越南海防港提货，再通过边民互市运送到中国境内装车，送到高速路口。他们也同意用这种方式去做，讲好每柜25000元，还签了一个货物运输合同。欧某只见过陈某和吴某一次面，后来都是电话联系。欧某一共做了两柜，收到佣金50000元，除了这两柜以外没有其他合作了。边民互市只能是住在边境附近的人才是边民，陈某不能享受这个政策。41、证人仲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初，刘某1找到我和覃邹说，有从印度进口辣椒到遵义的生意我们愿不愿意投资，向我们介绍辣椒是通过印度进口，从印度运到越南再通过当地的老百姓按每人8000元的额度运进中国境内，从广西运到虾子镇进行销售，与虾子当地印度辣椒每市斤有1元左右的差价。在2015年3月23日，我用工商银行的账号将49.5万元投资款打给了刘某1指定的账户。2016年5月，覃邹就告诉我，刘某1说合伙人蔡吉洪他们不实在，把资金用于自己周转，卖了钱也不汇报，挣不到钱，刘某1决定不做了。过了不久，刘某1告诉我，准备把投资款退还。2015年6月12日，刘某1将49.5万元的投资款退还给我，结算完后将2.97万元的利润汇入我的银行账户。4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度左右，遵义市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在拓展业务，刘某1告诉我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有利润，问我想不想参与。我回公司与业务经理曾凡明、财物副经理赵伊雅商量，觉得有利润可以投资参与。2016年1月份，刘某1通知我参加印度辣椒干生意股东会，确定我们公司的投资份额是10%。2016年1月开始，根据进货情况陆续打了3、4次投资款。2016年4、5月份就没有印度辣椒干到货，2016年底才做结算，清算完后，我们公司就没有参与印度辣椒干的生意。我知道的有刘某1、曹某、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陆某2应该没多久就退出了，刘某1在这个生意中负责整体管理，曹某主要在印度辣椒生意中负责财务这一块管理，其他的我不清楚。43、证人胡某2的证言证实：2015年初，蔡吉洪给我说，遵义几个老板有渠道做印度辣椒生意，我说有利润就一起做。2015年2、3月份，蔡吉洪约我去遵义与大家见面，我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主要有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我还有曹某、刘某1参加，另外好像还有其他一、两个人。会上我记得讲了这几个事：曹某、刘某1介绍了印度辣椒干是从印度过来，要经过越南海防港再运到广西边境上，通过边贸方式把辣椒干进到中国，还要找广西代理负责处理越南和广西的事情，每个柜支付一笔包干费，大家还议了入股合作的事和订货的量，大致分了工，曹某、刘某1他们主要负责对接印度方和广西代理，负责对外支付货款等，我们虾子镇的几个人负责在遵义接货验货、销售。我们虾子几个人（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我）的股份大概是40%，我的股份大概是10%。由我的个人账户打出去的，是分了几批打的。我们所有人开会时议了一下订货量，大概是40柜。曹某他们说过，之前与一个毕节辣椒老板也定了2柜印度辣椒干。我与蔡吉洪、杨某某、陆某2都是在一个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认识的时间比较长，大家互相关照。平时印度辣椒干到遵义基本都杨某某、蔡吉洪他们入库和验货。我投资的钱后面都是按比例给我的货。广西代理是曹某、刘某1他们对接好的。印度辣椒干是不是“报正关”进来的，我不知道，都是曹某、刘某1他们在负责，我们只知道和关心辣椒运到凭祥的价格。这40多个柜进来后，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利润，我就没有参与了。我后来听说过蔡吉洪、杨某某他们还买过一些印度辣椒干，我也没有参与。44、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16年3月份，曹某、刘某1打电话约李某2和蔡吉洪、杨某某在遵义一起吃饭，说他们在做印度辣椒生意，现在陆某2因事退出，邀请李某2合伙入股，李某2表示同意，现场拟了一份合作草稿。之后觉得生意没什么利润就决定不做了。45、辨认笔录证实：1、2019年4月19日，被告人蔡吉洪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分别进行了混杂辨认，辨认出同案李某1、杨某某、陈某、曹某。2、2019年6月4日，证人欧某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分别进行了混杂辨认，辨认出陈某、吴某。3、2019年4月29日，证人李某1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进行了混杂辨认，辨认出曹某。4、2019年3月20日，证人曹某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分别进行了混杂辨认，辨认出李某1、蔡某。5、2019年3月20日，证人陈某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分别进行了混杂辨认，辨认出欧某。46、被告人蔡吉洪的供述：2012年左右，遵义市辣椒市场上有很多人在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我关注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些辣椒产地在印度，是从印度运到越南，再通过广西当地的边民互市进到中国。印度辣椒干因为在广西进口时少交了关税，价格比较便宜，这些情况虾子辣椒市场上的人都知道。我也从推销人的手上买过印度辣椒干，但我不认识印度辣椒干供货商，既不会外语，也不认识越南、广西那边的代理。2015年初，刘某1介绍我认识曹某、吴某，他们几个来找我一起做进口印度辣椒的生意。听他们的介绍和我以前了解的情况一样，是从印度买辣椒干通过海运把辣椒运到越南的海防港，通过他们找的代理公司，从越南的海防港把辣椒运到越南边境的货场，再通过在广西找的代理把越南的辣椒通过边民互市用小车把辣椒拖到中国货场，再找大车把辣椒装车拉回遵义。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存在一些侥幸心里，想打“擦边球”，觉得这种边民互市政策能少缴点关税，自己能多赚一点。后来，我们达成合作协议，运作开始时，曹某他们告诉我，他和吴某已经从印度买了两柜辣椒干，介绍了他们运作的流程。大家基本达成意向后开始合作，我们为此还成立一个微信群开展这个业务。平时，我负责订货确认、销售、收销货款；曹某负责财务、付汇、对外订货、联系广西代理，刘某1也负责和曹某联系广西代理；杨某某负责收货、销售；陆某2也负责销售；陈某与刘某2主要负责按曹某的安排工作。曹某与刘某1去广西找了代理李某1，负责处理印度辣椒干在越南和广西的事情，李某1在越南要找一家收货公司，在广西要找一个人负责接货、装货、安排车等。我们合作印度辣椒干生意的大概程序是，印度供货商将辣椒干价格和品种发给陈某，陈某翻译后将这些信息发到我们辣椒微信群，我看了并比较一下后与大家（主要是我、杨某某、曹某、刘某1）商量是否订货。大家确认后，由陈某与印度公司签合同，然后大家将订货款10%打给邓某，曹某再安排他香港的公司向印度供货商付外汇，印度供货商安排发货，将相关单证寄给曹某，货物在印度装船后，我们将90%尾款打给邓某，曹某再安排他香港的公司向印度供货商付外汇尾款。之后，曹某会联系李某1办理越南和广西那边的手续，李某1负责找大车将印度辣椒干运到遵义，货到遵义后杨某某负责入库，我以及杨某某再负责销售。印度辣椒干运到虾子镇后，曹某会给李某1付代理费，李某1会将这笔费用再付给越南和广西的具体办事公司和人员，具体怎么付的我不太清楚。我们在一起合伙做了有三十到四十个柜的辣椒。2015年底，我和陈某，陆某2，刘某1就去了一趟印度考察旅游，通过陈某考察了一家印度辣椒销售商。2017年左右，我和杨某某去过一趟广西凭祥，先后见了李某1等人，参观了边贸口岸，看见边境上很多小货车在越南那边拉印度辣椒干。我的理解是“报正关”就是完全正规办海关手续，这与边民互市应该有区别，边民互市缴关税少，我们不是边民，用这个政策进口印度辣椒干肯定不符合规定。2017年我单独做了印度辣椒的，因为2015、2016年合伙做没有赚到钱，大家没有合伙了。2017年我是用曹某的平台，陈某给我报价，我下订单以后曹某那帮人帮我操作进口。只是李某1那边的入境过货费是我直接支付给李某1。基本模式没有变化，只是订货是属于我个人的。2017年订货具体数字有个200多吨。其他的货ＳＧ540、ＳＧ541、ＳＧ75这些都是对头，是我单独进口的印度辣椒。表格中的货物全部都到虾子了。47、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蔡吉洪犯罪时已经达到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以上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蔡吉洪伙同曹某、刘某1、杨某某、陆某2、陈某等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蔡吉洪对以上证据不持异议，本院已当庭认证，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蔡吉洪的辩护人所提出“蔡吉洪自动到案，当庭认罪悔罪；在共同犯罪起次要作用，积极补缴税款，请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应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蔡吉洪违反海关法律规定，出资参与曹某等人组织的，利用“边民互市”政策，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从越南走私入境，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3464749.44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中：被告人蔡吉洪个人通过曹某安排其单位人员帮助的走私印度的辣椒干案值，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638785.55元；伙同曹某、刘某1、吴某、杨某某、陆某2、胡某2共同走私印度的辣椒干，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2825963.89元。被告人蔡吉洪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吉洪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鉴于被告人蔡吉洪系受曹某、陈某的邀约参与走私犯罪，本案组织、安排走私印度辣椒干实施犯罪的系曹某，提起犯意的是吴某，被告人蔡吉洪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本案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蔡吉洪接到公安民警的电话后，在指定地点等候，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蔡吉洪主动缴纳偷逃应缴税款，认罪、悔罪较好，应根据被告人蔡吉洪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适用缓刑对社会及所在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被告人蔡吉洪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成立，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蔡吉洪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至本院保管账户）；二、贵阳海关缉私局在交通银行遵义支行冻结的蔡吉洪（账号62×××89）人民币伍拾万元；贵阳海关缉私局收取的保证金贰拾万元，共计柒拾万元作为偷逃税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弋 玮审判员 周再佳审判员 冯婷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雪莲书记员蔡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