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23民初6212号原告：朱荣，女，196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广顺，宝应县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红玉，女，198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锦华，宝应县国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朱荣与被告张红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9日、同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广顺、被告张红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锦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2570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称因开公司需要，从2019年2月12日始至2019年7月11日止，多次陆续向原告借款257000元。原告通过现金给付和微信转账交付此款，后发现情况不妙，向被告索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还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具状。被告张红玉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本案的被告与原告部分借款属实，原告实际出借款为177240元，但至目前被告已经偿还了部分，尚欠原告110388元，故对原告主张的其他款项不予认可。原告在诉讼中所称，被告因开公司需求资金不实，实际上本案的被告因当时一时糊涂借款用来网络赌博，本案的原告也是知情的，但在陆续借款中，原、被告并没有实际产生原告所诉称的借款数额，实际上原、被告之间是通过微信转账借款还款的，基本都有记录。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是从2019年3月份开始，条据均是在原告的授意之下所书写，但与实际借款时间和金额均不相应。根据规定，当事人之间虽然有书写借条，但借条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相吻合的，应当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准。另被告自认在2019年3月曾向原告以现金方式借款3000元。当事人朱荣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借条、微信支付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张红玉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协议书等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经审理查明：一、经过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朱荣与被告张红玉系熟人关系，被告张红玉因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朱荣从2019年3月28日至同年7月15日通过微信转帐的方式，分别向被告张红玉持有的“安逸”、“顺其自然”帐户转账76笔合计179240元（另有2笔未能转帐成功：即2019年6月18日向“顺其自然”转帐6000元、2019年6月30日向“安然”转帐2000元），具体包括：2019年3月28日向“顺其自然”转帐2000元；2019年4月9日向“安逸”转帐2500元；2019年4月22日向“安逸”转帐3000元；2019年5月16日至同年7月15日向“安逸”转帐171740元。被告张红玉从2019年4月1日至同年7月15日以微信转帐、发红包的方式向原告朱荣还款76笔计66852元，具体包括：2019年4月1日至同年7月15日以微信转帐方式转账43笔计65024元；2019年5月21日至同年7月4日以发红包方式转账33笔计1828元。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部分如下：1、被告张红玉向原告朱荣共出具了7份借条，合计载明金额为234000元。其中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12日、同年3月25日、同年4月26日的三份借条均载明：“今借到朱荣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今借人：张红玉”。对该3份借条按原告陈述是向被告出借的现金，是由被告先打电话联系，再到原告处拿钱然后于当日立据，而且口头约定每笔是每月1500元的利息。被告对借条系自己在原告处书写没异议，但认为立据时间不真实，是在2019年4月以后按照原告要求写的日期，而且没有约定利息，借条上反映的数字也不真实，实际借款数字应以微信转帐为准。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朱荣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今借人：张红玉，还款日期7月1日”。对该借条原告称记不太清楚，应是在向被告以现金、微信转帐方式借款后形成的，是由被告在原告处出具的，但不是当天打的借条。后又更正为实际交付的为现金17760元，扣除的利息为2240元。而被告认为该借条虽系自己出具，但质证意见仍与上述3份借据相同。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朱荣人民币捌万捌整（88000），今借人：张红玉”；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朱荣人民币贰万壹仟元整（21000），今借人：张红玉”。对该两份借条，原告称系在2019年6月，被告与之联系，双方在宝应公园内结帐后形成，是在同一天立的据，为了有所区分，故在写日期时错开了几天。被告认为该两份借条确系自己在宝应公园出具，但仍坚持认为借条反映情况不实，是按原告要求书写，实际借款应以转帐为准。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1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人民币肆万伍元（45000），今借人：张红玉”。原告认为该借条是被告与之联系后，从居住地扬州回宝应后，双方在宝应公园结帐并补写的借条。而被告认为该借据确系自己所立，但仍坚持认为是根据原告要求书写，实际借款应以转帐为准。2、原告当庭增加的诉求23000元（原诉求为234000元），就此称包括2019年3月被告向其借款5000元、同年7月又借款3个6000元，都是通过微信转帐。对此原告除了提交微信转帐清单外，还在庭审中提交了一份录音，该录音系2019年7月6日与被告的通话，大致内容为：“朱荣说：没打单子就是上次的45000元，这次再转把你个6000元，就是3个6000元也没打单子，是这个帐啊，都要还的，就不打了。张红玉说：对的，帐不错。”为此原告还认为，通话中的45000元就是指后来由被告于2019年7月11日回宝应后补立的45000元借条，3个6000元是指原告于2019年7月3日微信转帐6000元、同年7月4日两笔微信分别转帐5500元及500元、同年7月6日及7月7日分别转帐3000元及3000元。被告对该录音真实性并无异议，但仍坚持认为双方并未按借条的金额、时间来借款，从录音中也可看出借款是以微信转帐为准。3、利息问题。原告称在7份借条中，前3份借条均与被告口头约定每笔借款每月利息为1500元，并认为在微信转帐记录中就有1500元的还款，在以后的借款中被告以各种高利息诱惑其借款，并提供了其与被告于2019年6月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提到4000元10天利息是700元。因此，原告认为尽管被告确实通过微信转帐、发红包的方式向其偿还了部分款项，但均系偿还的利息。而被告认为向原告借款时，就利息并未明确约定，自己所还的款项系偿还的本金。4、协议书问题。被告认为在原告向其索要借款过程中双方已经达成了分期还款协议，原告现在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提交了由原告书写的协议一份。载明：“婚前张红玉与我借的钱说是开公司用的债务与屈飞俊无关。只要张红玉每月最少还3千元不拖，9月1日还（每月），我不会至扬州去闹，张红玉妈妈带小孩与我无关。签字：朱荣。2019年7月20日。”另被告还提供了微信转帐记录1份，以证明在2019年9月1日上午准备按协议转帐给原告3000元，但被告未接收。对上述协议，原告认为内容确由自己所写，但系被告逼迫所为，被告也未签字，故不予认可。由于双方当事人就借款及还款事宜产生纠纷，遂引起本案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并提供担保，本院依法作出了（2019）苏1023民初6212号民事裁定。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原告仅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即向被告高频率、高次数借款，涉案借条达7份，双方微信往来转帐达152次，给本案的事实认定带来较大难度。1、原告现主张的向被告借款数额为257000元，按其所述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即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12日、同年3月25日、同年4月26日的三份借条所对应的现金借款60000元；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日对应的借款20000元；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日、同年6月15日、同年7月11日的三份借条所对应的借款合计154000元，以及后来增加的诉讼请求23000元（即之前5000元加上后来的3个6千元）。就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12日、同年3月25日、同年4月26日的三份借条所对应的现金借款60000元而言，原告称系现金交付，被告也认可系分次在原告家由自己出据，并未发现存在强制胁迫或其他违法情形，再从双方交易方式上可以看出，双方以微信转帐、发红包方式进行交易主要集中在2019年5、6、7三个月，即在三份借条所载明时间之后，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就此三笔借款可以认定。被告另称曾在2019年3月向原告借款现金3000元，系其自认行为，本院可以认定。就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日的借条，原告陈述内容自相矛盾，而且此时双方已经发生多笔微信往来，实际出借数字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就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日、同年6月15日、同年7月11日的三份借条所对应的借款合计154000元，经查，系双方就借款本息所形成的结帐条据，在下文中将予以分析。2、对于利息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原告向被告借款不可能为无息借款，且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部分借款有高利借贷之违法约定的内容。原告在本案起诉时并未主张利息，也不能清楚、详细、准确的说明每笔借款利息约定的具体情况，例如前三份借条上均未载明有利息约定，尽管原告认为在后来的微信还款记录中某笔某数额的还款即为利息款，但并不足以认定，被告也予以否认。故本院认为，就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息约定并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原告认为被告通过微信还款66852元系归还利息的意见，本院难以支持，该款只能认定为归还本金，并应从已经认定的出借数额中抵冲。如上所述，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日、同年6月15日、同年7月11日的三份借条中，除实际出借的本金外，还包含约定、数额不明的高利息，高利借贷系违法行为，且根据本案情况难以从中甄别剔除，故本院对借条所载明的数额不予认定，应根据双方以微信转帐、发红包的交易习惯来认定实际出借数额。另原告所增加的23000元诉讼请求，即之前5000元加上后来的3个6千元，均包含在微信转帐的数额中（即5000元是指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向“顺其自然”转帐2000元、同年4月22日向“安逸”转帐3000元。3个6000元是指原告于2019年7月3日微信转帐6000元、同年7月4日两笔微信分别转帐5500元及500元、同年7月6日及7月7日分别转帐3000元及3000元），就此应予以在认定实际出借数额时一并处理。3、所认定的实际出借数额及还款数额。经查，原告朱荣从2019年3月28日至同年7月15日通过微信转帐的方式，分别向被告张红玉持有的“安逸”、“顺其自然”帐户转账76笔合计179240元。被告张红玉从2019年4月1日至同年7月15日以微信转帐、发红包的方式向原告朱荣还款76笔计66852元。两相冲抵则为112388元（179240－66852＝112388元）。前三份借据所认定的现金借款则为60000元，另有被告自认借款3000元。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尚下欠原告借款本金为175388元（112388+60000+3000＝175388元）。4、协议书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书系原告向被告索要借款时形成，协议载明：“……只要张红玉每月最少还3千元不拖，9月1日还（每月），我不会至扬州去闹，张红玉妈妈带小孩与我无关。……”该协议并没有明确约定债权总额、具体还款方案以及如果原告不接受还款则无权起诉等内容，属于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约定不明的协议按照规定可以补充约定，但双方也未达成补充协议，故本院认为仅凭该协议，不足以对抗原告起诉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红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朱荣借款175388元；二、驳回原告朱荣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55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6925元，由原告朱荣负担2280元，被告张红玉负担46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文强人民陪审员  杨小云人民陪审员  徐 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相艳妮书 记 员  杨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