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0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厚义，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安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天凤，女，1973年1月26日出生，羌族，户籍地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明，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加祥，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黄梅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浩申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谊盛路285号第四幢143室。法定代表人：柳加祥，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7楼568室，实际经营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295号2号楼7楼。法定代表人：田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圣杰，男，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男，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罗秀路108号。法定代表人：陈林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加快，上海刘加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厚义、胡天凤因与被上诉人柳加祥、上海浩申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申公司）、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人寿公司）、上海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鑫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2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厚义、胡天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受害人杨某1坠落是因为涉案窗户没有防脱落装置导致，且窗户没有防脱落装置本身就不符合国家标准，即使验收通过，也不符合安全性，聚鑫公司就此存在过错，理应就杨某1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杨某1当时是室内保洁，并不属于高空作业，其无需也无法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其自身就损害后果并无过错。杨某1生前一直在上海从事保洁类工作，且在2014年就取得了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特种作业操作证，2016年4月到2018年6月间一直租住在上海市闵行区XX村，其支付宝的消费记录也显示是在上海生活，不能因为年事已高的房东证词有细微出入就否认杨某1的居住情况，故本案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衣物损失费有异议，其余损失均无异议。柳加祥、浩申公司辩称：涉案窗户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聚鑫公司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杨某1在工作中，自行爬上窗台擦窗，其就自身受害亦存在过错。东方人寿辩称：涉案窗户没有防脱落装置和措施，聚鑫公司就杨某1的损害后果应承担责任。希望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聚鑫公司辩称：涉案窗户是用来采光、防雨、挡风的，而非用来受力；如果窗户不合格，验收也没法通过；联合调查组在调查时，也注意到了该问题，但并未将其作为事故原因，故杨某1的死亡结果与涉案窗户的质量没有因果关系，聚鑫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某1对于自身损害后果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让其自担责任存在依据。而且，杨某1一方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事发前一年在上海城镇地区居住、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一审法院适用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故聚鑫公司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杨厚义、胡天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柳加祥、浩申公司、东方人寿公司、聚鑫公司赔偿杨厚义、胡天凤死亡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360,680元（68,034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2,792元（7,132元/月×6个月）、交通费3,000元、家属住宿费10,000元、衣物损失费1,000元、律师费10,000元、家属误工费7,260元（2,420元/人×3人，3人为杨厚义、胡天凤和杨某1的姑姑杨某3），要求东方人寿公司和聚鑫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柳加祥与浩申公司对东方人寿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庭审中，杨厚义、胡天凤变更当事人责任承担方式为：由柳加祥和聚鑫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浩申公司与东方人寿公司对柳加祥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2号楼7层（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聚鑫公司所有，于2018年8月1日与东方人寿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东方人寿公司，并于2018年8月6日交房。东方人寿公司承租涉案房屋后，找到柳加祥承接办公室的装修工程，柳加祥找到浩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商定以浩申公司的名义与东方人寿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东方人寿公司与浩申公司遂签订了《设计制作合同》，约定由浩申公司承包涉案房屋的办公室装饰改造工程，工期为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9月12日。在装修工程基本结束、尚未进行竣工验收结算时，东方人寿公司要求柳加祥找人对现场进行开荒保洁，柳加祥联系了李某，让李某带人进行开荒保洁。2018年9月12日早上，李某带了杨某1等共四人来到涉案房屋，待开门后即进入场地开始保洁工作。8点10分左右，杨某1在擦拭办公室南面玻璃移窗时，与擦拭的玻璃窗一同从7楼坠落至地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上海市浦东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人民政府、上海市浦东新区监察委员会共同组成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上海浩申广告有限公司“9.12”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2018年11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发布浦府安〔2018〕65号《关于〈上海浩申广告有限公司“9.12”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同意《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处理意见。《调查报告》认定，杨某1系柳加祥临时雇用的保洁工；涉案工程实际系施工装修合同，浩申公司无装修施工资质；事故发生于装修项目主体施工结束、验收前；XX路XX号于2006年8月21日取得了建筑工程竣工备案证书；现场勘查发现窗框及内滑槽未有明显损坏，窗台外侧有两个脚印，死者坠落高度约26米，地面上有一把擦洗玻璃的毛套和一扇坠落的小窗（玻璃未碎）；根据现场勘查推论，杨某1在无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脚踩在窗台上，手抓着移窗窗扇擦拭窗玻璃，窗扇受力后，脱离滑轨槽，杨某1失去平衡后连同窗扇一起从高处坠落，此系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系东方人寿公司违法发包装修施工项目，未审查装修施工承接单位资质，对办公室装修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督促管理不力，间接原因之二系浩申公司违法出借营业执照，安全管理缺失，间接原因之三系柳加祥以浩申公司名义无资质承接项目，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认定柳加祥、浩申公司、东方人寿公司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此后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在事故调查组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中，有相关人员的陈述。其中李某陈述：8点02分，其看到杨某1左脚站在梯子上，右脚站在窗台上，左手扶着窗玻璃，右手拿着毛套在擦窗，突然就看见他和窗户一起摔下去了。聚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林法在被问及为何窗户没有防脱落装置时陈述：之前都是按照老的标准执行的，建交委也验收过。杨厚义系杨某1父亲，胡天凤系杨某1母亲，杨厚义、胡天凤于事发前已XX。杨某1生前系农业家庭户籍，其遗体于2018年10月21日火化。2018年9月29日，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村居委会出具《居住证明》，载明杨某1自2018年6月起至证明出具日均居住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小区XX号XX室，该房系出租房，由案外人王某承租。杨厚义、胡天凤另提供承租人为王某、租赁期限为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6月24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以佐证杨某1的上述居住情况。证人杨某2出庭作证，陈述：杨某1及其父亲即杨厚义于2016年5、6月左右通过李某介绍租住在其家中，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XX村XX组XX号；未签订租房合同，房租月交，现金支付，均由杨厚义直接支付给证人；胡天凤从未在该处居住；杨某1除去外地干活外，一直居住在其家中，至出事后不再租住其房屋。杨厚义称其自2017年6月开始就不住在杨某2家里了。胡天凤称，刚开始是杨厚义与杨某1居住在杨某2家中，从2017年4月起，就是胡天凤与杨某1居住，2018年1月胡天凤回老家，至2018年9月4日才返回上海，住在杨某2家另一处房屋内。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8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该村共有村民1080户，已征地动迁663户。上海XX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杨某1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22日在该公司从事保洁工作。一审审理中，杨厚义、胡天凤明确家属住宿费系杨厚义、胡天凤及杨某1姑姑即案外人杨某3所发生，主张的时间段为2018年9月12日至10月21日。杨厚义称其事发前在四川，事发后来上海，曾住过小宾馆，目前房租每月2,100元。胡天凤称其事发前在四川，事发后来上海，目前房租每月600元。其提供交通费票据复印件一组以证明其交通费损失，其中包含2018年9月12日重庆飞往上海的飞机票两张各738元，乘坐人员分别为杨厚义和杨某3；2018年10月21日上海至安阳的火车卧铺票三张，乘坐人员分别为杨厚义、胡天凤和杨某3，金额分别为263.50元、263.50元、254.50元；另有2018年10月21日之后杨厚义、胡天凤和杨某3的火车票、汽车票，乘坐范围均在上海和四川之间。杨某1生前曾取得过高处作业项下墙面装饰装修清洗、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的资格证。杨厚义、胡天凤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支出律师费10,000元。事发后，柳加祥向杨厚义暂付3.5万元，东方人寿公司向杨厚义暂付5.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调查报告》系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询问各方当事人、审查各类合同、资质等一系列调查活动，对事故各方关系、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作出的认定，并获得了上级机关的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调查报告》中所做的各项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和相关规定，予以采信，认定杨某1系受雇于柳加祥，涉案保洁工作属于装修工程收尾工作，柳加祥和浩申公司均无承接装修工程的资质，东方人寿公司属违法发包，故对于杨某1的死亡，由柳加祥承担赔偿责任，浩申公司与东方人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杨某1曾取得过高空作业的相关资质，其受伤时的擦窗工作属高空作业，其理应知道其中安全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意外，亦应知晓从事此类高空作业应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但事发时杨某1并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故杨某1对自身的坠楼具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涉案窗户没有防脱落装置的问题，首先，根据涉案房屋竣工时所依据的国标GB50210-200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5.3.4条规定：“金属门窗扇必须安装牢固，并应开关灵活、关闭严密，无倒翘。推拉门窗必须有防脱落措施。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善意检查；手扳检查。说明：5.3.4推拉门窗扇意外脱落容易造成安全方面的伤害，对高层建筑情况更为严重，故规定推拉门窗扇必须有防脱落措施。”此规范未要求推拉门窗必须安装防脱落装置，而是要求有防脱落措施，而对此的检查方式是观察、开启和善意检查、手扳检查，涉案房屋通过了竣工验收，表明当时该门窗符合上述规范。其次，事故调查组在对陈林法的询问笔录中提到了防脱落装置的问题，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此问题，但在《事故报告》中并未将此认定为事故原因。再次，移窗本身无论是否有防脱落装置，都是非固定、可移动的，客观上存在松动的可能，而窗户本身也不具有承重的功能，即使存在防脱落装置亦无法保证其承重后必然不会脱落。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没有防脱落装置并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聚鑫公司对杨某1的死亡没有过错，不承担事故责任。对于杨厚义、胡天凤可得赔偿的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杨某1系农业家庭户籍，其主张按照本市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需证明其在事发前一年在本市城镇区域居住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但关于杨某1事发前一年的居住情况，证人杨某2的证词与杨厚义、胡天凤的陈述存在矛盾，2018年6月之前的居住情况除杨某2证词外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关于杨某1事发前一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亦只有一份《证明》，而无其他证据予以支持。故杨厚义、胡天凤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难以支持。根据本市农村标准，死亡赔偿金确定为607,500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杨某1因本次事故死亡，但其自身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综合本案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30,000元。3.丧葬费。杨厚义、胡天凤请求丧葬费42,792元，予以确认。4.交通费。根据杨厚义、胡天凤提供的交通费票据，并考虑处理杨某1后事的实际需要，杨厚义、胡天凤请求交通费3,000元合理，予以确认。5.家属住宿费。杨厚义、胡天凤主张家属住宿费10,000元过高，根据杨厚义、胡天凤关于事发前后居住情况的陈述及客观需要，家属住宿费酌定为2,500元。6.衣物损失费。杨厚义、胡天凤主张衣物损失费1,000元无依据，不予支持。7.律师费。杨厚义、胡天凤主张律师费10,000元合理，予以确认。8.家属误工费。杨厚义、胡天凤主张三人一个月的误工费7,260元，尚属合理，予以确认。杨厚义、胡天凤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损失共计673,052元，根据各方过错，由柳加祥承担其中的60%即403,831.20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柳加祥共应赔偿杨厚义、胡天凤433,831.20元，浩申公司和东方人寿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柳加祥已经支付杨厚义、胡天凤3.5万元，东方人寿公司已经支付杨厚义、胡天凤5.5万元，上述款项应从赔偿款额中予以扣除，扣除后，杨厚义、胡天凤还应获得赔偿款343,831.20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的规定，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判决：一、柳加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厚义、胡天凤343,831.20元；二、上海浩申广告有限公司对柳加祥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柳加祥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杨厚义、胡天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62元，由杨厚义、胡天凤负担10,355元，柳加祥负担7,807元。本院二审期间，杨厚义、胡天凤提交了支付宝消费记录，用于证明杨某1生前的生活开支都是在上海通海路附近，系居住于上海城镇地区。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及质证，柳加祥、浩申公司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东方人寿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聚鑫公司认为，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说明该账户系由杨某1开设并由其使用；也不能证明杨某1生前连续一年以上居住在上海城镇地区，根据记录，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消费即不在上海，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消费记录无法明确即是杨某1生前之消费，无法据此说明杨某1生前之生活居住状况，故对该证据材料依法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杨某1于生前取得的高处作业项下墙面装饰装修清洗、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的资格证系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其中，墙面装饰装修清洗证书有效期为2014年10月10日至2020年10月10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责任承担的主体，聚鑫公司是否应就杨某1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是残疾赔偿金可否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关于焦点问题一，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以杨某1系受雇于柳加祥，涉案保洁工作属于装修工程收尾工作，柳加祥和浩申公司均无承接装修工程的资质，东方人寿公司属违法发包，认定对于杨某1的死亡，由柳加祥承担赔偿责任，浩申公司与东方人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又以杨某1于事发时理应知道安全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意外，但并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认定杨某1对自身的坠楼具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存在事实依据，且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其次，关于聚鑫公司是否应当担责。杨厚义、胡天凤主张聚鑫公司应担责，主要理由是受害人杨某1坠落系因涉案窗户没有防脱落装置导致。然涉案房屋于2006年竣工，根据当时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规定，并未要求推拉门窗必须安装防脱落装置，涉案房屋也于当时通过竣工验收。而且，纵观在案情况，并无证据显示事发当时涉案窗户存在明显之安全隐患，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亦未认定聚鑫公司就杨某1之坠落存在过错及责任。故杨厚义、胡天凤要求聚鑫公司承担责任，依据有欠充分，本院难予支持。至于各方的责任比例，一审法院考虑到各方的过错，认定柳加祥就损害后果承担60%之责任，受害人自担责40%，亦属合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同。关于焦点问题二，本案中，为证明杨某1生前系居住于城镇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杨厚义、胡天凤一方提交了工作证明、居住证明、特种作业资格证等证据，并申请了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虽证人就居住情况与杨厚义、胡天凤一方的陈述存在些许出入，但通过其他证据材料之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杨某1生前多年工作、生活于上海城镇地区，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360,680元，存在较为充分之事实及法律依据。至于其他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之认定及计算均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同。因此，本案中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损失共计1,426,232元，由柳加祥承担60%即855,739.20元，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柳加祥应承担金额为885,739.20元，浩申公司与东方人寿公司就柳加祥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柳加祥、东方人寿公司已向杨厚义支付9万元，故最终杨厚义、胡天凤应获得之赔偿金额为795,739.20元。综上所述，杨厚义、胡天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2386号民事判决；二、柳加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厚义、胡天凤人民币795,739.20元；三、上海浩申广告有限公司、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柳加祥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杨厚义、胡天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162元，由被上诉人柳加祥负担10,898元，由上诉人杨厚义、胡天凤负担7,2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68元，由被上诉人柳加祥负担9,040元，由上诉人杨厚义、胡天凤负担6,0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