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81民初4705号原告：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荷花办事处天马路天马花园小区13栋601室。法定代表人：甘恩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男，196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林，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长春六街2号。法定代表人：王启福，执行董事。被告：王启福，男，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被告：刘秀娟，女，197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颜萍，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隆公司）与被告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被告刘秀娟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湘0181民初470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刘秀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刘秀娟不服该裁定依法上诉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12月18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宋春林，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庆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140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于2011年6月开始从原告处采购烟花产品，截至2015年4月3日，经双方对账结算，尚欠货款1404000元。经原告及其工作人员多次催问，被告一直未支付所欠货款，经查，被告刘秀娟系借用被告新润公司的资质从事烟花贸易，故被告刘秀娟应与被告新润公司承担货款的连带偿付义务。被告新润公司的营业期限自2009年4月7日至2019年4月6日，现已超过营业期限，且被告新润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故其股东被告王启福应与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承担货款的连带偿付义务。诉讼中，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及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提交的证据，原告庆隆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支付货款1181500元。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共同辩称，本案所涉业务系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之间的往来，被告刘秀娟只是被告新润公司的员工，负责经手与原告庆隆公司之间的业务，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被告刘秀娟不应是本案被告；原告诉请的该笔货款已由被告新润公司支付完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庆隆公司系经营烟花爆竹批发业务的企业。被告新润公司系经营烟花爆竹类批发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被告新润公司的股东为被告王启福，持股比例为100%，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8月5日，该公司的营业期限由至2019年4月6日变更为至长期。原告庆隆公司自2011年开始与被告刘秀娟对接，并根据其下的订单提供烟花产品。2015年4月3日，原告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刘秀娟经手对双方之间的往来进行了对账结算，并签署了对账单。对账单的首部载明：甲方：浙江省义乌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刘秀娟），乙方：湖南省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陈昌龙）。对账单的具体内容为：甲方于2011年6月份开始起从乙方购买烟花产品，截止2015年4月3日甲方与乙方对货款进行核算，经确认甲方尚欠乙方货款人民币1404000元（壹佰肆拾万零肆仟元整），其他账目与本对账单不一致的，以本对账单为准。6月之前付60万元，余下因利比亚港口封关，等港口开放后2个月内付清。被告刘秀娟在甲方签字或盖章处签名，原告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甘恩平在乙方签字或盖章处签名并加盖原告庆隆公司的公章。对账之后，原告庆隆公司继续根据被告刘秀娟所下的订单提供烟花产品。被告刘秀娟共计向原告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支付363500元。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为：2016年9月5日30000元，2016年10月20日30000元，2017年1月19日80000元，2017年3月24日30000元，2017年3月31日支付20000元，2017年4月19日20000元，2017年4月26日支付33500元，2018年2月11日100000元，2018年9月1日20000元。被告王启福共计向原告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支付1440000元。具体时间及金额为：2015年5月16日100000元，2015年6月19日200000元，2015年7月15日80000元，2015年8月31日100000元，2015年9月6日200000元，2015年9月16日100000元，2015年10月13日80000元，2015年11月2日80000元，2015年11月18日80000元，2016年1月7日100000元，2016年2月1日150000元，2016年2月5日100000元，2016年2月6日20000元，2016年4月15日50000元。原告庆隆公司多次向被告刘秀娟催问剩余货款并要求对双方的全部往来进行对账结算，被告刘秀娟一直未与答复。原告庆隆公司催问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庆隆公司陈述：其委托代理人陈昌龙于2010年去义乌参展时与被告刘秀娟相识。原告庆隆公司于2011年与被告刘秀娟发生业务往来，被告刘秀娟是借用被告新润公司的资质与原告庆隆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根据被告刘秀娟向陈昌龙的付款情况可知是以其个人名义而非被告新润公司的名义支付货款，对账单上亦未加盖被告新润公司的公章。往来过程中，原告庆隆公司一直都是委托陈某全权经手与被告刘秀娟对接，确定发货。发货的流程为被告刘秀娟下单后由原告庆隆公司寻找货源，货物生产完成后由被告刘秀娟雇请司机过来浏阳拖货，且由被告刘秀娟支付运费，所有的运输手续都是由被告刘秀娟办理，至于被告刘秀娟以谁的名义办理运输证、货物具体销往了哪里，原告均不知情。双方往来持续至2015年，陈昌龙及原告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4月3日到义乌与被告刘秀娟进行对账，对账时被告王启福在场。看在双方的情谊上，原告庆隆公司在被告刘秀娟欠付货款的情形下仍然继续发货，但明确要求现款现货，且之前欠付的1404000元也要陆续支付。对账之后，经陈某负责与被告刘秀娟对接，原告庆隆公司共计向被告刘秀娟发货8次，具体的发货日期、发货单号、货款金额为：2015年5月27日，烛光、擦炮、去年余货，303467元；2015年7月15日，俄文单，196395元；2015年7月26日，黑人ＡＣ1柜，260627元；2015年9月28日，Ｂｅｓｔ单，265278元；2015年10月13日，黑人ＡＣ2柜,252940元；2015年11月24日，现货米奇子弹炮拼柜，28320元；2016年10月17日，俄文单，136975元；2017年3月24日，（ＸＩＡ）单交货付款柜，103500元；以上合计1547502元。就对账之后的往来，双方未进行对账结算。2017年1月5日，原告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再次去义乌找被告刘秀娟催问货款时，被告刘秀娟拒接电话，被告新润公司注册登记的住所地亦无人上班。因多次向被告刘秀娟、新润公司催问货款未果，且基于被告刘秀娟拒接电话、被告新润公司注册登记的住所地无人上班的事实，原告庆隆公司才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陈述：本案往来都是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发生的，被告刘秀娟是被告庆隆公司的业务员，只是作为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业务往来的负责人与原告庆隆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接，业务都由被告刘秀娟负责，但货款并不一定由被告刘秀娟支付。双方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会不定期的进行对账结算，不是说直到2015年4月3日才进行对账结算。被告新润公司在2015年4月3日对账之后与原告庆隆公司还存在业务往来，但具体往来的货款金额不清楚，且双方对之后的往来还存在纠纷。对原告庆隆公司陈述被告刘秀娟、王启福在对账后要求以现款现货的方式发货不予认可，亦不认可对账后的付款系支付的双方对账之后的往来货款，而称双方还是延续之前的交易方式发货和结款，故对账后的付款应先结算对账之前的欠款，再结算对账后的欠款。被告新润公司目前还在营业中，只是业务量不大。浏阳市公证处根据原告庆隆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9月4日对陈某与被告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作出了（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根据该公证书中的资料，陈某与被告刘秀娟自2012年6月19日起开始就发货的具体事宜包括货物的品种、价格、发货清单等进行沟通，陈某在向被告刘秀娟发送发货清单的同时也多次向被告刘秀娟催问货款。双方的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双方的交易习惯为由被告刘秀娟向陈某发出订货需求，询问是否可以生产，并就价格、尺寸等具体内容进行沟通，确定之后陈某会负责督促生产，生产之后根据被告刘秀娟指定的日期进行发货，发货之后由陈某以ＱＱ文件的形式将发货清单发给被告刘秀娟，或者在发货之前将发货清单发给被告刘秀娟确认。2015年4月3日之前，双方通过上述方式进行了多次交易。被告刘秀娟于2015年5月28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4年烛光和擦炮余货2015年5月27日装柜清单”文件，于2015年7月16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年7月15日俄装柜清单”文件，于2015年7月27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年7月26日黑人ＡＣ装柜清单”文件，于2015年10月14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年10月13日黑人ＡＣ装柜清单”文件。被告刘秀娟于2015年7月28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07.27ｂｅｓｔ报”的文件，双方还就价格进行了协商；被告刘秀娟于2015年8月3日告知陈某该订单的货物发货时间在9月20日左右；2015年9月25日，陈某向被告刘秀娟发送消息“刘总Ｋ0203-3到时生产400多件的话我会有多少装多少的？”并将相应的货号、品名、含量、体积、重量等内容以表格形式发送给了被告刘秀娟；2015年9月28日，陈某将发货清单发送给被告刘秀娟，并告知“一定要交代装卸工人10发和12发的装卸要轻一定太重了放货时太重真的乱纸箱”。2015年11月14日，被告刘秀娟发消息给陈某“是的”，“你看看，马上这一两天”，并于2015年11月25日接收了陈某发送的发货清单文件。2016年8月25日，被告刘秀娟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6.8023俄文询价1”的文件，并于2016年8月26日回复“好的”。之后双方就该笔订单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沟通。2016年10月18日，被告刘秀娟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发货明细清单文件。2017年2月21日，被告刘秀娟向陈某发送消息要求了解订单中产品的价格，于2017年2月22日收到了陈某发送的“2017.02.20（询）”的文件，之后双方就价格再次进行了沟通和协商，被告刘秀娟于2017年3月24日成功接收陈某发送的“2017.2.20（ＸＩＡ）修改价格”的文件。在上述公证书公证的陈某与被告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中，还包含如下内容：陈某多次向被告刘秀娟催问货款，2015年4月3日之后的往来中每次发货前都会要求被告刘秀娟安排支付一部分货款。2015年10月26日，陈某向被告刘秀娟发送消息“刘总你好1、2014年对账后到目前止余款544000元，并附《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的表格，表格中载明已发货总货款为1278707元。2、2015年已发货1278707元所以合计余额1822707元”。2016年1月7日，陈某再次向被告刘秀娟催问货款，并发送了《义乌对账后汇款明细》及《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的表格给被告刘秀娟，其中汇款明细载明2015年4月3日对账后共支付货款1020000元，《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载明为：5月27日，去年余货，货款为303467元；7月15日，俄文，货款为196395元；7月26日，ＡＣ1柜，货款为260627元；9月28日，Ｂｅｓｔ单，货款为265278元；10月13日，ＡＣ2柜，货款为252940元；11月21日，现货米奇子弹炮，货款为28320元，共计货款为1307027元。确认2016年1月7日止，总余款＝2014年余款＋2015年货款＝384000＋1307027＝1691027元。2016年3月8日，陈某向被告刘秀娟发送了账目明细，确认截至2016年2月7日止，2014年余款为14000元，2015年货款为1307027元。诉讼中，原告庆隆公司向本院申请了证人陈某、李某就案件的事实出庭作证。证人陈某陈述：其于2010年在原告庆隆公司实习期间随原告庆隆公司到义乌参展时与被告刘秀娟相识。在2011年大学毕业后即到原告庆隆公司上班，职务为业务经理。自2011年开始与被告刘秀娟联系，本案中所涉往来均由其经手。对于被告刘秀娟于2015年4月3日与原告庆隆公司进行对账结算一事知情，2015年4月3日后经手向被告刘秀娟发送了8次货，共计货款为1547502元。对于被告刘秀娟在对账之后所付的货款具体是支付的哪一车货物的货款不清楚。证人李某陈述其自2011年到原告庆隆公司上班，协助发货、验货、催货。见过一次被告刘秀娟，对于被告刘秀娟与原告庆隆公司之间的往来知情，但对于具体的往来金额不知情。原告庆隆公司另向本院提交了义乌市阿瑟亚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拟证明利比亚港口于2016年6月开放的事实。该《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各商户：利比亚目的港于2016年6月份开始正式恢复运营，海关正常工作。根据利比亚海关执行一项新进口预申报政策，从2016年6月1日起，凡是货到利比亚港口（ＴＲＩＰＯＬＩ的黎波里、米苏拉塔等港口）的货物必须申请ＥＣＴＩＶ。如不能提供视为触犯利比亚海关条例。特此告知，望遵照执行！原告庆隆公司陈述利比亚港口在2015年4月3日双方对账结算时确实关闭了，但在2016年6月之后开放了一段时间，今年3月份才又予以关闭。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对陈某、李某的证言予以认可，称陈某作为业务负责人，并未陈述之后的发货与结款是一致的，本案双方在对账结算后还有货物往来，但原告庆隆公司在诉状中并未陈述上述事实，对账以后的交易应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不认可利比亚港口在2016年6月后开放了一段时间，称利比亚港口仍未开放。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另向本院提交了《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打印件），拟证明被告刘秀娟系被告新润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该《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中载明被告刘秀娟自2009年4月开始缴费至2019年10月，缴费单位为被告新润公司。原告庆隆公司认为仅依据该《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无法认定被告刘秀娟系被告新润公司的员工，还应结合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实践中也可以由被告刘秀娟挂靠被告新润公司缴纳养老保险。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庆隆公司为证明其已向买受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向本院提供了对账单及其他证据，应认定其与买受人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应当按约向原告庆隆公司支付货款。关于本案买受人的认定。本案买卖合同所涉的标的物为烟花爆竹，而烟花爆竹属于限制流通物，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故烟花爆竹的买卖双方均须具有相应的资质。被告刘秀娟个人并不具有买卖烟花爆竹的资质，而被告新润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含了烟花爆竹批发，且被告新润公司认可本案中所涉往来都是由其与原告庆隆公司发生的，故本院认定本案的买受人为被告新润公司。虽本案中的业务往来均系由被告刘秀娟与原告庆隆公司的业务经理陈某进行联系，但因被告新润公司认可被告刘秀娟系其员工，具体负责其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的业务往来，且已就上述事实提交了《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予以佐证，故被告刘秀娟有权代表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的业务经理陈某进行发货对接，并经手代表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进行对账结算。2015年4月3日的对账单虽未加盖被告新润公司的公章，但抬头处已载明甲方为被告新润公司，故不能因对账单上未加盖被告新润公司的公章即推定本案的买受人不是被告新润公司而是被告刘秀娟。原告庆隆公司虽主张本案业务往来是被告刘秀娟借用被告新润公司的资质与其发生的，且所有的运输手续都是由被告刘秀娟办理的，但基于本案买卖标的的特殊性，原告庆隆公司作为烟花爆竹销售企业应当知晓被告刘秀娟个人并无购买烟花爆竹的资质，故其应提交证据推翻被告刘秀娟系代表被告新润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这一事实。同时，结合原告庆隆公司陈述的2015年4月3日对账的经过可知，若非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之间的往来，被告王启福可不参与其与被告刘秀娟的对账结算，被告王启福参与对账结算以及在对账后向原告庆隆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说明其对被告刘秀娟代表被告新润公司与原告庆隆公司发生往来予以认可。现原告庆隆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刘秀娟系借用被告新润公司的资质与其发生业务往来以及被告刘秀娟并非被告新润公司员工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庆隆公司关于被告刘秀娟系实际买受人的观点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刘秀娟、王启福在2015年4月3日对账后支付款项的认定。根据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向本院提交的付款凭证，2015年4月3日之后，被告刘秀娟共计向原告庆隆公司支付货款363500元，被告王启福共计向原告庆隆公司支付货款1440000元，上述款项在被告刘秀娟、王启福支付的时候并未明确是支付的哪一笔货款，原告庆隆公司与被告刘秀娟、王启福亦未就该事项作出特别约定。虽原告庆隆公司陈述因之前还欠付了货款，故对账之后的往来都要求现款现货，被告刘秀娟、王启福的上述付款应认定为优先支付对账后的往来货款，剩余部分再支付对账前的欠款，但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亦不予认可，且付款时间、金额与发货时间、金额并未呈现出对应性。同时，（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原告庆隆公司业务经理陈某与被告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中，陈某在向被告刘秀娟催问货款时，不仅将对账后的汇款明细和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明细发给了被告刘秀娟，同时还确认了对账后的汇款优先抵付了2015年4月3日对账单中的欠款。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同一买卖双方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发生业务往来，在双方就付款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买受人的付款应按欠款发生的先后顺序予以抵付。因此，原告庆隆公司关于被告刘秀娟、王启福所支付的上述款项应优先支付对账之后的往来货款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庆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在对账之前与对账之后的往来主体是一致的情形下，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不宜由出卖人针对不同时间段的业务往来分别向买受人主张权利，而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全部业务往来一并予以处理。虽原告庆隆公司在诉状中未对双方在对账之后的往来事实及付款事实作出陈述，但在本院开庭审理过程中，根据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的答辩意见、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的事实，原告庆隆公司已对双方之间的全部业务往来作出了陈述，且结合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提交的证据对其诉讼请求进行了核减，陈述最后意见时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支付货款1181500元，故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以原告庆隆公司仅在诉状中主张了对账之前的货款为由要求驳回原告庆隆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对陈某与被告刘秀娟之间的ＱＱ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被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虽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但并未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并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公证书予以认定。原告庆隆公司与被告新润公司在2015年4月3日对账之后仍存在往来，但原告庆隆公司多次要求被告刘秀娟进行对账，被告刘秀娟均未予理睬，故不能因双方对该部分货款未予结算而不予处理。现原告庆隆公司已提交陈某与被告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证明往来的具体时间、金额，被告新润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陈某于2016年1月7日将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及对账后付款明细发给了被告刘秀娟，被告刘秀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而已发货总清单与原告庆隆公司陈述的前6次往来时间及货款总金额是一致的，故本院认定原告庆隆公司与被告新润公司在对账之后的往来货款总金额为1547502元。被告新润公司主张双方就对账之后的往来尚存在其他纠纷，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双方对该部分货款未约定付款期限，被告新润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后及时支付。虽2015年4月3日对账时就1404000元约定了最后付款期限为利比亚港口开放后2个月内，但原告庆隆公司已向本院提交了义乌市阿瑟亚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证明利比亚港口于2016年6月予以开放，自2015年4月3日至今已四年多时间，被告新润公司关于利比亚港口至今仍未开放过的陈述不符合客观实际，且被告新润公司认可对账之后的付款优先支付对账之前的欠款，按照被告新润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对账前的欠款1404000元早已支付，故应认定付款期限已经届满。被告新润公司共计应向原告庆隆公司支付货款为2951502元（1404000＋1547502），扣除已付的1803500元（363500＋1440000），还应支付货款为1148002元。对原告庆隆公司要求被告新润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本案付款责任的承担问题。因本院已经认定被告新润公司系本案的买受人，故本案中所欠原告庆隆公司的货款应当由被告新润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因被告刘秀娟并非本案中的买受人，且原告庆隆公司无证据证明被告刘秀娟作出了愿意就本案债务承担支付责任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债务加入，故原告庆隆公司要求被告刘秀娟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新润公司系由被告王启福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王启福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现被告王启福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新润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故被告王启福应对被告新润公司在本案中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货款1148002元，王启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434元，由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负担579元，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王启福共同负担198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吴银辉人民陪审员  张如锋人民陪审员  吴远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谢君影书记员谢君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