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221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得受，男，194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胜琴，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第二区。法定代表人：余威，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得受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龙客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1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经合议庭合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得受的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148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李得受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贵龙客车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得受自2002年5月至2006年6月期间为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提供劳动，后因企业经营问题停工而给员工放长假，李得受因此才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2011年6月23日，贵龙客车公司进行企业改制，并在《黔东南日报》（第7149期8版）发布《企业改制公告》，通知与该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停薪留职、内病退、请长假等人员）于该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材料原件到公司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李得受在看到该公告后，便于2011年6月27日到贵龙客车公司处提交职工身份相关证明材料，以主张自己的劳动者身份，但贵龙客车公司拒绝接受李得受所提交的相关材料。此为一方主张自己的劳动者权利，另一方拒绝承认，这并非属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第六届民事审判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关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两不找”的情形。且根据李得受在仲裁及一审过程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可知，李得受等十五位员工为了主张及维护自己劳动者身份及权益，从2011年6月起曾多次向贵龙客车公司的主管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反映及提出诉求。这也充分的说明，双方之间并不属于“两不找”情形。特别是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双方之间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后，贵龙客车公司既不给李得受等人安排岗位，也不向李得受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也不解除与李得受等的劳动关系，而李得受等主张劳动者权利的请求也一直未得到处理。是贵龙客车公司的行为导致李得受不能提供劳动，而非劳动者不愿提供劳动。《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以下简称《计算表》）是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及区综合审判庭通过组织双方调解而达成的，属于双方合意，经济发展局作为主管企业的上级行政部门，具有调解企业劳动纠纷的职能，因其具有政府公信力，其作出的《计算表》及“证明”等文件具有公示效力，应当作为认定双方达成支付李得受等经济补偿及最低生活费后解除劳动关系的有效依据。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做出该《计算表》的特殊主体及一系列的“证明”及“文件”，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计算表》是经过双方多次磋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应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仅因当事人双方没有签字盖章而否认其效力。一审法院错误的认为该《计算表》没有贵龙客车公司签字盖章而不予以采信不当。关于拖欠工资问题，李得受已在劳动仲裁中提交了贵龙客车公司出具的“欠条”，仲裁中李得受自认收到贵龙客车公司的金额为最低生活费和经济补偿金，并非拖欠的工资，贵龙客车公司在支付这笔钱时就说明这是安置费。且从支付的金额上也可以看出，如为拖欠的工资，一是与“欠条”上金额对不上，二是公司必定会收回“欠条”。所以仲裁委及一审法院将李得受自认已收到的款项认定为贵龙客车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贵州省高院《贵州省第六届民事审判研讨会会议纪要》第1.5条的规定认定为双方之间属于“劳动者长期未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又未作出开除、除名或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可以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该条的立法本意着重点在劳动者不提供正常劳动，主要原因在劳动者主观上不愿继续提供劳动，该种情况下认定为双方劳动关系中止履行。而本案中，劳动者未提供劳动的原因在于贵龙客车厂无工作无岗位提供，劳动者属于客观不能提供劳动，且在贵龙客车厂改制登报通知原职工来确认自己的职工身份后，李得受等就通过各种维权方式一直向贵龙客车公司主张自己的劳动者权益即要求安置，贵龙客车公司一直拒绝安置，也一直未支付达成的经济补偿金及最低生活费的数额，这种情况并不属于“两不找”的情形。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至今存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贵州省工资支付条例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李得受等支付最低生活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李得受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贵龙客车公司未作书面答辩。李得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贵龙客车公司向李得受支付2006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136290元；2、贵龙客车公司向李得受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15000元。一审庭审中，李得受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生活费7963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得受于2003年5月至2006年10月期间，为原贵阳贵客车厂提供劳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为李得受发放工资。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李得受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06年11月至今，李得受没有为贵龙客车公司提供劳动，贵龙客车公司也没有向李得受支付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2010年7月，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整体搬迁至贵州××经济开发区后，先是更名为“贵州××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后改名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3月，贵龙客车公司启动企业改制工作，并于同年6月23日在《黔东南日报》(第7149期8版)发布企业改制公告。公告内容为：“贵州××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原为贵阳金钟医疗仪器厂、贵阳贵龙客车厂)创始于1986年，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2010年7月整体搬迁至贵州××经济开发区进行技改建设。我厂已于2011年3月启动企业改制工作，现将企业改制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权益，凡与本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停薪留职，内病退请长假等人员)，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到公司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逾期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2011年6月27日，李得受到贵龙客车公司处提交职工身份相关证明材料。因贵龙客车公司拒绝接收李得受提交的相关材料，李得受从2011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先后向贵阳市南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黔东南州信访局、贵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等单位提出权利主张。后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黔东民终字第80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原告李得受与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月12日，双方因劳动报酬等发生争议，李得受向黔东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为：“一、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06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136290元；二、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15000元。”黔东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2月6日作出黔东南州劳人仲案字[2018]第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李得受的全部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李得受不服仲裁结果，于2018年3月14日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经法院确认李得受与贵龙客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后，贵龙客车公司向李得受支付款项共计39984元。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长期未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又未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可以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李得受于2003年5月至2006年10月期间，为原贵阳贵客车厂提供劳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为李得受发放工资。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李得受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06年11月至今，李得受没有为贵龙客车公司提供劳动，贵龙客车公司也没有向李得受支付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虽然在(2014)黔东民终字第80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李得受与贵龙客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从2006年11月至今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的状态，双方亦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李得受要求贵龙客车公司支付2006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79638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李得受要求贵龙客车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15000元问题，因庭审确认，李得受通过诉讼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以后，收到贵龙客车公司分两次支付的款项共计39984元，李得受认为该款项系生活费，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且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贵龙客车公司有其他的经济往来，贵龙客车公司所支付款项已超过李得受诉请的拖欠的工资款，故该诉请不予支持。贵龙客车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应诉抗辩、质证的权利。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得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得受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于2007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条显示，其欠李得受工资款15000元。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虽然已经确认李得受与贵龙客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李得受从2006年11月离厂外出务工，至今未向贵龙客车公司提供劳动，其间，贵龙客车公司虽未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双方之间事实上处于长期“两不找”状态，故该劳动关系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具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李得受要求贵龙客车公司发放该中止履行期间的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李得受支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李得受上诉提出一审对《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未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认为，经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协调形成的《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仅为相关政府部门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资纠纷提出的协调意见，并非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达成的民事协议，其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一审对此不予采信亦无不当。关于贵龙客车公司已支付款项的性质是劳动报酬还是生活费问题。李得受提出贵龙客车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生活费，并非劳动报酬，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本案现有证据仅表明贵龙客车公司在支付案涉款项前拖欠李得受劳动报酬，并无证据表明贵龙客车公司尚欠李得受其他款项。一审认定贵龙客车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劳动报酬，并无不当。此外，二审中，李得受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本院向贵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调取凯开管专议（2016）148号专题会议纪要，拟印证《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如前所述，《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并非双方当事人的民事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该计算表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故对于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得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得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厚祥审判员  王大梅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郑华品书记员田仁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