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3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良，男，1951年2月5日出生，汉族，暂住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海（张国良之子），男，198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一社，住所地兰州新区西岔镇。负责人:杨德忠，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乐兵，甘肃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兰州新区西岔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巴英玺，该村委会文书。上诉人张国良因与被上诉人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一社（以下简称：西岔村一社）、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岔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不服兰州新区人民法院(2018)甘0191民初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甘01民终2891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张国良不服兰州新区人民法院(2019)甘0191民初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良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3.张国良放弃在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中利息的主张；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张国良在一审诉请将其承包的位于本村变电所前2.1亩承包地与同社村民李占魁承包的位于本案涉案地旁的2.1亩地互换而得土地补偿费67674.6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以张国良与西岔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无土地四至，无法表明其在变电所前享有承包地的相关具体情况，仅凭李占魁的证明及补充说明不足以证实张国良对该2.1亩土地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认定错误。西岔村一社社长认可张国良与李占魁换地的事实，只是对双方换地的面积有异议，认为张国良在变电所门前有1.2亩承包地。一审对张国良换地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应该依法改判。2.张国良在一审诉请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支付5亩旱土地改良增值费11393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张国良与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1991年10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涉及的5亩土地是水地错误。在该合同中明确表述:“本社承包给社员张国良未平成水地面积五亩，承包有效期为五年，九二年为平整复整阶段”。成熟的水浇地是不需要平整复整的，从一般常人书写土地的属性时也不会将水地写为未平成水地。该份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的时间为1991年10月，合同中约定1992年为平整复整阶段，1993年为承包合同有效期的起点，承包人从1993年开始上缴各种费用。如果是水地，应该从合同签订的1991年开始缴纳有关费用，也不存在1992年为平整复整阶段。所以承包合同中的5亩地的属性不是水地。另外结合其他事实理解，本案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在三次庭审中均有许多证人，证人均陈述当时社里成熟的水地不多，村里有的黑户都没有水地分。上述5亩地如果是水地，社里也不可能将这么大面积的水地让张国良一家来种植。从张国良与村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来看，水浇地都是家庭承包地，签订家庭承包合同书，而通常的家庭承包合同都是行政机关制作的格式合同，都是带封皮的。而本案的承包合同是用信纸起草的，是其他方式的承包合同，其他方式的承包主要就是农村的“四荒”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五亩地都不是水地，但该5亩地最后以水浇地标准征收，这都是张国良辛苦改良的结果，张国良有权利主张土地的增值利益。二、原审裁判有失公允，裁判尺度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类似案件不一致。本案中，原审法院判处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向张国良支付3.83亩土地改良增值费的70%有失公允。新区征地补偿标准里面就没有荒地的补偿标准，只有水地、旱土地、旱砂地的补偿标准。张国良按旱土地的标准向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主张土地改良增值费，已经作出了让步，一审将增值部分的30%判决给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有失公允。本案的处理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兰民一终字第622号案件裁判尺度不一。从统一裁判尺度的角度来看，本案该项判决应该改判。综上，请二审公正裁判。西岔村一社辩称：1.一审对张国良主张涉案2.1亩土地补偿款不予支持判决正确。李占魁的证词是张国良之子胁迫所做。李占魁在涉案地段只有1.2亩土地，不可能将集体土地互换给张国良。从土地经营权证看，涉案土地并未进行过任何的变更登记。2.原审对张国良主张改良5亩土地的改良费不予支持认定正确。其涉案的5亩土地，系集体所有的水地，虽未能发包，但该土地的属性并未变化。本案张国良关于其将旱土地改良为水地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从基本农田保护的范围可以看出，涉案的5亩地本身就是属于一社的基本农田。张国良认为应依据兰法（2013）130号调研报告对本案进行审理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案件的审理不应以不成文的调研报告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3.一审判决将3.83亩土地补偿款70%支付给张国良没有法律依据，但是考虑到客观情理，张国良系西岔村一社村民，故并未上诉。西岔村委会辩称，地以社为单位，社里说了算，村上没有任何权利。张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村社发放截留的其自有2.1亩承包地互换而得的土地补偿费67674.6元及截留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16830元;2.判令两村社发放截留的5亩旱土地的土地改良升值费113930元及截留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8334元;3.判令两村社发放截留的3.83亩荒坡的土地改良升值费87270元及截留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1704元，以上款项合计335742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村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国良系兰州新区西岔镇(原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一社村民，自1991年起，其在该社黄家路口陆续耕种土地共计10.93亩。后因兰州新区开发建设需要，张国良耕种的上述土地按水浇地标准被予以征收，2013年10月8日的征收土地登记确认表记载，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是张国良，并由张国良与西岔村一社原社长陈世荣共同签字确认。根据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征地补偿片区综合地价及甘肃省征地补偿统一产值标准的通知》(新政发(2013)22号)规定，兰州新区西岔镇水浇地补偿标准为32226元/亩，旱土地补偿标准9440元/亩。上述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已为张国良领取，后案涉双方因土地征收补偿款产生纷争。2014年，张国良将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诉至甘肃省皋兰县人民法院，认为其于1990年起对黄家路口荒地进行开垦，并先后于2001年12月19日、2005年10月25日两次向包括西岔村村社在内的有关部门提出开荒用地申请，获得了相关部门的准许及西岔村村社的同意，与西岔村村社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关系，请求确认双方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确认其享有黄家路沟口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甘肃省皋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2014)皋西民初字第16号民事裁定，认为张国良虽长期耕种使用争议土地，但是否就此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确定，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据此裁定驳回张国良的起诉。另查明，1991年10月，西岔村一社(甲方)与张国良(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承包给乙方未平成水地面积五亩，承包有效期为五年。1992年为平整复整阶段，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为承包有效期。自1993年起，乙方每年按时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合同定购粮食和油品，向集体缴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教育附加费、完成劳动积累工日和其它应由承包户承担的义务(以上上缴数额均按每年村委会下达的任务与一般社员承包水地面积一样核算上缴)，并约定本合同承包期满后，如甲方需要收回土地时，乙方应保证土地和水利设施的完好，一切设施收归集体所有。另2001年12月份、2005年10月份，张国良两次向皋兰县土地管理部门作出《申请开发荒地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载明“为了响应党中央开发大西部的号召，使沉睡多年的荒地发挥经济效益，为此，在黄家路沟口开发荒地5亩，发展种植林果、养殖业，特申请贵局办理有关手续并给予大力扶持为盼。”西岔村村社两级均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开发。2013年12月29日，西岔村一社村民李占魁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在1991年9月份张国良(变电所前)承包地2.1亩地，对换李占奎(黄家路沟口开荒地内)2.1亩地。”2018年4月23日，李占魁又出具《土地流转合同补充说明》，说明其于1991年9月份与同社成员张国良达成口头土地流转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2013年12月29日，双方补充签订书面证明，其中因笔误将李占魁误写为李占奎，其愿意用黄家路沟口种植地2.1亩同张国良变电站前承包地(责任田)互换，变电站前的地现已征收完毕，补偿款其已领取。再查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西岔村委会与张国良于1998年12月3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张国良家承包人口4人共计承包二地16.7亩，其中包括水地8.4亩，但未标明四至。2013年12月2日，张国良领取17.87亩土地征收补偿款511166.38元。西岔村一社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期间辩称，张国良诉称的10.93亩土地已由甘肃省皋兰县人民法院裁定为归一社集体村民所有，其补偿款的发放应由一社制定分配方案，由80%以上村民同意。且社里开会同意该土地属集体所有，张国良已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故征地补偿款不应当再次发放给张国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国良对案涉土地补偿款及土地增值部分是否享有分配权利的问题。首先关于张国良诉称其2.1亩承包地置换而得土地补偿款的问题。本案中，张国良称案涉土地中的2.1亩土地系以其位于变电所前的自有承包地2.1亩与李占魁进行置换所得，并提供李占魁的证明及补充说明予以印证，但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对此不予认可，而张国良与西岔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亦无土地四至，无法表明其在变电所前享有承包地(责任田)的相关具体情况，在此情形下，仅凭李占魁的证明及补充说明不足以证实张国良对该2.1亩土地取得承包经营权，故张国良主张西岔村村社两级发还2.1亩土地置换而得补偿款67674.6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后另行主张处理。其次，关于张国良诉称开垦5亩旱土地而得增值补偿款的问题。本案中，从张国良与西岔村委会于1991年10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关“本社承包给社员张国良未平成水地面积五亩…”以及“…以上上缴数额均按每年村委会下达的任务与一般社员承包水地面积一样核算上交”的约定内容看，张国良当年承包的该5亩土地应为水地，并非旱土地，张国良承包后虽耕种多年，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但与该土地本为水地的客观属性并无关联影响。因此，张国良以未平成水地即为旱土地，并进而主张土地增值补偿费11393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张国良诉称开垦3.83亩荒地而得增值补偿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本案中，张国良于2001年12月、2005年10月两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开发黄家路沟口荒地，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在报告上均签注意见明确表示同意，故西岔村村社两级关于未同意张国良开荒的辩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张国良在实际开发荒地3.83亩进行耕种直至被征收前，西岔村村社两级对此始终未提出异议及相应主张，因此，虽然双方间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张国良一方予以承担。同时，案涉3.83亩土地在开发前是荒地，张国良经过多年开发经营，通过辛勤劳动将荒地持续开发改良成水地，期间必然需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客观上也导致被征用土地有很大升值，故张国良开发改良土地所取得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对张国良主张3.83亩土地增值补偿款的诉请酌情予以支持。基于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并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按张国良主张的土地改良增值费的70%予以支持为宜，即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支付张国良土地改良增值费61089元[(32226元/亩-9440元/亩)×3.83亩×70%]。至于张国良所诉相应期间的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一社、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民委员会于判决三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国良土地改良增值费61089元;二、驳回张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36元由张国良负担5183元，由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一社、皋兰县西岔镇西岔村民委员会负担115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国良提交的第一份证据是张正海与西岔村一社社长杨德忠在2019年6月2日的通话录音（光盘一张以及该录音的书面材料一份），证明一社社长杨德忠认可张国良与李占魁互换土地的事实，只对换地的面积有异议，杨德忠认为换地的面积是1.2亩，而张国良认为是2.1亩。张国良提交的第二份证据是1991年张国良家庭承包地的承包合同书，证明其承包的土地是荒地不是水地。经质证，西岔村一社对第一份证据有异议，该录音的内容不能证明互换土地2.1亩的事实，张国良证明目的不能成立；第二份证据并非是承包经营权的证书，土地确权是在1998年发生的，张国良举证系1991年人口调换之前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西岔村委会对上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张国良提交的第一份证据，证明西岔村一社社长杨德忠对张国良与李占魁互换土地1.2亩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张国良提交的第二份证据不能证明张国良承包土地系荒地的事实，本院对张国良提交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西岔村一社提交李占魁于2019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光盘一张，证明李占魁在一审时出具的说明是在张国良儿子的胁迫下所写，不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张国良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胁迫李占魁出具说明的事实。西岔村委会对该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的事实，李占魁的证言前后陈述不一致，本院对西岔村一社提交的李占魁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西岔村委会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张国良要求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发放截留的其互换2.1亩承包地的土地补偿费67674.6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张国良要求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发放5亩旱土地的土地改良升值费113930元的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处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支付张国良3.83亩土地改良增值费的70%是否得当。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张国良主张其在变电所门前承包地与李占魁黄家路口2.1亩承包地进行了互换，要求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向其发放其互换的2.1亩承包地的土地补偿费67674.6元。张国良提交了其与西岔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李占魁于2013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本院认为，张国良与西岔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无土地四至，无法证明张国良在变电所前是否享有承包地以及承包地的具体面积。李占魁2013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在1991年9月份张国良(变电所前)承包地2.1亩地，对换李占奎(黄家路沟口开荒地内)2.1亩地”。但在2019年3月18日张国良之子张正海向李占魁所做的调查笔录中，李占魁陈述“我和你父亲张国良是1991年9月份换的地，当时我的地就是现在你们家打官司的地旁边，也是紧挨在一起的，面积是2.1亩，你们家的地在西岔变电所门前面积是1.2亩。我们两家互换的地都是家庭承包地。……”。对于张国良在变电所门前的承包地面积，李占魁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仅凭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张国良在变电所门前承包地的具体面积。对于李占魁在黄家路口是否享有承包地以及承包地的具体面积，张国良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因西岔村一社对张国良与李占魁互换承包地1.2亩的事实予以认可且已经按照1.2亩向张国良发放了征地补偿费，故本院对张国良与李占魁互换承包地1.2亩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张国良主张按照2.1亩承包地发放征地补偿费的诉请因缺乏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张国良与西岔村委会于1991年10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承包的土地表述为“未平成水地”而非“旱土地”。从字面理解，“未平成水地”土地属性应为水地，尚需平整。再结合双方所签《土地承包合同书》中“九二年为平整复整阶段，……”以及“从一九九三年起，每年按时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合同定购粮食和油品……和其他应由承包户承担的义务（以上上缴数额均按每年村委会下达的任务与一般社员承包水地面积一样核算上交）”的约定，一审认定张国良1991年10月承包的5亩土地为水地并无不当。张国良要求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支付上述5亩土地的改良增值费11393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土地补偿费是基于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本案中，张国良虽申请对荒地进行了开发，但其开发的荒地仍属于西岔村一社所有。张国良对荒地进行开发后，并未与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鉴于张国良对其申请开发的荒地实施了改良、经营，投入人力、财力、物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张国良在耕种上述土地受益的同时也使涉案土地由原有的荒地变成了水地，客观上导致了被征用土地的价值提升，一审基于公平和诚信原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处由西岔村一社、西岔村委会支付张国良3.83亩土地改良增值费的70%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83元，由张国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丽娟审判员李文军审判员谷元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潘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