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进先，男，1961年5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智敏，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东里。法定代表人：杨玉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霞，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宏，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玉荣，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霞，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仲华，男，1949年7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宇，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进先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祥和公司）、被上诉人杨玉荣、第三人徐仲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18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进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智敏与沈鹏，被上诉人嘉利祥和公司、被上诉人杨玉荣与原审第三人徐仲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霞，徐仲华本人，被上诉人嘉利祥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宏、被上诉人杨玉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进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卢进先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犯了根本性错误。对于卢进先为证明股权代持关系和出资关系而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却又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地以所谓“不符合常理”而不予采信，导致最终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判决不认可“五份文件”的证明力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卢进先起诉的主要证据是“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五份文件”，这五份文件即：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2004年1月1日《承诺函》、2005年2月21日关于增资款的说明文件、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一审判决称“五份文件存在疑点与不合常理之处，不能依据其提交的五份文件作为确认其股东资格的依据。”但一审判决所谓的“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均不成立。（一）“五份文件”的形式符合常理。五份文件各自只有一份原件，并非与常理不符。结合经济生活的常识来判断：一个承诺人针对多名承诺对象统一出具一份承诺文件，这样的现象在实践中比比皆是。徐仲华向嘉利祥和公司的两名隐名股东卢进先和范某及北京集通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通源公司）的股东陈某出具一份函件符合常理。且涉案五份文件对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和陈某四人在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权问题做了统一陈述，没有必要再针对不同的承诺对象分别制作多份文件。此外，这五份文件由徐仲华签署后交一人保管（除2005年2月21日关于增资款的说明文件交陈某保管外，其余四份文件均交卢进先保管），这无非表明卢进先、范某以及陈某三人彼此之间充分信任，没有必要再制作多份原件。其次，对于“徐仲华在上述五份文件中不签署自己的名字却签署杨玉荣和李某的名字”，其合理性显而易见：第一，这五份文件的内容均为从代持股东杨玉荣和李某的角度进行的承诺和陈述，因此落款签名当然也应当是“杨玉荣”和“李某”，而不可能是“徐仲华”。第二，杨玉荣自认其代持的股权全部归属于徐仲华。因此杨玉荣仅为名义股东，不真实享有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现在有争议的问题仅在于：杨玉荣代持的这70%的股权是全部属于徐仲华一人，还是分属于徐仲华、卢进先和范某三人。这一问题要看徐仲华、卢进先和范某三人的内部约定。因此，这五份文件实际上是徐仲华向卢进先承诺和确认杨玉荣所代持股权中有20%归属于卢进先的意思表示，是徐仲华与卢进先就杨玉荣代持股权的真实分配比例问题达成的协议。第三，就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权问题，杨玉荣、李某二人均为徐仲华亲戚，完全服从徐仲华的控制和指挥，按照徐仲华的安排充当名义股东，杨玉荣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其当庭陈述均予以了完全确认。且本案众多证据也表明徐仲华、卢进先、范某与陈某四人作为一个团队共同经营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因此，围绕股权的归属问题，只能由徐仲华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团队领导人作为一方，其他三人作为另一方来达成合同安排。卢进先不可能与杨玉荣进行有关股权归属问题的磋商并达成协议。故涉案五份文件当然也只由徐仲华签署。卢进先当然也可以合理地信赖徐仲华在五份文件上签署“杨玉荣”、“李某”的名字不可能引发杨玉荣、李某本人对徐仲华的异议。事实上，一审已查明，在嘉利祥和公司工商档案中有大量“杨玉荣”的签名是徐仲华本人所签，此充分表明杨玉荣完全认可徐仲华代签其姓名对嘉利祥和公司股权予以处分的行为。（二）五份文件的内容符合常理。一审判决认为2008年（一审判决误写为“201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上“徐仲华仍签署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与常理不符”，且卢进先未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其理由是当天徐仲华已经成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了，就应当签署自己的名字。一审判决首先存在一个事实错误：2008年6月16日嘉利祥和公司向工商局申请股权变更，但工商局完成变更登记是在次日即2008年6月17日。也就是说，在工商登记上，2008年6月16日当天徐仲华还不是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其次，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看，《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是因，股权变更登记是果。正是因为有《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约定在先，包括卢进先在内的几位实际股东才可能同意70%股权由杨玉荣名下变更登记到徐仲华名下。既然原因行为发生在先，此时仍然由徐仲华签署杨玉荣、李某姓名就是顺理成章的。最后，从《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内容来看，仍然从杨玉荣、李某两位代持股东的角度出发，对股权代持和真实股权比例问题进行陈述，若由徐仲华签署其本人姓名，反而有悖常理。（三）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卢进先利用徐仲华签名的空白纸张编辑文件的可能。一审判决认为“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经营过程中经常存在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用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而且五份文件中“名字的书写位置和方式与工商档案材料中的书写大体一致”，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卢进先利用徐仲华签名空白纸张编辑文件（即“套打”）的可能。首先，卢进先必须严肃指出：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关键证据，以一种对可能性的推测来代替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这是极其不严肃的，也完全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任何一份签名文件都有套打的可能性，若法庭都因为这种可能性而对签名文件不予认可，缺乏依据。其次，与一审判决陈述的情况相反，五份文件中李某、杨玉荣名字的书写位置和方式，与本案中鉴定机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时采纳的样本中李某、杨玉荣的名字书写位置（包括在纸张中的空间位置和与其他名字的相对位置）无一处相同。再次，若一审判决认为五份文件有可能是套打，那么，理应说明这种可能性的依据何在——因为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有盖然率的大小问题，无视盖然率而抽象地说“可能性”显然也是荒谬的。就本案而言，存在五份文件，那么一审自然应当查明：在嘉利祥和公司（以及集通源公司，以为集通源公司也存在由李某、杨玉荣代持股权的情况）各次工商登记均已提交了登记材料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工商登记的场合需要使用（但最终并未实际使用）由李某、杨玉荣共同签名的文件？换言之，卢进先从徐仲华处拿到五份空白签名（还是同时签署李某、杨玉荣姓名）的纸张的可能性有多大。（四）五份文件分两次提交不违反任何常理，卢进先在此前向徐仲华发送的25份文件中未提及五份文件也不违反任何常理。卢进先在立案时先提交了五份文件中的两份，其后在庭审过程中又提交了其余三份。这首先是因为卢进先认为立案时提交的两份文件已经足以初步证明本案事实，但随着庭审的进展，发现有必要补充、强化己方证据，因此才追加提交剩余三份文件。其次，从本案相关事实来看，卢进先认为徐仲华其人严重违背商业诚信原则，因此从诉讼策略的角度看，若徐仲华在庭审过程中有不实陈述或提交虚假证据，卢进先也希望可以通过追加提交的证据来拆穿其谎言。所以，五份文件分两次提交，这既不违法，也不悖理。二、一审判决不认可卢进先对嘉利祥和公司的出资是完全错误的。关于出资问题，卢进先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其出资行为。但一审判决均未予认可。第一，无论法律还是实践惯例都没有要求记账凭证和银行转账凭证必须明确记载为“股东投资款”才是合理的。第二，任何一项“往来款”实际上都有一个构成款项往来的基础交易关系，不能仅仅因为记载为“往来款”就认定或否定存在某种基础交易关系，“往来款”背后的基础交易关系究竟是什么，还必须结合其他事实来认定。而在本案中，卢进先已经提交了包括收据、徐仲华2005年2月21日签署的关于增资款的说明文件、2002年12月6日嘉利祥和公司以及嘉利祥和公司的名义出资人杨玉荣、陆某和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景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证人崔某的证言等多项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证明这些款项的终极来源以及作为卢进先出资款的实质。从嘉利祥和公司以及（集通源公司）的记账情况来看，公司其他进出资金（包括股东注册资本之外入资、对项目注册资本之外的投资、工程资金回收等）均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的会计科目下，以“往来款”形式体现。但这也并不妨碍根据相关交易的实质来认定款项性质。第三、以装订痕迹的有无作为判定收据真实性的依据，缺乏依据。嘉利祥和公司、集通源公司成立之初会计凭证少，每年凭证不足装订一本，仅用铁夹就可固定保管，现在还存有未装订的原样可查。三、嘉利祥和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未分红等事实并不影响对卢进先股东资格和持股比例的认定。嘉利祥和公司、集通源公司以及下属的项目实体北京东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杰公司）、瑞景公司等在北京长期合并一处场所办公，包括卢进先在内的人员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也未明确区分各人员在各家公司中的身份，这种情况在小型民营企业中并不罕见。徐仲华自己作为隐名股东之一，也没有以任何明确的形式对嘉利祥和公司行使过股东权利。因此，虽然嘉利祥和公司在形式上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但不能因此否定卢进先的股东地位。况且2002年10月收购魏某2、林某股权时，如果卢进先、范某不是公司的股东，就没有必要参与股权收购及资金的筹集，同时也证明了参与经营管理。关于分红问题，嘉利祥和公司从成立至今，从未向股东分配过红利。其原因是因为嘉利祥和公司（通过持股各项目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产生现金收益后，徐仲华就一直对卢进先、范某声称：“肉都在锅里边”，即徐仲华要求将股东收益（包括股东分红、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以及承包工程利润等）用于投资于各个项目实体，体现在嘉利祥和公司及下属各项目实体公司的账面资产中，暂时不向股东个人分配。卢进先没有从嘉利祥和公司分红，是基于过去对徐仲华的信任并服从公司对外投资的需要。但没有分红不等于卢进先不享有股东权利，更不能因此否定卢进先的股东地位。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处理结果符合各方实质公平，应当得到维持。卢进先主张其系嘉利祥和的实际股东，该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杨玉荣系代其持有公司的股权。但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股权代持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其对公司实际出资的情况。其仅凭几张套打伪造的“承诺函”来主张股权，但该文件在主体、内容和时间上存在多处疑点与不合理，经一审法院询问，卢进先根本无法解释。具体理由如下：一、卢进先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与上诉人，其负有的法定举证责任——举证其通过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的方式，取得了案涉股权，该等证据应当充分并达到足以证明其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的证明标准。但显然卢进先的举证远未达到最基本的标准。（一）从证明内容而言，卢进先应当就其原始或继受取得嘉利祥和公司股权进行举证，提交出资或继受股权的相关证据。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卢进先主张其股权系自嘉利祥和公司原始股东林某、魏某2处继受取得，则其应当提交其以继受方式取得嘉利祥和公司股权及股东身份的相关股权受让协议、出资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二）从证明标准而言，卢进先应在本案中提交继受取得案涉股权的证据，且该等证据应当直接、充分，并达到能够使得法院确信其具有实际持有案涉股权的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卢进先主张嘉利祥和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杨玉荣名下的股权系代其持有，其为该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就此，卢进先应就其实际股东身份提交直接而充足证据，如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认卢进先的举证内容及证明标准，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卢进先在上诉理由中，也未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提出异议。二、卢进先并未就其对案涉股权的权利主张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其在一审时已提交的证据并未达到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程度，其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卢进先主张其自嘉利祥和公司原始登记股东魏某2、林某处继受取得嘉利祥和公司股权，但其并未完成基本举证责任。本案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已对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1.卢进先主张其自嘉利祥和公司原始股东林某、魏某2处继受取得嘉利祥和公司股权。但事实上，一方面，卢进先并未提交任何其与林某、魏某2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另一方面，卢进先亦未提交其向林某、魏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任何付款凭证及收据，其主张并无事实依据。2.卢进先主张其上述受让行为是通过杨玉荣进行，杨玉荣系代其持有嘉利祥和公司案涉股权。但事实上，其既未举证证明其与杨玉荣之间存在任何代持协议，也未能举证证明其通过杨玉荣向林某、魏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3.卢进先主张其实际通过嘉利祥和公司向上述原始股东林某、魏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出资依据是2002年10月11日福州集利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49万元。但本案一审法院已查明，该等银行转账凭证和记账凭证，均记载为“往来款”，并未记载为股东投资款，与股东投资款并无任何关系；虽然其提交了一份加盖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出资款收据，但由于与卢进先有重大利益关系的陈某长期控制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故卢进先举示的该收据也无法证明此为嘉利祥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出资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是卢进先伙同他人（范某、陈某）伪造的证据。另外，其主张该收据是从嘉利祥和公司账册中抽出，但该收据并无任何装订痕迹，这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制度与要求相悖，故该收据形式上不具备合理性。针对上诉人在上诉意见中提到的并未装订、“铁夹固定保管”，该等主张与事实不符。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55条规定：“记帐凭证应当连同所附的原始凭证或者原始凭证汇总表，按照编号顺序，折叠整齐，按期装订成册，并加具封面，注明单位名称、年度、月份和起讫日期、凭证种类、起讫号码，由装订人在装订线封签外签名或者盖章。”即，企业的记账凭证必须经折叠后装订成册，并由装订人在装订线封签外签名或盖章，卢进先所提交的单独凭证页与上述规范相违背，在卢进先无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推定企业违反上述规范，未就记账凭证进行装订；此外，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徐仲华曾当庭出示嘉利祥和公司的记账凭证，全部记账凭证均装订成册，并无单独页的情况。事实上，卢进先作为证据提交的上述收据，是其通过与其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陈某，利用其此前在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掌管财务专用章的职务便利而伪造的文件。嘉利祥和公司曾用名为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原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自设立至今均由陈某保管，嘉利祥和公司更名后（2005年变更），原公章、财务专用章也并未交还给公司。从卢进先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卢进先与公章、财务专用章保管人陈某在关于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代持上主张与利益是一致的，卢进先作为证据提交的收据即为其伪造的文件，不足以证明其通过嘉利祥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4.事实上，一审徐仲华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徐仲华实为嘉利祥和公司的原始股东，徐仲华通过案外人即同为原始股东的魏某1代为垫付出资款，徐仲华与魏某1的股权由魏某2、林某代持，在魏某1退出时，徐仲华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筹措资金向魏某1返还了出资款300万，整个交易情况与卢进先无关。（二）卢进先还主张，其曾对嘉利祥和公司进行增资，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支付增资款。1.就公司增资内部程序而言，承前所述，卢进先并非嘉利祥和公司的原始股东或继受股东，则其并不具备参与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合法身份。在嘉利祥和公司增资950万元时，卢进先并未参与嘉利祥和公司涉及增资事项的股东会，也未签署股东会决议、并未形成任何确认其增资的书面文件。卢进先主张其参与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并无任何公司增资决策文件予以证明。2.就增资事宜本身而言，卢进先主张其与徐仲华及案外人范某、陈某共同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950万元，其并未提交任何其与嘉利祥和公司及其股东签署的增资协议、也未提交其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增资款的转账凭证。关于增资部分，在一审审理中，其所提交的唯一证据为一张收据和说明文件，这与其主张50万元出资的证据完全相同。因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出资或增资的事实且存在如上所述的多处疑点，故也同样无法认定卢进先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事实。3.就增资款而言，卢进先主张其是通过案外人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增资款，而其对集通源公司的付款，则来自于北京京福基业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福基业公司）转入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卢进先关于该部分主张唯一的证据是一份出资资金证明文件，该文件记载2005年2月5日，京福基业公司转入集通源公司的950万元，为预提工程承包利润，用于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但事实上，京福基业公司设立于2005年1月12日，至2005年2月5日时，成立刚刚20余日，根本并无与嘉利祥和公司或集通源公司合作的工程，预提工程承包利润更是无从谈起。4.事实上，徐仲华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笔增资款系徐仲华一人通过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进行增资950万，由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此后，徐仲华安排妻子将950万元支付给集通源公司，该笔资金的拆借与归还，均与卢进先无关。三、卢进先在本案中最为重要的证据、也是其上诉理由的核心依据，是以杨玉荣、李某名义签署的五份“承诺函”。但该“承诺函”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系套打、伪造，不能作为确认卢进先持有集通源公司股权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承诺人李某与嘉利祥和公司并无任何干系，因此以其名义出具案涉“承诺函”，既无权利，也不合理。本案一审审理中，卢进先所提交的全部承诺函的签字人均为李某与杨玉荣，但其中，李某从来都不是嘉利祥和公司的登记股东或实际权利人，与该司没有任何关系。李某无权也无必要出具该“承诺函”。李某与本案唯一的关联性在于，其与杨玉荣均为案外人集通源公司的登记股东。本案卢进先及与其具有重大利益关系的陈某等三人利用职务便利，搜集杨玉荣、李某在集通源公司此前办理工商登记时的空白签字文件，并对该文件进行套打、伪造，从而形成了其在本案中提供的所谓“承诺函”。也就是说，不是李某基于某种原因要出具“承诺函”，而是由于卢进先受条件所限，只能在有李某签字的空白纸张上伪造“承诺函”。案涉“承诺函”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对该等证据不予采纳，完全正确。（二）201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杨玉荣、李某已不再代持案涉股权、并非公司登记股东，其无权也不可能再作为代持人，签署承诺函，其签署该等函件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卢进先所提交的“承诺函”载日期并非同一天，其中日期距今最近的一份即为此2008年6月16日的函件。该承诺函是卢进先主张持有嘉利祥和公司股权的主要证据，也是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依据。该承诺函名为“代持股工商变更承诺”，签字处与其他承诺函一致，均为李某、杨玉荣两人。但事实上，在该承诺函签署的同日，徐仲华与杨玉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以上两份文件均有徐仲华的签字），杨玉荣已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徐仲华，杨玉荣已不再是嘉利祥和公司的名义股东，其不可能也无权签署该承诺函；实际投资人徐仲华此时已成为新登记股东，但该“承诺函”上既无徐仲华签名，事后也未得到徐仲华的认可，故该“承诺函”依法并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本案争议仅涉及对案涉股权的隐名股东身份确认，即代持人所代持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归属及其持股比例分配问题。在各方均明知杨玉荣为代持人、并不对案涉股权享有权利的情况下，关于股权比例的分配应当在实际权利人间进行确认。正如卢进先在其上诉状中所述：“杨玉荣代持70%股权是全部属于徐仲华一人，还是属于卢进先、徐仲华、范某三人所有，取决于三方的内部约定”。本案中，各方均明知且认可杨玉荣仅为案涉股权的代持人，对于案涉股权并不享有实际权力，即本案股权争议仅涉及代持股的实际权利人确认，并不涉及善意相对人。在此情况下，自然应以卢进先、徐仲华、范某三方的内部约定作为内部股权划分所依据的意思表示，但事实上，徐仲华与卢进先、范某三方之间，并无任何内部约定，并未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徐仲华也并未向卢进先、范某作出过任何股权分配的口头或书面意思表示。退一步而言，即使卢进先认为杨玉荣作为登记股东也应当签署该文件，该等承诺函也应当有代持人、实际所有人的共同签字，方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案涉全部文件中，却并无徐仲华签署的任何文件，有悖常理。（四）案涉承诺函的形成过程及形式均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不得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案涉承诺函中，每一份单独的承诺函都包括对多位主体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承诺，且涉及嘉利祥和公司、集通源公司两个公司的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但承诺函中所涉及的全部主体却仅共有一份原件，明显与商业习惯相悖。案涉承诺函涉及多方主体的股权处分与确认，卢进先、范某主张其均为实际权利人，但两人仅共有一份承诺函原件；案涉承诺函涉及嘉利祥和案与集通源案两个公司股权、四方主体权利义务的确认，但两公司的股权分配同样仅列在案涉同一份承诺函中，这也与商业交易习惯明显相悖。关于承诺函由谁保管、如何形成，在一审审理中，卢进先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2．案涉承诺函并无任何辅证，不具有真实性。自承诺函签署后，自嘉利祥和公司设立至今，公司全部书面文件从未提及存在五份承诺函或涉及承诺函中内容，尤其自2014年双方矛盾激化后至2017年4月，双方涉及多项文件往来（卢进先等人向徐仲华出具25份函件，该函件在本案一审时已作为证据提交），但往来的多份文件却从无关于存在案涉承诺函的表述或确认案涉承诺函所记载股权的表述，也说明承诺函不具有真实性。除此之外，公司设立至今的各项文件也并无与其诉求有关的记载，该等问题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已查实。3.案涉承诺函的形成与嘉利祥和公司的存续背景不符。卢进先主张嘉利祥和公司股权此前由杨玉荣代持，该等说法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且卢进先并无任何的合理理由予以解释。自2002年公司设立至本案诉讼时，卢进先所称代持股权的理由已不存在，代持人杨玉荣与卢进先并不熟悉，而卢进先十五年从未要求过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有违常理。4.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徐仲华就嘉利祥和公司的设立、出资、存续运营、增资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包括代持人的说明、股权代持协议、股东会决议及其出资及增资凭证等有关文件，充分说明徐仲华作为嘉利祥和公司隐名股东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对于徐仲华提交的证据，卢进先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综上所述，卢进先主张其继受取得案涉股权的说法不能成立。其既未提供《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增资协议等有关继受取得案涉股权的证据，也未能提供其委托他人代持的代持协议、通过代持人支付出资及增资款等代持案涉股权的证据。其在本案中唯一的直接证据，就是伪造的承诺，但该等承诺函并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卢进先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其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其一审诉求并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并予以驳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仲华述称，其意见与嘉利祥和公司一致。卢进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卢进先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200万元；2.嘉利祥和公司与杨玉荣协助卢进先办理将杨玉荣持有的200万元股份变更至卢进先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嘉利祥和公司与杨玉荣共同负担。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嘉利祥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工商档案材料，证明嘉利祥和公司的主体信息及其自成立至今的工商登记变更情况；2.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证明2002年10月15日嘉利祥和公司原股东林某、魏某2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名义出资人杨玉荣及陆某，杨玉荣系代持股权，为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收购股权；3.2004年1月1日合作共管协议，证明徐仲华、范某、卢进先、陈某四人为嘉利祥和公司的实际投资人；4.2007年11月28日承诺书，证明杨玉荣代持的700万元股份中有200万元系替卢进先代持；5.1995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关于徐仲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编号为：闽委干[1995]332号）复印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徐仲华等职务任免的通知（编号：闽政[1997]文26号）复印件、2005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关于悦胜利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编号为：闽委干[2005]192号）复印件、2005年6月3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悦胜利等任免的通知（编号为：闽政文[2005]206号），证明徐仲华原为中共福建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副书记及福建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后更名为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建工公司）总经理，2005年才被免除相关职务；6.《中国武夷总经理长期缺位曝17项违规》网络打印件，证明徐仲华原为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其长期不在岗。实际上徐仲华当时已经参与嘉利祥和公司、集通源公司、瑞景公司的投资和经营；7.2002年10月9日《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聘任合同》、2002年10月9日承诺函，证明2002年10月9日，徐仲华代表瑞景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与瑞景公司签订聘任合同，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瑞景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共同签署承诺函，承诺履行聘任合同的内容；8.2002年10月21日转股协议，证明2002年10月21日林某、魏某2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全部股权作价300万元（其中定金200万元，前期费用及利息100万元）转让给名义出资人杨玉荣与陆某；9.2002年10月21日林某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指示、财务凭证，证明2002年10月21日林某要求将3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入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2002年10月21日，嘉利祥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60万元，2002年11月21日嘉利祥和公司再次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10.电汇凭证，证明2002年3月11日林某向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办事处支付200万元，该款项即为2002年10月21日转股协议中约定的定金200万元；11.财务凭证及收据，证明支付2002年10月21日转股协议约定的300万元来源于：（1）嘉利祥和公司账户存款5万元；（2）卢进先向集利源公司（卢进先与徐仲华系该公司股东，卢进先担任法定代表人）借款49万元；（3）范某向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借款50万元；（4）向集通源公司借款44万元；（5）向瑞景公司借款65万元；（6）向东杰公司借款90万元。另外，在支付林某、魏某2股权转让款后，又向东杰公司借款5万元偿还集利源公司。其中2002年10月11日收据载明收到集利源公司“股东投资款（卢进先）”49万元，并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2002年10月15日收据载明收到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股东投资款（范丽君）”50万元，并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12.2002年12月6日合作开发协议，系嘉利祥和公司与瑞景公司签订，证明瑞景公司通过入股嘉利祥和公司的形式参与东杰公司开发的“北京紫气阁润家园”项目，该协议明确约定瑞景公司支付四名实际投资人300万元作为嘉利祥和公司原股东退股补偿费；13.2003年1月19日瑞景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纪要，证明2003年1月19日，瑞景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机场投资公司）以瑞景公司名义投资“紫气阁润家园”项目，独立投资并享有全部效益和承担全部风险；14.财务凭证，证明2002年12月23日瑞景公司按2002年12月6日合作开发协议支付嘉利祥和公司300万元作为四名实际投资人的补偿款；15.财务凭证，证明在向林某、魏某2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嘉利祥和公司逐步偿还了前期筹措的资金，还款的终极来源为瑞景公司支付给四名实际投资人的补偿款300万元；16.股权转让款筹借和还款统计表，证明四名实际投资人向林某、魏某2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前期筹款和后期还款情况；17.崔某证人证言，证明机场投资公司委派的瑞景公司董事长崔某代表瑞景公司签订2002年12月6日合作开发协议，机场投资公司以嘉利祥和公司股东的名义参与东杰公司开发的项目，并支付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及陈某300万元补偿费，该补偿费的性质是补偿四名实际投资人购买林某、魏某2股权所支付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18.财务凭证，证明2005年2月5日京福基业公司向集通源公司转账950万元作为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款项，该款项实际来源于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19.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证明2005年2月24日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以集通源公司名义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950万元；20.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系2005年2月21日徐仲华制作并交付卢进先、范某、陈某，证明京福基业公司向集通源公司转账的950万元系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等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用于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21.2004年1月1日承诺函，系2004年1月1日徐仲华制作并交付给卢进先等人，其中第一条明确载明：“北京集通源已参股投资项目（含三亚项目）投标的工程承包利润（扣工程管理分成后）分配比例：徐仲华40%、卢进先22.5%、范丽君22.5%、陈某15%”。证明徐仲华等实际投资人共享工程承包利润的事实；22.2004年4月20日协议书，系集通源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签订，证明双方约定暂时以对方作为临时法人股东，相互暂时为对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暂时的法人股东应及时配合退出所增资公司。可以证明2005年2月22日集通源公司作为名义出资人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950万元，集通源公司出于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需要临时作为股东，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完成后，集通源公司又将股权转让给名义股东杨玉荣和陆某，集通源公司、杨玉荣和陆某实际代持徐仲华等四人的股份；23.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系2008年6月16日，徐仲华制作并交付卢进先等三人，明确载明：“将杨玉荣代持北京嘉利祥和70%股权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70%”，证明2008年6月16日名义股东杨玉荣将其持有的70%的股份转让给徐仲华并不能改变卢进先、范某系实际出资人的事实，徐仲华仍代卢进先、范某持有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24.2004年12月6日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证明2004年12月6日东杰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明确该公司的对外联络工作由嘉利祥和公司负责，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均签字；25.东杰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纪要、东杰公司经营管理聘任合同、建筑用地钉桩通知单，证明2003年1月19日东杰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暨董事会，东杰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徐仲华、卢进先、范某、陈某负责东杰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2004年8月16日，徐仲华作为经营班子代表与东杰公司签订了经营管理聘任合同，明确经营管理班子成员包括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及陈某；范某负责管理嘉利祥和公司下属东杰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嘉利祥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7年8月7日魏某1《关于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之初的情况说明》、魏某1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魏某1证人证言，魏某1表示其与徐仲华系朋友关系，2002年初徐仲华到北京创业投资房地产项目，后魏某1与徐仲华约定共同投资项目，徐仲华向魏某1介绍通州区的一个项目，魏某1经考察后认为地理位置偏僻，没有把握；但由于徐仲华邀请，双方约定共同成立公司投资项目，徐仲华占80%的股份，魏某1占20%的股份，由魏某1垫付出资200万元（包括注册资金50万元），嘉利祥和公司于2002年6月份注册成立；魏某1转账200万元，其中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嘉利祥和公司注册成立后连同注册资金共计200万元转给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政府作为项目保证金；嘉利祥和公司由魏某2代徐仲华持有80%的股份，林某代魏某1持有20%的股份；2002年9月底，魏某1与徐仲华协商约定魏某1按照原投资价格退出嘉利祥和公司，徐仲华将魏某1先期投入的200万元及其为项目实际投入的成本，折算为300万元由徐仲华安排资金分两次转账给魏某1，魏某2代徐仲华持有的股份转为由杨玉荣代持，林某代持的股份转为由陆某代持。嘉利祥和公司提交该组证据欲证明自嘉利祥和公司成立之日起，徐仲华即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享有80%的股权，并由魏某2代持，工商登记中魏某2的名字由徐仲华代签。2002年魏某1退出嘉利祥和公司后，徐仲华安排归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注册资金50万元及项目投资款250万元，后徐仲华享有嘉利祥和公司的全部股权，由杨玉荣代持80%股份，陆某代持20%股份。卢进先从未进行出资，并非嘉利祥和公司股东；2.魏某2出具的证明及证人证言，魏某2陈述称其与魏某1系兄弟关系，2002年左右魏某1和他人到北京投资房地产项目，魏某1使用魏某2的身份证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但其并未在工商登记材料中签字，亦未到过北京，其之前并不认识徐仲华。嘉利祥和公司提交该份证据欲证明嘉利祥和公司原始股东为徐仲华和魏某1，不存在2002年10月15日徐仲华、卢进先、范某与陈某共同出资收购嘉利祥和公司股份的事实；3.林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林某称其系魏某1的妹夫，2002年左右魏某1与徐仲华合作投资北京房地产项目，借用林某的身份证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其在2001年左右认识徐仲华；林某知道其被登记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魏某1要求林某代其持有股份；后魏某1退出嘉利祥和公司，并通知林某将股权转给徐仲华。嘉利祥和公司提交该份证据欲证明嘉利祥和公司原始股东为徐仲华和魏某1，不存在2002年10月15日徐仲华、卢进先、范某与陈某共同出资收购嘉利祥和公司股份的事实；4.2002年5月28日嘉利祥和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由陈某申资金不到位，现申请退出，由魏某2和林某二人使用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名称，继续办理有关设立事宜”，证明2002年5月底陈某无法筹集到注册资金，在同年10月份不可能突然拥有大量资金收购魏某2和林某的股份成为嘉利祥和公司股东。陈某没有对嘉利祥和公司出资，陆某所持的20%的股份是代徐仲华持有，不存在2002年10月15日徐仲华、卢进先、范某与陈某共同出资收购嘉利祥和公司股份的事实；5.2002年5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证明2002年5月28日徐仲华、魏某1向嘉利祥和公司入资50万元，徐仲华系嘉利祥和公司原始股东，嘉利祥和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由魏某1垫付，以魏某2和林某的名义登记注册；6.2002年10月12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0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证明魏某1退出嘉利祥和公司之后，徐仲华安排自己持股的集通源公司筹集49万元转账至嘉利祥和公司，加上嘉利祥和公司账户原有资金50万元偿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注册资金50万元，卢进先、范某及陈某并未出资，并非嘉利祥和公司股东；7.2002年10月12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0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1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0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02年10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证明魏某1退出嘉利祥和公司之后，徐仲华安排筹集资金偿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投资款250万元，卢进先、范某及陈某并未出资；8.2002年10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2002年11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证明嘉利祥和公司分两次将魏某1代为垫付的注册资金及投资款共计300万元转入魏某1指定的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徐仲华安排资金从嘉利祥和公司账户偿还魏某1300万元，在魏某1退出后，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100%的股份；9.2002年12月6日合作开发协议及2002年12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证明嘉利祥和公司将其持有的东杰公司51%的股份转让给瑞景公司，瑞景公司应支付嘉利祥和公司500万元。2002年12月23日瑞景公司支付嘉利祥和公司300万元，因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100%的股份，故该300万元实际属于徐仲华，收到上述款项后徐仲华即安排归还了集利源公司等短期借款。嘉利祥和公司与卢进先无任何关系，瑞景公司支付的300万元与卢进先无关，卢进先未向嘉利祥和公司出资；10.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第二联）、集通源公司中国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嘉利祥和公司进行增资，增资的950万元由集通源公司在2005年2月24日转入嘉利祥和公司；11.2014年9月3日《受托代持股份协议书》、2016年7月6日《受托代持股协议书》，均系徐仲华与杨玉荣签订，证明杨玉荣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的股份，与卢进先无关；12.2017年8月25日李某出具的证词及李某证人证言，李某陈述称徐仲华系其姑父，李某于2003年6月18日开始在东杰公司担任会计，同时担任瑞景公司出纳，并开始认识卢进先及范某；李某为集通源公司的登记股东，代徐仲华持有股份；其从未向卢进先和范某等人出具过承诺函。嘉利祥和公司提交该份证据欲证明卢进先提交的承诺函上李某的签字并非李某本人书写，承诺函并非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某并非嘉利祥和公司股东，其无权也不可能在有关嘉利祥和公司的承诺函文件上签字，承诺书系卢进先等人伪造；13.2017年8月20日杨玉荣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杨玉荣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的股权，与卢进先、范某无关，卢进先提交的承诺函是虚假的；14.2006年3月13日瑞景公司第六次董事会纪要、2005年3月12日《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委托管理合同》，证明在瑞景公司第六次会议纪要中，确认同意以2005年3月12日《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委托管理合同》取代2002年10月9日《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聘任合同》，参会人员包括卢进先和范某，并签字认可。2002年10月9日《北京瑞景城市花园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聘任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不存在经营目标责任制给徐仲华个人的任何奖励分配；15.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免）陈小峰等三位同志职务的通知（编号为中武[2013]195号），证明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免去陈某总会计师职务，陈某自嘉利祥和公司等各公司成立至2013年9月29日被国有企业免去职务，陈某在各公司一直都是兼职，故其在各公司的各项分配比例都是最低的。卢进先称陈某在嘉利祥和公司持有30%股份完全不合常理，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陈某从未出资，陆某持有的30%股份系代徐仲华持有，并非代陈某持有；16.卢进先交付徐仲华或徐盛的25份文件，证明2014年6月份双方关系破裂后至本次诉讼三年多时间，卢进先在上述文件中将双方所有争议问题、非分要求及各种辱骂言辞全部写进文件中，但却没有提到承诺函以及杨玉荣代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20%股份的字样，卢进先提交的承诺函根本不存在，杨玉荣并未代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17.嘉利祥和公司工商档案材料，证明徐仲华系嘉利祥和公司的原始股东，在魏某1退出嘉利祥和公司之后，徐仲华自行筹集资金偿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款项后，嘉利祥和公司实际股东只有徐仲华，其股份由杨玉荣和陆某代持，后增资扩股的950万元由集通源公司投入，集通源公司转让股份给杨玉荣和陆某后，徐仲华安排950万元资金支付集通源公司股权转让款，卢进先和陆某没有任何出资。嘉利祥和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全部由徐仲华出资，徐仲华实际持有嘉利祥和公司100%的股权，卢进先并非嘉利祥和公司股东，也没有进行出资和增资；18.北京中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集通源公司审计的财务科目余额表，内容为集通源公司将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杨玉荣和陆某代徐仲华持股，集通源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950万元中700万元记载徐仲华欠款，250万元记载陆某欠款，并非卢进先和范某欠款，陈某制作的科目余额表中没有京福基业公司预提950万元利润的任何记录，但有京福基业公司出借给集通源公司的记录。证明杨玉荣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的股份，并未代卢进先和范某持有股份，卢进先和范某没有出资，也未担任任何职务，陆某亦代徐仲华持有30%的股份；卢进先、范某开具的往来款代收（徐、卢、范、陈工程承包预提）的收据系伪造，该款项实际系集通源公司向京福基业公司所借款项，关于950万元增资款卢进先没有任何出资；19.华夏银行个人转账凭证，系徐仲华之妻李爱桃向集通源公司转账950万元，证明950万元的增资款系徐仲华安排资金支付，与卢进先等无关；20.2005年2月3日借款合同及银行凭证，借款合同系集通源公司与京福基业公司签订，京福基业公司分三笔向集通源公司转账1170万元。证明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950万元系京福基业公司出借给集通源公司的款项，卢进先提交的内容为工程承包预提的文件系伪造；21.记账凭证、收据、支票存根、支出凭单等，证明嘉利祥和公司自成立起至今只在建行通州运河支行开立过账户，陈某同卢进先、范某未经批准在通州农信联社营业部开立嘉利祥和公司账户，该账户所有进出资金与嘉利祥和公司无关；陈某私自以三亚（首都机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向嘉利祥和公司投资的东杰公司借款，但上述款项未经批准，且未进入三亚（首都机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卢进先、范某不仅未对嘉利祥和公司进行出资，而且采用各种手段侵占嘉利祥和公司资金453.04万元。杨玉荣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2014年9月3日受托代持股份协议书和2016年7月6日受托代持股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杨玉荣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的股份，杨玉荣系徐仲华的外甥，二人系亲属关系；杨玉荣在2012年之前并不认识卢进先及范某，不可能代卢进先及范某持有股份。徐仲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同嘉利祥和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致。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否认卢进先提交的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中杨玉荣和李某签字是徐仲华书写。徐仲华申请对上述两份承诺函是否为原件、形成时间以及承诺函中杨玉荣与李某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本人书写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后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2月26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退案说明，表示无法做出鉴定意见。后徐仲华撤回鉴定申请，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上述两份承诺函中杨玉荣与李某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本人书写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后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夏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7月19日，华夏鉴定中心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4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同时，徐仲华申请对上述两份承诺函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后徐仲华撤回上述鉴定申请。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系徐仲华书写不予认可。在卢进先起诉集通源公司、徐仲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案号为2018京0112民初4982号）中，卢进先申请对于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中天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中天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中天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4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代持股工商变更承诺中的“杨玉荣”签名及“李某”签名与样本签名均系同一人所写。经庭审质证，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对于卢进先提交的嘉利祥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工商档案材料、1995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关于徐仲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编号为：闽委干[1995]332号）复印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徐仲华等职务任免的通知（编号：闽政[1997]文26号）复印件、2005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关于悦胜利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编号为：闽委干[2005]192号）复印件、2005年6月3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悦胜利等任免的通知（编号为：闽政文[2005]206号）、《中国武夷总经理长期缺位曝17项违规》网络打印件、2002年10月9日承诺函、2002年10月21日转股协议、林某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指示、证据10电汇凭证、2002年12月6日合作开发协议、2003年1月19日瑞景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纪要、证据14和15除嘉利祥和公司向集利源公司转账的1万元、5万元的凭证之外的其他财务凭证、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东杰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纪要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对于卢进先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卢进先对于嘉利祥和公司和徐仲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2年5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2002年10月12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0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0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1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2年10月11日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02年10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2002年11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2002年12月6日合作开发协议、2002年12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2005年2月24日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第二联）、集通源公司中国银行账户明细、2006年3月13日瑞景公司第六次董事会纪要、2005年3月12日委托管理合同、卢进先给徐仲华或徐盛的25份文件、嘉利祥和公司工商档案材料、华夏银行个人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于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各方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证：1.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华夏鉴定中心出具的华夏物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4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退案处理，原因是检材上的杨玉荣和李某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签字既有符合特征，又存在差异，经该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多次讨论，意见不统一，无法作出鉴定意见，故按照司法鉴定工作要求做退案处理。本次鉴定程序已经完成，鉴定结果也已经明确并非徐仲华书写；2017年11月2日一审法院组织鉴定谈话确定比对样本时，由于比较突然，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认可嘉利祥和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杨玉荣与李某的签字均为徐仲华书写。但现在看来，由于所有的工商登记手续均由陈某办理，杨玉荣和李某的名字陈某也代签过，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无法分辨哪部分签字为徐仲华书写，哪部分签字为陈某书写。故使用无法确定为徐仲华签字的文本作为比对样本进行鉴定本身并无意义；华夏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能否鉴定与其本身出具的函件完全冲突，不能予以采信。在一审法院随机确定委托华夏鉴定中心对本案鉴定后，2018年5月11日，华夏鉴定中心出具补充样本函，要求提供与2003年3月12日检材前后相隔两年内不同时期且徐仲华书写的杨玉荣签名字迹及李某签字字迹自然样本材料原件各至少十份，与2007年11月28日检材前后相隔两年内不同时期且徐仲华书写的杨玉荣签名字迹及李某签字字迹自然样本材料原件各至少十份。后卢进先提交了新的比对样本，经庭审质证，只有李某签字的两份材料可以作为比对样本。卢进先补充的比对样本远未达到华夏鉴定中心的要求，但华夏鉴定中心却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两份承诺函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为徐仲华书写。且鉴定意见书中所列的比对样本11、12、21没有经过庭审中双方认可，不能作为比对样本；经双方认可的2010年7月15日嘉利祥和公司章程、2010年6月20日指定书前一页法定代表人承诺没有被作为比对样本，故华夏鉴定中心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鉴定意见书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针对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提出的异议向华夏鉴定中心发函要求其对此进行解释。华夏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7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回复函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解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华夏鉴定中心对于上述问题的解释合理，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华夏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故一审法院对于华夏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予以确认。2.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卢进先与范某称徐仲华针对上述两份承诺函各只出具一份，与二人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述卢进先和范某每人持有一套承诺函相互矛盾；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中有“今后我们两位不再对代持股权作出新的承诺”，但在2008年6月16日又出现一份“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上述证据均系卢进先提交，卢进先提交的上述证据本身相互矛盾；从内容上来看，上述两份承诺函均包含了嘉利祥和公司的巨大利益，但李某从未持有嘉利祥和公司的任何股权，故不可能以李某的名义出具涉及嘉利祥和公司股权的文件，两份承诺函系卢进先伪造；自双方关系破裂至2017年4月17日，卢进先交给徐仲华的25份文件中从未提到过所谓的承诺函，充分证明上述两份承诺函根本不存在；在2008年6月16日，徐仲华已经成为显名股东，杨玉荣与李某已经不再担任股东，卢进先却伪造一份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未让徐仲华签字，该文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卢进先提交的承诺函均发生在2008年6月16日之前，在2008年6月16日杨玉荣将嘉利祥和公司股份转让给徐仲华以及2010年徐仲华将股份转让给杨玉荣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全部由与卢进先利益一致的陈某办理，卢进先从未提出过受让股份的要求，充分说明杨玉荣并未代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承诺函中只有签有杨玉荣和李某的名字，并未签有徐仲华的名字。如果徐仲华作出涉及如此巨大利益、次数多、时间跨度长的承诺函，承诺函上肯定要签署徐仲华的名字，不可能只有徐仲华代杨玉荣和李某签字，卢进先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承诺函。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华夏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已经认定上述两份承诺函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均为徐仲华书写，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的上述解释均无法推翻该承诺书的签字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于两份承诺函中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两份承诺函的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3.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2004年1月1日合作共管协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嘉利祥和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的公章自成立开始均由陈某一人保管，卢进先为了抢夺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份，利用陈某长期保管两个公司印章的条件，编造了合作共管协议；嘉利祥和公司与集通源公司为控股公司，并不开展经营活动，从未支付过经营场所费用、工资及其他经营费用，完全没有必要签订合作共管协议，从内容上来看并没有对双方有实质约束力的共管条款；卢进先编造的合作共管协议没有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股东和法人签字，未经授权加盖了由陈某长期保管的公章，且与事实完全不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共管协议中加盖了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公章，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并未对于该份协议中的公章提出异议，亦未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中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4.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证据11财务凭证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2002年10月11日收据和2002年10月15日收据系卢进先和范某伪造，陈某制作的嘉利祥和公司财务凭证中并无该两张收据，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的内容与收据的内容完全不符；集利源公司的8张财务凭证中记载的49万元全部为往来款，并未出现卢进先股东投资款的内容；江苏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京办事处的4张单据记载的50万元均为往来款，并未出现范某股东投资款的内容，两张收据系卢进先和范某为本案诉讼伪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该组证据中除两张收据以外的财务凭证均有银行凭证进行佐证，嘉利祥和公司和徐仲华亦作为证据提交，故一审法院对于两张收据以外的其他财务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两张收据，收据中均加盖嘉利祥和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并未对该印章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于两张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两张收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5.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证据14和15中嘉利祥和公司向集利源公司转账的1万元、5万元的财务凭证真实性不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笔财务凭证有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相佐证，且记账凭证中记载为往来款，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也提交了该部分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股权转让款筹借和还款统计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表系卢进先自行制作。对于该份证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7.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崔某的证词以及崔某当庭陈述的证言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崔某在2004年因经济犯罪被判刑，2017年崔某向徐仲华提出无理要求被拒绝，故其在本案中为卢进先作证所作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对于该份证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8.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证据18财务凭证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中收据系卢进先为本案诉讼伪造，该收据所涉及的950万元在陈某制作的嘉利祥和公司记账凭证记载为往来款，并非收据中记载的“往来款（代收徐、卢、范、陈工程承包预提）”。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财务凭证中记账凭证记载摘要为往来款，同时有京福基业公司向集通源公司转账的银行进账单，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提交的证据亦能够证明该笔资金，一审法院对于记账凭证和中国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2005年2月5日收据，收据中加盖了集通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并未对集通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9.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有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份证据是卢进先为了圆证据18中收据的谎言而伪造的。因卢进先在本案中提交多份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部分文件进行了司法鉴定，部分文件未进行鉴定。在本案中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五份同时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文件的格式基本一致，其中三份经鉴定均系徐仲华书写，在这种情况下徐仲华否认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系徐仲华本人书写，徐仲华应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现徐仲华明确表示对此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中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0.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有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2004年1月1日承诺函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该份承诺函为卢进先为本次诉讼伪造。因卢进先在本案中提交多份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部分文件进行了司法鉴定，部分文件未进行鉴定。在本案中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五份同时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文件的格式基本一致，其中三份经鉴定均系徐仲华书写，在这种情况下徐仲华否认2004年1月1日承诺函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系徐仲华本人书写，徐仲华应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现徐仲华明确表示对此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中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1.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2004年4月20日嘉利祥和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嘉利祥和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的印章自成立之日起至今一直由陈某保管，协议中并无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中加盖了集通源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公章，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及徐仲华明确表示对于协议书中嘉利祥和公司与集通源公司的公章真实性不申请鉴定，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书为陈某未经股东及公司同意加盖印章，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协议中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份协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2.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东杰公司经营管理聘任合同、建筑用地钉桩通知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于该份证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3.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份文件系卢进先为本次诉讼伪造，2008年6月16日徐仲华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的唯一股东，李某及杨玉荣已经不再是股东，卢进先应当清楚须由徐仲华作出承诺才具有法律效力，杨玉荣和李某作出的承诺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徐仲华从未代签过该份文件，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内容完全虚假，应为卢进先等人套打伪造或者仿签伪造，并非徐仲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被2010年以后徐仲华多次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变更工商备案登记的事实予以否认；中天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及徐仲华对于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作为本案判断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已经中天鉴定中心认定杨玉荣与李某的签字为徐仲华书写，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中天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一审法院对于中天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卢进先提交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杨玉荣和李某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4.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与徐仲华对于卢进先提交的崔某证词以及崔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卢进先对于嘉利祥和公司及徐仲华提交的魏某1关于嘉利祥和公司成立之初情况说明、魏某2证明、林某情况说明、李某证词、杨玉荣情况说明及魏某1、魏某2、林某、李某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及书面证词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5.卢进先对于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提交的2002年5月28日嘉利祥和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工商查询打印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份文件上有魏某2的签字，但魏某2当庭陈述其从未到过北京，该份文件是因为当时急于成立公司，陈某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当时规定必须由股东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故陈某临时充任股东并在事后退出，并非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所述陈某无法筹集到几万元的出资，且该份文件能够证明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及陈某一开始就参与了东杰项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份临时股东会决议系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自工商部门调取并且加盖了工商档案查询专用章，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6.卢进先对于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及徐仲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4年9月3日受托代持股份协议书、2016年7月6日受托代持股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上述两份协议形成时间并非协议书载明的时间，应该是在2016年底卢进先与徐仲华就股权发生争议后，徐仲华与杨玉荣后补；且在庭审中嘉利祥和公司、徐仲华称杨玉荣并未参与嘉利祥和公司任何事宜，对于嘉利祥和公司并不了解，但上述两份协议书中却载明嘉利祥和公司注册资金及运作资金均由徐仲华筹集，徐仲华承担嘉利祥和公司70%股份的经营风险，也享受70%股份的权益，在杨玉荣对于嘉利祥和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杨玉荣不可能对于上述事实进行确认，故两份协议书系杨玉荣与徐仲华伪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为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以及杨玉荣代持的股权是否包含卢进先的股份，故对于该组证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17.卢进先对于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提交的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免）陈小峰等三位同志职务的通知（编号为中武[2013]195号）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份文件加盖了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卢进先并未对该公章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于该份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8.卢进先对于嘉利祥和公司与徐仲华提交的北京中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科目余额表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份文件中列明徐仲华欠款700万元，陆某欠款250万元，不能证明徐仲华与陆某实际进行了出资，据卢进先所知，2012年集通源公司调过账，当时嘉利祥和公司登记股东体现为徐仲华700万元、陆某3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的增资中950万元是由集通源公司注资，2005年8月份集通源公司将其中660万元转让给杨玉荣，290万元转让给陆某，在2008年杨玉荣将70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徐仲华，从交易结果形式上来看，集通源公司转出950万元没有取得对价，所以在账目上需要进行调账，故在科目余额表中记载徐仲华欠700万元、陆某欠250万元是为了做账的需要。对于该份证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证。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嘉利祥和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4日注册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金为50万元，股东为林某（持有股权10万元）和魏某2（持有股权40万元）。2002年10月15日，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1.同意选举杨玉荣为执行董事；2.同意魏某2将其持有的股权40万元全部转让给杨玉荣，林某将持有的股权10万元全部转让给陆某，变更后杨玉荣持有股权40万元，陆某持有股权10万元；3.通过新的章程；4.委托林某办理有关变更事宜。2002年10月22日，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02年12月10日，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两份股东会决议，其中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增加新股东瑞景公司；2.同意杨玉荣将持有的股权40万元转让给瑞景公司30万元，陆某将持有的股权10万元转让给瑞景公司7.5万元。另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股权确认如下：瑞景公司37.5万元、杨玉荣10万元、陆某2.5万元；2.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3.委托陆某办理有关变更事宜。2002年12月19日，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04年11月3日，北京嘉利祥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两份股东会决议，其中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瑞景公司将股权30万元转让给杨玉荣，将股权7.5万元转让给陆某，变更后的股权确认如下：杨玉荣40万元、陆某10万元；2.通过新的公司章程；3.委托陈某办理有关变更事宜。另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嘉利祥和公司；2.同意增加新股东集通源公司，同时增加注册资本950万元，即由集通源公司入资950万元。增资后的股权确认如下：集通源公司950万元、杨玉荣40万元、陆某10万元；3.通过新的公司章程；4.委托陈某办理有关变更事宜。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第二联）显示集通源公司向建设银行交存资金950万元。2005年3月1日，嘉利祥和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05年8月20日，集通源公司分别与杨玉荣、陆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集通源公司将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股权950万元转让给杨玉荣660万元，转让给陆某290万元。同日，嘉利祥和公司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05年8月20日的公司章程显示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为：杨玉荣货币出资700万元、陆某货币出资300万元。2008年6月16日，嘉利祥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两份股东会决议，其中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增加新股东徐仲华；2.同意杨玉荣持有的股权700万元全部转让给徐仲华；3.同意修改原章程。另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由徐仲华、陆某组成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认股权如下：徐仲华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70%，陆某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2.同意修改后的章程。2008年6月17日，嘉利祥和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7月15日，嘉利祥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增加新股东杨玉荣；2.同意股东徐仲华持有的股权700万元全部转让给杨玉荣；3.同意修改原章程。2010年7月16日，嘉利祥和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7月15日的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出资额显示为：杨玉荣700万元、陆某300万元。嘉利祥和公司作为投资公司主要作为股东投资其他公司（如东杰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嘉利祥和公司本身并不经营任何业务，卢进先、范某在嘉利祥和公司不实际担任职务，亦未实际参加过股东会会议。嘉利祥和公司从未向卢进先和范某进行过分红。徐仲华称因嘉利祥和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徐仲华，故嘉利祥和公司从未实际召开过股东会会议。徐仲华原系福建建工公司的总经理、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武夷公司）的董事长，陈某原系北京武夷公司的财务和会计，卢进先系徐仲华派驻在北京武夷公司的执行董事；徐仲华与范某于1997年认识，付荣健经徐仲华同意自甘肃将范某招聘至北京武夷公司，范某又名范红霞、范丽君。徐仲华称杨玉荣与李某与北京武夷公司并无任何关系，杨玉荣系徐仲华妻子的外甥，李某系徐仲华妻子的侄子。卢进先称其原系福建建工公司的员工，于1992年与徐仲华认识，2002年自福建建工公司辞职后应徐仲华的要求来到北京参与瑞都公园世家（东杰公司投资的地产项目）和瑞都国际项目（为瑞景公司投资的地产项目）的测算工作。范某称其原系甘肃省天水市建设局设计院职员，北京武夷公司付荣健来到甘肃邀请范某参与北京武夷公司的设计团队，故范某于1994年12月24日来到北京就职于北京武夷公司，并于1999年与卢进先认识，当时卢进先担任北京武夷公司执行董事；后徐仲华提出与范某辞职自己成立公司，于是2003年范某自北京武夷公司辞职并找到瑞都公园世家和瑞都国际两个项目的用地。现卢进先、范某与徐仲华、杨玉荣就杨玉荣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产生争议，卢进先和范某认为杨玉荣持有的700万元股权其中200万元系代卢进先持有，200万元系代范某持有，剩余300万元系代徐仲华持有。徐仲华与杨玉荣均认为杨玉荣持有的700万元股权全部系代徐仲华持有，与卢进先、范某无关。双方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争议：一、关于原始股东还是继受股东的问题。徐仲华称2002年2月份，其与魏某1合作投资设立嘉利祥和公司。徐仲华与魏某1均系嘉利祥和公司的原始股东，因为魏某1为香港居民，徐仲华尚未办理完毕退休手续，在退休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徐仲华不想持有公司股份，故魏某1提出由魏某1之弟魏某2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80%的股份，工商登记中魏某2的签字由徐仲华代签，魏某1的妹夫林某代魏某1持有嘉利祥和公司20%的股份；徐仲华与魏某1、魏某2并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因为双方基于朋友信任关系，且当时魏某1尚未就是否投资考虑清楚；徐仲华与魏某1约定由魏某1代为垫付出资200万元，其中包括50万元注册资金，嘉利祥和公司成立后魏某1垫付的200万元（包含嘉利祥和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全部转给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人民政府作为项目保证金。2002年10月15日，徐仲华同意支付魏某1300万元，魏某1退出嘉利祥和公司，魏某2代徐仲华持有的80%的股份转由杨玉荣代持，林某持有的20%的股份转由陆某代徐仲华持有。卢进先称其与范某、徐仲华均非嘉利祥和公司的原始股东，而是从魏某2与林某手中继受股权；因为当时打算与机场投资公司合作东杰公司项目，故决定收购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收购股份事宜由徐仲华代表卢进先等人进行商谈；股权收购后，徐仲华担心将卢进先等人登记为股东查出来与徐仲华有关，故徐仲华要求找人代持股权，最终徐仲华找到杨玉荣代徐仲华、卢进先及范某持有股权，卢进先、范某并未与杨玉荣签订代持协议，因为信任徐仲华，徐仲华亦向卢进先等人出具了承诺书。二、关于股权投资款项来源的问题。1.关于300万元转让款的来源问题。2002年10月21日，林某出具两份书面说明，内容分别为：“杨玉荣、陆某，请根据转股协议的规定，将我方原来支付给梨园镇的土地订金和前期费用（叁佰万元人民币）。先把其中的贰佰陆拾万元人民币汇入：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账号：2011074；汇入地点福建省福清市三山信用社”；“杨玉荣、陆某，请根据转股协议的规定，将我方原来支付给梨园镇的土地订金和前期费用的另部分肆拾万元人民币请汇入：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账号：2011074；汇入地点福建省福清市三山信用社”。嘉利祥和公司的记账凭证显示2002年10月21日摘要为往来款，总账科目为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为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借方金额为260万元；2002年10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回单显示嘉利祥和公司向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转账260万元，汇款用途为转让款。嘉利祥和公司的记账凭证显示2002年11月21日摘要为往来款，总账科目为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为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借方金额为40万元；2002年11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回单显示嘉利祥和公司向福清市三山镇旧街改造指挥部转账40万元，汇款用途为转让款。关于300万元转让款的来源，徐仲华称：魏某1最终决定退出嘉利祥和公司，双方协商徐仲华返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投资款200万元，加上其他费用及利息共计300万元。300万元的支付时间和金额为：2002年10月份，徐仲华通过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44万元，通过集通源公司担任股东的瑞景公司借款5万元，加上嘉利祥和公司账户原有1万元，合计50万元偿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入资款50万元。后徐仲华安排东杰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50万元和40万元、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60万元、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49万元、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向嘉利祥和公司50万元，以上共计259万元，用于返还魏某1代为垫付的250万元款项。后徐仲华分两次向魏某1支付收购股权资金300万元。2002年12月6日，嘉利祥和公司与瑞景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嘉利祥和公司持有的东杰公司51%的股份转让给瑞景公司，瑞景公司支付嘉利祥和公司300万元。后嘉利祥和公司将为支付魏某1转让款所借的300万元全部偿还。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支付的转让款全部属于徐仲华，与卢进先、范某及陈某无关。因为徐仲华系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80%，故嘉利祥和公司的资金即为徐仲华个人的资金。卢进先称300万元转让款筹集的情况如下：截至2002年10月11日，嘉利祥和公司账面剩余存款5万元；2002年10月11日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49万元，嘉利祥和公司向卢进先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为卢进先的股东投资款；2002年10月11日，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5万元；2002年10月12日，东杰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50万元；2002年10月12日，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44万元；2002年10月15日，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60万元；2002年10月15日，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50万元，嘉利祥和公司向范某出具收据，载明为范某的股东投资款。截至2002年10月15日，已经筹集款项263万元，故2002年10月21日，嘉利祥和公司向林某指定的账户转账260万元用于支付第一笔转让款。2002年11月21日，东杰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40万元，同日嘉利祥和公司向林某指定的账户转账40万元用于支付第二笔转让款。2002年12月24日，瑞景公司依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300万元，用于补偿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及陈某，后嘉利祥和公司用上述300万元陆续偿还了筹集的款项。2.关于950万元增资款项的来源问题。徐仲华称：2005年2月22日，嘉利祥和公司增资950万元，先由集通源公司注入950万元资金。增资款项的来源是集通源公司向京福基业公司借款1170万元。2005年8月20日，集通源公司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95%的股份转由杨玉荣及陆某代持，杨玉荣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的股份，陆某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30%的股份。北京中兆会计师事务所对于集通源公司的财务进行了审计，陈某制作的集通源公司财务科目余额表对于集通源公司转让95%的股权的应收款950万元，其中700万元记载为徐仲华欠款，250万元记载为陆某欠款，并未记载为卢进先和范某欠款。上述记载内容充分证明杨玉荣仅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的股权，并未代卢进先、范某持有股份。2012年3月30日、2014年1月16日徐仲华之妻李爱桃从其个人账户向集通源公司分别转账800万元和150万元用于偿还徐仲华对集通源公司的欠款950万元。卢进先称：集通源公司增资的950万元来源于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及陈某四人的预提承包利润。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据一张，内容为收到京福基业公司往来款（代收徐、卢、范、陈工程承包预提）95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集通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卢进先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05年2月21日的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一份，内容为：“实际股东（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2004年4月26日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工程管理费100万元以李某名义对我公司增资。2005年2月5日北京京福基业建材有限公司转入我司950万元，是四位实际股东共有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用于对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增资”。该份承诺函下方落款处签有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三、关于卢进先提交的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的问题。1.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12日的承诺函内容为：“2003年3月12日，由李某和杨玉荣出面代持瑞景公司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持有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46.67%的股权。2002年10月15日杨玉荣出面代经营班子持有北京嘉利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80%股权。我们两位均未实际出资，不享有以上两家代持公司的经营收益，也不承担经营风险”。承诺函下方承诺人处签有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2.落款日期为2004年1月1日的承诺函内容为：“我们两位均未实际出资，代经营班子（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持有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集通源）股权，所有与原始股东有关股权转让的工商等手续已办妥。经过经营班子一致同意，我们就公司和项目股权、投资及权益分配等事项证明并承诺如下：一、北京集通源已参股项目（含三亚项目）投标的工程承包利润（扣工程管理分成后）分配比例：徐仲华40%、卢进先22.5%、范丽君22.5%、陈某15%。二、北京集通源今后新投资项目（含2003年12月18日开始投资的三亚项目）股权持有比例：徐仲华40%、卢进先22.5%、范丽君22.5%、陈某15%。三、2003年3月12日陈荣、林华转让北京集通源46.67%股权，确认如下：1.按原始资金575万（其中150万为待收管理费）分别为：徐仲华202.5万、卢进先116.25万、范丽君106.25万、陈某150万的资金比例持有北京集通源30%的股权，即徐仲华10.56%、卢进先6.06%、范丽君5.55%、陈某7.83%，现无其他资金来源，后续资金的投入不影响四位股东对该部分股权的持股比例。2.北京集通源16.67%股权，即瑞景公司5%股权，在扣除2003年12月21日收购陈荣、林华在北京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的800万溢价后，经营班子按1.5%、1%、1%、1.5%比例折算分别持有北京集通源股权为：徐仲华5%、卢进先3.335%、范丽君3.335%、陈某5%。四、其余股份：2003年12月21日收购陈荣、林华在北京集通源公司53.33%股权（即瑞景公司16%股权），股权比例根据收购资金实际来源另行确定。五、公司所有对外签署借款、担保、投资等文件需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四位股东实际共同授权。股东任何进入公司的资金需由四位股东共同确认。六、其他事项：我们两位承诺按上述已确定股权比例今后无条件变更给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四位实际股东，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变更等任何工商事项变更均不改变股权比例，我们两位签署的任何改变以上股权及权益分配比例的文件均需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四位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任何实际股权变更需办理公证手续方为有效”。承诺函落款“承诺人：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代持股东”下方签有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3.落款日期为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内容为：“我们两位均未实际出资，代经营班子持有股权，现对有关事项证明并承诺如下：一、现由我们两位代持，于2003年12月21日收购陈荣、林华在北京集通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53.33%股权（实际支付溢价785万，占瑞景公司16%股权），收购股权的1985万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班子在项目的未分配奖励（即瑞景、东杰公司经营目标责任制未分配奖励），因此，53.33%的股权按2004年1月共同确认的瑞景项目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分配比例[即徐仲华30%、卢进先18%、范丽君（范某15%）、陈某12%，另外预留25%由四位平均分配]进行折算实际持有集通源公司股权比例为：徐仲华19.33%、卢进先12.93%、范丽君11.34%、陈某9.73%。二、杨玉荣在嘉利祥和公司代经营班子中的三位（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持有70%股权，实际股权为：徐仲华30%、卢进先20%、范丽君20%。三、任何改变以上股权及权益分配的文件均需上述四位实际股东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需办理公证手续。今后我们两位不再对代持股权作出新的承诺，本承诺不因任何原因改变失效。以我们两位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已签署的借款协议或账面记录现存的对外借款、债务等（关联单位往来除外），资金均为项目工程周转资金，非真实债务，无需计息、无需偿还本金。今后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借款、担保等文件需实际股东共同授权”。承诺函下方承诺人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代持股东处签有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4.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内容为：“实际股东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范某）、陈某：我们代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陈某持有北京集通源的股权以2004年1月1日和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为准，即代持四位实际股东股权：徐仲华34.89%、卢进先22.325%、范丽君20.225%、陈某22.56%；杨玉荣在北京嘉利祥和代持三位实际股东股权：徐仲华30%、卢进先20%、范丽君20%。应徐仲华要求，因北京集通源对外合作需要（2008年6月5日公司与普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合约），为体现“股东少、股权集中、徐仲华绝对控股”，将由我们代持北京集通源100%股权，工商登记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96%、陈某持4%。同时，将杨玉荣代持北京嘉利祥和70%股权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70%。今后两家公司因经营需要，如合作、增资、融资等，而更换代持股东、变更代持股权比例等，代持股东均继续由徐仲华代为签名，也需实际股东配合办理工商备案的签名。我们承诺：两家公司的工商变更未经实际股东共同授权签字并加摁手印且未办理公证，均不改变实际股东上述的股权比例，仅用于工商备案和第三方使用。在徐仲华实际控制这两家公司（含前期代法定代表人签名、持有公章和财务章）及实际控制的参股公司期间，负责依法经营且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以徐仲华所持有这两家公司股权担保”。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函下方集通源公司和嘉利祥和公司代持股东处签有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2009年9月1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第1、3份承诺函，2018年8月23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第2份承诺函、第4份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以及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且上述五份文件各自只有一份原件。卢进先称上述四份承诺函中李某和杨玉荣的签字均由徐仲华书写。徐仲华对此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于1、3承诺函中李某和杨玉荣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2月26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退案说明，认为经审查检材上李某和杨玉荣的签字与样本中的签字既有符合特征又存在差异，无法作出鉴定意见，故做退案处理。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退案后，徐仲华明确表示对于1、3承诺函中的签字不再申请鉴定。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申请对于1、3承诺函中李某和杨玉荣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华夏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7月19日，华夏鉴定中心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8]文检字第4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3承诺函中李某与杨玉荣的签字系徐仲华书写。徐仲华对于华夏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均不认可，认为涉及到如此大的利益徐仲华不可能在承诺函中书写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卢进先与范某亦不可能同意徐仲华签署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上述承诺函均为空白页面先签字后进行套打形成，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徐仲华称嘉利祥和公司曾投资东杰公司和融创公司，在2010年卢进先与范某成为集通源公司股东后，嘉利祥和公司不再担任东杰公司股东；集通源公司欲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就要求徐仲华辞去其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故2010年徐仲华又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股权交由杨玉荣代持，双方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四、关于陆某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股权300万元的问题。徐仲华称其为嘉利祥和公司的实际唯一股东，陆某持有的300万元股权实际系代徐仲华持有。陆某与陈某称陆某持有的300万元股权实际系代陈某持有，陆某与陈某均认可杨玉荣持有的股权700万元中有200万元系代卢进先持有，200万元系代范某持有，并同意办理将卢进先和范某变更为股东的工商登记。另查，卢进先、范某与陈某于2018年2月份分别将集通源公司、徐仲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集通源公司与徐仲华按照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的内容将其持有的集通源的股份比例调整到22.325%、20.225%和22.56%。集通源公司工商档案材料显示2008年6月16日集通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李某在集通源公司的96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杨玉荣在集通源公司的40万元股份转让给陈某；2012年3月20日集通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出资方为北京华诚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汇美公司），股东为华诚汇美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李某（出资580万元，占注册资本11.6%）、赵志坚（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4%）、卢进先（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1.6%）、范某（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1.6%）、陈某（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1.2%）；2014年4月18日集通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为徐仲华（出资3400万元，占注册资本68%）、赵志坚（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卢进先（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8%）、范某（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8%）、陈某（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6%），自此之后卢进先、范某和陈某的持股比例一直为8%、8%、6%。在上述案件中，卢进先申请对于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李某和杨玉荣的签字是否为徐仲华书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经随机确定委托中天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中天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中天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40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李某和杨玉荣的签字为徐仲华书写。徐仲华对中天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亦不认可，具体意见与对华夏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的意见一致。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冻结杨玉荣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2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7）京0112民初18038号民事裁定书，对于杨玉荣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200万元股份采取了冻结措施。卢进先为此预先交纳保全费用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卢进先能否认定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杨玉荣是否代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以及如何确定代持股份的数额。关于股东资格的确认，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卢进先与杨玉荣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故卢进先现要求确认其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其应提交充分证据对其股东资格予以证明。现卢进先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主要证据是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五份文件，五份文件中确认了嘉利祥和公司2005年增资的款项来源以及卢进先、范某、陈某和徐仲华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权比例。徐仲华认为五份文件均系徐仲华在空白纸上签字后卢进先等人套打形成，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03年3月12日、2007年11月28日两份承诺函以及2008年6月16日代持股权变更承诺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经鉴定系徐仲华书写，2004年1月1日承诺函和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也能够认定系徐仲华书写，但首先从形式上来讲，五份文件各自只有一张原件，载明了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和陈某四人关于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两家公司的持股比例；各方均认可杨玉荣和李某仅为显名股东，代持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份，上述五份文件中杨玉荣和李某的签字并非本人书写，而由徐仲华书写，故上述五份文件无法认定系显名股东杨玉荣和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徐仲华在上述五份文件中不签署自己的名字却签署杨玉荣和李某的名字。一审法院所述上述两点内容与常理不符，卢进先对此作出的解释亦不符合常理。其次从内容上看，2008年6月16日嘉利祥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杨玉荣将其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当天集通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将李某在集通源公司的96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仲华，杨玉荣在集通源公司的40万元股份转让给陈某。故2018年6月16日徐仲华已经成为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东，陈某已经成为集通源公司的股东，杨玉荣和李某不再担任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的股东，当天出具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应当签署徐仲华和陈某的名字，此时徐仲华仍签署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与常理不符，卢进先等人并未提出异议亦与常理不符。再次从其中三份文件的鉴定过程来看，之所以能够得出三份文件中李某和杨玉荣的名字系徐仲华签署的结论，是因为比对样本基本上为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这种情况能够说明在嘉利祥和公司和集通源公司经营过程中经常存在徐仲华签署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用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且卢进先在本案中提交的五份文件中李某和杨玉荣名字的书写位置和方式与工商档案材料中的书写大体一致，不能完全排除徐仲华事先书写杨玉荣和李某的名字后由卢进先等人对于文件的内容进行编辑的可能。最后从其他方面来看，卢进先在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以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时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03年3月12日承诺函和2007年11月28日承诺函，在一审法院向卢进先释明其应就出资问题进行举证后，在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3日以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时卢进先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另外三份徐仲华书写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文件；自2014年开始卢进先等人向徐仲华发送过25份文件表达其诉求和权利，但25份文件中卢进先等人从未提及其在本案中提及的五份文件，亦未向徐仲华主张其系作为嘉利祥和公司股东的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卢进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五份文件存在疑点与不符合常理之处，不能依据其提交的五份文件作为确认其股东资格的依据。从出资上来讲，卢进先认为其系嘉利祥和公司的继受股东，与范某、陈某和徐仲华出资300万元受让了林某和魏某2的全部股份，且认为2002年10月11日集利源公司转账至嘉利祥和公司的49万元系卢进先的出资，对此其向法庭提交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收据中注明“股东投资款（卢进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和记账凭证，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的49万元均记载为往来款，并未明确载明系卢进先的股东投资款，且卢进先陈述该收据系自嘉利祥和公司账册中抽出，之所以没有装订痕迹是因为整本账册并未装订，这种情况与常理不符。卢进先陈述用以偿还集利源公司49万元的款项来自于瑞景公司2002年12月24日转账至嘉利祥和公司账户的300万元，且300万元系瑞景公司支付给卢进先、范某、陈某和徐仲华的股东补偿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瑞景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的300万元无法认定为支付给卢进先等人的补偿款，卢进先提交的收据亦无法认定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的49万元系卢进先的股东出资款，无法认定卢进先受让了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并且支付了对价。关于嘉利祥和公司2005年增资的950万元，卢进先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以及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该张收据与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载明卢进先股东投资款的收据情形一致，关于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的950万元的记账凭证载明系往来款，银行转账凭证并未备注该笔款项的性质，记账凭证、银行转账凭证与收据载明的款项性质不一致，卢进先所述收据系从账册中抽出，之所以没有装订痕迹是因为整本账册均未装订，这种情况与常理不符。故一审法院认为无法依据该收据确认9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且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存疑无法作为定案证据，卢进先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无法认定其在嘉利祥和公司增资时实际进行了出资，亦无法认定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的950万元与卢进先有关。从嘉利祥和公司经营过程来看，卢进先等人并未召开过股东会，嘉利祥和公司从未对卢进先等人进行分红，嘉利祥和公司作为投资公司并不实际从事业务经营，故卢进先等人无从参与嘉利祥和公司的经营管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卢进先目前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其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卢进先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卢进先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4年1月22日上午10点，徐仲华与卢进先、陈某、范某三人在办公室会谈的录音，主张徐仲华明确认可四名实际出资人对项目股权享有权益，对项目上的建筑工程利润共同享有权益，并承诺按比例分配。证据2.徐仲华手写文件，主张2003年底，徐仲华手写一份文件，对徐仲华、卢进先、陈某、范某四人在房地产项目（包含瑞景项目、东杰项目以及其他项目）上的经营目标责任制奖励分配比例、工程承包利润分配比例以及在前期收购集通源公司时的资金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进行了明确约定。对于该手写文件，在有关集通源公司股权争议的另案开庭时，徐仲华当庭认可其真实性。此外，本证据中关于“工程承包”分配比例的约定，也可以证明卢进先一审所提交的证据33即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中关于增资款950万元来源于预提工程承包利润的事实。证据3.《“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战略合资合约》，用以证明2008年6月5日，集通源公司与“普济控股”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资协议，该协议与卢进先一审提交的证据36即2008年6月16日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相互印证，证明《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陈述的事实：“应徐仲华要求，因北京集通源对外合作需要（2008年6月5日公司与普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合约），为体现“股东少、股权集中、徐仲华绝对控股”，……将由杨玉荣代持北京嘉利祥和70%股权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70%。”本组证据与卢进先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可以共同证明徐仲华安排杨玉荣代持股权，且杨玉荣代持股权中包含卢进先实际持股20%、范某实际持股20%的事实，从而证明一审判决中有关“五份文件”所谓“不合常理”的判断是错误的。第二组证据：证据4.集利源公司出具的《证明》，主张证实2002年10月11日该公司汇入嘉利祥和公司的49万元是出借给卢进先，由卢进先用于支付股权收购款，该款并非出借给嘉利祥和公司，也与徐仲华无关。证据5原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负责南通二建公司项目的负责人徐某出具《证明》，用以证明2002年10月15日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汇入嘉利祥和公司的50万元是出借给范某，由范某用于支付股权收购款，该款并非出借给嘉利祥和公司，也与徐仲华无关。证据6.《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纪要》，该证据与卢进先一审提交的证据25即2002年12月6日的《合作开发协议》、证据26即2003年1月19日作出的《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纪要》以及证据30即崔某先生的《证词》结合起来，用以证明收购股权的300万元资金实际来源于瑞景公司支付给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和陈某四人的补偿款。本组证据与卢进先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可以共同证明：前期收购嘉利祥和公司林某、魏某2股权的300万元资金的终极来源是瑞景公司向四名实际投资人支付的补偿款。第三组证据：证据7.显示有集通源公司2002年——2008年的账册均未装订的照片，用以证明本案一审中，卢进先陈述的关于2005年2月5日集通源公司的一张收据（卢进先一审提交的证据31）是从集通源公司的账册中抽出，因而没有装订痕迹的说法是真实的。证据8.《北京项目经营情况报告》，主张从该“北京项目部实际可分配利润分析表”载明的利润金额来计算，黄乃杰承包的工程项目中，徐仲华、卢进先、范某和陈某四人团队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为约2883万元。证据9.财务凭证，主张该证据是针对一审中徐仲华于2018年8月13日提交、卢进先于2018年8月14日收到的第十组证据进行反驳而提出的新证据，用以证明集通源公司的实际股东徐仲华（以自己的名义或通过其子徐盛、其妻李爱桃）、陈某曾经多次借款给集通源公司，用于集通源公司的运营，这些款项体现的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并非徐仲华在其第十组证据中声称的用于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徐仲华在嘉利祥和公司2005年就已经完成950万元增资的情况下，将时隔7年甚至9年之后的借款摘取出一部分来，拼凑出950万元的金额，试图以此营造徐仲华一审提交的第十组证据目录第一页倒数第2行陈述的“950万元嘉利祥和公司的增资扩股款是徐仲华方安排支付的”之假象，完全不符合事实。证据10.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京福基业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12日，在2007年2月26日就被吊销了执照。该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其实质功能是为瑞景项目和东杰项目中相关资金流转提供渠道。证据11.《关于购买瑞都国际底商立约协议》，用以证明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税务检查，2005年1月20日，徐仲华控制京福基业公司与瑞景公司签订本协议，本协议中将京福基业公司支付的1170万元约定为所谓购买商铺的“诚意金”。可见，嘉利祥和公司和徐仲华在一审中所谓“京福基业公司借款给集通源公司1170万元”，集通源公司再以其中950万元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而且，该协议尾部代表京福基业公司的两名自然人“杨玉红”和“范建琼”均为徐仲华亲属，可见京福基业公司实际上受徐仲华控制，是一个为流转资金而设立的壳公司。证据12.《合同书》，用以证明2005年2月2日，徐仲华控制京福基业公司与瑞景公司再次签订合同，以所谓购买商铺“诚意金”的名义完成1170万元资金的流转。本组证据与卢进先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可以共同证明：2005年2月嘉利祥和公司增资950万元的资金来源是徐仲华、卢进先、陈某、范某四人共同享有权益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徐仲华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徐仲华针对卢进先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卢进先本次开庭所提交材料不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依法不应作为证据采纳。关于第一组：对证据1.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在卢进先诉集通源公司股权纠纷案件一审时，卢进先已向法庭提供该份材料，该文件已入集通源案件一审案卷，并非新证据。（2）从载体上，卢进先并未提供该录音的原始载体，无法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3）从内容上，该录音中并未提及嘉利祥和公司，更没有所谓确认卢进先对嘉利祥和公司享有股权的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无法证明卢进先的证明目的；（4）从完整性上，该录音内容不完整，卢进先存在剪辑再编辑的情况，录音内容存在前后内容无法衔接、无法理解的内容。对证据2徐仲华手写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在卢进先与集通源公司等股权纠纷案件一审时，卢进先已向法庭提供该份证据，嘉利祥和公司已对此明确发表意见；（2）这张纸上没有关于嘉利祥和公司的任何字样，说明卢进先在嘉利祥和公司没有任何股份，与本案双方讼争的事项即嘉利祥和公司股东身份无关，不能证明卢进先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战略合资合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该文件中并无关于杨玉荣或徐仲华代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股权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所约定交易最终并未实际进行，该文件无法证明卢进先的证明目的；（2）该合约是瑞景公司与“普济控股”公司的一个合作意向，后并未合作成功，与嘉利祥和公司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该文件中也并无“为体现‘股东少、股权集中、徐仲华绝对控股’，……将有杨玉荣代持北京嘉利祥和70%股权暂时变更为徐仲华代持70%”的任何字样，该文件中并无关于杨玉荣或徐仲华代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70%股权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针对第二组：对证据4《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卢进先卢进先主张其是通过集利源公司出资49万，但事实上，徐仲华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已证明，该笔款项为集利源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短期借款，由嘉利祥和公司分三次并于12月24日全部归还完毕，与卢进先无关，不属于卢进先的投资款；（2）证人集利源公司的股东为：卢进先卢进先持50%股份，杨玉荣代徐仲华持该公司50%股份，卢进先与该证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卢进先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故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3）由于集利源公司并未派人出庭作证，该等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集利源公司已于2005年12月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现在盖章出具《证明》，不具备合法资格，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5徐某《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徐仲华一审提交证据已经证明，该笔款项系借款，且已还清。2002年10月15日启东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驻京办事处与嘉利祥和公司50万短期借款，2002年12月24日由嘉利祥和公司归还，借款期限不到三个月且为与政府的资金往来，不是范某所谓“投资款”；（2）从形式上，徐某本人未到庭接受双方询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从证明力上，证人徐某与卢进先范某具有重大利害关系，该等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6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该份证据的名称《北京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纪要》即可看出，其所述内容均为瑞景公司有关事宜，与嘉利祥和公司及其股权并无任何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卢进先的证明目的。针对第三组。对证据7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从形式上，该文件为一张摆拍照片，仅呈现了基本纸质账册的封面，嘉利祥和公司当庭提出后，卢进先亦未提供照片中这些账册的原件或复印件，因此不属于法定证据形式，不具有真实性与合法性；（2）从内容上，该证据上标明为集通源公司凭证，与本案嘉利祥和公司无任何关系，不具有关联性；（3）嘉利祥和公司的账册是装订成册的，是陈某亲手装订，在一审庭审时嘉利祥和公司当庭出示过，可随时供法院核查。该份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卢进先所提交的证据9等账册均为虚假伪造。对证据8《北京项目经营情况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该份文件为卢进先单方制作的复印件，无公司任何人签字，不属于法定证据形式；（2）卢进先所要证明事项的关键页之一附件（一）上没有任何人签字，与前后页的形式不同，存在伪造嫌疑。关于证据9记账凭证及转账凭证等，该组证据并无原件，全部是复印件，不属于法定证据形式，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集通源公司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后，成为嘉利祥和公司股东。其后，集通源公司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徐仲华，徐仲华的妻子李爱桃从华夏银行支付集通源公司95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该笔增资与卢进先范某、卢进先并无任何干系，本案一审时徐仲华已提交了充分证据予以说明；（2）卢进先所提交的北京集通源公司与三亚集通源公司、三亚金晖公司资金往来款，均与嘉利祥和公司无任何干系，也与卢进先无任何关联，不具有关联性，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卢进先对嘉利祥和公司的出资或增资。对证据10京福基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1）卢进先主张该公司与集通源公司950万元资金往来是预提工程利润，作为对嘉利祥和公司的增资，卢进先并未提供任何工程合同、施工合同、预提工程利润文件，该等说法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仅通过工商登记信息认为该公司是为流转资金而设立的壳公司，该份证据显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此外结合卢进先提供的证据11、12，可以看出京福基业与瑞景公司曾打算发生购房业务，更可说明其并非壳公司的属性，卢进先所述不实。此外，从该份证据反而可以看出，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12日，卢进先所主张的工程利润发生在公司成立不足20日，其取得工程利润与事实不符、无法自圆其说。对证据11、12《关于购买瑞都国际底商立约协议》、《合同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该等证据与案外人集通源公司的资金流向有关，与本案讼争的嘉利祥和公司股东身份无关，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性；（2）集通源公司与京福基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借款法律关系。2005年1月20日双方签订《关于购买瑞都国际底商立约协议》，2002年2月2日签订《合同书》，后因京福基业公司放弃原定购房计划，双方协商同意改为借款合同并于2005年2月3日签订《借款合同》。该组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卢进先主张京福基业公司汇给集通源公司的950万是工程承包预提利润与事实不符。对上述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玉荣代持的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股权中是否有卢进先200万元的股权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关于股权代持关系的认定，存在代持协议或约定，是判断成立股权代持关系最直接的证据，如无代持协议，则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认定是否成立代持法律关系。鉴于卢进先认可其并非嘉利祥和公司的原始股东，股权系通过股权转让继受取得和增资原始取得，并由名义股东杨玉荣代为持有。在此基础上，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股权转让继受取得部分卢进先认为其系嘉利祥和公司的继受股东，与徐仲华、卢进先和陈某出资300万元受让了林某和魏某2的全部股份，2002年10月11日集利源公司转账至嘉利祥和公司的49万元实际为卢进先个人向集利源公司的借款，作为受让嘉利祥和公司股权的对价，后瑞景公司依据与嘉利祥和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300万元，该300万元系瑞景公司支付给范某、卢进先、陈某和徐仲华四人的股东补偿款，嘉利祥和公司代卢进先偿还对于集利源公司的借款，即卢进先实际出资的49万元款项来源于瑞景公司对卢进先四人的股东补偿款。对此其提交了2002年10月11日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合作开发协议》以及二审中提交的集利源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和记账凭证，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的49万元均记载为往来款，并未明确载明系卢进先的股东投资款或向卢进先的借款。第二，卢进先提交的收据中虽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内容中注明“股东投资款（卢进先）”，但经二审询问，卢进先及另案当事人范某均认可在收据出具的日期，陈某系嘉利祥和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相关印章由其保管，现陈某、范某、卢进先三人在与集通源公司及徐仲华的纠纷中具有关联利益，故印章加盖情况存疑。另外，对于收据的来源，卢进先陈述该收据系自嘉利祥和公司账册中抽出，之所以没有装订痕迹是因为整本账册并未装订，但根据嘉利祥和公司庭审出示的公司账册均装订成册，卢进先对该收据来源的解释亦存疑。第三，卢进先二审提交集利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集利源公司转给嘉利祥和公司的49万元确系借给卢进先的股东出资款，但是卢进先系集利源公司股东且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于该份《证明》本院亦无法采信。第四，卢进先、范某主张其二人股东投资款的最终来源为瑞景公司对四人的股权补偿款，但是根据2002年12月6日瑞景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内容，对此事并未有过明确约定，故其该主张亦难以采信。第五，截至2005年嘉利祥和公司增资时，嘉利祥和公司工商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对于增资前卢进先在嘉利祥和公司的具体持股比例、瑞景公司转款的300万元中具体对应的股权份额及四人的分配比例，卢进先均无法清晰解释，亦未有充分有效证据对此予以明确。故本院认为基于上述证据无法认定卢进先在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前受让了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并且支付了对价。二、关于增资原始取得部分关于嘉利祥和公司2005年增资的950万元，卢进先主张该部分增资款来源于范某、卢进先、徐仲华、陈某四人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对此卢进先提交的最为有利的证据为2005年2月21日关于出资资金的说明文件以及加盖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本院认为结合卢进先提交的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无法证明卢进先实际对嘉利祥和公司进行过增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嘉利祥和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记账凭证、嘉利祥和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该950万最初系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支付，记账凭证载明系往来款。2014年11月3日嘉利祥和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增资后，集通源公司持股950万元，2005年8月20日，集通源公司与杨玉荣、陆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集通源公司将其中660万转让给杨玉荣、290万转让给陆某，并无转让给卢进先或该笔款项包含卢进先投资款的意思表示。第二，卢进先提交的收据内容为收到京福基业公司往来款（代收徐、卢、范、陈工程承包预提）95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集通源公司财务专用章，首先，卢进先对该收据来源的解释存疑，上文对此已有论述；其次，直接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并确认为嘉利祥和公司初始股东的为集通源公司并非京福基业公司。第三，对于卢进先一直主张的预提工程利润，首先，其并未提交证据或明确说明利润的具体分配情况、卢进先实际分配利润的金额、时间以及集通源公司认可其向嘉利祥和公司初始增资的950万包含代卢进先、范某股权增资的份额。其次，范某、卢进先、陈某、徐仲华四人在集通源公司存在持股情况，根据2005年2月21日的关于出资资金的证明文件内容分析，应指卢进先四人作为集通源公司股东的情况，且该文件未明确卢进先四人分别最终可获得的分红数额。而且在此份出资文件出具时，杨玉荣名义上仅持有嘉利祥和公司10万元的股权，且其明确表示未签署过此份出资文件，故卢进先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实际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三、关于签有杨玉荣及李某名字的五份文件本案中，卢进先与杨玉荣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其主张杨玉荣代其持有200万股权份额的主要证据为签有杨玉荣和李某名字的五份文件。本院认为，在未能确定卢进先以继受或者增资的方式实际取得嘉利祥和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仅凭该五份文件难以认定杨玉荣代持的嘉利祥和公司股权中包含有卢进先的200万元股权份额。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虽然经鉴定明确有三份文件的签字系徐仲华所写，但徐仲华对五份承诺函的内容明确否认，其在庭审中坚持称三份文件鉴定的样本大部分来源于嘉利祥和公司及集通源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因杨玉荣、李某多年代其持有嘉利祥和公司及集通源公司股权，为了办理工商手续方便曾签过多份空白文件，嘉利祥和公司及集通源公司工商登记及变更在陈某担任公司财务期间大部分均委托其办理，结合文件书写的位置该五份文件不排除系卢进先、陈某等人在徐仲华签字的空白文件上套打的可能性，而且对于确认四人股权唯一的证明文件仅有一份且在卢进先处保存不符合商业惯例。此外，自卢进先三人与徐仲华产生矛盾后，卢进先曾发送过多份文件主张权利，但均未明确对嘉利祥和公司股权提出要求。在此背景下，本院认为应综合考虑全案证据而不能仅依据承诺函予以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第二，该五份文件中杨玉荣的签字经鉴定以及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杨玉荣的签字非其本人书写。杨玉荣明确表示其本人未见过该五份文件亦未在其上面签字，同时未有证据证明杨玉荣有要求徐仲华代为其书写的授权，即无法认定该五份承诺函的内容系杨玉荣本人作出或是杨玉荣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从五份文件内容看，对于卢进先主张的继受股权部分，仅有2003年3月12日的承诺函提及，即“杨玉荣出面代经营班子持有嘉利祥和公司80%的股权”，但是对经营班子成员的组成、每个人具体的持股比例、份额并没有明确约定；对于卢进先主张的增资股权部分，仅在2007年11月28日的《承诺函》及2008年6月16日的《代持股权工商变更承诺》中有提及，所载内容为“杨玉荣在嘉利祥和公司代经营班子中的三位（徐仲华、卢进先、范丽君）持有70%的股权，实际股权为徐仲华30%、、卢进先20%、范丽君20%。”本院认为，首先前述承诺函并非杨玉荣本人的意思表示，卢进先在庭审过程中也一直明确系徐仲华所签，即是徐仲华的意思表示。但是按照卢进先所主张的增资来源，范某、卢进先、徐仲华三人是用各自的预提工程利润分别入股，三人股权之间具有独立性，即不存在徐仲华先获得所有股权再转让给范某、卢进先的情形，在该两份文件出具时，徐仲华亦不是该70%股权的名义股东，故即使该签字是徐仲华所签亦不能代表杨玉荣认可其代持的股权中有范某、卢进先二人的份额。该承诺函有效的情形是范某、卢进先认可徐仲华是该70%股权的实际股东，再由徐仲华同意该70%股权中有范某、卢进先二人的份额，但是三人之间并未有相关的股权转让约定，徐仲华对此亦明确否认，从范某、卢进先二人陈述的出资情况来说，亦不认可该情形。综上，在卢进先未能证明其实际向嘉利祥和公司出资及增资的情形下，本院认为仅凭该五份文件难以认定杨玉荣代持的700万股权中包含有卢进先的份额。结合卢进先未召开或参加过嘉利祥和公司股东会、未参与过该公司经营、亦未得到过该公司分红等情形，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驳回卢进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卢进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卢进先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坤审 判 员  杜丽霞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郭 琳法官助理  高赫男书 记 员  张旭燃书 记 员  徐 曼书 记 员  凌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