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3民终15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8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宜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祥芳（**之妻），198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亥，男，2010年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宜宾县。法定代理人：邹体琼（王海亥之母），196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宜宾县。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文燕，重庆朝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中兰，女，1974年7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晓琼，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海亥因与被上诉人韦中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祥芳、伍文燕（亦是上诉人王海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韦中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赖小琼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海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韦中兰偿还借款72万元及利息(以72万元为基数从一审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改判韦中兰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含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其次，即便该借条的出具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从原告方诉称的出借凭据来看，仅有银行的转账依据共计384000元……原告方要求韦中兰返还借款72万元及利息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按此逻辑，原判决至少应支持借款384000元。二、原审法院取消韦中兰的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1、韦中兰在出具《借条》时，故意将落款时间写为“2005”年；2、在诉讼前**的配偶在电话中向韦中兰询问该借条的情况时，韦中兰称该借条不是其出具，其本人名称也不是借条落款处的“韦中兰”;3、在庭审中，因我方提出可做笔迹鉴定后，韦中兰自认该借条是其本人出具;4、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坚称签署于2005年，因其己方证人证言表明该陈述是虚假陈述后，又于原审第二次庭审中恶意称该借条形成于2011年至2014年；4、庭审中，韦中兰举示与本案无关联性的书面证据拟证明所有转款皆是材料款，若韦中兰再提供虚假证据，我方将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权利。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之间，自行出具《借条》、注明“借到”现金、交由出借人持有长达数年后，确未实际收到借款的，与普遍情况不符，属于极其特殊的情况。对于该特殊情况韦中兰应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审中韦中兰未举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其未实际收到钱款的主张予以支持，属于认定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三、我方已举示了涉案《借条》所在的笔记本，笔记本其他内容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2016年，因此能佐证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我方举示的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月王恒才开始付款、2015年9月28日当天王恒才向韦中兰转款6万元。韦中兰反驳称借条形成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但拒绝说明具体时间，使我方不能选择司法鉴定的参考时间。故原审法院应结合笔记本、银行流水的证明力推定我方所主张的《借条》出具于2015年9月28日。且借条出具的时间并非本案的关键，借条形成时间不能推翻韦中兰在《借条》中“借到”72万元的自认。四、我方已举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王恒才已向韦中兰支付了该借款，我方已举示的韦中兰出具的《借条》，既是借贷关系的依据也是收款凭证。《借条》表明:今“借到”王恒才“现金”人民币72万元大写;一审已查明韦中兰与王恒才是十多年的好友，因此，双方支付部分现金是符合常情常理的。同时，我方已举示的王恒才转款给韦中兰的银行流水，表明: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9月18日期间韦中兰已收到王恒才转款324000元，2015年9月28日收到王恒才转款6万元，合计384000元。韦中兰对其出具《借条》的理由未做合理说明，也未证明其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署。因此应认定韦中兰在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9月18日期间收到银行转款、部分现金后合计借到72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亲友之间收到借款后出具借条才是符合交易习惯。五、上诉人已举示、原审法院已认定的韦中兰与王恒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王恒才与先云的聊天记录、证人刘勇的证言，表明:截止至2018年10月的几年内王恒才已陆续向韦中兰支付了120多万。王恒才向韦中兰支付的120多万中包含了本案的借款72万。韦中兰虚构房屋情况是其从王恒才处陆续取得钱款的手段，其与王恒才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因此王恒才与韦中兰并未就房屋形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韦中兰与王恒才之间无其他金额高达120多万的经济往来关系。韦中兰在原审中称，王恒才向其转款的性质皆是材料款，但未举示与王恒才直接有关书面合同、供货单、送货单、收据存根、发票存根等证据。我方已提交的《说明》中的情况在王恒才生前所述，能解释王恒才转款、收《借条》的动机和原因。《说明》的大致内容是:王恒才想经韦中兰买的便宜的房子，因此陆续向韦中兰转款，因未签购房合同也不确定签合同的时间，因此，2015年双方约定将已支付的“购房款”转为对韦中兰的借款，并签订《借条》既作为双方的意思表示，也作为韦中兰的收款凭证。双方约定将其中的部分款项转为借款，是王恒才与韦中兰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原审法院认为韦中兰收到的120万元不是借款，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也应查明事实并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综上所述，有充分证据证明韦中兰从王恒才处获得钱款120余万元且未形成其他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韦中兰已出具借条。本案的直接经手人已过世不能当面与韦中兰当面对质，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韦中兰答辩称，首先，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该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我已经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我与王恒才之间存在建材供销关系。其次，**、王海亥起诉是把王恒才所有的银行转账打印出来，把只要有转款记录的全部进行了起诉，存在恶意诉讼。最后，**、王海亥也没有证明本案的借款是真实发生的，王恒才进行转款次数多，数额零散，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一审判决认定是正确的，**、王海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海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韦中兰向二人偿还借款本金720000元，并从2019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该款还清之日止；二、韦中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中兰作为借款人向王恒才出具了一张落款日期为“2005年9月28日”的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王恒才现金人民币72万元，大写”。2015年1月21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250000元；2015年1月27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2000元；2015年2月14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20000元；2015年3月31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2000元；2015年4月13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8000元；2015年5月19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2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10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27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10000元；2015年9月16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2000元；2015年9月28日，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60000元。原审另查明，王恒才于2018年11月13日死亡，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为：王恒才的妻子邹体琼，王恒才的儿子**、王海亥，王恒才的母亲杨三凤，王恒才的父亲已先于王恒才死亡。2019年4月13日，王恒才的妻子邹体琼声明放弃继承王恒才对韦中兰享有的债权；2019年4月18日，王恒才的母亲杨三凤声明放弃继承王恒才对韦中兰享有的债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韦中兰表示**、王海亥举示的借条是其所写，但是出具这张借条的时间不是2005年，也不是2015年，大约是在2011年到2014年之间，即便借条形成于**、王海亥所诉的2015年，**、王海亥并没有举证证明王恒才履行了出借义务。韦中兰为证明其与王恒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举示了：1、零星工程分包合同、贵阳花果园D区双子塔项目活动板房吊顶及隔断工程分包合同，证实王恒才生前在韦中兰处采购建材用于搭建板房和临时厕所隔断的事实，向韦中兰提供前述合同是让韦中兰相信王恒才在承包工程，用于向韦中兰赊销建材；2、授权书、营业执照及检验报告，证实韦中兰在代理湖南中野高科技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建筑材料；3、微信聊天记录，证实韦中兰与**在微信聊天中，**曾经表示在收到钱后向韦中兰支付王恒才生前欠付的货款；4、肖仁君的证明，证实王恒才在做花果园、彭家湾项目的材料都是韦中兰提供的；5、证人廖玉兰的证言，证实其与王恒才、韦中兰都是朋友关系，大概在2018年年初，二人到她家吃饭时，听见王恒才说在韦中兰处买了些板材，等把工程款收回来就支付韦中兰的货款。2005年的时候，王恒才要我给他打张条子他自己拿去借钱，后来是韦中兰在我家帮王恒才写的，过了几天我看到王恒才把条子撕了，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6、证人陈宗超的证言，证实其于2016年在王恒才处做过零工，王恒才承包的花果园和未来方洲的工程材料是在韦中兰处买的，曾看到王恒才向韦中兰支付货款。**、王海亥认为前述证据达不到韦中兰与王恒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证明目的。**、王海亥还举示了：1、韦中兰与王恒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王恒才在与韦中兰的聊天中提到其给了韦中兰120多万去购买房子；2、王恒才与先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王恒才在与先云的聊天中提到付了100多万去购买900多平方的房子；3、销售加工合同和遵义市第二十一中学迁建项目厕所隔断采购合同以及中国光大银行交易凭条、收款收据，证实王恒才做工程的材料都是在金海处购买的，并不需要向韦中兰购买材料；4、工程结算书，证明王恒才所做工程根本不需要在韦中兰处购买材料；5、2013年的4张材料收据单，证实王恒才在2013年做工程时购买材料的情况，并不是在韦中兰处购买的材料；6、证人邹华全的证言，证实从2008年起其便跟随王恒才做工程，主要负责安装吊顶、厕所隔断，购买相应的材料，但是从未在韦中兰处购买过材料；7、证人金海的证言，证实从2011年开始直到2018年，王恒才一直在其经营的家装五金材料店购买吊顶、厕所隔断以及门上的相关材料，还与王恒才一起合作做过工程，其并不认识韦中兰；8、证人刘勇的证言，证实在2018年8月17日，王恒才到其老家耍，王恒才在8月20日中午接到一个女的电话然后就给那个女的转账，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因买房子已经向一个姓韦的朋友转了100多万元了，还要转12万元才能签合同，他走的时候还向我借了3万元。韦中兰认为前述证据达不到证明王恒才与韦中兰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明目的，**、王海亥提到的王恒才向韦中兰转账用于购买房屋的情况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王恒才死亡后，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为：妻子邹体琼、儿子**、王海亥、母亲杨三凤，前述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王恒才债权遗产的权利，现杨三凤、邹体琼自愿放弃继承王恒才对韦中兰享有的债权，故**、王海亥作为原告向韦中兰主张权利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予以确认。现**、王海亥以其父亲王恒才在2015年向韦中兰出借720000元，并有韦中兰于2015年9月28日向王恒才出具借条的事实，要求韦中兰偿还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王海亥举示的借条来看，该借条落款日期为“2005年9月28日”，**、王海亥认为该借条应为2015年9月28日出具，但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韦中兰否认该借条在2005年出具，但不能确认具体的出具日期，致使无法确定该借条的出具日期；其次，即便该借条的出具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从**、王海亥诉称的出借凭据来看，仅有银行的转账依据共计384000元，与该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720000元不一相致，加之**、王海亥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王恒才用银行转账以外的其他方式向韦中兰履行了诉称的出借义务，故**、王海亥证明王恒才履行了该借条出借义务的证据不充分。综上，**、王海亥要求韦中兰返还借款720000元及利息的证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海亥的诉讼请求。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00元、保全费4120元，共计9620元，由**、王海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王海亥的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以及韦中兰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王恒才与韦中兰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具体论述如下: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熟人、朋友之间，借贷双方往往因碍于情面而造成借贷关系事实的证据存在一定瑕疵，当发生纠纷时，法院所面临的难题往往是对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进行判断。这时，在注重当事人举证的基础上，需要充分运用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对事实予以正确认定，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借款已实际交付的凭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本案中韦中兰承认借条由其本人签名，故应对借贷未实际发生承担举证责任，但韦中兰并未提供足以推翻该份借条的相反证据。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王恒才为债权人，韦中兰为债务人。**、王海亥作为王恒才的继承人起诉要求韦中兰返还借款，有借条、双方多次的转帐凭证、当事人陈述为证。借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王恒才与韦中兰在交往中有多笔经济往来，韦中兰对借条的真实性和内容也没有异议，只是辩解称其是为帮助王恒才借款所写。这个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能成为行为人免除民事责任或否定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亦不能导致举证责任之再转移于**一方。在当事人对债权债务通过借条明白无误地加以确认且有其他证据佐证双方存在转款等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债务人一方要求债权人再次证明其债权的存在，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认定借条载明的债权不成立是错误的。从证据角度看，本案借条内容字迹清晰，布局工整，对借款数额还特地使用了汉文大写，且备注了韦中兰的身份证号，表明书写人韦中兰当时存在正常判断。在韦中兰不能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及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韦中兰负有义务举证证明借条所记载的债务不存在。本案证据表明，韦中兰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也不能证明其书写借条时有被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只因韦中兰的否认和辩解就否定**、王海亥所提供的证据的效力，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韦中兰没有证据否定借款事实的情况下，**、王海亥没有进一步的证明义务。现韦中兰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有偿还过借款，因此，其应当偿还本案的借款。综上所述，**、王海亥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事实认定有误，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二、韦中兰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王海亥借款本金72万元及该款从2019年4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和从2019年8月20日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的逾期利息。三、驳回**、王海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依法减半收取5500元，保全措施申请费4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共计20620元,由韦中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雪梅审 判 员 陈江平审 判 员 项江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院印）法官助理 孙 琳书 记 员 石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