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16民初7196号原告：张孟丽，女，1991年5月1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蒯本岭，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北城乌龙大道南段。代表人：缪中东，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亮，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祥魁，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孟丽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淮滨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5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第一次审理，2019年9月25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第二次审理。原告张孟丽的诉讼代理人蒋文和蒯本岭、被告工行淮滨支行的诉讼代理人张祥魁和程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孟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盗刷的资金损失269760.8元及利息23469.19元（自2016年7月3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9日，不明身份人员伪造原告身份证和签名，在被告处以原告名义开立新卡，并变更原告在工商银行的预留手机号码，进而在2016年6月30日至7月3日期间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累计盗刷原告账户资金269760.8元，该事实经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不明身份人员在办理前述业务时，被告已配置第二代身份证鉴别仪，并与公安部门联网，办理业务时银行应当将申请人提供的二代身份证原件在验证系统查验，并与申请人进行核对。被告竟然凭借伪造的二代身份证和签名为不明身份人员办理业务，导致不明身份人员在变更原告的预留手机号码后盗刷原告账户资金，造成原告巨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审慎义务，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甚至不排除有内外勾结的可能，其行为已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工行淮滨支行辩称：1.原告主张的盗刷事实不能成立。2016年6月10日至7月3日期间，原告向尾号为4977的卡转账23次，金额合计140331.4元，2016年6月30日之前就已经转账31199.5元，6月30日之后转账106913.19元，从原告起诉的事实和时间可以看出，原告熟悉该账户，且原告也对其中几笔小额转账消费予以认可，因此能够确定该23笔转账系原告自己操作，不存在盗刷。2.被告办理涉案业务遵循正常程序，严格审核身份证真伪，确认持证人与开户人为同一人，是按规定为原告开立账户的。申请人变更预留手机号码，变更后的手机号码登记机主是谁，被告无法核实，也无义务核实。原告银行卡向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与被告的开卡行为没有任何联系，其损失与被告无关。3.《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第七条规定，申请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使用借记卡办理消费结算、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须凭密码进行，凡是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本案中，原告账户资金系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开通第三方支付账户需要绑定银行卡，进行身份认证，提供准确的户名、卡号、手机、密码等信息，向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也需要输入密码，而上述信息均由原告保管，接受动态验证码的手机也由原告掌握，原告银行卡向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应视为原告自己操作。4.案涉交易次数多、时间长，在交易第4天原告本人曾进行过多次操作，却没有发现账户资金减少，直至第一笔交易后第8天才发现，导致损失扩大，原告自身存在过错。5.原告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该规定，本案应当驳回原告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到庭当事人对以下事实不持异议：2014年11月10日，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汇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金汇支行）处办理工银灵通借记卡换卡业务，更换后的借记卡卡号为62×××60（以下简称4160借记卡），该卡绑定的预留手机号码为135××××3993，登记机主系原告本人。2016年6月29日，不明身份人员持伪造的原告身份证至被告处，申请办理开卡和变更预留手机号码的业务，伪造的身份证与原告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均一致，使用的照片也系原告本人照片，但伪造的身份证记载的住址却为原告后来户籍迁移后的新地址南京市六合区××街道××村××号，而此时原告真实身份证记载的地址仍为户籍迁移前的旧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镇××村××庄××号。被告工作人员在受理前述业务时，对伪造的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结果显示身份证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据此通过身份验证。被告工作人员先为不明身份人员开立以原告名义、卡号为62×××06借记卡（以下简称9406借记卡），然后将原告的预留手机号更改为131××××8501（该号码登记机主为刘某）。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4160借记卡通过支付宝（中国）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顺丰恒通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恒通）、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超市）、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银联）、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付宝）、壹钱包、网易宝充值、易宝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宝）共发生74笔支出消费，分别是：1.支付宝消费14笔，其中2016年6月30日消费32.8元、7月1日消费53.9元、7月2日消费50元，原告认可系本人操作，其余11笔金额合计为108726元；2.顺丰恒通消费4笔，其中2016年6月30日22时38分消费的15元系购买话费流量包至原告手机号，2016年7月2日4时07分消费的4999元后于2017年5月24日退还给原告，其余2笔消费分别为4980元和4999元后均退至9406卡；3.中百超市消费20笔，每笔金额均为5000元，合计100000元；4.广东银联消费5笔，除去2017年7月1日消费后又退回的2500元，其余4笔金额合计为7599元；5.百付宝消费22笔，除去2016年7月3日发起后又撤销的981元消费及2016年6月30日22时01分消费的49.9元、2016年6月30日22时43分消费的30元、2016年7月1日消费的3时25分消费的49.9元，其余18笔消费金额合计为17437元；6.壹钱包消费1笔，金额为2000元；7.网易宝充值消费4笔，每笔金额均为1000元，合计4000元；8.易宝消费4笔，金额合计为19890元。以上4160借记卡消费，除原告自认为本人操作的消费、2016年6月30日22时38分通过顺丰恒通消费的15元以及已撤销或退还给原告本人的消费外，金额累计为269631元。同时期，9406借记卡收入情况为：1.原告支付宝转账收入6笔，金额为108726元；2.跨行汇款收入13笔，金额合计为119576元（包括顺丰恒通2笔4980元和4999元消费的退款）；3.百度钱包收入18笔，金额为17437元；4.网易宝收入4笔，每笔金额均为1000元，合计4000元；5.退货收入1笔，金额为15元；6.代码为01×××09收入4笔，金额合计为19800元。原告对4160借记卡开通了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如4160借记卡发生交易，预留手机号码会收到交易短信，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原告原预留手机号码135××××3993未收到该期间的交易短信。直至2016年7月7日，原告才发现4160借记卡发生了多笔消费，遂立即向南京市公安局化学工业园分局山畔派出所（以下简称山畔派所出）报警，山畔派出所出具《立案决定书》，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张孟丽银行卡被盗刷案立案侦查。该案目前尚在侦查阶段。2017年1月7日，原告向上海闵行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工行金汇支行赔偿存款损失274774.8元及利息。该案查明，2016年6月30日至2016年7月3日期间，原告名下4160借记卡消费支出金额为274774.8元，除去顺丰恒通于2017年5月24日向原告退款4999元、原告本人认可消费的32.8元、53.9元、50元，原告存款减少金额为269760.8元。还查明，工行金汇支行确认主要联系方式变更、开立9406借记卡的事实，明确主要联系方式用途系针对客户预留的个人信息，覆盖原告于工商银行项下所有银行卡的身份验证。上海闵行法院审理后认为：系争交易的特征造成交易的主要审核和验证义务并非由工行金汇支行承担……在网络交易中，银行对身份验证的重要方式就是手机验证，在本案中，原告的预留手机号已于系争交易发生前在工行淮滨支行通过柜面发生了变更……本院对该节事实无法查清，在本案中不宜对该变更行为是否违法违规进行评判，若原告坚持认为变更行为存在问题，应直接起诉工行淮滨支行……本案系合同纠纷，工行金汇支行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其应负有相应的合同义务，在其不承担审核义务的情况下，违约责任更无从谈起……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上海闵行法院作出（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前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得知其预留手机号码被更改及9406借记卡开立的事实，遂将被告诉至本院。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变更预留手机号码及开立9406借记卡的两张信息申请表中“张孟丽”签名进行鉴定，经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该两张信息申请表上“张孟丽”签名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费5080元，原告已垫付。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不明身份人员办理业务的截图、原告真实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安徽省怀远县常坟镇孙大巷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鉴定报告，被告提供的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不明身份人员以原告名义办理开卡和预留手机号码变更业务的信息申请表、不明身份人员提交的伪造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公安联网核查结果、4160借记卡交易明细予以证实。庭审中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4160借记卡有无发生盗刷事实，如被盗刷，盗刷金额是多少。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4160借记卡发生盗刷事实，盗刷金额为269760.8元。被告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判决书只是认定原告存款减少金额，并未认定原告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2.鉴定报告，证明9406借记卡并非由原告申请开立。被告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资金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涉案资金究竟是盗刷还是原告自己消费。被告提供的证据为4160借记卡交易明细，证明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原告曾多次向尾号4977的账户转款，2016年6月30日之后又继续转款，合计转款140331.4元，这应该都是原告本人操作，因原告已经认可了3笔，故剩余款项应从原告主张的269760.8元中扣除。原告质证认为，尾号4977账号系支付宝平台收款账号，不是特定的个人账号，不明身份人员在变更原告预留手机号码后，将原告的银行账户与第三方平台进行捆绑，从而对原告的账户资金进行消费和盗刷。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一、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该判决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4160借记卡于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密集发生交易的事实；二、鉴定结论表明申请变更原告预留手机号码及开立9406卡的两张信息表并非原告本人签名，由此可见该两项业务并非原告本人办理，可以据此排除9406卡交易系原告本人所为的可能性；三、根据被告提供的4160借记卡交易明细，并结合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1.4160借记卡支付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支付宝收入金额一致;4160借记卡顺丰恒通2笔消费退款、中百超市消费、广东银联除退回以外消费、壹钱包消费总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跨行汇款收入金额相当，仅差2元；除2016年7月3日发起后又撤销的981元消费及2016年6月30日22时01分消费的49.9元、2016年6月30日22时43分消费的30元、2016年7月1日消费的3时25分消费的49.9元，4160借记卡其余18笔百付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百度钱包收入金额一致;4160借记卡网易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网易宝收入金额一致;4160借记卡易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代码为01×××09收入金额相当，仅差90元。以上交易在9406借记卡开卡次日起陆续发生，均先是4160借记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生消费支出，紧接着9406借记卡发生收入，支出与收入金额基本相符，且交易密集，符合盗刷的特征，能够确认为盗刷。2.关于4160借记卡通过百付宝分别于2016年6月30日22时01分消费的49.9元、2016年6月30日22时43分消费的30元、2016年7月1日消费的3时25分消费的49.9元，因9406借记卡无对应的收入，因此无法确定为盗刷。3.关于4160借记卡于2016年6月30日消费32.8元、7月1日消费53.9元、7月2日消费50元，因原告认可系本人操作，故排除在盗刷范围之外。4.关于4160借记卡于2016年6月30日22时38分消费的15元，因系购买话费流量包至原告手机号，故也不属于盗刷。5.关于4160借记卡于2016年7月2日4时07分通过顺丰恒通消费的4999元、2017年7月1日通过广东银联消费的2500元、2016年7月3日通过百付宝消费的981元，因相应款项后均已退回，故不应计入盗刷金额。综上，本院认定4160借记卡发生了盗刷事实，盗刷金额为269631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2.被告对原告名下4160借记卡被盗刷的资金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根据上述规定，涉经济犯罪案件能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应当从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判断。本案系银行卡盗刷案件，实施犯罪的主体系个人，而被告系为犯罪嫌疑人办理相关业务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主体不同；原告起诉的理由是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基础法律关系与刑事案件的构成要件也不相同。因此，本案与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审理。被告辩称的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涉嫌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的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商业银行本行旗下各分支机构可为储户办理异地业务，本行旗下各分支机构因该业务性质而对本行储户的资金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作为工商银行下属分支机构，在受理以原告名义申请办理开卡及变更手机预留号码业务时，应当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查验申请人与其所持身份证是否相符，确认人证合一。然而，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核对申请人身份时，仅查验了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记载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却未认真核对申请人与身份证照片是否一致，贸然为不明身份人员办理相关业务，被告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不明身份人员先以原告名义开立一张新卡，然后以新卡为媒介变更原告手机预留号码，结合案涉资金被盗刷的经过可以得知，不明身份人员更改原告手机预留号码的目的是通过新的手机号码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账户，以账户绑定银行卡的方式，将4160借记卡资金转入9406借记卡，从而实现盗刷目的。由此可见，更改手机预留号码是案涉盗金被盗刷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原告手机预留号码被更改，从而给不明身份人员实施盗刷提供机会，对于原告因此遭受的资金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其已尽到审核义务，可能是因为申请人与原告长相极为相似，导致被告未能识别出申请人并非原告。该辩称不能成立，移动支付时代手机号码是保障资金安全的关键工具，手机号码失去控制意味着账户资金安全也随之失去控制。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理应知道手机号码对储户资金安全的重要性，在办理手机号码变更业务时应当格外提高警惕性，认真核对申请人身份，只有在仔细辨别并确认人证合一的情况下，才能为申请人办理相关业务。然而，被告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未能谨慎审查申请人身份，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其以申请人与原告相貌极为相似为由进行抗辩，明显与生活常识相悖，众所周知相貌极为相似人员比例极低，出现相貌相似人员伪造身份证的概率更为渺小，被告的辩称缺乏事实根据，纯属推测，并无证据证明，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被告辩称原告自身存在过错，理由有两点，一是原告泄露了银行卡交易密码，二是原告未及时查收交易短信，导致损失扩大。首先，关于银行卡密码泄露问题，本案中不明身份人员是通过更改原告预留手机号码，以新的手机号码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账户，以账户绑定银行卡的方式实施盗刷，在此过程中，不明身份人员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自行设定账户交易密码，交易时无需使用被盗刷银行卡的密码。因此，不论原告有无泄露银行卡密码，与案涉资金被盗刷均无因果关系，且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泄露了银行卡交易密码，其以此主张原告存在过错不能成立。其次，关于交易短信问题，原告开通了余额变动提醒服务，预留了原告本人手机号码，交易短信应该发送至原告本人手机号码，然而在涉案盗金被盗刷前，原告的预留手机号码被不明身份人员更改，导致交易短信发送至变更后的手机号，而原告本人无法接收到交易短信，因此也未能及时获知银行卡资金被盗刷的事实。涉案资金被盗刷期间，原告本人也进行过几笔消费，但未能关注到无法接收交易短信的情况，对此原告是否具有过错，应从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的功能和性质角度进行分析。储户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目的是方便自身及时了解账户交易和余额信息，便于掌控资金使用额度，实现账户资金的合理安排。是否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这是储户的权利，而非储户的义务，储户不因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而负有监管账户资金去向的义务，同样银行也不因储户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而免除或减少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如果储户明知账户资金变动异常，却不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储户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涉案资金被盗刷期间，原告本人消费甚少，且金额较小，未能关注交易短信情况也属人之常情。原告在发现账户资金变动异常后即在第一时间报警，说明其并无扩大损失之故意，未能止损的原因是由于原告发现时账户资金已被盗刷的所剩无几，对此原告并不存在过错。综上，不明身份人员以原告名义开立新卡，并更改原告预留的手机号码，导致原告的银行卡资金被盗刷，而这完全是由于被告的疏忽大意所造成，被告负有过错，原告自身并不存在过错，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告的损失包括被盗刷的资金及相应的利息，原告主张的被盗刷金额与本院认定的被盗刷金额不符，应予纠正；利息损失属于被盗刷资金的孳息，应当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期限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赔偿原告张孟丽被盗刷的资金损失269631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3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张孟丽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98元，鉴定费5080元，合计10778元，由原告张孟丽负担3元，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负担107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698元。审 判 长 王 静人民陪审员 石 青人民陪审员 黄恩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马菲菲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上诉须知一、案件双方当事人对本字号判决（裁定）书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判决（裁定）书次日起十五日（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除提交书面上诉状外，必须在上诉期限内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698元。三、上诉人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必须在三日内将交费凭证复印件提交本院。四、上诉人或受其委托代为交费的人向本院提交交费凭证复印件时，应当在交费凭证复印件上注明所交费用是否是上诉案件受理费，并注明一审案件具体案号和上诉人姓名或名称。本院将在规定期限内将案卷材料移送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五、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至当事人在一审起诉和答辩时填写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定的地址，即为送达。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六、上诉人交纳上诉费确有困难的，可在上诉费交费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上诉费缓、减、免交申请，交附相关说明、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上诉人未按规定期限提交书面申请，亦未交纳上诉费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有关规定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告知书一、本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生效后，义务人应及时主动按照下列账号信息向权利人履行。1、权利人账号信息:开户银行：开户名称：开户账号：2、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账户信息：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六合支行开户名称：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开户账号：32×××56二、义务人未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进入执行程序后，本院将依法采取以下强制措施：1、扣押、冻结、划拨、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2、将被执行人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库，并利用其他各种渠道，包括在其居住地、经营地张贴本院裁定书、决定书及悬赏等公告，向社会公布其不诚信行为，对其进行信用惩戒。3、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4、被执行人收到执行部门送达的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后，未在期限内履行同时又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的，本院将对其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5、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申请执行提示书一、本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生效后，如果义务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可以依法向本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