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内0625民初2046号 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鄂尔多斯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公民身份号码×××，现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额某，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1，执行董事。 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内0625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6民终101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7）内0625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追加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赵某，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额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饲料、玉米及辅料款430652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迟延付款利息损失（从2015年5月24日起算至2017年5月23日利息40911元，从2017年5月24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从事羊养殖的企业，在饲养肉羊过程中，共向原告购买饲料、玉米及辅料171.84吨，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30652元。 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辩称，原告称合作社欠其饲料款不属实，被告不欠原告任何饲料款，被告和原告没有发生任何经济上的关系。 被告诉讼代理人辩称，一、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所谓饲料买卖合同为虚假合同。原告诉称与答辩人有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提供的证据为没有具体明细和日期的《对账单》和自制的所谓《供货明细》。二审裁决及证据显示答辩人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买卖饲料关系。原告之所以在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农公司）工作人员包达赖提供的名称为“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章，是因为2014年4月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又名曹习文），来杭锦旗动员答辩人等七户养殖合作社与其合作，利用我们的养殖场地为其育肥羊，并保证高于市场价回收羊及羊肉，承诺替其养羊利润丰厚可让牧者富。羊和饲料及饲喂体系全部由第三人投资派员驻场负责监督管理，答辩人只提供养殖场地圈舍和劳动力。答辩人按照惠农公司的要求在空白的格式合同上签章，但合同至今未给答辩人。第三人惠农公司与答辩人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是按照原告公开向养殖户的承诺，以“六个统一”标准，即统一提供种羊、提供饲料、提供兽药、提供饲喂体系、提供防疫体系、出栏保护价收购产品结算的“羊联体”模式进行的养殖回收合作。最终按照育肥羊出售产生的回款扣除羊款和饲料款分配，实际执行的合同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该事实由二审法院及公安机关查实的证据佐证。而答辩人在该《对账单》上签章，是因为第三人惠农公司说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了上市需要核算养殖饲料成本，要求答辩人签的，不作为账款凭据。该对账单因未发生实际交割故没有业务日期，不存在买卖事实。经公安机关向原告和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询问调查和二审查明事实证明答辩人与第三人惠农公司实际操作执行的合同是养殖回收合同，养殖期间是由第三人实际提供种羊、饲料及育肥羊出栏屠宰后扣减了每只羊和饲料款项等事实。答辩人没有与蒙羊牧业股份公司发生任何饲料买卖，原告虚构事实，拿着未实际发生业务的对账单进行虚假诉讼，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从严惩处恶意虚假诉讼。二、本案为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应与（2017）内0625民初字第1463号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与答辩人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合并审理。养殖回收合同是一方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提供种羊、提供养殖饲料、提供防疫体系等、保证羊饲养为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提供饲养场地和喂养，成品由提供技术和种畜方保价回收的合同。2014年5月至2015年答辩人与第三人惠农公司实际执行的就是养殖回收合同。实际履行中是由惠农公司提供种羊和饲料，并现场定价将答辩人所有存栏的羊由其出资购买变为“蒙羊牧业杭锦旗标准化17号养殖基地”的羊，惠农公司派驻十几名工作人员现场监管，待羊育肥后由其安排出栏屠宰羊并结算，卖羊回款才能扣除养殖期间的饲料款和羊款，此时只有草场圈舍和饲养人员属答辩人提供，羊和饲料、监控设备等所有权和一切管理权均属惠农公司。该事实和流程原告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均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证明，与所有养殖户向司法机关出具的证明证词意思内容一致，应予认定。养殖期间每次提供饲料和收购调运的羊均有惠农公司驻场人员自制入库单据，并按时核对养殖育肥成本形成惠农公司《对账单》。在惠农公司饲料供应短缺时，由答辩人贷款购买饲料育肥羊，证据均由惠农公司驻场人员统一保管核算，养殖结束全部被惠农公司带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惠农公司提供的和答辩人购买的饲料全部用于其养殖育肥的羊食用。原告及旗下公司在同一事实的另案诉讼中向贵院提供的《对账单》充分证明养殖回收合同的实际履约过程和结算扣款时间等事实。本案的饲料款和答辩人投入的饲料款均属养殖回收关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能脱离分割与养殖回收合同之外，且实际操作主体都是惠农公司，故答辩人依法认为应当与同一事实另案合并审理。三、因原告及第三人惠农公司非法调运收购疫区无检验合格证羊导致羊大量死亡，全部经济损失应由违法过错方原告及惠农公司承担。第一：原告旗下的惠农公司是本案养殖回收合同的过错及责任方。1、证据表明原告旗下负责提供羊源的种源公司2014年12月前原名为“内蒙古锦嵘科技有限公司”，地处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据国家农业部官网发布的信息，2014年2月巴市杭锦后旗发生“一类动物小反刍疫情”致羊群死亡，国家宣布该地为一级疫情暴发区，政府发布禁令在疫情期间严禁一切动物调出调入。原告羊种源基地正处疫区。2、原告在原审中承认：惠农、羊业、谷林公司均为“蒙羊牧业股份公司”旗下独立的（子）公司，羊源公司和惠农公司负责种羊提供、惠农公司负责提供饲草料，谷林公司负责肉羊收购及屠宰加工。分别负责养殖回收合同的各个环节和产业链。惠农、羊源、羊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2014年6月惠农公司将巴市疫区羊调到杭锦旗与答辩人合作的养殖场，导致羊死亡严重。3、证据证明2014年5月开始原告旗下的惠农公司分批将巴市疫情羊未经检疫，没有检疫合格证即调入答辩人养殖场，造成疫情传入导致所提供养殖的羊大量死亡。原告确认死亡淘汰羊为2672只。4、依据动物检疫法律强制性规定，动物调运必须经过当地动物检疫部门检疫并颁发动物检验合格证。疫情羊严禁调出。惠农公司在无检疫合格证的情况下将疫区羊调入与答辩人合作的养殖场，导致疫情传播，证明惠农公司是本次羊大量死亡和损失的制造者和责任人。第二、答辩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应由原告及惠农公司承担赔偿。1、2014年4月答辩人接受惠农公司动员和承诺，按照惠农公司要求养殖1万只羊的规模建设养殖场所，牧民合作社成员集资借款40万元投资新建了等量的羊舍，累计支付了养殖饲养人员工资19万元，增加了机械设备购置投入132400元，并严格履行了养殖回收合同义务。由于惠农公司过错导致答辩人圈舍养殖场投资、饲料贷款、人员工资和其他投资根本无法回收。2、由于惠农公司调入疫区羊入场后即发生大批生病，其驻场的兽医和兽药无法应对，驻场人员请求答辩人支援，答辩人投入资金10余万元购买药品救治，并外聘兽医诊断为小反刍疫情。3、每天疫情死羊数量逐日增加，堆积如山，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驻场人员请求我们出资雇人帮助处理尸体，答辩人所雇佣人力机械及消毒焚烧深埋传染病尸体等处理花费达8多万元。答辩人的草场和圈舍因惠农公司传播的小反刍等疫情污染，2015年后一年一直不能饲养动物，2016年经内蒙古畜牧专家鉴定指导，花费3万元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和彻底消毒处理后方可养殖。4、惠农公司提供的饲料质量差、数量少，根本无法满足几千只羊的育肥，为了救急，经惠农公司驻场人员不断请求，答辩人累计借贷33多万元购买饲料为其养殖，贷款及借款至今未清。答辩人因惠农公司过错导致上述经济损失依法应由其承担赔偿。综上事实：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惠农公司缺乏诚信，伪造篡改合同主体和属性，为保全自己利益转嫁疫情危机，违法传播调运疫情羊，导致自己在杭锦旗标准化17号养殖基地所养的羊大批死亡，并且损害与其善意合作的牧民合作社，导致答辩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且违法进行虚假诉讼，扰乱司法公信和秩序。恳请法院依法保护弱势贫困群体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赔偿答辩人的损失，维护国家食品安全和经济秩序，严厉制裁处罚原告和第三人的违法行为。饲料的使用和喂养对象离不开主体“羊”，而在同一事实中另一个羊的案件中，蒙羊种源公司起诉答辩人要求支付羊款，而现有证据可以看到原告又向答辩人支付了羊款，从公安的证据及其他证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蒙羊公司认可种源公司、惠农公司、肉业公司等都是蒙羊牧业旗下的公司，那么从原告的角度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问题：用种源公司的话来说将羊卖给答辩人，而答辩人又将羊卖给蒙羊牧业，蒙羊牧业又将饲料提供给答辩人，事实是原告具体实际参与实施，羊和饲料的实际经办人都是惠农公司。事实是一个羊与饲料在蒙羊内部的封闭循环，答辩人只需提供场地和劳力。该事实与答辩人应该是构成什么法律关系呢？根据2011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得知，它完全符合第112条“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这个案由”，即构成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而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中，如果负责提供羊的一方能够提供检疫合格健康的羊，羊在养殖过程中活得很好，出栏正常买卖，那么羊款、饲料款都会如最初蒙羊牧业和惠农公司对外宣传得一样，从最后卖羊款中扣除，而答辩人牧民养殖户也可以获得相应得劳动报酬。但是，不管是蒙羊、惠农还是种源公司，由于他们的过错，违法调运疫区无检验合格证的羊，让羊染上疫情，死亡无数，造成巨大损失，这个违约过错责任应当由他们承担，而本案中的饲料款更应由他们自行承担，答辩人不应当支付任何费用，相反，答辩人因他们得过错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蒙羊为大主体的惠农、种源公司应当予以赔付。 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委托代理人补充陈述：原告蒙羊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原告与本案第三人惠农公司存在业务关系，种源公司、谷林公司是原告蒙羊公司的子公司。几个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有自主的经营权利，可以与他人建立买卖关系，而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不存在养殖回收关系，多公司之间交错发生的买卖关系的情况下，不能将各自与被告合作社的业务予以混同，根据《最高院审理买卖合同如何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款第（二）项，原告依照对账确认单，原告要求被告给付饲料款，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本案无争议事实为：1、2015年5月23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额某在对账单签字盖章；2、原告与被告互不相识，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3、第三人惠农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与原告有业务上的往来。 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饲料款430652元及利息是否支持？ 原告围绕争议焦点提交第一组证据2015年5月23日的《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拟证明被告尚欠原告饲料、玉米及辅料款430652元。被告质证称，证据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没有真实的买卖交易行为。对账单只是惠农公司的业务人员包达赖拿来称是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核算成本盖章签的字，所以没有交货时间、地点及交货数量，不作为任何款项交往的凭据。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与被告不认识，没有任何交集。第二组证据2015年4月27日被告与原告子公司蒙羊肉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拟证明被告与原告的子公司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饲草料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数量、价格与对账单最后一栏相吻合，后来因为子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原告代为履行了合同，形成了买卖关系。被告质证称，1、第二组证据的是先盖章后签字，章子是被告公司的印章，但是否是被告法人签的字不清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签合同的主体是蒙羊肉业有限公司而不是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3、该合同与对账单时间、数量也不相符，实际未履行。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第一组证据《内蒙古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习文（曹胜武）询问笔录》《蒙羊种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世龙询问笔录》《内蒙古惠农农牧业科技公司驻场主管李军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蒙羊牧业公司不是当时实际饲料提供者，不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有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一、曹胜武询问笔录：1、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证明2014年与杭锦旗几家合作社达成的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是由其出面代表公司谈定的养殖回收合同内容。是按照蒙羊养殖模式由他们负责提供羊、提供饲料和饲养技术、派员驻场管理，回收羊及产品等。被告提供养殖场棚圈和饲养人工；公司将羊款转账给驻场管理员购羊，蒙羊公司每只羊收取70元管理费，等羊出栏后蒙羊公司必须回收，每斤羊肉价格21元。待屠宰回收后方可扣除惠农公司购羊款和饲料款，剩余的就是养殖户利润。承认合同的主体是惠农公司。2、合同是蒙羊的制式（格式）合同，是曹胜武派惠农公司人员包达赖代表公司与养殖户签订的；3、惠农公司2015年后由蒙羊牧业公司接管。2014年当时由惠农公司负责对接为杭锦旗养殖户并提供羊、羊的收购款和饲料及监管养羊全部过程数量和回收育肥羊工作；4、承认惠农公司管理不善造成死羊。羊的收购量大和没有检疫（合格）证是造成死羊的原因（责任在惠农公司）；5、杭锦旗动监所和政府查住疫情死羊情况是由惠农公司法人曹胜武处理的；6、杭锦旗养殖户病死羊的症状为嘴烂、内脏腐烂与巴彦淖尔市发生的“小反刍”疫情。承认杭锦旗几家养殖户都因疫情大量死羊。7、承认让吉木斯等拍照摄像保存资料上报公司。二、武世龙询问笔录：1、蒙羊种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世龙证明：2014年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与杭锦旗几家合作社达成“养殖回收合同”，惠农公司实际是由蒙羊公司控制，专门为蒙羊公司提供各种服务。方式是公司负责提供羊和饲料，派员驻场管理，回收羊肉等，被告负责提供棚圈和饲养人工；2、证明合同是曹胜武派包达赖与被告等签订的，当时有一部分是空白的；3、羊款和饲料是在羊养殖出栏到蒙羊回收屠宰后才能扣除购羊款和饲料款，证明不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饲料是由公司提供育肥羊后结算；4、羊收购和死亡数量由惠农公司驻场人员负责监管报告，证明合同主体实际是为惠农公司；5、证明养殖合同主体惠农公司曹胜武向蒙羊公司报告了杭锦旗养殖场的羊发生了“小反刍”疫情，导致羊大面积死亡。公司决定将没有问题的羊抓紧屠宰。这部分死羊损失（内定）由养殖户自行负责，转嫁羊死亡损失到养殖户；6、养殖户合作社账号由惠农公司控制，交回羊结算时扣除最初收羊款和饲料款。三、李军询问笔录：1、证明惠农公司2014年与杭锦旗额某合作社等各养殖户达成的是养殖回收合作关系（供养合同），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羊源养殖业务。是由蒙羊的惠农牧业科技公司向养殖户提供饲草料；由养殖户提供棚圈，等羊育肥后再向蒙羊公司销售；2、羊源是按照惠农公司安排到养殖户开展收购，由惠农公司支付羊款；3、2014年5月杭锦旗各养殖户陆续发生小反刍疫情，出现大量死亡情况，各养殖户无法按合同出栏向蒙羊公司供羊；4、惠农公司后来被蒙羊牧业公司收购了；5、给杭锦旗养殖户上羊时，正值“小反刍”疫情严重时；6、证明当时羊的小反刍疫情症状为“嘴烂、拉稀、腿烂，不吃不喝”。7、证明羊源来源于巴盟疫区；8、承认惠农公司驻场人员有王玉龙、吴长龙等人。原告质证称，对曹习文、武世龙、李军询问笔录真实性均认可。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从曹习文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所反映的内容是买卖关系。从武世龙的询问笔录中看，可以明确反映出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一种以赊销方式建立的买卖关系，原告作为出卖人，将货物赊销给被告，有权利监督或监控，如果对购买人不进行监督和监控，如果发生购买人发生重大过失，损害出卖人的利益，我们将无法追偿。关于合同是制式合同的问题，原告不予认可，合同是电子版的，不符合制式合同的条件。关于原告接管惠农公司的问题，原告至今未收购惠农公司的股权，所以被告的此项证明目的不成立。第4-7项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原告不与质证。武世龙的第1项与曹习文质证意见一致，第2项不认可，武世龙不是惠农公司的代表，只是猜测，不予认可，第3-6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李军的证明问题不予认可，首先其应当出庭作证，第一项证明不明确，只是推测、推断，李军的证言与被告所述相矛盾，被告庭审中陈述是饲养主体，李军陈述是负责养殖，由此推断李军的询问笔录没有可信度，是一种推测、推断。第3、5、6与本案没有关系。第4项与曹习文质证意见一致。第8项不清楚。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两份《对账单》《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拟证明本案主体为内蒙古惠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而不是蒙羊公司“代扣还惠农款”账务证明惠农公司是主体，饲料款已结算。一、《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1、表格第一行注明“合作育肥（羊）”“合作育肥屠宰（回收）”“合作育肥（还款）”等数据，证明与额某合作社事实上存在的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证明“饲料买卖”是虚假事实；2、表中第二格“代扣还惠农款”栏证明代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曹胜武公司）”扣饲料款，证明与惠农公司有直接的供应饲料关系；3、蒙羊公司给惠农公司扣款，反而自己起诉被告主张饲料款有欺诈。二、《（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两份《对账单》：1、证明与杭锦旗聚德旺和额某等养殖户合作期间提供养殖饲料的也是惠农公司；2、“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账单”，2014年多笔饲料详细清单证明惠农公司是养殖饲料唯一提供者，蒙羊公司《对账单》无具体供货日期。3、额某在《对账单》中备注说明：“以上料全给蒙羊养的羊吃了。按照公司要求对账单只为蒙羊公司核算成本用，所有对账单不能作为账款、欠账使用”。证明蒙羊公司的《对账单》属于核算成本使用。没有往来事实存在。三、《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1、证明给额某畜牧合作社提供饲料的是惠农公司；2、银行5笔交易证明惠农公司是唯一向养殖户提供饲料的公司，饲料款已经从交回的羊款中扣除结算了饲料款，蒙羊公司根本不是当时真实饲料提供者；3、证明饲料结算时间节点必须是羊出栏交回屠宰之后方可结算扣除；4、证明被告合作社的账号由惠农公司等实际控制，存在非法支配行为。原告质证称，对《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真实性认可，但因为没有经过双方确认，属于无效凭证，不能作为主张权利和反驳对方的依据。《（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因为被告作为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在饲养过程中不仅是原告提供的饲料，供料主体有可能是惠农公司，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司，该裁定书不能证明被告仅与惠农公司形成买卖关系。两份惠农公司《对账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账单反映出被告对对账单的内容清楚，不存在被告所述的与原告没有真实业务关系的事实。《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代扣表明双方存在的是买卖关系，如果不存在买卖关系，那么就不存在代扣行为。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组证据、蒙羊种源与额某羊羔买卖合同案《庭审笔录》第七页。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饲料案件《庭审笔录》；蒙羊种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庭审笔录》《那某询问笔录》《吉木斯、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付款回单》。拟证明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向被告主张饲料款存在不实和虚假诉讼行为。一、蒙羊种源公司与额某合作社羊羔买卖合同案《庭审笔录》第七页。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饲料案件《庭审笔录》；蒙羊种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庭审笔录》。1、蒙羊种源科技公司证实：蒙羊种源公司、内蒙古谷林公司、内蒙古惠农公司均属于蒙羊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独立的公司，旗下公司在养殖过程中分工不同。种源公司负责养殖种羊（提供）销售、谷林公司负责屠宰回收加工，惠农公司负责饲料的（提供）销售。蒙羊牧业公司不是饲料提供主体。蒙羊牧业股份公司证明养殖回收关系；2、证实活羊销售单中库管和制票栏中签名的驻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均属蒙羊公司工作人员（包括惠农公司总经理曹胜武［曹习文］）；3、饲料没有合同饲料款结算时间是通过养殖回收羊屠宰后结算扣款的事实。二、《那某询问笔录》。1、2014年4月12日，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派旗下的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代表蒙羊公司来杭锦旗考察逢源、野诚、康园、额某、布仁吉日嘎拉、强晓东等养殖专业合作社并邀请与蒙羊合作养殖羊致富。2、动员养殖户与蒙羊公司按照（羊联体养殖回收模式）合作，并在聚德旺酒店达成养殖回收合同。由蒙羊公司提供育肥羊和基础母羊及饲料，出栏后以保护价格23.5元回收。3、羊由蒙羊的惠农公司派驻人员从巴市调运收购付款，饲料曹总提供。4、入圈后第四天发生大批死亡，无检疫合格证被动监所处罚十万元。5、证明调入野诚吉木斯、额某、强晓东处的羊也发生疫情死亡。三、《吉木斯、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1、证明杭锦旗吉木斯野诚等多家合作社与惠农公司达成的是养殖回收合同，惠农公司提供羊和饲料，饲养技术、派员驻场管理，回收羊；养殖户提供养殖场棚舍和饲养人员；2、所有养殖户在空白合同单方签字，由惠农公司工作人员拿走；3、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无检验合格证导致疫情，羊大批量死亡。四、《付款回单》。1、证明惠农公司将被告合作社的羊全部收购并付羊款；2、被告养殖场的羊2014年合作期间全部是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3、惠农公司提供的饲料和被告购买的饲料用于惠农提供养殖的羊。原告质证称，1、《庭审笔录》第七页，真实性认可，陈述时交代在庭后核对后交代，对几家公司的关系，今天原告做了进一步的表述，牧业公司与其出资设立的各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惠农公司与原告存在业务关系，没有收购、合并或其他的关联关系。2、《那某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第一项证明问题为被告主观推断，事实不存在。该证人证言与本案被告存在特定关系，其在公安机关供述，有推断和猜测的陈述。第二项与被告陈述在野诚签订合同地点不一致，由此推定证人存在对客观事实的推断和猜测，第3-5项与本案无关，不与质证。《吉木斯、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除作证主体、作证形式外，吉木斯的证言结合那某的证言来看，双方在供述中所述签订合同的主体不同，相互矛盾，且吉木斯与本案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付款回单》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只能证明与惠农公司之间业务往来，不能证明其他问题。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第四组证据、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庭审笔录》第14页。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吉木斯、强晓东等人《证明》。拟证明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给“羊联体”养殖的羊来源于疫区，没有检疫合格证。导致羊大量死亡。一、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庭审笔录》第14页。1、蒙羊牧业股份公司旗下的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公司提供给“羊联体”养殖的羊来源于疫区，没有检疫合格证，导致羊死亡严重。2、惠农公司收购提供给养殖场的羊因疫情死亡官方无害化处理975只。二、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1、证明养殖回收育肥羊合作期间（2014-2015年），蒙羊及旗下公司提供给合作养殖场“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进［养殖场］羊）4746只；（出［栏］羊）2025只；（死［疫情死亡淘汰］逃）2672只；（急［紧急宰杀］宰）49只。2、蒙羊公司认可提供养殖回收育肥羊进出数量及死亡淘汰的事实。3、这些详细数据来源于蒙羊驻场工作人员汇总上报公司，该数据证明蒙羊公司对羊的提供、出栏、死亡淘汰、急宰、活路、自补全部掌控。三、《吉木斯、强晓东等人证明》：1、证明杭锦旗全部养殖户与蒙羊公司旗下的惠农公司履行的是养殖回收合同模式；双方签订的空白合同被惠农公司人员拿走至今未给。2、养殖育肥期间给合作的养殖场提供羊和饲料的主体为惠农公司；3、羊和饲料的统一结算时间为羊出栏后；4、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无检验合格证并且羊来自疫区造成羊死亡。四、《证明》。1、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无检验合格证并且羊来自疫区造成羊死亡；2、报告官方兽医，经官方兽医确认是“小反刍疫情”症状；3、实际开支的药费等。原告质证称，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庭审笔录》第14页。真实性认可，但缺少法定要件，被告所述疫情发生在2014年，证明发生在2017年，除出具证明外，要提供所患疫情在案记录相关材料加以佐证。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吉木斯、强晓东等人证明》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五组证据、购买饲料的票据和给羊治疗所支出的药费。拟证明被告在与惠农公司合作育肥羊时，由被告支出的饲料款和给羊治疗的医疗费，该损失应由惠农公司承担。原告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1、关于兽药部销货单与本案无关，不与质证。2、关于饲草料销售，被告不仅与惠农公司，还与其他公司发生过买卖关系，销售单中没有特别注明与惠农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证人那某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对证人的身份、资格及证明问题均不认可，且对被告申请的翻译人员不认可。翻译人员的证件是1993年颁发的助理资质，不具备翻译资格，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有提示、引导证人的问话。证人证明问题已经包含结果性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确定了养殖回收的关系，属于诱导性的问题。证人在作证的过程中被告有提示、引导的情形，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告质证称，对证人证言认可，如原告不认可，以证人那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准。证人布仁吉日格拉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不认可。证人没有参与购买羊和饲草料的事实，且证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额某具有朋友关系，不能准确反映本案的事实。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质证称，认可。1、证人与被告同是杭锦旗的七家养殖户，同是杭锦旗的牧民，并非朋友关系；2、证人证实与另外几家养殖户在杭锦旗浩饶柴达木与惠农公司签订了若干份空白合同，合同的另一方主体没有，合同至今未给证人返回一份；3、因惠农公司进给其他养殖户的羊发生大面积死亡是其没有向惠农公司进羊的过程。证人张某2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不认可。证人与本案无关，被告的第五组证据证明被告与多家饲料卖方存在买卖关系。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质证称，认可。被告在辩论中补充一份证据，惠农公司业务人员王飞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空白合同。原告质证称，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不认可。1、被告提到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能在辩论阶段在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反驳意见；2、王飞证言第3页13行，王飞称是事先拟好的合同，但又陈述是空白合同，空白合同是指没有签字盖章的合同，而不是没有内容的空白合同。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未提交书面证据材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被告称证据的签章是真实的，该证据有被告签章，系原件，与本案有关联，对账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买卖合同》，有被告签章，系原件，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内蒙古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习文（曹胜武）询问笔录》《蒙羊种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世龙询问笔录》《内蒙古惠农农牧业科技公司驻场主管李军询问笔录》原告对曹习文、武世龙、李军询问笔录真实性均认可。该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制作的材料，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两份《对账单》《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原告对真实性认可，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蒙羊种源与额某羊羔买卖合同案《庭审笔录》第七页。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饲料案件《庭审笔录》；蒙羊种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庭审笔录》《那某询问笔录》《吉木斯、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付款回单》。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庭审笔录》第14页。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吉木斯、强晓东等人《证明》。原告对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庭审笔录》，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证明》真实性认可，对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吉木斯、强晓东等人《证明》材料因证人未到庭质证，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购买饲料的票据和给羊治疗所花费的药费。该组证据饲料及治疗费用与本案关联性不确定，不予采信。证人那某证人证言，证人布仁吉日格拉，证人张某2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不认可。证人不能明确说清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被告在辩论中补充一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2015年4月27日，甲方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与乙方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签订《牧草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了牧草数量76.32吨，价格1250元每吨，总金额95400元。交货地点杭锦旗，收款单位为蒙羊肉业有限公司。 2.2015年5月23日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及法人代表额某在《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信息无误栏处签名盖章。该对账单有饲料名称、数量、金额、总计为430652元。其中羊草76.32吨，金额95400元。 3.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曹某，营业期限成立之日至长期。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张某1，原告与本案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关系。蒙羊肉业有限公司系独立法人主体，系原告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8月2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额某。 本院认为，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原件主张与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存在饲草料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及法定代表人额某对其签名盖章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否认存在饲料买卖的事实。原告又提交了甲方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签订的《牧草销售合同》证实原告子公司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存在饲料买卖的事实。该合同甲方为有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乙方为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有甲方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的签名盖章系双方意思表示，可证实甲方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与乙方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存在饲草料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委托代理人称《对账单》是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牧草销售合同》的主体是蒙羊肉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因为其他原因变更为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代子公司履行。但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未提交代履行手续也未提交《牧草销售合同》甲方蒙羊肉业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牧草销售合同》约定的合同主体，故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提交了证据材料拟证明与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该证据材料显示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鄂尔多斯市额某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有过养殖方面的合作事项，且对饲草料的提供有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习文的陈述。但被告并未提交书面合同证明其与第三人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故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之规定，经本院审委会讨论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4178元，退还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石晓勇 审判员  朝 鲁 审判员  刘浩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万 雄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