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4民终2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光嵩，男，1954年10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悦君，男,1977年7月16日出生。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武，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先柏，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正其，男，1950年3月6日出生,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周光嵩、周悦君、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尚元鼎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光嵩、周悦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第四项中关于赔偿律师服务费的内容，改判被上诉人向周光嵩赔偿律师服务费284796元、向周悦君赔偿律师服务费25204元；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当予以纠正。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周光嵩、周悦君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借款到期后，周光嵩、周悦君多次要求三尚元鼎公司还清借款本息，但被上诉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还款。周光嵩、周悦君无奈聘请律师，诉至法院。故周光嵩、周悦君聘请律师实际所产生的代理费应属于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双方约定如何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三尚元鼎公司辩称，周光嵩与原三尚元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三尚元鼎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且本案已超过上诉时效，请求驳回周光嵩、周悦君的诉请。 三尚元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撤销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一）、（二）两项，由二审法院改判由三尚元鼎公司偿还周光嵩、周悦君本金581万元，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所欠利息3169640元，合计人民币8979640元；2017年9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58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3、请求依法撤销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三）、（四）两项，改判三尚元鼎公司对周光嵩、周悦君律师服务费、诉讼保全费不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周光嵩、周悦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案由认定错误、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2016年8月13日周光嵩、周悦君与原三尚元鼎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对三尚元鼎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2018年7月10日以前，周光嵩是原三尚元鼎公司股东会监事兼董事长。陈雄是原公司股东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任公司经理。原三尚元鼎公司因开发项目资金周转需要鹿寨方与祁东方股东分别筹集资金，鹿寨方共计转款861万元，祁东方共计转款556.5万元。2016年8月31日周光嵩利用职务便利与原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擅自私盖公章，属单方行为，且祁东方的股东对此毫不知情。该借款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严重损害了三尚元鼎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合同，对三尚元鼎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2016年9月3日七方共同签订的《三尚元鼎公司鹿寨籍股东退股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性，对三尚元鼎公司没有约束力。该协议书遗漏了法人单位主体，且祁东方股东李春林未签字认可，该协议书无法律效力。但对应偿还鹿寨方股东本金及利息以及计算方式等，祁东方股东均予以认可。鹿寨方股东转付给原公司本金与民间借贷有本质区别，三尚元鼎公司一直秉着先还本后付息的原则，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为退股协议纠纷。事实上，原三尚元鼎公司截止2016年9月从账面反映负债达四千万余元。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周光嵩、周悦君辩称，一审法院对于借款期限的利息以及逾期还款利息的认定是准确的。但对抵扣本金没有抵扣利息与事实不符。其向三尚元鼎公司主张债权是依据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主张的，而不是依据股东退股协议书主张，关于出具借款的事实已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请求驳回三尚元鼎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其上诉请求。 周光嵩、周悦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归还借款本金861万元，向周悦君归还借款本金70万元；2、判决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1909480元，向周悦君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155242元；3、判决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周悦君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欠付本金全部偿清之日止)；4、周光嵩、周悦君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31万元（其中周光嵩284800元，周悦君25200元）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5、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庭审过程中，周光嵩、周悦君变更诉讼请求，1、判决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归还借款本金791万元，借款期间利息1754238元，归还周悦君借款本金300000元，借款期间利息155242元；2、判决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周悦君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欠付本金全部偿清之日止)；3、周光嵩、周悦君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31万元（其中周光嵩284800元，周悦君25200元）及诉讼保全保险费27200元（其中周光嵩24989元，周悦君2211元）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4、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初以前，周光嵩是三尚元鼎公司的股东和董事长，陈雄是法定代表人，当时该公司的股东户籍属广西鹿寨县的有周光嵩、陈雄、邓伍星、陶绍平4人，户籍属湖南祁东县的股东有胡先柏、李春林、陈彰建3人。他们在共同开发衡南县云集镇“金湘上源”（又名“金湘富都”）项目过程中，三尚元鼎公司因资金周转紧张陆续向周光嵩借款共计791万元，向周悦君借款（周光嵩儿子）70万元。周光嵩于2014年4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三尚元鼎公司转账200万元，10月17日转账65万元，10月21日转账100万元，12月15日转账50万元，12月30日转账60万元，2015年4月14日转账66万元，7月10日转账200万元，2016年1月19日转账50万元。周悦君于2015年6月19日向三尚元鼎公司转账70万元。三尚元鼎公司在每次收到借款后，均向周光嵩、周悦君开具了财务收款收据。由于公司经营中的一些原因，广西鹿寨籍的4位股东决定退出“金湘上源”项目的开发，并将他们在三尚元鼎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湖南祁东籍的3位股东。经双方协商，2016年8月31日双方拟定“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寨籍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1、退股时，不对三尚元鼎公司的资产、债务进行全面清理；2、祁东籍的股东以3269.7万元价格受让广西鹿寨籍股东的全部股权，衡南县人民政府应退还给三尚元鼎公司的土地出让款1317.84万元及契税527136元，合计13705536元，由鹿寨籍股东收取并抵减祁东籍股东应付的股权转让款。第3条约定：“祁东籍股东必须在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祁东方股东所借周光嵩、陈雄个人组织贷款（意思为：偿还周光嵩、陈雄二人为首组织向他人所借的借款），从2014年8月1日起开始归还本金，截止至2017年8月31日止。所欠本金从2014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止。利息归还日期截止至2018年8月31日止，所欠利息在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不重复计息。欠周光嵩861万元借款本金，利息3169640元，欠陈雄本金520万元，利息2114080元。由祁东籍股东在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新股东登记手续和原股东写好欠周光嵩、陈雄各自的借据及还款计划，并附上借款人的名单和借款金额，以便备案查询。”第10条约定：“本协议于上述柒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之后，祁东籍股东李春林一直没有在该“退股协议书”上签字，其他6位股东于2016年9月3日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各股东还按约定将股东内部的分管工作进行了调整，周光嵩、陈雄、邓伍星、陶绍平退出了三尚元鼎公司的股东身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先柏，也变更了公司章程。2016年8月31日，周光嵩与三尚元鼎公司补充签订《借款协议书》，周悦君授权其父签约，约定：1、截至2016年1月，三尚元鼎公司共向周光嵩借款861万元（含周悦君70万元）；2、如三尚元鼎公司在2017年8月31日或之前归还周光嵩借款，则借款利息按月利率1.2%计算，若未归还，逾期付款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3、截至2016年8月31日止，经双方结算前期利息为3169640元，后续利息仍按约定计算，利息在2018年8月31日前付清；4、若三尚元鼎公司逾期还款，则周光嵩有权要求三尚元鼎公司提前归还本息，且周光嵩、周悦君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含聘请律师费用等）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11月23日，三尚元鼎公司分8次向周悦君的账户汇款共计280万元，分别为：2018年5月30日汇40万元，6月15日汇40万元，7月3日汇40万元，7月23日汇30万元，8月9日汇20万元，10月8日还30万元，11月1日汇50万元，11月23日汇30万元。每次汇款时，三尚元鼎公司均在转账支票存根上写明汇款用途为“还借款”或“还借款本金”，且每次付款时三尚元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先柏均以周光嵩的名义向三尚元鼎公司书写“收条”，收条内容为：“今领到本公司财务偿还原工程借款（或欠款）本金××元正……”，8张“收条”中只有2018年6月12日胡先柏书写的领款40万元的收条上周光嵩本人签了名，该笔款于2018年6月15日汇入周悦君账户。在诉讼中，周光嵩、周悦君认为只有这40万元是用于偿还周悦君的借款本金的，余款240万元全部为支付周光嵩、周悦君的利息。三尚元鼎公司认为这280万元是全部用于偿还欠款本金的，8张领款“收条”上均载明为“还本金”。之后，三尚元鼎公司未再还款给周光嵩、周悦君，周光嵩、周悦君催款无效，遂诉至法院。在诉讼中，周光嵩、周悦君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因自己无足额财产担保，就请求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并于2019年5月20日向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支付诉讼保全保险费27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本案争议的标的款是股权转让款还是借款及诉讼主体问题。周光嵩、周悦君主张是借款。三尚元鼎公司主张是股权转让权款，而非借款且诉讼主体不符，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寨籍股东退股协议书”，用以证明本案争议的标的款是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三尚元鼎公司提供的“退股协议书”第3条写明“周光嵩、陈雄组织贷款”，应理解为是周光嵩、陈雄二人为首组织向他人所借的款；第二，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周悦君出具收款收据上也写明收到的款项是借款；第三，周光嵩与三尚元鼎公司在2016年8月31日还补充签订《借款协议书》，之后在2018年5月30日至11月23日三尚元鼎公司还向周光嵩、周悦君还款280万元，三尚元鼎公司在自己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上也写明汇款用途为“偿还借款”，而祁东籍的股东个人并没有还款给周光嵩、周悦君，也没有按“退股协议”的约定向周光嵩、周悦君另行办理借款手续，说明三尚元鼎公司欠周光嵩、周悦君的借款并没有转移由祁东籍的股东偿还，且祁东籍的股东之一李春林也没有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字认可。由此说明本案讼争的款项属借款，而非股权转让款，本案的诉讼主体也符合法律规定。二、应当向周光嵩、周悦君支付多少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三尚元鼎公司向周光嵩、周悦君借款共计861万元，2016年8月31日，双方拟订的“退股协议书”上写明前期欠利息3169640元。周光嵩、周悦君、三尚元鼎公司双方于2016年8月31日补充签订的“借款协议”中，也确定欠周光嵩、周悦君借款本金861万元，欠前期利息3169640元，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三尚元鼎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依据双方约定此一年时间的利息按月利率1.2%计算，即这期间三尚元鼎公司应付利息1239840元，加上前期所欠利息3169640元，即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应付利息合计4409480元。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11月23日，三尚元鼎公司共付款280万元。在诉讼中周光嵩、周悦君认为其中2018年6月15日收款40万元，是周光嵩在2018年6月12日出具的“收条”上签字认可是偿还借款本金的，应冲减欠周悦君的借款本金，下欠周悦君的借款本金为30万元，其余240万元周光嵩、周悦君认为是三尚元鼎公司偿还借款利息的。三尚元鼎公司认为这280万元应全部是偿还借款本金，有周光嵩的8张收条为证。一审法院认为，三尚元鼎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先柏以周光嵩的名义书写了7张“收条”，金额共计240万元，上面均写明“收本公司财务偿还工程借款（或欠款）本金××元”，这是三尚元鼎公司的单方所为，没有得到周光嵩、周悦君的认可，根据先还息后还本的原则，这240万元应认定为用于偿还利息。按照上述计算方式进行计算，应认定三尚元鼎公司尚欠周光嵩的借款本金791万元，欠周悦君的借款本金30万元，截至2017年8月31日三尚元鼎公司共欠周光嵩、周悦君借款利息为2009480元（4409480元-2400000元），按照周光嵩、周悦君的意见以各自借款本金（即周光嵩791万元，周悦君70万元）的比例对所欠利息进行分摊，应付周光嵩的利息为1846108元，应付周悦君利息163372元。本案中周光嵩、周悦君只要求三尚元鼎公司支付借款期限内所欠利息分别为1754238元和155242元，均小于以上计算金额，一审法院对周光嵩、周悦君的诉请所欠利息的金额予以认可。另外，2017年9月1日之后的利息应以双方约定的逾期还款利率标准（即月利率2%）计算，因三尚元鼎公司在2018年6月15日偿还周悦君借款本金40万元，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15日止三尚元鼎公司应付给周悦君利息为133000元（以本金70万元为基数计算）。2018年6月16日之后付周悦君利息应以借款30万元为基数进行计算。三、周光嵩、周悦君主张的律师代理费31万元及诉讼保全保险费27200元是否应当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的问题。周光嵩、周悦君认为，根据双方《借款协议书》约定，如三尚元鼎公司逾期还款，周光嵩、周悦君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律师代理费，应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否聘请律师参与诉讼是当事人自行决定的事，没有强制性，聘请律师所应支付的法律服务费也适用市场调节原则，由双方自行商定，故本案中周光嵩、周悦君聘请律师参与诉讼所支付的31万元服务费并不是为实现债权必须支付的费用。周光嵩、周悦君先单方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确定律师服务费，之后，以周光嵩、周悦君、三尚元鼎公司双方有合同约定为由要求三尚元鼎公司承担此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三尚元鼎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且双方还约定有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周光嵩、周悦君的经济损失，故周光嵩、周悦君要求三尚元鼎公司全额支付31万元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本案中周光嵩、周悦君确实聘请了律师，且周光嵩、周悦君、三尚元鼎公司双方在合同中对律师费的负担问题也有约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三尚元鼎公司对周光嵩、周悦君聘请律师所支付的费用应适当赔偿，赔偿5万元较为适宜，按借款本金的比例分摊，其中补偿给周光嵩45935元，补偿给周悦君4065元。周光嵩、周悦君为实现债权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因债权金额较大无足额财产担保而向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请求担保，并交纳了保险费27200元，属实现债权的实际开支，根据周光嵩、周悦君、三尚元鼎公司双方合同约定，应由三尚元鼎公司承担，故一审法院对周光嵩、周悦君要求三尚元鼎公司支付诉讼保全保险费27200元予以支持，按借款本金的比例分摊，其中支付给周光嵩24989元，周悦君2211元。四、诉讼时效问题。三尚元鼎公司虽然从2014年4月份开始向周光嵩、周悦君借款，之后双方拟订的“退股协议书”及补充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均涉及到本案讼争的借款事宜，三尚元鼎公司最后一次向周光嵩、周悦君偿还欠款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3日，周光嵩、周悦君于2019年5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三尚元鼎公司辩称周光嵩、周悦君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两百零五条、两百零六条、两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给周光嵩借款本金791万元，2017年8月31日前所欠利息1754238元，合计9664238元。2017年9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79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由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给周悦君借款本金30万元及2018年6月15日之前所欠利息288242元，合计588242元。2018年6月16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三、由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周光嵩赔偿律师服务费损失45935元，诉讼保全保险费损失24989元，合计70924元；四、由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周悦君赔偿律师服务费损失4065元，诉讼保全保险费损失2211元，合计6276元；五、驳回周光嵩、周悦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3778元，减半收取418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889元，由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三尚元鼎公司提供了：证据一、营业执照，拟证明原三尚元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鹿寨方股东陈雄。证据二、原三尚元鼎公司章程、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拟证明陈雄为原公司股东会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任公司经理，周光嵩为原公司股东会监事兼任董事长。证据三、三尚元鼎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鹿寨方股东周光嵩、陈雄二股东一致通过公司章程。证据四、证明，拟证明原公司周光嵩、陈雄等人任职、离职情况。证据五、证明及“金湘上源”房屋销售一览表，拟证明三尚元鼎公司唯一开发的项目在2016年9月之前商品房销售情况。周光嵩、周悦君认为，上述证据一、二、三均不属于新证据，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四二份证明不具有合法性，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五房屋销售表没有盖章，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虽单位盖了公章，但无经办人签名，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系单方行为，且证据来源不明，本院亦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除一审判决认定律师服务费的事实外，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是一审认定三尚元鼎公司给付律师服务费计人民币5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查，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除约定借款期间内的利率及逾期利率外，另约定周光嵩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三尚元鼎公司负担。2018年10月30日，周光嵩与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民事代理合同》。约定周光嵩在本案一审开庭前5日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一审律师代理费人民币31万元整等条款。另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借期内的月利率1.2%计息。逾期利率为月利率2%计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协议约定的律师代理费31万元合法有效，依法应给予支持。一审法院酌情给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按照周光嵩、周悦君的借款本金比例，三尚元鼎给付周光嵩律师服务费25万元，周悦君律师服务费6万元。故上诉人周光嵩、周悦君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是周光嵩与原三尚元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是否真实合法，对于三尚元鼎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经查，2016年8月31日，周光嵩与三尚元鼎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周光嵩自2014年4月28日至2016年1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三尚元鼎公司共计人民币861万元（含周悦君借款70万元）。另查，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11月23日，三尚元鼎公司分8次向周悦君的账户上汇款共计280万元，并在转账支票存根上写明汇款用途为“还借款”等。且每次付款时三尚元鼎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先柏均以周光嵩的名义向三尚元鼎公司出具收条。本院认为，该借款协议虽是事后补签的协议，但由三尚元鼎公司祁东方的法定代表人胡先柏通过转账支票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对该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祁东方的股东是认可该借款协议的效力的，并非不知情。因此，本案讼争的借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上诉人三尚元鼎公司的该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是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是否正确。经查，如前所述，2016年8月31日，双方补签的借款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至于退股协议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讼争的借款并未转移给祁东籍的股东个人，而是由三尚元鼎公司偿还。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于法有据。因此，上诉人三尚元鼎公司的该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周光嵩、周悦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改判；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变更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2民初845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三、上诉人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向上诉人周光嵩赔偿律师服务费损失250000元，诉讼保全保险费损失24989元，合计274989元； 四、上诉人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向上诉人周悦君赔偿律师服务费损失60000元，诉讼保全保险费损失2211元，合计62211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41889元，财产保险费5000元，合计468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778元，合计130667元，由衡阳市三尚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斌 审 判 员 姚贤辅 审 判 员 廖鸣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洪汇涓 书 记 员 宋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