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60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明生,男,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希贵,男,195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昌华,男,194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本华,男,196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罗安华,男,195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建成,男,195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大刚,男,195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本荣,男,194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天年,男,195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建国,男,194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光辉,男,195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女,198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玉蓉,女,195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万立坪,男,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建奎,男,196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太明,男,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家泉,男,195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希林,男,196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忠明,女,193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朝林，男，197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肖泽荣，男，195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诉讼代表人：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街道办事处鱼塘社区第十三村民小组，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镇。 负责人：马开荣，社长。 第三人:泸州市国土资源局龙马潭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春雨路。 法定代表人：王平，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朝述，四川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钰，四川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因与被申请人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街道办事处鱼塘社区第十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十三村民小组）、第三人泸州市国土资源局龙马潭区分局（以下简称国土资源局龙马潭分局）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5民终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申请再审称：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本案证据严重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案涉酒厂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社办集体企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下周酒厂无论从成立投入资金以及利润分配情况来看，均是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设立的联户合作经营体，其法律性质类似于合伙。一、从酒厂的成立来看，酒厂开办主体、召集人员及投资人系用自有财产及资金缴纳股金1000元，代表的是个人，而不是所在的生产队或者农机站集体组织，召集投资参股属于个人行为。酒厂的开办主体是两个生产队的部分农户，而不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整体入股。从本案出资情况来看，案涉酒厂明显不属于社办企业，而是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共同出资入股联营合作成立，属于农户联营合作。由于下周酒厂未领取营业执照，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性质。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不予认定，却将酒厂认定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社办集体企业，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就酒厂经营而言，下周酒厂因自身不具备营业执照，因此最初挂靠在泸州金井曲酒厂，后又承包给第三方经营。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投资后通过酒厂自身经营及收取承包费，用于支付青苗费、归还借款、贷款支付利息以及用于分红。一审、二审法院认为酒厂成立是由村社、乡等多部门干部筹建，酒厂事务负责人也是村社干部，无独立营业执照，初期以金井曲酒厂名义，后期以下周社名义建设，成立的资金16万余元，主要是由政府投入，村民自建的一小部分，从而将下周酒厂定性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社办集体企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将同一笔2万元的贷款先认定为政府财政支援2万元，后又认定为1984年9月28日财政贷款2万元。支援和贷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无偿，一个是有偿，且二者均不是政府投入的范畴。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在举证中出示了1988年财政的收据，证实财政的建设资金2万元是酒厂作为贷款主体向财政贷款，既然是贷款就不是发放贷款方的投入。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合伙的酒厂于1988年不仅归还了该笔2万元财政贷款本息，还支付了滞纳金，该笔贷款只是当时酒厂在经营过程中对政府所背负的外债，而不是政府投入。同理,银行贷款6万余元也是同样的性质。一审、二审法院将借款等同于投资于法无据。2.关于金井曲酒厂（1994年已经注销）在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建厂时支持的4万元，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所建酒厂挂靠金井曲酒厂，取名八车间，所产酒必须交由金井曲酒厂定价收购，该笔款项是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自身融资所得。庭审中出具金井曲酒厂工商登记原始资料显示，历年登记均未将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所建酒厂列为分支机构，同时，根据1986年11月3日原乡镇企业局（86）字第134号文，载明针对已挂靠的原乡镇酒厂，全部退回，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以及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出示的金井曲酒厂工商登记资料中1991年至1992年财务报告，金井曲酒厂自身并没有将该4万元列入对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所建酒厂的投资。前述证据足以证明这笔4万元资金就是原乡镇企业主管部门的扶持基金，不是金井曲酒厂的投资。一审、二审法院对该笔资金判决认定为投入的证据不足。3.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十三村民小组有投入的事实，下周酒厂的所有投资款项均由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共同投资，且投资人有收款收据作为投资依据。第十三村民小组如果认为自己也有投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建厂资金来源是村民投入、政府财政支援、金井曲酒厂投入和银行贷款共同构成，将借款混同于投入，于法无据，有悖基本常识，明显错误。三、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退股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分酒行为是退股行为这一事实毫无依据，严重错误。1988年将酒库散酒分配给股东和在岗职工，是分配利润的行为。一审、二审法院仅根据第十三村民小组利害关系人出具的证人证言，推断该分酒行为是退股，明显违背证据的基本原则。分酒是股东的内部分配事宜，且其分配的产品是酒厂自身积累的产品，而不是第十三村民小组用自有资产支付原投资人用于购买份额，既不是退股也不是转让份额。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退伙行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的退股行为，都应当是明示的，并记载于账本上，但本案中对于入股酒厂能够出具具体的收据予以证明，退股行为却没有任何记账记载，仅靠推断作出与事实不符的推论，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四、就1988年分酒行为后酒厂经盈余分配利益来看，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仍在参与管理。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记载，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行使酒厂权利或者履行义务、对酒厂事务进行管理的任何证据错误。本案中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提供了多份证据予以证明以上事实，特别是1999年3月22日在鱼塘信用社及泸州市市中区鱼塘乡乡镇企业办公室的见证下，由股东代表案涉酒厂与市中区寿泉曲酒厂签订租赁协议，证明1988年分酒后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的股东身份以及行使股东权利，参与酒厂经营与利益分配的相关事宜，一审、二审法院未将其作为定案依据错误。权利的放弃，特别是所有权的放弃应当是明示的，分红收益只能是权能之一，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没有管理权就是表明放弃权利，于法无据。本案争议的是所有权，即因征用导致所有权消失的补偿的归属关系，从所有权关系上来讲，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国土资源局龙马潭分局提交意见称：其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且已经根据生效裁判依法支付了征地补偿款，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酒厂成立时的投资主体的问题。从酒厂建成过程来看，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建厂资金共用约16万元，除村民投入2万多元外，还有政府财政支援2万元、金井曲酒厂投入资金4万元和相应的银行贷款。根据酒厂筹建经营过程中所形成关于入股资金的三份记账凭证（1987年6月、8月以及1988年5月）载明的内容来看，其中4万元为“全民单位投资基金”“联办入股”，22500元则为“个人投资基金”，至于其他政府贷款、银行贷款，虽未计入酒厂股本金之中，也应视为政府的债权性支持和投入。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建厂用地的问题，是以新联生产队为主体，以新联车间为一方，与被占用地村民签订占地协议书，并明确约定：“所占土地供厂方使用，土地权归生产队所有，仍由生产队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税金”，申请用地为乡镇企业用地，酒厂所占用土地为下周设所有。虽然下周社并未以现金方式出资参与酒厂建设，但其以将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酒厂使用的方式，向酒厂进行了实际投入。酒厂建成过程显示，该酒厂的确是由少部分村民个人投资、一部分全民单位投资以及政府的债权性支持和投入共同建立，且村民的投入占比较低，村集体投入占比更高。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所持案涉酒厂是其个人投资建设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酒厂的经营主体问题、退股事实以及收益分配的问题。首先，本案证据显示，1987年至2012年间，酒厂的发包主体经历了从“酒厂股东委员会”到“酒厂方”再到“下周社”的变化过程，该变化同时伴随着1988年起酒厂的经营收益由下周社收取，并用于下周社集体公共开支。同时，1988年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从酒厂每人分得500斤散酒（价值约为每人1250元-1500元），即在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从酒厂每人分得500斤散酒（价值约为每人1250元-1500元）后，酒厂的收益就未再分配给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而是用于下周社集体公共开支，且酒厂的经营主体随之变为“酒厂”“下周社”，而不再是“酒厂股东委员会”，从酒厂收益归属的变化以及酒厂发包方的变化，结合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初始投入酒厂的资金为每人1000元的事实来看，一审、二审法院将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从酒厂每人分得500斤散酒（价值约为每人1250元-1500元）的行为认定为退还股东投资款的行为，符合本案事实和常理，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在1988年酒厂将股本金退款给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后，该21人即丧失了对酒厂的投资权益，显然该21人无权享有案涉酒厂的拆迁补偿款。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主张一审、二审法院认定退股事实错误，其仍是酒厂股东，但并未就其1988年分得散酒后，酒厂收益不再归其所有、酒厂不再以“股东委员会”名义对外发包等事实作出合理说明，其所持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难以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周明生、王希贵、刘光辉等21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明生、王希贵、王昌华、刘本华、罗安华、马建成、李大刚、刘本荣、李天年、马建国、刘光辉、**、李玉蓉、万立坪、马建奎、杨太明、陈家泉、王希林、张忠明、周朝林、肖泽荣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玥 审判员 魏庆锋 审判员 梁 晨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罗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