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5民终22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城城，山东鲁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车桂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安平。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吉祯，山东众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海峰。 上诉人陈文玲因与被上诉人车桂英、朱安平，原审被告朱海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2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文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车桂英、朱安平对陈文玲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受理费由车桂英、朱安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车桂英、朱安平出资部分房款的行为系赠与行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男方父母为儿子婚姻生活购置房屋是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没有证据证明出资是借款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出资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涉案房屋的购买及登记均是以陈文玲与朱海峰夫妻共同财产的形式进行，涉案款项应认定为车桂英、朱安平对陈文玲、朱海峰的赠与，而非对朱海峰一人的赠与或借款。2、认定赠与事实应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陈文玲与朱海峰在涉案房屋购买之前有房屋居住，因孩子生病住院等情形，二人没有多余存款，没有自己出资购房的意愿。车桂英、朱安平基于孩子上学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在其有经济能力的前提下为子女购房合情合理。陈文玲无购房需求，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涉案房屋系父母在婚后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二、涉案借条是在陈文玲与朱海峰离婚纠纷过程中出具的，一审认定借条有效错误。1、涉案借条是朱海峰在与陈文玲离婚纠纷诉讼过程中向车桂英、朱安平出具，并将出具日期落款为2015年10月30日，陈文玲对出具借条不知情。本案是因陈文玲与朱海峰在离婚纠纷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发生争议后产生，陈文玲与朱海峰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冲突，朱海峰与车桂英、朱安平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陈文玲利益之嫌，仅凭朱海峰后补的借条，不能证明涉案款项是借款。2、对于涉案借条是否存在及出具时间，朱海峰的陈述存在矛盾，且朱海峰、车桂英、朱安平后期也均认可借条是后补的，故车桂英、朱安平所主张借款是虚假的，其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 车桂英、朱安平、朱海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车桂英、朱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海峰，陈文玲连带偿还借款本金296000元；2．判令朱海峰、陈文玲支付自立案之日至还清借款之日的占用利息（以29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由朱海峰、陈文玲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车桂英、朱安平系夫妻关系，朱海峰系两者之子，陈文玲系两者儿媳。朱海峰、陈文玲于2010年6月28日登记结婚。2019年4月2日，朱海峰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现离婚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2.2015年9月24日，朱海峰（乙方）与尚宪英（甲方）签订《楼房购销协议》，双方约定：房屋位于景苑中区，房屋价款为396000元，乙方于签订合同时支付136000元，余款260000元于过户时付清并交钥匙。 2015年10月27日，尚宪英、孙文胜（甲方）与朱海峰、陈文玲（乙方）签订《胜利油田职工二手房交易合同》，双方约定：交易房屋为景苑中区，成交价为396000元，房款及支付方式处约定已付清。位于胜利油田胜北中心景苑中区的房屋现登记于朱海峰、陈文玲名下，双方均认可房款是396000元。 3．车桂英从其中国邮政储蓄账户取款的情况为：2015年8月22日取款60000元，2015年9月24日取款60000元，2015年10月27日取款80000元、80000元，以上共计280000元。2019年4月8日，尚宪英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载明：“朱海峰购买景苑中区的房款，均是由车桂英直接支付给我，朱海峰没有给我任何房款”。 4.2019年春节后，朱海峰向车桂英、朱安平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朱海峰现借到父亲朱安平、母亲车桂英现金共计296000元，用于购买位于东营市东营区房屋一套。”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车桂英、朱安平为朱海峰、陈文玲支付部分房款的行为是出借行为还是赠与行为；二、若系对朱海峰、陈文玲的出借行为，则借款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焦点一，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该项司法解释的适用，是在父母已明确购房出资系赠与的前提下，解决是对双方赠与还是对一方赠与的问题。因此，只有认定了车桂英、朱安平的出资行为是对朱海峰、陈文玲赠与的情形下，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是出借还是赠与的认定，应结合双方之间的特定亲情关系，双方的经济能力，出资数额大小，同时考虑公平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法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本案中，车桂英、朱安平与朱海峰、陈文玲均认可购房的初衷是便于孩子上学，而该项因素有利于朱海峰，陈文玲的家庭生活，加之购房之前朱海峰、陈文玲名下并无房屋，而是居住在车桂英、朱安平名下的景苑新区房屋内，朱海峰、陈文玲与原房主签订购房合同、自已出资部分房款并将房屋登记于双方名下，上述事实能够认定朱海峰、陈文玲具有购房意愿和行为。朱海峰、陈文玲虽具有购房的意愿，但是缺少独立购房的经济能力。因此，其向车桂英、朱安平借款购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认定赠与的事实应采用“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非采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陈文玲否认出借行为，主张赠与行为，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进而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另外，在父母出资未明确表示系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经济困窘期，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以保障父母自身权益。否则，子女成家买房后反而使父母陷入困窘境地，损害父母自身权益。至于事后父母是否要求子女偿还，系父母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与债权本身的客观存在无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车桂英、朱安平为朱海峰、陈文玲出资部分房款的行为系出借行为而非赠与行为。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车桂英、朱安平与朱海峰均认可车桂英、朱安平出资金额为296000元，其余100000元系由朱海峰、陈文玲出资（包括朱海峰住房公积金80000元、双方存款20000元）。陈文玲称，其与朱海峰出资20多万元（包括朱海峰住房公积金80000元、双方存款50000元、借陈文玲母亲50000元、借陈文玲舅妈37000元），余款由车桂英、朱安平交纳。根据各方所述，双方无争议的款项为：房款396000元，朱海峰、陈文玲出资100000元（包括朱海峰住房公积金80000元，双方存款2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举证证明规则，对于余款296000元的组成，逐一分析如下：车桂英、朱安平主张其先后取款280000元用于支付房款，有相关取款凭证予以佐证，能够形成高度盖然性，予以采信；车桂英、朱安平主张其另现金支付房款16000元，未提交证据证实，且陈文玲不认可，不予采信；朱海峰虽认可车桂英、朱安平现金支付房款16000元的事实，但鉴于其与车桂英、朱安平的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所述不予采信；陈文玲主张其向其母亲借款50000元，舅母借款37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车桂英、朱安平向朱海峰、陈文玲出借的数额为28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车桂英、朱安平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不违反上述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车桂英、朱安平为朱海峰、陈文玲支付部分房款的行为是出借行为还是赠与行为，陈文玲应否承担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陈文玲对一审认定的车桂英、朱安平为其与朱海峰购买涉案房产出资事实及出资数额无异议，仅针对二人出资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提出上诉，主张涉案款项系车桂英、朱安平对其与朱海峰的赠与。综合以下事实及证据，本院认为陈文玲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适用问题。该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上述规定适用于父母已明确购房出资系赠与的情形，解决是对双方赠与还是对一方赠与的问题。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车桂英、朱安平具有赠与意思表示，不具备适用上述规定的情形。其二，陈文玲主张涉案购房款系车桂英、朱安平对其与朱海峰的赠与，但并未提供车桂英、朱安平具有赠与意思表示的证据，车桂英、朱安平对此也不予认可，陈文玲对其主张的赠与事实举证不足。其三，从陈文玲一审陈述的房款来源看，涉案借款认定为借款更为符合实际情况。陈文玲一审陈述房款包括向其母亲的借款50000元，向其舅妈的借款37000元，其上述主张虽因无证据证实未被一审法院采信，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能够体现其与朱海峰曾具有向双方父母、亲戚借款购房的意思表示。陈文玲主张向其母亲、舅妈借款买房，却不认可朱海峰的父母车桂英、朱安平所出款项为借款，显然不符合人情常理。最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陈文玲、朱海峰庭审认可双方在离婚纠纷诉讼中均主张涉案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陈文玲主张涉案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予以分割，却拒绝承担因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债务，有悖民事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 综上，陈文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陈文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霞 审判员 翟玉芬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李静静 书记员岳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