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203行初215号 原告王永洪，男，199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303049936C。 法定代表人许国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廖志鹏、杨晓慧，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61号。 法定代表人庄稼汉，市长。 委托代理人何少芳，厦门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厦门京东东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集安路555-563号6#楼（配套用房）103室。 法定代表人张雱，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付寅翀、叶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永洪不服被告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市监局”）价格投诉举报处理及厦门市人民政府（下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永洪，被告市市监局委托代理人廖志鹏、杨晓慧，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何少芳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厦门京东东和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厦门京东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9月2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永洪，被告市市监局委托代理人廖志鹏、杨晓慧，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何少芳，第三人厦门京东公司委托代理人付寅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2月31日，王永洪向12358价格举报中心举报厦门京东公司涉嫌虚构原价进行价格欺诈，邮件举报内容为：“2018年2月26日，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涉事企业购得路由器359元，当日活动‘单品促销40’，经查，在活动前7日内最低成交价低于或等于379元。根据发改委对于原价的解释，我购买当日原价应当小于等于379元，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单品促销。”2019年4月12日，市市监局作出《价格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下称“告知书”），告知王永洪：“经核查，厦门京东公司无违反价格法律法规行为，我局依法不予立案，依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将本举报件办结。”王永洪对此不服，向市政府申请复议。2019年5月28日，市政府作出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市市监局作出的上述告知书。王永洪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王永洪诉称，2018年2月26日，原告在京东网络平台上购买两台厦门京东公司销售的“斐讯K21200M智能双频无线路由器WIFI穿墙PSG1218”商品，当日商品页面展示“优惠40元”，原告实际支付价格为359元。原告通过历史价格查询网站，查到该路由器在2018年2月23日价格为379元，若2月26日单品优惠40元，成交价格应为339元，并非原告支付的359元，遂向价格举报中心投诉。原告认为：一、市市监局作出的告知书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原告举报厦门京东公司的价格欺诈行为，原由是“虚假优惠折价”，但市市监局和市政府列举“标注原价”、“明码标价”等进行反驳，与原告举报的事实和依据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五条至第八条中列举多种价格欺诈行为，可以得知“虚假优惠折价”与“标注原价”、“明码标价”等并非一种行为。两被告认定商品2018年2月26日的“优惠40元”是比2月26日前（25日）优惠40元即不构成价格欺诈。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发改价监〔2015〕1382号）中明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所称“虚假优惠折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打折前价格或者通过实际成交价及折扣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原价”是指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如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本案商品的原价应当为379元。2.市市监局作出的告知书仅写明“如对举报结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未告知原告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申请期限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未告知原告应当向哪个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市市监局对本案价格举报处理没有管辖权。本案商品的电商应当为上海斐讯公司（下称“斐讯公司”），平台为北京京东集团公司，案涉商品的定价和优惠系由电商和平台共同实施。根据《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辖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原告的举报应当由平台行为发生地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因此，市市监局对原告的举报没有管辖权。综上，请求确认被告市市监局作出的《价格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及市政府作出的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予以撤销并责令重做。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1证明，市政府作出复议具体行政行为。 2.12358价格监管平台网上价格举报系统举报信息查询、告知书； 证据2证明，市市监局作出不予立案具体行政行为。 3.历史价格查询； 证据3证明，2018年2月23日案涉路由器的价格为379元。 4.光盘一份（含两次与司法局的通话录音）； 证据4证明，市司法局代市政府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市司法局两次告知原告的行政诉讼法院不同。 5.埔发改价访〔2019〕1号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5证明，同类型举报案件，上述文书详细列出了反驳事实。同时证明市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6.原告购买路由器后2月27日、28日、3月1日售价均为359元； 证据6证明，2018年2月25日商品界面写着限时优惠，之后三天售价仍为359元。 7.购买时原告拥有京东PLUS身份； 证据7证明，2017年11月1日到2018年11月1日原告拥有京东PLUS身份。 被告市市监局辩称，一、原告明知复议权利并实际行使，市市监局是否告知未对原告权利造成不利影响。2019年3月25日，在市市监局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处理结果时，原告主动提及要去申请行政复议，并在2019年4月5日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案涉告知书不是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告知书仅是针对原告所反映的事项而向原告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向原告出具该告知书本身并非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要求确认市市监局作出的告知书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三、市市监局对原告的举报开展案件调查，并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经调查，2018年2月26日，原告在京东网上以每件人民币359元（其中部分价款以优惠券和礼品卡支付）的价格向厦门京东公司购买两件“斐讯K21200M智能双频无线路由器WIFI穿墙PSG1218”商品，订单号分别为：71573378238、71573714780。2018年2月25日，该商品销售页面显示为京东价：399元；2月26日，原告下单时商品页面显示为京东价：359元，商品名称下显示：“【优惠40元】2.2600：00-23:59斐讯K2优惠40元，限时抢购价359元，先到先得！”，商品页面“价格说明”明确：京东价为商品销售价，商品促销信息以商品详情页“促销”栏中的信息为准。厦门京东公司向原告销售涉案商品过程中，标示的是“京东价”而非“原价”，也未发现该公司在销售涉案商品的网页上标有“原价”等类似概念的价格标示。销售网页上对价格标示与折扣作了明确说明，并不存在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式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情形。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市市监局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案件办结后，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市市监局于2019年3月25日将办结情况电话告知原告。2019年4月12日，市市监局再次以邮件形式将告知书发送给原告。四、市市监局对本案价格投诉举报有管辖权。本案的价格行为并非由京东平台实施，根据《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辖规定》第四条之规定，网络交易进行时，被举报经营者所在地即为行为发生地。因此，市市监局作为本案交易时的被举报经营者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市市监局对原告价格举报的办理结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市监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电子邮件内容； 证据1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31日向价格举报中心发送邮件举报厦门京东公司涉嫌价格欺诈等。 2.电话录音； 证据2证明，市市监局依法受理举报件并于2019年1月10日电话告知原告受理情况，并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3.检查（调查）通知书； 证据3证明，2019年1月15日，市市监局向厦门京东公司就举报内容正式展开调查。 4.情况说明； 5.网页截图； 6.订单详情； 证据4-6证明，2019年1月25日，厦门京东公司就举报所涉相关情况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等。 7.情况说明； 证据7证明，厦门京东公司对此举报不予调解。 8.电话录音； 证据8证明，市市监局于2019年3月25日向原告告知举报案件办结结果，原告主动提出要申请复议。 9.电子邮件截图； 证据9证明，市市监局于2019年3月29日应原告要求提供相关案件编码查询码。 10.电子邮件内容； 证据10证明，市市监局于2019年4月12日通过邮件向原告发送案涉告知书。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市政府作出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王永洪对市市监局作出的告知书不服，于2019年4月5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于2019年4月15日进行了材料补正。市政府予以受理。经审查，市政府于5月28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市监局作出的告知书，并分别送达王永洪和市市监局。二、市政府作出的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市政府经审理认为，市市监局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八条、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及第十五条之规定，在调查核实认定厦门京东公司不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并据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在规定期限内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王永洪，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综上，市政府作出的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为证明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 证据1证明，王永洪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 证据2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受理行政复议并通知市市监局答复。 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 证据3证明，市市监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并提交相关材料。 4.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4证明，市政府经审查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 5.送达回证； 证据5证明，市政府将有关材料送达各方当事人。 第三人厦门京东公司述称，同意市市监局和市政府的答辩意见，第三人认为本案行政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况且市市监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在案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26日，王永洪通过京东网络平台分两个订单以359元的单价向厦门京东公司购买了两件“斐讯K21200M智能双频无线路由器WIFI穿墙PSG1218”商品，订单编号为71573378238、71573714780。2018年2月25日，该商品销售页面显示为京东价“399元”；2月26日，王永洪下单时该商品页面显示“优惠40元”，京东价“359元”。商品销售后，由厦门京东公司为其开具发票。该商品系京东自营商品，在当日的促销价格在京东全网均有效，各地通过京东平台均可购买。王永洪通过历史价格查询显示，该商品在2018年2月23日的价格为379元。 2018年12月31日，王永洪向12358价格举报中心发送电子邮件，邮件标题为“厦门京东公司涉及价格欺诈”，被投诉人为厦门京东公司，对上述购买案涉路由器的价格及促销行为进行投诉。 2019年1月15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厦门京东公司发出《检查（调查）通知书》，对厦门京东公司的价格活动（收费行为）进行检查（调查）。2019年1月25日，厦门京东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就商品页面的“价格说明”、“原价”、“优惠40元”等问题进行说明并附上2018年2月25日的商品页面截图。2019年3月7日，厦门京东公司再次出具《情况说明》，对王永洪购买上述商品提出的诉求表示不予调解。 2019年3月25日，价格举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致电王永洪，告知其调查终结并将结果反馈给王永洪。4月12日，市市监局作出案涉告知书并分别通过电子邮箱及12358价格举报中心平台送达给王永洪。王永洪对告知书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5月28日，市政府作出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告知书，并于5月31日分别送达给王永洪和市市监局。 另查明，厦门京东公司系北京京东集团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 再查明，根据我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市场价格监督管理的职能已划转至市市监局。 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均确认案涉路由器的定价及促销系由斐讯公司决定并通过京东平台全网投放促销信息向全国地区进行销售。 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市市监局投诉举报其所购买路由器的价格违法行为，被告市市监局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原告本次消费的价格权益，且原告亦系被告市市监局作出的案涉告知书的行政相对人，因此，案涉告知书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市市监局关于案涉告知书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是价格监管部门对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的办理行为。为提高网络交易价格举报办理质量和效率，切实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基于网络交易有别于传统的线下商店交易的特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订了《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辖规定》，并于2018年2月3日印发实施。该管辖规定第四条规定：被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系电商实施，由电商行为发生地价格主管部门管辖；被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系平台实施，由平台行为发生地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被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由平台和电商共同实施，由平台行为发生地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因此，案涉路由器的定价及优惠促销的实施主体直接关系到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本案网络交易价格行为发生的平台系北京京东集团公司，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中，案涉促销行为对京东全网有效，而被告市市监局系厦门京东公司所在地的价格主管部门，但厦门京东公司在本案中既非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的平台，亦非单独决定或实施原告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的电商，无论本案原告王永洪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应由电商或平台行为发生地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均不应由被告市市监局进行管辖处理。 综上，被告市市监局对案涉价格举报的处理不具有管辖权，作出案涉告知书属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市政府对市市监局的告知书予以维持，适用法律错误，亦应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及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的《价格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 撤销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的厦府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叶萍 人民陪审员  邓小露 人民陪审员  谢 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安 代书记员 温庭 馨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 （四）超越职权的； ……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