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8民终22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志栋，男，1980年1月20日生，汉族，户籍住址江西省井冈山市，现住永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祖华，江西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新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永新县滨江盛景2号楼5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30MA3650WLOP。法定代表人：谈建平，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瑶，女，199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系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沈志栋因与被上诉人永新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均简称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新县人民法院（2019）赣0830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志栋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二、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中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拆分不含增值税房款是为了缴纳印花税，避免重复纳税，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沈志栋与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均是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依据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第1、2项的约定，进一步明确标的税费及利率，如遇国家对税费的调整，有了补充协议，适用合同更具有操作性；其次，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擅自单方更改不含增值税房款，不含增值税房款变动增加了沈志栋承担的印花税；最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的理解若发生争议，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补充协议关于商品房的价、税是对主合同的补充完善，关于价、税的纠纷应以补充协议作为处理依据，如有两种以上解释也应做出不利于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的解释。2.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关于负税人及即为纳税人的主张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属认定事实错误。在我国，除不可转嫁的税种，其他税均由消费者承担，增值税属价外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真正的赋税人是消费者，因消费者和国家税务机关不直接发生关系，故由卖方代收代缴，卖方仅为法律上的纳税人。3.原审判决认为“国家降低增值税率的直接受益人是企业”缺乏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国家发改委的[2019]第559、561、562号通知油、电、气价格下调，通知明确指出“将增值税改革的红利全部让利于用户”。发改委的上述通知精神代表政府心声，对本案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原审判决认为国家发改委通知中要求将增值税改革的红利让利于用户，是通过税务改革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最终将改革的红利让于企业、消费者等所有的市场主体，是对发改委的通知精神的错误理解。4.原审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房屋总价随国家财税政策的调整而调整，并没有做出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是不尊重本案事实。首先，沈志栋与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价和增值税率，双方应依法履行；其次，若合同履行期间增值税率下调（或上调），双方在补充协议里约定的增值税税率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国家规定修改或签订补充协议；最后，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第2项明确约定“双方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相应部门缴纳税费”，此约定已明确双方均应按国家规定向相应部门缴纳税费。据此，双方对商品房的价、税已有明确约定，现因增值税税率变化，房屋总价（即价税合计）必然受影响。原审判决认为“双方没有做出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与沈志栋的诉请违背。降税和降价概念不同，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商品房不含增值税的价款，沈志栋不要求也没有理由要求降价，故原审判决认为沈志栋诉要求降价有违背其本意。沈志栋预交给永新县碧桂园公司11%的增值税款，现国家下调为9%增值税率，国家下调的2%增值税款依法应返还给沈志栋。因为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缴纳增值税是代交行为，永新县碧桂园公司完成代交税行为前，沈志栋有权保留预交的11%增值税款的所有权永新县碧桂园公司将下调的2%税费款计入不含增值税房价款内开具发票给沈志栋，达到占有沈志栋预交的增值税款的不法目的，且又导致沈志栋多承担印花税。被上诉人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答辩称：1.标的商品房为固定总价845725元，合同未约定降税降价，沈志栋对房屋总价认识错误；2.《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第六条明确约定了沈志栋应支付商品房的总价固定为845725元，同时，《补充协议》第十一条虽区分了不含税总价，但该条同时明确了“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为人民币845725元”，故除建筑面积差异外，标的商品房为固定总价不变。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约定了商品房的固定总价外，2019年5月18日双方签订了《面积补差协议书》第一条也约定了“经上述多退少补后，沈志栋实际应支付的该商品房的房价款总额为845211元”。因此，无论是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还是调整后，双方均明确了沈志栋应支付的总价款为固定含税总价，原审法院对标的上房价款为固定含税总价的认定正确。商品房为固定含税总价，沈志栋实际缴纳的总房价款及答辩人开具发票中总房价款一致，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未单方变更商品房的固定总价，故沈志栋所称永新县碧桂园公司变更标的商品房价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增值税纳税主体为永新县碧桂园公司，非沈志栋，沈志栋对纳税主体的认识错误；4.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对标的商品房的固定总价不产生影响，故沈志栋对补充协议约定的认识错误。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补充协议第十一条中明确纳税行为、纳税金额，根据国家的税率正常缴纳税款、开具发票等行为均于沈志栋无关，补充协议第十一条也明确约定了“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款为人民币845725元”，故补充协议并未调整标的商品房的固定总价。补充协议中明确增值税税率和不含税价的目的为明确商品房的实际成交总价，又为了税务处理之便利，并非对商品房价款的重新约定，一审判决中关于“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的纳税行为、纳税金额、纳税税种对该商品房的总价款不应产生任何影响”的认定正确。5.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为降低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原审判决的认定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上诉人沈志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多付的税款14014.27元，并按合同约定的不含税款房价764914.41元和增值税率9%开具增值税发票；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的企业。2018年3月10日，原告沈志栋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80100554，以下简称买卖合同），约定将被告开发建设的位于永新县袍田新区复兴路与袍田大道交汇处的永新碧桂园小区5号楼2-3A02室商品房一套（以下简称该商品房）出售给原告，建筑面积为143.06㎡，单价5911.68元/㎡，房款总价为845725元。当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在该协议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761914.41元，增值税为人民币83810.59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845725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首付款255725元（含定金20000元），并办理了银行按揭贷款。2019年5月1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一份《面积补差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原告购买的该商品房实际建筑面积为142.99㎡，与买卖合同约定的面积减少0.07㎡，故双方约定被告向原告退回房价款414元，原告实际应支付该商品房的房价款总额为人民币845311元。2019年5月18日，被告永新县碧桂园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增值税发票，载明：数量142.99㎡、单价5423.5588426元/㎡、金额775514.68元、税率9%、税额为69796.32元，价税合计845311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3月23日以特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36号）。该通知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再次作出《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公告第一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第九条规定：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补充协议是否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进行了变更，房屋总价款是否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首先，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双方均确认了案涉商品房总价为845725元，且买卖合同中还约定了具体的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乘以单价来计算房屋总价，虽然补充协议中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761914.41元”的表述，但其后文亦有“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845725元”的约定，且根据国家财税政策，被告关于其拆分不含增值税房款是为了满足其缴纳印花税的需要，避免重复纳税的辩称有事实依据，依法予以采信。第二，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本案被告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在其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根据纳税行为的相对性，其双方当事人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本案中，纳税义务人为被告而非原告，原告关于负税人即为纳税人的主张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直接受益人是企业，在本案中直接受益人应为被告而非原告。原告主张按照国家发改委的相关通知精神“切实将增值税改革的红利全部让利于用户”，该通知与本案的商品房买卖市场无关，且“让利于用户”并不是简单地将税款退还，而是通过税务改革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最终将改革的红利让渡于企业、消费者等所有的市场主体。第四，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房屋总价随国家财税政策的调整而调整，亦没有作出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后，被告的纳税行为、纳税金额、纳税税种对该商品房的总价款不应产生任何影响，即该房价不因增值税税率上调而上涨，也不因增值税税率下降而下跌，原告应当按合同约定的商品房总价款845311元（按实际面积142.99㎡计算）履行。案涉商品房销售增值税税率由11%下调至9%，不应影响原、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总价，被告现根据国家的政策向税务部门依法缴纳增值税后并由税务部门开具价税合计为845311元（按实际面积142.99㎡计算）的增值税发票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退还14014.27元税款并按补充协议约定的不含增值税价款761914.41元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志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原告沈志栋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做出相应调整。本案是在我国“营改增”税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与沈志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涉案房屋的面积为143.06平方米、单价为5911.68元/平方米及总价款为845725元，而《补充协议》的第十一条则进一步明确了不含税房价款为761914.41元、增值税税款83810.59元（增值税税率为11%）、房屋总价为845725元。在“营改增”税制改革过程中，增值税税率下调为9%，本案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从11%调整为9%而做相应调整，沈志栋与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之间存在争议。沈志栋上诉主张，《补充协议》约定了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价和增值税率及增值税数额，若合同履行期间增值税率下调（或上调），双方在补充协议里约定的增值税税率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增值税税率下调所减少的税费应由购房者享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系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的解释。增值税纳税义务人虽系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但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沈志栋和永新县碧桂园公司已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将增值税转嫁给沈志栋，沈志栋应享有增值税税率下降所减少的税费收益。而永新县碧桂园公司则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了涉案商品房的总价由建筑面积及单价计算得来，《补充协议》中房屋价格的组成仅是对涉案商品房价款的客观罗列和说明，不能视为对房款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也不具备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增值税税率下调，商品房总价款不应做相应调整。理由如下：首先，沈志栋和永新县碧桂园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涉案房屋的面积为143.06平方米、单价为5911.68元/平方米及总价款为845725元，通过计算可得知，房屋总价是通过房屋单价乘以房屋面积得来，而《补充协议》将房屋总价款845725元明确为不含增值税价款761914.41元和增值税税款83810.59元（增值税税率为11%），两份协议对房屋总价845725元的约定一致，故《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总价款845725元及单价5911.68元/平方米均是固定含增值税价款。沈志栋和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于2019年5月18日签订的《面积补差协议书》中载明，涉案房屋实际面积比《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少0.07㎡，永新县碧桂园公司退回房价款414元，沈志栋实际应支付总房价款为845311元。可见，在发生面积补差时，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与沈志栋也是以约定的含税单价计算应退房款。因此，不动产作为家庭大宗财产，双方交易时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即房屋总价款恒定的约定，且房屋总价款是固定含增值税总价款，符合商品房交易习惯，且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均是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虽然《补充协议》进一步载明不含税房价、增值税税款和税率，但该不含税房价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固定房屋总价款的基础上适用当时的增值税税率11%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在固定总价款的前提下，对适用税率的一种列明方式，并非对房款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也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亦没有明确约定降税可降价或者房屋价款可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更，故《补充协议》列明的内容不会对房屋总价产生影响；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本案中，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商，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缴纳相应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永新县碧桂园公司，故增值税发票上税率的增减以及税额的变化，均是永新县碧桂园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并不改变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商品房出售主体即永新县碧桂园而非沈志栋，永新县碧桂园和沈志栋之间并非代扣代缴关系。现国家“营改增”税制改革过程中降低增值税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负、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从长远看必将惠及消费领域及广大消费者。因此，沈志栋关于房屋总价款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应发生相应调整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沈志栋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沈志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建文审判员  肖永兰审判员  胡 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罗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