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262号3号楼。法定代表人：李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宪成，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鹏宇，上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恒广建设工程队，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金石公路505号1522室。法定代表人：曾金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英，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恒广建设工程队（以下简称恒广工程队）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5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恒广工程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恒广工程队承担。事实和理由：1.《补充条款》系于当事人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案涉租赁合同）之后所订立，系对案涉租赁合同内容的变更，《补充条款》对应案涉租赁合同第10.1条的约定对租赁物单价进行调整，并将需方在实际施工阶段细化为XX项目部，《补充条款》第1条约定“仍以米为计价单位（见主合同）”、第2条明确约定收料人员、第9条约定“最终结算单价与金额以补充协议为准”，均表明《补充条款》系对案涉租赁合同的补充，合同变更内容应以《补充条款》为准，一审判决关于《补充条款》仅为草签文件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补充条款》上李某系作为恒广工程队的代理人签订协议并加盖公章，后续项目实施、合同履行、费用结算等均由李某对接，李某系恒广工程队在案涉项目上的负责人，款项支付亦是由李某申请和领取汇票，中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系受恒广工程队的委托。案涉项目款项于2015年2月15日已全部结清，此后恒广工程队亦未对李某的结算行为和付款提出过异议，表明其对李某的结算为明知且认可的。李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效力应及于恒广工程队。一审判决认定李某的行为系无权代理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3.中建公司依据结算支付完毕全部案涉款项，恒广工程队已领取并开具260万元发票予以确认。2016年3月1日通过票号为XXXXXXXX的汇票支付的50万元并非支付本案项目，恒广工程队对此亦属明知，但其直至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恒广工程队辩称，1.《补充条款》签订时间同送货时间相吻合，实际系因中建公司内部合同流转所需时间较长，为不影响项目送货才草签该《补充条款》并约定主要条款。此后，当事人重新订立正式租赁合同并对租赁单价予以上调，并按照案涉租赁合同的单价予以结算，洽谈总结算期间对单价予以下调系双方协商的结果，同《补充条款》无关，一审认定《补充条款》系草签协议并无不当。2.李某并未获得恒广工程队的授权，其仅是促成合同签订的业务介绍人并代为领取汇票，但无权代表恒广工程队进行项目总结算。且中建公司亦明知李某还同其他公司存在业务关系及代为领取汇票，故李某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李某同袁焕荣之间达成的结算内容未经恒广工程队的同意或盖章确认，且该约定内容在赔偿单价、租金上均损害了恒广工程队的权益。中建公司实际付款248万元，恒广工程队开具260万元发票，表明双方均未按照该结算内容予以履行，亦未就结算达成一致，所谓结算仅是中建公司的单方意愿，对恒广工程队并不生效。3.恒广工程队并不知晓50万元汇票并非支付本案所涉项目，正因中建公司否认该50万元已付款，并要求实际收款的案外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返还，恒广工程队才在2018年知晓其权益被侵害并起诉。且案涉租赁物并未全部归还或赔偿，合同至今尚在履行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恒广工程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恒广工程队与中建公司之间的案涉租赁合同；2.中建公司支付恒广工程队至2018年11月15日止的租赁费用53,452.67元;3.中建公司归还恒广工程队钢管23,615.80米、扣件37,693只、盘扣509.50米、顶托527只。若不能归还，则按照钢管每米15元、扣件每只5.20元、盘扣式钢管每米23元、顶托每只19元赔偿恒广工程队;4.中建公司支付恒广工程队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赔偿或归还之日止的租赁物钢管23,615.80米、扣件37,693只、盘扣509.50米、顶托527只的使用费（按钢管每米每天0.0098元、扣件每只每天0.005元、盘扣钢管每米每天0.021元、顶托每只每天0.05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3年3月15日，中建公司XX项目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恒广工程队就XX项目钢管、扣件的送、退货签订一份《补充条款》，乙方一栏盖有恒广工程队印鉴，经办人一栏有李某签名。2013年3月28日，中建公司开始提货。2013年4月1日，恒广工程队与中建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适用项目：XX11-14号楼及1#地库），约定中建公司向恒广工程队租借建筑设备，租金为：直径48毫米的钢管每米每天0.0098元，直径48毫米的扣件每只每天0.005元，直径48毫米的盘扣式钢管每米每天0.021元，直径30毫米×500毫米的顶托每套每天0.050元；结算方式：每月20日双方进行对账结算，双方在月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恒广工程队开具等额有效机打发票；付款：次月支付上月结算租赁费的60%，依此类推，余款40%在单个项目竣工后半年内付清；其他费用计算及缺损赔偿标准：……钢管缺损赔偿按当时市场价（参照西本会员价）进行赔偿，盘扣式钢管缺损赔偿在钢管单价基础上加8元/米，50厘米顶托缺损每套赔偿19元，扣件缺损每只赔偿5.20元，盘扣式钢管托架缺损每个赔偿200元，缺损的设备须赔偿款全额到位后才能停止计算租金，中建公司也可以自行购买归还。如中建公司采用3.1合同约定方式进行归还，缺扣件螺丝每套赔偿0.50元，缺顶托螺母每个赔偿3.50元。2014年7月30日，手写结算单记载：“钢管18,615.80×10=186,158，扣件31,693×4.5=142,618.50，盘扣509.5×18=9,171，顶托527×19=10,013，合计赔偿347,960.50元；钢管租金1,987,731.4-钢管运费65,000-扣件运费12,000=1,910,731.46元，盘扣租金358,064.30-盘扣运费6,300=351,764.30元，资金合计2,262,495.76元。租金2,262,495.76元+赔偿347,960.50元=2,610,456.26元-让利10,456.26元=260万元。2014年8月10日前支付租金100万元，赔偿金约35万元。其余尾款月125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结清”。该手写结算单一方落款“租赁公司：李某”，一方落款“同意姜某2”。2014年8月7日，在该手写结算单左上方手写：“备注：此项目不含税结算价位249万元，税金由中建四局六公司承担”，甲方一栏由中建公司方人员袁焕荣签名，乙方一栏由李某签名。但上述备注内容全部划掉，另手写：“备注：乙方开具发票50万元，其它金额为不含税，税金由甲方承担。双方协商最终结算额为251万元”，甲方一栏由袁焕荣签名。没有乙方签名。2014年8月8日，中建公司交付李某一张到期日为2015年2月4日、金额为128万元的汇票，恒广工程队于2015年2月4日兑现。2015年2月10日，中建公司交付李某两张到期日为2015年7月21日、金额分别为10万元、20万元的汇票，恒广工程队于2015年7月21日兑现。2015年2月15日，中建公司交付李某四张到期日为2015年8月12日、金额分别为2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万元的汇票（合计90万元），恒广工程队于2015年8月12日兑现。2015年9月29日，中建公司交付李某一张到期日2016年3月1日、票号为XXXXXXXX的50万元汇票，恒广工程队将该张汇票作为支付Z公司的债务。对应的由李某签名的付款申请单记载：“付款事由：钢管租赁费；所属项目：XX社区”。（二）2018年11月30日，中建公司签收载有解除合同诉求的一审诉讼材料。一审庭审中，由于中建公司认为上述票号XXXXXXXX的50万元汇票系支付XX社区项目（以下简称案外项目），不是支付本案所涉项目，故恒广工程队变更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中建公司支付恒广工程队截至2018年11月15日的租赁费用553,452.67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9月，中建公司致函Z公司，要求返还“XX工程”及“XX社区D块工程”的260万元。另案中，李某于2015年11月25日、2016年1月28日以Z公司经办人的身份向四川XX有限公司、姜某2收取了汇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各方的陈述观点及举证，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中建公司提交的结算单的证明内容。对于上述结算单的证明内容的分歧，主要是对李某身份的争议，争议如下：恒广工程队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是恒广工程队员工或者授权明确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恒广工程队仅授权李某向中建公司催要租金。中建公司认为，1.双方签订合同由李某促成。2.项目履行中，恒广工程队联系人是李某。3.双方进行租金及赔偿款结算时，由李某代表恒广工程队进行结算。4.李某向中建公司申请款项领取，所有票据均交付李某。上述行为中建公司认为李某是恒广工程队全权委托代理人。中建公司举证一份案涉租赁合同签订之前的2013年3月15日的《补充条款》，载明李某是恒广工程队经办人。双方如无任何结算行为，中建公司不可能将248万元支付恒广工程队。实际上，从双方实际履行来看，2014年7月底8月初结算后，中建公司才向恒广工程队支付款项。如何判断案涉租赁合同项下李某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约束恒广工程队。一审法院以为，首先，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前有一份所谓的《补充条款》，但之前双方根本没有签订其他合同。结合该《补充条款》内容与案涉租赁合同内容进行比对，可以判断《补充条款》仅是草签，之后被更为详细的案涉租赁合同所取代。所以，仅凭《补充条款》上的经办人认定李某在之后的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恒广工程队代理人身份，稍显勉强。况且，中建公司也认可双方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由李某促成，故对经办人的概念，是否局限于协议签订的经办人？其次，从2014年7月30日的手写结算单即中建公司所称的“结算单”来看，合同约定的扣件赔偿单价为5.20元/只，但结算价却为4.50元/只；合同约定：“缺损的设备须赔偿款全额到位后才能停止计算租金”，但在中建公司没有将缺损设备赔偿款支付到位的情况下，结算却免除了2014年7月30日之后的租金。另外，“结算单”对恒广工程队让利10,456.26元以及钢管、盘扣式钢管赔偿单价，均没有依据。上述结算内容均涉及变更合同条款内容。中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已从恒广工程队处获得变更合同条款进行结算的权限。且该些变更内容有损恒广工程队利益。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结算时变更合同条款内容，作为中建公司，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要求李某提供委托权限的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然事实相反，中建公司是具有过错的。所以，虽然法律又规定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该法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因中建公司具有过错而不适用于本案。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某在领取中建公司支付款项的时间段中，同时还作为Z公司的经办人与姜某2等开展业务。现中建公司致函Z公司讨要该笔50万元，能够证明中建公司当时知晓李某还是Z公司的经办人。中建公司将该笔50万元的汇票用于支付案外项目，在付款申请单上向李某予以明确后，李某将该汇票交予恒广工程队，使恒广工程队误以为系中建公司支付，中建公司案涉租赁合同终止的意思表示亦没有直接到达恒广工程队。所以，难言诉讼时效的期限已过。中建公司主张已经与恒广工程队对未归还的租赁物达成赔偿条款并终止了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中建公司此项抗辩意见。至于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因合同处于不定期租赁状态，恒广工程队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关系，只要解除意思表示到达中建公司。本案中2018年11月30日解除意思表示到达解除后，租赁物使用费应自2018年12月1日始起算。因此，既然案涉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无需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另外，恒广工程队在本案中主张的钢管等赔偿单价，没有提供计算依据。所以，该赔偿价格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广工程队截至2018年11月15日的租赁费用553,452.67元;二、中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恒广工程队直径48毫米钢管23,615.80米、直径48毫米扣件37,693只、直径48毫米盘扣式钢管509.50米、直径30毫米×500毫米顶托527套。若不能归还，则钢管按照赔偿支付当日的市场价（参照西本会员价）、扣件每只5.20元、盘扣式钢管在钢管单价基础上加8元/米、顶托每套19元折价赔偿恒广工程队;三、中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恒广工程队自2018年12月1日始至实际赔偿或归还之日止的租赁物钢管23,615.80米、扣件37,693只、盘扣509.50米、顶托527只的使用费（按钢管每米每天0.0098元、扣件每只每天0.005元、盘扣钢管每米每天0.021元、顶托每只每天0.05元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464.41元，由中建公司负担。二审中，中建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中建公司同Z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一份，证明李某所领取的50万元汇票系中建公司支付给Z公司，同本案所涉项目及恒广工程队无关，恒广工程队对此系明知，且中建公司系按照手写结算单上的结算内容予以付款。恒广工程队质证认为，其并非该《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的参与方，无法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对证明内容亦不认可，恒广工程队一审就认为该款项系支付本案所涉项目。恒广工程队为证明其主张提供日期为2014年7月31日的结算单一份，证明在2013年3月到2014年6月期间均是按照案涉租赁合同单价进行履行和结算，《补充条款》仅是一个正式合同签订前的一个草签。中建公司质证认为，该份结算单是恒广工程队单方面打印形成，并没有得到过中建公司的签字确认，故真实性不认可，且此后中建公司的付款也已经覆盖该结算单上的金额。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中建公司所提供的该份合同系其同案外人之间所签订，所涉工程亦非本案所涉项目，无法证明同本案存在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恒广工程队所提供的该份结算单并未经本案当事人签字确认，且中建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结算单亦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充条款》是否构成对案涉租赁合同内容的变更、当事人之间是否已达成有效结算、本案中恒广工程队的诉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述如下：对于争议焦点一，中建公司主张《补充条款》从内容和条款表述上均表明其签订在后，构成对案涉租赁合同的补充和变更。对此本院认为，《补充条款》同案涉租赁合同在文本内容上并未明确两者之间关系，现当事人间就应以哪份合同为准发生争议，则应以文本内容和实际履行综合认定。从签订时间上看，《补充条款》上载明签订日期为2013年3月15日，而案涉租赁合同载明签约时间为2013年4月1日，晚于《补充条款》签订时间。中建公司虽然称《补充条款》上所载签订时间错误，但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故对其该观点本院不予采纳；从送货时间上看，租赁物自2013年3月28日即开始送货并由姜某1等签收，早于案涉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亦同恒广工程队先行草签《补充条款》进行送货，此后再行订立正式租赁合同的陈述相符合；从租金单价上看，《补充条款》中所载明的租赁物单价低于案涉租赁合同所载明的单价，然而中建公司项目人员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上仍是以案涉租赁合同所载单价为准，故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在单价上仍是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的约定。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一审认定《补充条款》为案涉租赁合同所取代的认定并无不当，中建公司关于《补充条款》签订在后并构成合同变更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争议焦点二，中建公司主张，李某是《补充条款》上载明的恒广工程队经办人，租金的支付亦是由李某申请和领取汇票，此后恒广工程队亦未对李某的结算行为和中建公司所付款项提出过异议，故中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系受恒广工程队委托进行结算。本院认为，恒广工程队并未向中建公司出具过对李某的书面授权，故李某同袁焕荣签署手写结算单的行为是否构成有效结算，关键在于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需同时具备有权代理之法律外观和相对人善意信赖两项要件：就权利外观而言，二审庭审中中建公司确认其并未看到过李某作为恒广工程队代理人的身份材料。《补充条款》上李某虽然在“经办人”处落款签字，然而无论《补充条款》还是案涉租赁合同，均从未涉及过李某同恒广工程队的关系或有权进行结算。至于中建公司所称恒广工程队对结算金额从未提出过异议，本院注意到，中建公司所支付的248万工程款亦并非按照其所主张的手写结算单上的金额和付款时间支付，难以认定当事人之间系按照该结算进行履行；就善意信赖而言，中建公司称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均由李某代为申请付款和领取汇票，然而本院注意到，中建公司一审举证的付款申请单上“收款单位”处除恒广工程队外，亦载明有“上海XX设备租赁站”、“上海XX建设工程队”名称，其二审举证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上李某则作为案外人公司的经办人签订合同，且二审庭审中中建公司亦自认，李某在不同的项目中代理不同的公司，由此可知，中建公司对于李某并非专属代表恒广工程队这一事实亦属明知，难以认定存在善意信赖。综上，李某同袁焕荣之间签订手写结算单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对恒广工程队并不发生效力，当事人之间就最终款项并未形成有效结算。对争议焦点三，中建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2月15日即已依据结算支付完毕全部款项，恒广工程队明知50万元汇票并非支付本案项目，却直至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50万元汇票系由中建公司交付给李某，恒广工程队确认收款并用于抵销其同Z公司债权债务，然而该汇票上并未注明系用于支付案外项目。付款申请单上虽然写明所属项目为“XX社区”，但该付款申请单本身为留存于中建公司内部的材料，亦不能就此得出李某已告知或恒广工程队已明知该款项并非支付本案所涉项目的结论。与此同时，基于前述可知，本案当事人之间并未就项目款项达成最终结算，案涉租赁合同中未约定过租赁期限，中建公司亦未返还过租赁物，则应认定案涉租赁合同处于不定期租赁状态，在恒广工程队解除合同的意思到达中建公司前，该租赁关系均处于持续状态，恒广工程队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本院认为，中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28.82元，由上诉人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金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