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623民初7396号 原告:孙玉飞，男，196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锋，安徽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飞，安徽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振琴，女，196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传磊，安徽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玉飞与被告张振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辉独任审判，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玉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陈天飞，被告张振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传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玉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张振琴返还6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按月息2%，从2018年5月4日起计算至本息还清时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孙玉飞的儿子孙亮亮与郑某1自由恋爱结婚，孙玉飞为了给孙亮亮、郑某1缔结婚约，请张振琴（媒人）与郭某1一起经手给女方大礼100000元，小礼36000元。2018年5月4日，也就是孙亮亮和郑某1结婚前一天晚上，张振琴说女方有意见，要6000元钱。孙玉飞将钱交于郭某1、郭某2并经手给张振琴，事后郑某1认可只见到136000元。张振琴私自向孙玉飞索要6000元的事，郑某1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并对张振琴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非常气愤。孙玉飞请张振琴为媒，也是时常请客送礼，2018年4月15日孙玉飞还给张振琴发了红包600元，表示感激之情。结婚后3天请张振琴（媒人），孙玉飞又给张振琴送两箱酒、两件纯牛奶，这是当地风俗民情。后来张振琴无任何理由向孙玉飞索要钱款不给女方，张振琴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孙玉飞找经手人向张振琴索要6000元，张振琴推三阻四不还。故孙玉飞诉至法庭，请求法院判如所诉。 孙玉飞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孙玉飞身份证，证明其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2019）1623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此案中，张振琴自认，没收到孙玉飞给付的6000元事实； 证据三、协议书，证明孙玉飞为了让张振琴免予治安处罚，让出其给付的“小礼”36000元以报养育之恩，在协议书所列保证人的见证下签下返还“大礼”100000元的协议，即张某默认未收到孙玉飞6000元的事实； 证据四、证人郭某1、郭某2的证言，证明二人曾在孙玉飞儿子结婚前，一同将6000元现金交付给张振琴之手的事实； 证据五、证人郑某1证言，证明郑某1在婚前、婚后均未收到6000元的事实； 证据六、（2019）1623民初3392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综合证明本案证人郭某1、郭某2将6000元一同交于张振琴的事实，及证人郑某1、该案被告张某均未收到本案中的涉案欠款6000元的事实。 张振琴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孙玉飞不是本案适格原告。郑某1与孙玉飞已是公公与儿媳关系。利辛县法院（2019）皖1623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在案件查实的论述中也明确论述到系孙亮亮给付了郑某1彩礼款142000元，不是孙玉飞。事后孙玉飞也仅仅是作为郑某1的代理人于2018年8月20日代表郑某1与张某就彩礼纠纷在阚疃镇派出所达成协议。可见该彩礼系孙亮亮于婚前为了促进其与郑某1达成婚约、结婚而交付郑某1，而不是本案所谓的“原告孙玉飞“，可见孙玉飞与本案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本案孙玉飞与张振琴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孙玉飞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利辛县法院（2019）皖1623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论述到“郑某1自认其收到孙亮亮的彩礼款142000元”。该收到充分理解为郑某1已经完全见到、收到了该项彩礼款142000元，至于其以后是消费或者找其他人代为保管则也与本案被告张振琴无关。孙玉飞所提出的两位证人在法庭调查阶段的证言也仅仅论述到他们于举行婚礼前一天，即2018年5月4日晚将本案争议的6000元交给了张振琴，该两人于利辛县法院（2019）皖1623民事判决书第二页的证人证言中也直接表明二人并不是媒人，同时郭某1于派出所的调解中对于为什么只协议给100000元也不清楚。也就是说其对于事后该6000元是否予以返还并不知情，亦或者可以这样说，对于调解协议中达成的100000元是否能够排除不包括这6000元也并不知情。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可见我国法律对于不当得利的构成存在着严格的构成要件要求，不仅要有不当得利这一事实的存在，还要要求存在取得不当得利的利益。孙玉飞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其主张，即不当得利的存在，不能达到其所称的“被告私自向原告索要6000元的事”，孙玉飞所举证据也不能证明张振琴至今是否见到或者保有该6000元。另一方面从本案被告所申请的证人郑某2、张某所作出的如实证言中也直接论述了，其见证了结婚前一晚张振勤将本案系争的6000元交给给了郑某1，如郑某1没有见到142000元的彩礼款，其怎可能自认其收到孙亮亮的彩礼款142000元。 张振琴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孙亮亮与郑某1结婚头天，就是张振琴把6000元钱放在桌子上，郑某1拿走了。 证据二、证人郑某2的证言，证明张振琴把6000元钱放在桌子上，张振琴就走了，后来郑某1把钱收起来了。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查明事实如下：孙玉飞的儿子孙亮亮与郑某1自由恋爱结婚，孙玉飞为了给孙亮亮、郑某1缔结婚约，请张振琴（系媒人）与郭某1一起经手给女方大礼100000元，小礼36000元。2018年5月4日，即孙亮亮和郑某1结婚前一天晚上，因孙亮亮与郑某1办理婚礼事宜，郭某1、郭某2受本案孙玉飞之托将6000元钱交给张振琴，用以转送给郑某1。后郑某1与张某（系郑某1奶奶）因彩礼保管发生纠纷，郑某1以142000元彩礼款为标的起诉张某，本院已另案处理。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孙玉飞发现彩礼转交过程中，出现6000元的差额。现孙玉飞以张振琴未将6000元款转交给郑某1，已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 诉讼主体，又称案件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论活动，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利害关系人。结合本案案情及当地风俗习惯，本案系孙玉飞为其儿子孙亮亮与郑某1缔结婚姻关系，在出资给付彩礼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应依法认定孙玉飞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张振琴在庭审中已认可于孙亮亮、郑某1结婚头天收到了证人郭某2及郭怀堂转来6000元钱，并称已在孙亮亮、郑某1结婚头天晚上交于郑某1，其已完成了彩礼的转送过程。但是，在（2019）1623民初3392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本案被告张振琴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称：“我是张某亲姐，也是孙亮亮与郑某1的媒人，还有一个媒人是张静。男方给女方大礼100000元、小礼36000元，大礼是2018年5月3日上午过的，过礼时大、小礼都是放在桌子上，谁拿的我不知道”。在（2019）1623民初3392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本案被告张振琴所申请的证人张某当时辩称：“……但张某并没有见到小礼款36000元，也没有见到6000元……。即张振琴在（2019）1623民初339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未提及收到过6000元之事，本案证人张某在（2019）1623民初339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已明确否认收到过6000元之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虽然证人郑某2（系证人张某女儿）出庭作证称：“看见郑某1将6000元拿走”，但是作为彩礼的最终接收方郑某1否认曾收到6000元款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结合本案案情，故本院对张振琴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息”。因此，本院对孙玉飞要求张振琴返还6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从孙玉飞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年5月4日起计付。 据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振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孙玉飞不当得利款6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从2018年5月4日起计算至判决书限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孙玉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张振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尤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