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4663号 原告（反诉被告）：唐秋实，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兵，四川五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荣，四川五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杨辉琴，女，197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男，四川独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反诉被告）：王宇科，男，197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下仍称原告）唐秋实与被告（反诉原告，下仍称被告）杨辉琴与第三人（反诉被告，下仍称第三人）王宇科合同纠纷本反诉案，本院分别于2019年3月20日、4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秋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兵、李武荣，被告杨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男，第三人王宇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秋实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唐秋实、被告杨辉琴与第三人王宇科签订的《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2.判令被告杨辉琴立即返还股权补偿款1050万元。本案审理中原告唐秋实变更其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杨辉琴立即返还股权补偿款85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底，原告唐秋实、被告杨辉琴与第三人王宇科就拟对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购途公司）进行VIE架构重组事宜，签订了《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约定通过与案外投资人共同在开曼群岛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并以开曼公司为投资人设立一揽子公司，最终控制购途公司；经过重组后，被告杨辉琴间接持有的购途股权比例由原来的55%调整为37.5%，作为补偿，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向被告杨辉琴支付了1250万元，实际原告唐秋实向被告杨辉琴支付了850万元，第三人王宇科未支付分文。协议签订后，重组事宜因故中断，购途公司于2016年9月7日注销。至此，协议目的显然不能实现，权利义务当然终止，而截止购途公司注销之日，被告杨辉琴的股权比例仍为55%，未发生任何变化，原告唐秋实、被告杨辉琴就850万元的退还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原告唐秋实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杨辉琴答辩称，第一，我方认可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实际上支付的股权架构补偿款为1050万元，原告唐秋实认为是850万元，系原告唐秋实自动放弃部分权利的主张；第二，原告唐秋实以购途公司股权比例没有调整为理由，诉请解除《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是没有合同依据的，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第三，《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约定的是间接控制，不是直接反映为购途公司的股权比例没有调整。综上，原告唐秋实的理由不成立，与事实不符合，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宇科发表意见称，购途公司已于2016年9月7日注销，故《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已经无法履行，应当予以解除，原告唐秋实向被告杨辉琴支付的款项，被告杨辉琴应当予以返还。 被告杨辉琴向本院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支付剩余股权补偿款200万元；2.判令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支付5.5%的股权转让补偿款393万元；3.判令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补偿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以12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自2016年1月起计至款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时为82.2万元）。事实与理由：《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变更为对成都星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星购途公司）进行VIE架构重组，上海成为常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成为常青）进入星购途公司持股25%，成都云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云贸公司）持有星购途公司股权75%。云贸公司股权结构为原告唐秋实持股41.5%，被告杨辉琴持股32%，第三人王宇科持股26.5%。根据工商信息显示，被告杨辉琴仅持股32%，与约定不符，根据星购途公司工商信息可以显示被告杨辉琴原持有股份为55%，后转让给云贸公司成为间接持有人，云贸公司又转让7%的股权给原告唐秋实个人。根据《上海成为常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关于成都星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股权认购条款，原告唐秋实按照VIE架构重组协议支付的股权补偿款实际是成为常青购买星购途公司的股权款项，按照比例支付给了被告杨辉琴1250万元补偿款。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注销购途公司”，目前，星购途公司仍在持续经营中，并未出现注销或破产清算等终止经营的情况出现，而且即使星购途公司出现上述情形，也与被告杨辉琴无关，被告杨辉琴已经按照合同履行了自身的义务。根据《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被告杨辉琴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由55%调整为37.5%，由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支付股权补偿款125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实际仅向被告杨辉琴支付了1050万元，尚余200万元至今未支付，并且，在股权变更的过程中，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变更被告杨辉琴持有的37.5%的股权，被告杨辉琴实际仅持有32%。2018年4月2日，被告杨辉琴委托律师向原告唐秋实和第三人王宇科发出律师函，要求尽快支付补偿款合计593万元，但至今未支付。为维护被告杨辉琴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 原告唐秋实针对被告杨辉琴的反诉答辩称，被告杨辉琴关于《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的对象变更为星购途公司的陈述不是事实，其认为1250万元股权补偿款是出售星购途公司的股权而应该对被告杨辉琴补偿也不是事实，所以我方认为被告杨辉琴主张的股权补偿款的利息与案件事实不符，请法庭不予支持。 第三人王宇科针对被告杨辉琴的反诉答辩称，因《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已经无法履行，被告杨辉琴要求我方与原告唐秋实支付剩余股权补偿款200万元和5.5%的股权转让补偿款393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方在云贸公司的持股与购途公司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被告杨辉琴的全部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购途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8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咨询；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商务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不含气球广告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摄影服务；销售：服务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成立时股东为杨辉琴、赵颖，2014年10月22日，股东变更为杨辉琴（持股比例95%）、赵利（持股5%）。2015年1月27日，股东再次变更为杨辉琴（持股比例55%）、唐秋实（持股比例20%）及王宇科（持股比例25%）。 （一）《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下称《VIE架构重组协议》）的签订 2015年3月6日，唐秋实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杨辉琴转账850万元。2015年6月19日，唐秋实再次向杨辉琴转账200万元。 2015年6月，唐秋实、杨辉琴与王宇科签订《VIE架构重组协议》，约定：鉴于三方共同投资设立了购途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购途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杨辉琴出资55万元，占55%股权；王宇科出资25万元，占25%股权；唐秋实出资20万元，占20%股权。各方于2015年1月22日与ChengweiCapitalHKLimited（下称成为资本）及KoudaiCorporation（下称口袋购物，与成为资本在协议中统称投资者）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就投资者通过VIE架构间接投资于购途公司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各方为促成上述融资计划的顺利达成，就对购途公司进行VIE架构重组事宜达成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开曼群岛设立一家豁免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开曼公司），开曼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杨辉琴持股37.5%，王宇科持股31.25%，唐秋实持股25%，预留期权6.25%。各方同意以开曼公司为股东在香港设立一家100%全资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香港公司），并以香港公司为股东在中国大陆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下称WOFE）。WOFE设立后，与购途公司及各方签署了一系列VIE架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协议》、《业务合作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等，从而达到使WOFE控制购途公司的目的。鉴于本次重组前，杨辉琴在购途公司的持股比例为55%，重组完成后杨辉琴间接持有的购途公司股权比例将调整为37.5%，作为补偿，王宇科和唐秋实已向杨辉琴支付了重组补偿款1250万元。上述VIE架构重组完成后，各方同意开曼公司向投资者发行A类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发行完成后，开曼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杨辉琴持股30%，唐秋实持股25%，王宇科持股20%，预留期权5%，投资者持股20%。若杨辉琴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本次重组或境外融资未能按照《投资意向书》顺利完成，应退回王宇科、唐秋实已支付的全部补偿款，并加付已支付补偿款金额30%的违约金。 庭审中，唐秋实主张其向杨辉琴支付了因持股比例下降对应的补偿款850万元，其于2015年6月19日转账的200万元系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款项，杨辉琴则主张上述1050万元均为《VIE架构重组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即唐秋实、王宇科共计欠付其协议约定的补偿款200万元。 （二）星购途公司相关情况及《成都星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下称《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 2015年4月14日，杨辉琴、唐秋实及王宇科召开星购途公司股东会议，会议决议通过公司章程。2015年4月21日，星购途公司成立，经营范围与购途公司一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唐秋实，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包括唐秋实（持股比例20%）、杨辉琴（持股比例55%）、王宇科（持股比例25%）。 2015年8月19日，成都云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云贸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唐秋实，股东为唐秋实（持股比例41.5%）、杨辉琴（持股比例32%）、王宇科（持股比例26.5%）。 2015年8月27日，星购途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唐秋实、王宇科、杨辉琴三人退出股东会并吸收云贸公司为新股东。当天，唐秋实、王宇科、杨辉琴自愿将其持有的星购途公司股权转让给云贸公司，云贸公司作为星购途公司的唯一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出资100万元。2015年11月3日，星购途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云贸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出资比为100%，出资时间为2034年1月1日。 2015年12月8日，星购途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吸收唐秋实为星购途公司的新股东，云贸公司转让股权14万元给唐秋实，唐秋实认缴出资额为14万元，出资比例为7%，出资时间为2034年1月1日，云贸公司认缴出资额变更为186万元，出资比例为93%。 2015年12月31日，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与成为常青、杭州购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内容为：鉴于成为常青希望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认购星购途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8万元，作为该条件的对价，各方达成本协议；根据成为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及购途公司于2015年2月9日签署的《贷款协议》，成为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向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提供等值于150万美元的人民币过桥贷款；根据口袋购物与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于2015年2月9日所签署的《贷款协议》，口袋购物向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提供200万美元的过桥贷款。股权转让：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成为常青以2000万元从唐秋实手中购买14万元的出资额，占公司增资前7%的股权。股权认购：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星购途公司应同时增加注册资本共计48万元，成为常青向星购途公司投资5050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8万元，其中48万元作为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余下500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权认购”，与股权转让合称“交易”）；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48万元，其中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通过云贸公司合计持有186万元注册资本，成为常青持有62万元注册资本。交易价款的支付：受限于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的满足或豁免，成为常青应在交割日将股权转让对价2000万元、1580万元分别付至唐秋实指定的个人账户、星购途公司在中国开立的资本金账户，且唐秋实、星购途公司须在交割日之前以书面方式通知成为常青账户相关信息；在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偿还前述过桥贷款后，成为常青应将股权认购价款2205万元付至星购途公司在中国开立的资本金账户。交割后6个月内，成为常青应将剩余股权认购款1265万元付至星购途公司在中国开立的资本金账户。各方承诺：关于“不竞争”，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及其关联方不得从事竞争业务，或向从事竞争业务的任何实体进行新的投资；注销购途公司：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承诺在交割日之后的1年内注销购途公司；个人所得税申报：唐秋实承诺在收到投资方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局全额申报个人所得税，并将完税凭证交付投资方。知识产权：唐秋实、杨辉琴、王宇科保证，附件三《集团知识产权清单》载明域名包括××.cn，支付宝收款账号包括ｐａｙ＠××.cn等为集团目前拥有的全部知识产权。 2016年3月12日，星购途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唐秋实退出股东会并吸收成为常青为新股东，唐秋实将其持有的星购途公司股权14万元转让给成为常青。2016年3月17日，星购途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48万元，云贸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为186万元，出资比例为75%，成为常青的认缴出资额为62万元，出资比例为25%，出资时间均为2016年1月15日。 2016年9月6日，杨辉琴、唐秋实及王宇科作为购途公司清算组成员，共同签署了购途公司《清算报告》，该报告载明：“购途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杨辉琴认缴55万元、唐秋实认缴20万元、王宇科认缴25万元……鉴于市场竞争激烈，购途公司生存艰难，根据2016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注销公司，并组建了以杨辉琴为组长，杨辉琴、唐秋实、王宇科为成员的清算组。清算组成立后，于10日内通知全体债权债务人，并于2016年7月5日在《四川工人日报》上刊登了《注销公告》，告知全体债权债务人于公告45日之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经清算组清算对公司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截止2016年9月6日，公司支付了清算组费用、职工工资、福利、社保、法定补偿金、税务，结清了税款，清偿了所有债务。清算终了时，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公司剩余财产为1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及章程规定，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公司净资产，杨辉琴分得550元，唐秋实分得200元，王宇科分得250元。”。 2016年9月7日，购途公司注销。 庭审中，杨辉琴、唐秋实均确认上述《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杨辉琴主张，其作为购途公司发起人及股东，为促进原购途公司运营的女鞋平台购途网（××.cn）等项目发展壮大，引入唐秋实及王宇科作为购途公司股东，以完成购途公司融资。案涉两份协议均在融资过程中形成，《ＶＩＥ架构重组协议》签订后，各方实际进行了开曼公司的设立，但因政策原因最终演变为对星购途公司的间接协议控制，故星购途公司的股权重组仅是协议约定的股权重组方式的变化，实际即是对《ＶＩＥ架构重组协议》的履行。唐秋实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星购途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增加引入融资的成功率，但两份协议之间并无关联，购途公司的注销致使《ＶＩＥ架构重组协议》无法履行。 另查明，2018年4月12日，星购途公司起诉至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要求杨辉琴返还由星购途公司购买的车辆并赔偿占用车辆损失，仁寿县人民法院立案后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星购途公司提交的财务记账凭证显示：“2016年4月12日，公司财务人员苏鹏通过电子邮件与公司唐秋实等人请示车辆购买事项。公司唐秋实发送给曾恒星等人的邮件载明‘按照之前的约定，杨辉琴作为第二次出售5%股份的附加条件，公司要出50万给杨辉琴买辆车，产权归公司，这次先由公司支付，最终多余的部分由杨辉琴补齐还给公司。’”。2018年6月21日，仁寿县人民法院于作出（2018）川1421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判决杨辉琴返相应车辆。庭审中，就上述邮件载明的“第二次出售5%股份”，杨辉琴主张即为其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由《VIE架构重组协议》约定的37.5%最后变为其在云贸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32%，唐秋实、王宇科对此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提交的《成都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VIE架构重组协议》、《清算报告》、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被告提交的星购途公司工商档案、云贸公司工商档案、《成都星购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2018）川1421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唐秋实与被告杨辉琴及第三人王宇科签订的《VIE架构重组协议》，就三人与案外投资人共同设立开曼公司并最终协议控制购途公司的相关事宜作出约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法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对签约方均具有约束力。源于上述协议内容，三人作为购途公司的股东，在协议约定的间接控股购途公司相关事项完成后，其间接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即被告杨辉琴在购途公司的持股比例由55%将调整为37.5%，第三人王宇科由25%调整为31.25%，原告唐秋实由20%调整为25%，作为补偿，第三人王宇科和原告唐秋实应向被告杨辉琴支付重组补偿款1250万元。现原告唐秋实主张其实际支付了850万元，有相应转账记录予以印证。2016年9月6日，经三方协商一致签署《清算报告》注销购途公司。原告唐秋实基于此主张《VIE架构重组协议》目的已无法实现，故主张解除，被告杨辉琴则辩称购途公司的注销系三方协商一致决定，《VIE架构重组协议》实际已由星购途公司的成立及重组得以实际履行，并反诉请求原告唐秋实及第三人王宇科继续履行支付剩余补偿款的协议义务。本院对本案本反诉争议焦点认定如下： 第一、结合各方陈述的案涉两份协议约定内容，应当明确的是，虽然案涉两份协议所载购途公司与星购途公司所对应的股比调整方式、协议控制目标公司的方式确有不同，但均围绕购途公司所载购途网的运营项目引入案外融资而先后签订，并非如原告唐秋实主张的是两份完全独立、互无关联的协议。 第二、根据《VIE架构重组协议》对于1250万元款项性质的明确约定，该款项实为引入融资协议控制购途公司后，原告唐秋实与第三人王宇科就其股比的上升向相应股比下降的被告杨辉琴所支付的补偿款，即为二人实际控制购途公司的股比上升带来的收益的对价，于该项约定而言，股比上升即为二人订约之目的。而此后，三人协商一致分别成立星购途公司及云贸公司，通过转让星购途公司股份至云贸公司的方式，实现了三人间接控制星购途公司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原告唐秋实亦实现了股比由原20%上升至41.5%，就该调整，原告唐秋实并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杨辉琴支付了相应对价，亦未举证证明三方对此存在对价的约定。 第三、结合本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注销购途公司系各方应投资方要求，在《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内容，亦由三人签署《清算报告》予以共同确认，故应确认系三方一致意思表示所致，不存在任意一方违约为之之情形。基于购途公司的注销，原《VIE架构重组协议》履行的基础载体已丧失，各方据此形成的权利义务事实上归于终止，而引入融资及各方股比调整的事宜实则按照后续签署的《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得以履行。如原告唐秋实所言，注销购途公司会导致其订立《VIE架构重组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但其在《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相应约定及签署《清算报告》时均未对被告杨辉琴是否应返还已收取的补偿款作出约定，究其缘由，实为其在目标公司所持股比已实现调整后的上升，即其在本案中诉请的订约“目的”已经实现。 综上所述，本案中各方争议相关的《VIE架构重组协议》在购途公司注销之时已经终止履行，原告唐秋实关于解除该协议并要求被告杨辉琴返还已支付价款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循前所述，被告杨辉琴要求继续履行《VIE架构重组协议》并按原协议约定标准支付后续股比调整的价款以及赔偿利息损失的反诉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唐秋实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辉琴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84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9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唐秋实负担。 反诉案件受理费2953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杨辉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 淼 人民陪审员 张 明 人民陪审员 唐宪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庄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