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2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美芬，女，1975年6月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玉环县人，住玉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安胜琴，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第二区。法定代表人：余威，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倪美芬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美芬上诉请求：请二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2601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自2006年2月至2006年6月期间为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提供劳动，后因企业经营问题停工而给员工放长假，上诉人因此才离开被上诉人公司。2011年6月23日，被上诉人进行企业改制发布《企业改制公告》，通知与该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停薪留职、内病退、请长假等人员）于该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材料原件到公司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上诉人在看到该公告后，便于2011年6月27曰到被告处提交职工身份相关证明材料，以主张自己的劳动者身份，但被上诉人拒绝接受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关材料。此为一方主张自己的劳动者权利，另一方拒绝承认，这并非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两不找”的情形。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后，被上诉人即不给原告等人安排岗位，也不向原告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也不解除与上诉人等的劳动关系，而上诉人等主张劳动者权利的请求也一直未得到处理。是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上诉人不能提供劳动，而非劳动者不愿提供劳动。《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以下简称《计算表》）是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通过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调解而达成的，属于双方合意，经济发展局作为主管企业的上级行政部门，具有调解企业劳动纠纷的职能，因其具有政府公信力，其作出的《计算表》及“证明”等文件具有公示效力，应当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支付上诉人等经济补偿及最低生活费后解除劳动关系的有效依据。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该《计算表》没有被上诉人方签字盖章而不予以采信，过于表面和刻板。在该经济发展局出具的《计算表》、“证明”中都明确说明“经我局和综合审判法庭协调，王春芬等人原则同意按809730元的60%即485838元支付最低生活费和经济补偿金后解除劳动关系，但要求贵龙公司适当增加一点表示诚意。后经我局与贵龙公司董事长周国佩协商，周国佩同意按809730元的65%即526325元支付最低生活费和经济补偿金。”，这充分说明，该《计算表》是在区经济发展局及区综合审判庭的组织协调下，上诉人等与被上诉人经充分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应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仅因当事人双方没有签字盖章而否认其效率。关于被上诉人拖欠工资的问题，上诉人已在劳动仲裁中提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仲裁中上诉人自认收到被上诉人的金额为最低生活费和经济补偿金，并非拖欠的工资，被上诉人在支付这笔钱时就说明这是安置费。且从支付的金额上也可以看出，如为拖欠的工资，一是与“欠条”上金额对不上，二是公司必定会收回“欠条”。所以仲裁委及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自认已收到的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资，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拖欠的上诉人等的工资至今未支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劳动者未提供劳动的原因在于贵龙客车厂无工作无岗位提供，劳动者属于客观不能提供劳动，且在贵龙客车厂改制登报通知原职工来确认自己的职工身份后，上诉人等就通过各种维权方式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要求安置），是被上诉人方一直拒绝安置，也一直未支付达成的经济补偿金及最低生活费的数额，这种情况并不属于“两不找”的情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至今存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贵州省工资支付条例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上诉人等支付最低生活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倪美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06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13904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拖欠的劳动报酬15000元。庭审中原告针对第一诉讼请求，当庭予以变更：生活费809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06年2月至2006年6月期间，为原贵阳贵客车厂提供劳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为原告发放工资。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原告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06年7月至今，原告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2010年7月，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整体搬迁至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后，先是更名为“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后改名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3月，被告启动企业改制工作，并于同年6月23日在《黔东南日报》(第7149期8版)发布企业改制公告。公告内容为：“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原为贵阳金钟医疗仪器厂、贵阳贵龙客车厂)创始于1986年，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2010年7月整体搬迁至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进行技改建设。我厂已于2011年3月启动企业改制工作，现将企业改制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权益，凡与本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停薪留职，内病退请长假等人员)，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到公司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逾期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2011年6月27日，原告到被告处提交职工身份相关证明材料。因被告拒绝接收原告提交的相关材料，原告从2011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先后向贵阳市南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黔东南州信访局、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等单位提出权利主张。后经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大民法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黔东南民终字79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原告倪美芬与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月12日原、被告因劳动报酬等发生争议，原告向黔东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为：“一、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06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139040元；二、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15000元。”黔东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2月6日作出黔东南州劳人仲案字第1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倪美芬的全部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原告不服仲裁结果，于2018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经法院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38742元。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长期未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又未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可以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原告于2006年2月至2006年6月期间，为原贵阳贵客车厂提供劳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为原告发放工资。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原告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06年7月至今，原告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虽然在(2014)黔东南民终字79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从2006年7至今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的状态，双方亦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6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80958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30000元问题，因庭审确认，原告通过诉讼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以后，收到被告分两次支付的款项共计38742元，原告认为该款项系生活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有其他的经济往来，被告所支付款项已超过原告诉请的拖欠的工资款，故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贵龙客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应诉抗辩、质证的权利。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倪美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倪美芬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于2008年2月25日出具的《欠条》显示：“今欠到浙江倪美芬工资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虽然已经确认倪美芬与贵龙客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倪美芬从2006年7月离厂外出务工，至今未向贵龙客车公司提供劳动，其间，贵龙客车公司虽未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双方之间事实上处于长期“两不找”状态，故该劳动关系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具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倪美芬要求贵龙客车公司发放该中止履行期间的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倪美芬支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倪美芬上诉提出一审对《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未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认为，经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协调形成的《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仅为相关政府部门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资纠纷提出的协调意见，并非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达成的民事协议，其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一审对此不予采信亦无不当。关于贵龙客车公司已支付款项的性质是劳动报酬还是生活费问题。倪美芬提出贵龙客车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生活费，并非拖欠工资（劳动报酬），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本案现有证据仅表明贵龙客车公司在支付案涉款项前拖欠倪美芬劳动报酬，并无证据表明贵龙客车公司尚欠倪美芬其他款项。一审认定贵龙客车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劳动报酬，并无不当。二审中，倪美芬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本院向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调取凯开管专议（2016）148号专题会议纪要，拟印证《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如前所述，《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并非双方当事人的民事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该计算表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故对于倪美芬提出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倪美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倪美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王山地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欧阳樟书记员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