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271民初9372号原告：三亚市第二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152号-160号。法定代表人：王黑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伍，男，该公司股东、监事。被告：刘明全，男，1945年9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三亚市。被告：三亚市永昌实业发展公司，住所地：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路97号综合厂。法定代表人：邢孔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浩波，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三亚市第二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运公司）诉被告刘明全、三亚市永昌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黑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伍、被告刘明全、被告永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浩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二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二运公司与被告永昌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书》《欠条》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刘明全于2002年4月5日、2002年9月10日、2013年11月30日，其非企业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没有委托授权的情况下，窃取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擅自与永昌公司非法签订两份《补充合同书》、一张《欠条》，其行为无效。刘明全于1985年持三亚市交通局出具的《干部介绍信》来“三亚市二运公司负责全面工作”。从1985年至2019年止确认的事实是：一、三亚市人民政府上级组织及相关行政部门从未任命刘明全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二、刘明全不是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或者聘请产生的法定代表人；三、刘明全从未被三亚市人民政府上级组织及相关行政部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委托授权。刘明全持干部介绍信到二运公司的34年来，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公司干部，依法没有法定代表人职权，但是刘明全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与永昌公司非法签订两份合同及一张欠条，其行为已违反行政程序、触犯相关法律。综上所述，刘明全不是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没有被委托授权的情况下，窃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擅自与永昌公司签订合同、欠条等行为，已构成窃取公司职权与侵害集体企业的事实。根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为维护二运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刘明全答辩称，一、我自1985年起就负责二运公司的全面工作，2000年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华成去世，2001年11月5日我继任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代表二运公司与被告永昌公司签订涉案二份《补充合同书》及出具涉案《欠条》，我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二运公司关于我不是法定代表人，不被授权委托，窃取职权，擅自非法与永昌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书》及《欠条》无效的诉求不成立。二、我作为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二运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涉案补充合同及出具欠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我作为本案的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永昌公司答辩称，一、1992年8月15日，二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一份《联营合同书》，约定：二运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路约767平方米的土地（四至为东至居民房屋后尾；南至三亚市房产大楼；西至解放一路；北至三亚市物资总公司后门路），我公司提供资金，兴建一栋综合服务大楼，二年满以后则按每月固定7000元承包款上缴给二运公司，开始上缴承包款应从我公司预付给二运公司的14万元中在五年内逐步扣除，以后承包期间必须每月3-5日内上缴承包款7000元给二运公司；联营期限内，我公司负责妥善安置约40平方米的房屋给二运公司作为办公场所；此外，该合同还约定其他有关事项。鉴于三亚市政府重新修改规划，导致二运公司用于联营的土地面积减少到290平方米，双方据此于2002年4月5日签订一份《补充合同书》，约定：原定永昌公司每月上缴7000元给二运公司，双方同意降为5000元；二运公司不再要求永昌公司提供约4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又鉴于涉案土地多次发生权属纠纷，我公司为二运公司垫付处理权属纠纷发生的费用，双方据此于2002年9月10日签订一份《补充合同书》，双方同意确认上述费用及损失为20万元，由二运公司支付给我公司，支付办法为我公司从合同履行后缴付给二运公司的金额中扣除。2013年11月30日，二运公司向我公司出具欠条，载明：三亚市永昌实业发展公司上缴联营合同款从2001年1月1日开始计收，至2013年7月1日止，包括扣除预付款、借款和联营款，合计771000元。经双方清算确认尚欠该公司邢孔谦同志20万元。我公司认为，二运公司与我公司之间签订的《联营合同书》及二份《补充合同书》合法有效。理由：二运公司和我公司作为涉案合同及补充合同的主体适格；涉案合同及补充合同的所有条款均是二运公司和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合同及补充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二、被告刘明全自1985年起就负责二运公司的全面工作，即便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代表二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二份《补充合同书》及出具《欠条》中均加盖二运公司的印章，这就充分说明了刘明全的上述行为是职务行为，其代理行为已为二运公司所追认。因此，二运公司关于刘明全不是法定代表人，没有代理权，其与我公司签订的二份《补充合同书》及出具的《欠条》无效的主张不成立。综上，二运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经审理查明：1992年8月15日，二运公司（甲方）与永昌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联营合同书》，约定甲方提供位于三亚市××路的一块约767平方米的地皮（四至为东至居民房屋后尾；南至三亚市房产大楼；西至解放一路；北至三亚市物资总公司后门路），由乙方负责出资兴建一幢综合服务大楼，由乙方独立承包经营；联营期限为70年，期满后乙方将房屋无偿归还甲方；如因土地纠纷或其他有关四方事宜争执等原因使乙方无法按时施工而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时，由甲方负责赔偿；甲方办回土地证件后交给乙方，乙方在办理报建手续后二年内建成大楼，二年满以后则按每月固定7000元承包款上缴给甲方，开始上缴承包款应从乙方预付给甲方的14万元中在五年内逐步扣除，以后承包期间必须每月3-5日内上缴承包款7000元给甲方，如不按期缴交，每超过10天则按当月承包款总额20%计罚，如超过一年不上缴承包款则大楼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干涉；联营期限内，乙方负责妥善安置约40平方米的房屋给甲方作为办公场所。此外，《联营合同书》还约定其他有关事项。2002年4月5日，二运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曾于1992年8月10日签订联营合同书中，由甲方提供其在解放一路（即绿岛宾馆北侧）的土地给乙方建房使用，使用场地面积为767平方米，交付给永昌公司使用。但乙方投入资金建设时，市人民政府又重新修改规划，造成建房面积减少了470平方米，乙方实际建房使用面积只有290平方米。由于情况变化，乙方已缩减了百分之六十。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乙方很难按原合同第五条上缴柒仟元人民币给甲方。考虑到乙方的实际经营困难经双方协商同意补充以下协议：1、原定乙方每月上缴柒仟元人民币给甲方，同意降为乙方每月上缴伍仟元人民币给甲方。（注销原合同书第五条乙方按每月上缴承包款柒仟元给甲方合同条款）。2、原合同第九条，在联营期限内，乙方负责妥善安置约40平方米的房屋给四方作为办公场地。如果按原合同商定由甲方提供使用面积达到767平方米给乙方使用，乙方是完全可以给予甲方安置一间房屋使用的，但按市人民政府新的规划原则建房使用，已使乙方建房面积已大面积减少，同时，乙方的经济效益收入损失了60%以上。所以乙方要求甲方不再要乙方给甲方提供一间约40平方米的房屋作为甲方办公场地。以后甲方自行解决。”《补充合同书》落款甲方处有二运公司的签章、代表刘明全的签名。2002年9月10日，二运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曾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签订联营合同书一份。由于甲方三亚市第二运输公司提供与乙方三亚永昌实业发展公司联营的土地（即河西国和[1995]字第05015号土地）从签订合同后不久即与市第一华侨公司发生权属纠纷，后经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市国土局诉讼、裁决，一直拖延到一九九五年才有处理结果。后又出现郑存发等人与甲方对该宗地块的权属纠纷，致使双方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签订的合同拖延了七年多时间无法履行，给乙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在处理上述纠纷过程中，因甲方经济困难，全权委托乙方为甲方处理上述纠纷，并全部垫付因处理纠纷的费用，鉴于上述实际情况，双方经清理结算上述费用和合同拖延履行造成的损失，双方同意确认为二十万元，由甲方支付给乙方，支付办法为乙方从合同履行后缴付给四方的金额中扣除。具体扣除办法双方另行协商。”该《补充合同书》落款甲方处也有二运公司的签章、代表刘明全的签名。2013年11月30日，二运公司向永昌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三亚市永昌实业发展公司上缴联营合同款从2001年1月1日开始计收，至2013年7月1日止，包括扣除预付款、借款和联营款，合计771000元。经双方清算确认尚欠该公司邢孔谦同志贰拾万（200000.00）元。”《欠条》落款处有二运公司的签章及“法人代表”刘明全的签名。另查，二运公司原为三亚市交通局下辖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1985年6月，刘明全持三亚市交通局《干部介绍信》调入二运公司“负责全面工作”。1993年5月18日，三亚市交通局决定任命张华成为二运公司经理。张华成逝世后，2001年经二运公司申请，三亚市工商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刘明全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16日，经三亚市工商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黑人。庭审中，二运公司申请的证人何金英、江亚兰、钟家强到庭作证，证明刘明全不是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运公司提供二运公司沿革表，证明刘明全非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无权代表公司签订任何合同。两被告对证人证言、沿革表的三性和证明力均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联营合同书》《补充合同书》（2002年4月5日）、《补充合同书》（2002年9月10日）、《欠条》《干部介绍信》、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材料、证人证言、沿革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运公司主张涉案两份《补充合同书》《欠条》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举证证明存在无效情形的事实。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2001年经二运公司申请，三亚市工商管理局已经核准变更登记刘明全为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刘明全依法有在对外签订合同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署名的权利。涉案合同签订时，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工商登记为刘明全，永昌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明全能够代表二运公司签订合同，且签订的合同同时也盖有二运公司的公章，永昌公司已经尽到注意审慎义务，法律不能再苛责于永昌公司对刘明全的法定代表人任命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涉案两份《补充合同》及《欠条》有二运公司的签章和法定代表人刘明全的署名，对外可以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刘明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程序是否合法，不影响对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二运公司主张其与永昌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书》（2002年4月5日）、《补充合同书》（2002年9月10日）以及二运公司向永昌公司出具的《欠条》无效，但未举证证明存在无效情形的有效证据，故二运公司的本案诉求依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三亚市第二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按简易程序收取为10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三亚市第二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吉才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郭雅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