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4022民初1248号 原告：郭学伟，男，198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燕，新疆西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子洋，新疆西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口大道1号1112室。 法定代表人：柏大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军，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小企业创业园区。 主要负责人：尤育政，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军，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 原告郭学伟与被告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隆公司）、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华隆分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学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燕、钱子洋，被告金华隆公司、金华隆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学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制种玉米款34586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6%计息至实际给付之日）。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提供制种玉米原种子，原告进行种植，约定每亩均按1820元回收，种植期间由被告提供全程技术指导，被告回收制种玉米后一次性付清全款，被告一直按照约定履行，2017年7月被告向原告支付6万元，10月被告回收了原告在本县雀尔盘村种植的223亩制种玉米，玉米制种款为405850元，除去被告已给付6万元，被告应给付原告制种玉米款345860元，经原告多次向催要无结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金华隆公司、金华隆分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和口头协议，也没有向原告交付父本及母本的出库单，分公司的负责人刘某于2019年6至7月离职，后经核实得知被告只是向原告提出如有种植的制种玉米，我公司按市场价格进行收购。2017年7月原告因资金紧张向被告提出预付部分资金，考虑到被告要收购原告的制种玉米，故向原告支付6万元，截至2017年年底原告只向被告交付制种玉米8吨，按当时的市场价是在5元至5.5元之间，由于原告提供的制种玉米尚不足我们所支付的价款，故我公司认为不仅将制种款已支付完毕且超付。被告与所有的农户如存在回收关系都会与其签订合同建立账册，唯独与原告没有合同，因此我公司认为原、被告之间没有种植回收合同，也不存在每亩按1820元回收的协议，且我公司走访了相关人员，能够确定原告种植面积只有40余亩，如原告种植的面积是223亩，但所交付的制种玉米只有8000公斤，相当于每亩35公斤，这完全与正常的玉米产量不吻合，因此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证据1.2019年11月24日本县城镇司法所证明，用于证明被告以每亩1820元回收原告233亩玉米，因产量低，负责人在内地，园区负责人无决定权，两次调解失败的事实。 被告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明依据高法解释应有经办人签字，作为调解机构每亩1820元即种植223亩的依据来源没有明确，案件调解过程中如未能达成协议，其调解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等人到本县城镇司法所要求调解，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2018年12月25日本县县委办公室察党办督函（2018）861号王书记的批示意见函及原告的申诉材料及本县司法局给县委督查科关于本案的情况报告共三份，用于证明2016年开始原告就与被告公司达成口头代培玉米种植合作事项，对2017年种植的玉米每亩按1820元价格收购，原告种植的223亩已支付6万元，尚欠345860元，前期与被告公司达成按照150亩，每亩1200元价格回购计算的调解，被告同意支付原告18万元，后因被告反悔又降至14万元，并一再失信的事实。 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批复仅要求依法办理，而原告通过上访程序来解决显然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依法办理。对本县司法局案件进展情况报告真实性不予认可，司法局调查处理应有调查的具体内容，如调查笔录、现场勘查，但原告并未出示相关的内容，因此县司法局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出具该调查情况不客观、不真实。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只证明有关部门要求依法进行办理及调解的过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2019年4月3日郭某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于证明原告2016年与郭某一起代培种植被告公司制种玉米150亩，也是口头协议，每亩包干价是1600元，被告总公司、分公司按照约定分四次给原告合伙人付清了代培制种玉米款24万元，进一步证实2017年是在2016年合作的基础上达成的增加种植面积后口头协议，以每亩包干价1820元回收。 被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系不予认可，该证据并未显示支付的包干价款还是收购玉米种子的价款，该证据系郭某与被告之间的账目往来，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关联性，仅凭这份交易明细根本不能确定双方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合作的事实，明细是郭某的明细，与原告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两个不同的主体。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证明郭某于2016年与被告制种玉米及被告付款的事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2019年3月1日原告郭学伟农业银行电子交易明细清单，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后原告按照约定实际履行，全程由被告公司技术员进行种植技术指导，被告在2017年7月20日对代培玉米抽花时支付前期田间付款6万元。 被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系不予认可，我公司支付的是玉米收购款而不是原告履行合同的预付款，且与原告所述的预付百分之三十也不符。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证明被告给原告支付植种田前期付款的事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2017年3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书、制种玉米每亩明细成本清单、2017年223亩机耕费收据，用于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1日承包了位于本县雀尔盘村森源景观苗木公司223亩土地为被告代培制种玉米，每亩承包费为450元，被告已向该公司支付100350元的承包费，明细清单证明每亩制种玉米最低成本达1415元，机耕费收条证实原告制种玉米是223亩，机耕费支付8920元。 被告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原告投入明细成本来源系原告自己所书写，来源不合法，其次假使原告承包了223亩土地，但不能够证实已经全部种植玉米，原告承包的是森源景观苗木公司的土地，那么所种植的应该是景观苗木不应该是玉米。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明细表系原告计算，机耕费收取的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原告提供证人郭某、关某、毛某，其中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与原告合伙给被告制种玉米，共150亩，每亩按1600元回收，是口头协议，制种玉米款已支付完毕。2017年被告让郭某制种玉米，按每亩1800元回收，因承包费涨价，郭某没有同意种植，郭学伟、朱某、杨某三人同意按1800元植种了223亩地。关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与原告系雇佣关系，主要给原告种植的玉米浇水，浇水的地是223亩，因关某的朋友给原告犁地，听犁地人说是223亩。2017年5月左右原告称父本错了让关某找工人把地里的玉米苗拔掉，拔掉后怎么种的，是否种了不清楚，当时被告公司的人在场，说给原告每亩加20元的务工费。证人毛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毛某等人给原告的玉米地抽花，每亩地是200元，一共223亩，原告一共支付工钱44600元。 另外，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对原告2017年耕种的三块玉米地进行了测量，具体亩数为112.91亩（原告实际耕种面积108亩）、67.23亩、47.75亩，合计222.98亩。对2016至2017年在被告金华隆分公司任技术指导的技术员严某、保安李某、被告分公司负责人尤育政做了谈话笔录，其中严某的谈话笔录证实，严某在2016年、2017年任被告公司的技术员，主要负责对种植的玉米浇水、施肥、田间长势等，2017年原告耕种的玉米地共有三块，面积大概200亩多一点，其中一块地的一片长势不太好，当时被告金华隆分公司经理刘某和原告协商把长势不太好的面积去掉，原告不同意，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发生纠纷。原告第一次播种时因被告提供的种子的原因刘某让严某又复播了一遍，复播后对产量有影响。严某听他们说一亩是1800元左右，对20元的劳务费不清楚。李某的笔录证实，李某自2015年至今任金华隆分公司保安，2016年原告和郭某合伙给被告种植玉米，2017年是原告给被告制种玉米，原告种植的地共有三块，其中两块是挨着的，另一块小一点，对每亩的价格、具体亩数不清楚，只有严某和刘某知道，是他们让原告承包的，有一次严某让李某到原告地里安装滴灌带，结果没安装成。尤育政的谈话笔录证实，尤育政自2015年至今在被告金华隆分公司任职，2019年5月任金华隆分公司经理，2016年、2017年原告给被告制种玉米种子，尤育政对具体亩数、价格不清楚，2017年原告种植前尤育政去过原告地里，只看到过一块地，2017年原告给被告入库的玉米数量是8.1吨，当时尤育政管理库房，刘某在2018年回内地一直没回来。 被告对证人郭某的证言认为部分客观，对测量的面积、严某、保安李某、尤育政的谈话笔录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提供制种玉米原种子，原告进行种植，玉米由被告回收，种植期间被告全程提供技术指导。2017年原告从察布查尔县森源景观苗木有限公司承包土地后植种玉米222.98亩，由被告提供植种玉米种子，因被告提供的玉米种子问题，被告金华隆分公司当时的经理刘某让技术员严某对原告种植的玉米父本又复播了一遍，被告于2017年7月向原告支付植种田前期付款6万元。原告陈述玉米收割后给被告的入库数量是8.7吨，被告辩称根据原始记录原告入库数量是8.1吨，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但均认可原告植种的玉米已入被告库房。以上事实由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农业银行电子交易明细单、严某、李某、尤某、郭某的谈话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被告虽然未签订制种玉米的书面合同，但被告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植种田前期款6万元，被告也认可2017年原告入库玉米数量是8.1吨，另证人郭某、严某、李某、尤育政的笔录也证实原告给被告种植玉米种子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原、被告口头达成了制种玉米种子的协议，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种植玉米的价格、面积，郭某、严某的笔录均证实一亩为1800元，严某、李某的笔录证实原告种植的玉米地共三块，严某的笔录也可以证实因复播玉米父本影响了原告的产量，证人的笔录与原告陈述的事实基本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种植的玉米地面积为222.98亩、一亩1800元价格回收的事实，故本院对证人证言均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20元务工费，原告无证据证明，证人也未能证实，故原告主张被告同意计算20元务工费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双方未约定，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种植玉米亩数为222.98亩，种植玉米款为401364元（222.98亩×1800元/亩），扣除被告已支付6万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玉米制种款341364元﹙401364元－6万元﹚。 综上所述，被告应按协议约定按每亩1800元支付原告制种种子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郭学伟玉米制种款341364元； 二、驳回原告郭学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446元，减半收取计4223元，由郭学伟负担123元，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华隆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担4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审判员  苏慧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郭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