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4行终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碧波，男，1980年7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市西秀区华西办事处。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塔山西路8号。法定代表人殷红霞，主任。委托代理人张锐雪，贵州能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亚骏，贵州能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立英，女，1957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第三人张碧云，男，1986年5月2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第三人张小碧，女，1979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张碧波因房屋行政协议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3行初1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为实施安顺市西秀区中华西路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28日决定对中华西路太平、西山、龙井、西市等改造范围内房屋进行征收。征收范围为东起龙井路，西到花山脚，北到西航路，南至黄果树大街的围合区域。安顺市西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房屋征收部门，安顺市西秀区华西办事处（以下简称华西办事处）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该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2014年5月24日，因本案案涉房屋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华西办事处作为征收部门（甲方）与被征收人（乙方）张碧波签订了《中华西路棚户区改造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B）类》（编号：2014签0029），主要约定：一、甲方对乙方华西办事处西山村的房屋及附属物（面积：260.21㎡，混合结构）进行征收。二、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及住房安置的组合安置方式。针对货币补偿部分，甲方按照2385元/㎡的评估价格对其乙方建筑面积为125.07㎡的混合住房进行货币补偿；针对住房安置补偿部分，甲方以7号地块B4号楼B-2户型17层B-2-④的建筑面积为135.14㎡的住宅对乙方进行安置。三、乙方同意在建设期间自行周转过渡，过渡期为36个月，甲方按乙方产权置换部分建筑面积付给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48650.40元，甲方每半年支付一次。上述协议还就搬家补助、签约奖励、二次装修、附属设施补偿等事项进行约定。根据协议结算后，甲方应付乙方397604.76元，被告于2014年6月13日通过转账方式将此笔款项支付至原告的24×××91账户内。另查明，2004年12月21日，原告张碧波及第三人王立英从案外人方正波处购得坐落于安顺市西秀区××村××组的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99.5㎡）。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等协议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辩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案系行政协议争议，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因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故对行政协议的效力审查需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第三人自认案涉协议上“张碧波”的签名确系王立英授意张小碧所代签，但该协议并不因第三人的代签而当然无效。原告诉称第三人冒用其名义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该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应当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述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案涉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亦无导致合同无效的上述情形。被告除尚未交付安置住房外，已全面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原告认为第三人侵占其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主张，并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亦非本案审理范围，原告可以另行主张其权利。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要满足两个要件，其一，行为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就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其二，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本案中，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第三人王立英授意让张小碧代原告张碧波签订案涉协议时，虽无原告的授权依据，但第三人王立英作为与原告同住的直系亲属，在案涉房屋征收过程中，向作为征收实施单位的被告提交了应由原告自行保管的身份证、户口簿、房屋证明、结婚证等材料，被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王立英、张小碧有代理权以原告的名义签订案涉协议。其次，庭审中查明原告在安置住房的户型图上签名，可以确认原告参与了安置房的选房过程，且原告及第三人共同居住的案涉房屋已于2014年6月初腾房交付给被告进行破坏性拆除，原告在此期间亦未提出异议。因此，第三人张小碧的代签行为已然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协议并不因第三人的代签而当然无效，如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表见代理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碧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碧波负担。判决书送达后，上诉人张碧波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理由如下：一、原审第三人张小碧冒用上诉人张碧波的名字与被上诉人华西办事处签订的《中华西路棚户区改造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B)》应当认定无效。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原审第三人张小碧虽然没有取得上诉人张碧波的授权，但是其签字属于表见代理，上诉人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第一，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是张小碧冒名签张碧波的名字，不是王立英签字。因此，张小碧与张碧波是旁系血亲，不是直系亲属，作为旁系亲属的张小碧无权代表张碧波。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规定，即使张小碧是听从王立英的吩咐冒名签订张碧波名字，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证明房屋征收补偿无需本人签字。故由他人代签的协议是无效的。第三、原审第三人王立英使用上诉人已经作废了的身份证开设银行账户，侵占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在上诉人发现前，被上诉人可以称自己是善意的，但是在上诉人发现后，并且通过短信、电话通知被上诉人的多位领导他人冒用上诉人名义的事实后，被上诉人仍向原有的银行账户汇款，明显是恶意的，甚至是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好的，是故意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成立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只有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见代理才成立。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签订地点是在被上诉人的办公室，因此，被上诉人是明知签字并非上诉人张碧波本人而是本案的原审第三人张小碧。同时根据原审第三人伪造的分房协议，该被拆迁的房屋是由张碧波、张碧云二人各一半，那么，被上诉人若是善意的，应当由张碧波得一半的拆迁房及拆迁款，但被上诉人却将400多平方米的房屋及90多万的补偿款给张碧云，却只给张碧波20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及20多万的补偿款，可知被上诉人没有善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被上诉人华西办事处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原审第三人王立英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原审第三人张碧云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原审第三人张小碧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判决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诉《中华西路棚户区改造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B)》是否无效；二、原审第三人张小碧的代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关于被诉《中华西路棚户区改造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B)》是否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案涉协议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被上诉人除尚未交付安置住房外，已履行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因此，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侵占其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主张，并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本案审理对象，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原审第三人张小碧的代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件：第一，行为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就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第二，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本案中，一是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原审第三人王立英授意让张小碧代上诉人张碧波签订案涉协议时，虽无上诉人的授权依据，但原审第三人王立英作为与上诉人同住的直系亲属，在案涉房屋征收过程中，向被上诉人提交了理应由上诉人自行保管的身份证、户口簿、房屋证明、结婚证等材料。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原审第三人王立英、张小碧有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案涉协议的代理权。二是一审庭审中查明上诉人在安置住房的户型图上签名，可以确认上诉人参与了安置房的选房过程，且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居住的案涉房屋已于2014年6月初腾房交付给被上诉人进行拆除，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张小碧的代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张小碧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案涉协议并不因原审第三人的代签而当然无效，如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张小碧的表见代理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碧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帮华审判员  洪 云审判员  阮素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齐艳书记员汤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