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46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克龙，男，1949年8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机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1801号。负责人：王斌，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潇歌，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信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西岑街349号2幢3层Q区305室。法定代表人：付卓文，董事长。上诉人吴克龙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行政府）、上海信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烨公司）互易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59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克龙、被上诉人高行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潇歌、被上诉人信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卓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克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如一审所请。事实和理由：其购买浦东新区XX镇XX街XX弄整体二层楼面，其中包括201、202、203、204和205室的产权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高行政府辩称，其具有签约资格，也未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信烨公司辩称，上诉人与案外人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但不能作为取得物权的关系，拆迁符合法律规定。请求维持原判。吴克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行政府与信烨公司（原上海A有限公司）签订的沪拆协字第GHGT-126号“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原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信烨公司前身为上海A有限公司，2011年5月10日，上海A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B有限公司，2016年8月31日，上海B有限公司名称又变更为上海信烨实业有限公司。关于系争的5套房屋，2007年2月2日，Z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Z公司）作为原告，以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作为被告、吴克龙作为第三人提起过（2007）浦民一(民)初字第2387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A公司、C公司将系争的5套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过户登记至Z公司名下。238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1994年时，C公司的前身上海XX公司为系争房屋所在楼盘的开发建设方；吴克龙时任Z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7月20日，吴克龙持付款人为Z公司的金额为25万元的转帐支票向C公司购买系争房屋；当日，C公司向吴克龙出具收据一份，收据载明：C公司收到吴克龙购买XX商场二楼产权房五套计300平方米，每平方米1,300元，包括各类税收、费用，现预交25万元。收据附言栏载明：以此条换产权证。1994年11月，吴克龙将系争房屋中的202室以8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了案外人高某。1998年10月17日，C公司向吴克龙出具《购房协议》一份，协议明确：由吴克龙购买系争房屋，吴克龙已付25万元，到时补交五套房产权证；尚余14万元，先付7万元（1998年10月30日前付清），尚余7万元于明年6月付清；如到时办不出产证，由C公司全额退款。1998年10月31日，吴克龙之妻容某向C公司支付购房预付款7万元。2001年12月30日，高某与顾永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由高某将系争房屋中的202室以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顾永强。2003年，C公司将包含系争房屋内的楼盘中属于自己的权利以在建工程的名义转让给A公司；双方于2003年11月25日签订《在建工程转让补充协议书》，协议明确：C公司把二楼售给客户和收取房款32万元，A公司表示接受这一事实……C公司及A公司一致确认：系争房屋已由C公司于1994年时与吴克龙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系争房屋的产权证于2005年5月登记于A公司名下。”238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Z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Z公司与C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之事实，吴克龙与C公司之间房屋买卖之事实成立。2387号判决书作出驳回Z公司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判决作出后，Z公司提起上诉，（2008）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56号判决书认为，C公司与吴克龙之间签订的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已经履行了大部分的合同义务。A公司受让包括系争房屋在内的楼盘后，作为房屋之权利人，亦确认其与吴克龙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认定吴克龙是系争房屋之买受人。故判决维持原判。之后Z公司申请再审，被驳回。2010年7月29日，信烨公司取得系争5套房屋（即XX街XX弄XX号201室、202室、203室、204室、205室）的大产证。2016年10月23日，高行政府作为甲方（拆迁人）、A公司作为乙方（被拆迁人），就系争5套房屋分别签订了包括沪拆协字第GHGT-126号在内的5份《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相关补偿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本案涉及的是202室房屋。2017年5月23日，系争的5套房屋被注销登记。原审另查明，2019年1月18日，吴克龙曾以C公司以及信烨公司为被告提起（2019）沪0115民初6971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系争的5套房屋归吴克龙所有；2.要求C公司、信烨公司将系争的5套房屋过户登记至吴克龙名下。后吴克龙于2019年3月27日撤回该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但是物权与债权在性质及效力上存在不同，应当予以区分。本案中，系争房屋虽然经生效判决书确认吴克龙是买受人，但是吴克龙据此仅能享有债权，并不能直接取得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而本案中，生效判决仅是对吴克龙与C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确认，吴克龙据此认为其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已经取得系争房屋所有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行政府、信烨公司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原审认为，高行政府作为拆迁人，系根据房地产登记信息的公示效力而与信烨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吴克龙提供的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高行镇政府与信烨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吴克龙依据《合同法》第52条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于法无据，原审不予支持。但是，根据2387号及356号案件生效判决中查明的事实，A公司在与C公司签订在建工程转让协议时，对于系争房屋已经出售和收取房款的事实是知晓且明确表示接受的，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且在2387号及356号案件中，A公司也明确表示确认吴克龙是系争的5套房屋的买受人，因此，吴克龙如认为其作为系争的5套房屋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和实际买受人，其相关权益收到了损害，可以另案进行主张。原审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判决：驳回吴克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吴克龙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系争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有效。上诉人明确其基于与涉讼房屋的建设方案外人C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由而要求确认系争协议无效。经审查，系争协议系两被上诉人签订。高行政府作为涉讼房屋的属地政府，并业已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拆迁管理中心关于对涉讼房屋协议置换的批复和备案，而信烨公司则具有属地房产登记机构对涉讼房屋的产权凭证，故双方就系争协议的订约的主体资格适格。现上诉人以其曾于与涉讼房屋的建设方案外人C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由而要求确认系争协议无效。经审查，上诉人既未将全部房款结清，又将其中的202室房屋出售转让他人，同时其至今未取得上述房屋的产权凭证。尽管先前人民法院就上诉人与涉讼房屋的建设方案外人C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确认作出过判决，但并非人民法院作出的所有法律文书都可以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即能够变更或者消灭当事人之间原来存在的没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判决，例如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而给付判决、确认判决等都不能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因人民法院就上诉人与涉讼房屋的建设方案外人C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判决是确认判决，而不属于形成判决，故人民法院的先前判决不能直接引起涉讼房屋物权的变动，所以，上诉人不具有以涉讼房屋的物权身份来确认有关涉讼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体资格。由于上诉人不能明确其提起诉请确认系争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而该协议双方的当事人均认为该协议有效，经审查，该协议无悖于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故本院应当认定上述协议成立、有效。至于上诉人认为其系涉讼房屋的实际买受人而在本次的房屋拆迁中可能受到的权益受损，原审法院已在法律文书中释明了救济的途径，上述释明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上诉人吴克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193.42元，由上诉人吴克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建审判员 李伟林审判员 潘俊秀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万兆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