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终38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京彦，男，199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玲，山东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义磊，男，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临清市，现住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占祥，男，195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保章，男，198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娜娜，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保文，男，198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娜娜，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书平，女，197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娜娜，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兰，女，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娜娜，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焕梅，女，198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娜娜，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秀兰，女，1954年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红，女，1984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开发区长江路109号武楼综合楼西门市4-6号。 负责人：宋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浩，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堂，男，198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上诉人刘京彦、刘义磊因与被上诉人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郭秀兰、刘桂红、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陈建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5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京彦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刘京彦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等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为“被告刘京彦、刘义磊是合作关系，应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对该事故的损失两人应承担50%，应共同赔偿”，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作出第一、二项判决，系裁判错误。没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合作关系应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基于民事法律事实并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民事法律关系只能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形成，而不能由个人随心所欲的调整形成。刘义磊在原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刘义磊和刘京彦是雇佣关系”、“此次开车是刘义磊安排的”。刘义磊在原二审庭审中的陈述：“问：刘义磊，发生事故时你在现场吗?答：在。我是刘京彦驾驶车辆的乘坐人，当时我们驾驶车辆从临清去冠县干活，车上除了我还有洪某、唐某某，就我们四个人。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和所有人都是我。问：刘义磊，乘坐人及驾驶车辆的刘京彦和你是什么关系?答：都是给我干活的”、“驾驶证的分扣超了”。原审认定“刘义磊本身具有驾驶资格”明显错误。刘义磊和刘京彦之间是雇佣关系，雇主刘义磊无驾驶资格，安排有驾驶资格的雇员刘京彦开车，刘京彦提供劳务，拉雇主刘义磊和刘义磊雇佣的其他两名工人去冠县刘义磊承包的工地给刘义磊干活，在去工地干活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这是本案不争的基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本案赔偿责任应由刘义磊承担，刘京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违背事实和法律，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使上诉人陷入巨额债务，其个人和家庭无法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诉人将依法维权到底。二、原审违反法定程序。程占祥(男，1958年1月11日出生)作为刘义磊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经百度搜索，程占祥，山东冠县人(本案原审法院为冠县人民法院)，临清市公安局工作，一级警督，历任局党委委员、督察大队长、副政委(正局)、局党委副书记等职，其担任刘义磊的诉讼代理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刘义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冠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5民初798号民事判决，按照各当事人的实际责任改判。2.一审诉讼费用由各当事人依法承担，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所确定的各当事人承担的赔偿数额与实际责任比例不符；所认定的刘京彦与刘义磊之间的法律关系欠准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整体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和错责相当的法律精神。一、在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方面，原告亲属刘某某和两肇事车辆共有三方当事人，且三方都有过错，责任形成及后果与每一方都息息相关。首先，被害人主观上明知陈建堂车无牌无证，明知不是载客车辆而乘坐，客观上加重了本次事故的后果，其自身责任不能免除。重审一审判决未确认原告方自己应承担的损失比例，明显加重了上诉人方的赔偿责任。其次，正如冠县人民法院原审一审判决时所分析的：“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与其他违法行为相比较，违法载人的违法行为对原告所遭受的伤害具有较强的原因力，故应在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基础上适当减少被告刘京彦、刘义磊车辆一方的赔偿责任，而增加被告陈建堂一方的赔偿责任。”此分析符合事实，于法有据，陈建堂必须比刘京彦、刘义磊一方承担较多的赔偿数额，才彰显公正。而目前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不仅没有适当加重陈建堂一方的责任，反而回避、排除了上述公正立场。虽然也肯定了“陈建堂无证驾驶无牌照三轮摩托车”、“刘某某明知被告陈建堂无证驾驶以及其乘坐的车辆不得载客而乘坐”的基本事实，判定二人在整个事故中都有责任。但是却把他们的责任，限定在其二人之间。让陈建堂和刘某某共同承担50%，实际上减轻了他们两方的责任。尤其是这样判决的后果，无论刘某某此后承担多大的责任比例，陈建堂承担的责任都会低于50%，这对本次事故其他两肇事方之一的上诉人方是严重的不公平。须知，刘某某一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及具体数额，影响的不仅仅是陈建堂一方，而是对所有一审被告都有影响。或者说，既然判决认定刘某某有责任，且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则就不应当让刘京彦、刘义磊一方在总损失额中承担50%，而应当在剔除刘某某自担比例(原审判定20%较妥当)之后，让刘京彦和陈建堂双方按比例承担。这样才不会让本来赔偿责任偏大的一方公然变小。从程序上讲，本次事故各方是利益相关的一个整体，两次判决，判决书均判定三方都有责任，就不应当不明确陈建堂、刘某某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一审判决中“陈建堂应承担的责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说法是不对的。他们都是本次诉讼的当事人，尤其是陈建堂和刘京彦、刘义磊同样是本案的被告，不能厚此薄彼。法庭没有获取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任何客观证据，判决书也没有否定陈建堂应承担的同等责任，不能暗中将其被告主体身份剔除，不判决其应承担的具体数额，尤其是判决书让原告承担了对应一半责任的诉讼费数额，虽然进一步在客观上认定了原审原告的责任，但请问，原审原告的责任能占到50%吗？判决明显前后不一、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上诉人认为，重审一审判决存在明显偏袒原告方和其他被告方的错误，判决程序不当，结果不公。二、一审判决认定刘京彦和刘义磊是合作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三次庭审查明的事实，二人之间在驾驶车辆问题上既不是雇佣关系，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刘京彦的行为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半义务、半解决个人需求的帮工性质，或系其主观贪图个人便利，客观上解决个人交通时对他人造成了危害的单方行为关系，原则上应由其自己负责，被帮工人没有责任。另一方面，即便是合作关系，一审判决以合作关系中一方实施的侵权行为简单地认定为共同侵权并判决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上诉人认为，在刘京彦、刘义磊应承担的责任及赔偿数额方面，应当根据各自是否对发生本次事故存在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明确责任比例，根据过错与责任相当的原则，确定各自的应赔偿数额，而不能让二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重审一审部分判决内容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公。上诉人认为，对于被上诉人方合理、合法的经济损失，应首先扣除保险公司已经赔偿的数额，然后应扣除刘某某自己应承担的比例及数额，剩余部分根据两肇事车辆方各自对于造成损害结果(不是造成事故发生的责任)发生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承担的具体责任比例及赔偿数额，且陈建堂方应承担较大责任比例，最后再根据上诉人与刘京彦之间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承担的比例及数额。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辩称，1.针对刘京彦的上诉答辩：本案系交通事故纠纷，刘京彦、陈建堂为事故双方，经事故认定书认定二人承担同等责任。通过三次庭审可以看出刘京彦为刘义磊的雇员，在为刘义磊驾驶车辆到施工工地的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刘京彦存在重大过错，按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相关规定，刘京彦与雇主刘义磊应就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责任。2.针对刘义磊上诉答辩：本案系交通事故纠纷，刘京彦、陈建堂为事故双方，经事故认定书认定二人承担同等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刘京彦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辩称，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载有交强险，公司已满额赔偿。 刘义磊对刘京彦的上诉辩称，一，关于刘京彦仍然坚持与刘义磊是雇佣关系的问题。所谓雇佣关系已经被原一审、二审和重审一审调查否定。1.原审一审认为“刘京彦和刘义磊，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二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雇佣关系是刘京彦主张的，属于刘京彦举证不能，刘义磊没有举证义务。2.在原二审过程中，刘京彦以所谓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法庭仍然认为“法律关系不清”、“判决刘京彦与刘义磊承担按份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3.在被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庭审中，刘京彦仍以有诱导性的所谓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并提供了自己整理的书面文档。经审阅知，在关键对话中，恰恰否定了其自己的主张。例如两人对话中，刘京彦讲：“我给你开车?”刘义磊答：“你那不叫给我开车!”见刘京彦提供给法庭的录音文稿P3第4、5行；刘义磊：“干活是雇佣关系，开车不是雇佣关系，这是事实!”刘京彦：“嗯，开车是不给钱，干活是给钱”见P7第13、15行。这反而证明了两人不是雇佣法律关系。因为，它不符合“给付报酬”这一雇佣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因此，三次审理都没有证据支持刘京彦这种不客观的主张。刘京彦在本次上诉状中又提出原一审笔录中刘义磊说：“驾驶证分扣超了”，企图作为雇佣关系的证据。首先，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项。其次，刘义磊告诉刘京彦“扣超了”的意思是:以本人扣超为由，不让刘京彦白乘车。既然他有驾驶证，就让他开车。让他在借光的同时，也适当付出一点。实际上，是刘义磊自我测算该车违章有可能被扣分较多了，但并非都是刘义磊违章，还有别人借车造成，当时正在交涉处理中，刘义磊驾驶证并未吊销。此事项有经过一审法庭核验的驾驶证为证。此次庭审，刘京彦若仍举不出新的客观证据，其主张的所谓雇佣关系仍是空谈。二、刘京彦质疑代理人资格问题，更不值一驳。其一，代理人已退休。即使是在职民警，警察法只限制民警参与经营和违法活动，对仗义维权行为不仅不限制，而且支持。其二，刘京彦列述引用高院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对社会团体的解释，意图限制同属本项内社区推荐渠道的权利，实属驴唇不对马嘴。另外，本案中，各方争议较多，但两名司机肇事致人死亡，却是不争的事实。代理人以车主的身份在原一审时就当庭向受害人表达了同情和歉意，而刘京彦至今没有道歉表示，没有忏悔表现，反而振振有词，意图推脱全部责任。请法庭审理时，进行应有的考量。 刘京彦对刘义磊的上诉辩称，针对上诉状第二项答辩，刘义磊与刘京彦之间不是合作关系，在雇佣活动中没明确刘京彦从事唯一的一项工种，而事实是自刘京彦与刘义磊见面就受雇主刘义磊安排，而且刘义磊也认可其工资是按日结算，并没有规定“日”起始点，可见“日”的工作时间全受刘义磊指示安排，事实上刘京彦在从事工地工作之外也受刘义磊安排从事其他工作事项，如在工地时也受刘义磊安排驾驶其车辆外出购买工地用品。可见在“日”的工作中刘京彦全部工作受刘义磊指示安排，该事故发生时刘京彦也是受雇主刘义磊安排驾驶车辆，而且所有在临清去冠县为刘义磊工地干活的人都是乘坐刘义磊安排的车辆去工地，除本车雇工外还有另外刘义磊安排的车辆送雇工去冠县工地。所以驾车行为不属雇佣关系不是客观事实。 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郭秀兰、刘桂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因2018年12月29日，刘某某在家中死亡，变更本案原告为刘某某的继承人，变更诉讼请求如下：要求被告承担各项损失661666.46元，包括被告浙商公司已支付的1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31日7时10分许，被告刘京彦驾驶鲁Ａ×××××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冠县城区武训大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团结路口时，与沿团结路由东向西被告陈建堂无证驾驶的无牌三轮摩托车相撞，致使包括刘某某在内的六名三轮摩托车乘车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京彦因驾驶机动车过路口未减速慢行、违法操作，被告陈建堂因未按规定让行、违法载人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六伤者无责任。刘某某因伤在冠县中心医院住院治疗76天，由刘某某之子刘保章和刘保文护理，共支出医疗费241951.46元。经一审法院司法技术科委托，泰安正合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5月11日对刘某某进行了鉴定，结论为:原告；刘某某在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出院后需一人护理；其误工时间、营养期限及出院后的护理期限皆为至评残前一日；营养费用标准为30元/天；评残后符合完全护理依赖。因上述鉴定，刘某某支出鉴定费2700元；刘某某之子刘保章和刘保文的职业分别为持有A2驾驶证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和农民。刘保章的护理费补偿标准按交通运输业应为每天234.8元。刘保文的护理费补偿标准为每天69.75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方认可保险公司已为刘某某垫付12万元。另查明，刘某某于2018年12月29日死亡。该案件重审过程中，原告未提交新的证据，被告刘京彦提交：1.原一审庭审笔录（见一审卷宗），证明刘义磊在此次开庭中明确陈述“刘义磊和刘京彦是雇佣关系”“开车是刘义磊安排的”（该庭审笔录第二页倒数第三行至倒数第一行）。2.本案原二审庭审笔录（提供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案发时车上人员有雇主刘义磊，雇员刘京彦、唐某某、洪某，开车是去刘义磊在冠县所承揽工程的工地，刘义磊本人没有驾驶资格，安排刘京彦驾驶刘义磊本人的汽车拉工人去工地干活途中发生交通事故。3.刘京彦和刘义磊二人2018年7月15日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本案交通事故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还证明刘义磊歪曲事实意图逃避应负法律责任的事实。（提交手机通话记录书面材料）。4.刘京彦的父亲刘某某与车上人员洪某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目的同上。原告对刘京彦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认为被告刘义磊与刘京彦系雇佣关系，刘京彦在本次雇佣活动中造成重大人员受伤事故，应认定为存在重大过失，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刘京彦与刘义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刘义磊质证意见：对被告刘京彦提交的上述证据仅是证明了事故发生时其驾驶车辆以及车上人员的情况，并不能证实其驾驶车辆系从事雇佣活动。原审庭审笔录承认雇佣关系是在工地内雇佣，不包括驾驶车辆。驾驶车辆时不是雇佣关系。案发时刘义磊的胞弟刘义鲁准备来冠县工地干活，并担任开车司机，知道刘京彦愿意坐车过来，会开车有驾照，刘某某没再过来。证据3未播放，书面材料不能证明其真实性，而且书面材料第8页，在刘京彦的诱导下刘义磊原话说明不是雇佣关系。证据4通话对象不能确认，而且是本案代理人刘某某取证，不符合证据规则的取证要求，内容不能证明是雇佣关系。如是雇佣关系应支付佣金，被告刘京彦应提供证明。被告刘义磊提交刘某某的书面证明材料，证明刘某某准备来冠县工地干活，并担任开车司机，知道刘京彦愿意坐车过来，会开车有驾照，刘某某没再过来。并不是说明刘义磊非得雇人开车。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刘京彦与刘义磊不是雇佣关系。被告刘京彦的质证意见：对这份证据的客观性和刘义磊方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其相关内容恰恰可以证明开车去冠县工地是刘义磊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对刘京彦、刘义磊提交的新证据，经庭审认证质证，一审法院认为，刘京彦在案发当天开着刘义磊的车去工地，刘义磊随车同行，未单独给付刘京彦开车费用，刘义磊本身具有驾驶资格，该肇事车辆不是营运车辆，案发时车上乘坐人员没有另行支付乘车费用。刘京彦具有驾驶资格，提供开车技术，刘义磊提供车辆一同前往目的地，两人之间应认定为合作关系。对该事故的发生应认为，刘京彦和刘义磊共同侵权，对事故造成的损失，刘京彦和刘义磊应共同赔偿。对刘某某的死亡原因，因该事故已经造成刘某某，虽然没有做尸检，但根据鉴定结果，刘某某的伤情严重，在短时间内恢复的可能性很小，且刘某某是在打工途中遭遇车祸，没有证据证明其生前患有其他疾病，车祸发生后一直处于状态，对其死亡原因，应认定为本次事故所致。刘某某从发生交通事故至死亡共生存424天。刘某某的各项损失包括，医药费241951.6元、死亡赔偿金260752元、住院伙食补助30*76=2280元、营养费30*424=12720元、误工费69.75*424*80%=23659.2元、护理费234.8*76+69.75*76+69.75*（424-76）=47418.8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丧葬费34652.5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2700元。共计640134.1元。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只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司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已将12万元全额支付给了原告方，在本次审理中，保险公司不应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京彦、刘义磊是合作关系，应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对该事故的损失两人应承担50%，应共同赔偿。被告陈建堂无证驾驶无牌照三轮摩托车，刘某某明知被告陈建堂无证驾驶以及其乘坐的车辆不得载客而乘坐，且为无偿搭乘，刘某某和陈建堂之间应各自承担相应后果，结合本案，陈建堂应承担的责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宜一并处理，原告可另案起诉。对刘某某的各项费用，交通费酌情按500元认定，共计639634.1元，除去交强险的120000元，刘京彦、刘义磊应承担（639634.1-120000）*50%=259817.05元。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京彦、刘义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郭秀兰、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刘桂红各项费用共计259817.05元。二、被告刘京彦、刘义磊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郭秀兰、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刘桂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60元，被告刘京彦、刘义磊承担5197元，原告郭秀兰、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刘桂红承担7963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刘京彦是刘义磊雇员，应刘义磊要求驾驶刘义磊车辆与案外人洪某及唐某某等一起去刘义磊在冠县承包的工地干活。从刘京彦驾驶车辆的行为及目的分析，可以认定刘京彦行为属于雇主授权或指示的劳务活动范围，刘京彦驾驶车辆去工作场所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认定刘京彦驾驶车辆系从事雇佣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刘京彦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害造成的损失，刘义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二人系合作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事故认定书查明的事故形成原因来看，刘京彦驾驶机动车过路口未减速慢行、违法操作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刘京彦作为驾驶员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安全、文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属于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一方在起诉时要求刘京彦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应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刘京彦应与雇主刘义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京彦认为自己系刘义磊雇员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信，但是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京彦与陈建堂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一审法院依据刘京彦的过错，认定其与刘义磊共同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未超出其应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由于受害人系陈建堂车辆的乘坐人，受害人在乘坐陈建堂车辆时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减轻陈建堂的赔偿责任，系乘坐人与驾驶人内部责任分担问题，不影响刘京彦、刘义磊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比例，故刘义磊上诉认为一审未判决陈建堂赔偿责任，侵犯了其利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二车相撞造成刘某某受伤后死亡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受害人同时起诉事故双方车辆符合法律规定。陈建堂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员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与本案系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陈建堂侵权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主张的处理方式违背法定程序，但是鉴于原审原告郭秀兰等7人对一审处理结果并无意见，同意另案主张权利。被上诉人陈建堂对法院确定的事故双方责任比例也未提异议。故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中虽然存在适用法律及程序违法情形，但是判决结果并未侵犯各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对此本院不再予以纠正，原审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上诉人刘义磊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系刘义磊所在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北关街居民委员会推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由于该规定并未对被推荐公民的身份和职业进行限制。故上诉人刘京彦认为刘义磊委托代理人为临清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不能作为代理人出庭的上诉理由与民诉法规定不符，故其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京彦、刘义磊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5民初79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刘义磊赔偿被上诉人郭秀兰、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刘桂红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鉴定费、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等共计259817.05元。上诉人刘京彦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被上诉人郭秀兰、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刘桂红向上诉人刘义磊、刘京彦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第二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过付，如果未按上述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160元，上诉人刘京彦、刘义磊负担5197元，被上诉人郭秀兰、刘保章、刘保文、刘书平、刘桂兰、刘焕梅、刘桂红负担79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67元，由上诉人刘京彦负担5197元，上诉人刘义磊负担35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育颖 审判员  李曙霞 审判员  王玉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潘盼盼 书记员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