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民终12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维，女，汉族，1959年9月16日出生，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住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邢皓，男，汉族，1984年2月28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系上诉人李维儿子。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刚，男，汉族，1970年9月3日出生，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住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丽丽，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皓、李维因与被上诉人杨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9）赣1002民初3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邢皓、李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为股权代持关系，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不符合事实和法律。根据2016年5月24日的《中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股份系统函（2016）2909号《关于同意江西大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显示，大福公司已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大福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所以大福公司已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了成功挂牌的条件，完全履行了《股份代持协议》义务。为此被上诉人已成为大福公司股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股权代持关系。二、《股份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未终止该协议。根据《股份代持协议》第四条第五款约定，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的前提是大福公司未能在一年内挂牌且受让方终止《股份代持协议》。而在本案中，大福公司已在约定时间内取得挂牌函且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出终止合同，故这两个条件均没有成就，即股份本金款不能直接转为借款。原审判决直接以该协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上诉人邢皓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之间为母子关系为由认定邢皓为借款人，属于认定事实不符。2018年3月14日，邢皓向原告出具借条是因公司资金周转需要，但事后被上诉人并没有将借款汇入上诉人邢皓账户。而非像被上诉人所说是因大福公司没有成功挂牌上市而出具借条。被上诉人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邢皓支付330万元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上诉人邢皓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应视为没有生效。应当驳回原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邢皓的诉请。四、原审判决不符合法律程序，上诉人李维与被上诉人杨刚之间的代持股协议法律关系，而上诉人邢皓与被上诉人杨刚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2条共同诉讼的情况，原审判决却将两法律关系合并审理并予以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邢皓的起诉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杨刚答辩称：1、针对大福公司上市时间及代持股东200万性质问题，出具同意挂牌函的时间并不等同于大福公司正式挂牌上市的时间，根据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第二章第二款第四条的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取得全国转让系统的审查意见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有关程序办理挂牌手续，申请挂牌公司应当在其挂牌前，应当全国系统公司签署挂牌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以及第五条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应当在其股票挂牌前，依全国转让系统的规定，批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由此可知大福公司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仍需要办理挂牌手续后，才可以上市，需要公开挂牌说明书等文件，被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大福公司是在2016年6月23日才正式上市，而被上诉人与李维签订代持股协议是2015年5月30日一年内必须上市，否则被上诉人有权转为借款，而上诉人未在约定的时间内上市，因此，被上诉人与李维之间属于借贷关系，大福公司上市后未有过任何交易记录，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上市，被上诉人也未取得过任何股份，也没有进行过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在法律层面上，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就没有成为过大福公司的股东。2、由于大福公司在2018年2月13日中止了股票挂牌，因此被上诉人在2018年3月14日，让邢皓出具了330万的借条，其中本金为200万元，2015年5月30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利息是130万元。被上诉人认为邢皓出具借条的行为，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要求对大福代持股协议中的200万元转为借款的事实，而且双方约定的原利息，因利息的重新计算而视为重新约定。3、针对上诉人否认借款事实，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在一审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160万元汇给了李维，并按邢皓的要求现金存入邢皓账户40万元，短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上诉人邢皓对欠被上诉人33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且该笔款项是上诉人以大福公司上市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被上诉人借取的，取得款项之后，邢皓也由原来的监事变为董事长，根据公商信息显示，邢皓现在是公司的股东，占公司10%的股份，李维占公司17.5%的股份，并与那时候邢皓出具的借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李维和邢皓是共同借款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法律关系错误的问题，故被上诉人认为，原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330万元整，并判决被告按月利率1.5%计算从2019年5月30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李维、邢皓系母子关系。2015年，被告李维、邢皓分别系江西大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福公司）的董事、董事长。2015年5月30日，原告杨刚作为甲方，被告李维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股份代持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由乙方安排以乙方名义持有大福公司总股本的2%，计40万股，实际股本金200万元，并代为甲方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基于此的全部投资收益；甲方保证以其实际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如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大福公司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受让方可选择本合同是否终止，如选择本合同终止，受让方向出让方所支付的本合同款项转为借款，受让方自借款之日起按年息12%向出让方支付利息等内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当天，杨刚分两次将160万元转账至李维银行账户。2015年6月4日，杨刚将40万元现金存入邢皓的银行账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向大福公司下发《关于同意江西大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因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该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该公司挂牌后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大福公司办理了各种挂牌手续后于2016年6月22日发出关于股票挂牌并采用协议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提示大福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6月23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大福医疗，证券代码837658，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被告提供的大福公司医疗广告信息也显示大福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2018年2月13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应大福公司的申请终止了该公司的股票挂牌。2018年3月14日，邢皓向杨刚出具一张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杨刚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整，2019年5月30日归还，利息不计”。2018年5月19日，杨刚通过发手机短信方式向邢皓催问还款。庭审中，杨刚陈述借条中的330万元有200万元是借款本金，另130万元是借款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的利息。至今，两被告没有向原告偿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杨刚与被告李维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第四条第5项的约定，如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大福公司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杨刚可选择终止股份代持协议，所出的股本金转为借款，且代持方自借款日起按年息12%支付利息。现大福公司未在《股份代持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上市挂牌，杨刚选择终止《股份代持协议》，将其所出资的股本金作为借款向被告主张还本付息，符合该协议的约定，且邢皓也就尚欠的借款本息向杨刚出具了结算借条，应视为双方已重新形成了民间借贷的合意。两被告是母子关系，收取借款时分别为大福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应视为两被告向原告共同借款200万元。故原被告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予以确认。关于借款利息，根据杨刚出借的借款本金200万元及邢皓向杨刚出具借条的结算尚欠本息的数额330万元，应视为借贷双方重新确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23%。原告要求被告按月利率1.5%计算逾期利息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不予支持，仅按月利率1.23%支持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现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早已届满，被告仍未向原告清偿借款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向原告承担清偿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被告李维辩称大福公司已经在一年内挂牌上市，双方依然是代持股关系没有事实根据，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被告邢皓否认收到原告借款从而否认双方的借贷关系没有事实根据，对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李维、邢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刚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130万元，合计人民币330万元（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的利息，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23%从2019年5月3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日止）。案件受理费33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38200元由被告李维、邢皓负担。上诉人李维、刑皓对一审法院查明中的“2015年被告李维邢皓分别系大福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和“2015年6月4日，原告杨刚将40万元现金存入被告的邢皓的银行账户”事实有异议，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杨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李维、刑皓在二审庭询时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2月29日出具的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其履行了挂牌手续，并在2016年5月份取得了挂牌公函。被上诉人杨刚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在约定的期限内上市。被上诉人杨刚在二审庭询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江西大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邢皓在2015年8月3日是在大福公司是监事，获取款项之后就变为公司的董事长，现为大福公司的股东，占公司10%的股份，李维占公司47.5%的股份，属于家族性控股。2、大福医疗在中商情报网，东方财富网及中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网，在2016年6月23日公布大福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拟证明在各大官方网站上上市时间是2016年6月23日。3、邢皓与罗璇的离婚协议书，拟证明邢皓在2017年4月1日离婚，并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两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邢皓在公司职务的变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邢皓股东身份的变更情况在该份证据中无法体现。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告只是手续文件，并不能证明挂牌时间。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且2017年还处于公司挂牌期间，邢皓没有出具借条，不存在债务转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受理通知书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受理了其申请，并同意其挂牌，但同意挂牌时间并不等同上市时间，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杨刚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江西大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反映上诉人刑皓股东身份变更情况，对其关联性予以采信。大福医疗在中商情报网，东方财富网及中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网的公告系该公司作出的，对其确定的挂牌时间应当予以认定，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应当予以采信。证据3系复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仅凭该证据也不能认定上诉人刑皓存在逃避债务转移资产的行为，与本案也无关联，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采信。根据二审审理情况，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维、刑皓与被上诉人杨刚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上诉人李维、刑皓应否向被上诉人杨刚承担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李维代为持有被上诉人杨刚向其购买的股份转为借款而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李维、刑皓与被上诉人杨刚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应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否成就及事后的行为来确定。首先，从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双方均明确约定江西大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股票必须在协议签订的一年内实现上市，也即在2016年5月29日前完成上市。如在该时间内没有完成上市，被上诉人杨刚可以要求将其支付的股本金转为借款。虽然上诉人提交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和同意挂牌函，以证明该公司在2016年5月24日也即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上市。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股票挂牌，只是一种许可，并不意味着股票已经真正上市，真正上市时间应以该公司对外公布的提示性公告确定的2016年6月23日为准，而该时间比约定的时间推迟了近一个月；其次，从被上诉人杨刚签订协议的目的，被上诉人杨刚以每股5元的价格，向上诉人李维购买40万股江西大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拟挂牌上市的股份，其目的在于，待该公司上市后，通过交易的方式以实现其股份价值并享受股东权益。且上诉人李维也负有保障被上诉人杨刚享有因该股份而所能获得的各项权益，但上诉人李维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自该公司挂牌上市时至退市止，其向被上诉人杨刚告知了该公司上市或退市的任何情况，并充分保障被上诉人杨刚享受了任何权益，即便被上诉人杨刚于2016年6月按案外人邢林（上诉人刑皓的父亲）的要求开设了新三板账户，但上诉人仍然没有按照被上诉人杨刚的要求将其股份登记在其名下；再次，从被上诉人杨刚给付200万元的情况来看，其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将160万元转入上诉人李维账户，又以现金存入的方式将40万元存入上诉人刑皓账户，已履行完毕给付义务；最后，从上诉人刑皓向被上诉人杨刚出具涉案借条的行为及其回复被上诉人杨刚短信内容来看，应视为上诉人李维和上诉人刑皓同意被上诉人杨刚终止合同转为借款的要求，上诉人刑皓自愿加入该债务，且双方对原协议约定的利率标准进行了调整，由月息1分调整为自2015年5月30日至2019年5月30日利息总计为130万元，之后不再计算利息。因此，综合上述内容及行为，能够证实上诉人刑皓向被上诉人杨刚出具的借条是其与被上诉人杨刚就被上诉人杨刚给付的200万元股本金转为借款的一种确认，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刑皓、李维应承担向被上诉人杨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但因双方对利息约定进行了调整，约定2019年5月30日之后不再计息，故一审法院仍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3%的标准计算2019年5月30日之后的利息不当，应当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李维、刑皓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在计算利息方面存在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9）赣1002民初325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刑皓、李维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杨刚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130万元，合计人民币330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杨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184元，合计72384元，由上诉人李维、刑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 明审判员 揭 颖审判员 黄 皓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卢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