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804民初6695号原告：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富徐路99号。法定代表人：刘浏，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平，江苏腾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宁，江苏腾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高明，男，195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原告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人民政府（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徐溜镇政府）与被告刘高明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溜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宁、被告刘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溜镇政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被告之间于1990年7月25日至2008年4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不负有向被告支付养老保险待遇的义务。事实和理由：被告于1990年7月25日进入原淮安市淮阴区西宋集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原西宋集镇政府，原西宋集镇政府现已并入徐溜镇政府）司法所工作，2008年4月初，被告从原告处离职，双方未办理离职手续。被告于2008年4月16日与他人合伙设立淮安市淮阴区弘大法律服务所，并由被告本人担任该所的负责人。2019年5月27日，被告向淮安市淮阴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淮劳人仲案字（2019）第68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被告于2008年4月从原告处离职，并与他人合伙设立法律服务所，双方虽未办理离职手续，但劳动关系已经从事实上终止。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应当为1990年7月25日至2008年4月15日。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养老保险待遇属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社会保险争议，应当适应该法第二十七条有关时效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从原告处离职后十年才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原告不应赔偿其养老待遇损失。被告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并非完全由原告造成，被告在淮安市淮阴区弘大法律服务所工作期间，该所也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金，且被告对于自身无法缴纳社会保险也存在过错，被告要求原告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高明辩称：一、原、被告自1990年7月25日至2018年1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于1978年12月参军，1984年1月退伍后到原西宋集乡刘桥村任民兵营长、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务。1990年7月25日，被告刘高明调入原西宋集乡司法所，一直工作至2018年11月。原告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多次受到乡、县、市人民政府及司法部表彰。被告在工作期间多次要求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但被告均以种种借口推脱。2018年11月，因被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被告找到原告单位领导，领导安排组织科王科长办理工资待遇、补办养老保险，但后来也没有解决。二、原告诉称被告于2008年4月离职不是事实。1997年，原西宋集乡政府以淮宋委发（1997）第13号文件，任命被告为西宋集乡法律服务所副主任，后任命刘高明兼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党委副书记兼主任。后因国家政策调整，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不得担任法律服务所主任，乡政府为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五五普法讲师团”，任命被告为司法所兼法律服务所主任职务。2008年4月16日，因国家政策法律服务所需有三人执业才能成立，而西宋集镇只有被告一人有执业证，为了方便政府工作，经司法局协调，法轩律师事务所退休律师赵某某、市司法局王某与被告一起成立淮安市淮阴区弘大法律服务所，原西宋集镇政府安排房屋给服务所办公，服务所也为乡镇人民办事。被告一直在原告处工作，服从原告管理，因被告是本镇人，原告特别安排被告春节初一至初三值班。2012年2月4日、2014年4月14日、2016年11月18日、2017年6月2日，原告还出具四份证明，原告的多份政府文件、行政执法证、先进个人表彰决定、工资发放花名册等均能证明被告一直在原告处工作。三、被告一直在原告处上班，并多次找领导反映要求补办社会保险，但被告一拖再拖，始终未办。2018年9月30日，淮安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被告未在本区参加社会职工养老保险，而被告现已达退休年龄，无法参加社会保险。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淮劳人仲案字（2019）第68号仲裁裁决内容。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1978年12月，被告刘高明应征入伍。1984年1月，被告刘高明退役后，在原淮阴县西宋集乡刘桥村委会先后任民兵营长、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等职。1990年7月，经原西宋集乡政府聘用，被告刘高明至原西宋集乡政府司法所工作，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997年3月12日，被告刘高明被任命为西宋集乡法律服务所副主任。2008年4月16日，被告刘高明与他人以和合伙形式设立淮安市淮阴区弘大法律服务所。2011年1月1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刘高明办理了编号为08040509的江苏省行政执法证，该执法证载明，被告刘高明的工作单位为西宋集镇政府，执法类型为司法。2002年1月7日至2011年3月2日，党委及政府的多份文件中出现关于被告刘高明的任职任命。2012年度，被告刘高明被党委及政府评为先进个人。原西宋集镇政府因不服本院（2013）淮行初字第0056号行政判决书，提交的二审授权委托书载明，“受托人姓名：刘高明，淮安市淮阴区西宋集镇司法所”。2014年9月7日，原西宋集镇政府作出的《关于刘爱梅信访事项的反馈意见书》中出现了被告刘高明的姓名，身份为西宋集司法所工作人员。1999年5月，被告刘高明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2010年元月，被告刘高明被淮安市司法局评为“优秀人民调解员”2016年11月，被告刘高明被淮安市淮阴区委及政府评为2011-2015年度普法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2014年、2016年、2017年，原西宋集镇政府分别向被告出具四份证明，内容主要为证明被告一直在西宋集镇司法所工作。后因淮安市淮阴区行政区划调整，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其辖区并入原告徐溜镇政府，被告刘高明继续为原告徐溜镇政府工作至今。被告刘高明在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徐溜镇政府期间，其工资先后由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徐溜镇政府发放工资。工资标准由1990年的每月100元，逐步升至2012年的每月600元、2016年至今的每月800元。被告刘高明提交的“淮阴区西宋集镇2014年10月份事业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复印件中，载明被告刘高明规定应发工资为800元。原告徐溜镇政府主张，其在2018年4月后，向被告刘高明支付的不再是工资，而是法律服务费，本院认为，2018年4月至今，原告徐溜镇政府在向被告刘高明发放的款项均备注“徐溜财政”或“代发工资”，而非原告抗辩的“法律服务费”，原告也未能提供税务发票、委托合同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且该款项系按月发放，具有相当的规律性，该费用应当认定为被告领取的工资，故本院对原告抗辩不予采信。2014年6月8日、2018年10月17日，被告刘高明先后以书面形式，就补办养老金、医疗保险费、办理退休手续等事宜，与原西宋集镇政府、徐溜镇政府进行协商，均未果。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徐溜镇政府至今均未为被告刘高明办理社保参保手续。2018年11月12日，被告刘高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其未参加社会职工养老保险保险，致被告至今未能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2019年5月27日，原告向淮安市淮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淮劳人仲案字[2019]第68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淮安市淮阴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被告刘高明的情况，以淮安市淮阴区最低社会保险缴纳基数为缴费基准，按期应当缴纳年限，参照相似的情况下的参保人员应享有的养老金待遇，最终核定上述情况下，被告刘高明2018年11月退休时，应享有的月养老金待遇为1871.45元。自2019年1月起，其养老金待遇调整后，为每月2034.85元。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淮劳人仲案字[2019]第68号《仲裁裁决书》、原告徐溜镇政府提交的继承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登记表复印件，被告刘高明提交的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退伍军人登记表、退伍证、立功证书、党委会议笔录、人民政府证明四份、淮安市淮阴区社会保险费征缴中心证明、淮安市淮阴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证明、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党委会及政府淮宋委发（1997）第13号、宋政发（2001）51号、宋委发第5号、宋委发（2003）27号、宋委发（2005）40号、宋委发[2006]12号、宋综治[2007]24号、宋委发[2011]19号、宋委发[2012]13号文件、授权委托书、《关于刘爱梅信访事项的反馈意见书》、荣誉证书三份、申请书两份、存折及流水、淮阴区西宋集镇2014年10月份事业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淮阴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两份为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卷。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如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只要用人单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劳动者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组织体系，接受管理，持续提供较为长期、固定的劳务，并领取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即成立劳动关系。原、被告对双方之间自1990年7月25日至2008年4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焦点为200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方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原告徐溜镇政府主张，2008年4月16日，被告刘高明已设立弘大法律服务所，双方劳动关系应当终止。本院认为，弘大法律服务所与原西宋集乡法律服务所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该所的注册地即为西宋集街，故原西宋集镇政府应知晓该所的存在及被告在其中的身份，但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仍持续接受被告刘高明为原西宋集镇政府及现徐溜镇政府工作，向被告刘高明发放工资，原西宋集镇政府还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7年为被告出具工作证明也可印证上述事实，故本院认定2008年4月16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仍为劳动关系。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对被告这种“业外兼职”行为的默认，属于用人单位的管理范畴，不能因此否认双方之间既成的法律关系。西宋集镇政府并入徐溜镇政府后，被告刘高明又继续为原告徐溜镇政府工作，原告徐溜镇政府作为原西宋集镇政府的权利义务继受者，应当承担被告刘高明在原西宋集镇政府工作期间的用人单位责任。因刘高明为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徐溜镇政府持续工作时间已经年满15年，而原西宋集镇政府及原告徐溜镇政府未能依法为被告刘高明缴纳养老保险，且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无法补缴或继续缴纳，致被告刘高明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故原告徐溜镇政府应当赔偿被告刘高明因此遭受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原告徐溜镇政府主张，被告刘高明主张的养老保险待遇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认为，原告徐溜镇政府现并未明确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因养老保险待遇引发的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应从被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次日起开始计算，故被告刘高明提起劳动仲裁时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本院对徐溜镇政府提出的仲裁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原告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人民政府与被告刘高明之间于1990年7月25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刘高明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应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共计26289.65元；三、原告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起按月支付被告刘高明养老保险待遇2034.85元（2019年标准），此后该养老保险待遇随当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调整而调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清江浦支行，原告的缴费账号为62×××799）。审 判 员 陈海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洋书 记 员 杜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