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辉慧，男，1981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茜，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安军，男，196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霍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远波，男，198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霍邱县。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传伟，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少纲，男，197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上诉人蒋辉慧因与被上诉人罗安军、余远波、潘传伟、梅少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1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蒋辉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两一审原告与被告签订系争《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时是知晓系争宾馆的房东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是禁止被告将系争宾馆和经营权转租或转让第三方经营的，故房东不让两原告继续经营，导致系争协议解除，非被告单方行为所致，双方均存在过错，因而原判让被告方承担全部解约责任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的。二、被告方总计收到原告方款项是485,000元，其中85,000元是租金，40万元是合同约定的总计50万元的转让费和押金中一部分，其余10万元被告方答应原告方不再支付。但原判认定原告方于2018年4月14日付给梅少纲的11万元为转让款的一部分，并判令被告方归还是错误的。该笔款是原告方与梅少纲个人间的往来款，与本案转让款无关。被上诉人罗安军、余远波不同意蒋辉慧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并辩称：一、两原告签订协议前并不知晓房东禁止被告方将系争宾馆转租或转让给原告经营，且双方的协议明确约定如房东不让原告继续经营，被告方应负责配合处理，否则应退还原告方全部款项。故现在房东不让原告方继续经营致协议解除的过错责任全部在被告方，原告方并无过错。二、关于上述梅少纲收取的另外11万元，原审被告潘传伟出具的收条证明是收到该款的，因所有被告是合伙关系，故应属所有合伙人共同收到该款的。另外，潘传伟否认收据上签名系其所签，但其放弃了鉴定签名的申请，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潘传伟、梅少纲未提出答辩意见。罗安军、余远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解除日为2018年6月16日；2、判令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返还罗安军、余远波转让费310,000元、押金200,000元,房租85,000元,合计595,000元；3、判令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以595,000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罗安军、余远波支付利息(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赔偿损失100,000元。庭审中，罗安军、余远波撤回诉请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6日，案外人陈某、案外人梅某作为甲方（出租方）与蒋辉慧、潘传伟、案外人林某作为乙方（承租方）就XX宾馆（具体位置：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XX楼、XX号XX-XX楼、XX-XX号XX楼，一楼大厅楼梯的南面归甲方使用，北面归乙方使用）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第4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承包期为五年，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2021年6月15日，该宾馆承包金第一至三年每年为600,000元整，第四年租金为620,000元，第五年租金为650,000元。合同期满，赠送一个月免租期。合同第8条约定，乙方不得私自转让或转租该宾馆经营权。合同另约定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双方遂于落款处签名。2018年4月24日，罗安军、余远波作为乙方与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作为甲方就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XX宾馆（面积600平方米）签订《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将宾馆2018年5月1日至2021年6月16日的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共计300,000元整。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按印之日起，该宾馆的经营权归乙方所有，宾馆内的设施使用权归乙方所有。宾馆内一切设施，乙方无权变卖，如有违约等价赔偿。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自签订之日乙方应首付甲方100,000元，甲方需在协议起始日期向乙方上交该宾馆经营权。乙方接手经营之日需向甲方支付400,000元整如有反悔，概不退还（包括押金200,000元）。协议第八条约定，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向甲方（金额）支付500,000元，有银行凭证为准，甲方承诺乙方可实际经营到2021年6月16日止。协议第九条约定，如租赁方（房东）不允许乙方继续经营，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如不履行甲方无条件全额退款给乙方。协议另约定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双方遂于落款处签名、捺印。2018年4月24日，潘传伟出具《收条》一张。上载：“今收到罗安军XX宾馆房租押金转让费共计585,000元伍拾捌万伍仟元正（整）。”，潘传伟并于《收条》落款处签名。2018年6月13日，案外人梅某发出《通知》。《通知》上载：“蒋辉慧、潘传伟、林某，我今正式通知你三人（原XX宾馆承包人）无权将我的XX宾馆私自转让他人经营（承包合同中有约定）另罗安军、余远波，我通知你无权经营XX宾馆，本人于2018年6月16日收回宾馆自己经营。请罗安军于2018年6月15日，撤出XX宾馆。”案外人梅某于《通知》落款处签名。2018年6月16日，案外人梅某从罗安军、余远波处接收讼争房屋。另查明，案外人林某原系蒋辉慧、潘传伟就XX宾馆的共同承包人，后案外人林某退出并由梅少纲加入该XX宾馆的经营。又查明，2018年4月14日罗安军向梅少纲转账110,000元并备注生意。2018年4月24日罗安军向梅少纲转账440,000元并备注转让XX宾馆，同日罗安军再次向梅少纲转账45,000元。对于上述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由罗安军、余远波提交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承包合同》及罗安军、余远波、蒋辉慧、潘传伟的庭审陈述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核对原件并予以确认。对于罗安军、余远波提交的有争议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以及罗安军的银行明细单，罗安军、余远波旨在证明罗安军向梅少纲支付所有钱款的情况。蒋辉慧、潘传伟则认为其不知情，对于110,000元的钱款，是梅少纲和罗安军个人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故蒋辉慧、潘传伟只确认2018年4月24日的两笔款项，合计为485,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罗安军总计向梅少纲转账合计为595,000元；2.《通知》，罗安军、余远波旨在证明案外人梅某向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以及罗安军、余远波寄送《通知》，明确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无权将讼争房屋转租并将于2018年6月16日将讼争房屋收回。蒋辉慧、潘传伟则称没有收到过该《通知》，且认为该《通知》应该仅寄送给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罗安军、余远波无理由收到该《通知》，故不认可真实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通知》内容不仅仅针对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亦提及要求罗安军、余远波搬离讼争房屋，故蒋辉慧、潘传伟抗辩该《通知》不真实的理由并不成立，再结合2018年6月16日案外人梅某确收回讼争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3.《收条》，罗安军、余远波旨在证明潘传伟向罗安军、余远波出具《收条》，认可共计收到585,000元。蒋辉慧、潘传伟则对真实性不认可且潘传伟称不是其所书写。对此，经法庭初步比对罗安军、余远波提供的证据原件《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收条》上潘传伟的字迹后认为两者字迹初步吻合，故要求由蒋辉慧、潘传伟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当庭蒋辉慧和潘传伟的共同代理人表示申请笔迹鉴定并于2019年4月15日向法院寄送《笔迹鉴定申请》，此后又于2019年4月24日向法院寄送《撤回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对蒋辉慧、潘传伟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并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罗安军、余远波与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签订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协议。双方的协议之所以未能履行，是因为案外人梅某作为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的上家不认可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将讼争房屋擅自转租给罗安军、余远波经营的行为并实际在2018年6月16日收回讼争房屋。据此，针对罗安军、余远波之诉请1，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针对罗安军、余远波之诉请2：罗安军、余远波认为讼争协议解除的责任在于被告且依据协议第九条约定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理应“无条件全额退款”故主张要求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返还595,000元。而蒋辉慧、潘传伟则认为，罗安军、余远波在签订协议时便知道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是从案外人梅某处承租的讼争房屋，故对于案外人梅某可能存在收回房屋的情形提前已经知晓，罗安军、余远波理应承担一定合同解除后的责任。另，蒋辉慧、潘传伟仅认可收到罗安军、余远波就讼争房屋的相关款项合计485,000元，蒋辉慧、潘传伟认为即便存在返还也应仅在该合计金额项内按双方过错责任予以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仅凭蒋辉慧、潘传伟的抗辩意见无法推翻潘传伟出具的《收条》之证明效力。虽然蒋辉慧、潘传伟坚持对该《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蒋辉慧、潘传伟向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后又撤回该鉴定申请的行为导致蒋辉慧、潘传伟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罗安军、余远波就讼争房屋租赁事宜应向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支付的款项为585,000元，虽然罗安军、余远波在庭审中称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在协议签订后实际要求罗安军、余远波多支付10,000元转让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再结合潘传伟出具的《收条》载明的金额，一审法院认定罗安军、余远波就讼争房屋租赁事宜向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的支付金额应为585,000元。另，罗安军、余远波主张要求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返还的金额中还包括了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18年6月15日止的租金85,000元，而该期间讼争房屋由罗安军、余远波掌控并实际经营。虽协议于2018年6月16日因讼争房屋被案外人梅某收回而实际解除，但对于罗安军、余远波已使用期间的租金仍应向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支付，故对于罗安军、余远波主张要求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返还的诉请2中85,000元的租金部分金额不予支持，故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应返还的款项为500,000元（包括转让费300,000元以及押金200,000元）。针对罗安军、余远波之诉请3：在案外人梅某发出《通知》并收回房屋时，罗安军、余远波即联系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告知相关事宜，且潘传伟还与罗安军、余远波至派出所解决纠纷。由此可见，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在2018年6月16日便已获知讼争协议无法履行且已实际解除，理应按约及时向罗安军、余远波返还已收款项，但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却长期在罗安军、余远波多次催讨下仍不予返还，理应承担相应利息。但一审法院认为罗安军、余远波主张的本金金额与计息起算时间应作相应调整，本金调整为500,000元，而计息起点调整为2018年6月16日。梅少纲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判决：一、罗安军、余远波与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于2018年4月24日签订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6月16日予以解除；二、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安军、余远波返还转让款300,000元、押金200,000元，以上合计500,000元；三、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安军、余远波支付以50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8年6月16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本金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计9,750元、公告费1,270元，以上合计11,020元由蒋辉慧、潘传伟、梅少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依法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述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方收到系争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和押金金额是多少；二、原告方和被告方是否对协议解除均有过错，据此被告方是否不应返还系争款项。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双方举证证明方面分析，两原告举证了在签订系争协议当日及之前分三次共付款给梅少纲59.5万元的银行划款凭证，同时又提供了与梅少纲共同将系争宾馆和经营权转让给两原告的共同转让人之一的被告潘传伟出具给原告罗安军的收条载明收到系争协议款及房租计58.5万元，因上诉人及潘传伟至今确认其中8.5万元为房租，则从原告的举证看，已证明将协议约定的应支付被告方的50万元转让费和押金全额支付给了被告方，已尽其举证之责；反观被告方现反驳称收条上潘传伟名字非其亲笔所签，对此其在一审中先申请笔迹鉴定，但判前又撤回了申请，且未作不要求鉴定的合理解释，故应视为其未提供反驳证据推翻原告方已举证证明的上述事实，因其未依法尽其反驳主张的举证之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情理上分析，依照系争协议第六条约定，原告方在接手经营之日需向被告方支付完全部转让款和押金50万元。上诉人在二审中称被告方在实际履行协议中主动放弃了其中10万元，免除了原告方该部分付款义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已查明的事实表明，原告方实际支付给梅少纲的款项中包括了协议款50万元，如其中40万元是支付给被告方，则另10万元如是付给梅少纲个人既不符合协议约定，也无其他补充协议为据，梅少纲本人也未自认系其个人所得，被告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梅少纲个人向原告方收取10万元的合同等事实依据。况且如被告方未有证据证明其免除了原告方50万元协议款中10万元的付款义务，则按约被告方未全额收取50万元协议款金额可不将宾馆及经营权交付原告方，但事实上被告方不但在原告方最后一次付款当日即将宾馆交付原告方经营，且在之后至今未向原告方追索该10万元，显然不符合协议约定，更不合情理。综上，原告方付给梅少纲的款项中50万元是付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和押金，已履行了全部约定义务。而上诉人的相应上诉主张，依据不足而不能成立。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上诉人称原告方签系争协议时是知晓房东与被告方约定不得转租而自愿承租的，故房东现不允许原告方继续经营致协议解除，原告方自身也有过错。但被告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方签约前知晓该情况，其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其次，系争协议第九条约定，如房东不允许原告方继续经营，被告方有义务协助原告方处理，如不履行被告方无条件全额退款给原告方。在此，应明确被告方协助处理义务的具体内容，从该协议的订立目的来看，原告方支付全额款项后，被告方应将宾馆及其经营权交付原告方使之得以全面经营，故一旦原告方因来自房东的原因无法经营，作为直接向房东承租的被告方的协助义务显然是排除房东方的阻碍，保证原告方继续经营。据此可见，被告方未履行该协助义务，依约不论是否存在归责于原告方的原因，被告方都应“无条件”全额退款。如上所述，被告方收到了原告方协议款金额50万元，故其应全额退款的金额是50万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蒋辉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由上诉人蒋辉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忠审判员  顾克强审判员  朱 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田纬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