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0402民初1131号   原告：李婷，女，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壶关县人，系长治市十六中教师，现住长治市。   原告：刘勇，男，1989年4月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县人，无业，现住山西省长治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鹏义，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联华，女，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系长治市南街食品厂退休职工，现住长治市。   被告：李腊梅，女，195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无业，现住长治市。   委托代理人：徐杰，山西化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书法，男，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壶关县人，系壶关县人民银行退休职工，现住山西省壶关县。   原告李婷、刘勇诉被告原联华、李腊梅、吴书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4日受理后，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晋0402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1日作出（2019）晋04民终22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发还后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婷及原告李婷、刘勇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陈鹏义，被告原联华、李腊梅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徐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吴书法经本院传唤后未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原联华、李腊梅立即退还原告现金195000元；2、被告吴书法立即返还原告现金10000元，并对第1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原告与被告吴书法系亲戚关系（吴书法是李婷的舅舅）。2016年10月份，被告吴书法向原告李婷及李婷父母谈起能够帮助原告刘勇办理长治市国税局的在编工作。原告李婷认为国税局比原告刘勇之前的工作好，又是亲戚关系，便同意并委托被告吴书法给原告刘勇办理工作。而后，被告吴书法在2016年10月8日以给办事人李腊梅钱的名义从原告李婷处拿走19万元，并给原告李婷出具收据一支。而后，被告吴书法告诉二原告钱给了本案被告李腊梅，并出示被告原联华于2016年10月15日出具的“今收到刘勇现金壹拾捌万圆整（180000）”的收据一支，以证属实。并告诉原告“被告原联华和被告李腊梅是一回事，让二原告放心”。2017年1月9日被告原联华与被告李腊梅再次以办事名义向原告刘勇亲自索要现金15000元，并由被告原联华给原告刘勇出具取条一支。截至目前，已经一年零五个月之久，三被告并未能给原告刘勇办成工作，并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原告无奈，在与三被告多次要钱无果的情况下，只得诉诸人民法院。   被告原联华、李腊梅辩称：1、收取原告的全部款项均交给了刘凯，该款项应当由刘凯返还。二被告与被告吴书法相识多年。2015年底二被告和刘凯相识，刘凯称其可以办工作。后二被告与吴书法聊天时，吴书法称其亲戚要找工作，要二被告帮忙，二被告就将刘凯介绍给吴书法。2016年10月15日吴书法将180000元给了二被告让交给刘凯，吴书法让二被告给其打了收据。二被告立即将180000元全部交给刘凯，刘凯出具条据。后吴书法又给了15000元，二被告如数都交给了刘凯。原告的195000元全部给了刘凯，后在二被告的催促下，原告已向刘凯要回了50000元。二被告仅是介绍人，没有收取一分钱，故不存在退还一说，该款应当由刘凯退还；2、本案已构成刑事案件，应依法驳回起诉。刘凯因给原告等人办工作涉嫌犯罪于2018年3月份被抓获，现该案正在长治市公安局高新开发区分局侦办中，当天二被告也去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报案，当即立案，后移送长治市公安局高新开发区分局。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案件有犯罪嫌疑但不属于民事纠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综上，原告主张的办工作款全部交给了刘凯，刘凯因给原告在内的多人办工作涉嫌犯罪，该款应由办案单位给予追缴，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故应依法驳回起诉。   被告吴书法未到庭亦未答辩。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1、收条一支、银行转账凭证190000元，证明2016年10月8日吴书法从李婷处取到现金190000元整。   2、取条一支，证明原联华于2017年1月9日从刘勇处取到现金15000元。   被告原联华、李腊梅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款项最终被刘凯取走。   被告原联华、李腊梅提交以下证据：   1、条据二支。证明原告通过吴书法，吴书法通过原联华、李腊梅把钱转交给刘凯，与被告原联华、李腊梅没有关系。   2、长治市公安局高新开发分局的受案通知书及受案回执、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明刘凯收到刘勇的180000元还有15000元的补交费用，说明本案的涉案款项由刘凯收取，刘凯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正在办理之中，故该案应当按照刑事案件处理，予以追缴，不能通过民事来处理。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是刘凯本人所出具的收条，刘凯这个人原告不认识，刘凯是否收到180000元是原联华、李腊梅与刘凯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没有关系，因为原告至始至终没有委托过刘凯办理工作。第二支收条日期与原告出钱日期相隔时间为4个月，不能排除收条后打的嫌疑，既不能证明刘勇与刘凯之间存在关系，也不能证明刘凯与李腊梅、原联华之间是否真实进行了现金收取；证据2李腊梅报案刘凯诈骗是在原告民事立案之后，可以证明李腊梅认为是刘凯诈骗了李腊梅，李腊梅是被害人，与原告刘勇、李婷和三被告之间的民事委托关系不发生法律上的必然直接法律后果。   被告吴书法未提供证据。   本院到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了公安侦查卷宗中被告李腊梅、吴书法的报案材料及受害人名单，受害人名单中有本案的原告刘勇。   原告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是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对本案没有约束力，且不能证明原告委托刘凯办理工作事宜。   二被告对该证据认可。   经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李婷、刘勇系夫妻关系，被告吴书法是原告李婷的舅舅。2016年10月份，被告吴书法向原告李婷及李婷父母谈起能够帮助原告刘勇办理长治市国税局的在编工作。原告李婷认为国税局比原告刘勇之前的工作好，又是亲戚关系，便同意并委托被告吴书法给原告刘勇办理工作。2016年10月8日原告李婷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吴书法的账户转账190000元，用于为原告刘勇办理长治市国税局在编工作。被告吴书法为原告李婷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李婷现金壹拾玖万元整。”而后，被告吴书法告诉二原告钱给了本案被告李腊梅，并出示被告原联华于2016年10月15日出具的“今收到刘勇现金壹拾捌万圆整（180000）”的收据一支。并告诉原告“被告原联华和被告李腊梅是一回事，让二原告放心”。2017年1月9日被告原联华与被告李腊梅再次以办事名义向原告刘勇亲自索要现金15000元，并由被告原联华给原告刘勇出具取条一支。截至目前，三被告并未能给原告刘勇办成工作。庭审中，被告原联华、李腊梅称给刘勇办工作的195000元全部交给了刘凯，后原告通过被告原联华、李腊梅向刘凯追回50000元。2018年4月19日被告李腊梅向长治市公安局高新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被刘凯诈骗，同日公安机关予以立案。被告吴书法于2018年年底将其收取的10000元退还给了原告。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刘凯诈骗一案的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刘勇为受害人，认定刘凯收取了本案的原告145000元，为其办理工作，判令刘凯退赔刘勇145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听取了被告吴书法的意见，为办理工作将205000元交给被告吴书法，后吴书法又将其中的195000元交给被告李腊梅、原联华，二被告李腊梅、原联华将该款195000元悉数交给刘凯，被告李腊梅、原联华未受益，后刘凯退还原告50000元，被告吴书法将其截留的10000元已返还给了原告。刘凯诈骗一案经过公安、检查机关侦查、起诉，现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本案的原告刘勇系受害人，并判决被告人刘凯退赔原告145000元。该刑事判决虽未生效，但可以证明本案原告委托他人为其办理工作出具的钱款一事已涉嫌刑事犯罪，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在刑事判决书中已判令被告人刘凯退赔原告145000元，本案的三被告在未获益的前提下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婷、刘勇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4375元，退还原告李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孟淑珍   人民陪审员 吕耀宗   人民陪审员 刘 园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