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5民初5098号 原告：崔某1，男，199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原告：崔某2，男，196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原告：陈某，女，197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以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华、黄雪燕，福建绩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某1，女，199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告：何某2，男，196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告：何某3，女，197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禧，福建骁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某1、崔某2、陈某与被告何某1、何某2、何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某1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华、黄雪燕，被告何某1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某1、崔某2、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何某1、何某2、何某3返还彩礼66.8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何某1、何某2、何某3返还两个金手镯（约68.6克）、四个金戒指（约16克）、一条项链（约12克）、两个小金锁（约8克）、一个钻戒（4.16克，25522元）、见面礼1万元，共65542.2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经媒人介绍认识，确定了恋爱关系。2018年3月5日，双方家庭商议聘金66.8万元及金器100克等聘礼，但为躲避政府部门查处高彩礼行为，在下聘的红单上只写“聘金16.8万元、肉20斤、面20斤、面食200只、其它一切都在聘金里”。当日，原告崔某2以现金支付给被告何某2聘金10万元，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进行订婚。订婚后，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双方分别在两个城市工作。2019年1月31日，原告崔某2向被告何某1的姐姐何婷婷转账汇入约定的聘金50万元。××××年××月××日，原告崔某2再次以现金支付给被告何某2聘金6.8万元及金器等，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之后，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共同到南京工作生活，在三个多月相处中，俩人经常因琐事而争吵。2019年5月13日晚上，被告何某1因俩人再次发生争吵，离开南京住所至今。原告多次想寻求被告何某1回来好好过日子，但被告何某1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杳无音讯。原告无奈向莆田市公安局月塘派出所报案找人，在派出所联系上被告何某1后，其明确表示不愿意再跟原告崔某1生活。为了迎娶被告何某1，所付的聘金均是向他人所借，现已造成原告家中经济困难，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借婚姻索取财物，应当予以返还。 被告何某1、何某2、何某3辩称：1.被告方收到的聘金为58.8万元，而非原告方主张的66.8万元；2.两个金手镯、四个金戒指、一条项链、两个小金锁、一个钻戒、见面礼1万元都不存在；3.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开始同居时间是2018年3月而非××××年××月××日；4.原告崔某1对被告何某1实施家庭暴力，具有过错；5.被告何某1的嫁妆有洗衣机一台、床上用品、床罩、花篮等价值19280元，不包括烟酒。综上，请求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对2018年3月5日订婚下聘、原告崔某2于2019年1月31日通过转账给被告何某1的姐姐何婷婷的方式支付聘金50万元、××××年××月××日迎亲、2019年5月13日被告何某1因与原告崔某1发生纠纷报警后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分局禄口派出所接处警以及被告何某1的嫁妆有滚筒洗衣机、床上用品及若干条烟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有异议，经举证、质证，本院分析论证如下： 1、彩礼中有无黄金首饰、钻戒、见面礼1万元以及现金支付的聘金16.8万元(订婚支付10万元、迎亲支付6.8万元)的问题。 原告方主张支付了上述财物并提供彩礼红纸单、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录像及证人崔某3、吴某出庭作证加以证明，被告方只承认收到现金支付的聘金8.8万元（订婚支付2.8万元、迎亲支付6万元），否认收取上述其他财物。本院经审查认为：1.原告方关于现金支付的聘金16.8万元有红纸单（该彩礼红纸单上所称聘金为16.8万元）和证人崔某3、吴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佐证，结合当地政府移风易俗工作关于彩礼问题所作的提倡以及双方收付聘金的金额、方式，原告方的主张更为可信，予以采信。2.证人崔某3表示其不清楚黄金的约定情况，证人吴某虽证明黄金100克、钻戒1个但不知道如何支付，被告方否认收取上述财物，视频录像虽体现被告何某1在举行婚礼时佩戴首饰但被告何某1解释一部分首饰为其母亲和亲戚给的、一部分是其借的，原告方提供的彩礼红纸单上也没有相应的首饰体现，微信聊天记录中虽体现被告何某1询问次日要去购买钻戒但被告何某1否认有实际购买，故依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彩礼中有黄金首饰和钻戒。3.见面礼1万元，被告方否认收取，原告方也无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另外原告方当庭确认该款为今后岳父母为新人生育的子女作见面礼用，即使有支付也属人情往来需要，不能认定为彩礼范围。 2、被告何某1的嫁妆有无花篮的问题。 被告方主张嫁妆有花篮并提供了收款收据佐证，原告方并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收款收据虽体现有花篮品名但没有购买方名称，被告方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或者得到对方的认可，依法不予采信。 3、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同居时间的问题。 原告方主张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于××××年××月××日开始同居，2019年5月13日分居。被告方主张双方同居开始时间为2018年3月而非××××年××月××日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佐证，分居时间为2019年9月份之后。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崔某1承认曾于2018年3月5日订婚后几天与被告何某1去开房一次，但双方订婚后于2019年1月31日才支付大部分聘金，另于××××年××月××日迎亲时付清聘金并举行婚礼，结合民间婚姻风俗习惯，同居时间应以××××年××月××日起计。被告何某1承认双方于2019年5月13日分居，提出之后其与原告崔某1取得联系，2019年9月回莆田与原告崔某1一起生活，2019年10月双方分开。结合本案起诉日期为2019年10月10日，原告方主张的分居时间更为可信，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5日，原告崔某2、陈某之子即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2、何某3之女即被告何某1订婚，原告方支付聘金10万元。2019年1月31日，原告崔某2通过向被告何某1的姐姐何婷婷转账的方式支付聘金50万元。××××年××月××日，原告方再支付聘金6.8万元，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按照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并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被告何某1的嫁妆有滚筒洗衣机、床上用品及若干条烟。2019年5月13日，被告何某1因与原告崔某1发生纠纷报警，后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分局禄口派出所接处警，该派出所经了解系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为双方调解。同日，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1分居。案经审理，因双方各执己见，致无法调解。 本院认为，原告崔某2、陈某之子即原告崔某1与被告何某2、何某3之女即被告何某1订立婚约并同居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时三被告收取三原告彩礼66.8万元，原告方现要求被告方返还彩礼于法不悖，可予保护，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予以适当返还，酌定何某1、何某2、何某3返还彩礼43万元。何某1、何某2、何某3要求驳回崔某1、崔某2、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某1、何某2、何某3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给崔某1、崔某2、陈某彩礼43万元； 二、驳回崔某1、崔某2、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135元，减半收取计5567.5元，由崔某1、崔某2、陈某负担1692.5元，何某1、何某2、何某3负担38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昌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剑 附相关法律依据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