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8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8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开凤，女，195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巨群，女，193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忠禹，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朝鑫，男，198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 负责人：谢川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鸿，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开凤、杨巨群（以下简称**等3人）因与被上诉人袁朝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等3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其他当事人向**等3人支付赔偿金564557.06元，且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其他各方当事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将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本案双方责任的依据有误。1.根据相关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确认其证明力的前提下可以作为案件证据使用，但一审并未在判决中就该问题进行严谨的论证，忽略了该认定书中交警部门所引用的相关规定与认定双方责任划分逻辑不存在关联的问题，而一审判决和事故认定书对汪传富穿越黄色虚线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以及适用的法律依据也均未体现。2.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汪传富违反机动车登记的行为并非造成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从一审提交的视频材料清晰地看到，本案悲剧本可避免，汪传富穿越黄色虚线后，看到袁朝鑫来车后便已采取确保安全的行为，但由于袁朝鑫应当注意而未注意前方而导致汪传富死亡，袁朝鑫应当承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3.汪传富骑行的二轮电动车应当属于非机动车。虽然交警部门认定汪传富骑行的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并以此认定责任承担，但电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交通违法行为时，是作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进行处理，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界定，而在生活实践中，相关部门也未将电动二轮车纳入机动车范围进行管理。 袁朝鑫辩称，请求二审对本案依法审理。 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等3人认为汪传富驾驶的电动车为非机动车，系为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已为超过相应期限所提出，不应予以采纳，而一审判决已对**等3人的该诉请进行查明和认定，案涉事故责任也已由专业部门进行认定，可以作为证据采信。 **等3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朝鑫、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共同向**、朱开凤、杨巨群支付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1286278元，其中死亡赔偿金33216×[20-（65-60）]=498240元、丧葬费5425×6=3255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抚养费27312×24=655488元；2.判令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付；3.判令袁朝鑫对保险责任限额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日下午13时5分许，袁朝鑫驾驶川Ａ×××××“哈佛”牌小型普通客车由一环路方向沿建设路往二环路方向行驶，当该车行驶至建设路9号附10号门前路段处（限速40ｋｍ／ｈ），遇汪传富持准驾车型为Ｃ1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悬挂川Ａ×××××电动二轮车由袁朝鑫所驾车行方向左至右横过道路时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汪传富受伤，后汪传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对上述电动二轮车进行检验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的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的摩托车；2、未发现被鉴定车辆所检项目事故前存在安全隐患；3、被鉴定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介于6ｋｍ／ｈ-7ｋｍ／ｈ之间。经对上述客车进行检验鉴定，意见为：1、未发现被鉴定车辆所检项目事故前存在的安全隐患；2、被鉴定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介于36ｋｍ／ｈ-44ｋｍ／ｈ之间。据此民警调查认为，汪传富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其违法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袁朝鑫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其违法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故认定汪传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袁朝鑫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汪传富于2018年8月2日被送往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共计发生医疗费13958.56元。前述费用均由袁朝鑫支付。一审庭审中，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主张按18%扣除自费部分。 一审法院另查明，袁朝鑫系川Ａ×××××号小型客车的所有人，并就川Ａ×××××号小型客车向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购买了机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限额为100万元。 一审法院还查明，汪传富出生于1953年5月10日，与妻子朱开凤（1957年5月5日出生）共育有一子**（1982年6月5日出生），其户籍随妻子为居民家庭户口；其母杨巨群，1934年3月12日出生，汪传富系其独子；妻子、母亲、儿子为本案上诉人。 一审法院再查明，袁朝鑫先行支付丧葬费30000元。一审庭审中，袁朝鑫举出收条予以佐证，**等3人对此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袁朝鑫驾驶机动车与汪传富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汪传富抢救无效死亡，且负事故次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即因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30%损失，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作为袁朝鑫所驾车辆的承保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履行保险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虽有权不以交管部门认定的责任为准，自行划分事故民事责任承担比例，但必须以具有足够证据证明交管部门的认定存在错误为前提。本案中，**等3人虽主张案涉电动二轮车属于非机动车，袁朝鑫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和案发视频予以佐证，但其中民事裁定书仅具有个案性，从裁定书内容无法证明其所涉电动二轮车与本案所涉电动二轮车具有同一性，且系打印版本，不具有民事证据效力；而案发视频仅能反映事故发生经过，无法据此判断袁朝鑫是否超速与刹车，而根据事故认定书，案涉轿车在事故发生时并未超速，故**等3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交管部门的认定存在错误，仅系其个人解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分析对汪传富所驾电动二轮车的鉴定意见，该意见明确案涉二轮车不具有人力骑行功能，不符合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3条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义：“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案涉二轮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属于摩托车，车辆由电动驱动，具有两个车轮，在道路上行驶，符合国家标准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6条关于“摩托车”的定义：“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两个或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以及第3.1条关于“机动车”的定义：“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即案涉二轮车已然超出电动自行车范畴，不属于超标电动二轮车（非机动车），而是以电机为动力装置驱动的机动车；其次，该车未经登记，汪传富作为驾驶人未依法取得相应驾驶证，结合案发视频，事故发生时，汪传富横过道路未确保安全，其违规行为对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高风险影响力和作用力不言而喻。故此，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责任划分的依据；并按照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等3人上述不同于交管部门的解读意见，仅属于个人的主观分析判断，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结合**等3人诉讼请求，关于本案赔偿项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适用城镇标准，以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算标准，因汪传富死亡时已满65周岁，按15年计算，认定为33216元/年×15年=498240元。2.丧葬费，同理认定为64717元/年÷2=32358.5元。3.精神抚慰金，酌定为20000元（已考虑责任比例）。4.扶养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事故发生时，杨巨群虽已满84周岁，但从**等3人庭后提交的成都市企业退（离）休人员养老保险信息显示，杨巨群享有基本养老金的其他生活来源，且2016年至2018年基本养老金总金额分别为22106.88元、23944.8元、25672.08元，当月基本养老金为2292.01元/月，并未明显低于四川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年的标准，故不符合《解释》规定的被扶养人条件；朱开凤已满61周岁，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但其与汪传富生育有一子，该子非未成年人也未满60周岁，同时从**等3人庭后提交的基本养老金证明看，朱开凤享有基本养老金（4664.44元/月，处于正常发放状态）的其他生活来源，且未明显低于四川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年的标准，故不符合《解释》规定的被扶养人条件。因此，故对**等3人主张的抚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虽本案死者死亡时已满65周岁，但扶养义务系法定义务，与死者本身年龄并无关联，故对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所提死者死亡时已不具有抚养能力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5、医疗费，虽**等3人未予主张，但经一审庭审核实，合计花费13958.56元，应予认定；按18%比例计算自费部分为2512.54元。袁朝鑫所提车辆维修费的意见，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以上损失合计564557.06元；其中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项下550598.5元，属于交强险医疗费项下11446.02元，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2512.54元。上述赔偿金，首先应由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代为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20000元（含精神抚慰金），再代为在100万元限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564557.06元-120000元-2512.54元）×30%=132613.36元，对于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的2512.54元×30%=753.76元则由袁朝鑫承担。对于袁朝鑫已赔付的43985.56元，亦应抵扣，为便于执行，超额支付部分43231.8元，一审法院判决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直接支付给袁朝鑫。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支付袁朝鑫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的赔偿金人民币252613.36元；其中向**等3人支付人民币209381.56元，向袁朝鑫支付人民币43231.8元。二、驳回**等3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31元，减半收取人民币3465.5元，由**等3人共同负担人民币2772元，袁朝鑫负担人民币693.5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审采信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就此作出相应认定，是否适当。针对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等3人主张不应当采信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其主要理由为汪传富骑行的电动二轮车并非机动车，且一审未对汪传富穿越黄色虚线的行为是否违法等进行相应论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等3人虽在上诉状中未明确表述汪传富骑行的二轮电动车应当属于非机动车范畴，但其在二审调查时已对此作出了相应述称意见，并就此专门就此问题提交了相应上诉请求，明确主张汪传富骑行的二轮电动车应当属于非机动车等，则**等3人提出的该诉求仍然应当属于二审审理范畴。第二，交警部门认定汪传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其主要理由为汪传富应当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和汪传富所驾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等。而汪传富驾驶的电动二轮车虽被鉴定为机动车，但机动车认定有国家机动车目录予以规范，应由相关部门认定，并非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范围，故本院确认汪传富骑行的电动二轮车仍然应当属于非机动车范畴，则**等3人提出的相应诉请成立，本案应当属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对此认定有误，一审就此作出的相应认定也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三，袁朝鑫在事故发生时未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安全文明驾驶，本案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袁朝鑫存在造成交通事故的其他原因与过错。因此，虽然交警部门将汪传富骑行的二轮电动车不当认定为机动车范畴，但结合案发视频等本案实际，汪传富在事故发生时横过道路未确保安全，其违规行为对于发生交通事故的高风险影响力和作用力较大，本院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各方面因素及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等本案实际情况，确认由汪传富对本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袁朝鑫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第四，汪传富穿越黄色虚线的行为理应属于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而事故责任认定中已对此进行了相应表述，一审判决也以汪传富在事故发生时横过道路未确保安全的形式进行了相应表述，则**等3人述称汪传富在事故发生时穿越黄色虚线的行为在事故责任认定和一审判决中并未体现或未进行相应论证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参照《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非机动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一方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次负事故次要责任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40%的赔偿责任”，据此，本院认定由袁朝鑫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汪传富承担事故的60%责任。第六，关于本案损失数额认定的相关问题。经本院核实，本案损失合计为564557.06元，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2512.54元。上述赔偿金，首先应由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代为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20000元（含精神抚慰金），再代为在100万元限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564557.06元-120000元-2512.54元）×40%=176817.80元，对于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的2512.54元×40%=1005.02元则由袁朝鑫承担。对于袁朝鑫已赔付的43985.56元，亦应抵扣，为便于执行，超额支付部分42980.54元，本院认定中国财保成都分公司直接支付给袁朝鑫。综上，一审判决相应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朱开凤、杨巨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导致裁判结果出现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支付袁朝鑫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的赔偿金人民币296817.80元；其中向**、朱开凤、杨巨群支付人民币253837.26元，向袁朝鑫支付人民币42980.54元。 二、驳回**、朱开凤、杨巨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6931元，由**、朱开凤、杨巨群共同负担人民币2772元共同负担6500元，由袁朝鑫负担人民币4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俊安 审判员  周 文 审判员  滕 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文钧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