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1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焕，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广东法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湛江市卓帆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开发区观海路183号荣基国际广场公寓10层06号房。法定代表人：黄观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萍，广东韬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焕因与被上诉人湛江市卓帆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帆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9）粤72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被上诉人卓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卓帆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卓帆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焕并非涉案运输合同的一方，本案应当追加真实的合同主体参加诉讼。李焕曾转账垫付款项100,000元，该款应予扣除。南宁市昌茂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茂公司）委托收款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即便李焕拖欠昌茂公司的运费，也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卓帆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李焕的上诉请求。（一）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及代理合同关系，李焕申请追加的案外人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李焕关于追加当事人的申请，并无不当。（二）卓帆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李焕仍然确认其拖欠卓帆公司82万元左右款项，可证明《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确认的欠款金额已扣除2018年6月15日已偿还的100,000元。现李焕主张在《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确认的欠款金额中再次扣减10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昌茂公司曾委托卓帆公司向李焕收款39,600元。李焕主张在其欠款总额中扣除上述代收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卓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李焕向卓帆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824,767.6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824,767.68元为基数，按照每日5‰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5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诉讼费由李焕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李焕与卓帆公司签订《集装箱运输及代理合同》，约定：李焕委托卓帆公司进行货物运输及代理等事宜；运输模式为集装箱海运、陆运服务条款；合同费用包含运费、港口费、堆存费、滞箱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卓帆公司同意给予30天信用期，按月结算；具体结算时间为卓帆公司每月5日前以电子邮件、快递、传真等形式发送上月1日至31日发生业务（按首程船舶开航当天起算）的对账清单，确认并开具发票后，10日李焕完成付费；李焕逾期支付卓帆公司上述费用的，应按费用总额每天5‰的标准向卓帆公司支付违约金；合同有效期一年，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如双方未提出异议，则自动顺延。卓帆公司提交了李焕签字确认的8张《沿海货物托运单》，其记载的托运人均为“李焕13****22”，托运日期为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间。其中，4张托运单载明的收货人为泸州顺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悦公司），4张托运单载明的收货人分别为重庆康凯物流有限公司、宁波慧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波棋翔物流有限公司、江阴市宏明运输有限公司。托运单还注明：托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契约，双方的义务与责任适用《水路集装箱货物规则》《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李焕在托运单中的“托运人”栏中签字确认，卓帆公司在“销售栏”中盖章确认。托运单载有31个运单编号，涉及203个集装箱。卓帆公司另提交了28张《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其运单号与该托运单记载的运单编号相同。其中，25张运单的托运人填写为卓帆公司，运单号为PASU5063560810、PASU5063560820、PASU5063559160运单中的托运人填写为昌茂公司，承运人均为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公司），仅在PASU5063560810、PASU5063560820运单中有承运人签单，其余的承运人名称均为打印。卓帆公司制作的拖欠运费明细表列明李焕拖欠其29票运单项下191个集装箱的运费、堆存费、超期费、改单费等。2018年5月30日，卓帆公司与李焕签订《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双方确认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李焕委托卓帆公司通过集装箱海运及陆运方式运输货物共产生运费824,767.68元。计划书列明了每票运输的详细情况，与卓帆公司制作的拖欠运费明细表一致。李焕称其计划于2018年5月31日前将该欠款清还给卓帆公司。李焕提交的其《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2018年6月15日其曾转账100,000元款项给黄子昌。卓帆公司确认收到该款，但认为该款是李焕之前所欠卓帆公司的运费，并不包括在本案欠款之中，《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实际是在支付该款后签订的，只是将落款时间提前到2018年5月30日。卓帆公司提交的其湛江分公司销售部对账单记载，除PASU5063559160、ZH071801NHZJY002运单外的其他27票运单，费用共计623,985元；其中，25票运单的付费人为卓帆公司，2票运单的付费人为昌茂公司，要求将运费汇入泛亚公司、华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南中海湛江分公司）的账户。卓帆公司提交的7张《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卓帆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1日转账299,474元、于2017年10月18日转账1,299,669元、于2017年12月22日转账958,631元、于2018年2月28日转账400,000元、于2018年3月9日转账524,301元给泛亚公司，并注明款项性质为运费；卓帆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8日转账111,160元、于2017年10月18日转账171,498元、于2017年10月30日转账182,280元、于2017年12月22日转账162,847元、于2018年3月9日转账206,240元给华南中海湛江分公司，并注明款项性质为代理运费。昌茂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转账给泛亚公司117,300元、于2018年4月28日转账给泛亚公司72,534元，注明款项性质为运费。昌茂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向卓帆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卓帆公司代收李焕的运费39,600元，对应的提单号为5063560810、5063560820。卓帆公司称：卓帆公司与昌茂公司系“兄弟公司”，昌茂公司委托卓帆公司向李焕追索运费；卓帆公司的业务不仅限于为李焕所做业务，卓帆公司支付给泛亚公司、华南中海湛江分公司的费用是每月一结，没有将为李焕所做业务发生的费用单独分开，故付款金额与李焕拖欠的金额不同。李焕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重庆轩辕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辕公司）、四川省隆昌江龙玻璃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龙公司）、泸州力迦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迦公司）、顺悦公司、熊伦为共同被告，主张其与卓帆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称其只是帮助上述被申请追加人处理涉案货物运输具体事宜，卓帆公司与被申请追加人存在实际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因被申请追加人未及时向卓帆公司支付运费，卓帆公司才要求李焕支付运费。卓帆公司认为被申请追加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李焕的上述申请。李焕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法院向卓帆公司调查该公司于2017年8月以前开具给李焕的运费发票资料、卓帆公司每月5日之前发送给李焕的对账单、卓帆公司委托“中海海运集装箱公司”实际承运涉案货物的委托资料，并要求法院向卓帆公司及轩辕公司、江龙公司、力迦公司、顺悦公司调查卓帆公司与上述公司之间签订的集装箱运输及代理合同、货物托运单及卓帆公司开具给上述公司的运费发票及相关支付记录。为证明卓帆公司是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李焕提交了卓帆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日与轩辕公司、2018年2月1日与江龙公司、2018年2月27日与力迦公司签订的《国内集装箱运输及代理合同》及卓帆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开具给轩辕公司的金额为239,000元的4张发票、2017年12月8日开具给轩辕公司的金额为250,000元的2张发票、2018年4月11日开具给江龙公司的金额为176,715元的2张发票、2018年5月25日开具给江龙公司的金额为13,285元的1张发票、2018年8月16日开具给江龙公司的金额为100,000元的1张发票。卓帆公司认为其与案外人签订合同及开具发票均是根据李焕指示进行，其提交的其员工李菱与李焕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7月20日，李菱问：“重庆轩辕公司开票是开5月份的235,000元吗？”李焕截图回复称：“5月份开122,000元和117,000元，两票共239,000元”，并称：“按其金额开”、今早给资料；李菱称：“要签合同才能开票”，并发送名称为“货运代理合同（重庆轩辕物流…司）”的文件给李焕，并称“盖章要回件回来的”；2017年10月25日，李焕将江龙公司的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货物名称、数量、单价等信息发给李菱，并提出下个月初开好、资料后补、合同换下抬头、通过微信发来；2017年10月26日，李菱发送卓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的文件给李焕；2018年3月20日，李焕称：“做隆昌江龙合同”，李菱发送名称为江龙公司的文件给李焕，并要求盖好章后寄回；2018年4月10日，李焕发送江龙公司的信息给李菱，明确发票金额为176,700元；2018年5月8日，李菱发送《李焕欠款明细》给李焕，注明：欠款1,024,950元（含退款）、另应付200元改单费、617.68元超期费，合计817.68元，在退款中对冲，并称“这是含了退佣的”；李焕问：除开退佣欠多少；李菱称：要核对2017年11月初李焕装的40个柜，去泸州的，每柜退佣多少钱一个，与商务核对确认后，才能得出李焕的所有退佣费金额；李焕称：除开其50元每柜，无退佣，剩下的那十几万，开票给隆昌；2018年5月18日，李焕要求李菱整理给其一份表格；2018年5月21日，李菱发送一份对账单给李焕；2018年5月25日，李菱告知李焕当日开出江龙公司13,285元金额的发票，要求李焕提供邮寄发票的地址；2018年6月27日，李焕向李菱发送江龙公司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货物名称、单价等信息，并询问李菱已付现金但尚未开票的金额共有多少，要求其重新作表并发给李焕，计算可以退佣的有多少，将高开部分扣除，计算卓帆公司实收的有多少；2018年7月3日，李焕又将李菱2018年5月21日所发对账单发回给李菱，该对账单列明李焕至2018年4月时仍欠运费923,950元；2018年7月13日，李焕问：10万，对出来了吗？2018年8月2日，李菱再次向李焕发送对账单，并称已将应付卓帆公司运费和卓帆公司应退的费用分两个表给李焕，其发送的表格为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的对账单，记载的应收运费为824,767.68元，应退费用为58,600元；李焕称：即是欠82万左右；2018年8月8日，李菱向李焕发送《卓帆－李焕长久合同》《李焕熊伦欠款确认函》，并称因为开票数是82万多的，所以需要按这个数额填写；李焕称：824,767.68－58,600﹦766,167.68元，这个数是公司实收就行了；李菱称：“知道，但是开票金额是这个，我们账面需要按开票金额的。”卓帆公司提交了其员工林旭辉与李焕的微信聊天记录。李焕多次将其转账给黄子昌的转账记录转发给林旭辉，以此主张李焕直接与卓帆公司联系委托运输并支付运费。卓帆公司提交的发票签收单显示：2017年7月24日李焕签收了开具给轩辕公司的4张共计239,000元的发票，2018年4月11日签收了开具给江龙公司的2张共计176,715元的发票。卓帆公司称其已为李焕开具了77万余元发票，还剩几万元发票未开，开出的发票一部分由李焕直接领走，一部分邮寄。卓帆公司确认：卓帆公司属于“货代”，托运人是李焕，李焕委托卓帆公司把本案货物按照指定收货人发货，卓帆公司再委托“中海海运集装箱公司”运输；卓帆公司只负责堆场至堆场的运输；卓帆公司对外托运时，系以自己名义对外委托实际承运人运输；根据集装箱运输及代理合同约定，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的运费，李焕应在下月10日即2018年5月10日前支付，故卓帆公司主张自该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卓帆公司与李焕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李焕是否拖欠卓帆公司运费，其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及其应否支付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卓帆公司提交的其与李焕签订的《集装箱运输及代理合同》，可以初步证明其与李焕之间存在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李焕认为其签订该合同只是为了配合卓帆公司向实际托运人追索运费而签订，其与卓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际上的运输合同关系，李焕为此提交了卓帆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及为案外人开具的发票作为证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焕为配合卓帆公司向实际托运人追索运费而签订涉案合同的主张。卓帆公司辩称其根据李焕的指示而与案外人签订合同及开具发票，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卓帆公司提交的其员工与李焕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卓帆公司的陈述。另结合李焕签字确认的《沿海货物托运单》、卓帆公司向其他货运代理人和实际承运人委托运输及支付相关费用的单据、李焕向卓帆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及签署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的事实，足以证明卓帆公司、李焕之间存在《集装箱运输及代理合同》，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卓帆公司与李焕之间并未签订关于居间服务的合同，现有证据显示的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也不是李焕介绍卓帆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同的内容，故其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至于李焕为谁向卓帆公司委托运输及李焕与案外人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其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李焕可另行解决。李焕向卓帆公司出具托运单，卓帆公司完成李焕的委托事项，其有权向李焕主张运费。《集装箱货物运输及代理合同》约定：每月5日卓帆公司将上月对账清单发送李焕，确认并开具发票后，李焕10日完成付费。李焕据此抗辩即使其拖欠运费，也是由于卓帆公司没有向其发送对账单和开具发票，系卓帆公司违约在先。李焕支付的运费是卓帆公司完成运输及代理业务的对价，属于主给付义务。卓帆公司在履行其运输及代理业务等主义务后，李焕即负有支付的责任。发送对账清单和开具发票等不决定债的关系类型的义务，是从给付义务，不构成对待给付。李焕不得以卓帆公司未履行从给付义务而主张先履行抗辩权。李焕称卓帆公司未开具发票，也与卓帆公司、李焕之间微信聊天的内容及李焕签收发票记录不相符。鉴于卓帆公司未提交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月发送对账清单的证据，卓帆公司要求按照合同约定从10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焕在《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中承诺于2018年5月31日前付款，此时已明确李焕应支付欠款的履行期限。李焕未按时付款，构成违约，应从李焕计划还款的次日2018年6月1日起支付违约金。现卓帆公司主张李焕按欠款每日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李焕抗辩认为该违约金过高。在卓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情况下，该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及方法明显过高。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违约金性质是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卓帆公司、李焕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对逾期付款违约金予以调整，确定以欠付运费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李焕于2018年6月15日转账支付100,000元给卓帆公司，其认为应从卓帆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中扣除该100,000元。卓帆公司主张当事人《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提交了李焕于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与卓帆公司员工李菱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李焕至2018年8月时仍然确认欠款为82万元左右，可印证卓帆公司的上述陈述，也可以证明欠款确认的结算金额已包含2018年6月15日转账的款项。李焕提出卓帆公司实收数应减去58,600元而计为766,167.68元，李菱回复称其知道，其可证明双方最后确认李焕拖欠的款项为766,167.68元。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李焕尚欠卓帆公司运费766,167.68元。昌茂公司委托卓帆公司代收的39,600元，该款所涉业务仍系李焕委托卓帆公司办理。至于运输和货运代理事务具体由何主体完成，并不影响卓帆公司、李焕之间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在李焕与昌茂公司之间直接成立合同关系。现该票业务所涉运输已完成，昌茂公司代垫付了运费等费用，其委托卓帆公司代收该费用，李焕也书面确认了应偿还该款给卓帆公司。李焕主张应从欠款总额中扣除39,6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李焕向卓帆公司支付运费766,167.6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6月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卓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48元，由卓帆公司负担856元，李焕负担11,19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所述意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如存在合同关系，应如何认定李焕欠付的费用金额。一、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真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卓帆公司为主张其与李焕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提供了其双方签署的《集装箱货物运输及代理合同》《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李焕签字确认的《沿海货物托运单》及卓帆公司的员工与李焕协商费用结算、开具发票等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李焕对上述合同、托运单及《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中其本人的签名均无异议，卓帆公司也于一审期间向法院出示了其员工使用的手机以供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据此确认上述证据，并无不当。该证据显示，李焕本人直接参与了涉案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其内容可以互相印证，进而证明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卓帆公司已依合同约定履行了己方义务。现李焕称其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并主张追加案外人参加诉讼，但其无法提供充分证据否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进而证明其并非涉案合同的一方主体，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依据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二、李焕欠付费用金额的认定李焕与卓帆公司之间形成的货物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其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卓帆公司已经完成李焕的委托事项，其有权主张李焕依据合同约定支付欠付运费等相关费用。本案双方当事人签署的《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所确认的欠款金额为824,767.68元，其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现李焕以其已于2018年6月15日向卓帆公司支付款项100,000元为由，主张该款应在上述欠款金额824,767.68元中予以扣减。卓帆公司则主张双方确认的欠款金额824,767.68元已扣除上述100,000元还款，《欠款确认及还款计划书》的落款日期系倒签形成。经查，2018年8月8日李焕与卓帆公司的员工通过微信聊天再次对账时，其曾提出在824,767.68元的基础上扣减58,600元，但并未主张扣减2018年6月15日支付的100,000元款项，该事实可与卓帆公司的上述主张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采信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卓帆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李焕另提出在上述欠款金额中扣减应由昌茂公司收取的款项39,600元，但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共同确认的欠款金额中错误计入了卓帆公司无权向其主张的其他债权，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8月8日双方当事人通过微信聊天确认的欠款金额766,167.68元，判令李焕向卓帆公司支付该款及违约金，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48元，由上诉人李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莫 菲审判员  贺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金迪书记员肖斯婷李卓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