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22民初5735号 原告：张永顺，男，195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郯城县。 原告：李廷侠，女，1952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郯城县。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孔林，临沭沭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玉娟，女，195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被告：张玉霞，女，汉族，1958年10月12日出生，住临沂市。 被告：张玉玲，女，汉族，1961年9月19日出生，住郯城县。 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英，山东恒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永顺、李廷侠与被告张玉娟、张玉霞、张玉玲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永顺、李廷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孔林、被告张玉娟、张玉霞、张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永顺、李廷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郯房改字第××号房屋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张永顺与张玉娟、张玉霞、张玉玲系同胞兄弟姊妹关系。原告被告的父亲张杰书原任郯城县国家税务局副局长，1983年4月离职，同年6月被郯城县委组织部批准离体，享受正县级待遇。1997年郯城县国税局建设职工住宅楼，根据当时集资建房的相关规定，张杰书交纳集资建房款可享受领导住宅一套。因当时张杰书无钱交纳集资建房款拟放弃购买。在此情况下，经局领导同意，二原告以张杰书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并分期交纳了建房集资款、评估费、房产证费和交易监理费等。前述事实，交款单据、原郊城县国税局局长、国税局时任财务人员、涉案房屋的东邻西舍均能证实。2001年12月3日，原告被告的父亲张杰书病逝，2019年3月4日，原告被告母亲韩英病逝。后原告准备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要求被告协助时，双方产生分歧。涉案讼争房产系二原告的合法财产，从房屋建成交付二原告之日，二原告一直居住于此。为明确涉案房屋产权，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被告张玉娟、张玉霞、张玉玲辩称，1.二原告在诉状中将本案争议房屋定性为单位集资建房实属不当。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属属性为职工购买的公有住房，即按照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由张杰书购买的本单位自建公有住房，即房改房。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一郯房改字第2200025501号房权证及购房人为张杰书的郯城县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房改业务档案，本案争议房屋系张杰书于1998年6月8日根据当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向郯城县国税局申请购买的本单位公有住房，房屋权属性质属于房改房，并不是单位集资建房。 2.本案争议房屋权属的取得是特定的，只能属于房屋登记产权人张杰书。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及《山东省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的实施意见》(鲁政发【1995】81)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单位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住房建筑面积标准以内，即一般干部65平方米，处级90平方米，厅级120平方米)以标准价作为基础售房价格，标准价即拟出售房屋所在市(县)上年度双职工年均工资的3倍加双职工65年(男职工35年，女职工30年)内积累的由单位资助的住房公积金贴现值的80%，另外根据本人工龄给予工龄折扣，超过标准20%以内(含20%)的部分执行成本价，超过标准20%以上的部分执行市场价。本案争议房屋的购买价是根据张杰书本人的职务级别、工龄等个人因素，在享受国家住房制度改革优惠政策基础上核算确定的，该购房价是特定的，只能由张杰书本人享有，房屋所有权只能属于张杰书本人，否则该房屋产权取得的合法性存在问题。 3.二原告主张本案争议房屋归其所有无法律依据。首先，本案争议房屋房权证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张杰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本案争议房屋的产权应属于张杰书、韩英共同共有。第二，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属来源为张杰书按照当时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根据本人职务级别、工龄等个人因素，在享受了国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购买的公有住房，该房屋的所有权只能由张杰书本人及其配偶共有，其二人去世后由其继承人依法予以继承取得。 综上所述，二原告请求本案房屋所有权缺乏法律根据，请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 1.房屋所有权证书一份，证实涉案讼争的郯房改字第××号房屋经政府登记确权于张杰书名下。 2.缴费单据四张，证实涉案房屋从购买到办理登记手续，均系原告以张杰书名义缴纳集资建房款、登记费等。 3.证人证词五份，证实涉案讼争房屋系经原郯城县国税局领导同意，讼争房屋系二原告出资购买并缴纳房屋和其他相关费用，二原告系涉案讼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 4.原告提供证人郯城县国税局原局长姚某、原副局长丁某、原财务科出纳员某出庭作证。原告经质证认为，三位证人所作的证言与当时的客观事实完全相符，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应为二原告，实际出资人应为二原告，房屋的实际管控人应为二原告，因此结合原告提供的交款单据、不动产登记证书足以认定涉案诉争房屋二原告具有合法的所有权。 5.原告提交了郯城县国税局原局长姚某出具的证明材料及记账凭证和由国家税务总局郯城县税务局出具由其记账的韩英书写的借条，证明韩英于1991年4月5日在郯城县国税局暂借建房补助费3000元。 6.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韩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郯城县支行87×××91账户1997年10月1日至2001年5月25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本院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运营管理部调取了该账户的有关情况并要求按照上述时间段提供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运营管理部出具了账户相关情况并加盖了查询专用章，显示该账户开户日1999年5月1日，账户余额119.4元，无交易明细。原告代理人对该证据质证，对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原告申请调取韩英在涉案争议房产购买时的韩英账户的工资流水情况，并非要落实账户现在的存款情况。首先，韩英系郯城县国税局工作人员，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国家公务员不能做生意，且韩英也没有做生意，其收入主要为工资收入。如能调取韩英的工资流水，即可反映出涉案楼房房款的支付情况，从而证实是否为韩英支付了购房款。其次，郯城县国税局原财务工作人员能够证实涉案房款均是由张永顺缴纳，单据由张永顺保存，从而可以认定系张永顺缴纳的购房款。第三，郯城县国家税务局原局长、副局长均出庭作证证实涉案房子韩英因无钱购买已放弃，由其子张永顺购买，韩英已经领取了3000元安家费，该证据也能证实涉案楼房系原告购买，由原告支付了购房款。第四，涉案楼房虽系房改房，原告以张杰书名义购买并支付了购房款，但该房产因超面积，按国家房改政策，超面积的部分按商品房交购房款，符合政策规定，按房改政策进行了房改。所调查的事项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该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对证据1房屋所有权证书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房产证的编号为郯房改字，该编号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阶段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的登记专用编号，证明该房屋为房改房；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张杰书。 对证据2缴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该组证据的缴款人均为张杰书，证明该购房款系由张杰书缴纳；第二、原告持有和保管该部分单据不能当然证明单据中的款项系由原告缴纳，因原告张永顺与张杰书系父子关系，这一特定社会关系增加了原告保管和持有该部分单据的其他可能性，包括张杰书将交款单据交由张永顺保管。 对证据3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第一、该部分证人尚未出庭，不能证明该部分证言系其本人书写；第二、该部分证人均为郯城县国税局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职工，他们证实本案争议房屋的购房款系由原告张永顺缴纳，这一证言违反了这一房屋参与房改时的国家政策，不具有合法性，且其他一位证人系该国税局的主要负责人，其证实违反国家政策规定许可原告顶名购买政策性住房的证言，本身这一行为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上述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对证据4郯城县国税局原局长姚某、原副局长丁某、原财务科出纳员某的出庭证人证言，被告认为，三位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本案房屋的交款手续是由原告张永顺办理的，对于所交款项的资金来源证明不了；证人丁某、姚某能够证明本案房屋是根据当时的房改政策依据张杰书本人的行政级别和工龄折扣后的价格购买的。 对证据5和证据6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1)从性质上，韩英出具的该“暂借”字据，仅能说明其本人与单位之间形成借款关系，与本案争议的房屋确权纠纷无任何关联关系。(2)从时间上，韩英借用3000元建房补助费的时间为1991年4月5日，而本案原告请求确权的房屋建于1997年，二者不具有时间上关联关系。而且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山东省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的实施意见》(鲁政发[1995]81号)，向城镇职工出售公有住房的时间是1995年，韩英的借款行为不具有阻却其本人参加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购买单位公有住房的法律效力。查询单仅能证明韩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郯城县支行开立的账号为87×××91账户余额情况，仅凭此账户余额情况不能证明韩英及其配偶张杰书不具有购买本案争议房改房的资金支付能力，支付本案争议房改房的资金可以来源于韩英及其配偶张杰书自有的其他自有资金，包括该二人其他个人账户存款或者现金储存。综上所述，原告自行提交及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依然不能证明本案争议房改房的出资来源于二原告自有资金。 被告提交了证据： 1.购房人张杰书的郯城县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房改业务档案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争议房产系张杰书于1998年6月8日根据当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规定，向郯城县国税局申请购买的本单位共有住房，房屋权属性质为房改房。 2.韩英自书遗嘱一份及临沂市公证处（2007）临沂证民字第464号公证书一份。自书遗嘱的原件留存于临沂市公证处。证明原告张永顺及被告的母亲韩英以自书遗嘱方式将本案房屋自己按份共有的部分及继承其配偶张杰书的部分指定有三被告平均继承，原告张永顺对该部分房产无继承权。该自书遗嘱经公证部门公证，遗嘱合法有效。该房屋购房款是由其夫妇委托原告张永顺代为办理的缴纳手续。 3.《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第4条第（16）项，证明本案争议房屋为国家政策性住房，不具有可转让、可替代的性质。 4.《山东省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的实施意见》（鲁政发（1995）81号文）第15条第15项、21项、23项、24项，证明内容同证据3。证据3、4证明张杰书购买的涉案争议房屋是根据当时的房改政策，按照本人行政级别及工龄折扣后的价格购买的，该房屋的所有权只能由其本人所有。房改房屋属于国家政策性住房，其购房权只能由其本人享有，不能转让或者顶替。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对证据1其中房屋产权所属保证书中保证人的签名是本案原告张永顺所签，指纹是张永顺所按，说明在办理涉案房屋房改业务时，是由原告张永顺亲自办理，涉案房屋其中享有政策性优惠的部分属于房改性质，超面积的部分属于商品房性质，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所主张的涉案房屋全部为房改房的性质。 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据的证明力均有异议。被告提供的韩英的自书遗嘱显然是虚假的，所有的笔迹和遗嘱的内容均不是韩英所写，且立口头遗嘱时没有代书人的签字，也没有两名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临沂市公证处在对遗嘱没有认真审查的情况下，草率出具公证书，显然该公证书违背公证程序。该公证书以及遗嘱，法院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对证据3、4不属于证据，原告不予质证。 根据上述当事人陈述、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可以确认涉案房屋产权证号为：房权证郯房改字第××号，登记所有权人张杰书，系房改房屋。原告张永顺与李廷侠系夫妻关系，与被告张玉娟、张玉霞、张玉玲系兄弟姊妹关系，其父张杰书、其母韩英分别于2001年12月3日和2019年3月4日病逝。根据被告提交的临沂市公证处（2007）临沂证民字第464号公证书，韩英于2007年5月17日在临沂市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其内容涉及本案争议房屋。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张永顺、李廷侠诉讼请求确认郯房改字第××号房屋归其所有。根据本案确认的事实，该房屋系原郯城县国税局经职工集资所建，后根据相关房改政策登记在原、被告父亲张杰书名下，其母韩英又立有涉及该房屋的公证遗嘱，且三被告也不同意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因此，二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永顺、李廷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张永顺、李廷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祥开 审 判 员  田学栋 人民陪审员  滕 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