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25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建清，男，1962年12月29日，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晋，山西汇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英，山西汇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书，男，196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山西化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州区老顶山旅游开发区二龙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老顶山旅游开发区二龙山村，法定代表人：秦冠军，职务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炜，长治市潞州区江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闫建清因与被上诉人长治市老顶山旅游开发区二龙山村民委员会、李建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3民初1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建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晋、杨慧英，被上诉人长治市老顶山旅游开发区二龙山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炜，被上诉人李建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闫建清的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403民初155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撤销。一、一审法院以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审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有两种情形:1、法院依职权适用,即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和派出的法庭审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2、除上述人民法院可依职权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经当事人约定可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涉及三方当事人,即使仅根据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来看在本案中涉及到的合同关系众多,案件事实并不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且根据一审庭审情况,本案争议较大。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且当事人并未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二被上诉人于2005年3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2005年5月30日同日签订的《晋升桥协议书》、《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所出示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所涉老顶山旅游开发区吊桥项目为上诉人闫建清投资建造经营,被上诉人对该吊桥项目不享有任何利益。2005年在被上诉人李建书担任二龙山村村委主任期间,经上诉人闫建清提议,并且经过二龙山村委召开会议同意修建吊桥,且会议中通过两个项目,即牛金平碰碰车和闫建清吊桥通道。2005年4月15日上诉人闫建清与二龙山村委签订了在老顶山旅游开发区修建经营吊桥项目的合同。上诉人基于与被上诉人李建书之间的信任度将该项目所有资金、建桥时买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的手续以及上诉人闫建清与二龙山村委签订的合同全部交由被上诉人李建书保管,并且由李建书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上诉人在2012年年底，考虑到吊桥项目已经营数年需合计总账,便提出该要求,却被被上诉人李建书拒绝,在理论过程中，被上诉人李建书告知上诉人闫建清吊桥项目早已被其注册为其个人的项目(长治市××区晋升桥),将上诉人欲注册登记的手续进行了掉包,并将上诉人与村委于2005年4月15日签订的合同进行隐匿,又利用自身担任村主任、手握村委公章的职务便利,以权谋私、伪造出被上诉人李建书与二龙山村委签订的协议书。被上诉人共伪造出三份协议书,分别为2005年3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两份内容不同的“晋升桥协议书”“协议书”。上诉人在得知上述情形后,多次与被上诉人李建书进行联系,要求其提供2005年4月15日上诉人闫建清与二龙山村委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多次予以拒绝,并且在2013年3月31日二人的谈话录音中,被上诉人李建书明确表示其将本身由其保管的上诉人与村委的合同予以隐匿,并且伪造了自己的合同;且认可其本人侵占了上诉人资金28万余元。之后,被上诉人李建书以排除妨害为由将上诉人诉至法庭,经过一审、二审、撤销原判指定审理后,被上诉人李建书进行撤诉,并注销了其侵占上诉人的资金、手续私自设立的晋升桥营业执照,并答应将与村委签订的协议变更为上诉人闫建清。在李建书与二龙山村委协商后,二龙山村委于2013年10月与上诉人重新补签该吊桥项目协议书,上诉人已进行了工商登记(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公园幸福桥)。(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长治市老顶山旅游开发管理中心二龙山村民委员会在庭审中认可二被上诉人于2005年3月31日前签订的《协议书》及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晋升桥协议书》为由,认定该协议书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二龙山村民委员会现任村委成员于2018年后半年上任,对于当时该吊桥项目的修建经营及合同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其对该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可的意思表示不应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次,就本案吊桥项目,被上诉人二龙山村民委员会分别与上诉人闫建清、被上诉人李建书签订了合同。从签订时间来分析,被上诉人二龙山村委与上诉人闫建清于2013年10月签订的《合同书》在后,该合同书应为被上诉人二龙山村委就该吊桥项目的最终意思表示,即该项目由上诉人闫建清修建经营,先前被上诉人李建书私自利用职权订立的协议书被否定,应属无效合同。再有,根据上诉人闫建清一审出示证据《关于晋升桥合同变更事议》,该证据为被上诉人李建书于2013年3月3日书写。在该证据中被上诉人李建书明确认可该吊桥项目为闫建清修建。因此,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二龙山村委当庭认可二被上诉人于2005年3月31日前签订的《协议书》及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晋升桥协议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具有偏袒被上诉人李建书的明显意向,该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三)一审法院以书面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签章日期仅对合同成立时间的先后产生影响,不构成合同不成立的法定条件为由,认为原告主张二被上诉人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两份内容不同的《协议书》、《晋升桥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李建书出具的2005年5月30日两份内容不同的“晋升桥协议书”“协议书”,该两份协议书签盖的公章有数字编码。而根据长治市公安局出具证明,被上诉人二龙山村委使用有数字编码的公章则是在2006年4月18日才正式启用。该协议明显属于被上诉人李建书利用自身担任村委书记兼主任的职务便利,以权谋私,私自倒盖公章、伪造的合同;其次,该吊桥项目属于涉及村民集体利益的事项,应当经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协商确定,并应有相应的会议纪要记载。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建书所称该协议系其与村委签订,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被上诉人二龙山村委也未出示任何会议纪要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理由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正。故上诉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建书辩称，2005年3月31日被上诉人与村委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也是合法的，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村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李建书的答辩意见。上诉人闫建清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李建书与二龙山村委于2005年3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2005年5月30日同日签订《晋升桥协议书》、《协议书》合同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31日被告李建书与被告二龙山村委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同年5月30日被告李建书与被告二龙山村委签订了《晋升桥协议书》一份，以上两份协议书内容均是对炎帝像南侧部分土地租赁经营相关事宜的约定。2013年10月5日，原告闫建清与被告二龙山村委签订了《合同书》一份，内容也是对炎帝像南侧部分土地租赁经营相关事宜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的三份合同中，2005年5月30日的《协议书》二被告均否认该协议的存在，原告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协议具备形成、签署的事实，故本院难以对协议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对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2005年3月31日《协议书》及同年5月30日的《晋升桥协议书》不成立的理由之一为在上述两份协议上加盖二龙山村委印章的行为非被告二龙山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告李建书私自进行的，但通过庭审调查的情况，被告二龙山村委对该两份协议是认可的，故原告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的理由之二为协议上二龙山村委的公章启用时间迟于合同落款时间，故合同不成立，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也就是说，书面合同签订时，合同双方当事人签章的时间仅对合同成立时间产生影响，一方当事人是在合同落款日期签章还是迟于该日期签章并不构成合同不成立的法定条件，故原告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原告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故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闫建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闫建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四组，第一组收据22张，证明案涉吊桥项目自兴办开始即由上诉人经营管理，并且向村委缴纳管理费，上诉人为该吊桥的权利人，被上诉人与该项目利益无关。第二组杨宗英证明材料一份，证明案涉吊桥项目为上诉人于2005年开始筹建，并雇佣工人干活，为其发放工资。至今上诉人经营管理。第三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涉案合同没有上过村委会通过。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与本案确认合同是否成立及合同的效力不具有关联性且系复印件，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系对个人的询问笔录，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该证明内容不能证明涉案合同未经村委同意。故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合同是否成立及是否属于无效合同。针对该焦点，首先，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二龙山村委对2005年3月31日《协议书》及同年5月30日的《晋升桥协议书》是认可的，表明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虽上诉人认为二龙山村委的公章启用时间迟于合同落款时间，但合同双方当事人签章的时间仅对合同成立时间产生影响，并不构成合同不成立的法定条件。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与村委签订的涉案合同有以上无效的情形。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建书分别于2005年、2013年与村委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合同所产生的合同履行冲突，以及是谁实际履行涉案合同和合同项下的吊桥谁享有权益的冲突，但该事项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所述，闫建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闫建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姬国强审判员 张国刚审判员 郭玉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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