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725民初3614号 原告：王某欢，女，2010年8月9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某，女，201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 二原告共同法定代理人：王庆成（系王某欢、王某之祖父），男，195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 二原告共同法定代理人：刘术竹(系王某欢、王某之祖母)，女，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吉林，达州市通川区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渠县清溪场镇中心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江志全，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伟，四川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欢、王某与被告渠县清溪场镇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清溪场卫生院）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欢、王某及其法定代理人王庆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吉林；被告清溪场卫生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欢、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渠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渠医]调字（2019）07号（一）《人民调解协议书》；2、依法判决被告赔偿二原告因其母亲医疗损害死亡应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436764.74元（已支付167501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4日，被告与二原告的监护人祖父王庆成、祖母刘术竹在渠县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主持下，就二原告因其母亲刘杰在剖宫术后死亡应得的赔偿达成协议。随后被告支付了协议约定的167501元。调解时，二原告的监护人不清楚相关赔偿标准和计算方式，在被告及医调委人员乘人之危，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后经咨询，方得知二原告在其父亲死亡后一直随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城镇，其祖父从事建筑业，收入来源于城镇，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杰的死亡赔偿金也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杰作为健康孕妇入院行剖宫术，无任何过错责任，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应当只承担70%的赔偿责任。二原告应当获得的赔偿费用高达436764.74元（即便是按70%的比例赔偿也应当赔偿305735.31元），与二原告所获得的167501元差距悬殊，调解协议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属重大误解，且因乘人之危而显失公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 清溪场卫生院辩称，除二原告的祖父母外，其外祖父母也应当作为二原告的监护人参加诉讼。本案涉及的调解协议签订主体、程序合法，充分保障了二原告的各项权利，并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应当予以维持。死者刘杰是农村居民，本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费用，在刘杰的丈夫和父亲放弃尸检和死亡原因司法鉴定的情况下，经多次协商，原被告均同意按3:7的责任比例计算赔偿费用，死亡赔偿金按高于农村居民赔偿标准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总和的一半计算。调解协议对责任的划分和赔偿金额是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是双方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是合法有效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所举租房证明、渠县清溪场镇第一中心小学证明、幼儿园接送卡、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凭据、奖状、工资表、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证人证言，均用于证明二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居住在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但不能证明受害人刘杰生前的居住及收入情况，对其待证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杰死亡产生的赔偿费用的观点不予采信。被告所举渠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告知书、放弃司法鉴定申请书、被告与其他继承人签订的两份调解协议，有刘杰丈夫及父亲的签名，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事故处理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所举侯润的电费结算单、退耕还林及地力保护补贴明细、王成电费结算单与本案无关联。 根据认定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原告王某欢、王某系刘杰与王小龙之女，王小龙于2014年7月30日因工死亡，后刘杰与侯波再婚。二原告从2015年开始随其祖父母王庆成夫妇共同生活至今。2019年6月6日，刘杰在被告清溪场卫生院住院行剖宫术生育了一女，3天后刘杰因抢救无效死亡。6月11日，刘杰的丈夫侯波和父亲刘恩八书面申请放弃对刘杰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同月14日，在渠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二原告（乙方）的祖父王庆成、祖母刘术竹作为二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甲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刘杰死亡后，乙方两人应享有的死亡赔偿金[（664300+260000）／2*0.7／6*2]=107835元、精神抚慰金（50000*0.7／6*2）=116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0*（11+9）*12=48000元、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等共计167501元。二、此款在双方签订本协议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三、本次赔偿为甲、乙双方的一次性终结赔偿。乙方自愿放弃刘杰死亡后属于其他继承人所得的赔偿款项，其他继承人应得赔偿款项由其他继承人与甲方另行协商赔偿，乙方不再参与协商。其他继承人应得赔偿款项乙方不再参与分配及享有。乙方不再要求甲方给予任何赔偿或补偿。四、本协议双方签字成立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反悔。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渠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持一份。王庆成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并代刘术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并盖公章。随后被告按协议约定支付了赔偿款，王庆成在收条上签名。同日，被告与刘杰的父母签订调解协议，同月17日，被告与刘杰的丈夫侯波及新生儿签订调解协议，三份调解协议的赔偿标准一致，且均已履行完毕。后王庆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指定其为二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本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川1725民特101号民事判决：指定王庆成为王某欢、王某的监护人。王庆成认为被告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全额赔偿相关费用，之前达成的调解协议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基于重大误解达成的，显示公平，应当予以撤销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二原告系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二原告的父母均已去世，其祖父王庆成被本院指定为二原告的监护人，王庆成代理二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认为调解协议是在乘人之危、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属重大误解，并显失公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被告认为调解协议是原被告自愿达成的，合法有效，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法定撤销事由，故本案的案由变更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原告未举出证据证实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有欺诈或胁迫的行为，故不存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思的情形。对于协议适用的标准问题，刘杰系农村居民，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杰生前居住在城镇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刘杰死亡的各项赔偿费用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调解协议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总和的一半计算死亡赔偿金，该标准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本院（2019）川1725民特101号民事判决查明刘杰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刘恩八带有残疾，刘杰的被扶养人有二原告、新生儿、父亲刘恩八、母亲周会五人，上一年度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2723元，刘杰系独生子女，调解协议按每人每月200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存在显示公平。对于赔偿的比例问题，按照7：3的比例计算赔偿费用是在刘杰的丈夫和父亲自愿放弃尸检和死亡原因鉴定的情况下，被告与刘杰所有继承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显示公平。被告将丧葬费赔偿给刘杰的丈夫用于办理丧葬事宜并无不当，二原告主张分配丧葬费不能得到支持。因刘杰的继承人较多，为了避免各继承人因赔偿费用的分配问题再次发生纠纷，调委会分别同各继承人按照同一赔偿标准达成三份调解协议并无不妥。综上，调解协议是原被告自愿达成的，不存在重大误解，也不存在乘人之危而显失公平，是合法有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之规定，原被告均在调解协议上签名，且调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被告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信，恪守承诺。故对原告请求撤销调解协议，按城镇居民标准全额计算相关赔偿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十九条、二十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某欢、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602元，减半收取2801元，由原告王某欢、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