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7民初17770号原告：深圳市冠泰珠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智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光，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长菊，女，汉族。被告：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玉英。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祥，广东格昂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嘉琪，广东格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当事人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曾智远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光、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祥、邹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开始合作，由原告向被告加工黄金饰品，原告在2015年1月份总共向被告出货4488.8克黄金饰品，累计加工费22372元。2015年4月1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对账函，双方明确约定截止至2015年3月31日被告应付加工费为0元，被告尚欠原告AU999金料1362.66克，原、被告均在对账函上签（章）名确认。原告认为，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但双方的行为实际为加工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加工黄金饰品，被告理应支付加工费及返还原告的黄金料，但被告支付加工费后，尚欠的黄金料不归还，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AU999金料款（1362.66克，277.45元/克）378070元，利息72957元（自2015年3月3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2月），合计451027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从实体上来说，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加工合同关系，被告2014年10月份入职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职，被告与原告之间所发生的加工关系实为履行职务行为，真正与原告有加工合同关系的是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从程序上来说，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2015年1月至2015年4月18日原、被告双方具有加工合同关系，但其至2019年7月4日向法院主张权利，这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也就是说原告的诉讼时效在2017年4月18日就截止，根据2017年10月份实施的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原告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本案相关情况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刘长菊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存在业务往来，原告为被告刘长菊加工黄金饰品。为此，原告提交出库单、对账函予以证明。上述证据显示：2015年1月15日、18日、19日、25日，原告分别出具出库单，出库单中记载了成品名称、规格、数量以及金额等内容，提货人处签名为刘长菊等人。2015年4月18日，原告向被告刘长菊出具对账函。对账函中记载：“刘长菊小姐：承蒙您在业务上对我公司的支持，在此谨至以真诚的谢意！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我公司账面显示您应付未付款项为0元，欠我公司AU999金料1362.66克，现予以核实。”另附表“刘长菊进销存明细账”，记载2015年1至3月的往来账明细，并确认收到刘长菊工费22372元，刘长菊在该对账函中签名并捺印予以确认。原告因主张刘长菊未返还上述金料，遂具状本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金额378070元是按照2015年3月31日的实物黄金标准272.27元/克计算。被告主张涉案金料价值应按2015年4月15日公布的纸黄金价格238.95元/克计算。被告主张对账后刘长菊分别于2015年2、3、4、5、6、7月代被告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向原告经营者曾智远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0元，2015年8月以现金方式支付2800元，2015年9月以现金方式支付2400元，2015年12月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元，另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经营者曾智远支付1500元，共计支付67700元。并提交微信转账截图予以证明。该证据显示：刘长菊分别于2015年9月15日、2015年12月27日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经营者曾智远支付500元、1001元，合计1501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被告未还过款。另查，被告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周玉英。原告主张涉案合同履行主体为刘长菊个人，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玉英系刘长菊母亲。两被告主张涉案合同履行主体为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刘长菊在出库单及对账函中签名及付款行为均为履行职务行为，所欠金料的付款义务应由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承担。为此，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提交员工花名册、刘长菊参保记录予以证明。判决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双方对于被告拖欠原告AU999金料1362.66克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涉案金料款价值如何确定。3、本案付款责任应由谁承担。关于焦点一，被告抗辩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虽然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发生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并于2015年4月18日进行对账，但刘长菊于2017年9月19日重新在对账函中签名确认尚欠金料的事实，且原、被告并未约定金料款的返还时间，故原告于2019年8月20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金料价值按照2015年3月31日实物黄金卖出价272.27元/克的标准计算，被告主张应按2015年4月15日黄金收盘价238.95元/克的标准计算。由于原、被告已于2015年4月18日进行对账，双方确认尚欠AU999金料1362.66克，并非黄金实物，故本院认定涉案金料价值应按2015年3月31日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收盘价235.55元/克计算，金额为320974.56元（235.55元/克×1362.66克）。刘长菊主张其分别于2015年2、3、4、5、6、7月代被告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向原告经营者曾智远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0元，2015年8月以现金方式支付2800元，2015年9月以现金方式支付2400元，2015年12月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元，另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经营者曾智远支付1500元，共计支付67700元。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交微信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该证据显示，被告分别于2015年9月15日和2015年12月27日通过微信转账平台向原告支付500元和1001元。被告主张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66200元，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不予认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被告刘长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被告自对账后已还款数额为1501元。则被告尚欠原告金料款319473.56元（320974.56元-1501元）。关于焦点三，庭审中，被告称金料无法找回，同意折算成金钱给付原告。关于付款责任的承担问题，原告主张应由刘长菊个人承担付款责任。被告主张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刘长菊系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的员工，刘长菊在本案中的签名及付款均是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被告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主张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则应举证证明，但深圳市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仅提交了员工花名册及刘长菊在其公司购买社保的记录，未提交备案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劳动关系真实存在，且社保记录显示刘长菊在该公司的参保缴费起始日期为2016年5月，而本案业务发生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经本院责令，被告未能提交任何能证明与原告之间产生业务往来的相关收货单、结算单、邮件往来、加工费交易记录等证据；其次，从加工费的支付情况来看，加工费均由刘长菊个人账户支付，且刘长菊个人支付加工费前后均未有证据证明刘长菊向公司申请了加工费或事后报账支付，不符合基本的财务制度。再次，根据原告与刘长菊签订的对账函，对账函的抬头为“刘长菊小姐”，且对账函由刘长菊签名并捺印予以确认，并无被告金达莱珠宝有限公司的盖章，故本院认定本案付款主体应为被告刘长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长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冠泰珠宝有限公司支付金料款319473.56元及利息（以319473.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3月3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3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1176元，由被告承担285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杨漫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