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3民初5516号原告:余隆英，女，1957年8月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芬，女，1984年9月25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系原告之女，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芳，重庆市荣昌区广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罗仲明，男，1971年5月14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燕，重庆市荣昌区昌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原告余隆英诉被告罗仲明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隆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芬、邓芳，被告罗仲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燕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20天，现约定庭外和解期限届满，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隆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续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46523.89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在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成渝西路相隔三间门面处，各自经营“丧事一条龙”的生意。2019年2月中旬的一天，原告一亲戚去世，辅助办理丧事的人错把被告的门市当成了原告的门市，记号码后打电话给被告，被告毫无诚信直接承认他就是原告的老公罗家贵。被告接单后做了这笔生意，原告得知这一情况后，2月18日下午到被告门市询问，被告态度蛮横毫无歉意，还抓扯原告，且被告回到店内继续辱骂原告，诱骗原告进店理论，原告不知其意就进去了，谁知被告抓住原告往外猛推了三次，最后一次致原告倒地受伤。原告受伤后分别连续在荣昌区人民医院、重庆恒生手外科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右肩胛骨喙突骨折，右肱股骨挫伤，冻结肩（右侧）及右肩袖损伤。后在荣昌区中医院、永荣医院二门诊部门诊治疗，被告仅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原告的伤经重庆市荣昌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伤残等级属于十级，后续医疗费约需6000元，为维护自身权益，故原告诉讼至法院。被告罗仲明辩称：1.原告所述不属实，原告因与被告做同行生意心生嫉妒，心有不满而到被告门市闹事，抓住被告的衣领，还扇了被告的耳光，被告在掰开原告的左手时因原告自身穿着高跟鞋，自身后退不慎摔倒，但仅是左手掌发红，并未有其他伤势，被告至始至终没有还手，原告老公多次强行拉原告右手离开，但原告都是强行往相反方向拉扯继续生事，继续找被告闹事，故原告受伤，特别是右手受伤与被告无关；2.事发当天荣昌区人民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单并未诊断出原告存在骨折的情况，故原告受伤与被告无关，其后的诊疗费用也与被告无关，原告已年满60周岁没有工作收入，原告的儿子罗国方并未丧失劳动能力，且还在做生意，故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3.原告受伤后，出于人道主义，被告为原告支付了医疗费3521.52元、交通费356元，并基于原、被告在荣昌区公安局广顺派出所达成的协议另行支付了原告26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农村居民家庭户口，罗家贵系原告的丈夫，罗国方系原告的儿子，罗国芬系原告的女儿。位于荣昌县XX街道XX大道X号X幢X的房屋产权于2016年5月11日登记在原告和罗家贵的名下。2019年2月18日下午，原告与被告在荣昌区广顺街道政府对面罗仲明的门店内因生意诚信问题发生纠纷，在此过程中，双方从对骂到抓扯，原告还摔倒在地，原告摔倒起身后其左手掌红肿，之后原告的丈夫前来劝阻，原告未随其丈夫离开，而是甩开其丈夫的手继续找到被告，让被告拿钱去检查，原告还打电话叫来其女儿、女婿，其女儿继续与被告发生纠纷。被告当场支付原告丈夫200元用于原告的伤情检查，后原告将200元还给被告。当日下午，被告妻子陪同原告赴荣昌区人民医院进行检查，该院开具的《病情证明单》载明：“检查情况或诊断：头部外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该院作出的DR检查报告单载明：“诊断意见：1.胸部正斜位平片未见异常。2.右肩关节平片未见明显骨折。3.左髋关节平片未见明显骨折。4.右腕关节平片未见明显骨折。5.左腕关节平片未见明显骨折。（请结合临床必要时随访、复查）。”次日，原告找到被告称其右肩疼痛，被告的妻子遂带原告至荣昌区人民医院检查，并向医院预约于2019年2月21日做核磁共振（MRI）检查。2019年2月21日，荣昌区人民医院作出MRI检查报告单，载明：“诊断意见：1.右肩胛骨喙突骨折，右肱骨头及肱骨颈区域骨髓水肿，考虑骨挫伤及退变。2.右肩关节腔、喙突下滑囊及肱二头肌长头腱鞘少量积液。3.右肩关节前方软组织肿胀。”针对该次检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开具《病情证明单》，载明：“检查情况或诊断：右肩胛骨喙突骨折，右肱骨上段骨挫伤。处理意见：门诊治疗。休息壹月。”2019年2月28日，原、被告在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广顺派出所的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019年2月18日16时许，余隆英与罗仲明在荣昌区广顺街道政府对面罗仲明的门店内，因罗仲明做生意诚信问题发生纠纷，后罗仲明将余隆英推倒在地。致余隆英右肩部受伤。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1、双方同意余隆英不安支架，一个月后恢复（至2019年3月31日止），恢复期间，罗仲明付余隆英生活费、护理费、医药费等所有费用2600元（贰仟陆佰元整，注：已当场付清），恢复的这个月期间余隆英不得找罗仲明滋事。一个月后，看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双方自行协商，如需后续治疗以及营养费用及护理费问题，如因一个月后费用问题双方达不成一致，双方自行到法院诉讼……”2019年3月28日，原告在永荣总医院广顺分院门诊就诊，产生门诊医药费共计56.17元，其中由医疗保险统筹账户支付35.28元。2019年4月3日，原告在荣昌区人民医院门诊就诊，产生门诊医药费共计267.79元，其中由医疗保险统筹账户支付7元。2019年4月12日，原告在荣昌区人民医院门诊就诊产生门诊医药费14元，其中由医疗保险统筹账户支付7元。当天原告即办理住院手续，入院记录初步诊断载明：1.右肩胛骨喙突骨折；2.右肱骨骨挫伤；3.右肩袖损伤；4.右侧冻结肩。原告于2019年5月3日出院，出院记录的出院诊断载明：1.右肩胛骨喙突骨折；2.右肱骨骨挫伤；3.冻结肩（右侧）；4.右肩袖损伤。出院医嘱载明：1.门诊随访治疗并休息1个月；2.出院带药巩固治疗；3.伤口每三天换药，术后两周拆线，院外继续行右肩关节功能训练；4.有不适到医院就诊。该次住院共计21天，期间共产生住院医药费12965.06元。2019年5月8日，原告在荣昌区人民医院门诊就诊，产生门诊医药费共计31.84元。2019年5月20日，原告到重庆恒生手外科医院住院治疗，后原告于2019年6月3日出院。出院记录载明：“出院诊断：中医诊断：痹证-气滞血瘀证；西医诊断：1.右肩胛骨喙突骨折；2.右肩周炎；3.右肱骨骨挫伤；4、右肩袖损伤；5.混合型颈椎病。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适当功能锻炼……3.建议出院后继续行骨折后期康复治疗，中医科门诊随访。”该次住院共计14天，期间产生住院医药费5543.90元。庭审中，被告抗辩重庆恒生手外科医院出院诊断载明了肩周炎及颈椎病等与伤情无关的治疗，其产生的治疗费与本案无关，经本院释明，被告不申请对在重庆恒生手外科医院的治疗项目及费用与原告此次右肩及相关部位受伤之间的关联性、合理性进行鉴定。2019年6月10日，原告委托重庆市荣昌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及续医费用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12日进行鉴定，于2019年7月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原告目前右肩关节功能丧失的伤残等级属于十级；原告目前遗留右肩部疼痛，活动受限，需要一段时间门诊对症、理疗、右肩部康复训练、促进骨折愈合等综合治疗以及门诊随访、检查，约需人民币6000元。该次鉴定产生鉴定费共计1430元。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但不申请重新鉴定。2019年6月14日，原告在荣昌区中医院门诊就诊，产生门诊医药费共计600.19元。2019年7月4日，原告在荣昌区中医院门诊就诊，产生门诊医药费共计305.39元，其中由医疗保险统筹账户支付7元。2019年8月7日，罗国芬委托重庆市荣昌司法鉴定所对罗国方的劳动能力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9月2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劳动能力：被鉴定人目前右侧肢体肌力3级，右侧肢体偏瘫，右侧肢体残疾属于残疾贰级。符合《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4.1.1条之规定，系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意见：罗国方目前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该鉴定产生鉴定费770元。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但不申请重新鉴定。2019年10月24日，原告就本案所涉及的前期门诊治疗费用中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所有费用共计56.28元进行了退还，上述款项已退还至重庆市荣昌区医疗保障局。为证明罗国方无劳动能力，原告除举示《司法鉴定意见书》外，还举示《残疾人证》一份，该证载明罗国方为肢体残疾贰级。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举示视频材料一份，拟证明罗国方在做生意，能够独立销售商品及收银。原告认可视频中销售商品的人系罗国方，但不认可罗国方具有劳动能力。原告举示个体工商户管理登记卡、营业执照及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重庆市烟花爆竹连锁专营点证书、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拟证明经营零售丧葬用品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登记为罗国芬，但实际由原告、罗家贵及罗国芬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经营。对此被告不予认可，抗辩是罗家贵从事丧事道场生意，罗国芬、罗国方在经营门店，原告并未参与任何经营。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每月有120元农村基本养老金收入，在丧事生意中负责销售香蜡纸烛，但每个月未从丈夫罗家贵、女儿罗国芬处领取过任何丧事生意中的盈利；儿子罗国方身体残疾，没有其他去处，故让罗国方待在女儿罗国芬经营丧葬用品的门面，罗国方在其不在门面的时候帮忙卖香蜡纸烛，但不支付罗国方工资；罗国方没有配偶，除每月领取残疾补助金50元外，没有其他收入。罗国芬陈述，因罗国方四肢无力不能远行，就安排他在自己的门店玩耍，其他人都不在门店时，由罗国方帮忙卖香蜡纸烛；其不支付原告工资也不支付原告做生意的盈利，原告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盈利用于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丧事生意每年或者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能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重庆市烟花爆竹连锁专营点上面负责人的名字已由罗家贵更改为罗国芬，只是更改后的证件未提交给法院。对于护理费，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由其女儿罗国芬护理，护理标准应按照交通事故其他服务业标准即45587元/年计算，但庭审中原告又陈述其在荣昌区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是由其他人护理，而非女儿罗国芬护理，在重庆住院期间是女儿罗国芬在护理。对于原告右肩及相关部位受伤是否与被告有关，以及纠纷发生当时的细节，原、被告双方存在分歧。原告主张其受伤系被告用双手推倒在地所致，当时原告的背、后脑勺及两只手均着地，并陈述其摔倒后爬起来用右手抓住被告衣领并用左手准备打被告，但没有打到。原告举示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广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为证。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的《询问笔录》载明被询问人为被告罗仲明，在该笔录中，被告陈述：“2019年2月18日下午16时许，我当时在我广顺政府对面的丧事一条龙门店里坐着，余隆英就跑到我店子里面来骂我，说我找钱也是找的丧德钱，就一直在那里乱骂，然后我就喊他出去，不要在我店子里面闹，然后她还是在那里骂得很难听，我就也骂她，然后她还出手来打我，我躲开了。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把她推倒在地了，她当时自己就站起来了。过后余隆英的老公罗家贵就来拉余隆英走，我当时就说了我确实把她推倒了，我愿意出医药费，当时就拿了200元给余隆英的老公罗家贵喊她去检查，罗家贵就把余隆英拉走了。没过一会儿，余隆英又回来了，跟她女儿和女婿一起来的，来就很凶，她女儿还来推我，把我推倒在我椅子上坐起了，问我为什么要推她妈，这是（这时）我老婆也回来了，就报警了。因为今年大年初9（初九）的时候，我手机接到一个电话，打起来问我是不是罗家贵，因为我们就隔着三个门面，都是做丧事一条龙的，我想到都打电话到我这里来了，我就说我是，然后就做了这单业务。后来请我做丧事一条龙的这个人又和罗家贵见了面，罗家贵这家就知道我抢了他们这个业务，所以那天余隆英来骂我。我就是用双手推的。推了她就摔倒在地了，但是她自己站起来了的，我当时只是看到她左手掌有点肿，所以我最先给了罗家贵200元。但是当时她女儿他们来后，我老婆就带着余隆英去医院做了大检查，头部做了CT，身上痛的地方也照了片，全身都检查完了，医生都说没得问题，然后她就一直喊头痛，还有就是右肩痛，后来我老婆又带余隆英去做了肩部的核磁共振，医生说有点骨裂，但是也就是保守治疗。当时我也承认了确实推了她一下，然后我和余隆英当场达成了协议，我方带她全部检查，而且是我造成的伤我也会负责到底……”在《询问笔录》的尾部，被告本人签字捺印，并书写“以上记录我看后与我说的相符”。庭审中，被告对该《询问笔录》不予认可，主张记录中的多处内容与事实不符，其当时签字捺印时未看笔录中的内容。为证明原告右肩及相关部位受伤与被告无关，被告申请证人李某、朱某、李某1、段某、戴某出庭作证。另被告举示视频资料一份，其中视频资料显示被告申请的证人李某、朱某、李某1、段某、戴某等人围在被告门市中对2019年2月18日原、被告发生抓扯的经过以及后续的情况进行陈述和议论。另被告举示《事实说明》一份，拟证明纠纷发生经过，出庭证人李某、朱某、李某1、段某在上面签字捺印。为证明被告为原告支付了医疗费，被告举示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16张、诊所收据1张，金额共计3521.52元，原告对上述收据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为其支付部分交通费，但对被告所主张其支付交通费356元的金额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派出所询问笔录、《调解协议书》、《病情证明单》、DR检查报告单、MRI检查报告单、门诊病历、出院证明、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处方笺、住院医药费专用发票、发票、诊所收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鉴定费发票、残疾人证、户口簿、结婚证、不动产权证书、营业执照、特种许可证、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现金交款单、医疗保障费用清单、《事实说明》、视频资料、证人证言、询问笔录及原、被告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权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女儿罗国芬经营的门店与被告经营的门店相隔不远，本系邻里关系，理应和睦相处，纵有矛盾，也应相互谅解、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而不能侵犯对方的健康权。对于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一、对于双方于2019年2月18日下午发生的抓扯是否与原告本次诉讼所涉及的伤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对此，本院根据原告的受伤部位、原告受伤就医的情况、原告举示的证据、被告举示的证人证言、《事实说明》、视频资料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等综合评判如下：首先，双方虽对被告采用“双手推”还是“掰开手腕”的动作各执一词，但对于被告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后原告倒地，致原告左手掌出现红肿现象的事实并无争议，事发当天的《病情证明单》也载明原告存在头部外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可以认定原告倒地时左手掌和头部均接触过地面，原告对于“背部、后脑及双手着地”的描述与该姿势相符；其次，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被告自述其用双手将原告推倒在地，以及被告妻子带原告做CT及肩部核磁共振检查，检查出原告有骨裂伤，该笔录由被告签字确认，虽被告抗辩笔录上的多处内容与事实不符，其当时签字捺印时未看笔录中的内容，但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其签字的法律后果，故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再次，被告抗辩原告受伤特别是右手受伤与被告无关，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被告举示的视频资料及《事实说明》显示出庭作证的证人在庭前已就本案纠纷发生经过及相关情况进行了聚集交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原告右肩及相关部位的伤系内伤，普通人无法通过肉眼直接看出，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人证言、视频资料、《事实说明》不予采信；最后，原告于发生抓扯当天就医，于次日在被告妻子的陪同下预约了核磁共振检查，并按照预约的时间进行进一步检查，并未超出一般理解范畴内的合理期间，被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举证证实原告除与被告发生抓扯外，还因其他原因受到伤害，并不能切断双方抓扯与2019年2月21日检查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综上，原告举示的相关证据与原告的受伤部位、伤情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对原告系因与被告发生抓扯而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次纠纷的起因是被告抢了原告丈夫事先约好的业务，纠纷发展过程中被告的行为对原告受伤具有过错，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原告系主动到被告经营的门面找被告争论，在过程中未冷静、正确处理，而是用言语、行为激化矛盾，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原告自身也存在较大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观事件的起因、发展过程及后果，本院酌定原告的损失由原、被告各承担50%的责任为宜。二、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决定。原告主张其和丈夫罗家贵、女儿罗国芬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经营丧葬生意，但原告举示的营业执照上显示其女儿罗国芬为经营零售丧葬用品、烟花爆竹的个体工商户，原告受伤时已年满61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亦不是涉案门店的经营者，且原告自述其并未通过丧葬生意获得工资和盈利。本案中，原告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因本次受伤产生误工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主张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原告的儿子罗国方系肢体残疾贰级，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被告虽举示视频资料抗辩罗国方能独立销售商品及收银，但并未证实罗国方能够正常行使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并获取劳动报酬以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不足以推翻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故罗国方属于被扶养人范畴。但原告已年满61周岁，系农村户口，原告未举证证实其经济收入状况，从原告的自述来看，原告除有农村基本养老金外，并未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工资及收益，原告自身即为被赡养对象，不具有扶养罗国方的能力，且罗国方还有其他扶养人罗家贵，罗家贵从事丧事生意有相应收入，可以对罗国方进行扶养，故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的各项赔偿请求，本院依法评判和确认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其医疗费为19798.39元。根据原告举示的住院医药费收据、门诊医药费收据，原告因本次受伤产生医疗费19784.34元，其中有905.58元（600.19元+305.39元）产生于重庆市荣昌司法鉴定所对原告进行后续医疗费鉴定之后，应认定为后续医疗费，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支持为18878.76元（19784.34元-905.58元）。另被告为原告支付医药费3521.52元，一并纳入计算，即原告因本次纠纷共产生的医疗费损失为22400.2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750元（35天×50元/天），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原告主张其护理费为4371.50元（按照交通事故其他服务业标准45587元÷365天×35天），按照相关规定，结合原告的住院天数，本院对护理费酌情支持为4200元（120元/天×35天）。（4）交通费：原告主张其产生交通费1000元，且认可被告也支付部分交通费，但双方均未对自己支付的交通费举证予以证实，本院综合考虑原告的受伤情况、检查治疗情况及鉴定情况，对于原告支付的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定为800元，对于被告支付的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定为200元，被告支付的交通费，一并纳入计算，即原告因本次纠纷共产生的交通费损失为1000元。（5）鉴定费：原告主张其鉴定费为2200元（1430元＋770元）。对于2019年7月9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产生的鉴定费1430元有相应发票予以证实，且该费用为原告确定伤残等级和后续医疗费的必要费用，原告的该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2019年9月2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产生的鉴定检查费770元，系原告方申请对罗国方劳动能力的鉴定，因本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未予支持，由此产生的罗国方劳动能力鉴定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于原告的鉴定费损失，本院依法支持为1430元。（6）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其残疾赔偿金为66289.10元（34889元×19年×10%），虽原告系农村户口，但其举示的不动产权证书能够证明原告在城镇有住所，原告主张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本院予以采信，综合考虑原告的现状，本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应损失。原告伤残等级为十级，其在定残之日已年满61周岁，经计算，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7）后续医疗费：原告主张后续医疗费6000元，有《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本院予以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考虑原告的伤情、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情支持为2000元。（9）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1000元，但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伤情需要加强营养，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10）误工费：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17610.90元【按照交通事故其他服务业标准45587元÷365天×141天（2019年2月18日至评残之日）】，本院不予支持。（11）被扶养人生活费：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4154元（24154元×20年×10%÷2），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以上损失共计105069.38元。由被告承担50%的责任即52534.69元。原告受伤后，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共计6321.52元（2600元+3521.52元医疗费+200元交通费），扣除上述金额后，被告还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6213.1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仲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余隆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213.17元；二、驳回原告余隆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罗仲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232元，减半收取计1616元，由原告余隆英负担1106元，由被告罗仲明负担5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员 李泓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邸星书 记 员 侯桢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