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026民初1398号 原告：李元兰，女，1980年8月26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系死者邓才六的妻子。 原告：郭秋台，女，1937年2月15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系死者邓才六的母亲。 原告：邓晓婷，女，1997年11月18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系死者邓才六之女。 原告：邓俊，男，2009年12月8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系死者邓才六之子。 原告邓俊的法定代理人：李元兰，女，1980年8月26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 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39-1号国寿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984089772T。 法定代表人：王健，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该公司职员。 原告李元兰、郭秋台、邓晓婷、邓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元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2日，原告李元兰的丈夫邓才六在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投保了一份人寿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邓才六，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为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200000元。保险期限为一年，即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3月12日。2018年12月1日21时50分许，邓才六驾驶三轮摩托车，由叉河镇方向沿国道往太坡方向行驶，当行驶至海榆西线212KM+750米路段时发生侧翻，造成邓才六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案发后，经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被告均以该事故属于免责范围为由拒绝不理赔。原告认为，被告未就该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等对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故应在保险责任金额内予以理赔。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辩称，一、被告与邓才六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被告作为保险公司仅履行“提示”义务，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二、本案被保险人邓才六饮酒驾车身亡且负全责，系违反交通法规的禁止性行为，被告对该免责属“提示”义务，不属“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保险人邓才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的禁止性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保险合同中的《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害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条款第七项中将“被保险人酒后驾驶”作为免责事由，因该事由属于禁止性规定的内容，所以对该事由的免除责任应当适用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提示”义务，而不适用“明确说明义务”；三、被告对投保人（被保险人）邓才六履行和穷尽了免责提示义务：1.被告的客户电子投保的10步流程页及其中的免责条款已对投保人邓才六进行了提示；2.保险合同中的《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对责任免除进行了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七、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对此部分使用加粗黑体给予更醒目的提示；3.《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又以加粗黑体提示：《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详细内容请见该条款；4.在《保险单》下款又再次提示：“请登录www.e-chinalife.com查询和阅读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和免除责任”，进一步要求投保人查看和注意“免责条款”，被告穷尽了提示义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涉案保险合同系电子保险合同，通过网络、保险人网页等方式的提示，是完全符合该规定对“提示”的认定标准；四、投保人邓才六饮酒驾车身亡，违反禁止性规定，属于保险免责内容，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依据免责条款，原告的赔付请求依法不能给予支持；五、对禁止性规定的免责提示，不应过于苛刻，应以正确的司法导向为目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2份证据： 1.《保险单》，证明邓才六在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投保人寿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邓才六，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为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200000元;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邓才六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意外事故当场死亡的事实。 被告质证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邓才六在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投保人寿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邓才六，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为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200000元的事实，对证据1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邓才六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事实，对证据2予以采信。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保险单》；2.《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害条款》，该两份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与邓才六签订保险合同，存在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关系，且被告已做免责提示的事实；3.《客户电子投保流程》，证明保险人在投保人电子投保操作的各个环节对保险免责内容进行了提示的事实。 原告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能够证明被告与邓才六签订保险合同，存在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关系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被告已做免责提示的事实；证据3是真实的，但无法证明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在邓才六进行电子投保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对保险免责内容进行了提示，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2018年3月12日，邓才六在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的网点电子投保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8年3月13日，保险单号为1144460000055080，保险费为365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邓才六，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为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20000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自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3月12日止。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邓才六的法定继承人，除身故保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邓才六本人。邓才六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单内容载明“特别约定：1.《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等详细内容请见该条款;......”及“请登录网站，查询和阅读《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特别是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另外，被告提供的“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对责任免除进行了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七、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且相对其他条款，该条款内容的字体明显加粗。2018年12月1日，邓才六饮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由昌江县叉河镇方向沿国道往太坡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海榆西线212KM+750M处路段时发生侧翻，造成邓才六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昌江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邓才六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之规定，认定邓才六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另查明，邓才六的妻子为李元兰，其母为郭秋台，其父已过世，邓才六与李元兰共生育邓晓婷、邓俊二位子女。 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故在此对立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由予以更正。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关于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是否已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投保人邓才六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保险人邓才六向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电子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并由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签发了保单,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被保险人邓才六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已构成保险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该规定明确了提示的载体、提示的方法和提示的程度。本案中,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以被保险人邓才六饮酒驾车身亡且负全责，系违反交通法规的禁止性行为，其仅对该免责条款有“提示”义务，无“明确说明”义务，并且以下述理由：“1.客户电子投保的10步操作流程页及其中的免责条款已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的页面;2.保险合同中的《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对责任免除条款部分内容使用加粗黑体给予更醒目的提示;3.投保人邓才六《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详细内容请见该条款”部分内容使用加粗黑体提示及《保险单》下款又再次提示：“请登录www.e-chinalife.com查询和阅读《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和免除责任”提出抗辩，认为其已履行了提示义务，但四原告否认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向被保险人邓才六明示免责条款，且被保险人邓才六亦未在保险单及被告提供的《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上签名确认,故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明确载明免责条款并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示作出提示,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当对是否履行了提示义务负有进一步举证的责任。但在诉讼中,被告未能向法庭出示2018年3月12日邓才六投保时相关操作流程页面及其中的免责条款已对投保人邓才六进行了提示的页面，亦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明确告知提示义务,故本院据此认定为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并未对被保险人邓才六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故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邓才六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拒赔的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否赔偿邓才六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00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被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关于“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的禁止性规定，作为本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被告作为保险人已对该条款作出了提示，其无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并未对被保险人邓才六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故该条款对被保险人邓才六不发生法律效力。虽邓才六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其身亡属意外伤害事件。据此，对四原告作为被保险人邓才六的法定继承人以被告未就该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对被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要求被告赔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00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李元兰、郭秋台、邓晓婷、邓俊赔偿被保险人邓才六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0000元。 案件受理费1100元，按规定减半收取55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羊 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陶美艳 书 记 员  谢俊义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