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2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道铃，男，196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其兵，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立新，男，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卫，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路枫，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道铃因与被上诉人盛立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道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王道铃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未达成新的借款合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一系列合同及承诺书、委托书，可以证明盛立新作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担保人，须承担保证责任。A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其法定代表人盛立新向王道铃借款人民币（下同）240万元，用于偿还盛立新的担保之债。盛立新辩称承诺书系伪造，依据的是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最后杨某的备注内容，但当时签订协议之时并无备注内容，盛立新仅凭案外人杨某的备注主张承诺书系伪造依据不足，且盛立新庭审中承认其出具了委托书，可以印证其借款事实。2.盛立新在A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借贷关系中承担保证责任，其作为委托人出具了委托书，故盛立新是保证人身份，而王道铃只是受托人，不能因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为委托人履行担保责任而担保主体就转移为受托人，故盛立新理应归还王道铃代其履行的担保债务。3.一审判决认定，“结合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的内容，为了涤除A公司的股权质押，完成股权转让，盛立新主张出具委托书便于王道铃涤除质押获得股权的意见更具有证据优势”，属认定事实不清。盛立新根据协议书第四条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观点不能成立。该协议签订日期为2015年9月22日，盛立新于2015年11月找到王道铃，向王道铃借款用于偿还其担保之债，双方之间偿还担保之债的合意成立于2015年11月，在协议签订时因担保责任所产生的借贷关系尚未发生。4.根据（2016）沪0116民初62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的内容，盛立新陈述其履行了协议中全部义务，但王道铃未支付任何款项。盛立新就该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1月8日，此时王道铃已为盛立新支付了担保之债，由于盛立新认为王道铃未支付款项，故王道铃代其偿还的担保之债并非协议约定的债权债务，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明确。被上诉人盛立新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王道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1.240万元的借款人为A公司，盛立新持有的A公司股权已经转让给王道铃，故由王道铃归还A公司的借款符合情理，按照逻辑，即便盛立新作为担保人代还了款，也要向A公司追讨。2.王道铃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是委托书和承诺书，但委托书中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且委托书原件在归还借款后已经收回；承诺书是王道铃伪造的，A公司的公章在签订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后已交到王道铃手中，如果是盛立新出具的承诺书，应该由盛立新签名，而非盖A公司的公章。3.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王道铃对A公司欠B公司的借款是明知的，不存在隐瞒公司债务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道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立新归还借款本金2,841,600元；2.判令盛立新以2,841,6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王道铃自2019年3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A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如下：2013年9月5日（公司设立之日），股东封某1、封某2，法定代表人封某2；2014年4月3日，股东盛立新、徐某，法定代表人盛立新；2015年4月22日，股东盛立新、徐某，法定代表人杨某；2015年11月25日，股东杨某，法定代表人杨某；2016年7月18日，股东王道铃，法定代表人王道铃；2016年9月1日，股东王道铃、王某2、王某1，法定代表人王某1；2017年10月16日，股东王某1，法定代表人王某1。2.2014年12月19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ZX-JKGS2014-0256），约定借款金额2,4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3月17日，贷款年利率为16%。同日，盛立新与B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X-BZ2014-0671），约定盛立新对《借款合同》所涉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另盛立新与B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编号ZX-ZY2014-0008），约定盛立新同意以A公司的股权为《借款合同》所涉的借款及利息作为出质权利。盛立新主张该借款由封某1实际使用。3.2015年4月22日，封某1伪造签名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道铃的亲属杨某，为此盛立新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后盛立新与王道铃相识。为解决各方的债权债务问题，封某1、盛立新、徐某、王道铃于2015年9月22日签订《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记载：“2013年11月25日至2015年1月30日，以A公司名义向上海C有限公司（王道铃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2,675万元，实为封某1个人使用，是封某1的个人借款。A公司的其他债务也是封某1的个人债务。鉴于上述情况，三方经友好、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自签字生效起三个月内王道铃代封某1向盛立新归还借款1,400万元。二、盛立新、徐某将其名下A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王道铃或封某1或其指定的其他人，同时王道铃用A公司金山区XX公路XX号的土地和厂房作为1,400万元的担保。……四、盛立新与王道铃，以及上海C有限公司与A公司的债权债务就此了结，再无其他争议。五、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当事人之间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可向金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备注记载：“本协议签字盖章时，王道铃同时收到上海A有限公司公章。收到公章一枚杨某”。另查明，盛立新、徐某持有的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上均有该备注，王道铃否认其或杨某收到过公章，但不能提供其持有的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4.2015年11月20日，盛立新出具委托书，委托王道铃归还A公司、封某1向B公司的借款。同日王道铃通过账号尾号为5427的工商银行账户向B公司转账2,841,600元。B公司出具借款结清证明，记载该笔借款本息已由王道铃结清，并于2015年11月23日办理股权质押的解除手续。盛立新在借款结清后收回了该委托书。5.庭审中王道铃提供一份出具日期为2011年（笔误，应为2015年）11月20日并盖有A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其上记载：“兹由本人代担保人盛立新归还担保人之债240万元整，即A公司、封某1向B公司借贷240万元整，担保人盛立新。现盛立新向王道铃借款240万元整，由王道铃直接汇入B公司，还盛立新担保之债”。盛立新抗辩称，该承诺书上没有盛立新的签字，且当时公章已交付至王道铃方，该承诺书系王道铃方自行伪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意及相应的借款事实。盛立新主张根据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A公司的债务均是封某1的个人债务，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再无争议，因此双方并无借款合意及相应的借款事实。王道铃主张涉案的借款系双方在转让A公司股权过程中发现A公司的股权被质押后，为了能够顺利进行股权转让，其代盛立新归还了B公司的借款及利息，因此系双方在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后达成的新的借款合意并导致了相应的借款事实。一审法院审查本案证据，发现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签订之后，王道铃能够佐证双方达成新的借款合意的证据为2015年11月20日A公司盖章的承诺书和同日盛立新出具的委托书。针对承诺书，该承诺书虽然明确王道铃汇入B公司的欠款系用于归还盛立新担保之债，但其上仅有A公司的盖章，既没有盛立新的签名亦没有王道铃的签名，而根据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上备注的内容记载，此时A公司的公章已经交付给王道铃方，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双方达成了新的借贷合意。针对委托书，该委托书不论从抬头还是记载的内容来看，仅能证明盛立新与王道铃之间系委托关系，无法显示双方为借贷关系，结合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的内容，为了涤除A公司的股权质押，完成股权转让，盛立新主张出具委托书便于王道铃涤除质押获得股权的意见更具有证据优势。综上，在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签订之后，王道铃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新的借款合意及相应的事实，故对于王道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道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532元，减半收取计14,766元（王道铃已预缴），由王道铃负担。保全措施申请费5,000元（王道铃已预交）,由王道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道铃与盛立新之间有无达成借款之合意，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之法律关系。王道铃主张，涉案的借款系双方在转让A公司股权过程中发现A公司的股权被质押，为了能够顺利进行股权转让，其代盛立新归还了B公司的借款及利息，此系双方在签订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后达成的新的借款合意并产生的相应借款事实。盛立新否认其与王道铃之间有借款合意及相应的借款事实，认为王道铃是替A公司归还借款，与其并无关系。经查，王道铃主张与盛立新之间达成借款合意的证据为2015年11月20日盛立新出具的委托书及同日A公司盖章的承诺书。关于委托书，其内容系盛立新委托王道铃归还A公司、封某1向B公司之借款，其接受方为B公司，且归还的是A公司、封某1之借款，并不能证明盛立新有向王道铃借款之意思表示。关于承诺书，该承诺书上仅有A公司盖章，并无盛立新的签名，而根据2015年9月22日的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之备注内容，A公司的公章在签订协议书时已交给王道铃方的代表杨某，而分析承诺书的文字内容，“兹由本人代担保人盛立新归还担保人之债240万元整，即A公司、封某1向B公司借贷240万元整”,其口吻亦非出自盛立新，而更类似于王道铃，故不能认定该承诺书系由盛立新出具。综上，盛立新关于出具委托书是为了便于王道铃涤除股权质押、完成股权转让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且该委托书中并无盛立新向王道铃借款的意思表示，王道铃据此主张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意不能成立；至于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中是否包含了A公司向B公司的借款债务，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且涉及案外人，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不作认定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道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32元，由上诉人王道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寻增荣审判员  潘春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