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9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朝友，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定，重庆兴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仓，重庆兴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建龙，男，1985年6月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户籍所在地陕西省乾县，现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泽彬，重庆市潼南区太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春林，男，197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勇，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松林，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潼南区。上诉人唐朝友因与被上诉人史建龙、夏春林、夏松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2民初5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朝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的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史建龙与唐朝友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唐朝友不是接受史建龙劳务的一方。史建龙受伤时间与地点均不明确。唐朝友未向史建龙垫付医疗费，7000元是其委托夏春林支付给夏松林的劳务款。2.唐朝友不应承担史建龙的损失，本案侵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地点均不明确，不能明确侵害结果具体发生工地，即无法明确侵害结果应由哪一接受劳务者承担责任，即使侵害结果发生地在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教育城工地，则唐朝友也并非接受劳务方，对侵害结果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唐朝友承担7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工程的承包情况不属实，唐朝友与夏松林之间以计件方式计算工钱不属实，一审判决认定唐朝友先行赔付7000元不是事实，且唐朝友自己也要干活，也有自己的工人，要为其工人发放工资与提供食宿，唐朝友不认识史建龙。史建龙辩称：1.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外，唐朝友无新的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充分；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春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松林辩称：不认可唐朝友的上诉理由。史建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唐朝友、夏春林、夏松林赔偿史建龙已经产生的经济损失共计459,069.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建龙系从事泥工的个体工匠，2017年9月11日，其在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蔡公堂村（教育城工地）建房工地建房时被自己砍砖溅出的碎石渣击伤右眼。史建龙受伤后，先到西藏军区总医院门诊检查治疗，诊断为右眼球穿通伤，右眼球内异物；后又于2017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20日入住西安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4月20日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查治疗；于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4日入住重庆市西南医院治疗。史建龙总计住院治疗时间为7天，总计用去医药费38,719.07元。2018年10月9日，经重庆獒鉴司法所鉴定，结论：1.史建龙右眼盲目已达八级伤残；2.后续医疗费以临床治疗为准；3.史建龙伤后的护理期为45天。史建龙此次鉴定用去鉴定费2,400元。2019年5月29日，经重庆市潼南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史建龙误工时限为255天。史建龙此次鉴定用去鉴定费9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系夏春林，夏春林承包案涉工程后又将工程中的木工工程和泥工工程转包给唐朝友。史建龙系夏松林邀约到案涉工地务工的泥工工匠，夏松林按照惯例承担了受其邀约到案涉工地务工人员的食宿。在唐朝友与夏松林之间，以计件的方式计算工钱；在夏松林与其邀约的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工工匠之间，按每天350元计算工钱。夏松林本人亦做工，在按每天350元与包括史建龙在内的受其邀约的泥工工匠结算工资后，夏松林个人收入存在高于每天350元的可能，也存在低于每天350元的可能。事故发生后至今，唐朝友已先行赔付史建龙7,000元。一审法院再查明，自2016年2月15日起，史建龙即租住于重庆市潼南区XX镇XX路XXX号。受史建龙扶养人数为2人即其女儿史某某（公民身份号码6104242012××××××××）与其母亲刘英桃（公民身份号码6104241948××××××××）。史建龙父亲已去世，包括史建龙在内，其父母共生育子女3人，3人均有扶养刘英桃的能力。一审法院又查明，事故发生地即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蔡公堂村于2018年9月纳入城镇整体规划。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系巴珠，案涉房屋为3层，登记备案35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并予以采信的各方当事人陈述、证人颜某证言、身份证复印件、公安机关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陕西省乾县马连镇北上官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西藏军区总医院门诊检查治疗诊断证明、门诊病历及费用票据、西安市第一医院及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历、入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医疗费用清单及发票、租房合同、水电费发票及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街村幼儿园证明、重庆市獒鉴司法鉴定所渝獒鉴[2018]法医临床鉴字第456号及重庆市潼南司法鉴定所渝潼[2019]鉴字第0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证据在案证实。夏春林、唐朝友对史建龙主张的于案涉工程工地发生案涉事故不予认可，但夏松林无异议，一审法院审查证人颜某证言，其与史建龙、夏松林相应陈述能相应印证，颜某证言、史建龙及夏松林相应陈述与西藏军区总医院门诊检查治疗诊断证明、门诊病历能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故一审法院对史建龙主张的于案涉工程工地务工时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因唐朝友未提供证据证明转账给夏松林的7,000元系给付的工程款，结合夏松林的相应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唐朝友已先行赔付史建龙7,000元；虽然对史建龙主张的于2016年2月15日起即租住于重庆市潼南区XX镇XX路XXX号的事实不予认可，但却未提供证据反驳史建龙举示的证明前述事实的相应证据即租房合同、水电费发票及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街村幼儿园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史建龙主张的于2016年2月15日起即租住于重庆市潼南区XX镇XX路XXX号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审理评判的重点为：一、史建龙遭受经济损失的项目和数额如何确定？二、责任如何承担？一、史建龙遭受经济损失的项目和数额。1.史建龙主张医药费38,719.07元符合法律及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经鉴定，史建龙伤后需护理的期限为45天，故护理费为5,400元（45天×120元/天）；3.经鉴定，史建龙误工时限为255天，结合审理查明的史建龙受伤前日工资收入为350元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支持史建龙主张的误工费38,808元；4.综合分析史建龙治疗过程，一审法院认为史建龙主张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1,000元与实际需求相符，予以支持；5.史建龙住院7天，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420元（7天×60元/天）；6.史建龙出生于1985年6月2日，因伤致8级残（定残日2018年10月9日），且自2016年2月15日起即租住于重庆市潼南区XX镇XX路XXX号，已符合比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相关经济损失的条件，故残疾赔偿金为280,588.3元{残疾赔偿金209,33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889元/年×20年×30%）+史某某生活费47,100.3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54元/年×13年（18年－5年）×30%÷2]+刘英桃生活费24,154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54元/年×10年（20年－10年）×30%÷3]}；7.史建龙因伤致8级残，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8.鉴定费3,300元（第一次鉴定费2,400元+第二次鉴定费900元）。上列损失共计379,235.37元。二、责任如何承担。事故发生地即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蔡公堂村于2018年9月纳入城镇整体规划，而案涉事故发生于2017年9月，结合案涉房屋为3层、登记备案为350平方米等案件事实分析，应当认定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巴珠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夏春林不违反法律及相关规定，应当认定夏春林将案涉工程中的木工工程、泥工工程转包给唐朝友不违反法律及相关规定。虽然案涉工程中的泥工工程由夏松林具体邀约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工工匠施工，虽然由夏松林与其邀约的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工工匠自行按每天350元计算工钱，而对应的泥工工程款由夏松林与唐朝友以计件的方式核算，虽然存在夏松林收入高于每天350元的可能，但泥工等工匠相互邀约做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本案而言，夏松林亦参与劳动，在按每天350元与包括史建龙在内的受其邀约的泥工工匠结算工资后，夏松林个人收入既存在高于每天350元的可能，亦存在低于350元每天的可能，且提供食宿是当地相互邀约做工的条件与方式，提供食宿必然成为邀约人的额外支出，因此，夏松林邀约包括史建龙等泥工工匠做工的目的是做工而非以这种方式谋利，所以，不应将夏松林视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承上所述，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巴珠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夏春林，两者之间因此产生的法律关系性质为承揽关系（房屋所有权人巴珠系定作人，夏春林系承揽人）；夏春林将案涉工程中的泥工工程和木工工程转包给唐朝友，因此在夏春林、唐朝友之间亦形成承揽关系（夏春林系定作人，唐朝友系承揽人）；唐朝友承包案涉泥工工程后，由夏松林及其邀约的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工工匠具体从事相应泥工工作，故夏松林及其邀约的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工工匠系劳务的提供者，唐朝友系相应劳务的接受者。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巴珠向夏春林发包案涉工程存在过错，无证据证明夏春林向唐朝友转包案涉工程存在过错，所以，本案应由唐朝友与史建龙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一方面，作为案涉泥工工程的承包人，唐朝友负有采取措施预防风险的义务，本案而言，无证据证明唐朝友履行了相应义务，故应当认定唐朝友有过错而判令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史建龙自身系泥工工匠，应当预见到可能产生的伤害而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分析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应当认定史建龙自身注意程度不够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应当认定史建龙自身有过错而减轻唐朝友的赔偿责任。综合分析前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再结合案件的其他具体情形，应判令唐朝友赔偿史建龙经济损失的70%即265,464.76元（379,235.37元×70%），另30%即113,770.61元（379,235.37元×30%）由史建龙自行承担。夏春林、夏松林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唐朝友先行赔付史建龙的7,000元应与其承担的赔偿责任相抵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唐朝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史建龙经济损失265,464.76元，抵扣已赔偿的7,000元，尚需赔偿258,464.76元；二、驳回原告史建龙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唐朝友负担1,750元，原告史建龙负担9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二、本案赔偿责任的划分。本院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经审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巴珠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夏春林，故双方形成承揽关系；夏春林承包涉案工程后，将泥土工程和土木工程包给唐朝友，故夏春林与唐朝友亦形成承揽关系；唐朝友承接泥土工程和土木工程后，由夏松林及其邀约的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土工匠具体从事相应泥土工作，故夏松林及其邀约的包括史建龙在内的泥土工匠系为唐朝友提供劳务，夏松林和史建龙与唐朝友形成劳务关系。唐朝友主张其与夏松林建立劳务分包关系，但唐朝友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将涉案的泥土工程分包给夏松林。从现有证据看，虽然由夏松林与唐朝友以计件的方式结算每天总的泥土工程报酬，但从唐朝友、夏松林及史建龙等人对此情节所作陈述来看，夏松林计件的目的在于从唐朝友处领取相应的劳务报酬，夏松林领取该报酬后又根据计件的内容向史建龙等人发放报酬，但无证据证明夏松林在此过程中有牟取利益或者足以证明夏松林分包了该项劳务；从当地的惯例来看，提供食宿由邀约做工的人负责，仅根据此情节尚不足以认定该“邀约做工的人”就是劳务分包人并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一审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故唐朝友提出史建龙与其不存劳务关系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赔偿责任的划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唐朝友提出“本案侵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地点均不明确，不能明确侵害结果具体发生工地，即无法明确侵害结果应由哪一接受劳务者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相悖，其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从审理查明的事故发生的经过来看，现无证据证明夏春林将涉案工程的泥土工程和土木工程包给唐朝友存在过错，夏春林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经审查，唐朝友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没有证据证明其采取措施预防风险，避免史建龙等提供劳务一方遭受人身损害，故唐朝友对史建龙的受伤存在过错，应对史建龙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但史建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提供劳务时未尽足够审慎义务致其受伤，对其自身受伤有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根据唐朝友、史建龙二人对于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过错程度，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适当，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唐朝友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先行赔付史建龙的7000元系支付给夏松林的劳务款，故唐朝友的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唐朝友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8元，由唐朝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力审 判 员  李立新审 判 员  吴长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美阳书 记 员  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