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20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丑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蛟。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俊玲。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燕玲。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琴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勤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玲，山西宏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辉。上诉人姜丑女等四人与被上诉人赵勤堂等三人、被上诉人赵伟等三人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晋0481民初642号民事判决书，姜丑女等四人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晋04民终28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晋0481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判后，姜丑女等四人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丑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蛟、上诉人赵俊玲、上诉人赵燕玲、上诉人赵琴玲、被上诉人赵勤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玲、被上诉人赵文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霞、被上诉人赵伟、被上诉人赵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兰、被上诉人赵辉均到庭参加了庭审，被上诉人赵建堂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姜丑女、上诉人赵俊玲、上诉人赵燕玲、上诉人赵琴玲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481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1.《赡养老母鸡并房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又未实际履行，应适用民法总则143条规定，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适用合同法认定无效合同）；2.依法确认姜丑女独建房屋70平米的物权与14*20米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归属，再依法确认赵勤堂2011年新建房三层将一层两间房屋与姜丑女置换后的物权分割。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中才有诉讼时效。本案涉及物权是没有时效规定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前后矛盾，一审认定1981年分官协议财产应分给赵勤堂一人的事实错误；认定姜丑女无房产的事实错误；认定2003年在《赡养老母及并房协议》中无姜丑女房屋及原审三被告处分各自的财产约定事实前后矛盾，且无证据支持；2011年赵勤堂对原有无权的翻建行为，不是物权发生变动，而是对原有物权的增值添附，使得原有物权内容发生变更。三、《赡养老母及并房协议》具有人身附属性，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财产关系的合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协议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四、一审判决关于证据的认定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予重新审核。赵勤堂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981年的分官协议与2003年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合法有效，答辩人通过分官协议和协议合法取得物权，其他人在该物权中不再享有权利。位于潞城市××街的所有房产及附属设施系答辩人与妻子、三个儿子赵伟、赵斌、赵辉共同出资出力修建的，属于答辩人所有，与其他人无关。三、被政府征迁院落中的财产权利归答辩人所有，四上诉人主张继承人答辩人父亲的遗产或主张确认原有院落的权利归属，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赵文堂答辩称，赵勤堂是长子，是代表家庭签订的协议，老家的房子不是赵勤堂自己盖的。03年老母亲就住我家，赵勤堂并未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被上诉人赵伟、被上诉人赵斌、被上诉人赵辉的答辩意见同赵勤堂。姜丑女、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三被告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无效；二、依法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姜丑女与赵玉龙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六个子女（为本案其余原被告）。1969年赵玉龙因病去世，1981年赵俊玲、赵勤堂等六兄弟姊妹的爷爷奶奶均去世后，在当时大队主持下，签订分官协议对赵家财产进行了分割，关于本案中原告所请求的原有院落部分在协议中写为“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2003年，原告姜丑女等主持，被告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三兄弟签订《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约定：一是该院落全部房产归被告赵勤堂，赵勤堂分别给赵建堂、赵文堂两千元；二是兄弟三人房屋每处都有母亲一处居住权；三是兄弟三人每年每人给母亲粮面粉二百斤、钱八百元。之后，2011年，因老房变成危房，被告赵勤堂出资将该院落房屋全部予以拆除重建。2018年长治市潞城区政府对该院落进行征收，被告赵勤堂向长治市潞城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提供《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和《分产协议》后，长治市潞城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分别与被告赵勤堂的三个儿子即本案的第三人赵斌、赵伟、赵辉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是请求依法确认三被告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无效，二是请求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三是在案件发还后增加请求确认三被告2003年4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几个诉讼请求的基础为旧院落以及现拆迁房屋权利的归属认定，即如果原告对原有院落及现拆迁房产有共有权，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并房部分内容就可能存在侵犯原告主张的共有权而无效，因原有院落和现拆迁房屋源自1981年分官协议所分割财产和2003年协议所并房产，并形成于2011年翻建，因此两次协议的性质、效力、之间关系和证明内容的认定是本案讼争的基础。（一）1981年分官协议关于协议的性质问题。分家析产（分官协议）是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分户独立和分开生活，就家庭共有财产或个人财产协商一致进行分割的协议。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而继承是继承人通过法定或遗嘱对被继承人个人的财产继承。原告认为1981年协议恰好说明1981年姜丑女和六子女代位继承了宅基地和其他财产，根据法律规定，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且继承的应当是被继承人个人的财产。从该分官协议内容看，题头写为：立分官文字人家长赵聚龙，然后分户人为叔父赵聚龙，侄子赵福堂，侄子赵勤堂。其中关于财产分配表述内容为全家房屋九间，按三股均分，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该协议最后落款包括村干部等共8位中人，并盖有当时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公章。该协议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为一种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无法看出哪部分财产为哪一个人的遗产，各分得财产人取得财产并非依据继承法继承取得而是依据分官协议取得。关于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在1981年签订，并由其他案件在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83）民上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经大队所立分官有法律效力，该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关于协议证明内容问题，原告认为1981年分官协议恰好说明对赵玉龙代为继承所继承财产为共同共有，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结合上述关于分官协议性质的阐述，本院认为1981年分官协议中各分得财产权利人取得财产并非由继承更不是由代为继承所取得，而是由大队主持下家庭成员协商分割取得。在排除继承取得该财产后，关于原告主张赵勤堂所分得财产是否属于共有问题，分官协议写为，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内容中没有关于四原告对该分配得到的财产有共有权的表述，从1981年分官协议签订后、到1982年赵勤堂翻建房屋形成旧院落，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签订对旧院落权属再约定和确认，四原告均未提供对诉争财产拥有共有权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四原告应当对主张诉争财产共有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四原告对1981年所分财产有共有权后的主张权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从分官协议看，协议中写明财产是分配给了赵勤堂，但原告依然可以对认为协议侵犯自己权利或要求确认自己享有权利进行协商、确认或提起诉讼，但在1981年分官协议签订、1982年赵勤堂在信用社贷款翻建房屋（贷款用途写为盖房），1996年和邻居赵福堂置换宅基地，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签订，2011年赵勤堂危房翻盖，在这些连续的房屋从旧状到现状形成变迁的关键节点过程中，直至2018年政府对上述财产征收拆迁前，在长达38年时间里，四原告均未对赵勤堂实际占有、使用、修缮、翻建房屋提出异议，未对诉争财产有共有权提起诉讼，且被告赵勤堂提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法律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对权利不予保护，因此本院对四原告主张拥有对1981年分官协议分给赵勤堂旧院落的权利不予保护。（二）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关于《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的性质问题：同上述理由，分家析产协议是分家析产（分官协议）是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分户独立和分开生活，就家庭共有财产或个人财产协商一致进行分割的协议。同时根据民间习惯，一般还包括对老人赡养义务的约定等。本案中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包括赡养老母与房产分割两部分内容，性质为对老母赡养义务的约定和在1981年分官协议财产分割后对家庭财产的进一步确认。该协议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定。关于《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实际包括赡养老母与房产分割两部分内容，关于赡养老母的效力问题，在协议中关于赡养义务的约定为第二条：“无论家中有何种变更，兄弟三人所居住房屋，每处都有老母一处居住权，老母愿住何处住何处，兄弟三人不得阻拦，老母百年后归各人所有”。第三条为，“现老母年老体弱，兄弟三人每人每年给老母粮面粉二百斤，钱八百元，只能多，不能少，空口无凭，立字为据。”该赡养义务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应为有效。关于房产分割的效力问题，主要一是看该协议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至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证据，二是看所分割财产是否侵犯其他财产所有人的权益。关于第一点，四原告虽然主张该协议无效，但未提出欺诈、胁迫等主张，该协议真实存在，原告诉求主要在于认为三被告签订的协议侵犯了四原告对房产的共有权。从2003年协议所分割的财产看，所并房屋来源于1981年当时大队主持下的分家析产（分官协议），2003年协议中关于并房的内容表述为：旧院全部房产作价勤堂付给建堂、文堂兄弟二人各两千元，笔下钱齐，旧院所有财产归勤堂所有，永远居住修缮，建堂、文堂不得干涉，另协议落款人写为：主持人姜丑女、姜元女、姜玉虎，当事人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此中的旧院全部房产即为1981年分官协议所写赵勤堂分得财产部分和1982年赵勤堂在信用社借款翻建房屋修缮添附部分，应为对1981年分配房产和1982年后添附后的财产的再次分割和确认，即认可了赵建堂、赵文堂对该部分房产拥有权利并由赵勤堂作价付给建堂、文堂兄弟二人各两千元补偿后，旧院全部房产归赵勤堂。因原告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该三名原告在2003年协议签订时，已经超过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在2003年协议并房内容中，对该三名原告对原有房屋所有权利也无新的设定，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所争房屋拥有共有权，故对该三人主张2003年协议侵犯其共有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和保护。关于所并房屋是否侵犯原告姜丑女权利，在2003年协议签订时，一是其已经超过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最长诉讼失效。二是2003年协议对所并房屋进行进一步的权属确认和分割时，原告姜丑女是和其弟弟姜玉虎、妹妹姜元女作为主持人，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作为当事人落款，从形式和内容上，除设定了其在旧院落有居住权外，未对其在旧院落所有权进行新的设定，其也无法证明其对所并房屋有所有权。综上，因从证据和诉讼时效上都无法对四原告提出的2003年协议侵犯其共有权进行支持和保护，且2003年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均已按协议实际履行超过15年，本院确认该协议中房产分割部分内容为有效。关于四原告增加请求确认三被告2003年4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因该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可另案处理。关于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赡养和并房之间的关系，分家协议（并房协议）关于房产的分割，一种为长辈主持对子女财产的分割，并通过分家协议进行确认；另一种是将父母的财产分配给子女。而后者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赠与型。二是遗嘱型。其中，赠与型分家是指父母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子女，交付财产后父母不再享有财产权利；而遗嘱型分家则是指父母在分家协议中表达去世后的财产分配意向，涉及的财产在父母生前仍归父母所有，父母生前还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变遗嘱内容，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如果属于赠与型，是将父母财产分配给子女的，如果同时约定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赡养和房产分配可能存在互为条件的关系，但如果父母只是主持，所分割财产无法证明为父母所有，如果同时约定了赡养义务，赡养和房产分割应当为并列关系，即任何一方未履行协议所确定义务，均可单独对其中一项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本案中，《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赡养和并房之间的关系应当为并列关系，在实际诉讼中，原告也是就赡养纠纷在2018年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我院作出（2018）晋048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应当从2018年1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500元，其中一次性支付原告姜丑女2018年赡养费6000元；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姜丑女赡养费5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被告赵勤堂也已经主动履行。关于协议中姜丑女居住权的问题，被告赵勤堂表示现房屋被拆除，但随时都欢迎老母回来居住，因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协议无效和确认房屋所有权，原告姜丑女可就居住权另案起诉。综上，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赡养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应为有效，关于并房的内容，原告主张协议中所分割的房屋侵犯了其共有权，但原告无相应证据支持，且对2003年协议中的房屋主张权利已超过最长诉讼失效，故对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为有效。（三）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问题。关于原有院落，同上述分析，1981年分官协议和2003年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有效，因四原告对其主张的共有权均无证据并超过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对其主张对原有院落有共有权利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和保护。关于现房产归属，现所拆迁房产为2011年在原有院落上的翻建，结合对1981年分官协议和2003年赡养与并房协议的认定，因从证据和诉讼时效上都无法支持或保护四原告对原有院落有共有权利的主张，同时经双方举证质证，现拆迁房产为被告赵勤堂出资所盖，原告无证据证明曾对现所拆迁房屋出资或拥有共有权，对原告要求对现所拆迁房产拥有权利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03年三被告所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有效；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2020元，由四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共有权确认纠纷，一审中姜丑女、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为：确认三被告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无效；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上诉人认为《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协议，分家析产是家庭财产共有人通过协议的方式，根据一定标准，将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分属各共有人所有的行为，同时根据民间习惯，内容一般还包括对老人赡养义务的约定等。本案中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包括赡养老母与房产分割两部分内容，性质为对老母赡养义务的约定和在1981年分官协议财产分割后对家庭财产的进一步确认。该协议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也考虑到老人的被赡养及居住的问题，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上诉人认为协议违背公序良俗的说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协议中姜丑女居住权的问题，《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实际包括赡养老母内容：“无论家中有何种变更，兄弟三人所居住房屋，每处都有老母一处居住权，老母愿住何处住何处，兄弟三人不得阻拦，老母百年后归各人所有”、“现老母年老体弱，兄弟三人每人每年给老母粮面粉二百斤，钱八百元，只能多，不能少，空口无凭，立字为据。”该赡养内容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该协议的内容保障了姜丑女的居住权即被赡养的权利，协议的中的兄弟三人均应全面履行该义务。被上诉人赵勤堂表示现房屋被拆除，但随时都欢迎老母亲回来居住，因本案诉讼请求为确认协议无效和确认屋所有权，因此，如赵勤堂未依照协议履行赡养及保障姜丑女居住的权利，姜丑女可另案起诉。综上所述，姜丑女、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姜丑女、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潞攀审判员 郭庆菊审判员 李国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丁鑫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