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0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孝科，男，198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洁，上海汇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惠，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468号1号楼1号门7、9、10楼。 法定代表人：吕梁。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钟啸，男，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剑，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孝科为与被上诉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医药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3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郭孝科于2007年10月进入华东医药公司工作并签订有劳动合同。2016年10月1日，郭孝科与华东医药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郭孝科从事辅助工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根据郭孝科工作需要，经郭孝科、华东医药公司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实行标准工时制。工资发放日为每月20日，等等。”郭孝科的实际工作地点在杭州市下城区长浜路336号。2017年8月22日，下城区城中村改造三村联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发函至华东医药公司，明确其坐落在长浜路336号的房屋列入规划红线内，属于搬迁范围，要求其积极配合下城区城中村改造三村联片工程指挥部对该地块进行搬迁洽谈等工作。2018年10月18日，华东医药公司召开“煎药车间搬迁征询沟通会”，对煎药车间整体搬迁到临安进行说明、沟通，并征求员工意见。华东医药公司明确表示由于下城区政府征收拆迁，公司煎药服务中心将自2018年12月29日从现址搬迁至临安区，完成搬迁后煎药服务中心全员需到新址上班，公司将提供上下班班车、厂区宿舍等配套便利政策。郭孝科在《企业搬迁征询函》上明确选择其不跟随煎药服务中心搬迁并签字确认。2019年2月24日，华东医药公司短信通知郭孝科现车间已完成搬迁，自2月25日开始将在新址上班，如郭孝科继续按照原来决定不跟随，华东医药公司尊重郭孝科的决定，如郭孝科改变主意继续上班，按通知准时上班。2019年2月25日，郭孝科未到临安新煎药服务中心上班。2月27日，华东医药公司召集包括郭孝科在内的实际未到临安新址上班的员工召开员工沟通会，再次解答相关政策及签署离职协议。郭孝科仍表示不愿到临安继续上班，也不愿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不愿办理离职手续。华东医药公司已向郭孝科发放2019年2月的工资。后郭孝科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就华东医药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请求华东医药公司支付代通知金、经济补偿金、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的工资、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等。2019年5月27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劳人仲案（2019）13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华东医药公司支付郭孝科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9574.32元；驳回郭孝科的其他仲裁请求。华东医药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已向郭孝科支付了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9574.32元。 郭孝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东医药公司支付郭孝科代通知金10412.07元;2.判令华东医药公司支付郭孝科经济补偿金119738.81元;3.判令华东医药公司支付郭孝科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工资1735.35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华东医药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郭孝科与华东医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郭孝科的工作地点在杭州。本案中，华东医药公司因政府征收拆迁原因而需将公司从杭州市下城区搬迁至新址杭州市临安区，华东医药公司搬迁的新址仍属于杭州行政区域内，且华东医药公司也为员工到新址上班提供了宿舍、班车接送等条件，华东医药公司不存在不能按原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之情形，故双方原来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继续履行。郭孝科因自身因素不愿意到新址工作，且以实际行动证明其不再为华东医药公司公司提供劳动，不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故其要求华东医药公司支付代通知金以及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郭孝科于2019年2月25日起没有再为华东医药公司提供劳动，故其主张要求华东医药公司支付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孝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缓交），减半收取为5元，由郭孝科负担。 宣判后，郭孝科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为临安为杭州市行政区划内，被上诉人搬迁行为不属于变更工作地点系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双方201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并不包括搬迁地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杭州”，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该条款由被上诉人预先设定，上诉人并无权利修改。且对于该工作地点包含的区域应当根据上诉人的工作性质以及以往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多种因素确定，而不能仅从文义解释。上诉人自2007年至被上诉人处工作起，工作岗位是固定且稳定的煎药工，工作内容单一，完成工作进行在固定地点操作，不需要多区域开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0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临安尚不属于杭州主城区，与杭州的交通便利程度很低，政策独立。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可预期的工作时间、劳动报酬都是基于原工作开展情况判断，被上诉人也未对工作地点可能变更或包括其他县市向被上诉人进行特别说明，上诉人对工作地点便利性的预期并不因临安划入杭州城区而产生改变。双方劳动合同中关于“杭州”工作地点的约定依据合理的解释仅是杭州主城区。2.被上诉人工作地点变更严重影响劳动合同目的实现。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工作地点系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对于劳动者，劳动合同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享有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并能在相对稳定的岗位上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本案中，被上诉人工作地点的变更对上诉人提供劳动便利性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搬迁后上诉人每天的通勤时间预计在5个小时，上班路途时间导致休息时间的减少；另一方面，因为路途遥远，缺少可利用的交通工具，交通成本以及便利性均难以控制，而且不定时的加班需要导致回家照顾家庭等正常需求难以实现，上述因素均使得上诉人对于提供劳动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时间等与原稳定的预期产生严重变化。特定劳动者建立特定劳动关系是从其自身发展需要、劳动报酬的获得与付出（包括劳动时间付出及间接的付出）进行综合利益衡量而确定其劳动合同目的的，上诉人的付出骤然增加，其从劳动报酬与自身发展中所获得的收益也会因付出的过分增加而有所消减，进而难以实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被上诉人单方变更行为仅考量了被上诉方企业的经济利益实现，而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合同目的实现，对上诉人不应产生约束力，不应认定该变更仍然属于被上诉人的管理权利范围，上诉人有权拒绝到变更后的工作地点提供劳动。该变更系由政府搬迁的客观原因造成，导致双方对工作地点的变更无法协商一致，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被上诉人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上诉人或另行支付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后，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3.上诉人无法提供劳动系被上诉人未提供劳动条件，并不成为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依据。被上诉人搬迁后，上诉人仍至原址上班，是按照双方原劳动合同履行义务，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提出劳动关系解除，双方系对工作地点变更无法协商一致后，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工作条件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法补偿。上诉人未到新址上班系新工作地点导致上诉人提供劳动的便利性受到严重影响，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目的不符，并不存在其以不提供劳动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形。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浙0103民初390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通知金10412.07元，并支付经济补偿金119738.81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华东医药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为临安在杭州行政区划内，被上诉人搬迁行为不属于变更工作地点，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关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地点问题，对于所有的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约定地点都是杭州，这些合同都是由当事人自愿签订的，也不违反法律。所约定的内容也不限制上诉人的任何权利。因此，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具有约束力。至于说是不是格式合同的问题不影响对于该约定效力的认定。2、被上诉人煎药车间搬迁至临安，临安原来属于大杭州的范围，也就是杭州辖区范围。搬迁的时候，它属于杭州市辖区的范围。无论是属于杭州市大辖区范围还是市辖区范围，都在劳动合同约定的杭州这样一个工作地点范围之内，无论是在下城区也好，在临安区也好，这种工作地点都不违背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地点。上诉人认为，本案发生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个事实是不成立的。劳动合同里约定的地点，杭州车间搬迁的地点也在杭州的范围之内，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问题。至于说在不同的工作地点，给不同的劳动者带来的一些生活上、交通上的不便。华东医药公司从来没有否认，但是华东医药公司这个搬迁过程中是通过班车接送以及宿舍配套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的。另外，搬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是被上诉人为了配合城市改造，在政府要求下征迁的过程中被迫搬迁，不是考虑到华东医药公司的经济效益问题，或者说企业的一方私利，这纯粹是履行一个企业因城市扩大的一种社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劳动者或者说市民要付出代价，企业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本来华东医药公司可以不用配套班车，也不用接送，也不用宿舍。但是为了这个搬迁，华东医药公司必须做这样配套，这也是用工成本在增加的。所以说从劳动合同约定以及搬迁的实际情况上看，并不构成、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华东医药公司因为这次搬迁变更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或者说变更了劳动合同的相关事项，导致劳动合同履行目的不一致，这是不存在。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劳动条件，这个陈述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客观事实是原地址关闭新址启用。而且被上诉人包括劳动仲裁、一审的时候提供的证据和明确华东医药公司是欢迎所有员工到新址去上班的。劳动条件对大家都是一致的。至于说搬了新地址，本案的上诉人到原地址已经关闭的地址，去做摆拍，说在履行劳动合同。这种表达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上诉人说履行劳动合同跟客观事实完全是不符。华东医药公司希望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员工到新址上班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到新址上班，这是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上诉人不能因为自己对自己不愿去上班这个权利处分了，而让被上诉人作为用工单位来对上诉人进行经济补偿，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郭孝科与被上诉人华东医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上诉人郭孝科的工作地点为杭州。华东医药公司根据杭州市下城区城中村改造的要求，将煎药车间搬迁到杭州市临安区，将上诉人的工作地点调整为杭州市临安区，并未变更双方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针对搬迁到新址上班的客观条件，被上诉人也为员工提供了宿舍、班车接送等条件，故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继续履行。现上诉人郭孝科因自身原因不愿意到新址工作，且以实际行动证明其不再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现郭孝科上诉要求华东医药公司支付其代通知金及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代通知金及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本院对郭孝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郭孝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