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民申54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日照市东港区日发生猪购销服务中心，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两城街道两城三村。经营者：邵世波，男，196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秦泗起，男，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泽，日照东港开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再审申请人日照市东港区日发生猪购销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日发购销中心）因与被申请人秦泗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1民终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日发购销中心申请再审称，1.原审认定申请人提供出庭的证人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不当。证人尚某在出庭时与申请人无雇佣或其他利害关系；申请人现取得与案外人丁伟的对话录音材料，丁伟曾于2015年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申请人诉至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后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录音内容能体现出申请人在实际经营中发放给收猪散户红色收据联和蓝色记账联的事实；申请人现已找到涉案被申请人五份蓝色记账联单据对应的红色收据联单据，根据交易习惯以及一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丢失收据联与常理不符，可以证明申请人已经付清被申请人货款。2.申请人从事生猪交易的时间已达10年，经营模式完全相同，贩子到养殖户中收购的生猪称重后，由申请人的会计出具三联单据，将红联和蓝联交付给贩子，待申请人销售收购的生猪后，贩子持红色收据联到申请人处结算，该类活动的常用惯例符合常理。被申请人否认持有过红色收据联与第一次发回重审前庭审陈述不一致，申请人请求对所有被申请人的红色收据联进行指纹鉴定，以确定其是否接触或持有该单据，从侧面可以证明交易行为和方式。3.一审时为节省庭审时间，允许贩子安某一人出庭，对其他贩子采取庭下书面作证模式，二审时并未对此认定。在原审卷宗，申请人也提交了多份调查笔录能够证实申请人的日常交易方式，多份多人证言中既有原先从事生猪收购的证人，也有现正在进行生猪收购的证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关于“交易习惯”的规定并无明示，被申请人对耳聋的证人朱某取证方式不合法，为其提供了卷烟两条并在露天的环境下对话无法听清被申请人的问题。被申请人与证人在与申请人交易时均系同等的客户，申请人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放弃一直沿用的上述交易模式而为被申请人单设交易方式，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被申请人的陈述意见，在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或司法判例的裁判要旨下，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足以证实申请人的日常经营模式。4.申请人并非持垫付现金与贩子直接进行交易，而是处理掉贩子的生猪后进行结算，双方的交易时间为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期间被申请人在最后完成交易的时候未向申请人对账主张债权，对于最后交易前七八个月的蓝色记账联未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均不符合常理。红色联为收据联，按照票据的使用规则及日常生活习惯为付款方持有，如被申请人的主张成立，被申请人除了提供涉案五份蓝色单据外，另外还向法院提交八十多张的蓝色记账联，并自认这些单据已收到申请人的货款，申请人作为付款方应收回债权凭证矛盾，违背常理；被申请人自认并标注收到申请人的款项有现金的支付，双方业务往来没有出具收到条的交易习惯；被申请人提交2014年5月26日单据标注与常理不符，其中“市场支3千300元”与常人的书写习惯完全不符，与其对应一行的“4700元”相比，上一行的“千”和下一行的“4”从下笔到字形都非常的相似，因此“市场支3千300元”应理解为“市场支34300元”。5.被申请人起诉请求中有一项为“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日发购销中心承担”，原审法院均未对“其他费用”的内容进行调查作出裁判，属于遗漏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日发购销中心申请再审的焦点问题是其所主张的双方仅凭红色收据联进行结算的交易习惯是否应该予以认定。为此，日发购销中心提交了涉案被申请人秦泗起五份蓝色记账联单据对应的原审中未提交的另外三张红色收据联单据，分别为2014年5月26日(编号为0011534)复写有生猪款19812元、2014年5月30日(编号为0003070)复写有生猪款34607元、2014年11月1日(编号为0002270)复写有生猪款1337元，三张红色单据上均有其他颜色的笔注，如2014年11月1日(编号为0002270)单据上方黑笔写有“11.4号支37000现金4378011.4”并在表格处勾划后注“欠6780元”。被申请人秦泗起对此质证认为申请人提交的单据与原审时其提交的单据相吻合，也不能证明申请人付款的事实，申请人每次给转账，其都当天或次日随时记在蓝单据上，2014年11月4日单据上记43780元是2014年11月1日记载1337元和2014年11月4日记载的21484元和2014年10月31日记载的20959元共计43780元，2014年11月4日支款37000元，余款6780元。经本院审核原审中被申请人秦泗起提交的2014年11月4日蓝色单据(编号为0021850)上的标注“共：43780元11月4号市场支：37000余6780元”，与申请人提交的2014年11月1日(编号为0002270)单据相对比印证，被申请人秦泗起对此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据此可以分析认为，即使申请人日发购销中心凭借红色单据给收猪散户结算发放款项，也存在不完全付清款项的情况，不能证明申请人持有红色单据即完成了付款义务。申请人对于提交的另外两张红色单据上的标注不能作出解释，本院调查质证有关材料后，申请人称2014年5月30日(编号为0003070)单据上有添加“9.15号打”字样，并提供2014年9月15日张纪芳账号转秦泗起账户的记录，主张已付款3万元。对此被申请人提交了已在(2016)鲁1102民初3693号案卷(第37、38页)证据材料，证明该3万元是邵世波之妻张纪芳任会计时转给被申请人2014年5月3日的002321号单据记载的35106元，并与2014年4月13日11833元、2014年4月13日31391元合并支付，该款项付款明细记于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中，故本院对申请人主张付款3万元系付涉案单据款项的解释不予支持。申请人另提交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案外人丁伟的通话录音，被申请人质证认为该录音可以证实申请人确实有欠钱不付的毛病。本院对此认为该新证据以及原审时证人朱某、尚某、安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在没有明确合同约定或确切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证实申请人与秦泗起的交易流程完全按照申请人所称的交易习惯进行，结合其提交的红色单据上的标注情况，其收回红色单据也不能证明已付清的相关款项，所称的交易习惯对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实质意义，其没有举证证实其已支付涉案相关款项，二审判决其应承担付款义务并无不当。关于申请人所称“原审法院均未对被申请人诉请中‘其他费用’的内容进行调查作出裁判，遗漏诉讼请求”，对此本院审查认为，原审时被申请人秦泗起提出“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日发购销中心承担”，但在原审中秦泗起没有明确其他费用的具体内容，一审判决第二项为“驳回秦泗起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秦泗起上诉后，二审法院对其上诉理由进行审理，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日发购销中心给付秦泗起生猪款53199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均由日发购销中心负担。故本案一、二审并没有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况，被申请人秦泗起亦未因此提出异议，申请人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再审申请人日发购销中心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日照市东港区日发生猪购销服务中心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杜 磊审判员  王宝恒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汤艳艳书记员王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