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民终31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通荣，男，1966年3月1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国林，重庆俊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长顺县鼠场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905500229XH。 法定代表人：黎显秀，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双，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妙娜，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百灵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751830638X。 法定代表人：乐少华，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梦嫣，贵州承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通荣与上诉人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公司”）、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长顺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黔2729民初352号民事裁定，黄通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黔27民终1585号民事裁定指令长顺县人民法院审理，长顺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黔2729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三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黔27民终45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长顺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9月19日再次作出（2019）黔2729民初677号民事判决，黄通荣、三川公司、天宇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通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条、第三条；2、依法改判三川公司支付工程款2592000元；3、依法改判三川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592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4、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三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如下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三川公司从2016年2月3日至2019年7月，向黄通荣、李二平、贵州鑫轩贵钢结构机械有限公司等支付1842375元款项，视同对黄通荣支付工程款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三川公司代黄通荣向第三人支付款项，应得到黄通荣的认可才有效；其次，支付金额巨大，支付凭据只有收据而没有银行转账记录，该支付事实严重存疑；最后，对工人的支付中有部分支付显示是三川公司支付给自己公司的员工，并非是支付给黄通荣所雇佣的工人。黄通荣至今仅收到三川公司工程款1208000元，应当以该金额作为三川公司的支付金额。2、一审法院认为黄通荣提出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与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不符且依据不充分，因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三川公司出具有黎丽签字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以反证黎丽系三川公司的代表人，结合黎丽与黄通荣签订的《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可以认定涉案工程的总价款为380万元，应当以此作为双方价款结算的依据。3、一审法院以双方未约定资金占用损失为由而驳回黄通荣主张利息的请求是错误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只能导致黄通荣无法追究三川公司的违约责任，根据《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三川公司应当按照此协议支付工程款，逾期支付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利息。4、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没有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和结算与事实不符。涉案工程已经交付给三川公司，三川公司也已经投入使用，应视为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三川公司欠付黄通荣工程款240万元（以实际支付凭据为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三川公司对黄通荣支付款项的责任为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视为已经达成结算，根据法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2、一审法院酌定黄通荣的工程款损失金额为12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且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涉案工程价款已经结算，为380万元，三川公司实际支付1208000元，三川公司现欠黄通荣工程款本金2592000元，三川公司应根据《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三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上诉人三川公司无需向上诉人黄通荣支付任何款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审查认定黄通荣应对涉案合同的无效承担主要责任。1、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黄通荣是挂靠天宇公司，其借用天宇公司的名义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其做法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2、黄通荣作为实际施工人，清楚涉案合同第三条“竣工日期：2015年6月25日”之约定，其未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按期完成涉案的工程，在其经济能力不足时，不采取合法的手段解决困难，而是带领工人到工地现场闹事，致使工程多次停工，严重拖延工程工期，黄通荣至今未全面完成涉案工程，三川公司为平息矛盾多次提前预支工程款给黄通荣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及材料款等，且其想更换挂靠公司，又迟迟未处理，致使黄通荣与天宇公司未能向三川公司提供工程验收资料，其应对涉案工程未最后验收承担主要责任。3、天宇公司明知黄通荣没有施工资质，仍将自己的资质借用给黄通荣让其挂靠，且没有尽到管理监督的职责，天宇公司应对涉案合同无效承担次要责任。故，黄通荣的损失不应该由三川公司承担。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厂房已基本按合同约定建成与事实不符。黄通荣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全部完成涉案工程。三、一审判决酌情确定黄通荣的工程款损失为120万元，无任何依据。1、黄通荣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三川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未向三川公司主张赔偿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也未举证证实过错责任、损失大小以及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应在黄通荣的诉请范围审理，既然合同自始无效，就不应存在合同履行问题。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厂房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和结算，则应当驳回黄通荣的诉讼请求，发包方是在涉案工程验收后支付工程款。3、一审判决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一审判决酌情确定黄通荣的工程款损失金额为120万元无依据。黄通荣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也没有向法院申请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或鉴定机构对涉案工程实际工程量进行评估或鉴定，直接推定涉案工程总价款为304.2375万元（184.2375万元+120万元）。4、一审判决未查明涉案工程的付款条件。黄通荣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完成单位工程，更没有在完成之后通知三川公司进行验收，也未向三川公司开具建安发票，黄通荣为先履行一方，其至今未按双方约定履行其承诺，故涉案的付款条件未成就。5、一审判决对三川公司的损失部分、涉案工程未完成的部分应由黄通荣承担修复或是建设责任、要求黄通荣协助三川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验收等均未进行认定。四、一审判决认定黄通荣与天宇公司为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又认为黄通荣与天宇公司实质上是挂靠下的转包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挂靠与转包的实际施工人有本质上的区别。五、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三川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为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施工合同的双方为三川公司和天宇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及工程款支付问题，应当由天宇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向三川公司主张，黄通荣直接向三川公司主张工程款并无法律依据。其次，黄通荣借用天宇公司的资质，挂靠天宇公司的名下进行施工的行为，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第26条第2款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判决书，明确了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应当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天宇公司诉讼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中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天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上诉费、评估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对于天宇公司和黄通荣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1、黄通荣应当认定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天宇公司系挂靠关系，且三川公司对其身份自始至终明确知晓，天宇公司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转包”行为。2、三川公司与黄通荣自行签订相关协议的行为，以及直接向黄通荣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更加明确黄通荣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对此三川公司及黄通荣均认可，三川公司不但将全部工程款项直接支付给黄通荣或其指定的第三人，还自行与黄通荣进行结算并出具付款承诺，后由于三川公司迟迟未支付款项，双方又于2017年7月27日签署了《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明确了黄通荣才是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而非天宇公司。上述行为天宇公司并未参与，黄通荣与三川公司才是涉案合同真正的合同相对方。二、一审判决天宇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如上所述，三川公司和黄通荣的行为已经突破了形式上的合同相对性，天宇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既未参与工程施工，也非涉案工程的实际受益方，故不应承担任何付款责任。天宇公司在涉案工程中无违法所得，天宇公司虽出借了资质，但并未收取三川公司支付的任何工程款，也未收取黄通荣支付的任何费用，无证据证明黄通荣的损失与上诉人出借资质有关，也无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大小。黄通荣要求天宇公司承担责任违反《项目管理责任书》。根据该责任书约定，工程款应当支付至双方共同管理的银行账户，在天宇公司未收到工程款的情况下，黄通荣不得要求天宇公司向其支付任何款项。 三川公司答辩称：一、三川公司自2016年2月3日至2019年7月向黄通荣、李二平等陆续支付款项1842375元，一审法院已经核实，黄通荣所称款项的支付未经其同意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二、对《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是否应直接认定涉案工程总价款为380万元问题。该协议是在黄通荣组织工人到政府闹事，并威胁公司员工的情况下，经政府维稳部门的协调下签订的,是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协议，并非系对涉案工程的结算确认书，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依据。三、关于资金占用损失问题。一审法院未支持黄通荣关于利息损失的请求合法有据。四、关于涉案工程是否竣工验收问题，黄通荣及天宇公司至今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更无法证明合格问题，黄通荣仅就工程已经在使用从而推定已验收合格，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推测是错误的。综上，黄通荣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黄通荣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由被告三川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2592000元；2、由被告三川公司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以2592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8月1日起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天宇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被告三川公司准备在长顺县鼠场工业园区修建多功能厂房，陈隆喜和原告黄通荣（均没有相关建筑资质）获知后与三川公司联系并了解工程建设情况。同年1月20日，陈隆喜、黄通荣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天宇公司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明确乙方负责三川公司长顺鼠场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安全、质量、进度、材料设备、文明施工、工程验收、保修期和资料管理工作，甲方按最终定案的工程结算价的1%收取乙方工程管理费，乙方独立核算，建设单位拨付的工程款必须进入甲乙双方共管账户。 2015年1月23日，三川公司与天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三川公司一方由黎丽签字并加盖三川公司印章，天宇公司一方由刘小萍签字并加盖天宇公司印章，合同主要内容为：天宇公司作为承包方向发包方三川公司承建三川公司位于长顺县鼠场工业园区多功能厂房6栋（1#-3#、10#-12#厂房），建筑面积6332.25㎡，固定单价580元/㎡，合同价款暂定为380万元，工期150天，开工日期为2015年1月26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付款方式：第一次支付工程款结点时间是厂房基础工程完成，通过甲方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5日内支付进度款80万元，第二次支付工程款时间及比例是单位工程完工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5日内按固定价格580元/㎡支付，承包人开出建安发票后付至90%，以银行承兑支付；工程验收合格后双方在30日内完成结算工作后10日内付清扣除20%质保金外的余下工程款。同日，三川公司与天宇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内容完全一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是代表三川公司签字的人是郑军而非黎丽，代表天宇公司签字的是陈隆喜而非刘小萍，其中陈隆喜经天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担任三川公司生产基地工程项目负责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三川公司厂房建设由黄通荣组织施工队进行施工。三川公司厂房是由贵州深港中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进行设计，设计费18024元由黄通荣支付。2015年10月15日，三川公司厂房基础建设经施工单位天宇公司、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三川公司验收，意见为合格。 2016年2月16日，黄通荣为建设三川公司厂房与贵州鑫轩钢结构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建筑钢结构制作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为138275元，2016年2月26日加工完毕。同年4月19日，原告黄通荣为建设三川公司厂房与刘崇定签订门窗合同。厂房基本建成后，三川公司与黄通荣因厂房质量，验收、工程款等问题发生争议；2016年11月10日，黄通荣向长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投诉三川公司作为业主拖欠52名农民工工资1205186元；同月18日，人社局决定受理该投诉；同月26日三川公司向人社局复函称：三川公司的厂房建设是与天宇公司签订的合同，天宇公司是陈隆喜和黄通荣找来的挂靠公司，开始都是由陈隆喜与三川公司签订合同，处理工程问题，后来陈隆喜退到后台，由黄通荣与三川公司协调工程问题，基础工程完工后，黄通荣提出天宇公司有问题，怕工程款打入天宇公司后拿不到钱，影响农民工工资，要求三川公司配合更换挂靠公司，并借支工程进度款，黄通荣便向三川公司借支了80万元工程款，三川公司已提醒并催促黄通荣加快更换挂靠公司的问题。同年12月13日，天宇公司向人社局复函称：天宇公司与三川公司签订厂房施工合同后，因三川公司没有按施工要求提供场地及相关资料，天宇公司从未履行过合同，三川公司是直接将厂房施工任务交给黄通荣等人进行施工，工程款也是直接拨给黄通荣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天宇公司从未参与，黄通荣等工人工资应当由三川公司负责支付，与天宇公司无关。2016年12月30日，三川公司以天宇公司未按期完工而发出律师函，告知及时完工，并提交相关验收资料。 2017年1月25日，黎丽出具承诺书，承诺支付80万元工程款到长顺县劳动局监察委员会，因建厂实际施工人是黄通荣等人，负责代付白云山镇鼠场村本地村民因黄通荣夫妇实际施工时产生的劳务费用（此款在验收合格时从总工程款中一并扣除），并要求黄通荣、刘伟、天宇公司配合办齐手续完善后续未完成工程。同年7月27日，在长顺县鼠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参与下，三川公司代表黎丽与黄通荣达成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主要内容为：黄通荣承接三川公司厂房建设工程总造价为380万元，现三川公司已支付给黄通荣140万元左右（注：以支付凭证为准），现尚欠农民工工资80万左右（注：以支付凭证为准）；三川公司黎丽于2017年8月16日先行支付农民工工资20万元，剩余农民工工资在2017年9月20日之前支付，如一方违约将承担相关费用，三川公司与施工方黄通荣所剩余工程款于2017年11月30日之前付清（双方后续协商为准）。从2016年2月3日至2019年7月，三川公司向黄通荣、李二平、贵州鑫轩贵钢结构机械有限公司等陆续支付三川公司厂房建设拖欠的工程材料款、工资等款项共91项，金额共计1842375元。后因三川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协议，引起本案诉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二被告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黄通荣、案外人陈隆喜与被告天宇公司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二被告分别向人社局的复函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三川公司鼠场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是被告天宇公司，实际施工人是黄通荣，黄通荣系没有施工资质而借用有资质的天宇公司名义进行施工这一事实，天宇公司从中收取总工程结算价1%的工程管理费，由黄通荣组织施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黄通荣与天宇公司实质上是挂靠下的转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进行施工的，应当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故本案中二被告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应当认定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虽然认定二被告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对被告三川公司的厂房建设工程已具体实施修建，在履行合同中造成的工程款损失是实际存在的，对于该损失，应由作为发包人的三川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作为实际施工人的黄通荣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提出由被告三川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对提出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将结合本案实际酌情予以确定。原告提出由被告三川公司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合同没有约定，加之厂房建设工程没有经竣工验收合格和结算，支付金额没有确定，且原、被告双方均有一定过错，故对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由被告天宇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本身没有施工资质，被告天宇公司也明知原告没有施工资质，双方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黄通荣在履行合同中造成工程款损失金额的确定问题。因三川公司厂房建设工程没有经竣工验收合格和结算，现又因合同无效而无法进行验收，无法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确定损失金额，但考虑到三川公司厂房已基本按合同约定建成，没有验收和结算，原告和二被告双方均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并且该损失已实际产生，故一审法院只能综合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承诺书、厂房建设工程没有经竣工验收合格、20%质量保证金的缴纳、开具税票等因素，扣除三川公司已代为支付工程材料款和工资款1842375元，酌情确定原告的工程款损失金额为120万元，再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天宇公司承担2万元工程款赔偿责任，三川公司承担118万元工程款赔偿责任。 对于被告三川公司提出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无权要求支付工程款、二被告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是天宇公司的班组负责人并非实际施工人的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其他符合本案实际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天宇公司提出不承担责任的意见，与其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的事实相悖，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他意见符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通荣工程款壹佰壹拾捌万元（1180000元）；二、被告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通荣工程款贰万元（20000元）；三、驳回原告黄通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36元（原告已预付137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2536元，由原告黄通荣负担17473元，被告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负担14812元，被告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51元。 二审中，黄通荣提交了一组照片，其中有15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11月，拟证实涉案厂房已投入使用，天宇公司质证对此没有异议，三川公司对此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经查，2019年11月拍摄的照片能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2019年11月以前拍摄的照片，因不是本案的新证据，且黄通荣无充分的理由说明在此之前未向法院提交的原因，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本院经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厂房已投入使用。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黄通荣、三川公司、天宇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通荣诉请三川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具体数额是多少；黄通荣诉请天宇公司对三川公司给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合理。 一审法院根据天宇公司和三川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黄通荣、案外人陈隆喜与天宇公司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天宇公司、三川公司分别向人社局的复函等证据，认定三川公司鼠场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是天宇公司，黄通荣系没有施工资质而借用有资质的天宇公司名义进行施工，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与本案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的《项目管理责任书》无效。 黄通荣作为实际施工人，修建了三川公司发包的位于长顺县鼠场工业园区多功能厂房6栋，黄通荣和三川公司双方建立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产生三川公司应向黄通荣对应的给付义务，且三川公司已使用黄通荣承建的涉案厂房，三川公司又已向黄通荣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黄通荣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诉请三川公司给付工程款应得到支持。故，对三川公司提出黄通荣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黄通荣不能直接向三川公司主张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2017年7月27日，在长顺县鼠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参与下，三川公司的代表黎丽与黄通荣在《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上签字确认，该协议上载明：黄通荣承接三川公司厂房建设工程总造价为380万元，工程于2016年8月份完工……。该协议是三川公司和黄通荣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再结合黄通荣提供的照片、天宇公司对黄通荣提供的照片的质证意见，可以认定该厂房已经竣工并使用。虽然三川公司认为黄通荣提供的照片不能证实涉案房屋已经使用，但是在上述证据形成锁链时，三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的厂房未使用，故三川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工程总价款的问题，根据三川公司和黄通荣在上述协议上的自认，结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可以认定涉案的厂房总造价为380万元。关于三川公司提出涉案厂房没有经过结算，涉案的厂房总造价不是380万元，《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只是对支付工资达成的协议，涉案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主张。三川公司与天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其中的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黎丽在发包人三川公司处签字，该处加盖了三川公司的印章，三川公司对天宇公司提交的该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黎丽在《关于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和施工方黄通荣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中的签字行为让人有理由相信黎丽代表三川公司，且在二审中，三川公司表示，其向黄通荣付款的依据是该协议和黄通荣提供的《工人花名册》，显然，该份协议是三川公司和黄通荣双方自愿达成，虽然该协议的名称为支付农民工工资协议，但该协议的内容包括了对涉案工程总造价和完工时间的确定。根据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予以确定。故，对三川公司提出的该协议并非系对涉案工程的结算确认书，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对黄通荣主张应以涉案工程总价款380万元为结算依据予以支持。 经三川公司和黄通荣在二审对账后确认三川公司向黄通荣已支付工程款为1782629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三川公司主张其已向黄通荣给付1842375元的工程款，以及黄通荣主张三川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为1208000元的主张均与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认可。关于三川公司提出其已向黄通荣支付的工程款，除上述金额外，另有89746元确实不是黄通荣签字同意支付的，是黄通荣离开后，其未做完的工程，三川公司自行找人做的，应该由黄通荣支付的主张。但三川公司就此只提供的支付凭据是不足以证实上述主张的，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2%的质保金，现因涉案厂房还在质保期限内，本院参照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扣减总造价380万元的2%（即，380万元×2%=7.6万元）作为涉案工程的质保金，待质保期限过后，双方再对质保金另行结算。若三川公司认为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解决。故三川公司应向黄通荣支付的工程款为1941371元[3800000元-1782629元（已付工程款）-76000元（质保金）]。关于黄通荣主张的资金占用费的问题。本案中，黄通荣无施工资质而借用天宇公司名义施工，天宇公司明知黄通荣无施工资质仍让其借用资质进行施工活动，三川公司明知黄通荣挂靠天宇公司对其涉案工程进行施工，而放任其继续施工，各方当事人对此均存在过错，对因其过错造成的损失应各自承担，故本院对黄通荣提出资金占用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川公司主张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责任在于天宇公司和黄通荣，其没有过错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天宇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天宇公司未实际收到工程款，从涉案的《项目管理责任书》来看，黄通荣和天宇公司实质上是通过内部承包形式来达到借用施工资质的目的，实际上是黄通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黄通荣和天宇公司是典型的挂靠关系，不是转包关系。故，黄通荣要求天宇公司对三川公司欠付工程款的行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川公司认为天宇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天宇公司提出其不应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黄通荣与天宇公司实质上是挂靠下的转包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故天宇公司与三川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认定黄通荣与天宇公司实质上是挂靠下的转包关系错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对黄通荣的诉请，认定为工程款损失费，并酌定天宇公司承担2万元工程款赔偿责任，三川公司承担118万元工程款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该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故，黄通荣、天宇公司以及三川公司提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三川公司提出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案例的问题。因该案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案例的基本事实和诉讼情况与本案不同，故，该案例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和参考。 综上，黄通荣、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顺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9民初677号民事判决； 二、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黄通荣工程款1941371元； 三、驳回原告黄通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536元（黄通荣已预付137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2536元，由黄通荣负担8167元，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负担243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黄通荣交纳17473元，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交纳27536元，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300元，共计45309元，由黄通荣负担11373元，贵州长顺三川工业有限公司负担339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李颖敏 审判员 陈福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