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0625民初1984号 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594625648A。 法定代表人：曹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鄂尔多斯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现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被告：杭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5062569007134X2。 法定代表人：吉某，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065038894K 法定代表人：张某，执行董事。 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杭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内0625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被告杭某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6民终100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7）内0625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发回重审后，依法追加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赵某，被告杭某的法定代表人吉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饲料、玉米及辅料款1237746.6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迟延付款利息损失（从2015年5月24日起算至2017年5月23日利息117585元，从2017年5月24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杭某是一家从事羊养殖的企业，在饲养肉羊过程中，共向原告购买饲料、玉米及辅料627.07吨，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237746.6元。 被告杭某辩称，一、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所谓饲料买卖合同为虚假合同。原告诉称与答辩人有买卖合同关系，提供的证据为没有具体明细和日期的《对账单》和自制的所谓《供货明细》。二审裁决及证据显示答辩人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买卖饲料关系。答辩人之所以在第三人惠农公司工作人员包达赖提供的名称为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帐单》上签章，是因为2014年4月原告旗下的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又名曹习文），来杭锦旗动员答辩人等七户养殖合作社与其合作，利用我们的养殖场地为其育肥羊，保证高于市场价回收羊及羊肉，承诺替其养羊利润丰厚让牧者富。羊和饲料及饲喂体系全部由第三人投资派员负责管理，答辩人只提供养殖场地圈舍和劳动力。我们按照惠农公司的要求在空白的格式合同上签章，但合同至今未给答辩人。第三人惠农公司与答辩人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是按照原告公开向养殖户的承诺，以“六个统一”标准，即统一提供种羊、提供饲料、提供兽药、提供饲喂体系、提供防疫体系、出栏保护价收购产品结算的“羊联体”模式进行的养殖回收合作。最终按照育肥羊出售产生的回款扣除羊款和饲料款分配，实际执行的合同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该事实由二审法院及公安机关查实的证据佐证。而答辩人在该《对账单》上签章，是因为第三人惠农公司说原告蒙羊牧业股份公司为了上市需要核算养殖饲料成本，要求答辩人签的，不作为账款凭据。该对账单因未发生实际交割故没有业务日期，不存在买卖事实。经公安机关向原告和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询问调查和二审查明事实证明答辩人与第三人惠农公司实际操作执行的合同是养殖回收合同，养殖期间是由第三人实际提供种羊、饲料及育肥羊出栏屠宰后扣减了羊和饲料款等事实。答辩人没有与蒙羊牧业股份公司发生任何饲料买卖，原告虚构事实，拿着虚假对账单进行虚假诉讼，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从严惩处恶意虚假诉讼。二、本案实际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养殖回收合同是一方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提供种羊、提供养殖饲料、提供防疫体系等、保证羊饲养为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提供饲养场地和喂养，成品由提供技术和种畜方保价回收的合同。2014年5月至2015年答辩人与惠农公司实际执行的就是养殖回收合同。实际履行中是由惠农公司提供种羊和饲料，并现场定价将答辩人所有存栏的羊由其出资购买变为“蒙羊牧业杭锦旗野诚标准化18号养殖基地”的羊，惠农公司派驻十几名工作人员现场监管，待羊育肥后由其安排出栏屠宰羊并结算，卖羊回款才能扣除养殖期间的饲料款和羊款，此时只有草场圈舍和饲养人员属答辩人提供，羊和饲料、监控设备等所有权和一切管理权均属惠农公司。该事实和流程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均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证明，与所有养殖户向司法机关出具的证明证词意思内容一致。应予认定。养殖期间每次提供饲料和收购调运的羊均有惠农公司驻场人员自制入库单据，并按时核对养殖育肥成本形成惠农公司《对账单》。在惠农公司饲料供应短缺时，由答辩人贷款购买饲料育肥羊，证据均由惠农公司驻场人员统一保管核算，养殖结束全部被惠农公司带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惠农公司提供的和答辩人购买的饲料全部用于其养殖育肥的羊食用。原告及旗下公司在同一事实的另案诉讼中向贵院提供的《对账单》充分证明养殖回收合同的实际履约过程和结算扣款事实。本案的饲料款和答辩人投入的饲料款均属养殖回收关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能脱离分割与养殖回收合同之外，且实际操作主体都是惠农公司，故答辩人依法认为应当与同一事实的另案合并审理。三、因原告及第三人非法调运收购疫区无检验合格证羊导致羊大量死亡，全部经济损失应由违法过错方原告及惠农公司承担。第一：原告旗下的惠农公司是本案养殖回收合同的过错及责任方。1、证据表明原告旗下负责提供羊源的种源公司2014年12月前原名为“内蒙锦嵘公司”，地处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据国家农业部官网发布的信息，2014年2月巴市杭锦后旗发生“一类动物小反刍疫情”致羊群死亡，国家宣布该地为一级疫情暴发区，政府发布禁令在疫情期间严禁一切动物调出调入。原告的羊种源基地处疫区。2、原告原审中承认：惠农、羊业、谷林公司均为“蒙羊牧业股份公司”旗下独立的（子）公司，羊源公司负责种羊提供、惠农公司负责提供饲草料，谷林公司负责肉羊收购及屠宰加工。分别负责养殖回收合同的各个环节。惠农、羊源、羊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2014年6月惠农公司将巴市疫区羊调到杭锦旗与答辩人合作的18号养殖基地，导致羊死亡严重。3、证据证明2014年5月开始原告旗下的惠农公司分批将巴市疫情羊未经检疫，没有检疫合格证即调入反诉人养殖场，造成疫情传入导致所提供养殖的羊大量死亡。原告确认死亡淘汰羊为9999只。4、依据动物检疫法律强制性规定，动物调运必须经过当地动物检疫部门检疫并颁发动物检验合格证。疫情羊严禁调出。惠农公司在无检疫合格证的情况下将疫区羊调入与反诉人合作的养殖场，导致疫情传播，证明惠农公司是本次羊大量死亡和损失的制造者和责任人。第二、答辩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应由原告及惠农公司承担赔偿。1、2014年4月答辩人接受惠农公司动员和承诺，按照惠农公司要求养殖2万只羊的规模建设养殖场所，牧民合作社成员集资借款161万元投资新建了等量的羊舍，累计支付了养殖饲养人员工资64.1万元，增加了机械设备购置投入30万元，并严格履行了养殖回收合同义务。由于惠农公司的过错致答辩人圈舍和其他投资根本无法回收。2、由于惠农公司调入疫区羊入场后即发生大批生病，其驻场的兽医和兽药无法应对，驻场人员请求反诉人支援，答辩人投入资金14.2余万元购买药品救治，并外聘兽医诊断为小反刍疫情。3、每天疫情死羊数量逐日增加，堆积如山，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驻场人员请求我们出资雇人帮助处理尸体，答辩人所雇佣人力机械及消毒焚烧深埋传染病尸体等处理花费达5.6万元。4、惠农公司提供的饲料质量差、数量少，根本无法满足近万只羊的育肥，为了救急，经惠农公司驻场人员不断请求，答辩人累计借贷300万元购买饲料为其养殖，贷款及借款至今未清。5、惠农公司调进疫情羊除将自己的羊死亡外，传染相邻的牧民羊群大面积死亡，损失高达30多万元，导致答辩人三名饲养人员交叉感染布病，至今无法痊愈，医疗费用反诉人支出13万元。6、答辩人的草场和圈舍因惠农公司传播的小反刍等疫情污染，2015年后一直不能饲养动物，2016至2017年养两次均有死亡。经内蒙古畜牧专家鉴定需做无害化处理和彻底消毒处理，费用12.3万。答辩人因与及第三人惠农公司过错导致上述经济损失依法应由其承担赔偿。综上事实：蒙羊牧业公司和惠农公司缺乏诚信，伪造篡改合同主体和属性，为保全自己利益转嫁疫情危机，违法传播调运疫情羊，导致自己在杭锦旗标准化18号养殖基地所养的羊大批死亡，并且损害与其善意合作的牧民合作社，导致答辩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恳请法院依法保护弱势贫困群体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保护国家食品安全和经济秩序。 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案无争议事实为：1、2015年5月24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吉某在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签字盖章；2、原告与被告互不相识，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3、第三人惠农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与原告有业务上的往来。 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饲料款1237746.6元及利息是否支持？ 原告围绕争议焦点提交第一组证据2015年5月24日的《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2张，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饲料、玉米及辅料的关系，被告向原告购买饲料、玉米及辅料627.07吨，被告尚欠原告饲料、玉米及辅料款1237746.6元。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签章真实性认可，对所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被告没有收到原告任何饲料。不存在买卖关系，如果原告向被告交付过饲料，原告需提供交付饲料的原始凭证和具体交易人信息。 被告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第一组证据《内蒙古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习文（曹胜武）询问笔录》《蒙羊种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世龙询问笔录》《内蒙古惠农农牧业科技公司驻场主管李军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蒙羊牧业公司不是当时实际饲料提供者，不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有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一、曹胜武询问笔录：1、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证明2014年与杭锦旗野诚等几家合作社达成的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是由其出面代表公司谈定的养殖回收合同内容。是按照蒙羊养殖模式由他们负责提供羊、提供饲料和饲养技术、派员驻场管理，回收羊及产品等。被告提供养殖场棚圈和饲养人工；公司将羊款转账给驻场管理员购羊，蒙羊公司每只羊收取70元管理费，等羊出栏后蒙羊公司必须回收，每斤羊肉价格21元。待屠宰回收后方可扣除惠农公司购羊款和饲料款，剩余的就是养殖户利润。承认合同的主体是惠农公司。2、合同是蒙羊的制式（格式）合同，是曹胜武派惠农公司人员包达赖代表公司与养殖户签订的；3、惠农公司2015年后由蒙羊牧业公司接管。2014年当时由惠农公司负责对接为杭锦旗养殖户并提供羊、羊的收购款和饲料及监管养羊全部过程数量和回收育肥羊工作；4、承认惠农公司管理不善造成死羊。羊的收购量大和没有检疫（合格）证是造成死羊的原因（责任在惠农公司）；5、杭锦旗动监所和政府查住疫情死羊情况是由惠农公司法人曹胜武处理的；6、杭锦旗养殖户病死羊的症状为嘴烂、内脏腐烂与巴彦淖尔市发生的“小反刍”疫情。承认杭锦旗几家养殖户都因疫情大量死羊。7、承认让吉某等拍照摄像保存资料上报公司。二、武世龙询问笔录：1、蒙羊种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世龙证明：2014年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与杭锦旗野诚等几家合作社达成“养殖回收合同”，惠农公司实际是由蒙羊公司控制，专门为蒙羊公司提供各种服务。方式是公司负责提供羊和饲料，派员驻场管理，回收羊肉等，被告负责提供棚圈和饲养人工；2、证明合同是曹胜武派包达赖与被告等签订的，当时有一部分是空白的；3、羊款和饲料是在羊养殖出栏到蒙羊回收屠宰后才能扣除购羊款和饲料款，证明不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饲料是由公司提供育肥羊后结算；4、羊收购和死亡数量由惠农公司驻场人员负责监管报告，证明合同主体实际是为惠农公司；5、证明养殖合同主体惠农公司曹胜武向蒙羊公司报告了杭锦旗养殖场的羊发生了“小反刍”疫情，导致羊大面积死亡。公司决定将没有问题的羊抓紧屠宰。这部分死羊损失（内定）由养殖户自行负责，转嫁羊死亡损失到养殖户；6、养殖户合作社账号由惠农公司控制，交回羊结算时扣除最初收羊款和饲料款。三、李军询问笔录：1、证明惠农公司2014年与杭锦旗野诚合作社等各养殖户达成的是养殖回收合作关系（供养合同），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羊源养殖业务。是由蒙羊的惠农牧业科技公司向养殖户提供饲草料；由养殖户提供棚圈，等羊育肥后再向蒙羊公司销售；2、羊源是按照惠农公司安排到养殖户开展收购，由惠农公司支付羊款；3、2014年5月杭锦旗各养殖户陆续发生小反刍疫情，出现大量死亡情况，各养殖户无法按合同出栏向蒙羊公司供羊；4、惠农公司后来被蒙羊牧业公司收购了；5、给杭锦旗野诚合作社上羊时，正值“小反刍”疫情严重时；6、证明当时羊的小反刍疫情症状为“嘴烂、拉稀、腿烂，不吃不喝”。7、证明羊源来源于巴盟疫区；8、承认惠农公司驻场人员有王玉龙、吴长龙等人。原告质证称，对曹习文、武世龙、李军询问笔录真实性均认可。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从曹习文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所反映的内容是买卖关系。从武世龙的询问笔录中看，可以明确反映出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一种以赊销方式建立的买卖关系，原告作为出卖人，将货物赊销给被告，有权利监督或监控，如果对购买人不进行监督和监控，如果发生购买人发生重大过失，损害出卖人的利益，我们将无法追偿。关于合同是制式合同的问题，原告不予认可，合同是电子版的，不符合制式合同的条件。关于原告接管惠农公司的问题，原告至今未收购惠农公司的股权，所以被告的此项证明目的不成立，原告不与质证。武世龙的第1项与曹习文质证意见一致，第2项不认可，武世龙不是惠农公司的代表，只是猜测，不予认可，第3-6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李军的证明问题不予认可，首先其应当出庭作证，第一项证明不明确，只是推测、推断，李军的证言与被告所述相矛盾，被告庭审中陈述是饲养主体，李军陈述是负责养殖，由此推断李军的询问笔录没有可信度，是一种推测、推断。第3、5、6与本案没有关系。第4项与曹习文质证意见一致。第8项不清楚。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两份《对账单》《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拟证明本案主体为内蒙古惠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而不是蒙羊公司“代扣还惠农款”账务证明惠农公司是主体，饲料款已结算。一、《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1、表格第一行注明“合作育肥（羊）”“合作育肥屠宰（回收）”“合作育肥（还款）”等数据，证明与野诚合作社事实上存在的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证明“饲料买卖”是虚假事实；2、表中第二格“代扣还惠农款”栏证明代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曹胜武公司）”扣饲料款，证明与惠农公司有直接的供应饲料关系；3、蒙羊公司给惠农公司扣款，反而自己起诉被告主张饲料款有欺诈。二、《（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两份《对账单》：1、证明与杭锦旗聚德旺和野诚等养殖户合作期间提供养殖饲料的也是惠农公司；2、“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账单”，2014年多笔饲料详细清单证明惠农公司是养殖饲料唯一提供者，蒙羊公司《对账单》无具体供货日期。3、额某在《对账单》中备注说明：“以上料全给蒙羊养的羊吃了。按照公司要求对账单只为蒙羊公司核算成本用，所有对账单不能作为账款、欠账使用”。证明蒙羊公司的《对账单》属于核算成本使用。没有往来事实存在。三、《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1、证明给野诚合作社提供饲料的是惠农公司；2、银行29笔扣除交易证明惠农公司是唯一向18号养殖基地专门提供饲料的公司，饲料款已经从交回的羊款中扣除结算了饲料款，原告蒙羊公司根本不是当时真实饲料提供者；3、证明合作养殖的饲料结算时间节点必须是羊出栏交回屠宰之后方可结算扣除；4、证明被告合作社的账号由惠农公司等实际控制，存在非法支配被告款项的行为。原告质证称，对《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真实性认可，但因为没有经过双方确认，属于无效凭证，不能作为主张权利和反驳对方的依据。《（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因为被告作为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在饲养过程中不仅是原告提供的饲料，供料主体有可能是惠农公司，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司，该裁定书不能证明被告仅与惠农公司形成买卖关系。两份惠农公司《对账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账单反映出被告对对账单的内容清楚，不存在被告所述的与原告没有真实业务关系的事实。《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代扣表明双方存在的是买卖关系，如果不存在买卖关系，那么就不存在代扣行为。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第三组证据、蒙羊种源与额某羊羔买卖合同案《庭审笔录》第七页。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饲料案件《庭审笔录》；蒙羊种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庭审笔录》《那顺道尔计询问笔录》《吉某、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付款回单》。拟证明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向被告主张饲料款存在不实和虚假诉讼行为。一、蒙羊种源公司与额某合作社羊羔买卖合同案《庭审笔录》第七页。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饲料案件《庭审笔录》；蒙羊种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庭审笔录》。1、蒙羊种源科技公司证实：蒙羊种源公司、内蒙古谷林公司、内蒙古惠农公司均属于蒙羊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独立的公司，旗下公司在养殖过程中分工不同。种源公司负责养殖种羊（提供）销售、谷林公司负责屠宰回收加工，惠农公司负责饲料的（提供）销售。蒙羊牧业公司不是饲料提供主体。蒙羊牧业股份公司证明养殖回收关系；2、证实活羊销售单中库管和制票栏中签名的驻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均属蒙羊公司工作人员（包括惠农公司总经理曹胜武［曹习文］）；3、饲料没有合同饲料款结算时间是通过养殖回收羊屠宰后结算扣款的事实。二、《那顺道尔计询问笔录》。1、2014年4月12日，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派旗下的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胜武，代表蒙羊公司来杭锦旗考察逢源、野诚、康园、额某、布仁吉日嘎拉、强晓东等养殖专业合作社并邀请与蒙羊合作养殖羊致富。2、动员养殖户与蒙羊公司按照（羊联体养殖回收模式）合作，并在聚德旺酒店达成养殖回收合同。由蒙羊公司提供育肥羊和基础母羊及饲料，出栏后以保护价格23.5元回收。3、羊由蒙羊的惠农公司派驻人员从巴市调运收购付款，饲料曹总提供。4、入圈后第四天发生大批死亡，无检疫合格证被动监所处罚十万元。5、证明调入野诚吉某、额某、强晓东处的羊也发生疫情死亡。三、《额某、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1、证明杭锦旗吉某野诚等多家合作社与惠农公司达成的是养殖回收合同，惠农公司提供羊和饲料，饲养技术、派员驻场管理，回收羊；养殖户提供养殖场棚舍和饲养人员；2、所有养殖户在空白合同单方签字，由惠农公司工作人员拿走；3、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无检验合格证导致疫情，羊大批量死亡。四、《银行明细账查询》。1、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吉某母亲革命花账户里由惠农公司财务人员张瑞打入239040元，惠农公司将被告合作社的羊全部收购并付羊款；2、被告养殖场的羊2014年合作期间全部是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并且所有羊都打了“蒙羊”的耳标；3、惠农公司提供的饲料和被告购买的饲料都用于惠农提供养殖的羊。原告质证称，1、《庭审笔录》第七页，真实性认可，陈述时交代在庭后核对后交代，对几家公司的关系，今天原告做了进一步的表述，牧业公司与其出资设立的各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惠农公司与原告存在业务关系，没有收购、合并或其他的关联关系。2、《那顺道尔计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第一项证明问题为被告主观推断，事实不存在。该证人证言与本案被告存在特定关系，其在公安机关供述，有推断和猜测的陈述。第二项与被告陈述在野诚签订合同地点不一致，由此推定证人存在对客观事实的推断和猜测，第3-5项与本案无关，不与质证。《吉某、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除作证主体、作证形式外，吉某的证言结合那顺道尔计的证言来看，双方在供述中所述签订合同的主体不同，相互矛盾，且吉某与本案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银行明细账查询》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第四组证据、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处置请示》。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吉某、强晓东等人《证明》。拟证明：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给“羊联体”养殖的羊来源于疫区，没有检疫合格证。导致羊大量死亡。执法机关在调查中也认定被告与惠农公司之间为养殖回收关系。一、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处置请示》。蒙羊牧业股份公司旗下的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公司提供给“羊联体”养殖的羊来源于疫区，没有检疫合格证，导致羊死亡严重。二、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1、证明养殖回收育肥羊合作期间（2014-2015年），蒙羊及旗下公司提供给合作养殖场“杭某”（进［养殖场］羊）13797只；（出［栏］羊）3798只；（死［疫情死亡淘汰］逃）5864只；（急［紧急宰杀］宰）6只，活路羊4129只。2、蒙羊公司认可提供养殖回收育肥羊进出数量及死亡淘汰的事实。3、这些详细数据来源于蒙羊驻场工作人员汇总上报公司，该数据证明蒙羊公司对羊的提供、出栏、死亡淘汰、急宰、活路、自补全部由惠农公司驻场人员掌控。三、《吉某、强晓东等人〈证明〉》：1、证明杭锦旗全部养殖户与蒙羊公司旗下的惠农公司履行的是养殖回收合同模式；双方签订的空白合同被惠农公司人员拿走至今未给。2、养殖育肥期间给合作的养殖场提供羊和饲料的主体为惠农公司；3、羊和饲料的统一结算时间为羊出栏后；4、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无检验合格证并且羊来自疫区造成羊死亡。四、《证明》。1、惠农公司提供养殖的羊无检验合格证并且羊来自疫区造成羊死亡。2、报告官方兽医，经官方兽医确认是“小反刍疫情”症状；3、实际开支的药费等。原告质证称，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真实性认可，但缺少法定要件，被告所述疫情发生在2014年，证明发生在2017年，除出具证明外，要提供所患疫情在案记录相关材料加以佐证。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吉某、强晓东等人〈证明〉》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第五组证据，《蒙羊18号基地牌照》、《惠农公司给18号基地安装的监控系统照片》《惠农公司给18号养殖基地张贴的养殖技术标准》《惠农公司给18号养殖基地提供的专用饲料名称》。拟证明惠农公司与被告有养殖合作关系，惠农公司提供饲料、饲料的使用办法及使用标准，并对养殖的羊进行远程监控，证明被告与原告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原告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来源不清楚，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第六组证据，《2015年经营目标责任状》，拟证明签约方为第三人惠农公司和吉某，第三人与被告有合作关系和原告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原告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合同主体只有惠农公司，没有对方主体，合同无公司公章。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证人额某证言原告质证称，不认可。证人与本案原告有利害关系。被告质证称，认可。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 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被告称证据的签章是真实的，该证据有被告签章，系原件，与本案有关联，对账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内蒙古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习文（曹胜武）询问笔录》《蒙羊种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世龙询问笔录》《内蒙古惠农农牧业科技公司驻场主管李军询问笔录》原告对曹习文、武世龙、李军询问笔录真实性均认可。该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制作的材料，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2017）内0625民初1496号裁定书》两份《对账单》《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查询》。原告对真实性认可，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蒙羊种源与额某羊羔买卖合同案《庭审笔录》第七页。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饲料案件《庭审笔录》；蒙羊种源公司与聚德旺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羊羔买卖合同案件《庭审笔录》《那顺道尔计询问笔录》《吉某、阿拉腾巴格那询问笔录》《付款回单》。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处置请示》。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吉某、强晓东等人《证明》。原告对杭锦旗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庭审笔录》，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合作育肥（羊）数据》《证明》真实性认可，对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强晓东《证明》材料因证人未到庭质证，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蒙羊18号基地牌照》、《惠农公司给18号基地安装的监控系统照片》《惠农公司给18号养殖基地张贴的养殖技术标准》《惠农公司给18号养殖基地提供的专用饲料名称》。该组证据中对与本案相关联的事这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2015年经营目标责任状》，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额某证人证言，证人额某系另案当事人的法人，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2015年5月23日被告杭某及法人代表吉某在《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信息无误栏处签名盖章。该对账单有饲料名称、数量、金额、总计为1237746.6元。 2.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曹某，营业期限成立之日至长期。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张某，原告与本案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杭某于2008年12月2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吉某。 本院认为，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原件主张与被告存在饲草料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杭某及法定代表人吉某对其盖章签名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否认存在饲料买卖的事实。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与被告杭某的饲草料买卖合同，无法明确双方关于饲草料买卖的权利义务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院针对原、被告关于饲草料买卖的行为要素，双方是否达成了合意，是否实际履行，具体怎么履行，是否有结算单据，如何结算等交易方式进行了核实，原告委托代理人对交易的具体事实，具体交付的过程无法说清。原告虽持有《对账单》，但对交易的方式不明确，未提交履行交付饲草料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故原告仅以《对账单》主张权利无法支持。被告杭某提交了六组证据材料拟证明与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该六组证据显示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杭某有过养殖方面的合作事项，且对饲草料的提供有第三人内蒙古惠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习文的陈述。但被告并未提交与第三人的书面合同证明其与第三人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99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石晓勇 审判员  朝 鲁 审判员  刘浩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万 雄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