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09民初3271号 原告：赵俊林，男，1967年3月8日生，满族，住河北省唐山市。 原告：王秀民，女，1968年1月11日生，满族，住河北省唐山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昊，河北实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佳庆，男，1973年10月8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被告：杨宝增，男，1981年4月27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莹，河北宏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杰，男，1968年9月2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晖，河北舜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秀民、赵俊林与被告杨佳庆、杨宝增、王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秀民、赵俊林及其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昊，被告杨佳庆、杨宝增及其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莹，被告王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秀民、赵俊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5407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10日8时30分许原告在三被告处以每头单价760元购买猪仔213头，共计支付165000元。三被告均保证原告购买的上述猪仔系健康的猪仔。2019年9月11日晚上述猪仔出现大批死亡，经唐山市曹妃甸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上述病死猪检测，诊断结果为“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混合感染”。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已累计死亡169头。因被告交付猪仔系病猪仔，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145407元。原告购进猪仔的目的是继续饲养，被告出售的猪仔应当且必须符合合同目的，应当是健康合格的。是否健康合格，应当以相关检疫证明为准，但被告出售的猪仔未经检疫，构成违约，违反了《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买卖标的猪仔的质量问题约定不明，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猪仔买卖是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原告购进的猪仔共计病亡169头，按购进价每头760元计算，为128440元；加上为控制病情发生的医药费5480元、饲料费6500元，损失共计145407元。 杨佳庆辩称，杨佳庆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杨佳庆只是居间人，为原告与被告王杰牵线搭桥，杨佳庆为买卖双方进行介绍后，原告亲自去被告王杰处看了猪仔，自己穿上防护服看了一次，又找了懂行的人看过一次，亲自查看后才决定购买王杰的猪，所购的猪都是原告亲自挑选的，交易时原告与被告王杰都在场，杨佳庆也在场，看到猪圈里的猪和装上车的猪都活蹦乱跳十分健康，其主张死亡猪和造成的实际损失是否属实，需根据证据认定。杨佳庆不应承担责任具体原因如下：一、被告杨佳庆与原告及被告王杰不是买卖合同，而是居间合同关系。1.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付款情况说明中明确指出，其中3000元是给杨佳庆的中介费。如果被告杨佳庆是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买方不会向卖方单独支付经纪费、中介费，既不适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交易习惯。2.原告赵俊林与被告杨佳庆的微信语音聊天：“要是死三十头二十头我们认了，要是全军覆没，我肯定得折腾他们，我告也得告他们。我得请律师告他们，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好过。”“这个视频你给他们发不发的无所谓，你愿意发就发，不发拉倒。（手机）号发不发的，我也找到他们家了，我要想找号我也找到了。”这说明原告想要追究责任的卖方不是被告杨佳庆，而是卖方王杰。如果卖方是被告杨佳庆，原告会直接找杨佳庆追究责任。3.原告王秀民跟被告杨佳庆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佳庆啊，就这样吧，你们也是这样的，拿着经纪费，吃着回扣，你也没法跟卖主交涉，我也看透你们这情况了。”他也是认可杨佳庆是经纪人，卖主是王杰。4.在被告王杰的庭审发言和相关的证据中，也称杨佳庆是玉田杨姓经纪人。5.《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被告杨佳庆并不是本案所涉猪仔的所有人，他本身不养殖猪，自己手中也没有猪，也不卖猪仔。原告想买猪仔，被告杨佳庆再与其他在中介人一起去寻找卖家，找到卖家后，由原告自己挑选、确定是否购买。双方一起合作多年，都是这个模式。6.原告是与被告王杰进行直接交易的。原告知道自己是从被告王杰手中购买猪仔，也是原告亲自挑选，自己将挑好的猪仔运走，也是王杰亲自向原告交付猪仔。7.居间作为中介的一种形式，其宗旨是把同一商品的买卖双方联系在一起，以促成交易后取得佣金的服务。只是居于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起介绍、协助作用的中间人。被告杨佳庆是原告与被告王杰之间的中介、为双方牵线搭桥，联系卖家王杰，陪同买家原告挑选，双方货款交易提供转账担保，直至原告将猪从王杰家拉走，一直在原告与卖主王杰中起居间中介的作用。8.认定是买卖合同还是居间合同，并非是以佣金高低来判断。法律对居间合同中佣金的收取并没有限制，高也好，低也好，都不禁止。被告王杰认为杨佳庆收取的佣金高来认定杨佳庆是买家，这是不客观的。其申请的证人，因看到杨佳庆在交易现场，就认为杨佳庆是买家，也是不客观的。二、居间人不对买卖猪仔的质量负责。本案中，猪仔都是原告亲自查看、挑选的，而且原告还找了各懂行的人又进猪圈里实地查看了猪仔。猪仔都是原告得人挑好后，一只一只抱上车的。当时被告拍摄了几段视频，那些猪仔十分鲜活，被告杨佳庆作为居间人并不存在任何隐瞒欺诈的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交付是买卖猪仔风险的转移点。《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法律既没有特殊规定，买卖双方当事人也没有明确约定风险转移的具体时间，应依交付时间来确定。本案属于原告自提货物，原告自己雇车将猪仔拉走，当猪仔装上车时，风险就已发生了转移。猪仔买卖属于鲜活物品的买卖合同，对标的物的品质担保责任往往无法确认。依照《合同法解释三》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再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未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现实生活中许多仔猪的买卖合同中只是保证运输过程中死亡的管退款。本案中，不但是运输途中，在原告买走猪的近40小时之内，并未发现猪仔有任何异常情况。四、原告主张的交付的猪仔系病猪仔，请求赔偿理据不足。1.交付时猪仔是健康鲜活的，不存在病症。猪仔是原告一只只亲自挑选的，原告作为有一定养殖经验的人，发现有病的猪仔不但不会挑选，也会影响他的购买决策行为。这就说明，原告在购买时，这些猪仔都是健康的。2.卖方并没有强制申请检疫的义务。《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下列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货主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出售）、运输动物产品和供屠宰、继续饲养的动物、动物产品经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地。”这种检疫指的是交易、运输的货物要离开产地才需要进行检疫，本案中买方原告与卖方王杰相距不过十公里，并没有离开县区辖区，不属于离开产地，可以不申报。即使进行检疫申报，也并非由卖方进行申报。法律规定的是货主，货主指货物的所有人，既可以是买方也可以是卖方。原告作为自提货物的买方，他也叫货主，也应自行申报。原告以卖方王杰没有申报检疫为由要求其承担猪死亡的责任没有依据。3.原告并没有提供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来证实仔猪的病死原因以及购买前仔猪存在致死病菌并导致病亡。因死亡的猪仔未由买卖双方进行封存便已经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有鉴定的条件，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提供的实验室检验记录，依据《河北省动物诊疗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符合前条规定条件的机构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发给动物诊疗许可证。未持有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做出检验的机构和检验人均没有相关的资质，该检验记录没有法律效力。且该机构分别为原告和被告王杰出具两份不完全相同的《诊断记录》，十分随意，且其为被告王杰出具的《诊断记录》中明确表示，县级的诊断记录没有效力，应以省机构出具的为准。原告仅提供一头死亡猪进行检疫，诊断结果是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混合感染，从这个结果看，这些疾病并不会导致猪快速死亡；一头猪死亡的原因，也不能代表所有猪的死亡原因；也不能证实死亡的猪是从王杰处购买的猪。4.原告提供的《第四农场农业生产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证明病死猪肉169头，并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不仅有从卖方王杰处购买的猪，猪舍内还饲养着许多别处购买的猪，不能证实从王杰处购买的猪的死亡数量。猪血抗体检测，猪瘟和口蹄疫合格率83.3%，与其诉状中主张的“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混合感染”并不相符，且采血样的猪不是同一批不是同一处饲养，缺乏说服力。5.原告提供的售药、饲料等物品均不是正规发票，不具有真实性，且这些物品均是养殖过程中的正常消耗品，不属于损失。6.导致猪仔死亡的原因有多种，国家和省市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对猪的养殖有专门规定，原告并未遵守相关的规定。《畜牧法》对养殖场所有规定“第三十九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合配套的生产设施；（二）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三）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四）有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治理利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原告的养殖场所没有达到国家的规定。《河北省动物消毒管理办法》：“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的动物消毒，是指为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对动物及其产品和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场所、用具、器械、运载工具等采用物理办法和化学药物，消除、杀灭致病的微生物。第五条饲养、经营、运输动物和生产、经营、运输、贮存动物产品，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事实动物消毒工作，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第六条动物饲养场和屠宰、加工生产车间等场所的出入口应当设置消毒池，对出入的人员、运载工具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原告运输、养殖过程中的消毒工作并不合格。《河北省动物诊疗管理办法》：“第五条开办动物诊疗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配备一名以上具有兽医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两年以上，或者具有助理兽医师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二）设置固定的动物诊疗室和兽药房；（三）具备保定、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等动物诊疗设施和必须的兽药。”通过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宋大伟的证言可知，他没有动物诊疗的资质，也未持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原告选择他来进行诊疗室错误的。《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原告运输猪仔并未按照规定执行。7.原告发现猪有死亡现象，是不是及时采取了有效的隔离、防护措施呢？在通风不良、过分拥挤、空气污浊、混养以及感染其他病原等因素时，会导致猪的病情明显加重。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杨佳庆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 杨宝增辩称，被告杨宝增并未参与协商买猪的事宜，自始至终没有到达交易现场。被告杨宝增因并未与原告及其他被告进行协商买卖猪仔，只不过是原告及被告王杰借用其银行账户进行转款，与本案没有任何买卖及其他法律关系，不应作为被告，亦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杨宝增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王杰辩称，1.王杰在诉讼前并不认识二原告，交易当天王杰也认为二原告是杨佳庆、杨宝增的人员，王杰将猪仔卖给了杨佳庆、杨宝增，并由其二人提供运输工具，装车完毕后王杰已完成了交付，之后对方再卖给谁王杰不清楚。根据双方转账差额可以知道杨佳庆、杨宝增是在倒买倒卖而非中介，王杰与杨佳庆、杨宝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杰与二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王杰与二原告没有达成买卖的合意，也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故本案中王杰并不是适格当事人。2.原告处病死的猪仔不能证实是王杰处卖出的猪仔，因何病致死也没有确切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杨佳庆、杨宝增明确表示不需要开具检疫证及根据当地交易习惯均不办理。没有检疫不是造成猪仔死亡的原因。应予驳回二原告对我方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被告杨佳庆与原告赵俊林约定每头猪760元并给付杨佳庆中介费，杨佳庆与被告王杰约定大猪每头650元，小猪每头550元，均价每头600元，没有中介费的约定。2019年9月10日，赵俊林在杨佳庆的带领下到王杰处购买猪仔213头。后原告王秀民向杨宝增账户转账三笔共计69000元，二原告委托施建慧通过手机银行向杨宝增账户转账两笔共计36000元，赵俊林通过手机银行向杨宝增支付两笔共计50000元，通过微信向杨佳庆转账两笔共计10000元，杨宝增系代杨佳庆收款，故二原告共计向杨佳庆支付165000元。2019年9月10日，杨宝增代杨佳庆向王杰妻子丁菲菲账户转账购猪款127600元。各方均认可出售的猪仔未经过检疫。自2019年9月15日至2019年10月30日，赵俊林处共计向四农场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点送交病死猪共计169头。2019年9月19日，唐山市曹妃甸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了一份《河北省动物疫病实验室诊断记录》，显示检材为病死猪一头，诊断意见为“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混合感染”。当日该中心亦出具一份现场查勘说明，载明对赵俊林处死仔猪检验后诊断意见为“疑似为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混合感染”。2019年11月22日该中心又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载明以上两份诊断结果一致，因县级化验室不具备检测能力，检测结果均应为“疑似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混合感染”。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死亡猪仔的来源及原因均不认可，但一般的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并不是排除合理怀疑，本案本院结合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各方的举证难度以及购买、发病时间等现实情况，认定本案所涉死亡猪仔系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关于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买卖合同还是居间合同以及合同相对人），争议较大，其主要原因为杨佳庆并未向其他两方如实告知整个交易流程，存在隐瞒真相的行为。因此，在本案猪仔致病死亡原因已难以查明的情况下，本院从整个交易流程中各方存在的违约行为（过错）、瑕疵担保、风险承担、减损义务及举证责任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认定。本院认定如下：被告王杰作为实际的出卖人，对出售的标的物符合质量要求承担举证责任，其出售未经检疫合格的猪仔，应当承担主要的瑕疵担保责任；杨佳庆隐瞒交易流程，故不能认定其仅为居间人，其应当承担部分出卖人的责任，且其明知王杰的猪仔没有检疫合格仍然将其介绍给原告购买，应当承担一定的瑕疵担保责任；原告购猪时没有要求卖方提供检疫证明且明知购买的猪仔未经检疫合格仍然购买并自身未及时依法检验，且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买回猪仔后按照合理方式饲养，出现病情后采取了合理的防治措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认定其接受标的物存在一定瑕疵风险的责任及造成一定损失扩大的责任；杨宝增作为代收款、代付款人员，没有证据证明其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故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的饲料及药品费用，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用于已死亡的病猪，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关于王杰的责任计算，应按照其与杨佳庆约定的猪仔单价为依据，故应赔偿原告35490元（169头×600元/头×35%的责任）；关于杨佳庆的责任计算，应按照其与原告约定的猪仔单价为依据，故应赔偿原告32110元（169头×760元/头×25%的责任）；原告的其他损失自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秀民、赵俊林人民币35490元； 二、被告杨佳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秀民、赵俊林人民币32110元； 三、驳回原告王秀民、赵俊林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16元，减半收取计1558元，由原告王秀民、赵俊林负担834元，被告王杰负担380元，被告杨佳庆负担3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绪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魏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