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23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爱东，山西申慧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保乐。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申丽芳，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华因与上诉人王保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5民初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东、上诉人王保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丽芳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华上诉请求暨针对王保乐上诉请求辩称：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欠款1031095.67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支付之日的利息。2、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认为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的100万元承兑汇票己被屯留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确认为郭启建诈骗款项,应依法由郭启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退赔，不属于诉讼审理范围，由此驳回了上诉人主张1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又以31095.67元应查明上诉人、财源公司、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后予以确认责任主体为由，驳回了上诉人31095.67元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从程序上是错误的，原判决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责任主体不明确，依照民诉法第119条的规定，属于不符合起诉的实质要件，而不符合起诉的实质要件，应根据民诉法第154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而原判决却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要求支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完全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2012年以来，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要求支付货款，被上诉人迟迟未付，无奈之下，上诉人只好报案，希望通过报案追回款项，屯留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书判决郭启建构成诈骗罪，但并未责令退赔。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法院漏判退赔，使上诉人的损失根本得不到弥补，上诉人完全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即使原判决判令郭启建退赔，上诉人仍然可以对王保乐提起民事诉讼。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对象并不相同，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犯罪所得的追缴或责令退赔不存在冲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属民事纠纷，而郭启建诈骗案系刑事案件，两者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均有根本区别。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并追缴犯罪所得，是对受害人救济的一种方式，上诉人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弥补的损失，仍有权利通过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向被上诉人进行主张。生效刑事判决虽已认定郭启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但不影响上诉人作为煤炭买卖合同一方按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向相对方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因为犯罪行为的介入而当作无效，刑事案件中郭启建所触犯的是诈骗罪，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没有影响，因此刑事案件中所涉及100万元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如因为上诉人报案就免除了被上诉人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承担的付款责任，则完全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依法支付上诉人的货款1031095.67元及利息。上诉人通过朋友赵新红介绍认识被上诉人，2010年双方开始进行煤炭买卖生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煤款双方买卖关系明确，2011年9月5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欠条一支1031095.67元，其中100万元与郭启建诈骗案有关，另31095.67元与诈骗案无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其他煤炭业务。原判决不仅驳回了上诉人与诈骗案有关的100万元请求，还驳回了上诉人与诈骗案无关的31095.67元的请求，显失公平。以上事实有被上诉人王保乐记录双方买卖情况的往来账，赵新红、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诈骗案公安阶段的询问笔录以及郭启建的询问笔录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依法认定。至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会出现双方受偿的情形根本不会发生，如郭启建退赔了上诉人，上诉人则不会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如被上诉人支付了上诉人欠款，则即使郭启建退赔，上诉人也必然会返还被上诉人，否则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原郭启建刑事判决没有判决郭启建退赔，则更无从发生双份受偿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判决中的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所指的财产性质是赃款，其不同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债务性质，本案中上诉人是基于合同相对性提起诉讼，所主张的债务是合同之债，有法律依据，故刑法中有关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王保乐上诉请求暨针对王建华上诉请求辩称：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或裁定不予受理。2、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符。(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生效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是：“2011年6月21日，被告人郭启建在担任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股东期间，在公司负债累累，缺乏资金运转的情况下，谎称预交煤款三日内可供精煤，与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和长治市郊区新世纪焦化有限公司签订口头合同，骗取两焦化厂代理人王建华和王保乐承兑汇票各1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后该公司停产，未向王建华、王保乐供煤。2013年3月15日，王建华向公安机关报案。”结合该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各方的合作模式为：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一王建华一介休财源公司（郭启建），郊区新世纪焦化有限公司一王保乐-介休财源公司（郭启建），王保乐除去自己和介休财源公司买煤外，还作为中介介绍王建华和介休财源交易，多年来各方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这种连贯的交易模式，所以刑事判决认定王建华是受害人。如果按照王建华所诉其就只是和王保乐做买卖，王建华2013年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公安报案，就不应当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此结合刑事判决明确的事实是，华诚焦化厂交易中，王保乐系中介，煤炭买卖合同的双方分别是买方屯留县华诚焦化厂王建华与卖方介休财源公司。在买卖过程中，卖方介休公司的工作人员郭启建诈骗了其中的一笔承兑100万元，其他款项因为没有供煤而搁置。因此欠款的义务人为郭启建或郭启建控制的财源公司。（二）一审判决认定两张条据性质不同，系认定错误。两张条据的金额之和1188570.67元，与王建华起诉的金额、与王建华2013年在公安的报案金额分毫不差，说明这两张条据的钱款性质、模式等是全部相同的，结合内容均是建华余货款或精煤款，因此这两张条据不能割裂开来分而化之，做出不同认定。正如王建华报案材料所诉“现在该公司还有屯留县华诚焦化厂1188570.67的煤款未退赔”，1188570.67元全部都是介休财源公司（郭启建）所欠煤款。所以，对被诈骗的款项王建华应当通过刑事再审程序进行，非诈骗款项向卖方介休财源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向王保乐主张。（三）一审判决上诉人自2013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没有依据。因为首先王保乐不是还款义务主体；其次，2013年3月15日王建华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郭启建退赔1188570.67元，2016年8月9日刑事判决才做出，2018年10月16日才向王保乐提出还款要求，原审判决王保乐从2013年1月1日付息没有任何依据。王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王保乐归还其货款本金1188570.67元；2、依法判决王保乐赔偿其逾期付款损失（自2011年9月5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9月5日）125691元；3、依法判决王保乐赔偿其逾期付款损失（自2018年9月6日至清偿之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以实际计算为准；4、诉讼期间包含诉讼费在内的一切费用均由王保乐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建华通过朋友赵新红介绍认识被告王保乐，2010年双方开始合作经营煤生意，因个人不能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原告王建华曾以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代理人身份签订过该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被告王保乐主要负责联系煤炭供货商，联系好后，由原告王建华向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供煤，原告王建华直接对被告王保乐进行煤款结算，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直接对原告王建华进行煤款结算。在双方合作期间，被告王保乐记录了双方之间的往来账。2011年9月5日，被告王保乐向原告王建华出具条据，写明：2011年9月5日与王建华结前账（财源账）共余建华货款承兑壹佰零叁万壹仟零玖拾五元陆角柒分（1031095.67元）。2012年1月9日，被告王保乐向原告王建华出具欠条一支，写明：截止2012年元月19日建华余精煤款计壹拾伍万柒仟肆佰柒拾伍元整（157475元）。2011年，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股东郭启建对被告王保乐称有煤源，被告王保乐即向原告王建华联系做该笔生意，原告王建华拿上从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结算的煤款10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了被告王保乐，被告王保乐将该承兑汇票连同自己的100万元承兑汇票给了郭启建，后因郭启建未能供煤，王建华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我受屯留县华诚焦化厂委托，通过王保乐中介和介休市财源选煤公司做煤生意。2011年6月21日财源选煤公司郭启建说他们公司有精煤，让带煤款过去。我从华诚焦化厂批出100万元承兑汇票给了王保乐，王保乐也代表长治郊区世纪焦化厂出了100万元承兑汇票到介休给了郭启建，至今我们的煤一直没供。现在该公司还有屯留县华诚焦化厂1188570.67元煤款未退赔。系郭启建和其弟弟郭启德合谋作案”。（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6月21日，被告人郭启建担任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股东期间，在公司负债累累，缺乏资金运转情况下，谎称预交煤款三日可供精煤，与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和长治市郊区新世纪焦化有限公司签订口头合同，骗取两焦化厂代理人王建华和王保乐承兑汇票各1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后该公司停产，未向王建华、王保乐供煤”。现王建华起诉要求王保乐归还上述欠款。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两笔款项中，第一笔从条据内容看，仅为王建华与财源公司的一个结算账单，其中涉及的100万元承兑汇票已被屯留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书确认为郭启建诈骗款项，应依法由郭启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退赔，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关于余款31095.67元应该查明王建华、财源公司、王保乐之间的关系后予以确认责任主体。关于第二笔款项，王保乐给王建华出具欠条一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系王保乐在确认两者往来账后给王建华所出具，故对于该欠款，王保乐应予以归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保乐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原告王建华欠款157475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支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8314元，由被告王保乐承担1102元，原告王建华承担721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建华二审时当庭提交进煤统计表、过磅单、入库单及运煤派车单，欲证明其与王保乐之间系买卖关系及王建华给华诚供货的情况。经质证，王保乐认为，王建华提供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且该组证据上无其的签字，其与王建华仅是中介关系。本院认为，王建华提供的以上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系买卖关系，对该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该案争议的两笔款项中，第一笔从条据内容看，仅为王建华与财源公司的一个结算账单，其中涉及的100万元承兑汇票已被屯留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书确认为郭启建诈骗款项，应依法由郭启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退赔，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关于余款31095.67元应该查明王建华、财源公司、王保乐之间的关系后予以确认责任主体。关于第二笔款项，王保乐给王建华出具欠条一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系王保乐在确认两者往来账后给王建华所出具，故对于该欠款，王保乐应予以归还。一审判决对该案争议两笔款项的分析与认定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建华、上诉人王保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30元，由上诉人王建华负担14080元，由上诉人王保乐负担3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艳军审判员 刘潞攀审判员 李国君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丁鑫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