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民终27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文海，男，1990年7月30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务工，住贵州省龙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雨，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保义，男，1974年1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贵州省龙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芳，贵州合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碧，贵州合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龙里县谷脚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富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300098244959。 法定代表人：昌德林，该镇镇长。 上诉人杜文海因与被上诉人杜保义、龙里县谷脚镇人民政府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龙里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0民初1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杜文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损害杜文海合法权益。一、根据双方提供的土地承包证和合同，可以明显发现杜文海与杜保义名下的“烂窝”土地的四至界限范围不一致，是两块不同的土地。现在杜文海收集到新证据证实，杜保义名下的“烂窝”这块土地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已经被双龙指挥部征收，现被红狮水泥厂征用的“烂窝”这块土地实际上是杜文海户的承包地。一审忽略了估测亩与实际丈量亩之间存在误差，未能查清涉案争议土地性质，也未组织双方到现场进行查勘踏界，认定事实与结果明显损害了杜文海的合法权益；二、按一审裁判逻辑，按照双方承包证面积比例来分割其中部分土地征收款，将另外的11亩多土地置之不理，认定为所谓开荒地，无形中将本属杜文海的承包证土地认定为争议地，实际上否定了政府部门的承包证合法效力。而杜保义主张争议的11亩多是其开荒地，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根据其年龄段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开荒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成立，且涉案土地四至范围外都是其他人家的土地，杜保义不可能去开荒。本案中，村集体反而是给杜文海出具了证明，证实涉案土地归属于杜文海；三、根据龙里县谷脚镇工业园征收登记资料，可发现涉案土地并不是所谓荒地，而是耕地。杜保义要开荒11亩大的耕地，不符合实际情况，且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开荒事实。 杜保义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征收部门征收土地的前提是要对土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测量，一审结合征收部门给出的数据材料做出判决本无异议，杜保义承包合同书中有“烂窝”，杜文海承包合同书中也有“烂窝”，杜文海是想用两幅土地来混淆案件事实；二、杜文海以“村集体”向其出具证明案涉11亩多归属于杜文海的主张不成立。要解决诉争11亩多的土地补偿款的归属问题，首先要确定谁享有这11亩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由谁在实际耕种管理案涉土地。龙里县谷脚镇庆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就案涉土地11亩多的归属问题分别向杜保义和杜文海出具过证明，居委会向杜保义出具的证明就证明11亩多的土地归属于杜保义，而向杜文海出具的证明则证明归杜文海，显然这两份证明作出的内容不一致，相互冲突，杜文海不能以此村委会证明来主张该案涉11亩多的土地归其所有。其次，杜文海现在29岁，从1998年至其成年前还是个孩子，不具备劳动能力，根本谈不上耕种管理土地，且杜文海自己在庭审中陈述案涉土地被征收时其本人在外务工，显然杜文海是没有耕种管理案涉土地的。再者，1998年以户为单位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每一户土地的面积是根据该户的人口数来估算的，而土地的面积是根据土地四至边界来确定，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土地四至边界，杜文海主张11亩多的土地归其所有，结合杜文海户当时的人口数，该户的承包地面积明显超过了该户的人口数，面积与人口数不符；三、被征收的土地是荒地还是耕地应当依据职能部门对土地的登记情况及使用情况来认定，杜文海主张该案涉11亩多的土地是耕地无依据。综上，杜文海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龙里县谷脚镇人民政府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杜文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征用的龙里县谷脚镇庆阳社区四方土组（第三榜）杜文海名下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724185.41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杜文海父亲杜保忠与被告杜保义系同胞兄弟，被告杜保义系原告杜文海叔叔。1994年，杜文海父亲杜保忠作为原告家庭户户主以承包户名义承包了龙里县原猫场镇鸡场村耕地面积2.72亩(水田0.93亩、旱地1.77亩)，其中地块名称为“烂窝”的耕地类别为土，面积为0.57亩（四至为：东至肖元分土界、南至肖元分土界，西至烂窝坡，北至路界）。1994年，杜保义作为被告家庭户户主以承包户名义承包了龙里县原猫场镇鸡场村耕地面积7.31亩(田2.59亩、土6.72亩)，其中地块名称为“烂窝”的耕地类别为旱地，面积为0.7亩（四至为：东至白岩坪界、南至肖元交界、西至白岩坪组界、北至白岩坪交界）。2016年，龙里县城镇建设项目红狮三期矿山征（占）涉案“烂窝”土地面积15.5258亩，补偿（安置补助）费计724185.41元，其中：耕地面积4.0272亩，补偿（安置补助）费计187844.71元（土地补偿费计65337.29元，安置补助费计122507.42元）；林地面积11.4986亩，补偿（安置补助）费计536340.70元（土地补偿费计186553.29元，安置补助费计349787.41元）。2016年1月，龙里县谷脚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对上述被征（占）用土地进行勘测登记期间，杜文海外出务工未在家，故上述被征（占）土地登记于杜保义名下。庭审过程中，第三人龙里县谷脚镇人民政府认可由于原被告双方对上述涉“烂窝”被征（占）耕地面积15.5258亩及其补偿（安置补助）费计724185.41元存在争议，至今尚未支付。并补充说明涉4.0272亩土地类别为耕地，涉11.4986亩土地类别实际为林地。杜文海承认未曾在上述被征（占）的“烂窝”地块上开荒。 一审另查明：杜文海母亲杨国琼于1994年8月死亡。杜文海父亲杜保忠于1995年入狱服刑。2018年3月，杜保忠母亲代少芬、长子杜文海、长女杜文品、次女杜文霞向一审法院申请宣告杜保忠死亡，经审理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黔2730民特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杜保忠死亡。杜保义持有龙府林证字（2017）字第226022612262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小地名“烂窝”4.57亩林地(四至:东至郭仕明土、南至坡、西至坡、北至坡)森林或者林木属杜保义所有,红狮矿山（三期）征（占）用杜保义位于四方土组林地的林木（种类为：杂树、李子、杨梅、桃子、马尾松、刺梨）补偿费计38036.4元。 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杜文海提供编号0013584龙里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杜保忠户承包土地基本情况,原告家庭户承包经营位于烂窝耕地面积为0.57亩；从被告杜保义提供关于杜保义承包户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及明细，被告家庭户承包经营位于烂窝耕地面积为0.7亩，即原被告两户承包经营位于烂窝耕地面积合计1.27亩。根据红狮三期矿山征地土地勘测登记表显示征占面积4.0272亩旱地的土地补偿费计65337.29元，安置补助费计122507.42元，合计187844.71元。结合本案审理查明事实，原告家庭户有权依法获得被征（占）涉“烂窝”耕地补偿（安置补助）费计84308.26元（0.57亩÷1.27亩×187844.71元）；被告家庭户有权依法获得被征（占）涉“烂窝”耕地补偿（安置补助）费计103536.45元（0.7亩÷1.27亩×187844.71元）。关于征（占）涉“烂窝”林地面积11.4986亩，补偿（安置补助）费计536340.70元（土地补偿费为186553.29元，安置补助费为349787.41元）谁有权依法获得问题，本案原告杜文海庭审过程中承认未曾在上述被征（占）涉“烂窝”地块上开荒，现原告杜文海以杜保忠户承包涉“烂窝”耕地登记面积虽然只有0.57亩，但测量面积远远大于登记面积，诉请涉林地面积11.4986亩，补偿（安置补助）费计536340.70元（土地补偿费为186553.29元，安置补助费为349787.41元）应当归原告所有的主张、理由，因缺乏主要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常情常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杜保义虽然在庭审中提供龙府林证字（2017）字第226022612262号《林权证》，佐证小地名“烂窝”4.57亩林地(四至:东至郭仕明土、南至坡、西至坡、北至坡)森林或者林木属杜保义所有，由于本案被告杜保义只是抗辩，客观上未提起诉讼，依照“不告不理”诉讼原则，涉征（占）“烂窝”林地面积11.4986亩，补偿（安置补助）费计536340.70元（土地补偿费为186553.29元，安置补助费为349787.41元）及其该林地上相关林木补偿费依法应当由谁有权获得问题，本案不宜调整，建议由相关权利义务人另行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后，可依法另行提起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判决：一、原告杜文海有权依法获得承包龙里县谷脚镇庆阳社区四方土组烂窝耕地补偿（安置补助）费计84308.26元；二、被告杜保义有权依法获得承包龙里县谷脚镇庆阳社区四方土组烂窝耕地补偿（安置补助）费计103536.45元；三、驳回原告杜文海其余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款项由第三人龙里县谷脚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依法减半收取受理费计5521元，由原告杜文海承担4732元，由被告杜保义承担789元。 本院二审期间，杜文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土地勘测登记表2份，拟证明杜保义名下的烂窝土地2块已被龙里指挥部征收，与本案争议的土地是两块不同地块，杜保义手上持有承包证上的土地就是被龙里指挥部征收的地。且杜保义承包证上这块名叫“烂窝”的土地与上诉人的这块名叫“烂窝”的土地明显不同。一审认定按承包证上登记面积比例分配征收款，与客观事实不符。 杜保义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土地勘测登记表，于2017年4月20日就已经客观存在，不是一审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判决后新发现的证据，不是民诉法中规定的新证据；二、两份土地勘测登记表没有勘测人签字，没有单位负责人签章，证据形式不合法；三、本案诉争的土地是红狮水泥厂征占，而上诉人提交的是双龙航空港的土地勘测表，与诉请的土地无关；四、可以看出地类名称为旱地和耕地，与土地承包合同上的不一致。这块地特别大，红狮水泥厂没有一次性征占完，余下部分由红狮水泥厂征占，这块地被征占了两次。 经本院通知，龙里县谷脚镇人民政府未到庭质证。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关于争议地“烂窝”归属如何划分的问题。 关于争议地“烂窝”归属如何划分的问题。从双方提交的土地承包证及杜保义提交的林权证来看，双方提交的土地承包证上均有名为“烂窝”的地块，且四至范围清楚，杜文海提交的林权证上也有“烂窝”地块。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杜文海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上的“烂窝”的面积为0.57亩，而以杜保义为户主承包的土地承包证上的“烂窝”的面积为0.7亩，杜保义的林权证上“烂窝”的面积为4.57亩。以杜保义为户主的退耕地和旱地“烂窝”已被征收2.5781亩和5.6153亩，而本案争议地“烂窝”分别为旱地4.0272亩和旱地11.4986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的规定，一审结合杜文海及杜保义双方的土地承包证上的耕地面积划分双方的征收补偿款，并无不当。从双方持有的土地承包证及杜保义的林权证上注明的“烂窝“的面积来看，杜文海的土地承包证上的“烂窝”面积比杜保义的少，因此，杜文海主张本案案涉争议地全部归其所有，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杜文海在上诉中提出的庆阳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案涉土地归属于杜文海的证明，该证据相对于杜保义的土地承包证和林权证而言，杜文海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上的“烂窝”面积与其主张的实际测量面积相差较大，不符合逻辑，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纳。 本案中，对于杜文海二审中提交的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土地勘测登记表（两份）中也有地名为“烂窝”的地块，该土地勘测登记表土地权属为杜保义，杜文海认为该“烂窝”地块为杜保义的土地承包证上的“烂窝”，且已经被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征收，而本案案涉的争议地“烂窝”即为杜文海承包证上的地块。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杜文海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本案争议的11.4986亩旱地（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据此对杜文海主张11.4986亩旱地（林地）的征收补偿款不予支持，符合本案的事实。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杜文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2元，由上诉人杜文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何荣 书记员龙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