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军花，女，196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珍，甘肃九合同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甘肃九合同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边秀琴，女，197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介安，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典，男，194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介安，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馨文，女，200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介安，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红建，男，197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上诉人程军花因与被上诉人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及原审被告梁红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军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0102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边秀琴、范典、范馨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兰城)公(法)鉴(尸)字[2018]D00154号鉴定书中未就受害人的死因进行因果关系鉴定，故不能推定坠楼是导致范文凯死亡的直接原因，且该鉴定是尸表检验鉴定，具体死因应进行病理解剖来确定，在未进行病理解剖的情况下仅凭店内监控录像就认定坠楼是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证据不足。二、本案中与受害人一起饮酒的朋友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故上诉人程军花承担的463166.95元中应减去共饮者给受害人造成的部分损失。2018年5月18日受害人与朋友等人一同前往陇东酒家就餐，期间有饮酒行为，共饮者基于其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使对方处于醉酒等危险情形之中，应当负有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和通知家属等义务，且履行该义务的表现方式应当是明示的作为义务，如共同饮酒人没有尽到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和通知义务，应对造成人身伤亡的饮酒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害人事发前饮酒，自己在没有共饮者陪同之下而独自去卫生间途中从高处坠落发生事故。因此对共同饮酒后出现人身伤亡的事件，按照共同饮酒的生活常识和行为人应尽的注意义务，未将醉酒者安全送达或未尽合理的照顾义务，均可认定为共饮者有过错，综上，与被害人一起的共同饮酒者也应该承担其相应的过错责任。三、对防止饮酒过度发生人身损害负有主要安全义务的应当是醉酒人本人，其应当承担因自己没有尽到该义务导致事发的主要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醉酒状态，在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兰城)公(法)鉴(尸)字[2018]D00154号鉴定书中记载显示，受害人事发时酒精气味浓重。因此是其事发前的饮酒行为，导致自身判断力下降，对自身安全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而致事故的发生。受害人自己应对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程军花对本案事故承担次要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根据事实客观公正的进行裁判。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军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在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范文凯在城关区酒家就餐期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坠亡。边秀琴、范典、范馨文提交上述证据后已完成了自身的举证义务，程军花认为范文凯的死因不是高坠造成的，应当提供反证予以证明。但程军花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受害人死亡非因楼梯上坠落导致。而且，公安机关得出死者体表伤系高坠形成的结果，程军花作为利害关系人，自始至终没有要求公安机关对死者死因进行进一步分析。因此，程军花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范文凯从楼梯坠落后死亡并无不当。二、范文凯死亡的主要赔偿责任应当由程军花承担。作为向社会大众提供餐饮服务的陇东酒家及其管理人，应当履行为顾客提供安全通行这一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若该餐厅实际经营者因未履行上述义务而导致顾客伤亡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答辫人在一审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程军花作为餐厅的管理人，在顾客通行的楼梯上应当设置扶手而没有设置，也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及防护措施，导致范文凯坠亡。因此，范文凯坠亡的结果与餐厅及其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程军花作为餐厅的经营者应当对受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程军花与范文凯对范文凯死亡的后果分别承担主次责任，符合查明的事实，且适用法律正确。三、程军花主张其部分赔偿责任应当由与范文凯共同饮酒的第三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其一，如上所述，程军花在供顾客通行的楼梯上应当设置扶手而没有设置，导致范文凯坠亡，存在明显的过错，侵权责任主体是程军花。与范文凯共同饮酒的第三人对餐厅的楼梯未设置扶手不存在任何过错，与程军花不是共同侵权人。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没有依职权追加被告的责任。其二，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起诉时没有将与范文凯共同饮酒的第三人列为被告，程军花也没有将与范文凯共同饮酒的第三人追加为被告，根据民事诉讼“不诉不理”的原则，与范文凯共同饮酒的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程军花认为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与范文凯共同饮酒的第三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程军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梁红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程军花、梁红建共同向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赔偿死亡赔偿金555268元、丧葬费3286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3297元，家属处理丧葬事务误工费6739.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在本案中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支出保险费2107.5元，以上合计800275.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边秀琴系范文凯妻子，范典系范文凯父亲，范馨文系范文凯与边秀琴的女儿。2018年5月18日，范文凯与朋友柴大智、王永亮等人前往陇东酒家就餐，期间有饮酒行为。当晚10时许，范文凯去洗手间后再未回到就餐的包厢，后被酒店服务员发现其面部朝下趴在酒店一楼消防通道楼梯处，意识丧失，经120急救车送往解放军第一医院抢救，该院诊断，范文凯属院前死亡。边秀琴报警后，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刑事侦查三大队进行了调查，该队作出的《现场勘验笔录》显示，范文凯坠落现场位于陇东酒家一楼，该处为酒店员工换衣间，一楼靠近楼梯一侧地面有血迹，该餐厅从二楼通往一楼安全出口的楼梯没有安装扶手，且未设置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及安全警示标识。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兰城)公(法)鉴(尸)字[2018]D000154号《鉴定书》记载:死者左额顶部有一不规则裂创，长6cm，深及颅骨，裂创周围头皮帽状腱膜与颅骨分离，探查未触及明显骨折。左额部眉弓可见一3×1cm表皮剥脱，创周皮下淤血青紫，口鼻腔内可见活动性血性液渗出，酒精气味浓重，耳廓及外耳道未见异常分泌物等，结合现场及尸表检验情况分析死者体表损伤系高坠形成。另查，陇东酒家为个体工商户，已在2018年10月25日注销，原经营者为本案被告程军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程军花作为陇东酒家的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为顾客提供安全通行这一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该酒店二楼通往一楼安全出口的楼梯上没有安装扶手，没有在未安装扶手的楼梯处设置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也没有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识，致使范文凯坠亡；现陇东酒家已注销，程军花作为该酒家的经营者，应对范文凯坠亡的后果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边秀琴、范典、范馨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梁红建与程军花合伙经营陇东酒家，故该院对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要求梁红建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范文凯在事发前有饮酒行为，导致自身判断力下降，对自身安全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对其死亡后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关于赔偿数额，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诉请的死亡赔偿金55268元、丧葬费32863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因范文凯的被抚养人范典系退休干部，有退休工资作为生活来源，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予支持；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诉请的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量范文凯在就餐期间坠亡，该后果造成边秀琴、范典、范馨文精神损害的程度以及兰州市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50000元；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在本案中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支出的保险费2107.5元，属合理支出，予以支持。综上程军花赔偿边秀琴、范典、范馨文463166.95元【(555268元+32863元＋2107.5元)×70％+5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程军花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边秀琴、范典、范馨文各项损失463166.95元；二、驳回边秀琴、范典、范馨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1元，由边秀琴、范典、范馨文负担1728元，由程军花负担237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程军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原告是以原陇东酒家的经营管理人在经营期间，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本案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要求陇东酒家的经营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引起的纠纷，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受害人死亡原因的认定，一审中，一审原告就受害人的死亡原因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承担了举证责任，尽到了举证义务，上诉人作为与受害人死亡存有利害关系方并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申请有权机关进行病理解剖明确死亡原因，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受害人死亡的原因并非从高处坠落所致，上诉人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应认定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因从高处坠落致死。关于同饮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是一审原告以陇东酒家的经营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受害人死亡后果，要求陇东酒家的经营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诉请的法律关系性质和要求承担侵权责任的对象清晰明确，同饮者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后果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赔偿权利人在本案中并未主张，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申请追加同饮者为本案被告要求承担责任，故同饮者的责任承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提出同饮者也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二审不予审理认定。关于对损害结果发生的责任认定和损失赔偿比例确定问题。本案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对本案损害结果发生的责任大小认定，应着重考量陇东酒家的经营管理人在经营期间是否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该事实与案涉损害后果发生的关联程度，从而综合判断认定责任大小。陇东酒家系为大众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场所，属于公共场所，其经营管理人应在经营过程中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合理限度内确保前来就餐客人的人身安全，避免因设施、管理、服务瑕疵可能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发生。本案中，陇东酒家经营期间共有上下两层，除正常供客人上下二楼的楼梯外，在二楼还有一处通往一楼安全出口的楼梯，但酒店在该处楼梯没有加装楼梯扶手，自身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也没有在该处楼梯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和设置任何安全隔离设施，以警示和阻止二楼就餐客人在此处楼梯通行，在二楼仍有就餐客人时服务人员缺位，故陇东酒家在安全设施、保护措施设置、服务管理上均存在重大瑕疵，对本案受害人在二楼包厢就餐过程中误入该处楼梯发生坠亡的损害结果存在重大过失，应对其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陇东酒家对造成受害人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正确，确定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裁量权适用恰当。综上，上诉人认为应由受害人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程军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3元，由上诉人程军花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军审判员  刘宝成审判员  杨 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吕品月书记员李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