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724民初4390号原告：万某2，男，198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系死者万某3之子。原告：万彦平，女，198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系死者万某3之长女。原告：万彦红，女，198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系死者万某3之次女。原告：万彦玲，女，198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系死者万某3三女。原告：万某1，男，201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儿童，住巨野县。法定代理人：万某2，系原告万某1之父，本案原告。法定代理人：贾某，女，198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系原告万某1之母。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乾，巨野达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海涛，山东百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正海，男，199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巨野致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勇，男，198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被告：李海平，女，1979年3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被告张勇、李海平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仁健，巨野腾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88号17楼。负责人：曹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万某1与被告董正海、张勇、李海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乾、贺海涛，被告董正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被告张勇、李海平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仁建，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要求赔偿702,679.11元，万某1要求赔偿19,543.3元；2、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19日，被告董正海驾驶沪Ｃ×××××号小型轿车，在巨野县青龙公路与老聊商路交叉口东，与万某3驾驶的电动二轮车相撞，致万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电动二轮车乘车人万某1受伤，交警部门认定董正海逃逸负全部责任。被告董正海驾驶的车辆登记车主为李海平，实际车主为张勇，在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投保了100万元商业三者险。为此，五原告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董正海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无异议，事故发生后不属逃逸，不应按逃逸认定，原告损失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被告张勇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无异议，张勇不应承担责任。张勇是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车辆在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具有合格的行驶证、驾驶证，故原告的损失应由人寿财险上海公司赔偿。事故发生时交强险已经过期，董正海借用张勇的车辆，说出去办事，一会就回来，因张勇与董正海系好朋友关系，就把钥匙给他了。被告李海平辩称，登记车主是李海平，实际车主是张勇，李海平对本次事故不知情，也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无异议，肇事车辆是否投保商业险，应以车主提交的保单及保险合同为准。驾驶员董正海肇事逃逸，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对原告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2、死亡证明；3、住院病历；4、住院费用清单；5、医疗费单据10张；6、万某3身份证复印件；7、火化费单据；8、火化证明；9、村委会证明；10、交通费单据；11、保全费单据。要求赔偿：1、医疗费80,782.61元，2、护理费3,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4、交通费1,000元，5、火化费870元，6、死亡赔偿金277,049元，7、丧葬费45,907.5元，8、精神损害赔偿28万元，9、保全费2,870元，10、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10,000元，合计702,679.11元。经被告质证，对证据1、2、3、4、6、7、8、9无异议；对证据5急救费单据2,420元、专家费用6,000元有异议，不是正规发票，不予以认定；对证据10有异议，金额过高，请法院酌情认定；证据11属于间接损失。认为护理费过高，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住院伙食补助费有异议，数额过高，应按每天30元计算；火化费应计算在丧葬费限额内；对死亡赔偿金数额无异议，对丧葬费有异议，数额过高；对精神损害赔偿有异议，因肇事者涉嫌刑事犯罪，根据法律规定不应支持；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万某1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交通事故认定书；2、诊断证明；3、住院病历；4、住院费用清单；5、医疗费单据；6、户口页；7、村委会证明；8、交通费单据；9、万某2营业执照。要求赔偿：1、医疗费7,005.90元，2、护理费7,877.4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4、交通费460元，5、精神损害赔偿3,000元，合计19,543.3元。经被告质证，对证据1、2、6无异议，对证据3、4、5有异议，病历中记载胸膜肥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由此产生的医疗费不予承担；对证据7有异议，护理人员的情况不属于由村委会证明的事项；对证据8有异议，数额过高，请法院酌情认定；对证据9复印件有异议，不予认可。认为护理费计算标准过高，无法证明护理人员从事交通运输业；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过高，认可30元每天；对精神损害赔偿有异议，不应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19日14时40分左右，董正海驾驶沪Ｃ×××××号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与巨野县青龙路与老聊商路交叉路口东路段时，与万某3驾驶的电动二轮车相撞，致万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电动二轮车乘车人万某1受伤。交警部门认定董正海负全部责任，万某3、万某1无责任。万某3在巨野县人民医院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弥漫性轴索损伤、多发脑挫裂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颈部硬膜下血肿、额部硬膜下出血、脑室内出血、双侧顶骨骨折、左侧顶部皮肤裂伤、双肺挫裂伤、右小腿皮肤裂伤，10月3日9时34分，因病情严重死亡，支付抢救医疗费72,362.61元。万某1在巨野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天，诊断为：肺挫伤、头皮擦伤、头皮血肿、皮肤挫伤、胸膜肥厚，支付医疗费7,005.9元。另查明，万某3身份证号码为：。张勇系沪Ｃ×××××号小型轿车的实际车主，车辆登记在李海平名下。该车辆2018年11月27日以22万元的价格从张正成处购买，同年11月30日，以李海平的名义在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投保了100万元商业三者险，且约定不计免赔，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本院认为，被告董正海驾驶机动车与驾驶电动二轮车的万某3发生交通事故，致万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电动二轮车万某1受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董正海负全部责任，万某3、万某1无责任，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采纳，并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董正海因过错致万某3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有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需的康复费、适当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万某3、万某1支出医疗费72,362.61元、7,005.9元，有医院出具的单据及住院病历、诊断证明相互印证，应予认定。《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的人数。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为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万某3伤情严重，结合其病情，住院期间按2人护理计算。护理人员未提供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结合当前务工收入情况，酌情按照每天100元计算。则护理费为2,800元（100元/天×14天×2人）。万某1住院医嘱显示一级护理，结合其病情，住院期间按2人护理计算。护理人员未提供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结合当前务工收入情况，酌情按照每天100元计算。则护理费为3,000元（100元/天×15天×2人）。万某1要求按照交通运输业标准计算护理费，本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万某3、万某1就医期间，确实支出了部分交通费用，综合就医的地点及本地普通型交通工具的收费标准，酌情支持万某31,000元（含救护车费）、万某1200元。《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市内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每天80元。则万某3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120元（80元/天×住院天数14天）；万某1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200元（80元/天×住院天数15天）。《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万某3的丧葬费要求赔偿45,907.5元不予支持，应按照山东省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5,125元计算丧葬费。则丧葬费为37,562.5元（75,125元/2）。《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万某3死亡时已满63周岁，其系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应按山东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297元计算17年，死亡赔偿金为277,049元（16,297元/年×17年）。《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万某3因交通事故死亡，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本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原告的损害后果及本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28万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1万元。万某1未构成伤残，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费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告要求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10,000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原告要求赔偿万某3的专家会诊费，未提供会诊记录及相关发票，本院不予支持。火化费应包含在丧葬费范围内，不应重复主张。原告支出的保全保险费，不是必要的诉讼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综上，因万某3治疗、死亡造成的损失为406,894.11元，其中：1、医疗费72,362.61元，2、护理费2,800元，3、交通费1,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1,120元，5、丧葬费37,562.5元，6、死亡赔偿金277,049元，7、精神损害赔偿10,000元，8、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损失5,000元。万某1的损失为11,405.9元，其中：1、医疗费7,005.9元，2、护理费3,000元，3、交通费2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被告董正海驾驶的肇事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要求实际车主张勇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万元（其中交强险死亡项下11万元、医疗费项下1万元），精神损害优先赔偿，本院应予支持，董正海作为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李海平系沪Ｃ×××××号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张勇系实际车主，原告要求被告李海平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辩称，因被告董正海肇事逃逸，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的关联性。本案中，保险人应提示投保人知道，根据保险条款规定，肇事逃逸将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责任。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未提供向投保人尽到提示提醒义务的投保单或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上述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现有的证据可以认定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未履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无效。交通肇事逃逸是指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对肇事逃逸的认定不能单纯考虑肇事者是否有离开事故现场行为，还应考虑肇事者是否有因躲避法律制裁而逃跑的主观意识。结合本案，董正海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的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未能举证已尽到合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前提下，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投保人的负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不能以此理由免除赔偿责任。董正海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结合董正海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被告人寿财险上海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因万某3治疗、死亡造成的损失286,894.11元（406,894.11元-120,000元）；赔偿原告万某111,405.9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286,894.11元，赔偿原告万某111,405.9元；二、由被告张勇赔偿原告万某2、万彦平、万彦红、万彦玲120,000元；三、被告董正海对被告张勇的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五原告要求被告李海平赔偿的诉讼请求。五、驳回五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0元，减半收取5,500元，保全费1,270元，合计6,770元，由五原告负担2,200元，被告董正海负担4,5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