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30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男，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丽，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7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上诉人张某某与被上诉人张某、刘某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2019)甘012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丽，被上诉人张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永登县人民法院(2019)甘012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20000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系认定事实错误，且不符合客观逻辑。本案基本事实是:张某某与左育民欲合伙干工程，在西安的王桂民说兰州有个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工程可以让上诉人干，让上诉人去找在兰州的赵连刚，上诉人遂通过赵连刚找到了本案被上诉人张某，张某说要干这个工程可以，但必须给其30万元好处费。上诉人同意后，张某带着原告一起到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以西安金乌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加工制造安装合同》，没想到签订合同后张某就一直向上诉人索要好处费，上诉人称工程还没有干，等干了工程后才有钱给好处费，但是经不住被上诉人张某再三催要，上诉人想着张某是兰州本地人，要在兰州干工程也不能得罪张某，再说有转账凭证，应该是没有问题。于是左育民就向被上诉人刘某卡上转了10万元，张某某向被上诉人刘某卡上转了20万元。转账之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应该出具一份收据，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书写了收据一份，并拍照片发给了上诉人。但本案工程上诉人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干，签订合同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张某都让上诉人等通知，直到2018年下半年，上诉人到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地点根本没找到该公司，也联系不上公司，上诉人才知道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通过上述事实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是“干工程”的好处费，也就说只有实际“干了工程”即西安金乌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加工制造安装合同》实际履行了才应该付好处费，而本案涉案工程根本没有干，因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己支付的好处费。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签订了《加工制造安装合同》，上诉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己经实现”，这显然系认定事实错误，也不符合客观逻辑。上诉人的目的是“干工程”，从而获取利润，而不是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一纸合同。二、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张某的相关陈述也可以佐证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己支付的中介费，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只字不提，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张某一审庭审称“之所以提前要中介费，是为了防止干了工程后上诉人不支付中介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张某曾说到，其本人没有着急，但其他人都着急要中介费，其本人愿意担保，等上诉人干了工程后一定会有钱支付中介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张某还称之所以提前要中介费就是为了防止上诉人干完工程后不支付中介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就是干了工程才支付好处费,这也符合客观逻辑。但，实际上本案中介绍的工程根本就没有干，也就是说，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中介费，已支付的中介费应予以返还。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只字不提，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三、一审庭审中张某自称其将收取的中介费中的十多万元支付给了联银公司内部员工唐帧，这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居间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因此也应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中介费用，一审判决对此同样只字不提，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在一审庭审中张某称不止有其一个介绍人，其中还有一个介绍人是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唐帧，且其己经将收取的中介费中的10多万元支付给了唐帧。而唐帧是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七条第一条“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建筑工程发包中不得收受贿赂、回扣或者索取其他好处”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颁发的《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第七条“承发包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严禁行贿受贿、索承回扣、弄虚作假。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介绍工程收取工程介绍费”之规定，该居间合同已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因此上诉人已支付的中介费应予以返还。四、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法院应本着公平的原则对案件进行审理，而本案一审判决结果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高额的好处费，目的是为了干工程，即与合同相对方达成实际的交易，以获取利润，而不是只为签订一纸合同。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上诉人以西安金乌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加工制造安装合同》实际未履行的情况下，仅凭已签订《加工制造安装合同》这一纸合同，就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高额中介费，即在上诉人没有获取任何利润的情况下，还要向被上诉人支付高额的中介费。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但这显然不是上诉人签订居间合同的目的。一审判决结果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也对上诉人显失公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张某答辩称：双方约定签了合同后就给钱。当时左育民把钱打给我，我没有建行卡，就打给了我媳妇。后来他们说我媳妇不当得利。我给张某某打的是劳务费的条子。我认为合同一签，我就没责任了，以后的事我没办法操作。刘某答辩称：王慧民等人我都不认识。其他同张某意见一样。张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张某等人受原告和左育民的委托向其介绍承揽“兰州市西固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项目下的部分工作，原告承诺向张某等人支付劳务报酬200000元，左育民承诺支付100000元。经张某等人的介绍，左育民于2016年11月17日以西安金乌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加工制造安装合同》，约定将甲方实施的“兰州市西固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PPP项目建设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交由乙方完成。2016年11月22日，原告将承诺的200000元报酬汇至张某妻子刘某的银行账户中。张某也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条。后上述《加工制造安装合同》未履行。原告认为张某等人介绍的工程未实际履行，张某收取的报酬应当退回，而刘某是实际收款人，应当和张某共同承担退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原告与被告张某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张某是居间人，原告是委托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居间人收到的报酬应否退还。经张某的居间行为，左育民已经以西安金乌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加工制造安装合同》，承揽了“兰州市西固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PPP项目建设工程的部分工作，据此，原告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原告应当按照约定向居间人支付报酬，且原告也已向张某支付了报酬，更加说明张某的居间义务已完成。原告现以订立的合同未履行、合同目的未实现为由要求张某和其妻子刘某退还报酬无法律依据，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居间人义务还包括委托人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要求二被告退还报酬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张某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一份通话录音。证明：张某承诺工程实际干了，我们才支付报酬。现在工程没有干，对方应当返还收到的报酬。张某的质证意见为：这个录音是真的，他们谈合适后，我把收到的钱分给了大家。我的任务是让双方签合同，然后我就拿报酬，至于后面工程如何干与我无关。刘某的质证意见为：我不知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张某的居间费用是否应当向上诉人返还。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某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但被上诉人张某已向上诉人实际提供了居间服务，左育民也以西安金乌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加工制造安装合同》，被上诉人张某已实际完成居间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可见立法中并未对居间人必须保证委托人所签订的合同的履行设置强制性规定，故上诉人以其与甘肃联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加工制造安装合同》未履行、合同目的未实现为由要求被上诉人退还报酬于法无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张某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辉君审判员  张煜枫审判员  李孔攀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魏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