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0民终40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寿喜，男，195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俊娜，湖南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省开元盛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营盘东路19号湖南省展览馆1楼南5厅。法定代表人：黄雄伟，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飞，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历斌，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万华路开发区管委会老办公楼517室。法定代表人：黄群芳，该公司负责人。上诉人林寿喜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开元盛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原审被告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东方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2民初1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寿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开元公司的起诉或者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开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一方面遗漏重要事实，一方面又将与本案无关的事实纳入事实查明部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林寿喜与开元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林寿喜获得完整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与案外人屈良桂签订的协议中也约定由屈良桂与林寿喜共同经营旭日东方公司，而后，林寿喜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并行使了股东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开元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关于公司股东资格的消极确认之诉，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应当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补充协议》中的回购条款虽表明该股权转让存在为相关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且双方当事人在担保之外明确表达了林寿喜享有股东权利和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的意思，故一审法院对案涉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三、林寿喜作为旭日东方公司的真实股东参与经营，是开元公司在自身无实力开发项目的情况下获得借款的条件之一。开元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林寿喜与开元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即实际上股权转让是为了融资借款提供担保，而非让林寿喜享受实际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与是否享受股东权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2、开元公司在本案中具有利害关系，林寿喜行使股东权利，直接影响到开元公司的合法权利，依法法律规定，开元公司具有原告资格。3、确认林寿喜不享有股东权利，并不会实质损害林寿喜的权利，林寿喜仍然可以通过借款和担保的相关法律关系主张权益，但是林寿喜企图通过行使股东权利改选公司管理层，影响公司经营，是以获得旭日东方公司股权为目的的，这是一种套路贷的行为。旭日东方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开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林寿喜不享有和不承担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无权行使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权利；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由林寿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4日，开元公司因运作嘉禾县信用联社商住小区项目，与案外人屈良桂合作成立了旭日东方公司，开元公司占股62.5%，案外人屈良桂占股37.5%。2014年4月，因该项目资金短缺需要融资，2014年4月20日，开元公司与林寿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开元公司持有的旭日东方公司的62.5%股权转让给林寿喜。案外人黄翼辉在林寿喜与开元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同意对旭日东方公司注资，于2014年4月22日与开元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33125000元给开元公司，但该笔借款在合同中约定33125000元全部转入旭日东方公司的银行账户，而非开元公司银行账户。2014年4月22日开元公司与林寿喜在开元公司与案外人黄翼辉签订《借款合同》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开元公司与林寿喜约定，在开元公司还清案外人黄翼辉借款后，2014年4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才开始生效，该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开元公司加价750000元回购林寿喜所持有的旭日东方公司的股权。2014年4月23日，开元公司、林寿喜、案外人黄翼辉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开元公司偿还案外人黄翼辉的借款本息后，开元公司以2625000元回购林寿喜所持有的旭日东方公司的62.5%的股权。因为林寿喜将持有旭日东方公司的股权，故开元公司、林寿喜、旭日东方公司当时的另一持股股东屈良桂三方签订了《关于重组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协议》，约定开元公司退出旭日东方公司，旭日东方公司由林寿喜与屈良桂合作经营。林寿喜与屈良桂在该《重组协议》的基础上，又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在未经林寿喜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在支付完林寿喜的全部本金及投资回报之前，先行偿付其他人的借款。上述协议签订后，2014年4月25日，林寿喜将1875000元股权转让款汇入了旭日东方公司的银行账户。开元公司在林寿喜完成汇款1875000元后，与林寿喜于2014年4月25日持双方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的《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交工商局备案，办理股东变更手续。2014年4月30日，开元公司与案外人屈良桂协议，又将案外人屈良桂所持旭日东方公司37.5%的全部股权进行了收购，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收购后，2014年5月4日，开元公司将其所持旭日东方公司的37.5%的股权质押给了案外人黄翼辉，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截至目前，旭日东方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开元公司持股37.5%，林寿喜持股62.5%。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信息均未发生变更登记。开元公司并未完全还清案外人黄翼辉的借款本息。2018年8月，因林寿喜欲控制旭日东方公司的经营管理，变更公司管理层及法人代表，开元公司则认为林寿喜持股系让与担保行为，开元公司将其持有旭日东方公司的62．5％股权转让给林寿喜的行为并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是以股权转让的形式作为黄翼辉与林寿喜债权的股权让与担保。林寿喜与旭日东方公司并不存在真实的股东资格关系。开元公司作为旭日东方公司唯一的股东，历年来为该公司投入累计超过一个亿的资金，如今旭日东方公司形成三个多亿的资产，只是一时需要资金融资，现林寿喜联合案外人黄翼辉企图以“套路贷”的方式，侵吞开元公司的合法财产、控制旭日东方公司，严重损害了开元公司及旭日东方公司的合法权益。林寿喜不应干涉旭日东方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开元公司与林寿喜发生争议酿成纠纷，故开元公司遂诉至法院。另查明，湖南山宇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金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均与黄翼辉、林寿喜有关联，牵涉多起放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开元公司所持有的旭日东方公司62.5%股权,转让给林寿喜,双方订立了合同、支付了对价款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就外在形式而言股权转让已经完成。此次股权转让是否仅为代持，开元公司出让其拥有旭日东方公司的62.5%的股权给林寿喜的行为是否构成开元公司与案外人黄翼辉之间《借款合同》的担保，对上述焦点问题，应从双方缔约的真实意思及《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情况综合分析：一、考察开元公司与林寿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股权转让的行为获得股权的所有权，这是处理本案纠纷的基础。开元公司、林寿喜、案外人黄翼辉在各自发生借贷关系及股权转让关系的同时，三方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在该协议的开头即表明“三方就嘉禾县信用联社商住小区项目融资事宜，签订如下补充协议”，且明确了开元公司清偿完毕向案外人黄翼辉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后，林寿喜须将开元公司转让给其的旭日东方公司62.5%的股权回购给开元公司，同时林寿喜保证其受让开元公司的该62.5%股权不会因个人债务被第三方追及。在林寿喜与开元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的同时，林寿喜又与案外人屈良桂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了须先行收回其本金及投资回报，否则旭日东方公司的资金不得偿付其他人的借款。这也足见林寿喜受让开元公司的股权后即要求收回本金，其目的也并非真正为了公司项目的经营。另，从应由黄翼辉持有的原件在林寿喜手中持有，可以看出林寿喜与黄翼辉应具有共同利益。而且，上述所有借款及股权转让款均实际支付至了旭日东方公司的账户。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本案的事实，开元公司的主张法律事实的盖然性高度明显大于林寿喜的抗辩，故认定开元公司与林寿喜及黄翼辉三方各自发生的借贷关系或股权转让关系的目的系为了旭日东方公司开发的嘉禾县信用联社小区项目融资一事展开，三方真实的目的系融资借款，而股权转让行为的目的系为了确保借款的偿还，而所进行的担保。否则，按常理及交易习惯，33125000元的巨额借款，借款人是开元公司，借款应支付至开元公司的账户，而不是支付至旭日东方公司的账户，股权交易款1875000元既然是林寿喜购买开元公司所持有的股权，那么该转让款亦应进入开元公司的账户，而不是进入旭日东方公司的账户，且在发生股权转让的同时不会对受让的股权的权利作出严格限制，也不会就回购的相关事项进行提前约定，更不会约定回购的前提系还清相关借款本息之后。可见，开元公司与林寿喜、黄翼辉均认可开元公司是旭日东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方均认可资金进入旭日东方公司是种融资行为，为保障资金安全，故有一系列的合同操作。二、在查清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担保的基础上，还须分析该担保系何种担保法律关系，也是本案适用法律的关键。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担保法律关系中分为保证担保（俗称人保）和物的担保（俗称物保），而物保分为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本案虽然不属于上述有名担保，但在相关司法解释及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确认的非典型担保物权还有优先权、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鉴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为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并约定还清借款本息后即可回购，且已经按约定办理了物权转移登记手续，系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来担保债权实现的方式属的性质符合非典型担保中的让与担保的特征。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因其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不产生物权转移效力，但其合同效力不受物权效力认定的影响。因此，开元公司将其所持旭日东方公司的股权办理至林寿喜名下系作为黄翼辉借款债权的担保，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林寿喜虽在工商登记中记载为旭日东方公司的股东，但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股东，其并未取得股权。综上，开元公司请求确认林寿喜不享有和不承担旭日东方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无权行使旭日东方公司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确认被告林寿喜不享有和不承担被告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无权行使被告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权利。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郴州市旭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寿喜承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焦点在于：一、开元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诉讼；二、林寿喜是否享有旭日东方公司股东身份。关于焦点一。开元公司主张其为旭日东方公司唯一股东，林寿喜被登记为股东的原因在于因借款行为的让与担保，并不享有实际的股东身份。可见，双方存在民事争议，且开元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开元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焦点二。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林寿喜被登记为旭日东方公司股东的原因在于为借款关系提供让与担保，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以股权交易为目的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林寿喜虽然可以登记为旭日东方公司的股东，但是其并不享有旭日东方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本案二审中，开元公司致函本院称林寿喜不享有的股东权利包括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选择管理者权、股权回购权、股东代位诉讼权、股东直接诉讼权、公司解散请求权等；林寿喜有权保持股权登记的现状，禁止开元公司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以及在股权上设立新的抵押或质押等。本院对开元公司上述主张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林寿喜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林寿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罗燕青审判员 林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黄慧书记员高尚书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