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2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巧慧，女，汉族，1990年11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金花，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冬，女，汉族，1955年4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梓妍，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景，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聪明，男，汉族，1955年10月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惠妞，女，汉族，1965年6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邹巧慧因与上诉人刘晓冬、被上诉人陈聪明、黄惠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8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巧慧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判决刘晓冬、陈聪明、黄惠妞共同偿还邹巧慧借款人民币本金300万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和违约金（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共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160万元从2016年12月24日起算、另140万元从2017年4月2日起算，均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3.刘晓冬、陈聪明、黄惠妞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刘晓冬确已收到现金为30万元和20万元的借款。刘晓冬确认两份《收款确认书》中签名的真实性，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应当预见签署空白文件所必将产生的严重不利后果，依常理，在借款数额如此关键的内容尚未填写的情况下是不会同意签名并捺印的。而且，在《收款确认书》上签名并捺印的不仅有刘晓冬、同时还有陈聪明，若其中一人欠缺最基本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或可勉强解释，而两人均毫无基本法律常识则显然不合常理。两份《收款确认书》格式完全相同，但签署时间前后相隔数月，若刘晓冬、陈聪明第一次懵懂签署空白文件是因欠缺经验被诱骗所致，但相隔数月后两人再次被诱骗签署空白文件则根本不可能。刘晓冬一审庭审中确认《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借据》的真实性，并未质疑该组文书签署的是空白文件，而每次借款的《借据》和《收款确认书》打印在同一张纸上，该两份文件的内容无疑会在视觉上形成鲜明对比，刘晓冬、陈聪明不可能签署其他所有文件时都要求邹巧慧须填写好内容后才进行签字确认，而偏偏在签署最为重要的《收款确认书》时却放松警惕、自愿签署空白文件。刘晓冬和陈聪明签署《收款确认书》距一审首次开庭时已有大半年时间，刘晓冬收到本案一审起诉状和证据副本至一审首次开庭也已长达数月，对于50万元如此较大金额的争议款项，若确未实际收到，刘晓冬不可能此前一直不就《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向邹巧慧提出任何质疑，而是等到开庭时才临时提出未收到其中的两笔现金借款，显然有悖常理，刘晓冬、陈聪明婚姻关系至今存续，即使陈聪明本人未签收本案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刘晓冬也完全有能力将起诉状和证据转交或转发给其配偶陈聪明，但陈聪明在对本案起诉的借款总额300万元明明知情的情况下至今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出庭应诉、放弃质证答辩的权利，可推定其对此借款事实是默认的。两份《收款确认书》均明确载明“本人现向邹巧慧借款160万、140万，其他部分30万、20万由本人现金收讫”，刘晓冬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前后两次签署的《收款确认书》都是空白的、内容均为事后添加，故其主张不应采信。同时，刘晓冬确认《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借据》的真实性，而《收款确认书》载明的借款数额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借据》上所载明的借款数额均能一一对应，进一步证明《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虽然《收款确认书》中手写的内容系由邹巧慧填写，但《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借据》的内容也均由邹巧慧填写，而刘晓冬对其他文书内容的真实性均是认可的，可见内容是否系由刘晓冬本人填写并不影响《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若将30万元和20万元单独割裂来看数额确实不小，但相对于每次借款的总额而言却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邹巧慧按刘晓冬的要求向其指定的账户转账、其余部分支付现金，实属正常现象。虽然每次借款的《借据》和《收款确认书》打印在同一张纸上，但填写及签署时间不同：《借款合同》的《借据》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时填写签署，而《收款确认书》则须等到刘晓冬实际收取全部借款之后才填写签署，故二者的签署时间不同，并不存在任何疑点。刘晓冬确认其他所有借款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而惟独否认《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其目的实际是抱有饶幸心理妄图歪曲事实、逃避偿还50万元欠款。二、2017年2月至4月邹巧慧收到的45万元并非刘晓冬偿还的案涉借款本息。深圳市罗湖区××鱼庄和深圳市罗湖区××饭店均与深圳金都婚庆礼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租赁的商铺地址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才路××广场（××）2楼，其每月应向金都公司支付租金数万元。金都公司委托刘晓冬对国贸广场（×期）×楼整层的商铺等物业进行日常管理和催收租金等。2017年3月31日至5月16日期间，邹巧慧曾担任金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并持有金都公司60%的股份，现邹巧慧仍为金都公司的股东。金都公司曾指定邹巧慧账户代收2017年2月份开始国贸广场（2期）2楼两家租户的租金，同时金都公司与邹巧慧、刘晓冬三方约定：邹巧慧每月代收的两家租户租金总额固定为15万元，如邹巧慧所代收到的租金总额超出15万元，则超额部分作为金都公司支付给刘晓冬的管理费，由邹巧慧于收款当月内退还给刘晓冬；如邹巧慧账户当月未按时足额代收到15万元，则由刘晓冬负责及时补足。邹巧慧账户于2017年2月7日、2017年3月8日代收到两家租户的租金后，邹巧慧遂按约定分别于2017年2月13日、2017年3月8日将代收总额中超出15万元的部分13423.15元、17867.41元退还给刘晓冬，作为金都公司支付给刘晓冬的物业管理费。但2017年4月份，因刘晓冬日常管理不善，导致租户对其意见很大，租户当月即停止支付租金，故2017年4月初邹巧慧账户未能收到租户直接支付的租金。于是，在金都公司多次催收后，刘晓冬只好于2017年4月11日自行垫付两家租户（××鱼庄和××饭店）应付给金都公司的租金共15万元，转账至金都公司指定的邹巧慧代收账户。因此，2017年4月11日刘晓冬转账给邹巧慧的15万元才会备注用途为“代付××、××4月租金费用”。总之，邹巧慧系代金都公司收取两家租户2017年2月份至4月份三个月的租金各15万元，该45万元并非刘晓冬偿还给邹巧慧的案涉借款本息，与本案争议无关，不应从本案诉求款项中扣减。综上，原审判决事实存在错误，判决结果部分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维护邹巧慧的合法权益。刘晓冬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项，依法改判为刘晓冬、陈聪明应向邹巧慧返还借款本金为人民币2050000元及利息。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为黄惠妞对上述债务在850000元本金及利息的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二审诉讼费用由邹巧慧、黄惠妞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晓冬已向邹巧慧偿还借款应为45万元，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仅偿还借款30万元。在刘晓冬向邹巧慧借款后，邹巧慧为确保刘晓冬能如期还款付息，故要求刘晓冬将其实际控制的深圳金都婚庆礼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婚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邹巧慧本人，以公司股权及收入作为保障。因金都婚庆公司作为发包方，曾将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国贸广场××期××楼的部分商铺出租他人使用，其中包括深圳市罗湖区××鱼庄（经营者为杨某）和深圳市罗湖区××饭店（经营者为李某）。其时，金都婚庆公司依据商铺承包经营协议收取承包方支付的租金即为公司的可预期收入。双方约定，刘晓冬每月应向邹巧慧还款15万元，如是以公司收入还款的，则应备注款项来源。关于刘晓冬于2017年4月11日向邹巧慧转款的15万元，正是××鱼庄和××饭店向刘晓冬支付的租金费用，故刘晓冬在向邹巧慧转账支付时备注释明为租金。此外，深圳市罗湖区××鱼庄、深圳市罗湖区××饭店与邹巧慧并不存在任何的租赁承包关系。即使如邹巧慧在一审中所称，所涉费用是代金都婚庆公司收取的租金，然邹巧慧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事后已将此笔费用向公司返还。邹巧慧并没有任何依据表明其为合理收取此15万元费用。刘晓冬于一审中提交的金都婚庆公司与李某、吴某、杨某所签订的《商铺承包经营协议书》以及金都婚庆公司的工商变更信息、深圳市罗湖区××鱼庄和深圳市罗湖区××饭店的工商登记信息综合可知，其与刘晓冬主张的事实相一致，即刘晓冬向邹巧慧转账的15万元实为偿还欠付的借款。故刘晓冬已向邹巧慧偿还借款共计45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陈聪明、黄惠妞未到庭参加二审调查，亦未作答辩。邹巧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晓冬、陈聪明、黄惠妞共同偿还邹巧慧借款人民币本金300万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和违约金（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共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160万元从2016年12月24日起算，另140万元从2017年4月2日起算，均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6月19日为260533元），以上本息及违约金暂计共人民币3260533元；2.本案诉讼费（含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由刘晓冬、陈聪明、黄惠妞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2日，邹巧慧（乙方）与刘晓冬、陈聪明（甲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编号：××），合同约定借款为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元），借款期限为90天，自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3月23日止，借款利率为每月3%，利息在借款到期日支付。借款人保证在到期将所借款项还清，即2017年3月23日还清所有借款本息。若发生违约后，乙方（邹巧慧）有权对甲方采取以下措施：有权要求甲方提前归还所有贷款；依本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甲方收取应偿付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邹巧慧、刘晓冬、陈聪明分别在合同上签名、捺印。同日，邹巧慧（债权人、甲方）与黄惠妞（保证人、乙方）签订一份保证合同，保证范围是甲方与刘晓冬、陈聪明签署了的编号为××的借款合同，为担保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乙方自愿依据本合同的约定承担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债务人依据主合同应支付的全部借款本金为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小写￥1600000元）、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差旅费、担保及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全部费用。邹巧慧与黄惠妞分别在合同上签名、捺印。随附黄惠妞的保证人个人（家庭）财产清单、一份借据（编号：××）、收款确认书及银行流水清单，该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分三笔共向刘晓冬转款人民币1300000元。又查，2017年3月30日，邹巧慧（乙方）与刘晓冬、陈聪明（甲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为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元）。借款期限为90天，自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借款利率为每月3%，利息在借款到期日支付。发生违约后，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归还所有贷款，依本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甲方收取应偿付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邹巧慧、刘晓冬、陈聪明分别在合同上签名、捺印。同日，刘晓冬、陈聪明出具一份《借据》，该借据载明的内容与《借款合同》的相符。随附一份收款确认书及银行流水清单，该银行流水清单显示，邹巧慧分三笔共向刘晓冬转款人民币1200000元。邹巧慧主张刘晓冬、陈聪明两笔借款金额为分别是第一笔借款金额为160万元，其中转账支付130万元，现金支付30万元；第二笔借款金额为140万元，其中转账支付120万元，现金支付20万元。刘晓冬确认收到邹巧慧转账支付的款项130万元、120万元，但并无收到现金30万元、20万元。此外刘晓冬主张分三笔通过委托案外人吴某、郑某及刘晓冬本人共向邹巧慧还款480690.56元，因双方口头约定每月还款金额为15万元，故邹巧慧将多余的30690.56元退还给刘晓冬，故实际还款为45万元，为此刘晓冬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案外人的说明书、银行转账清单等材料作为证据。邹巧慧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案外人吴某、郑某向邹巧慧转的款项并非偿还涉案借款本息，而是邹巧慧代金都公司收取的租金，且刘晓冬于2017年4月11日向邹巧慧转款的15万元为深圳市金都婚庆礼仪有限公司的租金。为此邹巧慧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商铺承包经营协议书，该商铺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约方为吴某、杨某、李某及深圳市金都婚庆礼仪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调查，案外人吴某、郑某确认受刘晓冬委托分别于2017年2月7日、3月8日向邹巧慧打款共计330690.56元，该款项并非支付金都公司的租金，而是刘晓冬委托案外人偿还的借款。案外人吴某、郑某并未租赁金都公司的相关商铺，亦非邹巧慧所提供的商铺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签约方。刘晓冬代理人称邹巧慧随后向刘晓冬退还款项30690.56元。在庭审中，邹巧慧主张现金是在刘晓冬、陈聪明签署收款确认书时交付的，在深圳市××街道中心交付30万元现金，该部分现金是邹巧慧自凑集的，刘晓冬对此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邹巧慧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据以及转账凭证主张其已向刘晓冬、陈聪明出借款项，陈聪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关于实际出借金额的问题。经核算，邹巧慧向刘晓冬转账支付共计250万元，此外邹巧慧主张其向刘晓冬、陈聪明出借现金50万元，邹巧慧向刘晓冬转账支付巨额借款的同时却向刘晓冬出借小部分现金，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邹巧慧亦未举证证明现金的来源及支付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邹巧慧出借的金额为250万元。另外刘晓冬主张已委托案外人吴某、郑某还款30万元，另外本人亦还款15万元。经核查，刘晓冬提供的15万元还款凭证备注注明为支付租金，刘晓冬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关于案外人吴某、郑某的还款，其确认该款项为代偿本案借款，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经抵扣，刘晓冬、陈聪明仍须偿还邹巧慧借款220万元（130万-30万+120万）。本案为民间借贷，违约金性质上属于利息，邹巧慧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共按年利率24%计算，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连带责任的问题，黄惠妞与邹巧慧签订的保证合同，合同载明黄惠妞担保编号为××的借款合同所约定借款金额为130万元的债务。对另外一笔120万元的借款，邹巧慧未能举证证明黄惠妞为此承担担保责任，邹巧慧应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晓冬、陈聪明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邹巧慧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7年3月8日计算至刘晓冬、陈聪明实际履行之日止，另以本金人民币1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7年4月2日计算至刘晓冬、陈聪明实际履行之日止；分期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之日止）；二、黄惠妞对上述债务在1000000元本金及利息的限额内（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7年3月8日计算至刘晓冬、陈聪明实际履行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邹巧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晓冬、陈聪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288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37884元（已由邹巧慧预交），由邹巧慧负担11509.4元，由刘晓冬、陈聪明负担26374.6元（其中黄惠妞连带负担12132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邹巧慧与刘晓冬、陈聪明之间依法成立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二审的核心争议在于出借的本金数额及部分还款的性质问题。涉案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为300万元，但邹巧慧实际向刘晓冬转账支付共计250万元。虽然邹巧慧主张其向刘晓冬、陈聪明另行出借现金50万元，但刘晓冬对此并不认可，辩称借据及收款确认书上的数字系邹巧慧利用其出借人的地位优势事后填写，其只收到邹巧慧转账支付的2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邹巧慧向刘晓冬转账支付巨额借款的同时却向其出借小部分现金，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邹巧慧亦未举证证明现金的来源及支付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定邹巧慧出借的本金数额为250万元。至于案外人吴某、郑某向邹巧慧支付的30万元及刘晓冬向邹巧慧支付的15万元。由于吴某、郑某已确认该30万元系代刘晓冬偿还本案借款，故应当从本金中予以扣除。至于刘晓冬支付的15万元在凭证备注为租金，刘晓冬不能充分举证证明该备注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该15万元不应视为归还借款。若刘晓冬与邹巧慧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事实，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邹巧慧、刘晓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邹巧慧已预缴11800元，刘晓冬已预缴3300元，由其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吴 春 泷审判员 许 莹 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颖(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