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326民初1856号原告：杨永婵（大），女，1967年5月12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原告：刘汉禄，男，1964年2月5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原告：杨永婵（小），女，1970年9月17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告：申友娟，女，1953年4月17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恩，贵州百恒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第三人：杨桂娟，女，1994年12月9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原告杨永婵（大）、刘汉禄、杨永婵（小）与被告申友娟及第三人杨桂娟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11月5日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原告杨永婵（大）、刘汉禄、杨永婵（小）与被告申友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恩、第三人杨桂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申友娟返还征收补偿款403022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1980年农村林地落实承包时，由于原告杨永婵母亲去世，当时以祖父杨明高为承包方代表，其家庭成员有祖母邹金娥、父亲杨兴文、杨永婵（大）、杨永婵（小）五人，依法承包了石门槛左团右转大片林地、土地，1990年第二次农村林地调整时，该户承包的山林、土地没有变动。2018年农村山林、土地重新完善登记造册，原告承包的山林、土地依然没有任何变动，致使承包方代表变更为原告杨永婵（大）、刘汉禄、杨永婵（小）。1992年8月8日，杨永婵之父杨兴文与被告申友娟再婚，1994年6月生育第三人杨桂娟。1996年6月杨兴文病故，2000年被告申友娟将家中房子、木圈、家禽，山林中的树木卖出后与砚山镇砚山村青杠园组田小林再婚，并将第三人杨桂娟改名田茂娟，2009年被告因与田小林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下去，故返回原第一居住地泥高镇泥高村玉头塘与其子简良洪一同生活至今。今年4月，三原告承包的山林、土地被务川自治县泥高镇人民政府征用，总计应得征收补偿款851177元，而被告以与原告杨永婵之父杨兴文曾经结过婚及务川自治县人民法院（1997）务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为依据，强行领取补偿款403022元占为己有。三原告认为：一、被告申友娟的承包地在泥高镇××组，与三原告对承包地石门槛没有任何联系；二、务川自治县人民法院（1997）务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第五项“杨兴文承包的林地，在承包合同经营权不变对情况下，由申友娟管理使用”，意思是申友娟继续居住在泥高镇泥高村后山组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无权管理、使用，然而被告于2000年就离开此地与其他人结婚，加之涉案地承包方代表都发生变化，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的规定，被告从2000年开始就丧失了该林地的管理、使用权，已经没有资格领取补偿款。第三人杨桂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人之一，应有一定的份额。综上，三原告认为，被告申友娟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申友娟辩称，1、申友娟于1992年与原告之父结婚，合法取得该村集体户口并分得相应的承包地，属于合法有效的承包人，被告领取自己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2、原告刘汉禄与本案争议标的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3、在1997年法院调解书已经确定该争议地由被告经营、管理，在1997年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继承纠纷，当时原告杨永婵已经出嫁，原告的祖父杨明高、祖母邹金娥、父亲杨兴文的生养死葬皆由被告负责，而原告未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因此，在法院的调解下，确定被告作为该争议地的管理经营者；4、自1997年，该地经过二次确权登记，皆登记于被告名下，故被告取得该征收款是合法合理的，现在原告方要求被告返还征收款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桂娟辩称，征收补偿款403022元是属于第三人的，与原告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申友娟与杨永婵（大）、杨永婵（小）之父杨兴文系再婚。之前，杨兴文与与前妻申茂容（病故）共生育两女杨永婵（大）、杨永婵（小）。申友娟与原务川自治县泥高乡泥××组村民简良洪父亲结婚并生育有子女，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申友娟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申友娟与杨兴文于1992年再婚时，杨永婵（大）已与刘汉禄结婚成家，杨永婵（小）已与田仁高结婚成家。申友娟与杨兴文婚后于1994年生育一女杨桂娟，1996年6月14日杨兴文因病去世。2017年，务川自治县泥高镇因修建务正道氧化铝配套工程泥高石灰厂需要征收土地，上述土地中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其中申友娟领取征收款403022元。现杨永婵（大）、刘汉禄、杨永婵（小）三人以申友娟所承包的土地在原泥××组，在泥高村后山组未重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未实际居住在泥高村后山组，无分配并领取案涉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为由，诉至本院。另查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杨兴文户以其父亲杨明高为承包方代表承包到了相应的土地，其中家庭成员包括：杨明高、邹金娥（杨兴文母亲）、杨兴文、杨永婵（大）、杨永婵（小）。1997年4月27日，申友娟与杨永婵（大）、杨永婵（小，曾用名杨永霞）因继承纠纷经本院审理主持达成（1997）务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载明：“五、杨兴文、杨明高（杨兴文父亲）承包的土地、林地，在承包合同经营权未改变的情况下，由申友娟管理经营”。2000年左右，申友娟与务川自治县砚山镇砚山村青杠园组田小林结婚，后因与田小林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申友娟返回泥高镇泥××组与其子简良洪生活至今。再查明，申友娟持有的1998年7月12日填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申友娟承包了原泥高乡金池村后山组的土地，承包地名为“应角、大丘、方丘、红关坝、麻坨、后头石告、石门砍”的土地；黔（2018）务川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1821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杨桂娟承包了务川自治县泥高镇泥高村后山组承包地名为“方丘、田湾、麻坨、麻坨”的土地。杨永婵（大）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520623110200110127J）载明，杨永婵（大）承包了地名为：“石门坎、何家湾、掌木湾、红关坝秧地、方丘”的土地；杨永婵（大）之夫刘汉禄持有的《林权证》（代码520623150408MDYMSY00136/80046）载明，刘汉禄承包了地名为：“大丫口、石门槛”的林地。杨永婵（小）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520623110200110126J）载明，杨永婵（小）承包了地名为：“方丘、石门坎、方丘、石冲子”的土地。上述事实，有杨永婵（大）、刘汉禄、杨永婵（小）三人提交的杨永婵（大）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520623110200110127J）、夫刘汉禄持有的《林权证》（代码520623150408MDYMSY00136/80046）、杨永婵（小）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520623110200110126J）、（1997）务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老户口薄复印件各一份、务正道氧化铝配套工程泥高石灰厂征地打账花名册一份、80万吨氧化铝项目配套石灰石矿石红线征地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泥人调（2019）22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申友娟提交1998年7月12日填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8）务川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1821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谢仕绪出具的《证明》一份、80万吨氧化铝项目配套石灰石矿石红线征地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以及双方的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承包经营的土地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方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案涉地中“房屋周围土地、下麻坨、石门坎、大丫口”的土地被征收，申友娟陈述称案涉被征收地为“上麻坨、大丫口”。经庭审查明，杨永婵（大）、杨永婵（小）所持有的2018年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均对案涉地“石门坎”的土地进行了承包经营。申友娟持有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案涉地“麻坨、石门坎”的土地进行了承包经营。杨桂娟持有的2018年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案涉地“麻坨”的土地进行了承包经营。现双方对涉及的土地权属产生争议，杨永婵（大）、杨永婵（小）主张申友娟在泥高村后山组不应分得土地，但从查明的事实看，申友娟庭审中陈述在泥××组承包了土地，但在泥高村后山组又承包到了土地，结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案涉被征收地存在多个权属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本案依法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永婵（大）、杨永婵（小）、刘汉禄的起诉。案件受理费7346元，退还原告杨永婵（大）、杨永婵（小）、刘汉禄。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出上诉，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江 南人民陪审员  邹启尧人民陪审员  申修堂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田旭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