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25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苏泽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原江苏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0806室。法定代表人：孙洪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江苏博爱星（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仇健，男，198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光，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娜，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陕西苏泽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原江苏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仇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2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协议的认定，毫无事实依据。双方之间是否签订有效的合同，系案件的基础事实，但一审法院的有关认定显与事实不符，与双方当事人陈述不符，严重违背常理。被上诉人起诉的依据为金额150.28万元的《土地平整施工合同》，被上诉人也坚称与上诉人签署了书面协议。然而庭审过程中发现，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合同原件并无法做合理解释，该份合同系被上诉人伪造。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不仅未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反而凭空作出存在“口头协议”的认定，并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判令被上诉支付工程款。该认定的事实与两方当事人陈述均不符，更无法解释双方针对78万余元的工程签署正式书面合同，却对于230余万元的项目仅以口头方式进行约定。2、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并非案外人蒋益明所种植树木的产权人这一重要事实。在蒋益明寄送给上诉人的《催款函》上记载“自2016年起我方种植各类苗木13万余棵”，这清楚表明案涉地块上苗木系蒋益明及其公司购买、种植，其从中实际获益，更进一步证明案涉地块已经被蒋益明及其公司侵占的事实。既然案涉地块上的苗木系蒋益明方购买、种植，那么蒋益明应当为与被上诉人订立施工合同的主体，如被上诉人确实按其指示进行了施工，被上诉人理应向蒋益明一方主张工程款。但一审法院却选择性忽略该部分事实，忽略蒋益明的谈话内容与此《催款函》的矛盾之处，强行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该判决导致上诉人在被蒋益明等侵占土地的情况下还要为其侵权行为买单，对上诉人极其不公。3、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蒋益明的行为并非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蒋益明委托被上诉人施工是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系职务行为，理由有三：第一，蒋益明系上诉人公司高管。但蒋益明在多家单位有任职，其本人亦为夏溪花木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木公司）的股东、董事、总经理，此外其还在江苏华夏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任职，以及担任常州市夏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市甘荡村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江苏利兴中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股东、高管、甚至法定代表人，其身份具有复杂性，不具有代表上诉人公司的唯一性。第二，嘉泽南一号地块由上诉人租赁经营。嘉泽南一号地块虽由上诉人租赁，但根据赵某的证言可知，该地块现已被蒋益明、花木公司、园林公司等侵占。第三，蒋益明于2015年11月与被上诉人口头达成承揽嘉泽南一号地块的土地平整工作，完工后上诉人予以确认。但该等认定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从未对被上诉人的施工行为做出确认。根据蒋益明寄送给上诉人的《催款函》，案涉地块上的苗木系蒋益明及其公司购买、种植，其从中实际获益，被上诉人所做挖沟、种树等工程亦是由其委托。由此可见，蒋益明的该等行为并非执行上诉人公司工作任务，而是其侵占上诉人租赁土地的手段，因此不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关于事实部分的多处认定主要依据案外人陈述，没有证据证明。纵观一审审理过程，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依据如下：(1)“2015年11月，被告副董事长、经理蒋益明与原告口头约定由原告承榄南一号地块土地平整工程，后原告组织挖机进行了施工”的认定系基于蒋益明的陈述；(2)“原告在完成前述土地平整工程后，蒋益明又口头与原告约定由原告继续在嘉泽南一号地块组织大小挖机进行施工”的认定系基于蒋益明的陈述；(3)“施工内容包括土地平整、修路、挖坑、种树等工作”的认定系基于蒋益明的陈述；(4)“其中小挖机110元每小时”的认定系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关于合同签订、履行等主要事实全部基于案外人及被上诉人的陈述。然而，一审法院并未通知案外人蒋益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询问，故其陈述并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规定的证人证言，不属于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5、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一审法院却未严格审查。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平整施工合同》无原件、三份工程单中的两份无原件、上诉人公司2016年12月份员工工资单无原件、上诉人员工定薪表无原件。被上诉人自身陈述前后矛盾，被上诉人陈述与证人赵某、案外人蒋益明的陈述相矛盾，赵某的陈述与蒋益明陈述又相矛盾。此外，《土地平整施工合同》的内容漏洞百出，显系伪造。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不仅不追究被上诉人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还多次给予被上诉人举证期限，自行找案外人蒋益明谈话而不通知其出庭作证，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传唤被上诉人本人到庭、要求蒋益明出庭作证，未尽到严格审查的义务。仇健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依法维持。仇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田园公司立即支付仇健工程款2327190元及自仇健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田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南一号地块由田园公司租赁经营，期限为35年。2015年11月，田园公司副董事长、经理蒋益明与仇健口头约定由仇健承揽南一号地块土地平整工程，后仇健组织挖机进行了施工。双方当事人为方便结算付款，双方于2016年2月5日补签土地平整施工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工程地点为嘉泽南一号地块，工程内容为平整土地2700亩，价款为每小时220元，工期自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1月3日，工程总价共计为780560元。2016年2月24日，双方当事人签署工程验收单，确认工程在2016年1月3日完工。2016年2月26日，仇健向田园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80560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2016年3月24日，田园公司向仇健支付780560元。赵某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系田园公司员工，接受蒋益明指派，在嘉泽南一号地块负责施工事宜。仇健在完成前述土地平整工程后，蒋益明又口头与仇健约定由仇健继续在嘉泽南一号地块组织大小挖机进行施工，其中大挖机230元每小时，小挖机110元每小时，施工内容包括土地平整、修路、挖坑、种树等工作，相关工作结算单（工时）均由赵某签字确认。现蒋益明、赵某确认尚欠仇健2016年3月至12月大小挖机工程款为2327190元。花木公司是田园公司的股东，占股20%，蒋益明又是花木公司的股东、董事、总经理。一审法院认为，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嘉泽南一号地块由田园公司租赁经营，蒋益明系田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仇健在2015年11月与蒋益明口头达成承揽嘉泽南一号地块的土地平整工作，完工后田园公司在2016年2月与仇健签订书面合同予以确认，并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可以认定蒋益明在嘉泽南一号地块是执行田园公司工作任务，具有一定的职权，即蒋益明是履行的职务行为。蒋益明此后与仇健口头达成的嘉泽南一号地块案涉承揽工作，时间上紧接着前述土地平整工作，且相应工作结算单均由田园公司工作人员赵某签字确认，故法院对仇健诉称其与田园公司发生嘉泽南一号地块案涉承揽工作的主张予以支持。田园公司辩称蒋益明同时也是花木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案涉承揽工作是蒋益明以花木公司的名义与仇健发生，赵某实际是接受花木公司的指派进行工作，法院认为，该辩称意见与嘉泽南一号地块的使用权人、2016年2月5日的土地平整施工合同的履约情况及蒋益明、赵某的相应陈述明显不符，法院不予采信。该辩称意见恰恰证明了田园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对此田园公司负有责任，故对外田园公司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蒋益明确认尚欠仇健承揽工作报酬2327190元，法院予以确认，该款仇健催要后，田园公司应及时支付，因田园公司未及时支付，田园公司还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田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仇健承揽报酬2327190元及利息（自2018年3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1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18元，由田园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判决查明“2015年11月，上诉人副董事长、经理蒋益明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由被上诉人承揽南一号地块土地平整工程，后被上诉人组织挖机进行了施工”，该部分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2、一审判决查明“赵某接受蒋益明指派，在嘉泽南一号地块负责施工事宜”与赵某本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不符，赵某自述其受园林公司经理周志英指派，其工作向其汇报。3、一审判决查明“蒋益明又口头与被上诉人约定由被上诉人继续施工”，与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不符，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坚称与上诉人签署了书面的施工合同，而非与蒋益明进行了口头约定，挖机的价格以及施工内容被上诉人坚称其施工内容是土地平整，在各种证据以及证人证言证明其在上诉人土地上进行挖沟种树等其他工作时，其还改口称土地平整包括挖沟种树等工作。对此，被上诉人陈述：对于蒋益明的身份，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予以确认，而且被上诉人也提交了上诉人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对蒋益明的身份再次予以了确认。蒋益明与上诉人口头约定施工事宜，由蒋益明的笔录予以辅证。对于被上诉人在嘉泽南一号地块施工的事宜，除了有蒋益明、赵某的相关陈述外，被上诉人还提交了将近一千张的施工单，该施工单的时间长达一年，所以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嘉泽南一号地块上施工的事宜。对于赵某的陈述，赵某在一审庭审中所陈述的园林公司和花木公司是母子公司的关系，园林公司是花木公司的子公司，蒋益明是花木公司的董事，园林公司也是由蒋益明控制的，所以赵某的陈述并不矛盾。对于赵某的身份，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赵某在地税部门的纳税证明，该纳税证明载明的单位就是上诉人，所以对赵某的身份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确认赵某在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在上诉人处工作，所以其代表上诉人签字对工程量予以确认系职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7月3日，田园公司的名称由江苏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陕西苏泽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本院认为，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1月3日被上诉人按照蒋益明的要求对上诉人租赁经营的嘉泽南一号地块进行土地平整施工，2016年2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补签了上述工程的施工合同，其后上诉人按该合同金额向被上诉人付款。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蒋益明要求其在嘉泽南一号地块施工系履行上诉人公司的职务行为。故蒋益明此后要求被上诉人在该地块继续施工，并由上诉人员工赵某现场负责，被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其是与上诉人继续发生承揽合同关系。现蒋益明与赵某确认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工程款2327190元，并有赵某签字确认的工程量汇总表及原始工单予以佐证，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蒋益明的上述行为是否得到了上诉人的授权，系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此外，二审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8年3月14日和2018年7月23日的两份证明上加盖的花木公司的印章为虚假印章，申请本院对上述材料上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但上诉人并未提交上述公章为虚假印章的初步证据，同时一审法院已就上述证明的内容向花木公司的总经理蒋益明进行了核实，故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418元，由上诉人陕西苏泽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银芬审判员  顾 洋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