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6民终12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恒联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德西路6号瀚林雅筑君贤阁2单元13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5KDXML73。 法定代表人：龙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跃，广西君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陆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焕龙，男，200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陆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0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陆川县。 法定代理人：朱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2004年4月16日出生，住广西陆川县。 法定代理人：朱某。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尚博，广西众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育光，男，194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陆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5号金丰城大厦2层A2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29528XP。 法定代表人：李光荣，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6号楼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782143144D。 负责人：韦新礼，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方林，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律师。 原审被告：韦伟东，男，198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鸣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50122198010026014。 原审第三人：南宁升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罗赖西农民新村C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340410145X。 法定代表人：朱贵平。 上诉人南宁恒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兴宁支公司）、原审被告韦伟东、原审第三人南宁升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升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跃，被上诉人华安保险公司、华安兴宁支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方林，被上诉人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尚博，原审被告韦伟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育光、原审第三人南宁升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升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答辩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联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在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向被上诉人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本案交强险赔付后全部剩余损失;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并没有在其商业三者险条款中拟定驾驶营运性机动车的驾驶员如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属于其商业三者险的免赔事由的免责条款内容,一审法院以本案事故车辆驾驶员韦伟东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就判定华安兴宁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是错误的。1、华安兴宁支公司提交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合同条款中根本没有提到任何“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的字样,更没有提到和约定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如果没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而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属于其保险免责事由;2、虽然《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属于免责事由,但华安兴宁支公司在承保时并没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前述条款中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包括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其并没有依法对免责条款履行法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其主张被保险人车辆驾驶员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而免责不应支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本案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或者说明华安财险兴宁支公司保险条款中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包括“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第二、被上诉人华安财保兴宁支公司在承保时,事实上对本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没有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在本案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作为保险人除了要求投保人在投保单等文件上盖章外,实际上并没有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第三、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履行了对本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其主张免责所依据的免责条款依法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中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包括“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进行了明确说明,其没有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对于其提出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包括“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要求保险人在承保时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本案中，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就本案保险合同中概念“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内容、内涵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即其没有明确告知投保人“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概念内涵包含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其次,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使投保人清楚明白上述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即使投保人认知到“驾驶营运性车辆如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属于免责事由”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本案主张免责依据的免责条款依法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第四、《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双方必须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也未将其相关规定作为约定的合同免责条款内容,其规定不应作为本案认定免责条款内容,以及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虽然规定了经营性道路货运输驾驶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但该规定法律效力层次只是部门规定,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并不是本案保险合同的双方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必须遵守的依据;其次,该规定的存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保险合同当事人必须将其作为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最后,双方也没有在保险合同中将其作为免责事由进行约定。总的来说,既无法律强制规定,也无双方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驾驶营运性车辆发生事故不能作为保险免责的事由,因此,根据本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内容和基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免责条款效力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规定主张驾驶营运性车辆如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属于免责事由是不能成立的。一审法院认定“在没有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书情况下驾驶营运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符合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和升源公司约定的免责条款的范围,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并已生效”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本案中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中“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各证书”包括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该条款依法也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1、从本案事实来看,本案被保险机动车的驾驶员韦伟东持有合法有效的A2类机动车驾驶证,具备驾驶本案被保险人机动车的合法资格;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只是交通运输部门对道路运输人员的从业资格审查,既不影响驾驶人驾驶资质获取,又不对保险事故的风险增加产生实质影响,有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事实上对本次事故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如果将一种与其保险责任的承担毫无关系的事由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显然该免责条款也是属于《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排除被保险人权利的不公平条款,依法也认定为无效条款。2、从本案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来看,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被保险车辆驾驶员韦伟东操作不当引起的,本案事故发生造成损失及保险人保险责任的产生,与驾驶人有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作为保险人要公平、合理拟订保险条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主张本案被保险车辆驾驶人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而免责的主张是严重违背上述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的,依法也是不能成立的。3、被上诉人华安财保兴宁支公司主张免责依据的条款即“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在内容上是非常不明确的。从条款内容的文义理解、通常理解和合理理解,投保人一方认为该条款要求的证书只是限于与被上诉人华安兴宁支公司保险责任承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驾驶证。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基于上述理由,被上诉人华安财保兴宁支公司主张“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包括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及其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的免责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缺乏充分依据的:本案受害人刘某3户口性质为农村居民,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第八条的规定,农村居民主张按城镇标准赔偿的,需要提供居住地居民委员会证明和租房合同或房屋产权证明,本案中,一审原告并不能提供受害人的租房合同或房屋产权证明,因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收费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四、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存在以下明显错误:1、本案认定被上诉人刘某2为受害人刘某3的被抚养人缺乏依据。综合本案的证据来看,从内容上能够显示被上诉人刘某2为受害人刘某3子女的唯一一份证据是广西陆川县乌石镇安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刘育光家庭人口的《证明》,但一审判决书已经认定不采信该《证明》,因此,本案无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刘某2为受害人刘某3的被抚养人,一审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某2支付抚养费是错误的;2、本案受害人刘某3的母亲朱桂清已经死亡,一审仍然判定上诉人支付其被抚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是法律规定专门赔付给被扶养人的用于生活支出的费用,具有人身专属性,在本案被扶养人朱桂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该权利其他人无权主张;退一步来说,如果该权利可以通过其继承人进行主张的话,也应该由朱桂清丈夫及朱桂清另外两个子女来进行主张,而不应该判决支付给本案一审的原告。3、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即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是不能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即便本案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计算,其“年赔偿总额”也不应该超过17268元/年,但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前3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得出的“年赔偿总额”均大大超出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17268元/年,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华安保险公司、华安兴宁支公司共同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华安兴宁支公司不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符合法律及合同约定，请二审予以维持。2.对于一审法院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错误，由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后确定。 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共同答辩称，1.本案的责任应该由华安兴宁支公司承担，理由是没有从业资格证书，并不必然增加事故的危险性；2.其他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予以维持。 升源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升源公司与本案交通事故无关,一审判定升源公司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是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升源公司并非本案事故车辆(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Ａ×××××号重型罐式半挂车)的所有权人,也非本案事故车辆驾驶员韦伟东的雇主,升源公司受委托为事故车辆购买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和损害产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同时,升源公司也不存在任何需要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事由。二、华安兴宁支公司业务员并未让投保人充分了解内容便匆匆催促盖章，并且保险合同上明确要求投保人书写的内容也由华安兴宁支公司业务员蓝丹书写。三、上诉人恒联公司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完全合情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 韦伟东述称，希望华安兴宁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保险单中没有说清楚必备的证书，不能以无从业资格证书的理由进行区分。 刘育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 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华安保险公司、华安兴宁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11万元（精神抚慰金优先赔偿）；二、华安保险公司、华安兴宁支公司在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451875元；三、韦伟东、恒联公司和升源公司对华安保险公司、华安兴宁支公司赔偿上述款项不足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由韦伟东、恒联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华安兴宁支公司和升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育光、朱桂清（已于2017年10月24日死亡）系受害人刘某3的父母，朱某系受害人刘某3的妻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系受害人刘某3和朱某的子女。刘育光与朱桂清共生育有二子一女。2017年8月16日7时8分,韦伟东驾驶桂Ａ×××××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Ａ×××××号牌重型罐式半挂车从源盛矿渣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行驶出来后，沿着泥沙路往新兴路方向行驶到新兴路口之后往新兴路北实施左转弯，此时刘某3驾驶桂Ｋ×××××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沿新兴路主车道由北往南行驶至此，韦伟东驾车转弯至桂Ａ×××××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Ａ×××××号牌重型罐式半挂车车身横挡在刘某3行驶的道路内，刘某3采取避让措施时人与摩托车摔倒在地，刘某3被桂Ａ×××××号牌重型罐式半挂车左三轴车轮碾压，致其当场死亡。2017年9月13日，防城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港口大队作出防港公交认字[2017]第45060232017003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伟东驾驶机动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刘某3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在最右侧辅道内行驶，且行驶至交叉路口遇险时采取避让措施不当，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恒联公司赔偿丧葬费30120元并垫付尸检费1000元，合计31120元。 另查明，桂Ａ×××××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Ａ×××××号牌重型罐式半挂车的车辆所有人为恒联公司。韦伟东为恒联公司的职员，其驾驶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Ａ×××××重型罐式半挂车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时，未取得从事道路运输业务的从业资格证。升源公司为桂Ａ×××××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华安保险兴宁支公司处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交强险的保险期间自2016年10月30日0时起至2017年10月29日24时止，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16年10月31日0时起至2017年10月30日23时59分止，商业第三者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其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下角设置“投保人声明”栏目，包含有“保险人已经告知本人仔细阅读条款及偿付能力作息告知书，提示本人特别阅读蓝色字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及公司偿还能力信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本人作出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理解，没有异议，本人保证上述内容填写真实”的内容，升源公司在投保人栏盖章确认。升源公司还在另行出具的《投保人声明》中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根据华安兴宁支公司要求，将黑体字内容“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在方格内将手抄一遍，表明已了解投保内容，并自愿投保。《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以下简称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该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交通事故中侵害他人生命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案中，韦伟东驾驶机动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刘某3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在最右侧辅道内行驶，且行驶至交叉路口遇险时采取避让措施不当，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防城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港口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伟东应承担主要责任，刘某3应承担次要责任。该认定书对事故的成因分析及责任划分是客观的，该院予以认可。结合该案案情，该院确定韦伟东承担70%的责任，受害人刘某3承担30%的责任。 关于恒联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韦伟东述称其在恒联公司处工作，事故发生当天系履行职务行为，恒联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韦伟东在事故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故恒联公司应在韦伟东的事故责任范围内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承担赔偿责任，韦伟东不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升源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该案中，升源公司并非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也非韦伟东的雇主，其仅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作为投保人向华安兴宁支公司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华安兴宁支公司应按保险合同履行保险人义务，投保人与该案交通事故不存在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华安兴宁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的问题。投保人升源公司与保险人华安兴宁支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该约定条款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升源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并向华安兴宁支公司作出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经告知本人仔细阅读条款及偿付能力作息告知书，提示本人特别阅读蓝色字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及公司偿还能力信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本人作出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理解，没有异议，本人保证上述内容填写真实”，“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表示自愿投保。说明升源公司已经收到华安兴宁支公司的告知条款内容和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也知悉合同的相关条款内容，华安兴宁支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华安兴宁支公司在该案中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并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的规定，均明确了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韦伟东持有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才有资格驾驶货物运输车辆是法律法规或其他部门规章规定。该案中，韦伟东作为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Ａ×××××重型罐式半挂车的驾驶人，在没有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书情况下驾驶营运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符合华安兴宁支公司和升源公司约定的免责条款的范围，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并已生效。故，该案应免除华安兴宁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的赔付责任。同理，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要求华安华安兴宁支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华安兴宁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的规定，故对于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损失，先由华安兴宁支公司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由恒联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故对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各项费用损失，该院确认如下： 1.死亡赔偿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根据防城港市港口区沙万社区出具的证明，结合原告为被告恒联公司的职员等证据相互印证，应可认定刘某3死亡赔偿金应按《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566480元（28324元/年×20年）。 2.丧葬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可认定刘某3的丧葬费30120元（5020元×6个月）。 3、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对丧失劳动能力或未成年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用补偿，因刘某3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268元/年的标准计算。刘育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8780元（17268元/年×5年÷3），朱桂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59元（17268元/年×2个月÷3），刘焕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634元（17268元/年×1年÷2），刘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902元（17268元/年×3年÷2），刘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0292元（17268元/年÷12个月×56个月÷2）。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04567元。该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即该案确定的死亡赔偿金为671047元。 4、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受害人刘某3于2017年8月19日在防城港市殡仪馆火化，防城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港口大队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8月18日、9月12日在防城港市入住酒店，分别产生住宿费810元和180元，该院认为该部分住宿费为其的合理损失，故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其他住宿费不予支持。该院对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提交的2017年8月17日、8月19日、9月12日的交通费用票据予以认可，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交通费用为962.5元。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误工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该院对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上述交通费、住宿费共计1952.50元。 5、精神抚慰金。案涉交通事故致使刘某3死亡，给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带来精神痛苦，故侵权人应向其支付精神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该院结合防城港市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定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精神抚慰金为3万元。 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上述费用损失共计733119.50元。上述费用先由华安兴宁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死亡赔偿金8万元，剩余费用623119.50元，由恒联公司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436183.65元（623119.50元×70%）。扣减恒联公司已支付的30120元丧葬费，恒联公司尚应支付给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406063.65元。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死亡赔偿金8万元；二、南宁恒联运输有限公司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共计406063.65元；三、驳回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19元，由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负担1293元，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负担1319元，南宁恒联运输有限公司负担6807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职权向华安兴宁支公司员工蓝丹就涉案保险投保人声明手写内容“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是什么人亲笔手写进行调查，蓝丹承认是其本人代替南宁升源公司手写。 华安兴宁支公司对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蓝丹问话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投保人已经在合同上盖章，视为华安兴宁支公司已经履行了充分的说明义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某2系刘某3与朱某的子女。理由如下：一、陆川县乌石镇安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了刘某3与朱某共生育三个子女，刘某2系第三个女儿，且加盖有村委会的公章。二、刘某2的身份证住址与刘育光、刘某3、刘焕龙、刘某1的住址相同，均为广西陆川县乌石镇安东村十九队7号。三、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陆川县乌石镇安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华安兴宁支公司涉案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及其是否应当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二、本案是否应当赔偿朱桂清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三、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第一焦点问题。华安兴宁支公司涉案的免责条款未能生效，其应当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理由如下：一方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为了促使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好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关于投保人声明栏中专门设定有投保人手写的方格位置，要求投保人仔细阅读并亲自书写黑体字内容，目的是通过投保人亲笔书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文字内容的方式提示投保人对保险人免责事项加以注意，以达到引起投保人特别重视的目的，但本案的涉案保险条款的投保人声明栏中的方格位置并不是投保人亲笔书写，而是华安兴宁支公司职员代为书写，华安兴宁支公司的这一做法极容易导致投保人忽略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注意，足以证明升源公司在为恒联公司的涉案车辆在华安兴宁支公司投保商业险时，华安兴宁支公司并未向升源公司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升源公司更不会就华安兴宁支公司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转告恒联公司。另一方面，涉案驾驶员取得公安机关颁发的符合驾驶涉案车辆的驾驶资格证书，可以驾驶涉案车辆在道路行驶，而该驾驶员无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不代表其失去驾驶营运车辆的资格，更不能证明驾驶员无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即显著增加了驾驶营运车辆上道路行驶的危险程度。保险人将该免责条款放置在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中而未加以提示说明，若免除了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显然是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是极其不公平的。投保人投保后，因保险人未明确提示的原因造成投保人未知悉保险人免责事项信息最终导致失去保险利益，必然影响投保人的投保积极性，不利于我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华安兴宁支公司涉案的免责条款未能生效，华安保险兴宁支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1、本案是否应当赔偿朱桂清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朱桂清系刘某3的母亲，于2017年10月24日死亡，晚于本案事故发生时间2017年8月16日后两个多月，其间仍需要刘某3的扶养，朱桂清生于1943年9月28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年满73岁，两个多月后去世，按1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268元/年÷3人×1年）÷5人］=1151.2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只以年度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以月份计算朱桂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59元（17268元/年×2个月÷3）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1、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如何认定。由于刘某3自2011年6月至死亡时一直在城镇居住，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刘某3生前一直居住在城镇，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268元/年的标准计算。刘育光生于1941年3月3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年满76岁，按5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268元/年÷3人×1年）÷5人］+［（17268元/年÷3人×3年）÷3人］+［（17268元/年÷3人×1年）÷2人］=9785.2元，刘焕龙生于2000年8月15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年满17岁，按1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268元/年÷2人×1年÷5人）=1726.8元，刘某1生于2002年8月21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年满14岁，按4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268元/年÷2人×1年）÷5人］+［（17268元/年÷2人×3年）÷3人］=10360.8元，刘某2生于2004年4月16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年满13岁，按5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268元/年÷2人×1年）÷5人］+［（17268元/年÷2人×3年）÷3人］+［（17268元/年÷2人×1年）÷2人］=14677.8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7701.8元。该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即本案确定的死亡赔偿金应为566480+37701.8=604181.8元。一审法院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共为604181.8元+30120+1952.50+30000=666254.3元。上述费用先由华安兴宁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死亡赔偿金8万元，剩余费用556254.3元，由华安兴宁支公司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556254.3元×70%=389378.01元。扣减恒联公司已支付的30120元丧葬费，华安兴宁支公司向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359258.01元。 综上所述，南宁恒联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001号判决第一项； 2、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001号判决第二项； 3、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向被上诉人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赔偿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共计359258.01元。 4、驳回被上诉人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419元，由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负担5000元，被上诉人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负担44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19元（上诉人南宁恒联运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兴宁支公司负担6000元，被上诉人刘育光、朱某、刘焕龙、刘某1、刘某2负担34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志相 审 判 员 黄玉霞 审 判 员 李丽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 颖 书 记 员 高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