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15131号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陶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平，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佳，女，1983年6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成，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冬平，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吴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孙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志磊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收日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法定代表人陶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成、葛冬平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30,424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被告支付原告滞纳金254,603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59,127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4日，原、被告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兰后侯爵干红葡萄酒1,668瓶，每瓶318元，货款共计530,424元，被告应在收货后3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逾期支付货款的，原告将按货款总额的每日千分之八收取滞纳金。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供应了1,668瓶葡萄酒，被告予以签收，但被告一直未能付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孙佳辩称：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被告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涉案业务的买方系第三人丰收日公司，被告仅系丰收日公司的经办人；涉案合同上单价不真实，原告自己曾同意按照每瓶98元结算；即使被告不能代表第三人，被告也是为原告代销红酒，现在卖掉了294瓶，还剩1,374瓶，应当退还给原告，双方之间不应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滞纳金和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第三人丰收日公司述称：第三人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从未与原告就购买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磋商，也从未委托被告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第三人对涉案业务完全不知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第三人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称系由被告于2019年4月8日出具，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收到红酒后也没有放在第三人处，并自称“丰收日集团郑”的微信系被告自行注册的，涉案业务与第三人无关。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称需核实后发表质证意见。鉴于被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予以采纳。2、第三人提交了一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以“丰收日集团郑”的名义与自己聊天，被告再将聊天记录发给原告。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称需核实后发表质证意见。鉴于被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予以采纳。3、原告提交一份《产品销售合同》，需方载明为第三人，供方载明为原告，落款处需方未盖章，由被告签字，时间为2019年1月24，证明原、被告间存在红酒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对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在前述情况说明中称该合同系2019年3月25日原告拿到被告处由被告补签的；第三人对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非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第三人也未委托被告与原告签订该合同。鉴于原告对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无异议，且从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也一直要求补签合同的事实，本院认定该《产品销售合同》系原、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补签，并对该合同予以采纳。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2019年3月25日，原告(供方、乙方)与被告(需方、甲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向乙方购买兰后侯爵干红葡萄酒1,668瓶，单价为每瓶318元，合计530,424元(含3%增票)；需方指定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完整收货地址为丰收日牡丹江路分店1233号，需方指定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收货联系人为孙嘉怡，交货日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1-7个工作日内，供方通过第三方物流或快递公司将本合同中签订的货物发出，发往需方指定地址，物流或快递运输期间不算在本合同交货日期内，所有合同货物的运输及提货费用的负担由供方承担；所有合同产品均应在交货地点现场拆验，如有质量异议甲方可在收货之前提出，甲方验货时除非因产品质量问题，否则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拒付货款，包括验收后；需方应向供方付合同总金额530,424元，需方在收讫货物后3个工作日内向供方付清所有货款，如需方未在合同规定时内付款，供方将按货款总额的每日0.8%收取滞纳金，供方收到全额总货款后向需方开具收据证明；如由不可抗拒力导致乙方不能按时交货，双方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供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如需方未能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清应付给供方之款项，供方有权收回货物，并不返还需方已付款项，同时不免除供方向需方进一步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并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在前述合同落款处，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注明如下内容：“双方于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送货单上客户签收处署名孙嘉怡系孙佳本人”。2、2019年3月25日，被告确认收到葡萄酒1,688瓶，其中168瓶于2018年10月23日由原告交付给被告，1,500瓶于2019年1月24日由原告交付给被告。3、涉案业务发生后，被告自行用手机号XXXXXXXXXXX注册了一个名叫“丰收日集团郑”的微信，用该微信与自己聊天，并将该聊天记录发给原告法定代表人陶丽。在被告与“丰收日集团郑”的聊天记录中，“丰收日集团郑”一直让被告通知原告，不要急着要货款，都会结给原告的。4、2019年4月8日，被告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为了自己能赚点钱和陶丽做红酒生意，之前和她做酒的钱已结清。在2019年春节前，我联系过一个做红酒生意的老板，让陶丽送一批酒过来，正好她说过年了，她的酒不能放在她库里，库里放要花钱的，所以我说拉过来放在我这里，就在2019年1月24日那天，她拉过来250箱酒加上原来送的28箱酒一共278箱，我签了送货单(原来的28箱酒没有结款过)，放在不属于丰收日的库里。现在陶丽发给郑成的聊天截图里面叫丰收日集团郑的微信，是我用一个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自己注册了一个微信，微信头像用风景照片，微信名丰收日集团郑，为什么用郑成的名义与陶丽联系，是为了让陶丽相信我能赚点小钱，所以和丰收日郑成一点关系没有，同时和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点关系没有。我和陶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合同，也没签任何合同，就在2019年3月25日那天，一位黄程晨自称为陶丽公司的律师来找我，带来两份自己打印好的合同(甲方为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要来签当时我看也没看就签了，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我和陶丽公司签合同，丰收日也不知道我和陶丽公司签的两份合同。在3月27日我收到了黄律师受陶丽委托发给我的律师函，律师函中称是代表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陶丽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这不是事实。目前我处还有箱，我确实自己用掉了箱，用于送人”。5、2019年6月，原告法定代表人陶丽与被告丈夫陈利进行了对话，陈利称“喂，陶丽”，陶丽回复“我跟你说，你这样吧，我和我律师已经沟通过了，这个案子我们就不起诉了，不起诉你，只要你把酒还给我们这里，其余的酒58箱，按着98元一瓶结给我”，陈利称“这个多少钱，我不知道了”，陶丽回复“还有她差我八万多，里面差我四万六千多，她收到红包钱一共三万两千元”，陈利称“这个多少钱，多少钱我不知道”，陶丽回复“酒是58箱，98元一瓶，然后你把220箱酒拉到酒庄来”，陈利称“酒啊，我告诉你原来说过58一瓶”，陶丽回复“我没说过58元一瓶，一直说98一瓶，你们不要搞了，我已经不告她很好了”，陈利称“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弄”，陶丽回复“你问问她看，我不会求人的，我如果告她，她就是坐牢，一个红包的事，我去告她就是坐三年牢”。接着，陈利称“陶丽我现在联系不上她，在联系她的律师，本人我还没联系上”，陶丽回复“她手机停机了，我联系不上，她欠我的钱，我已经告上去了，还是要找的”，陈利称“我知道，我在联系”，陶丽回复“到时候这个酒钱，就是98元*58箱结过来，220箱退回来，就是这个酒的事不要说了，欠我的钱要还回来的”，陈利称“我先联系，也许律师会联系上她，我联系不上她，我想办法早点联系，酒啊，我知道她放在哪里的”，陶丽回复“放在哪里啊？”，陈利称“放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我联系上，让她马上拿过来给你”，陶丽回复“她到时候不承认的话，我要报警的”。6、关于滞纳金，原告称：未按时付款的，每日按货款总额的0.8%支付滞纳金，每日的滞纳金为4,243.3元，计算60天，为254,603元。关于与违约金，原告称：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即为159,127元。7、另查明，被告曾在第三人处担任划菜员，于2019年4月8日离开第三人。本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陈述，被告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涉案业务与第三人无关，涉案《产品销售合同》应系原、被告签订，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合同名称、合同标的、总价(含3%增票)，还是交货方式、验货方法、违约责任等，抑或是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被告签收送货单，原告向被告催讨货款)，均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原、被告之间应系就涉案红酒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即由原告向被告供应红酒，被告支付相应货款。至于被告辩称其系代原告对外销售红酒，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难以采信。关于供货数量，被告确认收到了1,668瓶，本院亦予以确认。关于单价，涉案合同约定为每瓶318元，被告称该单价不真实。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合同注明的单价(每瓶318元)并非原、被告真实意思，理由在于：其一，原告于2018年10月23日向被告交付了168瓶红酒，于2019年1月24日向被告交付了1,500瓶红酒，共计1,668瓶。此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从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双方于2019年3月25日补签合同，且是由原告将打印好的合同交给被告签字的，该合同上单价应系原告单方确定的，是否经由原、被告协商确定不得而知。其二，从2019年6月陶丽与陈利的通话记录来看，陶丽在谈话中称“其余的酒58箱，按着98元一瓶结给我”、“酒是58箱，98元一瓶，然后你把220箱酒拉到酒庄来”、“我没说过58元一瓶，一直说98一瓶，你们不要搞了，我已经不告她很好了”。从中可以看出，原告一直主张涉案红酒的单价为每瓶98元，并非涉案合同注明的每瓶318元。因此，本院可认定涉案红酒的单价为每瓶98元，则涉案红酒的总货款应为163,464元。关于滞纳金和违约金。涉案合同既约定了“如需方未在合同规定时内付款，供方将按货款总额的每日0.8%收取滞纳金”，又约定“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原告据此既主张滞纳金又主张违约金，显然有失公允。况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达到滞纳金和违约金之和，而在2019年6月的通话记录中，原告表示只需要按每瓶98元将款项结给原告就可以了。现被告明确表示滞纳金和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调整被告应支付原告违约金3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佳支付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货款163,46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孙佳支付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违约金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62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4,535元，被告负担2,0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志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雪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