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704民初1020号 原告：李丽，女，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帅文，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华，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滘头鸿鸣物业管理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滘头西京里98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彪，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瑶，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杜常富，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第三人：叶炽均，男，195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第三人：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市莲路新桥村段84号之四。 法定代表人：杜常强。 原告李丽与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滘头鸿鸣物业管理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杜常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粤0704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李丽不服该判决，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粤07民终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4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于2019年5月16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通知第三人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叶炽均参加诉讼，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帅文、刘俊华，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滘头物业管理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彪，第三人杜常富、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常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叶炽均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6,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6月15日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完全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利润6,701,143元及利息（利息从被告收到款项之日起至被告完全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第一、二项共计13,201,143元。 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原告与被告共同出资16,000,000元竞投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江南经济社”）所有的“牛石马”地块（以下简称“涉案地块”）约210亩土地30年使用权；原告与被告各享有涉案地块50%的股权，按持股比例享有权利、利益并按持股比例履行义务。2016年1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协议确认这一事实。2013年12月2日，原告按被告要求向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民委员会支付4,000,000元作为竞投涉案地块30年使用权的保证金；原告另外按被告要求向被告支付了2,500,000元作为本项目投资款，收款后被告于2016年1月19日向原告出具收据和证明确认以上事实。2014年1月17日，以原告名义参与竞投并且中标。2014年1月27日，被告与江南经济社签订《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2017年9月19日，被告与方镇联签订《承包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将涉案地块剩余年限承包权（使用权）转让给方镇联，转让费21,200,000元加上退回押金2,000,000元，共计23,200,000元，被告与方镇联签订的转让明细确认方镇联应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共为23,200,000元。协议签订后，方镇联已经向被告支付了12,497,713.75元。被告收到款项后，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与被告多次就土地承包权转让款如何分配进行协商，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认为其与被告共同投资承包涉案地块，被告收到该地块承包权转让款后，应当按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向原告支付款项，但被告不按约定支付款项属于违约行为，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及支付投资利润。 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滘头鸿鸣物业管理开发有限公司辩称： （一）李丽和杜常富是夫妻关系，李丽以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身份出现，但是没有具体参与合伙事务，杜常富虽然没有在合同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全程参与了具体的合伙事务。杜常富和杜常强与**的通话录音、短信等可以证明上述事实。所以，李丽和杜常富应当是与被告合伙的同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应当作为共同的原告。 （二）合伙事务所涉及的涉案地块虽已转让给方镇联和黄辉，但尚有一千多万元转让款项未收回，合伙事务尚未终结，未达到清算合伙的条件。理由：1.本案属自然人与企业的合伙，不属于《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的两个以上公民之间的合伙；2.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本案的合伙属于《合伙企业法》所规定的合伙，其中，合伙企业应当是双方在2016年1月19日补签的《合伙协议》第4条约定的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3.《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本案并未出现上述法定解散事由；4.《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指定一个或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人；5.被告法定代表人**和第三人杜常富曾多次对合伙进行书面核对和确认，但是原件都由杜常富保存，原告拒绝提供结算依据，也是导致不能清算合伙的重要原因。 （三）原告与被告最初约定，合伙承包土地对外的主体以被告名义，合伙企业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后，因涉案土地发包方江南经济社不同意变更承包主体，所以后续对外的合伙事宜均以被告名义进行，也就是说，合伙自始至终以被告名义实施合伙行为，包括签订承包合同和转包合同、支付承包费用、支付中介费用等。理由为：1.被告法定代表人**和第三人杜常富、叶炽均多次对合伙涉及中介费的事宜进行书面核对和确认，但是原件都由杜常富保存；2.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约定的主体是叶炽均的原因是叶炽均提供居间服务，未支付中间费之前，叶炽均需要控制承包方，而以签约主体出现。当日，被告代表合伙人出具了中介费的《欠条》给叶炽均；3.2015年2月11日，合伙企业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时，因中介费未付清，叶炽均以合伙企业的股东身份出现，实际上是合伙人同意支付中介费；4.2016年1月19日补签的《合伙协议》第2条所述“1000万元用于其他”，实际是双方在合伙履行过程中对支付给叶炽均的中介费的确认；5.杜常富和杜常强与**的通话录音、短信等可以证明确认给叶炽均中介费，金额是10,000,000元。被告在原一审的时候就申请叶炽均作为第三人出庭，也是想向法庭澄清这个事实；6.被告代表合伙人已付叶炽均8,750,000元中介费。 （四）对于原告请求的利息部分，被告认为原告请求投资款和投资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没有义务承担相应利息给原告；原告请求的投资利润的利息按年息24%计算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原告的请求于法无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杜常富述称：关于中介费10,000,000元，作为参与者，从未与**或者叶炽均谈过这件事情，叶炽均作为被告的副总经理，涉案地块后期的转让等相关事宜也是被告委托叶炽均办理的。 第三人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述称：对于被告提供的录音、短信等证据，其不予认可，且从未以任何形式确认过中介费的事情，对涉案地块的用途并不知情。其未办理相关工商部门的审核，没有参与涉案地块项目任何文件的签署且成立初与涉案地块也无任何关联。被告、叶炽均承诺的投资金额没有到位，其相关费用及后续年审均由杜常强办理。 第三人叶炽均经本院询问述称：（一）为了给被告提供居间服务，就虚构了其为被告副总经理一职；（二）针对中介费10,000,000元的事情，被告、第三人杜常富都是知情的，是经过三方在**办公司多次协商确认的，书面记录在杜常富处；（三）《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的签署是其在被告的授权下进行的，后其又委托马绍添实际签署；（四）其不认识梁金娟且从未授权其收取中介费，我从**处共收取中介费5,750,000元，另江南经济社保证金余款2,346,250元是在**授权下由其朋友取走作为中介费，截止目前还有2,000,000元未支付给,但其自愿放弃对剩余中介费的收取。 当事围绕诉讼请求依法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涉案地块《发包合同书》及对于江南村委会发出《催缴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叶炽均并不是合同实际签约方，叶炽均与签名的马绍添均只是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的中介方，催缴通知书中表述的叶炽均为副总经理是错误的。 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被告法定代表人**与杜常富的短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录音没有经过杜常富同意，侵犯了杜的知情权。录音可能存在剪辑、录音不完整的情况，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短信是被告单方打印整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所说的支付给叶炽均的中介费，前后互相矛盾。对于被告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月27日向叶炽均出具的《欠条》（主要内容为：确认其授权委托叶炽均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事宜，应付给叶炽均中介费10,500,000元，已付1,750,000元，尚欠8,750,000元）及被告提交的其于2014年11月13日向叶炽均出具的《承诺书》（主要内容为：被告承诺：一、涉案地块在立项及前期报批手续完成后，被告立即从江南村的按金中付2,190,000元土地回填费用；二、涉案地块在按红线图回填完毕并交付被告后，被告即付余下的2,000,000元土地回填费用）对于上述欠条和承诺书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原告签名确认原告不知情，且涉案地块每年租金只有2,000,000左右，支付高价中介费不符合常理。对于被告提交的汇款凭证，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给梁金娟的750,000元没有叶的授权，且所有的转账都没有经过原告同意或事后追认，不予认可。 原告及第三人杜常富、杜常强均对叶炽均提交的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确认书》（内容为：有关被告委托叶炽均代签的涉案地块的发包合同，现已转包给黄辉经营使用，从今以后一贯此土地前、后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问题与叶炽均无关）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叶炽均只是被告的员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存在中介费的问题。 此外，原告及第三人杜常富陈述在承包涉案地块后，其花费500,000元修污水排水管，并提出被告因填土收取淤泥处置费用也应分割，被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陈述花费180,000元用于办理规划事项，原告也不予确认。 对于上述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被告提供的录音和短信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的录音及短信资料并未提供原始载体，也未进行相关的鉴定，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 对被告提交的向叶炽均出具的欠条和承诺书、转账凭证等证据及第三人叶炽均提交的《确认书》，因只有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和叶炽均的签名确认，但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供原告及第三人杜常富对此同意或知情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叶炽均也未提供他们主张有的“中介费”去向如何，因此，对被告主张本案存在中介费10,500,000元及还有部分中介费尚未支付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杜常富主张的修污水排水管的费用、被告收取的填土收益及被告主张的办理规划事项费用的主张，因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均不予认可。 结合本案有效证据及庭审、询问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原、被告双方口头协议合作投资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江南经济社”）所有的“牛石马”地块（以下简称“涉案地块”）约210亩土地30年使用权。2013年12月2日，原告通过尾数为0425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江南村委会交付4,000,000元作为涉案项目投标保证金。 2014年1月17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南村镇资产资源管理交易中心，以原告名义竞投涉案地块，并在《竞投人签到表》上签上“李丽”名字，并留下自己的身份证号与联系电话，并最终竞投成功。 2014年1月27日，由叶炽均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马绍添代签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委会签订《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辖属土名为“牛石马”处的耕作区土地发包给乙方经营。乙方通过南村镇资产资源交易中心投标形式中标获得使用权，该土地面积约200市亩；发包期限为30年（2014年2月1日起至2044年1月31日止）；乙方在南村镇资产资源交易中心投标前，应向甲方划入6,000,000元作为投标保障金，在乙方中标后该款项自动转为本合同押金，在乙方取得现代农业种养植科技产业园等政府有关批文后，甲方退回4,000,000元保证金给乙方，其余款项转为合同履约押金；承包款每半年收取一次，即每年6月30日前收取下半年承包款，12月31日前收取次年上半年承包款；承包期间，乙方如将涉案地块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时要知会甲方，甲方在办理有关手续时收取乙方当年承包款的3%作手续费等。该合同乙方（承包方）处有叶炽均的打印字体及身份证号、被告公司盖章及马绍添签字确认。 2015年12月21日，被告向江南村委会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我司于2014年2月1日竞拍中标涉案地块，承诺由其进行平整土地，请江南村委会派人监督施工，并请村委协调相关政府各职能部门确保顺利施工。 2016年1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内容为：确认甲乙双方已于2013年11月1日就共同投资涉案地块30年土地使用权项目（以下简称“涉案项目”）达成口头合作协议，该口头协议已于当日生效并开始履行，为便于合作，现将口头合作协议的内容书面确认如下：1.甲乙双方共同出资竞投涉案地块约210亩土地30年使用权；2.甲乙双方需共同投资16,000,000元（其中6,000,000元用于交投标保证金，10,000,000元用于其他）用于该项目（含竞拍过程中的费用、后期整理该地块的费用、相关税费等）。具体资金额及投入时间按村委的要求和该项目的需要投入；3.甲乙双方各享有该项目50%的原始股权，双方按持股比例享有权利、利益并履行义务、责任；4.甲乙双方获得该项目后，先以甲方名义与江南经济社签订租赁合同，然后在广州市注册项目公司（甲乙双方各占50%的股权，该项目公司注册名为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土地项目属于该公司所有；5.该项目后期发展及招商等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项目公司按公司法的管理规范运营等。 签订《合作协议》当日，被告出具《收据》，确认其已收到原告投入的涉案地块租赁费用（合作股本金）2,500,000元，该款项由第三人杜常富代原告分两次汇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指定的账户。 2016年11月14日，江南村委会向被告发送催缴涉案地块承包金通知，主要内容为：被告应自2014年8月1日开始缴纳承包金，现在每月承包金为183,750元，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共29个月，应缴纳的承包款为5,328,750元，但被告仅在2015年10月给付了735,000元，2016年11月10日给付1,000,000元，另以保证金冲抵承包金1,653,750元，尚欠承包款1,940,000元，请在收到此函后五天内给付尚欠的承包款1,940,000元。随后，被告于2017年1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江南村委会支付1,940,000元。 2017年9月19日，被告与方镇联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签订承包权转让协议，确认乙方委托黄辉为代表签订《关于乙方主体变更的协议》，2014年1月27日甲方与江南经济社签订的《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给乙方承包。甲方将承包合同中剩余期限的权益以21,200,000元（含2017年土地租金及3%的手续费用）转让给乙方；本协议签订后2日内，乙方将总转让价款的50%汇至甲方指定的账户，并于45日内将剩余款项汇至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向江南经济社支付了2,000,000元保证金，乙方应当另行退回给甲方，该2,000,000元不包括在前述转让价款中；乙方逾期付款给甲方的，逾期部分按每月2%计算利息给甲方，逾期三个月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甲方有权没收乙方已支付的款项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方镇联签署了转让费明细确认乙方须支付转让款20,702,286元。 2017年9月21日，江南经济社、被告和第三人叶炽均、黄辉分别作为甲方、乙方、丙方签订《关于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乙方主体变更的协议》，协议约定：同意将《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中的乙方，由被告和第三人叶炽均变更为黄辉；主体变更后，原合同中乙方的权利义务由黄辉享有和履行，并承担承包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原乙方向甲方交纳的合同履约押金2,000,000元由丙方在协议签订后2日内支付给乙方的指定账户；本协议签订之日，江南经济社应与黄辉重新签署《江南村“牛石马”土地发包合同书》，重新签署的合同书条款应与原合同书的条款保持不变等。2017年9月21日，江南村委会与黄辉就涉案地块重新签订发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11378000007-140001）。 此后，被告收到受让方的资金情况如下：2017年9月21日，方镇联通过杨詠茵支付涉案土地2017年租金2,425,500元、平台过户费72,213.75元；同年9月30日，方镇联通过杨詠茵支付涉案土地押金2,000,000元；2018年1月23日，方镇联通过杨詠茵支付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款3,000,000元；同年9月18日，黄辉支付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款3,000,000元；2019年3月21日，方镇联通过佛山市焯基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000,000元；同年3月30日通过梁苑仪向被告支付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000,000元，以上合计12,497,713.75元。在收到受让方款项后，被告于2017年9月21日向江南村委会支付2017年土地租金2,407,125元及转包手续费72,213.75元。 另，原告与第三人杜常富于2000年11月29日登记结婚，2013年3月27日双方登记离婚，后于2014年6月11日登记结婚。 广州保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杜常强，股东分别为杜常强、叶炽均和被告。公司成立后，其公司账户并没有出现大笔资金往来。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江门永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永泰会计所）对涉案合伙项目的各合伙人投资额、支出及利润进行审计鉴定，并对被告法定代表人**转账给叶炽均的相关款项进行定性。2019年12月12日，永泰会计所向本院发《函》称，由于申请人要求对**转账给叶炽均的相关款项进行定性，故该公司无法对审计鉴定委托事项进行审计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原告李丽与被告鸿鸣物业公司、第三人杜常富、叶炽均、保森公司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于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2.若合伙协议有效，现原告主张终止《合作协议》是否应当准许，合伙财产应否分割；3.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回投资款6,500,000元及投资利润6,701,143元以及利息的问题。 （一）原、被告于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原、被告于2013年11月1日就合伙竞标承包经营涉案土地达成合意，在双方共同投资，通过竞标，中标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双方于2016年1月19日就该合意而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作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二）原告主张终止《合作协议》是否应予准许，合伙财产应否分割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合伙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征，合伙人之间存在的人身信任关系是合伙存在的基础，当某种事由出现导致合伙人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无法再维系时，合伙的基础已经丧失，即可以退伙。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已无法再维系合伙关系，且涉案地块已转让给方镇联，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现原告主张终止《合作协议》即退伙，并主张分割合伙财产，应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抗辩认为合伙项目尚有转让款项未收回，合伙事务尚未终结，未达到清算合伙条件，也不存在《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应当解散事由的主张，本院认为，涉案地块的合作项目，自始至终对外均未以保森公司名义实施合伙行为，涉案地块在转让给方镇联之前也未变更过承包主体，故是否终止《合作协议》，应否分割合伙财产，并不以保森公司是否达到清算条件为前提。且合伙项目是否已收回全部款项，也不影响对现有的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因此，对于被告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被告是否向原告返回投资款6,500,000元及利息的问题 如前所述，本案《合作协议》并不存在无效情形，原被告双方应按照《合作协议》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在原告第一次起诉至本院要求终止合伙协议前，被告接收的受让方支付的款项依然为原被告双方共有，且《合作协议》并没有约定合伙期间取得收入后应予以分配的时限，故原告认为被告收取转让费后没有按时向原告支付款项属于违约，应向原告返还投资款6,500,000元及利息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四）合伙财产应如何分配，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回投资利润6,701,143元及利息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如前所述，本院对原告及第三人杜常富主张的修污水排水管的费用、被告收取的填土收益及被告主张的中介费及办理规划事项费用的主张，均不予认可。原、被告双方对涉案合伙项目原告所投入的款项、被告所付的承包款及被告已收取的涉案土地转包款项的金额均无异议，且对原告投入款项除土地押金2,000,000元由被告从受让方方镇联处取得外，其他双方认可的已投入款项均已用完，故现有合伙财产为其已收取的涉案土地转包款项10，018，375元（12,497,713.75元-2,407,125元-72,213.75元）。至于对合伙项目尚未收回的转让款可否分割的问题。因剩余转让费是否能全部收回还不确定，该款项尚未转化为可支配的合伙财产，故本案中不宜予以分割。 现有合伙财产为其已收取的涉案土地转包款项10，018，375元应如何分割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原、被告双方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并未对各自出资数额、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而根据《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各享有该项目50%的原始股权，双方按持股比例享有权利、利益并履行义务、责任，应视为双方对合伙财产处理的约定，故故无论原、被告双方各自投入资金多少，均应归合伙人共有。对合伙现有财产，应按照双方各50%的比例进行分割。现有合伙财产为款项10,018,375元，原、被告双方应各分得5,009,187.5元。因目前上述款项均由被告收取，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伙财产5,009,187.5元。 对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其可分得的合伙财产之利息的问题。但被告持有上述合伙财产至今，且原告自第一次起诉时已表达终止合伙协议请求分割合伙利润的意愿起，并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故其依法应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即自2018年6月15日起，以原告应分得的款项金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滘头鸿鸣物业管理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李丽支付原告应分得的合伙财产5,009,187.5元及利息。（利息以5,009,187.5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李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00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两项合计106007元（已由原告李丽预交），由原告李丽负担76847元，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滘头鸿鸣物业管理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9160元。原告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916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应向本院补缴案件案件受理费291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明亮 审 判 员  付智勇 人民陪审员  陈国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孟 宗 书 记 员  文静怡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五十二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 第五十五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