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终15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可文，男，196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洞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家勇，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志强，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彩芸，女，196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洞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子芬（系童彩芸配偶），男，195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洞头区。 上诉人甘可文因与被上诉人童彩芸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召集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甘可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家勇、宋志强，被上诉人童彩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子芬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可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甘可文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协议上的“月租600元”、“承租人童彩云”字样，说明双方有租船、付租金的合意。1.1998年，甘可文陆续向童彩芸借款10万元，之后归还了部分。2018年童彩芸提起诉讼，经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5民初746号民事判决确认，甘可文尚欠童彩芸84500元。在2002年6月1日，童彩芸为了保障债权，要求甘可文租船给她，租金低一点。甘可文不识字，协议由童彩芸配偶蔡子芬起草。蔡子芬故意把协议写成“买船”。甘可文认识阿拉伯数字，看到“月租600元”的字样以为是租船，遂在协议上签字。2.协议落款处，童彩芸、蔡子芬写的是“承租人童彩云”。这是童彩芸、蔡子芬百密一疏，无意中写出了实情。童彩芸的身份确实是“承租人”。3.“买船学仪”的拟定人蔡子芬是小学教师，中专学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果确实是买船协议，其中不会写“月租600元”、“承租人童彩云”。4.童彩芸答辩称是碍于情面所写，该理由不成立。5.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5民初746号案件中，甘可文陈述有一条船租给童彩芸，该陈述可信度高。二、双方没有卖船的合意。甘可文不识字，不清楚协议上有卖船的约定，协议上的“船价壹万”是大写，甘可文不认识。蔡子芬故意把“月租600元”写成阿拉伯数字，把“船价壹万”写成大写汉字，就是为了欺骗甘可文签字。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证人证言有瑕疵。童彩芸提供的林雪莲、陈昆勇的证言，均写明是童彩芸的同乡，两人均和童彩芸存在利益关系。上述证言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童彩芸辩称，1998年，甘可文因生活经营困难向童彩芸借款。鉴于童彩芸配偶蔡子芬与甘可文的交情，蔡子芬出面向多人借款共计10万元，转借给甘可文。1999年，郭东兴要求童彩芸还钱，甘可文给童彩芸1万元用于偿还郭东兴的借款。2002年，蔡子芬和甘可文商量后，甘可文将船作价1万元抵债给童彩芸，于是形成了2002年6月1日的买船协议。该船的网、锚都卖了，还有6年折旧，1万元价格是合理的。当时甘可文提出，要对外称该船只是租给童彩芸，以免甘可文的其他债权人得知甘可文连船都抵债了，没有偿债能力，会向甘可文催债。蔡子芬处于双方交情，就临时在买船协议正文中加备注“月租600元”，并将落款处的“买受人”写成“承租人”。双方真实意思是以船舶来抵债，一来避免甘可文夫妻出门打工，船舶无法料理，二来也减少了甘可文应偿付的债务数额。之后，童彩芸与案外人金培民合伙经营渔船运输业务没有效益，遂于2002年11月将船作价4300元卖给拆船人。童彩芸将船只卖掉时告知了甘可文，甘可文也没有提出异议。现因童彩芸起诉甘可文归还借款，甘可文为规避债务，竟然反口不承认卖船给童彩芸的事实。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洞头调查时，甘可文在场且认可三个证人的证言内容。 甘可文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请求：1.童彩芸归还甘可文“浙洞渔1307”号船；2.如童彩芸不能返还，则赔偿甘可文损失60万元；3.支付船舶租金1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期间，甘可文因渔业生产需要陆续向童彩芸借款10万元。1999年2月10日，双方经结算，甘可文出具五张借条，款项共计10万元借款本金及欠付利息14500元。2002年6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约定“船主甘可文买给童彩云船价壹万（月租600元）船里东西（十二付电瓶两支）对话机一部，船价（壹万）放船时间（2002.6.3）生效。”之后，甘可文将其所有的一艘木壳机动渔船交付给童彩芸，童彩芸于2002年11月再次将船舶以4300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或说明理由，本案中法律关系成立的主张举证责任在甘可文，因此甘可文应对其主张的其与童彩芸之间构成船舶租用合同法律关系负举证责任，现甘可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故对甘可文基于船舶租用合同关系成立而提出的归还船舶、赔偿损失及支付租金等主张，均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9）浙72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甘可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减半收取5500元，由甘可文负担。 二审中，甘可文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材料两份：1.温州市洞头区东屏街道半屏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待证甘可文不识字。2.1996年3月的造船清单。待证案涉船舶在1996年造价为15.1万元。 童彩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材料。 就甘可文提交的新证据材料，童彩芸发表质证意见称，甘可文不是认识很多字，但也认识字，甘可文不可能没有上过学，对证据1不认可，合法性由法院判断。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造船船员证人之一甘泽文是甘可文的亲弟弟。当时船价我方不清楚，一审中甘可文称船价60万，现在又提出为15.1万。 本院对争议证据的认定如下：甘可文提交的证据1系当地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且该证明经过了甘可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审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严格来说，该证据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求。退一步看，从审理情况看，甘可文可以自行签名，该证据仅能证明甘可文文化水平较低。综上，对证据1的证据能力不予认定。经法庭询问，甘可文一方陈述证据2形成于诉讼过程中。即在一审判决后，甘可文找人帮忙，按照甘可文的意思制作形成了证据2，再去找其他人签字捺印。该证据形式属于当事人陈述，且缺乏其他有效证据印证，同时结合案件审理情况，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据能力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经审理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甘可文与童彩芸之间是否存在船舶租用合同关系。甘可文主张双方存在船舶租用合同关系，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甘可文提交的证据主要是“买船学仪”一份。该书证中有“月租600元”的表述，童彩芸在答辩中也陈述将落款处的“买受人”写成“承租人”。但是，“买船学仪”中明确载明了“船主甘可文买给童彩云。船价壹万”等内容，该内容与船舶租用合同的性质相悖。同时，该“买船学仪”订立于2002年6月1日，至甘可文2019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已超过17年。在一、二审审理中，甘可文不能提供向童彩芸催要租金的证据。甘可文陈述称“我一个人去找他们两人的，其他邻居不知道……也没有向村里反映过”。另，甘可文陈述认可在2014年向蔡子芬借款2.5万元，甘可文向蔡子芬借款的做法与甘可文的诉讼主张存在矛盾。如果甘可文与童彩芸之间存在船舶租用合同关系，且童彩芸长期拖欠甘可文船舶租金，在甘可文需要资金时，甘可文可催告童彩芸履行租金债务，而非向童彩芸的配偶蔡子芬借款。至于一审法院对林雪莲、陈昆勇等证人证言的认定，系结合一审质证情况作出，并无不妥。综上，本案尚不宜认定甘可文与童彩芸之间存在船舶租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甘可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对于甘可文基于船舶租用合同关系成立而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妥当的。 综上所述，甘可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上诉人甘可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樊清正 审判员  王健芳 审判员  孔繁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