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吉24行终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1，男，1978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和龙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2，女，197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和龙市。以上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魏某3（系二上诉人父亲），男，1952年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和龙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和龙市林业局，住所地和龙市颖文街13号。法定代表人金某1，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朴某，该局公益林办主任。委托代理人金某2，吉林言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和龙市龙城镇大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和龙市龙城镇大成村。法定代表人臧某，该村村长。委托代理人李某，该村治保主任。上诉人魏某1、魏某2因与被上诉人和龙市林业局、第三人和龙市龙城镇大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成村村委会）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龙井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5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和龙市林业局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关于魏某1、魏某2提出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问题答复》。该答复的主要内容为：省吉财字【2010】583号文件（以下简称《583号通知》）第四条规定：“权属为集体的公益林的管护，管护补助支出全部支付给集体。”第五条：“林业主管部门与所属承担管护义务的国有单位，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管护合同。”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所要求生态效益补偿金的林地为大成村44林班，该林地权属为大成村所有，所以补偿金发放给予大成村，虽然魏某1、魏某2与大成村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但其林地内属于魏某1、魏某2的实际林地面积及林木株数不清，因此该管护范围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建议魏某1、魏某2跟大成村协商解决补偿金的分配问题。原审查明：魏某1、魏某2于1999年8月18日与大成村村委会（原和龙市富兴乡新城村）签订承包合同。合同规定：大成村将大成水库上道北第三道沟，以山顶分水岭为界限。此界限内的所有面积为大成村速成丰产生效益试验沟，踏查估测面积为150公顷。其中宜林地包括（灌丛地、疏林地大约80-100公顷），有林地约大约20-30公顷（其中落叶松不足10公顷），此外是草地约为20公顷（大部分是水湿地），另外是水沟、道路以及小块多年撂荒地。承包形式为，魏某1、魏某2对试验沟内的宜林地以及出现的采伐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经营速成丰产林，试验沟内的自然林（包括人工落叶松）仍归大成村所有。大成村不干涉魏某1、魏某2的一切生产活动，只对执行有关林业政策方面予以关注和监督。对于宜林地内的零星、孤立木、老龄、腐败的散生树清除时的桠枝、梢头归魏某1、魏某2自行处理，原木归大成村。效益分配方式为，承包期内魏某1、魏某2所营造的林，达到数量成熟后，由大成村办理一切手续，双方参与销售木材，净利润四六分成，大成村占四成。承包期限为35年，自1999年8月至2034年8月18日止。当日，当时的和龙县复兴乡法律服务所出具了见证书。2010年、2013年，和龙市龙城镇林业管理站与崔某某签订重点公益林管护合同书，将42、43、44林班委托给崔某某管护，其管护面积为6394.5亩，和龙市龙城镇林业管理站向崔某某支付2010年补偿金30375元；2011年62346元；2012年62346元；2013年62346元。原审另查明，2011年魏某1、魏某2因44林班17小班23公顷林地经营权起诉大成村，经一、二审审理，本院作出（2014）延中民四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魏某1、魏某2与大成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为此，魏某1、魏某2向和龙市林业局提出履行法定职责支付2013年7月至2017年12月公益林补偿金96074元，同时提出2018年1月开始每月支付公益林补偿金的请求。和龙市林业局以此地权属争议为由拒绝支付补偿金。故魏某1、魏某2向和龙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龙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吉2406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责令和龙市林业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对魏某1、魏某2提出的补偿金发放效益作出处理行为。判决后，和龙市林业局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本院。2018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18）吉24行终17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和龙市林业局的上诉。嗣后，和龙市林业局作出关于魏某1、魏某2提出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问题答复，并于2019年1月30日向魏某1送达。原审认为，和龙市林业局作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法定职责，管理和监督发放补偿金。（2018）吉2406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和龙市林业局根据林木登记情况作出答复，并送达至魏某1。其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魏某1、魏某2提出的不作为、乱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魏某1、魏某2主张向其支付补偿款131258.30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魏某1、魏某2承包的是宜林地及采伐迹地，原有的自然林及原木归大成村所有，其种植的树木没有相关的林权证予以佐证，权属关系不明，也未与和龙市林业局签订管护合同。和龙市林业局依照现有林木登记情况未向魏某1、魏某2支付补偿金并无不当之处。魏某1、魏某2要求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主张不成立。原审判决，驳回魏某1、魏某2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魏某1、魏某2的主要上诉理由和请求：根据《583号通知》，补偿金用于保护、管理、营造和抚育。和龙市林业局违法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与全太范、崔周哲签订管护责任合同，将上诉人承包的44林班17小班的补偿金转到二人的个人账户中。2013年上诉人出具承包合同后，和龙市林业局不继续向二人发放该笔款项是该局承认错发的证据。上述二人及大成村村委会均没有承包权和经营权，更没有保护、管理、营造和抚育该片林业的行为，不符合领取补偿金的要件。上诉人实际承担管护，但补偿金却支付给没有管护也没有任何权属人的全太范和崔周哲，不符合《583号通知》的要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和龙市林业局辩称，根据大成村村委会和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关系来看，承包区域由大成村村委会封山管理，区域内的自然林等属于集体所有，上诉人承包的仅是被批准后能够植树的宜林地、采伐迹地等。其植树成熟后才能形成公益林，也应当由双方四六分成。作为公益林所有的大成村村委会派崔周哲代表，与林业主管部门签订管护协议，根据管护协议领取公益林补偿金，归大成村村委会所有正确，符合《583号通知》。根据上述文件，和龙市林业局已经将该笔补偿金发放大成村村委会，因此上诉人的公益林的经济补偿起诉和龙市林业局发放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其不是该笔款项的发放对象，也不是公益林的所有人。而大成村村委会才是该笔公益林的所有人，其有权自行执行管护实施方案，报林业局备案，并与林业局签订相关履行合同，接受补偿款，具有合同依据，上诉人与林业主管部门未形成管护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涉案林地的林权证，要求支付公益林补偿无事实法律依据。上诉人以经营人的身份要求支付补偿金没有权利，其应当根据其合同与大成村协商解决，起诉和龙市林业局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三人大成村村委会陈述，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10月28日，本院作出（2016）吉24民终9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大成村村委会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尚在履行期限内，驳回大成村要求魏某1、魏某2解除承包合同、返还宜林地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本院认为，《583号通知》第二条规定，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重点用于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的保护、管理、营造和抚育。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的管护补助支出，分别用于集体和个人管护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的经济补偿。第四条规定，权属为集体的公益林管护，由集体所有者按照法律规定议事程序自行制定管护事实方案，报所属林业局备案。权属为个人的，由个人自行承担公益林的管护。公益林权属为集体和个人的，管护补助支出全部支付给集体和个人。第五条规定，林业主管部门与所属承担管护任务的国有单位、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管护责任合同。本案中，案涉林地所有权归属大成村村委会，上诉人魏某1、魏某2与原审第三人大成村村委会就案涉林地系林业承包合同关系，其未依法取得涉案重点公益林的林权登记，也未与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且根据合同约定，试验沟内原有的自然林（包括人工落叶林）所有权也归属于大成村村委会。承包合同仅就在生态效益试验沟营造速生丰产林等经营活动及采伐后的木材效益分配方式等进行了约定，未明确约定上诉人对该试验沟内的全部林木具有管护、管理等权利和义务。根据以上事实，上诉人魏某1、魏某2请求被上诉人和龙市林业局履行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法定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魏某1、魏某2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魏某1、魏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红广审判员  李丽英审判员  李彩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思思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