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民终27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1，男，汉族，1983年11月10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1960年2月8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某，男，汉族，1931年10月19日生，江西省余江县人，住贵州省普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田某2，男，汉族，1955年11月5日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上诉人田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范某、田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5民初2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田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田某1依法享有位于瓮安县××××号属于李建平、李某共有的不动产的1/2份额（标的20万元）；2、依法判决李某将从2008年至今出租该房产的房租一半（按目前搜集的证据为4万元）返还上诉人；3、一、二审诉讼费及误工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田某1的父母是协议离婚，每月的抚养费是50元。2、李建平是1999年7月23日诊断的抑郁性精神疾病，不能胜任劳动，但是并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李建平和李吉珍的收入完全可以支撑家庭的生活。3、李某并没有对李吉珍和李建平进行过帮助，李某长期在外，对患有糖尿病的母亲李吉珍不陪伴不关心，未对李吉珍尽到主要扶养义务，李建平的收入足以支撑家庭生活，且李某没有钱时，也是李吉珍拿钱给李某用的。4、田某1上学期间，根本没有受到被上诉人李某的照顾和资助；二、一审法律适用有疏漏。1、案涉房屋是李吉珍赠送给李建平和李某的，说明李吉珍本意并不是要索要这份财产，所以李吉珍不需要继承李建平名下的该处房产，应由田某1全部继承属于母亲李建平份额的财产。2、李某隐瞒真实产权29年，且李吉珍曾说过案涉房屋其外孙（田某1）拥有一半产权，如果李某继承田某1的母亲李建平的所属份额的财产，违背公序良俗，不利于社会风气。 李某、范某、田某2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田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田某1继承母亲李建平的遗产的所有份额，田某1享有位于瓮安县××××号属于李建平、李某共有的不动产的1/2份额（标的20万元）；2、依法判决李某将从2008年至今出租该房产的房租的一半（6.3万元）归田某1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李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吉珍与第三人范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子女李建平、李某二人。李吉珍与范某1966年分居、离婚后，李建平、李某随同李吉珍共同生活。1977年，李建平进入瓮安县人民医院工作。××××年××月，李建平与第三人田某2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一子田某1，即本案田某1。1989年，田某2诉至法院，要求与李建平离婚，瓮安县人民法院于1989年1月26日作出（89）城民字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田某2与李建平达成的离婚调解协议，但该案离婚的民事调解书内的调解协议中无关于共同财产有房屋的内容，李建平在该民事调解书中的住址为“县供销社宿舍”。田某2与李建平离婚后，田某1由李建平负责抚养，随同李建平回到李吉珍家中随同李建平与李吉珍等在一起共同生活。后李建平于1994年左右患病，未再到瓮安县人民医院正常上班。1999年，李建平之疾病经鉴定，为“重度精神分裂症，抑郁型，不能胜任劳动”，“属伤残二级”。之后，李建平再未到瓮安县人民医院上班，在家随同李吉珍共同生活。从1994年起，李建平的工资由李吉珍到瓮安县人民医院代为领取。2000年10月2日，李建平因病死亡，正读高二年级的田某1随同李吉珍生活，由李吉珍代为抚养；李建平的安葬事宜是李吉珍负责处理的。2007年4月18日，李吉珍因病死亡；李吉珍生前的赡养和生病治疗以及死亡后的安葬事宜是由李某处理的。1983年7月，李吉珍向李贵元、包冰玉购买了位于瓮安县××××号的瓦木结构房屋。后，李吉珍与李某及李建平一家人对所购买的位于瓮安县××××号的瓦木结构房屋进行过维修和征地自建。2000年5月29日，该房屋取得“瓮房权证雍阳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瓮房权证雍阳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某”，“共有人李建平等1人”，房屋坐落为“雍阳镇××路35号”，“房屋状况”栏注明1幢“房屋总层数”为“1”层的、所在层数为“1”层的“其它”结构的、设计用途为“住宅”的建筑面积为“30.75”平方米，2幢“房屋总层数”为“2”层的、所在层数为“1-2”层的“混合”结构的、设计用途为“住宅”的建筑面积为“251.72”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为151.70平方米，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划拨”。2007年4月27日，该房屋取得“瓮国用（2007）第002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李某”，座落为“瓮安县雍阳镇××路”，地类（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151.70”平方米，“记事”页注明“1991.10.15初始登记”、“2007.04.27变更登记”。2019年1月23日，田某1与第三人范某、田某2签署《继承协议》，明确李建平名下的位于瓮安县××××号的产权证号为33003356的房屋由田某1继承，但该协议中无李某参与、签名。2019年5月23日，田某1以李某不同意分割李建平的房屋遗产为由诉来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审理中，各方意见分歧，未能调解达成协议。一审庭审结束后调查了第三人范某。范某认可继承协议等田某1提供的证据中的“范某”签名是其亲笔签名，但表示其是受欺骗签的；范某同时表示其自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与李吉珍分居、离婚后，未对李建平、李某再尽抚养义务，在李建平生病期间因不知道其生病，也未尽扶养义务；范某同时向一审法院表示，如果李建平的遗产其有份，其自己要该份额遗产，拿给其亲生儿子李某，不同意田某1提供的继承协议中的处分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遗产的认定问题。因李建平与第三人田某2离婚的民事调解书中无本案房屋内容，且二人在民事调解书中住址均不在案涉房屋处，田某1的证据中均无该案涉房屋与范某、田某2有关的记载，故该案涉房屋在发生继承前，均与第三人范某、田某2无关。又因房地产属于不动产，本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不动产权属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之规定，位于瓮安县××××号的“瓮房权证雍阳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不动产登记簿中载明的房屋，在李建平去世前，认定系李建平与李某的共有财产。李某关于李建平生前没有该房屋权属的主张，与《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记载内容相悖，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之规定，李建平死亡后，争议房屋的50%成为李建平的遗产，依法开始发生继承。其次，关于本案遗产的继承问题。因李建平死亡时，田某2早已与李建平离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的规定，李建平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李吉珍、范某与田某1共三人，田某2不是继承人，无权继承。李建平死亡前已患“重度精神分裂症，抑郁型，不能胜任劳动”，“属伤残二级”，与田某1长期随同李吉珍共同生活，工资均由李吉珍代领，死亡后由李吉珍安葬，据此认定李吉珍对李建平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扶养义务；李建平死亡时田某1尚未成年，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且田某1与李吉珍均是与李建平生前共同生活的继承人，李建平死亡后田某1由李吉珍代为抚养；而范某1966年与李吉珍分居、离婚后，在两子女未成年的情况下即离开李建平、李吉珍所在家庭外出，未再抚养两个子女，在本案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李建平生前患病期间履行过扶养义务；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存在遗嘱或者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李建平的遗产由李吉珍、田某1按60%、40%的份额继承，范某应当不参与李建平遗产的继承分配。故李建平死亡后，李吉珍应继承该房屋的30%（50%×60%=30%），田某1应继承该房屋的20%（50%×40%=20%）。李吉珍死亡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之规定，李吉珍的遗产，由李某继承其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由田某1代位继承其母亲李建平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由于李建平先于李吉珍死亡，李建平死亡后，李吉珍生前由李某负责赡养、去世后由李某负责安葬，因此认定李某对李吉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李某比较于李建平，李某可以多分，据此确定李某有权继承李吉珍的遗产份额的70%、李建平有权继承李吉珍的遗产份额的30%。所以，田某1、李某应按田某1占30%、李某占70%的比例代位继承、继承李吉珍从李建平处继承来的本案房屋遗产，分别为田某1代位继承到案涉房屋的9%（30%×30%=9%）、李某继承到案涉房屋的21%（70%×30%=21%）。所以，田某1对争议的房屋，继承和代位继承到的份额共计为29%（20%＋9%=29%），其余份额21%归李某继承，另50%归李某个人所有。由于本案房屋遗产寄托着田某1、李某对亲人的怀念，对田某1、李某均具有纪念意义，且作为一个整体，无法具体分割，宜以田某1、李某继承、代位继承和所有的比例份额以按份共有的方式进行明确和分割。故田某1要求享有位于瓮安县××××号属于李建平、李某共有的不动产的1/2份额的主张，只在登记的该房屋财产面积的29%的份额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田某1与两个第三人签订的《继承协议》，未经李吉珍的另一继承人李某签名同意或追认，对李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且范某已到庭对继承协议予以否认，范某在本案中确定其应当不参与李建平遗产的分配。故，范某关于其应当继承的遗产给田某1、李某中的谁所有的问题，不影响对案涉房屋遗产的继承处理。因田某1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李某已收到房屋出租租金12.6万元，李某不承认收到房屋出租租金12.6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田某1承担举证的不利后果。所以，田某1提出的要求李某分割6.3万元房租归其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田某1有充分证据后，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李某关于田某1占用房间面积、出租房屋的租金也应一并算账，否则李某要求田某1给付租金和搬离该房屋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且未依法反诉，本案中不予审查处理，李某有证据证明权利受到田某1侵害，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第三人范某、田某2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本案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瓮安县××××号的“瓮房权证雍阳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的李某、李建平共有的房屋，田某1通过继承和代位继承取得李建平的遗产份额为该房屋的29%，享有该《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房屋的29%份额；二、驳回田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22元，由李某负担1570元，由田某1负担1052元；该费用田某1已预交，李某负担的部分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田某1。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田某1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1、李建平初级职称证书，拟证明李建平在离婚后并未患病，具备正常工作能力；2、李吉珍健康证，拟证明李吉珍从事餐饮行业；3、徐远华、陈润芝、付继粤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李吉珍、李建平在世的情况；4、光盘一张，拟证明案涉房屋现状；5、李建平去世时的丧葬抚恤费发放表，拟证明该笔费用足够安葬李建平。 被上诉人李某、范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李建平患病是因为家庭破裂的原因造成的，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健康证是因为李吉珍将房屋租给别人做餐饮，别人叫李吉珍办的；证据3，李建平离婚时田某1只有五岁，家里的重担都是在李吉珍身上，且该《说明》中200平米的房子实际上只有60平米，该房子和本案无关；证据4，房子确实经常漏雨，为此也重新修了屋顶，屋内渗水是因为修建的房子下面有水井，曾予以修复，但成效不大；证据5，对该笔抚恤费没有意见，但是这笔抚恤费在李吉珍养育田某1和照顾李吉珍的费用中是很小的一部分。 被上诉人田某2对上诉人田某1提交的证据1、2、3、5均无异议，对证据4质证意见：房屋顶棚确实漏雨，但是不影响使用。 被上诉人李某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扩建文峰南路35号住房的申请报告》，拟证明李某申请过房屋扩建。 上诉人田某1质证意见：这是一个伪证，记录上所写的七口人与事实不符，地址也与现在的地址不符，李某在当时并未患有风湿，并没有居委会的签字、公章或者捺印，不能够证明该房屋进行过扩建和新建。 被上诉人田某2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是不真实的，田某2不知道李某写过这份报告。 被上诉人范某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田某2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田某1和被上诉人李某提交的证据，认为其来源合法，并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认定，但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田某1主张被上诉人李某未对李吉珍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问题。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2007年4月18日，李吉珍因病死亡；李吉珍生前的赡养和生病治疗以及死亡后的安葬事宜是由李某处理的，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李某对李吉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田某1主张其应继承案涉房屋属于母亲李建平全部份额的财产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李建平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李吉珍、范某与田某1三人，田某2不是继承人，无权继承。李建平死亡前已患“重度精神分裂症，抑郁型，不能胜任劳动”，“属伤残二级”，与田某1长期随同李吉珍共同生活，工资均由李吉珍代领，死亡后由李吉珍安葬，一审据此认定李吉珍对李建平尽了主要抚养、扶养义务。李建平死亡时田某1尚未成年，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且田某1与李吉珍均是与李建平生前共同生活的继承人，李建平死亡后田某1由李吉珍代为抚养，而范某1966年与李吉珍分居、离婚后，在两子女未成年的情况下即离开李建平、李吉珍所在家庭外出，未再尽抚养、扶养义务，在本案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李建平生前患病期间履行过扶养义务，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存在遗嘱或者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能够继承李建平遗产的是李吉珍和田某1二人。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田某1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田某1主张的其外婆李吉珍曾说过要给予其案涉房屋一半的产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田某1主张其享有案涉房屋50%的份额问题。首先，上诉人田某1的母亲李建平死亡前已患“重度精神分裂症，抑郁型，不能胜任劳动”，“属伤残二级”，与上诉人田某1长期随同李吉珍共同生活，工资均由李吉珍代领，死亡后由李吉珍安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一审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李吉珍对李建平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扶养义务，故李建平的遗产由李吉珍、田某1按60%、40%的份额继承，范某应当不参与李建平遗产的继承分配，该分配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李吉珍死亡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之规定，李吉珍的遗产，由李某继承其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由田某1代位继承其母亲李建平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李某对李吉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李某较于李建平，李某可以多分，一审据此确定李某有权继承李吉珍的遗产（案涉房屋）份额的70%、李建平有权继承李吉珍的遗产（案涉房屋）份额的30%，该分配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田某1主张享有案涉房屋50%的份额的理由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田某1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李某返还2008年至今出资案涉房屋的租金（4万元）的一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应由上诉人田某1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所以，田某1提出的要求李某分割4万元房租的一半归其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有充分证据后，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田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4元，由上诉人田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蔡云飞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炜 书记员龙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