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撤3号原告：郑国友，男，1961年9月21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原告：余永江，女，1963年9月21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系郑国友妻子。原告：郑超，男，1989年3月13日，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系郑国有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颖颖，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住所地：文山市开化北路16号。法定代表人：何军，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杰、朱云冬，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文山市卧龙街道文新社区普阳路延长线人财保险公司对面。法定代表人：罗荣华，该公司总经理。被告：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文山市普阳路延长线水岸四季莱茵。法定代表人：杨昊天，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利丹，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特别授权。原告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因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以下简称富滇银行文某分行）与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达公司）、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云26民初45号生效调解书，于2018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云26民撤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郑国友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9）云民终5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云26民撤5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立案受理本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委托代理人刘江、葛颖颖，被告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委托代理人邓文杰、朱云冬，古某公司委托代理人尹利丹到庭参加诉讼，同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于2013年12月8日同文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文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约定：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将位于文山市（房产证号：02××16）房产作为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征收后的回迁房。该协议书签订后，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交纳了相关费用，该商铺也实际交付给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使用。后古某公司擅自将申请人的该房产为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文某分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作抵押，后该案由文某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于2018年11月1日才知晓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该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同达公司、古某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特提起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富滇银行文某分行答辩称，一、文某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12日作出的（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1.文某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是在文某州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证据充分、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2.古某公司自愿用其拥有产权的土地和商铺为同达公司的3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富滇银行文某分行签订《文某州房地产所有权抵押合同》、《担保抵押合同》，富滇银行文某分行作为贷款人的义务是按时发放借款和审查抵押物是否产权明晰，通过查验，担保人提供的抵押物产权人是古某公司，于是向相关主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二、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直接对富滇银行文某分行提起撤销之诉，将导致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无法参加本案的审理。郑国友、余永江、郑超据以提起诉讼的是一份《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而该份协议书是由拆迁办与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签订的，所承诺给予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回迁房的也是拆迁办，而不是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古某公司或者同达公司。拆迁办在案件纠纷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本案却只对原审案件的当事人提起诉讼，这样的审理，不仅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无法赋予拆迁办相应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是不恰当的。三、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其诉讼主张明显不能成立。郑国友、余永江、郑超请求撤销文某州中级人民法院一份生效的法律文书，而该份法律文书确认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涉案房屋具有抵押权，调解所依据的是古德公司所拥有产权的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文山市房他证州属字第××号他项权证，而该证书至今是合法有效的，调解书何来的错误？因此，调解书内容不存在任何应当被撤销的情形。综上，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以及富滇银行文某分行的合法权益。古某公司辩称，一、2013年古某公司在开发建设古某水岸二期时，为尽快推动小法古拆迁和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安置用地不足的情况下，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协商，古德公司按照市政府房屋拆迁及征地方案的精神，增加了用“商品房、商铺”做产权调换方式。公司同意将文山市新闻路水岸小区儿童乐园16幢1层南112号商铺用产权调换方式置换给被拆迁户。二、在拆迁补偿工作进行时，水岸一期28间商铺在与小法古回迁户签署置换协议前在工商银行昆明市屏支行进行过抵押贷款。此情况当时也告知了拆迁办及回迁户，房屋征收办也同意先签署《文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产权侍还款后办理，古某公司2013年10月将贷款归还工商银行昆明市屏支行并解除抵押，2014年9月又继续在富滇银行办理了贷款。但在办理抵押担保时，因公司内部对接工作出现了失误，当时拆迁是一块、贷款是一块，相互之间的工作没有沟通，所以在工作上相互之间没有协作好。办理贷款的员工没有将用于拆迁安置补偿的水岸小区儿童乐园16幢1层南112号商铺剔出，而是将这28间商铺一并抵押给了富滇银行，在此之间办理贷款的员工也没有告知拆迁组，而拆迁组的也没告知办理贷款的人，导致了公司内部协调工作出现失误，而没有把这间商铺剔出，而是一并进行了抵押登记。此间商铺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与小法古回迁户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于2013年12月8日签署了协议，当时公司想只要还清贷款后再将产权过户给回迁户，后因公司资金链断裂，未能及时归还贷款。目前富滇银行己申请对抵押物进行拍卖，客观上给富滇银行及小法古安置户带来了纠纷，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希望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同意将这间商铺抵押物不进行拍卖。目前28间商铺总评估价：2146.44万元．除这间商铺以外的抵押物足以能偿还当时商铺该部分所贷的1500万元，希望法院给予解除这间商铺查封及拍卖程序。三、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与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于2013年12月8日签署的安置协议，签署后古德公司将位于文山市产交付给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使用至今，在使用期间该商铺因在富滇银行抵押中，尚未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四、贷款抵押物是真实、足值的。抵押物一：文某法古寨土地一宗土地使用证编号（2012）第0005号，土地面积：8103.28平方米，贷款金额：1400万，总评估价值：3372.81万元。此项目尚未复工。抵押物二：水岸一期儿童公园周边28间商铺，商铺建筑面积1671.39平方米，贷款1500万，总评估价：2146.44万元。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照以上事实，在维护社会稳定，解化矛盾的综合考虑下，给予公平公正的裁决。同达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富滇银行文某支行、同达公司、古某公司在本院（2017）云26民初45号案中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尚欠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借款本金29000000元及截止2017年9月21日利息5082040.10元，共计34082040.10元。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愿于2018年3月12日前赔还10000000元；于2018年6月12日前赔还8000000元；于2018年9月12日前赔还8000000元；于2018年10月12日前赔还8082040.10元；二、2017年9月21日后产生的利息，按剩余本金以月利率10.5‰计算至本息结清之日止（包括利息产生的复息）；三、如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逾期支付上述任一期款项，原告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四、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国用（2012）第005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02××14号、02××15号、02××16号、02××17号、02××18号、02××19号、02××20号、02××21号、02××22号、02××23号、02××24号、02××25号、02××26号、02××27号、02××28号、02××29号、02××30号、02××31号、02××32号、02××33号、02××34号、02××35号、02××36号、02××37号、02××38号、02××39号、02××40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207388元，减半收取103694元，由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文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文山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将位于文山市（文某市房权证州属字第：02××16）房地产作为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征收后回迁房。经质证，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理由是作为征收补偿办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不能直接处分涉案的房产，所以该协议处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古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签合同交费表》。用以证明：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缴纳合同工本费后，古德公司将位于文山市（文某市房权证州属字第：02××16）房地产交付给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使用的事实。经质证，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赞同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关于古某公司已经将涉案房屋交付给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使用的事实，因为该证据没有任何内容文字表明涉案房屋是否已经交付使用的事实。古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已向古某公司交付了合同的工本费3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古德公司将原告的文山市房地产（文某市房权证州属字第：02××16）为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文某分行金融借款作抵押，严重侵害了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合法权益，且郑国友、余永江、郑超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事实。经质证，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但不赞同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主张调解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这一观点，理由是调解书的制作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是正确的。古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采信本院将在后文部分予以阐述。第四组证据：《证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2016年8月24日，古德公司已将文山市房地产交付给原告，购房款一次性付清，在等待办理产权证的事实。经质证，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1.从证明的时间来看是设置抵押后由古某公司单方出具的，不具有真实性；2、该证明内容与拆迁协议内容矛盾，一个是房屋的买卖，一个产权的调换，即便有证明中的内容，那原告享有的也是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物权，不能对抗富滇银行对涉案房屋享有的物权。古某公司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已由古某公司交付原告使用，房款已付清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同达公司、古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庭审举证及质证，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2014年9月19日，同达公司与富滇银行文某分行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由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自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9月18日止。按月结息，月利率7‰，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同日，古某公司与富滇银行文某分行签订《文某州房地产所有权抵押合同》、《担保抵押合同》，自愿用其座落于文山市间商铺为同达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抵押担保，且均已办理了抵押登记。借款期间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归还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富滇银行文某分行与同达公司、古某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同达公司尚未清偿的本金2900万元展期12个月，即展期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9月17日，古某公司同意为借款展期继续提供担保，并向富滇银行文某分行提交抵押担保承诺书。借款展期届满后，同达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富滇银行文某分行于2017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7年10月12日达成（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的第四项内容为：四、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国用（2012）第005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02××14号、02××15号、02××16号、02××17号、02××18号、02××19号、02××20号、02××21号、02××22号、02××23号、02××24号、02××25号、02××26号、02××27号、02××28号、02××29号、02××30号、02××31号、02××32号、02××33号、02××34号、02××35号、02××36号、02××37号、02××38号、02××39号、02××40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因（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内容中的涉及的房产[文国用（2012）第005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属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于2013年12月8日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文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获得的回迁房（商铺），且该商铺也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使用。郑国友、余永江、郑超认为富滇银行文某分行、同达公司、古某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撤销权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有权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仅限于第三人，包括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中，首先，虽然富滇银行文某分行与同达公司、古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已经本院（2017）云26民初45号案件调解结案，但调解书中的第四项内容涉及的房产[文国用（2012）第005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属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于2013年12月8日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文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获得的回迁房，且该回迁房也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郑国友、余永江、郑超使用至今，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对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民事权益属于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保护的范围，故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本案中，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并没有被列为（2017）云26民初45号案件的当事人，且其不存在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其也不知道富滇银行文某分行与同达公司、古某公司之间的诉讼，虽然古某公司主张其公司因内部人员职责分工问题，导致其在为同达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时将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但古某公司理应知道案涉房屋属回迁房性质，其内部人员管理问题并不能对抗郑国友、余永江、郑超行使第三人撤销权，故古德公司将郑国友、余永江、郑超具有独立请求权的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为同达公司的借款设定抵押，侵害了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合法权益，本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的第四项中的部分内容损害了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合法权益，应予部分撤销。综上所述，郑国友、余永江、郑超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权某，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二百九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撤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张文科审判员  刘 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