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82民初1827号 原告：大安市祥和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大安市红岗子乡八家子村大嘎啦堡头屯。 法定代表人：包建华职务：该单位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峰，吉林乾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安市旭日农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龙泉街2-7号。 法定代表人:林万革，职务：该单位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阳，男，汉族，该单位职工，住大安市。 原告大安市祥和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公司）与被告大安市旭日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祥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包建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峰、被告旭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祥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旭日公司给付拖欠2015年、2016年的农业机械款272,645元。事实与理由：祥和公司系农用机械制造企业,旭日公司系农用机械经销企业。2015年、2016年，旭日公司共计在祥和公司处进购水稻播种机191台，秧苗托盘35箱，总价款733,545元。至2018年初，旭日公司共计给付货款460,900元，尚欠祥和公司货款272,645元。此款经多次催要，旭日公司一直拖延给付，并要求祥和公司先向其开具发票,后经税务机关调解，祥和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向旭日公司开具了发票，但至今旭日公司仍然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付货款。故依法起诉至贵院。 旭日公司辩称，第一、2014年，旭日公司与祥和公司达成协议,旭日公司定价销售祥和公司生产的秧苗播种机，每销售一台返点为1,400元。2016年2月20日，双方对2014年、2015年往来账目进行了核对,双方对2014年度账款无异议，2015年度往来账目核对清楚，总货款是327,785元。旭日公司分期给付祥和公司货款267,900元，尚有51,085元未结清（73台×4,400元/台=321,200元、3台×2,000元/台=6,000元、秧苗托盘90个×6.5元/个=585元），已还款267,900元-8,800元（旭日公司库存应返还给祥和公司机械2台×4,400元/台），下余51,085元未结清。双方确认无误后重新出具未结清货款明细确认单，并均在对方确认单上签字留存备查。第二、2016年9月，旭日公司将不能使用的祥和公司生产的播种机14台，其中3台（4,400元/台）在2015年生产，已结算完毕、11台（2,800元/台）在2016年生产的，包含在2016年应结算的114台之内，因质量原因退货，返回到祥和公司，祥和公司应退给旭日公司货款4,4000元。祥和公司原法人代表于国文接收了返厂机具，有旭日公司留存返厂机具照片为证，和包建华微信对话均有记载返厂了14台；第三、2015年度已结算完毕，多收货款14台×2,000元/台（2015年2月20日，4,400元每台结算减去2,400元每台实际兑付，经双方协商祥和公司同意按2,400元/台实际收取货款，为2,8000元，应返还给旭日公司(多收款有税票为证)。第四、按祥和公司的承诺与旭日公司2016年度发生往来未结清货款，总计应是324,960元。第五、旭日公司于2016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21日，累计给付祥和公司货款462,110元，2015年度未结清货款51,085元。祥和应返还旭日公司货款4,4000元，应返给旭日公司多收部分机具款2,8000元减去2016年度未结清货款324,960元，祥和公司应欠旭日公司投资货款158,065元。综上所述，现双方合作关系已终止，双方账目清晰，祥和公司欠旭日公司投资款属实，以诚信为原则，应立即返还所欠旭日公司投资货数163,825元,并驳回祥和公司诉讼请求。 旭日公司第二次庭审答辩意见称，第一、对于祥和公司法人包建华否认《收据》上的签字不是其所签订的，2015年往来已结算完毕机具总货款为327,785元减去已付机具款267,900元减去库存8,800元等于51,085元。祥和公司法人包建华在下欠《收据》未结清货款51,085元的《收据》确认书上面已签字，对于祥和公司所提出的重复下账，请祥和公司出示证据证明。至于旭日公司提供的收据显然是收款凭证，收据上的内容，足以证明立据人发生了收款事实，同样银行转账凭证，也能证明收款行为发生，银行作为第三方也能证明资金流动的事实，显然均可以证明现金收付的事实。第二、对2015年未结清《收据》余额51,085没偿还原因是，尚有舍力丁涛，红岗子刘凤才，红岗子大泡底刘玉堂，舍力刘凤双、张衡、李明，红岗子王立军、李春立,永吉县肖建波4台，刘国发,徐立成等每人各买一台机具，且均在祥和公司处购买及领取,共计14台，每台4,400元，共计61,600元。这14台机具款旭日公司不能给予结算，因为旭日公司只是代为出具税票并没有实质性取得该机具。祥和公司应返还多收取的机具款10,515元（61,600元-51,085元）。第三、按照法律规定，旭日公司将已结算完毕不能使用的2015年生产的3台红色机具退还给祥和公司，祥和公司已接收，就应退货还款给旭日公司，共计13,200。第四、综上，2015年祥和公司应欠旭日公司多收机具及退回机具应返回机具款23,715元。第五、因为双方是代销关系，没有签订任何交易手续的合同书，旭日公司也没有给祥和公司出具欠据等手续，均凭双方诚信交易，旭日公司给予对方还款多次，对方是否给我方出具正式收款收据，均不重要，因为没有欠款手续就没有必要让对方必须出具支付收据等手续。但不能因此否定我方所出具的还款单据上没有对方签字，就不认可我方没有还款对方。第六、2016年双方所发生机具为115台，其中祥和公司直接付舍力商店33台（2,800元/台）机具，旭日公司并没有收到机具，旭日公司只是代为出具办理补贴款税票，祥和公司把此账落在旭日公司账上，此33台机具旭日公司不予结算，余下（115台-33台）=82台×2,800元=229,600元，旭日公司同意给予结算。第七、2017年，旭日公司给付祥和公司货款462,110元，2015年祥和公司应退回多收旭日公司货款23,715元，及应付祥和公司2016年货款229,600元减去256,225元，这就是旭日公司多付祥和公司机具投资款。第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祥和公司没有提供，故祥和公司主张不能成立。第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发票)第二联为发票联，是收执方作为付款或收款的原始凭证，因而发票是一种支付凭证，既然旭日公司已取得祥和公司开具的发票，就应当认定旭日公司已将货款偿付祥和公司。故应驳回祥和公司的诉讼请求。第十、祥和公司应立即返还给旭日公司多付投资不当得利款256,225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8年9月26日，祥和公司为旭日公司出具的吉林增值税普通机打发票（复印件）9枚，证明2015年到2016年旭日公司在祥和公司处进购播种机191台，发票标注的货款和单价是经旭日公司认可的，具有客观真实性，祥和公司已经自认2015年到2016年给付祥和公司货款460,900元，尚欠货款272,645元。2、2015年流水对账明细表一份，其记载内容及备注内容，可证实2015年旭日公司在祥和公司处进购机器共计85台。3、欠据4枚，该欠据是旭日公司提供给祥和公司的，是2015年旭日公司对外销售的未能要回补助款的欠据，给旭日公司出具的补贴款，证明2015年旭日公司在祥和公司处进购的机具中，其中14台机器发票标准单价为2,400元和实际销售价格不符，实际销售价格为4,400元。4、大安市安广镇长虹农机经销处出具的声明一份，证明祥和公司开具的发票，旭日公司已经收取，交票地点是大安市国税局，虽然加盖的是长虹农机的公章，但载明的内容包括旭日公司。5、2017年3月1日，加盖长虹农机公章的，经手人为王楠楠、林万国签字确认的2016年的流水明细一份，证明2016年，祥和公司在旭日公司处购买水稻播种机146台，每台3,400元。2016年，32箱秧苗托盘，每箱180元。6、2018年9月28日，祥和公司为长虹农机补开的40台机具发票两份，证明每台机具的价格为3,400元。7、收据两份，证明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7日，稻苗秧盘的数量，上述证据显示是22箱，但在证据5中有关于32箱秧盘的体现。经质证，旭日公司对证据1不认可，认为证据1是旭日公司多次找祥和公司索要发票后，祥和公司后补开的发票。同时，发票多开出来一台，证明祥和公司账目不清楚。税票能作为结算证据，但不能作为欠款的证据使用。旭日公司对证据2不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是旭日公司出具的；旭日公司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4枚欠据没有旭日公司公章，祥和公司是以何种方式获取的，并不知道。旭日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是旭日公司与祥和公司近3年的真实交易数据，该声明是正确的，也是祥和公司认可的。旭日公司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只有第四页加盖了公章，至于经手人王楠楠和林万国是不是本人签字无法确认，也没有公司法人签字，是否是之后填加的无法考证，该证据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另外该证据是长虹农机经销处出具的和本案没有关系。旭日公司对证据6不认可，认为祥和公司账目不清楚，旭日公司也没有收到上述发票，祥和公司出具上述发票，是想讹诈旭日公司。旭日公司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2016年3月31日的证据是收据，收据证明货款已经给付，收据上的秧盘5箱不是代理人书写的，旭日公司付款之后才会出具收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另一份2016年4月7日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任何问题，签字是代理人书写的，但不能证明旭日公司欠祥和公司货款。本案中，祥和公司提供证据1中的9张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是真实有效的税务凭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旭日公司对其在2015年及2016年自祥和公司处进购的机具的总台数191台是认可的，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但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旭日公司拖欠祥和公司货款的数额。旭日公司对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2不认可，且该份证据并没有对账双方签字确认，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3是出售机具时，购买人出具的欠据，虽然该欠据是旭日公司的制式欠据，但在祥和公司手中，本院无法认定欠据中涉及到的机具是如何出售的，同时，欠据上机具的单价也不是4,400元，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旭日公司对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4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5是大安市安广镇长虹农机经销处出具的关于2016年其和祥和公司交易的流水线明细，虽然旭日公司不认可，但旭日公司与大安市安广镇长虹农机经销处的业务是存在重合的，该份证据中的146台机具，是旭日公司和大安市安广镇长虹农机经销处共同与祥和公司交易的情况，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同时，该份证据与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6可以相互佐证，可以证明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价格为3,400元/台，秧盘为32箱，180元/箱。该份证据与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7可以相互佐证，关于稻苗秧盘的数量及价格，故本院对证据5、6、7予以采信。 旭日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收据一枚、微信截图一份，证明2015年双方当事人只有51,085元未结算，总计是76台机具。2、收据等付货款的凭证材料共计31张（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每笔款项均用数字1-18进行了标注），证明2016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21日，旭日公司付给祥和公司货款462,110元。3、微信截图一份、返厂机械照片6张，证明14台机械有故障，旭日公司返厂了，返厂的14台机械其中有3台红色的已经在2015年结算完毕，每台4,400元，共计13,200元，应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旭日公司，返厂的另外11台机具，每台2,800元，给付的货款也应该返还旭日农机。4、2015年度的税票一份，一共14台，证明祥和公司实际按照每台以2,400元的价格收取，但是此14台机具已经在2015年度，按每台4,400元结算完毕，现祥和公司应返还旭日公司每台多收取的部分，共计2,8000元（2,000元/台×14台）。5、收据2份，证明旭日公司代理祥和公司所卖的机具，另找舍力两家商店代售，旭日公司每台给付600元。6、2015年，双方结算后祥和公司给旭日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2016年农机局公示的出具补贴机器的台数，证明2015年祥和公司和旭日公司结算机具款完毕后，重新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交易凭证及记录。农机局公示表证明2016年祥和公司和旭日公司实际交易的机器台数为115台，再次证明2015年双方交易机具为76台，等于两年交易机具的台数191台，与起诉台数相吻合。7、祥和公司为旭日公司提供的对账单2页，证明2016年10月21日，包建华已经承认收到2,0000元。还可以证明2015年机具是76台。8、对账单两份、光盘一张、大安市农机局购置补贴公开表一份，证明购买机具的数量和时间及2016年的146台机具是出售给何人了。经质证，祥和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1中的收款人不是祥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2015年旭日公司在祥和公司处进购85台机械，有祥和公司为其开具的发票及旭日公司为祥和公司出具的明细表佐证。祥和公司对证据2中的标注1、4、8、11、12、16、17、18的票据没有异议。对其他票据有异议，认为标注2和5的票据是同一笔钱，2号票据支款人包建华系林春阳自己书写。票据5中内容也是林春阳自己书写，祥和公司只收到一笔钱。标注3和6的票据是同一笔钱，其内容除日期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全是林春阳书写。3号票据，日期为2017年11月11日，而6号票据为2017年11月12日，但此日期中的12日明显由11日进行涂改后形成。标注7的票据不是祥和公司出具的，祥和公司不认可。标注9的票据并不是包建华或包建华丈夫出具，该票据的2万元包含在票据8的4万元之内，支付人是旭日公司工作人员王楠楠。标注10的票据也包含在票据8之内。票据10和票据9除了日期内容全部一致。票据12不是祥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包建华或包建华丈夫出具的，并且此据为支具，支款人是旭日公司工作人员。对标注13的票据及附件银行流水单和票据12的附件是同一笔款，并且银行转账日期与票据12附件，于国文出具票据日期，均为同一日期。票据14和票据15是同一笔款，票据14是于国文所出具的收据，而票据15的5万元是旭日公司工作人员王楠楠为旭日公司所出具的支据。祥和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旭日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旭日公司所称机器返厂的真实性，祥和公司不认可，更无法证明双方对2015年货款进行了结算。祥和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祥和公司出具的农机具均存在政府补贴，虽然开具票据单价金额为2,400元，但不是实际出售价格，因为发票为2018年补开的，是因旭日公司称14台补贴未要回开具的，并向祥和公司提供了部分购买人向祥和公司出具的补贴欠据，所以，真实的交易价格应为4,400元。祥和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均为复印件，收款人未能进行核实，且祥和公司是将机械出售给旭日公司，从来不存在旭日公司代为销售祥和公司产品的情况，至于旭日公司购买后，对外销售和如何获得补贴和祥和公司没有关系。祥和公司对证据6中的收据上包建华签字认可，祥和公司也认可收取了旭日公司货款267,900元，但此款是先结算旭日公司所实际控制的长虹农机进购农机具款后，余款才能与旭日公司结算，并且此收据中包建华签字以下部分，均为旭日公司后期自行填加，其记录日期与事实不符，祥和公司不认可，对于旭日公司提供的农机局明细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是复印件，并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农机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时，此份补偿表均不是原载体打印所得，而是旭日公司拍摄所得，并加盖了旭日公司的公章，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林春阳实际控制旭日公司及长虹农机两家企业，均在祥和公司处进购农机具，进购农机具后以那家公司的名义销售、获取补贴进行入账均由林春阳控制，并且旭日公司要求祥和公司开具发票时明确了旭日公司名下开具发票的数量。祥和公司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祥和公司没有否认旭日公司给付的2,0000元，祥和公司只是说明旭日公司提供全部收据支具中，存在多笔2,0000元，祥和公司只认可一笔，其他属于旭日公司重复计算，对于机器数量旭日公司在祥和公司处进购85台，应以开具的发票为准，账单只是祥和公司要求旭日公司结算时，旭日公司称其有10台机器未售出，暂时不结算，所以，祥和公司出具了76台的明细单，但是2018年开具发票是85台机器，旭日公司均全部出售。祥和公司对证据8中的2016年流水线明细表没有异议，认为2016年是146台机具，其中有长虹公司40台机具，有旭日公司106台机具。对证据8中的光盘有异议，认为旭日公司返厂未经祥和公司确认。本院认为，旭日公司提供的证据1，祥和公司并没有加盖公章，仅有林春阳的签字，且该份证据中并没有体现出核对的是什么账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祥和公司对旭日公司提供的证据2中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祥和公司认为标注2和5的票据是同一笔款，其仅认可收到了一笔30,000元的货款，经核对标注2和5的票据其所附的内容分别为银行流水和汇款凭证，确系同一笔款，故本院对祥和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祥和公司认为标注3和6的票据是同一笔款，且均是林春阳书写，没有祥和公司的签字确认，在旭日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祥和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祥和公司对标注为7、9、10、13、15的票据不认可，认为不是祥和公司出具的，而该份票据的支款人为王楠楠，并不是祥和公司的工作人员，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综上，祥和公司对证据2中标注为1、4、8、11、12、14、16、17、18的票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标注为2和5、3和6数额相同的票据仅认可一笔，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可以认定的旭日共计给付祥和公司货款的数额为301,020元。祥和公司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返厂的情况，且祥和公司不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旭日公司用证据4证明2015年每台机具的价款为2,800元，但经本院核查，祥和公司认为2015年每台机具的价格为4,400元，旭日公司在第一次答辩时亦自认2015年有73台农机的价格为4,400元，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旭日公司提供的证据5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祥和公司亦不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旭日公司用证据6中的收据证明双方已经对2015年的货款结算完毕，但因祥和公司与大安市安广镇长虹农机经销处业务确实存在重合，且该份证据并没有体现核算账目的年度及与那家公司进行核对，故该份收据仅能证明祥和公司收到了货款267,900元。而证据6中的明细表格，并没有加盖公章，且是复印件，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旭日公司提供的证据7，祥和公司认为并不是双方最终的对账单，且旭日公司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祥和公司对证据8中的2016年流水线明细表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祥和公司对证据8中的其他证据有异议，认为2016年旭日公司购买机具106台，并对旭日公司所述的返厂部分机具有异议。本案双方虽然对2015年、2016年机具的总台数191台无异议，但对这两年分别是多少台存在争议，且均未能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其他问题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至2016年，旭日公司与祥和公司先后口头达成多笔关于水稻播种机及稻苗秧盘的协议，旭日公司共计从祥和公司进购水稻播种机191台、稻苗秧盘32箱，价格为180元/箱。 本院认为，祥和公司要求旭日公司共计给付拖欠的货款272,645元，旭日公司不同意给付，并认为祥和公司尚欠其货款。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对多次的买卖行为并不否认，且均认可2015年至2016年旭日公司先后在祥和公司购买水稻播种机191台，2015年有3台播种机的价格为2,000元，2015年稻苗秧盘的价款为585元，但对每年播种机的数量、价格及2016年稻苗秧盘的数量、价格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现祥和公司主张2015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为85台，其中82台的价格为4,400元，3台的价格为2,000元，稻苗秧盘3箱，价格共计585元；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为106台，每台价格为3,400元，稻苗秧盘为32箱，每箱的价格为180元。上述款项共计733,545元，而祥和公司认可收到的货款数额为460,900元，故要求旭日公司给付剩余货款272,645元。而旭日公司虽然对水稻播种机191台的总数量、2015年有3台水稻播种机的价格为2,000元/台及2015年稻苗秧盘的货款数额为585元是认可的，但认为2015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为76台，其中3台的价格为2,000元，另外73台的价格为4,400元（在第一次答辩中自认），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为115台，每台的价格为2,800元。但对于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价格及秧盘的数量及价格通过祥和公司提供的证据5可以认定，即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价格为3,400元/台，稻苗秧盘为32箱，180元/箱。对于2015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价格及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在祥和公司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旭日公司自认的数量及价格予以采信。综上，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认定的双方当事人2015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为76台，其中73台的价格为4,400元，3台的价格为2,000元，稻苗秧盘的价格为585元；2016年水稻播种机的数量为115台，价格为3,400元，稻苗秧盘为32箱，价格为180元/箱。上述价格共计724,545元，而经核实祥和公司收到货款的数额为568,920元（267,900元%2B301,020元），故旭日公司尚欠祥和公司货款的数额为155,625元。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成立，该合同合法有效，祥和公司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依法享有对旭日公司155,625元的债权。 综上所述，祥和公司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旭日公司，旭日公司应按照双方约定支付剩余价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大安市旭日农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大安市祥和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155,625元； 二、驳回大安市祥和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89元，由大安市祥和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1,977元，大安市旭日农机有限公司负担3,41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多广 审 判 员  胡春洋 人民陪审员  曹克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