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60444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D座D803室。法定代表人：廖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华，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男，该公司员工。被告（反诉原告）：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庆元县松源镇兴贸路59号。法定代表人：刘达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富春，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步，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嘉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元合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大伟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华、李晓明，被告（反诉原告）庆元合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富春、吴荣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伟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庆元合源公司向大伟嘉公司支付货款542,812元；2.庆元合源公司向大伟嘉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至偿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5日（从2018年4月1日起算，计197天，12,921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庆元合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起，庆元合源公司因经营需要与大伟嘉公司就猪饲料买卖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协商约定由大伟嘉公司向庆元合源公司养殖场供应猪饲料，货物由大伟嘉公司送货上门，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3个月（即第4个月回清第一个月的货款，第5个月回清第二个月的货款，以此类推）。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大伟嘉公司、庆元合源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饲料供应合作关系，大伟嘉公司共向庆元合源公司发货共计货款金额1,452,492元，在合作期间庆元合源公司因受养殖行业行情低迷期影响，多次向大伟嘉公司申请宽限回款期限，大伟嘉公司碍于庆元合源公司是老客户的情面，同意了庆元合源公司的申请，庆元合源公司在合作期间仅向大伟嘉公司支付货款809,680元，直至2018年3月30日合作终止，庆元合源公司累积赊欠大伟嘉公司饲料货款为642,812元，终止合作后，大伟嘉公司多次催收，庆元合源公司于2018年4月至10月分批次向大伟嘉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直至今日，庆元合源公司仍有余款542,812元未支付给大伟嘉公司。故大伟嘉公司诉至法院。庆元合源公司答辩称：首先，欠款没有542,812元这么多。其次，对于未付的理由是，根据合同约定，大伟嘉公司派技术员，提供饲养技术和饲料，200天后，生猪每头要达到250斤，但是大伟嘉公司提供的饲养员没有饲养技术，经过对相关生猪的跟踪称量根本达不到250斤。第三，庆元合源公司支付的90多万元货款，大伟嘉公司没有提供税务发票。第四，根据合同约定，技术人员的工资双方应对半支付。庆元合源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大伟嘉公司赔偿庆元合源公司经济损失613,000元；2.大伟嘉公司支付庆元合源公司代为支付的工资26,100元；3.大伟嘉公司对庆元合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提供税务发票给庆元合源公司；4.诉讼费有大伟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从2017年3月份开始合作，由大伟嘉公司负责提供技术和饲料，进行合作生猪养殖，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日，双方还订立书面协议，约定庆元合源公司猪场全程使用大伟嘉公司饲料产品，猪场技术员由大伟嘉公司委派，技术员工资各半承担，承诺保证200天育肥猪平均每头到达250斤。由于大伟嘉公司所派的人员杨昔方根本不是技术员，为此导致2017年3-4月小猪中毒死亡300多头，2017年11月未打腹泻疫苗，新出生小猪15窝全部死亡，2018年1月死亡11窝，该部分经济损失达20余万元。大伟嘉公司代表及庆元合源公司代表对使用大伟嘉公司技术和饲料进行养殖的生猪达到200天后进行称重，与大伟嘉公司承诺的每头平均250斤比较，好的平均每头少28.73斤，差的平均少93.7斤。庆元合源公司按保守的每头少28.73斤计算，3129头×28.73斤／头=89,896.17斤，按每斤损失6.8元成本计算，庆元合源公司损失611,300元。另大伟嘉公司派的人员，庆元合源公司己支付工资52,200元，按约定各半负担，大伟嘉公司应负担26,100元。该代付工资应支付给庆元合源公司。还有，大伟嘉公司有义务对所收的款项提供税务发票的义务。综上，大伟嘉公司通过虚假宣传其饲料的质量和未如约委派有专业技术的人员提供养殖技术，致使庆元合源公司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故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款及合同法有关规定提起反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庆元合源公司的反诉请求。大伟嘉公司针对反诉答辩：1.大伟嘉公司与庆元合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清楚，大伟嘉公司向庆元合源公司养殖场提供猪饲料，庆元合源公司存在确认的欠款事实。2017年3月起，庆元合源公司因经营需要与大伟嘉公司就猪饲料买卖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的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是确定了双方的饲料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中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3个月（即第四个月回清第一个月的货款，第五个月回清第二个月的货款，以此类推）。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大伟嘉公司向庆元合源公司共计发货1,452,492元，期间双方有进行对账确认、庆元合源公司有签收货物、支付部分货款的行为，证明双方之间对交易及欠款事实是没有异议的。庆元合源公司2018年3月30日合作终止时共向大伟嘉公司支付了货款809,680元，赊欠饲料货款金额为642,812元。后经大伟嘉公司多次催收，庆元合源公司于2018年4月至10月分批次支付货款10万元，至起诉时庆元合源公司仍有余款542,812元未支付，大伟嘉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均可以证明欠款数额的准确性。不存在账目不清晰的情况。大伟嘉公司坚持本诉起诉状中起诉的金额。2.庆元合源公司提出由大伟嘉公司承担养殖场存在的经济损失以及派驻场长一半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大伟嘉公司向庆元合源公司养殖场提供饲料的同时，增派一员场长协助庆元合源公司的养殖管理是饲料销售的附属服务，派驻的场长亦是协助管理，并非全权负责养殖，庆元合源公司提出的养殖场的猪只重量及数量不达标、生猪养殖过程中死猪现象是由大伟嘉公司原因造成均缺乏事实依据。庆元合源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场，理应当由规范全面的养殖管理制度与要求，管理上缺少规范的流程不应当由一个外派的场长来承担。派驻场长的工资按约定是由庆元合源公司全额承担，无事实证据证明应由大伟嘉公司承担一半。大伟嘉公司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客户对账函2份；2.送货单9张、发货单4张；3.银行回单。庆元合源公司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合同书；2.称重记录单4张；3.微信发送生猪数量统计数据截图；4.个人简历；5.工资凭证13张；6.证明1份；7.支付凭证18张；8.死猪统计表1份；9.检验报告1份；10.存栏生猪统计表及截图；11.生猪价格参考资料。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举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日起，大伟嘉公司开始向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猪饲料。2017年，大伟嘉公司（甲方）与庆元合源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信用销售合同）》（简称《信用销售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乙方定购并使用甲方生产的系列饲料；乙方全年最低销售量为120吨，每月最低销售量为10吨；乙方连续两个月销售量低于月最低销售量，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全年销售量低于甲方规定的全年最低销售量，甲方不必实现承诺给乙方的任何政策，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饲料；信用销售期间从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止（月份数字均可见改动痕迹）；乙方应于第4月30日前结清第1月的全部货款，第5月30日前结清第2月的全部货款，以此类推；甲方负责向乙方派遣相应人员协助乙方进行产品宣传、技术指导、销售、市场调控。该合同“其他约定事项”写明：1.猪场全程使用产品保证200天，育肥猪平均到达250斤；2.猪场全程使用产品，猪场技术人员由公司委派，技术员工资由猪场与公司各一半。《信用销售合同》落款处，有甲方授权人“徐君益”签名并加盖“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章。2017年8月31日，大伟嘉公司向庆元合源公司发送《客户对账函》。该函显示，截至当日，庆元合源公司欠大伟嘉公司货款余额381,798元。庆元合源公司签字、盖章确认。2017年10月31日，大伟嘉公司向庆元合源公司发送《客户对账函》。该函显示，截至当日，庆元合源公司欠大伟嘉公司货款余额479,680元。庆元合源公司刘达河签字确认。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大伟嘉公司继续向庆元合源公司提供饲料13批次。大伟嘉公司提供的对账函记载：大伟嘉公司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间供货金额累计702,812元；庆元合源公司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10日累计付款639,680元；截至2018年10月10日，庆元合源公司欠大伟嘉公司货款余额542,812元。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的称重记录显示：2017年9月2日称重，“五橦”3月生的猪36头，总重3524公斤（平均98公斤），“3橦”6月生的小猪64头，总重1316公斤；2017年10月2日称重，3月生的猪47头（出栏），总重5535公斤（平均118公斤）；2017年11月6日称重，6月10日至6月28日生的猪58头，总重3500公斤（平均60公斤）；2018年1月14日称重，6月10日至6月28日生的猪60头，总重6263公斤（平均114公斤）。上述4份称重记录上，均有大伟嘉公司杨昔方签字。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间，合源猪场共计卖猪3129头；截至2018年3月31日，合源猪场尚存栏经产母猪、产房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等2千余头。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庆元合源公司累计转账959,680元。其中，“周玲俐”账户于2017年3月27日向大伟嘉公司业务员魏贤亮转账5万元。该款项没有计入大伟嘉公司《客户对账函》的“回款”数额。法庭上，双方确认，经核算后的数据差额仅在于该5万元。庆元合源公司还提供了如下材料以证明其所受经济损失：（1）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间，庆元合源公司（或其指定的）账户按月向徐君益账户支付“杨场长工资”，累计52,200元。庆元合源公司称，该款是支付给杨昔方的工资款。（2）杨昔方出具的《个人简历》，述明其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受大伟嘉公司华东区浙江办事处派遣，到庆元合源公司上班，主要从事生猪养殖管理、生猪配种、防疫等工作。（3）《庆元县生猪规模化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情况统计表》显示，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庆元合源公司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98头。（4）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于2017年5月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庆元合源公司送检的猪血清中猪瘟等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5）庆元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供的《丽水市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监测表》及网上生猪价格参考资料。法庭上，大伟嘉针对《信用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承认徐君益是大伟嘉公司负责浙江业务的负责人；但“经核实，徐君益承认签字是他本人签的，不认可协议上的章，认为合同是有改动的”。随后，大伟嘉公司申请对《信用销售合同》上所盖印章与备案印章进行同一性鉴定。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结论：检材《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中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与样本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北京市公安局备案的《印鉴留存卡》上的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及时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大伟嘉公司与庆元合源公司之间存在饲料供应合同关系；大伟嘉公司在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累计向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猪饲料价款合计1,452,492元，庆元合源公司未全额付款；双方发生争议。本院简要分析如下。1.关于《信用销售合同》的效力。庆元合源公司提供了一份《信用销售合同》以证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大伟嘉公司仅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否认签订过书面协议。法庭上，大伟嘉公司承认徐君益当时是负责浙江业务的负责人，“徐君益承认签字是他本人签的”，但不认可《信用销售合同》上所盖大伟嘉公司印章的真实性。经本院委托鉴定，鉴定机构确认上述《信用销售合同》上所盖“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与有关部门备案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依据该规定，作为大伟嘉公司“浙江业务”的负责人，徐君益在《信用销售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属于其以大伟嘉公司名义实施的职权范围内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大伟嘉公司发生效力。2.关于供货与付款。大伟嘉公司诉称，其向庆元合源公司提供各类猪饲料，累计价款1,452,492元；庆元合源公司在核对账目过程中未对供货金额提出异议；结合双方对账函件，本院亦予认可。根据庆元合源公司提供的付款凭据，累计付款959,680元。大伟嘉公司认为，其中向魏贤亮转账的5万元，是双方个人之间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按照大伟嘉公司的《客户对账函》记载，魏贤亮是该公司业务员。鉴于该笔5万元的付款发生于大伟嘉公司开始供货以后的2017年3月27日，且大伟嘉公司没有就自己公司业务员与庆元合源公司人员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提供证据，本院认可庆元合源公司的主张，该5万元应当计入已付货款金额。依据《信用销售合同》，庆元合源公司最迟应当在供货结束（2018年3月）后第3个月月底支付全部货款。但截至2018年10月10日，庆元合源公司尚欠货款492,812元尚未支付，构成违约。3.关于派驻人员的争议。《信用销售合同》最后部分“其他约定事项”中写明：“猪场全程使用产品，猪场技术人员由公司委派，技术员工资由猪场与公司各一半。”法庭上，大伟嘉公司虽然承认杨昔方是其派驻人员，但认为其无权处理养殖场中与技术相关的重大决定。应当指出，在没有书面文件确认谁是大伟嘉公司委派的“技术人员”的情况下，作为善意相对方，庆元合源公司有理由相信参与养殖工作并由其代为支付“杨场长工资”的杨昔方就是大伟嘉公司委派的“技术人员”，否则大伟嘉公司就违背了其在合同上的“其他约定事项”。大伟嘉公司人员杨昔方被派驻到庆元合源公司进行“生猪养殖管理”，能够证明大伟嘉公司履行了《信用销售合同》所约定的提供饲料并协助进行技术指导等主要义务。杨昔方在庆元合源公司派驻期间的行为，亦代表大伟嘉公司。4.关于产品质量的争议。庆元合源公司主张，大伟嘉公司通过虚假宣传其饲料的质量和未如约委派有专业技术的人员提供养殖技术，致使庆元合源公司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提出赔偿的反诉请求。虽然《信用销售合同》里明确“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饲料”，但双方均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材料，且涉案饲料业已使用或经过较长时间，无从对所供产品进行检测。应当看到，《信用销售合同》“其他约定事项”写明，“猪场全程使用产品保证200天，育肥猪平均到达250斤”，也就是说，庆元合源公司的猪场在满足“全程使用产品保证200天”的情况下，大伟嘉公司给出了“育肥猪平均到达250斤”的承诺。有杨昔方签字的称重记录显示：2017年3月生的猪47头，在10月2日出栏时称重，平均每头118公斤；2017年6月生的猪60头，在2018年1月14日称重，平均114公斤。虽然这些称重的猪，只占庆元合源公司出售的3129头猪中的一小部分，仅能算作部分抽样的结果，不属于统计意义上的“平均”重量，但在全程使用大伟嘉公司产品，且有大伟嘉公司人员全程驻场“协助指导”并参与抽样称重的情况下，距离125公斤的养殖目标，确实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本院认定，大伟嘉公司提供的产品，在派驻人员协助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达到“育肥猪平均250斤”的承诺目标，构成违约。5.大伟嘉公司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庆元合源公司据此规定，要求大伟嘉公司赔偿猪重量未达承诺标准而给庆元合源公司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具有法律依据。但考虑到生猪养殖包含多种风险因素，饲料质量对生猪重量仅可以产生重要影响（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本院根据当地当时生猪市场价格及所售生猪数量等情况，酌定大伟嘉公司赔偿庆元合源公司因生猪重量未达承诺目标所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20万元。同时，庆元合源公司要求大伟嘉公司分担杨昔方一半工资，亦有合同依据；大伟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庆元合源公司已付款项开具了相应发票，有违法律规定；庆元合源公司的相应诉讼请求，可予支持。综上，大伟嘉公司所提本诉请求，主要部分具有事实依据；庆元合源公司所提反诉请求，亦有合理部分；本院按照双方违约之法律规定，酌予确定相应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92,812元；二、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延迟付款利息损失（以492,81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00,000元；四、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支付垫付款26,100元；五、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依法开具已付款发票；六、驳回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本诉请求；四、驳回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358元，由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5096元，由庆元县合源再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负担3216元，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88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7300元，由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  君人民陪审员 王 凌 波人民陪审员 杨 宝 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马跃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