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4民终3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亚军，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忠信，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燕，女原审被告：朱忠利，男原审被告：朱忠卫，男上诉人朱亚军因与被上诉人朱忠信、朱燕及原审被告朱忠利、朱忠卫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9)湘0407民初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亚军上诉请求：请求改判将朱亚军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中的差额面积奖励40000元不作为遗产进行分配。事实与理由：根据衡政办发[2015]73号《衡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四十三条“被拆迁人按55㎡/人核定的建筑面积与实际建筑面积的差额小于或等于55㎡的奖励4万元”的规定，朱亚军系被拆迁人，居住房屋面积57平方米，朱亚军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8.5平方米，故奖励朱亚军家庭40000元，故此奖励不属于遗产范围，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朱忠信、朱燕未发表意见。朱忠利、朱忠卫同意朱亚军的意见。朱忠信、朱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继续履行遗产分割协议，即立即从被继承人朱宾林（又名朱宾绫）、杨桂仁(又名杨贵仁)遗产中各分割103866元给朱忠信、朱燕。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宾林、杨桂仁系夫妻关系，育有长子朱忠信、二女朱燕、三子朱忠利、四子朱忠卫、五子朱亚军。朱宾林于2006年9月去世，杨桂仁于2017年4月30日去世。朱宾林、杨桂仁生前均无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朱宾林、杨贵仁生前留有坐落于衡阳市石鼓区松木工业园金兰管理处力山港管理小组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及土地权属证。因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建设需要，该房屋被拆迁。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金源街道办事处分别与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朱忠信之女朱娟、朱燕丈夫杨寿安及儿媳段娟签订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合同。现该房已全部拆除。朱忠信、朱忠利、朱忠卫各领取拆迁补偿74696元（含房屋补偿54098元、青苗设施包干费4249元、附属物补偿款1082元、房屋拆迁腾地奖267元，其他费用15000元），朱燕领取拆迁补偿38109元（含房屋补偿31932元、青苗设施包干费4059元、房屋拆迁腾地奖202元、其他费用1916元）。朱亚军领取拆迁补偿789696元[（安置人口3+1），含房屋补偿54097元、青苗设施包干费4249元、附属物补偿款1083元、搬迁费40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6000元、房屋拆迁腾地奖267元、差额面积奖励40000元，住房补贴660000元，其他费用20000元]。此外，杨桂仁去世后，社区发放土地分红款31500元，由朱亚军领取。朱忠利领取了杨桂仁的社保返还款21686.73元、大病报销款5964.63元、街道补助2400元、存折余款17886.27元，并在其母银行账户中取款3000元，合计50937.63元。朱燕保管遗留款5000元。朱忠信、朱燕、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在金兰社区工作人员主持协调下达成《朱宾绫、杨贵仁财产分割协议》，约定：一、由于朱忠利、朱忠卫在与父母建房时用了两千元建房款，现给予两人各叁万元整；二、剩余遗产按五人平分原则；三、此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益。朱忠信的女儿朱娟、朱燕、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均在协议上签名，另有四名公证人、两名见证人亦在协议上签名。事后朱忠信出具委托书，授权朱娟作为其特别授权人参加遗产协议调解。现因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不愿按协议履行，朱忠信、朱燕诉来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朱宾林、杨桂仁夫妇相继去世，生前均无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应按法定继承，由其子女朱忠信、朱燕、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五人继承。在金兰社区主持调解下五人达成分割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可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杨桂仁去世后由子女分别领取或保管的土地分红款、存折余款、朱忠利取款和遗留款共计57386.27元属于遗产范围。杨桂仁去世后由子女分别领取或保管的社保返还款、大病报销款、街道补助共计30051.36元系杨桂仁去世后产生，不是遗产，但可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及土地权属证，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房屋建于父母在世时，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亦提到父亲生前分配房屋并立下遗嘱，房屋拆迁时五人（或代表）均签订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合同，在金兰社区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亦写明父母建房。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辩称房屋系其三人共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现有证据可认定案涉房屋系朱宾林、杨桂仁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辩称朱宾林曾留下遗嘱将案涉房屋分配给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但未能提供遗嘱或相应证据佐证，朱忠信、朱燕否认曾留有遗嘱的事实，故对有遗嘱的主张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同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此不予采信。现该房屋被拆迁，因拆迁所取得的补偿款应列入遗产范围。即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合同中所列的房屋补偿、附属物补偿、房屋拆迁腾地奖、差额面积奖励及杨桂仁的人头费（住房补贴的1/4）。上述项目分别为朱忠信、朱忠利、朱忠卫各领取的房屋补偿54098元、附属物补偿款1082元、房屋拆迁腾地奖267元，朱燕领取的房屋补偿31932元、房屋拆迁腾地奖202元。朱亚军领取的房屋补偿54097元、附属物补偿款1083元、房屋拆迁腾地奖267元、差额面积奖励40000元，杨桂仁的人头费165000元，合计458922元（54098×3＋1082×3＋267×3＋31932＋202＋54097＋1083＋267＋40000＋165000）。即本案中所应分割的遗产总额为546359.63元（87437.63+458922）。根据《朱宾绫、杨贵仁财产分割协议》内容，减去朱忠利、朱忠卫的建房补偿费各30000元后，还有486359.63元应由五继承人平分，即每人应分得97271.92元。朱忠利、朱忠卫各应分得的遗产总额为127271.92元。朱忠信、朱燕诉请的金额有误，一审法院予以核减。上述遗产现分别由各继承人保管，在朱忠信处的有55447元（54098+1082+267），在朱忠利处的有106384.63元(54098+1082+267+21686.73+5964.63+2400+17886.27+3000），在朱忠卫处的有55447元（54098+1082+267），在朱亚军处的有291947元（54097+1083+267+40000+165000+31500），在朱燕处的有37134元（31932+202+5000）。则朱忠信还应取得41824.92元（97271.92-55447），朱忠利还应取得20887.29元（127271.92-106384.63），朱忠卫还应取得71824.92元（127271.92-55447），朱燕还应取得60137.92元（97271.92-37134）。故朱亚军应将保管的194675.05元（41824.92+20887.29+71824.92+60137.92）按上述金额分配给其他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宾林、杨桂仁的遗产价值总额546359.63元，由朱忠信、朱燕、朱亚军各继承97271.92元，朱忠利、朱忠卫各继承127271.92元；二、朱亚军从保管的遗产份额中分割41824.92元给朱忠信，分割60137.92元给朱燕，分割20887.29元给朱忠利，分割71824.92元给朱忠卫。本案受理费2377元，由朱忠信、朱燕、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各负担475.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亚军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衡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衡政办发[2015]73号文件)、朱亚军、朱亚军女儿朱子萱的户口簿。拟证明本案中朱亚军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中的40000元差额面积奖励归朱亚军个人所有，不属于朱宾林、杨桂仁遗产范围。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因朱亚军提交证据拟证明目的即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认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证事实，案涉房屋系朱宾林、杨桂仁的遗产。就案涉房屋的拆迁和补偿，朱宾林、杨桂仁的子女，即本案当事人五人(或由亲属代表)分别与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金源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合同并获得相应补偿。由此可以认定，朱忠信、朱燕、朱忠利、朱忠卫、朱亚军因签订拆迁合同所获得的补偿系因案涉房屋财产所支付的对价，其实质为朱宾林、杨桂仁的遗产。即便朱亚军、朱子萱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遗产的案涉房屋若不存在，朱亚军亦不能因此获得40000元差额面积补贴。故该40000元亦属于朱宾林、杨桂仁的遗产范围。朱亚军认为40000元差额面积补贴不属于遗产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把40000元差额面积补贴作为遗产分割并无不当。对《朱宾绫、杨贵仁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一审判决已作分析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朱亚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朱亚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宏审 判 员  刘丽娅审 判 员  张 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许晓华书 记 员  陈 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