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隆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沪松路518号1幢第一层。法定代表人：吴承干，财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越，女，197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晶，上海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隆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3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隆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隆盛公司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及主观动机，上诉人门店内展示的和用于试驾的车辆均为2016款新骐达，《汽车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购置车辆也是2016款新骐达，在此情况下应以《汽车销售合同》的约定为准。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在洽谈阶段被上诉人王越欲购买2019款新骐达，《汽车销售合同》第七条第四款约定，“本合同取代先前与本合同主体事项相关的口头或书面陈述或约定”，上诉人实际交付的车辆与合同要求一致。上诉人的销售顾问在《汽车销售合同》签订前与被上诉人的部分洽谈内容及该合同生效后的越权解除均不属于《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内容，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在《汽车销售合同》签订时履行了规范的签约程序，签订后亦依照合同约定交付了配置及代码指向明确的标的车辆，依法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不存在明知却故意欺诈被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王越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王越与隆盛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隆盛公司退还王越购车款102,400元；2、判令隆盛公司退还王越车辆购置税8,612.07元、沪C牌服务费1,500元、新车服务费2,500元、交强险950元、车船税360元、商业险4,391.43元；3、判令隆盛公司赔偿王越三倍购车款307,200元。庭审中，王越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3日，王越作为甲方与隆盛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王越向隆盛公司购置车辆一辆，车型为新骐达，配置为智行版，代码CN，车身颜色为珠光白，市场指导价为122,900元+2,000元，车架号按实；王越委托隆盛公司办理服务项目为购置税8,600元（多退少补）、沪C牌服务费1,500元、新车服务费2,500元、保险6,000元（多退少补），隆盛公司送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合同还约定王越需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隆盛公司交付购车预付款5,000元；1月20日提车。双方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约定。周某在《汽车销售合同》隆盛公司授权代表一栏签字。当日，王越微信转账支付购车预付款2,000元。同年1月15日，王越向隆盛公司转账车款119,000元，双方签订交车确认表。同年1月16日，隆盛公司代王越为上述《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的标的车辆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支付保险费计5,341.43元，并为标的车辆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金额为99,900元。同年1月17日，隆盛公司代王越交付车辆购置税8,612.07元。同年1月19日，隆盛公司将上述《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的标的车辆交付王越。同年1月21日，隆盛公司工作人员带王越至车管所办理标的车辆上牌登记业务，涉案标的车辆机动车登记牌号为沪CXXXXX。一审另查明，王越购买的标的车辆，东风日产厂家系统信息为：车系新生代骐达/C131、车型名称1.6L智行版CVT、车型DFL7165VBL4-CN、合格证WAC290004462610、发动机号XXXXXXXXXXX、车身颜色珠光白、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GBG42E01JY424709。该车辆出厂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实际成交价格为102,400元。至2019年5月1日，该车公里数“4564”公里，至隆盛公司门店保养二次。一审又查明，骐达2016款1.6L智行版CVT上市时间2016年5月，骐达2019款1.6L智行版CVT上市时间2018年11月。一审审理中，王越陈述去隆盛公司处购买骐达车时，明确告知隆盛公司销售人员周某需购2019款新骐达车，周某告知王越涉案标的车辆就是2019版新骐达车，在此情况下，王越、隆盛公司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当时王越认为涉案标的车辆就是2019版新骐达车。王越提车时，隆盛公司销售人高某告知王越涉案标的车辆不是2019版新骐达车时，王越与周某进行沟通，周某再次确认涉案标的车辆是2019版新骐达车。王越对涉案标的车辆还是质疑，告知周某去做检测，此后周某不理王越。嗣后王越知道涉案标的车辆不是2019版新骐达车，直到第一次庭审，隆盛公司告知王越涉案标的车辆是2016版骐达车。为此，王越提供经上海市松江公证处公证的与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2019年1月19日王越与周某的通话记录录音，该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1月25日12：50）显示：“王越：我的车是1019款的骐达？周某：怎么了；王越：我的车是1019款的骐达？周某：2019，你怎么写1019；王越：你确定是2019款的骐达喽？周某：对啊，咋了；王越：那个姓高的昨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我买的是2018款的骐达，我要拿去检测了”。该聊天记录（2019年1月26日14：01）显示：“王越：我提车那天你为什么说车是2019款的呢？”。2019年1月19日通话录音显示：“王越：现在怎么能证明是2019的呢？他说合格证不是；周某：合格证上是不用显示出来是哪个19年、18年……我说的这个车子就是智行版的19款，卖的最好的，你就放心好了……”隆盛公司对王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王越要购买的车辆就是2019版新骐达车。此外，王越陈述考虑到涉案标的车辆在使用，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及诸多麻烦，可以不退还涉案标的车辆，愿意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隆盛公司对此表示同意，愿意对涉案车辆与2019版骐达车差异部分的差价进行三倍赔偿，给付王越7,500元。王越对此不予同意，认为隆盛公司应对涉案标的车辆购车款的三倍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一审争议焦点是隆盛公司向王越出售涉案标的车辆有否存在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审从王越提供的王越与周某的聊天及录音记录显示，王越在隆盛公司处欲购买的车辆是2019版骐达，隆盛公司销售人员周某告知王越涉案标的车辆就是2019版骐达，而王越、隆盛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的标的车辆并非2019版骐达，周某作为隆盛公司的销售人员，应对车型名称、车型等有全面的了解及认知，可见，周某在营销车辆过程中，为了促进涉案标的车辆成功出售，隆盛公司取得销售利益，故意隐瞒真相，从而致使王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购买了涉案标的车辆。周某系隆盛公司销售人员，其行为应视为隆盛公司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隆盛公司向王越出售涉案标的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伍百元的，为伍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王越为家庭生活需要购买车辆，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隆盛公司销售涉案标的车辆构成欺诈行为，应依法承担赔偿损失责任。故王越要求隆盛公司赔偿涉案标的车辆购车款三倍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王越主动提出不退还涉案标的车辆，系其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作出判决：上海隆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越307,2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19元，减半收取3,859.50元，由王越负担905.50元（已付），由上海隆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95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隆盛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工作联络单（即2016款新骐达上市的通知和2019款新骐达上市的通知），旨在证明：2016款新骐达智行版的代码都是“CN”，与2019款新骐达智行版的代码是不同的，故《汽车销售合同》上约定购置车辆代码为“CN”即指2016款新骐达智行版，上诉人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车辆，不存在欺诈的故意；2、王越三次到门店的系统记录和试驾记录，旨在证明：王越在这个时间段试驾了代码为“CT”的新骐达，代码“CT”和“CN”都是指向2016款新骐达，故王越试驾的就是2016款新骐达；3、维修相关记录，旨在证明：涉案车辆交付王越后其已经保养过两次且均未提出异议；4、上诉人向东风日产厂家交车车辆系统信息，旨在证明：上诉人依照合同交付的车辆就是2016款新骐达；5、同一时段上诉人向其他客户销售新骐达的合同及交车确认单，旨在证明：同一时段上诉人销售的新骐达均为2016款新骐达；6、上诉人向东风日产厂家首次采购2019款新骐达的记录，旨在证明：上诉人最早是2019年1月21日下单采购2019款新骐达，入库时间是2019年1月27日，王越购车期间门店内尚无2019款新骐达现车销售。被上诉人王越对证据1-4及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亦均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工作联络单、证据2中的试驾记录、证据4上诉人向东风日产厂家交车车辆系统信息的证据材料形成过程和来源途径明确且正当，其合法性和真实性应予认可，且该等证据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故本院对工作联络单、试驾记录、交车车辆系统信息均予以采纳。对于证据2中的到店系统记录、证据3维修相关记录、证据5同一时段上诉人向其他客户销售新骐达的合同及交车确认单以及证据6上诉人向东风日产厂家首次采购2019款新骐达的记录，鉴于该等证据对于案件基本事实的直接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足，故不予采纳。除此以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代码（即选装码）“CT”和“CN”均特定指向2016款新骐达，其中“CN”特指2016款新骐达的智行版车型；而2019款新骐达所有车型的代码（即选装码）中均没有“CT”和“CN”。被上诉人王越在上诉人门店试驾车辆为2016款新骐达。上诉人实际向王越交付的车辆系选装码为CN的2016款新骐达智行版车型，与《汽车销售合同》中约定购买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代码、颜色相符。二审期间，上诉人隆盛公司书面致函本院，坚持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王越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同时提出若被上诉人王越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考虑到王越的心理感受，其自愿补偿被上诉人王越人民币3-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隆盛公司销售系争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本案中，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该合同中已经对所购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代码、颜色及车价等要素作了明确约定，现隆盛公司向王越所交付的车辆与《汽车销售合同》中的约定完全相符。因此，从《汽车销售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履行来看，不能认定隆盛公司构成欺诈。至于被上诉人主张其要购买的是2019款新骐达及2019款新骐达中的个别配置涉案车辆并不具备，应当认定上诉人构成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欺诈依据尚欠充分，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王越到门店看车、选车、试驾所接触的车辆均为2016款新骐达实车，没有证据证明其在隆盛公司选购车辆过程中曾在门店内接触过2019款新骐达实车；且被上诉人王越在购车当时对2019款新骐达究竟“新在哪里”并无确切和具体概念，只是笼统表述其需要购买“最新款的骐达”。由于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时在隆盛公司门店内王越和销售顾问周某及高某之间的具体且完整的言语表述内容，也无法如实还原当时双方磋商过程中的完整语意表达和理解以及当时的完整语境及是否存在意思的转变，故不能完全排除存在将“最新款的骐达”理解为“隆盛公司门店当时在售的最新款骐达”的可能性。同时，根据一般惯例，消费者决定购买某一款车辆前都会去展厅现场查看实车，销售顾问会向消费者具体介绍某一款实车的各类相关配置和性能等。具体到本案中，王越显然是在隆盛公司门店接触和查看过某款实车并了解相关配置和性能后才决定购买同款车辆的。因此，该同款车辆显然符合或者最接近于王越在购车当时对车辆的真实感观、感受和要求，所以王越才会和隆盛公司就该同款车辆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虽然，王越提供了事后其与销售顾问周某之间的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系在上诉人已按《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了标的汽车后形成的，在没有其他关联证据相互印证或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否定和推翻《汽车销售合同》中对标的车辆的约定和双方当时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王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隆盛公司实际交付的涉案车辆与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前王越在隆盛公司门店内接触和查看的实车存在不同。故针对上述情形综合分析，本院认为，《汽车销售合同》应当成为本案中用以判断交易双方在前期磋商和达成交易当时内心真实意思的重要和关键证据。鉴于双方在《汽车销售合同》中对所购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代码、颜色及车价等要素均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均唯一指向2016款新骐达，上诉人实际交付的也是符合《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要求的2016款新骐达。故仅凭事后形成的聊天记录，尚不足以认定隆盛公司构成欺诈。其次，被上诉人王越虽然主张2019款新骐达中的个别配置涉案车辆并不具备，对其使用有实质性影响。但是，王越承认其在购车时对2019款新骐达究竟“新在哪里”并无确切和具体概念，换言之，王越并非特别为了某项功能及配置而要购买2019款新骐达，其对2019款新骐达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如上所述，王越是在隆盛公司门店接触和查看过某款实车并了解相关配置和性能后才决定购买同款车辆的。因此，该同款车辆即2016款新骐达智行版车型的功能和配置显然符合或最接近于王越在购车当时对车辆的真实感观、感受和要求。王越也明确表示不需要退还涉案车辆，可见，涉案车辆虽然较2019款新骐达智行版车型缺少个别配置，但仍符合和满足王越的日常使用需要。据此，被上诉人王越关于对其使用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主张，显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综合王越的举证和陈述以及隆盛公司的抗辩和举证，难以认定上诉人隆盛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被上诉人王越的行为。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王越现于本案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被上诉人王越的一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二审中，隆盛公司主动提出自愿补偿王越3-5万元，于法不悖。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形，本院酌定准许隆盛公司自愿补偿王越5万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隆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32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王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上诉人上海隆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自愿补偿被上诉人王越人民币50,0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19元，减半收取计3,85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19元，均由被上诉人王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许鹏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