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263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范传明，男，198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址四川省古蔺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阿都子使，男，1965年3月26日出生，彝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四川省昭觉县。特别委托诉讼代理人：某色阿且，男，1958年12月5日出生,彝族，小学文化，居民，住址四川省昭觉县。系阿都子使堂兄。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冯江贵，男，199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四川省古蔺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品清湖西侧湖景花园商住楼A2栋2梯403号。法定代表人：刘武春，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范传明因与被上诉人阿都子使、冯江贵、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安公司”）合同（赔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3民初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范传明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⒉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程序不合法，遗漏了案件当事人，未查明案件事实，枉法裁判。本案是因为交通事故引发导致，车辆驾驶人滚成三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仅提到阿都子使在下班过程中乘坐三轮车途中受伤，并未查明三轮车所有人、事故成因及其驾驶人的情况。二、被上诉人冯江贵不能代表上诉人范传明行使权利，故冯江贵与阿都子使签订的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中确认范传明与鸿安公司系合同相对方，且阿都子使系帮上诉人做工。同时，判决书中多次提到冯江贵是受上诉人的委托参与与阿都子使达成协议，但是并未有任何证据证实该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也就是说冯江贵在该项目中既不是施工班组负责人，也不是鸿安公司的员工。故冯江贵与阿都子使达成的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三、被上诉人阿都子使请求的赔偿费用太高，一审法院并未审查合理性，盲目下判。按照阿都子使的请求，以与冯江贵的达成的协议为起诉要件，明显不合理。就算冯江贵是受上诉人委托参与，达成的协议内容确定的金额明显过高，超出受诉地法院的计算标准，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公正。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健康权纠纷，而不是合同纠纷。本案系交通事故引发导致阿都子使受伤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其事实，但是驾驶肇事车辆的人员为滚成三，也就是说导致事故的发生是滚成三的过错导致。上诉人并非是实际侵权人，故此，对阿都子使所造成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阿都子使的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部分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核实计算被上诉人损失后，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补偿余款156800元，交通费7331元，住宿费7460元，误工费18900元，改判由被上诉人鸿安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本案纯属工伤后达成的赔偿合同纠纷，不属于交通事故，双方签订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范传明与冯江贵均系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人。冯江贵系鸿安公司从江项目部经理冯涛亲侄子。2018年5月，二人从项目部分包到从江下江镇到停洞镇的农网改造工程。两人随即组织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施工，其中上诉人范传明交了工程质量保证金，所以由其负责该工程，冯江贵具体负责施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购置了崭新的两辆三轮摩托车用于施工中运送材料，平时没有一个固定驾驶人员驾驶该摩托车，工地上谁驾驶都由上诉人范传明安排驾驶。当天也由上诉人安排滚成三驾驶该摩托车，滚成三驾驶该摩托车就在工地上就发生了事故。滚成三也和其他普通农民工一样，与被上诉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农民工。而且该肇事三轮摩托车车主系上诉人所有，该车既不是营业的三轮车也不是在乡村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上诉人又系该工地负责人，因而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应当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交通事故，那么应当由交警部门出面，所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二、阿都子使在工地上发生工伤事故，双方对此一致无异议。而且上诉人积极将阿都子使在医院抢救治愈后，一再强调请个律师，按照法律法规，以工伤赔偿标准赔偿，哪怕几百几十万自己愿意赔偿。为此，2018年12月20日，经阿都子使申请，由施工业主方，鸿安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和从江供电局协调员组织双方进行了协调，并请了公司法律顾问（律师）到场，按双方都一致同意的工伤九级标准计算后进行了调解，调解时参与调解的各位领导多次征求各方意见，上诉人也再三要求阿都子使让步，考虑到双方平时的感情关系，阿都子使让了两万元，最后才达成了由上诉人一次性补偿被上诉人206800元的协议，范传明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冯江贵与范传明都属于工地的包工头，并受其全权委托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如其不同意，冯江贵敢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吗？怎么说不能代表其行使权利？而且上范传明还亲自驾车将阿都子使从从江送到贵阳火车站，并一再叮嘱回家后好好休息，保养好身体，自己当天只能付5万元。余款15万余元待保险索赔后按前面协议在3个工作日内付清，并约定前后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另行计算，自己在保险公司索赔多少，与阿都子使无关。因此当天双方就在贵阳又签订了第二次付款的协议。所以两份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和逼迫行为，也不违反法律法规，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义务。三、由于鸿安公司将该工程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范传明施工，才导致工伤事故的发生，发生事故后，双方虽然签订了赔偿协议，范传明和鸿安公司口头上一致同意支付，但实际上相互推诿，迟迟不履行义务。因多次协商未果，导致阿都子使和家属人员在从江××××了18天（见往来情况表），加上前面调解，以及从四川来贵阳作伤残鉴定等，前后产生189个误工日，至今还不断产生了交通、住宿等费用。但在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未提到阿都子使实际产生的误工、交通费用，住宿费也只认了部分。鸿安公司在本案中如何承担责任，法院也未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冯江贵、鸿安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阿都子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以上被告支付原告伤残一次性补偿款156800元，支付原告及家属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鉴定费20000元；⒉以上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即“鸿安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与贵州电网有限公司凯里供电局签订《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配网施工合同》承包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工程，后鸿安公司将下江至停洞配网工程分包给范传明施工，范传明为了推进工程进度聘请阿都子使、冯江贵等进场施工，民工工资均由范传明造册审核后报鸿安公司发放。阿都子使在2018年11月17日下午下班后乘坐工地的三轮车翻车导致受伤，在从江县人民医院住院30天后出院休养，从江供电局为了正确处理此事，在2018年12月20日组织鸿安公司、施工班组负责人、伤者进行协调，范传明委派冯江贵代其参加协调，经双方同意阿都子使与冯江贵签订了《协议》，确定一次性补偿阿都子使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后续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206800元，但因该协议未被履行，从江供电局又于2018年12月24日组织鸿安公司施工项目部、施工班组负责人、伤者进行协调，最终范传明与阿都子使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订《协议书》，由范传明先支付阿都子使50000元让其回家休养，余款待拿到伤残鉴定报告后在3个工作日内将余款支付给阿都子使，事后阿都子使于2019年6月12日拿到伤残报告，并于6月16日要求范传明、鸿安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却未得到赔偿，从而诉至法院。另查明，阿都子使在从江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即2018年11月17日至2018年12月17日的医疗费和生活费等费用均由范传明负担，且在2018年12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书》后支付了阿都子使50000元和3000元伤残鉴定费。再查明，范传明是下江施工项目的负责人，冯江贵是范传明的手下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发生后在业主方从江供电局的组织下范传明指派下属冯江贵与阿都子使达成并签订了赔偿协议，约定范传明一次性补偿阿都子使206800元，后该协议因未履行而从江供电局再次组织鸿安公司、范传明、阿都子使进行协调，最终范传明与阿都子使达成《协议书》，明确赔偿事宜的相关义务和权利，该两份《协议》、《协议书》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范传明理应按约定的内容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且在达成《协议书》后范传明支付了阿都子使50000元赔偿款和3000元伤残鉴定费，足以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冯江贵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范传明辩称其系鸿安公司的管理人员，原告阿都子使与鸿安公司签订有劳务合同，理应由鸿安公司进行理赔，范传明对自己的辩解又未向法庭出示证据印证，且范传明的陈述和鸿安公司的调查笔录中双方均认可下江至停洞配网工程由范传明承包和施工，故对范传明的该意见不予采信。原告阿都子使受伤是在下午收工回来途中乘坐被告范传明、冯江贵提供的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并非是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责任事故，因此，原告请求鸿安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庭审中原告陈述称与范传明达成的《协议书》金额206800元已经包含了除住宿费以外的其他费用，且收到范传明支付的50000元和伤残鉴定费3000元，而原告此次伤残鉴定费开支1900元，剩余1100元应当予以抵扣，故范传明已经支付了51100元（50000元+1100元），除住宿费外还应支付155700元（206800元－51100元）给原告。关于原告的住宿费：对从江洋洋宾馆出具的手写收据号码为0104019和A4纸打印的电脑截图不予采信；对昆明市五华区祥庭宾馆2019年6月5日和7月14日出具的住宿费120元和180元予以采纳；从江洋洋宾馆2019年7月19日和7月15日出具的住宿费180元和160元予以采纳；对7月17日的住宿费320元为开庭住宿而支出，认可180元；从江凯宏宾馆2019年6月21日出具的住宿费720元，没有注明时间起止，认可160元；对官渡区叮润招待所2019年6月22日出具的付款人为个人的金额为120元的发票不予采信；对从江洋洋宾馆出具的2019年5月22日、24日、26日、28日、30日、31日和6月2日、4日付款人为从江供电局金额分别为200元、360元、240元、240元、240元、120元、240元、240元的票据不予采信。综上该院支持原告的住宿费为980元（120+180+180+160+180+160＝980元），另外考虑到原告确因处理此事四处奔波，实际产生了部分住宿费，虽无正式发票证实，但可酌定支持其住宿费420元，故支持原告的住宿费共计1500元。被告范传明还需支付阿都子使协议款、住宿费共计157200元（1500元+1557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范传明继续履行赔偿阿都子使各项损失共计157200元，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义务人在本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不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36元，减半收取1918元（原告已预交），由范传明负担（直接支付给阿都子使）。二审期间，上诉人范传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鸿安公司与范传明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拟证明冯江贵与范传明不是合伙关系。本院审查认为，在一审庭审时，范传明承认自己是下江施工队的负责人，也认可是其本人委派冯江贵是代表下江施工队去参加调解处理阿都子使的赔偿事宜。从2018年12月24日范传明又与阿都子使达成的第二份《协议书》内容看，范传明也是认可2018年12月20日在从江供电局组织下达成的赔偿协议内容，且已按《协议》履行了5万元。因此，冯江贵与范传明在该项目施工中是不是合伙关系，对冯江贵代表范传明与阿都子使协商赔偿事宜所达成《协议》的效力没有影响。另外，二审期间，阿都子使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从江供电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从江供电局从未支付过阿都子使和家属在贵州××县工伤补偿纠纷期间的住宿费用。因上述证据对本案一审已认定的事实没有影响，故本院不再组织双方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范传明上诉称本案系健康权纠纷，而不是合同纠纷，并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是否成立？2、本案是否应追加车辆驾驶人滚成三为当事人？3、冯江贵与阿都子使签订的协议对范传明是否具有约束力？4、范传明上诉称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确定的金额明显过高、显失公平的理由是否成立？一、从原告阿都子使起诉的请求内容及理由看，阿都子使是要求被告方按《协议》约定的伤残赔偿数额及因处理赔偿事宜而产生的住宿、交通等费用来进行赔偿，属于因履行《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所以，一审把本案案由定性为合同纠纷符合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及该纠纷的本质属性。正因为本案纠纷双方因履行赔偿协议而发生的纠纷，其本质属性是合同纠纷而不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故车辆驾驶人滚成三不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因此，上诉人范传明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并认为一审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从一审庭审记录看，范传明在一审庭审时承认自己是下江施工队的负责人，也承认是其本人委派冯江贵代表下江施工队去参加从江供电局在2018年12月20日组织的调解处理阿都子使因工受伤的赔偿事宜。二审上诉时，范传明又否认其委托冯江贵代其参加调解的事实，违反民事诉讼“禁反言”规则。另从2018年12月24日范传明又与阿都子使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书》内容看，范传明也是认可2018年12月20日在从江供电局组织下达成的赔偿协议内容，且已按原《协议》履行了5万元。因此，冯江贵代表范传明与阿都子使协商后达成的赔偿协议对范传明有法律约束力。三、关于范传明上诉称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确定的金额明显过高、显失公平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双方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的内容及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约定赔偿的费用是包括了除住宿费以外的残疾赔偿、误工、护理等费用，根据《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所得出的受害人伤残等级及“三期（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时间，结合受诉法院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应赔偿的费用总额与《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误差不大，并未达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故本院对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因《协议》约定的数额是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后自愿达成的协议，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另外，本案原告阿都子使是因范传明未按《协议》履行义务而提起诉讼，因鸿安公司不是《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未判决鸿安公司承担责任。范传明上诉后，阿都子使仅在二审答辩状中认为鸿安公司也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对此提出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上诉人范传明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审理。一审判决后，阿都子使和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的，视为服判，本院二审不再审查。另外，阿都子使提出一审只认定其部分交通住宿费的问题，因为阿都子使提交的证据不足，一审只认定其中的部分费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综上所述，范传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36元，由上诉人范传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吴竹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莫桃书记员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