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终2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水兵，男，汉族，1988年8月6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松林，男，汉族，1984年4月29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霞，江西滕王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光荣，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伟华，男，汉族，1983年9月25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光荣，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喻长军，男，汉族，1975年12月26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继章，男，汉族，1973年10月12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清新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朝霞，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枭卿，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喻长军、罗继章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121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松林，上诉人朱水兵、邓松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霞，上诉人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光荣，上诉人喻长军、罗继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朝霞、巫枭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无需向喻长军、罗继章支付合伙投资款人民币204871.5元；2、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喻长军、罗继章向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退还合伙期间侵吞的款项人民币897589元；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喻长军、罗继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我方无权依据财务账册和罗继章提供的报账单及银行卡推算喻长军、罗继章存在侵吞合伙资产、进而驳回我方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诉讼程序处理不当、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案涉《合伙协议》第七条第2款约定“其他合伙人的权利：(2)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第七条第3款约定“乙方负责工厂相关技术生产与铝灰采购把关，及铝锭销售资金回笼”。从该条约定可以得出:（1）喻长军、罗继章负责案涉合伙事务当中的技术生产和铝灰采购把关、及铝锭销售资全回笼；（2）朱水兵、杨伟华在合伙期间，完全有权利对喻长军制作的账目和账本的情况、以及罗继章对外采购铝灰和销售履行的情况进行检查的。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情况也可以看出：（1）罗继章全权负责对外铝灰采购和铝锭的销售，所有的铝灰购买款项以及铝锭的销售款项，都是直接进入罗继章的银行账户内。那么罗继章和喻长军对外采购铝灰和销售履行的情况以及相关账目最为清楚，我方作为资金管理方，按照一般常理只能根据喻长军、罗继章的报账情况进行统计，喻长军、罗继章在合伙期间并未提供其银行转账记录的情况下，是无法核实到铝灰采购和铝锭销售的真实情况的；（2）在2018年8月19日我方和喻长军、罗继章对现金存款进行结算后，我方才取得罗继章的银行账户。在对比喻长军制作的(现金账)、罗继章在合伙事务微信群中的《报账单》以及罗继章的银行转账记录后，发现罗继章存在多报铝灰购买款、少报铝锭销售款的情况，我方当然有权利对合伙事务期间罗继章的铝灰购买和铝锭销售的款项进行核查，也完全有权要求喻长军、罗继章退还多报的铝灰购买款和少报的铝锭销售款。2、朱水兵在(现金账)上签名根本不能等同于合伙事务的清算，更无法推定出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已经丧失要求喻长军、罗继章退还侵吞合伙财产权利的结论。首先，正如在一审诉讼阶段查明的事实，朱水兵和喻长军在《现金账》上签名，仅仅是对合伙期间朱水兵处的现金金额的确定，《现金账》中对于合伙期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和资产等并没有涉及，该份《现金账》并不能作为双方已经结算和清算的证据；其次，虽然《现金账》载明的金额是依据罗继章在合伙事务微信群中发送的《报账单》制作而成，但因为对外购买铝灰和销售铝锭均由罗继章负责，在我方未能取得罗继章银行转账记录的情况下，是无法核实到其提供的《报账单》金额的真实性，只能是暂时按照其提供的金额在《现金账》中列明。但是，在我方已经取得罗继章的银行转账记录、发现罗继章存在侵吞合伙资产的情况下，并未有任何法律规定限制我方可以向喻长军、罗继章主张退回被侵吞合伙资产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限制我方可以依据转账记录倒推《现金账》、《报账单》系虚假的权利。3、本案当中原审法院适用“结果为导向”演绎推理裁判思维的运用并不合理。4、综上所述，在喻长军、罗继章无法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我方完全有权要求喻长军、罗继章退还已被侵占的合伙资产。二、原审判决认定我方应当支付喻长军、罗继章合伙投资款204871.5元，亦是认定事实前后矛盾、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合伙协议》第九条第2款约定“合伙终止后的事项（1）双方协商清算；（2）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返还出资、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可作价卖给合伙入或第三人，其价款参与分配；（3）清算后如有亏损，不论合伙人出资多少，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合伙财声不足清偿的部分出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上述合同约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的通知》第55条规定可以看出，本案中喻长军、罗继章诉请要求我方返还投资款的前提是“双方已经进行清算”且“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但本案中喻长军、罗继章诉请并不满足上述条件：（1）朱水兵和喻长军在《现金账》上的签名仅仅是对现金金额的确认，对于合伙期间的其他债权债务以及固定资产等并未涉及，可证明双方并未进行最终的合伙财产的清算；（2）喻长军、罗继章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亦主张合伙期间还存在其他的合伙盈利款和返还设备投资款，虽然我方对该等事实不予确认，喻长军、罗继章在审过程中亦明确在本案当中“不予处理”，但“不予处理”并不等同于放弃其主张的权利，喻长军、罗继章的该等主张，也可进一步证明合伙期间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未进行处理，合伙期间的设备也未进行清算；（3）我方在一审过程中，针对喻长军、罗继章的反诉提供了其与房屋出租人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缴纳租金的相关单据、证明资料等，也提供了“处理合伙期间废铝灰”的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以及提供了我方为处理合伙后续事务的支出证明等单据，也可以证明合伙期间还存在其他债务未了结。三、原审法院仅认定在合伙财产中扣60296元租金和处理废铝灰款33000元，属于认定事实前后矛盾，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房屋租金问题：1、案涉合伙事务需要承租厂房进行运营，这是双方以及法院认定的事实。而对我方提供的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的《房屋出租合同》、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的《房屋出租合同》，其中第一份租赁合同喻长军、罗继章是确认的；对于第二份租赁合同，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之所以会在反诉中予以提供，是因为喻长军、罗继章在一审本诉当中的诉讼请求并不涉及合伙财产的分配，无需提供第二份租赁合同作为证据。而是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一审中提出反诉，为了举证和答辩才提出该份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我方提供该份证据是在反诉中提供的，也并不影响该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也不能因为我方提供该份证据的时间节点就直接推定该份租赁合同“明显损害了乙方合伙人的利益，该支出不能作为全体合伙人共同支出”的结论。2、实际上原审法院对于第二份租赁合同的起租期限，以及对案涉厂房一年的租金180888元是予以认可的。加上我方已经提供的转账记录、房屋出租人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亦足以认定我方之诉上述租金的真实性。3、然而，根据两份租赁合同第三条“付款方式”均约定“乙方应先缴纳一年的租房租金(从合同签字生效日算起)，下年应提前一个月缴纳租金”，所以我方才会在第二份租赁合同签订后向房屋出租人支付了一年的租金。既然法院已经确认了案涉租赁房屋是用于合伙事宜之用，也认定了第二份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180888元，加上我方提供的相关租金转账记录和收据等证据，法院完全应当认定上述租金180888元属于合伙事务的支出，应当在合伙财产中予以扣除。4、但是原审法院既认定案涉租赁房屋是为了合伙事务之用，认定了第二份租赁合同约定的房屋租金180888元的真实性，又只认定只能在合伙财产中扣除四个月的租金60296元，认定的上述事实完全是自相矛盾，逻辑不通。（三）关于处理废铝灰款项问题：1、双方合伙期间因生产铝锭，必然会导致废灰，处理废灰必然将产生相应的处理费用和运输费用，这点从我方和喻长军、罗继章提交的《现金账》和《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证明，原审法院也对处理废铝灰的事实进行了认定。2、同时，根据我方提供的反诉证据说明五《微信聊天记录》《关于处理废灰的光盘》可以证明，在2018年8月19日之后，合伙事务案涉厂房里面还存在大量的废灰需要处理，且也是由我方处理的。为证明我方主张的处理废灰的费用，我方已经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进行佐证。对于处理废灰费用的举证，我方已经穷尽了所有的举证能力，但原审法院对于我方提供的证据[除3000元的转账记录被原审法院认可外]均不予认可，完全没有查核清楚2018年8月19日之后尚有多少数量的废灰未处理、处理废灰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亦没有从合理性的角度权衡处理上述废灰，33000元的款项是否足够，显然对我方不公平，也不合理。 喻长军、罗继章共同答辩称，一、在原审本诉中，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事实依据证明我方侵吞合伙财产897589元，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喻长军出具的由原审原告填写的《入库单》能够与罗继章的《报账单》以及朱水兵的现金留存金额完全吻合，能够证实罗继章不存在任何侵吞行为。本案中，五位合伙人在合伙期间有明确分工：朱水兵负责款项支出，邓松林、杨伟华负责在工厂进行管理及部分铝锭销售，喻长军负责记账，罗继章负责铝灰采购以及部分铝锭销售，并且为方便沟通，合伙人共同建立了合伙微信群。因罗继章长期在广东，从广东佛山等地进货原材料铝灰，故每笔进货业务发生后，罗继章都会将该笔业务的项目、数量、金额登记并拍照发到微信群内，以报账方式向其余合伙人告知，之后再向位于高安的工厂发货。在高安工厂负责管理的原审原告邓松林、杨伟华、朱水兵收到罗继章发送的原材料铝灰，经与微信群内罗继章上传的报账单核对无误后，制作《入库单》交给喻长军记账。对于以上事实，在一审庭审中，所有合伙人均予以认可。2018年8月19日，在五位合伙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负责管理钱款的朱水兵与负责记账的喻长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账，各合伙人均确认朱水兵结余投资款共计548566元，朱水兵亦签字认可，该剩余款是所有合伙人在合伙期间已经发生的收入与支出之后的结余，其中就包括罗继章经手的铝灰进货支出与铝锭销售收入，各方均无异议。对于该事实，在一审庭审中，所有合伙人也予以认可。故我方认为，合伙人各方就投资和支出在2018年8月19日已经进行了结算，且原审原告自己出具的《入库单》能够与罗继章的《报账单》以及朱水兵的现金留存金额完全吻合，能够证实罗继章不存在任何侵吞行为。2.原审原告主张我方具有侵吞合伙财产的行为，但并没有出具有效证据。一审庭审中，原审原告仅以罗继章的银行流水为证据，单方制作对应表格，以罗继章上传到微信群里当日的报账单为参照对象，强行对应罗继章当日的银行流水，认为罗继章若发生转账支出即是支付当日的进货款。如果当日罗继章没有转账支出，即便当日有进货事实，也不认可罗继章产生了进货支出。根据原审原告的“推断”，出现了罗继章经手的十多笔铝灰可以零成本无偿进货、几十笔铝灰可以远低于市场价进货的可笑结论。原审原告就是以其单方制作的荒唐《对比清单》为依据，从而得出原审原告罗继章共侵吞1597461元的结论。在一审庭审中，原审被告罗继章解释了他个人的银行流水与合伙业务没有必然的关联性：（1）在进货过程中，罗继章基本上以现金进货为主。其中项目：包装袋、工人加工费、工人装卸费、叉车费、工人吃饭、过桥费、过磅费等全部是现金结算，根本没有通过银行转账。至于铝灰款项，罗继章与卖家也不是每日结算，而是以赊账的方式，先账后款，隔一段时间再付款。其中的原因既有朱水兵未向罗继章支付货款，导致罗继章无法向卖家每笔及时付款；也有交易习惯，一般是先赊账，积累到一定货款后再支付。并且因为罗继章与卖家是面对面交易，一般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主，故罗继章的银行流水根本不可能对应进货情况。对此，原审原告是知晓的，不然罗继章长期以微信群报账的方式来向合伙人告知货款支出，原审原告从未对进货数额与支付方式提出过异议，并且在2018的8月19日对账后再次予以认可。（2）《合伙协议》没有约定采购原材料必须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罗继章以现金方式交易既符合交易习惯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的约定。从罗继章上传至微信群的项目显示，绝大部分项目，比如雇佣的装卸工人、炉工加工费、工人吃饭、买包装袋、过桥过路费等，必须是现金当场支付，这是一般的交易习惯，符合常理。同样，原审原告在高安的工厂支付给工人工资、水电费、购买设备款项也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同样也列入了合伙支出。其次，朱水兵在合伙事务中负责钱款的收支，在罗继章上传进货支出项目后，朱水兵并没有每次及时向罗继章付款，而是过一段时间才与罗继章对账支付，也是前账后款。在原审原告自身都不能保证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合伙款项、自身都不能保证按时向罗继章全额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强行以罗继章当日的银行转账为依据计算货款支出，明显是强人所难，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没有相应的约定及法律依据，甚至会得出零成本无偿进货的可笑结论。综上，答辩人认为，在原审原告已经认可罗继章报账单及已经全部对账结算的情况下，仅以罗继章的银行流水与报账单支出金额不能一一对应为由，认为罗继章有侵吞行为，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原审原告无事实依据证明答辩人侵吞合伙财产897589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原审原告要求我方退还款项897589元的上诉请求。二、在原审反诉中，原审判决应当支持我方要求返还投资款246854.7元的反诉请求，而不应支持原审原告其它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的全部上诉请求。 喻长军、罗继章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2019)赣0121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一次性返还罗继章、喻长军合伙投资款246854.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合伙加工厂在2018年8月19日因停产经营结算后存在尚待处理后期事务”并酌定“处理后期事务的租赁期限为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四个月租金60296元，从合伙财产现金佘额中扣减”，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判决已经认定，2018年6月合伙的铝锭加工厂因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被有关部门责令停产后已无合伙经营行为，继续合伙的基础已消失。合伙人不需要继续租赁厂房经营。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在合伙加工厂已被政府关停，在我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签订一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时间从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并且我方提出反诉请求时才提出有各项支出存在，明显侵害了我方的合伙人利益。该支出不能作为全体合伙人共同支出。2、即使合伙加工厂因停产经营结算后存在尚待处理后期事务，也只是对财务以及剩余资产进行清算，是根本不需要继续租赁厂房的，因为工厂已经停止经营。自2018年6月铝锭加工厂被责令停产以后，各合伙人之间已经开始处理后期事务。原租赁合同于2018年9月15日到期，在这期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处理相应事宜，续租厂房根本毫无必要。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单方面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而且厂房设备也在这期间被他人非法处置，不排除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与出租方恶意串通或者租赁厂房私用，并非处理合伙事务。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原租赁合同到期后需要继续租赁厂房处理合伙事务，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合理性及必要性，而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并未提交充分证据。3、原审判决酌定处理后期事务的租赁期限为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共四个月租金60296元缺乏依据。首先原审判决认定处理后期事务的期限从2018年9月15日起计算是错误的，应当自2018年6月月工厂被关停时计算。其次原审判决将处理后期事务期限计算至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日期明显是错误的，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最初向法院起诉时并未未主张存在该部分支出，也不能证明起诉之前的全部时间都在处理合伙后期事务。最后，原审判决以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单方面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计算合伙开支明显不当。二、原审判决将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于2018年11月4日向贾依挺转账3000元认定为处理铝灰的费用并从合伙财产中扣除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其向贾依挺转款33000元属于处理合伙工厂废铝灰的费用。根据《合伙协议》第七条，资金账目应当共同监管，严格把关。合伙开支应当严格遵守财务报账流程，不能任意支出合伙开支，否则就是损害合伙人利益。虽然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在交易时注明“处理废铝灰”，但该笔费用没有向全体合伙人报账公示，交易附言也是朱水兵单方面记载的，交易对象贾依挺在本案并未出庭作证，不能证明上述费用属于真实且必要的开支。2、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声称其处理废灰产生合伙开支与铝锭的生产经营模式严重不符。根据《合伙协议》第五条第1款：“废灰处理费用和商业利用所产生的价值归属甲乙双方，以股份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可见，废灰处理属于盈利而非支出。废灰具有商业价值，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单方面花钱处理，未经过合伙人一致决定(合伙关系并未解除，合伙人微信群始终存在)，明显是恶意损害其余合伙人利益。 朱水兵、邓松林共同答辩称，1、处理大量废铝灰，存放在原厂房内，所以需要承租厂房；2、双方合作的设备在厂房内，需要继续承租；3、签订的第一份协议，需要提前一个月支付一年的租金，在铝灰未处理时，继续承租厂房合理合法；4、厂房存在大量废铝灰，废铝灰处理费用33000元是远远不够的。 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共同答辩称，1、喻长军、罗继章的上诉状是建立在想象中，政府关停厂房的两个月时间内处理相关事宜，通过我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现场的废铝灰多达2000多吨，这是我方在关停后不再处理相关事宜的原因；2、喻长军、罗继章在上诉状中关停时间等同于合伙终止时间是错误的，确切关停时间是2018年8月31日，第一份协议签订时间是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15日，第一份协议的签署人是我方，没有喻长军、罗继章参与，该份合同是2018年9月15日签订的，需要提前一个月支付租金，2018年7月时合伙事务是否关停处于不确定状态，考虑该情况继续签合同具有合理性；3、关于喻长军、罗继章提出我方处理废铝灰的费用33000元，根据统计一览表可以看出，我们认为这个费用是不够的。因此理应驳回喻长军、罗继章的上诉请求。 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双方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喻长军、罗继章向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退还合伙期间侵吞的款项人民币89758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喻长军、罗继章承担。 喻长军、罗继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按45%的比例向喻长军、罗继章返还合伙投资款246854.7元；2、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按45%的比例向喻长军、罗继章支付合伙盈利款69234.75元；3、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按45%的比例向喻长军、罗继章返还设备投资款222599.7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5日，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与案外人罗嗣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罗嗣华将原日升化工厂场地及配套设施出租给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出租期限一年，从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止，合计租金为：10909元/月×12＝130908元/年。2017年9月20日，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三人作为合伙人甲方与作为合伙人乙方的罗继章、喻长军两人签订《合伙协议》，协议合伙开办铝锭加工厂，合伙期限为十年，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27年9月1日止，合伙人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以现金方式出资计人民币825000元，占股55%，合伙人罗继章、喻长军以现金方式出资675000元，占股45%。协议还约定：盈余分配废灰处理费用和商业利用所产生的价值归属权仅限甲乙双方，以股份为依据，按比例分配；邓松林、喻长军为双方合伙负责人；甲乙双方事先约定1、甲方负责工厂当地相关事宜，及尽一切努力办理有关部门相关证照2、乙方负责工厂相关技术生产与铝灰采购把关及铝锭销售资金回笼3、双方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商讨再做决定4、双方人员在处理外交事宜涉及金钱要事先告知双方主要负责人再做决定。《合伙协议》签订之后各合伙人按合伙协议进行了投资，除罗继章系以物质冲抵投资款外，其他合伙人均为现金投资。合伙经营中，各合伙人又按各方投资比例共追加金额200000元投资款，总投资金额共计1700000元。合伙期间具体分工为：邓松林、喻长军依协议全面负责，喻长军负责记账，朱水兵负责现金，杨伟华负责生产，罗继章负责铝灰采购和部分铝锭销售。合伙经营期间，对于平时报账，由罗继章每次将其采购开支的明细和铝锭收入情况手写单据发至合伙人微信群，合伙人进行确认后由朱水兵依该单据报账，朱水兵报账后将账单交喻长军记账。2018年5月31日，合伙人出资开办的铝锭厂由于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高安市独城镇人民政府向该厂下达《停产整顿通知书》，责令立即停产整顿，限于2018年6月6日前整顿到位。5合伙开办的铝锭厂因此停止生产。2018年7月12日，高安市独城镇人民政府向各企业主发出通知，通知凡2018年8月31日前未至环保局和安监局备案企业一律关停。该合伙人铝锭厂由于未整顿，故2018年6月起被责令停止生产后一直未恢复生产经营。2018年8月19日，5合伙人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喻长军、罗继章对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余进行结算，结算后剩余款金额548566元，该款项在朱水兵个人账户上。结算后，喻长军、罗继章未再参与合伙事项，铝锭厂亦未生产经营，后期有关事务由邓松林、朱水兵和杨伟华三人进行管理。庭审中，反诉被告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提交与罗嗣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签订时间载为2018年9月3日，期限一年，从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租金180888元/年，同时提交的还有署名罗嗣华出具的《处罚通知书》一份，内容为对三人处以人民币30000元的违约金，作为损毁厂房并导致厂房无法清洁的损失补偿，若继续承租厂房，需按上述标准支付违约金。2018年9月3日，朱水兵向出租人罗嗣华转账支付210888元。2018年11月4日，朱水兵向案外人贾依挺转账支付33000元，交易附言：处理废铝灰。2019年1月11日，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向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通过对喻长军的账册和罗继章的银行流水比对，喻长军、罗继章两人存在侵吞款项1631980元，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喻长军、罗继章两人退还侵占款项897589元。高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我院，我院受理后，喻长军、罗继章向我院提起反诉，要求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三人按45%的比例，返还合伙投资款246854.7元、支付合伙盈利款69234.75元和返还设备投资款222599.7元。庭审后，喻长军、罗继章请求在本案中对设备投资款和2018年5月铝灰加工合盈利不予处理，待查明合伙设备去向后另行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合伙人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和喻长军、罗继章双方之间基于铝锭加工约定合伙、投资，并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一方投资占股55%，喻长军、罗继章一方投资占股45%，其中邓松林、喻长军为双方合伙负责人。该协议系各合伙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协议履行义务。2018年6月合伙人合伙的铝锭加工厂因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被有关部门责令停产后已无合伙经营行为，继续合伙的基础已消失，现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三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喻长军、罗继章未提出反对，应视双方合意解除合伙协议，该院予以确认。故对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请求予以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伙人之间关于2018年8月19日对账目结算是否系合伙清算。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三人提出双方在2018年8月19日仅对合伙期间的合伙盈利进行了汇总，并不代表双方已经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清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合伙人对合伙的清算，应不仅对合伙项目投资款和费用进行分担，还应对合伙收入进行分享和对剩余资产进行分割。本案中，5位合伙人在铝锭加工厂被告关停后于2018年8月19日对合伙期间投资和支出进行了结算，从现金账户上反映出截止当日尚余现金548566元，该款仅仅是对投资款和费用支出进行结算后账面现金余额的反映，对合伙期间的剩余资产合伙人并未作处理，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等三人提出该结算仅是对合伙期间盈利的汇总的抗辩意见与事实相符，该院予以采纳，双方于2018年8月19日的结算并非双方对合伙事务的清算。 二、关于罗继章、喻长军是否在合伙期间有侵吞897589元款项的行为。本案中，5合伙人在合伙期间对相互间的协作已有明确分工，喻长军、朱水兵负责记账和财务，罗继章负责铝灰采购和部分铝锭销售，由其每次将采购开支的明细和铝锭收入情况手写单据发至合伙人微信群，经合伙人共同确认后朱水兵依该单据报账，再将账单交喻长军记账。纵观合伙人整个合伙期间，罗继章的报账均系朱水兵现金支付，从这一事实说明合伙人之间对罗继章手写报账单据惯例的认可和对报账金额已确认。且2018年8月19日合伙双方进行盈利汇总结算时，亦是根据朱水兵报账后交由喻长军记账的单据而得出，结算时5合伙人亦均在现场，对该事实并无争议。现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在对账目现金已结算情况下仅凭喻长军财务账册和罗继章提供的报账单及罗继章的一银行卡，来推算喻长军、罗继章合伙期间侵吞金额1631980元，缺乏事实依据。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据此主张喻长军、罗继章按55%投资比例退还侵吞款897589元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三、本案中喻长军、罗继章的反诉是否得到支持。即邓松林、朱水兵是否应按45%的比例向喻长军、罗继章返还合伙投资款246854.7元、支付合伙盈利款69234.75元和返还设备投资款222599.7元。（一）关于返还合伙投资款246854.7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本案中，合伙人合伙开办的铝锭加工厂在被有关部门责令停产后，合伙人于2018年8月19日就各方投资和支出进行结算，账面结余金额为548566元，应属合伙人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因结算时5合伙人均在现场，且在结算帐页上财务负责人落款处有朱水兵签字，会计负责人落款处有喻长军签字，故该结算结果对5位合伙人均有约束力。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此金额亦未提出异议，对该结余款项该院予以确认，故喻长军、罗继章要求按投资比例返还结余合伙财产应予以支持。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认为双方合伙并未清算，上述结算仅是对合伙期间的合伙盈利进行了汇总，结算以后处理合伙事务仍履行的其他义务并产生了支出，即发生的租金210888元和处理废灰费168000元应在合伙期间盈利中予以扣除。该院认为，1、对于2018年9月发生的租金180888元和违约罚金30000元。依据双方的《合伙协议》内容“双方人员在处理外交事宜涉及金钱要事先告知双方主要负责人再做决定”的约定，结合双方合伙期间关于报账发至合伙微信群须经合伙人共同确认再予以报支这一事实，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对此涉及金钱支付的事项应告知负责人之一的喻长军并将报支发至微信群，而本案中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对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180888元租金这一重大事项不仅未告知未参与后期合伙事务的合伙乙方即喻长军、罗继章任何一人，甚至乙方负责人在内，且报账时也未将报账金额发至微信群由全体合伙人进行确认，而是单方报支，报支后亦未将报账提供给负责记账的喻长军。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在合伙加工厂已被政府责令关停、未参与合伙事务（乙方合伙人）的喻长军、罗继章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签订一年《房屋租赁合同》，时间从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且至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出反诉请求时才提出有该项支出存在，明显侵害了乙方合伙人的利益，该支出不能作为全体合伙人共同支出。但考虑到合伙加工厂在2018年8月19日因停产经营结算后确系存在尚待处理产后期事务，需要一定期限的租赁时间，结合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于2019年1月1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事实，本院酌定合伙加工厂处理后期事务的租赁期限从2018年9月15起至2019年1月11日止，四个月租金，为60296元（180888元÷3=60296元），应从合伙财产现金余额中扣减；对于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支付的30000元违约金，对该罚金，合伙人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并无违约金的约定，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无故支付该款项亦未告知对方合伙人，该项支出应由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自行承担，故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要求在合伙财产中予以扣减该30000元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2、对于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出的168000元处理废灰费开支问题，从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所提交的证据看，其中注明他人借款的金额有三笔，共计102500元，对上述借款是否系合伙期间的共同债务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并且转款时间均发生在2018年8月19日现金结算之前，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系归还合伙借款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中于2018年11月4日向贾依挺转账款33000元，交易时已注明“处理废铝灰”，根据本案合伙加工厂停产经营后也确系存在需处理废铝灰的事实，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该费用在合伙财产中扣除，应予以支持。3、对于油费、清理废灰、吊车、叉车、电费等共计23754.54元的其他支出，均系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手写单据，无相应支付凭证，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扣减该费用，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支付合伙盈利款69234.75元和返还设备投资款222599.7元问题。对上述主张，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已明确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该主张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应从其主张，故本案不作处理。 综上，双方当事人合伙经营铝锭加工厂，因被有关部门责令关停，合伙基础已经消失，双方亦同意解除协议，《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积累的财产应归合伙人所有。本案中，根据全体合伙人的对账户余额的结算金额548566元，扣除结算后的合理支出，即处理合伙后期事务期间的租金60296元及处理废铝灰费用33000元，剩余455270元，该款应属合伙人合伙积累财产，由双方合伙人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即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三人占55%，为250398.5元，喻长军、罗继章占45%，即204871.5元，由于该款现被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三人占有，故应由其三人共同返还给喻长军、罗继章两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与喻长军、罗继章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喻长军、罗继章合伙投资款204871.5元；三、驳回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喻长军、罗继章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776元，由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594元，由喻长军、罗继章负担2067元，邓松林、朱水兵、杨伟华担2527元。 本案二审期间，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交了其根据喻长军、罗继章采购和生产加工神圣铝灰制作的废铝灰统计一览表一份，证明目的：当时现场有2000多吨的废铝灰存放在厂房。 喻长军、罗继章进行质证后，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这份证据不属于任何证据的种类，不属于新证据，这是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单方制作的表格。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计算2000多吨没有科学依据，没有考虑到铝灰在冶炼中产生的废气，重量会产生损耗，具体重量应以实际称量为准。铝灰由商业利用价值，在合伙协议中可以看出，废铝灰是约定作为盈利进行处理。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合伙协议终止时，厂房内存在铝灰也不能证明具体重量。 对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该份统计表系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单方制作而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期间，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其与喻长军、罗继章合伙期间的资金使用情况、废铝灰产生的数量和处理费用、设备作为残余价值进行司法审计。对于合伙期间的资金使用情况问题，双方当事人已对合伙期间的现金结余情况进行了结算并经朱水兵和喻长军签字确认；对于废铝灰产生的数量和处理费用及设备残值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均表示废铝灰已经处理完毕，而设备下落不明，在此情况下对于废铝灰的数量和处理费用及设备残值已缺乏鉴定的可能性，且喻长军、罗继章在一审过程中已明确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设备残值已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故，对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喻长军、罗继章是否存在侵吞案涉合伙加工厂款项的情况，如果存在，其应当返还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的款项具体数额应当如何认定；2、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是否应向罗继章、喻长军支付合伙投资款及款项具体数额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喻长军、罗继章在合伙期间侵吞合伙款项1631980元，喻长军、罗继章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系依据罗继章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现金账、报账单金额的差异主张喻长军、罗继章存在侵吞合伙款项的行为，而本案庭审过程中，罗继章表示付款有通过现金及转账等方式，在此情况下，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未能提供能够证明该银行卡仅用于合伙事宜且罗继章负责的采购、销售所发生的款项均在该银行卡中予以反映的相关证据；另外，罗继章采购、销售的每笔收支金额均已发至合伙人微信群中进行报备，在各合伙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已对合伙期间的现金结余情况进行了结算且未对结余金额提出异议，并经朱水兵和喻长军签字确认，因此，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喻长军、罗继章存在侵吞合伙款项的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要求喻长军、罗继章退还合伙期间侵吞款项897589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已对合伙期间的现金结余情况进行了结算并经朱水兵和喻长军签字确认，对548566元合伙结余款项金额，本院予以确认。1、关于后续租金问题，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应当按照其于2018年9月3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认定为180888元，喻长军、罗继章主张后续租金不应在合伙结余款项中予以扣减。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合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人员在处理外交事宜涉及金钱要事先告知双方主要负责人后再做决定”，根据该约定，对于厂房租赁问题，朱水兵、邓松林及杨伟华应先告知对方的主要负责人喻长军后再做决定。邓松林在二审庭审过程中陈述喻长军和罗继章授权朱水兵、邓松林及杨伟华租场地签合同，在喻长军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2018年9月3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已经过喻长军同意，其签订该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案涉《合伙协议》的约定，该合同对喻长军、罗继章不具有约束力，即使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已为此支付房屋租金，该租金亦不应在案涉合伙的结余款项中予以扣除；然而，鉴于案涉合伙在停业后确实存在处理后续事宜的需要，原审法院参照《房屋出租合同》约定的租金酌定在合伙财产结余款项中扣除案涉合伙加工厂处理后期事务的四个月租金60296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关于后续租金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2、关于废铝灰的处理费用问题，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主张原审判决认定33000元的废铝灰处理费用显失公平，喻长军、罗继章主张该费用不应在合伙结余款项中予以扣减。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存在需要处理的废铝灰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提交的朱水兵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2018年11月4日转账33000元中注明了“贾依挺处理废铝灰”，喻长军、罗继章对此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该笔费用并非处理案涉合伙产生的废铝灰的相关证据，而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亦未能提交能够证明除转给贾依挺的33000元之外存在其他处理废铝灰的后续费用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将33000元在合伙结余款项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关于废铝灰处理费用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因此，对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合伙结余款项548566元，扣除后续租金及处理废铝灰后剩余455270元，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应返还喻长军、罗继章204871.5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喻长军、罗继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72元，由朱水兵、邓松林、杨伟华负担14722元，由喻长军、罗继章负担8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治国 审 判 员 张广金 审 判 员 王宏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李 思 书 记 员 夏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