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青行赔终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永忠，公民身份号码×××，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代理人肖广影，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21号。法定代表人贾栋，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胡巍，西宁市城西区司法局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政霖，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永忠、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西区政府）因拆迁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范永忠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广影、城西区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南政廷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巍、李政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9日，城西区政府作出西政征字（2014）4号《征收决定》。房屋征收部门为西宁市城西区建设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西宁市城西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以下简称城西区征补中心）。征收补偿标准按《青年巷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征补方案》）的规定执行。范永忠的房屋位于青年巷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之内。其建筑面积为40.86平方米，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森评估公司）对其房屋及附属物进行评估，房屋评估价值为281035元，附属物装修价值为15831元，合计评估补偿金额为296866元。城西区征补中心向范永忠送达了房地产评估报告后，范永忠未在规定期限内向评估部门申请重新评估。后因其未能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城西区政府于2016年8月8日作出《补偿决定》，范永忠不服诉至法院，经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了该《补偿决定》。2017年7月19日，城西区政府将范永忠的房屋拆除，该强制拆除行为已被原审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2019年1月范永忠向城西区政府申请国家赔偿，后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范永忠遂诉至法院，请求城西区政府依法赔偿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的房屋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另，范永忠于2015年10月23日领取城西区政府支付的“补偿款”3065元，但其认为该费用是城西区政府支付的取暖费。原审法院认为，城西区政府对范永忠位于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55号3号楼2单元242室房屋实施拆除的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范永忠申请行政赔偿的请求成立，城西区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范永忠提出的被拆除房屋及装修损失的赔偿请求系因城西区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未经催告等法定程序直接拆除其房屋造成，该赔偿数额应当结合违法行为类型与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协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确定。城西区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及《征补方案》均符合法定程序，未发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虽然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评估机构的选定、分户评估结果公示及房屋征收评估委托等方面缺乏相关证据，且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不一致”为由判决撤销了城西区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但该判决亦明确“范永忠并未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申请复核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应视为对该房屋分户评估报告的认可。”现范永忠主张以其咨询被拆除房屋附近商品房的交易价格为据，要求按每平方19600元的市场价对其被拆除房屋予以赔偿。城西区政府则认为应当以评估价值每平方6878元计算。经查，范永忠经咨询获得的价格反映的是被拆房屋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与其被强拆房屋的新旧程度、规模、建筑结构、档次等均不相同，不能作为被拆除房屋赔偿的依据。由于博森评估公司在评估过程中确有违法之处，故估价结果只能作为确定赔偿标准的参考，而不能作为确定赔偿标准的定案依据，且涉案房产现已被拆除，实物已不存在，无法进行实地勘察，不具备评估所必需的客观条件，无法重新评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因此，范永忠应获得的房屋损失赔偿数额应当按照能够购置与其原居住状况相当的房屋计算。鉴于涉案房屋周边房地产价格上涨，从有利于范永忠的角度出发，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涉案房屋行政赔偿标准为每平方9500元，即9500*40.86=388170元。对于范永忠主张的房屋装修损失16828.7元，其提交了计算表及票据，城西区政府仍认为应当以评估价值15831元计算，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涉案房屋装修损失为16000元。房屋及装修损失共计404170元。关于范永忠主张的屋内财产损失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范永忠提交的证据虽无法进一步核实，但城西区政府未提交其在强制拆除对方房屋过程中，对屋内物品进行登记造册的相关证据，且范永忠主张的屋内财产损失较为合理，故对其提出的屋内财产损失1728元应予支持。关于范永忠提出赔偿律师代理费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律师代理费不属于案涉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故对其请求赔偿律师代理费65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范永忠领取城西区政府支付的“补偿款”3065元应属征收拆迁过程中的其他费用，考虑本案具体情况，不再扣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房屋及装修损失404170元；屋内财产损失1728元；合计405898元；驳回原告范永忠的其他诉讼请求。范永忠上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2014）行监字第148号行政裁判案例要旨：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数额时，要坚持有权必有责、违法需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案涉强拆行为严重侵犯了范永忠合法财产权益，应依法责令城西区政府全部、足额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因此，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并有效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对被拆除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范永忠提供的证据证实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平均价值为19600元，结合被拆除的40.86m的房屋面积，城西区政府应支付的赔偿款为800856元；对于房屋装修，在范永忠已经依法提供了初步证据的情况下，鉴于城西区政府违法强拆导致范永忠举证不能，该损失应当由城西区政府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系因城西区政府违法拆迁行为致使范永忠依法维权而实际支出的损失，城西区政府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请求。城西区政府上诉称，范永忠对于被拆除房屋价值所提交的询价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不具备真实性，无法证明其观点。而城西区政府对于被拆除房屋价值提供的依法作出的评估报告可以证实被拆除房屋的真实价值，一审判决对于涉案房屋赔偿的标准酌情认定为9500元/m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范永忠对涉案被拆除房屋至今未得到补偿系其自身原因导致；律师代理费不是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必要支出，不属于强拆行为对其造成的直接损失。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开庭审理阶段，范永忠表示对一审判决酌情认定涉案房屋装修损失为16000元不持异议，城西区政府对此节亦未提出上诉，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行政行为违法是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城西区政府对范永忠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已被生效的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青01行初3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故范永忠对该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主张国家赔偿符合上述规定。因范永忠与城西区政府对一审判决确认的房屋装修损失及屋内财产损失均不持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范永忠要求城西区城府向其支付因强拆行为造成的房屋损失800856元的主张能否成立；范永忠要求城西区政府向其支付65000元的律师诉讼代理费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范永忠要求城西区政府向其支付因强拆行为造成的房屋损失800856元的请求。本案是因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行为引起的纠纷，在正常征补的情况下，对于被征收人而言，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基准，既能够体现公平合理补偿的原则，也保证居民住房水平不因为征收行为而发生显著下降。本案中，城西区政府在没有与范永忠达成补偿协议且作出的补偿决定被法院撤销的情况下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使得案涉房屋灭失，已不具备重新鉴定的条件。现范永忠提交了询价单、（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2014）行监字第148号行政审判案例，并要求以此为据向其支付不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市场价值。经查，首先，该询价单系案涉房屋就近区域新建商品房的交易价格，该房屋无论是在新旧程度、房屋结构亦或所处环境规模及档次上均不同于案涉被拆除房屋，范永忠也未能说明该价格属购房议价还是实际成交价，不符合类似房屋市场价值的标准，不能作为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价值的直接证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范永忠所提交的（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2014）行监字第148号行政审判案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案情与本案案情不完全相同，因此该案例仅具有参考价值，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范永忠要求城西区政府向其支付因强拆行为造成的房屋损失800856元的请求实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城西区政府需承担案涉房屋损失价值的举证责任。现城西区政府认为博森评估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对范永忠所有的案涉房屋作出评估，其在一审阶段提交该评估报告并提出应以该评估结果作为房屋损失的赔偿依据。关于此节，本院认为，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确定行政赔偿项目和数额时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是：赔偿数额的确定应体现赔偿诉讼的惩戒性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最大限度的发挥国家赔偿旨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经查，城西区政府提交的评估报告形成于2014年，其于2017年将范永忠所有的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后，范永忠至今未得到相应补偿，范永忠被侵权后的合法权益长期未能得到修复与补救，加之该评估报告仅能反映2014年房屋市场价格，时至目前房屋市场价格有所上涨，故若以该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补偿金额显然对其不公。因此，城西区政府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考虑到上述实际情况，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为依据，最终认定房屋损失为388170元并无不当。关于范永忠要求城西区政府向其支付65000元的律师诉讼代理费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不法侵害而致财产遭受的直接减少或消灭，主要是指“既得利益”的损失或“现有财产”的减少。根据该规定，国家赔偿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而对于间接损失等不予赔偿。关于律师代理费是否属于直接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与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见，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既可选择不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可选择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下，既可以选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选择近亲属或其他工作人员等。由此可知，律师并非唯一有资格成为行政诉讼委托代理人的主体。综上，聘请律师所支付的代理费并非其损失减少的“既得利益”或“现有财产”，亦非因本案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合法权益的直接损失。范永忠要求赔偿其律师代理费的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成花审判员 陈 焱审判员 孔 菲 二O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范献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