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54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成菊，女，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卫，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晶晶，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勇，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聪，男，198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现住贵州省赫章县。上诉人吴成菊因与被上诉人王建勇、张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7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成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宋晶晶，被上诉人王建勇、张聪到庭参加二审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成菊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527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并未客观采纳本案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任何证据，而是断章取义的采纳被上诉人部分截图内容就主观认定事实内容，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通过短信对涉案房屋的出售达成一致意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这也是本案上诉人是否明确授权给被上诉人让其出售涉案房屋给被上诉人张聪的关键前提条件。首先，因上诉人名下有两套房屋，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截图中内容只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王建勇透露其有出售房屋的意向，但是并未明确要出售哪一套。其次，通过2018年7月14的微信聊天内容为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他们都嫌小，卖不成”。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帮上诉人寻找买家，但是并未成功找到。被上诉人充其量只是帮上诉人询问购房者，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明确如果找到买家自己要亲自回到赫章与其签订购房合同，并且定金要两万元。通过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购房合同上上诉人的名字签名是由被上诉人王建勇自己签署，上诉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张聪也认可该签名不是上诉人亲自到场签署。这就与被上诉人声称的是上诉人委托出售涉案房屋的事实不符。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王建勇其要出售房屋，并不当然认定为上诉人就授权委托王建勇出售房屋。再次，该聊天内容中从未提及上诉人明确要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张聪。直到上诉人从外地回到赫章后，被上诉人见事情已经无法隐瞒，才将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涉案房屋出售给张聪的事宜告知上诉人，上诉人才得知涉案房屋已经被出售。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二人在白果派出所达成的协议中可以明确认定为被上诉人亲自签字认可自己悄悄将涉案房屋出售，然而一审法院却对该证据只字不提。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与被上诉人张聪沟通出售涉案房屋一事电话尾号为9029的使用者为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该号码是由被上诉人所使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建勇之前是夫妻关系，因此上诉人之前办理0929的电话卡是被上诉人王建勇在使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该号码拨打给上诉人的通过记录，并且也有通话录音，证实该号码使用者正是被上诉人王建勇。并且在庭审过程被上诉人王建勇也亲自认可其有使用过该号码。然而一审法院却对被上诉人该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并且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张聪还声称上诉人曾经用该号码与其通话沟通出售房屋一事，当上诉人询问被上诉人张聪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是否能确认当天上诉人的声音是否就是当时拨打电话的声音，被上诉人支支吾吾不敢回答。3、关于被上诉人张聪于2019年1月22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31700元，上诉人并不知道这是被上诉人让张聪所转账的。因被上诉人王建勇在赫章县人民法院有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王建勇为了逃避债务，告知上诉人有人给他汇款不能直接转账在其账户上，因此让他人转账到上诉人账户上，上诉人于2019年1月22日就将2万元转账给被上诉人王建勇。由于王建勇在2018年12月4日向上诉人借款5千元，于2018年12月11日借款1万元，于2019年1月15日借款1万元，王建勇告知上诉人先还款1万元，上诉人就将其余2万元转账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并不知道该款项是被上诉人张聪所转。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张聪也认可其余几十万房款是支付给被上诉人王建勇。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张聪，购房合同是由被上诉人所签署，沟通电话号码是由被上诉人王建勇使用，王建勇所提供的微信截图根本无法证明是上诉人授权其出售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的房款都是由王建勇所收取。由上诉人提供的协议内容也可以证实涉案房屋是在隐瞒上诉人的情况下，悄悄将涉案房屋所出售。以上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通话截图、录音、以及被上诉人张聪的陈述、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质证意见可以证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与被上诉人张聪签订的《二手房转让协议》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1、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建勇构成表见代理，也即是认定被上诉人是无权代理，表见代理应具备以下构成条件：（1）须行为人无代理权；（2）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须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涉案房屋是明确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使是夫妻一方处分共同财产也需要经过另一方的同意，更何况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王建勇离婚，涉案房屋还是上诉人的个人财产，王建勇在没有提供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授权其出售涉案房屋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张聪想购买该房屋，应当做到交易上的谨慎义务，但是其只是听信王建勇的言辞，根本没有见过上诉人也并未核实上诉人是否与其真正进行过沟通购房一事，就与王建勇签订合同而购买上诉人的房屋，张聪系重大过失。因此，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出卖涉案房屋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意思表示，但是综合全案证据，也并无任何充分证据证明出售涉案房屋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2、本案中被上诉人王建勇的行为实质是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是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王建勇在没有经过上诉人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财产转让给被上诉人张聪，属于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根据>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根据>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被上诉人签订的《二手房转让协议》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所签订的涉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建勇二审答辩称，1、上诉人吴成菊称王建勇乘其外出私自出售案涉房屋与事实不符，该房屋一直是吴成菊教唆王建勇出售；2、案涉房屋只是名义上属于吴成菊所有，吴成菊与王建勇于2013年办理离婚，但是双方一直在一起同居生活，在购买该房屋时王建勇出资7万余元，应属于共同财产。鉴于上述原因，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聪二审答辩称，本案与我无关，我属于第三方。原审原告吴成菊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二手房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成菊与王建勇原系夫妻，2013年5月7日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但离婚后双方一直保持联系。2017年6月20日，吴成菊与广安市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赫章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赫章县白果镇煤炭沟村国宇金海岸7幢1单元18层6号房。自2018年6月起，吴成菊与王建勇通过微信就如何出售涉案房屋进行多次沟通，同年8月25日，王建勇给吴成菊发短信：“房子卖成了，明天签合同，昨天交了800元的定金，你看咋做”，并将其收取定金800元的截图发送给吴成菊。2018年8月26日，王建勇、吴成菊（甲方）与张聪（乙方）签订《二手房转让协议》，协议对房屋状况、付款方式、过户等事项作了约定，张聪以总房价338000元向王建勇、吴成菊购买国宇金海岸7幢1单元18层6号住房一套。协议尾页甲方处：“王建勇、吴成菊”，均由王建勇签字；乙方处：“张聪”系张聪本人签名。协议签订后，王建勇再次向吴成菊发送短信：“房子卖了，钱已经给我了……”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张聪向王建勇支付了部分房款。2019年1月7日、1月18日，尾号为9029的电话分别向张聪发送短信，摘要为：“小张，我是王建勇家媳妇吴成菊……，房子你们就放心，我叫他卖的，购房合同我已寄回来了，剩下的钱你打给我就行，其他的事你们找他，他会给我说，我把银行卡发给你……”，“小张，我是吴成菊……，我和他是一家人，他说的也是我说的，他说怎么做我是赞同他的意思……”。2019年1月22日张聪通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向吴成菊转账31700元。后吴成菊以王建勇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决王建勇与张聪签订的《二手房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二手房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一，原告吴成菊是否知晓被告王建勇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告张聪。被告王建勇与原告吴成菊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内容，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从2018年6月起原告吴成菊与被告王建勇就如何出售涉案房屋交流不断，同年8月25日被告王建勇通过短信方式告知原告吴成菊涉案房屋出售基本谈妥，并征求原告吴成菊的意见。8月26日，被告王建勇与被告张聪签订《二手房转让协议》时，被告王建勇明确告知原告吴成菊涉案房屋已出售，被告张聪已支付了部分房款，原告吴成菊获知上述情况后并未立即提出异议。原告吴成菊虽提供了微信截图证实在涉案合同签订时其不在赫章，但并不能证实其不知晓被告王建勇出售涉案房屋。因此，可以认定原告吴成菊是知晓并同意被告王建勇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告张聪。第二，被告王建勇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虽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吴成菊名下，但被告张聪提供了其与原告吴成菊的短信截图，可以证实原告吴成菊与被告张聪就卖房及相关款项的支付等事宜进行了沟通的事实，且被告张聪已将剩余房款31700元打入原告吴成菊的账户，对此，被告张聪有理由相信被告王建勇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其次，原告吴成菊认可尾号为9029的电话号码是用其身份证入户，却否认该电话号码是其在使用，但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房屋交易期间该号码系被告王建勇使用，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原告吴成菊称被告张聪汇入其账户的款项非剩余房款，而是为被告王建勇代收的其他款项，被告王建勇予以否认，原告吴成菊也未将所收款项全额转给被告王建勇，与常理不符；其也称与被告王建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供了微信转账凭证，该转账凭证仅能证实原告吴成菊与被告王建勇之间有经济往来，不能证实被告王建勇欠其款项，故对于原告的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原告吴成菊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张聪与被告王建勇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利益的情形。综上，被告王建勇与被告张聪签订《二手房转让协议》，是被告王建勇与原告吴成菊共同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原告吴成菊请求确认被告王建勇与被告张聪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二手房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吴成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减半收取25.00元，由原告吴成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吴成菊提交转账截图，以证明其收到张聪的转账31700元后，扣除王建勇的部分借款，将剩余的25000元转给王建勇。案涉房屋剩余的房款都是张聪直接转给王建勇，足以证明吴成菊没有收到房款。经质证，王建勇认为上述截图是2018年12月的买车记录。张聪认为其是向吴成菊、王建勇购买案涉房屋，不清楚二人之间如何转账，一审开完庭后经核对，我转账给吴成菊的金额加起来是46700元。张聪二审提交转账凭证，以证明其向吴成菊转款46700元。经质证，吴成菊无异议，王建勇表示不清楚。经审查，吴成菊二审提交的转账截图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转账无备注信息，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聪提交的转账凭证已经核对，吴成菊无异议，予以采纳。二审另查明，张聪通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向吴成菊转款46700元，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二手房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上诉人吴成菊主张《二手房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其主要理由为：1.吴成菊未委托王建勇对外出售案涉房屋；2.案涉房屋登记在吴成菊名下，王建勇不具有处分权；3.一审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处理本案错误，张聪在交易时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4.二被上诉人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二手房转让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吴成菊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一审附卷的吴成菊与王建勇的微信、短信等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吴成菊与王建勇就出售案涉房屋一事进行了大量交流，一审查明事实部分予以体现，在此不再逐一罗列。结合吴成菊上诉状所载“通过2018年7月14的微信聊天内容为被上诉人（王建勇）告知上诉人（吴成菊）‘他们都嫌小，卖不成’。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帮上诉人寻找买家，但是并未成功找到。”内容，吴成菊已自认王建勇系帮其寻找买家，故本案可以认定吴成菊委托王建勇出售案涉房屋的事实。吴成菊认为其委托王建勇出售的是其他房屋，但未提供所谓“其他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合同等证据以核查房屋所有权人、面积、价格、按揭还款等情况，故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王建勇对涉案房屋没有处分权并不必然导致《二手房转让协议》无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虽然案涉房屋登记在吴成菊名下，但登记行为仅是针对物权的变动所采取的一种公示方法，并不影响《二手房转让协议》的效力。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结合尾号为9029的电话号码系以吴成菊名义入户，张聪与该号码手机短信内容，张聪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实地看房，王建勇将案涉房屋的购房合同交由张聪保管，张聪将部分购房款46700元通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转入吴成菊账户等事实，可以认定张聪已经尽到购房人的合理注意义务，其对卖房人王建勇的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故一审适用表现代理的规定，认为张聪有理由相信王建勇有权处分案涉房屋并无不当。4.根据《二手房转让协议》，张聪系以338000元购买案涉房屋（79.7㎡），该价格并未明显低于房屋所在地商品房销售水平，且基于对王建勇代理权的合理信赖，张聪向其支付大部分购房款符合交易习惯，吴成菊又未举证证明张聪与王建勇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其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二手房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至于购房款应如何分配，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吴成菊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成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成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