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民终18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吉林省通榆县。 法定代表人：姜玉田，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继安，内蒙古适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景莉，女，1967年2月2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汉国，吉林杨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丛志超，女，1984年8月25日生，汉族，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汉国，吉林杨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黄景莉、丛志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岭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的法定代表人姜玉田及其委托代理人陆继安、被上诉人黄景莉、丛志超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汉国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长岭县人民法院（2019）吉民初469号的判决;、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高粱货款2789963.6元;三、诉讼费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经长岭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诉人认为本案是违法裁决，没有保护到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依法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双方约定的高粱货款价格与实际价格不符，法庭没有质证，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丛志超应当承担给付上诉人货款的连带责任,应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不应摘除丛志超。三、关于本案争议高粱的数量问题，判决出入性业很大,没有对实际数量进行质证和认证四、一审主审法官偏听偏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尽到一个法官的应有的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五、主审法官隐瞒黄景莉母女，伪造老库房酒厂买卖合同，恶意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六、还有录音为证，因我们没有按着他们的要求给法官等送钱，才有此错误裁决，并且超期判决。综上所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为上诉人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判决错误，还上诉人一个公道，已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给付高粱货款2789963.6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2.请求判决二被告承担连带给付义务。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开始，原告通过铁路货运运输和公路货运运输往被告黄景莉处运送“红糯15号”高粱共计1625.94吨，其中铁路运输共计1312.9吨，公路运输313.04吨。以上高粱货款合计人民币5796113.6元，黄景莉及其女儿丛志超先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3006150元，剩余2789963.6元尚未支付。现二被告已实际接收原告发送的高粱，但经原告多次催讨，二被告仍不给付货款。现原告依法诉至贵院，要求二被告支付该货款，恳请贵院予以支持。 黄景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没有最终结账，原告主张的货物数量和欠款数额不正确，应当按照原、被告2018年12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确认的高粱数量和价格为准计算价格。原告与黄景莉之间系委托关系，黄景莉处理委托事务支付的费用应由委托方原告负担。 丛志超辩称，丛志超与本案无关，其只是帮助黄景莉办理网上银行转款业务，因此其不应当是本案的被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证实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方提供的黄景莉手写收入库房的粮食总重量照片两份，第一份照片黄景莉认可入库高粱209.04吨，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14日六趟货运车。第二份2018年10月31日，黄景莉手写收姜玉田高粱1312.9吨，为红糯15号高粱铁路货运单。原件在被告处。被告黄景莉质证认为，第一份照片入库高粱209.04吨，为9月11日-14日六趟货运车的证据，并不是我出具的，也不是我女儿出具的。第二份收高粱1312.9吨我收到了。 2.原告方提供的21张铁路运输单，其中20张收货人为贵州遵义汇兴铁合金有限公司（此地点为货物收发地），有一张收货人为丛志超，经办人处所填电话号码均为黄景莉的电话即收货人为黄景莉。被告黄景莉质证认为，1312.9吨我是承认的，其中有20车1280吨是铁路运到遵义的，有32.9吨是汽运运的。有一个是70吨的红糯5号高粱。被告丛志超质证认为，证据证实了货物运到的是火车站，其中有20张收货人是汇兴公司，有一张收货人是丛志超，足以证实丛志超不是本案的被告，如果丛志超是本案被告，那么本案也应当追加汇兴公司为本案被告。 3.原告方提供的贵州粮食局安排部署2018年秋粮收购工作官方信息公开文件一份，该文件是在贵州省粮食局官方网站信息公开栏下载的，证明贵州省2018年秋粮收购价格高粱为每斤4.1元，此价格明显高于东北地区收购价格，也是原告委托被告在贵州代售粮食的原因。被告黄景莉及丛志超质证均认为，文件不是原件，与本案无关。 4.原告方提供的回收合同书、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各一份，证明原告委托代售的高粱是从农户手中以每斤1.4元收购的，收购高粱后经过烘干、运输等到达贵州黄景莉手中，成本价格已经达到1.77元/斤，即每吨3500元。合同原件都在家里。被告黄景莉及丛志超质证均认为，原告提供的两份证据均是复印件，原告多少钱收，在哪里收购的与二被告无关，也与本案无关。 5.货物运输协议书六份、铁路货物运单15份。货物运输协议书，附带着一份黄景莉书写的自记账本，应该算是她自己记载的，收我们货物的时候的账本。因为这个货物运输与账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互相佐证。货物运输协议书一共有六份，协议书中明确写明货物运输所用车辆的车牌号、货物总吨数、货物的发出地、收件地和收货人为姜玉田，收件地为遵义仁怀。被告黄景莉质证认为，对这六份货物运输协议书有异议，应当提供原件作为证据。且收货人没有被告的字样，收货人都是姜玉田，上面没有体现任何黄景莉字样。另外还有两张是托运单位为金克粮贸，这几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从他提供的货物运输协议上看与他上次举证的车号不符。 被告黄景莉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银行往来明细10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7张。银行往来证明给原告打款2953150元。微信聊天记录是原告与黄景莉之间的，证实打款的卡号及姓名均是由原告提供的。黄景莉通过微信给原告转账53000元，货款已付3006150元。原告质证认为，银行汇款和微信转款记录可以看出第一笔转款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转给袁凤霞1万元，按照被告的说法，在2018年10月31日之前没有收到姜玉田的高粱，那么被告为什么会在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18日之前多次汇款给原告方。汇款时间已经能够佐证被告在2018年10月31日之前就已经收到了原告的高粱并代为出售，获得了价款。对原告收到的货款金额没有异议。 2.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截图5张，证实原告发的高粱质量有问题，被告收到原告发的高粱1312.90吨，其中70吨的价款为每斤1.88元，32吨的价款为每斤1.56元，其余的按每斤1.5元出售。有姜玉田本人签名，签完名后通过微信发给被告的。原告质证认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粮食是我从瞻榆粮库通过汽运发出的陈粮，但因当时上市较早，所以价格定为3760元/吨。关于第5页此文书是姜玉田找人代写，是因为被告承诺按此价款立即给付红糯15号的货款，所以原告方为了能够尽快回笼资金给付农户春耕款和收粮款，才同意每斤1.5元，但被告方没有按照约定立即给付价款，所以此承诺没有生效。此页文书是附成立条件的合同，条件没有成立，合同没有生效。 3.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截图2张，证实原告当时通知被告，将收到的高粱中发给曲兵21.86吨。原告质证认为，聊天记录中反映的粮食是发给曲兵的，是我在曲兵那换了10万元的酒，与本案无关。 4.原告与被告聊天截图，原告让被告支付给刘师傅汽车运费4100元。原告对此没有异议。 5.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截图，证实被告经过原告同意，垫付给于世海汽车运费27965元。原告对此没有异议。 6.证明材料，贵州豫粮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实铁路的提票费、下站费、运到库房的短途运算费、工人上下装卸费、短途运输费都由发货方承担。有贵州豫粮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原告质证认为豫粮商贸的证实材料与原告无关，与本案无关。 7.谢应家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他给被告接收21车皮高粱，费用共计134460元。原告质证认为，谢应家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卸的是原告用火车运输的粮食，并且本人没有到庭进行质证，无法证明证据的真伪。 8.合同书一份，是原告与刘大凯签订的，证明原告给被告的费用不低于原告与刘大凯签订合同约定的利润。原告质证认为，此合同书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证明不了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 9.王忠远的证明材料，证实给黄景莉过机不干净的高粱，费用为5600元。原告质证认为，王忠远的证明材料是复印件，无法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且证明的内容只能证明被告在过机房过高粱，不能证明是本案所涉的高粱。 10.刘章明的证明材料，证实他给黄景莉往酒厂托运高粱费用为138290元。原告质证认为，刘章明的证明材料是复印件，无法证明真实性，并且只能证明刘章明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 11.罗志敏的证明材料，证实黄景莉为存放高粱租的库房租金35000元，每月10000元。原告质证认为，对罗志敏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反映的是被告与案外人罗志敏房屋租赁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12.2019年1月22日姜玉田去遵义让我女儿丛志超代买的飞机票，票价为800元。原告对此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份，原告法定代表人姜玉田与被告黄景莉口头达成委托协议，由被告在贵州遵义代为销售原告的高粱，被告负责接收货物、租用库房、联系买家，销售价格由原、被告通过电话、微信联系确定，销售后所得货款返给原告。原告通过铁路货物运输和公路货物运输往被告黄景莉处运送“红糯5号”和“红糯15号”高粱1000余吨。被告黄景莉接收高粱后将高粱销售到当地酒厂，后因未能及时返款，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1625.94吨高粱货款扣除已付款项3006150元后的余款2789963.6元。审理中，被告黄景莉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原告主张的款项不正确，应当按双方微信确定的高粱数量和价格计算返款数额，并扣除办理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及报酬。被告丛志超的代理人认为，丛志超帮助其母亲黄景莉完成银行转账，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承担返款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一、被告丛志超是否为适格诉讼主体；二、二被告应否连带给付原告高粱货款2789963.6元，并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结合证据认定情况，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一、关于丛志超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应否承担给付货款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丛志超不是适格主体，不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连带责任。黄景莉与丛志超系母女关系，因黄景莉对银行转账业务不熟悉，责成其女儿帮助办理相关业务是很正常的事情。原告以丛志超使用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其母亲黄景莉转账付款，并接收一次货物为由，便认为二被告之间为转委托关系，但原告对其主张并未能提供其它证据，如是否经过被代理人同意或事后追认及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而形成转委托的相关证据来加以证实，因此，原告主张的转委托关系不能成立，被告丛志超不应承担给付高粱货款的民事责任。 二、关于争议的高粱数量如何认定的问题。（一）被告黄景莉接收高粱数量应认定为1591.94吨。1.对于原告主张的火车货运1312.9吨（1280吨+32.9吨=1312.9吨），因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庭审中查明，被告对原告举证的2018年10月31日被告黄景莉收到红糯15高粱1312.9吨没有异议，但对六车汽运209.04吨高粱有异议，对其中的车牌尾号为“6**9”、“1**5”、“3**9”、“3**5”的四辆车高粱没有异议，对车牌尾号“7**5”、“6**0”的两辆车的高粱不予认可，但从原告提供的货物运输协议书及此份入库清单的完整性分析，既然被告承认其中的四车货，那么对于一次性由被告书写完成的清单的另两车货，亦应当予以认定，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14日，被告黄景莉接收原告汽车运送的高粱重量应为209.04吨。3.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11月接收的70吨，因被告庭审中承认接收，本院予以确认。4.关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10月份被告黄景莉接收34吨红糯5号高粱的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是2018年9月8日星期六物流公司发给原告的手机短信，但该短信息载明：“在河北黄骅东道安村给侯喜龙装红矛六高粱680袋×100斤计34吨发往贵州茅台镇。车主张岭15××××××999/13****9乔东光。货到付运费每吨”等字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发信息的时间是2018年9月8日，与原告主张的2018年10月份发货时间不符。其次，这批货物是“红矛六”，与原告主张的“红糯5”高粱品种不符。再者，经询问货车车主张岭，其货车车牌号码为“冀D×××65”，这个车牌号码与2018年9月份的六车货中尾号“6**5”相符。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接收34吨高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二）关于被告黄景莉主张的付给曲兵21.86吨高粱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代表人姜玉田称这部分高粱和曲兵换酒了，与本案无关，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另外存在其他买卖或委托合同关系，而经本院电话核实曲兵本人，曲兵证实2019年1月份姜玉田用21.86吨高粱换茅台酒204箱，高粱因质量不好，没有按吨数计价。因此，结合案情分析，本院对从被告的库房付给曲兵的高粱数量为21.86吨这一事实予以认可，而对于被告黄景莉主张的每吨高粱按3600元计价予以冲抵货款，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争议的高粱价格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确认，即协商不成的，按照交易习惯或进行体系解释，如无法确定应当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市场价格确定，如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原告提交了贵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2018年高粱的收购价格的指导价为4.1元/斤。据此原告主张按照约定去掉一次费用后的净利润价格，即3600元/吨计价。对此，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被告黄景莉在往酒厂等地销售高粱时都是通过电话、微信事先征求原告代表人姜玉田的同意后进行销售的，从被告举证的2018年12月12日双方的微信及被告举证的电话录音均可以证实。因此，“红糯15”高粱的价格应按双方共同确认的价格计算。反观原告的主张，因原告的高粱品种、质量等因素的影响，销售不出去，这一点庭审中被告举证的电话录音和微信已经证实了。因此，原告的高粱受当时市场行情控制，更谈不上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另外，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12月12日双方确定的高粱销售价格，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六车汽运高粱的价格，结合案情分析，应按每吨3600元计算为宜。 四、原告应否向被告支付报酬和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问题。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双方对如何支付报酬有争议，被告对其主张销售每吨高粱报酬200元负有举证责任，但被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应按原告认可的每吨100元计算报酬。原告应支付被告报酬为159194元（1591.94吨×100元）。对于被告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如何处理的问题，双方约定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原告应当支付被告垫付的接收高粱的运费、租用库房的租赁费，处理高粱的过机费用等。1.21车铁路运费问题。21车高粱均是由被告雇佣当地做装卸工作的谢应家完成的，这部分费用包括提货时向铁路部门支付的提票费、下站费、工人卸货费（火车站和库房装卸）及倒运费，这部分费用是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因此，被告垫付后应由原告支付这部分费用134460元。2.被告黄景莉付给于士海（司机）32.9吨高粱运费27965元，原告对被告垫付运费没有异议，这部分费用应由原告支付。3.2018年9月11日被告黄景莉微信垫付刘师傅运费4100元，原告对此无异议，此笔费用应由原告支付。4.租库房存放高粱，租赁费是必要费用，因此，被告黄景莉支付给罗志敏的房租费35000元，应由原告负担。5.关于王忠远证实高粱过机费用5600元的问题，从被告举证的微信及通话录音均反映有70吨的高粱杂质多，需要过机酒厂才能要货，高粱过机是被告按照原告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这笔费用应由原告负担。6.被告为原告垫付的飞机票800元，情况属实，此笔费用应由原告负担。7.关于刘章明证实其为被告黄景莉往酒厂托运高粱每吨100元，运费总计138290元的问题，因该证言证明的事项不具体、不明确，无法证实其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被告黄景莉的举证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垫付的费用共计207925元。 综上，原告与被告黄景莉之间口头达成的由被告黄景莉在贵州销售高粱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被告黄景莉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原告，原告应当向被告黄景莉支付为完成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和报酬。被告丛志超不构成转委托，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景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高粱货款人民币1420843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20元，由原告负担14290元，由被告负担14830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张的高粱价格的问题；经查，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张2018年12月12日双方确定的高粱销售价格，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但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而黄景莉提供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姜玉田的电话通话录音，证实是姜玉田所确定的价格“即高粱1.5元每斤”，所以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张的黄景莉还接收了34吨高粱的问题；经查，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庭审中提供一份货运单复印件证实黄景莉收到34吨高粱，黄景莉质证，上诉人应提交原件，也没有物流公司的公章，收货人也不是黄景莉。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张丛志超应当承担给付上诉人货款的连带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丛志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黄景莉与丛志超是转委托关系，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120元，由上诉人通榆县瞻榆镇丰胜村江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冲 审判员 冷晓峰 审判员 于 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崔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