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66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绍良，男，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先发，金堂县三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住所地成都市金堂县三星镇兰家店村。 法定代表人：张传德，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成亮，四川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奕伟，男，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金堂县供电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迎宾大道一段1号。 主要负责人：孙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斌，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德有，男，195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上诉人曾绍良、上诉人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以下简称“三星制革厂”）因与被上诉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金堂县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堂供电公司”）、赵德有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8）川0121民初2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曾绍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三星制革厂、金堂供电公司连带承担本次事故60%的责任，即赔偿上诉人的各项损失815160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2.金堂供电公司与赵德有的委托代理人系同一律所律师，一审法院违法使用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一审程序不合法，请求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造成错误判决。一审法院未组织对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门卫向继调的证词进行质证，就将向继调的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是错误的。三星派出所接（报）警登记表除接警时间、报案人姓名、受伤结果、送金堂县医院治疗的情况属实之外，其他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认过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推断上诉人的受伤地点是在高压设施0.4米范围是错误的，应当充分考虑其他导电体、导电物伸出安全距离同样会使人触电受伤的结果。二、一审法院用合同条文来认定被上诉人金堂供电公司无责任是错误的。金堂供电公司在2013年8月之后未到现场检查，明知三星制革厂未使用电，未提出与三星制革厂终止供电合同而停止供电，给三星制革厂增加了危险程度，放任了结果发生，应当与三星制革厂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受伤原因系其无正当理由靠近带电高压设施所致是错误的，上诉人是住在三星制革厂的临时看厂人，是持有厂门钥匙的随意进出者，并非无理由靠近。四、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标准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五、上诉人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应当减免。 三星制革厂辩称，曾绍良及其家属为隐瞒及非法潜入厂区的事实及可能从事不正当活动的情况，其向医院、公安机关陈述其伤情是摔倒所致，隐瞒事实真相，其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后果。鉴于曾绍良双手截肢，三星制革厂出于对其遭遇的同情以及本着人道主义出发，自愿向曾绍良给付80000元。 金堂供电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同意三星制革厂对曾绍良的答辩意见。曾绍良并非合法在厂进行看守，一审法院也并未如此认定。曾绍良放弃治疗的事实有医院的出院证明予以证实，上诉人对护理依赖费用的主张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赵德有辩称，我并未将钥匙拿给曾绍良，不可能聘请曾绍良去看守厂区，曾绍良如何到厂区我不清楚。 上诉人三星制革厂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对曾绍良损失的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确定上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勘查显示安装变压器的石墩地面的高度大于2米，变压器的输入端带电且变压器的上方距地面的高度约2.5米以上，结合曾绍良自述的距变压器2-3米处安全距离之外的不实陈述，一审法院据此仅推测出曾绍良被电击的地点位于上诉人产权一侧，而排除了其被电击地点位于被上诉人金堂供电公司一侧，对上诉人不公平；3.上诉人在进入厂区的第二道门口已经注明警示标识，提醒无关人员不得入内，被上诉人曾绍良置若罔闻，放任其自己私自进入的行为，同时曾绍良并非三星制革厂雇佣人员，其进入厂区未经上诉人授权，具有非法故意，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4.金堂供电公司提交的交费凭证可以确定上诉人最后的用电行为发生于2013年8月，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三十三条“用户连续六个月不用电，也不申请办理暂停用电手续者，供电企业须以销户终止其用电”之规定，被上诉人金堂供电公司至迟应于2014年3月启动上诉人的销户程序，并终止对上诉人供电；5.曾绍良自保险公司获得的医疗费5000元、72000元及810元保险金应当扣减，同时曾绍良有放弃治疗的情形，相应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6.赵德有负有管护厂区的责任，其未尽到职责，应当因其失职行为承担相应责任；7.一次性支付20年的护理依赖费用可能存在道德风险，请求酌情减少。 曾绍良辩称，曾绍良进入厂区是合情合理的，警示标志也是事后添加。三星制革厂称曾绍良在厂区有偷盗行为也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保险所赔款项不应扣除，因为华西医院称治疗费用需要30多万，因无力承担医疗费，才未继续治疗，实际上曾绍良一直在治疗过程中，并非放弃治疗。曾绍良是赵德有请去临时守厂的，曾绍良临时守厂的费用也由赵德有收取了，曾绍良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护理依赖应当一次性支付20年的费用，曾绍良现阶段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需要人来照顾。 金堂供电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曾绍良具有不当行为，应当自行承担后果。三星制革厂称我方应当断电，但双方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无此约定。《供电营业规则》上载明的终止用电是给供电区的权益而非义务，我方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曾绍良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其不要求赵德有承担责任，且赵德有在本案中仅是厂房的看守人员，其对于非法进入的行为无法全程监管。 赵德有辩称，我并未将钥匙拿给曾绍良，不可能聘请曾绍良去看守厂区，曾绍良如何到厂区的我并不清楚。 曾绍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三星制革厂、金堂供电公司连带赔偿曾绍良的损失1358600.07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21日19时50分前，一不知名路人告知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门卫向继调称：隔壁三星皮革厂有人被锁在里面，帮忙去开一下。因向继调在三星皮革厂养鸡，持有该厂钥匙，向继调当即到三星皮革厂用钥匙打开厂门，发现曾绍良两只手受伤，于是问曾绍良怎么受伤的，曾绍良回答：不知道怎么受伤的。向继调进厂查看后说：你可能是电击伤的。后向继调用曾绍良的手机向“120”报案，并将曾绍良从厂区里扶至厂外对面靠近金堂县灯下）的石头上坐下，整个过程曾绍良能回答向继调所问的问题。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急诊出诊登记表载明：2017年5月21日19时50分，该院工作人员何ⅩⅩ接到电话号码为151××××0045的电话，告知有人烧伤。2017年5月21日19时54分，医生伍ⅩⅩ、护士徐ⅩⅩ在该院门口对伤者（姓名：曾绍良）进行紧急处置，2017年5月21日19时58分，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用“120”救护车将曾绍良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后因技术条件所限，曾绍良被送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烧伤外科住院治疗。金堂县公安局三星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接警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23时30分，报案人为第三人赵德有。处警情况：报案人赵德有来所报称，2017年5月21日18时许，其舅子曾绍良于下午受伤后120已将曾绍良送往县医院治疗，其伤者身上的伤怎么形成的不知情，曾绍良家中有房子，临时住在皮革厂，住了1个月左右，民警联系其家属，曾绍良女儿告诉赵德有妻子，曾绍良自己摔伤的。报案人签字确认，民警联系其女儿，其女儿称，曾绍良是自己摔伤，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2017年5月23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出具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的入院时间：2017年5月22日。同时载明如下内容：1.出院诊断：全身多处电击伤。2.诊疗小结：专科情况：创面集中于左胸部双上肢、右侧大腿，双上肢部分创面见皮肤、皮革样改变，双手苍白、冰冷，屈曲畸形……急诊行双上肢切开减压术……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可见血管栓塞明显，左前臂肌肉夹心样坏死，右上肢肌肉坏死，肌束无收缩。经全科讨论，患者目前辅助检查及体征支持电击伤诊断，病情危重，患者家属强烈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3.出院医嘱及建议：建议当地医院继续治疗。2017年5月26日，曾绍良入住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入院诊断：电击伤，右上肢坏死、左前臂坏死……。2017年6月21日，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出具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的内容有：2017年5月28日，急诊静吸复合麻醉下行左上肢肘以下水平截肢、右肩关节离断术……。2017年6月21日，经相应治疗，患者一般情况可，左上肢残端及右肩关节组织形成，分泌物较多，肉芽新鲜，刺激后出血较多。患者要求出院，向患者交待出院后创面有感染风险，甚至全身感染危及生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仍坚持出院。出院医嘱及建议：1.正规医疗机构继续治疗，左上肢残端、右肩关节手术治疗封闭创面。2.正规医疗机构创面继续换药。3.创面愈合后防疤治疗……。2017年12月29日，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曾绍良损伤程度为二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产生鉴定费1908元。2019年1月26日，上海电力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经推断，曾绍良的临床表现符合被高压电电击致伤的特点。产生鉴定费1350元。金堂供电公司提交的四川省电力公司模拟电费发票共计四份，载明金堂县三星制革厂的电费情况为：2012年11月，2900.81元。2012年12月，1074.17元。2013年1月，968.10元。2013年8月，710.31元。金堂供电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载明的电费金额与前述四川省电力公司模拟电费发票一致，均为710.31元。 同时查明，一、金堂县环境保护局文件（【2012】56号）载明，该局于2012年5月17日向金堂县人民政府请示关闭三星制革厂等八家污染企业。2012年5月18日，金堂县人民政府主管领导作出同意关闭前述八家污染企业的批示，三星制革厂随即关闭。2012年7月31日，三星制革厂与金堂供电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该合同载明与本案权利义务相关内容包括：二、供用电方式和合同履行地点2.主供电源：供电人以10ΚＶ电压，从10ΚＶ三镇路五爱村支5＃杆“Ｔ”接向用电人供电。4.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合同履行地点。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具体供电接线方式和产权分界点见附件《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八、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1.经供电人、用电人双方协商确认，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及产权分界点设在10ΚＶ三镇路五爱村支5＃杆“Ｔ”接点向用电人负荷侧延伸0.5米处。5＃杆属于供电人。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人，由供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人，由用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5.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根据事故性质以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或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基准划分。九、约定事项1.供电人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用电人的用电情况进行检查，用电人应当予以配合。……6.用电人资产重组、产权转让、申报破产倒闭、关闭或经营方式重大调整变化时，应提前60日书面告知供电人，双方协商变更或中止供用电合同。9.供电人的用电检查人员知悉查电任务时，应向用电人出示《用电检查证》。11.用电人不用电时，应向供电人提出申请，并办理销户断电手续。十、违约责任1.供电人违约责任（1）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供电人不承担违约责任：Ｆ）第三人过错造成的。2.用电人违约责任（7）用电人不用电又未向供电人提出申请，并办理销户手续，造成安全事故的，由用电人承担一切责任。三、根据各方确认的金堂县气象局出具的事发当天前期状况证明、现场勘测图、现场照片及当事人陈述，三星制革厂坐落的变压器位置与曾绍良指认的受伤地点相距2-3米，安装变压器的石墩距地面的高度约2米，受伤地点堆有树枝，当天天气情况：24小时降雨量为5.9㎜属小雨。变压器的输出端（三相）已剪短（被剪断处距接线处约0.2米），变压器的输入端带电且在变压器的上方距地面的高度约2.5米以上，三星制革厂未使用动力电，仅搭接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的220Ｖ低压电源供照明使用。四、《电力安全工作规程》6.2一般安全技术措施6.2.1进行地电为带电作业时，人身与带电体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表6.1规定，表6.1规定的10ΚＶ安全距离为0.4米。五、2017年9月22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出具《理赔通知书》，载明的相关内容为：以曾绍良为被保险人在该公司投保了国寿附加绿舟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舟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该保险公司经核定，分别支付5000元、72000元、810元理赔保险金。其中，曾绍良提交的医疗费票据系事故发生后向保险公司提交的理赔相关资料，保险公司对曾绍良进行了理赔，赔偿曾绍良医疗费5000元，原件及票据共11份，金额为66857.69元。六、2018年1月3日，成都长亭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出具《伤残人员假肢安装诊断证明书》，载明：曾绍良适宜安装国产普通适用性上臂肌电手，基本参考价格80000元。其中，18岁以下，按每5年更换一次；18——50岁之间，按每7年更换一次；50——70岁按按每9年更换一次。成都长亭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26日取得四川省民政厅批准的假肢和矫形器生产装配资格认定，并取得假肢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许可证。七、曾先发，男，1932年12月15日出生。郑术云，女，1934年3月14日出生。曾先发、郑术云系曾绍良父母，均居住于四川省金堂县，曾先发、郑术云共生育包括曾绍良在内九个子女。八、2017年四川省相关的统计数据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227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1397元。九、曾绍良使用的手机号码为151××××0045。十、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与三星制革厂之间仅间隔一条乡村水泥路。 一审庭审中，曾绍良对损伤的发生，认可自身存在过失，应承担的责任由法院确定。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如下事实：三星制革厂自相关部门下发关闭通知后就未进行生产。 对当事人有争议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曾绍良受伤的时间、地点的认定。 曾绍良陈述：受伤的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晚约19时，受伤地点为三星制革厂变压器与厕所之间，距变压器约2-3米。三星制革厂、赵德有认为，曾绍良应系为了偷东西爬到变压器上被电击伤。金堂供电公司认为，根据现场勘查，曾绍良陈述的致伤地点不可能被高压致伤。根据国家电网《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10KV及以下安全距离为0.35米，因此曾绍良不可能在此地点被高压致伤。同时，还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曾绍良陈述的受伤地点能否受到高压电击伤及触及高压电的方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出具的对曾绍良进行救治处置记录、送曾绍良在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急救、四川大学华西附属医院治疗的相关记录、现场勘测图、现场照片、证人证言、第三人陈述、一审法院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认定曾绍良系在三星制革厂被高压设施致伤，但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三星制革厂变压器系10ΚV级变压器，故曾绍良所述受伤地点不能成立，应当在距包括变压器在内的高压设施0.4米以内致伤。曾绍良陈述的受伤时间能够成立，即2017年5月21日19时左右，但所述致伤地点不能成立，其致伤地点应在距变压器在内的高压设施0.4米范围内。 二、曾绍良居住在三星制革厂相关事实。 三星制革厂安排的值守人员为赵德有，赵德有自2012年1月至曾绍良受伤时一直从事守护三星制革厂工作。赵德有系曾绍良姐夫，自2017年春节起，曾绍良晚间在赵德有从事三星制革厂守护的值守房居住。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曾绍良的损伤系高压电致伤，系特殊侵权案件，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高度危险作业责任主体为经营者。高度危险作业的经营者，应当是对高度危险设施拥有支配权并享有运行利益的人。本案系高压电致人损害案件，电能必须具有一定载体才能存在，包括高电压变压器、高电压电力线路及高电压相关电力设施等。同时，电能经发电、输电、用电在一个闭锁网络内同时运行。通常情况下，发电、输电、用电属于不同主体，电能相关载体在电能运行不同阶段也属于不同主体。鉴于电能的特殊性，在高电压致人损害案件中应根据谁对高度危险作业设备拥有支配权并享有运行利益，来认定高电压的经营者。本案中，事故触电点在三星制革厂与金堂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的供用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三星制革厂一侧包括变压器在内的高压设施0.4米范围内，发生触电事故的变压器及其余高压设施属于在三星制革厂，且该电力设施可以通过向金堂供电公司提出申请，与金堂供电公司的供电线路断开或销户。三星制革厂是以其电力设施为载体利用电能进行生产活动，享受运行利益。虽然，事故发生时，三星制革厂因环境污染（排污超标）问题停止了生产，但三星制革厂与金堂供电公司在《高压供用电合同》中对停电、销户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出现上述情况，三星制革厂应提前60日向金堂供电公司申请。审理中，三星制革厂并无证据证明已向金堂供电公司申请停电或销户。而金堂供电公司对属于三星制革厂的用电设施不享有控制、支配的权利，金堂供电公司也无权在不具备合同约定停电的前提条件下，无故停止向三星制革厂供电。故，三星制革厂作为用电企业是涉案高压电力的经营者，是本案的责任主体，金堂供电公司不是本案中的经营者，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依法不应对曾绍良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曾绍良关于三星制革厂、金堂供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高压电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因三星制革厂未举示证明曾绍良的损伤系其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证据，故不能免除经营者三星制革厂的赔偿责任。关于曾绍良是否有过失以及过失程度问题，首先，曾绍良在一审审理中自认存在过失。其次，曾绍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案涉变压器带电且系高压电，靠近其周围有触电的危险。再次，三星制革厂坐落的变压器位置与曾绍良指认的受伤地点相距2-3米，安装变压器的石墩与地面的高度约2米，带电变压器输入端的电缆在变压器的上方，距地面的距离在2.5米以上。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载明的内容，曾绍良在变压器周围行走是不可能被高压致伤的，其损伤必然系靠近带电高压设施0.4米以内所致。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曾绍良对致伤过程不真实的陈述，曾绍良的致伤主要原因，系其无正当理由靠近带电的高压设施所致。曾绍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案涉变压器带电且系高压电，靠近其周围有触电的危险却仍靠近带高压电力设施，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据此减轻经营者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案情实际，曾绍良对损害后果应当承担80%责任，三星制革厂承担20%责任。 关于曾绍良损失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对曾绍良的损失分析评判如下：关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曾绍良主张，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因其提供的工作关系证明及工资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其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应支持，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关于残疾用具费。根据成都长亭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出具《伤残人员假肢安装诊断证明书》，更换三次假肢，每次80000元，曾绍良主张240000元。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川高法（2001）320号】规定，假肢或辅助器具的总使用年限按70年计算，即以伤残人员定残之月起，连续计算至其70周岁。其中定残时年龄在18岁以下的，其假肢或辅助器具每五年更换一次；18（含18岁）-50岁，按每7年一次50（含50岁）-70岁，按每九年更换一次；使用年限计算至70岁时，所产生剩余年限不足9年的，按更换一次计算。曾绍良定残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出生时间为1967年7月7日，定残时已50岁，故适用每九年更换一次，按照前述规定，应当更换三次。故，原告的损失确认为：住院时间为30天（2017年5月22日——2017年6月21日），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500元（30天×50元／天）。住院期间护理费为2400元（30天×80元／天），出院后的护理费为：374010元【37401元（2017年四川省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20年×50%（部分护理依赖）】，因曾绍良仅按2016年四川省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36218元主张，故确认为362180元。交通费，根据曾绍良在几个医院治疗及伤情实际，酌定为1500元。营养费为600元（30天×20元／天）。医疗费，曾绍良举示的医疗费票据金额为66857.69元，曾绍良作为被保险人（受益人）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投保了国寿附加绿舟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舟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该保险公司经核定，分别支付5000元、72000元、810元理赔保险金。根据法律规定，曾绍良产生医疗费用不能获得重复赔偿，故对前述保险公司支付的5000元医疗费、810元住院费用应当扣减，即医疗费确认为61047.69元（66857.69元－5000元医疗费－810元住院费）。鉴定费为3258元（1908元＋1350元）。伤残赔偿金为220086元（20年×12227元／年×90%），被扶养人生活费6331.67元（5年×11397元／年×90%）÷9。误工费为1005元（30天×12227元／年）÷365天。残疾器具费240000元（3次×80000元／次）。精神抚慰金，根据案件实际酌定为20000元。以上合计损失为：916017.19元。根据本院上述确定的责任承担比例，三星制革厂应赔偿曾绍良183203.44元（916017.19元×20%），其余损失由曾绍良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曾绍良183203.44元；二、驳回曾绍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14元，由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负担2514元，曾绍良负担6000元。 二审中，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三星制革厂向本院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电杆和警示标志的照片，曾绍良申请证人唐某、曾某到庭作证。本院组织各方对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三星制革厂提交的照片无原始载体印证，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唐某、曾某与曾绍良有亲属关系，且证言之间相互矛盾，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赵德有在一审中陈述在出事前一两个星期就把厂区大门钥匙从曾绍良处收回，事发当天曾绍良怎么进入厂房其不清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三星制革厂、金堂供电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高压不仅包括高压力，还应包括高压电，其适用无过错责任的依据在于高压电致人损害的特殊性，本案中案涉电压等级为10KV，属于高压范畴。三星制革厂认为本案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三星制革厂主张曾绍良具有非法故意，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案涉高压设施位于三星制革厂内部，且已经停止经营，是相对封闭的场所。曾绍良并非三星制革厂员工，亦非三星制革厂雇请负责看守厂区人员，原审第三人赵德有也陈述其并未雇请曾绍良帮助其看守厂区，故曾绍良陈述系在巡查厂区时受伤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虽然曾绍良曾经临时住在三星制革厂门卫处，但根据赵德有的陈述，在事故发生前一两周就已经把厂区钥匙从曾绍良处收回，赵德有不知道曾绍良当天如何进入厂区的。该陈述能够证实曾绍良进入相对封闭的厂区内部未经合法授权，不具有正当性。再次，即使如曾绍良所述，其从门卫处至厂区卫生间上厕所，但根据一审现场勘查图能够看出，厂区门卫室与卫生间均在同一侧，途中不可能经过高压电设施一侧，其陈述在上厕所返回途中被高压电击伤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规定，10KV级高压电设施与人体的安全距离为0.4米，故被高压电击伤的前提须是距离高压电线或高压电设施0.4米以内。本案中，曾绍良陈述其系在距离变压器在内的高压电设施2-3米的距离被高压电击伤，而该距离内并无证据证明存在脱落的高压电线或其他与高压电线相连的导电物体，故事故现场唯一可能触电的设施为变压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变压器位于高约2米的石墩上，高压输入端更是高达2.5米，远高于普通成年人的身高，曾绍良即使正常经过该高压电设施，其与变压器高压输入端的距离亦远大于0.4米，不可能发生触电事故，故一审法院认定其损伤系曾绍良无正当理由靠近带电的高压电设施所致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承前所述，并结合曾绍良女儿在公安机关所作“曾绍良是自己摔伤，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不实陈述。本院认为，曾绍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导致高压触电的损害后果，无正当理由而放任该后果的发生，构成间接故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不承担责任的法定事由。上诉人三星制革厂主张曾绍良应当自行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曾绍良主张金堂供电公司与赵德有的委托代理人系同一律所律师的问题。本院认为，赵德有为本案第三人，金堂供电公司与其并无利益冲突，故聘请同一律所代理人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关于曾绍良主张一审法院违法使用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门卫向继调所作的询问笔录组织了各方进行质证，曾绍良的主张未经质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三星制革厂在二审中明确书面表示，其愿意向曾绍良补偿80000元。本院认为，该意思表示系当事人自愿作出且不损害其他人员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上诉人三星制革厂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曾绍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8）川0121民初2500号民事判决； 二、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补偿曾绍良80000元； 三、驳回曾绍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514元，因一审法院已审批同意免收，应由一审法院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4575元，由上诉人曾绍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牛玉洲 审判员  唐 健 审判员  徐苑效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