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7民终1006号 上诉人：梅菊翠，女，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被上诉人：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爱国路34号。 负责人：陈悦彪。 上诉人梅菊翠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创元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2019）皖0705民初4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梅菊翠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2019）皖0705民初4446号民事判决（一）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撤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2019）皖0705民初4446号民事判决（三）支持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驳回上诉人反诉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约定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可以申请撤销?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裁判。关于上述争议焦点，《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明确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专门的风险代理收费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已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中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也就是说，作为合同相对人享有对该合同条款的撤销权，有权撤销该格式条款。综上本案合同签订过程我完全是在受蒙骗不知情情况下签名，作为专业的职业律师庭审中对自已提供的格式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应该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合同时已经对合同相对人履行了相关风险告知义务和提示，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提供。而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否定风险代理，却又故意回避本案争议焦点，不依据事实和法律居中裁判而采取和稀泥方式，既增加当事人诉累也浪费审判资源。据此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双方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的约定条款上诉人依法享有请求撤销权，因此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二、一审判决书(一)项裁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188344.99元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二、《民法总则》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不违背公序良俗。首先本案被上诉人主张赔偿损失的依据是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及《补充协议》关于风险代理的约定。但该条款是受蒙骗签订，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是可撤销条款，因此双方不存在赔偿损失的约定。其次从双方聊天记录中足以充分证明代理费明确约定3000元，查到财产后，被上诉人仅仅说另行收费，我也承诺收费是应该的。但收取多少双方并没有约定，仅仅是被上诉人采取欺骗手段让我在他们提供的所谓《补充协议》上签名，该协议只是对委托合同第五条的复制，违背我真实意思表示，显失公平。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签订时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对风险代理亦予以否认。那么依法关于风险代理条款的约定对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也就不存在双方赔偿损失的约定。《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仅仅是政府指导价，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费用具体如何收取应依据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采取不正当手段。而一审法院却违背民法总则关于当事人自愿原则，依据以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一审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自作主张计算数据并以此数据作为被上诉人损失的数额进行判决，严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愿原则，违反《民法总则》关于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枉法裁判。第三，本案虽然被上诉人查到财产后另行收费给予承诺，一直到目前为此只要在能接受的范围内也愿意增加点费用。但这并不表示认可被上诉人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欺骗手段进行公然敲诈，并以此作为敲诈筹码。同时也不是法院强行计算数据并作出判决的理由。第四，况且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在婚生子代浩的强力要求下已经撤回起诉。第五，根据委托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被上诉人的不尽职行为在我后来起诉请求中得以充分证明)。据此，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错误裁判赔偿损失18834.99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综上，被上诉人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公然对我一个文盲加法盲的家庭妇女设定骗局现堂而皇之进行变相敲诈。而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却不依法裁决，反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被上诉这种可耻的违法行为进行袒护，并使之不合法行为变相予以合法化，故上诉人特具状上诉至贵院，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一)项和(三)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还上诉人一个公道。 二审中，创元所未答辩。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5日，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梅菊翠、委托方）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聘请乙方（创元所、受托方）的律师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形式为全权代理，乙方指派汪扬扬律师作为上述案件甲方的委托代理人；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先行支付甲方律师费3000元，待本案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依据法律文书支持委托人的数额，该数额的20%为律师费，在执行款中优先支付。因本案请求数额须乙方先行调查取证后才能确定，故在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2018年6月27日，创元所制作了民事起诉状，梅菊翠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铜陵市铜官区解放东村1号、2号楼地下停车库63号停车位使用权归代玉光，由代玉光补偿梅菊翠4万元；2.依法分割夫妻共同存款（以实际查询到的数额为准）。2018年7月3日，法院正式立案受理。2018年7月5日，代理人汪扬扬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查询代玉广名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的存款情况。法院出具调查令后，汪扬扬持调查令进行了调查。2018年7月31日，汪扬扬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查询代玉广名下徽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的存款情况。法院出具调查令后，汪扬扬持调查令进行了调查。后汪扬扬又在铜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了代玉光位于国际华城29栋201号商铺，铜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了查询结果证明。2018年7月18日，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因本案请求数额须乙方先行调查取证后才能确定，故在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现甲乙双方确定就存款部分，甲方的请求数额为5739374.68元，并严格执行以上关于律师代理费约定条款。2018年8月28日，该案在法院开庭，创元所指派汪扬扬、梁志民出庭，庭审中，梅菊翠增加诉讼请求，以已经查明代玉光隐藏夫妻共同财产5742446.57元为由，要求法院判决其中的70%即4019712元分割给梅菊翠。就财产部分，梅菊翠在庭审中除提供了地下车库的产权信息外，又提供了通过法院调查令查询到的银行流水单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单等证据。2018年10月12日，在未与创元所协商的情况下，梅菊翠就该案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撤诉后，梅菊翠与创元所就该案代理费如何支付进行协商，但双方始终未能协商一致，创元所遂诉至本院。 关于梅菊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后续情况，庭审中，梅菊翠称其撤诉后又重新起诉，法院判决代玉光支付财产300多万元，案件正在执行中。 关于撤诉原因，庭审中，梅菊翠称其小孩生病，为防止其病情加重，根据小孩的要求，其与代玉光协商撤诉了。 关于创元所是否完全履行了代理义务，庭审中，梅菊翠称其重新起诉后，除提供了原案件通过调查令查询的存款、国债及房产信息外，又查询到了股票几万元及其他房产信息。创元所称梅菊翠要求查询的股票及其他信息查询不到。 关于律师代理费用标准情况，梅菊翠已经支付了创元所3000元，双方均无异议。庭审中，梅菊翠也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创元所要求梅菊翠交纳律师代理费3000元，后告知梅菊翠“存款如果查询分到了，也是要另外收费的”，梅菊翠表示“那肯定会给创元所相关费用的”。 另查明，安徽省司法厅、安徽省物价局于2013年联合发布过《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载明：计件收费的收费方式为：1.不涉及财产关系或争议标的在10万元以下的，每件收取基本代理费1000-8000元；2.涉及10万元以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基本代理费外，另按争议标的大小、分段累计收费，其中，10万元以上-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4-6%，50万元以上-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3-5%，100万元以上-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2-4%，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1-3%，1000万元以上1-2%。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专门的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时限、收费数额或比例。合同中应当载明已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梅菊翠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委托创元所代理其进行诉讼，双方签订了相关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梅菊翠系委托人，创元所系受托人。创元所作为受托人，依据合同约定为梅菊翠办理了委托事宜后，梅菊翠作为委托人，至今未能向创元所付清律师代理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 关于梅菊翠是否应按起诉标的20%向创元所交纳律师代理费的问题。首先，从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代理形式实际属于风险代理。从风险代理行为的本质来看，风险代理收费能否实现与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切实得到实现密切相关，因梅菊翠在创元所代理的该案中申请了撤诉，梅菊翠并未因该案取得支持或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相关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也没有因该案取得相应的实际利益，创元所更未举证证明梅菊翠存在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其要求梅菊翠继续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从创元所陈述的内容来看，其主张20%的律师代理费损失，主要是依据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因本案请求数额须乙方先行调查取证后才能确定，故在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的约定，该约定虽有梅菊翠的签字确认，但“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的约定，该约定创设了委托人梅菊翠的诉讼风险，除非该种约定确实是创元所与梅菊翠事先多次磋商的结果，但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创元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种约定满足了上述情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就上述内容而言，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是法律赋予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一种权利，当事人均有合同解除权，但解除合同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向对方进行赔偿，而这种赔偿应当以相对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从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来看，双方约定的也是赔偿代理费损失，只不过约定的损失标准是请求数额标的的20%。鉴于创元所代理的梅菊翠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系撤诉处理，创元所再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收取20%的风险代理费不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也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关于该案律师代理费的标准问题。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就其内容来看，如委托人主动撤诉，应当赔偿受托人的相关损失，鉴于创元所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代理梅菊翠案件产生的其他损失，本院认定该案的损失仅仅只是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损失，而律师代理费损失应当依据《价格法》及当地的相关标准执行，本院参照2013年《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认定，创元所在代理梅菊翠案件中产生的律师代理费损失最高数额为239181.24元。鉴于创元所为梅菊翠代理的案件以撤诉方式结案且梅菊翠此后又委托他人就该案进行了诉讼并经法院判决，创元所在代理梅菊翠案件时未查询代玉光的其他少量财产，结合创元所后续少量工作未再进行等实际情况，本院按照律师代理费最高标准239181.24元的80%予以确定，梅菊翠在该案中应赔偿创元所律师代理费损失的数额为191344.99元，梅菊翠尚欠创元所律师代理费损失的数额为188344.99元。 关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与补充协议书能否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在梅菊翠主动撤诉的情况下，创元所仍按20%的标准收取风险代理费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但合同是否予以撤销，则应当以签订合同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而本案尚无证据表明创元所与梅菊翠在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书时存在合同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综上所述，创元所要求梅菊翠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主张的数额与本院认定的数额不符，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梅菊翠关于其不应按20%的标准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其关于创元所存在欺诈等行为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梅菊翠要求撤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创元所关于反诉部分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梅菊翠赔偿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损失188344.9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梅菊翠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5131元，减半收取计7565.50元，由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负担6324.50元，被告梅菊翠负担12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梅菊翠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创元所受托代理梅菊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先行支付甲方律师费3000元，待本案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依据法律文书支持委托人的数额，该数额的20%为律师费，在执行款中优先支付。上述3000元梅菊翠于2018年6月25日予以支付。2018年6月27日，梅菊翠向铜官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诉讼过程中，创元所依据法院的调查令查询到代玉光的其他巨额财产，即告知梅菊翠如果争取到了要另外收费，梅菊翠对此予以认可。根据《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涉及10万元以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基本代理费外，另按争议标的大小、分段累计收费。一审法院参照该收费标准认定创元所在代理梅菊翠案件中产生的律师代理费损失为239181.24元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按照239181.24元的80%确定梅菊翠应赔偿创元所律师代理费损失的数额为191344.99元。梅菊翠已先行支付3000元，尚欠创元所律师代理费损失为188344.99元。一审关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与补充协议书能否撤销的问题，认为合同是否予以撤销，应当以签订合同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而本案尚无证据表明创元所与梅菊翠在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时存在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5131元，由上诉人梅菊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运华 审判员  姚爱玉 审判员  张庄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海燕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