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彦辉，男，1978年3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体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工人体育场内）。法定代表人：高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碧飞，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彦辉因与被上诉人体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育之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6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彦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彦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体育之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彦辉2015年5月18日收到体育之窗公司的入职通知书，承诺月薪标准66667元，承诺股权激励福利40万份，并且要求杨彦辉2015年7月1日9:00持通知书办理入职手续。2015年6月1日体育之窗公司任命杨彦辉为赛事运营事业群副总经理，杨彦辉开始为体育之窗公司工作，双方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15年10月19日体育之窗公司与杨彦辉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7年3月17日因体育之窗公司拖欠工资，杨彦辉主动解除与体育之窗公司的劳动关系。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杨彦辉的入职时间是2015年6月1日，体育之窗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及考勤记录都是电子证据，一审期间没有核对原始载体，也没有经过公证，杨彦辉对考勤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股权激励，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激励和66667元月薪都是入职的条件，虽然在劳动合同里面没有签署股权激励，但应该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来认定，不能仅依据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就认为双方之间没有关于股权激励的约定。三、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2017年3月15日这一天体育之窗公司拖欠工资3065元，杨彦辉在2017年3月17日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离职，体育之窗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四、杨彦辉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不需要打卡，体育之窗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是电子证据，是杨彦辉离职前刚刚开始使用的，之前公司并不用这个软件进行管理，且企业的考勤管理制度没有经过企业职工大会通过，没有公示，也没有杨彦辉的签字，无法证明杨彦辉存在旷工或者是没有上班的情况。体育之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彦辉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彦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期间证据经过充分质证，关于杨彦辉的工资标准，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在2015年10月之前，杨彦辉在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公司名称是深圳市南亭汇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而且从杨彦辉本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也能够看出来入职时间是2015年10月19日。关于杨彦辉提到的股权激励问题，因为公司确实没有实施相应的股权激励方案，双方在正式的劳动合同上也没有进行约定。体育之窗公司不存在故意拖欠工资行为，一审认定的3月15日一天并非发薪日；杨彦辉本身存在旷工情形，按照公司的制度规定，可以不支付工资。杨彦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支付2017年2月工资差额14844．5元；2．支付2017年3月1日至17日工资28107．817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万元；4．支付剩余年薪60万元；5．支付报销款203286．7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9日，杨彦辉入职体育之窗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18日，试用期为2015年10月19日至2016年4月18日，杨彦辉在赛事运营事业群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杨彦辉的试用期月工资为66667元，转正后基本工资为1720元、岗位津贴为38280．2元、绩效奖金为20000．1元、保密工资为6666．7元。2017年2月，体育之窗公司支付杨彦辉工资32182．04元；杨彦辉主张体育之窗公司发放其2017年2月工资存在差额；体育之窗公司主张杨彦辉2017年2月存在缺勤；杨彦辉主张体育之窗公司未支付其2017年3月工资，体育之窗公司主张杨彦辉2017年3月未出勤；体育之窗公司提交1．2017年3月1日电子邮件，显示杨彦辉称“2月3日、2月4日春节前已经申请休假，2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14日，因在美国会见客户，以及处理私人事务，延误回京时间，已经跟王博文沟通，但尚需签补假申请”；王博文回复称“2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14日，此7天事前并未在人力资源部备案，也未收到请假手续，请补全请假手续”；2．2017年3月6日电子邮件，显示杨彦辉称“因为我临时有重要家庭事务需要处理，特申请本周休假”；3．打卡记录，显示2017年2月3日至14日及28日，杨彦辉没有打卡记录；2017年2月27日仅有签到（迟到1小时45分），没有签退；2017年3月1日至12日及14日，杨彦辉没有打卡记录；2017年3月13日、16日，仅有签到（16日迟到1小时39分），没有签退；2017年3月15日，有签到（迟到17分钟）和签退。2017年3月17日，杨彦辉以体育之窗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报销款为由离职。杨彦辉主张其年薪为120万元，体育之窗公司欠发其每年40万元的剩余年薪；杨彦辉提交入职通知书一份，显示体育之窗公司欢迎杨彦辉加入，杨彦辉的职位是赛事运营企业群副总经理，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试用期自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试用期及转正后的薪资标准均为66666．67元，转正后，依照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公司完成当年度运营指标及您个人工作绩效考评合格的前提下，杨彦辉可在公司进行期权激励时，获授总额不超过400000份（其中200000份为基础期权，20000份为对应当期公司任务及个人任务考核指标的激励期权）的期权激励，相关期权的授予方式、价格、授权日等，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的规定执行。2016年3月31日，体育之窗公司为杨彦辉出具收入证明，显示杨彦辉的月收入为66667元，其中工资收入为66667元，其他收入为0元。杨彦辉主张体育之窗公司有报销款未向其支付，并提交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一份（未显示体育之窗公司的信息）；体育之窗公司对此不认可。杨彦辉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体育之窗公司支付工资等。仲裁委员会以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08468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杨彦辉的仲裁请求。杨彦辉不服该裁决，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彦辉主张体育之窗公司欠发其2017年2月工资，但依据体育之窗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及打卡记录，杨彦辉有9天缺勤，故体育之窗公司扣发其缺勤工资，有事实依据，杨彦辉要求体育之窗公司支付2017年2月工资差额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7年3月，依据体育之窗公司提交的打卡记录及电子邮件，杨彦辉只有3月15日有正常打卡记录，3月13日、16日仅有签到记录，其他时间没有打卡记录，故体育之窗公司应按出勤支付杨彦辉2017年3月1日至17日工资3065元（66667元÷21．75×1）。体育之窗公司没有拖欠杨彦辉工资的情形，杨彦辉要求体育之窗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彦辉主张的60万元剩余年薪，首先其提交的入职通知书上显示的是股权激励，而非剩余年薪；另杨彦辉与体育之窗公司之后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内容与入职通知书的内容不相符合，应以劳动合同书的内容为准；劳动合同书中并无股权激励的内容；故杨彦辉要求体育之窗公司支付剩余年薪的请求，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彦辉主张体育之窗公司应支付其报销款，但其提交的汇款申请书并未显示体育之窗公司的信息，故杨彦辉的相关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体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彦辉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7日工资3065元。二、驳回杨彦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彦辉提交17份证据材料，即2015年5月21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杨彦辉收发的17封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自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5月31日杨彦辉与体育之窗公司就杨彦辉入职一事进行磋商；2015年5月18日体育之窗公司就杨彦辉的入职时间、职务、薪资以及股权激励、福利待遇等条件给出了入职加盟邀请，包括月薪66667元，股权激励福利40万份；2015年6月1日正式任命杨彦辉为赛事运营事业群副总经理；自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10月18日期间，杨彦辉为体育之窗公司提供了劳动。体育之窗公司对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体育之窗公司提交离职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杨彦辉在2013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16日期间是与案外人深圳市南亭汇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彦辉对上述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采信。另，对于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记载的“2015年10月19日，杨彦辉入职体育之窗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中杨彦辉的入职时间，杨彦辉亦提出异议。对此，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和全案情况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体育之窗公司是否欠付杨彦辉工资、报销款及剩余年薪；二、杨彦辉是否有权要求体育之窗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一，体育之窗公司主张因杨彦辉缺勤，故其扣发了缺勤期间的工资。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体育之窗公司提交了杨彦辉请假的电子邮件和考勤表，其考勤记录虽然在证据形式上有欠缺，但杨彦辉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认可电子邮件的真实性，确实存在请假情形，请假没有得到批准，故考勤表能够与电子邮件相互印证综合形成证明力，一审法院采信体育之窗公司关于杨彦辉缺勤的主张并无不当。杨彦辉主张其无需接受考勤，但根据电子邮件的内容，杨彦辉休假、缺勤等均需要向公司申请，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杨彦辉2017年2月、3月份的出勤情况认定体育之窗公司支付杨彦辉2017年3月15日一日的工资并无不当。第二，关于杨彦辉主张的股权激励作为剩余年薪的问题，因入职通知书仅仅写明杨彦辉在公司进行期权激励时可获得相应激励，本案杨彦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体育之窗公司确进行了期权激励，并且杨彦辉与体育之窗公司之后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也无股权激励的内容，故杨彦辉要求体育之窗公司支付剩余年薪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杨彦辉主张的报销款问题，因其提交的汇款申请书是复印件且未显示体育之窗公司的信息，无法证明系为体育之窗公司工作的支出，故杨彦辉的相关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杨彦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了2017年3月体育之窗公司拖欠工资，故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杨彦辉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并不包括欠付2017年3月的工资事宜，体育之窗公司并不欠费其他工资，尚需支付的工资仅系2017年3月15日一日的工资，而2017年3月17日杨彦辉就提出了辞职，此时该日工资的发薪日期尚未届至，随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进入劳动仲裁阶段，因此本院认为，体育之窗公司虽然应当支付2017年3月15日的工资，但是并不构成拖欠杨彦辉劳动报酬不予支付的情形，因此杨彦辉据此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杨彦辉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入职时间有异议，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0月19日，杨彦辉入职体育之窗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18日，试用期为2015年10月19日至2016年4月18日”，而杨彦辉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5年6月1日。对此本院认为，杨彦辉的具体入职时间并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与杨彦辉在本案的诉讼请求无关，上述一审判决记载内容仅表明杨彦辉、体育之窗公司之间书面劳动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并且约定了合同期限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18日，杨彦辉关于与体育之窗公司在此前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主张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杨彦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彦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丽霞审 判 员 李 坤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雅霖法官助理 崔琳晗书 记 员 刘 波书 记 员 徐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