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60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丛荣，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祥，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长沙，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涪江路117号。 法定代表人：吴奕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华，四川熙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丛荣因与被上诉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丛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华塑公司从未提出过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以“未缴纳社会保险”等情节来推定“刘丛荣应于停缴社保或者停发工资的时间知晓华塑公司无继续与其保持劳动关系的意愿”，进而得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这种推定毫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是以民事法律的思维按照合同法进行推定，忽略了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本质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的时间为2008年5月1日，一审法院却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刘丛荣最迟应于2004年4月前提起仲裁”。一审判决用后实施的法律来要求先前的行为，是没有依据的。2.一审判决忽视了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后，全国的国有、集体企业（华塑公司就是由南充羽绒制品厂这个集体企业发起设立的上市公司）进行全面的劳动人事改革的背景，忽视了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实施的劳动人事政策（即计划经济时代延续遗留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粗暴割断历史联系，用现代劳动法律制度生硬地套用在既有的历史事实上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判决既缺乏尊重客观的历史精神，又违背处理历史问题的法律精神。3.同工同酬是我国劳动法以及之前的劳动人事政策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也是我国所有法律都坚持的基本原则。华塑公司在2001年同绝大多数员工有偿买断了工龄，解除了身份并解除了劳动关系，支付了相应各类补偿金，但对于包括刘丛荣在内的少数人既不安排工作，也不有偿解除，将本案反映出的问题拖到现在。这显然对刘丛荣极度不公平，也与劳动法坚持的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相悖。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刘丛荣与华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解除，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规定，支持刘丛荣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事实与理由：1.华塑公司与上诉人刘丛荣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华塑公司一审中已提交一份生效判决，证明刘丛荣任职于四川天歌服装有限公司。劳动关系应当综合劳动者工作岗位、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来综合认定，不仅以入职申请表或荣誉证书来认定。2.上诉人在2018年提起诉讼，应当按照最新适用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行裁决。3.刘丛荣主张的同工同酬没有法律依据，且上诉人主张同工同酬应当根据同样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等进行综合认定，不能仅参照其他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且上诉人参照的工资标准是案外人经调解之后的标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赔偿标准中还包含住房公积金，不属于劳动争议应当解决的范畴。 刘丛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其与华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令华塑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81000元（3000元×27个月）；3.判令华塑公司向其支付待岗生活费260414元（1780元×70%×209个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1990年南充羽绒制品厂作为发起人组建了四川天歌集团公司，1991年更名为四川天歌轻工集团公司，1993年更名为天歌轻工（集团）股份公司，1994年更名为四川天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更名为四川天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更名为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更名为华塑公司。二、2000年8月28日，刘丛荣与四川天歌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刘丛荣承包经营四川天歌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黑西分公司，开展天歌羽绒服的商业销售活动，承包期从2000年5月1日至2001年4月30日止。三、2001年4月，华塑公司进行人事用工机制改革，规定本企业工龄30年以下且距法定退休年龄超过5年的正式职工，均可自愿有偿解除与其劳动关系，其对自愿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实行“两保”补助原则，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偿，并按其职工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和义务兵军龄计算工龄补偿，其中非本企业工作年限减半补偿，计算截止时间为2001年4月30日。参加有偿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按工龄计算，综合为每年3000元，包括经济补偿金、就业补助金和“两保”补助金。四、2008年3月17日，南充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南充市经济委员会在《关于对原南充羽绒厂职工信访事项的答复》中确认：“南充羽绒厂在1990年发起成立天歌股份有限公司时，全体在册职工的劳动关系已转移到天歌股份公司。1998年，湖北正昌公司控股重组天歌股份公司后，将天歌股份公司更名为天歌科技股份公司。依据重组协议，天歌科技股份公司整体接收原南充羽绒厂的全部在册职工。2001年6月，天歌科技公司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在支付了在册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和相关费用后，全部在册职工与天歌科技股份公司签订了经过公证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解除了与原企业的劳动关系，转变为社会自然人。”五、刘丛荣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明细，对账单载明单位名称为天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刘丛荣缴纳养老保险至2003年3月31日。2004年，刘丛荣以个人名义补缴了2003年9个月的养老保险费用，并自此开始以个人名义缴纳养老保险。 另查明，2018年8月22日，刘丛荣以华塑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解除其与华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裁决华塑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81000元；3.裁决华塑公司向其支付待岗生活费260414元（1780元×70%×209个月）。该委以不属于受理范围为由，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工商信息变更登记、关于进行人事用工机制改革的决定、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公证书、关于对原南充羽绒厂职工信访事项的答复、社保缴费信息，仲裁申请书、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社会保险缴纳的事实及《关于对原南充羽绒厂职工信访事项的答复》，能够认定刘丛荣入职南充羽绒制品厂，后华塑公司“整体接收原南充羽绒厂的全部在册职工”。由刘丛荣自述“当时的领导却拒绝为其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关系”可知，刘丛荣明知道2001年4月华塑公司进行了人事用工机制改革，且用工机制改革前1年，刘丛荣还在案外人处承包了羽绒服的商业销售活动，其与华塑公司的劳动关系较为松散，刘丛荣在庭审中亦认可自2001年4月起即未为华塑公司提供劳动，华塑公司未为其发放工资。刘丛荣向一审法院提交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明细主张华塑公司为其购买社保至2003年3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华塑公司为刘丛荣缴纳养老保险至2003年3月31日，刘丛荣至迟也应于2003年4月知晓华塑公司无继续与其保持劳动关系的意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规定，刘丛荣最迟应于2004年4月前提起仲裁，刘丛荣2018年8月22日申请仲裁，已超过要求华塑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待岗生活费的仲裁时效期间，又没有仲裁时效期间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刘丛荣的上述主张均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丛荣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03年4月解除；二、驳回刘丛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收。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刘丛荣的上诉理由及华塑公司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丛荣的诉请有无超过仲裁时效，如未超过仲裁时效，则刘丛荣所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和待岗生活费能否得到支持。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刘丛荣1991年入职南充羽绒制品厂。南充羽绒制品厂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作为发起人启动企业改制，最终由重新组建的四川天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华塑公司的前身）整体接收原南充羽绒制品厂的全部在册职工。因此，原南充羽绒制品厂的职工都应由华塑公司接收。但是在2001年4月华塑公司停发刘丛荣工资之后，刘丛荣再未为华塑公司提供过任何劳动，华塑公司于2003年3月31日之后，也再未给刘丛荣发放过任何福利待遇，刘丛荣自2003年4月起也不再作为华塑公司的员工接受华塑公司的管理、也不再受华塑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约束。由此可见，双方十几年都未有任何联系，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早已失去存在的基础，双方长达十多年的互无来往行为已经表明双方既无继续保持劳动关系的意愿，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4月在事实上已经实际解除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刘丛荣在2001年4月华塑公司启动单位人事用工机制改革之时，刘丛荣本可以自愿与华塑公司签订《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以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且根据刘丛荣关于“当时的领导却拒绝为其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关系”的自述，可以确认刘丛荣是明知华塑公司2001年4月进行人事用工机制改革一事，但刘丛荣并未与华塑公司签订相关协议，而在华塑公司于2001年4月停发其工资并于2003年4月停缴其社会保险后，在经过长达15年有余的时间，直至2018年刘丛荣才提起劳动仲裁主张相关权利。根据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规定，刘丛荣最迟也应于2009年5月之前提起本案仲裁，故刘丛荣于2018年才提起仲裁要求华塑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和待岗生活费的诉请早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丛荣的上述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对刘丛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刘丛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丛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小华 审 判 员 陈丽华 审 判 员 孙 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任 丽 书 记 员 张兴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