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18行终15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泾县财政局，住所地安徽省泾县泾川镇桃花潭西路2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29003251114。 法定代表人丁荣中，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王富明，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国华，安徽胡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公益诉讼起诉人）泾县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安徽省泾县泾川镇桃花潭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29003258138U。 法定代表人杜爱鹏，该院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王丽森，该院检察员。 一审第三人泾县农业农村局（原泾县农业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泾县泾川镇交通路1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19003258373U。 法定代表人杨小俭，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胡威，该局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刘平，该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静，安徽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泾县邦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安徽省泾县榔桥镇浙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41823MA2N92081R(1-1)。 负责人：沈志意,该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林林，安徽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泾县财政局因与被上诉人泾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泾县检察院”）、一审第三人泾县农业农村局、泾县邦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邦富合作社”）不履行财政管理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安徽省泾县人民法院（2018）皖1823行初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泾县财政局副局长王富明及委托代理人胡国华，被上诉人泾县检察院检察员王丽森，一审第三人泾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胡威及委托代理人刘平、曹静，邦富合作社负责人沈志意及委托代理人赵林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6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财农［2011］2188号《关于拨付2011年度稳粮增产行动项目资金（指标）的通知》，规定水稻育秧工厂建设可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待省实施方案下达后再组织实施。为加快全省水稻生产机械化步伐，解决水稻机插秧和千家万户育秧难的瓶颈问题，促进水稻产业健康快速发展，2012年2月8日，安徽省农委、安徽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省《实施方案》，规定每个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覆盖大田机插秧（双季稻早、晚稻亦可抛栽）面积2000亩以上。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水稻种植大户、农机专业化服务公司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按标准配置建设水稻育秧工厂、规模集中育秧，开展机插秧专业化服务。建设内容：1.建设钢架大棚总面积12000平方米，用于流水线播种后绿化育秧；2.建设简易轻钢板房结构播种车间1座，面积200平方米，水泥场地200平方米，开展播种作业；3.配置播种流水线设备2套，配套碎土机1台，实行自动化播种；4.购置其它机械设备、用具等。每座标准化育秧工厂，省级财政经费补助30万元左右。各试点县农业局同财政部门负责组织申报，按照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内容和要求明确建设条件，择优确定扶持建设单位，制定具体建设操作方案，组织检查验收。同时规定，对未按规定虚报规模骗取财政补贴或擅自转卖（让）财政补贴购置设备的组织和个人经查实后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取消财政补贴。2012年3月10日，原泾县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农委”）制定县《实施方案》，确定邦富合作社等4家合作社作为项目示范基地，建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主要配置如下：1.床土粉碎机、筛选机1台套；2.育秧播种流水线2台；3.加湿加热催芽器1台；4.温室大棚30栋；5.育秧盘3万张；6.洒水喷灌设备2台；7.轻钢板房结构播种厂房200平方米；8.泥场地200平方米；9.其它用于育秧设备等。标准化育秧工厂，实行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每个标准化育秧工厂补贴30万元。同时对督促检查等方面作出具体工作要求。2012年3月16日，原××农委与邦富合作社签订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确定邦富合作社建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辐射带动单季稻机插秧2000亩以上，每个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主要配置如下：1.床土粉碎机、筛选机1台套；2.育秧播种流水线2台；3.加湿加热催芽器1台；4.温室大棚30栋；5.育秧盘3万张；6.洒水喷灌设备2台；7.轻钢板房结构播种厂房200平方米；8.水泥场地200平方米；9.其它用于育秧设备等。对新建标准化育秧工厂实行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以确保建设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每个标准化育秧工厂补助经费30万元。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邦富合作社建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实际建成的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配置钢架大棚共6栋（总面积2000平方米左右）、育秧盘共1万张。邦富合作社为验收通过，在原××农委工作人员李金生、黄希全的指点帮助下，于2012年3月27日与江苏恒业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专用合同，其中约定购买育秧盘3万张，实际购买1万张；2012年3月20日，邦富合作社制作建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实施方案，规定每个育秧工厂覆盖大田面积2000亩以上，带动周边乡镇水稻机插秧8000亩。建设钢架大棚30栋，轻钢板房播种车间200平方米，水泥晒场200平方米，播种流水线设备2套，碎土筛选机2台套，种子催芽器1台套，育秧盘3万张等；2012年7月22日，邦富合作社制作建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竣工总结材料，载明：建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1座，集中育秧20亩，实现机械化插秧1200亩，带动周边乡镇水稻机插秧2100亩。配置钢架育秧大棚18栋，轻钢板房播种车间220平方米、水泥晒场500平方米，播种流水线设备2台套，碎土筛选机1台套，洒水喷灌设备3台套、育秧盘3万张等。2012年6月21日，安徽省农委印发《关于开展全省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项目验收的通知》，规定了验收内容、程序和方法，其中验收内容规定，新建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项目建设地点、规模、面积、任务是否与实施方案一致。在验收过程中，李金生向验收组成员打招呼，要求验收组成员为邦富合作社通过验收提供帮助。2012年7月25日，黄希全在泾县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项目县级验收表上填写：“钢架大棚10100平方米，轻钢板房播种车间1间220平方米，水泥晒场210平方米，播种流水线设备2套，碎土机1台，育秧硬盘3万张，示范推广机插秧2000亩；”同时填写验收组意见：“2012年因特殊情况导致邦富合作社未完成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任务，验收未通过。2013年，在实施单位泾县农技推广中心的全程监督下，在特定情况下邦富合作社在规定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7月25日，原××农委会同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组成验收组，深入榔桥浙溪邦富育秧工厂进行检查，听取合作社负责人的建设情况汇报，验收组认定该合作社建设育秧工厂各项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一致同意竣工验收。”县级验收组成员均在该验收表验收组成员签名处签名。黄希全在泾县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项目验收评审意见表上填写建设内容：“1.床土粉碎机、筛选机1套；2.育秧播种流水线2台套；3.育秧盘3万张；4.钢架温室大棚12400平方米；5.轻钢板房结构播种厂房229平方米；6.水泥晒场575平方米；7.其它用于项目建设的配套设备等。”同时填写项目验收组验收评审意见：“根据省农委《关于开展全省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项目验收的通知》要求，2012年7月3日，泾县农业局组织市种植业局、泾县财政局、泾县农机局等部门组成建设标准化育秧工厂验收组，对邦富合作社承担的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项目进行了检查验收。验收组通过现场查看，听取汇报，查阅档案等形式对该项目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一致认为：邦富合作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项目选址合理，基础条件好；方案设计可行合理，资料完备，档案齐全；购置床土粉碎机、筛选机1套，育秧播种流水线2套，育秧盘6万张，钢架温室大棚12400平方米，轻钢板房结构播种厂房229平方米，水泥晒场575平方米，机插秧面积2100亩，各项内容均按省《实施方案》要求按期完成。该育秧工厂组织与实施措施到位，思路准确，要求按期完成，项目实施效果良好。”并将该表交由市级验收组成员签名，验收组成员均在该验收表验收组成员签名处签名。邦富合作社建设的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通过原××农委、泾县财政局、泾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共同组织的县级验收和宣城市种植业局组织的市级验收。黄希全还向邦富合作社提供相关材料模板并指导填报虚假数据，整理内容虚假的工作总结等书面材料上报，以向财政部门请求拨付补助专款和通过上级检查。2013年9月22日，泾县财政局向邦富合作社拨付项目补助资金30万元，其中，直接向邦富合作社拨付项目补助资金,132730元，代邦富合作社分别向泾县越红广告工作室、马鞍山市鼎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标牌制作费870元、育秧播种机、碎土机、育秧盘、插秧机购置费166400元。2015年9月15日，泾县检察院指控李金生、黄希全犯滥用职权罪，向泾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泾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金生、黄希全因在负责实施泾县2012年度、2013年度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项目的过程中，在未向上级项目主管部门请示，且未经上级项目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同意降低育秧工厂项目建设标准，并帮助上述基地项目通过检查验收和申报财政补贴专款，致使先后8个不符合上级标准的育秧工厂项目违规套取了财政补贴专款，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因自首且庭审中自愿认罪，被减轻、从轻处罚。同时认为上述项目能够通过检查验收和财政补贴，除渎职原因外，另有多个环节和多种原因，且该二人在项目实施过中未获取任何利益，主观上为了争取项目资金，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本地农业机械化水平，所涉及资金确实用于了项目实施，犯罪情节轻微，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2018年1月24日，泾县检察院向泾县财政局发出泾检民（行）行政违监［2018］34182300001-2号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1.切实加强对各类项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财政资金不被骗取、截留、挪用。2.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依法追回被骗取的泾县育秧工厂项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2018年2月22日，泾县财政局函复称：原××农委因地制宜实施了育秧工厂项目，财政资金用于该项目上，资金拨付手续完善，使用没有违规。2018年1月24日，泾县检察院向原××农委发出泾检民（行）行政违监［2018］34182300001-1号检察建议书，建议：1.切实加强对你委组织实施的泾县育秧工厂项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财政资金不被骗取、截留、挪用。2.采取有效措施，依法追回被骗取的泾县育秧工厂项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2018年2月23日，原××农委作出书面答复：1.加强对农业项目的监督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严格对照方案实施和检查验收。2.加强对干部职工教育，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诉讼过程中，因机构改革，泾县农委更名为泾县农业农村局。现泾县检察院以泾县财政局至今对邦富合作社骗取的项目补助资金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追回，国家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为由，提起本案行政公益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安徽省财政厅为进一步推动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加快水稻机插秧技术应用步伐，促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和持续稳定发展，联合制发了省《实施方案》，原××农委、泾县财政局根据省《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亦联合制定了泾县《实施方案》，两实施方案均明确了相应的建设内容和标准，同时，原××农委与邦富合作社签订了《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该合同书根据前述实施方案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邦富合作社实际建设的钢架大棚的面积以及配置的育秧盘数量远低于省、县《实施方案》和《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规定的建设标准。原××农委在实施2013年度育秧工厂建设项目的过程中，在未向上级项目主管部门请示及同意的情况下，即擅自降低建设标准，并帮助邦富合作社填报虚假数据、上报虚假总结等书面材料，以通过检查验收和申报财政补贴专款，使得不符合上级标准的育秧工厂项目违规套取了财政补贴专款，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泾县财政局在未认真审核的基础上拔付了资金，致国家资金被套取。国务院制定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县级财政部门在职权范围内，负有对国家专项资金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责。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本案中邦富合作社实际建设的钢架大棚的面积、配置的育秧盘远低于省、县《实施方案》和案涉《水稻标准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规定的建设标准，且验收时，填写不符合实际的材料，该行为即属于上述条例规定的以虚报、冒领等手段取得财政资金的行为。李金生、黄希全因在负责实施泾县2012年度、2013年度育秧工厂项目的过程中，在未向上级项目主管部门请示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同意降低建设标准，并帮助上述基地项目通过检查验收和申报财政补贴专款，致使先后8个不符合上级标准的育秧工厂项目违规套取了财政补贴专款，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免于刑事处罚。在泾县检察院发现并向泾县财政局发出诉前监督检察建议后，泾县财政局仅采取开会方式研究函复，未对被以虚报、冒领等手段取得的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采取法定、有效、积极的措施予以追缴，使得国家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因此，泾县财政局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客观存在，该行为违反了财政部门负有的对国家专项资金进行监督检查的法定监管职责和义务。泾县财政局关于其拨付手续完善，资金使用合规，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意见，以及泾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案涉项目资金确实用于农业项目，不应也无法追回的意见，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泾县财政局继续履行采取有效措施，依法追回邦富合作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职责。案件受理费50元，由泾县财政局负担。 泾县财政局不服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邦富合作社只有在完成《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约定的全部建设项目且经验收合格后才可取得项目补助资金,错误。1.前述建设合同书中虽然约定了育秧工厂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但并未约定必须待所约定的全部建设项目完成后才可取得补助资金；相反,该建设合同书中对项目补贴的方式和标准明确约定为“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即育秧工厂待验收合格后就可给予补助。2.省、县《实施方案》以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补助资金（结算）的通知》规定的补助资金的给付原则是“社会资本为主、财政奖补为辅”、“先建后补”、“择优奖补”，即没有规定育秧工厂的建设规模和标准必须完全符合实施方案才能给付补助资金。3.邦富合作社实际已完成育秧工厂建设,且已通过市、县二级验收，并经原××农委申报才取得补助资金，即该补助资金的取得既未违反省、县《实施方案》的规定,也未违反双方签订的建设合同书的约定。二、一审判决认为邦富合作社系弄虚作假、骗取案涉补助资金，错误。1.省、县《实施方案》和建设合同书规定的建设标准只是育秧工厂建设的指导性标准,不是验收标准,更不是补助资金的给付标准，且两实施方案并未规定必须达到方案所规定的全部建设标准后才能享受补助资金。虽然邦富合作社实际建设的钢架大棚的面积以及配置的育秧盘数量低于省、县《实施方案》和建设合同书规定的标准，但是,该合作社确为育秧工厂项目的建设单位,也自筹资金实际建设了育秧工厂，且所建育秧工厂已通过市、县二级验收，即符合项目补助资金“先建后补”、“择优奖补”的条件,故邦富合作社取得项目补助资金的行为不属于“弄虚作假、骗取项目款”之情形。2.案涉育秧工厂项目的建设标准、申报奖补条件、补助额度、奖补程序、兑付时间等均系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补助资金的申报主体也是政府相关部门,其系基于项目主管部门原××农委的申报才向邦富合作社拨付的资金，由此，邦富合作社没有能力,也不具有“骗取财政资金”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认为其负有追回补助资金的法定职责,系适用法律不当。三、其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已对案涉补助资金的申报、拨付等材料进行了核查,并与项目主管部门进行了对接。经核查认为，邦富合作社系自筹资金完成的育秧工厂建设，且通过了市、县二级验收,案涉补助资金系基于项目主管部门的申报而拨付，符合资金给付条件,在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原项目验收材料无效的情况下,其无法采取措施追回已发放的补助资金,并非不采取有效措施追回资金。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泾县检察院的诉讼请求。 泾县检察院辩称：一、邦富合作社存在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违法行为。关于育秧工厂的建设标准，省、县《实施方案》均有明确规定，此建设标准即验收标准，而且，邦富合作社与原××农委签订的建设合同书中也明确约定了相应的建设标准，即邦富合作社对育秧工厂的建设标准是明知的。泾县财政局认为省、县《实施方案》和建设合同书确定的项目建设标准只是指导性标准，不是验收标准及补助资金的给付标准，既不符合文件精神，也与事实不符。二、邦富合作社实际建成的育秧工厂并不符合前述标准，且在验收过程中，通过虚报数据而骗取通过验收。“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择优奖补”的资金补助原则系以验收合格为前提。三、因邦富合作社取得案涉补助资金的行为违法，依法应由财政资金的监管部门即泾县财政局追回相应的资金，但该局未履行此项职责，违反了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泾县农业农村局述称：同意泾县财政局的上诉意见，另补充：1.2012年-2013年我省育秧工厂项目尚处于试点、摸索阶段，省《实施方案》规定的育秧工厂的建设标准不科学、不合理，因其当时在制定县《实施方案》时也无法考虑到具体的量化标准，故确定了与省《实施方案》基本相同的建设标准。但是，此项目在实施了几年之后，其才意识到原方案规定的建设标准存在不合理之处，故于2015年时对建设标准予以下调。2.邦富合作社在育秧工厂项目上实际确有投入。3.其和泾县财政局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均无滥用职权的行为。李金生、黄希全降低建设标准，主观上也是为了该项目能够落地，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况且，所拨付的补助资金亦确实用于育秧工厂的建设。请求：依法裁判。 邦富合作社述称：同意泾县财政局的上诉意见和泾县农业农村局的述称意见，另补充：1.2012年-2013年期间，我省育秧工厂项目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故省《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标准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省《实施方案》同时也明确了育秧工厂项目的建设目标要满足机械插秧2000亩以上，即建设育秧工厂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2.省《实施方案》并未规定达到此方案确定的建设标准后才能享受补助资金。省检查组也对2012-2013年泾县育秧工厂项目相关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明确对育秧大棚的建设面积不作硬性规定，故2014年时此项目就未再作明确的数量要求。省财政厅文件规定每新建一座育秧工厂可按照投入资金的40%进行补贴，即育秧大棚的面积和育秧盘的数量不是给付补助资金的前提条件，县《实施方案》关于此方面的内容表述也不明确，建设合同书中亦未明确建设面积。3.建设合同书明确了只要完成目标任务就能获得补助资金，即育秧大棚的面积和育秧盘的数量不是补助资金的给付前提，况且，其所建设的育秧工厂已经满足了机插秧覆盖面积的要求，即育秧工厂的建设目的已经实现。4.在此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各合作社均向原××农委提出了实施方案所确定的建设标准的不合理之处，原××农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理解。5.案涉补助资金给付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行之前，且案涉建设合同书签订于2013年亦于当年履行完毕，故本案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法院应不予受理。6.泾县检察院于2018年1月24日发出检察建议书，泾县财政局于2018年2月22日复函，并不违规。根据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相关规定，泾县检察院应在收到复函后的六个月内（即2018年8月22日之前）提起诉讼，但泾县检察院却于2018年9月2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请求：驳回泾县检察院的起诉。 二审中，泾县财政局、泾县农业农村局均未向本院提举证据。 泾县检察院二审中向本院补充提举了3份会议记录（复印于李金生、黄希全滥用职权刑事案件的卷宗），拟证明邦富合作社在育秧工厂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伪造材料的行为。泾县财政局质证称：对该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不清楚。泾县农业农村局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同意泾县检察院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主要是关于育秧盘数量的记载，不仅不能证明邦富合作社弄虚作假，反而可以证明在项目实施前对相关建设标准进行了细化，没有弄虚作假。邦富合作社质证称：1.同意泾县农业农村局的质证意见；2.该会议记录客观地反映出，此后项目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省、县《实施方案》确定的原建设标准进行了下调，即其没有骗取补助资金的主观故意，1万张育秧盘足以满足一个育秧工厂的需要。 邦富合作社向本院补充提举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 1.《关于芜湖、宣城市及广德县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工作落实检查情况的汇报材料》一份； 2.《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试点工作中期检查小结》及《泾县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项目考评表》各一份；证据1、2拟证明：省《实施方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建设，该实施方案中有关钢架大棚1.2万平方米等建设内容并非强制性标准，而是试点过程中的指导性标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省农委已经否定了省《实施方案》规定的建设标准。 3.省农委、省财政厅、省农业机械管理局联合制发的《关于印发加快水稻工厂化育秧和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农〔2014〕199号)及《加快水稻工厂化育秧和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各一份，拟证明：(1)2014年度文件已明确指出各地市要结合当地实际，细化实施方案；(2)实施方案就育秧工厂的建设，明确了要重点建设室内播种操作间、浸种催芽室和晒场、配置自动化播种流水线、浸种催芽设备、碎土机、育秧盘等设备以及建设绿化育秧钢架大棚，即对包括钢架大棚在内的设施的面积、数量等均未再做具体要求。 4.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补助资金（结算)的通知》（财建〔2012〕2164号），拟证明：钢架大棚的建设面积及育秧盘的数量不是财政补助资金的给付条件。 对邦富合作社所举上述证据，泾县财政局无异议。泾县检察院质证称：证据1、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此两份材料仅系一般性工作汇报材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代表省农委的意思，不能推翻省《实施方案》规定的建设标准；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合法文件，且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举，育秧大棚的面积和育秧盘的数量如达不到相应的标准，则供秧能力也不可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且建设资金应该以社会投资为主、财政奖补为辅。泾县农业农村局质证称：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泾县检察院和邦富合作社二审所举证据均系其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证据认定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经对本案有效证据的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泾县检察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泾检发民字〔2018〕2号《关于拟就泾县财政局不作为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请示》，向宣城市人民检察院请示本案可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宣城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条件，并上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审批。2018年8月9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请示审受[2018]34000000095号《关于泾县财政局怠于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的批复》，同意泾县检察院就该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将批复发送宣城市人民检察院。宣城市人民检察院收到该批复后另发送泾县检察院。泾县检察院收到前述批复后于2018年8月27日制作了起诉书，并于2018年8月28日连同相关证据材料一并提交泾县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邦富合作社取得案涉财政补助资金的行为在性质上是否属于违法取得，是否属于应予追回的情形；2、本案是否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3.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1，即邦富合作社取得案涉财政补助资金的行为在性质上是否属于违法取得，应否予以追回的问题。本案中，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安徽省财政厅作为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制定我省育秧工厂项目建设标准及设定财政补助资金取得条件的行政职权，即省《实施方案》所规定的建设标准当然系判定所建育秧工厂是否合格的标准，即验收标准，非经合法的变更，此标准不能突破。邦富合作社与原××农委签订的《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中有关育秧工厂的建设标准与省、县《实施方案》规定的建设标准一致，由此可以说明邦富合作社在申报该项目时对相应的建设要求是明知的。虽然邦富合作社降低建设标准系得到了工作人员李金生、黄希全的同意，但此系其二人擅自作出的表示，系滥用职权的体现，应属无效，其二人所作表示不能成为育秧工厂项目合格与否的认定标准。邦富合作社在明知其实际建设不能达到验收标准的情况下，通过虚报数据、与案外人签订虚假《农村建筑承包合同》《农机买卖合同》的方式骗取通过验收，套取项目补助资金，此行为系违反财政资金管理秩序的行为。案涉财政补助资金的给付应以项目验收合格为前提条件，且应按照实际投资的相应比例给付，此“验收合格”当然的指向于经依法验收且为合格，而非本案所涉违法的“验收合格”。邦富合作社实际建设的育秧工厂不符合验收标准，即案涉“验收合格”之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邦富合作社不具备取得案涉项目补助资金的条件。李金生、黄希全滥用职权案发后，育秧工厂项目中的相关情况已经人民法院审查并在刑事判决中作出了相应的认定，泾县财政局作为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在知晓这些情况后，应当积极履行行政职责，追回被套取的资金。一审法院判决泾县财政局履行此项法定职责，并无不当。泾县财政局和邦富合作社关于邦富合作社并非违法取得案涉资金，泾县财政局对已拨付的补助资金没有追回之职责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即本案是否为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虽然案涉补助资金的发放行为发生于2013年，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于2017年7月1日正式建立，但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非泾县财政局向邦富合作社发放补助资金的行为，而是泾县财政局未履行追回财政资金职责之不作为行为，此不作为行为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施后仍处于持续的不作为状态，且属国有财产保护领域中的不作为而使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故本案属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邦富合作社关于本案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3，即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泾县检察院因拟对本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于2018年6月7日逐级层报直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批复，同意泾县检察院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并将批复逐级下发，据此，自泾县检察院作出请示至其收到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批复之期间属检察机关逐级层报审批期间。此逐级层报制度系基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需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故前述逐级层报审批期间有别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自由行使诉权的期间，不应计入起诉期限。扣除泾县检察院向上层报审批之期间，本案并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邦富合作社关于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泾县财政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泾县财政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少华 审判员  谢 贞 审判员  满先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程 佩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