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93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徐汇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65甲号1709室。法定代表人：李倩，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勇，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嘉，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232号五邑大厦三楼。负责人：袁护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琪，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熊壮，男，1966年9月2日出生。原审被告：李有华，男，1963年1月3日出生。上诉人上海徐汇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徐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原审被告熊壮、原审被告李有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9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徐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勇与被上诉人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熊壮、李有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徐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华融深圳分公司对上海徐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之诉，侵权之诉应查明事实并判断被侵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至始点。一审法院机械地将上海科利华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利华公司）宣告破产的《民事裁定书》出具时间作为侵权时点，显属错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涉案债权债务于2004年出具《民事裁决书》，裁定上海科利华公司无供本案执行之财产，中止执行程序。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07年9月受让本案债权债务时，已经知晓了原始债权债务的执行情况及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经营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于2008年5月颁布。上述文件规定了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责任并给予债权人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救济途径。上海科利华公司于2008年的7月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上海科利华公司股东应在清算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故上海科利华公司股东侵权的事实应发生在2008年8月11日，即成立清算组的法定日期。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专业公司，其理应对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现状保持追踪、排查，应可以推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及其权益受到侵害之日应在2008年8月11日。2010年6月，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亦可推定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在2010年6月仍知晓并了解执行案件及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情况。即便一审法院不认可2008年8月11日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在2010年6月应必然知道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及股东未成立清算组之侵权事实。二、一审法院滥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加重了上海徐汇公司股东责任。上海徐汇公司为上海科利华公司持股0.8%出资40万元的股东，无论从推断还是事实方面，均不可能持有上海科利华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公司财产。熊壮在一审中提供的说明也证实了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黑龙江科利华公司及持有该公司80%的宋朝弟。据此，上海徐汇公司即便履行清算义务，上海科利华公司仍将面临无账册、重要文件等公司财产而无法清算的后果。故上海徐汇公司未履行清算义务并非导致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的原因，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三、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未向上海科利华控股股东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法院亦未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导致本案在未查明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原因的情况下错判。上海科利华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宋朝弟出资4000万元，北京科利华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利华公司）出资900万元，李有华出资60万元，上海徐汇公司出资40万元，宋朝弟为法定代表人。按照常理，公司的公章、账册等财产应在控股股东处。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未向绝对控股股东宋朝弟与第二大股东北京科利华公司主张权利，法院亦未依职权追加上述当事人，导致庭审中未查明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的前因后果。四、上海徐汇公司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是指能够履行清算义务而不履行。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属于股东会的决议事项。鉴于上海徐汇公司仅持有上海科利华公司0.8%的股权，其持股比例未达到召开股东会的最低持股比例，即持股25%以上。因此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持有2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提议召开股东会对公司进行清算，上海徐汇公司无法履行清算义务。另外，鉴于上海徐汇公司并未参与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日常经营，亦不保管公司的账册、文件等资料，故上海徐汇公司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五、退一步讲，即使上海徐汇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抗辩均不成立，上海徐汇公司承担的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本息也只能计算到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一审判决认定上海徐汇公司应对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基于上海徐汇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灭失，从而损害了债权人利益。上海徐汇公司承担的责任系侵权赔偿责任，因此上海徐汇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应当以侵权行为给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鉴于上海科利华公司于2008年7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继续经营，故不论上海徐汇公司是否履行清算义务，上海科利华公司的资产自该日起不可能再有增加。另鉴于执行法院早已确认上海科利华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上海徐汇公司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的赔偿金额最多计算到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债权本息。六、再退一步讲，上海徐汇公司应当承担的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本息最多计算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受理上海银行提出的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破产申请之日。上海科利华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被徐汇法院（2014）徐民二（商）破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破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46条，“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算”，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依据70-73号调解书确定的对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权最晚也应于徐汇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即2014年1月3日停止计息，而不应按照上述民事调解书的规定，持续计算利息到票据款清偿之日。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辩称，一、本案未过诉讼时效。1.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请求权成立于徐汇法院送达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的裁定书之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起算。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必须以权利人的请求权已经成立为前提。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向上海徐汇公司主张连带清偿上海科利华公司债务的请求权。上述规定的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是：“公司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从上述构成要件可知，公司出现“无法清算”的结果是债权人依据该法律规定向公司股东主张连带清偿公司债务请求权的必备要件，债权人的该请求权在该结果出现之前不能成立，债权人无法向公司股东主张权利。本案中，2015年2月15日作出的（2014）徐民二（商）破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公司债权人有权起诉科利华公司清算义务人”，故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起诉未过诉讼时效。2.侵权行为的成立，必须以违法行为造成损害为前提。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并不必然会导致债权人的债权受到损害。只有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出现公司无法清算”的结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之时，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所主张的请求权尚不存在，无法行使请求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解释理解与适用》第571页第二段“（二）债权人主张清算义务人承担清算责任的诉讼时效问题”中明确指出：“债权人应当在终结裁定送达后的2年内向有关清算义务人提起诉讼，债权人没有在2年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清算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终结裁定送达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16.【诉讼时效期间】”中指出：“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二、上海徐汇公司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根据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14.【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的规定，上海徐汇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同时，现有证据反映：上海徐汇公司于1999年召开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同意与北京科利华公司共同组建上海科利华公司，并委派邹龙飞担任该公司董事。此后邹龙飞一直担任上海科利华公司的董事，目前工商信息依然显示“邹龙飞为该公司董事。”上述事实表明：上海徐汇公司委派邹龙飞作为公司高管一直深度参与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经营管理，此与上海徐汇公司关于其未参与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日常经营的主张不符。三、上海徐汇公司未能证明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举证。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15.【因果关系抗辩】”的规定，上海徐汇公司未就此进行任何举证，而是以其未掌管上海科利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为由，直接推导出“上海徐汇公司即使履行清算义务，上海科利华公司仍将会面临无账册、重要文件等公司财产无法清算的后果”这一结论，依据不足。四、上海徐汇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上海科利华公司控股股东查清事实而导致误判，缺乏依据。“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无财产”的认定不能仅凭口头陈述，只有在提供全面、完整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的账册及相关重要文件的情况下，经过法定的清算程序才能确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前的财产状况，才能核实清算义务人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注册资本、关联交易及其他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行为。徐汇法院在审理上海科利华公司破产案件中，人民法院及破产管理人均已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包括上海科利华公司控股股东在内的责任人进行了送达、公告及通知，最终未能接管到上海科利华公司的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导致无法清算，而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正是基于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上海科利华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无法清算”这一事实提起本次诉讼。五、关于上海徐汇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上海科利华公司未能在（201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71、72、7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主动履行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其所负的债务包括法定迟延履行利息，该迟延履行利息应从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04年6月30日起计算。在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管理人依照破产法及有关规定，将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债权利息计算至徐汇法院对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破产受理日，但该债权属于破产债权，只有通过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破产程序才可以受偿，而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并未在上述破产程序中得到清偿。故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主张上海徐汇公司对（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71、72、7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向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应得到支持。原审被告李有华、熊壮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上海徐汇公司、熊壮、李有华对（2004）沪中民三（商）初字第70、71、72、73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海科利华公司系成立于1999年4月2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5000万元。现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宋朝弟（出资额4000万元）、北京科利华公司（出资额900万元）、李有华（出资额60万元）、上海徐汇公司（出资额4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熊壮。2004年5月14日，上海一中院作出（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70号《民事调解书》）：一、被告黑龙江科利华公司承诺于2004年6月30日之前支付原告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票据款人民币5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03年3月29日起至2004年3月17日止的利息人民币383074.66元;自2004年3月18日起至全部票据款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的利息)；二、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92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27435元，均由被告黑龙江科利华公司负担，并于2004年6月30日之前直接向原告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支付；三、被告北京量子利华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上海科利华公司、北京科利华教育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利华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宋朝弟对被告黑龙江科利华有限公司上述第一、第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其他无争议。同日，上海一中院作出（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1、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其中，71、72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与前述70号《民事调解书》相同；7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保全费用为27436元，其他内容与前述70号《民事调解书》亦相同。后，黑龙江科利华公司等未履行前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于2004年7月9目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市一中院经审查认为：……六名被执行人中，除北京科利华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上地东路33号科利华网络大厦房产可供本案执行外，其他五名被执行人基本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本案查封的上述房产，因被执行人北京科利华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他借款案中已被法院查封，因此本案的执行需待另案处理完毕后，如有余值，方可执行，故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本院认为，鉴于六名被执行人目前均无可供本案执行之财产，且申请执行人亦无法提供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线索供本案执行，故本案暂无继续执行之条件，依法应对本案中止执行。据此，2004年9月23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2004）沪一中执字第488、489、490、4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上海一中院(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71号、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中止执行。2008年7月27日，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6月8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2004）沪一中执字第488-491号《民事裁定书》：本院（2004）沪一中执字第488-491号执行案申请执行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变更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2012年10月29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名称变更为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2013年10月20日，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海科利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徐汇法院申请对上海科利华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徐汇法院于2014年1月3日裁定受理上海科利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5年2月15日，徐汇法院作出(2014)徐民二(商)破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查明：债务人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一切财产；管理人在履行管理人职责过程中已发生了破产费用。本院认为:管理人依法履行管理人职责后，因债务人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一切财产，导致管理人无法清算。鉴于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且科利华公司无财产给管理人接管及清偿破产费用，故上海科利华公司应予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由于本案系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债务人上海科利华公司破产清算案，因债务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财务资料、重要文件等灭失以及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而终结清算程序的，虽然债务人的法人资格因破产清算程序终结而终止，但其既有的民事责任并不当然消灭，而应由上述清算义务人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的规定，另行要求债务人上海科利华公司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上海科利华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的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上海科利华公司破产;二、终结上海科利华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一审庭审中，上海徐汇公司表示，上海科利华公司系于2008年7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2008年8月11日知道上海徐汇公司未履行成立清算组的义务，应当适用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2004）沪一中执字第488、489、490、491号《民事裁定书》说明在2004年，上海科利华公司即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上海科利华公司的账册、财务资料等由熊壮保管，上海徐汇公司并不掌握且无法取得相关材料导致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并非是由于上海徐汇公司不履行清算责任。另查，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71号、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以及（2004）沪一中执字第488-491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已经确定上海科利华公司所欠债务数额，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上海科利华公司已于2008年7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法定解散事由，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海徐汇公司、李有华作为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并未履行上述清算义务。根据徐汇法院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的(2014)徐民二(商)破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因债务人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一切财产，导致管理人无法清算。鉴于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且科利华公司无财产给管理人接管及清偿破产费用，故上海科利华公司应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至此，确定了上海科利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因此，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且该怠于履行足以导致无法清算时起算。徐汇法院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前述裁定书，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海徐汇公司关于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起诉时间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海徐汇公司主张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但一方面，（2004）沪一中执字第488、489、490、491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的上海科利华公司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终止执行的情况，只能证明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没有找到该公司的财产，不能证明该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也不能证明其没有财产，上海科利华公司是否具有财产，须经法定清算程序才能最终确认；另一方面，上海徐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海徐汇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由他人保管，其无法取得相关材料。故对于上海徐汇公司关于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上海科利华公司无法清算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海徐汇公司、李有华作为法定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应当对（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71号、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中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熊壮并非上海科利华公司的股东，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要求熊壮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有华、熊壮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徐汇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李有华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71号、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上海科利华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海徐汇公司以宋朝弟系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为由，申请追加宋朝弟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包括：一、一审法院未追加宋朝弟为本案第三人有无不当；二、上海徐汇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上海徐汇公司、李有华、宋朝弟及北京科利华公司均系上海科利华公司股东，在上海科利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均应履行清算义务，故上海徐汇公司、李有华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据此，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的清算义务人之间及其与公司之间系法定连带责任，故债权人有权向全部或其中部分债务人主张权利。现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选择向上海徐汇公司及李有华追责而未起诉股东宋朝弟，系其自由处分民事权利，一审法院对追加宋朝弟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未予同意，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追究清算义务人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债权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如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则上海徐汇公司不应继续承担清算清偿责任。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应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本案中，首先，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于2004年7月9日就涉案债权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市一中院于2004年9月23日裁定中止执行，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0年6月8日被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故其自2010年6月8日起即应当知道涉案债权存在无法得到执行的情况。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及债权人理应关注并了解上海科利华公司的经营情况。其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公司因营业执照被吊销等法定事由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亦规定，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本案中，上海科利华公司于2008年7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未进行清算。《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于2008年5月19日施行，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在上海科利华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至本案一审起诉前，既未要求上海科利华公司的股东履行清算义务，亦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或者请求上海徐汇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显属怠于履行权利。再次，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上诉主张应自上海徐汇法院送达（2014）徐民二（商）破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经查，该案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申请债务人上海科利华公司破产清算，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该笔债权与本案债权无关。本院认为，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成为申请执行人后至本案起诉前近7年未行使权利，现其要求以其他债权人主张权利之行为作为己方债权诉讼时效之计算起点，与立法初衷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合考虑前述因素，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现上海徐汇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院对其要求上海徐汇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更正。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原审被告李有华未提起上诉且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根据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及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海徐汇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并不适用于李有华。鉴此，一审法院判令李有华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71号、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上海科利华公司的债务向华融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李有华、熊壮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9775号民事判决；二、李有华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70号、71号、72号、7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上海科利华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公告费260元，由李有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公告费560元，由李有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坤审 判 员  杜丽霞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郭 琳书 记 员  张旭燃书 记 员  徐 曼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