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3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女，195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孟芸，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糜某，男，201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理人：余某1，女，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女，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女，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俊，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某因与被上诉人糜某、余某1、余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5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某的诉讼代理人谢孟芸，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2及其与糜某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杨华俊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对案涉江北区洋河路12号2单元10-3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洋河路房屋”）中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的价值认定错误。首先，该房屋系上诉人婚前购买，亦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婚后余吉斌参与还贷并不能否定上诉人系该房屋产权人的事实，故上诉人对该房屋享有处分权，其出售该房屋的行为合法有效；其次，一审判决以鉴定日为时点计算该房屋的增值价值错误，因为在上诉人出售该房屋（2016年9月13日）至鉴定日（2018年2月5日）期间，房价上涨幅度较大，且余吉斌去世时，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案涉房屋婚后共同还贷所对应的房屋价值，故应以上诉人出售该房屋时的市场价值确定其价值；最后，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婚前支付房款所对应的房屋增值部分未予计算，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判决不合理。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唐某放弃了对一审判决诉讼费负担金额的异议。被上诉人糜某、余某1、余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被上诉人并未否定上诉人对案涉的房屋所有权，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所有权上所承载的包括收益在内的财产本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次，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起诉后，明知案涉房屋系诉争财产，却仍然擅自处分，侵害了被上诉人合法权利；最后，一审诉讼费的计算方式不应是上诉人所理解的纯粹现金部分，而应是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全部可被量化的财产部分。糜某、余某1、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遗嘱合法有效；2.确认遗嘱涉及的财产归糜某所有，包括以下财产：（1）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四川省峨眉山市绣湖国际度假区一期138幢309号房屋；（2）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12号2单元10-3号房屋的增值部分；（3）交由许丽萍保管并由许丽萍存放在银行保险箱内的金条2000克、玉器、珠宝；由唐某以及其侄女唐敏保管的银行存款798万元现金；以上财产中属于余吉斌的遗产部分归糜某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余吉斌与其前妻陈硕华有两个女儿，长女余某2，次女余某1，糜某系余某1之子。余吉斌与陈硕华于2003年4月11日离婚。××××年××月××日，余吉斌与唐某结婚，婚后无子女。2015年2月，余吉斌被确认患肺癌晚期并伴转移。2015年6月7日上午9时至12时，余吉斌在重庆市江北区富力海洋广场5栋2501室，与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1就其遗产继承问题进行谈话，由李某1记录，无利害关系人李某3在场见证，并对整个谈话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谈话结束后，由余吉斌、李某1、李某3在谈话记录上签字，并注明签名时间：2015年6月7日。然后李某1将该谈话记录打印形成《遗嘱书》，再由余吉斌对打印件进行核对并再次签名捺印，李某1、李某3亦在《遗嘱书》上签名捺印。遗嘱内容如下：我有亲生女儿两个，即余某2、余某1，现已全部成家另立门户。我与原配妻子陈硕华于2003年4月14日离婚，于××××年××月××日与现任妻子唐某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现因年迈体弱，且身患癌症晚期，自觉心力、精力不支，为了处理好我离世后的一些事务，自愿立下以下遗嘱。为保证本遗嘱的合法、真实、有效，特聘请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李某1律师代书，李某3见证立此遗嘱，望相关人员各自恪守，勿生争执。一、我有房产三处如下：1.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12号2单元10-3号住房一套，面积86.55平方米，购买日期2005年6月21日。2.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住房一套，购买日期2014年12月11日。3.位于眉山市秀湖大道峨绣湖国际度假区一期138号楼309号住房一套。经过认真考虑，对于上述房屋产权中属于我的部分由我的外孙、次女余某1之子糜某在我逝世后继承，其他人不继承。二、2012年3月9日，通过唐某暂存在其侄女唐敏（公民身份卡号51×××24）的建设银行账户62×××06的存款支付购买的建设银行投资金条2000克，属于我和唐某的共同财产。已委托朋友许丽萍保管在其招商银行账户41×××27下租用的保管箱内，保管箱号为C6935。对于该财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去世后也由外孙糜某继承。三、委托朋友许丽萍保管在其招商银行账户41×××27下租用的保管箱内，保管箱号C6935的其他财物，包括珠宝、玉器等为我和唐某共有，其中属于我的一半，由外孙糜某继承。四、我现有银行存款798万余元由唐某及其侄女唐敏暂管，其侄女唐敏暂管的部分存款存于唐敏亲生母亲名下。其中属于我的部分本金及孳息在我身故后均由外孙糜某继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索要或借用。五、我的全部合法的、由外孙糜某继承的财产，在糜某未成年之前，由其母亲余某1、姨母余某2共同监管、合理使用，不得损害其利益。六、我的其他财产不在遗嘱处理范围之内，我的子女们可依法继承。我无任何债务，亦无任何债权。七、以上遗嘱经律师代书打印后并经我核对无误，特此签名。立遗嘱人：余吉斌（手写签名并捺印），见证人（代某）：李某1（手写签名并捺印），见证人：李某3（手写签名并捺印）。时间：2015年6月7日（打印）。2015年6月16日，余吉斌去世。一审审理中，唐某申请对余吉斌在立遗嘱日前后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选定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委托书》。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中心回函：“我鉴定中心接到贵院委托对余吉斌在立遗嘱前后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接件后，我鉴定专家认真熟悉鉴定资料后认为：被鉴定人已去世，虽提供有旁证材料，但不能真正提示被鉴定人在立遗嘱时的真正状况，故不能客观、真实的评定被鉴定人在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故予退件。”一审审理中，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了余吉斌写给朋友许丽萍的信、余吉斌与唐某的短信记录、手写签余吉斌三个字的《关于唐某在丈夫余吉斌身患晚期绝症后，不履行照顾扶养义务，拒不支付医药费生活费，侵犯余吉斌对共同财产的平等知情权、自由支配权、隐匿转移共同财产的事实陈述，证言证词》打印件。余吉斌在信中叙述其在病重期间，与唐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情经过。糜某、余某1、余某2还申请证人李某1、杨某、李某2出庭作证。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上述材料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拟证明在余吉斌患病期间，余吉斌与唐某的关系恶化，进而证明余吉斌立遗嘱将其遗产确定为糜某继承的合理性。同时举示首页手写签“余吉斌2015.6.7”的《共同财产及其他情况总体概述》，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共同财产清单；第二部分《关于唐某在丈夫余吉斌身患晚期绝症后，不履行照顾扶养义务，拒不支付医药费生活费，侵犯余吉斌对共同财产的平等知情权、自由支配权、隐匿转移共同财产的事实陈述，证言证词》；第三部分唐某不付医药费和生活费的证据；第四部分为唐某隐匿转移共同财产的证据；第五部分为唐某名下使用和正在使用的银行卡与账户以及未在唐某名下但有证据证明为唐某控制、支配、隐匿、转移共同财产的相关银行卡及账户；第六部分其他事项……。糜某、余某1、余某2称上述材料系余吉斌家人（不确定身份）整理后由余吉斌签名。余吉斌在该自述中陈述其与唐某共同共有的财产与其在遗嘱中关于财产的陈述一致。唐某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余吉斌建设银行卡号为37×××84在2011年12月28日收入2000万元，次日，从余吉斌的此张银行卡中转出500万元到唐某建设银行卡号为37×××76的银行卡上，转出1300万元到唐某卡号为37×××92的银行卡上，转出200万元到余吉斌卡号为37×××00的银行卡上。同时举示了余吉斌卡号为37×××00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1月2日从该卡上转账支付100万元至王功明62×××19账户中，同日现金支取60万元，并据此认为从余吉斌在建设银行卡号为37×××84上转到余吉斌卡号为37×××00的银行卡上的200万元，用于偿还了余吉斌与唐某的夫妻共同债务16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唐某卡号为37×××92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1月2日从唐某的卡上转出50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该500万元转入了余某2账户。唐某对此予以认可。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余某1卡号为62×××21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4月18日转账支取转出250万元到余吉斌55×××83账户。糜某、余某1、余某2由此认为从唐某账上转给余某2的500万元中，有250万元系偿还之前对余某1、余某2的借款，另250万元已经返还给了余吉斌。唐某认为从余某1账户向余吉斌账户转款与本案无关。2014年1月7日，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林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双方均作为证据举示，参加股东会议应到股东6人，实到的有余吉斌、蒋宝宜、蒋宝坪、曾宪儒4人，议题：1、公司债务处置，2、公司管理事务安排。与会股东一致通过以下决议：（一）股东会全权授权余吉斌作为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管理人，对外全权代表公司，对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股东予以承认。（二）同意清偿公司对外债务848.75万元。（三）同意清偿公司应偿还股东余吉斌借款人民币本金及利息7935791.95元。（四）同意清偿公司应偿还股东蒋宝宜、蒋宝坪二人股东借款及报酬共计人民币350万元。（五）同意公司支付员工遣散费人民币160万元。以上费用总计21523291.95元。糜某、余某1、余某2称该证据显示的公司支付员工遣散费人民币160万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支付，进而认为可供唐某与余吉斌支配的数额为7935791.95元加上160万。唐某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唐某与余吉斌收到21523291.95元，也不能证明唐某与余吉斌实际收到了公司清偿给余吉斌的7935791.95元，因此不认可糜某、余某1、余某2的上述观点。2012年6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冻结了余吉斌建设银行37×××23账户、唐某建设银行37×××76账户、唐敏建设银行62×××06、62×××88账户。冻结通知书载明的冻结时间为2012年6月21日至2012年12月20日。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唐敏在建设银行62×××06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2月8日支出2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又举示【中渝·梧桐郡】商品房认购协议、房屋销售专用发票，显示以余吉斌名义与开发商签订房屋认购协议的时间亦为2012年2月8日，交纳定金数额为2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根据上述两份证据认为从唐敏该账户中转出的金额和时间关联，进而认为购房定金系从唐敏该账户中支付的；唐敏该账户2012年3月9日，支付5笔总金额为71万元，摘要是购买黄金，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系余吉斌和唐某购买黄金，从唐敏账户中支付的款项。唐敏建设银行卡号62×××88账户在2012年4月20日，通过余吉斌账户转入唐敏该账户90万元，当日，唐敏的账户显示支付90万元用于购买基金，糜某、余某1、余某2以此认为是余吉斌将该90万元转入唐敏账户用于理财；2012年5月2日，支付29万元，对方账户是峨眉山蓝光文化旅游置业有限公司，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唐敏账户中支付的该笔钱系支付诉争的峨眉山市秀湖国际房屋的购房款；唐某建设银行卡号为37×××76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5月17日两次取现，金额均为100万元，唐敏尾号6888账户在同一天两次现金存入，每次各10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以从唐某账户中取出的200万元与唐敏账户中存入的200万元在时间和金额上完全一致为由，认为唐敏账户中存入的200万元是唐某取出现金然后存入唐敏账户中的；蒋宝宜、蒋宝坪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收条、唐敏建设银行尾号6888的转账凭据，显示从唐敏的该账户转账支付给蒋宝宜、蒋宝坪150万元，2014年1月16日，蒋宝宜、蒋宝坪出具的收条载明唐敏支付蒋宝宜、蒋宝坪现金100万元，2014年3月2日，蒋宝宜、蒋宝坪出具的收条以及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载明从唐敏尾号6888账户转账支付蒋宝宜、蒋宝坪10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上述支付给蒋宝宜、蒋宝坪的350万元亦是从唐敏账户中支付的；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风险揭示书，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该两份证据并认为风险揭示书中“唐敏”的签名和相关手写文字均系唐某所写；周大福货品说明及星展银行的回单，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该两份证据中“唐敏”系唐某书写。糜某、余某1、余某2根据上述事实，认为唐敏建设银行尾号6888和尾号5206两个账户实际是唐某与余吉斌在使用。唐某质证认为，唐敏系余吉斌所在公司的财务人员，冻结其账户正常，认可支付给蒋宝宜、蒋宝坪的350万元系从唐敏账户中支付，但不认可糜某、余某1、余某2关于唐敏的该账户由唐某和余吉斌在使用的观点，并认为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唐敏建设银行尾号5206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在2012年1月12日从这个账户支出100万元；2012年3月23日支付100万元购买基金。唐敏建设银行尾号6888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4月20日购买基金90万元，同年4月26日，由证券系统赎回2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此次理财投入实际为70万元，在2012年7月26日的余额为2467630.92元。糜某、余某1、余某2以理财规则是理财收益应当划入原账户为由，认为上述理财赎回的款项亦回到了唐敏的账户，据此认为唐敏的上述账户截止到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不计算基金理财收益，余额应为516万余元。糜某、余某1、余某2还依据2012年3月21日，从唐敏建设银行尾号5206账户中转给王晓涛300万元的事实，以王晓涛与余吉斌和唐某均无经济往来，该笔款是王晓涛代余吉斌和唐某持有为由，认为该笔300万元亦应计入余吉斌和唐某的共同财产之中，同时认为由于该笔款是从唐敏账户中转出的，也应当回到唐敏的账户，进而认为唐敏账户余额增加至816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还举示唐某建设银行卡号为37×××76、余吉斌37×××23交易明细，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7月3日，唐某账户余额200余万元；2012年5月17日，余吉斌账户余额10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称唐某、余吉斌上列银行账户余额截止2014年1月9日没有被动过（没有支取），进而认为截止2014年年初，属于唐某和余吉斌的夫妻可支配的现金为1116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余吉斌建设银行尾号0883账户交易明细，并认为该账户2012年4月19日转出的104万元系支付购买“中渝·梧桐郡”房屋的购房款，并结合唐某兴业银行卡号为62×××10的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4月28日汇入124万元的事实，认为唐某该笔收入系收到开发商退回的购房款，进而认为该124万元亦系唐某与余吉斌的夫妻共同财产，至此，唐某和余吉斌可支配的现金有124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余某1给余幼玲转款50万元、余吉斌给余幼玲转款50万元的转账记录，以及余吉斌中国银行10×××85账户在2012年7月20日至2013年8月27日期间的交易记录，显示余吉斌与余吉锐、郭希涛、余幼玲、夏英群、余华等人的银行交易记录。糜某、余某1、余某2以此认为余吉斌和唐某支付给余幼玲100万元代为理财的款项后来又还给了余吉斌103.647万元（超出部分为理财收益），并进而认为属于余吉斌和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增加至1343.647万元，此数额扣除偿还蒋宝宜、蒋宝坪的350万元以及支付尚岭花园（即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房款106万元，就是余吉斌在遗嘱中提及的798万元。唐某认为唐敏系案外人，其账户余额不能用于计算唐某和余吉斌夫妻可支配的现金；对糜某、余某1、余某2依据上述事实发表的质证意见均不予认可。对唐某兴业银行62×××10账户收入124万元无异议，对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证明余幼玲还款的证据不予认可，对糜某、余某1、余某2陈述的唐某和余吉斌可支配的现金数额不予认可。针对唐某建设银行卡尾号为0476卡上的500万元、卡号为37×××92卡1300万元的支出情况，唐某举示了如下证据：1.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的事实与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2014年1月7日股东会决议一致；2.2013年5月26日，余吉斌出具的说明，载明向公司员工蒲厚超的妻子章应弦支付5万元；3.2012年1月9日，唐树森出具的收条，载明唐某代公司向唐树森还款42万元；4.2012年1月2日，《关于终结南川山王坪曼地亚红豆杉基地的协议》以及谈锋出具的《收条》，证明西南大学教授谈锋与公司合作开展曼地亚红豆杉种苗基地建设，公司补偿谈锋40万元；5.2012年1月2日，公司与王宫明（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王宫明出具的《收条》，证明公司曾以王宫明的名义向外借款，产生本息250.75万元，由公司支付给王宫明，并由王宫明出具收条确认，公司支付款项后，公司通过王宫明及王宫明本人借贷的所有借款视为一次结清，若再出现其他借贷事由一概与公司无关，并由王宫明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6.2012年1月4日，王阳出具的《收条》，证明收到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林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借款128万；7.2015年5月14日，王阳出具的《收条》，证明收到唐某支付的138万元，唐某称此笔款系王阳将证据6中收到的128万元交给唐某代为理财所获得的收益；8.2014年1月9日、16日、3月2日，蒋宝坪、蒋宝宜出具的《收条》3份，证明的内容与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证据一致，证明公司偿还蒋宝坪、蒋宝宜借款350万元；9.2012年1月2日，张美玉与余吉斌签订的《还款协议》，证明偿还余吉斌向张美玉借款20万；10.2013年1月6日，余某1出具的《收条》，载明余吉斌通过银行转账向余某1偿还公司的借款250万；11.2013年1月6日，余吉锐出具的《收据》，载明余吉斌通过银行转账代公司偿还借款5万；12.2012年1月4日，肖蓉出具的《收条》《情况说明》，载明肖蓉将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林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偿还的借款96万交给唐某代为理财（唐某称已向肖蓉支付了96万）；13.2012年1月7日，余幼玲出具的《收条》，载明余吉斌代公司偿还借款12万。唐某举示上述证据证明按照股东会决议偿还公司对外债务848.75万元、偿还蒋宝坪、蒋宝宜借款350万元、员工遣散费160万元，共计1358.75万元，均是从唐某和余吉斌收到的2000万元中支付的；同时也证明唐某和余吉斌账户中有他人的款项。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遣散费160万元并未实际发生；肖蓉、王阳的债务是不存在的，并以唐敏尾号6888账户在2012年1月12日收到王阳两笔转账共计1280529.78元、肖蓉一笔转账64万元为由，认为王阳、肖蓉的该两笔款项最后又回到了唐敏尾号为6888账户中，王阳在收条中称收到唐某偿还的借款后将该笔借款交给唐某代为理财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因为王阳比唐某年轻。糜某、余某1、余某2提交的唐某建设银行尾号为9192的账户（于2011年12月29日开户）支付情况如下：1.2012年1月1日取现3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与唐某均认可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余幼玲12万元、余吉锐5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在该证据上标注：“13万元于20120105日存入唐敏5206卡”。经审查，唐敏建设银行尾号为5206账户在2012年1月5日通过自己的其他账户活期转一户通存入13万元。2.2012年1月2日转取5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批注“（章应弦）”，唐某称系支付给章应弦的补偿款。3.2012年1月2日转账支付给余某2500万元，双方均认可其中250万元系偿还余某2借款，糜某、余某1、余某2批注“余某2，其中250万于201204退回”。4.2012年1月2日转账支付3笔，分别为150.75万元、96万元、130万元，共计374.75万元、唐某称偿还王宫明150.75万元、偿还肖蓉96万元、偿还王阳128万元；取现230万元，偿还王宫明100万元，支付给谈锋40万元、张美玉20万元。5.2012年1月3日转账支付1笔42万元，唐某称用于偿还张树森，当日取现983824.33元后该卡被注销。唐某所称偿还金额为848.75万元，与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公司外债数额一致。同时支付给余某2500万元中，糜某、余某1、余某2称其中250万元系偿还借款，另250万元已经于2012年4月18日通过余某1的账户转账返还到余吉斌尾号0883账户（余某1的银行交易明细确实显示在2012年4月18日向余吉斌尾号0883账户转账250万元）。唐某该账户收入1300万元后，于2012年1月1日至3日期间，短短三天内通过转账支付或者取现提取的方式支付1241.75万元。唐某举示的唐某尾号0476号账户交易名义显示：在2012年5月17日向余吉斌尾号6623账户转款100万元，向余吉斌尾号为0883账户转款5万元。唐某举示中国人寿两份分红保险红利通知书、保险业务受理单各两份，载明唐某2012年1月6日购买两份保险支出20万元，2013年1月申请退保，退保险费92660元；2012年1月13日为唐敏购买保险支付1万元、2012年1月17日为赵莉购买保险支付1万元，唐某认为为唐敏、赵莉购买保险作为对员工的遣散费，双方均认可为唐敏、赵莉购买保险支出的2万元系唐某和余吉斌支付的。唐某举示其农业银行尾号为62×××17（以下简称6417）的交易明细，显示在2014年12月11日转账支付50万元，以及尚岭花园10-1-2-2家装结清单，意图证明唐某为购买该房屋支付购房款50万元，中介费、契税、装修等约支出311260元。糜某、余某1、余某2以对此情况不了解为由，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认为从余吉斌委托的许丽萍账户亦支付过购房款50万元。唐某举示上述证据证明经股东会议决议中所表述的支出是真实存在的，唐某卡号为37×××92卡上收入的1300万元，实际支付了外债848.75万元，部分遣散费用以及多支付余某2、余某1的250万元。唐某尾号为0476的建设银行卡转入的500万元转给了余吉斌105万元，其余395万元主要用来偿还股东还款。且证明余吉斌、唐某名下分别持有部分现金，均有权使用分配，并称自己与余吉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已经消费，要求根据其与余吉斌账户中现有的余额认定余吉斌的遗产中的现金数额。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160万元遣散费实际并未发生；肖蓉及王阳两人的债务，也是虚拟债务，实际公司对外债务为848.75万元减去肖蓉的96万元和王阳的128万元。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余吉斌遗嘱书中涉及的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建筑面积152.02平方米）、峨眉山市山湖路南段6号138幢309号房屋（2014年2月27日登记，建筑面积51.97平方米），属于余吉斌与唐某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房屋产权证载明的事实，上述两套房屋由余吉斌与唐某各享有50%的产权。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12号2单元10-3号房屋，建筑面积86.55平方米，购买人为唐某，房屋总价款143038元，按揭贷款8年1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3年4月22日至2011年4月22日，2003年5月22日首期还款1267.9元；该房屋买卖合同于××××年××月××日签订（余吉斌与唐某登记结婚的时间为××××年××月××日），产权登记时间为××××年××月××日，2016年9月13日唐某将该房屋出售，售价为50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认可该房屋系唐某婚前购买，但在婚后偿还银行按揭，故该房屋增值部分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属于余吉斌的遗产。经糜某、余某1、余某2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重庆道尔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评估，结果为：该房屋在2018年2月5日的市场价值为75.3万元。糜某、余某1、余某2对鉴定报告无异议，唐某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房屋系唐某婚前购买，属于唐某的个人财产，其有处置权，唐某在2016年9月13日将房屋出售，从此时到2018年2月5日鉴定时，房屋的形态已经发生改变，由房屋转化为价款，不存在房屋增值，故不同意按照2018年2月5日的市场价值计算增值部分。糜某曾于2016年起诉，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余吉斌和唐某的银行账户明细。一审法院将调取的证据交双方当事人核对，之后，糜某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本案审理中，对遗嘱中涉及的余吉斌与唐某的共同存款，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了上述证据，但对余吉斌生前与唐某购买金条以及属于双方共有的珠宝、玉器等事实，糜某、余某1、余某2仅提供立遗嘱人余吉斌的自述，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唐某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根据糜某、余某1、余某2的申请，一审法院查询了余吉斌和唐某诉讼时仍在使用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与双方当事人举示的有关余吉斌与唐某的银行账户余额情况分别如下：余吉斌银行账户情况如下：建设银行卡号为37×××00、62×××52、37×××84的账户在余吉斌去世前已销户；建设银行卡号为55×××83的账户在2015年6月21日的余额为2249.22元；中国银行卡号为10×××85的账户在2015年5月20日的余额为154.44元；兴业银行卡号为34×××ＸＸ的账户在2015年6月21日的余额为347.56元；工商银行卡号为31×××66的账户在2015年5月27日的余额为2191.41元。唐某银行账户情况如下：建设银行卡号为37×××92的账户已于2012年1月3日销户；建设银行卡号为37×××76的账户在2014年3月3日的余额为0，此后没有交易记录；兴业银行卡号为62×××10的账户与34×××40系同一账户，已于2013年4月30日销户；兴业银行卡号为34×××ＸＸ的账户已于2013年4月30日销户；交通银行卡号为500900462115000027202的账户已于2012年3月10日销户；建设银行卡号为37×××62的账户与交易卡号为43×××13的账户系同一账户，在2015年9月28日的余额为0.41元；建设银行卡号为55×××39的账户在2015年6月14日的余额为20295.62元；农业银行卡号为62×××17的账户在2015年5月20日的余额为2134.06元；工商银行卡号为31×××36的账户在2015年2月16日购买基金10万元，2015年2月17日购买理财产品30万元，2015年6月16日余额20932.6元；工商银行卡号为31×××33的账户2015年5月18日的余额为12012.8元。一审庭审中，唐某认可在余吉斌去世前购买有黄金，其与余吉斌各保存一公斤。关于余吉斌遗嘱中提及的珠宝、玉器，唐某予以否认，糜某、余某1、余某2也未举示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由被继承人余吉斌生前口述、他人代书、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形成代书笔录，并由立遗嘱人余吉斌、代某李某1、见证人李某3在代书笔录上签名、并注明签署时间后，打印形成《遗嘱书》，再由立遗嘱人余吉斌、代某李某1、见证人李某3签名、注明签署时间。虽然在《遗嘱书》中载明的时间是打印的，但仍属于留有时间的遗嘱，不能认定为没有日期的代书遗嘱。代某李某1、见证人李某3均系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与立遗嘱人余吉斌以及余吉斌的继承人均没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某、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余吉斌生前所立遗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同时，根据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中心关于“被鉴定人已去世，不能客观、真实的评定被鉴定人在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故予退件”的回函，现没有证据证明余吉斌在立遗嘱时不具有行为能力，故唐某认为余吉斌在立遗嘱时无行为能力、所立遗嘱无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余吉斌所立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当认定系余吉斌的真实意思表示。但遗嘱处分的财产必须是立遗嘱人自己的财产。经审理查明，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峨眉山市山湖路南段6号138幢309号房屋，属于余吉斌与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属于余吉斌的遗产，另一半属于唐某的个人财产。余吉斌遗嘱中关于该两套房屋中属于余吉斌的部分由糜某继承的遗嘱内容，合法有效。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12号2单元10-3号的房屋，合同签订时间为××××年××月××日，产权登记时间为××××年××月××日，而余吉斌与唐某登记结婚时间为××××年××月××日，虽然该房屋属于唐某的婚前个人财产，但由于该房屋系唐某婚前购买、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银行按揭，故增值部分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于增值部分的确定，评估机构认为由于唐某与余吉斌结婚时间久远，而对结婚时的房屋价值无法评估，双方亦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由于无法确定唐某与余吉斌结婚时的房屋价值，且从购房到结婚时间较短，故对该时间段房屋的增值予以忽略，直接以评估价格减去购房款总额予以确定，即75.3万元减去14.3038万元等于60.9962万元，其中一半即30.4981万元属于余吉斌的遗产，根据余吉斌的遗嘱应由糜某继承。鉴于该房屋已被唐某出卖，故应当由唐某向糜某支付相应金额的现金。关于糜某、余某1、余某2诉称唐敏建设银行交易卡号为62×××06和62×××88的账户系余吉斌和唐某在使用的问题。糜某、余某1、余某2提出该主张的事实理由如下：第一、公安机关冻结余吉斌和唐某的银行账户时，对唐敏的银行账户也予以冻结。第二、公司偿还蒋宝宜、蒋宝坪的350万元，系从唐敏的账户支付。第三、使用唐敏账户消费的相关资料上“唐敏”的签名系唐某所签。第四、唐敏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的部分交易在时间、金额上与余吉斌支付购房款、唐某账户现金取款一致，以及唐敏的账户与余吉斌有账务往来，等等。上述第一、第二项事实经庭审查明属实；第三项内容鉴于糜某、余某1、余某2并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对唐敏账户消费的相关资料上“唐敏”的签名是否系唐某所签进行鉴定的书面鉴定申请，故对该待证事实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第四项内容即余吉斌的购房款是否从唐敏账户支付、唐敏账户上现金存入的200万元是否为唐某取现的200万元亦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故糜某、余某1、余某2的第三、第四项待证事实无法确定，即使成立，亦是另一法律关系。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唐敏的账户与余吉斌及唐某有账务往来，但相关账务往来是唐敏自己操作还是余吉斌或者唐某在操作，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唐某也不认可，故糜某、余某1、余某2认为唐敏的账户一直系余吉斌和唐某在使用，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糜某、余某1、余某2诉称认为唐敏账户中的资金应归余吉斌和唐某所有的观点是否成立。糜某、余某1、余某2根据唐敏账户在2013年初之前的交易明细分析出，截止2013年初唐敏该账户余额为816万余元，并以该账户被冻结的事实，认为该816万余元系余吉斌和唐某可支配的现金。鉴于糜某、余某1、余某2举示的证据仅证明唐敏的该账户与余吉斌及唐某有账务往来，在交易中是唐敏自己操作还是余吉斌或者唐某在操作，无法确定。即使能够确定系余吉斌或者唐某在操作，也不能证明唐敏该账户中的资金系余吉斌和唐某的财产。并且其中一笔300万系唐敏与案外人王晓涛之间的交易，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与本案有任何联系，而糜某、余某1、余某2却以该300万元系唐敏支付给王晓涛为由，认为王晓涛与余吉斌、唐某之间没有经济往来，系余吉斌、唐某操控唐敏的账户将该笔款项委托王晓涛代为保管，该笔款项应当回到唐敏账户。糜某、余某1、余某2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凭分析陈述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撑，不能成立。如果糜某、余某1、余某2坚持认为唐敏账户中的资金系余吉斌和唐某所有，可另案起诉予以解决。关于糜某、余某1、余某2以唐某银行卡尾号为0476的账户在2012年7月3日的余额为200万元、余吉斌银行卡尾号为6623的账户在2012年5月17日的余额为100万元，该两个账户在2014年1月9日前被冻结为由，认为上述300万元是余吉斌去世时余吉斌和唐某可支配的现金。由于糜某、余某1、余某2诉称的该事实均发生在2012年，且唐某的上述账户在2014年3月3日的余额为0，之后没有交易记录，余吉斌的上述账户在2014年1月11日销户，余吉斌在2015年6月16日去世，在余吉斌去世前，其与唐某如何处理夫妻共有财产，不属于本遗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因为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余吉斌与唐某在2012年的财产状况不能作为认定余吉斌遗产的依据，故糜某、余某1、余某2的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关于余吉斌及唐某的银行账户在余吉斌去世时的余额问题。虽然唐某工商银行卡号为31×××36的账户在2015年6月16日的余额仅为20932.6元，但在2015年2月16日支出10万元购买基金，2015年2月17日支出3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由于基金和理财产品的购买时间距离余吉斌去世时间较短，且根据基金和理财产品的特点，上述基金和理财产品赎回的资金应当回到原账户，但从唐某的账户交易明细可看出，从购买基金和理财产品到余吉斌去世，这期间没有赎回的资金到账，那么，上述基金和理财产品赎回的资金应当在余吉斌去世后回到唐某的账户中，故应当计算在余吉斌与唐某的现金存款之中。根据本院查询的余吉斌及唐某的银行账户，在余吉斌去世时的余额应为460318.12元，其中一半230159.06元为余吉斌的遗产，应当由糜某继承。关于余吉斌遗嘱中涉及其生前与唐某购买金条的问题。现双方当事人均称购买的数量为二公斤，糜某、余某1、余某2称购买的金条保管在许丽萍在银行的保管箱中，唐某称购买的金条由其与余吉斌各自自行保管一公斤。根据双方的陈述，可以认定金条的数额为二公斤，应当由余吉斌与唐某各分得一公斤，余吉斌所有的一公斤依据余吉斌的遗嘱应当由糜某继承。如果判决由糜某继承一公斤金条，涉及到由谁负责交付的问题，而双方对金条由谁保管的意见不一致，无法确定金条的保管人，就无法判决由唐某向糜某交付，因此，一审法院对金条的问题不作处理。关于余吉斌遗嘱中涉及的珠宝、玉器等内容，糜某、余某1、余某2未举示证据证明余吉斌与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拥有珠宝、玉器，以及珠宝、玉器的数量，故对余吉斌遗嘱中涉及的珠宝、玉器等内容，不予确认，糜某要求继承珠宝、玉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立遗嘱人余吉斌遗嘱中涉及“我的全部合法的、由外孙糜某继承的财产，在糜某未成年之前，由其母亲余某1、姨母余某2共同监管、合理使用，不得损害其利益。”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一审法院确认该部分内容有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糜某继承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房屋建筑面积76.01平方米、峨眉山市山湖路南段6号138幢309号房屋建筑面积25.985平方米；二、被继承人余吉斌建设银行55×××83账户、中国银行10×××85账户、兴业银行34×××ＸＸ账户、工商银行31×××66账户，唐某建设银行37×××76账户、建设银行37×××62（43×××13）账户、建设银行55×××39账户、农业银行62×××17账户、工商银行31×××36账户、工商银行31×××33账户，上述账户中的所有余额归唐某所有，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糜某应继承的现金230159.06元；三、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糜某房屋增值部分价款304981元；四、驳回糜某、余某1、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640元，由糜某、余某1、余某2负担5000元，唐某负担12640元。此款已由糜某、余某1、余某2缴纳，唐某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糜某、余某1、余某2。”本院二审期间，唐某向本院申请对案涉洋河路房屋出售时（2016年9月）的市值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准许并委托重庆海特土地房地产估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案涉洋河路房屋2019年9月13日的市场价值为583300元（单价：6740元/平方米），并注明“由于该房屋出售后进行了重新装修，于实地查勘日无法对售卖前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经双方认可，本次评估不考虑其装修价值”。双方当事人对该评估报告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1.案涉洋河路房屋的购买成本价为163488.5元（首付款43038元、贷款本息120450.5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房屋成本不考虑该房屋的契税和其他费用），其中，唐某婚前支付了首付款43038元及贷款本息15214.80元，共计58252.80元；2.经评估，上述房屋在唐某于2019年9月13日出售时的市场价值为58330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不考虑装修价值）。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一审判决对案涉洋河路房屋的价值认定及分割是否正确。现评判如下：首先，案涉洋河路房屋系唐某婚前购买且登记在其个人名下，故其对该房屋享有处分权，但是，因该房屋有部分贷款是在唐某与余吉斌结婚后共同偿还，故该部分款项所对应的房屋现值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对上述房屋的价值认定，因前述房屋已被唐某于2016年9月13日出售，故各权利人在该房屋中所享有的价值份额应以出售该房屋时而非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时的市场价值进行确定，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唐某称其出售价格为50万元，但糜某、余某1、余某2对此不予认可，而唐某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关于上述房屋价值的分割问题：案涉房屋购买价为163488.50元，其中，唐某婚前支付房款58252.80元，其与余吉斌婚后共同还贷105235.70元。故双方共同还贷部分所对应的房屋现值375470.21元【（105235.70元÷163488.50元）×583300元】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其中的一半即187735.11元属于余吉斌的遗产。根据余吉斌的遗嘱，该部分遗产赠与糜某，故唐某应向糜某支付房屋折价款187735.11元。此外，糜某系余吉斌外孙，非其法定继承人，故糜某基于遗赠而非遗嘱继承取得案涉财产。糜某一审请求确认遗嘱涉及的相关财产归糜某所有，一审判决由其“继承”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唐某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根据二审新证据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5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二、变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5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继承人余吉斌建设银行55×××83账户、中国银行10×××85账户、兴业银行34×××ＸＸ账户、工商银行31×××66账户，唐某建设银行37×××76账户、建设银行37×××62（43×××13）账户、建设银行55×××39账户、农业银行62×××17账户、工商银行31×××36账户、工商银行31×××33账户中的所有余额归唐某所有，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糜某现金230159.06元”；三、变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5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糜某房屋折价款187735.11元”；四、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渊街1号10幢1-2-2号房屋（建筑面积76.01㎡）及峨眉山市山湖路南段6号138幢309号房屋（建筑面积25.985㎡）归糜某所有；五、驳回糜某、余某1、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640元，由糜某、余某1、余某2负担5000元，由唐某负担12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75元，由糜某、余某1、余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敬审 判 员  陈 娟审 判 员  唐 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刘念弟书 记 员  唐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