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503民初945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通钢企业公司，住所地：通化市二道江区东庆路。 法定代表人：毛美玲，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志昆，系吉林殷广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发，系通钢企业公司财务部长。 被告（申请执行人）：通化市二道江泰铭石灰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铭公司”），住所地：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村。 法定代表人：邢文立，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翔，系吉林易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通化三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石公司”），住所地：通化市二道江区二道江乡桃源村。 法定代表人：张晓伟，职务：经理。 原告通钢企业公司与被告泰铭公司、被告三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通钢企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志昆、李春发、被告泰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翔、被告三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钢企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的原告在通化市长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公司”）应收款20万元为原告所有，并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以三石公司“财务挂在通钢企业公司”为名，裁定冻结原告在长泰公司20万应收款。（2019）吉050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与长泰公司签订的《产品框架协议》中的经办人是三石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原告借给三石公司47万元维稳开支款项中有两笔合计25万元款项与原告收到长泰公司款项的时间、额度接近，便推断长泰公司账面款项并非原告应收款为由，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系为执行被告针对三石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未履行（2019）吉0503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义务发出，与原告无关。三石公司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及诉讼权利能力，原告虽然是三石公司股东，但是已经足额缴足三石公司注册资本，三石公司与原告都是独立法人单位，双方各自都有自己财务管理机构和独立的财务账簿，三石公司与长泰公司之间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法院执行机构于2019年8月21日因执行原告其他案件而扣划了原告在长泰公司账上的3.62万元应收账款，对原告在长泰公司挂账的应收款的所有权性质是明确掌握的。三石公司2018年冬季开始停产，企业现金流紧张，原告多方筹措资金借给三石公司用来进行支付留守人员工资、工伤人员生活费、上访人员安抚等维稳支出，仅今年以来，原告借给三石公司6笔合计47万元的维稳款项（1月29日15万元、2月25日5万元、4月17日10万元、4月29日5万元、5月8日10万元、8月23日2万元），自2017年开始，三石公司用产品偿还对原告的欠款，在三石公司足额为原告开具相应货物销售发票，依法履行了纳税义务后，三石公司与原告依据会计管理规则进行了财务交割及账目记载。原告与长泰公司签订了《产品框架协议》后，依法开具增值税发票进行销售后，挂在以原告名义在长泰公司开具的应付账款项下，根据长泰公司的资金状况由原告自行结算，与三石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累计向长泰公司供货约50余万元，2019年1月29日收货款15万元、4月15日收货款10万元、8月16日收货款5万元，8月21日扣划了3.62万元，累计四笔共计33.62万元。三石公司虽然经营困难，需要向原告借款支付维稳开支，但是一直都保持财务独立核算，三石公司与原告的买卖交易及借款往来的账目，都在各自财务账簿上清晰记载，不存在任何财务或者财产混同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7月3日至4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后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院）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强调“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只是例外情形。”第11条“【财务或者财产混同】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志和独立利益，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务或者财产与股东的财务或者财产是否混同，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财务或者财产混同：（1）股东随意无偿调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个人的债务，或者调拨资金到关联公司，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告、三石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财务或者财产混同情形。综上所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申请贵院依法查清本案，撤销（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9）吉050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泰铭公司辩称：法院查封长泰公司应付款应当为本案第二被告所有货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三石公司辩称：法院查封长泰公司应付款债权人应该是原告，与三石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本院作出（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冻结被执行人三石公司在长泰公司的应收款20万元（财务挂在通钢企业公司）”，通钢企业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吉050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以长泰公司在通钢企业公司的挂账并非通钢企业公司的应收款为由驳回通钢企业公司的异议请求。通钢企业公司与长泰公司于2018年4月2日签订《产品框架协议》，约定通钢企业公司向长泰公司供应荷兰砖、盲道砖、植草砖，期限为2018年4月2日至12月31日。通钢企业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向长泰公司出具发票，总金额为463,052.4元。通钢企业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向长泰公司出具15万元收据，三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伟在该收据中经手人处签字，长泰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向通钢企业公司转款15万元，通钢企业公司同日向三石公司工作人员王国香账户支付15万元；通钢企业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向长泰公司出具10万元收据，三石公司财务人员谭晓丽在该收据中领收人处签字，长泰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向通钢企业公司转款10万元，通钢企业公司次日向三石公司工作人员王国香账户支付10万元；上述两笔款项，通钢企业公司及三石公司均认可三石公司收到该款项。通钢企业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向长泰公司出具5万元收据，长泰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向通钢企业公司转款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2019）吉050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3.（2019）吉0503执30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4.《产品框架协议》一份。5.通钢企业公司向长泰公司出具的发票5张。6.转款凭证及收据共6张。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的款项是否为原告所有。 原告主张，其在长泰公司应收款20万元应为原告所有，认为原告与长泰公司签订《产品框架协议》，约定原告在2018年4月2日起向长泰公司供应荷兰砖等产品，原告向长泰公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交易合法有效，与三石公司无关，原告购买三石公司产品，三石公司依法为原告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的交易也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借给三石公司6笔合计47万元是维稳款项，执行机构在执行原告其他案件时，依据（2019）吉0503执307号系列法律文书扣划了原告在长泰公司账上的36,201元应收账款，法院对原告在长泰公司挂账的应收款的所有权性质是明确掌握的，执行程序不得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院无权直接在执行过程中扣划冻结通钢企业公司所有应收账款。并提供了《产品框架协议》、原告与三石公司往来账账页、三石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石公司借款单据、原告与长泰公司往来账账页、原告向长泰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人民司法》杂志刊载的关于执行程序不得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案例评析予以证明。 被告泰铭公司主张，（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的是被执行人三石公司的财产，认为在该裁定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已认定《产品框架协议》的甲方经办人是三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伟，长泰公司向原告付款后，原告向三石公司工作人员王国香个人账户支付同等数额的款项，三石公司认可收到款项，以上足以证实法院冻结的款项为三石公司所有，原告提供的其与三石公司、长泰公司的往来账属于原告的内部账，无法确定与本案有关联性，且此账仅为账页，没有明细账及原始凭证，三石公司在长泰公司的挂账仅为46万多元，原告提供的三石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远远超过上述数额，并且没有相关的合同作为开具发票的依据，《人民司法》杂志刊载的关于执行程序不得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案例评析仅为学理解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泰铭公司提供了原告的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单及二道江法院执行局办案人出具的说明，证明在长泰公司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原告后，原告直接支付给三石公司的出纳王国香的个人账户，足以证实在长泰公司的挂账就是三石公司的货款，法院在执行原告（2018）吉0503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时，发现原告在长泰公司有应付款，在扣划时长泰公司证实扣划此款必须由三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伟签字才可以，证明此款就是三石公司的货款，并向法院提供了相关的合同、付款凭证，法院依上述证据在查清长泰公司的应付款是三石公司的货款后进行了查封。 被告三石公司主张，法院查封长泰公司应付款债权人应是通钢企业公司，与三石公司无关。三石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对被告泰铭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张晓伟是三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原告的大集体职工，张晓伟接任三石公司后，三石公司就处于停产放假中，原告抽调张晓伟在通钢企业公司工作，签订《产品框架协议》的时候是通钢企业公司委托张晓伟经办到长泰公司签订的。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中，原告应当对其主张长泰公司应收款20万元为原告所有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产品框架协议》及其向长泰公司出具的发票表明，原告向长泰公司供应荷兰砖、盲道砖、植草砖，但该协议中甲方原告经办人签字为三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伟。原告于2019年1月24日向长泰公司出具15万元收据，该收据中经手人为三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伟，原告于2019年4月12日向长泰公司出具10万元收据中的领收人为谭晓丽，谭晓丽为三石公司财务人员。三石公司称在张晓伟接任三石公司后，三石公司就处于停产放假中，是原告抽调张晓伟在通钢原告工作，签订《产品框架协议》时是原告委托张晓伟经办到长泰公司签订的，但张晓伟的工资是由三石公司发放的，社保也是三石公司缴纳的，三石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及三石公司称，虽然认可谭晓丽是三石公司财务人员，但其兼任原告审计和财务人员，因此，即使存在三石公司和原告财务人员共用的情况，也无法排除谭晓丽是作为三石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的可能。长泰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转款15万元，原告同日向三石公司工作人员王国香账户支付15万元；长泰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向原告转款10万元，原告次日向三石公司工作人员王国香账户支付10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原告及三石公司均认可三石公司收到该款项，汇款时间及金额具有高度一致性。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吉0503执30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提取被执行人原告在长泰公司应收款36,201元，本院执行员黄伟军出具情况说明：本院执行局依据（2018）吉0503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申请执行人朱桐瑶与被执行人原告社会保险纠纷执行一案，冻结了原告在长泰公司应收款36,201元，长泰公司负责人说可以协助本院执行，但必须让三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晓伟签字，并介绍该款是购买三石公司砖的应付款，长泰公司向本院提供了相关合同及付款凭证，本院依法查询原告的账户明细清单，查明长泰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到原告后，转入三石公司员工的个人账户。因此，该应收款是在本院执行局执行其他案件冻结原告账户资金时，发现该应收款属于三石公司。三石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向原告出具关于植草砖、盲道砖、荷兰砖的发票8张，总金额920,930.76元（115200+114530.76+115200+115200+115200+112500+115200+115200=920,930.76元），原告于2018年12月12日向长泰公司出具发票5张，总金额为463,052.4元，其中长泰公司已向原告支付30万元（15万+10万+5万=30万元），该30万元中的25万元（15万+10万=25万元）已向三石公司支付。原告是三石公司的股东之一，《产品框架协议》涉及的标的物是由三石公司生产，三石公司向原告出具920,930.76元的发票，三石公司称该款项是其销售给原告的砖款，用于抵顶三石公司欠付原告的款项，因三石公司与原告在庭审中均没有对抵账购买的砖产品的销售去向作出合理解释，无法确认三石公司与原告买卖砖的真实性，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足以排除三石公司在原告挂账的可能，而三石公司向原告出具920,930.76元发票的金额远远大于三石公司向原告借款的47万元（15+5+10+5+10+2=47万元），原告自认三石公司向原告借款与长泰公司的销售回款没有必然联系，故该部分证据不予采纳。因原告提供的其与三石公司往来账账页，均为原告单方的内部记账凭证，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故该证据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供的《人民司法》杂志刊载的关于执行程序不得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案例评析，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该案例仅有参考作用，不能以此作为判决的依据，故该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二、（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的款项数额是否正确。 本院执行局依据（2018）吉0503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申请执行人朱桐瑶与被执行人通钢企业公司社会保险纠纷执行一案，并作出（2019）吉0503执30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对通钢企业公司在长泰公司应收款36,201元予以划扣，长泰公司已支付336,201元（15万+10万+5万+36,201=336,201元），仍有126,851.4元（463,052.4-336,201=126,851.4元）未支付，即三石公司在长泰公司应收款余额为126,851.4元。因此，（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三石公司在长泰公司应收款20万元，执行金额超过实际应收款金额，对73,148.6元（20万-336,201元=73,148.6元）部分应当停止执行。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判决如下： 一、（2019）吉0503执70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三石公司在长泰公司应收款20万元中的73,148.6元部分停止执行。 二、驳回原告通钢企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通钢企业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阴弥枝 人民陪审员  郑香平 人民陪审员  张海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