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29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罗庚，男，1951年3月10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峰，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联，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芮福忠，男，1968年11月24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孝彬，男，1955年10月16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句容市镇阳农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句容市华阳镇宁杭南路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3667617500T。法定代表人：吴怀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赢胜，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西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7590973030。法定代表人：石益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国锋，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住所地溧阳市南渡镇人民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137541545Y。法定代表人：王建明，该公司负责人。上诉人张罗庚、芮福忠、句容市镇阳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公司）、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南渡供销社）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罗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将本案发回溧阳市人民法院重审或者直接将该项改判为“向上诉人张罗庚赔偿各项损失4167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的认定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要求赔偿的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其他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种子“纯度不合格，生育期与包装标注不符”，其中，“纯度不合格”是导致粮食数量的直接减少，而“生育期与包装标注不符”导致粮食可收获时间晚于预期，因本地糯稻种植面积少，市场交易价格随上市时间的推迟降幅明显。所以上诉人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包括直接减产损失与稻谷晚熟遭受的市场跌价损失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也符合“可得利益”的应有之义。2.《江苏省种子条例》规定的“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并没有排除列举项目之外的损失。本案种植农户均从事农业生产几十年，对农作物正常生长过程中的农药、肥料、人工等方面的经验了然于胸，但由于被告提供的种子“纯度不合格”，导致各农户较正常种植必然多花费人工、多支出费用，否则种植田地根本不可能达到测产报告载明的收成。这些多支出的人工与费用是各农户实际遭受的损失，不包含在前述可得利益之中，被告理应赔偿。一审判决认为“有关费用应当是指种子交易费用和后期维权费用，而不包括种植及收获成本。因为种植及收获成本，如农药、肥料、人工等费用己经包含在上述可得利益中”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农业生产的客观情况，这一认定明显是错误的。芮福忠辩称，1.水稻市场价格是由水稻销售行情决定的，不存在先收价格高，后收价格低的说法。2.张罗庚主张的交通费并未向一审法庭提供交通费票据；鉴定费是芮福忠支付的，张罗庚未支付鉴定费，所以不存在鉴定费的损失；张罗庚主张的误工费实际是种田的成本，其不属于赔偿范围。希望驳回张罗庚的上诉请求。句容公司辩称，我方对于鉴定结论不认可，故基于鉴定结论认定的张罗庚的损失我方也不予认可。新昌公司辩称，张罗庚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均是其主观陈述，其要求赔偿的各项损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请求驳回张罗庚的上诉请求。南渡供销社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芮福忠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张罗庚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溧阳市农林局作出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是违法、违规的无效鉴定。其一、《种子法》第48条第一款规定：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农业部令第28号《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以下简称农业部令第28号）第三条规定：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第六条规定：现场鉴定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专家鉴定组由鉴定所涉及作物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必要时可邀请植物保护、气象、土壤肥料等方面的专家参加……而溧阳市农林局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既不是农林主管部门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也不是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而是溧阳市农林局组织实施，其明显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同时该鉴定书中5名专家鉴定组成员，并非育种、栽培、种子管理、植物保护、气象、土壤肥料等方面的专家，而其全部是“高级农艺师”，故溧阳市农林局作出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鉴定。其二、溧阳市农林局作出上述鉴定书判定“纯度不合格”的鉴定结论不成立。该鉴定书在鉴定过程中没有依据农业部令第28号第12条规定进行鉴定：1、溧阳市农林局组织“专家组”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时，在上诉人处尚有一袋绍糯9714种子未开封（这一事实溧阳市农林局及专家组成员都知道的），其应对该袋未开封种子抽样后在室内进行鉴定；2、“专家组”在田间作纯度鉴定时，无法排除田间原有遗留并自然衍生的野生杂稻；3、“专家组”未对该批次绍糯9714种子田间生长期间的气候环境进行评估，2017年度溧阳市在水稻生长期间，尤其是水稻在抽穗期间阴雨连绵、光照不足，2017年度溧阳市水稻产量普遍减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4、“专家组”未对鉴定地块的地力水平进行鉴定；5、该鉴定书中的直播田随机检查3个样本点，纯度93%，机插田样本点3个，纯度98.9%，据此，如何判定系“绍糯9714种子纯度不合格”所致？6、“专家组”也未对绍糯9714种子直播密度、施肥情况影响作物生长的其它因素进行鉴定。故溧阳市农林局作出的判定“绍糯9714种子纯度不合格”的鉴定结论不成立。其三、溧阳市农林局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的“测产报告”依法不成立。1、关于2017年度糯稻亩产产量，应根据江苏省统筹地区行政权威机构统计年鉴中统计的亩产数量作为定案依据；2、“测产报告”中的三名专家，其中有一名叫潘俊华的不具有从事相关专业领域五年以上工作经验；3、目前我国农林部门并未制定水稻测产鉴定规定，其也没有水稻测产的专业鉴定机构，故溧阳市农林局于2017年11月7日组织“专家组”作出的“测产报告”于法无据，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4、根据“测产报告”，测产结果汇总数据，在同一地块（区块)朱金水直播田块每亩实测产量339.94公斤，而许金林机插田块每亩实测产量469.94公斤，两者之间相差130公斤，其如何能够认定系“绍糯9714”种子本身有质量问题？依据上述事实、法律，芮福忠认为：溧阳市农林局作出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及《测产报告》不但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鉴定，同时依据农业部令第28号第17条规定，现场鉴定无效。二、一审认定“原告可获利益损失1929.17元”不成立。其一、一审原告主张《测产报告》实际亩产339.94公斤计算，不成立。如果一审采信《测产报告》数据，其应按（朱金水、许金林、张卫国）三户测产实际产量的平均数（339.94+469.94+405.84)/3=405.24公斤/亩计算，一审采纳亩产339.94公斤计算显然不当；其二、购种价款150元是农本。本案中，原告并非颗粒无收，原告的购种价款150元，其也应按实收亩产减去减产幅度的比例进行计算，现一审认定“原告张罗庚的损失应当为购种价款150元”并全额计入损失赔偿范围是错误的；其三、关于对绍糯9714亩产，一审依据“种子包装标注的最低亩产525.27公斤计算也有失公正。一审对绍糯9714种子的播种时间、栽插季节、气候环境、土壤施肥、地块地力等影响水稻生长的其他因素均没有考虑。诸如在同一地块，为何许金林的机插田块每亩产量比朱金水直播田块每亩产量高出130公斤？其四、一审认定“张罗庚种植绍糯9714稻种的面积为三亩，“可获利益损失1929.17元”，平均每亩单季糯稻可获利益损失643.056元不能成立。在溧阳只要询问2017年种粮大户，每亩单季糯稻净收入到底有多少不就一清二楚了？其五、即使按《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中随机抽检样本的纯度为93%、98.9%、96.5%，请问该纯度与水稻减产有何因果关系？综合以上几点，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原告张罗庚……可得利益损失合计1929.17元”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被告芮福忠向原告张罗庚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927.17元”依法不成立。其一、上诉人“芮福忠并非绍糯9714的生产经营者，而是该种子的经销商，芮福忠在销售绍糯9714种子过程没有过错；其二、上诉人芮福忠没有参与绍糯9714种子的育种生产，也没有参与对绍糯9714种子包装标签、净度、纯度、最低亩产等标签和使用说明等；其三、本案绍糯9714外包装使用说明上标明：种子生产经营者：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别说本案张罗庚并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绍糯9714种子有质量问题，即使该种子确有质量问题，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也应由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其四、《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虽然规定了“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该条法律的立法本意是给予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引起的损害赔偿可选择赔偿主体的司法救济权利。而本案中原告已将绍糯9714种子的经销商、生产经营者一并告上法庭，可见，一审原告并没有行使上述法律赋予的选择赔偿权，一审判决使用《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作出判决显然是适用法律不当，而且判决结果错误。如果绍糯9714种子标注的内容不真实，或种子质量确有问题的话，一审应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作出判决。同时本案中各被告间不存在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也不存在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结果，一审判决其他各被告对被告芮福忠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依法也不成立。综上所述，芮福忠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请二审依法支持芮福忠的上诉请求。张罗庚辩称，芮福忠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坚持己方上诉意见。句容公司辩称，认同芮福忠的上诉意见。新昌公司辩称，认同芮福忠关于鉴定结论不应采信和不应判决连带责任的上诉意见，坚持我方上诉意见。南渡供销社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句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张罗庚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罗庚负担。事实与理由：1.水稻减产原因诸多：品种因素（含品种纯度）、管理不当、生长期内的气温、光照、施肥、病虫害、干旱等等。原审法院在没有合理排除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单独认定系品种纯度不合格而减产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故其认定是错误的。况且，本案品种纯度虽然经检查3个点分别为93%、98.9%、96.5%，被判定为不合格，但其纯度与其标注的纯度为99%相差甚少，仅凭品种纯度不合格为水稻减产唯一原因是不能成立的。2.原审法院以朱金水、许金林、张卫国三农户的《测产报告》中以朱金水农户的最低测产量339.94公斤/亩为张罗庚的实际亩产也是错误的。本案中张罗庚的实际亩产并没有进行测产，其是减产还是增产无法证实；如减产，减产多少也无证据证实。故原审法院以《测产报告》中最低的产量认定上诉人张罗庚案涉实际亩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况且，原审法院在认定2017年价格在160元/100斤左右。其证据也不能足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句容公司仅是经销商，不应承担责任。张罗庚辩称，坚持我方上诉意见。芮福忠述称，同意句容公司的上诉意见。新昌公司述称，坚持我方上诉意见。南渡供销社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新昌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罗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定案依据存在明显错误。1.溧阳市农林局不具备鉴定主体资格、其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鉴定依据错误、混淆专业概念、鉴定过程及鉴定报告形式不符合规程，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溧阳市农林局及其组织的专家不具有鉴定资格、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无效。案涉鉴定应由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组织实施，而非溧阳市农林局；溧阳市农林局从未出示过其经省级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证明，也未提供过其组织的专家组成员的“检验员资质证书”；溧阳市农林局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均为高级农艺师，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鉴定人员属于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另鉴定人员刘才忠的相关资质评定日期为2013年10月8日，而鉴定书出具的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即鉴定人员刘才忠作为专家组的专家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不足5年，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无效。(2)《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适用鉴定依据、方法错误。本案所涉鉴定使用的鉴定依据为《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适用该方法的前提是存在“送检样品的种子”，而溧阳市农林局在组织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时，种子己生成为农作物，田间己不存在种子。(3)溧阳市农林局组织专家进行的鉴定过程严重不符合鉴定依据，属于错误鉴定。鉴定时采取随机检查样本穴、样本点的鉴定方法，与上述鉴定依据的规程内容完全不符，鉴定过程即缺乏扦样、也无送检样品最小重量的书面记载，更无对比种植的记录。故溧阳市农林局鉴定书所载的纯度不具真实性、客观性。(4)溧阳市农林局对于种子生育期的鉴定缺乏鉴定依据。(5)《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不符合检验依据规定，属于形式错误。鉴定书标题混淆了“田间纯度”、“纯度”、“品种纯度”之间的概念，缺乏严谨性。(6)新昌公司种子包装标注与生育期相符，溧阳市农林局认定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属于认定错误。标注情况符合农业部的相关规定，且包装袋标注质量指标、适应性等内容均系根据农业部第413号公告内容进行，不存在标注值高于审定公告载明内容的情形。2.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关于诉求损失的有效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原审法院直接依据当地农业农村局之数据认定糯稻亩产、单价，缺乏严谨性与真实性，不应以此作为计算可得利益的依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在原审被告均不认可《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鉴定结论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未按照民诉法之规定组织各方对涉案种子的质量进行鉴定，而直接依据《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存在明显的法律程序错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根据《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从种子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责任主体时，最终的责任承担上应只有一个终局的责任人，经营者、生产者二者的责任性质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故即使认定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种子使用者也仅能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选择其一。原审法院直接判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张罗庚辩称，不认可新昌公司的上诉意见，坚持己方的上诉意见。芮福忠述称，认同新昌公司的上诉意见。句容公司述称，认同新昌公司的上诉意见。南渡供销社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张罗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购种价款150元、减产与跌价损失2667元、田间去杂人工损失1350元，合计人民币4167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2日，本案原告张罗庚及其他农户以及本案被告芮福忠共同向溧阳市农林局（现更名为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申请内容为“兹因溧阳市南渡镇梅庄、堑口、强埠三个行政村村民在2017年5月份购买南渡供销社小金山芮福忠处绍糯9714糯稻品种，该品种为包装种子包装袋说明该品种全生育期147.7天，精度98%，纯度99%，目前该品种田间表现为生育期迟，田间杂稻较多，故三个行政村10多位村民及经销商本人芮福忠要求农林局介入调查鉴定该品种的具体情况”。2017年9月25日，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该鉴定书载明：1、纯度：（1）直播田：随机检查3个点，样本点22㎡，纯度93%；（2）机插田①：样本点3个，共1200穴，纯度98.9%（农户在不同时期已去杂3次）；（3）机插田②：随机抽取田中连续样本720穴，纯度96.5%（农户已去过杂）。杂株以野生稻为主。2、生育期：品种说明绍糯9714全生育期147.7天，田间实际生育期超过147.7天；抽穗不整齐（部分田块主茎穗上部有分枝，还处于孕穗、抽穗阶段）。最终鉴定结论为“判定纯度不合格，生育期与包装标注不符”。因南渡供销合作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提出再次鉴定申请，2017年10月26日，常州市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回复结论为“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合法有效，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的理由不充分，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农业部令第28号）第十六条之规定，常州市农业委员会不再组织重新鉴定。”2017年11月7日，溧阳市农林局按照种子经销商芮福忠，农户朱金水、许金林等人的申请，组织相关专家对3名农户种植的绍糯9714田块（已组织田间纯度鉴定）进行随机实收测产，测产结论为“朱金水直播的绍糯9714折后实际产量为339.94公斤/亩，许金林机插的绍糯9714折后实际产量为469.94公斤/亩，张卫国机插的绍糯9714折后实际产量为405.84公斤/亩。”因句容公司对常州市农业委员会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不服，向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5月30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作出苏农法[201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撤销了常州市农业委员会2017年10月26日作出的《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2018年6月5日，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出具常农技[2018]10号文件，针对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作出回复，认为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的上述申请不符合相关规定，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再组织重新鉴定。因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8年6月5日出具的《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不服，向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0月12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作出苏农法[201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驳回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另查明，2017年9月29日，溧阳市农林局对被告芮福忠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芮福忠陈述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小金山门市部是由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开办的，其与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由其本人实际经营，南渡供销社不参与经营。与此同时，芮福忠对于销售“绍糯9714”以及相关农户的种植面积、“绍糯9714”种子的来源等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张罗庚的种植面积；二、原告张罗庚种植的水稻减产与“绍糯9714”种子质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损失项目及数额；四、被告南渡供销社、句容公司、新昌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原告张罗庚的种植面积原告张罗庚陈述是从被告芮福忠老婆手上购买的稻种，因为数量不多价款也不多，所以就直接付掉了没有欠账。被告芮福忠则认为张罗庚并非在其处购买。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张罗庚向法院提交了要求农林局介入调查并进行鉴定的申请，在该份申请上由张罗庚等多名农户签订并在各自签名旁备注了具体种植面积，其中，张罗庚为3亩，而芮福忠本人也在该份申请上签名确认；其次，在溧阳市农林局进行询问时，被告芮福忠陈述“其中陈阿狗的面积可能没有申请上那么多，其他人面积我没有异议”；第三，原告张罗庚陈述从芮福忠处购买的绍糯9714种子为5元/斤，种植面积是3亩，一共购买了30斤，即每亩需稻种10斤，与芮福忠陈述的每亩大概需要10斤稻种的情况相一致；最后，被告芮福忠认可本市并无其他地方出售“绍糯9714”稻种。综上，法院对于被告芮福忠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据相关证据认定原告张罗庚种植绍糯9714稻种的面积为3亩。（二）关于原告张罗庚种植的水稻减产与绍糯9714种子质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芮福忠认为，第一，虽然“绍糯9714”包装上标注该种子全生育期为147.7天、净度为98%、纯度为99%，但并不能因此证明与案涉水稻表现的生育期推迟、田间杂稻较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的形式、程序、内容有异议；第三，根据《测产报告》，许金林的亩产比朱金水高出130公斤，能证明并非“绍糯9714”种子造成的减产，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第四，根据原告张罗庚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水稻种植密度过密，水稻长势过旺，实际是所施结穗肥过晚造成的。被告句容公司认为，原告张罗庚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绍糯9714种子存在质量问题。被告新昌公司认为，第一，《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适用的鉴定依据、方法及鉴定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测产报告》不具备代表性、概括性，不能证明种子质量存在问题。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前往溧阳市气象局查询了2017年溧阳市的天气情况，全市重要天气事件如下：1、暴雨方面，根据气象资料统计，2017年溧阳市行政区域内共出现4次区域性或局地性暴雨过程，分别出现在6月10日、7月1日、8月9日、8月20日，其中6月10日暴雨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由于受江淮气旋影响，9日20时至10日14时溧阳普降大到暴雨，北部地区大暴雨，最大降水量为119.4毫米，出现在竹箦永和，溧阳观测站雨量为44.8毫米，对我市工农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高温方面，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长期控制，2017年溧阳市出现了时间长、强度强、范围广的高温天气，全年共出现32天高温，其中7月12日至7月31日出现连续20天的高温天气，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8℃，出现在7月25日，高温天气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3、霜冻、雷电、大雾灾害时有发生，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及时、措施得力，没有造成明显灾害。结合上述情况，2017年度溧阳市并未出现自然灾害或不利于水稻生长的极端天气。关于被告芮福忠、新昌公司均提及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及《测产报告》鉴定人员资质、鉴定程序等情况，一审法院前往溧阳市农业农村局调取了相关信息。经查，《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的专家鉴定组成员徐正、狄田荣、许爱国、冯俊良、刘才忠均具备高级农艺师资格，以上人员均属专家级技术人员，根据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问题现场鉴定办法》第三条“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以及第六条第一款“现场鉴定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第三款“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之规定，上述5名人员均有资格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情况进行现场鉴定。与此同时，案涉《测产报告》专家组成员王建中、刘才忠、潘俊华亦均具备高级农艺师资格，故本院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及《测产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鉴定结论予以采纳。综上，经鉴定“绍糯9714”稻种的生育期、纯度情况均与该种子包装袋载明的相关数据不符，结合原告张罗庚种植糯稻的经验以及积极管理、及时去杂施肥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罗庚的减产损失系由绍糯9714种子本身质量问题导致。（三）关于损失项目及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其他损失。”1、购种价款。原告张罗庚陈述其是向芮福忠的妻子支付的现金，而本市并无其他途径可以购得该品种稻种，被告芮福忠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张罗庚赊欠购种价款，故法院对张罗庚支付购种价款150元予以认可（5元/斤*30斤）。2、可得利益。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前往农业农村局了解溧阳市前三年糯稻的亩产、单价情况，但该部门回复因为糯稻在溧阳市并未大面积种植故而没有实行统一收购，所以并未形成专门的统计数据，仅给出了参考数据，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陈述溧阳市糯稻平均产量在600公斤/亩左右，根据播种方式的不同，亩产在550公斤至650公斤的范围内均属正常，2017年价格在160元/100斤左右。原告张罗庚陈述其3亩土地的产量为300公斤/亩，当年市场价应为180元/100斤，本案中，张罗庚主张根据案涉《测产报告》实际亩产339.94公斤，以及种子包装标注的最低亩产525.27公斤，以185.33公斤作为每亩减产的数量，对此，法院予以认可。关于单价，因张罗庚主张的185元/斤及被告芮福忠陈述的150元/斤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法院认可按照160元/100斤（3.2元/公斤）予以计算。据此，原告张罗庚的可得利益损失应当为1799.17元（185.33公斤*3*3.2元/公斤）。3、其他损失。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从该规定可见，有关费用应当是指种子交易费用和后期维权费用，而不包括种植及收获成本。因为种植及收获成本，如农药、肥料、人工等费用已经包含在上述可得利益中。据此，原告张罗庚主张的去杂费用1350元、减产与市场跌价损失2667元，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张罗庚的损失应当为购种价款150元、可得利益1779.17元，合计1929.17元。（四）关于被告南渡供销社、句容公司、新昌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芮福忠在接受溧阳市农林局询问和本案庭审过程中，均认可其是本市唯一“绍糯9714”的经销商，故其应当对原告张罗庚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南渡供销社将其分支机构“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承包给被告芮福忠经营，应当就芮福忠的前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现被告句容公司对其系“绍糯9714”种子经营者的身份并无异议，且被告芮福忠提供的销售发货单证实从句容公司进货，故原告郑罗庚要求被告句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新昌公司为案涉“绍糯9714”种子包装袋上注明的生产者，而原告张罗庚种植的糯稻系“绍糯9714”品种，已经在提出鉴定申请时得到了芮福忠的认可，故法院对于新昌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郑罗庚要求被告新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被告芮福忠需赔偿原告张罗庚各项损失合计1929.17元，被告南渡供销社、句容公司、新昌公司对被告芮福忠的前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南渡供销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芮福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罗庚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929.17元；二、被告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句容市镇阳农化有限公司、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对被告芮福忠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张罗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芮福忠、南渡供销合作社、句容市镇阳农化有限公司、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承担21元，由原告张罗庚承担29元。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张罗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芮福忠指出，一审审理查明中“绍糯9714糯稻品种，该品种为包装种子包装袋说明生育期147.7天，精度98%，纯度99%”的表述不准确，不是“精度”，是“净度”，应为错别字。芮福忠、句容公司、新昌公司均对一审查明的“2017年度溧阳市并未出现自然灾害或不利于水稻生长的极端天气”有异议，认为气象局的相关天气情况仅仅载明2017年全市的气温、雨情、日照、重要天气事件等4部分内容的事实情况，并未对是否因天气造成涉案农作物减产作出任何说明与判断。事实上2017年水稻是普遍减产的。芮福忠、新昌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专家鉴定组的5名人员均有资格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情况进行现场鉴定”有异议。芮福忠认为5人不属于农作物育种、栽培、种子管理、气象、土壤等方面的专家，不具有专家组鉴定人的资格。新昌公司认为，5人中，刘才忠虽然具备高级农艺师资格，但其资质评定的日期是2013年10月8日，案涉鉴定书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9月25日，时间上未达到“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5年”的要求，不具有鉴定人员资格。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一审事实予以确认。一审中“精度98%”的表述确系笔误，应为“净度98%”，本院予以纠正。二审中，为进一步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本院至溧阳市种子管理站就本案前期纠纷调处及鉴定开展的相关情况开展调查，溧阳市种子管理站原站长徐春松全程参与了上述过程，其向本院明确：1、关于刘才忠的鉴定专家资质问题。徐春松认为农业部二十八号令第六条规定了参加鉴定的专家所应具备的相关资质要求，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等。但这里的5年以上是指相关工作经验，并不是指要评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后再过5年，所以刘才忠是适格的鉴定人。同时，徐春松也明确了本案所涉鉴定的五位专家，覆盖了种子、植保、作栽等方面，就是为了考虑专业性与全面性结合的问题。2、关于鉴定做出机构的问题。鉴定书上盖了溧阳农林局的章，是因为当时农户们和芮福忠双方共同向溧阳市农林局申请要求鉴定。根据农业部二十八号令第三条的规定，组织实施现场鉴定的机构确实应该是溧阳市种子管理站。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系溧阳市农林局的下属事业单位，本案所涉的鉴定经过了两次行政复议的程序，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的上级主管部门也已就该鉴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鉴定结论其实是由专家鉴定组所作出的，种子管理站也好、农林局也好，都只是召集人，负责全程现场监督，这在鉴定书的具体内容上也有直接反映。3、当时芮福忠处尚有一包未开封的“绍糯9714”种子，种子站原本已经决定要将该包种子封存，送至江苏省农委的南繁南鉴站开展相关的纯度鉴定，但是这个鉴定需要各方同意，本案中的生产商新昌公司和经销商句容公司都表示不认可该包种子具有代表性，也不确认该包种子是他们的，不肯签字，所以就没有进行相关鉴定。4、关于2017年的气象情况是否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徐春松陈述，其个人印象中，2017年没有农业减产情况，具体可参考统计部门的年鉴数据，同时其明确了单季晚粳稻的播种及收割期与糯稻基本相同。其后，本院向溧阳市统计局调取了2017-2019溧阳统计年鉴中“全市农作物面积与产量”中的粳稻数据。数据显示，2016-2018年度，溧阳全市的“秋收粮食”中，“粳稻”的每公顷单产，分别为：2016年9211公斤，2017年9240公斤，2018年9315公斤。张罗庚对本院调查的情况无异议。芮福忠对徐春松笔录的大部分内容不认可。芮福忠认为，五名专家组成员的职称虽均是高级农艺师，但没有区分具体具有什么样的资质、是哪方面的专家，本案中主要需要育种方面的专家；芮福忠曾提出要就未开封的“绍糯9714”种子进行检测，但并未得到回应；2017年度由于水稻生长期阴雨天气多，光照不足，溧阳市水稻产量普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统计年鉴统计的数据不能反映糯稻的情况，具体减没减产应找种粮大户调查。句容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溧阳市农林局不是农业部第二十八号令规定的种子质量鉴定机构，其没有权力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专家组的组成不合法。2.关于徐春松所说种子的主要质量问题除了纯度不达标，还有生育期延迟的问题，种子标注的是平均生育期，是因为天气因素造成“绍糯9714”生长期拉长，该品种标注的平常年份平均生育期是147.7天，而2017年在溧阳地区实际生育期要达到170天左右，这更佐证了因为连续阴雨天气过多、光照不足、积温不够等天气因素造成该品种生育期延长、灌浆不充分，是造成该品种减产的主要原因。3.统计年鉴的数据是粳稻的数据，而本案涉及的品种是糯稻，糯稻在正常年份普遍比粳稻产量低。新昌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徐春松认定刘才忠已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仅是其主观陈述，对于刘才忠在被评定为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前所从事的相关专业并未予以说明并提供证据；溧阳市农林局在明知其并非种子鉴定组织者的情形下仍违法组织、出具鉴定报告，涉案鉴定书组织鉴定程序违反《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属于无效；“绍糯9714”种子包装袋标注的内容符合农业部规定和公告的内容，徐春松关于种子质量纯度不达标、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用种标准之陈述无任何依据；徐春松对于未就封存种子进行鉴定的解释不符合逻辑。本案田间鉴定方案亦未得到除芮福忠、农户外的其他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确认，田间鉴定的农作物是否为“绍糯9714”种子生长也未得到各方的全部确认，但仍然开展了田间鉴定，故徐春松的解释自相矛盾。对统计年鉴数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仅涉及粳稻的产量，并不涉及糯稻，不能以粳稻的产量是否减产来认定糯稻产量应否减产。本院认为。一、关于张罗庚种植的糯稻减产与“绍糯9714”种子质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首先，《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中已明确判定案涉种子“纯度不合格，生育期与包装标注不符”。该鉴定结论由专家鉴定组作出，在未有其他证据否定其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据此认定案涉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并无不当。关于专家组成员资质的问题。经查，五人均是高级农艺师，从一审调取的五人相关信息可知，其均为种子、作栽、植保方面的专家，符合鉴定的资质要求。刘才忠在出具鉴定意见时虽距其获得高级农艺师资质未满五年（实际为三年十个月），但对鉴定专家的要求是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5年以上，而非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后满5年。结合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对工作经历的普遍要求以及高级农艺师以下还有助理农艺师、农艺师等初、中级职称的情况，新昌公司仅以刘才忠在出具鉴定意见时距其获得高级农艺师资质未满5年为由，认为其不具备专家资质，与农业部令的相关规定不符，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鉴定的组织实施机构问题。各方均认可本案所涉的田间现场鉴定应由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组织实施。在2018年10月12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苏农法[2018]11号）中，已明确了“种子管理机构在整个田间现场鉴定过程中提供的仅是服务性职能”、“田间现场鉴定的结果是专家鉴定组作出的”、“且2017年9月25日溧阳市农林局《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也是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组织专家鉴定组作出的鉴定结果”等情况，故溧阳市农林局在鉴定书上盖章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否定专家鉴定组作出的鉴定结论的效果。其次，本案中未发现因天气、种植经验及方式方法等其他因素对糯稻减产的影响。糯稻与秋收谷物中的粳稻属同期作物，比较溧阳统计年鉴中粳稻2017年与2016年、2018年的产量可知，2017年并未出现粳稻减产的情况，说明2017年的气候条件并未对秋收谷物造成减产的不利影响。故亦可排除天气原因对本案糯稻减产的影响。张罗庚从事农业生产多年，经验丰富，本案中也对种植的糯稻积极管理、及时去杂施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罗庚的减产损失系由绍糯9714种子本身质量问题导致，并无不当。二、关于张罗庚的损失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种子使用者遭受损失的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其他损失。《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了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的计算方式，即“种子使用者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双方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计算：（一）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关于购种价款。一审对于张罗庚购种价款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芮福忠关于“应按实收亩产减去减产幅度的比例计算购种价款的相关损失”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由于糯稻系小品种，溧阳市并无前三年糯稻亩产、单价情况的统计数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测产报告》中与张罗庚同系直播田的朱金水的实际产量（339.94公斤/亩）作为张罗庚实际产值的标准，已最大程度考虑了本案实际情况，且将种子包装标注的最低亩产525.27公斤作为前三年平均产值的标准，亦不损害有责方的权益。一审法院将两者的差值185.33公斤作为张罗庚每亩减产的数量并无不当，一审酌定2017年糯稻单价3.2元/公斤亦符合实际情况，故本院对一审张罗庚可得利益的计算方式及结果予以维持。关于张罗庚所主张的稻谷晚熟遭受的市场跌价损失，因其未向法院举证证明，故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其他损失。张罗庚主张“应赔偿多支出的农药、肥料、人工等费用”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上述成本及人工，并不属于《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有关费用”，且农业生产的投入最终转化为农产品的出卖收益，结合一审已经考虑了可得利益损失的情况，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三、关于芮福忠、南渡供销社、句容公司、新昌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本案中，张罗庚虽然同时要求种子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赔偿，但因张罗庚的损失是“绍糯9714”存在质量缺陷造成的，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系经营者在销售过程中使种子质量存在缺陷，所以，最终的赔偿责任应由生产者即新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令由芮福忠、南渡供销社、句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二、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罗庚各项损失合计1929.17元；三、驳回张罗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罗庚承担29元，由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承担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罗庚与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华东审 判 员 王 佳审 判 员 龙孝云法官助理 李梅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祁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