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08刑初40号 公诉机关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健，男，1989年8月9日生，汉族，大专文化，自由职业，暂住苏州市姑苏区，户籍所在地为湖南省新宁县。被告人王健于2016年4月29日被公安机关羁押审查，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于次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6月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吴小广，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川，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月5日、11月23日分别以姑检诉刑诉〔2018〕12号起诉书、姑检诉刑追诉〔2018〕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健、杨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9月13日、12月26日、2019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佳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健及其辩护人吴小广到庭参加诉讼（其中2018年的三次庭审，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孙心远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2月24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向本院撤回对被告人杨某的起诉，本院依法裁定准许撤回起诉。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8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王健以牟利为目的，先后多次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和提供给杨某，共计111402条。 公诉机关追加指控，2016年3月至4月期间，被告人王健在苏州工作期间使用QQ与在南京市摩根圣通公司工作的方某（另案处理），以贩卖及营销等为目的，多次交换各自手中掌握的大量公民信息，其中方某发给被告人王健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85019条，被告人王健发给方某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62379条。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王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并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健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从轻处罚。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王健当庭认罪，并提出其提供给杨某、方某的绝大部分是企业信息，可以通过阿里巴巴、天眼查、慧聪网等公共平台获取，小部分是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王健因工作需要，通过天眼查等平台或与同事、朋友交流，获得了一些企业信息，与司法解释定义的公民个人信息有实质性区别，而且有些企业资料完全是错误信息，公诉机关没有将企业主动公开的信息和失效的信息予以剔除，据此认为被告人王健“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人王健与其他业务人员交换买卖企业信息，主观恶性较小，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被告人王健系初犯、偶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本案发生在2016年左右，两高司法解释于2017年6月1日起实施，公诉机关的起诉意见违背了“从旧兼从轻”原则；综上，请求对被告人王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人王健将涉案信息出售提供给杨某、交换给方某的事实 2015年8月13日至9月12日，被告人王健先后6次使用QQ将包含个人姓名、电话等内容的涉案信息出售和提供给杨某，共计66832条，获利人民币100.20元。2015年11月9日、12月28日，被告人王健先后2次使用QQ将包含个人姓名、电话等内容的涉案信息出售和提供给杨某，共计5410条，获利人民币30元。上述信息资料共计72242条，共计获利人民币130.20元。 2016年3月至4月期间，被告人王健与在南京市摩根圣通公司工作的方某（另案处理），使用QQ多次交换各自掌握的大量信息资料，其中被告人王健发给方某的信息共计154440条，方某发给被告人王健的信息共计84822条。 以上信息合计311504条（公诉机关原指控为358800条，因被告人王健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信息数量存在重复，因此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与被告人就信息的数量专门进行质证，合议庭再行复核，现控辩双方对上述信息数量意见一致）。 上述事实，有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的被告人王健的供述笔录，证人杨某、方某的证言笔录，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及电子数据资料、提取笔录及提取的QQ聊天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本院的调查笔录，公安机关出具案发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王健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二、涉案信息的类型、数量及来源 根据信息的外在表现形式，涉案的31万余条信息资料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标注为“通讯录”、“参会表”、“报名表”、“酒店客户总表”、“优质客户资源”、“邀约客户名称”、“客户信息”、“物业信息”、“车主”、“分析表”等字样的信息，总计9.2万余条。 第二类为包含法定代表人（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的“企业信息”,经统计，被告人王健出售、提供给杨某的此类“企业信息”，共计69511条；被告人王健提供给方某的此类“企业信息”，共计144765条；被告人王健从方某处获取的此类“企业信息”，共计4996条；以上三项合计21.9万余条。举例说明该类信息主要包含的内容，如： A．被告人王健出售给杨某的名为“江苏镇江7785”的文件，含7027条信息。 例：丹阳市红太阳光学眼镜有限公司，谭某某，0511-86××××86,189××××2329，2007年成立，主营产品眼镜、眼镜架等，一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0万元 B．被告人王健提供给方某的名为“南京”的文件，含710条信息。 例：南京市鼓楼区丽园化妆品经营部，赵某某，经理，经营化妆品等，025-86××××13,133××××5865，南京市中央路321号 C．被告人王健从方某处获取的名为“上海装潢企业名录2260”的文件，含2260条信息。 例：上海陆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鲍某某，188××××8353,021-66××××85，上海市宝山区美丹路222号美兰优湖大厦110室，个体经营，酒店装饰装潢，注册资本200万 关于上述第二类信息的原始来源，公诉机关在案件审理中未提供证据证实系有关人员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被告人王健当庭供称相关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商业网站。为核实被告人王健的说法，经随机抽取6条，被告人王健当场向审判人员、公诉人演示了登录阿里巴巴、百度、天眼查、自助贸易网、中国供应商网、材料网等网站查询企业信息、商贸信息，除1家公司网页显示“注销状态”，其余网页均能显示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的手机号码。上述网站，均为非收费网站。上述事实由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电子数据资料、本院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 综上，根据上述两类信息外在表现形式、内容，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判断，可以确定标注为“通讯录”、“参会表”、“报名表”等第一类信息的原始来源显然是相关人员在履行职务或提供服务中获取，而第二类信息则应当来源于公开的商业网站。 三、2015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的涉案信息数量及类型 涉案信息总计311504条，其中2015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的信息数量共计66832条，包括上述第一类信息2608条、第二类信息64224条。 另查明，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王健的身份情况。苏州市姑苏区司法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显示相关社区同意将被告人王健接纳为社区矫正对象。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实被告人王健缴纳罚金保证金人民币1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30.20元。 本院认为: 一、控辨双方争议焦点 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即被告人王健交易、交换的第二类信息（即能够从公开商业网站获取的企业信息中提取的包含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的信息）是否应被认定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所调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 公诉机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据此，本案第二类信息虽然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等，但同时包含了法定代表人（联系人）的姓名、手机号码等具有个人特征的信息，即使可以在公开网站查询获得，但相关人员在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未作匿名处理、剔除个人关联的情况下，大量收集该类信息用于私下交换、交易，借此获利，这种肆意收集、传播公民信息的行为具有严重隐患，对公民个人生活造成严重干扰，社会危害性大，必须严厉打击才符合立法本意。被告人王健交易、交换他人信息的行为显然未经过被收集者同意，故其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规定，提供公民信息”，涉案信息均应当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调整的“公民个人信息”。 被告人王健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健交易、交换的大量信息均属企业信息，与司法解释定义的公民个人信息有实质区别，不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本院认定意见 首先，根据2015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当时该罪所调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系“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据此，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被告人王健在2015年11月1日前交易、交换的上述第二类信息（数量共计64224条）的行为本就不应当被认为是犯罪。 其次，从在案证据来看，涉案信息提取自公开的商业网站中企业介绍自己生产、经营、销售产品状况的广告信息，其中包含的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应当是相关当事人自愿公开的，相关人员在将此类信息公开时，必然会预见有被他人使用甚至不当使用的可能性。“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能笼统、狭隘的理解为只要权利人不同意，不管信息已公开与否，不论是否合法途径获取，都不能被使用；在相关信息已经合法对外公开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的收集、整理、交换等行为仍需得到“被收集者同意”的要求过于苛刻也不合理。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后，根据以上理由，涉案的第二类信息也不应认定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调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9日发布的《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其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审查认定”一节指出：对于企业工商登记等信息中所包含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应当明确该号码的用途。对由公司购买、使用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从而严格区分“手机、电话号码等由公司购买，归公司使用”与“公司经办人在工商登记等活动中登记个人电话、手机号码”两种不同情形。依照该规定，如果认为涉案的手机、电话号码是公民个人信息，就应当由公诉机关进一步举证涉案手机、电话号码系归属于个人。当前，公诉机关未作进一步举证，从上述“指引”的角度考查，认定本案相关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证据亦显不足。 综合上述认定，本院认为，在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涉及的信息数量时，涉案的第二类信息不应被计入在内。据此，扣除该类信息数量，应认定涉及犯罪的公民个人信息为9.2万余条（即按前述分类的第一类信息）。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并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当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王健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根据在案证据，并结合被告人王健交易信息获利金额微小的情况，可明确被告人王健应属该类交易利益链的下游人员，较之非法获取或通过职务便利获取信息后出售、交换取得较大利益的源头人员来说，其在交易链条中的作用、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并且被告人王健系初犯，有认罪、悔罪表现和监管条件，故依法可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暂扣款人民币一千元在判决生效之日抵作罚金，并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王健已退出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 捷 审 判 员  姚翊贤 人民陪审员  钱雅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许雅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