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6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书彬，男，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强，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爱国，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男，198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冰，河北中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董秀苹，女，196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强，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爱国，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贾书彬因与被上诉人杨光、原审被告董秀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491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书彬、被上诉人杨光、被上诉人董秀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书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491民初1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杨光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独任法庭认定贾书彬、董秀苹为被告，不予追加郭书花为本案被告系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进而错误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通过法庭举证质证和调查辩论，贾书彬、董秀苹均被受雇于鸡泽县三中工程为工地负责人和收料员，董秀苹的签字仅是正常的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作为大宗钢材买卖合同当事人，上诉人坚持认为法庭应当依法追加郭书花为本案被告，从程序上可以明确诉讼参与人的主体资格，从而从实体上才能真正彻底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做出正确裁判，但一审法庭一意孤行，不予理睬，程序违法。二、一审法庭没有就证明买卖关系真实成立的核心关键要素予以充分审查，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各个孤证不加分析全部径直确认，从而自相矛盾捏造事实，程序违法，判决必然错误。其一，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乙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法庭仅凭要素不全、真实性存疑的《销货清单》直接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此草率显属错误。其二、起诉书所述“2013年7月17日被告贾书彬购买原告钢材，钢材款共计144550元，被告自提货物，经催告支付4万元钢材款，截至目前仍欠原告工程款104550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在一审法庭上并没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此为事实，不得已庭审后仓促弥补（开庭笔录未记载庭后补充证据并组织质证），被上诉人通过独任法官2019年6月28日、7月4日、7月8日三次电话要求上诉人到法院，再次对其所谓新补充证据予以质证，并预言判决结果。该行为有违法律，不得不令上诉人质疑一审法庭法律的中立性、公正性。其三、一审判决书第6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所述内容自相矛盾，并非事实。1、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钢材的真实买方是董秀苹或贾书彬；2、2014年3月12日、13日、18日三车钢材既无单价又没有吨数，还有“等物品”，是如何得出共计734627.4元的？3、“原告当庭认可，二被告于2013年4月13日至4月14日期间，向其转账支付货款共计734600元（包含上述300000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早在2013年就精确计算出第二年2014年度双方将要发生钢材交易额，并要求预付734600元钢材款，与其所云的734627.4元仅差27.4元，难道被上诉人有预见的特异功能？4、判决书第9页第二段“被告贾书彬…但原告当庭认可二被告已支付货款734627.4元，故二被告尚欠货款104550元,,,”明显存在前后矛盾，请问法律裁判文书的规范正确严谨性何在？5、即使按照被上诉人认定的上诉人已支付货款734600元，那么减去上诉人认可并提交银行转账流失凭证的300000元外的（734600-300000元=434600元）434600元对应的有效转账凭证证据何在？6、被上诉人庭上提交的所谓的银行转账凭证包括40000元款项性质缺少有效要件，没有董秀苹、贾书彬的姓名、账号，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明显违背证据规则。其四、即便2013年双方真正发生主体正确的买卖关系，到2019年1月7日起诉之日已有6年，且被上诉人在其证据4（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6行）中证明“原被告再涉案买卖交易之前有过买卖交易行为，原被告涉案交易之前的往来交易已经完毕”如此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诉应依法驳回，可一审法庭不结合事实予以分析判别，而是机械摘抄堆砌多个法条，无理不采纳上诉人抗辩意见。其五、起诉书诉称：被告董秀苹是贾书彬妻子，该债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判决书“被告董秀苹对本案所涉钢材买卖知情且参与，故欠付货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显然一审法庭违反民诉法主动干涉，替被上诉人修正事实与理由。此外，即使董秀苹对本案所涉钢材买卖知情且参与，那么就能判断董秀苹是此交易的真正的买方和实际受益人吗？没有法律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证据链作支撑，一审法庭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而扩大适用，妄断为夫妻共同债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审判程序，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杨光答辩称，董秀苹、贾书彬作为被告主体适格，董秀苹、贾书彬与杨光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贾书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钢材款104550元及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董秀苹与贾书彬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14日，被告董秀苹向原告杨光转款300000元，二被告称系购买钢材预付款；2013年7月17日，被告董秀苹从原告杨光处购买敬业8-10盘螺39.28吨，单价3680元/吨，共计144550元。2014年3月12日、3月13日、3月18日，被告贾书彬分别从原告处购买“26726盘螺”“26728盘螺”“敬业18×12”“267214×12”“267216×12”“267218×12”等物品，共计734627.4元。上述货款共计879177.4元。原告当庭认可，二被告于2013年4月13日至4月14日期间，向其转账支付货款，共计734600元（包含上述300000元）。后董秀苹又分别于2017年3月29日、同年5月29日共向原告转款40000元。原告诉称该款项为支付上述货款，被告共支付货款774600元；被告辩称该40000元向杨光出借的借款。 在本院审理期间，二被告申请追加郭书花为本案被告，经询问原告意见，原告不同意追加郭书花为被告，且原、被告双方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均未体现与郭书花的关联性，故对于二被告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有多次交易往来，该交易行为持续发生，但均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整个交易过程，均非货到即时付款，而是存在预付及赊销情况。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双方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无证据证明双方就货款给付时间有明确约定，权利人可随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义务人也可随时向权利人履行义务，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二被告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二被告是否为职务行为。本案中，二被告于庭审前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在其申请书中自述：1、案涉钢材购买方系郭书花，销货清单上虽有购货单位贾书彬，但贾书彬只是负责施工人员，不是购买方；2、案涉钢材是原告直接送到鸡泽县第三中学工地，采用的是送货方式；3、董秀苹是上述工程项目施工方的收料员，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当庭答辩时，二被告亦辩称：二被告均受雇与鸡泽县第三中学工程项目，分别为工地负责人和收料员，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并向法庭提交转账凭证五张，欲证明鸡泽县三中工地项目购买钢材，郭书花指派董秀苹向原告预付300000元钢材款。但在接受庭审询问时，二被告却称对案涉交易毫不知情，且从未受郭书花指派，或代表郭书花及项目工程从原告处购买物品；其个人与原告也未进行过买卖交易行为。二被告陈述前后矛盾，本院依法以二被告答辩意见作为其己方意见。被告辩称，案涉交易购买方系郭书花，二被告仅为履行职务行为的意见以及40000元系出借借款的意见，因原告提交销货清单、送货单均为二被告签名，被告提交转款记录转款人亦为被告董秀苹，二被告上述答辩意见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被告董秀苹是否承担偿还责任。2013年7月17日至2014年3月18日期间，双方之间有多次交易往来，部分销货单中被告董秀苹作为收货人签字，且作为转款人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董秀苹对本案所涉钢材买卖知情且参与，故被告董秀苹辩称欠付货款非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贾书彬、董秀苹夫妻二人共从原告杨光处购进各类型钢材共计879177.4元，二被告分别在收货人、提货人处签名，原告的货物交付义务已履行完毕，对于上述款项二被告仅提交了300000元的转款记录，但原告当庭认可二被告已支付货款774627.4元，故二被告尚欠货款104550元，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104550元并以上述未付货款为基数，要求二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2019年1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贾书彬、董秀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光货款104550元，以及1045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之日止计算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2391元，减半收取计1195.5元，由被告贾书彬、董秀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杨光在一审时提交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12日、2014年3月13日、2014年3月18日三张送货单均为复写件，且有多处涂改，杨光未能提交其应当保存的存根联原件进行核对，在二审时，杨光陈述三张送货单上时间均是笔误，贾书彬、董秀苹亦不认可该组证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3年4月14日，董秀苹向杨光预付货款300000元用于购买钢材，2013年7月17日，董秀苹签收价值144550元的钢材，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 该笔货物已货款两清，杨光未能提交其他交付货物的证据，亦无双方全部钢材买卖的结算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杨光本案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贾书彬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491民初13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杨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91元，减半收取计1195.5元，由杨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90元，由杨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伟烈 审判员  李忠军 审判员  武运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