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金磊，男，198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旗，上海衡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翔，上海衡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A-522室，实际经营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868号14层。法定代表人：孙祥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偲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金磊因与被上诉人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鲲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金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1.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54,567.84元；2.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28,892元；3.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5天带薪年假的工资补偿金2,564.37元。事实和理由:一、高金磊的月工资为15,000元。高金磊入职时，融鲲公司依据高金磊的资质及之前收入情况，确定以每月税前人民币15,000元向高金磊发放工资，但高金磊的社保缴费记录和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期间，融鲲公司并未足额为高金磊缴纳“五险一金”，且公司每月均克扣高金磊数额不等的工资，从未足额向高金磊发放劳动报酬。期间，高金磊多次向公司部门领导和人力资源部沟通，均未得到妥善解决。融鲲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高金磊的相关权利。本案一审过程中，就高金磊的工资数额，双方均提供了“工资统计表”，融鲲公司提供的工资统计表既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注明任何来源，且表格中“住房公积金”缴纳一列与高金磊提供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查询单”数额明显不符，进而导致表格“总入卡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各列数字相加后，与实际应发工资数额存在明显差异，该工资统计表系公司单方伪造。二、融鲲公司未与高金磊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融鲲公司一审时提供的总公司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2017年5月8日向Z公司上海营业部（以下简称Z公司上海营业部）发送的代为缴纳高金磊五险一金的通知原件，系融鲲公司为了使诉讼有利于己方而伪造。一审过程中，融鲲公司既未应法庭要求将该文件所盖印章向法庭出示，也未提供高金磊签收该通知的证明文件，更无法从企业用工制度之常理对该证据为何仅针对高金磊一人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将该证据作为判决依据，显属错误。三、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沪0115民初2173号民事判决与本案相互矛盾。在2173号案中，一审查明高金磊与Z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却认为不能证明高金磊与Z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认为高金磊未实际向Z公司提供劳动。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查明高金磊未与融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却对高金磊向融鲲公司提供劳动予以了确认。一审法院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上反复变化，无法自圆其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高金磊的上诉请求。融鲲公司辩称：不同意高金磊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高金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44,324.42元；2.判令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7,965元；3.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5天带薪年假的工资补偿金2,564.37元。高金磊在2019年1月28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54,567.84元；2.判令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28,89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4日，融鲲公司上级公司Z公司向高金磊发出了《录用通知书》，明确聘用高金磊为该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贸易融资部管理岗位。2017年5月8日，高金磊与融鲲公司的上级公司Z公司签订了期限从2017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7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高金磊的试用期从2017年5月8日至2017年8月7日止，高金磊的工作地点在上海，合同未约定高金磊的月工资标准。因高金磊认为融鲲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故于2018年9月20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融鲲公司：1.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44,324.42元；2.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7,965元；3.支付高金磊2017年度至2018年度期间应休未休年假的工资2,564.37元。经仲裁，裁决对高金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高金磊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一审审理中，1.高金磊认为融鲲公司提供的Z公司的《员工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从未看到过，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因高金磊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高金磊的质证意见。高金磊对融鲲公司提供的Z公司人力资源部《关于贸易融资管理部管理岗人员到位的通知》、Z公司人力资源部《关于请上海营业部代为缴纳风险管理子公司员工高金磊五险一金的通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融鲲公司伪造的证据；经审查，因高金磊在仲裁审理中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现高金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存在伪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高金磊对融鲲公司提供的《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因融鲲公司未提供原件，不予认可；经审查，因高金磊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高金磊的质证意见。高金磊对融鲲公司提供的高金磊2017年7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统计表，其中工资表中“总入卡数”工资数额与高金磊银行卡数额一致，工资表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数额与实际缴纳数额一致，对工资表中其余项目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单位负有保存劳动者工资单的责任，且融鲲公司提供该工资单项目与实发高金磊工资数额相符，故一审法院对该工资单予以确认。同时，高金磊认为其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月工资税前为15,000元，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期间月工资税前为15,600元，相关依据为高金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查询单和2017年度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高金磊上述月工资数额，及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查询单。另高金磊在融鲲公司处最后工作至2018年10月12日，但双方劳动关系尚未解除；2.融鲲公司则认为高金磊提供的Z公司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工资差额统计—高金磊、五险一金适用税率及其计算结果，均系高金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融鲲公司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融鲲公司的质证意见。融鲲公司对高金磊提供的证人余某的证人证言及其附件，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要求，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融鲲公司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融鲲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时，融鲲公司认为，双方虽未约定高金磊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但按照总公司《员工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员工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转正后月工资的80%。一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Z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7年5月8日发出《关于贸易融资管理部管理岗人员到位的通知》载明“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你公司委托，日前我公司人力资源部已根据你公司人员配置需求，完成你公司贸易融资部管理岗位高金磊的录入工作。根据约定，高金磊劳动人事关系由我公司总部统一管理，工资、社保、公积金由你公司自行承担。因你公司注册资金未到位，前期高金磊工资先由我公司代为支付，我公司代付的工资薪酬，待该同志合同期满后，再由你公司统一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双方对高金磊与融鲲公司的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由融鲲公司的总公司安排高金磊至融鲲公司处工作，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高金磊向融鲲公司提供了劳动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双方对高金磊上述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产生争议，双方已在上述陈述了各自观点，本处不再赘述。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高金磊主张其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月工资税前为15,000元，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期间月工资税前为15,600元，所依据的高金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查询单和2017年度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高金磊上述月工资数额，上述养老保险记录单显示为高金磊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及缴费基数，并非为职工本年度月工资标准。因此，高金磊将上述养老保险记录单所显示的月平均工资作为其月工资标准，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故高金磊主张的上述期间月工资标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融鲲公司作为用工主体其应保留劳动者的工资清单，现融鲲公司已提供了高金磊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工资发放清单，该工资清单显示已实际发放高金磊的工资数额双方均无异议。经核实，该工资清单所显示的高金磊月工资标准在扣除相应的社保、公积金等项目后，最后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与高金磊确认的实际发放工资数额相符，故一审法院确认该工资清单所显示的高金磊月工资标准确为高金磊在职期间的月工资标准，而上述工资清单显示融鲲公司并未存在少发高金磊工资的情形，因此，高金磊要求融鲲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44,324.4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金磊要求融鲲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7，965元的请求。一审审理中，双方确认高金磊与融鲲公司上级公司Z公司签订了期限从2017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7日止的《劳动合同》，并由Z公司安排高金磊至下属公司即融鲲公司处工作，因此，融鲲公司无需再与高金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高金磊该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金磊要求融鲲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5天带薪年假的工资补偿金2,564.37元的请求。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相关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享受带薪年休假，从高金磊2017年5月8日入职起12个月内不享受带薪年休假，且年休假休假期限以年度计算。现高金磊主张未休年休假截止日为2018年10月12日，该截止日尚处于2018年度内，并未满2018年整年度，高金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融鲲公司在上述截止日前故意不安排其休年休假，且双方确认高金磊的劳动合同至今尚未解除，故高金磊要求融鲲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5天带薪年假的工资补偿金2,564.37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高金磊在2019年1月28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中属增加的诉讼请求为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融鲲公司支付高金磊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高金磊上述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后提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故高金磊上述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判决：一、驳回高金磊要求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44,324.42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高金磊要求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7,965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高金磊要求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5天带薪年假的工资补偿金2,564.37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高金磊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一项异议，称一审时其陈述融鲲公司提供的工资统计表，其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数额与实际缴纳数额一致，但其现在核对后发现该数额与其养老保险的缴纳数额是不一致的。鉴于高金磊在一审时确实作出过相关陈述，故一审法院引用高金磊的陈述无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高金磊补充一节事实，称融鲲公司一审时提供的工资统计表中的公积金缴费额与其在住房公积金网上查询的缴费额不一致。融鲲公司认可高金磊补充的事实，称因Z公司系国有企业，在公积金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福利待遇，因此在实际缴纳过程中，是高于固定的汇缴比例为员工缴纳公积金的，而工资统计表中的金额是按照一定汇缴比例计算的，扣除更少的缴金，使员工能够到手更多的现金，以此使得员工待遇最优化。鉴于融鲲公司认可高金磊补充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并据此查明：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期间，高金磊每月公积金缴费额为1,568元，融鲲公司提供的工资统计表中载明的上述期间的代扣公积金为1,344元。本院询问融鲲公司员工工资统计表中代扣公积金少于实缴公积金的情形是仅有高金磊一人还是其他员工亦如此。融鲲公司答复其他员工亦如此。本院要求融鲲公司提供其他员工的工资表及缴纳公积金的相关材料。融鲲公司表示因高金磊系与融鲲公司的上级公司Z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由Z公司派到融鲲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Z公司对于领导岗位、高层技术人员岗位采取密薪制，故融鲲公司无法对此举证。高金磊还向本院补充提供其与Z公司暨融鲲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孙祥春的录音光盘一份，其中谈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记载：“高金磊：因为之前我来的时候，您不是承诺我一万五的工资嘛？孙祥春：最早，对。高金磊：但一年多了，每个月都差很大。孙祥春：对。”该证据旨在证明孙祥春承诺高金磊的工资是每月15,000元。融鲲公司先是表示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孙祥春对于高金磊工资标准的回答是“最早，对”，只能证明双方曾经就工资标准进行过谈判，但最终没有正式确认15,000元的工资标准；录音是高金磊刻意截取的片段，从结尾可以听出双方对话还未结束，后续对话中很可能存在双方对工资数额的进一步说明，因对高金磊不利，故高金磊未提交。之后，融鲲公司又表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光盘形成时间是2019年8月27日，没有原件核对，故对真实性不认可，且从录音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删改。高金磊表示该录音系其用公司发的录音笔录制的，因其无法将录音笔带出公司，故拷贝在了U盘里，再刻制成光盘提供法庭，且融鲲公司的代理人也是另一案Z公司上海营业部的代理人，在另案中，对方代理人对该录音光盘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并未提出对录音完整性的异议。经查，在本院另一起上诉人高金磊与被上诉人Z公司上海营业部劳动合同纠纷[（2019）沪01民终10530号]上诉案件中，高金磊亦提供了该份录音证据，当时Z公司上海营业部的代理人亦是本案融鲲公司的代理人，在当庭发表质证意见时表示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认为高金磊曲解了对话语境，上述对话是在高金磊与领导沟通增加工资的语境下而发生，孙祥春的相关对话的意思应为“如果（高金磊）工作表现好将来（月工资）可以达到15,000元，而不是入职时就是15,000元”。之后Z公司上海营业部又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否认该录音的真实性。鉴于融鲲公司第一次发表质证意见时已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在另一案中也未就录音真实性、完整性提出异议，故本院认可该录音的证明力。本院认为，关于高金磊的工资标准。首先，鉴于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用人单位不按照职工实际工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公积金等的情形，故高金磊从其公积金缴费数额来倒推工资标准，缺乏依据。其次，根据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工资清单。故融鲲公司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融鲲公司提供的高金磊工资统计表中，每月为高金磊扣缴的公积金数额与实际缴纳数额不符，融鲲公司虽解释为少扣多缴系公司给予员工的普遍福利，但对此并未举证证明。融鲲公司以Z公司实行密薪制为由不提供证据，鉴于融鲲公司与Z公司的关联关系，本院认为该理由并非可免除举证责任的正当理由，故本院对于融鲲公司提供的高金磊的工资统计表的证明力不予采纳，融鲲公司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根据高金磊二审时补充提交的与法定代表人孙祥春的通话录音，当高金磊表示其入职时孙祥春曾承诺其工资一万五时，孙祥春并未否认，虽然孙祥春表示“最早，对”，但当高金磊又表示：“但一年多了，每个月都差很大。”孙祥春再次回答：“对。”说明在高金磊入职时双方确实有过月工资15,000元的约定。综上，本院采纳高金磊的主张，认定双方在高金磊入职时曾约定高金磊的月工资为15,000元。经核算，高金磊上诉请求融鲲公司支付其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工资差额44,324.4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融鲲公司的上级公司Z公司向高金磊发出《录用通知书》，明确聘用高金磊为Z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贸易融资部管理岗位，高金磊与Z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高金磊的工作地点在上海。故应认定高金磊与Z公司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并与Z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于高金磊实际在融鲲公司工作，应认定其在履行与Z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融鲲公司仅是高金磊的工作地点，并不能据此认为高金磊与融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高金磊要求融鲲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另关于双方的其他争议，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了判决理由，本院予以认同，不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被上诉人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高金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44,324.42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免予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上诉人融鲲（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