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22民初1510号 原告：潘春秀，女，1968年02月15日生，汉族，户籍广西钟山县，现住钟山县，系受害人何启清妻子。 原告：何凯燕，女，1992年05月31日生，汉族，户籍广西钟山县，现住钟山县，系受害人何启清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钟山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 被告：黄凯，男，1971年08月18日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被告：李修奇，男，1973年05月24日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被告：潘献铭，男，1981年01月27日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松坚，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 原告潘春秀、何凯燕与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春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杨科，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松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春秀、何凯燕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总损失706181.14的30%,共计211,854.3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7年10月5日下午七点，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与受害人何启清四家人相约在钟山县得“御鲜食府”酒店一起吃饭，期间四人相互间拉牌猜码斗酒，被告三人对付何启清一人，导致何启清饮酒过量，三被告没有尽到照顾的义务，造成何启清酒后头晕跌下楼梯昏迷。当时，随同的原告潘春秀和被告黄凯商量，叫校长黄凯拨打120叫救护车，当时黄凯撬动了一下受害者何启清后说“不要打不要打，叫李修奇回来拉去中医院打一针就好了”，然后被告三人把何启清抬上自己的车送去了中医院。到中医院后，被告三人把何启清放在医院走廊，这时何启清一直昏迷到无法自主呼吸，可是校长黄凯还说不要紧不要紧，后面没有办法才拨打了钟山县人民医院120急救，等人民医院的医生过到来时是九点四十五分，当时人已经不行了，最后导致抢救无效死亡。事情发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因意见分歧过大，均协商不成。最后，支付6万元给受害者同村的亲属何斌武、何章武作为办理何启清的后事费用。另查明，受害者何启清生前居住在钟山县个人自建房，是钟山县第三中学的一名在职在编教师，其生活、居住水平达到了城镇居民生活标准。对于原告的损失应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综上，三被告在和受害者何启清吃饭过程中拉牌猜码斗酒有过错行为，且在何启清醉酒昏迷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及时救助，最后导致何启清的死亡。三被告的行为与何启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提起民事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的起诉歪曲事实。1.答辩人与已故何启清老师共餐是缘于何启清的邀请，何启清是饭局的组织人，主持人和做东之人，且大家都是同事，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三人对付何启清一人。原告在诉讼状称“被告三人对付何启清一人，导致何启清饮酒过量”是在恶意歪曲基本事实。事实上，在那天的饭局上，大家先吃饭，之后何启清提议喝点酒，于是原告潘春秀叫服务员上本地产低度的米酒（低于20度）；四人用扑克牌玩现在大家都比较兴玩的“水鱼”游戏，每人喝酒的概率平均；由于是假期各自家庭都安排有活动，所以很快就散席了，四人饮酒的量都不到平常酒量的50%。何启清根本不可能超酒量，更没有证据证明何启清醉酒。同时，答辩人也没有积极劝酒或恶意劝酒，且何启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就酒精的适应度是最清楚的，其应对自己饮和饮酒后的行为负责，即使他人强制对酒，自身不拒绝而勉强而为之，也完全为其处分自己的权利，其后果也应由其自己承担；2.原告在诉状中指责答辩人在何启清醉酒昏迷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及时救助，也是恶意的歪曲事实。事实上何启清没有因为醉酒昏迷而是在下楼时滑倒头部受伤而昏迷，有相关确切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却谎称醉酒昏迷，是恶意歪曲事实；3.何启清倒地受伤昏迷后，三答辩人选择送何启清到最近的县中医院，原告一直在场没有提反对意见。三答辩人将何启清及送去就近的医院，就是尽到了常人所能做的义务，三答辩人不是医务人员，何启清到了医院就由医院负责。原告却在诉状中指责答辩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及时救助，最后导致何启清的死亡”。也是恶意歪曲事实。原告自己在场，不承认自己未及时救助，却强加他人负有责任，没有一点法理可言。二、何启清死亡当天没有超酒量的现象。何启清有较好的酒量，事发当天其饮酒量未达其酒量的50%,也没有出现酒超量的任何表现，何启清是与原告一起将剩余的菜打包后，与原告一同下楼。原告主张何启清醉酒，其与何启清一同下楼，她与何启清最近也是唯一与何启清一同下楼的人，对何启清应负有的照顾义务之人是原告自己，而不是答辩人。三、何启清死亡与饮酒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何启清的死亡直接原因是（1)地滑倒地头部严重受伤;(2)到医院后，医院没有及时救助。因此，何启清死亡并不是由于饮酒，而是因倒地头部受撞击受伤和医院过失未及时救治才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四、三答辩人已尽相应的人道义务，原告对三答辩人的诉请无理。基于上述事实三答辩人对何启清的死亡事实没有过错，也没有义务，同时三答辩人出于人道已每人给付原告二万元，合计六万元资助。原告当时表明不再向三答辩人提出任何主张。现原告又向三答辩人提出无理诉求，有违诚实信用之善良风俗。综上，本案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对事件的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且答辩人已尽了人道义务，体现了善良风俗原则，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潘春秀系死者何启清生前之妻，何凯燕系死者何启清之女，2017年10月5日下午七时，受害人何启清及其妻子邀请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等人在钟山县御鲜食府酒楼一起吃饭，期间三被告与受害人何启清四人相互玩牌喝酒，四人共喝了约三斤的米酒。至当晚8时，聚餐结束，三被告先离开包厢，其中被告黄凯上离开包厢后上卫生间，被告李修奇、潘献铭则先离开了酒楼，由原告潘春秀与何启清在后一同离开，后何启清叫原告去结账，何启清在下楼过程中不慎滑倒致使头部撞击地面受伤并昏迷不醒，20时10分许被送至中医院急诊科救治。入院初诊诊断：1.酒精中毒；2.颅脑损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当晚21时08分中医院对何启清头部检查后出具的CT检查报告单的检查意见记载：考虑左侧硬膜下血肿；考虑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气颅；头皮血肿；不排除脑疝形成。考虑到患者何启清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中医院自身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颅脑手术，中医院遂告知家属及同伴，建议立即转钟山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重症医学科治疗，原告方遂于当晚21时25分许拨打县急救电话，随后，何启清被送至钟山县人民医院救治，至10月7日，经原告方要求出院。出院诊断：1.特重型颅脑损伤、弥漫性轴索损伤、颅板下混合性血肿、脑胀肿、脑疝形成、气颅、枕骨骨折、头皮挫擦伤；2.脑死亡；3.呼吸循环衰竭；4.双肺××；5.急性酒精中毒；6.心肌损害；7.肾功能损害；8全身多处挫擦伤。2017年10月7日，何启清死亡。因原告方认为中医院在对何启清诊疗的过程中存在过错。随后，何启清被送至钟山县人民医院救治，至10月7日，经原告方要求出院。2017年10月7日，何启清死亡。因原告方认为中医院在对何启清诊疗的过程中存在过错。钟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8年4月3日委托了贺州市医学会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贺州市医学会于2018年7月10日出具贺州市医鉴[2018]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鉴定书作出的分析意见认为：病人（何启清）因酒精中毒跌倒致头颅严重损伤，急诊到达医方（中医院）就诊，在1个多小时内医方只给病人行一次CT检查处理，未行其他任何抢救处理，最后病人死亡，与医方有一定因果关系。该鉴定书作出的结论是：本病例属于壹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钟山县中医医院承担赔偿责任，钟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8）桂1122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钟山县中医医院对何启清死亡后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211,854.34元。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涉案的款项已履行。另查明，因何启清的死亡，三被告于2017年10月7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对受害人何启清的死亡以人道主义精神每人垫付2万元共6万元作为原告家属办理何启清的后事，何启清家属同意事后不再提其他方面要求，该《情况说明》有原告潘春秀、何凯燕的签名确认。该款项已支付清楚。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等费用。本案的被告与受害人何启清系同事关系，朋友间的相互聚餐系正常的社交行为，席间三被告与受害人何启清玩牌饮酒属于情谊行为，虽不存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权利义务，但共同饮酒人在特定环境下，人人都应合理预见共同饮酒期间或饮酒后不安全造成他人或自身的损害可能，都有不使他人受到损害的注意义务，应当相互提醒、劝阻饮酒者，保证饮酒者在饮酒过程中和饮酒后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本案中，受何启清及原告潘春秀之邀请聚餐，三被告与受害人何启清在饭局上共同饮酒的行为，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饮酒之过程中，上述饮酒人相互之间存在恶意劝酒行为，何启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饮酒量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且需要具备常人需要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应当能够预见到酒后会减弱自身的控制能力、认识能力及判断能力，但仍过量饮酒致醉酒，故其本身的放任行为属未尽自身注意义务，其在明知饮酒后仍独自下楼梯，增加了自身的危险性，致使事故发生，因此何启清对其死亡的结果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作为与何启清一起饮酒的本案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单就与何启清一起饮酒而言，不能认定完全过错，但饮酒客观上会导致饮酒者认知能力、控制能力降低，因此，一起饮酒者因共同实施了喝酒这个在先的行为，就会产生一种在后的对醉酒者的注意、照顾、救护等保护义务即法律规定的先行行为引起的法定保护救助义务，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与受害人何启清一起饮酒，相互之间应给予照顾、帮助、保护，这不仅是道德上安全保护的善良义务，也是法定的义务，与何启清一起喝酒的被告均应知道何启清饮酒后有醉酒的可能，应尽到谨慎、注意、保护的义务，将其送至有成年人看管的安全场所或控制其酒醒或确保其找到休息场所，但上述被告未尽到上述义务，只是打了招呼便离去，让受害人在聚会结束后在未得到有效的安全护送前提下独自回去，虽在此过程中有受害人的妻子即原告潘春秀予以陪同离去，但受害人在此过程中叫原告潘春秀前去结账，这让受害人的暂时失去应有的照顾和护送，增加自身的危险性，导致事故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原因，后被告在何启清跌倒后亦予以施救并及时送往医院救治，亦尽到了相应的救助义务，虽何启清的死亡系中医院在收治患者何启清后未对其进行任何抢救措施，延误抢救时机，对造成何启清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医疗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这也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能因此作为免除被告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被告对死者何启清的死亡有一定的轻微过失，考虑到何启清的死亡给原告造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从社会公序良俗和一般社会公众所能接受的公平理念出发，被告应当予以适当赔偿。本案中的三被告在受害人何启清死亡后，于2017年10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对受害人家属各支付2万元共计6万元用于处理善后事宜，该款项已付清。对此，可作为被告给予原告适当的赔偿，且原告在《情况说明》中亦予签名确认，同意不再提其他方面请求，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诚信履行，对原告所提出该款项应有结余但未给付原告，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中处理。综上，对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211,854.34元，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凯赔偿原告潘春秀、何凯燕损失20,000元（此款被告黄凯已付清）； 二、被告李修奇赔偿原告潘春秀、何凯燕损失20,000元（此款被告李修奇已付清）； 三、被告潘献铭赔偿原告潘春秀、何凯燕损失20,000元（此款被告潘献铭已付清）； 四、驳回原告潘春秀、何凯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2,24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潘春秀、何凯燕负担1,600元，被告黄凯、李修奇、潘献铭负担64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雷绍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