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62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旭华，女，1963年12月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福建省厦门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睿奕，女，196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颖，女，1987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一审第三人：康长寿，男，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一审第三人：厦门辉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268号18A08室。 法定代表人：康长寿，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第三人：颜纪深，男，197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 再审申请人吴旭华因与被申请人金睿奕、黄颖、一审第三人康长寿、厦门辉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睿公司）、颜纪深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2016)闽民终1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旭华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吴旭华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睿奕、黄颖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为吴旭华与康长寿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吴旭华要求行使代位权的基础并不存在，其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康长寿对金睿奕的债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吴旭华即使与康长寿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将款项转入康长寿的账户，康长寿也不构成不当得利。以上认定错误，理由如下： 一、从直接借贷的角度而言，吴旭华对康长寿享有500万元的债权 颜纪深因经营为需要虚假增资的公司虚报注册资本业务缺乏资金，曾多次找吴旭华合作，共同出资，为他公司代理垫资进行注册。本案中的辉睿公司准备增资注册1800万元，吴旭华答应出资500万元与颜纪深合作，其余1300万元由颜纪深另找他人解决。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出资款占用期限为3天，报酬仍按之前的合作约定分成。 2013年1月29日,吴旭华按照颜纪深的要求，将1299728元转入颜纪深控制的厦门市银元发商贸有限公司，然后转入康长寿个人账户（该转账全部由吴旭华操作完成，当时的厦门市银元发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颜纪深交由吴旭华控制）；其余的3700513元，吴旭华直接转入康长寿个人账户。为辉睿公司增资注册的其他出资人，跟吴旭华一样，将出资款支付、归集到康长寿个人账户。所有出资人都没有见过康长寿，但是大家出资之前已经明确知道出资款支付到康长寿银行账户，目的是为康长寿向其名下的辉睿公司增资注册。另外，出资前大家跟颜纪深约定，1800万元的出资款仅限于作为康长寿向辉睿公司的增资注册资本使用。为了保证专款专用和1800万元的出资款的资金安全，出资人掌控了辉睿公司的印鉴、网银U盾、银行密码和康长寿个人银行帐户、密码等转帐工具借钱，为辉睿公司增资注册，这是康长寿借钱1800万元的根本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颜纪深资金匮乏，没有这个出资能力。颜纪深根据与吴旭华的合作模式，继续要求吴旭华出资500万元，并支付到康长寿个人账户。颜纪深并没有向吴旭华借款。吴旭华和康长寿虽然没有实际接触，但是康长寿需要资金，要借款为公司增资注册，这是明确的；吴旭华根据颜纪深提供的信息，提供资金直接支付到康长寿个人银行账户，代理康长寿垫资注册，这也是明确的。从吴旭华500万元转账资金的流转过程来看，500万元分作两笔支付，而两笔款项都是在吴旭华的控制下，从吴旭华自己的或者吴旭华控制下的银行账户支付到康长寿个人账户。吴旭华直接支付500万元的增资款到康长寿个人账户，目的是代理垫资，为康长寿向其名下的辉睿公司进行增资注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吴旭华和康长寿虽然没有实际接触，没有签订借贷合同，但是在实际操作这个层面上，吴旭华实际提供了借款，双方已经发生了实际的借贷关系，吴旭华对康长寿依法享有500万元的债权。 另外，颜纪深也出具了相应的书面声明，对该情况进行了确认，并特别表明其只是名义出资人，吴旭华才是讼争的500万元的出资人和实际债权人。而且，刑事侦查阶段所查明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吴旭华并非将讼争的500万元岀借给颜纪深。假如是颜纪深向吴旭华借款讼争的500万元的话，吴旭华只跟颜纪深发生关系，无需参与控制增资注册的一系列流程，包括掌控辉睿公司的印鉴、网银U盾、银行密码和康长寿个人银行帐户、密码等转帐工具，甚至1800万元的增资款都是由吴旭华和其他出资人一起，亲自从康长寿账户转账到辉睿公司账户；吴旭华也不会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列为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嫌疑人，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时，吴旭华只要陈述，讼争的500万元是出借给颜纪深的，其他的事情与其无关，吴旭华就可以摆脱刑事责任。而刑事侦査中的事实是，吴旭华坚持款项不是出借给颜纪深的，而是代理康长寿垫资，为康长寿向其名下的辉睿公司进行增资注册。吴旭华坚持款项不是出借给颜纪深的事实，导致其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因此，在案的证据，不论是从正面的，吴旭华直接支付讼争的500万元到康长寿账户的事实，或者颜纪深出具的书面声明的内容，还是从反面的，刑事侦查过程中吴旭华坚持款项不是出借给颜纪深的事实，都足以证明，吴旭华对康长寿享有500万元的借贷债权。原判决以吴旭华未与康长寿接触，简单地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吴旭华对康长寿不享有债权，与事实不符，违反了法律规定。 二、如果上述直接借贷的观点不成立，那么从委托代理的角度而言，吴旭华对康长寿依法享有500万元的债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就讼争的500万元，吴旭华、颜纪深和康长寿的关系符合该条款规定。 颜纪深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载明：同年（即2013年）1月29日,本人将筹集的1800万元（其中500万元为吴旭华所有）垫资款以自己的名义出借给康长寿，作为辉睿公司验资资金专用，本人只是名义出资人。根据该说明，颜纪深是吴旭华的受托人，代理吴旭华与康长寿签订借贷合同，向康长寿出借讼争的500万元。现康长寿不向颜纪深履行还款义务，并向吴旭华披露了康长寿，吴旭华因此有权主张康长寿清偿讼争的500万元。因此，500万元是康长寿向颜纪深的借款，与吴旭华无关，那么根据颜纪深出具的情况说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吴旭华基于与颜纪深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有权主张康长寿清偿讼争的500万元，即对康长寿依法享有500万元的债权。 三、如果上述直接借贷和委托代理的两个观点都不成立，那么从不当得利的角度而言，吴旭华对康长寿仍然依法享有500万元的债权 迄今为止，吴旭华从未有过将讼争的500万元出借给颜纪深的想法。颜纪深和吴旭华之间也没有关于讼争的500万元的借贷约定。吴旭华没有代颜纪深向康长寿支付讼争的500万元的意思。如果金睿奕坚持，本案讼争的500万元是康长寿向颜纪深的借款1800万元中的一部分，和吴旭华无关。吴旭华所支付的500万元是代颜纪深向康长寿支付的借款，那么金睿奕的理解是错误的，吴旭华从没有代颜纪深向康长寿支付讼争的500万元的意思。吴旭华向康长寿支付讼争的500万元的意思就是为康长寿代垫增资款，代康长寿向其名下的辉睿公司增资注册。如果金睿奕坚持否认吴旭华和康长寿之间的借贷关系，吴旭华已经向康长寿实际支付了讼争的500万元，那么康长寿收到的讼争的500万元只能是不当得利。 另外，吴旭华和其他出资人共同出资1800万元，支付到康长寿个人账户，为康长寿代垫增资款，代康长寿向其名下的辉睿公司虚假增资注册。这种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在当时触犯刑法规定，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虽然最后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改，吴旭华和其他出资人，包括金睿奕未被追究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刑事责任，但是吴旭华和其他出资人在康长寿、辉睿公司增资注册过程中所进行的出资、出借等一系列行为，不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且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既然借贷行为无效，康长寿收到吴旭华支付款项的行为就没有合法依据，是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 因此，从不当得利的角度而言，吴旭华对康长寿仍然依法享有500万元的债权。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事实和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吴旭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一）吴旭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吴旭华在再审申请中自认颜纪深因经营为需要虚假增资的公司虚报注册资本业务缺乏资金，曾多次找其合作，共同出资，为他公司代理垫资进行注册。也就是说，吴旭华对该虚假增资行为是明知的。吴旭华在再审申请中自认出资前跟颜纪深约定，1800万元的出资款仅限于作为康长寿向辉睿公司的增资注册资本使用。因此，吴旭华随后又主张这笔资金实际上可以作为其向康长寿的借款属于前后矛盾，不予采信。如果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关系，也需要双方先有关于借款的合意。吴旭华自认和康长寿没有实际接触，不能仅以其打款的行为就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形成。吴旭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生效缺乏依据，因为该规定的前提是借款合同已经成立，如果借款合同未成立，也就没有生效一说。结合前述吴旭华的自认，原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 吴旭华主张由于颜纪深出具了书面声明，表明吴旭华才是实际出资人和债权人。即使该书面声明反应的确实是真实情况，也只能表明吴旭华是案涉需要虚假增资公司的资金提供者，以及颜纪深的债权人。因为吴旭华虽然是实际提供款项的一方，但其已在一审中自认其是根据颜纪深的指示将款项汇入康长寿的账户，通过颜纪深与康长寿签订的《借款协议》与颜纪深在书面声明上的自认，借款的合意只在康长寿与颜纪深之间形成。该书面声明不能证明吴旭华是康长寿的债权人。吴旭华在刑事诉讼中的陈述，虽然在刑事案件中可能对其不利，但在民事案件中其陈述的事实对其有利。因此，该陈述也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康长寿取得由吴旭华转款的案涉500万元，并不是如同吴旭华所主张的，是吴旭华本人将500万元出借给康长寿，而是基于康长寿与颜纪深签订的《借款协议》。因此，吴旭华主张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与事实不符。即使如吴旭华所主张的，本案因存在虚报注册资本后进行出资、出借的行为，因而导致案涉合同无效，已经收取的款项应当返还，康长寿也应将款项返还给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即颜纪深。如果吴旭华认为颜纪深应当将这笔款项再返还给自己，可以另案起诉，但其主张康长寿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将款项返还给自己，不应支持。 （二）吴旭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吴旭华主张颜纪深出具了书面声明自认只是名义出资人，以此说明是吴旭华委托颜纪深与康长寿签订协议。但该声明只能从侧面说明吴旭华是实际出资人，不能直接通过该项证据证明颜纪深与吴旭华谁是委托人，谁是受托人。如前所述，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吴旭华是根据颜纪深的指示将款项打到康长寿的账户上。因此，如果本案如吴旭华所说，真的存在所谓的委托关系，也应当是颜纪深向吴旭华借款后，再委托吴旭华直接将颜纪深已借得的款项打到康长寿的账户上。由于吴旭华在本案中不是委托人的身份，也就不存在“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情形。吴旭华主张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于理无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旭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尹颖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