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3民终4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华东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荆山路55号。法定代表人：庄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君，男，汉族，1972年10月15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权，江苏淮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丽，女，汉族，1967年3月12曰生，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黄新，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州华东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与被上诉人张玉丽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不服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39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东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以《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为依据要求上诉人支付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双方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纠纷，属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属认定事实错误。1、从签订《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的主体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2、从《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的内容看，该办法主要规定的是如何对销售配套部进行考核，不是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3、从目的上看，《关于下发的通知》及附件《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明确载明该文件出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经济考核指标，完善公司内部分配机制，发挥薪酬激励作用，强化内部管理，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增加经济效益”。上述文件是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而制定的公司内部管理文件，而不是要求被上诉人在工作之外销售上诉人的产品。4、从形式上看，《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是作为《关于下发的通知》的附件下发的，张振兴代表上诉人，张玉丽代表公司内设机构销售配套部在《关于下发的通知》上签字，符合公司内部通常的处理方式。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16年1-8月利润185603.2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有2015年2月3日上诉人时任领导张振兴和被上诉人张玉丽签订的《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这一文件，该文件明确了其时间范围是2015年，同时该办法中最后一条也明确规定“解释权属华东公司”。华东公司没有以任何文件形式解释2016年销售配套部的工作按照《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运行。所以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16年1-8月利润185603.2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争议性质不当，将本属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劳动争议认定为平等主体间的合同争议，错误的认为本案是“因双方履行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本案属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1、本案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劳动关系，双方的争议是在劳动关系延续过程中因劳动争议而引发的讼争。如前所述，销售配套部是上诉人公司的内部职能部门，被上诉人是销售配套部的负责人，被上诉人的工作职责，工作范围是根据公司的内部规定开展业务，接受公司管理。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2、被上诉人的工作对上诉人具有依赖性，不具有脱离上诉人的独立性。被上诉人一直是公司销售配套部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管理开展业务，由公司为其和销售配套部的员工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及发放其他福利待遇，被上诉人及销售配套部开展业务的费用支出也统一通过公司财务报销，成本也通过公司财务进行结转。从实际业务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根本没有独立开展业务，依然是按照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的方式运转。3、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91）4号文件所涉企业承包经营的情形。法经复（1991）4号文件是最高院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新法经字（1991）第2号《关于企业经营者依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起诉法院应否受理的请示报告》所做的批复。根据该批复，发包方应当是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承包方应当是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但本案中，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都不满足该批复所设定的条件。四、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上诉人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一份《说明》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未充分考虑《说明》出具时的实际情况，未准予上诉人要求对本案所涉争议的具体金额进行审计的请求，未能充分保证上诉人的诉讼权利。1、《说明》确认的金额未按照《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规定经过决算审计。在《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第四项第八条中明确规定，利润需要经过年终决算审计，即销售配套部2015年的经营业绩需要公司经过年终决算审计来予以确认。但被上诉人的诉请金额并未经上诉人的年终决算审计确认。2、人力资源部不是确认经营业绩的职能部门，也不具备确认经营业绩的专业水平，其出具的《说明》不具备公信力，不应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3、《说明》出具时的特定情形需要对《说明》载明内容的真实性进行确认。上诉人人力资源部是2016年12月15日出具的该份《说明》，但是由于国家去产能的要求，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对下属的华东公司的许多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办理结算手续。出具《说明》的具体办事人员当时知道其将会从公司离开，其在《说明》上盖章是有可能在未核实销售配套部真实经营业绩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该《说明》的公信力需要进一步确认。4、销售配套部的工作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对销售配套部的经营业绩进行确认。销售业务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15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收款，有可能是以往年度经营成果的延续。事实上，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发现其中既有2014年签订的合同，也有2015年签订的合同，还有无法确定签订时间的合同。因此，被上诉人的真实经营业绩需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进行审计决算和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在争议性质认定错误，事实尚未查清，未能充分保证上诉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作出了错误裁判，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被上诉人张玉丽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不是承包经营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1、其内容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完全符合承包经营合同的特征。2、上诉人称标题是《办法》，内容也有用“本办法”的词语，故不是合同，就不用履行是荒唐的。首先，义务必须履行，这是最基本的。其次，从法律理论和法律规定看，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再次，标题中注明了“承包”，内容第五条第1项也明确“如遇不可抗因素使合同无法履行，可提前终止合同”。3、上诉人提到涉案合同双方主体是否平等的问题。不能以乙方的身份、职位高低来评价，应当以内容是否平等确定。况且其内容第五条第2项也明确“本办法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平等协商解决”。足以确定双方在签订、履行合同时是平等的。4、上诉人提到其签字而没有盖章的问题，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没有盖公章就不是合同的理由没有依据。二、上诉人认为2016年1-8月没有书面协议而不需要承担履行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1、涉案协议的标题虽然是“2015年”，但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没有终止日期。2、2016年1-8月的承包经营是2015年承包经营的延续，确定承包经营并产生了利润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3、《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乙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况且涉案合同不是要式合同。4、涉案合同承包期间从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上诉人的此点上诉理由实质是对2015年12个月的认可，也实质是对自己第一点上诉理由的否定。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争议性质不当，将劳动争议认定为履行合同纠纷的理由不能成立。1、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认定与实现所发生的的纠纷，本案显然不是劳动争议纠纷。2、原劳动部关于履行企业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的争议是否受理的复函（劳办发[1993]224号）指出，企业实行内部责任制后与职工签订的承包合同与劳动合同有很大差别，一般不属于劳动合同。从此《复函》可以看出，本案不是劳动争议纠纷，而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经营者依企业承包经营合同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企业经营者为请求兑现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收入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属于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要求继续担任厂长（经理），属于人事任免争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上诉人的人力资源部出具的《说明》具有证据的法律效力，足以认定，无可厚非。1、上诉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代表上诉人公司，这是基本常识性问题。况且合同第四条第1项约定，被上诉人各项原始单证要填写完整并加盖销售配套部主管章，准确完整编制核算报表，每月按时上报财务部、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是履行情况的结算部门。2、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盖有人力资源部公章的《说明》，财务部，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签字的结算依据，从财务复制的《成本利润表》，三者数额与诉请数额完全一致。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该三项证据的真实性既不认可也不否定，或者是一会否定，一会默认。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述三份证据存在瑕疵。五、关于上诉人提到一审中的鉴定、审计问题。1、一审中上诉人曾申请对《说明》中的人力资源部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对《成本利润表》申请进行审计。该人力资源部公章的真伪十分清晰，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出，《成本利润表》计算的十分清楚，利润数额十分明确。上诉人提出鉴定、审计的目的不言而喻。2、尽管如此，当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申请后，法庭当庭予以准许，并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提供人力资源部公章和上诉人财务部保存的《成本利润表》，不提供承担相应后果，上诉人同意并承诺提供。但数月后开庭对人力资源部公章及《成本利润表》进行质证时，上诉人什么也没带，撤回了对人力资源部公章真伪鉴定的申请，但还是要求对《成本利润表》进行审计。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还是予以准许，并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其财务保存的《成本利润表》及相关材料。而数月后再次开庭时还是没有提供其财务保存的相关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前又开了一庭，上诉人还是没有提供相关鉴定、审计的材料。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玉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华东公司向其支付承包经营利润：2015年度463974.73元、2016年1-8月185603.2元，合计649577.93元及相应利息（463974.73元从2016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185603.2元从2016年9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12日为9030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华东公司与张玉丽于2015年2月3日签订销售承包协议，张玉丽承包华东公司的产品销售，到2016年底因华东公司生产经营的原因不再承包。经华东公司计算，2015年度应支付张玉丽承包经营利润463974.73元，2016年1-8月应支付张玉丽承包经营利润185603.2元。经多次催要无果，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3日，华东公司下发了《2015年经济指标考核办法》，并与张玉丽签订《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约定：一、业务范围：1、集团公司内部配件销售，2、大力开拓集团公司外部市场销售。二、订单生产形式：1、可整体外协的销售订单由销售配套部自行负责完成，2、需在本公司内生产，但过程中的工序需外协的，仍由公司外协办完成，3、经评审后的所有销售合同，由销售配套部以带有编号的《生产任务通知单》下达至生产管理部，生产管理部进行编码，报人力资源部备案。三、考核办法：1、年上交管理费40万元，分月扣除缴纳，2、累计销售额在500万元（含）以下时，按销售额的2%上交期间费，累计销售额在500-1000万元（含），按销售额的1.5%上交；1000万元以上时，按销售额的1%上交，3、当累计利润为负数时，由承包人在出现亏损的次月10日前以现金补齐，4、以上款项受非正常因素影响需缓期缴纳的，必须经公司总经理批准。四、相关规定：1、在公司内部银行开设资金账户，用于核算资金的收支及结余情况，设立成本账户，用于归集外购物资、领用公司物资、生产分厂入库产品的成本及其他各项成本费用。在仓储中心成品库设立配件库，用于办理完工产品的出、入库手续。遵守内部银行管理规定，及时办理产品的入库、领用、发货手续，各项原始单证要填写完整并加盖销售配套部主管章，准确完整编制核算报表，每月按时上报财务部、人力资源部。2、流动资金原则上不得出现赤字，当资金账户赤字达20万时，按金融机构同档利率计收利息。销售配套部采购业务使用的银行承兑不得小于自身回笼的额度，差额部分按集团公司资金结算中心的规定收取贴现息。欠供应商货款按销售合同回款比例对应支付，不得超支。3、材料及配套件采购业务按公司有关程序办理，物资入库的程序遵守公司相关规定。4、委托公司生产的产品由双方协商定价，领用公司库存物资的结算价格由公司风险防控部结合市场行情及库存价值定价。因公司供货不及时、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及售后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均由公司承担。5、销售配套部自行采购的产品，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由销售配套部承担。6、销售配套部业务形成的资产及负债全部归承包人所有，承包到期后，其债权、债务余额由承包人以现金结清；滞留在外协厂家及生产分厂的未结算物资按照合同价格由承包人以现金购买。7、所有职工工资及各种奖项、社保统筹由承包人承担，自行制定薪酬标准报人力资源部备案。在完成正常工作量的情况下，工资不得低于徐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各项法定福利待遇如降温费、取暖费等应及时足额发放。8、承包期间产生的利润由承包人自行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承包人承担。但需冻结累计利润的10%作为经营风险保证金，年终决算审计完毕后返还。9、年度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并足额缴纳管理费及期间费用，公司给予承包人嘉奖；未完成500万元收入，给予处罚。五、其他规定：1、如遇不可抗因素使合同无法履行，可提前终止合同。5、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华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兴与张玉丽分别在该考核办法落款处签字确认。2016年12月15日，华东公司向张玉丽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根据《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和财务提供的《2015年销售配套部成本利润表》，2015年销售配套部实现纯利润579974.73元，扣除20%所得税11.6万元，冻结累计利润的10%（5.8万元）作为经营风险保证金外，剩余利润521974.73元，按照承包考核办法，承包期间产生的利润405974.73元由承包人自行分配。参照《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和财务提供的《2015年销售配套部成本利润表》，2016年1-8月份销售配套部实现纯利润232003.2元，扣除20%所得税4.64万元，冻结累计利润的10%（2.32万元）作为经营风险保证金外，剩余利润162403.2元，按照承包考核办法，承包期间产生的利润162403.2元由承包人自行分配。另查明，张玉丽为华东公司销售配套部职工，1988年7月参加工作，2008年9月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6月2日被聘为销售配套部部长，2016年11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玉丽曾是华东公司的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张玉丽以《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为依据要求华东公司支付其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双方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纠纷，故本案属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华东公司与张玉丽于2015年2月3日签订的《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按考核办法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华东公司向张玉丽出具了加盖华东公司人力资源部印章的说明，确认张玉丽承包经营期间2015年利润为463974.73元，2016年1-8月利润为185603.2元，根据考核办法约定承包期间产生的利润由承包人自行分配，故上述经营利润应归张玉丽所有。虽然办法约定需冻结利润的10%作为经营风险保证金，待年终决算审计完毕后返还，但自2016年8月张玉丽承包经营结束至今，华东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年终决算审计，明显超出合理期限，且张玉丽自2016年9月已不再承包经营，故华东公司继续冻结经营风险保证金缺乏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华东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出具利润结算说明后，应当在合理期间内向张玉丽支付上述利润，但并未予以支付，因此应向张玉丽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履行期限不明确，张玉丽可以随时要求华东公司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合理的准备期间，一审法院酌定合理准备期间为30日，故华东公司应向张玉丽支付自2017年1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以649577.93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徐州华东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玉丽承包经营期间利润649577.93元及利息（以649577.93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华东公司系国有企业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张玉丽所在的销售配套部系华东公司下属的生产销售部门，张玉丽自1988年7月起即在华东公司工作，于2008年9月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6月2日经徐华司党【2015】11号文件任命为华东公司销售配套部部长。2015年2月3日张玉丽代表销售配套部与华东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振兴签订的《2015年销售配套部承包考核办法》虽然就业务范围、订单生产形式、考核办法、结算奖惩制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该考核办法的签字双方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关系，办法的相关约定亦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措施，是一种生产管理手段，华东公司与张玉丽之间仍然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就该考核办法引发的争议亦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予以受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39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玉丽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退还张玉丽；上诉人徐州华东机械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6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单云娟审判员  张建民审判员  徐 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