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34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美盛路171号1幢楼1层1040室。法定代表人：杨碧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彦平，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广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一路北段西首。法定代表人:王传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绍华，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4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央迈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4268号民事判决；2.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明知合同义务存在转委托，一审法院没有对该项事实予以认定，反而判决由上诉人退还设计开发费不当。本案应追加实际享有研发权益和履行研发义务的土耳其DMA公司为被告，并判决该公司返还设计开发费。一审中，上诉人提出在2015年10月13日经被上诉人同意，将涉案项目转委托土耳其DMA公司开发生产，上诉人也将转委托项下的相关款项支付给了该公司，被上诉人对此明知且同意涉案项目开发和生产义务的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被上诉人同意转委托的情形下，上诉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而不是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涉案项目研发不合格，是转委托后的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的行为，上诉人不对第三人的研发不合格行为承担责任，即上诉人完成转委托后，不再享有合同权利义务，不再是适格的被告，而应该是转委托后享有研发和生产权利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即第三人才是适格的被告。另外，涉案项目研发不合格系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研发-2-的产品不符合约定的技术要求所致，与上诉人无关。但被上诉人起诉时却要求上诉人承担研发不合格的义务，而不诉请具体承担研发和生产的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承担义务，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转委托行为导致的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三者之间权利义务变化的事实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研发不合格的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在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和不享有合同权利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未依据公平原则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已履行合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将损失全部判处由上诉人承担，有违公平原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署合作协议和购销合同后，双方协商同意，于2015年10月13日签订《协议书》，将涉案项目由上诉人转委托至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研发和生产。上诉人按照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完成了对第三人的选任及其指示义务，也将收到的设计开发费以及预付款支付给第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后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在此过程中仍尽全力配合对涉案合同标的进行改进，履行了补救措施以及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最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人无法研发和生产出符合技术要求的产品，而非上诉人一方。在被上诉人同意转委托的情形下，上诉人已不再是研发和生产的权利义务承担人，生产和研发的权利义务已由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判由上诉人承担所有的未尽生产和研发义务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对真正的责任承担人土耳其DMA公司不予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确立的公平原则，也违反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处理方式。三、一审法院将损失全部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违反情势变更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主管政府部门对电动车技术指标、政策等作了很大调整，致合同约定的产品无法达到市场要求，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被上诉人单方对技术要求和价款提出调整。此时被上诉人诉请解除合同的，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5日致函上诉人，根据新发布的《电动客车安全技术条件》以及2017年国家新能源行业的补贴政策，被上诉人对研发的项目在技术上提出单方要求，特别是对关键的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优化系统设计方案)和涉案标的价格(由合同约定的25万变更为不高于13万元)提出单方变更要求，这些要求属于对合同的重大变更，其实质已经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和公平原则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合同纠纷。在《电动客车安全技术条件》以及2017年国家新能源行业的补贴政策规定下，如果上诉人按照13万元的价格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上诉人明显不公平，何况上诉人在涉案项目开发过程中已经转委托给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研发和生产的情形下，上诉人并没有享有研发和生产的权利，无法控制成本和风险。此种情形下的解除合同，法院应该按照公平原则来平衡合同各方权益，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都应该分担情势变更下的风险和责任，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虽然签署了合同，但在被上诉人同意后，已将合同约定的研发和生产权利义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在转委托后，上诉人仅有选任和指示的义务，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涉案款项也一并支付给第三人，被上诉人对此明知且同意，但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下，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没有将第三人土耳其DMA公司列为被告。第三人享有了转委托后的权利，却不承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义务。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转委托以及情势变更的事实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判决有违公平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且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中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上诉人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退还货款及设计费的约定是上诉人在《协议》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应按照该协议内容履行退款义务。根据案涉《合作协议》内容，上诉人向答辩人承担的是开发两套动力总成系统的义务，协议约定了开发的时间及标准，上诉人认为转委托给了土耳其DMA公司，但具体的委托事项及标准，上诉人无法释明。而2017年12月19日的《协议》中明确注明是上诉人与答辩人合作开发的项目，是上诉人交付的样车无法达到答辩人的标准，也是上诉人自认无法确保样车批量交付，从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统一退款的。上诉人就应当按照约定履行退款义务。第二，答辩人并未将案涉技术开发一事转委托并直接指示土耳其DMA公司，上诉人才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在签署案涉《合作协议》和《购销合同》后，上诉人以其合作伙伴土耳其DMA公司技术能力较强，更有利于案涉合作项目的开展为由，向答辩人建议将项目转委托给土耳其DMA公司。但答辩人就案涉合作项目一事，从未与土耳其DMA公司联系过，更未直接指示过土耳其DMA公司，之后更是将案涉设计费直接支付至上诉人处，至于上诉人如何指示土耳其DMA公司并与之沟通，答辩人不清楚。案涉合同的双方是上诉人与答辩人，至于上诉人与土耳其DMA公司之间的争议，应当自行另案解决，一审法院并未剥夺其另案诉讼的权利，未损害其利益，更未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之处，应维持一审判决。中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购销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300万元预付货款；3.判令被告退还原告35万元设计开发费；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9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及《购销合同》，在《合作协议》中双方约定合作项目为海狮车型，配置方案为搭载53kWh动力系统，续航里程250km，系统寿命≥50万公里；搭载79kWh动力系统，续航里程350km，系统寿命≥75万公里，续航里程测试方法采用40km/h等速法。约定价格：53kWh系统（不含车载充电系统）25万元，79kWh系统（不含车载充电系统）32万元，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动车市场规模的扩大及联合采购等措施的实行，价格可做相应的调整。约定设计费用：原告在协议签订后15日内一次性向被告支付人民币70万元作为样车设计费用。同时约定双方在本合作协议签订后10日内签订50套产品的商务合同，并在商务合同签订后10日内，原告向被告预付50套产品订金人民币300万元（含3台样车全款）。2015年10月2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设计开发费70万元，2015年11月10日、2016年7月28日和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被告分别支付货款150万元、100万元和50万元。2015年10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委托被告开发的海狮、6.6米轻客车型动力系统，被告转委托DMA公司开发、生产。后被告与其海外合作伙伴土耳其DMA公司进行动力系统的合作开发，2016年5月被告将首台海狮样车交付原告，经现场测试后发现被告交付的样品在续航里程测试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未能达到约定开发标准。2016年6月14日原告将检测结果反馈给被告，被告进行了改进，并于2016年12月下旬测试改进样品，改进后的样品仍未达到相应要求。2017年12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被告同意退还原告支付的预付货款300万元以及设计费用的一半35万元。原告提供的2套车壳与被告提供的2套动力系统相抵，双方各持一套。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购销合同》《协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银行承兑汇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2015年9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购销合同》与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未能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主张解除《合作协议》和《购销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未按照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协议》约定履行退款义务，违反合同约定，原告主张被告退还预付货款300万元和设计开发费35万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的合同责任应当由土耳其DMA公司承担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解除《合作协议》和《购销合同》、要求被告退还预付货款300万元和设计开发费35万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购销合同》；二、被告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预付货款300万元；三、被告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设计开发费35万元。案件受理费16800元，由被告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通公司请求解除案涉《合作协议》《购销合同》，并由央迈公司返还预付货款及设计开发费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中通公司与央迈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并生效。央迈公司2016年5月首次交付的海狮样车及之后改进的样车经测试均未达到约定的开发标准，事实清楚。2017年12月19日中通公司与央迈公司签订协议，央迈公司同意退还中通公司预付款300万及设计费用35万元，应当认定央迈公司对于《合作协议》《购销合同》已确认无法履行，中通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协议》《购销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中通公司虽然同意央迈公司转委托土耳其DMA公司开发、生产，但央迈公司与土耳其DMA公司签订的《委托设计协议》及《采购合同》中并未体现中通公司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土耳其DMA公司的合同条款或意思表示；央迈公司在二审中陈述三方在样车测试时中通公司对土耳其DMA公司有口头指示行为，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央迈公司关于追加土耳其DMA公司为被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由土耳其DMA公司向中通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央迈公司称其已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因土耳其DMA公司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判决其承担本案法律责任有违公平原则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央迈公司与土耳其DMA公司之间如有合同履行的争议，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另，央迈公司称中通公司在2017年1月5日致函央迈公司，根据新发布的《电动客车安全技术条件》以及2017年国家新能源行业的补贴政策，中通公司对研发的项目在技术上提出单方面要求，特别是对于关键的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和涉案标的价格提出单方变更要求，属于对合同的重大变更，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和公平原则进行处理双方之间的合同纠纷，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央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0元，由上海央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继阳审判员  张 磊审判员  于景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