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4民终6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秀峰，男，197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翠，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素梅，女，1976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系死者田海民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万瑞，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超杰，男，199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系死者田海民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万瑞，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超鹏，男，199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系死者田海民次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万瑞，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亚鹏，男，200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系死者田海民三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万瑞，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义珍，女，193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系死者田海民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万瑞，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董振锋，男，198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广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飞，河北昌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许圣增，男，198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广平县。原审被告：王海彬，男，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邯山区。上诉人江秀峰因与被上诉人李素梅、田亚鹏、田超鹏、田超杰、杨义珍及原审被告董振峰、许圣增、王海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秀峰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0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者发回重审；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田海民之间是承揽关系，田海民的死亡系其过错导致，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2018年7月份，上诉人通过在微信群发布承揽运送垃圾活，田海民主动联系上诉人，后双方约定前往中华南公安小区7-2-15号房屋处看项目，双方约定了将全部垃圾运送完毕支付承包费1000元，时间不限，承揽人田海民提供提升机设备和垃圾袋。当月27日，承揽人田海民与王海彬在运输垃圾的过程中，因海民超负荷的装载垃圾，导致提升机和田海民一起坠地，造成田海民死亡的结果。通过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可以说明，上诉人与田海民约定了1000元报酬，而该报酬即不是计件又不是计时，只是约定将中华南公安小区7-2-15号房屋垃圾清理干净方支付。一审法院未查明的事实是提升机和垃圾袋的提供者，但事实是均由田海民提供。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区别之一:雇佣关系只是单纯的提供劳务，而承揽关系则要交付劳动成果。在本案中田海民工作具有独立性，需要自己提供提升机和垃圾袋，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向上诉人交付劳动成果，田海民不受上诉人的指挥管理，不需要上诉人提供机器设备，不是单纯的提供劳务，而是自备设备。区别之二:报酬确定的基础不同，雇佣关系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而承揽关系则要衡量承揽人是否有完成某一项工作的能力，需要考虑承搅人的技术设备和技术，劳力次之。田海民有自己的设备，能够完成上诉人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田海民是不可替代的，不是任何一个具备劳动力的人都可以完成该项工作。该两项区别是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本质的区别，结合本案的事实，上诉人与田海民形成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田海民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田海民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双方系承揽关系，毋庸置疑。上诉人提供的工作场地无安全隐患。本案的发生系田海民和王海彬操作提升机不当，上诉人无任何过错，不应当对田海民的死亡承担任何责任，故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望二审法院在査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李素梅、田亚鹏、田超鹏、田超杰、杨义珍辩称，1、上诉人所述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在一审中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自述，田海民是工人，并且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赔偿。现又以承揽关系提起上诉，明显与一审自认事实不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双方为雇佣关系。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董振峰辩称，田海民是在清理江秀峰所砸地面垃圾过程中伤亡，而江秀峰所砸地面不属于我方的装修范围。我方是应许圣增请求，帮助其联系的江秀峰砸地面，我方与江秀峰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至于田海民与江秀峰之间是如何商议清理垃圾事宜，我方不知情。原审被告许圣增辩称，1、我是房主，我与上诉人江秀峰、死者田海民、王海彬等人互不认识。2、我把房屋装修大包给董振峰，装修完的总费用是五万，分期给付，完工之后结清工程款，董振峰与我是同学，他本人也是做装修的，所以交给董振峰负责，谈好装修事宜后把钥匙交给董振峰，之后没再去过，出事故之后是董振峰通知的我。原审被告王海彬辩称，死者田海民是自己一个人操作升降机，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与我没有关系。李素梅、田亚鹏、田超鹏、田超杰、杨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四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257620元、丧葬费32633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处理事故误工费3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316元、交通费5000元，共计424569元；二、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三、四被告承担连带赔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因中华南公安小区7-2-15号房屋需要装修，房主许秀英委托其弟许圣增找人装修，许圣增联系朋友董振锋对房屋进行装修，双方口头约定装修方式为包工包料。董振锋将砸地板、铺地暖等部分装修工作交给江秀峰，并约定报酬为10000元左右并已预先支付江秀峰5000元。2018年7月26日，江秀峰雇佣田海民帮忙装卸垃圾，并约定报酬为1000元。2018年7月27日，田海民带工友王海彬在中华南公安小区7-2-15号房屋利用租赁的升降机装卸垃圾时不慎坠楼，头部着地，经120医生抢救无效后死亡。另查明，杨义珍系田海民的母亲，田海民和李素梅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长子田超杰、次子田超鹏、三子田亚鹏。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江秀峰雇佣田海民装卸垃圾，田海民完成江秀峰指定的工作任务并获得报酬，二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田海民在装卸过程中的操作未能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本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江秀峰作为雇主，未能尽到监管义务，亦对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结合事故发生过程及原因，根据江秀峰及田海民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责任比例划分为3：7为宜。五原告要求被告王海彬、董振锋、许圣增承担赔偿责任，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三被告存在过错或其他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故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五原告诉求的损失，核定如下：1.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参照河北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2881元，死亡赔偿金计算为12881元/年×20年=257620元;2.主张的丧葬费，参照河北省2017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5266元，故丧葬费计算为65266元÷2=32633元；3.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依法支持50000元；4.主张的被扶养费人生活费，被抚养人杨义珍的扶养年限为5年，被扶养人田亚鹏的扶养年限为1年，参照河北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0536元，扶抚养人费生活费计算为10536元×5年÷5+10536元×1年÷2=15804元。五原告主张误工费、交通费，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损失核定为：356057元。田海民自身承担70%的责任，江秀峰承担30%的责任，即应赔偿五原告356057元×30%=106817.1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江秀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素梅、田超杰、田超鹏、田亚鹏、杨义诊各项损失共计106817.1元。二、驳回原告李素梅、田超杰、田超鹏、田亚鹏、杨义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3.0元，减半收取计1,211.5元。由五原告、江秀峰各承担605.7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劳务事实、损害结果，并依据法定的赔偿项目、法定计算标准进行了阐述认定与核算，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了各项损失数额，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江秀峰上诉后未能提供相关的新证据支持其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5元，由上诉人江秀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振华审判员  田保俊审判员  田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吴广晓书记员辛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