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吉07刑终241号 原公诉机关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军伟，男，1970年6月2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人，住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因涉嫌犯销售伪劣种子罪，于2018年5月23日被辽宁省义县公安局抓获，同年5月25日被前郭县公安局解回并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前郭县看守所。 辩护人郑宪明，吉林石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项国忠，男，1978年9月3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曾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5月20日被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06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曾因犯敲诈勒索罪，于2009年9月29日被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0年11月26日刑满释放。现因涉嫌犯销售伪劣种子罪，于2017年8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前郭县看守所。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蒋某甲（个人信息及经济损失祥见附表）。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前郭县）人民法院审理前郭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原审被告人李军伟、项国忠犯销售伪劣种子罪、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蒋某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8）吉0721刑初3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李军伟、项国忠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征询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军伟、项国忠，同案犯徐某乙、张某甲、孙某甲（以上三人已判决）、张殿宝、周琼琼、杨宝祥、郑淑红（以上四人另案处理），以及李某甲、付某甲（以上两人另案处理）等人均明知自己销售或帮他人销售的花生米无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为牟利将该花生米作为种子对外销售。 2017年春，李军伟将自己购进的原产地南方的商品花生米（红色编织袋包装，每袋50斤，外包装无任何标识），在无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未到农业部门备案的情况下，假冒“四粒红”花生种子对外出售，其中销售给李某甲约1万斤、项国忠约22万斤、徐某乙4.1万斤、张某甲0.22万斤、孙某甲约6.6万斤。李某甲转售给付某甲。项国忠一部分转售给徐某乙，另一部分由杨宝祥、郑淑红、周琼琼、张殿宝帮助销售给农民。之后，付某甲、项国忠、徐某乙、张某甲、孙某甲等人将该假种子销售给黑龙江省肇源县、吉林省通榆县和前郭县共322户农民，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约238万元，种植面积共计约1450公顷，因该花生品种不适宜东北种植，农民种植后不同程度减产，造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约1448万元。案发后，被告人项国忠于2017年8月3日主动投案；被告人李军伟逃匿，办案单位将其上网追逃，2018年5月23日被其居住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具体如下： 1.2017年春，被告人李军伟销售给李某甲假花生种子10050斤，李某甲转售给付某甲，付某甲销售给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超等乡、民意乡、浩德乡和义顺乡18户农民，销售金额64380元，种植面积48.798公顷，造成经济损失270020元。 2.2017年4月，被告人李军伟销售给徐某乙假花生种子41000斤，销售给被告人项国忠假花生种子219495斤。项国忠将其中67830斤由杨宝祥、郑淑红、周琼琼、张殿宝帮助销售给吉林省通榆县向海乡、乌兰花镇、兴隆山镇75户农民，销售金额448985元，种植面积333.78公顷，造成经济损失3736327.32元；将其中96120斤转售给徐某乙，徐某乙将该假种子加上直接购自李军伟的41000斤，共计137120斤，销售给吉林省前郭县查干花镇、东三家子乡、乌兰塔拉乡、乌兰敖都乡、乌兰图嘎镇、浩特芒哈乡、查干花种畜场137户农民，销售金额948254元，种植面积587公顷，造成经济损失5699078.83元；将其中55545斤销售给吉林省前郭县王府站镇、长龙乡、洪某甲乡、额如乡41户农民，销售金额393420元，种植面积205.1公顷，造成经济损失2038145元。 3.2017年4月，被告人李军伟销售给张某甲假花生种子2200斤，张某甲将该假种子销售给吉林省前郭县乌兰塔拉乡新庄村5户农民，销售金额14960元，种植面积8.6公顷，造成经济损失85461.34元。 4.2017年4月，被告人李军伟销售给孙某甲假花生种子66200斤，孙某甲将该种子销售给吉林省前郭县王府站镇、洪某甲乡、额如乡46户农民，销售金额510000元，种植面积266.8公顷，造成经济损失2651288.98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第一部分黑龙江省肇源县李某甲、付某甲案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肇源县公安局于2017年9月20日接到肇源县种子管理站移交的付某甲犯罪线索,2017年12月22日立案侦查。 2.询问付某甲、白立军笔录，证实种子购自李某甲。 3.销售清单、身份证，证实付某甲出售种子数量和价格。 4.肇源县公安局情况说明，证实该局于2018年8月8日将李军伟案移交前郭县公安局，李军伟的下线李某甲、付某甲已对受害人赔偿，已对二人另案处理。 5.李某甲给李军伟转款记录、李某甲与付某甲电话记录，证实李某甲的花生种子购自李军伟。 6.购买种子清单及谅解书，证实付某甲销售种子价格和数量，二人已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甲证言证实：我于2017年春天卖给付某甲不到一万斤花生种子，每斤6元买进，6.2元卖出。我没有经营花生种子的商店，就是常年收花生。这边老百姓要买好花生籽儿，我就通过网上的电话找到李军伟，在通榆县一个仓库拉出来的。李军伟老家也是辽宁义县的，和我有点亲属，我和付某甲、还有当地的李某乙才去看的，当时看出芽率非常好，就按预定的拉出来一万斤，李军伟答应先不用付钱，等拉回去老百姓看出芽率好了再付款。过了一两天李军伟就到茂兴付某甲家催款，当时老百姓的钱还没全收上来，我和付某甲垫付了一部分，第二天用我的农行卡打到李军伟的银行卡59700元。李军伟说是“四粒红”，50斤一袋红色编织袋装的，没有种子标签。我没问李军伟是不是正规厂家出产、有没有种子标签。我给付某甲每斤6.2元，他卖6.4元。李军伟没给我发票，我也没给付某甲发票，我以为就是给老百姓牵线搭桥，没有啥手续。 2.证人付某甲证言证实：我通过松原一个姓汪的朋友认识收花生的李某戊，今年春天我问他是否有花生籽，他说有，用红色平头货车给我送来了一万斤，他说是“中四粒”品种，50斤一袋的红色编织袋装的，没有种子标签，送到我家后原封没动卖给农户。当时我没问李某戊种子有没有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出产的，我就问能不能保证出芽率，李某戊说能保证，拉回来后农户先拿回家试验出芽率达到95%，这样农户才付的款，李某戊待了六七天，等收完钱才走。农户的钱都是先交给我，我再交给李某戊，他有时不在茂兴，在新站也待了好几天。李某戊说种子是每斤6.2元进的，让我卖6.4元，中间这两毛钱是装卸车吃喝费用。李某戊说种子是从白城通榆购进的，没给发票，我没有经营种子的商店或营业执照，李某戊也没有。花生出现问题后我去过李某戊家，他家在辽宁省义县张家堡镇官场沟村。现在花生就是结果少、贪青、产量低。一般每亩地用15斤左右花生籽。 3.证人李某乙才证实：茂兴镇、超等乡等农户的一万斤花生种子是付某甲卖的。今年春天在付某甲家遇到李某戊，付某甲说有农户要买“中四粒”花生籽，李某戊说他能联系着，通榆县那边有，他让我陪他去，当天下午三点多从茂兴走的，从通榆县一个不知道名的屯子拉的，回来时第二天早上三点多，拉回来一万斤花生籽。不知道李某戊多少钱每斤购进的，回来后李某戊说农民要试发芽率，得待十来天，在付某甲家又吃又住的，一斤给付某甲加两毛钱费用，付某甲卖6.4元一斤。 （三）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杨某甲、赵某甲、胡某甲、徐某丙、吴某甲、张某乙、王某甲、魏某甲、陶某甲、张某丙、田某甲、刘某甲、孙佰青、贾权、包士军、白立军、于福顺、杨百春等人陈述，证实以每斤6.4元的价格自付某甲处购买“中四粒”花生种子及各自购买数量，听付某甲说种子是从辽宁省进的，外包装是红色袋子，每袋50斤，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四）鉴定意见 1.肇源县农业局判定结论，证实付某甲代卖的无标签种子为假种子。 2.肇源县种子管理站鉴定测产委托书、肇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田间鉴定报告，证实鉴定地块平均亩单产92.6公斤，比肇源县近三年平均亩单产181.7公斤低89.1公斤，减产49%，不适宜当地种植。 3.肇源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带壳花生（已灭失）平均4.18元/公斤，64598公斤价值270020元。 （五）勘验笔录 现场勘验笔录，证实肇源县农业局、公安局于2017年9月20日对张某丙、孙佰青、张某乙耕地进行勘验。 第二部分吉林省通榆县杨宝祥等四人案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移送案件通知书、通榆县农业畜牧业局案件移送函及情况说明，证实通榆县公安局于2017年11月6日接到通榆县农业和畜牧业局移交的案件线索,2017年12月1日立案侦查,2018年6月22日移送前郭县公安局并案侦查。 2.通榆县农业和畜牧业局《关于花生种子质量纠纷的调查报告》，证明涉案农户购种数量。 3.通榆县农业和畜牧业局证明，证实涉案种子系假种子。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吴雪证言，证实我和周琼琼是一家的，项国忠以前和我家是邻居，我家买种子就在他那买。今年4月份，项国忠给周琼琼打电话说他进了一车花生种子，让周琼琼帮他卖一下，周琼琼就联系老百姓来取种子，钱都给了周琼琼，当时我帮忙记账了。 2.证人杨青龙证言，证实杨宝祥是我父亲，我知道销售“四粒红”花生种子，开始不知道种子是假的，出事后经专家鉴定才知道。 3.证人李冬梅证言，证实杨宝祥是我公公，“四粒红”花生种子不是他购进的，他只负责帮村民联系买种子，项国忠是我姐夫，我公公是通过我认识的项国忠，我不知道项国忠的种子从哪进的。 （三）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郭某甲、蒋志国、李某乙发、王某乙、李某庚、李某辛、李某壬、刘某乙、王某丙、李某癸、刘某丙、张某丁、康某甲、王某丁、赵兴伟、潘昆良、闫红伟、刘东、牛凤祥等人报案陈述，证实购买的花生种子是假的。2017年5月通过郭宝的妹妹郑淑红联系，在新兴乡宏源村项国忠处以市场价格每斤6.5元购买的假种子，项国忠将种子放在郑淑红家，我们去郑淑红家取的，钱交给了郑淑红。种子外包装袋是红色的，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与标识，每袋50斤，项国忠说是“四粒红”种子。 （四）同案犯供述 1.郑淑红供述：四月份开始帮项国忠销售假花生种子，他说是榆树大林子“四粒红”花生种子，出芽率很好，适合这里耕种，我也不太懂。我卖种子没有相关证件，也没问项国忠有没有证件，我和老百姓间没有合同，就是亲戚来买我就领着去找项国忠，没有车的我就和项国忠开车给送过去，有买的我就告诉他们看好了，回去看看发芽率，发芽不好就拿回来。郭宝说要买四粒红种子，我就和郭宝夫妇去了项国忠家，当时拿回一些样品测发芽率。过了几天郭宝领王某乙来我家，我领他们到项国忠家，通过她岳母卖了1700斤种子，每斤6.5元，一共11050元，项国忠岳母给免50，后来项国忠支付我340元现金，我又给郭宝100元加油。第二次是郭宝领一个姓孙的来买的，这个人又帮另外两个人买，三个人每人买了600斤，给我通过现金和微信支付360元，我给郭宝拿了100元加油。第三次我和项国忠去兴隆山送的种子，给蒋立中送800斤，给李某乙发送600斤，给郭宝家送600斤，项国忠支付我400元，我给郭宝200元。第四次张某丁领人来买，张某丁买了大约1400斤、王某丁买了大约600斤、牛天宇买了大约800斤，他们怎么支付的我不知道，大约给了我600多元。第五次我领刘某乙去的，他买了600斤，每斤6.8元，项国忠支付我120元。一共就这五次，我大约获利1400元，钱都让我花了。种子外观没有产品名称、生产厂址及质量检验合格证，就是红色编织袋装的，每袋50斤，没到农业部门备案，项国忠没说，我也没问。郭宝去项国忠家时只有项国忠的岳父孔凡军和岳母（大名不知道）在家，是孔凡军在他家大库里给郭宝拿的样品。王某乙买种子支付的现金，他把钱给了项国忠的岳母。我给郭宝100元是因为项国忠答应我每卖出一斤“四粒红”花生种子就给我提成2毛钱，我寻思别挣我表哥郭宝的钱了。孙立双买了1700斤，上次说1800斤是没记清楚，李某乙发买了400斤，上次说600斤也是记错了。 2.周琼琼供述：我来投案自首，我帮项国忠卖的“四粒红”花生种子出事了。今年春天，我帮项国忠卖的种子，老百姓提前和我订，然后我和项国忠联系，他开车把种子送到附近，我给老百姓打电话，老百姓自己开车来取，老百姓把种子钱给我，我再给项国忠。我和项国忠说要“四粒红”花生种子，他把种子给我送来，还说这个种子发芽率好。我没有销售种子的资质，没到农业部门办理备案，也没看到项国忠的任何证件，但我知道他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我帮忙把种子以每斤6.5元卖给向海乡创业村西民主屯的韩玉柱550斤、林跃文1500斤、李某乙东500斤、徐小明500斤，东民主屯的双俭430斤，我没赚取差价，我收的钱都给了项国忠。种子外包装是红色编织袋，上面没有任何标识，每袋50斤。开始时项国忠是以每斤6.3元的价格卖给我的假“四粒红”花生种子，然后我以6.5元的价格卖给老百姓，后来项国忠告诉我涨价了，每斤涨到6.5元，我没加价卖给韩玉柱他们五人3千多斤。我销售给其他老百姓1万多斤共获利2千多元。 3.杨宝祥供述：项国忠通过我将花生种子卖给我村村民，我帮着联系了大约4万斤左右。当时项国忠向村民介绍说是“四粒红”花生种子，出芽率达到90%以上，没说产量多少。我没有销售种子的相关证件，没到农业部门备案，也不清楚项国忠有没有。我和老百姓间没有合同，种子包装是红色编织袋，每袋50斤，没有产品名称、生产厂址及质量检验合格证。我没有获利，项国忠是我家亲戚，逢年过节都来看我，所以我才卖他的种子。项国忠是以每斤6.5元的价格卖给我的，我将假四粒红花生种子一共卖给了43户农民，当时买种子的人很多，我没账本，时间太长记不清了，销售给农民时不知道种子是假的。 4.张殿宝供述：我来公安机关投案，今年春天卖假“四粒红”花生种子了。我是从通榆县新兴乡宏源村项国忠手购进的种子。我老百姓提前和我订种子，我在项国忠那每斤6.5元购进12950斤，花了84175元，拉回来后送到老百姓家。我买种子时项国忠说是从松原拉过来的“四粒红”，还说发芽率好。我没有销售种子的资质，没到农业部门办理销售种子所需证件，也没看到项国忠的任何证件，种子外包装是红色编织袋，上面无任何标识，每袋50斤，当时我不知道是假种子。我以每斤6.5元购进，然后每斤加价0.1元到0.2元，还有没加价的，一共获利1千元左右，我自己家也种植了一部分。我和项国忠在电话里商谈的价格是每斤6.3元，等我找车去他那拉种子时他告诉我涨价了，每斤6.5元。 （五）鉴定意见 1.通榆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总种植面积401.419公顷，合计损失4526156.89元，其中乌兰花17户面积共67.64公顷，共损失789829.57元；向海创业5户面积共16.308公顷，共损失155253.3元；乌兰花43户面积共178.214公顷，共损失2104896.25元；；兴隆山19户面积共83.9公顷，共损失927009.76元；向海大房8户面积共55.357公顷，共损失549168.01元。 2.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鉴定意见，证实南种北引、不适宜当地种植是造成通榆县向海乡、乌兰花镇、兴隆山镇花生减产的主要原因。 3.通榆县农业综合执法队测产报告及GPS定位测量表，证实农户种植面积及产量。 第三部分吉林省前郭县徐某乙案 （一）书证 1.案件移送书，证实前郭县农业局于2017年8月21日将徐某乙案移送前郭县公安局。 2.恒信农资销售单，证实孙丽英、张希辉、王有强、刘立柱、李海明、宋立宝在徐某乙处购买了花生种子。 3.前郭县查干花镇恒信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业务范围：为本社成员购买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农业种植、畜禽养殖、产品销售、提供与生产有关的技术培训、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徐某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徐某乙以转账方式向项国忠支付货款忠。 5.（2018）吉0721刑初7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该案给137名农户共造成经济损失5699078.83元，徐某乙按每公顷2千元的标准共赔偿被害人1234000元并取得谅解，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徐某乙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8万元；没收违法所得3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李某乙林等136人陈述，证实各被害人从徐某乙处购买伪劣花生种子数量、价格、种植面积、损失数额。外包装是红色袋子，每袋50斤，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三）同案犯供述 徐某乙供述：我来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我在查干花镇开了恒信农资合作社，经营种子、化肥和农药。2017年4月至5月，我销售给老百姓“四粒红中粒”的花生种子，现在花生结果少，有的根本没有结果。花生种子是从项国忠那进的，项国忠是做花生种子生意的。今年4月，项国忠在朋友圈发卖花生种子的微信，我给项国忠打电话问他是啥种子，他说是“四粒红中粒”，我问出芽率咋样，他说95%左右，我问他保不保证出芽率，他说6.7元一斤，出芽率不好可以送回来。过了三四天项国忠打电话说花生种子来了，让我去取货。我开我家半截车去的通榆项国忠家，在他家库房看的种子，6.7元一斤卖给我的，我先拉了6吨，给项国忠付的现金。我回家做的出芽率都在95%左右，就在我家合作社往外销售，一共从项国忠那进了15万斤花生种子，都让我卖了。这些花生种子让我卖给查干花镇、查干花种畜场、乌兰敖都乡、乌兰图嘎镇、乌兰塔拉乡、东三家子乡和浩特芒哈乡了，卖的时候都开了恒信农资销售单，有销售记录。我卖给老百姓一斤有6.9元的，还有7元的，去掉车费和人工费，盈利3万多元。花生种子就是用红色编织袋装的，上面什么文字和商标都没有，一袋50斤。项国忠后来说是从辽宁义县李军伟那进来的。今年5月份，项国忠和李军伟到我家合作社看我销售情况，项国忠给我介绍的李军伟，他说李军伟是辽宁义县的，种子都是从他那进来的。我给项国忠付款有的是现金，有的是转账，还有一车20多万元是直接给的李军伟，当时是项国忠让我给的。现在老百姓种植后花生只长秧结果少，有的根本不结果，肯定是种子的原因，因为没使用李军伟种子的地长势和结果情况就非常好，后来农业专家鉴定了，我销售的花生种子是南方的，它的生长期长，北方积温不够。当时我没认真核实种子原产地，项国忠说是辽宁的种子，我发现种子比往年偏小、颜色偏深，但误认为去年干旱，所以就没在意，也没到农业部分认证备案。花生出现不结果现象后，我找项国忠，他说他也发现这问题了，他在找李军伟，过了不长时间，项国忠到前郭县农业执法大队报的案，后来我也领老百姓去农业执法大队报的案。我家的恒信农资合作社有销售种子的营业执照，经营种子三年多了，销售花生种子没到农业部门备案，我没经过农业部门培训，不了解《种子法》，不知道无标签的种子为假种子。 我一共销售了75吨（15万斤），卖完第三车后我感觉本地花生种子出芽率不能这么好，我就给项国忠打电话问种子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他说种子是山东的，老板是辽宁义县的李军伟，常年做花生种子生意，这次通话我录音了（当场提交录音）。4月27日我去项国忠那拉的第四车10吨，每斤6.7元，一共13.4万元，我给项国忠现金4千元，转账13万元。4月29日中午，项国忠开车领着李军伟夫妇到我合作社来，他给我介绍的李军伟，这是老板，听说我卖得挺好，他们过来看看。我问李军伟这花生种子有没有问题，李军伟说种子是山东的，啥问题都没有，放心卖吧，当时潘光武在场。2017年5月5日我去项国忠那拉的第五车6吨，每斤6.7元，一共8.04万元，当时李军伟夫妇在场，我给项国忠现金4.04万元，项国忠收完直接给李军伟了，剩下4万元潘光武给转的账。卖完第五车项国忠打电话说到货了让我去通榆拉，我到通榆一个加油站拉的，李军伟夫妇把花生种子用大车直接拉到加油站，李军伟开一台黑灰色吉普车辽AJ***，李军伟跟我说这次6.5元一斤，因为没有人工费。李军伟这车种子得有五六十吨，项国忠在现场录的视频，李军伟在视频里说“四粒红花生种子到货了，抓紧时间过来拉，”项国忠发的朋友圈（当场提交视频），这次我拉了20.5吨，一共26.65万元，我直接给的李军伟现金。5月15日我拉的第七车6.5吨，每斤6.7元，一共8.71万元，给现金1.39万元，转账7.32万元。 （四）鉴定意见 1.前郭县农业局证明两份，证实徐某乙未办理种子备案，所售无标签种子一律认定为假种子。 2.前郭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结论书，结论为：徐某乙共销售种子136520斤，销售总额945054元，受灾面积573.5垧，造成损失5699078.83元。 第四部分吉林省前郭县项国忠案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前郭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31日接到前郭县农业局移交的项国忠涉嫌犯罪线索,2017年8月1日立案侦查。 2.案件移送书、转账明细、农户交款记录、情况汇报，证实前郭县农业局于2017年7月28日将项国忠案移送前郭县公安局。 3.农户花生地现状照片，证实花生减产的事实。 （二）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李某、刑天贺、王某戊陈述：我是前郭县洪某甲乡苇芦坨子村农民，我购买项国忠的花生种子了。2017年春天项国忠到我们屯温洪杰家来卖花生种子，温洪杰找我们去的她家，项国忠说种子是通榆四粒红，出芽率非常好，我们拿样品回家做的试验，出芽率确实好。过了四五天温洪杰给我们打电话说种子来了，让我们去屯里的油路上。我去的时候看见路上有一台大挂车，项国忠在车旁边站着，当时还有一台越野车，项国忠说卖种子的老板李军伟也来了，在越野车上坐着呢。李军伟没下车，他在车上跟我们说：“这花生种子是通榆的四粒红，出芽率都在97%以上，你们就放心种吧，我不能骗你们！”我把钱给的项国忠，项国忠又把钱给的李军伟。 2.被害人肖某甲、范某甲、邓某甲陈述：我是前郭县长龙乡大道村农民，我购买项国忠的花生种子了。2017年5月份的一天，在大山乡项国忠的妹妹家，李军伟说：“这是中粒花生种子，出芽率95%以上，项国忠不就是你们长龙乡的嘛，我就是专卖花生种子的，都卖出好几大车了，你们就放心买吧！”我们给的李军伟现金，李军伟给我们雇了一台半截车拉回来的。 3.被害人李某陈述：我来报案，我是前郭县王府站镇万宝山村农民，2017年4月末，我们到许长德家预定的花生种子，然后许长德和项国忠联系，种子是项国忠的，后来许长德告诉种子来了，在我们屯中间道上卸的，外包装是红色编织袋，上面没任何文字和商标。项国忠说种子品种是通榆中粒，俗称“四粒红”，他没出示花生种子的质检报告等相关证明。该我买完后项国忠告诉我把钱交给一台车的一个人，项国忠当时说那个人是老板。 4.其他被害人陈述，证实各被害人从项国忠处购买伪劣花生种子数量、价格、种植面积、损失数额。外包装是红色袋子，每袋50斤，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三）鉴定意见 1.前郭县农业局证明两份，证实项国忠未办理种子备案，所售无标签种子一律认定为假种子。 2.前郭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结论书，结论为：项国忠共销售种子55545斤，销售总额393420元，受灾面积205.1垧，造成损失2038154元。 第五部分吉林省前郭县张某甲案 （一）书证 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公民现实表现证明，证实张某甲的个人信息及现实表现。 2.到案经过，证实张某甲系主动投案。 3.（2018）吉0721刑初494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该案给5名农户共造成经济损失85461.34元，张某甲赔偿梁某甲1万元、刘某丁6千元、裴某甲3600元、姜某甲4400元、张某戊1万元并取得谅解，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张某甲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4.刑事谅解书，证实张某甲已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二）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梁某甲、裴某甲、刘某丁、姜某甲、张某戊陈述，证实各被害人从张某甲处购买伪劣花生种子数量、价格、种植面积、损失数额。外包装是红色袋子，每袋50斤，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三）同案犯供述 张某甲供述：我来投案自首，我销售的花生种子是山东的“四粒红”中粒，是辽宁义县的李军伟发给我的。今年春天，我用手机在东北花生网上联系花生种子，上面有一个李军伟卖花生种子的广告，我在网上和他谈的，他说他的种子发芽率好，现在正在长岭县卸种子。我就去长岭看了，卸货的地方我不知道叫啥名，李军伟介绍说是山东的“四粒红”中粒，出芽率非常好，我先买了2千斤，6.3元一斤，共1.26万元，我给他现金，从长岭雇车拉回来的，回家做出芽率在90%以上。我把种子卖给乌兰塔拉乡新庄村太平庄屯梁某甲他们了，6.8元一斤卖的，一共挣了1千元。卖完后我又给李军伟打电话让他再给我发4千斤，过了几天李军伟开车来给我送的，6.3元一斤，共2.52万元，我给的李军伟现金。他走后我做出芽率在90%以下，我就没卖，我自己留300斤种，剩下的我给他送回去了。花生种子用红色编织袋装的，一袋50斤，上面什么文字都没有。花生出现问题后我给李军伟打过电话，他说今年花生就那样，他不管，再打就不接了。我卖花生种子没到农业部门备案，没有销售种子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证明。我先后两次从李军伟那购进6千斤花生种子，卖给梁某甲600斤，裴某甲200斤，刘建国500斤，姜某甲300斤，张某戊600斤，共卖出2200斤，涉及8.6垧受灾。原来说卖2000斤是记错了，我自己用了1千多斤，剩下的给李军伟退回去了，我一斤挣0.5元，一共盈利1100元。 （四）鉴定意见 前郭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结论书及测算说明附表，结论为：张某甲共销售种子2200斤，销售总额14960元，受灾面积8.6公顷，造成损失85461元。 第六部分吉林省前郭县孙某甲案 （一）书证 1.（2018）吉0721刑初80号刑事判决书，证实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孙某甲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二千元；收缴违法所得7974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该判决已生效。 2.在逃人员登记表，证实公安机关于2017年10月11日对于鹏鹏上网追逃。 （二）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张某己等46人陈述，证实各被害人从孙某甲处购买伪劣花生种子数量、价格、种植面积、损失数额。外包装是红色袋子，每袋50斤，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三）同案犯供述 孙某甲供述：我销售的花生种子不结果，造成前郭县大山乡、洪某甲乡、王府站镇等地农民花生减产，昨天前郭县农业执法大队电话通知我接受调查，今天早上我去的执法大队，后来前郭县公安局的人又把我领到公安局来了。我销售的花生种子是辽宁义县李军伟给我发过来的，我是种地大户，在前郭县洪某甲乡经营了50公顷土地。2017年3月，我到辽宁省富家镇选购花生种子，当地人介绍说义县的李军伟能整到出芽率高的中粒花生种子，这样我和李军伟取得了联系，他给我发的图片，我看出芽率很好,就订了7000斤，每斤6.3元。2017年3月19日，在松原西高速口接的货，当时给送货的一个女子4200元现金，剩下39900元打到李军伟银行卡上了，这7000斤我只留了1500斤，洪某甲乡新发屯杨国力买4500斤，刘江买1000斤，都是7元一斤。我今年种植了40多垧花生，需要一万多斤种子，我买回来一些别的品种了，怕短缺才买的这1500斤。根据我的经验，当时我感觉从李军伟处买的种子有点不对劲，种子粒偏小，我还提醒刘江和杨国力了，我说不行就退货吧，他俩说出芽率挺高就留着用吧。李军伟介绍花生种子时说是山东临沂产的，生长期110天，出芽率能保证95%以上。种子没有具体名字，红色编织袋包装，50斤一袋，编织袋上什么标签也没有，也没提供合格证。 刘江和杨国力把种子拉回去后，附近农民听说了纷纷要买这个种子，但因为我买第一车种子时没准备足够现金，和押车那女的产生点冲突，所以我没法再联系李军伟了，我就让增胜镇沿江村新立屯的王玉奎、于鹏鹏用微信跟李军伟取得了联系，李军伟同意给他俩发花生种子。2017年4月份，前郭县洪某甲乡附近的农民联系找我预定种子，李军伟将发出的种子的时间和取货地点告诉于鹏鹏，每次取货地点都是大广高速长岭高速口，每次数量不等，有时8000斤有时一万斤，我们仨共发回五车种子，总数能有5万多斤，进货价6.3元，卖给老百姓7.5元，最后一车是8元。老百姓买种子全是现金交易，我们三个在现场收钱，钱都由于鹏鹏经管，利润我们三个均分，总销售额40万以上，还没最后算账，估计每斤能挣八九角钱。2017年7月下旬，陆续有老百姓找我，说花生不结果，我实地踏查了，确实有问题。发现这种情况后，我让于鹏鹏给李军伟打电话了，一开始李军伟不承认他卖的是花生种子，当时我就急了，我在电话里对他说：“老百姓放着三块钱的花生不买，花六七块钱买你的花生吃？”现在李军伟就说他的花生种没问题。我和王玉奎、于鹏鹏没有经营花生种子的手续，没到农业部门备案或咨询，也不懂没标签的种子属于假种子，我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但我没有赔偿能力。 （四）鉴定意见 1.前郭县农业局证明两份，证实孙某甲未办理种子备案，所售无标签种子一律认定为假种子。 2.前郭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结论书，结论为：孙某甲共销售种子66450斤，销售总额51万元，受灾面积266.8公顷，造成损失2651288.98元。 第七部分综合证据 （一）书证 1.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证实被告人李军伟于2018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6月26日被逮捕。 2.办案说明，证实无法找到李军伟的上线石军、于洋。 3.抓捕经过，证实辽宁省义县公安局于2018年5月23日8时许将李军伟抓获。 4.办案说明，证实办案单位询问被害人未违反法定程序。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丁的证言，证实我在扶余市大林子镇开了一家花生米经销点，今天来公安机关说明情况。我和李军伟都是收花生的。2017年三四月，我卖给李军伟花生了，当时李军伟去我家自己选的这个品种，我告诉李军伟这个品种的花生是从云南昆明发回来的，原产地是缅甸，每斤5.3元或5.35元，我卖给李军伟一共十多吨花生，他给我的现金还是转账也忘了，我家没有现金账。当时李军伟没说他买花生做什么用，包装是50斤的红色编织袋，包装袋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我的花生来源是云南昆明一个姓田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做花生生意大多数时候都是朋友之间或网上联系。我是每斤4.9元进的货，每吨运费800元，我购进花生用途是去超市或食品厂，主要是精加工。我不记得当时东北地产花生什么价格，我真不知道李军伟准备将我卖的花生作为种子出售，我也不清楚缅甸的花生能否在东北地区种植。 2.证人陈某甲证言，证实我在扶余市更新乡李坑屯开了一家花生收购点。2017年春天，辽宁的李军伟来我家买了十多吨昆明产的红花生，花生米是在昆明市骏骑干菜批发市场张敏花生米批发点进的，进货到家加运费是五块多，五块多卖给李军伟，剩下的花生米卖给哈尔滨草市街的李老大了。虽然据公安机关调查2017年东北花生米价格在三块七至三块九，但我认为昆明的花生米好，我家的客户愿意花五块多买昆明的花生米。我卖给李军伟的花生米是用红色编织袋装的，50斤一袋，上面什么文字都没有。我家花生收购点没有营业执照，我微信名叫“李坑陈霞”，李坑是我们屯子名。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李军伟供述 ①李军伟供述：2017年3月份，我去前郭县做花生生意，我朋友项国忠要买我的花生，我给他先后发了4万斤左右，每斤4.8元，他把花生转卖到洪某甲乡等地，后来我听说我卖的种子产量不好，公安局给我立逃了，就一直躲在盘锦我母亲家，刚回义县就被抓了。我没直接往前郭卖过种子，我的下家项国忠在我这收购完花生，往前郭卖过种子，我的花生是在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大林子镇李春风和弓棚子镇李坑陈霞手里买来的，我不知道我销售的花生有问题。前郭县公安局给我上网的事前期我不知道，后来我想约个律师近期去当地自首。 ②李军伟供述：2017年春天我在前郭县销售的花生种子给农民造成了减产，因为这事前郭县公安局给我上网了，2018年5月23日我被义县公安局抓获，今天被解回前郭县公安局。我是在辽宁省义县专门做花生生意的，2017年3月份结识了扶余县增胜镇的孙某甲，他联系我要买花生米，我特意嘱咐他我卖的就是花生米，做不了花生种子。2017年3月份，我告诉孙某甲去松原高速口取货，这是第一车，一共7千斤，每斤6.3元，当时孙某甲给配货车现金4200元，剩余39900元转账给我。这次的花生不是我的，是那个开车司机的，我不知道司机叫啥名，司机和我说每斤6.3元，我就告诉了孙某甲，打我账上的39900元我用现金给那个司机了，当时市场上花生米的正常价格是每斤四块多钱。之后于鹏鹏联系我说要花生，我给他发过两车，总共两万多斤，我把货送到长岭高速口，每斤也是6.3元，现金结算，红色编织袋包装，每袋50斤，包装袋上没有任何标签和文字说明。我是按花生米卖的，不是按种子卖的。卖给于鹏鹏的花生我是从山东枣庄于洋处进的货，到家含运费每斤5.3元，是按商品花生米进的货，当时市场上花生米好像每斤四块多。于鹏鹏为什么要花每斤6.3元买我的花生米我不知道，他自己愿意买，我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发过出售花生种子的信息，但这是帮我朋友发的。2017年三四月，我向项国忠推销名为“小日本”的花生到通榆县找到项国忠，给他留了样品。后来项国忠就联系我要花生米，我前后共卖给他十多万斤，基本都发到通榆项国忠家。我卖给项国忠的花生是从扶余市大林子乡李春风进货十二三吨，扶余弓棚子李坑和陈霞夫妇进货十二三吨。剩下的是昆明石军发来的。我从这三处购买的花生都是一个品种，从李春风和李坑处都是每斤5.3元购进的，昆明的是每斤4.7元。每斤4.8元和4.9元卖给项国忠，5.3元购进4.8元卖出是因为这原来是别人定的，后来别人不要了，我就卖给项国忠了，不清楚项国忠购进的花生做什么用了。我在前郭县洪某甲乡大黑山项国忠出售花生的现场收过一次现金，每次收多少钱都是项国忠告诉我的，不清楚他以什么价格卖给老百姓，也不知道项国忠是按照花生种子出售给老百姓。有一部分被查干花镇的一个村书记买去了，具体多少得问项国忠，在通榆一个加油站这个村书记给我二十万元现金，是项国忠告诉我收的，每斤多少钱是项国忠定的，最后我和项国忠对总账。我销售的花生都是一样的包装，红色编织袋，无任何标签，2017年7月项国忠给我打电话说花生长得不好，我说跟我没关系，我卖的就是花生米，不是花生种子。 ③李军伟供述：2017年春天，我在前郭县销售的是花生米，销售给了项国忠、于鹏鹏，孙某甲是我介绍他在别人那买的，都是一个品种，叫红花生米，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销售给项国忠十六七万斤花生米，我从扶余大林子乡李春风那购进十二三吨，扶余弓棚子李坑那购进十二三吨，剩下的都是昆明市石军那购进的。我不知道石军的身份信息和住址，我和他没见过面，就是电话联系，联系方式也没有了。我在李春风家进花生米时，他家这种花生米没有了，我问给李春风家拉花生米的配货司机哪有这种花生米，他告诉我昆明石军那有，然后告诉了我联系方式。李春风和李坑的花生米我是每斤5.3元进的，石军那是每斤4.6元到家的，销售给项国忠有4.8元的，有4.9元的。我告诉项国忠这花生米是山东的，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花生米是从扶余和昆明购进的，这是我们做生意的秘密，后来我也告诉他是从昆明进的货了，我不清楚项国忠购进花生米干啥用了。我和前郭县查干花镇的徐某乙没有花生交易，他都是和项国忠交易的，我在通榆县收徐某乙20多万元，是项国忠让我收的，收完我又给项国忠了。项国忠给我付钱有的是现金，大部分都是通过农行给我转账。我销售给于鹏鹏两万斤左右，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是从山东于洋那进的货，进价是到家每斤5.3元，卖给于鹏鹏是每斤6.3元，他怎么给我付的钱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买花生米干什么用了。虽然公安机关调查2017年春天松原花生米价格在3.7元到3.8元之间，但他愿意花6.3元买，国家也没规定价格。孙某甲买的花生米不是我销售的，是我介绍给我拉过货的一个配货司机卖给他的，我不知道司机叫啥名，不记得联系方式，司机说没带银行卡，所以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了，我不知道孙某甲买花生米干啥用。 ④李军伟供述：我认识李某甲，他是我堂兄弟。2017年4月我卖给李某甲的是花生米，不是花生种子，我卖给他一万斤红色花生米，没有品种，4.8每斤卖他的，红色透明没有任何字样的编织袋包装，每袋25公斤。当时李某甲给我打电话，想从我这买花生，他开着自己的红色货车带着一个男的，到通榆县新兴乡红源村找的我，我卖给他一万斤红色花生，还有纸壳箱（没任何字样）装的白色花生（品种308）大约一吨左右，他通过农行银行卡给我打的钱，卡号记不清了。我在辽宁省义县有营业执照，名称大概是春艳花生加工销售。我去过肇源县茂兴镇，是阜新赵孝民让我去看榨花生油的花生米。我记不清卖给李某甲的花生是从哪进的货，我在昆明石军那进过30多吨，还从扶余弓棚子镇李坑、陈霞夫妇那进了十多吨。我去过付某甲家，是去找李某甲，没到付某甲家催过款，我买入卖出花生没有票据。 ⑤李军伟供述：我销售的是商品花生米，销售给了前郭县的项国忠、孙某甲、于鹏鹏，还有黑龙江省肇源县的李某甲，销售的都是一个品种，叫精选红花生米。我销售的花生米是从扶余大林子镇李春风那进了十二三吨，从弓棚子镇李坑那进了十二三吨，从山东于洋那进了多少记不清了，剩下的都是从云南昆明石军那进的。李春风、李坑、于洋和石军的身份信息我都不知道，联系方式记不清了。我和李坑用微信联系，他微信名是李坑陈霞，真实姓名不知道。销售给项国忠五万多斤花生米，只知道项国忠买花生米销售给查干花镇的徐某乙了，不知道项国忠把这些花生米当种子销售给农民了。我把花生米都拉到通榆县项国忠家，不知道他在通榆是否销售。我和项国忠间没有销售记录，就销售给他五万多斤，不是二十多万斤。孙某甲是我介绍他在一个配货车上买的，我现在联系不上配货车司机，孙某甲和于鹏鹏一共买了一万多斤。我不知道孙某甲把花生销售到哪去了，也不知道他把花生米当种子销售给农民。孙某甲向公安机关交代说他和于鹏鹏一共在我这进了六万多斤花生是他们撒谎了，我和他们之间没有销售记录。我销售给李某甲五吨花生米，我不知道他把花生米当种子销售给农民。 ⑥李军伟供述：我不认识张某甲，他没在我处买过花生米，也没收到他钱，我没往前郭县乌兰塔拉乡送过花生米。 2.被告人项国忠供述 ①项国忠供述：我来投案自首，我在长龙乡、洪某甲乡、大山乡销售的花生种出现灾情，现在很多花生地面临绝收，销售出30多万元的花生种，具体数字我也说不清，因为没有账本，有时钱还直接让上家收走了，经我手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我付给李军伟有的是现金，有的转账，转账凭证交给前郭县农业执法大队了。我这几年一直经营种子，结识了辽宁义县经营种子的李军伟。今年开春（2017年4月），李军伟带着花生种子样本来找我，他说出芽率非常好，看看能不能在这边销售。我留下花生种子后自己试验了出芽率，结果非常高，后来我在李军伟发到通榆的一车种子中拿回一袋（50斤）放到长龙乡我同学马淑艳和大山乡太平川村许长德那，让他们试试出芽率，让他们联系帮我卖点。他俩试验效果也不错，附近农民要买，这样我就在长龙乡、大山乡、洪某甲乡等地开始卖花生种子。当时李军伟承诺卖出一斤给我提三角钱。第一车在长岭高速口那接的，具体多少斤不知道，李军伟也跟着过来了，这车拉到洪某甲乡苇芦屯，李军伟就在卖种子现场的车里坐着了，周边老百姓去那买的，买完直接把钱交给李军伟了。苇芦屯没卖完，我们直接开车到太平川屯许长德家，剩余的在太平川卖没了，之后李军伟把我应得的部分钱款给了我。在购买种子的群众眼里，我是种子的销售商，老百姓都知道是我卖的。后来我在长岭高速口又接过一车，应该不到一万斤，在洪某甲乡大黑山卖的，一开始李军伟没去，部分钱是我收的，后来李军伟去了，他又收了一部分钱，这次我分得多少钱记不清了，反正我是一斤提三毛钱，我总共挣一万多元，经我手销售四万多斤花生种子。2017年7月下旬，有老百姓说花生苗长势不错，但不结果，我实地去看过，确实减产了，有的情况还可以，有的确实不行。我确定减产和我销售的花生种子有直接关系，因为临近的花生地只要没使用我卖的种子的，长势就非常好，花生果结得也非常好，而我们的就不行，果结得非常少。我和李军伟联系了，我怕他跑，就和他说目前花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地的事，和种子没关系。 李军伟卖的花生种子就是红色编织袋装的，每袋50斤，外包装上什么说明都没有，我没考虑到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另外也图挣点钱，所以才销售的。李军伟刚开始时说种子是安徽的，后来又说是山东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产地是哪。我经营花生种子六年了，知道花生的生长有地域性，山东的花生品种在东北地区能种，安徽的不知道，我跟农民说种子是山东的，没说是“通榆中粒”。关于该花生种子的类别、产地、名称、质量指标（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检疫证明、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商及联系方式我都不知道，我看和每年种子差不多，就卖了，就是觉得种子颜色偏深、粒儿稍小，我没找专业部门咨询或提示买种群众，李军伟和我解释说这是山东第二轮耕种的果儿，所以就这个颜色。我不了解《种子法》，没有经营手续，没到农业部门备案或咨询，原来不知道销售没有标签的种子属于假种子，经过这件事才知道的。 ②项国忠供述：我销售的花生种子“四粒红中粒”是辽宁义县的李军伟发给我的，去年我也卖他的花生种子了。出现灾情后，老百姓找我了，我说我只能找我的上家李军伟，后来老百姓到前郭县农业执法大队立案了，我也去了，现在不知道结果。 ③项国忠供述：我在通榆县将假花生种子分别销售给了杨宝祥、周琼琼（周亮）、张殿宝一部分，我自己也卖了一部分，一共5万斤左右，我一共获利1万元左右。我是以每斤6.3元的价格销售给他们的，他们最低以每斤6.5元销售给老百姓。我卖给老百姓有每斤6.5元的，也有每斤6.8元的，我卖给了乌兰花镇、兴隆山镇的老百姓，我自己销售1万5千斤左右。我和杨宝祥一起卖过假“四粒红”花生种子，卖多少记不清了，和郑淑红也一起卖过，我给郑淑红每斤提2毛钱，郑淑红卖了4千斤左右，张殿宝卖了1.2万斤左右。我卖给他们仨时，告诉他们我的是“四粒红”花生种子，外包装是红色编织袋，每袋50斤，外观没有任何标识，今年四月份给他们送过去的，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我没有账。我没有取得销售花生种子的资质，没去农业部门备案，我知道没资质、被备案就销售种子违法。我是给辽宁省义县李军伟代销的，听说李军伟已经被上网通缉了。 ④项国忠供述：我在前郭县长龙乡、洪某甲乡等地销售的假花生种子，卖出五万多斤，在通榆县卖过五六万斤，通榆县公安局已经立案了。我销售的花生种子全是辽宁省义县的李军伟卖给我的，他卖我最低价是6元一斤，最高7.2元一斤，不管李军伟什么价格给我，都是每斤我提三毛钱。第一车种子他说是在扶余大林子那进的，后来陆续进来的种子他说是在山东购进的。种子都是红色编织袋包装，外包装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李军伟是按照花生种子卖给我的，不是按商品花生米，当时花生米的价格才三元多，只有花生种子才六块多钱。我在额如乡太平川、洪某甲乡大黑山屯、洪某甲乡苇芦村销售种子时，李军伟都在场，他当场向老百姓保证出芽率在90%以上，他当场收的钱。我和李军伟之间结算大部分都是现金，只有少部分转账，我的银行卡是前郭县信用社的，李军伟的卡是他的名，卡号我不记得了。前郭县和通榆县范围内，李军伟一共卖我十多万斤花生种子。 查干花的徐某乙是通过我认识的李军伟，那是他俩之间的交易，和我没关系。徐某乙接花生种子是在通榆一个加油站，钱当时他就给李军伟了，有一次李军伟在通榆加油站给徐某乙送花生种子时，他还录制了一段视频并发的朋友圈，视频中李军伟说：“四粒红花生种子到货了，抓紧来取货啊。” ⑤项国忠供述：我原先没向公安机关交待我的全部犯罪事实，还有一部分没交待，查干花镇徐某乙销售的花生种子也是我帮李军伟联系卖给他的，公安机关以前询问时，我想我少说点，法院就能少判我点。我销售给徐某乙十五万斤花生种子，和我在长龙乡、洪某甲乡销售的是一样的，都是四粒红，都是李军伟卖给我的。2016年春天，徐某乙在查干花镇开了一家农资合作社。2017年4月，我在朋友圈发卖花生种子的广告，徐某乙看到后给我打电话问出芽率怎么样，我说出芽率保90%，别的不保，他说有货时给他打电话。我联系了李军伟，让他往通榆我家发花生种子，发到后我给徐某乙打电话，徐某乙到通榆来的，他说出芽率保90%他就要，在场的李军伟说出芽率保90%，如果不到90%他负责赔偿。6.7元一斤卖给徐某乙的，徐某乙装了多少花生种子我记不清了，他直接给了一部分现金，我把现金又给的李军伟，剩下的徐某乙转的账，徐某乙就从我这拉货，都是6.7元一斤，价格都是李军伟定的。徐某乙卖了几车后，打电话问我这花生种子哪来的，我问李军伟，李军伟说是山东的，我又打电话告诉徐某乙说是山东的，放心卖吧。徐某乙在我这拉了第四车后，给我打电话说种子出芽率有点不好，我跟李军伟说了，李军伟说去看看。我领着李军伟夫妇去了徐某乙的农资商店，徐某乙跟李军伟说种子出芽率有点不好，李军伟说这花生种子啥问题没有，你就放心卖吧。后来徐某乙又继续在我这拉花生种子，都是6.7元一斤。有一次李军伟把花生种子拉到通榆一个加油站，徐某乙在加油站拉的货，李军伟坐在他的CRV轿车里录的视频，说四粒红种子到货了，欲购从速，并发的朋友圈，这次徐某乙拉的种子李军伟是6.5元一斤卖的，徐某乙直接给的李军伟现金。后来徐某乙又拉了几车花生种子我记不清了，都是6.7元一斤，一共拉了十五万斤。销售给徐某乙的花生种子都是红色编织袋装的，50斤一袋，上边什么文字都没有。 ⑥项国忠供述：我在通榆县把花生种子销售给杨宝祥、张殿宝、周琼琼和郑淑红了，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直接找我买的，具体销售给多少种子和销售给谁都记不清了。 （四）鉴定意见 1.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鉴定意见，证实南种北引、不适宜当地种植是造成前郭县查干花镇、王府站镇、种畜场花生减产的主要原因。 2.前郭县农业局测产报告，证实全县平均每公顷减产1649.2公斤，其中长龙乡平均减产1362.8公斤；额如乡平均减产1775.1公斤；查干花镇平均减产1524.5公斤；查干花种畜场平均减产1482.3公斤；乌兰塔拉乡平均减产1485公斤；王府站镇平均减产1906.8公斤；洪某甲乡平均减产2200.6公斤；乌兰敖都乡平均减产1371公斤；套浩太乡平均减产1734.4公斤。 （五）视听资料 1.徐某乙与项国忠电话录音四段，内容为：销售过程中因数量较大，徐某乙叮嘱项国忠与李军伟签订书面合同；发现减产后，徐某乙要求项国忠找李军伟负责。 2.李军伟销售种子视频，内容为：李军伟的花生到货后，在加油站卸货过程中用手机录制视频，李军伟说：“四粒红花生种子到货了，抓紧来取货啊。”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有效，经庭审举证、质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足以认定。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以及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意见，总结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对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李军伟及其辩护人提出李军伟销售的是商品花生米而不是花生种子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李某丁证实“2017年我卖给李军伟花生了，每斤5.3元或5.35元，当时我告诉他这个品种是从云南昆明发回来的，原产地是缅甸。”证人陈某甲证实“2017年春李军伟来我家买过花生，他说要买昆明产的红花生，我是五块多卖给他的，我是从昆明市骏骑干菜批发市场进的。”被告人李军伟供述“我销售的花生米是从扶余大林子镇李春风那进了十二三吨，从弓棚子镇李坑那进了十二三吨，从山东于洋那进了多少记不清了，剩下的都是从云南昆明石军那进的……我告诉项国忠这花生米是山东的，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花生米是从扶余和昆明购进的，这是我们做生意的秘密，我不知道我销售的花生有问题，后来我听说我卖的种子产量不好，公安局给我立逃了，然后我就哪也没敢去，一直躲在盘锦我母亲家，刚回义县就被抓了。”证人李某甲证实“李军伟卖给我的花生籽品种说是四粒红，我按预定的拉出来一万斤，李军伟答应先不用付钱，等拉回去老百姓看出芽率好了再付款。”被告人项国忠供述“李军伟是按照花生种子卖给我的，不是按商品花生米，当时花生米的价格才三元多，只有花生种子才六块多钱。我在额如乡太平川、洪某甲乡大黑山屯、洪某甲乡苇芦村销售种子过程中，李军伟当时都在场，他当场向老百姓保证出芽率在90%以上。”同案犯徐某乙供述“项国忠销售的花生种子都是从李军伟那进的，我去拉种子时好几次李军伟都在场，李军伟说种子是山东的，李军伟和他媳妇把花生种子用大车拉到加油站，项国忠录的视频，李军伟在视频里说‘四粒红花生种子到货了，抓紧时间过来拉，’项国忠发的朋友圈。”同案犯张某甲供述“今年春天我用手机在东北花生网上联系花生种子，上面有一个李军伟卖花生种子的广告，我在网上和他谈的，他说他的种子发芽率好，现在正在长岭县卸种子。李军伟介绍说是山东的四粒红中粒，出芽率非常好……去年王府、洪某甲、大山、查干花那边花生种子出事，这些种子都是他卖的。”同案犯孙某甲供述“2017年3月我到辽宁省富家镇选购花生种子，当地人介绍说义县的李军伟能整到出芽率高的中粒花生种子，这样我和李军伟取得了联系，李军伟介绍花生种子时说是山东临沂产的，生长期110天，出芽率能保证95%以上。”另查，本案言辞证据关于涉案种子外观表述均为“红色编织袋装的，每袋50斤，外包装上什么说明都没有”，根据各被害人陈述，涉案花生经逐层转手加价后，农户最后购买价格为每斤6.2元至8元。原审法院认为，李军伟的下家一致指认其是按种子出售的花生，且当时承诺了较高的出芽率，而出芽率是评判种子质量的指标，另外，李军伟曾到徐某乙的经销点考察过销售情况，也曾到项国忠销售种子现场直接收取货款，其根据农户的购买数量及价格足以判断出农户是按种子而非花生米购买的，而其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在得知农民种植后花生出现生长异常、减产问题时，采取拒接电话、逃离住所等方法逃匿，综合以上情节，能够证明李军伟是以花生种子而非商品花生出售。因此，李军伟及其此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人李军伟的辩护人刘彬提出本案多份被害人陈述询问时间相同、侦查人员未签名，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观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办案单位已作出合理解释，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此项辩护观点不成立，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李军伟及其辩护人提出李军伟主观上没有销售伪劣种子的故意，所以不构成指控之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和第四十九条“没有标签的为假种子”，李军伟明知所售花生无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为牟利以商品花生米冒充花生种子对外销售，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造成了实害后果，符合销售伪劣种子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 3.关于本案被告人李军伟与同案犯李某甲、项国忠、徐某乙、张某甲、孙某甲之间是否构成共同犯罪问题，经查，李军伟与项国忠等下家之间采用口头形式就标的和数量等主要条款以及价格和交付方式等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买卖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且已履行完毕，李军伟与各下家之间只有买卖的意思表示而没有委托代理的意思表示，项国忠等人以自己名义实施了销售假种子的行为，最终销售给农民的价格由项国忠等人自行决定。另外，李军伟等人对于花生无种子标签均系明知，系直接故意，但对于该花生品种是否适合当地种植，李军伟主观上系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项国忠等人受李军伟欺诈，主观上则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综上，二被告人之间及李军伟与其他同案犯之间无共同故意，不构成共同犯罪，各人应只对自己销售的假种子及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公诉机关指控本案系共同犯罪，不予支持；项国忠主张是受李军伟委托帮助其销售，但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其辩护人关于项国忠构成从犯（帮助犯）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 4.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及二被告人申请重新鉴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销售伪劣种子只有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才构成本罪，特别重大损失是该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而本案二被告人各自造成的实害后果已远远超过五十万元，虽然二被告人当庭对价格认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该异议对本案定罪量刑无根本影响，且价格认定不存在法定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形，已当庭驳回其重新鉴定申请。 5.关于本案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及损失数额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农民遭受损失的，既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属于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其他经营者追偿。”被告人李军伟故意以商品花生米冒充花生种子对外销售，被告人项国忠及其他同案犯未审查是否有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其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均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项国忠等人只承担中间责任，李军伟应承担最终责任。李某甲、徐某乙、张某甲案中已赔偿部分应予扣除，上述三人可另案向李军伟追偿；未赔偿部分，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权要求李军伟、项国忠承担赔偿责任，项国忠赔偿后仍有权向李军伟追偿。但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梁某甲等5人的种子系从张某甲处购买，与项国忠无关，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无权要求项国忠赔偿。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原告方就自己的经济损失提供了价格认定予以证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二被告人虽然对被害人的种植面积及损失数额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相反证据证实，所以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军伟、项国忠违反农业生产管理法规，销售伪劣种子，致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对农用生产资料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但二被告人无共同故意，不构成共同犯罪。项国忠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军伟、项国忠销售伪劣花生种子，对给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项国忠赔偿后，有权另案向李军伟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军伟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刑期自判决书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23日起至2033年5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书生效后三个月内交纳。）二、被告人项国忠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刑期自判决书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8月3日起至2027年8月2日止；罚金于判决书生效后三个月内交纳。）三、追缴李军伟违法所得30万元，项国忠违法所得6.5万元。四、被告人李军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蒋某甲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009802.94元，扣除徐某乙已赔偿的1104400元和张某甲已赔偿的34000元，还应赔偿6871402.94元；被告人项国忠对上述182人中除梁某甲等5人外178人的经济损失6819941.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祥见附表）五、驳回附带民事原告人梁某甲、裴某甲、刘某丁、姜某甲、张某戊要求被告人项国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军伟上诉称，其行为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一）原审判决认定其销售伪劣种子罪，事实不清。理由：1.李军伟没有销售伪劣种子的故意。李军伟以高价格将花生米卖给项国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市场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李春风、陈某甲的花生以5.3元、5.35元一斤的价格卖给李军伟，但李春风、陈某甲并没有构成犯罪。2.李军伟销售给项国忠的花生均为商品花生。无直接证据证明李军伟所销售的是花生种。红色包装袋不等于花生种，也不等于李军伟所销售的。项国忠、李某甲怎样对外宣传及介绍李军伟，与李军伟无关。（二）认定上诉人李军伟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证据不足。1.理由：李军伟销售的是花生米，没有证据证明其销售的是花生种。2.花生种全部是项国忠宣传销售的，徐某甲、张殿宝、杨玉祥等均通过项国忠宣传得知李军伟，属传来证据。3.气象资料、鉴定意见载明气候存在阶段性干旱，但是被害人均陈述显示雨水好，证据之间存在矛盾。4.价格鉴定意见自相矛盾，鉴定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5.项国忠、徐某甲、张某甲及部分被害人称买或卖的花生种是松原四粒红、白城、内蒙古、通榆中粒，李军伟所销售的即便是红色包装袋的花生种，同一包装同一产地不应有不同品种的花生，显然是项国忠、徐某甲等人在不同的人手中购买并销售的花生种，而并非李军伟。6.本案所涉笔录均存在大量违法情形，未有视频予以佐证，因此，该部分证据均应全部排除。 综上，上诉人李军伟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 上诉人项国忠上诉称，他系帮李军伟代销花生种子，是帮助犯。李军伟明知道花生种子是缅甸的，却欺骗他说是山东的，如果确系山东的种子，农户种植后不会出现减产，自己家也种植了，他也是受害者。李军伟应承担对农户的主要赔偿责任，如李军伟同意，与农户协商，他愿意承担赔偿金额的10%。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李军伟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项国忠、证人徐某甲、张某甲、孙某甲均证实李军伟是销售花生种子的，他们从李军伟处购买或代销的是花生种子，且李军伟在视频中亦自称花生种子到了，且其亲自到销售现场考察或亲自收取钱款，其关于销售是花生米不是花生种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明知销售的花生米，却仍以种子销售给项国忠等人。其关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办案单位已作出合理解释。关于李春风、陈某甲卖给其花生没有构成犯罪、而李军伟构成犯罪的问题。经查，现无证据证明李春风、陈某甲卖给李军伟的是花生种子，而大量证据证实李军伟是以花生种子卖给下家。因此，李军伟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项国忠的辩解意见。经查，项国忠明知李军伟提供的花生种子没有产地、说明、合格证等，亦未审核李军伟对销售子的备案情况，即将大量花生米作为种子销售给农户，并为上诉人李军伟介绍下家。关于其同意赔偿的情况，因李军伟不认可其所销售的是花生种，而是按照花生米销售给各下家，项国忠提出的赔偿要求不能达成协议。项国忠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上诉人李军伟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上诉人项国忠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原审根据上诉人李军伟、项国忠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量刑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凤双 审判员  王 波 审判员  丛 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长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