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再10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站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住所地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20号。负责人：黄伟民，该支行行长。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原名称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工行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90号。负责人：沈忻，该分行总经理。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敏，男，汉族，1982年4月12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系工行杭州分行员工。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佳萍，贵州胜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8620114164。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路51号盛世华庭2幢1/2/3层。负责人：张松，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先武，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737692。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乙霖，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贵阳众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诚贸易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南路碧海花园宝安松景阁1幢1层18号。法定代表人：何政桦，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思恩，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8854329。一审被告杭州双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轮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238号3幢118室。法定代表人：钟娅，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杭州东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德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1幢1608室。法定代表人：侯敬付，该公司总经理。一审第三人贵州宏博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博润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花溪乡大寨村农房点。法定代表人：龙永梅，该公司总经理。一审第三人贵州盛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利康公司），住所地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毓秀路68号佳和花园6楼。法定代表人：杨兴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奇，贵州拓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众诚贸易公司诉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双轮公司、东德公司及第三人工行杭州分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宏博润公司、盛利康公司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南民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行杭州分行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3）筑民商终字第28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2014）黔高民申字第30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黔高民提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本院（2013）筑民商终字第283号民事判决、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3）南明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重审。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黔0102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行杭州分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工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审理程序错误，在裁判文书事实构成部分缺少诉辩各方的主要证据、各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意见以及法院对证据认证的内容；2、原判对“上诉人在明知被上诉人是讼争票据合法权利人的情况下，让前来贴现的被上诉人一行人现场加盖背书印章，隐瞒事实办理票据贴现”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并不清楚双轮公司是代被上诉人贴现，且是应双轮公司要求给他们背书粘单，也未强迫众诚贸易公司加盖公章，双轮公司与前手东德公司是通过真实合法的正常贸易关系取得银行承兑汇票，上诉人与双轮公司是正常的银行贴现业务，银行已完成合理审核，并向双轮公司支付了相应对价，扣款行为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有权扣划双轮公司在上诉人处的逾期欠款。3、原判认定“上诉人在通过贴现取得涉案汇票的存在明显恶意，因此该票据后手的背书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贴现的汇票背书连续，签章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不存在过错。4、案涉票据流转关系已结束，票据权利义务终止；众诚贸易公司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还款协议》真实有效，众诚贸易公司与双轮公司的票据贴现纠纷已转化为借款纠纷，众诚贸易公司无权主张其系票据权利人，不能以票据纠纷提起诉讼。工行杭州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原审被告、第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审理程序错误，在裁判文书事实构成部分缺少诉辩各方的主要证据、各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意见以及法院对证据认证的内容。2、原判认定转贴现无效错误，上诉人已根据转贴现协议支付对价，系善意第三人，转贴现行为合法有效。3、案涉票据流转关系已结束，票据权利义务已终止，众诚贸易公司以票据纠纷起诉无法律依据。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取得涉案票据合法有效，不存在主观恶意，双轮公司和东德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真实与否不影响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票据权利。2、案涉票据流通已结束，众诚公司应依据《还款协议》主张权利。付款人依法足额付款后，全体汇票债务人的责任解除，众诚公司就票据贴现过程中的损失与双轮公司达成新的合意，双方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3、众诚公司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其行为自始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解付的法律责任。众诚贸易公司辩称，1、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行杭州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裁判文书的书写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范要求；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通过贴现取得案涉汇票存在明显恶意，该票据后手的背书无效，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上诉其为善意取得汇票的主张不能成立；《谅解备忘录》、《还款协议》是答辩人为挽回损失迫于无奈之举，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与双轮公司从事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而擅自从事的非法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活动，故《还款协议》因违反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2、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工行城站支行取得案涉票据合法与否，作为付款行的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并非贴现行及贴现的参与人，其无权就该票据贴现的合法性发表意见；3、涉案票据流通虽已结束，但该结束是在人民法院发出止付通知后，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置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于不顾，仍对该票据进行解付，故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应当承担支付承兑汇票金额的责任；答辩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行为不属于恶意诉讼。综上，请求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盛利康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宏博润公司、双轮公司、东德公司未到庭陈述，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众诚贸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票号为3130005220864112的银行承兑汇票中原告贵阳众诚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后手的背书无效；2、请求确认原告为票号为3130005220864112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3、判令第三人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向原告履行支付1000万元到期汇票资金的义务；4、诉讼费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站支行、杭州东德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双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2012年2月9日及2012年4月16日，原告与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总金额为1017万元的水泥购销合同。2012年5月原告与第三人盛利康公司、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支付协议，由盛利康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代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欠款。2012年6月11日，原告与第三人盛利康公司、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因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欠原告968万元货款，由盛利康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原告代偿上述欠款。该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220864112、出票人：贵州宏博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2年6月11日、付款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金额：1000万元、汇票到期日：2012年12月11日、收款人：贵州盛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盛利康公司为汇票第一背书人转让给原告，原告未在被背书人处盖章。原告因需贴现该汇票，经人介绍认识双轮公司员工曾国民，曾国民向双轮公司副总经理蒋勇汇报后，蒋勇又向双轮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娅汇报，因可赚取利润，经钟娅批准，蒋勇向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王炜咨询代原告贴现汇票事宜，王炜告诉了蒋勇贴现所需材料。蒋勇遂用东德公司充当汇票贴现业务的贸易对象，并用东德公司公章制作了与双轮公司的贸易合同及贴现协议等。蒋勇同时让该公司财务开具了86份给东德公司的增值税发票。2012年6月12日，蒋勇与原告的员工陆安、介绍人李某、丁某到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办理汇票贴现，东德公司无经办人员到场。双轮公司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了贴现申请书（申请人为双轮公司，账号为12×××12）、委托书、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开具给东德公司的86份增值税发票及所提供资料真实合法的承诺书。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作人员在审核汇票时发现单据无申请人背书，遂将粘单交由前来办理贴现的蒋勇、陆安等人，由原告的员工陆安当场于银行内在案涉承兑汇票上盖背书章，蒋勇持东德公司印章及双轮公司印章当场于银行内在案涉承兑汇票上盖背书章，将案涉承兑汇票由原告背书给东德公司，东德公司又背书给双轮公司。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受理业务后向汇票签发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查询该汇票暂无挂止冻他查公催即办理贴现。后因原告及东德公司背书填写字迹潦草，原告应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员工要求书写了承诺函，承诺若由此引起经济纠纷由其承担。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王炜在汇票贴现前由其行长告知该汇票贴现后即作为双轮公司所欠贷款进行划扣。2012年6月12日双轮公司与杭州城站支行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约定贴现利率为5.2972%，实际划款金额为9727782.78元，指定账户为双轮公司在该行开立的账号为12×××12的账户。当日16时52分许，双轮公司账号为12×××12的账户收到贴现款9727782.78元，但该款随即被转入双轮公司账号为12×××36的账户4997093.25元，及银行小企业短期普通贷款利息收入账号为12×××**的账户25918.79元，转入户名为0账号为0的账户4704770.74元。原告随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2012年6月14日，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卖出方）与工行杭州分行（买入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买断）协议，约定买入方同意对卖出方提供的19份银行承兑汇票（含案涉汇票）办理转贴现（买断）。在案涉汇票被背书人处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票据中心”印章，粘单骑缝处及背书人签章处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票专用章”，在被背书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的背书人印章处印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票专用章”。2012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签订谅解备忘录，内容为原告将案涉汇票背书转让给双轮公司，双轮公司申请办理票据贴现后贴现款已入公司账户，该款中的500万元已用于归还双轮公司在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逾期贷款，其余470万元为偿还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即将到期债务已经划入该行保证金账户，现应原告申请，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同意将上述470万元退还双轮公司账户并监督其将资金支付给原告，原告同意就贴现所得的其余资金自行向双轮公司追讨，不再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进一步的申请。同日，原告与双轮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原告以贴现汇票方式借给双轮公司973万元，双轮公司承诺于2012年6月14日归还30万元，2012年6月20日归还470万元，余款473万元于2012年7月20日前归还，月息2分，浙江世纪阳光担保有限公司、钟娅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随后，双轮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470万元，现金支付30万元。2012年7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向原告发出接受案件回执单，载明双轮公司副总经理蒋勇因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涉嫌非法经营现予以取保候审。2012年9月2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书面答复原告称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班里案涉票据贴现业务的资料齐全、手续完备；关于银行个别领导及下属员工与双轮公司伙同欺诈的问题，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后由于双轮公司并未还款，原告遂至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2年12月6日，一审法院向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发出停止支付通知书，2012年12月11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将案涉汇票金额1000万元支付给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原告在不知晓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已经付款的情况下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陈述、承兑汇票、协议、购销合同、发票、答复函、转账电子回单、情况说明及承诺函、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等证据在卷，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重审认为，所谓票据关系是指：票据当事人之间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为证明其是讼争票据的权利人，提供了与宏博润公司、盛利康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协议、支付协议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载明，本案案涉汇票由原告方持有，在贴现前背书栏中仅有第三人盛利康公司，结合原告与宏博润公司、盛利康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协议、支付协议等，均证明了原告取得该票据的合法性及原告合法持有该汇票的事实，原告是讼争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原告因贴现需要经他人介绍到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以他人名义申请贴现，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明知汇票权利人系原告众诚贸易公司，在汇票背书不连续的情况下，让前来贴现的原告一行人现场加盖背书印章，且东德公司并无人员到场，东德公司印章系被告双轮公司人员加盖，东德公司与双轮公司之间的交易真实性等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审核通过汇票贴现。另该行行长明确授意员工办理贴现后将贴现款作为归还被告双轮公司的欠款直接扣划给该行，并导致汇票实际权利人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继续接待原告一行人并办理贴现。另，在被告双轮公司未授权的情形下，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将汇入贴现协议指定账户的贴现票款擅自即刻转入双轮公司在该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用于归还逾期贷款以及即将到期自动扣划的贷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行长、经理、办理贴现业务的职员均系该行员工，对外代表该行履行职务行为、办理银行业务，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应自行追究相关人员的内部责任，而不应将损害后果转嫁给原告。因原告众诚贸易公司与被告东德公司、被告东德公司与双轮公司之间并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通过贴现取得案涉汇票的过程中存在明显恶意，故对原告主张其是讼争票据权利人，其后手的背书无效，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众诚贸易公司系票号为3130005220864112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原告在未取得汇票贴现款的情况下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原告报案后却随即将案涉汇票转贴现给被告工行浙江分行营业部，在案涉汇票被背书给工行浙江分行营业部票据中心的粘单骑缝处及背书人处也无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印章，仅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票专用章”，在被背书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的背书人印章处也只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票专用章”。另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仅向法院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转贴现协议，但是未提交转贴现票款已经支付的相关证据，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提交的所谓转贴现凭证，仅是自行制作的统计列表，并不能体现工行杭州分行在取得案涉汇票过程中支付了相应对价。由此，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取得案涉汇票，在原告报案后随即与工行杭州分行进行转贴现，急于将案涉票据转出，但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对价交易，对工行杭州分行辩称已善意取得案涉汇票，不予采信。原告众诚贸易公司虽于2012年6月20日与被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与被告双轮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但根据本案情况，两份协议的签署均系原告为挽回损失迫于无奈之举，均非原告众诚贸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在收到法院停止支付通知书后，仍将案涉汇票擅自解付给工行杭州分行委托的收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其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因原告已经取得被告双轮公司返还的贴现款470万元及现金30万元共计500万元，故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应向原告支付500万元到期汇票资金。被告东德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自愿放弃答辩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七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票号为3130005220864112的银行承兑汇票在第三人贵州盛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后的背书行为无效（该票的出票人贵州宏博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贵州盛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票金额10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12月11日，付款行系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二、原告贵阳众诚贸易有限公司为票号为3130005220864112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该票的出票人贵州宏博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贵州盛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票金额10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12月11日，付款行系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三、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贵阳众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到期汇票资金500万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980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站支行、杭州双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杭州东德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前述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组织了证据交换、质证，其中众诚贸易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证实本案争议汇票的基本情况；2、众诚贸易公司与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9日、4月16日所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二份，2012年6月11日众诚贸易公司与盛利康公司、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支付协议》及《协议》各一份，盛利康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实众诚贸易公司因与盛利康公司的关联企业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存在购销水泥的债权债务关系，盛利康公司将其取得的本案所涉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众诚贸易公司，以冲抵贵州云开投资有限公司欠付众诚贸易公司的货款968万元,证明众诚贸易公司是本案所涉承兑汇票的合法票据权利人。3、户名为双轮公司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四张：证实2012年6月12日，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将收现资金9727782.78元汇至双轮公司帐户内。4、2012年6月17日11：14分、13：32分，众诚贸易公司发给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潘行长（邮箱号ｈｚｐ×××＠ｓｏｈｕ.ｃｏｍ）关于申请退还被骗1000万元《退款申请》的电子邮件两份及截图、2012年6月18日12：08分潘行长修改后发回给众诚贸易公司的《退款申请》电子邮件一份及其截图；2012年6月19日，众诚贸易公司代表与工行杭州分行法务部盛总的两次谈话录音，2012年6月20日，众诚贸易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双轮公司签署的《谅解备记忘录》、《还款协议》各一份，2012年6月20日收款人为众诚贸易公司的470万元汇款凭证；证实众诚贸易公司在发现持有的承兑汇票被骗后，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书面申请退还被骗的全部款项，该行修改了众诚贸易公司的退款申请，提出500余万元已用于双轮公司归还所欠贷款，已无法退还，而470万元尚在双轮公司保证金帐户上，可以退还，但众诚贸易公司必须在由该行修改为“甲方同意，就该票据贴现所得的其所资金，甲方可自行向双轮公司追讨，不再向乙方提进一步的申请”内容的《退款申请》上签章，并按该内容与其签订《谅解备忘录》时，该行才可以将双轮公司保证金帐户内的470万元贴现所得资金退还给众诚贸易公司，同时告知众诚贸易公司若在2012年6月27日未签章，银行系统一旦自行扣划，将导致该470万元也无法退还，另，该行明确众诚贸易公司在签订《谅解备忘录》后可就500余万元贴现资金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裁决该行是否应当退还；于是众诚贸易公司在以上情况下于2012年6月20日分别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双轮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还款协议》各一份，该行于当天将470万元贴现资金从双轮公司汇至众诚贸易公司帐户内，录音证据和退款申请书在谅解备忘录和还款协议之前产生，证明谅解备忘录和还款协议形成的前提。5、2012年9月20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答复函一份，证实众诚贸易公司在本案所涉承兑汇票被骗后，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反映，该局经调查认定杭州城站支行个别领导及其下属员工存在与杭州双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伙同欺诈原告的客观事实，该局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6、2012年7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出具的（2012）年37号《接受案件回执单》，证实杭州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已就双轮公司副总经理蒋勇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7、杭州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杭州双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使用信息查询记录，证实双轮公司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申请贴现所提交的发票在贴现后就申请了作废。8、证人李某、丁某的庭审证言、法院调取的公安询问笔录、监控录像，证实案涉汇票被骗的事实经过。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与工行杭州分行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无关联性；证据3无异议，能够证明银行确实按照法律规定将贴现款项支付给双轮公司；证据4，不需要听录音，对录音证据三性有异议，对谅解备忘录和还款协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均是票据贴现后的行为，票据关系已经转为借款关系，已不是票据行为，且该公司对该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该文件证明银行尽到了核查监督义务，建议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不是认定欺诈事实；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蒋勇是非法经营罪，不是诈骗罪，说明银行合法贴现；证据7证明贴现发票是真实的，事实作废与银行无关，贴现时银行只能是形式审查，没有实质审查的义务，银行贴现时是86份发票，众诚贸易公司提供的只有46份；证据8，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部分认可，对公安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与王炜有关的证据我们以公安询问笔录为准，其他不清楚，不予认可，对监控录像真实性无异议，是我行提供，证明公司盖章没有被胁迫欺诈，我行与众诚贸易公司不认识，之前没有任何往来，双轮公司拿票来与我行贴现，我行只认识双轮公司。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对众诚贸易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同时认为因重庆银行不是当事人，无法对证据三性进行评价，请结合工行质证意见予以认定。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了以下证据：1、双轮公司贴现申请书，证明双轮公司向该行申请票据贴现；2、双轮公司承诺书，证明双轮公司承诺提交贴现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3、双轮公司与前手东德公司2012年6月7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与证据4、双轮公司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双轮公司与前手东德公司是通过真实合法的正常贸易关系得到该银行承兑汇票，且履行了相应的给付义务；5、跨行支付系统查询登记簿，证实该行在办理贴现之前通过汇票付款行查询确认汇票的真实性，且无挂止等；6、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审批表，证实该行通过内部审批流程同意贴现；7、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证明双轮公司与该行签订贴现协议，该行取得汇票；8、贴现凭证、银行承兑汇票，9、对帐单，证明该行已经履行贴现付款义务，向杭州双轮支付了9,727,782.78元，取得该汇票；10、票据业务申办委托书，证明双轮公司委托蒋勇办理该票据贴现业务；11、2012年6月14日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买断）协议，12、转贴现凭证，13、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该行取得汇票后，将汇票转贴现给了工行杭州分行，又转贴现给了工行票据营业部；14、2012年9月20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答复函一份，证明浙江证监局经审查，该票据贴现符合规定；15、情况说明一份，16、借款合同，17、保证合同，18、承兑协议，19、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双轮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之间两笔贷款的真实性。众诚贸易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因贴现涉及汇票系双轮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串通欺诈取得，故双轮公司出具的贴现申请书、承诺书以及为完成贴现而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为了欺诈取得原告持有案涉汇票而设置的相关手续，属虚假证据，众诚贸易公司提供的证据也证实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体现的贸易并未产生；对证据5、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8、9、10的三性不予认可，因贴现涉及汇票系双轮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串通欺诈取得众诚贸易公司持有案涉汇票，故由此为完善票据贴现而发生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贴现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对帐单、票据业务申办委托书等因不真实，不合法而达不到银行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12、13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该支行欺诈取得案涉汇票后，根据《票据法》相关规定属无效取得，加之，作为工行杭州分行法务部总经理盛晓飞多次参与处理案涉汇票事宜，因此，工行杭州分行是知晓该事宜的，故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对外转让案涉汇票应属无效；对证据15、16、17、18、19请法院依法核实真实性。工行杭州分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经质证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无异议。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提交了以下证据：1、众诚贸易公司与东德公司各自出具的两份承诺函，证明票据的流向背书转让是真实的，众诚贸易公司已将涉案汇票背书转让给东德公司，东德公司背书转让给双轮公司，其签章合法真实有效；承诺人承诺引起的法律纠纷由承诺人承担，与重庆银行无关。2、付款凭证。证实该行2012年12月11日将票据款项支付给该行票据中心委托收款的银行。众诚贸易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承诺函是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供的格式文本，且内容上没有明确众诚贸易公司将涉案汇票背书给东德公司，故不能证实众诚贸易公司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东德公司；同时对东德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不予认可，因众诚贸易公司从未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东德公司；证据2，法院已向该行发出了停止支付通知书，该行在明知的情况下将款项划出，付款违法。宏博润公司、盛利康公司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均是对众诚贸易公司取得案涉票据无异议，同时认为其他证据与该公司无关。东德公司在一审中未出庭，提交书面意见称对案涉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事宜并不知情，如承兑汇票加盖的我公司印章是真的，则可能是我公司因欠款或业务而押放在别人处，可能是双轮公司蒋勇私自所为，请求依法判决；同时说明该公司印章、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章至今还押放在别人处，故无法盖章，特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说明。双轮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娅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其不是经手人，不清楚情况，都是蒋勇在经办，蒋勇现下落不明，事情经过以蒋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双轮公司只有一笔1千万元的贷款，有房屋抵押，对众诚贸易公司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办理贴现，该行在将全部款项划给我公司后应全部支付给众诚贸易公司，不应抵扣我公司贷款；另我公司用现金已支付众诚贸易公司30万元。二审中，本院组织当事人对有争议的证据重新进行举证及质证，并对当事人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如下：1、当庭播放众诚贸易公司提交2012年6月19日众诚公司与工行杭州分行法务部盛晓飞谈话录音，众诚贸易公司证明目的同前。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和工行杭州分行经质证对录音内容的文字记录与录音播放内容一致无异议，但对录音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录音来源不明确，从录音上看不出时间，且对话的盛总是谁不清楚，私自录音的证据不合法，证据应该是原始载体，不应是拷贝版。本院当庭明确如对录音真实性有异议应在三日内提交鉴定申请，逾期不提交将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庭后，上诉人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和工行杭州分行未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另，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庭后经核实，确认录音内容是对工行杭州分行的盛晓飞讲话录音，但认为录音不完整，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2、众诚贸易公司申请原公司员工周杰出庭当庭演示2012年6月17日及2012年6月18日，从该员工邮箱发送邮件至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副行长潘敏强的邮箱和接收邮件的事实，同时出示贵阳市立诚公证处2018年11月15日出具的（2018）黔贵阳立诚证民字第7786号公证书，证明目的同前。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和工行杭州分行质证对证据三性不认可，且发件人与收件人不清楚，不能说明与本案是否有关，也不能说明是胁迫，对公证书及当庭演示没有异议。另，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庭后经核实确认接收邮件的是该行副行长潘敏强的邮箱。3、二审当庭播放事发当日监控录像。众诚贸易公司证明目的同前。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质证意见：录像具体时间段不清楚，只知道是早上，持票人和签字人是陆安，但银行不知道他是众诚公司的员工，以为是双轮公司的职工，我行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提供了录像及贴现资料，至于公安为什么没有调6月12日全天的录音录像不清楚。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认为无法对证据三性进行评价，请结合工行质证意见予以认定。4、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下列证据：1）、汇票交接登记本，显示出票人是第一手贵州宏博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是盛利康公司，移交人是陆安；2）、该行向公安提交录像的情况和办理贴现的流程情况说明，证实众诚贸易公司背书给东德公司，东德公司又背书给双轮公司，贴现和背书是东德公司和双轮公司之间的交易；3）、众诚贸易公司承诺函，证明众诚贸易公司将票据背书给东德公司后，就不再是票据的权利人；4）、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调取证据清单，证实众诚贸易公司明知背书给东德公司，东德公司再背书给双轮公司。5）、2012年1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凭证，显示约定500万元贷款还款日期是6月5日；6）、2012年6月27日1100万元流水凭证；7）、托收凭证；8）、2012年1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企业贷款对帐单等证据，以上5）至8）项证据证实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于2012年1月4日向双轮公司放款50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12年6月5日和银行对双轮公司2012年6月27日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垫款6589230.86元；9）、中国工商银行内部户对账单，证明工行杭州分行于2012年6月14日将转贴现款划给该支行。众诚贸易有限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情况说明属于支行的自述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3）承诺函说明了支行是知道陆安是众诚公司的员工；证据4）调取证据清单无异议，从公安机关提供的调取材料，正好说明了法院从公安机关复制的录像资料的提供方是支行，而提供的录像资料不完整，只提交了上午9点至9：50的录像，只反映了陆安提交了祼票的过程；证据5）至8）支行2012年1月4日向双轮公司放款500万元和借据上到期时间6月5日计算借款期限是5个月1天，与支行提供借款合同上的6个月借款期限存在矛盾，对双轮公司与支行的1100万元的承兑汇票无异议，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相印证，如支行主张的500万元贷款是真实的，就证明王炜陈述双轮公司贷款过期，以骗取众诚公司贴现资金的事实，1100万元承兑汇票的到期时间是2012年6月27日，正好说明支行与众诚贸易公司在签订谅解备忘录和还款协议所记载的录音及邮件的真实性，该邮件和录音都说到如众诚贸易公司不同意签署谅解备忘录及还款协议，那么2012年6月27日银行将自动扣划470万元贴现款相印证；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重庆银行贵阳分行质证意见：对真实无异议，对证明目的进行补充，证明陆安没有提供前手的资料，众诚贸易公司知道是满足不了贴现条件，所以才通过后手双轮公司和东德公司进行贴现。工行杭州分行质证意见：同意工行城站支行的意见。盛利康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与盛利康公司没有法律关系。二审中，宏博润公司、东德公司、双轮公司未到庭，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查明上述争议证据的部分内容如下：1、经一审法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调取的讯问笔录及询问笔录。（1）、双轮公司经办人蒋勇的讯问笔录。蒋勇陈述在经汇报后，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娅让我办理，在办理案涉汇票贴现前，向我公司的客户经理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王炜咨询过，并明确告知这份承兑汇票权利人并非我公司，是贵阳（众诚贸易公司）的一家公司，我公司是以贴现申请人身份代对方贴现赚取中间的贴息差价。王炜回复让我们放心，会按照我们要求尽快将贴现款划入我公司账户并汇到贵阳公司（众诚贸易公司），告知手续齐全，该行就可以为我公司办理贴现业务。为了准备票据贴现资料，我联系东德公司周总出借该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并按照银行要求通知财务人员开具86份增值税发票、制作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受票方与合同对方均为东德公司，但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无真实贸易关系。当天我去银行时随身携带了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印章，众诚贸易公司员工陆安将汇票交给银行后，在现场我们按照银行要求加盖众诚贸易公司、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无东德公司人员在场）背书转让的章，王炜及及该行经办女职员均在现场目睹整个过程。但到了下午，银行未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操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来众诚贸易公司到有关单位投诉，银行才归还了其中470万元。（2）、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市场部副经理王炜的询问笔录。王炜陈述在办理案涉汇票贴现业务前，行长张彪曾明确告知我这笔贴现款完成相关程序后即扣划作双轮公司还贷款使用，我在办理汇票过程中，均未告知双轮公司及贵阳方（众诚贸易公司）人员有关行长的指示。当天贵阳方（众诚贸易公司）的人员向银行柜台窗口提交汇票时，汇票背面均是空白的，柜员方璐艳要求他们在汇票背面均盖上了背书章。当天下午，贵阳方（众诚贸易公司）人员与蒋勇均在我行，期间因为操作程序问题未及时贴现，贵阳方（众诚贸易公司）曾向我说若当天未能完成贴现就明天再来等候，但下午4时多，我行已将该份票据贴现款划在双轮公司账上；事后贵阳方（众诚贸易公司）人员与蒋勇可能在网上银行查询贴现款到账后又被划出，来电查询原因，我就告知扣划作归还欠银行贷款及利息使用了；双轮公司法定代表人鈡娅来我行找行长要求做出解释。另，询问笔录的内容显示公安人员在询问王炜之前，公安人员已到该支行进行调查了解过有关情况，且询问“据你行监控录像显示，贵阳方（众诚贸易公司）在你行除上午来协助完成票据背书转让手续外，下午也在你行出现，与你也有过接触，既然已完成了票据转让的所有程序，为何还要来找你呢？”。（3）、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会计中台”柜员方青莲的询问笔录。方青莲陈述案涉承兑汇票的查询、接票和审票工作由其经手，经初审，这份汇票仅有收款人（盛利康公司）的背书转让章，没有双轮公司等公司的章，后来给他们一份背书转让的粘单，然后各自盖上章，在审查背书转让时，发现好像是贵阳（众诚贸易公司）的一家单位书写不规范，“于是我特意让他写了一份承诺函”，其主要内容是因其填写不规范，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由他单位承担，要求汇票的开户行到期能通融解付。审票完成即将汇票与承诺函移交分管工作人员。2、众诚贸易公司申请证人在原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情况。（1）、证丁某华出庭陈述，其作为中介进行介绍，2012年6月12日其李某鏖、贵阳公司（众诚贸易公司）的员工陆安、蒋勇在工行杭州城站支行，蒋勇介绍工行的王经理（王炜）给我们说，你们贵阳（众诚贸易公司）的票由他负责给你们贴现，我对王炜说这是贵阳公司的人来贴现，当时贵阳公司（众诚贸易公司）的人从包里拿出票据，王炜叫贵阳公司的陆安将票据交到柜台上，我问下午3点半前能否将贴现的钱给贵阳公司，王炜说可以的；吃饭前王炜说票据背书要盖章，我们就过去了；大约下午2点半左右，王炜叫一个女的过来说有张纸需要贵阳公司重新盖章，原因是盖章不清，签字不明，盖章后才能贴现，盖章的纸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打印的，王炜交给我说贴现给贵阳公司必须盖章，贵阳公司盖章后交给王炜，李某鏖要求将刚才盖章的纸收回来，但王炜说马上贴现了，就没有还；下午4点左右李某鏖叫我给工行说我们不需要贴现了，要求退还汇票，但我找到王炜，他说马上就可以出钱了，让等一下，我反馈给贵阳公司的人。（2）、证李某鏖出庭陈述，早上与贵阳公司（众诚贸易公司）的陆安一起去银行，蒋勇告诉我们，这是工行王经理，由他来办理贴现丁某华指着我和陆安说，这是贵阳公司（众诚贸易公司）来办理贴现的。陆安将票据交给银行柜台，办理签字手续。一个多小时后，在11点左右，王炜说需要办理背书盖章，陆安接电话，就将章给我按照银行要求，在银行指定的地方盖上众诚贸易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章，我盖章时，后面没有其他背书，背书完汇票交给银行工作人员，王炜就让我们离开，吃完饭回到银行；3点半后没有收到贴现款，我丁某华将从银行办理的手续收回丁某华说王炜说不能退回，说很快就能贴现，后来等了好久也没有等到贴现款，我们就去找王炜，王炜告诉陆安说款已经打到贵阳公司（众诚贸易公司）了，但是陆安经众诚贸易公司财务查询后确认贴现款没有到账。3、2012年6月12日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监控视频情况。一审法院在庭前即通知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供2012年6月12日全天监控视频资料，但该行仅提交当天上午9时到9:50的部分监控录像，且该行明确说明提交法院的录像资料与提交给公安机关的一致。众诚贸易公司对监控视频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录像仅是2012年6月12日上午9时到上午10时的部分录像，内容仅丁某华与众诚贸易公司的员工陆安经蒋勇向银行的王炜介绍，陆安从包里拿出银行承兑汇票与银行的王炜交谈，就该汇票可以贴现得到王炜确认后，跟着王炜、方青莲去银行柜台登记签字递交该汇票，证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是知道票据合法持有人是本案的众诚贸易公司，东德公司与双轮公司的背书是在案涉票据递交银行后在银行内部完成，陆安并不知情。众诚贸易公司同时请求一审法院责令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2012年6月12日从上午9:00至下午5:10的银行监控录像资料，以便查明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引下，涉案汇票加盖众诚贸易公司背书章后，如何由银行交付给蒋勇，又如何帮助蒋勇在汇票上加盖双轮公司、东德公司公章，及当天下午众诚贸易公司多次找到银行工作人员提出退还涉案汇票及《承诺书》的要求。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称该行将当天录像复制给公安后，没有留底，录像保存期限只有三个月，在法院要求提供时，发现已被覆盖无法提交当天完整监控视频。4、2012年9月20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对众诚贸易公司反映事宜的答复函：银行在办理该笔业务时，资料齐全，手续完备；关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个别领导及其下属员工与双轮公司伙同欺诈的问题，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办理案涉汇票贴现前及接受、办理时，是否知道众诚贸易公司是案涉汇票贴现的合法持有人问题。首先，案涉承兑汇票载明的出票人宏博润公司及第一背书人盛利康公司均到庭确认众诚贸易公司作为该汇票第二背书人的合法及真实性，同时也确认众诚贸易公司提交相关经济往来《产品购销合同》、《支付协议》、《协议》及《证明》的真实性，且2012年6月12日事发当天上午的部分录像资料也显示该汇票由众诚贸易公司的员工陆安从其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王炜交谈后递交该行办理移交登记手续，对此，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登记簿》上签名的移交人也是陆安，因此，上述证据及陈述相互印证，证明了众诚贸易公司是案涉汇票贴现的合法持有人，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双轮公司委托的案涉汇票贴现经办人蒋勇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对该汇票贴现审核的负责人王炜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出庭证丁某华李某鏖、众诚贸易公司的陈述均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登记簿》及2012年6月12日事发当天上午的部分录像资料内容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案涉承兑汇票贴现前，双轮公司的蒋勇已告知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其与案涉承兑汇票持有人一并前来办理汇票贴现及咨询如何申请办理贴现事宜，2012年6月12日上午9时许丁某华李某鏖与众诚贸易公司的员工陆安来到工行杭州城站支行营业大厅与蒋勇见面，后蒋勇电话联系该行的王炜（系该行市场部副经理，双轮公司的客户经理、案涉承兑汇票的审核人）来到营业大厅见面，并将陆安等人介绍认识，陆安手持承兑汇票面向王炜进行确认贴现事宜后，跟着王炜到银行柜台递交票据进行登记，登记内容仅记载宏博润公司（出票人）、盛利康公司（第一背书人）及汇票持有人众诚贸易公司员工陆安的签名。故本院对蒋勇、王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出庭证人的证言等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未完整提交2012年6月12日事发当天的录像资料，仅向公安机关及法院提交当天上午1个小时时段的部分录像资料，该行以超过三个月时间不能提交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办理案涉汇票贴现前及办理时，已明确知道案涉汇票不属于双轮公司持有，案涉汇票持有人为众诚贸易公司，同时在该行亲自收到众诚贸易公司递交的案涉汇票并与该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前后，是明确知道案涉汇票持有人的贴现要求。且证人、众诚贸易公司及蒋勇、王炜等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证明众诚贸易公司提交的案涉汇票上仅有出票人宏博润公司及第一背书人盛利康公司的印章，无众诚贸易公司印章，汇票背书上加盖的众诚贸易公司及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印章均是在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接受汇票后在该行按照银行要求加盖的，也印证了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办理案涉汇票贴现前及接受、办理时已明知案涉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是众诚贸易公司，故对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出其收到贴现的案涉汇票持有人是双轮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2、关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是否明知双轮公司与汇票背书前手的东德公司不存在真实交易的问题。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购货人为东德公司的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86份及双轮公司承诺贴现所有资料真实有效的承诺书，拟证明双轮公司与前手东德公司是通过真实合法的正常交易关系得到案涉承兑汇票，且履行了相应的给付义务。经查，双轮公司蒋勇于2012年6月12日向工行城站支行提交了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于2012年6月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由双轮公司向东德公司供应2632吨的螺纹钢，总价1000.16万元，约定“质量、技术标准：产品符合相应厂家标准和国家标准；结算方式及付款时间：7个工作日内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款到发货”等。该合同尾部仅有双方公司公章，合同无双方公司经办人员签字，同时也无螺纹钢品牌或厂家名称。众诚贸易公司经质证对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票据取得的合法性。本院认为，首先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均陈述双方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双轮公司蒋勇对此在公安机关陈述是经过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王炜咨询后，为了贴现才准备合同并虚开了增值税发票，且杭州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杭州双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使用信息查询记录，证明双轮公司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申请贴现所提交的发票在贴现后即申请了作废，印证了双轮公司与汇票背书前手的东德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同时《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所交易的是螺纹钢，合同约定产品需符合相应厂家标准，但合同中并无螺纹钢生产厂家名称及品牌名称，而螺纹钢因生产厂家的不同，导致其单价也差异较大，提交的该合同内容无螺纹钢生产厂家名称及品牌名称，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合理性；其次，根据证人与众诚贸易公司在法院的陈述，及蒋勇与王炜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等证据，案涉汇票并不是由双轮公司提交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且该汇票背书上的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系按照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作人员要求所盖，且均由双轮公司蒋勇携带并在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作人员处当场加盖，并无东德公司人员在场或予以委托。最后，证人及众诚贸易公司均陈述该行打印好承诺函后提出贴现就需公司在上面盖章，而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方青莲在公安机关也陈述因众诚贸易公司书写不规范，“于是我特意让他写了一份承诺函”，且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提交的众诚贸易公司与东德公司各自出具承诺函的内容中除“第二被书人”与“第三被书人”及落款单位名称不一样外，其余内容、字体、格式均一致，证明该行明知众诚贸易公司为票据持有人、提交人的情况下，以办理贴现需要为由，让众诚贸易公司与双轮公司在该行打印好的承诺函上加盖印章。综上，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办理贴现时是明知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而事发当天下午，在众诚贸易公司员工陆安丁某华李某鏖发现迟迟未收到贴现款，即提出收回承诺函及退票不再贴现时，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王炜却告知很快贴现成功，继续对众诚贸易公司进行欺骗。3、关于众诚贸易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与双轮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的签订情况。众诚贸易公司主张签署于2012年6月20日的《谅解备忘录》及《还款协议》均不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了2012年6月17日11：14分、13：32分电邮发给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潘行长（邮箱ｈｚｐ×××＠ｓｏｈｕ.ｃｏｍm）的《退款申请》电子邮件两份及其截图、2012年6月18日12：08分经潘行长修改后发回给众诚贸易公司的《退款申请》电邮一份及其截图以及2012年6月19日众诚贸易公司代表与工行杭州杭州分行法务部盛晓飞在银行的两次协商谈话录音予以证明，说明如众诚贸易公司不签署《谅解备忘录》及《还款协议》，银行对余下的470万元贴现款也不退还众诚贸易公司，众诚贸易公司不得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及《还款协议》。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对邮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质证对录音证据三性有异议；另，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庭后经核实，认可接收邮件的是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副行长潘敏强的邮箱，认可录音内容是对工行杭州分行盛晓飞讲话的录音，但认为录音不完整，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本院认为，在众诚贸易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潘行长的邮件往来中，众诚贸易公司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所发邮件《申请书》是以该公司未收到1000万元贴现款，导致该公司业务全部停止为由要求该行予以退还，但该邮件发送后经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修改为仅申请退还470万余元后发给众诚贸易公司。上述邮件往来情况经众诚贸易公司当时的工作人员出庭并当庭调出邮件来往发送及内容，本院对该三份邮件的有关截图内容予以采信。关于录音证据，录音的谈话内容显示，众诚贸易公司明确1000万元要找工行杭州城站支行进行主张，但工行杭州分行有关人员明确告知众诚贸易公司，支行在扣划承兑汇票贴现款后，其中500万元已用于归还双轮公司在该行的逾期贷款，银行已经开会研究了，如众诚贸易公司不按照银行要求签订，其余470万元贴现款会用于归还双轮公司将于2012年6月27日到期的款项，众诚贸易公司将得不到一分钱。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及工行杭州分行在经本院释明后，未申请对录音证据中所涉人员的语音进行鉴定，且认可录音内容是对工行杭州分行盛晓飞讲话的录音，故本院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该录音的证据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的规定，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其他情形不视为非法证据。经审查，众诚贸易公司提交录音材料均没有导致证据失权的情形，且录音内容与双方邮件往来的内容能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众诚贸易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及《还款协议》的情况，故本院对该录音证据也予以采信。因此，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处除将贴现款中的500万元作为双轮公司归还贷款使用，该行同时将剩余贴现款4704770.74元转入户名为0、账号为0的账户内后，又将该款转至双轮公司保证金账户内。在众诚贸易公司于2012年6月12日事发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向工行杭州分行等部门举报，且双轮公司已不存在逾期贷款，而双轮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亲自到该行要求将贴现款转给众诚贸易公司的情况下，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对强行转账至双轮公司保证金账户的剩余贴现款4704770.74元，仍拒绝支付众诚贸易公司，并提出双轮公司在2012年6月27日有到期债务，该行电子系统将从该保证金账户自动扣款为由，迫使众诚贸易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谅解备忘录》与《还款协议》。4、关于双轮公司2012年6月12日在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逾期贷款问题。因双轮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娅及经办人蒋勇在公安机关均未陈述2012年6月12日案涉汇票承兑时，双轮公司对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存在逾期未还贷款情况，仅陈述钟娅担任股东的浙江拓盛实业有限公司在贷款后转款至双轮公司并逾期还款的情况。重审时，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为证明双轮公司2012年6月12日存在逾期贷款情况，提交双轮公司银行流水及与该行签订借款500万元的《小企业借款合同》，合同载明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担保方式为担保人为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该行于2012年1月4日发放500万元借款给双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6个月借款期限计算，借款到期日应为2012年7月4日；但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2012年1月4日的贷款凭证拟证明约定变更还款日期为2012年6月5日，即借款期限变更为5个月零1日。该贷款凭证左下边加盖有双轮公司及钟娅印章，凭证右边中部“约定还款日期”栏填写日期为“2012年6月5日”。众诚贸易公司质证对《小企业借款合同》无异议，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是6个月，庭审银行流水显示双轮公司每月按时还款，而提交贷款凭证上的还款期限变更为5个月零1日，明显存在不合理情形，且现结合双轮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娅的刑事判决载明钟娅是5月份因另案被拘留，贷款凭证上的还款日期在当时应该是空白的，时间是后面添加，请求法院核实真实性。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双轮公司另一笔债务资料，即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为1100万元，保证金44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6月27日，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因双轮公司在2012年6月27日未补足票款，该行垫款6589230.86元。众诚贸易公司质证认为，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2012年6月27日垫款6589230.86元，印证众诚贸易公司在签订谅解备忘录及还款协议前的录音及邮件资料的真实性，录音及邮件上均提及双轮公司即将到期另一笔贷款，如众诚贸易公司不同意签订谅解备忘录、还款协议，银行将在6月27日扣划剩余的470万余元。对双方的上述争议，因双轮公司在重审时未到庭配合查明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评判认定。另查明，王炜系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市场部副经理，是双轮公司的客户经理，同时系案涉承兑汇票的贴现凭证上“银行审核”“负责人”处的签字人员。钟娅和蒋勇均为浙江世纪阳光担保有限公司与杭州双能节能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且法定代表人均为钟娅。钟娅于2012年5月30日因作为浙江拓盛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涉嫌犯挪用资金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后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骗取贷款罪被依法逮捕，并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上刑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判决犯骗取贷款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同时查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于2018年2月23日经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名称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东德公司于2015年7月7日被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登记状态为吊销。双轮公司于2015年7月9日被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登记状态为吊销。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承兑汇票、协议、购销合同、发票、答复函、转账电子回单、情况说明及承诺函、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等证据在卷，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一致，二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取得涉案汇票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故意欺诈行为，二、众诚贸易公司能否主张案涉票据权利。关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取得涉案汇票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故意欺诈行为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众诚贸易公司就案涉汇票贴现通过他人联系到蒋勇后，蒋勇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王炜就此进行了联系，蒋勇在众诚贸易公司1000万元承兑汇票贴现事宜得到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王炜的承诺后，即安排虚构双轮公司与东德公司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对此众诚贸易公司并未将涉案汇票转交蒋勇或他人代为办理贴现，而是慎重考虑委派了该公司员工陆安随身携带票据一同前往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亲自确认、参与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以确保取得贴现款。根据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仅提交当天的部分监控录像（2012年6月12日上午9时至10时）、到庭证人证言及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证明了在蒋勇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王炜介绍陆安是来贴现的、众诚贸易公司人员后，众诚贸易公司员工陆安即向该行的王炜出示随身携带的案涉汇票，通过王炜确认了汇票贴现款将汇到众诚贸易公司后，陆安才亲自将票据递交该行进行登记，并将该汇票移交人登记为陆安，同时登记了出票人宏博润公司及前手背书的盛利康公司。而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明知众诚贸易公司将案涉汇票提交给该行后将不能得到贴现款，即工行杭州城站支行的行长已指令王炜办理贴现后将款项用于偿还双轮公司的贷款，但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利用众诚贸易公司为了得到汇票承兑贴现款及信赖银行的心理，在接待众诚贸易公司员工陆安及办理汇票承兑时故意隐瞒该行办理贴现后即将贴现款用于偿还双轮公司贷款，以达到该行收回双轮公司贷款获益的目的，导致本案众诚贸易公司陆安基于对该行的信任直接向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提交未加盖其单位公章的汇票，其后陆安在该行处按照该行要求在案涉汇票及承诺书上进行盖章。对双轮公司于2012年6月12日是否存在逾期贷款问题，如双轮公司500万元借款存在2012年6月5日到期情况，则双轮公司与工行杭州城站支行明知上述事实将导致众诚贸易公司不能取得其持有票据的贴现款，而在2012年6月12日共同故意对众诚贸易公司进行欺诈隐瞒，以骗取众诚贸易公司持有1000万元汇票承兑贴现款来偿还逾期的银行欠款债务；如双轮公司500万元贷款是在借款合同约定的2012年7月4日到期，则存在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单方于2012年6月12日对众诚贸易公司进行欺诈，以骗取众诚贸易公司汇票承兑贴现款来作为将到期的还贷使用；不管存在上述何种情形，工行杭州城站支行都存在欺诈骗取众诚贸易公司持有的1000万元汇票承兑贴现款以达到最终受益，因此，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取得案涉汇票存在明显的故意欺诈行为。一审认定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以欺诈方式取得票据行为无效正确，应予维持。在2012年6月12日事发后，众诚贸易公司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向工行杭州分行等部门举报，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与工行杭州分行随即将案涉汇票转贴现也属无效。因众诚贸易公司申请案涉票据的公示催告，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收到一审法院依法向其发出的停止支付通知书后，擅自将案涉汇票金额1000万元支付工行杭州分行委托的收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二）公示催告期间对公示催告的票据付款的”的规定，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依法应当承担擅自付款的法律责任。关于众诚贸易公司能否主张案涉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工行杭州城站支行于2012年6月12日通过欺诈取得众诚贸易公司的案涉汇票及贴现款，并于2012年6月14日作为卖出方与工行杭州分行作为买入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买断）协议，对案涉汇票办理转贴现（买断），工行杭州分行即支付买入对价。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在将案涉汇票转贴现后，为顺利达到将贴现款中的500万元用作双轮公司归还该行借款目的，迫使众诚贸易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谅解备忘录》与《还款协议》，说明《谅解备忘录》与《还款协议》的签订均是工行杭州城站支行进行票据欺诈行为中的重要一环，而非独立于票据欺诈行为之外。基于本案系票据纠纷，而众诚贸易公司与银行所签《谅解备忘录》，及其与双轮公司所签《还款协议》均系因讼争票据行为所衍生之文件、合同，票据权利、合同约定的权利系依照不同法律或约定而生，两者并不冲突，权利的放弃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须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亦即众诚贸易公司签订上述文件、合同并非以放弃其票据权利为前提。事实上，双轮公司在本案中对众诚贸易公司主张的票据权利不持异议，且在签署上述合同后，并未如约履行其约定义务，导致众诚贸易公司的债权仍未得清偿。值此情形下，众诚贸易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基于其为案涉汇票权利人为由向重庆银行贵阳分行行使票据权利并无不妥，其权利之行使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工行杭州城站支行、工行杭州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940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站支行负担81980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81980元、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负担81980元(此款上诉人均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艳审判员  陈红审判员  赵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瑞康书记员范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