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民终26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惠水县和平镇圆台东路县医院大门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069943437N。 法定代表人：曹东国，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明，贵州正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州惠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惠水县和平镇人民北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MA6DJDF479。 法定代表人：谭军，该公司代理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斌，男，1965年6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永，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治平，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实习 律师。 上诉人贵州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房开公司)、贵州惠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水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杨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鸿顺房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涉合同，无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项目合作协议，还是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抵押借款合同，均属有效。因为，各方当事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均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两份合同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可见，当事人围绕合同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属于合伙性质。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就直白地反映出是项目合作关系。另外，从内容分析，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上诉人原拥有的土地是作价600万售卖给上诉人的，这明显不符合拆迁补偿之规定和现实做法，因为，如果是纯粹的拆迁，根据“地随房走”原则，是不能将土地与地上建筑物割裂开的。在拆除的财产中，有七个门面并不属于被上诉人，故需要由其去处理和解决这七个门面业主的关系问题，这再次体现了合作关系；被上诉人还参与对设计内容的审查。如此一系列的行为，均有效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再次，上诉人以案涉房屋设定抵押之行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现实中，以在建工程向银行抵押贷款，已是社会通识，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如此，一旦发生商品房预售事实，也会影响到产权购买人的利益，故不能因此否定抵押的效力。作为开发的项目，在未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以前，产权归属于开发商，故作为开发商的上诉人有权以部分或者整体产权进行抵押贷款。根据《担保法》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可见，应先行保护第三人的抵押权；第四，一审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七条，强调的是将拆迁补偿安置房售卖给第三方的情况下，对被拆迁人给予特殊保护，显然不能以此对抗抵押权人。上诉人作为房地产开发者，在未进行产权变更前，其是相应财产的当然所有者，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即使有一审认定的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之行为，这也不是认定抵押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法律后果是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是合同纠纷而非确权纠纷，法院否定上诉人不享有相应房屋所有权而判定其为被上诉人所有，严重背离了“不告不理”的民诉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惠水农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抵押权依法设立。上诉人与鸿顺房开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且就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诉人在办理鸿顺房开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该笔贷款前对鸿顺房开公司提供的包括案涉不动产抵押物进行了现场查看，并且到惠水县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查询。经现场调查，涉案不动产当时正处于鸿顺房开公司对其进行外墙装修当中，并没有相关使用权人。上诉人去惠水县不动产管理部门查询得知，涉案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鸿顺房开公司，办理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且档案中并无拆迁安置房备案。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鸿顺房开公司是抵押物的合法所有权人，对抵押物有处分权，上诉人对涉案不动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拆迁安置房屋性质是错误的。根据被上诉人与鸿顺房开公司之间签订的《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应属于合作建房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原拥有的土地是作价600万售卖给鸿顺房开公司，被上诉人自己在起诉书里也予以认可收到了鸿顺房开公司300万元，只是解释为保证金，但其协议里并没有约定保证金性质。在拆除的房屋中，有七个门面并不属于被上诉人，故约定由被上诉人负责解决这七个门面的安置问题，这再次体现被上诉人与鸿顺房开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非拆迁安置关系；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基于在鸿顺房开公司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及上诉人办理了抵押登记获得抵押权，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非善意。上诉人与鸿顺房开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完毕抵押登记，也向借款人发放了借款，上诉人为善意第三人，抵押权理应得到保护。根据《立法法》，《物权法》的效力应该高于一审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且该解释是在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是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该根据《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予以裁判。综上，上诉人善意取得抵押物权，上诉人主张的优先受偿权应该得到支持。 杨斌二审辩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故意隐瞒事实将涉案不动产产权办至自己名下，恶意将涉案不动产进行抵押担保贷款等均有经质证确认的充分的证据证实，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些证据包括《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收条等；二、一审认定涉诉不动产、停车位等的性质属于拆迁补偿安置所得系以事实为依据作出的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房产的性质认识错误。双方签订的《鸿源宾馆拆建合作协议书》虽有“合作”二字，但其内容实质是拆迁补偿安置还房，不是上诉人解读的“合作建房”。该协议约定了涉案房屋拆迁和还房的面积、位置、楼层，产权手续的办理及费用承担，宾馆停业损失的承担，保证金及补偿费金额等，体现的是拆迁还房的基本形式要件和内容。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相吻合。被上诉人获得的是拆迁归还房屋、宾馆停业补偿和拆迁补偿，而不是按比例分割。被上诉人与鸿顺房开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并非实际售卖被上诉人原有土地，而是作为拆迁安置还房的辅助环节，为将自己原有的土地顺利过户给鸿顺公司而签订的限用于过户，不需要实际履行的协议。鸿顺公司的《承诺书》和在该《土地转让协议》上的特别标注“此协议只作过户依据。不作其他用”字样及鸿顺房开公司印章表明，被上诉人与鸿顺房开公司均认可被上诉人不是出卖原有土地，仅是为了满足过户条件而作出的一份形式上的协议。被上诉人收到300万元保证金是执行《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约定。鸿顺房开公司履行了交保证金的义务。随着项目的进展，被上诉人按《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11项的约定退还了应退还鸿顺公司的保证金。被上诉人和鸿顺房开公司均视该300万元为保证金，并按保证金的规则履行义务，所以，上诉人把该300万元解释为被上诉人收到的出卖原有土地获得的款项是错误的；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一审依据该司法解释认定被拆迁人的拆迁补偿安置权属于特殊物权，应优先于所有权转移予以保护，符合我国法律适用原则和精神，并无不当；四、两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非善意。鸿顺房开公司违反协议约定，故意隐瞒事实，将自己明知产权不属于自己的涉案不动产产权办至自己名下，进而恶意将涉案不动产进行抵押担保贷款，对此，鸿顺房开公司并无异议，足以说明，鸿顺房开公司并非善意。惠水农商行也并非善意。根据行业规则，银行接到申请资料后，应按规定审查，被上诉人申请法院从惠水县房地产管理所调取的本案《房产信息表》表明，涉案房屋性质为拆迁安置。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拆迁补偿安置房是不能登记在鸿顺房开公司名下的。且未经竣工验收的房屋办理不了房产证。由此，惠水农商行应当足以能判断其所看到的房屋产权证存在虚假或其他问题。这说明惠水农商行并未认真调查审核鸿顺房开公司用于申请抵押贷款授信的房产的性质及其产权证的真实性。因此，惠水农商行与鸿顺房开公司具有恶意串通的故意。双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鸿顺房开公司以该合同为贵州荣翔贸易有限公司向惠水农商行借款12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在(2019)黔2731民初408号案件证据中，贵州荣翔贸易有限公司2015、2016、2017三个年度内没有一笔交易记录，经营状况为零，盈利为零，亏损或负债不得而知。为该笔1200万元贷款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的秦正龙、赵定勇是贵州省惠水县断杉镇新场村村民，没有任何财产和征信证明。秦正龙本身又是贵州荣翔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己为自己公司保证属于空设保证，毫无价值和意义。同为该笔1200万元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的陈光琼病退护士，月收入5000元左右，无任何其他财产和征信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惠水农商行居然还向贵阳荣翔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数额高达1200万元的贷款，根本不去考虑贷款能否偿还、如何偿还。综上，两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原告杨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归还原告的房屋涟江印象二期一楼从狗场苑路口至康源大药房门面（总长24米）及被告划定的红线区域，二楼、三楼、四楼、五楼被告划定红线区域及六楼的产权属于原告；二、确认被告归还原告的房屋涟江印象二期架空层及负一层停车场三十四个停车位和负二层停车场四个停车位使用权属于原告；三、判令被告全面履行协议，为原告办理涟江印象二期一楼从狗场苑路口至康源大药房门面（总长24米）及被告划定红线区域，二楼、三楼、四楼、五楼被告划定红线区域及六楼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二0一四年一月十六日签订了《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将其所拥有的惠国用（2005）第27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鸿源宾馆一楼8个门面（一楼共15个门面，扣除已卖出的7个门面）和二楼以上宾馆整体建筑以及值班室、锅炉房、洗衣房，车库等附属建筑设施，建筑面积为3500 平方米（已扣除原告已卖出的七个门面的面积）置换给被告 开发经营。房屋建好后，被告补偿归还原告7000平方米， 其中：6650平方米补偿给原告，350平方米补偿给原告已卖出去的七个门面的业主。该350平方米由被告与七个门面的业主另行商定拆迁补偿，由被告直接与七个门面的业主兑 现。归还原告的6650平方米的房屋中，3500平方米的房屋 产权证手续（含各项税费）由被告全权负责办理，3150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手续由原告承担税费，被告办理。原告宾馆两年停业损失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向原告交拆建保证金叁佰万元，并另付每月拆迁补偿费五万元。在未进行分割（归还）前，被告不得将属于原告管理使用的土地面积和属于原告6650平方米房屋的产权进行抵押借贷、还贷，转让和担保等行为。双方对归还房屋的位置及相关具体事项也作了约定：1.在原鸿源宾馆和超市原址，被告将地下停车场负一层四十个停车位按每个车位六万元的单价转让给原告使用；2.被告归还原告门面位置从永利房开高层建筑至交警队方向，开间52米。被告归还的7000平方米（含乙方卖出的七个门面面积）的房屋为：第一层、第二层按52米开间进行计算，三层至五层裙楼每层按从永利房开高层建筑至交警队方向48米开间进行计算。如被告归还原告一至七层房屋后，总面积不足被告应归还原告的6650平方米（不含原告原已卖出的350平方米面积），不足部分被告按每平方米2368元补偿原告；总面积如果超过6650平方米，超出部分原告按每平方米2368元补偿被告。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交出自己的惠国用（2005）第27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由被告申请，于二0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变更为被告作为权利人的惠国用（2014）第05800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方便原告联体管理使用，原告自愿将原安排归还原告的第七层整体面积与架空层整体面积互换，被告同意，双方与二0一五年九月十四日签订补充协议。二0一六年九月五日，被告出具证明，认可和平镇惠民东路涟江印象2号楼三、四、五层是归还原鸿源宾馆业主，亦即原告的房产。二0一八年五月三日，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遵守《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书》中所有约定条款，并按照施工设计图划定了属于归还给鸿源宾馆业主亦即原告杨斌的房屋的范围、界限。被告还承诺，属于归还原告杨斌的房屋产权不允许出让。被告开发建设完成后，根据双方所签的《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将涟江印象二期一楼从狗场苑路口至康源大药房门面（总长24米）及被告划定的红线区域，二楼、三楼、四楼、五楼被告划定红线区域及六楼不动产、涟江印象二期架空层及负一层停车场三十四个停车位和负二层停车场四个停车位全部交由原告使用，原告对其进行了装修、经营使用至今。其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约履行办理房产权证的合同义务，被告至今未依约给原告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后原告了解到被告将上述不动产的权利人办理在被告名下，并将上述不动产抵押给第三人贵州惠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他人的贷款设置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一审另查明：本案涉案不动产，因被告消防工程并未竣工，并不具备办理权属证书的必要条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告诉请涉及的不动产、停车位数量及性质属于拆迁补偿安置所得均无异议，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有：1、原告诉请的权利人及使用权人是否属于原告；2、第三人是否取得原告诉请不动产物权的抵押权。针对第一个焦点，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从其内容来看，其性质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所规定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从本条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在拆迁人将补偿安置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的情形下依然可以主张优先取得，何况拆迁人并未将房屋出卖给第三人，仅设立抵押权，因此，原告要求确认涟江印象二期一楼从狗场苑路口至康源大药房门面（总长24米）的不动产，划定的红线区域内的不动产，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划定红线区域内的不动产，六楼的不动产的不动产所有权人属于原告及确认涟江印象二期架空层及负一层停车场三十四个停车位和负二层停车场四个停车位使用权属于原告的诉请，予以支持。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原告办理涟江印象二期一楼从狗场苑路口至康源大药房门面（总长24米）的不动产，划定红线区域内的不动产，二楼、三楼、四楼、五楼被告划定红线区域内的不动产，六楼的不动产产权登记手续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中，因现阶段该涉案楼盘消防施工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验收合格，消防设施的验收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和规律性，故对何时验收合格的时间无法确定。因验收属房管、消防等相关机构的工作责任，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办证的条件也应以房管、消防等机构的验收合格为前提，在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条件尚未成就的条件下，原告要求被告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将涉案不动产在第三人处为他人贷款设置抵押的效力问题。根据《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来看，补偿安置房屋属于特殊的物权，是对被拆迁人的特殊保护，在所有权转让的情形下，被拆迁人依然有优先的权利，其权利性质属于“物权上的物权”，何况本案仅仅只是设置抵押，抵押权与所有权，从权利位阶上来看，抵押权是所有权人在所有权上设立的一项他项物权，其权利位阶低于所有权。本案被告鸿顺房开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故意隐瞒事实将涉案不动产产权办至公司名下，恶意将该不动产进行抵押担保贷款，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作为涉案不动产物权的所有权人，被告既然不是所有权人，其无权用他人所有的物权去设置抵押。综上两点，本案认定被告用本案涉案不动产在第三人处为他人贷款而设置的抵押应属无效，第三人并未取得抵押权，故第三人对涉案不动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依照《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四项：“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不得抵押及《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被告与第三人不动产抵押无效，但不影响第三人向被告主张民事责任。另不动产登记部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为被告办理产权证书与第三人丧失抵押权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三人丧失抵押权的直接原因系被告在明知是原告的物权的情形下，故意隐瞒事实获得所有权并办理了抵押贷款，被告的故意隐瞒事实、恶意抵押贷款的行为是致使第三人丧失抵押权的唯一法定因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惠水县和平镇涟江印象二期一楼从狗场苑路口至康源大药房门面（总长24米）的不动产，划定红线区域内的不动产，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划定红线区域内的不动产，六楼的不动产所有权属于原告杨斌；二、确认位于惠水县和平镇涟江印象二期架空层及负一层停车场三十四个停车位和负二层停车场四个停车位使用权属于原告杨斌；三、驳回原告杨斌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被告贵州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杨斌向本院提供二组证据，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被上诉人杨斌提供的证据如下：1、承诺书、土地转让协议、惠国用（2005）第276号、惠国用（2014）第058001号土地权证，拟证明协议书只用于过户依据，不作其他用，该土地没有发生转让的事实。2、七份收据，拟证明被上诉人收取保证金300万元，并按双方协议约定退还鸿顺房开公司保证金160万元，120万元作为宾馆及门面的停业损失费，另20万元作为工程及土地移交的保证金。 上诉人鸿顺房开公司、惠水农商行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采信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另查明：2014年1月14日，鸿顺房开公司向杨斌出具承诺书，承诺办理新土地使证是以杨斌的名誉转给公司，杨斌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双方在同年同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特别注明“此协议只作过户依据，不作他用”。2014年8月29日后，杨斌将收取鸿顺房开公司的300万元保证金分七次退还给鸿顺房开公司160万元，余款140万元，杨斌用作宾馆的停业损失等费用。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被上诉人杨斌就涉案房屋相关民事权益应否优先保护；2、上诉人鸿顺房开公司与上诉人惠水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及处理。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鸿顺房开公司没有依约履行为杨斌办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导致杨斌占有案涉房屋后至今未能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但杨斌依据基于与贵州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订立的《鸿源宾馆拆建项目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实际已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本案杨斌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拆迁补偿安置权利，合法有据。由于鸿顺房开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杨斌后，恶意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并隐瞒实情，以案涉房屋向惠水农商行设置抵押，为案外人向惠水农商行借款提供担保，最终导致杨斌、惠水农商行分别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安置补偿权和抵押权产生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所取得的物权期待权不仅优于银行等债权人的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且优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被拆迁人安置补偿权益优先于其他购房人及其他权利人的权利。就本案而言，鸿顺房开公司与杨斌是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案涉房屋作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补偿给杨斌，且在办理抵押登记前已交付给杨斌占有、使用、收益，当抵押权人与被拆迁人在案涉房屋上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杨斌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补偿安置权应优先于惠水农商行的抵押权得到保护。鸿顺房开公司主张与惠水农商行双方签订抵押合同不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一审认定涉案房屋及车位归杨斌享有，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该条款第七条是针对当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抵押权发生冲突时，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被拆迁人予以特定保护而作的规定，被上诉人杨斌补偿安置权应获得优先保护。该条规定表明，一旦被拆迁人请求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鸿顺房开公司与惠水农商行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将无法实现。因此，对于上诉人惠水农商行来说，其抵押合同不成立是由于鸿顺房开公司故意隐瞒案涉房屋情况所致，其所受损失理应得到赔偿，上诉人惠水农商行可以另案主张自己的权益，向上诉人鸿顺房开公司主张民事责任。故一审认定上诉人鸿顺房开公司、惠水农商行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鸿顺房开公司、惠水农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上诉人贵州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0元，上诉人贵州惠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龙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