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683民初829号 原告：曲尚晓，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莱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相杰、李信江，莱州文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姜英杰，男，1947年2月2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 被告：姜元君，男，197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黑龙江省。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贺，197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黑龙江省。 原告曲尚晓与被告姜英杰、姜元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尚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相杰、被告姜元君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货款159509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父子关系，2010年至2014年6月期间，二被告多次在原告处购买装载机及配件供其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经营销售，截止2014年6月10日双方对账，二被告共欠原告装载机款180700元及配件款41509元，合计222209元，由被告姜英杰给原告出具的欠条两张为证。后经原告多次催要，二被告陆续偿还了62700元，尚欠159509元至今未还。 被告姜英杰辩称，我不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我确实自2007年起经营集贤县兴通农业机械经销有限公司，2010年至2015年期间，我与原告有过生意上的往来，我与原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我只是作为原告口头约定的代理经销商，经营方式是原告将生产的农机设备发运至我公司，由我代为销售，销售的价格由原告决定，我按机械设备的规格、个数，根据销售情况收取原告的代理销售劳务费，每台500元，如我销售价格经过与终端买受人议价，高于原告给予我的指导价格，经原告许可，高出款项归属我。我每销售一台农机设备向原告支付结算该设备的款项，现已经陆续给付了原告相关的款项，现不欠原告任何货款。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起诉时已经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姜元君辩称，不同意原告对我方提出的诉讼请求，我没有买原告的机械设备，我父亲姜英杰经营集贤县兴通农业机械经销有限公司期间，曾经与原告有代理经销农机设备的生意往来，我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只是该公司的业务员，我为姜英杰工作期间，曾经代替他向原告转汇过多笔业务款项，但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也没有给原告签署过任何合同和欠据。我不同意给付原告任何款项。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欠条》1张，内容有：“欠条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其中(2014.6.4号发4台车)(以前2012.09182号车1台)共计伍台车（以后发车先打款）姜英杰2014.6.10”。原告主张，该欠条是2014年6月10日原告到二被告在集贤县经营的“福田时代汽车配件”店中形成，其中“欠条”、“以后发车先打款”、“姜英杰”、“2014.6.10”是姜英杰本人书写，其余内容是原告书写。 证据二、标题为《截止2012年5月10日结帐姜元君欠曲尚晓配件款》的对账单1份，内容全部为手写，标题下列有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11月7日13笔款项，其下划横线，累计后标注有“以上合计22607.00元减去退回配件4636.20元/共计欠17970.00元+1400.00＝19370元”，另起一行写有“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帐1万元+=29370.00元”，其下签有“姜英杰”、“20125、10”。原告主张，该对账单是原告夫妻二人共同到被告处对账的记录，对账单中除了“姜英杰”、“20125、10”是姜英杰书写外，其余均是原告的妻子姚晓伟在被告处对账时当场书写形成。 证据三、微信语音聊天对话刻录的光盘及整理的文字说明材料1份、微信聊天截图1份。原告主张，该组证据是原告与被告姜英杰的微信聊天内容，能够证实原告一直向被告追要欠款，双方只是因为2012年5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前的配件欠款存在争议，一直在进行协商，在微信聊天中被告姜英杰也承认原告曾让原告的姐姐及其他工作人员找姜英杰要过欠款，从而证实原告的起诉没超过诉讼时效。 经质证，被告姜英杰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该欠条上所有文字均不是姜英杰书写；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该对账单上姜英杰签名和日期确实是本人书写，但是对账单中当时记载的欠款金额为19370元，对账金额下一行文字“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帐1万元+=29370.00元”不是姜英杰书写，“29370.00元”中数字“2”有明显的改动痕迹，且2012年5月10日发生的欠款已经在后续双方的经营往来中冲销结算支付完毕；对证据三中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在2018年8月29日才与被告通过微信进行联系，此时距有关票据暂不考虑真实性的情况下已经超过4年时间，超过了诉讼时效，并且在微信记录中，被告姜英杰在2018年9月1日明确说“这个账对一天也没对明白，我是没办法了”，姜英杰没有像原告所称的那样认可过原告提出的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在诉讼时效之内，也不能证明姜英杰承认欠款的事实；对微信语音聊天对话的质证意见为：在2018年8月31日晚21点的微信语音对话中，被告姜英杰说“我给你欠条的是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元，不是两万九千三百七十元”，姜英杰又说“卖车的时候卖一台16(型号)，这边讲的卖多少你同意汇一台16(车款)，都没差过三天”，原告回复说，“你不是卖丢了，你是卖了车以后，你比如卖了这个18(型号)的，你给我汇了个16(型号)的款”，在2018年9月4日晚18点的微信语音对话中，原告回复被告姜英杰说“姜叔，这个事情吧，卖这么些车吧，咱们都是，是不是我把车给你，我也没跟你那个，你也没投资你也没什么，你卖了以后才给我钱…姜叔，你把那个12年5月10号以前的和那个错账的1万块钱给我就行了”；在2018年10月14日下午17点的微信语音对话中，原告称“就是12年5月10号以后的，我给你发的配件有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你不是说又给我退回来了把配件，这个不用查了也不用什么了，这个钱我不要了，给我把那29000多块钱打过来就行了”，姜英杰回复“那29000不是你后改的嘛，那19000把那1万块钱后改的加上1万......”，被告姜英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被告双方微信对话一直在讨论合作销售过程中的账目争议金额，此微信语音对话不能证明姜英杰承认欠原告20余万元货款，反而能验证双方交易方式是被告姜英杰为原告作代理销售，根据原告指定价格进行销售，在销售完成后再结算支付货款，同时还能验证原告单方面认为有一台车销售价款存在错账1万元，但是被告姜英杰对这笔1万元差额并不认可，原告在2012年5月10日的对账单上自行添加了“+错帐1万”的字样，并自行把原对账欠款金额“19370”改写成“29370”；另外，双方全部微信对话中原告根本没有提及被告姜英杰于2014年6月10日书写欠条、欠付累计五台装载机款180700元，反而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欠条”虚假不实。 被告姜元君认为本案纠纷与其无关，不予质证。 因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有争议，被告姜英杰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1、对2012年5月10日的对账单上记载的“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账1万元+”、“29370.00元”中的“2”与“共计欠17970.00+1400.00＝19370元”和落款处“姜英杰”签名是否为同一时间(即2012年5月10日)书写进行鉴定；2、对2014年6月10日欠条中记载的“欠条”、“以后发车先打款”、“姜英杰”文字是否姜英杰书写进行鉴定;3、对2014年6月10日欠条中记载的“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其中(2014.6.4号发4台车)(以前2012.09182号车1台)共计五台车”文字与“欠条”、“姜英杰”、“2014.6.10”是否为同一时间(即2014年6月10日)书写进行鉴定。 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9年12月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书记载，检材为:1.标称时间为2012年5月10日，内容有“发的918车汇的16车……=29370.00元”、“共计欠17970.00元+1400.00＝19370元”、“姜英杰”签名、“2012.5.10”等字迹的“对账单”原件1页(标识为:21156***1);2.标称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内容有“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其中(2014.6.4号发4台车)(以前2012.09182号车1台)共计伍台车”、“姜英杰”签名等字迹的《欠条》原件1页(标识为:21156***2)。样本为：1.2019年3月21日，有姜英杰书写字迹的实验样本原件4页(标识为:2115***B)；2.检材1“对账单”(21156***1)中“姜英杰”签名、“2012.5.10”手写字迹。 该鉴定书对字迹形成时间鉴定采用了墨迹色阶检验方法，在检材1中采集了6处检测数据，其中检1-1至检1-3墨迹是从“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帐1万元+=29370.00元”中采集，检1-4至检1-6墨迹是从“共计欠17970.00元+1400.00＝19370元”、“姜英杰”中采集，对检材1的检测数据分析认为：检1-1至检1-3墨迹色阶值最大值与最小值差5，为同时形成，平均值为24085。检1-4至检1-6墨迹色阶值最大值与最小值差4，为同时形成，平均值为24245。根据检1-1至检1-3墨迹色阶平均值小于检1-4至检1-6墨迹色阶平均值160和墨迹色阶值变化规律推定:检1-1至检1-3墨迹形成时间晚于检1-4至检1-6墨迹约1.3个月。 在检材2中采集了10处检测数据，其中检2-1、检2-2墨迹是从“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中采集，检材2-8至检2-10是从“姜英杰”、“2014.6.10”、“欠条”中采集，检2-3至检2-7是从“其中(2014.6.4号发4台车)(以前2012.09182号车1台)共计伍台车”中采集。对检材2的检测数据分析认为：检2-1、检2-2、检2-8至检2-10墨迹色阶值最大值与最小值差7，为同时形成，平均值为17301。检2-3至检2-7墨迹色阶值最大值与最小值差5，为同时形成，平均值为17214。根据检2-1、检2-2、检2-8至检2-10墨迹色阶平均值大于检2-3至检2-7墨迹色阶平均值87和墨迹色阶值变化规律推定:检2-1、检2-2、检2-8至检10墨迹形成时间早于检2-3至检2-7墨迹约0.7个月。 《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五项“鉴定意见”为：1.检材1“对账单”上“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帐1万元+”、“29370.00元”中的“2”字与“共计欠17970.00元+1400.00＝19370元”、落款处“姜英杰”签名字迹不是同时形成。2.检材2《欠条》上“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其中(2014.6.4号发4台车)(以前2012.09182号车1台)共计伍台车”手写字迹与标题“欠条”手写字迹、“姜英杰”签名字迹、落款日期“2014.6.10”手写字迹不是同时形成。3.无法判断检材2《欠条》上“欠条”手写字迹与姜英杰样本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4.检材2《欠条》上“以后发车先打款”手写字迹与姜英杰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的可能性较大。5.检材2《欠条》上“姜英杰”签名字迹与姜英杰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经质证以上鉴定意见，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姜元君认为鉴定报告记载内容与其无关，不质证。被告姜英杰认为鉴定意见结论真实、合法、有效，鉴定意见证明对账单上29370.00元的“2”系原告事后变造书写，证明《欠条》上被告姜英杰只是书写了“以后发车先打款”及签名，欠条文字及欠款金额均系原告事后自行添加书写。 被告姜英杰为此支出鉴定费用25527元，要求原告负担该鉴定费，原告则认为该鉴定费应由被告承担。 根据以上质证情况，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姜英杰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姜元君对此不谈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以上证据一、证据二经司法鉴定，原告和被告姜英杰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以上证据一、证据二的认定应按司法鉴定意见予以确认。 被告姜英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反驳证据： 证据一、标题为《截止2012年5月10日结帐姜元君欠曲尚晓配件款》的对账单复印件1份，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相对比，其中没有“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帐1万元+=29370.00元”内容，其他部分基本相同。被告姜英杰以此证明2012年5月10日其签署的对账单上记载的欠款金额为19370.00元，而不是原告主张的29370元。 证据二、银行汇款凭证31张，被告姜英杰拟证明其在2012年5月10日给原告出具欠据后到2015年，安排姜元君及其妻子王香凤共向原告及其妻子姚晓伟汇货款1291980元，已经将所有货款包括原告所主张的欠款全部结清。其中最后2张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凭证就是上述原告认可的2笔货款，共计62700元。 经质证以上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是复印件，不是拿着原告手中的该份欠条复印的，因为经过对比所有的书写内容以及姜英杰的签字，位置并不相同；对证据二银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2015年5月26日银行汇款凭证记载汇给姚晓伟的44950元，是二被告在2015年5月又购买原告的928型装载机给付的货款，其余30份银行汇款凭证除2014年8月28日、2014年11月20日的2笔款共计62700元是给付2014年6月10日被告出具的欠条中所载明的款项外，其余的款项均是给付在2014年6月10日以前双方的业务款项，与本案无关，但上述银行汇款凭证恰恰证实原告是与二被告发生业务关系，并不是只与姜英杰发生业务。 原告就其主张的“二被告在2015年5月又购买原告的928型装载机”的事实不能提交相关证据。 根据以上质证情况，本院对被告姜英杰提交的反驳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系复印件，不能单独证明该被告主张的事实；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庭审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姜英杰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经营“集贤县兴通农业机械经销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有股东二人：姜英杰、初孔香。2010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姜英杰与原告有生意上的往来，原告将其生产的装载机及配件发运至被告姜英杰经营的场所，被告姜英杰销售原告生产的装载机及配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 2012年5月10日，被告姜英杰在原告妻子整理的对账单中签名，确认截止该日欠原告配件款19370元。 自2012年9月21日至2014年6月4日，从被告姜元君的银行卡向原告曲尚晓的银行卡汇款30笔，总金额1234130元。 2014年6月10日，被告姜英杰在原告方书写的“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凭条中签名。 2014年8月28日和11月20日，被告姜元君的银行卡分别向原告曲尚晓的银行卡汇款38950元、23750元。 2015年5月26日，姜元君妻子王香凤向原告妻子姚晓伟的银行卡汇款44950元。 被告姜英杰主张以上姜元君及王香凤给原告的汇款均是其安排所为。 2018年8月至10月间，原告与被告姜英杰通过微信聊天的形式就配件欠款对账，其中相关内容有，2018年8月31日晚上21时许，原告发：“姜叔，这个账真是没法对，因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日期，怎么对？我这昨天今天我对了两天，这个账不好对，我这把账全部扒出来了，扒出来以后这对了两天了，这个账这不四万一千多吗，四万一，你那个吧，不行咱俩个，你给我三万块钱算了，就是你退回那些配件来也不值一万一千多”，被告姜英杰回：“不是，那个货款，我给你欠条不是一万九千多吗，一万九千多那属于货款嘛，那个货款的话你就看看衡量衡量，差一摸二就拉倒得了”，2018年9月4日晚上18时36分，原告发：“姜叔，你把那个12年5月10号以前的和那个错账1万块钱给我就行了，下边这些你也不用找那个司机了，也不用找什么东西了，那1万6千来块钱我也不要了，好不好，咱俩把这个账毕竟这么些年份了都交往的挺好的，行不行？”，被告姜英杰随后回：“哎，行啊，曲子你都说了，万八的说句老话了，我过一段时间可能背不住上北京……”，原告发：“姜叔，那么我把卡号发给你，还是让我三姐过去拿？”，被告姜英杰回：“这一阶段你也别发也别那啥了，我那一个是我要不去的话我最近给你转过去，你别让你三姐来了，你来现在我钱也不是太充足，我说了就算，不能说啥玩意这一个，再一个我家的情况你现在还不了解，等以后我打电话我跟你说一说……”；2018年10月14日下午17时22分，原告发：“姜叔，12年5月10号以前的你不是给打了个欠条嘛，那个配件，一共是两万九千多块钱嘛，你把那个钱给我打过来就行了，就是12年5月10号以后的，我给你发的配件有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你不是说又待给我退回来了把配件，这个不用查了也不用什么了，这个钱我不要了，你给我把那29000多块钱给我打过来行了”，被告姜英杰回：“你看看你给我发那欠条，那不是后改的嘛，19000变成29000，那不是原始文档”。 原告主张，其诉讼请求中222209元包括2014年6月10日的欠条中180700元、2012年5月10日的欠条中29370元，还有2012年5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期间的配件款12139元，其中配件款12139元只是原告自己记录，二被告没有出具相关手续。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2010年至2015年间原告将其生产的装载机及配件发运至被告姜英杰经营的场所，被告姜英杰销售原告生产的装载机及配件，并自认通过姜元君向原告支付货款，还在原告制作的对账单中签名确认欠原告货款、与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对账，双方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应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姜英杰主张是代销，无证据支持，对其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姜英杰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原告诉讼前具有向原告拒绝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被告姜英杰主张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分析确认，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中书写的“发的918车汇的16车款错帐1万元+=29370.00元”晚于其中书写的“共计欠17970.00元+1400.00＝19370元”、“姜英杰”字迹约1.3个月，应认定前者内容系原告自行添写，被告姜英杰对此不认可，本院对该部分添加的债务内容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姜英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至2018年10月，被告姜英杰仍认可上述对账单中记载的欠款“一万九千多”，并未主张在此前的多笔汇款中已付清，还承诺“我要不去的话我最近给你转过去，你别让你三姐来了，你来现在我钱也不是太充足，我说了就算”，说明上述欠款19370元现尚存在，并不包含在被告举证的银行汇款凭证所载已付款项中，原告要求被告姜英杰支付该19370元，本院予以支持。 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分析确认，原告提供的《欠条》中，书写内容“装载机款壹拾捌万零柒佰元正、￥180700.00元”与“姜英杰”、“2014.6.10”、“欠条”是同时形成，应确认2014年6月10日被告姜英杰在原告方制作的欠款180700.00元的债权凭证中签名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姜英杰支付该欠款，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姜英杰提交的证据证明，2014年6月10日其在原告方制作的欠款180700.00元的债权凭证中签名后，又向原告付款107650元，原告认可其中的62700元，主张2015年5月26日的汇款44950元是另笔购买928型装载机的货款，原告对该主张不能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对原告的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该107650元应从2014年6月10日的债权凭证欠款180700.00元中扣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要求被告姜英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超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二被告共同在原告处购买装载机及配件，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姜元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姜英杰自认，姜元君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汇款是其安排所为，且姜元君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汇款并不能证明其与原告存在买卖的合意，故原告要求被告姜元君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2年5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的配件款12139元，该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姜英杰支出的鉴定费25527元。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欠条》上“以后发车先打款”手写字迹是姜英杰书写的可能性较大、“姜英杰”签名是姜英杰本人书写，同时也确认，原告提交的《欠条》和对账单并非原告主张的是在被告处对账时当场书写形成，结合本案案情，本院酌定，鉴定费25527元由原告负担6381.75元，被告姜英杰负担19145.25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姜英杰给付原告曲尚晓货款9242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姜英杰在给付上述款项的同时，给付原告以9242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三、驳回原告曲尚晓对被告姜元君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曲尚晓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原告曲尚晓给付被告姜英杰鉴定费6381.75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90.18元，由被告姜英杰负担2110.50元，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由原告负担1379.68元（已交纳）；诉讼保全费1345元，由被告姜英杰负担944.2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付给原告，由原告负担400.80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广斌 人民陪审员  傅秀云 人民陪审员  张美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董柯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