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63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1，男，195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某2，女，193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运长，男，195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濮阳市高级技工学校教师，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石佛店村民委员会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旗，男，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濮阳市高级技工学校教师，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石佛店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女，193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3，女，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4，女，199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5，男，1966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上诉人翟某1因与被上诉人翟某2、谢某、翟某5、翟某4、翟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7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峰，被上诉人翟某2，被上诉人谢某、翟某4、翟某3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翟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号0105民初2791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翟某2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翟某2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翟某1提交的（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09594号《公证书》和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华法民初字第3056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翟某1是翟某6和陈某某的养子。第一、翟某2提供的证据仅为复印件且无相关负责人签名或盖章；第二、内容上不具有足以推翻有效公证文书和生效判决的证明力。1961年主要家庭关系的填写、1980档案材料、1987年档案材料、1987年离职休养申请表、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1976年、1979年致山西霍县电厂党委函、均能体现了翟某6收养翟某1的意思表示且翟某6与翟某1一直以父子相待。并不能以不改口作为否定收养关系的要件。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第一、片面适用认定收养关系的法律规范根据最高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明确养父母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翟某1不仅提供公证书与华龙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还提供了翟某6与翟某1所在单位证明；邻居、翟某1同学、发小等证言。第二、一审判决否认（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理由错误。三、一审判决违反证据使用规则片面采信翟某2方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本案的证明责任应由翟某2承担。被上诉人翟某2、谢某、翟某4、翟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翟某1的上诉请求。翟某5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翟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由我继承被继承人翟某6的遗产，即北京市朝阳区××1号和××2号房屋的二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翟某6（曾用名翟某7、翟某8、翟某9）系翟某10与李某1（曾用名李某2）之子。翟某10与李某1共生育有三子二女共五人，即：长子翟某11（曾用名翟某12、翟某13）、次子翟某6、三子翟某14（曾用名翟某15、翟某16）、长女翟某2、次女翟某17。翟某10与李某1均先于翟某6死亡。翟某6与其配偶陈某某未生育子女，二人于1963年3月23日抱养一女婴翟某18（曾用名翟某18萍），2006年5月26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出具（2006）大民初字第39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陈某某、翟某6与翟某18解除收养关系。陈某某于2011年8月23日死亡，翟某6于2011年8月24日死亡。翟某11与配偶项某某生育有一子四女共五人，即：长女翟某19、次女翟某20、三女翟某21、长子翟某1、四女翟某22。翟某11于1993年死亡。翟某14与配偶谢某生育有二子一女共三人，即：长子翟某23、长女翟某3、次子翟某5。翟某4系翟某23与配偶许某某所生之独生女。翟某23于2011年8月10日死亡。翟某14于2016年5月4日死亡。翟某17于1977年死亡。翟某1于1958年随祖母李某1赴北京，与翟某6、陈某某一同生活，后于1968年至山西插队工作并定居至今。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于2014年1月8日出具（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翟某1是翟某6和陈某某的儿子；翟某6是翟某1的父亲；陈某某是翟某1的母亲。”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于2014年9月22日出具（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09594号和09668号公证书，内容为：“……被继承人陈某某、翟某6系原配夫妻，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曾收养了一儿一女，养子翟某1及养女翟某18，后陈某某、翟某6夫妇于二〇〇六年五月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与翟某18经调解解除了收养关系……故被继承人陈某某、翟某6的上述遗产由其养子翟某1一人继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以下简称1008号房屋）原登记在陈某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2号房屋（以下简称1009号房屋）原登记在翟某6名下。2014年10月，翟某1以翟某6、陈某某养子的名义，持（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09594号和09668号公证书，委托案外人陈某2将两套房屋变更至自己名下。后翟某1又于2014年12月将1009号房屋出售给河南广深实业有限公司北京装饰分公司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即陈某2。陈某某名下另留有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截止至2019年9月17日的账户余额为53.08元。翟某1曾于2012年以确认收养关系为由将陈某某之侄陈某3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一审法院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0677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翟某1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翟某14、翟某2不服，分别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2）二中民申字第14974号及（2012）二中民申字第16193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2013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提字第8044号及（2013）二中民提字第804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2）朝民初字第06773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期间，依法追加翟某14、翟某2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翟某1书面申请撤回对陈某3的起诉，一审法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朝民再初字第28255号民事裁定，以“送养人翟某12及收养人翟某6、陈某某均已去世，收养关系中的收养人主体已不存在，翟某14、翟某2并不是收养关系当中的适格主体”为由，裁定驳回翟某1的起诉。翟某1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三中民再终字第0288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翟某1曾于2014年将翟某19、翟某20、翟某22、耿某某（翟某21之配偶，翟某21于2012年3月死亡；另，该案中四被告委托代理人均为陈某2）诉至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翟某12及项某某的遗产。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华法民初字第305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原告翟某1自1958年被其生父母翟某11、项某某送与翟某6为养子，原告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以父母子女关系相待，共同生活多年，亲友、邻居也认为其为父母、子女关系，且原告翟某1的人事档案资料等亦证明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已经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原告翟某1亦承认自己确实由翟某6、陈某某收养并随他们共同生活，叫翟某6、陈某某为父母。故原告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已形成收养关系……”，故判决驳回了翟某1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翟某6的父母先于其死亡，此外，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陈某某的父母亦先于其死亡。翟某6与陈某某生前未生育子女，二人之养女翟某18因已于2006年与二人解除收养关系，故失去了对二人遗产的继承权，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翟某6、陈某某与翟某1之间是否建立了收养关系，翟某1是否是翟某6、陈某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因翟某1于1958年至1968年期间随翟某6、陈某某一同生活，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并不否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法律效力，故对于翟某6、陈某某与翟某1之间是否建立了的收养关系需以有关组织的证明、档案等材料为依据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因翟某6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就翟某1是否是翟某6养子一节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前后内容不一致，且翟某6、陈某某的个人档案中所记载的内容与翟某1所提交的个人档案中所记载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特别是对双方身份关系的记载有较大的差异，故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翟某1提交的（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系公证处在翟某6、陈某某去世后根据翟某1单方陈述及提交的材料所作的公证，翟某6、陈某某并未参与；翟某1工作单位的档案材料也系翟某1个人对亲属关系的陈述；相较而言，翟某2等人提交的由翟某6于1959年、1961年、1963年、1980年、1983年、1987年填写的个人档案材料是翟某6本人的意思表示，证明力更强。上述档案材料中，1959年的《科级干部分析材料》、1961年的《干部简历表》、1963年的《干部履历表》、1987年的《北京市干部离职休养审批表》中均无翟某1的记录，1980年的《干部履历表》和1983年的《干部任职呈报表》中将翟某1明确列为侄子，此外，陈某某1980年的《干部履历表》中亦无翟某1的记录，故一审法院认为翟某6、陈某某虽然曾与翟某1一同生活并抚养翟某1直至其插队工作，但并没有收养翟某1为养子的意思表示。该抚养行为系基于与翟某1的叔侄关系而发生，而非收养关系，且翟某1本人亦表示始终称呼翟某6为叔叔、陈某某为婶婶。据此，一审法院无法确认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亦无法认定翟某1为翟某6和陈某某之养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翟某6、陈某某未生育子女，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养女翟某18已于2006年解除收养关系，翟某1亦未被认定为养子，故二人均系彼此唯一第一顺位继承人。陈某某先于翟某6死亡，其遗产均由翟某6继承。翟某6死亡后，因已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故其遗产应由当时在世的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因翟某6死亡时已85岁高龄，按一般自然规律，一审法院推定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翟某6死亡，且其兄弟姐妹中翟某11、翟某17当时均已死亡，故翟某6的遗产应由翟某2、翟某14继承。因翟某14于2016年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应由其合法继承人享有，即配偶谢某及子女翟某23、翟某3、翟某5。又因翟某23先于翟某14死亡，故翟某23享有的份额应由其独生女翟某4代位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翟某1虽未被认定为翟某6、陈某某的养子，但翟某1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自1958年起由翟某6、陈某某抚养，直至翟某1离开北京去外地插队，双方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及深厚的亲情，此外，翟某1在翟某6、陈某某生前曾经常对翟某6、陈某某进行探望，不仅从物质上给予了二人照顾，更从精神上对二人给予了关怀。特别是在2006年翟某6、陈某某与翟某18解除收养关系后，这种精神上的关怀较之物质的帮助对二位老人更为重要。另外，尽管翟某1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翟某6和陈某某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但从证据中可以看出，翟某1从其内心中是把翟某6和陈某某当成父母来看待的，翟某1在翟某6、陈某某死亡后，亦积极参与料理二人后事等事宜，故一审法院认为翟某1与翟某6和陈某某之间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亲属关系，且对被继承人照顾扶养较多，应当适当分配给其一定遗产。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对本案涉及翟某6、陈某某的遗产，即陈某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作以下分配：翟某1继承三分之一；翟某2继承三分之一；翟某14应继承的三分之一份额中，由谢某继承十二分之一、翟某3继承十二分之一、翟某5继承十二分之一、翟某4继承十二分之一。为减少各方当事人诉累、便于分割财产，一审法院将该账户内存款判归翟某1一人所有，由翟某1向翟某2、谢某、翟某3、翟某5、翟某4按照其各自应继承的份额进行补偿。翟某5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可依照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判决：一、被继承人陈某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及利息由翟某1继承，归翟某1所有；二、翟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翟某217.69元；三、翟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谢某、翟某3、翟某5、翟某4各4.42元；四、驳回翟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翟某2负担16元（已交纳）；由谢某、翟某3、翟某5、翟某4各负担4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翟某1负担18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据本院调取的陈某某个人档案，1958年之后的档案记载如下：1、1962年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主要亲属处填写：父亲陈某4、母亲陈某5、哥哥陈某6；2、1962年填写的《毕业学生登记表》中家庭成员情况处填写：父亲陈某4、母亲陈某5；3、1973年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处填写：父亲陈某4、母亲陈某5、爱人翟某6、大哥陈某7、二哥陈某8、三哥陈某6、大姐丈闫某1、二姐丈于某1、三姐丈宋某1、四姐丈付某1；4、198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其他成员情况处填写：女儿翟某18萍。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翟某6、陈某某与翟某1之间是否建立了收养关系，翟某1是否是翟某6、陈某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所谓收养关系是指收养当事人依照收养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拟制血亲的亲子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从送养人翟某12及收养人翟某6、陈某某的情况分别予以分析。送养人翟某12与配偶项某某生育有一子四女共五人，其中只有翟某1一个儿子。项某某于1958年死亡，翟某12于1993年死亡。翟某1于1958年随祖母李某1赴北京，与翟某6、陈某某一同生活，后于1968年至山西插队工作并定居至今。结合另案对翟某12老家亲戚的走访可以看出，翟某12并无送养翟某1给翟某6当养子的意思表示，且翟某12死后，翟某1亦实际履行了其作为儿子的职责。在收养人陈某某的个人档案中，亦无收养翟某1的相应反映。在正常情况下，如确有收养孩子的情形，应当是夫妻双方合议的结果。翟某6、陈某某夫妻曾收养翟某18，后又解除收养手续。翟某1自8岁起虽然与翟某6、陈某某长期共同生活，尤其在翟某6、陈某某解除与翟某18的收养手续后，翟某1对二老的生活也是关爱有加；但是综合整个家庭情况和目前证据来看，认定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之间形成事实上及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在证据上尚不充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翟某1与翟某6、陈某某的父母子女关系应当是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综上所述，翟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翟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张印龙审 判 员 江锦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眭 立法官助理 陈亢睿书 记 员 李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