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07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泰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杨能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四川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文，四川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永丰乡肖家河十组。 法定代表人：曾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立勇，四川法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成都同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32-238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8号。 法定代表人：丁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建，男，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中，四川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燕，四川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喜公司）、四川成都同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同兴公司）、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同兴公司）、刘明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元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元泰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代持股协议》的解除应由申喜公司主张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元泰公司作为委托人，有权直接行使受托人申喜公司对第三人四川同兴公司的权利，即可主张解除《代持股协议》。2.《代持股协议》本质属于委托合同，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不论主张解除《代持股协议》的是元泰公司还是申喜公司，其均表示同意解除该协议，《代持股协议》中代持的标的物是成都同兴公司的股权。但根据武侯法院（2017）川0107民初9617号判决及本案查明事实，元泰公司作为代持股实际所有人，至今都未取得代持标的股权。《代持股协议》虽已签订，但无法实际履行。因此该协议应当予以解除。3.元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银行转款流水、收据及武侯法院9617号判决书等证据可证明，元泰公司为投资案涉股权，已经实际直接支付了175万元（实际投资200万元，另25万元涉及第三方）。该款是为投资成都同兴公司股权，但元泰公司至今未能通过其他途径取得股权，元泰公司要求返还该175万元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申喜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四川同兴公司、成都同兴公司、刘明建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元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元泰公司与申喜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2.解除申喜公司与四川同兴公司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3.四川同兴公司、成都同兴公司、刘明建向元泰公司返还1750000元。 一审查明，成都同兴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0日，于2011年11月24日实收注册资本增至1500万元，股东为四川同兴公司（出资额925万元）、成都市万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出资额225万元）、杨家祥（出资额325万元）、谢芳（出资额25万元）。 2013年10月31日，元泰公司与申喜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四川同兴公司持有成都同兴公司925万元的出资（占成都同兴公司注册资本61.667%），元泰公司委托申喜公司投资成都同兴公司40%的股权，对应的投资额为600万元。2013年10月31日，元泰公司委托申喜公司支付首期投资款200万元，并以申喜公司名义持有成都同兴公司股份及代为行使40%股权的相应投资权利，委托期限从2013年10月31日起的30年，申喜公司将该协议项下委托事项转委托他人处理或者行使权利的，需事先经过元泰公司书面同意。同日，成都同兴公司出具收据收到申喜公司支付的典当首期入股款175万元。 2013年11月3日，申喜公司与四川同兴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鉴于成都同兴公司实收注册资本1500万元，其中四川同兴公司出资925万元，申喜公司委托四川同兴公司代为持有其在成都同兴公司总股本40%的股份，对应出资额为600万元，分三期支付股份款项，首期出资额为200万元，支付到四川同兴公司银行账户，该投资款由申喜公司提供，致使由四川同兴公司以其自己名义代为投入成都同兴公司，故代持股份实际所有人为申喜公司。 2014年3月4日，经四川省商务厅审批同意，成都同兴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四川同兴公司（出资额925万元）、成都市同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225万元）、杨家祥（出资额325万元）、谢芳（出资额25万元）。 2019年1月31日，成都同兴公司向申喜公司发出通知，要求申喜公司准备资料以便向相关部门申请变更。 上述事实有《委托投资协议》、《代持股协议》、工商登记资料、收据、付款申请单、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认为，关于《委托投资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委托投资协议》系元泰公司与申喜公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现元泰公司要求解除《委托投资协议》，且申喜公司当庭同意解除，一审认为应当以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2019年1月28日）作为元泰公司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委托投资协议》于2019年1月28日解除。 关于《代持股协议》是否应予解除，本案中，现无证据表明四川同兴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晓申喜公司与元泰公司的代理关系。元泰公司认为《代持股协议》目的不能实现，元泰公司未能取得成都同兴公司的股权。一审认为，申喜公司是受元泰公司的委托投资成都同兴公司，但申喜公司并未以元泰公司的名义投资，而是以自己的名义投资，且成都同兴公司也是向申喜公司出具的入股款收据，向申喜公司发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故《代持股协议》的目的是否实现、是否应予解除，应由申喜公司进行主张。故一审对元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返还175万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元泰公司与申喜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于2019年1月28日解除；二、驳回元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元泰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元泰公司于2017年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成都同兴公司享有40%的股权及相应股东权益。该院作出的武侯法院（2017）川0107民初9617号判决对该项请求未予支持。元泰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向申喜公司转账175万元，申喜公司当日将该款转至刘明建账户，成都同兴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申喜公司首期入股款17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元泰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解除申喜公司与四川同兴公司之间的《代持股协议》？2.元泰公司能否要求成都同兴公司返还175万元？ 第一，本案各当事人之间系隐名投资的关系。元泰公司委托申喜公司并通过四川同兴公司向成都同兴公司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权益。在本案的委托投资关系中，四川同兴公司、成都同兴公司均为隐名委托关系中的第三人，元泰公司作为委托人可直接行使申喜公司对四川同兴公司及成都同兴公司的权利。因此，元泰公司有权要求解除申喜公司与四川同兴公司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并同时向成都同兴公司主张权利。 第二，根据以上认定，元泰公司可直接行使申喜公司对成都同兴公司的的权利，对成都同兴公司主张其投资权益。但根据武侯法院（2017）川0107民初9617号判决查明的事实及判决结果，至今元泰公司既不能取得成都同兴公司相应股权，也不能取得投资收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元泰公司已经实际向成都同兴公司支付175万元，故元泰公司解除《委托投资协议》及《代持股协议》后，有权要求成都同兴公司返还投资款175万元。 四川同兴公司仅是名义出资人，且元泰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存在过错，四川同兴公司无须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责任。元泰公司主张刘明建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元泰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442号民事判决； 二、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750000元； 三、驳回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赵云平 审判员 陈 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