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1，女，1999年8月17日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2，男，1975年11月8日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住砚山县。系韦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女，1976年6月21日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住砚山县。系韦某1之母。上述3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志清，广南县那洒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宁，男，1996年12月7日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砚山县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道，男，1962年4月30日生，壮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号。杨某宁大伯。特别授权。上诉韦某1雪韦某2天廖某贻（以下简韦某1雪等3人）因与被上诉杨某宁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组韦某1雪等3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志清，被上诉杨某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道到庭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雪等3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改韦某1雪等3人不承担彩礼返还责任。本案诉讼费用杨某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未认杨某宁的过错行为。1.未认韦某1雪杨某宁逼迫写《承诺书》后赶出家门的事实。一审法院韦某1雪等3人因客观原因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后怠于审韦某1雪持有的关键证据，杨某宁举证、法庭发问的整个法庭调查中杨某宁认可在其家属等七人韦某1雪一人在2019年6月7日写的《承诺书》，且承认该《承诺书》为其父亲拟写后交韦某1雪抄写的事实。经法庭调查韦某1雪写《承诺书》时刚出院尚未痊愈，并非离杨某宁外出打工不归，而一审法院却漏认该事实韦某1雪写《承诺书》韦某2天廖某贻并未在场，一审法院却未认定逼韦某1雪出门的非法情节。同时，法庭辩论结束后，法庭询问了双方的调解意见，在先征杨某宁调解意见为“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后，必须要韦某1雪需持“恳杨某宁收留，继续共同生活”的调解意见。因此，一审法院韦某1雪辩论结束后答复“不愿回去”的调解意见即主观认定韦某1雪杨某宁同居3个多月离杨某宁外出打工不归，并表示不愿意杨某宁继续共同生活。2019年7月23杨某宁诉至本院要求……”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违法理。2.未认韦某1雪因生病未得到相应照顾导致妊娠流产的事实。健康的身体为婚姻登记的必需条件，《婚姻法》规定了结婚的禁止条件，即“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不得登记结婚。在同居期间韦某1雪因肺部感染、腰部疼痛、宫颈炎并发赘肉等多次到砚山县人民医院、砚山县中医医院及文山医院接受治疗杨某宁虽无法律上的扶助义务，其认可仅陪韦某1雪到医院一次。韦某1雪等3人逾期举证不再组织质证后，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多次打断韦某1雪生病治疗的问题发问，认为同居期韦某1雪是否治疗的事实与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无关，完全忽略杨某宁负有公序良俗上的照顾和救治责任，客观上纵容了“只要未登记结婚，均可赶同居婚配女子出门并索要赠与彩礼”的不正之风，不认杨某宁的遗弃过错行为导致实体不合法、判决不公正。（二）对彩礼数额和性质认定错误。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习俗性。庭审韦某1雪认可共接收了60000元的现金，杨某宁的媒人罗正保韦某1雪于婚礼前明确按习俗约定了彩礼钱为26600元、奶母钱为12000元、吃食钱为21400元的事实，虽60000元均杨某宁的赠与行为，但一审法院认定时未考量双方作为壮族的风俗习惯，将母亲抚育之情的传统习俗和举办酒席的一般赠与行为概括性的视同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韦某1雪按习俗举办两次酒席和对子女出嫁的一种的抚育情感均为举办婚礼所必需的消费性支出，既是双方的约定，也是普通的赠与行为，一审法院认定60000元均为以结婚为目的的判决未尊重风俗习惯，违背了双方合同自治的原则。（三）对已陪嫁的物品是否返还未作处理。庭审中杨某宁认可韦某1雪所述各品名和型号的陪嫁物品、礼品的事实，该部分陪嫁物品、礼品韦某1雪按农村习俗提供或购买，且花费了大量财力，韦某1雪被要求写《承诺书》并净身离杨某宁家至今，该陪嫁物品仍杨某宁占用，但一审法院既未依法核实该陪嫁物品的占有情况和正常使用属性，也未对该陪嫁物品作出是否返韦某1雪的处理，客观上损害韦某1雪的合法利益。（四）未认定彩礼的使用情况。按农村壮族习俗韦某1雪为履行婚约已分别举办了迎亲席、婚嫁正席，两次酒席实际共花费了近30000元，客观上同样韦某1雪产生了经济负担。同时，在杨某宁同居期间韦某1雪经常生病多次往返于医院，杨某宁未出资治疗和陪护下韦某1雪因医治疾病经新农合报销后共花费了近15000元。包含采购陪嫁物品在内韦某1雪自举办婚礼至结束同居期间，共实际产生了大量开销，一审判决却未考虑彩礼使用的事实并予以扣减。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一）未遵从平等、过错及兼顾尊重民俗习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进行返还。《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杨某宁同居期间韦某1雪因病多次往返医院开始杨某宁及家属嫌弃，并在2018年6月3日至6月5日住院治疗，6月7日出院当天即被逼迫抄写《承诺书》后赶杨某宁家杨某宁不予积极治疗、照顾并实施不当的悔婚行为导致双方的无效婚姻无法得以维系，一审法院却以未办理结婚登记为由判韦某1雪承担返还责任不当。（二）未对无效婚约中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韦某1雪××××年××月月份杨某宁举办婚礼时尚未成年，生物学上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的规定，订立婚约杨某宁及其家属均明韦某1雪未成年，与办理结婚登记的年龄要求相差较大，且同居期间即要韦某1雪同吃同劳作，未根据女性体质特征予以特殊照顾，在治疗期间却采取《承诺书》的方式逼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韦某1雪出门，客观上导韦某1雪在未成年已遭受了被“离婚”的心理伤害，判决认韦某1雪违反婚约不符合《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的立法精神。综上，婚姻的核心是双方共同生活、互相照顾，杨某宁订婚并同居客观上造韦某1雪在当地婚约市场上大幅贬值，杨某宁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已造成怀孕、终止妊娠等法律后果。完成婚约需要双方具备法定条件，否则将面临因生理疾病或年龄不符导致婚约无效的可能，韦某1雪尚未治愈即杨某宁一家不顾公序良俗赶出门，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同时，杨某宁未举证证韦某1雪违反婚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未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即判韦某1雪承担违反婚约的返还责任，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院错误，为维韦某1雪等3人的合法权益，故恳请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支韦某1雪等3人的请求。宁答辩称：彩礼是指基于男女双方的婚约而给付的财物，给付彩礼的前提就是以男女双方结婚为目的，可以说彩礼就是附带条件的赠与，当男女一方或双方不愿意再同居时，缔结婚姻的目的就不能实现，赠与方可以撤回赠与，收受彩礼的一方应当向对方返还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虽然已明确应当返还彩礼，但如何返还彩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收受彩礼后可能会发生男女二人未同居或同居时间很短或同居时间较长等情形，这就涉及到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审法院在查清彩礼数额和同居期间后，结合彩礼数额的大小和审判实践中的做法（未同居的全额返还彩礼；同居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70%；同居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50%；同居二年以上三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30%；同居三年以上的不返还彩礼），充分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得当。韦某1等3人的上诉理由不但于事实无据，而且有悖法律规定。一、杨某主张其被索要的，要求返还的彩礼为60000元，在一审法庭调查中，韦某1等3人认可其所收彩礼是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杨某无需举证。一审法院并没有采纳《承诺书》作为证据，也没有再让当时送彩礼的人员在庭上陈述送彩礼的经过和接受询问，而是根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彩礼以及同居两个多月的情况作出的事实认定，该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举证时限制度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举证或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法院确定举证期限，一审案件不少于15日，当事人提供新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少10日，该法条立法目的就是解决当事人庭前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才提出证据以拖延诉讼。韦某1等3人对法律的规定却置若罔闻，既未按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提交证据，也没有向法院申请延期提交证据，而是于开庭中才提交证据，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严重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一审法院在征得杨某对开庭中才提交证据有异议的意见后，不再组织质证于法有据。否则，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三、韦某1被杨某一家赶出家门的说法不是事实，在同居的二个多月中，韦某1不但没有干过一天农活，而且多次提出要杨某到砚山租赁房屋给其居住，让杨某在砚山打工给其提供生活费，其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以到砚山赶街为名，故意不回家并造成下落不明，这就是其出走的真正原因。如果韦某1是被赶出家门的话，那杨某及其亲朋好友为何前往韦某1的老家、亲戚家以及砚山、文山等地多处寻找，杨某为何又要向公安机关报案。知道韦某1的下落后，杨某的家人为何通知远在东莞打工的韦某1父母回砚山一起做调和工作呢？要说有过错的话，全部是韦某1的过错，但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不是离婚财产纠纷，根本不适用过错原则，故韦某1等3人提出一审判决未认定杨某有过错行为的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韦某1与杨某同居前，曾与他人相好过，其怀孕到底是谁的说不清楚，现在要说是杨某致其怀孕，其出走前为何不告诉杨某，现在为何不提供DNA鉴定结果材料，甚至韦某1中止妊娠的事，杨某在一审开庭中也才听说。韦某1与杨某是同居关系，不是夫妻关系，二者不具有法定的互相扶养的义务，韦某1治病的费用计算在所收彩礼中，由杨某来承担于法无据。韦某1等3人家里办婚宴的费用也算在所收彩礼中于理不通。韦某1等3人家里要办二次、十次婚宴那是他家的事，与杨某有何相干，难道韦某1等3人家里办二次婚宴所收的礼钱也分给了杨某。四、男女一方借婚姻向另一方索取的彩礼，在我国不仅壮族有，其他民族同样存在，这是一种陋习。《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韦某1等3人索取的彩礼显然违反了《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就应当返还彩礼。韦某1等3人的上诉理由和主张不但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且鼓励更多的人予以仿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韦某1等3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韦某1等3人的上诉请求。杨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韦某1等3人返还彩礼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韦某1等3人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杨某与韦某1自由恋爱于××××年××月9日按习俗过礼后，××××年××月××日举行婚礼仪式同居生活，杨某与韦某1之前均无婚史。××××年××月9日过礼韦某1方收到杨某礼金60000元及韦某1方指定礼品（猪肉160斤、白砂糖100斤、酒100斤、糯米60斤、大米40斤、本地鸡4只、进门礼1200元、回门礼1260元），双方举行婚礼仪式时韦某1方陪嫁了价值735元的烟，价值660元的衣服、鞋子，价值120元的毛巾、口杯、盆各两个，米120斤，给了杨某1600元的回门礼，价值3600元的电视机，价值600元的饮水机，价值1600元的音响，价值360元的毛毯，糖40斤，买给杨某公婆、姐、奶奶的共四件衣服600元，公鸡一只，熟糯米20斤，价值6000元的洗衣机，价值1200元的平板电脑，价值900元的三床被子，价值2000元的一床四件套的被套，价值2140元的银戒指。韦某1与杨某同居3个多月离开杨某外出打工不归，并表示不愿意与杨某继续共同生活。2019年7月23日杨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韦某1等3人返还彩礼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杨某与韦某1于××××年××月××日举行婚礼仪式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杨某方按习俗给付了韦某1方彩礼60000元，韦某1与杨某同居3个多月离开杨某外出打工不归，并表示不愿意与杨某继续共同生活，杨某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支持。韦某1认为总的收了杨某60000元，其中彩礼是26600元，奶母钱是12000元，吃食钱是21400元，因为收的彩礼是26600元，只能在26600元彩礼中适当返还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韦某1虽与杨某同居时间短，但韦某1方在举行婚礼仪式时陪嫁了相当价值的物品在杨某方家，故韦某1应适当返还杨某按习俗给付的彩礼，杨某主张返还彩礼60000元，不应全部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由韦某1、韦某2、廖某返还杨某按习俗给付的彩礼350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韦某1、韦某2、廖某负担350元，杨某负担300元。本院二审期间，韦某1等3人围绕自己的上诉主张，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砚山县人民医院检查报告单。证明：韦某1在同居期间因肺部感染及腰部疼痛到医院妇科、产科检查和化验，并显示已经怀孕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文山东方医院的报告单、病情证明。证明：韦某1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接受检查，报告显示“宫颈柱状上皮移位，宫颈赘生物、宫颈多发囊肿。”诊断为宫颈炎、早孕、并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创伤性手术的事实。第三组证据：砚山县中医医院彩照检查报告单。证明：韦某1因身体不适到医院妇科进行检查的事实。第四组证据：文山城乡居民费用结算单、医院医疗发票。证明：韦某1在医院接受检查、治疗实际发生费用和债务共计12379.10元的事实。第五组证据：调查笔录。证明：韦某1等3人按照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及因举办婚礼产生陪嫁物品的事实。第六组证据：《承诺书》。证明：韦某1在治疗期间杨某家属（杨光超、王光艳、二大妈、堂姐、表叔、表婶、姨奶）逼迫写下《承诺书》的事实。杨某不同意质证，理由如下：1.韦某1等3人向法院提出来的证据均是在一审时就已经存在的证据，韦某1等3人并未要求延长举证期限；因为不是新证据，所以我方不进行质证；2.一审法院不组织质证，韦某1等3人提交的六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法庭不应该组织质证。本院认为，韦某1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在一审庭审提交，一审以韦某1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而视为韦某1等3人未提交证据的处理不当。而韦某1等三人提交的上述第一至第五组证据能够证实2018年5月13日和5月27日韦某1到砚山县医院和砚山县中医医院进行检查，确诊为宫内早孕6周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承诺书》韦某1主张系在杨某亲属的逼迫下所书写的事实，但是未能提交其受到逼迫的证据。而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承诺书》系杨某的父亲写好后，让韦某1抄写下来。故《承诺书》并非韦某1的本人的意思表示，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韦某1等3人以此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杨某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杨某无异议。韦某1等3人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认定韦某1外出打工不归有异议，事实是韦某1还在治疗期间就被杨某家人赶出家门，并不是外出打工不归；2.对一审认定韦某1表示不愿继续和杨某生活这个事实有异议，庭前、庭审后韦某1都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愿意继续和杨某生活。关于韦某1等3人提出的异议1，即韦某1是否是在治疗期间被杨某及其家人赶出家门的事实无证据证实，但基于韦某1确实已经外出打工没有回到杨某家的事实，一审认定韦某1外出打工不归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韦某1等3人的此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异议2，一审庭审中，韦某1和杨某已经表示不能继续共同生活，因此，一审认定韦某1不愿继续与杨某生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韦某1等3人的此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外，二审补充认定如下法律事实：韦某1与杨某××××年××月××日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同居生活后，韦某1因身体不适于2018年5月先后到砚山县人民医院、砚山县中医医院检查治疗，诊断意见为：宫内早孕约6周。后韦某1因早孕、宫颈炎等疾病，在文山东方医院行：1.无痛人流术；2.宫颈赘生物摘除术；3.宫颈修复粘膜；4.抗炎对症治疗。为此韦某1支付医疗费用12379.10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杨某给予韦某1等3人的彩礼60000元，是否属于赠与行为，韦某1等3人应否承担返还责任。韦某1等3人认为，杨某给予韦某1等3人的彩礼60000元系杨某因与韦某1共同生活而给予的赠与，韦某1等3人不应当予以返还。杨某认为，60000元彩礼系韦某1等3人借结婚名义向杨某收取的，并非杨某的赠与行为，应当由韦某1等3人予以返还。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本案杨某是以婚约财产纠纷提起本案之诉。婚约财产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在婚前赠送给另一方贵重物品即生产生活资料。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某种特定原因而从对方处获得数额较大财产，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财物因而产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杨某给付韦某1的彩礼，是基于民族和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含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如果没有结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所以，对于彩礼问题的处理，一定要视双方最终的现实结果而定。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彩礼应当退还。而本案杨某与韦某1二人是按照农村习俗已经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而且，韦某1的父母也为了韦某1的婚事按当地习俗操办了韦某1的婚礼，并为此为韦某1置办了嫁妆、宴请了亲朋好友。即韦某1等3人为韦某1的婚礼也进行了支出。而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韦某1与杨某确实也进行了同居，且有韦某1怀孕和因其他疾病终止妊娠的事实。综上，韦某1等3人并非是借结婚之名索取彩礼。而且，杨某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由于其给付彩礼之后，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因双方已经按照农村习俗缔结了婚姻关系，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部分实现，原则上所送彩礼对方已经无须再返还。但鉴于本案杨某和韦某1系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即与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其并非合法的夫妻关系，且韦某1已经外出打工，未再与杨某共同生活的实际，应当由韦某1等3人酌情返还杨某支付的彩礼。一审判决由韦某1等3人向杨某返还彩礼35000元过高，本院予以更正为20000元。韦某1等3人因举行婚礼而为韦某1置办的彩礼因存放于杨某家归杨某所有。而杨某这种彩礼的给付，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并非其心甘情愿主动给付，与一般意义上的无条件的赠与行为不同，不是一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因此，韦某1等3人关于杨某给予彩礼的行为系赠与行为，不应当返还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韦某1等3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即“由韦某1、韦某2、廖某返还杨某按习俗给付的彩礼35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二、由韦某1、韦某2、廖某返还杨某按习俗给付的彩礼2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杨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韦某1、韦某2、廖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