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工业园区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李金林，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倩，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侯镇海洋化工园区丰南路以南。法定代表人：王英芳，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树萍，男，汉族，1957年4月15日生，住云南省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于鸿，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卿，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审被告：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云南农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二期6幢14层1402号。法定代表人：曹凤娟，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江西海阔利斯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工业园区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李金林，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民，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青岛新正农资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水集街道办事处北京路。法定代表人：陈勇，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子才，山东仓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树萍、原审被告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橙格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西海阔利斯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阔利斯农资公司”）、青岛新正农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正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6民初1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倩，上诉人荣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庆，被上诉人周树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于鸿、王卿，原审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民，原审第三人新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子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依法驳回周树萍的起诉或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周树萍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一审作出实体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故本案依法应被改判、撤销或变更。周树萍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案涉葡萄园的土地使用权人，丘北县农科局并无认定土地权属的职能，该局在接到周树萍的投诉后，依职权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验和调查，对涉案葡萄园的状况进行了一个确认，但并不能因此就证明周树萍是涉案葡萄地的经营者。二、一审在侵权构成要件方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本案属产品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周树萍应对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进行举证。因果关系方面，周树萍受损，系因其混合使用了除涉案四种农药外的多种农药和肥料，应鉴定其受损与涉案农药存在因果关系，多种农药的参与程度是多少，让其他多种药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责任，并且本案被封存的农药一直在周树萍的控制之下，在长达两年的保质期内未就其应当举证的部分进行鉴定，导致产品过期失去鉴定基础，周树萍应对本次无法鉴定负全部责任。综上，周树萍不能证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产品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确定参与程度，更不能排除其他药品致害，故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无视举证责任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损失方面，一审鉴定报告因重大程序违法不应被采信。一审法院没有通知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参加鉴定机构的协商和选定就自行委托鉴定，鉴定过程中也没有通知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参加和监督。故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该鉴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程序，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作为生产者未将产品投入流通，有免责事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结合涉案农药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在依法取得农业部批准的《农药田间试验批准证书》后依法生产的试验农药，用于田间试验。故作为涉案农药生产单位的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没有任何过错和违法情形，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仅凭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向橙格公司供货使得涉案农药在并不属于实验地区的云南省多个州市大量流入市场就认为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对产品已经投入流通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认定责任份额存在错误，周树萍对损害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周树萍存在以下过错：1.混合使用了多种农药和肥料；2.无视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实验农药的适用范围为黄瓜和芒果树，却使用于本案的葡萄；3.超范围使用农药，未采取谨慎态度。五、一审认为应当由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橙格公司、荣邦公司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的承担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法作为特殊法应优先于普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适用，故本案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可知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后，受害人同时产生了两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一个是针对产品销售者的，一个是针对产品生产者的，这两个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行使，选择了一个请求权之后，另外一个请求权消灭。而一审直接判决由上述三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为：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但在判决内容中，第一，遭受损失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产品之间因果关系仅是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的错误，不应得到采信；第二，一审也认定因农产品种植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气候条件、市场因素及周树萍自身管理等原因会对葡萄发生病害以及收益受损产生一定的影响。综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及其他当事人对周树萍的损失即使存在一定的侵权行为，但每一个侵权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的损害，而连带责任承担的前提是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因此，一审确认由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橙格公司、荣邦公司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六、王树恩、李红应该认定为销售者。根据董冰的笔录可知，董冰仅向王树恩、李红提供过农药做实验并未对接过其他农户也未收取过费用，其他农户的药品是从王树恩、李红处获得，故王树恩、李红应当认定为销售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荣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荣邦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依法驳回周树萍的起诉或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推定周树萍的损失与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荣邦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周树萍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知，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同时存在的条件：1.产品存在缺陷；2.缺陷产品造成了受害人伤害的事实；3.缺陷产品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封存的农药一直在周树萍的控制之下，在长达两年的保质期内未就其应当举证的部分进行鉴定，导致产品过期失去鉴定基础，周树萍应对本次无法鉴定负全部责任。周树萍未完成产品责任纠纷案件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应驳回周树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二、一审认为荣邦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荣邦公司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根据荣邦公司与新正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可知，荣邦公司系将“佳秀”、“贝丽”交付给新正公司用于地块实验同时约定新正公司不得对外销售该产品，荣邦公司并未将“佳秀”、“贝丽”投入流通进行销售，荣邦公司作为生产者存在法定免责事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仅凭第三人向橙格公司供货使得涉案农药在并不属于实验地区的云南省多个州市大量流入市场就认为荣邦公司对产品已经投入流通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产品生产者、产品销售者均承担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的承担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作为特殊法应优先于普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适用，故本案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其次，根据法律规定可知，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后，受害人同时产生了两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一个是针对产品销售者的，一个是针对产品生产者的，这两个请求权受害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行使，选择了一个请求权之后，另外一个请求权消灭。而一审直接判决由荣邦公司、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由荣邦公司、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可以看出，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为：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本案中周树萍遭受损失与荣邦公司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仅是推定，并且一审也认定因农产品种植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气候条件、市场因素以及周树萍自身管理等原因都会对葡萄发生病害以及收益受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荣邦公司及其他公司对周树萍的损失即使存在一定的侵权行为，但每一个侵权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的损害，而连带责任承担的前提是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因此，一审判决由荣邦公司等三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五、一审认定责任份额存在错误。本案中周树萍的葡萄在使用涉案产品之前就已遭受病害，且周树萍同时使用案外多种产品，还会受到天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无法分辨是哪一种产品、因素对其葡萄造成了损害，也就无法确认各种农药、产品的损害程度是多少。加之周树萍存在使用农药范围、对象错误等情况，存在重大过错，故周树萍对葡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六、鉴定报告存在重大程序违法，不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没有组织本案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更没有通知荣邦公司等当事人参与鉴定过程。故该鉴定报告不应得到采信，也不应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七、王树恩、李红应该认定为销售者。根据董冰的笔录可知，董冰仅向王树恩、李红提供过农药做实验并未对接过其他农户也未收取过费用，其他农户的药品是从王树恩、李红处获得，故王树恩、李红应当认定为销售者。八、周树萍主体不适格，理应驳回其起诉。周树萍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案涉葡萄园的土地使用权人，丘北县农科局并无认定土地权属的职能，故无法证明周树萍系案涉葡萄地经营者，故应驳回周树萍的起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周树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一审判决认为周树萍主体适格正确。第一，周树萍系在丘北县租赁土地从事葡萄种植的种植户，在案涉葡萄遭受损害后，丘北县农科局组织执法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对受损现场进行勘验并拍摄现场图片对受损葡萄种植区域、承包经营范围、以及受害者进行固定。根据该局制作的勘验、询问笔录、航拍图及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足以证实周树萍为案涉受损葡萄种植园的种植户。第二，周树萍已证明其为案涉葡萄种植户，已完成举证责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否认周树萍主体资格，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反驳，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并不涉及土地权属问题，周树萍无须举证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且丘北县农科局作为农业主管部门，具有认定农产品、农作物种植主体的职权，该局经调查已经认定周树萍为葡萄种植者的身份。故周树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一审判决认定王树恩、李红并非本案销售者正确，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主张其二人为销售者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已查明，王树恩、李红外的其他受害人是在农格公司总经理董冰到丘北实地推销产品后向其购买的农药，约定统一发货到王树恩、李红处，部分受害人的货款由李红代收后交给董冰，多数受害人的货款由董冰到田间地头分别收取。因此，王树恩、李红并无销售牟利的意图，且周树萍等其他受害人均对王树恩、李红系本案销售者予以否认，故王树恩、李红与其他受害人之间并无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其二人不能认定为销售者。三、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四种农药存在缺陷及缺陷与周树萍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经云南省农药检定所标检核查，检定结果为：“君茂”、“苗俏”、“佳秀”、“贝丽”4个产品均为无农药登记证产品。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禁用的农药，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进口的农药，以及未附具标签的农药，按照假农药处理。因此，案涉四种农药不仅存在危及财产安全的危险和不符合保障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而是依法视为假药的产品，故案涉四种农药均为缺陷产品。第二，本案中，通过四种农药样品物证可证实四种农药主要功能为预防和治疗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根据丘北县农科局进行的田间现场勘验笔录可证实周树萍等人的葡萄遭受损害的直接原因为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爆发所致。此外，包括周树萍在内的所有使用过案涉农药的葡萄种植户均出现葡萄病害大面积爆发，甚至绝产绝收的后果，但经核实同一地区使用其他农药的葡萄种植户并无病害结果的发生。并且涉案农药均为无农药登记证，尚处于田间试验阶段，尚未得到农药登记主管单位的审查认可，不具备进入市场对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或媒介生物防治的条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假农药对病虫害完全不具备防治功能。因此，本案可以推定葡萄损害结果与产品缺陷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从举证责任角度而言，周树萍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葡萄损害结果与产品缺陷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相反，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主张其生产的产品能够有效防治病虫害，其应当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农药具有预防、消灭或者控制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的证据及产品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证明。现周树萍种植的葡萄出现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爆发现象，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既未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假药”可以防治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的证据，也未提供周树萍存在使用不当等证据。故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四、一审判决由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橙格公司、荣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本案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橙格公司、荣邦公司虽无共同故意，但上述三家公司明知生产销售的农药无农药登记证仍大量生产并放任产品流入市场销售，甚至联合对案涉农药进行市场推广，最终导致周树萍因使用案涉农药而遭受损失。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橙格公司、荣邦公司的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因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在本案中实施了危及周树萍财产安全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未能证明其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其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五、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正确，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主张周树萍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由于生产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才使法律将产品责任规定为无过错责任。本案中，根据李红与董冰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周树萍在使用农药过程中，均由董冰进行技术指导，用法、用量、配比等均按董冰的指导操作。周树萍作为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不具备专业知识，在厂家联合推介会以及专业人事董冰的极力推荐下，选择信任并无过错，且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周树萍存在重大过错。六、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主张未将产品投入流通，具有免责事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案涉农药进入市场流通并非违背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意志和意愿，相反，根据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未在规定试验区域内进行田间试验，与橙格公司联合举办产品推介会以及涉案农药在云南多地州存在流通，且现象较为严重的事实，足以证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为牟取利益，积极将产品投入市场流通。故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对于产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其主张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七、一审判决认定周树萍葡萄损失金额正确。本案在诉讼过程中，为了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周树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意见是在对现场进行勘察、测量、统计，分析、论证后所得，依据的数据真实、准确，鉴定依据正确，鉴定方法科学合理。因此，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能够客观、真实的证明周树萍的损失金额。故一审判决参照该鉴定意见的鉴定金额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处理并无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橙格公司未作任何答辩。海阔利斯农资公司述称，1.一审判决推定因果关系存在是错误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借助科学的鉴定手段来鉴定，一审法院违背了鉴定书的鉴定进行推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在周树萍，在本案起诉时并没有申请因果关系鉴定，属于举证不能。2.周树萍没有告知各方当事人就擅自选了一个鉴定机构，违反法律规定。新正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新正公司与荣邦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荣邦公司将“佳秀”、“贝丽”两实验产品交新正公司组织进行地块实验，新正公司委托橙格公司交周树萍等人进行田间试验，期间，橙格公司曾向周树萍等人销售其他农药产品，一审因此认定“佳秀”、“贝丽”两实验产品的田间试验为销售行为是错误的。认定销售某种产品的销售行为承当民事责任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该产品存在质量缺陷；2.出现了损害结果；3.该产品的质量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佳秀”、“贝丽”当时虽然只有试验证书，但在各地的试验结果均符合有关质量标准，此后根据相同技术标准生产的产品获得了农业部登记证书，说明周树萍使用的“佳秀”、“贝丽”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一审中周树萍未对“佳秀”、“贝丽”进行质量鉴定，后一审法院委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认为涉案农药已经过期，丧失了因果关系鉴定条件，损失评估也因种植现场不复存在而无法开展。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出现不能鉴定评估的责任在周树萍，故应由周树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仅因为涉案农药已经过期，在明知产品缺陷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借助科学的鉴定手段来认定的情况下，错误的进行了所谓的没有法律依据的推定，从而做出了错误判决。综上，一审判决处理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有关事实，改判荣邦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周树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连带赔偿因农药造成的葡萄收益损失68,120元（重审时变更为258,323.49元）；2.诉讼费由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树萍系葡萄种植户，2016年在丘北县官寨乡山心村民委向东村小组“小坝子”（地名）种植葡萄17亩。2016年6月中旬，周树萍经橙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推荐，向其购买了“佳秀”、“贝丽”、“君茂”、“苗俏”等品牌的农药用于防治葡萄病害。董冰将农药统一发货到另案原告李红处，货款由李红代收。选药、配方、用法及用量由董冰进行技术指导，周树萍按照其指导用药。到葡萄成熟期，周树萍种植的葡萄大面积爆发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致葡萄受损严重。8月18日，周树萍委托李红等葡萄种植户向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县市监局建议其到省工商局投诉。9月5日，周树萍又委托李红向丘北县农科局投诉举报，农科局领导批示要求组织执法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经丘北县农科局进行现场勘验，并对所使用的农药进行了标签检查。经勘验，周树萍种植的葡萄田间表现叶片背面可见白色霉状物，果实大部分呈霉烂状态，呈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病症。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严重，是造成果实霉烂的主要原因。经调查，丘北县农科局认为橙格公司涉嫌违法推广、经营无登记农药，于2016年11月1日将案件线索移送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官渡区农林局于次日立案调查。经调查和现场勘验检查，官渡区农林局认定橙格公司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经营无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农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官农罚〔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橙格公司停止经营无登记证农药的行为，进行整改，并处以20,000元的罚款。该处罚决定作出后，橙格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橙格公司销售的“佳秀”（氰霜唑）、“贝丽”（乙嘧酚·嘧菌酯）两种农药系荣邦公司生产的试验农药，“苗俏”（吡唑嘧菌酯）、“君茂”（啶酰·异菌脲）两种农药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试验农药。其中，“佳秀”试验有效期为2012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0日止，作物对象为黄瓜，防治对象为霜霉病，试验地点为山东、北京、湖北、辽宁，于2017年2月13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贝丽”试验有效期为2015年4月17日至2018年4月17日止，作物对象为黄瓜，防治对象为白粉病，试验地点为山东、天津、湖北、陕西，于2017年12月20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苗俏”试验有效期为2011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26日，作物为芒果树，防治对象为炭疽病，试验地点为广西、广东、海南，于2018年8月21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君茂”试验有效期为2015年10月22日至2018年10月22日，作物为黄瓜，防治对象为灰霉病，试验地点为江西、湖北、陕西、上海，于2018年7月21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2015年1月1日，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签订关于产品代理销售的合作协议，约定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作为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产品销售独家代理商。2016年1月1日，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与橙格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确定橙格公司作为云南的区域代理商。2016年3月23日，荣邦公司与新正公司签订关于地块试验和销售代理的协议，约定由荣邦公司提供试验产品交由新正公司进行地块试验，试验产品获得农药登记后由新正公司获得专有代理销售权。橙格公司销售的“苗俏”、“君茂”产品系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向橙格公司，“佳秀”、“贝丽”产品系从新正公司流向橙格公司。另周树萍的葡萄损失金额经司法鉴定机构评估为258,323.49元。周树萍预交鉴定费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周树萍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首先，周树萍系在丘北县租赁土地从事葡萄种植的从业人员，其种植葡萄的土地来源、种植面积均已在丘北县农科局的调查材料中得到证实。丘北县农科局作为农业主管部门，在接到周树萍的投诉后，依照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验和调查，所形成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现周树萍已经完成证明自己是涉案受损的葡萄种植园经营者的基础举证责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橙格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予以否认的，应当提供足够的反驳证据来推翻，否则其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周树萍使用的涉案农药是橙格公司经理董冰到另案李红种植的葡萄园进行技术指导时，向包括周树萍在内的其他葡萄种植户进行推广后，直接向董冰购买的，虽然药品统一发货到李红处，货款也由李红代收，但李红没有销售牟利的意图，周树萍实质上是与橙格公司发生买卖关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周树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关于涉案产品的销售者如何确定的问题。现已查明涉案的四种农药均由橙格公司销售给周树萍，其中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苗俏”和“君茂”两种产品系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向橙格公司，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和“贝丽”两种产品系从新正公司流向橙格公司。因此，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橙格公司均应认定为销售者。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橙格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主张另案王树恩和李红也应该认定为销售者，理由是王树恩和李红又向本案周树萍等人销售牟利。对此，周树萍等人是在橙格公司经理董冰到丘北实地推销产品后向其购买的农药，约定统一发货到王树恩、李红处，货款由李红代收后交给董冰，故王树恩、李红没有销售牟利的意图，不能认定为销售者，而是与周树萍一样都是产品流通最后环节的消费者，本案也无需追加王树恩、李红作为本案被告。第三，关于涉案农药是否存在缺陷以及与周树萍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农药属于特殊的化学药品，其是否存在缺陷以及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则上应当借助科学的鉴定手段来认定。但由于涉案农药已经过期，在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结合现有证据和相关事实作出推定。首先，四种涉案农药在案发时均为试验农药，尚未取得正式的农药登记，其防治农作物病害的有效性尚待验证，同时四种试验农药的适用作物均不包括葡萄，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是否对葡萄有效，应当另行申请进行田间试验并经审批后方能核准登记。所以，上述涉案农药并不当然对葡萄的相同或类似病害具有有效性。其次，从李红与董冰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刚开始葡萄发生病害只是局部，并非一来就是大面积爆发，尚处于可以抑制的阶段，但在董冰指导下用药后并没有取得防治效果，最终导致葡萄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大面积爆发，产生了严重的损害结果。更为关键的是，包括本案周树萍在内的所有向橙格公司购买使用涉案农药的葡萄种植户，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葡萄病害大面积爆发，甚至绝产绝收的后果。因此，一审推定涉案四种农药存在无法有效防治葡萄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的产品缺陷，并与周树萍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四，关于周树萍的损失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产品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适用无过错责任，即不以生产者存在主观过错为必备要件。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橙格公司明知其销售的产品是试验农药，且试验作物为黄瓜及芒果，对于葡萄病害是否具备有效性未知的情况下，仍然用于销售，并指导包括周树萍在内的葡萄种植户使用，致使周树萍种植的葡萄大面积爆发病害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辩解已告知周树萍农药系试验产品并且是免费提供给周树萍做试验，但无证据能够证明，并且从董冰多次向李红催收货款的表现来看，其行为属于销售而不是免费提供做试验，故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明知涉案产品是试验农药而向橙格公司供货用于销售，应当与橙格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作为涉案试验农药的生产者，因产品药效及使用的药剂比例尚处于未知的状态，对于客户的使用风险较高，其作为生产者对于试验单位的选择及试验的过程都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严格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并严格控制用于试验生产的产品数量，避免进入市场流通。但两公司分别与不具有试验资质的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签订委托试验和代理销售的协议，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又向橙格公司供货，使涉案试验农药在并不属于试验地区的云南省多个州市大量流入市场，说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对于产品已经投入流通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因此，两公司作为生产者的免责事由不成立，对于周树萍的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周树萍明确不要求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即为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周树萍同时使用了橙格公司销售、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生产的四种农药，三公司虽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并可按照各自的责任大小划分赔偿比例。最后，农产品种植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气候条件、市场因素以及周树萍自身管理等因素都会对葡萄发生病害以及收益受损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周树萍的葡萄受损金额参照原审鉴定意见为258,323.49元，一审酌定由橙格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03,329.39元，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51,664.70元，周树萍自行分担20%的损失即51,664.70元。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追偿。周树萍预交的鉴定费10,000元应作为诉讼费用按照胜败比例负担。橙格公司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其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103,329.39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由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51,664.7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由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51,664.7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周树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4元，由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69元，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35元，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035元，周树萍负担1,035元；鉴定费10,000元，由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周树萍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均无新的证据提交。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在二审中申请专家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人当庭陈述“其是河北省农业厅植保植检总站二级研究员，是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病虫害的发生本身被国家列为自然灾害的范畴，所以治理病虫害要有严格的技术规范，病虫害的发生有多种原因，气候原因、品种原因、用药等，用药方面对什么时间打药、打什么药、使用什么药械都有技术要求，因为病虫害属于自然灾害；葡萄的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发病原因是天气、品种、用药技术等，这三种病害是全国性的病害，在葡萄上发病情况很多，一旦暴发，很难防治；各种药的使用要有科学依据来混配使用，不能乱混乱用，避免导致生产中乱用药、滥用药的结果，如果没有技术人员的指导，乱用药往往导致不良后果；药效好不好7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如果药效不好，应该在7天内采取补救措施最佳；吡唑嘧菌酯、啶酰·异菌脲是高效、低毒的农药，可以用于绿色食品，具有保护和治疗效果，应该在发病前或发病初期使用；氰霜唑、乙嘧酚·嘧菌酯是保护加治疗的，氰霜唑主要对霜霉病治疗很好，与乙嘧酚·嘧菌酯配合使用效果对防治白粉病和锈病很好，特别是发病初期效果更好；吡唑嘧菌酯、啶酰·异菌脲、氰霜唑、乙嘧酚·嘧菌酯能够防治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但不能乱混配用药，如果没有科学依据，可能就会出问题；农药与农作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要进行田间鉴定，一般要在有效期内鉴定，在药效有效期7天左右内进行鉴定最好，药害一般也要在7天内看，如果要申请鉴定的话，一般都要在7天内进行鉴定，最多不能超过10天；鉴定药效要在药效有效期内鉴定，超过有效期就无法鉴定了，有效期一般7天左右；农药的试验者需要资质，必须是农业部指定的植保机构，并且要上报农业部批准，实验地区不能超出农业部批准的地方实验；农药有临时登记证，可以田间试验，试验药品如果内有私自改变成分就不算假冒伪劣；试验药品要在农业部批准的特定的区域进行，如果超出特定区域，就是试验者的个人问题，出问题应该找农业执法机构依法处理。”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对上述专家证人证言全部认可，用以证明：1.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药和病害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2.周树萍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3.实验期的药和取得正式登记的药成分是完全一致的。经质证，荣邦公司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为：1.本案涉案药品是走正常程序；2.证明有农药试验证号的药是国家农业部审批过的，有备案登记的正规产品，根据本案药品的成分，治疗本案涉及的三种病，是有疗效的；3.本案药品实验的成分和最后的成分没有改变。经质证，周树萍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但不认可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的证明观点，认为：1.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主张没有因果关系无依据；2.不能证实周树萍用药存在过错；3.证人陈述农业部批准的实验具体农作物和区域应该按照批复来做，如果企业要自行超出区域实验，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发生问题应该由企业自己负责；4.不得改变实验药的成分，本案中的药品存在实验中改变比例的问题，且原药也无法提供来源证明，缺乏合格证明。经质证，海阔利斯农资公司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认为专家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发生药害有多种因素，本案中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质证，新正公司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认为试验产品的试验室需要有资质的部门进行试验，试验后将数据报给农业部是为了获得农业证书，公司为了销售进行田间试验，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本院认为，经审查，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申请的专家证人杨某系河北省植保植检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高级农艺师，为全国农业技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人事部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及文件为据。专家证人的证言客观真实，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并且各方当事人经质证对专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的证明观点是否成立，涉及本案过错、因果关系、损害后果及责任承担问题，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周树萍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周树萍系案涉葡萄种植者，主体适格。经质证，荣邦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请求法庭核实。经质证，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荣邦公司质证意见相一致。本院认为，因上述当事人经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与一审证据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投诉登记表、丘北县农科局2016年信访投诉举报记录、询问笔录，以及第十三组证据即情况反映（周树萍）、丘北县农科局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周树萍葡萄种植现场平面图及现场照片等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能够相互印证周树萍系本案所涉葡萄种植者，本院对周树萍提交的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于其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予以评判。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认定周树萍是葡萄园种植户错误，因为周树萍未提交证据证实；2.董冰并不是将货卖给周树萍，而是拿给周树萍实验，李红没有代收货款；3.对8月18日、9月5日周树萍委托李红到相关单位进行投诉举报有异议，没有看见投诉材料，没有委托的事实依据；4.丘北县农科局到现场进行标签检查，检查和勘验的过程不存在连续性，一审法院表述不当，果实呈霉烂状态也没有进行因果关系鉴定；5.并没有进行销售，只是做实验。荣邦公司除认可上述异议外，另补充如下异议：1.本案涉案农药董冰实际只收了2,000元货款，还包括了其他产品，不能认定董冰存在销售本案产品的行为；2.不认可鉴定报告周树萍的葡萄损失。周树萍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针对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第1项异议，关于“一审认定周树萍是葡萄园种植户错误，因为周树萍未提交证据证实”的问题。一审结合周树萍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即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投诉登记表、丘北县农科局2016年信访投诉举报记录、询问笔录，以及第十三组证据即情况反映（周树萍）、丘北县农科局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周树萍葡萄种植现场平面图及现场照片等认定周树萍系葡萄种植户并无不当，并且二审中周树萍又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周树萍系葡萄种植户的事实。因此，周树萍系葡萄种植户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认定。第2项异议，关于“董冰并不是将货卖给周树萍，而是拿给周树萍实验，李红没有代收货款”的问题。根据周树萍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即“妮妮”（李红）与董冰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农业银行账单详情、橙格公司涉案农药宣传图片及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于2016年10月28日向董冰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2016年11月10日李红《询问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了董冰将本案所涉农药卖给周树萍等人，由李红代收货款的事实。2016年8月18日，李红向董冰确实通过转账方式向董冰支付货款2,000元是事实。一审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提出农药是拿给周树萍进行实验，而不是出售，但是对其主张的事实却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否定董冰收货款的事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第3项异议，关于一审认定8月18日、9月5日周树萍委托李红到相关单位进行投诉举报有异议，没有看见投诉材料，没有委托的事实依据的问题。根据周树萍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即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投诉登记表，该登记表载明的时间是2016年8月18日，投诉人是李红，该局处理结果是建议到省工商局投诉；丘北县农科局2016年信访投诉举报记录，该记录表载明的时间是2016年9月1日，来访人是王树恩，来访事由载明2016年9月1日早，王树恩、靳永俊等10人（包括周树萍在内）到该局报称葡萄受损的经过，农科局领导当天批示要求组织执法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经查，王树恩与李红是夫妻，二人到相关部门反映、举报，举报的内容涉及周树萍等人的葡萄使用了橙格公司提供的农药后发生病害因无法控制致使葡萄减产甚至绝收等情况。委托可以口头委托，本案确实有李红去投诉、举报的事实，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等四家公司认为没有见到投诉材料和委托依据就不能认定周树萍委托李红去举报、投诉的事实，此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无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由此，一审认定周树萍委托李红等人投诉、举报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但是，一审认定时间是9月5日，根据丘北县农科局2016年信访投诉举报记录登记的时间是9月1日，因此，本院对此予以更正。第4项异议，关于“丘北县农科局到现场进行标签检查，检查、勘验的过程不存在连续性，一审法院表述不当，果实呈霉烂状态也没有进行因果关系鉴定”的问题。根据本案证据即丘北县农科局提取的农药照片、抽样取证凭证、移送函及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等证据，丘北县农科局对涉案农药进行了标签检查，并对葡萄园田间进行了现场勘验，得出葡萄病症的状况，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一审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等四家公司提出“标签检查，检查和勘验”的过程不存在连续性没有依据，丘北县农科局如何进行检查、勘验，其根据相关规定、职能特征实施，一审表述的检查、勘验过程并无不当，果实呈霉烂状态是检查、勘验的结果，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等四家公司提出因果关系的鉴定问题，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进行综合评判。第5项异议，关于“并没有进行销售，只是做实验”的问题。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等四家公司认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并没有销售本案所涉农药，只是在实验。这两家公司是销售还是实验涉案农药，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此，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进行综合评判。一审认定的事实仅是对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之间及荣邦公司与新正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约定内容进行阐述，经审查，一审阐述的内容符合协议内容，本院予以确认。针对荣邦公司补充提出的异议，第1项异议，根据李红和董冰的微信聊天记录，有董冰向李红催要货款的内容，《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的内容及李红向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提供的销货清单、对账单、物流发货单、聊天记录等证据，本案存在董冰销售本案产品的事实。董冰实际收取本案涉案农药货款的具体数额不详，虽然本案中仅有转账凭据2,000元，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董冰的销售行为，荣邦公司提出还包括其他产品，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因此，荣邦公司补充提出的第1项异议不成立。第2项异议，关于周树萍的葡萄损失鉴定问题。经审查，一审中，对于周树萍的葡萄损失数额，在本案发回重审前，一审法院委托了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进行葡萄损失鉴定，周树萍也预交了鉴定费是事实，但该司法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认定周树萍葡萄损失的依据，损失如何确定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案将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通过二审审理，根据一审审理情况结合本案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本院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予以部分更正和补充，更正部分：一审认定“9月5日，周树萍又委托李红向丘北县农科局投诉举报，农科局领导批示要求组织执法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的时间有误，将时间“9月5日”更正为“2016年9月1日”。除此上述更正内容外，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均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未取得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证资格。2.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启动鉴定程序，委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发出《关于商洽司法鉴定有关事项的函》，针对案涉四种农药对葡萄的安全性进行鉴定，并对损失进行评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6日复函，载明：2016年6-7月使用的四种农药至今均已过期，农药对葡萄的安全性鉴定需使用同一批次农药才能开展重复试验，故丧失使用农药与葡萄受害因果关系鉴定条件；由于该事件已过去两年多，现场早已不存在，葡萄的种植面积、生长情况、产量及受损程度无法确定，故损失评估也无法开展。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周树萍的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王树恩、李红是否系本案所涉农药的销售者？3.本案所涉农药是否存在缺陷，缺陷与周树萍的葡萄受损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4.如何确定周树萍受害的葡萄损失具体数额？5.本案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如何确定？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周树萍的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规定，民事诉讼以当事人是否系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且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已查明周树萍系葡萄种植户，其认为自己种植的葡萄受损系本案所涉农药造成，提起产品责任纠纷，要求销售者橙格公司和生产者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诉讼属于给付之诉。至于是否确实享有给付请求权，是否构成产品责任赔偿问题，是在审理过程中要查明的事实，是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理由，而不是当事人诉讼主体适格的要件。周树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本案的审理与周树萍相关联，周树萍作为葡萄受损一方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周树萍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属于实体处理问题。综上，周树萍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王树恩、李红是否系本案所涉农药销售者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农药系橙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到丘北实地推销宣传，周树萍向其购买用于防治葡萄病害，约定董冰将农药统一发货到李红（另案处理）处，货款由李红代收后交给董冰是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虽然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主张李红、王树恩是本案所涉农药销售者之一，但却没有证据证明李红、王树恩向周树萍等人销售并收取货款牟利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法律规定的买卖关系，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行为。本案中，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及当事人陈述，因周树萍等种植户所处位置比较分散，李红、王树恩受橙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的委托，由李红、王树恩统一向周树萍等种植户代收货款，然后交付给董冰。李红、王树恩仅是代收货款，并不是销售，没有从中赚取差价获取利益的事实。本案所涉农药的买卖交易是橙格公司与周树萍双方，出卖方是橙格公司，买受人是周树萍，二者之间形成买卖关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王树恩、李红不是本案所涉农药的销售者，与周树萍等种植户形成买卖关系的是橙格公司，即橙格公司是本案所涉农药的销售者，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本案所涉农药是否存在缺陷，缺陷与周树萍的葡萄受损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对于本案所涉农药是否存在缺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据此规定，产品危险的合理与否或者判断某一产品是否存在缺陷，应根据相关的标准进行确定。但是，本案涉及的产品是农药，国家相关部门或行业对农药制定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专门标准和规定，如果产品达不到或不符合法定的标准，即可认定该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属于缺陷产品。一般情况下，除根据法律规定或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直接认定外，对于缺陷产品往往需要委托有资质的专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本案所涉农药已过期，已无法鉴定。如何认定四种农药是否系缺陷产品的问题，根据本案证据《云南省农药检定所证明》明确四种农药为无登记证产品，经本案审查，四种农药系试验农药。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登记制度。生产（包括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和分装）农药和进口农药，必须进行登记。”第七条规定：“国内首次生产的农药和首次进口的农药的登记，按照下列三个阶段进行：（一）田间试验阶段：申请登记的农药，由其研制者提出田间试验申请，经批准，方可进行田间试验；田间试验阶段的农药不得销售。（二）临时登记阶段：田间试验后，需要进行田间试验示范、试销的农药以及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使用的农药，由其生产者申请临时登记，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临时登记证后，方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田间试验示范、试销。（三）正式登记阶段：经田间试验示范、试销可以作为正式商品流通的农药，由其生产者申请正式登记，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登记证后，方可生产、销售。农药登记证和农药临时登记证应当规定登记有效期限；登记有效期限届满，需要继续生产或者继续向中国出售农药产品的，应当在登记有效期限届满前申请续展登记。经正式登记和临时登记的农药，在登记有效期限内改变剂型、含量或者使用范围、使用方法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上述规定了农药实行登记制度及登记的三个阶段。涉案四种农药系“SY”登记开头的证号，属于实验农药的登记证号，即四种农药还属于田间试验阶段。四种农药存在以下不合理的危险因素：一是根据上述规定，田间试验阶段的农药不得销售。而本案的四种农药还在田间试验阶段，就由橙格公司销售给周树萍等人。二是田间试验的范围必须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临时登记证后，方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田间试验示范、试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四种农药的试验地点、范围均不在云南，而四种农药却出现在云南境内，违反了农药管理规定，超过了批准的范围进行试验。三是涉案四种农药登记的作物对象分别为：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氰霜唑）、“贝丽”（乙嘧酚﹒嘧菌酯）作物对象为黄瓜；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苗俏”（吡唑嘧菌酯）、“君茂”（啶酰·异菌脲）作物对象分别为芒果树和黄瓜。即四种农药登记的作物对象不是葡萄，而本案四种农药使用的作物对象却是葡萄，不在核准的试验登记范围内，具有不安全性和危险性，对防治葡萄病害的有效性没有科学依据。四是根据农药管理规定，农药的试验者需要资质，必须是农业部指定的植保机构，并且要上报农业部批准，而橙格公司没有试验的资质，并将实验农药进行销售给葡萄种植户使用。综上，四种农药尚在试验阶段，上述几种因素的客观存在，根据农药管理规定及相关规定，可以推定四种农药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存在不能防治葡萄发生病害的有效性，属于缺陷产品，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对于产品缺陷与周树萍的葡萄受损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规定，产品责任必须具备的要件是产品存在缺陷；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因果关系。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委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复函说明农药已过期，已丧失使用农药与葡萄受害因果关系鉴定条件。并且二审中根据本案专家证人杨某的证言“农药与农作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要进行田间鉴定，一般要在有效期内鉴定，在药效有效期7天左右内进行鉴定最好，药害一般也要在7天内看，如果要申请鉴定的话，一般都要在7天内进行鉴定，最多不能超过10天。”因此，本案的因果关系确实已不具备鉴定条件。在鉴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何确认产品责任的因果关系，即确认损害是由于使用或消费有缺陷的产品所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产品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它是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有条件地适用推定因果关系理论来实现，即受害人证明使用或消费某产品后即发生某种损害，且这种缺陷产品通常可以造成这种损害，可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结合本案，周树萍确实使用了本案所涉四种农药，使用初期葡萄仅是部分病害，在橙格公司董冰指导下用药后没有取得防治效果，后来发生大面积病害，给周树萍等人种植的葡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后果。根据本案专家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如果药效不好，应该在7天内采取补救措施，涉案的四种农药应该在发病初期使用，有防治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的效果，但不能乱混配用药，如果没有科学依据，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本案中，作为消费者的周树萍有使用四种农药的事实，使用后出现病害造成损失的后果，能够推定涉案四种农药存在的上述缺陷与周树萍的葡萄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院予以确认。虽然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在本案中提出一审推定因果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但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我国法律并没有关于因果关系必须通过鉴定等科学手段来确认的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证据和案件实际情况，结合法律原理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推定本案因果关系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四、关于如何确定周树萍受害的葡萄损失具体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中针对周树萍葡萄受损程度和数额委托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该司法鉴定中心复函明确损失评估已无法开展。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等四家公司也认可确实已不具备鉴定损失的条件，但也不认可原来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应该以周树萍的成本计算损失，却又没有证据证明周树萍的葡萄成本数额的事实。一审结合周树萍葡萄损害的事实，参照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认为因该鉴定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形成的鉴定意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而采纳。本院认为，因本案产品缺陷造成周树萍葡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本案发回重审前针对损失启动鉴定程序，相关事宜确实存在瑕疵，未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但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具备评估财产损失的司法鉴定资质，采用的鉴定技术手段及方法是鉴定人员现场测量，由鉴定人员记录、检测数据，然后根据测量记录的数据，按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及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得出鉴定意见。该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鉴定有原则及依据，不存在违法鉴定的事实。一审参照该鉴定意见得出的损失数额258,323.49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五、关于本案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四种农药的生产者是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销售者是橙格公司。对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为销售者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农药商标为“苗俏”、“君茂”两种产品是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向橙格公司，商标为“佳秀”、“贝丽”两种产品是新正公司流向橙格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是本案所涉农药的供货者，而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是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产品销售独家代理商，又与橙格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而新正公司由荣邦公司提供试验产品进行地块试验，在获得农药登记后由新正公司获得专有代理销售权。由此，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是本案所涉农药的供货者又是销售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了缺陷产品生产者的最终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的是产品销售者的最终责任。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该条规定的是缺陷产品的中间责任及产品责任中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内对外关系规则。在产品侵权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主要特征和规则：一是被侵权人对于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均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从中选择一个，作为侵权责任人，被侵权人选择的一个请求权实现之后，其他请求权消灭；二是损害赔偿责任最终归属于造成损害发生的最终责任人。由此，在产品侵权责任中，不论被侵权人起诉生产者还是起诉销售者，只要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有缺陷，造成了损害，就应当由被起诉的被告承担责任，如果起诉的是销售者，而产品缺陷又是生产者造成的，则销售者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生产者求偿。最终责任人应当向非最终责任人承担最终责任。结合本案情形，被侵权人周树萍将生产者和销售者都作为被告同时起诉，认为生产者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和销售者橙格公司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将该三家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各个责任人的总体责任负有不真正连带责任，再根据被侵权人周树萍选择承担的责任主体进行认定。本案中已查明所涉四种农药均是试验农药，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将其生产的农药交由海阔利斯农资公司进行试验，荣邦公司将其生产的农药交由新正公司进行试验。根据农业部《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对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实行认证制度。农业部负责组织对农药登记药效试验单位、农药登记残留试验单位、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单位和农药登记环境影响试验单位的认证，并发放认证证书。经认证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应当接受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第七条也作了明确规定，该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农药研制者要与取得认证资格的农药登记药效试验单位签订试验合同。根据上述规定，农药试验者需要资质。但是，本案中的试验单位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均没有试验资质。并且本案所涉四种农药从两家公司流向橙格公司进入市场，是涉案农药的供货者，即橙格公司的上一级销售者，其行为存在过错，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橙格公司将试验农药用于销售，明知试验农药登记的作物对象不包含葡萄，却指导周树萍等葡萄种植户将农药使用于葡萄，导致葡萄大面积爆发病害造成损害，橙格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是涉案农药的生产者，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分别与两个没有试验资质的两家公司签订委托试验协议和代理销售协议，没有严格控制试验生产数量，导致涉案试验农药进入市场流通，其主张生产的涉案农药没有投入流通应予以免责的理由不成立，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由此，本案所涉农药在试验阶段进入市场使消费者使用，有生产者的行为也有销售者的行为，两个行为都是损害发生的原因。本案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即五家公司都是产品侵权责任中的最终责任人，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周树萍等种植户的责任，因种植的葡萄出现病害发生损害，原因有土壤、水分、气侯、用料、管理等多种因素，不能完全归责于农药的使用，虽然与使用农药有关联，但关联性并不是全部，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定周树萍自行承担30%的责任。上述各个生产者和销售者、供货者应承担70%的总责任，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之间负有不真正连带责任，这是五家公司内部之间的责任，但对外向被侵权人周树萍承担的责任应由周树萍主张的责任人承担。因周树萍在本案中未选择由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承担产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承担的责任应由被侵权人选择的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橙格公司承担。即本案对周树萍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橙格公司承担70%的总责任即损失180,826.44元（258,323.49元×70%），在任何一方赔偿后有向承担上述最终责任的主体进行追偿。一审将本案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按比例分份额的对被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且确定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内容不符，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对外规则，因此，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致使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6民初1590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驳回周树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6民初15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103,329.39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第二项即“由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51,664.7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第三项即“由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51,664.7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第四项即“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由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周树萍赔偿经济损失180,826.44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74元，由周树萍负担1,552元，由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622元；鉴定费10,000元，由周树萍负担3,000元，由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74元，由周树萍负担1,552元，由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6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王云龙审判员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