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3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昭富，男，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爱菊，女，196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87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201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宁阳县八仙桥西关小学学生，住山东省宁阳县。法定代理人：吴某，系张某1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2017年4月9日出生，汉族，学前儿童，山东省宁阳县。法定代理人：吴某，系张某2之母。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强，宁阳兴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守岭，宁阳兴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茂水，男，197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香保，济宁任城申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召铭，男，197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继平，兖州恒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司，住所地济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1659213936。法定代表人：李卫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增宝，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颖慧，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上诉人朱茂水、上诉人朱召铭、上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司（以下简称济宁供电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2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各被上诉人赔偿所有损失，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查明的事实与认定结果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免责或减轻赔偿责任的依据。1、本案一审中已经查明，张某3的死亡是为朱茂水维修房顶过程中，受朱召铭的安排，因济宁供电公司供电线路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张某3死亡，事实清楚，各被上诉人与张某3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赔偿责任后果应由各被上诉人全部承担。2、一审法院认定“通过庭审调查，张某3系触电后摔落死亡”不能成立，理由是：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济宁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已经可以证明张某3的死亡系电击死亡，在该鉴定书第二条已明确了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初衷是明确张某3的死因，故鉴定结论是可以佐证张某3死亡的原因确实是电击死亡，而且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并未认定张某3的死亡系电击以外的伤害造成的。一审中各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张某3的死亡是因其他伤害而造成的。另外根据朱召铭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张某3在进行作业时的人字梯高度仅为2米左右，一审法院认定“张某3系触电后摔落死亡”的依据从何而来？其一，张某3身体上除多次电击伤以外，并无其他致命的伤害点；其二，公安机关未认定也未查出张某3的死亡系电击伤以外的伤害造成；其三，按常理的推定，从2米左右的梯子下摔落，身体部位与地面的接触点不是致命位置的话，不会导致张某3死亡。所以张某3死亡的原因系电击身亡均合理且成立，故一审法院在第二个焦点问题和第三个焦点问题中的认定“原告主张张某3系触电死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和通过庭审调查，张某3系触电后摔落死亡”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且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已对朱召铭在张某3施工过程中，应负有安全保障和风险防控义务和朱茂水在选任承揽人时未尽到审查义务进行了认定。首先，两被上诉人对施工现场、维修房屋现状及电力设施的瑕疵点均要比张某3明知、清楚，两被上诉人不只是仅负有以上相应义务，更应有向张某3进行风险提示的义务和在清除各方面安全隐患后再让张某3进行施工的告知义务。对于张某3进行的彩钢瓦房安装需具有资格证没有法律依据，而张某3是遭受电击死亡，不是在进行彩钢瓦安装时而发生的死亡事故。通过一审查明以及鉴定机构的鉴定，张某3遭受电击的具体位置不是在头部，张某3从2米左右人字梯摔落也不存在致命的接触点和位置；使用的铁制梯子和认定张某3作为成年人应当具备安全防范措施，作业时应采取基本的自我保护和安全措施，张某3忽视安全保障措施与死亡的主要原因没有关联性，张某3没有采取上述措施与电击致死的后果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一审法院认为张某3“忽视安全保障措施，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不能成立，且与一审法院在第三个焦点问题的认定“张某3系触电后摔落死亡”的认定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故一审法院的以上观点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减轻赔偿责任的依据。4、综合1-3点意见，结合一审法院在第四个焦点问题的认定和分析，张某3的死亡与站立铁梯施工无任何关系，张某3的死亡系电击致死，与使用铁梯或木梯施工无任何关联，而且张某3电击后也未与铁制梯子发生碰撞，致其受伤后死亡，张某3是否在使用铁梯时配备安全设备与本案中张某3的死亡及责任无关联。三被上诉人在没有履行排除现场安全隐患点和尽到电力设施维护并确保电线线路不存在隐患而触电才是致张某3死亡的主要原因，三被上诉人应对张某3的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作为弱者的上诉人一方，有理由相信，涉案电力设施及线路的安装、管理、安全措施规范，且安全、达标，在三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告知及消除安全隐患点的前提下，仅就张某3的认知能力也无法发现电力方面的隐患，故一审法院以“认知能力”和“毫无关联的站立铁梯施工应配备安全设备”来让张某3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上两项的认定责任后果不能及于张某3。5、基于张某3触电身亡的事实，结合济宁供电公司在一审时的辩称也可以看出，该公司在安装涉案表箱及电力设施时并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的事实存在。如果设施安装了漏电设施，在发生触电事故时理应断电，更不会致张某3死亡，在张某3触电后，线路没有断电也是致张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一观点可以从济宁供电公司的辩称“漏电保护器并非保命器，并不是所有漏电都能保护，即使安装上漏电保护器也不能保证绝对电不死人”进行印证，但也足以可以反映出电力公司不仅对电力设备安装隐患负有责任，还应对未采取电力设施漏电保护义务承担责任，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辩称更不能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的承担。二、关于本案中的举证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了张某3的死亡不是触电死亡没有证据支持，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首先上诉人提供了本案仅有的张某3自身受到电击伤害和身体多处与电接触并损伤的证据(鉴定报告)，被上诉人虽主张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对于涉案供电设备是否存在漏电问题的举证责任应由济宁电力公司承担，该公司单方进行的检测均不能作为其免责的有效证据使用，张某3遭受电击的事实无法改变。并且一审法院对张某3“生前遭到电击”“张某3系触电后摔落死亡”的事实也进行了认定，只要被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实张某3的死亡系电击以外的伤害造成的，那么张某3的死亡原因就应是电击后造成的死亡。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结合《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非高压电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处理”，说明第一、二、三条是指因高压电造成的人身伤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非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不适用无过错原则，只适用《民法通则》中的过错原则。而且本案的侵权事由符合一般民事侵权的4个要件：1、有人身损害的行为发生；2、有受害人损害事实发生；3、人身损害的行为与受害人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张某3系触电后死亡)；4、行为人有过错(过错责任已在前面意见中表述)。结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的请示》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规定：“改革农村供电管理体制的核心是改革乡镇电管站的管理体制，实现城乡电网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价格”，第二条中的第二项中也明确了“对城乡低压、配电电网统一管理，将乡镇电管站改为县级供电企业所属的供电所，负责农村电网的运行维护和经营管理，其人、财、物纳入县级供电企业统一管理，农村用户实行一户一表，由供电所管理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的。济宁供电公司系农村电网的产权者、管理者和运行维护者，其应承担给上诉人造成的赔偿责任后果；同时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农电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9)2号文】和山东省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的实施方案【国经贸电力(1999)297号】也进行了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张某3不是因电击死亡的认定没有有效证据支撑，三被上诉人的辩解及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其免责或减轻赔偿责任的依据。在三被上诉人未尽到存在安全隐患告知义务和消除安全隐患时，张某3无法判断电力供应设施是否存在隐患；在电力部门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或漏电保护器失灵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施工前“以身试电”来验证。一审法院认定的张某3应有一定的认识能力，这种情况不是能靠感观的认知能力来完成的；张某3的死亡不是因摔落时与铁制梯子发生碰撞而造成的，故一审法院以“张某3应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使用铁梯应配备安全设备判定张某3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显然不能成立。朱茂水辩称，朱茂水及其家人长年在西安打工，其位于漕河镇薛朱刘村老家的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房顶漏雨。2018年7月朱茂水与朱召铭通过电话协商，由朱召铭承揽修缮朱茂水家中房顶的工作，当时约定朱茂水什么都不管，朱召铭包工包料，朱茂水只要劳动成果，并约定了定作价格。2018年8月11日，朱召铭所找的的工人张某3因触电意外身亡，朱茂水对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朱茂水与朱召铭是承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其他相关建筑法律法规也大多明确不适用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建筑活动，所以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土师傅”建私房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发包与承包关系，界定为承揽关系似乎更为恰当。房主与工头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建筑工程合同而是承揽合同，双方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房主是定作人，包工头是承揽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定作人对定作、选任、指示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对定作人过失的理解问题，依照现行的建筑法律法规，对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必须要由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施工队承建，那么法律如无禁止性规定，应当推定农村低层住宅建筑活动可以由个体工匠承揽。事实上，农村中低层房屋的建筑并不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农民们也大都愿意将房屋交给他们比较信任的有一定技术水平和建房经验的工匠来做，故要求房主必须选任具备资质(目前个体工匠资质行政审批的规定已经取消)的承建人是不现实的，将此义务加于房主身上有失公允。审判实践中，认定房主是否承担责任可以从房主在建房活动中是否存在定作过失或指示过失来考虑，但需从严把握，不能只顾同情受害者而忽视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违反公平原则。因此房主作为定作人不是赔偿责任主体，而应由作为雇主的包工头对建筑民工的损害独立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中房屋修缮并不需要相关资质，朱茂水不存在选任上的过失。本案一审庭审时张某3的近亲属一致承认与朱茂水不认识，是朱召铭找的张某3干活，况且朱茂水家的房顶修缮只是一般民房，即棚户房。一方面，农村建筑低层房屋不适用《建筑法》。另一方面，关于农村低层房屋的建设建筑资质，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曾经明确规定，“未取得村镇建筑工匠资格证书，不得承揽村镇建筑工程”。该部门规章曾一度调整了村镇及工匠的建筑活动，但是，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排除了部委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利。因而，2004年6月29日，建设部废止了《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虽然有权设定一些行政许可，并且有些省也规定了“承揽村镇建设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持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并按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揽施工任务，禁止无证施工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内容，但是由于这涉及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问题，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有权设定，因此，上述规定也不得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3、朱召铭找的张某3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过错。一审庭审已完全查明，张某3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工作时应注意安全，尽到注意义务，保护自己，触电身亡的责任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4、济宁供电公司存在过错责任，应予赔偿。一审庭审时济宁供电公司承认出事的线路系其所有，安全供电是其义务，张某3触电时其安装的触电保护器并未断电，造成张某3死亡赔偿应由其赔偿，再者济宁供电公司无偿使用朱茂水的房屋墙面，安装的电表盒是公用电表盒，输入和输出电线都是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安装的，济宁供电公司存在过错，有责任赔偿。5、张某3系农村居民，相关赔偿标准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朱召铭辩称，张昭富等人要求我方承担法律责任无法律依据。因受害人张某3具有专业加工、修缮房屋的能力，本身对在施工过程中对电力使用安全和相关规范都是非常明确的。张某3系受电击身亡，朱兆铭本身不具有电力知识，谈不到提示张某3尽到什么义务。通过张某3的死亡鉴定系触电死亡，足以证明了张某3的受害系因电力管理存在漏洞，加之张某3没有注意电力安全所致。所以我方不存在任何过错，只是充当介绍人，朱召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济宁供电公司辩称：一、本案属于一般侵权纠纷，而不是特殊侵权纠纷，适用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而现有证据显示济宁供电公司对受害人张某3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受害人的死亡与济宁供电公司无因果关系。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部分)》1.4条规定，电压等级在1000V以上者为高压，1000V及以下者为低压。受害人张某3系低压触电，而非1000V以上高压触电，适用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即张某3的家属应当举证证明触电点在哪里、济宁供电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的过错及过错与受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张昭富等人在一审诉状中明确受害人张某3系自带工具对朱茂水的房屋进行维修，工具包括电焊机、电锤等。受害人张某3的工友顾天平在询问笔录中明确事发当天张某3用电锤向墙体上打眼。济宁供电公司提供的公安机关拍摄的视频中显示了受害人作业时使用的电焊机和铁梯子，现场知情人明确受害人张某3摔下时头先触地，头上有个坑。民警亦表示要是有电的话扶梯子的也得有感觉，并表示还是摔下来的，可能摔得不巧，摔到关键部位了。受害人死亡原因不明，鉴定仅是对局部皮肤鉴定有触电的痕迹，未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济宁供电公司对受害人张某3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受害人的死亡与济宁供电公司无因果关系。二、涉案供电设施不存在任何漏电现象，张某3在电表箱外触电身亡不符合事实。事发当天2018年8月12日11时15分左右，济宁供电公司漕河供电所工作人员乔元堂、谢茂红到达现场协助公安机关对事故进行调查，现场对电能计量表、低压下户线及用户产权的负荷侧线路等供电设施进行了细致检查、测试，未发现任何漏电现象，为打消受害者家属对测试设备的顾虑，工作人员现场用手进行触摸式测试，漕河派出所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进行了全程录像。涉案供电设施不存在任何漏电现象，张昭富等人诉称的受害人张某3在电表箱外触电身亡不符合事实。三、张某3作为承揽人自带电焊机、电锤等工具为朱茂水维修房顶，应取得焊工证具备焊工操作资质，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确保自身安全及电焊机、电锤不漏电。电焊作业属于特种作业，需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张昭富等人应举证证明受害人张某3已取得焊工证具备焊工操作资质，否则受害人自身不具备操作资质违规作业存在严重过错。另外张昭富等人应举证证明受害人自带电焊机、电锤不漏电，否则无法排除受害人在违规作业中被自带电焊机、电锤电击的可能性。四、济宁供电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一)《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张昭富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济宁供电公司的供电设施漏电，更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张某3系在济宁供电公司的供电设施上触电。(二)张昭富等人诉称“第二被告没有尽到安全、管理、注意、防范的义务，并且张某3触电后设备还未停电，第二被告应依法负过错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济宁供电公司已尽到安全、管理、注意、防范的义务。案发第一时间通过对涉案供电设施进行检查未发现任何漏电现象，供电设施完好无损。2、安装漏电保护器是电力使用者的责任。《农村安全用电规程》(DL493-2001)4.3.5条规定：“电力使用者的职责：必须安装防触、漏电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并做好运行维护工作”；《农村低压安全用电规程》(DL493-2015)第3.3条规定：“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俗称“漏电保护器”；”第4.2.2条规定：“用户应安装合格的户用和末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不得擅自解除、退出运行”。3、漏电保护器并非保命器，并不是所有的漏电都能保护，即使安装上漏电保护器也不能保证绝对电不死人。根据《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DL/T4994A一2001)第5.1条的规定，“末级保护装于用户受电端，其保护的范围是防止用户内部绝缘破坏、发生人身间接接触触电等剩余电流所造成的事故，对直接接触触电，仅作为基本保护措施的附加保护。电流动作保护器对被保护范围内相一相、相一零间引起的触电危险，保护器不起保护作用”。《农村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农村安装运行规程》第3.2条规定：“被保护范围内两线所引起的触电危险，保护器不起保护作用”。即漏电保护器保护的只是用户内部绝缘破坏和发生人身间接接触触电(通过中间导体触电)等所造成的事故，对于直接接触触电、两线间引起的触电危险，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三)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害人张某3是如何触电、在哪里触电、是线路触电还是自带设备触电的情况下，认为“济宁供电公司作为高度危险作业主体，其对受害人触电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的情景只有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为农村居民用电，并未涉及高压电，不属于高度危险作业，何况事发当时经检测线路都是安全的。一审法院称“济宁供电公司在庭审过程中称张某3系使用自身携带的漏电设备造成触电，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书面证据”更是错误的适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作为一般侵权纠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昭富等人应当举证证明受害人张某3的触电及死亡原因，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而不应由济宁供电公司进行举证证明。朱茂水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朱茂水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朱茂水与朱召铭之间是承揽关系，即使承担赔偿责任，也应由朱召铭负责赔偿。一审庭审时张某3的近亲属一致承认与朱茂水不认识，是朱召铭找的张某3干活，况且朱茂水家的房顶修缮只是一般民房，即棚户房。张某3的死亡与朱茂水无任何关系。二、张某3在此次事故中负有完全责任。一审庭审已完全查明，张某3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工作时应注意安全，保护自己，触电身亡的责任应由其完全自负。三、如确需赔偿，也应由济宁供电公司赔偿。一审庭审时济宁供电公司承认出事的线路系其所有，安全供电是其义务，张某3触电时其安装的触电保护器并未断电，造成张某3死亡赔偿应由其赔偿。再者济宁供电公司无偿使用朱茂水家的屋山头，安装的电表盒是公用电表盒，输入和输出电线都是济宁供电公司安装的。如果法院认为朱茂水需要赔偿张某3的近亲属，这部分赔偿也应由济宁供电公司赔偿。四、张某3系农村居民，赔偿标准应按农村居民计算。朱召铭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朱召铭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朱召铭与朱茂水不存在承揽关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查清该事实，双方未签订承揽合同，朱茂水在一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朱茂水将房顶修缮工作交由朱召铭承揽是严重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查清该事实。三、朱召铭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受益，让其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朱召铭是无偿服务于朱茂水，是按照朱茂水的要求完成房顶修缮工作。因朱茂水家庭原因不能亲自在家修缮自家房顶，所以就将房顶修缮工作交于朱召铭来完成，双方既没签承包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完成房顶修缮工作后给付朱召铭多少报酬，所以朱召铭无偿服务于朱茂水。朱召铭接受朱茂水房顶修缮工作后，积极联系了受害人张某3，张某3在从事房顶修缮工作时电击身亡。关于张某3电击身亡受害，朱召铭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存在过错的是受害人张某3或者是济宁供电公司。朱召铭将房顶修缮工作交于张某3后，朱召铭没有要求受害人张某3给付任何报酬，也没有从张某3处得到任何受益，真正的受益人是朱茂水。朱茂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济宁供电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济宁供电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为农村居民用电，并未涉及高压电，不属于高度危险作业。一审法院称“济宁供电公司作为高度危险作业主体，其对受害人触电造成损害不承担责任的情景只有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张某3在涉案房屋外墙表箱上方电线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应认定济宁供电公司未完全履行其应负的职责，济宁供电公司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无任何证据证明，完全是主观臆断。事发当天2018年8月12日11时15分左右，济宁供电公司漕河供电所工作人员乔元堂、谢茂红到达现场协助公安机关对事故进行调查，现场对电能计量表、低压下户线及用户产权的负荷侧线路等供电设施进行了细致检查、测试，未发现任何漏电现象，为打消受害者家属对测试设备的顾虑，工作人员现场用手进行触摸式测试，漕河派出所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进行了全程录像，涉案线路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3、张昭富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失，一审法院在列明其身份时亦为农民，但却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错误。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部分)》1.4条规定，电压等级在1000V以上者为高压，1000V及以下者为低压。本案并未涉及高压用电，属于一般侵权纠纷，而不是特殊侵权纠纷，适用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即张昭富等人应当举证证明触电点在哪里、济宁供电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的过错及过错与受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称“济宁供电公司作为高度危险作业主体，其对受害人触电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的情景只有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一审法院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张昭富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济宁供电公司的供电设施漏电或存在安全隐患，更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张某3系在济宁供电公司的供电设施上触电。电力法第十九条规定仅是针对属于电力企业所有的电力设施，对于不属于电力企业所有的电力设施，电力企业没有义务更没有权利去定期检修和维护，否则会侵害其他人的权利。电力企业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管理所有人的电力设施。一审法院根据电力法第十九条规定认定“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对于供电营业区内用户进行用电检查以确保安全用电即是供电企业的权力，亦是供电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推理，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电力设施的保护，实行电力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电力企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岂不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对张昭富等人承担责任。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辩称：一、主要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二、关于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问题，张某3在城区内购买房屋多年且居住，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证据，并且和其妻子在城区内经营商铺，以上证据及事实能形成合法有效的证据链条。在城区居住经商、工作一年以上，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赔偿标准按照城镇居民来计算并无不当。故各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各上诉人之间对张某3的死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事实上的关联性，各上诉人并没有有效证据来证实张某3的死亡是因电击后其他方面的损害来造成的。对于电力设施的管理者、产权者，一份法院也已经查明，根据上诉状中我们提到的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等相关部门的文件，已经明确了电力公司是该电力设施的产权者、管理者和运行维护者。综上几点，各上诉人应对张某3的死亡后果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张某3因触电死亡的赔偿金计1053315.70元；2、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及火化费78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昭富、李爱菊系夫妻关系，张某3系张昭富、李爱菊之次子，张某3与吴某系夫妻关系，张某1、张某2系张某3与吴某婚生儿子。朱茂水与朱召铭系漕河镇薛朱刘村同街邻居关系。朱茂水及其家人均在西安长期打工，家中无人居住。2018年7月底，因朱茂水的房屋漏雨，朱茂水电话联系朱召铭，提出委托朱召铭修缮房屋，朱召铭与朱茂水电话中商定，由朱召铭负责找人为朱茂水房顶加装彩钢瓦，材料及工钱约需1.2万元，朱茂水提出完工后给付一半费用，剩余款项于完工后次月发工资后给付。朱召铭与张某3在干活时认识。2018年8月初，朱召铭通过电话联系张某3，张某3应朱召铭之约为朱茂水的房顶加装彩钢瓦。2018年8月11日早上，张某3带着柳召春、顾天平、吴殿友到朱茂水家中施工，朱召铭负责施工中的相关事宜。当天，张某3等人将朱茂水东屋、南屋顶上的铁架子焊好。同月12日上午9点多钟，张某3在朱茂水北屋外墙屋山头处施工，张某3站在两米多高、铁制人字梯上使用锤子砸铆钉，柳召春站在下面扶着叉梯。张某3发出“啊”的一声后掉下来，手里的铁锤掉在地上。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张某3已失去生命特征，确定张某3死亡。警察到达现场，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并通知电力部门。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对电表箱外部进行查看。警察征询张某3近亲属的意见，原告对张某3的死因不申请进行尸检，警察仅提取了张某3的四块皮肤组织。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委托济宁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济宁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济医司鉴【2018】病鉴字第205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送检的四块皮肤中有三块皮肤局部符合电流斑改变。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1、朱茂水、朱召铭与张某3之间的法律关系？朱茂水、朱召铭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2、张某3自身是否存在过错？3、济宁供电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4、若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如何确定及计算？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朱茂水因房顶漏雨，电话联系朱召铭提出维修，朱召铭与朱茂水协商价格及付款时间等事宜，朱召铭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工作人员，不受朱茂水的监督制约；张某3与朱茂水之间无直接联系，朱茂水认可，完工后朱茂水与朱召铭的价款结算，原告方亦认可完工后张某3与朱召铭进行价款结算。张某3系受朱召铭之约为朱茂水的房顶制作彩钢瓦，具体施工事宜均是张某3与朱召铭之间协商、联系，由此可以认定朱召铭按照朱茂水的要求完成朱茂水房顶的修缮工作，朱茂水支付报酬，朱召铭将其承揽的维修朱茂水房顶的主要工作交由张某3完成实施。本案中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上朱茂水与朱召铭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张某3系朱召铭承揽该工程具体完成主要工作的第三人。朱召铭抗辩其只是介绍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朱召铭无相应资质承接朱茂水房屋彩钢瓦雨棚安装，本身就存在危险，且其作为将承接的彩钢瓦雨棚交由张某3施工，其对张某3负有安全保障和风险防控义务，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朱茂水在选任朱召铭为其承揽人时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明显的过失，对张某3死亡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张某3虽然以其妻吴某的名义注册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但张某3从事彩钢瓦的安装没有相关的资格证。原告所提供的鉴定意见只能证明张某3生前曾遭到电击，但对于张某3死亡的原因，原告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张某3系触电死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张某3在工作时没有佩戴安全帽、安全绳、使用铁制梯子施工等，张某3作为成年人，应当具备安全防范措施，作业时应采取基本的自我保护和安全措施。张某3忽视安全保障措施，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对其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对于供电营业区内用户进行用电检查以确保安全用电即是供电企业的权力，亦是供电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通过庭审调查，张某3系触电后摔落死亡，济宁供电公司对其所有的供电线路及设施应尽最大注意义务。济宁供电公司作为高度危险作业的主体，其对受害人触电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的情景只有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受害人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只是供电公司减轻责任的事由。张某3在涉案房屋外墙表箱上方电线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应认定济宁供电公司未完全履行其应负的职责，济宁供电公司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济宁供电公司在庭审过程中称张某3系使用自身携带的漏电设备造成触电，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书面证据，本院对济宁供电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对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张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现场环境状况应由一定的认知能力，站立铁梯施工应配备安全设备，张某3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济宁供电公司、朱茂水、朱召铭均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应对张某3的死亡后果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考虑本案事故的成因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张某3、济宁供电公司、朱茂水、朱召铭责任比例划分6:2:1:1为宜。关于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请求此次事故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张某3虽系农村户籍，但张某3已在城区购买房屋居住多年，且在城区经营商铺，原告所举证据能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张某3在城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收入及消费均来源于城镇，故对其主张的按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补偿金的观点，本院予以采纳。死亡补偿金为36789元/年×20年即735780元。2、丧葬费34652.5元。3、被扶养人张昭富、张某1、张某2抚养年限分别为19年、9年、17年，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342元/年×17年+10342元/年×2年÷2人=186156元。以上合计956588.5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张某3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其自身过错造成，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因张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191317.7元；二、被告朱召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因张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95658.85元；三、被告朱茂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因张某3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95658.85元；四、驳回原告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00元，由原告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负担9704元，由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司2548元，由被告朱茂水负担1274元，由被告朱召铭负担1274元。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2日公安机关对柳召春进行询问时，柳召春称：“当时我在正房东拐角处，我给他扶着叉梯时，张某3站在叉梯上干活。我刚扶着，听见张某3‘啊’的一声就掉下来了，怎么倒的我也没有注意。就看到他平躺在地上，头朝北，脚朝南，手里的铁锤掉在地上。他上去干什么我也不清楚。”根据柳召春的证言，柳召春当时给张某3扶着叉梯，张某3当时是拿着铁锤干活，但具体干什么活其不知情。2018年8月12日公安机关对顾天平进行询问时，顾天平称：“张某3与柳召春在堂屋背面干别的，就是在背面墙上用电锤向墙体上打眼，安膨胀螺丝。”根据顾天平的证言，张某3当时是用电锤往墙体上打眼。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跟随张某3工作的柳召春、顾天平于2018年8月12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结合公安机关于事发当天用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张某3当时的施工地点是在朱茂水北屋外墙屋山头处，其站在两米多高的铁制人字梯上手持电锤在墙上打眼安装膨胀螺丝。这时忽然听到“啊”的一声，张某3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头部后侧有摔伤的痕迹，张某3当场死亡。济宁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某3的四块皮肤进行了病理检验，并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四块皮肤中有三块皮肤局部符合电流斑改变。上述鉴定意见能够说明张某3生前曾被电击过，但上述鉴定报告并未对张某3的死亡原因予以分析，更未明确张某3系受电击死亡。从涉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分析，张某3应当是被电击后从梯子上摔下而亡。首先，根据顾天平的证言，张某3当时是带电锤作业，其是被自带工具电击，还是因墙上的线路漏电被电击，张昭富等人作为原告对此负有举证义务，但其并未举证证实。因本案不属于高压电作业的情形，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适用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张昭富等人要求济宁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应当举证证实张某3系因墙上的线路漏电被电击，但其对此并未举证证实；而根据公安机关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事发后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用手触摸线路，并未发现漏电现象；且柳召春当时为张某3扶着铁制叉梯，如果是线路漏电，柳召春应当也会被电击到，但柳召春并未感受到电击。其次，因张昭富等人作为受害人张某3的近亲属，并未申请对张某3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其到底是被电击死亡还是坠落摔下而亡，亦或其他原因，对此无法予以认定。故综合上述因素，张昭富等人要求济宁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济宁供电公司存在过错，并判令济宁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妥当，应予纠正。朱茂水将家中彩钢瓦工程交由朱召铭负责，朱召铭联系张某3，由张某3自带工具、材料、人员进行实际施工。但张某3自始至终没有与朱茂水联系，张某3与朱茂水之间没有就如何施工、结算进行约定，张昭富等也认可价格、施工均是按朱召铭的要求完成的，最终也是从朱召铭处结账，故朱茂水与朱召铭之间系承揽关系，朱召铭与张某3之间亦是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张昭富等人没有举证证实农村房屋搭建彩钢瓦需要特殊资质，故朱召铭在选任张某3方面不存在过失，朱茂水、朱召铭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朱茂水、朱召铭存在选任过失，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张某3作为实际施工人员在工作时没有佩戴安全帽、安全绳等采取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所述，朱茂水、朱召铭、济宁供电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2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800元，由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3元，由张昭富、李爱菊、吴某、张某1、张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宋汝庆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