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4行终2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富龙，男，1952年4月3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代理人王永林，江苏方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溧阳市燕园路20号。 法定代表人钱栋，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俊，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富龙与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行初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2年，沈富龙所有的溧阳市昆仑南路245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房屋征收部门为原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征收实施单位为溧阳市污水处理厂房屋征收与补偿指挥部，原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经机构改革已变更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6年10月19日，征收实施单位负责人张顺芳与沈富龙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对被征收房屋及装修、设备一次性补偿7000000元，沈富龙腾空房屋后支付50%，剩余金额待审计后支付。该协议落款有张顺芳与沈富龙的签名，未加盖公章。2016年11月25日，沈富龙收到由溧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支付的3500000元补偿款。2017年4月27日，房屋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与沈富龙签订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约定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合计7209009元，其中的1060000元支付给案外人宋小波。该两份协议落款有沈富龙签字以及房屋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公章。沈富龙对该两份协议提出异议，称该两份协议是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称为做账需要，让其在几乎空白的协议上签字。根据沈富龙提供的照片，沈富龙签字时协议上已填写的内容为各方当事人名称、被征收房屋面积、补偿方式、补偿款总额以及1060000元补偿款支付给宋小波，未填写的内容为被征收房屋作价款及其他补偿、补助费用细目。沈富龙因与宋小波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约定被征收房屋中的部分店面房用于抵偿债务，若遇政府征收则补偿款归宋小波所有。补偿款中的1060000元现已支付给宋小波。原审另查明，溧阳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溧阳市国土资源局与沈富龙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苏0481执保14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沈富龙的银行存款190万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并于2018年11月12日向溧阳市污水处理厂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指挥部送达民事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沈富龙所有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1900000元，冻结期限自2018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1日。 原审法院认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补偿协议内容应当包括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张顺芳与沈富龙于2016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均不符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要求，房屋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与沈富龙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两份协议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更为完备。因此，对于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张张顺芳与沈富龙所签协议系临时性协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沈富龙在与房屋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协议时，两份协议中补偿方式和补偿费用总额均已填写，沈富龙已经知晓自己获得的补偿费数额，协议中后续补充的补偿费用明细并未改变该数额，并且该两份协议约定的补偿费总额高于2016年10月19日所签协议，对沈富龙更为有利。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当按照该两份协议的约定履行对沈富龙的补偿，除已按约支付的部分以及因被法院查封暂停支付的1900000元外，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向沈富龙支付74900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富龙支付749009元；驳回沈富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上诉人沈富龙上诉称，1.沈富龙与拆迁指挥部负责人于2016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向沈富龙支付的补偿款为700万元，该补偿款不含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因上诉人与溧阳市国土资源局有纠纷，由上诉人向溧阳市国土资源局另行主张。被上诉人按照上述协议于2016年11月25日向沈富龙支付了350万元，上诉人依照该协议约定履行了腾空义务。因此，该协议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该协议项下的余款350万元。2.2017年4月27日的两份协议系被上诉人做账需要，上诉人在几乎完全空白的协议上签字，被上诉人对该两份协议内容予以伪造，故该两份协议不能代替2016年10月19日的协议。3.案外人宋小波领取的106万元及法院保全的190万元均不应在上诉人应当获得的补偿款中予以扣除。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向其支付350万元；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人称2016年10月19日达成的700万元补偿款协议不包含土地补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述700万元的补偿款已经包含了土地补偿，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金额也超过了2016年10月19日达成的700万元的补偿金额。综上，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书所载的基本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沈富龙陈述2017年4月27日的两份协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沈富龙还主张2017年4月27日载明直接付款给宋小波106万元的协议其在签名时合同内容是填写好的，但是2017年4月27日另外一份合同上只写了总金额6149009元，面积1657.51平方米，其他内容空白。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述2016年10月19日的协议签订后，由于没有彻底解决沈富龙与宋小波之间的债务纠纷，宋小波不肯配合搬迁，故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沈富龙再次协商并于2017年4月27日与沈富龙签订两份协议以解决沈富龙与宋小波之间的债务纠纷。 本院认为，上诉人沈富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沈富龙支付补偿款749009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应予维持。 理由及依据为： 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沈富龙认可其在2016年10月19日与拆迁指挥部负责人张顺芳就其位于昆仑南路245号国有土地上房屋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总补偿款为700万元；沈富龙就前述房屋的征收补偿与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7年4月27日又签订两份补偿协议，其中一份协议载明昆仑南路245号房屋345.56平方米补偿款106万元由房屋征收部门直接支付给宋小波，另一份协议载明昆仑南路245号房屋及附属物1657.51平方米补偿总额为6149009元支付给沈富龙。对此，本院认为，上述3份协议均为昆仑南路245号房屋的补偿协议，且均系沈富龙本人所签。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称为一并解决沈富龙与宋小波之间的债务问题故与沈富龙协商后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两份补偿协议。上诉人沈富龙亦认可其曾向宋小波出具书面承诺用昆仑南路245号部分房屋清偿其应向宋小波支付的120万元款项。2017年4月27日载明直接付款给宋小波106万元的协议内容与沈富龙的上述承诺内容相吻合。因此，应当认定沈富龙与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7年4月27日就昆仑南路245号房屋签订的两份补偿协议系沈富龙的真实意思表示，故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两份补偿协议应对协议各方产生约束力。其次，2017年4月27日的两份补偿协议补偿款总额高于2016年10月19日协议的补偿款总额，故2017年4月27日的两份补偿协议内容对2016年10月19日协议的内容进行变更系对上诉人沈富龙征收补偿权益的充分保障，该协议变更合法有效。再次，根据2017年4月27日的两份补偿协议内容，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向沈富龙支付的补偿款总额为6149009元，前者向后者已实际支付350万元，沈富龙与溧阳市国土资源局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查封沈富龙补偿款190万元，故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向沈富龙支付的补偿款为749009元（补偿款总额为7209009元-106万元350万元-190万元）。被上诉人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审中承诺溧阳市国土资源局合同纠纷一案按照生效判决执行后的余款主动向沈富龙支付。最后，沈富龙一审诉状中将拆迁指挥部负责人张顺芳及溧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列为第三人，因张顺芳与沈富龙于2016年10月19日签订协议系履行其工作职责的行为，且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此予以认可，因此张顺芳并非本案适格第三人。因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涉案房屋所在地块的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溧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亦非本案适格第三人。故一审法院在法律文书上不再列张顺芳、溧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并无不妥。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富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裴国伟 审判员  李连求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