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民终1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顺兰，女，1964年5月6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北省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长贵，重庆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顺林，男，1958年12月1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重庆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世豪，重庆轩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姚顺花，女，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姚顺秀，女，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孙永平，女，1965年10月16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姚蓝，女，1996年11月6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姚静，男，1988年1月5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姚顺兰因与被上诉人姚顺林，原审第三人姚顺花、姚顺秀、孙永平、姚蓝、姚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0民初3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顺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长贵，被上诉人姚顺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原审第三人姚顺花、姚顺秀、孙永平到本院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顺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一审判决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和对法律的错误适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陈中义将涉案房屋卖给姚顺兰，房款是100000元，而不是357140元；陈中义与姚顺兰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国土房管局工作人员拟制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办理过户登记时，工作人员按政府定价计算为357140元，并按该金额的比例收取转让手续费3571.4元，该售价是工作人员的意思表示，不是陈中义与姚顺兰对购房款的重新约定；姚顺林一审起诉的是解除合同，而一审判决却认定诉讼请求以外的事项。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国土房管局工作人员拟制合同不是陈中义与姚顺兰协商一致对合同的变更，该签字不能改变陈中义以100000元将房屋卖给姚顺兰的事实。姚顺林辩称，1.姚顺兰与陈中义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已经覆盖了双方经过公证的《房屋买卖合同》，姚顺兰应按照357140元价格支付购房款。2.一审判决中关于“后合同覆盖前合同”以及“售价从100000元变为357140元”的认定只是论证涉案合同是否满足解除条件的过程，并不存在姚顺兰所称“认定诉讼请求以外的事项”。原审第三人姚顺花述称，之前两个老人都是她服侍，姚顺兰照顾她母亲是为了房子。原审第三人姚顺秀述称，她母亲是有文化的，母亲办事是经过思考的。原审第三人孙永平述称，涉案房屋是陈中义自己拿来养老，没有说拿给姚顺兰，另外一套房已经拿给姚顺兰了的。原审第三人姚蓝、姚静未作答辩。姚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16）渝石证字第192号公证书项下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姚顺林明确诉讼请求为解除陈中义与姚顺兰之间关于石柱县南宾镇利民街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不动产权证号：石柱县房地证2006字第23XX号，合同价款3571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5日，陈中义作为出卖方与姚顺兰作为购买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陈中义将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利民街小鸟清河“燕子园”A栋X单元2楼1号的房屋（石柱县房地证2006字第0023XX号，建筑面积为51.02平方米）以10万元的价格售与姚顺兰，双方于2016年3月28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证处为此合同办理了公证。2016年4月1日，陈中义与姚顺兰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新签订了一份《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陈中义将其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利民街建筑面积为51.02平方米的房屋以357140元的价格售与姚顺兰，双方并以此合同为依据交纳了房屋转让手续费3571.40元及非住宅房屋所有权登记费等，同日，为涉案房产办理过户登记，现涉案房屋权利人为姚顺兰。陈中义于2016年8月27日死亡，其生前育有姚顺林、姚顺兰、姚顺花、姚顺秀、姚顺成（已故），孙永平系姚顺成之妻，姚蓝、姚静系姚顺成的子女。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合同价值的体现。就本案而言，陈中义就同一标的物（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利民街的房屋）与姚顺兰签订两份不同的合同，从合同效力上讲两份合同在成立时都属于有效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从合同产生的法律效果而言，后合同产生的法律效果会覆盖前合同产生的法律效果，因为后成立的合同是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重新合意，新的意思表示会更改前合同的合意，此乃合同之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对此亦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陈中义与姚顺兰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覆盖了双方经过公证的《房屋买卖合同》，即双方对涉案房屋的售价已经作出新的约定，从100000元变更为357140元，姚顺兰应当按照357140元的价格支付购房款。关于姚顺林主张解除合同的问题，房屋买卖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即出卖人抛弃房屋所有权而获得购房款，买受人支付价款而获得房屋所有权，就本案而言，陈中义在生前已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给姚顺兰，姚顺兰业已支付部分价款，《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并且陈中义在生前并未催促姚顺兰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视为其允许姚顺兰拖欠购房款，因此也不构成姚顺兰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不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不能解除合同，我国物权实行登记制度，涉案房屋已经完成物权登记，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姚顺林等作为陈中义的继承人仅享有要求姚顺兰支付剩余购房款的债权请求权。姚顺兰辩称其在2016年3月25日与陈中义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过公证，双方后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并未成立，合同以当事人合意为存在基础，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在法律未禁止的情形下当事人拥有自由合意的权利，我国法律并未赋予经过公证的合同具有效力优先性，且姚顺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陈中义在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时意思表示不真实等情形，对姚顺兰的辩称，不予采纳。姚顺兰还提交了一份2016年9月20日由姚顺林出具的声明书，以此证明姚顺林已放弃继承权，非适格原告，经质证后姚顺林认为该声明书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不予认可，结合该声明书的内容看，该声明书处理的仅是陈中义在中国农业银行石柱支行的遗留存款23000元，并非本案事宜，故即便该声明书具备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联，姚顺林作为陈中义的继承人享有本案诉权。综上，涉案《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不具备解除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姚顺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顺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认定陈中义与姚顺兰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是覆盖了2016年3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姚顺兰应支付房款357140元是否正确。评述如下：陈中义与姚顺兰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总价款为10万元，并对合同办理了公证。2016年4月1日双方对涉案房产办理过户时，姚顺兰主张是因交纳过户手续费需要，在相关部门要求下陈中义与姚顺兰才重新签订一份《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中房屋价款为357140元。虽然姚顺兰未提交相关部门证实材料予以证明，但从涉案合同签订过程看，陈中义与姚顺兰系母女关系，双方均是自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在签订第一份合同几天之后就将合同价款增加25万余元不具有高度可能性。并且姚顺兰提出是因交纳过户手续费需要，在相关部门要求下才签订合同变更房屋价款存在高度可能性，民事合同应当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情况下，就评述认定陈中义与姚顺兰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覆盖了双方经过公证的《房屋买卖合同》，姚顺兰应当按照357140元的价格支付购房款明显不当。另外姚顺林在本案中是起诉请求解除陈中义与姚顺兰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一审判决评述认定姚顺兰应当履行2016年4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超出了本案审理的范围。本案中由于姚顺林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姚顺林亦未举证证明陈中义与姚顺兰签订该合同时损害其利益，故姚顺林起诉请求解除陈中义与姚顺兰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依法不应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顺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咏梅审 判 员 王军峰审 判 员 陈明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孙正心书 记 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