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９）黔01民终85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办事处上寨村。经营者：何良国，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委托代理人：曹瑞，男，1987年10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系该租赁站法务人员。委托代理人：刘焕令，男，1994年10月4日出生，住贵州凤冈县，系该租赁站法务人员。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31-105号。法定代表人：吴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何晓航，贵州汇能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73491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国山，男，197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代理人：胡敏，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149443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1号26楼。法定代表人：王伯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付思筑，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15201200010144923。委托代理人：杨小川，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15201201510258519。原审第三人：盛建林，男，196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以下简称乌当租赁站）、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华劳务）因与被上诉人徐国山、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桥梁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盛建林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乌当租赁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诉请给付的租金尚未超过法律诉讼时效，本案中租金的支付方式已经发生改变，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应当以最后一期付款时间作为起算诉讼时效的依据，一审法院以分段计算租金诉讼时效的方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桥梁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在我方租赁合同上加盖其印章的方式承诺，如我方的租金及材料得不到支付，其会督促他的下属施工承包方解决。基于此承诺，我方才把建筑材料出租让其使用，桥梁公司应承担合同责任。上诉人国华劳务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国辉租赁站对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及其他因诉讼所致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周转材料出租合同》由徐国山与国辉租赁站签订，2013年5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内部结算，不能对抗第三人，不应当作为合同主体变更的依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有徐国山承担合同责任；在合同相对方已经违约的情况下，乌当租赁站主张违约金和租金的诉求也应当计算诉讼时效。乌当租赁站于2018年1月5日向法院起诉，距离2014年1月27日已经有4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在判令返还扣件时计算标准过高，忽略了租赁的建筑材料磨损、折旧的情况。在实际履行中，以赔偿款代替实物返还的可能性较大，但在计算赔偿时，不应当直接以判决时市场价为计算标准，乌当租赁站在交付租赁物时并非全新。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徐国山二审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乌当租赁站认可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国华劳务承担，租赁合同及承租人是国华劳务。被上诉人徐国山与国华劳务的代表盛建林签订协议，国华劳务承接涉案合同的物资及支付等相应的租赁费，由国华劳务及盛建林支付，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国华劳务在被上诉人徐国山退出后，租金是盛建林与谭浩支付的，与被上诉人徐国山无关。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桥梁公司二审答辩：对于乌当租赁站的上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乌当租赁站要求我方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被告盛建林二审陈述：案件所涉及的项目在2014年结束，原告方一直未主张，2016年已经过诉讼时效了。对于徐国山提交的日期为2013年5月18日和2015年3月12日的两份材料系其所签，签字时是作为国华劳务在项目上的临时工作人员，不清楚华国劳务是否与湖北方圆公司签订有合同。原告乌当租赁站的原审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一2011年6月13日签订的《周转材料出租合同》；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和第三人支付原告租金426202.58元；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和第三人返还原告钢管3563.9米，扣件10282套，如不能返还，计价赔偿原告138,111元；4、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和第三人支付原告违约金5万元；5、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和第三人从2017年11月13日起按每日145.59元向原告交付未退材料的租金，直至所有租赁材料归还完为止；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一、被告二和第三人承担。原判查明：2011年6月13日，被告徐国山作为承租方经办人，为租赁建筑周转材料需要，与原告乌当租赁站（甲方）签订了《周转材料出租合同》一份，该合同首部租用方（乙方）处，手写内容为“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徐国山）”。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钢管、扣件等建材，日租金分别为钢管0.012元/米（换算单位260.42米/吨）、扣件0.01元/套、顶托0.055元/支，赔偿单价分别为钢管20元/米、扣件6.5元/套，合同未约定顶托赔偿价格，在钢管及扣件赔偿单价后的备注栏中，还均注明“以市场价为准”内容。此外，双方还对租赁物资所涉相关费用、结算方式、材料的保管、材料回场、违约责任、争议管辖等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合同第十二条约定“乙方指定经办人（领料人）黄生红341127197505273415，若经办人有变动，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并指定新的经办人。”该条款中横线部分中的内容为手写，此外还在横线之外手写有“石玉灯、石灿、石有明”内容，两处手写内容笔迹不同。合同尾部签章处，甲方加盖了原告合同专用章并由罗水松作为甲方经办人在授权代表处签名，乙方则在授权代表处签名位置加盖了一枚内容为“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圆形印章，被告徐国山在乙方授权代表处签名，肉眼可辨的是先朱后墨。在徐国山签名下方手写有“如乙方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资，由我项目部承担。”字样；在合同尾端左侧签定时间下方空白处，加盖有一枚被告桥梁公司项目部印章，并在印章上手写有“担保方：如有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质情况发生，我部将督促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予以支付及处理相关事宜。”字样，该处字样中“担保方：”与“如有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质情况发生，我部将督促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予以支付及处理相关事宜。”肉眼可辨识明显为不同笔迹书写，此外，徐国山签名下方的手写字样也与此处字样笔迹不同，被告桥梁公司认可项目部印章为其加盖，同时确认“如有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质情况发生，我部将督促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予以支付及处理相关事宜。”字样为其项目经理孙黔所写，但否认“担保方：”及“如乙方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资，由我项目部承担。”字迹为该公司项目部经理所书，在第一次庭审中，经询问，原告明确表示两处字样中“担保方：”及“如乙方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资，由我项目部承担。”为原告工作人员所写，并陈述双方口头约定由项目部承担担保责任，项目部同意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因此原告手写了“如乙方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资，由我项目部承担。”内容，并要求被告桥梁公司项目部在该字样上盖章，但项目部并未在该字样上盖章，而是在签定时间下方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并书写了“如有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质情况发生，我部将督促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予以支付及处理相关事宜。”内容。对于该合同乙方签章处加盖的内容为“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如何加盖问题，被告徐国山当庭陈述，当时其与黄生红（注：即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指定经办人）共同搭外架，黄生红说找个公司盖个章，合同是黄生红盖章后他们再去签的字。对于该枚印章上所载的“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告表示其通过网络查询不存在该家公司，经本院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只查询到登记注册名称为“湖北方圆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与印章上所载名称完全一致的公司在该系统中未查询到。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乌当租赁站从2011年6月13日起开始陆续向锦江一品项目工地发送建筑物资，承租方则从2012年8月28日起陆续退还所租建材。庭审中，原告共提供发货单38张、收货单25张用以证实其发货及收货数量。其中发货单中时间最早的一张日期为2011年6月13日，最晚的为2013年4月4日，涉及的收货人有黄生红、石玉灯、徐国山、石火山、石有明、谭浩；收货单中时间最早的一张日期为2012年8月28日，最晚的为2014年1月19日，涉及的退货人有徐国山、石火山、谭浩、谢均，其中由被告徐国山作为退货经手人的最后日期为2013年5月25日，之后的收货单均由谭浩或谢均经手。根据原告提供的上述收、发货凭证记载数据统计，至2014年1月19日，承租方尚有钢管4124.5米、扣件10762套未归还。2011年9月30日，原告第一次与被告徐国山就双方上述租赁合同的履行进行结算，并制作《出租物资计量收费清单》，徐国山在该清单上签名确认，之后从2011年10月起，双方均于每月最后一天制作收费清单进行结算，2012年12月31日原告与徐国山最后一次进行了结算，再之后，原告虽每月亦制作了收费清单，但均无承租方盖印或经办人员在清单上签名。对于原告所收到的承租方支付的租费，原告提供了收款收据9张拟证实其收款情况。9张收据上所载日期最早为2012年1月16日，最晚为2014年1月27日，间隔时间1个月至4个月不等，票号除无No.4728909外，其余从No.4728903开始均连号至No.4728912，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该票据为原告后补，不具有证明效力，基于该组9张票据存在的严重逻辑缺陷，原审法院对此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二次庭审后，原告提供了其收款人罗水松银行流水拟证明承租方向其总计支付了租金73万元，在该银行流水中显示，其中由徐国山向罗水松银行账户付款五次，时间分别为2012年1月6日（金额8万元）、2012年5月15日（金额8万元）、2012年11月10日（金额8万元）、2012年12月3日（金额5万元）、2013年2月3日（金额8万元）；盛建林向罗水松银行账户付款3次，时间分别为2012年9月24日（金额10万元）、2013年7月16日（金额10万元）、2013年9月30日（金额8万元）；谭浩向罗水松银行账户付款1次，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金额8万元）。对于该证据，被告桥梁公司认为汇款及收款人均非其公司人员，与其无关；被告徐国山认可该证据，并表示该证据恰好证明徐国山从2013年5月后再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的事实，盛建林在2013年7月和9月，谭浩在2014年1月分别向原告付款，而此二人均是第三人国华劳务的员工，恰好说明涉案合同的履行主体已经变更为第三人国华劳务，原告和第三人也均认可的事实；第三人国华劳务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时限且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收款人罗水松不能证明与原告的关系，而谭浩的转款不能说明是支付给原告的租赁费用，有可能是谭浩个人与原告的其他业务产生的经济关系；第三人盛建林则表示其打款给原告是因为被告徐国未将其给付的款项全额支付给原告，所以其只有自己直接将款项打给原告，打款行为是从2012年开始的，而且当初徐国山离开时并未办理移交手续，所以这个钢管和扣件的数量我们并不清楚，才会出现原告所说的材料遗失问题。对于原告提供的该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盛建林与谭浩汇款时的国华劳务工作人员的身份情况，原审依法予以采信，确认承租方已向原告支付的租费为73万元，同时第三人国华劳务亦履行了合同给付义务。对于本案中所涉及的铜仁锦江壹品项目工程，被告桥梁公司认可系由其承建，在建设过程中因建设需要，其将项目主体结构及粗装修工程分包给第三人国华劳务施工，为此双方于2011年签订有《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现已全部履行完毕，被告桥梁公司已经向国华劳务付清所有工程款，国华劳务亦于2017年3月30日向桥梁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确认桥梁公司已向其付清所有款项。被告徐国山对于其提出的已于2013年5月18日与第三人国华劳务达成协议，确定徐国山退出案涉工程项目，就本案所涉租赁合同的剩余权利义务至此全部转由国华劳务承担的意见，其提交了日期为2013年5月18日的《协议书》一份拟证实其主张，该协议书载明“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铜仁市贵州桥梁总公司：锦江一品工程1、2号楼，因超出合同工期，徐国山将退出本工程项目，款项以达成协议，现场有钢管及扣件材料已交国华劳务有限公司归还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剩余租赁费款项已由劳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结算：周转钢管扣件材料的归还及租赁费款项如徐国山无关。”徐国山与盛建林作为协议代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指印，此外盛建林还于当日出具对账单一份。对于盛建林的身份，徐国山表示其为第三人国华劳务在工地上的工长，国华劳务则对徐国山提交的协议书不予认可，否认盛建林为其公司工作人员，第二次庭审中，盛建林陈述其在当时是代表国华劳务在工地上负责相关事务。庭审中，国华劳务当庭陈述案涉工程项目由其作为劳务总分包，将其中的外架劳务分包给“湖北方园”公司，徐国山挂靠该公司施工，在法庭询问其是否与“湖北方园公司”签订有合同时，国华劳务回复称“现在都没有找到，应该是在盛建林的手里，现在我们也联系不上。”而盛建林则表示不清楚签没签订有合同。2017年12月11日，原告委托代理人曹瑞与被告徐国山进行了一次通话，根据原告提供的该次通话录音所载内容显示，原告方在该通话中没有向徐国山主张支付欠付租费，也未要求徐国山向其归还剩余建材，而是反复向徐国山核实当时承建锦江一品项目工程的劳务公司是不是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徐国山回复当时交接给罗水松与工地的工长，材料还了钱也给了，还差的钱让原告找国华的张应华要，或找合同上盖章的桥梁公司要，工程具体由国华承建劳务，贵州桥梁是承建方。之后，原告于2018年1月8日以前述事实及理由诉至法院并提出诉请如前。原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以下几点，一是案涉《周转材料出租合同》的责任承担主体是谁的问题；二是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是否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焦点一，经查，原告提供的《周转材料出租合同》上所载的租用方“湖北方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查询到，无法证实该公司的存在，故不能认定该公司为承租方，也无从谈及由该公司承担合同主体责任。对于被告桥梁公司，其否认其作为合同担保人身份，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其虽在案涉租赁合同上由项目部加盖了印章，并手写了部分内容，但手写内容不能体现其有为案涉租赁合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合同中手写的“担保方：”、“如乙方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资，由我项目部承担。”字样为原告工作人员添加，不能代表桥梁公司的意思表示，且被告桥梁公司亦未对该内容进行追认，故原告以桥梁公司为案涉合同担保人身份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徐国山及第三人国华劳务应否承担合同主体责任，经查，案涉合同由徐国山作为承租方经办人与原告签订，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合同签订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亦为徐国山，故本院认定该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徐国山。庭审中，徐国山提出其在2013年5月已经退出了案涉合同的履行，经其与国华劳务的代表盛建林协商后，双方签订《协议书》，其已将案涉合同的剩余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第三人国华劳务承继，因此从2013年5月后，合同的承租方为国华劳务，且原告亦明知该事实，从其退出后，原告从未向其主张过合同权利，并直接与国华劳务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易往来。对此，原审认为，根据第三人盛建林的陈述以及徐国山申请的证人王某出庭陈述，盛建林与谭浩为当时国华劳务在案涉工程项目上的工长，结合在徐国山与盛建林代表国华劳务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协议书》后，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均由代表国华劳务的谭浩等人与原告进行对接，且原告亦认可国华劳务实际履行了案涉租赁合同中向其接收、归还建材并支付租金的义务，因此徐国山所述其已于2013年5月退出案涉合同的履行并将合同剩余权利义务转让给国华劳务且原告亦同意并接受的意见，予以采信，国华劳务受让了徐国山转让的案涉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成为合同履行主体，应对合同承担主体责任，徐国山转让权利义务并与国华劳务进行结算后，其不再承担案涉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关于焦点二，按照《周转材料出租合同》的约定，租用双方应当在每月月底进行结算，而承租方应当在下月8号前付清上月租金。在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被告徐国山直至2012年12月一直与原告按月结算，从2013年起，原告所制作的费用结算清单再无承租方签字确认，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承租方于2014年1月19日最后一次向原告退还建材并于2014年1月27日最后一次向原告支付租金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周转材料出租合同》中，对于承租方未参与结算的按出租方制作的收发货凭证作为计算租金的有效凭据，也就是说，原告很清楚所产生租费的实际金额，其应当积极主张权利，即便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并非按时支付租费，哪怕经过三个月的反应期和宽限期，在双方并无业务往来，也再未结算的情况下，原告也应当清楚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根据该规定，对于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当事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中，在承租方最后一次支付租金后至原告于2018年1月5日提起诉讼，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无任何证据证实原告曾以诉讼或其他方式向被告及第三人主张过欠付租金，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其在欠付租金这一诉请向法院主张保护权利的时间上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限。因承租方一直欠有原告部分建材未归还，则此部分未归还的建材按双方合同约定也仍在继续产生租金，对于原告所主张的租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2016年9月30日后产生的租金仍处于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故此项诉请，确认2016年9月30日后产生的部分第三人国华劳务负有给付责任，之前产生的租金因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予支持。对于承租方未归还的建材，经核实为钢管4124.5米、扣件10762套，原告现主张钢管3563.9米、扣件10282套，本院从其自愿，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日租金价格计算，每日将产生租金145.59元（钢管3563.9米×0.012元/天＋扣件10,282套×0.01元/天）。从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未退还建材共产生租金145.59元/天×410天=59691.9元，此阶段欠付租金本院按此金额予以支持，2017年11月14日起至建材全部归还之日或建材赔偿款全部付清之日止的租金，按原告所主张的每日145.59元标准计算支持。对于原告第三项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返还未归还的建材钢管3563.9米、扣件10282套之诉请，与核实的数量有出入，原审法院从其自愿，按原告主张数量予以支持。对于不能归还时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建材赔偿款金额，按双方合同约定计算为138,111元（钢管3,563.9米×20元/米＋扣件10,282套×6.5元/套）。此项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原告的第四项诉请，其现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万元，原告表示，双方在合同中对此的约定是按租赁材料总价值的30%计算，考虑到实际情况，因此已经主动进行了下调，根据实际情况直接估算主张了5万元。被告及第三人提出诉讼时效已过，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认为，本案中原告提出的诉请并非仅包括支付租金一项，且因第三人国华劳务存在未归还建材的事实致使双方租赁合同一直处于履行状态，虽然原告诉请中关于租金部分确有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对此部分租金亦未支持，但其余诉请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在第三人国华劳务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时仍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及方法，但原告并未按该约定主张，而是主动进行了下调，结合第三人国华劳务欠付原告的租费金额及时间来看，原告下调后的违约金金额并未超出合理范围，且国华劳务并未举证证实原告的此项主张金额超过了原告的实际损失，故原告的此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与被告徐国山于2011年6月3日签订的《周转材料出租合同》；二、第三人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支付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11月13日止的欠付租金共计59691.9元；三、第三人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所租建筑材料钢管3563.9米、扣件10282套，如不能返还，则支付赔偿款138111元；并从2017年11月14日起，按每日145.59元标准计算支付上述未返还建筑材料的租金，直至所有建筑材料归还完毕或赔偿款付清之日止；四、第三人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支付违约金50000元；五、驳回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43元（原告预交10043元），由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负担6026元，第三人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017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因《周转材料出租合同》约定：租赁双方应当在每月月底进行结算，承租方应当在下月8号前付清上月租金。在租赁过程中，原承租人徐国山一直与乌当租赁站按月结算直至2012年12月，但自2013年起乌当租赁站制作的结算清单再无承租方签字确认，乌当租赁站提供的证据显示承租方于2014年1月19日最后一次退还建材并于2014年1月27日最后一次支付租金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而《周转材料出租合同》约定：承租方未参与结算的，按出租方制作的收发货凭证作为计算租金的有效凭据。根据法释〔2008〕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在承租人未按约履行支付租金义务也未再参与结算的情况下，乌当租赁站应当及时主张权利，即便按照双方交易习惯经过三个月的反应和宽限期，乌当租赁站也应当自宽限期限之后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因本案租赁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2017年10月1日）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民法总则》施行之日（2017年10月1日）往前倒推一年零三个月为受到法律保护的期间，即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前的租金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受法律保护；2017年10月1日之后产生的租金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据此，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日租金价格145.59元（钢管3563.9米×0.012元/天＋扣件10282套×0.01元/天）计算，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的租金为72941元（145.59元/天×501天），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租赁合同的责任主体问题，即被上诉人徐国山、国华劳务及桥梁公司应否承担合同责任问题。案涉租赁合同系徐国山作为承租方经办人与乌当租赁站签订的，但合同的实际承租人为徐国山，故徐国山理应承担承租人的合同责任。又因徐国山于2013年5月与国华劳务的代表盛建林协商签订《协议书》后，徐国山已将案涉合同的剩余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国华劳务承继，因此从2013年5月后应由国华劳务承继租赁合同中承租方的权利义务，徐国山不再承担案涉合同的责任。桥梁公司虽在案涉租赁合同上加盖其项目部印章，并手写了部分内容，但手写内容不能体现其为案涉租赁合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而合同中乌当租赁站工作人员添加手写的“担保方：如乙方拖欠租金，未归还租赁物资，由我项目部承担”的文字内容，桥梁公司并未予以追认，故乌当租赁站主张桥梁公司为案涉合同担保人并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乌当租赁站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采纳，其余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国华劳务上诉否认其承继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有误导致租金计算失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即：一、解除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与被告徐国山于2011年6月3日签订的《周转材料出租合同》；三、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所租建筑材料钢管3563.9米、扣件10282套，如不能返还，则支付赔偿款138111元；并从2017年11月14日起，按每日145.59元标准计算支付上述未返还建筑材料的租金，直至所有建筑材料归还完毕或赔偿款付清之日止；四、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支付违约金50000元；五、驳回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支付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13日止的欠付租金共计7294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043元，由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负担6026元，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0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3元，由贵阳乌当国辉建筑物资租赁站负担6026元，贵州国华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0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可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刘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潘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