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刑终187号 原公诉机关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德印，男，197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系扶某治安大队副队长，吉林省长春市人。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问题，于2019年3月14日被扶余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留置，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9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11月13日，一审刑期届满被释放。 辩护人姚梦川，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原审被告人孙德印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吉0721刑初122号刑事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孙德印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孙德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松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柳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孙德印及其辩护人姚梦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孙德印原系扶某治安大队（以下简称治安大队）副大队长。2015年12月26日，张某2、修磊、包某（三人均已判刑）等15人驾车在扶余市102国道与301省道交会处附近，将被害人乔某、蒋某打伤，并将二人驾驶的车辆砸坏。当日，修磊、包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同日，扶某刑警大队（以下简称刑警大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2016年3月18日，该案由刑警大队移交给治安大队继续侦查，时任治安大队中队长的被告人孙德印为案件主办人。被告人孙德印承办该案后，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抓捕在逃的13名犯罪嫌疑人，致使在逃人员鲁伟（已判刑）等3人再次抢劫作案一起，直至2018年2月，13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先后被长岭县公安局抓获。2019年3月14日，被告人孙德印被扶余市监察委员会留置。 另查明，被告人孙德印到案后，揭发王小强寻衅滋事罪，经监察机关查证属实。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孙德印供述证实，他于2005年到治安大队工作，2017年11月任治安大队副队长。2015年12月26日，乔某、蒋某被寻衅滋事案由他办理，该案于2016年3月18日从刑警队转递给他，犯罪嫌疑人（以下简称嫌疑人）修磊、包某到案后供述了张某2等13人共同参与殴打被害人蒋某、乔某的事实，结合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可以确认张某2等13人是该起案件的嫌疑人，张某2等13名嫌疑人一直在逃，2018年2月陆续被抓获。 接案后，他领被害人乔某、蒋某去医院开具了伤情说明，公安局为被害人出具了鉴定文书。2016年4月1日，他把卷宗移送到了法制大队，法制大队负责起诉了。2016年4月1日-4月27日期间，检察院下发补充侦查提纲，他根据退补提纲和其他证据整理出了其中九名在逃嫌疑人名单，调取了户籍信息，并让两个在押嫌疑人对这九名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同时让两个受害人对已刑拘的两个嫌疑人进行辨认。另外根据退补提纲，查清了被砸车辆的信息，并到长春调取了修磊的前科材料。补充上述材料后，再次交给法制大队进行起诉。2016年5月27日，补充侦查完毕不长时间，马某大队长通知他和李某1，说张某2家正在办事，让他们去张某2家抓张某2和其他嫌疑人，他们用大约10分钟集合十多个人，但是到张某2家并没有发现嫌疑人。 他没有见过2016年6月13日检察院对张某2等13人立案的建议书。2016年5月26日至2018年2月期间，他找过施某要求对这些人上网追逃，施某说办刑拘手续得和领导商量，他们一起去找郑某，施某把案情介绍了一下，郑某说现有证据比较单一，信息不全，还办不了刑拘证。他回去把情况汇报给马某大队长，马某没有明确态度。他认为案情很清楚，证据很充分，没有提审修磊、包某。没有让被害人蒋某、乔某对张某2等未到案人员进行辨认。只查询了张某2和其他人的手机号。从公安情报网上查询过这些人的行动轨迹和银行交易地点等信息，有的嫌疑人有过购票、住宿、上网等信息，但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核实，因为看到这些信息时，嫌疑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些场所了。他没有见过2016年2月2日检察院的逮捕嫌疑人的建议书。他没有向法制部门正式报过呈请刑拘报告书，按照局里办案习惯，都是法制部门先看卷，法制部门认为能够办刑拘手续后，办案部门再报呈请刑拘报告书，因此，没有向法制部门正式申报对嫌疑人办理拘留手续。他只在2017年8月给张某2上过技术侦查措施。他掌握嫌疑人的手机号码，但没有调取过通话单。除了知道张某2家的地址外，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址和社会关系，没有去阳光物流公司调查过。2017年7月，刘堂华案发后，马某说刘堂华的案子背后可能是徐志刚、张某2和蒋福军等几个团伙为了争夺“保车”市场而引发的，因此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背景，准备打掉这几个团伙，并安排他收集这几个团伙主要人员的手机号码，并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 在这个案件中，排除警力不足等客观因素，他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工作不扎实，日常工作拖拉，加上日常工作很多，没把更多精力放在这个案子上，致使13名嫌疑人长期在逃，还有3名嫌疑人在逃期间又重新犯罪，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经过组织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罪、认罪、悔罪，接受组织的处理和法律制裁，希望组织能够给予宽大处理。 检举揭发王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末，在扶余市品味小馆吃饭，听到大厅旁边一邻桌说王小强因为M7宾馆附近打仗被判刑了，但这小子便宜了，当年王小强还跟着刘堂华干过仗呢，公安没查出来。刘堂华案是2017年治安大队查办的，李某是办案人，听说过这个案子的嫌疑人没有抓全，刘堂华等人没有将在逃犯供出来，所以听邻桌说这个事的时候，就记下来了，觉得王小强就是那个逃犯，但是当时两会维稳，想忙完单位上访的工作后查一下这件事，后来他就被留置了。他给张某2等人办理技侦措施时，使用了刘堂华案子的立案手续。 2．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1（扶某政委）证言证实，他分管政工、指挥中心、情报中心、督查、警务保障工作。2017年以后，代管治安工作，治安大队对于需要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或案情重大的，向他汇报案情。2017年秋天，马某汇报治安大队办理的一起从刑警大队转到治安大队的案件案情复杂，案子也挺大，后来知道这个案子的主犯是张某2，当时没有汇报过有十多名嫌疑人在逃。简单听了一下后也觉得这个案子挺大，有必要和蔡云飞市长汇报一下，当天就和马某、刑警大队大队长一起到蔡市长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这个案子。蔡市长听了这个案子后，觉得这个案子比较复杂，最好是由松原市局办理或异地用警办理，当时蔡市长就给松原市局的张某1副局长打电话提出了想法。放下电话后，蔡市长说张某1副局长准备和许晓明书记汇报一下后再定。过了不长时间，张某1副局长就到扶余市局来了，并听了这个案子的汇报。不久，蔡市长和他说，松原市局决定张某2这个案子由长岭县局办理，长岭县的管龙案件由扶余市局办理。 （2）证人陈某（扶某刑警大队大队长）证言证实，刑警大队受理修磊、包某案，由孙某主办。案发当天，就有两名嫌疑人来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过加大力度讯问，二人供认有十余人参与殴打了被害人，组织者是张某2，由于被害人这方将张某2的物流公司“保”的车钱给收了，因此报复被害人，才打的他们。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将其他嫌疑人抓捕到案。寻衅滋事案件属于治安大队管辖的案件，2016年3月，刑警大队将这起案件移交给了治安大队。刑警大队对其他未到案的嫌疑人信息已经摸排出来了，但没有将已经掌握的未到案人员个人信息列为上网逃犯，当时考虑嫌疑人较多，社会关系复杂，打算对这些人一网打尽，如果上网的话，信息就公开了，不利于集中抓捕。没见过修磊、包某案侦查副卷中的检察建议书。 （3）证人孙某（原扶某刑警大队民警）证言证明：他于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任刑警大队五中队队长，2017年8月至现在，任巡警大队副大队长。修磊、包某寻衅滋事案发当天，有两名犯罪嫌疑人来自首，经工作，另供述有十余人参与殴打了被害人，其中包括张某2，他们按照这两个嫌疑人供述的其他参与作案的人员姓名，把相同姓名人员的户籍底卡上的照片交给这两名嫌疑人辨认，最后确认了十名左右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之后通过线人摸排信息，开展抓捕，但抓了两个月左右，没有抓到一名嫌疑人，后来就把这起案件移交给了治安大队侦查了。 两名被害人被打的挺重，当时无法判断是否会死亡或是否会构成重伤，两名被害人一直不同意做伤情鉴定，他们觉得可能不构成重伤，这样就属于寻衅滋事案件了，按照管辖就只能交给治安大队侦查了。侦查期间没有将已经掌握了个人信息的未到案人员列为上网逃犯，因为列为网上逃犯的前提是要办理刑拘或逮捕手续。他当时认为除了这两名到案的嫌疑人指认外，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未到案的这些人犯罪，证据比较单一，靠现有证据向法制部门报请拘留手续怕他们不批，就没向法制部门报。没见过修磊、包某案侦查副卷中的检察建议书，也没收到过该建议书的复印件。 2017年6月份，在新城局乡附近发生了抢劫大车司机的案件，他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当天晚上得到线索，嫌疑人鲁伟可能在原公安局附近的宾馆，当晚实施抓捕行动，但是没有抓到鲁伟，听王某说过他随礼的时候看到鲁伟了，但是没敢确定是不是本人，之后就不知道是啥情况了。抓捕时，他知道鲁伟和张某2是一伙的，他们没有对张某2等人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主要靠线人提供线索，没有调取过张某2的手机通话记录。 （4）证人郑某（扶某法制大队大队长）证言证明：刑警大队在办理包某、修磊案件过程中，没有建议对未到案的嫌疑人上网追逃。没见过扶检侦监应捕建[2016]1号《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检察院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但是施某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和他说过，他让施某按照检察院的建议通知刑警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不记得后来是否问过施某刑警部门是否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对这些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办理了呈请逮捕手续了。施某向他汇报过，治安大队的人建议过要将未到案的嫌疑人上网追逃，治安大队的人没有直接和他说过。施某的意见是证据单一点，有的嫌疑人信息不全，需要治安大队将这些信息补全以后正式向法制大队呈报刑拘手续，由法制大队开会研究一下，他同意施某的意见。后来治安大队没有呈报刑拘手续，就没法审批。根据检察机关的《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这些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符合办理刑拘及上网追逃手续的条件。在这个案件准备移送起诉前，施某向他做过汇报，听完后认为该案需要补正的很多，可先行起诉，同时督促办案单位抓人查证。 （5）证人李某1证言证明：2015年12月，在102国道新城局乡附近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案，被害人叫乔某、蒋某，这个案子最初是刑警大队办的，后来转到治安大队。被害人来找孙德印问办案进程，孙德印答复正在积极工作。 他没参与这个案件的办理，修磊、包某寻衅滋事刑事侦查案件卷宗47-48页、53-55页材料上是他签的名。可能是他当时在孙德印办公室，孙德印写的笔录，写完之后，让他签名，他就签上了。2016年夏天，大队长马某打电话让他带队领着孙德印和治安大队的七、八个干警到小九号抓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员，说有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员在小九号喝酒。具体抓谁、怎么抓由孙德印负责，他只是带队。到了之后，屋里有五、六个人，酒已经喝完了，孙德印辨认后确认没有要抓的人。 （6）证人施某（扶某法制大队民警）证言证明：修磊、包某寻衅滋事案件由他审核，审核移送起诉过程中，在例会上向大队长郑某汇报了此案，郑某建议督促办案单位早日抓捕其他涉案人员，案件要到期了，他们对嫌疑人修磊、包某向检察院提起公诉。审核此案过程中，认为有一部分在逃人员证据是充分的。治安大队的孙德印来找过他，想开刑拘手续，进行上网追逃，他让孙德印将涉案人员信息都核对准了，跟领导汇报好了，他再给孙德印开刑拘手续。孙德印找他的当天，他就向大队长郑某汇报孙德印要开刑拘手续，办上网追逃的事了。跟郑某说了让孙德印把其他在逃的嫌疑人身份信息核对准了，然后跟双方领导请示完，他根据双方领导的意见可以批准刑拘，他在会上说了检察院给了一个逮捕的建议书，检察院的意见是对其他涉案人员进行逮捕。根据检察院提供《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如果这些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应该能确定他们可能涉嫌犯罪。他将《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复印件交给刑警大队的孙某了。治安大队办案人在补充侦查结束后，检察院于2016年6月13日给公安局下了一个《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张某2等13人立案侦查，他把《检察建议书》的复印件交给孙德印了。 （7）证人张某1（松原市公安局副局长）证言证明：他在市公安局分管刑侦、技侦、网侦、打黑、公交、反恐六个部门的工作。他是张某2案专案组组长，这起案件最初是张某2的前妻王丽在2014年年末至2015年初去省厅和松原市局举报，看了举报材料，由于当时不掌握张某2其他的涉黑案件，认为王丽举报的线索属于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普通的寻衅滋事案件。且据他们了解，王丽和市局打黑支队一位干警有绯闻，所以他认为这起案件由松原市局侦查不太合适，就把这起案件交给扶某办理了。2017年，扶某蔡云飞局长在电话里和他说，扶余辖区内有几个涉黑的团伙，其中一个涉黑的团伙主犯叫张某2，扶余公安局准备打掉，想让他帮助研究一下，后来他去扶余调研时，蔡云飞向他汇报了扶余市的三个涉黑团伙，他说可以借助技侦手段来侦破。他让蔡局长联系松原技侦支队，后来他也和技侦支队的赵队长打了招呼。技侦支队对这几个团伙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了，但开始好像没什么效果，后来蔡云飞局长和他说，张某2这个团伙，由他们本局侦查有点困难，他和许局长请示后，就把这个案件交给长岭县公安局办理了。 （8）证人马某（扶某治安大队大队长）证言证明：2016年年初，刑警大队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抓住了两名嫌疑人，这起案件属于寻衅滋事案件，按照分工，应该由治安大队办理，他指派孙德印为这起案件的办案人。孙德印接受案件后，口头汇报该案案情和证据情况，说过在逃的这些人看起来也够网上追逃，他让孙德印找法制大队报网上追逃，孙德印找过法制部门后，说法制部门认为这些人犯罪的证据有点单一，上不了网，他就让孙德印用大情报系统搜一搜，看看这些人有没有住宿、使用银行卡、买车票等信息，孙德印说搜了一下，没发现什么信息，后来孙德印说有一个嫌疑人在西北的甘肃或新疆出现过，还有一个人在大连出现过，但是信息就出现一次，孙德印怕到那扑空，他就让孙德印持续关注。孙德印说现在认定张某2犯罪还不充分，如果再抓一、两个嫌疑人，有了更充分的证据后再动张某2，案子就能坐实。他和孙德印说，既然上不了网，就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抓这些人吧。后来孙德印说，已经办技侦手续了。他和刘某1说这个案子太大了，可能涉黑，希望向松原市局申请，异地用警或者由松原市局协助抓捕，之后他们俩向蔡市长汇报了他的想法后，蔡市长跟松原市公安局的张某1副局长沟通，希望松原市局接这个案子，张某1副局长隔了两个月左右来扶余了，他经领导指示口头汇报了这个案子。2017年7、8月份，张某1副局长来扶余，他又汇报了这个案件，张某1副局长看过卷宗后认为应该通过技术侦查手段侦办，他就安排孙德印去市局送了技术侦查手续，之后就对张某2等涉案人员开展了技术侦查。记不清是否看到过孙德印填写的《呈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报告书》。 有一次他接到被害人的举报电话，说张某2家办事，来了不少人，其中就有102国道打他的那伙人，他就给李某1和孙德印打电话，让他们带领治安大队的干警穿警服带执法记录仪去抓人，但没有抓到人。从2016年3月份这个案件到治安大队，作为治安大队大队长，他对这个案子重视不够，没有经常过问。2017年8月份，刘华堂案发后就对刘华堂案件一起采取了技术措施。 （9）证人王某（扶某刑侦支队副大队长）证言证明：2017年6月，刑侦大队接到报案，有人在102国道抢劫大车司机，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叫鲁伟，通过户口信息，识别了鲁伟的长相，当天晚上有新线索在老公安局附近的宾馆发现了鲁伟，但到宾馆没有抓到鲁伟。第二天，他到陶赖昭镇随礼，在随礼的地方看到了张某2，同时觉得旁边桌上有个人像鲁伟，但不能确认是否为鲁伟本人，就用手机拍照传到陈某的手机里，过了二、三分钟鲁伟就出去了，他借由去厕所跟了出去，没有发现鲁伟，就看见一辆吉A牌照的面包车往扶余相反方向走，他怀疑这是鲁伟坐的车，就报给陈某大队长了。 （10）证人李某（扶某治安大队民警）证言：2017年7月22日，犯罪嫌疑人刘堂华、于光胜、刘富刚、金鹏飞等人在新城局润通物流院里将物流公司乔某和蒋福学、王伟亮三人开的两台车用镐把等工具砸坏，王伟亮和乔某受伤住院治疗。据刘堂华本人交代，刘堂华的一台捷达车曾在2017年7月初被他人蒙面砸坏，刘堂华怀疑是蒋福学等人实施的，为了报复蒋福学等人，砸了他们的车。在办理刘堂华寻衅滋事案件过程中，他将有关案情向治安大队大队长马某做了汇报，马某认为乔某等人是以蒋福军为首的另一个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团伙成员之一，这个团伙有可能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马某队长想通过刘堂华这个案件对蒋福军等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以查出团伙的一些其他的刑事案件。按马某指示，他对蒋福学、乔某、蒋希伍、王伟亮四个人的手机号码提取出来做技术侦查。听说过张某2是社会人，但是不掌握他涉及什么事情以及个人信息，这次准备对蒋福学等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记不清马某队长是否说过要对张某2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后来没有人和他反馈过关于蒋福学等人的技术侦查结果，没去过小九号村抓人，孙德印没有委托他查过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11）证人全广宇（扶某刑侦大队民警）证言证明：他和孙某一起办理乔某被寻衅滋事案，第一次讯问修磊、包某时，嫌疑人只供认他们俩殴打了乔某、蒋某，第二次讯问时，修磊、包某供述了实情，供述了有15人参与殴打乔某、蒋某，毁坏车辆的问题。其他人均在逃，他查询15名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当时工作重点是想以嫌疑人郭猛为突破口，听刘某2新说在一家干洗店洗衣服时，碰上了郭猛，但是刘某2新没有抓住郭猛。没有通过网上通缉嫌疑人，是因为陈某大队长说这些人都是三岔河镇的本地人，怕这些人与公安内部有一些关系，上网后信息就公开了，怕打草惊蛇，就不好抓了。 （12）证人刘某2新（扶某刑侦大队五中队民警）证言证明：他和中队长孙某、同事全广宇参与了乔某、蒋某被打“12.26”案。此案的负责人是孙某，因当时他们中队人手不够，五中队也出现场了，五中队分管领导是副大队长王某。嫌疑人修磊、包某投案自首，他负责办理相关的刑拘手续，之后刑侦大队到看守所提审了修磊、包某。修磊、包某交代是15名嫌疑人做的案，案发后张某2让修磊、包某顶罪。2016年3月份，本案以乔某、蒋某寻衅滋事案被转到治安大队，是他办理的相关转交手续，他把涉案财物、相关卷宗交给了治安大队的马某，通过案件平台把案子转到治安大队。如果有电话单子，就是是中队长孙某或副大队长王某让他调取的。 3．书证 （1）扶余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证明：2019年3月14日扶余市监察委员会决定对孙德印涉嫌严重职务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2）扶余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决定书证明：扶余市监察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3月14日起对孙德印采取留置措施。 （3）松原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证明证明：2017年8月，扶某将170722寻衅滋事案与170723寻衅滋事案、151226乔某和蒋某被打案并案侦查申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我队于2017年12月14日决定对上述三起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侦控目标为徐志刚、张某2、蒋福军。 （4）证人郑某提供的会议记录证明：2016年3月30日，法制大队开会研究修磊、包某寻衅滋事案，结论为“需要补证的很多，先行起诉，督促办案单位抓人查证。” （5）扶某法制室汪某提供的2015年-2016年会议记录证明：包磊、修玉双寻衅滋事案“现只有修、包材料，其余10多人未抓到也无材料。定寻衅滋事没问题，现继续侦查。” （6）证人全广宇提供的犯罪嫌疑人手机号码证明：他对犯罪嫌疑人手机进行了查询。 （7）扶余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的2月2日向扶某发出的扶检侦监应捕建〔2016〕1号《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证明：建议对提请批捕意见书未列明的犯罪嫌疑人张某2、郭猛、曲慧中（洋洋）、刘新良、刘海超、卢伟、马奎、李红光、任达、德子、林殿全、王军、刘波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提请审查逮捕。 （8）扶余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6月13日向扶某发出的扶检刑检建〔2016〕27号《检察建议书》证明：扶余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2、郭猛、曲桂忠、刘鑫梁、刘海超、鲁伟、李红光、林殿全、刘波、马奎、任达、王军、德子涉嫌寻衅滋事罪，建议扶某对以上十三人立案侦查，查清事实后如果涉嫌犯罪可移送起诉。 （9）《扶某治安管理大队信息查询详单》证明：刘新良、刘海超、曲桂忠、林殿全、张某2、李红光、鲁伟、刘波、郭猛等人信息。 （10）扶某修磊、包某寻衅滋事案侦查卷宗肆册、扶余市人民法院修磊、包某寻衅滋事案审判卷宗壹册。 （11）长岭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明：张某2等23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聚众斗殴罪、行贿罪。 （12）扶某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孙德印不是该案的实际办案人，未参与侦办这起案件，对刘堂华案件的侦查过程不清楚。 （13）《扶某立案决定书》及对犯罪嫌疑人王小强的拘留证。 （14）被告人孙德印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安系统调任人民警察审批表、国家公务员过渡考核登记表证明：孙德印的任职、考核情况。 （15）被告人孙德印户籍信息和无犯罪记录证明：被告人孙德印户籍信息，无前科劣迹。 （16）扶余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9年3月14日，通过扶某纪检组通知孙德印到纪委谈话室，之后办案人员将孙德印带到松原市廉政教育中心，并于同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辩护人提供扶某出具孙德印现实表现材料证明，孙德印一贯工作认真，表现较好。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德印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长期逍遥法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孙德印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系立功，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德印认罪态度较好，可从轻处罚。辩护人称被告人孙德印不构成犯罪的观点，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于该辩解不予采信。综合考虑被告人孙德印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认罪、立功等情节，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孙德印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11月13日止。） 上诉人孙德印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孙德印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依法应改判孙德印无罪或发回重新审理。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没有核查清楚。（1）孙德印履行了办案人员应尽的职责，不存在玩忽职守的行为。接案后，对二被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取被害人笔录；整理卷宗，移送起诉，完善刑警侦查期间需补充证据；着手抓捕同案中其他13人，查明信息，对符合拘留、通缉条件的，到法制大队办理拘留证；组织现场抓捕；通过技侦手段对嫌疑人张某2等进行查控。（2）孙德印负责治安大队负责大队的文件处理、内勤工作，又负责本市的重点人员管控维稳。只有孙德印一人办理此案。（3）真正玩忽职守的是刑警大队或法制大队的相关人员，而不是孙德印。2.张某2一伙人长期为非作歹，造成严重社会影响与孙德印无关。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6日，张某2、修磊、包某（三人均已判刑）等15人驾车在扶余市102国道与301省道交会处附近将被害人乔某、蒋某打伤，并将二人驾驶的车辆砸坏。当日，修磊、包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同日，扶某刑警大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次日，刑警大队对二人进行刑事拘留。2016年2月3日，对二人执行逮捕。2016年2月2日，扶余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扶侦监应捕建[2016]1号《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认为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未列明的犯罪嫌疑人张某2等13人涉嫌该起犯罪事实，要求扶某提请审查逮捕。 2016年3月18日，按扶某工作分工，该案由刑警大队移交给治安大队继续侦查，时任治安大队综合中队中队长的上诉人孙德印为案件主办人。孙德印承办该案后，对二受害人乔某、蒋某进行伤情鉴定；查询了被砸车辆信息；调取了修磊的前科材料；主持受害人乔某、蒋某对在案犯罪嫌疑人修磊、包某进行了辨认，主持修磊、包某对未到案的嫌疑人张某2等九人进行了辨认，确定了另有张某2、鲁伟等13名犯罪嫌疑人参与本案，但未到案；按照治安大队大队长马某安排，组织警力到张某2家对张某2和其他犯罪嫌疑人抓捕，但未抓捕成功；按扶某办理网上追逃工作习惯作法，向法制大队口头申请对张某2等9人开具刑拘手续，并列为网上追逃嫌疑人，法制大队认为证据较单一，信息不全，未能办理刑拘手续和进行网上追逃。孙德印查到了两个嫌疑人分别在新疆、大连的出现过的信息，担心去当地侦查可能会扑空，因此，未去当地走访抓捕。2016年6月13日，扶余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扶检刑检建[2016]27号检察建议书，建议对上述13人立案审查。未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孙德印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继续补证再向法制部门申请开具刑拘手续和申请上网追逃，走访、摸排嫌疑人信息，抓捕在逃的嫌疑人，13名犯罪嫌疑人一直未归案。2017年6月9日，在逃人员鲁伟（已判刑）伙同王国威、海红（在逃，二人非前述寻衅滋事案嫌疑人）抢劫作案一起。2017年8月，孙德印将此案向松原市公安局办理了技术侦查申请，松原市公安局于2017年12月14日决定对张某2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经扶某向松原市公安局汇报申请，松原市公安局指令该案由长岭县公安局侦办，直至2018年2月，13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先后被长岭县公安局抓获。 另查明，被告人孙德印到案后，揭发王小强寻衅滋事罪，经监察机关查证属实。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庭审中，上诉人孙德印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扶余市监察委员会2019年8月30日扶监审[2019]71号《关于给予施某政务记过处分的决定》复印件证实，决定载明施某负责审核张某等人殴打乔某、蒋某并砸毁蒋某驾驶的小轿车一案期间，未能正确履行职责，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在明知扶余市检察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逮捕张某等13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建议，且案件承办人孙某某提出对已确认身份的9名犯罪嫌疑人上网追逃的情况下，仍以待将13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全部搜集完成再一并上网追逃为由，既未同意对已掌握身份信息的张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批准刑拘，又未办理此9人的上网追逃手续，致使张某等人长期在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予施某政务记过处分。 2．扶某出具的证明证实，说明嫌疑人网上追逃工作的办理由办案单位在警综平台上填报《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提交法制部门和分管局领导审批，获批后网上开具刑事拘留证，由办案单位携带刑拘证和嫌疑人信息到刑事侦查大队办理上网手续。长期以来，为提高办案质量，避免工作误差，该局形成的办案规则是办案单位向法制部门介绍案情或法制部门阅卷后给出能否刑拘或其他侦查意见，再决定是否填报《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 对以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孙德印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孙德印在对修磊、包某寻衅滋事案件的办理中，先期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做了有关工作，履行了相关职责。但在履行对犯罪嫌疑人的刑拘和网上追逃未果和抓捕犯罪嫌疑人未果后，此后约一年时间内，其对此案未积极跟进，未有证据表明孙德印对在逃犯罪嫌疑人有进行抓捕、摸排走访和工作后再次申请开具刑拘手续和申请上网追逃工作，张某2、鲁伟等犯罪嫌疑人一直未归案，并再次犯罪。鲁伟伙同他人抢劫，与孙德印工作不负责的失职存在一定因果关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孙德印及其辩护人关于孙德印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德印玩忽职守，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长期逍遥法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上诉人孙德印及其辩护人关于其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考虑孙德印失职行为虽与鲁伟再次犯罪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非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本院审理中辩护人所出示的扶某的证明、扶余市监察委员会对施某的处分决定等证据，能够认定上诉人犯罪情节轻微，且上诉人孙德印有立功行为，依法可以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原判判决量刑不当，应予纠正。经本院2019年第十八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刑初122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孙德印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刑初122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孙德印的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孙德印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波 审判员 王成伟 审判员 丛 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赵长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