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1民再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杜方君，男，汉族，住宁夏贺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波，宁夏臻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法定代表人：赵旺旺，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杜方君因与被申请人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品枸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宁01民终1000号民事判决，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宁民申64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杜方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波、被申请人红品枸杞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旺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方君申请再审称，请求：1、依法撤销宁夏贺兰县人民法院（2016）宁0122民初3675号民事判决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终100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理由：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涉及的苗木存在质量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苗木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就是甘肃省景泰县法院、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以及该判决书中景泰县种子站的鉴定报告书，但上述证据材料均与杜方君没有关系，与案涉枸杞苗也没有关系。1、景泰县法院、白银市中院以及鉴定报告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判决认定了本案的基本事实错误。2、关于本案张某某证言以及杜方君提交的张某某与红品枸杞公司签订的《宁杞七号订购合同》，原审法院认定错误。二、本案即便原审法院认定系“蒲*昌、蒲*虎、蒲*辉、马*忠、马*虎、马*兴”等人种植的申请人杜方君的苗木属实，原审法院不能依据另案的鉴定报告认定红品枸杞公司自用的苗木亦存在质量问题，并作出错误判决。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关于枸杞苗的检测义务在红品枸杞公司，检测时间是在装车之前，红品枸杞公司没有提出质量问题应当视为质量符合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红品枸杞公司在约定的检测期限内未告知苗木存在质量问题，应视为案涉苗木质量符合合同约定。但原审法院未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红品枸杞公司辩称，一、二审法院已将案件事实查明，对一、二审判决无异议，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订购合同中约定种植户马*林、冶*芯、马*海、马*麻、马*布、李*赡、蒲*辉六人，实际种植户是以蒲*辉为代表的同村村民，马*林、冶*芯、马*海、马*麻、马*布、李*善，蒲*辉、蒲*虎、蒲*昌、马*忠、马*虎、马*信于2016年3月29日从申请人处直接选购了宁杞7号苗木17400株，并分三车运回种植。一审中蒲*昌、马*忠、蒲*虎出庭证明了其从申请人处购买枸杞苗木，并通过申请人身份证附件和照片认出申请人就是苗木的提供者。一、二审法院对证人的证言予以认定，被申请人无异议。证人张某某出庭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订购合同真实合法，被申请人与张某某签订的宁杞7号、9号订购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合同约定了枸杞苗木的品种、数量、苗圃地点是银川市华西村炮营大院西2000米处，购买张某某苗木的实际种植户分别为马*林、冶*芯、马*海、游*军四人，故张某某与本案无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订购合同约定的有些种植户没有选购申请人的枸杞苗，因此被申请人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前旗巴音镇李三村租赁100亩土地种植该枸杞苗，但因质量问题于2019年春季销毁。一审中法官曾询问过申请人是否就蒲*辉等人种植的枸杞苗和被申请人种植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枸杞苗进行鉴定，申请人表示不鉴定，说明申请人对枸杞苗的鉴定结果无异议，涉案枸杞苗的情况均与景泰县种子管理站及省内高级农艺师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一致，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认定，申请人应对被申请人种植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枸杞苗进行赔偿。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人并未委托防疫检疫站对苗木进行检疫，申请人混淆了苗木检疫的概念。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红品枸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退还枸杞苗款858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因枸杞苗纯度不够造成的损失300000元；3、第三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8日，原、被告签订《宁杞七号订购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本案原告）向甲方（本案被告）订购宁杞七号（0207）枸杞苗约35000株，该苗木粗度0.3厘米，高度60厘米，单价2.7元；以上苗木总造价94500元（大写：玖万肆仟伍佰元整）；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枸杞苗圃地点：金星八社自家住房；甲方保证提供给乙方的苗子纯度为85％以上；甲方保证提供给乙方的苗子为宁杞七号扦插苗；甲方负责挖苗、倒运、捆绑、沾胶泥浆、塑料袋包装根部、再进行包装及装车；该苗木运输由乙方负责；甲方按50株／捆进行捆绑，乙方抽样检查；甲方需在装车前为乙方出示该苗木检疫证明；起苗时间：2016年3月18日至2016年4月1日；付款方式：自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向甲方支付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的苗木定金，余款装车付清或货到付清，定金从苗款中扣除；如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枸杞苗子纯度不达标，甲方应补充未达标的苗木，并承担未达标苗木的经济损失；该苗木种植户为：马*林、冶*志、马*海、蒲*辉、马*麻、马*布、李*善；检疫证明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苗木修剪由乙方负责；该苗木的有关枝条归乙方所有。”，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定金10000元。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枸杞苗33000株，其中合同约定规格型号的26000株，价款70200元；小苗7000株，价款5600元；枸杞苗款共计75800元。2016年6月份至8月份，种植户根据枸杞种植技术经营，发现该苗部分不挂果，其他苗子果粒很小等情况。原告进行田间现场考察发现该种苗不是宁杞七号（0207）品种。2016年9月22日，景泰县种子管理站及省内高级农艺师作出景种管鉴字[2016]1号现场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是该苗纯度为零。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宁杞七号订购合同》中第五项第七条款，被告提供的枸杞苗纯度不达标，应补充未达标的苗木，并承担未达标苗木的经济损失。现原告与被告协商不能解决，故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另查明，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甘0423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0日，原告蒲*辉（甲方）与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枸杞苗木订购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定购苗木7700株，单价4.1元／株，总价为31500元。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的苗木无病害、无干死苗，乙方按每捆50株捆绑，甲方抽样检查并验收。自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苗木定金7700元，定金最后从苗款中扣除。起苗时间自2016年3月20日至2016年4月20日止，以甲方通知为准。双方约定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需支付另一方合同总金额二倍的违约金，乙方保证完成甲方定购的苗木数量。甲、乙双方补充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的苗木纯度为80％-90%，地点：小房子后苗圃。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增加了订购数量，被告将其向杜方君订购枸杞苗木出售给原告。2015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赵某支付定金4000元。2016年3月29日至3月30日，原告收到被告红品枸杞公司提供的枸杞苗木18200株，扣减折损按17400株计算，原告支付货款59200元。同时，被告红品枸杞公司向原告出具宁杞7号苗木纯度保证书，并载明：种植户蒲*昌3亩1000株，蒲*虎7亩2800株，蒲*辉6亩2400株，马*忠13亩5000株，马*虎13亩4000株，马*兴5亩3000株，合计17400株，保证纯度90%。原告种植后发现所种枸杞苗木不是宁杞7号，向景泰县种子管理站报案，并找被告协商未果，遂起诉。原审审理期间对涉案苗木的栽植田间进行现场勘验，并邀请景泰县种子管理站组织相关专家鉴定，鉴定结论为：该批枸杞苗宁杞7号的纯度为零。2017年3月10日左右，原告蒲*昌等六户已将所种植的枸杞苗木全部挖掉烧毁处理。2016年10月10日，被告名称变更为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依法判决：“一、被告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蒲*昌、蒲*虎、蒲*辉、马*忠、马*虎、马*兴苗木款63200元；二、被告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蒲*昌、蒲*虎、蒲*辉、马*忠、马*虎、马*兴损失47000元；三、驳回原告原告蒲*昌、蒲*虎、蒲*辉、马*忠、马*虎、马*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枸杞苗款85800元；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00000元有无依据，以及如何确定。首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枸杞苗订购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约定订购宁杞七号（0207）枸杞苗约35000株，单价2.7元，苗木总造价94500元，在合同签订后，被告实际向原告交付了枸杞苗33000株，其中合同约定规格型号的苗木26000株，价款70200元；小苗7000株，价款5600元；枸杞苗款共计75800元，双方钱货两讫，故涉案苗木定购合同已经变更并实际履行。原告应付货款为75800元，支付定金10000元，共计85800元，庭审中被告也自认收到货款85800元，法院认定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金额为85800元。同时，原、被告在枸杞苗订购合同中约定保证枸杞苗木为宁杞7号，纯度85％以上，但经鉴定该批枸杞苗宁杞7号的纯度为零，被告向原告出售的枸杞苗木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被告提出的抗辩意见，虽被告提交了证据予以证明，但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意见成立，法院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85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00000元的诉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并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具有法律依据。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陈述被告交付的苗木33000株，除供给蒲*辉等六人17400株，剩余15600株拉运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前旗巴音乡李三村种植至原告租赁许有权的100亩土地中，虽证人马某某证明受雇于原告拉运枸杞苗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前旗巴音乡李三村田中，但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中约定的种植户不包括原告及许有权，同时原告与许有权协议种植的枸杞苗为宁杞一号，同时，原告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拉运至内蒙租赁田中的枸杞苗为28100株与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拉运至内蒙租赁田中的枸杞苗为15600株，数量相差近12500株，原告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前旗巴音乡李三村租赁许有权的100亩土地中种植的是从被告处购买的宁杞七号，原告主张因租赁土地及支付水费等损失共计8万元，法院不予认定。故，法院查明原告受到的损失包括：因苗木纯度为零向（2017）甘0423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苗木种植户赔偿的经济损失47000元、第三方鉴定费1800元、酌情支持原告因本案支出的交通费1463.5元，共计50263.5元，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30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50263.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杜方君向原告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退还苗木款858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杜方君向原告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赔偿损失50263.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杜方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81元，由原告宁夏红品枸杞产业有限公司负担4590元、被告杜方君负担2497元。 杜方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贺兰县人民法院（2016)宁0122民初3675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杜方君与被上诉人红品枸杞公司签订的《宁杞七号订购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订购宁杞七号，上诉人保证提供的苗子为宁杞七号扦插苗，如枸杞苗子纯度不达标，上诉人承担未达标苗木的经济损失。后被上诉人又将从上诉人处购买的枸杞苗出售给案外人，导致诉讼。经鉴定，该批枸杞苗宁杞7号的纯度为零。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中约定种植户为马*林、冶*志、蒲*辉等户，景泰县人民法院判决是蒲*辉、蒲*昌、蒲*虎、马*忠等，但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2017）甘0423民初811号民事判决认定：红品枸杞公司将其向杜方君订购的枸杞苗木出售给蒲*辉，该判决现已生效。上诉人主张蒲*辉还种植了他人的枸杞苗，未提交证据证实。综上，上诉人杜方君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81元，由上诉人杜方君负担。 再审期间，被申请人红品枸杞公司提交：证据一、宁杞7号、9号订购合同，证明被申请人与张某某签订合同范本与被申请人和申请人签订的合同大致相同，但是对其中的约定并不相同。蒲*辉之外的其他人购买了张某某的枸杞苗，不存在蒲*辉购买张某某苗圃的枸杞苗。张某某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证据二、植物检疫证书，一、二审中苗木没有进行检疫，证明本案检测不能代表检疫。 证据三、发票三张，证明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诉讼，导致诉讼后被申请人的损失8000元。 杜方君质证：对证据一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被申请人提交合同不同于原审中申请人提交的合同，原审中的合同没有补充条款，补充条款签订的时间是2016年4月1日，本案一、二审中被申请人为何不向法庭提交，所以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律师费用不应当由申请人承担。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杜方君出售给红品枸杞公司的33000株枸杞苗是否全部不符合合同约定，杜方君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本案中，双方争议已成交的涉案33000株枸杞苗均是从杜方君田地中同时成批挖取交付给红品枸杞公司，其中17400株运至甘肃景泰种植，该17400株枸杞苗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2017）甘0423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剩余枸杞苗红品枸杞公司称其拉运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种植，红品枸杞公司提供了已生效判决书及证人证言，能够印证杜方君出售给红品枸杞公司的33000株枸杞苗均是同时从杜方君的田地中挖取。杜方君不能证明其种植了不同的枸杞苗，也未能证明涉案成交的33000株枸杞苗全部合格并符合合同约定，庭审中经询问杜方君种植涉案枸杞苗的来源，其陈述不能证实种植的枸杞苗的合法来源，在其又不申请鉴定的情况下，原审结合案件实际涉案成交的33000株枸杞苗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挖取，应当具有同一性、盖然性，判定涉案枸杞苗全部不合格，由杜方君返还全部枸杞苗款的认定并无不当，并依据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的（2017）甘0423民初811号民事判决和第三方鉴定费、红品枸杞公司的交通费等情况后，酌情支持红品枸杞公司的经济损失共计50263.5元适当，故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宁01民终100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俊杰 审判员  徐开前 审判员  范宁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祁 斐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