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湘01民终110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板仓路219号晶华美地B栋。法定代表人尹国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毛，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伊君，女，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系该公司法务。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住所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17号（湘商世纪鑫城1栋2层220号）。负责人程靖。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生，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斌，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鸿晟再生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港路80号综合办公楼517号。上诉人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沙物流公司”）与上诉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原审第三人湖南鸿晟再生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晟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的（2018）湘0121民初8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变更第一项为由星沙物流公司赔偿上诉人因其违约给上诉人造成的全部损失；二、星沙物流公司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长沙银行的损失认定存在错误；二、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因星沙物流公司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星沙物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星沙物流公司仅承担长沙银行损失的50%，明显不合理。星沙物流公司答辩称: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上诉人星沙物流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并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出的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之抗辩，二审应对此予以审理；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责任分担认定不当，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答辩称:一、根据双方在《监管协议》中的约定，向星沙物流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与鸿晟公司是否构成贷款诈骗，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本案无需中止诉讼或者移送公安处理；二、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委托星沙物流公司对抵押物进行监管，而星沙物流公司未认真检查、接收抵押物，未按照监管协议约定谨慎、尽职进行监管，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星沙物流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承担赔偿全部损失的违约责任；三、星沙物流公司主张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事由，与事实不符，也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不可抗力及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且报警、核实监管物本就属于星沙物流公司应当履行的监管义务，故星沙物流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四、长沙银行星城支行要求星沙物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不存在显失公平。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因被告违约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即被告在监管抵押物价值减少的范围内，对借款人鸿晟公司不能偿还给原告的借款本息、主张债权所花费的费用等损失，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金额以（2015）长中民二初字第00353号、0035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合计金额为准，即以下两项合计的金额。其中1为：本金1000万元，利息75000元（本金1000万元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月20日，此后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诉讼费88252元等；2、为本金500万元、利息5000元（本金500万元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月26日此后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诉讼费52654元等。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而花费的所有损失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鸿晟公司欲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融资。2013年12月24日，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鸿晟公司签订《人民币综合授信合同》，约定鸿晟公司可在授信期内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申请使用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500万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鸿晟公司先后三次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第三人以其所有的11036吨、价值不少于2505万元的废钢作为抵押物，为授信期内的最高余额不超过1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登记证书编号：长工商开抵设字（2013）050号)。2014年7月，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鸿晟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同年11月19日，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鸿晟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2014年7月、11月，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分别为鸿晟公司开具1000万元承兑汇票及发放1000万元贷款。（上述事实有（2015）长中民二初字第00353号、00354号两份生效判决书确认）2.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及鸿晟公司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动产抵质押监管三方协议》，协议约定：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向星沙物流公司支付监管费、银行应对星沙物流公司的监督监控给予协助和支持，鸿晟公司出现未能按监管要求的操作，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应协助星沙物流公司要求鸿晟公司改进（协议第2.4条、第2.5条）；鸿晟公司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提供抵押物物权凭证、配合办理物权登记等（协议第三条）；星沙物流公司应履行监管职责，妥善监管抵押物。如星沙物流公司监管失职造成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协议第4.3条）；星沙物流公司承诺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包括认真检查、接收货物、谨慎监管抵押物、严格按照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指令处理抵押物等（协议第5.2条）；抵押物由鸿晟公司或其指定的交货人移交给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或星沙物流公司，货到后由长沙银行星城与星沙物流公司及鸿晟公司三方共同办理验收入库手续。验收后，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签发《监管物监管通知书》给星沙物流公司，星沙物流公司同时签发《监管物清单》提交给长沙银行星城支行。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确认《监管物清单》的真实性并接收后，鸿晟公司的抵押物即应视为正式在星沙物流公司的监管之下。同时星沙物流公司代理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监管抵押物的职责正式开始（协议第6.1条）；星沙物流公司应在仓库中对抵押物进行分区管理，以明显的标志显示该货物处于抵押监管状态。本协议项下的监管区域为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港路80号（协议第6.2条）；星沙物流公司享有对抵押物的监管权，若发生鸿晟公司不听从或逃避星沙物流公司的监管指令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哄抢货物、盗运货物等情形），应由鸿晟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星沙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协议第6.3条）。3.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签订《监管合作框架协议》，约定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向星沙物流公司支付监管费或监管费+仓储费；星沙物流公司根据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的要求提供监管服务，因星沙物流公司违约导致银行损失的，星沙物流公司应予赔偿（协议第3.1条、3.2条），包括监管物被哄抢、被盗运所造成的价值减少损失（协议第五条第四项）。4.2014年11月13日，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及鸿晟公司签署《现场核库确认书》，确认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长沙港口的废钢为12940吨。同日，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向星沙物流公司出具《监管物监管通知书》，通知星沙物流公司当日前往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港路80号接收价值2505万元的监管物废钢12940吨（第三人提供的担保物）。星沙物流公司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签发的《监管物清单》上对废钢重量亦有相同记载，并确认钢材价格为1936元/吨，总值为2505万元。庭审中询问双方当事人当时如何确定废钢重量，星沙物流公司陈述由于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及鸿晟公司的反对，当时并未实际称重，按废钢堆的体积估重。长沙银行星城支行陈述当时其并没有全程参与称重的过程，（银行工作人员）去的时候以鸿晟公司及星沙物流公司核实的数据为准，然后加盖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印章。5.因鸿晟公司不能偿还贷款，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提起诉讼，（2015）长中民二初字第00353号、第00354号两份《民事判决书》确认了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对鸿晟公司享有的两笔债权（本金共计1500万元加利息等）及对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港路80号的废钢11036吨的抵押权。执行过程中，截至2016年10月18日，发现抵押物仅剩废钢731.64吨、废油桶、废钢绳201.8吨，经法院拍卖变现925386.4元。（见（2015）长中民执字第00840、00841号《执行裁定书》）。庭审中，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及星沙物流公司确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置监管物过程中发现鸿晟公司以大量废油桶冒充废钢。6.星沙物流公司监管涉案废钢期间，发生过案外人苏某对涉案废钢主张权利，并运走部分废钢出库的事件。2015年9月13日，案外人苏某等人到星沙物流公司监管废钢处装运废钢出库，星沙物流公司进行阻止未果后向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新港派出所报警。据《报警案件登记表》（编号（2015）002389）记载：“民警到现场了解，系苏畅等人到长沙港提货，与港内看守货物的人员发生纠纷，民警现场调解未果，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报警亦无果后，星沙物流公司将有关情况函告长沙银行星城支行，银行回函星沙物流公司称，根据《监管协议》第6.3条之约定，若发生鸿晟公司不听从或逃避监管指令的情形造成监管物不足值等问题，星沙物流公司应与鸿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7.星沙物流公司自述涉案废钢在其保管期间还多次遭到盗抢。在该公司提供的证据工作联系函（05001号）中有以下记载：“目前，我司（即被告）监管人员已发现质押物废钢铁丝围栅多处被损坏或人为破坏，并发现货场其他单位夜班人员凌晨或深夜偷盗质押物废钢中质量上乘的钢板、汽车配件等、或路过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现象严重，我司监管人员多次上前制止，均被偷盗、明抢人员威胁、恐吓！”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及星沙物流公司均不能明确被案外人苏某运走及被他人盗抢的废钢的具体数量和价值。原审法院认为，一、鸿晟公司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不影响该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二、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签订的《监管合作框架协议》、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及鸿晟公司签订的《动产抵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当事人各方应依约履行。三、因废钢短少造成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损失金额的认定。鸿晟公司提供给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的抵押物为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港路80号的废钢，2014年11月13日经三方确认废钢重12940吨，银行核定废钢单价1936元/吨，价值2505万元。至鸿晟公司不能清偿所负原告债务，得拍卖抵押物实现银行债权时，发现仅剩废钢731.64吨、废油桶、废钢绳201.8吨，经法院拍卖仅变现了925386.4元，折合每吨废钢材的价格为925386÷（731.64+201.8）=992.44元/吨。废钢材比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确认的数量少了12940-（731.64+201.8）=12006.56吨。如废钢材未短少，按992.44元/吨的拍卖价格计算，12006.56吨废钢材可变卖11915790.41元，故此数可视为因废钢数量短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损失的金额。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当初评估废钢为1936元/吨，与法院处置废钢的实际拍卖价格有较大差距，此亦为银行损失。但依双方所签合同，未见星沙物流公司需承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之约定，故该项损失应由长沙银行星城支行自行承担，该院不作审查。四、损失的原因及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责任分担,该院认为损失由以下原因造成，应如下分配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责任：1.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确认的废钢重量与实际重量严重不符，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2014年11月13日原、星沙物流公司在废钢堆放地现场验货时，该司未认真履行《动产抵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第5.2条、双方均未认真履行《动产抵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第6.1条规定的验收抵押物的职责，没有对废钢实际称重，也没有开堆验货，致使双方未能察觉废钢堆内被表层废钢覆盖的废油桶，因而错估废钢重量。对此，双方均负有未能严格履行协议约定的检查、验收抵押物的责任，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平均分担。2.案外人苏某对涉案废钢主张权利，并装运部分废钢出库，是损失的次要原因。该院认为该部分损失应由长沙银行星城支行自行承担，理由是：1）案外人苏某不听星沙物流公司劝阻，装运废钢出库，并非鸿晟公司不服从星沙物流公司监管哄抢抵押物，因此不属于《动产抵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第6.3条约定的由星沙物流公司与鸿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2）民警现场处理纠纷时，认为案外人苏某装运废钢出库的行为属于“提货”，故未采取阻止措施，说明涉案废钢可能存在权利瑕疵。星沙物流公司对涉案废钢并不负有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故星沙物流公司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后，银行应采取措施（如对苏某提起诉讼或要求鸿晟公司补充抵押物等）以避免损失，而不应错误地理解《动产抵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第6.3条的约定，将责任推卸给星沙物流公司。3）由于苏某运走部分废钢时未被在场警方阻止，因此不属于《监管合作框架协议》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哄抢或盗运”。综上，要求星沙物流公司承担该部分损失无合同依据，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应自行承担该部分损失。3.涉案废钢在星沙物流公司监管期间遭盗抢，是损失的次要原因。该院认为，根据《监管合作框架协议》第五条第（四）项的约定，该分部损失由被告承担。综上，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确认的废钢重量与实际重量严重不符，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该部分损失应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案外人苏某对涉案废钢主张权利，并装运部分废钢出库，是损失的次要原因，该部分损失由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承担；涉案废钢在星沙物流公司监管期间遭盗抢，是损失的次要原因，该部分损失由星沙物流公司承担。由于无法确认废钢实际重量与估计重量的差额，也无法确认案外人苏某运走的废钢及遭盗抢的废钢的具体重量，该院酌情认定由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与星沙物流公司各自承担总损失的50%。故星沙物流公司应赔偿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损失11915790.41÷2=5957895.2元。如将来鸿晟公司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履行了（2015）长中民二初字第00353号、第00354号两份《民事判决书》确认的给付义务，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的损失会相应减少。如此时星沙物流公司已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履行了本判决确认的给付义务，星沙物流公司可基于新的事实另行向长沙银行星城支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赔偿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损失5957895.2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3126元，由被告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4638元，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负担68488元。上诉人星沙物流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湖南鸿晟再生物资有限公司涉嫌骗取贷款、合同诈骗犯罪的举报》，拟证明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向长沙市公安局举报关于湖南鸿晟再生物资有限公司涉嫌骗取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贷款、合同诈骗犯罪；证据二：长沙县公安局的长县公（经）立字【2019】2592号《立案决定书》，拟证明2019年7月29日长沙县公安局在接到星沙物流公司的上述举报后，决定对鸿晟公司涉嫌骗取贷款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二的真实性请法庭予以核实，对于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长沙银行不予认可，主要的质证意见如下：一、鸿晟公司是否存在作假，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当时并不知情；二、星沙物流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核实并监管抵押物，已经构成违约，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并没有违约行为；三、星沙物流公司在举报信中，已认可法院判决590多万是它的损失，说明星沙物流公司已经认可一审判决其存在违约赔偿责任；四、本案是监管合同纠纷，鸿晟公司涉嫌骗取贷款，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鸿晟公司也不是本案的被告，因此，刑事立案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四、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委托星沙物流公司进行监管，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抵押物被盗、被抢、被骗等风险。星沙物流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仔细检查抵押物，因而导致被骗，不能成为星沙物流的免责事由。上诉人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长沙银行《关于要求履行监管责任的函》（2015年8月19日），拟证明长沙银行多次书面要求星沙物流公司加强监管，履行监管责任；星沙物流公司在案外人要求对监管物出库时，未安排人员现场监管，监管不力;第二组证据：长沙市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份（2015年7月17日，2015年8月27日），拟证明法院根据星沙物流提供的《监管区域图》，查封了位于监管物存放所在的码头的1、2号堆废钢，因案外人异议，对于码头的3-7号堆废钢未予以查封;第三组证据：1、星沙物流公司《工作联系函》(2015年8月28日)；2、长沙银行《回函》（2015年8月31日）；3、鸿晟公司关于《废钢货物已交付通知函》（2015年3月24日）；该组证据拟共同证明根据星沙物流公司在监管设立时提供的监管区域图，监管物存放码头1、2号堆废钢为长沙银行的抵押物，码头同时存放有鸿晟物资未抵押给长沙银行星城支行的废钢（3-7号堆），后星沙物流公司又向长沙银行发函称1-7号堆均为长沙银行抵押物；因星沙物流公司未对监管物进行特定化监管，导致码头废钢权属不明，致使案外人苏某对3-7号堆废钢主张权利，各方发生冲突，星沙物流公司应当对其监管中发生的强行出库事件承担全部责任;第四组证据：《工作联系函》（星物函）【2016】12002号，拟证明星沙物流公司自认在本案监管过程中未发现抵押人鸿晟物资的造假行为，存在监管过错，愿意赔偿长沙银行60万元;第五组证据：《执行裁定书》（（2015）长中民执字第00840-3、00841-3号），拟证明在法院对鸿晟公司提供的废钢抵押物拍卖中，对废钢的拍卖成交价格为1160元/吨;第六组证据：1、星沙物流公司《监管费用支付申报函》；2、新港公司《关于废钢出货情况说明及费用明细的函》；该组证据拟共同证明长沙银行通过法院处置抵押物的回款925386.4元已全部用于支付星沙物流公司的监管费及新港公司的场地租赁费、案件执行费。长沙银行的债权未收到任何清偿。星沙物流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在一审审理期间认定这些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我们不予质证。本院对星沙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对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4月9日，星沙物流公司向长沙市公安局举报鸿晟公司涉嫌骗取贷款、合同诈骗。长沙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长县公（经）字[2019]259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鸿晟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本案中造成长沙银行星城支行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监管物废钢短少12006.56吨，监管物短少的主要原因系原审第三人鸿晟公司以大量废油桶冒充废钢，虚构体积，假冒足值废钢，鸿晟公司的该行为已因涉嫌骗取贷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鸿晟公司以废油桶虚构体积，假冒足值废钢的这一事实系本案需查明的关键性事实，也是刑事案件需要查明的关键事实，本案属于刑民交叉的案件，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经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应当撤销原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待公安机关对鸿晟公司涉嫌骗取贷款一案查明相关事实后，长沙银行星城支行可以依据公安机关查明的涉案事实向星沙物流公司再行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82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的起诉。一审受理费113126元，退还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上诉人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13126元分别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罗芳海审判员  张芳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李 瑜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