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8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翔，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代理人：何贝利、郭倩，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维俊，男，195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 委托代理人：蒋丽霞、吴中涛，贵州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翔与被上诉人任维俊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作出（2019）黔05民初2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张翔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翔向本院提起的上诉请求为：一、依法撤销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民初2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转让款2120万元，并从2016年9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上诉人支付利息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任维俊在已实现合同主要目的的情况下，恶意阻碍采矿权转让合同尾款支付条件的成就，应当视为付款条件已成就。一、虽然地质煤矿采矿权名义上仍登记在张翔名下，但地质煤矿所有权利均已由任维俊享有，在任维俊已通过地质煤矿获取巨额收益的情况下，主观上已无积极过户的心态，客观上无任何积极过户的行为表现。1、任维俊在接收地质煤矿后，一方面组织生产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利用地质煤矿进行融资，在各家银行套取贷款，已知的贷款有莱芜农业银行贷款3500万元及金沙县信用联社贷款200万元至今未能偿还，以地质煤矿在民间进行融资的金额更是无法预估。加之大量变卖地质煤矿的生产设备及其他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获得巨额现金流。2、任维俊于2012年9月全面接收地质煤矿所有实物资产，并组织生产获取巨额收益，直到采矿权到期未及时按照规定向主管部门申请延续而停产。地质煤矿工商登记的全部投资份额（股权）已于2018年8月完成工商变更，由任维俊指定陈军为地质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及挂名股东。采矿权虽仍登记在张翔名下，但并未对任维俊行使对地质煤矿的权利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在任维俊已实现其合同目的情况下，张翔无数次主动要求配合办理变更登记，但任维俊没有任何反馈或积极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二、案涉采矿权未能完成变更登记的责任完全在于任维俊一方，应当由任维俊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生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判决书认定了办理变更登记未能完成的责任在任维俊一方，具体原因如下：1、在转让协议签订后，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任维俊未能与符合贵州省煤矿兼并重组政策的接收主体达成兼并重组协议。2、因任维俊在接收地质煤矿后，利用地质煤矿进行贷款，未按期归还，导致案涉采矿权被多家法院查封，无法办理变更登记。3、采矿权到期后，任维俊未及时申请延续，导致采矿权灭失。前述原因均是任维俊的单方原因，且从张翔第一次催告起，时至今日，任维俊仍未有任何积极的行动解决前述过户障碍，消极履行合同的态度清楚明了，应当认定任维俊恶意阻碍案涉合同尾款支付条件成就。三、采矿权的变更登记，必须在转让双方的共同配合下完成，从采矿权转让合同签订至今，长达七年的时间内，大量证据表明张翔至始至终均积极履行合同。反观任维俊一方，既未延续地质煤矿采矿权，也未对地质煤矿采矿权的解封作出任何努力，甚至未与任何一家符合贵州省兼并重组政策的主体达成兼并重组协议，均表明任维俊消极履行合同，已达到拒不支付尾款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之规定，任维俊的行为属于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阻止上述付款条件的成就，应当视为该条件已成就，任维俊应当向张翔支付2120万元尾款并承担第一次催告履行期届满至尾款付清之日的利息，张翔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任维俊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所说的任维俊恶意阻止合同条件成就不属实，实际情况是任维俊在采取各种措施，争取能完成兼并重组（即促进本案合同完成）。双方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第二条及第五条第3款已明确约定，本案上诉人负责将地质煤矿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到任维俊指定的名下后十日内，付清余款2120万元。该支付条件为附条件的支付，且被上诉人任维俊也在采取各种措施，先后与黎明能源集团、星海投资公司、甲盛龙集团等几家矿业集团谈判，争取能进入兼并主体，因各种原因都未成功。近期，被上诉人在与康腾集团交涉兼并事宜，希望能早日完成兼并重组。2、转让合同明确约定由上诉人办理采矿权转让相关证照，上诉人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除了为应付诉讼需要登报催告被上诉人完成兼并外，未履行任何作为转让方应尽的义务，且其种种行为都是在阻碍煤矿转让及正常运转。私自支取煤矿的环境治理保证金，就是最大的阻碍，最终支付尾款时，应将上诉人私自取走的430万元保证金，从尾款中扣除。具体如下：（1）2017年因营业执照和采矿权证全部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在与甲盛龙集团进行谈判时，需上诉人配合，给上诉人打电话发信息上诉人完全不予理会，无奈，才向其发送催告函（一审已提交证据），请求其配合谈判以便能及时过户，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竟讳心的说其不知情，一直到2018年在被上诉人的多次强烈要求下，上诉人才同意变更营业执照。（2）2012年9月5日上诉人利用其营业执照、采矿权人身份及私留的公章偷偷从政府部门套取了280万元环境治理保证金，导致采矿权证不能延续，2013年地质煤矿从银行贷款200万元，交了150万元的环境治理保证金，争取能够延续采矿权证，可2013年8月27日，上诉人又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章及自己采矿权人的身份证件，从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账户中，转走了141万元，导致采矿权无法延续。另外，在本案原二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经营煤矿期间越界开采，导致上诉人经营期间受到国土部门处罚，直接导致采矿权证无法延续。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上诉人二审没有提供新证据，一审所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原来在省高院主张要求任维俊支付尾款时，已经提供过的证据。该案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一致，已被最高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一审时已提供（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判决书），同样的诉请，同样的证据，法院不应作出前后不一致的判决。上诉人上诉状中理由之一便是被上诉人变卖设备套现，这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上诉人也没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现在所有生产设备还在井下，可现场查验；其二就是任维俊在接手地质煤矿之前曾向银行贷款，后来银行发现任维俊受让了地质煤矿，要求煤矿作为担保人，由于没有采矿权人的签字，该担保并未生效，莱芜中院的查封也早已解除，这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为自己的利益阻止地质煤矿的兼并重组；上诉人提供的金沙县200万元的贷款，确实是任维俊接手煤矿后所贷，但该贷款完全是用于支付煤矿的环境治理保证金，完全是维护煤矿利益需要，但如前所说，被上诉人刚将该笔款项进到保证金账户，上诉人就将其套取了141万元，另有8万多元，是由金沙县法院执行走的，处理的是2012年2月被上诉人经营煤矿时，发生的工伤赔偿【涉案的案号为（2013）406号仲裁裁决书和2015黔执字第346号】。况且，采矿权被法院查封，并不影响煤矿的兼并重组。因为兼并重组后，煤矿主体仍然存在，其最大的采矿权也仍然存在，现在法院的执行工作也是向更有利于煤矿正常生产经营，从促进煤矿尽快还债的角度出发，可以在采矿权变更时，临时解封，变更后再重新查封，继续执行的。因此，以采矿权被查封作为理由，与贵州省煤矿整合政策不符。4、从交易的内容上看，尾款2120万元，仅仅是交易总额的20%，被上诉人已支付交易款项8480万元，接手煤矿后向煤矿投入了2000多万元，即被上诉人实际付出和投入在地质煤矿一个亿，得到的是仅仅陆续不正常的生产了几个月。只有煤矿能够完成兼并重组，尽快恢复生产，才能弥补被上诉人的巨大损失，恶意延误只会让被上诉人倾家荡产，无论从主观还是到客观上，都是被上诉人不愿意的，所以，被上诉人到处奔走，希望能够尽其所能完成兼并，以便减少损失，完成兼并重组。5、煤矿转让最核心的就是采矿权转让，在采矿权尚未进行转让的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在上诉人目前所提供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让被上诉人支付尾款2120万元，那么，被上诉人将会认为，法院不是主张公平正义之地，以后平等主体之间不用签订合同来约束双方了，只求法院一纸主观判决即可。总之，希望二审法院能公平公正，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持一审法院的公正判决。 张翔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转让款2120万元，并从2016年9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上诉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7月28日为106.0348万元，以上共计2226.034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地质煤矿系个人独资企业，原告张翔系投资人，已经办理了采矿许可证（证号：5200000830329）。2012年8月15日，原告张翔以其名义及地质煤矿名义（乙方）与被告任维俊（甲方）签订了《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地质煤矿名下的全部资产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采矿权、矿井、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权、地面设备、设施、各种车辆）以及张翔持有的地质煤矿100％股权共作价106,000,000.00元转让给原告。转让协议就煤矿转让价款的支付、煤矿及相关证照的交付、煤矿手续的变更过户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被告任维俊按约定向原告张翔支付了80%的转让价款84,800,000.00元，原告按照协议约定于2012年9月上旬将交易煤矿及相关证照和资料移交给被告经营管理。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另20%余款2120万元按照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在原告张翔将地质煤矿的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变更到被告任维俊指定的名下后十日内，被告任维俊一方一次性付清，逾期一天按照2120万元的1%计付张翔一方损失。事后，经地质煤矿申请，该矿采矿权2013年10月16日曾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同意向黎明集团转让（兼并重组），但于2014年4月16日经黎明集团同意退出；此后，该矿采矿权于2015年1月又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同意向贵州星海投资有限公司又转让（兼并重组），但尚未完成兼并重组过户。被告任维俊作为煤矿的实际控制人，直接参与或者安排其煤矿工作人员参与地质煤矿与黎明集团及星海公司的兼并重组相关事宜。该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6月，因涉及兼并重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在2013年10月16日批准同意该矿采矿权向黎明集团转让的同时，并同意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受理该采矿权延续及其它相关手续，逾期按采矿权超期自然灭失处理。次日，毕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该矿进行现场检查认定该矿存在采矿许可证于2013年6月14日过期及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当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待验收合格，未取得延期后的《采矿许可证》前严禁组织井下采掘作业。2014年及2015年，该矿仍然在进行兼并重组中，贵州省能源局仍然在为其办理兼并重组手续，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直至2015年仍然批准同意该矿采矿权转让申请。另外，2014及2015年，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先后对该矿的采矿权进行查封。 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6日及2017年5月19日，以各种方式向被上诉人送达《催告函》；2018年6月6日，向任维俊邮寄了催告函，并于2018年6月12日在《工人日报》进行公告了催告函，要求被上诉人变更案涉煤矿的采矿权。2018年8月12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确认书》，将股权、经营权、采矿权等全部转到陈军名下；2018年8月14日，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办理了《营业执照》，投资人为陈军，但采矿权至今为止采矿权仍登记在张翔的名下。原告于2017年10月12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支付20%的余款212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05民初18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张翔曾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108号民事案件中对本案被告任维俊提起反诉，其反诉请求为：判令任维俊支付尚欠的20%煤矿转让尾款。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黔高民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张翔的反诉请求，该判决结果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现原告张翔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被告任维俊支付尚欠的20%煤矿转让尾款的请求与其在任维俊请求解除合同一案中提起的反诉请求一致，其虽提供了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其书面向任维俊催告其支付20%煤矿转让尾款的催告函，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约定支付煤矿转让尾款的条件已发生改变，张翔本案主张任维俊支付20%煤矿转让尾款的事实理由实质与其在任维俊起诉解除合同一案中张翔提起的反诉请求的事实及理由一致，故张翔提起本案的诉讼符合重复起诉的法律要件，对张翔的起诉应予驳回，裁定驳回原告张翔的起诉。原告张翔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黔民终95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又发生新的事实。故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黔05民初184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 另查明，2015年9月，任维俊以张翔为被告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张翔违约为由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返还其支付的转让价款8480万元。张翔则提出反诉，请求判令任维俊支付其转让尾款2120万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黔高民初字108号民事判决，驳回任维俊的诉讼请求及张翔的反诉请求。任维俊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驳回任维俊上诉，维持原判。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10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双方当事人讼争焦点：合同余款给付条件是否成就，被告是否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原告诉讼请求支付余款及利息是否能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108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双方签订的《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并已经生效，并无解除的法定情形，双方依然在履行该协议。张翔请求判令任维俊支付其转让尾款2120万元已经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黔高民初字108号民事判决以合同约定该20%尾款的支付需以采矿权已经过户到任维俊指定的相关主体名下为前提，而该付款条件并未成就而驳回诉讼请求。张翔并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2016年5月27日前条件是否成就，是否应支付余款，已经有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一审法院不再审理。对于2016年5月27日后，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原告又多次进行催告，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但采矿权依然未变更至被告指定的名下，合同约定的条件依然未成就，其给付余款的条件并未成就，根据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原告请求支付余款21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对于被告是否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之规定，只有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本案中，双方转让的核心财产系地质煤矿名下的采矿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采矿权转让及采矿许可证的变更登记，需要经过行政审批，并且需要符合兼并重组的条件，该煤矿在兼并重组过程中未能重组完成，原因存在多方面，双方对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均具有相应的义务。虽然2016年5月27日后，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原告又多次进行催告，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但采矿权依然未变更至被告指定的名下。余款仅为转让款的20%，采矿权到期后未能延期，兼并重组未能完成，煤矿不能进行开采，被告的利益损失更大。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证明被告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故原告主张被告方为了阻碍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而故意拖延怠于行使合同，恶意阻止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应当视为该付款条件已成就的理由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翔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101.74元，由原告张翔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2年8月15日，上诉人作为乙方、被上诉人作为甲方签署的转让协议第一条：“本次转让标的1、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名下的全部资产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采矿权、矿井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权、地面设备、设施各种车辆。2、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投资人兼法人代表张翔持有的金沙县新化地质煤矿100%的股权”、第二条第三款：“余款2120万元，在乙方办理完毕本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的相关证照变更手续后的10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第五条第三款：“乙方负责将营业执照、采矿权变更到甲方指定的名下，并将变更完毕的新的证照手续交给甲方”、第六条第三款：“余款2120万元，在乙方办理完营业执照、采矿权证照变更手续后的10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第二条（3）约定的内容支付给乙方，逾期一天按照2120万元逾期一天按照2120万元1%损失计算给乙方”。 2、2016年8月10日、2016年9月22日、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6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12日上诉人通过邮寄、在地质煤矿大门口张贴、在《工人日报》公告等各种方式向被上诉人送达《催告函》，要求被上诉人尽快解决因地质煤矿对外欠款导致的采矿权被查封，清除办理采矿权过户的一切障碍，尽快启动过户程序。 二审审理中，1、被上诉人称：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7年11月15日邮寄单号为1052556521420的EMS国内标准快递单，证明其向上诉人发出《催告函》，该《催告函》的内容是其欲将地质煤矿与甲盛龙集团进行兼并重组，通知上诉人参加谈判并非过户。被上诉人欲将地质煤矿与贵州甲盛龙集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兼并重组并未谈妥。目前已经有意向性的主体企业对地质煤矿进行兼并重组，现在正在商谈，但是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对地质煤矿进行兼并重组不清楚。 2、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套取涉案煤矿环境治理保证金141万元后被上诉人不得不贷款200万元交纳涉案地质煤矿的环境治理保证金的抗辩，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第一组证据由金沙县自然资源局签章的（签章内容为此复印件与存档一致共6页）和加盖金沙县国土资源局骑缝章的下列证据：1、2012年9月18日由地质煤矿向金沙县国土资源局、财政局提交的《关于请求返还使用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保证金的紧急报告》；2、2012年9月21日加盖金沙县新化苗族彝族满族乡人民政府、金沙县财政局，金沙县国土局印章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审批表》（载明拟需资金4969105.16元）；3、地质煤矿向金沙县政府、国土局、财政局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内容为：严格按照申报文本中的内容开展工作，不以任何形式和截留挪用环境治理保证金。我矿收到资金后立即按照协议赔付给32户受灾群众，应故未实施赔付，我矿将支取环境治理保证金全部上缴国土资源局，并接受一切处罚）；4、2012年9月2日由地质煤矿制作并由金沙县新化苗族彝族满族乡人民政府签“情况属实”字样并加盖印章的《地质煤矿地质灾害赔偿统计表》（该统计表显示地质煤矿应该向受到地质灾害的32户农户的赔偿4969105.16元）；5、2012年9月24日由金沙县国土资源局、金沙县财政局共同签章出具的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审批通知书（同意支取该矿山企业或采矿权人缴存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贰佰捌拾万元，用于地质煤矿地质灾害赔付）；6、2012年9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原件及2012年9月18日由金沙县国土资源局、金沙县财政局向地质煤矿（法定代表人张翔）出具的《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核定通知书》（要求补缴存348万元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上述证据拟证明：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由主管部门按年度核定缴纳，发生地质灾害后，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提取保证金用于支付地灾赔款。本案中，双方于2012年8月15日签订转让协议后，上诉人为了履行合同，防止因转让之前的地质灾害导致当地村民闹事，影响煤矿正常生产经营，积极主动处理地质灾害赔偿事宜，并按文件通知要求于2012年9月18日、9月19日补缴了转让前地质煤矿尚欠的348万元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此款由上诉人个人出资缴纳。事后根据转让前发生的地质灾害的实际情况，由地质煤矿向主管部门申请，通过当地政府、财政局、土地局审查核实，层层审批，提取了保证金，并全部用于支付转让前的地质灾害赔偿。且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均知情。上诉人的前述行为完全是为了被上诉人接管地质煤矿后顺利生产经营。在被上诉人接管后，地质煤矿也确未因地质灾害问题受到当地村民的干扰。根据金沙县国土资源局、金沙县财政局共同签章出具的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核定通知书可知，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由主管部门核定后按年度缴纳。转让前的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上诉人已足额缴纳，上诉人不应再承担转让后的保证金缴纳义务。即使被上诉人所称贷款200万元用于缴纳转让之后的地质煤矿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情况属实，也与上诉人在无任何关系。第二组证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民初字第108号卷宗内的证据及质证笔录合计19页（加盖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证明专用章及骑缝章）以证明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已经在该案中向人民法院提交并经过质证。根据禁止反言规定应该以被上诉人在该案中的陈述为准，在该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被上诉人请求抵扣这430万元的请求。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该材料是上诉人逾期提交的材料，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在2014年贵州省高院的(2015)黔高民初字第108号、（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案件中上诉人均认可是其在将煤矿交给被上诉人后，私自提取了环境治理保证金，由此才会导致任维俊向银行贷款。2、该材料证明了是上诉人张翔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地质煤矿采矿权许可证在2013年到期后不能延续和变更的事实：（1）从《地质煤矿地质灾害统计表》上所盖的公章，以及当时作为实际控制人任维俊居然没有签字，并结合从2012年9月20日移交清单进一步反映，是上诉人张翔在移交资料时，故意只提交一个农行对公账户和两枚公章（一枚无号码的普通公章和一枚有编号公章），而故意保留有另一枚公章（从工商登记材料反映地质煤矿有三枚公章：无编号一枚，有编号的有两枚，编号分别为：5201000000910，612429197301147877），以及故意不移交2012年9月份以前的每季度的矿山储量动态监测报告等资料，并隐瞒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专用账户等账户。因此，应进一步查明该款项的走向，否则存在上诉人张翔为了得到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而造假的可能。（2）在被上诉人任维俊2012年9月5日止按照协议约定分三次共计支付了8480万元转让款后，上诉人张翔于2012年9月18日通过欺骗手段，从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专用账户转走了280万元环境治理保证金，2013年在地质煤矿被有关部门告知该账户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不足不能办理采矿权变更及延续手续时，任维俊向金沙县农村信用社贷款重新缴纳补足后，又被张翔转走：2013年8月27日上诉人按照规定缴存当年的150万元环境治理保证金后，张翔又用欺骗手段和手中保留的公章于2013年11月15日转走141万元（汇入行为被上诉人刻意隐瞒让任维俊不知道的工行金沙县火电厂支行账户）。导致该专用账户最后仅剩125.64元。另外，金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金劳人仲裁字（2013）406号仲裁裁决书和执行本案的金沙县人民法院（2015黔执字第346号，是2012年2月时上诉人经营期间发生的工伤未赔付而于2015年被执行了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中的8万多元，即是上诉人张翔的行为由任维俊承担。上诉人张翔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是违背诚实信用，利用其控制经营地质煤矿多年的优势套取转让后地质煤矿也即是任维俊的财产的行为，表面上与采矿权无关，但从客观上导致地质煤矿因环境治理保证金不足而违反《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矿山整治力度维护矿山依法有序开采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不能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被上诉人的行为和做法不是积极履行报批和变更义务，而是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给转让协议的生效设置和制造障碍。因此，阻止交易完成的是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本院认为，除了由金沙县国土资源局、金沙县财政局共同签章出具的《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核定通知书》是复印件外，上诉人提交的其余证据的原件，上述证据原件要么存放在金沙县自然资源局（第一组证据）或者是本院档案室（第二组证据）、要么由上诉人自己保存并向法院提交，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支付尾款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2、如果已经成就，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尾款是多少；3、如果已经成就，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违约金如何计算。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支付尾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理由如下：1、依照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款：“乙方（上诉人）负责将采矿权变更登记到甲方（被上诉人）指定的名下，并将变更完毕的新的证照手续交给甲方”的约定，乙方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的先决条件是由甲方（买受人即被上诉人）指定受领人。因此，对于采矿权进行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为买卖双方的合同义务，并非是乙方的单方义务。因此，在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指定地质煤矿采矿权的受领人的情况下单纯以上诉人单方未完成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为由拒付尾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 2、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2年9月5日即将地质煤矿的公章及相关证照移交给被上诉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和采矿权转让审批及采矿许可证的变更登记，均需以地质煤矿的名义申请办理。被上诉人在已实际控制地质煤矿并持有煤矿相关证照、公章的情况下，对何时启动办理营业执照的变更、采矿权转让审批及采矿许可证的变更登记手续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上诉人作为地质煤矿的原投资人承担的更多应是配合协助的义务。实际上，基于本案已经查清的事实，经地质煤矿申请，该矿采矿权曾于2013年10月16日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同意向黎明集团转让（兼并重组），但于2014年4月16日经黎明集团同意退出后，该采矿权于2015年1月又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同意向星海公司转让（兼并重组），但因星海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已经被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取消兼并重组主体资格，导致地质煤矿客观上无法与之完成兼并重组并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被上诉人作为煤矿的实际控制人，直接参与或者安排其煤矿工作人员参与地质煤矿与黎明集团及星海公司的兼并重组相关事宜，且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系由于上诉人的行为导致采矿权不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5日向上诉人发出《催告函》，也是要求上诉人参加与甲盛龙集团进行兼并重组的谈判，事实上，与甲盛龙集团进行兼并重组也并未谈妥致使客观上使得上诉人无法配合被上诉人完成地质煤矿采矿权的变更登记，其责任不在于上诉人； 4、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生效后，上诉人于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6日及2017年5月19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12通过多种途径向被上诉人送达《催告函》，要求被上诉人尽快解决因地质煤矿对外欠款导致的采矿权被查封，清除办理采矿权过户的一切障碍，尽快启动过户程序，办理变更地质煤矿的采矿权变更登记但均未果。至今，被上诉人仍然未能够向上诉人提供可以对地质煤矿进行兼并重组的主体企业致使上诉人履行合同无望。 综上，虽然合同约定了本案地质煤矿采矿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是上诉人，但是上诉人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的先决条件是被上诉人指定受领人，所以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为买卖双方的合同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被上诉人至今未指定地质煤矿采矿权进行变更登记的受领人，地质煤矿采矿权至今不能变更登记的责任不在于上诉人而在于被上诉人自身。鉴于在双方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将地质煤矿的实体资产及相关证照移交给被上诉人至今长达7年之久，且至今被上诉人仍然未能够向上诉人提供可以对地质煤矿进行兼并重组的主体企业以方便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的规定，被上诉人理应向上诉人支付转让尾款。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在哪一方的情况下以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地质煤矿采矿权的变更登记的需要上诉人履行协助义务，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尾款以后，在被上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上诉人仍然需要履行对地质煤矿采矿权的变更登记协助配合义务。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主张最终支付尾款时，应将上诉人私自取走的430万元保证金从尾款中扣除。对于此抗辩，本院认为，从上诉人提交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显示，在双方于2012年8月15日签订转让协议以后，地质煤矿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专项账户于2012年9月18日、9月19日增加银行存款348万元，该款被上诉人并未主张系其缴纳，可以推定上诉人以地质煤矿的名义缴纳的主张成立。从上诉人提交的地质煤矿向金沙县国土资源局财政局出具的《关于请求返还使用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保证金的紧急报告》（2012年9月18日）、由金沙县新化苗族彝族满族乡人民政府2012年9月20日签章的《地质煤矿地质灾害赔偿统计表》及2012年9月21日加盖金沙县新化苗族彝族满族乡人民政府、金沙县财政局、金沙县国土局印章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审批表》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地质煤矿应该向受到地质灾害损害的32户农户的赔偿高达496万余元。现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经营地质煤矿期间曾经因地质灾害未予赔付而引起纠纷，可见，上诉人先按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向地质煤矿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专项账户缴纳了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348万元，然后又从地质煤矿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专项账户于2012年9月25日支取的280万元已经用于受到地质灾害损害的32户农户的赔付工作。被上诉人主张系上诉人私自取走430万元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取走的430万元保证金应从尾款中扣除的辩理由也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尾款为2120万元。 关于焦点三。上诉人虽然在2016年8月10日开始就通过多种方式通知被上诉人办理地质煤矿采矿权的变更登记，但是上诉人于2018年8月14日才完成了地质煤矿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依据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三款“余款2120万元，在乙方办理完营业执照、采矿权证证照变更手续后的10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的约定，被上诉人支付转让尾款的时间应该是2018年8月25日以后。依据转让协议：“余款2120万元，在乙方办理完毕本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的相关证照变更手续后的10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及第六条第三款：“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的第二条（3）约定的内容支付给乙方，逾期一天按照2120万元1%损失计算给乙方”的约定，被上诉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是按照以2120万元为基数，以1%来计算的。现上诉人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未超过上述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民初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任维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张翔支付转让款212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是以21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8月25日起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4101.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4101.74元合计308203.48元由被上诉人任维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朝国 审判员  邹 慧 审判员  彭 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常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