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6873号原告：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59号。法定代表人：欧广德，职务董事长。诉讼委托代理人：高波，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陆炯敏，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富力路28号101铺。法定代表人：叶路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同安，该公司员工。被告：广州市华天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196-198号。法定代表人：张卓君，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华，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公司”）诉被告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富公司”）、广州市华天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波、陆炯敏，被告荔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同安，被告华天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华、王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货款510869.72元及资金占用费（按合同约定每日千分之0.5分别计算，从2014年12月21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人民币416056元），合计926925.72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LF-1106】，约定：原告向被告荔富公司出售煤炭875吨，含税单价509元/吨，金额总计人民币445375元，交货地点黄埔港，被告荔富公司应于2014年12月10日前付清款项，逾期则从逾期之日起原告收取被告荔富公司每天千分之0.5的资金占用费等。2014年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签订第二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LF-1118】，约定：原告向被告荔富公司出售煤炭1500吨，含税单价407元/吨，金额总计610500元，交货地点黄埔港，被告荔富公司应于2014年12月21日前付清款项，逾期则从逾期之日起原告收取被告荔富公司每天千分之0.5的资金占用费等；上述两份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1055875元。2014年11月6日，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华天晨公司签订两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1106、20141118】，约定原告向被告华天晨公司购买煤炭，金额总计1037500元，交货地点黄埔港等。各方约定由被告华天晨公司直接向被告荔富公司交付涉案合同项下的煤炭。被告荔富公司于2014年11月6日，向原告出具合同编号【LF-1116】项下的《货物收据》，于2014年11月18日，向原告出具合同编号【LF-1118】项下的《货物收据》原告向被告华天晨公司支付了【20141106、20141118】合同项下的全部货款。2015年3月30日，因被告荔富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向原告出具《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还款计划》明确其至2015年3月30日尚欠原告货款916875元，并承诺从2015年4月份开始每月还款5-10万元，但被告荔富公司并未按该还款计划履行，现距还款计划出具之日已有三年，被告荔富公司仍欠原告510869.72元货款未还及至2018年3月20日的资金占用费416056元。后来原告了解到被告华天晨公司系被告荔富公司的股东，两被告是关联企业，于2018年4月3日，以企业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103民初2869号】，荔湾法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放贷行为无效，驳回原告在该案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7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8463号民事判决，对广药公司（原告）主张的企业借款合同关系不予采信，广药公司据此主张华天晨公司（被告华天晨公司）、被告荔富公司应共同偿还债务，应予驳回。若广药公司认为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两被告系关联企业，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应共同向原告返还货款。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求。被告荔富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的欠付货款金额。依据2018年5月31日我方与原告有对账催款函，金额为483690元，故不是原告起诉的金额510869.72元。对于资金占用费，我公司曾开具916875元的工行期票（没有填写日期）抵押给原告，我方当时欠付原告563690元，后来我方财务人员到原告公司希望出具谅解书，但原告没有出具，因该支票不够余额，原告拿去兑现，被银行罚款，造成我方损失91688元，且银行要求我方偿还200万元贷款。原告的董事长欧广德也曾承诺不收取资金占用费。我方在2017年7月15日向原告偿还2万元、2017年11月20日偿还2万元、2018年2月25日偿还2万元、2018年4月20日偿还2万元；故原告于2018年5月31日向我司出具的对账催款函上确认我司欠付原告的货物金额为483690元。被告华天晨公司辩称，一、程序方面。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我方采购货物所签订的购销合同，与原告向荔富公司出售货物的购销合同，属于两个不同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者应当分案处理。二、实体方面。1、我方与原告的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未决争议。首先，我方确认原告已经付清涉案的与我方签署的购销合同项下全部货款，我方已经开具等额发票给原告。其次，原告也盖章确认收到我方的供货，钱货两清，涉案两份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最后，我方于原告的合同于2014年11月份签署，签约后原告付款、答辩人供货，双方已钱货两清。在2018年4月份原告向法院提起（2018）粤0103民初2869号诉讼案件前，原告从未质疑过我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供货），在荔富广场未能按时向其付款情况下也从未向我方追款，涉案针对我方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要求华天晨公司与荔富公司共同返还货款没有依据。（1）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起诉的依据也是购销合同，原告无论是与我方的合同还是与荔富公司的合同，都没有约定我方需要对荔富公司依合同对原告的付款责任承担共同/连带责任，所以，原告针对华天晨公司的诉求没有合同依据。（2）根据原告证据，原告诉求的理解是“两被告系关联企业，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此，我方认为：除非法律有规定，否则关联企业无需互负债务；我方知识持有荔富公司25%股权的小股东，而且与荔富公司从来是各自独立法人，依法财产独立各自承责；在我方与原告的合同中，我方的合同义务是供货，医药公司以在《结算对账单》盖章确认收货方式确认我方已经完成供货义务；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3、5、6，是确认收到原告的供货且不是没有向原告支付货款而只是拖欠部分货款，即荔富公司是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非“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3、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如果荔富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应当依据与荔富公司的合同向荔富公司主张权利，原告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我方承担合同付款责任。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对华天晨公司的诉讼请求。另,原告针对我方的诉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在2018年之前原告没有向我方行权的事实，可以印证原告依据行权是依据被告荔富公司的合同，而不是依据被告华天晨公司的合同，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03年8月20日，叶同安、叶路平设立荔富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叶同安出资50万元占股90%，叶路平出资5万元占股10%。2004年5月18日，荔富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为100万元，公司股东和持股比例不变。2005年9月19日，荔富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为500万元，公司股东和持股比例不变。2007年3月19日，叶同安将其名下25%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华天晨公司，转让后叶同安持股65%，叶路平持股10%，华天晨公司持股25%。2008年3月31日，叶同安将其名下65%股权转让给叶路平，转让后叶路平持股75%。2010年4月8日，华天晨公司将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温荔蕊，转让后叶路平持股75%，温荔蕊持股25%。2010年7月15日叶路平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华天晨公司，转让后温荔蕊持股25%，叶路平持股50%，华天晨公司持股25%。2010年3月18日，叶路平将其持有的40%股权转让给温荔蕊，转让后温荔蕊持股65%，叶路平持股10%，华天晨公司持股25%。2018年6月16日，温荔蕊将其持有的65%股权转让给叶同安，转让后，叶同安持股65%，叶路平持股10%，华天晨公司25%。2014年11月6日，原告与华天晨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41106）约定：原告向华天晨公司购买煤炭875吨，含税单价500元/吨，金额总计437500元；低位热值5200大卡以上，灰份12％以下，全水16％以下，含硫量0.8％以下，挥发份22％以上；交货日期2014年11月10日前；交货地点黄埔港等。2014年11月18日，原告与华天晨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41118）约定：原告向华天晨公司购买煤炭1500吨，含税单价400元/吨，金额总计600000元；低位热值5200大卡以上，灰份12％以下，全水16％以下，含硫量0.8％以下，挥发份22％以上；交货日期2014年11月21日前；交货地点黄埔港等。原告于2014年11月11日向华天晨公司支付437500元，于2014年11月20日向华天晨公司支付600000元。2014年12月12日，华天晨公司向原告出具《结算对账单》载明：双方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编号20141118的《煤炭购销合同》，12月11日止发给原告煤1500吨，单价400元/吨，总金额600000元，请给予核对盖章确认，以便结算。原告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2015年3月11日，华天晨公司向原告出具《结算对账单》载明：双方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编号20141106的《煤炭购销合同》，2015年3月11日止发给原告煤875吨，单价500元/吨，总金额437500元，请给予核对盖章确认，以便结算。原告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2014年11月6日，原告与荔富公司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LF-1106）约定：原告向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出售煤炭875吨，含税单价509元/吨，金额总计445375元；低位热值5200大卡以上，灰份12％以下，全水16％以下，含硫量0.8％以下，挥发份22％以上；交货日期2014年11月10日前；交货地点黄埔港；荔富公司应于2014年12月10日前付清款项；逾期，原告则从逾期之日起收取荔富公司每天千分之0.5的资金占用费等。2014年11月18日，原告与荔富公司签订第二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LF-1118）约定：原告向荔富公司出售煤炭1500吨，含税单价407元/吨，金额总计610500元；低位热值5200大卡以上，全水12％以下，含硫量0.8％以下，灰份12％以下，挥发份22％以上；交货地点黄埔港；交货日期2014年11月21日前；荔富公司应于2014年12月21日前付清款项；逾期，原告则从逾期之日起收取荔富公司每天千分之0.5的资金占用费等。上述两份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1055875元。2014年11月10日，荔富公司向原告出具《货物收据》确认提货煤炭如下：合同号LF-1106煤875吨，结算金额445375元。2014年11月21日，荔富公司向原告出具《货物收据》确认提货煤炭如下：合同号LF-1118煤1500吨，结算金额610500元。荔富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24日向原告支付89000元，于2015年2月10日向原告支付50000元。2015年3月30日，荔富公司向原告出具《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还款计划》确认，直至2015年3月30日尚欠原告货款916875元（合同编号LF-1106、LF-1118），因未能还款，制定还款计划从2015年4月份开始每月还款5-10万元，预计1年后还清货款。荔富公司又于2015年4月13日向原告支付10000元，于2015年5月15日向原告支付30000元，于2015年7月13日向原告支付31000元，于2015年8月27日向原告支付32000元,于2015年10月20日向原告支付28000元，于2015年12月11日向原告支付27000元，于2016年2月19日向原告支付28000元，于2016年4月11日向原告支付30000元，于2016年5月26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6年7月22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6年9月13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6年11月23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7年1月23日向原告支付30000元，于2017年4月26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7年7月20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7年11月23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8年1月19日向原告支付5.28元，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于2018年4月25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2018年4月3日，原告曾经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两被告，案号为（2018）粤0103民初2869号，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款项510869.72元及资金占用费。2018年5月31日，原告向荔富公司发出《对账催款函》，要求荔富公司对截账日期为2018年5月31日欠483690元应收账款认真核对，确认无误后，于2018年6月30日前填好传回原告。2018年6月19日，荔富公司在《对账催款函》下方盖章确认数据证明无误。在（2018）粤0103民初2869号案的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是以煤炭购销合同为名，实际为融资性合同关系，由原告向华天晨公司提供资金，华天晨公司是资金的实际使用方，荔富公司是华天晨公司的关联公司，华天晨公司持荔富公司股份，故其以荔富公司作为还款平台，向原告归还占用款项，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实际上是企业间的借款关系。原告主张涉案款项是属于借款，故原告方在诉请中应是要求两被告向其返还款项，而不是货款。该案经本院审理认为，对于该案《煤炭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从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合同价款是否合理、标的物是否实际交付流转、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常理等方面进行审查。首先，根据原告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签订的本案《煤炭购销合同》，及原告提交的其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签订的其他《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除合同价款外，前述各合同在订立标的物的类型、质量等方面完全相同，再结合华天晨公司与荔富公司的占股股东的事实，应可认定在原告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之间实际形成了一个闭合性的循环交易关系。第二，从前述各合同的交易价款来看，原告与华天晨公司之间、原告与荔富公司之间所涉合同价款，显示为逐步递增的情形，即在同一天内，华天晨公司以低价出售，通过广药公司，再由荔富公司以高价购买的方式同时完成各方之间的交易。本院认为，在华天晨公司为荔富公司占股股东的情况下，两公司实际上通过广药公司，以低卖高买的方式从事亏本的交易，这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以盈利为目的交易特征，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理。第三，综合前述情况，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已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的本案《煤炭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实为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华天晨公司未实际交付涉案货物等事实。在是否履行交货义务存疑的情况下，华天晨公司作为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亦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广药公司的举证效力高于华天晨公司，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应予以采信。华天晨公司坚持以本案《煤炭购销合同》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其已向广药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广药公司已出具《货物收据》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其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通过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B214LH1-01）、《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LF-1118）而形成的企业间借贷关系，结合原告在本案提供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所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多达10多份，且在诉讼中自认自2011年至2018年与两被告涉及放贷的金额多达9000多万元，对应的交易也有几十次的陈述，上述证据显示，原告自2011年至2018年从事向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经常性放贷业务，从中收取利益以此作为收入来源，实质上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其行为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不利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向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放贷的行为应属无效。原告不能就其多年来向两被告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而产生收益及两被告是否仍拖欠其借款本金的事实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其主张因向两被告从事经常性放贷而发生两被告仍拖欠借款本金510869.72元的事实与其提交证据内容均存在冲突矛盾，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两被告仍拖欠其借款本金510869.72元的事实不予采信，原告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原告提出要求两被告共同返还借款510869.72元及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药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均明确其诉讼请求依据的法律关系为企业间借款关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该案法律关系。广药公司主张其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之间是名为买卖，实为借款合同关系，由其向华天晨公司提供资金，利用华天晨公司是荔富公司股东关系由荔富公司偿还借款。首先，广药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广药公司主要以两份买卖合同、两份货物收据及一份还款计划为主要证据，证据表面反映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华天晨公司并不确认与广药公司存在借款关系，广药公司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次，虽存在涉案广药公司与华天晨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广药公司与荔富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货物相同，签署时间相同、两者存在价差，华天晨公司是荔富公司股东等事实，但尚不足以支持广药公司的上述主张。故广药公司主张的其与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是企业借款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该院对广药公司主张的企业借款合同关系不予采信，广药公司据此主张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应共同偿还债务，应予以驳回。若广药公司认为与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广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日23依法作出（2019）粤01民终84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12日，原告再次以买卖合同纠纷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庭审中，原告向法庭说明其与两被告的交易模式为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签订合同，被告荔富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同时被告荔富公司向原告出具确认收到货物的函件（货物收据），之后原告向被告华天晨公司联系购买与被告荔富公司签订合同的同等数量的煤炭，是由被告华天晨公司向被告荔富公司交付货物，货物不经过原告的手，两被告是关联公司。原告与被告华天晨公司签订合同后，由于被告荔富公司已经出具了收货凭证，原告即向被告华天晨公司支付货款。原告还称由于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在此前的交易中，荔富公司有向原告多支付的款项7179.72元，故在涉案合同结算前，将7179.72元作为预收款先予以扣减。（2018）粤0103民初2869号案起诉后，荔富公司又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故根据荔富公司提供的《对账催收函》，荔富公司尚欠金额=1055875元（合同约定金额）－7179.72元（预收款）－545005.28元（原告累计收款）－20000元（起诉后荔富公司支付的款项）=483690元。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减少为：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货款483690元及资金占用费（按合同约定每日千分之0.5分别计算，从2014年12月21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约为人民币425626.135元），合计909316.135元。本院认为，原告与华天晨公司签订的两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1106、20141118）及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签订的两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LF-1106、LF-1118），已经生效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846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不属于企业借款合同关系，该院并认为若广药公司认为与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现原告重新以与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原、被告在本案庭审中均确认涉案的《煤炭购销合同》为买卖合同关系，在没有相反证据能证明广药公司与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本院依法确认广药公司与华天晨公司、荔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对本案进行审理。根据广药公司与荔富公司、华天晨公司的诉辩主张、举证及庭审陈述，本院可以确认被告荔富公司已经收到了涉案《煤炭购销合同》中原告的货物。按照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模式，是由华天晨公司将原告向其购买的货物直接交付给原告的买家荔富公司，而非先由华天晨公司交付货物给原告再由原告将货物交付给下家荔富公司，既然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均确认荔富公司收到了原告的货物，原告并据此向被告荔富公司主张支付货款，荔富公司也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给原告，因此也可以认定华天晨公司也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给原告的义务。如果原告认为华天晨公司没有履行向其交付货物的义务，那原告何来有向荔富公司交货的事实及何来有权向荔富公司主张支付货款？故原告认为华天晨公司没有履行向其交付货物的主张显然自相矛盾，也不符合其所称的交易习惯，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经对账，荔富公司已确认截止2018年5月31日欠原告483690元货款未付。荔富公司至今未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显属违约，应当承担支付所欠货款给原告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荔富公司返还货款483690元及资金占用费合法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荔富公司称原告的董事长欧广德曾承诺不收取其资金占用费问题，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荔富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故对被告荔富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华天晨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货款483690元及资金占用费责任问题，由于本案涉及了原告与华天晨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原告与被告荔富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原告主张的华天晨公司有没有履行与原告的买卖合同项下交货义务的问题，已经在前面论述清楚，不再复述。对于原告认为两被告是关联公司，华天晨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返还货款483690元及资金占用费责任问题，虽然华天晨公司是荔富公司的股东，但两公司均属独立法人，均能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华天晨公司存在有损害荔富公司利益的行为，作为荔富公司的股东，不应当对荔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原告要求华天晨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货款483690元及资金占用费责任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对于华天晨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也无需再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83690元；二、被告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12月24日的利息以本金1048695.28元计算；从2014年12月25日起至2016年2月10日的利息以本金959695.28元计算；从2015年2月11日起至2015年4月13日的利息以本金909695.28元计算；从2015年4月14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的利息以本金899695.28元计算；从2015年5月16日起至2015年7月13日的利息以本金869695.28元计算；从2015年7月14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的利息以本金838695.28元计算；从2015年8月28日起至2015年10月20日的利息以本金806695.28元计算；从2015年10月21日起至2015年12月11日的利息以本金778695.28元计算；从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16年2月19日的利息以本金751695.28元计算；从2016年2月20日起至2016年4月11日的利息以本金723695.28元计算；从2016年4月12日起至2016年5月26日的利息以本金693695.28元计算；从2016年5月27日起至2016年7月22日的利息以本金673695.28元计算；从2016年7月23日起至2016年9月13日的利息以本金653695.28元计算；从2016年9月14日起至2016年11月23日的利息以本金633695.28元计算；从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的利息以本金613695.28元计算；从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7年4月26日的利息以本金583695.28元计算；从2017年4月27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的利息以本金563695.28元计算；从2017年7月21日起至2017年11月23日的利息以本金543695.28元计算；从2017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月19日的利息以本金523695.28元计算；从2018年1月20日起至2018年2月12日的利息以本金523690元计算；从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8年4月25日的利息以本金503690元计算；从2018年4月26日起至被告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483690元计算，均按每日千分之0.5的标准计付）；三、驳回原告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07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均由被告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红伟人民陪审员  周国柱人民陪审员  陈丽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温颖彤区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