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36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鹃，女，198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强，四川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女，198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纭韬，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绍贺，男，198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张秀鹃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原审被告陈绍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2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秀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为合伙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6年张秀鹃、刘红以及李帅三人协商投资环保垃圾桶投放项目，三人到深圳考察洽谈项目，项目支出由三人共同承担，刘红、李帅将钱款转至张秀鹃统一支付。后投资失败，刘红就经常到张秀鹃、陈绍贺家中骚扰，并强行要求张秀鹃出具借条，碍于人情和面子，在被逼无奈的情形下向刘红出具了借条；2．根据刘红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刘红诉称的借款大量系消费性刷卡行为，无证据证明该消费性款项系张秀鹃借款或与张秀鹃有关，刘红实际向张秀鹃的转账只有70500元，而张秀鹃向刘红的转款有164865元，已经远远高于刘红转账给张秀鹃的款项，故即使借款，张秀鹃也不应再向刘红支付任何款项；3．一审法院判决张秀鹃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张秀鹃不应当支付任何利息；4．因张秀鹃与刘红之间无借贷关系，陈绍贺在不清楚款项性质的情况下碍于面子签字存在重大误解，且该签字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署，并无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陈绍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刘红辩称，1.双方不存在合伙事实，张秀鹃向刘红出具借条系经双方对每一笔借款梳理核算后出具，并不存在逼迫情形；2.刘红先后通过刷信用卡、银行消费、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现金支付等多种方式向张秀鹃出借款项，张秀鹃向刘红的转款系对出借款项支付的利息，从时间跨度及金额大小看，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如果刘红仅出借了7万余元，张秀鹃已经还款16万元，其不可能还向刘红出具35万元的借条；3.张秀鹃向刘红出具借条时约定了还款期限，张秀鹃未按约还款，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年利率6%的资金占有利息；4.陈绍贺与张秀鹃系夫妻关系，陈绍贺在知道该笔借款客观存在的情形下自愿向刘红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承担担保责任。同时该担保行为也进一步证明了借款事实的成立。 陈绍贺未作答辩。 刘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张秀鹃归还刘红借款本金35万元；2．张秀鹃自2019年1月1日起支付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陈绍贺对上述借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红于2016年1月29日至2016年10月12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的方式陆续向张秀鹃支付70500元。具体转款时间、金额及方式如下：1月29日银行转账10000元、3月12日微信转账6000元、3月14日微信转账20000元、3月16日微信转账10000元、3月22日微信转账10000元、5月29日微信转账10000元、7月27日微信转账2000元、10月12日微信转账2500元。 2016年1月29日、3月1日，刘红分三次向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刷卡支付34200元。具体刷卡时间、金额及方式如下：1月29日9430元、3月1日两笔分别为5035元、19735元。刘红称三笔款项均在张秀鹃家中，由张秀鹃提供POS机刷卡支付。 刘红、张秀鹃为某投资项目共同前往深圳、北京等地。张秀鹃为刘红购买了往返深圳的机票。在深圳、北京期间，刘红之各银行卡产生消费若干笔。刘红称刷卡消费均为张秀鹃实际消费，刘红系受张秀鹃邀请前往深圳、北京实地查看项目，以增加刘红出借款项之信心。 刘红之各银行卡至2017年5月26日产生若干笔刷卡消费、取现，刘红称除直接支付给张秀鹃的款项及向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刷卡转账外，上述消费、取现中直接用于张秀鹃或交付给张秀鹃的款项合计218022.2元。刘红还称其信用卡因张秀鹃借款产生分期手续费、循环利息费、取现手续费，同时刘红为向张秀鹃出借款项前往深圳、北京、沧州还产生其它杂费共26000元。 上述刘红所称出借给张秀鹃的款项共计348722.2元。 2018年3月12日，张秀鹃向刘红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红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350000元）。借条还约定了还款期限：2018年6月至7月归还10万元，2018年7月至8月归还10万元，2018年10月至12月归还15万元。陈绍贺在该《借条》上注明：本人陈绍贺为张秀鹃的借款担保，担保至借款还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红与张秀鹃之间是否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具体出借的金额。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张秀鹃、陈绍贺称刘红与张秀鹃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刘红称其与张秀鹃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提供了张秀鹃出具《借条》，陈绍贺出具书面担保予以佐证。《借条》、书面担保系张秀鹃、陈绍贺之真实意思表示，证明力明显大于张秀鹃、陈绍贺之反言，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红与张秀鹃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刘红与陈绍贺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二、刘红出借的款项是本案的难点。根据刘红提交的证据，可以直接认定为借款本金的仅有向张秀鹃个人支付的70500元。该金额与《借条》所载明的35万元借款本金悬殊巨大。刘红对35万元借款本金的构成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与解释并举示了相应证据，刘红的解释及其提供的证据与35万元借款本金极为接近。虽然尚不能直接证明实际出借数额，但结合《借条》刘红之解释具有一定现实可能性。反观张秀鹃、陈绍贺对35万元借款本金构成的解释极为粗糙且毫无依据，难以令人信服。综上，一审法院对刘红对借款本金构成的陈述予以采信。但刘红所陈述的借款本金构成中，有部分确难以认定为借款本金，如餐饮费、交通费、住宿费、分期手续费、循环利息费、飞机票等，但该部分金额无法查明，一审法院酌情剔除刘红陈述中明显不能认定为借款本金的各类费用28722.2元，确定借款本金为32万元（348722.2元-28722.2元）。因双方协商的借款本金为35万元，故其中应当包含有部分利息，一审法院酌定截止2018年3月12日利息为3万元。鉴于本案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该3万元利息无法准确核定利率，故不再继续计算复利。张秀鹃逾期未归还借款，导致刘红产生资金利息损失，应当从2019年1月1日（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刘红支付利息。陈绍贺应对张秀鹃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秀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红借款本金32万元、支付利息3万元，并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刘红支付利息；二、陈绍贺对张秀鹃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刘红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0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3301.5元，由张秀鹃、陈绍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秀鹃向本院提交证据：1.授权书、战略合作协议、法定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张秀鹃与刘红之间系合作关系，张秀鹃签订了相关的授权书、战略合作协议已完成合伙投资的初步事项，结合刘红支付款项的行为以及刘红与张秀鹃一同前往深圳考察的事实，证明双方的确系合伙投资的法律关系，并非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微信转账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拟证明张秀鹃于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8月14日向刘红支付了163565元，应当进行抵扣；3.微信朋友圈照片8张（2016年3月15日至6月15日张秀鹃与刘红一起工作时的照片）。拟证明张秀鹃与刘红系共同做环保垃圾桶项目的合伙关系。刘红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授权书、战略合作协议、法定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中一张系与朋友聚餐，另一张系在张秀鹃的艺凡家具公司办公室。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授权书、战略合作协议、法定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不能看出与刘红的关联性，不能达到张秀鹃与刘红系合伙关系的证明目的。证据2转账记录、银行卡明细，刘红对转账金额163565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张秀鹃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后文述。证据3系朋友圈截图，该事实仅能证明刘红在某场合出现过，并不能据此认定二人系合伙关系，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刘红向本院提交证据：1.李帅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系张秀鹃所有，李帅通过张秀鹃提供的POS机刷卡数万元。张秀鹃向外借款的方法，除了让借款人转款外，还有指示代为刷卡的方式；2.微信截图，拟证明2018年3月12日双方相约在成都锦里，当天张秀鹃出具了借条，说明张秀鹃是自愿出具而非被迫；3.短信截图，拟证明张秀鹃的上诉实质是拖延时间，反证对方律师所说的一审没有时间准备证据材料的说辞；4.刘红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刷卡交易明细，其中刘红于2015年12月7日在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刷卡32075元未算至起诉金额中，拟证明张秀鹃所称的其于2016年3月3日转至刘红卡中的金额22000元实际系偿还的该笔款项与案涉金额无关。张秀鹃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且李帅系另案起诉张秀鹃的当事人，与刘红有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不应采信；2.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证据3与证据4的证明目的相反，张秀鹃在一审中未提交明细的原因是张秀鹃未启动法律程序，没有主动提交相应的明细；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刷卡金额只能证明刘红自己的消费行为，并不能证明该刷卡消费与张秀鹃有关，更不能证明32075元与22000元相抵扣。 本院认为，对证据1李帅的证言，虽然李帅本人未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询问，但是结合本院在审理中查明的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的POS机系以张秀鹃的身份证及银行卡注册登记的事实，能够证明张秀鹃有通过指示刷卡的方式借款的行为，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证据2微信截图的三性予以采信，能够证明张秀鹃自愿向刘红出具借条；对证据3短信截图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4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除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的POS机系以张秀鹃的身份信息及银行卡登记注册。 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8月14日期间，张秀鹃通过微信等方式分33笔共计向刘红支付163565元。 2015年12月7日，刘红在高新区秀鹃服装经营部刷卡32075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三个，现分别评析如下： 一、刘红与张秀鹃是否系民间借贷关系，刘红向张秀鹃出借款项的金额如何确定 张秀鹃主张与刘红之间系合伙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张秀鹃自愿向刘红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双方之前无论系何种经济关系，现均同意之后确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张秀鹃上诉认为双方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红向张秀鹃出借款项的具体金额，刘红在一、二审中均详细陈述了款项的组成，其中包括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消费代刷、现金交付等多种方式，张秀鹃除认可转账70500元之外，对代刷等行为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其一，张秀鹃否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刘红通过其提供的POS机刷卡的事实，但是经调查核实该POS机确系以张秀鹃的身份信息及银行卡登记注册，由此说明张秀鹃在本案中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未作真实陈述；其二，张秀鹃上诉称出具《借条》系被逼无奈，但是二审中刘红提交了短信记录，张秀鹃认可系相约在成都锦里出具借条，排除被逼情形下出具借条的事实；其三、虽然刘红刷卡消费并不能直接证明系代张秀鹃支付，但是结合双方多次共同前往深圳、北京等地，在此期间刘红刷卡消费多笔，此后双方结算由张秀鹃向刘红出具借条的事实，足以证明刘红所陈述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在酌情剔除部分款项后确认借款本金32万元，本院也予以确认。 二、张秀鹃向刘红支付的163565元应否在本案借款中予以抵扣，以及张秀鹃应否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 本院认为，张秀鹃向刘红支付的163565元均发生在张秀鹃向刘红出具借条（2018年3月12日）前，基于常理，如果系还款，应当在出具借条时予以抵扣，结合张秀鹃在向刘红支付了163565元后仍出具35万元借条的事实及刘红陈述双方约定了利息的事实，在出具借条时对该款项没有抵扣说明双方已对款项达成了处理的合意，故对张秀鹃主张应在本案借款金额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张秀鹃上诉还认为其不应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本院认为，案涉借条上虽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刘红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三、陈绍贺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张秀鹃上诉认为陈绍贺在不清楚款项性质的情况下碍于情面签字存在重大误解，其签字行为是被逼无奈，并无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若因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向法院或仲裁机关申请撤销，但陈绍贺并未如此。故陈绍贺在借条上注明“本人陈绍贺为张秀鹃的借款担保，担保至借款还清”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张秀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3元，由张秀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胡张映雪 审判员 傅  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