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31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华之子）李毅文，男，汉族。1986年8月30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上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华之妻）陈慧，女，汉族。1964年3月8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家辅，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梅，女，彝族，1970年4月19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黎艳，女，汉族，1969年9月22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家住文山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保文，男，汉族，1977年1月22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自江，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嵩，男，汉族，1975年1月22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志昊，男，白族，1975年1月1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以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林，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云飞，男，汉族，1976年7月14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上诉人李华与被上诉人何云飞、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过程中，因上诉人李华去世，其子李毅文、其妻陈慧承继本案的权利、义务而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9日公开进行了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毅文、陈慧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共同支付上诉人欠款人民币250000.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何云飞出具的欠条非个人行为，法律后果及于本案六位被上诉人，六位被上诉人有义务就欠款25万元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何云飞书写25万元欠条并非个人行为。A．所有协议均为何云飞出面进行签署。依据砚山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相关法律事实（P17-P21）及被上诉人何云飞的当庭陈述，均表明包括本案所涉《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与上诉人李华签订）在内的所有合同协议包括《关于祁连县雅玛图勘探煤矿工程合伙协议》（作为合伙代表人与山西华铁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华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与黄良希签订）《勘探钻孔合同》（同乔明治签订）均为被上诉人何云飞作为代表进行签署。此外，何云飞在签署了相关合同协议后便一直在当地负责与各方当事人进行对接。现目前上述合同协议各被上诉人并未于此前砚山法院开庭审理中否认过合同的法律效力，也没有否认过何云飞签署合同的代理权限问题，已经形成法律事实上的确认，足以印证何云飞在当地因煤矿开采事宜所实施的签署合同协议的行为并非属于个人行为。基于此，在何云飞有权处分与上述协议相关事务，均属于代表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时，不可能仅就签署欠条的行为独立变为个人行为，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逻辑可言。B．本案所涉《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所有被上诉人均知晓且认可该合同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孙嵩、张志昊在同何云飞一同与张兴勇等人签订《合伙协议》就确定“何云飞对外代表合伙组织，负责合伙事务的执行和安排，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随后在项目动工后何云飞才与原告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砚山法院民事判决书P18-P19），并最终产生欠原告25万元款项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孙嵩、张志昊认为被上诉人何云飞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且不知情与事实不符。此外二被告既已认可何云飞对外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就应该承担基于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被上诉人黄梅、黎艳、保文入伙前便得知孙嵩、张志昊、何云飞在青海合伙采矿的事实，欲加入合伙（系砚山县法院民事判决书所认定事实，P19）。当时，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20日、2011年5月23日、2011年6月4日陆续签订了《合伙协议》《关于祁连县雅玛图勘探煤矿工程合伙协议》和《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正是在三被上诉人欲加入合伙期间，且被上诉人保文还到青海考察过最终才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并补签《合伙投资协议》。此后，三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共计90万才经孙嵩转给何云飞后由其支付开支。以上事实能够说明三被上诉人在合伙前是知晓本案所涉合同及欠款存在的，否则不可能进行考察后以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合伙投资款转给孙嵩后再由何云飞进行相关支出。在本案的庭审中，各被上诉人也确认了何云飞同黄良希于2011年8月3日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可能在认可了何云飞的该行为下去否认时间在前基于同一地点同上诉人于此前签订同一类合同的事实。综上所述，本案所有被上诉人均知晓何云飞与上诉人所签合同的事实，并且认可何云飞的签署及产生的效力。C．《合伙投资协议》的约定并不能否认何云飞签署合同的效力，也不能以此作为各被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的依据。砚山县法院(2017)云262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合伙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开支由何云飞支付，黎艳的兄弟黎飞也到过矿山进行过管理”(P20)。结合上文论述，足以印证各被上诉人均知晓且认可过了何云飞同上诉人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的事实。《合伙投资协议》并不能否认该合同的效力。首先，何云飞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在2011年6月4日，该协议口头达成于2011年10月20日，补签于2012年1月21日，那么被上诉人主张的协议第8条“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投资人私自以合伙投资名义进行业务活动”从时间上就没有适用的前提；此外，该条款还约定“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合伙投资”也表明即使个人行为只要是与合伙事务有关的事务便产生了符合全体合伙人意志的后果及全体合伙人承担义务及享有权利的法律效果。其次，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协议第5条第2款，也不涉及对此前存在的合伙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确认的事实，且根据法律规定也并不能免除新入伙人也要对入伙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的清偿责任。最后，《合伙投资协议》仅仅是对合伙人之间具有约束力，不具有对外的约束力。通过上文论述，被上诉人张志昊、孙嵩均认可并让何云飞对外实施执行事务及安排，被上诉人黄梅、黎艳、保文在考察知晓了相关情况后包括本案所欠上诉人款项后才可能进行投资入伙，被上诉人均对何云飞对外实施的行为本身予以认可。以上事实说明，被上诉人在当地合伙的事务基本上都是由何云飞具体实施进行的，其同上诉人签订合同及欠条的的行为也包含在上述行为当中，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处理、执行个人合伙期间的合伙事务。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在评述当中却认为“欠条系何云飞个人出具”从而认定属于何云飞个人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不仅忽略了何云飞同上诉人签署欠条的前提在于何云飞一直作为合伙人的代表在当地实施上述相关行为包括各种合同及本案欠条的签署及金额确认。其次欠条所涉的《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既然是被上诉人在个人合伙期间何云飞代表各合伙人所签署的以及被各被上诉人所认可的，基于合同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及于各被上诉人，那么基于该合同的履行所产生的欠款也该为被上诉人的共同合伙债务由各合伙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何云飞签订欠条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25万元欠款系上诉人履行合同应获取的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且以欠条方式进行结算本案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便按约定要求开始进场，并准备相关前期设施并安排车辆进行运输（包括开挖探槽、铺设运输路线）。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嵩也在当地相处了一两个月，并知晓所有相关项目都是由何云飞具体负责及实施。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大约两个月）被上诉人也一直没有给付相关费用，上诉人只能去找何云飞，何云飞称当地由于政府政策原因导致大面积区域的煤炭开采全部停工，且被上诉人处也没开采到煤炭，导致被上诉人无钱支付上诉人，除了其留在当地处理相关事务其余合伙人都回去了，上诉人只得让何云飞书写欠条对此前的相关费用进行核算，经双方确认产生相关费用25万元。此前双方书写第一次欠条时已经明确了相关结算的方式及具体金额，但直至原告起诉前，何云飞称其余合伙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失联，要么让自己处理，有电话通话记录为证，都不愿一同承担还款。为此，上诉人怕欠条超过诉讼时效只能采取隔一年左右让何云飞重写欠条进行替换，截止目前共写过四次欠条，为此才会在最后一张欠条处列明此前所写欠条作废的表述。2．被上诉人何云飞认可欠款金额及欠款事实因该欠条系上诉人同何云飞签署产生，何云飞在一审过程一直认可该欠条所列明金额及欠款事实。一审法院对此认为是何云飞个人行为，且其余被上诉人不应对此共同承担责任。在此，暂且不论一审法院所认定事实错误，但从该认定上至少可以推论出，该欠条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未否认其效力），即使属于个人行为，何云飞也该基于自认该欠款事实承担支付欠款的义务，而并非不承担义务。且当时只有何云飞在当地签署该欠条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余被上诉人在知晓相关情况后便返回文山，将何云飞独自留于当地处理相关事务。因此，最终才由何云飞继续代表其余合伙人签署欠条。3．上诉人已经列举证据证明欠款事实的存在，已经穷尽了举证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如何结算得出欠工程款25万元的事实（包括施工资料、每日所作工程量、工人工资等），且除何云飞外其余被上诉人不认可结算结果，从而认定欠条存在不客观因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便是被上诉人何云飞作为合伙人之一从合伙开始便一直由其对外处理合伙事务，其行为本身产生的法律效果及于其余被上诉人，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向上诉人出具欠条。其次，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也阐明相关结算的事实在第一次欠条当中便已经确认，因一直未能支付只能采取每隔一年左右换一次欠条的方式进行延续，但金额一直固定。最后，何云飞也多次表明其联系其余合伙人一同偿还该笔款项，但均置之不理，只能由其重新出具欠条替换。以上事实表明，原告所诉欠款25万元是基于履行《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而产生的，欠条所记载金额即为同被上诉人进行结算的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所诉符合客观事实并有具体事务参与人何云飞的陈述及砚山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该举证足以说明所欠款项基于此前合同的履行而产生，且至今被上诉人尚未支付相关款项。其余被上诉人单纯的否定该事实但却不提供相关证据不足以否定该事实，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将履行合同的相关依据最终转化为欠条后，仍要求提供此前的欠条及结算依据且忽略了欠条出具时的具体事实及关联性从而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能，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该欠条系何云飞个人行为且不客观，不能直接作为支付欠款的依据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黄梅等六被上诉人未作出书面答辩。李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六被告向原告李华连带偿还欠款25万元；2、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对生效的砚山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黄梅、黎艳、保文与孙嵩、张志昊、何云飞均系朋友。2011年5月20日，何云飞、张志昊、孙嵩作为甲方，与张兴勇、杨川、施建华、黄良希、连作城、韩盛兴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约定“甲方以货币人民币出资300万元，持有总投资股份的58%。乙方以货币人民币出资50万元，持有总投资股份的22%。何云飞对外代表合伙组织，负责具体合伙事务的执行及安排，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2011年5月23日，何云飞（乙方）作为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三人的合伙代表人又与山西华铁公司（甲方）的法定代表人王振华就甲方与祁连县先河公司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中所属青海省祁连县雅马图煤矿勘探施工合作签订了一份《关于祁连县雅马图勘探煤矿工程合伙协议》，协议约定：“勘探施工合伙地点位于祁连县柯柯里雅马图，约1.2平方公里，乙方负责投资人民币叁佰万元整作为甲方前期补偿费用，并在2011年5月15日前到位投资款贰佰万元整，剩余款项于6月20日到位壹佰万元，如不按时到位，乙方自动退出。合伙期限从2011年5月2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合同终止。甲乙双方的利润按月分配，每月的纯利润分配时，甲方占20%，乙方占80%”。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对上述《合伙协议》中甲方出资及乙方出资均未明确约定谁出资多少的具体金额。在签订此协议之前，双方对合伙事项已达成口头合意，故在2011年4月30日、2011年5月11日通过杨川账户转给山西华铁公司的王振华150万元及50万元，计200万元，此200万元杨川在孙嵩起诉何云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证实，系孙嵩和张志昊所转，但其不能分清孙嵩和张志昊各为多少金额。为履行上述合伙协议，2011年7月1日，孙嵩又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30万给王振华。2011年6月，何云飞、孙嵩、张志昊即对其与山西华铁公司的合伙项目进行动工，2011年6月4日何云飞作为发包方与李华作为承包方签订了一份《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合同约定何云飞将青海省祁连县先河公司所属雅马图煤矿点的矿山土层剥离运输和煤炭开采承包给李华，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1年8月3日，何云飞作为发包方与黄良希作为承包方签订了一份《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合同对矿山土层剥离运输和煤炭开采事项进行了约定。何云飞作为甲方与乔明治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勘探钻孔合同》，约定何云飞将祁连县柯柯里雅马图矿山钻探工作交由乔明治完成，定于2011年11月25日开工，2011年12月10日提交勘探成果资料，钻探费用共计6万元，同时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在何云飞等动工其与山西华铁公司的合伙项目过程中，黄梅、黎艳、保文得知孙嵩、张志昊、何云飞在青海合伙采矿，欲加入合伙，几人在2011年年底达成口头合伙合意，保文还到青海考察过。2011年10月20日和10月29日，黄梅和黎艳两次将合伙投资款各30万元交给孙嵩，保文也在2011年10月21日和10月30日将合伙投资款30万元交给孙嵩。2012年1月21日，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保文、黎艳、黄梅才补签了一份《合伙投资协议》，此协议约定：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保文、黎艳、黄梅分别为合伙投资人甲、乙、丙、丁、戊、己；孙嵩以现金方式出资壹佰伍拾万元，占总投资的16%，张志昊以现金方式出资壹佰伍拾万元，占总投资的16%，何云飞出资为空白，占总投资的11%（判决认定为13%，本案查明应为11%），保文以现金方式出资叁拾万元，占总投资的5%，黎艳以现金方式出资叁拾万元，占总投资的5%，黄梅以现金方式出资叁拾万元，占总投资的5%；合伙投资期限为五十四个月，自2011年，无具体月、日；财产为全体成员所共有，任何一方不经全体联营成员一致通过，不得处分全部或任何部分财产、资产、权益和债务；张志昊为合伙投资负责人，出资各方派人共同经营管理，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设管理经理一人，由张志昊担任，副经理一人，由何云飞担任，由孙嵩担任主管会计；合伙投资终止后，即行推举清算人，并邀请中间人或公证员参与清算，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返还出资、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可作价卖给合伙投资人或第三人，其价款参与分配，清算后如有亏损，不论合伙投资人出资多少，先以合伙投资共同财产偿还，合伙投资财产不足以清偿的部分，由合伙投资人按出资比例承担。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之后，黄梅、黎艳、保文又于2012年4月5日各追加了合伙投资款33300元（该款用于打钻），并将款项交给何云飞。在合伙过程中，合伙事务大部分由何云飞进行管理，黎艳的兄弟黎飞也到过矿山进行过管理，孙嵩收到黄梅、黎艳、保文的90万元合伙投资款后，陆续转了80万元给何云飞，在合伙过程中产生的开支大部分由何云飞支付，审理中孙嵩称其支付了部分开支，但认为因不作清算未提交支出票据，张志昊称其手上无支出票据。2012年7月，双方合伙的煤矿开采项目因青海省对祁连县煤炭资源整合工作而停工，至今对双方开采的煤矿点无处理意见，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13年10月10日，双方协商由何云飞到青海祁连县找山西华铁公司解决合伙事宜，黄梅、黎艳、保文又各出了2000元给何云飞，后因意见不一未能解决。另外，在审理中孙嵩、张志昊、何云飞称何云飞与山西华铁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给山西华铁公司前期补偿费300万元，同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作为甲方与张兴勇、杨川、施建华、黄良希、连作城、韩盛兴作为乙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出资的300万元，及三人与黄梅、黎艳、保文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中约定合伙出资的300万元属同一个300万元，不属于不同的投资款；三人与张兴勇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至今未进行清算。黄梅、黎艳、保文认为其与孙嵩、张志昊、何云飞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约定的合伙期限已届满，而孙嵩、张志昊、何云飞隐瞒其并未取得开采祁连可可里煤矿的合法手续等事实，导致合伙事业无法完成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于2017年7月19日起诉至砚山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由孙嵩、张志昊、何云飞返还投资款10059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砚山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2日作出（2017）云262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各方对合伙项目的处理意见不一致，导致本院无法对双方合伙投入的财产进行清算，在合伙经营期间盈亏不明的前提下，黄梅、黎艳、保文要求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黄梅、黎艳、保文的诉讼请求。后李华于2019年1月8日以承揽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本院起诉何云飞、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要求判决六被告向原告李华连带偿还欠款25万元。在审理过程中，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以何云飞与本院民二庭庭长温录波系夫妻关系等因素，于2019年3月8日书面申请文山市人民法院回避。本院于2019年3月8日报请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民辖10号批复，认为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特殊原因”的指代范畴，不同意将李华诉被告何云飞、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承揽合同纠纷一案[（2019）云2601民初170号]指定其他人民法院审理。另查明，何云飞、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至今仍未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均不认可何云飞于2018年6月17日出具欠李华工程款25万元的《欠条》。何云飞陈述李华提交的《欠条》系在诉讼时效到期前第三次更换后出具的，共计更换三次，出具了四张《欠条》，以前的三张《欠条》均已销毁。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遗漏被告；2、何云飞出具的《欠条》是否属于个人行为，六被告应否对欠条内容共同承担责任；3、原告的诉求应否支持。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1、本案是否遗漏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法律规定“明确的被告”是指原告起诉时必须提供被告的身份资料、联系方式、被告的住址或住所地。本案被告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在诉讼中要求追加山西华铁矿产品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张兴勇、杨川、施建华、黄良希、连作城、韩盛兴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从2019年3月15日起通知五被告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追加的七名当事人的身份、住所信息、联系方式，但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五被告均不能提供要追加的七名当事人的明确信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追加的七名当事人属于“被告不明确”，本院视为未追加，因此，本案不存在遗漏被告的问题。2、何云飞出具的《欠条》是否属于个人行为，六被告应否对《欠条》内容共同承担责任。首先，经庭审查明，何云飞于2018年6月17日出具《欠条》一张交李华收执，《欠条》载明：“今欠李华在青海祁连县工程款贰拾伍万元（250000元）整，本人承诺2018年春节前支付部份给李华。欠款人：何云飞”。并在《欠条》左下角注明“此前所写欠条作废”。故该《欠条》系何云飞个人出具。其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李华对其主张提交了《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欠条》、《合伙投资协议》、砚山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但已生效的砚山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仅认定：“2011年6月4日何云飞作为发包方与李华作为承包方签订了一份《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合同约定何云飞将青海省祁连县先河公司所属雅马图煤矿点的矿山土层剥离运输和煤炭开采承包给李华”，并未认定李华是否已按合同履行及履行的情况。李华提交的《欠条》出具时间为2018年6月17日，无其他证据印证是如何结算得出所欠工程款为25万元。而本案结算的事实仅有李华与何云飞的陈述，结算时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均未在场也不认可结算金额，且庭审中何云飞对结算的时间、工程量、如何计算出欠李华工程款25万元的过程不能作出详细合理的说明。最后，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与保文、黎艳、黄梅于2012年1月21日补签的《合伙投资协议》第七条经营管理明确规定：“由出资各方派人共同经营管理，公司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采取一致通过的原则。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管理经理一人，由张志昊担任，副经理一人，由何云飞担任，主管会计由孙嵩担任。合伙投资的财务会计账目受全体股东监督检查”。因此，虽然2011年6月4日何云飞作为发包方与李华作为承包方签订了《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但自2012年1月21日签订《合伙投资协议》后，何云飞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已无权代表全体合伙人对外负责具体合伙事务的执行及安排，即无权出具《欠条》给李华。综上所述，何云飞出具的《欠条》属于个人行为，该《欠条》内容系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进行的结算，且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均不认可该结算结果，李华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如何结算得出欠工程款25万元的事实，是否客观存疑，故何云飞、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不应对《欠条》内容共同承担责任。3、原告的诉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原告李华主张判决被告何云飞、黄梅、黎艳、保文、孙嵩、张志昊连带偿还欠工程款25万元的诉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李华对六被告所欠的工程款25万元如何结算未提供施工资料、每日所作工程量、工人工资等方面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综上分析，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及法律规定，根据上述对焦点问题1、2的分析论述，李华提交的《欠条》存在不客观因素，不能直接作为支付工程欠款25万元的依据，李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李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原告李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四组证据：第一组，收款收据。证明在2011年的7月到2012年的7月李华此前在被上诉人所约定的地点进行土石方剥离运输，共计产生方量11250.9立方米，每一方的单价为此前所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所约定单价20元每立方计算，共计产生款项225018元。第二组证据，何云飞所签署的四份欠条，签署时间分别为2013年6月2日、2013年12月26日、2015年2月8日、2016年2月6日证明李华针对本案所涉25万元欠款均要求何云飞顺延进行签署。第三组证据，刘天一与张某2011年6月28日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张某与甘肃省民乐县民联乡复兴村车队2011年7月6日签订的《双桥翻斗车租赁协议》、张某与苗修国2011年6月14日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张某与金有财2011年7月4日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证明：张某作为李华的管理人员在李华与何云飞签订了《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后便开始租赁装载机、挖机以及运输车辆开始着手履行合同事宜。第四组证据，银行的交易回单。证明：李华之妻于2011年6月7日按《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向孙嵩账户转账5万元人民币作为合同履行保证金，向张某转现金存款3次金额分别为5万元、10万元、20万元由李华之子向张某转账5万元、向张勇转账两次分别为5万元作为李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管理人员（张某）向相关人员支付的款项，另外李华向苗修国转账人民币6万元用于购买破碎头。以上证据证实李华已经在实际履行合同并产生了相应费用的支出。证人张某证实：其与李华是朋友，其在祁连山给李华管工，管挖机、车等工地上的事宜，李华承诺给我30%的空股。挖机、装载机、运输的车辆都在工地上做了工。挖机、装载机、运输的车辆都是其去租的。其在工地管工约四个月。何云飞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收款收据我认可，我写欠条给李华的时候是通过收款收据进行结算来写的。不足25万元是因为工地上遗留有器具、油罐因为他没有办法搬走我们还要继续做后面的工程，跟他商量以后就按照25万元，多写了2万多元。第二组证据，四份欠条上都是我签的字。第三组证据，是否签订合同我不清楚，但是工地上确实有运输车辆、挖机。第四组证据，我不清楚，我不管钱，钱是孙嵩管。对证人张某的证言没有意见。孙嵩、张志昊、黄梅、黎艳、保文质证认为：针对上诉人方所提交的四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刚刚上诉人陈述其提交欠条已经充足，因此没有提交今天的四组证据，也就是说上诉人是一审能够提交而未提交，这个不符合民诉法关于新证据的证据规则要求。第一组证据：收款收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具体理由为：首先该组收款收据是连号的收据，第一张尾号为41以及尾号42的这两张收据明确载明的时间为2012年的7月17日，而到尾号从43到52的这几张载明的出具时间系为2011年这违背常理，特别说明：上诉人李华所施工的时间是在2011年6月4日以后，截止时间是到2011年的8月3日，从收款收据所反映的时间根本不是其施工时间。补充说明：数额与欠条出具的金额不对应。第二组证据：这四份欠条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为：从第一份2013年6月2日所出具的欠条来看在此时间之前还在有欠条，如果此前所写的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0日以前，其欠条的诉讼时效早已超过，何云飞补欠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个人行为，如果此前所写的2011年10月20日以后，那么何云飞出具欠条的行为则超出了上诉人之间《合伙投资协议》的约定范围，应当在2011年10月20日之后张志昊为经理、何云飞为副经理，其出具欠条不具合法性。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未提供证明张某是李华的管理人员的关联性证据；第四组证据：其交纳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是事实，李华与其他人之间的转账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此与本案无关。对证人张某证言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收款收据》的证明内容何云飞予以认可，能证明李华履行合同产生施工方量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何云飞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与证人张某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除打给孙嵩的转款凭证予以认可外，其余转款凭证不作认证；对于证人张某的证言能证明李华何云飞签订合同后已经组织机械进入矿山施工已履行合同的事实，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本院查明的法律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还查明：被上诉人认可李华履行了部分合同，但认为是做一天停一天的，没做多久就走了，具体的工程量没有结算过。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了何云飞书写《欠条》形成方量的《收款收据》共9张方量为11250.9立方米，按照合同约定每立方米20元计算为225018元，不足25万元的部分为李华遗留在矿山上还需后继用的油罐等工具作价得出。但何云飞与李华2011年6月4日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后，又于2011年8月3日。将上述合同又与黄良希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李华即停止履行合同。同时查明，李华在与何云飞签订合同后，还向孙嵩支付了履行合同保证金5万元，为了履行合同，还请张某为管理人员，张某在管理中还向他人租赁车辆、挖机、装载机对矿山进行作业。本案所涉合同为多个，包括李华与何云飞签订的《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及李华退出后，何云飞又与黄良希签订《土石方（煤炭）开挖工程合同》，这些合同均是何云飞签订并管理。其他合同被上诉人均认可何云飞参与管理。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何云飞出具欠条为个人行为不予认定外，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关于何云飞所写欠条是否代表其他合伙人所写及李华主张的25万元欠条是否有证据证实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本案中，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的合伙人虽有六人，但从何云飞参与矿山管理从开始至结束，除孙嵩偶尔参与外，都是何云飞在参与管理和签订涉案相关合同，孙嵩还将投资款转给何云飞用于矿山开支，并且，李华退出合同后，照样是何云飞与将李华承做的合同又转让给了黄良希，黄良希与何云飞签订合同的事实其他各被上诉人均认可。由此可知，何云飞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应当为代表合伙组织行使职务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合伙人共同承担；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仅仅提供了欠条，没有提供欠条形成的基础性材料，在二审中提供了《收款收据》等证据加以证明，尽管《收据收据》的数额与欠条的数额不完全一致，但出具欠条的何云飞明确表示多出的部分为上诉人主张的遗留在工地上的油罐等物资的折价款，其他证据也证明了李华在签订合同后履行了部分合同的事实，被上诉人也认可李华履行过部分合同的事实，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存在，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程序合法，实体处理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二、由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保文、黎艳、黄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毅文、陈慧工程欠款25万元，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保文、黎艳、黄梅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保文、黎艳、黄梅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孙嵩、张志昊、何云飞、保文、黎艳、黄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张文科审判员  刘 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