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瑛，女，1962年11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武进区，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岳生，江苏中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劳动东路758号。诉讼代表人：周国来，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太友，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益强，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上诉人李文瑛因与被上诉人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文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汇入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斌华账户上的900万元是上诉人与杨斌华个人之间的往来”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1、企业不同于自然人，其为法律拟制的人，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均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实施，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企业的行为。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釆用了明显不同的证明标准。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如要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责任，必须承担“所借款项是用于其个人使用”的举证责任；而根据该条第二款规定，由于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企业的行为，如要证明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是企业行为而是其个人行为，就应当由否认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涉及到本案：首先，泰和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国家对房产市场的调控，房地产开发企业很难从银行等正常渠道获得贷款，大多从其他渠道包括从民间融资以解决开发资金，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杨斌华作为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其所控制的企业正需要投入大量开发资金的阶段以企业名义和个人名义交叉发生的借款，出借人都有理由相信其所借资金就是用于企业开发房地产所需的，其不可能需要如此巨额的资金用于个人使用和消费，这不符合常理。其次，更重要的是，本案中2000万元的借款（包括汇入杨斌华个人账户的900万元），其借款本息都是由泰和公司偿还的(包括以泰和公司开发的三套商品房偿还940万元的借款本息），只是在泰和公司无现金偿还能力时才由常州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泰公司）代为偿还了部分借款利息，而杨斌华个人从未偿还一分一厘的借款本息。由此可见，虽然900万元的借款是汇入杨斌华个人账户，但泰和公司的还款行为可以证明实际用款人就是泰和公司。如果杨斌华个人使用900万元借款，却用企业财产偿还，早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实际支付购房款，其主张该套房屋系以房抵债所得，但其未能提供借条等证据”也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泰和公司并未提出此等抗辩。因此虽然本案中2000万元的借款均无借条，但根据双方之间借款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应当认定借贷事实真实存在。二、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900万元债务用于泰和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对泰和公司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偿还该笔债务的主张不予认可”这一认定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还可以从“债的加入”角度，得到进一步说明。从债的加入角度而言，以房抵债是一种还款行为，而且该还款行为已经完成，只不过用于偿还借款的标的是房屋而非现金。如果偿还的是现金，本案就不会存在债权确认的问题。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使本案被上诉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900万元是杨斌华用于个人消费，但从债的加入角度而言，只要泰和公司甚至铭泰公司等任何其他第三方愿意为其偿还债务，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因此，本案作为债权确认纠纷，以房抵债在本案中仅仅是以房屋取代现金归还借款和支付购房款的一种形式。人民法院应当查明900万元的借款是否属实以及还款的数额，并据此确认上诉人申报的债权及其数额。综上，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事实客观真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在法律适用上，明显违背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代表行为”和“债务加入行为”的相关规定。泰和公司管理人以“没有收到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为由，否认本案存在的借贷事实，与管理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和专业素养不符，如此必然会侵害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正当权益。破产程序不是债务人不正当逃废和豁免债务的保护伞，恳请二审法院能充分行使监督和纠错的职责，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泰和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文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李文瑛因泰和公司解除李文瑛、泰和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网上备案合同而对泰和公司享有2755960元的债权；2、依法判决李文瑛对泰和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获得清偿；3、本案诉讼费用由泰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20日、11月15日，李文瑛分别向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斌华转账400万元、300万元，2012年8月10日，李文瑛向泰和公司转账1100万元，同年9月27日，李文瑛向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斌华转账20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2000万元。2012年10月15日，泰和公司两次向李文瑛转账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银行交易回单附言为往来）；2013年9月13日，泰和公司向李文瑛转账100万元（银行业务回单用途标注为还款）。一审庭审中李文瑛陈述，李文瑛转账的四笔款项是其出借给杨斌华或者泰和公司的最后四笔款项，杨一直付利息给其的，经双方最后结算，杨、泰和公司还欠其940万元左右，双方口头约定用本市泰和之春苑的3套商品房冲抵该笔债务，3套商品房实际抵了942万元左右，为此李文瑛另外补了2万元现金给泰和公司，至此双方之间的借款就两清了。除本案所涉泰和之春苑45幢乙单元1101号商品房外，其余2套商品房已经卖给别人（张小琴、许常娥）。无论是汇给泰和公司的1100万元还是打给杨斌华个人的900万元，都是杨斌华个人出面向李文瑛借的，杨斌华告诉其是用来投资房地产的，当时有借条，后来等抵完房款之后，借条原件被杨斌华的财务收走了。2014年1月16日，泰和公司向李文瑛开具了本市泰和之春苑45幢乙单元1101号商品房车位使用出让金出让确认单和购房款的收款收据。同年3月9日，李文瑛与泰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李文瑛购买泰和公司坐落于本市泰和之春苑45幢乙单元1101号商品房（合同编号），房屋总价3109687元，买受人在2014年3月9日前付清总房款的，可享受优惠总额453727元，该商品房实际成交总房价为2655960元；泰和公司应在2015年5月31日前向李文瑛交付符合条件的商品房。一审另查明，该院于2015年7月20日裁定受理江苏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泰和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6年4月15日宣告泰和公司破产。一审还查明，2018年12月20日，泰和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李文瑛出具部分债权确认通知书，告知其“你于2018年4月16日向泰和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2755960元，后又补充提供了2000万元银行转账记录及情况说明。经管理人核查，泰和公司于2012年8月10日向你借款1100万元，但泰和公司已于2012年10月15日、2013年9月13日还清你借款1100万元，你认为用泰和公司借款冲抵泰和之春45幢乙单元1101室购房款及车位款2735960元，管理人认为你的主张不成立。另你主张支付2万元购房款，经查情况属实。因此对你申报债权2755960元，管理人决定：确认债权2万元，其余债权2735960元不予确认”。上述事实有李文瑛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收据、出让确认单、银行转账凭证、民事裁定书、通知书，泰和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文瑛与泰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但李文瑛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其主张该套房屋系以房抵债所得，但其未能提供借条等证据，且从银行转账凭证看，泰和公司与其之间1100万元借款已经两清，其主张以房抵债的940万元债务（据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为900万元）系其与杨斌华个人之间的往来，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债务用于泰和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法院对其陈述的泰和公司通过以房抵债方式来偿还该笔债务的主张不予认可。泰和公司对李文瑛已经支付2万元购房款的事实认可，法院予以确认。根据相关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大部分款项后，对房地产企业享有的涉房债权为优先债权。现李文瑛仅支付2万元，大部分款项未付，故对李文瑛要求确认该债权为优先债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李文瑛要求确认对泰和公司享有2755960元的债权的诉讼请求，法院支持确认对泰和公司享有2万元债权。综上，李文瑛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李文瑛对泰和公司享有2万元债权。二、驳回李文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848元，由李文瑛负担28639元，由泰和公司负担20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泰和公司除于2012年10月15日、2013年9月13日总计向李文瑛付款1100万元以外，还另外向李文瑛转账支付款项合计1665715元，具体付款明细为：2012年8月10日转账275000元，2012年9月10日转账275000元，2012年11月20日转账75000元，2012年11月27日转账5万元，2012年12月10日转账275000元，2012年12月20日转账75000元，2012年12月27日转账5万元，2013年1月26日转账5万元，2013年2月7日转账275000元，2013年2月20日转账75000元，2013年2月27日转账5万元，2013年3月27日转账5万元，2013年4月27日转账5万元，2013年10月24日转账40715元。李文瑛在二审中陈述：1、上述款项为泰和公司就其向杨斌华及泰和公司出借的款项所支付的利息，所有2000万元均约定利息为月息二分五；2、泰和公司支付的利息中金额为75000元的款项，为2011年11月15日李文瑛转账给杨斌华的300万元本金按月息二分五计算的利息，泰和公司支付的利息中金额为50000元的款项，为2012年9月27日李文瑛转账给杨斌华的200万元本金按月息二分五计算的利息，泰和公司支付的利息中金额为275000元的款项，为2012年8月10日李文瑛转账给泰和公司的1100万元本金按月息二分五计算的利息；3、2013年4月27日之后，因泰和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故后续的利息由铭泰公司继续支付了一部分。泰和公司在二审中陈述：1、上述款项为泰和公司就1100万元借款向李文瑛支付的利息，其中不包括李文瑛支付给杨斌华个人的900万元借款的利息；2、根据破产管理人所掌握的泰和公司的财务资料，无法确定李文瑛出借给泰和公司的1100万元借款的利息约定为多少，也不清楚泰和公司向李文瑛多次支付的款项金额75000元、50000元和275000元是如何得出的；3、不认可李文瑛关于利息约定的主张。上述事实，有李文瑛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虽然李文瑛在本案中主张出借的2000万元中有900万元系转账至杨斌华个人账户，但杨斌华彼时系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结合李文瑛出借款项后泰和公司支付利息的行为，以及李文瑛与泰和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买受人在2014年3月9日前付清总房款的，可享受优惠总额453727元，该商品房实际成交总价为2655960元”，而泰和公司向李文瑛开具的正是房款总金额为2655960元的收款收据，以及李文瑛为取得房屋还另行向泰和公司支付了2万元，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后，不再有新的借款偿付行为等情形，可以认定李文瑛转账至杨斌华个人账户的款项实际用于泰和公司日常经营、泰和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以公司开发建设的房屋抵偿借款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依法认定该事实存在。现泰和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解除了与李文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网上备案合同，该房屋买卖所对应的房屋及车位购置款2755960元仍旧转变为泰和公司所欠借款，应当确认李文瑛对泰和公司享有2755960元的债权，但该债权系基于借款而非房屋买卖所形成，性质上应认定为普通破产债权。李文瑛要求确认该债权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获得清偿，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文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文瑛对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享有2755960元债权；三、驳回李文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848元，由李文瑛负担14424元，由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44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848元，由李文瑛负担14424元，由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4424元（该款李文瑛已预交，常州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应负担的部分，由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李文瑛，本院不再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韵琪审判员  王 星审判员  郑 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