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0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英，女，195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北京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红，北京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华玉，女，195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玫，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璐，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桂英因与被上诉人王华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1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被上诉人王华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玫、陈璐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桂英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12民初1907号民事判决，另行判决刘桂英还款本金28.4万元，从2019年3月14日起按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息支付本案资金利息；2．本案上诉费由王华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刘桂英帮其妹刘红无息借款，在借贷过程中，刘桂英至始至终没有做出过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混淆本案的借款主体，以非借款人刘红的意思表示代替本案借款人的意思表示，遗漏关键事实的调查，导致本案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轻书证，重证言，违背了证据的采信规则。在证人证言所述事实与书证载明事实不符时，应采信证明效力更高的书证，而非证人证言，一审判决罔置事实和书证，以证明效力低的证人证言否定书证的证明效力，违反证据采信原则。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借贷双方并未对借款利息作出约定，刘桂英的陆续还款应依法认定为还本金而非还息，在已还款21.6万元的情况下，最终还款额应认定为28.4万。四、刘红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仅与书证相矛盾，还不符合日常生活常识和逻辑，其证言应当予以排除，不予采信。1．刘红与王华玉存在利害关系，在出借本案所涉50万元时，刘红与王华玉就共同隐瞒她们之间还有巨额借款的事实［（2018）川0112民初3581号案］；2．高息帮人借贷，不符合日常生活常识和逻辑；3．本案借款人虽然是刘桂英，但实际用款人是刘红，刘红案涉借款有利害关系。五、支付自起诉后的资金占用费用，法院以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过高，应当采用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 王华玉辩称，1．从上诉状以及借条的内容来看，刘桂英借款的目的是为流动资金使用，从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刘桂英与刘红存在共同经营沙石生意的行为。综合这些事实可以反映出刘桂英所借的资金与刘红在共同经营，而本案刘红以刘桂英的名义通过刘桂英的银行卡向王华玉支付的款项应当视为是以刘桂英的名义支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刘桂英承担，刘红以刘桂英的名义向王华玉账户支付的款项性质应当属于利息而非偿还的本金。首先，刘桂英在向王华玉出具借条时三方在场共同商量了包括本案50万元借款在内的80万元，共计支付每月14000元的利息，当时在借条中未写明利息，而直接由刘桂英支付。在实际履行利息支付的过程中虽然是刘红以刘桂英的名义履行了支付义务，但支付利息的事实刘桂英是完全知情的，刘桂英所述没有利息的说法不成立。2．一审判决按6%的标准判决本案利息是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29条的规定，一审判决按6%的标准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刘桂英所称的本案刘红的证言有利害关系的说法不成立，刘红与刘桂英是亲姐妹，而与王华玉之间是不存在其他利害关系的，刘红的证言足以与本案的转账流水、转账记录以及其他的相应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刘桂英向王华玉账户转账支付的零散资金属于支付利息而非归还本金。4．刘桂英在上诉状中所称的3581号案件隐瞒的说法不成立，在该案中刘桂英系该案借款的担保人，对借款的事实非常清楚，故刘桂英在上诉状中称刘红与王华玉隐瞒该事实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王华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刘桂英偿还王华玉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同时判决刘桂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5日，刘桂英作为借款人向王华玉出具借条，上书“今借到王华玉50万元，此现金作为流动资金使用（此现金为刘红代借）”。该借条上还有刘红书写的“此借款用于工程流动资金”字样。2017年11月26日，王华玉之夫徐发明向刘桂英转账30万元，2018年1月15日，王华玉之夫徐发明向刘桂英转账20万元。在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间，刘桂英共向王华玉及其夫、其子转账21.6万元，从还款规律上看，还款基本保持在每月1.4万元至1.8万元左右。刘桂英亲妹妹刘红当庭作证陈述称案涉借款系其姐也即刘桂英所借，偿还的21.6万元系利息，每月1.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人为刘桂英，收取款项的也是刘桂英，借条上刘红只是书写了“此借款用于工程流动资金”，并没有认可其是借款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人为刘桂英，至于刘桂英与刘红间是否还有其他法律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对象，刘桂英可另行起诉。因此刘桂英理应承担还款的法律责任。刘桂英向王华玉支付的款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刘桂英之妹作为证人对本案而言亦具有参考及适用性，从转账的数额及证人证言来看，刘桂英支付的款项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自愿承担的利息范围，因此，对于刘桂英已支付部分一审法院不再处理。因借条上没有明确的约定利息，因此对于王华玉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刘桂英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王华玉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3月14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刘桂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华玉提交新证据：证据1．刘桂英与王华玉的短信记录；证据2．刘红与王华玉之间的短信记录。拟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利息。证据3．民事调解书。拟证明上诉人在转账给徐华明的账户中有4000元的转账是支付的调解书约定的借款利息。证据4．刘红自己的流水记录，流水记录中刘红对刘桂英向王华玉、徐发明、徐鹏的转款作出了说明，上诉人所称的归还21.6万元不是事实，实际上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了15.6万元的利息，其余的款项均与本案无关。证据5．王华玉申请证人罗某出庭，拟证明刘桂英在借款时知道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罗某当时在场并知晓该事实，刘桂英账户向被上诉人账户转账的其中5万元是罗某的。 刘桂英发表质证意见：针对王华玉所提交的与刘桂英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从刘桂英与王华玉的短信内容来看，不能证明她们之间对利息有任何的一致意见。对于刘红与王华玉之间的短信往来我方不清楚，并且刘红与王华玉之间存在非常多的债务，所以他们之间的短信往来不能证明刘桂英的卡归还的均系归还的利息。调解书也可以证明刘红与王华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与其有利害关系。刘红自己书写的明细，都是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刘红自己书写的东西，对其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人罗某证言仅是部分说法真实，其关于借款有利息的陈述不真实，并且有部分的说法与被上诉人方的陈述矛盾。 本院认为，刘桂英与王华玉的短信记录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刘红与王华玉之间的短信记录能够证明刘红与王华玉之间的借款有利息的约定和给付，但因刘红与王华玉之间还有另外一笔30万元借款，故不能仅以此证明案涉借款的利息约定；民事调解书能够证明刘红与徐华明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结合刘红在一审中的证词及刘桂英也认可刘红用其银行卡的事实，能够达到王华玉主张刘红用刘桂英的卡向徐华明的账户中有转款4000元系归还其他款项的证明目的。刘红书写的明细，因其未到庭说明，真实性没有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人罗某的证词虽然系孤证，但结合刘红的证词，可以认定刘桂英与王华玉的借款双方有利息的约定，但罗某所陈述的她通过王华玉向刘红出借5万元，后又通过王华玉收回的情况，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刘桂英不予认可，故本院对罗某该部分证词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刘桂英建设银行尾号3275银行卡于2018年4月3日向王华玉转款3万元，于2018年4月9日向王华玉转款1万元，于2018年4月20日向徐鹏转款0.6万元，于2018年5月21日向王华玉转款1.8万元，于2018年6月3日向王华玉转款1.4万元，于2018年7月19日向王华玉转款1.4万元，于2018年7月28日向徐发明转款0.4万元，于2018年9月26日向王华玉转款5.8万元，于2018年11月13日向王华玉转款4.8万元，于2019年1月12日向王华玉转款1.4万元，共计21.6万元。 王华玉陈述：本案50万元借款和另案王华玉丈夫向刘红出借的30万元借款共计80万元借款约定月利息1.4万元，故刘桂英银行卡转账中有1.4万元的规律支付，向徐发明支付的0.4万元系（2018）川0112民初3581号案件刘红应付徐发明的一个月利息，2018年5月21日付的1.8万元就包括当月利息1.4万元及应付徐发明0.4万元，2018年4月3日的3万元是因为2、3月未付利息，且4月9日又付了1万元。刘桂英向徐鹏所转款项与本案无关。 刘桂英代理人在二审中陈述：当时因为案涉的30万元和50万元的借款刘桂英将卡给了刘红，过了一段时间刘红又将卡还给了刘桂英，刘红将款项取完了不用之后就归还了。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50万元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2．刘桂英向王华玉、徐发明、徐鹏所转款项是否应抵扣本案借款本金。本院评述如下： 一、案涉50万元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 案涉50万元借条上虽未约定利息，但刘桂英自己在借条上注明系代刘红借款，而刘红本人到庭证明双方是有利息的约定，且与王华玉陈述一致，同时结合证人罗某的证词及案涉刘桂英向王华玉转款的银行卡流水，能够认定双方对案涉借款是有利息约定。 二、刘桂英向王华玉、徐发明、徐鹏所转款项是否应抵扣本案借款本金 首先，刘桂英认可其向王华玉转款的银行卡有段时间是交给刘红在使用，故在刘红与徐发明、徐鹏本身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情况下，该张银行卡向徐发明、徐鹏的转款不能就此认定为本案借款的还款；其次，刘桂英向王华玉所转款项虽然并非每一笔均有规律，但其中多次出现的1.4万元和1.8万元的款项，与王华玉陈述的80万元收取1.4万元利息，和刘红应向徐发明每月0.4万元利息基本吻合，也与刘红到庭陈述还款系偿还利息相一致。刘桂英主张因刘红与王华玉有利害关系，刘红的证言不应当予以采纳，刘红与刘桂英本身系亲姐妹，即使刘红与王华玉确实存在利害关系，但刘桂英在借条上也注明该借款系刘桂英代刘红所借，那么就本笔借款而言，刘红与刘桂英和该笔借款之间的利害关系更大于其与王华玉之间的利害关系，刘红的陈述明显会加大实际借款人刘红自己的负担，故就本案而言，刘红的证人证言应当予以采纳；再者，双方约定的利息及刘桂英已经支付的利息不论系20.6万元或15.6万元，按本金80万元计算截止起诉时均未超过法律允许的标准，同时考虑一审法院对王华玉主张的利息从起诉后仅按年利率6%计算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刘桂英向王华玉、徐发明、徐鹏所转款项不应抵扣本案借款本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40元，由刘桂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马 雯 审判员 王晓川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郑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