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01民终83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长海，男，196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永红，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52号5-8层建工大厦。法定代表人：吴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宣南春，浙江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斌，男，199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军虹，安徽徽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建工集团）、江长海因与被上诉人李文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2018）皖0181民初4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长海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浙江省建工集团给付江长海202.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7月1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2、本案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全部由浙江省建工集团负担。事实和理由：1、2017年4月1日，刘德伦作为浙江省建工集团负责人，与李文斌、江长海签订协议，将合巢经开区柜嶂山安置小区(二期）7#、8#、9#、10#、11#楼、A区地库、邻里中心、商业及地下室分包给李文斌、江长海施工。此前，李文斌、江长海于2017年1月9日向刘德伦所转付保证金1000万元，为7#、8#、9#、10#、11#楼、A区地库、邻里中心、商业及地下室工程所交纳的保证金。2017年4月1日协议签订后，浙江省建工集团负责人刘德伦又与江长海商量，决定分包19#楼给江长海施工。2017年5月2日，江长海委托其妻子郑成红分三笔向刘德伦账户转款220万元，实际为19#楼工程交纳保证金，三笔转款办理时均在摘要一栏备注保证金。2017年10月28日，刘德伦作为浙江省建工集团负责人，与江长海签订协议，将合巢经开区距峰山安置小区(二期）19#楼分包给江长海施工。2017年11月22日，刘德伦代表浙江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部与李文斌、江长海签订内部合作协议，约定李文斌、江长海分包范围为7#、8#、9#、10#、11#楼、19#、A区地库、邻里中心、商业及地下室工程，已涵盖了19#楼。由于2017年5月2日三笔转款时间较长，加之转款不是江长海本人办理，江长海虽有该转款为刘德伦向其借款的陈述，系江长海记忆有偏差。江长海该陈述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能改变2017年5月2日江长海委托郑成红向刘德伦所转款项220万元为工程保证金之客观。2、江长海实际转给刘德伦保证金420万元。江长海与郑成红系夫妻关系，郑成红受江长海委托，于2017年1月9日，向李文斌转款保证金200万元，由李文斌转付刘德伦，于2017年5月2日，向刘德伦直接转款保证金220万元，江长海支付刘德伦工程保证金合计420万元。江长海工程量价款为270.3万元。证人史某、李某证言证明，浙江省建工集团案涉工程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吴汪冠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人员，实际参与了项目部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结算。其与江长海及其班组长进行结算，形成了结算底稿、移交协议等材料，根据该结算底稿首页，江长海工程量价款为270.3元。另，2018年10月11日本案一审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浙江省建工集团诉讼代理人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其答辩称江长海该工程所发生的费用“原告二(江长海)是两百七十多万元”（见一审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第3页倒数第4行至第2行），其答辩所称的江长海工程量价款可以印证结算底稿确定的江长海工程量价款。刘德伦向江长海付款金额为488.1万元。江长海认可的刘德伦向其付款金额为488.1万元。2018年10月11日本案一审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浙江省建工集团诉讼代理人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其答辩称被告一(刘德伦）“向原告二(江长海)支付了488.1万元”(见一审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第3页倒数第4行至第3行）。2018年10月11日本案一审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浙江省建工集团诉讼代理人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在回答审判员发问时称，“根据被告一(即刘德伦）与项目部陈述……支付给原告二4881000元”(见一审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第4页倒数第8行至第7行）。故应认定的刘德伦向江长海付款金额为488.1万元。根据上述各项款项金额，浙江省建工集团所欠江长海工程款金额应确定为：保证金420万元+工程量价款270.3万元一已付款488.1万元=202.2万元。江长海按浙江省建工集团实际欠款金额对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原审法院应按实际欠款金额202.2万元对本案进行判处。3、支付给江长海款项488.1万元，其中，刘德伦根据江长海要求，代付款项6.8万元，根据江长海认可，直接支付民工工资至民工工资卡171.3万元，其余310万元，刘德伦于2017年11月7日转给江长海10万元，于2018年2月13日转给江长海300万元，为刘德伦直接支付江长海，并非浙江省建工集团所支付。刘德伦出具给江长海的欠条载明的是“今欠江长海在浙江建工巢湖炬峰山安置(二期）工程下欠款”，并非载明有“借款”。江长海诉讼请求标的额202.2万元中，不可能包含了“借款”220万元，这从逻辑上无法说清楚。由上述可知，即便2017年5月2日江长海委托郑成红向刘德伦所转款项220万元为刘德伦向江长海“借款”，那么，在刘德伦向江长海直接转款310万元款项中，也应先行抵扣该220万元“借款”，以消灭刘德伦自己与江长海之间的借贷债务，剩余款项90万元应为刘德伦代浙江省建工集团支付江长海款项，用于抵扣相应金额的工程款及保证金，由此，浙江建工公司欠江长海工程款项为：工程保证金200万元+工程款270.3万元一刘德伦代付款6.8万元一支付民工工资卡171.3万元一剩余90万元=202.2万元，故江长海实际诉讼标的额202.2万元中已不包括所谓220万元“借款”。浙江省建工集团辩称，江长海所认可的款项出处是江长海2018年10月18日15时14分-17时45分在合肥市美居酒店大堂由衢州市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内陈述，所以一审判决是有依据的。李文斌对江长海的上诉没有意见。浙江省建工集团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为驳回李文斌诉讼请求或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文斌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改变了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李文斌、江长海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刘德伦、浙江省建工集团共同立即支付李文斌、江长海工程款1056万元，并支付约定的利息422400元。（自2018年4月1日，按月息一分计算，至2018年7月30日，此后利息继续计算至付清时止。)第一次开庭结束后，李文斌、江长海撤回了对刘德伦的起诉，并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浙江省建工集团支付李文斌工程款710万元及相应利息，支付江长海工程款202.2万元及相应利息。而本案一审判决是“给付李文斌7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不是按照诉讼请求的支付李文斌工程款710万元及相应利息，故诉讼请求与判决结果存在本质的区别，原判决擅自改变了诉讼请求，因而其判决是错误的。李文斌、江长海在诉状陈述有10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刘德伦账户内，故将保证金同工程款一起向浙江省建工集团主张工程款，而没有要求返还保证金，其诉请与事实不相符，依法应当驳回。2、李文斌、江长海主张的法律关系是职务行为、表见代理，所以其法律关系并不明确，无法判决，而原判决直接以刘德伦为履行职务行为进行判决，是帮助李文斌、江长海选择了职务行为的法律关系。原判决仅凭所谓的2017年4月12日“关于刘德伦同志任职的通知”复印件来认定刘德伦为涉案工程项目常务经理，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提交原件，复印件在对方不认可的情况下，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亦没有证据证明刘德伦得到浙江省建工集团的委托、授权，也没有事后追认，所以刘德伦作为行为人，应当自身承担责任。3、两张欠条及内部合作协议系李文斌、江长海向法庭提供的，亦没有证据证明系刘德伦签字出具和加盖项目部印章(因对刘德伦撤诉)，故不能证明系刘德伦签字出具和加盖项目部印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项目部印章经司法鉴定与公安备案印章不一致，按常理该项目部印章肯定是伪造的，而原判决认定“也不排除被告同时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这是原判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胡乱猜测认定。公安备案印章的目的，就是防止假章的使用。且不说印章是谁伪造的，即使是刘德伦伪造使用，李文斌、江长海也并非善意相对人，其明确知道案涉工程为浙江省建工集团承建，不直接同浙江省建工集团签订合同，不直接将保证金1000万元打入浙江省建工集团账户，事后不直接向浙江省建工集团求证，而恰恰是在知道刘德伦已无偿付能力，且涉嫌伪造印章的情况下，直接起诉浙江省建工集团进行追偿。(特别是江长海提交的欠条数额中显然存在虚假)。所以该印章与备案印章根本不可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原判决偷换概念，做出错误的判决。4、因刘德伦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等，由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山分局受理（后移送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衢州市公安局柯山分局对李文斌、江长海依法询问。浙江省建工集团向巢湖法院依法申请调取公安部门对李文斌、江长海的询问笔录。根据李文斌、江长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李文斌的800万，江长海的200万，是由李文斌直接通过银行汇给刘德伦的，也就是李文斌、江长海所说的所谓的保证金。而刘德伦在2018年3月30日出具给李文斌欠条上就包括该800万元的保证金，并以工程款的形式，通过诉讼来向浙江省建工集团主张；而刘德伦出具给江长海的欠条上的工程款346万元。事实上，江长海的工程款是270.3万元，若包括保证金200万元，也就是470.3万元，而项目部实际支付江长海工程款488.1万元，已超付了17万元，而刘德伦、江长海合谋将刘德伦深圳建业菊苑项目上欠江长海的100万元，加上刘德伦个人向江长海借款220万元及利息40万元，一起并入到本案江长海工程款范围之内。这是李文斌、江长海、刘德伦捏造事实，虚增工程款，并通过虚假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属于虚假诉讼。李文斌、江长海诉讼请求中江长海的欠条，就存在该问题。第二条第一款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的（已冻结浙江省建工集团银行账户1300万元)，所以李文斌、江长海、刘德伦涉嫌犯罪，应当以涉嫌虚假诉讼向公安移送，5、李文斌、江长海提交《内部合作协议》用以证明案涉项目部分工程系李文斌、江长海承包施工，且与浙江省建工集团存在合同关系，李文斌、江长海并未主张无效。原判决的目的是将李文斌、江长海作为实际施工人来主张工程款，所以原判决超出诉请。而且《内部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因本项目的工程款支付方式为浙江建工和合巢经济开发区所订大合同的工程款支付相同”，而李文斌、江长海施工的工程根本就没有完工，更无进行过验收，所以主张工程款的支付条件根本就没有成就。原判决以“被告涉案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为吴汪冠、班组长以及刘德伦与李文斌、江长海进行了结算…”从而确定原告的诉讼标的额。上诉人项目经理部根本没有吴汪冠，也没有班组长(证人)，只是有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刘德伦。所以，确定原告的诉讼标的额没有证据证明。而保证金1000万元根本就没有交付浙江省建工集团，浙江省建工集团也未向李文斌、江长海支付过任何款项。江长海辩称，江长海没有变更诉讼请求，刘德伦的身份是案涉项目的常务项目经理，一审法院认为其是职务行为，并无不当。职务行为、表见代理并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欠条和内部合作协议上的印章在鉴定中也没有说是假章，只是说不一致。项目常务经理用的印章，江长海有理由相信该印章是真实的。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与浙江省建工集团与刘德伦报案的事实并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本案并不需要中止审理。江长海与浙江省建工集团之间的内部合作协议是否有效由法院认定。江长海和李文斌向刘德伦转款、支付保证金或者被认定为借款，均是江长海和李文斌向刘德伦个人账户转账，刘德伦因为案涉工程向江长海、李文斌支付款项也是用的自己的账户，刘德伦代表项目部向江长海出具欠条时，实际上刘德伦已将个人所收的款项予以抵扣，下剩的部分抵扣工程款及相关款项出具欠条。李文斌辩称，1、原判并没有改变诉讼请求进行判决。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李文斌的710万元构成（是由工程款、保证金、税费等各项构成总和减去刘德伦已支付后仍欠数额）系真实存在并且浙江省建工集团应当支付的。刘德伦系浙江省建工集团委派负责此项目的常务项目经理，这点有公司的内部文件及公司为刘德伦缴纳的社保证明和项目公章可以综合认定。因证据原件保存在浙江省建工集团无法取得，结合刘德伦与李文斌签订合同并加盖项目专用章等证据综合认定，李文斌有充分理由相信刘德伦与李文斌的签订合同及工程结算符合表见代理其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因此此行为的代理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浙江省建工集团应自行承担其对项目工程公章及用人等各项管理不善的风险，李文斌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李文斌作为诚信履约方，在和浙江省建工集团方签订合同后，即筹措巨额资金积极将保证金打入工程项目经理方账号，又将工程各项所需材料及人员运至项目工地上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后因发现项目方迟迟不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进而造成工程做了却还严重亏损，无奈李文斌只有和项目方常务经理刘德伦进行了各项结算，并由其出具欠条并加盖工程项目公章确认，现浙江省建工集团陈述公章是假的，李文斌作为善意第三人无法识别公章的真假，并结合公司的内部文件及为其缴纳社保证明，李文斌有充分理由相信刘德伦系该项目的经理，有权代理单位处理与项目相关的一切事宜。2、本案系民事案件且李文斌诉求真实有效不是虚假诉讼，此案由人民法院处理有权、合法、有效，不存在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说。李文斌作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就因此工程发生的各项工程欠款向浙江省建工集团主张。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案件的各项事实证据也确实充分。刘德伦涉嫌使用假公章及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浙江省建工集团方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办理中。而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刘德伦是否涉嫌职务犯罪非同一法律关系，李文斌承建工程属实、缴纳保证金及税费等均属实，不存在任何虚假诉讼行为。3、一审法院虽然认定合同无效，但李文斌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相应工程及保证金及其他费用系李文斌实际工作付出及支出，因项目方不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李文斌工程无法进行下去无奈中途退出项目，该项目实际造成李文斌的各项支出，应该得到相应给付。李文斌、江长海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浙江省建工集团支付李文斌工程款710万元及相应利息，支付江长海工程款202.2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上述欠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2月28日，浙江省建工集团与巢湖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就合巢经开区岠嶂山安置小区（二期）工程签订一份施工合同。同年4月12日，浙江省建工集团发文聘任刘德伦为该工程项目常务经理，并为其缴纳了社保费用。2017年11月22日，刘德伦与李文斌签订一份《内部合作协议》将浙江省建工集团承建的安置小区工程总价约31%分包给李文斌、江长海承建，范围为7#、8#、9#、10#、11#、19#楼、A区地下车库、邻里中心、商业及地下室。《内部合作协议》加盖了“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巢经开区岠嶂山安置小区（二期）工程施工项目经理部”（以下称项目经理部）印章。协议履行过程中，因资金问题致工程停工。2018年3月30日，双方对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移交并结算，刘德伦分别向李文斌、江长海出具欠条，载明欠到李文斌工程款710万元，欠到江长海工程款346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分四次付清。两张欠条均加盖了项目经理部印章，同时，浙江省建工集团工作人员吴汪冠还在欠条上注明“在还款期限内承担一分利息”。2018年9月26日，浙江省建工集团以项目经理部印章系伪造为由申请司法鉴定，经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两份欠条上加盖的项目经理部印文与浙江省建工集团在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备案印文样本不是同一印章。2018年12月，浙江省建工集团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报案，要求追究刘德伦伪造公司印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安机关立案后，对李文斌、江长海进行了询问调查，经浙江省建工集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该笔录反映李文斌在《内部合作协议》签订前，已支付给刘德伦保证金1000万元，其中200万元系李文斌为江长海代付；刘德伦出具给江长海346万元欠款组成为：安置小区工程款270.3万元、工程保证金300万元（200万元为李文斌代付、另100万元为刘德伦在深圳建业集团菊花项目上差欠江长海的工程款）、刘德伦个人在江长海处借款220万元及该笔借款利息40万元、工程退场后奖励3.8万元，项目经理部已付款488.1万元。另经庭审核实，刘德伦出具给李文斌710万元欠款组成为：工程款:9873569元、保证金800万元、税款556000元，项目经理部已付款11321150元。此外，浙江省建工集团于2019年4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以刘德伦、李文斌、江长海等人涉嫌伪造印章、虚假诉讼等刑事犯罪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综上，一审法院就以下焦点问题予以分析认定。一、关于浙江省建工集团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浙江省建工集团聘任刘德伦为涉案工程项目常务经理，并为其办理了社保手续，由此应认定刘德伦为浙江省建工集团工作人员，项目经理部系浙江省建工集团因工程需要而设立的一个临时内部机构，刘德伦在任职期间以项目经理部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浙江省建工集团承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浙江省建工集团应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关于项目经理部印章真伪问题。我国法律并未要求企业只能以备案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或从事其他民事活动，因此，即使争议的印章不一致，也不能直接否认争议印章的效力，同时，也不排除浙江省建工集团同时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即便系刘德伦私自伪造印章，擅自对外使用，也是浙江省建工集团管理不规范问题，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更不能苛求李文斌、江长海作为善意相对人能够对加盖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予以有效识别，因此，本案争议印章与备案印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三、关于本案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浙江省建工集团以刘德伦、李文斌、江长海涉嫌伪造印章、挪用资金、虚假诉讼等罪名申请中止审理本案。对刘德伦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该案是否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查处，因浙江省建工集团在本案审理期间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已立案，故已无移送必要；即便刘德伦行为构成犯罪，浙江省建工集团对刘德伦的职务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李文斌、江长海承建浙江省建工集团工程项目基本事实存在，只是双方在欠款金额及责任承担上产生争议，属正常纷争，虚假诉讼不能成立。基于刘德伦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审理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本案应继续审理。四、关于《内部合作协议》效力问题。刘德伦以项目经理部的名义与李文斌、江长海签订内部合作协议》，由于李文斌、江长海非浙江省建工集团工作人员，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李文斌、江长海作为个人不具有分包工程的资质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无效。五、李文斌、江长海诉讼标的额如何确定。李文斌、江长海承建涉案工程终止后，浙江省建工集团涉案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吴汪冠、班组长以及刘德伦与李文斌、江长海进行了结算，形成了结算底稿、工程量确认单等材料，反映出原告李文斌工程量价款为9873569元，加上保证金800万元，税款556000元，扣除已付款项11321150元，总欠款为7108419元，刘德伦向李文斌出具710万元的欠条符合客观实际，故对李文斌的诉讼标的额予以确认。刘德伦出具给江长海的346万元欠条，其中工程量价款为270.3万元、保证金200万元、其他项目工程款100万元，刘德伦借款220万元及利息40万元、退场奖励3.8万元，扣除已付款项488.1万元，对此，江长海在诉讼中对其他项目工程欠款100万元、借款利息40万元及退场奖励3.8万元不再主张，实际诉讼标的额为202.2万元，由于该诉请中包含刘德伦220万元借款，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李文斌与浙江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刘德伦以浙江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部名义对外从事的民事活动系职务行为，其向李文斌、江长海出具的两份加盖项目经理部印章的欠条，应作为本案处理依据，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浙江省建工集团承担民事责任。李文斌诉请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浙江省建工集团应给付李文斌欠款71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承担自还款约定届期后的银行利息。江长海诉请已超出浙江省建工集团差欠工程款范围，实为借贷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江长海可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文斌7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7月1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二、驳回江长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6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36430元，由江长海负担30000元，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9120元。本院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江长海提供的证据：1、协议，2017年4月1日，浙江省建工集团负责人刘德伦与李文斌、江长海签订协议，浙江省建工集团将合巢经开区岠嶂山安置小区（二期）7#、8#、9#、10#、11#、A区地库、邻里中心、商业及地下室分包给李文斌、江长海承建。与上述分包范围相对应的，李文斌、江长海应缴纳浙江省建工集团保证金1000万元；2、协议，2017年10月28日，浙江省建工集团负责人刘德伦与江长海签订协议，浙江省建工集团将合巢经开区岠嶂山安置小区（二期）19#楼分包给江长海承建。19#楼属于新增加的分包范围，与之相对应的，江长海应另行缴纳浙江省建工集团19#保证金220万元。转账凭证也明确写明的是保证金，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浙江省建工集团质证认为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李文斌质证认为证据1认可，但是2017年11月22日又重新签订一份更详细的协议，包括19#楼。证据2不清楚，但是19#楼确实是江长海干的。二审另查明，2019年10月14日，浙江省建工集团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报案，称刘德伦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与包括李文斌、江长海在内的相关人员存在涉嫌诈骗行为，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立案告知书》，载明李文斌、江长海等四人涉嫌诈骗一案，该局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现已对该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浙江省建工集团与李文斌、江长海的相关纠纷，因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已立案侦查，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李文斌、江长海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2019）皖0181民初44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文斌、江长海的起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7690元，退还李文斌、江长海，保全费5000元，由李文斌、江长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976元、61500元分别退还江长海、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怡审判员 董江宁审判员 余海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孟 成附相关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