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执监163号 申诉人（被执行人）：深圳市凯利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2号芙蓉大厦A座、E座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7892Q。 法定代表人：易建辉，该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红，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女，1964年1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南岸区。 申诉人深圳市凯利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宾馆）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作出的（2019）粤03执复212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姚某某与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案号（2018）粤0303执恢39号]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其法定代表人易建辉因此亦无法实施受限制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凯利宾馆对此不服，向罗湖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具体如下：1.罗湖法院至今未向被执行人送达（2018）粤0303执恢39号案件的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限制消费规定》）第一条规定，在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前提下，法院才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但被执行人并未收到执行通知书等文书。直到2019年3月27日法院作出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易建辉无法购买高铁票，被执行人才知道该案情况并委托律师阅卷，发现因法院邮寄执行通知书等文书时将收件人“易建辉”误写为“易建群”，公司前台以为是错送故未签收该邮件，公司管理层也因此一直未知有该案件。故被执行人未收到执行文书并非故意拒收，而是因法院快递书写的收件人有误导致，罗湖法院应当重新向被执行人送达有关执行文书。2.被执行人并没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根据《限制消费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但被执行人并不存在该类行为。根据（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判决书，被执行人需履行的义务是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姚某某。但因在上述案件起诉前，酒楼物品已经灭失，该判项实际已无法履行。姚某某在2002年时便向罗湖法院申请执行，罗湖法院于2002年11月11日作出（2002）深罗法执字第139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本院在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在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前已将判决返还的财产擅自处理，现无法返还。本院曾多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调解，因双方各持已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执行的标的物已消失，且无法根据应返还财产清单确定其价值”，遂裁定（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判决书第一项维持的罗湖法院（2000）深罗法房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中止执行。因此，本案的执行依据实际上是无法履行的，不能因此认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规定，“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本案中，酒楼物品早已灭失，如果法院认为上述执行依据的判项可以通过评估确定其价值，那么被执行人同意根据评估价值履行义务，否则，本案应当终结执行。此外，根据（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判决书，姚某某同样负有向被执行人支付租金人民币1880434.12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义务，但姚某某至今仍未履行。被执行人也已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但法院并未执行并作出了终结执行的裁定。综上所述，被执行人不存在拒不履行判决的行为，本案执行依据是无法履行的，姚某某也未向被执行人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因此，法院对复议申请人作出限制消费令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予以撤销。 罗湖法院查明并认为，首先，该院已于2018年1月17日向被执行人邮寄送达（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但是邮件被退回，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被执行人自行承担。其次，本案是执行恢复案件[原执行案号（2002）深罗法执字第1397号]，原执行案件的结案方式为终结本次执行，被执行人仍处于被执行状态，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深圳中院（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也没有主动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合理的履行方案，实际上已属于消极履行、规避执行。再次，申请执行人向该院申请执行（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该院只能按照（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进行执行，被执行人对判决内容有异议该院建议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进行救济，不影响本案执行。综上，该院对被执行人做出的限制高消费措施合法、合理，被执行人的理由不成立。遂作出（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被执行人凯利宾馆的执行异议请求。 凯利宾馆对上述裁定不服，向深圳中院申请复议，请求依法撤销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裁定书，并解除对凯利宾馆的限制消费措施。具体事实和理由与执行异议所述基本一致。 深圳中院经审查查明，关于凯利宾馆与姚某某、刘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罗湖法院作出（2000）深罗法房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凯利宾馆与姚某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姚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凯利宾馆支付租金及有关费用1880434.12元，刘某某以其所有的荔湖花苑A栋17B房屋为姚某某欠凯利宾馆租金（含管理费、空调费）1008000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凯利宾馆对上述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逾期支付上述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计算迟延期间的利息；三、姚某某交付凯利宾馆租赁定金300000元不予返还，归凯利宾馆所有；四、凯利宾馆应当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姚某某；五、驳回姚某某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1600元，由凯利宾馆承担600元，姚某某承担11000元，刘某某承担10000元；反诉费39033元，由姚某某承担35000元，凯利宾馆承担4033元。 姚某某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深圳中院经审查后作出（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罗湖法院（2000）深罗法房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姚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凯利宾馆支付租金及有关费用1623975.70元；三、撤销原审判决第（三）、（五）项；四、凯利宾馆返还租赁定金300000元给姚某某；五、凯利宾馆赔偿给姚某某损失50000元。上述二、四、五项相抵，姚某某应支付给凯利宾馆租金及有关费用共计1273975.70元，此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刘某某以其所有的荔湖花苑A栋17B房屋为姚某某欠此债务1008000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凯利宾馆对此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一、二审受理费121266元，由姚某某负担72759.6元，凯利宾馆负担48506.4元（姚某某已预交99666元不予清退，多交部分由凯利宾馆迳付）。 根据罗湖法院于2002年11月11日作出的（2002）深罗法执字第139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内容，因凯利宾馆未履行（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返还酒楼物品及解除抵押房产；该院在执行中查明，由于被执行人凯利宾馆在申请执行人姚某某申请执行前已将判决确认应当返还的财产擅自处理，无法返还，该院曾多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调解，因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执行标的物已灭失，且无法根据返还财产清单确定其价值，遂裁定中止对“凯利宾馆应当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姚某某”该项判项的执行。此外，根据调取的该案卷宗材料，罗湖法院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于2002年3月29日向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于2002年4月3日前履行（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确定之义务。 2018年1月，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向罗湖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罗湖法院立案受理，执行案号为（2018）粤0303执恢39号。在执行过程中，罗湖法院于2018年1月17日向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注册地址邮寄送达（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该邮件退件回执单载明收件人姓名为“负责人易建群”，单位名称为“深圳市凯利宾馆有限公司”，退件原因为“前台拒收，无电话”。2019年3月27日，罗湖法院作出（2018）粤0303执恢39号限制消费令，载明由于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故决定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及其法定代表人易建辉不得实施受限制的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另查明，根据罗湖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的（2017）粤0303执恢22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载明的内容，关于申请执行人凯利宾馆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姚某某、刘某某履行（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刘某某因故死亡，其名下财产需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承担义务，且被执行人姚某某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次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需要等待继续执行的条件成就后再重新启动，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再查明，根据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卷宗所附材料，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萍曾向法院书面反映，其曾数次联系凯利宾馆，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上述案件互负义务的问题。 深圳中院认为，本案审查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解除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案件对复议申请人凯利宾馆所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关于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达的问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申请执行人首次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且被执行人已经知悉其应履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在恢复执行后，即便未再次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具体到本案，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关于被执行人凯利宾馆应当于执行依据生效后十日内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申请执行人姚某某的判项内容，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已于2002年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02）深罗法执字第1397号。在该次执行程序中，罗湖法院于2002年3月29日向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其后，因双方当事人无法就已灭失的执行标的物的折价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该案裁定中止执行。2018年1月，申请执行人姚某某申请恢复该案的执行，恢复执行案号为（2018）粤0303执恢39号。罗湖法院在该案恢复执行后，于2018年1月17日向被执行人凯利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邮寄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虽然载明的收件人名称不正确，但单位名称和地址并无错误，因此，在被执行人已经知悉该案的首次执行情况以及其应履行的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的情形下，其拒绝签收人民法院的司法专邮并主张应当向其重新送达执行通知书，应不予认可。 关于是否应当解除对复议申请人凯利宾馆的限制消费措施的问题。首先，就对单位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对象而言，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进行界定。即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不仅应当考虑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还应当考虑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态度。其次，法律之所以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是因为通过限制被执行人的消费行为，一方面可以防止其财产不当减少，另一方面将对被执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促使其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就本案而言，根据罗湖法院在前次执行过程中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凯利宾馆在申请执行人姚某某申请执行前已将生效判决确认应当返还的财产擅自处理，而在本案执行依据即（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至今未就如何返还该部分物品或者如何折价赔偿提供切实可行的履行方案，仅以执行标的物已灭失无法实际履行以及申请执行人对其负有给付义务为由消极等待。因此，对于生效判决确定的返还义务未履行的状态，被执行人仍然应当承担责任，虽然执行标的物已经灭失，但不代表被执行人就此失去主动履行的能力，更不表示被执行人的履行义务及对债务不履行应当承担的责任得以免除。因此，在案件未明确处理结果之前，罗湖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至于被执行人凯利宾馆在异议事由中提出的申请执行人对其负有给付义务等其他问题，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畴，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就折价赔偿的履行方案进行协商，如若最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由执行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此外，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此次所提异议，实质是认为罗湖法院不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故向该院提出纠正申请。罗湖法院经过核实、审查后作出（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裁定，认为其对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应当驳回被执行人凯利宾馆关于解除相应措施的申请，认定事实和处理意见正确，但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等规定并裁定驳回被执行人凯利宾馆的执行异议请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复议申请人凯利宾馆请求解除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案件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应不予支持。罗湖法院作出的（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 2019年8月6日，深圳中院作出（2019）粤03执复212号执行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五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变更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项为“驳回被执行人凯利宾馆的申请”。 凯利宾馆不服上述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请求撤销深圳中院（2019）粤03执复212号执行裁定和罗湖法院（2018）粤0303执恢39号执行裁定，并裁定解除对申诉人的限制消费令。事实与理由是：1、罗湖法院至今未向申诉人送达（2018）粤0303执恢39号案件的执行通知书等执行文书。申诉人经了解发现法院邮寄执行通知书等文书时收件人姓名写的是易建群，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正确姓名是易建辉，凯利宾馆前台以为是送错了，所以没有签收该快递。申诉人未收到执行文书并非是申诉人故意拒收。2、申诉人并没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根据（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判决书，申诉人的履行义务是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姚某某。但该判项实际是无法履行的，因为在上述案件起诉前，酒楼物品就已经灭失了，且无法根据应返还财产清单确定其价值。3、本案执行依据不具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姚某某的执行申请。申诉人的履行义务是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姚某某。但该判项实际是无法履行的，因为在上述案件起诉前，酒楼物品就已经灭失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规定，“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驳回执行申请，或者裁定终结执行，而不是对申诉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强迫申诉人与姚某某达成折价赔偿方案。此外，根据（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判决书，姚某某同样负有向被执行人支付租金人民币1880434.12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义务，但姚某某至今仍未履行。 本院经审查，对深圳中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深圳中院于2001年7月4日作出的（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查明：2000年2月3日，被上诉人凯利宾馆在上诉人姚某某未在场情况下强行封存姚某某酒楼物品并清点酒楼财物；2000年3月9日，深圳市罗湖区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南湖租赁所在清点表上盖章以示见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湖法院作出（2018）粤0303执恢39号《限制消费令》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着重审查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是否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能力及态度。 经审查，2000年2月3日，凯利宾馆在姚某某未在场情况下强行封存姚某某酒楼物品并清点酒楼财物；2000年3月9日，深圳市罗湖区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南湖租赁所在清点表上盖章以示见证。深圳中院于2001年7月4日作出的（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判令凯利宾馆应将酒楼物品如数返还给姚某某。罗湖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凯利宾馆在姚某某申请执行前已将上述酒楼物品擅自处理，导致履行不能；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向罗湖法院书面反映曾多次联系凯利宾馆希望能够协商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关于“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的规定，凯利宾馆有履行能力但因自己的原因造成了履行标的物灭失，但标的物的灭失并不代表免除被执行人的履行义务，凯利宾馆应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协商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折价赔偿方案，而不是消极对抗。凯利宾馆主张标的物已灭失则应当驳回执行申请或裁定终结执行的申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本案是否符合终结执行的条件，应由罗湖法院审查处理。本案在裁定终结执行之前，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罗湖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第一条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凯利宾馆主张罗湖法院至今未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执行文书的申诉理由。经审查，罗湖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已于2002年3月29日向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案件恢复执行后，虽然罗湖法院在邮寄执行通知书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易建辉”写成“易建群”，但是被执行人地址和单位名称均无误，但被执行人凯利宾馆拒收。由此可知，罗湖法院已先后向被执行人凯利宾馆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等文书，均为有效送达。凯利宾馆主张罗湖法院未向其送达有关执行文书不应直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申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凯利宾馆主张姚某某至今未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的申诉理由。经审查，关于申请执行人凯利宾馆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姚某某、刘某某履行（2001）深中法房终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一案，罗湖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7）粤0303执恢224号之二执行裁定，裁定：“因被执行人刘某某因故死亡，其名下财产需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承担义务，且被执行人姚某某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此，凯利宾馆的此项申诉理由属于另案执行的内容，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各自的权利义务协商处理。 综上所述，凯利宾馆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深圳市凯利宾馆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彭惠连 书记员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