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4民终30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道47号星月都会写字楼5楼北侧。负责人：滕小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佳丽，女，汉族，1995年8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良英，女，汉族，1950年7月23日出生，衡阳市人，住衡阳市蒸湘区，系死者王祖瑞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懿，湖南南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备战，男，汉族，1970年11月13日出生，衡阳市人，住衡阳市蒸湘区，系死者王祖瑞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积喜，男，汉族，1973年8月28日出生，衡阳市人，住衡阳市蒸湘区，系死者王祖瑞次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积芳，女，汉族，1976年5月25日出生，衡阳市人，住衡阳市蒸湘区，系死者王祖瑞小女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文斌，男，汉族，1968年6月14日出生，衡阳市人，住衡阳市珠晖区。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衡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樊文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9)湘0408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本院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险衡阳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一审多判决上诉人承担的33437.65元。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余良英虽患有精神疾病构成残疾无劳动能力，但其属贫困户，享受国家发放补贴及就医报销，其还有两子一女，均已成年，余良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由此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2、当事人在一审中诉请赔偿2053.33元误工费，一审认定误工费为2800元，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认定的金额应以原告的诉请为限。3、王祖瑞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依法应按过错比例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60%），对一审认定过高部分应予核减。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樊文斌赔偿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王祖瑞死亡给余良英等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11543.1元；2.判决人寿财险衡阳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向余良英等承担保险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樊文斌、人寿财险衡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日上午9时55分许，樊文斌驾驶车牌号为湘Ｄ×××××号佳乐牌小型普通客车沿322国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二塘街衡阳农村商业银行地段时，遇王祖瑞驾驶无牌号绿佳牌二轮电动车在此路段由东向南斜穿322国道，二车发生碰撞，造成二车受损、王祖瑞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由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蒸湘区大队现场勘查，并作出第43040812019000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樊文斌驾驶机动车违反《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机动车遇非机动车、行人在道路上通行时，应当避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王祖瑞驾驶电动车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以及《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项“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之规定，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王祖瑞伤后被送至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22天后于2019年2月22日因“急性重型颅脑损伤”死亡。住院期间，共产生住院医疗费81845.01元、门诊医疗费2577.61元，合计84422.62元，均由樊文斌垫付。另查明，湘Ｄ×××××号小型轿车登记在樊文斌名下，樊文斌为该车辆在人寿财险衡阳公司处购置了交强险、10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及不计免赔率等险种。事故发生后，除垫付的医疗费外，樊文斌先行支付赔偿金90000元。又查明，王祖瑞于1948年1月25日出生，系农村居民，事故发生前，其携妻子余良英居住在衡阳市城镇辖区工作一年以上，并在衡阳市正鸿钢管脚手架租赁站工作，月薪2800元左右，王祖瑞及妻子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余良英于1950年7月23日出生，其因患有精神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多年，并常年在医院接受治疗。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分别系王祖瑞、余良英的长子、次子、小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樊文斌驾驶机动车未避让在道路上通行的非机动车，且未保持安全车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王祖瑞驾驶电动车在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下车推行且转向时未开启转向灯，其行为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亦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蒸湘区大队针对本次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责任划分的依据。根据《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六十”之规定，认定樊文斌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交通事故给王祖瑞方产生的经济损失，经查，因王祖瑞住院期间均住在ICU病房，故对于余良英等诉请在此期间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及营养费损失不予支持；王祖瑞虽系农村户口，但事故发生前其在城镇辖区居住并工作内一年以上，故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王祖瑞伤后虽仅住院治疗22天，但因一个月的工作日约为22天，故按一个月的标准计算王祖瑞住院期间产生的误工费；余良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且构成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多年，王祖瑞作为余良英的法定监护人，长期对其照顾扶养，综合考虑本案事实结合相关法律之规定，余良英可以作为王祖瑞的被扶养人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王祖瑞、余良英共育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三名子女，故余良英可以请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仅为总额的1/4，享受国家低保政策不能成为不赡养母亲的理由，故对余良英等请求的按1/3计算，依法不予支持；余良英等未提供其主张的电动车损失、交通费、住宿费等损失的全部依据，但损失确实存在，故酌情予以认定；余良英等主张的700元殡仪馆费用属于丧葬费用，不予重复计算；余良英等主张的其他费用181元依据不足，不予认定。根据相关数据之统计，结合诉请，核定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的损失为：1.医疗费84422.62元；2.死亡赔偿金330282元（36698元/年×9年）；3.王祖瑞住院期间产生的误工费2800元；4.丧葬费32997元（65994元/年÷2）；5.被抚养人余良英的生活费34982.75元（12721元/年×11年÷4人）；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7.交通费、住宿费酌情认定为4000元；8.电动车损失1000元，以上共计540484.37元。因樊文斌为其驾驶的车辆在人寿财险衡阳公司处购置了交强险，故上述各项费用应当先由人寿财险衡阳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余良英等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医疗费10000元、财产损失1000元。不足部分419484.37元，按照责任比例，由樊文斌承担251690.62元（419484.37元×60%），又因樊文斌在人寿财险衡阳公司处购置了1000000元的商业三责险及不计免赔率险种，故该251690.62元应由人寿财险衡阳公司负担。为准确计算及免于诉累，对于樊文斌垫付的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樊文斌先行垫付医疗费84422.62元、赔偿金90000元，故人寿财险衡阳公司需赔偿余良英等77268元，需支付樊文斌174422.6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各项经济损失121000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各项经济损失77268元；三、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中心支公司返还樊文斌垫付的医疗费及赔偿款174422.62元；四、驳回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至三项，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37元，由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王积芳共同负担140元，樊文斌负担2097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认定余良英、王备战、王积喜因王祖瑞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合理？二、一审认定误工费是否不当？本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夫妻之间具有法定扶养义务，余良英患有精神残疾而无劳动能力，应被认定为被扶养人并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王祖瑞死亡使得其应尽的扶养义务没有履行，侵权人对此应予赔偿，余良英的贫困补贴及医保报销系国家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关怀，并不减轻王祖瑞的扶养义务，本院对一审认定余良英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予以确认。人寿财险衡阳公司提出，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经查，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系结合案件事实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规定综合考量所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人寿财险衡阳公司上诉提出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的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误工费问题，余良英等四人诉请认定误工费损失2053.33元，一审认定2800元，属认定不当，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考虑到一审认定余良英等四人因王祖瑞死亡给其造成的总损失（540484.37元）未超余良英等四人诉请赔偿金额（561942.84元），本院不予改判为宜，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人寿财险衡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润成审 判 员 滕小松审 判 员 王若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尹奇捷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