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003民初950号 原告:李婉妹，女，199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双城市人，住黑龙江省双城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如秀，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美玲，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花园一商业城A1栋（控规A-7-4号地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3552769109L。 法定代表人：陈燕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怡，系海南众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贤书，海南金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海霞，女，198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军，黑龙江建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婉妹诉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州福安公司）、第三人刘海霞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婉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符美玲，被告儋州福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怡、肖贤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婉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购房款540000元；2、判决解除合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5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服务费6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1日，原告经第三人刘海霞介绍，在被告儋州市白马井镇的售楼处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位于儋州市××镇第A4栋1单元105号房，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铺，属框架结构，层高5.5米，建筑层数地上1层，该商品房的建筑面积为49.97㎡，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7022.4元，总价金额为350909元，原告先向被告支付购房款，被告应当在2018年2月28日前交付该商品房。实际上，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购房款540000元，双方才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迟迟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房屋，当原告询问迟延履行交房的原因时，被告声称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原因在于签订涉案合同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告的员工周礼波私自与原告签订的合同，被告并不知情，故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而被告至今仍未履行交房义务。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涉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声称签订合同其不知情，而不承担合同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现涉案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为此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儋州福安公司辩称：1、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涉案合同是周礼波实施诈骗行为的手段，涉案合同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未形成商品房买卖合意，故涉案合同未成立，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2、被告并未收取购房款540000元，自然没有返还原告购房款的义务，且涉案合同的购房款仅为350909元，并非540000元；3、原告在签订涉案合同过程中，明知购买的是业主欲转让的二手房屋，存在未审查业主是否有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及业主是否同意周礼波收款等需要谨慎审查的情况，故原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4、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并无合同约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是否实际支付，且本案原告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原告该项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5、据第三人刘海霞称，签订涉案合同时，周礼波是办证科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办理产权证书，不负责房屋销售，所以本案销售房屋的行为并非周礼波的职务行为。同时原告从未见过周礼波，仅是相信第三人的卖房行为，原告的合理信赖是针对第三人，而非周礼波，故周礼波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6、原告主张双倍返还购房款的问题，原告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明确知晓其购买的是二手房，并非新房，故本案不适用“一房二卖”双倍返还购房款的法律规定，即便被告须返还购房款，亦应按照涉案合同约定的房款数额进行返还，原告明知差价存在仍愿意支付多余购房款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7、周礼波的行为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定书认定构成诈骗罪。原告所主张的房款被认定为是周礼波犯罪的违法所得，由周礼波来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海霞述称：1、2018年2月1日，第三人、原告一同到被告的售楼处与负责签订合同的福安工作人员庄艳萍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时庄艳萍查看电脑上的涉案房屋更名情况，又核实原告的身份，而后双方才签订合同。涉案房屋是被告的员工周礼波通知第三人联系原告，原告现场查看后，同意以540000元的价格购买。周礼波告知该房屋是被告转卖的房屋，公司不直接收原告的购房款，购房款要交到周礼波，周礼波负责催促被告将原房屋买受人的名字变更为原告的名字，更名时要将原房屋买受人的合同及收据拿回交给被告。更名后，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但合同价款不是540000元而是原合同上的价钱。同时第三人、原告与周礼波相识，又曾与被告的其他工作人员办理过同类房屋买卖，程序是一样的，新的买受人都按合同取得房屋；2、被告在工作中疏于管理，在未将已卖出的房屋收回的情况下，进行更名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一房二卖。原告在交付购房款后，在被告的售楼处、工作时间与专职人员按照正常程序签订合同，被告不能交付房屋，原告可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一房二卖的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诉讼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证实原、被告于2018年2月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证实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购房款540000元；证据三、收条及转账明细，以证实被告已收到原告540000元购房款；证据四、关于辞退周礼波同志的通知，以证实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周礼波系被告的职员，其行为属于有权代理的事实；证据五、照片，以证实原告签订涉案合同的地点位于被告的销售中心；证据六、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律师费6000元的事实。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的三性均持异议，认为该合同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周礼波实施诈骗的手段；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些钱都没有一笔是通过原告支付给周礼波或者是福安公司，这些转账凭证都是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前，而且刑事裁定书中第三人也是受害人；对证据三、四、五的三性均持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6月11日，被告与案外人薛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二、购房发票；证据三、收款交房验收表，证据一、二、三共同证明本案涉案合同是周礼波实施诈骗的手段，原、被告不存在买卖涉案合同项下房屋的合意。证据四、《立案决定书》；证据五、《拘留证》；证据六、《逮捕证》。证据四、五、六共同证明涉案合同的签订是周礼波实施诈骗的手段。证据七、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周礼波的诈骗行为已经被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为犯罪，该裁定书是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原告主张的房款已被认定为周礼波的违法所得，周礼波的行为属于个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联。 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原告及第三人质证后，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三份证据正好证明被告一房二卖的事实；对证据四、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第三人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证据二、收条；证据三、更名申请书（D1-110）1份；证据四、D1-110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以上证据共同证明D1-110商铺购买程序与本案李婉妹购买A5-116商铺的程序是一样的，周礼波卖房收款的行为是福安公司安排的，是职务行为，同时还能证明只要被告福安公司认真审核，在更名表签字前把好关，将原买受人的合同、发票收回，房屋买卖双方就不会出现纠纷，D1-110的商铺的买卖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本案的纠纷产生是因为被告福安公司管理上出现疏于管理造成的本案房屋一房二卖。 第三人的证据，经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恰好证实了原告李婉妹与被告之间的整个买卖关系及购房款的支付。对证据二、三、四的三性没有异议，该三份证据恰好证实了福安公司确实是收到了D1-110号商铺的购房款，并为D1-110号房屋的买受人进行更名申请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本案性质相类似。 第三人的证据，经被告质证后认为:第三人的证据都是复印件，没有证据原件，不予质证，且与本案无关。 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该证据有原、被告签名、公章予以确认，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三，该两份证据系第三人与周礼波关于涉案合同项下房屋的买卖的款项往来，两份证据可相互印证，且证据二为银行账户的历史明细，有相关银行的公章予以确认，据此本院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该证据系被告辞退周礼波的通知，有被告的公章予以确认，且被告庭审中亦认可周礼波系其公司的员工，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该组照片的拍摄时间及地点，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照片中的文书是否为本案的涉案合同亦无法确认，该证据的关联性存疑，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原告及第三人仅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持异议，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五、六，该证据系由儋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及对周礼波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关文书，与生效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一致，证实周礼波诈骗的事实，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七，该证据为生效刑事判决，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关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因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三相互佐证，能证明周礼波收受原告购房款的事实，故本院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三，因该份证据，并没有周礼波的签名，也非涉案商品房，故其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婉妹在中介即第三人刘海霞介绍、推荐下，愿意以人民币540000元的价格购买被告儋州福安公司位于儋州市××镇第A4栋1单元105号房。随后，原告向第三人刘海霞指定的账户支付了540000元。2017年12月29日、12月30日及2018年1月6日，第三人刘海霞分三次将540000元转至被告儋州福安公司的员工周礼波名下的账户。2018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儋州福安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周礼波在“销售部经理”一栏签名，庄艳萍在“经办售楼员”一栏签名），合同约定原告以350909元的价格购买儋州市××镇第A4栋1单元105号房，被告儋州福安公司须于2018年2月28日前使合同项下房屋达到交房条件，并于达到交房条件之日起60天内交付房屋。后因被告未能按时交付房屋，双方协商不成，遂引发本诉。 在庭审中，第三人刘海霞称之所以实际交付540000元，而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仅为350909元，系因为540000元包含将涉案房屋的原买受人的名字变更为原告名字的更名费及被告福安公司的员工周礼波赚取的差价。 另查，2011年6月11日，被告儋州福安公司与案外人薛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儋州福安公司将儋州市白马井镇白马湾·和泰花园第A4栋1单元105号房，以350909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薛某。合同签订后，案外人薛某已支付购房款，被告儋州福安公司亦已将房屋交付给案外人薛某。 本案为重审案，原审经本院作出(2018)琼9003民初2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李婉妹与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婉妹购房款等共计人民币54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婉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因被告不服而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民法院作出（2018）琼97民终1166号民事裁定书将原案发回重审，该裁定书认定“而福安公司不认可与李婉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其在合同上盖章只是帮忙协助履行更名手续。”根据被告作出的《关于辞退周礼波同志的通知》,内容为“因周礼波同志私自收业主房款且未上缴上报给集团，在工作中犯下重大的经济损失，……”。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即收款交房验收表来看，庄艳萍是被告的财务部员工，其曾处理涉案商品房实际业主薛某房屋面积误差金额的退补测算。 被告员工庄艳萍在(2018)琼9003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的陈述，主要内容证实，周礼波是被告公司办证科的办证员，从2017年9月或者10月开始担任办证员，之前周礼波在被告公司销售部任职，销售部撤销以后周礼波就被调到办证科工作。周礼波曾交待其办理涉案商品房的更名手续，明确承认被告公司存在办理房产更名手续的流程，后因周礼波的原因没能将涉案商品房办理完毕更名手续。 根据本院(2018)琼9003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涉案商品房系“2017年12月底，周礼波谎称房主薛某委托其转让海南省儋州市××镇房，价格为54万元，刘海霞信以为真，向周礼波支付房款后，将该房卖给李婉妹。”，并判决“一、被告人周礼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周礼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31.2万元，分别返还给被害人吴才英7.2万元、刘海霞282万元（此款应由刘海霞返还给实际被害人）、连志扬42万元。”另查，由刘海霞返还给实际被害人中原告李婉妹为其中实际被害人之一。本院该刑事判决书，经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作出(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维持，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因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的关键问题为:一、周礼波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二、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三、已生效刑事判决书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非法所得并返还给受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是否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四、被告是否应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对于周礼波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虽然被告辩称，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周礼波未经前业主同意擅自与原告所签订的合同，被告并没有与原告达成商品买卖的合意，原、被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成立。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开发的涉案楼盘存在多套多次以内部更名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达到再次转卖的现象，其中被告也收取更名费。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但有被告公司印章，且有被告公司员工周礼波、庄艳萍的签名，该商品房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而从被告作出《关于辞退周礼波同志的通知》内容“因周礼波同志私自收业主房款且未上缴上报给集团，在工作中犯下重大的经济损失，……”和海南省第二中级民法院作出（2018）琼97民终116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而福安公司不认可与李婉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其在合同上盖章只是帮忙协助履行更名手续。”来看，被告对周礼波以公司名义与原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一事实是知情的。出现不能更名的原因，系周礼波未经涉案商品房实际业主同意，而谎称更名转卖，且周礼波将房款占为己有。此为被告与自己员工之间管理出现的问题，原告作为购房人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系知情的情况下，导致周礼波利用职务之便与原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周礼波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应承担责任。 退一步讲，若周礼波系未经被告同意，被告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周礼波擅自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鉴于该合同有被告员工周礼波和庄艳萍的签名，且有被告真实印章，而原告又是经过中介而购买涉案商品房，原告有合理理由相信周礼波代表的是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周礼波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亦应对周礼波的行为负责。 2对于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的问题。虽然周礼波以被告名义与原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应担责。但因周礼波是以最终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周礼波实施诈骗得逞，不但有被告作为用人单位疏于管理的过错，作为房产中介的第三人刘海霞，在收到原告中介费用后，在提供居间服务的过程中，即负有审查房源真实的职责。现因第三人刘海霞存在疏于审查周礼波是否已将实际业主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收回，且将涉案商品房的款项直接向周礼波支付，存在明显的过错。因此，对于原、被告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系被告主观上未尽到监管责任或合理注意义务，第三人刘海霞作为房产中介也未尽审查房源真实的职责，与客观上周礼波实施诈骗的直接故意相结合，共同造成了被害人即原告损失的发生。在此种情形下，周礼波、被告、第三人均存在过错，构成“多因一果”的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第三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最终责任主体应为周礼波。但因本案原告系基于被告的职工周礼波的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行为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被告应承担《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法律责任。 三、对于已生效刑事判决书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非法所 得并返还给被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是否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在类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案作出认定，“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被害人对刑事被告人之外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件不受刑事案件追赃的影响，但应避免民事权利人双重受偿。”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案作出认定，“在民事法律关系上，被告人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属于其所在公司的行为，对于相对方的购房人而言，仍应依据民事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被告人系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其所在公司承担。该行为在刑事上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行为在民事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并不冲突，不能依据刑事判决认定案涉购房款系被告人骗取，就认定收取购房款的主体系该被告人。案涉刑事判决责令被告人退赔受害人所欠款项的事实，并不影响受害人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主张民事诉讼，刑事判决追究的是行为人违反刑法的责任，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刑事判决确定的退赔款如果发生实际退赔，可以在本案民事判决执行程序中予以抵扣。”。从前述分析可知，本案原告作为实际受害人，其所受的损失，系因被告人周礼波的职务行为所造成的，被告人周礼波所在的公司即本案被告应承担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民案的审理不受已生效刑事案件追赃的影响，但原告不能获得双重受偿。 四、对于被告是否应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的规定，出卖人即被告主观上“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他人，系原告获得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条件之一，出卖人即被告客观上存在一房二卖的表现形式为收取“双重房款”亦是原告获得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条件之一。而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对原告隐瞒涉案商品房原已经出卖他人，相反原告对此是知情的，客观上被告也完全没有收受双重房款，原告的房款系周礼波收取，该房款被告并未获取，且从被告内部更名的流程来看，被告办理内部更名也仅是收取一定的更名费，并不存在双重房款的获利。因此，被告不存在主观及客观上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故对原告主张的“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无法履行，故原告诉请求解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周礼波的诈骗行为，被告及第三人均存在过错，被告应对合同不能履行承担法律责任，即被告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购房款54000元的责任。周礼波因诈骗罪被判处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即本涉案款项并返还被害人，不影响作为受害人的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因被告不存在主观上故意隐瞒和客观上收受二次购房款，故被告无需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在没有约定律师费负担和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不符合法定由败诉方负担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律师费的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李婉妹与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日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李婉妹支付人民币540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婉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880元，由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630元，由原告李婉妹负担22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何文 人民陪审员  陈汉洲 人民陪审员  王维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叶兆鼎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