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20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路22号。法定代表人：迟恩波，系该公司董事长。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伏良，系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超，系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西路26号5层528号。法定代表人：邓杰，系该公司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系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城关镇金中路平远明珠商住楼1单元5层3、4号。法定代表人：吴逢勤，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化乐镇五星村12组。负责人：庹汉华。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远龙，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盛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浙能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以下简称“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华隆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行为结果不应由华隆公司承担。1、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行为系代表新浙能公司，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托管关系，并非委托代理关系。虽然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系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但实质上人事、资金、业务方面是相互独立的，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对外的经营活动应由新浙能公司和其水城分公司共同承担，且在托管期间新浙能公司独立经营，华隆公司负责监管。另外，案涉款项系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收取，并未支付给新浙能公司和华隆公司。2、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托管关系，而不是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存在托管关系，若将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为托管的负责主体，其对外的经营活动应当以新浙能公司或华隆公司的名义，而不是以其自己的名义。3、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基建托管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新浙能公司托管华隆公司煤矿期间均以自身名义对外经营并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新浙能公司承担，而非华隆公司。且煤炭购销合同中已明确“将《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一期）基建托管协议》”作为附件，即华鑫盛公司明知新浙能公司在托管华隆公司煤矿期间产生的债务由新浙能公司承担，其作为煤炭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已经接受该约束。二、华隆公司不是煤炭购销合同的合同主体，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1、依据托管框架协议6.1“托管履约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工伤、职业病、地质灾害、涉税、诉讼事项等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在合同履行期间华鑫盛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签订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应由新浙能公司解决。华隆公司未经手订立煤炭购销合同、业务经办、款项收付等业务，故相应的返还购煤款义务和违约责任与华隆公司无关。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隆公司不应承担合同的权利与义务。三、华鑫盛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在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时将托管框架协议作为附件，并已完全知晓相关的托管约定事项，华鑫盛公司缺乏对华隆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四、华隆公司未收到购煤款，依法不应承担返还购煤款和出具合法发票的责任。华鑫盛公司所支付的购煤款系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收取，该款项并未进入华隆公司的账户。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解除托管协议，并不能完全阻却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若不能继续供应合同项下的煤，就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能完全认为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解除托管协议后导致不能履行。被上诉人华鑫盛公司辩称，一、在一审中双方共同作为证据提交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华隆公司作为委托方，新浙能公司作为受托方，接受华隆公司的委托对化乐煤矿进行管理，同时协议中还约定新浙能公司托管化乐煤矿后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其托管的范围包含煤炭的销售等全面生产工作。同时，对于托管的方式为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全权模式，双方还对托管后利润的分配进行了约定，有华鑫盛公司一审中提交的煤票准运证、放行单等予以认定。此外，一审中华鑫盛公司提交的（2018）黔0203民初2950号之一、之二民事裁定书及华隆公司在举证期限外提交的（2018）黔0203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书均能对双方的委托关系进行确认，因此，华隆公司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与事实不符，引用的法律规定错误。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华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将化乐煤矿概括委托，包括销售给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华鑫盛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时，新浙能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代理关系，华鑫盛公司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认定上诉人与新浙能公司系委托与受托关系，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第一项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该判项。二、虽然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未上诉，但一审判决前述两公司返还购煤款违反法律规定，请二审予以纠正。1、在认定上诉人与新浙能公司为委托和受托关系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煤炭购销合同约束上诉人和华鑫盛公司，新浙能公司和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不受该合同的约束。2、购煤款不管是支付给新浙能公司还是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新浙能公司与上诉人系受托与委托的关系，一审判决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承担返还煤矿的责任违反法律规定。虽然华鑫盛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约定有自愿为该合同承担连带责任的表述，但应理解为对买卖合同债权的实现提供保证担保，这一保证担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的规定，且无新浙能公司的授权，应为无效约定。3、即使新浙能公司承担返还煤款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新浙能公司承担。三、一审判决第二项不明确，请求二审予以纠正。四、一审判决的第三项，请求二审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新浙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华鑫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华鑫盛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2、判令华隆公司返还差欠华鑫盛公司的购煤款728498.45元及税金45548元；3、判令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新浙能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由三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0日，华隆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新浙能公司作为受托方（乙方）签订《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双方约定，从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进驻化乐煤矿，开展托管工作。乙方托管化乐煤矿后用乙方自己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承担财务主体责任和纳税主体责任。托管范围包括基建期间和生产期间，生产期间约定乙方对托管煤矿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聘用及薪酬，物资采购，煤炭销售，安全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生产设备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进行全权管理，在托管期间认真组织安全生产经营，完成协议既定目标，不得转包第三方。生产期间托管方式为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全权托管模式，托管期限暂定为五年，并约定费用提取及结算方式。协议3.5的约定，工程煤，新浙能公司做好工程煤的分装分运工作，搞好煤质管理，工程煤由新浙能公司负责加工、销售，华隆公司参与，其收入由双方按6:4分成。协议4.4.1的约定，华隆公司按新浙能公司实际销售商品煤总量计算，甲方监磅。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权利义务。2018年7月30日，华鑫盛公司作为乙方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基于甲方总公司与华隆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双方达成煤炭购销事宜。双方对煤价、质量要求、交货方式和地点、验收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第九条约定甲方作为受托人自愿为该份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合同有效期从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29日止。合同签订后，华鑫盛公司陆续通过各种方式支付了煤款，被告向华鑫盛公司陆续供煤，供煤的过程中有加盖化乐煤矿印章的准运证及放行单，双方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2018年8月30日，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向华鑫盛公司出具《结算及付款说明》，载明了华鑫盛公司向其支付了1100000元购煤款，剩余728498.45原煤未供应，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税金为45548元，并载明因华隆公司欲单方面终止化乐煤矿的委托管理协议，其无法继续供煤。后华隆公司向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解除其与新浙能公司的托管合同，将化乐煤矿的管理权移交给华隆公司。现原告以三被告应连带返还剩余未供煤的煤款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是华隆公司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新浙能公司约定，由受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的化乐煤矿的基建与生产经营活动，华隆公司参与。对华隆公司辩称，该协议中约定“本协议只作为乙方进场和双方合作的原则约定，具体的基建托管协议和生产经营托管协议由双方另行协商订立”，但双方在协议中已明确基建期间的权利义务及生产经营期间，新浙能公司对托管煤矿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聘用及薪酬，物资采购，煤炭销售，安全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生产设备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进行全权管理，托管期限暂定为五年，在未有其他协议改变该协议时，双方应当先履行该协议中明确约定的义务。故能认定华隆公司将化乐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了新浙能公司进行处置。本案中，新浙能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系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分公司是由总公司依法设立的，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受总公司管辖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系代表总公司所作，故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亦系新浙能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具体表现。不存在华隆公司所辩称的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无权代理新浙能公司的问题。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出的行为系新浙能公司接受华隆公司委托后作出的行为。本案中，《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明确约定，新浙能公司托管化乐煤矿后用自己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故其虽然以自己的名义与众卓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但实质上仍是接受委托后履行受托事项与众卓公司签订的合同，且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华隆公司亦参与相应过程，系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之一，在购销合同中还约定“基于甲方总公司与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双方达成煤炭购销事宜”、“合同第九条约定甲方作为受托人自愿为该份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更加印证了这一事实。故不存在华隆公司辩称的其不是购销合同相对人的问题，华隆公司亦应承担返还购煤款的责任。故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华隆公司作为委托人应承担返还购煤款的责任，不存在华隆公司辩称的其不是购销合同相对人的问题。虽《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亦约定新浙能公司承担财务主体责任和纳税主体责任，但该协议的相对方系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系双方内部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华鑫盛公司理解该条款为双方内部约定并无不当。故对华隆公司辩称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其不承担责任，不予采信。对华隆公司称购销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的辩称，因在举证期限内并未举证证明，不予采信。综上，对华鑫盛公司请求解除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的诉请，因双方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现华鑫盛公司主张解除，予以支持。对华鑫盛公司请求华隆公司返还购煤款728498.45元的诉请，华隆公司基于委托事项，差欠华鑫盛公司购煤款728498.45元的事实有受托人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出具的《结算及付款说明》在案为凭，举证期限内，三被告未举证证实该笔款不属实或已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予以支持。对华鑫盛公司请求华隆公司返还税金45548元的诉请，因纳税开具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税金不应直接向华鑫盛公司支付，被告应向华鑫盛公司出具相应的发票，避免损害国家税收利益，故不予支持。对华鑫盛公司请求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因双方在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作为受托人自愿为该份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故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二、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返还购煤款728498.45元；三、驳回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770元，保全费4390元，共计10160元，由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8元，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负担10132元。二审中，上诉人华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燃煤结算清单复印件三份，拟证明新浙能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生产的原煤经半年的挥发、日晒雨淋后仍达到300元至400元每吨，新浙能公司与华鑫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的单价远低于该价格，且在煤炭购销合同上无煤炭买卖应当具备的基础的煤炭质量条款，因此，新浙能公司与华鑫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华隆公司权利，也是对国有资产的侵害。被上诉人华鑫盛公司质证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一是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是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后提交，二是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9年5、6月及3月，该证据系一审时形成，不是二审才形成的新证据，三是该证据无六枝华润电力有限公司的盖章，亦无华隆公司的盖章，四是根据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提交的煤层图可以证实，根据煤层的不同，质量和价格也相应不同，五是华鑫盛公司向华隆公司及新浙能公司购买的煤炭均有华隆公司化乐煤矿的盖章认可该价格，六是华隆公司陈述系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双方并未恶意串通，七是华隆公司陈述将化乐煤矿承包给新浙能公司与事实不符，其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并非承包关系。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质证意见与华鑫盛公司一致，另外，该证据达不到华隆公司的证明目的，原煤的单价每一时点不同，即使是同一批原煤，价格发生变更也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被上诉人华鑫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准运证一张，证明华鑫盛公司向华隆公司及新浙能公司购买煤炭，华隆公司是知情且同意的，也与华隆公司在庭审中所称每拉一车煤盖一个章的事实相互印证。上诉人华隆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且不符合新证据的法律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请人民法院依法核实，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说明华隆公司就是购销合同的主体，案涉购煤款支付的对象并非华隆公司，华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购煤款的责任应从《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的实质内容来确认，而非通过准运证来确认，华隆公司未参与销售，准运证上的开票人均为新浙能公司的工作人员。被上诉人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质证对三性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华隆公司要为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销售行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华隆公司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不予认定。被上诉人华鑫盛公司提交的准运证与结算单等能相互印证，予以认定。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第6.1条约定“签订协议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地质灾害、工伤、职业病诉讼事项等遗留问题，由甲方负责并支付费用。托管履约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工伤、职业病、地质灾害、涉税、诉讼事项等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华鑫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第十五条约定“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与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华隆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经审查，本案涉及的《煤炭购销合同》在首部写明基于新浙能公司与华隆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而签订合同，华鑫盛公司不但对双方之间托管的事项知情，且《煤炭购销合同》第十五条已将该框架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而该协议的第6.1条明确约定托管履约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工伤、职业病、地质灾害、涉税、诉讼事项等费用全部由新浙能公司负责，故华鑫盛公司对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关于债权债务的约定内容是明知的，虽然华鑫盛公司辩称这是双方的内部约定，但因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已经作为合同的附件，该框架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内容对华鑫盛公司也具有约束力，而案涉债务产生于托管履行期间，故华隆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华隆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余当事人未提起上诉的部分，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所遗漏，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补充查明后，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解除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二、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二、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返还购煤款728498.45元；三、驳回原告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返还购煤款728498.45元；四、驳回被上诉人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770元、保全费43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85元，共计21245元，由被上诉人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负担19970元，由被上诉人贵州华鑫盛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彩虹审判员  徐 芳审判员  周元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钰涵书记员杨清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