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519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付安，男，196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厦门联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中二路835号五层。 法定代表人：郑智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耿贤，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露，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高付安因与被申请人厦门联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亿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高付安申请再审称： 一、原两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并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原审认定《2018年厦门市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合法有效是错误的。1.该挂靠协议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该协议书“名为投资实为挂靠”，即以形式上的投资掩盖非法挂靠之实际目的。从形式上看，被申请人在投资协议书项下占有11.73%的份额，但该份额是“假投资真借款”，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均已通过折旧费的方式返还给被申请人，所以被申请人并不存在投资行为，该事实被申请人在另案答辩状中已经予以自认。而所有的申请人作为挂靠车主也并没有享有投资协议应有的真正的投资人的权利，更没有成为被申请人的股东。从实质上看本案讼争的协议书实际上就是一份挂靠协议，该事实亦有相关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详见(2015)湖民初字第6401号民事判决书、(2018)闽0206民初6360号民事判决书】，而该种挂靠经营的模式正是被国务院、厦门政府相关政策所明令禁止的。2.挂靠协议亦存在其他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协议书约定的收取固定收益及折旧返还明显违反《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之规定的无效条款。协议书中第五条关于免除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之约定，第十六条免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交社会保险费之约定等都是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无效条款。（二）讼争挂靠协议并非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该事实除了有部分挂靠车主的录音、录像，更有所在挂靠车主陈述可以相互为证。（三）讼争挂靠协议涉及的出租汽车经营权系申请人或其前任车主自始取得，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而非被申请人通过与交通局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方式取得，原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取得经营权后获得延续，相应出租汽车进行更新，缺乏证据证明。1.申请人依法出资取得案涉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及所有权。本案讼争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自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并由申请人或原车主出资取得并一直延续至今，时任挂靠车主或现任挂靠车主大都是投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购得了相应的出租汽车及经营权，道路运输管理处及相关的主管部门也都确认了申请人取得相应出租汽车及经营权的事实（即在历次的出租汽车更新挂靠协议中确认了申请人的投资人身份）。但是被申请人无论是在申请人原始取得出租汽车及经营权的过程中，还是申请人继受取得权利的过程中均分文未投，原审中申请人提供的1999年至2018年出租汽车投资明细都已经明确记载讼争出租汽车历次延续的经营权使用费、车辆购置费用、相关经营税费及车辆的服务设施费等全部由申请人或原车主承担，并且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责任也全部是申请人承担，而被申请人所谓的11.73%的出资仅是“假投资真借款”，故根据“谁出资，谁所有”的原则、权利与义务对等、风险与收益平衡的原则，申请人依法应享有讼争出租汽车所有权及相应的经营权。2.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己于2007年7月3日共同确认出租车经营权由申请人享有。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协商建议书》，挂靠车主代表与各出租汽车企业共同确认“由企业中标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产权指标归挂靠车主所有”。3.《2007年投放出租汽车选择挂靠意向表》可以证明，在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的见证下，申请人有权选择盈华、联亿、坤驰等任何一家厦门市的出租汔车企业进行挂靠。4.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仅存在挂靠关系，而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管理，责任经营”的共同投资关系，并且所谓的“统一管理，责任经营”也是没有法律、政策依据的。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交通委关于实施2005年厦门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标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交通委关于2007年厦门市出租汽车投放工作方案的通知》，申请人应成为被申请人的股东。但在所谓的“统一管理，责任经营”模式下，申请人从未成为公司的股东，更没有享有相关文件中规定的权利，所以原审判决认定“统一管理，责任经营”的模式合法，既无证据证明，也无法律依据。 二、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是伪造的。（一）原审判决据以认定被申请人将代收的申请人缴纳的保险费均己对外支付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单（抄件）》是伪造的。首先，该证据是案外人单方出具，并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已经将收取的保险费全部对外支出；其次，该证据中投保车辆信息的内容明显是自相矛盾，其中投保车辆是两辆，但其后的核定载客人数却为5280人，该证据明显是伪造的。最后，其上打印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也是不完整的，正常保单中争议解决方式是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而该抄件上仅是“提交”二字。（二）被申请人提交的2018年之后所谓补交GPS服务费的发票也是为了掩盖其侵占申请人费用而事后伪造的。自2016年1月到2017年12月份实际上被申请人对外支付的GPS服务费均为70元／月，但其实际却每月收取申请人100元的费用。按常理其不可能到2018年，已经时隔两年之久才去补交，所以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对外付款义务也是错误的。 三、原一、二审法院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讼争出租汽车原始所有人及经营权人的档案材料等证据由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保管，申请人无法自行取得，为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人在原审中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案涉出租车经营权自产生并延续至今的档案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出租车经营权登记信息、所有人或车主变更信息、经营权使用费缴纳情况等材料），原审法院均未依法调取。 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本案情况复杂，争议较大，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二）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三）本案讼争的数份挂靠协议，实为一份前后延续，内容相同的合同，故为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讼累，理应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但原审法院却将其人为分割审理，明显不妥。 综上所述，请求依法裁定本案进入再审。 联亿公司提交意见称： 一、原两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涉案《厦门市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合法有效。1.《协议书》的条款是2005年厦门出租车经营模式改变，由原车主代表、出租车公司、政府共同确认出来的。2005年至2007年是第一批共同投资人（原挂靠车主）与出租车企业签订协议书，6年后经营期满，共同投资车辆报废后，根据《协议书》第二十二条约定：“经营期满后，若政府政策未变，延续此合作方法”，共同投资人与出租车公司对更新后的车辆签订与原《协议书》主文内容一致的新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在政府政策未变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变更的。无论在此期间共同投资人是否有变更，均应承继上一投资人对《协议书》的权利与义务，延续“统一管理，责任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最新的《协议书》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在此之前的《协议书》各方已经履行完毕。2.《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无效事由。案涉《协议书》系投资人协议书，并非联营合同，更并非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并不适用联营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并非劳动关系，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申请人称协议书是在胁迫中签订也无任何的证据证明，相反签订新协议书是双方对之前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义务。3.《2018年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双方签订《2018年厦门市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之前，双方己签订了《2012年～2013年厦门市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2018年协议书》是对《2012年～2013年协议书》的延续。综上，《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诚信履行。（二）案涉车辆出租车经营权系被申请人通过与交通局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所获取。1.《协商建议书》仅是建议书，并未获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并形成相关政策文件，也未改变出租车的现有经营模式。2.《2007年投放出租汽车选择挂靠意向表》是当时为方便有多部车辆在不同出租车公司以及家庭住址原因的原挂靠车主，允许他们选择出租汽车企业，订立投资人协议。申请人以此认为出租汽车经营权在其名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系投资关系，并非挂靠关系。“统一管理、责任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系双方的合意。 二、申请人认为原两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伪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GPS服务费收取证明、保费收取证明》足以证实被申请人已向保险公司及卫星定位公司及时足额缴纳相应费用，不存在侵占现象，被申请人已经完成举证义务。申请人认为《保险单》系伪造的，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 三、原审法院未予准许调取案涉出租车经营权自1994年延续至今的档案材料，程序合法。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厦门市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书》及出租汽车经营权相关政府文件足以证实讼争出租车经营权情况。案涉车辆经营模式系2005年政府、原挂靠车主代表、出租车公司三方协商一致确定的经营模式并延用至今。2005年之前的经营权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对待证事实无意义。原审法院不予准许调取案涉出租车经营权自1994年延续至今的档案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四、原两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合法。厦门出租车行业经营模式事实清楚，本案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二）关于追加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无法律依据。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认为其对本案事实及证据的认定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请求追加其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三）申请人诉求的系所有《协议书》效力，及所有《协议书》所对应车辆的证件、合同、发票原件等，涉及到三份《协议书》、三辆车辆。而各车辆所对应的经营权、所有权系独立的，相应的协议书亦系独立的合同，双方就不同车辆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且相应协议书签订主体并非均是申请人，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法律规定。 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交通委关于实施2005年厦门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标工作方案的通知》，出租汽车经营权属于政府特许经营性质。从2005年4月起，厦门市政府通过招标方式管理本市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投标人为厦门市现有出租车企业，投放市场的出租车经营权归中标的出租车企业所有，每个经营权与一辆出租汽车配套使用。被申请人作为中标企业，获取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后，与申请人签订《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双方约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以88.27%和11.73%的比例共同投资讼争出租车，对内实行统一管理、责任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对外则以被申请人的名义开展购买车辆、办理车辆登记、置办车载设备、缴纳相关税费等经营活动，并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登记在被申请人名下。经营权到期后，出租汽车进行相应地更新，双方则通过续签《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的方式，将更新后的出租车经营权和所有权登记在被申请人名下。该种“统一管理、责任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申请人主张讼争《出租汽车企业与投资人（挂靠车主）协议书》无效，讼争出租汽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其所有，依据不足，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为讼争出租车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投保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险公司出具的《保费收取证明》以及缴纳GPS服务费的发票、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GPS服务费收取证明》等证据材料，有加盖保险公司或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申请人有关上述证据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与本案的审理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审未追加其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无不当。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申请人要求将其他出租车的相关诉讼请求在本案一并审理，缺乏法律依据。申请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的涉案出租车经营权自产生至今的档案材料等证据，对本案的审理无客观影响，故原一审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 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高付安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一龙 代理审判员  马玉荣 代理审判员  张丹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袁春怡 书记员陈楚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