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79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作英，女，汉族，1971年04月23日出生，重庆市北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4号35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52178100A。法定代表人：宋菲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名义层5-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8420713XM。法定代表人：周士程，经理。上诉人杨作英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公司）、原审被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18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作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要求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事实和理由：一、公司提供导购员销售门店平台上报销售系统，所销售的每一部手机必须在门店开启定位及顾客手机卡方能激活手机使用，导购员对销售手机集合界面和销售票据拍照上传公司销售平台，公司销售平台有3天的检查测试认可后方为真实销售。二、导购员只有销售的责任，对于货品的销售渠道没有鉴别能力，所以导购员不存在虚报销售的情况。北京外企公司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作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杨作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5371.62元。一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4日，杨作英入职北京外企公司，在重庆市从事手机导购员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3年10月23日，北京外企公司（甲方）与杨作英（乙方）续签的《劳动合同书》约定：……第七条劳动纪律……（三）乙方应遵守的甲方劳动纪律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条款；……4、不得有弄虚作假和欺诈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伪造单据、未按规定提供票据报销、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及相关信息、虚报销量等；……（四）乙方违纪的处理1、甲方对乙方违反本合同所列劳动纪律、甲方员工手册及其他规章制度的行为有权进行处理，处理方式包括书面警告、解除劳动合同等；2、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犯有以下错误或存在以下情形的，构成严重违纪，甲方可立即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10）违反本合同第七条（三）款第3至10项规定的；……第十七条其他约定……（二）甲方制定的《员工手册》和其他规章制度（包括随时修订和补充的内容），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同日，杨作英在北京外企公司制定的《员工手册V1.0》上载明“九、声明本人已仔细阅读、完全知晓并理解本手册的内容。本人郑重承诺遵守各项外企营销公司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本手册的规定执行及规范工作行为，如有违反外企营销公司规章制度或本手册规定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纪律处分、经济赔偿责任、乃至法律/刑事责任。特此承诺并签名确认。”内容处签名确认。该《员工手册V1.0》中还载明：……；8.2严重违纪；……8.2.16导购员有以下任一行为时，1）导购员在销售报表、外企营销公司指定的系统或者台账中弄虚作假（包括但不限于多报、少报或者负卖报销量、不以最终成交价报销量、顾客信息及产品信息作假的）；……；8.2.18虚报销量（扣除当月全部奖金，并进行处分）；8.3纪律处分……8.3.1.2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等内容。杨作英与北京外企公司签订的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北京外企公司与杨作英于2016年1月13日续签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双方履行劳动合同中，杨作英的工资由北京外企公司负责发放，北京外企公司委托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为杨作英缴纳了社会保险。2018年1月15日，北京外企公司经工会同意，以杨作英故意虚报销量为由，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七.（四）.2条及《员工手册V1.0》8.3相关规定，解除与杨作英的劳动合同，并向杨作英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8年3月28日，杨作英与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因赔偿金发生争议，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3676.27元。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决定，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编号2018-903号《证明》，证明该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杨作英遂诉至本院。一审庭审中，杨作英与北京外企公司一致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15日解除，杨作英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021.86元/月。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杨作英是否虚报销量的问题，北京外企公司和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7年10月和11月三星导购员月度保卡档案材料，载明：杨作英于2017年10月申报在重庆烽火巴南鱼洞新市街店销售三星品牌手机51台并提交相应保卡，于2017年11月申报在重庆烽火巴南鱼洞新市街店销售三星品牌手机34台并提交相应保卡；其中部分保卡显示的客户姓名不详，或者电话号码位数不正确。北京外企公司陈述其中包含IMEI/MEID码为355085081452734、355085082454994、354732085481661等在内的部分手机不是杨作英销售，其中产品编号为355085081452734的手机由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2.重庆烽火电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2017年10月-2017年11月期间，在重庆烽火电信有限公司销售系统中，巴南鱼洞新市街电信营业厅未有以下IMEI手机串号对应的三星产品销售记录，其中包含IMEI/MEID码为355085081452734、355085082454994、354732085481661的三星手机。3.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我司将以下149台型号、序列号的机器提供给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由京东进行线上销售，不可能通过三星线下门店销售，其中包含IMEI/MEID码为355085081452734、355085082454994、354732085481661的三星手机。三星公司出具的《物流数据》显示，IIMEI/MEID码为355085081452734、355085082454994、354732085481661的三星手机对应客户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该两份材料均加盖了三星公司的印章。4.京东商城销售后台记录截屏载明：IMEI/MEID码为355085081452734的手机于2017年10月31日由用户在京东商城线上下单（订单编号64721765603）购买，IMEI/MEID码为355085082454994的手机于2017年11月10日由用户在京东商城线上下单购买，IMEI/MEID码为354732085481661的手机于2017年10月28日由用户在京东商城线上下单购买。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载明：订单号为64721765603，IMEI码为355085081452734，销售方处盖有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杨作英对北京外企公司和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认可，且督导对保卡进行了审核并签字确认，证明销售数量是真实的；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重庆烽火电信有限公司和三星公司与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系长期合作伙伴，具有利害关系，亦未安排人员出庭作证，存在虚构事实的可能；因证据4中京东商城销售后台记录截屏系打印件加盖的被告公章，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发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仅凭发票无法证明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消费者真实履行了买卖关系。该院对于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鉴于杨作英对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院能够确认杨作英申报填写的2017年10月和11月销售手机中包含IMEI/MEID码为355085081452734、355085082454994、354732085481661的三星手机。杨作英虽对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举示的证据2、证据3、证据4中的京东商城销售后台记录截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重庆分公司举示证据4中《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亦系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购买用户开具，但该发票经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核实，税务机关确认该发票真实，且该发票上载明的“订单号为64721765603，IMEI码为355085081452734”备注信息与税务机关查询发票明细信息一致，故该院能够确认杨作英向北京外企公司申报填写的销售手机数量中确实存在虚报销量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该案中，杨作英于2010年1月14日入职北京外企公司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至2018年1月15日杨作英收到北京外企公司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予以解除，杨作英与北京外企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0年1月14日至2018年1月15日，杨作英的工作年限满8年零2天。鉴于杨作英与北京外企公司在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不能虚报销量，否则构成严重违纪，北京外企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双方还约定将《员工手册》和其他规章制度作为劳动合同书的附件，且杨作英也在《员工手册V1.0》上签字确认，故《员工手册V1.0》对杨作英具有约束力。根据北京外企公司、北京外企公司重庆分公司举示的证据材料相互佐证，能够证明杨作英向北京外企公司申报其销售手机的数量中，存在杨作英将不是其销售的手机作为自己的销售记录上报北京外企公司，而杨作英虚报销量的情况，符合《员工手册V1.0》所规定的严重违纪行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北京外企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杨作英的劳动合同。事实上，北京外企公司经工会同意后，以杨作英严重违反《员工手册V1.0》中8.2.18故意虚报销量为由，解除与杨作英之间的劳动关系，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据此，现杨作英要求北京外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作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作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作英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北京外企公司主张杨作英存在虚假销售的情形，举示了《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该发票经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核实，税务机关确认该发票真实，且该发票上载明的“订单号为64721765603，IMEI码为355085081452734”备注信息与税务机关查询发票明细信息一致，而该发票系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购买用户开具，即线上销售渠道，而杨作英将该发票对应的手机作为自己的线下营销成绩填报在2017年10月和11月三星导购员月度保卡档案材料与上述事实不符。再结合北京外企公司举示的重庆烽火电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出具的《证明》、京东商城销售后台记录截屏，北京外企公司已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可以初步证明杨作英在填报三星导购员月度保卡档案材料时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形，杨作英虽否认自己构成虚假销售，但其仅以填报的三星导购员月度保卡档案材料不足以否定对方的主张的事实，故杨作英主张自己不构成虚假销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而后，北京外企公司在查明杨作英存在虚假销售的情形下，经法定程序解除与杨作英之间的劳动关系，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杨作英主张北京外企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对杨作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作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伯文审 判 员 申 威审 判 员 刘恋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徐一佳书 记 员 周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