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岳海英，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环山街道办事处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珊，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江红，女，197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美怡，女，199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女，200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守东，山东正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敬英，女，194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西居委会）因与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4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西居委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60000元。事实与理由：1.吕建军的父亲吕仿为给吕建军治病及为蔡江红出国打工，向城西居委会借款141000元，发生于2007年12月7日前。之后，吕建军又于2008年4月至2010年3月期间，向城西居委会借款70000元，后蔡江红2010年1月还款10000元，吕建军尚欠60000元。2.2013年10月，蔡江红等因与吕建军的兄弟吕志春继承纠纷诉至法院，城西居委会并未参与，各方当事人调解后，吕志春偿还了吕仿2007年12月7日前所借141000元，但其中并不包括本案诉争的60000元。3.一审以现金支出单为复印件为由，不认可上述证据，是错误的。因居委会、村委会账目统归办事处、经管站管，一审并未要求提供原件。4.关于诉讼时效，一审认为城西居委会明知吕建军去世多年不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并非债务人去世就会引起权利受到损害的必然结果，吕建军去世后，蔡江红2010年1月还款10000元，吕志春在2013年后向城西居委会偿还了吕仿所借141000元。因此，债权存在风险并不是诉讼时效起算的事由，而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保护集体组织的财产权益。蔡江红、吕美怡、吕某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吕建军的父亲吕仿在去世时留下的遗嘱，将14间房屋房产都留给了吕志春，没有给吕建军。原来吕仿为了借款给吕建军治病向城西居委会抵押了家里四间房，四间房的款项都给了吕志春，蔡江红与吕志春调解案中吕志春补偿蔡江红的80000元一直没有履行，在蔡江红申请执行时，城西居委会就向蔡江红提起了本案诉讼。蔡江红及吕建军的孩子还需要蔡江红抚养，生活困难，原本借款也抵押了房子，不应再由蔡江红还款。城西居委会主张还款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城西居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向其居委会偿还借款6000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敬英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对城西居委会、蔡江红、吕美怡及吕某提交的证据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4日，城西居委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偿还借款60000元，城西居委会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现金支出单原件及其复印件各六份，该现金支出单中有吕建军本人的亲笔签名和按印，证明吕建军分别于2008年4月30日、6月20日、8月23日、8月24日、9月15日、2010年3月9日，向城西居委会借款共计70000元的事实；2.收款收据一份，证实2011年1月10日蔡江红还款10000元的事实，尚欠城西居委会借款60000元。经质证，蔡江红、吕美怡、吕某称，对该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存在疑问，认为（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案件中涉及到吕建军曾经向村委会借过70000元，在城西居委会财务项目上能够显示这70000元的相关证据，所以其三人要求城西居委会提供这70000元的证据和涉案70000元进行比对，同时还要求城西居委会提供涉案70000元的银行流水，称其三人并非实际借款人，也没有参与到借款事宜中，证据的原件中每一个收据的时间和金额都是由城西居委会工作人员书写的，不是吕建军本人书写的，因此，其三人要求城西居委会提供支付这70000元的银行流水，否则其三人不予认可。针对上述质证意见，城西居委会称，在（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案件民事调解书中，蔡江红作为吕某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调解书第四项列明了借款人、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时间等，共计141000元的借款，由吕志春承担，蔡江红参加了本次庭审，并自愿达成了上述调解意见，其并没有将涉案的2008年六张单据包括其中。958号案件调解书中明确说明了141000元借款的发生时间是在2007年12月7日前，并不包括涉案的六张单据。城西居委会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现金支出单复印件七份，其中有三张是有蔡江红签字按印，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05年8月27日5000元、2005年10月13日10000元及2006年3月24日10000元。还有四张有吕建军签字按印，时间和金额分别2007年5月23日5000元、2007年6月1日10000元、2007年7月16日10000元、2007年8月27日20000元。2.（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该民事调解书内容为：“本院于2013年10月8日受理了吕美怡、吕某与吕志春、于敬英继承纠纷一案，在审理中，第三人吕崇敏（系吕志春之妻）、吕汝彤（系吕志春之女）申请并经准许后参加了诉讼。被继承人吕仿生前与其妻于敬英共育二子即吕建军和吕志春，吕仿于2012年12月去世，吕建军于2010年12月去世，吕建军生前育有二女即吕美怡、吕某。第三人吕汝彤系吕志春与第三人吕崇敏之女。吕仿生前遗留房产两处，分别位于文登市阳普街东6巷2号和文登市，文登市已经拆迁。吕美怡、吕某以与吕志春、于敬英对上述房产及拆迁利益分割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由诉至法院。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吕美怡、吕某、吕志春、于敬英、吕崇敏、吕汝彤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登记在吕仿名下的位于文登市阳普街东6巷2号的房产（文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归吕志春和吕崇敏所有。二、原位于文登市（房产证号：文房产证第××号），建筑面积为51.23平方米的房产拆迁利益归第三人吕汝彤所有。三、吕志春、第三人吕崇敏共同支付吕美怡、吕某拆迁利益分割款共计人民币80000元，该款于本协议第二项所涉房产拆迁补偿款到位的同时一次性支付吕美怡、吕某。四、吕志春之父吕仿于2007年12月7日前所欠城西居委会人民币141000元（包括为吕仿为其子吕志春治病借款21000元、为其子吕建军治病借款70000元，为吕建军之妻出国借款50000元）的债务，以及吕仿在2007年12月7日至去世前所负债务均由吕志春自己承担。”经质证，蔡江红、吕美怡、吕某称，该七张单据中有蔡江红签字的三张，但是根据城西居委会在958号案件中出具的证明能够显示蔡江红本人也向城西居委会借款50000元，不明白蔡江红签字的该三张单据与蔡江红本人借款的50000元是否一致，要求城西居委会提交证据以确认蔡江红签字的三张单据和蔡江红本人借款的50000元不是一回事。另外，在城西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中，提到70000元是吕建军的父亲吕仿向城西居委会借款，而从城西居委会提交的现金支出单中无法体现是吕仿向城西居委会借款的事实，所以其三人对城西居委会提交的这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城西居委会提交（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民事调解书没有异议，从调解书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能够确认相关的财产均由吕志春和吕汝彤继承和取得，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没有继承财产。蔡江红、吕美怡、吕某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法庭提供一份提交（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案卷中城西居委会与吕仿2007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兹有吕坊同志因小儿子吕建军患病向村借款柒万元整，大儿子吕志春患病向村借贰万壹仟元整，现小儿媳蔡江红因出国打工缺少资金，吕仿再向村借款伍万元整，现村、吕仿双方订立协议如下：吕仿用其位于阳光街49号平方做抵押，叁年内还清所欠村里款项，如若还不清村拍卖其阳光街49号平房扣除所欠款项，余款退回吕仿。”其三人还提供958号案件的开庭笔录，证明该案件只是涉及对吕仿名下的财产分割，吕建军没有任何遗产。称该笔录还可以证实，吕仿在生前留了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全部由长子吕志春继承，所以该案所涉及的争议房产从证据的角度讲吕某和吕美怡没有任何财产可以因为是吕建军的孩子而继承，城西居委会所述的拆迁补偿利益只是法院考虑到两个当事人没有生活经济来源，所以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而并非作为吕建军的孩子继承了该拆迁补偿利益。从该调解书第一项内容可以明确的看出吕仿的房产均由吕志春及其孩子继承，印证了吕仿所立自书遗嘱的内容。经质证，城西居委会称，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这份协议书中确定的内容向法庭提交现金支出单，向法庭提交第二句21000元的内容，提交现金支出单复印件三份，2003年6月12日、2005年11月10日、2006年9月6日，三份单据共计金额25000元，证明协议书中因为吕志春患病，吕仿向城西居委会借款21000元，其中缺的4000元是吕仿分别于2006年1月9日、2007年1月15日，分别向城西居委会还款4000元，所以就变成协议书的21000元，同时向法庭提交这两张还款的收款收据。再提交协议书中第三部分，蔡江红因出国缺少资金向城西居委会借款50000元的事实的证据，提交2007年12月7日，由吕仿签字支取的50000元现金复印件一份，该款用于蔡江红出国所借。958号案是调解结案，并没有按照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所说的遗嘱进行处置，正是因为吕某、吕美怡和吕建军的父女关系才取得拆迁利益，调解书中明确陈述了是分得的拆迁利益，并非是经济补偿。城西居委会称，吕建军向其出具的现金支出单中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所以其知道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了解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的家庭情况，加之蔡江红在向其还款时也提出剩余款项暂缓支付，所以城西居委会就一直没有主张权利。在958号案件中居委会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所以没有对有关抵押房产一事进一步追究。居委会选择在此时提起诉讼主要是基于恐怕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没有能力或者不向其还款的事实。蔡江红、吕美怡、吕某称，如果吕建军还健在的话城西居委会提出的第一个理由还可以成立，但是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吕建军已经于2010年12月因病去世，并且城西居委会对此事实也知情，因此城西居委会应该在吕建军去世之后的两年之内向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主张权利。城西居委会称蔡江红曾向其居委会提出暂缓索要款项的要求，要求城西居委会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如不能提供证据视为该观点和事实不能成立。吕仿和城西居委会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是针对2007年12月7日以前的债务处分方案，而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的2008年以后，因此，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城西居委会在本次开庭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吕建军过世之后向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及于敬英主张民事权利的任何证据，城西居委会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无论是按照继承法自吕建军过世之日起两年之内分割遗产，还是根据958号案件结案于2013年12月23日的事实，城西居委会的起诉均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另查，一审期间于敬英（吕建军之母）未到庭应诉，庭前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涉案钱款系吕建军因生前治病所借,其从未向城西居委会借款。另外，其自吕建军去世至今，从未继承过吕建军的任何遗产，并自愿放弃对吕建军全部遗产的继承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为被继承人在放弃继承的情况下，无需对被继承人的生前债务承担责任，故申请法院依法驳回城西居委会对其的诉讼请求。同时，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内容为“我是被继承人吕建军的母亲，身份证号码,我丈夫是吕仿，我们育有两子，分别是吕志春和吕建军。我丈夫吕仿于2012年12月去世，我的儿子吕建军于2010年12月去世。我的儿子吕建军一生共生有两个女儿，分别是吕美怡和吕某。因我儿子吕建军生前无遗嘱，依据我国《继承法》规定，我是吕建军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遗产享有合法继承权。现经我慎重考虑，结合自吕建军去世我并未继承其任何财产的事实，特发表声明如下：我自愿放弃对我儿子吕建军所有遗产的继承权，绝不反悔。特此声明！”。一审法院认为，城西居委会依据领款人处有“吕建军”签名按印的现金支出单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抗辩称吕建军已于2010年12月因病去世，其三人作为吕建军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城西居委会提供向吕建军支付借款的银行流水，以确认双方是否建立民间借贷的合同关系，并称吕建军的父亲吕仿曾经为吕建军治病向城西居委会借款70000元，当时吕仿借款是以其名下的房屋作为抵押而借款的，而此次借款没有任何的抵押物，认为城西居委会出借该款项与之前的出借习惯不符，还辩称一审法院（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案件中确定的吕仿向城西居委会借款141000元中，包括吕仿为吕建军治病借款70000元等款项，故对本案中吕建军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提出异议，其三人还提出吕建军没有任何遗产等理由，同时，其三人提出城西居委会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其三人为证实其抗辩理由，向法庭提供了城西居委会与吕仿2007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和第958号案件的开庭笔录予以证实。因此，根据本案案情的实际情况，城西居委会应就涉案借款的交付方式、交易习惯、诉讼时效等事实和因素，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针对一审法院（2013）文民一初字第958号案件中确定的吕仿向城西居委会借款141000元问题，城西居委会提供了有蔡江红、吕建军签字按印等现金支出单证实，因蔡江红、吕美怡、吕某不予认可，且城西居委会提供的该现金支出单系复印件，不符合“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法律规定，故对城西居委会提供的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提出城西居委会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城西居委会称，吕建军出具的现金支出单中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蔡江红向城西居委会还款时提出剩余款项暂缓支付等，但蔡江红、吕美怡、吕某对此提出反驳意见，城西居委会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吕建军于2010年12月因病去世，城西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其居民去世理应知晓，其明知自己的债务人已经去世，自己的债权实现存在风险，理应在合理期限内向吕建军的继承人主张其债权，而其一直未向吕建军的继承人提出还款主张，直至2019年7月24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等规定，故认定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成立,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元，保全费640元，由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城西居委会提供账目会计凭证一宗，拟证明2007年12月后，吕建军多次向城西居委会以支取现金方式借款共计70000元。其中2008年4月31日借款5000元，6月20日借款5000元，8月23日借款5000元，9月15日借款25000元；2009年8月24日借款10000元；2010年3月9日借款20000元。经质证，蔡江红对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城西居委会提供了借据原件，可印证其主张向吕建军出借70000元的事实，对上述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中城西居委会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吕建军作为诉争借款的债务人，已于2010年12月因病去世，城西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其居民去世理应知晓，其明知自己的债务人已经去世，自己的债权实现存在风险，理应在合理期限内向吕建军的继承人主张其债权，而一直未向吕建军的继承人提出还款主张，直至2019年7月24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等规定，一审认定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成立,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城西居委会主张吕建军去世并不意味着城西居委会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吕建军在世时城西居委会就明知吕建军无力支付治疗费而向城西居委会借款，为此吕仿曾以房产为抵押，借款为吕建军治病及生活所用，吕建军去世后，城西居委会也应明知蔡江红、吕美怡、吕某没有能力偿还借款。因此，城西居委会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城西居委会主张吕志春在2013年前后还多次向城西居委会偿还借款，故城西居委会并不应知晓权利受到侵害，对此本院认为，吕志春向城西居委会所偿还的141000元债务，是以吕仿名义所借的2007年年底之前产生的借款，城西居委会既在诉讼中主张141000元与本案诉争60000是产生于不同时间段、不同债务主体的不同债务，又主张吕志春偿还141000元构成城西居委会不应知道诉争60000元债务可能不会被偿还、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是互相矛盾的，且城西居委会主张蔡江红、吕美怡、吕某直接继承了吕建军遗产亦缺乏依据，故本院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城西居委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董光成审判员  赵 芳审判员  潘 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珍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