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91民初2503号 原告：聂绍丹，女，197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元昶，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盛和路66号交投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曾成志。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政文，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刚，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新南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盛和一路88号1幢1单元8层805号。 法定代表人：周伟杰。 被告：成都金七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81号11层22号。 法定代表人：周伟杰。 第三人：四川以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南府街18号1栋25层3号。 法定代表人：高莉莉，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蓓，女，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公司员工。 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场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6号楼。 负责人：马骏，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茜，女，198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系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曼，女，199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系该行员工。 原告聂绍丹与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场站公司）、成都新南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南公司）、成都金七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七浦公司）、第三人四川以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以太公司）、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4日受理后，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6）川0191民初950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聂绍丹的起诉。原告聂绍丹对裁定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川01民终68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川0191民初950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林旭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吴建强、人民陪审员杨健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后因本院工作变动，由本院审判员林旭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吴建强、人民陪审员于振华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后又因本院工作变动，由本院审判员林旭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马新民、人民陪审员张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聂绍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元昶，被告场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政文、张龙刚，第三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新南公司、被告金七浦公司、第三人以太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绍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聂绍丹与场站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于2015年7月14日解除；2、判令解除聂绍丹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3、判令解除聂绍丹与新南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4、判令解除聂绍丹与金七浦公司签订的《商业管理合同》；5、判令场站公司返还聂绍丹首付房款572595元、面积补差款1001元、代收费用40127元、资金占用利息（以首付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付款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6、判令场站公司将按揭房款570000元返还给民生银行成都分行；7、判令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将截止2019年11月18日已收取聂绍丹按揭款本金323000元返还聂绍丹（已收取的按揭本金以判决生效之日前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最终收取的金额为准）；8、判令场站公司赔偿聂绍丹截止2019年11月18日聂绍丹已支付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按揭贷款利息损失135719.43元（按揭贷款利息损失以判决生效之日前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最终收取的金额为准）；9、诉讼费、保全费由场站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3年6月24日，聂绍丹与场站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聂绍丹向场站公司购买了位于成都市高新区，聂绍丹支付完毕购房款及契税款项。但场站公司委托的新南公司及金七浦公司至今无法完成案涉商铺负一层的统一打造管理及返租义务，该商铺至今无法开业正常经营。聂绍丹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聂绍丹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个人一手房购房借款合同》以及《贷款抵押合同》、《商铺租赁合同》、《商业管理合同》均无法单独履行，应当判令一并解除。 场站公司辩称，1、场站公司与聂绍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后，已按协议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案涉房屋已实际交付，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具备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前提条件。2、案涉房屋交付后，聂绍丹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新南公司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并收取了相应的收益，同时与金七浦公司签订《新南中心商业管理合同》，实际行使了所有权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3、聂绍丹诉请的事实及理由均不构成法定或约定的解除事由，并且聂绍丹解除合同的诉请已超过了双方合同的除斥期间。4、《商铺租赁合同》、《商业管理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场站公司也不是相对方，该两份合同与场站公司无关。5、场站公司仅是聂绍丹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购房借款合同的担保义务人，并非还款付息的直接义务人，而且场站公司已经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办妥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债权可以通过抵押权来实现，与场站公司无关。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辩称：1、针对聂绍丹要求解除其与我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我们认为借款合同是聂绍丹与我行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借款合同与房屋买卖合同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应受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我行的债权、抵押权、担保权应得到充分的保护；2、针对聂绍丹要求场站公司将按揭购房款返还我行以及要求我行将已收取的按揭本金予以返还的请求，我们认为即使法院判决解除借款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第2款，商品房买卖合同被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给担保权人和买受人，由此出卖人应承担返还责任，从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繁琐和当事人诉累角度，请求法院判决由出卖人在判决生效后返还聂绍丹已偿还的贷款本息并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偿还聂绍丹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清当日的系统金额为准。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针对场站公司答辩意见述称：根据聂绍丹、场站公司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场站公司对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担保的影响，也不因此而免除或减少。同时，场站公司在合同中承诺如发生聂绍丹退房、换房、转卖或其他导致解除购房合同情况的，场站公司应配合民生银行提前收回聂绍丹所欠全部借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并按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新南公司、金七浦公司、以太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28日，场站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成都高新区原桂溪乡和平村2组、红光村2组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住宅用地。2010年3月至2013年4月，场站公司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证书，并就火车南站交通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案涉工程2014年3月经消防验收合格，2014年5月20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合格证》，2014年5月29日进行了竣工验收。 2013年2月6日，场站公司与新南公司签订《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商业裙楼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主要约定：新南公司整体购买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物业面积的70%，剩余的30%由新南公司指定第三方拆零购买。新南公司负责拆零物业的营销、代理招商和经营管理，无论新南公司能否寻找零购第三方购买拆零物业，新南公司均按期向场站公司付款；场站公司授权新南公司以场站公司名义对外拆零出售物业面积的30%并以场站公司名义对零购第三方进行代收款和催款工作，新南公司须以带租约的销售模式进行销售，最终保障商场的统一经营管理权利；拆零物业的销售总价不能超过6亿元。 2013年6月21日，场站公司取得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屋用途为住宅、商业。 2013年6月21日，场站公司与新南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主要约定：场站公司授权新南公司以场站公司的名义对外拆零出售20177.856平方米物业，具体区位以最终申报房管局方案为准；拆零物业及300个产权车位销售价格预计5.95亿元。 随后，新南公司就拆零物业的营销开展广告宣传，寻找拆零物业的购房人。新南公司制作的广告宣传册中宣称“作为投资商的成都新南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自持‘新南中心’超过70%的物业，仅对外销售30%，项目未来会引进10-20家主力店，提升项目品质和后期商业存活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租金收益稳定持续增长”、“三年养铺基金、8%年投资回报率”，是“继春熙路-盐市口商圈后成都第二个百亿商圈”。同时，宣传册载明-1楼的业态规划包括品牌服饰、饰品、西式餐点、休闲广场、数码电讯、化妆护肤、个人用品、面包咖啡、美食广场九种业态，并标识了各业态规划的范围，宣传册同时载明意向入驻品牌主力店包括屈臣氏、万宁、巴菲盛宴、麦当劳等。 2013年7月17日，聂绍丹与场站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 《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本案有关的约定如下：聂绍丹以首付款加按揭贷款付款方式购买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一幢负一层153号房屋，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22.84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9平方米、单价50026.05元/平方米、总价1142595元；场站公司应当在2014年2月15日前向聂绍丹交付商品房，商品房交付时应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以及有资质的房产测绘机构出具的面积实测报告；聂绍丹同意委托场站公司代交专项维修基金、契税、办理房屋产权证、他项权证所需缴纳的手续费、登记费、共有人登记费、书证费、契税、印花税等费用、办理分户国土使用证的办证费用、其他办理权证所需的税费。 《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与本案有关的约定如下：聂绍丹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首付款572595元，余款570000元由聂绍丹以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聂绍丹同意并认可，由场站公司引入一家商业管理公司对该房屋所在商业项目进行统一的商业管理，并收取相应的商业管理费用，具体约定详见商业管理公司与聂绍丹签订的《新南中心商业管理合同》，聂绍丹同意并确认，该房屋所在商业项目由场站公司委托的商业管理公司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打造、统一营销推广；交付时的商品房为清水房，未进行物理隔离（仅以界址钉的方式以示房屋四至），商品房能否进行物理隔断以及物理隔断方式必须遵守物业公司或商业管理公司的统一规定、符合《业主临时管理规约》的规定；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聂绍丹有权解除本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由，场站公司自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聂绍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视为聂绍丹放弃本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解除权，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场站公司给聂绍丹的所有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发送《交房通知书》、《解除合同通知书》等）可用传真、挂号邮寄、特快专递、专人手递、在当地媒体报纸上发布公告等方式送达，……以挂号邮寄、特快专递发出的，寄出后7日为送达日，以报纸公告发出的，公告发布当日为送达日……。 当日，聂绍丹还与新南公司、金七浦公司分别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与《新南中心商业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商业管理合同》）。 《商铺租赁合同》主要约定：聂绍丹自愿委托新南公司对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以下简称新南中心）进行统一规划、整体营运管理并自愿将商铺出租给新南公司，新南公司自愿承租并可以自主经营、与他人联营、对外招租等多种方式经营；租赁期限从交房之日起至负一楼商场整体开业后三年，若开发商实际交房日迟延的，则租赁期限相应顺延，租赁期满后新南公司具有优先承租权；租赁期限内，新南公司按照月租金7617元的标准向聂绍丹支付租金，租金从交房次日开始计算，若因聂绍丹原因导致开发商拒绝交付房屋的，租金从开发商实际交房之日起开始计算；租金按季度支付，新南公司在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季度税后租金汇入新南公司为聂绍丹开设的账户；整个租赁期间，该商铺实际产生的水、电、物业商管费等由新南公司负责缴纳；合同生效后，新南公司有权对新南中心整个物业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经营管理、统一营销推广，商铺达到交付条件后由新南公司凭租赁合同代聂绍丹与场站公司办理交房手续，开发商向新南公司交付房屋的行为视为聂绍丹向新南公司交付租赁商铺；新南公司成为新南中心物业的首届营运管理机构，负责对物业进行定位策划、商业推广、业态管理和营业管理并负责对物业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统一规划利用、负责整体商业运营管理。 2014年4月29日至2016年2月5日，聂绍丹以租金形式收取168003.14元。此后，聂绍丹未再收到任何款项。 《商业管理合同》主要约定：由金七浦公司作为新南中心管理方对新南中心实行专业化、品牌化的整体运营和管理，聂绍丹同意并接受金七浦公司对新南中心的整体运营管理；金七浦公司对新南中心的整体运营管理期限为10年，从2014年2月15日交房之日起计算，合同期限届满前任何一方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续约10年；聂绍丹应向金七浦公司交纳物业商管费，从2014年2月15日交房之日起计算，每月35元/平方米，按季度交付，首期物业商管费于开发商交付物业之日支付，以后每期物业商管费须于下期开始30日前支付；物业商管费已包含聂绍丹应交纳的物业服务费（每月12元/平方米），物业服务费调整的，物业商管费相应调整。 前述合同签订后，聂绍丹向场站公司支付首付款572595元，场站公司出具收据。聂绍丹还向新南公司支付面积补差款1001元，新南公司出具收据。 2014年3月1日，聂绍丹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保证人场站公司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主要约定：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提供借款570000元给聂绍丹用于其购买位于成都市高新区房屋；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18日起至2024年3月18日止；贷款年利率7.205%及利率调整方式；聂绍丹选择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还款、还款日为每月18日，借款采用受托支付，聂绍丹授权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将贷款以聂绍丹购房款名义一次性划入场站公司指定账户；场站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收到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房屋他项权证之日止对聂绍丹应付未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聂绍丹同意将其所购房屋抵押给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其偿还借款的担保。 2014年3月31日，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向聂绍丹发放贷款570000元，并按约将该笔款项直接转入场站公司账户。 2014年3月1日，聂绍丹向场站公司支付办理房屋产权证代收费40127元。场站公司代收费后，向成都市地税局缴纳房屋买卖契税、权证印花税、产权转移印花税合计34884.68元。 再查明，2014年2月15日，场站公司、新南公司签署《商品房交接完成确认书》，由新南公司代表负一层商铺产权人对新南中心负一层2号商铺至676号商铺收房完毕。 2015年7月14日，聂绍丹向场站公司邮寄《关于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要求退还购房款之告知函》，告知场站公司，因购买商铺享受返租的购房目的不能实现，聂绍丹依法解除2013年7月17日与场站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要求场站公司立即将所缴纳的购房款全额退还，并按合同约定及相关政策补偿聂绍丹损失。 2015年7月16日，场站公司向聂绍丹作出答复，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基本履行完毕，且未出现业主单方可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场站公司认为聂绍丹不能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 另，新南中心负一楼商业建筑面积为17206.33平方米，被拆零为675个室内产权式商铺，最大套内使用面积为26.76平方米、最小套内使用面积1.8平方米。截止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日，案涉房屋为清水房，未进行过装修及经营。聂绍丹至今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又查明，2014年4月2日、2014年8月30日，场站公司与新南公司在已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基础上，分别签订《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商业裙楼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关于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商业裙楼项目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对新南公司的付款期限、违约责任进行了补充约定。《补充协议三》签订后，新南公司因资金紧张无法在约定时间内付清房款，故寻找到第三方以太公司将其与场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进行整体转让。 2014年12月29日，场站公司、新南公司和以太公司三方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以太公司自愿概括继承新南公司与场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项下的新南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以太公司概括受让《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项下新南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新南公司不再作为《合作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除了继续处理遗留问题（详见特别约定条款）外，以太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项下新南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2014年12月，新南公司、金七浦公司和以太公司三方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以太公司自愿概括承担新南公司、金七浦公司与新南中心-1楼拆零销售商铺业主签订《商铺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按照约定新南公司、金七浦公司按季应向业主支付的租金由以太公司支付；以太公司自愿概括承担金七浦公司与新南中心-1楼拆零销售商铺业主签订《商业管理合同》项下金七浦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协议生效后，由以太公司负责在《商业管理合同》期限内对新南中心进行统一运营管理。 庭审中，聂绍丹认为场站公司、新南公司、金七浦公司转让相关权利义务未通知业主，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 2016年12月30日，本院向场站公司送达载有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诉讼请求的民事起诉状。2019年9月23日，本院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送达载有解除《借款合同》诉讼请求的民事起诉状。 再查明，聂绍丹每月还款日为18号。截止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聂绍丹已还款本金323000元、利息135719.43元。 以上事实，有成高国用（2010）第456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字第51010720113921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CGGJ（2012）_Ｊ002《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高新公消验[2014]第0031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验字第510107201459034号《建设工程规划合格证》、《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商业裙楼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项目商业裙楼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二）》、《关于火车南站枢纽城市综合体商业裙楼项目补充协议三》、《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商铺租赁合同》、《新南中心商业管理合同》、《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出具的贷款明细表、房款及税费支付凭证、广告宣传册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 （一）聂绍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聂绍丹与场站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等一系列合同后，按约向场站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履行了购房人的合同义务。但场站公司自2014年交房至今长达5年的时间内，未按约定对案涉房屋所在商业项目进行统一规划、经营管理、统一打造、营销推广，案涉房屋至今不具备商业物业的基本用途和经营条件，不符合场站公司在合同中承诺的商业物业的状态，不能满足聂绍丹购买商业物业应当实现的经济效益和合同目的，同时聂绍丹至今未取得房屋所有权，场站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聂绍丹作为合同守约方享有合同法定解除权。 （二）聂绍丹是否在约定时间内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聂绍丹与场站公司对解除权行使期间的约定，聂绍丹有权在解除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解除合同。本案中聂绍丹以场站公司未履行统一规划、经营管理、统一打造、营销推广合同义务构成违约主张合同解除，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未约定场站公司完成打造的具体时间，但场站公司自2014年2月15日交房至今未进行任何打造，早已超过打造的合理期限，场站公司至今处于持续违约的状态，聂绍丹有权在场站公司履行打造义务之前主张解除合同。 （三）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虽然聂绍丹在2015年7月14日向场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函，但该份解除合同通知函中解除事由系以其购买商铺享受返租的购房目的不能实现主张解除，与本案聂绍丹主张解除的事由不一致。本院认为，租金是因租赁物的使用而产生的经济收益，本案所涉房屋自交房之日起至今既没有呈现出租物业当有的形态和基础条件，也没有因物业的实际租赁使用而产生任何经济利益和租金，聂绍丹以租金之名收取的168003.14元，并非物业实际租赁所得，本质是新南公司为完成物业销售，采取的营销方式和手段，而非存在真实的租金。因此聂绍丹在2015年7月14日向场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告知函中的解除事由不成立，不能以该份解除合同告知函的送达时间作为认定合同解除时间。本院认为，聂绍丹在本案中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成立，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应自起诉状送达场站公司之日即2016年12月30日解除。 二、《商业管理合同》、《商铺租赁合同》是否应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一并解除。 本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商铺租赁合同》、《商业管理合同》虽然从形式上分别签订、相互独立，但前述合同系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依序同步签订，合同内容互为条件、相互关联，数份合同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各方当事人通过数份联立的合同，旨在共同实现开发商完成楼盘销售、购房人购房并依托开发商整体商业打造，实现房屋最终价值的合同目的。因此，数份合同因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而无法单独履行，系联立合同，应当一并履行或一并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解除后，《商铺租赁合同》、《商业管理合同》已彻底丧失单独继续履行的基础和条件，应当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一并解除。 三、《借款合同》是否应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一并解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之规定，聂绍丹请求解除《借款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于2019年9月23日收到聂绍丹请求解除《借款合同》的起诉状，因此《借款合同》于2019年9月23日解除。 四、租金的性质及场站公司返还购房款时是否应当扣除。 本院认为，租金是因租赁物的使用而产生的经济收益。本案所涉房屋自交房之日起至今既没有呈现出租物业当有的形态和基础条件，也没有因物业的实际租赁使用而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聂绍丹以租金之名收取的168003.14元费用，并非物业实际租赁所得，而是新南公司代场站公司收取房款后，在未实际出租物业的情况下，以租金之名退还的购房款，实质是房款退还的一部分，本质是新南公司为完成物业销售，采取的营销方式和手段。因此，当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场站公司在返还聂绍丹购房款时当应扣除该项费用。 五、房屋买卖合同、借款合同解除后场站公司如何返还购房款。 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解除后，聂绍丹通过支付首付款及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贷款的方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1143596元，以租金之名收回房款168003.14元，剩余975592.86元，场站公司应当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之规定，场站公司应当向聂绍丹返还剩余首付款405592.86元，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返还购房贷款570000元。 六、场站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损失。 本院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因场站公司违约导致解除，聂绍丹有权要求场站公司赔偿损失。场站公司占用聂绍丹支付的首付款，给聂绍丹造成了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场站公司应当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为：以405592.8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退清之日止。同时，《借款合同》因房屋买卖合同解除而一并解除，聂绍丹已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偿还的利息135719.43元，系其因房屋买卖合同解除遭受的实际损失，场站公司应当一并赔偿。 七、场站公司是否应当退还其他费用的责任。 场站公司代收聂绍丹办证费用40127元，实际缴交34884.68元，还剩余5242.32元，场站公司应当一并予以退还。 八、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是否应当返还聂绍丹已还贷款本金。 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借款合同》解除后，聂绍丹已经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归还的贷款本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应当予以返还。因此，聂绍丹诉请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返还已还贷本金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聂绍丹2013年7月17日与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与被告成都新南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与被告成都金七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新南中心商业管理合同》于2016年12月30日解除； 二、原告聂绍丹与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2014年3月1日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于2019年9月23日解除； 三、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原告聂绍丹购房首付款405592.86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为：以405592.8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聂绍丹已实际向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归还的贷款利息135719.43元； 五、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原告聂绍丹剩余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代收费5242.32元； 六、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购房贷款570000元； 七、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聂绍丹已实际归还的贷款本金323000元； 八、驳回原告聂绍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500元，由被告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旭 人民陪审员  马新民 人民陪审员  张 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炼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