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17797号 原告：厦门中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黄厝路577号之九十八202室。 法定代表人：魏茂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洋，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仁琪，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亿强，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慧娟，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世国，男，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祺，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中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游公司）与被告郑亿强、第三人林世国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洋、范仁琪，被告郑亿强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慧娟，第三人林世国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郑亿强及林世国腾退厦门市思明区黄厝路577号之九十八房屋；2.郑亿强及林世国支付2016年5月19日至2019年4月29日的租金1775000元及延付租金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其中截止2019年7月31日的利息为532050元，自2019年8月1日起的利息，以1775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租金之日止）；3.郑亿强及林世国支付租赁期间产生的物业费、公维金、公摊水电费205220.16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9日，中游公司与郑亿强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该份合同约定：1.中游公司将厦门市思明区房屋，建筑面积为1965平方米出租给郑亿强使用；2.租赁期限从2015年5月19日至2035年5月18日止，每月租金为人民币5万元；3.郑亿强应每年向中游公司支付租金人民币60万元；4.租赁期间郑亿强有延迟支付租金，则每天按迟付租金部分的2%加收滞纳金，迟付租金达365天的，中游公司有权自行提前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签订上述合同之后，郑亿强已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房屋长达4年有余，但在此期间，其并未按时支付租金，累计欠付租金已长达4年。中游公司已发函要求支付欠付租金，但其置之不理。中游公司已于2019年4月29日向郑亿强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函》，现租赁合同已解除。郑亿强的行为已严重违约，经调查取证发现讼争房屋现由林世国实际占用，因此林世国应共同承担腾退房屋以及付款的责任。 郑亿强辩称，一、讼争租赁合同是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署的形式合同，依法应属无效，中游公司据此主张租金没有依据，应予驳回。中游公司从来没有要将讼争房屋出租给郑亿强并收取租金的意思表示，实际上该房屋一直由其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兼实际控制人林世国使用管理，郑亿强也没有真的要承租房屋并使用管理。实际上，郑亿强从2013年7月开始至今，一直作为一名普通司机就职于林世国实际控制的厦门天海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没有需求也没有能力去租用讼争房屋。讼争合同是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署的形式合同，没有真实的客观事实或法律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故讼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中游公司据此要求郑亿强支付租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2015年间，由于中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世国欠债累累，故为防止登记在中游公司名下的讼争房屋被债权人魏国萍主张并占有，林世国遂请求郑亿强配合签署讼争合同并约定长达20年的租期，意图继续管理使用讼争房屋。讼争合同签署时，林世国持有中游公司70%的股权，剩余30%股权由其弟弟林世兵代为持有，故中游公司实际系林世国的一人公司，公司行为反映的是林世国的意志。由于林世国负债累累，其实际控制的中游公司资产已经被债权人要求偿债，为减少亲人损失，2015年8月15日，按照林世国的安排，其弟弟林世兵将名义上所持有的中游公司30%股权全部转让给郑亿强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约定转让款300万元。但该股权转让合同也是形式合同，并股权转让没有实际对价，郑亿强虽然登记为名义股东，但没有支付任何价款，也不享有股东权利，实际只是代林世国持有股权。2015年9月1日，应林世国的债权人魏国萍要求，林世国将其持有的70%的中游公司股权以700万元的价款全部转让给魏茂生（即魏国萍的父亲，其无偿受让了魏国萍对林世国5000多万元的债权），郑亿强将其持有的30%的中游公司股权约定以300万元的价款全部转让给张陶良（系魏国萍指定人员），相应工商登记也进行了办理，魏茂生成为了中游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该次股权转让也只是形式转让，实际系以股权让与担保的方式担保林世国对魏国萍的债务，所以才会发生股权变更后，林世国虽然不再持有中游公司任何股权，却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承担着中游公司的管理费用和银行贷款，才会产生双方约定的由林世国出售中游公司名下财产用于偿债等。二、讼争租赁合同从未实际履行，讼争房屋从2015年5月至今一直由林世国实际使用管理，从未交付给郑亿强，中游公司要求郑亿强支付物业费、公维金、公摊水电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讼争房屋一直由林世国管理使用，亦由其支付物业费等费用，本次中游公司起诉要求郑亿强支付租金等费用，实际系魏茂生在取得中游公司股权后单方违约，超越真实的股权让与担保的约定，明知该租赁合同系虚假合同，从未实际履行，郑亿强从未实际租赁讼争房屋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申请保全，意图取得不当利益。郑亿强在签署讼争租赁合同及前述股权代持文件并没有取得任何费用或好处，其配合签署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是出于帮助老板林世国的原因。综上，讼争租赁合同是基于虚假意思表示签署的无效合同，并且从未实际履行，郑亿强从未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应驳回中游公司对郑亿强的事实请求。 林世国述称，一、讼争租赁合同系林世国为防止房屋被他人占有，要求郑亿强予以配合签订的，双方间并未达成租赁房屋的意思表示，该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中游公司现据此主张租金没有依据，应予驳回。2015年5月19日，林世国（时任中游公司法定代表人。此时，中游公司70%股权由林世国自己持有，剩余30%股权由林世兵代林世国持有）因对外负债，为了防止中游公司名下房屋被债权人占场、冻结，遂要求郑亿强配合签订租赁合同，以便制造“租赁在先”的法律形式。这点从租赁合同文本上的多处错误、不合理记述内容，可见一斑。例如：租赁合同抬头处中游公司系甲方、郑亿强系乙方，但落款签章处中游公司及林世国却签章于乙方，郑亿强签在甲方，显示出了当时制作虚假合同时的仓促；又如：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了“迟付租金365天的，甲方有权自行提前解除合同”，约定了如此之长的迟付租金期限，不符合一般商业习惯，反映出该合同并非实际基于商业理性所签订。所以，租赁合同系林世国为制造“租赁在先”的法律形式，而与郑亿强虚假签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应认定中游公司与郑亿强之间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郑亿强从未实际占有、使用租赁合同项下房屋，不应承担房屋占用费、使用费、物业费、公维金、公摊水电费等一切相关费用。中游公司与郑亿强间从未实际按照租赁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关权利义务，郑亿强并未实际占有、使用合同项下房屋。租赁合同项下房屋自2015年5月19日起至今，均系林世国实际占有、使用。林世国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缴交物业费、公维金、公摊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至2017年6月止。此后期间内，林世国因与魏国萍间就债务履行事宜发生争议，为减少自身损失，未予实际承担前述费用。林世国愿意在魏国萍等人认可让与担保并确认林世国仍是中游公司的实际股东的情况下，承担前述费用。三、魏茂生作为魏国萍指定的人员，其仅系通过让与担保的方式，取得中游公司的股权、法定代表人身份、公章，并非真实权利人；魏国萍、魏茂生在明知租赁合同系虚假意思表示、郑亿强并未实际占有房屋的情况下，擅自以中游公司的名义提起虚假诉讼，严重侵害了林世国、郑亿强的合法权益，应予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相应之虚假诉讼责任。自2015年8月5日起至2015年9月1日止，林世国与魏国萍（魏茂生的女儿，魏茂生名下债权的实际权利人）就相关债权债务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协商处理，并签订了多份文书，达成了以中游公司100%股权（此时，中游公司70%股权由林世国自己持有，剩余30%股权由郑亿强代林世国持有）设定让与担保的方式，担保林世国对魏国萍的债务履行（限期出售房产，将所获售房款用于债务清偿）。2015年9月1日，林世国、郑亿强配合魏国萍等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股权变更至魏茂生、张陶良名下。同时，林世国按约定将中游公司公章、证照等放在中游公司的保险柜中与魏国萍进行共管。但2015年10月16日，当林世国被永安市公安局传唤协助调查魏国萍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时，林世国才知晓其涉嫌刑事犯罪，而其此前要求林世国配合将债权无偿“转让”予魏茂生，系其意图逃避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后其更是选择出逃国外。2015年11月13日，中游公司名下位于阳光海岸的7套房产即因魏国萍涉嫌刑事犯罪被永安市公安局刑事查封，至今尚未予以解冻。致使林世国直至本答辩状递交日，仍无法按照《补充协议》之约定期限处置房产以还清债务，且林世国及代持股权人郑亿强无法依约回转提供让与担保的股权。因此，就本案而言，魏茂生作为案外人魏国萍指定的人员，仅是通过让与担保的方式，取得中游公司的股权、法定代表人身份、公章，并不实际享有中游公司的经营权及收益权。林世国仍享有相关股权的实质权利，实际控制相关资产，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承担着中游公司的管理费用和银行贷款。现魏国萍、魏茂生单方违约，超越真实的股权让与担保的约定，摇身变为公司实际权利人，在明知该租赁合同系虚假合同，从未实际履行，郑亿强从未实际租赁涉案房屋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申请保全，意图骗取贵院信任以支持其虚假诉求，该等行为直接违反诚信原则，系虚假诉讼行为，严重侵害了林世国、郑亿强之合法权益。综上，讼争租赁合同系基于虚假意思表示签署的无效合同，并且从未实际履行，郑亿强从未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中游公司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并严肃处理其虚假诉讼行为。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5月19日，林世国以中游公司（出租方、甲方）名义与郑亿强（承租方、乙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即讼争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房屋坐落于厦门市思明区，建筑面积为1965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19日至2035年5月18日止，每月租金5万元，付款方式为每年交付6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交付60万元作为押金，租赁期间乙方如有延迟支付租金，则每天按迟付租金部分的2%加收滞纳金，迟付租金达365天的，甲方有权自行提前解除合同，收回房屋。该合同落款甲方签名盖章处由郑亿强签字，乙方签名盖章处加盖有中游公司公章及林世国签字。林世国、郑亿强确认前述约定的租赁房屋即指中游公司名下的思明区黄厝路577号98号201、202、301、402、501、602、701室房屋。 此后，中游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支付了讼争房屋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用合计67200元，并支付了讼争房屋2017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用。郑亿强名下银行账户于2017年7月14日向案外人魏自萍银行账户转账9万元，该款项系讼争房屋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用。 2019年4月24日，中游公司向郑亿强发送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函》，载明因郑亿强拖欠租金要求解除2015年5月19日的租赁合同。郑亿强于2019年4月29日签收了该通知函。2019年5月21日，因讼争房屋存在纠纷，案外人林君惠至滨海派出所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陈述其在厦门天海花园酒店工作，2019年3月林世国总经理让其居住于讼争房屋当仓库管理员。2019年5月23日，林世国将讼争租赁合同的复印件提交给滨海派出所，并备注“该复印件由本人提供与原件一致”。 另查明，中游公司于2009年登记成立，股东为林世国（占70%股权，担任法定代表人）以及案外人林世兵（占30%股权）。2015年8月15日，林世兵将其名下30%的中游公司股权转让给郑亿强，林世国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9月1日，林世国将其名下70%的中游公司股权转让给魏茂生，郑亿强将其名下30%的中游公司股权转让给张陶良，并由魏茂生担任中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险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记录，自2013年8月起至2019年8月期间，郑亿强的工作单位为厦门天海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林世国系该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 还查明，林世国与魏茂生曾因中游公司的股权转让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8）闽02民终1121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0月22日，林世国、魏国萍（魏茂生确认系其女儿）与蓝海游艇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林世国向魏国萍借款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月4日止，借款利率为月2%，蓝海游艇公司作为担保人。2015年8月5日，魏国萍、魏茂生与林世国签订一份《权利义务一并转移协议书》，约定魏国萍与林世国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魏国萍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魏茂生，林世国同意该转让行为。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林世国共向魏国萍偿还800万元利息。2015年8月5日，林世国与魏茂生签订了一份《债权债务确认书》，约定林世国确认向魏茂生借款5000万元，截止2015年8月5日尚欠魏茂生6300万元。2015年8月31日，林世国与魏茂生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8.31》，约定中游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林世国持有中游公司70%股权，同意以700万元价格将中游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魏茂生，应在协议签订之日向其移交公司全套印章以及全套财务账簿。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载明中游公司名下财产有思明区阳光海岸98号7套房屋，洪都机电公司的15%股份（估价1500万元），蓝海游艇公司100%股份（估价1250万元），中游公司负债有为蓝海游艇公司对外贷款以上述7套房产抵押担保1800万元，自行向兴业银行贷款1400万元，为林世国私人借款担保500万元；双方经结算，约定中游公司作价5300万元，并约定两个月内，上述房产对外出售净得额如果高于6250万元，则高出部分归林世国所有，不足部分，林世国向魏茂生补足。与此同时，林世国对魏茂生未还借款中5300万元部分在两个月内利息调整为按1.2%月息计付，两个月后按还钱削减（利息还原2%每月）等。2015年9月1日，林世国与魏茂生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9.1》，约定林世国将其所持有的中游公司70%的股权以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魏茂生。 2016年8月19日，郑亿强亦因前述中游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将张陶良、中游公司诉至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该案审理中张陶良、中游公司均主张郑亿强原持有的中游公司30%股权系代林世国持有。 本案审理中，中游公司主张魏茂生、张陶良取得中游公司股权时，林世国口头告知讼争房屋已经对外出租，当时双方并未对该房屋进行交接，也未追查房屋使用情况，讼争房屋内均是林世国经营使用的物品；2017年曾向林世国、郑亿强主张租金，林世国通过郑亿强的账户转账支付了讼争房屋的物业管理费。2018年，中游公司要开始出售讼争房屋偿还债务，林世国提出存在租赁合同，中游公司大约在2018年才从滨海派出所取得了讼争租赁合同的复印件。 郑亿强、林世国均主张郑亿强从未使用讼争房屋，该房屋始终由林世国使用，此前从未有人向其催讨房屋租金，郑亿强于2017年7月14日向魏自萍银行账户转账9万元系根据林世国指示支付的物业管理费。此外，林世国还主张讼争房屋2017年7月之前的费用都是由其支付，2017年7月之后因无法找到魏国萍故未再支付房屋相关费用，并安排员工林君惠入住讼争房屋以保管屋内物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中游公司与郑亿强就讼争房屋是否存在真实租赁关系持有异议，而中游公司主张双方存在真实的房屋租赁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游公司援引林世国向滨海派出所提交的2015年5月19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书》，以此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租赁关系，该份合同虽然加盖有中游公司公章并经郑亿强签字，但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租赁关系应从合同签订过程、双方具体履行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判定。 首先，讼争租赁合同签署时，林世国仍作为中游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持有该公司公章），该合同实际上也由林世国与郑亿强进行签订，当时林世国对魏国萍负有巨额债务，且在不久后即将中游公司股权变更至魏茂生名下，加之林世国与郑亿强关系亲密，因此林世国存在与郑亿强恶意串通、签订虚假租赁合同的可能性。 其次，讼争租赁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落款署名情况均与正常交易不符。中游公司及林世国在合同落款承租方处盖章、签名，而郑亿强却签字在合同落款的出租方处；该合同约定了长达20年的租期，但并未对租金做任何涨幅约定，也未约定租金的具体付款期限，对租赁房屋的具体坐落也仅约定为“厦门市思明区”，并未明确讼争房屋的具体坐落，前述约定内容以及落款签署情况均体现了林世国与郑亿强在签约时并未有一般交易主体所应有的审慎，与虚假约定的情形相吻合。 再次，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中游公司与郑亿强实际履行了讼争租赁合同。林世国与郑亿强均确认讼争房屋始终由林世国占有使用，林君惠在滨海派出所亦陈述系由林世国让其居住在讼争房屋处。中游公司也未对前述使用情况进行反驳举证，因此可以认定讼争房屋并未实际交付给郑亿强进行使用。此外，也未有证据证明郑亿强向林世国或中游公司实际支付了讼争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金。 最后，林世国将其持有的中游公司股权转让给魏茂生，并指示郑亿强将其所持有的中游公司股权转让给张陶良，无论是基于以物抵债抑或是让与担保，中游公司名下的讼争房屋系双方协议中所涉及的重要标的物，且也约定了要将讼争房屋进行出售，因此作为股权受让方理应对讼争房屋是否处于出租状态、由何人具体使用等情况作充分了解。回溯本案，魏茂生、张陶良在2015年9月取得中游公司股权后，直至其主张的于2018年在滨海派出所取得讼争租赁合同复印件，期间长达数年之久，魏茂生、张陶良从未取得租赁合同，也未有证据证明其曾向承租人催讨租金，可见林世国在前述股权转让时并未向魏茂生、张陶良或魏国萍披露讼争租赁合同，由此亦可印证该合同系林世国与郑亿强虚假订立。 综上分析，本院认定中游公司与郑亿强就讼争房屋并不存在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中游公司现基于租赁合同关系提出本案各项诉讼请求，既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厦门中游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44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厦门中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 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代书记员  周月娜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