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5民初53号 原告：太仓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浏家港寿安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4245216G。 法定代表人：陈耀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卫东，江苏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江苏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仓新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黄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715044267。 法定代表人：高振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新，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陶，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戴锦球，男，汉族，1964年6月25日生，住江苏省太仓市。 第三人：徐健毅，女，汉族，1963年4月30日生，住江苏省太仓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禹业航，江苏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个第三人。 第三人：周华，男，汉族，1974年11月19日生，住江苏省苏州市。 第三人：王芝芸，女，汉族，1976年5月20日生，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双喜，江苏名仁（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个第三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江苏名仁（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个第三人。 原告太仓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诉被告太仓新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并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太商初字第00393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12月12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5民终2809号民事判决。被告仍不服二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苏民申25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苏民再19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6）苏05民终2809号民事判决及（2015）太商初字第00393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重审。在重审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戴锦球、徐健毅、周华、王芝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庭前证据交换，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卫东、赵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新、宋陶，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禹业航，第三人周华、王芝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双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仓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费25004206.43元及利息（利息以25004206.4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6%自2015年4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8月起，被告承接了三星洗衣机门圈、装饰条、环、旋钮等加工业务，将其中部分加工业务交由原告完成，原告即按三星公司给被告的订单要求为被告进行加工生产，截止2014年12月底，原告共计向被告交付了门圈、装饰条、环、旋钮等加工产品价值34936931.16元（未包含2015年1月后所加工产品价值），并向被告开具了部分发票。期间被告陆续付款913万元。另外在2013年6月至9月间，被告为原告代付原料款合计802724.73元，尚欠原告25004206.43元，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 被告太仓新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加工承揽关系，更不存在支付加工费的问题，本诉讼是由戴锦球以原告名义利用原、被告经营管理中的漏洞虚构的；2.本案加工承揽关系的真实主体是第三人共同合伙承包的被告B3车间和原告9车间与三星公司，两个车间以被告的名义为三星公司加工，向三星公司发货，三星公司将加工费支付至被告，被告是第三人和两个车间的代表；3.三星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已被第三人从被告尽数透支支取，被告无法为这虚构的加工承揽关系再一次支付巨额加工费；4.原告明知上述真实情况下，再以自身名义继续诉讼，原告和其法定代表人涉嫌共同参与刑事犯罪。 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陈述称：原告所主张的加工费系发生于原、被告之间，第三人戴锦球个人承包了相应的车间，对外交易还是以原、被告名义进行。 第三人周华、王芝芸陈述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加工业务关系；2.本案四个第三人从原、被告处分别承包经营9车间、B3车间进行电镀加工，然后以被告的名义出货给三星公司；3.迄今为止四个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尚未结算；4.承包经营的被告B3车间与四个第三人尚未结算；5.9车间与原告之间是否结算，第三人都不清楚。 原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送货单（来源太仓法院2015-393原审的卷宗），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加工交易的事实。 证据二、对账单（来源太仓法院2015-393原审的卷宗），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加工交易的事实。原告公司自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扣除部分未主张的）向被告交付加工产品，加工费用共计34936931.16元。 证据三、发票（来源于太仓法院2015-393原审的卷宗），证明自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原告基于加工交易的事实陆续向被告开具加工费发票，发票金额12416395.24元。 证据四、付款凭证（来源于太仓法院2015-393原审的卷宗），证明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5年4月14日，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加工款共计913万元。 上述四份证据通过原、被告之间关于加工产品的交付、对账、付款等履行行为说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关系。 证据五、驾驶员笔录(来源于太仓法院2015-393原审的卷宗)，证明尹叶梅是被告的员工，负责代表被告收取原告完成的加工产品即代表被告向三星公司以及三星的关联公司交付加工产品。 证据六、增值税发票明细（来源于太仓法院2016-556原审的卷宗，苏州中院2016-2809原审的卷宗），证明自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被告与三星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加工业务交易金额是49431444.19元，远远高于此期间原、被告之间的交易金额，交给三星及关联公司所有的产品均来源于原、被告两个车间加工完成。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证据二，送货单和对账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1.送货单上代表被告签名的都是尹叶梅，此人不是被告的员工。对账单中的原告的联系人（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戴锦球的儿子支洨衡）及被告的联系人（尹叶梅）均不是原、被告公司的员工，而是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和员工。对账单上的地址均为鹿河鹿长路，说明尹叶梅不是在被告处收货和对账，也无权代表被告收货和对账；2.三星公司才是委托加工方，涉案的两个车间与三星公司形成加工关系，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加工关系，所以无关联性；3.戴锦球涉嫌构成诈骗和虚假诉讼罪，是刑事犯罪行为，公安已立案侦查。 对证据三，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900多万发票在被告处入账，还有300多万是拿到被告处没有入账，然后被告退回给原告。徐健毅拿到税务机关认证的金额具体不清楚，但是说明徐健毅可以代表被告带发票去认证。 对证据四，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些款项中不包括戴锦球和徐健毅以其他方式拿走的钱。 对证据五，驾驶员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原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关于驾驶员王峰的笔录，上面记载从来没有将货拉到被告处，而是都拉到鹿河尹叶梅，有时候是直接拉到三星。说明原告的证明内容不是真实的，不存在原、被告之间交货问题。 对证据六，增值税发票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原告主张的内容有异议。发票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有加工关系，也不证明双方之间有交易，只能证明被告向三星公司开具发票。真实情况是由戴锦球、王芝芸夫妇承包被告车间以后为三星公司加工，由被告开具发票给三星公司，因为三星公司的注册供应商就是被告，所以发票也是被告开给三星公司，钱也是三星公司支付给被告。被告代表戴锦球、王芝芸夫妇承包的原、被告的两个车间与三星公司进行交易。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周华、王芝芸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证据二，送货单和对账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送货单、对账单均系伪造的。原告9车间和被告B3车间的加工制成品，都是以被告的名义出货至三星公司，根本没有必要再制作一个从原告到被告的送货单和对账单。 对证据三、证据四，发票和付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加工合同关系。因为当时两对夫妻（四个第三人）在原、被告处各承包了一个车间以被告的名义为三星公司加工产品，所有的收入都由三星公司付至被告处，而原告处没有收入入账，所以徐健毅要求由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以冲抵被告的成本和原告（9车间）取得收入，这仅仅是合伙人、承包人之间经济上的取舍，不体现原、被告之间法律上的加工关系。 对证据五，驾驶员笔录的材料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暂不予确认。尹叶梅初始是第三人戴锦球和徐健毅的雇用人，至王芝芸方与戴锦球方合作后，戴锦球将尹叶梅派出配合王芝芸进行跟单，她的笔录有倾向性。而驾驶员王峰也是与戴锦球方关系密切，其笔录也是有倾向性的。 对证据六，增值税发票明细的证据形式有异议，只有目录没有明细。但被告开具给三星公司的发票是真实的，是两对夫妻（即四个第三人）承包的两个车间生产的产品以被告的名义出货给三星公司。 被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两份（1.戴锦球与被告签订的B3车间承包经营合同；2.戴锦球与原告签订的9车间承包经营合同），证明戴锦球承包被告和原告的两个车间，扣除承包人的承包费、税金和各项费用外，多余的到账款项划归承包人，债权债务也由承包人享有和承担。从承包合同内容来看，一些承包费，税金费用全部是由承包人来承担。这两份合同的性质是类似的。 证据二、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各一份，系戴锦球、徐健毅与周华、王芝芸签订的投资被告B3车间和增资筹建原告9车间，证明戴锦球夫妇与王芝芸夫妇（即本案四个第三人）共同合伙承包经营上述两个车间，他们的投资股份比例各占50%，以戴锦球名义与原、被告签订了承包协议，两个车间的损益由双方按照投资比例来承担和享有。 证据三、询问笔录三份和讯问笔录一份，系太仓市公安局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的询问或讯问，证明：1.被告和原告的经营模式是一样的；2.王芝芸和戴锦球是合伙关系；3.三星打给被告账上的账款已经没有了；4.起诉和执行被告是戴锦球的意愿，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和戴锦球明知被告账上是没有钱了。 证据四、王芝芸的调查笔录一份，系曹全南律师、胡德新律师对王芝芸的询问，证明：1.两对夫妇（即四个第三人）合伙承包经营B3车间和9车间，投资比例各占50%；2.三星业务是王芝芸接到的，被告是三星认证的供应商，两个车间以被告的名义共同为三星供货，统一结算；3.原、被告两个车间从三星公司得到的收入都进被告，原材料成本也都由被告的B3车间承担；4.两个车间之间不存在加工关系；5.原告起诉的证据材料是虚假的。 证据五、专项审计报告一份，系太仓市公安局委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安信分所对戴锦球电镀承包业务的审计，证明：1.戴锦球承包的被告B3车间和原告9车间的资金管理模式；2.戴锦球承包的被告B3车间的资金已透支支出（-23.80万元）。 证据六、发破案经过一份，系太仓市公安局对戴锦球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罪的办理情况。 证据七、太仓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一份，系太仓市公安局对对戴锦球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罪移送审查起诉。 证据六和证据七均来源于太仓市公安局卷宗，证明：1.被告与原告的经营模式是公司不生产经营，只提供营业执照和场地，出租给承包人一脚踢承包；2.被告与原告并无生产加工合同，公司之间并无业务往来；3.被告和原告两个车间由戴锦球夫妇和王芝芸夫妇共同承包；4.原告9车间的货款已包含在被告6613.27万元的进项中，被告B3车间从被告账户支取的资金共计7350.07万元，进项款已被悉数支取；5.戴锦球以原告名义起诉被告，并取得对其有利的一审和二审判决，涉嫌诈骗罪未遂和虚假诉讼罪。 证据八、被告为B3车间垫付款项情况及付款凭证，证明太仓市公安局委托审计后，被告因被法院相关案件执行，又为B3车间垫付的资金605753元。 证据九、B3车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包括收款、付款、领现、费用四个项目，证明被告亏空了599953.86元，账面无应支付承包人的余款。 证据十、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系戴锦球与被告签订的三间办公用房的承包经营合同，证明戴锦球承包的三间办公用房也是一脚踢承包。 证据十一、B3车间承包期间费用签收单以及对应的明细分类账，证明承包期间对费用承包人均进行签收确认。 证据十二、B3车间承包期结束以后费用的明细分类账，但是并无对应的签收单，证明承包期结束以后的B3车间发生的费用。 证据十三、发票结算清单，证明被告B12、B3承包车间进项发票和销项发票的情况。 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均认可，被告的承包合同显示B3车间的承包人是戴锦球个人，承包人以被告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被告承包B3车间的时间是2014年1月1日，晚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加工业务往来。原告的承包合同显示戴锦球以个人名义承包了原告13车间，承包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该车间后来更名为9车间，戴锦球作为原告车间的承包人，只能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原告对外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对证据二，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2009年的合作协议，原告不是该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且协议的内容本身也不涉及原告。合作协议关于共同承包的内容表述，也与被告提交的B3车间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不一致。2012年的合作补充协议，当时承包原告9车间的是案外人吴金保，不存在筹建原告9号车间的事实情况，并且王芝芸从未向原告承包过车间。 对证据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被告和原告均是将车间发包给承包人，由承包人对外以公司名义开展经营，车间本身不能与其他主体开展交易；其次，陈耀祖的个人陈述并不能说明王芝芸和戴锦球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根据2017年4月25日的笔录第三页“应该算是合伙人”的陈述，陈耀祖仅是猜测戴锦球与王芝芸存在合伙关系，并不能作为认定构成个人合伙的依据；第三，陈耀祖本身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无从得知被告与戴锦球之间的财务状况，根据2017年4月25日笔录第三页倒数六行的内容，是被告将其单方统计的财务状况告诉原告的陈耀祖，但对于财务状况本身，陈耀祖不具有确认的权利；第四，根据2017年1月22日笔录第三页、第四页，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为承包人对外经营形成的债权均是由公司享有，只能以公司名义进行起诉。 对证据四，王芝芸的调查笔录，证据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笔录的内容不属实。根据两份承包经营合同，王芝芸都不是承包人。 对证据五，太仓市公安局戴锦球电镀承包业务专项审计报告，证据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涉及被告财务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通过法院调取的增值税发票明细以及被告的B3车间承包合同，该审计报告对于被告财务内容所涉及的B3车间承包期限、与客户交易的金额都与基本的客观事实不一致，其中审计报告第二页第12行显示，戴锦球于2012年7月承包B3车间，与B3车间承包经营合同载明的2014年1月1日承包B3车间的时间不一致。审计报告显示的交易客户没有列明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自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与被告发生的业务金额是4060219.96元；根据增值税发票明细显示的交易金额来看，苏州彦阳电子有限公司与苏州市利来星辰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是17732733.26元、13072154.05元，而审计报告第26页显示的金额分别为14743945.04元、12614649.43元，显然审计结论是与客观事实不符。 对证据六、证据七，发破案经过和太仓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两份证据均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出具的一个书面说明材料，不属于法定的证据形式，原告本身也无法判断该材料是否属实，而且至今没有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戴锦球实施了两份材料中的犯罪行为构成了犯罪。 对证据八，被告为B3车间垫付款项情况及付款凭证，原告不属于该三个案件的当事人，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三份材料所显示的内容是被告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 对证据九，B3车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原告不是该组证据的形成主体，无法核实该组证据是否属实。款项发生时间是2012年8月至2019年4月，远远超过本案戴锦球承包B3车间的承包期限；大量凭证显示的一方主体是被告，未显示为被告内部车间承包人，说明其承包人对外都是以被告名义经营的。被告提供的会计记账凭证缺乏原始交易凭证。被告在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持续向原告付款，该付款行为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加工关系。 对证据十，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异议。 对证据十一，承包期间费用签收单以及对应的明细分类账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所有的费用签收单上都没有戴锦球本人签字。 对证据十二，承包期结束以后费用的明细分类账的真实性不认可。 对证据十三，发票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该组发票清单中少列了一家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承包经营合同内容来看两个车间的承包人为戴锦球，而非其他人。另外承包合同还反映，在承包经营期间由戴锦球独自承包相应的车间，并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 对证据二，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合作协议仅能够说明戴锦球与王芝芸达成了个人合伙的意愿，王芝芸并未进行出资，因此从该组证据来看，戴锦球夫妇与王芝芸夫妇不构成个人合伙关系。此外无论双方是否构成个人合伙，也不能将个人合伙与承包人进行混淆。从现有证据来看，承包人仅是戴锦球。落款为2009年元月一日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显示的车间为B3车间，实际上在该落款日期时戴锦球承包的并非是被告B3车间；2012年的合作补充协议显示的车间是原告9车间，但实际上戴锦球在2014年才开始承包原告9车间。这两份协议并非是戴锦球与王芝芸之间有真实的合伙意愿，而是王芝芸为了从三星公司的韩国人那里拿下订单及多拿订单而骗取戴锦球说如果上面有王芝芸投资将会有更多的订单给被告，所以戴锦球才签署了协议。 对证据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同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对证据四，王芝芸的调查笔录，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内容不认可。从该证据的形式内容来看，该证据的制作主体系被告代理人与第三人王芝芸进行制作；从案件事实内容来看，被告与王芝芸存在利益关联，所以该笔录的内容其可信度值得怀疑。根据现有证据表明承包经营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戴锦球与原、被告，这个主体没有王芝芸，也就是说王芝芸根本不是车间的承包人。此外王芝芸针对被告车间实际经营情况应是明知的，其明知被告车间无法满足和具备完成三星所有订单的生产能力，也明知所有外发订单和对接三星就是由尹叶梅代表被告完成的。 对证据五，太仓市公安局戴锦球电镀承包业务专项审计报告，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该组证据所涉及的内容不予认可。理由有两点，第一点该审计报告系相关部门单方制作，审计所依据的材料未经当事主体核对，按照承包经营合同，对于款项的支出，需要经承包人戴锦球确认后才能入账作为审计依据，然而该审计报告并未按照该标准进行。客观公正有效的审计，需要经双方当事主体对原始材料进行核对、确认后方可进行；第二点意见，同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对证据六、证据七，发破案经过和太仓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同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对于证据八，被告为B3车间垫付款项情况及付款凭证，与本案的承包经营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九，B3车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有异议。1.收款，第61项，收款金额与记账金额不一致，第189项没有凭证，第191项系自行入账，无法核实对方；2.付款，除戴锦球签字的第245、268项外，及被告向原告付款、被告向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付款之外，其余付款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理由为：⑴被告统计付款期限至2019年，明显超出戴锦球对B3车间的承包期间，对其超出承包期间的部分不予认可，且“付货款42577377.53元”与公安机关审计报告中的金额不一致；⑵戴锦球并未以被告名义与缙云县昊阳机械有限公司（2014年11月）、东莞市南城宜泰机制造厂（2014年9月）建立交易，虽然这些交易在戴锦球承包车间期间，但该交易并非因B3车间形成，不应将其统计为B3车间的付款金额；⑶被告应提供交易的原始凭证（交易依据）来证明付款与戴锦球承包B3车间相关。此外，该组证据中被告向原告付款的事实，说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加工关系；3.领现，认可56、58项戴锦球本人签字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他均系他人签字，不能看出是否与戴锦球承包B3车间的经营相关，与本案无关联性；4.费用，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未得到戴锦球的签字确认，不能说明与戴锦球承包经营的B3车间相关。 对证据十，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异议。 对证据十一，承包期间费用签收单以及对应的明细分类账不认可。因戴锦球于2015年4月10日时已经因被告违约不配合戴锦球的承包行为而终止承包合同及相关业务，所以戴锦球、徐健毅对于2015年4月10日之后形成的费用均不认可。从证据形式上看，费用明细账系被告单方制作，并无相关人员签字，而且从内容上看，费用签收单与费用明细账也不能够形成对应，故对全部的费用明细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于费用签收单，从签字的字迹上看，认可徐健毅的签字，其他的是否为相应人员的笔迹，不予认可。 对证据十二，承包期结束以后费用的明细分类账不认可。戴锦球已经于2015年4月10日终止承包，所以对于后面形成的费用不予认可。从证据内容上看，被告提供的分类明细账系其单方制作，并不能够反映出真实的费用发生情况。 对证据十三，发票结算清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确认。被告系单方制作，清单中的内容是否真实存在，相关的交易是否真实无法核实。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周华、王芝芸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表面上是由戴锦球出面与被告签订承包协议，但是实际上对该车间的承包经营是由王芝芸夫妇和戴锦球夫妇（四个第三人）经营。与原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形式上是由戴锦球承包，实际上也是由王芝芸夫妇和戴锦球夫妇（四个第三人）经营。 对证据二，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认可。2009年的合作协议当中的注塑车间是指四个第三人购买的注塑机放置于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厂内进行注塑生产，生产的产品交由原告和被告的电镀车间进行电镀，再送至三星及三星的关联公司。从这两份合作协议及承包经营合同结合来看，可看出四个第三人是合伙关系。 对证据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陈耀祖的笔录明确体现的戴锦球是以原告名义来起诉的，实际上与原告并没有任何关系。 对证据四，王芝芸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五，太仓市公安局戴锦球电镀承包业务专项审计报告，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该专项审计报告中对原告及被告的审计结论，特别是对原告的审计结论是否属实、是否符合实际上的经营状况，王芝芸不清楚。因为在双方的合伙期间，王芝芸是负责从三星取得订单，所有的电镀车间及注塑车间的财务是由戴锦球夫妇（戴锦球、徐健毅）负责，并且到目前为止，戴锦球夫妇（戴锦球、徐健毅）都没将原告车间的财务状况向王芝芸进行报告，包括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注塑车间的财务状况。 对证据六、证据七，发破案经过和太仓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认可形式上真实性。关于王芝芸夫妇与戴锦球夫妇（四个第三人）的合伙状况的内容大部分予以认可。虽然到目前为止，戴锦球未能以诈骗罪、虚假诉讼罪被追诉，但该发破案经过公安机关调查了汪建忠、徐义新等所有的人员以后形成的资料，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即使在刑事诉讼上有可能不能证明有诈骗罪或者是诉讼虚假诉讼罪，但是在民事诉讼应该具有相当的证明力。 对证据八，被告为B3车间垫付款项情况及付款凭证，东莞市蓝晶实业有限公司的垫付款是认可的，但系原告还是被告使用、开票的情况不清楚。苏州丰盈工程塑胶有限公司的垫付款不清楚，第三人周华、王芝芸没有参与。太仓市昌龙塑业有限公司的垫付款认可，是外包给其生产塑胶成品的，开票都是开给被告的。 对证据九，B3车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收款部分没有异议，但金额是否全部包含及实际总金额，王芝芸不清楚。 对证据十，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异议。 对证据十一，承包期间费用签收单以及对应的明细分类账部分认可。2013年2月签收人支洨衡，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系送货人，又在被告的签收单上签字，说明其系承包被告车间的办事人之一，故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和对账单是造假的，支洨衡不可能既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在2013年费用签收单上签字是王芝芸，证明王芝芸系合伙人。对唐秀蓉、戴锦球、徐健毅、王芝芸签字的认可，尹叶梅、支洨衡签字的不认可。 对证据十二，承包期结束以后费用的明细分类账不认可，被告并未通知核对。 对证据十三，发票结算清单，对于被告开出去的发票认可，进项发票不清楚。 戴锦球、徐健毅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两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相同），证明戴锦球分别是原告13车间、被告B3车间的承包人，对外分别以原告、被告名义经营。 证据二、庭审笔录一份，系太仓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5民初519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该案件是追偿权纠纷，被告为B3车间垫付款之后向戴锦球进行追偿，该案件间接证明承包人是戴锦球，该车间无其他承包人及合伙人；第二个证明目的，通过庭审笔录内容可以看出B3车间款项的支出及发票开具入账均需要得到戴锦球的同意。 证据三、转让协定一份，系徐健毅、王芝芸与王青山签订的转让协议，证明该协议实际上是徐健毅与王青山签署，后来协议中所涉款项也都是由戴锦球、徐健毅所承担。 证据四、民事判决书一份，系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5民初330号案件的判决书。通过该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2015年12月份戴锦球接到被告通知前往被告处进行结算，双方因发生争执，最终未能进行结算，被告也未将设备交还给戴锦球。该节事实证明：1.戴锦球是车间的承包人而不包含王芝芸，否则被告应同时通知王芝芸来结算；2.戴锦球与被告B3车间并未进行结算。 证据五、2015年2月8日的通知书及快递单各一份，该通知系戴锦球发送给被告，证明戴锦球向被告强调涉及B3车间款项支出、发票开具及入账事宜均需B3车间承包人戴锦球进行确认。 证据六、2015年4月10日的通知书及附件通知书各一份，该通知书系承包人戴锦球发送给被告的，证明戴锦球要求被告通知三星公司终止合作。 证据五、证据六同时又证明戴锦球因被告违约不配合戴锦球承包，而终止承包合同及相关业务。 证据七、进账单和现金解款单各一份，证明B3车间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用及保证金实际支付主体均为戴锦球。其中45000元的承包费系戴锦球本人去支付的，10000元的保证金系戴锦球以及弟媳的名义（弟媳是张月芬）向被告支付的。 证据八、收据五份，系王青山在承包被告B3车间期间出具给徐健毅的，证明货款与借款对冲，即2013年1月-2013年7月8日委托加工费都是徐健毅支付的。 证据九、加工定作合同一份及银行承兑汇票、收据五份，证明戴锦球以原告的名义与无锡出新表面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ABS塑料电镀自动生产线的定作合同，9车间的生产线设备款由戴锦球支付的。 证据十、承包车间税务、财务承诺书一份，证明被告B3车间的承包人系戴锦球。 经过庭审质证，对于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二，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三，转让协定由法院依法核实，因为原告非该协议的合同主体。 对证据四，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五，2015年2月8日的通知及快递单，对证据六，2015年4月10日的通知书，两份证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七，付款凭证，对证据八，五张收据，对证据九，加工定作合同及汇票，真实性均没有异议。 对证据十，承包车间税务、财务承诺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戴锦球作为B3车间的承包人，只能以被告名义建立交易。 对于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两份合同名义上是戴锦球签订，实际上是代表戴锦球、王芝芸两对夫妇。 对证据二，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付款必须得到戴锦球同意。 对证据三，转让协定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徐健毅与王芝芸一方、王青山一方包括被告三方签订，被告作为见证，并不是戴锦球个人签订或者是徐健毅个人签订。正是基于徐健毅、王芝芸之前就在被告做三星贸易，他们从王青山手中取得B3车间的经营权以后，合伙经营B3车间。 对证据四，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15年12月份，被告通知戴锦球结账，同时也抄送徐健毅、王芝芸，第三人结账的函中明确承包结束以后请将员工的安置、应收应付账款清理和承包期间的税费清缴，以及未结诉讼案件的处理等，要向公司办理移交，要办理好，办理清楚。第三人戴锦球在12月份来的时候，并没有做这些处理，而是故意引发争吵，所以没有结账成功。 对证据五，2015年2月8日的通知及快递单，不否认其真实性，但是被告没有查到这封信。2015年2月8日，王芝芸与戴锦球因合伙人之间利益的矛盾发生纠纷无法处理，2015年3月30日、4月由被告及被告的法律顾问组织两对夫妇（四个第三人）进行调解。后因为王芝芸举报，戴锦球也承认虚开增值税发票，后补税97万元。 对证据六，2015年4月10日的通知书被告已收到。但因为与三星公司的合同尚未到期，不可能终止与三星的合作即加工业务，如果终止，那么被告将面临着巨额的索赔，所以不可能通知。给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这份通知书上载明，内部合伙人之间存在矛盾，也就是戴锦球与王芝芸他们两对夫妇的合伙，明确了合伙关系。 对证据七，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说明款项来源于何处。 对证据八、五张收据的真实性不清楚，款项来源不清楚。 对证据九，加工定作合同及汇票的真实性不清楚。 对证据十，承包车间税务、财务承诺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于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提供的证据，第三人王芝芸、周华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实际是由四个第三人经营的。 对证据二，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举证方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三，转让协定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恰恰证明两对夫妻（四个第三人）之间实际上是有合伙关系的，该转让协定当中的300万元实际上是由之前的双方合伙取得的收入来支付的。 对证据四，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五，2015年2月8日的通知及快递单，对证据六，2015年4月10日的通知书，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4月10日的通知书中附件说明戴锦球是承认是有合伙人的，结合被告方举证时戴锦球方否认有合伙人时的陈述意见，可以说明就是戴锦球方没有向法庭做如实陈述。 对证据七，付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 对证据八，五张收据戴锦球、徐健毅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不是借款对冲，而是预付款对冲。 对证据九，加工定作合同及汇票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是为了承包原告的车间定作的电镀设备，证据中的汇票并没有王芝芸提供给徐健毅的汇票，但款项部分是徐健毅、王芝芸之前做贸易赚的钱，部分是从银行贷款或者徐健毅去融资的，后续用赚的钱陆续还的。 第三人王芝芸、周华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合作协议一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相同），证明2009年1月1日，四个第三人之间就被告的B3车间及注塑工厂建立合伙关系。 证据二、合作补充协议一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相同），证明2012年2月18日四个第三人就原告的9车间也建立了合伙关系。 经过庭审质证，对于第三人王芝芸、周华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2009年元月一日的合作协议，对证据二，2012年2月18日的合作补充协议，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的9车间是原告自行建设的，不存在王芝芸与戴锦球出资筹建车间的事实，戴锦球当时承包的车间是13车间，也不是9车间。 对于第三人王芝芸、周华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2009年元月一日的合作协议，对证据二，2012年2月18日的合作补充协议，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予以认可。这两份协议充分说明了第三人两对夫妇共同合作经营原、被告相应的两个车间的事实。戴锦球利用形式上承包了相关的两个车间为条件，杜撰出两个车间法人之间的加工关系，构成了虚假诉讼。 对于第三人王芝芸、周华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2009年元月一日的合作协议，对证据二，2012年2月18日的合作补充协议，两份证据只能证明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不能够认定双方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更不能够证明第三人王芝芸、周华也是承包人。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 1.尹叶梅提供的三星公司的DO单和三星关联公司的送货单，被告与三星公司及关联公司的交易金额远大于原、被告间的交易金额。 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很多电子送货清单，区内企业三星电子家电有限公司，区外企业苏州彦阳电子有限公司，与原、被告的加工承揽没有什么关系，交货单上被告的公章是假的。 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的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王芝芸、周华的质证意见如下：涉及到被告和三星及三星的关联公司的送货单或者对账单是真实的。 2.2019年5月17日，本院对王芝芸的调查笔录，其陈述称：被告是三星公司的认证供应商，两个车间都是四个第三人合伙承包的，两家公司间不存在加工关系。三星公司的DO单和被告出去的送货单都是真的，但原告出的送货单都是假的。 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没有异议。调查笔录说明被告向三星公司交付的所有加工产品是由被告与原告两家加工厂商完成的。该笔录也确认了原告完成的加工产品，最终是以被告名义送到三星公司，也确认被告与三星公司的全部交易内容。而被告与原告是不同的民事主体，显然两家公司之间是存在加工关系的，否则，原告完成的加工产品也不可能被被告用于向三星公司交付，以完成被告与三星公司之间的交易订单。 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没有异议。货物是以被告名义送的，钱也是给被告的，其中包括原告的货，以戴锦球为代表的两对夫妻（四个第三人），以被告的名义来承包这项业务。两对夫妻（四个第三人）的承包主体来说，他们对原告的9车间和被告的B3车间是作为一个整体，所以这两个车间之间不可能有交易。王芝芸作为直接的股东和经办人，其陈述符合实际的。 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质证意见如下：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两个车间承包人都是戴锦球，从笔录内容来看也可以反映对于三星及其关联公司供货，是由被告和原告两家公司加工完成，被告加工的货和原告加工的货是可以区分的。首先送往三星关联公司的货是有送货单的，该部分送货单可以从仓库（发货人）签收人来区分是被告还是原告的。另外对于送至三星公司的是通过DO单处理的，通过该DO单也可以区分是原告的货还是被告的货。 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和证明力本院将结合以下认定事实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合作协议及承包协议签订情况 2009年元月1日，戴锦球、徐健毅作为甲方与周华、王芝芸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一份，约定：1.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经营太仓新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B3）及注塑工厂，甲乙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柒百万元整，双方各出资叁佰伍拾万元整，各占股份50%。2.甲乙双方共同审核每月财务运营情况，如：财务收支，损益及成本费用等账目审核。3.双方共同承包经营所产生的利润按投资比例分配。4.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012年2月18日，戴锦球、徐健毅作为甲方与周华、王芝芸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因发展业务需要经双方研究决定在原投资基础上各增资贰佰万元整筹建太仓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九车间），投资资金不足部分由甲方负责融资，公司启动生产后，包括原太仓新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利润，应首先归还甲方负责融资的资金及费用，后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013年1月28日，原告作为发包方（甲方）与戴锦球作为承包方（乙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1.甲方将自己的13电镀车间（后更名为9车间）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并将房屋和有关财产交付给乙方经营。2.承包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共2年。3.承包费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两年承包费一次性付清为92.4万元。4.若乙方不按约支付承包费、管理费、水电费、排污费或甲方垫付费用等一意款项的，则每延期支付一天，按延期金额的2%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0天，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停止乙方生产、切断水电气和关闭承包车间。……6.乙方有经营自主权和用工自主权。……7.乙方另按承包经营营业额的一定百分比，分段计算累计支付给甲方管理费。具体比例如下:乙方营业额500万元以下按1.2%支付，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按1.1%支付，1000万元以上至1500万元按1%支付，1500万元以上按0.9%支付。……9.乙方承包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享受和承担，亏损也由乙方承担。经营中产生的成本、费用和风险由乙方承担。……13.在承包期间，乙方投入的机器设备、办公用品及由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产权归乙方所有，在本协议终止时，由乙方处理。14.在承包期间内，乙方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若甲方营业资格丧失，则本协议终止，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协议还约定了基础管理费、水电费等。 戴锦球作为承包方（乙方）与被告作为发包方（甲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将办公房三间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2.承包期限自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3.承包费2012年为45000元，于每年6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4.资源费无，乙方另按承包经营额的一定比率向甲方支付管理费：核定年营业额350万元（含350万元）以下，按营业额的1.1%支付；超过核定营业额350万元以上，按营业额的0.7%支付。5.乙方支付10000元作为合同保证金，在合同期满或中止，双方结算完毕后由甲方全额无息返还，若乙方违约，无权要求甲方返还。协议还约定了水电费、违约金、用工、结算等条款，基本同前述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内容。 2014年1月4日，徐健毅、王芝芸作为甲方，王青山（被告B3车间原承包人）作为乙方，被告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转让协定》一份，协定载明：1.甲方出资叁佰万元人民币购买乙方现有的全部设备、设施。此协定生效之日起，乙方现有的全部设备、设施等均为甲方所有。2.甲方购买乙方现有工厂的资金叁佰万元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壹百万元，现金贰佰万元）需在2014年1月5日前一次性汇入丙方的账户，此协定方可生效。此资金由丙方监管，由乙方支付各供应商货款、归还借款等。3.此协定生效日起乙方现有员工甲方悉数接受，员工的工资、社保、去留等均由甲方负责处理。……6.甲方接手之日起，所生产的加工费及产生的费用等均由甲方负责；在此日之前的应收应付款项由乙方自行负责处理，与甲方无关，由丙方负责监管。 戴锦球作为承包方（乙方）与被告作为发包方（甲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一、甲方将塑料镀线一条（B区-3电镀车间）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二、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三、承包费2014年为567000元，于2014年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2015年为567000元，于2015年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四、资源费2014年为100000元，于2013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2015年为100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乙方另按承包产值额的一定比率向甲方支付管理费：核定产值额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下，按产值额的1.1%支付，为110000元并于每月分摊；超过核定产值额1001万元以上，按营业产值额的0.7%支付。五、乙方支付20000元作为合同保证金，电费预缴额为50000元，蒸汽费预缴额为12000元，在合同期满或中止，双方结算完毕后由甲方全额无息返还，若乙方违约，无权要求甲方返还。……七、乙方享有经营自主权，承包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经营中的成本及亏损均由乙方承担，承包收益均归乙方享有但应依法纳税。八、乙方享有用工自主权。……九、乙方应依法缴纳各项税费。乙方应遵守甲方公司的规章制度，如财务制度（乙方的收支纳入甲方的财务管理）等。……十二、特别约定：……本协议终止或期满5日内，乙方不与甲方结算，甲方有权单方结算并处理，支付乙方应交各项费用、税金、应付款后的余额，由甲方保留2年期满后归还乙方，如余额不足偿还乙方债务，甲方垫付后有权向乙方追偿。……乙方按规定交纳排污费、水、电、汽费等有关规费。甲方为乙方安装水、电、蒸汽表，根据读表数按约定价格向乙方收取。……甲方将收费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五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乙方对通知内容有异议，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五日内书面提出，期满未提出，视为对甲方的通知无异议。……乙方承包经营所需销售发票，由甲方开具，抵扣后，抵扣不足部分税金由乙方承担。抵扣发票必须经账面或具有支付凭证经公司审核后入账。乙方购买原材料等必须通过公司账户转账付款，不得支付现金，所有发票必须先付款，后抵扣入账，凡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公司不予入账。所有从公司开具的销售发票，必须通过公司银行账户，不得收取现金，否则取消开票资格。不得虚开发票，若虚开发票的，公司将移交税务、公安部门，乙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乙方销售款额到账后，扣除应交金额，余款五日内汇入乙方账户。 （二）一审、二审、再审裁判情况 一审本院认定事实：徐健毅、王芝芸与王青山签订了转让协定，被告与戴锦球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戴锦球夫妇与王芝芸夫妇合伙承包了被告B3车间，并以被告名义为三星及其关联公司电镀洗衣机的门圈、装饰条、环、旋钮等产品。由于三星及其关联公司只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因此，由原告电镀的门圈、装饰条、环、旋钮等产品先经过被告，再以被告名义送货给三星及其关联公司。因原告也是电镀企业，戴锦球也承包其中一个车间（戴锦球是原告股东之一），因此，在原告电镀的产品有时拉至被告，大部分直接拉至三星及其关联公司，送货单均由尹叶梅在收货单位处签字，对账单也由尹叶梅签字确认，而对账单的制作人是支洨衡（即戴锦球儿子）。 另查明：1.尹叶梅原劳动关系在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健毅），王芝芸承接到三星公司加工业务后，王芝芸与支洨衡共同成立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场所在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内），目的是想以该公司名义与三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但三星公司只认可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2014年5月，尹叶梅的劳动关系转至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原告为三星及其关联公司电镀的产品均由尹叶梅安排驾驶员从原告处送到被告处再送到三星及其关联公司或直接送至三星及其关联公司，后驾驶员将送货单交给尹叶梅。 2.原告提供自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开具给被告的电镀加工费增值税发票合计12416395.24元，被告认为除2015年2月的16张增值税发票计金额1650704.28元因另一合伙人王芝芸不同意入账还给戴锦球外，其余发票被告均接受并进行了抵扣。 3.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14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或支付承兑汇票共向原告支付了913万元。 4.原告自认2013年6月17日至同年9月5日被告共5次代原告向他人支付原材料款802724.73元。 5.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总经理汪建忠于2015年5月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原、被告间并未发生涉诉的3500万元业务。太仓市公安局向送货驾驶员王峰、周健及徐健毅、支洨衡、尹叶梅、徐义新、汪建忠作了询问笔录，驾驶员陈述货物均由尹叶梅安排驾驶员从原告处送到被告处再送到三星及其关联公司或直接送至三星及其关联公司，后驾驶员将送货单交给尹叶梅。太仓市公安局经调查后于2015年6月5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汪建忠控告的合同诈骗案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6.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戴锦球、尹叶梅作了调查，戴锦球认为在原告处不是与王芝芸合伙承包9车间。尹叶梅陈述由其负责三星和其关联公司的电镀业务，其由徐健毅和王芝芸共同聘用，三星公司和其关联公司下业务订单后，由其安排由原告或被告电镀，所有货物均由其安排驾驶员送货，送货单和对账单是其签字，且均是真实发生的业务往来，并向该院提供所有与三星或关联公司的总业务清单，总金额远大于原、被告间所发生的业务金额。为此，被告提供戴锦球夫妇和王芝芸夫妇签订的《合作补充协议》复印件1份，主要内容为原告9车间也是合伙融资筹建。 一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加工关系？二、如存在加工业务，被告结欠原告加工费多少？ 关于加工关系，一审本院认为，戴锦球与王芝芸合伙承包了被告的B3车间进行电镀加工，同时，戴锦球又向原告承包一车间也进行电镀业务，戴锦球等人向原、被告承包车间虽均属于内部承包，但两个承包关系相对独立，分别与原、被告之间存在独立的结算关系，对外发生业务均以原、被告名义进行。由于戴锦球等人承包车间进行电镀加工目的是向三星及其关联公司供货，而三星及其关联公司仅认可被告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因此，在原告处电镀的产品必须经过被告才能销往三星及其关联公司，根据公安机关向送货驾驶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原告开具给被告增值税发票及被告向原告付款的事实，可以认定戴锦球在原告处电镀的洗衣机门圈、装饰条、环、旋钮等产品，以原告名义先销售给被告，再以被告名义销往三星及其关联公司，因此，可以认定本案所涉的相关业务发生于原告与被告之间。 关于加工费金额，一审本院认为，被告提供尹叶梅缴纳社会保险明细的查询表显示，其劳动关系先在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后在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而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支洨衡和王芝芸，成立太仓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最初目的也是为了承接三星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结合公安机关向送货驾驶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尹叶梅是受戴锦球和王芝芸雇佣具体负责三星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原告提供的对账明细单均由尹叶梅签字，且大部分送货单也有尹叶梅签字，送货驾驶员也明确每次送货均由尹叶梅安排，故可以认定尹叶梅的签字代表被告。对被告提出原告提供的送货单、送货单明细、对账单均系伪造的问题，被告在原告起诉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主要涉及认为原告伪造对账单和送货单问题，但公安机关明确没有犯罪事实而决定不予立案，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和送货单系伪造的情况下，且三星公司和其关联公司间发生的业务金额大于双方间的业务金额，另外，被告也未能举证以被告名义与三星和其关联公司发生业务的总金额来印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提出该意见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因原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原告共为被告电镀的加工费为34936931.16元（未包含2015年1月后所加工产品价值），扣除被告实际支付给了原告913万元（原告遗漏一张10万元的承兑汇票）和原告自认被告为其代付的原料款802724.73元，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为25004206.43元。 综上，原告为被告电镀产品后，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25004206.43元，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因此，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故对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也予以支持。被告在承担相应责任后，可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向相关当事人主张结算。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给付原告加工费25004206.43元。二、被告偿付原告以25004206.43元为基数从2015年4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673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321元，由原告负担500元，被告负担171821元。 二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对本院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告于2014年10月27日向被告开具编号为14342880的增值税发票：规格型号1697、加工费单价66.78082元；原告于2014年10月28日向被告开具编号为14342892的增值税发票：规格型号1697、加工费单价66.78082元。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向苏州彦阳电子有限公司开具编号为14873762、14873763的增值税发票：规格型号DC-01697B，加工费单价56.7083元。被告以此说明原告开给被告的发票价格高于被告开给三星公司关联企业的价格，证明发票不是结算凭证，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加工关系。原告质证认为两组发票的型号并不完全一致，并且出票时间不一致，不能证明同一时期同一规格产品的加工费。 二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下属的两个车间均与该两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从本案中的送货单、对账单、发票的主体以及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被告向三星公司关联企业开票的情况来看，两车间均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该情形符合相关承包协议的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业务发生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不当。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均由尹叶梅作为被告联系人签字确认，且大部分送货单也有尹叶梅代表被告签收，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尹叶梅曾具有代表原告的业务行为，根据尹叶梅及送货驾驶员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尹叶梅系负责与三星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业务的人员，因此其对原告制作的对账单的确认客观反映了被告收取原告电镀产品的数量及价款，被告主张原告伪造送货单及对账单，已经公安机关侦查并未发现犯罪事实，故被告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被告二审中举证的相关发票，并不是针对同一批加工材料，被告以此否定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依据不足。关于被告与原告对相关车间的承包人存在的争议，因不属于本案加工合同纠纷理涉范围，相关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被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戴锦球夫妇与王芝芸夫妇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被告B3车间以及原告9车间的实际承包人系戴锦球个人还是戴锦球夫妇与王芝芸夫妇，被告与该公司B3车间承包人之间的结算情况，与本案的实体处理密切相关。原判决遗漏当事人，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裁定：撤销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及本院一审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三）关联案件的裁判情况 1.本院裁定驳回起诉案 2016年1月18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原、被告间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因与前案不同的送货单再次以加工合同纠纷向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加工费9938894.1元。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所涉的加工合同业务的相关当事人的行为因涉嫌刑事犯罪并已立案，应由相关机关予以处理，故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2.本院驳回诉讼请求案 2017年1月12日，本案被告与戴锦球、徐健毅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本案原告作为该案的第三人。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关于本案被告即新锦公司的单方结算权利问题，根据双方间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新锦公司可进行单方结算的前提为协议终止或期满5日内，戴锦球不与新锦公司结算。但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见，新锦公司、戴锦球间的承包合同期满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戴锦球曾在收到原告的结算通知后，至新锦公司处进行结算，后因双方产生争议，未能在当日进行结算。现新锦公司未能举证其在上述时间之后再次通知过戴锦球进行结算而戴锦球予以拒绝的事实存在，故新锦公司主张可单方结算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对新锦公司主张其有权进行单方结算的意见不予采信。鉴于新锦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亦系其单方委托，戴锦球对此不予认可，且戴锦球提出对于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原始凭证其也未在审计前予以确认，故本院对新锦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不予采信。关于新锦公司在未与戴锦球结算前是否可向戴锦球主张案涉款项返还的问题，新锦公司与戴锦球之间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戴锦球承包原告车间期间对外均以新锦公司名义进行经营往来。新锦公司主张戴锦球支付加工款等费用，合同依据为承包经营合同中的第七条，而该条款系约束的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该合同条款的前提为新锦公司与戴锦球之间已就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结算完毕。现新锦公司诉请要求戴锦球给付的款项系经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新锦公司结欠华夏公司的加工款等费用，而该款项新锦公司尚未向华夏公司支付，且新锦公司与戴锦球之间亦未就承包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全面结算，因此本院认为新锦公司尚不具备依据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向戴锦球主张结算款项的请求权基础，故本院对新锦公司主张戴锦球支付承包期间所欠债务的诉讼请求碍难支持。由此，对于新锦公司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要求徐健毅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亦无法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新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3.本院准许撤诉案 2016年7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了本案被告与戴锦球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被告于2017年1月13日以需要进一步收集证据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准许其撤诉。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被告认可开票、付款等流程需要承包人同意。 （四）再审后查明的事实 2016年12月23日，汪建忠向太仓市公安局双凤派出所报案称：2016年原告诈骗被告2500多万元（未遂），另在2016年1月原告诉被告民事诉讼中，涉嫌虚假诉讼。太仓市公安局审查后作出太公（双凤）立字[2017]174号立案决定书，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侦查。2017年3月1日，太仓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调查后认为，嫌疑人戴锦球故意隐瞒其与王芝芸系合伙人真相，将其与合伙人王芝芸的合作矛盾故意隐瞒，刻意隐瞒对B3车间的资金去向明知的事实。将上述矛盾转化为原告与被告的民事诉讼纠纷，致使法院作出对于被告不利的判决裁定，戴锦球的行为已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罪，已于2017年2月25日对戴锦球依法刑事拘留，羁押于太仓市看守所。2017年3月10日，戴锦球被逮捕。2017年5月10日，太仓市公安局出具了太公（双凤）刑诉字[2017]513号起诉意见书，以戴锦球涉嫌诈骗罪（未遂）、虚假诉讼罪移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24日，戴锦球变更为取保候审。2018年11月24日，戴锦球被解除取保候审。但太仓市检察院对该刑事案件至今未作出决定。 2016年12月28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经太仓市公安局询问称：原告的经营模式是自身不生产产品，共有11个车间，每个车间都租给各自的老板，原告收取每个车间的租金等费用，每个车间的产品都是以原告的名义走的，被告其实也是同样模式。戴锦球2013年开始租的一个车间，后来车间的编号改成9号了。戴锦球在租原告车间前，在被告也租过一家车间，被告也是做塑料电镀的，戴锦球在被告车间做的产品是提供给三星公司或者三星的子公司，因为三星公司只认可被告生产的产品。戴锦球把大部分产品都放在原告生产，之后送到被告过下手，再由被告送货到三星公司。其没有原告电镀车间给被告代加工合同，因为这些合同是各个车间老板自己负责，只有敲章的时候才会找其。被告之前是支付过原告加工费的，原告也开了1500多万元发票给被告，被告付了900多万，还有600多万元未付。因为每个车间都是通过原告或者被告的名义走账、出货的，起诉的时候肯定是以原告、被告名义作为主体的。 2016年12月29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经太仓市公安局询问称：戴锦球是原告的股东，租用的车间平时管理上其是与戴锦球接触，有时候戴锦球的儿子在。原告起诉被告不是其或者公司的意愿，是戴锦球到其办公室敲公司章去起诉的。戴锦球租用了原告的车间，又因为这个车间生产的产品出货、走账都是以原告的名义，所以戴锦球自身是没办法作为主体打这起诉讼的，所以他就用了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被告已支付的900多万一部分用于戴锦球租车间的水电气等费用，还有一部分支付该车间的原料款。 2017年1月22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经太仓市公安局讯问称：2013年3、4月份，戴锦球与原告签订了车间承包经营合同，车间里没有生产线，5月左右开始上生产线，2014年初左右开始生产，一开始其就知晓车间是给三星公司加工，后来加工了很多产品一直不开发票，戴锦球说三星公司外包需要公司认证，原告开的票三星公司不认，车间生产的三星配件已经由被告开票给三星公司，原告出去的送货单、还有被告的送货单和三星的送货单都对得上。2015年4月，戴锦球称被告欠他3400万元左右加工费，当时戴锦球与被告往来都是以原告名义进行的，个人起诉不了，通过公司起诉，所以由其出面，在起诉状上盖了原告的公章。律师费和诉讼费都是戴锦球自己出的。被告转账的900多万，扣除管理费、水电费用后，戴锦球还欠原告300多万元。 2017年4月2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耀祖经太仓市公安局询问称：戴锦球租用原告车间需要交纳的水电气费用、管理费、房租，还有税。一种方式是被告打钱到原告账上后直接扣除，还有就是戴锦球打钱到原告账上。被告有钱打过来，去掉费用，如有剩余是戴锦球到会计处签字支出的，如要买原材料也是原告的会计看到发票以后才会支出的。其知道戴锦球和王芝芸在被告合伙弄了个车间，应该算是合伙人。三星公司的业务是通过王芝芸的关系接下来的。今年春节时，其同戴锦球一起去被告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徐义新让会计把账理出来，其知道三星公司打到被告的钱已经没有了，还有一千万左右的承兑汇票不知道谁拿走了。 2017年2月20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安信分所接受太仓市公安局的委托，出具了太仓市公安局戴锦球电镀承包业务专项审计报告（天衡信专字［2017］0016号）。1.新锦公司按照各承包车间设立辅助账目核算，包括：销售业务（应收账款）；采购业务(应付账款）；资金（不含银票及现金）及费用（各项制造成本及费用的分摊等）。2.2012年8月至2016年3月间被告与三星公司及三星关联公司共有7家客户发生含税电镀产品加工收入7,526.77万元，已收回6,613.27万元，剩余应收款913.50万元；主要交易对象是苏州彦阳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利来星辰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三户收入合计6,484.17万元，占到全部加工收入的86%。3.913.50万元因客户已使用银票付款，而被告未得到付款信息进行财务记录导致，其中：（1）应收太仓市意欣塑胶有限公司38.59万元，与该公司兼有销售及采购业务，期末有相同金额的应付款，且与对方对账后金额一致，应收应付相抵后无余额；（2）应收苏州彦阳电子有限公司52.91万元，与该公司兼有销售及采购业务，期末有56.31万元的应付款，应收应付相抵后最终余额为应付对方3.40万元，与对方反馈的应收新锦公司4.10万元仅有7000元的差异；（3）应收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7.45万元，对方反馈已无应付款，经检查销售金额与对应的收回金额，推断是质量扣款原因的可能性较大；（4）应收太仓市天丝利塑化有限公司232.85万元，对方公司反馈的应付款为0.14万元，有232.71万元的差异。经检查，对方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累计支付了资金及银票180万元，签收人为尹叶梅、王芝芸和唐秀蓉，而被告账面未见报账记录。除了未报账的180万元外，还有52.71万元的差异，经核对双方公司账目，在2014年前双方应收应付的余额就存在差异，推断是与180万元未报账情况的可能性较大；（5）应收苏州市利来星辰塑业科技有限公司581.70万元，对方公司反馈已无应付款。经检查，对方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累计支付银票605.37万元，签收人为王茜、尹叶梅、杨骏、唐秀蓉、刘益，而新锦公司账面未见报账记录。以上（4）-（5）共计有785.37万元的资金（银票）收取后未到被告报账。4.被告按照发生业务分次记账，再将应分摊的费用并入账目，形成最终的资金收付明细账目。截止2016年12月31日，被告为戴锦球车间垫付了各项资金23.80万元。5.戴锦球承包华夏公司和新锦公司车间，财务核算资料并不完善，车间辅助账与公司总账未完全勾稽一致。 王青山的车间即被告B3车间转让费2267200元，系B3车间运营支出，2013年支出62万元，2014年支出1647200元。 原告9车间的电镀自动生产线，系戴锦球以原告的名义与无锡出新表面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设备总金额390万元。戴锦球、徐健毅提供付款凭证3733049.82元。王芝芸认可付款凭证中没有其提供的承兑。 在2015年4月3日第三人戴锦球向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寄送的通知书中，载明“……由于本公司内部合伙人之间存在的矛盾，至今仍未得到缓解……”，同时该通知书发给了被告，并书面通知被告要终止被告与三星公司的业务合作关系，但被告并未通知三星公司终止合同。 （五）结算方面 庭审中，被告认为与第三人间已结算完毕，并提供了被告B3车间资金情况表。被告认为，2012年8月至2019年4月，被告B3车间共收款67947708.78元，但付款45970927.53元、领现支取8329368.97元、费用负担14247366.14，即合计支出68547662.64元。因此，被告为B3车间多垫付了599953.86元。 原告认为被告并未与其结算，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结算原告并不清楚。被告提供的B3车间资金情况表款项发生时间是2012年8月至2019年4月，远远超过戴锦球承包B3车间的承包期限；大量凭证显示的一方主体是被告，并未显示为被告内部车间承包人；被告提供的会计记账凭证缺乏原始交易凭证；被告在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持续向原告付款。 第三人戴锦球、徐健毅认为与被告尚未结算，并对被告提供的收款、付款、支用等车间账目的项目及金额提出异议。对被告提供的收款部分，第三人提出记账金额不一致、无法核实对方、无原始交易凭证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付款部分，第三人仅对戴锦球签字的付款项目、被告向原告付款项目、被告向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付款项目认可，其余付款项目均认为没有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领现部分，第三人仅对戴锦球签字的项目认可，其余项目也认为没有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费用部分，第三人并未签字确认，认为与戴锦球承包经营的B3车间无关。 第三人王芝芸、周华认为与被告尚未结算。对被告提供的收款部分没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付款部分，第三人认可部分真实交易，但对徐健毅购买发票套取的货款认为与B3车间的承包经营没有关联，并认为苏州汉德化纤有限公司与被告并没有实际业务；对被告提供的费用部分，第三人虽认可肯定产生费用，但是具体金额无法判断。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否因涉刑驳回起诉；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加工关系；三、戴锦球、徐健毅与王芝芸、周华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四、被告B3车间及原告9车间的实际承包人是戴锦球个人还是戴锦球、徐健毅与王芝芸、周华；五、被告B3车间与该车间承包人的结算情况？ 本院对各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涉刑问题 2017年1月12日，太仓市公安局以戴锦球涉嫌诈骗罪、虚假诉讼罪决定立案。2017年5月10日，太仓市公安局决定移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24日，戴锦球变更为取保候审。2018年11月24日，戴锦球被解除取保候审。虽在太仓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中载明，“2015年4月23日，犯罪嫌疑人戴锦球因与王芝芸合作过程中发生矛盾，在明知三星公司已将所有应付货款悉数通过支付新锦公司或自己及王芝芸安排支取的情况下，仍隐瞒事实真相，捏造新锦公司拖欠华夏公司应付加工价款25104206.43元的事实……”等情节，但检察机关立案至今并未将案件移送法院审理，或者依法作出其他结论。经本院了解，检察机关认为需待民事案件判决后再处理刑事案件，故本院继续审理本案。 二、关于加工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间加工关系不成立，理由如下： 1.两个车间的承包人均是戴锦球，不存在公司间加工合同关系的结算。原告与戴锦球及被告与戴锦球的承包经营协议均系同戴锦球一人签订，均是由戴锦球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同原告或被告进行结算。即使先不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还是实际承包人是谁，也不影响向三星交付货物所得价款被告按照承包协议的约定同戴锦球结算。从原告、原告9车间、被告、被告B3车间、戴锦球，五方关系来看，戴锦球是合同上承担权利义务的相对人，其通过承包不同的车间对原告或被告享有部分经营权，且独立核算，实质上系自己向自己出货，自己向自己付款，并不是合同法上成立加工合同的两方主体。这与两车间系不同承包人均对外以公司名义交易不同，不同承包人须经由公司名义交易的，其主体一直是两个，而本案主体系同一个，并不存在合同交易相对方。被告可直接同戴锦球结算，并不需要通过原告再行与戴锦球结算。基于四个人合伙关系的成立（下一节论述），实际承包人也应认定为四个第三人，同样不影响承包人主张承包协议的结算问题。 2.尹叶梅的身份认定应区分对内对外，不能统一认定代表被告。根据尹叶梅的笔录、王芝芸的陈述等，各方当事人均认为三星公司及关联公司的订单皆由尹叶梅经办。对三星公司来说，订单发给尹叶梅，由尹叶梅安排交货，与三星公司对账、开票，对接三星公司付款，货损等问题处理，因被告是三星公司的认证供应商，原告或任何人均无法直接和三星公司交易，因此尹叶梅完全可代表被告。但对于被告车间、原告车间来说，尹叶梅是王芝芸和徐健毅共同雇用的人，处理三星公司订单得到是承包人的授权而不是被告的授权，在纠纷发生前，两车间如何分配三星公司的订单、如何配货、发货均由尹叶梅负责，驾驶员一般也和尹叶梅对接，所以尹叶梅是最清楚两车间的加工情况的。对两车间来说，尹叶梅并不是以被告的名义实施行为，如同两车间的调度，他仅对车间承包人负责，符合承包人雇用的目的即可，因此尹叶梅代表的是承包人，不能代表被告与原告成立加工关系。 3.送货单和对账单不能证明加工关系的成立。三星公司的DO单和关联公司的送货单均只能载明被告，原告持有被告送货单送货或以被告名义按照DO单送货，均是由尹叶梅负责分配安排，原告无需持送货单向被告换单再向三星公司送货，实际上按照被告的经营模式被告也不会参与到车间的具体经营中，原告所持送货单或对账单作为两车间的加工量均系尹叶梅与支洨衡对账后确认，即便是9车间实际出货的，也仅能证明尹叶梅将三星公司订单分流至原告车间的加工量，虽然原告强调原告电镀资质的用途，但被告本身具备相应资质，被告无需以资质为由委托加工，反而原告必须向被告借用认证供应商的资质。被告认为原告所持送货单均系伪造，但三星公司加工业务中包含原告完成的加工量也是各方当事人确认的，作为最清楚订单如何分流的经办人尹叶梅，具备区分不同车间工作量的便利条件。即便如此，尹叶梅只要根据承包人授权即可拆分三星公司订单给被告或者原告加工，无需原、被告以公司名义另行授权，因此其确认的送货单或对账单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加工关系的成立。 4.发票不必然能够证明加工关系存在，还要根据合作习惯、发票用途等综合判断。一般情况下，两公司间开具发票并抵扣，同时又有送货单，则合同关系成立。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尹叶梅的身份如前所述，对内代表同一个承包人，并不代表原、被告，其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不具有加工合同关系下的交付凭证功能，不能证明加工关系成立。另外，根据B3车间的承包协议，“乙方购买原材料等必须通过公司账户转账付款，不得支付现金，所有发票必须先付款，后抵扣入账，凡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公司不予入账”。从上述约定来看，被告收取发票是先付款后入账的，该条款可以使被告账面平衡。第三人从被告处领款有原材料发票、也有加工发票、也有工资等。原、被告均不管车间对外交易数量、金额、成本，只负责收支平衡，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扣减相关费用后，余款要全额支付给承包人，相应发票的交易与否并不需被告确认，因此开票也是基于原告和被告的经营模式所致。加工关系的认定，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作为唯一证据，原告以此证明向被告交付了加工物，被告并不认可，因此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加工关系成立。 三、关于合伙关系，本院认为戴锦球、徐健毅与王芝芸、周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 四、关于实际承包人，本院认为被告B3车间及原告9车间的实际承包人是戴锦球、徐健毅与王芝芸、周华。 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焦点，因四个第三人构成合伙关系，故原告9车间与被告B3车间实际承包人也应是四个第三人。本院认定理由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人合”是合伙关系的基础，对于是否有合伙组织或者个人是否为合伙组织的成员，应该以书面协议为基础，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投资行为、经营行为、盈余分配及债务承担等方面综合判断。 1.针对被告B3车间： 首先，第三人订立了书面协议。王芝芸提供了2009年元月1日的合作协议，该协议是为了承接三星公司和关联公司业务签订的，虽然投资对象不仅有被告，还有注塑工厂，但当事人在协议中特别指向（B3），因为只有被告作为三星公司认证供应商才能承接相关业务，同时该协议还约定了利润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因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被告的B3车间合伙的合意已经书面确立。 其次，设备投资经双方合意。根据被告提供的2014年1月4日的《转让协定》，被告B3车间前手承包人为王青山，第三人初始承接的三星业务委托王青山加工，之后第三人徐健毅、王芝芸作为甲方受让了王青山的车间，车间转让费2267200元由被告从车间运营收入支付。因此本院认为，第三人对投资有合意、有行为。 最后，有对外的身份表示。在2015年4月3日第三人戴锦球向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寄送的通知书中，载明“……由于本公司内部合伙人之间存在的矛盾，至今仍未得到缓解……”可以看出，戴锦球亦认可有合伙人，虽未明确指出是谁，但从2009年以来，三星及关联公司的订单系王芝芸联系而成，其指向应是三星订单的获得者王芝芸。 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四个第三人有协议、有投资、有经营、有盈余分配，故被告B3车间构成四个人合伙，王芝芸夫妇系合伙成员。 2.针对原告9车间： 首先，第三人也订立了书面协议。王芝芸提供了2012年2月18日的合作补充协议，从协议形式来看，四个人签订了合作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书面形式。从合同内容来看，合伙目标系筹建原告9车间，投入方式为戴锦球融资，债务负担和利润分配也进行了约定。因此，本院认为第三人对原告9车间合伙的合意也已经书面确立。 其次，从投资行为上看，按照协议约定由戴锦球、徐健毅融资，之后由利润归还，这也和原告对9车间设备系戴锦球出资购买而没有王芝芸出资的证据相一致。 最后，从历史延续来看，在2009年的时候第三人间因为三星的业务形成合作关系，从2009至2013年期间第三人继续合作，筹建9车间的起因与三星的关联业务逐渐发展成熟相关，之后陆续开始签订合作协议、转让协定，并在原投资基础上增资筹建9车间。虽原告称9车间系其自建，且原来有承包人，但根据戴锦球提供的设备定作合同和陈耀祖的笔录来看，戴锦球成为承包人后，增加了新的生产线，这与补充协议约定相符。而原告9车间与被告B3车间的业务模式一样，均是王芝芸方与戴锦球方为承揽与三星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而扩大生产，所以应当认定原告9车间四个第三人也构成个人合伙。 五、关于结算情况 庭审中，仅被告认为已经结算完毕，第三人均不认可。从被告提交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来看，第三人对支付项目、金额等均不认可，且审计报告的审计期间包括了王青山承包期间等多时段，与承包经营合同期间不一致，因此本院认为被告B3车间与承包人并未结算完毕，但该节事实与原告诉请成立与否并无必然联系，本案不予理涉。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太仓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3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321元，由原告太仓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林森 审 判 员 龚健 审 判 员 胡兴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焦婷 书 记 员 居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