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刑初164号公诉机关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昌刚，男，196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9年4月19日被贵阳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被该局取保候审；于同年7月25日被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4日被我院继续取保候审。辩护人李银红、张烨丹，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筑检公诉刑诉〔2019〕1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昌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瑶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昌刚及其辩护人李银红、张烨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昌刚在2015、2016年间，伙同曹转科、刘某2、吴某、蔡某1、陆某2、胡某1（以上六人均另案处理）等人一起出资，利用“边某互市”政策，采取伪报贸易、“化整为零”等手段，将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1188.625吨从越南走私入境，予以销售；2017年2月，被告人杨昌刚采取上述手段，个人走私印度辣椒干290吨，与蔡某1共同走私印度辣椒干75吨，入境并予以销售。被告人杨昌刚采取上述手段，单独或伙同他人走私入境辣椒干共计1553.625吨，经贵阳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358.124855万元。为证实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昌刚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遂提请本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认为被告人杨昌刚虽认罪认罚，但未补缴税款，提出对被告人杨昌刚判处十至十一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审理中,被告人杨昌刚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杨昌刚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杨昌刚在走私的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轻，只起辅助或次要作用，属从犯，可减轻处罚；2、被告人杨昌刚经海关缉私民警通知后回家接受调查，归案后亦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减轻处罚；3、被告人杨昌刚认罪、悔罪，并主动补缴了部分税款，可从轻或减轻处罚；4、被告人杨昌刚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被告人杨昌刚判处缓刑。同时，被告人杨昌刚及其辩护人提交如下证据以支持其辩解及辩护意见：1、现金进账单，载明其于2019年12月18日、19日、30日共计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保管账户缴纳税款人民币298427万元；2、其被查封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62×××35账户于2019年12月20日入账13800元，该账户现冻结金额为80113.57元；3、其被查封的中国农业银行62×××78账户被查扣221459.86元。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600000.43元以及交纳在贵阳海关的20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被告人杨昌刚愿意用于补交税款和罚金。经审理查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辣椒交易市场，是全国辣椒交易聚散地，被告人杨昌刚系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的辣椒经营户，遵义虾子辣椒合作社合伙人。2014年底，贵州省商务厅组织贵州企业去印度参展，做矿石出口贸易的私营企业遵义联丰工贸公司的法人曹转科（另案处理）指派了公司经理陈某军（另案处理）去印度参加。陈某军在印度参展期间，认识了贵州省毕节市做辣椒生意的私营业主吴文炎（另案处理），吴某向陈某军提议联系印度辣椒干回国内销售。因吴某不懂外语，委托陈某军了解印度辣椒干的行情及供货商。陈某军遂联系印度辣椒供货商并将印度辣椒干的报价等情况告知吴某。被告人吴某认为印度辣椒干报价不错，有利润可赚，由于吴某没有外贸的经验，不知道办理印度辣椒干的手续费用，告知陈某军回国后再商量共同合伙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回国后，陈某军向公司领导曹转科汇报他考察印度辣椒干的情况，被告人曹转科表示有兴趣参与，并与吴某二人见面商谈具体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随后，曹转科安排陈某军与吴某去了广西考察寻找代理公司为他们办理印度辣椒干在越南海防港接货、检验、报关，以及将辣椒干从海防港运到中国与越南边境，通过中间代理商组织广西边某将辣椒干通过边某互市运入中国，装上大货车发往遵义。2014年12月底，曹转科与吴某合伙，通过曹转科安排其公司的员工被告人陈某军等人，以曹转科在香港注册成立、实际控制的香港斯特拉公司（之后也以香港西奇公司）与印度辣椒供应商SCPL公司签订两柜印度辣椒干（数量28吨，金额45080美元）的购销合同，从印度发往越南，曹转科通过香港公司支付了货款美元。之后，被告人曹转科将自己与吴某合作经营印度辣椒干的事情告知被告人刘某2（另案处理），称将印度辣椒干分批通过边某互市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一定利润，问刘某2有没有兴趣参加。刘某2通过合作伙伴覃某，得知遵义市虾子镇的蔡某1有做辣椒生意的经验、条件，遂邀请蔡某1一起参与协商合作经营印度辣椒干。随后，刘某2邀约蔡某1及虾子镇做辣椒生意的被告人杨昌刚等人，共同到曹转科在遵义市的办公室商议。会上，曹转科、吴某等人向刘某2、蔡某1、杨昌刚他们介绍通过香港的公司与印度辣椒干供应商订货，从印度发货到越南港口，找广西当地的代理商帮助提货转运到边境，组织边某按每个边某每天7000元的额度报关入境，装上国内运输的大车运往遵义。告知蔡某1、杨昌刚他们利用边某互市贸易进口印度辣椒干的操作是可行的，费用比正规报关进口的成某要低、周期要短，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是打政策的擦边球。同时，曹转科、吴某告知刘某2、蔡某1、杨昌刚等人，他们二人已经向印度供应商订购了两个柜的辣椒干。后经多次协商及曹转科、刘某2到广西实地考察，蔡某1等人同意入股参加曹转科组织的印度辣椒干经营。被告人杨昌刚在2015、2016年间，伙同曹转科、刘某2、吴某、蔡某1、陆某2、胡某1（以上六人均另案处理）等人一起出资，利用“边某互市”政策，采取伪报贸易、“化整为零”等手段，将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1188.625吨从越南走私入境，予以销售，核定偷逃税款2825963.89元。2017年2月，被告人杨昌刚采取上述手段，个人走私印度辣椒干290吨，核定偷逃税款605062.30元；与蔡某1共同走私印度辣椒干75吨，入境并予以销售，核定偷逃税款150222.36元。被告人杨昌刚采取上述手段，单独或伙同他人走私入境辣椒干共计1553.625吨，经贵阳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358.124855万元。2019年4月18日，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通过被告人杨昌刚的妻子通知其回家接受调查，后缉私局民警在其家中将其抓获。案发后，被告人杨昌刚向贵阳海关缉私局出具补缴税款申请书，表示愿意补缴税款，争取从轻处罚。经查，被告人杨昌刚已缴纳20万元保证金（存于贵阳海关缉私局），协助贵阳海关缉私局扣押补缴税款金额301573.43元；在本院审理中，又缴纳298427万元（存于本院保管账户）。被告人杨昌刚个人缴纳款项共计80万元，连同另案处理的曹转科、吴某、刘某2、杨昌刚等九人已经缴纳的保证金、扣押款项，本案涉及偷逃应缴税款已全部追回，及时挽回国家税收的重大损失。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拘传证、拘留证、拘留拘留通知书、变更羁押通知书，证实：被告人杨昌刚于2019年4月18日被贵阳海关缉私局拘传，于2019年4月19日被贵阳海关缉私局拘留。2、释放证明、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贵阳海关缉私局于2019年5月14日对被告人杨昌刚取保候审，并于次日收取被告人杨昌刚保证金20万元。3、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证实：2019年4月16日，贵阳海关缉私局对杨昌刚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立案侦查。4、户籍信息及照片，证实：被告人杨昌刚的身份情况，其作案时系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的成年人。5、抓获经过及情况说明，证实：2019年2月，经贵阳海关缉私局情报经营发现，“贵州省遵义市虾子辣椒合作社”个体经营户杨昌刚存在重大走私嫌疑。2019年4月18日早晨9时许，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前往杨昌刚住址（贵州省遵义市虾子镇御龙园小区C栋15-3)后，发现杨昌刚不在现场。侦查员通过其妻子罗立会联系上杨昌刚，要求杨昌刚立即回到住所接受调查。杨昌刚于11时许回到家中，民警当场将其抓获。6、发破案经过，证实：2018年3月，贵阳海关缉私局接群众举报，称遵义县虾子镇辣椒交易市场内有商户大量贩卖走私印度辣椒干。经该局对情报线索摸排、经营发现，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曹转科、陈某军等人向印度辣椒供货商大量订购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通过海运至越南海防港后，由越南代理公司将货物运输至中越边境，再以边某互市贸易方式由广西凭祥等地走私进入中国境内。该局于2019年3月8日对“曹转科、陈某军等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进行刑事立案侦查，成立“02.25”专案组。2019年3月20日，该局在成都海关缉私局、南宁海关缉私局、遵义市公安局、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等多个单位的协助下，出动警力80人，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曹转科、陈某军等人。后经该局深挖扩线发现犯罪嫌疑人吴某、刘某2、蔡某1、杨昌刚、陆某2、胡某2与曹转科、陈某军等共谋，并出资参与购买印度辣椒干通过犯罪嫌疑人李某2、蔡某2利用边某互市渠道伪报贸易性质走私入境。7、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1）2019年4月18日，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依法对杨昌刚住所进行搜查，经搜查，从该住处搜出笔记本账本7本、电话号码本1本、营业执照1份、收据等单据1批、杨昌刚随身手机1部、台式电脑硬盘1个、中国农业银行通用K宝1个、贵阳银行电子密码器1个、贵阳银行通用K宝1个。（2）2019年4月18日，贵阳海关缉私局民警依法对杨昌刚、蔡某1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虾子镇的办公地点进行搜查，经搜查，从该处搜出台式电脑硬盘2个、移动硬盘1个，账本8本，冷库登记薄3本、笔记本4本，收据及资料1批。贵阳海关缉私局于当日依法扣押以上物品，并制作扣押清单2份。8、发还清单，证实：贵阳海关缉私局于2019年7月5日依法发还杨昌刚被扣押的电话本1本、营业执照1份、收据等单据1批、中国农业银行通用K宝1个、贵阳银行电子密码器1个、贵阳银行通用K宝1个、冷库登记薄3本、收据及资料1批。9、杨昌刚农业银行账号62×××78，62×××77的交易流水，证实：杨昌刚2012年3月至2018年3月的银行交易情况，其中包含与邓某、李某2、李某1等人的交易明细。10、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及其回执，证实冻结杨昌刚个人账户钱款的情况，贵阳海关缉私局共冻结杨昌刚贵州遵义农商行虾子支行19287.33元、农业银行遵义虾子分理处213072.84元，上述款项共计232360.17元。11、遵义虾子镇辣椒专业合作社印章，证实：杨昌刚提供其经营的遵义虾子镇辣椒专业合作社的发票专用章、法人公章及财务专用章。12、合作协议，证实：杨昌刚、刘某2、曹转科、蔡某1等人合伙出资购买印度辣椒干。13、杨昌刚签认的购货、到货、资金流水等统计表等资料，包括：（1）购货、到货统计表，证实：杨昌刚与蔡某1、曹转科、刘某2等人于2015年-2016年购买印度辣椒共计1188625千克，2017年杨昌刚单独购买印度辣椒干290000千克，杨昌刚2017年与蔡某1共同购买了印度辣椒干75000千克。（2）资金流水统计表，证实：杨昌刚于2016年至2017年共打款4937578元至邓某6228481198097188875的账号，其中包含杨昌刚、蔡某12016年股金及2017年杨昌刚购买印度辣椒的货款。（3）杨昌刚于2017年共打款420450元至李某26212262112002208198的账号，该款为2017年杨昌刚购买印度辣椒20柜的过货代理费，平均每柜过货代理费为21022.5元。14、杨昌刚签认的出入库帐、运输合同、边贸单证等资料，包括：（1）出入库帐，证实：杨昌刚与曹转科、刘某2、蔡某1等人合作购买印度辣椒和杨昌刚自己购买辣椒的记录。（2）运输合同，证实：杨昌刚于2016年3月份代表合伙做印度辣椒的曹转科、刘某2、蔡某1等人与李某2签订运输合同。（3）边贸单证等资料，证实：杨昌刚冷库实物出入库记录及印度辣椒边某互市的票据。15、杨昌刚签认的合同购买印度辣椒算账资料，证实：杨昌刚等人购买印度辣椒出资明细及出售印度辣椒后分得的账目。16、杨昌刚签认的出资情况梳理表，证实：杨昌刚于2015年至2017年合伙购买印度辣椒的出资情况。17、补缴税款申请书，证实：杨昌刚认罪悔罪，并表示愿意补缴自己行为的全部税款。18、联丰公司财务单据复印件，证实：杨昌刚2017年购买印度辣椒的对外支付凭证。19、邓某的自述材料，证实：杨昌刚于2015年与蔡某1、曹转科、刘某2等人一起参与合伙做印度辣椒生意，其提供银行账号为几人转款过账。20、同案犯签认的材料复印件，证实：杨昌刚与曹转科等人走私印度辣椒干的事实。21、涉案人员陈某军电子邮件，证实：遵义联丰公司陈某军与印度SCPL公司签订辣椒干合同的电子邮件，涉案的印度辣椒干从印度发往越南海防港，交货地点为越南海防港。涉案辣椒干的提单、装货单、原产地证明、发票等及遵义联丰公司与印度SCPL公司通过香港汇丰银行的资金进出明细。（经办人陈某军签字确认）20、邓某签认的材料复印件，证实：2014年底至2017年期间，曹转科等人走私印度辣椒干的收支明细，包括了收取各出资人订购印度辣椒干人民币的出资款项，订购印度辣椒干支付美金的账目，支付过境费及其他印度辣椒干相关的杂费，订购印度辣椒经由越南并委托广西过货团伙假以边某互市名底土将印度辣椒干“化整为零”走私入境至贵州销售的完整财务记录。21、翻译资料及情况说明，证实：贵阳海关缉私局因办案需要，特委托贵州嘉译腾飞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案涉及购买印度辣椒干的合同进行中文翻译，并附翻译后的合同一份。22、银行账户流水指引表，证实：杨昌刚与邓某的银行交易记录。二、证人证言1、证人李某1（杨昌刚辣椒干买家）的证言，证实：2016年3月份，曹转科、刘某2打电话约李某3和蔡某1、杨昌刚在遵义一起吃饭，说他们在做印度辣椒生意，现在陆某2因事退出，邀请李某1合伙入股，李某1表示同意，现场拟了一份合作草稿。之后觉得这个生意没什么利润就决定不做了。2、证人姚某（杨昌刚辣椒干买家）的证言，证实：姚某主要是在杨昌刚处购买印度辣椒干、与向蔡某1买一些，并且购买过多次，付款都是直接付款给杨昌刚本人，看到辣椒干都是用17米长的大车拉到冷库去的，不知道这些辣椒是怎么到中国的。3、证人陆某1的证言（边境代收货物国境费一女子），证实：其系凭祥当地的边某，享受边某政策，每月大约有8000元人民币的自由买卖商品的免税额。其在边贸生意中认识了一个叫阿某1的越南人，阿某1让其帮他和他的几个兄妹收取边贸生意的过境费，每月支付其2000元人民币的劳务费。大概在2015年5月，其收到了一笔120000的费用，是越南人帮中国做生意的人从越南通过边某互市把货运到中国境内的费用，打款人是邓某，之后其按照越南人的安排把钱都转到了指定的账户。4、证人仲某1、覃某（2015年参与过合伙做辣椒生意的男子）的证言，证实：2015年仲某1、覃某被刘某2拉入伙，一起投资做印度辣椒生意，投资了49.5万元，后因刘某2感觉蔡某1等人不实在，便退出了。二人不认识曹转科，是刘某2介绍这个人，他说曹某是做外贸的、有经验，负责进口的事，货物从印度运到越南后可以通过当地的老百姓按每人8000元的额度运进来再装车运到遵义，二人不知道这样是否合法，这样运到遵义的价格每公斤有1元钱的差价。5、证人欧某（2015年为陈某军等人提供边某互市的代理商）的证言，证实：2015年左右，陈某军在QQ上联系欧某，问能不能报关进口印度辣椒干，欧某回答只能通过边某互市才能进口，陈某军打电话约欧某在南宁公司见面详谈。后陈某军和吴某两个人到南宁新菲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找到欧某商量。陈某军问他们从印度买来的辣椒干在越南海防港下货能不能通过边某互市运到中国境内再运到贵州贵阳。欧某回答只能帮他们从越南海防港提货，再通过边某互市运送到中国境内装车，送到高速路口。他们也同意用这种方式去做，讲好每柜25000元，还签了一个货物运输合同。欧某只见过陈某军和吴某一次面，后来都是电话联系。具体操作过程是，欧某公司找到边某互市的代理，由边某互市的代理提供越南代理公司的名称，再提供给陈某军，陈某军再告诉印度公司把货发到越南指定的代理公司，陈某军会把印度公司发货到越南港口的提货单证寄给欧某，欧某再转交给边某互市代理，边某互市代理把单证交给越南代理公司去港口提货。越南代理公司提货后运送到越南边境口岸，由边某互市代理找边某用小车通过边某互市从越南运送到中国境内装大车再运到贵州。这些费用应该是通过银行转账，货物在中国境内装好车以后告诉陈某军，他会安排人给欧某打款。欧某一共收了两柜，收到佣金50000元，除了这两柜以外没有其他合作了。边某互市只能是住在边境附近的人才是边某，陈某军不能享受这个政策。6、证人王某（2016年参与合伙做辣椒生意）的证言，证实：王某系遵义金属回收公司党支部书记。2015年度左右，遵义市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在拓展业务，刘某2告诉我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有利润，问我想不想参与。我回公司与业务经理曾某、财物副经理赵某商量，大家觉得有利润可以投资参与。我给刘某2回话我们公司愿意参与。2016年1月份，刘某2通知我参加印度辣椒干生意股东会，会上确定我们公司的投资份额是10%。2016年1月开始，根据进货情况陆续打了3、4次投资款。2016年4、5月份就没有印度辣椒干到货，2016年底才做结算，清算完后，我们公司就没有参与印度辣椒干的生意。刘某2介绍的印度辣椒生意，我知道的有刘某2、曹转科、蔡某1、杨昌刚、陆某2。陆某2应该没多久就退出了，刘某2在这个生意中负责整体管理，曹转科主要在印度辣椒生意中负责财务这一块管理，其他的我不清楚。7、证人邓某（曹转科公司出纳）的证言，证实：我从2008年起一直在遵义联丰工贸公司负责出纳、办公室杂务等工作，曹转科是公司的老板和实际控制，在公司任总经理，他下面是陈某军任经理、负责销售管理，二人是公司管理人员，再下面有刘某1负责进出口单证及物流，徐某也负责进出口单证及收邮件等，孙启钢是公司会计负责做账，公司主要做硅粉和红柱石的进出口贸易。除此之外，老板曹转科还和刘某2（遵义指南针公司老总）、蔡某1、杨昌刚（此二人在遵义虾子做辣椒生意的）一起合伙成立了优优辣品做辣椒生意。为开展辣椒的业务，曹转科安排我将自己的农某、农行银行卡拿到公司作为他们开展业务时收支的银行账户，是为了规避税务局检查的风险，走私人账户既方便收支，又能避免检查。大概在2015年开始向广西打款时开始运营的。最开始，在曹转科的安排下打200多万人民币到我的银行卡上，后面还分两次打进了100多万元，这两笔钱是曹转科、刘某2的股金。后来公司业务不断发展，有收入也有支付，还会收到杨昌刚、蔡某1等人的辣椒货款，有时几十万，有时十几万元不等。从我的私人卡上支付出去的款项有运费、辣椒的货款、工资、过境费，和一些接待费等。2015年到2017年，每一次订购印度辣椒干的老板人数都不一样，一般是曹转科、蔡某1、杨昌刚、刘某2、吴某、王某、陆某2这几个老板，我收到货款后报告曹转科，曹转科再安排陈某军与印度签合同并支付美金，这些操作完后我再进行记账。到2017年的时候，只有蔡某1和杨昌刚单独订购。公安人员还向我出示了一批账册和单据、收支明细表、现金账目等，我都签字确认了，是我在帮曹转科等人做这个账目时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另外，联丰公司还有两个香港的公司，一个西奇公司、法人是刘某1，另一个是斯特拉公司、法人是陈某军，我知道这两个公司有出口硅粉和进口辣椒生意，并对外收汇和付汇。我都是按曹转科的要求转款，一般都是刘某1做好单证，我付完款后一联给曹转科或优优辣品，另一联给孙启刚（指南针公司的会计）。8、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徐某在优优辣品公司负责审核资料，并知晓优优辣品公司进口的辣椒是从印度来的，但具体的操作其并不知晓。徐某系遵义联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2016年，曹转科把我、陈某军、刘某1、邓某叫到一起，要大家兼职处理辣椒单子。曹转科让陈某军负责和印度卖辣椒的客户谈价格、质量等这些合同的具体细节；刘某1负责结算货款还有接收和寄送纸质单证；邓某负责结算兼职工资；我负责接收印度客户发过来的电子邮件，还有通过邮件联系印度客户。2016年夏天，印度客户来遵义是我和陈某军去接待的，陪客人去虾子镇。印度客户来的目的是因为印度辣椒干的质量出了问题商量赔付。当时知道优优辣品好像还有一个蔡总。具体流程是陈某军和印度签订合同后会让我注意查看邮箱的邮件，我看到邮件会先审核资料是否齐全，如果齐全就给刘某1讲准备付款，他付完款后我就邮件通知印度客户我方付款完毕，让他们把纸质单证赶紧寄过来，刘证收到后再寄到广西。这个过程中，我和刘某1听陈某军的，他又听谁的我不清楚，邓某是听曹转科的。我们这样兼职做一票可以得钱，我想是曹转科入股到优优辣品的，因为我们领这个钱请他签字，他签在财务总监的位置。9、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遵义联丰公司业务员，在2014年下半年，陈某军代表遵义联丰公司去印度参加展会回来后，曹转科就对我、徐某、陈某军、邓某说准备做印度辣椒干，让我们协助一下。在曹转科安排下，陈某军负责与印度公司的联系，确定辣椒干的具体细节，同时与我、徐某接收、确认印度公司寄过来的相关单证，徐某负责接收印度公司的邮件，我还负责使用美金与印度公司进行货款结算，人民币这一块由邓某负责，包括收取购买辣椒的老板支付的货款、支付广西代理代理费等。订购辣椒的合同是以香港的斯特拉和西奇公司名义与印度SCPL公司签订的，这两个公司都是曹转科个人投资注册，我经手进购的印度辣椒干是以老板个人名义订购的，蔡某1、杨昌刚、刘某2几个老板单独订货的时候会使用西奇公司或者斯特拉公司的账户向印度公司支付外汇。我只知道辣椒是从印度港口运到越南海防港，再由边某互市带进国内，这样操作是为了节约点关税或者什么费用，是否缴税我不清楚。10、同案人刘某2（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份，曹转科告诉我，他和毕节的吴某在做进口印度辣椒干的生意，他们已经订了两柜印度辣椒干，从印度发往越南，找了广西和越南的代理通过当地边某报关进口。吴某算过这种方式从印度进口辣椒干有一定利润，他们想把这个生意做大，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说要与合伙人覃某商量。我与覃某商量时，覃某说虾子镇的蔡某1是做辣椒生意的，有销售货源，可以把蔡某1拉进来一起做。覃某与蔡某1联系后告诉我，蔡某1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大家见个面商谈一下。我把蔡某1的信息反馈给曹转科，约定在曹转科的办公室商谈。12月30日，我、曹转科、吴某、蔡某1、杨昌刚、陈某军到曹转科的办公室商量，还有其他人在场，我不认识。陈某军介绍了他和吴某是在印度开展销会期间找了印度辣椒干供应商，考察了这家公司每个月要卖几百个柜的辣椒干给中国客户通过凭祥进口。吴某介绍他长期在虾子镇和凭祥采购印度辣椒干，如果直接从印度进口，成某要低一点、货源和质量都稳定。因为曹转科他们有做进出口的经验，英文水平好，吴某和曹转科已经订购了两个柜的辣椒干。曹转科介绍了陈某军在印度认识吴某后给他推荐的，他说认识广西人，了解下来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要找广西当地可靠的代理商才能保证货物安全和资金安全，由代理商去组织边某，按每个边某每天7000元的额度报关进来，然后装上国内运输的大车送上高速公路运往遵义，运费由我们支付。曹转科还介绍说正规报关进来要交的税费高，通过边某互市进来的成某要低得多。如果包给广西的代理商操作，风险是由他们承担，曹转科说他想把量做大，薄利多销，才有利润。曹转科负责向印度订购辣椒干、找越南代理和广西代理负责清关，问我们有兴趣参加做不？蔡某1和杨昌刚说他们一直在凭祥购买辣椒干，想找从印度进口辣椒干的渠道，他们愿意参与，如果曹转科负责进口方面的事情，他们负责销售和货物的管理及销售后资金的安全。曹转科说他广西的朋友说中国和越南边境的边某可以做边某互市贸易，这个政策是有的。曹转科说他可以去凭祥考察一下，认识一下代理商。我表示同意，其他人都说没有时间，所以我和曹转科去凭祥考察。会上蔡某1、杨昌刚介绍了国内印度辣椒的销售价格，曹转科介绍了从印度经越南通过边某进口的成某，我做了会议记录。2015年元月中旬，我和曹转科去凭祥考察通过边某进口印度辣椒的情况。到凭祥后，经曹转科的朋友介绍认识了广西代理商李某2、蔡某2，代理商带我们去凭祥关口看了辣椒边某互市的通关情形，以及辣椒市场的交易情况。李某2、蔡某2他们负责将我们的货物通过边某互市进口，包括在越南的接货、清关以及进入中国的所有手续和费用都由他们负责，直到装到国内运输货车上确保运到高速公路前为止。包干费用2万多元一柜。曹转科怕货物进入中国被掉包，出现质量问题怎么办？李某2、蔡某2说他们会在越南海关清关检查时看辣椒是否有质量问题，如有问题他们会拍照片发给我们，他们会协调越南海关尽量少抽样检查。我和曹回遵义后，曹转科和我召集吴某、蔡某1、杨昌刚等人开会，会上曹转科给大家介绍了广西考察情况，说李某2、蔡某2的背景可靠，货物安全和资金安全有保障，对货物如何经越南、再通过边某互市进入中国，以及代理人和代理费用、成某等都进行了介绍。我补充说边某互市进口印度辣椒的情况是真实的。大家估算确实有利润可赚，决定起草一份合作协议，就合作协议中每个人出资份额、职责分工等进行了商量。曹转科团队承诺负责合作事项的财务管理，根据订货的需要，督促各个团队按比例缴纳人民币货款及负责对印度供应商询价、合同签订、美元资金结算、进口货物的凭证和单据的传递、和已确定代理商的联系、代理费结算、质量的监控。蔡某1他们虾子团队负责印度辣椒进货时机、价格、国内销售价格的把握，货物的储存、保管、销售，货款的回收安全。吴某协助蔡某1团队销售，同等条件下，他从蔡某1处优先购货。我负责协调各个团队的信息沟通，如有需要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的工作，以及合作协议的起草。会上，曹转科、吴某提出将他们之前已订购的2柜辣椒的费用和利润一并计入合作事项，大家表示同意。我在会上提出，由我代表指南针团队加入合作，投资人除我外，还有覃某、仲某2（我按34%、覃某、仲某2按33%比例出资）。曹转科提出大家以个人名义出资，投资的货款打到曹转科个人的账户上,曹转科说他有偿提供办公场地供大家使用。会后，我根据会议达成的意见起草了投资协议。之后，我们按照协议的分工，开始进口印度辣椒干进行销售，具体进了多少批、多少数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以查实的为准。进口的印度辣椒干运到遵义后，由杨昌刚负责进库管理，由蔡某1的虾子团队负责销售。由于市场价格波动，蔡某1想将货暂时放在冷库，待价格好时再销售，但吴某不赞同，大家意见出现分歧，决定将货物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分货处理，自行销售，吴某也因此退出了合作。曹转科和指南针团队的货还是蔡某1帮销售的。2016年春节前，曹转科告诉我，蔡某1、杨昌刚他们团队要求按照原来的模式合伙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每个团队的分工、职责、责任依旧按照原先的承诺执行，吴某不再加入我们了，覃某、任某也因个人原因退出，导致团队资金不足，我邀请了王某加入团队一起做印度辣椒干生意。之后，我们按照商定的方案进了几批印度辣椒干，后来发现虾子销售团队没有按照承诺进行销售，他们压货惜售，滞销严重，虾子团队的理由是行情不好。我和曹转科坚持不再进货，除非把现有库存销售完毕再进行商议。2016年4月，我们没有再进过印度辣椒干。2016年底，所有销售货款收回来后我们决定进行清算，由王某负责2016年1月到4月进口的所有印度辣椒干费用加利润的核算。11、同案人曹转科（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2014年底贵州省商务厅组织贵州企业去印度参展，我派公司经理陈某军去印度参加，陈某军在参展期间认识了做辣椒生意的吴某，吴某在毕节开了一个辣椒制品厂。吴某给陈某军提议可以进口印度辣椒干回国内卖，并在印度认识了印度辣椒供货商为我们提供货源。2015年初，我和吴某分别出资了二、三十万元准备先进口两个柜的印度辣椒干回国销售，货物是由印度海运至越南海防港，吴某在网上找了一家南宁的货代公司，负责将印度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经由广西凭祥口岸运往国内销售。后来，我们又找了广西货代公司，他们负责将货物从越南通过边某互市经凭祥入境，从越南运往境内的费用是人民币两万元左右，这个价格比从印度直接正规报关进中国的价格要低，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再就是从印度正规报关中国需要很复杂的商检过程，印度辣椒干上市时间是每年的二、三月份，如果报关的话到中国是四月份左右，碰上回南天气辣椒干容易发霉变质。而经由越南通过边某互市进口辣椒干则时间比较快、手续简单、缴税比贸易报关要低，这两个柜印度辣椒干由吴某负责销售。我自己是没有报关及缴税的，但是广西的公司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据广西的代理李某2介绍，他们找很多边某去报关的，边某互市政策需要边某报关后得到一个类似货物完税证明，这个单证会随附在凭祥至国内的运输车上，可以避免被查的风险。我和吴某做完两个柜的印度辣椒干后，2015年初，我和刘某2去了广西凭祥了解当地货代公司和边某互市政策情况，认识了凭祥做货代商贸的李某2和蔡某2，李某2介绍了边某互市的相关情况：当地的边某有每天8000元的额度，可以从越南口岸凭边某证带东西入境，到口岸后边某再把东西交给国内运输车拖走发往全国各地。我虽然不知道当地居民是不是只能带越南产的货物，但我知道我所进口的原产地印度辣椒干是无法通过边某互市入境的，广西货代公司也不会直接拿印度到越南海防的相关外贸单证去边某互市报关，因为不符合边某互市政策，我和刘某2与李某2、蔡某2签订了一个“代理合同”，内容是李某2负责找越南公司在海防港提货并运往中越口岸报关，最后将辣椒干送上国内高速，从海防港到国内高速之前货物出现问题由李某2他们负责。前几次和李某2、蔡某2合作的时候，辣椒干从凭祥装车时，我喊邓某支付部分“过境费”，后来大家熟悉之后，就改成了辣椒到达虾子镇后再支付“过境费”。李某2和蔡某2的账户是通过短信发给我的，我转发给邓某进行支付。“过境费”就是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到中国高速路口所产生的费用，包含越南海防港到中越口岸的运输费、货代公司的清关某、拖车费、“掏柜费”、小面包车转运费、小面包车上大货车费用、口岸运输费等。李某2和蔡某2帮我从越南走边某互市进来的辣椒干数量和金额，以调查的单证为准，邓某支付给李某2和蔡某2“过境费”，要查看邓某的记录情况，以她的账户资金流水为准。货物到达广西凭祥后的国内运输，都是广西那边货代公司帮忙找的大车，带着边某互市的相关单证随车走，辣椒干到达虾子镇后会交给蔡某1、杨昌刚等人，凭祥到遵义的运费都是到货后付给货车司机，不包含在邓某支付广西货代公司“过境费”内。具体数额均以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查实的为准。刘某2是原遵义市物资集团董事长，他和我一起去凭祥考察进口印度辣椒的事情。我和李某2签了一个协议，主要是货代的包税进口价格和责任划分。签完协议之后回到遵义，我、蔡某1、陆某2、杨昌刚、刘某2几个人一起核算了从越南包税进口印度辣椒的价格，认为这个价格有利润空间，决定一起出资做这个生意。在我和蔡某1、陆某2、杨昌刚商议时，我将我和吴某合作的情况介绍后，刘某2认为边某互市贸易的做法是可以做的，蔡某1说做辣椒的人都是买印度辣椒到越南后再通过边某互市贸易进入我国的。我又查找了一些海关数据，发现我国一般贸易正规进口印度辣椒干的数据可以忽略不计，而市场上又有大量印度辣椒干销售，我去凭祥也考察过，发现当地以边某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干的很多，这种以边某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干的行为是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我认为以边某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干的贸易方式是国家默许的。这次见面后，我和刘某2、蔡某1、陆某2、杨昌刚一致决定以边某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干，每次购销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蔡某1是刘某2介绍的，陆某2和杨昌刚又是蔡某1介绍的，这三个人在遵义市虾子镇做辣椒销售生意的，他们有辣椒冷库。拉这三个人进来因为他们有冷库可以存放辣椒，有辣椒的销售渠道。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件事。在这个期间，我主要负责掌控印度辣椒货源订购这块工作，联丰公司的陈某军主要负责与印度辣椒供货商通过邮件联系、商谈订货的价格品种等情况，刘某1主要是审核一下收发的外贸单证然后向我报告订购辣椒的柜数、金额以及支付过境费的情况，徐某负责所有单证的收发，邓某负责收股东合资款以及支付广西货代的费用，刘某2主要是协调联丰公司与虾子镇辣椒销售人员之间的关系，陆某2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蔡某1、杨昌刚主要负责辣椒在遵义的销售，订购印度辣椒的品种、数量也是根据蔡某1安排的，辣椒经由越南运往凭祥后的国内运输目的地以及后期的存储销售情况也是由蔡某1安排。大家熟悉后，蔡某1也会直接安排陈某军与印度供货商签合同，印度供货商将海运提单邮寄至我公司后，大部分是我与广西代理对接。另外，有一、两次，是蔡某1或杨昌刚他们单独购买的印度辣椒干，使用了香港西奇公司或者香港斯特拉公司的账户支付美元，让陈某军帮忙签的合同，我没有参与，细节我不完全掌握。印度辣椒干从凭祥运到遵义后，货是直接进入遵义虾子镇上的冷库，冷库是蔡某1、杨昌刚在管理，单证应该是他们两人在收。所有股东的合资款是打到了邓某个人账户（这是我安排的），每次辣椒通过广西货代入境后，我会安排邓某支付广西货代相关费用，是我安排邓某做的。用邓某个人账户收付款，因为联丰公司是做正规进出口的业务，不想把辣椒生意牵扯进来，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为联丰公司没有资质做进口辣椒业务。2013年的时候，我在香港成立了斯特拉公司；2015年成立香港西奇公司。这两家公司负责收付的外汇，主要是硅灰代理商出口的收款，我将这些美金支付印度辣椒供货商作为辣椒货款。我以香港斯特拉公司和西奇公司的名义与印度供货商签订辣椒销售合同，签订合同的环节是陈某军通过邮件往来实现的。合同签订后先通过香港斯特拉公司或者西奇付公司预付10%定金给印度辣椒供货商，付完定金后印度会安排船运往越南海防港，在进口辣椒的相关外贸单证制发完毕并发送给徐某后，我会安排香港公司支付90%尾款给印度辣椒供货商。我和蔡某1、陆某2、杨昌刚、刘某2一起合资做辣椒生意期问，印度辣椒货源这一块一直是我在主导。12、同案人陆某2（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2015年2月，蔡某1找到我、杨昌刚，告诉我们联丰公司有渠道直接从印度购买辣椒运到遵义市虾子镇，价格要比我们在遵义市场上购买的辣椒便宜2-3角钱，因为我和杨昌刚、胡某1、蔡某1等人在遵义买过印度辣椒来卖，印度辣椒的辣度比较高，市场销路也比较好，我们觉得这个生意有利润，就同意合伙做。之后，蔡某1和我、杨昌刚、胡某1到曹转科的办公室，经介绍认识了曹转科、刘某2、陈某军等人，大家对购买印度辣椒的事宜进行了商谈，达成了由曹转科、陈某军、刘某2负责从印度进口辣椒，由我和杨昌刚、胡某1进行销售的合作意向。商谈之后，我和刘某2、陈某军、蔡某1一起去印度考察印度辣椒的市场和种植情况，考察过程中，印度经销商给我们介绍了辣椒的品质和价格。其中一家供货商介绍可以从印度发到越南海防港，从越南海防港运到中越边境，再从中越边境进入中国，具体情况是陈某军和外商交流我听不明白。从印度考察回来不久，曹转科、陈某军和蔡某1在沟通印度辣椒的市场行情，再由蔡某1向我们转告。在3月的时候，蔡某1告诉我、杨昌刚、胡某1，现在从印度进口辣椒的单价比较低(到遵义的价格大概在4.5元左右），蔡某1带着我们和曹转科、陈某军、刘某2等人开会。陈某军介绍他咨询过进出口的有关单位，了解到通过正关进入中国的印度辣椒价格比通过边某互市进入中国的印度辣椒价格要高一些，大家通过边某互市的方式进口印度辣椒，考虑到后期合作的整体风险，还让曹转科、刘某2去广西找一个安全的代理人来负责操作印度辣椒干的进口。之后，曹转科和刘某2向大家反馈了去广西考察的情况：印度辣椒干先要从印度运到越南海防港，找广西代理去越南把辣椒干弄到中国来，我们要支付一笔包干费用给广西代理人，这笔费用大致包含了：报关费、越南境内运输费、中国边境找边某将辣椒干运过来的费用。曹转科给大家提到过“报正关”，说“报正关”比“边某互市”的费用要高一些，因为“边某互市”是打政策的擦边球要少缴一点税，有一定的风险。我当时更多关注的是赚不赚钱的问题，对曹转科说的风险没有认真去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生意是可以做的，我就跟着做了。我们就签订了一份协议，商定我、杨昌刚、蔡某1、胡某1占40%的股份，四人各占10%的股份。这时，曹转科告诉我们己经订了两柜印度的辣椒，货已经从印度发出来了，把这两柜货一并纳入这个合作协议中去计算利润，合同约定40多柜，具体数量我记不清楚了。协议约定由曹转科、刘某2、陈某军等人负责购买印度辣椒的事宜，我和蔡某1、胡某1、杨昌刚等人负责销售。协议当时大家都签了字，我们虾子镇的几个人共用一份，在蔡某1手上，后来我们运作印度辣椒干的生意都是按照协议来操作的。协议签订之后大概1个星期后，曹转科告诉蔡某1，印度辣椒运到遵义虾子包含所有费用的价格大概在4.8元/斤左右，蔡某1让我们按照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打款给杨昌刚或者是邓某，我打了20万。2015年我前后大概入股了60万到70万元。过了一个月之后，蔡某1告诉我们货到了，让杨昌刚和胡某1到广西凭祥接货，第一批接到遵义虾子的印度辣椒当时就卖了，两车大约50多吨。过了4、5天，第二批印度辣椒到了遵义虾子镇，杨昌刚和胡某1在广西凭祥呆了半个月左右回到遵义虾子镇。从第二批印度辣椒运到虾子镇开始，辣椒市场行情不好，所有货物就进入蔡某1和杨昌刚共同经营的虾子辣椒专业合作社冷库。由于辣椒行情一直不好，如果按印度辣椒运到虾子的价格来卖就会亏本，大家就按实际出资的比例将等值辣椒进行分配，由各自自行销售。我分了21万左右的印度辣椒进行销售。曹转科、刘某2分得的印度辣椒继续放在冷库里面，并委托蔡某1、杨昌刚他们销售。之后，我就没有再和曹转科他们做印度辣椒生意。2016年2月份我因为卖假冒伪劣的辣椒种子，被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7被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就没有再参与购买印度辣椒的事了。我与曹转科、蔡某1、杨昌刚、刘某2、胡某1等人合伙做印度辣椒生意是以个人名义做的，至于曹转科和刘某2是以公司名义还是个人名义我不清楚。13、同案人胡某1（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2015年初，蔡某1给我说，遵义几个老板有渠道做印度辣椒生意，问我有没有兴趣投资，我说有利润就一起做，蔡某1说他了解情况后再找我。2015年2、3月份，蔡某1约我去遵义与大家见面。我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刘某2办公室，第二次会议是在曹转科联丰公司办公室，主要有蔡某1、杨昌刚、陆某2、我还有曹转科、刘某2参加，另外好像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以前和曹转科、刘某2并不认识，是会议后才知道这两个人，在这个印度辣椒干生意中主要是蔡某1和他们联系。每次会议我记得讲了这几个事：会上曹转科、刘某2介绍了印度辣椒干是从印度过来，要经过越南海防港再运到广西边境上，通过边贸方式把辣椒干进到中国，还要找一个广西代理负责处理越南和广西的事情，还讲到要每个柜支付一笔包干费，大家还议了入股合作的事和订货的量，大致分了工，曹转科、刘某2他们主要负责对接印度方和广西代理，负责对外支付货款等，我们虾子镇的几个人负责在遵义接货验货、销售。我们虾子几个人（蔡某1、杨昌刚、陆某2、我）的股份大概是40%，我的股份大概是10%。由我的个人账户打出去的，是分了几批打的。我们所有人开会时议了一下订货量，大概是40柜。曹转科他们说过，之前他们与一个毕节辣椒老板也定了2柜印度辣椒干，这2柜是怎么处理的我不太记得清楚。我与蔡某1、杨昌刚、陆某2都是在一个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算是生意上的朋友，大家互相关照。平时印度辣椒干到遵义基本都杨昌刚、蔡某1他们入库和验货。我记得有一次，是第一批货到广西时，蔡某1让我和杨昌刚去边境上实地看一下质量，还有一个曹某公司的人也在，我们在口岸看到印度辣椒干是用小三轮车从越南那边拉进中国的。我投资的钱后面都是按比例给我的货。广西代理是曹转科、刘某2他们对接好的。合作印度辣椒干有签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有：个人的股份、订货的数量、各人的大致责任，其他内容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一次听蔡某1说过，曹转科他们提到过弄2个柜的印度辣椒干“报正关”试一下成某，但“报正关”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感觉就是交关税和找海关报手续。印度辣椒干是不是“报正关”进来的，我不知道，都是曹转科、刘某2他们在负责，我们只知道和关心辣椒运到凭祥的价格。这40多个柜进来后，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利润，我就没有参与了。我后来听说过蔡某1、杨昌刚他们还买过一些印度辣椒干，我也没有参与。14、同案人吴某（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2014年，贵州省商务厅组织小微企业到印度参展，我也被邀请，在印度期间认识了遵义企业的员工陈某军，陈某军所在企业是做硅粉生意的。由于陈某军外语较好，参展期间要去孟买，我请他了解一下印度辣椒干的行情。陈某军从孟买回到新德里后，给我讲了他找到一家实力不错的辣椒干企业，给他介绍了辣椒干的规格型号、等级、价格、付款方式，还介绍了他们公司卖到中国的辣椒干大部分是从印度运到越南，客户自己找一家代理公司，在越南办理运输和报关等手续，通过广西边境找老百姓将辣椒干分批运进中国。我觉得印度企业的辣椒干报价不错，有利润可赚，由于我不知道找代理办这些手续需要多少成某，也没确定做这个事情，给陈某军讲回国后大家商量一下。回国后，陈某军给曹转科介绍了考察印度辣椒干的情况，曹转科有兴趣。不久，陈某军打电话邀请我去遵义，介绍曹转科给我认识。我和曹转科聊到印度辣椒干生意的事情，特别是我觉得曹转科的公司是做外贸生意的，陈某军外语水平不错，与印度人交往更靠谱。由于我和曹转科、陈某军不知道如何找代理处理业务，也不知道会产生多少费用，决定我和陈某军到广西去考察一下。在2014年底或2015年初，我和陈某军去了一趟广西考察代理公司。后来，陈某军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公司，我和陈某军约了公司负责人欧某见面。欧某说她的代理费是包干的，是2.5万元人民币左右，主要负责办理印度辣椒干在越南海防港接货、检验、报关，还负责将辣椒干从海防港运到中国与越南边境，再组织广西边某用小火车将辣椒干分批通过边某互市运进中国，还负责再将这些辣椒干装上大货车送到凭祥的高速公路口。欧某收取代理费用，负责辣椒干送上高速公路前的风险。我与陈某军和欧某草拟了一份协议，约定了代理印度辣椒干的费用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事项，后来双方按照这个协议来执行的。我和陈某军从广西回来后，陈某军给曹转科汇报了广西考察的情况，我和曹转科电话联系，根据印度报价、代理费等成某核算，觉得有利润可做，商定找欧某做代理，先买两柜印度辣椒干（大约30吨左右），以边某互市这个方式进口。这两柜辣椒干我和曹转科各出50%资金。后来这两柜辣椒干算在我和曹转科、刘某2、蔡某1等人的合伙生意中。在我和曹转科开始操作进2柜印度辣椒干的期间，曹转科约我到遵义介绍刘某2、蔡某1等人认识，曹转科介绍刘某2是指南针公司老总，蔡某1是虾子镇做辣椒的老板，大家商议合股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会上，我和曹转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合股进2柜印度辣椒干的事，曹转科还介绍了如何找广西代理通过边某互市将印度辣椒干进到中国来，曹转科说通过边某在越南将印度辣椒干带到中国境内销售的利润大概5、6毛某，这种方式成某最低，是打政策的擦边球，有一定的风险，比“报正关”少交一点关税，成某核算下来有一定利润。蔡某1他们也觉得有利可图。这次会议统一了意见，初步达成合股做印度辣椒干生意的想法，商议了入股比例来操作此事。会上，还确定曹转科和刘某2再去一次广西，再考察广西代理公司以及边某互市的情况。2015年初，我又到遵义参加过一次会议,有曹转科、刘某2、蔡某1,还有两个虾子镇辣椒老板。会上，刘某2、曹转科给大家介绍了他们去广西考察的情况，介绍找了代理，费用比之前欧某的公司代理费要低一点，新的代理人做法和欧某的公司完全一样的，也是通过边某互市将印度辣椒干从越南运进中国。大家对整体成某做了一个基本测算，确认了一份合资协议，明确了一些责任和投资比例,我的入股比例是10%。具体职责是：曹转科负责与印度供货商对接、签合同、收股金、付外汇、找代理商将辣椒干运进中国；蔡某1他们虾子镇的几个老板负责在遵义收货、入库和销售，蔡某1还负责掌握市场行情确定订货量，刘某2具体负责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我由于有辣椒加工厂也承担一部分辣椒干的消化，这个合伙协议大家都认可并签字了。会上，还把我和曹转科之前做的两柜印度辣椒干一并纳入合股的生意中。第二次会议之后,曹转科将40个柜的费用按照每个人占股比例确定每个人的出资额，我占10%比例出了50多万人民币，订货运输流程和第一次一样。之后，我就没有和他们合作了。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曹转科提到过印度辣椒干用边某互市和“报正关”进口的区别，测算下来用边某互市方式成某要低一些，要少缴一点税，大家一致决定用边某互市方式进口。15、同案人陈某军（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我是贵州遵义联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法人是曹转科，公司主要经营硅灰，环保工程，兼营辣椒。2014年11月，贵州省商务厅组织贵州小微企业去印度新德里参展，遵义联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安排我去印度。在展会期间，吴某找到我，请我帮他了解印度辣椒产品的供应商、价格等情况。他说在国内买过印度辣椒，他想找渠道从印度直接进口。因为我要去孟买拜访公司的客户，吴某的英文不行，我答应帮他了解。我到孟买后，通过酒店提供的企业黄页和网上查找辣椒供应商，筛选名叫SCPL（简称)的辣椒供应商，电话联系后，SCPL公司派人到酒店接我，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这家公司拿出辣椒、芝麻、茴香等样品给我看，介绍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他们的报价都是到越南海防港的CIF价。他们介绍SCPL公司与中国客户做辣椒贸易的流程：合同签订后买方付10%的预付款，货物发运后买方收到提单复印件付尾款。货物从印度发运至越南海防港，由中国买方自己找越南代理公司在海防港接货办理越南清关手续，由中国买方找人在广西边境通过东盟政策进口，成某要低一些。我将SCPL公司给我的样品带给吴某，把在SCPL公司了解到的贸易流程、价格、支付方式等情况告诉吴某，吴某确认我带来的辣椒样品正是他所需要的，说和他在国内了解的一致，吴某还说这家公司报的辣椒价格也比较低，可以做。吴某让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曹转科，可以合伙做。我回国后，把了解印度辣椒的事向曹转科进行汇报。曹转科说我们没有做过辣椒生意，也没有销售渠道，没办法做。过了几天，吴某打电话问我们对做印度辣椒生意的事考虑得如何？我说己经告诉曹转科了，我也做不了主，建议吴某与曹转科直接联系，我把曹转科的电话告诉吴某。后来，曹转科告诉过我，他在和吴某联系做印度辣椒的事。又过几天，吴某打电话给我说他己经和曹转科联系过了，建议我们一起去广西凭祥边境上考察如何寻找代理以及货物到达中越边境后如何进入中国的情况。我把这个情况给曹转科汇报后，曹说既然吴某提出来，你们一起去看看。2014年2月中旬，我和吴某来到凭祥，在网上查找辣椒进口代理。第二天，我和吴某去代理公司欧某的办公室，欧某介绍他们和凭祥海关的关系比较好，建议我们从印度购买的辣椒都从凭祥进口，他们负责从海防港接货，负责越南海关的清关手续，货到中越边境后，他们会采用边某方式向海关报关进口，然后负责装上国内运输的车辆上后交给我们，每柜包干费用包含越南装卸费、倒短费、清关某、码头费用，支付给边某的费用，向中国海关报关的费用、国内装车费等，越南的代理由她们负责找，她说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双方就价格问题进行商谈，谈定每柜包干费用25000元。吴某核算了一下成某，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我们从广西回来后，我将这次去考察的整个过程向曹转科作了汇报，曹转科未表态。后来，我知道曹转科和吴某与欧某签了一个运输协议。过了几天，曹转科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吴某代理与印度公司签订外贸合同，收取代理费。我说代理费不能低于合同金额的10%。曹转科说联丰公司目前业务不多，人员闲着也是闲着，既然可以代理进口，和吴某合伙做一下试试。曹转科说吴某想做，就先做两个柜试试，反正没有多少钱。随后，吴某打电话让我先向印度订购两柜S17的辣椒干，我向曹转科汇报后，曹转科同意，让我与印度SCPL公司签订两个柜S17辣椒干的合同，货款由联丰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给印度SCPL公司，至于曹转科与吴某对这两个柜人民币货款是如何结算的我不清楚，是曹转科出钱和吴某合伙做的。我根据吴某的要求，曹转科同意我与SCPL公司签订两个柜S17辣椒的合同，合同号：G564，数量28吨，金额45080美元。合同是SCPL公司草拟后传给我的格式合同，买方是联丰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双方对这份合同确认后，我将合同传给SCPL公司，将10%的预付款通过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给了印度SCPL公司。货物装船后，印度SCPL公司将提单、发票、装箱单、产地证、熏蒸证、检验检疫证等扫描件通过邮件发给我，我向曹转科汇报，由刘某1写付款申请，由我或者曹转科签字后支付尾款，SCPL公司收到尾款后会将上述单证的原件寄到联丰公司。我们收到单证后，经曹转科、吴某同意后将单证寄给欧某，由欧某去越南海防提货及办理越南清关手续，货物运到中越边境后通过边某互市进口装上国内运输车辆运至遵义。2014年12月底的一天，曹转科叫我去他办公室，刘某2让我给曹转科、刘某2、蔡某1、还有3、4个人介绍从印度进口辣椒的流程。我将印度SCPL公司给我和欧某给我和吴某介绍的情况原封不动的介绍了一遍。2015年2月，曹转科打电话给我说，刘某2、蔡某1等人去毕节吴某的辣椒厂考察，我们一起去吴某的辣椒厂参观了吴某的产品，吴某、蔡某1提出现在印度辣椒价格比较便宜，可以进10个柜试试，曹转科、刘某2表示同意。我才知道曹转科与刘某2、蔡某1、吴某等人己经合伙做印度辣椒干的生意了。回来后，我向印度SCPL公司订购了10个柜的S17辣椒，与第一次操作模式和支付方式一样。但是，从第二批合同开始，广西代理是曹转科、刘某2他们去找的李某2，越南代理公司是李某2找的，并将越南代理公司的名字告诉我，我们将越南公司名字加在与印度SCPL公司签订的合同里或者发邮件告诉印度SCPL公司。第二批货物订购后，曹转科、刘某2告诉我以后订购印度辣椒，由我将印度辣椒干价格告诉蔡某1，由蔡某1确定价格和订购数量，我与印度签订合同。之后，大家还建了一个为微信群，我将从印度供货商那里得到的辣椒干信息放到这个群里，陆续签订了许多批合同，流程和支付方式都和前两批一样，只是每次签合同设计越南的收货人是谁，都需要曹转科确认。曹转科与刘某2、蔡某1等人会按每一个合同1200元劳务费支付给我、邓某、徐某、刘某1等人，邓某、徐某、刘某1他们三个每人是250元，剩下的是我的。2016年年初，曹转科、刘某2、蔡某1等人考虑到印度辣椒干销售给加工厂，需要开增值税发票，因为印度辣椒干是通过边某互市进来的，没有海关增值税税单，没有办法抵扣，曹转科让我了解一下一般贸易进口的费用、税率以及从重庆到贵阳的运费，他们了解一下正常报关进口的成某。我安排刘某1咨询—下，重庆一家公司还发了一份费用清单过来，关税的费用是20%。我将情况告诉了曹转科，曹转科说他算一下再告诉刘某2、蔡某1等人。后来我听曹转科、刘某2、蔡某1说，这种操作方式进口印度辣椒成某比从凭祥通过边某互市进来的要高。2016年年底，杨昌刚打电话给我，咨询印度辣椒干的价格，让我帮他订购印度辣椒，曹转科说可以帮他定，你们也能挣点劳务费，让杨昌刚把货款打到邓某的账上，美金货款依然按以前的模式操作。我根据杨昌刚的需求向印度下单，进口流程和支付方式都和以上流程一样，杨昌刚仍然按每一个合同1200元支付给我、邓某、徐某、刘某1等人劳务费。因为曹转科与刘某2、蔡某1合伙做印度辣椒生意时，我都是根据蔡某1的要求向印度下单，他们的货款都是邓某负责收取，所以蔡某1是否单独做辣椒生意以及曹转科与刘某2、蔡某1合伙做印度辣椒生意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不太清楚。一般情况下，印度卖家会发微信给我，报辣椒的价格，我把价格原样转发给蔡某1，我负责和印度谈。蔡某1用人民币形式把10%的定金打到联丰公司，曹转科安排邓某或者刘某1从香港的斯特拉或者西奇公司支付美金到印度。印度收到订金，安排辣椒装船，会把提单、箱单等单证发电子邮件到我和徐某的邮箱，曹转科会安排财务或者刘某1通过香港两家公司支付剩下90%的尾款。印度卖家收到尾款后，就把提单等的原件寄过来。提单等的原件是寄过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寄到联丰公司，然后转寄到广西的代理商；一种是印度卖家直接寄给广西代理商。越南收货公司是广西代理商找的，具体在提货单上可以看到。我们在印度卖家那里了解到印度辣椒都是通过越南海防港下货，在广西凭祥等地利用边某清关入境。印度辣椒干在越南会由广西代理商“换单”进入凭祥。“换单”就是把印度的原产地证书换成越南的原产地证书，边某才可以冒充过海关。因为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或者香港西奇贸易有限公司账上有美金，便于支付给印度公司，同时以斯特拉工贸有限公司或者香港西奇贸易有限公司与印度签订合同，这样才能按照广西代理的要求由越南代理公司提货通过边某互市的方式进口。向印度公司支付的辣椒货款，是按当日汇率折算后由货主按人民币支付给遵义联丰公司，我们再通过香港的公司支付印度货款。蔡某1是2015年开始一直参加，他负责辣椒价格、根据价格决定采购数量；杨昌刚后来他是单独订货，单独订货的时候他负责价格控制、根据价格决定采购数量、指示我进行采购。刘某2是2015年开始一直参加，他和我去过印度考察过印度辣椒，作为股东一起策划订购、进口、运输、销售印度辣椒干；吴某在2015年最开始订了两柜，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买辣椒的钱也没进联丰公司的公账，都是走的私人账户，是几个老板的个人行为。16、同案人李某2（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初，曹转科和刘某2通过广西朋友的介绍找到我，让我帮他们从越南把印度辣椒干运到国内。我叫上做边贸的朋友蔡某2一起与曹转科、刘某2见面，曹转科要我们是帮他们从越南港口提货转运到边境，蔡某2说可以。我们也给曹某他们讲印度辣椒干从边境运到国内，只有通过边某互市才能过来，曹转科他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就商量每一货柜25000元包干费，从越南海防港提货运到中越边境，再通过边某互市由边某把印度辣椒干运到国内装车发到遵义。我们是蔡某2负责谈，我知道这个情况，讲好后他们就回贵州了。隔了一段时间，曹转科寄了一份运输合同给蔡某2，蔡某2拿来给我看，叫我和他一起签字，内容是由我们提供越南代理公司的名称给他们发给印度供货商签合同，规定了每一柜的价格、提货港口、交货地点等等，我和蔡某2把运输合同签订以后又寄给曹转科他们，还复印了身份证一起寄给了曹转科以确定我们的真实身份，曹转科和蔡某2就开始联系运作了，都是蔡某2在具体操作，我没有参与。直到2016年初，蔡某2告诉我，挣不到钱不想做了，越南公司收费很乱，我接手做，还是和蔡某2找的越南代理公司，互市代理也是一样的，只是我给曹转科说过境口岸不同收取不同过境费，有些口岸过货的人多排队麻烦，路程远近不一样，我给曹转科收的是2万至2万2的过境费用。蔡某2做的时候我没有参与，是他自己做的，只是我给他要过一两次钱用，是我差钱的时候去跟他要一点来用。蔡某2之前跟曹转科他们做了一年左右，我经手以后蔡某2就把他做的越南代理公司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边某互市代理是越南公司一条龙联系的，我只需要联系越南公司就行了，运作的过程是曹转科他们把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告诉印度供货商，印度供货商在装船发货以后把相关的单寄到凭祥我这里，我把这些单证拿到边境口岸交给越南代理公司的人，他们拿到相关单证后，货到海防港会通知他们去提货，通过他们联系的边某互市代理，利用边某的证件申请免税把印度辣椒干运到中国境内的货场再拉到贵州，我负责在货场帮他们看货，联系车子装车，装车后我就通知曹转科打钱给我。2016年我经手和曹转科他们做的大概有40柜左右，以海关缉私局民警调查的为准。曹转科把钱打在我的卡上，我再把越南代理公司的钱转给他们。只有一次是叫曹转科直接打在越南代理公司指定的一个叫陆某1的卡上，有12万，是越南代理公司收的费用，我的劳务费基本上每一柜有2000元，是曹转科安排的人打的。我们国家对边境居住的边某每天每人有8000元免税额度的货物交易，只有当地的边某持边某证申请才能够享受。曹转科他们通过边某互市把印度辣椒干运到中国是不合法的，因为曹转科他们不是当地的边某，不能享受这个政策。2017年初，曹转科打电话给我说他不做印度辣椒了，他们合伙的杨昌刚、蔡某1单独找我帮他们做，用同样的方式把他们订的印度辣椒干运到中越边境口岸，再通过边某互市代理把货运到中国境内货场装车运到贵州。2017年，杨昌刚做了18柜左右，蔡某1做了12柜左右，以海关缉私局民警调查的为准。17、同案人蔡某2（系本案同案犯，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2015年初的时候，广西的李某2打电话给我，打听如何将印度来的辣椒干从越南运到广西凭祥过关，需要多少费用，要办些什么手续等等，我给李某2回了话。没过多久，李某2约我见面，介绍两个贵州做辣椒干的老板给我认识，一个是曹转科，一个好像姓“刘”，曹转科他们要从印度买辣椒干运到越南防港，问我如何从海防港把辣椒干运到凭祥来，需要多少费用。我给他们介绍了情况，曹转科就让我负责帮他们找一家越南公司和边某互市经办人，我也大致讲了一下我了解的费用。这次见面后，我去找了一个叫阿某1的越南公司的人，帮曹转科他们做越南代理。同时，我还找到了一个叫“阿某2”的人了解边某互市的价格，他是广西边境上做边某互市过关手续的。我把了解的价格等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曹转科他们，他们接受我反馈的价格，和我商量签一个运输合同,讲明负责将印度辣椒干从越南海防港运到中国境内，并送上国内高速公路之前的费用，还有越南公司的名称以及货物损坏遗失后的赔偿责任等。他们还要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我和李某2一起签了字，把身份证复印件一起寄给了曹转科他们。李某2只是介绍曹转科他们和我认识，实际执行合同都是我在操作。后来我帮曹转科他们代理印度辣椒干生意都是按这个合同执行的。没多久就陆续有曹转科他们的印度辣椒干过来了，每次操作基本上都一样，辣椒干从印度运到越南海防港后，曹转科他们会把购买印度辣椒干的合同和装箱单等各种单证邮寄给我，有时还会将一些印度辣椒干的商业单据和装箱柜号图片发到我的邮箱，我再把这些合同等单证交给合同上的越南公司的工作人员，越南公司就到海防港提货和办理越南海关手续，并将货物运到中越边境后通知我去接货；我会通知边某互市经办人阿某2去接货，边某互市经办人提前找很多边某到货场将集装箱里的辣椒干装卸到小三轮车上，再办理边某互市手续后用小三轮运进国内来。同时，我也会提前通知曹转科他们准备大货车在中国边境这边接货，曹转科他们和边境上的货运部都有联系，他们让货运部安排大货车将小三轮车上的辣椒干装上车运往遵义，货装到国内大货车上后我就不管了。货物在国内装好车我就会通知曹转科他们付款，钱一到账，我就会通知阿某2让司机出发。曹转科将商业单据和一些装有印度辣椒干的柜号照片都是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曹转科他们是两万五千元左右一个柜，这是包干的价格，包括付给越南阿某1公司的越南清关、运输费用、包含给边某互市经办人阿某2的费用、也包括给我的代理中介费。这个生意虽然是李某2介绍的，但是我在帮曹转科他们做印度辣椒干生意期间都是我单独在做的，曹转科他们给越南公司和边某互市经办人的费用都是打给我的。后来李某2对此可能还有些意见，想方设法编些理由在我这借了一些钱，一直没有还我。2016年开始，我就没有再帮曹转科他们联系越南公司和阿某2做这个事情了。我告诉李某2不再和曹转科他们合作了。我以前和曹转科他们合作时，李某2也知道很多事情，他掌握得有阿某1公司和边某互市经办人阿某2的联系方式。曹转科他们只是想通过“边某互市”政策节约点费用，少交一点税，减少在海关通关监管的程序，这样办理进口手续快一些，费用也低一些。三、被告人供述及辩解1、被告人杨昌刚的供述及辩解，供认：我从李立波手上买了一个冷库，我只买了25%的股份。冷库还有王朝强占25%，蔡某1占50%。蔡某1是冷库的原始股东，我是后来李立波要退出我买下他的股份的，冷库地址在虾子镇辣椒加工工业区，就在我现在住的小区的坡坡下面。我和蔡某1共同开了公司，名字是遵义县虾子辣椒专业合作社，我的股份就是这个合作社的股份。我主要负责管辣椒进出库的账，蔡某1总体负责，蔡某1的老婆胡志会管现金、财务。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蔡某1把一个叫曹转科的人带到冷库的办公室，我就认识这个曹转科了，我喊他叫“曹某”。曹转科说他有两个柜20多吨的印度辣椒己经订了，但是还没到货，想在虾子辣椒市场出售。蔡某1听到曹转科说有这个从印度进口辣椒的渠道，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合伙做。开始只是意向性的东西。我和蔡某1、陆某2还有胡某3几个讨论了一下，喊蔡某1去详细了解货是怎么来的，具体流程是哪样，合法不合法这些情况。了解下来的情况是这些印度辣椒是从越南过来进入广西，用的是“边某互市”。通过东盟十国的越南口岸，用边某互市这种方式打“擦边球”进中国的。打“擦边球”的意思就是用这种方式把辣椒搞进来就可以免进出口税。当时曹某讲，越南那边进中国不是正常的集装箱进来，是喊那边的边某用三轮车、面包车一点点十包、二十包这样拉进来的。我开始不懂，听曹某说中国的印度辣椒在广西凭祥都是这样进来的。我当时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是不合法，当时觉得也没见到有人出事，别人都在这样走，产生了侥幸心理。后来我们几个（蔡某1、陆某2、刘某2）开了多次会，商量好以后，就起草了一份合同，就大家一起凑钱做。2015年大概做了可能有6个柜，不准确，以你们查实的为准。我们做印度辣椒的步骤是曹转科那边有一个叫陈某军的，他专门负责和印度卖家联系，印度把辣椒价格报过来以后，陈某军把价格发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群（微信群是刘某2建的，曹转科、蔡某1、陆某2、刘某2、胡某1这些人都在里面）。蔡某1、陆某2他们商量好以后，觉得价格可以，就下订单，出资买货的比例按照之前我们商定好的股份来。订好货以后，曹转科那边负责具体操作。辣椒从印度出来到越南以后，不晓得是曹转科还是刘某2找来的一个叫李某2的广西凭祥那边的人，负责用边某互市把辣椒搞进中国，然后找大货车把辣椒拉到虾子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辣椒到越南后，李某2负责越南境内的接货、运输等事项，具体是谁找的我不太清楚。我们商量的，辣椒在进入中国之前，只要没进入中国，就是曹转科和刘某2的，他们就算不负责赔也要负责去追。货进入中国以后，李某2找车装，蔡某1和陆某2负责卖。我就是出我该出的钱，负责和李某2沟通装车情况，还有接车、点货。做印度辣椒的利润按照出资货款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是曹转科那边结算完以后分配，把钱打给我们。我把钱打到曹转科那边一个叫邓某的人的账号。因为曹转科要求这样做的，因为都是个人出资搭伙做生意，是个人的行为，所以打到个人账户。大概从20l7年开始，我就单独做了。因为大家搭伙做的两票还是几票没得赚到钱，大家就散伙了。我主要想到没得事情做还是要继续做嘛。单独做印度辣椒过程和上面差不多，陈某军在群里面报价，我觉得价格可以我就在群里面或者打电话给陈某军下订单，还是陈某军那边负责联系印度。货到越南，我直接和李某2联系，让他把搞进中国，给我发过来。陈某军那边我是要付酬劳的，好像是500还是1000块一个柜。我单独买印度辣椒买了好像是20多柜，记不清楚了，以你们查实的为准。我参股买的印度辣椒和我单独订购的印度辣椒全部都到虾子了的。我2015年凭祥去过一次，去凭祥了解印度辣椒具体是怎么搞进中国的。考察下来的结果就是边某互市用三轮车和面包车拉过来。边某互市的规定就是必须是有边某身份，每个边某每天有限量。我买的印度辣椒听曹转科讲是用船运的。用船运的时候是用集装箱装的。辣椒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也是集装箱装的。进入中国后我看到是边某用三轮车和小面包车拉进来的。靠边某用三轮车和面包车拉进中国应该是不合规。但我要养家糊口了嘛，而且别个也没得出事，有侥幸心理了嘛。我们将从印度购买的辣椒运至越南然后通过边某互市进入中国这种做法不合法，因为我和曹转科以及其他股东不是边某，不能享受边某互市的政策。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曹转科告诉我们（蔡某1、刘某2、陆某2、胡某1)从印度购买的辣椒正规报关进口，要缴纳关税，成某高，进口不但赚不了钱还要亏大本，但通过边某互市进来不用交税，才能有利润。所以大家才决定合伙做从印度购买辣椒的生意。我们从印度购买辣椒运输至越南然后通过边某互市进入中国是偷关税行为，是走私行为。我们开始是商量资金怎么出和各个人分管哪一口。资金就是各个人按自己能力大小按比例出资买货，我占了10%,蔡某110%，刘某2好像是19%，曹转科好像是23%，还有的我记不住了。曹转科那边的陈某军负责印度那一块，蔡某1就主要负责看价格合不合适，下不下订单。我负责联系李某2确定装车发货还有虾子这边收货。蔡某1、陆某2负责卖货，曹转科负责分配利润，还有就是支付给陈某军那些帮忙操作的人的酬劳。我们对印度辣椒通过边某互市从越南进口产生过疑问的，每个人从内心来讲都是觉得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始终是绕了一个大圈从越南搞进来，还是用什么边某互市，看起来就不是正规的事情。但是因为当时虾子市面上的印度辣椒很多，曹转科说别人都是这么做的，其他人都没有出事，都没想过会不会着，有侥幸心理。刘某2是指南针公司的老总，我和蔡某12015年去过指南针公司目的是和刘某2谈印度辣椒的事情。我们一起做印度辣椒的具体有刘某2、蔡某1、曹转科、陆某2、胡某1还有我，听曹转科讲还有个叫吴某的，还有一个叫王某的，我们开会的时候是王某记录。我们开过起码有5、6次会议，具体记不清了，时间应该都是在2015、2016这个时间。开会谈的内容就是说印度辣椒怎么做，怎么出资金、怎么占股份、怎么分工这些事情。几个老板讨论下来，大家按股份出资，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各人出的钱全部打到曹转科指定的邓某的帐户上。像我资金比较少，所以我就只出得到10%。我们的出资比例或者所占股份有明确的协议，我们开了会之后，刘某2那里是做了一份协议的，协议上就写明了每个人占股份多少，我是按照这个协议上的10%在出资，我是签字了的。但后来是口头协议，我大概占了20%。具体记不清了。《协议书》是刘某2制作的。《协议书》中的“甲方：贵州遵义指南针商品交易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刘某2。《协议书》中的“遵义联丰工贸有限公司”就是曹转科。《协议书》中的“乙方”有4个人，蔡某1、陆某2、胡某1、我，我们乙方这4个人统称叫“遵义县虾子辣椒专业合作社”。但《协议书》并不是以上面几家公司的名义签订，就是个人签订。印度辣椒的合作都是各是各的帐，包括遵义县虾子辣椒专业合作社里面4个人，都是单独个人的帐，跟公司没关系。《协议书》上要写上刘某2、曹转科的公司是因为写公司的话我们感觉要放心点，始终开始和曹转科、刘某2又不熟，我们这么多钱打过去心里面还是没得底，写个公司起码好追嘛。但是做印度辣椒都是个人在做，曹转科就是曹转科，刘某2就是刘某2，跟他们的公司没得关系。我们一起合伙做的印度辣椒大概有5、600吨，记不清了，以你们查实的为准。2016年以后，合伙做印度辣椒不赚钱，所以大家就没有在合伙做了。2017年我是自己做的，基本上印度辣椒怎么做路子我是清楚了，流程也了解了，曹转科那边收我一些手续费，他的人也可以继续帮我操作，所以我觉得价格可以的时候就继续做了两次。我付手续费给曹转科，好像是一个柜1000多块钱。给李某2是20000多一个柜，打包给他。打包就是包含越南那边的费用、边某费用、装车费用这些乱七八糟的全部。大车从广西拉到虾子的运费是我出，直接现金给大车司机。我看了我的银行流水，我转到邓某帐户上的钱，大部分是买印度辣椒的钱。2016年1月14日有两笔150000元，其中一笔150000元是我帮蔡某1垫付的合伙买印度辣椒的股金。这个银行流水上没有其他用处的钱，其他都是我买印度辣椒的钱。2017年以后的是我自己单独买印度辣椒的钱，2017年之前的是和那几个人合伙买印度辣椒的钱。有两笔邓某转给我的钱，这两笔钱是我垫付的我们合伙买印度辣椒的运费，这个运费是指广西到虾子的大货车的运费。因为是合伙买的印度辣椒，所以运费是大家平摊的，我垫付了邓某那里就要转来还我。最开始的两柜是在2015年，之后在2015年又做了一批，然后2016年总的做了两批，2017年开始是我自己做的。2015年的后面一批是曹转科、刘某2、蔡某1、陆某2、胡某1、吴某还有我7个人，按照出资比例入股，我占10%，合作买了一批货，好像是20几个柜，具体记不清了，这批货从印度发货以后，到越南海防，曹转科那边找人负责用边某互市把货拉进广西凭祥。曹转科聘请了一个叫廖某的人去凭祥那边接货，联系装车。货到虾子以后，是我去接的货，胡某1好像接过一车。货到以后我就安排货进我们的冷库，放起开始卖，但主要是蔡某1在负责卖，我也帮忙在一起卖。但当时货到了以后，辣椒价格垮了，货不好卖。我们几个人就出现分歧。我因为急着收回资金，所以亏一点也要卖，但是曹转科他们不同意。所以后来大家就商量分货。按照各人的出资比例，把货分到各人的头上，我自己卖属于我的货，蔡某1、胡某1他们也是各人负责自己的货。曹转科和刘某2的货是委托蔡某1帮忙卖。之后一批是2016年，2016年一共做了两批，两批一共好像是20几个柜，这个记不清了，以你们查实为准。参与的人有曹转科、刘某2、蔡某1还有我，吴某有没有参与我就不清楚了。我占的股份好像是24%，以我实际出资为准。2016年第二批还是这4个人参与。2016年的这两批没有分货。还是蔡某1卖为主，我也在卖给我的客户。因为卖货的钱不是马上就收到的，有时候要2、3个月才收得回来。我们具体操作方法是：收到一部分卖货得的款，就先打一部分到曹转科指定的邓某那里，陆陆续续的打。等到货卖得差不多，曹转科那边负责核算，如何曹转科那边核算下来邓某那边收到的钱己经足够是他所占比例的话，后面的钱蔡某1这边就不用再继续打了。我们合伙做的印度辣椒2015年4月3日-4月6日，一共入库5600件，4月24日-5月5日，总计入库16039件，每件是25公斤，2016年，我们合伙做的印度辣椒总入冷库的有22566件，我们2015年到2016年应该总共进口了印度辣椒572500公斤，合计22900件，2017年我单独进口辣椒有20个柜，10个柜一共是11600件，290吨，我们合伙购买的辣椒和我单独购买的都全部卖出去了的。四、辨认笔录1、杨昌刚的辨认笔录，证实：杨昌刚依法混杂辨认出一起合伙做印度辣椒干的同伙陈某军、蔡某1、曹转科、李某2。五、鉴定意见1、贵阳海关计核部门出具的贵阳海关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及鉴定意见告知书，包括:（1）贵阳海关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黔关计核字（2019）第13号，证实：杨昌刚2017年2月3日、2月7日走私印度辣椒干共290000千克，应缴税款605062.30元，核定偷逃税款605062.30元；（2）黔关计核字（2019）第14号，证实：杨昌刚、蔡某12017年共同走私印度辣椒干75000千克，应缴税款150222.36元，核定偷逃税款150222.36元；（3）黔关计核字（2019）第11号，证实：杨昌刚、曹转科、刘某2、蔡某1等人2015年、2016年共同走私印度辣椒干共1188625千克，应缴税款2825963.89元，核定偷逃税款2825963.89元。以上杨昌刚涉嫌走私印度辣椒干共计155.3625吨，偷逃税款共计358.124855万元，贵阳海关缉私局依法将该鉴定结果通知了杨昌刚。2、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资质及鉴定人资质，证实该中心对曹转科的手机内关于本案的相关数据进行提取并存盘。上列证据，证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昌刚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伙同他人走私印度辣椒干转卖牟利，偷逃国家税款共计人民币358.124855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确认。关于被告人杨昌刚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杨昌刚在走私的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轻，只起辅助或次要作用，属从犯，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昌刚经海关缉私民警通知后回家接受调查，归案后亦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昌刚认罪、悔罪，并主动补缴了部分税款，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昌刚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被告人杨昌刚判处缓刑”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应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昌刚违反海关法律规定，出资参与曹转科等人组织的进口印度辣椒干，利用“边某互市”政策，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从越南走私入境，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358.124855元，其中：被告人杨昌刚个人通过曹转科安排的走私印度的辣椒干，案值涉及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605062.30元；伙同蔡某1共同走私印度的辣椒干，案值涉及偷逃应缴税款150222.36元；伙同曹转科、刘某2、吴某、杨昌刚、陆某2、胡某1共同走私印度的辣椒干，案值涉及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2825963.89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昌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鉴于被告人杨昌刚系受蔡某1的邀约参与走私犯罪，本案直接安排走私印度辣椒干实施犯罪的系曹转科，提起犯意的是吴某，被告人杨昌刚系协助蔡某1是走私犯罪完成后参与保管、销售（共同犯罪部分占10%的股份），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本案从犯，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昌刚明知海关缉私民警要求其回家接受调查，其即回家等候，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昌刚主动缴纳偷逃应缴税款，认罪、悔罪较好，应根据被告人杨昌刚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适用缓刑对社会及所在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被告人杨昌刚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成立，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昌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罚金已交纳至本院保管账户）；二、贵阳海关缉私局在贵州遵义农商行虾子支行、农业银行遵义虾子分理处冻结的杨昌刚人民币301573.43元、贵阳海关缉私局收取的保证金20万元、补交到本院的税款298427元，共计800000.43元，其中700000.43元作为偷逃税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宋庆松审判员  弋 玮审判员  付 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雪莲书记员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