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06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芹，女，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山东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波，山东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高伟，男，197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翠翠，山东森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升强，男，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王雪芹因与被上诉人孙高伟、原审被告黄升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雪芹上诉请求：撤销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6145号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支付。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1、判决书认定“2018年4月9日聊天记录、同年4月10日的聊天记录及同年4月19日的聊天记录”证实上诉人指示被上诉人向“兰伟伟”账户转账，该认定事实有误。第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自始至终上诉人未向其提供兰伟伟的账户。聊天记录显示在在4月9日上诉人提供的是王丕锡银行账户，而非兰伟伟账户。此次聊天记录显示的是40万，而非判决书认定的43.2万或48.2万。第二、聊天记录从未显示，上诉人向孙高伟借48.2万的事实，从未体现出关于43.2万的数字。上诉人与孙高伟产生以上聊天记录，是替案外人孙福玲（此人在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中作为担保人）核实其借款一事产生。第三、判决书认定是上诉人向孙高伟提供“兰伟伟”账户，但受被上诉人控制的孙彩辉账户与“兰伟伟”账户在2015年已经存在交易，而且兰伟伟本人用于多个账户，此证实孙高伟知道兰伟伟账户是在与上诉人聊天之前。而且在三年的时间孙高伟与“兰伟伟”存在大量的转账记录，孙高伟怎会不知兰伟伟账户的实际控制者？怎会不知上诉人并未借款？2、判决书无视2018年4月18日兰伟伟向孙彩辉转款5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通过极大努力欲联系兰伟伟、孙福玲两人，但始终无法联系孙福玲，仅联系到兰伟伟，兰伟伟同意将其两个银行账户的流水记录交给上诉人，发现在2018年4月18日兰伟伟向孙彩辉账户转款50万元。另查实黄国英向孙彩辉账户转账40万元。3、上诉人体现的转账记录是碎片化的交易记录，结合其他证据，不难发现被上诉人给兰伟伟账户转账的行为远早于上诉人与孙高伟的聊天记录。其中被上诉人与兰伟伟、兰方大姐弟账户的转账数额从被上诉人掌握的线索来看有1500多万，孙高伟给兰伟伟账户（62×××72）转账281.2万。被上诉人与兰伟伟、兰方大姐弟即有如此庞大的流水记录，与他人是否还有更为庞大的流水记录？4、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孙高伟玖拾伍万元整”，落款时间为“2018.4.26”，另有担保人姓名“孙福玲”。上诉人认为，在不考虑该借条获得的方式是否合法前提下，该借条内容明确表示为被上诉人在2018年4月26日借到孙高伟95万，该数额、时间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明细不符。另从担保义务上来说，孙福玲也只能对当天的借款负有担保责任。本案的事实是孙福玲实际控制着兰伟伟的银行账户，孙高伟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9日两次的借款均是借给了孙福玲。而这张借条使得孙福玲变成了担保人，如果是正常的借贷纠纷，为何被上诉人不一并起诉担保人，为何不采取更能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二、本案涉及虚假诉讼。1、上诉人在银行上班，疲于应对考核。该聊天记录体现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一种合作关系。上诉人将有需要的客户介绍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的客户，如此一来不仅上诉人的考核达标，被上诉人也能获得收益。借款、还款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自始至终未明确表达自己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愿。实际的借款人是上诉人的客户，还款人同样是上诉人的客户。并不是上诉人代他人向被上诉人借款，这类行为并不能让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因为使用人不是上诉人、还款人也不是上诉人。如果借贷成立，那么就成形这样一种局面，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然后上诉人借钱给自己的客户，之后客户将钱还给上诉人，最后由上诉人将钱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创造收益的同时承担一切不利于上诉人的风险。有哪一种借贷关系有这样的权利义务？微信聊天内容显示，上诉人多次将不同客户需要资金的事实告诉被上诉人，也明确告知被上诉人是那位客户。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知晓转款的用途，其应当知道借款人并不是上诉人，上诉人无借款需要，上诉人对提供的客户帐号亦无支配权。因此上诉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也会向被上诉人询问是否到账。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利用他人账户进行借款，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对聊天记录中体现多人账户不可能拥有支配权。通过转账这种行为简化之后即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询问他是否可以借给其客户钱，并告知客户需要的数额。被上诉人同意后将钱借给客户，之后客户自己还钱。2、被上诉人通过对证据的片段化处理、结合一张没有实际发生的借条，虚构出本案的借贷关系。具体表现在提交证据时：第一、刻意隐瞒孙彩辉账户与兰伟伟账户的详细交易，隐瞒孙彩辉账户与兰伟伟账户早有转账事实的存在，隐瞒2018年4月18日兰伟伟向孙彩辉转款50万元的事实。第二、对聊天记录的片面截取，考虑上诉人在提交转账记录是刻意的截取，其对聊天记录片面截取的可能亦很大。其前期聊天记录仅仅体现双方对账户是否收到汇款的确认，但并无更为具体的细节。第三、被上诉人名下孙彩辉银行账户与兰伟伟名下光大银行账户的频繁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仅有孙彩辉向兰伟伟转账记录，无兰伟伟向孙彩辉转账记录。该证明被上诉人向兰伟伟光大银行的转账异常，体现在“有借无还”，在第二次开庭中被上诉人代理人承认其汇至兰伟伟光大银行账户的其他款项已还清，因此还款账户必定不是兰伟伟光大银行账户。该种借贷与还款账户的分离的的行为有别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便于制造虚假流水痕迹。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明确表示“这是高利贷”，无论是被上诉人借给他人的借款是高利贷还是被上诉人借他人高利贷再转借第三人，都足以证实其通过向他人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其资金来源是通过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2、上诉人提交的孙彩辉与兰方大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孙彩辉与兰伟伟、兰方大频繁的银行转账，被上诉人均是借款人，其多次向他人借款，借款的利息高于银行利率。3、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体现，被上诉人不仅将借款汇至本案中兰伟伟银行账户转账，还向多名其他人员出借资金。该证据体现出被上诉人向不特定人群借款。4、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法庭要求提供的孙彩辉银行账户的关联的流水明细，无非是在掩盖其账户的资金往来的异常。即使其不提供，就本案的证据及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其借款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其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其行为都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一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因此，一审判决仅凭微信聊天记录、借条、银行汇款单据，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不当。若被上诉人的双重债权均能实现，本案系虚假诉讼，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被上诉人孙高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黄升强未陈述意见。 孙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雪芹、黄升强偿还孙高伟借款本金914000元，并以本金91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由王雪芹、黄升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雪芹通过微信向孙高伟借款，孙高伟通过孙彩辉的账户分别于2018年4月10日和2018年4月19日向王雪芹指定的兰伟伟账户中转账432000元、482000元，共计914000元。2018年4月26日，王雪芹向孙高伟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孙高伟玖拾伍万元整（￥950000）2018.4.26王雪芹签名并捺印身份证：担保人孙福玲签名并捺印”。借条出具后，经多次催讨王雪芹均未还款，致孙高伟诉讼来院。 另查明，王雪芹、黄升强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97年10月17日登记结婚。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孙高伟提供了其与王雪芹的聊天记录。2018年4月9日二人聊天记录显示，王雪芹问“孙哥（孙高伟），你今天不能再凑齐40（万）来”，孙回答“我问一下有”，4月10日，孙回复“你给我发个账户来吧”，王回复“好的”、“你还打兰伟伟账户吧”，孙回复“已汇请查收”，王回复“孙哥收到了”；2018年4月19日二人聊天记录显示，王发送消息“孙哥48.2收到了”，证明王雪芹之前曾经指示孙高伟向“兰伟伟”开设账户汇款以及本次王雪芹向孙高伟借款432000元、482000元，共计91400元的事实，王雪芹认可微信中的昵称为“冬日暖阳”，微信号为“Xuanzejiujianchi”的微信账号为其本人所有。王雪芹、黄升强同时辩称，孙高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系经删减，该证据不具备连续性，王雪芹、黄升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孙高伟提交的与王雪芹的录音资料中，孙高伟要求王雪芹就其所借款项出具还款计划，王雪芹在录音中承认了借款的事实但称暂时无钱可还。王雪芹、黄升强辩称，对录音的取得方式存疑，对录音内容不予认可。审理中，本院对孙彩辉进行调查，孙彩辉确认其与孙高伟系姐弟关系，孙彩辉名下中国光大银行青岛即墨支行62×××35账户实际为孙高伟控制使用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王雪芹向孙高伟借款并出具借条，双方形成借贷关系，其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孙高伟与王雪芹间借贷事实是否存在；王雪芹、黄升强是否应共同担责。一、孙高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雪芹通过微信向孙高伟借款，并向孙高伟出具借条，王雪芹辩称借条的出具系被孙高伟胁迫，本院认为，王雪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金融部门工作，应当知晓在借条上签名确认的法律后果，王雪芹对其辩称未提交证据证实。庭审中，孙高伟认可实际向王雪芹转账914000元，且王雪芹在聊天记录中要求孙高伟将二笔款项汇入“兰伟伟”账户，之后微信回复孙高伟，收到孙高伟二笔转账，分别为432000元、482000元，微信聊天记录完整地反映出了王雪芹向孙高伟借款及孙高伟汇款的整个过程，孙高伟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王雪芹向其借款的事实存在。二、王雪芹向孙高伟借款虽发生在与黄升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王雪芹所借款项汇入了“兰伟伟”账户，尽管孙高伟怀疑王雪芹通过借款进行营利，其营利收入用于家庭，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王雪芹借款用于营利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向孙高伟借款应属王雪芹个人行为，黄升强对王雪芹借款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孙高伟要求王雪芹偿付借款本金914000元及利息损失之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孙高伟要求黄升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之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使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雪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孙高伟借款本金914000元并承担以914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孙高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40元，减半收取64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470元，由王雪芹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证人兰方大会见笔录及材料一宗、兰伟伟的授权委托书、刑事案件的委托合同、刑事案件会见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1.本案实际借款方系兰方大，并非上诉人；2.兰方大证言能够证实本案借条系受被上诉人逼迫所写；3.若被上诉人与兰方大也产生债权，涉案同一笔债权就有两个债务人，被上诉人具有双重债权；兰方大的证言可证实本案系虚假诉讼，若调查核实兰方大与被上诉人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系敲诈勒索。证据2.郑成斌民生银行账户（尾号7816）对账单（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郑成斌民生银行流水明细），用以证明郑成斌账户与兰伟伟、孙彩辉为关联账户，郑成斌账户向孙彩辉转账共计409.4万元，孙彩辉账户向兰伟伟转账为零，间接证明涉案2018年4月10日的43.2万元、4月19日48.2万元均已还清，不排除被上诉人与兰方大利用上诉人身份合伙骗取上诉人财产的可能性，因为兰方大所借款向已通过郑成斌账户归还，且归还数额远高于孙彩辉账户出借给兰方大的数额。证据3.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各一份，用以证实本案借款系被上诉人敲诈上诉人的行为，目前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敲诈上诉人一案处在前期侦查阶段，作为刑事案件已经受理；本案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兰方大涉嫌诈骗上诉人一案于2019年12月24日17时被即墨分局立案，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上诉人申请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待公安机关查清本案事实再恢复本案审理。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会见人为上诉人在本案的代理律师，故该证据实际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且上诉人并未提交会见人收取代理费的相关单据，会见人是否确实进行过会见以及如何进行会见无其他人知晓，因此从证据形式看，该会见笔录不能做为证据使用；会见笔录对时间的陈述与本案借款无任何关系，对于相关事项陈述均为简单一句话带过，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事项；本案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对于兰伟伟具体的身份情况，被上诉人并不知晓，因此，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兰伟伟的具体情况，被上诉人无法确定是否即是转账记录中的“兰伟伟”；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不能显示受托人就是进行会见的该名律师，所以该部分证据为上诉人伪造。证据2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郑成斌与本案借贷也无关。即便其与孙彩辉或被上诉人有资金往来，也不能说明其就是代上诉人还款或者偿还的就是本案上诉人所借款项。对于证据3的受案回执，其上“被孙高伟敲诈勒索”为事后手写添加，无公安机关盖章确认，该受案回执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报案称被孙高伟敲诈勒索；该回执是公安机关收到报案的回执并非刑事立案的回执，而且上诉人是12月初报案，公安机关进行初查后，至今并未实际受理，说明不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立案告知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该两份证据不能作为中止本案审理的依据。 另，本院依据上诉人的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对兰方大、兰伟伟的询问笔录。上诉人申请调取该笔录用以证实：上诉人与兰伟伟并不相识，兰伟伟也从未使用过其银行账户，结合兰方大的供述，该账户系兰方大开户使用，该证言与兰方大的供述一致，并相互印证，涉案款项应当是兰方大所借，其才是真正的借款人，而非上诉人；案发时上诉人被被上诉人叫去后当面对其摔打，上诉人因工作原因和自身单薄，不得已违背自己意愿，签署本案借条，出具借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是被胁迫威胁出具的；退一步讲，即使该行为符合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仅因为出具一张借条，不凭借款协议和转账记录明细就来认定上诉人进行了债务加入，在未明确上诉人是一般保证人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情形下被上诉人不能向上诉人重复主张债权，该借条本身的违法无效的；根据兰方大确认的银行转账记录，涉案两笔款项系其所借孙高伟，与他人无关；本案在已有债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重复主张或任意主张，均系非法的，其并向真正的债务人兰方大主张债权，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询问人的陈述不予认可；该两份询问笔录仅记录兰方大和兰伟伟的陈述，对于陈述是否真实，公安机关未进行核实，也未作认定，兰方大和兰伟伟所做陈述实际是证人证言，并不能因为市公安机关所记录就导致证据的性质发生改变，既然是证人证言，那么证人就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该两人未出庭接受质证，该两份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兰伟伟、兰方大陈述前后矛盾，与事实不一致：兰伟伟先是称仅办理2张银行卡，之后又称办理光大银行银行卡以及其他银行的卡，陈述明显矛盾；兰方大在笔录中称4月27日被上诉人让上诉人打的借条，但实际根据借条显示，出具借条时间是4月26日，兰方大称这两笔借款都打到了其给被上诉人提供的兰伟伟光大银行账户上，但实际上，从本案微信记录上看出，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借款，并指定账户由被上诉人进行打款；兰方大还称，其和其妻子都作为担保人签了字，但本案借条中，兰方大未签字。因此，兰方大进行虚假陈述，兰方大与兰伟伟的陈述明显与本案事实相违背，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即便涉案借款实际是由兰方大进行使用，那也是兰方大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并不能因此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事实。被上诉人怀疑，兰方大与兰伟伟恶意串通，利用兰方大丧失偿债能力的情况来达到逃避债务目的。该询问笔录市公安机关并未刑事立案，同时笔录中的内容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胁迫，上诉人要求中止审理只是为了拖延诉讼时间。 原审被告黄升强未进行质证。 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主张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兰方大，上诉人系受被上诉人胁迫出具借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属实。公安机关对上诉人被敲诈勒索一案并未正式立案，仅凭兰方大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系受被上诉人胁迫出具借条。其次，微信记录显示上诉人指示被上诉人向兰伟伟账户汇款，被上诉人通过孙彩辉账户汇款后，上诉人回复收到款项。同时，电话录音中上诉人也承认借款事实。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正确。再次，即使上诉人二审提交的郑成斌账户明细属实，鉴于郑成斌和兰伟伟账户在2019年4月26日之后均未向被上诉人或孙彩辉账户还款，因此，该证据不影响本案欠款数额的认定。最后，上诉人被兰方大诈骗案与本案不是基于同一事实，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40元，由上诉人王雪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谷林平 审判员 汪青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