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4民终63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鹏，男，197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现住临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百祥，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长红，男，196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相志，北京徳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鹏因与被上诉人孙长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3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百祥与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相志依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鹏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23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长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23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判决结论无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应查清事实，依法予以改判。1、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约定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原审判决叙述根据该协议书约定得出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牵强附会和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指出，“孙长红在履行完协议约定的义务后，张鹏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孙长红要求张鹏给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是，纵观整个《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任何一处有明确约定张鹏需要向孙长红支付100万元的转让款。分析如下：第一，《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条载明“转让方孙长红愿将所持有的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100万元转出，由购买方张鹏以货币出资方式购买”。购买方式是“货币出资”，而不是作价100万元，不是受让方张鹏支付对价100万元。在公司法和股权转让事项中，只有注册资金需要“出资”，认缴的注册资金迟早需要“出资”，显然本条约定系张鹏受让孙长红股权100万元，购买的方式就是代替孙长红交纳其认缴注册资金的出资，注册出资的对象是目标公司，而不是原股东孙长红。第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2条载明“受让方张鹏以货币出资100万元人民币购买转让方孙长红转出的临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100万元，并于签订本协议时将转让款100万元全部结清”。本条约定两层含义:第一层，张鹏以货币出资100万元，购买孙长红全部股权100万元，承接了第一条的意思即“由购买方张鹏以货币出资方式购买”，而不是支付转让款100万元;第二层，“签订本协议时将转让款100万元全部结清”，虽然有“转让款100万元”的说法，但只是签订本协议时“结清”而不是将转让款100万元支付给孙长红的付清!签订协议就结清，意味着签订协议时向目标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转移给受让方张鹏，意味着转让方孙长红与受让方张鹏“转让款100万元结清”了。2、本案股权交易的前后背景及双方纠纷产生的真正原因说明了被上诉人是借题发挥、恶意诉讼。孙长红持股的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在与临漳县五粮液公司装卸服务合作中，孙长红多次带人围堵五粮液公司大门索要装卸服务费，因此临漳五粮液公司在2018年初放出话来，只要孙长红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就会将目标公司排除在装卸服务名单之外;加之孙长红与目标公司其余股东存在利益矛盾，所以孙长红主动找到张鹏要求将其持有的股份零转让给张鹏，并提出股份转移后张持股的目标公司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与孙长红合作由孙长红承包临漳五粮液公司的装卸服务。目标公司成立至本次股权转让时止，章程均约定的注册资金为认缴出资，孙长红认缴出资为100万元，实缴资金为零元，目标公司与临漳五粮液公司合作开展装卸服务使用的几辆汽车均没有登记在目标公司名下，目标公司没有任何资金和实物资产。因此，以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表述，为张鹏“以出资方式购买”，并在“签订本协议时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结清”。可见，本次交易就是孙长红将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100万元和相应的100万元出资义务转让给张鹏，不需要另外再支付对价。双方商量好后，为了在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双方按照原工商行政管理局参照该局贴在墙上的股权转让协议模板做了一个仅供变更“备案”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正是由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仅具有股权变更和出资义务转移的作用，对交易双方再无其他任何权利义务，所以当时签订协议只用于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时“备案”，交易双方再无原件留存，被上诉人也是向法院申请向原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市场监督局)调取的。如果还有100万元债权债务没有履行，至少债权人孙长红应该视为重要证据妥为保存，但本案仅有一份从原工商行政管理局部门调取的协议书，而孙长红并没有持有原件，这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股权转让过户完成后，至2019年4月孙长红挑起诉讼前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孙长红从未向张鹏主张过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是孙长红与目标公司的装卸服务承包合同由于临漳五粮液公司节能降本降低了装卸服务费标准，目标公司与孙长红之间的承包合同由于孙长红不同意相应降低服务费于2019年4月解除。两天后，被上诉人孙长红遂恶意挑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这种罔顾事实、借题发挥、违背交易事实的不诚信、不道德的诉讼行为，违背了我国民法总则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和起码的商业道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3、从本案举证证据来看，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内容含混，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上诉人举证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交易为无需另行支付价款的零转让，被上诉人的诉请应依法驳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被上诉人孙长红主张上诉人张鹏欠付其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孙长红申请法院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意思仅为孙长红同意将其持有的100万元出资的股权和出资义务转让给张鹏，张鹏“已(缴纳)出资方式购买”，“签订本协议时转让款100万元结清”，并未约定张鹏需要另行支付任何转让款，也没有如被上诉人所说股权过户后张鹏支付100万元转让款。原审判决建立在疑点重重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属于错判，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没有尽到举证义务，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反之，原审庭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人证言，证明股权交易的过程及双方没有另行约定转让款的事实，两位证人的证言与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约定转让款的事实，互相印证。同时，原审法院在上诉人仅提交证人证言的情况下，也未释明证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错误采信被上诉人没有证明力的证据，忽视本案交易的背景事实和纠纷产生的真实原因(承包合同纠纷)，违背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相关法律，导致结论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孙长红辩称，一、上诉人诉称张鹏购买孙长红股权对价是实缴出资100万元获取孙长红股权，无需支付孙长红任何股权转让款并非事实。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孙长红将股权转让给张鹏，张鹏以货币方式支付孙长红股权转让款，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并且应当在协议签订时支付全部转让款100万元。2、在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与孙长红、张鹏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案号为(2019)冀0423民初1945号)，张鹏答辩称其并不应当向公司出资，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并非上诉人所称的“向公司实缴出资”，而是向孙长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00万元。3、孙长红将持有的公司股权出让，收取股权转让款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和常理，无偿转让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和常理。二、孙长红转让股权系因为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经营理念不同，对公司扩展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孙长红将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是经双方协商订立，张鹏同意以100万元价款购买孙长红股权，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工商局备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所称交易背景并非事实，2018年5月1日经公司开股东会同意股权转让，2018年5月1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可知双方并非是仅供变更备案使用，上诉人所称并非事实。三、孙长红已经按照协议变更股权，张鹏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未支付，张鹏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孙长红在法律规定期间内均可以主张权利。四、企业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股权的交易价款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张鹏自愿购买孙长红股权，本身就可以证明公司的价值，否则张鹏也不会购买。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并非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孙长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张鹏偿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加收50%计算，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张鹏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日，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定：“一、同意孙长红所持公司的全部股权100万元转让于张鹏，股权转让后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二、公司新章程由下次股东会决议产生。”2018年5月10日，孙长红与张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1.转让方孙长红愿将所持有的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100万元转出，由购买方张鹏以货币出资方式购买2.受让方张鹏愿以货币出资100万元人民币购买转让方孙长红转出的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100万元，并与签订本协议时将转让款100万元全部结清。3.转让股权后，受让方张鹏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含转让前的债权、债务）。此协议各持一份，公司留存一份，呈报行政审批局核准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孙长红和张鹏在协议书签字按捺手印。2018年5月28日，经工商登记审批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将公司股东孙长红、张鹏和李东方变更为张鹏和李东方。孙长红退出公司股东，完成股权转让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孙长红经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其持有的全部该公司股权转让给张鹏，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对股东股权转让未作特别规定，孙长红转让股权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该协议有效。孙长红在履行完协议约定的义务后，张鹏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孙长红要求张鹏给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张鹏应当从2018年5月1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30%计算，支付孙长红逾期付款损失。张鹏的抗辩意见，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孙长红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二、被告张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孙长红逾期付款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30%计算，从2018年5月1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孙长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张鹏负担119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1、2018年5月30日《合作协议》一份；2、2019年4月27日《解除协议通知书》一份；3、2019年4月28日孙长红《告知函》一份；4、2018年4月《结算资料》4页。证明目的为：孙长红与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后心生不满，挑起本案诉讼。两名证人如下：1、李东方，系原厂股东，证明交易过程和目标公司的交易背景情况。2、刘利红，系现在长红公司财务，证明见证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过程。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有异议。本院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且与被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目前现有的《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来看，相关书证均显示孙长红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鹏的事实。关于张鹏取得股权后是否需要支付对价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2018年5月1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中约定“签订本协议时将转让款100万元全部结清”，可知100万元是“转让款”，而非上诉人所称的“代替孙长红交纳其认缴注册资金的出资”。况且股权转让后，上诉人张鹏的出资比例及出资额均相应增加，但其出资额仍属“认缴”数额，而并未实际出资100万元代替孙长红交纳其认缴的注册资金。而且，从公司及股东市场运行模式来看，上诉人张鹏采用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增加认缴出资额、扩大股权比例、继续沿用原公司字号名称的方式来保持原公司的运营，而非采用抛弃原公司、设立新公司的方式运营，可见原公司（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是具有市场价值且得到股权购买方认可的。在此基础上，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除明确约定“零资金转让”外，不应视为原股东转让股权后放弃对价。由此可见，孙长红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讨要对价、主张给付股权转让款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所举证据均不能否定临漳县长红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存在市场价值，也不能否定《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有效性、购买股权支付对价的合理性。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辩称与解释缺乏合理性和证据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孙长红要求张鹏给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精神。上诉人张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张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振华审判员  田保俊审判员  田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吴广晓书记员辛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