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3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龙，男，1970年10月31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玲，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宜恒，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东，江苏广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恒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杭州西路北侧（文体小镇）5幢、6幢。法定代表人：沈丽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指，泗洪县四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龙因与被上诉人郭宜恒、江苏恒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1302民初5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宜恒和恒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王龙对郭宜恒的人身损害后果承担60％的赔偿责任错误，涉案事故的发生系因郭宜恒存在重大过错所致，故应由郭宜恒承担全部责任。根据证人龚某的证言及王龙在一审中提供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涉案工程的正常操作流程是工人先爬到脚手架上，站稳后再用绳子往上提管道。而涉案事故发生当天下午，在王龙前往车间取东西期间，郭宜恒违规操作擅自扛着重达70斤左右的管道往上爬，加之郭宜恒未能在脚手架底部垫木板，导致脚手架失去平衡。其次，王龙为郭宜恒提供了安全帽，但其未使用，导致郭宜恒的损害后果加重。综上，郭宜恒应当承担全部责任。2.即便王龙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首先，郭宜恒的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也应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郭宜恒在一审中提供的宿迁港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营业执照不足以证明郭宜恒曾就职于该公司，结合郭宜恒在一审中的陈述，其一直居住在农村且有耕地，在城镇无居住地，故郭宜恒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村，郭宜恒的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其次，一审判决认定郭宜恒存在精神障碍且构成九级伤残错误，精神障碍的鉴定费用亦不应由王龙承担，郭宜恒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亦不应得到支持。涉案鉴定意见书中无鉴定人及鉴定机构鉴定资格的说明，未说明鉴定的依据及过程，亦未明确涉案事故与郭宜恒的精神障碍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况且郭宜恒2018年1月8日的出院记录载明其神志清楚、精神正常，鉴定机构仅根据郭宜恒及其妻子的陈述就认定郭宜恒存在精神障碍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应对该份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纳。另外，郭宜恒与王龙之间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并不涉及侵权行为，因此郭宜恒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最后，恒大公司应当与王龙对郭宜恒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包人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恒大公司明知王龙无相应资质仍将涉案工程发包给王龙，违反了法律规定，其对此具有过错，王龙系以自然人身份承包该工程，故恒大公司应当与王龙对郭宜恒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郭宜恒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恒大公司辩称：1.王龙要求恒大公司与其对郭宜恒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恒大公司不存在共同危害或共同侵权行为，王龙与恒大公司之间系承揽关系，故其无权要求恒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郭宜恒的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郭宜恒有焊接证不代表其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一年，现郭宜恒的户口为农村户口，本案郭宜恒的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郭宜恒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龙和恒大公司向郭宜恒给付医疗费38143.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8元、营养费910元、护理费10010元、误工费26620元、交通费310元,暂合计:76551.79元；2.其他费用待伤残评定后再主张;3.案件受理费由王龙、恒大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郭宜恒自愿撤回对泗洪首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起诉。同时，明确诉讼请求，医疗费38843.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8元、营养费900元、护理费15516元、误工费34900元、交通费1000元、伤残赔偿金2171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8913元，合计463321.79元。事实与理由：郭宜恒系从事焊接工作的特种作业工人。2017年11月30日王龙雇佣郭宜恒,为恒大公司厂区内的机器设备提供管道焊接劳务,约定郭宜恒做点工（即按天计算工时）每天220元,劳务报酬在完工后由王龙给付。2017年12月8日,王龙、恒大公司在没有为郭宜恒提供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指挥郭宜恒攀爬至脚手架顶端焊接蒸汽管道,因临时搭建的脚手架不符合安全标准倒塌,致使郭宜恒从脚手架上摔落在地,造成身体多处严重损伤,后郭宜恒被送至宿迁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焊接的蒸汽管道为恒大公司所有,郭宜恒作业的地点在恒大公司的厂区内,在郭宜恒作业期间恒大公司指派一名员工,在现场负责指挥管道焊接的具体位置,监督现场工人的具体工作。事故发生后,王龙仅支付了部分医疗费,郭宜恒多次与王龙交涉,王龙均拒绝赔偿。请求法院依法审判,维护郭宜恒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1日，王龙（乙方）与恒大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供热管道施工合同》，主要内容如下：“施工形式:清包工,所有管道材料及配件由甲方提供,土建基础设施由甲方负责。乙方负责施工工具及焊接所需要的电焊条、切割片。施工:1.供热管道上所属的固定支架以及架空桥架的制作安装。根据现场协定管道走向要求操作完成。价格:1.规格108管道65元/米;2.规格57管道为45元/米;3.制作安装分气缸为850元/只。实际数量完工后以测量结算。四、付款方式及注意事项:1.施工过程中高空作业必须有防护措施,施工区域内安全由乙方全权负责;2.工程验收合格后,三日内甲方付清工程款的95%,剩余工程款5%为质量保证金,在管道通蒸气正常使用一个月后无质量问题结清。”王龙在乙方处签字，冯某作为恒大公司员工在甲方处签字。后王龙组织郭宜恒等人进行施工。2017年12月8日，郭宜恒在攀爬脚手架过程中，从脚手架上摔落在地,造成身体多处严重损伤,后被送至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住院治疗31天，花去医疗费104143.79元，其中王龙垫付69367元，护理费2520元。后郭宜恒又花费检查费708元。出院记录载明，诊断为1.颅骨多发性骨折，2.创伤性硬膜外血肿，3.脑挫伤伴蛛网膜下腔出血，4.顶叶出血，5.头皮挫伤，6.胸椎骨折，7.颅底骨折，8.胸腔积液，9.骶骨骨挫伤，10.尾骨骨挫伤。医嘱：继续休息三月，继续卧床休息二月。根据郭宜恒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对郭宜恒的伤残等级（包含精神功能障碍）、误工期、护理费、营养费等进行鉴定。2019年1月31日，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郭宜恒脑损害所致精神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评定为九级伤残，脑组织部分切除评定为九级伤残，胸12椎体粉碎性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其误工期270日、护理期120日、营养期90日为宜。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200元，2018年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9462元，2018年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845元。一审法院还查明，郭宜恒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为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有效期限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8年4月11日。郭宜恒于2012年取得焊工证。郭宜恒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郭某1（2011年4月出生）、郭某2（2014年2月出生）、郭某3（2018年2月出生）。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1.王龙与恒大公司存在何种法律关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如果成立承揽关系，恒大公司选任有无过错，郭宜恒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有无过错；2.郭宜恒主张各项费用有无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王龙与恒大公司签订《供热管道施工合同》，双方签订合同目的在于交付劳动成果，双方之间成立承揽关系。根据《高处作业分级》第2条规定，高处作业高度为2米以上为高处作业，根据双方陈述，涉案管道高度为四米到五米，应属于高空作业，王龙作为雇主，理应为郭宜恒务工提供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应达到或者应当达到可以避免郭宜恒从事高空作业受伤的标准，但王龙未尽到该义务，对郭宜恒受伤应承担赔偿责任。恒大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高空作业资质个人施工，存在选任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郭宜恒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从事高空作业，致使自身跌落受伤，其对自身的受伤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自己的损害也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故根据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王龙承担60%的责任，郭宜恒自行承担25％的责任，恒大公司承担15％的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郭宜恒各项损失如下：1.医疗费，住院医疗费为104143.79元，检查费708元，郭宜恒主张700元，予以照准。医疗费共计为104844元（四舍五入后取整）。2.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58元，双方没有异议，予以确认。3.营养费，郭宜恒依据鉴定意见书，加强营养费90天，营养费为900元。4.护理费，护理期120天，因郭宜恒陈述的护理人员为其妻子，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按照2018年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护理费为6853元（20845/365×120，四舍五入后取整）。5.误工费，误工期270天，因郭宜恒于2012年取得焊工证，并且在从事焊接过程中受伤，能够推定其长期从事电焊工作，进而推定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镇，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误工费，误工费为34915元（47200/365×270），郭宜恒主张34900元，予以照准。6.交通费，根据就医次数、时间和陪护人员情况，酌定为300元。7.伤残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理由同误工费，伤残赔偿金为217120元（47200×20×0.23）。8.精神抚慰金，郭宜恒在雇佣活动中多处受伤，并构成伤残，郭宜恒主张10000元，予以支持。9.被抚养费人生活费为138913元【（29462×11+29462×13+29462×17）÷2×0.23，四舍五入后取整】。以上合计514388元。综上，按照责任比例，王龙应赔偿郭宜恒308633元（514388×0.6，四舍五入后取整），扣除王龙垫付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王龙还应给付郭宜恒236746元（308633元-69367元-2520元）。恒大公司应赔偿郭宜恒77158元（514388×0.15，四舍五入后取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郭宜恒236746元；二、江苏恒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郭宜恒77158元。案件受理费2513元，鉴定费5560元，共计8073元，由郭宜恒负担2000元，由王龙负担4800元，由江苏恒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273元。二审期间，王龙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供了新的证据。王龙提供的证据为：王龙的代理人与案外人包某的通话录音、视频资料及宿迁港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各一份。拟证明：郭宜恒在一审中提供的收入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系虚假证据，郭宜恒关于其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一直在宿迁港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事电焊工作的陈述虚假。郭宜恒质证称：对于通话录音及视频资料，无法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能认定录音及视频资料中系包某本人，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可。况且，一审判决系根据郭宜恒具备特种作业的作业证、其长期从事电焊工作且事发时也是从事电焊工作来认定赔偿费用按城镇标准计算，并不是根据郭宜恒提供的收入证明来认定的，一审判决对该份证据并未予以认可。郭宜恒家中土地均被村委会统一对外发包，郭宜恒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电焊工作，故各项赔偿费用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通话录音及视频资料，郭宜恒不予认可，且该录音及视频资料中包某的身份无法核实，故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企业信息表，通过微信扫描一审中郭宜恒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的企业信息与王龙提供的企业信息表中内容一致，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王龙的主张。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王龙应否对郭宜恒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如应赔偿，责任比例如何确定以及恒大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郭宜恒的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应否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计算；3.司法鉴定书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及鉴定费用应由谁负担；4.郭宜恒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争议焦点。王龙称因郭宜恒违规操作才发生涉案事故，郭宜恒应对其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本院认为，王龙在一审中提供的通话录音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施工前为郭宜恒提供了安全绳及安全帽，在涉案事故中，王龙作为雇主未能对郭宜恒进行有效的安全防范教育和操作监督，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郭宜恒跌落受伤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王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郭宜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未尽到谨慎注意的安全防范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一审判决在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及恒大公司、王龙、郭宜恒过错程度的基础上，确定王龙对郭宜恒的人身损害后果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王龙又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恒大公司应与王龙对郭宜恒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恒大公司是否与王龙对郭宜恒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影响王龙的权利，现郭宜恒作为权利人对此未提起上诉，故对王龙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争议焦点。王龙主张郭宜恒的经常居住地在农村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村，郭宜恒的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均应按照农村标准予以计算。本院认为，王龙在二审中提供的通话录音、视频资料及企业信息表均不足以推翻郭宜恒在一审中提供的收入证明及营业执照。况且郭宜恒在从事电焊工作过程中受伤，且其长期从事电焊工作，故足以推定郭宜恒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对王龙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王龙称涉案司法鉴定程序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鉴定费用亦不应由王龙承担。首先，王龙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内无鉴定人及鉴定资格的说明，但该鉴定意见书附件内载明了鉴定人的资格证书及执业证号，且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材料能够证明高某等鉴定人具备法医精神鉴定病资质。其次，王龙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内未载明鉴定的依据及过程。但根据《精神障碍者司法鉴定精神检查规范》（SF/ZJD1014001-2011）及《法医临床检验规范》（SF/ZJD0103003-2011）的规定，精神检查可以采用观察、自由交谈与询问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内详细载明了鉴定的依据及检查的过程，且在第五项分析说明中载明“……结合伤后临床表现及影像资料，认为其上述损伤与本次外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对于王龙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王龙承担的系侵权赔偿责任，且王龙的侵权行为造成郭宜恒不同级别的伤残，故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抚慰金数额为10000元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1元，由王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覃卫东审 判 员 黄亚非审 判 员 庄云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周贤芬书 记 员 吴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