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82民初1531号 原告：中国云南路建集团股份公司福建分公司，住所地晋江市梅岭街道世茂人工湖片区世茂人工湖项目（K1-3、K2-2）M1幢16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696646626B。 法定代表人：张流洪，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萍萍、陈佳鹏，福建侨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川源（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清流县龙津镇凤翔街19栋三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32601946811。 法定代表人：黄润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益，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孝兴，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闽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伙仁、吴晓倩，福建亿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云南路建集团股份公司福建分公司与被告川源（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蒋孝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施经营进行审理，后因本院工作岗位调整，由审判员林文晋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吴小妹、黄东来适用普通程序继续进行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蒋孝兴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蒋孝兴不服本院裁定上诉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本院裁定。本案于2019年8月16日、2019年9月17日、2019年11月18日三次开庭审理。原告中国云南路建集团股份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路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鹏、吴萍萍，及被告蒋孝兴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伙仁、吴晓倩到庭参加三次庭审，被告川源（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益到庭参加了第一、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云南路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603519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云南路建公司向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分包了沈海高速泉州机场连接线工程第一标段，并于于2013年7月30日与川源公司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将路基、桥梁等施工部分转包给川源公司，川源公司委派蒋孝兴签署该协议书并作为合同履行的特别授权代表。双方合同约定相关的税款应由川源公司承担，但因川源公司资金周转不便，由蒋孝兴以川源公司的名义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2603519元用于交纳税款，原告按照蒋孝兴的指示将税款直接缴入晋江市池店镇税务所。原告与蒋孝兴于2015年9月13日进行对账，被告蒋孝兴出具《借条》一份确认了借款事实。此后，原告多次催讨至今未果。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川源公司辩称：川源公司从未与云南路建公司之间就本案工程存在工程和经济往来，也从未委托蒋孝兴与原告签订本案合同，川源公司与蒋孝兴之间也从未发生过任何的经济往来。云南路建公司所称的本案工程的合同价款为141843406元，而川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川源公司依法不具有承包本案工程的资质，而云南路建公司却未就此进行审查。川源公司从未在与云南路建公司之间的借款往来之间签字同意。云南路建公司所主张的本案借款款项从未交付给川源公司，该款项与川源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川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蒋孝兴辩称：对蒋孝兴与云南路建公司对账并出具《借条》确认借款2603519元的事实并无异议。蒋孝兴等人是从杨某处获知了云南路建公司要分包本案工程，便寻找挂靠单位，因杨某与川源公司的原实际控制人王治梅认识，由王治梅经手取得了川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念的授权，并向云南路建公司承接了本案工程。蒋孝兴与川源公司之间的往来模式都是通过杨某经手办理，蒋孝兴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之后，川源公司出于谨慎，要求必须要见到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彩色复印件，因此，蒋孝兴还要求刘念将其身份证拍照给蒋孝兴，刘念也将其身份证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杨某，在此后的多次需要川源公司加盖印章的情况下都是委托杨某前往川源公司，川源公司加盖印章之后再拿回给云南路建公司。蒋孝兴与刘念、王治梅之间约定，工程的挂靠费用按工程款以0.3％的比例计算，该款项不能进入公司，全部为委托代付。原告所主张的本案款项的用途为税款，该税款的法定交纳主体就是云南路建公司，只是根据云南路建公司与川源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川源公司进行承担，因此本案的款项是双方协议书中的履行内容，应当在工程结算当中进行结算。但云南路建公司在工程于2015年交付使用后至今都没有与川源公司进行结算，也不办理验收，因此，本案的款项不应单独成诉。请求驳回原告的本案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A1.原告营业执照、被告川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及蒋孝兴身份证，以证明原被告身份情况及主体资格； A2.借条、纳税明细表及税票，以证明经被告蒋孝兴确认共计向原告借款2603519元用于支付税款，原告已实际将该部分款项缴入晋江市池店镇税务所的事实，由于蒋孝兴要求款项不能经过川源公司账户，因此，川源公司无法就款项开税票，只能由云南路建公司代为缴纳税款； A3.工程劳务分包协议书、授权委托书，以证明川源公司委托蒋孝兴与原告签订了本案协议书； A4.超收款项还款承诺书、委托支付书，以证明经过双方核对，蒋孝兴确认原告已经超额支付了工程进度款的事实，双方之间的文书往来都由原告将文书交给蒋孝兴，由蒋孝兴交给川源公司盖好章之后再拿给原告； A5.川源公司与明溪县盖洋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施工合同》及川源公司与泉州市公路局惠安分局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以证明川源公司长期使用多枚不同印章与他人签订合同的事实。 被告川源公司质证称: 1.对证据A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2.对证据A2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税票是出具给中交二航公司不是出具给川源公司的，可见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根据蒋孝兴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上的授权期限、授权权限均不明，也没有授权蒋孝兴具有借款的权限；并且从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中可见，蒋孝兴除了主张代表川源公司之外，还接受云南路建公司的委托与中交二航公司进行合同谈判，可见蒋孝兴存在双重代理的行为； 3.对证据A3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川源公司从未授权蒋孝兴与云南路建公司签订该协议书，该协议书上的公章不是川源公司的公章，经过川源公司与前法定代表人刘念核实，该授权委托书上的“刘念”签名并非刘念本人书写，且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川源公司从未与云南路建公司之间发生过文件往来，也从未收到云南路建公司支付的本案工程款； 4.对证据A4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蒋孝兴个人出具的，与川源公司无关，其上加盖的印章也不是川源公司的印章，蒋孝兴确认的行为所代表的对象是谁也没有明确，其上所确认的已收到的工程款均没有经过川源公司的账户，川源公司对此不知情； 5.川源公司未到庭对证据A5进行质证。 被告蒋孝兴质证称： 1.对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A1、A2、A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款项用途是缴纳税款，而税款的法定缴交主体就是云南路建公司，因此，云南路建公司并没有实际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双方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借款关系而是工程款的结算关系；在川源公司出具给蒋孝兴的授权委托书中已经明确表示了蒋孝兴具有进行结算的权利，而本案的蒋孝兴出具借条的行为也在结算的授权范围内； 2.对证据Ａ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对账中的数额并非是本案工程的最终结算金额，蒋孝兴、杨某也注明最终的工程款以最终结算为准； 3.对证据A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见川源公司的公章与该两份合同上川源公司的印章是一样的。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川源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B1.川源公司的工商登记内档、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订章程，以证明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中所加盖的川源公司的印章与川源公司的工商登记备案印章不符，授权委托书中刘念的签字也不是刘念本人书写。 原告云南路建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可见川源公司存在多个公章对外从事经济行为，即便本案中的川源公司的公章是私刻的，其行为后果也应该有川源公司承担。 被告蒋孝兴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蒋孝兴是与川源公司的原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治梅联系挂靠的，川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念是王治梅的侄子，王治梅联系刘念出具授权委托书、加盖印章，印章存在大小不一致的问题，并不影响蒋孝兴与川源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蒋孝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Ｃ1.王治梅与杨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蒋孝兴系通过杨某与川源公司原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治梅取得联系，并挂靠川源公司承包本案工程； C2.QQ邮件，以证明应云南路建公司的要求，蒋孝兴要求刘念提供身份证彩色复印件，刘念将其身份证扫描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蒋孝兴员工刘孟鸿的电子邮箱的事实； Ｃ3.王治梅与杨某、杨某妻子夏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资料，以证明在川源公司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之后，便将相关诉讼材料交付给王治梅，王治梅通过微信聊天将诉讼材料拍给杨某，要求蒋孝兴处理案件的事实，可见川源公司知晓本案合同的事实； C4.工程款明细，以证明云南路建公司至今尚欠本案项目工程款32983342.22元的事实； C5.1-18期中期计量单，以证明在本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双方往来对账情况，云南路建公司至今尚扣押质量保证金17714297元需待工程结算之后才支付给蒋孝兴； C6.收款收据、收据及银行流水，以证明蒋孝兴已向云南路建公司缴纳工程管理费12480000元的事实，而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云南路建公司的收取的管理费应为工程总价的7％，约7693844元，因此，云南路建公司多收取了工程管理费4786156元； C7.川源公司应纳税明细，以证明云南路建公司多代缴了税金22650元，该款项暂存于云南路建公司，应返还给蒋孝兴。 云南路建公司质证称： 1.对证据C1、C2、C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蒋孝兴确实已获得川源公司的授权； 2.对证据C4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蒋孝兴已经与云南路建公司对账确确认超额收取了云南路建公司款项； 3.对证据C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计量单上的工程并非全都是由被告施工，部分工程是由其他单位施工，保证金应代中交二航公司结算之后才予支付，并非由云南路建公司扣押； 4.对证据C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中黄剑平的收据无关，黄剑平不是云南路建公司的员工，实际上是奖学金班组的合伙人之一，在该收据当中是由黄剑平发起审批申请，由云南路建公司的领导李岳韦审批确认； 5.对证据C7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税款不存在返还的必要。 被告川源公司质证称： 1.对蒋孝兴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川源公司均未参与这些证据的形成过程，川源公司从未指派人员参与本案工程； 2.蒋孝兴需要向云南路建公司支付工程管理费，可见蒋孝兴实际上是挂靠云南路建公司而非挂靠川源公司。 经蒋孝兴申请，本院准许证人杨某、夏某出庭作证。 杨某作证称：证人是蒋孝兴委托的技术咨询负责人，在2012年10月间经过黄剑平与云南路建公司联系上，同意将工程分包给蒋孝兴承包，但要求蒋孝兴要找到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挂靠，杨某便于2013年5月找到王治梅，王治梅向杨某推荐了川源公司，并联系了刘念。杨某与刘念联系要求刘念提供彩色身份证复印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川源公司盖章的时候都是由杨某带着文件去找刘念，有的时候是刘念派人到现场来盖章。本案蒋孝兴出具借条的时候，证人也在场。蒋孝兴与川源公司之间约定的挂靠管理费是口头约定按工程款的千分之三计付，等工程结束的时候一次性支付，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付过王治梅一次一万元。与云南路建公司约定的管理费为工程款的百分之七。本案工程已于2015年6月完工，但云南路建公司至今没有竣工验收，工程款还没有结算完毕。蒋孝兴是与林中锡、陈奇煌、黄剑锋、刘孟鸿等人合伙挂靠川源公司承包本案工程，黄剑平是云南路建公司与蒋孝兴之间的联系人。 证人夏某作证称，其是杨某之妻，与王治梅是朋友关系，并将王治梅介绍给杨某。王治梅曾经打电话给杨某要求支付挂靠费70000元，因为当时家中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支付了12000元，款项是由夏某支付的。王治梅打电话给杨某是让杨某代付，杨某与蒋孝兴之间并不是合伙人，之时技术咨询人员。 云南路建公司质证称，证人杨某实际上是蒋孝兴的合伙人而非员工，从杨某为蒋孝兴向川源公司支付了工程管理费的过程来看，杨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但从杨某的陈述可见，蒋孝兴确实是挂靠川源公司承包本案工程的，蒋孝兴每次加盖川源公司之时均是交给川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念加盖印章的。从夏某的证言可以证实杨某实际上是蒋孝兴的合伙人。 川源公司质证称，两个证人之间的证言相互矛盾，不具有客观性，证人并未亲眼见到刘念加盖印章的过程，无法证明加盖的印章是川源公司的印章；证人杨某主张其向王治梅支付工程管理费，但王治梅已不是川源公司的股东或工作人员；云南路建公司向蒋孝兴收取管理费的行为完全符合挂靠的形式，因此，实际上原告是将本案工程转包给蒋孝兴，蒋孝兴是实际施工人。 蒋孝兴质证称，证人证言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证明了蒋孝兴挂靠川源公司的过程。 对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经对方质证没有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所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因川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视为放弃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Ａ2中的借条、应纳税明细经出具人蒋孝兴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的借条、应纳税明细记载的款项数额2603519元与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税收完税证明的数额总额相符，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Ａ2中的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川源公司印章与川源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有肉眼可查的明显差异，川源公司主张该印章不是川源公司备案的公章本院予以认定，但证据Ａ4中川源公司与明溪县盖洋镇人民政府及泉州市公路局惠安分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中的川源公司印章已与川源公司备案的公章有肉眼可查的明显差异，云南路建公司据此主张川源公司使用多枚印章本院予以采信。证据Ａ3经出具人蒋孝兴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可以证明云南路建公司于2015年9月12日与蒋孝兴进行对账，蒋孝兴确认截止2015年9月12日超收本案工程款项18413907元，该数额为暂计金额、具体以最终工程总决算为准。蒋孝兴所提供的证据Ｃ1、Ｃ3中王治梅将云南路建公司寄送给川源公司的函件，本院寄送给川源公司的本案应诉材料文件拍照发送给杨某，而川源公司无法说明为何将属于其公司的函件、应诉材料文书交给王治梅，并让王治梅与杨某联系处理，证据Ｃ2系历史形成证据，其形成时间为2013年5月24日，内容为刘念的居民身份证彩色扫描件，刘念作为川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川源公司也无法说明刘念为何将其居民身份证扫描之后发送给刘孟鸿的事实，蒋孝兴据此主张其系经由王治梅介绍认识川源公司本院予以采信。证据Ｃ4系蒋孝兴自行制作，未经云南路建公司确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Ｃ5、Ｃ6经云南路建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争议债权债务是否因借款合同关系产生，云南路建公司主张川源公司、蒋孝兴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应否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基础法律关系形成债权债务，若双方之间就该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双方将之确认为借款债权债务的，一方当事人主张按照双方之间清算所形成的借款债权债务予以履行，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本案借条的出具构成了借款合同关系：1.由蒋孝兴出具的《借条》上明确记载了云南路建公司“同意出借人民币2603519.00元”用于支付税款的内容，该内容明确表明了双方同意将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确定为借款合同关系的意思；2.根据双方之间的协议书约定，云南路建公司虽然作为法定的纳税义务人，但双方约定了该款项应由实际施工方予以承担，而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税收完税证明及蒋孝兴的承认，均可证明该《借条》上所载的2603519元税款由云南路建公司承担，实际施工方尚未支付，双方之间就该款项实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双方之间就该项债权债务关系已形成了终局清算关系，双方协议书中第四条第二款双方亦明确约定“……各种税费、规费均包含在综合单价之中。每期计量，乙方（施工方）按总包方与业主签订的合同清单价格计算应缴纳的税费基数，在晋江池店办理纳税，并向甲方（云南路建公司）提供发票。乙方实施的工程部分，所有税金、规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事先提交纳税发票为甲方付进度款的前提条件”，该税款以总包方支付给云南路建公司的实际到账款项，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缴纳，该税款的缴付的数额、时间均具有确定性，不因双方之间的工程施工情况而发生变化，现双方之间的工程已经完工，双方之间对该税款的结算具有清算效力。但从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应纳税明细中可见，双方已明确其中尚有多缴纳税款22650元，该部分款项不是已决事项，该部分款项应当于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中进行处理，本案不作处理。 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借条》上仅由蒋孝兴一人签字确认，未加盖川源公司印章予以确认，云南路建公司虽主张蒋孝兴基于川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而签字确认该《借条》，但在该授权委托书中所涉及的授权内容为“合同谈判及签订活动，以及施工、结算、收款活动”，但未明确记载其授权范围为向原告借款或将合同所涉款项结算为借款的内容，因此，蒋孝兴在与云南路建公司进行结算之后，将结算款项中的本案所涉税款转结为借款的行为显然超出了该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云南路建公司主张由川源公司承担蒋孝兴出具《借条》的行为后果本院不予支持，该确认借款债权的行为应由蒋孝兴个人承担。蒋孝兴虽主张其与他人合伙从事本案工程施工，但其经本院要求拒不提供其与他人之间的合伙协议，且本案的出具《借条》的行为是蒋孝兴在超过其在执行所称的合伙事务所取得的授权之外作出的，因此，该出具《借条》的行为后果应由蒋孝兴承担。 因此，被告蒋孝兴至今尚欠原告云南路建公司借款2580869元，双方未约定借款的期限，现云南路建公司起诉主张权利，蒋孝兴应偿还借款；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自其主张权利的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经审理，对本案主要事实可作如下认定： 云南路建公司承建有沈海高速公路泉州机场连接线工程第一标段建设工程，蒋孝兴系该工程路段路基、桥梁等施工任务的实际施工人。双方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总包方支付给云南路建公司的工程款应由施工方予以承担。自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期间，由云南路建公司缴付了施工方相应工程款部分的税款2580869元，但施工方未能予以承担，因此经蒋孝兴与云南路建公司于2015年9月13日进行对账，确认了该笔结欠税款的事实，并经蒋孝兴确认将该笔欠款转为借款。该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蒋孝兴至今尚未偿还该借款。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诉至本院。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蒋孝兴虽然作为实际施工人，因实际施工过程中基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书而发生了结欠云南路建公司税款的事实，但经过蒋孝兴对该税款进行了对账结算，且该项结算具有终局清算效力，因此，蒋孝兴出具《借条》将该税款债务结算为借款债务之后，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川源公司对蒋孝兴的该项结算借款债务的行为未作确认，蒋孝兴的结算借款行为也超出了云南路建公司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内容，因此，蒋孝兴的行为后果应由其自行负担，云南路建公司主张被告川源公司对蒋孝兴的行为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对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现云南路建公司起诉主张蒋孝兴应偿还借款2580869元，并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双方所对账确认的超额税款22650元部分不属于具有清算效力的内容，该部分款项应由双方在施工工程的总结算中处理，本案中不作处理。被告川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与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蒋孝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云南路建集团股份公司福建分公司借款本金2580869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借款利息； 二、驳回原告中国云南路建集团股份公司福建分公司的本案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7628元，由原告负担240元、被告蒋孝兴负担273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林文晋 审判员  黄东来 审判员  吴小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潘苗玉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九条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