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702民初1663号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住所地锦州市凌河区解放东路28号楼10-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700564630956Q。法定代表人：孙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运国英、戚迎明，辽宁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住所地锦州市古塔区北二里1-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122107024640512950。法定代表人：刘琢，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蓝、杜磊，辽宁卓政（锦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红梅，女，195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太和区。被告：秦宜春，系被告徐红梅之夫，195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民、靖瑛琳，辽宁华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诉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被告徐红梅、被告秦宜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运国英，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蓝，被告徐红梅、被告秦宜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立即给付原告药品欠款本金1,045,470.17元；二、判令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计付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被告徐红梅、秦宜春对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依法注册的药品经销企业。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曾多次向原告购买药品，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9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应收账款对账单》，经双方确认，被告截至2018年9月20日尚欠原告药款1,045,470.17元。另查，被告徐红梅与被告秦宜春系夫妻关系，被告徐红梅和被告秦宜春长期经营医院和从事医疗行业，先后开办北镇市沟帮子曙光医院和锦州市华健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锦州市古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06年12月11日以托管的方式将古塔区中医医院交给被告徐红梅经营，托管期限为10年。该行为实质是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有偿出借给被告徐红梅使用，并且因此导致医院管理混乱，原告应收药品货款无法收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之规定，被告中医院和被告徐红梅、秦宜春对此均有过错，应当对所欠原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被告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罚息利率向原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综上，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欠付药品货款显系违约，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且三被告应负连带责任，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辩称，答辩人不是承担责任的义务主体。第一、原告明知答辩人在其供药期间处于托管状态，同时知晓被告徐红梅为受托人，依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仍然为被告徐红梅提供药品，可见原告是明知并认可由被告徐红梅承担付款义务的事实，故本案实为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与被告徐红梅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答辩人无关；第二、原告主张《目标责任书》中约定的“托管”行为实为“出借”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故答辩人存在过错，应与被告徐红梅、秦宜春承担连带责任。答辩人认为原告存在几点错误：首先，《目标责任书》签约双方为锦州市古塔区卫生局和被告徐红梅，并非答辩人，故即使认定该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承担过错责任，则应由该协议实际签约人承担责任，与答辩人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其次，签订《目标责任书》之行为不存在过错，锦州市古塔区卫生局是签订《目标责任书》的权利主体同时又是法定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卫生行政部门，其明确知道签订《目标责任书》的行为及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能够界定“托管”与“出借”区别。三、答辩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第一、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于2018年9月21进行对账，但是在该对账单中并未对实际履行期进行约定，故就不存在逾期付款的问题；第二、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均对违约金没有约定，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实际损失，故原告实际情况与《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不符，无权以此为据向答辩人主张违约金。四、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一、原告所述提供药品过程与事实不一致。根据原告提交供货清单显示的供货期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6日，而2018年8月2日锦州市古塔区卫生局和被告徐红梅已经签订《终止协议》并办理交接手续，同时不再对外营业，2018年8月9日锦州市古塔区卫生局在锦州日报B2版刊登相关公告，截至2018年8月16日交接完毕，即证明自2018年8月2日起已不再需要原告向答辩人处供药，且原告并未将药品送至答辩人处，而是送至被告徐红梅指定地点，可见原告明知被告徐红梅不再受托管理答辩人的事实，同时认可其为被告徐红梅供药由被告徐红梅为其支付药款的事实。在对账单中载有签名的“曹”字无法确认身份，在原告与之对账时，此人并不在答辩人处工作，并且没有取得答辩人委托其与原告进行的对账的授权，故其与原告进行对账行为的效力不应涉及答辩人。综上，原告各项诉讼请求不应由答辩人承担给付义务，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被告徐红梅、被告秦宜春辩称，1、本案是药品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古塔区中医医院签订的购销合同是购买双方的主体关系，即原告是合同出卖方，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是购买方，与被告徐红梅、秦宜春无关，尤其是秦宜春既不是医院员工也不是行政管理人员，仅仅是徐红梅的丈夫就被列为了被告，原告将徐红梅和她的丈夫诉至法院，是诉讼主体错误，应驳回原告对徐红梅、秦宜春的诉讼。2、原告在诉状中称徐红梅与丈夫与古塔区中医医院是委托管理关系是属实的，但这个合同关系的双方是锦州古塔区卫生局与徐红梅委托管理的合同关系，即徐红梅管理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与原告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是属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另一种合同关系。3、诉状中对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说法是错误的，所谓的连带责任在法律上不包括本案的情形，而原告在诉状中捏造所谓徐红梅与其丈夫借用、涂改、转让医疗许可存在过错的说法是错误的，两个被告没有涂改，也没有借用所谓的医疗许可证书。这个行为退一步讲，如果是涂改、借用也不符合法律上规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我方认为，二被告不是本案合同纠纷中的合同主体，原告属于告诉错误，应依法驳回其告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存在药品买卖关系。2018年9月21日，经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9月20日，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尚欠原告药款1,090,470.17元，后给付原告45000元，现尚欠药款1,045,470.17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告与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的对账单、销售清单、增值税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对质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之间的药品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作为买受人应当及时支付货款，拖欠不付属违约行为。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因逾期未付，原告从双方签订确认单之日要求计算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计算标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原告对违约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徐红梅、秦宜春个人并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被告徐红梅通过什么方式管理医院及与相关机构的协议，包括约定的徐红梅管理期间债务的承担等，均是内部的约定，并不产生对外的效力。故被告锦州市中医医院辩称应由徐红梅直接承担其托管期间对原告的债务，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要求被告徐红梅、秦宜春对被告锦州市中医医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货款1,045,470.17元。并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09元,由被告锦州市古塔区中医医院负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东升人民陪审员  苏成国人民陪审员  王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