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21行初475号原告曾川义，男，1959年1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红花岗区。委托代理人朱飞群，女，汉族，1941年9月18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系原告之母亲。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所地：遵义市海尔大道区政府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25650238247。法定代表人葛斌，局长。委托代理人胡根惠，该局改制服务中心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剑波，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玉梅，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川义不服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经济局，以下简称红花岗区工信局）作出的红区工经字〔2018〕59号《关于遵义市海风丝绸厂职工曾川义信访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作出（2019）黔0321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曾川义起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3行终170号行政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黔0321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9月5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6月28日于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曾川义及委托代理人朱飞群，被告红花岗区工信局委托代理人胡根惠、韩剑波、赵玉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5月2日，红花岗区工信局作出红区工经字〔2018〕59号《关于遵义市海风丝绸厂职工曾川义信访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其中载明︰曾川义，2018年3月14日，您反映的（信访件编号：180314020125）要求办理社会保险冋题，属于我局行政确认行政程序处理事项。我局已于同年3月21日将您反映的问题进行受理，并向您出具了信访事项程序告知书。经认真调查核实，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经研究作出处理决定如下：曾川义生于1959年1月，籍贯四川省，现居住迎红办海风社区（丝织厂还房小区），参加工作时间1981年5月正式同意招收为囯有企业职工，工种：织绸车间挡车工，1983年左右借调遵义海风丝绸厂工作，工种驾驶员，1999年海凤丝绸厂企业改制关闭时，您已领取一次性安置费，身份转变为社会自然人，根据上述情况，您已不属遵义丝织厂在册职工。1992年丝织厂上报国有企业养老统筹时就自然不在上列。根据您的具体情况，遵义丝织厂破产清算组按照《黔人社厅〔2015〕7号（关于将相关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于2018年1月同意并出具相关证明和个人身份，您可通过一次性补缴方式来完善您的养老保险和办理退休相关手续。该决定书还告知曾川义不服的救济途径和期限。对此曾川义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曾川义诉称，我于1981年正式成为丝织厂职工，1986年被借用到海风丝绸厂。后因劳动力过剩，丝织厂改制关闭。2017年9月因原告需办理退休手续，才知道丝织厂没有将我的档案资料上报人社局，导致我无法办理退休。2018年5月2日被告作出红区工经字（2018）59号《关于遵义市海风丝绸厂职工曾川义信访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要求我通过一次性补缴方式完善养老保险和办理退休相关手续。我认为，被告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被告红花岗区工信局辩称，(一）原告已不是遵义丝织厂的在册职工。原告于1981年5月被招收为国有企业职工，工种为织绸车间挡车工，在1982年至1986年期间在没有事假或者病假的情况自行离开了遵义丝织厂，后遵义丝织厂破产，对外进行了登报，要求所有职工在期限内到指定地点登记，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也未至指定地点登记申报，遵义丝织厂的在职职工名册里也没有原告，因此原告已不是遵义丝织厂的在册职工。(二）原告劳动关系在遵义海风丝绸厂，其在遵义海风丝绸厂改制时已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费，身份已经转变为自然人；原告1986年到遵义丝绸厂参加工作，担任驾驶员一职，遵义丝绸厂向主管部门、财政部门1994年11月3日、劳动部门申请为174名职工增资，在该174名职工内包含了曾川义，由此可见，原告系遵义丝绸厂正式职工，其劳动关系在遵义丝绸厂，1999年遵义丝绸厂在改制时，原告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费，身份已经转变为自然人。因此办理退休手续等事项亦是遵义丝绸厂的义务，而非遵义市丝织厂破产清算组。综上所述，我局做出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不属于遵义丝织厂在册职工事实清楚，且该认定只是告知行为，系对原告信访事项的回复意见，不影响原告通过别的程序解决社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第（九）、（十）项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做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2005)行立他第4号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被告作出的红区经字〔2018〕59号决定书是对信访件的处理意见，不具可诉性，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1、1994年11月3日遵义市劳动局企业单位增资审批表2页；（证据来源：复印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档案馆）。2、1973年至1999年贵州省遵义海风丝绸厂职工工龄年数公布表（证据来源：复印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档案馆）。1-2号证据证明：曾川义是遵义海风丝绸厂职工，且在遵义海风丝绸厂改制时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费，身份转变为自然人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被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在遵义海风丝绸厂工作过，不能证明是丝绸厂的职工，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1、1979年3月31日、1981年5月14日介绍信3页；2、1980年4月25日原告的申请；3、1979年5月31日原告入厂的推荐表；4、原告新招职工登记表；5、2019年5月17日许仲秋的《证明》；6、被告作出的行政程序决定书。经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1、2、3、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在丝织厂工作过，对5号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在遵义丝织厂工作过，但是该《证明》中陈述的关于借调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对6号证据，该证据属于信访件的回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证据不具有可诉性。经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有关法律规定，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1号至5号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且能够互相印证，6号证据属于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该依据是本案审查对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原告曾川义于1979年2月至1981年5月期间被招收为遵义丝织厂（国有企业）职工，工种为织绸车间挡车工。1986年，原告曾川义到遵义海风丝绸厂从事驾驶员工作，1994年11月，遵义海风丝绸厂向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劳动部门申请174名职工增资，曾川义是其中之一。1999年遵义海风丝绸厂改制时，曾川义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费。2018年3月14日，原告曾川义以遵义丝织厂未将相关资料档案上报社保局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为由，向遵义市红花岗区信访局反映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同年3月21日，被告红花岗区工信局将原告曾川义所反映的要求予以受理，并于5月2日作出《关于遵义市海风丝绸厂职工曾川义信访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其中主要载明︰“1983年左右，曾川义被借调到遵义海风丝绸厂工作，工种驾驶员，1999年遵义海风丝绸厂在改制关闭时，曾川义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费，身份转变为社会自然人。根据上述情况，曾川义不属遵义丝织厂在册职工。1992年丝织厂上报国有企业养老统筹时就自然不在上报之列。根据具体情况，遵义丝织厂破产清算组按照《黔人社厅[2015]7号（关于将相关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于2018年1月同意出具相关证明和个人身份，可以通过一次性补缴方式完善其养老保险和办理退休相关手续”。该决定书还告知曾川义不服的救济途径和期限。为此，原告曾川义不服该决定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被告红花岗工信局没有提供原告曾川义是如何（借用还是正式调动）从遵义丝织厂到遵义海风丝绸厂的有关证据。本院认为，被告作为遵义丝织厂和遵义海风丝绸厂的行政主管机关，有权对该企业的人事等事项享有主管权。本案的焦点是被告是否有权确认原告的劳动关系及该事实的认定是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载明︰“原告于1981年5月被招收到遵义丝织厂，后于1983年借调到遵义海风丝绸厂工作，1999年遵义海风丝绸厂改制关闭期间，原告已领取一次性安置费，身份已经转化为社会自然人。”，该事实认定实质确认了原告与遵义海风丝绸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红花岗工信局没有提供原告曾川义是如何（借用还是正式调动）从遵义丝织厂到遵义海风丝绸厂工作的主要证据。被告应当知道原告与遵义丝织厂之间可能存在劳动争议的情况下，而作出确认原告与遵义海风丝绸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关于“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曾川义在两个企业之间到底与哪一个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争议应当依法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不属于被告确认范畴。但被告在决定书中实质已经确认原告曾川义与遵义海风丝绸厂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对原告劳动关系及身份确认逾越权限，属于超越职权。行政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是行政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可诉的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作出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被告对原告劳动关系及个人身份的认定因对原告后续养老保险的办理将产生实际影响，将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调整作用。故被告辩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仅从形式上以属于信访事项为由认识问题，其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关于“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四）超越职权的；”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18年5月2日作出的红区工经字〔2018〕59号信访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钱朝友人民陪审员付华俊人民陪审员毛成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胡晓松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