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33民终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乔妈才，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伟，云南大怒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兰，系乔妈才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干三妞，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枣，云南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茂益，系干三妞丈夫。 原审第三人：波生付，男。 原审第三人：上江镇付坝村龙塘二组。 负责人：茶文，系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晓英，女。 上诉人乔妈才因与被上诉人干三妞及原审第三人波生付、上江镇付坝村龙塘二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泸水市人民法院（2018）云3321民初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4月10日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乔妈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伟、乔文兰，被上诉人干三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枣、桑茂益，原审第三人波生付，上江镇付坝村龙塘二组（以下简称龙塘二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晓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乔妈才的上诉请求：1.撤销泸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3321民初50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将“转包”和“转让”混同，系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转让”没有事实基础，上诉人仅仅与第三人波生付之间有转包关系。被上诉人不是本案争议的转包主体更不可能是转让主体。上诉人只与波生付签订过《土地承包协议书》，《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后期违规办理承包经营证书而私自签订的，该转让协议上诉人不知情，也未签字捺印。一审法院未审查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就直接认定双方签订了《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一审法院以48000元认定为“转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以48000元的价款明显与土地转包价格不符为由推定双方是土地转让无事实依据。48000元每年的承包费仅为1600元，即使不扣除房屋森林，只按证载面积计算，每亩的年承包金仅为400元。考虑房屋、森林的价值，每亩的年承包费可能不到200元。同理，认定该款项属于转让款明显与市场价不符，双方协议中包含了房屋、森林，土地实际面积近三十亩，48000元的价格显然是不可能的。上诉人认为，48000元的价款恰恰说明双方是转包关系，而不是转让。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承包方流转土地的规定为“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流转给谁，只能由承包人也就是上诉人乔妈才本人来决定。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上诉人没有签字捺印，甚至，合同签订时乔妈才本人不在现场。上诉人从未表达过要转让争议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本案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未转让。一审法院采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作为证据，违反了法律规定。（二）、上诉人是涉案土地征收后的合法安置对象，在政府未进行安置的情况下享有获利安置补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应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征收后获利土地补偿款是承包方的法定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即使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但仍然不属于涉案土地的承包方。土地补偿款中的土地补偿金是属于集体，由集体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进行分配，补偿款中的安置补助费是由被安置人员享有，被上诉人不属于涉案土地征收的安置对象，上诉人因承包地被征收，永久丧失土地承包权是属于法定的安置对象。（三）、即使双方是属于转让关系，因土地部门被征收已经无法履行协议，应认定双方针对涉案土地的转让中止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转让期限届满后，受让方应当将土地返还给转让方。在双方约定期限届满后，被上诉人已经无法将本案涉案土地返还给上诉人，基于这样的事实，该土地补偿款也应当归上诉人所有。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干三妞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土地转让行为。1、2002年2月20日，上诉人乔妈才因要到江苏与女儿一起居住，就把位于上江镇付坝村龙塘二组的所有水田、旱地、森林和房屋等作价48000元一次性转让给第三人波生付(波生付系被上诉人干三妞的亲弟弟)，并与之签订了《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时任龙塘二组组长乔秀英扒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同意，该协议系上诉人自己签订，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可见，对于土地转让行为，需要经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波生付签订了书面转让合同，且经过发包方即上江镇付坝村龙塘二组组长乔秀英扒签字同意，所以，土地转让行为不论从程序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2010年1月1日，第三人波生付将受让的承包地登记到父亲恒扒翁名下，之后恒扒翁将两块水田分给答辩人干三妞耕种，森林分给第三人波生付等三兄弟经营管护。2015年5月14日，干三妞与第三人泸水市上江镇付坝村龙塘二组(发包方)签订了《泸水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同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两块水田登记到其名下。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土地是转包不是转让，为什么在2010年1月1日土地登记到被上诉人父亲恒扒翁名下，上诉人却未提出任何异议?2015年又登记在被上诉人干三妞名下，上诉人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2017年11月8日，因修建保泸高速公路征用该地块，要兑现给被上诉人土地补偿款时，上诉人乔妈才就主张说，土地是转包不是转让，土地补偿款要归其所有。可见，上诉人的说法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上诉人分明就是见利忘义，为了利益不顾道义，不顾事实真相，上诉人的所作所为与当前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要讲诚信是背道而驰的，上诉人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原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声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上诉人没有签字捺印，甚至合同签订时乔妈才本人不在现场。上诉人从未表达过要转让争议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本案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未转让。一审法院采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作为证据，违反了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以上所述完全是断章取义，置事实于不顾。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与第三人波生付签订了《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该协议是经过发包方龙塘二组组长签字同意，且上诉人也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转让款48000元，基于这份土地转让协议，之后又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主要是明确转让土地的四至界线。当然就算不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也可以根据上诉人所持有的承包合同书及林权证就可明确转让土地的四至界线。所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没有改变《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的内容，两份协议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上诉人主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做出判决驳回上诉人乔妈才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波生付及龙塘二组未提交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2002年2月20日，原告乔妈才与第三人波生付签订《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和《土地承包协议书》，《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乔妈才所有水田、旱地、森林、房屋等一次性转让给第三人波生付，价款48000元，组长乔秀英扒在该协议书中签名。《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乔妈才将2.4亩水田、4亩旱地承包给第三人波生付，承包期限30年，价款48000元（包括房屋在内），组干部乔秀英扒、九四益在协议书中签名，付坝村委会签章。第三人波生付按约定将48000元一次性支付完毕。之后原告乔妈才到江苏省与女儿一起居住。第三人波生付与被告干三妞系亲姐弟关系，2010年1月1日，波生付将受让的承包土地登记到其父恒扒翁名下，之后恒扒翁将两块水田分给被告干三妞耕种，森林分给波生付的三个兄弟经营管护。2015年5月14日，干三妞与第三人龙塘二组（发包方）签订了《泸水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同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该两块水田登记到自己的名下。2017年11月8日，因修建保泸高速公路征用该地块，经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双方现场确认，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征用土地共5块，实际面积为13.1276亩，土地补偿款1299632.4元。原告乔妈才以被征用土地系转包给第三人波生付，土地补偿款应当由其领取为由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乔妈才户的代表乔妈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原告乔妈才与第三人波生付签订《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和《土地承包协议书》，其内容有土地转让及土地承包，且均有组长签字确认，从双方对土地、森林、房屋的履行结果以及支付价款看，原告乔妈才与第三人波生付应当为土地转让关系。原告辩称双方是土地转包关系，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且领取的价款48000元的行为，足以认定原告同意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并一次性领取了转让款。原告乔妈才已将本案原属其承包的土地以转让的方式流转给了第三人波生付，2010年1月1日，波生付将承包地登记到恒扒翁名下，原告乔妈才就终止了与第三人龙塘二组的承包关系。2015年5月14日，干三妞取得承包经营权证，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原告诉称与第三人波生付存在土地转包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请求确认土地补偿款1299632.4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乔妈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96元，由原告乔妈才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只是土地承包协议书，并没有签订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进一步证明其上诉主张，申请证人敌妈国、九四益、四波才广某巴出庭作证。 敌妈国证实其在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签字并捺印，而在《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中没有签字和捺印； 九四益证实其在30年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签字和捺印，而在《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上没有签名捺印； 四波才证实没有在《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是乔妈才的妻子将签了字的协议给他的； 巴不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一事。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人敌妈国、九四益就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签字并捺印的证言认可，而敌妈国、四波才对《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上没有签名捺印的证实不予认可。广某巴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一事不清楚的证实不认可。 本院对证人敌妈国、九四益、四波才广某巴的证言作如下确认：证人敌妈国、九四益系上诉人亲属，虽然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但其证实与卷内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就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签字并捺印的证言予以采信，而敌妈国、四波才证实对《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上没有签名按印的证实广某巴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一事不清楚的证实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在一审中，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正确，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户就其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上诉人乔妈才作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合同的土地承包主体，就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2002年2月20日，上诉人乔妈才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波生付先后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及《永久转让土地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上诉人乔妈才将其所承包的土地以及森林和房屋作价48000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波生付，协议书上均有龙塘二组时任组长签字确认以及付坝村委会的签章认可，系发包方同意和报备，且48000元的价款也已交付。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来看，已包括了上诉人乔妈才的森林及房屋，波生付支付的48000元价款与当时的土地转包市场价格明显不符。上诉人乔妈才主张与波生付之间属土地转包关系，但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据此，足以认定双方的这一行为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2010年1月1日，波生付将该承包地登记到其父恒扒翁为户主的名下，原承包方乔妈才与发包方龙塘二组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2015年5月14日，被上诉人干三妞经发包方龙塘二组同意并向付坝村委会备案之后进行了土地承包登记，由此，取得了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地被征收后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上诉人乔妈才主张与波生付存在土地转包关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主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1299632.4元归其享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主张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96.00元，由上诉人乔妈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银泉 审判员  李筱槲 审判员  和志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和 萍 杨洛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