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34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全，男，汉族，1985年8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明，四川久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千，男，汉族，1975年6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四川宁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鹭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2368号901室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异植，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威，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正全、王金千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鹭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弘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正全上诉请求：请求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2019）川0703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改判厦门市鹭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王金千承担连带责任，共同支付上诉人劳务费用。事实和理由：一、（2019）川0703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本案上诉人起诉争议的是彭龙贵代表鹭弘公司与王金千签订《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工程拖欠劳务费，即绵阳经济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A座与B座之间地下室及裙楼的木工项目劳务费。A2步行街F段木工项目热工已与代表鹭弘公司的刘李平进行决算，劳务费用已全部结算付清，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一审法院没有审查与彭龙贵之间项目的劳务费支付情况，起诉、审理、判决认定的事项南辕北辙。（2）一审判决认定“该施工协议实际上是没有施工资质的王金千借用鹭弘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并进行施工”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是彭龙贵的亲属（劳务工程的实际幕后控制人顾和平）挂靠鹭弘公司从中建二局承包的绵阳经开区CBD万达工程中的劳务施工。顾和平取得劳务分包工程后，安排彭龙贵、刘李平等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去找施工队伍，将劳务施工中的钢筋、模板、木工等又分解到王金千、杨正全等木工班组；王金千仅仅是木工班组的带班人，即木工班组组长，上诉人完成工作内容的单价就是鹭弘公司结算的单价，王金千并没有从中牟利。鹭弘公司不可能与几百名工人每人签一个承包合同。杨正全和王金千一样都不是老板，都要亲自共同完成每一项具体劳务工作。一审法院将王金千认定为小老板，借用鹭弘资质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王金千除认识鹭弘公司项目经理彭龙贵之外，与鹭弘公司没有其他任何联系。（3）一审法院将鹭弘公司认定为违法分包人是错误的。鹭弘公司是有资质的劳务有限公司，鹭弘公司从中建二局分包劳务工程项目是合法的。（4）本案杨正全是实际施工人，王金千也是实际施工人，杨正全与王金千实际上是平行关系，不存在工程的分包转包关系，将王金千定义为转包人、分包人是完全错误的。（5）一审法院机械理解“劳务费”改变案由是错误的。杨正全的身份是农民工，王金千也是农民工，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取报酬的，至于报酬的计算标准方法有很多种，按日计价，按件计价都是符合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的。机械理解劳务费的概念是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否定鹭弘公司的劳务承包资质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是错误的。四川省高院处理案件的规范不是司法解释，不可以在民事判决中作为判决的依据。在二审中，杨正全当庭表示：“要求发回重审，本案事实没有查清。鹭弘公司拿劳务分包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王金千辩称，绵阳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没有结清，但是A2步行街F段工程已经结算完毕。 鹭弘公司辩称，本案中，鹭弘公司是承包方，承包之后又将劳务分包给王金千，王金千又往下分包，因此主张的是工程款。如果按照杨正全所称是工程款，杨正全应当依据合同相对性向王金千主张工程款，发包人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在本案中仅指万达公司，而非鹭弘公司，王金千在本案中是劳务再分包关系。 王金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厦门市鹭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连带上诉人向一审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8,529元；3．判决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判决仅让上诉人承担杨正全劳务费的给付义务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是彭龙贵代表鹭弘公司与王金千签订《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工程拖欠劳务费，即绵阳经济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A座与B座之间地下室及裙楼的木工项目劳务费。A2步行街F段木工项目施工王金千已与代表鹭弘公司的刘李平进行决算，但鹭弘公司至今没有与王金千结算B座裙楼工程款。王金千做的木工活包括了B座裙楼的木工项目。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鹭弘公司拖欠王金千工程款的事实就做出了错误判决。（二）鹭弘公司应当连带王金千向杨正全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8,529元。1．鹭弘公司仅与王金千结算了F段的工程款，没有全额向王金千支付工程款，整个欠款行为是因鹭弘公司的违法转包、无故拖欠上诉人工程款而产生，鹭弘公司理应与王金千一并承担杨正全劳务费的给付义务。2．原审判决不遵循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对王金千与鹭弘公司双方的证据进行科学分析论证，却以大量篇幅论证所谓的建设工程发包、转包链，最后得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只能是万达公司，而鹭弘公司系违法分包人；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任何合同都只能约束合同的缔约方；一审原告所主张的并非劳务费故一审原告直接向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工程的劳务费被驳回”的认定。王金千认为，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司法解释都不能抛开事实去理解，王金千与杨正全的法律水平都很低，结算单是存在，但它不是全部事实的反映，也不一定准确，还应综合分析，比如说它的构成、计算方式等方面都应进一步核实。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还体现在对于杨正全所涉农民工完工的工程量以及杨正全的身份性质的认定。杨正全实际就是农民工的代表，他从中没有获取利益，他仅仅是数个农民工的召集人，仅凭结算单向他一人出具就认定他是实际施工人进而只与上诉人产生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判决仅由王金千承担劳务费的给付义务是完全错误的。涉案F段工程是由含杨正全在内的8人做的计件工，不是分包。8人完成的工程量是3400m2，欠付的40,000元是计件工资制下欠到的农民工工资。下欠的金额是由8个农民工做工构成，非杨正全一人做工产生。4．鹭弘公司主张已经超付工程款99,465.59元的抗辩，明显违背常识、客观事实，不应采信。鹭弘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与王金千就杨正全的劳务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在2014年11月15日、2015年2月4日，鹭弘公司代表分别就王金千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确认王金千就绵阳经开区CBD万达项目共计完成工程量75523m2。但鹭弘公司仅于2016年5月6日就王金千完成的A2区F模板工程、部分签证进行了金额上的确认。除此以外，还有因进场时图纸不详尽，人防过多导致杨正全班组误工，鹭弘公司承诺要向王金千补贴的80,000元，以及因塔吊盲区导致的误工和材料下车、转运而向王金千补贴15,000元，王金千与鹭弘公司项目负责人为此在2014年2月18日签订了《附属协议》。综上，鹭弘公司还拖欠王金千工程款31.5万元，由于迟延结算导致利息损失10万元，鹭弘公司欠付王金千工程款属实，并非鹭弘公司向王金千超付工程款99,465.59元。鹭弘公司欠付王金千工程款的金额远远超过王金千应当向杨正全支付的劳务费，鹭弘公司应该连带王金千向杨正全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8,529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否定鹭弘公司的劳务承包资质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 鹭弘公司辩称，2015年12月30日的结算清单载明杨正全班组应领取的是工程款，而不是劳务费（工资）。 杨正全述称，坚持我方的上诉意见。 杨正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金千、鹭弘公司向杨正全支付劳务费28,529元。二、本案诉讼费由王金千、鹭弘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7日，王金千（乙方）与鹭弘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约定甲方以企业内部承包经营的形式，将绵阳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和A2步行街F段工程当中的部分模板施工项目承包给乙方，单价每平方米33元。彭龙贵代表鹭弘公司在协议上签名。 王金千承包F段工程后，将其又分包给了包括杨正全在内的11名自然人。该11名自然人分别组织工人进行了实际施工。王金千也陆续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2015年12月30日，王金千与杨正全进行了工程量及工程款的结算，并由王金千向杨正全出具了《结算清单》，载明：杨正全木工班组总平方19620平方米，单价每平方米17.5元，合计343,350元，下欠40,000元。 2016年5月6日，王金千和代表鹭弘公司的刘李平进行了工程决算，双方签订了《王金千模工班组决算单》、《工程量》、《临时用工汇总单》、《扣款》等四种决算材料。上述四份决算材料载明：万达广场A2区F模板工程总工程款为1,237,005.33元。其中：裙楼结构模板27790.34平方米，单价37元，合价1,028,242.58元；二次结构模板4316.76平方米，单价35元，合价151,086.6元；签证93,306.49元；扣款35,630.34元。上述《决算单》备注：以上是此班组在本工程中所有工程量、签证和扣款，一经确认后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添加和更改。 后因款项支付问题发生纠纷，经政府相关部门协商，2019年初，杨正全通过绵阳市经开区劳保中心领取了11,471.18元，下欠28,529元原告多次催要，王金千、鹭弘公司均未付款。 一审法院认为，鹭弘公司与王金千签订的施工协议，虽然名为内部承包合同，但因王金千实际并非鹭弘公司的员工，故该施工协议实际上是没有施工资质的王金千借用鹭弘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并进行施工而形成的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该施工协议为无效合同。 王金千获得工程后，又将工程进行了肢解分包。其中，杨正全取得了部分工程。因王金千及杨正全均为自然人，不具备施工资质，因此，该分包合同也系无效合同。 从2015年12月30日王金千向杨正全出具的《结算清单》可以看出，王金千承认杨正全木工班组总平方19620平方米，单价17.5元每平方米，合计343,350元，下欠40,000元。从总的施工面积及工程款项的大小来看，上述款项并非是杨正全个人作为农民工应领取的工资，而是王金千将所承包的木工工程的其中一部分分包给了杨正全，杨正全本人及其所组织的农民工在实际施工后应领取的工程款。 虽然杨正全与王金千缔结的口头分包合同无效，但杨正全组织人员进行了实际的施工，且王金千对杨正文班组的“人工费”进行了结算。因此，王金千作为杨正文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按照决算的款项向杨正文支付工程款。除去杨正全在2019年初通过绵阳市经开区劳保中心领取的11,471.18元外，王金千还应向杨正全支付劳务费28,529元（40,000元-11,471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发包人’应当理解为建设工程的业主，不应扩大理解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等中间环节的相对发包人”。因此，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只能是万达公司，而鹭弘公司系违法分包人。 上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的第十三条还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以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当事人之间依据相应的合同关系承担法律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要求未与其建设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支付责任的，不予支持”。参照上述规定，本案杨正全作为实际施工人，只能直接向与其建立了分包合同关系的王金千主张权利，而不能向未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鹭弘公司主张权利。 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任何合同都只能约束合同的缔约方，而不能约定合同之外的其他人。杨正全提交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人李孝杰、上诉人鹭弘公司与被上诉人冉海兵、被上诉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所作的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当讼争款项是农民工工资时，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规定，由王金千的上一位次的违法分包人即鹭弘公司直接向杨正全承担责任。但仔细审查杨正全提交的该判决书可以看出，该判决所涉及的案件中，冉海兵系李孝杰班组的钢筋工，冉海兵系按天取酬，其被拖欠的劳务费系通常所称的农民工工资。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规章或行政性文件的规定，由上一位次的违法分包人直接向农民工承担责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如何认定劳务分包”的解释中，亦对何谓“劳务费”作出了“通过工日的单价和工日的总数量进行费用结算”的规定，而杨正全的款项是通过施工的面积及每平方米的单价来进行结算的。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统一建设工程中劳务分包案件的管辖裁判标准的通知》中，也明确了“凡是涉及工程建设的劳务分包一律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劳务合同仅限于狭义的雇佣合同”。因此，杨正全所主张的并非劳务费，而是工程款，在此情况下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本案立案时的案由“劳务合同纠纷”，应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为结案时的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至于王金千与鹭弘公司之间就万达广场B座裙楼工程的工程款产生的争议，系另一法律关系，应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另案诉讼。 一审法院遂判决：一、王金千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杨正全支付工程款28,529元；二、驳回杨正全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4元，减半收取计257元，由王金千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款项属工程款还是劳动报酬；2．鹭弘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本案款项属工程款还是劳动报酬。本案一审已查明鹭弘公司与王金千就绵阳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和A2步行街F段工程当中的部分模板施工项目签订《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王金千承包A2步行街F段工程后又将项目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分包给包括杨正全在内的十一名自然人，该十一名自然人又各自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在2015年12月30日王金千与杨正全的《结算清单》中，该清单也载明欠款的对象为杨正全木工班组，而非杨正全个人，且杨正全所组织的工人的工资均是先由其从王金千处领取后再发放给各个末端劳动者。从前述事实来看，杨正全在涉案工程中并非为最末端的劳动者，王金千与杨正全之间是劳务分包、承包的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王金千、杨正全虽在各自上诉状中陈述王金千、杨正全均为农民工，但王金千系从鹭弘公司处承包涉案部分模板施工项目，王金千的身份应为承包人而非农民工，且在《结算清单》中王金千又记载杨正全为班组，如若杨正全为农民工，按照行业惯例而言，王金千则应在《结算清单》上记载杨正全等人的工资。据此，杨正全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性质应为工程款而非劳动报酬，涉案款项属合同法调整的范畴，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杨正全应向合同相对人王金千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以计价方式来界定工程款与劳动工资较为机械。在实践中，为提高施工效率和进度，亦存在按照施工面积和单价计算劳动报酬的情形。即无论是按照工日的单价和工日的总数量还是按照施工面积和单价结算费用，两者仅是不同的计价方式，不能单以此标准来区别工程款以及劳动报酬。人民法院还应综合工人名册、工人签字确认的出勤表以及工人工资发放表等相关证据确定权利主张人是否为最末端的劳动者，以及权利人主张的款项是否为劳动报酬性质，不得随意扩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规章或行政性文件所规定的工资范围。 关于鹭弘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王金平从鹭弘公司处承包涉案部分模板施工项目，由于王金平系无资质的自然人，双方签订的《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王金平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将其中的部分木工工程再次拆解分包给杨正全，杨正全系无资质的自然人，该口头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虽然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鹭弘公司并非发包人，也非涉案合同的相对人，王金千主张鹭弘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正全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王金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元，由杨正全负担520元，由王金千负担5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 迪 审 判 员  罗 琴 审 判 员  冯安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潘怡佳 书 记 员  龚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