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92刑初196号公诉机关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余丰，男，1989年7月3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汉族，高中肄业，个体，住江苏省昆山市。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0月4日被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千灯派出所民警抓获，同年10月5日被临时羁押于昆山市看守所，2018年10月10日被押解出所，并于同年10月12日被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7日被逮捕。辩护人朱保恒，河南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庆庆，江苏守夜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东林，男，1991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汉族，高中毕业，个体，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0月18日被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7日被逮捕。辩护人闫尚伟、王素娜，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艳兵，男，1986年3月8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沁阳市，汉族，大专毕业，个体，住河南省沁阳市。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1月14日被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民警抓获并临时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同年11月21日被押解出所，并于2018年11月22日被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对非法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于2018年12月29日被逮捕。辩护人李娟、孙明婵，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章雨冬，男，1993年11月11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汉族，大专毕业，个体，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1月30日主动投案，同年12月1日被临时羁押于安徽省肥西县看守所，2018年12月5日被押解出所，同年12月6日被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2日被逮捕。辩护人孟凯，河南郑韩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罗仁国，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以郑航检刑检刑诉〔2019〕13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章雨冬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新钢、代理检察员李昂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丰及其辩护人朱保恒、王庆庆、被告人李东林及其辩护人闫尚伟、被告人张艳兵及其辩护人李娟、孙明婵、被告人章雨冬及其辩护人孟凯、罗仁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为使不符合售后维修条件的iPhone手机得到维修，先后将从市场收购、零件拼装等多种渠道获得的iPhone手机，通过手机售后服务渠道返厂至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航空港实验区）鸿富胜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康）进行维修。并通过向富士康工作人员李某（已判决）、栗某（已判决）行贿的方式确保他们报修的手机能够顺利通过富士康售后服务部门的检测并得到维修。其中，被告人余丰伙同被告人章雨冬等人共计违规维修iPhone7Plus型手机11000余部，价值约人民币3850万元；被告人李东林伙同他人共计违规维修iPhone6SPlus型手机2000余部，价值约人民币820万元；被告人张艳兵伙同他人共计违规维修iPhone7Plus型手机3000余部，价值约人民币1050万元。2018年10月4日19时许，被告人余丰在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景区被昆山市千灯派出所抓获。2018年10月17日15时许，被告人李东林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绿地中心双子被民警抓获。2018年11月14日16时许，被告人张艳兵在深圳市会展中心被福田派出所民警抓获。2018年11月30日21时许，被告人章雨冬在得知民警在其家中等候的情况下，回到其位于合肥市庐阳区北二环砀山路的家中投案。到案后，四人均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案发后，被告人余丰已退还富士康人民币130万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章雨冬的供述和辩解；被害单位诉讼代表人谢某的陈述；证人李某、栗某等人的证言；书证；辨认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章雨冬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诈骗罪追究四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余丰、章雨冬系共同犯罪，余丰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已退还违法所得130万元，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二年的区间内量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李东林、张艳兵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建议对其均在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一年的区间内量刑，并处罚金；被告人章雨冬主动投案且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又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的区间内量刑，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余丰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但辩解称其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余丰的行为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余丰无犯罪前科，到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案发后已积极退回违法所得，建议对余丰从宽处罚，并当庭提交了富士康出具的收据一份。被告人李东林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但对被指控罪名诈骗罪提出异议，辩解称其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李东林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提出的辩护意见是李东林在犯罪过程中主动放弃犯罪，系犯罪中止；李东林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并愿意退出违法所得，建议对李东林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从轻处罚，还当庭提交了李东林的荣誉证书四份。被告人张艳兵辩解称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而是向李某行贿。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张艳兵的行为构成犯罪不持异议，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张艳兵的犯罪性质应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而非诈骗罪；张艳兵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建议对张艳兵从轻处罚，还当庭提交了调查笔录、关于请求核查张艳兵行贿数额若干线索的法律意见书、焦作市解放区商业街秋叶原数码商店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发票领用簿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及说明复印件以及员工韩某的证言各一份。被告人章雨冬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但辩解称其参与操作的手机数量应少于11000余部。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章雨冬的行为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章雨冬具有自首、从犯、初犯的量刑情节，愿意积极筹措资金退回非法获利，且家庭困难，建议对章雨冬从轻处罚适用缓刑，还当庭提交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出院记录一份。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通过收购零部件拼装、直接收购二手机等方式获得大量不符合维修条件的iPhone手机。为使这些手机得到正常维修，余丰通过章雨冬等人、李东林、张艳兵分别通过他人向苹果公司售后网点相关人员支付好处费，苹果公司售后网点将这些手机下单返厂维修。然后余丰、李东林、张艳兵再通过向富士康工作人员李某、栗某（均已判决）行贿使得他们报修的这些手机顺利通过富士康售后服务部门的检测，免费更换手机主板、屏幕、电池、外壳等零部件。后将这些手机出售牟利。经审计，李东林向栗某转款人民币25万余元，余丰向李某转款人民币1438万余元，张艳兵向李某转款人民币533万余元。2018年11月30日21时许，被告人章雨冬在得知民警在其家中等候的情况下，回到其位于合肥市庐阳区北二环砀山路的家中向民警投案。案发后，被告人余丰已退还富士康人民币130万元。被告人章雨冬家属已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李东林家属已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富士康工作人员谢某的陈述、富士康报案材料、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损失证明证实，富士康公司在正常稽核过程中发现，自2016年开始，其公司员工栗某多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收购废旧无法使用的iPhone7Plus手机通过售后渠道从富士康置换出新的手机，进行非法牟利，给富士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被告人余丰供述，其操作官修机的具体流程是第一步从深圳市场收二手手机，第二部是买一个在保修期内的串码，第三部将买的串码打到新的SIM卡托上，并将新的卡托把原来的卡托替换掉，第四步把手机发到售后，售后会根据新卡托上的串号建单返厂维修，建单后生成维修号，售后再把返厂修理的手机维修号给其，第五步其把维修号提供给李某，李某根据维修号在检测线上把这些手机全部通过检测进行维修，第六步富士康维修好这些手机后再寄给售后，售后再交给其，其再拿到市场上销售。2018年3月份，其开始与李某合作操作“官修机”。其与李某搭上线之后，就安排小弟温某从深圳华强北市场收购手机零配件，打码、组装成整机后，再经由杨某、鲁某、黄某、章雨冬将这些手机在不同的苹果售后下单返厂维修。其将售后生成的维修号报给李某，使这些手机在富士康的维修线上通过检测，得以维修。开始的时候每台机器给李某1000元，大概一个月后，每台机器给李某800元。一开始通过这种方式保修的手机少，后来慢慢多了起来，大概从4月中旬开始，每天给李某的机器平均在七八十台、八九十台左右，最多的时候一天有过150台左右。这些手机在被保修之前都是开不了机的，修好后都可以正常使用，每部手机的屏幕、主板、电池、机壳、摄像头基本都会更换成新的，手机所有配件都更换成新的了。手机返修完返给售后，售后再把手机发给其，其会把手机卖给杨某和鲁某一部分，再把剩下的发给温某。行内把这种手机叫“官修机”，手机市场上有专门收这种手机的，由于手机的颜色及市场行情不同，价格在3500元到4000元不等。温某大部分卖了深圳飞扬市场的宏伟科技，其估计通过温某卖给宏伟科技的大概有八九千台。这样操作手机，其大概给了李某1000万元左右，都是通过其华夏银行账户转账，李某使用的有李某1的账户，还有一个姓曹的账户，李某大概有四个账户。从2018年3月份起开始与李某合作，到7月31日，其从中获利一共130万元左右。有其自述材料、从其电脑中提取的发给李某的报号专用表格、手机串号表格、账目表及其辨认笔录、其分别辨认证人温某、被告人章雨冬的笔录及照片在案佐证。3．同案犯温某供述，2015年底，余丰在网上招聘在深圳买手机配件的小弟，其因应聘认识了余丰。做了几个月后其回老家不做了。2017年年底，余丰到深圳找到其让其重新帮忙卖二手苹果手机，同时帮余丰买苹果手机各种型号配件。其购买这些配件后通过顺丰快递发给余丰昆山的地址，这些手机配件可以组装成一部完整的苹果手机，而且这些配件其买的时候有的说是原装的，有的说不是，有新的也有旧的。其帮助余丰购买配件，余丰每个月固定给其发工资，买配件的钱余丰通过支付宝或者银行卡转账给其，有时候其也用帮余丰卖手机的钱购买配件，卖手机的钱其都转到余丰华夏银行的账户了，只有最后的130万元是给余丰的现金。关于帮余丰购买手机配件的用途，其一开始不知道，2018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手机其问余丰需要什么样的手机配件，余丰说是能组装一个完整苹果7P手机的配件，余丰要用组装的手机去苹果售后店保修，更换一台新的苹果手机，更换出来的手机再让其帮忙卖掉。卖掉的钱让其再去买手机配件，剩下的转给余丰。从2018年3月份到8月份，余丰基本上每天会给其发一个图片，图片是写在白纸上的需要采购的手机配件的名称和数量。其采购好后，两三天给余丰发一次货，每次大概有一两百套。余丰让其买卡托时都要买全新的，因为余丰要在新的卡托上用激光打串码，苹果售后店根据卡托上的串码看机器是否在保修时间，符合保修时间的才送去苹果手机工厂维修更换。这也是余丰跟其说的。2018年三四月份，其好奇余丰是怎么把这些组装的手机送进苹果售后店保修的，就打电话问余丰了，余丰说他有自己熟的售后渠道，这些售后店会看卡托的串码就可以保修了。其帮余丰销售的也都是苹果7P手机，都是带有保修单的二手手机，卖给了深圳华强北市场上开档口的，也卖给过背包客，主要卖给了华强北市场飞扬大厦三楼宏伟科技的万某、华粤科技的谢某1、怡航科技的老叶。每部手机卖出的价格是3300元到3600元左右，一共卖了大几千台，五六千台应该是有的。4．被告人章雨冬供述，2018年4月份时，余丰给其打电话说有苹果7P手机需要送到售后维修，并愿意支付一定费用，可以读取序列号的手机一个300多元，不可以读取序列号的手机一个600多元。之后余丰到合肥市找到其，二人一起吃了饭，当时其说没有见过余丰的手机是什么样的，不能保证送到售后可以通过。第二天余丰现快递给其一二十部苹果7P手机，其送到售后进行保修。之后余丰就开始给其发手机，其再送到售后保修。从2018年4月下旬到7月上旬，余丰一般一周给其发两三次手机，估计总数在500台以上，1000台以下，其中不可以读取序列号的比可以读取序列号的数量多，具体记不清楚了。这些手机余丰都是通过顺丰快递发给其的，发货地点都是昆山，发货人都是余某，收货人都是章雨冬。其和余丰之间都是通过银行卡或支付宝结算，余丰一共给其转了大概50万元左右。这些手机外观上看不出是否可以正常保修，后来余丰送的手机多了，其也怀疑过这些是有问题的手机。余丰送修的手机，都让其必须向售后要维修号。其把手机送过去，等售后从系统里下完单后把维修号告诉其，其记录下来微信发给余丰。送到售后的每部手机都要求对应一个送修单，送修单上要写明机主身份信息、联系电话、手机串号、故障情况等，这些机主身份都是其编的。这些手机修好后，会先返回到售后点，近的售后点其直接去取，远的售后点会寄给其，然后其再寄给余丰，都寄回了昆山。有被告人余丰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在案佐证。5．被告人张艳兵供述，其在深圳华强北市场做手机生意时，听说市场上有人和郑州富士康的联系，在保修手机时退修的概率就会低，有人跟其说其老家就是河南的，为什么不想办法找一下富士康的关系。于是其在2018年春节前到郑州富士康维修苹果手机的检测中心外，找在外面抽烟的富士康员工打听苹果6S检测中心负责人的联系电话，但他们都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了其苹果7P检测中心负责人李某的电话。之后其就约李某见面，李某说公司管理严格，让其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春节后其到新郑和李某吃了顿火锅，其又请李某去捏脚，把如何从富士康员工那里打听到李某的过程说了一下，李某信任其后，就说让其回去先下几台苹果7P手机试试，下过机后把售后给的维修号发给李某。其回到深圳后即试了两台手机，都保修成功了。确定可以维修成功后，其又到新郑与李某谈了价格，按天支付。从2018年四五月份开始，其就每天都给李某发维修号，并且往李某指定的银行卡内打钱，如果遇到有退保的手机，其在下次支付的时候，再把退保的钱扣掉。每天发给李某的维修号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五六十个，有的时候一个也没有，平均下来每天大概三四十个。开始的时候按一部手机1200元或者1300元向李某支付，后来降到了1000元，后来又降到了800元、700元，按700元支付的时间最长。这些钱都是使用手机银行，从其名下的交通银行的账户转到宋某的一个账户和李某1的一个账户上的。其操作的这些手机都是从市场上收购的，其自己收购的有几十台，剩下都是“老二”收的。这些手机都是不能使用的，外观看着还可以，但是开不了机。收购手机的时候，要求这些手机外观没有凹痕，破裂等，而且要求这些手机都是国行，在保修期内的。但这些手机内部结构有没有动过其看不出来。保修手机给李某的钱其和“老二”各算各的。一部手机李某向其要多少钱，其也如实给“老二”说，其在中间不抽钱，“老二”把钱给其后其再一块儿给李某。这些手机送到售后下单的时候，售后都是“老二”联系的，一部手机给售后1000或900元，其记得也给过800元的，其跟“老二”也是各算各的，“老二”说他也不会抽钱，其把钱给“老二”后，“老二”给售后钱，其没有和售后直接联系过。保修之后的手机和新的差不多，出来都是裸机，配有一张保修单，保修单上会说明都更换了哪些物料。保修后的手机主要是零售和批发卖给飞扬市场上收手机的人。零售的一般都是朋友打电话要一个，批量出售的基本都卖给飞扬市场上飞扬时代的周某。根据市场行情，最低时一部卖3200元，最高的时候也卖到过4300元，以3500元的价格卖出去的手机最多。其和“老二”之间的资金往来基本都通过银行转账，“老二”使用的是一个交通银行“周某1”的账户。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其伙同李某等人一共这样操作苹果7P手机3000余部，共计向李某控制的宋某、李某1银行账户转账530余万元，自己非法获利30余万元。6．被告人李东林供述，2016年9月至12月，其购买苹果6SP的拼装机并买通苹果售后和富士康维修部门的人，然后通过售后和维修，以拼装机换取苹果6SP的官换机，然后又将这些官换机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以拼装机换取官换机的详细过程是第一步其从杨某处购买拼装机，第二步是杨某把拼装机发给罗某，第三步是罗某把拼装机通过售后返厂，第四步是李某在富士康把罗某返厂的拼装机换成新机，第五步是新机返给罗某，罗某再发给其，第六步是其将这些官换机卖给窑窑通讯。卖给窑窑通讯的价格在3800元至4400元之间不等。因为其给罗某发的这些拼装机没有发票、保修卡和盒子等，其直接通过售后下单，售后肯定不会给其下单，罗某认识的有售后的人，罗某给售后好处费后，售后就会正常下单返厂。每台手机通过售后返厂时会有一个维修编号，售后会把这些拼装机的维修编号发给罗某，罗某再把编号通过QQ发给其，其再发给栗某，栗某再把编号发给李某，李某具体负责把这些编号的拼装机换成新机。一开始其操作拼装机换取官换机的时候不认识栗某和李某，因为有2台机器被富士康维修部门发现内部零件有私自拆卸被退回，这时其就想着应该找一找富士康维修部门的人看能不能给点好处费，让他们帮忙让送去返厂的拼装机顺利通过检测换成新机。其之前在平顶山星辉手机市场打工，知道星辉手机卖场的老板宋某1有个同学在郑州富士康上班，其就让宋某1帮忙问问。后来通过宋某1这个同学其认识了栗某，之后通过栗某认识了李某，李某说只要机器主板上的二维码和手机卡托上的码一致就可以了。之后其又跟栗某电话谈了价格。2016年9月中旬至12月中旬，其从杨某处购买手机让罗某通过售后下单返厂，平均每天不到10台。每台手机其给杨某1700至2200元不等，总共给了杨某200万左右；给罗某每台手机900至1000元不等，总共给罗某100万左右；每台手机给栗某700元，总共给他70万元左右，栗某分给李某多少其不清楚；每台手机其获利600元左右，总共获利60万元左右。其和栗某的交易大多数通过其手机银行转到栗某名下的银行卡，还有一两次是给的现金大概五六万元。2016年9月底至12月中旬，其还帮助陈某通过富士康维修线的检测，陈某把售后的维修号通过QQ发给其，其把维修号发给栗某，平均每天陈某会下单20台左右，陈某按照每台750至800元把钱转到其银行卡，然后其再按照每台700元转给栗某，总共给栗某200万左右，这个事情其获利20万左右。总共获利七八十万左右。有其分别与杨某、陈某、罗某之间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在案佐证。7．同案犯李某供述，2013年至2015年年底，其在郑州富士康担任CSD部门组长，后来该部门升级后成为SUR部门，2015年年底至2017年10月份，其担任SUR部门组长，2017年10月底至案发，担任SUR部门生产课长。CSD和SUR部门都是做售后维修的，但不同的是客户手机坏了后，由苹果公司客服中心寄到富士康收料仓库，SUR部门从仓库取到手机后，对手机问题进行检测，修好后再交给成品仓库，由成品仓库寄给苹果公司的客服中心。SUR部门分为检测、组装段、测试段，检测、组装段是检测返修的手机是不是苹果原装手机以及对手机维修组装，其2015年年底至2017年在SUR部门担任检测段组长，之后是担任SUR部门课长，负责全部工作。其会提前两天知道要检测手机哪个部位的二维码，通过提前告知对方每一批手机要检测哪个部位，让对方把对应部位的二维码或者数字改成正确的，使得不符合维修条件的手机通过检测得到维修。按照这种方式，其帮助李东林、余丰、张艳兵操作过苹果手机，其中，2016年帮李东林做了七八个月的时间，都是苹果6手机，李东林都是通过栗柯转账给其，大概有200多万；2018年帮余丰做了大概六七个月的时间，余丰通过转账给其大概500多万；2018年帮张艳兵做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张艳兵转账给其大概100多万，详细的都以银行流水为准。期间，从2018年帮助余丰开始，其还找了SUR部门的组长王某和张某2帮忙，后来在张艳兵的事上也让这两个人提供了帮助，按照每人每星期2万元给他们两个好处。证人王某、张某2证明的相关情节与李某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并可相互印证，另有李某辨认被告人张艳兵的笔录及照片在案佐证。8．同案犯栗某供述，2016年到2017年间，其经过同事介绍认识了在平顶山做手机生意的某某和李东林，其又介绍了李某给他们，某某和李东林通过李某使破旧手机经过富士康维修车间的检测，进行维修或置换后再售卖，从中获利。一开始先试了一台可能不符合富士康维修标准的手机，通过售后下单，确认可以正常维修后，某某他们通过电话跟其说愿意每台手机给600到700元的价格。李某说这个价格可以，让某某他们每天下单一二十台手机就行了。然后其把情况回复给某某和李东林，某某他们说没问题，转钱的时候先转到其银行卡里，其扣掉应得的之后把剩余的转给李某。某某他们基本上每天都会下单，每次下完单他们都会把下单的手机串号发给其，其再转发给李某。每周或者两周某某或者李东林会把钱转到其指定的银行卡上，然后其扣掉自己的钱后转给李某。其总共收了某某、李东林大概150万左右，自己留了30万左右。9．富士康出具的李某、王某、张某2职务证明、说明、劳动合同书、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栗某职务证明证实，李某、王某、张某2、栗某四人在富士康的职务及主要工作职责。10．河南省光明会计师事务所豫光明专审字（2018）第391号专项审计报告证实，李东林向栗某账户转款人民币25万余元，余丰向李某控制的曹某、李某1账户转款共计人民币1438万余元，张艳兵向余丰控制的李某1、宋某账户转款共计人民币533万余元。11．户籍证明、查询犯罪嫌疑人身份及前科情况登记表证实，四被告人均属应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且无违法犯罪记录。12．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昆山市公安局千灯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情况说明、昆山市公安局代为羁押通知书；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出所登记表；肥西县公安局责任区刑警二队出具的归案经过、肥西县看守所羁押证明；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受案经过、到案经过证实，公安机关受理该案、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被抓获、被告人章雨冬主动投案以及四被告人分别被临时羁押的情况。13．富士康出具的收条证实，被告人余丰家属已代其退赔富士康130万元。14．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富士康售后规定；现金缴款单；本院（2019）豫0192刑初28号刑事判决书；曹某招商银行流水、栗某中国农业银行流水、李某1中国农业银行流水、宋某中国农业银行流水、余丰支付宝交易信息、温某支付宝交易信息等证据附卷，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致，佐证了案件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人余丰、张艳兵、章雨冬伙同他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告人李东林伙同他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章雨冬构成诈骗罪的意见，经查，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本案中四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构成要件，亦无证据证实具体的诈骗数额，且公诉机关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所指控诈骗犯罪的确切对象，故该项指控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公诉机关就所指控诈骗犯罪提出的量刑建议本院亦不予采纳。本案中，四被告人伙同他人，为谋取使不符合售后维修条件的iPhone手机得到维修这一不正当利益，分别给予富士康工作人员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财物，余丰、李东林、张艳兵、章雨冬的行为依法均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因此，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章雨冬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李东林的辩护人提出李东林系犯罪中止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本案中，2016年9月至12月，李东林通过向李广新行贿的方式，使不符合售后维修条件的iPhone手机返厂后能够免费更换手机主板、屏幕、电池、外壳等零部件，再出售牟利，虽2016年12月之后，李东林未再继续实施上述犯罪，但其前期行贿犯罪已既遂，因此，李东林未再继续实施同类犯罪的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条件，依法不应认定为犯罪中止，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章雨冬的辩护人提出对章雨冬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章雨冬伙同他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巨大，虽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可认定为从犯，但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不符合法定的缓刑适用条件，故不宜对其适用缓刑，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张艳兵的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调查笔录、法律意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发票领用簿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及说明复印件以及员工韩红霞的证言，经查，与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对张艳兵的定罪量刑没有直接关系，故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余丰的辩护人提出余丰无犯罪前科，到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案发后已积极退回违法所得的辩护意见以及当庭提交的富士康出具的收条，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李东林的辩护人提出李东林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庭审中自愿认罪，愿意退出违法所得的辩护意见以及当庭提交的李东林的荣誉证书，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张艳兵的辩护人提出张艳兵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建议对张艳兵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章雨冬辩解称其参与操作的手机数量应少于11000余部及其辩护人提出章雨冬具有自首、从犯、初犯的量刑情节，愿意积极筹措资金退回非法获利的辩护意见以及当庭提交的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出院记录，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余丰、张艳兵、章雨冬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幅度以内处以适当刑罚；根据被告人李东林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依法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幅度以内处以适当刑罚。具体量刑，本院还考虑了以下量刑情节：1．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2．被告人章雨冬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且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又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予减轻处罚；3．被告人余丰、李东林、张艳兵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各自的罪行，依法可予从轻处罚；4．被告人余丰、李东林、章雨冬已退出违法所得，可酌予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丰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4日起至2023年10月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二、被告人李东林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20年1月17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三、被告人张艳兵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4日起至2022年1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四、被告人章雨冬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30日起至2020年5月29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五、从被告人余丰处扣押的黑色联想笔记本电脑一台、黑色苹果X手机一部、粉色苹果7Plus手机三部、红色苹果7Plus手机一部、黑色苹果7Plus手机一部、金色苹果7Plus手机一部以及从被告人李东林处扣押的黑色苹果7Plus手机一部，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六、被告人余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所得人民币130万元、被告人李东林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所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章雨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所得人民币10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 判 长  蔡富超人民陪审员  王 凯人民陪审员  杨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