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1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某，男，197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温某某、李某，均为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18号。法定代表人：赵某某，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陈某某、李某某，均系该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府佑路99号。法定代表人：郑某，局长。委托代理人：毛某某、邓某，均系该局民警。上诉人程某某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以下简称增城交警大队）、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以下简称增城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2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程某某及委托代理人温某某、李某，被上诉人增城交警大队的委托代理人陈某某、李某某，增城区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毛某某、邓某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8年2月8日10时许，原告程某某驾驶悬挂粤Ａ×××××号牌二轮摩托车，沿S118省道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派出所路段，因原告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且驾驶的悬挂粤Ａ×××××号牌两轮摩托车与车辆登记信息不符的违法行为，被增城交警大队民警查获。查获当天，对程某某进行呼气检测酒精含量为68.0mg/100ml，静脉血酒精含量测定的结果为乙醇含量63.80mg/100ml。涉案普通二轮摩托车悬挂粤Ａ×××××号牌，该号牌的机动车所有人为黄某，发动机号43XXX60。2018年2月10日和2月12日，原告到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交警大队四中队处理该交通违法事宜，该队民警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承认其2018年2月8日驾驶摩托车返回工作单位时没有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并称在被查获前一天即2018年2月7日晚上喝了酒。2018年2月12日，增城交警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前告知并制作《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该笔录称“……你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三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拟对你作出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2000元的处罚；你实施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行为违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拟对你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你实施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或者乘坐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第九十条、《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二十九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拟对你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并告知原告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同日，原告提出申辩和听证。2018年2月22日，增城交警大队就程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举行听证会。2018年2月27日，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4-200076393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九十条、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三项、《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二十九项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于2018年2月8日10时55分许在118省道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派出所路段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或者乘坐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72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26分。同日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向增城区公安分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5月25日，增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穗公增法复决字[2018]1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增城交警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被告增城交警大队作为广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原告不服被告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被告增城区公安分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增城区公安分局有权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第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附件4第一条第（二）、（六）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2分：（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六）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第四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2分：（三）驾驶二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本案中，原告实施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或者乘坐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被告增城交警大队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给予原告罚款72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记26分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被告增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穗公增法复决字[2018]1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的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增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程某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程某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事发当日上诉人正在霞迳村的农村老宅内，因存在宿醉又交通不便，内勤民警两次电话通知其回去，均实情相告，已自行安排当天上午休息，拒绝回所上班。后是在所长强烈命令下，说是市局有重要任务处理。因上诉人住在偏僻霞迳村农村老宅，公共交通不便，情急之下驾驶其哥哥的摩托车在最短时间内赶回所里报到。不料回所后，却被等候多时的督察民警追查并进行呼气和血液酒精浓度测试。上诉人按照命令回所报到，却以事后取证追责，明显系遭受他人设局陷害打击报复，被上诉人增城交警大队将其驾驶摩托车行为认定酒驾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公平。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被上诉人增城交警大队答辩称，上诉人在2018年2月8日上午酒后驾驶两轮摩托车，沿S118省道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派出所路段的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酒精检测结果打印单、司法鉴定意见书、机动车信息查询、视频图像资料、当事人指认笔录、处罚告知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执法过程中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虽没有长期保存，但不影响事实认定。该队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增城公安分局答辩称，该局依法受理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上诉人增城交警大队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本案现有证据能相互印证上诉人酒后驾驶摩托车的事实。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除原审查明中“2018年2月8日10时许，原告程某某驾驶悬挂粤Ａ×××××号牌二轮摩托车，沿S118省道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派出所路段，因原告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且驾驶的悬挂粤Ａ×××××号牌两轮摩托车与车辆登记信息不符的违法行为，被增城交警大队民警查获”与事实不符外，其他部分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系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中新派出所民警，1994年进入警队至今，三级警长，负责该所便衣组、巡逻防控、辅警队伍管理等工作，实行弹性上班，不参与值班，直接听从所长的领导指挥，协助处置各类紧急事项及突发事件。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在2015年撤销增城县级市改区后，相对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城乡一体化仍在建设完善过程中，驾驶摩托车出行是当地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上诉人平时居住在中××派出所××内霞迳村××号，原为农村老宅，公共交通欠缺。2018年2月7日晚下班后，上诉人与同事在外聚餐。增城公安分局警务督察大队2018年2月8日作出的工作情况说明载录“2018年2月8日8时30分许，分局监督室程继斌主任接到分局指挥中心电话，称有一宗涉及分局中新派出所民警酒驾的举报线索需要核查。随后程继斌主任指派督察民警到中新派出所核查民警程某某涉嫌酒驾一事”，因上诉人不在所内，督察民警要求派出所内勤民警电话通知上诉人回所。9时37分至10时10分期间，中新派出所内勤民警使用办公电话先后三次与上诉人联系，在前两次通话中，上诉人称其在霞迳村老宅，昨晚饮酒身体欠佳，当天上午安排调休，下午才回所上班。在第三次通话中，该所所长亲自告知分局有紧急任务，命令其回所配合工作，同时督察民警亦在电话中向上诉人表明身份，要求其立即回所。10时37分许上诉人驾驶他人摩托车回到中新派出所。督察民警在中新派出所内对进行上诉人进行了询问，未发现其有在前晚酒后驾车的事实；在询问中问及上诉人是如何回来的，上诉人说是自行驾驶摩托车回所的，督察民警遂对上诉人酒后自行驾驶摩托车回所的情况进行调查。督察民警于10时55分对上诉人进行酒精呼吸测试，测试结果为68.0mg/100ml，12时30分对上诉人进行抽血检测，检测结果为血液中乙醇含量63.80mg/100ml。以上事实有增城区分安分局监督室出具的《关于程某某酒驾案件相关情况说明》、中新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2018年2月27日，被上诉人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4-200076393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程某某实施了酒后驾驶、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三个交通违法行为，分别适用法律，合并处罚；该行政处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情节考量和处理结果等方面均存在合法与适当问题。一、关于酒驾问题。本案上诉人酒后驾驶摩托车行为具有特殊性。首先，2018年2月8日8时30分许增城公安分局监督室派两名督察民警到中新派出所核查举报线索称上诉人2018年2月7日晚酒后驾车问题，上诉人作为中新派出所便衣警察因先一天晚上喝酒而安排当天上午休息，在中新派出所人员再次电话通知回所时上诉人均明确表示其因喝酒原因不能回所，后因中新派出所所长命令而回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上诉人居住在中××派出所××内霞迳村××号农村老宅，公共交通欠缺，摩托车仍是当地主要交通工具；上诉人作为一名警察因服从命令、执行职务，选择使用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赶回工作单位具有紧迫性和合理性。其次，本案上诉人是先一天晚上零时前喝酒，第二天上午十时后驾驶摩托车回单位，属于酒后十个多小时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止酒后驾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交通安全，因为驾驶员酒后不能控制自己行为，酒后驾驶会危害交通安全、具有社会危害性；虽然本案上诉人酒后驾驶摩托车事实清楚，但一般来说，正常人在喝酒十个多小时以后已能控制自己行为，此时的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已大幅减小，社会危害性亦已大幅减小，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早上检查酒驾、醉驾亦已说明问题；且一般人在正常认知情况下都会觉得在酒后十个多小时之后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上诉人作为正常人亦不例外，上诉人的酒后驾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具有应受处罚性。第三，上诉人并非被执行交通管理职务的交通警察在现场查检查时，而是在服从所长命令、配合督察民警调查时事后发现。上诉人的酒后驾驶行为如果不考虑其警察身份和执行命令情况，作为一般自然人，该酒后驾驶行为既不会被发现，更不会被查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2019年2月1日施行)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民警依法履职尽责，受主观认知、客观条件、外来因素影响造成一定损失和负面影响的行为或者出现的失误，以及民警非因故意违法违规履职，及时发现并主动纠正错误，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后果与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从轻、减轻或免于追究民警的责任，或者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提出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民警刑事责任的建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警察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和执法者更应作严格遵守法律，但民警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经常要处理“危、难、险、重”的突发事件，在非正常情况下依法履职时，民警受主观或客观因素影响，有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当，对于该类行为作出处理时，应综合考虑该行为的背景原因、客观条件、性质程度、后果影响，结合行为人的当时动机态度，判定是否具有免责减责情形，公正作出处理，为民警依法履职、大胆执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本案中上诉人从警近25余年，在派出所内勤民勤两次电话通知其回单位时均如实告前晚喝酒情况，在上级领导强调有紧急公务处理时，服从命令，尽快赶回单位，体现了一名老警察的职业精神。参照《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需综合考虑上诉人确系为执行命令而采取的紧急应对、不是现场查获、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后果等多个情节，对上诉人的酒后驾驶行为应作出公正合理评价，以更有利于保护人民警察个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公安干警依法履行职责。二、关于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问题。上诉人驾驶的涉案摩托车并非其本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从上述规定来看，应当是车辆所有人使用指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情形，而不是临时借用或使用他人车辆的驾驶人。本案上诉人驾驶的涉案摩托车并非其本人所有，上诉人仅仅时临时驾驶，被上诉人适用上述法律对其进行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三、关于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作为便衣警察，在服从命令、执行职务的情况下，轻微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具有免责减责情形，况且该轻微违法行为并非交通警察当场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即使不考虑上诉人的执行职务情况，作为一般自然人违反上述规定亦可仅作警告处罚。四、关于处罚合理性问题。即使上诉人的违法事实全部属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涉案处罚亦属明显不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涉案三个交通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均作出了顶格处罚，该处罚完全没有考虑违法情节、后果和社会危害性，不符合行政处罚的基本规定。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处罚结果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增城公安分局作出复议维持错误，亦应予以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8）粤7101行初329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广州市公安局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4-200076393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三、撤销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作出的穗公增法复决字[2018]1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增城交警大队、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立志审判员  杨 芳审判员  石晓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天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