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2民终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长江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友贵。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春宝，安徽国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保，安徽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铜陵东能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荣林。上诉人安徽长江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东公司）、原审第三人铜陵东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皖0291民初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上诉人永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春宝、王义保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东能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永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永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一，原判认为涉案煤炭系由永东公司交付的5点理由不能成立。1.关于东能公司员工任会签收的送货单。首先，上海河山五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河山公司）是将煤炭卖给永东公司的，而永东公司基于与东能公司存在交易，所以安排东能公司员工任会代表永东公司向上海河山公司收货，上海河山公司要求签收人任会在其送货单上表明是代表永东公司签收，这是交易常识。从上海河山公司角度来说，东能公司员工任会是代理永东公司签收了货物。其次，正是因为永东公司安排了东能公司员工任会收货，东能公司据此在半途中合法占有了煤炭，永东公司不再对煤炭进行控制。而后，东能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长江公司交货、结算、开具发票、收款，而永东公司一直没有介入这批货的后续交易。正如东能公司员工任会在2014年10月15日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中说是“代表铜陵东能贸易有限公司收到铜陵永东公司有限公司从上海河山五矿能源有限公司买的货”。综上，一审即使认为东能公司任会系代表永东公司向上海河山公司签收了煤炭，但也不能以此认定东能公司也是代理永东公司向长江公司交的货。反而正是因为永东公司安排了东能公司员工任会收货，才导致了后续东能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长江公司交货情况的发生。从长江公司的角度来说，基于交易常识，当时应当认定是东能公司交付的煤炭。2.关于永东公司提供的燃料结算单复印件证据。首先，长江公司与永东公司从来没有就货物进行过结算。永东公司在一审《民事诉状》已自认“此后永东公司多次寻求长江公司结算，但长江公司均以各种借口拖延”，永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友贵在2014年10月14日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中也自认“安徽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没有给我们公司开具燃料结算单”。其次，长江公司向东能公司分两次开具燃料结算单，第一次是4条船22636吨，第二次是2条船16033吨，且第一次开具燃料结算单后，东能公司已经向长江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长江公司不可能再向永东公司一次开具6条船结算单。再次，长江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已经解释并没有向永东公司开具过燃料结算单，永东公司并没有燃料结算单的原件，永东公司提供的复印件燃料结算单的内容并不真实。本次一审庭审中，长江公司同样对燃料结算单证据的三性提出了异议。长江公司两次诉讼行为并没有一审判决所述的不一致情形。最后，在永东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已经自认从没有过结算、永东公司提供的燃料结算单书证并没有原件、长江公司一直都否认燃料结算单内容真实性的情况下，而一审判决仍对燃料结算单证明力予以认可，并不符合证据采信规则。3.关于保证金。首先，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了4万吨《煤炭买卖合同》。东能公司于2013年5月9日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王开虎将30万元保证金转交长江公司，次日王开虎将30万元汇入长江公司，用途为保证金。从长江公司角度来说，该款项应当属于东能公司缴纳。其次，永东公司提供了2013年7月4日陆纪律出具的《委托说明书》，称陆纪律是代永东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对于该份《委托说明书》，陆纪律在2014年7月1日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中强调“是永东的潘友贵跟我讲要我签字，然后永东来起诉长江公司要货款，当时我没办法只好签字应付他”，并不真实。最后，永东公司提供的《委托说明书》是陆纪律给永东公司的，并不是陆纪律向长江公司出具的，对长江公司并不具有约束力。根据最基本的常理和法理，汇款人在汇款当时已经向收款人声明了汇款用途，且收款人已经接受，后续即使汇款人再向任何第三方声称汇款用途需变化，并不能约束收款人。4.关于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的关系。首先，永东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向东能公司开具了与案涉煤炭金额相当的150份增值税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规定，发票是基于存在“购销商品”等经营活动所开具的，印证了永东公司向东能公司出售煤炭的事实。永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税率为17%，涉及需缴纳的税额巨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永东公司就合同煤炭销售的利润，从最基本常理判断，永东公司不可能就同一批货物开具两次增值税发票，更不可能为了帮助东能公司融资，导致自己损失巨额税款且需承担刑事风险。其次，一审认为永东公司向东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能排除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现实交易相分离的可能”，否认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长江公司认为，从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的《需购协议》、永东公司向东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永东公司委托东能公司向上海河山公司收货、永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友贵一直向东能公司要账等事实综合分析，至少也不能排除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可能性。最后，可以确定的是，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合作交易，永东公司才会安排东能公司向上海河山公司收货，才导致了后续东能公司将货物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处置。5.关于一审认定的第5点理由综合分析。首先，长江公司一直强调永东公司并未履行合同交货义务，长江公司并未要求解除与永东公司的合同。其次，案涉煤炭是东能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短信方式通知长江公司交货，长江公司向东能公司出具结算单理所当然；而永东公司根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短信方式通知长江公司交货，煤炭到港后，永东公司也没有向长江公司声明这批货是其交付的，长江公司也并未向永东公司办理过任何相关验货手续。再次，本案业经公安机关调查，最终并未刑事立案，不存在所谓“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在主观上有相互串通损害永东公司利益之恶意”的情形。最后，至于东能公司未以自己名义组织货源、未以自己名义组织船舶运输，但因为永东公司已经安排了东能公司合法占有煤炭，因此，并不影响东能公司向长江公司交货事实的存在。其二，长江公司履行的是与东能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事实清楚。2013年4月26日，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签订了4万吨《煤炭买卖合同》。2013年5月9日，东能公司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王开虎将30万元保证金转交长江公司。次日王开虎将30万元汇入长江公司，汇款用途为保证金。2013年5月，东能公司通知长江公司交货，并将4条船合计22636吨煤炭交付长江公司。长江公司据此向东能公司开具了第一份燃料结算单。而永东公司并未通知长江公司交货。2013年7月3日、4日，东能公司向长江公司开具了4条船合计22636吨煤炭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6月，东能公司通知长江公司交货，并将2条船合计16033吨煤炭交付长江公司。长江公司据此向东能公司开具了第二份燃料结算单。而永东公司并未通知长江公司交货。2013年7月8日，东能公司向长江公司开具了2条船合计16033吨煤炭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7月22日，长江公司向东能公司支付了合计38669吨煤炭款，支付方式是承兑汇票。其三，本案本质上是永东公司与东能公司之间的纠纷。首先，可以确定是，永东公司因与东能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安排了东能公司向上海河山公司收货，并不再控制煤炭。东能公司在合法占有煤炭后，以自己的名义通知长江公司交货、结算、开具发票。永东公司并未与长江公司联系，反而是后续向东能公司开具了发票，并一直向东能公司要账。其次，在2013年7月底，长江公司与永东公司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永东公司为了履行合同向长江公司支付了18万元的保证金。从常理判断，如果之前长江公司拖欠永东公司煤炭款事实存在，永东公司不会再需支付保证金。永东公司辩称，对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1.关于东能公司员工任会签收的送货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清楚，他是代表永东公司签收，不是代表东能公司签收；东能公司和永东公司之间，按照长江公司的说法是任会代表永东公司从上海河山公司收到货以后以东能公司的名义合法占有了，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永东公司在收到上海河山公司交付的煤炭以后，另外与芜湖的两家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如果东能公司签收就是拿到货的话，那么应该是东能公司从南通签订运输合同才对，所以长江公司关于任会占有了，就代表东能公司占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本案的客观交易过程是相悖的，所以不能成立；2.关于永东公司提供的燃料结算单复印件证据，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长江公司的代理人当庭已经明确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也就是说长江公司出具该结算单就是表示其履行永东公司和长江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至于为什么数据比提供给东能公司的少505吨，他也做了一个解释，但是永东公司认为505吨实际上就是陆纪律想从中赚取相关的差价，因为长江公司在多次庭审过程中的确是有反复无常的表述，所以长江公司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规定，因为两次诉讼其庭审表述并不一致，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其是认可结算单的真实性的，在发回重审以后，其庭审当中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关于保证金，永东公司和长江公司之间是有保证金合同约定的，双方签订合同时是有保证金条款的，东能公司和长江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没有保证金条款的，所以长江公司关于保证金是东能公司所交，也与陆纪律所出具的说明相悖，和双方交易的合同相悖，所以长江公司关于保证金的这一点意见不能成立，也没有事实法律依据；3.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只是居间合同关系，东能公司赚取5元每吨的差价，实际上是中介费；关于《需购协议》，因为协议是永东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的合同，怎么长江公司作为证据提交了，所以长江公司和东能公司之间是有关联业务交易的，正常的应该是东能公司一份，永东公司一份，长江公司不应有此《需购协议》，他们之间的关联交易有损害永东公司利益的可能；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永东公司和长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交易的时候，从合同的谈判到签署到履行，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没有违反交易习惯或者法律规定的情形存在；综上，长江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东能公司未作陈述。永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江公司立即向永东公司支付煤款18106838元及延期付款利息369万元（以18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8月计算至起诉之日），共计2179683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5月间，永东公司经东能公司介绍与长江公司就有关煤炭买卖形成意向性意见，并且永东公司实施了组织货源等行为。2013年5月9日，永东公司（需方）与上海河山公司（供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易数量约40000吨，结算以实际装船数量为准，交货期限：2013年5月18日至2013年5月22日止。交货地点：南通通吕码头（扣除南通至芜湖电厂运费13-14元/吨）。后双方实际交易煤炭数量为38164吨，永东公司向上海河山公司电汇煤款16913795.34元，上海河山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5月13日和2013年5月17日，永东公司（出卖人）与长江公司（买受人）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两份（编号均为“WHEPC-RLSC-2013-027”），将上述煤炭转卖给长江公司。合同约定收货人是芜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芜湖电厂），两合同约定煤炭数量共约40000吨（土10%），以收货人码头标准水尺为结算依据（收货人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外理勘验水尺），2013年5月13日的合同执行期为2013年4月26日至2013年5月20日，2013年5月17日的合同执行期为2013年4月26日至2013年5月28日。两份合同均约定合同截止日期前出卖人应确保煤船到厂，否则视为出卖人违约，按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履约承诺书处理。出卖人装船前必须通知（手机短信）买受人，否则买受人有权拒收。出卖人在合同签订之日向买受人以现汇方式支付30万元履约保证金，如不履约则没收全部保证金。结算方式为电汇，一票制结算，出卖人开具17%增值税发票给买受人。买受人在收到煤炭后并收到出卖人送达的所有所需的有效凭据和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煤款。合同有潘友贵、王开虎签字及双方公司签章。2013年5月21日和2013年5月28日，上海河山公司将煤炭送至南通码头，向永东公司出具两份送货单，收货单位均为：芜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其中2013年5月21日的送货单上票尾收货单位署名“任会”的签字，2013年5月28日的送货单上票尾收货单位是“代永东任会”。永东公司委托芜湖顺祥航运有限公司和芜湖长鑫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出派“皖江淮1899”等六艘船舶接收了上海河山公司送至南通的货物，并继续运至约定的收货人(芜湖电厂)码头，产生相应的运输合同及运输费发票。六船货物陆续运抵芜湖后，于2013年5月26日至2013年6月16日经收货人委托的芜湖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水尺计重共为38669吨，该煤炭由长江公司再行转卖给芜湖电厂，后者就该六艘船舶所载煤炭与长江公司结算为38669吨。交易完成后，长江公司向永东公司出具燃料结算单（载明执行合同“WHEPC-RLSC-2013-027”），结算为自2013年5月26日至2013年6月15日收到“皖江淮1899”等六艘船舶所载货物共38164吨，对应煤款为17743957.08元，该结算货款长江公司未能支付。其中，2013年5月2日，永东公司股东张全才借给东能公司法定代表人陆纪律30万元，陆纪律一方将30万元汇至长江公司经理王开虎账户。2013年5月10日，王开虎又将30万元汇至长江公司账户，并在汇款单上注明是保证金。陆纪律出具《委托说明书》说明其于2013年5月9日汇给长江公司经理王开虎的30万元系永东公司为履行与长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所支付的保证金，但陆纪律后在接受公安局询问时陈述该《委托说明书》系迫于永东公司压力所签，否认其支付给长江公司的30万元系代永东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另查明：长江公司声称该批货物的上家为东能公司而非永东公司，并提供了其与东能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编号为“WHEPC-RLSC-2013-027”的《煤炭买卖合同》及对应燃料结算单（载明执行合同“WHEPC-RLSC-2013-027”），该买卖合同约定合同执行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至2013年5月20日，且并未约定保证金事项，除此外内容基本与永东公司、长江公司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相同。东能公司与长江公司间《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结算单分别有两份，为永东公司与长江公司各自提供，皆有长江公司经理王开虎签字及长江公司的签章，显示吨位皆为38669吨，但长江公司提供的结算单载明煤款为18243311.3元，而永东公司提供的结算单载明煤款为18106838.07元，金额不一致。长江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及19日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向东能公司支付了货款2000万元，东能公司出具了相应收据及金额共计18243311.3元的增值税发票。此后东能公司又向长江公司返还了2000万元煤款，长江公司亦出具了收据。再查明：2013年5月8日，永东公司与东能公司签订《需购协议》一份，约定“货到东能公司指定码头即芜湖电厂，由永东公司派人进行商检为准，永东公司开票给东能公司指定销售单位，单价490元/吨，待货款在一个月内结清后，永东公司返利每吨5元给东能公司，若资金结算及回收逾期由东能公司负责，并进行相应的占用资金补偿。若货到码头，东能公司滞销，则全额赔偿永东公司一切损失”。2013年7月29日，永东公司向东能公司开具了38419吨煤炭共计17403807元的增值税发票。永东公司追索货款未果后分别向芜湖市公安局及铜陵市公安局报案，两公安机关就相关事项询问了潘友贵、王开虎、陆纪律、任会等人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对案件调查后皆不予立案。一审法院认为，永东公司、东能公司都与长江公司签订了内容一致的《煤炭买卖合同》，但案涉煤炭只有从上海河山公司发往收货人芜湖电厂的这一批，案涉煤炭到底系谁交付给《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收货人芜湖电厂系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煤炭系永东公司交付给收货人芜湖电厂。理由如下：1.本案，永东公司与上海河山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将在上海河山公司处购买的40000吨煤炭转卖给长江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同规格的《煤炭买卖合同》。其中，在与上海河山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已预设该批煤炭最终运往长江公司指定的收货人芜湖电厂，上海河山公司只负责将煤炭运送至南通通吕码头，故扣除南通至芜湖电厂运费13-14元/吨。上海河山公司将货物运送至南通通吕码头后向永东公司出具两张送货单，任会在两张送货单上收货人一栏处签字确认，长江公司认为任会系东能公司的员工，他的签字应代表东能公司，故由此想要说明永东公司将案涉煤炭卖给了东能公司，而不是长江公司。但与上海河山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是永东公司，上海河山公司出具的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处也均明确注明了“芜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字样，收货人一栏由任会签字，且其中一张收货单上也明确注明了“代永东任会”字样，说明案涉煤炭是由永东公司购置，收货人是永东公司，任会系代理永东公司签收了货物。长江公司认为“代永东”字样系后期添加，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故对于长江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2.永东公司在南通通吕码头接收货物后，委托芜湖长鑫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及芜湖顺祥航运有限公司两家运输公司运输案涉煤炭至收货人芜湖电厂处，为此永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运输合同及对应的运费发票，发票上均注明了“皖江淮1899”等船舶名称，与收货人芜湖电厂申请芜湖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出具的水尺计重证书载明的船舶名称互相印证。随后芜湖电厂对案涉煤炭验收并向长江公司出具结算单，长江公司也因此向永东公司出具燃料结算单，故永东公司已完成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交货义务，长江公司已收货并结算，永东公司和长江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3.长江公司认为没有收到永东公司交纳的保证金，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已作废，其通过陆纪律通知了永东公司，保证金系东能公司交纳的。但对于该事实仅有陆纪律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已通知永东公司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作废，另外保证金条款的约定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合同顺利履行，现永东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其交货义务，长江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付款义务，故对长江公司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永东公司为了证明其已向长江公司交纳保证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陆纪律承认30万元汇款系永东公司为履行与长江公司所签订合同而委托其向长江公司支付的保证金的《委托说明书》，并解释东能公司系永东公司、长江公司间交易的介绍人且与永东公司之间签有居间协议，故保证金由东能公司负责人陆纪律代交，且提供了永东公司股东张全才借给陆纪律30万元的借条和汇款凭证，故可知永东公司确实交付过30万元保证金。另长江公司为了证明保证金系东能公司交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委托书和询问笔录，但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金事宜且对于陆纪律陈述其出具《委托说明书》系受胁迫所为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辩解意见也不予采信。4.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永东公司与东能公司之间签订的《需购协议》、东能公司的采购清单、增值税发票、送货单等证据以此来证明永东公司将案涉煤炭交付给了东能公司，永东公司应该是与东能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永东公司应该向东能公司主张权利。但长江公司提交的《需购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永东公司负责将煤炭卖给东能公司指定的销售单位并返利每吨5元给东能公司，故该份《需购协议》无法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另外长江公司认为永东公司已经向东能公司开具了对应货款的增值税发票，进一步说明永东公司与东能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但仅凭永东公司开具给东能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并不能排除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现实交易相分离的可能，更不能证明永东公司将案涉煤炭卖给了东能公司，故对于长江公司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认可。5.长江公司与永东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标的约2000万元左右，金额较大，合同签订后双方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应持谨慎的注意义务。若永东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长江公司可通过一定的形式明确告知永东公司并有权解除合同，从而使双方的合同义务终止；若永东公司产生了一些非根本性的违约行为，如发生永东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30万元的保证金，长江公司可以向永东公司发出催告等形式要求永东公司履行义务，从而实现合同目的，但不能仅以永东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保证金就擅自解除合同，况且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也未约定永东公司迟延或不交付保证金时，长江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本案中，即使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之间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合同中也未约定东能公司需交纳保证金的内容，而长江公司却无中生有，称所收到的保证金系东能公司所交，故长江公司的抗辩意见不能达到与永东公司已解除合同之目的，永东公司已履行了交纳保证金的义务。另从长江公司自行提供其与东能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时间上来看，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产生在永东公司之前，但两份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即主要权利、义务基本约定一致，但在实际合同履行过程中，长江公司明知永东公司在组织货源发至自己指定的收货人即芜湖电厂，也明知东能公司有人参与验货的前提下，在向永东公司办理相关验货手续的同时，又擅自向东能公司出具相关结算单，且长江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表明其向永东公司披露已与东能公司发生实际买卖关系，长江公司具有明显的隐瞒故意。永东公司完全有理由认为其一直在与长江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关系。通过庭审查明，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之间曾有约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东能公司欠长江公司约2000万元，而长江公司在支付给东能公司2000万元货款后，东能公司又将这2000万元及时返还给长江公司用于归还债务。由此看来，本案不排除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在主观上有相互串通损害永东公司利益之恶意。永东公司自述为了与东能公司达到其他不正当目的，相互间曾发生过互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故本案中开具给东能公司增值税发票，永东公司的这一行为违反了我国有关票据及税收法律的规定，有关部门应依法予以追究相关责任，但本案中，永东公司出具票据的行为并不是合同的主义务，属附随义务，并不能直接否定永东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即使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签订了真实的买卖合同，也只能说明东能公司并没有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即既未以自己的名义组织货源、也未以自己的名义组织船舶运送，更不存在向东能公司（一审判决此处文字错误，应为长江公司）交付货物的行为。本案长江公司可以保留向东能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的请求。综上所述，永东公司和长江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照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永东公司依约向长江公司供应煤炭，且永东公司、长江公司对供应的煤炭已经结算，结算显示永东公司向长江公司供应煤炭38164吨，长江公司应向永东公司支付货款17743957.08元。关于永东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永东公司、长江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在收到煤炭并收到出卖人送达的所有所需的有效凭据和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煤款，鉴于永东公司并未向长江公司开具发票，即长江公司并未逾期付款，故长江公司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但永东公司的开票义务并非合同主要义务，无法与长江公司支付货款义务构成对待给付，因此长江公司不应以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货款，其应于收到永东公司开具相应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的合理期限内支付永东公司货款。东能公司在一审法院送达应诉手续后未应诉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辩论等权利。判决：一、被告安徽长江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原告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相应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二十日内给付原告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合同货款17743957.08元；二、驳回原告铜陵永东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长江公司与东能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了编号为“WHEPC-RLSC-2013-027”的《煤炭买卖合同》，长江公司此后向东能公司出具过燃料结算单（载明执行合同“WHEPC-RLSC-2013-027”）。该买卖合同约定合同执行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至2013年5月20日，且并未约定保证金事项，除此外内容基本与永东公司、长江公司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相同。长江公司与永东公司2013年5月所签订的两份《煤炭买卖合同》中均分别约定永东公司需要向长江公司支付30万元履约保证金，共计60万元。案涉《需购协议》中约定，东能公司需购永东公司煤炭4万吨，质量以货到东能公司指定码头安徽芜湖电厂，货到由永东公司派人进行商检为准，结算为永东公司开票给东能公司指定销售单位，单价490元/吨，待货款在一个月内结清后，永东公司返利每吨5元给东能公司，若资金结算及回收逾期由东能公司负责，并进行相应的占用资金补偿，直至付清货款，还约定，若货到位(码头)，东能公司滞销，则全额赔偿永东公司一切损失。陆纪律出具的《委托说明书》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4日。任会系东能公司的员工。上述事实有经质证的案涉合同等证据证实。原判认定了2013年4、5月间，永东公司经东能公司介绍与长江公司就有关煤炭买卖形成意向性意见，并且永东公司实施了组织货源等行为的事实。其中所随后认定的“并且永东公司实施了组织货源等行为”的事实，因与前半段认定事实具有先后关系，但缺乏证据证实，二审对此不予确认。原判认定，2013年5月9日，永东公司（需方）与上海河山公司（供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易数量约40000吨。该节事实认定有误，根据经质证的相关证据，二审认定为，2013年5月9日，永东公司（需方）与上海河山公司（供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易数量为40000吨之内。原判认定，东能公司与长江公司间《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结算单分别有两份，为永东公司与长江公司各自提供，皆有长江公司经理王开虎签字及长江公司的签章，显示吨位皆为38669吨。该节事实认定有误，根据经质证的相关证据，二审认定为，东能公司与长江公司间《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燃料结算单分别有两组，一组为一张结算单，由永东公司提交，显示吨位为38669吨，另一组为两张结算单，显示吨位共计为38669吨，由长江公司提交，三张结算单皆有长江公司经理王开虎签字及长江公司的印章。原判还认定，长江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及19日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向东能公司支付了货款2000万元，东能公司出具了相应收据及金额共计18243311.3元的增值税发票；此后东能公司又向长江公司返还了2000万元煤款，长江公司亦出具了收据。其中，所认定的“于2013年6月3日及19日”错误，此二日期系承兑汇票载明的其他公司的出票日期，根据经质证的相关证据，二审认定为“于2013年7月24日”。原判还认定，2013年7月29日，永东公司向东能公司开具了38419吨煤炭共计17403807元的增值税发票。该节事实认定有误，根据经质证的相关证据，二审认定为，2013年7月29日，永东公司向东能公司开具了38164吨煤炭共计超过17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根据现查明事实，永东公司从上海河山公司购得案涉煤炭，此后将案涉煤炭送至芜湖电厂。虽东能公司员工任会在南通从上海河山公司手中接受案涉煤炭，但不能由此认定系东能公司收到案涉煤炭，永东公司指派何人去上海河山公司手中收货系永东公司的权利。而长江公司向永东公司出具了燃料结算单，其内容也即表明长江公司认可收到了永东公司向长江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发出的案涉煤炭。因此，长江公司有义务向永东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7743957.08元。虽约定长江公司在收到煤炭后并收到永东公司送达的所有所需的有效凭据和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煤款，而永东公司并未开具发票，但永东公司的开票义务并非合同主要义务，未与长江公司支付货款义务构成对待给付，长江公司不得以此拒付货款，原判所作相关认定准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除前述因存在瑕疵而经二审查明的部分外，其他部分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64元，由上诉人安徽长江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训明审判员  杨 洋审判员  杨东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凤婷书记员  王文苑附：本案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