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02刑初522号公诉机关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旭，男，196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大学文化程度，无业，户籍地北京市。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00年1月29日被合肥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4月15日被合肥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01年3月29日经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批准，2018年12月28日由合肥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辩护人黄伟，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以瑶检刑诉[2019]4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旭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在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5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9年8月8日、10月10日，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审理需要为由，两次向本院建议延期审理，本院决定延期审理，分别于同年9月8日、11月10日恢复审理。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旭及其辩护人黄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3月1日，被告人张旭私刻“北京华谊医药公司”（下称“华谊公司”）合同专用章，冒用华谊公司名义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注册及经营地：合肥市胜利路30号）进口药品部经理陈某2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张旭“自1999年3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在北京地区非医院渠道代理销售非诺贝特产品5万盒，30日内付清全款”，张旭在收货后按时付款履约，给陈某2留下信用良好的印象。同年9月至11月，双方在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等地先后签订六份药品购销合同，张旭每次以“销售情况很好，但资金紧张”为由，以仅支付部分货款的方式骗取信任，在收到货物后再将部分药品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销售套取现金，共骗取对方货款约3604549.6元。被告人张旭在收到最后一次合同约定的药品后，一直未支付货款，陈某2不断代表被害单位与被告人张旭联系催收货款未果，之后被告人张旭为躲避催款逃匿。2000年1月，被告人张旭被抓获，在取保候审期间，为躲避债务及法律制裁潜逃出境，于2012年左右化名“钟伟棠”回国，直至2018年12月2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后，共退还被害人人民币84万元及部分药品（折价约745000元）。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当庭出示、宣读了代理协议、产品购销合同、买卖合同、销售合同、业务合同、收条、收据、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营业执照及许可证、扣押物品清单、发还物品清单、证明、抓获经过、羁押证明、户籍信息、情况说明、报案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视频资料、证人程某、陈某3、张某2、陈某4、葛某的证言、被害人陈某1、陈某2的陈述、被告人张旭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旭的上述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旭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当庭辩解称，最后一次购买的药品中的果糖是假货（果糖不在指控范围）。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起诉书指控张旭合同诈骗罪不能成立，同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有异议，根据被告人张旭的犯罪事实，只能以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起诉书指控张旭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3604549.6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告人张旭在签订合同前后的表现不足以证明其有非法占有目的。首先被告人张旭在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签订六份买卖合同前，被告人张旭的履约能力并没有问题。其次在实际履行合同中，被告人张旭确实存在付款不及时的情况，但并没有将部分货款用于自身的挥霍、挪用、携款潜逃，而是投资到天津药厂的正常经营中，对于正常经营的投资失败，不能以此认定被告人张旭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后被告人张旭在公安机关讯问中也详细说明了违约后的情况，并不是因为非法占有赃款而逃匿，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收押逃匿。2、关于本案虚假印章的事由，被告人张旭确实作为华谊公司的业务代表与其他公司进行业务往来。被告人张旭私刻印章的行为与传统的合同诈骗以虚假身份签订合同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显然不同，在量刑上应当区分对待。3、关于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张旭低价销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张旭承认了部分低于进价销售是因为不好卖的原因，那么还有其他高于进价销售的事实，不能代表被告人张旭在销售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药材的时候处于亏损状态。4、关于起诉书认定涉案价格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据以认定被告人张旭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就是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提供给侦查机关的六份合同，总计单价为9390549.60元，已经支付了5786000元，尚欠款3604549.6元。但是该金额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涉案金额应当以进货价格认定实际损失，抵扣的税额也应当从涉案价款中予以扣除。二、本案侦查机关扣押程序违法。三、被告人张旭具有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张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构成坦白，当庭认罪、悔罪；2、被告人张旭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轻处罚；3、被告人张旭并没有将货款用于个人挥霍，也是因为投资经营失败导致的不能及时还款，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自己的房屋、车辆交于公安机关，希望可以变卖积极退还受害人，其主观恶意并不深，请求法庭看在此点上酌情从轻处罚。综上，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张旭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经审理查明，1999年3月1日，被告人张旭私刻“北京华谊医药公司”（下称“华谊公司”）合同专用章，冒用华谊公司名义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注册及经营地：合肥市胜利路30号）进口药品部经理陈某2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张旭“自1999年3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在北京地区非医院渠道代理销售非诺贝特产品5万盒，30日内付清全款”，被告人张旭在收货后按时付款履约，给陈某2留下信用良好的印象。同年9月至11月，双方在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等地先后签订六份药品购销合同，被告人张旭每次以“销售情况很好，但资金紧张”为由，先支付部分货款骗取被害单位的信任，在收到货物后将部分药品以正常价格销售，部分药品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销售，将套取的现金支付部分货款，剩余货款不支付被害单位，供自己肆意占有使用，以先部分履行合同，再诱骗被害单位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方式，多次骗取被害单位的货款，共计人民币3604549.6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1999年9月4日，被告人张旭冒用华谊公司名义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货款总额544000元，约定货到付一半货款，15天内结清余款。被告人张旭在收到合同约定药品“地奥心血康4万盒（100件）、络活喜8000盒（40件）”后，先后支付货款25万元，拖欠货款294000元。2、1999年9月14日，被告人张旭在尚未完全履行前次合同的情况下，再次向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提出供货要求，签订买卖合同，合同货款总额2336804.8元。被告人张旭在收到合同约定药品“康泰克胶丸10万盒（500件）、颈复康16000盒（200件）、腰痛宁16000盒（200件）、利君沙5万盒（50件）、地奥心血康8万盒（200件）”后，仅支付货款100万元，拖欠货款1336804.8元。3、1999年9月22日，被告人张旭在尚未完全履约两次合同的情况下，再次向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提出供货要求，签订买卖合同，合同货款总额2081404.8元。被告人张旭在收到合同约定药品“康泰克20万盒（1000件）、颈复康16000盒（200件）、腰痛宁16000盒（200件）”后，仅支付货款1116000元，拖欠货款965404.8元。4、1999年10月24日，被告人张旭在尚未完全履约前三次合同的情况下，再次向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提出供货要求，签订两份买卖合同，合同货款总额3522140元，被告人张旭在收到合同约定药品“吗丁啉72000盒（200件）、达克宁45000盒（100件）、康泰克8万盒（实收398件）、利君沙5万盒（50件）、颈复康4万盒（500件）、腰痛宁4万盒（500件）”后，支付货款342万元，拖欠货款102140元。5、1999年11月24日，被告人张旭在尚未完全履约前四次合同的情况下，再次向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提出供货要求，签订买卖合同，合同货款总额906200元。被告人张旭在收到合同约定药品“地奥心血康4万盒（100件）、先锋必针45000盒（100件）、头孢三嗪（菌必治）45000盒（100件）”后，一直未支付货款，陈某2不断代表被害单位与被告人张旭联系催收货款未果，之后被告人张旭为躲避催款逃匿。以上被告人张旭作案五次，每次骗取被害单位各种药品后，先支付部分货款，在收到货物后将部分药品以正常价格销售，部分药品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销售，将套取的现金支付部分货款，剩余货款人民币3604549.6元不支付被害单位，供自己肆意占有使用，后躲避被害单位追要货款并逃匿。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向合肥市公安局报案，合肥市公安局于2000年1月20日立案侦查，于2000年1月29日将被告人张旭抓获归案，并予以刑事拘留，后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经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购销合同上“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证明上“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所盖。案发后，被告人张旭共退还被害单位人民币84万元及部分药品（折价约人民币745000元）。后被告人张旭在取保候审期间，为躲避追缴赃款及司法机关的法律制裁潜逃出境。2012年左右，被告人张旭化名“钟伟棠”回国，并一直使用化名在国内居住生活。2018年12月26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民警在江苏省常州市高铁北站将被告人张旭抓获归案，并寄押于常州市看守所。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旭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代理协议、产品购销合同、买卖合同、销售合同、业务合同、收条、收据、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营业执照及许可证、扣押物品清单、发还物品清单、证明、抓获经过、羁押证明、户籍信息、情况说明、报案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视频资料、证人程某、陈某3、张某2、陈某4、葛某的证言、被害人陈某1、陈某2的陈述、被告人张旭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关于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张旭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实，购销合同上“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证明上“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所盖。证明被告人张旭私刻并冒用华谊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购销合同、买卖合同、收条、收据等书证证实，被告人张旭冒用华谊公司名义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经理陈某2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张旭“自1999年3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在北京地区非医院渠道代理销售非诺贝特产品5万盒，30日内付清全款”，被告人张旭在收货后按时付款履约。同年9月至11月，双方在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等地先后签订六份药品购销合同，被告人张旭每次仅支付部分货款拖欠部分货款，最后一次未支付货款，累计拖欠被害单位的货款共计人民币3604549.6元。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实，他们总公司没有授权张旭以北京华谊医药公司的名义做业务，张旭与合肥市药品器械公司签订合同所加盖的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假的。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据张旭自己讲天津药厂，张旭和刘洋共投资了九百万元，小东和老郭处也借了一些现金。刘洋在三河的工程投资也借了张旭的货款。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1999年9月份开始，他就和张旭陆续签订了六份药品买卖合同（都是表格式的格式合同），每次都是足额发货，由张旭本人或其业务员程某打收货收条。六份合同中，每次张旭都没有按时足额付货款。他们考虑到张旭的北京华谊是正规医药公司，张旭每次拖欠货款时都对他说：“老陈，产品卖的不错，但是现在资金紧张，不过很快就会到位，你放心，会给你补上”。就这样，张旭在上一个合同货款还没有付齐的时候，就催着他继续签订供货合同，称货到后就把前面的欠款给付上，实际上张旭每次签订合同都会给一些货款，但是远远不足以付齐合同货款总额。他们当时急于发展北京市场，很重视张旭这个合作伙伴，所以应张旭要求，自1999年9月份至11月份，连续和他签订了六份供货合同，总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左右，张旭总共欠他们货款400万元左右，他们当时做了一份对账单，把给张旭的华谊公司发货价款和张旭欠款情况做了统计。其中，1999年11月最后一次给张旭发货总额是100万元，但是签的合同上不包括果糖（果糖这一项是直接发给张旭的，没有签合同），合同票面总额大约90多万元。1999年11月他们把那批价值100万元左右的药品发给张旭后，时间快到年底了，他打电话给张旭催问什么时候付货款，因为张旭之前还拖欠他们大量欠款，造成他们公司资金紧张。当时张旭在电话支支吾吾，没有给明确说法，过了一两天，他打电话给张旭，张旭手机关机了，他到张旭在北京天河商务会馆租的办公室里找张旭，发现已经人去楼空。张旭一直都是自称北京华谊医药公司的经理，每次和他签订代理协议或者购销合同时，都用“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人张旭的供述称，1993年3月份，陈某2来到北京后告诉他，其代理的利降止销售想在北京抢个市场，想让他在北京帮其销货，他也就同意了。陈某2就和他签了一份代理协议，因陈某2加盖的是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口药品部的公章，要求他也加盖印章，当时他就去北京华谊医药公司找经理，经理出差拿不到印章，他就自己去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那里找一个在马路边上溜达的个体刻章的人刻了一枚北京市华谊医药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他在刻这枚印章之前没有经北京华谊医药公司的任何领导批准，也没有去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备案。1999年9月4日，他到合肥与陈某2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他加盖自己私刻的那枚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这份合同订购药品地奥心血康和络活喜两种药品价值54万多元。之后他先后在合肥与陈某2签订了大约五份买卖合同，陈某2加盖的都是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他都是以北京华谊医药公司的名义加盖他私刻的那枚合同专用章。他总共和陈某2签订合同的药品价值一千万元左右，合同上订购的药品都分批收到了，也都打收条给陈某2了。他将价值一千万元左右的药品主要是通过他一个朋友鲁秀林销到东北去了，部分销到了河北省衡水县药材供应店。他先后分期分批付给陈某2货款六百万元左右，还欠陈某2货款四百万元左右没有付。四百万元左右的货款中，鲁秀林还欠他二百多万元不到三百万元，他花销一部分，借出去二十多万元，还了一部分债务，具体他也讲不清楚。后被告人张旭的供述称，他以低于进价15%左右的价格将药品卖出，这么多货款都赔掉了。被告人张旭第二次被抓获归案后供述称，他当时在天津与人合伙投资了一个药厂，他出资六七百万元，在内蒙投资了一个朋友的华北电力的工程项目，他出资一两百万元，为了尽快套取资金，他只能把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进的货中的一半左右按照低于进价15%的价格出手了。上述被告人张旭对所骗药品销售及赃款去向的供述前后矛盾，又查无证据证实。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据张旭自己讲天津药厂，张旭和刘洋共投资了九百万元等。该证言是传来证据，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且被告人张旭当庭供述称，药品好卖就稍微高一点价，不好卖就低一点价。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购买药品销售出去，整体上不赚不亏。被告人张旭当庭供述证实，在将药品销售出去整体不赚不亏的情况下，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拖欠被害单位的货款，却将收到的货款肆意占有使用，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即使被告人张旭存在将销售药品的款项用于投资建厂的情况，但被告人张旭冒用华谊公司的名义，并以资金紧张为由，骗取被害单位的信任，被害单位如知道真相不会同意其拖欠部分货款，更不会同意其将货款用于投资建厂。且投资建厂风险很大，其用被害单位货款投资建厂，长期非法占用被害单位货款，一旦出现亏损就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故应当认定被告人张旭对被害单位的货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并肆意使用该货款。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共同证实被告人张旭私刻“北京华谊医药公司”合同专用章，冒用北京华谊医药有限公司的名义，使被害单位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误以为被告人张旭代表华谊公司，而多次与其签订、履行数额巨大的药品购销合同，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基于对华谊公司的信任，而同意其每次拖欠巨额货款。被告人张旭冒用华谊公司名义，以先履行部分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单位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将骗取的药品销赃后肆意占有使用，在收到被害单位最后一次交付的药品后，一直不支付货款并躲避催款逃匿。被告人张旭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冒用华谊公司名义，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单位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被害单位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并肆意占有使用，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张旭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通过伪造华谊公司印章的方式，与被害单位签订和履行合同，伪造公司印章是合同诈骗的方法行为，属于牵连犯，应择一重处，即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故上述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涉案金额应当以进货价格认定实际损失，抵扣的税额也应当从涉案价款中予以扣除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相关规定，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一般应以行为人实际未还的数额来认定。对行为人骗取实物后变现的，犯罪数额以被骗物品实际鉴定价值来认定；如果变现后取得的数额高于鉴定价值的，以实际取得的数额认定。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被害单位购进药品的价格，地奥心血康的发票最低单价为5.38元每盒，络活喜的发票单价为每盒28.76元，康泰克胶丸的发票单价为每件1312元，颈复康的发票单价为每盒10.965元，腰痛宁的发票单价为每盒8.585元，利君沙的发票最低单价为每盒7.52元，吗丁啉的发票单价为每件3790.34元，达克宁的发票单价为每件2544.23元，先锋必针的合同单价为7.10元每支，头孢三嗪的合同单价为7.10元每支，以上单价均不含价税（税率17%）。被害单位购进药品是为了对外销售赚取差价，被害单位的销售价格必然高于购进价格。被告人张旭对所骗药品销售及赃款去向的供述前后矛盾，又查无证据证实。且被告人张旭当庭供述称，药品好卖就稍微高一点价，不好卖就低一点价。从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购买药品销售出去，整体上不赚不亏。应当采信被告人张旭当庭的供述，认定被告人张旭从被害单位购进的药品销售出去整体不赚不亏。如按照被害单位购进药品价格进行鉴定，被告人张旭将药品对外销售变现后取得的数额，应当高于鉴定价值，根据相关规定，合同诈骗的数额，应以实际取得的数额认定。被告人张旭整体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对外销售，不赚不亏，说明取得的货款就是合同价款，被告人张旭拖欠被害单位货款共计人民币3604549.6元，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的犯罪金额。故上述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冒用华谊公司名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单位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在收到被害单位最后一次交付的药品后，一直不支付货款并躲避催款逃匿，骗取被害单位的财物，并肆意占有使用，价值共计人民币3604549.6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张旭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旭系初犯，案发后退赔被害单位部分经济损失，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旭多次实施合同诈骗，并在当时给被害单位造成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可酌情从严惩处。被告人张旭在取保候审期间，为躲避追缴赃款及司法机关的处理潜逃出境，严重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可酌情从严惩处。被告人张旭因本案被刑事拘留的27日、被外地公安机关抓获先行寄押的2日，均应折抵刑期。被告人张旭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旭具有上述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理由成立，应予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三）、（四）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旭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28日起，扣除被刑事拘留的27日、被外地公安机关抓获先行寄押的2日，至2032年11月28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责令被告人张旭退赔被害单位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019549.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 判 长  杨联文审 判 员  张 莉人民陪审员  王继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 乔附件：本判决所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