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903民初34号 原告（反诉被告）：阜新宝兴矿业有限公司，地址,阜新市新邱区露天坑内。 法定代表人：李艳平，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德庆，系辽宁方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闯，系辽宁方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男，1969年5月7日生，汉族，个体，现住阜新市太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系阜新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华，女，1969年10月17日生，汉族，个体，现住阜新市太平区，系郭晨雁妻子。 原告（反诉被告）阜新宝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兴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德庆、包闯，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刘庆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被告立即返还7,934,500.00元购煤款；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依法从事煤炭销售的公司，为了经营需要，自2011年起，原告委托被告从他处购买煤炭。自2011年11月起至2016年止，原告陆续交付给被告26,594,020.62元购煤款，但被告仅将18,659,500.00元用于购买煤炭，对剩余的7,934,500.00元，被告既不购买煤炭也不向原告返还，将此款据为己有。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返还，但都被被告拒绝。在此情况下，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受托人，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无权占有原告交付给其的购煤款，现因被告拒绝返还，原告只得提起诉讼，请法院查清事实，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一、原告所诉支付26,594,020.62元的购煤款，郭晨雁仅将18,659,500.00元用于购买煤炭与事实不符。郭晨雁接受原告委托后，积极采购煤炭，其采购的煤炭全部销往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委托期间其采购数量为109484.87吨，为了完成委托事项，在原告没有及时支付煤款情况下，郭晨雁为此垫付了大量资金，原告至今没有支付给郭晨雁，造成郭晨雁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原告所诉的原告支付郭晨雁26,594,020.62元，郭晨雁仅将18,659,500.00元用于购买煤炭的情况明显与事实不符，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委托事项中还有委托郭晨雁向大唐公司销售煤炭事项，郭晨雁已经完成委托事项，但原告至今没有将郭晨雁垫付的煤款和相关费用支付给郭晨雁。上述事项均由郭晨雁和郭晨雁雇佣人员办理，因此郭晨雁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委托期间共计为原告销售煤炭109484.87吨，大唐公司共计已支付煤款38,752,461.69元，原告从中获取大量利润。而当郭晨雁向原告要求支付垫付的费用时，却遭到原告无理拒绝。综上所述，郭晨雁非但没有占有原告的购煤款，反而是原告没有支付郭晨雁在委托期间垫付的费用。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物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故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诉讼过程中，郭晨雁向本院提出反诉：1.要求反诉被告宝兴公司返还反诉原告郭晨雁委托期间垫付的各项费用共计7,006,000.00元;2.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反诉原告与阜新吉兴煤矿（整合后为阜新宝兴矿业有限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协议约定反诉被告委托反诉原告购买煤炭销往大唐公司。至2016年止，反诉原告共采购煤炭109484.87吨，全部销往大唐公司，大唐公司将全部煤款结清，共计向反诉原告结算38,752,461.69元煤款，反诉被告因反诉原告的努力获得了大量利润，委托期间，反诉原告为了顺利完成委托事项，垫付了大量资金，包括支付运费、人工费等，经双方核算反诉被告应给反诉原告垫付的煤款5,250,000.00元，各项费用1,756,000.00元，合计7,006,000.00元，至今没有给付反诉原告。另外，反诉被告作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被告李艳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辩称,反诉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通过反诉原告的两份诉状，恰恰可以证实反诉原告没有垫付过任何费用。首先，在2013年9月29日之后销往大唐公司的煤炭都是原告自产或原告从他处购买的，与反诉原告无关。其次，反诉被告与郭晨雁的争议仅仅在与2011年10月至2013年9约9日期间，郭晨雁是否垫付过700余万元的费用。截止2013年8月2日，反诉被告共交给郭晨雁25,959,389.70元。自2011年11月18日至2013年6月29日，郭晨雁开发票的金额总计为20,496,427.20元。因反诉被告交付其费用远远大于购煤款的费用，不存在郭晨雁垫付费用的可能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 原告（反诉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对郭晨雁的转账记录汇总明细1份、收条2张，以证明从2011年至2016年期间，共向郭晨雁转账21次，共计26,557,389.70元，而郭晨雁仅购买了18,659,500.00元的煤炭，剩余7,897,889.70元至今未返还。其中，对金额24,000,092.40元双方无争议，332,000.00元以两张收条来予以证明，还有四笔转账记录未找到。 被告（反诉原告）质证意见为，对其中24,000,092.40元无异议，对332,000.00元的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因未写明款项用途，不能证明是双方之间委托购煤的事实，对关联性有异议。 2．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状2份和其提供的算账协议、宝兴公司自2011年至2016年期间给大唐公司开具的售煤发票计36,317,783.11元。另外，还有铁路运输发票和短途运输发票均在大唐处，三项合计金额为38,752,461.90元，以证明在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29日期间宝兴公司出资委托郭晨雁帮忙购买煤炭。在2013年9月29日之后，都是宝兴公司自产和自行购买的煤炭，宝兴公司销售给大唐的煤炭，全为其出资或为其自产，宝兴公司不欠郭晨雁任何费用，证明郭晨雁的反诉是不成立的。通过郭晨雁的算账协议及反诉状可以看出其仅在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期间垫付过七百万零六千元，先不考虑协议真实性但是可以看出郭晨雁在2013年9月之后没有垫付过煤款，煤都是宝兴公司自产或从他处购买的。 被告（反诉原告）质证意见为，反诉请求的更改不是证明宝兴公司进行了支付，只是保留了诉权，不代表2013年以后全部由宝兴公司购买煤炭销往大唐，经过双方核算后宝兴公司还欠郭晨雁7,006,000.00元。 3.郭晨雁交付给宝兴公司的购煤发票，金额共计20,496,427.20元，开票单位均为兴海煤矿及阜矿销煤公司，以证明郭晨雁只在兴海煤矿及阜矿销煤公司购买过煤炭，未在他处购买过煤炭。同时证明郭晨雁自己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郭晨雁提供的算账协议及购煤合同是虚假的。 被告（反诉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仅能证明郭晨雁为宝兴公司采购过上述煤炭并开具了相应发票，其余的煤虽然没开具发票，但郭晨雁也垫付了煤款并销往了大唐公司。 4.2012年至2015年间宝兴公司自产的煤炭销往大唐公司的票据及从第三方购买煤炭销往大唐的票据，2013年4月从内蒙向大唐公司发了褐煤8035.27吨，金额为2,391,351.58元；铁路运输单8张；2013年4月1日我方与大唐签订的褐煤采购合同1份；增值税发票1张；向铁路支付运费的收据2张，金额分别为48,000.00元和40,000.00元，缴款人为李书平和李学文，以及相应自书明细表1份；2015年12月24日至2016年4月我方向大唐公司直接供货12925.55吨，金额为3,423,949.89元，该批煤为我公司向外采购直接送往大唐公司；2015年12月24日、25日、28日、29日、2016年3月8日的检斤票；电汇凭证5张，数额为3,423,949.89元；白音华煤矿公司、海州露天煤矿公司销售代办单5张；大唐公司计量单；大唐公司采购合同2份，日期分别为2015年12月14日和2016年1月25日；票口煤炭通行证；2012年11月和12月从吉兴煤矿送往大唐公司的出煤记录，自产称重单，2013年3月票口煤炭通行证22张及称重单，2012年11月、12月、2013年3月的自产煤炭证据。以证明除宝兴公司出资委托郭晨雁购买的煤炭外，其余送往大唐公司的煤炭均为其自产或从第三方购买。 被告（反诉原告）的质证意见为，有异议，上述证据均不真实，郭晨雁在2013年之后继续行使被委托的权利，采购煤炭销往大唐公司，宝兴公司的证据中没有大唐的检斤记录。采购经手人和销售大唐的经办人都是郭晨雁委托的人，不能证明宝兴公司自行销售了煤炭并销往大唐。 5.书写于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购煤合同上的证人王某、刘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各1份，以证明郭晨雁主张的从其二人处购买煤炭的事实是不存在的，郭晨雁提供的购销合同是虚假的。 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有异议，两位证人不是郭晨雁提供的购销合同的相对方。 6.检斤单19张，以证明除了委托郭晨雁购买的两千余万元煤炭外，其余煤炭全部为原告购买或自产的。 被告（反诉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因检斤单上署名的马锐是郭晨雁的雇佣人员，反而可以证明是郭晨雁向大唐送的煤炭。 被告（反诉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购销合同6份，以证明郭晨雁受宝兴公司委托购买煤炭109484.87吨并全部销往大唐公司的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意见，对第一份与兴海矿业签订的购销合同与郭晨雁提供的其他证据相矛盾，目前证据来看郭晨雁购煤数量一共仅为5万余吨，与兴海矿业签订的合同是65000吨。其余5份合同与开出的发票是相悖的，仅通过购销合同不能证明交易是否真实发生，应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合同涉及的王伟等人不可能签订这样的合同，这些单位从未向原告方提供正式发票。在2011年至2012年郭晨雁向大唐销售24282.99吨，2012年12月到2013年6月原告方向大唐共销售3次，分别为16599.53吨、7483.76吨、1250.92吨。郭晨雁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方一共送往大唐十余万吨煤，郭晨雁签订的合同是十五万吨，与事实不符。 2.大唐公司与宝兴公司签订的7份合同，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及其雇佣人员与大唐公司办理煤炭采购事宜的委托合同，检斤票，询价单。以证明（1）宝兴公司全部委托郭晨雁与大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共计销售煤炭109484.87吨，大唐公司共计支付煤款38,752,461.69元的事实。（2）大唐公司购买的煤炭353.90元/吨（38,752,461.69元÷109484.87吨）的事实。（3）宝兴公司所有与大唐公司销售煤炭事宜全部由郭晨雁及其雇佣人员办理，其没有另行委托他人办理。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为，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宝兴公司与大唐公司有关系，不能证明郭晨雁给大唐公司送煤，合同中加盖的都是吉兴煤矿合同专用章，就是证明这个章一直在郭晨雁手里，询价单与本案无关，委托书只证明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购煤只是在2013年。合同中还有郭晨雁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 3、马锐、张福全、郭红宇、韩志中、卢峰炬的证人证言，以证明(1)上述五人具体工作就是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的事项，即采购和向大唐公司销售煤炭的事实；（2）在委托期间郭晨雁为了完成宝兴公司交办的事项雇佣上述五人并发生发生雇佣费用784,000.00元（4,000.00元/月×4人×49月）的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应该到庭，马锐等人与郭晨雁有雇佣关系，与原告方无关，郭晨雁应提供其他证据。 4.马斯男证人证言1份，其系大唐公司工作人员，以证明自2011年10月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与大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并由郭晨雁办理具体销售事宜。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可以看出大唐公司一直与郭晨雁联系，能够证明吉兴矿业的合同章在郭晨雁手里。 5.郭晨雁对矿开票明细，以证明截止2013年6月29日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采购向大唐公司销售的煤炭含发票的煤炭数量为53344.19吨，金额为20,496,427.20元的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为，与郭晨雁给原告方的发票数额差别较大，不能确定郭晨雁的购煤数量。该开票明细可以证实双方的交易惯例，不存在不开发票的可能。 6.算账协议2份，时间分别为2013年9月2日、2013年9月29日，以证明（1）截止2013年8月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共计采购煤炭96517.79吨并全部销往大唐公司，按照每吨353.90元计算共计花费约为34,157,645.88元；（2）郭晨雁受委托为宝兴公司办理采购和销售事宜时，除了煤款必然会发生费用，委托期间郭晨雁垫付了煤款和各项费用，2013年9月29日经双方核算后，宝兴公司应给付郭晨雁7,006,000.00元的事实；（3）结合证据5，可以证明①截止2013年9月29日郭晨雁采购煤炭中开具发票的煤炭共计花费20,496,427.20元的事实，并产生至少1,756,000.00元的费用，两项合计22,252,427.20元。②其余43173.6吨煤（96517.79吨-53344.19吨＝43173.6吨）也由郭晨雁购买销往大唐公司，只是没有开具发票，而该煤款也是由郭晨雁垫付的。③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销售给大唐公司全部煤炭除双方已经核算的96517.79吨以外剩余12967.08吨（109484.87-96517.79＝12967.08）的煤炭也是由郭晨雁垫付，金额约为4,589,049.61元（12967.08×353.9＝4,589,049.61）。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为，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宝兴公司从未向郭晨雁出具过协议，双方之间没有在一起算过账，郭晨雁从未垫付过任何款项，且该2份协议没有宝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仅有合同章不具有对账的效力，如果双方有过对账，协议中应有甲、乙双方相关信息，应在协议上加盖公章。第二、仅凭协议无法证明其垫款事实，因其主张数额巨大，按常理来讲支付大额资金不可能使用现金，郭晨雁应提供银行流水凭证，列出相关费用明细，说明卖煤的数量、单价、购买地点等，提供相应票据来证实该协议的真实性。如郭晨雁不能提供，仅凭2份协议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三、该协议不具有欠条效力，假设该协议是真实的，即使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也只能得出在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29日期间，宝兴公司应给郭晨雁各项费用700余万元，而事实上在此期间，宝兴公司已支付给郭晨雁2000余万元，郭晨雁完全可以从这2000万元中扣除，与常理不符。第四、宝兴公司从未刻过合同专用章，算账协议上的合同章是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向大唐公司送煤时，郭晨雁为方便签订合同而刻的章，这个章一直掌握在郭晨雁手中，在双方委托关系结束后，郭晨雁也从未向宝兴公司交回过该合同章，该协议是郭晨雁自己制作并加盖的合同章，如果郭晨雁有不同意见，可以对该协议进行鉴定。第五、通过该证据结合郭晨雁之间的反诉状，可以证明宝兴公司销售给大唐的所有煤炭都是宝兴公司出资或其从他处购买的，郭晨雁不存在垫资的可能。如果该协议是真实的，首先可证实从2013年9月29日之后销往大唐公司的煤炭都是宝兴公司自产或其从他处购买的。其次，在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29日间，宝兴公司已经转给郭晨雁2600余万元让其购买煤炭，如在此基础上郭晨雁又垫付700余万元，则煤炭供应额与大唐公司记载不一致。由此可证实郭晨雁提交的这份证据是虚假的。两份协议肉眼看应该是先有章后有字，除2011年11月18日的郭晨雁的签字是在章的上边，打印字迹浅无法辨认先后，2012年11月的先盖章后打字和签字，2012年10月的先盖章后打字和签字，2013年1月15日的先盖章后打字和签字，2015年12月9日、2012年10月、11月这几份合同与郭晨雁提供的2013年9月2日、9月29日算账协议的用纸陈旧程度基本一致，后两份算账协议也是在先盖好印章的空白纸上添加内容。 7.企业机读档案一份，以证明宝兴公司企业性质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李艳平作为该企业的唯一投资人，应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8.检斤小票2张，以证明其将采购的煤炭销往大唐公司的事实。送往大唐公司的煤炭在镱银公司检斤，需要与大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签字才能生效，其中签字的马锐、郭红宇是郭晨雁方工作人员。 原告（反诉被告）对该证据认为，该证据没有证明力，只能证明原告送煤是从镱银公司检斤，不能证明该票据中的煤炭是郭晨雁购买的。 本院对双方证据综合认定如下：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1，双方认可数额为24,000,092.40元，虽然郭晨雁对其中332,000.00元收条的关联性予以否认，但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该332,000.00元收条予以认定。但对原告（反诉被告）意图证明给付郭晨雁款项合计金额为26,557,389.70元,因郭晨雁对原告（反诉被告）的主张及银行流水予以否认，且原告（反诉被告）不能证明银行流水中对方账号为郭晨雁所有，对该26,557,389.70元的金额不予以认定。故对原告（反诉被告）给付郭晨雁款项金额认定为24,332,092.40元。另外，对原告（反诉被告）宝兴公司主张郭晨雁仅购买了18,659,500.00元煤炭，该组证据也无法证实。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2，对其中的售煤发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宝兴公司作为购销合同销售方向大唐公司出具过发票，无法证明宝兴公司在2013年9月29日之后销售给大唐公司的煤炭全为其自行购买或自产和所涉及煤炭由其自行销售，及否定所涉及的煤炭存在委托郭晨雁购买及销售的事实的可能性，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至于算账协议及反诉状亦因无法证明其主张，故不予认定。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3，因郭晨雁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宝兴公司采购了煤炭或自产了煤炭，而无法证明该批煤炭是由宝兴公司自行销售至大唐公司。其中的自书明细和记录作为宝兴公司自行陈述，因其证明力低下，故不予认定。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5，因无法证实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6，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 对被告（反诉原告）证据1，本院对6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只能证明郭晨雁有合同意向购买煤炭，不能证明上述煤炭是经宝兴公司委托其全部销往大唐公司及上述合同是否得到实际履行。故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 对被告（反诉原告）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无法证明案涉煤炭均为郭晨雁所购买，故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 对被告（反诉原告）证据3、4，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无法确定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对被告（反诉原告）证据6，因原告（反诉被告）否认其真实性，且是双方在委托过程中的阶段性行为，而不是最终的结算。另外，由于缺乏支撑协议内容的基础事实依据，故本院不予认定。 对被告（反诉原告）证据5、7、8，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予以认定。 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反诉被告）宝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自2011年11月起至2016年止，由宝兴公司委托郭晨雁进行煤炭采购并销往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期间，宝兴公司与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双方共计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109484.87吨，送货业务均由郭晨雁方人员经手办理，共计销售款38,752,461.69元，销售款均由宝兴公司收取。另外，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109484.87吨煤炭，双方均有购买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争议双方究竟是哪一方购买并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109484.87吨及支付购煤款的数额，只有解决这一焦点，才能判断究竟应由哪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相应的多付的购煤款或者垫付的购煤款及费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相应的证据，现双方均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反诉被告)宝兴公司主张除其公司认可的18,659,500.00元购煤款所涉及煤炭外，其余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煤炭均为其公司自行生产或采购并销售的，所以郭晨雁应返还其公司多付的购煤款7,897,889.00元。但证据表明宝兴公司共计向郭晨雁支付了24,332,092.40元的购煤款，而郭晨雁仅提供发票并经宝兴公司认可的购买煤炭就已达到金额为20,496,427.20元，煤炭数量为53344.19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郭晨雁在履行委托事项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相应费用。最为重要的是宝兴公司无法证明除其认可的18,659,500.00元购煤款所涉及煤炭外，其余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煤炭均为其公司自行生产或采购并销售的。尽管该公司有采购或自行生产煤炭的证据，但却无法确认这些煤炭是全部销往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而且数量亦明显不足，故因宝兴公司无证据证明郭晨雁是否拖欠购煤款及具体数额，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主张宝兴公司应给付其垫付款7,006,000.00元，其最主要的证据是2013年9月2日、29日算账协议，但证据表明及郭晨雁自认此期间双方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了煤炭96517.79吨，而只有53344.19吨宝兴公司予以认可，而其余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煤炭，郭晨雁无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均由其购买并销售，并且其也无法否定宝兴公司采购及销售部分煤炭的事实。同时宝兴公司亦对协议真实性予以否认，故该2份算账协议所依据的基础法律事实不明。另外，该2份算账协议是双方在委托过程中的阶段性行为，而不是最终的结算，而综合全案来看，亦没有证据表明双方进行了结算,因此不能确定宝兴公司拖欠其垫付款的事实。而且综合全案证据，郭晨雁主张其购买并向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了煤炭109484.87吨，但在诉讼中其仅主张2013年9月29日之前的垫付款，而对后续购买并销售的12967.08吨煤炭的购煤款及费用不予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该2份算账协议仅加盖了宝兴公司合同专用章，而郭晨雁曾经以该合同专用章与其它单位签订过合同，宝兴公司否认郭晨雁归还过该合同专用章，因此表明郭晨雁曾经独立掌握过该合同专用章的使用，所以亦无法断定该2份算账协议的内容是宝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原告（反诉被告）宝兴公司主张的逻辑推理前提：与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合同的主体是宝兴公司，所以所购买并销售的煤炭自然是宝兴公司购买并销售的；还是被告（反诉原告）主张的逻辑推理前提：由于双方委托关系的存在，所以所购买并销售的煤炭自然是郭晨雁购买并销售的，均无法成立。双方在委托合作期间应账目清晰、及时核对。现双方均只有部分证据，而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其各自主张，不能合理解释疑问。故对双方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阜新宝兴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67,341.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阜新宝兴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反诉费30,421.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郭晨雁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铁铭 审 判 员  刘丽军 人民陪审员  郭会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 官 助 理  安辉 书记员  高依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