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柳园南路闸口北。法定代表人：刘延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佳，198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经理，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志强，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元培，男，197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四川省剑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娟，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茂奎，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港湾镇沿公路1162号4幢103室。法定代表人：宋振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彩彩，山东联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泽东，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建筑工人，住山东省高唐县。原审被告：张汉清，男，195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住山东省阳谷县。上诉人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建工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元培、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乐劳务公司）及原审被告刘泽东、张汉清劳务合同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6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聊建工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吴元培支付工程款581337元和266826元本息的责任，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元培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2018年1月13日被上诉人吴元培与刘泽东签订的付款协议和2018年2月13日吴元培、张汉清与刘泽东签订的付款协议，刘泽东否认为其签订，且存在几方恶意串通伪造结算证明故意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1.刘泽东否认2018年1月13日和2018年2月13日两份付款协议的签名为本人所签，但由于一审审理时刘泽东本人未到庭致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审理时责令刘泽东到庭参加诉讼或通过笔迹鉴定查清案件事实。2.2018年元月2日刘泽东和吴元培签订的《阳谷县星河二期住宅楼综合楼工程量结算单吴元培组》明显存在虚假，该证据显示的1#综合楼面积工程量为31272平方米，而同日张汉清与吴元培签订的《阳谷县星河二期（吴元培木工班组）工程量结算单》仅显示1#综合楼面积工程量为12754.3平方米，此外，张汉清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也显示了补差价。通过相对比可知，不论是2018年元月2日刘泽东和吴元培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还是2018年1月13日另行签订的付款协议，均属各方恶意串通伪造结算证明故意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2018年1月13日和2018年2月13日的两份付款协议，基本格式雷同，却显示被上诉人吴元培的结算总产值为两种不同数值，同时变更了付款时间。明显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吴元培存在恶意串通和重复主张的可能。（二）二被上诉人吴元培和张汉清签订的建筑劳务合同约定的吴元培承包范围是1#2#3#住宅楼及1#2#综合楼的木板、模板工程，后上诉人与吴元培签订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价款计算吴元培实际结算价值，也能证明被上诉人吴元培主张数额串通虚假。1.根据张汉清和吴元培签署的工程量，按照补充协议第4项约定的单价计算，实际结算值为:1#住宅楼（46764.3平方米乘以32元/平方米=1496457.6元+综合楼及车库[(12754.3+6251.44+857.14+2362.18(商住网点模板是否计算)乘以37元/平方米)=822327.22元，共计2318784.82元，而非2018年2月13日签订付款协议的总产值2414125元，更不应该再重复计算2018年1月13日付款协议的266826元。2.因为吴元培的工人到政府闹事，导致上诉人在未到付款节点情况下先支付农民工工资，还被迫签订补充协议进行价格上浮，故双方在第8条明确约定吴元培保证工人不去政府闹事，如有闹事价格按给工人的价格（1#住宅楼22.4元/平方米、1#综合楼28元/平方米）执行。而施工过程中，吴元培违反协议约定再次到政府闹事，因此按约定应当按照第8条约定单价执行，即总产值应为:1#住宅楼46764.3平方米乘以22.4元/平方米=1047520.32元+综合楼及车库[（12754.3+6251.44+857.14+2362.18）乘以28元/平方米=]622301.68元，合计为1669822元。上诉人应当仅在此产值结算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三）吴元培从启乐劳务公司张汉清处分包了木工模板工程，但是启乐劳务公司在阳谷县人民法院也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全部工程款，将吴元培的木工模板工程范围予以涵盖，因此，对于吴元培主张的应付款项，应当由启乐劳务公司独自承担，上诉人不应再重复承担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部分案件事实在一审庭审后发生变化，导致一审判决存在一定错误。被上诉人吴元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本案的两份付款协议。2018年2月13日刘泽东、张汉清、吴元培三方签订的总产值为2414125元付款协议是基于2017年2月18日张汉清与吴元培签订的建筑劳务合同关于工程内容和单价的约定、2017年12月26日张汉清与吴元培签订的《阳谷星河湾二期（吴元培木工班组）工程量结算单》签订的（并非上诉状中所称的2018年元月2日签订）。建筑劳务合同约定从基础到屋顶包括外墙、一次结构以展开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8元，（包括二次结构的构造柱）群房6层按展开每平方35元计算，此约定与结算单的单价一致。2018年1月13日刘泽东和吴元培双方签订的266826元付款协议是基于上诉人和吴元培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8年元月2日刘泽东、张胜林和吴元培签订的《阳谷星河二期1#住宅楼、综合楼工程量结算单吴元培组》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1#住宅楼按沾灰面积32元/平方米，综合楼和车库37元/平方米，比建筑劳务合同约定的单价分别上涨4元/平方米，2元/平方米。相应的结算单的单价也为4元/平方米，2元/平方米，故266826元的付款协议仅是对上涨部分进行的结算。以上可以看出该两份付款协议是完全独立的，数值上并不存在重复。对于上诉人所称的两份结算单工程量不一致是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吴元培将18518平方米的1#综合楼结构模板工程量给了董泽河班组施工，故结算时启乐劳务公司按照吴元培和董泽河约定的价格直接支付给董泽河，相应8.8元的差价付给吴元培，2017年12月26日的结算单可以反映这一事实。故两份结算单工程量实质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几方恶意串通结算，故意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更不存在重复主张的情况。（二）刘泽东在一审审理时无正当理由不参与庭审，应视为放弃了其诉讼权利。另本案的两份付款协议均是基于事实和合同约定签订的，刘泽东是上诉人授权的星河湾二期项目工程施工业务的代理人，其与吴元培签订的付款协议是代表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时参加了庭审亦有权利申请鉴定，却没有行使相应诉讼权利，现在上诉人要求鉴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无必要。（三）关于上诉人所称的因吴元培违反协议约定到政府闹事，被迫签订补充协议进行价格上浮，应按照约定第八条单价执行无事实和证据支持，不应认定。签订补充协议上浮价格是工程施工班组因价格过低纷纷退场时，吴元培应上诉人的请求签订了该补充协议，进而继续施工。双方在友好协商的情况下签订的，吴元培作为一个外地人承揽上诉人的工程，胁迫一说不符合常理。至于按何种单价结算，双方已分别在付款协议、结算单、劳务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按照补充协议第八条单价执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吴元培起诉本案在先且一审判决在先，该案并不影响启乐劳务公司与上诉人案件的处理（尚未审结），与阳谷县法院受理的案件也无关。本案的两份付款协议均约定了付款时间和付款人，吴元培按照付款协议起诉维权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二者的诉讼权益。被上诉人启乐劳务公司辩称：吴元培主张的应付工程款应由上诉人独自支付。第一，关于上诉人提到的补充协议，双方是否签订我公司不知情，也与我公司无关；第二，涉案吴元培的工程款均是我公司分批与上诉人结算后由上诉人直接支付给吴元培，根据一审认定上诉人已向吴元培支付1832788元，实际上支付了1853028元，故剩余的工程款561097元应由上诉人自行支付给吴元培；第三，我公司与上诉人结算时有一批款项是按照40万元结算的，而上诉人仅支付给吴元培186590元，而我公司在上诉人欠付我公司的工程款中已按照40万元入账并扣除。一审法院也是按照上诉人支付给吴元培186590元判决的，故40万元减去186590元，剩余213410元应由上诉人自行支付给吴元培。第四，我公司确已在阳谷法院起诉聊建工一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现尚未出判决，因关于吴元培的工程款已作出判决，阳谷法院不可能重复支持，同时为了减少诉累也应由聊建工一公司自行支付给吴元培；第五，因吴元培尚未完成的工程量，应扣除相对应的工程款，且吴元培施工的工程质量问题予以罚款，从而产生的修复及罚款费用也应一并扣除，两项总计金额为155621元，假如要求我公司与聊建工一公司共同支付，也应在剩余工程款561097元减去213410元减去155621元，剩余192066元内共同支付。原审被告刘泽东述称：“第一，2018年元月2日我和张胜林、吴元培签订的阳谷星河湾二期1号住宅楼和1号综合楼工程量结算单吴元培组，对这份证据我不予认可。第二，2018年1月13日签的付款协议，很明显这个协议存在作假行为，对以上这两份证据不予认可，按照我和张胜林、吴元培签订的补充协议，1号住宅楼沾灰面积的单价32元/平方米，综合楼和车库沾灰面积的单价37元/平方米，当时吴元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施工节点已到，1号住宅楼八层、综合楼已施工完毕，假如按照补充协议32元/平方米和37元/平方米，即上浮4元、2元，那么也应从他施工八层以上计算，补充协议签订以前的工程量只能按吴元培和启乐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执行，我这里有和吴元培的聊天记录，从聊天记录中充分说明只能按住宅楼的西边两个单元八层以上按补充协议约定上浮4元。”原审被告张汉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吴元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854753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聊建工一公司承建的阳谷星河湾二期1#2#3#住宅楼及1#2#综合楼工程。2017年2月28日，被告聊建工一公司与启乐劳务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以清包工的形式将阳谷星河湾二期1#2#3#住宅楼及1#2#综合楼工程承包给启乐劳务公司施工，被告刘泽东作为聊建工一公司的代表人、张汉清作为启乐劳务公司的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两公司公章。2017年2月18日，原告与被告张汉清签订建筑劳务合同（木工、模板工班组）、将星河湾二期1#2#3#住宅楼及1#2#综合楼的木板、模板工程以清包工、辅料的形式分包给原告。合同约定从基础到屋顶包括外墙、一次性结构以展开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8元，（包括二次结构构造性）群房6层按展开每平方米35元计算。被告聊建工一公司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住宅楼按沾灰面积32元/平方米。综合楼和车库32元/平方米，比建筑合同约定分别涨4元/平方米、2元/平方米。该补充协议中约定聊建工一公司暂借原告300000元，原告上报工资表时改为250000元，被告聊建工一公司将250000元拨付。2018年1月2日，被告刘泽东与案外人张胜林给原告出具星河湾二期工程量结算吴元培结算单，载明应支付款266826元。2018年1月13日，被告张汉清与刘泽东分别代表其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主合同应支付2414125元，已支付1646198元，剩余767927元，于2018年6月1日前付清。2018年1月13日，被告刘泽东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载明应支付原告班组266826元，已付零元，于2018年5月1日付清。两份付款协议均注明：如工资未结清，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将承担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利息。山东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罚款单九份，被告启乐劳务公司称系因原告未按要求出工人数进行出工建设，影响了施工进度，被罚款19800元、原告未完成的工程量被告启乐劳务公司另发包给他人并支付劳务费等情况，扣除以上款项后，被告启乐劳务公司已经超额支付原告方劳务费249494元。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阳谷星河湾二期1#2#3#住宅楼及1#2#综合楼工程由被告聊建工一公司承包，被告刘泽东具体负责施工。聊建工一公司将工程全部分包给被告启乐劳务公司，以聊建工一公司名义进行施工，被告张汉清为工程负责人。被告刘泽东与张汉清均代表双方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各自公司承担。被告张汉清以启乐劳务公司的名义将星河湾二期1#2#3#住宅楼及1#2#综合楼的木板、模板工程以包清工、辅料的形式分包给原告，双方签订了合同，原告按合同约定施工，施工完成后，2018年1月13日，被告张汉清代表启乐劳务公司、刘泽东代表聊建工一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总价款767927元，三方约定如2018年6月1日前未结清，启乐劳务公司、聊建工一公司应承担银行贷款利率两倍的利息。此付款协议为有效协议，被告聊建工一公司辩称“刘泽东”非本人签名，被告刘泽东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抗辩，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认可，被告聊建工一公司辩称“刘泽东”非本人签名于法无据，该款项767927元应按协议约定由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支付原告并按约定承担利息，原告自认已支付186590元，应在767927元中扣除。关于聊建工一公司与原告签订了1号住宅楼按沾灰面积32元每平米、综合楼和车库37元每平米的补充协议，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定，且与本案关联，可证明被告聊建工一公司认可价格上涨。2018年1月13日原告与刘泽东签订付款协议，约定就原告实际施工面积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上涨部分进行结算，共计266826元，于2018年5月1日前由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及开发商结清，如未结清二公司承担银行贷款利率两倍利息。该付款协议无启乐劳务公司盖章或者签字认可，只能视为被告聊建工一公司认可价格的变更与变更后的工程量，被告聊建工一公司称其代表启乐劳务公司，启乐劳务公司不认可亦未追认，故被告聊建工一公司应承担支付原告266826元劳务费的义务，并按约定支付利息。被告聊建工一公司已支付250000元，双方认可，法院认定。被告启乐劳务公司所辩称已经超额支付原告方劳务费249494元，所提交证据原告否认，经审查，其所提交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且该主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启乐劳务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元培支付工程款581337元及利息（以581337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日至实际给付工程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两倍计付）；二、被告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元培支付工程款266826元及利息（以266826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至实际给付工程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两倍计付）；三、驳回原告吴元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74元由被告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被告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74元；保全费5000元被告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49元，被告上海启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51元。二审中，上诉人聊建工一公司提交：1.启乐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张汉清向刘泽东出具的借条，显示借款500000元，其中已支付50000元；2.刘泽东出具的阳谷县星河湾二期施工及签证的说明。以上两份证据综合拟证明启乐劳务公司在承包上诉人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启乐劳务公司负责人以及相关班组通过对刘泽东贿赂及许诺好处的形式，骗取刘泽东进行了签证。结合本案刘泽东对吴元培工程量的确认明显高于张含清与吴元培工程量的确认，能够证明2018年元月2日刘泽东与吴元培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和2018年1月13日付款协议并不真实，是其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不能作为吴元培主张工程款结算的依据。以上两份证据在启乐劳务公司在阳谷县法院起诉聊建工一公司案件中也已提交并出示；3.吴元培与刘泽东的微信截图，拟证明在2017年10月15日吴元培是在施工完成的1号楼东边三单元八层以上方才签订的补充协议，其只施工了西边两个单元，并非刘泽东、张汉清为其确认的全部工程量；4.2018年2月7日吴元培到政府部门上访所拍摄的视频光盘，拟证明吴元培未能按协议约定承诺不到政府闹事，按约定工程价款结算单价应按补充协议第8条约定的价格执行，即住宅楼22.4元/平方米，综合楼28元/平方米。被上诉人吴元培质证意见为：第一，对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除刘泽东出具的说明外，均在本案一审时客观存在，不应作为二审的新证据；第二，证据1的两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吴元培作为施工班组对上诉人与启乐劳务公司间的纠纷不知情，也与吴元培无关。吴元培的工程量及工程款已得到上诉人及启乐劳务公司予以确认，不能由以上证据来推翻；第三，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聊天记录并没有约定上涨部分从何时开始计算，根据补充协议可看出是对吴元培所有施工工程量的上涨，而不是部分上涨。对于上诉人的主张，补充协议上并没有约定；第四，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被上诉人启乐劳务公司质证意见为：第一，证据1系复印件，不认可真实性，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其他证据涉及补充协议，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知情。对于刘泽东关于签证说明的陈述，我公司金钱诱惑其签证不认可，而且该陈述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刘泽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启乐劳务公司二审中提交：1.2018年1月2日启乐劳务公司与吴元培方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拟证明已向吴元培支付571612元；2.吴元培通过微信向启乐劳务公司发送的单据一份，拟证明已支付给吴元培1281416元（共5批，分别为379826元、330000元、300000元、850000元、186590元）。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已支付费吴元培1853028元。3.启乐劳务公司负责人张汉清向上诉人出具的400000元收据（记账单），拟证明启乐劳务公司已按照400000元入账，但上诉人仅向吴元培支付186590元，从而证明400000元减去186590元，剩余213410元应由聊建工一公司自行向吴元培支付。上诉人聊建工一公司质证意见为：第一，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其在一审时提交的相一致；第二，对证据2，启乐劳务公司对吴元培的具体付款情况我公司不知情，但认同其辩解的已支付总数额；第三，对证据3的付款数额予以认可，但对责任承担等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吴元培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在一审时我方已提交2017年12月26日的吴元培木工班组工程量结算单，结算单显示合价为2414125.26元，已付款562612元，应支付1851513.26元，证据1与一审时我方提供的结算单合价是一致的，但已支付和应支付款不一致，一审时启乐劳务公司对我方提供的结算单予以认可，应以一审时的结算单予以认定；第二，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启乐劳务公司的证明目的，我方在2018年2月3日签订付款协议后，仅收到186590元，在一审时我方也是主张的767927元减去186590元的劳务费，并未重复主张；第三，对证据3，我方确实收到186590元，至于上诉人与启乐劳务公司如何结算与我方无关，我方也不知情。原审被告刘泽东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陈述不知情。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应否共同向吴元培支付工程款581337元及相应的利息，如应支付该部分款项，数额为多少；二、聊建工一公司应否向吴元培支付另外的工程款266826元及相应的利息，如应支付该部分款项，数额为多少。关于焦点一，张汉清系启乐劳务公司的涉案项目负责人，刘泽东系聊建工一公司的项目经理，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张汉清的行为能够代表启乐劳务公司，刘泽东的行为能够代表聊建工一公司。吴元培、张汉清、刘泽东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了《付款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我班组总产值2414125元，已付1646198元，剩余767927元。”聊建工一公司在一审中表示对该付款协议无异议，但主张协议背面的内容显示剩余款项不是767927元，在二审中否认刘泽东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聊建工一公司关于该付款协议的陈述前后不一，且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对聊建工一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通过该付款协议可知，在2018年2月13日，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尚共同欠吴元培该项工程款767927元。一审法院根据吴元培自认已支付186590元，将186590元从767927元中扣除，认定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尚欠吴元培581337元并无不当。付款协议第四条约定：“如2018年6月1日前工资未结清。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将承担银行贷款利率两倍利息。”一审法院判令聊建工一公司、启乐劳务公司向吴元培支付工程款581337元，并自2018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两倍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聊建工一公司与吴元培签订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的大致内容为将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进行上调，该补充协议甲方处加盖了聊建工一公司的公章，并由聊建工一公司的代表刘泽东签字，乙方处由吴元培签字。聊建工一公司对该补充协议表示认可，但主张系受启乐劳务公司张汉清的委托才签订了该协议，启乐劳务公司对此否认。本院认为，聊建工一公司无证据证明其是受启乐劳务公司的委托，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吴元培与刘泽东于2018年1月13日签订了《付款协议》，该协议中的载明“我班组总产值266826元，已付0元，剩余266826元。”聊建工一公司否认刘泽东的签字系其本人所写，但其并无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对聊建工一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该付款协议与之前的补充协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聊建工一公司应承担266826元的付款责任。因补充协议与付款协议中均没有启乐劳务公司的签字、盖章，启乐劳务公司不应对该款项承担偿还责任。因付款协议中约定“如2018年5月1日前工资未结清。启乐劳务公司、聊建工一公司将承担银行贷款利率两倍的利息。”一审法院判令聊建工一公司向吴元培支付266826元的工程款，并自2018年5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两倍计算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聊建工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48元，由山东聊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孔繁奎审判员 郭召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豪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