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68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泽美，女，196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长志，男，199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辉，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男，201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法定代理人：郭某2，系郭某1之父。法定代理人：刘某，系郭某1之母。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2，男，199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代冬，女，195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邹城双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邵泽美、邵长志因与上诉人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民初3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泽美、邵长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高某1的死亡赔偿金，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被害人高某1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被害人高某1的居住地为城镇。1、邵泽美、邵长志提交的高某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个人基本信息表，已经证明被害人高某1是以邹城市社区为辖区建立的健康档案，同时也证明了高某1自2015年至2019年连续五年在邹城市社区参加健康查体的事实。该证据记载的是2015年至2019年高某1接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本情况，其记载的高某1出生年月、居住地等基本身份信息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高某1死亡时已84岁，系高龄老人，在居住地附近就近参加健康查体、接受基本医疗服务既是老人生活的实际需要，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该证据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足以证明被害人高某1案发前在邹城市社区连续居住、生活一年以上。2、邹城市社区系高某1生前居住地、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系高某1户籍所在地，该两地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虽然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居民所在辖区的基层组织对其所辖区域的居民情况是清楚和了解的，出具的证明也符合客观实际，该两份证明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同时也与高某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个人基本信息表记载的内容一致，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内容可以认定。二、被害人高某1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被害人高某1死亡时已84岁，属于高龄老人，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其户籍所在地虽为石墙镇面坊村，但已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高某1虽然在石墙镇领取每月200元左右农民养老金，但每月200元左右根本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其生活主要的经济来源为邹城市交通局发放的每月800余元的遗属补助。遗属补助是国家政策，也是高某1每月固定的收入，相较于每月200元左右的农民养老金，每月800余元的遗属补助才是高某1主要经济来源。综上，上诉人所举证据足以证明被害人高某1在邹城市社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辩称：一、对于邵泽美、邵长志的上诉我方不予认可，其上诉事实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邵泽美、邵长志所提交的社区健康查体信息表不能证明受害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根据我方提交的邹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及受害人所居住的村委会、邹城市共同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受害人高某1未在城镇依法领取国家统筹的基本养老金，其居住和经济来源系在面坊村村委会，而不在城镇。二、邵泽美、邵长志所提交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补助证明只能证明因国家政策对其进行的补助，不能作为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的依据。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不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泽美、邵长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错误。2019年4月1日11时左右，张代冬将电动车停放在自家大门口，不经意间被其外孙郭某1上车拧抓了一下车把致电动车启动并由东向西往前方缓慢行驶。张代冬发现立即转身拖拽住车辆欲制止其向前行驶，同时前方出现行走不便的受害人高某1正从女儿家中出来，由西向东颤颤巍巍的行走在胡同路中。这时张代冬边拖拽电动车边向高某1喊话靠边靠边，在存放水表的水泥池台，该水泥台旁边有树丛，树丛与水泥池台之间有一夹道。夹道内横放有石板，受害人高某1在行走到此处时不慎摔倒在该夹道中，身体及头部撞击在夹道内横放的石板上，导致其右脚踝擦伤，左侧肋骨骨折，左侧头部受伤。摔倒时位于道路北侧其头部往里脚部在外形状。张代冬看到受害人因躲车摔倒，情急之下用力将电动车连同车上二岁多的外孙郭某1扛倒侧翻在胡同道路南侧，未顾及到孩子的安危，第一时间呼喊受害人女儿共同将高某1扶起，当时受害人高某1意识清醒对其女儿说：是自己躲车摔倒的。之后拨打120急救车将受害人送到邹城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实上张代冬的车辆并没有撞到受害人，受害人死亡不是我方车辆造成的。受害人死亡与张代冬、郭某1的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郭某1、张代冬等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是错误的，系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二、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4月8日作出的第37088312019000022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且程序违法，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依法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公正的事故责任认定。1、2019年4月1日，事故发生当日交警队并未及时出警到达事故现场，未有事故现场照片、现场勘查记录，未进行现场证据固定以及对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进行客观，真实的记录和分析。张代冬等对此提出了书面调查申请，一审法院从交警队调取的作出事故认定的必要的事实基础证据资料均为空白，无法判定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从而说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且程序违法：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依法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公正的事故责任认定。交警大队未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出警，而是于事故次日即2019年4月2日在他人指使下另行模拟的现场并对涉案车辆单方面进行拍照，交警大队吴姓民警系一人亦不具备出警办案资质，所问询的高某1亲属等人均不是当事人和现场目击人。之后又根据受害人家属单方面的说辞非客观的作出张代冬方全责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违法且有失公平公正。2.从邵泽美方提交的尸检报告以及现场照片中不难认定，受害人躺倒的地方，身体受伤的部位均与张代冬的电动车辆不在同一位置。高某1死亡的真正原因主要系头部损伤及其他身体等多因素。当时事发路段为东西方向的村中胡同，受害人因行动不便由西往东行走，张代冬的车辆由东往西缓慢行驶，车辆与受害人之间相距10米左右。事实上双方之间并未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假如是张代冬的车辆撞伤的，那么身体接触或被撞伤部位应该在受害人身体右侧才对，而事实上受害人身体右侧并没有其它他损伤，只是右脚被划伤一点，主要损伤在受害人身体左侧，显然，不是张代冬的车辆碰撞的，受害人的死亡与张代冬等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4月8日作出的第37088312019000022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和认定。3、郭某1于2016年12月7日出生，不足二岁半，这样一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幼儿怎么会又怎么可能驾驶电动车？从基本的生活常识不难认定，让一个不足二岁半的孩子承担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实属荒唐，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常规判断。从法律层面上讲，虽然由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其两岁多的幼儿并不具备也不存在损害事实行为和后果。因此，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于二岁的幼儿郭某1来说于法无据。3.张代冬对于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及责任不服，并多次向承办本案交警竭力说明事实真相并提出质疑，均遭到交警部门的漠视和拒绝。交警部门也未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时依法告知张代冬三日内复核的期限和权利，导致张代冬等丧失了应有的复核申辩的权利。三、张代冬等在答辩中请求一审法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错误认定的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并书面申请调取了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资料，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将8月20日第二次开庭时，张代冬方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实体和程序进行质证并提出异议的内容，作出任何表述和认定，显然是故意忽略了有利于张代冬方的证据内容，对张代冬方不公平。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重新改判张代冬等不承担全部或主要事故责任，张代冬等同意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邵泽美、邵长志辩称：一、张代冬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已作出明确的责任划分，并在书面认定书中告知了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现在异议期已过，一审判决以事故认定书认定郭某1负事故全部责任不存在任何错误。二、关于是否碰撞的问题，首先上诉人郭某2等所述未发生碰撞并非客观事实。一审提交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的非常清楚，三轮车侧翻的位置就是高某1受伤的位置，与郭某2等在一审中陈述的在距离被害人十米远即将三轮车推翻的陈述自相矛盾。而且在事后双方多次协商赔偿的过程中张代冬等人也从未否认发生碰撞致高某1受伤死亡的事实。其次，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双方是否发生碰撞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再次尸检报告亦载明损伤系钝性外力作用形成，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的特点。以上事实均可以证实张代冬等应在此次事故当中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应该驳回张代冬等人的上诉请求。邵泽美、邵长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49,94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郭某1系被告郭某2、刘某之子、张代冬之外孙。2019年4月1日11时45分许，被告张代冬将其所有的电动三轮车推至家门口时未关闭电源，郭某1驾驶电动三轮车，沿邹城市香城至石墙镇小石村家门口胡同内由东向西行驶至门西处，与路边站立的行人高某1发生碰撞，致高某1受伤，车辆受损，造成交通事故。2019年4月8日，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7088312019000022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某1驾驶电动三轮车未确保安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张代冬对郭某1监管不当，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高某1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高某1被送往邹城市人民医院急救，因抢救无效死亡。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委托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高某1的尸体进行尸表检验并推断死亡原因。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9年4月8日作出邹（公）鉴（尸检）字[2019]046号鉴定书，鉴定书中对高某1尸体进行检验后，作出论证：（一）关于死因。依据尸体检验，死者头部、胸部有明显外伤，检见枕部头皮血肿，面部皮肤裂伤及多处擦伤，左侧肋骨骨折，分析认为死者因颅脑损伤和（或）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而死亡的可能性大。（二）关于损伤。根据尸体检验所见，死者枕部头皮血肿，面部皮肤裂伤及多处擦挫伤，左侧肋骨骨折，右踝部多处皮肤撕裂伤、皮下出血伴表皮擦伤，上述损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形成，结合案情调查，此损伤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的特点。故作出鉴定意见：死者高某1因颅脑损伤和（或）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而死亡的可能性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本次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二是原告请求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如何确定。关于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郭某1驾驶被告张代冬所有的电动三轮车与原告亲属高某1发生交通事故后，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照法定程序，根据绘制的事故现场图、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及高某1的尸体鉴定意见书、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情况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郭某1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张代冬负事故次要责任，高某1无事故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责任划分明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虽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反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郭某1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驾驶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监护人被告郭某2、刘某未进到监护职责，依法对被告郭某1因该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郭某1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应承担70%赔偿责任为宜。被告张代冬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对其车辆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且事故发生时对郭某1监管不当，致使被告郭某1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具有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对原告损失应承担30%民事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受害人高某1死亡的后果，原告邵长志、邵泽美系受害人高某1的直系亲属，要求被告郭某2、刘某、张代冬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1、死亡赔偿金：原告提交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邹城市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邹城市凫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高某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个人基本信息表1份、邹城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证明1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证1份、高某1银行流水1份，旨在证明高某1死亡时已达84岁，其自1997年跟随其孙邵长志居住于邹城市社区，因高某1之子邵伟自2014年6月因病去世，高某1每月领取邹城市交通运输局发放的遗属补助，并以此为生活来源，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山东省2018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计算5年，死亡赔偿金为197,745元。经质证，被告郭某1、郭某2、刘某及张代冬认为，对于田庄社区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1997年田庄没有成立社区，只是田庄村。作为社区居委会无权对受害人的户籍和身份作出证明。对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出具的证明有异议，该证明无村委会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此不予认可。事故发生时，高某1系在其女儿邵泽美家居住，且其经常在此居住，故对原告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不予认可。被告向法院提交邹城市石墙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及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足以证明高某1自2011年至2019年已领取农村居民养老金，高某1系农村居民，户籍所在地和经常生活地均为农村，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度山东省农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经审核，本院认为，邹城市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无经办人或主要负责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原告提交的邹城市凫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高某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个人基本信息表，高某1虽以邹城市社区为辖区建立健康档案，但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高某1实际在邹城市社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根据被告提交的邹城市石墙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及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共同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高某1未依法领取国家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提交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遗属生活补助系因国家政策对其进行的补助，并不能作为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的依据。综上，原告提交以上证据，并不能证明高某1实际居住于城镇一年以上且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不予支持，根据高某1户籍即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及其年龄，本院应按照2018年度山东省农村人均纯收入16,297元计算5年，死亡赔偿金为81,485元（计算公式：16,297元/年×5年=81,485元）；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3,562元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为31,781元。经质证,被告郭某1、郭某2、刘某及张代冬认为，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经审核，本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受诉法院所在地山东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出原告主张数额，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丧葬费31,781元予以支持；3、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500元，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经质证，被告郭某1、郭某2、刘某及张代冬认为，对原告主张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高某1因抢救无效死亡，且120急救费用系被告方垫付，因原告未提交处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票据，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交通费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经质证，被告郭某1、郭某2、刘某及张代冬认为，原告死亡与被告无关，故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亲属高某1因交通事故死亡，使其亲属遭受精神上极大痛苦，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根据侵权过错程度、侵权方式、损害后果、侵权人是个人还是单位以及赔偿能力等因素综合分析，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为。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过高，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认定为：死亡赔偿金81,485元、丧葬费31,78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123,266元。应由被告郭某2和刘某按照70%责任赔偿原告86,286.2元，由被告张代冬按照30%赔偿原告36,979.8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某1、郭某2、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邵长志、邵泽美各项损失86,286.2元；二、被告张代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邵长志、邵泽美各项损失36,979.8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原告承担1279元，被告郭某2和刘某承担872元，被告张代冬承担374元。在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邵泽美、邵长志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邹城市公安局铁西派出所、邹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高某1自1997年一直在邹城市居住，连续居住22年。该证明加盖田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及铁西派出所印鉴，出具经办人包括田庄社区党委书记、主任田振阁、社区居委会委员田井海、铁西派出所社区民警姜宪峰，形式合法，具有充分证明效力，证实被害人高某1的长期居住地为城镇，而非农村，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付。证据二、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附高某1原户籍住所照片三张，证明高某1自1997年一直在社区孙子邵长志家居住，其原住所早已荒废，不具备居住条件。该证明由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鉴，并由面坊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桂宜贞，面坊村民生代办员崔俊留签字经办，形式合法，具有充分证明效力。结合证据一，进一步证实被害人高某1于1997年搬离石墙镇面坊村，一直在邹城市社区孙子家长期居住。所附张高某1老宅照片，亦可以看出老宅已经废弃，根本不具备居住条件。证据三、邹城市石墙镇小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高某1到事故发生地邹城市石墙镇小石墙村，系去女儿邵泽美家喝喜面，而且邵泽美家的常驻人口共五口人，即丈夫李德军、妻子邵泽美、儿子李林林、儿媳田艳艳、孙子李星辰，侧面证实高某1并非跟其女儿居住，而系跟随孙子在邹城市城镇居住的事实。该证明加盖小石墙村村委会印鉴，由小石村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王建，小石村民生代办员孙彦君签字经办，形式合法，具备充分证明效力。证据四、被害人高某1邻居、社区富康街居民黄某、赵滨、刘长芹、程海江、卢志英、李玉河证人证言一份，证明高某1自1997年起在邹城市社区长期居住的事实，经常居住地为城镇规划区。证据五：邹城市社区卫生室证明一份，证明高某1经常到该卫生室健康查体、购买药物、健康查体，在田庄社区长期居住的事实。综上，该五份新证据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即被害人高某2在城镇实际居住满一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规定，也符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鲁高法(2005]201号]第三部分第五条规定。被害人高某1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另外，邵泽美、邵长志当庭申请证人张某、黄某出庭作证，证实高某1常年跟随其孙子邵长志在田庄社区居住。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系一审证据的重复提交，不予认可，也不符合证据要件的法定形式，其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一、对于证据一不予认可，其所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田庄社区在1997年时并没有成立，系田庄村民委员会。在该证明上所签字证明的人员田静海以及社区民警蒋先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问询。二、对证据二，该证明的内容与其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以及与其提交的邹城市石墙镇面坊村村委会、邹城市石墙镇人力资源所于2019年6月17日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高某1从2011年至2019年领取农村居民养老金所证明的受害人高某1系农村居民、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在农村的事实相互矛盾。城镇居民的认定法定标准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生活所在地，而不是邵泽美、邵长志所述的按照其年龄及所享受的城镇生活补助来认定。三、对于照片不能证明该房屋无人居住，也不能证明邵泽美、邵长志所要证明的问题和事实。四、对于证据四和五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均不予以认可，石墙镇村委会以及邵泽美、邵长志所提供的证人以及社区卫生室均不是对受害人的身份、户籍所作出认定的行政机关，无权对受害人高某1是否是城镇居民的身份作出认定五、对证人证言，黄某在陈述高某1在健康查体时没有任何疾病，与邵泽美、邵长志在一审时所提交的健康查体表上所记载的高某1有冠心病等内容相互矛盾，说明该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为两证人均不能准确、清晰的回答法庭问话，也不能准确清晰的说明本人所证实的问题，两证人所证明的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存在作伪证嫌疑。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对高某1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2、郭某2、刘某、郭某1、张代冬是否应当对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因此，对户籍地在农村的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需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经常居住地在城市；二是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关于高某1经常居住地是否在城市的问题，高某1育有一子一女，其子邵伟于2014年6月因病去世，涉案事故发生在高某1之女邵泽美家附近，而邵泽美在农村居住。一审中，邵长志称因工作原因需要出差两周就把高某1送达邵泽美家中；二审中，邵泽美、邵长志及其申请的证人黄某又称高某1事发时是去邵泽美家中喝喜面，前后陈述不一致。因此，邵泽美、邵长志主张高某1一直在城市居住，其应当提供更为充分完备的证据。邵泽美、邵长志在二审中提交的有关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及卫生室出具的证明，虽然有一定证明力，但均是人为主观开具的有关证据，不同于客观证据，不足以证实高某1事故发生前一直在城市居住。退一步讲，即使高某1一直在田庄社区居住，其每月领取的农村居民养老金和邹城市交通局向其发放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也不能说明其收入来源于城市。因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是对符合生活困难条件的遗属，不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均按当地政府公布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执行，是一种国家政策性补助，故不能以此为由说明高某1的收入来源于城市。综上，邵泽美、邵长志主张高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证据不足，理由不当，应予驳回。关于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职权于2019年4月8日针对涉案事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虽然对该事故认定书不予认可，并主张没有发生碰撞事实，但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且根据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针对高某1的死亡原因出具的鉴定书，“死者枕部头皮血肿，面部皮肤裂伤及多处擦挫伤，左侧肋骨骨折，右踝部多处皮肤撕裂伤、皮下出血伴表皮擦伤，上述损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形成，结合案情调查，此损伤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的特点”，能进一步印证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故本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予以确认。根据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实，郭某1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代冬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高某1无责任。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关于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邵泽美、邵长志和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90元，由邵泽美、邵长志负担2625元，由郭某1、郭某2、刘某、张代冬负担27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海洋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