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14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南江，男，1981年7月17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雨，系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常志，男，1967年11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某，女，1990年3月2日生，黎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男，2008年10月9日生，黎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法定代理人：桂某，系被上诉人郭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2，男，2012年7月7日生，黎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法定代理人：桂某，系被上诉人郭某2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天荣、陈艳华，系贵州赤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正富（曾用名马玉富），男，1969年10月1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宽，男，1995年1月15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安刚，男，1975年2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该自治县。上诉人吴南江与被上诉人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马正富、苏宽、苏安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3民初115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吴南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判，判决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事实及理由：镇宁县公安局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上诉人的责任划分过重，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不当。摩托车驾驶员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其无证驾驶，也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超载、超速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事故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从尸检报告看，死者系颅脑损伤死亡，如果整个身体横在铲车底下，被碾压死亡，则其头部应该被碾压粉碎；交警队并未提取血迹进行比对，得出的结论显然缺乏证据支持。另外，镇宁交警队两名干警对吴南江及苏宽的询问笔录上询问时间存在重合情况。综上，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不当。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苏宽驾驶的摩托车投有交强险，发生事故时死者身份已经由乘客转为第三人。应追加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赔偿责任。对不足部分进行公平合理的责任划分，由苏宽与原审原告共同承担不低于60%的责任，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被上诉人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其余被上诉人未作答辩。二审中，被上诉人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提交了从交警部门调取的“‘6.14’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公开记录”，拟证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其余被上诉人无异议。针对上诉人提出的交警部门于2019年6月15日凌晨分别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苏宽所作的询问笔录时间上存在重合问题，经查，该部门于2019年12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反映办案民警在该询问笔录上签名错误，制作事故认定书时并未采用苏宽的该询问笔录。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交警队的调查取证、制作事故认定书人程序均不合法。其余被上诉人质证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上述两份证据，来源合法，客观，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予采信。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损失890788元；二、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查明的事实：2019年6月14日14时42分许，被告苏宽驾驶搭载桂某、郭某3的贵Ｇ×××××二轮摩托车，被告吴南江驾驶的由本县江××镇永安村往朵卜陇方向行驶的重工作业车（铲车），在罗新线5KM+300M延伸至永安村通村公路0KM+800M路段发生碰撞，造成郭某3当场死亡、原告桂某受伤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7月8日，经镇宁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520423120900000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被告吴南江驾驶重工作业车（铲车）上路行驶时未确认安全倒车，负本次交通事故主要责任，被告苏宽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搭载乘车人超过核定人数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负本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郭某3、桂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对于镇宁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第520423120900000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吴南江申请复核，2019年8月8日，经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维持镇宁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认定。事故发生前，郭某3请被告苏宽驾驶二轮摩托车搭乘原告桂某及郭某3前去购买杨梅，双方系无偿搭乘关系，并无对价。案涉重工作业车（铲车）所有人系被告马正富，被告马正富在江××镇永安村承包的工程完工后，将车辆停放在该地，请被告吴南江管理，并把钥匙交给被告吴南江，如需让车时请被告吴南江挪车。事发当日，被告吴南江在未告知被告马正富的情况下驾驶该车辆前去铲沙，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案涉贵Ｇ×××××二轮摩托车所有人系被告苏安刚，被告苏宽与被告苏安刚系父子关系。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南江已赔偿死者郭某312000元，被告马正富已赔偿死者郭某340000元。死者郭某3与原告郭常志系父子关系，与原告桂某系夫妻关系，原告郭某1、郭某2系原告桂某、死者郭某3之子。死者郭某3及四原告属城镇居民。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吴南江驾驶重工作业车（铲车）上路行驶时因未确认安全倒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公安机关认定被告吴南江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苏宽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并违法超载，公安机关认定被告苏宽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予以采信。事故造成郭某3死亡，原告请求赔偿，依法予以支持。重工作业车（铲车）不属于可以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依法不能上路行驶，被告马正富作为重工作业车（铲车）所有人，因管理不善，致使被告吴南江驾驶该重工作业车（铲车）上路行驶并造成损害，具有管理上的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依法应当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被告苏安刚作为贵Ｇ×××××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对涉案摩托车未尽到妥善管理责任，致使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被告苏宽驾车上路行驶并造成损害，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桂某、死者郭某3乘坐被告苏宽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系无偿搭乘，并无对价，属好意同乘，根据公平原则，原告桂某、死者郭某3应当自行承担适当责任。综合双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以及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酌定，被告吴南江、马正富承担75%的责任，25%的责任由被告苏宽、苏安刚及原告桂某、死者郭某3承担。在被告吴南江、马正富共同承担75%赔偿责任中，因被告吴南江系直接侵权人，承担70%的直接侵权责任，被告马正富承担5%的过错责任；在原告桂某、死者郭某3、被告苏宽、苏安刚共同承担25%责任中，由被告苏宽承担10%责任，被告苏安刚承担5%责任，原告桂某、死者郭某3自行承担各5%责任。关于本案四被告承担的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因四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法律特征，也无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四被告依法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按份责任，原告主张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吴南江驾驶的重工作业车（铲车）应否购买交强险，因该重工作业车（铲车）属工程机械，并非可以上路行驶的机动车，法律并未规定重工作业车（铲车）必须购买交强险，故原告主张重工作业车（铲车）应当购买交强险，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应否追加被告苏宽驾驶二轮摩托车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死者郭某3系该二轮摩托车上的乘车人，并非第三人，不属交强险的赔偿范围，故对被告吴南江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及责任认定，被告吴南江辩称“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应承担次要责任”，因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倒车让面包车，在倒车过程中听见左侧方有响声……”以及“倒车时不知道后面有车”，故公安机关认定被告吴南江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倒车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责任划分公正，故对被告吴南江的此项辩称不予支持；在庭审中，被告吴南江称在公安机关受到威胁辱骂，无证据证实，且公安机关在在询问中问过“公安机关在询问期间是否侵犯你的合法权益”，被告吴南江回答“没有”，“公安机关是否保证你必要的休息和饮食”，被告吴南江回答“保证的”；被告吴南江还辩称“事故认定书在程序上不合法，未对摩托车车速进行鉴定，对被告吴南江及苏宽的询问时间一致、询问人员一致，违背客观事实，在下达认定书之前应进行证据公示”，一审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是否合法，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内，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公安机关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仅限于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上级公安机关复核予以维持，即便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对事实的认定及责任划分并不构成重大影响，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吴南江也未提供应当由被告苏宽承担主要责任的有关证据，故对被告吴南江的此项抗辩理由也不予支持。根据贵州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及本案实际，对原告的损失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2、丧葬费，原告主张62924元/年÷12个月×6个月=31462元，未超出2018年全省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的标准，予以支持。3、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30000元，酌情支持2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郭某1(10岁)：抚养年限8年，抚养费为20788×8÷2＝83152元；郭某2（7岁）：抚养年限11年，抚养费为20788×11÷2＝114334元；以上四项合计人民币880788元。被告吴南江承担70%的责任为880788元×70%＝616551元，扣除先行支付12000元，被告吴南江还需赔偿原告604551元；被告马正富承担5%的责任为880788元×5%＝44039元，扣除先行支付40000元，被告马正富还需赔偿原告4039元；被告苏宽承担10%的责任为880788元×10%＝88078元；被告苏安刚承担5%的责任为880788元×5%＝44039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吴南江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604551元给原告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由被告马正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4039元给原告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由被告苏宽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88078元给原告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由被告苏安刚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44039元给原告郭常志、桂某、郭某1、郭某2，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当事人应当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5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377元，由被告吴南江承担1782元，被告苏宽承担595元。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事实。争议焦点：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责任划分是否恰当；一审是否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交警部门依法作出，且在上诉人申请复核后，交警部门作出了“镇宁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20423120190000045号）认定事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的复核结论。上诉人对此的意见，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规定，一审将该事故认定书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对于责任划分，因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故一审根据案件实际酌情判令其承担70%的责任也无不当。对于一审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因死者在交通事故发生时，乘坐在被上诉人苏宽的摩托车上，属“车上人员”，即便其因交通事故发生，导致脱离本车，但也不存在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仍属于“车上人员”，故不应由交强险予以赔偿。因此，承保摩托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不存在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情况。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9845元，由上诉人吴南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德江审判员  刘 熹审判员  辜贤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婕书记员曹佳慧(代)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