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50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柳，女，198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四川东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辉，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柳因与被上诉人刘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柳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刘学支付王柳借款本息615000元、律师费36000元，合计6510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错误否定2018年5月18日王柳、刘学达成的结算协议书效力，且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双方以账户转账为借款支付习惯，根据微信记录和结算协议，借款双方还有直接交付现金等支付形式；2.王柳、刘学对借款约定了资金利息，刘学口头承诺按照月利率4%计算利息，且刘学在一审开庭中也陈述了此事实，此外微信记录也能对此进行印证；3.王柳、刘学达成的结算协议合法有效，是在公安派出机构达成的，不存在胁迫等情形，应当对协议效力予以确认；4.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结算协议达成前支付的还款在协议后作扣除，该款系达成协议前支付给王柳的款项，达成协议时已对该款进行了结算，不应再作扣除；5.王柳为追回债权起诉至法院支付了律师费，根据结算协议第四条，该费用应当由刘学承担。 刘学辩称，1.刘学已共计归还王柳总额857900元，归还的款项由银行转款以及通过刘学的表弟易传涛转款以及双方的微信转款组成，双方主要的交易习惯都是银行转款，也曾经口头约定过以银行转款为凭，在2017年之前双方没有具备任何手续。2017年3月20日，刘学顾及朋友关系，按照王柳的要求出具了借条，并且在借条上注明“此款以现金支付”，刘学认为借条上所说的“借到王柳现金700000元，此款以现金支付”根本不是事实，在借条的基础上出具协议书本身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刘学是为了安抚王柳以及其妻子庄娅而被迫书写的。2.《借条》《协议书》依法不能单独作为借款依据，按照法律规定，王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借款的金额、具体交付等相关的事实予以举证证明。双方主要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是银行转账以及少量微信转账，700000元的现金交付，既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3.《协议书》载明不是事实，双方从来没有进行过结算。一审仅以刘学自认的800000元作为借款的金额，在王柳未充分举证的情况下按照刘学自认的金额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对于利息的问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对利息进行了约定，王柳关于利息的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5.未见律师费票据，即便产生了律师费，也应当由王柳承担。6.对于出具协议书之前支付的还款，在协议后做扣除的问题，案涉协议本身不是事实，坚持一审中发表的意见，照实计算。 王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学归还借款615000元，支付律师代理费3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4年起，王柳陆续向刘学出借款项，刘学陆续向王柳归还借款。2014年6月16日，王柳与刘学签订南部砂厂股份协议书约定，刘学持有南部鼎鑫砂石厂50%的股份，刘学将15%的股份以27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柳。2017年3月20日，刘学向王柳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王柳现金700000元，此款是以现金支付”。2018年5月18日，王柳与刘学签订协议书载明：“2014年至2018年期间，王柳通过现金支付和转账支付方式向刘学出借款项，还有700000元未归还。刘学承诺于2018年内还清，如未履行，自愿承担王柳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律师费、差旅费、实际损失费）”。 一审法院另查明，王柳、刘学一致陈述：自2014年起至今刘学与王柳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仅有两个，一个是借款关系，一个是南部鼎鑫砂石厂部分股份转让关系。 王柳自2014年至今共计向刘学转账支付借款677900元。具体支付时间、金额：2014年6月（400000元），2015年5月（150000元），2016年9月（80000元）、11月（40000元）、12月（7900元）。王柳自认2014年5月10日转账给刘学的170000元已转为南部鼎鑫砂石厂部分股份转让款，不计入借款金额。 刘学自2014年至今共计向王柳还款727900元，其中出具借条前还款612900元；出具借条后还款115000元，包括15次转账支付，一次现金支付。具体支付的时间、金额：2015年2月（150000元）、4月（150000元）、7月（10000元）、10月（20000元）、11月（90000元）、12月（45000元），2016年2月（30000元）、4月（80000元）、11月（30000元）、12月（7900元），2018年6月26日（30000元）、27日（20000元），2019年2月2日两次转款，金额分别为：20000元、5000元。2019年2月，刘学委托易传涛向王柳支付现金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仅提供借条，声称款项系现金支付，刘学否认给付款项事实的，如标的属于小额借款，按照交易习惯可视为出借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标的属大额借款时，应要求出借人进一步举证证明款项交付事实，如双方交付钱款的具体时间、地点、细节等。700000元借款属于大额借款，王柳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王柳在庭审中先陈述出具借条后未再出借款项，后补证微信记录用以证明出具借条后再次分两次出借款项，其陈述前后矛盾，且在大额借款未偿还的情况下，再次出借款项与常理严重相悖。从2014年起至今双方通过转账方式进行的款项支付特点：次数频繁并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金额小到“7900元”，大到“400000元”，能够反映出“转账支付”系双方的资金往来支付习惯。案涉借条金额高达700000元备注为以现金支付，与双方交易习惯严重不符，王柳未能就现金交付事实、资金来源、支付能力等举证证明并进行合理说明，案涉借条、协议书不能单独作为案涉借款结算依据，王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结合双方在本案中款项来往的事实（王柳自2014年至今共计向刘学转账支付677900元，刘学自2014年至今共计向王柳还款727900元），与刘学在庭审中：“总共在王柳处借款800000元，收取股权转让款270000元”的自认大致吻合。故以刘学自认的借款合计金额800000元扣减刘学已还款727900元，剩余金额72100元应作为刘学尚欠王柳借款金额。关于270000元股权转让款，虽然刘学自述：“投资款和借款我一并在向王柳偿还，我认为我应当将投资款和借款一起还，我现在已经将借款还完了”，但股权转让款与借款属不同法律关系，王柳亦明确股权转让款未包含在本案诉请金额中，故股权转让款不在本案处理范围，王柳可另行主张权利。故对王柳要求刘学归还借款金额72100元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柳主张的律师费用，因未提供实际产生律师费的正式票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王柳借款72100元。二、驳回王柳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刘学负担负担802元，王柳负担417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下列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柳提交新证据：第一组：1.2019年6月24日刘静与刘学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刘学承认向王柳出具的借条和结算协议是真实的，同时，刘学也承认按700000元还款，王柳对其没有胁迫以及双方约定了利息；2.2019年7月10日王柳与刘学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刘学承认王柳出具借款的事实，并承诺还款，刘学还认为到法院打官司是花冤枉钱；3.天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学与王柳双方自愿达成协议；4.2017年3月21日刘学与王柳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学承认700000元包含借款及资金利息的事实；5.2017年3月31日刘学与王柳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柳按照刘学的要求向尚俚银行存款10000元，还证明双方的借款并不是只有账户转账；6.刘学与王柳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拟证明王柳按照刘学的要求向梁家铭银行帐户转款30000元，还证明双方的借款并不是只有账户转账；7.购买手机发票，拟证明双方以前的聊天记录没有了，只有从购买新手机以后才有保存聊天记录；8.银行账户清单,拟证明2015年2月20日刘学找王柳借款75000元，因为刘学要求要现金，所以王柳从银行支取了现金，将该款支付给了刘学；9.2015年10月22日银行帐户清单。拟证明刘学在什邡办沙场，因需要现金，王柳在朋友李微处借了50000元，支付了现金20000元给刘学，还向刘学指定的账户转款27000元，剩余的3000元转到了刘学的账户；10.银行帐户明细，拟证明2015年11月26日刘学向王柳借款45000元，王柳转款到刘学指定账户（*刚），与2015年12月1日刘学向王柳还款45000元是相对应的；11.2015年11月银行帐户明细，拟证明2015年11月15日，因刘学需要现金购买材料，王柳从自己账户取款20000元，并向其支付了现金；12.2015年12月账户明细，拟证明刘学需要现金，王柳支取了5000元现金给刘学；13.2016年3月王柳的账户明细，拟证明刘学需要现金，王柳向自己的亲属借款20000元，王柳取了现金借给了刘学；14.2016年4月26日账户明细，拟证明刘学需要现金，王柳支取了现金20000元支付给刘学；15.2016年7月7日、7月18日账户明细，拟证明2016年7月7日、7月18日分两次王柳取现金共计20000元，出借给了刘学。第一组证据综合证明：双方达成的结算协议是发生借款和投资之后，双方对出借借款以及退还投资款、刘学占用王柳资金的资金利息做了总的结算，双方借款的方式并不限于账户转款，还有通过微信、指定支付、现金支付的方式借款，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对双方经济往来做了总的结算。第二组：16.委托代理合同、17.增值税发票，拟共同证明王柳为实现债权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支付了代理费用36000元，根据合同约定该费用应当由刘学承担；18.2017年9月27日刘学向王柳出具的2000000元借条，拟证明王柳要求刘学还款是对自己真实发生的借款所主张的权利，因2000000元没有真实发生，王柳也没有去主张该债务。 刘学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刘静与刘学的通话记录的事实认可，但不能达到王柳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刘学承认出具借条和协议书是真实的；对于证据2王柳与刘学的通话录音，对通话的事实认可，但不能达到王柳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刘学承认出借的700000元是真的，有出借款的事实刘学是承认的，并且一直在归还，只是出借款的金额以及在起诉时是否还有700000元是存在争议的。对于证据3天彭派出所的《证明》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明》虽然盖了章，但并不是当天出警的警官签字，也没有档案记录。王柳称庄娅在场不是事实；对于第4、5、6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学称其已经将这些聊天记录删除了，无法还原，刘学承认有微信聊天这些内容，但他认为微信聊天中还有内容，不连贯，王柳只取了部分记录，说借条是真实的不是刘学的真实意思；对于证据5，没有10000元存在；对于证据6，刘学承认有梁家铭这笔款，但认为这笔款刘学已经归还；对于证据7，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第8至15，不认可真实性；对于证据16、17，对于代理合同、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王柳的证明目的，因为协议书是无效的，该费用即便产生，也应当由王柳自己承担，与刘学无关；对于证据18，刘学认为这是在茶楼打耍的条子，总之没有转账，王柳叫刘学打多少金额都可以。从另一层面反映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出具假借条和协议，开玩笑的行为，对于借款金额比较随意。 刘学提交下列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转款明细2份，拟证明在一审判决之后，易传涛代刘学于2019年8月9日向王柳账户转账20000元，于2019年8月31日向王柳账户转账10000元，共还款30000元的事实；2.微信截图2张，拟证明因易传涛现在甘肃，于是将转款凭条通过微信转发到刘学代理人手机上；3.刘学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7份，拟证明，针对王柳的证据8至15，刘学提供2015年2月3日至2015年12月10日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该期间刘学银行账户一直有余额，无举债必要；4.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2016年4月10日，刘学归还王柳100000元，也证明刘学账户一直有大量余款，无举债必要。王柳质证认为，对证据1、2没有异议，认可一审判决后收到刘学归还的30000元。对于证据3不认可。对于证据4，认可2016年4月10日刘学向其归还100000元款项。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王柳提交的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证据1-4的内容，可以证明刘学认可其应向王柳还款，但无法证明700000元款项系结算款项，故达不到王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依据微信聊天文字及语音内容，可以证明王柳按刘学要求向尚俚里银行账户存款10000元，向梁家铭转账30000元，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王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8至15，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证明王柳账户取现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将现金交付给刘学，达不到王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16、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王柳为实现债权已向四川省东驰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用36000元。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学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一审判决后刘学通过易传涛分两次向王柳共归还借款30000元，2016年4月10日刘学向王柳归还借款100000元。证据3达不到刘学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刘学在二审中自述“考虑到其妻子庄娅一直不知道270000元的投资款是刘学自愿退给王柳的”以及“同意把这270000元退给王柳，和借款一其来结算，刘学个人愿意退的”。 2014年5月10日，王柳向刘学转账出借170000元。 2015年5月11日，王柳向刘学转账出借100000元。 2015年10与27日，王柳向刘学转账出借3000元。 2017年3月31日，王柳向刘学指定的收款人尚俚里转账10000元。 2016年4月10日，刘学向王柳转账归还借款100000元。 2017年11月20日，王柳向刘学指定的收款人梁家铭转账30000元。 2018年11月4日，刘学向王柳归还10000元。 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31日刘学通过易传涛向王柳转账归还借款20000元、10000元。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2019年2月，刘学委托易传涛向王柳支付现金30000元”，本院更正为“2016年11月6日，刘学委托易传涛向王柳支付现金30000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对投资款270000元的处理问题。在本案二审中，刘学确认愿意将该笔款项退给王柳，且认为王柳向其出借的款项数额以及其向王柳归还的还款数额中均包含该投资款。结合王柳亦在二审中主张该270000元已在双方借贷往来中转化为借款，愿意纳入本案借款关系一并处理。故此，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愿意在本案借款中一并处理270000元投资款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当事人讼累，化解当事人纠纷，本院在二审中将该笔款项一并进行处理。据此，依据2014年5月10日、2016年6月12日王柳向刘学转账170000元、400000元，共计570000元，结合双方于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南部砂厂股份协议书》的内容以及签订协议书后王柳未另向刘学支付27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本院认定该270000元包含在王柳向刘学转款支付的570000元中。该款项经双方确认转化为案涉借款，视为王柳向刘学出借的款项。 其次，关于案涉700000元是否应认定为结算款的问题。王柳上诉主张刘学应按照《协议书》结算金额700000元向其支付还款，扣除出具《协议书》后刘学已归还的款项数额，刘学还应向王柳归还585000元。刘学辩称案涉700000元现金未实际交付，双方对之前往来借款未进行结算。本院认为，首先，王柳在一审中主张《借条》上所涉700000元系通过现金支付给刘学，在二审中又主张《借条》《协议书》是对双方之间往来款进行的结算，但其未举证证明700000元的由来，即双方在《借条》《协议书》中对于往来款项进行结算的具体过程，故认定该款项为结算款缺乏事实依据。其次，王柳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约定，但其未举证证明双方对于利息约定的具体标准及计算方式，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对于王柳主张依据24%的年利率标准计算双方之间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700000元款项的性质，因王柳陈述前后矛盾，违反禁反言原则，且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案涉700000元不应认定为双方结算金额。 再次，为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一审判决依据双方实际发生的往来转账凭据进行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在对一审转账凭据确认的基础上，结合二审新证据，对往来款项进行增减。对于王柳向刘学的出借款项数额，应增加2014年5月10日王柳向刘学支付的170000元，2015年5月11日王柳向刘学支付的100000元，2015年10月27日王柳向刘学支付的3000元，2017年3月31日王柳向刘学指定的收款人尚俚里转账10000元，2017年11月20日王柳向刘学指定的案外人梁家铭转账的30000元。对于刘学的还款数额，还应扣除2016年4月10日归还的100000元，2018年11月4日归还的10000元，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31日向王柳转账归还借款20000元、10000元。据此，刘学还应向王柳归还借款173000元。 最后，关于王柳主张律师费的问题。一审因王柳未提供实际产生律师费的票据，未支持王柳该项主张。在二审中，王柳提交其向四川省东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用36000元的增值税发票，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王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于成立部分予以支持。由于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 二、刘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柳偿还借款本金209000元。 三、驳回王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刘学1294负担，由王柳负担36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50元，由刘学负担2587，由王柳负担73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王 晓 川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