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003民初951号 原告:赫亮，女，1987年3月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军，黑龙江建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花园--商业城会所A1栋（控规A-7-4号地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3552769109L。 法定代表人：陈燕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怡，系海南众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贤书，海南金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赫亮诉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州福安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赫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军，被告儋州福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怡、肖贤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赫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判决被告双倍返还原告购房款（购房款为425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欲购买商铺，经联系后，被告的售楼员周礼波告知称被告在白马井镇有二手商铺出售，但公司暂不收钱，先负责变更买受人的名称，更名后再收钱、与新的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经核实，被告与他人曾办理类似的二手房交易，被告的售楼员周礼波让原告选了商业城A3-116商铺，原告将100000元定金汇入售楼员的账户。之后，售楼员告知公司已将A3-116商铺的买受人的名称变更为原告的名字，让原告付房款并到公司签订合同。原告汇了房款575000元后，于2018年3月1日到被告的售楼处与工作人员签订了A3-116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式四份，合同约定签订本合同后三十日内交付房屋，但签订后的第十天，被告称周礼波不辞而别，该商铺有问题无法交付。原告认为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现被告表示无法交付房屋，应按法律规定向原告双倍返还购房款。为此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儋州福安公司辩称：1、涉案合同是周礼波实施诈骗行为的手段，涉案合同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未形成商品房买卖合意，故涉案合同未成立，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2、本案涉案合同项下的房屋，被告儋州福安公司只与案外人贺某1、贺某2签订买卖合同，且该房屋已交付案外人贺某1、贺某2。被告福安公司从未再有销售涉案合同项下房屋的意思表示，亦未授权周礼波对外销售该房屋。3、原告在签订涉案合同过程中，明知购买的是业主欲转让的二手房屋，存在未审查业主是否有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及业主是否同意周礼波收款等必备情况，故原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4、据中介刘海霞称，签订涉案合同时，周礼波是办证科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办理产权证书，不负责房屋销售，所以本案销售房屋的行为并非周礼波的职务行为。同时原告从未见过周礼波，仅是相信中介刘海霞的卖房行为，原告的合理信赖是针对中介刘海霞，而非周礼波，故周礼波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5、原告主张双倍返还购房款的问题，原告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明确知晓其购买的是二手房，并非新房，故本案不适用“一房二卖”双倍返还购房款的法律规定。即便被告须返还购房款，亦应按照涉案合同约定的房款数额进行返还，原告明知差价存在仍愿意支付多余购房款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诉讼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借记卡账户清单1份、收条1份，证明原告购房代理人刘海霞将购房款通过银行转给被告方人员周礼波，周礼波收到购房款后出具了收到白马湾商业城A3-116购房款575000元；证据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周礼波在2018年3月1日通知原告方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位于被告开发的白马湾商业城A3-116商铺，合同编号FA.DZ0001278。证据三、手机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原告付款之后，被告方通过更名结束审查后，通知原告方与被告签订了本案上述合同。证据四、手机微信聊天记录1份四页、更名申请书3份3页，证明被告方的工作人员薛海香了解账务还能办理房屋更名，被告更名是要经过财务、办证科、总经理审核后，才能与本案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更名申请书中可知只有原合同收据被收回作废的情况下，才能与新的也就是本案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这进一步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本案诉争的合同是经过严格审查后才签订的，微信中六个商户是刘海霞帮忙他人购买的，其中只有A19-116的三名业主合同因为后悔又改回原业主名字，其他更名没有问题。证据五、收条1份1页、更名申请书，证明刘霞下在2017年11月份也为他人购买了被告的D1-110商铺，也是将购房款转入给了周礼波，更名之后周礼波、刘海霞即购房人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是FA.0001074，这也能证明被知道并同意周礼波买房收钱更名，最后由被告总经理审查签字把关，总经理签名更名生效成立，才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只能依据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权利，被告应对合同负责。证据六、海南福安集团人力资源文件1份，福安集团文件2份2页，证明被告内部管理有问题，周礼波在工作中利用职务收取购房款未上交，给被告造成了损失，解除了周礼波的劳动关系，并下达已通知对诉讼案件提出规范和要求。证据七、商品房买卖合同2份，证明被告方在白马井、海口等地都可以买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转账记录三性存有异议，因为这些都是刘海霞的转账记录，不是原告的转账记录，且这些转账都不是转给被告的。证明了原、被告双方没有交易往来。收条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因为这些款项不是转给被告的，但如果从收条上看，是周礼波诈骗刘海霞的购房款。证据二的三性均予否认，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是周礼波实施诈骗的手段，是周礼波骗取的合同。证据三、四当庭我们只看到复印件，没有原件，也不清楚是和谁的聊天记录，对其三性予以否认。更名申请表与本案无关。证据五没有证据原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对其三性予以否认。证据六与本案无关。证据七与本案无关。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一、2013年1月28日，被告与案外人贺某1、贺某2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2016年11月27日，被告就涉案房屋出具给案外人贺某1、贺某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一、二证明被告福安公司已经就涉案房屋履行了与案外人贺某1、贺某2之间的买卖合同，没有再对外或授权对外销售涉案房屋。三、《立案决定书》；四、《拘留证》；五、《逮捕证》，证据三、四、五证明涉案合同的签订是周礼波实施诈骗的手段。证据六、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周礼波的诈骗行为已经被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为犯罪，该裁定书是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原告主张的房款已被认定为周礼波的违法所得，周礼波的行为属于个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联。 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一、二，贺某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被告一房二卖，因被告没有在将合同收回的情况下，又将卖给本案的原告，这是被告故意隐瞒一房二卖的情况。对证据三、四、五，周礼波正在刑事案件当中是否对本案有影响没有具体的结论，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 根据原告申请，证人刘海霞出庭作证，证言内容如下：被告的员工周礼波曾是售楼部主任，后来到了办证科。刘海霞与周礼波曾有业务往来，有什么二手房房源都是周礼波告知刘海霞。本案的涉案房屋是周礼波告知刘海霞系二手房，开发商内部更名，之后按一手房的手续办理，签订新的买卖合同。因原告曾提出欲购买商铺，刘海霞看过涉案房屋后，也通知原告来看房。之后原告委托李海霞代为买房，2017年12月16日刘海霞支付了定金100000元给周礼波，双方谈好的价格是更名费加房款共计575000元。周礼波还称须先行支付购房款，才能办理更名和签订合同。2017年12月4日、2018年1月6日、2018年1月15日，刘海霞分别支付295980元、310000元（其中29020元系本案涉案合同的购房款）、150000元给周礼波，前后共计付款575000元。更名后，周礼波电话联系刘海霞到海口福建大厦海口总部签订合同，2018年3月1日，原、被告便签订涉案合同（合同上注明的购房款是按原先的购房款即425000元）。针对上述证言内容，原告认为证人陈述的内容客观真实；被告对证人陈述内容所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被告从未收取刘海霞所述的款项，且刘海霞在带领原告签订合同时亦未审查有无《更名申请表》，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原告亦是如此，由此导致周礼波的诈骗得逞。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涉案合同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系中介刘海霞与周礼波关于涉案合同项下房屋的买卖的款项往来，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与收条可相互印证，且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有相关银行的公章予以确认，据此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二，该合同上有原、被告签名、公章予以确认，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证据三，该证据无相关内容可直接证实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存疑，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四，该份证据的内容上提及房屋更名，但该证据未反映原告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否已完成相关更名程序，而其他房屋购买的更名与否，亦与本案无关联，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五所提及的房屋并非本案涉案房屋，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六中的海南福安集团人力资源部文件，主要反映的内容系被告解除与周礼波的劳动关系，与被告认可周礼波系其公司员工的内容相吻合，故对证据六的海南福安集团人力资源部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七，系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该两份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就涉案房屋交易过程签订的合同及合同履行情况的凭证，且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五、六，该证据系由儋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及对周礼波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关文书，与生效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一致，证实周礼波诈骗的事实，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七，该证据为生效刑事判决，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关于证人刘海霞的证言，证言内容系对涉案合同签订及购房款支付情况，与原、被告签订的涉案合同及购房款支付的银行明细、收条可相互印证，且该证言系证人的当庭陈述。综上，本院对证人刘海霞陈述的证言，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原告及第三人仅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持异议，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五、六，该证据系由儋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及对周礼波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关文书，与生效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一致，证实周礼波诈骗的事实，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七，该证据为生效刑事判决，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关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因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三相互佐证，能证明周礼波收受原告购房款的事实，故本院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三，因该份证据，并没有周礼波的签名，也非涉案商品房，故其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赫亮在中介刘海霞介绍、推荐下，欲购买被告福安公司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白马湾·商业城第A3栋1单元116号房，并委托刘海霞代为办理相关事宜。2017年12月16日，刘海霞通过自己账户向被告员工周礼波支付购房定金100000元。此外，刘海霞于2017年12月4日、2018年1月6日、2018年1月15日分别支付295980元、29020元、150000元给周礼波，前后共计付款575000元。2018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以425000元的价格购买儋州市白马井镇白马湾·商业城第A3栋1单元116号房，被告福安公司须于2018年3月31日前使合同项下房屋达到交房条件，并于达到交房条件之日起60天内交付房屋。而后，因被告未能按时交付房屋，双方协商不成，遂引发本诉。 另查，2013年1月28日，被告福安公司与案外人贺某1、贺某2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福安公司将儋州市白马井镇白马湾·商业城第A3栋1单元116号房，以42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贺某1、贺某2,且被告福安公司亦已将该房屋交付给案外人贺某1、贺某2。 本案为重审案，原审经本院作出(2018)琼9003民初23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赫亮与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赫亮购房款等共计人民币575000元。三、驳回原告赫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因被告不服而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民法院作出（2018）琼97民终1167号民事裁定书将原案发回重审，该裁定书认定“而福安公司不认可与赫亮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其在合同上盖章只是帮忙协助履行更名手续。”根据被告作出的《关于辞退周礼波同志的通知》,内容为“因周礼波同志私自收业主房款且未上缴上报给集团，在工作中犯下重大的经济损失，……”。 被告员工庄艳萍在(2018)琼9003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的陈述，主要内容证实，周礼波是被告公司办证科的办证员，从2017年9月或者10月开始担任办证员，之前周礼波在被告公司销售部任职，销售部撤销以后周礼波就被调到办证科工作。周礼波曾交待其办理涉案商品房的更名手续，明确承认被告公司存在办理房产更名手续的流程，后因周礼波的原因没能将涉案商品房办理完毕更名手续。 根据本院(2018)琼9003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涉案商品房系“2017年12月初，周礼波谎称房主贺某1、贺某2委托其转让海南省儋州市××镇房，价格为57.5万元，刘海霞信以为真，向周礼波支付房款后，将该房卖给赫亮。”，并判决“一、被告人周礼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周礼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31.2万元，分别返还给被害人吴才英7.2万元、刘海霞282万元（此款应由刘海霞返还给实际被害人）、连志扬42万元。”另查，由刘海霞返还给实际被害人中原告赫亮为其中实际被害人之一。本院该刑事判决书，经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作出(2019)琼97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维持，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因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的关键问题为:一、周礼波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二、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三、已生效刑事判决书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非法所得并返还给受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是否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四、被告是否应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对于周礼波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虽然被告辩称，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周礼波未经前业主同意擅自与原告所签订的合同，被告并没有与原告达成商品买卖的合意，原、被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成立。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开发的涉案楼盘存在多套多次以内部更名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达到再次转卖的现象，其中被告也收取更名费。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被告公司印章，该商品房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而从被告作出《关于辞退周礼波同志的通知》内容“因周礼波同志私自收业主房款且未上缴上报给集团，在工作中犯下重大的经济损失，……”和海南省第二中级民法院作出（2018）琼97民终11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而福安公司不认可与赫亮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其在合同上盖章只是帮忙协助履行更名手续。”来看，被告对周礼波以公司名义与原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一事实是知情的。出现不能更名的原因，系周礼波未经涉案商品房实际业主同意，而谎称更名转卖，且周礼波将房款占为己有。此为被告与自己员工之间管理出现的问题，原告作为购房人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系知情的情况下，导致周礼波利用职务之便与原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周礼波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应承担责任。 退一步讲，若周礼波系未经被告同意，被告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周礼波擅自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鉴于该合同有被告真实印章，而原告又是经过中介而购买涉案商品房，原告有合理理由相信周礼波代表的是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周礼波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亦应对周礼波的行为负责。 2对于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的问题。虽然周礼波以被告名义与原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应担责。但因周礼波是以最终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周礼波实施诈骗得逞，不但有被告作为用人单位疏于管理的过错，作为房产中介的刘海霞，在收到原告中介费用后，在提供居间服务的过程中，即负有审查房源真实的职责。现因刘海霞存在疏于审查周礼波是否已将实际业主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收回，且将涉案商品房的款项直接向周礼波支付，存在明显的过错。因此，对于原、被告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系被告主观上未尽到监管责任或合理注意义务，刘海霞作为房产中介也未尽审查房源真实的职责，与客观上周礼波实施诈骗的直接故意相结合，共同造成了被害人即原告损失的发生。在此种情形下，周礼波、被告、刘海霞均存在过错，构成“多因一果”的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刘海霞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最终责任主体应为周礼波。但因本案原告系基于被告的职工周礼波的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行为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被告应承担《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法律责任。 三、对于已生效刑事判决书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非法所 得并返还给被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是否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在类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案作出认定，“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被害人对刑事被告人之外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件不受刑事案件追赃的影响，但应避免民事权利人双重受偿。”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案作出认定，“在民事法律关系上，被告人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属于其所在公司的行为，对于相对方的购房人而言，仍应依据民事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被告人系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其所在公司承担。该行为在刑事上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行为在民事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并不冲突，不能依据刑事判决认定案涉购房款系被告人骗取，就认定收取购房款的主体系该被告人。案涉刑事判决责令被告人退赔受害人所欠款项的事实，并不影响受害人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主张民事诉讼，刑事判决追究的是行为人违反刑法的责任，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刑事判决确定的退赔款如果发生实际退赔，可以在本案民事判决执行程序中予以抵扣。”。从前述分析可知，本案原告作为实际受害人，其所受的损失，系因被告人周礼波的职务行为所造成的，被告人周礼波所在的公司即本案被告应承担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民案的审理不受已生效刑事案件追赃的影响，但原告不能获得双重受偿。 四、对于被告是否应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的规定，出卖人即被告主观上“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他人，系原告获得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条件之一，出卖人即被告客观上存在一房二卖的表现形式为收取“双重房款”亦是原告获得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条件之一。而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对原告隐瞒涉案商品房原已经出卖他人，相反原告对此是知情的，客观上被告也完全没有收受双重房款，原告的房款系周礼波收取，该房款被告并未获取，且从被告内部更名的流程来看，被告办理内部更名也仅是收取一定的更名费，并不存在双重房款的获利。因此，被告不存在主观及客观上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故对原告主张的“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无法履行，故原告诉请求解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周礼波的诈骗行为，被告及刘海霞均存在过错，被告应对合同不能履行承担法律责任，即被告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购房款575000元的责任。周礼波因诈骗罪被判处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即本涉案款项并返还被害人，不影响作为受害人的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因被告不存在主观上故意隐瞒和客观上收受二次购房款，故被告无需承担“一房二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赫亮与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日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赫亮支付人民币575000元。 三、驳回原告赫亮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49.5元，由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775元，由原告赫亮负担137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何文 人民陪审员  陈汉洲 人民陪审员  王维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叶兆鼎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