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75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华利红，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漏志华、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桢珍、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来松林，男，196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宓保来，杭州市滨江区天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恒联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村花园周374号22幢。 法定代表人：张庆民。 一审被告：罗建娣，女，197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华利红为与被上诉人来松林、杭州恒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联公司），一审被告罗建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3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利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联公司与华利红共同向来松林归还借款本金603777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3月17日开始按年息一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来松林、恒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判决对借款人主体认定错误，实际借款人应当为恒联公司，而非华利红。一、就《借款协议》本身而言，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该协议项下的借款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借款。协议内容非常明确“因公司发展需要向来松林借款”，落款盖有财务专用章，从文字本义理解系公司向来松林借款。华利红同时认为，财务部门系恒联公司的组成部分，其所行使工作职责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二、借款协议、承诺书有华利红签字，是因为当时只是华利红与来松林非常熟悉，碍于“面子”关系才签字予以证明。公司财务部门也出具了相应收款收据，开票人系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接受公司管理，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与华利红不存在雇佣关系。假设案涉借款系华利红的个人借款，收据应当由华利红签字出具，而非公司财务部门出具。款项打入华利红个人账户是因为公司债务多，方便公司对外还款。三、来松林当时拿到该《借款协议》后，对该协议内容不持有异议；收到该收款收据后也未对该收据提出任何异议。如果该款项为华利红个人借款，当时来松林应当让华利红自己写原因，公司完全没有必要盖章，来松林也应当对借款协议及收款收据提出异议，但事实并非如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华利红的上诉请求。 来松林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清楚。首先，该借贷关系形成于2016年4月18日，当时华利红作为借款人，向来松林借款70万元，来松林分两次，一次38万，一次32万将借款转至华利红的个人账户。当时约定借款期限是一年，年息一分，到期本息两清。其次，2017年7月19日，该笔借款到期，华利红将利息结算后又重新出具借条，同样是70万元，借期一年，年息一分，到期后本息两清，且华利红在向来松林出具的借条上签字并加盖了恒联公司财务章。2019年2月4日，华利红向来松林出具承诺书，明确承诺还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系在华利红与来松林之间形成，与事实相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合同法205条、206条对相应的出借人、借款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其次，最高院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对利息的规定也很明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恒联公司答辩称：恒联公司成立时，生产场地是租用的，生产产品是特殊设备属于国家许可经营。自2011年起，由于涉案场地不再出租，恒联公司就整体搬迁到安徽广德。自此，恒联公司也就不具备特种设备的制造条件，当然也就不存在业务发展需要资金周转的问题。张庆民作为恒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向来松林借款一事，在来松林起诉前一无所知，说明事件全过程都是华利红及财务人员在操作，是华利红个人行为，公司也没有用到过该笔款项。尽管出借时公司财务出具了收款收据，恒联公司对该笔借款也是不认可的，应由华利红承担还款义务，与公司无关。另外，恒联公司也没有资产，无法承担责任。 罗建娣未陈述意见。 来松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恒联公司、华利红、罗建娣归还来松林借款604149元，支付利息12586元，合计616735元（以604149元为基数，按年息1分的标准从2019年3月16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逾期至实际归还之日仍按此标准计算）；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均由恒联公司、华利红、罗建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8日，华利红向来松林借款，当日来松林通过银行转账向华利红交付借款70万元，2017年4月19日，华利红出具《借款协议》一份，载明：“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资金周转，特向来松林借款人民币柒拾万元整，年息壹分，借款期限一年，到期后本息两清”，该协议落款处载明恒联公司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时华利红向来松林出具了盖有恒联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一份。2018年11月23日，罗建娣转账支付来松林10万元。2019年2月4日，华利红向来松林出具承诺书，载明：“今华利红向来松林承诺，原2017年4月19日借款总计700000元，2019年正月二十还200000元，余款2019年4月19日一次性付清。”来松林自认华利红于2019年3月16日支付来松林款项13万元。另查明，华利红与罗建娣系夫妻关系，俩人于1999年1月12日登记结婚。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借款协议》、《收款收据》、《婚姻登记信息》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应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来松林诉请华利红等归还的借款，原系华利红于2016年4月18日向来松林所借，故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出借人为来松林，借款人为华利红。2017年4月19日，虽然华利红向来松林出具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恒联公司财务专用章，但财务专用章主要用于现金、银行收付业务，并不能据此认定恒联公司向来松林做出了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如来松林所述，2017年4月19日，其实际并没交付款项，即使华利红将借款实际用于恒联公司经营，也系另一法律关系。故来松林诉请恒联公司共同归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来松林未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华利红、罗建娣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涉案借款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来松林主张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11月23日的借款利息111805元，未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以认定。罗建娣于2018年11月23日归还款项10万元，自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6日的利息，仍应依本金70万元为基数依约计算，一审法院经核算利息为21972元。来松林于2019年3月16日归还13万元，应先清偿利息33777元，再偿还本金96223元，即华利红尚欠来松林本金603777元及自2019年3月17日开始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利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来松林借款本金603777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3月17日开始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来松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68元，减半收取4984元，由华利红负担。 二审期间，华利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资金明细，证明：华利红将来松林交付的70万元转给了罗建萍，罗建萍转给了恒联公司的事实。2、借款协议、借款合同、收款收据，证明：案外第三人向恒联公司借款时，借款协议均加盖公司财务章的事实。3、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证明：恒联公司正常经营的事实。4、申请罗建萍、陶伟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法庭准许，罗建萍当庭陈述证言主要内容如下：我是罗建娣的姐姐，曾在恒联公司的关联公司杭州久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上班，平时会帮恒联公司处理一些财务事项。2016年4月18日，华利红分两笔共打给我70万元后，我根据其指示将2.4万元汇款给恒联公司，31.5万元、4.15万元两笔汇款给何灿祥往来款，10万元汇给来财江支付利息，15万元汇给来松传支付利息，剩余7万元存入了恒联公司账户。我知道这70万是向来松林的借款，何灿祥、来财江、来松传应该都是恒联公司的债权人。陶伟明当庭陈述证言主要内容如下：我是恒联公司的股东，罗建萍是我妻子。我认为本案借款的借款人应以借条记载为准，恒联公司借款一般会加盖公章，有时也加盖财务章，公司借款不开股东会的，就和个人去借一样，三个股东没有一起签字过，也不记入公司财务账册。2017年4月19日当时，恒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庆名，我在公司从事采购，公司会计是来华丽，公司股权结构是华利红占股40%，张庆民占股35%，我占股25%。公司财务章肯定是在财务来华丽那里，公章有时候会拿到安徽去，所以华利红拿过，张庆民拿过，我有时候为了签合同也拿过，有流动性的。来松林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关于证据1及罗建萍的证言，鉴于证人与华利红是亲戚，有利害关系，且证人也明确承认知道70万元是向来松林借来的，对其所称向其他人的汇款是还恒联公司的债务不予认可。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公司是否正常经营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陶伟明的证言，因陶伟明与华利红是连襟关系，所以对其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证明效力。恒联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及罗建萍的证言不认可，案涉款项不是恒联公司用的。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财务章和公章是在2019年4月8日后才由我保管的，之前不在我这里。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发票只是走账。关于陶伟明的证言，其陈述的代加工是事实，杭州没有生产场地。罗建娣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华利红将案涉70万元借款转给罗建萍后，罗建萍除将2.4万元转账给恒联公司外，还分笔将合计60余万元款项汇给了何灿祥、来财江、来松传，但无法证明该些款项系用于归还恒联公司的债务，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2仅有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直接关联性。关于罗建萍、陶伟明的证言，鉴于两名证人与华利红存在亲属关系，故对其证言中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部分内容予以采信，其他部分，不予采信。 来松林、恒联公司、罗建娣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来松林与华利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有借款协议、承诺书及转账凭证为据，华利红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还款金额未持异议，来松林在二审中也不要求恒联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华利红与恒联公司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即华利红是否有权要求恒联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查明，华利红向来松林出具的《借款协议》落款处盖有恒联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恒联公司主张其从未作出过向来松林借款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公司意思表示的形式而言，案涉《借款协议》出具之时，华利红并非恒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协议》中加盖的也不是恒联公司的公章；同时，华利红未能提供任何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书面文件，证明本案所涉向来松林的70万元借款系恒联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其次，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角度而言，华利红虽主张该些款项系用于归还恒联公司的对外债务，但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仅通过罗建萍将2.4万元转账给恒联公司，其余向第三人的汇款均无法证明与恒联公司有关；况且，罗建萍系华利红的亲属，且其并非恒联公司工作人员，其名下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也难以证明案涉70万元借款系用于恒联公司的经营，故华利红要求恒联公司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亦不符合双方内部的实际权利义务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利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38元，由华利红负担。华利红已向本院预交9968元，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