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84民初2494号 原告：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经济开发区创新路三段一号。 法定代表人：SergioAlonsoCadavid，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汉，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崇州经济开发区创新路力兴之家C区5号。 负责人：刘凌中，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倩，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高新区火炬路36号1-3幢。 法定代表人：刘凌中。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倩，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普成都公司）与被告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总立成都分公司）、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立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捷普成都公司向本院提出对总立成都分公司银行账户在2020万元范围内予以冻结的申请，并由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提供《银行保函》(保函编号5789600043)予以担保。本院作出（2019）川0184民初249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对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十五个银行账户中对应金额予以冻结。原告捷普成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马汉，被告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倩、陆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普成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向捷普成都公司赔偿因违反《工程合约》和《厂商廉洁承诺书》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0万元；2.判令被告根据《厂商廉洁承诺书》第八条向捷普成都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原告的律师费用。事实和理由：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工程合约》，约定由总立成都分公司承包捷普成都公司的A2餐厅/厨房装修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工程合约》第十条约定了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廉洁义务，即总立成都分公司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影响交易价格或损害捷普成都公司的利益。总立成都分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签署了《厂商廉洁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承诺其应遵守绿点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廉洁规范。因捷普成都公司与绿点公司为关联企业，因此，总立成都分公司在《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对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的交易行为亦具有约束力。《承诺书》约定了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廉洁义务，即总立成都分公司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交易机会或影响交易价格，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总立成都分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招标过程中存在违反上述约定的行为，该行为属于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引诱捷普成都公司员工违背公司规定促成交易，造成捷普成都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该行为己违反了总立成都分公司在《工程合约》和《厂商廉洁承诺书》中所承诺的廉洁义务。因此，捷普成都公司有权要求总立成都分公司赔偿因其违反廉洁义务而导致的损失人民币20万元，并同时要求总立成都分公司根据《厂商廉洁承诺书》第八条的约定向捷普成都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人民币2000万元。总立公司是总立成都分公司的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当由总公司承担，故二被告亦应对上述赔偿承担责任。 总立成都分公司辩称，1.捷普成都公司就本案的起诉及诉请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捷普成都公司已丧失胜诉权；2.被告在本案诉争工程从招投标到最终取得该工程承包权而签订诉争合同的整个过程中无任何违约行为，既不违反《工程合约》，也不违反《厂商廉洁承诺书》，甚至就连捷普成都公司当时的负责人也没有违反其内部文件《工程发包作业规定》。诉争工程共经过2次投标开标以及捷普成都公司主动要求的议价过程，最终捷普成都公司同意总立成都分公司以人民币330万元承包本案诉争工程，远低于第一次开标的最低报价即四川省南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成公司）的人民币390万元。而且也是经过了第二次开标之后，捷普成都公司负责人主动要求议价后迫使总立成都分公司降价，最终达到这个程度的结果。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副总裁张文坚、区域经理高启峰的邮件往来均是正常的工作沟通，没有任何违反廉洁义务的行为。事实上，案涉工程的招投标过程中的相关工作人员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捷普成都公司也根本拿不出任何商业贿赂或有不正当利益输送之类的证据。3.《厂商廉洁承诺书》第八条约定的100倍惩罚性赔偿金明显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且系捷普成都公司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文本，应当为无效条款。 总立公司辩称，同意总立成都分公司的辩解意见，并补充认为总立成都分公司是独立的诉讼主体，所以总立公司不应当列为本案被告。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5日，总立成都分公司向捷普成都公司出具《厂商廉洁承诺书》承诺：“二、立书人保证不为获得交易机会或为达到交易目的或其他不法之目的，而由立书人、其关系人或其指定人向绿点的任何员工、其关系人或指定人进行贿赂或提供、给付、期约给付各种不正当利益。四、立书人保证与绿点之一切交易均属直接交易，且承诺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引诱或诱使绿点员工违背职务接受或共同编造虚假议价资料、影响交易价格或促使交易的达成，或使其擅自同意或暗中默认将交易机会转让给第三方，以及其他可能损害绿点利益的行为。八、若立书人或其员工违反本承诺书任何条款，不论是否造成绿点受有损害，立书人除应承担相关刑事及/或民事责任及赔偿绿点所致生之一切损失，绿点并得立即停止、终止或解除与立书人间之所有交易关系；此外，立书人须支付至少相当于当次采购金额或不正当利益一百倍之惩罚性赔偿金于绿点，以较高之金额为准。绿点得经通知后径行自应付账款中抵扣前述赔偿金。” 王敏宇、高启峰和张文坚均系捷普成都公司的员工，王明宇向高启峰汇报招标工作进展，高启峰向张文坚汇报招标工作进展。2013年7月，捷普成都公司就案涉工程进行招标工作。审标委员会成员为邱正旭和王敏宇。2013年7月31日，王敏宇发邮件签呈给高启峰，汇报最低报价是南成建筑390万元，第二顺位大划397万元。2013年8月2日，高启峰发邮件给张文坚，转发了王敏宇的上述邮件并汇报该情况。同日，张文坚回复高启峰邮件，质疑工程品质是否有保障，该厂商是否有信用记录。2013年8月4日，高启峰发邮件给张文坚，称工程品质在厂区都可被检视，并无问题。并表示打电话给报价最高的公司负责人，对方表示成都地区的主管报错价，另寄一份报价单，价格为3,828,267元。高启峰建议，为维护我方采购招标的公正性，建议全部厂商重新投标报价。第二次招标审标委员会成员为：邱正旭、张红彦、王敏宇。开标后，2013年8月9日，王敏宇发邮件签呈给高启峰，汇报招标结果，案涉工程和一期厂房B1-B6防火墙工程（以下简称防护墙工程）总报价，第一顺位是南成公司646万元、第二顺位是总立成都公司693万元。同日，高启峰发邮件给张文坚，转发了王敏宇的上述邮件并汇报总立成都分公司与南成公司的报价差距在10%以内，建议对南成公司和总立成都分公司单独议价/比价，再降价竞争，并明确说明“兼顾风险与维护招标制度，且招标时就已说明，最终是议价顺位，并非最低价者得标。”2013年8月10日，张文坚回复高启峰邮件，同意并指示高启峰亲自议价后再呈。同日，张文坚把上述第二次开标后的邮件转发给刘凌中（总立成都分公司负责人），高启峰主动找刘凌中议价。同日，刘凌中回复张文坚邮件，表示高启峰己经主动联系并提出议价了。2013年8月11日，刘凌中发邮件给高启峰，商议防火墙工程的最新报价。同日，高启峰回复刘凌中邮件，表示总立成都分公司防火墙工程的最新报价很有竞争力并询问案涉工程的最新报价。同日，刘凌中回复高启峰邮件，表示将案涉工程的最新报价降为333万。同日，高启峰回复刘凌中邮件，表示333万还是第二顺位，建议还是两个工程报总价。2013年8月11日，刘凌中回复高启峰邮件，表示将两个工程总价降为638万元。同日，刘凌中另发邮件给高启峰，询问报价是否可行，并表示以前的工程少报了20多万，请求这次的工程能够给予总立成都分公司一点补偿。同日，高启峰回复刘凌中邮件，表示还需要拼得过竞争者。2013年8月12日，刘凌中回复高启峰邮件，表示再拼拼看，于是总立成都分公司将报价从333万元又降到了330万元。同日，高启峰回复刘凌中邮件，表示别叫他长官，总立成都分公司需凭本事拼过竞争者。2013年8月18日，高启峰在王敏宇重复发2013年8月9日关于第二次开标签呈邮件的基础上，转发王敏宇的该邮件并向张文坚发邮件汇报，建议“两家厂商各有专精，将标的物分开后再次议价，取得较佳的结果（总价降到了620万）”并提案总立成都分公司以330万元承包本案案涉工程、南成公司以290万元承包防火墙工程。2013年8月18日，张文坚回复高启峰邮件，表示同意。 2013年8月21日，捷普成都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总立成都分公司签订《工程合约》约定由总立成都分公司承包案涉工程。该合约第二条工程期限约定开工时间为2013年8月25日，竣工时间为2013年9月26日。第十条廉洁诚信条款10.1约定：“乙方保证不为达到交易目的或为履行合约而向甲方关系人员或其关系人或其指定人要求、进行任何贿赂或给付其它不正当利益，或有直接或间接图利甲方关系人员或其关系人或其指定人之行为。10.2乙方保证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诱使甲方关系人员接受或共同编造虚假议价材料、价格、或暗中默认将供应权或合约权利转让予第三人；不以任何手段利诱甲方关系人员违背职务，或影响交易价格、交易达成，或损害甲方利益、或为任何侵害或损害甲方之商机、名誉、业务等之行为或有侵害之虞之行为。” 2013年11月1日，案涉工程竣工验收，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签订《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载明案涉工程开工时间2013年9月10日，竣工时间2013年11月1日，工程总价330万元，验收意见为合格。后捷普成都公司分期将工程款330万元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完毕。 捷普成都公司内部规范《工程发包作业规定》第6.8条决标表办法中的第6.8.2条规定：“由采购单位及开标审查委员会邀请最低价厂商进行最终之议价。若本公司因专业考虑，委托供应商协助进行设计，而该厂商在比价结果非最低价者，得由开标审查委员会多数同意后，给予该厂商再进行报价的机会，但是最终必须以最低价者得标。”，第6.8.3条：“若本公司认为最低得标厂商的总标价或部分标价偏低，明显有不合理，将会降低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由采购单位及开标审查委员会多数同意后，邀请第2低价厂商进行议价，以确保其施工质量与履约，并将议价后的最终结果与原因说明报请OPManger核准，并转知VP核准。” 后捷普公司聘请瀚宇律师事务所对捷普公司的各个子公司进行合规调查。2018年7月27日，瀚宇律师事务所出具《调查报告》认为包括案涉工程在内的总立公司在捷普工程项目中存在与捷普公司人员和管理层有私人关系，使其在捷普公司的投标程序中获得不正当优势并确保赢得相关竞标。 以上事实，有《工程合约》《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工程标单（总表）》《厂商廉洁承诺书》《工程发包作业规定》、往来电子邮件、银行付款凭证和发票、《调查报告》等证据以及当事人双方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就案涉工程的施工签署有书面的《工程合约》，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缔约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各自的义务。总立成都分公司向捷普成都公司出具的《厂商廉洁承诺书》系总立成都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照该承诺履行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捷普成都公司有关损失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是否己经届满；2.案涉工程的招投标过程中总立成都分公司是否存在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引诱捷普成都公司员工违背公司规定促成交易的不正当行为。本院对以上争议焦点评述如下： 一、关于捷普成都公司有关损失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是否己经届满的问题 本院认为，捷普成都公司出示证据证明，其委托瀚宇律师事务所对捷普公司和其子公司进行合规调查，该律师事务所在2018年7月就其调查结果出具了《调查报告》认为总立公司在捷普工程项目中存在与捷普公司人员和管理层私人关系，使其在捷普公司的投标程序中获得不正当优势并确保赢得相关竞标的情况。也即是说，捷普成都公司在瀚宇律师事务所出具《调查报告》后才知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捷普成都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关于案涉工程的招投标过程中总立成都分公司是否存在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引诱捷普成都公司员工违背公司规定促成交易的不正当行为的问题 本院认为，总立成都分公司在案涉工程的投标到最终取得该工程承包权并签订《工程合约》的过程不存在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引诱捷普成都公司员工违背公司规定促成交易的违约行为。理由如下： 首先，通过捷普成都公司出示的电子邮件可看出，案涉工程共经过两次招标开标以及一次议标过程，最终同意总立成都分公司以330万元承包案涉工程，远低于第一次开标最低报价的南成公司的390万元。也即是说，捷普成都公司通过招标和议价的过程将案涉工程价款从390万元降低至330万元。 其次，在案涉工程的整个招标和议标过程中，捷普成都公司选择两次招标和最后进行议标的方式，都是捷普成都公司工作人员为了压低工程价格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总立成都分公司要求捷普成都公司相关招标人员作出的选择。从捷普成都公司出具的其工作人员内部电子邮件往来看，均是正常的工作沟通，无法得出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招标人员存在违背公司规定促成交易的结论。 再次，捷普成都公司认为其公司招标人员将其他投标单位的报价告之总立成都分公司的行为不当，拟证明捷普成都公司的招标人员与总立成都分公司之间存在违反廉洁约定的行为。本院认为，在捷普成都公司的内部文件《工程发包作业规定》中对议价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并不禁止议价过程中将报价单位的价格告知其他报价单位的行为。相反，将其中一个报价单位的价格告知其他报价单位能起到压低价格的作用，该做法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捷普成都公司员工将报价结果邮件发送给总立成都分公司的行为并不违反其内部《工程发包作业规定》，总立成都分公司也不存在违反《厂商廉洁承诺书》的行为。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中，捷普成都公司主张总立成都分公司在投标过程中有不当行为，但其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引诱捷普成都公司员工违背公司规定促成交易的不正当的行为，且捷普成都公司出具的证据并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高度盖然性”的规定，因此，捷普成都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因捷普成都公司出具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违反廉洁义务的行为，其基于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违反廉洁义务违约行为，要求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驳回捷普成都公司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1,400元，由原告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亚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尤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