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民终30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红旗东街6499号建工大厦二层东侧。 负责人：陈发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红，山西晋然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川，男，195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婵，山西古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陆县驰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茅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平陆金利服务公司南楼11、12号。 法定代表人：薛团，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天运，男，197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平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双全，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振川、平陆县驰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樊天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晋0821民初24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核减上诉人多承担的17万余元或者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违反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其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加装、改装等，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加装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晋Ｍ×××××号车辆被加装货箱，致使车辆安全性能降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发生本次事故，造成被上诉人王振川受伤，使其遭受经济损失，且被上诉人即被保险人运输公司未书面通知上诉人，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在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另外，投保人自愿投保商业保险，上诉人将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对该条款的字体进行加黑加粗，尽到了提示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依法有效。二、退一步讲，一审法院在商业三者险内认定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未按照事故责任比例依法计算违反了合同约定。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三条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中，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本案中，被上诉人即驾驶员樊天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即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事故责任，即便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也只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80%实属错判，违反合同约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有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振川辩称，一、上诉人主张被保险车辆发生改装、加装从而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上诉人称被保险车辆存在改装、加装的情形，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更无法证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正确。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王治民驾驶的农用三轮车停在道路非机动车道上，处于静止状态，对周围的事物、环境几乎没有危险性，实质上完全等同于行人一样。而樊天运驾驶的机动车辆处于行驶状态，樊天运驾驶车辆在夜间行驶未正确使用灯光、未降低行驶速度及注意力不集中导致了该起事故的发生，其过错与王治民相比要大得多，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认定樊天运承担80%的赔偿责任，从而判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代为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樊天运辩称，一、上诉人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拒绝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一）对于上诉人依据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格式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的免责条款内容，因免责条款多由保险术语、法律专业术语组成，所以各种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均规定，免责条款必须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在保险合同中使用黑体字等醒目方式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还要原则上应当达到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明白地知晓免责条款的内容、涵义和法律后果的程度。并且只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形式确认明白条款内容，这样才能认定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否则保险公司不得依据免责条款拒绝赔偿。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尽到上述义务，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二）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的因素之规定，并结合上诉人提供的照片，认定不能看出被保险车辆的箱体是经过改装后固定在平板上还是车辆采用的是集装箱式运输，更不能得出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结论是正确的。同时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所谓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诉理由并不成立。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上诉人依据其条款按事故责任比例70%计算赔款的规定，实质上是免除了上诉人的责任、排除了被上诉人的权利，应认定为无效。况且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且涉及司法程序，应以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为准。一审法院根据事故发生经过、发生时的情形，和各被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以及其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损失，确定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原判。 王振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26万余元；二、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3日19时，王治民（已故）驾驶山西Ｍ×××××农用三轮车沿209国道行驶至843KM+600M处时，因车辆发生故障（燃油耗尽），将车辆停放在路东侧的非机动车道上。21时许，王振川排除故障之际，樊天运驾驶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沿209国道由南向北行驶至该处，与王治民停放在路东侧的农用三轮车相撞，又与行人陈闻岗及陈闻岗停放在路边的二轮摩托车相撞，导致王治民经抢救无效死亡、陈闻岗及王振川受伤，三方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当时王治民坐在农用三轮车驾驶员位上，王振川在农用三轮车油箱旁排出空气。2018年9月9日，临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14082112018000036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樊天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治民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振川和陈闻岗无责任。王振川受伤后被送至临猗县人民医院救治，诊断为：脑挫裂伤、急性硬膜下血肿、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头皮血肿、左眼眶内壁骨折、左侧第6、7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液、左大腿皮肤软组织裂伤、高血压病、泌尿系统感染等，因病情严重于2018年10月4日转至运城市中心医院继续治疗，10月17日病情好转后回家休养，出院时医嘱：院外口服莫西沙星片、一月后复查、不适随诊。王振川在临猗县人民医院花去门诊医疗费912.88元、住院医疗费37875.6元；在运城市中心医院共去门诊医疗费297.1元、住院医疗费12325.31元；出院后复查花费1484.04元。王振川治疗期间，樊天运支付了35000元。经王振川申请，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山西省芮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9日作出芮城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王振川颅脑损伤评定为八级；伤后误工期评定为120日、护理期评定为60日、营养期评定为60日。王振川支付了2500元鉴定费。另外，本次交通事故的其他受害人王治民死亡的相关损害赔偿费用为499434.15元，陈闻岗的相关损害赔偿费用为126627.07元。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系运输公司所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期间是2018年3月1日0时至2019年2月28日24时，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限额主车是100万元、挂车是5万元，且不计免赔。2016年12月12日，临猗县公安局北景派出所对王振川的户口类别登记为家庭户口，户号为：140821000033971。 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系樊天运驾驶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和王治民停放在路东侧非机动车道的农用三轮车相撞后又与陈闻岗及陈闻岗停放在路边的二轮摩托车相撞所致，交警部门认定樊天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治民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振川和陈闻岗无责任，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予以确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事故责任比例由责任方赔偿，所以王振川的损害后果应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樊天运和王治民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农用三轮车停在道路非机动车道上，处于静止状态，所以樊天运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王治民承担20%的赔偿责任。因樊天运以运输公司名义为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投保有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樊天运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代为承担。王振川没有起诉王治民一方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应予准许。保险公司提出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经过改装、加装，从而保险公司不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提供的3张车辆照片和行车本不能看出车辆的箱体是经过改装后固定在平板上，还是车辆采用的是集装箱式运输，更不能得出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结论，故保险公司的该主张一审不予采信。王振川的户口类别在2016年12月12日时已经登记为家庭户口，相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依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山西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的数额计算。王振川所在的村委会和邻居证实王振川平素身体健康，农忙时在地里做农活，农闲时打零工，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所以王振川受伤后的误工费应当计算，具体标准可参照当地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为100元/天。王振川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护理费标准可参照一般居民服务业的日平均工资100元/天计算为宜。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或者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后的鉴定意见，山西省芮城司法鉴定中心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法院委托鉴定前征求了当事人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意见，不论从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还是从鉴定程序上，该鉴定均符合法律规定，具有相应的法定性和权威性，王振川的伤残等级和误工、护理、营养期限应当依照鉴定结论予以确定。保险公司提出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的理由和证据，且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该主张一审不予采信。鉴定费用的支出是确定损失数额的必要条件，所以鉴定费用应当计入交通事故的损失范围。王振川虽然没有提供交通费票据，但其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转院的情况，出院后几次门诊复查，客观上支出了交通费用，结合原告治疗及复查的情况，交通费酌情确定为600元。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王振川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予以支持，考虑到王振川的残疾等级及交通事故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以9000元为宜。根据以上情况，王振川的损失具体计算如下：1.医疗费，临猗县人民医院的门诊费912.88元、住院费36962.72元，运城市中心医院的门诊费297.1元、住院费12028.21元，复查花费1484.04元，共51684.95元；2.误工费12000元（100元/天×120天）；3.护理费6000元（100元/天×60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4500元（100元/天×45天）；5.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6.残疾赔偿金167589元（31035元/年×18年×30%）；7.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8.交通费600元，以上共计253173.95元。至于鉴定费2500元，应由侵权人承担。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王振川和陈闻岗二人受伤、王治民死亡的后果，三人的相关损害后果超出了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综合考虑三人的相关损害赔偿数额，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振川、陈闻岗和王治民一方的比例确定为28.9%、14.7%、56.4%。据此，王振川的相关损害后果253173.95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支付34680元、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支付174795.16元。至于樊天运垫付的35000元，扣除其应负担案件受理费650元，鉴定费2000元（2500×80%），余32350元，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应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其。即保险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数额为177125.16元（34680＋174795.16－32350）。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振川赔偿金177125.16元；二、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樊天运垫付款32350元；三、驳回原告王振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元，由被告樊天运负担（已扣减）。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樊天运以运输公司名义为晋Ｍ×××××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投保有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虽事发时晋Ｍ×××××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加装货箱，但并没有改变保险标的的用途和使用范围，不能据此认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因此，上诉人保险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该条款系“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现上诉人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樊天运在事故中应负的责任，判决上诉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东革 审判员  高军武 审判员  王玉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续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