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7民终9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红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古琨，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国，男，1993年9月22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婷婷，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黎斌，男，1985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未到庭）。上诉人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恒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国、原审第三人黎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诚恒企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红城及委托代理人古琨，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婷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黎斌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诚恒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第二至五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建国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一）错误认定上诉人违约。其实双方均没有实际履行《业务合作协议》，上诉人不存在违约《业务合作协议》的第一条“合作目的”和第二条“合作模式”及第四条“双方权利义务”已经明确双方的合作就是居间关系，由乙方即被上诉人向甲方即上诉人提供借款人的客源信息或借款申请，并对成功引荐借款发放1年内产生逾期的协助甲方进行催收追索。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未实际履行本协议，乙方从来没有向甲方推荐或提供过任何借款人的客源信息或借款申请，没有完成过一笔借款发放。（二）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在《业务合作协议》项下进行租赁、装修房屋和聘请员工的投入，并错误将这些费用认定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因《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业务未开展，被上诉人未在该合同项下进行租赁、装修房屋和聘请员工的投入，其所进行的所谓的办公场地租赁、装修、办公设施购置、人员招聘等即便实际发生，也是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自身经营投入，且被上诉人在其与上诉人另外一个合作项目（车辆质押贷款）涉及的案件（案号2019粤03民终14963号）中已主张了这部分费用。因此，这些费用即便实际发生了，也与《业务合作协议》无关，不应该认定为《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损失。（三）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支付给黎斌的28万元均为涉及《业务合作协议》金融产品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支付给黎斌的28万元中，有18万元是黎斌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另外一个合作项目（车辆质押贷款）中支付给上诉人的费用（详见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第29页），因此并非28万元均是涉及《业务合作协议》金融产品的股权转让款。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被上诉人和黎斌在《业务合作协议》项下并未实际进行投入，至少未达到被上诉人所称金额的投入。（四）错误认定“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存在上下级管理关系和因上诉人原因注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由被上诉人按协议约定提供服务，上诉人按协议约定支付费用，双方并不存在管理关系或上下级关系。“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系被上诉人和黎斌自行设立的公司，与上诉人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装修、租房等相关行为实际上并非因履行《业务合作协议》才发生，而是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自身经营投入。二、一审法院对损失的认定错误，具体如下：（一）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其已在与上诉人车贷业务纠纷案件（案号2019粤03民终14963号）中进行主张，这些费用与《业务合作协议》无关，没有因果关系，不应认定为《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损失。（二）单独就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及证据而言，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1、关于人工工资：本案《业务合作协议》双方均没有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不能证明人工工资实际发生，客观上被上诉人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不可能在没有开展任何业务的情况下，连续这么长的时间聘请这么多人整天闲着，还一直发放工资，被上诉人提供的8月工资表、9月工资表签字时间为9月份，但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8月30日注销，用人主即工资主体已经消失，不可能产生工资，第三人黎斌退出时（2017年3月23日），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只有三个人员，但被上诉人提供2017年2月份13人工资表，自相矛盾，明显存在证据伪造。一审法院认定发放人工工资199873元错误。2、关于房租：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支付凭证，不能证明实际发生。承租房屋所登记注册的“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注销，实际使用时间并未满一年，一审法院认定87,534元实际发生错误。3、关于装修费用：2017年3月23日第三人黎斌退出时，办公场所已经实际投入使用，但被上诉人表示2017年4月22日验收，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与丽江诚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但其提供的费用支付记录是支付给丽江诚创科技有限公司、杨耀杰的，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实际发生，一审法院认定装修费用283,590元实际发生错误。4、关于遣散费：《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适用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本案《业务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业务并未开展，被上诉人所提13名人员没有发生用工事实，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支付凭证，不存在经济补偿金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其向13名人员支付所谓遣散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支付，一审法院认定员工遣散费用86,300元实际发生错误。5、关于违约金：一方面，《保证书》、《欠条》是基于被上诉人带人至上诉人办公场地闹事、锁门、堵门，阻碍上诉人经营活动，滞留20余天，严重滋扰上诉人，属于“软暴力”直接产生威胁效果，不具有法律效力，违约金没有法律基础。另一方面，即便按《保证书》字面理解，上诉人也在指定时间内支付了50000元，支付26,600元违约金的前提已经消失，况且赔偿损失和违约金不能同时主张。6、关于律师费：《业务合作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的承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律师费错误。刘建国辩称：1、上诉人华城恒企公司在中银公司未授权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谎称拿到中银公司的代理权与刘建国签订业务协议，这是导致合作失败的原因。2、华城恒企公司应当支付因合同不能履行的损失，包括人工工资、遣散费、因办公室设立而产生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差旅费，首先刘建国因开展新易贷业务而在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红城的要求下设立办公室，招聘人员、购置办公设备，对办公室进行装修总共将近产生100万元的损失，这些都是因为合同不能履行而产生且都是因为杨红城的一再承诺并出具工资补助的保证书才使得刘建国抱有业务还能开展的情况下，将工作人员保留到了9月份，其次，另案中2019粤03民终14963号判决已经确认为民间借贷，仅支持了偿还本金及利息，其他诉讼请求一概没有支持，且所有的办公室租赁、装修、人工工资等也都是发生在本案当中，最后根据合作协议第七条第二款，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所有的损失，包括律师费、差旅费。黎斌二审未答辩。刘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于2018年3月28日已解除；2、判令被告退还管理费30,000元及保证金3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1月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暂计至2019年8月15日为7,23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本项合计67,23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履行《业务合作协议》而支付的人工工资199,873元（自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共8个月的人工工资）、遣散费86,300元，并支付因未按时支付工资的违约金26,600元，本项合计312,773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租87,534元及办公室装修费350,000元，本项小计437,534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结案时，原告因本案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律师费目前为10,000元，差旅费3,000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建国及第三人黎斌系朋友关系，第三人黎斌通过他人认识被告恒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红城。上述当事人于2016年期间就被告深圳恒企公司具有在中银消费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新易贷”产品的代理权，计划在丽江开展该项业务进行合作商谈；2017年1月10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就中银消费“新易贷”项目合作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合同约定了合作目的、合作模式、合作阶段、费用结算为1、风险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需原告向被告交纳；因贷款产品本身存在一定逾期及坏账风险，双方应按约定比例共同承担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2、服务费用，原告需向被告交纳30,000元管理费等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合同签定后，原告通过第三人将保证金、管理费计6万元转入被告恒企公司的账户内，并继续履行办公场地租赁、装修，办公设施购置、办公人员雇佣等事项。期间，2017年2月6日原告刘建国与第三人租赁了案外人刘洪涛的房屋用以作为办公场所，年租金为人民币87,534元（已支付）；装修办公场所费用为283,590元（已支付）；办公人员前后雇佣13人，8个月人工工资共计发放人民币199,873元；员工遣散费用为人民币86,300元。2017年3月23日，第三人黎斌退出该项目，原告刘建国与第三人签定了《恒企创投金融产品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以28万元的对价转让第三人在该项目中的全部合伙份额，并支付7,500元的利息；第三人退出后，经协商，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28日重新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前后两份协议内容一致。自2017年1月10日起双方签定合同后，因被告恒企公司在中银消费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处未取得在丽江区域开展中银消费金融“新易贷”代理权，致使原告刘建国创办的“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无法开展相关的业务，给原告造成了各类经济损失；此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2017年5月2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杨红城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条；并于2017年5月29日由被告恒企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内容记载为：兹有深圳恒企公司对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丽江地区业务未开通之前给予丽江员工工资补助……（详见原告证据第39页）。该保证书出具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50,000元，其余26,600元至今拖欠未付。现原告以被告不具备从事金融活动资质，也未取得“新易贷”的代理权，导致《业务合作协议》无法履行，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刘建国与第三人合伙初始创办的“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恒企公司系业务上存在上下级管理关系；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因被告恒企公司的原因，原告于2017年8月30日办理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同时，合同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刘建国与被告深圳华企公司签定的《业务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原告提出因被告公司的原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庭审中被告公司也当庭表示双方签订的《协议》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同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依法准予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针对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公司承担其因履行合同而支付的人工工资、遣散费、房屋租金、办公场所装修的费用，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签定合同后，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着合同，一方面，由于被告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原告在合作期间对合作项目考虑欠缺，在未评估商业风险的情况下就大量投入人力、物力等，所造成的损失原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的责任如下：1、人工工资199,873元，其中由原告自行承担50%即99,936.5元（199,873元×50%=99,936.5元），被告应承担99,936.5元；2、遣散费86,300元，其中原告自行承担50%即43,150元（86,300元×50%=43,150元），被告应承担43,150元；3、房租年租金87,534元，2017年2月6日租房，2017年8月30日公司注销，租房9个月，月租金为7,295元（87,534元/年÷12个月=7,295元），9个月的租金计65,655元，其中由原告自行承担39,393元（65,655元×60%=39,393元），被告承担26,262元（65,655元×40%=26,262元）；4、装修费283,590元，其中原告自行承担170,154元（283,590元×60%=170,154元），被告公司承担113,436元（283590×40%=113,436元）；5、以上合计被告应承担的费用为人民币282,784.5元（99,936.5元43,150元+26262元+113436元=282784.5元）。针对原告方提出被告因未按时支付工资的违约金26600元的观点，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被告出具的《保证书》的约定，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上述观点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方提出要求被告方承担因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共计13000元的观点，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应承担的责任，该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6500元（13000元×50%=6500元），由被告公司承担50%计6500元。关于原告方提出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保证金30000元、管理费30,000元计60000元，以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观点，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合同的约定，对原告方提出的上述观点，一审法院依法支持由被告公司退还原告方保证金及管理费60000元；利息因原告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刘建国与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定的《业务合作协议》；二、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退还原告刘建国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管理费人民币30,000元，计60000元；三、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给原告刘建国经济损失人民币309384.5元（人工工资99936.5元、遣散费43150元、房租金26262元、装修费113436元、违约金26600元）；四、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刘建国支付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人民币6500元。五、以上第（二）、（三）、（四）项判决共计375884.5元，由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刘建国支付；六、驳回原告刘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0元，减半收取5750元，由原告刘建国承担2000元，被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承担3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华诚恒企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一组证据。刘建国在另案与华诚恒企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拟证明：1、刘建国针对同项费用在不同案件中重复主张；2、本案中刘建国所主张的“装修费用”、“房租费”并非因履行本案发生争议的《业务合作协议》所产生。经质证，刘建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在另案中，深圳市两级法院都将双方的合作认定为借贷关系，并没有支持该项费用，这些费用都是在本案中产生的。本院审查认为，双方发生的另案借款合同纠纷中，深圳市两级法院均未支持刘建国主张的该项费用，故该组证据不属于重复主张；也不能证明“装修费”、“房租费”非履行本案《业务合作协议》所产生。二审中，刘建国无新的证据提交。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5月27日上午9时，杨红城让华诚恒企公司财务人员向刘建国转账50000元，注明“丽江人员工资保证金”，当天晚上20时45分，杨红城又向刘建国出具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刘建国人民币76600元（柒万陆千陆佰元正），此款在2017年6月28日还。”该欠条与2017年5月29日杨红城所写《保证书》内容系同一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刘建国支出的装修、房租及人员工资等是否因履行《业务合作协议》而产生。二、一审法院对双方因解除协议造成的损失认定及责任划分是否正确，华诚恒企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刘建国与华诚恒企公司签定的《业务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合同签定后，刘建国按约将保证金、管理费60000元转入华诚恒企公司的账户内，并租赁、装修办公场所，雇佣员工开始履行协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因华诚恒企公司未取得在丽江区域开展中银消费金融“新易贷”代理权，致使无法开展相关业务，刘建国已经支出人工工资、房屋租金、办公场所装修等费用，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经双方协商，华诚恒企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红城于2017年5月29日向刘建国出具一份《保证书》，载明：“兹有深圳恒企公司对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丽江地区业务未开通之前给予丽江员工工资补助，即每月26600元，并附工资明细表一份。本司于2017年6月28日前支付五万元，若未按时支付，则赔偿柒万陆千陆佰元整，直至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业务在丽江地区正常开展后结束（起始时间为2017年5月29日）。”华诚恒企公司以担保人身份在保证书上签章。本院认为，该《保证书》及华诚恒企公司支付刘建国的50000元工资保证金属于双方对《业务合作协议》业务未能在丽江地区正常开展之前给予员工工资补助方面达成的补充协议。华诚恒企公司在签署《保证书》前两天已经实际支付刘建国50000元赔偿工资损失，后又在《保证书》中承诺业务未开通前给予丽江员工工资补助每月26600元，时间从2017年5月29日起算，并保证于2017年6月28日前支付50000元，若未按时支付，则赔偿76600元，直至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业务在丽江地区正常开展后结束。本院认为，华诚恒企公司以支付刘建国50000元及其签署《保证书》的形式认可了刘建国为履行《业务合作协议》已经产生了员工工资的经济损失，而租赁、装修办公场所，雇佣员工均系履行协议的基础，故应当认定刘建国支出的装修、房租及人员工资等是因履行本案《业务合作协议》而产生。华诚恒企公司上诉称刘建国租赁、装修办公场所，雇佣员工并非履行《业务合作协议》而产生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业务合作协议》无法履行导致的经济损失双方均有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认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中人工工资、律师代理费双方各承担50%；房租和装修费由刘建国承担60%，华诚恒企公司承担4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建国为履行协议租赁、装修办公场所支付的租金和装修费均有相关票据能够证明，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正确。而对于人工工资199873元和遣散费86300元，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9月份工资总额112900元，其中26600元为工资，86300元为遣散费，因刘建国为履行协议而注册的丽江华诚恒企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8月30日注销，刘建国在一、二审中均未能够提交证据证明该项支出已经华诚恒企公司同意，且领取遣散费的13名人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支付凭证，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9月份工资和遣散费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故根据《保证书》约定，本院认定双方履行协议期间人工工资损失的时间为2017年2月18日-2017年8月30日，其中2月份10天8864元，3至8月每月26600元（26600×6=159600元），合计168464元，其中由刘建国自行承担50%即84232元（168464元×50%=84232元），华诚恒企公司承担84232元，扣除此前华诚恒企公司已经支付刘建国的50000元工资保证金，华诚恒企公司还应承担34232元。因华诚恒企公司未按《保证书》承诺的时间支付50000元，一审法院按照《保证书》约定，判令华诚恒企公司承担26600元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诚恒企公司应赔偿给刘建国的经济损失为人工工资34232元、房屋租金26262元、装修费113436元、违约金26600元共计200530元。综上，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是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项;三、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建国经济损失200530元；四、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建国支付的保证金30000元、管理费30000元，计60000元；五、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建国支付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6500元。六、驳回刘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750元,由刘建国承担3750元，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承担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14元,由刘建国承担2414元，深圳华诚恒企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承担2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培贵审判员  高精红审判员  薛淑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熊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