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7101民初318号 原告：王根源，男，汉族，1994年9月30日出生，住新疆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雨，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思才，男，汉族，1968年11月7日出生，住新疆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雨，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77号三层306室（20区3丘102栋）。 法定代表人：周康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兆芸，新疆齐乐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兰，新疆齐乐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安吉华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一路西段116号。 法定代表人：黄国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慧，陕西若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23号院内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雷兴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懿清，男，该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超，男，该公司法务。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与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利达公司）、被告陕西安吉华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华秦公司）、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西安中心支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雨、刘欣，被告宾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兰，被告安吉华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慧，被告中华联合保险西安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懿清、梁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王根源赔偿车辆损失122800元、返还托运费7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李思才赔偿车辆损失137900元、返还托运费700元；3．本案因鉴定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8日，原告王根源、李思才与被告宾利达公司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双方约定由宾利达公司负责将原告王根源的车牌号为×××传祺牌汽车一辆（价值122800元），原告李思才的车牌号为×××大众牌汽车一辆（价值137900元）从乌鲁木齐市托运至郑州，二原告先行向宾利达公司支付了运费1400元，并为该车投保，保费每车100元。2018年1月22日，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在运输途中，因运输车辆发生自然，导致二原告托运的车辆毁损，给二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方多次与被告方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撤回了对被告中华联合保险西安中心支公司的起诉。 被告宾利达公司辩称，第一，我方作为运输业务的中介方，不是实际承运方，不应由我方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第二，原告的车辆因为不是全损，所以赔偿金额也不应该按照发票的金额主张，而是应根据车辆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第三，根据实际承运人购买的保险，该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故我公司不应承担所有责任。 被告安吉华秦公司辩称，一，我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驳回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我方的起诉，我方与王根源、李思才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不存其他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具备主体资格，车辆所有人应该向被告宾利达公司索赔；二，车辆所有人与宾利达公司签订了轿车运输合同，并且在合同中约定向宾利达公司交了运费及保险，宾利达公司及保险公司应该向车辆所有人赔偿损失，如宾利达公司未按约定购买保险，宾利达公司应向车辆所有人赔偿保险范围内的所有的损失，且该损失不应该向我方索赔；三、我方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公路货物承运人保险，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不是全损，不应该按照发票价格赔偿损失，应根据车辆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王根源、李思才与被告宾利达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签订的《轿车托运合同》一份，证明原告王根源、李思才与被告宾利达公司签定了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并不是宾利达公司所说的中介行为。在该合同中原告对托运车辆进行了保价，保价均为100000元。双方约定由宾利达公司托运该车辆至郑州，随车物品、钥匙及备胎由宾利达公司查验收车。 被告宾利达公司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有效性及关联性不认可，托运合同中约定的车辆保价100000元是依据托运人不参加投保情况下按照运费1-2倍赔偿，关于保费宾利达公司并未收取，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将车交给宾利达公司之后，宾利达公司又找了承运公司运输，并将托运合同交给安吉华秦公司，合同上面有安吉华秦公司司机的签字。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轿车托运合同》显示的就是托运关系，不是中介关系。该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宾利达公司购买保险，同时，在合同中也显示王根源、李思才已经按照约定投保并向宾利达公司缴纳了保费每车100元，宾利达公司应该按照双方约定购买保险，如宾利达公司未购买保险就应该向王根源、李思才承担保险范围内的所有的损失。此外，原告的车辆并不是全损，应该按照实际损失来予以赔偿，原告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实际损失。 2．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一份，证明原告王根源托运的车辆的价值为122800元。被告宾利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王根源托运的车辆为二手车辆，车辆并不是全损，所以不应该按照原值主张。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目的不认可，二原告不应该按照发票的价值索要赔付。 3．照片3张，证明原告王根源与李思才托运的车辆毁损情况。被告宾利达公司、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认可。 经本院审查,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提供的上述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案件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宾利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轿车托运合同》一份，证明托运合同约定托运方为本案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承运单位是安吉华秦公司，并且明确了承运单位、车牌号及司机姓名。托运合同中对车辆价值、保费、运费也比较明确。该合同签订的日期是2018年1月18日，约定了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由安吉华秦公司运输，因此，该合同证明宾利达公司是中介行为不是实际的承运人，实际的承运人是安吉华秦公司。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该项证据部分真实性不认可，因为王根源、李思才持有的轿车托运合同下联部分并没有将承运单位的相关信息填入到合同中，且该合同中并没有显示宾利达公司是中介，宾利达公司虽然不是实际运输人，但是合同的签订人，因此，宾利达公司就是承运人。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轿车托运合同的真实性请法院认定，对证明的目的不认可，安吉华秦公司在该合同中没有任何签字。 经本院审查,被告宾利达公司提交的《轿车托运合同》与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提交的《轿车托运合同》的合同编号0006649号一致，属合同签订后，双方各自持有的一份合同，而王根源、李思才持有的《轿车托运合同》，在合同下方承运单位、身份证号、地址、车牌号、挂车号、司机电话、司机签字处均为空白，而宾利达公司提交的《轿车托运合同》中，在承运单位处填写有安吉华秦公司，在身份证号处填写了身份证号码，在车牌号、挂车号处填写有×××,×××，在司机签字处填写有张绍坤、王新岗。因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该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而安吉华秦公司又不认可在该合同中有任何签字，故本院对合同中的该项内容不予确认，仅对该项证据中与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提交的《轿车托运合同》一致的部分予以确认。 2．司机王新岗的驾驶证、身份证、承运车道路运输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安吉华秦公司的司机有合格的驾驶手续。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该项证据的三性均认可，该货物实际运输方就是安吉华秦公司。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认可，安吉华秦公司是与宾利达公司的承运关系，与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未签订合同。 经本院审查，因原告王根源、李思才、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3．《全国公路货物运输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就是承运车主，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就是交由被告安吉华秦公司承运的事实。同时，证明宾利达公司法人的签字是在中介方签字，宾利达公司属于中介行为，该协议中有4辆车，包含案涉车辆，且车辆是二手私家车，运费约定货到后支付。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该项证据认可，安吉华秦公司就是实际承运方。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的目的也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虚假的。 经本院审查，因该项证据未加盖安吉华秦公司印章，且又无法确认是否为安吉华秦公司的司机张绍坤、王新岗所签订，同时，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又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故本院对该项证据不予确认。 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路货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单一份，证明承运人安吉华秦公司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就因在保险范围承担保险责任；保险期限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保险赔偿额是200万元，特别约定货物险每车40万元。实际承运人购买了保险并且车辆也是实际承运人运输的，应该由实际承运人承担责任。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是复印件，有效性、关联性不认可，对原告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的目的不认可，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向宾利达公司缴纳了保费，宾利达公司有义务为运输车辆投保，宾利达公司没有给运输车辆投保就应当承担应投保而未投保的责任，不应该向我公司追偿。 经本院审查，该项证据是安吉华秦公司为运输车辆×××,×××投保的公路货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因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 5．照片一组，证明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托运的车辆不是全部烧毁，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应按照实际车损索赔。 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对该项证据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保价金额确定的，原告方就应该主张保价金额。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车辆不是全损车辆，应当对实际损失进行认定，原告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经本院审查，因原告王根源、李思才、被告安吉华秦公司对该项证据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根源于2017年4月26日在新疆海利宝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汽车一辆，该销售公司向王根源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该发票记载的车辆类型为多用途乘用车，厂牌型号为传祺牌GACT6450A2E5，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LMGGAC1G50H1A65260，价税合计为122800元，该车辆登记于王根源名下，车牌号为×××。原告李思才陈述，其×××号车辆，新车购买价为137900元，但未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2018年1月18日，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将上述两台车辆一同交由被告宾利达公司托运，并与宾利达公司共同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发站乌鲁木齐市，到站郑州，车型传祺牌，车牌号×××，数量一台,车辆价值100000元，保费100元，运费1600元；车型大众牌，车牌号×××，数量一台,车辆价值100000元，保费100元，运费1600元，结算方式为现付1400元、到付2000元。同时，该合同在特别声明处载明，此车是贵重物品，托运人不参加投保的，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的经济损失本公司按运费的1-2倍给予赔付。合同签订后，宾利达公司将上述车辆交由安吉华秦公司进行了承运。2018年1月23日1时16分,安吉华秦公司驾驶员王新岗、张绍坤驾驶×××（×××）号运输车辆,在行驶至兰州市永登县时,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车上承运的×××号车辆和×××号车辆被部分烧毁。 2019年9月5日，经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申请，本院委托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对受损的×××号车辆和×××号车辆的损失金额进行鉴定，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委派工作人员前往兰州市永登县对上述两台车辆进行了定损，并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DY19XJ01010号《最终定损报告》，定损结论分别为王根源×××号车辆损失金额62315.17元；李思才×××号车辆损失金额69565元。原告王根源、李思才与被告宾利达公司、安吉华秦公司对该份定损报告未提出异议。王根源为此次定损支出了车辆拆解费1500元、公估费3427.33元、交通费2923.50元、住宿费479.50元；李思才为此次定损支出了车辆拆解费1500元、公估费3826.08元、交通费2923.50元、住宿费479.50元。此外，王根源、李思才还向兰州四海兴业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各自缴纳了×××号、×××号车辆自2018年1月23日至2019年10月10日的停车费每车12500元。 另查明，被告安吉华秦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在中华联合保险西安中心支公司为该公司×××（×××）号运输车辆投保了公路货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2017年6月1日零时起至2018年5月31日二十四时止。 本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告宾利达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为中介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安吉华秦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的赔偿金额。 一、被告宾利达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为中介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由此可见，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即当事人，一方为享受运送权利并承担支付运费义务的托运人，另一方为享受收取运费权利并承担运送义务的承运人。承运人一般为运输工具的所有人，但不以所有人为限，使用他人的运输工具而进行运输行为的人，也可以作为承运人。承运人既可以自己实施运输，也可以再与第三人签订运输合同，由第三人实施运输。本案中,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共同与被告宾利达公司签订的《轿车托运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从王根源、李思才当庭提供的《轿车托运合同》看，该合同载明了发站,到站,车型,车牌号，数量,车辆价值，保费，运费,结算方式，特别声明等内容，具备了运输合同的基本要素。同时，该合同在托运方有王根源、李思才的签字，在经办方有宾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康康的签字，而在合同下方承运单位、身份证号、地址、车牌号、挂车号、司机电话、司机签字处均为空白。显然，王根源、李思才在与宾利达公司签订《轿车托运合同》时，并不知道承运单位是安吉华秦公司，同时，王根源、李思才当庭陈述其是将各自车辆交给宾利达公司托运的，并未交给安吉华秦公司，且安吉华秦公司亦当庭陈述，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是宾利达公司委托其承运的，其与王根源、李思才没有签订运输合同。因此，根据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能够认定宾利达公司是本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而非中介方。虽然，宾利达公司与王根源、李思才在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后，自己没有实施运输，而是将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交由安吉华秦公司进行了承运，但宾利达公司是与王根源、李思才订立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即缔约承运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宾利达公司当然是本案违约责任承担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关于“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规定，宾利达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托运人王根源、李思才托运的车辆安全运至约定地点郑州市的义务，而宾利达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因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车上承运的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被部分烧毁，宾利达公司已构成违约，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宾利达公司应对案涉车辆的部分烧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本院对宾利达公司提出的关于“我方作为运输业务的中介方，不是实际承运方，不应由我方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二、被告安吉华秦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货物运输关系中，常存在一个承运人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承担全部的运输，然后再将此运输的全部或一部，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委托其他承运人承运的情形，即相继运输。本案中，托运人王根源、李思才与承运人宾利达公司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后，宾利达公司并未实际运输，而是将王根源、李思才委托承运的车辆又委托给安吉华秦公司进行了运输，故本案属于相继运输的情形之一。虽然本案是王根源、李思才与宾利达公司之间签订的独立的运输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才对托运人负运输合同上的全部责任，而其他承运人则不对托运人直接负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此规定，在相继运输情形下所发生的特殊运输合同关系中，不仅缔约承运人仍然要对全部运输负责，而且承担全部运输的实际承运人也要承担与缔约承运人同样的责任，换言之，实际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责任不是基于运输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一种法定责任。因此，安吉华秦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对发生在其运输区段的损失和宾利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安吉华秦公司提出的关于“我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我方与王根源、李思才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不存其他的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具备主体资格，车辆所有人应该向被告宾利达公司索赔”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本案的赔偿金额。 本案中，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将各自车辆交由被告宾利达公司托运，并与宾利达公司共同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一份，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的两台案涉车辆价值为每台车100000元，保费每台车为100元。王根源主张按其车辆的购车价格，赔偿其车辆损失122800元，并当庭提供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该项证据证明×××号车辆是王根源于2017年4月26日在新疆海利宝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购买，购买价格为122800元。李思才主张按其车辆的购车价格，赔偿其车辆损失137900元，但其当庭未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宾利达公司和安吉华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提出“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的车辆不是全损，不应该按照发票价格赔偿损失，应根据车辆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该抗辩意见应属合理，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的DY19XJ01010号《最终定损报告》，可以确认王根源的×××号车辆损失金额为62315.17元，李思才的×××号车辆损失金额为69565元。据此，宾利达公司应向王根源赔偿车辆损失62315.17元；宾利达公司应向李思才赔偿车辆损失69565元，安吉华秦公司应对宾利达公司赔偿的上述车辆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王根源、李思才主张返还各自预付的托运费700元的诉讼请求。货物运输合同以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点安全运输至约定地点并交付给收货人为最终目的。王根源、李思才在将各自车辆交由宾利达公司承运时，向宾利达公司各自预付了运费700元，现由于宾利达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未尽到安全运输义务,导致王根源、李思才托运的车辆被部分烧毁，宾利达公司作为承运人未完成运送义务，致使运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依照运费不可分原则，宾利达公司理应将王根源、李思才向其预付的运费予以返还。因此，本院对原告王根源、李思才主张被告宾利达公司返还各自预付的运费7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王根源、李思才因车辆定损而支出的车辆拆解费、公估费、交通费、住宿费、停车费的承担问题。根据王根源、李思才的申请，本院委托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对受损的×××号车辆和×××号车辆的损失金额进行鉴定，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委派工作人员前往兰州市永登县对上述两台车辆进行了定损，并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DY19XJ01010号《最终定损报告》。王根源因此次定损支出了车辆拆解费1500元、公估费3427.33元、×××号车辆停车费12500元、交通费2923.50元、住宿费479.50元，以上合计20830.33元；李思才为此次定损支出了车辆拆解费1500元、公估费3826.08元、×××号车辆停车费12500元、交通费2923.50元、住宿费479.50元，以上合计21229.08元。原告王根源、李思才支出的上述各项费用也属于因被告宾利达公司违约给王根源、李思才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宾利达公司应对王根源、李思才支出的上述各项费用予以赔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根源赔偿车辆损失62315.17元。 二、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思才赔偿车辆损失69565元。 三、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根源赔偿其他损失20830.33元。 四、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思才赔偿其他损失21229.08元。 五、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根源返还运费700元。 六、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思才返还运费700元。 七、被告陕西安吉华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内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八、驳回原告王根源、李思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62.39元，减半收取2931.20元，由原告王根源、李思才负担1027.81元，由被告新疆宾利达物流有限公司、被告陕西安吉华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03.3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员  叶新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