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来富，男，199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高杰，男，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远，山东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超颖，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柯来富因与被上诉人梁高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3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柯来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梁高杰支付柯来富赔偿款5205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高杰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梁高杰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和收款方，应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和诚信义务，即梁高杰应保证出售给柯来富的二手车车况与之前向柯来富描述的车况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在梁高杰向柯来富推销车辆的过程中，梁高杰称“有台好车”、“就换个机盖，左水箱框架有点损伤”、“伤太小了，伤不大”、“不符的话，全款退，包发动机，变速箱”。而事实上，交易的车辆存在严重缺陷，发动机和变速箱损坏严重，车辆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梁高杰作为出卖方，对车辆存在的问题完全知情。如梁高杰不知情，其对柯来富所作的车辆描述与事实不符，其行为足以认定为恶意欺诈。况且梁高杰明确承诺“包发动机，变速箱”，因此，柯来富修理车辆发动机和变速箱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梁高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梁高杰不存在欺诈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2.一审庭审中，柯来富出具了维修车辆的票据原件，但是一审法院却在一审判决中称“票据均系复印件”，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柯来富不接受。3.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金额过低，对柯来富有失公平。本案中，柯来富受到梁高杰的蒙骗，相信了梁高杰对车辆的不实描述，购买了一辆存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二手车，并为此支付了大额的维修费用。一审判决以柯来富“作为专业汽车维修人员，应当具有车辆鉴定的基本能力”为由，将车辆交易失败的主要过错归咎于柯来富，明显不公平。事实上，梁高杰也从事汽车维修工作，理应对车况具备专业的鉴别能力。可是，梁高杰却将一辆存在严重瑕疵的车辆推销给柯来富，且未告知柯来富车辆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存在损坏这一重要事实，梁高杰理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梁高杰辩称，不同意柯来富的上诉请求，梁高杰无需赔偿柯来富的损失。事实与理由：1.梁高杰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仅系介绍柯来富向巨野县恒达汽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买车，在交易中梁高杰仅获得3000元的介绍费。2.梁高杰不存在欺诈行为。柯来富长期从事汽车修理工作，对案涉车辆是事故车系明知，案涉车辆到达威海时双方均在场，梁高杰提醒柯来富对车辆进行检查再接收，柯来富也未提出车辆有质量问题就予以接收。后柯来富向梁高杰提出车辆发动机存在问题，梁高杰称车辆不要维修，找恒达公司退车，但柯来富自行将车辆修理完毕并使用至今，现已无法确定案涉车辆需要维修的部位，柯来富提交的修车费单据的真实性亦无法认定。根据梁高杰的经验，案涉车辆发动机并未进行维修，而系非法套用其他车的发动机，维修费用10000元足够，对柯来富主张的修车费梁高杰不认可。3.一审判决后，恒达公司要求柯来富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柯来富以其有损失为由不予配合，2019年11月7日恒达公司赔偿柯来富28000元，柯来富承诺无条件配合过户，否则承担一切损失，至今，柯来富未配合办理过户，其已经得到28000元赔偿，其余损失应自行承担。恒达公司为保证柯来富办理过户，还扣押了梁高杰交纳的10000元保证金，至今未返还梁高杰。柯来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5月8日达成的二手车买卖协议，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131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520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各自汽车修理厂的经营者。2019年5月8日，被告通过微信联系原告，告知有一台二手事故车出售，价格十三万五，车在济宁4S店，需要换个机盖，左水箱框架有点损伤，原告要求降低价格，被告称就两千的利润，最终双方商定的价格为131000元，当天原告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给被告作为定金，被告称车辆不符全款退还。2019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20000元。2019年5月10日，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令原告配偶通过银行转账10000元给吕刚远。被告称吕刚远系恒达公司的人员。原告收到车辆（车牌号为粤Ｂ×××××）后两三天左右，通过微信联系被告称车辆存在问题，被告要求原告列一下坏件清单，如果维修费用大就退车。2019年5月16日原告微信联系被告要求退车，原告称“前后差五七八千的无所谓，事故车吗就得做好这个心里准备，你这差的太大了”，被告称“是啊，差的太大。还包发变得”，“不想要，就退给他”，“这次我也疏忽了，他说钥匙没拿，没试车，肯定退给她”。后原告将车辆自行维修完毕并使用至今。2019年6月14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庭审中，原告还提交以下证据：1.淘宝界面截图一张，收货人为原告；济南XYY汽配代收单打印件6张与之相对应的济南鑫永源汽配商行代收单复印件6张，合计金额均为12628元；济南槐荫鑫永源汽配商行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9张，总金额为36950元。3.2019年5月17日，原、被告通话录音一份，录音中被告称“你今天不拆就别动了，我明天给他去电话，看看怎么回事，给咱钱的话就拆检，不给钱的话，咱就发给他”；2019年5月21日，原告、被告以及柯建稳的录音一份，被告询问是什么件坏了，柯建稳称大瓦小瓦都不动了，没拆不懂什么东西坏了。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该证据均为打印件、复印件，亦无法证明涉案车辆的故障以及该花费是涉案车辆维修花费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双方之间的录音也可以看出，被告一直提到和第三方沟通，退赔的问题，原告没有表示异议，且是知晓这个情况的，该录音也可以看出，双方对于车辆无法启动的原因，没有明确结果。庭审中，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与恒达公司马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页，用于证实涉案车辆是从恒达公司购买，聊天中被告询问事故情况，马建称小事故，没有二次事故，车况嘎新；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9页，证明原、被告在2019年4月23日的聊天中，被告向原告推荐了几款车，车辆都在恒达公司的院内拍摄，这几个车辆的拍摄地点和涉案车辆的照片是一样的，2019年5月16日，被告向原告表示已经向车辆的故障发给了恒达公司，原告知晓也没有表示异议。原告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被告是从恒达公司买的车，但不能证明被告是中介，原告系向被告购买，购买时其查看了车辆的详细情况，但因对方未提供钥匙，导致无法试车，只能先拖回修理厂，等待钥匙到了才发现车辆的故障。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和本案无关，被告卖车时并未告知车辆系恒达汽修所有，聊天记录也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原告发现故障问题找被告后，被告才告知车辆系被告从恒达汽修购买。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二手车交易中，买方想要购买经济实惠、没有出过严重事故的车辆通常是人们的交易习惯。本案中，被告联系原告向其出售二手车，原告支付货款，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有效。被告主张其仅仅是居间介绍原告向案外人购买二手车，但在庭审中被告陈述其在出售二手车过程中收取原告121000元，转给案外人118000元，赚取差价款3000元，后又改口称该3000元为中介费，且在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一直未明确表示其仅仅为居间介绍而非车辆出售方，且聊天记录中也称其就两千利润，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辩称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人，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以被告存在欺诈行为而要求解除二手车买卖合同并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汽车维修厂的经营者，应当具有车辆鉴别的基本能力，其在购买车辆时通过微信看到了车辆的照片，且明知该车辆系事故车，在车辆到达现场后原告对其进行了接收，尽管几天后向被告提出异议，被告亦表示与其共同找前手卖家退车，被告与恒达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也显示被告并非恶意隐瞒车辆情况，故原告未能证实被告在双方履行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在购买车辆时明知涉案车辆系事故车辆需要一定的维修费用，其作为专业维修人员应当对维修费用有初步的预估，现其要求被告承担其全部的维修费用显然不合理，鉴于其从事汽车维修行业，其提供的票据均系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无法证实涉及的维修费用系完全用于涉案车辆。另外，由于双方在交接车辆时并未对车辆当时的具体状况进行确认，现原告已经将车辆维修完毕，亦无法确定原告维修车辆所支出的具体必要费用。但是被告在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车辆确实比其在出售时向原告承诺的车况需要更多的维修费用，对此，基于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10000元。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赔偿款1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980元，由原告负担1872元，由被告负担108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柯来富提交：1.案涉车辆精准价格数据打印件两份，证实案涉车辆的正常价值及同型号车辆车况不好时的价值；2.4S店维修记录15张；3.柯来富与梁高杰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10张，与一审提交的聊天记录部分内容不一致，共同证实该车辆市场价格为157500元，梁高杰承诺维修费用为3000元后，柯来富才考虑购买，梁高杰出售价格为131000元，但是现在加上维修费用已超过了该型号车辆的市场最高价174200元，故梁高杰构成欺诈。经质证，梁高杰对证据1车辆精准价格数据打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打印件来源于网络，并非正规的评估机构作出的报告，不能准确表明车辆实际价格；对4S店维修记录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证据来源，且载明的维修记录是柯来富购车前的记录，不能证实车辆购买时的状态；对于微信聊天记录，梁高杰认为内容显示柯来富陈述3000元能解决问题，不能证实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被上诉人梁高杰提交柯来富书写的承诺书复制件一份，内容为“承诺书今收到粤Ｂ×××××车的车辆损失款贰万捌仟元整（￥28000.00）收款后无条件配合过户，否则承担一切损失特此承诺柯来富350425199411153332019.11.7”，证实恒达公司已经赔偿了柯来富28000元，表明梁高杰不是合同相对方，且柯来富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赔偿。经质证，柯来富称在恒达公司、柯来富、梁高杰协商时其确实出具了该承诺书，但承诺书已作废，因为梁高杰不同意，且承诺书未写明恒达公司支付28000元给柯来富，柯来富也未收到该笔款项，其收到了过户费用21000元，没有收到赔偿费用。本院经审查认为，柯来富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承诺书复制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时柯来富提交了发票复制件9张，证实车辆维修费用，二审中本院要求柯来富提交原始件进行核对，经本院核实：复制件与原始件一致，9张发票中一张发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四张发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两张发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两张发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3日。根据一审时梁高杰提交的案涉车辆违章记录，案涉车辆在2019年6月22日、2019年7月8日有违章记录，而柯来富提交的大部分发票的时间在2019年6月22日后，结合柯来富经营汽车修理厂的事实，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车辆的维修费用。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柯来富与梁高杰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梁高杰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柯来富要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柯来富的车辆维修费损失如何确定。首先，关于柯来富与梁高杰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梁高杰联系柯来富向其出售二手车，柯来富向梁高杰支付货款，在双方关于车辆买卖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梁高杰并未明确表示其仅仅为居间介绍而非车辆出售方，且称其就获得2000元的利润，因此，从交易过程看，柯来富与梁高杰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梁高杰主张其系居间介绍柯来富向恒达公司购车，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柯来富与梁高杰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其次，关于梁高杰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从交易过程看，柯来富在购买车辆时通过微信看到了车辆的照片，且明知该车辆系事故车，在车辆到达现场后柯来富对车辆进行了接收，尽管几天后向梁高杰提出了异议，但梁高杰表示与柯来富共同找前手卖家退车，梁高杰一审中提交的其与恒达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也可以证实梁高杰并未恶意隐瞒车辆情况，故柯来富主张梁高杰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再次，关于案涉车辆的维修费数额，即柯来富的损失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因案涉车辆已被柯来富维修完毕，柯来富从事汽车维修行业，其提交的维修费发票等证据亦不足证实案涉车辆的实际维修费数额，一审法院结合柯来富在购买车辆时明知涉案车辆系事故车辆需要一定的维修费用，双方在交接车辆时并未对车辆当时的具体状况进行确认，梁高杰在与柯来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车辆确实比其在出售时向柯来富承诺的车况需要支付更多维修费用等事实，基于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酌定梁高杰赔偿柯来富10000元亦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柯来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1元，由上诉人柯来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