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8行初97号原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法定代表人马俊军，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世洪，天津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广海道9号。法定代表人林凤桐，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郝联民，该局工伤科科员。第三人曹占然，女，汉族，1966年5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无棣县。第三人朱洪波，男，汉族，1990年9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无棣县。原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曹占然、朱洪波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世洪，被告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郝联民，第三人朱洪波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曹占然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被告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6日作出S11202232019218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朱钊元为原告处职工，2018年12月10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诉称，被告所作《认定工伤决定书》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1.朱钊元并非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钊元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19时01分许，而原告当天的下班时间为18时30分，发生事故的时间并非下班的合理时间；发生事故时朱钊元是从团王路由东向西左转进入静王路再右转时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而朱钊元居住在，其下班的最佳路线是沿陈大公路向西穿过静王路，朱钊元沿团王路到静王路不是下班的合理路线。2.朱钊元的事故责任认定错误。朱钊元是闯红灯进入静王路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力，按照道路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其负事故同等责任，与事实及法律规定相悖，直接影响对工伤的认定。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Ｓ11202232019218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朱钊元应根据违法情节承担责任，且不是下班的合理路线。证据二、路线图，证实不是下班途中。被告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2019年7月11日，被告收到朱洪波（朱钊元之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邮寄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9）G7-77号，该公司未举证。之后，被告向该公司负责人袁文弟进行电话调查，其承认朱钊元是该公司职工，2018年12月10日正常出勤。经被告调查，朱钊元是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职工，2018年12月10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朱钊元负事故同等责任。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认定朱钊元为工伤，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证据：（一）事实类证据该组证据为申请工伤认定时第三人朱洪波提供：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朱洪波及朱钊元的身份证明、户口本、西岳里村村委会的证明，证实朱钊元是原告处职工，2018年12月10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证据二、死亡证明，证明朱钊元在事故现场死亡。证据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路线图，证实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朱钊元负同等责任。证据四、录音说明，证实劳动关系和朱钊元正常出勤。（二）程序类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邮寄详单；证据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邮寄详单；证据三、《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邮寄详单。以上证据证实被告履行了工伤认定所需的相关程序。二、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三人朱洪波述称，朱钊元在下班途中发生发生交通事故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原告公司6点30分下班，朱钊元到事故发生地点需15分钟左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事故时间是7点01分，两者相差仅15分钟，属于合理范围内的时间差。朱钊元下班回自己住所的路线合情合理，交通事故发生地就是朱钊元每天从天津市线。朱钊元交通事故责任为同等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由《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认定，并经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再次予以确认，朱钊元负事故同等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三人朱洪波未提交证据。第三人曹占然未陈述意见，亦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同等责任是生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路线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相吻合，为合理路线。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未提出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事实类证据中证据一包含的工伤认定申请书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一中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等责任的认定结果不认可，对路线图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绕行；对证据四无异议，认可原告与朱钊元存在劳动关系，朱钊元正常出勤。对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均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原告不认可，认为事实不符合该条例规定的情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法律依据第三人朱洪波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二原告未向本院提交，本院不做证据认定。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及程序类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为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适用于本案。经审理查明，朱钊元系原告处职工，2018年12月10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曹占然为朱钊元之妻，朱洪波为朱钊元之子。2019年7月11日，朱钊元之子朱洪波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受理，并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经调查，被告于2019年9月6日作出编号为S11202232019218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朱洪波。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8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书，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结论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主体资格，对职工受到的伤害是否为工伤作出认定决定是其法定职权。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受理涉案工伤认定申请后，经调查，于2019年9月6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于2019年9月10日送达给原告，未超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60日法定期限，其行政程序合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钊元是否应认定为工伤。原告主张朱钊元并非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死亡，非合理时间、合理路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认定是否是在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应从下班时间和事故发生时间、行驶的路线是否合理两方面考量。从下班时间来看，朱钊元下班时间为晚18时30分，事故发生时间为晚19时01分许，考虑到下班后的收尾工作及可能因其他因素稍迟离开单位，应认定事发时间属于下班后的合理时间。从事故发生地点来看，事故发生地点为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团王公路18公里250米，位于朱钊元下班回家的路线上，属于下班回家的合理路线。故朱钊元是在合理时间往返于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合理路线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事故责任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钊元负事故同等责任，该认定结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朱钊元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且对事故的发生不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认为朱钊元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作出的S11202232019218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红刚人民审判员  张建苓人民陪审员  刘振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王 丹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