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21行初425号原告赵吉康，男，193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委托代理人赵福元，男，198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赵吉康之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赵福勇，男，汉族，197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赵吉康之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良村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6616。法定代表人冯彻，镇长。出庭负责人何康，副镇长。委托代理人罗朋，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付宇雄，习水县良村镇司法所副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委托代理人柳清华，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第三人赵吉华，男，193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委托代理人赵福国，男，197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第三人之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三素，女，1975年4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户籍所在地习水县，现住贵州省习水县。系第三人儿媳，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赵吉康不服被告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赵富元、赵富勇，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何康及委托代理人付宇雄、罗朋，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柳清华，第三人赵吉华委托代理人赵福国、陈三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地“新田坡坡”面向山林，以猪场公路边缘为界，该界下方的林地归属申请人赵吉华管理使用，该界上方林地归属被申请人赵吉康管理使用。原告不服，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赵吉康诉称，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位于“青岗林埂埂”（又名“新田坡坡”）的山林自古以来是案外人刘永成祖业；1982年，林业三定时，当时的良村镇后田村主任王明付，主要负责整理资料，亲自带领有山林的农户到现场指界作记录，包括刘永成和赵吉华也亲自到现场确认。王明付在明确刘永成和赵吉华山林界址时，确定刘永成和赵古华在“新田坡坡”的山林上、下界接界界址是以“刘家祖坟前干子”为界，干子距刘家祖坟距离约1米，当时就将该界址确定下来，并为双方颁发林业证书，刘永成山林界址为“上抵吴中云界，下抵赵吉华界左抵沟沟，右抵当埂大路”，赵吉华山林界址为“上抵刘永成界，下抵赵吉福界，左抵土边，右抵刘永成界”。后刘永成为了便于管理山林，1986年3月25日，原告与刘永成签订《对左协议书》，约定将刘永成“青岗林埂埂”山林与原告山林进行互换，双方履行了该协议。互换后，“青岗林埂埂”山林一直由赵吉康管护使用，2015年6月，赵吉康之子赵福元在该山林里修建公路，第三人没有阻止，待赵福元将公路修建完毕后，第三人才称原告之子占用其山林。经过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处理和习水县人民政府复议后，原告对处理意见不服，原告认为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予以撤销。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山林证（原件），2、对佐协议书（原件），3、调查笔录，4、平面图1份及照片4张，5、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证明争议地的下界是坟前杆子。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辩称，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从争议林地现场情况来看，大山组通组公路从争议地边缘经过，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林地上、下界的界址以申请人赵吉华主张的“猪场公路边缘干子”为界，则争议林地包含在赵吉华的林地范围内，修建大山公路时则会占用赵吉华的林地。如赵吉华与赵吉康林地上、下界的界址以赵吉康主张的“刘家坟前干子”为界，则争议林地包含在赵吉康的林地范围内，修建大山公路则会占用赵吉康的林地。结合争议林地现场情况及2013年修建该公路时，赵吉华家人作为途经农户在《公路协议》上签字说明赵吉华一直在管理使用争议林地，再结合证人证言，赵吉华的主张更为客观真实。二、从争议现场来看，赵吉康新修公路两端存在较为明显的“干子”痕迹，刘家坟前也有土干子，但赵吉康主张为分界线的其它地段并没有明显的“干子”，对比双方的主张，赵吉华主张的“干子”更符合一般情况下的山林边界特征。三、争议林地上面（面向争议山林定位）为赵吉康林地，左边为大山组通往民族组的公路，该公路左边仍为赵吉华林地，下面及右边均为赵吉华林地，如赵吉康主张成立，则赵吉华林地将会分成两片，此与赵吉华林权证中登记的“新田坡坡”为一块林地的情况不相符。四、赵吉康主张以“刘家坟前干子”为界，是认为自己家人过世只能安葬在自己的地内，山林内坟墓埋葬时间在1960年以前，而1960年以前系人民公社时期，林地并未下划到户，因而被申请人称刘家人才能埋葬在刘家山林内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实际，本府不予采信。五、虽然赵吉康持有的“对佐协议”中记载的北面界址“齐刘永成亲伯伯刘耳元坟前小干子直过底沟”，但赵吉康与刘永成签订协议时赵吉华并未在协议上签字，故该协议是否正确，应结合双方当事人对林地的实际管理状况，进行分析判断，而在现场勘查及法院认定事实中，赵吉华比赵吉康对争议林地更为了解，故赵吉华称争议林地系其在管理的可信度高于赵吉康，上述事实已得到原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由上可见，争议山林“新田坡坡”面向山林，以猪场公路边缘为界，该界下方的林地归属第三人赵吉华管理使用，该界上方的林地归属原告赵吉康管理使用符合客观事实。对于上述事实，我府在立案后，通过到现场核实、绘制争议地现场图、听取各方当事人陈述、调查有关证人、全面收集与案件相关证据后予以确认，并依法作出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第一组：1、申请书，2、受理通知书，3、送达回证，证明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是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程序合法；第二组：4、答辩书，5、身份证，6、调解签到表，7、权属争议现场草图，8、送达回证，9、质证签到表，10、质证笔录，11、林权登记申请表，12-13、林权证，14、自留山使用证，15、山林、树木登记表，16、公路协议，17、调查笔录，18、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遵义市人民检察院权利义务告知书，20、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1、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通知书，22、行政案件抗诉申请书，23、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证明本案经过播州区法院一审判决、中院判决、高院驳回裁定以及再审检察院不支持监督后，被告对案涉山林的基本事实以及王明富、吴元芬、赵志忠等证人进行了补充调查，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第三组：24、良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25、送达回证，26、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我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经复议被维持的事实。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土地位于习水县良村镇××马石岩组，地名为“新田坡坡”。四至为：东抵大山公路，南抵猪场公路，西抵现赵福元猪场，北抵刘家坟前干子环过。1982年，答辩人为第三人赵吉华及案外人刘永成分别颁发了习府自山字第0832号、0801号自留山使用证，赵吉华取得小地名“新田坡坡”、刘永成取得小地名“青岗林埂埂”山林的使用权，赵吉华“新田坡坡”林地上界与刘永成“青岗林埂埂”林地下界相互接壤，但未注明两块林地接壤的具体位置。1986年3月15日，原告与刘永成签订《对左协议书》，约定将“青岗林埂埂”山林对左给原告。2008年，答辩人为赵吉华颁发了编号为B520600306239号的林权证，为原告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703374-1/1号林权证，两证均登记小地名“新田坡坡”，原告所持有的证中登记的“新田坡坡”即为与刘永成对左之“青岗林更更”。上述两证也未注明双方林地接壤的具体位置，但双方一直未发生争议。2015年4月，原告之子赵福元在争议林地边界处修建通往其猪场的公路时，第三人认为该公路占用其部分林地，而原告认为其修建的猪场公路未占用第三人林地，双方因此产生争议，良村镇人民政府依第三人申请，依法启动行政裁决程序，将争议山林处理归第三人管理使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二、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依法予以受理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告知了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制作了加盖公章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赵吉康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良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3、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一）、（二）、（三），4、送达回证，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系依当事人申请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并且履行了受理、送达程序，程序合法。第三人赵吉华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答辩人主张山林边界以“坟前干子”为界与事实不符，其持有的《对左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性。被答辩人称该《对左协议书》是被答辩人与案外人刘永成因互换山林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但由于案外人所持有的该互换山林的林权证书登记的四至界址为“上抵吴云中界，下抵赵吉华界……”，并不能以此证明其与赵吉华的山林界址为“刘家坟前干子”，若案外人刘永成在互换的过程中需要将与申请人相邻的界址明确为“坟前干子”，需得到相邻权人的确认，但该协议书并没有得到答辩人的认可签字，对答辩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在没有得到相邻权人签字认可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以及案外人无权将与答辩人相邻的界址确认为“刘家坟前干子”，因此，该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性。二、被答辩人所述其儿子在修建公路时答辩人没有阻止与事实不符。在被答辩人之子赵福元修建公路的过程中，因其修路是沿着干子（即界址）修建，答辩人当然不予干涉，但是其后被答辩人之子将泥土等倾倒于答辩人林地时（即公路中段），双方即发生争议，被答辩人才称双方临界界址为坟前干子，而不是公路边缘干子。被答辩人主张以“坟前干子”为界，将导致被答辩人的林地大于答辩人的林地，与《自留山证》所记载的事实不同，答辩人持有的1982年的习府自山字第0832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明地名为“新田坡坡”，林地面积为3亩，案外人刘永成持有的1982年的习府自山字第0801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明地名为“青杠林埂埂”，林地面积为2亩，虽然1982年自留山证上载明的面积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但至少能反映出两片林地面积的大小比例。由于被答辩人的该块林地是与案外人调换所得，其面积理应比答辩人林地面积小，若被答辩人主张以“坟前干子”为界属实的话，则被答辩人的林地面积就会大于答辩人的林地面积，故被答辩人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一、二审法院认定以公路边缘干子为界客观真实。三、被答辩人在一审过程中申请的证人王某1因与被答辩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明显不具有客观性，在一审出庭做假证曾被一审法官训斥，且另一证人王明付与王某1系叔侄关系，其证言自然得不到一、二审法院的采信。四、修建大山公路时并无被答辩人一家签字，足以证明并未占用被答辩人林地。被答辩人主张以“坟前干子”为界属实的话，大山公路的修建必定会经过被答辩人的林地，必然会征得被答辩人的同意才能修建，但是答辩人所举的大山公路2013年修建以及2015年扩宽时的占地协议，均只有答辩人家人的签字，而并不存在被答辩人一家的签字，同时答辩人所举的通话录音等证据均证明，大山公路的修建因与被答辩人无关，因此从未与其商量等事实。被答辩人所说不属实。综上，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处理决定书以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赵吉华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山林证，证明争议地与原告林地的边界是齐猪场公路；2、自留山证，证明赵吉华“新田坡坡”的面积是3亩，原告的林地“青杠林埂埂”面积是2亩；3、大山村民组修公路的协议，证明修向前组到大山组的公路时，占用的是赵吉华“新田坡坡”的林地；4、通话记录及光盘3张，证明：（1）王某1负责协商占地事宜，但未与赵吉康协商过，原告不是被占地的农户，修建公路占用的是第三人家的林地；（2）原告诉称王明富带领村民到现场指界不属实；5、调解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赵吉华经良村镇人民政府主持调解后，因原告反悔，良村镇人民政府才作出了处理决定。经庭审质证，对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16号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对其余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第三人赵吉华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赵吉康、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第三人赵吉华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原告赵吉康提交的证据，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赵吉华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体现界址的具体化；2号证据是原告与案外人达成的协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3号证据没有原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调查笔录应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裁决前提交核查，该证据不应视为书证，且证人未到庭作证；对4号证据现场照片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反映现在的状况，不能反映现场的界址；对5号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具体位置。对第三人赵吉华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3号证据公路协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是砍伐树木的协议，而不是修建公路签订的；对4号证据中王某1、付宇雄的录音不认可，政府没有与原告交谈过，原告并不知情。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习水县人民政府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赵吉康、第三人赵吉华、案外人刘永成均为习水县良村镇××马石岩组村民。1982年，习水县人民政府为赵吉华、刘永成分别颁发了习府自山字第0832号、0801号自留山使用证，赵吉华取得小地名“新田坡坡”，面积3亩，四至界址为“上刘永成界、下赵吉福界、左属土边、右刘永成界”林地的使用权。刘永成取得小地名“青岗林更更”，面积2亩，四至界址为“上吴中云界、下赵吉华界、左沟沟、右当埂大路”林地的使用权。赵吉华“新田坡坡”林地上界与刘永成“青岗林更更”林地下界相互接壤，但未注明两块林地接壤的具体位置。1986年3月15日，赵吉康与刘永成签订《对左协议书》，约定刘永成将其“青岗林更更”山林对左给赵吉康，并在协议中载明了“青岗林更更”山林四至，即东面其路，南面其吴忠荣、又其坟，西底沟，北面其刘永成亲伯伯刘耳元坟前小干子直过底沟。刘永成、赵吉康作为对左人，案外人刘康文、赵某1作为在场人，案外人刘绵远作为执笔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08年，习水县人民政府为赵吉华颁发编号为B520600306239号的林权证，该证登记“新田坡坡”林地，面积4.97亩，四至界限为：东抵与刘康乍山林共界、南抵赵吉康山林以干子为界、西抵何大万土、北抵赵吉福山林以干子为界。为赵吉康颁发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703374-1/1号林权证，该证登记“新田坡坡”林地，面积4.83亩，四至界限为：东抵路、南抵赵福祥山林界、西抵土、北抵赵吉华山林界。该证中登记的“新田坡坡”即为与刘永成对左之“青岗林更更”林地。上述两证也均未注明双方林地接壤的具体位置，但双方一直未发生争议。2015年4月，赵吉康之子赵福元在争议林地边界处修建通往其猪场的公路时，赵吉华认为赵福元修建猪场公路占用其部分林地，认为与赵吉康林地接壤的上界应以现赵福元修建的猪场公路下界边缘为界，争议林地属赵吉华所有，而赵吉康则认为其修建的猪场公路未占用赵吉华林地，并认为原告的林地下界应齐刘耳元坟前小干子，争议林地属原告所有，双方为此产生争议。第三人赵吉华于2016年6月24日向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良村镇人民政府于同年12月5日作出良府处［2016］10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赵吉康不服，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过程中，良村镇人民政府撤销了良府处［2016］10号行政处理决定，并于2017年12月5日重新作出良府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载明：争议山林“新田坡坡”以各半平分的原则，从实地勘查看，面向山林，以大山公路和猪场公路交汇处起至赵福元猪场方向121米处与大山公路和刘家祖坟前干子交汇处起沿刘家坟前干子至西14米处连线为界，左半部分山林归赵吉康管理使用，右半部分山林归赵吉华管理使用。原告不服，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习府行复［2017］40号行政复议处理，维持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赵吉华不服，于2018年3月1日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良府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习府行复［2017］40号行政复议处理书。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黔0321行初8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销良府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习府行复［2017］40号行政复议处理书。赵吉康不服，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黔03行终149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2018）黔0321行初86号行政判决。在本院作出的（2018）黔0321行初86号行政判决书中，审理查明除查明了本案上述查明内容外，还查明如下内容：争议林地左面（面向山林定位）有一条水泥路，为大山组通往民族组的公路，该公路从争议林地边缘经过。2013年修建该路时，赵吉华之子赵福国、赵福成作为途经农户在2013年11月19日的《公路协议》上签字。良村镇人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调查了证人刘永成、赵某2、王某2、赵某3、王某3、程某、赵某1、王某1、李某，其中赵某2证实2013年大山组修建民族至大山至土河的公路时是找的赵吉华商谈的相关事情，2014年赵福元修养猪场时是按界修建的，因弃土倒在赵吉华山林内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王某2证实2013年修建大山公路时因赵吉康不同意从他山林过而赵吉华同意，故没有占赵吉康山林；赵某3证实赵吉华山林是他家老业，1979年调换给赵吉华，刘永成家祖坟是埋在他家山林里的；王某3证实2013年修建大山公路时要经过赵吉华家林地，修公路时与涉及的农户签了字的；刘永成证实第三人的山林是与他调换的，山林的界址是以刘家祖坟前干子为界；赵某1证实赵吉康与刘永成调换山林时在场，刘永成的山林与赵吉华的山林的界址是以刘永成家老坟前面的干子为界；王某1证实修建大山公路时是从赵吉华山林经过，界址是刘家祖坟前干子还过。另赵吉华与赵吉康均称其在管理使用山林，对此，赵吉华家人指认了其在争议林地内砍伐树木的伐桩，并指认其林地内有一棵树干中段长有树包的松树；赵吉康家人认可赵吉华家人砍树的事实，但认为砍树是砍的赵吉康林地内的树木，对林地内是否长有形状特别的林木则称没有。经现场核实，林地内确有一棵树干中段长有树包的松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吉康与赵吉华“新田坡坡”林地的上、下界的接界位置的确定及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首先，从争议现场来看，赵吉康新修公路两端存在较为明显的“干子”痕迹，刘家坟前也有土干子，但赵吉康主张为分界线的其它地段并没有明显的“干子”，对比双方的主张，赵吉华主张的“干子”更符合一般情况下的山林边界特征。其次，争议林地上面（面向争议山林定位）为赵吉康林地，左边为大山组通往民族组的公路，该公路左边仍为赵吉华林地，下面及右边均为赵吉华林地，如赵吉康主张成立，则赵吉华林地将会分成两片，此与赵吉华林权证中登记的“新田坡坡”为一块林地的情况不相符。第三，原告所称的“自己家人过世只能安葬在自己的地盘”并不具有绝对性，虽然争议地范围内有刘家祖坟，但不足以证明争议地原为刘永成户自留地。综上，就争议地边界的确定，赵吉华一方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在此情况下，赵吉康与赵吉华“新田坡坡”林地的上、下界的接界位置以“赵吉康之子赵福元新修建的猪场公路边缘干子”为界更具客观真实性。为此，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良府处[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吉康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吉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秦远秀人民陪审员  陈婷婷人民陪审员  毛成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罗丽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