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20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路22号。法定代表人：迟恩波，系该公司董事长。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伏良，系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超，系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宣威市倘塘镇发赛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秦向阳，系该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均，系六盘水市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城关镇金中路平远明珠商住楼1单元5层3、4号。法定代表人：吴逢勤，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化乐镇五星村12组。负责人：庹汉华。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远龙，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祥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浙能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以下简称“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志祥公司对华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华隆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行为结果不应由华隆公司承担。1、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行为系代表新浙能公司，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托管关系，并非委托代理关系。虽然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系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但实质上人事、资金、业务方面是相互独立的，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对外的经营活动应由新浙能公司和其水城分公司共同承担，且在托管期间新浙能公司独立经营，华隆公司负责监管。另外，案涉款项系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收取，并未支付给新浙能公司和华隆公司。2、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托管关系，而不是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存在托管关系，若将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为托管的负责主体，其对外的经营活动应当以新浙能公司或华隆公司的名义，而不是以其自己的名义。3、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基建托管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新浙能公司托管华隆公司煤矿期间均以自身名义对外经营并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新浙能公司承担，而非华隆公司。且煤炭购销合同中已明确同中已明确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新浙能公司承担，而非华隆公司。且煤炭购销合同祥公司明知新浙能公司在托管华隆公司煤矿期间产生的债务由新浙能公司承担，其作为煤炭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已经接受该约束。二、华隆公司不是煤炭购销合同的合同主体，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1、依据托管框架协议6.1“托管履约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工伤、职业病、地质灾害、涉税、诉讼事项等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在合同履行期间志祥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签订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应由新浙能公司解决。华隆公司未经手订立煤炭购销合同、业务经办、款项收付等业务，故相应的返还购煤款义务和违约责任与华隆公司无关。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隆公司不应承担合同的权利与义务。三、华隆公司未收到购煤款，依法不应承担返还购煤款和出具合法发票的责任。志祥公司所支付的购煤款系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收取，该款项并未进入华隆公司的账户。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解除托管协议，并不能完全阻却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若不能继续供应合同项下的煤，就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能完全认为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解除托管协议后导致不能履行。华隆公司作为国企，出具合法发票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从本案事实来看，华隆公司没有进账，缺乏出具发票的前提和基础。被上诉人志祥公司辩称，一、华隆公司主张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该分公司的行为结果不应由华隆公司承担的主张不成立。1、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新浙能公司受托按约定处理委托事务的法律后果应由华隆公司承担。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基建托管协议》，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存在托管合同关系。2、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系新浙能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其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由其总公司承担，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根据新浙能公司的授权履行托管事务的职责。二、华隆公司认为其不是《煤炭购销合同》的主体，更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能成立。1、委托合同系内部关系，仅及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因未达成生产托管协议而于2018年9月终止托管合作更与第三人无关。2、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按约定处理委托事务，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也可以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志祥公司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处理托管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煤炭购销合同》的当事人系华隆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隆公司对《煤炭购销合同》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三、华隆公司认为其未收到购煤款，不应承担返还购煤款和出具发票的责任，不能成立。1、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未转交给委托人不能成为委托人免责的理由。2、新浙能公司已收到志祥公司购煤款710015元和代付运费99402.1元，作为委托人的华隆公司有依法提供发票的义务。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辩称，一、根据《煤炭购销合同》第十条达成的仲裁条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的合法性。二、华隆公司将化乐煤矿概括委托给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志祥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时，已经向志祥公司披露新浙能公司与华隆公司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认定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系委托与受托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予以维持。三、虽然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未上诉，但一审判决两公司返回购煤款违反法律规定，请二审予以纠正。1、在认定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为委托关系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煤炭购销合同》约束华隆公司和志祥公司，新浙能公司和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不受该合同的约束。2、购煤款不管是支付给新浙能公司还是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或是华隆公司，均是受托方与委托方的内部关系，一审法院基于此判决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承担返还购煤款的责任违反前述法律规定。3、即使新浙能公司承担返还购煤款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新浙能公司承担，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第二项不明确，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五、一审判决第三项请求二审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新浙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志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隆公司向原告交付存贮于该公司化乐煤矿原煤场库存价值1690582.9元的工程煤6762.33吨，或者返还现金1690582.9元；2、判令华隆公司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截止2019年3月29日为39221.52元，2019年3月30日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的资金占用费仍以实际占用数为基数按同期金融机构贷款法定基准年利率4.35%计付；3、判令华隆公司向原告提供其销售收入和代付运费合计809417.10元的合法发票；4、判令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新浙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0日，华隆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新浙能公司作为受托方（乙方）签订《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双方约定，从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进驻化乐煤矿，开展托管工作。乙方托管化乐煤矿后用乙方自己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承担财务主体责任和纳税主体责任。托管范围包括基建期间和生产期间，生产期间约定乙方对托管煤矿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聘用及薪酬，物资采购，煤炭销售，安全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生产设备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进行全权管理，在托管期间认真组织安全生产经营，完成协议既定目标，不得转包第三方。生产期间托管方式为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全权托管模式，托管期限暂定为五年，并约定费用提取及结算方式。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权利义务。2018年8月1日，志祥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达成煤炭购销事宜，双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对煤价、质量要求、交货方式和地点、验收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有效期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2019年1月4日经双方结算显示，志祥公司支付了2500000元购煤款，代付运费99402.1元，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已供710015元煤，剩余1690582.9元煤未供应。现原告以三被告应交付约定的工程煤或者返还煤款为由诉至法院。另查明，2018年12月华隆公司向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解除其与新浙能公司的托管合同，并将化乐煤矿的管理权移交给华隆公司。2018年12月7日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于收到本裁定之日起立即向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移交化乐煤矿管理权”。一审法院认为，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是华隆公司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新浙能公司约定，由受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的化乐煤矿的基建与生产经营活动，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对华隆公司辩称，该协议中约定“本协议只作为乙方进场和双方合作的原则约定，具体的基建托管协议和生产经营托管协议由双方另行协商订立”，但双方在协议中已明确生产经营期间，新浙能公司对托管煤矿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聘用及薪酬，物资采购，煤炭销售，安全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生产设备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进行全权管理，托管期限暂定为五年，在未有其他协议改变该协议时，双方应当先履行该协议中明确约定的义务。故能认定华隆公司将化乐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了新浙能公司进行处置。本案中，新浙能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系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分公司是由总公司依法设立的，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受总公司管辖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完全由总公司决定，故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亦系新浙能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具体表现。不存在华隆公司所辩称的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无权代理新浙能公司的问题。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作出的行为系新浙能公司接受华隆公司委托后作出的行为。本案中，《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明确约定，新浙能公司托管化乐煤矿后用自己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故其虽然以自己的名义与志祥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但实质仍是接受委托后履行受托事项与志祥公司签订的合同。故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华隆公司作为委托人应承担交付约定工程煤或返还购煤款的责任，不存在华隆公司辩称的其不是购销合同相对人的问题。虽《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华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约定有新浙能公司承担财务主体责任和纳税主体责任，但该协议的相对方系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系双方内部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故对华隆公司辩称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其不承担责任，不予采信。对华隆公司称购销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的辩称，华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并未举证证明，不予采信。综上，对志祥公司请求华隆公司交付存贮于该公司化乐煤矿原煤场库价值1690582.9元的工程煤6762.33吨或者返还志祥公司购煤款1690582.9元的诉请，因双方合同约定履行期限届满，其权利义务终止，请求交付存贮工程煤已不客观。华隆公司基于委托事项，差欠志祥公司购煤款1690582.9元的事实有受托人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出具的《原煤销售结算清单》在案为凭，举证期限内，三被告未举证证实该笔款不属实或已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予以支持。华隆与新浙能公司之间虽为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但从志祥公司提供的的与被委托的关系，但从志祥公司提供的公司祥公司是向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支付的购煤款，庭审中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未举证该款项已支付给华隆公司，且分公司承担责任的主体为总公司，故对于原告请求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志祥公司请求被告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因双方无约定且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志祥公司诉请华隆公司向其提供其销售收入和代付运费合计809417.10元的合法发票，因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与志祥公司的结算印证了已销售给志祥公司710015元工程煤和其代付99402.1元运费的事实，被告理应承担提供相应合法发票的责任，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返还购煤款1690582.9元。二、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其购买710015元工程煤和代付99402.1元运费的合法发票。三、驳回原告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6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018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184元，由原告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负担344元，被告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负担14840元。二审中，上诉人华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燃煤结算清单复印件三份，拟证明新浙能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生产的原煤经半年的挥发、日晒雨淋后仍达到300元至400元每吨，新浙能公司与志祥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的单价远低于该价格，且在煤炭购销合同上无煤炭买卖应当具备的基础的煤炭质量条款，因此，新浙能公司与志祥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华隆公司权利，也是对国有资产的侵害。被上诉人志祥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亦达不到华隆公司的证明目的，不存在志祥公司与新浙能公司恶意串通。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质证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一是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是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后提交，二是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9年5、6月及3月，该证据系一审时形成，不是二审才形成的新证据，三是该证据无六枝华润电力有限公司的盖章，亦无华隆公司的盖章，四是根据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提交的煤层图可以证实，根据煤层的不同，质量和价格也相应不同，五是志祥公司向华隆公司及新浙能公司购买的煤炭均有华隆公司化乐煤矿的盖章认可该价格，六是华隆公司陈述系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双方并未恶意串通，七是华隆公司陈述将化乐煤矿承包给新浙能公司与事实不符，其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并非承包关系。另外，该证据达不到华隆公司的证明目的，原煤的单价每一时点不同，即使是同一批原煤，价格发生变更也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被上诉人志祥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放行单和准运证40份，拟证明案涉煤炭是工程煤，购销和运输合法，销售单位即本案煤炭购销合同的卖方主体为华隆公司，华隆公司对案涉工程煤销售是知晓并参与的。上诉人华隆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且不符合新证据的法律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请人民法院依法核实，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说明华隆公司就是购销合同的主体，案涉购煤款支付的对象并非华隆公司，华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购煤款的责任应从《贵州华隆煤业有限公司化乐煤矿托管框架协议》的实质内容来确认，而非通过准运证来确认，华隆公司未参与销售，准运证上的开票人均为新浙能公司的工作人员，实际销售的吨位数也没有进行核加。被上诉人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质证对三性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华隆公司要为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的销售行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新浙能公司、新浙能公司水城分公司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华隆公司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不予认定。被上诉人志祥公司提交的放行单和准运证与结算单等能相互印证，予以认定。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华隆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志祥公司主张华隆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该公司与新浙能公司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认为华隆公司应对其代理人新浙能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经查，华隆公司与新浙能公司签订的托管框架协议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新浙能公司在托管期间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承担财务主体责任和纳税主体的责任。基建期间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井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进行托管，生产期间对煤矿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全权托管，并且托管前的债权债务由华隆公司负责，托管期间的债权债务由新浙能公司负责。因此，托管期间新浙能公司自行组织生产、经营，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债务，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特点。因华隆公司并非案涉《煤炭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故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改判。对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的部分，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返还购煤款1690582.9元；三、被上诉人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其购买710015元工程煤和代付99402.1元运费的合法发票；四、驳回被上诉人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84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15元，共计35199元，由被上诉人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贵州新浙能矿业有限公司水城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彩虹审判员  徐 芳审判员  周元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钰涵书记员杨清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