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91民初23544号原告河南海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外环路5号17层1706室。负责人乔科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一默，河南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外环路3号中华大厦。负责人刘祖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吕游，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楠，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河南海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9月，原被告达成保险代理合同关系，由原告代理被告的部分车险业务。具体的合作方式为：1、代理被告的保险产品（险种）、指导被保险人填写投保单、附表及批改申请书；2、代理收取保费（被告向原告提供POS机或由投保人通过被告提供的保单上的二维码支付保费，保费直接支付到被告账户）；3、对代理的保险业务出险后向被告报案；4、向业务人员垫付业务费用；5、被告根据不同险种向原告支付不同比例的佣金（按实收净保费减去退保费乘以佣金比例）。保险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后，原被告均按照实际约定进行合作，原告代理被告保险，垫付代理业务中产生的业务人员的佣金，由投保人通过被告提供的POS机或保单二维码向被告支付全额保费，被告按照承诺比例滞后支付佣金，双方合作融洽。原告出单并垫付业务费用，保费由客户直接支付给被告，被告按照承诺比例及时结清代理费。但自2018年12月份，被告逐渐不再及时按照承诺比例支付原告代理费。原告考虑到之前双方合作很愉快，就继续做业务，继续垫付业务费用。截止2018年12月中旬，被告共计拖欠原告代理费3611097元，由于这部分费用大部分系原告垫付给业务人员的佣金，最后导致原告没有能力继续垫付，致使业务无法继续开展，原告公司经营被迫处于停工状态。基于此原告多次找被告方有关领导及具体和原告接洽业务的被告工作人员刘永清沟通，被告方以种种理由推脱搪塞原告，并多次承诺分批次结清还款。2018年12月19日，在原告多次催要欠款的情况下，负责和原告接洽业务的原告工作人员刘永清亲笔手书《欠条》一张：“欠海诺保险代理手续费2018年10月—12月，共计：3611097元整（叁佰陆拾壹万壹仟玖拾柒元）。承诺于12月24日支付700000元整，12月31日前再支付1500000元整。剩余欠款将于1月6日前全部结清。期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账户转海诺保险代理公司公户对应期间的手续费视为结算欠款。2018年12月19日410727198607266570刘永清（指印）”（见核心证据《欠条》）。欠条打过之后，被告一如既往地承诺还款，也一如既往地不予还款。原告多次找被告领导和刘永清本人沟通还款，但被告仍然拒不支付，无奈之下，原告于2019年2月28日向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找到原告协商私下和解，承诺分期将欠款支付给原告，最迟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先行支付给原告50万元，原告收到首笔款项后撤回起诉。后被告又于2019年5月29日付款257308.51元，剩余2853788.49元款项未再支付，现原告经营停顿，员工放假，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再次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保险代理手续费2853788.49元；2、被告承担自承诺支付日（2018年12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后未支付期间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暂定99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2019年2月28日被告首次因此事的起诉费17979元。被告辩称：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关于《保险专业代理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作了虚假陈述。1、2018年9月17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保险专业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对被答辩人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佣金的支付都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详见合同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二条）。然而，被答辩人却无视合同约定，在起诉状中作虚假陈述，将“向业务人员垫付业务费用”描述成合同约定的合作方式。事实上，合同中根本不存在上述约定，且被答辩人是否向自己的业务人员垫付业务费用与答辩人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上的关系。另被答辩人诉状中称“2018年10月份，被告逐渐不再及时按照承诺比例支付原告代理费”，而真实情况是答辩人一直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向被答辩人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即佣金），一直支付至2018年12月17日。2、答辩人已经全面履行了《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中的义务，不存在拖欠被答辩人（即佣金）的事实，其诉请的保险代理手续费2853788.49元，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根据《保险专业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甲方以转账形式向乙方支付代理佣金（按实收净保费减去退保费乘以代理佣金比例计算，以人民币支付）。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的标准，应遵守保险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的规定”。该条以表格的方式明确约定了各险种的佣金标准。依据合同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的规定，答辩人截止2018年12月17日共向原告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即佣金）3494345.60元，不存在拖欠保险代理手续费（即佣金）的问题。原告主张的2853788.49元是依据其单方制作的表格确定的数额3611097.89元（即刘永清个人书写的欠条所认可3611097元）减去答辩人2019年4月支付的500040元及2019年5月支付的257308.51元得出的。对上述款项答辩人不予认可。首先，关于保险代理手续费（即佣金）《保险专业代理合同》有明确的比例约定和支付方式约定，且答辩人已经履行了全部支付义务，因其诉请无合同依据答辩人不予认可。其次，2019年4月19日答辩人支付给原告的500040元，系因为刘永清私自承诺给被答辩人超出合同的高额费用而又无法兑现，原告多次到答辩人处闹事，答辩人为平息事端，与刘永清核实后经其同意，将415300元的渠道维护费用代其支付给原告，同时刘永清向答辩人出具的《说明》中，明确表明，除415300元（渠道维护费用）部分由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刘永清个人承诺的其他款项与答辩人无关，由其个人负责。另，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重新签订了一份《车险投保咨询、产品推介委托协议书》，在刘永清出具的《说明》和双方签订的《车险投保咨询、产品推介委托协议书》的基础上，答辩人共向被答辩人支付500040元。3、2019年5月29日支付的257308.51元，是为了解决纠纷，平息事端，经双方协商，将原来在《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中约定不明确的“高危、老旧车型”投保业务，重新按照合同约定的佣金比例核算后支付的，而该类型的业务本来并不存在佣金。第四，《保险专业代理合同》对佣金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中显示的商业车险的“保险公司费率”却远远高于合同约定，且最高的居然为64%，属于被答辩人与刘永清擅自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形，没有任何合同约定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且根据《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在账外暗中直接或者间接给予保险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委托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刘永清个人作出的高额佣金承诺不能作为结算依据。3、刘永清向被答辩人出具的《欠条》，是其个人行为，没有答辩人的授权，答辩人不予认可。答辩人与刘永清签订有正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刘永清属销售岗位，根据答辩人《代理渠道销售人员基本管理办法》规定，刘永清在销售岗位的工作属于“渠道维护专员”，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岗位职责中并不存在销售人员代表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手续费（即佣金）进行变更或对外做出费用拖欠等授权。其出具《欠条》的个人承诺行为已经超出了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职权范围，该行为不仅与《保险专业代理合同》的约定相悖，更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不能排除刘永清与原告相互勾结的情形。4、被答辩人2019年2月28日因起诉产生的案件受理费17979元应由其自行负担。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其2019年2月28日因起诉产生的案件受理费17979元无法律依据。该案起诉后，被答辩人自愿向法院提出撤诉，是其行使诉权的结果，法院裁判文书也明确由其自行负担，故而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上述案件受理费。综上所述，答辩人已经按照《保险专业代理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了自身义务，刘永清的个人承诺行为对答辩人不产生任何法律责任，且刘永清对被答辩人出具的《欠条》与刘永清对答辩人出具的《证明》自相矛盾，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答辩人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1、原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签订《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在被告授权范围内代理被告的保险业务，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佣金。原告经被告授权代理的保险业务种类如下：（1）交强险、（2）商业车险、（3）企业财产保险、（4）货物运输保险、（5）责任保险、（6）家庭及个人财产保险、（7）工程保险、（8）意外险、（9）其他。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各险种佣金标准是（按险种列明佣金）：交强险最高佣金比例4%，商业车险最高佣金比例27%，企业财产保险最高佣金比例60%，货物运输保险最高佣金比例60%，责任保险最高佣金比例60%，家庭及个人财产保险最高佣金比例60%，工程保险最高佣金比例60%，意外险最高佣金比例60%，其他最高佣金比例60%。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就佣金支付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第八条第一款约定：原告应严格遵守保监会的规定并依据被告制定的各项保险代理规定、承保规定和程序办理；第十二条第一款约定甲方以转账形式向乙方支付代理佣金（按实收净保费减去退保费乘以代理佣金比例计算，以人民币付）。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的标准，应遵守保险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的规定。2、代理合同签订后原告在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12月9日期间，共签订保单3276份，被告按合同约定的佣金比例向原告支付了3494345.6元的佣金。另查明：1、被告与刘永清2018年7月3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自该日起刘永清在被告处从事销售岗位工作。2018年12月20日刘永清向被告提出辞职，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出具书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证明刘永清在被告处客户渠道管理部从事销售岗位工作，自该日起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刘永清2018年12月19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欠海诺保险代理手续费2018年10月-12月，共计3611097元整（叁佰陆拾壹万壹仟玖拾柒元），承诺于12月24日支付700000元整，12月31日前再支付1500000元整，剩余欠款将于1月6日前全部结清，期间中华联合保险公户转海诺保代公户对应期间的手续费视为结算欠款。同日，刘永清出具证明一份：“自9月10日至11月30日，中华联合新乡公司欠海诺代理41.53万元整，多出部分均由刘永清承担与中华保险无关。”3、2019年4月，被告与原告签订《车险投保咨询、产品推介委托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下属支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新乡中心支公司）提供品牌宣传、车险投保咨询、保险产品推介、保险条款解释说明等客户咨询服务，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该合同向原告支付500040元报销咨询费。4、2019年5月，被告向原告支付257308.51元，庭审时被告自称是因双方签订的《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中约定不明确，原本按零佣金处理的“老旧、高危车辆”商业车险业务依据合同约定的费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该款项。5、扣除被告按合同约定比例向原告支付的3494345.6元佣金及上述两笔费用（500040元和257308.51元）后，原告称未结佣金为2853788.49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保险专业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了各种类型保险的佣金比例，该比例系双方自愿约定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称案外人刘永清系被告方的经办人，在原被告签订合同后一直负责与原告对接业务，其先后多次向原告确认及变更的佣金费率均远超合同约定，并以超出部分佣金费率向原告出具3611097元的欠条，原告认为案外人刘永清系代表被告而进行的经营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中并未约定案外人刘永清为被告的代理人，被告也未向原告出具授权案外人刘永清与原告接洽佣金费率更改的书面文件，庭审时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与案外人刘永清关于佣金费率的聊天记录及欠条均不认可，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案外人刘永清可以超出合同约定变更佣金费率。案外人刘永清于2018年12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3611097元的欠条无被告的授权及追认，仅能认定是案外人刘永清个人行为，无法认定为被告向原告承诺的欠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河南海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66元减半收取15283元，由原告河南海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张花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梁 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