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刑初135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丁伟，男，197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地阜阳市颍州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4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高洪武，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19）15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丁伟犯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余美萍及屈宇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丁伟及其辩护人高洪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4月28日，被告人丁伟伙同蔡某1保（已判刑）、“郑某”等人通过事先预谋，虚构有能力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通过电脑软件篡改账户余额后截图出示给他人的方式骗取介绍人徐某的信任，以蔡某1保控制的淮南市明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某公司）贴现汇票的名义获取杭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2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蔡某1保等人收到汇票后再背书给上海普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兰公司）进行贴现，获得贴现款1908.96万元，款项全部汇入明某公司账户。后经被害单位多次催讨，蔡某1保仅支付给永利公司608.9万元贴现款，实际骗得1300.06万元，部分款项已被蔡某1保用于还债及个人消费。事后蔡某1保将事先承诺的给予“郑某”、丁伟10%的好处费200万元转到丁伟提供的“任某”的银行卡里，丁伟实际分得赃款41.9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于同年5月4日冻结蔡某1保实际控制的刘某3银行账户内赃款450.51万元，已于同年6月18日发还给永利公司。综上，丁伟伙同他人骗取钱款1300.06万元，造成永利公司实际损失849.55万元。 2013年3月8日，被告人丁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以其父亲丁某1的名字办理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6×××30），并进行恶意透支。该行多次进行电话催讨，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4月10日以邮寄催收函的方式对其进行书面催收。但丁伟仍以种种理由逃避催收。截止案发时，透支本金182748.01元。 2013年3月14日，被告人丁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办理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6×××86），并进行恶意透支。该行多次进行电话催讨，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4月10日以邮寄催收函的方式对其进行书面催讨，但丁伟仍以种种理由逃避催收。截至案发时，透支本金94001.01元未归还。 2013年4月5日，被告人丁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以其岳母崔某的名字办理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6×××61），并进行恶意透支。该行多次进行电话催讨，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2日以邮寄催收函的方式对其进行书面催讨，但丁伟仍以种种理由逃避催收。截至案发时，透支本金78326.88元。 综上，被告人丁伟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355075.9元。 被告人丁伟于2019年4月21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福利浴池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为证实上列指控，当庭宣读或出示了银行交易明细、借条等书证，被害人徐某、李某1的陈述，证人刘某1、姚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丁伟及同案犯蔡某1保的供述等证据材料。据此，认为丁伟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丁伟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数额巨大，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丁伟对指控诈骗的罪名及事实辩称：1.其对蔡某1保等人实施诈骗的行为并不明知也未参与；2.蔡某1保向其提供的任某账户转账200万元系归还欠其的砂石款和借款，任某和姚某1均系委托其办卡的客户，通过走账帮助他们制造交易流水；3.由于其多次逼蔡某1保父子还债，蔡恶意指证其参与诈骗。对指控信用卡诈骗的罪名及事实辩称：1.其在透支自己的信用卡后一直按期归还，被催收后也积极配合未逃避；2.其父亲和岳母自行办理信用卡，且该两张卡借给其朋友使用，不应由其承担责任。 其辩护人认为：1.起诉书指控丁伟伙同蔡某1保等人共同实施诈骗并分赃的事实证据不足，仅有蔡某1保的指证且该供述不可信；2.借条能够证实转给任某的200万元系蔡某1保归还丁伟的欠款；3.丁伟正常使用本人名下的信用卡，不符合恶意透支的情形，系民事纠纷；4.丁某1和崔某自行办理信用卡，后借予他人使用，不能认定丁伟恶意透支构成犯罪；5.银行对崔某信用卡的两次催收函间隔不到三十天，不属于有效催收。综上，请求对丁伟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8日，被告人丁伟伙同蔡某1保（已判刑）、“郑某”等人通过事先预谋，虚构有能力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通过电脑软件篡改账户余额后截图出示给他人的方式骗取介绍人徐某的信任，以蔡某1保控制的明某公司贴现汇票的名义获取永利公司2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蔡某1保等人收到汇票后再背书给普兰公司进行贴现，获得贴现款1908.96万元，款项全部汇入明某公司账户。后经被害单位多次催讨，蔡某1保仅支付给永利公司608.9万元贴现款，实际骗得1300.06万元，部分款项已被蔡某1保用于还债及个人消费。事后蔡某1保将事先承诺的给予“郑某”、丁伟10%的好处费200万元转到丁伟提供的任某的银行卡里，丁伟实际分得赃款41.9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冻结赃款450.51万元并发还给永利公司。综上，丁伟伙同他人骗取钱款1300.06万元，造成永利公司实际损失849.5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因被害人报案案发。 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其是杭州欣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票据贴现业务，借用苏州伟巨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巨公司）的银行账户走账。2015年4月28日，李某2找到其，问其能否帮忙贴现面额20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在此之前，其的一个客户“余保银”问其近段时间有无票据需要贴现，还发了一张明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余额的截图给其，该截图显示账户内存款余额2600余万元。其在接到李某2的电话后，就与“余保银”联系，他给其的贴现利率是4.34%，其当时和李某2商量的贴现利率是4.36%，从中其可赚取0.02%利差。上午9时30分许，永利公司将2000万元的“电票”背书给伟巨公司，其再背书给明某公司，按约明某公司应该在上午10时许将全部贴现款打到伟巨公司账户，但仅打款158.9万元。由于这单贴现其实系其与“余保银”做的业务，其电话联系“余保银”，他给了其明某公司老板“李某4”的电话，让其直接和“李某4”联系剩余贴现款，然后其打电话给“李某4”，他说公司财务上出了一点差错，下午就打款，但下午并未再打款，“李某4”后来又让其电话联系朱某1。其和永利公司的人就赶到了淮南，与朱某1取得联系，后明某公司于4月29日和30日又打款400万元和50万元到伟巨公司账户。其从朱某1处得知明某公司老板真实姓名叫蔡某1保，朱某1称明某公司已经贴现了该2000万元“电票”，除打款给伟巨公司外，有200万元已支付给中间介绍人，余款都已被蔡某1保挪作他用，明某公司账户上已无资金。“电票”贴现都是口头约定，无书面合同，而且直接在网上背书，不需要转交纸质汇票等内容。在案另有接受证据清单、网上银行截图照片、企业信用档案照片，证实明某公司网上银行显示其招商银行账户余额为2644万余元。 3.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其原先在一家投资公司上班，从事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离职后也会帮一些老客户联系贴现，赚取利息。2015年4月28日9时许，刘某1打电话给其，让其帮忙联系贴现2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其说现在贴现利率是4.5%，刘某1同意按这个利率贴现。其电话联系承兑汇票贴现中间商徐某，问他能否做一张2000万元的“电票”业务，徐某同意做并商定贴现利率为4.36%，其从中可赚取0.14%的利差。随后，徐某就将伟巨公司的账号、户名发给其，其转发给刘某1。到了中午11时许，刘某1说贴现款还未到账，其联系徐某，徐某一开始说12时左右能到，到了下午1时许，徐某告诉其他去派出所报案了，其也赶到派出所，徐某说他将该2000万元“电票”背书给明某公司，但明某公司的财务说网银坏了，要到下午二三时许才能打款。其问明某公司账户到底有没有钱，徐某就给其看了一张对方发过来的照片，照片显示账户余额2600余万元。当天下午，明某公司仅打款158.9万元，其和徐某开始觉得情况不对，刘某1也向公司领导作了汇报，后来徐某就和刘某1的公司领导等人一起赶赴淮南催讨贴现款。 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4月28日，永利公司想贴现两张金额合计2000万元北京银行富阳支行开具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因银行没有贴现额度了，其就找到了专门做票据贴现业务的中间商，并与李某2商定贴现利率为4.5%，即贴现该2000万元汇票需支付利息90万元，永利公司只能拿到1910万元贴现款。商定后，李某2给了其对方公司的相关资料，资料显示对方公司是伟巨公司，其通过网上银行将两张金额合计2000万元的“电票”背书给伟巨公司，对方公司显示接收成功。其和李某2约定对方公司应该在4月28日中午12时许将1910万元贴现款汇入永利公司账户，但一直到了下午3时许才收到158.9万元。其电话联系李某2，李某2说出了点事情，她在滨江区西兴派出所，其也赶到了派出所，得知该两张“电票”被伟巨公司背书给明某公司，明某公司已拿去贴现。伟巨公司的徐某一直在与明某公司的人电话联系，其也向永利公司的财务总监陈某1作了汇报，后陈某1与徐某等人赶赴淮南市催要贴现款。 5.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4月27日，永利公司收到两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每张金额1000万元，到期日是2016年4月27日。永利公司收到汇票后本想联系银行贴现，但银行方面表示没有额度了，公司财务人员刘某1就联系能贴现的自然人或单位，4月28日刘某1经中间人联系，找到了徐某，徐某自称是伟巨公司的实际持有人。永利公司就将该两张汇票背书给伟巨公司，伟巨公司又将汇票背书给明某公司，4月28日18时许，其接到刘某1的电话，称该两张汇票出大事了，其就赶到了杭州市滨江区与刘某1见面，当时刘某1和李某2的老公肖某彩、徐某在一起。刘某1说这两张汇票已经背书给明某公司，已被明某公司贴现，但仅支付了158.9万元，刘某1还说她已经到滨江区的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答复说需要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其就让刘某1先回富阳报案，其和肖某彩、徐某等人赶赴安徽省淮南市，在路上徐某一直与明某公司的人电话沟通。4月29日上午8时许，其和徐某等人赶到了明某公司所在地，其发现公司很小，办公地点是租赁的，一个姓朱的和一个姓蔡的人到公司接待其，姓朱的男子说他是受公司老总委托来处理这件事情，这2000万元汇票已经被他们的公司用掉了，公司账户上现在没有钱。4月29日下午，有400万元汇入伟巨公司账户，4月30日又有50万元汇入伟巨公司账户。之后，其再要求付款，姓朱的男子说他也联系不上老板，也不告诉其老板的联系号码。另外，其在明某公司办公地点时看到有其他人到公司来，他们敲打公司老板的桌子，感觉是前来讨债。 6.证人朱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证明其于2014年3月被蔡某1保（经照片辨认确定）聘为立强公司法律顾问。立强公司主要经营商品混凝土，但经营状况不好，外面总共欠了5000万元以上，有很多债权人找蔡某1保讨债，部分债权人已经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蔡某1保还借了不少高利贷，目前立强公司已基本停产。2015年4月28日中午，祁某打电话给其说：“蔡某1保搞到票了，你过来帮他跑跑腿”。其赶了过去，在一家宾馆里见到了蔡某1保、祁某及另两名小伙子。在房间里，蔡某1保明确表示汇票贴现后已经给了中间人200万元，他自己实际拿到1700余万元，已经给了张欣250万元，让他支付一部分工资和欠款。蔡某1保让其明天帮忙应付被害单位的人，让对方同意缓一缓付钱。次日上午，其来到明某公司，一个自称“陈某2”的人带了几个人过来，他说一定要归还贴现款，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其提出分期付款，但“陈某2”不同意，其打电话给蔡某1保，但他的手机关机，无法联系上蔡。后来祁某两次打电话给其，说又打款400万元给对方了。因为无法谈拢，“陈某2”提出让其和他们一起来富阳。 7.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4月初，一位自称姓丁的男子打普兰公司的客服电话，他自称是明某公司的，说有4000万元的电子承兑汇票需要贴现，想到普兰公司考察。客服人员记录了这个信息后向公司领导反映，其当天主动电话联系该丁姓男子，得知他真实姓名叫丁某2。同年4月27日晚上，一名李姓男子打电话给其，说他是明某公司的，公司的丁总之前与其联系过，公司现在有5000万元“电票”要贴现，其就将贴现利率报给他。4月28日10时许，该李姓男子又电话联系其，以明某公司的名义背书给普兰公司两张1000万元的“电票”，还说这笔业务比较急，让其在当天12时之前打款，并将公司的名称和账号通过微信发送给其，其让公司财务审核后即打款给明某公司。 8.证人鲍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4月30日，其用刘某3的银行卡、身份证转账110万元到其妻子陈培培的账户，该笔款项系蔡保怀归还其的欠款。截至2014年5月6日蔡保怀共欠其300万元并借走宝马X5汽车不还。蔡保怀曾提出和其在淮南合伙买下公司，其要求蔡归还部分款项才与他合作，目的是稳住他并催讨。 9.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明其听说蔡某1保从杭州贴出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但贴现款未交给对方。蔡某1保欠其及其女儿共计110万元，出事后，蔡某1保向其归还50万元，转账至魏怀鹏账户。李某5（蔡某1保七弟）、李伟（蔡某1保大哥李某6的儿子）均为蔡某1保担保借款。 10.证人姚某1的证言，证明其等7人于2015年3月底或4月初的一天在刘某2带领下到阜阳艺龙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徽商银行信用卡，该公司称办卡后将卡做3个月流水账后再给其等人。其尚未取得信用卡，不认识蔡某1保、丁某2、任某等人，也未用银行卡向他人转账200万元。 11.证人秦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3、4月，刘某2、姚某1需要办理信用卡，其向他们介绍丁伟。之后共有7人到丁伟在合肥的公司，并在中国银行、徽商银行等银行办理信用卡，因丁伟称必须要有银行流水账，故信用卡交给该公司员工“小猛”尚未及取回。秦某辨认出丁伟。 12.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其于2015年4月初与姚某1、妻子刘某4、李某7等人到合肥徽商银行、工商银行开户办理信用卡，后将存折全部交给章春杰（又名秦某）走账。 13.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明其认识蔡某1保，2009年至2013年底，其向蔡某1保的哥哥李某3的混凝土厂提供砂石，总业务量900万元左右，蔡某1保还欠其约180万元。其与丁伟系邻居，2010年左右其与丁伟各自购买一辆自卸车，共同出资部分钱款约七八十万元，合伙两三个月，业务量七八十万元，因发生矛盾拆伙。丁伟向蔡某1保送过砂石。丁伟还欠其钱款未还。 14.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明其与丁伟于2016年底2017年初再婚，其不认识蔡某1保但曾听过。丁伟向蔡某1保提供过砂石。他们之间的欠条其已提供。丁伟经常向其拿钱称要投资，还向其父母借款100余万元。 15.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明某公司、普兰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转账业务凭证，证实2015年4月28日明某公司账户余额20元，同日普兰公司打款1908.96万元到明某公司账户，后从明某公司账户转账608.9万元到伟巨公司账户、转账200万元到任某账户。同日，任某账户分4次转给姚某1共200万元，后姚某1于同日分8次转账共计40万元给丁伟尾号9474的农业银行账户；4月29日，姚某1转账给丁伟尾号0185的光大银行账户1.1万元、丁伟尾号4001的中信银行账户8000元。 16.借条复印件11份，证实蔡某1保向丁伟出具借条，载明其于2011年2月至2014年元月向丁伟借款11次，总计199万元。借条显示借款均以现金交付，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 17.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公司备案（登记）申请书、营业执照，证实明某公司的基本信息。 18.刑事判决书，证实生效判决认定蔡某1保伙同丁伟等人经事先预谋，共同骗取永利公司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款1300.06万元，事后丁伟分得41.9万元好处费的事实。 19.同案犯蔡某1保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于2014年和“郑某”等人实施诈骗后尚有2000多万元债务未归还，债主又到处找其逼债，其就又和“郑某”等人预谋采用相同手段诈骗。其先从朋友苏多明手上接手了他本来想要转让的明某公司，租了门面，重新开立了公司账户。“郑某”等人来明某公司拍了照片，“郑某”还在电脑上装了软件，用于修改电脑上显示的公司账户余额，其记得将明某公司招商银行账户的可用余额更改为2600余万元，还拍了照片发给“郑某”等人。之后，其等着“郑某”与其联系。2015年4月28日，“郑某”打电话给其，称明某公司的银行账户收到了2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其就将汇票背书给普兰公司贴现，拿到贴现款1908.9万元，这笔钱全部汇入明某公司账户。其收到钱后，“郑某”和丁伟来找其，按约定转给“郑某”他们提供的任某账户200万元，“郑某”称该任某系丁伟的朋友，“郑某”事先让其出具给他手下丁伟（经照片辨认确定）200万元借条。“郑某”还对其说，杭州这边有人追过来了，让其找个律师和他们谈。“郑某”拿了钱之后就不管了，剩下的事情都需要其自己去处理。这样，其就找了公司的法律顾问朱某1，让他出面去与杭州过来的人商谈，主要目的是拖延时间。其从明某公司账户转账给永利公司608.9万元、转账给任某账户200万元，余款用于还债、开支等，刘某3账户内余款450万余元被公安机关冻结。其与丁伟于2011年左右通过周某1介绍认识，不常来往，其与周某1的业务量较大在500万至800万元左右，其的混凝土厂倒闭后欠周某1二三百万元的货款和借款，周某1称他与他的周姓舅舅合伙。丁伟即便向其混凝土厂提供过砂石等原材料量也不大，二人之间除1次二手车交易外没有钱款往来、无欠款。其与“郑某”见面三次，丁伟均在场，2015年3月左右，其与“郑某”在安徽淮南的厂房见面讨论如何骗电子承兑汇票事宜，丁伟在场。其向丁伟出具的200万元借条系为了掩盖手续费的事实，由“郑某”提议、按照他和丁伟要求的金额和日期填写。 20.被告人丁伟的供述在案，供认其认识蔡某1保。蔡某1保从2010年起开混凝土厂，其与周某1合作向蔡提供砂石直到2014年左右。蔡某1保迄今为止尚欠其数百万元的砂石款和借款。其于2010年起做些资金生意，帮人办信用卡走流水之类。任某的银行卡系其提供给蔡某1保用于收款。其未将借条归还给蔡某1保。客户任某和姚某1委托其办卡，其未将卡交予该二人。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2013年3月、4月，被告人丁伟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以其自己、父亲丁某1和岳母崔某的名义办理信用卡三张，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经发卡银行多次电话、邮寄催收函催讨，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截至案发时，丁伟恶意透支共计355075.9元。 被告人丁伟于2019年4月21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福利浴池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李某1（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工作人员）的证言、报案申请，证明2013年3月8日，丁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以其父亲丁某1的名字办理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6×××30，后不按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协议办理业务，进行恶意透支；该行多次电话催讨，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4月10日以邮寄催收函的方式书面催讨，截至2017年6月13日透支本金182748.01元未归还，本息合计235437.45元。2013年3月14日，丁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办理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6×××86，后不按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协议办理业务，进行恶意透支；该行多次电话催讨，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4月10日以邮寄催收函的方式书面催讨，截至2017年6月13日，透支本金94001.01元未归还，本息合计123834.82元。2013年4月5日，丁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以其岳母崔某的名字办理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6×××61，后不按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协议办理业务，进行恶意透支，该行多次电话催讨，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2日以邮寄催收函的方式书面催讨，截至2017年6月13日，透支本金78326.88元未归还，本息合计103626.48元。该行于2017年7月17日报案。 另有信用卡申办资料、催收记录、交易明细等，证实（1）丁伟尾号2086的信用卡2013年5月22日起仍有持续的消费、转账和还款流水，直至2016年2月29日才开始产生滞纳金和利息，此后仅有5月11日存款1000元、9月15日还款5000元、2017年2月22日还款1000元三笔少量还款。银行于2016年5月8日至2017年6月7日期间5次电话催收，除第一次丁伟妻子周某2接听承诺会还款以外，其余均无人接听或停机。后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4月10日向丁伟户籍地两次邮寄催收信函。（2）崔某尾号7361的信用卡从2013年5月21日起仍有持续的消费、转账和还款，直到2016年3月29日才开始产生滞纳金和利息，此后仅同年10月9日还款1000元、2017年2月22日存款1000元。银行于2016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6次电话催收，均为无人接听或关机。后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2日向崔某登记地址两次邮寄催收信函。（3）丁某1尾号5230的信用卡自2013年6月25日起仍有持续的消费、转账和还款，直到2016年1月29日才开始产生滞纳金和利息，此后仅同年5月3日转入3000元、10月9日还款1000元、2017年2月22日存款1000元。银行于2016年4月9日至2017年6月7日期间46次电话催收，电话催收登记的联络内容反映，2016年4月25日丁伟本人接听称会还款，丁某1接听电话表示会还款，也有多次无人接听或拒接。后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4月10日向丁某1登记地址两次邮寄催收信函。 2.刷卡小票、购车发票复印件、账户交易明细，证实2014年9月13日，丁某1名下尾号5230的信用卡在合肥市宝之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刷卡两笔消费，分别为39000元和405008元，购车人朱某2。丁伟名下尾号2086以及崔某名下尾号7361的信用卡在合肥市快的出租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刷卡记录。 3.证人丁某1的证言，证明其儿子丁伟曾带其到农行办理信用卡，信用卡由丁伟使用，其不清楚，父子俩不经常见面。其接到过银行的催款电话，丁伟也知道银行催收。 4.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其女婿丁伟带其到农业银行阜阳分行办理一张信用卡，办成后丁伟拿走使用并称由他还款。其曾收到农行催款信函并告诉丁伟。 5.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合肥市快的出租车管理服务公司的实际经营人。2016年年初，丁伟自称潘张锋，让其帮他从其公司按他指定的金额刷信用卡，把钱刷出后再转给他指定的账户，信用卡卡主有丁伟等几人，卡均由他带来。经其辨认信用卡交易明细，2016年1月29日丁伟尾号2086的信用卡在快的公司两次刷卡交易，第一笔19880元、第二笔透支17960元；同日崔某尾号7361的信用卡刷卡两笔，第一笔19870元、第二笔18280元。其再用中信银行的个人账户转给丁伟和庞某严账户，剩余3000元丁伟直接拿现金。 6.被告人丁伟的供述在案，供认2013年，其带着父亲丁某1、岳母崔某在安徽阜阳的农业银行先后办理三张信用卡，其自己名下的信用卡自己使用。2016年左右，其因资金困难无法还款，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向其催款并曾当面告知其准备报案。其名下的信用卡透支约10万元均系自己花用，丁某1和崔某名下的信用卡分别拖欠本金18万余元、7万余元。 7.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丁伟系被动归案。 8.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丁伟的身份信息。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丁伟及其辩护人以仅有蔡某1保的供述指证丁伟参与诈骗但其供述不可信，丁伟未伙同蔡某1保等人实施诈骗，有借条印证转至任某账户的200万元系蔡某1保归还丁伟的欠款等为由，所提指控丁伟诈骗证据不足，请求宣告无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首先，丁伟控制的银行账户收到贴现款中的200万元。任某账户实际于本案贴现款到账当日入账200万元，丁伟自认其提供任某和姚某1的银行账户给蔡某1保用于收款。徐某、朱某1和蔡某1保等人的证供可以证实确有中间人居间介绍该笔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并于当天收取好处费200万元，且蔡某1保对实际骗取的1300余万元中用于还债、取现等资金去向及账户余留款项合计1100万元左右的供述均有证据印证，可见余款即转给任某的200万元就是支付中间人的好处费。其次，丁伟辩解蔡某1保系归还欠款与在案证据相悖。丁伟所提其与周某1共同出资数百万元向蔡某1保供应砂石的辩解，与周某1和蔡某1保的证供不符，周、蔡某2的证供一致证实蔡某1保结欠周某1的货款与丁伟无关，蔡某1保否认赊欠丁伟款项。在案借条共有11张、金额不大且持续三年，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均注明系现金交付，其特征能够与蔡某1保供述中指证“郑某”和丁伟为了掩盖从贴现款中分赃的事实而指使其出具多张跨年度小额借条的情况相符，丁伟对于为何在蔡某1保还款后未将借条归还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再次，蔡某1保归案后对伙同“郑某”、丁伟实施诈骗的供述稳定，其供认的犯罪事实能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丁伟辩称蔡某1保系因为其多次逼债而将其诬陷为共犯，没有事实依据。因此，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丁伟与蔡某1保、“郑某”共同预谋实施诈骗并从中分赃，成立蔡某1保诈骗的共犯。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丁伟及其辩护人以丁伟的信用卡正常透支还款，欠款系民事纠纷，以及丁某1、崔某的信用卡并非丁伟使用不应由其承担责任，对崔某的两次催收函未间隔30天不属于有效催收等为由，认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首先，丁某1、崔某的证言一致证实丁伟带领其二人办理信用卡后拿走使用，均未反映出丁伟还借予他人；结合谢某的证言和信用卡交易流水可以证实，丁伟使用自己和崔某的信用卡在谢某处刷卡套现；电话催收记录显示丁伟接听电话表示会归还丁某1的信用卡欠款；并且，丁某1和崔某的信用卡发生逾期的时间段以及逾期后少量还款的情况相似，尤其是三张信用卡于2017年2月22日均有1000元的还款；丁伟所提将丁某1和崔某的信用卡借给他人使用，并无证据佐证且与在案证据不符，可以认定三张信用卡均由丁伟实际控制使用。其次，银行交易流水显示三张信用卡先后于2016年1至3月产生逾期滞纳金并经发卡行多次催讨在逾期一年半后仍未归还；丁伟自认2016年因资金困难、大量欠债而无能力归还，其还拒不承认透支使用丁某1和崔某的信用卡以逃避还款；电话催收记录亦显示丁伟等人或拒接电话或拖延搪塞，足以认定丁伟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或不想归还。再次，尽管发卡行对崔某的两次邮寄催收函间隔仅15天，但电话催收记录显示发卡行先后6次向崔某电话催收，期间又2次邮寄催收函，间隔已超30天；尽管崔某的手机无人接听或关机，但实际使用人丁伟对欠款被银行催收应当知悉，故符合有效催收的条件。因此，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丁伟恶意透支其、丁某1和崔某的信用卡，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相关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丁伟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丁伟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均成立，但对丁伟信用卡诈骗数额巨大的指控有误，予以纠正。丁伟一人犯两罪，应予并罚。鉴于丁伟在诈骗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次要、辅助，获利不大，系从犯，对其犯诈骗罪依法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丁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2029年4月2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沈 励 人民陪审员  魏卫理 人民陪审员  王笑峻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甘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