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男，壮族，1993年11月3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应梅，女，壮族，2001年10月25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丘北县。上述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莹，云南迈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锦屏镇普者黑大街308号。法定代表人：姚建华，系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兴，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张海、杨应梅因与被上诉人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1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组织上诉人张海、杨应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莹，被上诉人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兴到庭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海、杨应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项，依法改判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对本案中因张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75%的民事赔偿责任，共计440091.65元（其中医疗费2117.77元，误工费425.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丧葬费38798.50元，死亡赔偿金546040元，合计587481.47元，586788.87元×75%=440091.65元）：2.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三项，依法改判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赔偿张海、杨应梅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二审中张海、杨应梅增加上诉请求：判决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赔偿张虎遗体冷藏费用106428元。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已认定张海、杨应梅在浙江嘉兴务工满一年，而原审判决“张海、杨应梅虽在城镇务工多年，但张虎以及张海、杨应梅的户籍登记地均为农村，故对于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根据相关规定按照云南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的观点属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一）原审判决认可了张海、杨应梅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务工多年的事实，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经常居住地标准计算。本案中，张海、杨应梅及受害人的户口虽然为云南农村，但不能简单的根据其户籍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确定。在经常居住地与住所（户籍所在地）不一致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的规定，以经常居住地来确定适用的赔偿标准。在一审阶段，张海、杨应梅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两人已连续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务工超过一年，从事服装加工，收入来源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收入相对稳定且已经融入当地生活。受害人张虎出生后亦跟随张海、杨应梅一同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生活，由张海、杨应梅夫妇亲自抚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以及参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等相关规定，本案中作为赔偿权利人已经举证证明了其经常居住地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的标准计算。（二）原审判决已经认可过本案相关损失的计算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但在最后判决中却以云南农村标准进行计算，属于前后矛盾，明显有失公允。原审判决认定张海、杨应梅提交的外出务工证明、居住务工证明、租房合同、劳动合同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张海、杨应梅已连续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务工超过一年，从事服装加工，相关损失的计算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但却认定因张虎以及张海、杨应梅的户籍登记地为农村，张虎的死亡赔偿金应根据相关规定按照云南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与前述内容自相矛盾，明显有失公允。（三）原审判决中将云南农村标准与浙江农村标准混淆为农村标准与城镇标准，属事实不清。张海、杨应梅多年来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务工从事服装加工，家庭收入来源为秀洲区洪合镇，根据《租房合同》其具体的居住地址为秀洲区洪合镇新美村一组。所以在一审阶段张海、杨应梅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为浙江省农村标准，即依照《2018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302元／年，死亡赔偿金为：27302元×20年=546040元。二、本案中由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错误诊疗行为，直接导致受害人丧失了生命，给张海、杨应梅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原审判决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赔偿1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本案张海、杨应梅带受害人回乡看望老人期间在受害人生病后选择到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就诊，是基于对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医疗水平和职业道德的信任。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于1994年成立，承担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各项业务，为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业务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系当地专业的妇女儿童医疗机构。但作为一家在当地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专业妇女儿童医疗机构，在对受害人的诊疗过程中却存在与其专业水平不符的重大过失，导致受害人于就诊当天命丧医院。受害人死亡至今，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从未表达过任何歉意，给受害人家属带来极大的感情伤害和严重的精神打击。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记要》“四、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得超过5万元，情况特殊的不得超过10万元。”之规定并结合案情，张海、杨应梅认为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以50000元为宜。三、判决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本案中受害人的尸体存放费用。截止至2019年11月28日为106428元。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后死亡，医疗机构应当是作出处理尸体的责任主体，且受害人尸体存放费用的产生是由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应当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该笔费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或者指定的场所，死者尸体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4日。逾期不处理的尸体，由医疗机构在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后，按照规定处理。”据此可知，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后，将尸体移至太平间或者指定的场所予以保存的责任主体是医院，最后如果逾期不能处理的，那么尸体处理的责任主体也是院方。本案受害人死亡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一方提出尸检鉴定，并将受害人尸体存至丘北县殡仪馆内。根据昆明医科大学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委托人为张海、杨应梅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双方。但事故发生以来，丘北妇幼保健中心颠倒是非黑白，对应当承担的责任推诿扯皮，一直怠于处理受害人的尸体。可以说受害人尸体之所以保存至今，均是由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侵权行为致使受害人死亡在先，颠倒事实逃避责任在后而造成的。故根据目前现状，应当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受害人的尸体存放费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裁判内容有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答辩称：一审判决虽然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是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该依法驳回张海、杨应梅的上诉，维持原判。张海、杨应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赔偿因医疗损害给张海、杨应梅造成的张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647954.87元；2．本案诉讼费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患儿张虎生于2018年1月6日，户籍登记地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官寨乡蚌郎村民委下朵郎村小组。张海、杨应梅分别系张虎的生父、生母。张虎因“呕吐、解蛋花水样便五天”于2018年5月23日到丘北妇幼保健中心门诊就诊，经诊断为胃肠炎并轻度脱水并给予门诊输液。在输液过程中，张虎出现呕吐、腹胀，病情加重，于当日14时35分转为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胃肠炎并重度脱水；2．低血容量休克；3．电解质紊乱；4．代谢性酸中毒；5．低钾血症；6．低钠血症；7．低氯血症；8．轻度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9．先天性代谢性疾病待排？给予下病危、氧气吸入、心电监护、扩容、纠酸补钾等治疗后病情进一步加重，于当日16时24分转入丘北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8时50分死亡。张虎在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住院治疗时张海预交了1000元费用，产生的医疗费为734.56元，在丘北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产生医疗费1383.21元，共计产生医疗费2117.77元。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虎的死亡原因系急性胃肠炎并发重度脱水和多脏器功能障碍死亡。文山州医学会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文医会医鉴字（2018）26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张虎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次要责任。因张虎家属对该鉴定结论不服，申请再次鉴定。云南省医学会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云医会医鉴字（2019）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在为张虎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给予的液体疗法不规范（短时间内补液量偏大，且补液速度长时间高于常规推荐速度），在患儿输液过程中对病情观察不到位，未及时行相应检验、检查以评估患儿病情变化，并及时给予有力的医疗处治，医院工作存在过失，上述过失与患儿张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虎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主要责任。因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张海、杨应梅支付鉴定费共计5000元。另查明，张海、杨应梅2016年至今一直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务工，从事服装加工。一审法院认为，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对张虎死亡应当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二）因张虎死亡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对张虎死亡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本案证据及鉴定机构鉴定意见，因张虎呕吐腹泻、脱水，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未充分评估患儿的年龄、具体病情的情况下，在为张虎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短时间内补液量偏大，且补液速度长时间高于常规推荐速度，一方面进一步加重患儿水、电解质紊乱，出现低钾、低钙、低钠等并发症，另一方面加重了患儿的心脏容量负荷，导致患儿病情加重最终抢救无效死亡。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应充分评估患儿病情，及时进行相应检验、检查，但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在诊疗过程中采取不规范的疗法，导致患儿病情加重死亡。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为张虎提供的此次诊疗服务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张虎年龄较小，就诊时患病时间长，患病后未及时就诊，加之病情变化快，导致病情加重及最终死亡。对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主张的张虎原发疾病肺部炎性改变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之一的问题，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在提供诊疗服务过程中应全面评估患儿病情，及时进行相应检验、检查，以对症施策，根据本案证据，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在诊疗过程中亦未发现患儿肺部炎性改变的问题，未能全面充分考虑患儿的病情，导致采取的医疗措施不当，最终导致患儿病情加重死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参照鉴定机构鉴定意见，确定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对本案中因张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75%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本案中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将来可得利益丧失的补偿，对于本案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综合考虑张虎的户籍登记地以及张虎父母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张海、杨应梅虽在城镇务工多年，但张虎以及张海、杨应梅的户籍登记地均为农村，故对于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根据相关规定按照云南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对于本案中因张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因治疗张虎实际产生的医疗费为2117.77元（张海、杨应梅在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处预交的1000元费用，扣除医疗费734.56元后，应退还张海、杨应梅265.44元）。对于张海、杨应梅主张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应按相关标准计算1天。对于丧葬费，张海、杨应梅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死亡赔偿金，如前所述，应按照云南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二十年。对于张海、杨应梅主张的尸体保存费，因张海、杨应梅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参照《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本案中张海、杨应梅因张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2117.77元，死亡赔偿金215360元（10768元×20年=215360元），丧葬费38798.50元（77597元÷12个月×6个月=38798.50元），误工费425.20元（77597元÷365天×1天×2人=425.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上述费用共计256801.47元。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对本案中因张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75%的民事赔偿责任，为192601.10元。张海、杨应梅在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处预交的1000元费用，扣除医疗费734.56元后，应退还张海、杨应梅265.44元。对于张海、杨应梅主张的鉴定费，张虎病例经两级鉴定机构鉴定，均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故本案中的鉴定费5000元应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张海、杨应梅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案中张虎的死亡给张海、杨应梅在精神上遭受较大创伤和痛苦，应适当予以弥补，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结合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综上所述，张海、杨应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因张虎死亡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92601.10元，并退还张海、杨应梅预交的医疗费用265.44元；二、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鉴定费5000元；三、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精神抚慰金15000元；四、驳回张海、杨应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0元，减半收取计5140元，由张海、杨应梅负担3451元，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负担1689元。本院二审期间，张海、杨应梅围绕自己的上诉主张，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冷藏证明、冷藏时间明细、丘北县殡仪馆冰箱库编号。证明：截止2019年11月28日，死者张虎遗体已经冷藏13281个小时，合计冷藏费用106428元。经质证，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也不认可张海、杨应梅的证明观点，该证据完全可以在一审的时候形成，不属于法定的二审新证据；这三份证据也不是合法证据，产生费用应该有合法有效的发票为准；其要证明的观点是之前张海、杨应梅增加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规定二审可以增加诉讼请求，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关于张虎的尸体冷藏费，张海、杨应梅虽然在一审中已经主张赔偿，但是，对于该笔费用一审未予支持，张海、杨应梅对此费用在法定上诉期限内并未提起上诉，而是在二审中增加该上诉请求要求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予以赔偿，但是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述费用张海、杨应梅并未支付，属费用尚未发生，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2018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证明：浙江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高于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张虎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浙江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经质证，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认为一审认定张海、杨应梅一直在浙江生活没有事实依据，张海、杨应梅主张张虎随父母在浙江生活，但张虎生病的时候是在丘北妇幼保健中心住院治疗，所以，对张虎、杨应梅一直在浙江生活不予认可。张虎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张海、杨应梅以此主张的事实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问题进行综合评判。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经本院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张海、杨应梅无异议。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提出如下异议：1.对一审认定张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8时50分死亡的事实有异议，不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而是张虎的父母放弃抢救于当日18时50分死亡；2.对一审认定张海、杨应梅至今在浙江务工的事实有异议，张海、杨应梅没有证据证明杨应梅一直在浙江务工，并且张海、杨应梅提供派出所出具的临时居住证没有杨应梅的名字，不能证明杨应梅也一直在浙江务工。关于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提出的异议1，即张虎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是张虎的父母放弃抢救后死亡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丘北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处理意见中载明：张虎于2018年5月23日16时24分入我科，经抢救治疗至2018年5月23日18时30分病情进一步恶化准备行呼吸机辅以呼吸治疗，经与家属沟通上呼吸机治疗，但是抢救成功率仍低，于2018年5月23日18时45分家长放弃继续抢救治疗，于18时50分患儿死亡。说明，张海、杨应梅是在张虎上呼吸机治疗抢救率仍低的情况下放弃抢救，并非是能够抢救而放弃抢救。故一审认定为张虎经抢救无效死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此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异议2，根据张海、杨应梅提供的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出具的《居住登记情况》、嘉兴市秀洲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务工证明》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张海、杨应梅从2016年12月起至2018年5月期间一直居住在嘉兴市秀洲区并在此务工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张海、杨应梅2016年至今一直在嘉兴市秀洲区务工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维持。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张虎的死亡赔偿金是按照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还是按照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二、一审支持的精神抚慰金是否适当。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张虎的死亡赔偿金是按照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还是按照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的问题。张海、杨应梅认为，张海、杨应梅从2016年外出务工以来，一直居住在浙江省，张虎出生后随父母居住生活，因此，张虎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浙江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认为，张海、杨应梅的户籍为云南农村，张海、杨应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两人已经在浙江省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因此，张虎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云南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能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在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作为死者张虎父母的张海、杨应梅已经举证证明了两人的经常居住地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而且张虎属于婴儿，婴儿随父母居住属情理之中，因此，张虎的死亡赔偿金可以参照子女随父母生活的情形处理。因张海、杨应梅提交的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高于云南省，因此，张虎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即每年27302元予以计算，合546040元（27302元×20年=546040元）。一审按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张虎死亡赔偿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一审支持的精神抚慰金是否适当的问题。张海、杨应梅认为，张虎的死亡是因为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主要过错造成，给张海、杨应梅精神造成极大伤害，应当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丘北妇幼保健中心认为，张虎是因为张海、杨应梅放弃抢救后死亡，一审支持的精神抚慰金适当，应予维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支付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是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是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是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是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根据以上因素，导致张虎的死亡系丘北妇幼保健中心的主要过错造成，一审根据本案的实际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支持1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海、杨应梅要求支持50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张海、杨应梅二审增加上诉请求要求支持张虎尸体冷藏费的问题，如前所述，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张海、杨应梅因张虎死亡获得的各项赔偿费用除鉴定费和精神抚慰金外分别为：医疗费2117.77元、死亡赔偿金546040元、丧葬费38798.50元、张海、杨应梅误工费425.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合计587481.47元，由丘北妇幼保健中心承担75%的赔偿责任，合计440611元。但张海、杨应梅上诉仅要求支持440091.65元，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本院予以支持440091.65元。加上丘北妇幼保健中心应当退还张海、杨应梅预交的医疗费用265.44元，共计440357.09元。综上所述，张海、杨应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12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二、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鉴定费5000元；三、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精神抚慰金15000元；四、驳回张海、杨应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12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因张虎死亡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92601.10元，并退还张海、杨应梅预交的医疗费用265.44元；”三、变更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12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张海、杨应梅因张虎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40357.0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280元，减半收取5140元，由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担3495元，张海、杨应梅负担16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58元，由丘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担3711元，张海、杨应梅负担17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