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18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其泰，男，195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华，山东宇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鑫盛源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天平钢材物流中心B区53号。 法定代表人：李传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翠萍，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其泰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鑫盛源物资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902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其泰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不应追加上诉人作为（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2060号民事调解书的被执行人。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总结的两个焦点问题，其中第一项，2015年拆迁房产是宋其泰个人财产还是堰北建筑公司财产的定性问题，一审法院仅仅用上诉人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2005年在拆迁后又在原土地上兴建房产就认定了2015年拆迁的房产系拆除的堰北建筑公司的财产属于主观臆断，且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法院仅仅用两次拆迁协议的面积相加与堰北建筑公司三个房产证的面积基本一致来主观臆断显然缺乏说服力。实际上2015年拆迁的房屋系宋其泰2007年的新建房产，并非是2015年以前的堰北建筑公司的原有房产。1、通过拆迁位置来看，堰北建筑公司的三套房产，公字（96）第A06××号房产证、公字（96）第A06××号房产证、公字（96）第A06××号房产（以下简称67、66、6××号房产），其中6××6××号两套房产与宋其泰的泰土国用（2004）0446号土地证（以下简称0446号土地证）不在同一位置上。本案（2016）鲁0902民初2748号案件时，经三方当事人现场勘验，对2015年拆迁的位置做了界定，即2015年拆迁的地址即宋其泰0446号土地证的位置，即南外环路北、11万伏变电站以西。该位置即宋其泰名下土地证的位置，而堰北建筑公司三套房产的位置并不都是在该位置上。堰北建筑公司的三套房产分别是三个股东投入到公司的，然后办理了三个房产证，其中宋其泰通过购买原堰北集体企业财产投入公司的即为6××号房产证的房产，这个房产证的位置与0446号土地证有重合，其中靠南比较方正的位置即宋其泰购买的土地，通过图纸及村委的证明及租赁合同的图纸均可以看出，至于庞立杰的投入公司办理房产证的那块房产即6××号房产是堰北预制板厂的厂房，工商登记以及该房产的房产证均标明预制板厂的字样，该预制板厂与2015年拆迁位置相距很远，预制板厂已经到了堰北立交以东，与2015年拆迁位置不一致，即与0446土地位置不一致，这也是土地局材料中只有6××号房产档案中存放0446号土地证的原因，6××号和6××号房产证中均没有存放0446号土地证。另宋其勇投入公司房产6××号房产的位置在宋其泰购买的土地以东，通过登记的房产档案材料及图纸均能看出，所以本案一审法院没有搞明白2015年拆迁的具体位置就将三个房产证面积简单相加认为2005年没有拆除的均是在2015年拆除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2015年拆除的房产与堰北建筑公司原三套房产的构造及面积均不一致。通过2015年的评估报告，拆迁的房产的照片及面积以及钢结构的构造，可以看出2015年拆迁的房产明显不是最初的堰北建筑公司自建的那些房产，原先的老房子没有评估报告上的钢结构构造。通过6××号房产的房产证的附图可以看出该地块只有靠南路边上有沿街办公楼，往北都是篷布车间，不是楼房，没有计算拆迁面积，拆除的沿街办公楼是两层小楼。2005年拆迁的时候将这个沿街办公楼拆除，并征用了宋其泰购买的0446号土地上的一部分，因当时南外环扩路收回了0446土地证上靠南的一部分。通过2005年的拆迁报告中也可以看出，2005年拆迁存在土地的拆迁补偿，土地收回了一部分面积变小了，但是土地证宋其泰没有更换，所以宋其泰后来在该地块上新建的房屋比2005年拆迁之前往北挪了距离。并且宋其泰新建成的房屋沿街楼是三层，面积与原来的沿街楼面积根本不同及构造用料均不一致，通过2015年评估报告中的房产登记的面积也可以看出，与原来房产证登记的面积不一致，所以一审法院不能仅凭面积相加来猜测。3、2015年的房产是否是宋其泰个人兴建，上诉人一审时已经提供证据支持。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关的建设文件并提交了2010年泰规会字36号会议纪要及2007年工程竣工的证明，均证实上诉人曾经自建房产，首先施工许可证上明确标明用地单位、建设单位宋其泰，并不是堰北建筑公司，其会议纪要也记载的是宋其泰因办理房产手续申请换发新的规划许可证，该会议纪要是2010年的，会议纪要讨论的办理房产手续指的是宋其泰的2007年竣工的新房产手续。并且宋其泰也提交证据证实在2008年申请房管局办理房产证，虽然没有下发，但是宋其泰申请办理时提交了规划许可证及测绘图纸等文件，以上均证实2005年之后宋其泰存在建房的事实。4、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法院在第一个焦点问题的阐述因原告无法提供2005年建房的合法手续来证实自己的主张认定2015年拆除的房屋系原来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这一认定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执行异议是因为鑫盛源公司追加宋其泰作为被执行人而引发的诉讼，作为申请执行人提出追加被执行人本身附有举证责任，其应证实要求追加的被执行人存在依据，而并非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提供反证证实自己不应被追加。因是否扣划宋其泰的账户而双方提出的另一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案号为2016鲁0902民初字2748号）一审法院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了2015年6月拆迁的房产是否是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最终法院认为鑫盛源公司的证据不充分。上述判决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对其查明的事实应直接采纳，被上诉人有义务继续举证证实自己的主张。而本案在被上诉人任何新证据的情形下直接认定2015年拆迁的房产系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是对该判决的否定。（2016）鲁0902民初字2748号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鑫盛源公司，本案的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同样是一个法院的判决，确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且因为是否应执行宋其泰的名下的200万元，泰山区法院先后已经出了三个执行异议裁定书，两个执行异议之诉的判决书，每一个的结论均不同，一审法院没有正确的立场，明显倾向被上诉人。二、宋其泰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因2015年拆迁款应属于宋其泰个人所有，故宋其泰将该款存入自己的名下没有削弱堰北建筑公司的偿债能力，不存在抽逃出资一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武断的认为2015年拆迁的房产系堰北建筑公司的财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作为申请执行人有义务举证证实追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不正确的判决，将本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泰安市鑫盛源物资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追加原告宋其泰为（201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的被执行人，并判令其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首先，涉案2015年拆迁的房产属于堰北建筑公司财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2015年拆迁依据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中已经明确写明是对合法建筑的房产做出的补偿，而该报告中依据的合法建设手续是2001年3月1日补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堰北建筑有限公司公字（96）第AG06606706××号房产证是2××2年领取，故该宗规划建设手续对应的合法房产应是房产证中记载的房产。上诉人称2015年拆迁房屋系2005年拆迁后新建，之前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房产已全部拆除，显然与该评估报告的记载相矛盾，若是对新建合法建筑进行的补偿，应当是依据新的规划建设手续，而不可能是企业改制之前的规划建设手续，而《房地产估价报告》依据的是2001年的规划建设手续，显然是对堰北建筑有限公司原有依法登记的房产的补偿。其中记载的有规划建设手续的沿街门头房也是混合结构而非上诉状所称钢结构。 另外，上诉人在原庭审中称堰北建筑有限公司名下66、67、6××号房产证对应的房产在2005年拆迁时已全部拆除，但其在一审时提交的2005年拆迁的评估报告显示，本次拆迁仅对涉及拆迁的6××号房产证对应的一部分房产进行了评估，针对同一被拆迁人堰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66、67、6××号房产证全部登记在该公司名下，若66、67、6××号房产全部拆除，应该在同一评估报告中体现，而不可能只体现6××号房产证对应的部分房屋面积，故其陈述也与评估报告相矛盾。况且，单是6××号证上的房产都未全部拆除，更不可能是全部房产均已拆除。泰规会字【2010】36号会议纪要也印证了上诉人并未取得过新的规划建设手续，故其所称有新的合法建设房产与事实不符。 其次，对于房产证记载的位置，6××号房产证与6××号房产证记载位置均为11万千伏变电站南，即均不在0446号土地证记载的位置，但上诉人认可6××号房产证对应的房产是在0446号土地上，并且2005年拆迁的评估报告也能印证这一事实，故应是房产证在办证时记载坐标位置错误，不能单纯以房产证上记载的模糊地址认定房产坐落。至于庞立杰出资，在追加被执行人的听证程序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笔录证实，庞立杰从未参与过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投资，其也从未在任何手续中签字。建筑在别人土地上的房屋不可能登记成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作为堰北建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上诉人，最清楚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资产状况，但其在多次庭审中均未举证或说明堰北建筑公司名下有其他土地，显然，该公司名下的房产也均是建筑在该宗土地上，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合理，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将对其出资到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房产拆迁补偿款据为己有，应系抽逃出资，且削弱了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偿债能力，应当追加其在抽逃公司财产范围内对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宋其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不应追加原告作为（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2060号民事调解书的被执行人，原告不应对上述调解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安市鑫盛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源公司）与刘学涛、泰安市堰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堰北建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泰安市鑫盛源物资有限公司与沈长春、堰北建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09年9月分别作出（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上述调解书生效后，刘学涛、沈长春、堰北建筑公司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鑫盛源公司于2010年12月1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立案执行后尚未执行到款项，也未查询到被执行人的其他相关财产。两案合并执行过程中鑫盛源公司追加宋其泰、张秀珍为本案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3日以（2017）鲁0902执异3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宋其泰、张秀珍为（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2060号调解书的被执行人。后宋其泰、张秀珍对上述裁定不服，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鲁09执复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鲁0902执异37号执行裁定；发回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查。一审法院在重新审查后作出（2018）鲁0902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宋其泰为本案被执行人；二、被执行人宋其泰在侵占堰北建筑公司财产1174.8659万元的范围内，对被执行人堰北建筑公司在（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调解书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追加张秀珍为本案被执行人的请求。原告宋其泰对该裁定不服，故提出本案诉讼。 在（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冻结了原告宋其泰配偶张秀珍名下银行存款200万元，宋其泰、张秀珍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以（2016）鲁0902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宋其泰、张秀珍的执行异议。后宋其泰、张秀珍对该裁定不服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以（2016）鲁0902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判令在（2011）泰山执字第23号执行案件中停止执行张秀珍账户中的资金200万元。鑫盛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9民终88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在（2017）鲁09民终884号民事判决中认为“上诉人鑫盛源公司主张涉案款项应当作为被执行人堰北建筑公司的拆迁补偿款而非两上诉人宋其泰、张秀珍个人的拆迁补偿款，实质上是认为两被上诉人宋其泰作为被执行人堰北建筑公司原股东，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等行为，但因在该案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并未追加两被上诉人宋其泰、张秀珍作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故对上诉人鑫盛源公司关于涉案款项与被执行人堰北建筑公司的关系问题，本院不予审查”。 另查明，1999年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堰北村村民委员会与原村集体企业堰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堰北村村办企业承包合同，约定该企业承包该村15.80亩土地。2018年7月该村委出具证明，“证明当时用地面积8692.91平方米，堰北建筑公司改制后也是租赁的这块土地。宋其泰购买了其中4792.90平方米，按照一亩6万元购买，支付42万元给村委，上述土地宋其泰购买后又支付了出让金，办理了泰土国用2004第0446号土地证”。2001年8月25日粥店办事处经济委员会下发粥经字（2001）第34号《关于堰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注销的批复》，该批复同意注销原集体企业堰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改制为堰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私营企业）。2001年9月13日堰北建筑公司成立。该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堰北建筑公司于2001年9月13日成立，投资者为宋其泰、庞立杰、宋其勇。2001年8月30日的验资报告中载明：宋其泰投入办公楼、车库、厕所、钢筋车间、仓库、带锯车间、警卫楼、木工车间、中院平房、土建厕所、土建仓库、北院平房、中院院墙、北院西平房、北院南平房、楼东平房、磨面机房、北仓库、钢筋车间、南院院墙、北院院墙、磨石院墙、楼前地面共计6506.8㎡，宋其泰另投资鲁Ｊ×××××汽车一辆、鲁Ｊ×××××汽车一辆、塔吊三台、带锯机一台、圆盘机一台、电刨子一台、开榫机一台、搅拌机两台、水井、铁大门。庞立杰投入沿街楼、办公楼、平房、变电室、搅拌站、厕所、磨机房、预应力场地、院墙共计7253㎡，另投资其他设施。宋其勇投入办公楼、水泥地面、院墙共计4453㎡。宋其泰以现金出资60万元，实物即以上房屋出资4055485.9元。2008年3月24日宋其勇、庞立杰将股权转让给张秀珍，后堰北建筑公司股东由张秀珍、宋其泰再次变更为冉宝利、宋贞。2009年11月30日堰北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宋其泰变更为冉宝利。宋贞为宋其泰、张秀珍的女儿，冉宝利为宋其泰、张秀珍的女婿。 堰北建筑公司名下的土地部分，原“堰北建筑公司”（即堰北一建）名下的泰山集建（1995）字第10408号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登记面积为4800平方米。2004年6月该土地变更至堰北建筑公司名下，证号为泰土国用（2004）第0355号，性质变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来源为划拨，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确定为4792.9平方米，并测绘了平面图。2004年7月该土地变更至宋其泰名下，证号为泰土国用（2004）第0446号，其他信息未变化。在2001年3月1日宋其泰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2年3月14日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公字（96）第AG06××号房产证记载位置为泰东路11万千伏变电站南，房产两处，面积分别为办公房630平方米，车间654平方米；公字（96）第AG06××号房产证记载位置为泰东路11万千伏变电站南，房屋建筑面积为4112.8平方米；公字（96）第AG06××号房产证记载位置为堰北村南外环路南，房产两处，面积分别为办公房1597平方米，综合用房1934平方米。泰安市规划局于2010年9月作出泰规会字［2010］36号会议纪要，在该会议纪要中记载“宋其泰申请换发办公楼、仓库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位于。该单位于2001年3月取得由岱岳区新城规划处补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因办理房产手续申请换发证。经对照规划，该位置为绿化及道路用地，不同意换证，待后按规划统一改造。” 2005年8月23日泰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泰安市新世纪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与宋其泰签订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拆除宋其泰房屋（房产所有权证号泰山房公字96AG067），建筑面积2548.37平方米，共支付宋其泰补偿费用2944489.18元，该补偿款已缴纳给堰北建筑公司。2015年6月4日京沪高铁泰安站新区工程建设岱岳区指挥部、泰安市岱岳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与宋其泰签订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拆除宋其泰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6313.6㎡，房屋货币补偿费4287467元，征收土地面积4792.9㎡，土地补偿费3930178元，包括附属物补偿费及补偿补助费等总支付被拆迁人补偿费11748659元，该费用已由宋其泰领取。在该协议中没有约定被拆迁房屋的四至。2015年6月4日泰安市国土资源局与宋其泰签订收回土地使用权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了因拆迁事宜收回泰土国用（2004）第044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载明的土地。堰北建筑公司名下无其他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宋其泰的行为是否适用上述规定，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一、2015年拆迁房产系原告宋其泰个人财产还是堰北建筑公司财产的定性问题。2001年堰北建筑公司成立时宋其泰以现金及房屋出资与他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的出资资产、现金是堰北建筑公司的合法财产。在堰北建筑公司成立后，2××2年3月堰北建筑公司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公字（96）第AG06××号/06××号/06××号房产证，记载的房屋面积共计8927.8㎡（4112.8㎡＋1284㎡+3531㎡），该房产应为堰北建筑公司的资产。2005年8月23日拆迁协议中拆迁房屋面积2548.37㎡,2015年6月4日拆迁协议中拆除房屋面积6313.6㎡，两次拆迁面积共计8861.97㎡，与三个房产证中记载的房屋面积基本一致。原告虽称在2005年拆迁后在原土地上新建房产，但未提供合法建设手续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拆迁房产系拆除堰北建筑公司的资产。 焦点问题二、原告宋其泰作为堰北建筑公司的原股东是否有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虽然宋其泰于2009年11月将自己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转让给了自己的女儿宋贞和女婿冉宝利，但该转让行为发生在（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作出之后，且至今未偿还本案债务。原告宋其泰在领取2015年拆迁款后未将本应属于堰北建筑公司的房屋拆迁款交回公司，削弱了堰北建筑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致使本案债务得不到清偿，原告宋其泰未经过法定程序将因公司成立时出资房产拆迁所得拆迁款据为己有依法属于股东抽逃出资行为，应当追加其在抽逃公司财产4287467元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追加原告宋其泰为（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追加原告宋其泰为（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的被执行人；二、原告宋其泰在抽逃被执行人泰安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房屋拆迁补偿款4287467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泰安市堰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2009）泰山民初字第2059号、2060号民事调解书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4680元，由原告宋其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其泰提交如下证据：一、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堰北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宋其勇、庞立杰分别租赁堰北社区的土地，在租赁土地上兴建的房屋投入了堰北建筑公司，宋其勇投入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即办理了泰山房公字96第AG06××号房产证，该位置位于12万伏变电站东，外环路北，庞立杰投入的房产即预制板厂的房产，办理了泰山房公字96第AG06××号房产证，该预制板城位于。该两处房产的位置与堰北建筑公司租赁的村委的土地不是同一位置，另（2016）鲁0902民初274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堰北建筑公司三方现场勘验，确定了2015年拆迁的位置，即宋其泰名下泰土国用2004第0446号土地证的位置，即堰北变电站的西侧的村民路的西侧是拆迁位置。由此明确说明，庞立杰、宋其勇投入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与2015年拆迁的位置不一致，即宋其泰2015年签署的拆迁协议与泰山房公96第AG066和068两个房产证没有关系。另外村委的证明也说明了庞立杰、宋其勇在2005年也签署过拆迁协议，那么，一审判决只将宋其泰签署的两个拆迁协议的面积相加与三个房产证面积几乎相等来推断2015年拆除的房产系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没有任何依据。二、庞立杰2005年拆迁房屋时从村委领款的清单的照片打印件，其中庞立杰补偿了603905.44元，证实2005年拆迁房屋时庞立杰投入的AG06××号房产证的房产也存在拆迁，由庞立杰签署的，一审法院没有查实清楚。三、2015年拆除宋其泰自己兴建的房屋时，其中在宋其泰土地证上也有部分是别人投资兴建的房屋，其中张序鹏在宋其泰的土地上自己兴建部分房屋，有668469元的补偿款由他领走。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一，首先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外该证明的内容未体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其中没有关于宋其勇、庞立杰在该土地上建筑了房产并办理了066/06××号房产证的问题，也未证实庞立杰将预制板厂投入进了堰北建筑有限公司，该证明也没有说明庞立杰、宋其勇2005年签署过拆迁协议，系对066/06××号房产的补偿。对证据二，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照片没有体现形成的时间以及补偿的内容系对06××号房产的补偿，并且按照工商登记来说，2001年庞立杰已经将房产投入了堰北建筑有限公司，即使存在拆迁，也不应再以股东的身份签署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与常理不符，况且庞立杰本人也不认可其曾是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的股东，更不承认领取过与堰北建筑有限公司相关房产的补偿款，从该证据中庞立杰的签字来看，也与之前庭审中出现过的工商登记中的庞立杰本人的签字不一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无法体现制作人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称的建筑房屋就建设在宋其泰的土地上。综合上述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真实性不能确定，且不能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不能达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于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2015年拆迁房产系上诉人宋其泰个人财产还是堰北建筑公司财产。诉争房产系堰北建筑公司股东作为出资投入成为公司资产，与房产相关的变更、权责等均应归属于堰北建筑公司，2005年拆迁泰山房公字96AG067部分房产时，宋其泰将其领取的补偿款缴纳给堰北建筑公司正是这一财产处分原则的体现，否则即构成公司法意义上的抽逃出资。本案中除两次拆迁外，没有证据显示堰北建筑公司名下作为出资的房产曾经发生变更，亦无证据显示原堰北建筑公司土地范围内存在其他房产，因此涉案拆迁房产仍应是指向泰山房公字96AG06××号/06××号/06××号房产，相关权益归属仍应指向堰北建筑公司，宋其泰对此予以否认，即应就上述房产状况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也正是基于此分配举证责任，并无不当。宋其泰主张其在2007年新建房产，即应提交与之相对应的建设用地、工程规划、施工等许可及建设证明，而其提交的（2010）36号会议纪要载明其系以办理房产手续申请换发办公楼、仓库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该申请亦未得到准许，故宋其泰主张诉争拆迁房产系其在2007年新建既无事实依据，亦缺乏合法性基础。关于诉争房产位置与面积，泰山房公字96AG06××号/06××号/06××号房产及0446土地证范围不能确切对应，但本案证据显示堰北建筑公司所占用土地仅与0446土地证相关联，没有证据显示96AG06××号/06××号/06××号房产与其他土地关联，且2005年泰山房公字96AG067部分房产获得拆迁补偿的事实亦印证了该房地关系，一审法院结合2005年与2015年两次拆迁面积与96AG06××号/06××号/06××号房产的房屋面积之间的计算关系认定诉争房产系属堰北建筑公司所有的房产并无不当，对于宋其泰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宋其泰无充分证据证实诉争拆迁补偿款系针对其个人所建房产而获得，该补偿应系针对出资到堰北建筑公司的房产所作出，宋其泰在领取诉争拆迁款后未缴纳至堰北建筑公司，致使堰北建筑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债务，一审法院认定其抽逃出资，追加其为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并判令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宋其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80元，由上诉人宋其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仉 磊 审判员 毕经纶 审判员 薛 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宋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