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25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维生，男，汉族，1980年5月18日出生，住江苏省灌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中电制氢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仪征市汽车工业园联众路5号。法定代表人：吕国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承涛，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维生因与被上诉人扬州中电制氢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8）苏1081民初4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维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中电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电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中电公司提供的《股东协议》系伪造或不法获得宋维生的签名而制作的，宋维生在庭审前从未见过该《股东协议》，该协议瑕疵百出。1、中电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已实缴到位，中电公司的债务应以其资产对外承担责任，与宋维生无关。宋维生已转让中电公司的股权，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该协议要求宋维生对中电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明显不符合常理。2、《股东协议》只有两页纸，只有第二页有未经验证的宋维生签名，协议签署的日期为机打，而非手写。重要的文件当事人应当每页签字并确认时间，该协议不符合常理，宋维生有理由相信该协议系伪造或非法获得。3、《股东协议》只表述宋维生承担多少债务，并未说明中电公司的债务总额。中电公司应提供宋维生和吕国爱联名担保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4、《股东协议》机打日期为2017年8月7日，该协议约定了付款的时间，但中电公司在2018年8月20日起诉前，一直未与宋维生沟通或发函催讨，不符合常理。二、宋维生在第二次庭审中才提供盖有英文印章的协议是正常的。因宋维生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且居住场所多次变化等原因，导致第一次开庭期间确实没有找到该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只有宋维生签名及中电公司的英文印章，不能推翻中电公司提供的《股东协议》，是没有依据的。英文印章的协议由吕国爱提供，其有权代表中电公司与宋维生签订该协议。宋维生已经按照该协议约定，于当日11:15及11:22在扬州望月路工商银行分两次各汇款50万元归还了中电公司的欠款。三、杨林系吕国爱的同学，陈宏兴系吕国爱的表哥，此二人在中电公司任职多年且与宋维生存在矛盾，此二人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性。中电公司答辩称：1、宋维生称《股东协议》签名不是其所签，是伪造的，这不是事实。该协议是双方通过徐恒敏律师经过多次沟通商量所签订的，初稿有4、5次，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双方最终于2017年8月7日签订了《股东协议》。一审中宋维生要求笔迹鉴定，中电公司同意并配合宋维生作笔迹鉴定，但宋维生最终没有缴费致使未能进行笔迹鉴定。2、宋维生所说中电公司在起诉前没有向其追债不是事实，中电公司提交的双方手机往来短信，证明在2018年8月10日中电公司曾向宋维生主张过债务。3、关于宋维生所提交的盖有英文印章的协议，因2017年8月7日前宋维生是中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印章都由他掌握和保管，这枚英文印章应当还在宋维生手中，中电公司的其他股东从未见过该印章，该协议相当于宋维生左手与右手所签；该协议没有吕国爱的签名，事实上宋维生也不可能获得吕国爱的签名。综上，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电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宋维生支付315万元及利息（其中100万元自2017年11月1日起、100万元自2018年2月1日起、115万元自2018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电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25日，原股东为宋维生、吕国爱和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1%、40%和29%，法定代表人为宋维生。2017年8月7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宋维生、吕国爱、杨林和陈宏兴。同日，宋维生与吕国爱签订了《中电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各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宋维生将持有的中电公司31%的股份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吕国爱。股东协议约定：宋维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由吕国爱担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为解决中电公司的债务，宋维生自愿承担总额415万元债务，宋维生于2017年8月7日前向中电公司支付100万元，2017年10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2018年1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2018年4月31日前支付115万元。如宋维生不按时支付，承担年利率12%的利息，且吕国爱或公司有权主张。协议签订之日起中电公司的所有债务均与宋维生无关，由吕国爱负责，该415万元包括宋维生对中电公司的个人欠款。当日，宋维生向中电公司支付了100万元。2017年8月9日，中电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吕国爱、杨林和陈宏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吕国爱。一审中，宋维生认为中电公司提供的2017年8月7日的《股东协议》中落款处“宋维生”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申请对该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但因未缴纳鉴定费用导致未能鉴定。后宋维生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当庭提供了其与中电公司签订的协议1份，主要内容为：宋维生历年向中电公司借款的人民币100万元应于协议签字之日一次性全款还到公司账户，到账后公司与宋维生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也互相没有其他可以主张的权利。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7日，宋维生签字，中电公司盖英文印章。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宋维生和吕国爱作为中电公司的股东，就股权转让和公司债务承担等事项签订的《中电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按约履行相应的义务。现宋维生未能按《股东协议》的约定支付315万元，根据协议约定中电公司有权要求宋维生支付上述款项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宋维生辩称并未承诺为中电公司承担315万元债务，并提供了2017年8月7日的协议1份，但该协议系宋维生在第二次庭审中当庭提供，宋维生在答辩、第一次庭审和之后申请鉴定的过程中均未提及有该份协议的存在，与常理不符，且该协议仅有宋维生的签名和中电公司的英文印章，并没有协议约定变更后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吕国爱签名，故该份协议不能推翻其与吕国爱于同日签订的《中电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的效力。综上所述，对中电公司要求宋维生支付31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遂判决：宋维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电公司315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其中100万元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100万元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115万元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0元，依法减半收取16000元，由宋维生负担，此款中电公司已垫付，由宋维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电公司。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无出入，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宋维生向本院提交转账汇款单两张，证明宋维生于2017年8月7日11:15及11:22在扬州望月路工商银行分两次各汇款50万元的事实。中电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中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吕国爱与宋维生、徐恒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手机截屏、徐恒敏与吕国爱的手机短信，证明双方对股东协议进行过多次沟通，该协议不是伪造的。2、还款协议书一份，由仪征市汽车工业园投资发展中心与中电公司、吕国爱、宋维生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证明宋维生除了自认对中电公司欠款100万元外，对中电公司还负有其他的担保债务。3、中电公司明细分类账共5页，证明宋维生在担任中电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欠公司债务总计130多万元，后来在宋维生退出公司时双方经过多次商谈后确认为100万元。4、江苏仪征农村商业银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证明中电公司分两次向该银行借款总金额为350万元，宋维生也是担保人，进一步证明案涉《股东协议》是真实的。5、中电公司的记账凭证两页，证明宋维生通过建设银行提取了37.8万元并交给中电公司，表明该款项是中电公司的。宋维生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微信聊天记录是吕国爱的，我没有见过，吕国爱和徐恒敏律师的其他协议版本我也没有见过；8月10日吕国爱向我发短信是事实，但不是向我催款，仅仅是跟赵主任沟通一下。2、还款协议书确实是我签的，但因汽车工业园不认可，我就将该协议要回来了，该协议是无效的。3、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明细账的数额是不对的，中电公司陈述我对公司的欠款数额一再变化。4、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虽合同尾部的签字像我所签，但我从未在江苏仪征农村商业银行签过该合同。5、对证据5无异议。二审中，本院分别向徐恒敏（律师）、郭玉坤、窦晓军（仪征市汽车工业园财政局局长）了解相关案件事实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徐恒敏陈述：2017年8月7日的《股东协议》是我起草的，是经过吕国爱和宋维生反复磋商修改后的最后协议，之前有反复磋商和修改的过程，中电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双方围绕款项的多少进行过多次修改，当时公司矛盾重重，到期的贷款、借亲友的钱、供应商的款项无法偿还，工人工资有几个月无法发放，山东还有一个诉讼案件，最终把数字确定为415万，并对付款期限进行了协商，就签订了8月7日的《股东协议》。他们在巴黎春天签订协议时我在场，签订协议后到行政服务大厅办理转让手续以及宋维生付款等细节我没有参与。2017年8月7日，因为要到行政服务大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他们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手续，也是我帮他们起草的。宋维生提交的盖有英文印章的协议及该印章我没见过，当时我是中电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只知道中电公司只有一枚印章，多次给我盖过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手续。中电公司与仪征汽车工业园之间存在债务，起初是1000多万元，到2017年双方发生矛盾时还有600-700万元，该债务是当时中电公司在汽车工业园拿地没给钱，砌房是汽车工业园借的钱。2017年8月7日《股东协议》签订后，宋维生打的100万元就是还给汽车工业园的，吕国爱也还了100万，到现在汽车工业园的债务仍没还清。因为中电公司的债务跟吕国爱、宋维生个人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他们在担保，另一方面欠近亲属的钱，公司破产没有可操作性，故商定由退出的宋维生一方承担315万元的公司债务，还有100万是宋维生个人欠公司的债务。郭玉坤陈述：2017年8月7日的《股东协议》我没见过，吕国爱、宋维生签协议的时候我在贵州。之前他们谈的过程我参与过，徐恒敏律师也参与其中。吕国爱本想让宋维生干，宋维生不愿意，宋维生认为吕国爱做比较好，因为吕国爱是仪征人，公司除了欠银行和汽车工业园的钱，还欠了部分个人的钱，主要是吕国爱亲属的钱。如果吕国爱不干了，那些亲属肯定找吕国爱并且要公司还钱，另外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仪征人跟吕国爱熟悉，相对而言比宋维生干要好。然后谈钱的问题，当时商量退出方贴450万，后来宋维生同意贴415万，双方就达成了协议。窦晓军陈述：仪征市汽车工业园投资发展中心与中电公司、吕国爱、宋维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真实的，并说明了债务形成的由来过程及具体金额（略）。在宋维生退出后，仪征市汽车工业园投资发展中心又与中电公司及其股东另行签订了还款协议。到目前为止，中电公司还欠汽车工业园365.2万元。宋维生对上述三份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对徐恒敏的谈话内容不予认可，完全是套用吕国爱所讲的话，徐恒敏是吕国爱的表哥，所以才做了中电公司的法律顾问。对郭玉坤的谈话内容也不予认可，他在外地，对大部分事实不是很清楚。对窦晓军的谈话内容部分认可，对仪征汽车工业园2016年7月11日的结账明细没有意见，认可当时的债务是1460余万元，在我离开中电公司时公司大约还欠500多万元没有还清，但对2016年8月15日的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电公司要求宋维生给付案涉款项315万元及相应利息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中电公司要求宋维生给付案涉款项31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其理由：1、2017年8月7日的《股东协议》有吕国爱和宋维生的签字，宋维生虽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不敢确定，但宋维生在一审中对笔迹申请鉴定后，又不缴纳鉴定费用导致不能鉴定；宋维生虽认为该协议是伪造的，但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因此，在宋维生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依法认定该《股东协议》合法有效。2、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吕国爱、宋维生在签订《股东协议》时，中电公司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且吕国爱、宋维生对许多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也反映了双方就协议具体金额商谈确定的过程，因此，《股东协议》确定宋维生承担415万元的债务（包括宋维生个人欠中电公司的100万元加上为中电公司承担315万元的债务）具有合理性，扣除宋维生已给付的100万元后，宋维生还欠315万元，其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给付义务。3、关于宋维生提交的2017年8月7日盖有中电公司英文印章的协议，本院认为，在中电公司2018年8月27日起诉至2018年10月23日第一次开庭，以及申请鉴定过程中，宋维生均未提及该协议，直至2019年3月26日第二次开庭时才提交该协议，宋维生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吕国爱等人均不知道中电公司存在并使用过该枚英文印章，宋维生也未能举证证明中电公司在其他场合使用过该英文印章，故该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更不能推翻案涉《股东协议》。4、关于宋维生认为中电公司在起诉前一直没有向其催讨不合常理的意见，本院认为，中电公司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反映中电公司及吕国爱要求宋维生商议还款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中电公司及吕国爱没有向其催讨，也不影响宋维生按《股东协议》履行相关的付款义务。故对宋维生的该意见不予采信。综上，宋维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0元，由上诉人宋维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松审判员 苏岐华审判员 韩 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