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4民终3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才兴，男，196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春英，女，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汝东军，江苏常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骐玮，江苏常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黄才兴因与被上诉人罗春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3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才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立案案由和审理案由均是买卖合同纠纷，但在判决中却变成了委托合同纠纷，该案由变更程序不当，理由如下：本案从立案到审理结束均是以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如果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应当依照民事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当事人作出释明，当事人不愿变更的，法院可直接裁判予以驳回，但一审法院在未作任何释明的情况下直接在判决中变更案由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程序错误。二、一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理由不当，理由如下：1.本案审理中所谓委托关系的说法来源于被上诉人的说法，其称为“代为转账”，并转账的是“加盟费”，审理中查明的事实显然不能支持该观点：⑴众所周知委托合同相对于其他合同来说要求更为严格，本案当事人之间显然不存在委托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中也无任何“委托”字样，故不符合委托合同的形式要件要求。⑵被上诉人所持的案涉款项系上诉人委托其缴纳的“加盟费”，说法并不符合常理，如果是向河北华林酸碱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公司）的付款，上诉人完全可以直接向该公司付款，根本没有必要采用如此复杂的付款方式。⑶既然一审判决认定了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那么为何不在案件审理中追加或要求追加“华林公司”参加诉讼并审查以下相关事实：①被上诉人有无代理权限，是否得到华林公司收款的授权；②被上诉人收款后有无将该款交付华林公司；被上诉人所谓的“华林公司财务李培艮”身份如何确定？且为何不将款项打入“华林公司”账户，而是打入了“李培艮”的私人账户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一审审理中根本就未考虑到本案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因为作为专业的审判人员不会不知道，即使本案属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如果代理人存在无权代理或代理行为存在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结合第一点上诉理由，上诉人不得不怀疑所谓“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是在本案审理结束后临时产生的观点。三、一审判决中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无买卖合同且无具体产品、数量、单价等约定的观点有误：公安机关出警处理本案所涉纠纷时调查和记录的情况是：“通过罗春英购买产品，现在罗春英不能提供产品也退不出钱”等，公安机关只可能根据当事人的实际陈述进行记录，不可能编造事实，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本次纠纷发生之初向公安机关陈述的观点是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该接处警记录系本次纠纷最初始记录，双方当事人当时的陈述应当是最真实可信的（该证据却被一审判决无故忽略了）。其实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严某,4的证言中，也可以清楚反映出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的用途并不是支付什么“加盟费”，而是明确用于购买产品的（庭审笔录第7页第18—20行，节选：审：“对于学员支付的金额是如何支付的？”证人：“有小票给学员登记好，根据自身要求，钱就是用来买产品的。”），只不过前期支付的12600元是向证人严某,4支付，该部分产品上诉人已经从严某,4处取得(注：证人所谓的上诉人向“公司”刷卡这里的“公司”并不是“华林公司”而是严某,4开设的用于经销“酸碱平”等产品的公司）。因为之前已经购买过12600元“酸碱平”产品，之后的37400元产品的规格、数量、单价当然是按之前的标准，无需另行约定，这可以称为惯例，当事人双方采用该种方式进行交易也是符合常理的。由此可见，本案事实其实很清楚，之前上诉人向“严某,4”支付12600元，“严某,4”向上诉人交付了该部分产品，本案中，上诉人在“严某,4”和被上诉人的安排下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7400元，当然应当由被上诉人交付该部分的产品，至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华林公司”之间的纠纷属另一法律关系调整范围，与本案无关，同时，上诉人属重型糖尿病患者，购买“酸碱平”产品是自用而非用于销售（一审中已提交医疗记录）。据此，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认真审查，作出公正裁决。罗春英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关于程序问题。首先，上诉人在起诉时，系基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为由主张权利的。一审法院审理时，亦是围绕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等进行了实质审理，最终认定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并在此基础上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款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例如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定为借款纠纷。”人民法院结案时可以依据自己审理的案件事实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上诉人认为的买卖法律关系本就不是既定事实，一审法院也对本案是否买卖法律关系进行了实质审理，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任何程序瑕疵。二、关于实体问题。首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所做的出警记录仅是记录上诉人口述的自己所理解的部分事情经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案由的依据。上诉人缴纳给华林公司的会员加盟费，都是以积分形式存于个人账户，以积分直接购买产品且上诉人对于自己所购买产品价格毫不知情，有悖常理。因此，上诉人主张买卖法律关系毫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上诉人2018年8月13日参加华林公司举办的千岛湖活动，并当场转账给华林公司事实毋庸置疑，并非同上诉人所述转给严某,4所办公司。“酸碱平”是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产品，只有华林公司系统商城内可购买，上诉人主张将从严某,4所开办公司购买“酸碱平”产品不符合案件事实，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严某,4开办过公司，也从未向严某,4索要购买产品的发票、收据等，此点明显有悖常理。上诉人主张与证人严某,4发生买卖法律关系，并非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与本案无关。其次，双方之间实际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于2018年8月13日通过现场刷卡的方式加入华林公司会员，因不知晓华林公司账号，所以请求被上诉人代为转账。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向华林公司代为转账追加加盟费用。华林公司财务李培艮接收该笔加盟费，一审时华林公司加盟会员经办人员严某,4作为证人出庭佐证李培艮身份及华林公司接收该笔加盟费事实。华林公司接受被上诉人代为转账的加盟费用，并以上诉人姓名在华林公司系统内添加会员账号，不存在上诉人所述无权代理的行为。上诉人在加盟华林公司后，也在华林公司商城中进行产品采购，并实际收到过华林公司产品。黄才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春英立即退还收取的37400元货款，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7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罗春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才兴通过案外人路惠英、吴惠琴结识罗春英。2018年8月13日，黄才兴至千岛湖参加华林公司产品推介会，黄才兴在会后通过刷卡方式向案外人严某,4支付12600元。2018年8月21日，黄才兴向罗春英支付37400元。2018年8月23日，罗春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案外人李培艮转账37400元，附言栏载明“黄才兴补单”。2018年8月23日，黄才兴至宜兴花果山参加华林公司产品推介会。2019年6月16日，黄才兴报警，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永红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简要报警内容”一栏载明：经济纠纷，因货款问题引起的，双方现场有7、8人，无过激行为，希望民警协调。“处警经过及结果”一栏载明：报警人黄才兴5万元和吴惠琴15万元、路惠英20万元、张英1.26万元、杨彩英5万元、孟菊香5万元、伊露5万元、许腾娇1.26万元通过罗春英买保健产品，现在罗春英既不能提供产品也退不出钱产生纠纷，告知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019年6月19日，黄才兴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2019年7月9日，严某以华林公司指定的会员申请人身份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8年8月23日华林公司（奥林商务系统）指定的入会申请部门的财务李培艮收到公司会员黄才兴转账的37400元，备注：此款黄才兴申请的补入会员款。因为黄才兴在2018年8月13日到华林公司千岛湖分公司考察时现场已交了加入会员定款12600元，后黄才兴在回家后经过考虑又主动交款37400元，黄才兴把补交款提交给罗春英，由罗春英转交给华林公司财务，财务收到补款后于2018年9月1日为黄才兴申请注册了华林公司的会员，同时黄才兴本人手机上会收到华林公司奥林商务系统注册成功通知等相关信息，黄才兴在华林公司的会员号为D1216216。庭审中，罗春英申请严某出庭作证，严某确认上述证明系由其出具，其于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华林公司工作，负责江苏地区会员的申请，由其将会员信息输入电脑，同时其为华林公司会员。因其一人忙不过来，还有财务李培艮一起做，李培艮是华林公司指定的负责会员信息采集和资金的转账，黄才兴就是经李培艮注册的会员。只有学员的钱转到公司后，公司才会给学员出会员号和密码。黄才兴在千岛湖看到产品比较满意，就按照华林公司的规定支付了12600元定金，也是付到公司财务。学员支付的款项是用来买产品的。其与华林公司签有协议，内容是负责江苏区域的会员信息采集和资金转账，但是协议交在公司。罗春英是华林公司的会员，入会时间比较早，华林公司委托罗春英负责常州地区学员信息采集和资金转账。经质证，黄才兴、罗春英对严某的证人证言无异议。另罗春英称黄才兴使用过会员编号进行购物，指定的收货地点是美容院，现在华林公司涉嫌刑事案件，网络平台被封，暂时无法打开。罗春英推荐黄才兴成为华林公司会员，华林公司会给罗春英一些费用。罗春英是开养生馆的，罗春英和黄才兴一样自行网上下单再提货，其和黄才兴都是交5万元加盟费，其有编号和密码，系统内货的品种很多，是根据自己需求向奥林商务系统下单，但是不能超过5万元的等值价。黄才兴称其每次都是在惠英的美容院拿的货，然后路惠英扣款，具体不清楚拿了多少货，总共交了5万元，拿了1万元的货，时间是在2018年8月。罗春英称黄才兴是跟路惠英借的，因为黄才兴的会员编号2018年9月1日才出来，之前他无法自行拿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才兴主张其与罗春英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罗春英返还货款37400元，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协议，黄才兴也未举证证明双方通过其他形式达成买卖合意；其次，黄才兴对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金额37400元对应何种产品、具体数量、单价等均未能明确，缺乏买卖合同构成的基本要素，黄才兴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难以成立；第三，罗春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附言栏记载内容与严某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涉案款项系黄才兴委托罗春英交付华林公司，罗春英在收款后已交付华林公司的事实，故黄才兴、罗春英之间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第四，黄才兴自认其已收到华林公司网上购物系统的账号和密码等信息，黄才兴可在其交付货款金额范围内自行在网上购物消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罗春英并无向黄才兴交付产品的义务。综上，黄才兴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黄才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8元，由黄才兴承担。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罗春英陈述：“推荐黄才兴加盟，就是帮公司做事情，比如代收款，一些会员需要巩固技术，便于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公司多少都会给我一些费用，华林公司是采用直销的方式销售。”另外，路惠英和罗春英2018年7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明：“罗老师，29号我跟吴惠琴姐姐带她朋友及她朋友女儿去常州四叶草，她朋友为女儿考察项目，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家里条件可以。争取体验后让爸爸陪女儿一起去千岛湖考察。女孩爸爸有糖尿病，本来爸爸想让女儿做保险。”对此微信聊天记录，二审中上诉人陈述：“就是我们去看他的产品，是带了我的女儿一起去看的，应该就是说的我的女儿。名字叫黄潇。”路惠英和罗春英2018年8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罗春英问：“黄才兴直荐老师是谁？孙琴玉直荐老师是谁？”路惠英答：“罗老师，她们的身份证照片没有，明天给你。黄才兴是吴惠琴的，孔琴玉是白亚文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号复函规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所涉的华林公司及有关人员因涉嫌传销，正在刑事处理程序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证据材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因相关事宜发生纠纷，现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35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才兴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退还黄才兴；黄才兴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35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沈秋云审判员  姜旭阳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