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3民初5508号 原告：陈米再，男，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鑫，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华利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 法定代表人：孟耀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才宗，浙江立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秋婧，浙江立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 负责人：宋林权，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斌，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科辉，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 法定代表人：严红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科辉，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米再为与被告宁波华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公司）、被告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古林镇政府）、被告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古林镇投资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6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8月5日、2019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米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鑫、被告华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才宗与吴秋婧、被告古林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斌与马科辉、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科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米再诉称：被告华利公司前身为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原告原为该厂员工，1987年入职。1994年5月，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由古林镇集体福利企业转制为集体与个人合股福利企业，注册资金1518000元。企业规定自愿离职的残疾职工按每人每年200元领取劳动补偿费，继续留在该企业上班的残疾职工按照每年工龄240元计算参股，共计124人，股金合计202200元，占比15%，为残疾劳动补偿股。原告按照工龄折算股金1680元，占劳动补偿股的8.31%。2001年，被告古林镇政府在原告等124名劳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劳动补偿股所有权划归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2011年，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又将该股份转让给企业法定代表人孟耀成，后企业多次股权变更均未出现残疾职工劳动补偿股。2018年5月，被告华利公司欲关闭，原告等31名残疾人职工到被告古林镇政府处反映，要求享受企业总资产15%分红，才得知劳动补偿股早已在三被告操作下转给了被告华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孟耀成。后经调解，被告华利公司与其他残疾人职工达成赔偿协议，但原告因不同意补偿方案而未领取赔偿金。原告认为，原告以工龄折算股金，以残疾职工劳动补偿股形式体现，到1994年企业改制时，原告应享有原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0.11%股权利益，后三被告在原告等残疾人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本属于残疾职工的股权私自转让，严重侵害了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股权损失100000元。 被告华利公司辩称：一、劳动补偿股是在被告华利公司转制后基于劳动关系给予残疾人的福利，并不是股权。被告华利公司原系福利企业，招收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大量残疾人职工。1994年6月转制时，对于继续留下工作的残疾人职工以劳动补偿股的形式记入企业股份。1994年的企业章程及1998年修改的企业章程均有规定，劳动补偿股只能参加年终分红，不能转让和继承，也不能在企业终止的时候分配剩余财产，只能作为个人分红的依据，职工离岗、调离、退休、除名、死亡后，劳动补偿股自动退出，纳入企业福利基金。劳动补偿股不发股权证，而且分红率低于股金7.2%的时候要予以补足。综上，劳动补偿股是在当年企业改制的时候其在镇政府指示下给予残疾人职工的福利待遇，除分红外并不享有其他股东权利，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终止的时候不分配剩余财产，故原告无权以个人身份提出主张，本案也不应作为民事纠纷由法院处理，即使由法院处理，残疾人的相关福利待遇也应该由政府来负责。二、即使被告华利公司和本案的福利有关，被告华利公司也已经以退股的形式终止了和残疾人的福利制度，而且原告与被告华利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5月31日解除，当时已经约定双方今后无涉，无论基于章程还是基于人民调解协议，原告无论是否办理退股手续，都无权再向被告华利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三、2015年11月份，被告华利公司对残疾职工已进行了退股，所有的残疾人职工都已经不再享有所谓分红。因此，即使原告认为其权利收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1月起算，现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古林镇政府辩称：一、原告享有的劳动补偿股不是现在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给残疾人的福利待遇，所有权归属于集体，原告只享有分红权，且其他同种情况的残疾人补偿均已领取，只剩原告一人。原告即使相关权益受到侵犯也应该按照其他所有员工的标准补偿。二、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股权纠纷，都和被告古林镇政府无关。镇政府已经在多年前根据国家及相关省市区的政策规定，根据政企分开的要求，将所有集体企业所有权移交到相应部门，镇政府没有管理企业的职权，本案涉及的纠纷和被告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责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几次企业改制的事实及相关政策和实际情况，原告所谓的股权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且其他同种情况的残疾人均已领取补偿，只剩原告一人。认为原告相关权益受到侵犯也应该按照其他所有员工的标准补偿。从法律上说，根据公司章程和协议约定和特殊历史条件下省市区相关政策已经明确规定了乡镇集体企业职工只享有分红权，所有权是属于集体所有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陈米再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经三被告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证1.劳动合同和残疾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曾经是被告华利公司员工的事实。经质证，三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2.董事会会议纪要一份，拟证明原告等残疾职工享有残疾人补偿股15%的事实。经质证，三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提出该会议纪要的第一段所列的参会者中，周瑞德是残疾人的代表。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3.退股明细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华利公司认可残疾职工股权权益，原告没有领取退股款的事实。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残疾人根据章程等规定并不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该退股只是2015年11月出于平息纠纷的目的，在政府调解之下进行的工作。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4.领导批示件办理情况报告二份，拟证明涉案股权转让过程的事实。经质证，三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章程，所谓的劳动补偿股不是股权，只有分红权，不享有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被告华利公司是从照顾残疾人的角度支付了10万余元的补偿金。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且能反映原告待证事实，故予以认定。 证5.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单一份，拟证明被告华利公司名下财产情况。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经审查，本院认为证5仅反映了被告华利公司名下的不动产情况，而被告华利公司名下的不动产不等同于原告提起的诉请所涉及的被告华利公司剩余总资产，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华利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经原告陈米再及被告古林镇政府、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证1.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1994年和1998年的股份合作制章程二份，拟证明原告享有的所谓劳动补偿股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而是一种福利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章程的制定与残疾人代表的推选，原告均不知情，对其中残疾人职工权益限制条款制定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古林镇政府和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虽对程序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2.股东协议书一份，拟证明1994年公司转制时各方签订的协议约定，在企业终止时，劳动补偿股归镇政府所有，企业剩余资产归集体股和个人股各方按出资比例分配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缺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的盖章，该协议未生效，个人股东的签字也不能代表残疾职工的认可意思表示；被告古林镇政府和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因被告华利公司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在该协议中签名的残疾职工，系通过合法程序推选出来的残疾职工代表，本院难以认定该协议的效力，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证3.（2018）甬海古人调字127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劳动关系已经于2018年5月31日解除，原告已不能再享有劳动补偿股的任何权利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劳动关系纠纷的消灭与股权权益无关。被告古林镇政府和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华利公司系停止生产经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故该劳动关系的终止并不能直接导致原告丧失其享有的劳动补偿股，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古林镇政府与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经原告陈米再、被告华利公司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证1.古林镇政府文件及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股份合作制章程各一份，拟证明1994古林镇人民政府批准华利电器厂转制，并明确规定劳动补偿股只能参加分红不能转让继承和分配剩余财产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政府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留下的职工每年每人240元折算工龄227700元，该款应当视为留下来的残疾职工的实际出资。被告华利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认为文件中提到的福利基金中提取227700元恰好能说明该该款属于政府福利性质经费，也能与其举证的股东协议书相印证，认为归镇政府所有。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且能证明待证事实，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2.《残疾职工参加股份制可享受劳动补偿股股本金化户》、《协议》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各一份，拟证明劳动补偿股职工只能享有分红，不享受股本升值和股本降值，其他权利都不涉及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残疾职工参加股份制可享受劳动补偿股股本金化户》有异议，认为该内部记录没有签字盖章，且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协议》有异议，认为不确定和本案的关联性，该协议仅为内部约定，不能证明原告等残疾职工对其内容知情且同意；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信访答复时间是2018年6月28日，可证明原告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正是因为原告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予认可，才会提起诉讼。被告华利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2中《残疾职工参加股份制可享受劳动补偿股股本金化户》系单位的内部记录，没有相关残疾职工的签名确认，故该证据难以证明被告古林镇政府与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欲证明的事实；证2中《协议》系古林镇工业办公室和华利电器塑料厂签订，不能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残疾职工对该《协议》内容知情且同意，故该证据亦难以证明被告古林镇政府与被告古林镇投资公司欲证明的事实；证2中《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系行政机关信访部门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残疾职工信访的回复，该意见书的答复结论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证3.《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一份，拟证明政策上个人股只享有分红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文件形成之前，残疾人职工补偿股是一个集体性质的股权，并非职工个人股份。被告华利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3属于行政规范，且该文件颁布、实施时间为1994年9月17日，原告在此之前已取得涉案的残疾人职工补偿股，该文件的效力也不涉及本案，故证3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陈米再原为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的职工。1994年6月，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经被告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原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人民政府审批，由镇集体福利企业转制为集体与个人合股的福利企业，由镇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出资151800元，原福利基金出资227700元，孟耀成等6人出资1138500元作为注册资本，自愿留在该企业上班的残疾人职工按照工龄每人每年240元的额度以“劳动补偿股”性质计入企业股份。原告系自愿留在该企业上班的残疾人职工。1994年《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股份合作制章程》中规定：职工（残疾人）劳动补偿股作为个人分红依据，只能参加企业年终分红，不能转让或继承，不得在企业终止时分配剩余财产，分红不低于股金的7.2%，如分红率低于7.2%的，可拿出公益金补足7.2%。1998年《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股份合作制章程》中亦作了上述规定。2000年，华利电器塑料厂更名为宁波华利电器厂。2011年2月18日，宁波华利电器厂更名为宁波华利电器有限公司。2015年11月，被告华利公司为118名残疾人职工办理“劳动补偿股”退股工作，退股后，残疾人职工享受企业内普通员工薪资标准，原告未领取该退股金额。2018年5月，被告华利公司停止生产经营。除已退休并按月领取退休金的残疾人职工，剩余18名在职残疾人职工各按劳动法规定领取一个月工资。2018年6月，31名原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残疾人职工到被告古林镇政府处反映，要求享受被告华利公司的25%企业总资产，被告古林镇政府召集残疾人职工与被告华利公司进行了调解。2018年7月，被告华利公司与残疾人职工的代表达成协议，由被告华利公司出资100000元作为原持有劳动补偿股残疾人职工的补偿金，双方签订承诺书，同意该方案并承诺之前提出的一切纠纷就此终结。除原告外，其余残疾人职工均领取了上述补偿金。 本院认为：涉案的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劳动补偿股”，源于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企业股份合作制改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为解决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发展出路而探索出的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虽然采取了股份制的一些做法，但股份合作制企业并不是股份制企业，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未对该类企业组织形式作过专门规定，该企业组织形式不能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原告不能据此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规定的相应股东权益。另根据1994年和1998年《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规定，职工（残疾人）劳动补偿股作为个人分红依据，只能参加企业年终分红，不能转让或继承，不得在企业终止时分配剩余财产。上述章程均已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当时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应当确认其合法有效。被告华利公司已于2018年5月停止生产经营，现原告依据“劳动补偿股”要求享有被告华利公司除分红外的其他财产权益，而向三被告主张其股权损失1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被告华利公司提出公司在2015年11月已对残疾职工进行了退股，原告应在此时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现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宁波华利电器塑料厂残疾人职工包括原告于2018年6月到被告古林镇政府处反映，要求享受被告华利公司的25%剩余企业总资产，被告古林镇政府召集了被告华利公司与残疾人职工进行了调解，故可认定原告在诉讼时效内已向被告华利公司提出分配被告华利公司剩余企业总资产的请求，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断。为此，原告的诉请未过诉讼时效，被告华利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米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陈米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际峰 人民陪审员  陶文娟 人民陪审员  柳依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胡思思 ?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