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2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车才先，男，1972年4月2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唐国荣，男，1965年8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云南红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个旧市永胜街176号A幢2单元1003号。法定代表人：童辉熟，系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童辉熟，男，1971年3月19日生，汉族，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个旧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黎，云南锡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车才先、唐国荣因与被上诉人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个旧恒桑公司）、童辉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车才先、唐国荣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61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本诉、反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处理结果错误。第一，本案中不存在合同的概括转让事实。即使存在合同的概括转让，也没有对涉案的380000元依法进行处理。《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合同的概括转让，须有三方当事人的签字认可。本案中，虽然二上诉人与个旧恒桑公司签订了《红河县添宝绿矿区承包开采合同》及《补充协议》，其后又与红河恒桑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恒桑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虽然一致，但却没有约定380000元保证金的处理事宜，也没有约定个旧恒桑公司将380000元交给红河恒桑公司作为履约保证金。上诉人作为二个普通农民工，只知道无论是个旧恒桑公司还是红河恒桑公司，老板都是童辉熟，并不知晓法律上个旧恒桑公司、红河恒桑公司属于不同民事主体的法律知识。第二，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与生效的红河县人民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第112号判决（以下称红河112号判决）的事实认定矛盾。红河112号判决认为：“关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矿山承包保证金380000及矿山承包结算款199008.90元的问题。红河县甲寅乡女草村花岗岩嘎施饰石材矿的采矿权人是红河恒桑公司，原告车才先、唐国荣为了开采甲寅乡女草村石材矿而交纳380000元保证金，但却将保证金交给了个旧恒桑公司。个旧恒桑公司不是红河县甲寅乡女草村花岗岩嘎施饰石材矿的采矿权人。交纳380000元的收据由个旧恒桑公司出具，原告车才先、唐国荣要求被告个旧恒桑公司返还380000元保证金不属本案承揽合同纠纷审理的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因原告车才先、唐国荣未向红河恒桑公司交纳380000元保证金，故要求红河恒桑公司返还380000元保证金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1.本案中，如果真的存在合同的概括转让事宜，那么380000元的保证金和红河112号判决确定的承揽合同纠纷就属于一个案由，红河县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红河恒桑公司返还保证金的判决就属于错误。2.事实上，本案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同概括转让事宜。本案之所以存在主体混乱、红河县人民法院与个旧市人民法院不同的认识，完全是由于包括二上诉人及红河恒桑公司、个旧恒桑公司、童辉熟等一般公民不具备法律知识造成。为了减少当事人讼累，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之后依法进行改判。个旧恒桑公司辩称，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认可以下事实：1.本案与红河县人民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实际是一个案件，是红河县法院错误的将其分割离。从红河县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112号案中原告起诉状和被告答辩状可明确此观点。2.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包括红河恒桑公司没有对合同进行过结算（红河县法院判决合同于2014年4月30日合同期限届满终止）。3.合同是否有转让，是部分转让还是全部转让，这全部是红河县法院和个旧市法院判决书认定的，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二、红河县人民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明显错误。1.当事人主体认定错误，个旧恒桑公司与红河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明确个旧恒桑公司对本案石材有开采权，资源补偿费是个旧恒桑公司交纳。红河恒桑公司是个旧恒桑公司为采石材而在红河县设立的公司，个旧恒桑公司是决策部门，红河石材是实施部门。个旧恒桑公司有权与他人签订采石合同，交由红河恒桑公司实施，判决认定个旧恒桑公司不是当事人错误。2.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合同仅履行5个月错误事实上，2010年6月车才先等还在开采，并且当月25日还向红河恒桑公司借支15万元采矿费（一审我方提交的证据9借款统计表为证)。车才先、唐国荣采石材近二年。（2）认定与当地村民因土地补偿无法协商，村民强行阻止开采错误，一审中我方提交的证据6证明村民没有强行阻止开采。（3）认定车才先、唐国荣没有违约错误，认定没有违约的理由就是村民强行阻止开采，导致仅开采5个月，这样的理由不能成立。3.判决自相矛盾一方面认定双方没有就合同进行过结算，一方面又不支持我方要求结算。三、本案一审判决是在不能与错误的生效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明显冲突的情况下无奈作出的判决，红河县人民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书是生效判决，己经认定个旧恒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失效，而红河恒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与个旧恒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完全相同，仅是甲方主体不同，所以，个旧恒桑公司的权利义务完全转由红河恒桑公司享受承担，这是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只能认可，由此得出结论。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与生效的红河法院判决相矛盾，可事实上没有矛盾，二份判决虽然表述不同，可实质上都是认定个旧恒桑公司的权利义务完全转由红河恒桑享受承担，这是事实认定的一致性，仅是对同样认定的事实二份判决处理结果不同而己。五、上诉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红河县人民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书2016年5月生效，上诉人一审起诉时间是2019年3月，己经超过诉讼时效。据上述事实与理由，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维持原判。车才先、唐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个旧恒桑公司、童辉熟连带立即返还车才先、唐国荣矿山承包保证金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合计490200元，其中保证金本金380000元，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2014年5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为110200元（380000元×6%÷12×58个月）；自2019年3月1日起的利息按年利息6%计付，利随本清；2、本诉诉讼费由个旧恒桑公司、童辉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个旧恒桑公司于2006年10月18日，与红河县人民政府签订《红河县甲寅乡花岗石开发项目合作协议》，对红河县甲寅乡他撒村委会女草村花岗石进行整体开发，按属地原则，协议要求个旧恒桑公司在红河县重新注册公司即红河恒桑公司开展采石、加工业务。2008年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车才先、唐国荣与个旧恒桑公司经过商谈采石事宜后，个旧恒桑公司答复先试采再谈合作，车才先、唐国荣便组织人员试开采石材。2008年12月30日，车才先、唐国荣与个旧恒桑公司签订了《红河县添宝绿矿区承包开采合同》，个旧恒桑公司于2009年1月3日收取了车才先、唐国荣的保证金380000元，后双方于2009年2月1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因红河县甲寅乡他撒村委会女草村花岗石的采矿权办在红河恒桑公司的名下，双方协商后将《补充协议》的主体变更为红河恒桑公司和车才先、唐国荣，协议内容和签订时间一致，《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后车才先、唐国荣一直为红河恒桑公司采石至2009年12月，因矿山与当地村民产生纠纷，车才先、唐国荣停工。2012年5月23日，车才先、唐国荣与红河恒桑公司对甲寅矿山费用进行了结算，经双方确认，红河恒桑公司应补车才先、唐国荣采石费用349008.90元，车才先、唐国荣向红河县人民法院诉讼后已获赔。因红河县人民法院对保证金380000元未作处理，车才先、唐国荣向一审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个旧恒桑公司与红河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取得红河县甲寅乡他撒村委会女草村花岗石的整体开发权，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了《红河县添宝绿矿区承包开采合同》及《补充协议》，后经双方同意，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前提下，个旧恒桑公司将《补充协议》的权利和义务概括移转给红河恒桑公司，由红河恒桑公司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红河恒桑公司成为《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个旧恒桑公司不再是合同的当事人，车才先、唐国荣无权向个旧恒桑公司主张权利,故，车才先、唐国荣请求个旧恒桑公司、童辉熟退还保证金的本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理，因个旧恒桑公司不再是合同的当事人，无权依据《补充协议》向车才先、唐国荣主张权利，故，个旧恒桑公司、童辉熟请求车才先、唐国荣支付违约金和垫付款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车才先、唐国荣的本诉请求；二、驳回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童辉熟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653元，由原告车才先、唐国荣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155元，减半收取3078元，由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童辉熟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收条》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钱已超过保证金380000元的事实。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经上诉人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主体是个旧市恒桑公司，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并且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个旧恒桑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童辉熟；红河恒桑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2日，系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童辉熟；个旧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的《补充协议》和红河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内容一致，时间均为2009年2月11日。红河恒桑公司未另行向车才先、唐国荣收取保证金380000元；红河恒桑公司开采石材过程中的支出费用由个旧恒桑公司支出和销售收入进入个旧恒桑公司账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保证金380000元及利息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本院认为，个旧恒桑公司在红河县注册成立红河恒桑公司，是为了履行与红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红河县甲寅乡花岗石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个旧恒桑公司与红河恒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童辉熟，两家公司为关联公司。在2008年12月30日个旧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红河县添宝绿矿区承包开采合同》后，收取车才先、唐国荣支付的保证金380000元并出具收条的是个旧恒桑公司，红河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保证金，红河恒桑公司并未另行收取，从2009年2月11日个旧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的《补充协议》和红河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内容和签订时间看，两个《补充协议》均是为了履行2008年12月30日个旧恒桑公司与车才先、唐国荣签订的《红河县添宝绿矿区承包开采合同》，并且红河恒桑公司开采石材过程中支出的费用由个旧恒桑公司支出，销售收入进入个旧恒桑公司账户，两个《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混同，不存在个旧恒桑公司将《补充协议》的权利和义务概括移转给红河恒桑公司的问题，双方应按照《补充协议》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保证金38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童辉熟既作为被上诉人个旧恒桑公司独资控制人又是红河恒桑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上述签订合同、补充协议、收取工程保证金以及公司财务支出收入过程，存在过度支配和控制，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也未举证证实其个人财产独立于被上诉人个旧恒桑公司的财产，故其应与被上诉人个旧恒桑公司承担连带偿还债务的责任。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保证金被占用期间利息，因《红河县添宝绿矿区承包开采合同》和两个《补充协议》中均未对此作出约定，本院不予支持。保证金的缴纳是对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担保，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在开采石材过程中存在违约的行为，并且在发生法律效力的红河县人民法院（2015）红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上诉人不能完成合同约定的开采量是客观情况所致，不能视为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辩解上诉人违约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车才先、唐国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615号民事判决；二、由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车才先、唐国荣保证金380000元，童辉熟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车才先、唐国荣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653元，由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660元，由车才先、唐国荣负担199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3078元由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53元，由个旧市恒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660元，由车才先、唐国荣负担19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正平审判员  李云辉审判员  甘 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