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0行初93号原告邢传涛，男，1969年5月5日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代理人荣向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原玉刚，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荣成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荣成市伟德东路9号。法定代表人刘昌松，市长。出庭负责人隋艳秋，副市长。委托代理人钱哲生，荣成市畜牧业发展中心畜牧科技科科长。委托代理人邵骏玮，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威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海波，市长。委托代理人高峰，威海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告邢传涛因诉荣成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荣成市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威海市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传涛及其委托代理人荣向华、原玉刚，被告荣成市政府副市长隋艳秋及委托代理人钱哲生、邵骏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30日，原告向被告威海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荣成市政府对原告养殖场造成的损失不依法履行补偿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责令荣成市政府依法对原告的房屋、畜舍、库房等建（构）筑物、附属设施及对原告造成的停产停业等各项损失履行补偿职责。2019年10月28日，威海市政府作出威政复决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关于稳妥推进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搬迁的通知》（鲁牧办发[2017]22号）、《荣成市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荣政发[2017]9号）（以下简称《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上位法并未对补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因禁养关闭或搬迁的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因此，在无法定的补偿标准的情况下，荣成市政府根据国家大政方针，按照前期评估、摸排情况，并结合养殖户实际经营状况，制定了具体的补偿标准。另外，根据荣成市财政局文件，荣成市政府已经就禁养补偿预留出相应的财政款项，并进行了专户存储。而荣成市政府草拟了《畜禽禁养区规模养殖场、专业养殖户拆迁补助协议书》，由于双方未签署协议，也未就补偿数额达成一致，双方权利义务还无法确定，因此荣成市政府现在还无法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但荣成市政府已经制定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禁养区养殖场拆除补偿标准》（以下简称《补偿标准》），并按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规定的步骤实施了图像采集、公示，测量评估等工作，荣成市政府根据前期摸排情况、评估情况，设立专户预留了相应的财政资金。此外，根据人和镇政府提供的《工作台账》显示，涉案养殖户所在地的荣成市政府、镇政府均在积极与原告就禁养工作和补偿工作进行协商接洽，在此情况下，荣成市政府已经尽到了合理义务，原告关于荣成市政府未尽到法定职责的主张，于法无据。故，对原告关于荣成市政府未依法履行补偿职责的主张，不予支持。荣成市政府依法履行了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驳回邢传涛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邢传涛起诉称,2019年11月2日，原告收到被告威海市政府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威政复决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荣成市政府依法履行了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现原告不服，依法诉至贵院，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告荣成市政府未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属于客观事实，复议机关认定其履行了行政补偿职责属事实认定错误。原告系荣成市人和镇邢家咀村村民，与人和镇墩前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书》，自2004年起，连续承包人和镇墩前村村集体土地用于养貂生产，建造了养殖设施从事养殖经营。2017年8月，原告接到村委会和港湾街道办事处、人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通知称，养殖场被列入禁养区范围，且荣成市政府已于2017年8月1日作出了《荣成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禁养通告》）等文件，要求原告关闭养殖场。依据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但被告荣成市政府未依法给予原告补偿安置，未依法向原告出具评估报告，且规定的补偿方式严重减损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荣成市政府并未依法履行补偿职责，复议机关认定其履行了补偿安置职责没有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二、被告荣成市政府在未与原告就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也未作出任何补偿决定，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原告未能就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系因被告荣成市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正当性，未能遵守程序正当的基本原则，未依法履行补偿安置的程序，未依法送达评估报告，且补偿标准极低，对畜舍及附属设施等地上建筑只给评估价格的40％补偿，对养殖笼具、产床等设施设备及物资也按评估价格的60％补偿,明显不具有公允性，未能签订补偿协议系非因原告原因，不能作为被告荣成市政府不继续履行法定职责的正当事由。在未能就补偿事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被告荣成市政府应当依法对原告作出补偿决定，以履行其法定补偿职责。被告拒不作出补偿决定的行为，属于严重的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原告因禁养应依法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原告因被告荣成市政府的禁养行政行为，遭受的养殖场设备设施及相关附属物损失为585508.3元。原告从事的养殖行为属商业经营行为且具有盈利性，因禁养区的划定要求原告养殖场搬迁造成原告生产经营损失，被告荣成市政府应给予原告停产停业损失。参照《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威海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实施意见》也应给予停产停业补偿，参考上述标准中有关生产用房每月每平方米20元的标准，结合租赁养殖生产的场地3亩，约合2000平方米，按照12个月计算，停产停业损失费共计484000元。综上，因案涉禁养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1065508.3元，但被告荣成市政府未履行任何补偿职责，未给予任何补偿款或作出任何征收补偿决定。三、被告威海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法律适用错误。被告威海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属法律适用错误，按照该款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可以适用驳回复议申请，但截至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被告荣成市政府仍未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该条款不具有适用性。综上，被告威海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威政复决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撤销，被告荣成市政府应对原告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并向原告支付禁养补偿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共计人民币1065508.3元。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威海市政府作出的威政复决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被告荣成市政府不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向原告支付禁养补偿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共计人民币1065508.3元。被告荣成市政府答辩称，一、因原告拒绝与荣成市政府签订补偿协议，因而荣成市政府没有发放补偿款，因此荣成市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存在违法性。荣成市政府已经就禁养补偿预留出相应的财政款项，因原告拒绝配合因而没有获得补偿款支付。荣成市畜禽禁养工作开展以来，荣成市政府高度重视补偿工作。在对禁养范围内养殖户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之后，答辩人已经专门根据评估价值按照政策要求预留出专门的财政资金，以便于完成规定禁养程序的养殖户可以获得补偿资金。1400余户已经完成签约和验收工作的养殖户，已经顺利获得补偿款。原告没有获得补偿款支付，完全是原告自身不配合禁养工作、没有按照规定程序（签约并经验收）完成禁养导致的，荣成市政府并没有责任。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补偿款的具体支付时间。《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作为本次畜禽禁养的直接依据，其效力来源于诸多上位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关于稳妥推进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搬迁的通知》、《威海市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等等，同时其效力已被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系列一审判决所认可，文件的效力不存在任何疑问。不论是《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还是作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效力来源的诸多上位法，甚至包括原告在起诉材料中引述的法律法规，对发放补偿款的时间均没有规定。补偿协议系支付补偿款的直接依据。荣成市政府在拟与原告签订的《畜禽禁养区规模养殖场、专业养殖户拆迁补助协议书》中对补偿的发放时间进行了明确规定，该《协议书》是调整原告与荣成市政府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文件，荣成市政府支付补偿款必须以原告签署协议书并经验收合格为前提。签约及验收之前不支付补偿款也是行政公平的要求。签订补偿协议并经验收合格后方才支付补偿款，这是推进禁养工作的需要，也是行政行为公平公正的要求。已经完成签约、通过验收的1400余户养殖户已经领取到了补偿款。现原告请求荣成市政府采取与1400余户不同且不合理的支付行为，不符合行政公平的要求。因此，原告没有领取到补偿款，完全是原告自身对禁养工作的不配合引起的，荣成市政府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违法的问题，荣成市政府也没有义务在未签约、未验收的情况下发放补偿款，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二、荣成市政府在禁养工作推进中，积极与原告进行协商推进禁养工作，程序正当。在荣成市政府提交的镇政府工作台账中，详细记录了荣成市政府为推进禁养工作，协助原告积极落实补偿协议签署和生产经营的可能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符合《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及诸多上位法的程序要求，程序正当。三、原告要求超出补偿标准之外的“禁养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一）荣成市政府就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已经制定了《补偿标准》，其内容和程序具有合法性。《补偿标准》是《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具体化，同时《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依据多部上位法制定作出，形成了完整的合法性链条。补偿问题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中有具体规定：“对畜舍及其附属设施等地上建筑物及养殖器具、笼具等设施设备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补偿金额由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由财政、审计部门审核后确定”。而《补偿标准》的内容都是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关于补偿问题的具体化，《补偿标准》的众多依据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补偿数额，而是授权有权单位综合考虑予以制定。《补偿标准》是贯彻上位法和《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推动禁养大局工作的重要保证，其合法性有着充分的依据。（二）《补偿标准》所示的补偿内容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补偿标准》的补偿数额按照评估报告的一定比例，事实依据充分。《补偿标准》中充分考虑了不同的情况给予补偿：“对拆除的，按照房屋、畜舍、库房等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评估值的40％+笼具、产床等设施设备及物资搬迁费的60％，给予禁养补助；对不拆除的，按照笼具、产床等设施设备及物资搬迁费的60％，给予搬迁补助。”这样的区别对待充分考虑了现实情况，并结合财政能力考虑补偿标准，是推动国家和地方禁养工作的有力举措。与此同时，《补偿标准》中规定的补偿比例，在全省全市、甚至更大范围内都具有优势。在国家和地方禁养工作的大方针之下，荣成市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禁养工作带给养殖户的影响，才确定了如此的补偿比例。这些事实都为《补偿标准》的作出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告在起诉材料中所提及的法律法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要求按照原告所处理的设施、设备及附属物以及停产停业损失评估价值进行补偿，原告所述已定标准不能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不符事实。在《补偿标准》中明确表明本次整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禁养”，给予符合禁养条件的养殖户拆除和不拆除的选择，而并非强制搬迁。对于选择搬迁的养殖户，荣成市政府也准备按照《补偿标准》中明确约定的比例给予补偿，按照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同时结合财政能力，对养殖户的利益进行了充分考虑。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威海市政府答辩称，一、涉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二、涉案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关于稳妥推进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搬迁的通知》（鲁牧办发[2017]22号）规定，各地要按有无手续、有无配建治污设施、是否污染环境等情形和搬迁进度，依法分类制定出台适合本地实际的关闭搬迁补偿标准和补偿政策，对禁养区内关闭搬迁的养殖场户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第四条规定，对畜舍及其附属设施等地上建筑物及养殖器具、笼具等设施设备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补偿金额由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由财政、审计部门审核后确定。该方案第五条规定，禁养区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整治工作共分四个阶段：（一）图像采集、公示阶段；（二）测量评估阶段；（三）全面实施阶段；（四）核查验收阶段。根据上述规定可知，上位法并未对补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因禁养关闭或搬迁的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因此，在无法定的补偿标准的情况下，荣成市政府根据国家大政方针，按照前期评估、摸排情况，并结合养殖户实际经营状况，制定了具体的补偿标准。另外，根据荣成市财政局文件荣财指字〔2017〕268号《关于分配预拨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补助资金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荣成市财政局文件荣财指字〔2017〕295号《关于分配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补助资金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荣成市财政局文件荣财指字〔2018〕27号《关于分配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补助资金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荣成市财政局文件荣财指字〔2018〕67号《关于分配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补助资金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荣成市政府已经就禁养补偿预留出相应的财政款项，并进行了专户存储。而荣成市政府草拟了《畜禽禁养区规模养殖场、专业养殖户拆迁补助协议书》，由于双方未签署协议，也未就补偿数额达成一致，双方权利义务还无法确定，因此荣成市政府现在还无法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但荣成市政府已经制定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补偿标准》，并按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规定的步骤实施了图像采集、公示，测量评估等工作，荣成市政府根据前期摸排情况、评估情况，设立专户预留了相应的财政资金。此外，根据人和镇政府提供的《工作台账》显示，涉案养殖户所在地的荣成市政府、镇政府均在积极与原告就禁养工作和补偿工作进行协商接洽，在此情况下，荣成市政府已经尽到了合理义务，原告关于荣成市政府未尽到法定职责的主张，于法无据。三、涉案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对荣成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补偿职责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19年7月30日向威海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威海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于2019年8月5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通知荣成市政府提出书面答复。因本案案情复杂，威海市政府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了延期审理决定，并于同日向原告和荣成市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荣成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威海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2019年10月28日，威海市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了双方当事人。2019年11月13日，因决定书中文字有笔误，威海市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补正告知书》并送达给了双方当事人。因此，威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涉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荣成市政府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实其履行了补偿法定职责：1、荣成市财政局出具的荣财指字〔2017〕268号、荣财指字〔2017〕295号、荣财指字〔2018〕27号、荣财指字〔2018〕67号《关于分配预拨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补助资金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予以证明，荣成市政府为禁养范围内的养殖户已准备好专项补偿资金，包括原告在内的养殖户完成禁养工作及签约并经验收后即刻拨付，原告未收到补偿资金，完全是原告不配合导致的。2、荣成市政府各镇街关于畜禽禁养跟踪服务工作台账和情况说明。予以证明，荣成市政府及各原告所在镇街为积极协助原告完成禁养工作，并保障原告的生产经营需要，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证明荣成市政府在畜禽禁养工作补偿事项中，程序正当行为合法。3、法律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关于稳妥推进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搬迁的通知》以及《关于印发荣成市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予以证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列明补偿的时间和具体数额，原告请求在没有签订补偿协议且没有经过验收的情况下，由荣成市政府支付补偿款于法无据。荣成市政府就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已经制定了禁养区养殖场拆除补偿标准，补偿标准是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中补偿问题的具体化，而该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制定依据是多部上位法，多部上位法对禁养补偿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但都没有对补偿款的支付时间作出规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补偿标准没有违反上位法，所以其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而原告所诉请的补偿范围和补偿数额没有任何依据。被告威海市政府提交以下证据证实涉案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1、行政复议申请书；2、威政复受字〔2019〕第84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威政复答字〔2019〕第84号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荣成市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5、威政复延字〔2019〕第84号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威政复决字〔2019〕第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7、威政复告字〔2019〕第84号行政复议补正告知书及送达回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荣成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据提出以下质证辩论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四份通知，都是在2017年11月之后才做出，而且载明为整治补助资金，和荣成市政府应当依法履行的补偿职责以及支付的补偿资金应该不能够等同。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而且台账所记录的内容与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所审理查明的事实不一致。荣成市政府所提交的法律依据都载明了被告荣成市政府负有补偿职责，就补偿的期限尽管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是荣成市政府在作禁养通告以及发放居民一封信的过程中，已经规定了禁养的期限，所以禁养的期限作为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个期限，应当是签约和达成协议的期限。不能说法律没有规定补偿签约期限，荣成市政府就能够一直持续不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另外，荣成市政府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相应的补偿安置职责，对于补偿安置职责的履行方式，并不是只有签订补偿协议这一种方式，在无法协商一致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荣成市政府应当依法作出补偿决定，但是本案当中荣成市政府未提供相应证据，也没有作出任何补偿决定。原告对威海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行政复议程序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荣成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被告威海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第十八届荣成市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荣成市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以下简称《“三区”划定方案》，2017年4月1日，被告荣成市政府作出荣政发[2017]4号《关于印发〈“三区”划定方案〉的通知》，予以印发。2017年7月30日，被告荣成市政府作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2017年8月1日，被告荣成市政府作出《禁养通告》，该通告载明：“市政府决定在全市禁养区开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整治范围按照《“三区”划定方案》划分，位于禁养区范围内的相关畜禽规模场和养殖专业户。二、整治时限2017年11月30日前，上述范围内所有畜禽规模场和养殖专业户要完成专项整治工作。三、整治方式禁养区畜禽规模场和养殖专业户自愿选择关闭或搬迁。四、工作要求列入拆迁范围内的规模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处理养殖畜禽并自行拆除畜禽舍等建筑物，对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拆迁的，由所在镇街会同公安、城管、环保、畜牧、供电等部门依法强制拆除，同时取消补偿资金。”荣成市政府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网站、报纸等平台将上述《禁养通告》向社会广而告之。原告邢传涛的养殖场位于人和镇烟墩前村，因位于威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规划区，在禁养区范围内。被告荣成市政府指派下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场向原告告知了《禁养通告》的内容，并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养殖场进行了资产评估。原告未签署关闭、搬迁协议，也未领取补偿款。2018年6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荣成市政府作出的《禁养通告》；二、请求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三区”划定方案》两个方案进行附带审查。2018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18）鲁10行初44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行终69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30日，原告向被告威海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荣成市政府对原告养殖场造成的损失不依法履行补偿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责令荣成市政府依法对原告的房屋、畜舍、库房等建（构）筑物、附属设施及对原告造成的停产停业等各项损失履行补偿职责。2019年8月5日，威海市政府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通知荣成市政府提出书面答复。因本案案情复杂，威海市政府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了延期审理决定，并于同日向原告和荣成市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荣成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威海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2019年10月28日，威海市政府作出威政复决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2019年11月13日，因决定书中文字有笔误，威海市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补正告知书》并送达给了双方当事人。本院认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被告荣成市政府审议通过《“三区”划定方案》，划定禁止养殖区域，在全市禁养区开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决定关闭或者搬迁原告的养殖场，致使原告遭受经济损失，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予以补偿。在被告荣成市政府与原告就补偿数额不能达成一致签署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告荣成市政府应当作出补偿决定。涉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荣成市政府已经依法履行了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威海市政府作出的威政复决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被告荣成市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原告邢传涛作出补偿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荣成市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毕海燕审 判 员  宫晓燕人民陪审员  毕明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汤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