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1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帜开，男，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启配，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军辉，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由浙江省温岭市某基层组织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贵子，男，196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健娜，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志钦，男，199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上诉人李帜开因与被上诉人余贵子及原审被告黄志钦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9）粤72民初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帜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启配、江军辉，被上诉人余贵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健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黄志钦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帜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余贵子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由余贵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有误，该协议书应予撤销。1．2018年2月9日阳江市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出的《通告》可以证明余贵子的渔排已被征收，涉案事故发生时余贵子的渔排内不可能有鱼。签订上述协议书时，余贵子告知李帜开其受损渔排当时正在养鱼及因事故受到了损失300,000元，余贵子故意隐瞒渔排被征收及其已获得补偿款的真实情况并作出虚假陈述，诱使李帜开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协议书。余贵子的行为构成欺诈。2．涉案事故发生后，余贵子在当事船舶被阳江港口海事处禁止离港、停船一天、面临重大损失的危难之机，迫使李帜开签署协议书，其行为属于乘人之危。3．经李帜开委托的律师进行调查，了解到余贵子实际受到的损失不超过80,000元。涉案协议书约定李帜开向余贵子赔偿450,000元，违反等价有偿原则，显失公平。（二）涉案渔排的管理人没有将渔排清场，也没有在废弃的养殖设施上设置警示灯，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事故损失应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确定。（三）一审判决未查明余贵子是否已就涉案渔排获得征收补偿款，认定事实不清。（四）涉案事故发生时，黄志钦是肇事船舶的实际使用人，也是直接侵权人。一审法院判决黄志钦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李帜开追偿，损害李帜开的合法权益。余贵子答辩称：不同意李帜开的上诉请求。涉案事故发生后，渔排内的鱼已经全部流失。此后各方当事人经过多方了解和长时间磋商，最终在阳江港口海事处的见证下签署《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涉案协议书不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李帜开应当按照协议书履行义务。余贵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帜开、黄志钦向余贵子连带赔偿68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2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诉讼费由李帜开、黄志钦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兴和源7”轮的船舶所有人登记为李帜开。李帜开提交的黄志钦署名的《交接书》显示：“兴和源7”轮于2018年11月5日到达沙鱼涌码头，当日对该船进行交接，该船于2018年11月5日起租。2018年12月16日，余贵子与李帜开、黄志钦签订《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其内容如下：2018年12月7日1830时左右，“兴和源7”轮在进入阳江港的过程中，因避渔网偏离航道，导致与余贵子的两个渔排发生碰撞，造成余贵子两个渔排损坏，损失金额约680,000元。当事人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李帜开赔偿余贵子450,000元，双方今后不再以此事追究对方责任；李帜开分两期向余贵子支付赔偿款，第一期先支付250,000元，在2018年12月18日之前将钱汇到余贵子的银行卡上；第二期支付200,000元，在2019年1月18日之前将钱汇到余贵子的银行卡上；如果李帜开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赔偿款，则由担保方黄志钦支付。余贵子与李帜开、黄志钦均在该协议书中签名，阳江港口海事处作为公证方在该协议书中盖章确认。李帜开提交了阳江市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于2018年2月9日发布的《通告》。《通告》称：因珠海（阳江）共建产业园建设需要，阳江高新区平冈镇盐洲围现已征收；禁止盐洲围进行养殖；自通知之日起10天内请原养殖户清场完毕，阳江市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将对盐洲围范围养殖场进行停水停电，拆除养殖渔围屋等地上构筑物和钩除塘基，进行统一管理。一审法院向阳江市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黄荣繁调查余贵子经营的渔排是否在被征收范围内及余贵子是否已领取征地补偿款，黄荣繁称：据向盐洲围征地组敖喜云了解，盐洲围征地补偿是与该渔围承包人莫定启协商的，征收时补偿给莫定启；余贵子没有在征地组领取征地款；不知余贵子经营的渔排是否在征地范围内。李帜开提交的阳江港口海事处于2018年12月14日出具的《通知书》记载：2018年12月7日大约1830时，阳江港11#航标至12#航标之间两个渔排被不明船舶碰撞；经排查，发现“兴和源7”轮有肇事嫌疑，需对该船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期间，该船不能离开阳江港、不能销毁相关证据。2019年3月20日李帜开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微信通信中称：渔排和鱼损失没有经过评估，是余贵子自己算出来的，船被禁止离港，每天费用太大，为减少损失，想早点把船开出去干活，无奈签下赔偿协议。李帜开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余贵子被撞渔排的损坏进行评估。余贵子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李帜开所有的“兴和源7”轮，保全价值以680,000元为限。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9）粤72民初58号民事裁定，准许余贵子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余贵子为此交纳了保全申请费3,920元。一审法院认为，余贵子以李帜开所属船舶触碰其渔排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涉案事故发生后，余贵子与李帜开、黄志钦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见证下签署的《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合法有效。李帜开辩称其系迫于无奈而签订该协议书并请求撤销该协议书，其应举证证明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李帜开提交的阳江港口海事处出具的《通知书》，是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对发生在其辖区范围内的海事事故进行调查所采取的正常措施，其并不能证明李帜开因此而受到胁迫。李帜开出于自身经济原因的考虑而与余贵子达成和解，属于其自愿行为。李帜开要求撤销《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李帜开的申请向阳江市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调查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并不能支持李帜开关于余贵子已获得补偿的主张。李帜开申请对涉案被碰撞渔排进行评估，鉴于双方当事人已就涉案事故的赔偿达成协议，且碰撞造成的损失包括养殖设施和养殖物的损失，现在对被碰撞渔排进行评估，也不能反映事故发生当时的状况，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虽然《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写明余贵子两个渔排损坏的损失金额约680,000元，但双方当事人已协商同意李帜开赔偿450,000元作为该次事故的最终赔偿方案，双方今后不再以此事追究对方责任。上述约定确定了李帜开应承担的赔偿义务和赔偿数额，对余贵子具有法律约束力。余贵子依据该协议书诉请李帜开支付赔偿款，但协议书并未约定李帜开不履行付款义务时余贵子可主张其赔偿损失680,000元。余贵子主张李帜开支付赔偿款680,000元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协议书约定李帜开应分别于2018年12月18日、2019年1月18日前支付赔偿款，但李帜开未能按时支付，余贵子据此主张李帜开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该协议书约定分两期付款，故应以应付各笔款项的次日起分段计算违约损失。黄志钦在《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中以担保人身份承诺，如李帜开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赔偿款则由黄志钦支付。上述约定表明黄志钦愿意为李帜开履行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黄志钦应对李帜开应支付的赔偿款及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关于“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黄志钦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帜开追偿。李帜开辩称涉案船舶已租赁给黄志钦并主张应由黄志钦承担本案相关赔偿责任，这是李帜开与黄志钦之间的约定，应由其另行解决，不能据此否定《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对李帜开、黄志钦所应承担责任作出的约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帜开向余贵子赔偿渔排损失4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250,000元的利息自2018年12月19日起计算，200,000元的利息自2019年1月19日起计算，均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黄志钦对李帜开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黄志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李帜开追偿；（三）驳回余贵子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10,611元，由余贵子负担3,601元，李帜开、黄志钦负担7,010元。保全申请费3,920元，由余贵子负担1,326元，李帜开、黄志钦负担2,594元。二审中，李帜开向本院提供了1张视频光碟作为证据，拟证明涉案渔排被撞后的受损情况和渔排已修复的情况。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贵子对李帜开逾期提供证据的行为提出异议，不确认该证据。经查，该证据中的视频系涉案事故发生后一方当事人自行摄录形成。其不能证明涉案事故造成损害的情况，故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所述意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效力及李帜开是否应依该协议书向余贵子支付赔偿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真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余贵子为主张李帜开、黄志钦向其支付赔偿款，提供了其三方于涉案事故发生后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见证下签署的《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作为证据。李帜开对其签署该协议书的事实并无异议，但以其系在受欺诈的情形下签署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条款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书。经查，该协议书系李帜开所有的船舶触碰余贵子的渔排后，各方就事故造成的养殖损失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协议。协议书中确定的赔偿金额并未超过各方当事人估算的损失金额，李帜开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金额明显过高而违反公平原则。李帜开称该协议书系其在当事船舶被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禁止离港的危难之机被迫签订，但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通知肇事船舶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离开阳江港属于行政机关依职权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海事事故进行调查而采取的正常措施，其并不能证明该协议书系在乘人之危、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形下订立的合同。李帜开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协议书具有依法可予撤销之情形，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涉案《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其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据该协议书的约定，李帜开应向余贵子支付450,000元作为涉案事故的赔偿款。协议书签订后，李帜开并未依约履行上述义务。一审法院判令李帜开向余贵子赔偿渔排损失450,000元并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支付利息，并无不当。该协议书另约定，如果李帜开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该款，则由担保方黄志钦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一审判决据此判令黄志钦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李帜开追偿，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李帜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11元，由上诉人李帜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莫 菲审判员  贺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李金迪书记员肖斯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