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9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绿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莲花街333号B座。 法定代表人：黄国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贺梅、胡梦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兴顺苗木花卉基地。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街道办事处来胜堡村。 法定代表人：高兴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龙，辽宁一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绿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园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苏家屯区兴顺苗木花卉基地（以下简称兴顺苗木基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绿城园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兴顺苗木基地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截至2014年6月11日兴顺苗木基地共计供苗3051908元错误。根据兴顺苗木基地提交的苗木清单，2012年苗木款计614564元，2013年苗木款计1675315元，2014年苗木款计525589元，合计为2815469元。原审判决认定绿城园林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2015年10月19日，2016年2月2日向兴顺苗木基地支付苗木款各10万元，共计30万元，该认定错误。绿城园林公司于前述时间点向兴顺苗木基地打款是受上虞万景苗圃有限公司谢士君委托打款，谢士君因个人原因向绿城园林公司借款，绿城园林公司受谢士君委托向高兴斌付款。因此，绿城园林公司支付的不是本案苗木款。原审判决认为上虞万景苗圃有限公司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属于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绿城园林公司还通过谢士君、顾军祥、顾柏良等人支付1980002元，共计支付苗木款2280002元，该认定错误。绿城园林公司从未授权谢士君、顾军祥、顾柏良等人向兴顺苗木基地支付苗木款，也未向兴顺苗木基地支付苗木款。二、原审法院认为绿城园林公司系合同履行方错误。1、根据绿城园林公司在原审中提交承包协议，证明案涉工程系谢士君承包经营，双方对承包的权利义务都进行了约定。谢士君不得以绿城园林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其自负盈亏，涉及工程的全部事项均由谢士君个人承担。2、合同具有相对性。根据兴顺苗木基地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当时是顾军祥、顾柏良等人与兴顺苗木基地形成买卖苗木的合同关系，故顾军祥、顾伯良等人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3、顾军祥、顾伯良、顾振绪等人并非绿城园林公司员工，他们无权代表绿城园林公司对外签订任何合同。绿城园林公司也没有授权顾军祥、顾伯良、顾振绪等人有权对外代表绿城园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4、合同甲方处盖的印章明确注明签订合同无效。兴顺苗木基地及高兴斌作为商业经营的主体，对此应当明知并负有谨慎义务。5、绿城园林公司承建的全运村绿化工程项目，经与发包方及审计师事务所初步确认，苗木金额共计842.4万元。绿城园林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已经向其他第三方采购苗木超过918万元，该苗木足以满足工程所需，没有必要向兴顺苗木基地及高兴斌另行采购苗木，事实上也没有向兴顺苗木基地及高兴斌采购苗木。三、原审对《苗木采购合同》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定错误。1、这是一份补签的合同，不能反映出苗木买卖的真实交易情况。2、制作这份苗木采购合同的目的是顾军祥、顾伯良、顾振绪等人将其交易的付款责任转嫁给绿城园林公司，明显损害了绿城园林公司的利益。3、案涉工程是承包给谢士君。故绿城园林公司特别约定工程项目章不能对外签订合同，并且有注明相关文字。为此，谢士君是出具承诺书给绿城园林公司的。对此，顾军祥、顾伯良、顾振绪等以及兴顺苗木基地都是明知的，顾军祥在《苗木采购合同》中签字，其就是合同的相对人，应该履行合同义务。四、将他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本案中适用错误。1、在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5）历城商初字第1247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所谓绿城园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承认顾军祥是沈阳全运村的项目经理的表述，并没有经过绿城园林公司的特别授权。2、关于顾军祥是沈阳全运村项目经理的表述应结合庭审全部事实予以理解。在该案中，绿城园林公司只是认为顾军祥是工地管理人，是受雇于谢士君的工地管理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项目经理。3、该案中已经查明谢士君是顾军祥的领导（老板），结合《工程承包协议》能够证明顾军祥只是谢士君的雇员，其没有权利代表绿城园林公司签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现绿城园林公司有足够证据证明顾军祥不是沈阳全运村的项目经理，原审法院不能够简单套用其他法院查明的事实进行判决，应该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判。五、原审法院程序违法。1、遗漏了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法官根据庭审需要向兴顺苗木基地释明是否追加顾军祥、顾伯良、顾振绪、谢士君等人为本案被告，但兴顺苗木基地不同意追加，原审法院也没有依职权通知参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2、程序违法导致实体认定错误。因原审法院没有同没有通知。顾军祥顾柏良顾振绪谢士君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仅凭盖然性来认定。顾军祥顾柏良等人的身份，从而做出顾军祥顾柏良顾振绪是绿城园林公司工作人员的事实认定。六、证据《情况说明》三性认定错误。兴顺苗木基地在原审时向法院提交分别以顾军祥、顾柏良、顾振绪名义出具的《情况说明》。绿城园林公司对三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提出了异议，这些证据不具有证明力。1、三份《情况说明》从形式上看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2、顾军祥、顾柏良、顾振绪、自认是项目经理、项目验收员、项目部财务，但是该三人没有任何凭据证明其身份是经绿城园林公司任命或聘用，与没有与绿城园林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仅只是一面之词。3、三份《情况说明》形成于2018年12月8日，即在兴顺苗木基地起诉绿城园林公司时才取得。此表示在2018年12月8日兴顺苗木基地才知道该三人的身份，也说明在苗木交易时是不知道的。七、原审判决容易引起道德风险。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工程承包挂靠现象，如果法院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发生纠纷，发生如原审法院这样判决的话，则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实际承包人、挂靠人的雇员与材料供应商串通，会有故意嫁祸名义工程中标人、承包人从中牟利的现象。八、具体苗木款及支付的事实认定错误。1、兴顺苗木基地提交的《苗木出库单》是兴顺苗木基地与顾伯良、顾掁绪共同伪造的。理由如下：（1）《苗木出库单》的金额与兴顺苗木基地陈述的金额不符。（2）《苗木出库单》的金额与《供苗清单》的金额不符。（3）所有的《苗木出库单》都是连号，与正常的交易不符，很有可能是后期制作的。2、绿城园林公司的代付行为并不能证明绿城园林公司是付款人。兴顺苗木基地与顾军祥、顾伯良的交易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而绿城园林公司替谢士君付款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不能证明绿城园林公司是付款义务人。而且经过绿城园林公司对比《苗木清单》和实际的工程复审报告，兴顺苗木基地提供的《苗木清单》中有多项苗木种类和数目都与工程的实际情况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兴顺苗木基地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二、绿城园林公司不如实陈述，否认双方买卖关系，构成虚假陈述，希望法院查明事实，严肃处理。三、一审中，兴顺苗木基地提供了双方的买卖合同、出库单、对账单、银行的转账记录。这一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绿城园林公司没有充分证据否定一审已经认定的事实。一审中，兴顺苗木基地提交了生效的（2017）鲁01民终8797号民事判决，证明顾军祥是绿城园林公司项目经理，即顾军祥签字盖章代表了绿城园林公司。双方签订的《苗木采购合同》已经明确注明甲方是绿城园林公司，并非谢士君、顾军祥个人，明确表示是公司的行为。经过一审审理，合同中甲方的盖章系绿城园林公司刻制的公章，并非谢士君、顾军祥个人私刻的公章，并且该公章在绿城园林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也有使用的痕迹。以上事实证明双方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出库单、对账单完整证明了双方买卖的金额。兴顺苗木基地自认的金额都有银行的流水转账记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综上所述，绿城园林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地证据否定一审认定事实，其不认可顾军祥、顾柏良、谢士君等人身份的理由不足以反驳一审判决，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兴顺苗木基地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绿城园林公司立即支付树苗款771906元、延付款利息暂计11万元（按771906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6年2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及违约金61038.16元（3051908元×2%计算），共计942944.16元；2、案件受理费由绿城园林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6月2日，兴顺苗木基地（乙方）与绿城园林公司（甲方）签订《苗木采购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建的沈阳全运村R1、R3景观工程供应苗木，苗木各品种、规格、价格双方临时商定；苗木的品种、规格、数量及价格以现场签收的单据（单据是乙方提供的出库单）为准，现场验收人员为顾柏良；苗木到场后支付验收合格苗木总价款的60%，剩余苗木款自送苗结束后半年内付清；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履约，视为违约，违约方须向对方支付苗木总价款的2%作为违约金；本合同为后补合同，乙方已于2012年6月18日至2013年向甲方供苗。该合同由绿城园林公司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部在落款的甲方处加盖印章，并由顾军祥在代表人处签字，该项目部印章的印文注明“（签订合同无效）”。 兴顺苗木基地实际从2012年6月18日起向该景观工程供苗，截至2014年6月11日，兴顺苗木基地共计供苗3051908元。绿城园林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2015年10月19日、2016年2月2日分别向兴顺苗木基地支付苗木款各10万元，共计30万元。庭审中，兴顺苗木基地自认，除了绿城园林公司直接支付的30万元，绿城园林公司还通过谢士君、顾军祥、顾柏良等人支付1980002元，共计支付苗木款2280002元。 另查明，根据（2017）鲁01民终879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绿城园林公司在该案一审庭审过程陈述，顾军祥系绿城园林公司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的项目经理，同时，该判决对顾柏良系该项目工作人员的身份亦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绿城园林公司确认加盖于《苗木采购合同》的项目部印章系由其刻制，对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他案中认可顾军祥系该景观项目的项目部经理，结合兴顺苗木基地提交的《苗木采购合同》及供苗清单、出库单，该院对兴顺苗木基地实际向绿城园林公司承建的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提供苗木的事实予以确认。虽然该项目部印章的印文明确，使用该印章签订的合同无效，但双方存在苗木买卖的事实客观存在，且即便该印章不能用以签订合同，顾军祥作为该项目部经理，其在合同落款处签字的行为亦构成职务代理行为，该合同对绿城园林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签订后，兴顺苗木基地共计向绿城园林公司交付价值3051908元的苗木，绿城园林公司及其相关人员仅支付2280002元，尚拖欠771906元未支付。根据合同约定，苗木款应于供苗结束后半年内付清。本案中，兴顺苗木基地最后向绿城园林公司供苗的时间为2016年2月2日，现绿城园林公司至今未支付拖欠的苗木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兴顺苗木基地主张，绿城园林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按照苗款总价款的2%支付违约金，并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该院认为，兴顺苗木基地主张的违约金及利息损失均系违约责任的体现方式。现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不足以弥补绿城园林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该院根据公平原则，依法将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调整为按照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实际计算，但绿城园林公司在承担利息损失后，无需再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即违约金以未支付的苗木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绿城园林公司最后支付苗木款的次日即2016年2月3日起计算。关于绿城园林公司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根据兴顺苗木基地提交的出库单，其最后向绿城园林公司交付苗木的时间为2014年6月11日，从该时间开始计算，绿城园林公司应当付清苗木款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后绿城园林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向兴顺苗木基地支付苗木款，该行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根据法律修改后的民事案件诉讼时效的规定，兴顺苗木基地本案的诉讼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绿城园林公司的该抗辩该院不予采纳。综上，兴顺苗木基地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判决：一、浙江绿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阳市苏家屯区兴顺苗木花卉基地苗木货款771906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未支付的苗木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2月3日起计算至苗木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沈阳市苏家屯区兴顺苗木花卉基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615元，由沈阳市苏家屯区兴顺苗木花卉基地负担430元，由浙江绿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185元。 二审期间，绿城园林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验收报告、新闻报道，证明沈阳全运村项目已于2013年8月30日竣工。2、绿城园林就沈阳全运村R1、R3地块购买苗木用款申请单、付款凭证、发票，证明在项目施工期间（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绿城园林公司就该项目地块向苗木供应商采购苗木超过918万，没有向兴顺苗木基地采购苗木。3、授权书，证明用款申请单经办人顾安良由谢士君授权就沈阳全运村项目向绿城园林公司申请向第三方付款。4、大连东辉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沈阳全运村项目出具的复审审核报告，其中R1、R3地块绿化工程复审明细证明沈阳全运村R1R3地块购买苗木金额共计8424356.17元。绿城园林公司已充分采购项目所需苗木，无需向兴顺苗木基地另行采购。5、对比明细，证明经比较复审结算书绿化工程明细与兴顺苗木基地提供的苗木清单明细，本项目施工无需兴顺苗木基地提供苗木清单中列出的多个品种，绿城园林公司无采购的需要。以上证据经质证，兴顺苗木基地认为均非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系复印件，不清楚是否是在2013年8月30日竣工，与本案买卖合同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绿城园林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因为绿城园林公司采购其他单位的苗木，就认为兴顺苗木基地未供应苗木。证据3有异议，兴顺苗木基地获得苗木款是绿城园林公司以及项目部人员通过银行汇入兴顺苗木基地账户内，以什么方式进行做账是绿城园林公司内部财务问题。证据4无原件且不完整，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来源有异议，内容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绿城园林公司证明，该证据也与证据1相矛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兴顺苗木基地与绿城园林公司之间不存在案涉苗木买卖关系的证明目的。 兴顺苗木基地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苗木采购合同》系由顾军祥代表绿城园林公司与兴顺苗木基地签订。经查明，顾军祥曾出具《情况说明》自称其系绿城园林公司承建的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部经理，主管绿化工程；绿城园林公司提交的《景观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表》上载明顾军祥代表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部签字盖章；生效的（2017）鲁01民终8797号民事判决亦对顾柏良系该项目工作人员的身份予以确认。根据上述事实，本案可以确认顾军祥系绿城园林公司的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部负责绿化工程的工作人员。案涉《苗木采购合同》约定兴顺苗木基地向绿城园林公司的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工地供应苗木，由顾军祥在代表人处签字，并加盖了项目部印章。本院认为，顾军祥在案涉合同上的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的代表行为，退一步说，即使顾军祥超越权限对外采购苗木，兴顺苗木基地也不知情，应认定代表行为有效。绿城园林公司上诉主张其并非案涉苗木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兴顺苗木基地提交的《苗木采购合同》及供苗清单、出库单，兴顺苗木基地存在向沈阳全运村景观项目工地供应苗木的事实。绿城园林公司上诉主张兴顺苗木基地与顾军祥、顾柏良、顾振绪等人串通损害其利益，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顾柏良、顾振绪签字确认的2012年、2013年及2014年供苗清单，兴顺苗木基地累计供苗3051908元，扣除已付款2280002元，原审判令绿城园林公司支付剩余款项771906元，依据充分。 综上所述，绿城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70元，由上诉人浙江绿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