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3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艳环，女，1961年6月25日出生，法国籍，住法国巴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东强，男，1953年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艳芬，女，1961年1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丹（宋艳芬之夫），男，1973年10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恩余，男，1947年7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宋东强，男，1953年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宋艳玲，女，1958年3月17日出生，法国籍，住法国巴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东强，男，1953年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宋恩才，男，1941年2月14日出生，住辽宁省营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兆阳，北京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茹，北京荣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宋艳环因与被上诉人宋艳芬、宋恩余、宋东强、原审第三人宋艳玲、宋恩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宋艳环、宋艳玲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东强、宋艳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丹、宋恩余，以及宋恩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兆阳、张亚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艳环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将房屋登记在宋艳芬名下和将房屋由宋艳芬继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2000年8月18日的《协议》不是关于房屋继承和共有物分割。证人耿某1的证言未在一审庭审中质证，一审法院依据其证言认定将×号房屋由宋艳芬继承不正确。宋艳芬、牛天霞取得×号房屋产权登记依据的（2002）朝证字第0094号公证书因故意隐瞒事实，致使公证书遗漏当事人，已经被北京市正阳公证处撤销。宋艳芬、牛天霞丧失了取得×号房屋产权登记的合法依据。2013年11月9日宋恩余和宋艳芬签订的换房协议违背家庭协议的约定，而且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签字，不能作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变更×号房屋登记的依据。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宋艳环是法籍公民，但一审法院只给了15天的上诉期。宋艳芬辩称，生效的判决、裁定均确认涉案房屋的继承、变更等事实具有法律效力。2000年8月18日的《协议》是全家协议后达成的共识。宋艳环委托母亲代签的原因是全家达成共识后，其返回法国故委托母亲代为签字。此事由熟悉整个家庭状况、目睹协议达成全过程且与×号房屋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耿某1的证言为证，该证人在宋艳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已经出庭作证。涉案房屋在2000年8月家庭协议中作出处置后，于2002年办理的过户手续。此后十几年里宋艳环几乎每年都回国探望母亲并居住在该房屋内，一直未对家庭协议及继续事宜提出异议，宋艳环称其对《协议》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宋艳环现反悔提出诉讼，超出法定诉讼时效。宋艳环上诉称《协议》未生效，但《协议》第七条是指即日起先变更×号房屋产权和×1号房屋承租权，变更后但在母亲仙行前×号房屋仍归母亲使用，×1号房屋仍归我使用，事实上《协议》达成至今×号房屋一直仍由母亲居住使用，完全符合《协议》规定。宋艳环上诉称×号房屋不是遗产不符合事实，此为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宋艳环认可2014年11月18日母亲牛天霞有行为能力，则其2013年11月20日在房产交易大厅签订诉争《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完全合法，牛天霞是在2016年下半年后逐步丧失行动、语言及思维能力，并于2017年8月14日被朝阳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11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南里社区居委会指定我担任牛天霞的指定监护人，并得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确认，我作为牛天霞的指定监护人代理其进行诉讼完全合法。另，一审审理程序完全合法。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一审判决。宋恩余辩称，同意宋艳芬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一审判决。宋艳玲述称，同意宋艳环的上诉请求。宋恩才述称，同意宋艳环的意见。我确实在法院写了放弃继承的声明，但是当时并不了解房屋的情况、诉讼的情况以及协议的情况。宋恩余隐瞒相关事实，欺骗我说其他兄弟姐妹都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现在我不同意放弃继承。宋艳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宋艳芬、宋恩余、牛天霞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尊伍之妻牛天霞，之女宋艳芬、之女宋艳玲、之女宋艳环、之女宋艳春、之子宋东强、之子宋建平（改名为宋恩余）、之子宋玉平。各方确认宋尊伍与牛天霞系再婚关系，宋尊伍与前妻生有一子宋恩才。宋玉平于1968年死亡，其死亡时未婚无子女，宋尊伍于1999年8月22日死亡。2000年5月20日，宋尊伍与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号房屋。2000年9月20日，×号房屋产权登记至宋尊伍名下。2002年1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作出（2002）朝证字第0094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被继承人宋尊伍于1999年8月22日死亡，死亡后有以其名义登记与其妻牛天霞共有×号房屋一套。死者生前无遗嘱；现查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妻牛天霞、子宋恩余均自愿放弃继承权利，故宋尊伍所遗上述房产份额应由其女宋艳芬一人继承。此后，×号房屋产权进行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3年11月20日，宋艳芬、牛天霞作为出卖人，与宋恩余作为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出卖人将×号房屋以1299400元价格卖与买受人。2013年11月20日，×号房屋产权登记至宋恩余名下。2014年7月28日，北京市正阳公证处作出京正阳复查（2014）字第4号公证复查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本机构于2014年7月21日受理宋东强提出的公证复查申请，对（2002）朝证字第0094号公证书进行了审查。申请人提出，公证书中表述被继承人宋尊伍只有宋恩余、宋艳芬两名子女有误。该公证书卷宗所附证明材料和申请人谈话所体现的亲属关系为，根据宋艳芬的人事档案摘抄表、宋尊伍人事档案摘抄表、北京市第二住宅建筑工程公司退休管理科出具的亲属关系调查表，未体现宋尊伍在宋恩余、宋艳芬之外有其他子女；申请人牛天霞、宋恩余、宋艳芬在公证员询问过程中，均称宋尊伍只有两名子女即宋恩余、宋艳芬。复查公证员约谈，宋艳芬到场表示，宋尊伍有子女八人，一人已去世；遗产分配事宜所有家人开过家庭会议，当时除宋艳芬外，均同意宋尊伍的遗产由宋恩余继承，因宋艳芬反对，后达成换房协议，宋恩余取得宋艳芬承租房，宋艳芬继承宋尊伍的遗产房。据宋东强提供的派出所证明信记载，宋尊伍有子女七人，分别是宋艳芬、宋燕苓、宋燕春、宋燕环、宋建平、宋玉平、宋东强。因牛天霞、宋恩余、宋艳芬故意隐瞒事实，致使公证书遗漏当事人，（2002）朝证字第0094号公证书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故本机构作出撤销公证书的处理决定。本案审理过程中，宋艳环提交以牛天霞为立遗嘱人的遗嘱公证书一份，主要内容：牛天霞与宋尊伍购有×号房屋一套，宋尊伍于1999年8月22日去世，其二人为原配夫妻，共有子女2人；其去世后，将×号房屋中属于其的份额由宋艳芬个人继承，落款立遗嘱人处按有指纹，旁边有手写标注“系牛天霞右手食指指纹”。该公证书落款时间为2002年1月24日。宋艳环认为宋艳芬、宋恩余胁迫牛天霞办理继承公证，将×号房屋50％的产权份额转移登记至宋艳芬名下。牛天霞、宋艳芬、宋恩余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宋艳玲、宋恩才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宋艳芬提交落款时间为2000年8月18日的《协议》一份，全文内容如下：牛天霞于2000年8月主持家庭会议，经与长子宋恩余、次子宋东强、长女宋艳芬、二女宋艳玲、三女宋艳春、次女宋艳环（个人姓名及排行原文如此）共同商议达成共识；1、目前牛天霞拥有×号房屋的产权和使用权；2、经牛天霞提议，所有子女同意，即日起向房管部门申请将×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变更为宋艳芬名下，宋艳春可随时享受居住权并长期有效；3、经牛天霞提议，宋艳芬同意，即日起向房管部门申请将宋艳芬拥有的×1号房屋变更为宋恩余名下；4、所有子女有责任、有义务并依每个子女的能力照顾好母亲牛天霞的生活；5、如母亲牛天霞在出国期间将×号房屋出租，其管理权由母亲决定，所得房租收益归母亲牛天霞拥有；6、如母亲牛天霞居住在其长女宋艳芬处并将×号房屋出租，其房租收益归母亲牛天霞所有。但母亲须在出租期间每月补贴其长女宋艳芬600元并交付当年的冬季取暖费；7、本协议第二条款、第三条款依房管规定先进行变更，正式生效执行只有在母亲牛天霞仙行之后；8、目前依现有家庭状况执行；9、未尽事宜，家庭所有子女应友好协商解决；10、本协议一式七份，每人各持一份。《协议》落款处分别签有牛天霞、宋恩余、宋东强、宋艳芬、宋艳玲、宋艳春姓名，次女处签有“母亲代签”字样，各签名上或旁边按有指纹。宋艳环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协议并非所有家庭继承人同意，宋艳环没有签字也不知情，对此宋艳芬称宋艳环委托母亲代签的原因是因为全体家庭成员在达成共识后，她就返回法国，故委托母亲代为在协议上签字，“母亲代签”是由宋东强代写的，手印是牛天霞按的。宋艳玲认可确实是其本人签字，但称只看到第二页，没看到第一页。宋恩才称没有参与，不知情。就《协议》签订过程，证人耿某1于2016年11月9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庭作证称“我们两家是老邻居，我从1999年开始一直在牛天霞家居住，并照顾牛天霞夫妇到2003年。宋尊伍1999年8月22日去世，2000年8月之后在国外居住的子女都回来了，牛天霞、宋东强一块开的家庭会议，当时参加的有牛天霞、宋恩余、宋东强、宋艳芬、宋艳玲、宋艳春、宋艳环，是8月中旬，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当时一共7个人都在场，我也在跟前照顾牛天霞。决定将×号房屋给宋艳芬继承，×1号房屋变更至宋恩余名下，宋艳环回法国了，就委托牛天霞在《协议》上签字”。另查，2013年11月19日，宋艳芬与宋恩余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宋恩余与宋艳芬协商一致，将当时登记在宋艳芬名下的×号产权房与登记在宋恩余名下的×1号承租房进行调换。2015年10月12日，宋恩才向法院出具书写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我系宋尊伍、牛天霞的长子，关于×号房屋继承权问题我表示放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书证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宋艳环以侵害其对×号房屋的继承权为由，主张牛天霞、宋艳芬与宋恩余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宋艳环对×号房屋的继承权是否受到侵害。根据2000年8月18日《协议》记载的内容，牛天霞和其子女就该房屋的继承问题进行了协商处理，确定牛天霞拥有×号房屋的产权和使用权，牛天霞提议并经所有子女同意，将×号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为宋艳芬名下，三女宋艳春随时享有居住权，宋艳芬承租的×1号房屋变更至宋恩余名下。该《协议》上签有牛天霞、宋恩余、宋东强、宋艳芬、宋艳玲、宋艳春姓名且各签名上或旁边按有指纹，次女处有“母亲代签”字样及指纹。根据各方当事人所述，宋艳环确实未在《协议》上签字或按手印，但根据耿某1的证人证言，宋艳环在场参加了家庭会议并委托牛天霞代为签字，宋艳环虽称其不在场，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宋艳环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宋艳环虽未签字，但其以行为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宋艳环放弃对×号房屋的继承权，牛天霞和宋艳芬作为×号房屋合法登记的共有产权人，其二人如何处分×号房屋及变更房屋产权登记，均不侵害宋艳环的合法权益，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牛天霞、宋艳芬与宋恩余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构成恶意串通。因此，宋艳环主张《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宋艳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宋艳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47元，由宋艳环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艳环、宋艳玲、宋恩才未提交新证据。宋艳芬和及宋恩余申请证人耿某1出庭作证，耿某1到庭作证称，在场的当事人宋恩余、宋东强、宋艳芬证人都认识，证人以前一直在牛天霞身边照顾，自1995年9月至2003年3月，后来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此后又自2007年3月干到了2012年，在两段时间内证人一直住在牛天霞家，所以牛天霞的子女都认识，证人和牛天霞家是老邻居，一直叫牛天霞“大妈”，牛天霞的老伴叫宋尊伍，是1999年证人儿子6岁开始上学时去世的；当时就是在牛天霞家里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把宋尊伍留在左家庄西街的房屋由宋艳芬继承，将宋艳芬名下的×1号房屋给宋恩余，家庭会议是牛天霞和宋东强组织的，除宋艳环、宋恩才以外其余孩子都在场，也都在协议上签字了，牛天霞是按的手印，牛天霞当时是神志清楚的；分配方案是牛天霞提出的，牛天霞那阵子一直在跟证人说房子的事情，宋艳环回国期间跟牛天霞住在一起，她知道房子的事情，但提前回法国了，当时不在场，委托牛天霞签字；宋尊伍生前住院期间是证人在照顾，宋尊伍说过在东北给宋恩才盖了房子，北京的财产与他无关，宋恩才也同意了。宋艳芬及宋恩余认可证人证言，宋艳环、宋东强、宋艳玲、宋恩才不认可证人证言。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宋艳芬提出证人耿某2于2016年11月9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庭作证称“我们两家是老邻居，我从1999年开始一直在牛天霞家居住”，存在笔误，应为“我们两家是老邻居，我从1995年开始一直在牛天霞家居住”。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经询问宋艳环于2000年《协议》签署前是否曾回国，宋艳环之委托代理人宋东强表示，2000年宋艳环是否回过国、何时回国不清楚，也没有向宋艳环核实，因为这个事实不重要，但宋艳环并不知道家里签署《协议》一事，亦未委托母亲签字；宋艳环一般每年6月份或7、8月份回国，回国后都是居住在×号房屋内，但没有人告诉其签订《协议》及×号房屋的情况，直至2014年宋东强告知宋艳环。宋艳环表示要求确认诉争合同无效的依据为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宋艳环、宋艳玲均自认在中国领域内有固定住所。经询问《协议》签订的背景情况，宋恩余表示，当时宋艳环、宋艳春、宋艳玲、宋东强均在国外生活，（除宋恩才外）只有宋恩余及宋艳芬在国内，家庭成员均同意将×号及×1号房屋留给宋恩余、宋艳芬二人，最初宋东强提出×号房屋给宋恩余，但宋艳芬不同意，后经宋东强、宋艳玲、宋艳环以及宋艳春相继给宋艳芬做工作，宋艳芬同意将其名下的×1号承租房换给宋恩余，而将×号房屋给宋艳芬，签署《协议》后即着手进行了变更手续，后宋东强与自己产生矛盾，又鼓动宋艳芬与其换房，当时母亲牛天霞也同意，即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进行了调换；宋艳芬认可宋恩余所述《协议》的签署背景，但提出此后其与宋恩余约定调换房屋是因宋东强、宋恩余的自有房屋均与×号房屋在同一单元，自己与其二人均有矛盾，不愿住在一起，故又将×号房屋调换给宋恩余；宋东强表示《协议》系自己草拟的，当时子女中除了宋艳芬、宋恩余外，宋艳环、宋艳春、宋艳玲以及其本人均在国外生活，签订《协议》是为了照顾宋恩余和宋艳芬，目的也是为宋恩余更好地照顾母亲，但这并非继承的协议，当时自己确实建议过宋恩余及宋艳芬换房，但此后该二人再次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自己不清楚，是事后母亲牛天霞告诉自己的。经询问，宋恩才表示此前作出放弃继承的声明，是因宋恩余向其隐瞒了相关诉讼情况以及其他兄弟姐妹的真实意见，现其不同意放弃继承。宋恩余否认存在对宋恩才隐瞒事实的情形。另，宋恩才曾出具《证明》，载有“我叫宋恩才……×号房屋作为遗产，我宋恩才已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宋尊伍在世时有交待……2011年宋科伟结婚时我参加婚礼时，知道母亲牛天霞主持家庭会议，并把×号房屋已经处理完毕。特此声明。宋恩才2011年11月”等内容。宋恩才表示上述《证明》系其2014年书写，将日期倒签为2011年，宋恩余称《证明》落款日期虽系倒签，但宋恩才在2011年即知悉并同意《协议》。另，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以及本院组织第一次谈话时，宋艳芬为牛天霞监护人，在此过程中宋艳芬作为牛天霞法定代理人代表其参加诉讼，牛天霞的诉讼主张与宋艳芬一致。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京0105民特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牛天霞的监护人变更为宋东强，故在此后的诉讼程序中宋东强作为牛天霞的法定代理人代表其参加诉讼。牛天霞答辩意见变更为：办理遗嘱公证及继承公证时，牛天霞本人具有行为能力，但向公证机关隐瞒了还有其他子女的事实，当时牛天霞应当是受到了子女的胁迫，并不是她真实意思表示。后牛天霞也向朝阳法院的法官表示是房子是她的，谁也不卖。且诉争买卖合同虽然签了，但牛天霞并没有收到房款。现牛天霞同意宋艳环的上诉请求。本院审理中，牛天霞于2019年11月21日去世。本院通知宋艳春、宋东强作为牛天霞继承人参加诉讼，宋艳春到庭明确表示放弃对于宋尊伍、牛天霞遗产继承的权利，不参加本案诉讼。牛天霞去世后，本院组织再次庭审时，宋艳环、宋艳玲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再次传票传唤宋艳环、宋艳玲及宋东强到庭谈话，其仍未到庭。2019年12月25日，自称为宋东强之妻的余杰英到庭，称宋东强在母亲去世后精神状态不好，不能到庭，并提交《撤销授权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6日，主要内容为宋恩才解除与郑兆阳律师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对郑兆阳律师的授权。再，一审判决后，宋恩才亦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提出上诉，后未按限定期限交纳上诉费，并向本院明确表示不再提出上诉。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本案上诉人宋艳环及原审第三人宋艳玲系法国国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本案应为涉外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审理本案的程序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的规定，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案属于合同纠纷。鉴于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诉争合同当事人均系中国人，且合同标的房屋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二、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宋艳环上诉主张一审判决仅给予其15天上诉期，属程序违法。对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期限。本案中，宋艳环及宋艳玲均自认在中国领域内有住所，一审判决给予其15天上诉期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且宋艳环亦在判决限定的上诉期内提出了上诉，故其该主张系属对法律规定理解有误，本院不予采纳。宋恩才递交上诉状后，未在法院限定期限内预交上诉费用，应裁定按撤诉处理，宋恩才亦明确表示不再提出上诉，本院将其在本案二审的诉讼地位确定为原审第三人。牛天霞于二审审理中死亡，本院依法通知其除本案当事人之外的其他继承人参加诉讼，其中宋艳春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且不参加诉讼，系属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本院依法不再追加其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其中宋东强，依照牛天霞原诉讼地位，追加为被上诉人。三、本案的实体处理关于宋恩才放弃继承问题，此前诉讼中宋恩才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现其称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系在宋恩余隐瞒相关事实的情形下作出，意思表示不真实，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佐证，且其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显示宋尊伍生前曾交待×号房屋与宋恩才无关，宋恩才于2011年即已经知悉牛天霞主持家庭会议并处理×号房屋等情况，故宋恩才所提放弃继承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现宋恩才反悔并要求继续主张继承权利，缺乏合理理由和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00年8月18日《协议》是否为宋艳环真实意思表示问题。涉案的×号房屋是宋尊伍和牛天霞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宋尊伍去世后，应由牛天霞和其子女等继承人继承共有。根据该《协议》记载的内容，牛天霞和宋东强等子女就该房屋的继承问题进行了协商处理，确定牛天霞拥有×号房屋的产权和使用权，牛天霞提议并经所有子女同意，将×号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为宋艳芬名下，三女宋艳春随时享有居住权，宋艳芬承租的×1号房屋变更至宋恩余名下。该《协议》中签有牛天霞、宋恩余、宋东强、宋艳芬、宋艳春、宋艳玲姓名且各签名上或旁边按有指纹，系上述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落款“次女”处写明“母亲代签”并加盖牛天霞指纹，现宋艳环提出自己不知悉家庭协议的情况，亦未委托其母亲在该《协议》中签字。但综合本案情况，证人耿某1此前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在本案二审审理中均出庭作证，证实《协议》系包括宋艳环在内的家庭成员共同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只因宋艳环提前回法国，故委托母亲在《协议》中签字，宋艳环等虽对耿某1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但耿某1作为保姆，长期居住在牛天霞家中并照顾宋尊伍、牛天霞二人生活，有条件了解知悉其家庭成员就继承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和《协议》签署情况，现没有证据显示耿某1与各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具有一定证明效力。而根据各方所述《协议》签订的背景情况，当时除宋恩才、宋恩余、宋艳芬之外其余子女均在国外生活，因此出于照顾尚在国内生活的宋恩余、宋艳芬利益的考虑，以及便于照顾母亲生活的目的，家庭成员共同协商将×1号及×号房屋作出《协议》中处理符合常情。再结合《协议》签订多年的长期履行情况，宋艳环认可几乎每年6-8月期间回国并居住于×号房屋的情况，以及宋艳环委托代理人宋东强对于宋艳环于《协议》签订前是否曾回国这一事实表示不清楚又拒绝核实的情况等本案具体情形，本院认为宋艳环所述其不知悉《协议》签订情况的可能性较小，而宋艳芬、宋恩余所主张《协议》系家庭成员共同意思表示，宋艳环对此知悉且同意，因提前去法国故委托母亲代为签字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并对此予以确认。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号房屋产权及使用权归牛天霞并更名至宋艳芬名下，符合宋艳环、宋东强等协议签订人的意愿。牛天霞和宋艳芬作为×号房屋合法登记的共有产权人，其二人如何处分×号房屋及变更房屋产权登记，并不侵害宋艳环的合法权益。后牛天霞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由其监护人代表其参加诉讼，因其监护人的变化，其诉讼主张亦存在相应变化，但并不能仅依后续监护人的主张否定牛天霞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时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宋艳环、宋艳玲、宋东强等虽主张牛天霞曾在2014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否认将×号房屋卖给宋恩余是其真实意思，但在上述笔录中牛天霞面对一审法院关于×号房屋买卖问题的询问，多以“记不清了”“我忘了”作答，而宋东强当时亦称“老太太有行为能力，她特聪明，不愿得罪人，所以不说”，故仅凭上述笔录内容，不足以证实涉案买卖合同并非牛天霞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现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显示牛天霞签订诉争《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存在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以及上述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情形，亦无证据证实牛天霞存在与宋艳芬、宋恩余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故宋艳环以合同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主张诉争《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艳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94元，由宋艳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孙 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俊逸法官助理 曾琪惠书 记 员 李月明书 记 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