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04行终1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都督大道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0009134961G。 法定代表人冉瑞红，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袁鹏飞，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江碧，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绍芝，女，汉族，1964年1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郎彦，男，汉族，1988年9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付剑波，重庆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路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街道建镇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03587271086。 法定代表人刘相军，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上诉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石柱县人社局）因与被上诉人范绍芝、郎彦及原审第三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下路街道办）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柱县法院）（2019）渝0240行初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死者郎启海生前与范绍芝系夫妻关系，郎彦系郎启海与范绍芝之子。郎启海生前系下路街道办综治办干部，被派驻下路街道湖海村从事扶贫驻村工作。2018年7月17日上午7时18分，郎启海完成上班打卡。上班后郎启海与湖海村驻村工作队工作人员徐波、余祥、杨潇以及湖海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杜永洪下乡扶贫，中午在农户家吃饭，郎启海独自饮用了少量白酒，吃完午饭后返回湖海村村委会。下午13时许，行至湖海村河柳组五斗河罐罐塘(小地名)时，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先后下到五斗河洗澡，郎启海当时未同徐波等人一同下河。徐波在下河洗澡一会儿后上岸找烟抽时，发现郎启海漂浮在河面上，遂与杜永洪将其拉上岸，徐波等人对其采取急救措施，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最终郎启海经抢救无效死亡。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出具了郎启海系溺水死亡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郎启海死亡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石柱县公安局）介入调查，依法对杜永洪、徐波、余祥、杨潇进行询问，对郎启海的心血、尸体进行检验，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渝公鉴(毒化)［2018］1839号检验报告的检验结果为：郎启海的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74.5mg/100ml；未检出常见农药、常见安眠药及毒鼠强。郎启海的尸体检验照片显示郎启海额部、下颌、右下肢、左下肢、左足、右足有擦伤。现场勘验照片显示郎启海的拖鞋及衬衣放在距离罐罐塘(小地名)岸边约2米处。石柱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8年8月2日作出《郎启海死亡原因情况说明》，该说明内容为：2018年7月17日，郎启海在石柱县下路街道湖海场五斗河罐罐塘(小地名)被发现死亡。通过尸表检验，死者鼻腔及口腔见食物附着，舌外露，左额部、下颌及四肢外侧见表皮擦伤，余未见明显外伤。死者全身损伤为擦伤，损伤轻微，排除暴力性机械性窒息死亡可能，根据重庆市公安局对死者心血的化验结果排除常见农药、常见安眠药、毒鼠强及乙醇中毒死亡的可能，因死者家属请求不予进行尸体解剖检验，故无病理检验结果，综合分析推断，其死亡原因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下路街道办于2018年7月27日就郎启海死亡向石柱县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石柱县人社局于同日向下路街道办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同月30日送达给下路街道办。石柱县人社局依法对杜永洪、徐波、谭长淑、余祥、杨潇进行调查询问，并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郎启海2018年7月17日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该决定书于同月27日送达范绍芝，于同月28日送达下路街道办。范绍芝、郎彦不服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8年10月29日向石柱县法院提起诉讼，石柱县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渝0240行初64号行政判决，以违反程序正当原则为由撤销了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石柱县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石柱县人社局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通知》，告知下路街道办、范绍芝、郎彦已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并告知其于收到该通知十五日内提交证据材料。石柱县人社局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郎启海死亡原因不属于工作原因，郎启海于2018年7月17日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石柱县人社局分别于2019年4月2日和4日向范绍芝、郎彦以及下路街道办送达该决定书。现范绍芝、郎彦不服该决定书，于2019年4月9日向石柱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书。另查明，根据公安机关、石柱县人社局对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的调查笔录，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均证实郎启海在车上表示不下河洗澡，四人均未见郎启海下河洗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石柱县人社局作为石柱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下路街道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作出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其在本案中的执法主体适格，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郎启海与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下乡扶贫返回驻地湖海村村委会途中，发生郎启海溺水死亡的事件。根据公安机关、石柱县人社局对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的调查笔录，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均证实郎启海在车上表示不下河洗澡，四人均未见郎启海下河洗澡。石柱县人社局在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亦未认定郎启海有主动下河洗澡的事实，只是认定郎启海“漂浮在河面上”以及郎启海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本案现有证据没有郎启海落水原因以及怎么落水的相关证据。石柱县人社局仅以郎启海“漂浮在河面上”以及“溺水死亡”的结果事实，而无郎启海落水原因事实，认定郎启海死亡原因不属于工作原因，二者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石柱县人社局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石柱县人社局以郎启海死亡原因不属于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在法律逻辑上不具有周延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如果要认定郎启海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既要排除郎启海具有第十四条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情形，又要排除郎启海具有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只有当郎启海既不具有第十四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也不具有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才能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本案中石柱县人社局仅以郎启海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便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判决予以撤销，并判决石柱县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限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路街道办事处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上诉人石柱县人社局上诉称，一、本案郎启海的死亡不属于因工死亡事实清楚。理由如下:1.关于郎启海的落水原因，不属于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时必然要查明的问题。一是上诉人作出认定或者不认定工伤，查清职工的受伤行为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以及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即可。二是郎启海为什么要去河里是郎启海主观意识的问题，这只有郎启海自己才清楚，而郎启海的落水原因连刑事侦查机关都未查清，上诉人也不可能查清。2.郎启海落水死亡不属于工作时间内且不在工作地点更与工作原因无关。首先，郎启海死亡的时间不属于在工作时间。郎启海是在吃完午饭回村委会休息室的途中，而且是下车走到公路外边河坝后发生的，该时间显然不属于工作时间。其次，郎启海死亡的地点不属于工作地点。郎启海的死亡地点在公路外边的河水中，该地点周围没有其扶贫对象的农户家，也没有任何农户生产、生活设施。第三，郎启海的死亡不是属于工作原因。郎启海等人吃饭后回村委会休息室的途中之所以要去河坝，是因为其他几人均想下河游泳，因此这几人到河坝并不是由于工作原因下河的。虽然郎启海在车上说不去，但是其后他从车上走到河边并将其的衣服和鞋子均整齐的放在河边大石头上以及他最后飘在河中的事实足以说明不是失足落水而是刻意下水的事实。以上事实证明郎启海和其他工作人员下河并不是因工作原因而是去洗澡游泳。第四，石柱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作出的《郎启海死亡原因说明》明确了死亡原因排除暴力、毒物中毒死亡等刑事案件的可能，并明确了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因此，能够认定郎启海属于溺水死亡的事实。第五，由于被上诉人请求不予进行尸体解剖，同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郎启海是因发病导致死亡，故上诉人不可能认定郎启海属于因病抢救无效死亡。上述事实足以认定郎启海在河中溺水与工作没有必然关系。此外，上诉人作为工伤认定行政机关，只要有证据能够证明郎启海的死亡与工作无关就尽到了法定的举证义务，而没有义务在公安机关无法查明溺水原因的情况下查清其死亡原因，一审判决因此认为上诉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对上诉人举证责任的苛责，也没有法律根据。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仅适用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而没有适用十五条的规定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不成立。首先，上诉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理由是基于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请求权基础是认为郎启海属于因工作原因死亡而要求认定工伤，被上诉人并没有申请要求系因病死亡而认定视同工伤。上诉人受理后经查明，郎启海死亡的性质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条件，不予认定工伤，因此，《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必须依法适用该第十四条的规定。其次，从本案的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郎启海有视同工伤的情形。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郎启海在当天有生病的迹象，更没有证据证明郎启海是在工作时生病抢救无效死亡，也即该案根本没有发生《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应当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时没有考虑适用第十五条的规定是正确的。第三，上诉人针对工伤认定的行政决定，本身就是两种文本，即《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视同认定工伤决定书》，显然，对同一案件，处理结果要么是不予认定工伤要么是不予视同认定工伤，行政机关不得作出两种文本。综上所述，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撤销该决定书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上诉人范绍芝、郎彦答辩称，一、一审以“没有证明郎启海落水原因以及怎么落水的相关证据”为由，认定上诉人作出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虽属于落水死亡，但是否系因突发疾病落水死亡，与是否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息息相关，上诉人有查明的义务。能否视同工伤与是否系因突发疾病死亡相关，上诉人将应不应与能不能查清落水原因混为一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下路街道办明确认为不是工伤，就应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一审中上诉人没有举出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仅仅围绕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来展开说理，且不论说理所及事实是否真实，就其说理的周延性及其所犯逻辑错误，就使得其理由不成立。因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时，也应视同工伤。上诉人说理所及事实也是不全面客观的，上诉人的证据17证明: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不分工作休息时间，扶贫工作特别是下村调查探访时，不可能到了通常认为的休息时间还回村驻地休息。扶贫工作的特殊性，工作岗位就是整个湖海村，而不是上诉人所称“此处没有扶贫农户及生产生活设施”就不是其岗位。下村工作人员可能在案发地点考察一下能否建一扶贫桥或者设一个扶贫项目。再者，从另一个层面，酷暑时节，当日停电无水，下村后回村驻地(这既是驻村工作办公点也是休息就寝地)，同行者下车洗澡，郎启海可能下车去洗手擦脸，回村上后接着干扶贫工作，洗手擦脸的地方也是工作岗位。这与在办公室上班，上厕所时死亡一样。即便公安出具的《说明》溺水死亡是正确的，但溺水死亡不等于非突发疾病的溺水死亡。被上诉人没有同意遗体解剖，即使不同意，也不能免除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上诉人不同意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不能因为被上诉人没有申请视同工伤认定就排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包括工伤或视同工伤，而且法律明文规定了工伤认定文书样式。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下路街道办未提交陈述意见。 原审时，范绍芝、郎彦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渝0240行初64号行政判决书。2.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经原审庭审质证，石柱县人社局对范绍芝、郎彦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范绍芝、郎彦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可以证明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该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下路街道办对范绍芝、郎彦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范绍芝、郎彦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原审时，石柱县人社局提交了以下证据：1.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通知》及送达回证。3.石人社伤险举字〔2019〕7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申请报批表》。5.（2018）渝0240行初64号行政判决及生效证明书。6.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7.下路街道文〔2018〕311号《下路街道办事处关于郎启海意外死亡善后处理情况的报告》。8.《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9.《工伤认定申请表》。10.石人社发〔2017〕693号《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同意郎文平等7名同志晋升主任科员的通知》。11.《重庆市工伤事故伤害报告表》。12.郎启海身份证复印件。13.《死亡注销户口证明》。14.范绍芝身份证复印件。15.下路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刘相军身份证复印件。16.石扶领发〔2017〕18号文件。17.《扶贫驻村工作队签到册》、打卡表。18.余祥的《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徐波的《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杨潇的《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19.石柱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20.石柱县公安局对杜永洪、徐波、杨潇、余祥的询问笔录、渝公鉴（毒化）［2018］1839号《检验报告》、郎启海尸体检验照片、石公（刑）勘［2018］K5002400000002018080004号《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郎启海死亡原因情况说明》。21.工伤认定送达地址确认书、工伤认定接件（收件）材料登记单。22.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徐波指认郎启海死亡现场的照片。23.法律法规。 经原审庭审质证，范绍芝、郎彦对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16无异议。对证据17无异议，可以证明郎启海的工作地点就是整个湖海村，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没有区分休息时间。对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但细节表述与公安机关、石柱县人社局调查有差异。对证据19无异议。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推断，证明力请法庭判断，结论为溺水死亡，但分析不全面，不具有排他性。对证据21-23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被调查人陈述死亡当天村委会是停电停水，郎启海有病，身上随时带有药，被调查人称下河的时候郎启海说不会游泳，不去洗澡，还有就郎启海喝酒属实，但是喝酒和醉酒是有区别的。 下路街道办对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审时，下路街道办提交了以下证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2.死亡注销户口证明，证明郎启海于2018年7月17日死亡。3.工伤认定申请接件（收件）材料登记单。4.石人社伤险受字〔2018〕110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5.重庆市工伤事故伤害报告表。6.工伤认定申请表。7.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经原审庭审质证，范绍芝、郎彦对下路街道办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下路街道办提供的证据均认可，但不能证明郎启海不应认定为工伤。 石柱县人社局对下路街道办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审法院对石柱县人社局、范绍芝、郎彦及下路街道办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石柱县人社局、范绍芝、郎彦及下路街道办提交的证据均具备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以上罗列的石柱县人社局、范绍芝、郎彦及下路街道办提交的证据及依据已随案移送到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证据认证正确，予以支持。但原审法院未对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法律依据是否适用于本案未作评判，应予纠正，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法律依据适用于本案。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被上诉人范绍芝、郎彦与上诉人石柱县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下路街道办工伤行政确认二审行政案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一款、《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石柱县人社局负责其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工作，郎启海系下路街道办公务员，其溺水死亡发生在其行政区域内，故郎启海死亡的工伤认定系石柱县人社局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焦点为本诉石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对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石柱县人社局具有作出本诉不予工伤决定的职责和作出决定的程序未提出异议。就本案事实认定问题。根据石柱县人社局举示的石扶领发[2017]18号文件、郎启海扶贫驻村签到材料、向公安机关收集的材料、证人证言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等文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郎启海系下路街道办综治办干部，事发当日其与徐波、余祥、杨潇、杜永洪在下路街道办湖海村百宝组从事扶贫工作，五人在回湖海村委会驻地过程中，郎启海溺水死亡于五斗河“罐罐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郎启海的直接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但判断郎启海死亡是否为因工死亡，应当查清其溺水原因与其从事的扶贫工作间是否存在联系，即因工溺水还是因私溺水。认定这一事实，石柱县人社局还需查清以下事实，即郎启海在湖海村从事扶贫工作的内容、扶贫范围，郎启海从事扶贫工作期间的作息时间、作息地点、作息形式和工作生活保障情况，以及郎启海事发当天的工作生活情况等。因石柱县人社局未查清上述事实，导致本案难以判断郎启海溺水原因与工作间的关系，故石柱县人社局根据现有证据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就本案法律适用问题。石柱县人社局认为郎启海的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经查，郎启海系下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其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相对固定，但事发时郎启海被下路街道办派驻到湖海村从事扶贫工作，根据扶贫工作的性质，其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与郎启海平常不同，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具有灵活性，故石柱县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不当。据此，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本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原审撤销本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其重作，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石柱县人社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蒲开明 审 判 员 黄 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汤 龙 书 记 员 向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