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6民终1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奎元，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秋桂，北京市博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云飞，男，汉族，1958年1月15日出生，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茹伟，内蒙古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承林，男，汉族，1966年2月19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原审第三人：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奎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秋桂，北京市博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石高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解云飞、刘承林，原审第三人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8）内0602民初8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神石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奎元（同时为原审第三人华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秋桂（同时为原审第三人华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解云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茹伟，被上诉人刘承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8)内0602民初840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对于签署日期为同一日(即2011年1月30日)的数份法律文件，被上诉人解云飞没有举证证明为何加盖的神石公司印章不一致、刘奎元的签名不一致，为何被上诉人解云飞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文件中，加盖的印章均不是神石公司的备案印章、刘奎元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一审判决无视本案证据如此明显的矛盾，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认定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已经证明，被上诉人提交、保存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以下简称东城分局)的用于办理华府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决定》(日期为2011年1月30日)、《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日期为2011年1月30日)加盖的印章不是神石公司的备案印章，《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日期为2011年1月30日)中“刘奎元”的签名不是刘奎元本人所签。而且，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行初字第174号案的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解云飞(作为174号案的第三人)申请对上述文件加盖的印章、刘奎元的签名进行鉴定，得出了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完全相同的结论。(2014)东行初字第174号《行政判决书》根据鉴定结论判决撤销了2011年2月16日作出的华府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决定。但是，对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文件，上诉人自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日期同样为2011年1月30日)上加盖的印章与公司备案印章一致，《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日期同样为2011年1月30日)、《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日期由2011年1月30日修改成27日)中“刘奎元”的签名为本人所签。关于上述文件印章、签名不一致的原因，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作出的解释是:盖章签字之前说好的是房产抵押，在盖章签字过程中发现相关文件是股权转让而不是房产抵押，于是他提出异议而终止了盖章签字，被上诉人解云飞提交给东城分局的文件，即《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决定》、《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并不是同一天签署的，加盖的印章和“刘奎元”的签名都是解云飞伪造的。这一解释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一致，与(2014)东行初字第17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的结果一致，从而足以证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程序没有完成，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成立。被上诉人解云飞、刘承林否认刘奎元的上述解释，但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被上诉人刘承林称神石公司存在两枚印章，一方面没有提供证据，另一方面即使存在两枚印章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使用，更何况两校印章也不能解释为何刘奎元的签名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程序是否完成，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解云飞就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举证不足，应当由被上诉人解云飞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在被上诉人解云飞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二)本案既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神石公司对被上诉人刘承林负有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神石公司同意承担被上诉人刘承林的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神石公司将持有的华府公司股权抵顶给被上诉人解云飞，以清偿被上诉人刘承林对解云飞的个人债务，其实是将被上诉人刘承林对解云飞的债务强加给上诉人神石公司，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首先，即使按照东胜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刘承林的陈述，刘承林只是占神石公司股份48％的隐名股东。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神石公司对被上诉人刘承林负有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神石公司同意承担被上诉人刘承林的债务。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刘承林对解云飞负有债务，也只是被上诉人刘承林的个人债务，与上诉人神石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根据刘承林的陈述及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案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刘承林对解云飞的债务纯属个人债务，与上诉人神石公司完全无关:刘承林陈述“借款是2004年开始”(庭审笔录第5页10行)，而一审判决查明神石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8日”(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4行)。刘承林向解云飞借款时，神石公司尚未成立，刘承林向解云飞所借款项显然与神石公司无关，纯属其个人债务。其次，即使刘承林以其在神石公司隐名股权抵顶债务，最多也只能以神石公司48％的股权抵顶。一审判决认定“在第三人刘承林与原告解云飞签订的债务清算协议明确了债权金额为6750万元，债权债务清楚，第三人刘承林以股权或财产抵顶债务不违反法律规定”。刘承林以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抵顶债务，一审判决却认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将持有的华府公司100％的股权以6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解云飞，以抵顶被上诉人刘承林对解云飞的个人债务，其实是将刘承林对解云飞的个人债务强加给上诉人神石公司，既缺乏事实依据，又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一审判决将刘承林对解云飞的债务、刘承林与解云飞达成的意思表示强加给上诉人神石公司，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二、2011年1月27日，被告神石高科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一份，决定将被告神石高科公司持有的第三人华府公司100％的股权(计5301075元出资额)以5301075元转让新股东解云飞。决议中三股东分别签字，并加盖了神石高科公司公章”，存在严重错误。第一，该股东会决议所称的股东会从来没有召开过，“王勤”的签名也并非本人所签。第二，原告提交的“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没有印章，一审判决认定“加盖了神石高科公司公章”，与事实完全不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十一，即原告在刘奎元申请仲裁的程序中提交的“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第120页)没有印章，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也没有提及到印章的事，足以证明“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没有印章。但是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并加盖了神石高科公司公章”，显然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第三，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日期有明显的更改痕迹(“27”是从“30”更改而来)，这一更改足以证明该股东会根本没有召开(更改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所谓的“股东会”的召开日期与“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文件签署的日期完全一致，造假的迹象十分明显)。第四，本案被上诉人解云飞既非神石公司股东，也非神石公司工作人员，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解云飞参加过神石公司的股东会，被上诉人却持有该《股东会决议》，其来源的合法性极其可疑。被上诉人提交该证据，足以形成““股权转让’纯属恶意串通、损害神石公司股东刘奎元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合理怀疑。(四)一审判决认定华府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形成了有关转让股权的章程修正案，缺乏证据证明，认定基本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公司法》第37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修改公司章程……”本案涉及的是华府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根据上述规定，华府公司的章程修改应当由华府公司的股东即神石公司作出决定。但是，被上诉人解云飞提供的第2组证据中的证据⑤(即《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加盖的是华府公司的公章，而不是华府公司股东神石公司的公章。该证据在形式上就不符合章程修正案的要求，更不能证明华府公司形成了章程修正案。一审判决认定“华府公司在当日形成了章程修正案”(第11页倒数第5行)，显然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五)一审判决将房屋交付等同于股权转让交付，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神石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方，其法定代表人刘奎元以反租形式与原告解云飞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继续使用华府公司的主要财产房屋，该行为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可证实作为被告及第三人华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奎元认可且以实际行为履行了交付义务，显然是将华府公司房屋交付等同于华府公司股权转让的交付，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首先，股权转让时最重要的交付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交付公章、会计资料等实物。但是，本案中，股权变更登记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违法而被撤销，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转让方与受让方进行了公章、会计资料等的交付。认定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交付，缺乏证据证明。其次，华府公司将房屋交付于刘奎元以及后来经法院判决刘奎元将房屋交付于华府公司，均不足以证明神石公司将华府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解云飞，更不足以证明双方完成了交付。总之，在股权转让是否完成交付的问题上，本案一审决定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六)一审判决对于解云飞与刘承林恶意串通损害神石公司及其股东刘奎元合法权益的事实视而不见，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中，刘承林与解云飞一唱一和，凡解云飞主张的，刘承林均同意，甚至捏造什么神石公司有两枚印章的事实:凡神石公司抗辩的，刘承林均反对。他们恶意串通的表现十分明显，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认定刘承林捏造的事实，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七)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解云飞与神石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认定解云飞与刘承林签订的《债务清算协议》内容，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解云飞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的价款为5301075元，“双方约定，2011年3月30日前甲方付给乙方全部转让款。”刘承林与解云飞签订的《债务清算协议》又约定，“截止2011年1月20日甲方累计向乙方借款本息合计陆任荣佰伍拾万元整(67500000元)。”“甲方同意将坐落于北京东×××伍拾万元整(67500000元)过户给乙方以抵还甲方所欠乙方款项”。可见，在股权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上，《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债务清算协议》的约定完全相反。一审判决不顾上述明显的矛盾，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第6页第11行至第14行)，又认定《债务清算协议》约定的内容(第7页倒数第6行)，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严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五中的债务清算协议系解云飞与刘承林签订，双方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第9页倒数第3行至倒数第1行)，证据采信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交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一审判决对于解云飞提交的《债务清算协议》的关联性、证明力等没有作出认定。显然，刘承林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一方主体，其与解云飞签订的《债务清算协议》与股权转让无关，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缺乏作为本案证据的证据资格，更无证明力，完全不应当采信。而一审判决不但采信了该《债务清算协议》，而且将其作为证明解云飞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证据，显然严重违反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神石公司提交的“证据四、证据六系针对鄂尔多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康巴什新区分局对被告神石高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监事变更提出的行政诉讼涉及的司法鉴定及行政判决书，与本案华府公司的股权无关，不予采信”，证据采信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目录》记载，“证据4”的证明对象有三项，一是解云飞伪造刘奎元的签名办理华府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进而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神石公司、刘奎元的真实意思;三是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1年1月30日起算，解云飞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该三项证明对象均与本案密切相关，也就是与本案华府公司股权转让有关。一审判决认定“与本案华府公司的股权无关”，证据采信完全不符合事实，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神石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一举证质证认证表不能证实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故不予采信”，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目录》记载，“证据11”的证明对象是“刘奎元本人、神石高科公司、华府公司从来没有认可过《股权转让协议书》、《债务清算协议》、《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证据11是刘奎元申请仲裁时，刘奎元对被申请人解云飞提交的上述三份文件的质证意见，均明确表示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三、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从上述仲裁及诉讼来看，原告解云飞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该协议的后果一直在通过仲裁、诉讼、抗辩方式主张权利，且具有连续性，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法定情形”(第11页第6行至第9行)，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是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防止“权利人在权利上睡眠”。我国《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只有权利人主张权利即行使请求权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本案中，被上诉人解云飞首次依《股权转让协议书》行使请求权、即向上诉人神石公司主张权利是2016年向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是，此时被上诉人解云飞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被上诉人解云飞均没有行使请求权，均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1.2011年2月16日，被上诉人解云飞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行使请求权，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更为严重的是，解云飞是伪造法律文件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其变更登记是一种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可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而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行为自始无效，故不可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2.2013年刘奎元以个人名义将解云飞申请至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而引起的鄂仲裁字(2013)92号案，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在该仲裁程序中，解云飞同样没有行使请求权，刘奎元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他无权向解云飞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权利，也不具备《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主体资格。故刘奎元申请仲裁的行为以及解云飞应裁的行为均不可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3.2012年6月28日，被上诉人解云飞以华府公司名义将刘奎元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租金，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该案是华府公司与刘奎元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而不是被上诉入解云飞与神石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到纷，在该案中，解云飞并没有行使股权转让请求权、故不构成股权转让诉设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4.2014年3月21日、上诉人将东城分局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尽管解云飞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但是该案系行政诉设案件，而且并不是因为解云飞主张权利而引起、解云飞在该案中同样没有行使股权转让请求权，而是上诉人主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因此该案的《行政判决书》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6页倒数第9行)。故该行政案件也不构成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综上，在2016年3月25日被上诉人解云飞中请仲裁而引起“鄂仲裁字(2016)111号”案之前、被上诉人从来没有行使过股权转让请求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云飞之间并没有因股权转让协议产生过诉讼，均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本案在2016年3月25日前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被上诉人解云飞于2016年3月25日申请仲截，就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即使以鄂仲裁字(2013)92号案涉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为由而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其诉讼时效自2013年8月2日中断后重新起算，到2015年8月2日诉讼时效期间也已经届满。其于2016年3月25日申请仲裁，于2017年4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均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总之，一审判决认定“原告解云飞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该协议的后果一直在通过仲裁、诉讼、抗辩方式主张权利，且具有连续性，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法定情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没有顾及在该一系列纠纷中被上诉人解云飞没有行使请求权这一事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诉讼时效应当从该协议书签订的2011年1月30日开始计算，至2013年1月30日届满，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云飞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和被上诉人解云飞与刘承林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联系起来，甚至是混同起来，尤其是没有否定《债务清算协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效力反而以此为基础作出裁判，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接激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承林对上诉人的财产具有处分权，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代刘承林履行其对被上诉人的债务，更何况被上诉人解云飞与刘承林之间的债务的真实性严重存疑。刘承林和解云飞均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上诉人，刘承林不得非法干预上诉人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但是，一审判决强行将解云飞与刘承林达成的合意强加给上诉人，违反了《合同法》第3条、第4条的规定，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2.被上诉人刘承林与解云飞达成的《债务清算协议》，其实质是恶意串通损害作为第三人的上诉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该《债务清算协议》系无效协议。一审判决没有否定《债务清算协议》的合法性，反而以该协议为基础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另外一种法律关系作出裁判，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总之，本案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云飞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和被上诉人刘承林与解云飞的借款合同关系联系起来，甚至是将两者混同起来，不仅缺乏证据证明，而且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三)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解云飞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债务清算协议》的审核认定和证明力的判断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的规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上诉人应当将华府公司股权以530.1075万元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于2011年3月30日前付清，被上诉人解云飞和刘承林又称解云飞受让股权的价格并不是530.1075万元而是6750万元。对于被上诉人解云飞互相矛盾的主张，一审判决未加鉴别，同时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债务清算协议》的效力。该认定结果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的规定。本案中，《债务清算协议》客观性存疑，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法律规定，该协议不具有证据资格，根本谈不上证明力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价格显然不合常理，根据上述规定该协议书的证明力应当是极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就股权转让的真实性进行判断，但是本案一审判决根本不考虑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的证明力，也不考虑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作为反证的证明力，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且造成严重的裁判不公。(四)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本案中，无论是被上诉人解云飞、刘承林，还是上诉人神石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华府公司，均无人主张公司担保的问题，更无人主张上诉人神石公司或者原审第三人为刘承林的债务提供担保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作出本案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五)根据一审判决适用的《公司法》第20条、第22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而不是判决《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刘承林系神石公司隐名股东，其也不能滥用股东权利，否则其行为无效。《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刘承林系上诉人神石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也无权以华府公司财产抵顶其个人债务，否则就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其以公司财产抵顶个人债务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即本案的《债务清偿协议》依法应当属于无效合同。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债务清偿协议无效》，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②，即《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哪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计530.1075万元出资额)以530.1075万元(大写:伍佰叁拾万零壹任零拾伍元整)转让给新股东解云飞”，既损害了神石公司利益(神石公司购买该股权的对价为3050万元)，也损害了神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神石公司责任财产严重减少)，依法应当属于无效协议。一审判决认定该股东会决议有效，甚至将其代替华府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可见，根据《公司法》第20条和第22条的规定，本案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判决却认定上述两份文件有效，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六)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71条，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原审第三人华府公司系法人独资公司，根本不可能出现《公司法》第71条出现的情形。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第61条的规定，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37条第1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本案中，转让华府公司股权的，应当经股东即神石公司修改章程，并将修改章程的决定以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本案中，根本没有形成神石公司决定修改华府公司章程的决定，故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程序严重违法而应当无效。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71条，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第一，事实上，2011年1月30日被上诉人解云飞就已经知道上诉人不同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若上诉人同意履行该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就会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文件上签名和盖章，被上诉人解云飞就没有必要伪造上诉人的印章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若被上诉人解云飞不知道上诉人不同意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也就不会伪造上诉人的印章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奎元的签名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正是由于知道上诉人不会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解云飞才伪造印章和签名去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1年1月30日起计算。在知道上诉人不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在2016年3月25日以前，被上诉人解云飞从来没有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根据行使请求权，即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解云飞通过伪造印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自2011年1月30日开始计算后，从来没有中断，至2013年1月30日届满。被上诉人解云飞于2016年3月25日申请仲裁就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于2017年4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更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云飞根本没有就华府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本没有成立。如果达成了一致意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文件和被上诉人解云飞持有的文件的印章和签名就应当一致。现有证据证明二者不一致，从而足以证明双方没有就股权转让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第三，从被上诉人解云飞提交的《债务清算协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解云飞认定的交易对方其实是被上诉人刘承林而不是上诉人，这就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解云飞与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意，甚至被上诉人解云飞从来没有与上诉人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过磋商，更没有达成过一致意见，再次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成立。第四，根据常理，上诉人在2008年以3050万元购入、至2014年公司财产价值近1亿元的股权，不可能以530.1075万元转让。被上诉人解云飞和刘承林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完全不符合常理，其目的是以上诉人的财产抵顶被上诉人刘承林的个人债务，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成立，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也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第五，上诉人神石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承林对解云飞的债务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没有义务以自己的财产为刘承林的个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一审判决混淆了被上诉人刘承林的个人债务与上诉人神石公司的债务的关系，违反合同的相对性，一审判决判令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既缺乏事实依据，又严重违反公平原则。总之，本案被上诉人解云飞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解云飞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理由：一、《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负有协助履行义务；二、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三、《股权转让协议书》具有可履行性。刘承林辩称，我与刘奎元大约是在2003年认识的，当时他在准格尔旗有一个矿山叫准格尔旗六环石有限公司。刘奎元在矿山开发过程中向我借款累计800多万元。到2007年，刘奎元和我提出合作意向，经协商同意，他用矿山出资入股，我以现金入股，成立了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六环石公司矿山未做评估，无法直接入股，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先由我现金出资注册神石公司。所以我代刘奎元出资1040万元，占股52%；刘国霖、王勤代我持股48%共计出资960万元。公司成立包括注册资本金在内，我累计垫支5000多万元，加上原刘奎元向我借款800多万元共计6000多万元。来源大多数是向解云飞等个人借款，并以2分-3分利息不等累计支付利息近5000万元。我所在神石高科公司垫支的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的运转，包括矿山建设、北京购买华府大厦、北京房山区实验项目支出、人员工资、车辆购置及刘奎元个人购买住房、消费等等。公司运营期间，多数产品属于研发试销阶段，并无盈利，一直亏损。到2011年，我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神石高科公司累计欠我垫支款一亿元左右，按照公司持股比例刘奎元应承担5000多万元债务。经与刘奎元协商，同意用神石高科公司名义实际是我出资购买的北京华府大厦抵顶解云飞的欠款和以华府大厦抵押向满世集团小贷公司的借款，华府大厦顶给解云飞，由解云飞负责清偿满世小贷公司的借款本息1750万元。协商同意后，我和解云飞进行了清算，神石高科公司形成了股东会决议，以华府大厦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的形式在北京华府大厦和刘奎元、解云飞签订了协议。因自从购买华府大厦后刘奎元就一直在华府大厦居住办公，他提出了要继续使用华府大厦，解云飞也同意，所以他们同时又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并在刘奎元的配合下将神石高科公司持有的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股权全部变更为解云飞个人，刘奎元将华府公司所有印鉴证照全部交给了解云飞。关于神石高科公司公章问题，是在神石高科公司成立后，刘奎元为在北京办事方便，经他同意又刻了一套公章，一套在鄂尔多斯公司保管另一套在刘奎元手上，因公章来回串用，后来就不知道哪套印章是工商备案的印章了。华府大厦顶给解云飞后刘奎元一直没有支付解云飞的房租，也没有离开华府大厦，后来解云飞通过法院诉讼，进行强制执行，矛盾因此而起，刘奎元以各种理由、借口多次提起诉讼和行政复议，其目的就是要否认神石高科公司转让华府大厦公司股权以华府大厦顶账的事实及不想支付欠解云飞的房租400万元判决本息。鉴于此，请求法庭以事实为依据，确认神石高科公司与解云飞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依法维持原一审判决。华府公司述称，华府公司在完全同意神石高科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一、华府公司再次特别重申，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程序从来没有依法启动，作为华府公司股东的神石高科公司从来没有作出过转让其持有的华府公司股权的股东决定，更没有对外作出转让华府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本没有成立。即使神石高科公司的股东会作出了同意神石高科公司转让华府公司股权的股东会决定，该股东会决定也不能代替华府公司的股东决定。将神石高科公司的股东会决定作为华府公司的股东决定，是一种典型的“张冠李戴”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华府公司从来没有同意以华府大厦抵偿刘承林对解云飞的个人债务。华府公司与刘承林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华府公司不可能同意以自己的财产为刘承林履行债务。刘承林与解云飞在《债务清算协议》中约定以华府公司的华府大厦顶抵刘承林对解云飞的个人债务，是刘承林将华府公司的财产“私相授受”，是刘承林与解云飞恶意串通侵害华府公司的利益，《债务清算协议》中有关以华府大厦抵顶债务的约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华府公司也绝不接受该协议。三、本案第二次重审的一审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的错误主要包括：（一）仅凭两份《股权代持协议》复印件，就认定刘承林是神石高科公司隐名股东，在毫不相干的案件中“揭开公司面纱”，程序严重违法。（二）即使认定刘承林为神石高科公司的隐名股东，一审判决混淆股东权与公司财产权，认定刘承林对神石高科公司的财产具有处分权，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根据法律规定，即使刘承林是神石高科公司的隐名股东，刘承林最多只能以其持有的神石高科公司的股权抵债，无权以神石高科公司的财产（即神石公司持有的华府公司的股权）及华府公司的财产抵偿其债务。刘承林与解云飞签订的《债务清算协议》约定以华府大厦、华府公司股权抵顶刘承林对解云飞的个人债务，显然是无效的。一审判决对此没有认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三）一审判决将股东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同，将神石高科公司隐名股东刘承林的个人债务作为神石高科公司的公司债务处理，并认定解云飞与刘承林在《债务清算协议》中约定以神石高科公司和华府公司的财产清偿刘承林个人债务的行为有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四）一审判决将刘奎元向华府公司交付房屋的行为认定为神石高科公司向解云飞交付房屋的行为，并将房屋交付等同于股权转让交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即使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刘奎元将房屋交付给华府公司，该交付的受交付人是华府公司而不是解云飞，该交付房屋的行为与解云飞、神石高科公司之间的股权交付毫无关系。（五）一审判决对于解云飞与刘承林之间的债务清算协议的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审查，在认定其具有真实性的基础上直接认定为本案证据，违反基本的证据采信规则，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六）一审判决混淆了股权转让和债务清算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七）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担保的法律规定，既不符合被上诉人解云飞的主张，本案又缺乏证明神石高科公司或者华府公司为刘承林的个人债务担保的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华府公司从来没有为刘承林的个人债务进行担保。（八）一审判决在审理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滥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九）一审判决放任解云飞与刘承林的虚假诉讼行为，故意不查明相关事实，甚至故意混淆某些事实，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可执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没有成立，即使成立也属无效协议，即使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解云飞的起诉也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且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恳请二审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条、第4条、第5条、第6条、第13条、第52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第37条第1款第（十）项、第6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二）项等的规定，判决撤销（2018）内0602民初840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二项，驳回解云飞的全部诉讼请求。解云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2、请求判决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原告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3、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因延迟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877662.85元（以5301075元为基础，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算至2017年3月30日）；4、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神石高科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8日，登记股东为刘奎元、王勤、刘国霖三人，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刘奎元出资1040万元，持股比例为52%、王勤出资760万元、持股比例为38%，刘国霖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刘奎元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刘国霖任公司监事。第三人华府公司成立于1994年3月16日，注册资本为5301075元，2008年10月31日，被告神石高科公司以3050万元取得了华府公司的股权，将华府公司股东登记为被告神石公司，企业类型为法人独资，刘奎元任经理及执行董事、刘国霖任监事。二、2011年1月27日，被告神石高科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一份，决定将被告神石高科公司持有的第三人华府公司100%的股权（计5301075元出资额）以5301075元转让新股东原告解云飞，决议中三股东分别签字，并加盖了神石高科公司公章。三、2011年1月30日，原告解云飞（甲方）与被告神石高科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华府公司股权的5301075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以人民币5301075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解云飞，2011年3月30日前原告付清转让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被告应当积极协助原告办理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执行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裁决，该协议中加盖了被告神石公司印章，由法定代表人刘奎元签字。同日，华府公司形成《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份，华府公司股东由神石高科公司变更为原告解云飞，出资数额为5301075元，由法定代表人刘奎元签字并加盖了华府公司印章。同时，刘奎元签署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刘奎元在担任北京华府有限公司法人期间，慎重承诺：1、北京华府有限公司所有权属解云飞所有，2、我在担任法人期间不享有对公司资产的处置及股权转让权利；3、我在担任法人并租赁华府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形成的债务由我本人承担，与华府公司股东无关。2011年1月30日，原告作为华府公司负责人以华府公司名义与刘奎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刘奎元向华府大厦租赁位于北京市东胜区××门建筑面积为1190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号为0XXXX号，用途为办公，租期两年，自2011年2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每年租金2000000元，每半年初三日支付1000000元。就上述租赁合同，华府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解云飞）于2012年6月28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0日作出（2012）东民初字第08267号民事判决，判决刘奎元腾空租赁房屋返还原告，并判决刘奎元给付华府公司租金4000000元。刘奎元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635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四、2011年2月30日，刘承林（甲方）与解云飞（乙方）签订债务清算协议一份，约定：一、截止2011年1月20日刘承林累计向解云飞借款本息计67500000元。二、刘承林将坐落于北京东×××0000元过户给解云飞以抵还刘承林所欠解云飞款项。三、解云飞同意以股权转让方式受让北京华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转让价格以注册资本为准等价转让。四、完成工商变更后，乙方同意甲方及甲方原合作人继续租用华府房屋，租赁期两年，年租金贰佰万元整，详见租赁协议。五、至北京华府股权转让完成，甲方所欠乙方借款本息视为全部清还，乙方向甲方交回所有借款手续，不再追偿。该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2月30日，双方均认为系笔误，应为2011年1月30日。2011年2月15日，被告神石高科公司向原告出具股权转让款5301075元的收据一份。五、针对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刘奎元以申请人身份、将原告解云飞作为被申请人，要求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及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为由驳回了申请；2016年，原告解云飞作为申请人将被告神石高科公司作为被申请人，要求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裁决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该仲裁委作出（2016）111号仲裁裁决，裁决：一、申请人（解云飞）与被申请人（神石高科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被申请人协助申请人将被申请人所持有的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变更登记为申请人；三、被申请人赔偿因迟延履行变更登记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618867.32元。经被告神石高科公司申请，2016年12月12日，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6民特67号民事裁定书，因违反程序为由撤销了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鄂仲裁字第（2016）111号仲裁裁决。六、2011年2月16日，解云飞持华府公司相关手续向北京东×××，投资人由被告神石高科公司变更为原告解云飞，公司类型由法人独资变更为自然人投资。2012年4月28日，华府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对此，被告神石高科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诉至北京市东胜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东城工商分局于2011年2月对华府大厦公司作出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2015年5月20日，北京东×××（2014）东行初字第174号行政判决书，以华府公司提交的登记材料虚假为由判决撤销东城区工商局2011年2月16日作出的华府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决定。七、神石高科公司股东刘国霖与刘承林系堂兄弟关系，王勤与刘承林系夫妻关系。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神石高科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二华府公司企业登记信息、章程修正案、刘奎元出具的承诺书、证据三仲裁裁决书、证据六房屋租赁合同及两份租赁合同判决书、执行裁定书、证据七行政判决书（被告证据五）及被告神石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产权交易凭证、证据三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七送达回证、证据八（2016）内06民持6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九庭审笔录予以证实；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中的股权代持协议与谈话笔录主要内容为神石高科公司股东王勤、刘国霖为代刘承林持股，对此，刘承林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判决书已作出了认定，故一审法院对王勤、刘国霖代持刘承林股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代持协议及谈话笔录中代持股权的部分内容予以采信。证据五中的债务清算协议系解云飞与刘承林签订，双方对该证据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收据中加盖了神石高科公司的公章，被告与第三人华府公司对公章提出异议，本案当事人均不能排除被告公司使用公章的唯一性，且股东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证实收据并非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清算协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神石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二评估报告，因该评估报告的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不能证实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时的股权价值，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四、证据六系针对鄂尔多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康巴什新区分局对被告神石高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监事变更提出的行政诉讼涉及的司法鉴定及行政判决书，与本案华府公司的股权无关，不予采信。证据十华府大厦房产证补办手续与本案关，不予采信，证据十一举证质证认证表不能证实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故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是指公司的股东将自己所持有的出资额或股权转让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的股东。本案中神石公司股东刘奎元、刘国霖、王勤形成股东会决议，又以公司名义与原告解云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效力与履行均产生了争议，本案涉及两个纠纷，即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及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纠纷。一、被告神石高科公司与第三人华府公司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1月30日，2011年2月16日，原告解云飞在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进行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将华府公司股东变更为解云飞，由此引发的诉讼与纠纷有：1、2013年，刘奎元将解云飞申请至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2014年3月21日，被告神石高科公司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诉至东城区法院，解云飞在该案中作为第三人；3、2016年，解云飞作为申请人将被告神石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要求履行合同，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被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4、2012年6月28日，解云飞以华府公司名义将刘奎元诉至东胜区法院要求支付租金及该案二审。从上述仲裁及诉讼来看，原告解云飞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该协议的后果一直在通过仲裁、诉讼、抗辩方式主张权利，且具有连续性，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法定情形，故被告及第三人华府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成立与否与效力，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理由一、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被告神石公司的股东刘奎元、刘国霖、王勤已经过股东会一致同意并形成决议将全部股权转让于原告解云飞，且以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双方均签字盖章，华府公司在当日形成了章程修正案。理由二、被告神石公司与华府公司抗辩刘奎元签字盖章的2011年1月27日股东会决议及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章程修正案、租赁合同的目的均为以华府公司房产作为抵押，不具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本案中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为转让股权，并非抵押股权，被告对其主张的抵押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对股权抵押为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且刘奎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字时具有谨慎注意及审查的义务，其签字后以个人名义曾申请仲裁确认无效，但对于其本人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被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并未提出异议，也未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者撤销。理由三、关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被告与第三人华府公司主张原告与原告刘承林恶意串通损害了公司利益，但没有证据证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无效情形。理由四、关于以神石公司所持华府股权抵债的问题。被告神石公司的48%股权由王勤与刘国霖持有，刘承林主张该二人系替其代持，并提交了代持协议，（2017）内0602刑初366号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王勤与刘国霖代第三人刘承林持股，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承林系神石高科公司的隐名股东，作为神石公司的显名股东的王勤、刘国霖在股东会决议中均签字捺印，事后第三人刘承林予以追认，故刘承林对其所持有的股份具有处分权。在第三人刘承林与原告解云飞签订的债务清算协议明确了债权金额为6750万元，债权债务清楚，第三人刘承林以股权或财产抵顶债务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解云飞持相关手续在工商机关变更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登记，虽因提交的相关材料中加盖的神石高科公司印章与年检备案中的印章不一致而经法院撤销了变更登记，但第三人刘承林陈述神石公司有两枚印章,一枚用于东胜公司使用，另一枚由刘奎元刻制并北京使用，对此虽未提交证据，但不能以行政判决书确认该公司印章的唯一性。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受让方应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出让方应配合办理登记并交付公司相关手续、财产等。本案中出让方向受让方出具收款收据，收据中的金额仅为工商机关登记的华府大厦的出资金额，并不能以此认定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款，因刘承林与解云飞清算协议中已明确了欠款金额为6750万元，亦不存在解云飞真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故本院认为已通过抵债方式原告解云飞支付了股权转让款6750万元。被告神石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方，其法定代表人刘奎元以反租形式与原告解云飞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继续使用华府公司的主要财产房屋，该行为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可证实作为被告及第三人华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奎元认可且以实际行为履行了交付义务，在租赁合同诉讼中刘奎元并未提出本案中的抗辩理由，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与第三人均应协助原告解云飞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综上，第三人华府公司的股东为被告神石高科公司，被告神石公司的三名股东刘奎元、刘国霖、王勤已签字确认了股权转让的事实，现刘国霖、王勤无异议，刘奎元不予认可，虽然刘奎元身份为被告及华府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印章等相关材料，但其个人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已证实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及可履行性，故一审法院支持原告关于确认协议效力及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请求。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虽然被告神石高科公司未按协议履行存在违约行为，但原告对实际造成的损失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庭审中，刘承林主张与刘奎元合作并成立被告神石公司的过程中，刘奎元的注册资本1040万元由刘承林出资，刘奎元认为其出资系由刘国霖代出，刘奎元以其公司自有石材与刘国霖进行置换，但对其置换及真实出资并未提交证据，如对股东资格及出资有争议，双方可另行主张。如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受损害的股东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向其他股东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依法确认原告解云飞与被告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被告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为原告解云飞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第三人北京市华府大厦有限公司负有协助义务。三、驳回原告解云飞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98元，由被告承担10849元，由原告承担10849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解云飞的原审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认为被上诉人解云飞首次依《股权转让协议书》主张权利是2016年向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以解云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解云飞与神石高科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011年2月16日，解云飞在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3月21日，神石高科公司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解云飞在该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5年5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2011年2月16日作出的北京华府大厦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决定。”。至此，解云飞收到2015年5月20日的行政判决书应视为其知道股权受让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至2016年3月25日解云飞申请仲裁，于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时效存在法定中断的情形，被上诉人解云飞的原审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成立生效并履行，2011年1月27日，神石高科公司股东刘奎元、王勤、刘国霖签署《股东会决议》，同意将神石高科公司持有的华府公司100%的股权以530.1075万元转让给新股东解云飞，且神石高科公司与解云飞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神石高科公司向解云飞出具530.107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据，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据中均加盖神石高科公司印章。且神石高科公司隐名股东刘承林认可上述股权转让，并提交《债务清算协议》，证明刘承林以股权和财产抵顶所欠解云飞债务6750万元，刘承林陈述该笔借款全部投入神石高科公司，神石高科公司庭审时自认公司成立时刘承林以现金出资。神石高科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加盖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刘奎元签字确认且出具收据的行为应视为其同意以神石高科公司所持华府公司100%股权抵偿隐名股东刘承林该笔债务。且神石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奎元作为承租人在2011年1月30日与解云飞负责的华府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华府公司房产。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并已实际履行。上诉人在本案判决之后如确有证据证明解云飞未缴纳股权转让款，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98元，由鄂尔多斯市神石高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拴东审 判 员  李顺和代理审判员  樊 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 助理  张 媛书 记 员  燕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