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3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惊涛，男，1979年9月9日生，汉族，江苏省江阴市人，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军、奚国峰，常州市钟楼区中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桂秀，女，1964年8月2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梨萍，江苏品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惊涛因与被上诉人赵桂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2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惊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赵桂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认定30万元为借款没有事实依据。赵桂秀诉称“原告经朋友介绍于2017年5月19日出借30万元给被告。后原告多次通过该朋友向被告催该款，被告至今未能向原告清偿该笔债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上诉人和赵桂秀根本不认识，至今也没有任何关系。2、上诉人丰衣足食，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人，无资金需求，并将自己的银行低息贷款信用额度30万元提供给朋友徐某使用。3、2017年5月19日到账的30万元是徐某银行转贷的汇款，根本不是赵桂秀对上诉人的出借，也不存在徐某向上诉人催要过30万元的事实。4、上诉人银行账户上的30万元贷款，徐某至今尚未还贷。5、案发后，徐某告诉上诉人，该款是赵桂秀丈夫朱光华给他办事的费用。二、一审认定30万元为借款的三点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本案涉及到了案外人朱光华、徐某，赵桂秀在转账备注中注明“借款”，一审认为“可证明原告主观上是出借款项”，那么客观上是否到达了主观愿望？是出借给上诉人？还是出借给徐某？还是徐某为借款提供了保证？一审在这一基本法律关系都没有查明的情况下，就演绎出上诉人和赵桂秀存在借贷关系，推理错误。赵桂秀在转账中注明“借款”，是赵桂秀单方面的行为，且银行转账过程中并不必然地到达汇入行，事实上上诉人的交易明细上也没有“借款”的任何表述，所以该注明对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效果，认定借款理由不能成立。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桂秀和赵桂秀丈夫朱光华与案外人徐某多年熟识。事实是徐某与赵桂秀和赵桂秀丈夫朱光华原先根本就不认识。因朱光华要找徐某办事，找到了徐某父亲，由徐某父亲介绍后，朱光华才与徐某认识的。朱光华通过赵桂秀转账给徐某办事费用后，徐某才与赵桂秀相识的。所以一笔30万元的借款不出具借款凭证符合常理的理由不能成立。3、赵桂秀诉称是朋友介绍形成的借贷关系，但没有证据证明朋友介绍这一关键事实，单单提供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应由赵桂秀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判决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是不存在的。三、赵桂秀举证不力，根据法律规定应该承担不利后果。赵桂秀应当提供债权凭证和转账凭证才能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单单提供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赵桂秀诉称是经朋友介绍才出借给上诉人款项的。在庭审中又自认赵桂秀和上诉人不是直接认识的，是徐某找到其在外地的丈夫朱光华说上诉人需要借钱周转、朱光华就让赵桂秀转账30万元，所以没有债权凭证。赵桂秀自相矛盾的表述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包括案外当事人朱光华、徐某的证明。退一步讲，即使有朱光华、徐某的证明，也不一定能认定赵桂秀就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没有朱光华、徐某的证明，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赵桂秀辩称，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丈夫相识，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当时上诉人确实有用款的需求，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用于其他的事宜。赵桂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惊涛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3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9日，赵桂秀通过其建行账户向李惊涛转账30万元，备注内注明为“借款”。对于借款经过，赵桂秀代理人陈述：赵桂秀丈夫朱光华与徐某系多年朋友。徐某找到朱光华说其朋友李惊涛需要借钱周转，当时朱光华在外地出差，出于对徐某的信任，就让妻子赵桂秀向李惊涛转账30万元。因朱光华当时不在本地，未能及时取得借条凭证，故特意在转账时备注为借款。此后朱光华向徐某提出要李惊涛出具借条，徐某每次都说是其介绍的，不用担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桂秀交付给李惊涛的30万元是否为借款。一审法院认为，赵桂秀交付给李惊涛的3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首先，赵桂秀在转账时，在备注里注明为“借款”，可证明赵桂秀主观上是出借款项；其次，赵桂秀解释本案没有借条等借款凭证的原因是借款时赵桂秀丈夫在外地，且有多年熟识的案外人徐某的介绍，符合常理；第三，李惊涛虽抗辩款项系徐某为赵桂秀丈夫办事要求其打到李惊涛账户内，但仅有其个人陈述，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赵桂秀对此又予以否认，因此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李惊涛承担。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赵桂秀可以催告李惊涛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现赵桂秀主张李惊涛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李惊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桂秀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9年4月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李惊涛负担。二审中，李惊涛提交以下证据：1、李惊涛尾号668号宁波银行银行卡2017年1月9日起至2017年9月1日止交易明细账单两张，第一张单子上2017年5月19日贷款归还30万元，2017年5月19日从跨行转入的30万元没有备注借款，5月22日现金支取30万元。证明该款是案外人是李惊涛帮徐某用于还贷转贷的款项，转贷了之后，取现30万元又给了徐某。证明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借贷关系。2、李惊涛与案外人徐某的5月16日至5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三张，证明该款是徐某为还他的贷款的过程。证明李惊涛与赵桂秀之间既不认识也没有借贷关系。宁波银行通知李惊涛以前为案外人徐某借款30万到期要还款，然后李惊涛和徐某联系通知他还款，徐某要求李惊涛提供账号和名字。然后李惊涛把卡号和名字发给了徐某，徐某用短信通知。赵桂秀质证意见：1、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赵桂秀于2017年5月19日确实向李惊涛该银行卡转账30万元，但向宁波银行查询该转帐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短信等得知对方的转账的备注内容。至于2017年5月22日李惊涛进行续贷包括现金支取，赵桂秀并不知情。该份证据仅能证明李惊涛当时确实有用款的需求。2、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法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是谁不能予以确认。该证据的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如该份证据是真实的，正好印证了李惊涛当时是有借款需求的，且根据李惊涛的上诉状，案外人徐某是案发后才告诉李惊涛该款是朱光华给他的办事费用，这也与常理不符。二审中，李惊涛申请证人徐某到庭作证。徐某陈述：赵桂秀我不认识，我认识她老公朱光华。2017年的时候我朋友李惊涛宁波银行的卡一直给我用的，朱光华本来就要给我30万元，我就让他打到李惊涛的卡上了。2017朱光华辉丰集团的股份收购我去协调的，科菲特的老总朱光华和辉丰集团的老总之间发生矛盾。辉丰集团强行收购朱光华的股份但未给一分钱，辉丰集团是上市公司，科菲特是辉丰集团的一个合作企业，后来双方协作不好，辉丰集团强行收购科菲特。转账的具体过程是我和朱光华说我兄弟李惊涛的宁波银行卡借款30万元贷款到期了，我需要30万元转贷一下。后来朱光华让他老婆赵桂秀打钱到这张卡上。李惊涛的卡是我在用的。5月22日取款转款是我和李惊涛和一个驾驶员一起去取的。二审中，李惊涛申请证人任某到庭作证。任某陈述：我是给徐某开车的驾驶员，2017年5月份左右我早晨上班之后我和徐某开车去派出所接了李惊涛，我们一起去江阴宁波银行取了30万现金给了徐某。李惊涛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通过两个证人证言，表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认识，涉案的30万元也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关系。赵桂秀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徐某对该款项案涉款项表述为是为其办事，可是在作证过程中，并不能清楚的说明办的是什么事情，对所办事情也知之甚少，与常理不符。徐某也确实向朱光华在借款时说明了是李惊涛当时有借款的需求用于周转，至于该款项徐某陈述是用于办事，金额巨大且并没有相关的手续，这与常理也不符。对于任某的证言，对借贷的款项是如何使用以及2019年5月19日以后发生的事情不清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赵桂秀于2017年5月19日向李惊涛宁波银行卡转账30万元，备注内注明为“借款”，李惊涛抗辩认为该款系朱光华通过赵桂秀转账给徐某为朱光华的办事费用，但李惊涛未提交朱光华应支付徐某30万元办事费用的证据。徐某证言“朱光华本来就要给我30万元”只是其单方陈述，无朱光华应支付徐某30万元办事费用的承诺或约定等证据予以佐证，故李惊涛该抗辩不能成立。另，根据徐某证言“转账的具体过程是我和朱光华说我兄弟李惊涛的宁波银行卡借款30万元贷款到期了，我需要30万元转贷一下。后来朱光华让他老婆赵桂秀打钱到这张卡上。”及本案30万元借款的流转用途，30万元借款到账后确实用于李惊涛归还其宁波银行30万元到期贷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赵桂秀于2017年5月19日向李惊涛宁波银行卡转账30万元为向李惊涛的借款并无不当。至于李惊涛归还贷款后的贷款、取现，由于发生于李惊涛、徐某之间，本院不予理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书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实际是适用本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本案利息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虽对法条表述不当，但对本案借款利息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惊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存在适用法律表述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李惊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敬兵审判员  时 坚审判员  翟 翔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冯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