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6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涛江，男，198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葛晋、刘璐璐，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太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岩泉街道金笔街25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A03HY4G。 法定代表人：吴家星。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家红，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涛江因与被上诉人丽水市太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太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涛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作为自然人，被上诉人作为营利法人，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虽然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注册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之前就入职工作，但并不影响上诉人自被上诉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时，与被上诉人建立事实劳动关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存在相关劳动规章制度。被上诉人在仲裁答辩阶段曾提及上诉人在雇佣过程中，工作不认真，伪造现场照片，不服从管理，此意见包含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两个问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上诉人工作的事实情况及在案证据，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长期为上诉人投保工伤保险，提供劳动保障，履行法定缴费义务，且上诉人工作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担任具体职务，存在请假、报销制度，劳动报酬由工资及年终奖金组成，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且基于禁反言原则，被上诉人在仲裁阶段已经承认上诉人在工作中需要被管理的事实，而劳务关系并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属性，被上诉人抗辩的劳务关系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包含污水治理、废水处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等项目，上诉人提供的运维工作属于被上诉人的业务组成。被上诉人提交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虽以吴家星个人名义签订，但吴家星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且被上诉人与浙江爱迪曼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业务往来，以及被上诉人提供名下车辆由工作人员从事运维工作，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系实际履行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方。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同时，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以建立真实合法的用工关系为前提的，被上诉人以缴纳工伤保险是挂靠及代缴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二、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上诉人诉请的加班工资、高温津贴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均于法有据。 太行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一、双方之间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1、上诉人所从事的工作与被上诉人公司没有关系，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也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的业务范围。缙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浙江爱迪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为缙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项目的中标人。上诉人所从事的东渡镇七里乡大洋镇的缙云县农村污水终端运维工作，是该项目的内容，并非被上诉人业务范围。被上诉人公司是由吴晓叶、吴家星投资创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独立开展经营管理活动。2、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劳动管理。上诉人是由褚卫军介绍入职，褚卫军非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上诉人工资又是由刘汶侃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刘汶侃也非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褚卫军、刘汶侃均是爱迪曼公司转包项目的合伙人。上诉人日常工作中所使用的车辆也并非被上诉人公司所提供。上诉人日常工作中的差旅费、住宿费等，均是由项目合伙人签字核准以后，从项目经费中支出的。从日常管理上来看，实际上是该项目的几个合伙人，共同对上诉人进行管理，而并不是被上诉人公司对上诉人进行管理。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家星只是这个项目的合伙人之一，但是被上诉人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与实际经营该项目的几个合伙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3、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并不意味着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虽然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为某人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即成立劳动关系，双方仅仅是存在社会保险的代缴关系。在本案发生后，被上诉人意识到了代缴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已经统一停止了代缴人员社会保险的缴纳。二、上诉人混淆了吴家星作为项目合伙人和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两个身份。爱迪曼公司中标后将这个项目转包给吴家星、潜映辉、朱伟枝、刘汶侃、褚卫军等人，由吴家星代表各承包人与爱迪曼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吴家星等承包人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共同雇佣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工人，每月的工资是由合伙人刘汶侃通过个人账户支付，日常管理是由各合伙人共同负责。虽然吴家星也是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相对于股东吴家星而言，被上诉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吴家星作为个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与被上诉人公司无关。故上诉人认为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其对该主张负举证责任，综合双方所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认为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何涛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何涛江与太行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太行公司向何涛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7280元，加班工资15691元，非法克扣的工资289元，高温津贴2400元，并补缴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8日，案外人浙江爱迪曼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候选缙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项目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2016年10月28日至10月30日）。2016年10月30日，案外人吴家星、潜映辉、朱伟枝、刘汶侃、褚卫军签订了缙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项目（一标段）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由吴家星与浙江爱迪曼水科技有限公司（即浙江爱迪曼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签订经营项目内部经营承包合同，由吴家星担任负责人、朱伟枝管理、刘汶侃开设账户、潜映辉和褚卫军监督。2016年11月1日，何涛江经案外人褚卫军面试进入该运维项目工作，其日常工作系通过现场照片向资料员反映需运维情况。何涛江工资由刘汶侃、潜映辉通过个人账户向其支付、出差费等费用由潜映辉或吴家星核准后由刘汶侃报销支付、驾驶的工作车辆系刘汶侃所有。何涛江在该运维项目工作至2019年1月31日。2019年5月，何涛江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太行公司：1、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15357.6元；2、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高温补贴2400元；3、支付2019年1月31日非法克扣的工资289元；4、支付经济补偿金21600元；5、补缴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案经浙丽劳人仲案（2019）127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何涛江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何涛江诉称其与太行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除太行公司曾为其缴纳过部分工伤保险外，何涛江未能提供招聘登记表、劳动合同、工作证、考勤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基础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未能举证证明案外人吴家星、吴晓叶在案涉运维项目中以太行公司名义开展管理工作。何涛江的诉讼请求，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涛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涛江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虽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参照凭证，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具体涵盖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劳动纪律、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各个方面，缴纳工伤保险并非唯一考量因素。结合本案查明事实，上诉人何涛江的工作安排、工资发放、费用报销等，均非以被上诉人太行公司名义进行，而是按照吴家星、刘汶侃、褚卫军等人内部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进行，仅依据吴家星系被上诉人太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被上诉人太行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包含有水污染治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等，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何涛江从事的缙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项目系被上诉人太行公司的业务内容。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同时具备以下三种情形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何涛江既未能举证其日常工作受被上诉人太行公司的劳动管理，并接受被上诉人太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制约，也未能举证其所从事的缙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项目是以被上诉人太行公司名义开展的业务，故本案并未同时符合以上三种情形，上诉人何涛江主张双方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何涛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何涛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悦琛 审 判 员 李伟峰 审 判 员 金晓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叶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