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26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6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为平、陈慧梅，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1，男，198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某，女，193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法定代理人林某3，男，195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系钱某之子。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莉，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某2（DILIN），男，1984年5月21日出生，加拿大国籍，住。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林某1、钱某，原审被告林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4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林荣发（于2016年7月19日死亡）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均系再婚。钱某系被继承人林荣发的母亲，林某1系被继承人林荣发与前妻所生之子，林某2系王某与前夫所生之子，与被继承人林荣发形成抚养关系。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97.51㎡）登记在被继承人林荣发名下。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建筑面积131.49㎡）登记在王某、林某2与被继承人林荣发名下，由三人共同共有。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建筑面积45.41㎡）登记在王某、林某2与被继承人林荣发名下，其中林某2占50%份额，被继承人林荣发与王某各占25%的份额。2014年6月15日，林某1与林某2、王某、被继承人林荣发签订《协议》一份，载明：“一、林荣发和王某夫妇经营的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含4间营业房，分别是丝绸市场91、92、72、73号）由林某2接班，林荣发支付林某2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作为创业资金（支付方式由林荣发根据实际情况裁定，自2014年3月起实施），林某2从接受之日起承担每月壹万元的家庭开支，并按月支付给王某，同时还要相应承担赡养父母和奶奶的义务；二、林荣发和王某夫妇拥有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房产一套，比例分配尚是林某1占40%，林荣发占30%，王某占30%。房屋可上市销售后，林某1可根据当时房价的高低来决定是出售还是出租。如出租，租金的比例同上，林荣发和王某夫妇不得有异议；三、林某1在得到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房产所占40%比例的资金后，要承担起每年壹万零贰佰元赡养奶奶钱招娣的生活费，同时在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的养老保险金也不再继续缴纳；四、林荣发和王某夫妇共有柳营花园6-3-202室住房一套，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一套，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住房一套。以上三处住房的分配意向暂作如下考虑：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暂归林某1，柳营花园6-3-202室住房和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住房暂归林某2。房产的最后归属权由林荣发和王某夫妇根据林某1和林某2是否尽孝作最终决定。”2016年10月11日，王某（甲方）与林某1（乙方）、林某2（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鉴于林荣发已经过世，原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已经分配完毕，三方现作如下协议：1.林司后51-1-102室房屋中林荣发产权部分归甲方继承，乙方、丙方放弃继承，甲方办理公证遗嘱百年后归丙方继承；2.柳营花园6-3-202室房屋中林荣发产权部分归甲方继承，乙方、丙方放弃继承，归甲方所有；3.丰家兜8号708室房屋林荣发产权部分归甲方继承，乙方、丙方放弃继承。丰家兜8号708室房屋产权归甲方后，甲方办理公证遗嘱百年后归乙方继承。”另查明，协议中涉及的原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已于2015年12月被出售，售价3500000元，其中林某1分得1400000元（在被继承人林荣发去世前收到900000元，其去世后王某于2016年8月10日转账给林某1的妻子明茂香500000元），王某分得1050000元。2016年5月5日，被继承人林荣发向林某2转账57742元。2016年1月31日至7月15日，王某尾号为0665的杭州银行卡向林某2及其妻子孙科转账共计964822.6元。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6月23日，王某尾号为6758的杭州银行卡向林某2及其妻子孙科转账共计873300元。截至2016年7月19日，被继承人林荣发及王某名下的银行存款共计469951.82元，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为17563.47元，被继承人林荣发名下东兴证券账户余额为2372252.5元，王某名下国泰君安账户余额为770001元，王某名下财通证券账户中余额为2243090.67元。在一审庭审中，双方认可前述证券账户中的股票均已变现，且该款项中包含王某因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分得的1050000元及王某转账给林某1妻子明茂香的500000元。被继承人林荣发去世后，因办理丧葬事宜、购买墓穴等共计支出395019元。再查明，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15日，王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荣发原系该公司监事。 林某1、钱某原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林某1、钱某分别享有杭州市上城区1/8的份额、杭州市下城区1/12的份额、杭州市下城区1/16的份额；2.判令林某1、钱某分别享有以林荣发、王某、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名义持有的存款、股票账户资金1033568元（其中林荣发、王某的银行账户在林荣发过世时的金额为487515.29元，以及被非法转移至林某2、孙科账户的2395684.6元，以林荣发、王某名义持有的证券账户的资金5385344.17元，上述合计8268544.06元）；3.判令林某1、钱某分别享有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12.5%的股权。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继承人林荣发遗有的遗产范围；二、林某1、钱某与王某、林某2各应继承遗产的份额。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致认可被继承人林荣发、王某名下的银行存款、股票账户资金中属于被继承人林荣发所有部分系其遗留的遗产，该院予以确认。双方对案涉柳营花园6幢3单元202室住房、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住房是否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发生争议，对此该院认为，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97.51㎡）登记在被继承人林荣发名下，系其与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故其中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应属被继承人林荣发的遗产。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建筑面积131.49㎡）、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建筑面积45.41㎡）中属于被继承人林荣发的所有权份额部分应属其遗产范围。关于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的股权，原审法院认为，该公司在林某1与林某2、王某、被继承人林荣发四方签订的《协议》中已经作出明确处理，由林某2接管，故不属于被继承人林荣发的遗产范围。王某、林某2抗辩称林某1因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分得的1400000元亦应作为遗产进行处理，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遗嘱有效部分按照遗嘱办理，无遗嘱或者遗嘱无效部分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根据林某1与林某2、王某、被继承人林荣发四方签订的《协议》，各方对湖州市宏基花园北街233#-235#店面房产及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的约定分配明确，系被继承人林荣发的生前处分行为，上述财产不属遗产范围，不在本案处理范围内。故林某1、钱某要求继承杭州大地丝绸有限公司名下存款的相应诉请，该院不予支持。上述协议中载明“……以上三处住房的分配意向暂作如下考虑：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暂归林某1，柳营花园6-3-202室住房和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住房暂归林某2。房产的最后归属权由林荣发和王某夫妇根据林某1和林某2是否尽孝作最终决定”，不能视为对案涉三套房屋最终的处分。被继承人林荣发去世后，钱某作为被继承人的母亲对案涉三套房屋均享有继承权，林某1与王某、林某2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侵害了钱某的利益，应属无效。故本案案涉三套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林某1、钱某与王某、林某2共同继承。其中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97.51㎡）登记在被继承人林荣发名下，其中1/2所有权份额属于遗产，故林某1、钱某与王某、林某2各继承1/8的所有权份额；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建筑面积131.49㎡）由被继承人林荣发与王某、林某2共同共有，其中1/3所有权份额属于遗产，故林某1、钱某及王某、林某2各继承1/12的所有权份额；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建筑面积45.41㎡）中被继承人林荣发占25%的份额，故林某1、钱某与王某、林某2各继承1/16的所有权份额。关于银行存款和证券账户资金，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案涉证券账户已变现，且双方对被继承人林荣发及王某截至2016年7月19日的银行账户存款余额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林某1、钱某主张王某非法转移至林某2、孙科账户2395684.6元，因该款项转移均发生在被继承人林荣发去世之前，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林某2抗辩称根据协议其应当享有1000000元的创业基金，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林荣发去世之前，其与王某向林某2及其妻子孙科转账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上述款项，故林某2再行主张1000000元该院不予支持。王某、林某2抗辩称被继承人林荣发死亡后因办理丧葬事宜及购买墓穴支出的费用应在遗产中予以扣除，原审法院认为，因该费用确已发生，王某、林某2的该抗辩意见符合常理，该院予以支持，王某、林某2主张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其他费用未提供相应发票，故该院酌情认定应扣除的费用为395019元。王某、林某2抗辩称尚有其他款项需在遗产中予以扣除，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银行存款中应属被继承人林荣发遗产部分扣除相应费用之后的金额为1955138.50元[（469951.82元+5385344.17元-1050000元-500000元-395019元）×1/2]，由林某1、钱某与王某、林某2共同继承，各继承其1/4的份额。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林荣发遗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中相应的所有权份额（1/2的所有权份额）由林某1、钱某、王某、林某2共同继承，各继承上述房屋1/8的所有权份额；二、被继承人林荣发遗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中相应的所有权份额（1/3的所有权份额）由林某1、钱某、王某、林某2共同继承，各继承上述房屋1/12的所有权份额；三、被继承人林荣发遗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中相应的所有权份额（1/4的所有权份额）由林某1、钱某、王某、林某2共同继承，各继承上述房屋1/16的所有权份额；四、被继承人林荣发遗有的款项1955138.50元由林某1、钱某与王某、林某2共同继承，各继承其中1/4的份额；五、驳回林某1、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林某1、钱某各负担8901.5元，由王某、林某2各负担1598.5元。林某1、钱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王某、林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王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丰家兜8号708室、柳营花园6-3-202室及林司后51-1-102室属于遗产继承范围错误，事实上三套房产权属在林荣发生前已分割明确，不属于法定继承分割范围。2014年6月15日，林荣发、王某、林某1、林某2签订的《协议》属于分家析产协议，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协议中载明：“以上三处住房的分配意向暂作如下考虑：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暂归林某1，柳营花园6-3-202室及林司后51-1-102室住房暂归林某2”，作为房屋的产权人林荣发及王某已经对三套房产作出了处分，相应的房屋产权在林荣发生前既已作出分割，而“房产的最后归属权由林荣发和王某夫妇根据林某1和林某2是否尽孝作最终决定”，实际林荣发和王某都在本约定中将自身份额的财产作出了处分，在双方无法确认哪一方先死亡的情况下，双方互将个人的份额交由对方处理，约定本意即在一方去世后，一方的个人份额由另一方继承处理，双方现约定房产目前的处理方式，待两方中的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可完全根据林某1、林某2的尽孝情况变更上述财产的处分，相当于另一方在取得完全的财产后，对自己财产作出新的处分。因此，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不能视为对案涉三套房屋最终的处分”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侵害了钱某的利益，应属无效”错误，事实上，该三方协议是林荣发在2014年协议中作出三套房产处分的前提下，在保证了钱某的生活和相应权益后，林某1、林某2愿意延续原《协议》继续履行。2014年6月15日，林荣发、王某、林某1、林某2签订的《协议》，充分考虑到了钱某的权益，约定林某2承担钱某的赡养义务，林某1承担每年10100元赡养钱某的义务的前提下对财产的处分。因此，该协议有效且未损害钱某，王某、林某1及林某2依据2014年的协议内容，并于2016年签订《协议》，是三方对第三套房产的进一步处分，因此并不存在侵害钱某的利益的事实。该协议是2名产权人共同的决定和意愿，完成“尽孝”的终点就是养老送终，显然林荣发的尽孝义务2名房产继承人都已经完成，但是对王某的“尽孝”义务却没有完成。该协议也并非无效，对林某1、林某2作出的放弃约定也应当认定有效，林某1、林某2对财产的处理符合2014年《协议》，完全是对该协议的延续，根据最终尽孝来决定财产归属，而《协议》中王某是最终决定人。退一步，根据《协议》尽孝的决定权是产权人林荣发和王某，按照尽孝的义务履行情况，林荣发已经过世，王某、林某2并不否认林某1“尽孝”的事实，同样作为与林荣发生活了20余年的王某和林某2，林某2也完成了对林荣发的“尽孝”义务，而对王某的“尽孝”义务，王某对林司后、柳营花园的房屋归属林某2是没有异议，唯一有争议的产权是丰家兜的房屋产权，需要根据林某1的“尽孝”情况做最后的决定。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分割方式，《协议》中主要财产已经约定不明，也不存在仅在有利于林某1的约定条款（宏基花园林某1分140万元）生效，而对林某2有利的条款就认定无效（林司后、柳营花园产权法定继承分割），按照《协议》无效的情况，4套房屋计算，一审判决遗留了林某1的140万元（宏基花园）也属于遗产范围，应当法定分割。三、一审法院在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予支持“林某2主张的100万元创业基金”，显然属于错误的判决，法院应当从银行存款中扣除应分配给林某2的创业基金。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林荣发去世之前，其与王某向林某2及妻子孙科转账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100万元的款项数额，故林某2再行主张100万元不予支持”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林荣发及王某向林某2及妻子孙科的转账的每一笔数额，王某都向一审法院阐明了转账事由，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能够证明转账数额并非林某2主张的100万元创业基金，上述转账的数额也的确未包含100万元创业基金。而一审法院仅凭多次的转账金额超过100万元就认定创业基金已经支付林某2，显然属于主观的臆断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每一笔转账名目清楚的情况下，在被上诉人林某1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上述款项系源自创业基金的转账的情况下，直接以个人主观臆断武断认定和决断，显然是对司法权的滥用。四、一审法院对于王某个人财产部分认定错误，以及对夫妻共同债务没有认定，上述金额应当从继承存款中予以扣除。银行存款中，其中一笔445108.15元款项应当扣除，该部分款项系王某作为林荣发去世后保险受益人而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属于王某个人财产。该部分款项王某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可以证明上述款项的性质。其中一笔40万元股票款应当扣除，该款项属于王丽英在2014年1月份委托王某为其炒股的款项，该笔款项王某也提供了转账记录加以佐证，也可以佐证款项性质来源。同时，作为家庭支出的礼金系在家庭接受了他人礼金后承担的家庭债务，因此之后付出的礼金也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财产中予以扣除。不仅如此，在本案中即没有支持林某2100万元创业基金，对于货款的支付也未认定并未从夫妻共同财产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显然将案涉的《协议》内容作两种处理。本案中，上诉人认为上述费用应当从夫妻共同财产中予以先行扣除再行分割。另外，作为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上诉人，履行了绝大部分的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属于应当多分的情形。本案一审法院对几位继承人在本案中的扶养地位和赡养作用不加区分的，采用一视同仁的认定，显然有违继承法的立法意义。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林某1、钱某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林某1、钱某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无误，适用法律正确，该判决已经对上诉人王某较为有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丰家兜、柳营花园及林司后的房屋是否属于遗产继承范围的问题。上诉人王某认为上述房屋不属于法定继承范围的依据是2014年6月15日林荣发、王某、林某1、林某2签订的四方《协议》。该四方《协议》签订前，林某1、林荣发虽然父子感情较好，但因林某1幼时，林荣发和王某作为同事发生感情，林某1妈妈心性高傲将林荣发让给王某，自己带着林某1净身出户，所以林荣发虽然一直想对林某1好，但碍于王某，父子两人不能愉快往来。且林某2久居国外不想回国，王某希望林某2能够在国内给她养老，故林荣发才借这份《协议》，光明正大和林某1进行往来，并能让林某2回国陪伴王某。而且协议中所涉的丰家兜的房屋，本是钱某的公房，当初林家说好日后是要留给林某1并且林荣发要给钱某养老，所以钱某的其他子女放弃购买该公房，将这一利益让渡给林荣发，故四方《协议》约定丰家兜的这套房屋意向是归属林某1。林荣发住院大半年，家属也就林某1整天在陪夜服侍，所以林某1作为儿子已经对林荣发尽到了赡养义务。根据这份四方《协议》的内容，三套房屋在被继承人林荣发生前并未就其归属作出约定。且协议另外明确，房产最终的归属由林荣发和王某作出最终决定，即王某无权单独决定。但直至被继承人死亡前，被继承人林荣发仍未就三套房屋与王某达成一致意见，林荣发也未就自有部分的财产另立遗嘱，四方也未就分家析产达成一致的意见。即使要修改该四方《协议》，也应四方协商一致。但鉴于林荣发已经去世，对该四方《协议》尚未明确且涉及林荣发未处理部分的财产的只能按法定继承进行处理。林荣发此前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后下海经商，家境殷实，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其一直未对三套房屋的归属进行处理，也是刻意为之。从林荣发的行为来看，其过世前曾对部分财产作出安排，比如将人身保险受益人改为王某。如真如上诉人所说，林荣发有意将房屋留给王某让其处分，大可在过世前另立遗嘱，将房屋赠给王某，但其没有这么做。且根据王某提供的林荣发的录音，在林荣发过世前一天，林荣发仍不肯将其财产留给王某，如林荣发真想将财产交由王某处分，其在弥留前只要表示将房产和存款均归王某所有即可。如真如上诉人王某所说，其也没有必要在林荣发过世后诱使林某1签订三方《协议》，从王某主动联系林某1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也表示，其是明知林荣发并未将三套房屋留给她处分的。可见上诉人的说法只是其一厢情愿，并非被继承人林荣发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王某在上诉状中的说法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审理的范围是林荣发的遗产，并未对三套房屋中王某的份额进行分配，故一审法院将上述三套房屋中林荣发所有的份额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无论是在事实上或程序上都是正确的。二、关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三方《协议》效力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该三方《协议》是无效协议，损害了钱某的合法权益，理由：1.该《协议》是王某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本案中林某1已通过诉讼的方式表明其不认可三方《协议》。林某1在王某的诱导下错误理解了三方《协议》的内容，故上诉人王某在上诉状中陈述林某1愿意延续三方《协议》属于混淆事实。林荣发的法定继承人有四位，钱某作为被继承人林荣发的母亲，因小脑萎缩，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分割财产时，王某本应考虑到其身体状况予以照顾。但王某作为儿媳，虽要林某1、林某2尽孝，自身却未对曾帮助王某抚养林某2的钱某尽孝。在林荣发过世后，王某明知钱某的病情，一边与钱某的儿女协商遗产处理事宜，承诺先期给予钱某50万元用于医疗开销。另一边王某一改往日对林某1的态度，此前王某都不愿意林某1与林荣发接触，甚至拒绝林某1进父亲林荣发的家门。王某却在林荣发过世后，对林某1嘘寒问暖，利用林某1丧父后需要亲情抚慰的心态，约林某1聊天，诱使林某1去王某的咨询律师处。在王某口头承诺将丰家兜的房屋归属林某1且会帮助钱某尽快支付50万元后，王某拿出律师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以亲情为借口，催促林某1签字，其与委托起草协议的律师均未向林某1解释清楚该协议条款的内容。林某1因为轻信人言，又缺乏法律知识，以为签字后就能确认丰家兜的房屋的产权属于他，为此在《协议》上签字。但刚签完字，王某迅速将三方《协议》藏起，连复印件都不给林某1。接下来，王某又推翻了先期给予钱某50万元做医疗开销的承诺，而且拒绝向其他法定继承人透露林荣发的遗产的状况，林某1方知上当受骗，才会另行与钱某起诉要求分割遗产。而且根据此前一审的庭审的证据反馈的情况，王某在被继承人林荣发被医生诊断绝症后，趁林荣发住院治疗期间陆续转移财产，并将林荣发的银行账号、股票账户陆续清空，总计转移了239.5万余元存款。导致钱某目前的医疗费都由其儿女代为支付，无法用林荣发的遗产支付医疗费用。故上述三方协议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2.而该三方协议是在没有钱某的法定代理人签字下作出的，该协议的内容，擅自处分了钱某的份额，属于无效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林荣发留下的遗产，所有法定继承人继承开始后，房屋在实际分割前，房屋尚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各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均没有独立支配权。被上诉人认为同为法定继承人，对遗产处分的协议，不存在对内和对外的问题。钱某和林某1、王某、林某2都作为法定继承人，只有内，没有外。同时，涉案的协议不可能部分有效又部分无效。如果将协议理解成，处分钱某份额部分的协议无效，而其他人所立协议有效，这就意味着所有继承人对涉案遗产是按份共有，只有这样，其他人方可在钱某不参与协商分割遗产的情况下独立处分遗产，而这恰恰是与继承法等法律相违背的。另外在签署该协议时，由于钱某未参与，其他人都未取得遗产的所有权，林某1和林某2都无法将该产权赠与给王某，也就不存在林某1和林某2对自己享有的对该不动产的法定继承份额的处置。三、关于宏基花园房屋的处分是根据2014年6月15日林荣发、王某、林某1、林某2签订的《协议》，在林荣发过世前几年处分的，其中林某1占40%，林荣发和王某各占30%，故宏碁花园中林某1享有的140万元属于林某1个人享有，也因此一审法院从林荣发的遗产中扣除了部分尚未支付给林某1的宏基花园卖房款款项，不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一审法院的处理合法有据。四、关于创业基金的问题。林荣发生前曾多次向亲属朋友及同一市场的经营户提到，其已经给了林某2创业基金，其中包含50万元现金、50万元存货，王某对此也是明知的。如王某不服，王某可申请法院调取林荣发及王某在协议签订后至林荣发去世前的银行账户流水，必定有所发现。且凤起路丝绸市场的众多经营户都知道林某2已经领受了创业基金，如果林某2未领取上述启动资金，以林某2经营前从未工作，仅靠父母资助生活，其创业资金又从何而来，又如何做丝绸批发生意。且本案中林某2未提出上诉，王某却提出异议，其上诉状的主张超越了其权限。况且通过一审法庭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王某转移给林某2及林某2妻子的财产金额，远远超过了100万，转移的财产也未做遗产分割，故被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一审判决明显是有利王某和林某2的，上诉人王某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关于保险受益款和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因本案中分割的遗产是林荣发过世时的银行存款，故王某在上诉状中主张的保险赔偿金，由于该款项是林荣发过世后几个月由王某领取的，故一审法院并未将保险赔偿金作为遗产处理，王某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一审中王某提供的关于共同债务的证据，明显不真实，王某主张对外欠债，但借条原件却由其掌握并作为证据提供给法院，这明显违反常理，而且所谓的债务也没有相应的流水记录证明债务的发生，所谓的债权人都是王某的闺蜜及店里的帮工。而且以当时王某银行账户的存款情况，根本就无需对外借债，故王某主张的夫妻共同债务均未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王某在二审中再次提出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均缺乏真实性，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和认可，也不应在遗产中扣除。六、一审法院判决已经对王某较为有利。一审法院审判中扣除了王某支付的墓地费用等丧葬费开支，但王某通过林荣发葬礼收取的白包远远超过其为林荣发的丧事所支付的费用。林荣发的丧事过来送别的人很多，有许多林家的亲属及朋友，给予白包也均被王某拿走，这些人情却要林家的亲属来承担，所以该丧事王某并未有大额支出，反而收获不少。且根据王某的杭州银行流水记录显示：王某在2016年6月7日通过尾号6758的杭州银行账户支付安陵园20万元，且2016年6月1日，王某通过尾号为0665的杭州银行账户转移给林某2近20万元，故林某22016年6月3日支付的1000元及2016年6月7日支付的墓地费158210元，均是王某的出资。王某为自己和林荣发购买墓地，但一审法院却将上述费用从林荣发的遗产中扣除，由林荣发的财产单独承担，且本案中王某转移给林某2等的239.5万元，在一审中均未作为遗产分割。故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本就有利于王某和林某2，上诉人王某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王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林某2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提出丰家兜8号708室、柳营花园6-3-202室及林司后51-1-102室房屋在林荣发生前已分割完毕，不应作为被继承人林荣发的遗产进行分割。对此，根据林荣发、王某、林某1、林某2于2014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中关于“林荣发和王某夫妇共有柳营花园6-3-202室住房一套，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一套，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住房一套。以上三处住房的分配意向暂作如下考虑：丰家兜8号708室住房暂归林某1，柳营花园6-3-202室住房和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住房暂归林某2。房产的最后归属权由林荣发和王某夫妇根据林某1和林某2是否尽孝作最终决定”的约定，协议四方当事人仅是对上述三套房屋的分配暂作处置，其最终归属权并未予以明确，故不应认为林荣发、王某、林某1、林某2对该三套房屋的权属作出了最终的处分。王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林荣发去世后，林荣发在柳营花园6-3-202室、丰家兜8号708室、林司后51幢1单元102室房屋中的权属部分属于林荣发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钱某、林某1、王某、林某2依法继承，王某、林某1、林某2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三方协议对案涉三套房屋的归属作出处分，侵害了林荣发母亲钱某的继承权，该份协议应认定无效。王某上诉提出三方协议是林荣发在2014年协议中对三套房产作出处分的前提下，在保证了钱某的生活和权益后，林某1、林某2愿意延续原协议继续履行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对钱某、林某1、王某、林某2在案涉三套房屋中享有的继承份额作出确定，并无不当。关于王某提出的其作为受益人领取的445108.15元保险赔偿金，属于王某个人财产，应予扣除的上诉理由。该445108.15元保险赔偿金系林荣发过世后由王某领取，原审法院并未将该笔款项计入林荣发死亡时遗留的财产进行分割，王某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对于王某提出的王丽英在2014年1月份委托王某炒股汇入其账户的40万元应予扣除的主张，本院认为，王某仅以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该40万元系王丽英委托王某炒股汇入其账户的事实，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王某提出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林某2主张的100万元创业基金有误的上诉理由。因该项请求涉及林某2的诉讼权利，林某2未提出上诉，应视为服从一审判决，王某提出该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王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802元，由王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