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2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蓉，女，1963年7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旷维身，男，安龙县招堤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弟伦，男，1974年5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上诉人邓蓉因与被上诉人赖弟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民初1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决支持邓蓉的诉讼请求，由赖弟伦清偿邓蓉借款本金74000元及利息；案件诉讼费用由赖弟伦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事实是：邓蓉与王弘是朋友关系，王弘与赖弟伦之妻唐折惠是同乡。赖弟伦在册亨县冗度开办砂石厂需资金周转，唐折惠经王弘介绍要求向邓蓉借款5万元，邓蓉于2017年6月17日借给唐折惠1.3万元去付挖机款，同月19日又借1.9万元用于砂石厂资金周转；同年7月唐折惠又向邓蓉借款1万元用于砂石厂发工资，9月23日赖弟伦向邓蓉借款2万元；同年10月9日赖弟伦与唐折惠再找邓蓉借钱，因邓蓉手里只有1.7万元现金，还从王弘处拿了1.3万元，共3万一起给唐折惠，唐折惠当场就给了田洪武2.6万元。在2017年8月27日前，赖弟伦前后还了邓蓉8000元。2018年6月3日，经双方结算后赖弟伦尚欠邓蓉8.4万元（含田洪武的2.6万元），当时，唐折惠、王弘也在场，由王弘填写借条后赖弟伦签名按手印，唐折惠之前写的借条一并收回，同时还口头约定同月10日还款1万元。一审法院不尊重上述事实否定借款事实的存在系认定事实不清，同时曲解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则，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一审庭审时，赖弟伦为逃避债务而缺席，庭后又辩解受绑架、胁迫等根本不是事实，一审法院违反了庭审法庭调查、当事人陈述、举证、辩论等审理程序，属程序严重违法。 赖弟伦未作答辩。 邓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赖弟伦偿还邓蓉借款本金74000元及利息，利息以74,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0月10日起至还清为止；2.判决赖弟伦从2019年6月1日起每月支付邓蓉100元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7月4日为3,400元）；3.诉讼费用由赖弟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3日，赖弟伦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因用于生意周转2017年10月9日向出借人邓蓉借款人民币（大写）捌万肆仟元，小写84,000元，利息5%。期限为12个月，于2019年6月1日归还本息。如不能按时归还愿付违约金100元一天，愿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年6月13日，案外人黄健向赖弟伦出具《收款协议》一份，载明上述84,000元借款中包含有案外人田洪武所欠邓蓉的借款26,000元，并在《收款协议》中载明可以扣除26,000元的事项，并将田洪武出具给邓蓉的《借条》原件交予赖弟伦。同日，赖弟伦通过案外人黄健向邓蓉支付10,000元，黄健向赖弟伦出具《收条》一份。2019年7月4日邓蓉持上述《借条》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借款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为举证责任分配之一般规则。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合意是否形成、款项是否交付、本金数额、利息约定等方面，其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主张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邓蓉，应当对产生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提出证据，包括借贷合意形成、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而其该证明活动，应当使法官对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形成内心确信，即应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首先，邓蓉持格式借条主张赖弟伦向其借款，赖弟伦辩称该份借条中除其本人签名、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外，借款时间、借款利息、还款期限均系之后补签。从邓蓉提交的《借条》中明显可以看出，除赖弟伦本人签名外，其余内容均系他人所填写，在法庭询问中，邓蓉称借条内容不是其本人所写，不记得是谁写的借条也不清楚是谁与赖弟伦进行结算。其次，邓蓉提交的《借条》载明借款时间是2017年10月9日，但邓蓉主张涉案借款系多笔借款构成，2019年8月5日庭审中邓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借款经过是“赖弟伦于2017年6月18日借款32,000元，2017年7月5日借款10,000元，2017年9月20日借款20,000元，2017年10月9日借款30,000元，总计92,000元，后赖弟伦陆续还款8,000元，在2018年6月1日双方对账后赖弟伦向邓蓉出具84,000元借条”，邓蓉本人在2019年9月10日法庭询问中，对借款经过陈述模糊不清，最后认可其代理人庭审中的陈述，在赖弟伦提交《收款协议》复印件及田洪武的《借条》后，又认可涉案借款中包含有案外人田洪武的26,000元借款，其陈述前后矛盾。赖弟伦所举的证据及邓蓉的陈述，已使邓蓉依据借条主张的借贷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应当依法认定该借贷事实不存在。对于赖弟伦已经支付给邓蓉的10,000元，赖弟伦表示待依据生效判决结果决定是否另案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不一并处理。依据上述事实理由，判决：驳回邓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2元，减半收取1,376元，由邓蓉负担。 二审中，邓蓉提供微信转账截图、银行转账清单、现场照片及申请王弘出庭作证，拟证明：邓蓉出借款项给赖弟伦的事实，经王弘介绍唐折惠向邓蓉借款并进行结算的事实。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外，同时查明：邓蓉在《民事起诉状》中称“赖弟伦于2017年10月9日向其借款8.4万元”，邓蓉的代理人（注：邓蓉、赖弟伦均未到庭）在一审庭审中称“8.4万元的组成是2017年6月18日借款3.2万元，同年7月5日借款1万元、9月20日借款2万元、10月9日借款3万元，总的借款9.2万元，借款后赖弟伦陆续还款0.8万元，到2018年6月1日双方对账后赖弟伦写了一张总金额为8.4万元的借条”，邓蓉本人在一审庭审后陈述“赖弟伦从2017年6月开始向其借款陆续借了8.4万元，一次性还了1万元，现在欠7.4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赖弟伦是否确实向邓蓉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在民事案中法院采用的是证据盖然性证明标准。而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举证责任是否完成，一方面看其前后陈述是否一致，是否符合常理，另一方面也要分析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包括借贷合意的形成、款项实际交付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缺一不可，邓蓉借据提起本案诉讼，但未提供借款交付凭据；而赖弟伦则称本案借据是逼迫所签，其并未实际得到邓蓉的借款。因此，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确已成立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分析，首先，邓蓉对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组成的陈述，从邓蓉起诉状内容、到一审庭审当庭陈述、一审庭后陈述以及上诉状内容来看，对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组成均不一致。其次，对在卷的《收款协议》的形成经过的陈述，王弘的陈述与邓蓉的陈述在当时有哪些人在场等重要节点上不一致。最后，在卷的《收款协议》上载明“此协议由邓蓉委托人黄健为写”，而与邓蓉在二审中称“黄健是赖弟伦叫来的，自己不认识黄健”的陈述有违常理。综上，赖弟伦并未实际向邓蓉借款的盖然性高于已向邓蓉借款的盖然性。 对邓蓉上诉所提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在第一审确定的开庭审间，虽然邓蓉、赖弟伦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一审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双方当事人均已充分表达各自的诉辩主张，并未削弱当事人的诉辩权利。邓蓉所提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邓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52元，由邓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简 坤 审判员 付 君 审判员 石 鑫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罗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