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46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小慧，女，1977年2月23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琴，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鸿雁，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惠芬，女，197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木明，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艺，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小慧因与被上诉人杨惠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小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鸿雁、被上诉人杨惠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木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小慧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闽0206民初3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争借条系上诉人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条内容亦与实际情况不符。被上诉人系专门从事放贷业务，并以收取高额利息为业。2018年7月23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商店内被限制人身自由，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具超过实际欠款金额的借条，在上诉人不同意出具而无法脱身后报警，上诉人才得以离开。然被上诉人随即携带一男士跟随上诉人回家，并赖在上诉人家里，威胁上诉人出具不实借条。由于时间较晚，且上诉人孤身一人，为摆脱被上诉人的纠缠，不得已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出具诉争借条。二、被上诉人隐瞒上诉人已经偿还大部分款项的事实，仍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诉争10万元借款及利息，系极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本案原审法院径直将“借条”作为免证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首先，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声称诉争10万元的借条系由2017年12月29日的27600元借款、2018年3月16日的30000元借款和40000元借款共三笔转款所构成的。而实际该借条是由2018年1月28日的25400元、2018年3月16日的40000元及高达日息2%的利息结欠而成。上诉人在受到人身威胁下，上诉人要求必须在借条上备注诉争10万元款项系由之前尚欠的两笔款项，才同意向被上诉人出具不实借条。因此出现了本案借条上载明诉争10万元借款系由“2017年12月26日一笔（因双方往来款项较多，该笔款项实际借款时间系2018年1月28日，此处为笔误），2018年3月16日一笔共计两笔”的字样。本案中，被上诉人特意摘取双方之间存在的2017年12月29日借款27600元及2019年3月18的借款30000元和40000元的银行流水，就是为了配合借条中所载明借款的时间节点及借款金额，在凑成所谓10万元的转账事实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次，被上诉人在本案原审诉讼中存在极不诚信之行为，意图通过拼凑与借条相对应的银行流水、隐瞒上诉人还款事实等行为以达到非法占有上诉人财产的目的。事实详述如下：第一，被上诉人为配合借条金额作为证据提交的2017年12月29日27600元的借款，上诉人已实际还清并向其支付了高额利息。当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0000元，被上诉人预先扣除砍头息2400元，实际向上诉人出借27600元。后上诉人于2017年1月11日归还借款25400元，于2018年1月25日归还借款及利息合计10000元。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交相应转款凭证后，才承认收到前述款项共计35400元。被上诉人为配合借条金额作为证据提交的2018年3月16日30000元的借款，上诉人当日即已归还。被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2018年3月16日通过其账户向上诉人尾号为5946的信用卡转款30000元，系代上诉人还信用卡。在被上诉人代为还款之后，上诉人立即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通过被上诉人所提供的POS机以刷信用卡的方式，将29950元归还被上诉人，并向其支付50元的手续费。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还款事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才勉强承认已经收到该笔还款，但却声称该款项系归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2018年3月16日刷光大银行卡29950元已经得到被上诉人确认，但其认为系归还其他款项。同时刷卡对象系“厦门市思明区杰龙通信”，该对象系案涉多笔信用卡还款记录的相对方，且都是在被上诉人出借款项后立即向该商家刷出相应的金额。而反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频繁的款项往来，存在着多笔被上诉人代上诉人偿还信用卡后立即刷卡收回的情况，上诉人在原审中亦提交了相应的信用卡刷卡记录，并能对每笔刷卡金额作出说明。而被上诉人并未否认上诉人所提供的刷卡记录，且认为即使被上诉人有收到多笔以信用卡刷卡方式归还的款项，均系归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但却无法作出相应说明，即归还的是哪笔借款，借款的金额是多少等，仅是以双方款项往来太多，无法一一对应为由加以抗辩，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三，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8日出借给上诉人的25400元（实际借款金额系30000元，被上诉人已从中扣除砍头息4600元），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并未提及，是十分不符合常理的。同时，当原审法庭要求被上诉人说明为何未提及该笔借款，被上诉人才承认有收到过上诉人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方式归还借款的事实，并认为微信、支付宝上的还款均系归还该笔借款。而按照交易的习惯，27600元的借款发生在前，25400元的借款发生在后，一般还款应该是先还之前的借款，才符合常理，且微信、支付宝的还款金额与25400的借款并不相符，被上诉人无法做出说明，其抗辩理由存在诸多漏洞。据此，被上诉人没有主张该笔借款的行为正是印证了被上诉人系为了拼凑出与诉争借条所载明事实相对应的银行流水的事实，才未在本案中主张。且上诉人已经向贵院提供了双方往来交易明细，双方关于微信、支付宝、财付通等转账及还款都是一一对应的。第四，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隐瞒了上诉人偿还部分款项的事实，在上诉人提供了大量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已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柜员机存款等方式向被上诉人归还大部分款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得已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却无法对其否认上诉人已还款项的事实作出解释，仅以“原被告（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交易往来非常频繁，原告（被上诉人）已经难以对双方每一笔往来款进行说明”加以搪塞，其不诚信之行为显而易见。第五，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确认，其在与上诉人的借贷往来中，从未收取过任何利息。而在被上诉人多次转款中，有多笔借款非整数，如18315元、18800元、27600元、25400元、39200元，借款金额尾数为几百元，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事实上是，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出具借款时，均向上诉人收取日息2%的高额利息，并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部分。被上诉人“从未向被告（本案上诉人）收取过借款利息”的说法显然是与实际的借款行为相互矛盾。原审中，在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在诉争借条出具前后上诉人已经陆续还款的事实及大部分款项已经结清的事实，被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立即改变了原来对事实的陈述，改口称本案诉争10万元的借款实际上系对双方往来借款作出的最终结算。因诉争借条存在诸多疑点，原审中法庭要求组织双方进行对账，上诉人根据双方所提供证据及庭审确认情况，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完整的“双方往来明细统计表”（附后）。另，按照被上诉人未收取借款利息的说法，上诉人所有归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均应该系归还借款本金。因此，经统计，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4405元。根据前述事实，在固定了双方的往来转账金额，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清楚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置双方的对账结果不顾，将不真实的《借条》作为免证事实，径直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诉争借条项下相应的还款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三、根据前述事实，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举证的情况下，将未被证实的“借条”作为定案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经偿还大部分款项事实，被上诉人对此均予以确认。因此诉争借条所载“10万元”的结欠额并非真实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仍应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借款时间，如何对账，结欠额10万元的借款如果形成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欲通过隐瞒事实的手段使得虚假的借条获得法院裁判文书的确认，以达到非法取得上诉人财产的目的，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犯罪，故上诉人申请贵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前，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惠芬辩称：一、郑小慧主张借条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杨惠芬系基于朋友关系借钱给郑小慧，现郑小慧不仅赖账，甚至污蔑杨惠芬专门从事放贷业务，明显极不诚信。2.郑小慧自认讼争借条系在其报警后在自己家中签署的，明显不可能被胁迫。退一步而言，即使郑小慧签订借条时受到胁迫，在签完借条后，郑小慧有充足的时间再次报警，或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请求撤销签订借条的行为，但直到杨惠芬提起本案诉讼时郑小慧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其主张明显不足以采信。二、杨惠芬并未否认郑小慧偿还过款项，只是主张郑小慧偿还的并非本案讼争借款。郑小慧在签订讼争借条后又否认欠款事实，且一审中存在杜撰交易往来的行为，明显极不诚信。1.一审中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除讼争三笔共97600元银行转账记录外，双方还存在其他大量的资金往来。但所有的款项往来都是发生于讼争借条签订前，即2018年7月23日前，此后郑小慧并未向杨惠芬再支付款项。郑小慧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签订借条的后果，如果郑小慧已经偿还借款，不可能还向杨惠芬出具借条，因此，借条系郑小慧对未偿还款项的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杨惠芬在一审中并非主张郑小慧未偿还过款项，只是主张其偿还的并非本案借款。一审另查明2018年5月18日，郑小慧向杨惠芬出具借条，载明“今因公司周转需要，借杨惠芬现金115000元，定于2018年6月18日归还。”备注“之前两张借条（3万元+4万元）=7万元作废，此张借条为准。”该借条签订后，郑小慧偿还了部分款项，因此，2018年7月23日郑小慧签订讼争借条，确认尚欠杨惠芬讼争10万元债务，上诉人在庭审中也确认签订该借条。上诉人提出的银行交易记录大多发生在2018年5月18日之前，因此，从2018年5月18日的借条也可认定上诉人确认在该日期至少欠被上诉人11.5万元。由此可以印证郑小慧签订的讼争借条系扣除其偿还的款项后，对尚欠杨惠芬债务的确认。3.郑小慧系自行在讼争借条上书写确认讼争10万元债务包含2018年3月16日转账的7万元以及2017年12月29日（借条上误写成2017年12月26日）转账的27600元，因此，郑小慧主张杨惠芬故意摘取本案讼争三笔转账流水以拼凑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明显与事实不符。4.被上诉人主张的交易系其单方拼凑，不具有事实依据。如2018年1月11日郑小慧支付给杨惠芬25400元，该款项系杨惠芬因临时需要资金要求郑小慧先向其支付，在2018年1月28日杨惠芬即将25400元转还给郑小慧。上述款项明显不是郑小慧主张的偿还2017年12月29日的借款，郑小慧的主张完全是主观臆断。特别是一审中，郑小慧在补充证据清单二中主张2018年2月7日杨惠芬出借3600元给郑小慧，2018年2月9日，郑小慧通过微信分二次归还920元、3000元，其中利息320元。但是郑小慧后又提出并没有转账920元的记录，由此可以证明郑小慧明显系在虚构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性质，极不诚信，其主张的资金往来情况不能采信。5.郑小慧主张杨惠芬按日息2%向其收取超高额利息明显也没有任何依据，双方之间借款时并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只是郑小慧自行向杨惠芬承诺还款时支付部分感谢费。郑小慧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显也不可能接受利率高达2%的借款，郑小慧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客观常理。综上所述，郑小慧主张讼争借条系受胁迫签订没有任何依据，该借条系郑小慧扣除已偿还款项后对尚欠债务的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讼争借条上载明的款项构成也可以与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因此，本案讼争借款真实、合法、有效，郑小慧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郑小慧的全部上诉请求。 杨惠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10万元及其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7年12月2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7600元；2018年3月16日，被告再向原告借款7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了月息2分。2018年7月23日，被告就上述借款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并承诺于2018年7月31日前还款30000元，剩下每月还款20000元，最迟每月30日还款。上述借条出具后，被告未按约还款，原告多次催促，但被告拒绝还款。 郑小慧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向其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不符合事实，10万元的借条系被告受胁迫所出具，该借条的内容不真实的，双方之间不存在达到10万元未还的借贷关系。原告所提交的作为证据系被告受胁迫于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借条，被告系在原告店铺内受到原告的人身威胁，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脱身所出具的，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条内容不真实。被告在2018年7月23日20：14出具借条并脱离原告控制后，即向厦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报警，并由厦门市公安局嘉莲派出所处警。二、原告系专门从事放贷业务，并以收取高额利息为业。原告收取的利息高达日利息2%，即月利息达到60%，并在本金中预先扣除部分利息。（一）2017年12月1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0元，每日利息2%，原告从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600元，实际出借29400元。被告2017年12月12日归还借款及利息合计30600元，即原告收取2天的利息1200元；（二）2017年1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元，每日利息2%，原告从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800元，实际出借39200元。被告2017年12月15日归还本金30000元，于2017年12月19日归还借款及利息10200元，最终原告实际收取利息1000元；（三）2017年12月2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0000元，每日利息2%，原告从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1200元，实际出借18800元。被告2017年12月28日归还借款及利息合计20400元，最终原告实际收取7天的利息1600元；（四）2017年12月2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0元，每日利息2%，原告从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2400元，实际出借27600元。被告2018年1月11日归还借款25400元，于2018年1月25日归还借款及利息合计10000元，最终原告收取的利息7800元。这一笔款项，在被告已还清，并支付高额利息的情况下，原告仍然将其作为未还借款并提起诉讼，这也足以证明，原告作为证据的借条，系被告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出具。被告目前根本不存在尚欠原告10万元借款的事实。三、对于原告向被告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10787.4元，原告应该予以返还或抵扣借款。四、原告2018年3月16日转至被告光大银行信用卡的该笔30000元借款，被告实际已经还清。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2018年3月16日通过其账户向被告的光大银行账户62×××46的信用卡转款30000元，系代被告还信用卡。在还款之后，原告马上通过刷卡方式，从被告的信用卡刷回29950元，被告另外支付50元给原告；被告另行向原告支付代还信用卡（按日利息2%计算的）手续费用600元。对于原告2018年3月16日代被告代还信用卡的30000元，被告已经还清，并不存在未还的情况。原告仍将其作为未还款提起诉讼，系虚假诉讼。五、被告目前尚欠原告的借款是18400元。六、对于原告2018年1月28日出借给被告的这笔25400元，原告在诉讼中并未提及，对于被告已经归还的借款，原告在起诉状中也未提及。从这些反常的行为也能证明：原告提交作为证据的100000元借条系被告受到胁迫所出具，借条内容不真实。原告作为证据的三笔转账记录：2017年12月29日的27600元（被告已经归还）；2018年3月16日的光大银行30000元（被告已经归还）；建设银行40000元（已归还部分）系原告为本次虚假诉讼凑数与借条相配合作证据提交，欲图通过虚假诉讼，使其虚假的借条获得法院裁判文书确认，以达到损害被告合法权益的目的，原告的虚假诉讼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七、被告尚欠18400元借款，抵扣掉原告应该返还给被告的多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10787.4元，被告实际应该归还原告的借款为：18400-10787.4＝7612.6元。八、鉴于本案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原告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仅应归还的借款为7612.6元；本案原告的虚假诉讼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法院将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以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7600元；2018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70000元。2018年5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因公司周转需要，借杨惠芬现金115000元，定于2018年6月18日归还”。备注“之前两张借条（3万元﹢4万元）﹦7万元作废，此张借条为准”。2018年7月23日，被告因与原告借贷纠纷报警。警察离开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载明：“今因公司周转需要，借杨惠芬现金100000元，定于2018年7月31日还款3万元，剩下的每月还款2万元，最迟每月30日还款，本借款从2017.12.26号一笔和2018.3.16一笔共计两笔”。该《借条》系结算借条。 一审另查明，在原、被告的短信聊天中，原、被告达成了2018年8月31日未还款5万元则借款应按2分计算逾期利息的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返还借款10万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有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应自2018年9月1日起计。被告辩称10万元的借条系受胁迫所出具，被告在出具借条并脱离原告控制后于2018年7月23日20时14分报警，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原告放高利贷，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郑小慧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惠芬借款本金10万元和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杨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小慧、被上诉人杨惠芬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但郑小慧当庭提交一份对账材料，称系根据一审证据汇总而成，拟证明本案还款事实。对此，杨惠芬辩称，上诉人制作的表格系其单方主张，没有证据支撑，不予认可，该汇总材料涉及的往来款项中除本案讼争的三笔转账外，对于双方其他款项往来，系已经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郑小慧对“在原、被告的短信聊天中，原、被告达成了2018年8月31日未还款5万元则借款应按2分计算逾期利息的约定。”有异议，认为不是5万元，应按实际欠款18400元计算逾期利息，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杨惠芬对一审认定事实没有异议，对郑小慧由异议的部分，称“实际上借款超过5万元，只是说先还5万元，按照月利息2分计算。”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未有争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借条是否合法，上诉人是否系受胁迫下出具借条；2.案涉借条项下的实际还款金额。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案涉借条是否合法，上诉人是否系受胁迫下出具借条的问题。本院认为，所谓胁迫，是指以给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根据一审在案证据及庭审记录，郑小慧报警在前、出具借条在后，现未有证据证明杨惠芬有实质性威胁言语或行为，不足以认定杨惠芬对郑小慧构成胁迫，且如果是构成胁迫，案涉金额高达十万元，郑小慧理应在出具借条后及时通知家人、报警或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故，本院认为，讼争《借条》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郑小慧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2018年7月23日向杨惠芬出具借条系其与杨惠芬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综合结算，是郑小慧在当下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第二，关于案涉借条项下的实际还款金额的问题。在案证据显示，郑小慧与杨惠芬在2017年至2018年间有大量密集的款项往来，郑小慧在二审中提交供参考的对账材料，称系根据一审证据整理而成，拟证明其已还款的事实。而杨惠芬辩称，该汇总材料涉及的往来款项中除本案讼争的三笔转账外，其他款项系已经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案涉借条没有关联。本院认为，借条出具时间在2018年7月23日，上诉人提交的材料不是二审的新证据，对账材料中的转账时间在2017年至2018年6月，均在出具案涉借条之前，无法证明已还款项的事实。现在案证据显示杨惠芬依约履行了借款义务，郑小慧未有新的证据证明其就案涉借条项下的本息进行还款的事实，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本金、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郑小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6元，由郑小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肖东） 审 判 员 （周宗良）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姚 洁 ）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