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2民初2675号原告普晓野，女，汉族，1991年9月28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委托代理人李燕良，云南陈永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普城，男，汉族，1967年8月7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现住昆明市晋宁区。被告普吉，男，汉族，1969年9月10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被告普桂花（曾用名：普继琼），女，1971年5月2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被告普继红，女，汉族，1975年10月12日生，现住昆明市晋宁区。被告普吉、普桂花、普继红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静萍,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普晓野诉被告普城、普吉、普桂花、普继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唐美芬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普晓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燕良，被告普城，被告普吉、普桂花、普继红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静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普晓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办理赵福昌丧葬费合计51183.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赵福昌生前系云南磷化集团昆阳磷矿的一名退休工人，与其妻子普莲芝共养育了四被告，普莲芝于2018年11月去世，2019年1月29日赵福昌去世。赵福昌去世后，原告作为赵福昌长子普城的女儿（即赵福昌孙女），多次与四被告协商赵福昌的丧事办理事宜，但四被告作为赵福昌的子女互相推卸责任。最后，为了不被村民嘲笑和维护最基本的风序良俗，作为隔辈之人的原告负担起办理赵福昌的丧葬事宜，被告普城协助我办理，其余三被告虽然到场，但只是来吃饭，没有给礼金，也没有买什么丧葬用品。原告按照本地农村风俗习惯，为爷爷赵福昌丧葬事宜先后共支出76883.5元，扣除赵福昌的存款25700元后，原告实际垫付丧葬费51183.5元。在原告办理完赵福昌的丧葬事宜后，赵福昌所在单位昆阳磷矿按照国家相关政策为赵福昌直系亲属（四被告）发放丧葬费、抚恤金合计4万多元，因为四被告一直对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分配无法统一意见，导致到原告起诉时仍然没能到赵福昌单位领取上述费用，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普城辩称，我父亲去世后我老表温孝文送来40000元钱借给我家办理丧葬事宜，但是我们没要，最后丧葬事宜是原告主持操办的，我只是协助她办理。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没有意见。被告普吉、普桂花、普继红共同辩称，一、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四个成立要件：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具体如下：1、首先，赵福昌的丧葬费、抚恤金并未发放，各被告至今为止并没有取得任何财产上的利益，原告此时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办理丧葬事宜时已从赵福昌处取走25700元，并因办理丧葬事宜取得礼金24000余元，按当地办丧事的习俗和原告所操办的桌数，这些费用完全可以覆盖原告支出，原告并未实际受到任何损失；3、本案既没有一方受益，也没有一方受损，也就不存在利益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被告普城作为赵福昌的赡养义务人，原告作为赵福昌的孙女，赡养义务人的女儿，原告与被告普城一家人为赵福昌操办丧葬事宜支出相关费用有法律上的依据，不属于“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二、原告的支出没有事实依据，所提交的证据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证明其实际支出情况，并且根据庭审情况，原告的支出无法与被告普吉的支出进行明确区分，从原告的证据上无法查明款项的实际支出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因此，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任一构成要件，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请。另外，从赵福昌第一次生病到去世，被告普城都没有去看过老人，所有医疗费都是被告普吉承担的，平时也是普吉在照顾老人；之前母亲普莲芝去世时所有丧葬费都是被告普吉承担，当时请客的桌数比原告办得还多也没有亏本，原告不可能有损失。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普晓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赵福昌身份证、火化证，证明原告爷爷赵福昌于2019年1月29日死亡，1月30日火化；三、普晓野农村信用社、工商银行流水、微信收支截图、借条、微信还款截图、赵福昌工商银行存折；证明：1、原告有经济能力为爷爷办理丧葬事宜及开支情况；2、爷爷赵福昌工商银行存折由被告普吉交给原告取款15800元、9900元用于为赵福昌办理其丧葬事务；四、1、晋宁区殡仪馆火化委托书、殡仪服务费、遗体火化费收据、丧葬用品，租车、聘请道士开支；2、购买食材酒水、请厨师收据、客厅租金证明；3、请人帮忙办客席工时费；该组证据证明爷爷火化事宜由原告办理，产生费用23434元；按本地风俗习惯为爷爷丧事冲洗相片、购买寿材等物品、办理客席租客厅、请厨师、请帮工，租用车辆，购买酒席各类食材、烟酒、物品支出27529.5元，请帮忙人员工作两天，72人次，每人每天工钱180元，合计25920元。以上证据证明办理丧葬事宜总支出76883.5元，扣除取赵福昌存款15800+9900元=原告实际支出51183.5元，也就是原告诉请金额。经质证，被告普城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普吉、普桂花、普继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三中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借条是2019年1月30日出具，没有相应的支付凭证，还款凭证上证明第二天原告就还款不符合常理；对原告银行流水、微信截图等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与本案无关；对赵福昌工商银行存折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四中火化委托书、殡仪服务费、遗体火化费发票、遗像冲洗开支收据、毛巾、毛笔费用、1月30日购买云烟20条金额1920元的收据、买生猪2624元费用的凭证、客堂水电费开支证明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不可能支出那么多费用。对双方无争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上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实际、法律规定及其他证据在说理阶段进行综合评述。被告普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普吉、普桂花、普继红共同提交如下证据：赵福昌2014年生病至去世之间的病危通知书、出院证、入院记录等，证明赵福昌去世前生病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普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三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认证。被告普吉提交一份书面《分单》（分家协议），证明之前家庭进行过分家，四被告母亲普莲芝由被告普吉负责养老送终，父亲赵福昌由被告普城负责养老送终。经质证，原告表示不清楚有该份《分单》，被告普城、普桂花、普继红对该份《分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承认有分家的事实。因该《分单》系被告普城、普吉与父母就养老送终及家庭财产分割问题等作出的协议，四被告作为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内容将结合本案实际及其他证据在说理阶段进行综合评述。综合双方诉辩、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普城、普吉、普桂花、普继红系赵福昌与普莲芝所生子女，四被告系兄妹关系，原告普晓野系被告普城的女儿，赵福昌的孙女。2019年1月29日赵福昌去世，由原告普晓野协同其父即被告普城办理了赵福昌的丧葬事宜并支出了相关费用。原告认为自己只是死者孙女，不应当由自己办理赵福昌丧葬事宜，应当由四被告共同承担办理丧葬事宜的各项费用51183.5元，故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指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应当具备四个要件：1、一方取得财产利益；2、另一方有损失；3、一方所取得利益与另一方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当得利又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性不当得利，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所谓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对于给付的原因,请求人应当是明知的,故请求人有责任且更有能力对给付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进行证明,故此类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请求人承担。首先，本案原告系死者孙女，其作为被告普城女儿，主动承办爷爷丧葬事宜，系有孝心的表现，值得夸赞和鼓励。但原告在操办爷爷丧事时是明知、主动并心甘情愿的，并没有被蒙骗或欺瞒的情形；且原告作为被告普城的女儿，按照法律规定或《分单》约定，被告普城本就对赵福昌有养老送终的义务，原告作为其女儿，代替或协同被告普城操办爷爷丧葬事宜并无不妥，也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支出相关丧葬费用的行为不属于“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并不具备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其次,原告所举证据中没有出示办理丧葬事宜所收礼金清单，其所列开支费用清单从证据的形式和内容上来说也无法证明其实际受到损失的数额；再次，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四被告取得何种实际利益？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普晓野以自己为其爷爷赵福昌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了相关费用为由，以不当得利起诉四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普晓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元（已由原告预交）减半收取540元，由原告普晓野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美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