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民终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明德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南面滩268号。法定代表人：张恩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频，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恩辰，男，197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会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铨仁，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克文，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甲，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赢，男，198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峰，男，197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和良，男，195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仁奇，甘肃优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甘肃攀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南园村曹家沟。法定代表人：王明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频，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肃明德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孙克文、李赢、骆峰与被上诉人赵和良，原审被告甘肃攀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1民初850号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明德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恩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孙克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甲、孙宁，张恩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铨仁，李赢、骆峰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与被上诉人赵和良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仁奇，原审被告攀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军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孙克文、李赢、骆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和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赵和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赵和良主张的涉案款项共计1050万元，其中600万元属于投资合同纠纷，450万元属于追偿权纠纷，一审确定案由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张恩辰与赵和良签订《投融资协议》，约定赵和良自愿为明德伟业公司投资的攀宝肥料厂投资600万元。赵和良与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之间并没有达成借款合意，明德伟业公司及张恩辰亦没有向赵和良借款的意思表示。赵和良诉称的600万元实属其项目投资款，应自行承担投资行为而产生的风险。2.2014年赵和良与明德伟业公司商定，以明德伟业公司名义向原甘肃农村信用社西固联社贷款2600万元，并以赵和良500万元的定期存单作为担保。该贷款到账后明德伟业公司并未使用，而是于2014年9月25日作为建设明德庄园大棚的资金直接打入赵和良指定并控制的中德实业公司名下，但后期中德实业公司并未建设明德庄园的大棚，也未归还给明德伟业公司。故赵和良代明德伟业公司偿还贷款的行为，其实是赵和良代中德实业公司返还大棚建设工程款。一审判决忽略了款项往来的基础事实，错误认定明德伟业公司和张恩辰应该承担此450万元债务。3.一审判决认定明德伟业公司及张恩辰为主债务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张恩辰与赵和良协议约定600万元投资款是由赵和良直接汇至明德伟业公司账户中的，张恩辰个人没有使用该款项，签约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次，450万元是赵和良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亦与张恩辰个人无关。2018年5月28日明德伟业公司出具的“投资借款”法人处有张恩辰的签字，也属于职务行为。4.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利息96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两笔款项性质，不存在借款利息。其次，赵和良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对借款利息有约定，法律规定对此不应予以支持。5.一审判决认定明德伟业公司注册资本未全部缴清、不认可明德伟业公司《公司年检报告书》、否定国税税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公司注册资本金已全部缴清的证据错误。（1）公司注册资本金可以由任一股东代全体股东缴清，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每位股东必须按认缴比例以本人名义分别向公司转存现金来履行出资义务。各股东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金期限届满前，任何股东向公司转存的现金，只要不将该部分资金撤回，转存的现金经股东认可同意均可变更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公司资本金缴清后，法律也并不强制要求公司进行验资，只需要在企业年度报告书中公示中披露各股东实缴出资时间、出资金额等信息后即可认定公司注册资本金已全部缴清。张恩辰与孙克文在明德伟业公司增资到8000万元之前，已经向公司注入资金6000万元整，故明德伟业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已全部缴清，并不存在公司股东欠缴出资的情况，也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没有查明，简单以孙克文直接现金出资的数额认定了孙克文的实际出资，忽略明德伟业公司增资的完整过程和注册资本金缴存情况，错误地作出了股东出资不完整的结论，据此作出股东承担补充责任的判决是错误的。（2）明德伟业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张恩辰及孙克文向明德伟业公司实缴出资的银行转账凭证，该银行转账凭证与2017年3月份明德伟业公司的税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字完全吻合，故此足以证明明德伟业公司已实际收到注册资本金8000万元。（3）股东处分的股权是处分个人财产，所得价款应归个人所有。一审判决认定李赢、骆峰应将转让价款转到公司账户中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李赢、骆峰是从张恩辰处转让的股权，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适用调整民间借贷纠纷相关法律审理错误。孙克文、李赢、骆峰，并非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明德伟业公司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况下，错误的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赵和良辩称：1.本案案由确定准确，600万和450万实际均为借款，在2018年的总条子明确是借款，上诉人称是投资款和追偿权纠纷无依据。2.案件事实清楚，上诉人所称张恩辰与赵和良没有借款合意以及款项是代中德实业公司返还的工程款无依据。3.投资协议是张恩辰和明德伟业公司签订的，总条子也是他们打的，一审判决认定债务主体合适。4.认定借款利息960万元有依据。5.一审判决认定公司资本未全部交清正确，没有证据显示股东将自己认缴的资金以货币方式交到明德伟业公司账上。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没有标明是股东的出资款，上诉人的资产负债表里也没有标明哪一笔是出资款。6.一审判决依据案件性质适用法律准确。原审被告攀宝公司同意上诉人意见。赵和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明德伟业公司、攀宝公司、张恩辰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50万元及截止2018年6月30日的利息；2.判令孙克文、李赢、骆峰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补充偿还责任；3.六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0日，张恩辰代表明德伟业公司（乙方）与赵和良（甲方）签订《投融资协议》，用于张恩辰个人公司攀宝公司的建设投资。协议约定：甲方愿为乙方的项目运作投资陆百万元整（6000000元），投资执行期自2014年1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投资回报前两年按每年50％固定回报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后三年按每年50％固定回报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执行到第二年止，乙方归还甲方投资本金陆百万元整（6000000元），后三年为投资回报期。协议签订当日，赵和良通过银行转账向明德伟业公司借款500万元，2014年3月10日，赵和良通过银行转账向明德伟业公司转账34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投融资协议》的借款，其余240万元是其他款。2016年12月20日，张恩辰、明德伟业公司出具欠条，对欠还赵和良截止2016年12月的投资收益3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2015年9月，明德伟业公司向赵和良借款450万元，实际打款4527719.05元，用于偿还甘肃农村信用社西固联社（现为兰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西固支行）贷款。2018年5月28日，张恩辰代表明德伟业公司出具投资借款借据，对2014年1月20日以及2015年9月26日与赵和良约定的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借款金额共计10500000元。明德伟业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张恩辰，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股东张恩辰实缴出资20000000元。2016年11月1日明德伟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加到49430000元，增资29430000元，增加的资本金由股东孙克文以货币出资，增资后股东张恩辰持股比例为33.3%，孙克文持股比例为66.7%。2017年2月10日明德伟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加到80000000元，增资30570000元，其中张恩辰出资2003810元，孙克文以货币出资28566190元。股东张恩辰将2％的股权转让给骆峰、将4.05％的股权转让给李赢。增资后明德伟业公司股东为孙克文（持股76.92%）、张恩辰（持股19.34%）、李赢（持股2.5%）、骆峰（持股1.24%）。2016年至2017年，孙克文作为明德伟业公司股东实际出资105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投融资协议》等合同以及欠条、投资借款借据等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属有效合同及承诺。赵和良按照合同约定向明德伟业公司支付用于攀宝公司的投资款600万元以及用于偿还甘肃农村信用社西固联社贷款的450万元，明德伟业公司未按约定向赵和良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理应承担相应还款义务及违约责任。赵和良诉请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偿还借款本金105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攀宝公司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方，赵和良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张恩辰、明德伟业公司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具体数额应以能够予以确认的本金1050万元、利息960万元（本金600万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6月20日，本金450万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9月26日），共计2010万元为准。此外，赵和良关于孙克文、李赢、骆峰对涉案借款本金、利息等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之诉请。首先，2016年11月明德伟业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第五章第七条约定的股东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时限中，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其次，庭审查明，明德伟业公司两次增资扩股新股东孙克文应出资57996190元，而2016年至2017年，孙克文作为明德伟业公司股东实际仅出资1057万元；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虽辩称两次增资均为张恩辰将股权转让与孙克文，并代孙克文缴清出资部分，但其提交的银行回单等证据并不能证明对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的真实性，且与两次增资扩股的时间无法对应。2017年2月份明德伟业公司工商档案显示，骆峰认缴出资99万元，但无骆峰出资的任何出资证明；李赢向孙克文购买的200万元的股份，亦无证据证明明德伟业公司实际收取李赢的200万元出资款。即作为明德伟业公司的股东，孙克文、李赢、骆峰并未实质全面完成各自的出资义务。再次，明德伟业公司已涉及多起诉讼，根本没有任何债务履行能力，形成对债权人依法主张权利的重大威胁。赵和良诉请孙克文、李赢、骆峰对涉案借款本金、利息等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赵和良借款10500000.00元，利息9600000.00元，两项共计20100000.00元；二、若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到期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则由孙克文、李赢、骆峰在其出资不到位范围内（其中孙克文47426190.00元、李赢2000000.00元、骆峰990000.00元）对判决第一项借款本息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赵和良其他诉讼请求。赵和良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42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负担。二审中，明德伟业公司提交两组新证据。第一组：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一份、印花税纳税申报表三份、完税凭证三份。拟证明：1.2016年11月1日明德伟业公司增资的2943万元，是张恩辰将对明德伟业公司债权中的2943万元变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2.明德伟业公司增资2943万元已实际交清。第二组：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一份、印花税纳税申报表三份、完税凭证三份。拟证明：1.2017年2月10日明德伟业公司增资的3057万元是张恩辰将其对明德伟业公司债权中的2000万元变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孙克文货币出资1057万元；2.明德伟业公司增资3057万元已实际交清；3.明德伟业公司注册资本金8000万元均以货币形式全部出资到位。赵和良质证认为，两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印花税产生于2018年12月，是对方补交的，不能证明增资的目的以及增资已经实际交清，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明德伟业公司另补充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谈话笔录一份共4页，拟证明：1.2014年1月20日张恩辰与赵和良签订的《投融资协议》是张恩辰个人行为；2.该600万元是赵和良的投资款，非借款；3.450万元是赵和良向西固农村商业银行履行担保责任，非明德伟业公司的借款。第二组：1.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明德伟业公司考勤记录表一份共4页、2.2014年3月份至2014年6月份明德伟业公司（销售部）工资发放表一份共4页、3.金祥向明德伟业公司出具的借据一份共3页（主要内容为：借款人金祥、借款用途：西固项目开办费、西固项目打印复印资料费）、4.金祥经办明德伟业公司2600万元贷款费用的报销凭证一份共3页、5.开办明德庄园的各项费用报销凭证一份共37页（主要内容为：报销人金祥、明德庄园印章入网及刻章费、明德庄园项目的设计费、山东潍坊考察差旅费、加油及各项杂费）、6.《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共11页及《明德庄园移动厕所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共4页，拟证明：赵和良委派其侄子金祥一直参与明德伟业公司及明德庄园的经营管理，600万元是赵和良给张恩辰的投资款。第三组：明德庄园2014年6月16日公司章程一份、2015年12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2015年12月30日的章程修正案一份、交接表一份，拟证明：1.赵和良、金祥以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到张恩辰投资经营的项目中；2.赵和良向张恩辰个人账户转款为投资行为。赵和良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属于张恩辰自己给自己作证，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第二、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孙克文提交七组证据。第一组：兰州方正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明德伟业公司审计报告（2015年度），拟证明：1.审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和P18的实收资本显示，截止2015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实收资本为2000万元，张恩辰出资2000万元；2.审计报告P17～18明德伟业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中张恩辰持有债权46480023元；3.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为-1023350.42元（P18），即明德伟业公司属于亏损。第二组：明德伟业公司记账凭证，拟证明：明德伟业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943万元，明德伟业公司累计实收注册资本4923万元。第三组：甘肃三金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明德伟业公司审计报告（2016年度），拟证明：1.审计报告的《资产负载表》和P10的实收资本显示，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实收资本为4943万元；2.根据审计报告P9的其他应付款，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中张恩辰持有债权减少到21618046.34元；3.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合计：4419269.12元（P10），当年度新增亏损3395918.7元。第四组：明德伟业公司“记账凭证”，拟证明：明德伟业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057万元，明德伟业公司累计实收注册资本8000万元。第五组：明德伟业公司“记账凭证”，拟证明：对实收注册资本账务进行调整后，孙克文、张恩辰、李赢、骆峰的出资及占股比例之后在会计账簿中体现。第六组：甘肃金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明德伟业公司审计报告（2017年度），拟证明：1.根据审计报告的《资产负载表》和P8的实收资本显示，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实收资本为8000万元；2.根据审计报告P17～18的其他应付款，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的其他应付款项目中无“张恩辰”，明德伟业公司对张恩辰债务减少21,618,046.34元，其中2000万元作为出资款，代孙克文完成2000万出资；3.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明德伟业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合计：9,780472.16元（P9），当年度新增亏损5,361,203.04元。第七组：孙克文汇入张恩辰个人账户明细及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2日，孙克文共计向张恩辰汇款2205万元，其中，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4月9日前（第二次增资出资期限届满前）孙克文向张恩辰分7次汇款2000万元，作为张恩辰代孙克文向明德伟业公司公司出资2000万的支付对价。除了支付代为出资的2000万元外，提供借款用于张恩辰个人和明德伟业公司流动资金使用。赵和良质证认为，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存疑，且与证明目的之间无关联，不能证明孙克文出资到位。赵和良提交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明德伟业公司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在兰州有九个执行案件，说明其资产不良，已经被列入失信名单，无能力清偿本案贷款。各上诉人、原审被告均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以上证据，本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以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虽为借款纠纷，但涉及到公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问题。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明德伟业公司、张恩辰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二、孙克文、李赢、骆峰是否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两笔款项的性质是什么，赵和良是否有权提出索要请求；二是张恩辰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三是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是否恰当。对于款项性质，本院认为，第一，前一笔600万元是基于2014年1月20日张恩辰与赵和良之间《投融资协议》发生的。在《投融资协议》中文字表述确实都是投资而非借贷。但该协议所涉600万元究竟是投资性质抑或借贷性质，应根据两者的区别来判断。一般而言，投资意味着投资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具体表现为，投资人按约定方式享有投资收益、分担投资亏损；收益越高，投资人回报越高；亏损越多，投资人分担亏损也越多，也即投资回报、亏损金额是不确定的，回报时间也是不固定的。而借贷的特点在于，不管借款人使用出借人出借款项是否有收益以及收益大小，借款人均应按约定到期还本付息。这里出借人的利息回报是确定且固定的。至于亏损，则无需与借款人共同承担。概言之，投资即“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而借款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投融资协议》约定投资采用固定回报方式，即每年为投资的50%计300万元，与项目盈利状况无关；约定投资执行两年600万元本金即应返还，也不承担项目风险，故有关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与投资性质并不相符，《投融资协议》的性质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且在2018年5月28日出具的“投资借款”条据中，明德伟业公司和张恩辰也认可该款为借款。第二，后一笔450万元在2015年9月发生时并无书面约定，双方对该款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争议，但在“投资借款”条据上，明德伟业公司和张恩辰叙述了该款产生背景，与赵和良陈述一致，故该款宜认定为借款。第三，“投资借款”条据系赵和良与明德伟业公司和张恩辰结算双方债权债务的凭证，上诉人在诉讼中虽称系受胁迫所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赵和良依据“投资借款”条据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借款纠纷并支持赵和良要求返还借款的诉请并无不当。明德伟业公司有关款项性质的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张恩辰责任承担，本院认为，案涉两笔款项均由赵和良汇至明德伟业公司账户，但在因该两笔款项形成的《投融资协议》“欠条”“投资借款”条据中，均有明德伟业公司盖章和张恩辰签名。张恩辰是以合同当事人、欠款人、借款人身份签名，并不符合履职行为的签名方式，且对《投融资协议》张恩辰在明德伟业公司提交的“谈话笔录”中又称是个人行为，其对此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行职务行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说法，没有定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一审判决张恩辰与明德伟业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对于借款利息，本院认为，第一，前一笔600万元，《投融资协议》约定了投资回报，根据该协议的性质可视为利息。但协议约定回报为每年本金50%计300万元，明显过高，且在2016年12月20日明德伟业公司和张恩辰出具的“欠条”中，又叙明截止2016年12月（约3年）欠赵和良投资收益300万元，说明双方对利息又进行了调整，但具体利息标准并未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之规定，按照欠条记述的时间、金额计算，本金600万元每年约产生100万元利息，该利息标准低于年利率24%，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本院确定该600万元利息为每年100万元。赵和良要求截止起诉时的利息，经计算约四年半，本院确定该部分利息金额为450万元，一审判决以年利率24%确定该部分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第二，对后一笔450万元，转款发生时以及“投资借款”条据中均未涉及到利息方面的问题，赵和良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过协议；同时，双方对该款也无履行期限的约定。结合赵和良对该款利息部分诉讼请求的截止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共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要求随时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赵和良有关该款所产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一审该部分判决不当，应予纠正。关于第二个焦点，其关键在于认定孙克文、李赢、骆峰是否完成出资义务。对于孙克文的出资情况，其与张恩辰的表述为：2016年11月1日，从张恩辰处受让353.981万元（占17.7%），取得股东身份；出资2943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4943万元。2017年2月10日，出资2856.619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4943万元增资至8000万元（张恩辰另出资200.381万元）。第一次受让及出资是张恩辰代为出资，而张恩辰的出资形式是其对公司的债权，即明德伟业公司对张恩辰其他应付款下调；第二次出资是对公司汇款1057万元，向张恩辰汇款2000万元，由张恩辰代为出资，张恩辰的出资形式仍为公司债权，即明德伟业公司对张恩辰其他应付款再次下调。本院认为，2013年我国公司法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股东出资的方式及时间由公司章程或股东出资协议安排。孙克文股权中353.981万元系受让张恩辰股权，其余5799.619万元按照明德伟业公司股东决议以及公司章程为货币出资，但除1057万元汇款外，有4742.619万元并无证据予以证明。而有关出资系张恩辰对明德伟业公司债权转化而来的意见，一方面与股东决议和公司章程记载不符，难以认定。另一方面，张恩辰向孙克文、李赢、骆峰转让股份，尽管金额不大，但均有股权转让协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时修改公司章程；而在为孙克文代出资上，既无书面协议，也不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决议中载明，有违日常行为逻辑，难以置信。同时，2016年底前明德伟业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张恩辰作为公司股东，其对公司的债权除转账凭证外并未提交基础合同予以印证，公司对张恩辰其他应付款的调减，因素很多，并不能由此表明进行了债权转股权。故孙克文有关其出资到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明德伟业公司、孙克文有关出资到位的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孙克文有关案涉债权形成于2015年9月之前，而其是在2016年11月之后才成为公司股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的问题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33号）规定，即使其存在增资瑕疵，也仅对增资成为股东后的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增资之前的公司债务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增资瑕疵的股东对公司负有补足出资的义务，公司对增资瑕疵的股东享有补足出资的请求权，该请求权的实现可以增加公司的财产。因此在公司对债权人负债无能力清偿时，债权人当然可以代公司向增资瑕疵的股东行使权利，无论债权人的债权产生时间是股东增资瑕疵之前还是之后，只要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真实存在且未获清偿即可。《复函》系2003年的个案答复，而实施于201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并未以债权形成与瑕疵出资之间的时间先后而限缩股东所应承担的责任，故孙克文该项上诉免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李赢、骆峰而言，股东身份取得的路径是一致的，即在2017年2月10日，与张恩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分别受让张恩辰在明德伟业公司出资中的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25%）和99.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依法成为公司股东。同日，明德伟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前述股权转让，明确了变更后的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出资比例等，张恩辰的出资金额、股权占比做了相应调减，并形成公司章程修正案，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公司变更登记并得以核准。关于股权转让对价，李赢与孙克文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汇至孙克文账户。但孙克文、张恩辰、李赢认可实际是由张恩辰转让的股权。骆峰与张恩辰陈述，骆峰股权是因其为明德伟业公司提供咨询而由张恩辰转让的。本院认为，股权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一种综合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李赢、骆峰股权的取得，并非是对公司的直接出资，而是从张恩辰处受让，其对价应支付给张恩辰而非公司。至于张恩辰是否收取对价，或者接受何种对价，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属于当事人内部事务；张恩辰在转让相应股份后，其出资金额、股权占比均相应做了调减，明德伟业公司责任财产并未因李赢、骆峰取得股权而受到减损，故该二人无需为公司债务不能清偿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有关李赢、骆峰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观点，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1民初字第850号民事判决；甘肃明德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恩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赵和良借款1050万元，利息450万元，两项共计1500万元；孙克文在未出资4742.619万元本息范围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驳回赵和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42300元，由甘肃明德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恩辰、孙克文负担10万元，赵和良负担4.23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焱审判员 牛婧审判员 王芳 二Ｏ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