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再345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恒，男，汉族，1991年5月3日出生，住山西省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向龙，山西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鹏，男，198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女，197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系王鹏姐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德，男，195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系王鹏姨夫。   原审第三人：栗志勇，男，1972年9月17日出生，住山西省长治市。   申诉人李来生、李恒因与被申诉人长治市玉鹏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玉鹏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栗志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终字第0025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晋检民（行）监[2017]1400000013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晋民抗50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稼瑶、田国华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李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向龙，被申诉人长治玉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张俊德，原审第三人栗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在再审期间查明，申诉人李来生已于2019年4月27日死亡，其继承人为郭晓凤、李丹、李恒，且郭晓凤、李丹已声明放弃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故应由李恒继承李来生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另查明，长治玉鹏公司已于2015年2月被长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准予注销登记。因王鹏为原公司唯一股东及清算义务人，且该公司已清算完毕，故长治玉鹏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由王鹏承继。以上当事人主体资格情况双方当事人均当庭予以认可，本院予以准许。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终字第0025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长治玉鹏公司基于欠条所享有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在其他当事人长治玉鹏公司承包襄垣县来胜加油站期间，李来生于2011年9月16日取走来胜加油站客户欠款条318支（合款570586元）、李恒于2012年1月19日取走来胜加油站客户欠款条30支（合款464964元），上述款项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规定的期限，襄垣县人民法院（2013）襄民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作出“二被告（李来生、李恒）从原告（长治玉鹏公司）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经调取法院一审、二审案卷材料，襄垣县人民法院2013年度襄民初字第277号民事卷宗（正卷）中，作为原告的长治玉鹏公司在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没有向法院提交“二被告（李来生、李恒）从原告（长治玉鹏公司）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相关证据。并且根据该民事卷宗中的“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和“法庭审理笔录（第二次）”，原告（长治玉鹏公司）和二被告（李来生、李恒）也没有就上述取走的欠条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法庭质证。根据调取的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终字第00251号第二审民事诉讼卷宗，其中的证据材料未直接证明李来生、李恒从长治玉鹏公司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并且该民事卷宗中的“庭审笔录”中，虽然被上诉人（长治玉鹏公司）提出“本案中所有条据均超过诉讼时效，损失已经客观存在了”，但是根据查阅“庭审笔录”，法庭并未对上述取走的欠条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法庭质证。综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期间并没有对李来生、李恒取走的欠条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法庭质证，但却在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中作出“二被告（李来生、李恒）从原告（长治玉鹏公司）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而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终字第00251号民事判决书中作出“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的认定，所以，人民法院关于长治玉鹏公司基于欠条所享有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二、关于长治玉鹏公司实际损失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在其他当事人长治玉鹏公司承包襄垣县来胜加油站期间，李来生、李恒取走客户欠款条的行为，并不导致长治玉鹏公司作为上述款项的债权人主体身份丧失，因此，长治玉鹏公司仍是上述款项的债权人，享有债权请求权，其可以随时主张债权。而关于长治玉鹏公司的实际损失，应依据李来生、李恒取走的客户欠款条所承载的债权是否能够得到实现作为依据。本案中，人民法院作出“二被告（李来生、李恒）从原告（长治玉鹏公司）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长治玉鹏公司的损失亦不能以长治玉鹏公司承包襄垣县来胜加油站期间，李来生取走来胜加油站客户欠款条318支（合款570586元）、李恒取走来胜加油站客户欠款条30支（合款464964元）进行计算。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自愿履行其义务的，权利人可受领其履行，不构成不当得利，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就其同意履行或者自愿履行的债务部分，不得再向债权人要求返还。综上，长治玉鹏公司仍是上述款项的债权人，其可以随时主张债权，而其实际损失的认定应依据李来生、李恒取走的客户欠款条所承载的债权是否能够得到实现作为依据，不能依据李来生、李恒取走的客户欠款条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进行认定和计算。   申诉人李恒称，请求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终字第0002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诉人取走欠条的理由并非是为被申诉人要欠款，而是要回自己的借款。原审法院不应在没有查看欠条的情况下即认定：“申诉人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申诉人取走的欠条，要回一部分用于拿回了自己的借款，没有要回款项的欠条也有欠款人承诺还款的签字，大部分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数额错误，申诉人李恒实际拿走的单据数额为45万元，被申诉人的负责人王保国在2012年6月12日已签字予以认可，而被申诉人仍然主张464964元，违背了民诉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是委托合同纠纷，也没有认定委托关系的事实，但原审法院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委托合同条款）之规定，判令申诉人赔偿被申诉人损失1035550元属适用法律错误。三、申诉人不应赔偿被申诉人的损失。申诉人在取欠条时已经与被申诉人和来胜加油站协商好，要回欠款后用于偿还申诉人的债务，而被申诉人用该款项支付承包费和栗志勇的投资。申诉人已要回一部分欠款，这部分是自己的债权，无需给被申诉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要回的部分，申诉人也续上了时效，不存在给被申诉人造成损失的问题。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的同时也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主要事实明显缺乏证据证明。   被申诉人王鹏辩称，（一）李来生、李恒父子在答辩人处共取走348支欠款条的发生欠款时间，全部是在2011年3月至同年6月30日之间，2013年5月答辩人提起诉讼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部分欠款条的欠款时间将近二年期满，还有部分欠条的欠款时间已超过两年。2013年8月份本案开庭审理，直至同年11月作出一审判决，在此审理期间，这348支欠条全部已超出二年的诉讼时效。而李来生、李恒在一审中对答辩人提出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明知客观存在，并没有提过任何异议和反驳，这视为对该事实承认的表现，合乎《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无需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进行质证。据此事实，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李来生、李恒从原告处取走大部分客户欠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正确无误，并无不当之处。（二）李来生、李恒不服一审判决在提出上诉中，对反驳欠款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作为上诉理由之一。在二审庭审中，李来生、李恒只有提供其持有的欠款条才能证明主张成立，但李来生、李恒并没有出示在答辩人处取走的欠款条。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李来生、李恒持有欠款条，对其反驳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明知提供该欠条对其不利而拒不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抗诉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七、一百四十条作为抗辩理由没有实质意义。李来生、李恒受委托在向欠款人催款，该欠款的债权主体仍是答辩人。但答辩人对欠款人归还欠款持何态度，要回多少，还剩多少，是否没要回等情况一概不知。因此本案中李来生、李恒向欠款人催要欠款，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与答辩人无关，该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再者，李来生、李恒取走欠款条后至今，既不向答辩人支付要回的欠款，又不归还尚未要回欠款的欠条。一再催促后，李来生竟矢口否认欠款事实，由此可见李来生、李恒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并由于这种侵权行为导致答辩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经济损失是要求赔偿的前提条件，因此答辩人选择性地诉请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希望高院查明事实后，驳回再审，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栗志勇称，加油站是我们用现金投资的钱给了王保国，一共54万，他拿了钱没给我们打条。我与本案也有利害关系，原审是我申请参加的诉讼。付条人是王保国，与玉鹏公司没关系，条中间就没有玉鹏公司的条，都是来胜加油站的条。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在长治玉鹏公司承包襄垣县来胜加油站期间，李来生于2011年9月16日从来胜加油站取走客户欠款条318支（合款570586元）、李恒于2012年1月19日从来胜加油站取走客户欠款条30支（合款464964元）。长治玉鹏公司称李来生、李恒拿走欠条是为加油站要回欠款，并提供了取走欠款条的收据，但其中未明确李来生、李恒为受其委托。长治玉鹏公司主张李来生、李恒取走欠条，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但李来生、李恒不予认可，长治玉鹏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判决认定长治玉鹏公司与李来生、李恒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进一步查清。   关于李恒所称“李来生拿走的欠条为抵扣栗志勇向其所借款项，李恒取的欠条上的464964元用于扣抵长治市玉鹏工贸有限公司欠来胜加油站的承包费”。再审庭审中，被申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供了部分票据用以证明其作为来胜加油站合伙人对加油站有投资，部分欠条是用于抵扣其投资款，且欠条所载欠款还有部分未收回，仍余部分欠条，故原审法院认定长治玉鹏公司损失数额为全部欠条所载金额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对双方法律关系及案涉欠条性质等基本事实并未予以查明，无法明确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承担。本案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之规定。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终字第00251号民事判决和襄垣县人民法院（2013)襄民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襄垣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庞永平   审判员 石春英   审判员 魏世军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田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