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3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福喜，男，197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南都电池店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江苏宝宜律师事务所律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男，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宝应县国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庆玲，女，197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上诉人孙福喜与被上诉人杨建、管庆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福喜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原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由杨建、管庆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错误判决。管庆玲与孙福喜系夫妻关系（现管庆玲起诉与孙福喜离婚处理中），双方均系再婚组建的家庭，孙福喜在与其结婚前和婚后均长期一直在宝应经营电动车电瓶电池的销售业务。在建湖县开设店铺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杨建，由于杨建系驾驶员，孙福喜需要送货就雇佣了杨建为其在建湖县区域内进行送货，后孙福喜因照顾家庭和孩子以及精力有限，便回宝应继续经营，杨建也随孙福喜到宝应进行送货。孙福喜在以前因补货差一点货款时，杨建主动提出自己有些积蓄，可以帮助孙福喜暂时解决一下资金的周转，待货款回笼后立即偿还给杨建。因为彼此双方非常的诚信友好，在杨建出借资金时，连条据都不需要出具。孙福喜自己开设的银行卡一直由管庆玲保管和使用。孙福喜一直忙生意，无暇全面顾及家庭的前提下，杨建与管庆玲的关系比较暧昧，后来发展到二人同居，孙福喜发现二人关系后，经常争吵打骂，造成管庆玲提起离婚诉讼，管庆玲在起诉离婚前己经将孙福喜与其共有的不动产变卖。因之前孙福喜有过向其亲属借过钱，后也偿还了部分，管庆玲和杨建便怂恿指使其亲属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孙福喜，目的是侵犯孙福喜的财产权益，管庆玲和杨建恶意串通，凭以往杨建汇款给孙福喜的银行流水，由管庆玲出具虚假借条，制造虚假诉讼。杨建在一审诉讼中称在2019年1月6日孙福喜和管庆玲因年底备货需要向其借款229000元纯属管庆玲虚构的事实，该借条是管庆玲在与孙福喜闹离婚后，与杨建串通，为规避法庭审查款项交付事实，由管庆玲将借款日期提前书写的，而且孙福喜在一审期间申请法庭调取了杨建的银行记录，证明孙福喜在事实借款后及时偿还给杨建，并由杨建存了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孙福喜的还款时间和金额与杨建的账户金额基本吻合，一审仅以杨建持管庆玲一人出具的虚假借条和杨建以往的银行流水记录便判决孙福喜和管庆玲承担该笔虚假债务的还款义务，令人难以信服。二、在一审庭审中，杨建承认在2019年1月6日借款给孙福喜和管庆玲后，管庆玲曾分两次各还款10万元，合计20万元，只不过杨建辩解的是该20万偿还的是双方其他的债务，但杨建对于双方之前所谓的其他20万的债务除提供5.1万元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外，另外15万元无法提供资金出借的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杨建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一审中，证人徐某,4能够证明孙福喜和管庆玲所欠款项是10万元，证人李某,4亲耳听到孙福喜和管庆玲已经不欠杨建任何借款。同时，管庆玲当着众债权人的面匡算债务的时候，匡算欠杨建的款项是4万元，同时，管庆玲自己罗列了一张债务清单，上面明确写到欠小杨（杨建）4万元，对于该债务清单，孙福喜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管庆玲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该清单是其书写，但给出的解释仅仅是写错了。管庆玲串通徐志斌、强树旭、张银东三人虚构部分债务，在该案审理中，管庆玲认可，只不过她给法庭的解释是这些借款是用她自己的钱偿还的，所以没有在法庭上说出来，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管庆玲在徐志斌等三人起诉时未抗辩已偿还部分借款，作为债权人的徐志斌等人何在庭审中也未实事求是向法庭陈述，而是在庭审后、在孙福喜知道管庆玲曾偿还过上述三人部分款项找到当时三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说明这一事实，才向法庭作出已偿还部分款项的说明，孙福喜认为管庆玲的行为明显的是串通他人进行虚假诉讼，损害孙福喜的利益。杨建、管庆玲的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综上，孙福喜在本案中所举的一系列证据已经达到了优势证据规则的证明标准，请求采用孙福喜所举证据认定本案事实。杨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孙福喜与管庆玲目前仍然是夫妻关系，据了解他们之间闹离婚的原因是孙福喜与前妻复合，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杨建于2017年1月份就与孙福喜在建湖打工，在此期间，孙福喜、管庆玲夫妻与杨建都有小额借贷，款项已经还清，大额借款都是有借据的，大额借据有2017年12月在建湖以现金方式借给孙福喜5万元，由孙福喜立字据，是杨建向自己的姐姐所借，第二笔是2018年12月14日微信转账给孙福喜2.1万元、支付宝转账3万元，这些没有立字据，以上共计10.1万元，管庆玲于2019年1月份在银行取款7万元，另外3万元是在宝应县个姓唐电瓶车老板处拿，另外还有1000元是管庆玲自己的现金，归还给了杨建，杨建同时将由孙福喜2017年12月所立5万元借据还给了管庆玲；第三笔是2018年7月1日金额为10万元，由管庆玲出具借据，原始借款时间是2017年7月1日由孙福喜立字据，该款项由杨建在建湖花园门口以现金给付孙福喜，款项来源是杨建和其姐姐借的，上述10万由管庆玲于2019年1月19日在其经营的店铺里在电话机上转账给杨建8万元。1月22日由管庆玲以现金方式归还了两笔1万元给了杨建，10万的借据由杨建当时归还给管庆玲，这张借据原件在一审时向法庭出示；第四笔是2019年1月6日即本案讼争的22.9万元，由杨建和孙福喜共同到农业银行，由杨建在柜台转账给孙福喜22.9万元，后由管庆玲出具借条，该借款至今本金和利息未偿还，一审庭审中，孙福喜提供的证人李某,4到庭证明了事实，他在起诉前亲眼看到杨建出示过该借条。杨建刚才所提款项在一审时提供了银行流水，与法庭事后调取的银行流水是相互吻合的。孙福喜在一审强调杨建与管庆玲存在暧昧关系，不是事实，是孙福喜为达到不偿还债务的目的而作的故意说词，其在一审中提供的照片不足以证明该说词，孙福喜称已经偿还杨建全部款项，但至今未提供相关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管庆玲辩称：孙福喜和杨建是在2019年1月6日一起去农业银行取得现金22.9万元，还钱均还的是以前的钱，这笔钱是一分钱还没有还。之前有一张5万元条子被管庆玲撕掉了，有一张10万条子已交给一审法院。孙福喜说他借钱从来不打条子的说法不对，管庆玲与孙福喜平时做生意跟别人借钱时都是有借条的，一般都是管庆玲签字比较多，孙福喜签字比较少。和别人有一张70万的欠条也是管庆玲签的，钱已经还掉了，上面也没有孙福喜的签字。还给徐志斌、强树旭、张银东的钱是管庆玲还了一半，都是用的管庆玲婚前的财产，还给徐志兵5.5万元、强树旭5.6万元，还给张银东6.8万元；还给王玉凤40万元，就是那笔70万欠条的款项，因王玉凤知道我还不起，只要了40万元。孙福喜说徐志斌等人与管庆玲合伙骗他的钱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只要管庆玲还一半钱，另一半就跟孙福喜要了，并且他们还立了字据，说跟管庆玲没有债务纠纷了，就跟孙福喜要。杨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管庆玲、孙福喜立即归借款229000元（利息按月息1%从2019年1月6日到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管庆玲、孙福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管庆玲、孙福喜系夫妻关系，管庆玲、孙福喜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9年1月6日向杨建借款人民币229000元，并由管庆玲于当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杨建人民币贰拾玖万玖仟圆整，利息1分，今借人：管庆玲”，该款项由杨建汇入孙福喜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杨建与管庆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双方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保护。管庆玲借款后出具了借条，应根据借条所载金额及时履行给付义务，管庆玲未按约定还款应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借款汇入孙福喜账户，该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一审法院对于杨建要求孙福喜、管庆玲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求予以支持。对杨建主张的要求孙福喜、管庆玲给付利息的请求，双方约定的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福喜辩称此款已偿还、杨建与管庆玲串通虚假诉讼，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建要求孙福喜、管庆玲归还借款229000元及利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孙福喜、管庆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杨建借款人民币229000元及利息（按照月息1%从2019年1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35元，减半收取2367.50元，由被告孙福喜、管庆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孙福喜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从宝应县人民法院调取的徐志斌[(2019)苏1023民初1869号]、强树旭[(2019)苏1023民初2097号]两案的开庭笔录及民事判决书，证明徐志斌、强树旭与本案被上诉人管庆玲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同时能够证明管庆玲刚才向法庭陈述的不是事实，管庆玲刚才陈述还徐志斌本人的钱是在法庭判决以后偿还的应该由她偿还的那一半，但通过该两案的庭审笔录及判决书能够看出，事实上她偿还上述二人的款项是在这两个案件庭审之前，徐志斌当时起诉的是11.2万元，庭审中管庆玲对徐志斌起诉的金额没有任何异议，在强树旭案件中起诉的金额是10万元，管庆玲同样没有任何异议，在强树旭案件法院直接判决孙福喜管庆玲偿还原告强树旭10万元，但最终在闭庭以后本案上诉人孙福喜了解到管庆玲已经偿还过部分款项找到该两案的承办法官，两份判决书才会判决是上述二人起诉金额一半的数字。2、张银东的民事起诉状、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2019)苏1023民初2639号]各一份，同样证明张银东和管庆玲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张银东的案件开庭时间是2019年4月23日，是在上述两个案件孙福喜找过当时承办法官以后才开的庭，所以张银东在起诉的时候要求还款是20万元，但在开庭的时候迫于当时的形式，其变更了诉讼请求，经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3.25万元；3、孙福喜与杨建之间的微信转账截图12张，证明杨建与孙福喜之间存在大量转账关系，且该转账均是杨建转给孙福喜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杨建当时是管庆玲和孙福喜聘用的员工，帮他们送货并收取货款，在收取货款后其就会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方式转账给孙福喜，证明在一审中杨建所提供的5.1万元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并非是借款给本案的孙福喜和管庆玲，而是给付的送货货款。杨建、管庆玲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建对孙福喜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2018年12月14日杨建转账给孙福喜的1万元、1.1万元就是杨建举证的2.1万元，是两人之间的借款；2019年1月7日190元、2019年12月31日930元，是当时孙福喜和管庆玲不在家，杨建在店铺上临时帮他们收款转给孙福喜的；2018年12月9日480元、2018年12月4日有两笔280元、实际上是一笔，因为同一时间，杨建帮孙福喜收的两组电池的货款转给孙福喜的；2018年10月31日1300元是在门市收货的，转给了孙福喜；2018年12月25日3300元、2018年年10月9日1000元、2018年12月21日250元、2018年9月5日2000元，都是管庆玲让杨建送货时，别人临时给的货款，杨建又转给了孙福喜；2018年8月9日140元也是收的门市货款；其他的从2018年6月份向前的时间所有的收款都是杨建孙福喜在建湖时打工中给孙福喜送货收的货款转给孙福喜的还款；2018年6月7日之后到宝应县给孙福喜和管庆玲打工后，是他们与杨建共同出去送货，杨建不经手货款，由管庆玲或者孙福喜在车上收货，一审时管庆玲已经提到了这个事实。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孙福喜已经归还22.9万元给杨建。管庆玲对孙福喜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证据1、2与本案无关；证据3，杨建在宝应县送货时均不收现金，因为孙福喜与管庆玲的微信额度20万元，在没有额度后，就借用杨建的微信收款，再由杨建转给孙福喜和管庆玲，另外还有孙福喜不在门市时，由杨建收款后再转款。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本案所涉22.9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偿还；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建以管庆玲于2019年1月6日出具的“今借到杨建人民币贰拾贰万玖仟园正”的借条为据起诉主张孙福喜、管庆玲偿还229000元借款及利息。现孙福喜对收到该229000元借款款项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笔借款已经全部还清；杨建则认为其与孙福喜、管庆玲之间另存在三笔金额分别为5万元、5.1万元、10万元的借贷关系，管庆玲给付的款项系用于偿还该三笔借款。本案审理过程中，管庆玲确认其已经偿还的款项与本案所涉229000元借款无关，系其余三笔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建在一审起诉时提供了借条，孙福喜、管庆玲均确认收到讼争的229000元借款，故孙福喜认为该笔借款已经偿还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其提供基本证据证明该主张后，再由杨建应当就其与孙福喜、管庆玲之间的借贷关系进行举证。一、关于借款款项。杨建主张其于2017年12月在建湖登达花园小区门口给付孙福喜现金5万元并由其出借条一张，2018年12月14日微信转账1.1万元、1万元及支付宝转账3万元给孙福喜。对此，管庆玲予以确认。孙福喜否认其出具5万元借条，并认为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5.1万元系货款。二审期间，孙福喜提供其与杨建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与杨建之间存在大量的代收货款情形，但该微信转账记录仅能证明杨建代收货款并转给孙福喜的事实，不能由此推定其与杨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不具有唯一性。本案审理中，杨建并未否认其在为孙福喜、管庆玲打工期间代收货款的事实，也并未将其转账给孙福喜的多笔、大额款项作为借款款项向其主张权利。其次，孙福喜本人在一审期间承认其夫妻与杨建之间发生过几次借款关系，具体数额记不清，并陈述正常用一下就是五六万；况且，管庆玲对前述借款及孙福喜现金借款并出具借条及微信、支付宝转账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再者，杨建就借款款项的来源已经给予了合理说明，并就微信、支付宝转账款项提供了相关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更验证了其部分借款款项来源于他人且在接受他人款项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内即转与孙福喜，足以反驳孙福喜依其所举前述证据认为系货款的主张。此外，根据孙福喜在一、二审期间所作陈述，其虽然认为与杨建之间除22.9万元外没有向以及借过10万元及10.1万元，但也先后承认双方存在一两万、五六万的借款往来，同时，双方之间存在以现金交付借款款项的交易习惯，孙福喜本人也确认其曾收到过杨建以现金方式交付的10万元借款。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以及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杨建主张其与孙福喜之间存在101000元的借贷关系，提供了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得到管庆玲的确认，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现有证据基本可以认定前述杨建所主张的101000元借贷事实的发生。孙福喜否认前述5万元现金借款，主张5.1万元微信、支付宝转账款项系货款，但所举证据尚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建主张孙福喜、管庆玲于2017年7月1日向其借款10万元并由孙福喜出具借条，后由管庆玲于2018年7月1日重新出具借条一节，有管庆玲在一审期间提供的2018年7月1日借条在卷佐证。孙福喜在一审期间否认其夫妻与杨建之间除229000万元以外的其他借款，但在二审期间又承认在2017年发生一笔10万元的借款并由其本人出具借条，故该陈述与杨建、管庆玲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建、管庆玲所述10万元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二、关于还款情况。如前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现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杨建与孙福喜、管庆玲夫妻之间先后发生10万元、5万元、5.1万元、22.9万元的借款关系。本院审理期间，杨建自认于2019年1月收到管庆玲现金7万元、3万元、1000元，合计10.1万元归还了2017年12月现金借款5万元和2018年12月14日微信、支付宝转账借款5.1万元；2019年1月19日收到电话转账8万元、2018年1月22日收到管庆玲现金2万元，用于归还2017年孙福喜出具、2018年管庆玲重新出具的10万元借款，因该自认有利于孙福喜、管庆玲且管庆玲予以认可，本院对于管庆玲偿还杨建20.1万元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孙福喜否认前述5万元现金以及5.1万元微信、支付宝转账借款，并认为2017年发生的10万元借款已一次性用现金偿还，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杨建不予认可，管庆玲也予以否认，故对孙福喜关于以现金偿还2017年10万元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前述已归还款项指向哪笔借款，因杨建与管庆玲、孙福喜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往来且借款总额大于已经归还的款项总额，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借款约定了还款期限及履行顺序，按照民间借贷的一般规定，应当先偿还在先债务。故在还款数额不足以满足全部借款款项时，管庆玲、孙福喜已经偿还的20.1万元应当按照2017年7月1日10万元借款、2017年12月5日5万元借款、2018年12月14日5.1万元借款、2019年1月6日22.9万元借款的顺序依次进行冲抵。经冲抵，2019年1月6日22.9万元借款并未得到清偿。现孙福喜上诉主张2019年1月6日22.9万元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审理期间，管庆玲确认2019年1月6日22.9万元未予清偿。孙福喜虽不予认可，但其在一审庭审中承认还款主要是管庆玲经手，而管庆玲本人关于还款金额、时间等方面的陈述与杨建陈述基本吻合。孙福喜就其还款情况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所作的陈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无法令人相信其所作陈述的真实性。孙福喜也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除前述还款之外，还存在其他还款情形，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孙福喜上诉主张2019年1月6日22.9万元借款已经全部偿还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孙福喜。管庆玲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孙福喜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中均确认2019年1月6日收到杨建交付的22.9万元借款款项，现其上诉主张22.9万元借款属管庆玲与杨建虚构的事实，与其在一、二审期间所作陈述明显不符。二审期间，孙福喜提供他案起诉状、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证明管庆玲串通他人进行虚假诉讼，但该部分证据与本案事实并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孙福喜也不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管庆玲与杨建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无法认定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借条、当事人陈述、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判令孙福喜、管庆玲共同偿还杨建借款229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福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35元，由上诉人孙福喜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风光审判员  江厚良审判员  邓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