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行终124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宝利，男，195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代理人方成龙，北京道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66号方地大厦。法定代表人杨旭东，主任。委托代理人石云，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武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干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8号。法定代表人陈之常，区长。委托代理人贾富强，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刘宏力，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上诉人赵宝利因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行初8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关于赵宝利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石景山区住建委（2019）31号）（以下简称31号答复），其主要内容为：赵宝利：我委于2019年4月30日受理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因您的申请描述不明确，我委于2019年5月14日向您作出《补正申请告知书》。此后，我委于2019年5月15日收到您补正后的申请内容，具体为“赵宝利于2004年3月29日就石景山区鲁谷村79号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曾用名赵宝兰，150平米的协议”。经查，您申请获取的信息属于拆迁人制作的信息，我委在履职过程中未获取此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以下简称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向您告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景山区政府）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石政复[2019]42号）（以下简称42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作出的31号答复。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30日，赵宝利向原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石景山区城乡住建委）提交了《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其中载明申请获取内容为“鲁谷村79号，2004年3月29号赵宝利曾用名赵宝兰150平米的拆迁的安置及货币补偿”的政府信息。石景山区城乡住建委于当日受理后，向赵宝利出具了《登记回执》，告知申请人其将于2019年5月23日前对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2019年5月14日，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对赵宝利作出《补正申请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因您申请的政府信息描述内容不明确，本机关难以根据此申请确定具体的政府信息，请您明确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是否为：“徐淑芬于2004年3月29日就石景山区鲁谷村79号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请您对以上信息予以补正。2019年5月14日，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电话通知赵宝利补正申请，并领取上述《补正申请告知书》。2019年5月15日，赵宝利领取上述《补正申请告知书》后，重新提交了《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其中明确所需的政府信息为“赵宝利于2004年3月29日就石景山区鲁谷村79号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赵宝利曾用名赵宝兰150平米的协议。”2019年5月23日，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作出本案被诉的31号答复，并电话通知赵宝利领取。赵宝利于2019年5月24日领取了31号答复。赵宝利不服该31号答复，于2019年6月12日向石景山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赵宝利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载明：“……1、申请人夫妻及儿子一家三口从未与拆迁人签署过要求公开的房产及宅基地的拆迁协议。……申请人要求公开申请人夫妻及儿子一家三口在石景山区鲁谷村79号院有150平方米房产及相关宅基地使用权的拆迁协议就是要求政府机关明确：‘1、赵宝利一家三口的房屋及宅基地被拆迁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安置……’”石景山区政府于当日受理该复议申请，并对赵宝利进行了谈话询问，并向其出具了收据。2019年6月12日，石景山区政府向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2019年6月18日，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向石景山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和法律依据。2019年7月29日，石景山区政府作出本案被诉的42号复议决定。石景山区政府于2019年7月30日向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直接送达了42号复议决定。石景山区政府于2019年7月30日向赵宝利邮寄送达了42号复议决定，赵宝利于2019年7月31日签收。赵宝利不服该42号复议决定，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诉讼请求：1.撤销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的31号答复，并判令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针对赵宝利于2019年4月30日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2019年5月15日提出的补正后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2.撤销石景山区政府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的42号复议决定。另查明，石景山区城乡住建委系本区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因本区行政机关机构改革，2019年5月石景山区城乡住建委变更名称为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再查明，赵宝利系徐淑芬之子，赵宝利的曾用名为赵宝兰。2004年3月29日，徐淑芬作为被拆迁人就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村79号（以下简称鲁谷村79号）与拆迁人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003）房山拆字第0248号）。此后，徐淑芬将整个鲁谷村79号的院落及房屋交于拆迁人拆除。根据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2011）石民初字第1365号）、《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16784号）、《行政裁定书》（（2018）京04行初782号）以及《行政裁定书》（（2018）京行终6607号）可知，徐淑芬签订的上述拆迁补偿协议的补偿范围针对的是整个鲁谷村79号。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赵宝利亦明确认可其自己从未作为被拆迁人就鲁谷村79号签订过相关拆迁补偿协议，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目的就是希望政府部门确认赵宝利所有的位于鲁谷村79号的房屋被拆迁后，赵宝利没有获得任何安置补偿。2019年10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根据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当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赵宝利申请公开的由赵宝利签订的关于鲁谷村79号的拆迁补偿协议并不存在，因此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作出的31号答复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的执法程序亦无不当之处。石景山区政府在行政复议执法中，认定的事实清楚，且执法程序及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赵宝利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了赵宝利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赵宝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享有的鲁谷村79号院的150平米的房屋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的征地拆迁安置档案的有无问题认定有误。赵宝利在鲁谷村79号院的150平米的房屋及相关土地使用权有生效的裁判及相关的工商档案为证。徐淑芬与赵德泉在鲁谷村79号院的房屋具有157.15平方米及相关土地使用权，而徐淑芬连签字都不会，一审法院认定徐淑芬将整个鲁谷村79号的院落及房屋交于拆迁人拆除，无任何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拆迁裁决档案的主体及裁决机构等等均系拆迁安置档案必须具有的内容，但一审法院对此均没有进行查明。2.被上诉人拿2004年3月29日之后形成的证据作为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及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石景山区政府同意一审判决并请求维持。赵宝利在第一次庭审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石政决[2004]1号），2.《强制拆迁公告》，证据1、2共同证明：强制拆迁的相对人是赵宝利的母亲徐淑芬，标的物是鲁谷村79号的房屋，但不包括赵宝利单独所有的房屋，因此政府强拆赵宝利独有的鲁谷村79号的房屋无法律依据；3.原北京市石景山区建设委员会于2006年5月16日针对赵宝利提出的拆迁裁决申请而作出的书面答复，证明赵宝利单独所有的位于鲁谷村79号的150平米的房屋已灭失，所以赵宝利提出的拆迁裁决申请未获受理；4.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八宝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证明鲁谷村79号原登记为中新房8号，1972年11月29日以后改称为鲁谷村79号，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弄混淆相关地块，由此产生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5.原八宝山农工商联合公司于2010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石景山公社房屋建筑施工证》与《石景山公社建房用地证》不是同一地皮，赵德泉与赵德全系同一人；6.赵宝兰自行制作的文字材料“赵宝兰建房经过”及“建房示意图”，证明：1.1984年赵宝兰经批准在鲁谷村79号院内建造面积为150平米的房屋，用于开设五金商店；2.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的面积大约在310平米左右，包括赵德全、徐淑芬夫妻及赵宝利本人的八间房；7.徐淑芬与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29日签订的关于鲁谷村79号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003）房山拆字第0248号），证明该协议包含了赵宝利单独所有的房屋，但没有给赵宝利安置补偿，所以该协议部分无效；8.《石景山公社建房用地证》及《八宝山大队社员院内建房用地证》，证明赵德全与徐淑芬在鲁谷村79号内建房的情况，与邻居苗成宇家相邻的情况，以及鲁谷村79号内东房和北房属于赵宝兰所有的情况；9.《八宝山农工商公司职工建房证明》及《三、经营场所证明》、《结婚申请书》、《夫妻关系证明》、鲁谷村79号院的航拍图、《石景山公社房屋建筑施工证》（1981年3月12日）所对应的测绘图、北京市石景山区北方农工商总公司于2006年4月27日出具《情况说明》、2007年3月9日的《证明》，证明赵德泉、徐淑芬夫妻在鲁谷村79号内建房的情况，赵宝兰在鲁谷村79号内建房的情况，赵宝兰的房屋被拆除但赵宝兰未得到补偿安置，拆迁测绘草图与鲁谷村79号内实际房屋情况不符；10.《石景山公社房屋建筑施工证》（1981年3月12日）、2006年11月24日法院的开庭笔录3页、《收取原告证据清单》，证明拆迁方把该施工证作为拆迁鲁谷村79号的依据，但该施工证所在的位置并不是鲁谷村79号，拆迁方非法拆迁，赵宝兰的房屋被拆除但赵宝兰未获得安置补偿；11.《拆迁（房屋、土地）测绘草图》、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农工商联合公司于2007年2月13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该测绘草图所对应的位置不是鲁谷村79号院；12.2006年3月6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建设委员会对徐淑芬出具的信访答复，证明鲁谷村79号院还有一张存折，被他人领走，赵宝利自己所有的位于鲁谷村79号的房屋未获得补偿；13.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石景山分局出具的《关于赵宝兰通知信访问题的答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证明1985年赵宝兰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建房是合法的；14.鲁谷村79号徐淑芬的拆迁档案及鲁谷村79号的拆迁裁决档案，证明《拆迁（房屋、土地）测绘草图》所对应的位置不是鲁谷村79号，赵宝兰的150平方米的房屋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15.赵宝兰居民户口簿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信》，证明赵宝利的曾用名是赵宝兰，1985年因婚单独立户；16.《行政判决书》（（2012）西行初字第339号），证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明确答复包括鲁谷村79号在内的所有的农村土地建设工程都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17.《民事判决书》（（2003）石民初字第2466号）及《民事判决书》（（2004）一中民终字第01095号）以及北京山水瑞泽图书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档案，证明赵宝利独有的位于鲁谷村79号的部分房屋经两审判决及工商档案确认；18.《民事判决书》（（2011）石民初字第1365号）以及《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16784号）以及《民事裁定书》（（2013）高民申字第02142号），证明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没有公开鲁谷村79号赵宝利的拆迁补偿安置信息；19.《行政判决书》（（2015）石行初字第129号）、《行政判决书》（（2016）京01行终288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16）京行申1135号），证明本案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并不掌握《石景山公社房屋建筑施工证》（1981年3月12日）所载的位置的拆迁信息，但把该位置的材料放入鲁谷村79号的拆迁档案里，是放置错误；20.《行政裁定书》（（2018）京04行初782号）以及《行政裁定书》（（2018）京行终6607号），证明石景山区建设委员会拆迁裁决、石景山区政府的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以及拆迁方与徐淑芬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都不是赵宝利，赵宝利也不是上述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赵宝利在第二次庭审中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21.1981年7月份的测绘图，证明本案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掌握赵德泉家有两块宅基地及相关拆迁的情况，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称没有关于赵宝利名下的拆迁档案与事实情况不符。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9年4月30日），2.赵宝利的身份证，证据1、2均证明赵宝利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登记回执》，证明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补正申请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告知赵宝利就申请内容进行补正；5.《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9年5月15日），证明赵宝利就申请内容作出了补充；6.31号答复及《送达回证》，证明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向当事人送达；7.《民事判决书》（（2011）石民初字第1365号）、《民事判决书》（（2015）石民初字第1563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民终2863号），证明赵宝利未签订其申请公开的拆迁补偿协议。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1.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57号）；3.《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石景山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31号答复、赵宝利身份证、赵宝利户口簿、《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农村居民“建住宅”含义理解问题的答复》、《行政复议接待室接待笔录》、行政复议申请收据、《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赵宝利申请行政复议，石景山区政府接到复议的情况；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法律依据目录，证明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作出答复及举证的情况；3.42号复议决定、《送达回证》、邮寄单据及投递结果查询截图，证明石景山区政府作出42号复议决定及送达的情况。石景山区政府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1.《关于的批复》（石政批[2001]35号），2.《关于石景山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石编办[2005]44号），3.《中共石景山区委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京石发[2009]22号），4.《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京石办字[2019]34号），证据1至证据4均证明石景山区房屋拆迁管理机关机构变更情况。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做如下确认：赵宝利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可以证明鲁谷村79号属于拆迁范围的情况，但不能达到赵宝利主张的证明目的，亦不能证明赵宝利曾就鲁谷村79号院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赵宝利提交的证据3可以证明赵宝利曾申请拆迁裁决的情况，但不能达到赵宝利主张的证明目的。赵宝利提交的证据4至证据6，证据8至证据17、证据19均与本案被诉行为合法性之审查无关联性，法院对此不予接纳。赵宝利提交的证据7可以证明鲁谷村79号的相关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情况，但不能达到赵宝利主张的证明目的。赵宝利提交的证据18可以证明法院对鲁谷村79号相关拆迁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但不能达到赵宝利主张的证明目的。赵宝利提交的证据20可以证明法院就鲁谷村79号拆迁相关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情况，但赵宝利主张的证明目的与本案被诉行为合法性之审查无关联性，法院对此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赵宝利提交的证据21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与本案被诉行为合法性之审查无关联性，法院对此不予接纳。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提交的证据6中的31号答复系本案被诉行为，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提交的其他证据均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能达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法院均予以采纳。石景山区政府提交的证据3中的42号复议决定系本案被诉行为，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石景山区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均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能达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法院均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其当庭出示，并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上述证据全部随案卷移送本院。本院经查阅一审卷宗，上述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上述认证意见。基于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同意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赵宝利申请公开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关于鲁谷村79号的拆迁补偿协议。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赵宝利申请公开的上述协议并不存在，因此石景山区城市住建委作出的31号答复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石景山区政府在行政复议执法中，认定的事实清楚，且执法程序及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之处。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宝利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赵宝利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赵宝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坤审 判 员  王春光审 判 员  魏浩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晓林书 记 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