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民终19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传东，男，汉族，1969年6月22日出生，住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福，福建闽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和燕，女，汉族，1973年10月15日出生，住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忠，福建永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丁宝，福建永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华夏（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安市名流公馆1幢1-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5575906856。 法定代表人：郑诚松，董事长。 上诉人钟传东因与被上诉人陈和燕、华夏（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481民初1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传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481民初183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陈和燕要求钟传东返还购房款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华夏公司返还316000元购房款给陈和燕。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实施民事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享有权利义务性质及范围的认定上，没有客观公正地进行准确分析，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应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严重错误。首先，根据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表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以及各方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性质及范围如下：1.钟传东与华夏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建设工程发承包关系，由于华夏公司拖欠工程款，华夏公司与钟传东之间转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在华夏公司无法现金支付工程款情况下，双方之间约定待银行解押时，可以将钟传东应支付给华夏公司永安市诚上广场6幢1218、1219、1220的三套房屋(以下简称1218、1219、1220房屋）的购房款折抵华夏公司尚欠的工程款，多还少补。但因华夏公司尚未将前述三套房屋出售给钟传东，钟传东与华夏公司尚未转为案涉房屋售房方与购房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仍旧是基础法律关系建设工程发承包项下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2.陈和燕知道前述这一情况后，欲通过钟传东低价购买案涉1219、1220房屋，钟传东虽未取得1219、1220房屋的物权，但通过与华夏公司协商，己经取得购买1218、1219、1220房屋的资格（期权）并享有用工程款折抵购房款权利，购房资格类似房票性质。其后，迫于急需解决工人工资解决燃眉之急而又无法从华夏公司处取得工程款，只得低价将购买1219、1220房屋的资格和权利让与给陈和燕，并征得华夏公司同意，钟传东和陈和燕之间是购房资格和权利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3.华夏公司将本承诺由钟传东享有的购买1219、1220房屋资格和权利，在征得钟传东同意情况下，将1219、1220房屋出售给陈和燕，并将本应由陈和燕支付给华夏公司的发票上金额即370726元、367162元合计737888元购房款，同意陈和燕直接支付给钟传东，用于抵扣华夏公司此前欠付钟传东的工程款，而钟传东与陈和燕达成只要支付737888元中的416000元即视为付清全部购房款的私下协议，不影响华夏公司仍按737888元抵扣工程款的支付对价。此时，华夏公司与陈和燕之间系案涉1219、1220房屋的出售方和购买方，双方建立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钟传东仅作为华夏公司指定的购房款收款方身份。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华夏公司将1219、1220房屋出售给陈和燕后，开具发票号码分别为01010352、01011830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并同意陈和燕将购房款转付给自己的债权人即钟传东作为出售商品房的收款方式，虽没有签订购房合同，但双方房屋买卖交易已经完成，仅是应按法律规定履行各自义务享有各自权利。进一步证明与陈和燕发生买卖案涉1219、1220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华夏公司，而非钟传东。因此，基于以上基本事实，可以确定的本案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及各自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1.华夏公司与陈和燕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华夏公司享有收取案涉房屋购房款，并在征得钟传东和陈和燕同意后，将案涉房屋购房款指定由钟传东收取抵偿工程款的权利，同时应承担交付案涉房屋的义务。陈和燕享有向华夏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权利并要求华夏公司交付房屋权利，同时承担支付案涉房屋低价购房款义务。2.钟传东与陈和燕之间形成购房资格和权力转让法律关系，钟传东享有收取应由华夏公司收取而被抵偿工程款的购房款权利，并承担购房资格和权力让与给陈和燕的义务。陈和燕享有取代钟传东低价购买案涉房屋的资格和权利，并在征得华夏公司同意后，承担支付低价购房款给钟传东的义务。3.钟传东和华夏公司形成工程款抵偿购房款债权转让法律关系，钟传东有权将购房资格和权利转让给陈和燕收取本应由华夏公司收取的购房款权利，并承担用发票载明金额737888元抵偿工程款义务。华夏公司有权用出售给陈和燕案涉房屋应收取的工程款抵偿尚欠钟传东工程款中的737888元，并承担将本应由钟传东享有的案涉购房资格和权利转为向陈和燕承担出售并交付案涉房屋的义务。而一审法院正是没有理清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性质，以及各自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最终必将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为由，认为钟传东是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的相对方，从而判决钟传东返还购房款，显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首先，案涉房屋系华夏公司投资开发建设，且系期房，只有华夏公司具有出售案涉房屋资格，钟传东无权出售。其次，正如前述，即便没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根据发票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统一发票的开具足以反映基础的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建立案涉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主体已明确为华夏公司和陈和燕。再次，钟传东和陈和燕之间形成的是购房资格和权利转让法律关系，即便按照一审依据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审查的是钟传东有没有将案涉房屋购房资格和权利让与给陈和燕，陈和燕有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购房资格和权利。而根据三方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来看，陈和燕己经通过三方协商取得案涉房屋购房资格和权利，并与华夏公司直接形成案涉房屋的买卖法律关系。此时，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则应由华夏公司交付案涉房屋或者在无法交付时退还购房款，而不是由钟传东履行华夏公司和陈和燕之间合同相对性的义务范围，一审法院显然没有正确适用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因此，钟传东和陈和燕之间根本不可能形成案涉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更不可能由钟传东履行该合同项下的法律义务。不存在解除钟传东和陈和燕之间房屋买卖合同问题，更何况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的此项认定完全置客观事实和明确的法律规定于不顾，属于严重错误。三、一审法院在对诉讼时效方面的认定上，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客观分析，显然也是错误的。基于钟传东与陈和燕之间形成购房资格和权利转让的法律关系，而转让受让行为起始时间为2015年1月28日，终止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如陈和燕认为钟传东未履行权利转让的义务，则其应当在2015年4月20日即知道权利被侵犯，而其于2019年5月5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而且，因华夏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陈和燕负有交房义务后，陈和燕始终漠视自己的权利，未向钟传东及华夏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并且，在本院于2018年8月将案涉房屋裁定过户给案外人永安市嘉和投资有限公司时，已经明知华夏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自己，也未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放任权利丧失。况且，如果陈和燕没有受让案涉房屋的购房资格和权利，钟传东完全可以根据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法律规定，取得案涉房屋相对应的工程款，如就此支持其诉讼主张，则钟传东的权利将无法救济。因此，一审法院在诉讼时效方面的认定，显然没有准确适用法律，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且该违反程序行为影响案件公正判决。由于陈和燕也不太清楚自己与钟传东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导致诉讼请求反复变更，而民事诉讼法对变更诉讼请求作了明确规定，然而一审法院无视法律规定，让陈和燕随意变更诉讼请求，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且该违反程序行为已经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显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综合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陈和燕要求返还购房款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华夏公司返还316000元购房款给陈和燕。 陈和燕辩称，一、华夏公司因欠钟传东工程款，同意将其开发的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三套房屋抵债给钟传东，华夏公司与钟传东双方在2014年11月已经就以房抵债达成一致意见，钟传东提供的《优惠折扣审批单》证明了这一事实。钟传东正是因为与华夏公司就以房抵债达成一致意见，才会认为其有权向陈和燕转让涉案房产，并收取陈和燕的购房款，钟传东在一审答辩时也认可是钟传东向陈和燕转让房产。二、陈和燕在向钟传东受让本案房产过程中，始终都是与钟传东联系，根本没有和华夏公司产生任何关系，购房款316000元也是直接支付给钟传东。虽然发票是由华夏公司出具，但这是由于钟传东不能开具发票，并不能证明是陈和燕向华夏公司购房。三、永安市政府在2018年接管了诚上广场，以房抵债的均不被承认，且涉案房产于2018年8月已被法院裁定过户给他人，陈和燕购买涉案房产的目的确定无法实现，陈和燕要求解除与钟传东的合同并要求退还购房款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夏公司未作答辩。 陈和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钟传东返还陈和燕购房款316000元；2.诉讼费由钟传东承担。诉讼中，因钟传东否认收到购房款事宜，陈和燕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钟传东返还不当得利316000元。第二次庭审时，又因钟传东认可收到陈和燕支付购房款的事实，陈和燕又将诉讼请求变更回原诉请，即要求钟传东返还购房款316000元。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解除陈和燕与钟传东的买卖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永安市万年·商业广场（现改为永安市诚上广场）原系华夏公司开发建设。钟传东承建诚上广场体育馆中央空调工程，华夏公司由此欠钟传东工程款1011009元。双方协商同意华夏公司以诚上广场6幢1218、1219、1220三套房抵其所欠的工程款。华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诚松于2014年12月26日在“优惠折扣审批单”上签署：等银行解压好，同意抵扣工程款下拾个点。陈和燕知晓钟传东抵房之事后，经与钟传东协商，双方同意钟传东将其中1219号以210,000元、1220号以206000元价格转给陈和燕。2015年1月28日，钟传东与陈和燕一起至华夏公司，华夏公司向陈和燕出具6幢1220号销售不动产发票，票据载明房价367162元。陈和燕于当日和次日分别支付钟传东180000元和26000元；钟传东与陈和燕于2015年4月20日再次至华夏公司，华夏公司向陈和燕出具6幢1219号房销售不动产发票，票据载明房价370726元。陈和燕当日支付钟传东30000元，同时，向钟传东出具欠180000元的欠条，约定2015年年底付清。之后，陈和燕分别于2015年的5月6日、6月26日、7月14日、8月22日付给钟传东各20000元。华夏公司至今未与陈和燕签订涉案二套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亦未办理该二套房的备案或交房等手续。 华夏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将包括涉案二套房在内的诚上广场6幢以在建工程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于2013年12月先后又抵押给永安市农村信用联社、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现该房已被本院于2018年8月裁定过户给永安市嘉和投资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华夏公司因欠钟传东工程款而将其开发建设已设定抵押的诚上广场6幢1218号、1219号、1220号房抵偿给钟传东，钟传东将其中二套房产转让给陈和燕，并与陈和燕一起至华夏公司，华夏公司向陈和燕出具不动产票据，钟传东据此先后收到陈和燕支付购房款共计316000元，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均未持有异议，予以确认。华夏公司将涉案房产抵扣工程款后给钟传东，钟传东将涉案房屋转卖给陈和燕。华夏公司虽向陈和燕出具销售房产票据，但并未直接从陈和燕处直接获得购房款，亦未与陈和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和燕为购买涉案房产向钟传东支付购房款，钟传东是陈和燕合同履行的相对方，应依双方之约定履行向陈和燕交付房产义务，故钟传东转卖标的是涉案房产，该房产不属于钟传东所有，现涉案房产已在他人名下，这也就意味着陈和燕从钟传东受让二套房的目的无法实现，故陈和燕要求解除陈和燕与钟传东的买卖合同并返还已付购房款事实理由成立，应予支持。钟传东对陈和燕主张解除合同不予答辩，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所做的处分。因华夏公司在抵房给钟传东时，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诚松在“优惠折扣审批单”上签署“等银行解压好，同意抵扣工程款下拾个点”等字样，华夏公司并未向钟传东隐瞒所抵偿的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钟传东将明知已被抵押的涉案房产转卖给陈和燕，其虽带陈和燕到华夏公司开具房产票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房产已抵押的事实告知陈和燕，陈和燕亦否认知晓涉案房产已抵押他人的事实，故对钟传东辩解的陈和燕早已知晓涉案房产抵押给他人的主张，不予采纳。陈和燕虽于2015年期间取得房产票据，但该涉案房产于2018年8月被本院裁定过户他人，至此，钟传东与陈和燕双方之间合同目的才确定无法实现，至2019年5月5日陈和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规定，故钟传东抗辩陈和燕提出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钟传东可另行向华夏公司主张抵房的工程款。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陈和燕与钟传东买卖合同；二、钟传东应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陈和燕购房款316000元。案件受理6040元，减半收取计3020元，由钟传东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钟传东对一审认定“陈和燕知晓钟传东抵房之事后，经与钟传东协商”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其未与陈和燕协商，其仅与陈和燕的丈夫协商。钟传东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陈和燕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 永安市万年·商业广场（现改为永安市诚上广场）原系华夏公司开发建设。钟传东承建诚上广场体育馆中央空调工程，华夏公司由此欠钟传东工程款1011009元。从上述事实分析，钟传东与华夏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经钟传东与华夏公司协商，钟传东同意华夏公司以诚上广场6幢1218、1219、1220三套房产抵其所欠的工程款。华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诚松于2014年12月26日在“优惠折扣审批单”上签署：等银行解压好，同意抵扣工程款下拾个点。上述事实说明承揽报酬（或建设工程价款）支付期限届满后，定作人与承揽人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但双方并未约定因此而消灭相应金额的承揽报酬（或建设工程价款）债务，故该以物抵债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新债清偿协议（即成立新的债务，与旧债务并存）。即钟传东与华夏公司仅就债的清偿方式进行重新约定，而未改变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当事人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的，其请求权的基础是买卖合同。因此，在诉讼中，当事人首先应当举证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当事人证明买卖合同成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⑴证明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经具备；⑵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陈和燕对其与钟传东之间存在订立买卖合同及该合同生效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陈和燕知晓钟传东以房抵债之事后，通过其丈夫与钟传东协商，双方同意钟传东将其中1219号以210000元、1220号以206000元价格转给陈和燕。2015年1月28日，钟传东与陈和燕一起至华夏公司，华夏公司向陈和燕出具6幢1220号销售不动产发票，票据载明房价367162元。陈和燕于当日和次日分别支付钟传东180000元和26000元；钟传东与陈和燕于2015年4月20日再次至华夏公司，华夏公司向陈和燕出具6幢1219号房销售不动产发票，票据载明房价370726元。陈和燕当日支付钟传东30000元，同时，向钟传东出具欠180000元的欠条，约定2015年年底付清。之后，陈和燕分别于2015年的5月6日、6月26日、7月14日、8月22日付给钟传东各20000元。从上述事实分析，应当认定钟传东与陈和燕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钟传东与华夏公司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取得房源（诚上广场6幢1218、1219、1220三套房产）欲对外转让，并让外界知晓该消息，钟传东该行为属于要约邀请；其次，陈和燕知晓钟传东以房抵债之事后，通过其丈夫与钟传东协商，双方同意钟传东将其中1219号以210000元、1220号以206000元价格转给陈和燕。该事实说明双方当事人已就案涉房产（诚上广场6幢1219号、1220号）的转让事宜（转让标的物、价款、付款期限）进行搓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符合合同成立的要约与承诺的法律要件。且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口头协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亦未违反公序良俗，故该房产转让的口头协议合法、有效；最后，双方当事人亦部分履行口头协议的内容，如陈和燕已向钟传东支付大部分的购房款，钟传东亦要求华夏公司向陈和燕出具6幢1219号、1220号销售不动产发票等。至于陈和燕与华夏公司之间未实际发生合同关系，基于华夏公司与钟传东设定以物抵债协议，钟传东将抵债的房产转让给陈和燕等事实，华夏公司仅负有协助钟传东向陈和燕交付房产、办理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等义务。即华夏公司作为涉案房产的开发商在本案中仅负有将买受人由钟传东更名为陈和燕的义务。钟传东关于其与陈和燕之间是购房资格和权利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陈和燕与华夏公司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陈和燕在本案中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的问题。 华夏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将包括涉案二套房在内的诚上广场6幢以在建工程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于2013年12月先后又抵押给永安市农村信用联社、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现该房已被本院于2018年8月裁定过户给永安市嘉和投资有限公司。上述事实造成华夏公司与钟传东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客观不能履行。即钟传东已无法依据其与华夏公司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对本案讼争的房产享有物权。而在本案中，钟传东在收取陈和燕支付的购房款后负有向陈和燕交付房产、办理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等义务，现案涉房产已登记在他人名下，导致陈和燕受让涉案房产的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故陈和燕享有合同法定解除权。 三、关于陈和燕的合同解除权是否消灭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对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权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亦未约定，何为“合理期限”，应当由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认定。虽然本案合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解除权行使期限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在本案中，陈和燕虽于2015年期间与钟传东达成房屋买卖口头协议并取得房产票据，但该涉案房产于2018年8月被本院裁定过户他人，至此，钟传东与陈和燕双方之间合同目的才确定无法实现，即陈和燕才确定享有案涉合同解除权，陈和燕至2019年5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第二次庭审时（2019年7月12日）主张解除合同，未超出合理期限，即陈和燕的合同解除权没有消灭。 四、关于钟传东的权利如何救济的问题。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合同履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处理合同履行纠纷时所应秉承的基本理念。据此，债务人于债务已届清偿期时，应依约按时足额清偿债务。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时，确定债权人应通过主张新债务抑或旧债务履行以实现债权，亦应当以此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若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而且，该请求权的行使，并不以以物抵债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为前提。在本案中，钟传东已完成承揽事务（中央空调安装与调试工程），并交付工作成果，华夏公司即应依约支付承揽报酬（或建设工程价款），但华夏公司未能依约履行该义务。相反，就其所欠部分承揽报酬（或建设工程价款），华夏公司试图通过以部分房屋抵债的方式加以履行，并与钟传东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现因抵债之房产已设定抵押，且已被本院于2018年8月裁定过户给永安市嘉和投资有限公司，致使双方之间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钟传东有权另行向华夏公司主张尚欠的承揽报酬（或建设工程价款）。 本院认为，钟传东与陈和燕就本案讼争的房产（诚上广场6幢1219号、1220号）达成的口头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本案讼争房产的产权已被人民法院通过执行程序登记到他人名下，致使陈和燕从钟传东受让二套房的目的无法实现，陈和燕因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其已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履行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故陈和燕要求解除陈和燕与钟传东的买卖合同并返还已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钟传东以其与陈和燕之间是购房资格和权利的转让，而不存在房屋转让关系为由，要求驳回陈和燕要求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持。 综上所述，钟传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40元，由钟传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林炬火 审判员  吴树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晓婷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