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1275号3号楼1单元。 法定代表人：吴和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志勇，福建群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福建群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鑫凌宇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1287号6号楼11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37876461X。 法定代表人：季洪鹿,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海，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凯特公司）与被上诉人厦门市鑫凌宇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凌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9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亨凯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志勇，被上诉人鑫凌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季洪鹿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亨凯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闽0206民初996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鑫凌宇公司一审所提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鑫凌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时，亨凯特公司答辩及质证时均明确表明并未拖欠鑫凌宇公司货款，并提供证据证实已付清鑫凌宇公司诉求主张货款所依据“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货款，同时明确亨凯特公司从未授权张海富等签署的“信用结算凭据”。对此，鑫凌宇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或反驳。鉴此，一审本应依法查明涉案“信用结算凭据”是否为张海富等人所签、张海富等人是否有权代表亨凯特公司签订“信用结算凭据”，并结合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据，进而确认亨凯特公司是否拖欠鑫凌宇公司货款，但一审根本未审查确认，以致认定如下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2016年5月6日，案外人张海富向鑫凌宇公司出具一份信用结算凭据，客户名称显示为“亨凯特”，载明应收款数额为53706元，并注明“发票已开65115”，缺乏证据佐证，是错误的。亨凯特公司从未承认该“信用结算凭据”上的“张海富”签名系张海富本人签名；鑫凌宇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信用结算凭据”签名系张海富本人签名及内容系张海富本人书写；“发票已开65115”显然是事后补写的，且不可能是签名人所书写。鉴此，一审在无相应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信用结算凭据”系张海富本人出具的，是错误的。2.一审认定张海富为亨凯特公司工作人员，亨凯特公司应对张海富出具的“信用结算凭据”中的货款金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缺乏证据佐证，是错误的。亨凯特公司明确未授权张海富签署该“信用结算凭据”，依据法律规定公司对员工的民事行为负责的前提是员工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员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鑫凌宇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张海富”在“信用结算凭据”签名系履行职务行为，或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3.一审认定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12月28日的“信用结算凭据”的金额总额14310元与2016年5月6日“信用结算凭据”金额53706元之和与鑫凌宇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28日和2017年1月5日的发票金额之和相等，故认定结算作证数额可与发票的金额相互印证，是错误的。既然该部分“信用结算凭据”无法证明系亨凯特公司工作人员出具，那么该“信用结算凭据”就不能认定真实并作为定案依据，换言之，如果是虚假的“信用结算凭据”，那么金额如何填都可以，如此造假出与发票金额一致的“信用结算凭据”是很容易的，如再以金额一致来判断，那结果肯定是错误的。4.一审认定亨凯特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支付的65118元不是支付2016年4月28日金额为65115元“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货款，是错误的。鑫凌宇公司开票在先，亨凯特公司付款在后，金额一致，多转3元系财务人员转账时将发票金额尾数5错看成8所致，这足以证明付款对象。亨凯特公司主张支付之前的发票货款，但并未提供对应金额的发票佐证，用拼凑出来的数据搪塞存在证据不足，更何况亨凯特公司还于2016年8月6日支付了34705元，有该笔付款存在。5.一审认定亨凯特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22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8月6日支付的金额分别为53836元、8000元、34705元的款项无法与增值税发票对应，应为双方2015年7月28日之前货物买卖的应付付款，缺乏证据证明，是错误的。双方交易，并非全部先开票后付款，也存在先付款再开票，如此，上述付款为何不是支付2015年7月28日之后开具发票项下货款。一审采用两套标准判断亨凯特公司付款与否，自相矛盾。二、鑫凌宇公司明确其主张的货款53706元系其提供的金额为65115元及2721元的两张发票项下货款，那么其提供的“信用结算凭据”是否真实就可忽略，争议焦点应是“亨凯特公司是否支付了上述两笔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规定，可知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身仅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并不能作为卖方的交货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鑫凌宇公司在一审时陈述“发票金额是亨凯特公司预算的大致金额，等工程结束时双方进行结算补开发票”，可证明鑫凌宇公司开具发票不等于其已交付货物，也即发票金额并不必然等于当时应收货款金额。双方从2013年开始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鑫凌宇公司主张的两张“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货款，其中开票日期为2016年04月28日，金额为65115元发票项下货款，亨凯特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转账支付65118元；开票日期为2017年1月05日，金额为2721元，亨凯特公司于2017年1月5日转账支付3025元，多出的304元是支付之前的货物余款。鑫凌宇公司主张2016年5月30日转账支付65118元系支付2016年04月28日前的货款，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其提供的发票也没有刚好金额一致的，且对亨凯特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8月6日分别向鑫凌宇公司转入53836元、8000元、34705元的货款，未提供相应的供货证明或发票加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假设鑫凌宇公司提供的发票对应的货款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已履行了交货货物，那么以亨凯特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记载的付款金额加上鑫凌宇公司确认的付款金额合计364117.8元，减去鑫凌宇公司提供的发票金额合计321282.8元，余款42835元。如此，是完全可证实亨凯特公司已付清货款。鑫凌宇公司对此有异议但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鑫凌宇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主张，亨凯特公司并未拖欠货款。 鑫凌宇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亨凯特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亨凯特公司拖欠鑫凌宇公司货款53706元的事实，不仅依据案外人张海富向鑫凌宇公司出具的费用结算凭证和鑫凌宇公司向亨凯特公司开具的两张合计金额为67836元的发票证据而认定，而是综合其他证据进行评判的基础上，作出的公正判决。 鑫凌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亨凯特公司偿还鑫凌宇公司货款53706元及利息（利率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亨凯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鑫凌宇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批发零售电线、电缆等业务的企业，亨凯特公司是一家从事电气设备批发、电气安装等业务的企业，鑫凌宇公司、亨凯特公司之间是业务往来关系，亨凯特公司向鑫凌宇公司购买电线、电缆用于其承揽工程建设。自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份期间，亨凯特公司曾多次向鑫凌宇公司购买电线、电缆，经结算，截止2017年5月6日，亨凯特公司尚欠鑫凌宇公司电线、电缆货款共计53706元。为催讨欠款，鑫凌宇公司方曾多次找亨凯特公司催要，然而，亨凯特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 亨凯特公司在一审辩称，鑫凌宇公司请求的发票项下所载两笔货款，亨凯特公司已于2016年5月30日及2017年1月5日付清。鑫凌宇公司主张货款提交的信用结算凭据与其提交的专用发票存在矛盾，不具备真实性。2016年5月6日，信用结算凭证显示电缆材料，与专用发票品名公牛排插不一致，且金额也不相符。鑫凌宇公司提交的信用结算凭据除了2016年5月6日这一张，还有多张（2016年5月13日-2016年12月28日）亨凯特公司均已付清。综上，鑫凌宇公司的证据相互矛盾，付款说辞也不符合交易习惯，鑫凌宇公司诉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6日，案外人张海富向鑫凌宇公司出具一份信用结算凭据，客户名称显示为“亨凯特”，载明应收款数额为53706元，并注明“发票已开65115”。案外人张海富2013年1月份至2016年9月份在亨凯特公司缴纳社会保险。 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7日、2017年1月5日，亨凯特公司分别向鑫凌宇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入7005元、4100元、3025元。 2016年4月28日，鑫凌宇公司向亨凯特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511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电缆、公牛排插。2017年1月5日，鑫凌宇公司向亨凯特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721元的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为电线电缆。 一审另查明，2015年7月28日，2015年8月28日、2015年9月25日、2015年10月27日、2016年2月24日、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27日，鑫凌宇公司分别向亨凯特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8757.8元、95501元、3580元、11059元、45118元、11021元、84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8月22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8月6日、2015年12月18日、2016年2月4日、2016年4月25日、2016年5月30日、2016年7月22日，亨凯特公司分别向鑫凌宇公司的账户中转入53836元、8000元、34705元、5万元、10万元、18897.8元、65118元、19431元。 另查明，鑫凌宇公司因提起本案诉讼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闽0206财保214号民事裁定书。鑫凌宇公司因此支出保全申请费557元。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鑫凌宇公司为支持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载明日期分别为2016年5月13日、2016年7月1日、2016年9月5日、2016年9月19日、2016年10月15日、2016年10月7日、2016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6日、2016年12月16日、2016年12月26日、2016年12月28日的信用结算凭据，欲证明2016年5月6日起至2016年12月28日期间亨凯特公司曾向鑫凌宇公司购买电缆线。亨凯特公司对信用结算凭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签字字迹看不清楚，金额也与鑫凌宇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和品名对不上。一审法院经审查，2016年5月13日、2016年7月1日、2016年9月5日、2016年9月19日、2016年10月15日、2016年10月7日、2016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6日、2016年12月16日、2016年12月26日、2016年12月28日的信用结算凭据中体现的金额分别为110元、975元、2775元、1140元、110元、540元、380元、975元、2140元、4100元、195元、380元、310元，总额为14130元，与2016年5月6日的信用结算凭据金额53706元之和为67836元；2016年4月28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65115元与2017年1月5日的发票金额2721元之和亦为67836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鑫凌宇公司提交的上述结算凭证虽无法证明系亨凯特公司工作人员出具，但结算凭证数额可与鑫凌宇公司开具的发票的金额相互印证。 一审庭审过程中，鑫凌宇公司陈述：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亨凯特公司先下单，鑫凌宇公司收到厂家货物后通知亨凯特公司验货，2016年5月6日那批货验货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由于其中一个批次的货物不符合双方约定，鑫凌宇公司又向厂家重新订货，到货时间及亨凯特公司提货时间均为2016年5月6日；发票是验货时鑫凌宇公司根据亨凯特公司要求开具的，发票金额是亨凯特公司预算的大致金额，等工程结束时双方进行结算补开发票；鑫凌宇公司与亨凯特公司之间存在十多年业务往来，本案鑫凌宇公司主张的是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交易结算；鑫凌宇公司与亨凯特公司之间是连续性的交易往来，后面的数额较小，亨凯特公司在鑫凌宇公司的催促下就将小金额的支付；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鑫凌宇公司向亨凯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总金额为234015.8元，亨凯特公司支付的款项为234015.8元。亨凯特公司陈述，2013年之前双方就有货物买卖往来，2016年5月30日支付的65118元包括2016年4月28日开具金额为65115元的那批货物；张海富原来是公司员工，2015年底离职了，当时经办人员没有及时报减员，因此一直账户扣款缴纳了社会保险，亨凯特公司从未授权张海富签署结算凭证。 一审法院认为，鑫凌宇公司与亨凯特公司均陈述双方2013年之后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张海富于2013年1月份至2016年9月份在亨凯特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亨凯特公司虽辩称张海富已经于2015年底离职，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亨凯特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张海富在2016年5月6日向鑫凌宇公司出具的信用结算凭据时为亨凯特公司的工作人员，亨凯特公司应对张海富出具的信用结算凭证中的货款金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张海富载明应收款数额为53706元，并注明“发票已开65115”，可与鑫凌宇公司提交的2016年4月28日开具的金额为65115元的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同时与鑫凌宇公司提交的其他信用结算凭证、2017年1月5日开具的发票金额2721元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5月6日之后鑫凌宇公司共向亨凯特公司供货67836元。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鑫凌宇公司共向亨凯特公司开具金额为234015.8元的发票，2015年12月18日、2016年2月4日、2016年4月25日、2016年5月30日，亨凯特公司分别向鑫凌宇公司的账户中转入5万元、10万元、18897.8元、65118元的款项，款项总金额亦为234015.8元，可与发票金额相互印证。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27日鑫凌宇公司分别开具了金额为11021元、8410元的发票，可与2017年7月22日亨凯特公司支付的19431元款项相对应。鑫凌宇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2017年15日共开具67836元的发票可与相应的信用结算凭证印证，亨凯特公司仅于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7日、2017年1月5日分别支付7005元、4100元、3025元货款，尚有53706元货款尚未支付。鑫凌宇公司请求亨凯特公司支付上述未付货款，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亨凯特公司未依约支付货款，必然给鑫凌宇供公司造成资金占用损失，鑫凌宇公司主张亨凯特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鑫凌宇公司因提起本案诉讼申请财产保全产生保全申请费557元，系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依法应由违约方即亨凯特公司承担，亨凯特公司应将该部分款项支付给鑫凌宇公司。双方均确认2013年起开始起有买卖货物关系，2014年8月22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8月6日亨凯特公司分别向鑫凌宇公司的账户中转入53836元、8000元、34705元的款项无法与增值税发票向对应，应为双方2015年7月28日之前货物买卖的应付货款。亨凯特公司关于其已经足额支付货款的抗辩意见，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市鑫凌宇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3706元及逾期支付货款的资金占用利息（以5370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2月13日起计实际支付货款之日止）；二、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市鑫凌宇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支付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费557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亨凯特公司认为2016年5月6日案外人张海富向鑫凌宇公司出具一份信用结算凭据，客户名称显示为“亨凯特”，载明应收款数额为53706元，并注明“发票已开65115”，并未确认该结算凭据系张海富提供，2016年4月28日鑫凌宇公司向亨凯特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5115元、货物名称为电缆、公牛排插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2016年5月6日金额为53706元的信用结算凭据中的时间、金额、品名都对不上。鑫凌宇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另查明，从双方历史的交易情况来看，双方在交易中形成了先开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 本院认为，鑫凌宇公司与亨凯特公司自2013年之后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张海富在2016年5月6日向鑫凌宇公司出具的信用结算凭据时为亨凯特公司的工作人员，亨凯特公司应对张海富出具的信用结算凭证中的货款金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张海富载明应收款数额为53706元，并注明“发票已开65115”，可与鑫凌宇公司提交的2016年4月28日开具的金额为65115元的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同时与鑫凌宇公司提交的其他信用结算凭证、2017年1月5日开具的发票金额2721元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5月6日之后鑫凌宇公司共向亨凯特公司供货67836元。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鑫凌宇公司共向亨凯特公司开具金额为234015.8元的发票，2015年12月18日、2016年2月4日、2016年4月25日、2016年5月30日，亨凯特公司分别向鑫凌宇公司的账户中转入5万元、10万元、18897.8元、65118元的款项，款项总金额亦为234015.8元，可与发票金额相互印证。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27日鑫凌宇公司分别开具了金额为11021元、8410元的发票，可与2017年7月22日亨凯特公司支付的19431元款项相对应。鑫凌宇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2017年15日共开具67836元的发票可与相应的信用结算凭证印证，亨凯特公司仅于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7日、2017年1月5日分别支付7005元、4100元、3025元货款，尚有53706元货款尚未支付。综上，鑫凌宇公司举证的信用结算凭证、发票等能够对应，并形成优势证据，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元，由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林 审判员 洪培花 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范亲敏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