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3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群霞,女，1966年5月2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意，女，1994年2月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丽，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颖，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红琴，女，1969年10月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卫，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施锦明，男，1934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胡群霞、施意与上诉人施红琴、上诉人施锦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各方均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8）苏0602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群霞、施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明施卫平与他人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明显不足。钱汇入施红琴账户中，施红琴即具有了相应的处分能力，施红琴如何处理不当得利所得的钱款与胡群霞、施意无关。胡群霞、施意作为不当得利的债权人只能要求不当得利人施红琴返还。胡群霞、施意在一审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施红琴返还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追加施锦明为原审第三人后，在胡群霞、施意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判令施锦明向胡群霞、施意返还不当得利189400元，严重超出了胡群霞、施意的诉讼请求。胡群霞、施意起诉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审法院将民间借贷案件合并审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一由一案的原则。一审判决针对诉求的6.5万元不予处理，违反了公平正义。施红琴存在与他人串通，虚假诉讼的嫌疑，请求将涉案线索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施红琴辩称，其一审已提供了借条、汇款依据、证人证言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也与施卫平临终前对其的交代相一致，且其将款项归还的时间在本案起诉前，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施红琴将款项交给施锦明系完成施卫平的意愿。胡群霞、施意所称将民间借贷合并审理的说法不能成立。胡群霞、施意诉称的6.5万元是施卫平经营旅馆涉及的费用，根本不是不当得利，一审未处理正确。施红琴不存在与他人串通，虚假诉讼的行为。 施锦明辩称，同意施红琴的答辩意见。 施红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胡群霞、施意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胡群霞、施意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就案涉施卫平汇给施红琴的36万元，一审判决将施红琴用于归还施卫平借款本息的事实予以了认可，事实上就是认可了施红琴按施卫平意愿处理36万元的事实。但一审判决此后又认定施红琴将剩余款项189400元打给施锦明违反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原则，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事实上，施红琴将剩余款项189400元打给施锦明也是施卫平的意愿，该行为也应当得到认可。施红琴按施卫平的意愿处理所托事项，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查明施卫平是否违反处分原则，所以无论施卫平是否违反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原则，均不能否认施红琴处理该款项没有违背施卫平意愿的事实。施红琴处理该款项的行为合法有据。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庭审已经查明施红琴按施卫平意愿将全部款项处理完毕，施红琴没有获取任何利益，理应驳回胡群霞、施意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由施锦明将款项交施红琴后返还给胡群霞，该判决与胡群霞、施意的诉讼请求不符。一审判决已认定施红琴没有获取任何利益，施红琴的行为即没有任何过错，一审判决仍判令施红琴承担诉讼费用显然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胡群霞、施意辩称，施红琴是没有能够提供书面的授权和遗嘱来证明是按施卫平意愿将全部款项处理完毕，而且施红琴将款项打给施锦明的时间是在胡群霞和施意起诉的诉讼期间，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胡群霞和施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施锦明述称，同意施红琴的上诉意见。 施锦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胡群霞、施意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胡群霞、施意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就案涉施卫平汇给施红琴的36万元，一审判决将施红琴用于归还施卫平借款本息的事实予以认可，事实上就是认可了施红琴是按施卫平意愿处理36万元的事实。但一审判决此后又认定施红琴将剩余款项189400元打给施锦明违反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原则，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显然前后矛盾。事实上，施红琴将剩余款项189400元打给施红琴也是施卫平的意愿，施锦明提供了很多取钱用于儿子施卫平看病的证据，胡群霞、施意对施锦明取钱用于儿子施卫平看病没有异议，只是说没有借款的意思，但施锦明这个钱也不是送给儿子，是用来让儿子看病救命的钱，儿子救不回来，难道这个钱就不是施锦明的钱了?最起码施红琴是按儿子施卫平的意愿处理，她将剩余的钱给施锦明就是完成儿子施卫平的意愿。剩余的钱现在施锦明处，与施红琴没有关系，胡群霞、施意如果认为这个钱是她们的，应该向施锦明主张。一审判决要施锦明将钱给施红群再返还给胡群霞、施意，完全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胡群霞、施意辩称，同对施红琴上诉理由的答辩意见。 施红琴述称，认可施锦明的上诉意见。 胡群霞、施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施红琴返还胡群霞不当得利39.25万元（36+3.25）；2.判令施红琴以36万元为基准自2017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判令施红琴以3.25万元为基准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3.判令施红琴返还胡群霞、施意不当得利2.16万元；4.判令施红琴以2.16万元为基准，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5.判令施红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施卫平于2018年7月5日死亡。施卫平生前与胡群霞系夫妻关系，与施意系父女关系，与施红琴系兄妹关系，与施锦明系父子关系。施锦明共育有一儿一女，即儿子施卫平和女儿施红琴。自2016年3月10至2018年6月29日，施锦明共计取款439616.77元。 2016年9月19日，施卫平、胡群霞（出卖方、甲方）与马杰、帅培（买受方、乙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通售买卖201621157号）一份，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南通市景华城3幢701室房屋出卖给乙方，成交总价款90万元。2016年12月9日，施卫平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34）收到马杰、帅培购房款53万元。2016年12月22日，施卫平将该账户中30万元买入理财产品、5万元买入基金产品。2017年11月7日，施卫平收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30万元及收益12323.01元。2017年11月10日，施卫平收回上述基金产品赎回款50623.56元。2017年11月17日，施卫平通过其上述建设银行账户将36万元汇入施红琴名下账户（账号：62×××19）。 2018年7月4日，施红琴通过POS机分两次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付38万元和2万元。同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具收据（No.0084543），其上载明：“今收施卫平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系付肝移植费。”施红琴陈述：“2017年11月17日收到施卫平转账的36万元后又转到另外一张卡上，最后付给医院是从农行卡走的共计40万元，其中包含案涉的36万元，后因为施卫平去世，医院就全额退还了40万元。” 2017年11月7日，朱菊英通过银行卡现金存款方式向施卫平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5）存入42000元。2018年10月18日，施红琴向朱菊英转账51100元，朱菊英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施红琴代其哥哥施卫平偿还向本人借款计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整，利息1100元。特列此具。”落款处有朱菊英在收款人后签名。 2017年11月9日，施卫平向任炜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任炜人民币伍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1万元壹年500元计算。”2018年3月4日，施卫平又向任炜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任伟人民币伍万元整，借期一年，到期付息2500元。”2018年11月26日，施红琴向任炜转账104200元，任炜亦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施红琴代其哥哥施卫平偿还向本人借款计人民币100000元，大写十万元正，及借款利息4200元，合计人民币壹拾万肆仟贰佰元正。特此列据。”落款处有任炜签名并捺印。 2018年6月7日，胡威通过支付宝向施卫平名下支付宝账号转账5000元。2018年10月18日，施红琴向胡威转账5100元，胡威于同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施红琴代其哥哥施卫平偿还向本人借款计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及借款利息100元，合计人民币伍仟壹佰元整。特此证明。”落款处有胡威签名并捺印。 2018年6月8日，谢海通过其手机银行向施卫平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5）跨行汇款10000元。2018年10月18日，施红琴向谢海转账10200元，谢海于同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施红琴代其哥哥施卫平偿还向本人借款计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及借款利息200元，合计人民币壹万零贰佰元整。”落款处有谢海签名并捺印。 一审庭审中，经施红琴申请，一审法院通知谢海、任炜、唐雪英、陈乃东、朱菊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谢某,4称：“我与施卫平亦师亦友，和胡群霞、施意、施红琴都熟悉的。收条和支付凭证都是真实的，我打1万元给施卫平是因为其看病要用钱通过微信向我借的，借的1万元已经拿到，是施红琴还的，借的时候没有约定利息，所以还的时候多还了200元，共收到10200元。”证人任某,4称：“我与胡群霞见过一次，施意没见过，和施红琴认识的。借条是施卫平写的，2017年那笔是现金在银行里交接的，2018年那笔是转账的。收条是我写的，并把借条原件还给施红琴了，因为其将出借的本金及利息104200元转账给我了。”证人唐雪英作证称：“我是施红琴的表嫂，施卫平是我老公的表弟，平时和施卫平家也有走动，施卫平生病也去看望送人情的。平时亲戚叫我的小名菊萍。2018年6月24日上午，在南通三院，我去看望施卫平。施卫平说要去上海换肝钱不够要来借，可能要借100万元，还说他手里有36万元，能换的换一下，不能换的话这个钱就还向其他人借的钱，多下来的给他爸爸可能还不一定够。本来施卫平想问我借的，说叫施红琴来我家拿，后来人走掉了，我就没来得及借。”证人陈乃东作证称：“我和施卫平、施红琴是朋友关系，和胡群霞、施意不熟悉。施卫平生病期间我去看过三次，还陪护的，都是和施红琴交接的。施卫平生病期间没见胡群霞、施意来过，他也跟我提过他和胡群霞、施意关系很不好。2018年6月23日晚上我去南通三院陪夜换施红琴的班，24日上午他说，这个钱是用来换肝看病的，如果换不成，有36万元交给施红琴处理，一部分用来还向外面借的钱，之所以给施红琴处理是因为怕他老婆不还，因为他老婆和借钱的朋友都不认识，还有剩下来的给他父亲养老。”证人朱菊英作证称：“我和施红琴是表姐妹，施卫平是我表哥。施卫平向我借了5万元用来看病买药，其中4.2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给他的，剩下8000元是在2017年11月3日早上我从家里带现金给他的。施卫平说的利息要比银行利息高，我说因为是亲戚。后来施红琴向我还钱的，收条也是我写的。” 雅阁宾馆系施卫平所经营，后交由施红琴代为管理。2018年7月9日、10日，施红琴代为支付雅阁宾馆租金138000元及卫生费3600元。2018年9月8日至2018年11月6日，施红琴持施卫平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账号：62×××75）先后支取现金65000元。2018年12月底，施红琴制作宾馆明细单（2018.7-2018.12）一份并交给胡群霞的弟弟胡群昇，其上载明：“2018.7-2018.12营收126931，原卡内资金68000，以上合计194931,2018.7-2019.7房租138000,2018.7-2018.12日常支出51296，以上支出合计189296。2018.7-2018.12实现收入5635元。”2019年1月28日，施红琴另制作宾馆明细单（2019年1月1日-1月27日）一份并交给胡群霞，其上载明：“总营收21649.9，日常支出10476，实际营收11173.9。备注：1月份房租已在7月-12月中支出。”胡群霞、施意确认收到上述两份明细单。胡群霞陈述：“当时只是接受，不是认可，应为经营事项，与本案无关，如存在开支，亦存在收益，施红琴应与胡群霞、施意进行清算，而不是不当占有、使用胡群霞、施意的财产。接收的时候没有异议，现在有异议，接收时只提供了自己做的清单，没有提供发票。”施红琴陈述：“他们姐弟俩当时都是认可接受的，没起诉前我就把6.8万元做到账上了，作为营收的，宾馆在1月28日已经交给对方了。” 2019年2月14日，施红琴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9）向施锦明名下江苏银行账户（账号：62×××84）转账1894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胡群霞、施意主张返还的不当得利由两部分组成，即36万元和65000元。关于案涉36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施红琴收到施卫平汇付的36万元，此无异议，施红琴主张其是按照施卫平的意愿进行处分。一审法院认为，案涉36万元系胡群霞与施卫平出售其共同共有房屋所取得的53万元购房款中的一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施卫平生前曾向任炜、朱菊英、胡威、谢海借款共计165000元，上述借款系施卫平为看病所借款项，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施红琴归还借款本息共计170600元，其中利息5600元亦在合理范围内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述借、还款有施卫平出具的借条、借款人的收条、借款凭证、证人证言、施红琴的还款记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佐证，已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达到高度盖然性。胡群霞、施意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施红琴系根据施卫平的指示进行还款予以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施红琴的上述还款行为导致胡群霞与施卫平的夫妻共同债务归于消灭，有法律上的根据。对于剩余的189400元，因胡群霞与施卫平生前并未就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进行约定，应当视为共同共有，非为日常生活所需任何一方无权就全部财产进行处分。虽然施锦明主张其取钱给施卫平看病花费将近40万元，但并未提供形成借贷关系的证据。施卫平授意施红琴将剩余款项打给施锦明，违反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原则，该行为无效，施红琴的转账行为自始欠缺法律上的根据，应当予以返还。因施红琴不存在主观恶意，同时，关于不当得利返还的标的，应当为收益人取得的利益，而非受损人的损失，本案中施红琴并未实际获益，故对于胡群霞、施意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65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施红琴系受施卫平委托代为管理雅阁宾馆，双方之间实际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后施卫平死亡导致委托终止，但在委托人的继承人承受委托事务前，为防止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施红琴仍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务。同时，施红琴已将该65000元计入宾馆的营收并形成宾馆明细单，胡群霞、施意在接收该明细单时亦未提出异议。施红琴并未实际取得该65000元，且施红琴的支取行为系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胡群霞、施意抗辩称施红琴没有提供发票，且应与胡群霞、施意进行清算，一审法院认为，如胡群霞、施意认为施红琴在处理受托事务时有损害委托人权益的情形，可以另案主张，本案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一条、第四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由施锦明将189400元交由施红琴返还给胡群霞；二、驳回胡群霞、施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57元，由胡群霞、施意负担6155元，施红琴负担1702元。 二审中，胡群霞、施意提交施卫平生平档案材料中的2003-2008年的劳动合同，以证明施卫平生前的签名与任炜借条上的签名字迹不一致。施红琴、施锦明质证称，证据真实性由法庭审核，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一审中已提供了当时任炜借钱把钱汇给施卫平的依据。施红琴提交与任炜和胡威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在胡群霞、施意起诉以前任炜、胡威就通过微信向施红琴提出还款要求，因为他们都知道施卫平是委托施红琴还款的，与施红琴一审中陈述的施卫平交代由施红琴负责归还款项完全印证，与一审证人证言及转账记录一致，胡群霞、施意在上诉状中诉称的所谓虚假诉讼完全是无中生有。胡群霞、施意质证称，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施锦明对施红琴的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胡群霞、施意、施红琴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但胡群霞、施意提交的劳动合同中施卫平的签名与任炜借条上的签名从肉眼看并无明显差异，胡群霞、施意亦无证据证明任炜借条上施卫平的签名虚假，故胡群霞、施意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施红琴一审提交的施卫平出具的借条、借款人的收条、借款凭证、证人证言、施红琴的还款记录及当事人陈述，以及施红琴二审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达到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施卫平向有关人员借款及施红琴代为还款的事实。因胡群霞、施意主张案涉36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施红琴抗辩主张其是按照施卫平的意愿进行处分，并为此提交代施卫平偿还借款的证据。故对于施卫平向有关人员的借款行为一并审查系为审查施红琴的抗辩主张能否成立，胡群霞、施意上诉所称一审将民间借贷案件合并审理，违反一由一案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胡群霞、施意上诉所称施红琴与有关人员串通、虚假诉讼的主张亦因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根据施红琴对案涉36万元款项的处分行为及有关人员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施红琴系根据其胞兄施卫平的意愿处理该款项，该处分行为符合人伦常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施锦明自2016年3月10至2018年6月29日，共计取款439616.77元，其主张取款用于给其儿子施卫平看病吃药，该陈述可信度较高，亦符合父慈子孝的中国社会伦理。在此情况下，胡群霞、施意起诉施红琴返还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且施锦明作为施卫平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亦有权继承施卫平的遗产。故对胡群霞、施意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胡群霞、施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施红琴、施锦明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8）苏0602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胡群霞、施意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8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57元，均由胡群霞、施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 玮 审判员 刘彩霞 审判员 杜太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