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324行初127号 原告高运儒，男，1948年2月20日出生，仡佬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农民，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冯建学，系贵州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务川县政府”）。地址：务川自治县都濡镇杨村村新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6761353185E。 法定代表人肖扬，系务川县政府县长。 出庭负责人张宗武，系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旭林，系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学英，女，1971年2月5日出生，仡佬族，小学文化，农民，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申健，系务川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街道岩湾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岩湾村委”）。 法定代表人王贵，系岩湾村委主任。 原告高运儒不服被告务川县政府颁发给高学英的黔（2018）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63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19年9月16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19）黔03行初577号行政裁定书，将该案移交正安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登记立案后，于同年11月6日向被告务川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岩湾村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在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运儒及其委托代理人冯建学、被告务川县政府的出庭负责人张宗武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旭林、第三人高学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申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岩湾村委法定代表人王贵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务川县政府于2018年6月8日向高学英颁发黔（2018）务川××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63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006308号土地承包证”），该006308号土地承包证载明：发包方系岩湾村委，承包方代表为高学英，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合同代码是：520326002208010073J；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承包方家庭成员为：户主高学英、高学英之夫夏吉刚、长子夏鸿运、次子夏嘉乐、长女夏弘琴。承包地总面积为18.36亩；承包地块总数为39块。 原告高运儒诉称：2019年9月收到务川县法院传票，原告才知道被告将原告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的一部分颁发给高学英。高学英与原告系同胞兄妹，出嫁到涪洋镇涪洋村。1994年农村土地下户时，原告代表家庭获得了原都濡镇团期村上院子组的土地。2018年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形下，将原告承包的土地的一部分，单独颁证给已出嫁到涪洋镇涪洋村的高学英，损害了原告代表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益，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请求撤销006308号土地承包证。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高运儒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号证据-高运如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高运儒代表家庭在1998年承包了原都濡镇国旗村上院子组的土地，承包人口为9人。 2号证据-高运儒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高运儒代表家庭在2002年承包了原上院子组的土地，承包人口为8人。 被告务川县政府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与高学英系同胞兄妹，为同一家庭成员。2002年6月18日，以原告高运儒为户主，承包了“黄岩、草母苏长竹”等十宗土地，原承包人口为9人。2016年7月13日，岩湾村根据《都儒街道岩湾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对岩湾村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登记颁证工作。期间原告与高学英共同向工作组人员提出分户颁证要求，故工作组分别对原告高运儒和第三人高学英进行承包地块调查，后高运儒在其承包经营权范围内进行了签字确认。根据高运儒签字确认的承包地调查情况，工作组进行了承包地归户公示，高运儒在公示期间未提出任何意见，并书面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根据该申请，原告高运儒与岩湾村委于2018年11月15日签订了《务川××自治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合同中明确载明了原告承包地块名称、四至边界及面积，不存在原告所述不知情的情形。原告在承包地调查期间已经知晓其承包地的范围及面积，并签字确认，且在公示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 高学英的006308号土地承包证于2018年6月8日颁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之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符合起诉条件，理应裁定驳回。 综上所述，原告诉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已过诉讼时效，理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但鉴于原告与高学英系同胞兄妹，应和谐共处，避免增加家庭矛盾及诉累，妥善协商处理好土地承包分配的问题。 被告务川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号证据-高运儒2002年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拟证明原告高运儒在2002年6月18日以自己为户主，承包了“黄岩”等十块土地，承包人为9人。 2号证据-《都儒街道岩湾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拟证明岩湾村委于2016年7月13日，为新一轮土地承包登记工作颁布了方案，并对该方案进行了公示。 3号证据-《承包土块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拟证明原告已对自己所承包的地块进行了指界，并在调查表上签字确认，表明其对分户后自己承包的土地具体情况知情。 4号证据-编码为：520326002208010058J的《务川××自治县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拟证明原告与岩湾村委于2018年11月15日签订了承包合同，表明其对分户后自己承包的土地具体情况知情。 5号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主动向岩湾村委申请承包分户后的土地，表明其对分户后自己承包的土地具体情况知情。 6号证据-006308号土地承包证；承包方代表为高学英的《承包地块示意图》。拟证明高学英于2018年6月8日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务川县政府未向本院提供法律依据，其在庭审中表明，其作出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为：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 第三人高学英述称：一、006308号土地承包证系高学英合法承包，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1、高学英原系都濡镇国旗村上院子组村民，在1984年土地下户时，以父亲高登怀为户主，高学英与父亲高登怀、母亲徐德香、三姐高素娟、四姐高运娟以及奶奶共六口人承包的土地。原告以其为户主，另外承包的土地，其承包人口为四人。2、高学英与两个姐姐先后出嫁，高学英于1995年出嫁到涪洋镇涪洋村街道一组，奶奶与父母亲先后去世。父亲于1997年去世后，母亲单独生活，生活费用都是高学英和两个姐姐负责，原告从来不管不问。后来原告将母亲徐德香居住的房屋拆除，母亲无房居住，原告又不同意母亲与其一起居住，在无奈之下，高学英与三姐、四姐协商，将母亲接到涪洋镇与高学英一起生活，费用由高学英与四个姐姐负责。2018年7月10日（庭审中说明是2018年7月7日），母亲去世，根据其生前要求，拟安葬在都××街道××村国旗组，高学英多次找原告协商，要求原告将母亲接回安葬，但原告拒绝，高学英无奈，只好将母亲安葬在涪洋镇。3、在高学英与两个姐姐出嫁、母亲没有到涪洋生活期间，原以父亲高登怀为户主承包的土地，是母亲在管理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原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高学英与两个姐姐的承包权。 二、务川县政府颁发的006308号土地承包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高学英与两个姐姐协商，在母亲去世后，将原以父亲高登怀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变更为高学英为户主。两个姐姐同意后，高学英找到务川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要求将原以父亲高登怀为承包户主承包的土地，变更高学英为户主。由于具体工作人员了解高学英的家庭情况，同意变更户主进行登记并颁发了006308号土地承包证。该证上登记的土地全部是原以父亲高登怀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并没有侵犯原告的权利。 三、高运儒没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在1984年是以自己为户主承包的土地，而高学英是以父亲高登怀为户主承包的土地。高学英要求变更户主，是本承包户内的问题，原告无权干涉。 综上所述，高学英作为原都濡镇国旗村上院子组村民，在该组承包了土地，外嫁后，在涪洋镇涪洋村街道一组没有重新分得土地，有权对原在都濡镇国旗村上院子组的土地进行承包经营，因此务川县政府向高学英颁发的006308号土地承包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第三人高学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岩湾村委未提供参诉意见，也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务川县政府对原告1-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认为原告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地块为25块，而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地块只有10块，且地名存在较大差异；不能证明原告代表的家庭成员情况，也不能证明其承包土地的具体名称地块和范围。第三人高学英一方表示，其质证意见与务川县政府一致。 原告高运儒对被告务川县政府的1-6号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6号证据不能证明务川县政府颁发给高学英的承包经营权证的合法性，务川县政府没有提供权属来源的承包合同。第三人高学英一方对被告务川县政府的1-6号证据也无异议，但特别说明，高学英不清楚本属于高学英家庭承包的土地，已登记在原告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 原告高运儒和第三人高学英对被告务川县政府作出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确认原告1-2号证据的真实性；确认被告1-5号证据、6号证据中证据的真实性；被告6号证据中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本案证据范畴。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运儒与第三人高学英系同胞兄妹，原系务川××自治县都濡镇岩湾村（团期村）上院子组村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实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高运儒、高学英兄妹及其他家庭成员，承包了岩湾村上院子组的土地。原告高运儒表示，当时包括其父高登怀、其母徐德香、第三人高学英等家庭成员九人，是以高运儒为承包户主，共同承包的岩湾村上院子组的土地。第三人高学英表示，其父高登怀、其母徐德香、三姐高素娟、四姐高运娟以及其奶奶共六人，以高登怀为户主，共同承包了岩湾村上院子组的土地；原告高运儒以其为户主，单独承包了岩湾村上院子组的土地，承包人口是高运儒一家四人。即原告高运儒与第三人高学英对是否分户承包土地主张不同，但各方当事人对1984年的承包情况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1995年，高学英出嫁到务川××自治县涪洋镇涪洋村街道一组，后来户口迁移到该地。1997年，高运儒和高学英之父高登怀去世。 1998年土地延续承包期间，被告务川县政府向原告高运儒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该证上填写的承包户姓名为高运如（儒），人口为9人；被告务川县政府又于2002年向原告高运儒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该证上填写的承包户姓名为高运儒，人口为8人。原告高运儒、被告务川县政府、第三人高学英在庭审中都明确表明，高运儒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填写的承包人口9人，以及高运儒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填写的承包人口8人，都包括第三人高学英。 2018年6月8日，被告务川县政府向高学英颁发了006308号土地承包证。登记在006308号土地承包证上的土地（总面积为18.36亩；地块总数为39块），原告高运儒和第三人高学英虽然对是否分户承包土地主张不同，但均表明系1984年土地下户时承包的土地；在纠纷发生前，系原告高运儒在耕管。 2018年7月7日，高运儒和高学英之母徐德香去世。 另查明，被告务川县政府和第三人高学英在庭审中明确表示，颁发006308号土地承包证，没有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本院认为，根据2009年8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务川县政府作为案涉承包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具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职权。 根据2009年8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规定、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的规定，我国对农村土地的主要承包方式，仍然是家庭承包的方式，且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应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妇女结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仍然享有在原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承包权，即或承包户主发生变更，也不影响结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最为关键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依法来自生效的承包合同。在本案中，被告务川县政府、第三人岩湾村委（登记的发包方）、第三人高学英（登记的承包方）均未提交岩湾村委与高学英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且006308号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承包家庭并非岩湾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另外，即或第三人高学英主张与原告高运儒在1984年分属两个家庭各自承包土地，但务川县政府对006308号土地承包证上记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登记时（2018年6月8日），其母徐德香作为岩湾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尚未离世（2018年7月7日去世）。综上所述，被告务川县政府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在本案中，被告务川县政府除提供《都儒街道岩湾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外，没有提供其他向高学英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程序性证据，应当认定其颁证程序违法。 另外，被告务川县政府认为原告高运儒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高运儒知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第三人高学英主张高运儒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高学英亦认可高运儒在纠纷发生前实际耕管涉案土地，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务川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高运儒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8日向第三人高学英颁发的黔（2018）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63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再庆 人民陪审员  骆科旭 人民陪审员  李传孝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 助理  赵明健 书 记 员  胡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