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红，女，197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武重东昌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08号。法定代表人：李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华旻，湖北清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丽红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武重东昌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经过阅卷、调查，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故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丽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丽红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严重超过简易程序3个月审理期限，而长达19个月，超过法定期限仍然适用筒易程序结案，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一审法院2018年1月19日立案受理，直到2019年7月才作出一审判决，即便案情复杂，也应当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而本案19个月的审理期限，却依然适用简易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无视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亲自书写的与邓丽红具有劳动关系且愿意补偿的约定，否认双方关于劳动关系存续及补偿，导致本案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l.《承诺书》系东昌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用人单位自愿给予其员工进行买断工龄的补助以及支付养老补助的意思表示，应当视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待遇的承诺，一经签字生效受法律保护，在没有经过法院宣告其无效或者撤销前，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庭审中，东昌公司声称其受到了胁迫，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2.即便没有上述承诺书，由用人单位支付买断工龄的费用也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邓丽红一直跟随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重集团）工作，直至2004年改制进入东昌公司，2006年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锥开办武汉实佳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佳公司），邓丽红被派往实佳公司工作。东昌公司从未支付任何买断工龄或经济补偿费用，现邓丽红要求其支付买断工龄的费用，系要求其履行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合法权利，即使无《承诺书》，东昌公司也应当依法支付。3.东昌公司已经从改制前的单位武重集团获取了充足的利益保障，以及拆迁补贴用于支付改制时员工的福利待遇，保障改制员工的福利待遇，支付相关补偿金系东昌公司改制的时候对原单位武重集团的承诺，现在东昌公司拒不支付相关的福利待遇，是严重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三、一审法院认为没有签订承诺书所约定的《解除协议》，所以不应当补偿的观点，系公然支持东昌公司违法违约、不诚信的行为。1.向包括邓丽红在内的员工一次性支付养老以及买断工龄费用，《承诺书》已明确约定，只是标准待定，而相应的标准除非东昌公司另行约定高于国家标准，否则邓丽红有权要求按照武汉市的现行标准予以支付。2.东昌公司无故不履行《承诺书》的约定，不与包括邓丽红在内的人员签订《解除协议》，不支付承诺待遇，是严重不诚信的违约行为，东昌公司不能因其违约反而获益。四、一审法院无视邓丽红所提交的关于工龄连续计算的证据错误。1.东昌公司于2016年12月向邓丽红等人承诺签订解除协议并支付买断工龄费用，在解除协议尚未签署前，自然应当将工龄连续计算到解除时。2.邓丽红虽然曾经离开东昌公司单位到实佳公司工作，但并非本人意愿，且系东昌公司委派到自己的关联公司，工龄应当连续计算。(1)根据改制单位武重集团2017年3月28日的书面《证明》“该同志由改制后的武汉武重东昌机械贸易有限公司聘用上岗，其人事关系转到该单位，个人档案一直存在武重集团”。直到2016年3月28日出具证明之日，人事关系还在东昌公司，且档案一直保存在武重集团，其人事关系，档案存放未出现任何变更。(2)2017年3月11日，实佳公司对岗位变更进行了详细说明，调岗系因东昌公司安排，此证明与武重集团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3）根据两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实佳公司系2004年由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出资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一家关联公司，一直到2006年邓丽红被调岗后的三年即2009年才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邓丽红请求将工龄连续计算，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东昌公司发表答辩意见，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4年至2006年，本案关键证据《承诺书》中“目前尚未退休人员”是指在书写承诺书时即2016年12月8日仍与东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人员，而邓丽红不属于该类人员，故不存在与东昌公司签署解除协议的情形。请求驳回邓丽红全部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邓丽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昌公司向邓丽红支付2013年6月到2017年4月期间的工资46,900元；2.东昌公司向邓丽红赔偿2013年7月到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损失32,519.77元，并支付一次性养老补助金80,368.32元；3东昌公司向邓丽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71,196.71元。一审认定事实，邓丽红原属武重集团职工，2004年3月2日，武重集团作出重集【2004】19号《关于解除戴静等19名职工劳动合同的决定》，决定于2004年3月1日起解除武重集团与戴静等19名职工(含邓丽红）的劳动合同，由改制后的东昌公司聘用上岗。2004年3月，邓丽红入职东昌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06年5月，东昌公司为邓丽红办理失业保险缴费转出登记，此后邓丽红在实佳公司工作，工资由实佳公司发放。2006年7月至2013年6月，实佳公司为邓丽红缴纳社会保险费。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邓丽红自行在武汉市武昌区社保处流动人员专户缴纳社会保险费。2016年3月起，邓丽红在武汉康来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任财务负责人。2016年12月8日，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作出书面承诺书“东昌公司租赁房屋拆迁，承诺将部分拆迁补偿费发放给下列改制时职工：邓丽红等壹拾柒人，每人补偿玖万元整，另目前尚未退休的人员，按武汉市标准一次性支付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具体详情见解除协议”。2017年3月15日邓丽红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东昌公司向邓丽红：1.支付2013年6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工资46,900元；2.支付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损失32,519.77元，并支付2017年至2025年期间一次性养老补助金80,368.32元；3、支付2004年到2017年期间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71,196.71元。2017年12月27日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昌劳人仲裁字(2017)第6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邓丽红的仲裁请求事项。邓丽红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东昌公司提供了失业保险缴费职工花名册，邓丽红质证认为该名册上显示邓丽红性别是男，故对真实性有异议，但该名册中身份证号、个人医疗保险编号均与邓丽红的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性别应属笔误，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邓丽红与东昌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结合本案，2004年3月邓丽红经企业改制入职东昌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06年5月，东昌公司为邓丽红办理失业保险缴费转出登记，此后东昌公司再未为邓丽红缴纳社会保险费。2006年6月起，邓丽红在实佳公司工作，工资由实佳公司发放，社会保险亦由实佳公司缴纳至2013年6月。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邓丽红自行在武汉市武昌区社保处流动人员专户缴纳社会保险费。邓丽红从实佳公司离职后亦未再回到东昌公司工作。故邓丽红与东昌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4年3月至2006年5月。邓丽红主张其系被东昌公司安排至实佳公司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本案中邓丽红并未举证证明其与东昌公司及实佳公司符合上述规定情形，故对于邓丽红认为其系被东昌公司安排至实佳公司工作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邓丽红还主张依据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所作出的承诺，东昌公司应当支付一次性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但依据承诺书所述，一次性支付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具体详情见解除协议，但邓丽红与东昌公司并未实际签订解除协议。邓丽红与东昌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仅存续至2006年5月，故邓丽红要求东昌公司支付其2013年6月到2017年4月期间的工资、2013年7月到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损失、支付一次性养老补助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邓丽红主张东昌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结合本案，邓丽红并未举证证明东昌公司存在以上应当向其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情形，故对于其要求东昌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邓丽红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一审法院予以免收。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二审中，邓丽红自认《承诺书》中载明的拆迁补偿费9万元已于2016年12月12日收到，即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出具承诺书后第4天已支付该款项。亦自认其2004年与武重集团解除劳动关系时已领取买断金。二审查明，一审中邓丽红提交了实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东昌公司由原武重集团下属的企业改制而来，由李锥担任法定代表人，后因东昌公司拓展业务范围的需要，李锥与其他改制员工共同设立了实佳公司。2006年6月，因工作需要，邓丽红被东昌公司指派到实佳公司工作，2013年6月因实佳公司效益不好，邓丽红被安排回家待岗至今，待岗期间实佳公司未支付任何报酬及工资。东昌公司一审中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证明目的为东昌公司与实佳公司没有关联性。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刘斌文受让了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在实佳公司30%的股权，其中条款也约定了刘斌文将其持有的东昌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李锥。一审中邓丽红提交的企业信息查询单载明2009年4月22日股东名录实佳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刘斌文的自然人独资公司。二审另查明，2006年6月邓丽红社保缴费记录空白，之前由东昌公司缴纳，2006年7月开始由实佳公司缴纳。实佳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均为东昌公司的股东。东昌公司在仲裁阶段及一审庭审中均进行了时效抗辩。邓丽红于2017年3月15日向东昌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东昌公司与实佳公司均系独立的企业法人，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独立对外承担责任。邓丽红与东昌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4年3月至2006年5月。邓丽红认为其于2006年6月前往实佳公司工作，系非本人意愿由东昌公司委派到关联公司工作，工龄应当连续计算。结合实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东昌公司及实佳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东昌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以及邓丽红就在实佳公司工作期间本人及其他人员的工作内容等陈述，可以认定东昌公司与实佳公司之间的确存在业务重合、股东相互持股、工作人员委派等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确规定了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的五种情形，但该条款的适用前提为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具体到本案中，东昌公司为原用人单位，实佳公司为新用人单位。2006年5月，东昌公司为邓丽红办理了失业保险缴费转出登记，亦再未为邓丽红缴纳社会保险费，其后工资的支付与社保的缴纳均由实佳公司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东昌公司已于2006年与邓丽红解除劳动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虽实佳公司2013年6月开始未向邓丽红支付任何报酬及工资，邓丽红也于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自行在武汉市武昌区社保处流动人员专户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但根据邓丽红向一审提交的实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实佳公司2013年6月以后对邓丽红的安排为待岗，并未解除其劳动关系。邓丽红于2017年3月15日向东昌公司而非实佳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故邓丽红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由东昌公司承担其在东昌公司、实佳公司工作期间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如前所述，2006年6月开始，邓丽红与实佳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邓丽红主张东昌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6月到2017年4月期间的工资46,900元、2013年7月到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损失32,519.77元、一次性养老补助金80,368.32元，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邓丽红可另案依法向实佳公司主张权利。邓丽红还主张依据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锥所作出的承诺，东昌公司应当支付一次性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承诺书中“另目前尚未退休的人员，按武汉市标准一次性支付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具体详情见解除协议”争议焦点在于邓丽红是否属于尚未退休的人员，没有签订解除协议的人员能否享受一次性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当事人对协议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协议所使用的词句、签订协议的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如前所述，李锥签署承诺书时邓丽红早已于2006年就与东昌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且2009年李锥也将其持有的实佳公司股权转让给刘斌文，实佳公司已转变为刘斌文的一人公司，故该承诺书中的尚未退休人员指向的应为与东昌公司存续劳动关系的未退休人员。依据承诺书所述，一次性支付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具体详情见解除协议，但邓丽红与东昌公司并未实际签订解除协议。本院依法认定东昌公司不负有向邓丽红一次性支付养老和买断工龄费用的约定义务。关于本案是否应当发回重审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对因程序问题发回重审进行了严格限定，只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才能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案不属于上述情形，邓丽红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于法无据。综上，邓丽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丽红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祥审判员 廖艳平审判员 陶 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利钦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