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民终1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子生，男，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莉，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艳珍，福建沈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忠泉，男，195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扬锋，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福，福建闽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子生因与被上诉人吴忠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子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莉、余艳珍，被上诉人吴忠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扬锋、曾永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子生上诉请求：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陈子生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吴忠泉担任三明众祥公司高管职务或履行实施高管职责，应属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是一起委托合同纠纷，陈子生向法庭提交的4份《委托书》及《股东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吴忠泉为陈子生的事实和合法授权代理人，为陈子生和以陈子生名义、职务和身份，在三明众祥公司履行陈子生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参加三明众祥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营会议，并对前述所有提交会议所议事项，代表陈子生履行职责，并特别授权代理人吴忠泉行使表决权。正因如此，吴忠泉所提交的大量参加众祥公司经营决策会议的材料均是注明“参加会议人员吴忠泉”的身份是“股东陈子生委托”。吴忠泉参加众祥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营会议均是根据陈子生的委托，代表陈子生履行股东职责，并非吴忠泉诉称的受聘于众祥公司，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陈子生一审提交的证据9《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众祥公司聘任高管均是有任命书。但纵观全案证据材料未见一份吴忠泉受聘担任众祥公司的高管职务任名书。2.吴忠泉提供的所有与众祥公司经营决策有关的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均发生在陈子生授权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期间（即：2009年11月12日至2015年10月7日）。如若按吴忠泉所称，他不仅担任陈子生股东代理人，同时还受聘于众祥公司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为何吴忠泉提供的证据材料所反映他本人参加众祥公司经营决策、实施经营管理的时间均发生在吴忠泉被解除陈子生股东代理人身份之前，没有一份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是在吴忠泉被解除陈子生股东代理人身份之后。按理说即使吴忠泉被解除陈子生股东代理人身份，作为公司高管，他也应该能够提供出2015年10月7日之后参加众祥公司经营决策、实施经营管理的材料。但事实是吴忠泉在被解除陈子生股东代理人身份之后，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众祥公司的会议与事项。对此重要事实，一审判决未进行客观认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3.一审判决认为七份领款凭证有六份直接指明支付高管吴忠泉薪酬，就推断认定吴忠泉担任众祥公司高管职务，没有事实依据。①陈子生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2008年9月10日《三明众祥房地产幵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及2010年12月23日《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第十次董事会决议》证明：众祥公司的高管人员中还有主持公司全面工作的常务副总经理詹联灶，具体分管工程部工作的公司副总经理陈琨等人。詹联灶、陈琨也是众祥公司的高管，但是这些高管人员并不在案涉《领款凭证》发放名单中。可见案涉《领款凭证》的发放名单并不是指向公司高管。②.七份领款凭证中2011年至2015年的五张领款凭证“签收栏”写的是“股东签字”或“股东签收”，可见案涉款项的领款人是众祥公司的股东，否则领款凭证的签收栏也不会特别注明是“股东签字”或“股东签收”。而一审判决仅以领款凭证直接指明支付高管吴忠泉薪酬，就推断认定吴忠泉担任众祥公司高管职务，没有事实依据。③从领款凭证中可以看出，领款人不是股东就是股东代理人，所以一审判决以领款凭证推定吴忠泉担任众祥公司高管职务，明显与事实不符。④众祥公司由三名股东出资成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聘请公司高管应当由股东会决定，但本案中既无股东会决议，也无其他股东的证言证明众祥公司聘请吴忠泉为公司高管。显然一审认定吴忠泉为公司高管明显是故意歪曲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明本案基本客观事实情况下，推断认定吴忠泉担任众祥公司高管职务或履行实施高管职责，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案涉款项的发放对象、款项性质的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根据工商的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可知：众祥公司在工商登记的股东有三人：黄维谋、陈子生、邱军。结合大量的众祥公司的会议材料可知：吴忠泉是股东陈子生的代理人，邱斌是股东邱军的代理人。正因如此，七份领款凭证虽然有五份领款凭证写的姓名是“黄维谋”、“吴忠泉”、“邱斌”三人，但是领款凭证的签收栏写的却是“股东签字”或“股东签收”，可见款项的发放对象是公司股东，即：案涉款项是发放给公司股东陈子生的。2.一审判决简单以《领款凭证》上载明案涉款项的发放对象是吴忠泉，就认定案涉案项是发放给吴忠泉的。这一认定，与本案同时立案、同时判决的（2019)闽04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相矛盾。（2019)闽0402民初47号案件证据领款凭证上载明案涉款项的发放对象也是吴忠泉，但是47号判决书根据全案证据综合认定案涉款项是发放给陈子生的。所以本案一审判决简单以领款凭证上载明是谁，就认定案涉款项发放给谁，实属认定事实错误。3.吴忠泉声称案涉款项是众祥公司发给他的个人高管工资奖金，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吴忠泉证据4)。但经原一审法庭查明：吴忠泉提供的这份证据不是真实的，陈子生提供的《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复印件（陈子生证据4)与众祥公司保存的原件一致，但是一审判决却置原一审查明事实不顾，以双方各持有该董事会决议而均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各持的该董事会决议对于查明本案事实具有重要意义（查明吴忠泉是否有担任众祥公司的副董事长），且该董事会决议其中必有一份是真实的，一份是伪造的。为此，二审期间陈子生将申请法院查明，并要求追究提供虚假证据人的责任。4.案涉款项10325000元是众祥公司发放的，所以只有众祥公司能够说明该款项是要发放给谁。根据众祥公司2018年1月10日出具的《证明》可知：案涉款项10325000元是众祥公司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支付给公司总经理陈子生的年薪及年终奖。该《证明》与众祥公司董事会决议（陈子生证据9、4)的内容相互印证，即“陈子生系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决议：确定吴忠泉仅出席会议，年薪及公司所有报酬（税后）全部归陈子生所有”，从而证明案涉款项10325000元是众祥公司发放给陈子生的，该款项实际也是众祥公司给股东的预分红款。5.一审判决根据与本案无关的《协议书》（签订人：陈子生、吴忠华），推断认定吴忠泉履行实施众祥公司的高管职责，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案涉款项的性质实际是众祥公司的股东预分红款，是发放给公司股东陈子生的。一审判决关于案涉款项的发放对象、款项性质的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而作出不予支持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赔偿利息损失及按每月2%利率计付利息的认定，应属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事实及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陈子生所有，吴忠泉作为陈子生的代理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从众祥公司领取的案涉款项至今未转交给陈子生，其行为明显侵害了陈子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等。因此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赔偿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2.另一方面，吴忠泉未将陈子生所有的案涉款项交付给陈子生，而这一期间陈子生向他人（包括吴忠泉妻子）借款均是按每月1.5%至2%的利率计付利息，从而导致陈子生的利息损失，因此，陈子生要求吴忠泉按月利率2%赔偿利息损失是基于陈子生的实际损失而提出的。所以陈子生的这一诉请理应得到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陈子生起诉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期间，陈子生向法庭陈述：其是在2015年10月才发现吴忠泉未经其本人同意将众祥公司分配给陈子生的店面过户给案外人，2015年10月陈子生解除吴忠泉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授权妻子李静为代理人进驻众祥公司。之后通过对账发现案涉款项由吴忠泉签名领取。所以说陈子生是在2015年10月才知道自己权益被侵害。2.本案无证据证明吴忠泉代表陈子生签名领取案涉款项时有告知过陈子生，所以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陈子生知道自己权益被侵害时起算，而不是以案涉款项被吴忠泉领取时起算，陈子生起诉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3.一审判决仅以案涉款项性质属于“工资薪金”为由，就推断认定陈子生应当知道其工资薪金被侵占的事实，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涉及的款项不属于工资薪金，一审认定是工资薪金毫无根据。众祥公司开发的项目至今未决算，所以陈子生不清楚公司预支款项的事实，符合情理。五、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是吴忠泉领取的众祥公司高管工资薪酬，应属认定事实错误。1.吴忠泉诉称自己受聘于众祥公司，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但是吴忠泉并没有提供与众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材料：首先，吴忠泉没有众祥公司的高管任命书；其次，吴忠泉没有与众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再次，众祥公司也没有为吴忠泉缴纳过任何社会保险费。所以吴忠泉主张自己受聘众祥公司，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是吴忠泉领取的众祥公司高管工资薪酬更没有事实依据。2.吴忠泉在案涉款项发放期间（2010年4月至2015年2月）是省烟草公司的在职职工，并担任省烟草公司下属海晟公司的高管，是处级干部。所以吴忠泉不可能在同一时期还与众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一审判决却无视这一事实，更无视陈子生的质证意见，对这一重要事实不予查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陈子生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涉款项发放期间（2010年4月至2015年2月）吴忠泉在省烟草公司的任职情况。3.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是吴忠泉的“工资薪酬”，但《劳动法》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明确“工资应按月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所以一年才发放一次的案涉款项不可能是吴忠泉的“工资薪酬”，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本身就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4.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工资薪金所得实行按月计征的办法，即按月计征个人应纳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96万元的部分，税率为百分之四十五。但是吴忠泉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领取了10325000元案涉款项，每年将近200万元,吴忠泉却未向法庭提供税率为百分之四十五的缴税凭证，何以证明案涉款项是吴忠泉的“工资薪酬”。六、一审判决以吴忠泉领取案涉款项为由，认定吴忠泉担任众祥公司高管，应属认定事实错误。1.从领款凭证中可以看出，领款人不是股东就是股东代理人，并没有公司其他高管人员。2.一审期间陈子生提交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关于调整公司部分人员工资的报告》以及《三明众祥公司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工资发放银行凭证》可知：公司董事长黄维谋每月工资4万元，副董事长邱斌每月工资2.3万元，主持公司全面工作的常务副总经理詹联灶每月工资2.6万元，其他高管的每月工资均不到2万元。且不说吴忠泉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领取了10325000元的“所谓工资薪酬”（每月将近16万元）是否符合市场行情，就以吴忠泉的每月工资薪酬比公司董事长黄维谋、副董事长邱斌还更高，就不符合常理。3.《三明众祥公司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工资发放银行凭证》可知：众祥公司每月发放吴忠华（系吴忠泉弟弟）工资2.3万元。但另案事实：吴忠华没有在众祥公司上过一天班。所以吴忠泉是以自己弟弟吴忠华的名义领取履行陈子生委托事务应获得的报酬。这也就说明了吴忠泉吴忠泉2015年10月7日吴忠泉陈子生解除委托代理人身份后，吴忠华就没有再从众祥公司领取过工资。综上，由于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现陈子生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基本客观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陈子生的一审诉讼请求，以维护陈子生的合法权益。 吴忠泉辩称，一、吴忠泉系众祥公司高管人员，且实际履行实施了高管职责，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1.吴忠泉不仅是作为陈子生的受托人，以股东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董事表决权，同时还受聘为众祥公司的高管，担任副董事长职务。从双方共同提交的证据《股东授权委托书》可知，自始至终，陈子生对吴忠泉的股东授权委托内容包括并仅限于：委托吴忠泉代表陈子生参加股东会议、董事会议以及其他公司召开的经营会议，并对前述会议所议事项代表陈子生行使表决权。而事实上，吴忠泉在众祥公司的工作轨迹及内容远不止于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贡献是吴忠泉对众祥公司开发的“吉祥福邸”楼盘之设计、建设、施工管理、销售等工作全程负责，为众祥公司实现了超过20亿的销售额并为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利润十几亿元），由于吴忠泉的努力，陈子生作为股东也从众祥公司获取了巨额的利润，陈子生从“吉祥福邸”项目获取的现金分红款1.267亿元，另从该项目分得的商场、店面约7100平方米（市场平均单价约3.5万元/平方来，价值约2.5亿元），还分得车位106个（市场平均单价约12万元/个，价值约0.12亿元），陈子生获得的这些现金和房产总价值约3.88亿元人民币。毋庸置疑，这些工作远远超出了陈子生作为股东对吴忠泉的委托授权内容，对此陈子生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公司平时的工作都是吴忠泉在负责具体实施。吴忠泉之所以对众祥公司的生产经营作出如此大的贡献，正是因为吴忠泉受聘于众祥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一职，故吴忠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履行作为高管的忠实、勤勉义务，这一事实亦有证据《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详见吴忠泉提交的一审证据4，P14第二条：“会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确定吴忠泉副董事长年薪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税后）”予以证实。此外，曾在众祥公司担任高管（副总）的陈琨也出具《证明》，证实吴忠泉曾在众祥公司担任高管。反观，在陈子生授权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期间，从未履行公司高管职责，亦从未提供任何其他劳动或劳务，陈子生关于其有参加该期间的公司重大决策的陈述，完全违背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反，大量的证据材料证实：吴忠泉不但参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且具体负责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正确，有理有据。况且，吴忠泉以股东代表人的身份参加部分公司会议，不影响吴忠泉同时受聘于众祥公司并以副董事长的身份为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作出巨大贡献，因此，陈子生以吴忠泉受托为其股东代表为由试图主张吴忠泉未受聘于众祥公司，该论证逻辑显然不能成立，也与客观事实相悖，该上诉观点于理不符，于法无据。再者，无论众祥公司是否出具形式上的聘任文件，也无论众祥公司是否与吴忠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更无论吴忠泉是否在其他单位担任高管或其他职务，均不影响吴忠泉事实上已经担任众祥公司的副董事长的客观事实，更不影响吴忠泉已经实际履行实施了作为众祥公司高管、副董事长职责的事实。实践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和案例比比皆是，作为公司高管、决策型的专业人才在多家公司、单位兼职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因此，陈子生以众祥公司未出具所谓的聘任文件，或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吴忠泉可能存在兼任其他单位高管为由，试图否认吴忠泉已经担任众祥公司高管并实际履职的客观事实显然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根据众祥公司董事会决议，众祥公司支付给吴忠泉的薪资报酬均是税后所得款项，不存在还需吴忠泉另行再缴纳税收的问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从受聘公司、单位领取的薪资收入，公司负有代扣代缴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凡是公司发放给公司员工的薪资，均是税后所得，不存在需员工自行或另行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况且，陈子生提及的上述关于吴忠泉与众祥公司劳动合同问题和涉及的个税问题纯属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关联，其相关主张不能成立。2.证据《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议纪要》（详见吴忠泉提交的一审证据5，P21)也证明了吴忠泉系众祥公司高管、受聘于众祥公司的事实。在该会议纪要末页载明：“参会人员：吴忠泉、詹联灶、黄明江、张水木……；抄送：黄维谋股东、陈子生股东、邱军股东”。参会人员的组成来看，该会议的全部参与人是除三位股东以外的高管人员（且吴忠泉是排名第一位的高管人员），并将会议纪要抄送三位股东，即该会议是由公司高管召开并作出决议，股东对此并不参与和干涉。正是因为吴忠泉系公司高管，才将其与其他高管人员同列为参会人员。假如吴忠泉仅作为陈子生的代表人参会，在吴忠泉拥有代表陈子生行使决策权的情况下，则完全没有必要将会议纪要再次抄送给陈子生。二、吴忠泉领取众祥公司支付的10325000元系担任高管应得的薪酬，陈子生要求返还该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如前所述，陈子生对吴忠泉的股东授权委托内容并不包括代领工资薪金。在没有陈子生明确授权并且款项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众祥公司不可能将应属于陈子生的工资薪金（如有）发放给吴忠泉。并且，案涉金额如此巨大，假使其性质为陈子生的薪资报酬，陈子生作为一名理性的成年人，且早已负债累累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明知没有对外授权代领的情况下，不可能长达六年之久对自己五年来的薪资（如是）落入他人囊中不管不问。因此，事实其实就是众祥公司向吴忠泉发放的款项是吴忠泉作为公司高管的薪资报酬，与陈子生无关。对于案涉款项性质为工资薪金，系双方一致认可的无争议共识。陈子生在起诉状中自认吴忠泉从众祥公司领取的讼争款项性质属“工资薪金”，而非股东分红款，这一事实也已被证据签领单上载明的“年薪”、“年终奖”、“加薪”所证实。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有获得工资薪金的权利，股东只有在公司劳动、为公司提供劳动和服务，才有可能从公司获得工资薪金。陈子生虽是众祥公司的股东，但如上所述，陈子生并未履行众祥公司高管职责，并没有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也没有作为众祥公司的员工提供任何劳动或劳务，完全不具有领取工资薪金的资格和前提条件，因此，陈子生在众祥公司中没有任何工资薪金或报酬可以领取。陈子生能够从公司获得的收益仅限于其基于股东出资而取得的公司利润分红，而无权领取工资薪金。公司发放职员的工资薪金，是基于职员的劳动和贡献发放，发放金额的多少与职员付出的劳动和贡献相符。纵观全案证据事实，特别是《领款凭证》，众祥公司将吴忠泉列入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管层面，发放与副董事长相同的薪酬，该领款凭证本身也印证了吴忠泉为公司付出了与副董事长职位相同贡献的劳动，否则，众祥公司不可能将该薪资发放给吴忠泉。至于陈子生质疑吴忠泉领取的工资薪酬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这是吴忠泉与众祥公司之间的关系，与陈子生无关，更与本案无关。按照陈子生的该观点，陈子生未向众祥公司提供任何劳动或劳务，如讼争款项归其所有，更是违背了市场行情和常理。成了不劳而获。关于案外人吴忠华领取工资问题，这也是吴忠华与众祥公司之间的劳资关系问题，与本案无关。况且，即使陈子生主张吴忠华领取的工资系吴忠泉以其名义领取的工资的说法成立，这丝毫也不影响吴忠泉可以领取讼争的年薪、加薪、高管年薪、年终奖等形式的薪金。陈子生提交的所谓《证明》试图证明讼争款项系公司董事会决议支付给陈子生的年薪及年终奖，但该《证明》是陈子生作为股东的单位出具，内容违背客观事实，形式上既没有单位负责人、制作人签名，也没有原始书证《董事会决议》相佐证，且其证据形式既不属于证人证言，也不属于书证，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更为重要的是，陈子生系出具《证明》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相互之间明显存在密切利害关系，显然不应采信。一审法院根据诸多的证据和事实作出了综合性认定，认定讼争款项系吴忠泉作为公司高管的薪酬，系劳动所得，该认定理据充分，完全正确，应予维持。3.《领款凭证》载明的发放对象清楚明确，发放款项性质载明为工资、年薪、加薪、高管年薪、年终奖均为工资薪金，发放对象只能是参与公司管理和提供劳动或劳务的公司高管或其他人员。根据领款凭证载明的内容，讼争的工资薪金发放对象只有三个人，一是黄维谋，二是吴忠泉（吴忠泉)，三是邱斌。其中一张明确载明是发放黄维谋、吴忠泉、邱斌的工资；另有五张明确载明是发放公司高管的年薪、加薪、高管年薪、年终奖，发放对象均为黄维谋、吴忠泉与邱斌，并由该三人签字确认，前述六张领款凭证载明的发放对象中均没有陈子生的名字，可见，该等薪资款项并不是发放给陈子生的。并且，吴忠泉与邱斌均是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权比例并不相同，但领款凭证载明的薪资金额却相同，此进一步证实发放的款项性质为高管的薪资报酬，而非股东的红利（因为若为股东分红，必然与股权比例挂钩）。至于陈子生诉称领款凭证签收栏写“股东签字”或“股东签收”的问题，这是明显的笔误，不值一驳。正如上述，涉案款项性质属“工资薪金”已是无争议事实，亦如上述，陈子生并没有履行高管职责，也没有向众祥公司提供过任何劳动或劳务，其当然没有资格领取任何工资薪金；相反，吴忠泉已经履行了作为高管的职责且对公司贡献巨大，领取工资薪金理所当然。因此，陈子生试图以此明显的笔误主张该工资薪金应归其所有实在过于牵强，且明显违背客观事实，更有悖于常理，该主张明显不能成立。4.退一步说，即便陈子生认为其有理由向众祥公司领取报酬或其他款项，那么这也是陈子生与众祥公司之间的劳务报酬纠纷或其他经济纠纷，其也只能向众祥公司主张权利，与吴忠泉无关，与本案无关。另，即便（假设）讼争的款项与委托合同存在任何关联，那么吴忠泉作为委托事务的受托人，根据法律规定也可以获取因处理受托事务的相应报酬，则本案讼争的款项亦应作为报酬归吴忠泉所有，而无需返还给原告。现陈子生要求吴忠泉向其“返还”众祥公司发放给吴忠泉的薪资报酬显然缺乏理据。三、一审法院关于陈子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合法有据，应依法予以维持。陈子生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其所有的工资薪金，那么依法应当按月或按年度取得。陈子生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其理应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和相关的财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放给公司高管人员的年薪、年终奖的情况。在陈子生当月或当年度未签领“工资薪金”时，其应当知道公司未向其发放工资薪金的事实(如有），其理应在每笔款项发放之日起一年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劳动报酬、工资薪金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一年）或民事诉讼，但陈子生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从未提出权利主张，早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一年）。退一万步而言，即使假设陈子生有权对案涉款项主张权利，那么，即使是最后一笔款项，吴忠泉领取的时间是2015年2月12日，也应自2015年2月12日起计算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陈子生至2017年6月2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一年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也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其余各笔款项更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一审判决关于陈子生的诉求巳经超过时效的认定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陈子生在上诉状中再次狡辩称直到李静进驻众祥公司后发现店面过户给案外人时才发现吴忠泉领取工资薪金，其知道权益被侵犯应该是在2015年10月份，这个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况且，无论陈子生主张何时知道其权益被侵犯,既然陈子生认为案涉款项是其应得的薪金，那么其应当知道每年的年终时公司是否向其发放了薪金，如果没有发放，必然对其构成权益侵害，其理应在法律规定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但陈子生事隔多年，既没有提起劳动仲裁，也没有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一年的期限，也超过了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况且，陈子生的说法也完全不符常理，试想，陈子生既然称其已经在2015年10月份就知道了吴忠泉代为领取了属于陈子生的款项，但却在吴忠泉家属与陈子生发生民间借贷纠纷中只字不提吴忠泉领取案涉款项问题，这显然不符常理，该说法明显不是事实，不能成立。陈子生之所以在吴忠泉妻子刘伙根、吴忠华妻子齐向阳向其催讨2010年度出借的民间借款并申请强制执行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无非是试图胡搅蛮缠，企图用莫须有的所谓债权进行对抵，以达到赖账的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陈子生的上诉请求和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子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忠泉向陈子生返还款项人民币10325000元；2.判令吴忠泉赔偿陈子生利息损失（以1032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该款项还清之日止）；3.判令吴忠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发回重审后，陈子生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吴忠泉赔偿陈子生利息损失10997660元（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之后以1032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1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还款日期间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1.三明众祥公司于2008年8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5150万元。内资企业登记情况显示股东为陈子生、邱军、黄维谋三人，其中陈子生为公司董事，2008年10月7日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占三明众祥公司33%股权；2009年4月22日前，三明众祥公司实收资本1100万元，陈子生实缴出资363万元，2009年4月22日后，三明众祥公司实收资本5150万元，陈子生实缴出资1699.5万元；2016年8月29日，陈子生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变更为曾丽水。董事长为黄维谋，邱军的股东代理人邱斌为副董事长。 2．2009年10月31日，陈子生(甲方)与吴忠华(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公司总经理，聘期五年，自2009年11月至2014年11月；乙方负责组织、协调、安排甲方日常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完成甲方董事会下达的各项任务；乙方月薪66000元；甲方出资为乙方配备一辆价格80万元的专门用车，车的产权归甲方，使用权归乙方，费用由甲方支付，服务满五年后，该车的所有权归乙方；甲方原持有三明众祥公司33%的股权，现变更为甲方持有28%，乙方持有5%，其中3%为甲方无偿赠予，另2%为乙方出资向甲方购买受让（受让价格按原始出资额计算）；甲方开发的每一个项目，均提取项目总利润的6%给乙方作为奖励，并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前预支部分奖励金；乙方对三明众祥公司拥有的上述5%股权仍寄挂在甲方名下，不办理股东股权变更手续，但该股权及权益归乙方所有。 经查，吴忠泉与吴忠华针对上述协议，于2018年1月5日向本院起诉被告陈子生、第三人三明众祥公司，主张其是以吴忠华的名义签订的《协议书》，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及股权。本院认为吴忠泉不是该协议的主体，无请求权，该《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于2018年3月23日以（2018）0402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协议书》已无履行可能和必要，未判决合同效力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吴忠泉与吴忠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1日以（2018）闽04民终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协议书》合法有效，但驳回吴忠泉的诉讼请求，驳回吴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3．2009年11月12日，陈子生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吴忠泉代表本人出席三明众祥公司股东会会议，吴忠泉的权限如下：1.代表本人对会议所议事项发表意见；2.代表本人对会议所议事项行使表决权。”2010年1月18日，陈子生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吴忠泉代表本人出席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会及董事会会议，吴忠泉的权限同上。2010年3月16日，陈子生与吴忠泉签订《股东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有我，陈子生，为三明众祥公司的署名股东，在此任命和指定吴忠泉为我的事实和合法授权代理人，为我和以我的名义、职位和身份，在三明众祥公司履行我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参加三明众祥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会、董事会，以及其它由公司召开的经营会议，并对前述所有提交会议所议事项，代表我履行职责，并特别授权代理人吴忠泉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吴忠泉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本委托自2010年3月16日开始，至2015年3月16日止。”2015年3月17日，陈子生与吴忠泉签订《股东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的委托内容与2010年3月16日签订的委托书相同，委托期限自2015年3月17日开始，至2016年3月16日止。2015年10月7日，陈子生出具《通知书》《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各一份，该二份通知书载明自该日起解除吴忠泉的代理权。 4．2010年4月16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付款通知单》一份，该通知单载明：“收款单位全称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帐号13×××68，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三明市分行，结算方式转帐，金额￥1000000元，付款内容由兴业银行众祥户转100万元到农业银行众祥户，支付黄维谋（50万）、吴忠泉（25万）、邱斌（25万）三位2010年工资（有涂改发放月份），单位负责人黄维谋，部门负责人邱斌”。 5．2011年4月22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2011年400万股东年薪》表一份，该表载明：“指定转入户名曾新明，指定转入行工行列东支行，账号62×××79，年薪200万元，股东签字黄维谋；指定转入户名李庆欣，指定转入行建行广景支行，账号18×××65，年薪100万元，股东签字陈子生；指定转入户名赵静，指定转入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49，年薪100万元，股东签字邱斌。合计400万元。备注：请各股东确认收到以上款项后签字认可”。该款陈子生已收到92.5万元，吴忠泉尚有75000元未返还陈子生。 6．2011年11月11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2011年加薪》表一份，该表载明：“同意2010年高管加薪330万支出，请各股东确认同意后签字认可。姓名黄维谋，2011年加薪130万元，实收金额130万元，股东签收黄维谋；姓名吴忠泉，2011年加薪100万元，实收金额100万元，股东签收吴忠泉；姓名邱斌，2011年加薪100万元，实收金额100万元，股东签收邱斌”。 7．2012年1月10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2012年薪、年终奖》表一份，该表载明：“同意2012年高管年薪400万、年终奖500万元支出，请各股东确认同意后签字认可。姓名黄维谋，2012年薪200万元，2012年终奖250万元，实收金额450万元，股东签收黄维谋；姓名吴忠泉，2012年薪100万元，2012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吴忠泉；姓名邱斌，2012年薪100万元，2012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邱斌”。 8．2013年1月22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2013年薪、年终奖》表一份，该表载明：“同意2013年高管年薪400万、年终奖500万元支出，请各股东确认同意后签字认可。姓名黄维谋，2013年薪200万元，2013年终奖250万元，实收金额450万元，股东签收黄维谋；姓名吴忠泉，2013年薪100万元，2013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吴忠泉；姓名邱斌，2013年薪100万元，2013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邱斌”。 9．2014年1月26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2014年薪、年终奖》表一份，该表载明：“同意2014年高管年薪400万、年终奖500万元支出，请各股东确认同意后签字认可。姓名黄维谋，2014年薪200万元，2014年终奖250万元，实收金额450万元，股东签收黄维谋；姓名吴忠泉，2014年薪100万元，2014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吴忠泉；姓名邱斌，2014年薪100万元，2014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邱斌”。 10．2015年2月12日，三明众祥公司制作《2015年薪、年终奖》表一份，该表载明：“同意2015年高管年薪400万、年终奖500万元支出，请各股东确认同意后签字认可。姓名黄维谋，2015年薪200万元，2015年终奖250万元，实收金额450万元，股东签收黄维谋；姓名吴忠泉，2015年薪100万元，2015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吴忠泉；姓名邱斌，2015年薪100万元，2015年终奖125万元，实收金额225万元，股东签收邱斌”。 11.上述第4、6、7、8、9、10点事实，合计1025万元款项，已由三明众祥公司转入吴忠华银行账户再由吴忠泉领取。第5点100万元款项，由陈子生签字确认，由三明众祥公司转入李庆欣账户再由陈子生领取92.5万元，由吴忠泉领取75000元。 12.2015年12月11日，吴忠泉妻子刘伙根起诉福建三明市林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立公司）和陈子生要求共同返还借款本金510万元及利息(利率按每月2.5%计算)。刘伙根主张：2010年10月20日、10月22日，林立公司、陈子生向刘伙根借款475万元、35万元，借款一年，月利率2.5%，按季支付利息。陈子生抗辩其不是借款人。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1日以（2015）梅民初字第32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子生是借款实际使用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林立公司、陈子生返还给刘伙根借款本金510万元，支付自2014年9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的利息。判决后，陈子生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8日以(2016)闽04民终1493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13.2015年12月11日，吴忠华的妻子齐向阳起诉林立公司和陈子生要求共同返还借款本金132.5万元及利息(利率按每月2.5%计算)；支付尚欠利息380250元。齐向阳主张：林立公司和陈子生分别于2010年5月27日、7月30日、8月20日、2011年5月12日向齐向阳借款100万元、75万元、100万元、150万元，共计4250000元，月利率均为2.5%。陈子生抗辩其不是借款人。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1日以（2015）梅民初字第32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子生是借款实际使用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林立公司、陈子生返还给齐向阳借款本金132.5万元，支付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判决后，陈子生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以（2016）闽04民终149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与认定： 1.关于吴忠泉是否有担任三明众祥公司高管职务或履行实施高管职责的问题。 从三明众祥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以及2008年8月8日董事会决议看，陈子生从2008年8月至2016年8月任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从陈子生与吴忠华签订的《协议书》看，虽然该协议书被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并未实际履行，但至少说明陈子生有聘请他人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意向。从陈子生的陈述“因名下职务较多，精力上没有办法兼顾，遂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及《委托书》《股东授权委托书》看，陈子生无精力兼顾履行其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授权委托吴忠泉代理参加三明众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会议，代行股东表决权。双方各自提交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文件均是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相关本案争议事实相互矛盾，不予采信。同时，不能仅依据该决议认定吴忠泉是否公司高管。纵观全案证据材料，虽然未见公司聘任吴忠泉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正式聘任文件，但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陈子生2010年3月16日与吴忠泉签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陈子生任命和指定吴忠泉为陈子生的事实和合法授权代理人，为陈子生和以陈子生的名义、职位和身份，在三明众祥公司履行陈子生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参加三明众祥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会、董事会，以及其它由公司召开的经营会议，并对前述所有提交会议所议事项，代表陈子生履行职责，并特别授权吴忠泉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吴忠泉所实施的代理行为，陈子生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作为支付公司高管薪酬的七份领款凭证有六份直接指明支付高管吴忠泉薪酬，该六份领款凭证均有公司董事长黄维谋、副董事长邱斌，及吴忠泉签名。同时，纵观全案证据材料，在陈子生授权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期间，未见一份陈子生履行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的证据材料，陈子生关于其有参加该期间的公司重大决策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而却有大量吴忠泉参加公司经营决策，实施具体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据材料，且陈子生承认“公司的平时工作都是吴忠泉做的”。再者，吴忠泉是否能成为公司高管，不能只有陈子生委托就行，还要其他股东以及董事会同意才行。因此，纵观上述客观事实，不管是基于陈子生委托也好，还是基于董事会同意也好，关键要看吴忠泉是否履行实施了高管职责，所以应当认定吴忠泉是三明众祥公司的高管人员，履行实施了高管职责。 2.关于吴忠泉领取的高管薪酬归属或吴忠泉是否应该将案涉款项交付给陈子生的问题。 从陈子生与吴忠华签订的《协议书》看，陈子生聘请吴忠华担任公司总经理，需每月支付工资66000元，出资为吴忠华配备一辆80万元的专门用车，按原始出资额转让三明众祥公司2%的股份，赠予3%的股份，还要提取每一个项目总利润的6%作为奖励。虽然法院判定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但至少可以说明陈子生的意思表示和市场行情。从《股东授权委托书》看，陈子生不但授权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还授权委托吴忠泉代行其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责，且三明众祥公司予以接受。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工资薪金”没有争议，但从《领款凭证》看，该工资薪金的发放对象只有三人，一是大股东、董事长黄维谋，二是吴忠泉或陈子生，三是副董事长邱斌，其中有1张明确载明是发放黄维谋、吴忠泉、邱斌的工资；有5张明确载明是发放公司高管的年薪、加薪、年终奖，发放对象是黄维谋、吴忠泉、邱斌，亦由该三人分别签字确认，没有陈子生的名字，吴忠泉与邱斌均是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权比例不同，但薪酬金额相同；只有1张2011年4月22日的《2011年400万股东年薪》明确载明是发放股东的年薪，其中陈子生100万元，由黄维谋、陈子生、邱斌三人分别签字确认，且陈子生承认该款其已经领取92.5万元。从《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和《关于调整公司部分人员工资的报告》看，这里均是确定及调整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以下职务人员的工资，没有黄维谋、吴忠泉或陈子生、邱斌的名字。从《三明众祥公司2014年7月—2015年10月工资发放银行凭证》看，三明众祥公司每月发放公司职员工资，其中董事长黄维谋每月工资42000元、副董事长邱斌每月工资24000元、常务副总经理詹联灶每月工资26381元、吴忠华每月工资23529.50元、副总经理陈琨每月工资19586.5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月工资不高于12086.50元，最低2000元，没有陈子生的名字。陈子生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二条载明的：董事会决议“吴忠泉同志仅出席会议。年薪及公司所有报酬（税后）全部归陈子生董事所有。”一是表述不明，载明吴忠泉“仅出席会议”，出席会议干什么，有何权利，叙述不明；二是年薪指向不明，到底是吴忠泉的年薪及所有报酬归陈子生所有，还是陈子生的年薪及所有报酬归陈子生所有，或是以吴忠泉的名义发放的年薪及所有报酬归陈子生所有不明；三是该证据与吴忠泉提供的相同证据存在矛盾。吴忠泉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二条载明：“会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确定吴忠泉副董事长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税后）。”因双方提供的均是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又均不能对矛盾之处做出合理解释，应对双方各持有的该董事会决议均不予采信。陈子生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2018年1月1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2010年至2015年期间吴忠泉在三明众祥公司签收领取的年薪、年终奖共计人民币10325000元，该款系三明众祥公司董事会决议支付给公司总经理陈子生的年薪及年终奖，该款项由陈子生的代理人吴忠泉代为签收，并转入吴忠华账户。”该《证明》是单位出具的，既没有单位负责人、制作人签名，也没有原始书证《董事会决议》相佐证，其证据形式既不属于证人证言，也不属于书证，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且陈子生是该单位的第二大股东，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八条（修订后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职权；第四十七条（修订后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行使“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职权。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有获得工资薪金的权利，股东只有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职员，才有权从公司获得工资薪金。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本案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依法只是代行“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委托吴忠泉代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只是陈子生个人作出的吴忠泉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意思表示，吴忠泉是否能成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权利在于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即吴忠泉在公司的职务实质上是公司聘任的。公司发放职员的工资薪金，是基于职员的劳动和贡献发放，发放金额的多少应当与职员付出的劳动基本相符。纵观全案证据事实，特别是《领款凭证》三明众祥公司将吴忠泉列入董事长、副董事长经营管理人员层面，发放与副董事长相同的薪酬，应当认为吴忠泉为三明众祥公司付出了与副董事长职位相同贡献的劳动。劳动者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合同法规定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就本案来说该“取得的财产”应当是指“资产收益”，不应包括受托人的劳动报酬。因此，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3.关于吴忠泉是否应当赔偿陈子生利息损失及按每月2%利率计付利息的问题。 是否要赔偿利息损失，应以吴忠泉是否应返还案涉款项为考量前提。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陈子生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4.关于陈子生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陈子生陈述其均有参与三明众祥公司重大决策，并在2011年4月22日签名领取三明众祥公司发放的2011年股东年薪100万元。从本案证据看三明众祥公司发放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甚至是一般管理人员的薪酬均是公司董事会决议的，在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期间，除高管的年薪、加薪、年终奖外，公司每个月还发放从公司董事长到一般管理人员的工资，但除2011年陈子生自己签领的100万元股东年薪外，均未见有陈子生的名字。陈子生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应属其所有的工资薪金，既然案涉款项性质属于“工资薪金”，依法应当按月或年度发放，陈子生当月或当年度未签领该“工资薪金”，应当知道其工资薪金被侵害，但在长达6年的时间都未提出权利主张，自最后一笔2015年2月12日吴忠泉签领的年薪100万元、年终奖125万元起算，至2017年6月28日陈子生才起诉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陈子生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与吴忠泉提供的相同证据存在矛盾，对双方各持有的该证据均不予采信。三明众祥公司2018年1月10日出具的《证明》是单位出具的，既没有单位负责人、制作人签名，也没有原始书证《董事会决议》相佐证，其证据形式既不属于证人证言，也不属于书证，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且陈子生是该单位的第二大股东，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信。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为履行股东权利，这是法律赋予股东的权利，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无需他人同意。但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董事长依公司法是经股东会或董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须经董事会聘任，也即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需要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只是陈子生个人做出的吴忠泉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意思表示，吴忠泉是否能成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履行实施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公司高管职责，权利在于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即吴忠泉在公司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履行实施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公司高管职责，权力来源于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而不是来源于陈子生个人，吴忠泉的职务或职责实质上是公司选举或聘任或赋予的。纵观全案证据，虽未见吴忠泉的正式聘任文件，但有大量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吴忠泉在公司履行实施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至少可证明吴忠泉是公司高管。七张《领款凭证》其中有六张明确载明是发放公司高管的年薪、加薪、年终奖，并明确载明是发放给吴忠泉的，每张均有股东、董事长黄维谋，股东代理人、副董事长邱斌的签名。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吴忠泉既然履行实施了公司高管职责，就有权取得公司高管的劳动报酬，且应同工同酬。既然三明众祥公司发放给吴忠泉与副董事长职位相同的薪酬，不论吴忠泉任什么职务，就应当认为吴忠泉为三明众祥公司付出了与副董事长职位相同贡献的劳动，依法享有取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合同法规定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就本案来说该“取得的财产”应当是指“资产收益”，也即资产带来的收益，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不是资产的价格，不应包括受托人的劳动报酬。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合同法》规定委托人委托他人处理委托事务，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而该报酬应当与受托人付出的劳动相适应，三明众祥公司向吴忠泉发放案涉款项作为劳动报酬，应当说该案涉款项与吴忠泉付出的劳动相适应，如果该案涉款项应当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归委托人陈子生所有，那么陈子生也应当支付给受托人吴忠泉与该案涉款项金额相适应的报酬。况且陈子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至于2011年4月22日三明众祥公司发放的2011年股东年薪，其中有75000元被吴忠泉领取，与本案讼争其他款项属不同法律性质，陈子生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四十六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陈子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8413元，由陈子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吴忠泉提交以下证据：众祥公司2013年过节费发放表一份，拟证明：1.吴忠泉是众祥公司的高管人员，其就过节费发放事宜作为分管领导进行审核签批工作；2.案外人吴忠华亦是众祥公司的员工，其作为员工也领取过节费。 陈子生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没有原件核法庭核对，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另外，该过节费发放表的审批意见中签名有两人，即吴忠泉与案外人邱斌，从工商登记的资料可以看出，邱斌在2008年10月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众祥公司的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2013年2月份以后邱斌的身份是股东邱军的代理人，从众祥公司大量的会议材料来看，邱斌的身分与吴忠泉的身份一致。而且该发放表中所列名单中也没有看到股东邱军及陈子生的名字，所以吴忠泉是以陈子生代理人的身份领取委托事务的款项。 本院认证认为，吴忠泉提供的众祥公司2013年过节费发放表一份系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供其他当事人核对，且陈子生对吴忠泉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吴忠泉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陈子生认为众祥公司成立时董事长为黄维谋，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为曾丽水；邱军的股东代理人邱斌于2008年10月7日前是众祥公司的副董事长，之后已变更为邱军。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吴忠泉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吴忠泉出席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及处理三明众祥公司有关经营事务是其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还是其单独受聘于三明众祥公司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建立劳动关系），上述行为系其履行职务行为（履行岗位职责）的问题。 吴忠泉出席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及处理众祥公司有关经营事务是其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委托合同的订立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相互信任为前提，以为委托人处理事务为目的。委托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提供劳务的合同，合同成立后，受托人在委托人的权限内所实施的行为，等同于委托人自己的行为。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后，以陈子生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份处理众祥公司有关经营事务，即吴忠泉所处理的、与众祥公司有关的经营事务，均属于陈子生所委托的事务。2.从受托人得处理的委托事务的范围来看，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在本案中，2009年11月12日，陈子生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吴忠泉代表本人出席三明众祥公司股东会会议，吴忠泉的权限如下：1.代表本人对会议所议事项发表意见；2.代表本人对会议所议事项行使表决权。”2010年1月18日，陈子生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吴忠泉代表本人出席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会及董事会会议，吴忠泉的权限同上。2010年3月16日，陈子生与吴忠泉签订《股东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有我，陈子生，为三明众祥公司的署名股东，在此任命和指定吴忠泉为我的事实和合法授权代理人，为我和以我的名义、职位和身份，在三明众祥公司履行我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参加三明众祥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会、董事会，以及其它由公司召开的经营会议，并对前述所有提交会议所议事项，代表我履行职责，并特别授权代理人吴忠泉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吴忠泉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本委托自2010年3月16日开始，至2015年3月16日止。”2015年3月17日，陈子生与吴忠泉签订《股东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的委托内容与2010年3月16日签订的委托书相同，委托期限自2015年3月17日开始，至2016年3月16日止。从上述《委托书》及《股东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分析，在2010年3月16日之前，陈子生仅委托吴忠泉出席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表决权；在2010年3月16日之后，陈子生概括委托吴忠泉处理众祥公司中与陈子生有关一切事务。从陈子生在众祥公司身份及职位来看，根据众祥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以及众祥公司2008年8月8日董事会决议，可以认定陈子生系众祥公司的显名股东，从2008年8月至2016年8月任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其委托吴忠泉处理委托事务的范围为：“以我的名义、职位和身份，在三明众祥公司履行我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参加三明众祥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会、董事会，以及其它由公司召开的经营会议，并对前述所有提交会议所议事项，代表我履行职责，并特别授权代理人吴忠泉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吴忠泉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即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陈子生作为三明众祥公司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职权，并履行相应的职责。故吴忠泉出席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及以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名义处理众祥公司有关经营事务均是其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3.从陈子生委托吴忠泉处理委托事务的目的来看，陈子生在一审时陈述“因名下职务较多，精力上没有办法兼顾，遂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结合《委托书》《股东授权委托书》的具体内容，应当认定陈子生无精力兼顾履行其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授权委托吴忠泉代理参加三明众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会议，代行股东表决权，并履行其在三明众祥公司应有的职责。而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代为履行其在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责，该委托事项不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不是与委托人人身密不可分的、具有人身性的事务（如婚姻登记等），故合法有效。4.从吴忠泉参与众祥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时间上看，吴忠泉是在接受陈子生的委托之后才以陈子生的身份、职务参与三明众祥公司经营管理和决策，直至陈子生解除吴忠泉的委托代理关系，即从2009年11月12日至2015年10月7日。吴忠泉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在接受陈子生的委托之前及解除委托之后，均有参加三明众祥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若吴忠泉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则不可能因陈子生解除吴忠泉的委托代理关系而终止其与三明众祥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故吴忠泉出席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及以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名义处理三明众祥公司有关经营事务均是其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5.从任职情况来看，因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的聘任或者解聘及其报酬事项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众祥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众祥公司2008年8月8日董事会决议），可以认定陈子生从2008年8月至2016年8月担任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而吴忠泉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被三明众祥公司聘用，并担任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及其报酬事项的事实。故无法认定吴忠泉与众祥公司有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而应当认定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后，代表陈子生履行三明众祥公司高管职责。6.从吴忠泉作为受托人就处理受托事务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及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角度考量，其已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并以陈子生的身份、职务（副董事长、总经理）参与三明众祥公司经营管理和决策（处理委托事务），其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亦不宜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担任三明众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7.从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会组成人员的身份分析，董事长黄维谋系众祥公司显名股东，副董事长陈子生亦是三明众祥公司的显名股东，副董事长邱军亦是三明众祥公司显名股东。故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职务均由公司股东担任，吴忠泉不可能脱离陈子生的受托人身份，单独受聘于三明众祥公司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8.从受托人应当依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之义务考量，委托人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在本案中，在2010年3月16日之后，陈子生概括委托吴忠泉处理众祥公司中与陈子生有关一切事务，即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陈子生作为三明众祥公司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职权，并履行相应的职责。出于在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相互信赖关系，该信赖关系要求受托人须时时处处为委托人利益考虑。若吴忠泉不再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而以自己的身份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担任三明众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副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以获取高额劳动报酬。该情形属于吴忠泉单方解除委托合同，吴忠泉单方终止委托后，其负有向委托人报告义务，以便委托人重新委托他人处理委托事务，以减少委托人的利益损失。而吴忠泉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与陈子生协商一致解除委托合同，并以自己的身份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担任三明众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实；或其单方终止委托合同后，以自己的身份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担任三明众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吴忠泉已履行将该情况向委托人（陈子生）报告义务的事实。9.从吴忠泉的身份分析，本案讼争委托事项发生期间（2009年11月至2015年10月间），吴忠泉是福建省烟草公司（福建省烟草专卖局）的在职领导干部，其与福建省烟草公司（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存在劳动关系，从福建省烟草公司（福建省烟草专卖局）领取工资、奖金等各种福利，基于其特殊的身份也不可能再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出任三明众祥公司的高管职务，其只可能是在业余时间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10.从吴忠泉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历年的董事会决议内容来看，董事会参加人员均为黄维谋、吴忠泉、邱斌，且吴忠泉的身份均特别注明“陈子生委托”，邱斌的身份特别注明“邱军委托”，说明吴忠泉仅以陈子生受委托人的名义、以陈子生任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的身份参加众祥公司董事会，众祥公司的股东并未选任吴忠泉为众祥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若吴忠泉以其自己名义担任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则其参加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会时，参加会议人员中吴忠泉的身份就无须特别注明“股东陈子生委托”。综上，吴忠泉出席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及处理三明众祥公司有关经营事务是其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处理受托事务。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代为履行三明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责（高管职责），处理众祥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务，是其处理受托事务的组成部分。吴忠泉未以其个人身份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未单独受聘于三明众祥公司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二、关于吴忠泉从三明众祥公司领取的讼争款项性质（是吴忠泉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还是吴忠泉为众祥公司提供劳动而获得的薪酬）的问题。 吴忠泉从众祥公司领取的讼争款项系吴忠泉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具体理由如下：1.陈子生从2008年8月至2016年8月担任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三明众祥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三明众祥公司2008年8月8日董事会决议等证据可以证实）。从《股东授权委托书》看，陈子生不但授权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还授权委托吴忠泉代行其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责，且三明众祥公司予以接受。上述事实说明讼争款项发生期间，陈子生作为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仍担任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只是其已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权力或职权，委托吴忠泉代为履行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2.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工资薪金”的事实没有争议。3.从《领款凭证》看，该工资薪金的发放对象只有三人，一是大股东、董事长黄维谋，二是吴忠泉或陈子生，三是副董事长邱斌，其中有1张明确载明是发放黄维谋、吴忠泉、邱斌的工资；有5张明确载明是发放公司高管的年薪、加薪、年终奖，发放对象是黄维谋、吴忠泉、邱斌，亦由该三人分别签字确认，且5张《领款凭证》中均有注明“股东签收”字样，黄维谋、吴忠泉、邱斌亦在“股东签收”栏中签名确认。吴忠泉与邱斌均是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权比例不同，但薪酬金额相同。上述事实说明案涉年薪、加薪、年终奖，发放对象只有与公司股东身份有关联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副董事长），只按其担任三明众祥公司高管职务区别发放，不按股权比例发放。4.从《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和《关于调整公司部分人员工资的报告》看，这里均是确定及调整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以下职务人员的工资，没有黄维谋、吴忠泉或陈子生、邱斌的名字，该事实说明三明众祥公司调整除股东身份担任三明众祥公司高管职务之外的公司聘用人员的工资报酬的具体数额，该报告中没有吴忠泉的名字，说明吴忠泉不是三明众祥公司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5.从《三明众祥公司2014年7月—2015年10月工资发放银行凭证》看，三明众祥公司每月发放公司职员工资，其中董事长黄维谋每月工资42000元、副董事长邱斌每月工资24000元、常务副总经理詹联灶每月工资26381元、吴忠华每月工资23529.50元、副总经理陈琨每月工资19586.5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月工资不高于12086.50元，最低2000元，没有陈子生或吴忠泉的月工资。出于吴忠泉特殊的身份情况（福建省烟草专卖局的在职领导干部），应当认定陈子生或吴忠泉的工资被吴忠泉要求做到其亲属吴忠华的名下。根据《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关于调整公司部分人员工资的报告》、《三明众祥公司2014年7月—2015年10月工资发放银行凭证》可以得知三明众祥公司股东身份之外的公司聘用人员（含高级管理人员）除领取工资薪金之外，不享有年薪、加薪、年终奖福利，年薪、加薪、年终奖只向三明众祥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公司高管职务的黄维谋、吴忠泉（陈子生委托）、邱斌（邱军委托）发放。6.讼争款项发生期间，三明众祥公司并没有免去陈子生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即陈子生仍担任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虽然陈子生在讼争款项发生期间未亲自履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但其已委托吴忠泉代为履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且三明众祥公司没有异议，并予以接受。同时，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后，积极参与三明众祥公司经营管理，妥善处理受托事务。三明众祥公司应当按陈子生的岗位、职务、职责等发放年薪、加薪、年终奖等福利。7.虽然吴忠泉在讼争款项发生期间有履行三明众祥公司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但其是接受陈子生的委托，代陈子生履行相应的职责，其与陈子生个人之间基于委托合同而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而未接受三明众祥公司的聘任，未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三明众祥公司无须向吴忠泉发放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加薪、年终奖等福利。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本案讼争款项系三明众祥公司发放给陈子生作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加薪、年终奖等福利。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的构成情况分析，这些财产，包括金钱、物品及其孳息、权利等，不论是以委托人名义取得的，还是以受托人自己名义取得的。也不管是由次委托人取得的，还是由受托人自己在处理事务时直接取得的，受托人均应将其交还给委托人。委托人得请求受托人交付财产的这项权利，不可让与。一般来说，委托人所交还的财产包括：1.受托人因处理受托事务所收取的金钱、文件、器具、受权书等；2.因处理事务而事实上从第三人处所收取的金钱或其他物品；3.受托人就受托事务处理所收取的金钱和物所产生的孳息，也应转交给委托人。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4.受托人的个人利益与处理受托事务有内在的牵连关系，因需有使其依良心充分考虑委托人的利益时，受托人所收取的利益应交还给委托人，如受托人处理受托事务时所收取的介绍费、回扣、特别手续费等，都应当交出；5.不但是受托人，次受托人在完成受托事务时所收取的财产等，也应转交给委托人；6.受托人、次受托人因处理受托事务而取得的权利，也应转交给委托人。当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从第三人处取得权利时该权利直接归属于受托人，此时不发生由受托人向委托人转交权利的问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从第三人处取得的权利，如不动产所有权等，必须经由受托人移转该权利，委托人才能取得，因而，法律上所规定的“转交委托人的财产”应当包括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取得的权利在内。在本案中，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后，代表陈子生履行三明众祥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并以自己的名义领取三明众祥公司发放给陈子生作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加薪、年终奖等福利，故应当认定吴忠泉从众祥公司领取的讼争款项系吴忠泉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 三、关于吴忠泉是否应当向陈子生返还讼争款项及是否应当按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问题。 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吴忠泉作为受托人负有向委托人转移利益的义务。吴忠泉从众祥公司处领取的讼争款项系其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取得的财产，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于法有据，吴忠泉应当返还。对于财产移交给委托人的日期，双方有约定的，应依约定。无约定的，除了为处理受托事务所必须的物应于委托关系终止时及时交还之外，其他财产交付为无确定期限的债务。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未作明确、具体规定，法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应当参照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受托人自委托人催告时起负迟延责任。如无催告，除为事务处理的目的已消除外，其他应于委托事务终了之后，即为交付。从而受托人的交付义务的消灭时效，从委托终了之日的第二日起计算。），无约定财产转交日期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于委托事务完成之日或委托合同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日，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在本案中，双方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为2009年11月12日至2015年10月16日，双方未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的移交时间进行约定，故吴忠泉应于委托合同解除之日（吴忠泉收到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的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向陈子生转交其所取得的讼争款项。吴忠泉至今未向陈子生转交该笔款项，长期无偿占用，根据公平原则，吴忠泉应当向陈子生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双方对该利息损失如何计算未作明确约定，陈子生以其在授权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期间向吴忠泉及其亲属借款每月按2%计付利息，吴忠泉也应按此标准赔偿陈子生的利息损失为由，主张该利息损失自吴忠泉代领案涉每笔款项之第10日起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计1099.766万元,之后以103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1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015）梅民初字第3215号和第3216号《民事判决书》处理的是福建三明市林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子生与吴忠泉妻子及亲属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陈子生与福建三明市林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还本及按每月2%利率付息，是陈子生在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且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陈子生据此要求吴忠泉代领案涉每笔款项之第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赔偿利息损失，陈子生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吴忠泉长期无偿占用讼争款项，客观上造成陈子生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角度考量，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确定吴忠泉应承担的利息损失可按民间借贷无约定借款利率，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2017年7月10日）起计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另外，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即吴忠泉作为受托人依法有权要求陈子生（委托人）支付报酬，但因吴忠泉在本案未提出反诉，本院对此不作审理，可由吴忠泉另案主张。 四、关于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讼争款项及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在诉讼中胜诉权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利者进行制裁，从而使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化。若权利人能行使权利而长期不行使，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将导致当事人间的社会关系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长期不一致，不利于当事人建立新的、确定化的社会关系。每个人皆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照料者，权利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并照料之，可认为他有放弃权利的意思，因此撤销对其权利的强行性保护。此外，诉讼时效制度之所以设立，还有利于人民法院及时正确地处理民事纠纷，免去对年深月久的民事纠纷查证、取证的困难。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起算。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即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本案中，双方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为2009年11月12日至2015年10月16日，双方未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的移交时间进行约定，故本案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双方解除委托关系的次日（2015年10月17日）起计算，而陈子生于2017年7月10日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本院认为，陈子生与吴忠泉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有陈子生出具的《委托书》二份、陈子生与吴忠泉签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二份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陈子生于2010年3月16日之前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出席股东会、董事会，行使表决权；于2010年3月16日之后，陈子生概括委托吴忠泉处理众祥公司中与陈子生有关一切事务，即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陈子生作为三明众祥公司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职权，并履行相应的职责，三明众祥公司没有异议，并予以接受。且陈子生委托吴忠泉代行股东权利，代为履行其在众祥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权及职责，该委托事项不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不是与委托人人身密不可分的、具有人身性的事务（如婚姻登记等），故合法有效。讼争款项发生期间，三明众祥公司并没有免去陈子生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即陈子生仍担任三明众祥公司的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虽然陈子生在讼争款项发生期间未亲自履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但其已委托吴忠泉代为履行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且三明众祥公司没有异议，并予以接受。同时，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后，积极参与三明众祥公司经营管理，妥善处理受托事务。三明众祥公司应当按陈子生的岗位、职务、职责等发放年薪、加薪、年终奖等薪酬及福利。本案讼争款项系三明众祥公司发放给陈子生作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加薪、年终奖等薪酬及福利。吴忠泉以自己的名义从众祥公司领取的讼争款项系吴忠泉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在委托关系解除之日转交给陈子生。吴忠泉长期无偿占用讼争款项，应当赔偿陈子生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讼争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陈子生要求吴忠泉代领案涉每笔款项之第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确定吴忠泉应承担的利息损失可按民间借贷无约定借款利率，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2017年7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吴忠泉接受陈子生的委托后，代陈子生履行三明众祥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职责，认定为其接受三明众祥公司的选举或聘任，以其自己名义担任众祥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履行相应的职责；错误地将吴忠泉与陈子生个人之间基于委托合同而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认定为其与三明众祥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进而错误地将吴忠泉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从三明众祥公司领取的讼争款项（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认定为其应得的劳动报酬；最终导致将陈子生作为委托人要求吴忠泉（受托人）返还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讼争款项）的合理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对此，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陈子生要求吴忠泉返还案涉款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在本案一审中，陈子生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二条载明的：董事会决议“吴忠泉同志仅出席会议。年薪及公司所有报酬（税后）全部归陈子生董事所有。”吴忠泉提供的《三明众祥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二条载明：“会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确定吴忠泉副董事长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税后）。”因双方提供的均是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且内容相互矛盾。为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一审时依陈子生的申请，为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于2017年11月16日向三明众祥公司调取《三明众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证据一份。该证据系在陈子生提交的复印件上加盖公司公章、校对章，其中第二条载明“会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确定吴忠泉同志仅出席会议。年薪及公司所有报酬（税后）全部归陈子生所有”，第四条载明“陈子生副董事长人民币壹佰陆拾伍万元整”。说明三明众祥公司认可陈子生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即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与陈子生提供的证据相一致，应当采信陈子生提供的证据，即陈子生提供的该份董事会决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但一审法院在发回重审时却以该二份证据均复印自三明众祥公司，三明众祥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但该两份相同的证据，其内容相互矛盾为由，均不予采信。虽然该份证据对本案讼争款项的性质及归属的认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一审法院在证据的审核、证明力大小的分析与判断及采信方面，亦存在不当。另外，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即吴忠泉作为受托人依法有权要求陈子生（委托人）支付报酬，但因吴忠泉在本案未提出反诉，本院对此不作审理，可由吴忠泉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陈子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 二、吴忠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陈子生款项10325000元； 三、吴忠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子生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1032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7年7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 四、驳回陈子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陈子生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8413元，由陈子生负担49813元，由吴忠泉负担98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413元，由陈子生负担49813元，由吴忠泉负担98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林炬火 审判员  吴树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林 慧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44-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