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士淼，男，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五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乐淘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111号东郡小区6号栋304房。 法定代表人王晓燕，执行董事。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定进、骆侠炜，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天目中路305号。 法定代表人许再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永忠，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橙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盛德国际广场1幢一单元1717室（托管032）。 法定代表人许再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书玲，浙江颂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士淼、长沙乐淘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乐淘公司）因与上海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橙林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7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刘士淼作为乙方，案外人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兆林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经营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乙方须向甲方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等复印件，甲方将对乙方进行资质审核，审核通过，甲方将与乙方签订本代理协议并发放授权书，乙方正式成为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的经营方；甲方授权乙方在俞兆林官方旗舰店销售俞兆林产品，包含天猫内衣类目，乙方运营旗舰店期间，合同期限5年即2015年3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双方产生了纠纷。2017年4月28日，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以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为被告，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刘士淼、浙江兆林公司签订的《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经营协议》合法有效，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将该旗舰店交由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运营（恢复原有账号密码），双方继续履行协议至2020年12月31日止；2.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赔偿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关店期间的人员工资、餐费、社保损失（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每月138061元计算至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将俞兆林官方旗舰店交由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运营之日）；3.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赔偿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关店期间的场地租金损失（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每月27473元计算至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将俞兆林官方旗舰店交由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运营之日）；4.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赔偿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关店期间的货物库存损失5790000元；5.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赔偿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关店期间经营可得利益损失（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每月150000元计算至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将俞兆林官方旗舰店交由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运营之日）。义乌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理后认为，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在2015年度并未实现5000万元销售额，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据此解除合同，于法有据；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要求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诉请，于法无据，故该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浙0782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的诉讼请求。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故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8）浙07民终405号民事裁定，撤销义乌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发回义乌法院重审。此后，义乌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并进行了重审，该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合同未约定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在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未完成保底销售额5000万元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与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收取商标服务费，而销售额的多寡直接影响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可获得商标服务费的数额，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无法完成保底销售额，则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以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未完成销售额为由解除合同，于法有据；现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要求上海兆林公司、浙江兆林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诉请，于法无据，故该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8）浙0782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的诉讼请求。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金华中院提起上诉，该案正在二审之中。 另查明，2017年7月，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等签订了《服务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兆林公司同意将天猫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杭州橙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同意受让上海兆林公司在天猫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并承继上海兆林公司在天猫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债务。2017年9月15日，涉案店铺经营主体信息经天猫相关公司同意后进行了变更登记。上海兆林公司在2018年1月25日之前原法定代表人为陈云强，股东为陈云强、俞兆林；上海兆林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变更登记后的法定代表人为许再祥，股东为许再祥、宋歌。杭州橙林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注册成立，原法定代表人为杜鹏，投资人为许再祥和杭州碧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3月20日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许再祥，投资人为宋歌、许再祥。2018年5月，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向该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上海兆林公司和杭州橙林公司之间的店铺转让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杭州橙林公司将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的主体变更登记为上海兆林公司。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确认上海兆林公司和杭州橙林公司之间的店铺转让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将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的所有者主体从杭州橙林公司变更登记回上海兆林公司；3.请求判令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赔偿长沙乐淘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个：一、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和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签订的案涉店铺转让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主张长沙乐淘公司是否本案适格原告、上海兆林公司是否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经营协议》虽然是刘士淼与浙江兆林公司签订，但从双方实际交易情况看，“俞兆林”商标的实际所有人上海兆林公司多次对长沙乐淘公司进行了授信、对账，其行为视为对长沙乐淘公司运营官方旗舰店的认可；况且，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原告也可以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故本案原、被告主体均适格。对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所提的相关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主张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签订的案涉店铺转让合同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事由有五项：（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以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在他案诉讼过程中恶意串通，转让讼争店铺，损害其利益为事由主张案涉店铺转让合同无效，并主张店铺经营者变更转让行为无效。结合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的时间顺序及其工商登记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控制关系，变更登记之前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也并非关联公司。综观全案情况，案涉“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系上海兆林公司于天猫网站开设的电子店铺，并非实体店铺；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签订了服务转让协议，转让的合同标的是《天猫服务协议》及其附件项下的服务，也就是上海兆林公司将天猫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与杭州橙林公司；经天猫相关公司同意，案涉店铺的相关认证信息由上海兆林公司变更为杭州橙林公司，只是案涉店铺经营主体的变更。案涉转让协议涉及的合同主体除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之外，还有天猫相关公司等多方主体。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对案涉电子店铺只享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转让案涉电子店铺的行为，并不妨碍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在其他案件中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目前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恶意串通转让案涉店铺，损害其利益，要求确认案涉转让合同无效之事实主张，故对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所提的相关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士淼、长沙乐淘服饰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刘士淼、长沙乐淘服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当事人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原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 宣判后，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签订的案涉店铺转让合同不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因而不能导致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原判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一方面确认了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天猫店铺经营主体变更规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上诉人证明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这是前后矛盾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案涉天猫店铺的转让双方系关联公司。《天猫店铺经营主体变更规则》变更公示（2018年3月27日发布）要求在进行天猫主体变更时，现主体与新主体之间存在控制关系，即在转让涉案店铺时，作为现主体的上海兆林公司与作为新主体的杭州橙林公司之间存在控制关系，亦即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系关联公司。而根据目前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许再祥，且许再祥亦为上海兆林公司、杭州橙林公司的股东，这就进一步证明，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系关联公司。二、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在另案审理过程中将该案的诉讼标的物进行无偿转让，明显是恶意的，上诉人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于2017年4月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兆林公司将案涉天猫店铺的经营权交还给两上诉人，该案案号为（2018）浙0782民初7201号。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作为关联公司，明知案涉天猫店铺是另一起案件的诉讼标的物，仍在另案审理的过程中将其转让，主观上明显是恶意的。上海兆林公司的代理人曾在一审的庭审中表示，天猫公司是禁止有偿天猫店铺转让的。杭州橙林公司提供了一份真实性存疑的《服务转让协议》，但未提供转让费用支付凭证，这也就表明，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在转让案涉店铺时，是无偿转让，并未支付对价。因此，在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都知道案涉天猫店铺是另案的诉讼标的物的情况下，上海兆林公司将案涉店铺无偿转让给杭州橙林公司，其主观上，显然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恶意。三、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恶意转让案涉天猫店铺的行为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利益，也影响了另案的审理，应属无效。在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7201号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两上诉人曾经申请法院将案涉天猫店铺予以查封，法院查封后，上海兆林公司等又以经营需要为由，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解封，法院经考虑同意了其要求先行解封。上诉人认为，上海兆林公司通过欺骗法院解封案涉天猫店铺，进而逃避法院的裁决。案涉店铺作为该案的诉讼标的物，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在诉讼中进行转让显然是恶意的。综上所述，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系关联公司，在转让案涉天猫店铺时，明知其系另案的诉讼标的物仍然将其无偿转让，主观上明显是恶意的，属于恶意串通，又因两被上诉人转让案涉天猫店铺的行为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利益，转让的行为应属无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8）浙0182民初7199号判决结果，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上海兆林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具体为：一、就本案而言，判定两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关联公司关系的时间应当为签订本案系争的服务转让协议即2017年7月。显然签订本案涉案的服务转让协议之时，两被上诉人之间是不存在关联公司的关系的，因此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二、关于上诉人第二点上诉理由，上诉人的主张本身是相互矛盾，难以成立。因为是关联公司，所以存在着恶意，这是上诉人的逻辑。而本案的证据足可以证明签订系争服务转让协议之时两被上诉人是不存在着关联公司的关系的，因此按照上诉人的逻辑，两被上诉人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着恶意的。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法院施压解除保全之理由显然是难以成立。被上诉人上海兆林公司依照《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保全，是作为诉讼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不容剥夺。被上诉人之间在经第三方也就是天猫公司的同意之下，将服务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整体转让予被上诉人杭州橙林公司也属于合同法赋予被上诉人的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之一，并且并未侵犯上诉人的权益。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杭州橙林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正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杭州橙林公司与上海兆林公司在转让涉案天猫店铺时，不是关联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涉案天猫店铺转让时，杭州橙林公司与上海兆林公司系两个独立、无任何关联的民事主体，法定代表人、股东不存在相同或重叠的情况，故该两公司并非关联公司，也不存在控制关系。上诉人以涉案天猫店铺转让半年后，杭州橙林公司与上海兆林公司因股权转让导致股东相同，而臆断两者转让时就存在控制关系，这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杭州橙林公司与上海兆林公司在转让涉案天猫店铺时，不存在恶意串通。1.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之间转让涉案天猫店铺时，该店铺是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不存在查封等限制转让情形，杭州橙林公司也不知晓上诉人与上海兆林公司之间存在经营权诉讼纠纷。2.变更登记时，杭州橙林公司根据天猫客服的要求上传了《服务转让协议》等材料。该《服务转让协议》的签约主体还涉及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等多方主体，需获得上述天猫相关公司的同意才能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9月15日，天猫公司同意上海兆林公司变更涉案天猫店铺的经营主体为杭州橙林公司。故杭州橙林公司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行为。3.杭州橙林公司未见过上诉人诉称的《天猫店铺经营主体变更规则》，天猫公司也未盖章确认该规则，杭州橙林公司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供的是2018年3月27日修订的天猫规则，对涉案天猫店铺转让不具约束力。此外，该天猫规则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具有强制性、普遍适用性。退一步说，即便按照天猫规则的规定，现主体和新主体的变更，其控制关系需达6个月及以上，且需要备案的律师事务所出具存在控制关系的法律意见书。然而，杭州橙林公司是2017年5月11日成立，距2017年9月15日案涉店铺变更登记时才4个月，不符合天猫规则要求的控制关系达6个月以上的规定。故不能以《天猫店铺经营主体变更规则》来反推推定杭州橙林公司与上海兆林公司之间存在控制关系，同样这也无法认定两者存在恶意串通。三、两被上诉人转让涉案店铺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涉案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系上海兆林公司在天猫网站开设的电子店铺，上海兆林公司有权对该电子店铺作出任何处分，包括但不限于关闭店铺、变更经营主体等等。然而，即便根据《俞兆林官方旗舰店经营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对涉案天猫店铺所享有的权利也只是一定期限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上诉人所享有的经营权无法对抗、制约上海兆林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两被上诉人转让涉案天猫店铺的行为，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也未妨害其其他案件中行使诉讼权利。事实上，义乌市人民法院经过重审，已作出（2018）浙0782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经营协议等全部诉讼请求。故上诉人对涉案天猫店铺已不享有任何权益。现上诉人以其经营权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杭州橙林公司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是以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之间的店铺转让行为无效。经审查，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虽然在2017年7月通过签订《服务转让协议》，并经天猫公司审核同意，将上海兆林公司在天猫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杭州橙林公司，并由杭州橙林公司承担上述天猫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但刘士淼、长沙乐淘公司并没有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证明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的该行为在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并且因此损害其利益，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关于上诉人所称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当时能够完成转让，根据天猫公司的规则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之间就应是关联公司一节，即使该理由成立，也不能推断出上海兆林公司与杭州橙林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长沙乐淘服饰贸易有限公司、刘士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