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5民申61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乐可伟，男，197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何慧，女，198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国雄、姚金海，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安吉兴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天目路1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6878576599。 法定代表人：王海良。 再审申请人乐可伟、何慧因与被申请人安吉兴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3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3月2日向本院申请再审。经补充、补正相关再审申请材料后，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 乐可伟、何慧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为乐可伟、何慧在履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购房款，构成违约，该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2015年4月1日之前，乐可伟、何慧不存在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事实。乐可伟、何慧在支付购房首付款后，于2014年8月15日通过公积金贷款向兴光公司支付了50万元购房款，就不足部分，乐可伟、何慧提前于2014年7月21日即与兴光公司协商一致，购房款未付余款5万元转为借款，约定了利息，并出具“借条”一份。当事人合意将购房款转为借款，属于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法律不应强加干涉。此合意应当视为乐可伟、何慧已经付清购房款，双方另行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即便是双方合意，款项仍实际来源于购房款，且兴光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出具的字据中将该款性质表述为购房款亦得到乐可伟的认可并签名，可见双方对该款系购房款的性质认识一致”，进而认定乐可伟、何慧没有按期付清购房款，存在违约行为，缺乏证据证明。2、2015年4月1日之后，乐可伟、何慧不存在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事实。2015年4月1日，兴光公司向乐可伟、何慧交付案涉房屋，乐可伟、何慧支付5万元，其中2万元属于交房费用，另3万元属于归还2014年7月21日借款，并双方重新签署字据一份，约定乐可伟、何慧尚欠购房款2万元，还款期为2015年年底之前，并注明了2014年7月21日字据作废。2015年4月1日字据属于案涉双方当事人对之前2014年7月21日字据合意做出变更，重新达成新的合意，即余款2万元性质仍然属于购房款，付款期限为2015年年底，不计利息。乐可伟、何慧在原审以及浙0523民初2576号案件审理中，均陈述强调2015年4月1日字据系双方在协商过程中互相让步（即乐可伟、何慧放弃追究兴光公司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兴光公司放弃乐可伟、何慧应付的2014年7月21日字据款项利息）而达成的合意。此陈述与2015年4月1日字据内容相符，该字据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兴光公司应于2015年3月31日交付案涉房产权属登记证书，根据2015年4月1日字据约定，乐可伟、何慧应于2015年底前支付余款2万元，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双方互负履行义务，且兴光公司应履行义务在先，乐可伟、何慧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因兴光公司一直没有履行办理并交付案涉房产权属登记证书的义务，故乐可伟、何慧没有依约于2015年年底前支付余款2万元，不属于违约行为。因此，原审判决根据2015年4月1日字据认定乐可伟、何慧直至浙0523民初2576号案件执行完毕后（2018年7月4日）方履行完成购房款支付义务，存在违约行为，没有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乐可伟、何慧存在逾期付款违约行为，适用合同法第67条规定，认为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在履行交付房屋、转移房产登记权属义务时按乐可伟、何慧逾期付款天数作相应顺延，显然适用法律错误。1、在“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业已详述，乐可伟、何慧不存在违约行为，兴光公司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其逾期办理交付房屋产权证书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即使如原审判决所认定，2014年7月21日字据5万元款项属于购房款，乐可伟、何慧未付款，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延续至2015年4月1日亦应当终止，因为双方重新达成合意、签署字据，明确约定余款2万元的支付期限，在期限届满之前，乐可伟、何慧未付款不再构成违约行为。从2014年7月22日起至2015年4月1日止，乐可伟、何慧违约行为存续时间大约7个月，根据案涉合同第九条第3款约定，即使该约定适用于兴光公司办理交付房产权属登记证书方面，兴光公司享有顺延履行办理交付房产权属登记证书义务期限亦止于2015年10月，相对于乐可伟、何慧应于2015年底2万元的付款义务，兴光公司义务仍然属于在先义务，乐可伟、何慧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因此兴光公司以乐可伟、何慧未履行付款义务而拖延办理交付房产权属登记证书，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3、原审判决系根据案涉合同第九条第3款约定，认为兴光公司享有顺延履行交付房屋、转移房产登记权属的合同义务的权利，该条款约定在案涉合同第九条“交付期限及条件”，属于对房屋交付的具体约定，不属于兴光公司办理交付房产权属登记证书的约定条款，在合同第十六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中，没有关于兴光公司可以顺延履行义务的约定。即使乐可伟、何慧存在违约行为原审判决认为兴光公司在办理交付房产权属登记证书方面亦享有顺延履行权利，亦属不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再审请求：1.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3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判决兴光公司承担逾期交付房屋产权证书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87786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7日，此后违约金计算至实际交付房屋产权证书止）；3.兴光公司承担原审、再审诉讼费用。 兴光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申请人无申请再审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05号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二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若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判决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有违二审终审制。本案中，乐可伟、何慧上诉后按自动撤诉，且申请强制执行。现又提起再审，属于浪费司法资源，不应当准许其申请再审。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合同明确约定，逾期付款的则出卖人的责任相应顺延。无论是出具欠条与否，不能否认其逾期付款的事实，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在本案再审审查期间，主审人于再审申请期间，于2019年11月26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再审申请人乐可伟、何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国雄到庭，兴光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调查过程中，乐可伟、何慧作为再审新证据出示了：1.原审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原审判决认为乐可伟、何慧逾期支付房款存在违约行为；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67条规定，认为兴光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事实；2014年7月21日双方达成合意将购房余款转为借款，并约定利息，2015年4月1日兴光公司交房，乐可伟、何慧支付5万元，其中2万元为交房费用，3万元为支付2014年7月21日款项，并双方重新达成合意，签署字据一份约定剩余2万元于2015年年底前付清的事实。2.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5民终1421号民事裁定一份，证明乐可伟、何慧曾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未交上诉费而被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兴光公司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乐可伟、何慧申请再审的事由，结合兴光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兴光公司是否需要承担逾期交证的违约责任。 首先，本案乐可伟、何慧诉请的交付土地及房屋权属证书并非是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兴光公司承诺于2015年3月31日前取得并交付买受人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根据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六条项下的约定：“购买商品房，当事人可以申请预告登记。就该商品房预告登记有关事项，当事人约定于附件五。出卖人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土地使用权证明。出卖人负责申请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取得该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出卖人承诺于2015年3月31日前，取得前款规定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买受人。买受人委托出卖人办理该商品房转移登记”，从该条款中可以解读，2015年3月31日前需交付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应是初始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而根据约定，乐可伟、何慧系委托兴光公司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故本案其实并不存在2015年3月31日前将初始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乐可伟、何慧，而是兴光公司受乐可伟、何慧委托持初始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办理案涉商品房的转移登记，故本案案涉未交付的权证其实系兴光公司办理转移登记后乐可伟、何慧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而关于转移登记后乐可伟、何慧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何时交付，双方并未有相关约定。其次，乐可伟、何慧就未支付的购房余款向兴光公司出具借条、字据的行为并不能否定逾期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乐可伟、何慧虽于2014年7月21日与兴光公司约定就50000元购房余款转为借款，但款项实际来源仍系购房款，且乐可伟、何慧于2015年4月1日出具的字据中将该款性质表述为购房款，乐可伟亦签名确认，故本案中乐可伟、何慧系逾期支付购房款。综上，乐可伟、何慧在原审中主张的土地及房屋权属证书并未约定交付时间，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上下文意，乐可伟、何慧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应先于兴光公司交付房屋和相关权证的义务，现乐可伟、何慧逾期支付购房款，兴光公司据此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交付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于法有据，无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据此驳回乐可伟、何慧提出判令兴光公司承担逾期交付房屋产权证书违约责任之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乐可伟、何慧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乐可伟、何慧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项炯 审判员  沈杰 审判员  於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于文 书记员步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