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4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公证处，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尚郡公寓9幢101号。法定代表人:孙莉萍,该公证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进，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茜，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森，男。再审申请人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公证处（以下简称常州公证处）因与被申请人杨森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终2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苏民申136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常州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进，被申请人杨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州公证处申请再审称：1.卞常梅的损失系由杨森造成，常州公证处对卞常梅的损失承担补充责任，其履行前提是第一顺序责任人杨森在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宁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杨森于2013年7月31日交付的9万元执行款被冻结，卞常梅和杨森对此是知情的，常州公证处不属于在杨森无力赔偿、赔偿不足、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支付款项，二审法院认定常州公证处自愿代杨森支付不符合常理。若不是常州公证处知道杨森另有9万元执行款可供执行，常州公证处是不可能在杨森有能力的情况下就主动支付赔偿款项的。常州公证处正是因为有杨森向常州公证处出具的承诺书的保证，基于此信赖利益，才同意将钱赔付给卞常梅，因为最终责任人一定是杨森。2.从杨森的承诺书来看，杨森应最终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从杨森冒充公证的整个过程来看，常州公证处一发现杨森的欺骗行为后就立即报了警，一方面是考虑到撤销公证，一方面是考虑到常州公证处对外承担的责任，考虑到第三人基于信赖利益可能向常州公证处进行索赔，在这种情况下让杨森出具了承诺书，也就是杨森负责处理将来可能发生的索赔，以及根据杨森的承诺，即杨森先付10万元，其后的余款在处理结束时付清。常州公证处也是遭受损失的一方，直接责任人是杨森，杨森出具承诺书的本意是愿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承诺，因此二审法院的认定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提起再审，支持常州公证处要求杨森支付152697元及利息的诉请。被申请人杨森答辩称：1.常州公证处在天宁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之前已数次向卞常梅支付款项，在一、二审期间也没有告知法院和杨森本人，不能认定其向卞常梅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履行天宁法院判决书所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2.常州公证处跟卞常梅相互勾结，在天宁法院一、二审期间就已经私自把款项垫付给卞常梅，是为了向本人索取款项，不能予以支持。本案二审判决后，本人曾根据判决书向天宁法院要求把多余的款项退还，但因该9万元执行款有另外案件查封冻结因素，至今该款项还在天宁法院。3.常州公证处提交的卞常梅2013年7月30日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该份情况说明里面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常州公证处已为杨森垫付了给卞常梅的全部款项，所以杨森与卞常梅之间的债务已经消失，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卞常梅本人又将对杨森所有债权债务转让给常州公证处，那么杨森与常州公证处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4.常州公证处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已经超过了举证时效，该份情况说明书在2013年就已经存在，本案一审、二审期间均未提交，理应不予采信。且卞常梅至今也没有通知本人债权转让，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债权人转让债务的应当通知债务人，该份债权转让对杨森没有效力。5.卞常梅在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3）建民初字第1760号民事判决书中尚欠杨森18万元至今未还，根据合同法规定，即使卞常梅通知本人债权转让，本人也可以根据合同法第83条规定向受让人常州公证处主张抵消债务。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常州公证处的再审请求。常州公证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森向常州公证处支付垫付款152697元，并支付该款自垫付之日即2013年7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杨森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森与卞常梅原系夫妻关系。2009年12月，杨森找人冒充卞常梅至常州公证处办理杨森与卞常梅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公证手续。2009年12月23日，常州公证处出具了（2009）常常证民内字第10055号公证书。2012年3月15日，常州公证处撤销了前述公证。2012年6月21日，卞常梅向一审法院起诉与杨森离婚。2012年7月13日，杨森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是：“我承认2009年12月23日带人冒充卞常梅到常州公证处办理了（2009）常证民内字第10055号公证书。现为妥善处理家庭纠纷，并向常州公证处表示对骗取公证书违法行为的悔过，愿意以该案中锦阳花苑8幢甲单元801室当时的市价40万元（暂定价，以后按案件处理后的实际结算价为准）结算，拿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即20万元提存在常州公证处，具体付款方式为：于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下午预交10万元，余款于案件处理结束同时付清。”同日，常州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根据杨森于2012年7月13日的承诺，今预收10万元整。2012年7月26日，卞常梅向常州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公证处预付赔偿款50000元。2012年8月2日，卞常梅向天宁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森、常州公证处赔偿财产损失214300元（锦阳花苑8幢甲单元801室房屋评估总价的一半）及该款自2010年3月10日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2年9月13日，卞常梅向一审法院撤回对杨森的离婚诉讼。2013年1月11日，天宁法院作出（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杨森在其与卞常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找人冒充卞常梅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骗取了常州公证处的公证书，后又私自将涉案房产出售给他人，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且杨森也认识到错误并出具承诺书同意将涉案房产一半的价值赔偿给卞常梅，因此卞常梅要求杨森赔偿涉案房产一半的价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杨森于2010年3月10日出售涉案房产时该房产评估价为428600元。常州公证处在为杨森及假冒卞常梅之人办理公证事项时，未能审核出假冒卞常梅之人非卞常梅本人，存在一定过错。其所出具的内容不实的公证书，损害了卞常梅的权利，故常州公证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常州公证处系受杨森及假冒卞常梅之人欺骗出具了内容不实的公证书，故其所承担的责任应为补充赔偿责任。杨森在2012年7月13日的承诺书中明确‘余款于案件处理结束同时付清’，‘案件’指的是卞常梅起诉杨森离婚纠纷一案，而卞常梅已于2012年9月13日经法院准许申请撤回了起诉，故该案已结束，杨森应按约付款。”故作出如下判决：一、杨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卞常梅214300元及该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0年3月10日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常州公证处对杨森的上述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森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月29日，卞常梅向常州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卞常梅向公证处预支1133号案件的执行款4万元，余款按正常法律程序结束后领取。2013年7月1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常民终字第05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天宁法院的（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判决。2013年7月12日，卞常梅向天宁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赔偿款214300元及利息，该执行案件案号为（2013）天执字第1193号。2013年7月30日，卞常梅向常州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本人诉杨森、公证处案件执行款尾款162697元，至今本人共收到该案执行款252697元，其中杨森支付10万元，公证处垫付152697元，至此，本人已收到全部执行款项。2013年7月31日，杨森向天宁法院缴纳（2013）天执字第1193号案件执行费3270元和执行款9万元。2013年9月17日，天宁法院执行局对卞常梅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执行人员问：卞常梅与杨森、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执行中被执行人有无自觉履行？卞常梅答：今年7月30日公证处已支付给我162697元，再加前面拿到了9万元（2012年7月26日5万元，2013年1月29日4万元），共计252697元，公证处已经全额支付给我了，上述款中有10万元是杨森先期支付在公证处的。执行人员问：你既然已拿到了上述执行款项，为何未及时通知我院？卞常梅答：我拿到钱后就回老家了，所以未及时通知法院。执行人员：那既然公证处已全额赔偿了款项，本案至此执结完毕，特此告知。卞常梅答：我知道了。2016年6月2日，常州公证处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杨森向常州公证处支付垫付款152697元，并支付该款自垫付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后因杨森提出管辖异议，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2017年3月16日，在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时，杨森陈述：其与常州公证处是另案的共同侵权人，常州公证处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其只能在152697元扣除9万元及10万元自2012年7月13日起至2013年7月1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另陈述：其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其向常州公证处进行承诺的，其承诺先付给常州公证处10万元，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常州公证处能否按照（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向杨森进行追偿的问题。补充赔偿责任是指多个行为人基于各自不同的发生原因而产生数个责任，造成直接损害的直接责任人按照第一顺序承担全部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能够防止或减少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根据补充赔偿责任的性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义务人应当在第一顺序责任人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应当先向第一顺序责任人采取执行措施，第一顺序责任人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仍然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承担补充赔偿义务的责任人才履行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天宁法院在向杨森强制执行过程中，杨森于2013年7月31日主动向该院缴纳了执行款9万元和执行费，表明杨森并非没有赔偿能力，而常州公证处在杨森缴纳该款项或天宁法院执行局对杨森执行完毕前向卞常梅支付152697元（不包括杨森交付的10万元），其行为并不符合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方式，简言之，常州公证处向卞常梅支付款项152697元实际上并非是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常州公证处依据（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向卞常梅支付了款项进而主张向杨森进行追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常州公证处能否按照承诺书向杨森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杨森在证据交换中的陈述、承诺书以及（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结合杨森的答辩意见“承诺经法院审理后不要公证处出一分钱，全部由其来履行”，可知，该承诺书既是对卞常梅的承诺，也是对常州公证处的承诺，其真实意思是杨森承诺以涉案房屋市价的一半来处理彼此间的纠纷，对卞常梅造成的财产损失由杨森在该承诺范围内承担。承诺书载明款项提存在常州公证处，“余款于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即应当于卞常梅诉杨森离婚纠纷案结束时付清，其付款流程应当是先由杨森将款项交付给常州公证处，再由常州公证处支付给卞常梅。涉案房屋经评估市场价格为428600元，故杨森应当按照承诺拿出其中的一半即214300元通过常州公证处支付给卞常梅。本案中，杨森除了通过常州公证处给付卞常梅10万元外，截至目前未向常州公证处给付任何款项，其余款项152697元实际由常州公证处给付卞常梅，因此，常州公证处在承诺书范围内为杨森垫付的款项114300元，应当由杨森给付常州公证处。关于常州公证处主张的超出承诺书范围的款项38397元（152697元-114300元），承诺书中没有约定，常州公证处垫付时也未征得杨森的同意，现杨森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常州公证处向杨森主张支付38397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并未约定垫付款的利息，故常州公证处主张杨森支付垫付款自垫付之日至本案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但常州公证处关于前述垫付款114300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三、关于常州公证处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卞常梅于2013年7月30日向常州公证处出具收条，至常州公证处于2016年6月2日起诉已超过2年，常州公证处主张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杨森主张过权利，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杨森在本院组织的证据交换时同意向常州公证处履行债务，只是在债务的金额上双方存在争议，故杨森在庭审中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杨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常州公证处1143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常州公证处的其他诉讼请求。杨森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杨森已向天宁法院交付9万元执行款的事实未作认定，如加以认定，则根据天宁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杨森应付卞常梅214300元，而杨森目前已支付了19万元，常州公证处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现杨森只需支付常州公证处补充给付卞常梅的24300元，常州公证处多支付的款项，应以不当得利向卞常梅主张。且目前卞常梅与杨森已离婚，尚欠杨森18万元未还。一审法院对承诺书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承诺书写明的是40万元的一半即20万元，承诺书中的案件是指卞常梅与杨森的离婚案件，后该案卞常梅已向法院撤回起诉，离婚案件中对房屋并未作评估，承诺书只对离婚案件有效，与其他案件无关，一审法院以天宁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中房屋评估价的一半214300元来代替杨森承诺的20万元金额，有失公正。常州公证处辩称，杨森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有效，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另查明，常州公证处在一审中陈述，因为常州公证处在出具公证书中有一定责任，另外卞常梅经常到常州公证处吵闹，为平息矛盾，且杨森已向常州公证处承诺会向常州公证处支付剩余款项，出于对杨森的信任，常州公证处就向卞常梅支付了所有款项。其中2012年7月6日和2013年1月29日分别向卞常梅支付5万元和4万元，但在天宁法院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卞常梅诉杨森、常州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均未向法院提出已付款的事实，但应该是以电话方式将常州公证处向卞常梅付款的情况告知过杨森。杨森对此予以否认，称常州公证处从未告知其已付款的事实，且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常州公证处也从未主张过权利。二审中，常州公证处回答二审法院询问时称，因为时间长，对天宁法院是否向其发出过执行通知书，已记不清了。关于承诺书出具的对象和效力，2017年3月16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证据交换笔录记载中，杨森有矛盾的陈述。在答辩时，杨森称其与常州公证处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对常州公证处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时，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是其“向原告进行承诺的，承诺先付给原告10万元，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此处的案件是指天宁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接着又向一审法院提供卞常梅起诉其和常州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起诉状，并称：“因为卞常梅不认可该承诺，所以2012年7月13日的承诺书是无效的。”2017年3月23日，杨森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承诺书的质证意见的说明》，内容为：“1、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2、该承诺书是在被告与卞常梅因出卖房屋一事发生纠纷时，在公证处的协调下出具给卞常梅的，由于卞常梅和被告对公证处的信任，该承诺书和诚意金10万元暂时由原告保存，原告是承诺书的第三方，并不是该承诺书中的主体相对方。”另杨森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承诺书中载明“拿出共同财产的一半提存在公证处”的意思，是把钱放在常州公证处保管，让卞常梅放心，因为卞常梅对常州公证处比较信任，所以当时就交了10万元给常州公证处保管。常州公证处认为，承诺书中该表述的意思为，杨森将涉案房屋价值的一半提存在常州公证处，由常州公证处与卞常梅协商处理，该承诺书的相对方是常州公证处。因朱加友诉杨森、卞常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2日向天宁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停止支付（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杨森应给付卞常梅的执行款18万元。杨森于2013年7月31日交付的9万元执行款被冻结。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根据承诺书的文义，结合当事人的全面陈述及真实意思，对承诺书的相关内容作出解释。虽然在一审法院证据交换笔录中，杨森有“向原告进行承诺的，承诺先付给原告10万元，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的陈述，但其“此处的案件是指天宁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的陈述，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承诺书出具于2012年7月13日，而卞常梅提起（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诉讼的时间在2012年8月2日，也即承诺书中所指“案件”不可能是指（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证据交换笔录记载的杨森的该节陈述，可能为杨森表述错误，且证据交换后，杨森已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书面的《关于承诺书的质证意见的说明》，因此，一审法院仅凭杨森在证据交换笔录中所记载的该节陈述，即认定杨森对常州公证处作出过“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的承诺，依据并不充分。承诺书系杨森在与卞常梅离婚诉讼过程中出具，根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杨森是将款项“提存”在常州公证处，因此，杨森所述是为了让卞常梅放心而将款项交由常州公证处保管，既符合离婚诉讼中双方事人的心理，也符合提存的含义，可以采信；而常州公证处所述其为承诺书相对方，杨森是将房屋价值一半的款项交给常州公证处，由常州公证处与卞常梅协商处理，既与常理不符，也与提存的含义相悖。可以认定杨森与常州公证处之间仅为款项委托保管关系，可以受领款项的，应为卞常梅，“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的承诺，也是对卞常梅作出，杨森对常州公证处并不负有给付款项的义务，常州公证处仅有权对杨森向常州公证处实际提存的部分款项进行处理，在卞常梅与杨森的离婚案件已结案、杨森未再向常州公证处提存余款的情况下，常州公证处超出提存款数额向卞常梅支付，系其与卞常梅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应由常州公证处自行承担。此外，常州公证处数次向卞常梅支付款项，并非基于法院执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杨森向法院交付9万元执行款项前，已将其向卞常梅支付款项的情况告知执行法院和杨森，因此，不能认定其向卞常梅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只有杨森未能实际履行而由常州公证处补充赔偿的部分，常州公证处才可向杨森追偿。杨森向公证处提存10万元，已由常州公证处转交给卞常梅，杨森另向天宁法院交付执行款9万元，其实际履行的款项已达19万元，尚未履行部分仅为24300元，常州公证处可就该部分向杨森追偿。综上，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江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1民初2555号民事判决；二、杨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常州公证处243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常州公证处的其他诉讼请求。再审审查中，常州公证处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7月17日天宁法院（2013）执字第1193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常州公证处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证实常州公证处系依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才向卞常梅支付了款项，并非主动支付。2.2013年7月30卞常梅与常州公证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同日卞常梅向天宁法院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证实常州公证处向卞常梅支付了（2013）执字第1193号剩余执行款后，卞常梅将对杨森的剩余债权152697元转让给常州公证处，并要求天宁法院将对杨森执行到的所有款项直接支付给常州公证处。杨森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2013）执字第1193号执行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常州公证处向卞常梅支付的全部款项均是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所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常州公证处与卞常梅相互勾结，未经被申请人同意私自垫付款项，对此被申请人不予认可。2.债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通知书系伪造，真实性不予认定，即使是真的，该证据2013年已经存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早已超过举证期限，应当不予采信。且卞常梅将对被申请人的债权转让给常州公证处，却未通知被申请人，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对被申请人不发生效力。杨森提交卞常梅于2019年8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卞常梅并未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杨森，且这份债权转让协议2013年就早已存在，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采信。常州公证处质证认为，真实性由法院进行审查，卞常梅情况说明的内容恰恰证明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常州公证处依据天宁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判决支付给卞常梅的赔偿款项152697元是否有权向杨森追偿。本院认为，常州公证处行使追偿权的理由成立，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侵权责任中的补充赔偿责任是当排位在前的赔偿义务人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应由补充赔偿责任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一般而言，因直接侵权的侵权人所实施的直接侵害行为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补充赔偿责任人对于侵权损害结果的发生只是提供了消极的条件，增加了侵权责任发生的风险，而并非直接原因，故对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补充赔偿责任人可以向直接侵权人追偿。本案中，常州公证处在出具公证书的过程中，因未尽到审慎审查核实的义务，导致作出错误的公证书，侵害了卞常梅的财产权，被天宁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常州公证处的错误公证行为系因杨森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造成，基于补充责任人履行义务后对直接侵权人的追偿，在常州公证处已经向卞常梅支付了本应由杨森承担的全部赔偿款项的情况下，常州公证处有权向杨森追偿。诚然，常州公证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第一顺位的责任人杨森已无力履行，而从该案杨森后来主动向天宁法院缴纳执行款9万元的行为来看，杨森并不属于履行不能。但是，杨森缴纳执行款的时间是2013年7月31日，而早在2013年7月17日，天宁法院已经向常州公证处发出（2013）执字第1193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常州公证处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从该执行通知书的发出时间点来看，常州公证处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杨森确无力履行。且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具有强制效力，常州公证处基于公权力机关发出的具有强制性效力的文书而向卞常梅支付152697元，系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并不存在第二顺位责任人主动全额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故常州公证处依据判决书承担的补偿赔偿责任，可以向杨森追偿。其次，从涉案承诺书的内容进行分析，常州市公证处也有权向杨森主张返还。承诺书的内容虽然没有指明出具的对象，但综合全案来看，可以认定是杨森向常州公证处出具的承诺书。理由如下：第一，承诺书中有“向常州公证处表示对骗取公证书违法行为的悔过”的字样，如杨森仅是向卞常梅出具，没有必要写明向公证处悔过的字样。第二，如承诺书不是向常州公证处出具，则杨森陈述将款项提存在公证处不符合常理和逻辑。杨森基于对卞常梅的侵权行为可以自行向卞常梅支付赔偿款项，其并没必要请公证处作为中间人来调停纠纷，向公证处表示悔过不符合逻辑。第三，杨森在本案一审第一次答辩意见以及庭前证据交换中均承认该承诺书是向常州公证处出具，出具的本意是“赔偿后果自己一力承担，不让常州市公证处出一分钱”。其虽然后来在第二次答辩和庭审中反言，但上述陈述系针对承诺书的第一次陈述，较为真实可信，可以证明该承诺书实际是向常州公证处出具的保证书。第四，承诺书中的“该案”应当指的是（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而非杨森与卞常梅的离婚案件，因离婚案件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涉及被公证房屋的分割问题可以纳入离婚案件中一并处理，没有必要在承诺书中载明“案件处理结束同时付清”。杨森在一审第一次答辩意见中对“该案”亦解释为“将来卞常梅会提起的赔偿诉讼案”，二审法院基于承诺书出具时（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并未立案而认定承诺书中的“该案”指的是离婚案件属于理解错误。综上，涉案的承诺书系杨森向常州公证处出具的承诺，基于承诺的意思表示，杨森亦负有将常州公证处为赔偿卞常梅损失付出的款项返还给常州公证处的责任。第三，关于杨森应当返还的数额问题。常州公证处基于（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实际向卞常梅支付了252697元，其中10万元是杨森依据《承诺书》提存在常州公证处的，常州公证处实际支出了152697元，该款项是常州公证处依据天宁法院的执行通知书要求而支付，应当由杨森予以返还。且《承诺书》中杨森虽承诺愿意将涉案房屋当时的市值40万元的一半支付给常州公证处，但同时也在承诺书中注明“暂定价，以后按案件处理后的实际结算价为准”，现（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确定的涉案房屋价值为428600元，价值的一半加上相应的利息为252697元，扣减杨森已支付的10万元，将余款152697元返还给常州公证处亦符合杨森在承诺书的意思表示。因常州公证处实际支付152697元的日期是2013年7月30日，杨森亦应承担该日期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综上，常州公证处的再审请求理由成立，对其再审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终2958号和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1民初2555号民事判决书。二、杨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公证处152697元，并承担该款自2013年7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杨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洪审判员 秦岸东审判员 何 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汪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