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1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货运大道868号物流大厦5楼5048号（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春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首波，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春鸣，男，194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福琼，女，196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治，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芝，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衡，女，198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治，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芝，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因与被上诉人刘福琼、王云衡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栋建设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首波、杨波，上诉人王春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莉，被上诉人刘福琼、王云衡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治、张惠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栋建设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福琼、王云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福琼、王云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福琼、王云衡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是以确认2017年7月17日《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利润分配、股权赠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等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提起诉讼，但其在首次开庭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认可该股东会决议内容并要求按该决议分配利润，该诉讼请求的变更并非是对审理前准备阶段的意见进行变更，亦未向法庭说明其提出相反诉讼请求的合理原因。因此，刘福琼、王云衡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情形，仍然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二、刘福琼、王云衡起诉依据的2017年7月17日《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利润分配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决议。国栋建设集团并未形成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有效股东会决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应判决驳回刘福琼、王云衡的诉讼请求。（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不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分红的需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才能合法有效。本案中的《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未经全体股东签字，且刘福琼、王云衡明确不予同意，因此，该决议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当然无效。故案涉《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和《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的分红条款均是无效的决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鉴于本案2017年7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的分红条款和《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无效，国栋建设集团没有形成有效的分红决议，因此，刘福琼、王云衡的分红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一审判决无权径行确定刘福琼、王云衡的分红比例及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因此，公司是否分红，以及具体分配方案，属于公司自治事宜，只能由公司股东会确定。即便法院裁决，也只能判决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分配，而不能径行替代公司决定分红金额。《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因无效而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国栋建设集团关于分红事宜应由股东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规定重新作出决议。一审判决径行变更股东会决议、直接改变股东会已决议的刘福琼、王云衡分红比例及金额，实质系以司法权代替了股东的意思自治，侵害了公司的自主经营权，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四、一审法院对《临时股东会决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和效力进行割裂认定明显错误，导致曲解股东会的决议，侵害了其他股东的权利。（一）国栋建设集团在2017年7月17日只召开了一次股东会，形成了《临时股东会决议》。《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议事内容包括公司股权利润分配、股权赠与、修改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决议背景等事项。这些事项互为条件，不能分割，股东是综合考虑前述事项、综合调剂各方及各种利益后，才形成的一个整体利益解决决议。因此，《临时股东会决议》是《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基础，刘福琼、王云衡要求分红必须以同意《临时股东会决议》为前提。一审判决认为《临时股东会决议》中股权赠与与利润分配的内容相互独立，刘福琼、王云衡不需要以承认《临时股东会决议》全部内容为主张利润分配的基础，明显与事实不符。（二）《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中关于是否分红、具体分红金额是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属于具体分红方案中不可分割的内容。只有股东均同意决议载明的分红金额，股东才会同意进行分红，否则股东是达不成合意的，也不可能形成是否分红的决议。一审判决将一个决议中是否分红部分与分红金额部分人为割裂，认定是否分红部分对刘福琼、王云衡有效，分红金额部分对刘福琼、王云衡无效。该认定不仅歪曲了决议本意，还造成同一决议对不同股东产生不同效力，实质是剥夺和侵害了其他股东的表决权、管理公司、分红等股东权利。五、即使《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有效，按照该决议以及按照国栋建设集团实际缴纳税款金额来计算，刘福琼、王云衡的利润分配金额也仅为其诉讼请求主张的一半。六、国栋建设集团已经按照《临时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可分配利润支付完毕，现在已经没有可分配利润。一审判决国栋建设集团支付刘福琼税后利润100637457.92元、支付王云衡税后利润47358803.73元，将导致国栋建设集团本次支付的税后利润总额超过可分配利润739981308.22元。对于超过部分73998130.83元，国栋建设集团只能以公司经营财产支付，这样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只能以税后利润分红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公司以不属于税后利润的财产向股东分红，也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属于股东刘福琼、王云衡变相抽逃出资，侵害了公司、债权人和员工的利益。七、一审判决国栋建设集团支付刘福琼、王云衡资金占用利息明显错误。 王春鸣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福琼、王云衡的全部诉讼请求；确认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均为王春鸣所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福琼、王云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一、刘福琼、王云衡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是以确认《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提起诉讼，但其之后又变更诉讼请求为认可该股东会决议内容并要求按该决议分配利润，刘福琼、王云衡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二、2017年7月17日《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是在总决议即《临时股东会决议》所确定的公司历史沿革及股权代持关系的条件下达成的，刘福琼、王云衡不认可总决议中的前提条件而单独认可“分红”决议中的部分内容是无效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临时股东会决议》才是明确了公司历史沿革和“分红”前提条件的总决议。其他股东会决议是在总决议设置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表决，只是为了工商变更登记、税务登记等实际操作方便而准备的简略决议，其意思表示不完整，应当以总决议中股东意思表示为准。总决议中明确指出各股东均承认王春鸣才是公司唯一创始人、出资人，各股东均认可所持股权系代王春鸣持有，利润分配由王春鸣决定，在此前提下进行利润分配。如果刘福琼、王云衡主张分配利润，就应认可前述前提，否则其分配利润的主张缺乏依据，不应支持。三、虽然没有书面代持协议，但从刘福琼、王云衡的身份、代持时公司改制的背景、对股东权利的行使以及对出资义务的履行等事实情况来看，刘福琼、王云衡仅是代王春鸣持有股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代持行为有合理且在商务实践中常见的产生背景。1996年，双流县人民政府、双流县黄水镇人民政府发文确认王春鸣名下的所有企业的资产均属于王春鸣个人所有。2000年成立国栋建设集团时，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以及相关政策要求，必须是三人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为了符合政策要求，王春鸣才将自身所有的注册资金中的25%放到妻子刘福琼名下、20%放到长子王亚伟名下，实质是王春鸣为了实现规避政策阻碍的同时又能100%控股的目的，而请家人代持股权。为了完善程序、解决股权代持人并未实际出资的问题，王春鸣只得与刘福琼签订了名义上的《资产赠与合同》，并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二）刘福琼、王云衡并未完成出资，案涉股权对应的出资实际由王春鸣完成。案涉股权的对应出资从形式上看是由王春鸣赠与资产给刘福琼，然后刘福琼再以非货币方式完成出资。但实际上，《资产赠与合同》中王春鸣赠与刘福琼的标的物是“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净资产中的价值4729.7万元的资产”，而该协议没有附表、清单，所谓的“资产”不明确，并不具备履行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因此，本案中，履行资产赠与协议，则需要将赠与资产中的不动产进行变更登记、动产进行移交、债务进行转让。在这些手续没有办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赠与协议已经履行。而2000年8月国栋建设集团验资报告确定刘福琼获得股权的方式为王春鸣转让股权，这与工商登记备案的《资产赠与合同》相矛盾，故从此角度可以看出，刘福琼并未完成对国栋建设集团的出资。王云衡所持股权来源于刘福琼的赠与，故其也未出资。（三）有第三方知悉代持事宜。从2017年7月17日的系列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历来相关会议纪要内容看，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的家人，以及公司员工都清楚案涉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四）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人为王春鸣。首先，从刘福琼、王云衡与王春鸣为亲属关系，刘福琼、王云衡并未实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未投过反对票，在公司多年盈余的情况下并未在夫妻离婚前提出过“分红”要求等事实看，刘福琼、王云衡在王春鸣与刘福琼离婚前并未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其明知代王春鸣持有股权，自己并非公司实际股东。其次，除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之外的其他股权持有人均为王春鸣的直系亲属，且从始至终从未向公司实际出资也未支付任何对价，其均明知并同意自己的代持股东身份并一直按照实际持股人王春鸣的意愿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三，王春鸣与刘福琼达成的离婚协议仅确认一套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并约定王春鸣以公司“分红”或直接支付的二选一的方式来承担刘福琼、王云衡的生活费。实际上，公司也仅从双方离婚的2011年开始分红，分红金额也仅与约定生活费相当，由此说明原来王春鸣赠与刘福琼的所谓资产实质上并非双方真实意愿，双方都认可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股权“分红”款实际是王春鸣个人财产，是王春鸣在行使股东权利，王春鸣通过分红给刘福琼、王云衡的方式支付生活费。 针对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的上诉，刘福琼、王云衡辩称，一、国栋建设集团关于案涉《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的上诉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是股东的“分红权与优先认购权”，系归属于股东个人的自益性权利，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案涉《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不属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不应确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二、国栋建设集团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无权径行确定刘福琼、王云衡的分红比例及金额，属于对一审判决的片面理解。（一）《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系经股东会持股75%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第27条关于“股东会行使职权”的规定，《章程》规定利润分配应经股东会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属于一般表决事项。而双方诉争的利润分配决议已经股东会持股75%的股东同意，当然属于有效决议。对利润分配及本次分配总额，刘福琼、王云衡至今均是认可的，不认可的仅是分配比例。对于利润分配比例，根据《章程》第30条规定应按出资比例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也明确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除非经全体股东同意，可以不按出资比例分配。（二）一审判决并没有径行确定刘福琼、王云衡的分红比例及金额，一审判决是根据刘福琼、王云衡的实缴出资比例确定其分红比例，而非一审法院的主观推断。分红金额，是根据利润分配决议确定的本次利润分配总额乘以出资比例而来，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如何判断一份利润分配决议是否有效和具体，其实只需满足两点即可：第一，是否按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第二，股东会决议同意分配利润具体金额是多少。关于每个股东应分配的具体金额，直接按章程确定的比例计算即可。综上，一旦国栋建设集团作出了具体的利润分配决议后，刘福琼、王云衡对国栋建设集团具体的利润分配权在性质上已从股东的成员权转化为普通债权，不应再受公司决议的影响。这也是刘福琼、王云衡可以直接起诉国栋建设集团给予具体的分红款的基础法律关系。三、刘福琼、王云衡并未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刘福琼、王云衡从一审起诉到一审正式开庭前，只有一次放弃和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并没有对任何证据作出前后相反的陈述，不存在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四、国栋建设集团和王春鸣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权和股东权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刘福琼、王云衡权利。（一）国栋建设集团上诉称其已按照《临时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可分配利润支付完毕，现在已没有可分配利润，如法院判决国栋建设集团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分红款，将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侵害国栋建设集团的法人财产权，甚至将该行为定性为刘福琼、王云衡变相抽逃出资行为。如按国栋建设集团的上诉主张，其不会承担任何支付责任，否则将追究刘福琼、王云衡抽逃出资责任。该行为显然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权，损害公司小股东刘福琼、王云衡权利。（二）王春鸣存在严重的滥用股东权利行为。王春鸣利用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身份，采用强行捆绑的方式，以分红为前提条件，意图将刘福琼、王云衡的股权和一半的利润分配权直接剥夺，完全无视法律法规规定，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小股东刘福琼、王云衡的权利。五、王春鸣上诉主张刘福琼、王云衡是为其代持国栋建设集团的股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中，王春鸣拿不出任何代持协议。而事实上，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是该公司2000年进行改制时，通过赠与的方式取得，并办理了相应的验资和股权登记。国栋建设集团是刘福琼与王春鸣共同创业而来，二人从1986年开始创业，至2016年刘福琼病退，刘福琼为国栋建设集团贡献和服务超过30年。刘福琼将其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25%股权赠与8%给王云衡，王云衡作为国栋建设集团的股东享受了分红等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刘福琼、王云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国栋建设集团于2017年7月17日所作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2.撤销国栋建设集团于2017年8月7日所作的工商变更登记；3.判决国栋建设集团按照2017年6月30日《公司股东分配2016年度利润数额计算表》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盈余147996261.65元；4.判决王春鸣对国栋建设集团归还刘福琼、王云衡股权承担连带责任；5.案件诉讼费由国栋建设集团负担。后，因刘福琼、王云衡就王春鸣连带归还其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24%股权事项已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刘福琼、王云衡书面申请变更本案诉讼请求为：1.判决国栋建设集团按照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且按刘福琼、王云衡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其中刘福琼按持有17%出资比例应分得的税后利润为100637457.92元，王云衡按持有8%出资比例应分得税后利润为47358803.73元，并判决国栋建设集团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迟延支付利润期间的利息（从2017年8月1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利润款付清之日止）；2.判决王春鸣对国栋建设集团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应得利润和利息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国栋建设集团负担。 王春鸣提出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均为王春鸣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6月12日，四川国栋真空镀膜公司、成都市蜀都建设工程公司等9家单位，签订《协议》，决定成立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1994年6月26日，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设立，经济性质为集体。1994年6月26日、27日，成都市蜀都建设工程公司根据协议委派刘福琼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董事，并担任副董事长。 1997年5月14日，双流县黄水镇人民政府作出双黄府发（1997）018号《关于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甄别变更将原工商注册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变更为由出资人全权所有的私营企业性质的批复》，该批复主要内容为：双流县黄水镇人民政府经查，“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在组建时，该镇原乡政府、乡企办等单位未投入分文资金、土地和任何财物，均属投资人出资购置，同意“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将企业类型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由出资人王春鸣所有的私营企业性质。2000年8月21日，双流县黄水镇人民政府以双黄府发（2000）019号《关于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投资主体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请示报告》，向成都市乡镇企业管理局进行请示。2000年8月22日，成都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作出成乡企〔2000〕44号《关于确认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为私营企业的批复》，确认“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为私营企业性质。2000年8月22日，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企业名称变更，将名称变更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00年8月24日，国栋建设集团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设立登记。 2000年8月23日，王春鸣（赠与人）与刘福琼（受赠人）签订《资产赠与合同》。该合同载明：赠与人，王春鸣先生根据刘福琼女士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参加由王春鸣先生个人出资设立的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刘福琼女士为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且巨大的作用，因此，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现已经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集团名变更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的所有人王春鸣先生将个人出资企业组建的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净资产中的价值47297000元的资产无偿赠与刘福琼女士。王春鸣、刘福琼均在《资产赠与合同》上签名捺印。 2000年8月24日，王春鸣、刘福琼、王亚伟签订《投资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上述自然人自愿协商，一致同意依据公司法共同出资组建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拟规范组建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达成如下协议：一、公司名称：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注册资本189188000元，出资方式：实物。其中：刘福琼出资47297000元，占注册资本25%。同日，四川勤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该报告载明：国栋建设集团投资人刘福琼投入注册资本47297000元，占比25%。《验资报告》中“验资事项说明”载明：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其前身为四川国栋建筑工程公司，属自然人“王春明”个人出资组建。1994年6月18日，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准，由四川国栋真空镀膜公司出资58470000元、成都市蜀都建设工程公司出资39030000元，共同组建了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其中四川国栋真空镀膜公司及成都市蜀都建设工程公司法人代表及出资人均为“王春明”一人。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公司决议申请办理将原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变更为私营。变更企业性质后的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投资主体由原“王春明”独资变更为“王春明”将其所持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股份中的45%分别转让给自然人刘福琼25%；转让给自然人王亚伟20%。变更后的公司由三人投资组成。当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并分别形成决议，王春鸣、刘福琼均在决议上签字捺印。《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载明：刘福琼被选举为公司首届董事会成员，刘福琼将王春鸣赠与的原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净资产47297000元投入规范后的集团有限公司，并占公司股份25%。2000年8月24日，国栋建设集团《章程》就前述刘福琼出资额及占总股本比例予以载明。 2009年4月13日，赠与人刘福琼、王春鸣与受赠人王云衡签订《赠与合同》。该合同载明：赠与人刘福琼、王春鸣是受赠人王云衡的母亲、父亲。一、赠与人刘福琼现持有国栋建设集团25%的股份（国栋建设集团总注册资本189188000元的25%）和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建设公司）8833.5万股限售流通股的25%，现自愿将其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和国栋建设公司两个公司上述股份中的25%中的8%即国栋建设集团注册资本15135040元和国栋建设公司限售流通股706.68万股赠与受赠人王云衡个人所有。受赠人王云衡愿意接受赠与人赠与的上述股权份额。二、完成赠与后，赠与人刘福琼持有国栋建设集团的注册资本和国栋建设公司的限售流通股8833.5万股中的25%变更为17%，即刘福琼在国栋建设集团注册资本由47297000变更为32161960元，……上述赠与完成后，国栋建设集团的股份与国栋建设公司的限售流通股持有情况如表（一）和表（二）所示……其中，表（一）载明：国栋建设集团总注册资本为189188000元。刘福琼认缴和实缴注册资本均为32161960元，占总股份比例为17%；王云衡认缴和实缴注册资本均为15135040元，占总股份比例为8%。刘福琼、王春鸣在《赠与合同》“赠与人”处签字捺印，王云衡在“受赠人”处签字捺印。2009年4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2009）川成蜀证内民字第17326号《公证书》，对前述《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 2009年4月22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次《股东会决议》载明：全体股东同意根据（2009）川成蜀证内民字第17326号公证书所公证的赠与合同，由刘福琼将其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和国栋建设公司两个公司25%股份中的8%，赠与王云衡个人所有，刘福琼将上述股权赠与后，其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注册资本和国栋建设公司限售流通股由25%变更为17%；全体股东同意公司股东由原6人变更为7人，即由原王春鸣、刘福琼、王浚杰、王云露、金玉芳、黄艳等6人变更为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王浚杰、王云露、金玉芳、黄艳等7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国栋建设集团《公司章程》的修改，并通过修改后的新章程。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王云露、金玉芳、黄艳在该次《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王浚杰由黄艳代签。同日，国栋建设集团《章程》就前述变更事宜进行了载明，同时国栋建设集团就股东和章程变更，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011年10月20日，王春鸣与刘福琼达成《离婚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五、由男方赠与女方分割的国栋建设公司股权系国栋建设集团在国栋建设公司的流通股17667万股中的17%的股份，合计3003.39万股划归女方全权所有。六、离婚后女方因病医治的一切费用由男方负责报销或承担。七、离婚后如男方赠与的股权没有分红或变现，男方须向女方支付基本生活费赡养费。支付标准按成都市政府当年公布的（成都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的6倍执行，按月或按季打入女方个人账户。如因某种原因女方辞职离开国栋建设集团，须另行增加2倍。 2011年9月11日、2013年9月10日国栋建设集团分别作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分红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又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度红利分配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上述三份股东会决议，均载明国栋建设集团按刘福琼持有公司17%股权、按王云衡持有公司8%股权，向刘福琼、王云衡进行了分红，刘福琼、王云衡作为纳税人亦向四川省双流县地方税务局缴纳了相应个人所得税。 2017年7月17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临时股东会决议》对于本次决议背景、现形式上表现的赠与股权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他公司事宜进行了介绍，并载明：二、……本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决定，在落实执行本决议后，下列合同、协议与公证书等作废：1.2007年9月3日的《遗产放弃与继承协议书》《股权分割协议书》《赠与合同》以及相对应的川成蜀证内民字第49402号、49403号、49404号等公证书作废。2.2009年4月13日的《赠与合同》和2011年10月20日的《离婚协议书》第五条及其工商注册登记中的原股份等作废。三、本次利润分配赠与人王春鸣考虑到受赠人目前的家庭情况，须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公司创始人王春鸣决定认同将原名为赠与实为代持的国栋建设集团股份和国栋建设公司的股票为基本依据，并根据各家的具体情况协商一致的进行一次性决算分配。其分配的明细如下：此明细将与利润分配的个税申报决议一致。（决议载明的表格显示国栋建设集团7位股东利润分配情况，决议分配利润合计739981308.22元，其中，刘福琼决议分配利润63201845.48元，代扣20%个税后，实分税后利润为50561476.38元；王云衡决议分配的利润为29742044.93元，代扣20%个税后，实分税后利润为23793635.95元）。六、为了国栋建设集团后续的合法平稳经营，公司名义持股股东，在享受本次分得巨额利益后自愿将现合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45%股份回赠与43%给赠与人王春鸣本人。赠与后，赠与人不再享受已赠与的股权的任何收益，同时也不再承担已赠与出股份的任何债务和一切法律责任，赠与明细如下表：赠与协议附后。（决议载明的表格显示国栋建设集团除王春鸣以外的其他6位股东，共计向王春鸣转让国栋建设集团42%股权，变更后王春鸣持有国栋建设集团97%的股权，其他6位股东，包括刘福琼、王云衡，分别持有国栋建设集团0.5%股权）。关于分得利润的股东，公司将征得股东自愿的原则下，借回部分资金给公司经营和继续对外、对内投资经营使用，其金额、利息及期限另行自愿协商后与财务签订借款协议。《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签字并加盖指印）”处，刘福琼、王云衡并未签字捺印，王春鸣等其他5位国栋建设集团股东签字并捺印。 同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形成《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该次决议载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7月17日在公司28楼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利润分配等相关事宜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公司应到股东七人，因两人在外，实到股东五人，代表公司总股本的75%股权，代表到会股东的100%股权，到会股东全体表决一致，无人弃权或反对。会议由股份持有赠与人王春鸣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根据2009年4月13日的赠与合同等有关协议，并综合历史沿革的意愿，本次分配决算决议在到会的全体股东经过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分配决议：一、会议一致审核并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报告，决议将税后利润进行全部一次性分配。二、会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分红的决议，决定以2016年度及公司2017年5月27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对2016年度的财务结算结果，并且已向双流地税局上缴了企业应交纳的全部所得税为基础。至2016年度止，公司税后未分配利润可供分配金额为739981308.22元，全体股东进行协商一致，决议分配明细如下：……（决议载明的表格显示国栋建设集团7位股东利润分配情况，决议分配利润合计739981308.22元。其中，刘福琼决议分配的利润为63201845.48元，代扣20%个税后，实分税后利润为50561476.38元；王云衡决议分配的利润为29742044.93元，代扣20%个税后，实分税后利润为23793635.95元）。三、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截止2016年底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已全部分配完毕。《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并加盖手印）”处，刘福琼、王云衡并未签字捺印，王春鸣等其他5位国栋建设集团股东签字并捺印。成都市双流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收完税证明》载明：刘福琼作为纳税人于2017年8月9日缴纳个人所得税12640369.1元，王云衡作为纳税人于2017年8月9日缴纳个人所得税5948408.99元。 一审法院另认定下列事实：国栋建设集团《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必须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半数以上方能召开”、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4项规定“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对于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股东会的其他决议，须经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 刘福琼与国栋建设集团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由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川0116民初8344号。该案于2018年9月3日开庭审理。在该日庭审中，国栋建设集团陈述“2.原告（刘福琼）在提交的证据中的申请书中和诉状中要求查阅资料是基于分红款的去向，我方（国栋建设集团）现在告知原告，分红款是划给了董事长王春鸣个人，目前该案正在成都中院审理”。 本案一审庭审中，王春鸣认可其与刘福琼、王云衡之间就案涉股权并无书面代持协议。王春鸣在庭审中还出示了一份自制的按《离婚协议书》计算每年应付生活费金额、分红、借款统计表，拟证明分红是王春鸣个人财产，而将分红支付给刘福琼、王云衡只是王春鸣按离婚协议支付生活费、扶养费的一种方式，刘福琼、王云衡以借款的方式提前支取了超额的生活费，其二人无权主张剩余部分。对此，刘福琼、王云衡认可该统计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并陈述案涉股权是刘福琼个人的，在离婚后属于刘福琼的个人财产。 对于2017年7月17日《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中载明分配给刘福琼、王云衡的税后利润，国栋建设集团在庭审中陈述，因公司知晓公司股权所有权人系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系代持股权，因此，国栋建设集团通过转账的方式将前述决议中载明分配给刘福琼、王云衡的税后利润，支付给了王春鸣。对此，王春鸣确认收到该款，并陈述已将该款借给国栋建设集团用于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是否应确认为王春鸣所有；二、若刘福琼、王云衡所持有国栋建设集团前述股权应归其二人所有，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应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并支付利息以及利润、利息金额如何确定；三、若国栋建设集团应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并支付利息，王春鸣是否应对国栋建设集团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是否应确认为王春鸣所有的问题 王春鸣主张，国栋建设集团前身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系经改制而来，公司的资产属于王春鸣个人所有，对此，成都市双流县黄水镇人民政府、成都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出具的文件予以了确认。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集团有限公司须三人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为了符合政策要求，王春鸣将自身所有的注册资金中25%、20%分别放到刘福琼及王亚伟名下，同时，刘福琼在王春鸣许可下，于2009年4月13日将25%股权中的8%赠与王云衡，因此，刘福琼、王云衡并未实际出资或支付对价，其二人持有国栋建设集团股权实质为代王春鸣持有。故案涉股权应确认为王春鸣所有。 首先，王春鸣与刘福琼于2000年8月22日签订《资产赠与合同》，该合同系王春鸣、刘福琼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则《资产赠与合同》对王春鸣、刘福琼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对此，王春鸣抗辩认为，国栋建设集团的全部投资均系其一人投入，刘福琼并无任何投资，《资产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系在公司改制过程中，王春鸣为符合政策要求，才将案涉股权赠与刘福琼，双方实际系代持法律关系。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关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同系无偿、单务合同，并不需要受赠人向赠与人偿付相应对价，因此，即使国栋建设集团的资产均系王春鸣投入，但只要其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刘福琼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即在王春鸣与刘福琼之间产生赠与的法律效果，刘福琼是否实际投资或支付了对价，并不影响案涉赠与法律关系的形成。同时，赠与合同的成立仅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要件，系诺成合同，则对于王春鸣基于何种目的、动机作出赠与意思表示，系其个人主观上的意愿和考虑，并不代表其个人的意愿和考虑与刘福琼之间形成了合意。因此，王春鸣关于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系基于政策原因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的抗辩，并不能否定其与刘福琼之间达成的赠与合意，且王春鸣认可其与刘福琼之间并无书面代持协议，即双方并未形成代持的一致意思表示。故王春鸣该项抗辩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其次，王春鸣与刘福琼签订《资产赠与合同》后，王春鸣、刘福琼又于2000年8月24日签订《投资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上述自然人自愿协商，一致同意依据公司法共同出资组建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拟规范组建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达成如下协议：一、公司名称：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注册资本189188000元，出资方式：实物。其中：刘福琼出资47297000元，占注册资本25%”。同日，四川勤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国栋建设集团实收投资人刘福琼注册资本47297000元，占比25%。据此，刘福琼将受赠的原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净资产中的价值47297000元的资产投入国栋建设集团，国栋建设集团确认刘福琼出资47297000元，占公司25%股权。对此，国栋建设集团《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2000年8月24日《章程》以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就前述刘福琼出资额及占总股本比例均予以确认。因此，刘福琼与王春鸣签订的《资产赠与合同》已实际履行。虽王春鸣抗辩称《资产赠与合同》赠与标的不明确，不具备履行的条件，但刘福琼将受赠的资产投入到国栋建设集团，经过了公司股东会、章程以及工商行政部门的确认，则王春鸣的前述抗辩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故王春鸣在与刘福琼签订《资产赠与合同》后，其赠与刘福琼的资产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刘福琼基于其将受赠的资产投入国栋建设集团，享有国栋建设集团25%股权的所有权。 第三，2009年4月13日，刘福琼、王春鸣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王云衡签订了《赠与合同》，该合同载明赠与人刘福琼将其持有的案涉国栋建设集团25%股权中8%股权赠与王云衡，王云衡愿意接受上述赠与股权份额。如前述分析，则刘福琼与王云衡之间达成了赠与合意，且刘福琼与王云衡之间的赠与协议经过了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公证，因此2009年4月13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后，2009年4月22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了刘福琼赠与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给王云衡的《赠与合同》及公证，同时确认经过该次赠与后，刘福琼持有国栋建设集团17%股权，王云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同日，国栋建设集团《章程》对前述变更事宜进行了载明，国栋建设集团亦就该事宜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据此，经过2009年4月22日赠与后，刘福琼享有国栋建设集团17%股权的所有权，王云衡享有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的所有权。虽王春鸣在2009年4月22日《赠与合同》上作为“赠与人”在合同上签字，但基于当时王春鸣与刘福琼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涉及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同时，《赠与合同》明确载明系赠与人刘福琼将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赠与王云衡，因此，王春鸣的签字行为并不代表案涉股权系其所有，且《赠与合同》中并无刘福琼、王云衡代王春鸣持有案涉股权的意思表示。故刘福琼、王云衡享有案涉股权的所有权。 第四，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国栋建设集团于2011年9月11日、2013年9月10日和2015年3月16日，分别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按照刘福琼持有国栋建设集团17%股权、王云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向其二人进行了分红，其二人亦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虽王春鸣抗辩认为，国栋建设集团向刘福琼、王云衡分红，系王春鸣依据其与刘福琼之间的《离婚协议书》，向其二人支付的生活费，该分红款系王春鸣的个人财产，但刘福琼与王春鸣于2011年10月20日离婚，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书》中载明“离婚后如男方赠与的股权没有分红或变现”，男方须按一定标准支付生活费、赡养费，该内容并未约定刘福琼与王春鸣离婚后案涉股权归王春鸣所有，相反再次明确案涉股权系王春鸣赠与刘福琼，则王春鸣主张国栋建设集团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的分红款系其个人财产，无事实依据。故刘福琼、王云衡作为国栋建设集团股东，实际享有了股东的分红权。 第五，虽王春鸣举示了《临时股东会决议》，但该决议载明作废的相关合同、协议和公证书并不包含其与刘福琼于2000年8月22日签订的《资产赠与合同》，而对于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于2009年4月1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以及王春鸣与刘福琼达成的《离婚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一百九十二条关于“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之规定，赠与人享有撤销权，但该撤销权应具有合理理由，且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能撤销。据此，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于2009年4月1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系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而王春鸣又未主张撤销其与刘福琼达成的《资产赠与合同》，且王春鸣亦未举证证明刘福琼、王云衡具有法定的可撤销赠与合同的行为，因此，王春鸣举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中关于作废相关合同、协议、公证书的内容，并不对刘福琼、王云衡产生法律效力。 综上，刘福琼、王云衡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分别取得了国栋建设集团17%、8%的股权，该事实经过了国栋建设集团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以及工商行政部门的确认，且王云衡受赠案涉股权经过了公证机关的公证，同时，刘福琼、王云衡亦实际享有了股东分红权，而王春鸣并不享有合同撤销权，因此，刘福琼享有国栋建设集团17%股权的所有权，王云衡享有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的所有权。故王春鸣关于要求确认刘福琼、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应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并支付利息的问题 如前所述，刘福琼、王云衡系国栋建设集团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关于“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之规定，股东基于股东身份享有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请求权，公司亦应向股东分配利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之规定，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分配利润，但该请求权为利润分配请求权，在公司未形成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前，应为期待权，并无具体的内容，只有在公司形成了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后，该请求权才转变为普通债权，股东即有权要求公司向其支付利润。 （一）关于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具有可分配的利润以及是否形成了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的问题 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主张依据2017年7月17日的《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向其二人分配利润。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该决议系经过代表国栋建设集团75%股权的股东同意，依据国栋建设集团《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则《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应为有效决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一、会议一致审核并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报告，决议将税后利润进行全部一次性分配。二、……公司税后未分配利润可供分配金额为739981308.22元”，结合国栋建设集团在本案庭审中认可已将《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利润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王春鸣，王春鸣对此表示收到该款项。据此，国栋建设集团具有可分配的利润，刘福琼、王云衡提交的《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系载明了具体分配方案的有效股东会决议。 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抗辩认为，刘福琼、王云衡起诉时要求确认2017年7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现又依据该决议主张分配利润，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对此，虽刘福琼、王云衡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要求确认2017年7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但其二人在本案一审庭前证据交换中已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决国栋建设集团按照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并在庭审中一直坚持该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之规定，刘福琼、王云衡在庭审证据交换阶段依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主张权利，并不存在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情形。故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关于国栋建设集团应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刘福琼、王云衡主张按照《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且按刘福琼、王云衡的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而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均抗辩认为，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一系列股东会决议是一个整体，其中《临时股东会决议》才是总决议，刘福琼、王云衡不能选择其中对其有利的部分承认和举证，其二人只认可决议中一部分内容，实际是否定了2017年7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其二人须认可总决议全部内容，否则该决议不能作为其二人要求分配利润的依据。 首先，实践中，股东会除了对利润分配进行决议外，还可能对其他事项进行表决，并统一进行决议。此时，若其他事项的决议存在效力争议，但并不影响利润分配决议效力的，利润分配部分的决议仍为有效，股东可依据该决议要求公司分配利润。本案中，国栋建设集团在2017年7月17日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包括《临时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其中，《临时股东会决议》又对公司沿革、公司利润分配、股东之间股权赠与等内容进行了载明。对于《临时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和股东之间股权赠与，虽《临时股东会决议》第六条载明“在公司名义持股股东，在享受本次分得巨额利益后自愿将现合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45%股份回赠与43%给赠与人王春鸣本人”，但利润分配方案系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股权赠与系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则《临时股东会决议》中关于股权赠与和利润分配的内容系各自独立的，股东之间的股权赠与并不影响公司已作出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刘福琼、王云衡可以仅就利润分配的决议主张权利，并不需要以承认《临时股东会决议》全部内容为主张利润分配的基础。 其次，前述《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国栋建设集团认可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同时刘福琼、王云衡虽未在《临时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其二人除不认可利润分配比例外，亦认可前述决议中关于公司决议分配利润的内容系有效的。而对于分配比例，国栋建设集团《章程》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刘福琼分配利润的实际比例为8.5%，王云衡的实际分配比例为4%，即《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并未按股东实际持股比例分配利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关于“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之规定，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系股东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则公司应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红利。若在全体股东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约定其他的利润分配方案，也即是说，公司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约定，不得采取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因此，股东对于公司利润分配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持有异议，系维护自身权利的行为，并不代表其否定公司利润分配决议的效力。 第三，关于国栋建设集团应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公司若要变更利润分配比例，应由全体股东共同约定。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并未在《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则该决议上载明的股东分配比例，并未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前述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对刘福琼、王云衡并不产生约束力。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国栋建设集团已按《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方案进行了完税，并将税后利润进行了分配，则《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并不属于无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因此，刘福琼、王云衡有权要求国栋建设集团按照《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利润总额，并按照其二人的实际持股比例分配利润。《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国栋建设集团决议将税后利润739981308.22元进行全部一次性分配，结合刘福琼实际持有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且公司《章程》亦载明刘福琼、王云衡已实缴注册资本，因此，国栋建设集团应向刘福琼支付税后利润100637457.92元，应向王云衡支付税后利润47358803.73元。故刘福琼、王云衡该项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 王春鸣抗辩认为，其与刘福琼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王春鸣以公司分红或直接支付的二选一的方式承担刘福琼、王云衡两人的生活费，而2017年7月17日《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利润金额远远超过《离婚协议书》约定的生活费标准，刘福琼无权主张超过部分，且刘福琼已以借款的方式支取了生活费，同时案涉股权分红款系王春鸣个人财产，因此，剩余股权分红款应直接支付给王春鸣。对此，如前所述，案涉股权系刘福琼、王云衡所有，同时《离婚协议书》第五条再次确认刘福琼享有的股权系王春鸣赠与，则刘福琼、王云衡系国栋建设集团股东，其二人基于所持有的股权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力，因此，王春鸣关于案涉股权分红款系其个人财产，无事实依据。同时，《离婚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离婚后如男方赠与的股权没有分红或变现，男方须向女方支付基本生活费赡养费。支付标准按成都市政府当年公布的（成都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的6倍执行，按月或按季打入女方个人账户。如因某种原因女方辞职离开国栋建设集团，须另行增加2倍”，上述内容真实意思应为刘福琼、王云衡可以基于案涉股权享有利润，若案涉股权无利润或变现价值，则王春鸣应按约定标准支付其二人的生活费，王春鸣所述“以公司分红或直接支付的二选一的方式承担刘福琼、王云衡两人的生活费”与双方约定及客观事实不符。此外，根据王春鸣自制的计算每年应付刘福琼、王云衡生活费金额、分红、借款统计表显示，王春鸣主张的刘福琼、王云衡的借款，均在其二人应得利润中进行了扣除，则刘福琼、王云衡的借款并不影响其二人在本案中主张分配利润。综上，王春鸣关于案涉股权分红款系其个人财产，刘福琼、王云衡无权主张，案涉股权分红款应支付给王春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国栋建设集团于2017年7月17日已作出有效的分红决议，刘福琼、王云衡作为国栋建设集团股东享有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已具体转化为利润给付请求权，刘福琼、王云衡与国栋建设集团之间建立了关于支付利润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二人对国栋建设集团享有要求支付相应利润的权利。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国栋建设集团将本属于刘福琼、王云衡的利润支付给了王春鸣，王春鸣亦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则国栋建设集团上述行为造成了刘福琼、王云衡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其二人要求国栋建设集团赔偿延迟支付利润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资金占用利息起算时间，国栋建设集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具体的分红决议后，已于2017年8月9日在成都市双流区地方税务局完成了其二人的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据此可知国栋建设集团在2017年8月10日时已具备了支付利润的条件。故刘福琼、王云衡主张资金占用利息应从2017年8月10日起算，具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对于利息计算标准，虽双方并未约定资金占用的相应利息标准，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刘福琼、王云衡主张资金占用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三、关于王春鸣是否应对国栋建设集团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之规定，股东请求分配利润的义务主体为公司，并非其他股东。当公司向一部分股东少分利润，而向另一部分股东多分利润时，多分配利润的股东应向公司承担返还义务，而不是将多分配的利润直接退还给少分利润的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并无相互支付利润的义务。本案中，国栋建设集团将本应分配给刘福琼、王云衡的利润支付给王春鸣，系国栋建设集团与王春鸣之间的法律关系，国栋建设集团才是要求王春鸣返还多分配利润的适格主体，刘福琼、王云衡无权向王春鸣主张连带责任。故刘福琼、王云衡关于要求王春鸣对国栋建设集团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福琼、王云衡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部分支持；王春鸣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判决：一、国栋建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福琼支付税后利润100637457.9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00637457.92元为本金，从2017年8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国栋建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云衡支付税后利润47358803.73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7358803.73元为本金，从2017年8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福琼、王云衡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春鸣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81881.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86881.3元，由国栋建设集团负担786781.3元，由王春鸣负担1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对一审判决认定“同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形成《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这一事实有异议，认为2017年7月17日国栋建设集团只召开了一个股东会，并通过了《临时股东会决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两个决议，且《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只是用于向税务部门申报税收，不是独立的一个决议。对此，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7月17日，国栋建设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是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是否应确认为王春鸣所有；二是若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归刘福琼、王云衡所有，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应当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并支付利息，以及利润、利息如何确定。 一、关于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是否应确认为王春鸣所有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刘福琼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系代王春鸣持有。理由如下：首先，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者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实践中，确实存在实际出资人因各种原因不便直接持股而与他人订立合同，约定由他人代为持有股权的情况，但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否认其是代王春鸣持有案涉国栋建设集团股权，王春鸣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与刘福琼、王云衡之间达成了代持案涉国栋建设集团股权的合意。其次，虽然王春鸣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国栋建设集团是由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改制而来，且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系出资人王春鸣所有的私营企业，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0年8月23日，王春鸣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刘福琼签订《资产赠与合同》约定，王春鸣将个人出资企业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净资产中的价值47297000元的资产无偿赠与刘福琼。2000年8月24日，王春鸣、刘福琼、王亚伟共同签署《投资协议书》，刘福琼将受赠的前述资产作为实物出资投入国栋建设集团，占注册资本比例25%。对此，国栋建设集团《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2000年8月24日《章程》以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就前述刘福琼出资额及占总股本比例均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表明王春鸣与刘福琼之间的《资产赠与合同》已实际履行。2009年4月13日，刘福琼、王春鸣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王云衡签订《赠与合同》并经公证，该合同约定赠与人刘福琼将其持有的案涉国栋建设集团25%股权中的8%股权赠与王云衡，王云衡愿意接受上述赠与股权份额。对此，国栋建设集团于2009年4月22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确认刘福琼赠与所持有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给王云衡的赠与合同，同时确认经过该次赠与后刘福琼持有国栋建设集团17%股权、王云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同日，国栋建设集团《章程》对前述变更事宜进行载明，并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之后，国栋建设集团于2011年9月11日、2013年9月10日、2015年3月16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利润分配决议，按照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股权比例向其支付分红，刘福琼、王云衡亦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综上分析，刘福琼、王云衡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分别取得国栋建设集团17%、8%的股权，并实际享有了股东分红权。 关于王春鸣上诉主张其与刘福琼签订《资产赠与合同》系基于政策原因作出，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因刘福琼作为《资产赠与合同》的相对方对王春鸣的该主张并不认可，且王春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福琼之间达成了代持股权的合意，故王春鸣的该主张不足以否定其与刘福琼之间达成的赠与意思表示，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春鸣上诉主张《资产赠与合同》赠与标的不明确，不具备履行条件，刘福琼、王云衡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王春鸣是将其个人出资的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资产中价值47297000元的资产赠与刘福琼，该资产实际登记于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名下，刘福琼已将该资产作为对国栋建设集团的出资，依法应当转移登记于国栋建设集团名下，而国栋建设集团本身是由四川国栋建设集团公司改制而来，且国栋建设集团已确认刘福琼的出资已到位。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8%股权来源于接受刘福琼的赠与，因国栋建设集团已确认刘福琼的出资全部到位，因此，王云衡接受刘福琼赠与的股权也不存在未完成出资的问题。故王春鸣的该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春鸣上诉主张刘福琼、王云衡未行使股东权利的问题。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公司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应当由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即使有利润，也可能基于公司后续发展而不向股东分配。公司股东未向公司提出分红要求，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因此，刘福琼、王云衡在刘福琼与王春鸣离婚前未提出分红要求，并不能说明其没有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其次，经查，国栋建设集团先后于2011年9月11日、2013年9月10日、2015年3月16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利润分配决议，按照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股权比例向其支付分红，刘福琼、王云衡亦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该事实能够证明刘福琼、王云衡作为国栋建设集团的股东实际享有股东的分红权。王春鸣主张这些分红是其依据与刘福琼签署的离婚协议而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的生活费，明显与离婚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故王春鸣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虽然王春鸣主张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是代王春鸣持有，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刘福琼、王云衡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分别取得国栋建设集团17%、8%的股权，并实际享有了股东分红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王春鸣请求确认刘福琼、王云衡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属其所有的上诉请求，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应当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并支付利息，以及利润、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关于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应当向刘福琼、王云衡分配利润及利润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股东只有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后，才可请求公司分配利润。该规定不仅要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决议，而且要求利润分配方案的内容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原则上应当包括待分配利润总额、分配政策、分配范围以及分配时间等具体分配事项内容。但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具体并不能一概而论，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根据已有信息能够确定请求人根据方案应当得到的具体利润数额的，即可认定为存在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已提交了有效和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理由如下：首先，国栋建设集团《章程》第二十六条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4项、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半数以上，方可以召开股东会，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的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提交的《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系经过代表国栋建设集团75%股权的股东同意而形成的利润分配决议，符合国栋建设集团《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该利润分配决议载明，股东会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报告，决议将税后利润进行全部一次性分配；公司税后未分配利润可供分配利润金额为739981308.22元。前述事实表明，国栋建设集团股东会对2016年度税后利润进行全部一次性分配、可供分配利润金额为739981308.22元形成了决议。国栋建设集团在审理中也认可已按照利润分配方案将利润支付给王春鸣，王春鸣对此表示认可。其次，前述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作出的“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决议内容，刘福琼、王云衡不予认可，该部分决议内容因不符合国栋建设集团《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的规定，且损害了未同意该决议内容的股东刘福琼、王云衡的权利，因此，对刘福琼、王云衡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系股东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本案中，刘福琼、王云衡对利润分配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予认可，系维护自身权利的行为，并不代表其否定股东会决议中有关进行利润分配以及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全部决议内容。第三，根据国栋建设集团《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规定，以及利润分配方案中确定的可供分配利润总额，刘福琼、王云衡所持有的国栋建设集团股权比例，能够确定刘福琼、王云衡根据利润分配方案应当分得的具体利润数额，综上，本案可以认定国栋建设集团形成了有效的、可执行的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国栋建设集团《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规定，以及《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中确定的税后利润739981308.22元进行全部一次性分配的决议内容，结合国栋建设集团已按《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方案进行了完税，并将税后利润进行了分配的事实，以及刘福琼持有国栋建设集团17%的股权，王云衡持有国栋建设集团8%的股权，且公司《章程》亦载明刘福琼、王云衡已实缴注册资本的事实，国栋建设集团应向刘福琼分配税后利润100637457.92元，向王云衡分配税后利润为47358803.73元。国栋建设集团关于一审法院无权径行判决确定刘福琼、王云衡的分红比例及金额的上诉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属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的片面理解，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上诉主张，《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是在总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所确定的公司历史沿革及股权代持关系的条件下达成的，刘福琼、王云衡不认可总决议中的前提条件，而单独认可分红决议中的部分内容是无效的，一审判决对《临时股东会决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和效力进行割裂认定明显错误的问题。实践中，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除对利润分配进行表决外，还可能对其他事项进行表决，并统一通过表决事项。即使该决议中其他事项的决议存在违法事由，该部分决议无效，也不影响利润分配决议效力的，利润分配部分的决议仍应认定为有效，股东仍可依据该决议要求公司分配利润。本案中，国栋建设集团股东会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包括案涉《临时股东会决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临时股东会决议》中对利润分配、股权赠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等事项一并进行了表决。但股权赠与属于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利润分配方案则属于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换言之，股东之间的股权赠与并不影响公司已经作出的利润分配方案。同时，前述《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因此，刘福琼、王云衡要求公司分配利润，并不以其认可股权赠与等全部决议内容为前提。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关于一审判决对《临时股东会决议》《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内容和效力进行割裂认定明显错误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国栋建设集团上诉主张，因国栋建设集团已按《临时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可分配利润支付完毕，现已无可分利润，一审判决国栋建设集团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税后利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分红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侵害国栋建设集团的法人财产权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之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指向的是公司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义务，换言之，股东请求分配利润的义务主体是公司，而股东则无向公司股东支付红利的义务。至于本案中，国栋建设集团将应分配给刘福琼、王云衡的利润支付给王春鸣，因王春鸣没有合法依据占有其他股东应该取得的利润，应当返还给公司。国栋建设集团据此在本案中主张其不应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税后利润，于法无据，但因国栋建设集团的支付行为和王春鸣的占有行为属其他法律关系，国栋建设集团可另行向王春鸣主张返还后支付给刘福琼、王云衡，刘福琼、王云衡也可依法另行主张。故对国栋建设集团的该项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国栋建设集团是否应当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 如前所述，基于案涉《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刘福琼、王云衡作为国栋建设集团的股东享有请求分配利润的请求权，即刘福琼、王云衡有权要求国栋建设集团支付利润。本案中，国栋建设集团将本应属于刘福琼、王云衡的利润支付给了王春鸣，王春鸣也认可收到该款，由此导致刘福琼、王云衡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刘福琼、王云衡请求国栋建设集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迟延支付利润的利息，依据充分，应予以支持。虽然利润分配方案中并未载明利润的具体支付时间，但国栋建设集团于2017年8月9日代扣代缴了刘福琼、王云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故一审法院认定国栋建设集团2017年8月10日已具备支付利润的条件，并据此判决国栋建设集团应当从2017年8月10日起向刘福琼、王云衡支付未实际支付利润的利息损失，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国栋建设集团支付利息的标准自2017年8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利润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国栋建设集团关于一审判决判令其支付刘福琼、王云衡资金占用利息明显错误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王春鸣、国栋建设集团上诉主张刘福琼、王云衡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问题。首先，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反言原则，禁止反言实质是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相关司法解释中针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认的对其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在没有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得推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其次，本案中，虽然刘福琼、王云衡起诉时请求“确认《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但其在庭前证据交换时已明确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决国栋建设集团按照《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且按照其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建立在法律关系、诉讼标的的基础上，民事行为效力是确定法律关系性质及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其对主张法律关系性质、民事行为效力的变更，是对其请求权基础进行变更。刘福琼、王云衡变更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关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之规定，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的情形。因此，王春鸣、国栋建设集团关于刘福琼、王云衡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3762元，由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81881元，由王春鸣负担7818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楠 审 判 员  何 杉 审 判 员  周述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黄华东 书 记 员  周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