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1123民初611号原告：邵华，男，198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务工，家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全，系江西淮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涛，男，199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务工，家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被告：胡红，女，198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经商，家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美华，系江西申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华与被告胡涛、胡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庆全，被告胡涛、胡红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婚姻介绍费计人民币1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系同胞姐弟。2019年初，原告到被告胡涛的老家樟村镇方村村推销红薯片，言谈中胡涛得知原告30岁尚未结婚，就主动告诉原告，说他可以从越南帮原告介绍一个女朋友，并说他的老婆也是从越南嫁过来的，绝对不会骗你的，原告信以为真。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先支付2万元的介绍费给被告胡涛，之后被告胡涛就带原告前往越南，到越南后居住在被告胡涛越南的岳父母家。过了几天，被告胡涛说给我找到了一个越南女孩，但要支付11万元，该女子才能跟原告回中国。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通过支付宝先支付给胡红1万元，原告父母于2019年4月12日到玉山县东津桥西商苑农行营业所取出10万元现金，前往被告胡红在西商苑所开的花店，将10万元现金拿给了被告胡红，被告胡涛得知胡红收到11万元后，就带着越南女子及原告、胡涛妻子从越南返回玉山，该越南女子就到原告家居住生活。共同生活期间，原告觉得越南女子不信任原告，一般不同意与之过夫妻生活，原告非常疑惑，因言语不通，无法得知真实原因，但从她的手势中，原告觉到是该女子可能没有收到两被告转交的彩礼。2019年9月30日，该越南女子突然失踪，了无音讯，原告到玉山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告知原告民事权益受损应向法院起诉。综上所述，原告怀疑两被告与该越南女子串通一气，以假借与我结婚为名，诈骗我的钱财。该女子失踪后，原告向两被告询问相关情况，两被告互相推诿，但始终不提供其已经将上述款项汇给越南的凭证。原告感觉越南女子的失踪，一方面是女子与两被告合谋诈骗，另一方面可能是该女子未收到两被告转交的钱。原告认为上述款项还在两被告手上，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审处。两被告的代理人答辩称，一、原告起诉状中所述不属实，事实是2019年正月，原告与被告胡涛在街上碰到，聊起被告胡涛的妻子是越南人，原告便也想找个越南老婆，于是要求被告胡涛介绍，胡涛出于老乡情面答应。2019年3月12日胡涛及其越南籍“妻子”陈宝珍陪同原告邵华一同前往越南，三人在越南逗留一个多月，通过当地人介绍了六、七个女孩，每次介绍都支付给当地人介绍费人民币1000多元。在此期间原告邵华一直居住在宾馆，期间的花费是由胡涛支付的，最后原告看上了被告胡涛妻子的表妹“芳芳”，年仅16岁，便与其父母协商，后女孩父母同意将女儿嫁给原告并需支付11万元彩礼费，双方也签订了协议，在女儿父母收到被告在中国的转账后才将女儿交给原告偷渡带回中国，女孩到中国后因原告的不信任，一直被原告锁在家中，没有人身自由，女孩“芳芳”与原告同居几个月后无法忍受乘机逃跑，并到当地派出所报警，现在因涉嫌非法入境被关押在玉山县公安局，且也如实供述了如何来中国。二、本案的被告胡涛、胡红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主体不适格，两被告自始至终都没有欺骗原告，两被告未收过原告的任何介绍费，也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即使原告要求返还该笔财产损失也应当起诉越南女孩及其父母。三、本案作为不当得利的案由法律关系不成立，原告与被告在越南期间所有的花费都是由被告胡涛支付的，即使胡红收到了原告的1万元，且被告胡涛因此损失的误工工资也是一笔合法的费用，不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举证和被告质证情况如下：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二、支付宝转账截图一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被告胡红1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即使有转账的事实，但被告胡红没有将这1万元占为己有，不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三、玉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胡涛证实了被告胡红收到原告11万元现金的事实。被告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支付上述款项时原告邵华与被告胡涛都在越南，是经越南女孩“芳芳”的父母要求，要求邵华的父母转账11万元到越南，因为邵华的父母不懂如何转账，胡涛打电话给胡红，要求胡红与邵华的父母一同去银行转账，当时邵华的父母只取出了10万元，胡红将这10万元与支付宝中取现的1万元由原告父母共同到银行一同转账给了越南女孩子“芳芳”的父母，之后才将越南女孩子偷渡到中国，在胡涛询问笔录的第三页也明确陈述的这一事实，所以被告胡涛、胡红没有将这11万元作为自己的婚姻介绍费，而是给越南女儿父母作为聘金。两被告举证及原告质证情况如下：两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胡涛、胡红的身份信息情况，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胡红、胡涛系姐弟关系。原告邵华常年在玉山县各乡镇从事销售红薯片生意，2019年初原告到樟村镇做生意时与被告胡涛认识，闲聊中得知被告胡涛曾经人介绍到越南认识女孩子徐某，支付13万元彩礼后偷渡带回国内，一直与被告胡涛共同生活。原告邵华即向被告胡涛表达了其尚未娶妻，也想找个“越南老婆”，希望被告胡涛能够帮忙介绍，被告胡涛便满口答应。2019年3月，被告胡涛的女朋友徐某计划回越南探亲，被告胡涛即联系原告是否愿意去越南相亲女孩子，原告即表示愿意。2019年3月12日原告支付给被告胡涛2万元，用作三人出国期间的差旅等开支，当日三人先乘坐卧铺大巴至广西区东兴县边境出国，后又陆续乘坐大巴、飞机最后抵达徐某位于越南的老家。后徐某的父母接待安排邵华、胡涛住宾馆、吃饭，并帮忙介绍越南女孩子给原告认识。原告与被告胡涛、徐某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时间，期间徐某父母介绍了六七个女孩子给原告认识，最后原告看上徐某父母的邻居家的女孩“芳芳”，该女孩及家人同意与原告来中国生活，但需要原告支付11万元的彩礼，并指定了一个浙江省永康市的收款账号，通过这个账号再将钱汇到越南。2019年4月11日，原告原计划通过被告胡红的网上银行（支付宝）将11万元款项汇至永康账号，但因农业银行的支付宝单日转账限额，只转账成功1万元，余下10万元。后原告联系在家的父母，原告要求其父母于2019年4月12日到银行取现金10万元，会同被告胡红取现1万元，将款项汇往永康市的指定账户内。汇款后一个小时左右，原告即得知徐某的父母去越南的银行将钱取回来支付给“芳芳”的父母亲，“芳芳”父母收到钱后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同意女儿芳芳与原告回中国生活的协议书。不久后，“芳芳”即随同原告邵华等人偷渡到中国，并与原告同居生活在玉山县岩瑞镇万花村良种分场四队。2019年9月，“芳芳”到派出所报警，其因涉嫌非法入境现被羁押在玉山县公安局。本院认为，不当得利制度对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有调节作用，目的在于恢复民事主体之间在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是法定的特殊之债。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中的得益人负有返还义务，利益受害方有利益返还请求权。本案中，原告主张两被告收受了原告婚姻介绍费现金10万元，其介绍的越南女孩“芳芳”到中国后不愿与之共同生活，并主动报警，是两被告与“芳芳”共谋诈骗其钱财，或者是两被告收受原告转账出国的彩礼后未支付给“芳芳”及其父母，才使得原告财产权益受到损失，认为两被告从中获得了非法利益10万元，原告作为利益受害方有权要求不当得利返还。依照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被告是否从中获得了财产性利益，具体表现为财产数额上的积极增加，同时双方对这一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已有相斥的观点。原告认为两被告收受了原告父母现金10万元，但其未能提供已经将该笔款项汇款至永康市账户或者越南的凭证，应当由两被告对其反驳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两被告则认为两被告未收受原告父母转交的现金10万元，被告胡红只是随同其父母去银行帮助原告父母汇款至永康市账户，连同支付宝收到的原告转账的1万元取现，合计11万元汇款至永康市账户，两被告实际并未从中获得任何财产性利益；同时，原告主张以不当得利事由起诉至法院，应由原告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获得了不当利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明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本院认为，在本案不当得利之债中，原告作为民事权利主张者应该更有能力对自己财产转移的行为提供证明，有义务向法庭举证证明两被告收受了不当利益现金10万元，并从原告的财产转移损失中取得了相关财产性利益，故认为由原告承担对两被告获得不当得利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更为适宜，应当由原告承担请求权人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不能强求两被告自证其无。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以证明被告收受了原告的现金10万元并据为己有，也未有证据证实两被告实际从中获得了不当利益。依据目前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无法查明两被告在此事件中是否获得了财产性权益的积极增加及具体的数额情况。故原、被告之间不符合构成不当得利的客观要件，原告对两被告不享有不当利益返还请求权。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邵华对被告胡涛、被告胡红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退还原告邵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占义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乐贻丰书记员李雯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