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鄂96刑终246号 原公诉机关潜江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亮，男，生于1990年8月19日，汉族，湖北省孝感市人，大专文化，系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住湖北省孝昌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潜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张春山，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磊，男，生于1987年11月17日，汉族，湖北省十堰市人，大学文化，系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售后负责人，住湖北省竹溪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潜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汪付夏子，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显桥，男，生于1990年1月18日，汉族，湖北省十堰市人，中专文化，系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销售小组负责人，住湖北省郧西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潜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徐涛，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劝，女，生于1993年3月26日，汉族，湖北省鄂州市人，初中文化，系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销售小组负责人，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潜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代立军，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武，男，生于1995年6月3日，汉族，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专文化，系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销售小组负责人，住湖北省监利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潜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王祖华，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余超，男，生于1988年6月3日，汉族，湖北省十堰市人，中专文化，系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住湖北省郧西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潜江市看守所。 潜江市人民法院审理潜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9）鄂9005刑初13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周亮、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不服，提出上诉；原审被告人余超未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3月，被告人周亮、余超预谋以可以为他人办理大额贷款为由实施诈骗，此后两人各出资5万元用于购买作案电脑、电话、租住办公场地、购买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并于2018年3月20日在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国光大厦A座601室开始营业。其中周亮负责管理公司财务、业务营销、人员管理、员工工资发放、客户信息购买及发放；余超负责发布招聘信息、采购平板电脑、发放激活码、后勤保障。后期通过网上招聘和朋友介绍，分别招聘被告人郑武、张显桥、赵劝、李磊及李某、张某2、杨某2、孙某、詹某、彭某、谭某、江某、於玮琪等十余人。其中张显桥、赵劝、郑武三人为销售小组主管，负责各自所带人员的团队建设、团队业绩和团队培训；李磊为售后主管，负责指导客户贷款以及处理客户投诉；於玮琪为公司前台；李某、张某2、杨某2、孙某、詹某、彭某、谭某、江某为销售小组成员。 公司运营模式为销售小组主管及组员通过手机和网络外呼软件拨打客户电话询问近期是否有资金需求，并按照公司提供的话术单与客户进行聊天，对有资金需求的客户互加微信好友，在微信内向客户介绍公司平板电脑，谎称该平板电脑上的专用软件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或网络贷款、含有28家商业银行的商务通道、200多个网上贷款口子、定期更新市面上最新贷款信息、贷款及征信资质包装、黑户洗白等功能。公司员工通过微信朋友圈推送假冒的贷款成功照片或视频，以此引诱客户购买该公司平板电脑。如客户需要购买平板电脑，可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付款，一次性付款需3680元，分期付款需3880元。客户付款后，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将平板电脑邮寄给客户。客户收到平板电脑后由公司售后主管李磊负责指导操作，客户发现无法办理信用卡和贷款时，李磊便采取推诿、拖延等方式对待客户。 公司销售小组主管每月底薪为3800元，自己每月推销7部平板电脑每部提成400元，推销7部以上每部提成500元。主管的组员推销一部平板电脑另提成100元。售后主管每月底薪为4000元，每接待一个客户提成50元。 经潜江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对武汉云启舍咨询有限公司所使用的电脑外呼软件进行远程勘验，仅自2018年6月7日开始使用至被民警抓获之日止，被告人张显桥、赵劝、郑武等公司话务人员拨打诈骗电话共计22××6次。其中，张显桥及其小组成员共拨打电话5507次；赵劝及其小组成员共拨打电话3773次；郑武及其小组成员共拨打电话7356次。 自2018年3月起，被告人周亮、余超等人成功实施诈骗10起，涉案金额共计38400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1、2018年4月3日，被告人张显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被害人陈某1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陈某1信任后，陈某1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2、2018年4月16日，被告人赵劝主管小组成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被害人莫某1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莫某1信任后，莫某1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3、2018年4、5月，被告人张显桥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被害人郑某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郑某信任后，郑某以一次性付款36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4、2018年3月26日，被告人赵劝主管小组成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陕西省潼关县城关镇被害人张某1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张某1信任后，张某1以一次性付款36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5、2018年3月，被告人张显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湖北省松滋市被害人杨某1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杨某1信任后，杨某1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6、2018年3月30日，被告人张显桥主管的小组成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江苏省苏州市被害人刘某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刘某信任后，刘某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7、2018年4月6日，被告人赵劝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被害人吕某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吕某信任后，吕某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8、2018年4月，被告人张显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山东省东平县被害人陈某2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陈某2信任后，陈某2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9、2018年5月，被告人张显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被害人夏某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夏某信任后，夏某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10、2018年5月，被告人赵劝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贵阳市开阳县被害人邓某询问是否有资金需求，双方互加微信后，谎称公司销售的平板电脑上的特有软件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信用卡，在取得邓某信任后，邓某以分期付款388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台平板电脑。 被告人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于2018年6月14日在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六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原判还认定，案发后，公安机关从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扣押营业执照2张、印章4枚、收据发票2张、话术单86张、笔记本38本、笔记本电脑9台、台式电脑主机21台、平板电脑2台、手机37部、电话卡9张、58同城招聘纸张4张、房屋租赁单据4张、公司提成细则1张、办公室管理制度4张、工作计划53张、电话单351张、快递单若干、U盘3个、银行卡15张、手机蓝牙刷卡器21个、工资表2张、记账纸2张、考勤表2张、异议处理单3张。 本案一审期间，被告人周亮在家属的协助下退赔19200元、被告人余超在家属的协助下退赔19200元，现均扣押在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张某2、杨某2、李某、江某、詹某、彭某、於玮琪、孙某、谭某、张某3、龚某、肖某的证言，被害人陈某1、莫某1、郑某、张某1、杨某1、刘某、吕某、陈某2、夏某、邓某的陈述，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归案情况说明，户籍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转账记录截图，银行转账记录，辨认笔录，勘验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发还清单，电子数据，被告人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潜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在法庭上亦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编造虚假信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酌情从严惩处。周亮、余超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酌情从重处罚。周亮、余超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周亮、余超、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诈骗犯罪所得应退还相应被害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周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二、被告人余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三、被告人李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四、被告人张显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五、被告人赵劝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六、被告人郑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七、扣押在潜江市公安局的作案工具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八、扣押的赃款38400元，分别发还被害人陈某13880元、郑某3680元、杨某13880元、刘某3880元、陈某23880元、夏某3880元、莫某13880元、张某13680元、吕某3880元、邓某3880元。 上诉人周亮上诉提出：1、外呼软件于2018年6月7日安装，共设有20个外呼座席，只有10个座席在试用外呼软件，试用时间也仅5天，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和损害。2、在外呼软件后台可以看到总共呼叫数据次数为22××6次，但同样可以看到拨通的只有10%左右，只有2000次左右为有效呼叫。量刑时应当考虑上述情节，原判量刑过重。 辩护人张春山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周亮系初犯、偶犯，已退赔全部赃款，主观恶意较小、认罪态度好，人身危害性较小，请求对周亮从轻处罚。 上诉人李磊上诉提出：1、公司没有任命其为主管，其没有组员。2、其没有参与拨打电话及销售，不是诈骗行为直接参与者。3、其在诈骗犯罪中所起作用较轻，不应与组织领导者共同承担刑事责任。4、原判量刑重。 辩护人汪付夏子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李磊系初犯、偶犯，且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2、李磊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上诉人张显桥上诉提出：1、其进入公司之前并不知道周亮、余超组建公司就是以诈骗为目的，其属于被蒙骗。2、其系由余超介绍到公司上班，属打工人员，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3、原判量刑过重。 辩护人徐涛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本案应当区分主从犯，张显桥属从犯，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赵劝上诉提出：1、其拨打电话次数未达到5000条，且属初犯，应予以从轻处罚。2、原判以拨打电话次数来定罪量刑过重。3、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为一年六个月至二年，而法院判处三年的量刑过重。 辩护人代立军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原判对赵劝量刑过重。 上诉人郑武上诉提出：1、其系从犯，且所实施的行为均系服从公司的安排。2、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被害人均与其无关。3、其个人拨打电话不到1000次，不能将所有的拨打电话次数认定为其犯罪行为。4、公司主要目的是销售平板电脑，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辩护人王祖华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本案应当区分主从犯，郑武应认定为从犯，原判量刑过重。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判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质证，并经二审核实，其来源合法、有效，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周亮、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余超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关于上诉人周亮提出外呼软件于2018年6月7日安装，共设有20个外呼座席，只有10个座席在试用外呼软件，试用时间也仅5天，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和损害；在外呼软件后台可以看到总共呼叫数据次数为22176次，但同样可以看到拨通的只有10%左右，只有2000次左右为有效呼叫，量刑时应当考虑上述情节，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周亮系初犯、偶犯，已退赔全部赃款，主观恶意较小、认罪态度好，人身危害性较小，请求对周亮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1）潜江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对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所使用的电脑外呼软件进行远程勘验，提取了通话记录等电子数据证实，仅2018年6月7日至6月14日，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所使用的电脑外呼软件拨打电话22176次。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拨打诈骗电话5000人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拨打诈骗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某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拨打、接听电话次数累计计算。拨出的诈骗电话是否接通不影响拨打诈骗电话次数的计算。（2）周亮作为诈骗犯罪的组织者、共同犯罪成员，其应当对其他共同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即拨打的诈骗电话次数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周亮犯罪的事实和情节，依法对周亮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判考虑本案系犯罪未遂，周亮认罪态度较好，能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对其减轻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的量刑并无不当。（3）初犯、偶犯并非法定量刑情节。周亮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李磊提出公司没有任命其为主管，其没有组员；其没有参与拨打电话及销售，不是诈骗行为直接参与者；其在诈骗犯罪中所起作用较轻，不应与组织领导者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原判量刑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李磊系初犯、偶犯，且系从犯，有坦白情节，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1）公安机关经侦查确未查到公司任命李磊为主管的文件，但同案人周亮、余超、张显桥、赵劝、郑武的供述及证人詹某、彭某的证言均能证实，李磊系诈骗团伙中的售后主管，负责指导客户贷款以及处理客户投诉。（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于各被告人应按照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予以量刑。李磊作为本案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成员，当然应当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犯罪团伙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3）初犯、偶犯并非法定量刑情节。（4）本案系共同犯罪，周亮、余超起组织、指挥作用，李磊与张显桥、郑武、赵劝受纠集参与，直接实施诈骗行为，原判未区分主从犯，而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量刑时予以区别处理并无不当。李磊的共同犯罪行为相比同案人周亮、余超，相对较轻，但其应当对参与共同诈骗犯罪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该诈骗团伙仅2018年6月7日至6月14日，即对外拨打诈骗电话22176次。据此，依法对李磊应当以诈骗罪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原判考虑本案系犯罪未遂，李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轻，且能如实供述其罪行，自愿认罪，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起点刑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的量刑并无不当。辩护人提出李磊具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成立，李磊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张显桥提出其进入公司之前并不知道周亮、余超组建公司就是以诈骗为目的，其属于被蒙骗；其系由余超介绍到公司上班，属打工人员，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应当区分主从犯，张显桥属从犯，原判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经查，（1）张显桥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其在周亮等人开设的公司内通过拨打电话承诺办理高额信用卡或网络贷款的方式，虚构该公司销售的卡宝科技平板电脑上的专用软件与多家金融机构有合作渠道申办高额信用卡或网络贷款，在明知无法办理信用卡和贷款的情况下，借机将低价的卡宝科技平板电脑以数倍于成本价的高价销售给客户，诈骗钱财。张显桥所供情节与同案人周亮、余超等人的供述相符。张显桥参与周亮、余超等人诈骗犯罪团伙实施电信诈骗的行为并非受蒙骗，且系销售小组主管，对其应当以诈骗罪的共犯定罪处罚。（2）张显桥参与的电信诈骗团伙仅2018年6月7日至6月14日，即对外拨打诈骗电话22176次。据此，依法对张显桥应当以诈骗罪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原判考虑本案系犯罪未遂，张显桥能自愿认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轻，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起点刑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的量刑并无不当。（3）本案系共同犯罪，周亮、余超起组织、指挥作用，张显桥与李磊、郑武、赵劝受纠集参与，直接实施诈骗行为，原判未区分主从犯，而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量刑时予以区别处理并无不当。张显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上诉人赵劝提出其拨打电话次数未达到5000条，且属初犯，应予以从轻处罚；原判以拨打电话次数来定罪量刑过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为一年六个月至二年，而法院判处三年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对赵劝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经查，（1）本案的事实表明，仅2018年6月7日至6月14日，武汉云启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所使用的电脑外呼软件拨打电话22176次。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拨打诈骗电话5000人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拨打诈骗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某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拨打、接听电话次数累计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于各被告人应按照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予以量刑。赵劝作为本案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成员，当然应当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犯罪团伙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原判以赵劝所参与的电信诈骗团伙所实施的全部拨打诈骗电话次数对赵劝定罪处罚并无不当。（2）赵劝所参与的共同诈骗犯罪团伙仅2018年6月7日至6月14日即拨打诈骗电话22176次，对赵劝应当以诈骗罪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原判考虑本案系犯罪未遂，赵劝能自愿认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轻，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起点刑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的量刑并无不当。而且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据此对赵劝减轻处罚的最低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公诉机关所提量刑建议与法律相悖，一审法院未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正确。赵劝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上诉人郑武提出其系从犯，且所实施的行为均系服从公司的安排；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被害人均与其无关；其个人拨打电话不到1000次，不能将所有的拨打电话次数认定为其犯罪行为；公司主要目的是销售平板电脑，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王祖华提出本案应当区分主从犯，郑武应认定为从犯，原判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经查，（1）本案系共同犯罪，周亮、余超起组织、指挥作用，郑武与李磊、张显桥、赵劝受纠集参与，直接实施诈骗行为，原判未区分主从犯，而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量刑时予以区别处理并无不当。（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于各被告人应按照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予以量刑。郑武作为本案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成员，当然应当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犯罪团伙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原判以郑武所参与的电信诈骗团伙所实施的全部拨打诈骗电话次数对其定罪处罚并无不当。（3）同案人周亮供述，其通过安排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拨打电话承诺办理高额信用卡或网络贷款的方式，虚构该公司销售的卡宝科技平板电脑上的专用软件与多家金融机构有合作渠道申办高额信用卡或网络贷款，在明知无法办理信用卡和贷款的情况下，借机将低价的卡宝科技平板电脑以数倍于成本价的高价销售给客户，诈骗钱财。周亮所供情节与上诉人郑武及同案人周亮、余超等人的供述相符。故原判认定郑武伙同周亮、余超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的事实清楚，定罪准确。（4）郑武所犯罪行依法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原判考虑本案系犯罪未遂，郑武能自愿认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轻，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起点刑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的量刑并无不当。郑武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周亮、李磊、张显桥、赵劝、郑武、原审被告人余超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秀斌 审判员  肖志祥 审判员  印 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张双 书记员颜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