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9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旭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342号（杭州运河钢材市场五区3359号）。 法定代表人：陈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锡根、黄钊，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建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342号（杭州运河钢材市场五区21幢2楼21207号）。 法定代表人：彭贵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雄伟、朱恒慷，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哲信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342号（杭州运河钢材市场五区29幢3楼8312号）。 法定代表人：胡惠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萍，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旭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建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求公司）、杭州哲信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哲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2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旭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建求公司对旭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求公司、哲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郑志伟在案涉钢材买卖中的系列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的认定是错误的。郑志伟仅是旭中公司的业务员，对外联络、洽谈、承接订单系其岗位职责，其并非旭中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总经理，未取得公司书面授权，无权代表公司从事本职岗位外的事务。二、郑志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建求公司起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QQ聊天记录”证明，在发生本案案涉钢材买卖关系过程中，建求公司明确知道其交易的对象系哲信公司，而非旭中公司。2、鉴于建求公司明确知悉其交易对象系哲信公司，款项也是交给哲信公司的情况下，建求公司在收到郑志伟交付的旭中公司的非常规提货单后，既没有对郑志伟的交付行为提出异议，也没有向旭中公司核实，故建求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建求公司系一家在钢材市场经营多年的企业，明知业务员钻空子作两家或者多家公司的“跳单”业务，不仅违反公司竞业限制的规定，损害一方利益的情况下，仍与之洽谈业务，纵容郑志伟的违法行为，明显具有过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3、郑志伟仅是作为一个业务员与建求公司业务员洽谈业务，并未向建求公司表明在旭中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且建求公司也明确知道郑志伟的身份是业务员，而且是脚踏两只船与建求公司洽谈业务，故郑志伟没有有权代表旭中公司的职务表象。加之旭中公司与建求公司以往交易习惯均是物流、现金流和发票流三流一致，并未曾有三流不一致的违法行为发生过，在建求公司明确交易对象系哲信公司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建求公司有理由相信郑志伟交付的提货单系旭中公司在履行哲信公司与建求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的表象特征。三、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建求公司与哲信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旭中公司有无义务向建求公司交付其持有的旭中公司提货单项下的货物。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提货单不能单独证明建求公司与旭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前述分析可知，建求公司明知其交易对象为哲信公司。建求公司虽持有旭中公司的提货单，但提货单仅为债权凭证，而非物权凭证，在建求公司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旭中公司无向建求公司交付货物的义务。四、根据一审查明，哲信公司曾返还建求公司55451.81元，即使旭中公司需向建求公司交付提货单所载明的货物，也应扣除该款项所对应的货物。 被上诉人建求公司在二审期间辩称：一、郑志伟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旭中公司理应承担供货义务。二、即使建求公司一开始的交易对象是哲信公司，本案也符合债务转移的情形，旭中公司仍应承担供货义务。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旭中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哲信公司在二审期间辩称：一、根据一审的证据显示，无论是业务员的联络内容，还是货款的去向，均证明了案涉买卖交易发生在建求公司与旭中公司之间。郑志伟作为旭中公司的业务员，其代表的是旭中公司，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从哲信公司在收到建求公司款项当天即将款项支付给郑志伟，显然郑志伟不是哲信公司的业务员，旭中公司提出的郑志伟存在跳单行为的说法，缺乏依据。即使郑志伟没有收取货款的权限，但在旭中公司开具提货单的行为即是对郑志伟行为的追认。建求公司已经完成付款义务，旭中公司应当履行交货义务。二、本案中不存在建求公司所称的债务转移行为，案涉货款从哲信公司走账的原因是郑志伟提出旭中公司无发票可开，哲信公司代开发票，这在行业内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哲信公司本身并非案涉交易的当事人。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旭中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建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旭中公司、哲信公司履行95.586吨螺纹钢的交付义务(货物价值为436665.8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旭中公司、哲信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6日，建求公司员工李晨与旭中公司员工郑志伟通过QQ聊天，双方就建求公司向旭中公司采购钢材进行协商。其间，郑志伟要求李晨将12型号的钢材款支付至旭中公司的账户，其他型号的钢材款支付至哲信公司的账户。同日，建求公司分别向旭中公司账户和哲信公司账户支付了货款，其中打款给哲信公司的货款金额为436665.81元。建求公司打款后，郑志伟将相应的提货单交付给了李晨，其中对应436665.81元货款的提货单单号为C20180926023、C20180926024。2018年9月28日，建求公司员工持单号为C20180926023、C20180926024的提货单至旭中公司仓库提货，旭中公司以系统中并无此单货物为由予以拒绝，并在单号为C20180926024的提货单上写上“作废”二字。各方因此引发矛盾纠纷。另单号为C20180926023、C20180926024的提货单上载明的货物为：产地中天、材质HRB400、规格22*9的螺纹钢38.871吨；产地中天、材质HRB400E、规格22*9的螺纹钢16.659吨；产地中天、材质HRB400、规格25*12的螺纹钢29.388吨；产地中天、材质HRB400、规格16*9的螺纹钢10.668吨；合计95.586吨。 另查明，哲信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收到建求公司转账的436665.81元后，于同日向汤春华转账23.2万元、向汤唯华转账20万元。随后，汤春华向郑志伟转账232121.4元、汤唯华向郑志伟转账15万元。2018年11月19日，哲信公司返还建求公司55451.81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为哲信公司还是旭中公司。虽然案涉货款由建求公司直接支付给了哲信公司，但案涉钢材买卖业务的洽谈由建求公司员工李晨与旭中公司员工郑志伟进行，建求公司向哲信公司支付货款系根据郑志伟的指示，且建求公司支付货款后，郑志伟即向建求公司交付了加盖有旭中公司提货专用章的提货单。因此，哲信公司的收款行为仅具代收货款的性质，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郑志伟作为旭中公司的员工，在案涉钢材买卖中的系列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应为旭中公司，且提货单系债权凭证，旭中公司应当按照提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向建求公司履行交付义务。至于作为业务员的郑志伟有无将收到的货款交还给公司之事，系另一法律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旭中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建求实业有限公司交付螺纹钢95.586吨（螺纹钢的产地、材质、规格以单号为C20180926023、C20180926024的提货单上记载为准）。二、驳回杭州建求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9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703元，合计6628元，由杭州旭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建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杭州旭中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与建求公司建立案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认定问题。经审理查明，与建求公司洽谈案涉钢材交易业务的系旭中公司业务员郑志伟，建求公司亦是根据郑志伟的指示付款，案涉货款最终也支付至郑志伟名下，郑志伟也向建求公司开具了加盖有旭中公司提货专用章的提货单，上述事实足以认定郑志伟的行为系代表旭中公司的职务行为，相关行为后果应由旭中公司承担。至于郑志伟是否具有对外收款及开具提货单的权限，则属于旭中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郑志伟在案涉交易过程中相关行为性质及效力的认定。同理，案涉提货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瑕疵，亦不足以影响建求公司与旭中公司之间建立案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旭中公司需履行提货单上载明货物的交付义务的认定。旭中公司提出的案涉交易主体系建求公司与哲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旭中公司提出的哲信公司已经返还建求公司55451.81元款项，即使旭中公司应履行交付义务，也应当扣除相对应金额货物的上诉理由，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笔款项系哲信公司代为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差款项，建求公司与旭中公司可依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50元，由上诉人杭州旭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