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4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伟棋，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夏美，女，197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昌，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志松，男，195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丽蓉，女，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跃，浙江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康生，男，196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芯、李晓丽，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伟棋、李夏美、舒志松、胡丽蓉因与被上诉人詹康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缙云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2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伟棋、李夏美、舒志松、胡丽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出卖人樊伟棋不构成恶意的情形。本案上诉人樊伟棋、李夏美与被上诉人詹康生之间对安置房屋交易面积客观上存在重大误解，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继续履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对上诉人樊伟棋和李夏美显失公平。在此情形下，樊伟棋、李夏美援引《房屋买卖合同》中设立的毁约条款，明示毁约解除合同，将房屋另行出售，不属于恶意。二、买受人舒志松也不构成恶意的情形。虽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舒志松部分付款提出质疑，但恶意串通的判断节点为签订合同时，合同履行过程中，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考虑，对款项支付做合理安排，不属于恶意串通的范畴。本案没有任何依据反映舒志松与樊伟棋、李夏美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主张恶意串通的证明力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詹康生的证明完全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一审判决认定舒志松构成恶意串通存在错误。三、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构成恶意串通要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但本案是民事违约解除合同，解除方之后也承诺补偿利益，因此詹康生并没有利益损失。在上诉人舒志松、胡丽蓉在公安的笔录中也陈述舒志松先付了55万元房款还欠133万元，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四、公安已对本案立案侦查，最后未定性为诈骗，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没有必要，公安机关已经查过不是恶意串通，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法院如果要立案审理，也只是审查詹康生拿回多少违约金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恶意串通不能成立，请求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詹康生的一审诉讼请求。 詹康生辩称，一、本案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重大误解。詹康生和樊伟棋夫妇转让协议签署标的不是具体的房屋面积，双方也从未在安置房屋转让协议中约定任何具体的安置房面积，对未来实际安置面积会增加这一事实樊伟棋夫妇签合同时是明知的。二、本案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显失公平。上诉人签订案涉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在明知自己所处交易背景及交易地位的情况下作出的自愿行为，其本质上就是用长远的增值空间换取眼前资金紧缺的需求。上诉人当时除了签订案涉转让协议，还可以选择直接货币安置，但是货币安置的实际金额比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低，且上诉人当时要求货币安置没有成功。故上诉人按照转让安置协议转让房屋所有权益是其当时的最优选。三、上诉人樊伟棋、李夏美所称其援引房屋转让协议中的毁约条款解除合同不构成恶意的主张缺乏依据。首先，毁约就是违约，既然是违约，也就是承认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有效，与上诉人之前的观点相互矛盾，上诉人在一、二审中主张房屋转让合同应撤销，但又承认违约从而解除协议，上诉人的请求逻辑混乱。其次，案涉转让协议中的违约条款并不是上诉人的一项权利，而是不诚信行为产生的一种责任后果。双方明确约定若甲方违约，须向乙方需支付一定的违约金。但是该约定并不等于甲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因此，单方作出的违约行为，无权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应继续履行。四、上诉人主张恶意串通判断的时间节点为签订合同之时，这一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证明恶意串通不可能依赖于行为人的自认，必须依靠行为人所作出的一系列言行。就本案而言，答辩人就是依据相关的证据来判断。对于主张恶意串通的证明程度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依据第109条的规定，主张恶意串通的证明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人民法院确信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对恶意串通的证明程度并不需要达到像刑事责任标准一样的证明程度，而只需证明恶意串通存在的可能性。五、上诉人代理人陈述答辩人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保护，答辩人不予认可。本案房屋转让协议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合同当时约定的两倍。合同当中约定违约要双倍返还，但是双倍返还之后并没有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上诉人愿意赔偿两倍金额不等于拥有合同解除权，且这两倍赔偿不能弥补答辩人所有损失。答辩人查封上诉人樊伟棋夫妇的财产时，几乎查不到有价值的财产，所以说两倍损失赔偿是不可能作为利益补偿来处理，双方的恶意串通显然已经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六、上诉人舒志松再次明确已付房款是55万元，而舒志松主张的5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在6月13号有一笔50万元存到了中介麻慧清账户里,也有证据证明这笔50万元麻慧清打给了李夏美，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笔50万元是舒志松转给麻慧清。另外的5万元，答辩人认为不是舒志松本人的。从向法庭提交的图与附图上看，2019年6月5号，有四笔5万元的走账，在麻慧清收到舒志松转的5万元，以及舒志松收到不知道谁存来的5万元以后，麻慧清只转给李夏美5万，而将另外的5万取现取出来。答辩人认为这笔5万元又回到了舒志松手中，也恰恰是舒志松在本案当中的支出及收入。七、舒志松的代理人称本案公安已经定性不是诈骗，法院没有必要审查恶意串通的存在与否。答辩人认为，公安调查、定性是刑事审查，不构成刑事犯罪，也不代表不构成民事上的恶意串通。答辩人主张的恶意串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因此两者本身并不矛盾，而在刑事程序中固定的言词证据，可被民事程序所使用。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詹康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宣告各被告签订的《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无效；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被告樊伟棋与缙云县人民政府五云街道办事处签订《缙云县城新区项目建设征收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12153），其中明确：被告樊伟棋自愿将其坐落于镇东村大河45号的房屋和附属物作价1443117元交给缙云县人民政府五云街道办事处拆除，被告樊伟棋自愿选择产权调换安置，可安置建筑面积为220.19平方米，协议书还约定实际安置面积与可安置面积不一致的，以实际安置房屋面积为准，并按照《实施方案》有关条款的规定结合市场评估价确定安置房的结算价款。2017年7月17日，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以及案外人樊祝凯与原告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一份，其中约定：樊伟棋、李夏美、樊祝凯将其依据上述《缙云县城新区项目建设征收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12153）所取得的产权调换安置房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468800元，原告应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转让款人民币1368800元，余款100000元于房屋过户之日支付，被告樊伟棋、李夏美办理产权证手续后，应及时配合原告办理房屋权属过户手续。上述《房屋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樊伟棋、李夏美支付了转让款人民币1368800元。同时，原告代被告樊伟棋、李夏美向缙云县欣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补差房款人民币310069.05元。上述产权调换安置房产权证办理后，2019年6月10日，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与被告舒志松、胡丽蓉签订《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一份，将坐落在缙云县五云街道绿城乐居西桥世家西区1幢1单元2501室的房产及车位一个转让给被告舒志松、胡丽蓉，约定房屋转让总价为1610000元，并于6月11日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另查明，2019年6月5日，被告舒志松在联合村镇银行委托转账麻慧清（中介）账户50000元；2019年6月13日，被告舒志松通过在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现金存入麻慧清银行账户500000元；2019年7月9日，被告舒志松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李夏美转账780000元；2019年7月11日，被告舒志松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李夏美转账550000元；2019年7月13日，被告舒志松向被告樊伟棋母亲银行账户转入733000元，向另案购房人李郑如银行账户转入117000元。又查明，2019年6月12日，麻慧清向被告李夏美银行账户转入142475元；2019年6月13日，被告李夏美现金取出200000元，麻慧清向其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2019年7月8日，被告李夏美向案外人朱琼良转账支付777000元，同日，案外人朱琼良向案外人陶军伟转账777500元；2019年7月9日，案外人陶军伟向被告舒志松转账780000元；2019年7月9日，被告李夏美向案外人缙云县昌盛商业有限公司转账140万元；2019年7月11日，缙云县昌盛商业有限公司及应晓慧共计转账被告舒志松14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詹康生诉请确认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与被告舒志松、胡丽蓉签订的《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无效，其主张各被告之间构成恶意串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各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系该案的实质争议焦点。关于各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该院认为，在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一方，根据二人在公安调查询问阶段所做的笔录，二人在与原告签订有房屋转让协议在前的情况下，以拆迁协议遗失等名义擅自从拆迁公司补办安置协议、发票等办理安置房产权证，并转卖于被告舒志松、胡丽蓉，显然存在着逃避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之恶意。在受让人舒志松、胡丽蓉一方，首先，被告舒志松在公安调查询问阶段（2019年6月24日所做的询问笔录）陈述，“签合同的时候我打了五万元定金给中介麻慧清的账户上，然后等到正式过户那天，又转了五十万给麻慧清，还有余款133万没有付清”，与该院查明的，被告舒志松于2019年6月13日向中介麻慧清账户现金存款500000元，且该笔款项往来发生在案涉房屋办理过户手续之后，存在矛盾，作为善意购房人，应当对其大额的购房款支出情况具有明确的认知；其次，从资金往来情况分析，（1）房产转移过户前，被告舒志松、胡丽蓉仅支付了定金50000元，不符合常理；（2）被告舒志松、胡丽蓉向被告李夏美、樊伟棋购房，在房款未结清下，被告李夏美通过缙云县昌盛商业有限公司向被告舒志松支付1400000元的大额款项，被告李夏美虽于庭审结束后向该院补充说明上述1400000元款项系经舒志松介绍借给缙云县昌盛商业有限公司还贷暂时使用，因李夏美得知自身银行账户已经被查封，故让缙云县昌盛商业有限公司通过介绍人舒志松账户归还给李夏美，但其陈述550000作为舒志松的借款以房款名义打给李夏美另开的银行账户，但余款850000元，被告舒志松却未一并归还，不符合常理；（3）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2019年7月9日，被告舒志松支付给被告李夏美的购房款780000元亦来源于被告李夏美；最后，被告舒志松、胡丽蓉经该院两次传唤，且明确告知未到庭将可能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仍拒不到庭应诉，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综上，该院认为，被告舒志松、胡丽蓉的受让行为并非善意的、真实的买房行为，足以认定被告舒志松、胡丽蓉与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的行为。关于各被告之间的行为是否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该院认为，被告樊伟棋、李夏美在先将其所有的拆迁安置权益转让于原告詹康生的情况下，通过恶意转让房产，逃避对《房屋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的履行，损害了原告詹康生的利益。关于被告樊伟棋、李夏美要求中止诉讼的申请，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以另案已反诉请求撤销2017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樊伟棋、李夏美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如该协议被依法撤销，则该案原告诉请宣告《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无效的基础权利丧失，故应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应依法中止该案诉讼。该院经审查认为，无效合同是自始无效的，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合同。故判定《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是否有效应根据合同签订时是否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签订后，《房屋转让协议》是否被撤销，与该案认定《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是否无效并无关系，故该案无需中止审理。综上，该院认为，各被告之间签订《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原告之诉，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樊伟棋、李夏美与被告舒志松、胡丽蓉之间签订的《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编号：HT201906006651）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樊棋、李伟夏美、舒志松、胡丽蓉负担。被告负担的费用，限判决生效之日即向该院缴纳，逾期该院将强制执行。 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案外人麻慧清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份。四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三性无异议，交易流程真实。舒志松作为真实购买房屋的第三者，因个人习惯存放现金和进行流通交易，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能推断为串通。2019年6月13日舒志松为达成房屋买卖，按照《房屋买卖、居间协议》要求以现存50万元至合同指定账户中，属于正常购房履约行为。按照该协议约定6月5日交纳5万元预付定金，6月13日支付50万元为购房款，房屋中介麻慧清收到舒志松的50万元后当日将50万元购房款转给出卖方李夏美，该交易过程清晰明了，舒志松现存汇入和中介麻慧清银行转账是两种交易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詹康生质证认为，即使该凭证系舒志松本人填写，仅能证明该款项由舒志松经手存入，对于50万元款项来源问题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舒志松在本案中支付相关款项均通过银行汇款，而50万元却使用现金存入，不符合其一贯做法，如此大额存现也不合情理，无法排除其故意取现后再存现进行虚假走账的合理怀疑。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该50万元系真实来源于舒志松本人，本案舒志松与樊伟棋、李夏美之间恶意串通行为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应认定该恶意串通存在。本院认为，该证据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缙云县支行提供，凭证显示舒志松现金存入50万元至麻慧清账户，与原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除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2019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的（2019）浙11民终1470号民事判决，业已确认上诉人樊伟棋、李夏美与被上诉人詹康生签署的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因存在恶意串通情形而无效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樊伟棋、李夏美关于其与詹康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因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从而有权援引该协议的毁约条款解除合同，不属于恶意的主张不能成立。樊伟棋、李夏美作为长期经商的人员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房屋转让协议》对于签订者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但二人在自愿与詹康生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詹康生也履行了支付转让款等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擅自以拆迁协议遗失等名义从拆迁公司补办安置协议、发票等材料并办理安置房产权证，同时在短时间内将安置房屋转卖给上诉人舒志松、胡丽蓉，可认定樊伟棋和李夏美存在恶意逃避履行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的行为。此外，关于樊伟棋、李夏美所提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因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而无效的主张，现该协议已经本院作出的（2019）浙11民终1470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有效，故其该主张亦不能成立。其次，从案涉《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第一，樊伟棋、李夏美在与舒志松、胡丽蓉签订买卖合同后仅支付了5万元款项时就将案涉房屋过户给二人，明显有违一般的房屋买卖交易习惯。第二，舒志松在公安机关调查阶段作出“签合同的时候我打了5万元定金给中介麻慧清的账户上，然后等到正式过户那天，又转了50万给麻慧清，还有余款133万没有付清”的陈述，这与其支付给麻慧清的50万元是在案涉房屋过户后的第三天以及双方签订《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中约定案涉房屋总价为161万元的事实相悖。第三，舒志松在2019年6月24日接受公安机关就案涉房屋存在一房二卖情况的询问后，舒志松作为买受人明知房屋存在争议可能影响自身权益时，仍汇付大额款项给李夏美，该行为不符合常理。第四，舒志松提出其在合同履行中对买卖款项作出的安排不属于恶意串通的主张不能成立。在舒志松、胡丽蓉与李夏美、樊伟棋存在案涉房款未结清的情况下，舒志松陈述其于2019年7月11日转账给李夏美的55万元系替案外人昌盛公司归还140万元借款，但昌盛公司亦是该日转账140万元款项给舒志松，这与李夏美陈述因其账户被冻结昌盛公司无法直接归还借款的理由相悖，且余款85万元舒志松却未一并归还给李夏美而是转账给了樊伟棋母亲以及另案购房人李郑如，这与常理不符。结合樊伟棋和舒志松均确认舒志松与李夏美之间78万元往来款性质系为了解决本案纠纷而进行走账的事实，故舒志松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综合樊伟棋、李夏美与舒志松、胡丽蓉之间房屋买卖交易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的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最后，上诉人主张公安机关未将本案定性为诈骗行为，法院无需继续审查。但刑事上的诈骗行为与民事的欺诈、恶意串通行为的审查范畴、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均不同，本案审查的是樊伟棋、李夏美与舒志松、胡丽蓉签订的《缙云县存量房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而公安机关调查的是詹康生控告被诈骗的事实，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樊伟棋、李夏美、舒志松、胡丽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