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03民终1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仁贵，男，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宇，四川宣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阳，女，196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尧庆，四川富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仁贵因与被上诉人徐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19）川0304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仁贵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304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唐仁贵的债权应当从主张权利之日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案涉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8年7月10日，唐仁贵委托朱进通过电话向徐阳进行催收，在朱进与徐阳的电话录音中可以确认徐阳尚欠款项未归还，且由于暂时资金紧张，徐阳请求宽限时间，自己想办法凑钱还款。朱进的身份在一审庭审中得到了徐阳的认可，因为徐阳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该笔债务一直是天龙公司的朱总与其进行对接，一直都是朱总作为唐仁贵的催款受托人向徐阳主张权利、催促还款。因此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徐阳在一审中以诉讼时效抗辩的同时辩称债务早在2015年就已还清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徐阳应当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唐仁贵与徐阳在《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最迟还款时间不得超过2018年7月31日”，这是借款最迟还款时间的总的兜底条款。从该协议约定的时间看，唐仁贵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徐阳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不存在中断事由。案外人朱进并非本案债权人或授权委托人，朱进与徐阳之间基于款项等的谈话，其法律效力对徐阳不具有约束力。同时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认定本案时效已于2016年10月8日届满，唐仁贵提交的录音系2018年7月10日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存在中断的事由。唐仁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阳偿还欠款13万元，及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向唐仁贵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同时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徐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31日，唐仁贵与徐阳签订《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唐仁贵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借款利息按3%计算，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向贷款人一次性归还借款。如到期不还，每日按借款的0.01%支付违约金，如在清收该借款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借款人全部承担。贷款人：唐仁贵（签名捺印）借款人徐阳（签名捺印）注：该笔借款可转让，任何人持有该借条，借款方无条件付款，如在清收该借款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借款人全部承担”。2013年7月31日，徐阳（甲方）与唐仁贵（乙方）签订《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徐阳以其自有的川C0XXX6（宝马）轿车对前述2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若甲方到期未还乙方的出借款，则出借款作为购车买卖款，甲方应立即为乙方办理过户，甲方同意以车作为到期未还的还款来源。甲方按借条时间还款则按3%月息支付，超过借条时间则除支付3%月息外还应付30%的违约金，最迟还款时间不得超过2018年7月31日，期间利息加收2%（作为填补乙方损失）。”2013年7月31日，唐仁贵通过尾号为8219的农行卡向张冉转款19万元。张冉系被告徐阳之子，徐阳认可案涉借款实际由张冉使用。2016年3月18日，唐仁贵尾号为8219的农行卡卡号变更，新卡号尾数为0277。2014年2月11日，徐阳出具内容为“本人2013年7月31日借款的贰拾万元正，因特殊原因，务必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清。特承诺徐阳（签名捺印）”的《承诺》交唐仁贵持有。2014年2月8日、2014年10月8日，徐阳分别向吴淞尾号为5492的建设银行账户现金存入49999元、30000元；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22日，吴淞尾号为5492的建设银行账户现金存入49900元、30000元。唐仁贵向法庭提交收据两份，其中2014年8月7日收据载明“收到徐阳还借款40000元，附注：改为现金”；2014年10月8日收据载明“收到徐阳还借款30000元，附注：转账吴淞建行5492卡。另查明，唐仁贵系自贡天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淞系自贡天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2013年7月25日，张冉出具一份内容为“兹收到吴淞人民币现金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收款人：张冉（签名捺印）”的《收条》交吴淞持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唐仁贵、徐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徐阳是否已全部履行还款义务；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唐仁贵、徐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唐仁贵依据债权凭证及转账凭证主张与徐阳形成借贷关系，根据一般交易习惯，持有借条并支付借款的人应当被推定为出借人，况且唐仁贵提交的《借条》、《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承诺》以及农行转账业务凭证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唐仁贵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而张冉作为徐阳之子，也是徐阳认可的借款使用人，唐仁贵向张冉账户转款可以视为向徐阳指定的账户转款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另一方面，徐阳辩称不认识唐仁贵，未与唐仁贵达成借款合意，签订有关债权凭证时相应的借款人一栏均为空白的理由并无证据予以支撑，即便徐阳所称系与案外人吴淞达成借款合意属实，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也可认定吴淞与唐仁贵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吴淞以自己的名义与徐阳协商借款事宜产生间接代理的法律后果由唐仁贵承担。因此，本院认定唐仁贵与徐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唐仁贵系本案适格原告。对于借款金额，虽然《借条》及《承诺》上均载明借款金额为20万元，但徐阳辩称实际只收到19万元，预先扣除了1万元的利息，唐仁贵举示的农行业务凭证上仅显示向张冉转账19万元，对于剩余1万元，唐仁贵称系现金交付，但未进一步对现金来源举证证明并做合理说明，且徐阳对该现金交付1万元的理由予以否认，因此本院认定徐阳向唐仁贵借款金额为19万元。关于焦点二徐阳是否已全部履行还款义务的问题。唐仁贵庭审中认可徐阳已归还7万元本金，其中包括2014年8月7日现金还款4万元、2014年10月8日向吴淞尾号为5492的建设银行存入3万元，唐仁贵的证据系对徐阳有利的自认，本院予以确认。徐阳另辩称其于2014年2月8日、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22日分别向吴淞尾号为5492的建设银行存入49999元、49900元、30000元，共计129899元，加上唐仁贵认可的7万元，徐阳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本院认为，通过将徐阳庭审时陈述的现金存款情况与吴淞账户实际发生的现金存款情况进行比对，徐阳所陈述的存款时间、金额以及地点能够与吴淞账户实际发生的现金存款一一对应，因此本院认定2014年2月8日、2014年10月8日、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22日徐阳通过现金存款向吴淞建行账户存入共计159899元。但是上述向吴淞账户的现金存款中唐仁贵仅认可2014年10月8日的一笔系与本案有关的还款，而主张其他的现金存款系徐阳与吴淞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并提供了张冉于2013年7月25日向吴淞出具的收条一份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如果徐阳及张冉与吴淞之间无其他经济往来的前提下，唐仁贵承认本案的借款可以通过吴淞的账户归还，而唐仁贵又不能举证证明仅委托吴淞收取了2014年8月7日与2014年10月8日两笔还款的情况下，本案可以认定徐阳向吴淞账户存入的款项均视为徐阳主动善意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产生债务清偿的法律后果。但是庭审中徐阳称张冉与吴淞之间只有一笔案涉20万元的借款，质证时又认可张冉2013年7月25日向吴淞借款5万元的真实性，其辩称前后矛盾；同时案件审理过程中徐阳多次陈述其实际系替儿子张冉归还借款，包括张冉2013年7月25日的收条所涉及的欠款也由徐阳代张冉还清，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唐仁贵已经举证证明张冉与吴淞有其他经济往来且该经济往来与案涉借款在时间上有重叠的情况下，徐阳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与吴淞的其他经济往来已经履行完毕且履行情况不涉及本案中举示的现金存款，也即不能证明案涉现金存款与归还案涉借款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于徐阳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徐阳的还款金额为唐仁贵认可的7万元。关于焦点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借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止”，而《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甲方按借条时间还款则按3%月息支付，超过借条时间则除支付3%月息外还应付30%的违约金，最迟还款时间不得超过2018年7月31日，期间利息加收2%（作为填补乙方损失）”。《借条》与《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均系2013年7月31日同一天签订的，但对还款时间有不同的约定，结合前后文字面意思，本院认为借款期限应为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11月30日，同时借贷双方在借款时即对于若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则展期至2018年7月31日进行了约定。2013年11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徐阳未按约归还借款，展期的条件成就，借贷双方关于展期的约定生效，还款期限变更为2018年7月31日，借款人应当按照新的约定时间还款。案件审理过程中，唐仁贵称2013年底经济困难，故向徐阳催款，徐阳于2014年2月11日出具承诺，务必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清，并将承诺交唐仁贵持有，唐仁贵对此未提出异议，该承诺应当视为借贷双方就提前还款协商一致并再次变更了借款合同关于还款日期的约定，按照变更后的约定，借款期限至2014年4月30日止。根据上述焦点二，徐阳最后一次归还案涉借款的日期为2014年10月8日，此后虽然唐仁贵主张持续向被告催告还款，但其并未举示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果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至2016年10月8日届满，唐仁贵于2019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本案应当驳回唐仁贵的诉讼请求。判决：驳回原告唐仁贵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唐仁贵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通话录音，拟证明朱进作为唐仁贵的催款受托人向徐阳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第二组证据：朱进情况说明，拟证明朱进作为唐仁贵的催款受托人向徐阳主张债权。徐阳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1.程序上该证据是2018年7月10日，但是在二审期间才提交，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2.案外人朱进与徐阳之间存在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唐仁贵向徐阳主张权利。3、录音形成于2018年7月10日已经超过了一审法院认定的诉讼时效，不存在时效中断的事由。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其内容作为证人证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认为，唐仁贵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仅能反映朱进于2018年7月10日向徐阳主张归还款项，并不能证明朱进主张归还的款项为唐仁贵向徐阳出借的款项，朱进在通话过程中仅提到吴淞，那么朱进要求徐阳归还借款是归还吴淞的借款还是唐仁贵的借款，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属于朱进单方面出具的说明系诉讼过程中所书，其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唐仁贵与徐阳在《借条》中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止”，同日又签订《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约定“甲方按借条时间还款则按3%月息支付，超过借条时间，则除支付3%月息外还应付30%的违约金，最迟的还款时间不得超过2018年7月31日”。根据签订时间及前后文意思，本院认为借款期限应为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11月30日，若徐阳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双方则将借款时间展期至2018年7月31日。后因徐阳未在规定时间还款，展期条件成就，借款期限展期至2018年7月31日。后因唐仁贵经济困难，要求徐阳提前归还借款，徐阳于2014年2月11日出具承诺交于唐仁贵，表示务必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清，唐仁贵未提出异议。此次承诺应当视为唐仁贵、徐阳就提前还款协商一致并再次变更对还款期限的约定，即借款期限至2014年4月30日止。同时徐阳最后一次还款的时间为2014年10月8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至2016年10月8日届满。唐仁贵上诉主张其委托案外人朱进已经于2018年7月10日通过电话向徐阳主张权利，且徐阳在电话中承诺归还借款并请求唐仁贵宽限时间，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朱进并非案涉借款的债权人，其对徐阳主张权利时并没有明示系受债权人唐仁贵委托催款，反而谈到吴淞，从一审庭审双方的陈述来看，徐阳之子张冉与吴淞之间尚有其他经济往来，唐仁贵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朱进受唐仁贵的委托向徐阳主张权利。故唐仁贵主张其委托朱进向徐阳主张权利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仁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02元，由唐仁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舒 慧审 判 员  曾伟贤审 判 员  周玉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姜 文书 记 员  曾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