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民终16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青瑜，男，197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芬，安徽皖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清，安徽皖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玲玲，女，196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爱民，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青瑜为与被上诉人孙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调查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青瑜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0523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玲玲的一审部分不属实诉讼请求；2、判令孙玲玲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只有在借款实际交付时合同才成立。一审认为四份借条只要持有人起诉，被告必须举证自己没有收到钱，否则承担不利后果，周青瑜无法证明没有收到钱。双方如有借贷合意形成借条，但事后没有交付借款，属于合同未履行，孙玲玲负有对出借资金实际交付的举证义务。二、本案四张借条，孙玲玲仅履行小部分出借义务，孙玲玲未向法院提交其已履行全部出借义务的证据，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周青瑜因资金周转需要，准备向孙玲玲借款10万元，孙玲玲实际出借9万元。2016年5月1日，周青瑜先向孙玲玲出具一张条子，孙玲玲称条子前面书写“借到”后面书写“具收人”，前后不一致，要求周青瑜重新出具借条，此后孙玲玲未履行出借义务。2016年5月25日，孙玲玲实际出借5万元，周青瑜出具5万元借条。2016年6月20日，孙玲玲再次出借现金4万元给周青瑜。后来孙玲玲称原来的借条遗失要求周青瑜重新出具借条，2016年7月5日，周青瑜重新出具了9万元的借条。周青瑜自认收到部分借款，但不能就此免除孙玲玲的举证义务。第一笔10万元孙玲玲提供了案外人龚连英5万元的取款记录，一审予以认定与事实不符。第二笔5万元，虽然周青瑜自认，孙玲玲未提交证据。第三笔4万元，孙玲玲有取款记录，周青瑜也已收到，但条子下面注“欠6000”，孙玲玲称系自己书写，因周青瑜要求再取现借款6000元，孙玲玲当天取款5000元，也不能证明孙玲玲将5000元借给了周青瑜，如果实际出借56000元也不可能仅要求周青瑜出具5万元的借条。第四笔9万元，孙玲玲提交了8万元的转帐记录，是由“孙玲玲”账户转到“孙玲玲”账户，取现4000元，再加上前一个条子注明的6000元，一审认定孙玲玲提供了相应数额的银行取款凭证。一审庭审中，孙玲玲称周青瑜向其第一次借款时自己没有钱，由案外人取钱借给周青瑜，再次借款给周青瑜时，又称自己有钱，前后矛盾。周青瑜清楚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出于对孙玲玲的信任才重复出具借条。 孙玲玲辩称，第一、当借款人需要借现金时，出借人通常会考虑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而不会像从事法律工作人员一样，一定要有打款凭证，不交现金给借款人。孙玲玲当初出借款项也是这样考虑的，应周青瑜的要求提供现金。第二，周青瑜是一个企业家，他经营的是一家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公司，他不是普通老百姓，对于向他人借款和出具借条比普通人当然更加谨慎。周青瑜如果没有向孙玲玲借款，为何要出具借条。如果第四笔9万元的借款是周青瑜所称的第二笔和第三笔借款的汇总，周青瑜为何不把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具的借条拿回来，显然其理由不成立。第三、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例，可以查到不是每一件案子都有转账记录，有很多是现金交付的。目前金融体系既然允许现金在市场上流通，现金出借给他人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第四、借条是证明借贷关系的直接依据，一审法官通过生活逻辑、日常经验，结合民事证据规则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本院驳回周青瑜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孙玲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青瑜归还孙玲玲借款本金28万元及逾期利息（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周青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日，周青瑜向孙玲玲借款10万元，2016年5月25日，周青瑜向孙玲玲借款5万元，2016年6月20日，周青瑜向孙玲玲借款4万元，2016年7月5日，周青瑜向孙玲玲借款9万元，上述借款均为现金交付，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现孙玲玲向周青瑜催讨借款，周青瑜认为部分借款未实际交付，双方遂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借条，是指借用人向出借人借用现金或物品时，写给出借人，钱物归还后，借用人收回的一种字据，可以反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亦反映了标的物流向，即借条能够同时证明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的成立。本案中，周青瑜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具有一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理应对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认知，现其在向孙玲玲出具四份借条后辩称部分借款未实际交付及一份借条为重复出具，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辩称出具10万元借条后未收到借款，但其此后向孙玲玲借款又重新出具借条而未将此前未交付借款折抵或扣除，与常理不符，故该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该院认为，孙玲玲与周青瑜间的借贷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周青瑜未及时归还借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对孙玲玲要求周青瑜归还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两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周青瑜给付孙玲玲借款本金28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8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周青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0元（已减半），由周青瑜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周青瑜实际共向孙玲玲借款金额为多少。 本案中，周青瑜共向孙玲玲出具4张借条。其中2016年5月25日5万元的借条和2016年6月20日4万元的借条，周青瑜均认可收到了借条载明的款项金额，借款交付方式为现金，故孙玲玲对于该两笔借款的交付无需举证证明。对于另两笔借款的交付，周青瑜不予认可。其中2016年5月1日10万元的借条，周青瑜上诉认为孙玲玲未履行出借义务，2016年7月5日9万元的借条因孙玲玲称之前借条遗失故重复出具，周青瑜亦未收到借款。对此，本院认为，2016年5月25日和2016年6月20日的借款均系现金交付，双方存在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的交易习惯。对于2016年5月1日和2016年7月5日的借款，孙玲玲分别提交了其向案外人借款的证据和案外人的银行取款凭证，以及孙玲玲从自己银行账户的取款凭证，取款数额与上述两笔借款数额基本相当。孙玲玲取款后以现金方式向周青瑜交付借款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一审对该两笔借款的交付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周青瑜作为理性的商人应当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条的风险和后果，现其上诉称2016年5月1日10万元借条出具后未收到借款，2016年7月5日9万元借条系重复出具，但其在2016年5月25日出具的5万元借条和2016年6月20日出具的4万元借条中均未予以抵扣或要求孙玲玲返还此前借条，在2016年7月5日的借条中也未作出相应说明，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一审认定的周青瑜共向孙玲玲借款28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周青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周青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鲍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