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冀行再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杨大富，男，197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琴，河北蓝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暴文立，男，195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伟彤，河北凯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东大街49号。法定代表人：樊海涛，该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健男，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铁，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杨大富与被申请人暴文立及一审被告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港区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6）冀行终316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杨大富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933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大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琴，被申请人暴文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伟彤，一审被告海港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健男、张立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大富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主要理由为：（一）暴文立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2001年暴文立卖给杨大富房屋时已经将其所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交付给杨大富。2004年所在地进行农村宅基地清宅活动中，暴文立对涉案房屋已登记在杨大富名下是知晓的。暴文立在河北省××海港区××村有两套房屋，相互距离仅隔一条马路，其另一套住房也在清宅之列。2004年偏坡村村民领取新换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时，有证人证明是村里广播通知的，暴文立对杨大富已经领取涉案土地使用证不可能不知道，对海港区政府给杨大富2004年颁发涉案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明知的。（二）海港区政府没有积极全面的提供证据和调查取证，杨大富过于相信行政机关能够提供足够证据，导致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杨大富从土地管理部门调查取得的《秦皇岛市农村宅基地清理登记表》能够确定涉案土地使用证的颁发时间是2004年。（三）海港区政府为杨大富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并不违法。海港区政府2004年对辖区内的集体土地重新建档、换发新证，并将杨大富的档案统一销毁，因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海港区政府直接将涉案土地登记在杨大富名下，省略了相关变更内容，并非违法行为。虽然涉案土地使用证的时间未能填写，有些许瑕疵，但该不利后果不应当由杨大富承担。（四）海港区政府颁发涉案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已无法撤销。诉争土地已被征用开发用于建设安置房新村，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国有，涉案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五）暴文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目的是取得拆迁利益。本案认定行政机关土地使用证过户行为有效更能维护交易安全。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确认海港区政府核发涉案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合法有效。暴文立辩称：1、杨大富的申请不成立。从其所表达的再审理由来看，不符合行政诉讼法91条和行诉法司法解释24条所界定的再审范围。如果其再审成立，就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2、本案事实清楚，杨大富不是偏坡村集体组织成员，无权购买村民的房屋。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办理的变更手续。3、从本案一审到二审，海港区政府均没有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更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宅基地已经征收变为国有。4、在暴文立与杨大富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海港区人民法院已经核实偏坡村土地只是部分征收，海港区土地局能够提供的只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本案所涉土地至今闲置，没有进行开发，且仍有村民居住，虽然杨大富获取拆迁利益，但是这是置换，房屋所在土地并没有收归国有。5、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院裁定对54条描述存在断章取义，因为54条有完整的规定。最高院的引述只是运用了逻辑推理，但是之前法庭应当对质证的证据综合审查之后再推理，就本案而言，原审已经完全按照本条审理查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证据规定，原审判决已经作出了正确判决。海港区政府述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暴文立就本案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了起诉期限；涉案土地性质已变为国有，被诉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2015年8月5日，暴文立向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海港区政府为杨大富所发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暴文立系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镇偏坡村村民，经亲友介绍将其所有位于该村自有房屋出售给抚宁县抚宁镇六村村民杨大富。2001年12月，杨大富向西港镇偏坡村交纳了宅基地过户费3,000元。海港区政府对该宅院为杨大富颁发了证号为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该集体土地使用证未记载发证时间。暴文立与杨大富之间房屋买卖的相关票据的时间均为2001年。该宅院现已被拆除。一审法院认为，（一）海港区政府具有本辖区土地行政管理的法定职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该案中，海港区政府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杨大富颁发的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具体时间，且海港区政府及杨大富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暴文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颁证行为，故海港区政府主张暴文立的诉请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二）根据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经相关部门审批。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该案中，杨大富非海港区西港镇偏坡村村民，不属于争议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是基于买卖关系取得暴文立所有位于该村的农宅。杨大富取得该农宅后，海港区政府于1999年在对偏坡村的农宅清理换证和为杨大富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中，应有相关变更登记的内容，但杨大富的农村宅基地清理登记表和集体土地使用证中的户主均记载为杨大富，没有记载变更的相关内容。海港区政府及杨大富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大富基于买卖关系取得暴文立所有的农宅后依法进行了变更登记，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暴文立与杨大富该案所涉房屋买卖交易的具体时间，上述房屋买卖的相关交易票据时间均在2001年。故海港区政府清宅登记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海港区政府主张其为杨大富颁发土地使用证符合法律政策规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的辩解理由理据不足。（三）海港区政府辩称，诉争房屋坐落的土地早已经被征收为国有，标的物不存在，土地性质已经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杨大富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经被收回作废，客观上已经无法撤销。但海港区政府及杨大富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案争议的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故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海港区政府为杨大富核发的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海港区政府为杨大富颁发的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海港区政府负担。杨大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秦行初字第31号行政判决，改判驳回暴文立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暴文立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一审期间，海港区政府提供了1999年农村宅基地清宅验证复核表复印件；2004年秦皇岛海港区农村宅基地清理登记表复印件；杨大富和程素琴的户籍证明；海港区政府批转区土地规划管理局《关于对农村宅基地重新换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海政（1996）第17号］复印件。杨大富提供了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其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书部分复印件；收费票据复印件。上述证据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暴文立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对杨大富主张暴文立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杨大富并非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镇偏坡村村民，不属于争议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暴文立经亲友介绍将其房屋出售给杨大富。后海港区政府将上述宅基为杨大富进行了土地登记，该土地登记程序并未按照本案双方当事人房屋买卖的实际情况进行登记，应当认定为该土地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因海港区政府及杨大富一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明本案争议的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杨大富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经被收回作废的证据。故杨大富认为海集用（宅）字第30××2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客观上已无法撤销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杨大富承担。本院再审庭审中，杨大富提交了2015年5月9日，海港区人民法院关于暴文立与杨大富、王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庭审理笔录。该笔录记载暴文立代理人陈述“2009年底原告得知被告已经将宅基地和房屋产权证变更”。暴文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质证意见为：首先，暴文立代理人当时所述的是2009年底得知有人要分享拆迁利益时，才知晓双方买卖行为无效，笔录所记载的内容与其表述的真实意思有差别；第二，从该笔录可见，开庭当日杨大富才提交相关证照，暴文立不可能在开庭前知悉只有杨大富自己掌握的材料和情况；第三，本案所涉是多户村民一同起诉民事案件过程中出现海港区政府违法颁证情况后，所提起的行政诉讼中的一件，从其他村民反应看，均不知道买受方已获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况且，无论是作出错误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还是从违法行政行为中获益的杨大富，均不可能将其公之于众、四处宣扬。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暴文立与杨大富买卖涉案房屋的事实，2004年该地区农村宅基地清宅活动的情况，尤其是暴文立代理人于2015年5月9日海港区人民法院关于暴文立与杨大富、王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庭审理中的陈述，可以确认暴文立于2009年底已经知道海港区政府为杨大富办理了涉案土地使用证。其于本次诉讼中主张在涉案买卖合同的民事诉讼庭审中，才获知海港区政府颁发了涉案土地使用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暴文立于2015年8月5日向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海港区政府为杨大富所发土地使用证，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杨大富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冀行终316号行政判决及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秦行初字第31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暴文立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杨大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源审判员  宋威审判员  孟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