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747号。主要负责人：徐晓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略，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媛，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东岗村。法定代表人：薄世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敏，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义乌市合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宗泽北路1258号。法定代表人：金昂昂，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兵军，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金昂昂，男，197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何宅村前仓。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兵军，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经文有，男，197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兵军，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长久公司），原审第三人义乌市合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要求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侵犯质押权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多次要求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变更案由主张违约责任，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坚持案由和诉请后，一审法院以直接侵权人为义乌合信公司为由直接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事实认定错误。一、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要求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监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吉林长久公司有妥善保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所占有的质押物车辆、合格证和车钥匙的义务，但吉林长久公司却监守自盗地将质押物交给质押人，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丧失了对质押物的占有，丧失优先受偿权，吉林长久公司侵犯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质押权。本案一审的审判焦点应当是吉林长久公司是否实施了相应的侵权行为，是否与义乌合信公司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质押权灭失，但一审法院对此关键问题没有审理。二、本案侵权事实清楚，损害结果明确，两者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1.吉林长久公司在2016年1月13日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发送的《风险预警函》足以证明侵权行为。2.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案涉的65台车辆有良好的市场需求，当义乌合信公司发生逾期还贷的情形时，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本可以及时采取实现质权的手段来获得救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通过债权方式向义乌合信公司主张权利，但这不代表义乌合信公司是实际侵权人，也不代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不能向吉林长久公司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申请强制执行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和经文有的财产后，执行法院作出无财产可执行的终本裁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损失无法得到救济，损害结果明确具体。3.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吉林长久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丧失了对质物的占有，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吉林长久公司应当在质物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和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之间的《还款协议书》中金昂昂私自售卖质押车辆与本案的侵权事实没有关联，是两个事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的是吉林长久公司故意造成质押物脱离占有后，质权人无法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责任，而不是金昂昂作为借款人售卖车辆后没有偿还债务的责任。吉林长久公司作为质押物的保管人将质押物交给质押人，所导致的结果是质押权人丧失了质权，和质押人处分质押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吉林长久公司二审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责任是行为人侵害他人的权益并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除法律特殊规定外，应由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根据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和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本案质押物系由义乌合信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昂昂私自售卖，已经明确实际侵权人系第三人金昂昂，而非吉林长久公司。2.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违约与侵权竞合时，选择了侵权之诉，但本案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不是直接侵权人也应承担侵权责任的相关情形。3.吉林长久公司发出的《风险预警函》与《还款协议书》内容相结合，恰恰能证明作为监管单位的吉林长久公司依据三方协议的内容积极履行了相关义务。也正是基于预警函的提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积极行使权利，将所涉质押车辆相关的债权担保方式变更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等的抵押担保方式。4.本案所涉车辆，没有一台有释放手续，均是第三人躲避监管，利用其是监管场地的掌控人、安全保障人的便利条件私自售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吉林长久公司的相关人员有意思联络或者相互结合等导致车辆被售卖。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二审陈述，本案的法律关系是违约而不是侵权，车辆被售卖不符合侵权的法律关系。吉林长久公司没有私自出卖车辆，释放车辆是因为其没有履行保管义务，是违约行为，而不是侵权行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吉林长久公司在其保管的质押物范围内，赔偿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因吉林长久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截至2017年6月20日，本金16345120.53元，利息2773712.46元，直至本息全部清偿为止（截至2019年6月21日，本金15201229.21元，利息6203974.4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义乌合信公司为采购东风英菲尼迪汽车开展经销服务，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2015鄂银承综字第203号），协议约定的承兑额度为1800万元，额度使用的有效期间为2015年2月9日起至2016年2月5日止；为保障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上述协议项下债权实现，双方于2015年2月9日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2015鄂银最动质第203号），同意将其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融资款购买的车辆作为质押财产出质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先后于2015年7月30日、8月24日（2张）、8月27日、9月28日（2张）开具了票面金额分别为2713040元、4359000元、1011640元、1425400元、3981920元、1020840元的承兑汇票6张。2015年3月23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义乌合信公司再次签订《中信银行汽车金融法人账户透支合同》（英菲尼迪品牌，编号2015鄂银透字第0051号），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义乌合信公司核定的透支额度为1111万元，有效期为2015年3月23日起至2016年2月5日止；以及《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协议》（编号2015鄂银承综字第364号），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义乌合信公司核定最高汇票承兑额度为1200万元，期限从2015年3月23日起至2016年2月5日止。同日，为确保上述两份合同中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双方又签订了《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5鄂银动质第354号），约定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2200万元，义乌合信公司以其根据主合同取得的融资款购买的车辆作为质押财产出质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根据上述两份主合同，中信银行先后于2015年8月19日、9月25日（2张）开具了票面金额分别为936240元、408816元、809216元的汇票三张，且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为义乌合信公司连续提供透支服务，透支金额为9399632元，到期未偿还金额为7479210.14元。2015鄂银最动质第203号及2015鄂银最动质第354号《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都约定质押财产的保管方为吉林长久公司，对质押财产的保管，三方已签署2014鄂银监管第433号《车辆及汽车合格证委托保管协议》。此份委托保管协议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甲方，质押权人）、义乌合信公司（乙方，出质人）以及吉林长久公司（保管人）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合同约定乙方以其购买的车辆作为质押财产，质押给甲方，并存入指定的仓库（或场地），丙方愿意受甲方委托，保管乙方质押给甲方的车辆及相应的汽车钥匙和汽车合格证。合同第5条质押车辆和存放地点约定，乙方将车辆仓库提供交给丙方使用作为被保管质押车辆的存放地点，乙方应作为仓库或场地的合法占有人。乙方应使丙方在车辆仓库享有免费提供的办公与住所地点。合同第6条车辆及汽车合格证的保管责任与释放要求中约定，乙方负责对存入车辆的验收，丙方负责车辆的保管、出库以及对存入车辆相应汽车合格证的保管，保证车辆不因丙方不尽职责保管而减少。丙方负责审核武汉中信系统指令的真伪，在核对无误后，通过武汉中信系统，合格证放证电子确认同意，并对车辆出库行为负责。丙方未经甲方同意而将车辆出库的，应就出库部分车辆向甲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合同第7条各方权利义务中约定，丙方接受甲方委托，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代为接收、占有、保管质押车辆及相对应的汽车合格证。丙方及其驻库保管人员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对有关车辆、合格证进行尽职保管，给甲方、乙方造成损失的，甲、乙方均可以向丙方追索，由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2016年1月13日，吉林长久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发出《风险预警函》，函件称2015年12月，吉林长久公司风控部检查义乌合信公司质押物时，其区域组长三番两次以各种理由推脱，巡视员前往现场检查，确认质押物均消失不见。吉林长久公司与义乌合信公司金总沟通，金总表示核查后，质物（合格证及钥匙）被吉林长久公司人员随手扔掉，店方娄姓经理于经销商门前草丛中捡回，吉林长久公司表示需经销商配合将质物交回，无果。截至2016年1月13日质押车辆应在库65台，实际在库2台，私自移动2台，私自售卖61台。下一步吉林长久公司将对该公司监管员失职行为启动司法程序，同时将进行质押物的补办。2016年2月26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达成《还款协议书》，确认截至2016年2月22日，义乌合信公司未还贷款本金为18390704.46元，利息及罚息859612.06元，鉴于义乌合信公司及金昂昂、经文有欠款逾期，特别是义乌合信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昂昂将融资款购买的车辆作为质押财产出质后，未经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许可私自将出质车辆售卖。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协议中还就还款时间、还款条件、以土地租赁经营权办理质押、利息及与逾期罚息的标准、违约责任等事宜进行了约定。2016年3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楚信公证处作出（2016）鄂楚信证字第336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上述还款协议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及经文有在该处签订，公证处对上述协议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协议强制执行效力。2017年10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楚信公证处作出（2017）鄂楚信证字第21764号执行证书，确定了执行标的。一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吉林长久公司、义乌合信公司三方签订了《车辆及汽车合格证委托保管协议》，若吉林长久公司因未能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保管义务，导致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损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则有权依据合同，要求吉林长久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在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明确要求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侵害他人的权益并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除法律特殊规定外应由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损失系合同约定的质押物（暨61台车辆）的灭失，导致的债权无法实现。但根据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第三人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约定，本案质押物系由义乌合信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昂昂私自售卖，已经明确了实际侵权人系第三人金昂昂，而非吉林长久公司。故对其要求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51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513元，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负担（已付）。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1.本案案涉65台质押车辆已由义乌合信公司全部售卖。2.案涉65台质押车辆设立质押时，其总价值为23778808元。其他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侵害质押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否支持，如何支持。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吉林长久公司、义乌合信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由吉林长久公司作为保管人，接受质押权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委托，保管出质人义乌合信公司的质押车辆、汽车钥匙及合格证。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吉林长久公司监守自盗，将质押物交给出质人，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丧失了对质押物的占有，丧失优先受偿权，要求吉林长久公司承担侵害质押权的损害赔偿责任。鉴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选择以侵权之诉来主张自身权利，故本案应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予以分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而言包括四个方面，即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损害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具有过错。首先，关于损害事实。从本案查明事实看，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质押财产即案涉65台质押车辆被出质人义乌合信公司私自售卖，该65台质押车辆系义乌合信公司为担保自身债务所设立的质押财产，质押车辆被私自售卖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未能就质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后经强制执行债务人（出质人）义乌合信公司，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债权仍未能实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确实存在财产权利受损的情形。其次，关于行为的违法性及过错。吉林长久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义乌合信公司签订的三方委托保管协议中约定，吉林长久公司受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委托，保管义乌合信公司质押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车辆及相应的汽车钥匙、合格证。2016年1月13日，吉林长久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发出《风险预警函》，《风险预警函》中载明吉林长久公司在检查义乌合信公司的质押物时，该公司的区域组长三番两次以各种理由推脱，后经巡视员前往现场检查，最终确认存放的质押物均消失不见。吉林长久公司在《风险预警函》中明确表示该司组长保管不当，存在失职行为，并将启动司法程序追究其法律责任。从《风险预警函》的内容可见，吉林长久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过失，对此吉林长久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最后，关于二者的因果关系。吉林长久公司未能妥善履行保管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质押权受损，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吉林长久公司应就其侵害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质押权的行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定性与责任确定问题。首先，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作为质押权人，对于质押权受损自身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作为债权人和质押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法定义务，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将该义务委托给吉林长久公司履行，且履行方式为使用义乌合信公司的场地和办公条件，此种履行方式使得质押物的占有和控制存在较大风险，对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存在明知或者轻信能够避免的过错。其次，吉林长久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类似于第三人侵权情形下的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在质押物委托监管关系中，监管方相对于出质人和质权人而言，仅是帮助质权人实现质权的辅助义务人，而债务人和出质人是实现债权的直接义务人。本案中，虽然吉林长久公司存在监管过失，但质押车辆丢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义乌合信公司违约私售车辆，而不是由吉林长久公司的监管行为直接导致，这一点在《还款协议书》中已予以明确，因此义乌合信公司应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损失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赔偿责任，而吉林长久公司对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损失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后，考虑到《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后，义乌合信公司债务的本息金额在不断变化，且设立质押时质押财产的价值大于债务金额，结合本案的履约情况、侵权行为的性质，酌情确定吉林长久公司对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损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以不超过30%为宜，即对人民法院对义乌合信公司、金昂昂、经文有强制执行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同时，责任限额亦应以质押财产价值23778808元的30%即7133642.40元为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二、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义乌市合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昂昂、经文有强制执行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仍不能获得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补充赔偿责任限额不超过7133642.40元；三、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51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513元，由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2453.90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99059.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13元，由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953.90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95559.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玲审判员 汤晓峰审判员 叶 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