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24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伯宜，男，1949年2月28日生，汉族，住如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斌，如皋市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亚斌，男，1969年6月19日生，汉族，住如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辉，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伯宜因与被上诉人张亚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民初1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伯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并由张亚斌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审程序违法。民间借贷案件对借贷情况及事实人民法院认为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应当到庭参加诉讼，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中，原审通知张亚斌到庭，张亚斌谎称当日无法到庭，原审在开庭前一天找张亚斌做谈话笔录。原审同意张亚斌不到庭，致使张亚斌不到庭陈述、接受质询，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亦违反公开审判的原则。2、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其与张亚斌系朋友关系，其银行转账30万元给张亚斌，基于朋友关系未要求张亚斌出具借条。(2)张亚斌辩称该款系案外人杨细红向其的借款，而杨细红向其借款仅有50万元，并不包括其汇给张亚斌的30万元。2019年2月19日案外人杨细红出具的公证情况说明并未说清楚向其借款具体情况(包括借款数额、笔数、有无还款等)，且杨细红外出躲债多年，张亚斌能从南京找到杨细红，可见张亚斌与杨细红的关系不一般，杨细红与张亚斌存在利害关系，杨细红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其申请证人陈某,4、蔡某,4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了其向张亚斌要钱，张亚斌欠其钱。(4)案外人杨细红于2010年2月向其借款两笔分别为33万、17万，共计50万元。2010年9月30日的保证书及2011年2月11日还款计划均能证明借款50万元。而杨细红2013年5月6日出具的三份借条金额分别为30万元、30万元、20万元。其中30万元系利息，80万元不全部是本金，其已在原审中作了充分说明，原审却认为“对于另外30万元如何交付并未提供证据”，此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至于杨细红为何出具三份借条，只是为了分三次还款，此从三张借条的还款日期可看出。(5)原审认为其于2010年间从事相关理财业务，未让张亚斌补出具手续或制定还款计划不符合常理。此纯属主观臆断。双方系朋友关系，未出具借款手续乃人之常情。且其借款给多人，基于朋友关系，从未要别人打借条。 张亚斌辩称，薛伯宜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银行转账凭证是案外人杨细红向薛伯宜的借款，由于当时杨细红欠其的钢材款，才在向薛伯宜借款时要求薛伯宜将款项直接转给其。根据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薛伯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关系，其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证明此款项是其他原因所致。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 薛伯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亚斌给付其借款30万元，并按照年息6%给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12日，薛伯宜通过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转账30万元至张亚斌账户。薛伯宜陈述，我与张亚斌是朋友邻里关系，2007年双方就认识了。2010年春节，张亚斌因资金紧张向我借款30万元周转，因为双方关系非常好，他又是打电话向我借的，我就没有让张亚斌打借条，直接转账给张亚斌的，后来也没让张亚斌补打借条。 薛伯宜为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申请证人陈某,4、蔡某,4出庭作证。证人陈某,4陈述，我与薛伯宜是邻居，我之前在蔡某,4的钢材公司打工，因张亚斌经常来拉钢材，就认识了。2017年秋天，我和薛伯宜一起到蔡某,4的公司找张亚斌要钱，张亚斌承认给的。当询问证人是否知道借钱的过程，证人陈述“我不知道，要钱我知道”；询问要钱的过程中有无看到过借条，证人陈述“只是谈什么时候给”。证人蔡某,4陈述，我与双方是朋友关系，几年前，薛伯宜到我公司来找张亚斌要钱，公司是我和张亚斌一起开的，当时薛伯宜、张亚斌、我和陈某,4当场，过了一会儿，我有事就先走了，只听到是张亚斌少薛伯宜的钱，至于张亚斌有没有承认还钱，我不知道，我当时不在。当询问证人与他们三人待了多久，证人陈述“就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出去了”；询问证人是否知道张亚斌向薛伯宜借钱的事，证人陈述“他们之间借钱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薛伯宜转账30万元给张亚斌的事我也不知道。” 原审审理中，薛伯宜提供了案外人杨细红于2010年2月10日、2月12日的借条复印件（金额分别为33万、17万）、2013年5月6日出具的三份借条原件（金额分别为30万、30万、20万）、2010年9月30日的保证书及2011年2月11日还款计划书，并陈述杨细红于2010年2月10日向薛伯宜借款33万元，2010年2月12日向薛伯宜借款17万元，因杨细红未能偿还，故在2013年5月6日重新出具了借条。对此，张亚斌认为三张借条是杨细红同一天出具的，其作为见证人签字，这三张借条是对杨细红此前的借款所作的换据，保证书及还款计划上的金额表明是杨细红个人向薛伯宜借款，并不表明是全部债务。 2019年2月18日张亚斌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辉向南京市石城公证处申请对其询问杨细红的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于2019年2月19日出具公证书，内附《情况说明》复印件及杨细红的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载明：“情况说明2010年2月12日薛伯宜向张亚斌转账叁拾万元整，这笔钱实际是我向薛伯宜借的，当时我向薛伯宜写了借条的。当时我在搞建筑工程，欠张亚斌的钢材款，所以让薛伯宜把叁拾万元直接转账给张亚斌的。证明人：杨细红××××2019年2月18日155××××6909”。 一审法院通知张亚斌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张亚斌因开庭当日无法到庭，在庭前到一审法院，承办人于2019年3月11日与张亚斌形成一份谈话笔录，张亚斌陈述与代理人陈述一致。对此薛伯宜认为谈话笔录仅能是法官对相关事实的部分了解，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亚斌应到庭陈述，接受询问。 张亚斌同时提供了部分送货单，证明2009年至2010年7月，杨细红欠其的钢材款近200余万元。薛伯宜认为送货单与本案无关联，只能证明张亚斌与杨细红间存在货物买卖及欠款的事，与薛伯宜无关联。 另查，张亚斌于2001年4月27日设立如皋市兴宇经贸有限公司，经营项目为建筑材料、钢材销售，2011年1月28日核准吊销。2010年4月13日，张亚斌作为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南通康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销售等。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关系的基础事实不仅包括款项的实际支付，更应包括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原告应更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 本案中，薛伯宜通过银行向张亚斌转账30万元，对转账事实张亚斌予以认可，但否认借款的事实，薛伯宜需更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薛伯宜为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申请了两位证人，但根据两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见，两位证人对双方的借款情况并不知情，并不能由此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张亚斌辩称该30万元是杨细红向薛伯宜的借款，用于抵扣杨细红欠张亚斌的钢材款，根据杨细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张亚斌的提供的送货单，两者间可相互印证。同时薛伯宜提供的杨细红于2013年5月6日向薛伯宜出具的3份借条，总金额为80万，其中有2份借条金额分别为30万，而薛伯宜提供的2010年2月10日、2月12日的借条总金额为50万，对于另外30万元如何交付并未提供证据。张亚斌的陈述及杨细红的公证书均使法院对案涉30万是否为薛伯宜与杨细红之间的30万元借款产生合理怀疑。 同时，薛伯宜在2010年间从事相关理财业务，在其与案外人杨细红的借款关系中，有借条、保证书、还款计划书等书面手续，而与张亚斌的大额借款关系中，仅有转账凭证，且在长达数年未偿还的情况下，也未让张亚斌补出具手续或制订还款计划，也不符合常理。 综上，张亚斌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足以使法院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产生合理怀疑，除转账凭证外，薛伯宜不能再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薛伯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薛伯宜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薛伯宜与张亚斌之间是否存在30万元的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薛伯宜并未提供其与张亚斌之间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借款凭证，其原审中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虽证明其向张亚斌要钱，但并未证明案涉借款如何形成，亦未证明要的是什么钱。相反，张亚斌原审中提供的其与案外人杨细红在案涉款项发生前后的业务往来凭证，能够证明其与杨细红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及货款结付的事实。同时张亚斌原审中提供的经过公证的杨细红的陈述，以及薛伯宜提供的杨细红欠其钱的借条，能够互相印证杨细红向薛伯宜借过钱，且仍欠借款。张亚斌提供的证据初步证明了案涉款项涉及其他债务。结合薛伯宜对于其主张案涉款项是张亚斌向其的借款，但对于在长达近十年未偿还的情况下，薛伯宜却未作出合理解释，即为何不让张亚斌补出具借款手续或制定还款计划，甚至诉至法院主张权利。况且案涉款项系30万元，在转账之时尚非小额。原审因此对薛伯宜主张其与张亚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存疑，并认定薛伯宜无证据证明双方间有借贷合意，判由薛伯宜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本院对薛伯宜上诉主张其与张亚斌之间存在30万元借贷的事实亦不予认可。 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审根据薛伯宜的起诉、张亚斌的抗辩，在张亚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原审并未认为张亚斌必须到庭，且原审亦未书面通知张亚斌必须到庭，故原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妥之处。 综上所述，薛伯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薛伯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风 审判员 王建勋 审判员 谭松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