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21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同芳，女，1970年4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秀娟，女，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洪志，日照东港正律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苏同芳因与被上诉人夏秀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2民初2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苏同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70000元及利息；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判决第6页第13行“2018年2月28日，被告夏秀娟为续交第三期保费再向原告苏同芳借款47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该日期是错误的，应为2019年2月28日。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是错误的，有违客观事实，更无证据支撑。首先，该口头协议双方自始至终未达成，通过上诉人提供的全程录音证据足以还原当天的事情经过，录音中上诉人自始至终表达“你这是逼我”、“为什么扣我七万”等受迫性言辞，且录音中无任何关于470000元债权债务全部归于消灭的口头言辞。其次，一审中证人梁某出庭作证，其明确表达自己并不知晓双方的口头协议，且仅仅是让其拿着借条，对其他事一概不知。调解人林祥凤在录音中明确说明“今天先把这四十万解决，是吧，然后你(上诉人)给她(被上诉人)欠条，用手机就能转？”被上诉人回答“对”。第三，上诉人已证明双方存在470000元民间借贷关系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抗辩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债权债务归于消灭，被上诉人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而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3.本案应综合分析，认定上诉人交出借条时具有被迫性。首先，上诉人存在心理上的被迫性，上诉人将自己借来的470000元借给被上诉人续交保费，被上诉人擅自改变借款用途，拒不返还，此时上诉人的心理是焦急的，在向泰安路派出所报案未果后，上诉人心态更是万般无奈，而自己这470000元的借款利息却在与日俱增，不得以要交出借条先要回400000元，上诉人出借的470000元是借来的，基于前两次良好合作，其充分信任被上诉人能及时还款，但现实是被上诉人不但一分未还，而上诉人自己的利息损失却在与日俱增，这就是上诉人交出借条换回四十万的真实考虑。第三，谈判中的被迫性，在被上诉人拒不返还借款且不给上诉人任何见面或沟通的机会时，上诉人只能借助中间人促成见面，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明确记录上诉人多次表达“你这是逼我”、“为什么扣我七万”，而被上诉人却回应“要谈就谈，不谈马上就走”，致使上诉人处于谈判被迫性的地位，反而让失信非法占有的一方占据着主导地位，一审判决纵容了这种有违社会公序道德的行为。 夏秀娟辩称，1.一审民事判决书第六页第十三行中的日期标注属于笔误，不能成为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2.上诉人对录音证据内容的描述，存在断章取义。3.根据举证规则，一审中关于470000元债务的问题，双方均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反而是上诉人并没有具体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4.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19年3月26日在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日照分公司会议室内，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工作人员陈祥勇、林祥凤、梁某三人协调见证下，双方达成一致口头协议，且在被上诉人将394000元转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才将借条原件交给在场的梁某，由梁某当面将借条撕毁。后被上诉人又将剩余的6000元转账支付给上诉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先撕借条后转账，而是遵守口头协议的约定，先转账还款，后由第三方销毁借条。因此，不存在被上诉人要挟上诉人的行为。 苏同芳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夏秀娟立即偿还借款7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8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诉讼费由夏秀娟承担。一审庭审中，苏同芳增加利息的诉讼请求（以本金4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日起至2019年3月26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1931元；以本金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苏同芳一审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借条图片打印件一张及复印件一张，证明夏秀娟向苏同芳借款470000元的事实。 证据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截图十张及汇总明细一张，证明苏同芳于2019年3月1日通过其工商银行账号向夏秀娟中国建设银行账号分十次转账出借资金共计470000元，并在第一笔转账附言中标注为借钱交保费。 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夏秀娟在擅自改变借款用途的情况下，苏同芳自2019年3月2日起多次向夏秀娟要求其偿还借款470000元的事实。 证据四、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证据转换文字一份，证明夏秀娟拒不归还苏同芳出借的470000元，苏同芳迫于无奈先要回 400000元，而不得已交出借条给现场见证人撕毁的经过，且苏同芳一直向夏秀娟索要剩余70000元的事实。 夏秀娟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系复印件，夏秀娟代理人并未见到原件，对该复印件夏秀娟不予质证；对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均无异议。 夏秀娟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太平人寿保险日照分公司电脑截屏复印件一张，证明夏秀娟于2019年4月18日就苏同芳欺骗客户一事曾向该保险公司投诉。 证据二、录音光盘及纸质文字说明各一份，证明2019年3月26日上午，苏同芳、夏秀娟及第三方太平人寿保险日照分公司在该公司会议室内处理双方纠纷时达成一致意见，夏秀娟归还苏同芳借款400000元，苏同芳同意扣除70000元作为给夏秀娟的补偿，夏秀娟给苏同芳出具的借条当场撕毁，双方之间借贷纠纷已处理完毕。 证据三、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苏同芳、夏秀娟已就该借款470000元事宜协商处理完毕，由证人梁某当场把 470000元借条撕毁。 证据四、夏秀娟与太平人寿保险日照分公司林祥凤经理的微信聊天截图两张，证明该保险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对苏同芳愿意承担夏秀娟70000元保险损失的事实知情。 证据五、2019年3月26日录音记录及纸质文字载体各一份，证明太平人寿保险日照分公司知道苏同芳、夏秀娟达成一致和解协议，苏同芳愿意承担70000元，双方的借贷关系一次性了结。 苏同芳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夏秀娟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在该证据中夏秀娟明确表示是自己退保，因此其所谓的损失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夏秀娟主张自己投保损失应起诉保险公司，与本案苏同芳无关，苏同芳仅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其只是履行了相应的职务行为，夏秀娟基于此拒不返还借贷的70000元于法无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夏秀娟的主张，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口头协议的形式归于消灭，且苏同芳一直未放弃对剩余70000元的追要；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该证人证言亦证明2019年3月26日当天苏同芳并未口头表示放弃70000元的请求，撕毁欠条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该借款70000元的消灭，在此之前苏同芳、夏秀娟已经过泰安路派出所做过调解，夏秀娟仍态度强硬拒不返还，苏同芳救济无门只能基于夏秀娟的无理要求以撕毁欠条换取400000元，并不意味着对剩余70000元的放弃；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该微信聊天截图系夏秀娟单方提供，并不能证明聊天截图中双方是谁，聊天内容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存疑，证据五中梁某未经苏同芳授权，其二人的对话与本案无关。 一审审理过程中，经夏秀娟申请，一审依法调取了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泰安路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质证时苏同芳对该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是在夏秀娟擅自改变借款用途，苏同芳向夏秀娟要求返还借款无果的情况下向泰安路派出所报案的事实经过，该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和夏秀娟擅自改变借款用途的欺骗事实；质证时夏秀娟对该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在该询问笔录中夏秀娟明确表示苏同芳向夏秀娟介绍了一款保险，每年保费671000元，出保单后苏同芳返给夏秀娟42000元，满一年后再给付利息，夏秀娟已连续交纳两年的保费，但在履行过程中，夏秀娟发现苏同芳所介绍的险种是虚假的，并没有像苏同芳所说的利润回报。在夏秀娟第三次交纳保费时，由于苏同芳将夏秀娟的银行卡锁住，导致没有续保成功，双方为此发生纠纷。 苏同芳、夏秀娟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双方质证，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作出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苏同芳系太平人寿保险日照分公司员工。2016年10月，苏同芳向夏秀娟介绍一款保险，保费一年671000元，需连续交保费三次，出保单后第十天最低可以领42000元，满一年再领钱，然后每满一年领一次钱，每次都比上一次多，具体多少不确定，看公司分红情况，总保费满2000000元赠送一个养老社区入住资格。同年11月23日，夏秀娟同意购买该保险，因资金不足，遂向苏同芳借款670000元，由夏秀娟给苏同芳出具欠条一张。后夏秀娟以保单向银行贷款归还了苏同芳借款。次年，夏秀娟第二次续交保费时仍向苏同芳借款670000元，又以同样方式以保单向银行贷款再还给苏同芳。2018年2月28日，夏秀娟为续交第三期保费再向苏同芳借款470000元并向苏同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苏同芳47万元整（470000元），借款人夏秀娟，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6日、3月1日至3月7日。苏同芳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74）向夏秀娟建设银行卡（卡号62×××58）分十次转账共计470000元。同时，夏秀娟又向其朋友徐茜玲借款200000元，因该200000元被小额贷款公司扣款110000元，导致夏秀娟卡内余额不足保费无法转走。后因夏秀娟来不及凑款补足差额，致使保单于2018年3月4日晚12时失效。后夏秀娟到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日照分公司办理了退保手续。期间，苏同芳多次向夏秀娟催要该借款未果。2019年3月12日，苏同芳向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泰安路派出所报案，该所分别向苏同芳、夏秀娟及案外人韩海蛟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年3月26日，在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日照分公司会议室，苏同芳与夏秀娟在该公司工作人员陈祥勇、林祥凤、梁某三人协调见证下，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夏秀娟归还苏同芳借款400000元，由苏同芳承担夏秀娟损失70000元。协议达成后，夏秀娟当场给苏同芳转账394000元，由苏同芳将借条原件交给在场的梁某，由梁某当面将借条撕毁，夏秀娟将剩余的6000元转账支付给苏同芳。 一审审理过程中，苏同芳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夏秀娟为购买一款保险向苏同芳借款470000元，由苏同芳给夏秀娟打款的银行转账记录为证，双方对借款事实及金额均予以认可，双方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就纠纷达成口头协议，该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胁迫行为，夏秀娟向苏同芳归还借款400000元后，当场由见证人撕毁欠条的行为是否意味着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双方因夏秀娟向苏同芳借款购买保险发生纠纷，后因夏秀娟银行卡余额不足导致第三期保费未能如期交纳而保单失效，夏秀娟办理了退保手续，给夏秀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后经苏同芳所在单位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日照分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协调，双方于2019年3月26日在该公司会议室达成了口头协议，由夏秀娟一次性归还苏同芳借款400000元，剩余70000元作为苏同芳给夏秀娟损失的补偿。协议达成后，夏秀娟当场将400000元转账支付给苏同芳，并由在场见证人梁某将借条当场撕毁。该口头协议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胁迫行为。在借条撕毁前，如果苏同芳认为该协议对自己明显不利时，完全可以不接受该协议，苏同芳本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追回该借款，无需用撕毁借条的代价换取夏秀娟归还的400000元，因此，苏同芳主张该协议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达成的，与事实不符。既然双方已达成协议，且夏秀娟已将400000元当场转账支付给苏同芳，苏同芳也将借条交出并交由见证人当场撕毁，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即行消灭，故苏同芳主张要求夏秀娟归还借款70000元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一审判决：驳回苏同芳要求夏秀娟偿还借款7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苏同芳负担。 二审查明，为解决双方之间470000元的欠款纠纷，在上诉人苏同芳本单位工作人员林祥凤、陈祥勇、梁某的见证和协助调解下，上诉人苏同芳与被上诉人夏秀娟于2019年3月26日在上诉人单位会议室进行了协商。上诉人一审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协商过程的录音资料。被上诉人在协商中提出，因退保后给自己造成损失，所以只支付上诉人400000元，其余70000元算作补偿其损失，不再向上诉人支付，同时由上诉人交回470000元欠条，双方撕掉欠条后，所有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如上诉人不同意该条件，则不再继续协商。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退保损失与上诉人无关，而且上诉人保险提成税后只有30000元，被上诉人少还上诉人70000元钱完全没有道理；被上诉人这是逼着上诉人接受其提出的还款条件，上诉人不得不同意，因为钱在被上诉人手里，如果上诉人不同意，连这400000元也要不回来。最终，被上诉人转账上诉人400000元，上诉人将470000元欠条交到见证人梁某手中，由梁某当场撕毁。撕毁欠条后，上诉人仍反复称，被上诉人不讲诚信，以付400000元逼着撕毁欠条；同时就被扣的70000元，上诉人向单位参与协调的人员提出，要求单位给上诉人负担一部分。 经被上诉人申请，证人梁某一审出庭证实：其作为见证人，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意将470000元的欠条撕毁；被上诉人当时提出，70000元算作上诉人补偿其损失，不再支付；上诉人表示，被上诉人扣70000元，上诉人不得不接受，否则连400000元也收不回来。 经上诉人申请，证人林祥凤二审证实：其作为协调员参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纠纷的处理，据证人了解，退保原因在于被上诉人一方；被上诉人当时的意见只付400000元，其他不再支付，上诉人一直不同意；证人等当时在场的协调人员的建议是，先付一点是一点，其他的再说；而作为被上诉人的意思是，给上诉人400000元，同时撕掉欠条，就不欠了，上诉人觉着是被被上诉人逼着，付了400000元然后把欠条撕毁的，一直嚷着要这70000元。 另查明，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十三行“2018年2月28日”、倒数第三行“2018年3月4日”系笔误，分别应为“2019年2月28日”和“2019年3月4日”。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苏同芳借给被上诉人夏秀娟470000元，用于缴纳保险费，双方发生借贷的意思真实，借贷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有效。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400000元的同时，被上诉人出具的470000元欠条交由双方指定的见证人当场撕毁。之后双方对于剩余70000元是否应当支付发生争议，继而引发涉案纠纷。 本案中，与争议事实有关的证据是录音资料和证人证言，两证人均是上诉人的同事，与一方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录音资料完整的记录了双方协商偿还400000元、撕毁470000元欠条的过程，且双方对该录音资料真实性均无异议，故确定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过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录音资料为准。根据录音的内容，被上诉人在协商中向上诉人明确提出，只同意付上诉人400000元，其余70000元补偿退保损失，不再向上诉人支付，同时撕掉470000元欠条，双方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如上诉人不同意该条件，则不再继续协商。针对被上诉人提出的上述和解意见，上诉人实际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接受这个和解意见，第二是拒绝这个意见，直接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第一种选择意味着，当即就能收回大部分借款（400000元），代价是其余70000元自愿放弃；第二种选择是不放弃任何权利，但债权何时能够收回，债权到位率不好预估。上诉人虽在协商中一直纠结于剩余70000元无法收回，但其最终接收被上诉人转账交付的400000元，同时将470000元借条交由指定的见证人撕毁，该行为已经表明其作出了选择，接受了被上诉人提出的和解意见，剩余70000元不再主张。上诉人在协商过程中作出的选择，并不存在他人的胁迫；其所谓的被“逼”，实际是被上诉人提出的和解方案条件苛刻，即前文所述，虽当即收回大部分借款，但代价为撕毁欠条、放弃其余70000元，这显然并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胁迫。而且根据录音内容，上诉人交回欠条后，只是称被上诉人所“逼”，并未在交回欠条时向被上诉人提出其他附带条件。结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借款人还款后撕毁借条，表明债务已结清。上诉人权衡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选择后应遵照履行，不应随意反悔。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剩余70000元，违反了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苏同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芳 审判员 马德健 审判员 田仕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周韵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