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3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东升名车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广陵产业园董庄路2号。法定代表人：祝长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强，江苏瀛乾线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水利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扬州市缺口河东南段68号。法定代表人：金润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江苏朱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宇，江苏朱玉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扬州东升名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与上诉人扬州水利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水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苏1002民初2191号民事判决，东升公司、水建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升公司上诉请求：判令水建公司按月息2%承担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在借条中间写‘月息2%’，但色调与借条其他部份不一致”，没有支持东升公司“按年利率24%自借款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诉讼请求。范敬圣对借条无任何异议，予以确认。范敬圣当庭确认，当然包括借条中“月息2%”部份。因此，一审判决对利息部分的事实认定有误。水建公司针对东升公司的上诉辩称，案涉借条的“月息2%”字样与借条上其他字样明显不在同一时间签署，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东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水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219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东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东升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扬州金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公司”）与水建公司的往来账目已平，水建公司对该公司无欠款，案涉借条的形成原因不明，原审法院未查清案涉借条的成因，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根据水建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金泰公司于2014年9月18日向水建公司汇款150万元，水建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汇给金泰公司250万元，至此，从账目上看金泰公司还欠水建公司100万元，故金泰公司在2015年1月30日向水建公司汇款100万元完成平账，并且金泰公司在100万元的打款凭证上面备注“往来款”，该笔汇款明显是为平账所用。虽然金泰公司持有加盖上诉人公章的借条，且借条落款时间是2015年1月30日，但水建公司在庭审中多次表示账目上并无该借条的记录，结合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平账的情况，足以看出案涉借条的成因可能存在问题。一审法院至少应向在借条上签字的范敬圣了解相关情况，但一审法院未查清该节事实，认为案涉借条足以反映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即使案涉借条真实、合法、有效，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早已届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系适用法律错误的，应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即使案涉借条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根据借条记载，还款时间是2015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施行日期是2017年10月1日，故金泰公司依据案涉借条获得的债权在2017年2月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此后金泰公司虽然在2017年4月、2019年3月进行了申报债权、转让债权等一系列行为，但并不能改变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东升公司在一审中列举的金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跃先与水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短信记录能够看出金泰公司多次向水建公司主张债权，遂认定案涉借条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诉讼时效期间在东升公司起诉时仍未届满。但东升公司提供的短信记录无法确定发收短信双方的身份，不能确定是王跃先、范敬圣二人在进行短信交流。即使能够确定双方的身份，所有短信均未明确表达催款的意思，更是没有明确要求水建公司还款，不能认为金泰公司进行了催款。更何况范敬圣本人也是在借条上签字的借款人，即使向其发送催款信息，也不能认为是向水建公司催款。金泰公司应当以书面方式进行催款，并且应当附有明确的送达材料，但事实上金泰公司自2015年2月2日债权到期到2017年4月30日向水建公司申报债权期间，并无任何一份书面的催款函件。故水建公司认为，即使案涉借条真实、合法、有效，因该借条形成的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早在金泰公司申报债权时已经届满，东升公司从金泰公司处受让债权时早已失去胜诉权。综上所述，案涉借条的成因不明；即使案涉借条真实、合法、有效，因金泰公司和东升公司因该借条获得的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早已届满，东升公司早已丧失胜诉权。东升公司针对水建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水建公司“账目已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水建公司提供的其与金泰公司的往来账目和对应的往来回单，均发生在2015年1月30日金泰公司出具借条之前，如果截止到2015年1月30日，双方账目已平，水建公司不可能在出具借条给金泰公司。2、金泰公司提交的2014年9月22日《承诺函》载明：金泰公司为水建公司向江苏银行提供2000万元保函，同时为水建公司95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水建公司给付金泰公司有偿担保费100万元。3、2014年9月25日，水建公司向金泰公司还款250万元，其中150万元是还款（偿还2014年9月18日借款），另外100万元是支付有偿担保费100万元。故水建公司“账目已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金泰公司曾于2017年4月30日向水建公司申报债权，同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金泰公司曾于2016年5月22日至2017年4月20日多次向随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敬圣主张权利。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东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水建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自借款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水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元月30日，水建公司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扬州金泰管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万元正，还款日期2015年2月2日，借款人处有范敬圣签名、水建公司盖章。在借条中间写“月息2%”，但色调与借条其他部分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一、2015年元月30日的借条，能证明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关于利息的约定因月息2%的色调与借条其他部分的内容不一致，说明至少不是同一时间形成，一审法院对该利息的约定不予认定，因此，视为借款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二、水建公司虽然提供了其与金泰公司的往来帐目和对应的往来回单，但是均发生在2015年1月30日水建公司出具借条给金泰公司之前，如果截止到2015年1月30日，双方帐目已平的话，水建公司不可能再出具借条给金泰公司；三、债权转让不以接受转让方支付对价为前提，因此，对水建公司提出的东升公司未支付对价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四、金泰公司曾于2017年4月30日申报债权，东升公司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金泰公司曾于2016年5月22日至2017年4月20日多次向水建公司方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范敬圣主张债权，因此，对水建公司提出的东升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也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扬州水利建筑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扬州东升名车维修有限公司100万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2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被告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东升公司提供一份水建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向金泰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该《承诺函》载明：“扬州金泰管业有限公司为扬州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提供担保300万元（扬建小贷）和950万元流贷2000万元保函（江苏银行），根据约定，我公司同意给予扬州金泰管业有限公司有偿担保费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东升公司认为该《承诺函》印证了水建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汇给金泰公司的250万元款中的130万元是还款，另100万元是有偿担保款；水建公司对该《承诺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该《承诺函》上加盖的公司印章是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其没有向金泰公司出具过该《承诺函》，并申请对《承诺函》上加盖的“扬州水利建筑工程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二审期间，东升公司申请对2015年1月30日借条中的“月息2%”与借条主文文字是否是范敬圣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100万的真实借贷关系；二、如果存在，则案涉款项有无约定2%的月息；三、本案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东升公司以水建公司于2015年元月30日出具的“今借到扬州金泰管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万元正”的借条为据，起诉主张水建公司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之间无业务往来，只有资金往来。经核实，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有三笔：即2014年9月18日，金泰公司转账汇入水建公司账户的三笔50万元，合计150万元，相应的银行回单均在“附言”处备注“借款”；2014年9月25日，水建公司转账汇入金泰公司账户200万元、50万元，合计250万元。50万元的银行回单“附言”无备注，200万元的银行回单“附言”备注“往来”；2015年1月30日，金泰公司转账汇入水建公司账户100万元，银行回单“附言”备注“往来款”。水建公司上诉认为从以上账目中可以看出2015年1月30日汇入的100万元是为平账所用，其对金泰公司无欠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条是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水建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的借条显示其借到金泰公司100万元，金泰公司也于借条出具的当天向水建公司账户汇款100万元，水建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前述借条及相应的银行凭证所确定的事实，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前，水建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向金泰公司转账250万元，双方对于其中的150万元用于偿还2014年9月18日150万元借款无异议，另100万元转账款，双方发生争议。水建公司主张2015年1月30日收到的100万元即为平该笔转账款，如按其所述2015年1月30日100万元系为平账所汇，则无必要出具借条，现其出具借条令人费解，有违常理；水建公司也不能对其出具借条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故水建公司主张2015年1月30日收到的100万元系双方平账的理由，依据不足。第三、二审期间，东升公司为证明2015年1月30日借条项下10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发生，提供水建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出具的《承诺函》，证明水建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转账的250万元中除150万元是偿还2014年9月18日的150万元借款外，100万元是水建公司同意给予金泰公司的有偿担保费。对此，水建公司不予认可，称水建公司没有向金泰公司出具过该《承诺函》且公司账目中也未有反映，并申请对《承诺函》上加盖的水建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因该《承诺函》涉及金泰公司，且水建公司对《承诺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否认系其所出具，仅凭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该《承诺函》的真伪，加之，该《承诺函》系东升公司在二审期间方才提供，而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基本能够证明案涉100万元借贷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前述2014年9月25日转账所汇250万元中的1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不予审查，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可就此另行结算或者另行主张。据此，对水建公司要求在本案中对该《承诺函》中加盖的水建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认定水建公司与金泰公司之间存在100万元的真实借贷关系。东升公司有权依据2015年元月30日借条及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要求水建公司偿还100万元借款及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二，东升公司上诉主张水建公司按照月息2%承担利息并申请借条中“月息2%”与借条主文文字是否是范敬圣一人书写进行鉴定。二审期间，东升公司陈述借条所载“月息2%”系范敬圣后补，水建公司不予认可，因该“月息2%”部分内容与借条其他内容非同一时间形成，也不能确定系范敬圣本人所写；即使系范敬圣本人所写，也无法确定是否系范敬圣在担任水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所写，故一审法院对该利息约定不予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之处。东升公司就此申请鉴定并无必要，且在一审期间未申请鉴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东升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水建公司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但根据金泰公司王跃先与水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范敬圣之间自2016年5月22日至2017年4月20日期间的短信往来，结合金泰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向水建公司申报债权的事实，能够认定金泰公司已经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水建公司主张权利，故对水建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东升公司、水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扬州东升名车维修有限公司负担6900元，上诉人扬州水利建筑工程公司负担6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珺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