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3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自俊，男，1963年6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冬，新疆博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纪红，女，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峰，新疆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主要负责人：黎杰，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颖妮，女，系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法定代表人：梁发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颖妮，女，系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汪自俊因与被上诉人吴纪红、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建新疆分公司）、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建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9民初2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自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冬、被上诉吴纪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峰、被上诉人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颖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自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我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我返还购机款35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中我方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以及《购机合同》并提交，我方要求再次开庭质证却被一审法院拒绝；2.证人廖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庭后一审法院在未开庭的情况下单独对廖某做了笔录，并要求我方代理人在承办法官的办公室做了质证笔录，这剥夺了除我方以外其他诉讼参与人质证的权利；二、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认定吴纪红在我与广建集团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具有我方代理人的身份没有依据。吴纪红是以广建集团的名义与我签订合同，吴纪红在一审中也自认合同中买受人的签名系其代签，一审判决的事实和逻辑不符；2.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广建集团向新疆域通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域通达公司）交付了设备，廖某签收属职务行为，代表域通达公司，不代表我签收。吴纪红是域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廖某的证言证明其签收设备是受吴纪红的指示；3.吴纪红在一审中出示的协议系其伪造，除我的签名外均是吴纪红的笔迹。我就购机款事宜多次找到吴纪红。2015年11月我按照吴纪红的要求在两张白纸上签字，其中一张写有银行卡号，另一张只有我的签名。我从未委托吴纪红代购设备也并未授权吴纪红将设备挂靠在域通达公司的名下对外租赁；4.根据吴纪红提供的协议载明购买标准节的事项，但我未收到设备也未收到租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改判。吴纪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汪自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关于汪自俊称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因其所述证据不是本案的主要证据，不符合撤销一审判决的规定；2.汪自俊称未见机械设备交付，我方应承担违约责任，我方对此不认可，汪自俊委托我购买该设备，其将购机款通过我支付给广建集团，并接受了广建集团开具的发票，并且一审中广建集团提供了购机合同、发票及运输的相关证据，买卖关系清楚。至于设备是否交付的问题，合同约定通过廖某签收并挂靠在域通达公司进行租赁。双方在2018年进行了结算，汪自俊认为协议系伪造，应申请鉴定。故汪自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辩称，1.一审判决未违反法定程序；2.合同是成立的，吴纪红是以汪自俊的名义与我方签订购机合同。2014年3月汪自俊委托吴纪红购买设备事实清楚，所以汪自俊与我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汪自俊支付了货款，我方按约定将设备托运到乌鲁木齐，证明我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汪自俊虽未在合同中签字，但吴纪红具有代理人身份，应视为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故汪自俊主张解除合同不能成立。汪自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汪自俊和广建集团购机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吴纪红、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共同偿还汪自俊购机款35万元；3.判令吴纪红、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共同向汪自俊支付还款利息18,937.8元（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六七，逾期利息暂自2018年6月1日计算至2019年4月21日），并要求按照同利率给付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初，经他人介绍汪自俊了解到吴纪红所经营代销的广建集团的塔机在新疆建筑市场租赁业务行情看好，租赁费用回报率高。2014年3月29日，汪自俊按照吴纪红的要求向介绍人牛建忠的账户转款10万元；2014年4月2日，汪自俊又向吴纪红的账户转款25万元。2014年3月31日，由吴纪红代汪自俊签字与广建集团签订一份机械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汪自俊从广建集团处购买塔式起重机一台，型号民ＴＣＴ5010，单价24.97万元，须2014年4月5日前付清全部货款；由需方委托供方代办运输，到货点为乌鲁木齐，指定验货人牛建忠；需方根据本合同约定和供方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发货清单验收货物，如有缺件或货物不符，需方须在供方发货后15天内书面提出异议，否则视为需主已按发货清单收到货物。2014年4月19日，吴纪红给广建集团分六笔转款299100元，另通过其他方式付款600元，合计付款299700元。2014年5月27日，由域通达公司承担设备租赁业务的负责人廖某向广建集团签字确认涉案的塔机已移交完毕，当时由域通达公司的业务员代汪自俊在发货清单上签名，同时移交的有塔式起重机产品使用说明书。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汪自俊在收到吴纪红给其转交的一份盖有广建集团印章的收款收据（该收据上载明金额为35万元）时，当时吴纪红对汪自俊讲述了他所购买的塔机正在乌鲁木齐市家日报社的工地出租的事情。另查，2014年4月16日，域通达公司与江苏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由江苏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租域通达公司塔式起重机两台，用于其承建的《新疆日报》职工集资建房工地，租期六个月，租赁费16500元／台／月，出场费每台3万元。2014年4月25日，由乌鲁木齐市建设委员会给域通达公司出具一份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备案登记的设备名称为塔式起重机，型号为ＱＴＺ63（ＴＣＴ5010），产品合格证号ＬＰ14-10-549，制造单位为广建集团，购置时间2014年4月5日，起用时间2014年4月25日，备案号：新ＡＷ-Ｔ03700。吴纪红提供的一份塔吊启用单记载新ＡＷ-Ｔ03700塔机安装启用时间为2014年5月23日。2015年11月18日，汪自俊与吴纪红签订一份协议，具体内容为：2014年7月-10月，汪自俊购广西建机ＴＣＴ5010型标准节9节，单价9073／节为80657元，附着框3套，单价4000元×3＝12000元，附着拉杆3套，单价4500元×3＝13500元（均按出厂价内售）；由租赁部代收的租赁费待扣除上述配件后，余款返还给汪自俊指定账户。其它有关租赁事物由廖经理代为办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说吴纪红以汪自俊的名义与广建集团签订了一份机械产品购销合同，但因该合同上的汪自俊签名系吴纪红代签，导致汪自俊对该机械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不予认可，然而2014年3月汪自俊口头委托吴纪红向广建集团购买一台塔式起重机是不争的事实，说明汪自俊认可与广建集团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况且汪自俊委托吴纪红向广建集团支付货款代购塔机，而广建集团也是依此收取的货款，并按约定为汪自俊代办托运将塔机运到乌鲁木齐，应认定汪自俊这一方已履行了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且合同相对方广建集团接受货款，现即便汪自俊未在涉案机械产品购销合同上签名，但因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关于“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可视为该合同对汪自俊和广建集团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应当确认涉案塔式起重机的买受人是汪自俊，出卖人系广建集团，吴纪红具有代理人身份。根据涉案合同的性质，由于在履行过程中，广建集团认可已收到通过吴纪红转交的汪自俊购机款249700元，其作为出卖人应当就其是否已履行了交付塔机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照涉案合同的约定来看，塔机的交付方式为由供方代办运输，而代办托运交付的法律后果就是以货物托交承运人起视为标的物风险转移给买受人。现广建集团出具的发货清单，说明其按照合同约定通过代办运输方式已将塔机交付承运人运至乌鲁木齐，并由吴纪红注册经营的域通达公司签收，而吴纪红就是汪自俊的委托代购塔机之人。再根据汪自俊自认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从吴纪红处领取塔机收款收据时，就通过吴纪红得知了塔机在乌鲁木齐市工地上出租的事实，视为汪自俊对由域通达公司代收塔机并代为出租塔机事宜的明知；另结合2015年11月18日汪自俊与吴纪红签订的《协议》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双方商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购买塔机标准节的费用从租赁费中扣除，余款返还给汪自俊指定账户，以及其他租赁事务由廖经理代为办理的事宜，汪自俊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不知道其塔机已到货并整体出租的事情，那么你购买塔机标准节往谁的塔机上安装，又用谁的租赁费来折抵你的塔机标准节费用，对此汪自俊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视为汪自俊由吴纪红注册经营的域通达公司代收塔机并代为出租塔机事宜的追认。因此，上述事实，足以印证广建集团关于其已向购买人即汪自俊交付了涉案塔机的抗辩理由成立，同时亦证明涉案买卖塔机的合同已履行完毕。故，汪自俊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并要求返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汪自俊与吴纪红或其代表的域通达公司之间形成的其他合同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汪自俊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汪自俊提交了以下证据：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调查令，证明汪自俊在一审中调查过证据并提交，一审并未开庭质证，属于程序违法；2.《机械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系域通达公司与广建集团签订，与一审对方主体及价格均不一致；3.《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与一审中吴纪红出示的备案表一致，证明广建集团将涉案机械出售给域通达公司，并未卖给汪自俊。吴纪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机械产品购销合同》及《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只是为了备案，该机器在个人名下无法备案，所以挂靠在公司名下。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亦认为《机械产品购销合同》及《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系为了挂靠。鉴于各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综合全案案情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汪自俊主张一审程序违法能否成立的问题。二、广建集团是否履行了交货义务；涉案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吴纪红、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是否应当共同返还汪自俊购机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关于汪自俊主张一审程序违法能否成立的问题汪自俊上诉主张，一审中其持一审法院调查令调取了《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以及《机械产品购销合同》，向一审法院提交后，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也未采信，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二审中汪自俊向本院提交了上述证据，首先，汪自俊认可其调取的《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表》及《购机合同》与对方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一致。其次，二审中，本院将对其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认定，并不影响其实体权利，故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汪自俊上诉主张，一审证人廖某未出庭作证，属程序违法，并剥夺了除汪自俊以外其他当事人质证权利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将对廖某的询问笔录交其他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中汪自俊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故对于汪自俊以廖某未出庭接受各方质证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广建集团是否履行了交货义务；涉案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吴纪红、广建新疆分公司、广建集团是否应当共同返还汪自俊购机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汪自俊认为广建集团未向其交付塔机，故要求解除涉案买卖合同、返还货款、支付利息。经二审审理，本院认为广建集团已向汪自俊履行了供货义务，理由如下：第一，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汪自俊在收到吴纪红向其转交的一份盖有广建集团印章的金额为35万元的收款收据，汪自俊一审中称当时吴纪红告知其购买的塔机正在乌鲁木齐市家日报社的工地出租的事情，汪自俊对塔机租赁在该日报社没有反对。该事实可以证明，虽然本案中发货清单上并非汪自俊本人签收，但其对购买的塔机已由他人代为签收，并投入使用的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第二，2015年11月18日，汪自俊与吴纪红签订一份协议，该协议涉及双方约定汪自俊另行购买用于塔机的标准节及其他配件，费用从租赁费中予以扣除等内容。汪自俊对该协议中其签字不持异议，但抗辩称该协议是其先在空白纸上书写名字，吴纪红后书写的内容，因汪自俊对其该抗辩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并且在一审中汪自俊又称购买标准节系用于升塔机，则该事实可以说明，汪自俊已确认收到涉案塔机，在塔机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还另行给塔机增加了其他配件，并且其与吴纪红对塔机的租赁费用进行了协商。第三，关于汪自俊称涉案塔机未备案在其名下以及案外人域通达公司与广建集团签订有买卖合同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一审中汪自俊称，其购买塔机系用于租赁，而其知晓作为个人无法对外租赁该塔机，并称吴纪红告知案外人牛建忠可以挂靠在其公司进行租赁，双方对此达成口头协议，汪自俊对此同意。吴纪红在诉讼中也主张涉案机械已挂靠在域通达公司进行租赁，域通达公司与广建集团签订有买卖合同也是用于挂靠手续。故涉案机械设备备案在域通达公司名下，域通达公司与广建集团签订有买卖合同与汪自俊及吴纪红的上述陈述并不矛盾。综合以上论述，汪自俊以广建集团未向其交付塔机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机款、支付相应利息的请求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汪自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汪自俊已预交），由汪自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艳萍审判员  白 冰审判员  马永惠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霍培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