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8民初8522号原告：苏州菊之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10号1幢（658室）。法定代表人：斯培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平，江苏吴中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国彪，男，198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暂住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厚兵，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菊之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菊之华公司）与被告吴国彪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22日、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菊之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跃、张平，被告吴国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厚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菊之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工资20700元；2、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1月24日期间的双倍工资802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姑劳人仲案字[2018]第863号，现提起诉讼。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工资20700元并支付被告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1月24日期间双倍工资80200元，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故原告诉至法院，提出以上诉请。被告吴国彪辩称，姑苏区劳动仲裁委在裁决书第二、三页认定的事实以及相应的法律依据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请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全部诉请，我们认可仲裁裁决内容。本案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姑劳人仲案字[2018]第863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2017年9月25日被告与斯培浪的微信聊天记录、吴某尾号为6309民生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8日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及领导谈话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2017年11月8日通知》）、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31日的谈话纪要2017（二）（以下简称《谈话纪要（二）》）、2017年工资汇总表、2017年10月13日办公室主任斯培浪工作笔迹复印件、2018年1月3日仓库现场照片、2017年8月14日与吴某的对账单及收支明细、原告公司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账务明细清单、原告办公室群（9）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微信名风逐叶截屏打印件、151××××5936搜狗搜索截屏打印件、9月25日斯培浪笔记本备忘录复印件、斯培浪与刘迎芝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2017年12月18日刘迎芝与朱荣跃的微信聊天记录、菊之华基础资料11月（1）（2）、资料光盘等证据；被告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复印件、（2018）苏0506民初6450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被告尾号为9746工商银行明细查询、历史明细清单、菊之华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复印件、设立原则复印件、经营班子组成复印件、招募有限合伙人方案复印件、友屋日本料理审计沟通（8）微信群聊天记录、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及证据目录复印件、办公室群（9）微信聊天记录、（2018）苏0509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翟健龙与吴国彪微信聊天记录、（2019）苏0506民初323号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2017年10月31日谈话纪要2017（一）、《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及领导谈话纪要的通知、工作用表、吴某手机WPS软件打开记录、吴国彪尾号为094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并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向本院提供了吴玲玲用钱汇总表、菊之华公司收支明细、园区店投资款项支出明细等材料。本院调取了吴国彪尾号为9746以及094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7年3月15日，原告菊之华公司成立，时任法定代表人为吴某，吴某与被告吴国彪系亲姐弟。2018年2月27日，法定代表人由吴某变更为斯培浪，吴某仍系菊之华公司的股东。吴国彪在菊之华公司仓库工作。菊之华公司仓库主要向苏州菊之华友屋餐饮服务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园区店）、吴江市松陵镇友屋日本料理店（以下简称吴江店）以及苏州高新区狮山友屋日本料理店（以下简称新区店）供货。园区店系有限合伙企业，2017年5月2日成立，合伙人为菊之华公司、吴某、朱荣跃、孙为鲜、刘淑梅，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菊之华公司。吴江店系个体工商户，2012年6月21日成立，目前登记经营者为吴某。新区店系个体工商户，2011年11月7日成立，目前登记经营者为吴杰。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新区店系吴某个人经营，与菊之华公司以及园区店无关。二、吴国彪在职期间，工资系当月发放上一个月的工资。2017年5月18日、6月21日、7月21日，新区店尾号为353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均向吴国彪转账7500元，摘要为工资。2017年9月14日，菊之华公司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3500元+3000元+6500元，合计13000元，附言均为8月工资。2017年10月15日，朱荣跃尾号为278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6500元；菊之华公司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3000元（摘要为9月公司工资）+3000元（摘要为代领吴建华9月公司工资）。2017年11月20日，朱荣跃尾号为278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7000元；2017年11月21日，菊之华公司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3000元（摘要为代领吴建华）+3000元（摘要为公司）。2017年12月15日，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3500元（摘要为代发吴江）+1500元（摘要为代发吴江代领吴建华）+1500元（摘要为园区）+3500元（摘要为吴建华），当日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账户亦向刘迎芝转账两笔，每笔1000元，摘要分别为代发吴江以及园区。2018年1月15日，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账户向吴国彪转账3500元（摘要为代发吴江）+1500元（摘要为代收吴建华）+3500元（摘要为园区）+1500元（摘要为代收吴建华），当日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账户亦向刘迎芝转账两笔，每笔1000元，摘要分别为代发吴江以及园区。菊之华公司主张，吴国彪在职期间的工资为：2017年4月份4000元、5月份4500元、6月份4500元、7月份10000元、8月份10000元、9月份9500元、10月份10000元。其中4月至7月的工资系吴某支付，9月14日转账中一笔3000元系吴国彪替父亲吴建华代领的3000元工资，但转账时并未注明，但之后均注明代吴建华领取，吴建华工资每月3000元未曾变化。11月起，因吴国彪的劳动关系转到门店，故工资从门店发放，摘要为代发吴江即为吴江店发放的工资，摘要为园区即为园区店发放的工资。吴国彪主张，其2017年4月-6月的工资为1万元/月，由吴某发放。9月14日中的3000元不清楚是否为代领吴建华的工资，之后认可每月代领吴建华工资3000元，11月之后菊之华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工资发放时备注“代发吴江”以及“园区”不能证明其自11月起与菊之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吴国彪申请吴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吴某陈述：“吴国彪的工资在菊之华公司3月-6月是分成菊之华公司以及园区店两块在发，其中园区店发放吴国彪2017年3月份工资2500元，4月份工资4500元,5月份工资4000元,6月份工资4000元。此外，吴国彪2017年4月-6月份的工资中还有1500元是属于我个人付的，与菊之华公司无关，因为当时吴国彪帮我替我个人的三家店收营业款、做账，所以我又给了他1500元。吴国彪应该知道我分不同店给他付，但他不知道具体哪家店付了多少钱，我只是给他个总数1万整，员工都不知道怎么付的。”为此，吴某提供了吴玲玲用钱汇总表、菊之华公司收支明细、园区店投资款项支出明细等材料。菊之华公司认为，对吴玲玲用钱汇总表、菊之华公司收支明细、园区店投资款项支出明细等材料中打印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手写的所谓3000元是付给被告的部分，该3000元系付给装修工人的工资。菊之华公司和园区店是两个独立的经营主体，股东也不一致，园区店给吴国彪发工资不等于菊之华公司发工资。三、2017年9月25日，当时担任菊之华公司办公室主任的斯培浪发送微信给吴国彪，内容为：“国彪：你好！公司决定你与你姐从10月份开始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因此，你们俩要在原来缴纳社保的地方办理停缴、社保转移手续。”当天，吴国彪回复“收到”。之后，吴国彪、吴某并未从原来社保缴纳单位停保，也未与菊之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吴国彪在菊之华公司工作期间，其社保缴纳单位为新区店。本案审理中，吴某陈述：“我（社保）在新区店交的，一开始我、被告都是在那交，后来说从2017年10月起要转到原告公司交，我们配合办理了手续，后来斯培浪说手续很麻烦，要我先去新区办再到市区，当时我被各种事情给耽误了。2017年10月10日吴江店房东因为纠纷新门店被封了，我又去处理这事，之后又跟公司发生很多事就没办理。所以当时只有刘迎芝、翟健龙、门店几个员工办了交社保的手续，社保在园区交的。被告为何没有去办理社保手续我不清楚。”四、2018年7月，菊之华公司以吴国彪为被告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吴国彪赔偿原告损失35985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保全担保费以及诉讼费。在该民事起诉状中，菊之华公司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2017年4月吴国彪到菊之华公司工作，主管吴中区的仓库工作，每月工资4500元—100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至2018年1月，由于仓库经营管理不善，账目不清，菊之华公司股东会决定关闭仓库，要求吴国彪完成盘库交接，由翟健龙负责接收。但吴国彪控制着仓库，拒不交接，双方终止了事实劳动关系（工资发到2017年12月）。”2018年9月3日，苏州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506民初645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菊之华公司基于与被告吴国彪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主张财产损失，应属劳动争议纠纷范畴，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菊之华公司未经劳动仲裁即向法院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驳回了菊之华公司的起诉。2018年9月20日，菊之华公司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吴国彪向菊之华公司交付仓库账册及对应记账凭证；赔偿菊之华公司损失432695元以及归还暂借款1053806.4元。在该案仲裁申请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中，依然载明“2017年4月吴国彪到菊之华公司工作，主管吴中区的仓库工作，每月工资4500元—100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至2018年1月，由于仓库经营管理不善，账目不清，菊之华公司股东会决定关闭仓库，要求吴国彪完成盘库交接，由翟健龙负责接收。但吴国彪控制着仓库，拒不交接，双方终止了事实劳动关系（工资发到2017年12月）。”2018年12月11日，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吴劳人仲案字(2018)第2016号仲裁裁决书，对菊之华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菊之华公司不服，于2018年12月17日诉至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吴国彪向菊之华公司交付2017年5月起至2018年1月底期间仓库货物入库单、出库单、库存流水清单、仓库设备清单、仓库应收款明细及应收款凭证；赔偿菊之华公司损失432695元以及返还暂支款1053806.4元。在该案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中载明“2017年4月吴国彪到菊之华公司处工作，主管吴中区的仓库工作。至2018年1月，由于仓库经营管理不善，账目不清，菊之华公司股东会决定关闭仓库，要求吴国彪完成盘库交接，指定翟健龙负责接收。但吴国彪控制着仓库，拒不交接”。2019年8月28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506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菊之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庭审中，菊之华公司陈述，上述民事起诉状以及仲裁申请书中写吴国彪工作到2018年1月是写错了。另，（2019）苏0506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如下事实：“2018年1月12日，吴国彪与菊之华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吴某办理了仓库书面交接手续，就仓库内的货物、固定资产、车钥匙及仓库钥匙进行了交接，形成了书面材料一份，交接材料载明“账务已全部上交公司审计”。交接人、接收人分别由吴国彪、菊之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签名。审理中，吴某表示，2018年1月12日，吴国彪就仓库事宜与其完成了交接。交接后，其实际负责仓库。”本案审理中，吴国彪也自认2018年1月12日交接后其未再去过仓库。五、本案审理中，菊之华公司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7年11月8日通知》、《谈话纪要（二）》以及名为“办公室群（9）”微信群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1月8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为了提高公司及门店的管理有效性，使管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公司领导仔细研究了公司及门店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形成了《谈话纪要》。现予印发，请公司各部门、各门店认真贯彻落实。特此通知。附件：1、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2、公司领导谈话纪要。《谈话纪要（二）》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10月31日菊之华公司朱荣跃董事长、吴某副总和助理翟健龙在园区店就公司及门店的经营管理进行了谈话，鉴于仓库主管吴国彪已在苏州新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等费用，不能在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从2017年11月份起，终止仓库所有人员与本公司的劳动关系，除仓库采购费用暂由公司垫资外，其他所有费用（包括人员工资，水、电等营运费用），均由仓库实际提供供货服务的友屋日本料理的门店直接支付。二、鉴于仓库主管吴国彪（吴某的弟弟），工作人员吴建华（吴某的父亲），吴国柱（吴某的堂弟），均为吴某副总的亲属，因涉及其个人或关系人利益，吴某应实行回避原则。《谈话纪要（二）》中仅有朱荣跃、翟健龙签字。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斯培浪在2017年11月8日在名为“办公室群（9）的”微信群中发送了一条信息，内容为“各位领导、同事：请阅公司办公室发文。”以及一份压缩文件包，名为“菊之华公司办公室发文.rar”。该组证据证明2017年9月25日斯培浪微信通知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保，被告不予理睬，斯培浪数次电话通知被告，但是电话记录打不出来了。2017年10月31日原告作出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决定，2017年11月8日斯培浪在办公室群中发送给所有人，证明被告在11月8日已知晓解除了劳动合同。2017年12月11日被告在群里问总库的汽油费如何报销，车子停哪，说明他准备交接，他不知道去哪报销，车子停哪，可以反映出他不在公司工作了，吴某回复从吴某自己经营的新区店报销，也说明被告不在原告处工作了，不然他可以在公司报销不用去吴某自己的店报销。2017年12月31日被告说吴江店将剩余白虾全部领走，也说明被告已经不在原告处工作已在吴江店工作。吴国彪对《2017年11月8日通知》、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谈话纪要（二）》不予认可，认为其从未见到《谈话纪要（二）》，也未接到公司任何关于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并主张2017年11月8日斯培浪在“办公室群（9）”的微信群中发布的“菊之华公司办公室发文”的压缩文件包中包括苏州菊之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发文-1（即《2017年11月8日通知》）、附件1：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附件2：公司领导谈话纪要、附表：工作用表。其中“附件2：公司领导谈话纪要”并非原告提供的《谈话纪要（二）》，而是《谈话纪要2017（一）》（以下简称《谈话纪要（一）》），主要内容为：2017年10月31日菊之华公司朱荣跃董事长、吴某副总和助理翟健龙在园区店就公司及门店的经营管理进行了一次谈话，要点如下：一、针对各门店前阶段经营上存在的问题，要从内、外二方面找原因，提出改善措施，在11月10日前提出书面报告。二、对门店按《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的程序执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事后程序补全。三、对店长和厨师长的考核办法要报公司备案。四、吴江店和园区店可各借备用金5000元。五、对门店日常运行支出，如食料、易耗品、水电煤等，由吴某负责审核后安排借支和报销手续；对固定资产、宣传费、发放工资和福利等，须报公司批准后执行。六、每月仓库集中采购计划，须认真审核后报批执行。七、每月库存控制在23万元额度内，其中仓库为15万元，2号店为3万元，5号店为5万元，三处库存量可调剂使用。八、总库配送各门店货款，在下月10日前结付到位。九、各门店的营业收支情况，仓库的采购、配送、外销、库存情况，其完整统计数据应在下月5日前上报公司。《谈话纪要（一）》中朱荣跃、翟健龙、吴某均签字。为此，吴某出庭作证时提供了其手机WPS软件打开记录。庭审中，吴某陈述：“2017年10月31日谈话的内容形成纪要，有我签字的，其中没有被告劳动关系的安排，我可以向法院提供当天的谈话纪要。我从微信中打开文件都会自动保存到WPS软件里，因为时间长了，无法通过微信打开11月8日斯培浪发送的文件，但是我曾经在11月8日打开的文件都会保存在WPS软件中，打开WPS软件其中可以查询到11月8日我在微信群打开的谈话纪要只有我签名的《谈话纪要（一）》，对于原告提供的《谈话纪要（二）》当天根本没有发过，10月31日股东之间也没说过这个内容，《谈话纪要（二）》也没找我签过字我也没看到过。群里没有谈过《谈话纪要（二）》的内容。”对此，菊之华公司陈述，10月31日当天有两份谈话，右角上有编数字，我们提交的是（二），被告提交的是（一），我方认可（一）这份存在的，但是否也在斯培浪发文内记不清了。斯培浪11月8日发文中包括哪些文件记不得了。（一）是对整体工作的安排，（二）是对被告的处理方案。《谈话纪要（二）》吴某有无看过不清楚。吴某和被告是亲姐弟，且是利害关系人。WPS软件可以修改，所以不予认可。2、2018年1月3日仓库现场照片（当场提供手机供查看，保存在朱荣跃手机里），地点在吴中区天鹅荡路1号厂房，证明仓库撤销后1月3日里面没人上班了，本来约好与被告1月3日在厂房进行现场交接，但我们到了后被告并未到场，所以拍了些照片。吴国彪认可系仓库的照片，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2018年1月，被告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审计，仓库已经不再另行采购货物，主要进行存货处理，照片只能反映2018年1月3日当天的情况，看不出被告没有给原告提供劳动。3、2017年8月14日与吴某的对账单及收支明细、菊之华公司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被告4月-6月的工资与结算金额吻合，2017年4月-6月期间，被告的工资分别为4000元、4500元、4500元，刘鹏的工资均为500元/月，刘迎芝的工资分别为500元、500元、2000元，上述3人工资合计每月分别为5000元、5500元、7000元，吴某在与菊之华公司结算费用时体现的正是其在4月至6月期间支付了工资5000元、5500元、7000元，并且吴某在与公司结算后，菊之华公司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账户在2017年8月16日支付吴某316926.9元。吴国彪认为，被告对此不知情，证据与实际情况不符。4、2017年10月13日办公室主任斯培浪工作笔记复印件、9月25日斯培浪笔记本备忘录复印件、斯培浪与刘迎芝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斯培浪与吴国彪电话联系要求吴国彪停缴新区社保转到园区社保，吴国彪说下星期办，但一直没来办。在2017年9月25日同一天，斯培浪通知被告及相关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及办理社保，被告回复收到。被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与转移社保是他自己的责任与我司无关。吴国彪对2017年10月13日工作笔记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只是斯培浪的个人记录，事实情况是原告通过微信通知被告后，之后没有就签订劳动合同进行磋商。对9月25日笔记本备忘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系公司现任法人单方面制作，该记录中说明的是要求被告在2017年10月签订劳动合同，而原告通知被告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通知之后原告没有进一步要求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对斯培浪与刘迎芝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六、本案审理中，吴国彪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菊之华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复印件、设立原则复印件、经营班子组成复印件、招募有限合伙人方案复印件，其中《设立原则》载明“朱亦斐委托朱荣跃任董事长，吴某任法定代表人”，《经营班子组成》载明“朱荣跃兼任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吴某任副总经理兼运行总监，负责门店的日常经营管理，及新设门店的选址、筹建工作”。证明朱荣跃是菊之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部分工资也是朱荣跃代公司转账的。菊之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董事长就是召集人，法律上的董事长是吴某，吴国彪的银行流水中朱荣跃发放工资的银行卡是朱荣跃借给公司用的卡。2、翟健龙与吴国彪的微信聊天记录（现场出示手机软件），证明翟健龙和吴国彪在2018年1月还在公司工作。菊之华公司认为，翟健龙在仓库工作到10月底后，吴某提出翟健龙本身学餐饮的，不希望他在仓库工作，让他出来当吴某助理协助她管理门店，所以翟健龙是以吴某助理的身份与被告谈供货的事。3、友屋日本料理审计沟通（8）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吴国彪工作到2018年1月24日结束。菊之华公司认为，审计结束后，还有联系正常，不代表还在仓库工作。4、办公室群（9）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1月2日朱荣跃在微信群里安排被告工作，说2018年1月3日下午1点一起去库房盘货，吴啸天就是被告，该群最后的聊天记录截止是2018年1月13日。同时，2017年12月16日，朱荣跃还在就如何发放员工工资进行指示，朱荣跃所说的自2017年11月起公司已经和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并不属实。其中2017年11月15日，朱荣跃发信息“二个门店人员的工资玲玲审核完今天可先发；公司人员、在公司发工资还在门店发工资的人员，推迟到20日发放。”2017年12月15日，朱荣跃说“今天十五日，你做的工资表要先发我看一下”刘迎芝回复“公司的工资要从哪边发？有对公，有对私，如果要从对公账户出，需要王姐审判才可以”。朱荣跃回复“对公的等王会计回来再发，对私的可先发”。菊之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办公室群里的不都是公司员工，与公司有联络的也会拉进群里，那时被告的劳动关系在吴某的新区店里。朱荣跃通知1月3日去盘库不代表被告当时还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就因为被告已经离职了但一直不交接才通知他去，被告的工作时间是在2017年4月-2017年10月，吴建华的工作时间为2017年8月-10月，翟健龙的工作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2017年10月中旬，之所以1月3日翟健龙与被告联系是因公司股东身份受公司委托去和被告交接。“对公”是指菊之华公司名下的尾号为0701的招商银行账户，“对私”是指朱荣跃名下的尾号为5246的建设银行账户。上述这两个账户发的都是原告公司员工工资。我所说的公司的工资是指其他几名留守员工，即斯培浪、刘迎芝、兼职会计王莲凤的工资。七、吴国彪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菊之华公司支付：1、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工资32500元；2、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6666.67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666.67元。2018年11月26日，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姑劳人仲案字[2018]第8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菊之华公司支付吴国彪:1、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工资20700元；2、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1月24日期间双倍工资80200元；3、对吴国彪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菊之华公司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在原告处的在职期间。原告主张，被告在2017年4月下旬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起始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被告主张，其在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1月24日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1、2018年7月，原告曾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在该案的民事起诉状中，原告自述，被告2017年4月到原告处工作，至2018年1月，原告股东会决定关闭仓库，要求被告盘库交接，但被告拒不交接，双方终止了事实劳动关系（工资发到2017年12月）。该案被吴中法院驳回起诉后，原告于2018年9月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在该仲裁申请书中，原告依然自述，至2018年1月，原告股东会决定关闭仓库，要求被告盘库交接，但被告拒不交接，双方终止了事实劳动关系（工资发到2017年12月）。在劳动仲裁对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后，原告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18年12月17日诉至吴中法院，在该份民事起诉状中，原告仍自述2017年4月被告到原告处工作，主管吴中区仓库工作，至2018年1月，原告股东会决定关闭仓库，要求被告完成盘库交接，但被告拒不交接。上述2份民事起诉状以及1份劳动仲裁申请书，均表明了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到2018年1月份的事实，并且在第一份起诉状与仲裁申请书中，原告认可工资发放到2017年12月。虽然原告称上述关于被告工作到2018年1月的陈述系“写错了”，但在上述诉讼、仲裁的过程中，原告均未提出过其诉状、仲裁申请书写错，而在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工资以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情况下，却提出了“写错”的意见，故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2、原告提供了《谈话纪要（二）》以证明自2017年11月起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在举证时明确认为该谈话纪要（二）系2017年11月8日斯培浪在“办公室群（9）”微信群中的发文内容。但在被告提供了《谈话纪要（一）》以及吴某当庭出示了WPS手机软件显示其在2017年11月8日打开斯培浪在微信群中的发文所列的谈话纪要内容为《谈话纪要（一）》而非《谈话纪要（二）》时，原告改口称不确定斯培浪的发文中究竟是哪一份谈话纪要。并且，原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单独告知过被告自2017年11月起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根据《2017年11月8日通知》的内容，原告公司系提出了《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形成了《谈话纪要》。《谈话纪要（一）》的内容与《2017年11月8日通知》中的发文目的相符，也与提出《公司、门店、仓库各自工作职责和流程》相一致。在“办公室群（9）”微信群中，亦从未有关于被告自2017年11月起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聊天内容。故本院采信被告的主张，2017年11月8日斯培浪在微信群中的发文系《谈话纪要（一）》而非《谈话纪要（二）》。3、原告认为根据银行流水，被告11月、12月的工资在发放时，备注有“代发吴江”、“园区”的字样，可以证明被告的劳动关系已经与门店建立。但根据庭审中原告自述，刘迎芝系原告公司留守员工，而2017年12月15日、2018年1月15日刘迎芝工资也有从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卡发放的记录，每月均分两笔发放，每笔1000元，均分别备注为“代发吴江”以及“园区”。故工资发放时银行流水中的摘要一栏内容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已经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反而根据银行流水显示的工资发放情况，吴某尾号为6309的民生银行卡自2018年1月15日之后未再向被告发放过工资，与原告2018年7月向吴中法院起诉时的民事起诉状以及2018年9月20日向吴中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所载明的被告工资发到2017年12月相一致。4、根据法律规定，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所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主张其2017年4月20日入职，原告仅主张入职时间为2017年4月下旬，无法明确具体时间，故本院采纳被告的主张，认定被告系2017年4月20日入职。另，被告自述，其于2018年1月12日与吴某办理完仓库交接后，未再至仓库工作。故本院认定被告最后工作至2018年1月12日。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在原告处的工作期间为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1月12日。关于争议焦点二：2017年4月至6月以及2017年8月被告在原告处的工资标准。原告主张被告工资4月份4000元、5月份4500元、6月份4500元、8月份1万元。被告主张其2017年4月至6月每月工资1万元，8月份为13000元。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1、原告主张被告2017年4月至6月的工资标准主要基于吴某在与公司对账时制作的菊之华公司2017年员工工资汇总中的数额。但与此同时，吴某还因园区店的支出同样制作了工资表一并对账，园区店的工资表中明确载明了被告的工资4月份4500元、5月份4000元、6月份4000元，两张表格合计被告2017年4月至6月每月工资为8500元。2、原告公司与园区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但并非毫无关系，原告系园区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二者利益密切相关。2017年4月至6月期间，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作为劳动者，其工作内容包括参与原告用人单位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园区店的相关事务，合情合理，不能因此认定当时其与园区店之间也存在劳动关系。3、虽然吴某对于被告的工资是分原告公司与园区店分别做账，但股东之间因经济利益对于账目的划分并不能影响员工工资的标准，被告作为员工是无法明确知晓股东因投资利益不同而进行的账目区分。4、吴某自述2017年4月至6月被告工资中有1500元系其个人支付，与原告无关，基于公平原则，应当予以扣除。5、虽然2017年9月14日，被告收到原告转账13000元，均备注为8月份工资。但根据被告替其父亲吴建华代领工资3000元的惯例以及吴某提供的对账单中也显示吴建华8月份的工资为3000元的事实，故被告8月份工资应为1万元。综上，本院认定2017年4月至6月被告在原告处的工资为每月8500元，2017年8月份工资为1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是否需要支付被告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差额。根据上文认定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2017年4月至10月的月工资数额并不完全一致，故本院酌情按照2017年4月至10月被告的平均工资9286元/月计算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12日的工资差额，原告已支付被告2017年11月份工资7000元、12月份工资7000元，故工资差额认定为8167元。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原告认为，其在2017年9月25日通知过被告签劳动合同，但因被告已在新区店缴纳社保，系被告一直未办理停缴、社保转移手续，故原告无须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被告认为，原告通知签订劳动合同后，自己因为事情多忘记了，之后原告也未再提醒，并且签订合同并不等于缴纳社保。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虽然被告未主动办理停止其他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手续，但这并不影响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与被告正常签订劳动合同。法律并未规定劳动者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保，用人单位可以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若原告认为系被告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应当依法书面通知被告终止劳动关系，但根据上文认定，被告在原告处一直工作到2018年1月12日。故原告需要支付被告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1月12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根据上文认定的被告工资标准，经计算为7345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苏州菊之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告吴国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12日的工资差额8167元、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3457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的指定账号；或汇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苏州大观名园支行，账号：49×××84；汇款时请注明案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苏州菊之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0×××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审 判 长 姜 伟人民陪审员 倪 青人民陪审员 金玉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韩昔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