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68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高伟，男，197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漾，上海其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辉，女，197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征宇，上海容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伟，上海容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伟因与被上诉人李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2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为高伟提供的由李辉委托律师送达的律师函，不足以证明李辉认可涉案合同，如高伟无法证明李辉与该律师存在委托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认为律师显然知道律师函的法律后果，所以律师不可能未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即随意发送律师函。李辉主张从未委托过律师向高伟发送律师函，应理解为高伟提供的律师函是高伟或第三人委托该律师发送的。因此，李辉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而一审法院释明，高伟主张李辉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应当由高伟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李辉与该律师存在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的划分存在明显错误，过分加重了高伟的举证责任，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并且，高伟在诉讼中申请该名律师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亦不予准许，显然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严重损害了高伟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辉辩称：李辉没有做出过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高伟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李辉继续履行《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2、判令李辉协助高伟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李辉为其唯一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高伟持有的《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载明：2017年10月12日高伟及案外人江某、王某分别以人民币9万元、95,000元、11万元受让李辉持有的Z公司18%、19%、22%股权，并记载转让款已于签约日向李辉支付。合同第七条“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载明“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高伟、江某、王某在《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首页、尾页落款处签名并捺指印，李辉未在该合同上签名，仅尾页落款处盖有“李辉”名章。Z公司亦在合同尾页上盖章。2018年7月5日，案外人赵伟荣律师自称受Z公司、L及李辉的委托，向高伟发送《关于解除的律师函》。高伟向前函所载收件地即上海济铭律师事务所回函，表示不同意解约。李辉针对《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首页上“李辉”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写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就该合同及另案江某、王某所持两份合同第一页上“李辉”签名是否为本人所写一并委托司法鉴定。李辉为此预付三案鉴定费合计4,500元。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11月3日出具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529号《鉴定意见书》，认为系争合同首页上“李辉”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高伟、李辉均认可该鉴定结论。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又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现高伟诉请李辉履行系争合同，但李辉未在系争合同上签字，虽合同落款处盖有李辉名章，但合同第七条既将“各方签字”约定为生效条件，条件未成就，合同自不生效。高伟又凭书面记载主张股权转让款已实际支付，对此李辉否认。一审法院结合系争合同订立情况、价款金额、股权转让交易方式及商业习惯等因素，认为高伟证据不足，尚不能够证明其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高伟还称，案外人赵伟荣律师曾受李辉委托向高伟发函主张解约，欲以该节表明李辉知晓并认可系争合同。然而，高伟主张李辉与赵伟荣间存在委托关系，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高伟未举证证明之，应承担不利后果。高伟主张李辉履行合同义务，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减半收取计6,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500元，三项共计12,900元，由高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高伟提供如下证据：1、Z公司工商档案；2、2016年4月30日由A方L、B方高伟、C方江某、D方王某、E方邢某签订的《Z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上诉人是Z公司的股东，且被上诉人的私章曾多次用于工商登记，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加盖私章的行为应视为其与上诉人等人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可在工商登记档案上查阅获得该证据说明该章并非李辉私章；不认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等人曾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关联性亦不认可。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其证据效力可予确认，李辉对工商登记中的“李辉”姓名章未持异议，能够证明案涉“李辉”姓名章曾用于Z公司工商登记申请中的盖章。证据2内容涉及案外人L与高伟等签署的投资设立Z公司的股东合作协议，其中约定L现金出资120万元，占注册资本40%，高伟现金出资54万元，占注册资本18%等，但李辉不是该股东合作协议书的合同当事方。鉴于李辉系Z公司的登记股东，而L系Z公司工作人员，李辉完全具备条件向L核实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真伪，却以真实性“不能确认”作为其质证结论。则依据证据规则，结合李辉对高伟提供的2018年7月5日上海济铭律师事务所赵伟荣律师函仅是否认存在委托关系，却对该律师事务所赵伟荣律师因何对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在律师函中能够如此详实掌握并出具书面律师函提供不出合理的理由，据此本院认定2016年4月30日股东合作协议书、2018年7月5日律师函的真实性可予确认。据此，本院认定：1.早在2010年Z公司即申请设立，设立时工商局存档的委托代理人证明、公司投资者银行询证函处加盖有“李辉”姓名私章；2010年李辉出资1千元，李某出资9.9万元，两者合计10万元，2013年李辉追加投资款4千元，李某追加投资款39.6万元；2.高伟持有案外人L于2016年4月30日与高伟等签署的Z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其中约定L现金出资120万元，占注册资本40%，高伟现金出资54万元，占注册资本18%等，但李辉不是该股东合作协议书的合同当事方。3.2018年7月5日，上海济铭律师事务所赵伟荣律师以（2018）济铭律函第19号“关于解除《股权激励合同》的律师函”致函江某先生称：济铭律师事务所受Z公司、L、李辉委托，就江某与委托人之间撤销股权奖励事宜，现指派律师赵伟荣致函。江某曾是Z公司员工，2016年4月30日江某与L、王某、高伟、邢某签订《Z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约定贵方以现金出资（但实际未支付），并以此为基础获得委托人公司的股东地位；另约定“严禁股东参股或实际经营与本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的公司和工厂。”2017年10月12日，贵方、王某、高伟与李辉签订《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辉将其持有的Z公司的股权作价转让给贵方。委托人本意是奖励并激励贵方，希望贵方为公司做贡献。贵方于2018年初实际参与到上海XX有限公司的具体工作之中，并获得股权。这无疑违反约定，更违背诚实信用之法律规定。违反了竞业限制规定和约定，故正式通知如下事项：1.解除2016年4月30日《Z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2.解除2017年10月12日《Z公司股权转让合同》；3.收回贵方所持有的股权。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高伟在本院二审中陈述：李辉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时不在场，是L将盖好章和签好字的合同交给了高伟，高伟完成签署，再交还Z公司保管。高伟无法提供股权转让合同磋商的相关证据，磋商时也没有和李辉本人当面谈过，是由L转告的相关内容，主要是隐名股东要求显名并变更工商登记，并不涉及具体股份份额以及安排。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依法生效？本院认为，第一，《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又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系争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即是约定了合同的生效条件，而一审中已查明系争合同中李辉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尽管合同盖有其名章，但合同生效要件并未满足，李辉本人又对此不予追认，显然合同并未生效。第二，上诉人以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且李辉已通过律师函确认合同有效为由主张系争合同生效，但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合同的磋商过程、交易方式、交易价款上均未能提供有效的辅助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价款高伟亦确认未支付。第三，上诉人称案外人L在系争合同签订时是公司实际经营人，有权代理被上诉人李辉签订系争合同，但该主张依据不足。并且，上诉人有关李辉系股权转让合同的出让方的明确意思表示的举证明显欠缺，L的代理签约行为又欠缺合法依据。第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曾委托案外人赵伟荣向上诉人发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意图证明被上诉人已认可系争合同。但该证据并不是用来证明系争股权转让合同有效成立的直接证据，其证明力明显低于鉴定结论证据。第五，L与高伟即便签署了Z公司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协议书与李辉亦无关联性。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高伟应举证证明系李辉本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系李辉的真实意思表示，高伟在本案中的举证并不到位。鉴于此，高伟上诉主张继续履行案涉书面股权转让合同，欠缺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高伟与Z公司关联方之间是否形成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基础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结合《Z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关于解除《股权奖励合同》的律师函、Z公司收回股权奖励等事实，若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合同解除争议，本院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一个权利义务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单独审理某一份合同中所涉的权利义务关系。鉴于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整体的审查及审理，二审法院亦不作处理，当事人可另寻救济途径解决该争议。有鉴于此，一审判决合法，可予维持。上诉人高伟的上诉，不具备合同依据，本院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高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