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再1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法定代表人：罗日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岷，北京市惠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岩瑛，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丰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刘亦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黎，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礼，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棠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丰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京民终316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307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红棠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岷、崔岩瑛、被申请人丰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黎、叶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棠湾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31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北京高院316号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依法改判驳回丰联公司关于因丰联公司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手续并垫付资金回报456644825元及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丰联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原二审判决在基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审理程序方面均存在错误，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恳请再审纠正二审的错误，具体理由分述如下：一、《合作协议》本质上就是丰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亦方为牟取不当利益，利用职务之便，隐瞒红棠湾公司股东及管理层，与丰联公司恶意串通，规避红棠湾公司内部议事规则的无效协议，不应获得法院支持。二、如认定《合作协议》有效，根据合同解释原则，第4条关于丰联公司将获得升值部分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回报的约定，也仅为意向性条款，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北京高院316号判决认定该条款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三、丰联公司未履行协助办理土地规划手续的义务，三亚市人民政府“三府函[2011]498号”控规批复及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等相关政府文件中，无丰联公司曾参与办理规划手续的任何记载，其对此举证不足，同时，红棠湾公司已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初字第15180号判决（以下简称二中院15180号判决）中“丰联公司完成了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的认定”提起上诉，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商）终字第347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对此未予审查，本案二审称无需重复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四、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未具体落实、控规的实现途径未确定、涉案土地性质未变更，回报款支付条件尚不成就时，本案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即判决红棠湾公司支付回报款456644825元，与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相矛盾，且有悖于《合作协议》的约定，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关于红棠湾公司名下涉案887920平方米土地如何规划，最终调整变更土地性质的面积数额，所变更的土地性质分别所属类别，需要改为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绿地的面积数额均未明晰，并且，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上显示的土地用途没有变化，仍是文体娱用地，规划能否得到具体落实，红棠湾公司最终通过何种途径（补交土地出让金或重新参与招拍挂获得涉案土地）完成土地用途的实质性变更等，还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从公平交易而言，支付回报款并非仅仅以是否获得政府规划批复，或能否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作价为条件或付款时点，还应包括对土地用途何时发生变化、规划何时落实等客观因素的全面考虑，只在上述问题全面落实后，土地利益才能得到现实实现，才有所谓升值利益，才能涉及到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至今，涉案土地性质也未发生变化，规划尚未得到具体实施，涉案土地能否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而获得升值利益及升值利益的大小均无法判断。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二中院15180号判决认定，丰联公司主张支付回报款的条件尚未成就。五、本案二审北京高院在计算回报款数额时，存在以涉案土地作为“文体娱用地”自然升值的交易价格为基数，计算丰联公司协助办理控规义务回报款数额的事实认定错误；存在未扣除红棠湾公司因土地性质变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的错误；存在用2017年4月市场拍卖价格与2010年3月评估价值两个不同时间节点的不对等价值参数直接相减计算回报款数额的错误。六、退一步讲，在同一判决中，北京高院以涉案土地2017年4月21日的拍卖成交价格为依据计算回报款数额，却又判决红棠湾公司支付自2011年9月6日起逾期支付回报款的利息，实属逻辑混乱，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七、北京高院对丰联公司二审增加的诉讼请求径行作出实体判决，属超出诉讼请求裁判，同时也剥夺了红棠湾公司就该项请求的上诉权，程序违法。八、北京高院未尽审慎义务，未调查核实有关刑事案件进展及相关证据的合法性，已构成程序违法。二审期间，红棠湾公司已向北京高院说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27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7号调解书）涉及刑事犯罪，存在被撤销的可能。再审新证据也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已裁定撤销27号调解书，案件发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27号调解书被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基于27号调解书这一执行依据所实施的拍卖行为及拍卖程序中所形成的相关证据亦丧失合法性基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在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上均有错误，恳请法院判如所请。丰联公司辩称，北京高院316号判决案件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也不存在新的证据或新的事实改变判决作出的基础，红棠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定应予再审的情形，应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理由：1、关于《合作协议》的效力，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已认定《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维持。2、《合作协议》第4条关于土地升值部分百分之二十的回报约定，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清晰、明确，且答辩人已经履行完毕，红棠湾公司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再次主张此条款为意向性条款、不具有约束力，不应当被支持。3、答辩人已协助办理涉案土地用途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变更，该事实已被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确认，北京高院316号判决事实查明正确。4、二中院15180号判决认定“支付回报的条件尚不成就”的原因在于“土地升值的判断存在困难”，主要是因为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委托评估单位。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涉案土地进行拍卖，土地升值部分可以确定的情况下，北京高院基于诉讼中新发生的事实，认定付款条件成就，并根据拍卖结果计算回报款金额，与原生效判决不冲突，事实认定正确。5、北京高院316号判决的基础是涉案土地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拍卖成交，司法拍卖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而竞买人以此价格受让土地已经说明了涉案土地控规变化之后市场价值的大幅提升，此竞买程序确定的价格比司法评估更能直接体现出涉案土地的升值部分。北京高院基于此计算升值回报合法、合理，且更能保障合同双方的权益。6、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2016年评估报告》只是涉案土地在司法拍卖程序中的竞买底价，并非北京高院316号判决计算升值回报的基础，此评估报告是否考虑了涉案土地控规变化这一因素，还是仅仅体现了涉案土地的自然升值并不重要。竞买人在竞买时已经了解到涉案土地控规变化这一信息，并以高于竞买底价的价格成交。这比任何评估更能反映这块土地的价值，证实了控规调整导致土地升值这一事实。红棠湾公司提出涉案土地变更须补交土地出让金，对于本案没有任何影响。7、答辩人关于土地升值回报的诉讼请求在一审、二审程序中都是一致的，答辩人已经说明“暂按人民币1．3亿元估算，具体以评估报告结论为准”。北京高院基于诉讼中新出现的司法拍卖价格计算升值回报款，并判决红棠湾公司支付4．56亿元，完全基于答辩人的诉请，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裁判的问题。8、涉案土地司法拍卖的基础法律文书是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并非27号调解书。即便27号调解书被撤销，也不会影响到司法拍卖程序的效力。红棠湾公司关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基于27号调解书这一拍卖程序中所实施的拍卖行为将被撤销，以及拍卖程序中所形成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红棠湾公司的再审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丰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棠湾公司向丰联公司支付帮助其办理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手续及垫付资金的回报，按照三亚市红塘湾项目土地因土地规划用途变更导致土地增值部分的20%收益计算，目前暂估1．31亿元；2、判令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以1．31亿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至2015年6月17日为129963484．93元）；3、判令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以34958169．3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至2015年6月17日为32394595．76元)；前述第1、2、3项诉讼请求金额共计293358080．69元。4、判令红棠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丰联公司)正在帮助乙方(红棠湾公司)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因乙方目前资金困难甲方已经为此垫资数百万元，甲乙双方特于2010年1月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继续负责帮助乙方办理规划手续，并垫付所有资金，包括：乙方日常开支以及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的设计费、顾问费、差旅费和应酬费等各种费用。2、甲方将按照乙方每月运营的资金要求，按月借款给乙方以供乙方支付各项开支。各种设计、顾问费用，凭乙方会签单甲方可直接支付给设计、顾问单位。为简化手续，双方不再按每笔垫付资金另行签署相关的借款合同。3、在甲方协助乙方取得市政府对乙方土地控制性详规的批复后，乙方应于三个月内一次性偿还包括甲方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垫付的所有费用。4、由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乙方土地将大大升值，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5、双方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司法管辖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6、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分别在《合作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刘亦方代表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在协议上签字。2012年，丰联公司将红棠湾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红棠湾公司支付丰联公司垫付56382599．3元；2、判令红棠湾公司向丰联公司支付丰联公司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以红棠湾公司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后土地获得升值部分的20%计算暂估243617401元。二中院15180号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合作协议》系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己方义务。丰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文件和政府批文，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了派员办理土地规划变更的过程，红棠湾公司也承认规划手续已经于2011年9月5日办理完毕，红棠湾公司虽然否认规划手续系丰联公司办理的，但其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相关手续是其自行办理的，故应认定丰联公司完成了帮助乙方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判决：一、红棠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丰联公司垫付款32982599．3元；二、驳回丰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该份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关于丰联公司主张的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手续而应该获得的土地增值部分回报的上诉请求，由于丰联公司在二审期间撤销了这一部分的上诉请求，故本院不予审查。丰联公司可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丰联公司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初字第151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初字第151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红棠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丰联公司其他垫付款1975570元；三、驳回丰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丰联公司提供了《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三亚市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及《三亚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证明目的：丰联公司通过推动涉案土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专家咨询会，于2011年9月5日取得了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关于涉案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将土地的规划用途变更为旅游度假用地。红棠湾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红棠湾公司认为这两份文件与本案无关联性，是政府部门之间的行为。丰联公司提供了二中院15180号判决和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证明目的：法院已经确认《合作协议》有效，丰联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帮助办理规划手续变更的合同义务，二审判决也认定会导致土地增值，条件成就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红棠湾公司对上述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红棠湾公司认为丰联公司并没有履行其协助义务，故红棠湾公司无义务支付相关费用。丰联公司提交了项目相关政府审批工作历程、关于市规委会对三亚红塘湾项目总体规划局部调整事项审议决定的通知、关于市规委会对红塘湾高尔夫用地性质调整等相关问题审议决定的通知、三亚红塘湾高尔夫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告、关于同意重新启动红塘湾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重新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意在证明丰联公司帮助红棠湾公司完成了土地控制性规划的变更事项。红棠湾公司认为，上述文件仅仅是政府的批复及意见，不能证明丰联公司完成了涉案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的帮助行为。丰联公司提供了北京中地联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2015年3月6日的评估报告，根据报告的评估结论在估价基准日2011年9月5日土地增值收益的总价值是3987082248元，丰联公司据此主张土地增值部分的回报1．31亿元。红棠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效力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红棠湾公司认为，评估报告属于丰联公司单方委托，该机构是否属于合法有效的评估机构不予认可，且该份评估报告中对涉案土地的评估价值来源于对前提条件的假设及市场开发的期望，所作的评估结果也不予认可。丰联公司提交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琼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刘亦方签订《合作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刘亦方担任两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损害双方任何利益；红棠湾公司是合同受益者，从协议履行来看，也不存在损害红棠湾公司利益的情况；涉案土地增值收益能够通过鉴定机构鉴定出来，红棠湾公司应当按照协议支付相应回报。红棠湾公司对该份判决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红棠湾公司提交了二中院15180号判决，证明目的：证明刘亦方代表的丰联公司、刘亦方实际控制的JUNGLEEAGLELIMITED（以下简称JUNGLEEAGLE）和JUMBOUPGROUPLIMITED（以下简称JUMBOUP）两个公司都与都市国际控股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市国际公司）、BOOSTTIMEINVESTMENTSLIMITED(以下简称BOOSTTIME)等项目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红棠湾公司提交了《关于都市国际控股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以及协议的公证书，证明目的：刘亦方利用其担任红棠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便利，未经都市国际公司和BOOSTTIME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一致同意，擅自以红棠湾公司的名义与其关联公司丰联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不仅违反了股东之间的约定，也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能体现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刘亦方恶意串通，损害红棠公司利益的行为，该协议应属无效。红棠湾公司提交了《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证明目的：刘亦方时任红棠湾公司的董事长职务，上述公司章程对于刘亦方依法具有约束力，同时刘亦方代表的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时并没有经过都市国际公司董事会和BOOSTTIME董事会和股东会的一致同意，以及未经红棠湾公司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签署的，因此协议应属无效。丰联公司对红棠湾公司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丰联公司认为，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之间订立《合作协议》是否违反股东协议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影响《合作协议》的效力；红棠湾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签约内部审批的规定不能否认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外作出签约行为的法律效力，且《合作协议》的内容也不属于《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事项。红棠湾公司提交了《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2015年5月11日开始施行），意在证明：土地使用权性质的变更，是当地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情况做出的，不会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个公司而改变土地性质；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土地性质的变更一般需要由政府收储后经过招拍挂出让的方式变更，因此不会存在因规划调整土地需要变更使用权性质而存在土地升值的情况。丰联公司对红棠湾公司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作协议》的效力和丰联公司对红棠湾公司控制性规划调整的帮助行为，已有生效判决作出认定，现在尚无相反证据能够推翻该项认定。本案与已有生效判决保持一致，认定《合作协议》有效以及丰联公司对红棠湾公司控制性规划调整进行了帮助行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丰联公司主张的20%土地增值部分收益以及有关的利息损失能否获得支持。一、关于丰联公司要求评估鉴定并获得20%土地增值部分收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条件尚不具备，对于丰联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都市国际控股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附件2约定：“以下事项须由都市香港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一致同意：都市香港公司、裕泰控股有限公司、该等项目开发公司与某股东或其任何关联公司进行的任何交易金额超过港币一百万元的重大交易。”从现有证据来看，该等项目开发公司包括红棠湾公司，丰联公司与其属于关联公司，且刘亦方对上述约定是知悉的。《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行使下列职权，包括对公司对外重大投资、融资、担保和对外涉及公司资产使用和转让、划转以及公司对外兼并、收购、股权转让等做出决议”。《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由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乙方土地将大大升值，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在《合作协议》签署时，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亦方，刘亦方对于《关于都市国际控股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中关于关联公司交易的限制以及《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对于董事会权限的约定，均应知晓。《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该项约定明显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在职权划分上属于红棠湾公司董事会决定的范围，而非法定代表人可以自行决定的事项。因此，《合作协议》第4条同时又约定了“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对《合作协议》第4条的解释，应当以《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为法律依据，结合《关于都市国际控股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附件2约定和《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完整的解释，应将《合作协议》第4条视为意向性约定，该约定并不当然的直接约束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合作协议》第4条应当理解为：由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就土地升值部分百分之二十的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再行协商确定，且应当经过红棠湾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由董事会决定之后，方对红棠湾公司产生直接的约束效力。在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并未完成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没有就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回报的具体金额和支付方式达成新的明确、具体约定的情况下，丰联公司要求进行涉案土地增值部分的评估鉴定并以此为依据获得20%收益回报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虽然红棠湾公司已经获得了政府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但是鉴于涉案土地并未进行土地用途的实质性变更，土地使用权证书记载的土地性质并未改变。红棠湾公司通过何种途径能够完成土地用途的实质性变更、通过改变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能否获得土地升值利益以及获得多少升值利益，均不确定。在此背景下，也不宜支持丰联公司要求土地增值部分的20%作为回报的诉讼请求。二、关于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由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乙方土地将大大升值，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由于《合作协议》对于回报的具体数额、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均没有明确的约定，因此，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合作协议》第3条约定：“在甲方协助乙方取得市政府对乙方土地控制性详规的批复后，乙方应于三个月内一次性偿还包括甲方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垫付的所有费用。”《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由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乙方土地将大大升值，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丰联公司诉请的是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与二中院15180号判决中丰联公司诉请的垫付资金的请求并不相同，不属于重复诉讼。《合作协议》第4条关于回报的约定包括了“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如果本次诉讼中一审法院支持了启动评估鉴定、确定土地增值的20%作为回报，则不应再支持垫付资金的利息损失。但是，鉴于一审法院不支持启动评估鉴定、确定土地增值的20%作为回报，因此，应当支持丰联公司垫付资金的利息损失。丰联公司主张按照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对此双方当事人并无明确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该项四倍利率的标准明显过高，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利息损失应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34958169．3元为基数，以2011年12月6日为起算时间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一倍计算。综上所述，丰联公司要求评估鉴定并获得20%土地增值部分收益以及赔偿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5）三中民初字第09722号民事判决：1、红棠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丰联公司利息损失，以34958169．3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驳回丰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丰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以34958169．3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红棠湾公司向丰联公司支付因丰联公司帮助其办理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以三亚红棠湾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变更后土地获得升值部分的20%计算（暂按1．31亿元估算，具体以评估报告结论为准）。3、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因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暂按1．31亿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具体以评估报告结论为准）。4、判决红棠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关于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依据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的认定，本案《合作协议》有效。本案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认定《合作协议》为无效协议，与已生效民事判决相矛盾。一审判决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基础上，认定关键性条款即《合作协议》第4条为意向性约定，逻辑矛盾。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个人同时担任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规定，也没有限制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企业之间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因此，刘亦方当时作为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作协议》上同时代表两个公司进行签字，并不违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尤其是，刘亦方代表双方签署的合同，不但对于红棠湾公司的利益没有丝毫的损害，反而代垫费用、代办全部手续使得红棠湾公司的土地价值得到大幅升值。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相关案件民事判决也认定“刘亦方虽未经董事会作出决议而签订合作协议，但不影响合作协议的效力”，进而驳回了红棠湾公司要求刘亦方进行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以协议未经红棠湾公司内部审批程序，认定《合作协议》第4条为意向性约定，进而不支持丰联公司关于升值回报金额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合作协议》第4条内容明确具体，对双方有约束力，具备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对于支付主体、标的和数量均约定明确，仅仅就具体支付金额计算基数（即土地升值价）的确定问题，需要由专业鉴定机构评估。而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等均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进行确定，并非意向性约定。二、关于丰联公司是否履行了《合作协议》项下义务，红棠湾公司是否应当向丰联公司支付相应报酬问题。1、二中院15180号判决已认定丰联公司完成了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只是“鉴于目前土地增值部分的价值无法确定，就丰联公司关于其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的主张本院目前无法处理，丰联公司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权利。”前述事实亦均被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所维持；2、即便如一审判决所述《合作协议》第4条属于意向性条款，应由双方继续进行协商，但在双方已发生争议，红棠湾公司仍恶意拒绝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还认为《合作协议》第4条只有在双方协商确定，且经红棠湾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由董事会决定之后，方对红棠湾公司产生直接约束力，有失公平；3、即便是双方没有就土地增值部分收益进行明确约定，因已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丰联公司完成了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红棠湾公司就应当支付相应的报酬。一审法院以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土地用途未实质性变更，作为不支持丰联公司主张土地增值部分20%回报的理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丰联公司有权取得土地升值部分20%的回报条件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市政府的批复之后，并非在办理完涉案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用途变更之后。三、红棠湾公司未支付20%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应当承担逾期付款部分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驳回此项诉讼请求错误。逾期付款部分的利息暂以1．31亿元为基数（以最终认定的土地升值部分20%为准），自2011年9月6日期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就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仅支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一倍计算，显失公平。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企业间经营性资金拆借的利率在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以下均受法律保护。如丰联公司向其他企业提供资金帮助，可获得的资金收益回报也应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进行计算。因红棠湾公司逾期还款，丰联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进行计算。五、关于是否应当启动鉴定程序的问题，前述《民事判决书》均认为法官并不具备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判断的专业能力，因此必须通过鉴定程序确定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金额。一审法院不启动鉴定程序，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丰联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及对补充上诉意见的诉讼请求金额说明：1、鉴于涉案土地已经司法程序被拍卖成功，一审判决以“条件尚不具备”为由对丰联公司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理由均不能成立。2017年4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以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涉案土地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最终拍卖成交总价款为2626319600元，拍卖价格为197．32万元/亩（折合2957．83元/平方米）。结合丰联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涉案土地为高尔夫球场用途时的价格为26万元/亩（折合386．40元/平方米），涉案地块增值金额达22．8亿余元，土地增值部分20%的金额为456644825元【计算公式：（2957．83元/平方米-386．40元/平方米）×887920平方米×20%】。2、鉴于涉案土地升值部分价值可以确定，本案已无启动鉴定程序的必要。本案应改判支持丰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庭后，丰联公司又提交了补充上诉意见称：如法院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则以司法鉴定结果进行计算土地增值部分20%回报款项。同时，丰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丰联公司上诉请求金额具体包括：1、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以34958169．3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1月12日止为46870381元）；2、红棠湾公司应向丰联公司支付因丰联公司帮助其办理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456644825元；3、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以456644825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1月12日止为642123194元），共计1145638400元。红棠湾公司针对丰联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1、《合作协议》系丰联公司与刘亦方恶意串通签订，意在为刘亦方获取不当利益、损害红棠湾公司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即使《合作协议》之效力因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一审判决对《合作协议》效力的认定与前述生效判决保持一致，但《合作协议》第4条明确约定红棠湾公司应向丰联公司支付回报的“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意向性约定，法律上并不产生否定整个协议效力的后果，也并未否定该条款的效力，只是在双方当事人未对回报的具体金额和支付方式达成新的明确、具体约定的情况下，丰联公司关于要求就涉案土地因土地控规调整所产生的土地增值向红棠湾公司主张权利，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2、三亚市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仅是三亚市人民政府及规划部门对红塘湾地区的城乡规划，根本不是红棠湾公司名下文体娱用地已经变更用途为旅游度假用地。在三亚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何时实施上述红塘湾地区土地控规调整方案、实施方式以及开发建设主体（旅游度假用地使用权人）均完全不能确定，特别是因土地用途发生变更可能产生的土地增值依法属于政府收益因而法律上不能由红棠湾公司和丰联公司享有的情况下，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支付相关回报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在不确定的将来政府具体实施调整后的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规方案，不论采取从原土地使用权人手中收回土地重新招拍挂，还是由原土地使用权人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按新用途开发建设，原土地使用权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无从享有土地性质变更可能产生的土地增值。丰联公司以涉案文体娱用地2010年地价26万元/亩，以及2017年司法拍卖涉案文体娱用地为197．32万元/亩，认为其增值是由于该宗土地仅一部分处于土地控规为旅游度假区域范围产生的，而完全无视文体娱用地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自2010年至2017年间该宗土地也必然会不断升值的客观事实，于法无据。3、因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据以执行的《民事调解书》涉嫌合同诈骗而完全可能被撤销，且该司法拍卖证明涉案土地作为文体娱用地如由第三方以拍卖方式竞得，则红棠湾公司没有能够完成土地用途的实质性变更，更谈不上通过改变土地控规获得土地升值利益，丰联公司向红棠湾公司主张该部分利益，无事实依据。4、在丰联公司主张合作回报现时不具备条件因而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的情况下，丰联公司主张相应迟延支付的利息根本无从谈起。在回报款项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尚未另行商定前，丰联公司以2011年9月5日为支付时间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丰联公司关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赔偿其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的主张，双方当事人对此无明确约定，丰联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一倍支付丰联公司垫付费用的利息，红棠湾公司虽有不同意见，但因红棠湾公司没有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不再对一审判决相关内容提出异议。综上，应依法驳回丰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丰联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7年5月3日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红塘布甫村涉案房地产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报告》。2、涉案高尔夫球场的现状照片12张。3、三亚评字[2010]改第20100502号《土地估价报告》。经庭审质证，红棠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3月18日至同年3月22日，即丰联公司取得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涉案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将土地的规划用途变更为旅游度假用地之前，三亚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涉案土地估价项目进行了土地价值评估，并出具了三亚评字[2010]改第20100502号《土地估价报告》，载明：“三规委办[2008]72号：原则同意将原批建红塘湾高尔夫球场东侧后九洞约42公顷用地由球场用地调整为旅游度假用地，调整后项目功能必须保证为超五星级酒店和度假村”。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87920平方米；估价期日为2010年3月22日；综合评估结果为土地价值386元/平方米（应为386．40/平方米），由高尔夫球场用地变更为旅游度假用地补地价单价1622元/平方米（土地价值2008元/平方米）。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认定：“丰联公司向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涉案土地因于2011年9月5日获得三亚市人民政府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由原规划用途文体娱乐用地变更为旅游度假区用地而直接导致土地价值增值的部分进行价值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由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14年4月2日，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退单函》，回复‘经查询中国土地市场网及咨询三亚市国土资源局，截止至2011年9月，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红塘湾地区均无关于文体娱乐用地或旅游度假区用地的土地招拍挂案例，其增值标准难以界定，故我公司无法对涉案土地进行评估’”。二中院15180号判决认定：丰联公司认可红棠湾公司关于其股权结构的以下陈述：红棠湾公司的股东是都市国际公司，持有100%股权；都市国际公司的股东是BOOSTTIME和PERFECTPROMOTIONLIMITED，其中BOOSTTIME持有都市国际公司80%股权；BOOSTTIME的股东有三个，分别是香港南丰公司（SUCCESSFOREVERENTERPRISESLIMITED，持股70%）、JUNGLEEAGLE（持股10%）和JUMBOUP（持股20%），刘亦方是JUNGLEEAGLE和JUMBOUP两个公司的唯一股东和董事长（即刘亦方实际控制BOOSTTIME30%股权）。刘亦方到庭接受了法庭的询问。刘亦方认可上述红棠湾公司、都市国际公司及BOOSTTIME等的股权结构，相关公司确实签订过《关于红棠湾项目和三亚置业项目的管理协议》以及该协议的终止协议。对于涉案《合作协议》的签约背景，刘亦方陈述，其母持有丰联公司90%股权，刘亦方担任丰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香港南丰公司看中了三亚红棠湾项目，由于刘亦方的丰联公司背景，如果能够变更土地性质，愿意与刘亦方共同投资，这样才有管理协议的签订，实际红棠湾公司的管理工作由刘亦方来负责。但是土地变性工作难度很大，刘亦方做了大量工作，也遇到了一些困难。2009年，香港南丰公司不太想做这个项目了，政府还没有批，当时刘亦方和香港南丰公司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双方商议进行股权置换，香港南丰公司将其在BOOSTTIME的70%股权转让给JUNGLEEAGLE和JUMBOUP两个公司（即刘亦方是唯一股东和董事长的两个公司）。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付了，刘亦方和香港南丰公司在境外终止了管理协议。刘亦方当时考虑不能让丰联公司的股东承担损失，同时丰联公司要提供资金往来款维持红棠湾公司的日常开销，这些支出也需要有个依据，刘亦方就代表红棠湾公司和丰联公司签订了涉案《合作协议》。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订，定金也已经支付，香港南丰公司对红棠湾公司的事务不再关注，对于《合作协议》的签订以及后续资金的持续注入，香港南丰公司口头同意不再召开股东会了，这也是刘亦方签订《合作协议》未经股东会授权的原因。香港南丰公司在终止协议签订之前支付过管理费，2010年以后就不再付了。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终审确认了上述事实认定，并认为：“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虽然在签订合同时，刘亦方作为涉案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根据《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并未单方损害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丰联公司是需要先行垫付相关费用的，红棠湾公司也是直接接受丰联公司提供的相关费用，符合合同约定的履行情况。在履行过程中，红棠湾公司并未对接受的款项提出任何异议。”继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30日立案。审理过程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执行申请人申请，依据二中院15180号判决及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对该案依法进行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摇号委托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土地（亦即本案涉案土地）价值进行评估。2016年4月29日，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京港（2016）涉案字第（08）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及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函，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红棠湾公司；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87920平方米；地上附属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16年3月3日，估价结论为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满足全部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总价为187331．96万元，折合地面单价为2110元/平方米。后因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亦有相关执行案件，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案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变现。2017年4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涉案土地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了网络司法拍卖。土地面积为887920平方米；地上房屋总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拍卖形式为整体拍卖；拍卖保留价为187331．96万元。当日，该项标的物以2626319600元价格被竞拍成交，折合地面单价为2957．83元/平方米。2017年5月3日，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红塘布甫村涉案房地产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报告》。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红棠湾公司是否应向丰联公司支付帮助其办理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手续及垫付资金的回报及逾期利息损失。2、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如何认定。一、关于红棠湾公司是否应向丰联公司支付帮助其办理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手续及垫付资金的回报及逾期利息损失。法院认为，红棠湾公司应向丰联公司支付丰联公司帮助其办理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手续及垫付资金的回报及逾期利息损失。理由如下：1、已生效的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认定：“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虽然在签订合同时，刘亦方作为涉案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根据《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并未单方损害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丰联公司是需要先行垫付相关费用的，红棠湾公司也是直接接受丰联公司提供的相关费用，符合合同约定的履行情况。在履行过程中，红棠湾公司并未对接受的款项提出任何异议。在双方当事人对于垫付费用及土地升值部分20%的回报产生争议后，红棠湾公司再行主张《合作协议》无效，不符合事实情况及合同履行情况”，故此已明确认定了本案《合作协议》有效，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亦无需赘述。2、二中院15180号判决认定：丰联公司向该院提交了相关文件和政府批文，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了派员办理土地规划变更的过程，红棠湾公司也承认规划手续已经于2011年9月5日办理完毕，红棠湾公司虽然否认规划手续系丰联公司办理的，但其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相关手续是其自行办理的，故应认定丰联公司完成了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对此认定予以维持，并已生效，且此次审理中，红棠湾公司并未对此事实认定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丰联公司已完成了“帮助乙方（即红棠湾公司）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的事实亦无需进行重复认定。3、本案《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由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乙方土地将大大升值，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该条仅约定在涉案土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丰联公司即可获得土地升值部分的20%作为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而未设置诸如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否完成、土地具体升值部分价款为谁所获等等条件，现丰联公司已完成帮助红棠湾公司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红棠湾公司理应向丰联公司支付相当于涉案土地升值部分价款的20%的回报款项及逾期利息损失。虽然本案《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但在目前双方当事人纠纷已进入诉讼，涉案土地已被司法处置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就“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另行商定，已无可能和必要。4、二中院15180号判决已明确认定了红棠湾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过程，且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对此均予认可，该事实表明《合作协议》签订时，刘亦方已是红棠湾公司的实际控股人，香港南丰公司已明确表示对红棠湾公司的事务不再关注，对于《合作协议》的签订以及后续资金的持续注入，香港南丰公司口头同意不再召开红棠湾公司股东会进行决策，香港南丰公司亦不再支付对红棠湾公司管理费。这也是刘亦方签订《合作协议》可以不经红棠湾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授权的原因。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终审确认了上述事实认定，并认为：“虽然在签订合同时，刘亦方作为涉案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根据《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并未单方损害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丰联公司是需要先行垫付相关费用的，红棠湾公司也是直接接受丰联公司提供的相关费用，符合合同约定的履行情况。在履行过程中，红棠湾公司并未对接受的款项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本案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进行认定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一审法院以该条法律规定为依据，对《合作协议》第4条内容阐释为“由丰联公司与红棠湾公司就土地升值部分百分之二十的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再行协商确定，且应当经过红棠湾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由董事会决定之后，方对红棠湾公司产生直接的约束效力”，继而认定《合作协议》第4条应视为意向性约定，该约定并不当然的直接约束丰联公司和红棠湾公司，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红棠湾公司应按照《合作协议》第4条的约定，向丰联公司支付丰联公司帮助其办理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手续及垫付资金的回报及逾期利息损失。5、鉴于2010年3月间，丰联公司取得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涉案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将土地的规划用途变更为旅游度假用地之前，三亚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涉案土地估价项目进行了土地价值评估，其出具的相关《土地估价报告》的综合评估结果载明当时涉案土地的价值为386元/平方米（应为386．40/平方米），改变用途补交的地价款单价（即土地升值部分）为1622元/平方米。双方当事人对此评估结果均未提出异议。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相关执行案件中，依法摇号委托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土地（亦即本案涉案土地）价值进行了评估，相关《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的估价结论为总价187331．96万元，折合地面单价为2110元/平方米。法院认为，上述两次对涉案土地价值的评估鉴定，因第一次评估鉴定时点是于涉案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时所做，第二次评估鉴定时点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进行相关司法拍卖时所做，均已能够清晰表明在本案争议事实发生的起止时间结点的涉案土地价值变化情况，且上述两次对涉案土地价值的评估鉴定均非当事人单方委托所为，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评估结果均未提出异议，具有客观公正性，故法院对上述两次对涉案土地价值的评估鉴定结果予以确认。本案无需再对涉案土地价值重复进行评估鉴定。由于涉案土地已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了网络司法拍卖，并以2626319600元（折合地面单价为2957．83元/平方米）的价格被竞拍成交，故涉案土地升值价款及红棠湾公司应向丰联公司支付的20%回报款项的金额，均应以拍卖成交的实际市场价格为依据计算，即：涉案土地升值价款为（2957．83元－386．40元）×887920平方米＝2283224125．6元；红棠湾公司应向丰联公司支付的回报款项为2283224125．6元×20%＝456644825元（四舍五入法）。综上，上诉人丰联公司关于红棠湾公司应向丰联公司支付因丰联公司帮助办理土地控制性规划变更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款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如何认定，即上诉人丰联公司上诉请求改判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以及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因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均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问题。法院认为，本案《合作协议》中既未约定违约金的支付又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赔偿，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亦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酌定红棠湾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上诉人丰联公司关于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逾期支付垫付费用的利息损失，以及红棠湾公司赔偿丰联公司因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均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亦根据本案事实情况，酌定红棠湾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赔偿丰联公司因逾期支付合作回报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上诉人丰联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且二审审理中，本案事实发生变化，亦出现新的证据。故予以部分改判。据此判决：一、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初字第0977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初字第0977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红棠湾公司向丰联公司支付回报款本金4566448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1年9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丰联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再审庭审中，红棠湾公司提交了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6）冀民初27号民事调解书；证据2．（2017）最高法民申4005号民事裁定书；证据3．（2018）最高法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2017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就27号调解书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0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2．2018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27号调解书；二、本案发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可见，27号调解书已被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7号调解书作为执行依据所实施的拍卖行为以及拍卖程序中所形成的全部证据，因丧失合法性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丰联公司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丰联公司认为调解书被撤销后无论再审结果如何，均不影响涉案拍卖的法律效力。第二组证据：证据4．2010年1月26日《有关(i)BoostTimeInvestmentsLimited已发行股份之百分之七十(70%)及其相关之股东贷款债权及(ii)NewrichHoldingLimited(新富控股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之百分之二十(20%)及其相关之股东贷款债权之买卖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含翻译件）；证据5．2010年1月26日《监管指示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含翻译件）。证明：1．香港南丰公司与刘亦方控制的境外公司签署了《股权转买卖协议》，约定：香港南丰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载条款及条件出售其持有的BoostTime交易股份和股东贷款债权予刘亦方控制的境外公司JUMBOUP。协议第三条第（二十七）项明确约定：就红棠湾高尔夫项目，刘亦方控制的境外公司将促使刘亦方，于签署本协议时将下列文件原件/印章交付于香港南丰公司代表律师香港施文律师行，并由香港施文律师行进行托管。为担保刘亦方关联公司履行该协议中的巨额交易款的支付义务，香港南丰公司与JUNGLEEAGLE和JUMBOUP签订股权抵押协议，JUNGLEEAGLE和JUMBOUP将其在BOOSTTIME公司的全部股权予以抵押。司履行该协议中的巨额交易款的支付义务，香港南丰公司与JUNGLEEAGLE和JUMBOUP签订股权抵押协议，JUNGLEEAGLE和JUMBOUP将其在BOOSTTIME公司的全部股权予以抵押。2．同日，香港南丰公司、JUMBOUP与香港施文律师行签署了《监管指示书》，完成了红棠湾公司的印章托管。3．之后由于刘亦方控制的境外公司未能依约履行交易价款的支付义务，各方签署补充协议，宽限了付款期，并约定香港南丰公司一旦收到交易价款同时指示香港施文律师行立即将所有红棠湾交易托管印章释放予JUMBOUP，解除抵押。以上事实说明，在红棠湾公司境外股东之间股权交易买卖的过渡期（刘亦方控制的境外公司仅支付了交易定金，巨额交易款项未支付完毕，股权未交割过户之前），为防止红棠湾公司在过渡期间发生有损于境外股东各方利益的情况，自2010年1月26日，红棠湾公司的公章已交由香港施文律师行托管。也就是说，在境外股东股权交易的过渡期内，香港南丰公司对于红棠湾公司的事务并非不再关注，而是监管更加严苛，印章交由香港施文律师行托管，印章的使用需要交易各方的许可方可使用。故《合作协议》上的红棠湾公司公章应系2010年1月26日之前加盖。证据6．2010年1月26日《终止契据》（含翻译件），证明：红棠湾公司境外股东都市国际公司、JUNGLEEAGLE、BoostTime等相关方签订了《终止契据》。该协议第1条约定：包括JUNGLEEAGLE在内的各方对于《管理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及限制绝对终止；各方立即免除、宽免、放弃及绝对和永久的解除他方可能因《管理协议》或与《管理协议》有关的协议而对他方所负的任何及所有义务。JUNGLEEAGLE放弃了包括提供的办理土地规划手续服务而要求支付管理费、奖金和其他费用成本及开支的所有权利。香港南丰公司自2010年起不再向刘亦方所控制的公司支付管理费。证据7．红棠湾公司股东及关联公司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1月26日，香港南丰公司与JUMBOUP签订股权买卖协议的同时，为担保JUMBOUP等刘亦方关联公司履行支付交易价款的义务，JUNGLEEAGLE和JUMBOUP将其在BOOSTTIME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抵押给香港南丰公司。2012年7月10日，香港南丰公司以刘亦方、JUNGLEEAGLE和JUMBOUP为被告，要求法院宣告JUMBOUP构成根本性毁约，香港南丰公司成为相关抵押股份（JUMBOUP在BOOSTTIME20%的股份、JUNGLEEAGLE在BOOSTTIME10%的股份）的绝对法定和实益拥有者等事项，该诉讼最终以刘亦方及其关联公司全面败诉而告终。由此说明，刘亦方从来不是BoostTime公司实际控制人。二审判决关于“签订《合作协议》时，刘亦方已是红棠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香港南丰公司口头同意不再召开股东会进行决策。这也是刘亦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不经红棠湾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授权的原因”的认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证据8．《公章使用管理规定》及《公章使用登记表》，证明：红棠湾公司无签订《合作协议》用印的任何记载。证据9．土地房屋权证([2010]三土房字第07684号)，证明：涉案土地现行有效的土地房屋权证记载：用途：文体娱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887920平方米。即涉案土地性质至今未发生变化，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支付回报的条件不成就。证据10．2016年4月29日《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京港[2016]涉案字第[08]号)，证明：1．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拍卖行为系以《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所确定的评估总价为拍卖底价。该估价报告第12页中叙明：“由于相关资料未确认估价对象部分用地用途已改变，故本次评估以现状及正式规划条件进行评估。”其中，“现状”指土地用途为“文体娱用地”，为未竣工且闲置的高尔夫球场及附属房屋，土地面积887920平方米等土地客观状态；“正式规划”主要指《土地房屋权证》([2010]三土房字第0768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2014年7月10日三亚市规划局作出的《三亚市规划局关于红塘湾高尔夫球场及配套项目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三规建设函[2014]195号)。由此说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拍卖价格反映的是涉案土地作为“文体娱用地”自然升值的交易价值，该估值及拍卖价格与2011年控规调整无关，与丰联公司是否履行了协助办理土地控规的义务无关。证据11．2013年10月16日《谈话笔录》（刘亦方），证明：丰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亦方在法庭谈话中陈述：1．最初投入红棠湾项目时由丰联公司进行管理是有约定的，签订了管理协议，2010年之前香港南丰公司支付管理费。2．《合作协议》的签署问题，法官询问：“对于相关公司超过一定数额的交易应当由股东会授权，你都了解吗？”，刘亦方解释：“股权都换了就由我去管理”；法官询问：“当时为什么没走公司内部的手续？”，刘亦方解释：“当时收购红棠湾股权的一方是我和几个朋友，丰联是我家族企业，这都是一家人，没有想到会拿着这份协议来打官司”。由此说明，《合作协议》中关于“回报款项的支付条款”仅为刘亦方及丰联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并非红棠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丰联公司对第二组证据总体质证意见为：红棠湾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应当予以质证和认证，不应当予以采纳。针对证据4-7，这些证据红棠湾想证明的事项实际已经由北京高院3474号判决作出了认定。证据8红棠湾在二中院15180号案已经提供了该证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没有认可该证据的效力，既不符合新证据也已经过法院认定，应以生效判决的认定为准。证据9对于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0不是新证据，估价委托人处写明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因此我们认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权和首封法院的处置权是整个拍卖的基础和依据。证据11不是新证据，生效已经认定的事实应当予以尊重和维持。丰联公司提交了下列新证据：证据1．2009年涉案宗地规划变更的公告，证明：涉案宗地规划变更已经经过公示，该文件是由在2017年进行司法拍卖时竞买人是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可以得知的。涉案宗地规划的变更已经在网上进行了公示，竞买人以26亿元购买涉案宗地，体现了涉案宗地规划变更旅游用地的确认。证据2．土地交易价格参考实例清单，该清单最后一行涉案宗地的招拍挂的文件。说明在2018年12月涉案宗地用途相似地段相似招拍挂价格4167元每平米的价格，与涉案宗地拍卖时的价格超过25%。说明司法拍卖的价格是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也进一步说明根据司法拍卖的价格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确认红棠湾公司的给付金额是有利于红棠湾公司。红棠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关于评估报告中引用2008年的规划方案是最终没有获得批准的。2008年草案性批复在网上查不到。对方提交了2012年在网上查到的证据不能证明竞买人在2017年可以查到该材料的证明目的。丰联公司用住宅餐饮用地的价值与红棠湾文体娱用地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证据3．《海南省三亚市红棠湾区域2011－2017年土地市场价值变动咨询报告》，证明：1．经对2011－2017年三亚市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市场价格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文体娱用地市场价格2011－2017年间下降了11．48％，旅游度假用地增值仅有4．7％，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并不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主观推断土地使用权随着时间必然有自然增值没有依据；2．涉案宗地如在2011年至2017年控规不调整仍为文体娱用地，其不仅没有自然增值，而且下降11．48％，如按照红棠湾公司公式计算结果，根据《咨询报告》出具单位测算的结果，丰联公司最终获得涉案宗地的土地升值回报应该更高，北京高院316号判决结果对红棠湾公司更为有利；3．基于《咨询报告》的最新数据，北京高院316号判决结果公平、合理，不会使红棠湾公司的权益严重失衡。红棠湾公司质证意见：1．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发表质证意见。2．该份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该份证据属于丰联公司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纳。3．该份《咨询报告》并非鉴定意见，属于证人证言，且该份《咨询报告》出具人明确述明“不会出席法院作证”，因此该份证据不得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4．丰联公司提交该份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本案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内容是合理的。但该份《咨询报告》的内容与二审判决引用的证据内容完全相悖。二审判决引用的证据显示2010年到2016年文体娱用地土地价值存在大幅度的自然增长。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再审提交的证据是对一、二审证据的补强，且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结合已生效判决及案件事实综合判断认定。再审审理期间，本院向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函调查涉案土地的性质是否发生变更，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函。本院组织双方对《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函》（三自然资法[2019]23号）及附件进行了质证。红棠湾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第一、涉案土地的性质未发生变更，仍为文体娱用地。第二、2011年9月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旧版控规中涉及涉案土地的规划内容，最终未得到具体落实，现已被2019年现行控规所取代。基于旧版控规调整带来的土地升值亦无法实现。2011年旧版控规涉及土地规划内容未能实现的原因系政府行为和丰联公司共同作用的结果，丰联公司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也是旧版控规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旧版控规并未将涉案土地全部规划为旅游度假用地。第三、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也即现行控规，该控规与丰联公司和刘亦方无关，系政府行为。至今红棠湾公司仍在等待三亚市规划部门进一步落实现行控规的具体方案，因为现行控规只涉及各个地块的规划内容，并不涉及地块的归属问题。丰联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第一、土地性质没有变更双方都没有否认，但需要说明的是土地用途是否变更为旅游用地不是丰联公司获得控规变化后增值回报的前提条件。《合作协议》规定涉案土地获得三亚市政府关于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后，丰联公司即可要求红棠湾公司支付土地升值回报。第二、涉案土地性质已经由文体娱用地进行了相应的变更，我们从没有认为涉案土地全部由文体娱用地变更为旅游用地，我们强调的是土地性质的控规已经发生变化，而红棠湾公司也予以确认。证实因为涉案宗地在丰联公司的大力推动下，涉案土地从一块市场价值较低的文体娱用地变成一个包含旅馆业用地及多个土地用途性质的综合性用地，使得涉案土地价值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2017年司法拍卖之后新出现的控规变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控规变化的颁布和公布的时间是2019年8月9日，涉案土地经司法拍卖后，土地使用权人已经不是红棠湾公司，土地的价值再如何变化与红棠湾公司无关，更不存在红棠湾公司继续落实的问题。2019年控规变化，是基于2011年旧版控规部分宗地已变更为旅馆业用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旧版控规体育公园用地变更为商服用地，理论上涉案土地的市场价值只会提升不会降低。涉案土地经过丰联公司的努力，在2017年实现了26亿元的市场价值，因此我方认为本案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补充查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27号民事调解书；二、本案发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现据以司法拍卖的民事调解书已被撤销，涉案土地权利人仍登记在红棠湾公司名下，土地面积887920平方米（约1331．8亩），土地登记用途为文体娱用地。2011年9月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三亚市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旧版控规），该约1331．8亩用地规划性质主要为：约458亩用地规划性质为体育公园用地；约494．6亩用地规划性质为旅馆业用地，其中有161．9亩位于海岸带100米范围内；约105．2亩用地规划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剩余约274亩用地规划性质为公园绿地、广场用地、市政道路、水域。2019年8月8日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的现行控规《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该片区控规进行了修编。根据该现行控规，涉案的约1331．8亩用地具体规划情况如下：约91．6亩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约112．7亩用地规划性质为服务型公寓用地（B14F），约266．35亩用地规划性质为其他商务设施用地（B29），约76．25亩用地规划性质为旅馆用地（B14），约38．6亩用地规划性质为商务用地（B2），剩余约746．3亩用地规划性质为公园绿地（G1）、市政道路和水域，其中约581．9亩（约387978㎡）位于200米海岸带内。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丰联公司主张的20%土地增值部分收益以及有关的利息损失能否获得支持。丰联公司起诉红棠湾公司支付土地增值部分收益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关于《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已由生效判决认定，本院不再赘述。《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由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乙方土地将大大升值，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获得升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帮助办理手续并垫付资金的回报，具体数额和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乡镇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用以控制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的规划。三亚市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不是依企业申请就能改变，而是三亚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发展定位和规划而进行的调整。虽然涉案土地在2011年已经获得了政府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但是该批复针对的是整个红塘湾地区，不仅仅是涉案土地。丰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相关文件和政府批文，并在庭审中陈述了派员办理土地规划变更的过程，红棠湾公司也承认规划手续已经于2011年9月5日办理完毕，红棠湾公司虽然否认规划手续系丰联公司办理的，但其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相关手续是其自行办理的，故应认定丰联公司完成了“帮助乙方办理红塘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就涉案土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政府批准后是否升值以及升值的具体额度，丰联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丰联公司曾要求对涉案土地因于2011年9月5日获得三亚市人民政府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由原规划用途文体娱用地变更为旅游度假区用地而直接导致土地价值增值的部分进行价值鉴定，法院予以准许。经本院摇号确定由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14年4月2日，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退单函》，回复“经查询中国土地市场网及咨询三亚市国土资源局，截止至2011年9月，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红塘湾地区均无关于文体娱乐用地或旅游度假区用地的土地招拍挂案例，其增值标准难以界定，故我公司无法对涉案土地进行评估”。原二审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司法拍卖的价格确定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其拍卖时土地性质仍为文体娱用地，不能反映土地改变性质的升值部分。现据以执行的民事调解书被最高人民法院撤销，涉案土地仍登记在红棠湾公司名下。2019年8月8日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的现行控规《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该片区控规进行了修编，涉案红塘湾地区土地性质又发生改变。再审审理期间又出现新的事实，现有条件下，无法判断涉案土地是否升值，故丰联公司要求红棠湾公司按《合作协议》约定支付回报的条件尚不成就，其要求红棠湾公司向其支付帮助其办理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手续及垫付资金的回报及利息,依据不足，丰联公司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红棠湾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另，原二审法院根据判决结果计算出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再审认为应以丰联公司的上诉请求数额计算二审案件受理费为宜，本院对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京民终316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初字第09772号民事判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8590．40元，由北京丰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负担1438612．44元（已交纳），由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69917．9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费用5000元，由北京丰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08590元，由北京丰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培审 判 员  李 晓审 判 员  张学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程 潇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