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3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从保，男，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勇，重庆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住所地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街道广东中路2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621174556B。负责人：龙太清，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全兵，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工作人员。上诉人龚从保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7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从保上诉请求：1.撤销（2019）渝0237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龚从保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双方于2019年2月1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是从新建立保证担保关系，但该保证担保关系不成立。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能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从《还款协议书》的主体和内容看：“贷款人为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借款人为张勇，保证人为龚从保；协议内容有贷款明细、重新约定还款期限及担保约定的相关内容；龚从保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该协议应定性为拟发生中断诉讼时效和重新建立保证担保关系的法律效力。但协议上的借款人暨被担保人张勇已经于2005年7月9日死亡，民事主体资格丧失，不能继续作为合同主体，且依法在继承张勇遗产范围内承担张勇债务的继承人也未在协议上签字认可。因此，该《还款协议书》拟发生中断诉讼时效和重新建立保证担保关系，因不具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和重新建立保证担保关系的民事主体要件，即没有借款人暨被担保人的合同主体而无法成立，而且贷款人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负责人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还款协议书》中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基于保证担保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该基础法律关系基于上述原因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若因此取得本案标的款属于不当得利。原审法院没有审查该基础法律关系，即没有审查本案保证担保法律关系是否重新成立和合法有效，而直接认为龚从保签了还款协议就应履行还款义务和承担违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剥夺了龚从保作为保证人的追偿权。二、保证人履行债务的偿还义务应基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的请求而发生，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不要求保证人履行还款义务导致两个法律后果，一是保证人对债务人是否清偿债务不知情，二是保证责任免除。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在2005年6月29日建立的保证担保关系的保证期间内要求龚从保承担保证责任，龚从保履行偿还担保债务的义务尚未发生，且保证责任于2008年6月28日保证期间届满时发生免除效力，实体权利义务消灭。原审法院对该保证责任发生免除效力是确认的，但却仍然以龚从保未履行保证责任的不良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为由，而认为不可能产生不良征信记录消灭的后果。既然本案保证责任已于2008年6月28日保证期满时发生免除效力，何来持续。因此，原审法院对“不良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认定错误。根据原审法院依据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龚从保认为：首先，龚从保履行偿还担保债务的义务尚未发生，致使不存在不履行保证责任的不良行为；其次，2008年6月28日保证期间届满时保证责任已免除。即便认为龚从保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没有主动还款属于不良行为，这种不良行为也应于2008年6月28日保证责任免除时而终止，那么征信机构也应该在2013年6月28日对超过5年的不良信息予以删除。本案《还款协议书》不产生重新建立保证担保关系的法律效力，2008年6月28日保证责任免除后也没有发生其他能够致使不良行为持续的法律行为。征信机构在2013年6月28日之后，2019年2月13日的《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前保存本案涉及的不良记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同样因为该协议不产生还款义务的法律效力而不能作为不良记录保存。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以龚从保不履行保证责任作为不良信息上传到征信机构是错误的，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立即停止侵害。另，龚从保在起诉前，从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相关部门了解，本案借款已核销，显示的担保贷款本金金额为0，借款人已经死亡，担保已经过期，银行未作审核就直接上传征信。龚从保是在2017年办理车贷时才知道有一笔担保债务，当时就找了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的相关工作人员。相关工作人员当时对龚从保有所欺骗，告诉龚从保该笔借款已经核销，未履行手续，就让龚从保在空白的催款通知书和还款协议上签字，其他内容是由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工作人员添加的。龚从保履行手续后发现征信记录还是存在，才提起本案诉讼。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系新的保证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依法予以维持。1、《还款协议书》系借款人死亡后，龚从保作为保证人与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作为贷款方签订的保证合同，该协议书中有合同的当事人，明确记载借款人死亡，约定了还款时间，借款人的本金数额，利息的约定，保证责任的期间等等。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龚从保本人亲笔签字捺印，符合《合同法》《担保法》中关于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2、《还款协议书》不同于一般的催款通知书，签订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针对要约和承诺内容的确认。该协议直接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义务，且明确记载了借款人死亡，重新约定还款期限，应当认定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龚从保在上诉中所指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的适用对象是债权人的催款通知书，目的在于防止将保证人单纯的签收行为认定为新的承诺。案涉《还款协议书》不同于催款通知书，不适用上述批复而否定案涉协议所确定的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龚从保向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申请减免利息，但因银行系统和银行政策的原因而未同意，龚从保反悔有违诚实信用。二、一审法院认定龚从保作为借款的担保人，因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未还款，导致不良征信记录的产生。不良信用持续，源于不良行为终止的客观事实尚未发生，不可能产生不良征信记录消除的后果符合法律规定。1、信贷交易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款、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是构成个人信用信息的主要内容。征信中心采集个人信用信息属客观事实，是公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其他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基于信贷交易信息产生的个人信用信息是一种客观记录，属于事实行为，不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要。其依据法律直接产生法律后果。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只有“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期限届满”这一法定事实，才能删除不良记录。本案中，龚从保无论作为保证人是否承担责任，其作为担保人没有按照约定还款这一客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要求担保人承担责任而改变。2、征信系统采集征信的时间是在贷款逾期之日自动获取龚从保的系统信息并予以记录，并不是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工作人员人员人为传送采集，也并不是担保人的担保期间之外采集的信用信息。所以，龚从保要求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撤销该记录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龚从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龚从保对张勇2005年6月29日在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城关分理处发生的4.5万元贷款本息不承担保证责任；2.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立即撤回和消除上传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上述贷款不良征信记录；3.本案诉讼费用由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6月29日，案外人张勇向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提出《个人借款申请书》，申请借款金额4.5万元，借款方式为保证，保证人龚从保，并得到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的同意。龚从保在《个人借款申请书》上担保人处签字并捺印。同日，以贷款人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为甲方，借款人张勇为乙方，担保人龚从保为丙方，签订编号为（城关）农信社2005年个借字第1088号《个人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4.5万元，借款期限从2005年6月29日起至2006年6月28日止，年利率11.16%，按季结息，借款方式为担保贷款，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等内容。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经办人员在合同尾部签字并加盖印章，张勇在合同尾部签字并加盖印章，龚从保在合同尾部签字并捺印。同日，张勇与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签订《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该借据载明借款人名称张勇，借款合同编号城关农信社2005年个借字第1088号，贷款金额4.5万元，贷款日期2005年6月29日，到期日期2006年6月28日，月利率9.3‰等内容。2005年7月9日，张勇非正常死亡。后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改制为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城关分理处。2019年2月13日，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龚从保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并捺印。同日，本案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龚从保同意在2019年4月25日偿还贷款。2019年2月18日，龚从保到中国人民银行巫山支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龚从保的《个人信用报告》对外贷款担保信息栏显示，担保贷款发放机构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城关分理处，担保贷款合同金额4.5万元，担保贷款发放日期2005年6月29日，担保贷款到期日期2006年6月28日，担保金额4.5万元，担保贷款本金余额0，担保贷款五级分类正常，应还款日2019年1月31日等内容。2019年2月19日，龚从保向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提出申请，以贷款人张勇非正常死亡，自己家庭困难，愿意偿还贷款本金4.5万元，利息暂挂。后龚从保未还该笔贷款。一审法院认为，龚从保为张勇提供保证担保，于2005年6月29日向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借款4.5万元的事实清楚，本案当事人均予认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06年6月28日，龚从保的保证期间为2006年6月29日至2008年6月28日。在保证期间内，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未要求龚从保承担保证责任，龚从保的保证责任免除。保证期间届满，龚从保于2019年2月13日与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签订《还款协议书》，自愿偿还该贷款，应当认定双方对贷款偿还达成新的协议。签订《还款协议书》后，龚从保仍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不良征信的消除，止于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即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这一客观事实出现，并经过法定期限，才能导致不良征信的消除。就本案而言，龚从保为借款担保，债务人张勇未还借款，龚从保没有承担担保责任的行为，导致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产生。而不良征信的持续，源于不良行为终止的客观事实尚未发生，不可能产生不良征信记录消除的后果。至于龚从保的《个人信用报告》对外贷款担保信息栏显示的担保贷款余额为0，并非事实上的贷款偿还结果，而是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内部对该笔贷款科目进行调整的结果。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原巫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权利义务由改制后的重庆农商银巫山支行享有和承担。综上所述，龚从保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龚从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元，减半收取计463元，由龚从保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还款协议书》上虽列明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为贷款人，张勇为借款人，龚从保为保证人，但在该协议订立时，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与龚从保均知晓张勇已于2005年7月9日身故，且从协议的内容，以及龚从保在该协议订立后于2019年2月19日向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递交的申请书，能够清楚的表明龚从保愿意就张勇生前所负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该协议并非是建立新的保证合同关系，而是在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与龚从保之间就张勇生前所负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的债务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龚从保上诉主张该协议是受到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欺骗而与该行订立，但龚从保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龚从保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案涉《还款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有效。依据《还款协议书》约定，龚从保应在2019年4月25日前清偿案涉债务，但龚从保逾期未履行已构成违约。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的龚从保个人信用报告中“对外贷款担保信息”记载，龚从保系就其提供保证的贷款未清偿而纳入不良征信记录。龚从保虽就张勇生前的贷款债务，因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向其主张权利而导致所负保证责任免除，但龚从保在与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达成《还款协议书》后并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其不良征信信息现实存在，且其承担清偿责任的债务来源其提供保证的张勇生前所负债务，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龚从保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龚从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6元，由龚从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刘 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杨尚海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