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凤来，男，198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德弘天成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成国，男，住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由北京德弘天成咨询有限公司推荐。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咏青，女，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耐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A座2607室（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杨云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男，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新春，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智，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晔，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凤来、上诉人李咏青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威科技公司）、丁新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凤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宋凤来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李咏青知晓《委托书》和《协议书》的内容，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015年5月4日签署《协议书》前，丁新春通过电话将文稿内容念给李咏青听，征得其同意后才与宋凤来签署了该文件。电话沟通时，除宋凤来和丁新春外，还有耐威科技公司员工郭鹏飞和郑云霞在场。一审时，李咏青答辩称对《协议书》内容不知情不属实。2．李咏青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争议发生前，李咏青和宋凤来均为北京本地人，完全可以当面沟通解决争议。即便需要第三人协调，按常理也应一起找宋凤来。退一步讲，即便委托丁新春全权处理，在丁新春告知已处理完毕时，依常理应询问处理过程。耐威科技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在创业板首发上市，此时股权代持已处理完毕，持股情况已成众所周知的事实。2015年5月14日后李咏青对其个人持股情况已一清二楚。然而，李咏青在丁新春处理完股权代持事项1年多后才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推说对丁新春处理股权代持事宜并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本案2016年第一次在一审法院审理时，虽经一审法院释明，但李咏青坚持不让丁新春出庭。本案发回重审时，丁新春庭审陈述与李咏青的陈述矛盾。此反常事项说明，李咏青早就知道《委托书》和《协议书》的内容，不想再让丁新春出庭作出对其不利的陈述。3．宋凤来有理由相信丁新春有代理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耐威科技公司因存在股权代持问题，已构成在创业板上市障碍。在这个背景下，丁新春（时任耐威科技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于2015年5月4日主动找到宋凤来，要求处理股权代持事宜。李咏青作为耐威科技公司的会计，明知丁新春专程找宋凤来处理股权代持事宜而出具《委托书》，因此宋凤来有理由相信耐威科技公司、丁新春和李咏青三方已经就解决股权代持事宜事前形成了处理预案。丁新春以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在两名耐威科技公司员工的陪同下找到宋凤来，宋凤来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二、一审法院归责理由不能成立。1．《委托书》授权范围不明的问题，应由李咏青承担不利后果。丁新春与宋凤来于2015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分为两项，第一项为双方约定李咏青将一定份额股份转让给宋凤来，第二项为双方约定废除之前签署的《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李咏青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丁新春办理股权转让事情，因此《委托书》中载明的代理权限与《协议书》中载明的两条内容均有一致性，是一种概括授权方式。丁新春时任耐威科技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李咏青时任耐威科技公司会计，均知悉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这样约定也符合当时的具体场景，一是具体怎么办理需有一定的灵活性，毕竟丁新春处理的事项并非常规的买卖、借贷、领受等程序性业务，但丁新春和李咏青应知晓并能承担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及责任；二是丁新春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李咏青这样写是对其能力的认可，并对丁新春代理后发生的后果有风险预判而依然愿意承担所带来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约定不明，是因为没有结合具体场景进行分析。退一步讲，即便真的约定不明，李咏青应当向宋凤来承担民事责任，丁新春负连带责任。2．宋凤来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丁新春主动找的宋凤来，丁新春与宋凤来见面后，双方经过沟通，基本确认了《协议书》的内容。在《协议书》签署前，宋凤来索要了李咏青亲笔签署的《委托书》，确认丁新春有代理权。与此同时，丁新春亦将《协议书》内容电话告知了李咏青，得到肯定答复后才代表李咏青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既然李咏青已签署《委托书》委托丁新春，而且丁新春也已通过电话向李咏青告知《协议书》内容的场景下，从常理上讲宋凤来没有必要再亲自与李咏青就《协议书》内容重复确认。因此，宋凤来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有充足理由相信丁新春有代理权限。一审法院不当地把审慎义务强加给宋凤来，既没有考虑当时的场景，也没有对李咏青、丁新春以及耐威科技公司的行为作出评价，归责理由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未考虑股票除权和派息的影响。根据双方的约定，1．废除2013年11月11日《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后，李咏青应向宋凤来返还6．9997万股；2．根据2015年5月4日《协议书》，李咏青应再向宋凤来转让5万股。据此，李咏青应转给宋凤来废除《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返还的股份以及《协议书》返还的股份，宋凤来应支付对价款126160元。2016年5月22日，宋凤来分三笔向李咏青支付对价款126160元，但被拒收。考虑到《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项下6．9997万股宋凤来已处分，故李咏青应再返还（即净返还）宋凤来5万股。耐威科技公司于2016年5月至2019年6月，先后四次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据此，2016年5月李咏青应返还给宋凤来的5万股，相当于2019年11月的28．5万股。计算过程如下：（1）2016年6月转股后：5万股×2=10万股；（2）2018年6月转股后：10万股×1．5=15万股；（3）2019年7月转股后：15万股×1．9=28．5万股。同时应将本归宋凤来享有的股利3．1万元（5万股×1．2元/10股+10万股×0．5元/10股+10万股×0．5元/10股+15万股×1元/10股）转付宋凤来。由于双方争议时间跨度已超4年，因此理应考虑争议股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发放股利的影响。一审判决将争议发生时的5万股，等同于争议发生后的5万股，认定错误。李咏青辩称，不同意宋凤来的上诉请求，坚持本案李咏青的上诉请求。李咏青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宋凤来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宋凤来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委托书》所载“股权转让事情”系指《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项下配合办理证券账户开户事宜，本案各方对该授权范围均明知，一审法院对授权范围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2013年11月，因耐威科技公司上市受阻、经营困难，故宋凤来欲离职跳槽并出让变现其所持耐威科技公司股份。又因李咏青看好耐威科技公司经营前景，故双方协商签订并履行了《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李咏青溢价受让了宋凤来5万股股份，但为不影响耐威科技公司上市，暂未进行股权交割。2015年4月23日，耐威科技公司上市获批，原始股股东均须开立证券账户以完成上市必经程序，李咏青遂通知宋凤来履行《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第3．01条所涉开户义务，但宋凤来始终不予理睬。因时间紧迫，李咏青遂求助于耐威科技公司上市项目负责人，由其联系与宋凤来私交较好的丁新春协调开户事宜。并在2015年5月4日宋凤来同意与丁新春面谈后，按照宋凤来要求签署了《委托书》。一审判决忽略上述《委托书》的形成过程、相关主体既存的法律关系、代理事项的背景及成因，仅基于《委托书》的文字表述对授权范围进行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详述如下：（一）结合《委托书》的形成过程，《委托书》所载“股权转让事情”的表述为宋凤来的特别要求，对授权范围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文字表述。通常而言，委托书的具体内容应由委托人和受托人沟通，以准确体现委托人授予受托人的权限范围。而本案中，因宋凤来在耐威科技公司上市开户这一特殊时点拒绝配合办理开立账户事宜，经李咏青多次沟通无效，遂通过丁新春从中协调办理开户事宜。在宋凤来与丁新春面谈过程中，宋凤来提前起草了手写版的《委托书》，并将李咏青按照其手写内容一字不差地出具《委托书》作为配合办理股东开户的条件。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现各方对《委托书》所载“股权转让事情”的理解产生歧义，理应探求《委托书》出具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应简单地局限于由宋凤来所拟定的《委托书》的字面表述进行认定。（二）结合既存的法律关系、《委托书》的签署背景、签署时间、对授权范围解释的合理性等因素，《委托书》的真实授权范围应为办理《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开户事宜。李咏青提交的《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已充分证明其与宋凤来存在在先的股权转让及代持法律关系。李咏青提交的与宋凤来的短信截图更能够证明李咏青分别在2015年4月27日、2015年4月28日多次通过短信、电话的方式联系宋凤来，与其沟通办理开户事宜，并详细描述了开户的步骤。如果《委托书》授权范围的真实意思即为宋凤来所主张的转让股权，对于如此重要的事宜，在签订《委托书》之前双方没有任何沟通，显然不符合常理。而宋凤来自始至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咏青或丁新春在签订《委托书》前就存在对5万股耐威科技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过沟通、接洽的事实。前述事实足以说明，在宋凤来与丁新春面谈过程中，李咏青按与丁新春电话沟通内容远程出具的《委托书》内容，只可能是有关本次面谈的成因即办理《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项下开户这一股权转让事情，而不可能是低价转让李咏青的股权这一此前从未提及、亦无委托丁新春之必要的股权转让事情。包括李咏青在内的本案各方当事人都明知该真实授权范围并不包括李咏青转让自有股权。此外，耐威科技公司在开庭中亦陈述，“李咏青找到我说宋凤来没有开户。说让找丁新春协调”。这一事实也可证明，《委托书》出具的背景是因耐威科技公司上市获批、股东开户迫在眉睫，但宋凤来对李咏青的开户要求不予理睬、拒绝配合，李咏青才通过耐威科技公司找到丁新春劝说宋凤来开户。如果是沟通宋凤来所说的5万股耐威科技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李咏青根本没有必要通过耐威科技公司与宋凤来沟通。一审判决认为，“因双方未对转让股权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及履行先后顺序作出明确约定，宋凤来亦已通过汇款方式向李咏青提出过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付款义务的要求”。在宋凤来如此迫切地想要取得股权的情形下，如其与李咏青之间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即使《协议书》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宋凤来也会早早付款。然而，宋凤来的付款时间发生在《协议书》签订一年半之后，正是李咏青依据《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对其提出仲裁申请的特殊时点，这显然是为了逃避其在仲裁案件中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而非为履行本就不存在的支付《协议书》项下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综上，宋凤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委托书》的真实授权范围为股权转让。相较而言，李咏青为证明《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为股东账户开户事宜所提供的证据，能够与自身证据及耐威科技公司陈述相互印证，已经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依法应予采信。一审法院对于《委托书》授权范围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显然错误。二、丁新春与宋凤来签订《协议书》超越了《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属于无权代理，宋凤来对此明知甚至恶意促成，不构成表见代理，李咏青不应受到《协议书》的约束。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第一项对李咏青发生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丁新春明知李咏青通过耐威科技公司联系其与宋凤来沟通是为了说服宋凤来办理开户事宜，但其签署的《协议书》内容让李咏青以1元/股的低价出让5万股即将按14．01元/股发行的股份，更无端解除在先《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显然超越权限，构成无权代理。同时，宋凤来故意要求李咏青出具措辞模糊的、内容为“股权转让事情”的《授权书》，并在李咏青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丁新春签订了《协议书》，更迟至李咏青通过仲裁程序追究其基于《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时才支付《协议书》项下款项。以上事实均表明，宋凤来知晓丁新春无权处理转让李咏青股权的事宜，故不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善意情形，依法不构成表见代理。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行为人超越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李咏青在仲裁纠纷前不知《协议书》的存在，更拒绝了宋凤来在仲裁程序启动后的付款行为，始终未对《协议书》进行追认，《协议书》全部内容对李咏青依法均不发生法律效力。三、退一步而言，如按照一审判决结果认定《协议书》第一项对李咏青具有约束力，将会导致对李咏青明显的不公平，李咏青可主张撤销《协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登记股东开立账户属于耐威科技公司上市的必经步骤，宋凤来作为名义股东利用该紧迫情形，要求李咏青按照其要求出具表述模糊的《委托书》，并与受托人丁新春订立《协议书》的行为，属于趁人之危；《协议书》中以1元/股的低价出让即将按14．01元/股发行的5万股耐威科技公司股权的条款如被认定为对李咏青有效，则属于明显不公。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若按照一审判决结果认定《协议书》第一条对李咏青具有约束力，将产生确定的、对李咏青明显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则李咏青自该不公平后果确定之日起一年内，有权主张撤销《协议书》。综上所述，丁新春与宋凤来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协议书》全部内容依法均不应对李咏青发生效力，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宋凤来辩称，不同意李咏青的上诉请求，坚持本案宋凤来的上诉请求。丁新春针对宋凤来、李咏青的上诉均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坚持一审中丁新春陈述的意见，对案件处理结果同意李咏青的意见。耐威科技公司针对宋凤来、李咏青的上诉均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坚持在一审中耐威科技公司陈述的意见，对案件处理结果同意李咏青的意见。宋凤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宋凤来与李咏青于2015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李咏青将其持有的耐威科技公司28．5万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另返还宋凤来股利3．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咏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1日，李咏青（甲方）与宋凤来（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股份转让及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1．01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耐威科技公司股份6．9997万股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款为76160元，甲方同意按前述条件受让乙方持有耐威科技公司股份6．9997万股，甲方同意将该等其从乙方处受让的耐威科技公司股份委托乙方持有；1．03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转让价款支付给乙方后，自支付转让价款日后甲方从乙方处受让并委托乙方持有的耐威科技公司的股份实际所有权由甲方享有，甲方为该等股份的实际所有权人，乙方为该等股份的名义持有人；第二条，委托持股：2．0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受让乙方持有的耐威科技公司6．9997万股股份不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也不记载于耐威科技公司的股东名册，由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持有，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以其名义代甲方持有甲方基于本协议约定从乙方处受让的其享有所有权的耐威科技公司6．9997万股股份；2．02甲、乙双方确认，耐威科技公司登记文件及耐威科技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乙方持有耐威科技公司6．9997万股股份，为乙方受甲方委托持有，乙方为委托股份的名义持有人，甲方为委托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双方确认基于委托股份所产生的所有收益及股东权利均由甲方享有及行使，双方确认基于委托股份所产生的所有损失及本股份的股东责任亦由甲方承担；第五条，“委托股份”的表决权：5．01甲、乙双方同意，委托股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耐威科技公司章程所享有的股东权利由甲方行使；5．02甲方同意委托乙方行使委托股份在耐威科技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第八条，“委托股份”的转让权：8．01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有权在委托股份可转让的前提下，将委托股份转让或在相应证券交易所卖出，在甲方决定转让或在相应证券交易所卖出委托股份时，乙方应根据甲方的书面指示将委托股份转让或在相应证券交易所卖出；第十条，委托持股期间：10．01各方确认，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持股期间自本协议生效至甲方将其委托乙方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其指定的第三人或在相应的证券交易所卖出后终止。同日，李咏青向宋凤来支付股权转让款76160元，双方共同签署《股权转让款收据》一份。2015年5月4日，李咏青（委托人）向丁新春（受委托人）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李咏青全权委托丁新春代理宋凤来与李咏青股权转让事情。”同日，丁新春代理李咏青与宋凤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丁新春（受李咏青委托），乙方：宋凤来；1．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5万股耐威科技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2．废除甲乙双方之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科技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5月22日，宋凤来分三笔向李咏青汇款共计126160元，附言为“股票转让费”，但李咏青未予接收。一审法院另查：2013年5月30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提交了《关于耐威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恢复审核的申请》，申请恢复审核耐威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2015年4月23日，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耐威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耐威科技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100万股。2015年5月1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耐威科技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同意耐威科技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该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的2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2015年5月14日起可在该所上市交易。一审法院再查：2016年5月10日，李咏青依据上述《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向贸仲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宋凤来将持有的耐威科技公司6．9997万股股权变更至李咏青名下，后李咏青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要求宋凤来赔偿因擅自处置代持股权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9534991．34元。该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宋凤来亦提交了上述2015年5月4日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以及丁新春代理李咏青与宋凤来签订的《协议书》，李咏青亦主张丁新春并未向其告知与宋凤来签订过该份《协议书》，其对《协议书》内容不知情。2017年7月18日，贸仲委员会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7号《裁决书》，裁决书第28-33页中载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宋凤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请确认上述《协议书》合法有效，该案已由法院正式受理……仲裁庭认为，虽然法院对《协议书》纠纷的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且本案协议签署在前，《协议书》签署在后，即使本案裁决确定了本案协议合法有效，也不影响法院根据对《协议书》纠纷的审理情况，裁判本案协议是否已被《协议书》所解除。因此，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情形，故本案程序不等待法院相关审理结果，程序上不作中止审理处理。双方当事人因法院对《协议书》的裁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变更，当事人可自行协商或另案进行主张……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委托股份已被宋凤来卖出，且未经李咏青同意，应赔偿李咏青相应的损失……经查网上公开信息，2016年5月17日耐威科技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不复权）为77．8021元……以该均价计算，宋凤来出售委托股份的具体数额为：77．8021元×69997股=5445913．5元。考虑到该款额并不与宋凤来出售委托股份的实际金额完全一致，为避免宋凤来赔偿李咏青相应损失的款额超过其出售委托股份的实际金额，仲裁庭酌情认定：宋凤来应赔偿李咏青相应的损失的金额为77．8021×69997×0．9=4901322．23元”，并裁决“宋凤来赔偿因其擅自处置委托股份而给李咏青造成的实际损失4901322．23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5年5月4日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委托代理人与宋凤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全权委托丁新春代理宋凤来与李咏青股权转让事情”，随后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包括两项内容，第一项为“李咏青向宋凤来转让5万股耐威科技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第二项为“废除双方之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科技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该两项内容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区别，故对其效力分别予以论述。针对《协议书》第一项，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针对股权转让的数额和转让价款达成约定，符合李咏青在《委托书》中向丁新春授予的“股权转让事情”的代理权限，应当认定为有权代理，丁新春的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李咏青发生法律效力。李咏青在本案中辩称其委托丁新春与宋凤来办理的是股票开户事宜，丁新春的代理行为已超越代理权限，但鉴于“股权转让”与“股票开户”在字面含义上即存在明显区别，李咏青如主张其对丁新春的委托事项仅是“办理股票开户”，而不包括“股权转让”，则李咏青需要对此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李咏青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辩称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对于李咏青关于“丁新春并未向李咏青告知协议书的内容、股权转让的内容明显不合常理”等其他辩称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李咏青上述辩称理由是否成立，均不影响其基于丁新春的有权代理行为而向宋凤来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丁新春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等情形，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各方可另行解决。针对《协议书》第二项，该项约定的内容涉及宋凤来与李咏青之前签署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而双方于2013年11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并非单一的股权转让协议，还包括“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股份的担保”等与委托持股相关的多项内容，而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中仅载明“股权转让事情”，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约定废除包括《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在内的“双方此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科技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超越了代理权，而宋凤来作为《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的相对人，对该协议内容完全知晓，应当本着审慎、善意的态度对丁新春是否了解双方此前签署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丁新春是否有解除所有这些协议的代理权限进行核实，而宋凤来在本案中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故不能认定其“有理由相信丁新春具有代理权”，现李咏青对此亦不予追认，故该项协议内容对李咏青不发生效力。综上，《协议书》第一项对李咏青发生效力，第二项对李咏青不发生效力，宋凤来要求确认《协议书》的全部内容合法有效，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宋凤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协议书》第一项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因双方未对转让股权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及履行先后顺序作出明确约定，宋凤来亦已通过汇款方式向李咏青提出过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付款义务的要求，但因李咏青拒绝接收故未能履行成功，因此，李咏青应将其持有的耐威科技公司5万股股份转让至宋凤来名下，宋凤来应当继续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宋凤来要求李咏青向其转让耐威科技公司28．5万股股权，另返还股利3．1万元，因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与李咏青对于5万股以外部分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过明确约定，故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298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宋凤来与李咏青于2015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5万股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的约定有效；二、李咏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三、驳回宋凤来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凤来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12月8日邮件交寄单，用以证明宋凤来于2019年12月8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举报材料，举报耐威科技公司在公司上市过程中存在股权代持情况，耐威科技公司的创业板首发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重大遗漏。2．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复印件，用以证明耐威科技公司上市期间已经解决了股权代持情况的问题，只是2015年5月4日丁新春才与宋凤来签署《协议书》。3．耐威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复印件（以下简称公告书），用以证明耐威科技公司上市时股东的持股情况，显示股权由宋凤来持有，当时李咏青未申请仲裁，说明李咏青认可股权归宋凤来。李咏青、丁新春和耐威科技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均表示：对证据1、2、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宋凤来邮寄举报文书的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及公告书系耐威科技公司在上市时应证监会要求必须出具的相关文书，不能证明当时各方之间不存在代持关系，公告书中显示原始股股东的持股情况能够印证2013年11月李咏青与宋凤来签署的《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中关于暂不进行工商过户等约定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签订《协议书》时丁新春就《协议书》第二项取得了李咏青的授权，亦不能证明在《协议书》之前李咏青与宋凤来之间明确达成了解除《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的一致意思表示，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全权委托丁新春代理宋凤来与李咏青股权转让事情”，随后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第一项符合李咏青在《委托书》中向丁新春授予的“股权转让事情”的代理权限，一审法院认定丁新春对该项内容有权代理，其代理行为对李咏青发生法律效力，依据充分。李咏青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第一项所作约定。李咏青关于其委托丁新春与宋凤来办理的是股票开户事宜的上诉主张，不能解释“股权转让”与“股票开户”在字面含义上的明显区别，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协议书》第二项约定废除双方之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李咏青出具的《委托书》中无法认定李咏青作出了该项授权。宋凤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咏青曾经明确作出过同意解除《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第二项超越了李咏青的授权范围，在李咏青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对李咏青不发生效力，认定正确。宋凤来要求确认《协议书》第二项亦合法有效的上诉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宋凤来要求李咏青向其转让超过5万股以外的耐威科技公司股份并另返还股利3．1万元，宋凤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述的股份增值实际发生，且其基于要求李咏青履行合同约定的请求权主张上述股份增值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宋凤来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凤来、李咏青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90元，由宋凤来负担6040元（已交纳），由李咏青负担105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福星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