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21民初675号 原告:陈达芳，女，196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原告：陈春芳，女，196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均汉，昭平县永和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某1，男，195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飞，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陆中清，女，193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法定代理人：陈某1，男，195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韦庆芬，女，196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陈达贵，男，196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法定代理人：陈某2，男，199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陈达芳，女，1968年12月18日出生，瑶族，住昭平县。 法定代理人：陆某，男，195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陈丽芳，女，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陈富坤，男，198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陈付梅，女，198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第三人：陈某2，男，199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昭平县。 原告陈达芳、陈春芳诉被告陈某1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追加第三人陆中清、韦庆芬、陈达贵、陈达芳(1968年出生)、陈丽芳、陈富坤、陈付梅、陈某2参加诉讼，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达芳、陈春芳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均汉，被告陈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飞，第三人陆中清的法定代理人陈某1，第三人陈达芳（1968年出生）的法定代理人陆某，第三人陈达贵的法定代理人陈某2，第三人韦庆芬、陈富坤、陈某2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丽芳、陈付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扣除审限48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达芳、陈春芳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陈达芳、陈春芳享有被告陈某1名下的征地补偿款436112.56元（218056.28元×2人）；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是兄妹关系，是同属父亲陈有益（2017年去世）户的家庭成员。原、被告所在村集体于1980年左右开始分生产小组并分田、分山到户，当时原告家庭有9个人口，分别是原告奶奶周广英（1998年去世），父亲陈有益，母亲陆中清，兄陈某1、弟陈达贵、原告陈达芳、陈春芳、妹陈达芳（1968年出生）、妹陈丽芳。当时生产队落实责任山以人口进行分配，每人分配责任山约50亩。落实责任山到户后至2010年林改，各户承包的责任山没有进行变动调整。被告于1983年成家，1984年冬分户生活至今。2016年冬，巴马高速公路征收了原告家庭户承包的责任山37.695亩，补偿款1455027元，水田0.47亩，补偿款23077元，旱地1.1亩，补偿款48290元，以上征地补偿款合计1526394元，另外各项青苗补偿款17万多元，因补偿款分配问题，引发家庭纠纷。原告认为，被告于1984年已分户，被告的责任山按当年分配方案只占50亩，其余的责任山是原告和父母、奶奶和其他弟、妹的责任山。林改时，被告将原大家庭的责任山私自登记在其名下，但登记的林地、林木均来自原大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的份额，被告的子女不应享有份额。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所以被告名下的林地、林木是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共有的承包地，该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所得征地补偿款应按份共有。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被告陈某1辩称，一、陈达芳（1962年出生)、陈春芳不是纸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作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按法律规定“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一条规定的对象也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农民，而不包括城镇居民和国家职工。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的承包人，如果不是“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失去“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无权就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事由提起诉讼，因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即使其提起的诉讼已被受理，其起诉或诉讼请求亦应被驳回。原告陈达芳（1962年出生）在1983年4月被招工到昭平县木器制品厂工作，成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原告陈春芳1988年12月参加工作，成为全民所有制工人。陈春芳虽在第一次落实责任制时还是文竹纸社村集体组织成员，但自从她成为国家正式工人以后，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保障。自然失去纸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不应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受益权。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到第二轮土地承包，三十多年来，被告以及家人筹工筹劳，履行义务。而陈达芳（1962年出生)、陈春芳未参加筹工筹劳，义务无从谈起。故其两人作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原告，不具备资格，即主体不适格。二、两原告提起本诉的基本事实并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第三人陆中清、韦庆芬、陈达贵、陈丽芳、陈富坤、陈付梅、陈某2陈述，同意被告陈某1的意见。 第三人陈达芳（1968年出生）陈述，由法院依法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村委会证明；2.分山登记表；3.高速公路征收表;4.林权证（共5本，面积321.16亩）；5.缴交养老保险发票；6.村委会证明；7.2019年度扶贫收益明白卡；8.收据；9.王明生证明；10.昭平县征地办证明。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陈某1及本户家人身份证明材料（共6页）；2.蒙山县黄村镇百合村委会证明（附陈某1、韦庆芬结婚证共2页）；3.公证书（附：申请报告、残疾人证共5页）；4.纸社村委会证明，龙坪村委会证明（附陈富群身份证共3页）；5.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纸社村民委员会关于陈某1、陈达贵户人口的证明；7.昭平县木器制品厂证明（含登记表、营业执照共4页）；8.昭平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证明（含登记表、营业执照共4页）；9.筹工筹劳记录材料（附各户主证明）。 第三人陆中清、韦庆芬、陈达贵、陈达芳（1968年出生）陈丽芳、陈富坤、陈付梅、陈某2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有：文竹镇纸社村支书黄昭文询问笔录。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告提交的分山登记表，被告对分山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分山登记表中陈有益户人口不包括原告陈达芳，不能证实陈达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院认为，分山登记表记载内容为“古店造纸社古店队划分到各户各种责任山四至界限存案1983年12月立”，登记表内记载的户主为陈有益，但户内具体人员未有记载，对陈有益户的相关人员应结合其他证据分析认定。 2.关于原告提交的高速公路征收表及证明，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本院认为，高速公路征收表及证明均来源于昭平县征地办公室，证实登记于陈某1名下的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具体数额，并证实该户因土地权属有争议尚未领取征地补偿款，对征收表及证明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3.关于原告陈春芳提交的缴交社会保险收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该收据为昭平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所出具，证实原告陈春芳下岗后自费缴交社会保险直至退休年龄，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4.关于原告提交的纸社村委会证明（2019年10月23日出具），被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历史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该证明系村支书通过电话向陈某1了解，陈某1口述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本户人口共9人，其中：户主陈有益，妻子陆中清，母亲周广英，子陈某1，二女陈达芳，次子陈达贵，三女陈春芳，四女陈达芳（1968年出生），五女陈丽芳。本院认为该证明系陈某1自己所述，且时间在原告起诉之后，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对该证明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5.关于被告提交的原告陈达芳、陈春芳的工作证明，原告认可真实性，但认为工作之后已下岗，陈达芳没有缴交社会保险，陈春芳是自己缴交的社会保险，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原告陈达芳、陈春芳婚后，成为城镇居民是事实，但陈达芳、陈春芳先后离职、下岗，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6.关于被告提交的纸社村委会证明（2019年11月7日出具），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集体分山是1979年至1981年，被告妻子韦庆芬未嫁入，陈有益家庭户的9个人不包括韦庆芬。本院认为，该份证明与原告提交的纸社村委会证明（2019年10月23日出具）关于陈有益户人口不一致，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7.关于被告提交的筹工筹劳记录及证明，原告对记录及证明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原告在出嫁前，在家从事生产劳动，出嫁后，仍参加分户后父母家的生产劳动，出钱出力。本院认为，作为家庭承包户，参加筹工筹劳应以户为单位，户内人员可以分工协作，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系兄妹关系，在1979年至1981年底落实生产责任制期间，同属于原文竹古店造纸社古店队（现为文竹镇纸社村古店小组）陈有益户家庭成员，当时陈有益户家庭成员共有9个人口，分别是户主陈有益（2017年去世），母亲周广英（1998年去世），妻子陆中清，儿子陈某1、陈达贵（聋哑人）、二女陈达芳（原告）、三女陈春芳（原告）、四女陈达芳（1968年出生聋哑人）、五女陈丽芳。陈有益大女儿陈达贤（1955年8月出生）在落实生产责任制前已经出嫁至文竹镇纸社村，户口迁往夫家。陈有益家庭户承包的责任山约有460亩。1982年12月30日，第三人韦庆芬与被告陈某1登记结婚。1983年6月，原告陈达芳进入昭平县木器制品厂（集体所有制）工作，工作后户口迁往县城，1994年1月自动离职，未缴交社会保险。1985年被告陈某1韦庆芬夫妇及大女儿、奶奶、第三人陈丽芳从陈有益户中分户生活，第三人陈达贵（聋哑人）与父母、陈达芳（1968年出生聋哑人）、陈春芳一起生活。但陈有益家庭户承包的责任田、责任山未作调整处分，仍作为大家庭共同承包。1988年，原告陈春芳结婚，同年12月进入昭平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全民所有制）工作，工作后户口迁往县城，后下岗从事个体经营，自费缴交社会保险至退休。第三人陈达芳（1968年出生聋哑人）于1986年结婚，婚后户口迁入夫家昭平县仙回乡鹿鸣村罗东组156号，为农业户口。1991年6月，被告陈某1韦庆芬夫妇将二儿子陈某2（曾用名陈富成）过继给第三人陈达贵（聋哑人），并办理公证手续，但未办理户口转移。2011年至2013年，农村集体土地开始第二轮承包，陈有益家庭户变更为两户（陈某1、陈达贵），陈某1户成员有：户主陈某1、妻子韦庆芬，儿子陈富坤、陈某2、二女儿陈付梅5人（陈某1大女儿陈富群已婚，2010年户口迁入夫家昭平县昭平镇龙坪村冲脑小组，为农业人口）；陈达贵户成员有：户主陈达贵、父亲陈有益（2017年6月去世）、母亲陆中清3人。2010年林改，原陈有益家庭户承包的责任山分别登记在陈某1、陈达贵名下，2015年7月，昭平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2016年冬，贺巴高速公路项目征收了陈某1、陈达贵户共同承包的责任田、旱地、林地。其中水田（0.47亩）补偿款23077元；旱地（1.1亩）补偿款48290元；林地（37.695亩）补偿款1455027元；八角（12株）补偿款1560元；杉木（39株）补偿款3120元；松木（20株）补偿款1600元；油茶（9.865亩）补偿款59190元；竹林（13.712亩）补偿款54848元；八角（9.95亩）补偿款39800元；杉木林（0.3亩）补偿款360元；成熟林（3.978亩）补偿款4773.6元；茶叶（0.46亩）补偿款3680元；柚子（3株）补偿款660元；篙竹（200株）补偿款1000元，以上各项征地补偿款合计1696985.6元（其中水田、旱地、林地补偿款合计1526394元；地上青苗补偿款合计170591.6元）。因陈达贵系聋哑人，无法正常交流，故全部土地、林地征收补偿款全部计算在被告陈某1户名下。土地征收完成后，原、被告对上述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发生争议，上述征地补偿款合计1696985.6元，陈某1未领取，仍存于昭平县征地办账户。2019年5月21日，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请求。 另查明，本院（2019)桂1121民特1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陆中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陈某1为第三人陆中清的监护人。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各方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两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二、两原告请求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两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的规定，本案中，两原告在婚前是古店造纸社古店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是陈有益家庭承包户内成员，并参与家庭承包的生产劳动。1983年6月、1988年12月，两原告分别因结婚成为“农嫁非”人员，参加工作成为工人，取得城镇居民身份。后来由于离职、下岗等因素，失去稳定工作，未能进入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社会保障体系。两原告出嫁前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并未进行调整，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未丧失，故两原告均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两原告请求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权；（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由于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未丧失，两原告请求参与分配登记在被告陈某1户名下尚未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征地补偿款份额分配问题，由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具有长期性，在承包期间，家庭成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后户内增加的人员同样是该承包户的成员。因此，第三人韦庆芬、陈富坤、陈某2、陈付梅均为承包户成员。而陈某1大女儿陈富群嫁入昭平镇龙坪村冲脑小组夫家，属于“农嫁农”情形，随着其户口迁往夫家，视为其取得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同时丧失娘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第三人陈达芳（1968年出生聋哑人）同样属于“农嫁农”情形，其在娘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因取得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丧失。第三人陈丽芳结婚后，户口迁往夫家，成为城镇居民，以打零工维持生活。第三人陈丽芳属于“农嫁非”情形。因此，陈某1户、陈达贵户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有：原告陈达芳、陈春芳，被告陈某1，第三人陆中清、陈达贵（聋哑人）、陈丽芳、韦庆芬、陈富坤、陈某2、陈付梅共10人。由于征地补偿款包括水田、旱地、林地补偿款及地上青苗补偿款，对水田、旱地、林地的征收补偿款1526394元，家庭承包户内的10人享有同等分配权，每人份额为152639.4元（1526394元÷10人）。对征收的地上青苗补偿款170591.6元，应由实际投入人所有，即由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被告陈某1，第三人陆中清、陈达贵、韦庆芬、陈富坤、陈某2、陈付梅7人享有同等分配权，每人份额为24370.2元（170591.6元÷7人）。原告陈达芳、陈春芳请求参与征收地上青苗补偿款的分配，但未能提供其在出嫁后对家庭承包的经济作物进行种植、管护的相关证据，对原告的这一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陈达芳享有尚未领取的陈某1户的水田、旱地、林地的征地补偿款152639.4元； 二、原告陈春芳享有尚未领取的陈某1户的水田、旱地、林地的征地补偿款152639.4元； 三、驳回原告陈达芳、陈春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4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3921元，原告陈达芳、陈春芳负担39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远真 人民陪审员  全守群 人民陪审员  彭裕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