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5民初6651号原告：廖宁超，男，198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洁兰，女，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浩源，男，199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洁玲，女，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宁超诉被告吕浩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松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洁兰、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洁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8月19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拥有的江门市新会区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以下简称“我们的酒吧”）12%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840000元。原告汇款给被告后，原告即实际拥有我们的酒吧12%的股权，未经原告书面同意，被告不得再将该12%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被告将上述12%股权转让给原告后，原告委托被告代持（以被告的名义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虽然登记在被告名下，但该12%股权实属原告所有），并由被告行使上述12%股权的权利。被告不得利用显名股东身份谋取私利，不得从事侵占公司财产和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如对账目异议的，由双方一齐进行核实，由被告协调处理。2018年，原告向被告转账4万元，通过向被告的朋友汤宇能转账67万元、现金支付13万元，再由汤宇能向被告转账支付上述80万元，并经被告签名确认收到股权转让金。2019年3月起，全体股东包括吴群学向被告提出对账目进行核数，并要求被告将账目交到其委托的会计事务所进行核算。根据会计事务所人员在股东会上公布的数据，原告得知以下情况：一、被告从未向我们的酒吧入股；二、未经原告允许，被告与多名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三、被告多次以我们的酒吧名义对外借款，其中包括向其本人借款，金额达到233500元，但以上借款均没有转账记录，被告以其持有的收款专用章开出借其本人100000元的收据；四、被告经营我们的酒吧的支出，绝大部分只有转账记录，并无签订合同及发票等予以相印证；五、经过会计事务所核算，现金收入约有10万元不翼而飞。被告有如下违约行为：一、时至今日，我们的酒吧企业性质仍为个体户，经营者为刘炎堂。我们的酒吧作为个体经营户没有持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被告亦并非我们的酒吧的经营者，未持有我们的酒吧股份，所以被告转让股份的前提不能成立。且被告至今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显名、代持的义务；二、被告向原告声称其投资700万元设立我们的酒吧，占股92%，即其出资644万元。原告是基于被告出资拥有92%的我们的酒吧的股份的前提下，才向被告出资840000元购买其中12%股份。但根据会计核算，被告并未实际出资，被告以欺诈的手段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三、协议书明确约定被告没有原告的书面授权，不得将代持的股权进行赠与、转让、质押等处分行为，但直至起诉时，原告才被告知，被告已于2019年7月向案外人转让酒吧，但未经原告书面授权，原告至今不知转让金额及未收到转让任何转让价款。四、被告没有向我们的酒吧出资亦未有实际控制酒吧，原、被告双方股权转让待持协议书应以被告实际控制酒吧并能通过显名去履行原告的股权为前提。被告在经营我们的酒吧过程中，多次利用其经营行为损害原告及其他出资人行为。且被告的转让行为直接导致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股份买卖协议于2019年7月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而解除，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原告因其违约导致的损失。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于2019年7月解除；2、被告向原告返还84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举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为适格法律主体。2、《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原件、银行流水复印件、收据原件各一份。证明2018年8月19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拥有的江门市新会区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以下简称“我们的酒吧”）12%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840000元。被告向原告声称其投资700万元设立的我们的酒吧，占股权92%，即其出资644万元。2018年，原告向被告转账4万元，通过向被告朋友汤宇能转账67万元，现金支付13万元，再由汤宇能向被告转账支付上述80万元，并经被告签名确认收到股权转让金。3、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国家企业登记信息复印件一份。证明直至今天，我们的酒吧企业性质仍为个体户，经营者为刘炎堂。4、银行流水记录、录音（已当庭播放）、录音整理、实收资本明细账各一份。证明2018年3月14日，宁志国代廖宁超向汤宇能转账200000元我们的酒吧投资款，廖宁超再于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30日，2018年6月2日收到廖宁超转账200000元、200000元（备注已转60万元）、70000元（备注今天现金13万元，转账7万元、共80万元）我们的酒吧投资款，并于2018年6月2日现金支付130000元，我们的酒吧投资款，以上合计800000元。被告确认在签订协议前已收到原告的投资款，并确认出资不实事实。5、老总借款记录打印件、收据打印件、ap酒吧未解决事项打印件、实收资本表打印件各一份。证明经会计核算情况，被告有损害原告利益的违约行为：被告未实际出资，未经原告允许，被告与多名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被告多次以我们的酒吧对外借款，其中包括向其本人借款，金额达到233500元，并以其持有的收款专用章开具的其本人100000元的收据，但以上情况均是无转账记录予以佐证；约有10万元现金不翼而飞。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十三张。证明被告向原告声称其投资700万元设立我们的酒吧，占股权92%，即其出资644万元。被告辩称，1、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实为合伙协议，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于2018年5月14日注册成立，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刘炎堂。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与刘炎堂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美吉特项目，被告进行经营管理；每月按出资比例分配纯利润；项目总投资600万元，被告出资552万元，占92%；刘炎堂出资48万元，占8%，且刘炎堂的8%份额系与案外人汤宇能共同拥有等等。因此，被告与刘炎堂、汤宇能是合伙关系。2018年8月1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该协议书虽使用“公司”、“股权”等字眼，但因项目主体“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的经营类型是个体户，双方实属合伙关系，该协议书实为合伙协议，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民法通则第3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46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就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的约定，原告是按比例出资和按比例享受盈利和承担亏损，是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视原告为酒吧的合伙人之一。2、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没有欺瞒任何事实。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与刘炎堂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后，合法拥有酒吧92%的合伙份额，而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8月19日才签订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将被告拥有的12%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原告。原告在签订协议时是明知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情况和被告协议相关情况的，也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途径对经营主体状况进行查询，被告从来没有隐瞒过原告任何事实，更不可能通过欺诈的手段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如果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那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可撤销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而非原告主张的确认解除，两者是相互矛盾的。3、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原告已获得过酒吧分红，原告主张返还84万元没有依据。被告一直尽心经营酒吧，建立了微信群与原告进行沟通，每月制定报表向合伙人汇报经营情况，被告于2018年10月依约支付原告酒吧分红6000元（净利润5万元×12%=6000元）。可见，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属于在一定继续的时间内完成履行的继续性合同，而不是一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非继续性合同，因此即使现在确认解除该合同，也不具有溯及力，已经由原告享用标的物效益是不能返还的，也不可能恢复原状、返还投资款至原始状态。4、原告是否已依约投资84万元仍存疑，据此原告也无权主张返还84万元。对于涉案酒吧，案外人刘炎堂和汤宇能占8%，应投资48万元；原告占12%，应投资84万元；案外人吴群学占6%，应投资款42万元，四人合计应投资174万。原告称其80万投资款通过汤宇能投资，案外人吴群学也称通过汤宇能投资，但被告仅收到汤宇能投资款122万元，该投资款是否包含原告的投资款80万仍存疑，据此原告也无权主张返还84万元。5、酒吧亏损后，原告实际参与了清算全过程，原告称未经同意转让酒吧不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此，微信消息也属于书面形式。本案被告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可以证明酒吧亏损后原告实际参与了酒吧清算全过程，也同意转让酒吧。具体包括，在2019年3月27日下午1:47的微信群聊记录中原告明确说“知道，明天落实好卖酒吧的事”，在2019年3月29日下午3:59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说“你话贴张纸在那里，写‘转让’得不得呢”，在2019年4月2日下午1:49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说“有一个我也打了电话给他了，百几万已经可以解决工资、各方面”，在2019年4月3日下午9:27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说“你约人看下咩价啦”，以上可以反映原告同意转让酒吧，主动寻找接手方，也同意被告寻找接手方。同时，在2019年4月11日上午10:40原告询问被告酒吧转让是否已落实时，被告明确有人落实了情况并愿意承担酒吧所有债务并解决劳动局问题，此时原告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直至2019年4月12日凌晨2:46中的聊天记录，原告提及“丫松联系你”，其中的“丫松”即第三人卢耀松，可见此时原告已知悉并同意酒吧转让给卢耀松的事实。在2019年4月13日下午4:10的聊天记录中，原告还要求被告报销“红包3800元，面包车保险年审维修2600元”，被告回复“到时我收齐钱之后呢，我在总数里给回你”，可见双方已沟通过酒吧转让给卢耀松的相应价款。2019年5月10日下午3:24的聊天记录中，原告所称“松哥”也是卢耀松，当时已确定转手给卢耀松，卢耀松再与原告协商重新投资酒吧的事宜。由此可见，在酒吧亏损后，原告实际参与了酒吧清算全过程，也同意转让酒吧，原告称未经同意转让酒吧和直至诉讼才知情不属实。6、被告依约进行投资及经营而产生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应得到法律保护，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商业投资必然存在风险，在投资时任何人都无法预估最终的盈亏。就涉案酒吧项目，被告才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方，投入酒吧的款项全部亏损，且被告还投入了人力成本。本案原告自愿投资了涉案酒吧项目，投资亏损后就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如支持了原告诉请，将严重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影响商事交易的正常秩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7、原告要求司法审计和本案诉讼也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司法审计的前提是各方合伙人实际履行协议进行经营，对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和内部清算，应当参与司法审计的当事人应为酒吧全体合伙人，本案起诉的原因是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亦仅起诉被告一个人，因此本案是无法进行司法审计的。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举证如下：1、企业信息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于2018年5月14日注册成立，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炎堂。2、项目透支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与刘炎堂签订《项目透支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美吉特项目，被告进行经营管理，每月按出资比例分配纯利润，项目总投资600万元，被告出资552万元，占92%，刘炎堂出资48万元，占8%，且刘炎堂的8%份额系与案外人汤宇能共同拥有等等。3、分红支付凭证打印件一份（有手机载体出示）。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20日支付原告酒吧分红6000元（净利润5万元×12%=6000元），涉案《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已实际履行。4、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八张。5、微信聊天记录屏幕录制视频一份（有手机载体出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九张、微信聊天记录文字版一份。证据4、5共同证明酒吧经营至2019年2月24日已停业，原告和案外人吴群学、刘炎堂等共同聘请会计进行内部清算，并共同谈论工人工资、酒吧转手等事宜，原告实际参与了酒吧转手全过程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无异议。证据2协议书无异议，且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实际履行，双方就该协议书形成合伙关系，协议书第二条第四点明确约定代持的期限是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公司结业清算完毕之日止，因此双方的代持关系在酒吧停业清算后是自然终止；对于原告的银行流水属手机银行的截图，原告与汤宇能之间的流水往来，因被告不是当事人故对此无法确认，且原告转账20万元，但附言备注是已转60万元，转账7万元但附言备注今天现金13万元，转账7万元，共80万元，可见双方之间就流水的争议其实是极大的，可能涉及到其他纠纷，而原、被告之间转账的1万元和3万元，被告确认真实性；对收据，被告确认，该收据是被告在酒吧停业清算后与汤宇能对账确认后签订的，但不清楚汤宇能转过来的投资款122万元具体包括哪些合伙人的投资款，因为原告、案外人吴群学、汤宇能和刘炎堂合计应投资款项为174万元，该款项超过了已投资的122万元。对证据3无异议，该信息也可以证明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时就应当知道涉案经营主体是个体户，经营者是刘炎堂，被告是隐名的合伙人，因此原告声称被告存在欺诈是不属实的。对证据4中的银行流水，原告与汤宇能之间的转账，原告与宁志国之间的转账，被告都是不清楚的，因此对此无法确认，对于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录音时间较远，而且不是全程录音的，被告无法记得具体录音内容是否经过拼接和剪接，而且该录音文字版中的一段，原告提及“啊松”该人即是双方在酒吧停业清算后最终找到的接手人，所以该录音反而证明了原告参与了酒吧的清算和转让的全过程，原告在录音中所述的“我现在亦不够钱再进，再进我是想进回去的”，该情况即是酒吧确认由案外人卢耀松接手后，卢耀松与原告协商沟通酒吧的投资经营及相关事宜，实收资本明细账就是酒吧停业清算后原告及案外人吴群学组织酒吧内部清算的时候初步核算的，可以见到已验证的资本是544万元，因此原告所述被告未真实出资也是不属实的，而且在该初步核算后，被告是提交了其他流水给原告财务进行补充核算，最终的会计核算结果被告是没有收到的，原告及案外人吴群学在诉讼中也没有将证据提供出来，该实收资本明细表下方手写和签名确认的是汤宇能，属于汤宇能的证人证言，未经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5，也是属于酒吧停业清算后原告及案外人组织酒吧清算时的资料，不是最终及全部的酒吧财务材料，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所有涉及酒吧的借款被告都已经还清。对证据6，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可以反映涉案的《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被告已及时将酒吧经营情况向原告反馈，该微信聊天记录是同被告提交的证据4是同一个聊天群，亦可以反映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一直配合原告及其他合伙人进行内部清算工作。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予以确认，该证据同时证明被告至今没有显名持有原告的股份、没有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对证据2无法确认，因该合同原告并非签订主体，而且汤宇能亦没有在该合同中签名，因此无法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款项未备注为何款项，不能确认为分红款，同时该证据亦可证明原告已实际出资，被告才会以原告的出资份额进行分红。对证据4和5，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我方作为股东是有权对账册进行对账，涉案的酒吧是无实际的清算，只是由于被告声称当时酒吧资金链断裂，要求原告等股东进行出资，原告与其他股东认为在实际出资700万元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尚欠30万元需要停业的情况，就要求被告公开账册进行对账，而由于被告等人没有实际支付会计费用，因此会计工作没有完成，我方没有同意被告转让酒吧，转让酒吧属于处分行为，根据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没有原告的书面授权，被告不得将代持的股权进行处分行为，而转让酒吧是涉及到受让人、转让价款等等重要因素，而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声称原告参与转让酒吧的时间为2019年3月至4月期间，而被告转让涉案的酒吧是在2019年7月，而至今被告是没有办法提交原告及其他股东的书面授权去证明被告的处分行为是经过各股东同意，根据被告提交的第8页证据在2019年2月25日下午7点47分，被告称“在核算，因停业”可以看出该核算并不是清算，只是股东对酒吧的数目进行核算，并且该核算并不是原告及其他股东单方委托，而根据第10页证据2019年3月26日上午8时16分各方的对话可以看出该核算最后没有结果，是因为各个股东未将核算的费用支付，而从聊天记录、协议书中可看出所有的账册都是被告持有，从被告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在被告擅自停业后只能配合转让事宜以止损，而该聊天记录中亦可看出对于转让的价款及受让人是一直没有确认下来，而该两项均是转让的重要因素。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对证据2和证据4中银行流水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被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对证据2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于2018年5月14日注册成立，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刘炎堂。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与刘炎堂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美吉特项目，被告进行经营管理；每月按出资比例分配纯利润；项目总投资6000000元；被告出资5520000，占项目比例92%；刘炎堂出资480000元，占项目比例8%；刘炎堂需在2018年7月10日前将出资款项汇入被告帐户；每月10日进行对帐和纯利润分配，纯利润分配先由被告的银行帐户代收，被告按出资比例分配给刘炎堂；项目经营亏损的，由被告和刘炎堂按项目比例分担；项目合作刘炎堂的8%股权跟汤宇能共同拥有等。2018年8月19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约定乙方为设立江门市新会区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以下简称“公司”）的投资人，乙方作为显名股东（占股92%）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现乙方将其拥有公司股权中的12%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为840000元；甲方受让后，委托乙方代持该12%的股权，行使该份额股权的权利，该股权实属甲方所有；甲方享有该12%代持股权的股息、分红、溢价等一切公司财产性权益，并承担对应的公司经营风险；代持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公司结业清算完毕之日止。代持期间，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终止代持关系，不得对代持关系进行调整。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之间，原告已以现金或通过汤宇能转账的形式向被告支付转让款840000元。2018年10月20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6000元。庭审中，被告提交了一份微信群聊天记录，从聊天记录看，原告、被告、刘炎堂及另一合伙人吴群学均有参与该微信群聊天。其中，在2019年2月25日，吴群学问：“酒吧现在怎样，财务计到盘账出来给股东们看未？”，被告回应：“在核算，因停业，需要盘点以及计算，对数可能时间长点，这几天内会公布”，在2019年2月27日，原告问：“浩源哥回来未？大家全部约出来坐下怎么样处理！全部股东坐下，不管谁不想认识谁了，好来好去！”，吴群学回应：“好，看下这几天有空约全部股东出来商讨，看看大家的意见，还有酒吧现在计好盘数对全部股东公开下”，在2019年2月28日，被告留言：“各位老板，酒吧现状以及情况我想约时间和各位老板汇报以及总结，财务现在在总体核算，下个星期可以全部做好，然后确定哪天时间再公布，希望各位出席”，吴群学回应：“嗯，好的，我随时得闲”，被告说：“我等财务所有明细统计好，约时间”，吴群学回应：“好，集合全部股东见个面，公布商量一下酒吧情况”，在2019年3月18日，吴群学留言：“各位股东们，我已经联系好会计审核公司的经理听日会预约时间联系好酒吧财务贞姐沟通好核对盘数。预计费用1万元左右，到时会有三个人过来核算盘数，到时要看工作量的多少再定准确费用”，原告回应：“好的。”，在2019年3月26日，吴群学留言：“各位股东早晨，会计已经把我们酒吧的数据核计整理得差不多，会计公司那边要我们先付六七成定金在继续统计整理完结果交给我们，总会计费用是1万元正，请各位股东知道尽快按股份比例凑钱先付会计费用”，原告回应：“早晨，你写好每个人多少钱”，在2019年3月27日，刘炎堂留言：“各位老板好，今天劳动局多次给电话我，工人工资什么时候解决，已经一个几月，我希望各位老板要尽快解决。”，原告回应：“知道，明天落实好卖酒吧的事”。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经核实，本案涉及的企业主体为个体工商户，涉案争议的是双方份额转让问题，因此，应调整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是否能够履行。根据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与新会区会城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以下简称“酒吧”）经营者刘炎堂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被告作为酒吧的隐名合伙人持有酒吧92%的份额有合同依据，应予确认。其后，被告于2018年8月19日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协议中明确被告为设立江门市新会区我们的酒吧俱乐部（以下简称“公司”）的投资人，被告作为显名股东（占股92%）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现被告将其拥有公司股权中的12%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为840000元。虽然，合同中约定的“公司”与“酒吧”从名称到形式均存在差异，但从被告持有“酒吧”的份额及转让的份额来看，合同所指向的转让标的应是被告持有的“酒吧”的部分份额，而并不是原告主张的“公司”的股权，这点从双方后来实际的履行可以印证。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合同时，其应对转让的标的有所了解，在履行合同并支付转让价款时，如被告转让的标的根本不存在或转让标的不一致，原告完全可以及时提出异议并以被告存在欺诈提出撤销合同，原告自签订合同至本案起诉来一直未曾提出过合同不能履行，从被告提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对“酒吧”的事务也进行了过问，并参与了处理，因此，该涉案协议可以履行，且也已履行。如果转让的标的不是“酒吧”的份额，原告也无权利对“酒吧”事务参与和管理。据此，原、被告在实际履行《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过程中，“公司”股权转让实际对应的是“酒吧”的份额转让。至于原告称被告对酒吧无实际出资的问题，因酒吧性质上属个体户性质，属刘炎堂个体经营，被告属隐名合伙人持有酒吧92%的份额，有刘炎堂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作为依据。被告是否实际出资，是刘炎堂与被告之间的份额分配问题，在“酒吧”实际存在，刘炎堂并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原告持有酒吧份额的真实合法性。同理，关于原告申请于2018年8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时对江门市新会区我们的酒吧俱乐部的出资情况进行审计，该申请理由不充分，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确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于2019年7月解除，这是确认之诉，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又主张被告完全没有所谓的股权可以进行转让，根本不能履行《股权转让、代持协议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返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宁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已按减半计算），由原告廖宁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松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李嘉华书记员邓莲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