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7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文龙，男，1975年6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定襄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大街店，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2号楼-01层-102-B134-1号。负责人：陈绍敏，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209号楼2层201。法定代表人：陈绍敏，总经理。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欢，男，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元，女，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郭文龙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大街店（以下简称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字里行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文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文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食品经营者应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的义务。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五条、《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食品时，有义务查验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是否合法合规，如实记录并保存采购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相关凭证。涉案红酒没有生产日期属于显而易见的事实，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进货时已对其代销的涉案商品全面查验标签内容、完整记录并保存进货台账以及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其行为属于未履行法定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经营明知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进出口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规定》第二章规定了检验检疫机构须对进口预包装食品的中文标签进行检验，并对标签标注内容进行符合性检测，符合规定的机构会留存中文标签备案样张并发放备案凭证。对标签内容及格式版面检验结果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的，判定为不合格而不允许进口。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提交的三份海关报关单、入境检验检疫证明及附表中收货人分别为深圳市博亚供应链有限公司、珠海市铭豪酒业有限公司、武汉市澳佳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三家进口商与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以及委托其代销涉案红酒的北京名饮天下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名饮公司）存在关联。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提交的三份海关报关单、入境检验检疫证明及附表列明的品名同涉案红酒中文标签中的品名并不相同，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涉案红酒与上述海关报关单、入境检验检疫证明及附表对应的进口货物为同一种商品。特别是收货人为武汉市澳佳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对应的海关报关单、入境检验检疫证明及附表编号模糊不清，无法确定属于同一编号，亦无法确认二者所对应的货物相同。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查验了委托其代销的涉案红酒的合法来源，也未能证明其提交的入境检验检疫证明系涉案红酒随附的合格证明材料。检验机构留存的中文标签备案样张及发放的备案凭证为进口食品合法进口的依据，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虽依此主张涉案红酒系合法进口，但涉案红酒实际张贴的中文备标标注的内容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关于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的规定，与其提交的中文备标备案样张载明的商品名称、国内代理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标签标注内容完全不一致，二者并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提交的中文标签备案样张系涉案红酒随附的合格证明材料。且上述证据为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也无进口商的签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并未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展开审查，片面采信上述证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红酒系合法进口，亦不能证明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食品安全法》第四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应对涉案红酒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确认了涉案商品属于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食品符合质量标准应当包括食品来源合法以及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作为涉案红酒的经营者应当保证食品的来源合法和质量合格。在法律已经明确规定食品药品纠纷案件中销售者应对食品的质量安全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形下，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红酒无生产日期或灌装日期、中文标签未标示实际含有或使用的二氧化硫、成分或者配料表(原料与辅料)的情形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不影响食品安全，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将涉案商品是否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的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郭文龙，没有法律依据。根据《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依法实施召回。结合《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案中，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进行召回的涉案红酒即是不安全食品。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称涉案红酒仅出售给郭文龙，但并未就仅出售给郭文龙的涉案红酒进行召回和赔偿。三、郭文龙主张十倍价款赔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一审判决确认了涉案商品属于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结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明知的法律含义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知道指知晓、清楚；而应当知道则指本应该知晓，本应当清楚。依据上述法律，只要食品经营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就可以主张十倍价款赔偿，不论这一行为是否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害。本案中，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未尽谨慎审查义务，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涉案红酒，存在中文标签未按照我国强制标准规定标示灌装日期，中文标签隐瞒了实际含有或使用二氧化硫的重要事实，未标示成分或者配料表(原料与辅料)的情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了豁免不标示保质期的食品类别并不代表也可以同时豁免不标示生产日期或灌装日期，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必然影响食品安全。涉案红酒未将实际含有的二氧化硫在标签中标示，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会导致消费者误以为涉案商品不含有二氧化硫，进而做出错误判断进行购买，影响了郭文龙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情形亦构成误导。故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未尽谨慎审查义务销售涉案商品，应判定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且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郭文龙主张十倍价款赔偿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对(2019)京0102民初23842号民事判决书的主文内容表述有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与本案类似的多起案例均支持消费者退还货款及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文龙系职业打假人，其购买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的红酒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其长期购买同一类或类似产品，不应认定为消费者，不能主张获得惩罚性赔偿。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和上游供货商的资质是齐全的，涉案红酒是从正规渠道进货，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也尽到了谨慎审查的义务，郭文龙购买的红酒标签打印不合格，完全是意外疏漏而不是故意行为，当时字里行间公司下属5家门店有红酒销售，除了涉案红酒外，其他红酒产品均无任何问题，郭文龙发现问题后，字里行间公司也积极发布召回公告召回产品。郭文龙在2019年1月25日、26日两天去字里行间公司5家门店把有问题的红酒全部买走，包括库存红酒，2月中旬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知对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进行调查，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积极配合调查，虚心接受了处罚，最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涉案红酒标签不符合规定，并未提及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未尽到审查义务、涉案红酒危害食品安全，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认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出具的处罚决定书的内容是客观、准确的，因此并不存在郭文龙所称的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涉案红酒危害食品安全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但郭文龙购买商品并非出于生活需要的目的，而是为了获赔谋利，郭文龙在两天内分别去字里行间公司5家门店把所有标签有瑕疵的红酒全部买走，且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询到郭文龙曾与多家食品企业、超市、红酒销售商有买卖合同纠纷，说明郭文龙长期购买同一或类似产品，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郭文龙把打假作为自己的职业，购买商品索取赔偿成为自己牟取利益的工具，因此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郭文龙主张十倍价款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从法律适用角度看，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经营者对于消费者具有欺诈行为，或者有重大损害的情况。但是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认为郭文龙知假买假，事前都已经进行了调查，明显了解商品或服务的真实状况，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的行为并不会导致其陷入错误或加深其错误，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从立法目的来看，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明显处于弱者的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来实现制约经营者的目的，使消费者因消费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得到补偿。但郭文龙知假买假的行为并不存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因此保护知假买假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不符，应不予保护。郭文龙的行为是社会投机分子牟利的手段，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监管秩序，浪费司法资源。郭文龙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即事先知道其购买的是标签有瑕疵的红酒，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在维权过程中获得的经济赔偿。本身该行为即不符合诚信原则，在和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调解达不成一致意见之后，郭文龙就提起诉讼，这些诉讼加重了法院的负担，增加了诉讼成本。其次，郭文龙的行为不利于营造诚实信用的市场氛围，易造成不良的社会职业导向和价值取向，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已经为郭文龙提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付出高额的赔偿代价，这其中包括大量的人力、财力以应付郭文龙的索赔诉讼；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的商品仅有微小瑕疵，但是郭文龙抓住这一瑕疵致使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发展受阻，不利于市场正常运行。郭文龙的行为不利于长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三、将郭文龙这种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排除在以生活消费为目的消费者之外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的重要保障。给予消费者向商家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权利的初衷在于促进食品安全，保障公众健康及生命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但消费者同时亦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符合一般善良消费者的标准。若郭文龙这样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试图通过诉讼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均得以支持将会给社会造成错误的导向，应将郭文龙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范畴之外。郭文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退还购物价款5000元；2．判令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支付郭文龙购物价款的十倍赔偿金50000元；3．判令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11日，郭文龙在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购买三款进口红酒，分别是贝纳蒂阿玛罗尼干红红色礼盒(二支装）、帝澜思老藤西拉干红绿色礼盒(二支装)和帝澜思老藤西拉干红橙色礼盒(二支装)，单支净含量均为750ml，商品条形码依次为：8002167001229、9347984002004、9347984001366，价款合计5000元。经销商均为名饮公司，酒精含量均标注为15%。另，红酒均未被食用过。一审诉讼中，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和字里行间公司提交了涉案红酒的海关信息网通关状态查询单、珠海市铭豪酒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涉案红酒的海关报关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缴款书及中文备标文件。一审法院另查，2019年，郭文龙曾以类同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起诉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德胜门店（以下简称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和字里行间公司，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2384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退还郭文龙货款5000元；二、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郭文龙退还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涉案红酒（贝纳蒂阿玛罗尼干红红色礼盒(二支装）、帝澜思老藤西拉干红绿色礼盒(二支装)；三、驳回郭文龙其他诉讼请求。后郭文龙对该案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14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郭文龙在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购买了涉案商品，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并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且不得销售过期食品；而进口的预包装食品亦应当有中文标签，且中英文标注内容应吻合。本案中，涉案红酒有中文标签，但存在中文标签中未标注生产日期或灌装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原料与辅料)等情形，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故关于郭文龙要求退货并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郭文龙要求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和字里行间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从正规进货渠道购买了涉案红酒，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此外，郭文龙除对涉案红酒的标签提出异议以外，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涉案商品存在危害食品安全之情形，故郭文龙主张支付十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33247号民事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大街店、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退还郭文龙货款5000元；二、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郭文龙退还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大街店、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涉案红酒（贝纳蒂阿玛罗尼干红红色礼盒(二支装）、帝澜思老藤西拉干红绿色礼盒(二支装)、帝澜思老藤西拉干红橙色礼盒(二支装)；三、驳回郭文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对（2019）京0102民初23842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文内容表述有误，该判决书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字里行间公司退还郭文龙货款2576元；二、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郭文龙退还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字里行间公司涉案红酒（贝纳蒂阿玛罗尼干红红色礼盒(二支装）、帝澜思老藤西拉干红绿色礼盒(二支装)；三、驳回郭文龙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文龙自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购买涉案商品，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涉案商品系进口食品，但未依法标注中文标签，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商品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应向郭文龙退货退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本案中，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提交了涉案红酒相关进口手续，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进货查验义务。虽然涉案商品的中文标签存在瑕疵，但郭文龙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商品存在影响《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的情形。根据郭文龙前后购买过程，亦无法认定涉案商品的标签问题对其造成误导。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就涉案标签问题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未指出涉案红酒存在实质上危害食品安全的情形。且字里行间金融大街店、字里行间公司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积极改正措施，对问题产品进行召回，及时缴纳了罚没款项，已实现对其上述违法行为的惩戒目的。综上，郭文龙要求获得十倍价款赔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文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6元，由郭文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福星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