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4003民初1728号原告：赵爱玲，女，1966年2月2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成新，上海建纬（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奎屯豫润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开发区仓储物流园区217国道以东、兰干路以南。法定代表人：赵海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传云，新疆天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爱玲与被告奎屯豫润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润棉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爱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成新、余进（实习律师），被告豫润棉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传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爱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棉花款14,47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78.96元（以欠付棉花款14,474元为基数，按年息6%暂自2019年1月24日计算至2019年9月24日计8个月，直至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原告向被告交售棉花18,400公斤，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过磅单和增值税发票，载明原告交售的棉花重量为18,400公斤，货款总额为88,320元，被告至今仅向原告支付棉花款73,846元，尚欠棉花款14,474元未支付，此款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豫润棉业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等17名134团棉农的棉花是在2018年11月卖给了玛纳斯县亮晶晶棉花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2018年12月，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又将棉花卖给我公司，2019年1月，我公司已按与亮晶晶公司约定的棉花价格，向其公司支付完毕棉花款。后，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给我公司说，给其公司交售棉花的农户要申请兵团棉花补贴，其公司是地方收购棉花资质的企业开具不了，我公司有兵团收购棉花的资质，需要我公司给棉农开具可以领取兵团棉花补贴的发票。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向我公司提供了原告等20名农户的身份信息以及过磅单等资料，我公司按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提供的信息，给包括原告在内的20名农户开具了可以领取棉花补贴的发票和磅单。原告等人在2019年1月向第七师发改委信访反映，我公司欠他们几百万棉花款，第七师发改委组织棉农、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领导及我公司共同协商此事，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给134团棉农张瑞丰、刘永丰、王玉新、杨虎仁等17人出具了一份欠付棉花款1,590,973.2元的欠条，并约定由新疆福日棉业有限公司对欠款提供担保。原告已收到棉花款也不是我公司支付的，而是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支付的，其在我们还未给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支付货款之前，也就是2018年11月就给这些棉农支付了部分货款，这更能证实我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出具了籽棉过磅单及发票，故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之规定，我公司虽向原告等人出具了发票，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棉花买卖行为，我公司出具发票，只是为了原告等棉农能拿到国家棉花补贴而开具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刘永丰与张瑞丰等人一起将赵爱玲等17名134团棉农的棉花拉至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出售，经过磅确认，赵爱玲出售的棉花重量为18,400公斤，棉花货款为88,320元。2018年12月，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将其公司收购的780,088公斤棉花通过其公司股东刘刚出售给豫润棉业公司，棉花价款为4,269,052元。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陈述，其公司委托刘刚交售给豫润棉业公司的棉花包含其公司收购赵爱玲等人的棉花。2018年12月6日，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给豫润棉业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奎屯豫润棉业，现委托我单位业务人员刘刚及仲玉新前往你处办理籽棉交售业务及籽棉款结算业务，籽棉款请汇入刘刚及仲玉新个人指定账户。该委托书上加盖有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印章。豫润棉业公司的会计张新萍于2018年12月13日向刘刚转账支付棉花款1,197,600元；于2019年1月7日向刘刚转账支付棉花款544,499.2元；于2019年1月8日向刘刚转账支付棉花款1,084,057.6元；于2019年1月5日向仲玉新支付1,442,895.2元，以上棉花款合计4,269,052元。2018年12月10日，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给豫润棉业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书，载明：豫润棉业公司，现委托我公司业务人员刘刚前往你单位办理籽棉补贴发票开具一事，以你单位实际收购刘刚交售的籽棉总吨数开具，并由刘刚提供实际交售棉农的籽棉数量及棉农真实的身份信息开具补贴发票。该委托书上加盖有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印章。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将赵爱玲等20个棉农的籽棉过磅单、17份自产自销证明及棉农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豫润棉业公司，豫润棉业公司根据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提供上述资料，给赵爱玲等20户棉农开具了其公司的过磅单及发票。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提供的籽棉过磅单中，赵爱玲的籽棉过磅单1份，过磅时间为2018年11月11日，籽棉重量共计18,400公斤。2018年12月31日，豫润棉业公司给赵爱玲出具了1份籽棉收购过磅单，载明的籽棉重量共计18,400公斤。2019年1月24日，豫润棉业公司给赵爱玲出具了1份新疆增值税普通发票，合计金额为88,320元。庭审中，赵爱玲与豫润棉业公司均认可，2019年1月24日开具给赵爱玲的发票系因2018年12月开具的发票有误后又补开。赵爱玲自认已收到棉花款73,846元，该款项系张瑞丰向其支付。张瑞丰系134团棉农，是去亮晶晶棉花加工厂卖棉花的134团棉农代表，棉农均同意由张瑞丰代领棉花款。张瑞丰陈述，当时是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股东刘刚答应收购他们（134团17名棉农）的棉花，并让他们将棉花拉至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且承诺能给他们开具领到兵团棉花补贴的发票。134团17名农户的棉花交售至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后。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及其公司股东刘刚先后向张瑞丰支付了110万元棉花款，张瑞丰收到棉花款后再支付给每一个棉农。该110万棉花款包括：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卡号/账户：×××）于2018年11月24日向张瑞丰（卡号/账号：×××）转账20万元，于2019年3月10日向张瑞丰（卡号/账号：×××）转账5万元，合计25万元。刘刚（账户：×××）于2019年1月7日通过手机银行向张瑞丰（交易卡号×××）支付30万元，于2019年1月10日通过手机银行向张瑞丰支付50万元，于2019年2月27日向张瑞丰支付5万元，合计85万元。兵团棉花种植信息采集系统数据显示：赵爱玲，身份证号：×××，交售轧花厂名称：豫润棉业公司，重量为18,400公斤。庭审中，豫润棉业公司陈述，兵团棉花种植信息采集系统中赵爱玲的信息系其公司上传。另查明，在第七师发改委的协调下，2019年2月3日，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给棉农代表出具了一份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张瑞丰、刘永丰、王玉新、杨虎仁等人共17名棉农货款￥1,590,973.2元，计划于2019年2月12日还20万元，于2020年3月20日前还清余款，此款不计利息，本货款由新疆福日棉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还款义务。该欠条下方加盖有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印章，担保人处加盖有新疆福日棉业有限公司的印章，见证人处有赵海山的签字。张瑞丰陈述，亮晶晶公司出具欠条后，仍未向赵爱玲等17名棉农支付棉花款，后刘永丰觉得欠条没有用就撕掉了。再查明，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加工企业，豫润棉业公司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加工企业。因原、被告分歧较大，致使本案未能调解。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赵爱玲向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出售棉花，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及公司股东刘刚的个人账户向棉农代表张瑞丰支付了包括原告在内17名134团棉农的部分棉花款，张瑞丰收到棉花款后又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棉花款，原告与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之间事实上的棉花买卖合同成立。张瑞丰陈述当初是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股东刘刚答应收购原告等17名134团棉农的棉花，并让他们将棉花送至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2019年2月3日，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因欠原告等17名134团棉农的棉花款，在第七师发改委的协调下，曾向张瑞丰、刘永丰等人出具了欠条，刘永丰拿到欠条后未要到棉花款将欠条撕毁，该事实亦能证实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而非本案被告豫润棉业公司。原告主张是被告向其出具了籽棉过磅单和发票，该事实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被告虽向原告出具了籽棉过磅单和发票，但该行为系受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的委托，为使原告等人能领取到兵团棉花补贴而出具的，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棉花买卖行为，故原告以此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请不能成立，其主张被告应向其支付棉花款及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亮晶晶棉花加工公司可能是被告的一个收购点，或双方系联合收购或委托收购或借用资质收购的关系，原告对此只是猜测，并未向法庭举证证实，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其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该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爱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元，减半收取计88元（原告赵爱玲已预交），由原告赵爱玲负担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审判员 刘凤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艾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