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4行终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振兆，男，195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岑溪市。 委托代理人陈佳荣，男，195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岑溪市。系陈振兆侄子。 委托代理人胡飞强，男，197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岑溪市。系陈振兆侄女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溪市林业局，住所地：岑溪市岑城镇工农路160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仲，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永波，广西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春兰，广西昌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林业局，住所地：梧州市长洲区新兴珠宝路14号。 法定代表人周炎坤，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维斌，梧州市林业局科长。 委托代理人何飞，广西同望（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伍仕斌，男，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岑溪市。 委托代理人贤美婵，女，196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岑溪市，现住岑溪市。系伍仕斌妻子。 上诉人陈振兆因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岑溪市人民法院（2019）桂0481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岑溪市林业局于2018年11月14日向原告颁发了采伐岑溪市水汶镇曾子村1林班36-2小班(地址:筋竹坑)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号为№01XXXX58。原告取得该证后，组织工人上山进行采伐。第三人伍仕斌认为筋竹坑山场在原告未取得山林权属之前，该山场是其承包曾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曾子村委会）的，山上的林木为其所种植。遂于2018年11月20日委托其妻贤美婵向岑溪市林业局信访部门提出该山场上的林木权属异议，于2018年11月30日向岑溪市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提出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被告岑溪市林业局经审查，以向原告发出《林木采伐许可证》后，筋竹坑山场上的林木权属有争议为由，作出《回收的通知》，通知原告暂停采伐林木并回收曾子村筋竹坑山场的《林木采伐许可证》。2019年1月22日原告向被告梧州市林业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责令岑溪市林业局返还原告的№01XXXX58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消除阻碍原告正常采伐林木的禁令。梧州市林业局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送达给原告陈振兆、被告岑溪市林业局。2019年3月20日，被告梧州市林业局作出梧林复决字〔2019〕1号《梧州市林业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岑溪市林业局作出的《回收的通知》通知原告陈振兆暂停采伐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于2019年4月1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岑溪市林业局作出的《回收的通知》；2.撤销梧林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原告放弃要求判令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陈振兆没有按照《回收的通知》的要求交回《林木采伐许可证》给被告岑溪市林业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亦即是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据的证据是否充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几方面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机关有权收缴林木采伐许可证，中止其采伐，直至纠正为止：……（三）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出现林木、林地纠纷的”。该规定其实包含着二层意思，首先是规定了林木采伐许可证颁发的前提条件，林木采伐许可证颁发的前提应为对应的林地、林木权属无争议。之后，对已颁发的许可证，如出现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行政机关有权予以收缴。具体到本案，本案争议焦点应当集中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的问题。被告岑溪市林业局是在向原告陈振兆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因第三人伍仕斌就本案涉案的林木向岑溪市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主张权属并提出调处申请，岑溪市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立案受理后，被告岑溪市林业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颁发给原告陈振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予以回收并责令其停止采伐林木，并无不妥之处。原告不服岑溪市林业局作出的《回收的通知》，向梧州市林业局申请复议，梧州市林业局受理后，通知岑溪市林业局进行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经审查有关材料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的梧林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梧州市林业局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岑溪市林业局作出的《回收的通知》通知原告陈振兆将《林木采伐许可证》交回岑溪市林业局，是防止原告在林木权属争议解决前砍伐林木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不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说法不妥，一审法院予以纠正。因原告没有按照《回收的通知》的要求交回《林木采伐许可证》，故被告梧州市林业局认为原告请求责令返还《林木采伐许可证》，已无实际意义，仅对原告申请消除阻碍原告正常采伐林木的禁令的请求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综述，原告请求判令撤销岑溪市林业局于2018年12月12日发出的《回收的通知》以及撤销梧林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振兆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振兆负担。 上诉人陈振兆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依法获得被上诉人颁发的证号为№01XXXX58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被上诉人以林木权属有纠纷为由随意回收并出动林业警察强行责令阻止上诉人停止砍伐和运输木材，理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裁决收回。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来判决，且在审理中没有审查清楚第三人伍仕斌与贤美蝉提出的林权纠纷申请，也没有审查岑溪市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是否予以立案。第三人是不具备处纠身份的，对此至今尚未依法立案处纠，一审法院却认定为上诉人所砍伐的林木有纠纷，这是错误的。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岑溪市人民法院（2019）桂0481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 被上诉人岑溪市林业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清楚，程序合法。 被上诉人梧州市林业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当庭提出的上诉请求与庭前提交的上上诉状有所不同，提出的四项请求已超出上诉范围了，应该以庭前提交的上诉状为准。 第三人伍仕斌述称，一、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二、第三人与上诉人存在“第三人种植抚育18年的林果树被上诉人申请砍伐”的事实;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第三人种植抚育18年的林果树被被上诉人批准给上诉人砍伐”的事实；第三人要求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已砍伐的林木进行经济损失赔偿。1.本案砍伐的林木为（2015）梧行终字第6号行政判决中山场的林木。（2015）梧行终字第6号行政诉讼一案，没有附带民事案件，说明了（2015）梧行终字第6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是林地权属，不包含林木的权属。因此岑溪市林业局发放给上诉人的《林权证》《林木采伐许可证》均是错误的、违法的，岑溪市林业局的行为违反了森林法总则第七条和第二章十七条之规定。2.上诉人提供的《林权证》所在图幅号“F-49-43-(49),F-49-43-(57)”与第三人提供的曾子村筋竹坑山场的《林权证》所在图幅号“F-49-43-（49），F-49-43-(57)”是相同的，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申请砍伐的林木全部都是第三人承包后种植抚育的林木。3.第三人提供的附件4证明了上诉人所砍伐的林木是第三人承包种植抚育的。4.上诉人提供的《岑溪市林业局关于为何回收林木采伐证并终止采伐的答复》，上诉人没有提出复查申请，证明了上诉人认可筋竹坑山场林木为第三人承包后种植抚育的事实。三、第三人在2000年12月25日与曾子村委会签订了《曾子村山庄硴白筋竹坑山场的承包合同》后，于2001年种植八角树，并同当时清山砍伐该山场的梁国传老板买下了山场内一斤装矿泉水瓶大小的活幼杉、松树进行抚育。山场的种植方式为间种八角树，即没长有幼杉松树的空地全种植八角树。种植八角树前，在曾子村干部的指认下，第三人请了曾子村住在山场附近的村民十几人帮斩分界线，种分界树，因山场山顶与云会村分水为界，山脚与河坑为界没种有分界树，左右两边均种植了速丰林作为边界标记。种植完成后，请村民除了草，施了肥，然后进行封山育林。种植后的第一年还请了塘坑组黄茂清帮管理山场及除草。因此，不管山场权属如何变更，不管是谁砍伐现筋竹坑山场的林木，也不管是谁批准给谁砍伐，只要他人砍伐了，第三人就具备处纠的身份。因为现筋竹坑山场的所有林木都是第三人承包后种植抚育的，依据森林法总则第七条之规定林木所有权是第三人的，依据森林法总则第七条和第二章第十七条之规定，谁砍伐了或谁批准给谁砍伐了，都是错误的，违法的。即使（2015）梧行终字第6号行政判决将山场部分判给了上诉人，但至少在2015年2月3日前该山场的权属不是上诉人的，筋竹坑山场的所有权仍属曾子村所有，属曾子村所有亦即属第三人所有。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1.第三人与曾子村委会签订的筋竹坑山场的承包合同，是经过曾子村委会召开全村各生产组代表会通过的情况下，签订《曾子村山庄硴白筋竹坑山场的承包合同》，并附有当时到会代表的亲笔签名，扶联坪组也有代表到会，但并没提过是扶联坪组的。2.2001年，第三人承包筋竹坑山场种植八角树、斩分界线、种分界树、除草、施肥等，共请了山场附近的村民十几人帮做工，扶联坪组也有村民帮种植，但从没听说是他们生产组的山场。四、第三人承包的筋竹坑山场，从2001年种植开始，到全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即（2010年前），从未发生过权属争议。（2015）梧行终字第6号一案是由2010年全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引发的，林改期间，上诉人到林改办以土改时曾是其太公山为由，要求给回。按照当时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明确规定以林业“三定”为基础，不能把林业“三定”打乱重来，重新分配，所以在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登记、发证中，筋竹坑山场的所有权，确权为曾子村委会所有。由此可见，（2015）梧行终字第6号一案的判决是错误的，完全违反当时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岑溪市林业局帮上诉人伪造林改资料，发放林权证更是错误的，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也是违法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陈振兆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岑溪市人民法院（2013）岑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自留山使用证是假的，第三人侵占了上诉人林地的权属；2.《岑溪市林业局关于为何回收林木采伐证并终止采伐的答复》，拟证明上诉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被上诉人滥用职权出警等一系列行为属于违法；3.涉案木材处置通知书，拟证明林业局不依照法律立案，并证明2018年12月17日生产组联名问了林业局长，拖到2019年才答复，造成上诉人砍伐证过期。 被上诉人岑溪市林业局、梧州市林业局，第三人伍仕斌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上诉人陈振兆提交的的证据，被上诉人岑溪市林业局质证认为：证据与其在一审期间主张的诉请没有关联性的，其所要证明的目的也与本案无关，权属是另一案件处理。被上诉人梧州市林业局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在一审时上诉人已经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质证意见以一审庭审时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准；证据3，与本案无关，该通知书是在本案的行政行为作出后形成的，与上诉人的诉请没有关联性。第三人伍仕斌质证认为：证据1，一审庭审时没有参加，作为承包方，第三人没有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证据2，没有异议；证据3，确实是在反映情况后制止了砍伐才作出。 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8年12月5日，岑溪市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作出《权属纠纷立案通知书》。 本院认为，岑溪市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对涉案的林木所有权权属调处申请已经立案受理，被上诉人岑溪市林业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上诉人作出《回收的通知》，对颁发给上诉人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予以回收，并责令其停止采伐林木，被上诉人岑溪市林业局在进行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的措施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现上诉人没有按照通知的要求交回《林木采伐许可证》，另外该证规定的林木采伐期限已超过，上诉人要求撤销《回收的通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岑溪市林业局的原行政行为以及梧州市林业局的复议决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振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少培 审 判 员 邱 良 审 判 员 陈国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何忠霞 书 记 员 姚家楷 附：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