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2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依群，男，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雁，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隆德，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发，山东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洪守玉，男，195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张宝香，女，196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高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林，五莲律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肖依群因与被上诉人马隆德，原审被告洪守玉、张宝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2018）鲁1121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依群上诉请求：查明案件事实，撤销原判，依法驳回马隆德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马隆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为马隆德与肖依群错误。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的相关事宜是肖依群与马隆德之父马树香具体商议洽谈的，马树香明确告知肖依群，涉案石子厂的买家不是马隆德父子，而是另有他人，该事实通过案外人杨伟青履行200万的转让款足以看出。涉案合同签订后，马隆德父子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肖依群在与张宝香纠纷中处处被动，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最后被迫与张宝香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本案事实上存在两个转让合同，一个是马隆德主张的所谓的书面《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事实上双方早已解除合同；另一个是马隆德之父马树香出面经办的，买家为刘市长(或杨伟青)的口头转让合同，该口头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肖依群应将转让款返还给实际买家(或实际交款人杨伟青)，并不能返还给马隆德。二、一审判决肖依群返还马隆德转让款222.72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涉案转让款222.72万元并非马隆德支付，而是杨伟青支付的；其次，最终与肖依群达成石子厂买卖的合同相对方是转让款实际支付人杨伟青(或刘市长)，并非马隆德；最后，肖依群同意扣除交涉涉案场地时的损失后将余款返还给实际购买人刘市长(或杨伟青)。 马隆德辩称，一、一审认定涉案合同的签订主体为马隆德、肖依群正确。一审法院对杨伟青依职权所作调查笔录、转账记录等证据中心证明马隆德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且付款数额及付款方式与涉案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完全相符，马隆德实际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部分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也足以证明马隆德、肖依群为合同签订主体。肖依群的理由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马隆德不是合同主体，另一方面又称合同签订后马隆德父子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合同义务。二、一审判决肖依群返还马隆德转让款222.72万元及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肖依群主张涉案合同早已解除，无任何事实依据，其主张应将转让款返还给杨伟青(或刘市长)不符合客观事实。肖依群无证据证明马隆德并非“实际买家”，杨伟青的证言也已明确杨伟青并非“实际买家”，杨伟青与肖依群及洪守玉并不相识，其代马隆德付款的行为正是马隆德履行涉案合同付款义务的体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一审对证据的采信符合证据规则，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对案外人杨伟青进行了调查，因马隆德客观上不能自行取得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依职权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进行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明确写明肖依群、洪守玉对杨伟青的调查笔录发表了质证意见，并不存在肖依群未对该调查笔录进行质证的情形。该调查笔录同杨伟青向五莲县法院执行局及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马隆德也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肖依群要求对杨伟青签字的真实性申请笔迹鉴定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即便提出鉴定，肖依群也应当在一审期间或者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出，而非在当庭补充陈述上诉意见后提出，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肖依群恶意违约，不但不返还已经收取的马隆德支付的款项，还恶意推诿，利用所签订石子厂转让合同的形式而行诈骗或侵占之实，马隆德将依法追究肖依群的刑事责任。 洪守玉述称，与肖依群的上诉意见一致。涉案合同的签订是洪守玉经办的，洪守玉系与马隆德的父亲商谈办理，没有和马隆德接触过，马隆德父亲说马隆德是替刘市长购买石子厂。杨伟青打款的行为说明杨伟青是石子厂的购买人，而不是马隆德。合同签订后，杨伟青将购买款打到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执行局对打款的情况调查后确认是杨伟青打款，杨伟青出具的证明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一审法院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中杨伟青的签字不一致，申请对杨伟青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以查清事实。 张宝香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张宝香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马隆德与肖依群相互串通，侵害了张宝香的利益，且其恶意对张宝香提起诉讼，查封、冻结张宝香的财物，给张宝香造成重大损失，张宝香保留要求马隆德索赔的权利。肖依群主张的合同相对方，张宝香不清楚，也与张宝香没有任何关系。杨伟青支付的款项不应当认定为马隆德支付的款项，是替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543号判决而支付的款项。 马隆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马隆德与肖依群、洪守玉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2.判令肖依群、洪守玉返还222.72万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2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肖依群、洪守玉依约向马隆德支付47万元违约金作为赔偿款；4.判令张宝香对上述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 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马隆德提交以下证据证实其主张： 1.2017年11月21日签订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证明马隆德以470万元受让肖依群、洪守玉在山前石子厂的设备及手续，双方约定：马隆德先支付470万元受让款中的222.72万元，并交付至五莲县法院账户，作为肖依群与张宝香执行案件的案款，然后肖依群、洪守玉向马隆德交付石子厂的设备及手续等；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转让款的10%作为赔偿。 2.马隆德交通银行日照开发区支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案外人杨伟青代马隆德转账20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回单一份和洪守玉本人签字的收款证明一份，证明马隆德支付了涉案合同项下约定的受让款，并按约支付至一审法院账户，洪守玉收到涉案款项后，向马隆德出具了收款证明。因此，涉案合同项下马隆德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3.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于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一份，证明2018年10月19日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已经就石子厂设备及相关手续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致使马隆德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 肖依群、洪守玉对马隆德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签订的事实无异议，但合同签订后马隆德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提存转让款222.72万元，也未向肖依群、洪守玉交付转让价款。肖依群曾经催马隆德履行，但马隆德一直未履行，致使2018年10月19日肖依群、洪守玉与张宝香执行案件和解。但合同落款处洪守玉仅是证明人，并非合同签订人。2.交通银行日照开发区支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上的200万元无异议，但是转入的款项另有原因，该款并非马隆德交付。收款证明中洪守玉并未签字，该证明是虚假的。3.对执行和解协议无异议。 张宝香对马隆德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张宝香并不知晓合同签订的过程，包括马隆德和肖依群也未告知张宝香石子厂将发生变更。从合同内容看，双方签订该合同时肖依群还未取得石子厂的使用权和控制权，涉案石子厂处于查封保全状态，马隆德与肖依群对尚处于查封状态的石子厂进行转让本身是无效的。2.交易凭证与张宝香无关，从法院执行卷宗看，2017年12月13日杨伟青向法院出具证明，证明在2017年12月8日打入法院账户200万元并不是马隆德陈述的杨伟青代替马隆德支付，实际上是杨伟青为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判决书的款项。马隆德在2017年12月21日付的22.72万元，实际是肖依群付给张宝香的执行款项，而不是马隆德支付的；对洪守玉书写的证明，张宝香不知情，是否真实不清楚。3.对执行和解协议无异议。 肖依群、洪守玉为反驳马隆德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从法院执行卷宗中复印的材料一宗，包括杨伟青出具的证明、（2017）鲁1121民初392号民事裁定书、（2016）鲁1121执1011、1072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和解协议、过付款结算票据、过付款支取通知书，证实杨伟青向人民法院交付的200万元是替刘市长交付的购买石子厂款项，并非是代马隆德支付。2.2018年11月5日、11月11日、12月26日以及2019年1月4日洪守玉与马隆德父亲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证明马隆德、肖依群签订的转让合同实际签订人为刘市长，而不是马隆德，马隆德只是代签。 马隆德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签订涉案合同时，肖依群、洪守玉与张宝香的案件正在诉讼过程中，而且设备被查封，肖依群、洪守玉急于将设备转让变现，在此前提下才出现涉案合同。只有肖依群履行了（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判决内容方能获得合同约定的控制权，才能转让给马隆德，涉案合同的相关条款也是按照此程序设计并签订的，此时才出现了马隆德的朋友杨伟青向法院提存200万元的情况。因此该200万元是应法院执行要求，虽然写的是为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判决内容，实际是替马隆德支付的受让款。2.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资料听得不是很清楚，也无法核实通话人员的身份，录音与本案无关联性，都是无关的案外人对话。马隆德也不认识刘市长，肖依群、洪守玉提到刘市长无非就是想拖延案件，引入无休止的诉讼中，属于恶意抗辩。 张宝香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查实到杨伟青支付的200万元是替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判决书的内容，并不知晓是替马隆德支付受让款。2.录音内容与张宝香无关。 张宝香提交以下证据反驳马隆德的主张：1.（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肖依群与张宝香之间的纠纷已经法院判决。2.执行申请书、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张宝香申请执行肖依群，法院依法受理。3.（2016）鲁1121执107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执行过程中查封肖依群的设备。4.付款证明，证实2017年12月8日杨伟青打款200万元，2017年12月21日肖依群支付22.72万元。5.执行和解协议书，证实肖依群与张宝香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张宝香实际付款472.72万元。6.执行结案裁定书、肖依群收款证明、法院结案通知书，证实实际解封时间，肖依群已经收到全部款项472.72万元，案件已经结案。 马隆德对张宝香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张宝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向马隆德承担责任。肖依群、洪守玉对张宝香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案外人杨伟青进行调查，杨伟青陈述其与马隆德系朋友关系，并不认识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2017年12月8日其应马隆德要求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本人账户将款项200万元汇至一审法院账户，后又应马隆德要求向一审法院执行局出具书面证明，200万元款项是替马隆德交纳，与肖依群没有关系。肖依群、洪守玉对调查笔录发表意见认为，其并不认识杨伟青，不清楚受让方以谁的名义向杨伟青筹款。2017年12月份，马隆德的父亲代表刘市长与肖依群洽谈石子厂设备的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后，受让方筹集了200万元预付款转到五莲县法院的执行账户作为肖依群的执行款。张宝香发表意见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杨伟青替肖依群付给张宝香的执行款项。 经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对马隆德提交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执行和解协议、交通银行日照开发区支行账户交易明细、案外人杨伟青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回单一份，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对于马隆德提交的载明洪守玉签字的收款证明，洪守玉不予认可，辩称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马隆德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书面证明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对于肖依群、洪守玉提交的法院执行卷宗中复印的材料一宗、张宝香提供的证据材料，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对于肖依群、洪守玉提交的通话录音，马隆德不予认可，肖依群、洪守玉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确认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故不予采信。对于一审法院对案外人杨伟青所做的调查笔录，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1日，甲方肖依群与乙方马隆德签订《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双方就五莲县山前石子厂转让事宜，约定如下：一、合同以生效文书五莲县人民法院（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为基础。二、甲方以该判决所指的石子厂的生产设备作价470万元，转让给乙方；如判决所列设备灭失，甲方同意以减少部分补偿乙方。三、为保证该判决得以执行，乙方于该转让合同签订之后5日内，将470万元转让款中的222.72万元提存到五莲县人民法院，作为甲方执行与张宝香案件的案款；同时，甲方负责申请五莲县人民法院冻结此款，作为甲方起诉张宝香索赔案件的保全措施；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10万元。四、甲方与张宝香之间的执行案件得以执行，甲方获得五莲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甲方将获得石子厂的实际控制权和使用权后5日内，双方现场清点设备、造册确认、办理交接手续，此后15日内，乙方将转让款中的剩余款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五、前四条得以执行之后，乙方负责与山前石材公司协商交涉生产事宜，与甲方无关，甲方不再参与或干涉。六、双方如有违反，应向对方支付转让款的10%作为赔偿。七、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甲方肖依群、乙方马隆德在合同书上签字，洪守玉在甲方肖依群下方签名。合同签订后，2017年12月8日案外人杨伟青通过其本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将200万元转账到一审法院账户。同年12月21日马隆德将22.72万元转账到一审法院账户。 另查明，2013年10月8日，五莲县山前石材有限公司（甲方）与锦州吉龙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石材废料处理合同》，约定甲方将山前石材公司所有采矿区域内产生的碎石废料以承包的方式全部无偿转让给乙方经营使用，用于填海工程及破碎石子；承包期限5至20年，甲方为乙方无偿提供生产工作场地，用于乙方设备进场及粉碎、加工废料，乙方用水、用电由甲方提供（所用水电产生的费用乙方承担）；乙方以内部职能机构的名义经营，甲方为乙方合法经营提供必要的协助；乙方自主经营，除无偿使用废石料、场地外，其他所有经营成本由乙方承担。肖依群在该合同乙方处签名。合同签订后，肖依群组织了设备进场生产。肖依群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于2014年9月10日前后将设备、厂房、场地交付张宝香。2014年9月18日，肖依群（甲方）、张宝香（乙方）签订《山前石子厂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愿将山前矿业院内年生产量达陆拾万方的碎石设备（一条龙生产线）及相关设备转让给乙方，按《山东省五莲县山前石料公司废料处理合同》（见附件）执行。设备包括碎石机一套、小挖掘机一台、除尘器两台、金王子翻斗车两台、铲车一台、风炮打孔机一台。一次购买费用共计480万元整，首付280万元整，剩余款到2014年12月31日付清，如不能付清由双方协商解决付款。甲方与五莲县山前石材公司签订的《山东省五莲县山前石料公司废料处理合同》承包合同中的合法权益、法律效力适用于本合同乙方，甲方必须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性。合同签订后，张宝香于2014年9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将200万元支付给肖依群，其余280万元经肖依群多次索要，张宝香未付。为此，肖依群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返回厂房及全部设备，并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张宝香赔偿损失180万元，即（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案件。2015年1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肖依群与张宝香于2014年9月18日签订的《山前石子厂买卖合同》，张宝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肖依群碎石机一套、小挖掘机一台、除尘器两台、金王子翻斗车两台、铲车一台、风炮打孔机一台、厂房四间等，肖依群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张宝香200万元。 （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2016年7月4日肖依群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请求张宝香依据该判决书返还生产设备，案号为（2016）鲁1121执1011号。同年7月7日，张宝香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请求肖依群返还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案号为（2016）鲁1121执1072号。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五莲县山前石材矿内的PE*35*1500型颚式破碎机一台、PE1214型反击破碎机两台、4Y22460型振动筛两台、输送带14套152米、小型挖掘机一台、50型铲车一台、金王子翻斗车两辆、风炮打孔机一台、除尘器两台、配电箱一台。 2017年12月13日，打款人杨伟青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载明其于2017年12月8日打入法院账户的200万元，是为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第三条的款项。2017年12月25日及2018年1月17日，根据肖依群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鲁1121财保309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鲁1121财保21号民事裁定书，分别查封了张宝香在一审法院账户内的应支过付款200万元及22.72万元。 2018年10月19日，在合并执行（2016）鲁1121执1011号和（2016）鲁1121执1072号案件中，肖依群与张宝香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肖依群将放置在山前石子厂的碎石设备（包括碎石机一套、小挖掘机一台、除尘器两台、金王子翻斗车两台、铲车一台、风炮打孔机一台）及厂房四间转让给张宝香，协议签订即视为转让的设备已交付。肖依群交付到法院的222.72万元执行款扣除执行费2.24万元后返还给肖依群，同时张宝香再向肖依群支付转让价款250万元。肖依群收到法院退还的220.48万元和张宝香直接交付的250万元（共计470.48万元）之日，对（2018）鲁1121民初580号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申请撤诉，不再要求张宝香赔偿。双方当事人均放弃对（2016）鲁1121执1011号和（2016）鲁1121执1072号案件的执行申请，同意执行完毕，予以结案。2018年10月22日，肖依群出具收款说明书，说明已经收到法院打入的账户款220.48万元及张宝香打入的账户款250万元。2018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鲁1121执恢207号结案通知书，对申请执行人张宝香与被执行人肖依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予以结案。 庭审中，马隆德主张依据双方签订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约定的第六条要求对方支付47万元的违约金，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主张自打款之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对马隆德主张的违约金及利息均不予认可。 案件审理过程中，马隆德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名下3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并预交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依据其申请，依法裁定对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的银行存款以及肖依群、张宝香名下的车辆进行了查封保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二、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的效力；三、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以及合同解除后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五莲县山前石材有限公司与肖依群签订《石材废料处理合同》，后肖依群又将山前石子厂的设备等转让给张宝香并签订《山前石子厂买卖合同》。据此可以看出，肖依群对山前石子厂实际享有权益。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中载明甲方为肖依群、乙方为马隆德，马隆德和肖依群分别在合同中的甲方、乙方处签名，洪守玉在甲方肖依群签名下方处签字，并不能代表其是作为合同签订主体的身份，且涉案石子厂的相关权益并非由其享有。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为马隆德与肖依群。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是马隆德与肖依群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马隆德与肖依群签订案涉合同时，合同约定的设备存在被查封的障碍，导致设备不能交付，该情形属于物权变动问题，根据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原则，物权不能变动，并不影响债权行为即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马隆德与肖依群签订《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后，肖依群与张宝香就案涉石子厂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将山前石子厂的碎石设备及厂房四间转让给张宝香，张宝香取得山前石子厂的实际使用权，因此，马隆德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涉案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庭审中肖依群亦同意解除合同，故对马隆德主张的解除2017年1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的诉求予以支持。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杨伟青向一审法院账户转账200万元，马隆德主张系代其交纳，肖依群、洪守玉不予认可，辩称是为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第三条的款项。根据一审法院对杨伟青的调查以及结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能够认定杨伟青向一审法院交付的款项是应马隆德要求交付，应为马隆德依据《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约定，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向一审法院交付的款项。2017年12月21日马隆德本人向一审法院账户转账22.72万元，因此马隆德已经支付肖依群石子厂转让款222.72万元。肖依群、洪守玉辩称涉案款项并非马隆德交付，而是案外人刘市长支付，肖依群、洪守玉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肖依群、洪守玉的辩称不予采信。现涉案合同解除，根据合同解除的后果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肖依群应当返还马隆德已经支付的转让款222.72万元。 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解除系因肖依群将石子厂的设备及厂房转让给张宝香，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马隆德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肖依群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当向马隆德承担合同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同时根据合同约定，马隆德应在合同签订之后五日内将款项222.72万元提存到一审法院，但马隆德并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将转让款提存到一审法院，因此，其对于合同的履行亦存在违约行为。马隆德与肖依群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如有违反，应向对方支付转让款的10%作为赔偿”，应当理解为无论任何一方违约，也无论何种违约，当事人双方均应承担同等的违约责任与同等的违约赔偿数额。本案鉴于双方违约，且双方的违约行为发生在《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解除前，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双方均应向对方支付47万元作为违约赔偿，以上相互折抵后，双方不再互付给付义务，故一审法院对马隆德主张的违约金47万元不予支持。对于马隆德主张的利息，应为其实际损失。肖依群的违约行为明显大于马隆德，构成根本性违约，其应承担给马隆德造成的实际损失。对于马隆德主张的利息，应自其主张肖依群返还已付转让款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对于张宝香责任的承担。马隆德主张张宝香与肖依群、洪守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马隆德要求张宝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马隆德与肖依群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二、肖依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马隆德转让款222.72万元及利息（以222.7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马隆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618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29618元，由马隆德负担5161元，肖依群负担24457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此外，关于一审法院对杨伟青所作调查笔录，肖依群、洪守玉主张一审法院未就该调查笔录组织质证，但经翻阅一审卷宗，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对张宝香所作调查笔录中，张宝香对一审法院对杨伟青所作调查笔录发表了质证意见，肖依群、洪守玉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马隆德是否有权要求肖依群返还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款。 合同具有相对性，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和责任的相对性，即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除法律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的义务；同样，违约责任亦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合同关系以外的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肖依群作为甲方与马隆德作为乙方签订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肖依群、马隆德作为合同相对方，即应依约履行。肖依群主张就石子厂买卖存在两个合同，一个是已实际履行的马隆德之父马树香出面办理的买方为刘市长或杨伟青的口头转让合同，但肖依群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口头转让合同的存在，马隆德亦否认肖依群关于刘市长或杨伟青为实际购买人的主张，即便存在他人委托马隆德代为购买的情况，马隆德亦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肖依群主张权利；另一个是未实际履行且已解除的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但肖依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马隆德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早已解除。 马隆德、肖依群签订涉案《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后，案外人杨伟青于2017年12月8日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向一审法院账户转款200万元，并于同年12月13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上述200万元系杨伟青为肖依群履行（2015）莲商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的款项。同年12月21日马隆德又将22.72万元转账到一审法院账户。首先，以上两笔款项总额与上述合同约定马隆德应交付至一审法院账户的222.72万元相吻合。其次，虽然杨伟青在书面证明中称其系为肖依群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义务，但肖依群并无证据证明杨伟青系基于肖依群与杨伟青或肖依群与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代肖依群转款。再次，马隆德主张的222.72万元包括杨伟青代其支付的200万元及马隆德本人支付的22.72万元，肖依群关于应将222.72万元返还给所谓的刘市长或杨伟青的主张，与其中22.72万元系马隆德本人支付的事实相矛盾。最后，虽然杨伟青未在书面证明中明确写明，但在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调查时，杨伟青已明确说明其系应马隆德要求向一审法院转款。该调查笔录系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杨伟青调查而形成，一审法院对杨伟青的身份进行了核实，调查笔录中关于杨伟青所居住城市的笔误并不足以否定杨伟青证言的真实性，且肖依群、洪守玉、张宝香均对该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杨伟青的证言与马隆德提交的执行和解协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杨伟青的银行账户转账回单及书面证明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采信杨伟青的证言，并不违反证据规则，程序合法。一审卷宗中虽有杨伟青2019年6月1日出具的说明一份，但该说明并不在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范围内，肖依群、洪守玉关于对杨伟青书面证明、说明及调查笔录中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一审认定杨伟青向一审法院交付的款项是马隆德为履行《山前石子厂转让合同》而要求杨伟青代为交付并无不当。马隆德已经支付肖依群石子厂转让款222.72万元，在涉案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肖依群应将转让款222.72万元返还马隆德。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18元，由上诉人肖依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荣国 审判员  王林林 审判员  刘 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张锦秀 书记员裴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