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桂玉，女，1971年12月22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龙井市龙门街河西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秒，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振根，男，1972年7月9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龙井市龙门街河西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秒，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上泽广霁（舟山）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负责人：时汛。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霞，女，北京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沈桂玉、金振根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上泽广霁（舟山）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1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桂玉、金振根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沈桂玉、金振根向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5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和理由：1.沈桂玉与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违反政府指导价格标准，即违反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发布的京发改规[2016]10号规定以及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发布的浙价服[2015]203号规定。2.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未能对金振根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一案的案件性质、复杂程度等根据实践中的经验作出专业的判断，并就工作量和工作内容作为收取律师费用价格的依据。在金振根被羁押期间，沈桂玉自主向报案单位为金振根还款，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不仅未就此向沈桂玉、金振根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或意见，而且也未能明确判断上述案件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辩称，不同意沈桂玉、金振根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原判。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完全履行了《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但沈桂玉、金振根未支付律师费，沈桂玉、金振根在上诉状中亦承认上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沈桂玉、金振根的上诉请求。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沈桂玉、金振根支付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费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7年1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7日，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乙方）与沈桂玉（甲方）签订《刑事案件委托合同》，记载：“……甲方因金振根涉嫌信用卡诈骗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聘请乙方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辩护或代理。……第一条委托事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金振根涉嫌信用卡诈骗一案中，在侦查阶段（侦查和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申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法律帮助、辩护或代理）。第二条乙方的义务1.乙方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方的委托后，应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在不同阶段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办案机关的安排，分别完成以下工作（因乙方律师所不能控制的原因无法完成或无法及时完成的除外）：（1）侦查阶段①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②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④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如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或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四条费用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经双方充分协商，甲方同意按下列约定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和工作费用：1.律师费：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4.以上费用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提交的会见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的《会见笔录》记载：“……问：律师费最低5万元，因为你和主任的关系，目前没有向你妻子收律师费，等你出去以后要支付5万元律师费，是否同意？是否同意委托时某律师为你的辩护人？我知道的，我同意支付律师费，同意时某律师担任我的律师。……”该《会见笔录》签名为“金振根”。沈桂玉、金振根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沈桂玉、金振根提交《拘留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另，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与沈桂玉、金振根一致确认金振根只被刑事拘留13天，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但后来金振根也未再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该案《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所涉的相关事项已全部了结。另在庭审中，沈桂玉、金振根主张《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签订后，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路军杰告知沈桂玉不用先交纳律师费，待会见金振根后再说，金振根被释放后路军杰又向金振根表示不用交纳律师费；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提供服务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对此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均不予认可，沈桂玉、金振根亦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义务。该案中，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与沈桂玉所签《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提交证据可证明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与沈桂玉约定为：1.由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在金振根涉嫌信用卡诈骗一案中的侦查阶段为金振根提供相应法律帮助；2.律师费5万元于《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签订当日即2017年11月17日一次性给付。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提交证据亦可证明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履行了约定义务、金振根同意向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万元。沈桂玉、金振根所提抗辩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现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主张沈桂玉、金振根支付律师费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沈桂玉、金振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费五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五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是否合理，二是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是否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对于律师诉讼代理收费的审查，既要注重对委托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又要注重对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就本案而言，首先，沈桂玉、金振根援引的相关政府指导价格标准在效力位阶上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在性质上不属于强制性规范，故违反相关规定并不导致民事合同中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无效。其次，沈桂玉与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在《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经双方充分协商……”，同时，金振根在2017年11月30日的《会见笔录》中亦明确表示“我知道的，我同意支付律师费，同意时某律师担任我的律师……”，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标准经过了充分协商，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金振根被拘留的地点在北京，为其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应当适用北京市政府指导价格标准。依据《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对于刑事案件，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可以根据代理案件标的、案件复杂程度、涉及专业程度及案件影响力大小等，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协商确定诉讼代理费。本案中，《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确定的代理费标准未超过北京市相关规定的上限。综上，一审法院支持《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标准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刑事案件代理合同》第二条的约定，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的合同义务仅限于侦查阶段，具体义务内容包括四项：一是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二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三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四是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如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或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本案中，根据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证据，在侦查阶段，律师对金振根进行了会见并提供了相应法律咨询服务，现金振根已被释放，应当认为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沈桂玉、金振根以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对于沈桂玉代金振根主动还款行为未能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为由主张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未能作出专业判断、其收费不合理，但该项咨询事务并未明确列入《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作为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的合同义务，且沈桂玉、金振根亦未举证证明其明确向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披露过还款事实并要求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提供专业意见，故其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沈桂玉、金振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沈桂玉、金振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毅审 判 员  鲁 南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熊 静书 记 员  刁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