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54民初9043号 原告：王炳，男，汉族，生于1987年9月11日，住重庆市开州区。 被告：熊利(别名：熊利洲)，男，汉族，生于1988年12月22日，住重庆市开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男，汉族，生于1988年6月2日，住重庆市开州区，系同事关系，系特别授权。 原告王炳与被告熊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炳、被告熊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熊利立即归还原告王炳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5日起按照月利率20‰为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熊利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熊利于2015年10月30日向原告借款70000元，又于2015年11月9日向原告借款200000元。之后陆续按月利率20‰支付利息给原告王炳，直至2018年2月15日，累计还下欠300000元，被告熊利重新出具了借条。重新出具借条后，原告多次催要借款无果，诉至法院。 被告熊利辩称：1、被告熊利向原告王炳借款270000元是事实，但是借条上并未书面约定利息。2、被告熊利分9次向原告王炳指定收款人秦长歌转账114000元。3、原告与案外人秦长歌是合伙关系，该款项也是经案外人秦长歌介绍借给被告。支付给秦长歌的款项，应该抵扣借款本金。4、最后结算的借条中，没有对利息的约定，被告熊利对利息不予认可。 针对被告熊利的答辩，原告王炳补充陈述：1、我和案外人秦长歌是师徒关系，案外人秦长歌是我的师傅。2、我和案外人秦长歌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3、我曾经委托过案外人秦长歌帮我催收借款。4、被告熊利直接归还的5000元、5800元款项是对利息的支付。 本院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查明如下主要法律事实： 原告王炳与被告熊利因为案外人秦长歌介绍认识，被告熊利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10月30日向原告王炳借款70000元，当日原告王炳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将70000元借款本金汇入被告熊利的账户。被告熊利当日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到王炳现金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元)借款人：熊利2015.10.30”。2015年11月9日，被告熊利再次向原告王炳借款200000元，并于当日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到王炳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此据借款人：熊利2015.11.9”。原告王炳于2015年11月13日向被告熊利转款100000元，又于2015年12月15日向被告熊兵转账支付100000元。2018年2月15日，原、被告对上述借款进行结算，将产生的30000元利息计入本金并重新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到王炳现金人民币300000.00元正，大写叁拾万元正，双方约定2018年3月底还款壹拾万元正，2018年5月底还清剩于贰拾万元，利息在本金还清后在双方协商后另行计算！此据！借款人：熊利2018.2.15”。 另查明，被告熊利于2015年10月30日向原告王炳支付5000元、2015年12月10日向原告王炳支付5800元；被告熊利于2015年7月18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5000元、2015年11月4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10000元、2016年1月9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4000元、2016年1月21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20000元、2016年2月3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20000元、2016年10月22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10000元、2016年11月14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5000元、2017年1月6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20000元、2017年1月13日向案外人秦长歌支付2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王炳、被告熊利的当庭陈述以及原告王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熊利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借条复印件三份(原件已经当庭核对)，转账凭证三份（证明原告王炳向被告熊利支付借款本金的情况），录音光盘一张，客户付款回单十份（证明被告熊利向原告王炳归还款项情况及被告熊利向案外人秦长歌归还款项情况）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焦点案外人秦长歌的收款，是否应视为原告的收款？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原告双方在借条上并未明确约定利息，双方是否口头约定的利息？ 针对上述两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庭审中原告王炳承认曾经委托过案外人秦长歌催收款项，也承认收到了案外人秦长歌的转款。虽然具体金额无法完全明确，但不影响案外人秦长歌帮原告王炳收取相应本金的事实。据此，被告熊利向案外人秦长歌的转款应认定为对原告王炳的还款。另外，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第三张借条并非是单独的借款行为，而是从第一笔(借款金额70000元)及第二笔（借款金额200000元）的借款结算而来，并且最后结算的金额（300000元）超过了初始的两笔借款本金（共计270000元）。同时，最后结算的借条上有“利息在本金还清后，在双方协商后另行计算”的约定，虽然该约定并未对利息的标准进行明确约定，但可以从上述两点推论原、被告双方曾经对借款约定过利息。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经济往来，本院对原告王炳“利息按照月利率20‰计算”的陈述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熊利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王炳借款270000元，原告王炳分别于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2月15日向被告熊利支付了7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本案中原、被告的借贷关系应分别于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2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王炳分别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被告熊利支付了上述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借款利息应该分别从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2月15日开始计算，双方约定的年利率标准为24%，该利率计算标准并未超过法律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全部往来流水中，对两笔进行特别说明，第一笔由被告熊利转给案外人秦长歌，时间为2015年7月18日，该时间发生在原、被告双方借款发生之前，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不予认可。第二笔由被告熊利转给原告王炳，发生在2015年10月30日即第一笔借款发生之日，金额为5000元，该行为是预收利息的行为，应作为变相的“砍头息”进行认定，应将该款项从第一笔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据此，第一笔借款初始本金调整为65000元。通过计算，将利息高于约定的年利率24%的部分，从本金中予以扣减，截至2017年1月13日(被告熊利最后一次支付利息)，被告熊利下欠原告王炳的借款本金为212715.6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约定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2018年2月15日，原、被告双方对债务进行了结算，并重新出具了借条，根据本院计算，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2月15日，以本金212715.67元为基数，年利率24%为标准，共产生的利息金额为56440.56元。将该56440.56元计入本金后，截至2018年2月15日，被告熊利下欠原告王炳的借款本金为269156.23元。据此，本院对原告王炳要求被告熊利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金额调整为269156.23元。 对于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在2018年2月15日原、被告双方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条上约定为“利息在本金还清后，在双方协商后另行计算”，该约定方式属于典型的利息约定不明，对于原告王炳主张被告熊利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熊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炳借款本金269156.23元。 二、驳回原告王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其中2800元由被告熊利承担，剩余1000元由原告王炳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周学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子波 书 记 员 赵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