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9民初13255号原告：刘从飞，男，197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艳，广东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耀宇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唐家湖大道18号商务中心7楼。法定代表人：孟环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京宁，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蕾，系公司员工。原告刘从飞与被告苏州耀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宇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金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从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艳、被告耀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京宁、殷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从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40500元(行业最低工资标准6000-1500元/月×9个月)；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双倍工资的差额54000元(6000元/月×9个月)；3.被告补发原告自2019年3月1日至4月15日的工资22500元(15000元/月×1.5个月)；4.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的加班工资共110620.7元(6000元/月÷21.75天×22天×3+6000元/月÷21.75天×70天×2+15000元/月÷21.75天×6天×3+15000元/月÷21.75天×30天×2)；5.被告赔偿原告经济赔偿金45000元；以上共计：272620.7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于2018年3月进入被告公司，与被告之间系劳动关系。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31日工作期间，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每月仅发工资1500元。2018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负责物流管理工作，每月工资15000元。但在2019年4月15日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且仍有一个半月的工资未发放，并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二、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决有误。1、关于2018年4月至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每月只发放1500元显然不合理，原告按照行业最低工资标准6000元计算差额合情合理。2、关于2018年4月至12月期间的双倍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在此期间的双倍工资。3、关于加班费，原告在职期间日常加班的事实属实，被告理应向原告发放加班费。4、关于赔偿金，被告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一年多，经济赔偿金应该按照三个月工资计算，即15000元/月×3=45000元，仲裁裁决赔偿金11565元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依法查明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耀宇公司辩称：1、关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4月至12月工资差额，在此期间原告与被告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合伙人关系，已约定原告酬劳支付方式为生活费加年终利润分红，被告不认可再支付工资差额。2、关于原告主张2018年4月-12月期间的二倍工资，在此期间原告与被告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双方已签订合伙协议，因此无需另行与原告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主张二倍工资无法律依据，被告不予认可。3、关于原告主张2019年3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的工资，在2019年3月-4月，被告陆续查出原告有多起私扣客户押金、私收客户货款情形，数额巨大，原告被公司发现后，于2019年4月10日扬言要挟公司并造谣，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被告在原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等情况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与公司相关规定，对原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须全额退还其私扣客户押金及货款，与公司财务核对无误后并交接完成，被告愿意支付暂扣原告的2019年3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的工资。4、关于原告主张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期间的加班费，原告是合伙人，不属于劳动关系，无加班费。且原告为高级管理人员，无需考勤、加班，鉴于原告职务为总经理，故被告不认可再行支付原告加班工资。5、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原告因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职务侵占等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在多次与原告沟通无效后，被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公司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解除理由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因此被告不认可支付原告赔偿金。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7月31日，刘从飞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耀宇公司支付其：1.自201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40500元(行业最低工资标准6000元，（6000-1500）元/月×9个月)；2.201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双倍工资的差额54000元(6000元/月×9个月)；3.补发自2019年3月1日至4月15日的工资22500元(15000元/月×1.5个月)；4.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的加班工资共110620.7元(6000元/月÷21.75天×22天×3+6000元/月÷21.75天×70天×2+15000元/月÷21.75天×6天×3+15000元/月÷21.75天×30天×2)；5.经济赔偿金30000元。2019年9月12日，仲裁裁决耀宇公司补发刘从飞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4360元、支付刘从飞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工资22500元、经济赔偿金11565元，对刘从飞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刘从飞于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耀宇公司于2015年4月3日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孟环丽。2018年3月20日，耀宇公司（甲方）、刘从飞（乙方）签订了一份《廉政协议》，第一条为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条适用范围约定：凡是在公司任职的员工及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临时用工、以及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但为公司工作的人员，其他被聘用人员委派、借调、借用等工作人员。第三条为职务侵占、贿赂的界定及范围。第七条约定：甲方于每月15日前支付乙方基本生活费人民币壹仟伍佰元整，每年年底支付当年业务净利润的20%作为提成（若营业额有未回款的按照回款率折算提成，待营业款全部回清后方可结算剩余提成）。2018年4月，耀宇公司向刘从飞颁发了聘书，聘任刘从飞担任耀宇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管理与经营。2018年12月29日，耀宇公司（甲方）、刘从飞（乙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的工作岗位为总经理，每月15日为工资发放日，采用月薪制，每月工资15000元。耀宇公司按每月1500元向刘从飞支付了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的生活费；耀宇公司按每月15000元向刘从飞支付了2019年1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耀宇公司2018年3月份的工资表显示刘从飞等多人的出勤时间、入职时间、工资金额等内容，其中刘从飞3月20日入职，出勤11天，该月发放基本工资550元。耀宇公司广州负责人王爱兵于2018年5月26日入职，每月工资为6000元。2018年12月7日，耀宇公司会计殷蕾通过微信向刘从飞发送了明细账，要求刘从飞进行核对。2019年1月2日，殷蕾通过微信告知刘从飞：11月应还款14300元，12月代收总运费120168元，报销单总支出38979元，刘从飞应归还耀宇公司95489元，要求刘从飞进行核对，并结清此前账目，后殷蕾按刘从飞要求将公司账号发给他。2019年4月16日，“韩总”通过微信向刘从飞转账16930元，备注为“3月份广州佛山物流”。刘从飞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除了工资外，耀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孟环丽还向刘从飞有多笔转账，作为备用金和报销款等运营款项。2019年4月10日，刘从飞发给耀宇公司黄文堂的微信中要求支付赔偿款10万元，让黄文堂最迟第二天作出答复，如黄文堂不作答复，其从第二天开始通知所有客户停止发货，其可以不要补偿了。2019年4月16日，刘从飞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出一条信息，主要内容为：各位老板、兄弟们你们好！在这我先对各位说声对不起，各位老板、兄弟们一直在支持我，帮助我！……请各位注意，从明天开始苏州耀宇苏州-广州暂停收货，因公司内部问题需要解决，如解决不了这条专线将不再运营！请各位老板、兄弟做好货物调整专线工作……。2018年4月15日，耀宇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邮件向刘从飞发出一份邮件，内容为：我公司与你于2018年12月3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发现你违反劳动合同书第十条第三项：私自收取司机押金未向公司汇报，对公司财产及声誉造成巨大影响。本公司决定将你辞退，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你接到本辞退通知后，请向公司员工贾玉祥办理离职及业务交接手续并上缴代收运费及相应的代收押金。收到本辞退通知后，你不得以公司名义再开展任何业务活动，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担。鉴于此，现在正式通知你，请你于2019年4月16日之前来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如逾期未办理，则视为自动离职，所有后果由个人承担。2019年4月18日，耀宇公司向刘从飞发送了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解除与刘从飞劳动合同的理由为刘从飞在职期间存在严重失职、违法行为：一、违法挪用、侵占公司业务押金、应收账款。公司因经营管理业务发生的各项费用收入应当存入公司账户，属于公司管理的资金，而刘从飞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向专线司机收取押金并据为己有、挪作他用且未向公司汇报，利用职务便利（掌握客户名册、联系方式）私自将客户应付给公司的运费据为己有。二、严重失职，向公司客户公开发布损害公司利益的虚假信息。刘从飞于2019年4月16日通过微信朋友圈向公司客户发布公司重要物流专线（苏州-广州专线）暂停运营甚至不再运营的虚假信息、造成公司客户流失以及公司重大经济损失，对公司经营、公司声誉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严重侵害了公司权益。耀宇公司已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EMS和电子邮箱向刘从飞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现再次通知刘从飞解除与刘从飞的劳动合同。后耀宇公司又将解除刘从飞劳动关系的通知邮寄给吴江区总工会，快递信息查询显示吴江区总工会于2019年8月15日签收。庭审中，被告耀宇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耀宇公司制作的2018年4月20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刘从飞经手全部公司运营支出及收入明细，显示截止至2019年3月31日，刘从飞还余13004.05元尚未交还公司。2、王玉伟于2019年8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本人与刘从飞和黄文堂是好朋友，经本人介绍两人认识，刘从飞自愿加入黄文堂的苏州耀宇物流苏州至广东专线，于2018年3月19日在我办公室，有我在场双方商定，刘从飞自愿每月领取150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然后以每年专线净利润的20%作为提成，黄文堂同意刘从飞的条件，双方达成协议、合作意向，没当场签协议。3、李国军出具的书面材料一份及加盖耀宇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于2018年6月25日到耀宇公司装货，每趟运费12500元，耀宇公司经理刘从飞要求长期合作，需交押金10000元，押金分别从四趟运费扣除，扣完押金后于2018年8月29日开了一张10000元的收据为凭。后刘从飞离职，其向耀宇公司财务了解押金事宜，财务称耀宇公司未收到该笔押金，后其多次向刘从飞索要押金，刘从飞均称没有钱支付。4、李杰出具的书面材料一份及加盖耀宇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于2018年8月10日到耀宇公司装货，每趟运费12500元，耀宇公司经理刘从飞要求长期合作，需交押金10000元，押金分别从四次运费到付款中扣除，扣满10000元后于2018年9月10日开了一张10000元的收据为凭。后刘从飞离职，其向耀宇公司财务了解押金事宜，财务称耀宇公司未收到该笔押金，后其两次向刘从飞索要押金，刘从飞均称没有钱支付。5、耀宇公司月运费总额比对，证明2019年3月至5月的公司月运费比对。6、利润统计表，证明2018年4月至12月耀宇公司利润统计为亏损。7、耀宇公司财务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3日，有人要求刘从飞抓紧将2018年账结清，耀宇公司主张系财务主管程娟向刘从飞屡次索要货款，后刘从飞要求从其报销款中冲抵。原告刘从飞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系被告单方自制；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据刘从飞陈述，王玉伟与被告具有利益关系；对证据3、4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确认是否是李国军和李杰所出具，并且该两份押金是原告作为公司总经理时垫付大车运费和公司其他用途的；证据5、6真实性有异议，均系被告单方自制，且蓝桥系统里面数据可以修改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系被告截屏没有原始载体核对。庭审中，原告刘从飞陈述称：刘从飞于2018年3月20日入职耀宇公司；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到晚上九点，没有休息时间。被告耀宇公司陈述称：耀宇公司实际运营是2018年4月1日，2018年3月20日与刘从飞签的廉政协议，期间耀宇公司象征性补偿给刘从飞部分款项，但是该期间刘从飞并未实际提供工作；刘从飞任总经理期间无需打考勤，也从未向任何部门申请过加班；耀宇公司为物流行业，工作时间并非固定，按业务发车，不发车期间处于休息状态，因此刘从飞工作性质、岗位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的特点；刘从飞工作期间，公司每个月会转账2万至3万元给刘从飞，用于正常运营开销，刘从飞收受客户的货款应该交给公司，但刘从飞未交，称将货款冲抵为备用金；2018年12月开始刘从飞就一直在收公司的运费，从未上缴，还要求从他的报销款中冲抵，目前刘从飞还有13004.05元备用金未归还给耀宇公司。庭审中，耀宇公司确认与刘从飞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刘从飞非法挪用、侵占公司业务押金、应收账款，证据是李国军、李杰出具的证明及“韩总”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公司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的收支明细，显示还有13004.05元的备用金未归还公司；在耀宇公司与刘从飞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李国军和李杰来找耀宇公司索要押金，称向刘从飞要不到，耀宇公司才知道刘从飞向司机私收押金；“韩总”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也是在耀宇公司与刘从飞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仲裁庭审中，刘从飞认可收取了李国军和李杰的押金，但主张款项已用于垫付大车运费和公司其他用途，认可收取了“韩总”16000余元，系因耀宇公司未支付刘从飞工资，耀宇公司在3月份就已经向刘从飞提出辞退，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以上事实，有原告刘从飞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聘书、银行账户流水，被告耀宇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廉政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材料、公证书、工资表、收支明细，本院调取的仲裁庭审笔录、快递存根，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刘从飞2018年在被告耀宇公司履职期间双方是否为劳动关系，虽然双方签订了《廉政协议》，但该协议除约定了刘从飞的生活费及提成计算外均为刘从飞需履行的廉政相关义务，并无其它任何有关合伙的出资、利益分配、债务承担等基本权利义务，且耀宇公司本身为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主张的合伙之说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刘从飞在签订廉政协议后，担任耀宇公司的总经理从事劳动，亦是劳动者，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廉政协议第七条系对刘从飞作为劳动者的工资计算方式的约定，故在2018年期间原、被告之间仍系劳动关系。关于刘从飞的入职时间，因廉政协议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且耀宇公司的工资表也显示刘从飞于该日入职，故本院确认原告刘从飞与被告耀宇公司自2018年3月2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原告刘从飞主张2018年4月至12月期间低于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双方签订的《廉政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刘从飞的报酬获取方式为基本生活费1500元/月加年底支付当年业务净利润的20%作为提成，该期间双方实际按约定履行至2018年12月，虽刘从飞平时每月领取1500元远低于2019年1月起约定的15000元月薪，但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刘从飞理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其现主张按行业最低工资标准(6000元/月)补足差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刘从飞该期间实际亦作为劳动者提供劳动，被告耀宇公司仍应依照《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补足刘从飞该期间不足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经计算，金额为4360元【(1940-1500)*4+(2020-1500)*5)】。第三，2018年4月起，原告刘从飞作为被告耀宇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各项经营管理事宜，且耀宇公司亦为刘从飞颁发了聘书，刘从飞系耀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同于普通劳动者，故被告耀宇公司无需支付原告刘从飞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第四，对于未发工资，刘从飞实际履行劳动义务至2019年4月15日，耀宇公司对未付2019年3月至2019年4月15日期间工资认可并表述需刘从飞退还钱款、办理交接。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9年4月15日解除，耀宇公司应当结清刘从飞工作期间工资，退还钱款等要求不能作为拖欠刘从飞工资的理由，故对原告刘从飞要求被告耀宇公司支付未发工资225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五，关于原告刘从飞主张的加班费，一方面，刘从飞应对加班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且亦无证据证明被告耀宇公司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另一方面，刘从飞作为耀宇公司的总经理，在明知其每月工作时间及工资金额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收到的工资数额系对其全部工作时间的报酬，故对原告刘从飞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第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对其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主张的理由客观存在并具有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被告耀宇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通知原告刘从飞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此后于2019年4月18日开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了刘从飞1.非法挪用、侵占公司业务押金、应收账款；2.严重失职、向公司客户发布损害公司利益的虚假信息，并作了详细描述同时列举了相关依据。根据相关证据，其中第1项收取押金20000元、货款16930元，经刘从飞确认前者用于公司运营，后者系耀宇公司未发放工资暂予扣留且为2018年4月15日之后发生；第二项亦发生在刘从飞被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故仅有第1项中收取押金为双方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发生且确认的事实，但在刘从飞任职耀宇公司期间，耀宇公司亦多次向刘从飞支付备用金，以及刘从飞垫付款项并向耀宇公司报销的情形，故耀宇公司本身财务管理制度并不严格，且耀宇公司亦未就解除刘从飞劳动合同依据的规章制度提交相关证据，缺乏适用的处理依据，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系违法解除，应支付经济赔偿金，经济赔偿金根据工资水平及工作年限确定。刘从飞的平均工资为5782.5元【（1940*3.5+2020*5+15000*3.5)÷12），故被告耀宇公司应支付原告刘从飞经济赔偿金17347.5元（5782.5×1.5×2）。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州耀宇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从飞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4360元、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工资22500元、经济赔偿金17347.5元，共计44207.5元（上述款项，如采用转账方式，请支付至原告刘从飞的指定账户；或支付至：户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账号：62×××68）。二、驳回原告刘从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从飞负担3元，由被告苏州耀宇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刘从飞，原告刘从飞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中的2元，本院不再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并将已交上诉费的凭证提交我院。审判员  张金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 婷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二条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但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中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在试用期内的；（二）因用人单位实行预付部分工资、分批支付工资的；（三）违反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被用人单位扣除当月部分工资的；（四）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规定需要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五）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困难不能按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经用人单位与本单位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后降低工资标准的。前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扣除劳动者当月工资的部分并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应发工资的百分之二十；第（四）项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经济损失发生后另有约定的除外。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一致的，适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当遵循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第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劳动者死亡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满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支付其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