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56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番塔山北路3号D幢。法定代表人：陆成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正确，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树强，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联大街1号之二地铺第5卡。法定代表人：甘国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志峰，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斌富，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洪波，男，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军，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月，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厚义，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玲，广东桂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伶贞，广东桂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四面、2、6、7、8、14、22层。主要负责人：陈业雄，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蕴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金贵，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发公司）、周洪波、刘厚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州分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合发公司、周洪波、刘厚义赔偿高达公司机器损失50万元；人保广州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对上述赔偿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本案中高达公司主张的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非合同纠纷，适用法律依据主要是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根据本案调查的事实，实际实施机器吊装工作的是周洪波、刘厚义，设备损坏事实发生在设备吊装过程中。为此，造成设备损坏的行为实施人是周洪波、刘厚义，即侵权责任人。根据三方陈述，完成本案所涉机械设备的吊装事务的事实是：合发公司承接高达公司的机械设备吊装事务后，又将该事务转包给刘厚义、周洪波，其中合发公司提供吊装所需的叉车、平台，周洪波、刘厚义各提供吊车进行现场施工。事故发生后，三方均以各自的名义与高达公司进行沟通。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周洪波、刘厚义、合发公司三方是相互独立的民事经营主体，独自经营，三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综上所述，周洪波、刘厚义作为吊装现场的实际施工方，在吊装过程发生设备掉落，造成损坏的事实。周洪波、刘厚义的行为与高达公司的设备损坏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而合发公司虽然将吊装事务交给周洪波、刘厚义完成，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甘国勇在承接本案所涉设备的吊装工作前，查看吊装现场和到设备厂家了解设备的实际情况，对于完成吊装工作应注意的事项非常清楚。但合发公司将吊装工作转交给周洪波、刘厚义后，虽然提供吊装所需要的叉车和平台，但据周洪波、刘厚义的陈述，合发公司并未将设备及吊装现场的情况告知二人。为此，合发公司作为该吊装设备的参与一方，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依法应对周洪波、刘厚义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周洪波、刘厚义、合发公司作为设备损坏的侵权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人保广州分公司是否是本案主体的问题。根据本案中周洪波与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本案肇事车辆粤Ｔ×××××作为特种车辆，购买了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险、特种车综合商业险，包含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二十二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只是第三方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则不属于免除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及第二十六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已经失效的，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以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涉案车辆属于起重车辆，主要从事的日常操作业务为起重、装卸、升降等，而本案所涉设备损坏是涉案车辆完成设备吊装过程时发生的损害事故，结合该条规定，说明特种车辆在进行特种事务操作过程发生的责任事故，保险理赔方式，按照交通事故赔偿方式。为此，本案中，人保广州分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保险人，对该车造成的本案设备损害，应在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向高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即人保广州分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二、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1.损害设备的价值。高达公司已经依法提供《机床设备销售合同》及转账记录和发票，证明该设备的市场价值为50万元。2.设备的损害程度。本案所涉设备是高精密数控设备，其用途也是用于加工阀门产品，阀门产品是属于高精密产品。而本案所涉设备重达7吨，从约十五米的高空直接跌落到已经硬化的水泥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对设备的损害可想而知。这一事实，结合现场照片可以看出，本案所涉设备已经严重损坏，无法继续使用。事故发生之后，生产厂家中山市超速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速利公司）也派技术人员对损害的设备进行检验，当场告知高达公司、周洪波、刘厚义，损坏设备已经没有修复价值，并多次参与高达公司与合发公司关于设备赔偿的谈判。高达公司因生产需要，在2018年1月27日重新向超速利公司订购一台新的CK6180的45°刀塔机设备。上述事实，高达公司已经在一审提供了相关证据。并且，鉴于事故发生后，高达公司与周洪波、刘厚义等一直协商赔偿事宜，损坏设备一直保留在事故现场，为便于各方对设备损坏有直观的了解，高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出，请求法院组织各方到现场对设备现状进行查看。3.物权法第三十六条“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及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和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根据上述规定，高达公司作为本案所涉损坏设备的所有权人，有权选择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鉴于本案所涉设备是高达公司购买的新设备，尚未实际投入使用，且设备是用于生产高精密产品，其本身用的也是高精密零配件和电脑控制系统，设备的制造方也明确该设备已经没有修复价值，高达公司选择要求侵权责任人按照购买价格赔偿损失，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综上所述，合发公司等人的行为导致本案所涉设备损害已经是客观事实，合发公司等人对此也没有异议，但一审判决将本案设备按照合同纠纷之诉处理高达公司与合发公司等人的责任关系，并以本案所涉设备没有经过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或具有监管权限的相关监管部门确认损坏已达到报废程度，不支持高达公司的赔偿主张，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相悖。合发公司辩称，1.一审查明的事实、适用法律不存在错误，本案中现场具体实施操作的是周洪波、刘厚义，现场由刘厚义指挥，周洪波实行实际的起吊操作，操作过程中造成高达公司的设备从高处跌落，高达公司现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所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及物权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侵权人及现场操作的周洪波、刘厚义来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因为本案周洪波所操作的该台设备向保险公司购买了相关保险，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及相关规定来承担赔偿责任。2.因为高达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受到损害的设备是否全部毁损，是否存在剩余的价值，一审法院以此驳回高达公司的诉请，是合理的。从本案事实来看，该设备虽然从高处跌落，高达公司提供了现场的几张照片，没有对设备剩余价值进行评估，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周洪波辩称，1.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高达公司将设备吊装的责任交由合发公司实施，合发公司将工作交给刘厚义，刘厚义再雇请周洪波，该事实一审已经查明。一审法院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适用法律正确，该损害行为的主体依法应由合发公司，而合发公司与周洪波、刘厚义之间的关系，在责任划分清楚后涉及是否追偿的问题，合发公司先行赔偿，再找刘厚义、周洪波赔偿，三者之间存在责任划分。2.关于财产损害的数额问题。截止至二审第一次询问，高达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实际上是一审提交的证据的重新组合，该补充证据无法证明损害的设备已经达到报废的程度，或者达到报废程度后其残值多少，这需要有资质的鉴定部门的鉴定，不能够依据重新购买该设备的价值来推定。况且，高达公司的损坏的设备还在现场，没有移走，是可以鉴定的，但高达公司却没有进行鉴定，高达公司主张的受损害金额不合理。3.周洪波责任的最终承担应属于保险公司。4.周洪波的车辆已经向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主张免责是不存在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周洪波是不知情的。5.责任划分的问题。实际现场吊装过程中有司索工、操作工、指挥手，周洪波是操作工，设备之所以跌落是因为司索工没有将平台固定，导致平台倾斜设备滑落，同时指挥工也存在失误，操作工在操作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6.合发公司没有告知吊装工作的复杂性，没有告知设备是贵重设备，吊装工作交给刘厚义时，高达公司是否知情也是不得而知的，高达公司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合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后，扣除自己的责任，再向其他方进行追偿。刘厚义辩称，1.一审认定的事实有误，刘厚义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刘厚义和高达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合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找到刘厚义，让刘厚义帮忙运送叉车到现场，实际上吊装工作是由合发公司的人员周洪波负责操作的，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赔偿应该由合发公司、周洪波承担，与刘厚义没有任何联系。2.刘厚义在吊装过程中没有过错，因为刘厚义不是合发公司的员工，合发公司也没有将吊装工作的报酬5000元支付给刘厚义，合发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将此报酬支付给刘厚义，双方在事前也没有约定将此报酬给刘厚义。刘厚义不是吊装工作中的指挥工，其没有进行吊装指挥工作，因此对发生损害没有任何过错。3.周洪波的电话号码是合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刘厚义的，让刘厚义联系周洪波。本案的侵权人周洪波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应当由周洪波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例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也无法证明涉案设备损害的程度。因此，刘厚义不对本案涉案设备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人保广州分公司辩称，1.高达公司以财产损害纠纷为案由起诉，将人保广州分公司追加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可以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承保公司作为被告，但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案件，人保广州分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2.高达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人保广州分公司承保车辆号牌为粤Ｔ×××××的交强险有误。该车辆的交强险，依据周洪波提交的保单抄件来看，交强险的承保公司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不是人保广州分公司。3.被吊物品不属于第三者的范畴，因此，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责任，商业三者险的风险不包括被吊物品的风险。4.关于本案财产损害的问题，高达公司在一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明确放弃了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涉案财产进行评估，无法证实涉案财产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及损失程度，高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高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合发公司、周洪波、刘厚义立即赔偿高达公司机器损失500000元；2.人保广州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高达公司5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12月13日，高达公司通过超速利公司的介绍，联系到合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甘国勇，与合发公司就其从超速利公司购买的型号为CK6180的45°刀塔机等两台设备吊装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约定由合发公司自己准备工具，负责将高达公司的两台设备吊送至高达公司厂房的三楼，费用为5000元，吊装时间为2017年12月18日。2017年12月17日，合发公司在未告知高达公司的情况下将设备吊装工作交由刘厚义。2017年12月18日，刘厚义及其雇请的周洪波等人驾驶粤Ｔ×××××号汽车超重车及一台叉车（该叉车上印有“合发”以及“随车吊叉车货车139××××6992”字样的标志）前往高达公司进行设备吊装工作。在周洪波驾驶粤Ｔ×××××号汽车超重车将高达公司设备（型号为CK6180的45°刀塔机）上吊至三楼过程中，发生跌落事故，致使该设备从空中跌落至地上。事故发生当日，周洪波向其粤Ｔ×××××号汽车超重车承保保险的保险公司即人保广州分公司报了保险。人保广州分公司现场查勘后作出《机动车辆保险事故快捷赔案处理单》，查勘意见为：经查勘，本车无损，三者机器受损，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按保险条款约定，指引报安监和交警处理。当时，相关人员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交警部门报案，但该两部门均未予以处理。同时，高达公司还通知超速利公司工程人员到场作事故处理协调工作，但事故相关方未达成善后处理协议。2.粤Ｔ×××××号汽车超重车的登记车主为周洪波。周洪波已为该车辆向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49751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0000元，有投保不计免赔，该车同时投保附加险：超重、装卸、挖掘车辆损失扩展条款，保险的被保险人为周洪波，保险期间为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2日。3.根据高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7年6月5日与超速利公司签订《机床设备销售合同》一份，由其向超速利公司购买型号为CK6180的45°刀塔机（线轨）一台，价格为500000元；于2017年6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超速利公司支付500000元。超速利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向高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五张，金额均为100000元，五张发票载明的货物均为型号为CK6180的45°刀塔机（线轨）一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本案高达公司将其设备吊装工作交由合发公司实施，合发公司安排的人员在实施吊装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高达公司的设备造成损害，该损害行为的主体依法应为合发公司。至于合发公司与其安排的人员刘厚义以及刘厚义在实际工作中安排的其他人员的关系，属于合发公司与该些人员之间的内部关系，与高达公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因此，高达公司将合发公司安排的实际工作人员即周洪波、刘厚义作为其设备损害的侵权人起诉，并主张实体权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本案高达公司主张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故本案仅需围绕合发公司对高达公司的财产损害是否应存在损害行为、高达公司财产损害结果以及两者之间有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审查。人保广州分公司与周洪波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并非上述审查范围。因此，高达公司在本案起诉人保广州分公司并主张实体权利，超出本案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高达公司起诉合发公司主张实体权利，其应当充分举证证实其财产损害结果的存在、财产损害的行为人为合发公司且合发公司的行为存在过错，以及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中财产损害结果应当包括财产损害的程度。就本案而言，从高达公司主张合发公司等一审被告按其购买设备的价格进行赔偿，明显是主张该设备的损害程度已经达到报废程度。但至本案庭审辩论结束，高达公司未充分举证涉案设备已经经过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或具有监管权限的相关监管部门确认该设备的损害已达到报废程度，其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对于高达公司主张由合发公司按其购买价格承担涉案设备的损害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高达公司和周洪波就本案提交了证据，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举证及质证情况如下：一、高达公司提交：1.送货单、银行转账凭证、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发票，以证明涉案设备损毁后，高达公司重新订购了该设备并支付新购设备款500000元；2.超速利公司营业执照、超速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超速利公司出具的证明和照片，证明高达公司向超速利公司购买了两台设备，一台是涉案损毁设备，另一台是重购设备；2017年12月18日发生事故后，超速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该设备已严重损毁，不具备修复价值。合发公司对以上证据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以上证据2均不予确认。周洪波对证据1中送货单真实性不确认，对证据1其他证据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2均不予确认。刘厚义对证据1中送货单、发票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1其他证据真实性不确认；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超速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人应出庭作证。人保广州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周洪波一致，并补充认为高达公司在一审放弃对涉案设备进行评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二审期间，高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要求对本案所涉损坏设备以下情况进行鉴定：1.涉案设备损坏程度；2.涉案设备是否具备修复价值及修复所需费用；3.涉案设备修复后对于使用性能及使用寿命的影响程度。本院对高达公司的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依照法定程序，通过摇珠方式，委托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鉴事务所对本案设备CK6180型45°刀塔机（线轨）损坏程度进行技术鉴定，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鉴事务所出具鉴定报告（报告编号：2019SZJY93299），鉴定意见为：本次鉴定的CK6180型45°刀塔机（线轨）已整机损毁，无修复价值。高达公司为此预付鉴定费44285元。各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报告质证意见如下：高达公司、合发公司均确认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周洪波确定鉴定报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确认鉴定报告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提出两点异议：1.CK6180型45°刀塔机（线轨）不是整机损毁，只是大部分部件损坏，有部分配件是另外包装，在此次设备跌落事故中，现场没有见到这些部件，不应列为已损毁部件，也不能计入损坏赔偿范围，有部分部件未能确定是否确已损坏，应该还有一定的价值；2.CK6180型45°刀塔机（线轨）没有修复价值，不代表已全部损毁，未损坏的部件有其自身的价值，其他部件也应该有残值；综上，应从购买价款500000元扣除部分部件价值、部分部件未损坏部分的价值和全部残值作为本次事故的实际财产损失。刘厚义质证认为：1.鉴定程序违法、不应采信,高达公司的鉴定申请未在一审举证期间提出，其在一审法院释明后仍明确表示不申请对设备进行鉴定，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在二审期间提出鉴定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2.鉴定事项、结论对本案无直接因果关系，高达公司没有对涉案设备进行市场价格及残值鉴定，只是对“设备损坏程度鉴定”，无具体认定损失的金额，因此仅仅以“无修复价值”为结论而按购买价格为损失金额将会导致高达公司获得赔偿款和残值的双倍利益；3.高达公司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设备因本案造成的具体损失；4.无法确定被检设备的唯一性，不应开展鉴定程序；5.被检设备损坏程度不符合事发时的客观实际情况；6.在（2018）粤20民终4313号案中，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刘厚义在本案被扣车存在损失，但法院却不支持高达公司赔偿任何损失，导致刘厚义损失惨重。人保广州分公司对鉴定报告结论无异议，但认为确定损失金额时应扣减设备残值，且涉案设备损失不属于人保广州分公司保险责任范围，人保广州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周洪波提交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发证机关为泸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该证显示周洪波考试合格项目的作业项目代号为“Q8”，批准日期为2016年11月23日，有效日期为2020年11月22日。高达公司对该证件无异议；合发公司对该证件真实性确认；刘厚义认为该证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人保广州分公司对该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另查明，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公布目录的公告》（2011年第95号），项目代号“Q8”对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项目为起重机械作业种类中的流动式起重机司机。合发公司经营范围为：搬运装卸服务；叉车、吊车出租。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合发公司称其告知高达公司将吊装工作交给刘厚义完成，但未就已告知高达公司且经高达公司同意举证证明，高达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合发公司称将全部吊装工作交给刘厚义，是刘厚义租用合发公司的叉车及叉车司机参与吊装工作，但未能就刘厚义租用合发公司叉车的主张举证，刘厚义对此不予确认；刘厚义称合发公司只是让刘厚义帮忙运送叉车到现场，但刘厚义确认其根据合发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了周洪波，刘厚义称合发公司对刘厚义说给周洪波报酬1000元，故刘厚义对周洪波说给报酬1000元，但当时未说明由谁支付这1000元；周洪波确认是刘厚义联系他的，称刘厚义说是合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甘国勇叫刘厚义找周洪波帮刘厚义进行吊装，周洪波称问报酬谁给时，刘厚义说谁给都一样，周洪波问报酬多少钱，刘厚义说800元，周洪波说要1000元；周洪波和合发公司均称吊装现场指挥为刘厚义，刘厚义称其在现场，但没有参与指挥。刘厚义确认其不持有指挥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对人保广州分公司与周洪波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不予审查，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高达公司损失数额；二、合发公司、刘厚义及周洪波对高达公司的损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一、关于高达公司损失数额问题。经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鉴事务所鉴定，涉案设备已整机损毁，无修复价值。根据高达公司提交的机床设备销售合同、转账记录及发票，本院认定高达公司因涉案设备损毁造成的损失为500000元。二、关于合发公司、刘厚义及周洪波是否应对高达公司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合发公司、刘厚义与周洪波之间关系的问题。合发公司与高达公司就合发公司承包高达公司涉案设备吊装工作达成协议。根据本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本院认定合发公司在未告知高达公司的情况下，将涉案设备吊装工作分包给刘厚义，刘厚义又将吊装工作分包给周洪波，故合发公司与刘厚义之间为承包关系，刘厚义与周洪波之间亦为承包关系，对此具体分析如下：（一）合发公司称其告知高达公司将吊装工作转交给刘厚义完成，但未就已告知高达公司且经高达公司同意举证证明，且高达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应由合发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合发公司称将全部吊装工作交给刘厚义，是刘厚义租用合发公司的叉车及叉车司机参与吊装工作，但未能就刘厚义租用合发公司叉车的主张举证，且刘厚义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认定合发公司亦派出叉车及叉车司机参与涉案设备吊装工作，即合发公司将涉案设备吊装工作部分分包给刘厚义，刘厚义与合发公司之间为承包关系。（二）刘厚义称合发公司只是让刘厚义帮忙运送叉车到现场，但刘厚义确认其根据合发公司提供的周洪波电话号码联系了周洪波，刘厚义称合发公司对刘厚义说给周洪波报酬1000元，故刘厚义对周洪波说给报酬1000元，但当时未说明由谁支付这1000元；周洪波确认是刘厚义联系他的，称刘厚义说是合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甘国勇叫刘厚义找周洪波帮刘厚义进行吊装，周洪波问报酬谁给时，刘厚义说谁给都一样，周洪波问报酬多少钱，刘厚义说800元，周洪波说要1000元。根据刘厚义与周洪波的陈述，可以认定刘厚义联系了周洪波商谈吊装工作，虽然刘厚义是根据合发公司提供的电话联系周洪波的，但刘厚义在联系周洪波时并未说明是由合发公司支付周洪波相关报酬，且合发公司亦不确认其委托刘厚义将吊装工作交给周洪波，且周洪波陈述其与刘厚义就报酬进行讨价还价，可见刘厚义在联系周洪波商讨吊装工作时具有议价权，故本院认定刘厚义将吊装工作分包给周洪波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认定周洪波与刘厚义之间为承包关系。其次，关于合发公司、刘厚义与周洪波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第四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第四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统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项目目录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发布。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公布目录的公告》中，起重机械指挥和起重机司机均属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本案中，合发公司经营范围为搬运装卸服务、叉车及吊车出租，高达公司将涉案设备吊装工作发包给合发公司，符合法律规定，故对涉案设备毁损不需承担责任。根据查明事实，涉案设备吊装工作是合发公司、刘厚义、周洪波共同进行，其中合发公司提供叉车及司机，周洪波提供起重机及操作起重机，刘厚义搬运叉车，另根据合发公司及周洪波陈述及刘厚义在现场的事实，本院认定刘厚义对吊装工作进行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涉案设备在吊装过程掉下来导致损毁的具体原因无法查明，故本院认定参与吊装工作的合发公司、刘厚义、周洪波为共同侵权人，均需对高达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合发公司、刘厚义、周洪波之间的具体责任划分如下：（一）合发公司未经高达公司同意，将涉案设备吊装工作部分转包给不具备吊装工作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刘厚义，且提供叉车参与吊装工作，应就高达公司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故本院认定合发公司就高达公司损失承担60%即300000元的赔偿责任。（二）刘厚义不具备吊装工作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却承包吊装工作，且参与现场指挥，应就高达公司损失承担30%即150000元的赔偿责任。（三）周洪波具备起重机作业资质，其过错相对较小，故本院认定周洪波应就高达公司损失承担10%即50000元的赔偿责任。至于合发公司、刘厚义与周洪波关于涉案设备存在残值的主张，可由合发公司、刘厚义与周洪波在本案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自行取回损毁的涉案设备自行处理，考虑到损毁涉案设备长期堆放在高达公司处影响生产经营，合发公司、刘厚义与周洪波逾期未取回损毁的涉案设备的，则由高达公司自行处理。综上所述，高达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430号民事判决；二、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赔偿款300000元；三、刘厚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赔偿款150000元；四、周洪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赔偿款50000元；五、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刘厚义、周洪波对上述第二、三、四判项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负担5280元，由刘厚义承担2640元，由周洪波承担8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负担5280元，由刘厚义承担2640元，由周洪波承担880元；鉴定费44285元（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负担26571元，刘厚义负担13286元，由周洪波承担4428元，并由中山市合发起重装卸有限公司、刘厚义、周洪波将应负担的鉴定费径付中山高达阀门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平春审判员  卢俊辉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彭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