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5775号 原告：柳静薇，女，198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杭州伟责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271号303室。 法定代表人：王蓉。 被告：杭州巧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华电弄76号一楼1126室。 法定代表人：王蓉。 被告：杭州艺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旺座中心2幢204（商铺）。 法定代表人：王蓉。 被告：王蓉，女，197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原告柳静薇诉被告杭州伟责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责而公司）、杭州巧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巧贝公司）、杭州艺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乐公司）、王蓉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后本院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柳静薇到庭参加诉讼，四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案涉课程销售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全额退款898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24日，双方签订培训课程销售协议，对购买课程的数额、价格等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具体包含48节课时的培训课程服务等。原告当场一次性支付了全部课时费用人民币8980元至伟责而公司的收款账户。2018年11月1日，原告发现位于杭州市古墩路的印象城管理办公室贴出通知显示，租赁经营场地的签约方巧贝公司及王蓉已拖欠租金及物业费；同时古印中心大门已上锁。截至2018年11月1日，原告尚剩余47节课。同时，伟责而公司旗下运营了包括古印中心在内的多家培训中心，对外进行业务活动，伟责而公司旗下的多家培训中心均出现违约问题；艺乐公司为艺乐宝贝的品牌授权方；王蓉为伟责而公司、巧贝公司、艺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同时也是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其在协调及公安笔录中承认自己管理的几家公司及个人之间管理、财务混乱。后续王蓉一直与古印中心的学员家长代表进行了长期协商处理，同意安置古印中心所有学员，若没有完成则自愿退费，但最终王蓉未能解决上述问题。现因被告不再履行原课程销售协议，也未能退款。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课程销售协议，支付宝转账记录，古墩印象城通知，剩余课时记录，伟责而公司对外声明，剩余课程保证书，被告王蓉针对（2019）浙0104民初3661号诉讼的答辩状，聊天记录、新闻报道、民事判决书等。 被告伟责而公司、巧贝公司、艺乐公司共同辩称：1、“艺乐宝贝”品牌是艺乐公司授权巧贝公司使用，并且签订了《授权协议》，允许巧贝公司可以使用“艺乐宝贝古墩中心”（以下简称古墩中心）这样的名称进行对外宣传和招生。故巧贝公司是古墩中心的经营主体。所以“课程销售协议”上所盖的“艺乐宝贝古墩中心”的章就是代表巧贝公司。2、伟责而公司负责对艺乐公司授权的“艺乐宝贝”品牌中心进行人员培训。为了品牌在支付宝平台上的统一宣传，由伟责而公司代表所有“艺乐宝贝”的中心，和支付宝平台签订了合作协议。所以只要是支付宝渠道付款，对外都显示为同一个名称，但实际款项进入巧贝公司的账户。故原告所支付的费用也是进入巧贝公司的账户。3、古墩中心自2016年8月经营开始，所有的收入和开支都是从巧贝公司所属的账户进出，从来没有和伟责而公司和艺乐公司的账户有混同。伟责而公司，巧贝公司，艺乐公司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各自的账户混同。4、巧贝公司经营情况说明：2016年8月，巧贝公司成立，经营古墩中心。2017年6月，公司作了股份转让，并做了工商变更。转让后，自2017年8月--2018年10月期间，巧贝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学费收入为374.2万，经营支出521.96万（主要用于房租、人员薪资、市场销售等），更没想到的是，有层出不穷的家长来要求退费，这些家长都是在公司转让前买的课。经过询问，都是因为之前的销售人员为了让家长多买课时，承诺随时可以按照报课时价格退费，导致已经在读的学员出现大面积来退费的现象，退费高达134.86万，甚至还有很多在等着退费。所以仅收支，公司亏损金额为282.62万。伟责而公司作为巧贝公司的股东，自2018年1月--2018年10月，总计贴入现金178.82万元，直至2018年10月资金链彻底断裂，才被迫停止营业。5、原告在2017年12月24日购买了48课时的课程，但截止2018年11月1日，只上了1节课。正常是一周一节课，按合约的条款第一项第（6）条规定：48课时的课程合约，可请假8次。但原告已经远远超过了8次，所以剩余课时数需要重新核准。6、巧贝公司自2018年11月终止经营后，公司一直没有逃避任何责任，积极配合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并且一直在联系同行的其他教育机构，来接收这些会员。目前已经与杭州百思拓教育集团签订了接收会员协议，自2019年3月起，也已经有一部分会员，成功转入。综上所述，请求法庭核查以上所有事实，驳回原告对于伟责而公司和艺乐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并请求对原告的课时数进行核准。 被告王蓉辩称：1、艺乐宝贝古墩中心自2016年8月经营开始，所有的学费都进入巧贝公司所属的账户，从来没有和王蓉的个人收支混同。所以巧贝公司是艺乐宝贝古墩中心的经营主体，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公司行为。王蓉从未在任何场合或政府部门的笔录中说过公司和个人财务混乱。2、2017年6月，巧贝公司进行了股份转让和工商变更，王蓉成为巧贝公司的法人。自2017年8月--2018年10月，巧贝公司的经营状况很不好，仅收支公司亏损金额为282.62万。王蓉拿出了所有的个人资产，甚至抵押父母唯一的住房来贴补公司，直到资金链完全断裂。3、巧贝公司自2018年11月终止经营后，公司一直没有逃避任何责任，作为法人代表，王蓉积极配合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并且一直代表公司在联系同行的其他教育机构，来接收这些会员。目前已经与杭州百思拓教育集团、江南宝贝早教中心等机构签订了接收会员协议，自2019年3月起，也已经有一部分会员，成功转入。综上所述，请求法庭核查以上所有事实，驳回原告对王蓉的所有诉讼请求。 四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巧贝公司2017年12月现金日记账截图，巧贝公司2016年8月-2018年10月现金日记账，巧贝公司工商变更记录等。 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2月24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艺乐宝贝古墩中心（作为乙方，该中心未经依法登记）签订《课程销售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的幼儿孙某某提供课程，课程课时数48、定价9980元、优惠价8980元，课程名称为艺术，送四课时、两场活动等内容。在该合同文本的背面印有“因乙方课程有进度设置，甲方认可由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缺席，如因生病、旅行或其他正当原因不能参加课程的学习时，甲方应事先向乙方请假”、“甲方同意一旦艺乐宝贝中心安排学员补课后，如学员依旧未能出席，中心将安排第二次补课，如仍旧未出席，此课视为自动放弃，中心不再补课或者进行经济补偿”、“48课时的课程合约可请假8次”、“甲方同意协议所定的课程必须在正常规定时间内完成”等内容。 同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付款的方式向艺乐宝贝古墩中心支付了课程费用8980元，该款项实际收款人为伟责而公司（巧贝公司在审理中自认系艺乐宝贝古墩中心的经营主体，伟责而公司系巧贝公司的唯一股东）。 2018年3月11日起，孙某某开始在古墩中心上课。至2018年6月底，孙某某共上课五次，在此期间的其余正常课时为请假，此后也一直请假。 2018年10月，在孙某某课程尚未上完的情况下该“艺乐宝贝古墩中心”关门停业。2018年10月31日，王蓉在《艺乐宝贝早教剩余课程保证书》上的“法人及保证人签字”一栏处签名，该保证书的主要内容有：由于艺乐宝贝古墩中心无法继续正常运营授课，导致早教课无法按时按质完成教学，现部分学生家长代表与其法定代表人王蓉协商决定如下：一、由王蓉出面与艺乐宝贝其他中心沟通协商，并在2018年11月3日之前完成对中心会员（见附录名单）的初步转移安置方案，并及时告知家长，在2018年11月7日之前正式签订学员转移合同；二、在上述工作进行的同时，王蓉需承诺继续寻求合作场地，由原班老师团队借用场地继续完成授课，或由巧贝公司、伟责而公司全责将学员承诺转到新早教机构，并由新机构与家长重新签订合同，保证完成剩余课时，无需承担费用；三、如以上两条未能及时完成，需将上述学员安置到即将开业的王蓉参与的其他早教机构；四、如在2018年11月15日之前上述条款没有执行，必须按报名时的课时价格退还剩余课程费用（此协议针对艺乐宝贝古墩印象城中心店所有会员有效）。 2018年11月1日，杭州古墩印象城管理办公室等单位书面通知“艺乐宝贝”古墩店的家长，主要内容有：艺乐宝贝古墩印象城商场签约方（王蓉&杭州巧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资金出现问题，拖欠工资，老师和员工都去维权无人上课，店铺无法正常营业，艺乐宝贝签约方拖欠我司租金及物业费用较大，我司已对艺乐宝贝签约方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欠款；特此告知大家，请各位家长尽快就艺乐宝贝签约方拖欠课时提起诉讼，防止损失扩大。 2018年11月13日，原告曾向本院提交起诉材料。2019年4月24日，本院受理原告起诉伟责而公司、巧贝公司、艺乐公司、王蓉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6月10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诉。同日，本院裁定准予原告撤诉。次日，原告再次向本院起诉，即本案诉讼。 审理中，原告陈述，原告方实际已经上课共计5次（其中4次为被告方赠送的课程），如果原告方不请假实际可以上课28次，请假23次；原告并变更了第2项诉讼请求，请求退款金额为8807.31元、从2018年11月13日起算损失，并放弃了对艺乐公司的主张。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课程销售协议》，巧贝公司自认系《课程销售协议》中“古墩中心”的经营主体，审理中原告放弃了对艺乐公司的主张，故本院认定巧贝公司应承担提供《课程销售协议》约定的培训服务、承担相应责任。巧贝公司在未完成协议约定课时的情况下于2018年10月关门停业，此后一直未再恢复早教课程的授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且该违约行为已使原告签订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课程销售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主张可退还剩余课时价款为8807.31元，现双方对剩余47次课程并无争议；关于巧贝公司提出因孙某某请假而应重新核定课程次数（可退款的课程次数），本院认为“艺乐宝贝古墩中心”对于各学生的培训课程需要进行统筹安排因而在《课程销售协议》中适当限制某一学生的请假次数具有合理性，故本案可以按剩余课程47次为基数、孙某某在上课期间按协议约定可请假8次而实际请假23次计算，巧贝公司应返还原告32次的课程费用5986.67元，巧贝公司并应赔偿该款项自本案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及损失，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巧贝公司系伟责而公司投资成立的一人公司，且伟责而公司收取了本案原告所支付课程费用，故本院认为伟责而公司不能证明巧贝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在此情况下伟责而公司应对巧贝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王蓉的责任承担问题，王蓉系伟责而公司、巧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王蓉在保证书的“法人及保证人签字”一栏处签了名，从签字栏的文意内容来看，鉴于“及”字的表述，应理解为此处的“法人”与“保证人”系两个不同的主体，而非同一主体，故本院认定王蓉系本案退还剩余课程费用的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四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案《课程销售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 二、杭州巧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柳静薇课程费用5986.6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5986.57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杭州伟责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王蓉对上述第二项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柳静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杭州巧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杭州伟责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蓉对该款承担连带责任。柳静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吕凤祥 人民陪审员  孙颖娟 人民陪审员  郑仁孝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