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民终220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周秋元，男，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横峰县人，务农，住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委托代理人：刘土根，横峰县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徐金仔，男，195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铅山县人，务农，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委托代理人：艾云贵，铅山县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雪花，女，195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铅山县人，务农，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委托代理人：艾云贵，铅山县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周秋元因与被上诉人徐金仔、刘雪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1124民初1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秋元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赔偿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15日达成的《死亡赔偿协议书》由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75万元理由不充分，上诉人实际赔偿的数字标准应按照2018年7月12日由安检局、公安局参与调解的《徐国华死亡民事赔偿协议》的赔偿标准57万元为标准。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也明确阐明了为被上诉人出具20万元欠条是被迫的，并非上诉人自愿。2018年7月11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逼迫下要求其先出具20万元的欠条，否则第二天不参与调解，并且被上诉人同上诉人说以公家单位组织调解为准，被上诉人也告知受害者的前妻是按57万元金额赔偿的。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赔偿金额应当按照2018年7月12日的《死亡赔偿协议》履行。被上诉人徐金仔、刘雪花答辩称，2018年6月15日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是75万元，后来由于上诉人一直未履行完毕该协议所承诺的赔偿款，导致被上诉人在安徽省阜南县等了近一个月时间，无奈之下才找各部门进行上访，阜南县安监局受理被上诉人的上访，于7月11日在安监局组织多方调解，由于上诉人有多个合伙赔偿责任人，意见不统一，不同意赔偿75万元，因为当时75万元是上诉人一个人签字的，他们合伙人只同意赔偿55万元，于是就产生了20万元的赔偿差额，导致调解无法达成协议。当天晚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住的宾馆房间承诺该相差的20万元由其个人承担，并写下欠条作保证，只要被上诉人次日（7月12日）在协议上签字，目的是让他的合伙人刘金玉、周家彬为此事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减轻上诉人的责任，在上诉人出具了20万元欠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才在于7月12日的《死亡民事赔偿协议》上签字，但是赔偿总金额并未改变。7月12日的协议中所增加的2万元是其之前6月15日的协议中余款未付清之前相关费用应当由上诉人承担。7月12日的协议中并未对上诉人20万元欠条作出无效说明，上诉人本人也未对该欠条作出收回的要求。在2019年2月2日18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徐金仔通话记录中，被上诉人所提出的30万元欠款未付，上诉人也予以了认可，未作辩解。从两份赔偿协议与两份欠条所涉及的赔偿金额和欠款金额都相互吻合，且都有上诉人的签字、认可。因此，上诉人所述的欠余款10万元不属实，应认定为其实际欠款30万元未付。徐金仔、刘雪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周秋元按照《徐国华死亡赔偿协议》及两份欠条约定，立即支付300,000元赔偿款给徐金仔、刘雪花；2、本案诉讼费由周秋元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原告之子徐国华受雇于被告，在安徽省阜南县皖北建材大市场从事家俱城屋面更新工程工作。刘金玉、周家彬系该工程另两位合伙承包人。2018年6月11日下午4时许徐华国在工作中从高空坠落，经抢救无效身亡。同年6月15日，原告徐金仔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徐国华死亡赔偿协议》，内容为：“一、徐国华坠落的抢救费由雇佣方承担，此款在抢救时已由刘金玉支付；二、徐国华坠落死亡后，由雇佣方一次性支付其家属死亡赔偿金、安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750,000元），此款在本协议签字之日付款100,000元。余款未付清之前两个家属在阜南的食宿费用由雇佣方承担。余款付清该纠纷了结；三、徐国华的尸体冷藏、火化费由雇佣方结算支付。安葬事宜由家属负责；四、本协议所有款项支付后，今后死者家属不得再因此事提出新的要求，不得因此事上访闹事”。签订协议之日被告向原告先行支付了100,000元。被告称他所承包的工程还有其他两位合伙承包人，要合伙承包人分担赔偿责任后再支付协议约定的剩余赔偿款。此举遭到原告的反对，原告不同意火化尸体，并到阜南县各部门上访。经被告与两个合伙人多次商谈，另外两个合伙承包人只同意签订一次性赔偿550,000元的赔偿协议，另两合伙承包人只同意支付250,000元，该协议与此前签订的750,000元赔偿协议相差200,000元。事情处于僵持状态。为了化解纠纷，被告向原告承诺除了另外两个合伙人同意赔偿250,000元，另外500,000元由其个人承担。与6月25日所签协议相差的200,000元，被告愿意出具欠条一份。同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徐金仔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徐金仔因儿子死亡赔偿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此款在2019年元月30日之前付清，如未按期支付，愿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管理。今欠人：周秋元2018.7.11”，此欠条有周秋元亲笔签名并按有手印。同年7月12日，原、被告双方及另两合伙人在阜南县公安局、安监局的组织调解下，达成了《徐国华死亡民事赔偿协议书》，内容为：“一、甲方全权代理人为徐金仔，乙方周秋元代表徐国华雇佣方，刘金玉全权代理刘金玉和周家彬方；二、乙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徐国华家属死亡赔偿金、安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及其他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五十七万元整（￥570,000.00），其中周秋元承担300,000元，刘金玉、周家彬共同承担270,000元（其中20,000元系原告强烈要求下添加的丧葬费用），此款由刘金玉全权代理承担；三、徐国华家属为处理徐国华死亡事件来阜南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徐国华的火化费用均由徐国华家属徐金仔自己承担；四、甲方从此永远不再主张乙方的任何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写出书面谅解书；五、本协议履行生效后，今后死者徐国华的家属永远不得再因此事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更不得因此事上访闹事，否则甲方徐金仔应全额退出赔偿金570,000元，再由阜南县人民法院和阜南县公安局依法处理；六、此协议一式五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阜南县安监局、阜南县公安局各存档一份，自双方签字并履行之日起生效。”在协议签署的当日，刘金玉、周家彬支付给原告270,000元（含另外增加的安葬费20,000元），被告也在当日支付给原告100,000元。之后被告于同日，再次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徐金仔因儿子死亡赔偿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此款在2018年9月15日之前付，如未按期支付，愿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管理。今欠人：周秋元2018年7月12日”，此欠条有周秋元亲笔签名并按有手印。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300,000元欠款。2019年2月2日18时06分原告徐金仔与被告通了一次电话，内容有如下话语：原告徐金仔问：“你就这样完全不付钱了？你是答应30万的。”被告答复说：“我答应的事，一定会武（付）给你的。现在只拿到支票，但我还在逼他们的。本来是不想要支票的，但实在拿不到现金，也只能拿张支票了，还是经过公安局关系开的支票。有些事呀，老叔哎，也是没有办法。但你要相信我，我哇（说）的事，如果今年拿到钱就会一下拿给你。我现在还在安徽”。徐：“我跟你哇（我跟你讲），就是一直相信你”。此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赔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依法成立的协议，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徐国华受雇于被告从事劳务，在务工中意外死亡，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为什么是200,000元欠条，而不是650,000元欠条，该欠条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陈述符合客观事实，欠条应合法有效。1、该欠条系被告亲笔所写并签名，被告始终未就签署200,000元欠条作出解释，只称其是在原告胁迫下所签，但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2018年7月11日被告出具的欠条与7月12日签订的《徐国华死亡民事赔偿协议书》并不矛盾，且与6月15日签订的《徐国华死亡赔偿协议》相互印证；3、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赔偿款，被告在电话答复原告的内容从未否认过该300,000元的欠款，并告知原告其拿到钱就会给原告。二、两份赔偿协议书效力的问题。两份协议均有效。2018年6月15日的《徐国华死亡赔偿协议》是原告与被告个人签订的。7月12日的《徐国华死亡民事赔偿协议书》是被告向原告出具了200,000元欠条并承诺其个人赔偿500,000元的基础上，原告与被告及另两个合伙人一起签订的，7月12日的协议是对6月15日协议的补充，该协议书并未有废除6月15日签署的协议的条款，故三份文书并不矛盾，且相互印证符合逻辑，均合法有效。因此，原、被告双方就该赔偿纠纷达成的两份协议及两份欠条均合法有效，被告应履行协议及欠条。故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法判决被告周秋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金仔、刘雪花赔偿款300，000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被告周秋元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周秋元于2018年7月11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20万元欠条是否有效。上诉人周秋元对2018年6月15日、7月12日分别签订了75万元、57万元赔偿协议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被上诉人是以不同意签订7月12日的赔偿协议胁迫其于7月11日出具20万元欠条的，该欠条应属无效。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民事行为中胁迫应具备以下要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明知被胁迫人会发生恐惧而进行威胁，并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被胁迫人作出某种意思表示；2、胁迫人实施了胁迫行为。即以将来或者现在直接发生的损害予以威胁，受胁迫的范围可以包括被胁迫人自身或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名誉荣誉等；3、被胁迫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行为具有因果关系；4、胁迫行为非法。如果一方有合法根据对另一方施加压力则不构成胁迫。本案中，被上诉人徐金仔、刘雪花均已过花甲之年，又身在外地，而周秋元正当壮年，其本身已在当地务工多年，从常理上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能实施胁迫行为的可能性不大，而上诉人除了自身的陈述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作证被上诉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和行为。另，被上诉人即使存在以不签订7月12日的赔偿协议为由对上诉人施加压力，其也是要求上诉人履行6月15日的赔偿协议，而该份赔偿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变更、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基于合法的根据，并不构成胁迫。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仍欠其30万元的赔偿款，其提交了赔偿协议书及欠条等证据予以证实，完成了其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其仅欠被上诉人10万元赔偿款，其他20万元系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欠条，其应对该20万元欠条系被胁迫出具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据此，本院认定案涉20万元的欠条有效。综上，上诉人周秋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周秋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强审判员 聂晓红审判员 范全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王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