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56民初3139号 原告：杨忠鸣，男，1964年3月9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乾林，重庆市武隆区江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涛（系原告之妻），197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区。 被告：杨华芳，男，1950年3月5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分（系被告之妻），195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龙，重庆隆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忠鸣诉被告杨华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林敏独任审理此案，并于2019年9月24日、2019年10月28日和2019年11月18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忠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乾林、徐正涛，被告杨华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分、杨永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忠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被损坏的花椒地1.598亩的青苗费、误工费、肥料款等共计5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一农业社的村民。1999年，原告的家属徐正涛与同组村民杨远伦自愿调换了位于武隆区XX乡XX村XX组地名为天平坵的0.2亩耕地，以便于双方使用和管理。被告认为其系前述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其未经原告同意便在该地块上栽种了红苕秧。原告的家属徐正涛发现自己耕种20多年的土地被他人无故栽种了红苕秧，便将被告栽种的红苕秧拔除。被告认为原告的家属徐正涛受杨远伦的指使实施前述行为，便擅自将杨远伦种植的红苕秧予以拔除，并砍掉了原告种植的1.598亩花椒苗，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500余元。当地村社出具的调解意见和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以及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均可以反映被告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具体情况。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杨华芳辩称，原告基于其家庭种植的花椒苗被拔除提出损害赔偿，因财产损失的主体系杨忠鸣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并非杨忠鸣个人，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属于主体不适格，应从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原、被告发生争议的位于天坪坵的0.2亩土地系被告杨华芳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杨华芳经过大洞河乡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同意后才在该地块上种植了红苕，该土地并非原告杨忠鸣与杨远伦家调换的承包地。原告所种植花椒苗的承包地系被告杨华芳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被告曾于2017年将该土地流转给案外人王成明种植花椒，但该土地在2018年已由被告自行耕种，案外人王成明将该土地流转给原告杨忠鸣时尚未经过被告杨华芳同意，故原告在被告家庭的承包地上种植花椒的行为系违法行为。同时，原告杨忠鸣在其妻子徐正涛与被告发生纠纷后才通知王成明补签土地流转合同，合同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并非2019年1月1日。此次纠纷发生后，虽然公安机关针对被告杨华芳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但此后公安机关又基于被告杨华芳系精神病人，相关工作人员制作询问笔录和进行精神病鉴定时并未通知监护人到场，争议的天坪坵0.2亩土地和种植花椒苗的土地本身系被告家庭的承包地，且土地权属争议未经乡镇人民政府处理时，村民小组作出的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500余元损失尚未经过评估等原因，已经撤销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故被告杨华芳自始至终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此外，原告在被告杨华芳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承包的土地上种植的花椒苗系项目资金所购买，原告并未实际支出购买花椒苗的费用。综合以上几点意见，原告提出由被告赔偿5000元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忠鸣与被告杨华芳均系重庆市武隆区XX乡XX村XX组的村民。原告杨忠鸣与徐正涛系夫妻。被告杨华芳与徐正分系夫妻。 1998年，被告杨华芳作为户主承包了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乡XX村XX组地名为“泡通坪”、“蒋家塆”、“叶家塆”、“磨啄土”、“老水井”的田土。2010年，被告杨华芳仍然作为户主承包了上述地块。2017年，被告杨华芳将其耕种的位于武隆区XX乡XX村XX组地名为“保管室”、“泥塘”、“草环湾”的土地与同组村民王成明耕种的土地进行了互换。当年，王成明便对该部分土地进行了耕种。因行政区划变更，武隆区XX乡变更为武隆区XX乡。 2019年，重庆市武隆区武贵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武隆区大洞河乡XX村XX组发展花椒种植产业。2019年1月，案外人王成明将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大洞河乡XX村XX组的“保管室”、“泥塘”、“草环湾”的土地流转给原告杨忠鸣种植花椒，双方口头约定土地流转费用为200元∕亩。之后，原告杨忠鸣便在该土地上种植了花椒苗。期间，重庆市武隆区武贵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该村各户种植花椒苗的土地进行了丈量，其中包含了原告杨忠鸣种植花椒苗的土地。2019年5月22日，原告杨忠鸣与王成明补签了《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由王成明将其承包经营的位于武隆区XX乡XX村XX组的保管室、泥塘、草环湾等4块耕地共计1.95亩流转给原告从事花椒种植等生产经营，流转期限为10年，即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流转费用为200元∕亩。同时，武隆区XX乡XX村鱼泉村民小组的组长杨现平在该流转合同上签字予以确认，并加盖了该村民小组的公章。 2019年4月，被告杨华芳与原告杨忠鸣的妻子徐正涛及同组村民杨远伦对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乡XX村XX组“天坪坵”的0.2亩土地权属发生了争议。2019年5月21日，原告杨忠鸣的妻子徐正涛拔除了被告杨华芳种植于“天坪坵”土地上的红苕秧。当日，被告杨华芳将原告种植于武隆区XX乡XX村XX组地名为“保管室”、“泥塘”、“草环湾”等土地上的部分花椒苗予以拔除。之后，原告杨忠鸣的妻子徐正涛向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报警。2019年5月21日，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的相关民警到事发地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徐正涛、杨华芳、杨远伦、杨现平等人的笔录。2019年6月17日，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作出武隆公(长坝)行罚决字[2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杨华芳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被告杨华芳因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便于2019年7月16日向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日，被告杨华芳又申请撤回了对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的起诉。2019年8月12日，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作出武隆公（长坝）撤行字[2019]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撤销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发后，原告杨忠鸣未再对位于武隆区XX乡XX村XX组的“保管室”、“泥塘”、“草环湾”的土地进行耕种，而被告杨华芳的妻子徐正分对该部分土地上的杂草进行了清理。现案涉土地上仍存活有少数花椒苗。因原、被告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原告杨忠鸣遂于2019年8月19日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案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 另查明，原告杨忠鸣种植的花椒苗系政府项目资金购买，原告尚未支付购置费用。重庆市武隆区武贵花椒苗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明确政府补贴购买花椒苗的价格为1.35元∕株。庭审中，被告杨华芳自认其拔除花椒苗的数量为100株左右，花椒苗的单价为1.35元∕株。 再查明，被告杨华芳于2009年2月18日和2019年8月21日两次办理了《残疾证》，载明杨华芳系精神残疾贰级。诉讼中，经本院释明，被告明确不申请通过司法程序确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关于徐正分与杨忠鸣天坪坵土地纠纷调查调解意见》、《行政处罚决定书》、《土地流转合同》，被告提交的残疾证、《行政裁定书》、协调笔录、《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王成明的调查笔录、冉堂明的调查笔录、杨现平的调查笔录，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对杨华芳、徐正涛、徐正分、杨远伦、杨中林、杨现平、徐大明、徐正飞的调查笔录、照片，被告杨华芳和案外人王成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以及庭审调查中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在案相佐证，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在审查后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武隆区XX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情况说明、重庆市武隆区武贵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证明、土地丈量面积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等证据，因无原、被告双方的签字，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在审查后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原告以案涉土地系案外人王成明与被告杨华芳互换的土地为由主张被告杨华芳拔除花椒苗的行为构成侵权，要求被告赔偿相应的损失。而本案被告则主张其系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其对案涉土地享有使用权。由此可知，原、被告双方因对讼争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权产生争议，故而产生本案的纠纷。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王成明、杨现平的笔录，可以认定本案被告杨华芳因修建房屋将其耕种的“保管室”、“泥塘”、“草房湾”的土地与王成明耕种的土地进行了互换。虽然双方尚未签订书面的土地互换合同，但事后双方实际已对互换的土地进行了耕种，且在案外人王成明将案涉土地流转给原告杨忠鸣种植花椒苗至原、被告发生争议前，被告从未对原告杨忠鸣耕种案涉土地提出异议，该事实亦能证明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本案原告杨忠鸣因从案外人王成明处流转取得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原告亦基于双方达成的协议，并经双方所在村民小组的同意，实际在案涉土地种植了花椒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的规定，由于被告杨华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并未包含案涉土地，本院无法确认原告能否基于王成明的再流转行为对讼争土地享有使用权，但事实上讼争土地“保管室”、“泥塘”、“草房湾”自2019年便由王成明以其名义流转给原告进行耕种，在讼争土地的权属争议未明确之前，应当维持土地的利用现状。原告在讼争土地上栽种的花椒苗应当属于原告的财产，被告杨华芳擅自拔除花椒苗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财产的侵害，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即使被告认为原告对讼争土地不具有使用权，也应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争议，而不应当采取损毁原告花椒苗的过激行为予以处理。现被告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虽然被告主张其系精神病人，并据此认为原告将被告杨华芳一人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仅提供了残疾证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提交的残疾证明中载明被告系精神残疾贰级，但对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应当通过民事特别程序予以确认。诉讼中，经本院释明是否申请对被告杨华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认定，被告的妻子徐正分并作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不申请，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被告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被告应对其实施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的财产损失情况，本案原告提交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重庆市武隆区武贵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证明》拟证明其被损毁花椒苗的数量及产量等情况，但因处罚决定书已被撤销，且本院从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调取的证据中亦未显示原告损失花椒苗的具体情况，而重庆市武隆区武贵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证明虽系原件，但因证明的内容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足以证明原告损失的具体情况。由于被告杨华芳已经确认其拔除原告栽种花椒苗的客观事实，且庭审中被告认可其拔除原告种植花椒苗的数量为100株，本院结合被告自认的花椒苗的购置价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冉堂明、杨现平的证言等证据，考虑到原告种植花椒苗的时间等因素，酌定被告拔除原告种植的花椒苗的损失为4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拔除花椒苗的预期损失以及土地流转费等其他损失，因该部分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部分损失的具体情况，故本院对该部分损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因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实际的损失，故被告应赔偿原告财产损失共计4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部分损失，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华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忠鸣财产损失400元； 二、驳回原告杨忠鸣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杨华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杨华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林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代 纯 书 记 员 陈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