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12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桂良，女，1973年1月5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农民，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1，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甘州区云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何桂良，系该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建军，男，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人，住肃南县，牧民，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云，男，1971年7月1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农民，公民身份号码：×××。 原审被告：陈德跃，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农民，公民身份号码：×××。 原审被告：朱宗军，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农民，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何桂良、张掖市甘州区云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云莲农民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贺建军、李云、原审被告陈德跃、朱宗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5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桂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1、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被上诉人贺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云及原审被告陈德跃、朱宗军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桂良、云莲农民合作社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22万元的借款系李云与何桂良的夫妻共同债务错误。借款时上诉人何桂良并不知情，也未在借条上签字，事后李云也未向其告知。虽该笔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时夫妻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上诉人从不过问被上诉人李云的事情，也不参与云莲合作社的实际经营，且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投入云莲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故该笔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2、借条中虽盖有云莲合作社的印章，但该印章并未盖在担保人处，而是盖在了借条空白处，一审认定云莲合作社在本案中是担保人，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贺建军辩称，涉案借款系上诉人何桂良与被上诉人李云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作为担保人应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被上诉人李云与案外人秦万忠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云及原审被告陈德跃、朱宗军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前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视为对其答辩权利的放弃。 贺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250000元，承担利息125000元，以上合计37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云、何桂良曾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11月4日协议解除婚姻关系。云莲农民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7月17日，2015年12月30日，该合作社的理事长由被告李云变更为被告何桂良，法定代表人亦由被告李云变更为被告何桂良。 2014年5月18日，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借条今借到贺建军现金贰拾伍万元整，小写250000元利息按银行同利率4%计算利随本清抵押500只育肥羊，如按期不还，可扣留抵押500只羊，并由担保负责偿还。借款人李云担保人：秦万忠朱宗军陈德跃夫妻身份证号李云×××何桂良×××2014年5月18号”，并加盖有云莲农民合作社的公章。次日，原告通过农业银行向担保人秦万忠转账支付250000元，担保人秦万忠于同日通过农业银行向被告李云转账支付50000元，又于次日向李云转账支付150000元。加之之前2014年1月15日秦万忠向被告李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5万元，被告李云共收到25万元。2015年11月12日，被告李云再次给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借条今借到贺建军现金陆万伍仟元整￥65000元注以7月份至12月18日欠款利息借款人：李云2015年11月12日”。再审审理中，被告何桂良及云莲农民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对2014年5月18日，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的借条无异议，对2015年11月12日，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的借条有异议，认为不是由被告李云出具，但二被告对此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担保人秦万忠在上述借款履行的过程中，因故去世，本案重审中，原告贺建军撤回对秦万忠的起诉。 另查明，原告与被告李云在借条中约定的抵押500只育肥羊，被告李云并未实际交付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与被告李云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借条是双方发生借贷关系的重要凭证，原告向本庭提交了被告李云出具的借条，对此被告何桂良、云莲农民合作社以及一审时被告朱宗军均无异议，认可为被告李云本人亲笔书写，但被告何桂良及云莲农民合作社抗辩称该笔借款并未实际支付。为此，原告解释称因与被告李云不熟，为谨慎起见将借款转给与其相熟的担保人秦万忠，再由秦万忠向被告李云支付借款，并申请本庭调取了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交易明细显示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金额为250000元借条的次日（2014年5月19日），原告向担保人秦万忠转账支付250000元，同日，担保人秦万忠向被告李云转账支付50000元，次日转账支付150000元，这与原告的陈述基本能够印证，再结合2015年11月12日，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的利息借条，若被告李云未向原告借款，则其无故向原告出具利息借条的行为，与常理不符。现原告已就借款实际支付作出了合理的说明，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秦万忠向被告李云转账支付的200000元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亦未举证证明被告李云于2015年11月12日给原告出具的利息借条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故对于秦万忠向被告李云转账支付的200000元，应当认定为是原告按照借条的约定向被告李云支付的借款，2015年11月12日，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的金额为65000元的借条系被告李云针对本案所涉借款给原告出具的利息条据。现依据被告李云在该利息借条中的备注，2015年7月至12月18日共计6个半月的利息为65000元，若双方在借条中约定的利率为年利率4%，则即便借款金额为200000元，利息仅为4333.5元，这与被告李云出具的利息借条的金额相差甚远，若为日利率4%，则与法律法规相违背且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若为月利率4%，则与被告李云出具的利息条据相差不大，据此，结合被告出具的利息条据及日常生活中的交易习惯依法推定原告与被告李云在借条中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4%。现基于对借款利率的认定，若借款金额为200000元，则6个半月的利息为52000元，若借款金额为250000元，则6个半月的利息为65000元，恰与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的利息借条金额一致。现重审中被告何桂良、云莲农民合作社认可金额为250000元的借条系被告李云本人出具；一审庭审中被告朱宗军亦认可借款本金为250000元；原告向秦万忠转账的金额亦为250000元；秦万忠在2014年1月15日、5月19日、5月20日共计向被告李云转账支付250000元，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秦万忠与被告李云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加之被告李云给原告出具的6个半月的利息条据金额为65000元；上述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所举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和借贷双方的主体，原告与被告李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现原告已按约向被告李云提供借款250000元，被告李云作为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及时偿还借款，违背了公民在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应依法承担继续清偿借款的民事责任，由于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按照月利率4%向其清偿了12个月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李云向原告清偿的12个月的利息中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应当视为偿还本金予以抵扣，故被告李云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220000元（250000元-（250000元×48%-250000元×36%）），下剩的利息应当自被告李云逾期偿还利息的2015年5月19日起计算至原告主张的2016年6月18日共计13个月，以本金22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为52800元。 其次，关于原告主张本案所涉借款系被告李云、何桂良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被告何桂良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被告李云与何桂良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时被告李云系云莲农民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何桂良系合作社的股东，二被告共同经营云莲农民合作社，且被告李云在向原告出具借条时备注了其与妻子何桂良的身份证号码，并加盖了云莲农民合作社的公章，根据被告李云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用于二被告共同经营的合作社所需，且被告何桂良虽抗辩称其对本案所涉借款并不知情，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合作社的收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何桂良应对下欠的借款本金220000元及利息52800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再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云莲农民合作社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中，被告何桂良陈述云莲农民合作社主要经营羊的养殖，又在再审庭审中陈述被告李云没有500只羊，由此可见，被告李云在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中约定的抵押育肥羊500只指的是被告云莲农民合作社的羊，同时，虽然被告李云在借款时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在借款人处加盖合作社的公章，而在借条的空白处加盖公章，该行为应当认定为以合作社的羊作抵押的意思表示，被告云莲农民合作社在本案中应认定为抵押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之规定，原告与被告云莲农民合作社之间的抵押权虽因动产抵押物未实际交付而未设立，但抵押物未交付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被告云莲农民合作社与原告之间的抵押合同自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云向原告出具借条之日起已经生效，因此，在抵押合同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原告作为抵押权人可基于抵押合同向抵押人被告云莲农民合作社主张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最后，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陈德跃、朱宗军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借条，被告陈德跃、朱宗军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自愿对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现被告李云未按约向原告偿还借款，被告陈德跃、朱宗军作为担保人，应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因本案所涉的借条既未约定保证期间及保证方式，又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被告陈德跃、朱宗军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应当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六个月。现原告自2016年5月16日起诉要求被告陈德跃、朱宗军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二被告的保证责任并未免除，故被告陈德跃、朱宗军应当对被告李云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220000元，利息528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云追偿。被告李云、陈德跃、朱宗军经本院公告传唤期满后不到庭应诉、答辩，应视为其对法律赋予其在庭审过程中享有的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应依法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李云、何桂良共同偿还原告贺建军借款本金220000元，承担利息52800元，合计272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张掖市甘州区云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陈德跃、朱宗军对上述借款本金220000元，利息528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张掖市甘州区云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陈德跃、朱宗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云追偿；三、驳回原告贺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25元，公告费1360元，合计8285元，由被告李云、何桂良共同负担6752元，原告贺建军负担1533元。 二审中上诉人何桂良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时间为2014年1月5日由案外人秦万忠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内容为“今借到李云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元）”的借条一张。拟证明案外人秦万忠与被上诉人李云之间具有借贷关系，故秦万忠向李云账户所转款项无法认定为被上诉人贺建军向被上诉人李云支付的借款。被上诉人贺建军对该证据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自2016年5月16日被上诉人贺建军提起诉讼至2019年12月30日本案二审开庭审理前，上诉人何桂良均未提交该证据。现上诉人何桂良虽提交该借条，但对被上诉人李云与案外人秦万忠是否真实存在借贷关系无证据证明。且据被上诉人贺建军提交的证据及原审被告朱宗军等人的陈述，借条出具次日被上诉人贺建军即通过担保人秦万忠支付所借款项250000元，秦万忠亦于当日及次日向借款人李云转账200000元。同时，据被上诉人贺建军提交的2015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李云出具的利息借条也可印证所借借款的本金。现上诉人何桂良以被上诉人李云与案外人秦万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否定与被上诉人贺建军之间的借贷关系，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何桂良如有新的证据，可另案向案外人秦万忠主张权利。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何桂良及云莲农民合作社应否承担借款偿付责任。 针对上诉人何桂良应否承担借款偿付责任。本案上诉人何桂良上诉主张涉案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系被上诉人李云的个人债务，其无偿付借款的义务。本院认为，对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予以认定。首先，借条虽由被上诉人李云出具，但借条中还同时书写了上诉人何桂良及被上诉人李云的身份证号码，在被上诉人李云出具该借条时，上诉人何桂良与被上诉人李云婚姻关系尚在存续，出借人有理由相信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被上诉人李云与上诉人何桂良在共同生活期间，家庭收入和支出主要为从事农业、养殖等生产经营活动，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其他经济收入来源。再次，借条中加盖了云莲农民合作社印章，出具借条时被上诉人李云仍担任云莲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云莲农民合作社对外从事民事活动。2015年12月30日，云莲农民合作社将法定代表人由李云变更为何桂良，李云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并持有该合作社股份，上诉人何桂良承接了被上诉人李云在云莲农民合作社的股份，故对被上诉人李云因生产经营所负债务亦应负担。综上，涉案借款的借条虽由被上诉人李云作为借款人出具，但该笔借款应为上诉人何桂良与被上诉人李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应由上诉人何桂良与被上诉人李云共同偿还。 针对云莲农民合作社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主张印章并未盖在保证人处，而是盖在了借条空白处，云莲农民合作社仅是涉案借款的见证人。本院认为，见证人应为能够通过自身认知和判断能力对其所见、所闻客观公正的表达自身意识，因法人并不具有认知和判断能力，故见证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主张其为涉案借款的见证人，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在仅有他人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保证人身份，只有在“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的情况下，才能作出他人非为保证人的判断。对此，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对其在借条上盖章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且从借条的内容看，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亦有用其财产对涉案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上诉人云莲农民合作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上诉人何桂良、张掖市甘州区云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尹建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齐志婧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