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复 议 决 定 书 (2019)粤执复946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广州怡悦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49号之二805房。 法定代表人：谢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永泽，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刘铭辉，男，汉族，1968年3月18日出生，住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 复议申请人广州怡悦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悦公司）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551号执行决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 广州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怡悦公司、国际怡境景观（香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境公司）与被执行人本溪绿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本溪华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厦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粤01执3973号限制消费令，决定对绿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恒、华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铭辉采取限制消费措施。2019年5月，刘铭辉以其已不再担任被执行人华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与该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纠正，提出解除其限制消费令的申请。 怡悦公司、怡境公司表示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在执行过程中由刘铭辉变更为程城，明显是为刘铭辉逃避责任而实施的行为，且刘铭辉是本案另一被执行人的监事会主席以及股东，其身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实际控制人的范围，应该对其实施限制高消费的约束，故请求法院驳回刘铭辉的申请。 广州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人民法院对单位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该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等因对单位行使管理决策权，对被执行人履行债务负有直接责任，亦应当受到限制消费令的约束，不得从事限制消费令所规定的有关消费。本案中，华厦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该院对华厦公司及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刘铭辉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但刘铭辉现在已不是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也不能对债务履行产生直接影响或起到督促债务履行的作用，故该院仍对华厦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铭辉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依法应予撤销。至于怡悦公司、怡境公司认为刘铭辉是本案另一被执行人绿地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以及股东应当采取限制措施的问题，怡悦公司、怡境公司可另行主张。广州中院遂作出（2019）粤01执异551号执行决定书，决定撤销该院（2017）粤01执3973号限制消费令中对刘铭辉作出的限制消费措施。 怡悦公司不服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551号执行决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执行法院未对华厦公司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以规避强制执行措施的事实予以查明。华厦公司把原法定代表人刘铭辉变更为程城的行为发生在限制消费令作出之后，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刘铭辉规避国家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性质上属于为规避强制执行措施的恶意变更。二、执行法院罔顾已经查明的刘铭辉目前仍是（2017）粤01执3973号案另一被执行人绿地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股东的事实，认为“怡悦公司、怡境公司认为刘铭辉是本案另一被执行人绿地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以及股东应当采取限制措施的问题，怡悦公司、怡境公司可另行主张”的做法，是把同一案件强行分拆成多个案件，既对复议申请人造成讼累，也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总之，虽然刘铭辉在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已发生变更，但该变更并不足以证明其对该公司债务履行的影响已全部消除，且其变更发生在执行案件发生之后，客观上将对执行推进造成严重的障碍，该变更应被认定为逃避强制执行措施的恶意变更，刘铭辉以此为由提出的解除对其限高措施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且刘铭辉在另被执行人绿地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股东身份也仍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限高范围，对其的限高措施就更不应该被撤销。因此，请求撤销执行法院的上述决定。 本院查明，怡悦公司、怡境公司与绿地公司、华厦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8月4日，本院作出的（2017）粤民终1399号民事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8月25日，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于远庆变更为刘铭辉。异议审查过程中，刘铭辉向广州中院提交了其本人于2017年7月被确诊为喉癌的相关病例、其与华厦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签订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其经本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及本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批的关于华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等证据，广州中院就该案举行了听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二，一是执行程序中被执行单位能否变更法定代表人；二是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能否对原法定代表人继续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一、关于执行程序中被执行单位能否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根据该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变更的，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即可。实践中存在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因罹患疾病等个人身体原因不能履职而确需变更的情形，对该变更行为可理解为系公司的自治行为，是公司常规性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据以执行的生效判决于2017年8月4日发生法律效力，而根据怡悦公司复议申请书中所提供的“天眼查”查询结果显示，刘铭辉自2011年9月27日即为华厦公司董事，并于2017年8月25日变更为该司法定代表人，此时被执行单位应承担的偿付义务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作为公司董事的刘铭辉对该偿付义务也应该知晓，并应该能够预见作为被执行单位法定代表人所应承担的后果，但其仍在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判定华厦公司承担相应偿付义务后变更为该司法定代表人，结合其上述行为，并考虑刘铭辉本人接任被执行单位法定代表人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华厦公司此时变更他人为法定代表人，不能推断刘铭辉本人存在恶意规避执行。故被执行单位华厦公司在执行程序中变更法定代表人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怡悦公司认为华厦公司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以规避强制执行措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能否对原法定代表人继续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根据该规定，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后，因原法定代表人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其不应再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但其属于上述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的除外。本案中，刘铭辉已不再担任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是否仍属被执行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是能否对其继续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关键。但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像法定代表人、主要责任人通过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形式要件即可作出认定，因此对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应当通过更加严格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目前，根据怡悦公司复议申请书中所提供的“天眼查”查询结果显示，华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备案中已无刘铭辉的记录，复议申请人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刘铭辉能够通过其个人行为对华厦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直接影响，因此不足以认定刘铭辉是华厦公司的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故广州中院撤销对刘铭辉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 另外，关于复议申请人提出刘铭辉为本案另一被执行人绿地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因此主张应继续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根据该规定，公司监事不能成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故复议申请人以刘铭辉为绿地公司股东、监事为由，请求认定其对该单位履行债务负有直接责任，主张应对其继续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事实依据不足。且即使刘铭辉对绿地公司履行债务有直接影响，广州中院（2017）粤01执3973号限制消费令系因刘铭辉为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作出的，刘铭辉与绿地公司之间是另一法律关系，怡悦公司应另行主张。广州中院要求怡悦公司、怡境公司对上述问题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广州怡悦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异551号执行决定。 本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