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渝05行终55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重药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村湖滨路1-4华竹花园二期第一层。 法定代表人古清贵，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重庆经纬资产清算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金山路18号中渝都会首站4幢6-1、6-2、6-3。 法定代表人凌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肖汶，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戴晓月，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董建国，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江巨能，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重药医药有限公司（简称重药公司）因诉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重庆市规资局）要求确认不予登记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行初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权利义务须知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重药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重庆经纬资产清算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汶，被上诉人重庆市规资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琳、江巨能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10日，重药公司通过公开竞买方式，取得重庆市壁山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弘诚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的，重庆市华竹房地产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村湖滨路1-4号华竹花园二期第一层商业用房。2010年4月26日，重庆市壁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壁执他字第67-5号裁定，主要内容为：“一、将被执行人重庆市华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村湖滨路1-4号华竹花园二期第一层商业用房归买受人重药公司所有，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二、重药公司可持本裁定书自行到相关部门完善手续，并到土地房屋管理机关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0年4月28日，重庆市壁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壁他字67-6号裁定，裁定主要内容与（2007）壁执他字第67-5号一致，只是在“买受人重药公司所有”后面加括号注明“详见附图红线范围”。2019年4月16日，重药公司以书面函件方式向重庆市规资局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登记手续。2019年4月18日，重庆市规资局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认为该房未办理土地房屋的初始登记，故无法按法院裁定办理过户登记。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1月1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渝五中法民破字第68-2号民事裁定书，宣告重庆市华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2017年6月1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渝五中法民破字第6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重庆市华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由于该公司破产，该房屋至今未办理房屋初始登记。 一审法院还查明，2018年12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5破申1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受理申请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重药公司的破清算申请；二、本案交由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2019年2月1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08破2号决定书，决定指定重庆经纬资产清算有限公司担任重药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重药公司取得司法拍卖的未经初始登记的房屋后，凭法院裁定书自行向重庆市规资局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重庆市规资局作出不予受理后，重药公司不服重庆市规资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而提起的要求确认该《不予受理告知书》违法的诉讼。结合双方的争议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符合起诉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重药公司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形式上看，本案重药公司在司法拍卖竞买成功后，取得了重庆市壁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书，该裁定载明，“重药公司可持本裁定书自行到相关部门完善手续，并到土地房屋管理机关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重药公司凭此裁定书，向重庆市规资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行为，重庆市规资局收到后作出了《不予受理告知书》，然后重药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似乎该行为就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行为，符合行政诉讼法起诉条件。但从实质上看，重药公司凭法院裁定书向重庆市规资局申请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行为，应是执行法院司法拍卖的后续行为。在通常情况下，重药公司取得执行法院的司法拍卖房屋以后，应当要求执行法院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房屋登记行政机构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如果房屋登记机构拒绝办理，应由执行法院对房屋登记机构作出的拒绝办理理由进行审查。但在本案中，执行法院当初只给重药公司出具了执行裁定书，并未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等相关文书，通知其协助办理司法拍卖后不动产转移登记事项。因此，本案可视为原执行案件的执行程序尚未完全终结，应由原执行法院完成通知房屋登记机构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的事项，而不应当直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理由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法〔2012〕151号）规定，该通知第二条规定：“二、执行程序中处置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时，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依法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暂时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载明待房屋买受人或承受人完善相关手续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后，由房屋登记机构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登记；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原则上进行‘现状处置’，即处置前披露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现状，买受人或承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受人或承受人自行负责。”第三条规定：“执行法院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屋登记机构认为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并作出书面说明的，执行法院应在30日内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参照行政规章，对其说明理由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撤销或变更《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理由不成立的，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限期按《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前述规定，明确规定了执行法院对司法处置后房屋办理转移登记的程序、以及对登记机构回复的不能办理的书面说明进行审查问题，审查的职责应是执行法院的职责。 其次，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是解决行政争议，而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从不动产登记这一行政法律关系而言，涉及不动产登记的行政相对人应当是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与自己利害关系的人。由于本案重药公司要求办理的过户登记的该房屋之前并未进行初始登记，因此，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并无记载，重药公司作为该物权持有人之身份仅来源于执行法院司法拍卖时自己买受成功后的给予，而非直接来源于不动产登记簿，因此，重庆市规资局与重药公司之间的争议并不完全符合行政争议的界定中行政机关实施管理活动与行政相对人的争议。本案争议的核心是重庆市规资局能否协助执行法院办理司法拍卖的未经初始登记的房屋的过户登记问题。对于本案这种不动产登记簿上并无记载的房屋，即使是重药公司凭法院的执行裁定直接向重庆市规资局提出过户登记申请，重庆市规资局在收到重药公司申请后，也直接对重药公司作出并送达了《不予受理告知书》，但仍改变不了该《不予受理告知书》属于协助执行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属性，该《不予受理告知书》是重庆市规资局在收到重药公司提交的申请要求其按法院执行裁定办理过户登记后，对自己是否应当协助执行该法院执行裁定表态的载体，该载体并不会因为向重庆市规资局提交申请的对象不同而发生质变，就由协助执行法院执行裁定行为而转化为行政行为，因此，重庆市规资局作出的该《不予受理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如果一审法院直接以行政诉讼受理本案，由于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全面审查，势必造成在行政诉讼中对另一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审查评判，而行政诉讼法并未赋予受诉人民法院有此职权，而且在行政诉讼中也无法审查司法处置时执行法院是否向重药公司披露该房屋是否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现状等情况；如果执行法院之前已经向重药公司披露该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重药公司也知晓了该情况，但仍然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那么后续的产权登记不能事项本来就应当由重药公司自行负责；如果明知不具备初始登记的房屋不能办理转移登记而且与具备初始登记的房屋的价值也不一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较低的价格竞买下这种不具备初始登记的房屋，然后又通过启动另一种诉讼来达到促成房屋转移登记的目的，从而使房屋增值并减轻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种诉讼目的的正当性就值得质疑，势必让人觉得这种诉讼成了当事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它既不符合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同时，受诉法院也不会支持当事人的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重药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重药公司不服，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主要理由为：1、上诉人希望获得物权公示效力，若上诉人的申请被被上诉人否定，因此行为导致上诉人的物权公示权利不能得到实现，该行政行为影响了上诉人权利，具有可诉性；2、被上诉人并未认为执行程序尚未完全终结而拒绝上诉人的登记请求，《协助执行通知书》只是避免登记可能产生行政诉讼风险，《协助执行通知书》不产生物权效力，不影响上诉人就《不予受理告知书》提起行政诉讼；3、执行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是为办理“过户登记”，与被上诉人不予登记理由的“初始登记”无关，本案焦点是初始登记，故与法院是否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无关；4、行政诉讼是对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而不是对上诉人获得标的物权源的合法性审查，本案行政诉讼审理不存在行政诉讼审查时审查另一法院执行行为的障碍。 被上诉人重庆市规资局辩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就案涉房产提出的过户申请作出的《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诉人基于前述事实就按案涉房产自行向被上诉人申请权属转移登记，且在不予受理后对被上诉人所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规定的受案范围，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维持一审裁定。 上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2018）渝05破申137号《民事裁定书》、（2019）渝0108破2号《决定书》； 2、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法院2010年4月26日出具的（2007）璧执他字第67-5号《执行裁定书》、2010年4月28日出具的（2007）璧执他字第67-6号《执行裁定书》； 3、重庆市规资局于2019年4月18日向重药公司寄送的《不予受理告知书》； 4、（2010）渝五中法民破字第68-1号、（2010）渝五中法民破字第68-2号、（2010）渝五中法民破字第68-6号《裁定书》； 被上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106房地证2005字第X号房地产权证； 2、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举示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卷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经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重药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取得涉案不动产的物权后如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对此，评析如下： 本案上诉人重药公司系通过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取得涉案不动产物权，并非通过物权转让合同等方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十条规定：“执行人员应当对拍卖财产的权属状况、占有使用情况等进行必要的调查，制作拍卖财产现状的调查笔录或者收集其他有关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法﹝2012﹞151号）第二条规定：“执行程序中处置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时，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依法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暂时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载明待房屋买受人或承受人完善相关手续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后，由房屋登记机构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登记；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原则上进行“现状处置”，即处置前披露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现状，买受人或承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受人或承受人自行负责。”该通知第三条同时规定：“执行法院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屋登记机构认为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并作出书面说明的，执行法院应在30日内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参照行政规章，对其说明理由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撤销或变更《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理由不成立的，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限期按《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具体到本案，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拍卖公告等材料中明确告知竞拍人涉案不动产存在权利瑕疵，即涉案不动产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竞拍人在知晓的情况下仍参与竞拍取得涉案不动产的物权，则应当承担该房屋不能办理后续转移登记的风险。另一种是拍卖公告等材料中未告知竞拍人涉案不动产存在权利瑕疵，此时则应由竞拍人按照上述通知第二、三条规定，向执行法院申请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重药公司既是通过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取得涉案不动产物权，也应通过原执行法院协助办理司法拍卖后不动产转移登记事项，并进而认为该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重药公司起诉，其结果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乐巍审判员封莎 审 判 员 龙  晓  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傅     宇 书 记 员 金  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