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57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路718号715室。法定代表人：陈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涛，男，汉族，1982年12月25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海嘉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涛缔结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5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上诉人无需赔偿被上诉人损失3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是：一、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而非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本案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发生的纠纷为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先行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十七条已经对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尚未用工产生的各类纠纷，明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范指引，直接将劳动合同订立纠纷纳入了其调整范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了《录用通知书》，直接明确了职务、薪资及计薪方式、社保等各项内容，属于典型的要约。被上诉人在签收了《录用通知书》并书面确认“可在2017年12月6日前办理入职手续”后，亦明确作出了承诺，因此，双方的合同已然成立，而非“缔约过失责任”所适用的无合同状态，也失去了“先合同义务”的存在前提。即便按照非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也是合同纠纷，追究的也是违约责任。被上诉人诉请是支付工资收入、年终奖损失和律师费，一审判决驳回了被上诉人要求支付工资收入、年终奖损失的全部请求，却酌情判决上诉人承担各项损失39000元，被上诉人未请求赔偿上述损失。根据生效判决，被上诉人于原单位登记的职务为“产品主任”，而非其在《求职登记表》中填写的“产品经理”。产品主任与产品经理显然为不同职务，职务差别并非上诉人关注的主要问题，上诉人亦不会仅依据职务称谓决定是否录用，但是否如实填报信息涉及个人诚信问题，更是涉及劳动者的品质和职业操守问题。被上诉人填写的离职原因是清清楚楚的虚假陈述，被上诉人理应为其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诚信是上诉人公司的重要企业文化，也是上诉人录用和评价员工的重要标准。被上诉人的上述不诚信行为，是上诉人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陈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2月6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收入32045.90元（17000元/月÷21.75天/月×41天）；2、被告支付原告年终奖损失25480元（40800元/年÷12月÷21.75天/月×163天）；3、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6日，被告益海嘉里公司向原告陈涛发出面试邀请邮件，原告于当日回复该邮件并发送了《个人简历》给被告。原告的《个人简历》中记载，其于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在王老吉公司任“产品经理”。原告在其《求职登记表》中填写的相关内容为：2017年4月起在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营销经理；2014年9月至2016年7月在王老吉公司任“产品经理”，离职原因为“回深圳工作”。2017年11月6日，被告发邮件给原告，称该司将正式聘用原告为小包装米项目部品牌主任，附件为《录用通知书》、《入职须知》等；该邮件注明了如下内容：“在您正式入职前，我司将会在征得你同意后按照正常招聘流程对您过往的从业经验进行背景调查，若无问题，则按照约定时间正式办理入职手续。”被告发出的《录用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录用原告为小包装米项目部品牌主任，试用期月薪为税前12000元，转正后月薪为13000元，2018年年收入为税前22万元。另该录用通知注明，在签署劳动合同之前，请原告配合被告查验各类证件与过往工作履历，如不符合公司要求，公司将保留是否给予录用的权利。原告签收了该录用通知，并确认其可在同年12月6日前办理入职手续。2017年11月8日，原告发邮件给被告，提供了其学历信息、背景调查相关联系人信息等。2017年12月1日，被告益海嘉里公司发邮件给原告陈涛，称该司经对原告过往的工作经历查证核实，实际情况与原告提供的信息不一致，该司将不予录用，前一份录用通知作废。原告于当日回复称，双方在面试过程中并未涉及学历属性问题，其职位信息也在王老吉公司提供的名片中作了说明（对内产品主任，对外产品经理），同时其接到录用通知后已在其就职的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故要求被告承担缔约过失赔偿责任。2017年12月3日，被告再次通知原告不予录用，录用通知作废的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益海嘉里公司述称，其改变录用决定的原因为原告陈涛在《求职登记表》中自称曾在王老吉公司任“产品经理”，离职原因为“回深圳工作”，但经被告调查，原告当时的职位为“产品主任”，离职原因为被辞退；因原告在招聘过程中作出虚假陈述，与被告公司诚信廉洁的企业文化不符，故不予录用。原告述称其是被王老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作期间，公司相关岗位并无“产品经理”职级，故其岗位被称之为“产品主任”；因“产品主任”的称谓在对外沟通中容易引起疑问，故公司内外的称谓为“产品经理”。原告为此提供了其在王老吉公司工作期间的名片、通讯录、会议通知等予以佐证，被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据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员工收入证明》、《离职证明》记载，原告陈涛于2017年4月21日入职该司，于同年12月5日因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其月标准工资为17000元，年终绩效奖金为40800元。据原告的工资账户收入明细记载，原告2017年5月至7月期间的实发工资分别为12152.71元、12107.31元、12407.58元，8月至11月的实发工资均为14350.77元/月。2018年2月1日，原告入职深圳某食品公司，任产品经理。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的（2017）粤01民终9891、9892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涛在王老吉公司工作期间的岗位为市场部“产品主任”，王老吉公司未经协商同意单方变更陈涛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然后以陈涛未按照公司安排到岗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另据原告提交了增值税发票显示，原告因本案诉讼而支出律师费用50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求职登记表》、《录用通知书》、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员工收入证明》、《劳动合同书》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涛收到被告益海嘉里公司的《录用通知》后，向原工作单位提出离职并于2017年12月5日办理完毕离职手续，而被告又拒绝予以录用的事实清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拒绝录用的理由是否正当。被告主张原告两个方面作了虚假陈述，其一是原告在王老吉公司工作期间的职务为“产品主任”而非“产品经理”，其二是原告从王老吉公司离职的原因为被辞退还非“回深圳工作”。关于第一点，根据原告提供的名片、通讯录、会议通知等证据显示，虽然其在王老吉公司工作期间的职务为“产品主任”，但对内对外的称谓多均“产品经理”。被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此外，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产品主任”与“产品经理”所对应的工作职责、岗位要求等方面存在实质的差异。原告在填写《求职登记表》时用习惯的或通行的称谓来表述其在王老吉公司所任职务，并不构成虚假陈述。关于第二点，被告主张原告从王老吉公司离职的原因是被辞退，与其《求职登记表》中的表述不符。但一方面，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9891、989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是被王老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即在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方面，原告并无过错。另一方面，原告在其《求职登记表》中填写的离职原因“回深圳工作”所表述含义为对工作地点变更的主观意愿或工作地点变更的事实状态，与其劳动关系是因主动辞职还是因被辞退、开除等原因而解除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此外，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面试中或发出《录用通知书》之前询问过原告与王老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具体原因或经过，而原告作出了虚假的陈述。故被告辩称原告在招聘过程中作了虚假陈述，其拒绝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无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益海嘉里公司向原告陈涛发出的《录用通知书》中明确记载了工作岗位、薪酬待遇等，原告按要求予以签字确认，并确认了办理入职的时间，说明双方已就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为此向原工作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在约定的入职日期之前办理完毕离职手续。此后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有违诚信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原告基于缔约信赖而遭受的损失。根据前述《录用通知书》的记载，双方如正常签订、履行劳动合同，则原告在2018年的年收入为税前22万元。参照这一标准和原告的失业时间、支出的费用等，酌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9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其在原工作单位正常工作的标准赔偿其工资、奖金损失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涛损失39000.00元；二、驳回原告陈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1.57元，由原告陈涛负担256.57元，由被告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负担425.00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17年11月6日向被上诉人发出《录用通知书》，该《录用通知书》虽注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入职前需对被上诉人进行背景调查，但《录用通知书》关于录用的内容表述具体、明确，足以使被上诉人确信上诉人将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上诉人其后于2017年12月1日发邮件给被上诉人，通知对被上诉人不予录用，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损害了被上诉人因信赖该录取通知而实施的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行为所丧失的利益。缔约过失责任是指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应当承担的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予录用，上诉人应当对未订立劳动合同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被上诉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关于上诉人不录用被上诉人的原因，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填写《求职登记表》时对工作经历及离职原因作出虚假陈述，包括在王老吉公司工作期间的职务应为“产品主任”表述为“产品经理”；从王老吉公司离职的原因应为“被辞退”表述为“回深圳工作”。本案中，被上诉人已对其填写《求职登记表》相关内容的原因作出解释并提交证据，根据被上诉人的解释可确定被上诉人填写《求职登记表》相关内容是出于自身认知，并未虚构事实。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作出虚假陈述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为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而于2017年12月5日单方解除与原用人单位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自述其在2018年2月1日入职新公司，被上诉人可要求上诉人赔偿其收入损失。被上诉人工资账户收入明细记载，被上诉人在2017年5月至7月期间的实发工资分别为12152.71元、12107.31元、12407.58元，8月至11月的实发工资均为14350.77元/月。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工作单位的收入状况及重新入职时间，酌定被上诉人因上诉人不予录用导致的工资损失为2万元，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上述损失。被上诉人主张其与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导致其未获得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年终绩效奖金，绩效奖金的发放需根据员工的工作绩效加以确定，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年终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及计算依据，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应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处理部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54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54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陈涛损失20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陈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81.57元，由被上诉人陈涛预交，由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负担270元，由被上诉人陈涛负担411.57元，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陈涛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5元，由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预交，由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负担310元，由被上诉人陈涛负担465元，被上诉人陈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4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振光（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