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7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行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辉，河北兴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克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荔，蠡县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蠡县惠丰蔬菜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蠡县小陈乡小陈村。法定代表人：张新建，该合作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靖娟，河北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行吉因与被上诉人高艳军及被上诉人蠡县惠丰蔬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惠丰合作社）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行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崔行吉与惠丰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作为定案依据存在错误。《地窖出租合同》实际签字时间是事发后2018年11月28日，甲方未盖章，合同尚未生效，即使生效签字时间在事发之后，不能以此约束合同双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惠丰合作社不承担赔偿责任完全错误。上诉人租赁地窖时双方只是对洞号、期限、费用进行口头约定，事发后惠丰合作社为了规避责任才要求上诉人在合同上签字。2.高艳军实际与惠丰合作社存在雇佣关系，同时系事故的侵权方。上诉人红薯入窖时，工人均是惠丰合作社找来，工资标准、工作安排、劳动工具均是惠丰合作社安排，上诉人对工人姓名及如何工作都不知道，因此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应由惠丰合作社负责。高艳军前次起诉中的陈述及证人证实不知道崔行吉是谁，也可证实惠丰合作社与高艳军实际存在雇佣关系。惠丰合作社系升降机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该升降机没有合格证、操作资格证且无安全措施，据此惠丰合作社也应承担相应责任。3.入窖工人由惠丰合作社找来，工作场地由合作社提供，事发时升降机所载红薯是刘汝泽的，所以现场安全措施应由惠丰合作社和刘汝泽负责。4.一审法院没有准许追加刘汝泽为被告存在错误，刘汝泽已为高艳军垫付1万元医疗费。5.一审法院认定高艳军承担事故责任比例和认定数额项目存在错误，高艳军是第二天在地窖中工作，且升降机声音较大，其完全能够预知及防范危险，应承担50%责任比例，另外其亦超过60岁不应有误工费，精神抚慰金认定数额过高。高艳军辩称，只针对第5项上诉理由进行答辩，高艳军承担责任比例不低，高艳军是第一天受雇佣为上诉人工作，升降机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下降速度很快，听到声响时已经落地，根本无法防范，高艳军在此问题上无过错。高艳军在工作中受伤，给付误工费不违反法律规定，精神抚慰金数额不高。惠丰合作社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地窖出租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字认可且合同已实际履行，即便是事后补签合同也是经双方协商认可后签订，上诉人在合同中增加的条款均为其亲自书写，也是对原口头协议的认可，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诉人作为承租方已实际使用被上诉人地窖，足以证明合同已经生效，上诉人却以合同未盖章为由否认合同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只是租赁合同关系，与高艳军无劳务关系，受害人高艳军为上诉人提供劳务，所做工种、如何工作、工资发放均由上诉人安排负责，足以证实高艳军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3.被上诉人合作社作为地窖出租方只是为上诉人出租场地，升降机虽为被上诉人所有，但已一并出租给上诉人使用，至于操作工人，无论是谁也是为上诉人提供劳务，由上诉人发放工资，是上诉人雇佣工人，上诉人要求受害人损失由合作社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应予维持。高艳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损失1万元（以评估鉴定的结果为准）；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26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丰合作社是经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包括收购、销售大葱、红薯等，该合作社有多个地窖用于储存收购来的农产品。2018年8月，崔行吉与惠丰合作社达成口头协议，由崔行吉（乙方）租赁惠丰合作社（甲方）的地窖9号、10号洞，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补签书面地窖出租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甲方将位于蠡县出租给乙方储存红薯使用，租赁期限自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4月1日；租金为60000元，红薯入窖前乙方付给甲方订金5000元，出窖时一次性付清全部租金；乙方租赁期间，水费、电费、雇佣工人工资等以及其它由乙方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担；租赁结束时，乙方须交清欠费；租赁期间甲方代为管理乙方所储存的红薯；在储藏品入窖、出窖期间乙方自行雇佣临时工人，甲方可协助乙方将储藏入窖、出窖，如果发生人员伤亡等安全事件，由乙方自行处理。该合同由崔行吉、惠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新建签字按印。2018年9月底，张新建之妻马春景打电话给博野县的春霞（姓氏不详），让春霞找几个人来蠡县小陈村的惠丰合作社为红薯入窖，每日工资70元。2018年10月1日，高艳军与付某、翟某等人一同来到了惠丰合作社的10号地窖，为崔行吉的红薯入窖。工作过程中，高艳军被运送红薯的提升机砸伤。提升机为惠丰合作社所有，由承租人免费使用，但需要向操作者支付工资。当时操作提升机的是张新建之妻马春景。马春景、高艳军等人的工资每日70元，已由崔行吉支付。高艳军受伤后，惠丰合作社垫付了9000元、崔行吉垫付了15000元、刘汝泽垫付了10000元。崔行吉主张，砸伤高艳军的提升机，当时运送的红薯是刘汝泽的，申请追加刘汝泽为本案被告。高艳军于2018年10月1日至10月27日在蠡县医院住院治疗26天，支付医疗费97170.83元、救护车费500元；2018年10月24日至12月2日在解放军第二五二医院住院治疗39天，支付医疗费61016.9元；2019年2月23日至3月10日在河北省胸科医院住院治疗15天，支付医疗费21868.4元。诊断为胸外伤、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双肺挫裂伤、骨盆多发骨折等。另高艳军提交外购药医嘱2份、收据7份、发票1份，共计9339元。高艳军提交出租车发票500张共计5000元。高艳军的伤情，经法院委托保定市第二医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高艳军身体各部位伤残程度分别属九级、十级、十级；高艳军误工60—120日、护理30—60日、营养30—60日。高艳军支付鉴定费用共计2911元。2018年11月13日，高艳军曾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了张新建，因张新建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一审法院作出（2018）冀0635民初234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高艳军的起诉。以上事实，有地窖出租合同，证人付某、翟某、崔某、李某的证言，诊断证明书、病历、医疗费单据、费用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冀0635民初2346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笔录中的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高艳军为崔行吉的红薯入窖，由崔行吉支付工资，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高艳军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工作过程中被提升机砸伤造成损害，由双方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惠丰合作社是地窖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但不是劳务关系的当事人；同时惠丰合作社与崔行吉的地窖租赁合同中约定，储藏入窖、出窖中发生人员伤亡等安全事件，由承租方自行处理，故本案中惠丰合作社不承担高艳军的赔偿责任。崔行吉申请追加刘汝泽为本案被告，亦因刘汝泽也并非劳务关系的当事人，不予追加。在租赁合同关系中，惠丰合作社作为提升机的所有人，向崔行吉提供的提升机未设置防护装置，对于高艳军的受伤，存在一定过错，但不属本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审理范围。惠丰合作社垫付的9000元，不宜主张返还。刘汝泽垫付的10000元，系其自愿给付或补偿，予以准许。高艳军作为成年人，对于工作时声音较大的提升机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自身存在一些过错，以承担20%的责任为宜。崔行吉作为雇主，未对雇员进行安全培训，未对劳务现场采取安全措施，应承担80%的过错赔偿责任。高艳军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180056.1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600元（蠡县医院与解放军二五二医院住院天数有重合，按住院76天，每天100元计算）；营养费2500元（按营养期50天，每天50元计算）;误工费6400元（按河北省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23461元，每天64元计算100天）；护理费5450元（按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9947元，每天109元计算50天）；伤残赔偿金40128.66元（按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31元计算13年的2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含救护车费）酌定1500元；鉴定费2911元，以上共计256545.79元。高艳军主张的外购药费用，因不是正式发票且无购买人姓名，不予认定。惠丰合作社对高艳军的误工费提出异议，因高艳军是农民，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从事劳动，故对其误工费主张予以支持。崔行吉承担高艳军损失256545.79元的80%，为205237元，扣除崔行吉已垫付的15000元及惠丰合作社、刘汝泽分别支付的9000元、10000元，崔行吉应再赔偿高艳军17123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崔行吉赔偿原告高艳军因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7123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高艳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60元，减半收取2630元，由被告崔行吉负担1863元，原告高艳军负担76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受害人高艳军提起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故审理范围应为劳务关系主体及责任比例。高艳军在地窖中运输红薯入窖，其工作地点系上诉人崔行吉租赁的地窖，所运红薯系上诉人崔行吉所有；同时，一审庭审中对高艳军等工人的工资“最初谁付的”问题，惠丰合作社称“崔行吉出的”，崔行吉陈述“我让崔振江垫付的，崔振江给张建苓（张小苓）微信转账，张建苓发的工资”，对此惠丰合作社代理人张小苓称“崔振江与崔行吉是合伙人，崔振江微信转账给我，我给了崔振江现金，崔振江为原告发的工资”，崔行吉称其与崔振江系“雇佣关系，我是雇主，崔振江是雇员”，以上陈述证实高艳军工资由崔行吉发放。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崔行吉与被上诉人高艳军存在劳务关系，符合客观事实，判令上诉人崔行吉承担雇主责任，理据充分。上诉人崔行吉二审中主张高艳军的雇主系惠丰合作社、工资由惠丰合作社发放，与其一审陈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崔行吉对一审法院认定《地窖出租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即使其与惠丰合作社未订立书面合同，亦无充分证据否认其与高艳军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上诉人崔行吉主张惠丰合作社应对工人承担安全培训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惠丰合作社系升降机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承担侵权责任，不属于本案劳务关系纠纷审理范围，上诉人作为雇主对雇员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后可另行主张。上诉人崔行吉称事发时升降机所载红薯是刘汝泽的，据此主张应追加刘汝泽为本案被告；升降机所载货物与事故发生无任何关联性，上诉人主张刘汝泽参加诉讼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关于事故责任比例，一审法院依据高艳军过错程度酌情认定其承担部分责任，该认定符合裁量合理范围，本院不再调整；上诉人主张高艳军应承担50%责任比例，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高艳军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其受伤后造成收入减少，主张误工费依据充分，上诉人崔行吉上诉称其不应有误工费，与事实相悖，不能成立。高艳军因事故受伤致九级、十级、十级伤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符合其伤残程度及审判实践做法，上诉人崔行吉主张该数额认定过高，没有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崔行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0元，由上诉人崔行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丽芳审判员  庞 茜审判员  张峰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露书记员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