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1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朵元，男，1977年3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生，北京雪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丽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洁琼，女，1983年8月25日出生，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男，1982年11月11日出生，住上海市杨浦区。上列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博，北京圣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司亚娟，北京圣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朵元因与上诉人黄永、苗洁琼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4312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朵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苗洁琼、黄永向朵元连带支付违约金，以148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上诉费用由苗洁琼、黄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过分酌减违约金比例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第一，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不违约的利息标准为年6%，违约后违约金的标准为四倍基准利率或年化25%的高者（朵元只主张24%）。一审法院将违约金酌减到双方约定的正常利息标准，违约和不违约效果相同，无法体现苗洁琼、黄永承担违约责任。第二，朵元按照年化24%的标准主张违约金并不属于过高。本案虽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明确约定了分期付款和利息，朵元主张违约金的实质就是主张违约利息。本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利息标准，支持24%的违约金比例。第三，违约金应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本案中，朵元全面履行合同，没有过错，迟延付款完全由苗洁琼、黄永造成。朵元的损失不仅包括实际损失，还包括履行合同过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朵元错过了再投资房产和其他投资机会，苗洁琼、黄永反因过错获得了房产升值。一审法院过度酌减违约金比例的行为无异于鼓励过错，惩罚诚信。第四，苗洁琼、黄永总计拖欠朵元房价款1780万元，朵元只对其中的1480万元主张年24%违约金，对其余300万元主张年6%的利息损失，两者加权计算，苗洁琼、黄永占用朵元资金的实际成本只有年20.97%，结合目前资金市场价格，不属过高。针对朵元的上诉，苗洁琼、黄永辩称：一、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调整正确，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双方在补充协议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高于给朵元造成的损失，应该适当减少违约金。二、一审判决中违约金的标准符合朵元造成的利息损失。苗洁琼、黄永欠朵元的是现金，朵元因苗洁琼、黄永拖欠现金产生的损失只能是利息损失，朵元在投资房产和其他投资可能没有收益，其主张的再投资房产和其他投资机会并不是实际损失，且不可计量。一审判决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明显超出同期贷款利率，足以涵盖朵元的利息损失。三、朵元主张应依据民间借贷的利息标准，于法无据。本案案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是不同的案由，朵元主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利息标准，于法无据。四、朵元主张的违约金和不违约一样属于性质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二、第三项规定的6%的利率标准是基于补充协议对利率的约定酌定6%的标准，是基于朵元的实际损失，二者性质不同，制定标准不同，结果相同，只是巧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朵元的上诉请求。苗洁琼、黄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苗洁琼向朵元支付购房款1380万元，苗洁琼、黄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起算点均从苗洁琼接到诉状之日起起算；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朵元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苗洁琼支付购房款为400万元错误。苗洁琼共向朵元转账支付800万元购房款，证据充分。货币为种类物，非特定物，其所有权与占有一致。苗洁琼转账支付给朵元所用货币，在民法意义上均为苗洁琼所有。同时，案外人张峰转账给苗洁琼的400万元为张峰占有并所有，要证明该笔款项是朵元支付，还需要张峰作证或以第三人身份主张其转给苗洁琼的400万元为朵元指示交付，且张峰对该笔款项不享有请求权。即使该笔款项为朵元支付，也依据占有即所有原则归苗洁琼所有，朵元对该笔款项只享有债权请求权。同时，朵元与苗洁琼并未对该笔400万元转账有任何性质上的约定，也未约定利息。双方基于该笔款项成立的法律关系独立于两者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上述400万元不是703号房屋购房款违背了证据规则，且属于法官主观臆断。根据法律规定，采用高度盖然性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本案事实清楚，双方提交证据也无冲突之处，并不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苗洁琼已经向朵元支付购房首付款800万元，剩余购房款为1380万元。三、一审法院判决要求苗洁琼、黄永向朵元支付以30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错误。2015年12月11日黄永出具《欠条》所示300万元首付款已经重复计算，苗洁琼已经支付购房首付款800万元，不存在拖欠行为。即便是以30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计息起算时间应为清退租户当日。虽然《欠条》未显示确认痕迹，但朵元在当日接收《欠条》并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可见其当时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四、《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是黄永在没有取得苗洁琼授权情况下自行签署，该协议项下债务数额巨大、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家事代理范围，不能对苗洁琼产生拘束力。五、一审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作为判决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针对苗洁琼、黄永的上诉，朵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第一，关于400万元转账，转账节奏非常密集，其中2015年9月21号由朵元指定的北京蓝石致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石公司）第二分公司转给王松，当日转给苗洁琼、黄永一方指定的江琴，江琴于2015年9月22号又转给了张峰，张峰转给苗洁琼，苗洁琼同日将400万元转回朵元处。其中，蓝石公司第二分公司和王松是朵元指定的人，江琴、张峰是苗洁琼指定的人，钱的流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路。这同黄永于2015年12月11号书写的欠条是相符合的，黄永亲笔书写欠朵元房屋首付款是300万元。也就跟这400万元银行转账相互印证，双方均认可这400万元是朵元的钱，只是走一个流水而已。第二，在整个购房过程中，从签订网签合同到房产过户、签订补充协议、书写欠条始终是黄永代理苗洁琼，朵元完全有理由相信黄永是为了夫妻二人的利益从事代理工作，黄永签字对苗洁琼是有约束力的，而且涉案房屋也登记在苗洁琼名下。朵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苗洁琼、黄永支付购房款1780万元；2.判令苗洁琼、黄永支付利息520273.97元（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21日）；3.判令苗洁琼、黄永支付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苗洁琼、黄永支付利息888000元（以14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5.判令苗洁琼、黄永支付违约金6714739.73元（以14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21日）；6.判令苗洁琼、黄永支付违约金，以14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苗洁琼与黄永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6月26日登记结婚。2015年10月30日，朵元（出卖人、甲方）与苗洁琼（买受人、乙方，委托代理人：黄永）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1116775），约定苗洁琼向朵元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处703号房屋（以下简称703号房屋），建筑面积共286.72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商品房，成交价格为1200万元，网签合同落款处显示“朵元”“苗洁琼”“黄永”签名字样。703号房屋所有权于2015年11月30日转移登记至苗洁琼名下。苗洁琼主张其分别于2015年9月22日、2015年11月19日、2015年11月24日、2015年11月27日向朵元转账支付购房款4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朵元主张苗洁琼仅支付购房款400万元，2015年9月22日转账的400万元不是购房款，是朵元自己的钱，因朵元当时处理离婚纠纷，而苗洁琼与黄永当时支付能力不足，无法支付首付款，为了避免朵元的前妻质疑朵元和苗洁琼、黄永系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所以通过走流水的方式故意把帐作乱，即在房屋买卖之前，朵元实际控制的蓝石公司第二分公司转账400万元给王松、王松再转账给江琴、江琴再转账给张峰、张峰再转账给苗洁琼。朵元提交的招商银行付款回单及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显示蓝石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向王松转账400万元，王松于当日向江琴转账400万元；法院调取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江琴于2015年9月22日向张峰转账400万元。黄永称该400万元是朵元让案外人转账的，苗洁琼认可支付购房款前收到张峰转账的400万元，称该笔款项是用于购房的借款，不清楚张峰、江琴、王松的关系，但就其主张苗洁琼未提交相应证据。朵元提交2015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一份，载明：甲方（卖方）为朵元，乙方（买方）为黄永、苗洁琼；甲方向乙方出售703号房屋一套（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286.72平方米，其中房屋1200万元，屋内设施、装修家居980万元，合计2180万元整；房屋办理产权过户前，乙方向甲方支付70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价款1480万元，且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剩余款项付清之日止，乙方应当以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利息。乙方迟延支付剩余房价款的（即2016年12月31日前未能付清剩余1480万元的），自违约之日起，以1480万元为基数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或年利率25%（以两者间较高者为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黄永和苗洁琼为夫妻关系且作为房屋的共同购买人，对剩余房价款承担连带责任，甲方有权向其中任何一人主张全部剩余房价款；本补充协议与原购房合同有不一致的地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落款处显示“黄永”、“苗洁琼”、“黄永代”签名字样。黄永认可《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该补充协议是其代苗洁琼签订，苗洁琼并未授权其签署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无效，黄永当时基于与苗洁琼的夫妻关系认为其有权代理苗洁琼购买703号房屋，黄永在签订该补充协议时认为自己能赚到钱支付利息。苗洁琼主张其未授权黄永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苗洁琼对此不知情，不认可该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等条款。经询，朵元与苗洁琼、黄永均认可703号房屋总价款为2180万元；苗洁琼认可703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是黄永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苗洁琼本人未到场。审理中，朵元主张黄永代苗洁琼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行为系表见代理。朵元提交黄永于2015年12月11日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因购买703号房屋（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黄永欠朵元首付款300万元，朵元负责协助黄永清退租户，清退租户当日黄永一次性付清300万元。黄永认可《欠条》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该《欠条》为债权纠纷，与本案无关，认可《欠条》的内容，认可约定过户时应当支付购房款700万元，但是只支付了400万元，所以300万元打了《欠条》，将支付300万元的起算点变更为清退租户的日期，即2016年4月份。另，黄永当庭认可这个钱至今没有给。苗洁琼不认可《欠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称未见过该《欠条》，也未听黄永提起过，而且该《欠条》为债权纠纷，与案件无关。一审审理中，朵元认可703号房屋租户退租的时间为2016年4月底。另，朵元在一审中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冻结苗洁琼名下703号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并提供了现金担保。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24312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苗洁琼名下703号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已支付购房款金额，朵元与苗洁琼、黄永均认可703号房屋总价款为2180万元，法院不持异议，因朵元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的转账记录与朵元所述走账过程相符合，且苗洁琼认可其支付购房款前收到张峰转账400万元，苗洁琼亦未对其所主张的已支付首付款金额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不符作出合理解释，故结合《欠条》所载内容及黄永的当庭陈述，朵元关于2015年9月22日苗洁琼向其转账的400万元不是703号房屋购房款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法院对苗洁琼关于其已支付购房款80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对朵元关于苗洁琼已支付购房款400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苗洁琼未按约定支付剩余购房款，应当予以支付，朵元要求苗洁琼支付剩余购房款1780万元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争议焦点之二为黄永代苗洁琼在《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苗洁琼应否对黄永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黄永认可《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对其产生效力，法院不持异议，根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载明的乙方信息及落款处签名情况，黄永应系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黄永与朵元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法律未规定缔约阶段房屋买卖的委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苗洁琼未向黄永出具过书面授权委托书，苗洁琼主张黄永代签《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行为属无权代理，而朵元主张黄永代苗洁琼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虽为苗洁琼，但苗洁琼、黄永系夫妻关系，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且苗洁琼认可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及2015年11月30日办理703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时黄永的身份为其委托代理人，亦认可703号房屋总价款为《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中约定的2180万元，故综合案件相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作为苗洁琼的配偶、夫妻财产共有人的黄永在2015年11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时，系以苗洁琼代理人的身份替苗洁琼在《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上签字，且朵元应有理由相信黄永有苗洁琼的代理权，黄永的该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故《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对苗洁琼亦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根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苗洁琼、黄永应在房屋办理过户前支付700万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1480万元，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购房款1480万元的利息，并对剩余房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利息，黄永虽在《欠条》中表明将300万元购房款的支付日期变更为清退租户当日，但《欠条》未显示朵元的确认痕迹，朵元亦不予认可，故该变更付款日期的意思表示系黄永单方作出，对朵元不发生效力，现朵元依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中约定的700万元付款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主张该300万元购房款的利息，并无不妥，予以支持；朵元关于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1480万元购房款利息的诉请，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苗洁琼、黄永未按约定支付购房款，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数额，苗洁琼、黄永主张《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中约定违约金标准过高，朵元亦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故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苗洁琼和黄永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酌情确定苗洁琼、黄永应支付违约金标准。朵元依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要求苗洁琼、黄永对购房款、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判决：一、苗洁琼、黄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朵元购房款一千七百八十万元；二、苗洁琼、黄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朵元利息，以三百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苗洁琼、黄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朵元利息八十八万八千元（以一千四百八十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计算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四、苗洁琼、黄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朵元违约金，以一千四百八十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五、驳回朵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朵元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7年4月28日蓝石公司和朵元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证明因黄永一方不履行义务，朵元为本次诉讼向蓝石公司借款用于支付财产保全的保证金534万元，双方约定的利息是24%。证据2，北京中际时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际公司）和朵元签订的短期拆借协议及招商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书和特殊业务申请书、银行流水，证明朵元欲用黄永应支付的购房余款投资收购北京邦客乐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但黄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故朵元于2016年11月21日向中际公司借款1520万元用于投资该公司，利息为日1.5‰，朵元共计还款2090万元，支付利息570万元，该部分利息为朵元的损失。证据3，朵元作为委托人投资的英大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合同，证明朵元通过日常资产管理投资收益高于补充协议约定的24%。经质证，黄永、苗洁琼认为：证据1中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朵元一审自述蓝石公司是其控股公司，通过公司走流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24%利息也未实际产生，保证金在房产解封之后会退给朵元，并且法院对财产保全的担保可以通过诉讼保全保险业务实现，朵元自愿通过现金担保形式产生的损失不应由黄永、苗洁琼负担；证据2中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短期拆借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中际公司的股东与蓝石公司的股东一致，而蓝石公司是朵元实际控制的公司，故中际公司亦应为朵元实际控制的公司，朵元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走流水把账作乱是常规做法，认为资金拆借合同是配合银行流水后期补签，并不存在借款事实，且合同约定的利息明显高于年24%，一审中对卖房原因朵元也只提到离婚，同时，即使产生损失，该损失不是法律规定的直接损失，是黄永在签订补充协议之时不可预见的，不应由黄永、苗洁琼负担，该投资收益也不是必得收益，故该笔利息不应作为衡量朵元实际损失的依据；证据3是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证据1，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借款合同，因朵元在一审中自述蓝石公司系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并存在利用公司进行走账的行为，故本院对朵元与蓝石公司之间就该笔款项形成借款关系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证据2，对招商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书和特殊业务申请书、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就出卖房屋原因，朵元一审中明确陈述系基于离婚背景处置房产的需要，上诉中亦主张损失为违约利息损失，现其主张其卖房系用房款投资其他公司、其损失为未收到款项后向案外主体借款而产生的借款利息，与其在先陈述不符，且仅凭朵元提交的单笔款项流水记录，不能证明短期拆借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2中短期拆借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证据3，该资产管理合同为复印件，亦不能反映朵元的实际损失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本院另查明：朵元作为出卖人、苗洁琼作为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落款出卖人签章处有朵元签名、买受人签章处有苗洁琼签名，买受人下方委托代理人签章处有黄永签名，该合同为网签合同，约定的房屋成交价为1200万元，对于房款支付方式、房屋交付、权属转移登记、违约责任等内容均未约定。该合同首页打印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尾部当事人签字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第一，苗洁琼、黄永已支付购房款金额如何认定；第二，黄永代苗洁琼在《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上签字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第三，黄永、苗洁琼（如构成表见代理）应向朵元支付的利息、违约金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苗洁琼、黄永已支付购房款金额如何认定。双方均认可703号房屋房总价款为2180万元，苗洁琼主张其共计支付购房款800万元，朵元主张2015年9月22日苗洁琼转账的400万元并非购房款，是朵元自己的钱。根据朵元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的内容，朵元实际控制的蓝石公司第二分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向王松转账400万元、王松于同日向江琴转账400万元，江琴于2015年9月22日向张峰转账400万元，苗洁琼亦认可收到张峰转账400万元，但称该笔款项是购房借款，就该主张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认为，上述银行流水可看出，争议400万元在短短两日内形成从朵元控制的蓝石公司第二分公司到苗洁琼再到朵元的完整闭环，结合黄永在2015年12月11日出具的欠首付款300万的欠条，以及《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中对过户前需支付700万元的约定，本院采信朵元一方的主张，即苗洁琼实际已支付的购房款为400万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苗洁琼、黄永上诉主张按照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该笔400万元款项系其支付，并非朵元所有，本案争议的是对苗洁琼已支付购房款金额的认定，并非处理张峰转至苗洁琼账户中特定40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问题。苗洁琼、黄永上诉主张黄永签订的《欠条》系其与朵元形成的独立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但从《欠条》上写明的内容可知，该欠条是对欠付首付款情况的说明，并非在黄永与朵元之间成立新的独立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民间借贷关系，故本院对其相应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黄永代苗洁琼在《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上签字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苗洁琼未向黄永出具授权委托书。从黄永与苗洁琼的身份关系来看，在购买703号房屋时，黄永与苗洁琼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无财产约定的情况下，以一方名义购买的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即便《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仅有苗洁琼一方作为买受人，其履行合同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仍系苗洁琼、黄永共同共有。从房屋买卖签订协议的情况来看，2015年10月30日打印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网签合同，约定的房屋购房款为1200万元，对房款支付、房屋交付、权属转移登记、违约条款等合同实质性条款均未作约定，仅凭该合同无法显示双方就703号房屋买卖达成的真实意思。《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则就买卖标的及价款、具体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均有明确约定。苗洁琼上诉主张黄永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系未取得其授权、其不知晓该协议，不符合日常情理。从后续购房手续办理情况及居住使用情况来看，黄永亦作为委托代理人办理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签合同的签订以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703号房屋已转移到苗洁琼名下，且黄永、苗洁琼实际居住使用703号房屋至今，亦可佐证黄永在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系代理苗洁琼处理相应事宜。结合上述情况，朵元有理由信赖黄永作为苗洁琼的配偶、夫妻财产共有人，在《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上代苗洁琼签字是有代理权的行为，且朵元对该权利外观的形成在主观上善意无过失，故苗洁琼应受《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之约束。对苗洁琼、黄永上诉关于《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系黄永无权代理、不能对苗洁琼产生拘束力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黄永、苗洁琼应向朵元支付的利息、违约金如何认定。根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黄永、苗洁琼应在房屋过户前支付700万元，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剩余1480万元。首先，关于过户前未支付的300万元购房款的利息问题，虽然黄永在《欠条》上表明将300万元购房款的支付日期变更为清退租户当日，但朵元未在《欠条》上签字确认，仅凭朵元收取《欠条》的行为不能推定其同意变更该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一审法院按照《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约定，判令黄永、苗洁琼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1480万的利息及违约金，《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黄永、苗洁琼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在2016年12月31日前未能付清剩余1480万元的，自违约之日其以14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或年利率25%（以两者间较高者为标准）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按照上述约定判决苗洁琼、黄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88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朵元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判决将1480万元违约金标准酌减为年利率6%过低，要求黄永、苗洁琼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其支付违约金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由上述规定可知，在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的情况下，为避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形式自由而非实质自由，应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对违约金进行适当限制与酌减。本案中，黄永、苗洁琼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朵元上诉主张其损失为利息损失，且依照其投资经验与能力，可用该笔款项获得极高的投资收益，应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朵元的实际损失，朵元上诉提交了其与蓝石公司的借款合同，因朵元在一审中自认蓝石公司系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并且在本案703号房屋购房款支付过程中即存在利用公司进行走账的行为，故本院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朵元上诉提交了其与中际公司短期拆借协议，主张其拟使用703号房屋购房余款收购案外公司，因黄永一方未及时支付故向中际公司借款并按年利率54.75%的标准支付了八个多月的利息，该部分利息为其损失，但该陈述与朵元在一审中关于离婚处置房产的背景陈述不符，且合同约定的年利率畸高，仅凭单笔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上述借款关系的真实性；朵元上诉提交了英大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合同，但该合同为复印件，从合同内容来看亦不能反映朵元的实际投资收益情况，同时，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朵元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可通过自身资产管理能力稳定取得一定区间的投资收益。综合上述情况，朵元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情况，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将违约金标准酌定为6%，符合通常情况下未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而产生的损失标准，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朵元上诉要求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朵元、苗洁琼、黄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作为判决依据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44元，由朵元负担67744元（已交纳），由黄永、苗洁琼负担531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春香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贾云航法官助理 李晓晴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