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9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梅旭，女，197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维、李五伟，浙江九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金凤，女，194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红，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理群，系许金凤的女儿。 上诉人陈梅旭因与被上诉人许金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1986年10月，许宗仁（已故）、陈根渭与吴德贵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吴德贵将坐落于新登镇秉贤街利济弄51号的平房两间（面积约60平方米）卖给许宗仁和陈根渭，由许宗仁、陈根渭一人一间。1987年，双方在原富阳县房地产管理处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式六份，并办理了浙契字0122016号买屋契本契。二、1999年10月28日，许宗仁与袁世杰补签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载明：1978年10月，袁世杰和许宗仁协商，将坐落于的平房（旧木结构56平方）出售给许宗仁。三、1999年11月3日，许宗仁在原富阳市公证处通过公证方式立遗嘱一份，载明：1、许宗仁于1977年下半年和磐安县深泽乡后力村的陈芝仙同居近半个月，后陈芝仙与他人登记结婚，1978年10月生育一女，名叫陈梅旭，据陈芝仙证实，陈梅旭系许宗仁与陈芝仙所生的非婚生女儿；2、1985年左右，许宗仁向袁世杰购买了房屋一间（坐落于，泥木结构，约40平方米），在许宗仁百年之后，上述房产由许宗仁与陈芝仙所生的女儿陈梅旭一人继承，假如陈梅旭不是许宗仁生的，许宗仁也决定在百年之后将该房屋遗赠给陈梅旭。四、2017年8月8日，陈梅旭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要求确认新登镇秉贤村利济弄平房一间归陈梅旭所有，许金凤立即腾退上述房屋。该案审理过程中，许金凤向本院提交房屋买卖契约暨收据（原件）1份，以证明讼争房屋已于1991年12月5日由许宗仁卖给许金凤，且款已付清的事实。2017年12月1日，陈梅旭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同日原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017年12月25日，许金凤向原审法院取回上述买卖契约暨收据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确认“原件已收回”。五、2018年1月4日，陈梅旭与许金凤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位于富阳区房屋一间（面积25.84平方米）产权归陈梅旭，陈梅旭自愿补偿给许金凤人民币232000元，该补偿款在2018年1月15日前一次性付给许金凤。后陈梅旭未按约支付补偿款，许金凤于2018年12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梅旭支付补偿款232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019年1月29日，陈梅旭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1、撤销2018年1月4日本案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许金凤赔偿其拆迁补偿损失200000元。审理中，陈梅旭增加第3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新登镇秉贤村利济弄5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其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陈梅旭是否是许宗仁的非婚生子女；二、许金凤与许宗仁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客观真实即陈梅旭在和许金凤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时是否受到欺诈的问题。对于焦点一，陈梅旭主张其系许宗仁的非婚生女儿，并基于该亲子关系主张对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原审法院认为，我国继承法对于继承人资格的规定，并未区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但就本案而言，由于陈芝仙在陈梅旭出生前与许宗仁无夫妻关系，因此陈梅旭是否能够依法继承许宗仁的遗产，首先需要陈梅旭证明许宗仁系自己的亲生父亲，在此基础上，陈梅旭才可能依据继承法主张相关权益。本案中，陈梅旭并未提供出生医学证明、亲子鉴定结论等亲子关系的必要证明，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亦无法证明许宗仁系其亲生父亲，且在许宗仁所立的公证遗嘱中，许宗仁明确“假如陈梅旭不是我生的”，恰能证明许宗仁本人亦无法确认陈梅旭是否系自己的非婚生女儿。陈梅旭在法庭审理中虽表态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但由于许宗仁已去世，无法进行直接鉴定采样，若隔代取样，不仅存在更大的风险，且关系到更为重大的伦理、道德、当事人声誉等重大问题。故在陈梅旭未能提供基本证据证明其与许宗仁存在亲子血缘关系可能性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对于陈梅旭是否系许宗仁的非婚生女儿不作确认。对于焦点二，合同法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陈梅旭主张，许金凤以存在买卖合同为由欺骗陈梅旭于2018年1月4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多方收集证据，对买卖合同的真伪产生了巨大的怀疑，理由如下：1、陈梅旭于2019年4月11日开庭之前没多久从陈芝仙处拿到了房屋契本契和1986年10月的买房协议书原件，假如房屋已经卖给许金凤，房屋契本契、协议等材料原件不可能还在许宗仁处，故怀疑许金凤持有的买卖合同系伪造；2、陈梅旭看到1986年10月的买房协议书，认为利济弄53号包含利济弄51号、53号和前面的灶间；3、陈梅旭认为1994年，许宗仁和陈根渭签订过共墙协议，故不可能在1991年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许金凤。综合本院审理情况，本院认为，陈梅旭所谓的上述三点理由均系其主观臆测，理由如下：1、案涉房屋契本契原件、协议书原件和许金凤持有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均已在2017年陈梅旭诉许金凤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中提交，即在双方达成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之前陈梅旭已持有契本契原件和协议书原件，亦对许宗仁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许金凤的买卖合同原件发表过质证意见；2、利济弄53号房屋系1978年许宗仁从袁世杰处购买，利济弄51号房屋系许宗仁1987年从吴德贵处购买，故利济弄53号与51号并无包含关系，且1999年10月28日许宗仁和袁世杰补签的房屋买卖协议中也未提到利济弄53号房屋有两间；3、许金凤已经提交了其向许宗仁购买案涉房屋时，许宗仁交付给许金凤的相关凭证原件，包括房屋买卖协议、（共墙）协议书、凭条，1987年10月11日的共墙协议书系陈根渭出具给许宗仁，由许宗仁保管，陈梅旭认为1994年许宗仁和陈根渭签订过共墙协议，但未提供基础证据，且陈根渭在出庭作证时对于是否是1994年出具共墙协议，明确表示记不清楚了。另从陈根渭1987年出具给许宗仁的凭条亦可得知，当时许宗仁、陈根渭共同向吴德贵购买了案涉房屋，产权一人一半，但房契有且只有一本，暂由陈根渭保管，故陈根渭出具相应凭条给许宗仁保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陈梅旭与许金凤于2018年1月4日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陈梅旭不能证明许金凤存在欺诈或造假的事实，故从证据的优势原则及举证责任后果承担分析，陈梅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审法院对陈梅旭的诉请不予支持，许金凤的相应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梅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陈梅旭负担。 宣判后，陈梅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未认定上诉人为许宗仁非婚生女儿不当。上诉人提交了磐安县深泽乡后力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陈广德隔壁邻居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母亲陈芝仙回到家乡时已经6个月身孕，结合陈芝仙在庭审时的证言以及许宗仁所立《遗嘱》，能够证明上诉人系许宗仁女儿。因许宗仁已经去世，无法进行亲子鉴定，上诉人愿意与被上诉人进行亲属关系鉴定，以便进一步明确亲子关系，但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已经穷尽办法证明上诉人与许宗仁的亲子关系，在被上诉人拒绝配合鉴定的情况下，应确认许宗仁与上诉人的亲子关系。二、一审未同意上诉人亲属关系鉴定申请以及对许宗仁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程序违法。因被上诉人拒绝亲属鉴定导致上诉人无法继承案涉51号房产。许金凤主张因已经与上诉人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故未妥善保管其受让51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原件，明显不合理。被上诉人与许宗仁于1991年12月5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51号房屋，本案双方于2018年1月4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被上诉人在26年都保留合同原件，却在人民调解协议订立后一年就遗失了远近，不合常理。三、被上诉人欺诈上诉人订立了人民调解协议，该协议书应当撤销。双方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中，2017年10月23日，上诉人自法庭上发现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许宗仁于1991年12月5日订立的51号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以存在买卖合同为由欺骗上诉人订立调解协议，虽然产权归上诉人，但上诉人须支付被上诉人232000元。事后上诉人多方调查对买卖合同真实性产生怀疑，被上诉人遗失该协议更说明许宗仁未将房屋出售给其。四、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损失20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被上诉人合同造假行为让上诉人错失产权证过户机会，在拆迁中只能按农村集体土地标准进行补偿，相应损失应由上诉人获取。综上，上诉人陈梅旭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许金凤答辩称：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为许宗仁的非婚生女儿正确。陈芝仙在陈梅旭出生之前，没有与许宗仁缔结婚姻关系，陈梅旭需证明许宗仁系其亲生父亲才能依据继承法主张相关权利，本案中陈梅旭没有提供亲子关系的必要证明，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许宗仁是其亲生父亲。许宗仁的公证遗嘱中也有“假如陈梅旭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字句，说明许宗仁自己都没有确认陈梅旭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一审法院未同意上诉人的亲子鉴定正确。许宗仁已经去世，无法取样，隔代取样难度也大。一审未对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是因为在另案中被上诉人已将该合同递交法院，法院也确认了该合同真实性，因当时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比对样本才未进行该程序，且该案上诉人自愿向法院撤诉。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多方组织下双方在公平公正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且是上诉人主动联系各方机构要求被上诉人与其协商，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上诉方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存在欺诈行为，所以该份调解协议不应予以撤销。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20万元损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被上诉人许金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梅旭与被上诉人许金凤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陈梅旭认为许金凤以案涉51号房屋存在买卖合同为由欺骗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并要求撤销该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系本案双方在人民调解组织主持下订立，协议达成前，陈梅旭已经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案涉51号房屋归其所有并自认其已要求对许金凤提交的房屋买卖契约暨收据（原件）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陈梅旭申请撤诉，且陈梅旭在本案二审中自述其提起该案诉讼、撤诉均系为了促成调解，随后双方也订立了人民调解协议，故应认定在人民调解协议订立时陈梅旭对房屋买卖契约暨收据（原件）的情况已经知晓，其主动申请撤回确权之诉并与许金凤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均系其自愿之选，许金凤不存在欺诈行为，故陈梅旭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依据不足，相应的损失补偿主张亦不能成立。陈旭梅在确权之诉中已经申请房屋买卖契约暨收据的真实性鉴定，其撤诉、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再在本案中申请鉴定，缺乏合理性、必要性，且原件尚无，客观亦鉴定不能。案涉亲子关系鉴定或亲属关系鉴定系建立在人民调解协议撤销后案涉51号房屋陈梅旭通过法定继承取得的基础上，故亲子关系鉴定或亲属关系鉴定亦无必要。另，本案系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之诉，对于案涉51号房屋拆迁利益的归属应另案处理。综上，陈梅旭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陈梅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