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2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涛，男，1968年8月2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利，男，1940年9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现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立涛因与被上诉人王福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2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立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涉及的海参圈转让不应包括圈底海参”是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是民间借贷之诉，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海参圈转让合同已经履行近两年时间，被上诉人从没有提出诉讼要求撤销合同，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诉请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合同“如果无偿转让海参圈连同海参一并转让，显然有失公平”而认定海参圈转让不包括圈底海参明显是违反不诉不理原则，同时充当了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做出有失法律公允的错误认定。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就以银行流水推断“可以认定为原告归还被告海参款”，明显是牵强附会，毫无道理。正是因为上诉人在出卖海参后手里有了钱，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借钱。而被上诉人早已与上诉人签订海参圈转让合同，那么自海参圈转让后所取得的财产与被上诉人无关。三、一审法院以未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明显错误，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王福利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一、一审认定双方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海参圈转让合同，转让的是案涉海参圈120亩的承包经营权，不包括参圈中的海参，如果认定转让的标的物包括参圈中的海参不符合海参养殖业转让的交易习惯，并且明显违背公平原则。案涉海参圈共120亩，2016年被上诉人从上一级承包人李德颖处转包时，该圈为虾圈，被上诉人接手后投入了40多万元，将虾圈改造成参圈，2016年分多次投入参苗共48万多元，到2017年12月18日转让时整个参圈的价值在120万元左右，2016年投入的参苗到2018年才可以成参，才可以销售，因此，一审认定转让的标的物不包括圈中的海参正确。二、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双方在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海参圈养殖物是否一并转让，对于该重大财产未明确约定的，应当视为未转让。一审关于案涉29.4万元款项系2018年春季出售海参后于2018年5月14日上诉人收到收参人邹静第一笔海参款后，将其中的29.4万元汇给被上诉人的认定正确，有充分证据支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上诉理由部分第二项中重申了该事实，再次认可了案涉款项系2018年向邹静出卖海参后，收到第一笔海参款后从中提取了一部分。另案即（2019）辽0214民初4815号案件虽然没有生效，但孙立涛是用收到王福利汇款的8.4万元支付2018年度120亩海参池的承包费，这一事实在另案一审庭审中双方是认可的，可见孙立涛连8.4万元承包费都没有支付能力，需要王福利汇款，本案一审判决引用该节事实并无不当。三、在被上诉人抗辩该转款系双方之前的其他债务后，上诉人应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该款项系民间借贷的证据，而且对该借款用途做了虚假陈述，因此，一审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正确。孙立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王福利立即偿还借款294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表叔侄关系。2011年4月30日，被告王福利之女王长松与案外人李迎东签订海滩池子养殖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承包面积共210亩，期限从2011年4月30日至2021年4月30日，共计10年。承包金额为每亩每年承包费人民币700元整，承包费共计1470000元，其中在合同签字当日由王长松缴付735000元，其余承包款735000由王长松在2016年4月30日前给付李迎东。2017年9月20日，王福利向李迎东支付海参圈承包费441000元。2018年5月7日，王福利通过转账支付案外人李迎东94000元海参圈承包款，剩余承包款欠款为200000元。2016年3月11日，案外人杨守省与李德颖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承包面积共245亩，承包期限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2021年3月11日止，共计6年。承包金额为每亩每年承包费人民币700元整，其中在合同签订时由李德颖一次性付清前两年承包费共计343000元，剩余承包费由李德颖每年3月1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当年承包费。之后被告在案外人李德颖处承包了案涉的120亩海参圈，期限至2021年3月11日。2017年4月1日，原告孙立涛受被告王福利的雇佣看护案涉海参圈，口头约定劳务费为每年10万元。原告看护海参圈至今，被告未以货币形式支付原告劳务费。2017年5月，原被告签署有关合作经营海参圈协议书，总面积为270亩，包括从李迎东处承包的150亩和从李德颖处承包的120亩，约定原告负责养殖，被告负责资金，利润各50%。2017年末，原、被告达成意向，原告将120亩海参圈转让给被告，后双方对账目进行梳理。2017年11月23日，原告账目记载“清账余23198元，电费挂账6600，清；我支用24000+卖海参干16000，王福利”。2017年12月18日被告王福利与原告孙立涛在大连市普兰店区清正法律服务所签订海参圈转让合同，合同第二条规定王福利将案涉海参圈转让给孙立涛，王福利不向孙立涛索要任何钱财，纯属自愿给孙立涛所有，起草人、见证人为服务所主任王兴富和工作人员刘友。孙立涛经营海参圈后，将海参圈里的海参卖给案外人邹静。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8月3日之间，邹静通过宋孟格尾号为5214的账户向孙立涛尾号为8175的农行卡打款5次，合计为466530元，即为海参款。其中第一笔转账时间为2018年5月14日，转账金额为328900元。当日孙立涛通过其尾号为8175的农行银行卡向王福利尾号为3371的银行卡转账294000元。原告孙立涛以该笔转账为民间借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被告皆认可案涉款项来源是贩卖海参的款项。但双方对该笔款项应归谁所有具有分歧。双方的争议在于对转让合同第二条的理解，原告认为转让就是将海参圈包括圈底海参一并转让，被告认为只是转让海参圈的经营权和相关设备，不包括圈底的海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对于合同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在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海参圈养殖物是否一并转让，对于重大财产，未明确约定的，应视为未转让。其次，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拖欠原告看护海参圈的劳务费，劳务费口头约定是年薪10万元，且被告转让海参圈的原因是抵原告的劳务费。证据显示原、被告最早签订合同是2017年4月，从2017年4月至签订海参圈转让合同2017年12月，时间不到1年，被告后来补充说明原告是2016年到案涉海参圈工作，合计时间为两年。算上其他诸如电费等日常运营费用，总计不到30万元。而海参圈连同圈底海参价值远在50万元之上，如果无偿转让海参圈连同海参一并转让，显然有失公平。最后，证人王某的证言也证明签订合同时口头约定转让海参圈不包括圈底海参。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海参圈转让不应包括圈底海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被告找原告借款的原因是要向案外人李迎东交付两年的海参圈承包款，共计294000元。但根据被告提供的与李迎东的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第二次交付是王长松（王福利女儿）在2016年4月30日前付给李迎东剩余承包款即735000元。对于这笔承包款，王福利于2017年9月20日、2018年5月8日分别缴付441000元、94000元，共计535000元，还欠200000元。并不是原告所述的294000元，且原告转账给被告案涉款发生于2018年5月14日，在被告给李迎东转账之后。再者，在一审法院（2019）辽0214民初4815号案件中原告于2018年3月向被告借款84000元用于支付案涉海参圈120亩的年承包费，原告自身并无84000元的支付能力，更不存在294000元的出借能力。根据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原告在收到宋孟格支付的海参款328900元后才将案涉款打给被告王福利，可以认定为原告归还被告海参款。故原告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双方具有借贷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立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10元，由原告孙立涛负担。反诉费减半收取1875.3元，由被告王福利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孙立涛与被上诉人王福利系亲属关系。2018年5月14日，孙立涛通过其尾号为8175的农行银行卡向王福利尾号为3371的银行卡转账294000元。另查，2017年4月1日，王福利与孙立涛签订委托书，内容为：李迎东养殖场西部海参池210亩和魏卢英120亩海参池，特委托孙立涛为副总经理，全权代理办理相关事务。2017年5月，王福利与孙立涛签订《协议书》，约定：山东东营已有海参圈270亩孙立涛负责养殖，王福利负责资金，合伙养殖，利润各50%。2017年12月18日，王福利作为甲方与孙立涛作为乙方签订《海参圈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自己所有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黄河口镇杨守省17号闸以南，海堤以西，以北开始往南第7号池子面积120亩转让给乙方孙立涛所有。甲方转让给乙方，甲方不向乙方索要任何钱财，纯属自愿给乙方所有，自2017年11月22号至2021年3月11日止。大连市普兰店区清正法律服务所在合同下方证人处盖章，法律服务工作者王兴富、刘友在证人处签名。2018年5月14日，案外人宋孟格向孙立涛尾号为8175的农行卡转款328900元，孙立涛认可该款为其出售海参的货款。再查，王福利于2018年3月8日、3月9日分两次共计向孙立涛账户转款84000元，其于2019年1月28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孙立涛返还借款84000元及利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孙立涛主张其向王福利转账的294000元系借款，而王福利则主张系其应得的海参款，王福利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王福利曾雇佣孙立涛为其看护海参圈，双方之间曾存在劳务关系；后双方签订协议书，合伙养殖，利润平分，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后双方又签订转让合同，王福利将120亩海参圈无偿转让给孙立涛，双方之间形成转让合同关系。现双方对于海参养殖过程中的债权债务关系、权利义务约定及实际履行存在争议，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王福利抗辩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此时应由上诉人孙立涛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一般而言，借贷关系成立需有借贷合意，现上诉人并未提供双方对借款的金额、期限、用途、利息等借贷关系重要事实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的相关证据，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借款294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审理的重点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争议如何认定，因涉及其他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评判和处理。综上所述，孙立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0元，由孙立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欣欣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