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1103民初5265号 原告：纪某，男，1989年12月23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医疗器械销售，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伟，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某，女，汉族，1992年12月16日生，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护士，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月，江西红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某，女，1969年6月3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家务，住。系被告汤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月，江西红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纪某与被告汤某、周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纪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伟，被告汤某、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纪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52,331.33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纪某与被告汤某系自由恋爱，后经双方父母同意订婚。2017年2月14日，原告在广丰农村商业银行吴村支行取了8万元当做彩礼，经被告汤某同意当天在广丰时代广场工商银行交于被告母亲手上。根据当地风俗，2017年3月5日，原告在定亲（小看）时向被告共计交付了15,751元（其中给被告汤某父母各2688元；给被告汤某的弟弟和小孩各一个1688元的红包;给被告汤某本人6999元)。2017年12月份，被告新房乔迁，原告向被告交付了11,400元(其中原告本人给被告8800元；原告父母给被告2600元)。此外，自2017年至今，被告利用原告的手机，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共计26,568元，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账共计18,612.33元。2019年5月26日，被告表示不愿再与原告继续交往，原告多次极力想挽回感情，但被告均直接拒绝，期间告知原告会归还彩礼。后原告在确定无法挽回被告的感情，双方己无结婚可能，遂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彩礼，但是被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起诉。 原告纪某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原告及被告汤某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及被告汤某主体适格； 证据二，江西广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村分理处出具的《账户交易明细》、录音光蝶及部分录音文字内容。证明：原告于2017年2月14目在江西广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村分理处取了53,200元，连同原告自己的现金，共计凑齐了8万元给被告作为彩礼金。原告已向两被告交付了8万元的彩礼金； 证据三，支付宝转账记录5页、微信转账记录6页、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2页。证明：自2017年至今，通过原告的支付宝共向被告汤某转账18,612.33元，通过原告的微信向被告汤某转账26,568元。原告多次劝说被告汤某和好，被告汤某坚持要分手，原告对原、被告双方感情破裂不存在过错； 证据四，证人徐某当庭证言。证明订亲那天，原告给被告汤某的父母红包共5376元，两个小孩（被告汤某的弟弟和儿子）共3376元，给被告汤某6999元。被告周某新房乔迁时，原告送礼8800元，原告父母送礼2600元（回礼1200元），原告支付宝转账给被告汤某3500元； 证据五，证人阮某当庭证言。证明听原告说过在订亲前拿了80,800元彩礼给被告。订亲时我知道原告给了被告彩礼，具体数字不知道。 被告汤某、周某共同辩称，一、原告诉称“2017年2月14日，原告在广丰农村商业银行吴村支行取了8万元整当做彩礼，经被告汤某同意当天在广丰时代广场工商银行交于被告母亲手上”。这完全是不实之词。被告周小芳从未收过原告所谓的彩礼8万元，原告之说也不符合广丰当地的风俗习惯。就广丰风俗而言，是先认亲，再看门风（小看、大看），选出结婚日子（举行婚礼），才付聘金彩礼，凭什么尚未定亲（认亲）就好端端的要付8万元彩礼呢，既不符合广丰的当地风俗，也不符合客观逻辑。二、原告又称：“2017年3月5日，在定亲时向被告共计交付了15,751元”，这也与事实相悖。事实是原告与被告汤某当时共同生活已三年，可双方父母未曾见面，故原告要求汤某的家人（汤某的儿子、父母和弟弟共5人）去他老家玩，让双方父母相识一下，故原告方认为汤某家人是第一次见面，就分别发了一个红包是事实。 三、原告还称：“2017年12月份，被告房屋乔迁，原告向被告交付了11,400元”，对于这点被告汤某更加看清了原告的本质，作为汤某来说，与其共同生活了五个年头，再怎么说也做了几年的夫妻吧，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原告送礼，被告也还了礼（还二个红包返50%），即使要分手，也犯不着提送礼之钱，再说也是人情往来呀。原告家（吴村）建房动工和浇水泥平顶时，被告也包了红包送了贺礼去，原告却只字不提。四、原告还称：“2017年至今，被告利用原告的手机通过微信向被告汤某转账共计26,568元，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账共计18，612.33元。”这完全是原告的一面之词。事实是原告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给被告汤某尚不足二万元。虽然原告转了45,180元（原告自述）汤某，但汤某除替原告及其家人买车票、交电费、交话费、买衣服等外，还转账给原告有24,640元（详见微信、支付宝清单光盘）。五、原告诉称：“2019年5月26日，被告表示不愿再与原告继续交往”，这也是事出有因的。作为被告汤某来说已是第二次婚姻，虽说第一次是同居关系，但对于被告来说伤害之深是无法言喻的，人生又能遇到几个第二次？“分手”并非是被告的本意。被告与原告相识后并未隐瞒有一非婚生子，并言明如原告愿意接受被告的儿子，二人就继续交往，若不能接受这个儿子就没必要继续交往，原告当即表态愿意接受。起初二年原告与汤某交往共同生活中，原告确实对汤某的儿子亲如己生，关系融洽，然而好景不长，从2018年开始原告即表示出“厌倦”，多次当着被告的面向朋友说，娶被告汤某是“买一送一”，为此汤某接受不了这种原告将其母子当商品的羞辱而提出分手。这点在原告提交的录音光盘中也有反映。六、再说原告与汤某从2015年夏天开始恋爱，一个月后便同居生活，于当年的11月份还做了人流手术，从2017年3月5日双方父母见面后，即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至2019年5月因汤某的小孩才闹意见分手，前后有五个年头，汤某为原告先后人流三次，依理依法也毋须返还原告任何金钱。综上，请法庭查明事实后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汤某、周某围绕其抗辩主张，依法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两被告身份信息； 证据二，光盘一个和微信转账、支付宝充话费、购物凭证。证明：1、从2016年起原告与被告汤某之间的微信转账、发红包及支付宝转帐记录，四年来原告转帐给汤某45180元，被告汤星转账给原告有25000余元，且反映出2019年4月18日就转给原告4273.22元。2、从2016年4月起至2018年汤某用支付宝为原告及其家人充话费、购车票、购手机，购衣服等共花去14112元。 3、汤某是很珍惜与原告之间的感情的，在汤某心中已是纪某家庭成员之一，多次替原告及其父母买手机，买衣服、买火车票等事实。 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共22页。证明：1、做了三次人流手术并非是被告的本意：第一次做人流手术是因为双方父母尚不知情；第二次是因为原告说娶被告是“买一送一”；第三次人流是被告患重感冒，服了不少药，担心对胎儿健康有影响，被告伤心之下要去做人流，但被告科室同事打了电话让原告来劝劝被告，而被告拒绝劝解（这些都在原告提交的录音光盘中有反映）。2、原、被告闹矛盾就是原告向人称娶被告是“买（娶）一送一”而伤了被告的心，故开始闹分手。3、被告要求原告办婚礼，被告却不愿意，且说“你之前也不是未办婚礼就生小孩子”之类的话，再次刺伤了被告的心。4、原告坦然表明“你非要让别人都知道我娶一送一是吧”的事实。 证据四，病历、用药清单、B超检查单共8页。证明：1、被告汤某于2015年11月3日、2018年11月12日、2019年5月10日分别做了三次人流术。2、第三次人流用药共花去694.73元。3、2019年8月30日被告原告殴打致多处软组织挫伤，见左侧面部肿账，左上臂有一约3cm抓伤痕，左臂有抓伤痕长约5cm，稍渗血。这一事实与原告提交的录音光盘相印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夏天，原告和被告汤某因工作关系认识，过了一个月后，双方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并同居。同居期间，除2017年2月14，原告向被告周某交付了80,000元彩礼外，原告还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被告汤某转账4万余元，用于被告汤某的日常开支，被告汤某也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形式购物2万余元用于原告的日常生活需要。此外，订亲时，原告向被告汤某及家人送红包若干，被告周某乔迁新居时原告及其父母也送礼金若干。 另查明，原告和被告汤某同居期间，被告汤某先后做过三次人流手术。 再查明，双方同居初期关系尚好，后原告因处理与被告汤某儿子之间关系而经常发生矛盾。2018年12月份，被告汤某认为当初双方确定关系前就告知原告，其抚养着非婚生儿子，且原告同意接受的前提下，才确定双方关系并同居，而现在原告经常以其儿子说事，遂提出分手。但双方直到2019年5月份，汤某做了第三次人流手术后，双方正式分手。 认定上述事实的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双方分别提供的录音文字内容、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及被告提供的购物凭证、病历、用药清单等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某种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较大的财物，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苦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本案中，原告和被告汤某在确定关系后，原告按习俗向被告给付彩礼80,000元，数额较大，属于彩礼范畴。现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请求，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和被告汤某同居关系持续近四年，同居期间被告汤某先后人流三次，且由于双方的原因，不能缔结婚姻关系。根据上述情节，彩礼返还比例相对较低，本院酌定该80,000元的返还比例为20%，即16,000元。对于双方通过支付宝、微信相互支付或购物的费用属同居期间的生活费用，不属彩礼范围。原告及其父母按风俗习惯向被告及家人给付红包和乔迁贺礼等亦不属彩礼范围，原告要求返还该部分礼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汤某、周某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纪某彩礼16,000元； 二、驳回原告纪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46元，减半收取1673元，由原告负担1473元，由被告汤某、周某共同负担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及上诉费，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 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