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63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曹宪均，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治琦，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土桥村托普科学城。 法定代表人：宋如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婧，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强，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曹宪均因与被申请人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普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3民终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曹宪均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经曹宪均委托，四川科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川科博鉴〔2019〕文鉴字第16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了《借款合同》上借款人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2013年10月29日《情况说明》上“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印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二）原审法院否认托普公司与曹宪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采信的鉴定结论为《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协议》《情况说明》《回执》四份证据上加盖的托普公司的印章具有同一性，与2000-2003年该公司在工商年检报告上加盖的公章不具有同一性，但并未得出四份证据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或不真实的结论。而鉴定中，托普公司未提供公安部门备案印章或与四份证据落款时间同时期的其他相关资料上的印文作为鉴定样本，仅提供了相距十年之久的印文作为样本，不具有合理性。本案中，曹宪均不否认直接转款人为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公司），但举证证明了金茂公司系受其委托转款，金茂公司也在庭审中承认接受曹宪均的委托转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和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金茂公司受曹宪均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托普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故，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为“金茂公司借款1655万元给托普公司偿债”，与本案曹宪均主张的事实并不矛盾。原审法院认为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金茂公司借款1655万元给托普公司偿债”即与金茂公司接受曹宪均委托向托普公司转款的证据相互矛盾，犯了逻辑错误，并直接否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法院未同意追加金茂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案外人金茂公司系接受曹宪均的委托向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账户转款1655万元，以供托普公司偿还执行款项。金茂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在托普公司代理人否认的情况下，金茂公司又向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主动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活动，曹宪均也向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原借款事宜经办人彭元福出庭作证，但一、二审法院均未予同意，而是径行认定该1655万元与本案《借款合同》无关。（四）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定曹宪均与托普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而是金茂公司借款给托普公司，在金茂公司未行使诉权、法院也未追加金茂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该部分事实明显超出曹宪均主张的事实请求，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托普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曹宪均提交的鉴定意见不属于新证据，该鉴定意见的结论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一致，不符合再审条件。（二）二审判决驳回曹宪均诉讼请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印章鉴定结论，而在于曹宪均主张的事实与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相冲突、所提交的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锁链。1.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6执异4号裁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执复17号裁定均在法院查明部分明确载明托普公司与金茂公司达成借款协议、金茂公司借款1655万元给托普公司偿债的事实。2.《借款合同》与《代付款委托书》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合常理、金额存在冲突，《代付款委托书》时间在前，《借款合同》在后，前者的金额为1655万元，后者的金额为2500万元。《回执》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载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才作出裁定”，但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广法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且《回执》没有写明抬头单位，也没有载明债权的明确金额。而彭元福在本案中的证人证言与其在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中陈述不一致，不具有真实性。（三）金茂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彭元福在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不符，该《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力。（四）曹宪均关于间接代理的主张与其关于曹宪均签订《借款合同》、委托金茂公司代付款的主张自相矛盾，关于原审超出诉讼请求、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主张不能成立。（五）另需说明的是，金茂公司向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转款1655万元终结了托普公司的执行案件，但是托普公司于2007年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既无人员也无资质，更不具有通过借款终结执行的意思表示。所谓的借款都是高尔夫公司的实际掌控人张蓉露伙同金茂公司、彭元福等人冒用托普公司的名义实施，其目的在于维持张蓉露继续实际掌握高尔夫公司的状态，以继续攫取利益，但张蓉露已因挪用高尔夫公司资金、侵占高尔夫公司资产被判刑。（六）曹宪均代理人一直对托普公司代理人身份表示异议，但托普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如华当着一审法院法官的面明确确认代理人的身份。因此，请求驳回曹宪均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新证据问题。曹宪均提交了四川科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借款合同》上托普公司的印章与托普公司递交给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情况说明》所使用的印章系同一印章，但该证明内容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内容并不冲突。一审法院的鉴定结论已明确《借款合同》《回执》《情况说明》《股权质押合同》上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只是上述印章与2000年至2003年托普公司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上加盖的印章不一致。因此，四川科博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居民户口簿和结婚证不属于新证据。因此，曹宪均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员对彭元福就1655万元转款的询问中，彭元福陈述《借款合同》系金茂公司与托普公司签订的，而本案中彭元福又陈述《借款合同》系其代表曹宪均与托普公司所签，彭元福的陈述自相矛盾。托普公司的代表李正彬亦否认其代表公司与曹宪均签订过《借款合同》，且合同上的骑缝章有瑕疵，加盖的公章经鉴定与托普公司年检报告上加盖的公章并不一致。曹宪均提交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系2013年10月29日，而其向金茂公司出具的《代付款委托书》的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委托代付款时间在签订合同之前有悖常理。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6执异4号生效《执行裁定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载明“在拍卖前，托普公司与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达成借款协议，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借款1655万元给托普公司偿债”。因此，曹宪均提供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曹宪均申请再审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其系委托人，受托人彭元福以托普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后，曹宪均行使的介入权，但曹宪均提供的《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出借人为曹宪均，与其主张的介入权相互矛盾。故，原审法院认定曹宪均不能证明其与托普公司之间就借款达成合意，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曹宪均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金茂公司未以其对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争议系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且本案中，对曹宪均与托普公司之间借款关系是否成立问题，人民法院也不可能判决金茂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和争议的事实来看，金茂公司申请参加诉讼，其目的系证明曹宪均委托其向托普公司付款1655万元的事实，而不是以其系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因此，原审法院未同意金茂公司的申请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曹宪均认为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超越诉讼请求问题。曹宪均起诉主张金茂公司向托普公司转款的1655万元系受其委托，其系出借人，原审法院对其提出的相应证据予以审理，认定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出借人为金茂公司，不能证明金茂公司转款系受其委托，未超越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其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五）关于曹宪均申请调查取证、证人出庭、协助调查问题。曹宪均申请调取（2005）广法执字第68、128、132、186号执行案卷中托普公司递交的《停止拍卖申请书》《情况说明》等盖有公司公章的文件，其中，《情况说明》其已向原审法院提供，不用再调取，而《停止拍卖申请书》等文件与本案审查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没有关联性，其申请不予准许。其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托普公司诉讼代理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宋如华的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规定，不予准许。其申请传唤宋如华到庭协助查清事实，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宋如华已出庭；其申请李正彬、彭元福出庭作证，彭元福二审开庭审理中已出庭作证，而曹宪均在原审中未申请李正彬出庭凭证，且人民法院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无须开庭审理，其申请均不予准许。 综上，曹宪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曹宪均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 洁 审判员 向森辉 审判员 黄 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依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