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初25827号原告：范荣智，男，195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被告：重庆生力运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渝铁村13号（菜园坝火车站)E单元5楼。法定代表人：李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荣锋，女，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南区路240号渝铁大酒店。负责人：余波，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松，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永秋，男，该公司员工。原告范荣智与被告重庆生力运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生力公司）、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以下简称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荣智，被告生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荣锋、被告成都铁路局重庆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松、颜永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荣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生力公司向原告发放2014年年终奖3000元；2.判决被告生力公司按同工同酬同福利待遇的原则向原告支付员工大病补助金20000元；3.被告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就生力公司应承担的支付责任承担补充责任。事实和理由：2007年11月1日，原告与生力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职位是乘务员，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1月31日止，名义上，原告是与生力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原告却在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工作，但却与客运段的员工不同工、不同酬、也不同福利待遇。原告认为自己的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派遣，派遣单位是生力公司，用工单位是成都铁路局重庆段。2014年9月3日，原告在工作期间经医院诊断查出身患恶性肿瘤，随后经历了住院治疗、动手术、康复治疗、康复出院等一系列事情，但生力公司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将原告调到庇班，即不用上班，公司只向员工发放基本生活费。2015年3月，原告要求生力公司发放正常工资及福利待遇，以确保工资收入足够家庭生活开支，2015年4月，生力公司安排原告重回原工作岗位工作，并一直工作至2019年1月31日办理退休。原告于2014年9月在工作期间被确诊为癌症，按照公司年终奖的发放规则，原告参加工作八九个月、勤勤恳恳、无违纪行为，被告应该向原告发放年终奖，但被告未发放2014年年终奖。生力公司隶属成都铁路局，系成都铁路局重庆段的子公司，而整个铁路局，在2018年改制之前，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从始至今，如果有员工身患癌症（即大病），除了一般的医疗报销之外，还要给员工支付几万不等的大病补助金，同时，生力公司对所有员工发放的福利待遇均需要经过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同意、认可才行。原告作为公司一员，工作兢兢业业，但在身患癌症之时，公司却不再同工同酬同福利待遇，而是区别对待，公司对其他身患癌症的员工均会支付几万不等的大病救助金，但对原告却只字不提。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生力公司辩称，1.原告系集体企业职工，原告于1982年12月以集体职工身份被招入铁路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至今，原告的身份在招工时已经予以明确，且其接受单位亦为安置待业人员就业问题为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不管是铁路局还是重庆客运段均是国有铁路运输企业，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并非为安置待业人员而设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原告系我公司借用到成都铁路局重庆段的职工。我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是重庆客运段主办的作为以安置待业人员为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成都铁路局重庆段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国务院令第88号）第二十一条规定：集体企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享有依照国家规定确定适合本企业情况的经济责任制形式、工资形式和奖金、分红办法，按照国家规定决定本企业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劳动组织形式和用工办法，但我公司和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分别执行各自的工资形式和奖金办法。原告自1999年9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在我公司工作，与我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为其发放工资并购买社会保险等。为解决职工工作岗位问题，我公司与被告成都铁路局重庆段签订《借用劳务人员协议》，采用让职工进入铁路运输主业从事乘务员工作的方式来为职工换取劳动报酬并保障社会保险待遇。原告是基于该人员借用协议，被借用到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工作，而不是像原告认为的被劳务派遣到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工作的。原告虽然被借用到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工作，但其与我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其工资结构依然执行我公司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办法。3.我公司已发放给原告2014年一次性奖1000元。公司出于原告要求和照顾原告的目的将原告安排为“备班”，原告于2014年8月27日被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查出右侧腮腺腺样囊性癌，并住院至9月3日，9月3日至9月24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按照相关办法，住院期间工资待遇按住院工资支付。出院后，原告因病情较重无法上班，本应按病假处理，根据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59条之规定，我公司职工病假工资按2014年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1250元的80%发放，但在此期间，原告多次向我司反映家庭困难又重病在身，希望给予适当的照顾。我公司考虑原告病情严重，为解决原告因病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难和缓解其就医压力，将原告调整为“备班”，“备班”期间原告可以不用上班，而其实际也未上班，但“备班”期间的基本工资待遇高于病假工资，因此我司是考虑原告实际困难，出于照顾原告的目的，为了使原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用上班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工资，才将其调整为“备班”岗位。原告未取得全部一次性奖是因为其在2014年11月没有上班。我公司没有年终奖制度，2014年我公司根据成都铁路局重庆段依据《借用劳务人员协议》向我公司清算的费用及费用发放条件、标准，在年终向员工发放一次性奖。该笔奖金共计3000元，由安全一次性奖、劳动生产效率一次性奖、安全效益一次性奖三部分构成，每一项奖金为1000元。其中安全一次性奖、劳动生产效率一次性奖的考核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根据“三标”考核得分计算职工个人奖励，原告2014年11月全月未上班，因此也不符合考核奖励的条件。其中，安全效益一次性奖的考核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明确在考核期内，工作时间在8个月以上的按全额发放，因此原告仅符合安全效益一次性奖1000元的发放条件，且我公司也于当年12月向原告发放了该笔奖金。4.2019年6月之前我公司没有大病帮扶救助制度。我公司在2019年7月才建立有关大病补助的制度办法，原告2014年患病时我公司尚未建立大病帮扶救助制度，原告当时患病无法享受大病补助福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成都铁路局重庆段辩称，1.原告系生力公司的职工，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是被借用到我单位上班，我们三方之间不属于劳务派遣关系。我单位系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属于分公司性质，而被告生力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我单位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生力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原告与生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生力公司为其发放劳动报酬并为其购买社会保险，他们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原告在我单位从事乘务员工作是基于我单位与生力公司签订的《借用劳务人员协议》，双方应为借用关系。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点第一项第7条、第五点第74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法律并不禁止员工借用关系的存在，并对此进行了规定和要求。2.原告不属于我单位职工，其关于奖金的诉求不应向我单位主张。原告于我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工资、奖金均由生力公司为其发放，我单位仅根据与生力公司之间签订的《借用劳务人员协议》据实向生力公司进行费用清算，2014年12月我单位系根据当年及阶段性生产工作实际，根据实际在岗人员情况，向生力公司清算了安全一次性奖、劳动生产效率一次性奖、安全效益一次性奖，并向其提供给了具体清算标准。至于生力公司根据其内部的分配制度如何向具体职工清算费用，是生力公司内部奖金分配问题。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工资、奖金应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我单位并非本案用人单位，原告关于奖金的诉求不应向我单位主张。3.原告不属于我单位职工，不属于享受铁路局大病帮扶救助政策的人员范围。根据《关于印发的通知》（成铁工发[2008]11号）第三条、第二十五条以及《关于印发的通知》（成铁工发[2014]7号）第三条、第二十八条，《关于印发有关条款的解释的通知》（成铁工保函[2014]1号）第1条的规定，我单位大病医疗帮扶救助的对象为成都铁路局在职职工，成都铁路局在职职工是指与铁路局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册职工，不包括集体企业职工、劳务派遣职工。原告属于生力公司职工，属于集体企业职工，不属于铁路局在册职工，因此，不属于享受铁路局帮扶救助政策范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2年12月10日，范荣智进入重庆铁路分局重庆车务段工作。1994年7月26日，范荣智从重庆铁路集兴贸易公司调入重庆铁路嘉陵交电公司。1999年8月19日，重庆铁路嘉陵交电公司被宣告破产还债，范荣智调入生力公司。2007年11月1日，范荣智（合同中称为乙方）与生力公司（合同中称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0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甲方根据生产（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乘务员岗位工作；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甲方应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按国家和铁道部有关规定，及时足额支付乙方应得的劳动报酬，并向乙方提供当月发放工资的清单，甲方支付乙方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08年6月1日，范荣智与生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补充条款》，将国务院法制办2008年5月8日公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规定作为《劳动合同附件》，该附件与劳动合同中的条款相冲突时以附件为准。2014年12月9日，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发出《关于发放安全一次性奖励的通知》，通知载明发放标准人平1000元（含借用集经人员、劳务派遣列车乘务人员），发放范围2014年11月30日在岗干部职工，考核时间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考核条件为下岗、待聘者免发……根据“三标”考核得分计算职工个人奖励，干部按照干部绩效考核得分计算奖励。考核期内被评定为“失格”、“不达标”的取消奖励等内容。2014年12月16日，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发出《关于发放劳动生产效率一次性奖励的通知》，通知载明发放标准人平1000元（含借用集经人员、劳务派遣列车乘务人员），发放范围2014年11月30日在岗干部职工，考核时间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考核条件为下岗、待聘者免发……根据“三标”考核得分计算职工个人奖励，干部按照干部绩效考核得分计算奖励。考核期内被评定为“失格”、“不达标”的取消奖励等内容。2014年12月22日，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发出《关于发放安全效益一次性奖励的通知》，通知载明发放标准人均1000元，发放范围2014年11月30日在岗干部职工，考核时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发放办法在考核期内，工作时间在8个月及以上的，按全额发放；工作时间满4个月不足8个月的，按人均标准的50%发放……等内容。2014年11月期间，范荣智为备班，即未正常上班。2014年12月24日，生力公司向范荣智支付了2014年安全效益一次性奖1000元。2019年1月2日，范荣智自愿办理退休，并自2019年2月1日起退休，由重庆市社保局按月支付退休养老金。2019年7月5日，生力公司印发《关于印发的通知》（重生综[2019]1号），该办法第六章第十九条第1项规定大病互助合作保障对象：生力公司在职职工，凡当年缴纳了大病互助合作保障金30元的，可列为当年职工大病互助合作保障对象。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2019年7月25日，范荣智以生力公司、成都铁路局重庆段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生力公司、成都铁路局重庆段向其支付2014年年终奖3000元，要求生力公司、成都铁路局按同工同酬同福利待遇的原则向其支付员工大病补助金20000元。2019年8月1日，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编号2019-996号《证明》，证明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情形，范荣智乃以本案请求诉至本院，要求处理。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范荣智陈述其没有证据证明生力公司应向其发放2014年年终奖3000元，但认为虽然没有证据，但是生力公司向其他人发放了年终奖的。另外范荣智陈述其原是公司领导，当时说过大病补助20000元参照全民职工执行，原告系集体所有制职工，应当享受该待遇，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应享受大病补助20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其支付2014年年终奖3000元，根据被告生力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生力公司2014年向员工发放的3000元分别为安全效益一次性奖励、安全一次性奖励、劳动生产效率一次性奖励，根据成都铁路局重庆客运段作出的通知要求，安全一次性奖励、劳动生产效率一次性奖励的考核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因原告在该期间并未正常工作，故生力公司未支付上述两项奖励符合其考核的规定，且生力公司亦按照其通知的要求向满足发放安全效益一次性奖励的原告全额发放了1000元的奖励，故原告现要求生力公司支付其2014年年终奖3000元并要求成都铁路局重庆段承担补充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被告应向其支付员工大病补助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因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应当享受员工大病补助金20000元，且原告亦不属于生力公司制定的帮扶救助实施办法中确定的大病互助合作保障对象，另外生力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年终奖及大病补助金均不予认可，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现原告要求生力公司支付员工大病补助金，并要求成都铁路局重庆段承担补充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荣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范荣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阳元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