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刑终22号原公诉机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彭水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翁科，男，汉族，1972年1月21日出生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学文化，原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五部副总经理，住重庆市大渡口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7月20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11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彭水县看守所。辩护人龙舟，重庆奥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紫云，女，汉族，1970年12月21日出生于重庆市南岸区，大学文化，原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行长助理，住重庆市南岸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8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3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黔江区看守所。辩护人刁太国、刘威娜，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瑭，男，汉族，1983年6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区，大学文化，原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客户经理，住重庆市南岸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8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8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3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彭水县看守所。辩护人周婉洁、王欣，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彭水县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彭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翁科、戴紫云、唐瑭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8)渝0243刑初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翁科、戴紫云、唐瑭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派副检察长田维武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翁科及其辩护人龙舟，上诉人戴紫云及其辩护人刁太国、刘威娜，上诉人唐瑭及其辩护人周婉洁、王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水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翁科于2008年1月任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南岸支行行长，经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党委研究决定，于2010年5月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银行三部总经理，于2012年3月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负责人，于2012年7月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行长，于2016年12月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副行长，于2017年7月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五部副总经理。被告人翁科于2010年6月、2015年6月先后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终止时间是2020年6月。被告人戴紫云于2010年6月、2013年6月先后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终止时间是2017年6月18日，先后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客户经理、行长助理。被告人唐瑭于2012年7月29日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从2012年7月30日至2016年7月29日，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客户经理。2009年至2014年，被告人翁科在担任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南岸支行行长、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银行三部总经理、高新支行行长、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元通公司、登峰公司、何某贿赂；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者伙同在高新支行担任客户经理的被告人唐瑭，在高新支行担任客户经理、行长助理的被告人戴紫云，在高新支行担任客户经理的朱思宇将向泽京公司、洋世达公司、喜地山公司收取的“存款回报费”予以私分。其中翁科个人收受贿赂80万元，伙同朱思宇共同收受贿赂20万元。翁科个人私分“存款回报费”196万元，伙同朱思宇私分“存款回报费”70万元伙同唐瑭私分“存款回报费”142.2万元，伙同戴紫云私分“存款回报费”544.7333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2009年9月，元通公司向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南岸支行申请贷款，元通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某向时任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行长的被告人翁科表示，贷款通过审批后，给付翁科贷款金额1%的感谢费，翁科表示同意。元通公司获得贷款后，翁科在重庆黄花园大桥桥头两江丽景酒店非法收受周某的感谢费50万元。(二)2010年6月，被告人翁科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公司银行三部总经理，2011年，元通公司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银行三部申请贷款，贷款审批后，翁科在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创世纪宾馆非法收受元通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某的感谢费10万元。(三)2013年，登峰公司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后贷款审批后，时任中信银行重庆高新支行行长的被告人翁科，在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非法收受登峰公司董事长谭某的感谢费20万元。(四)2014年3月，喜地山公司向中信银行重庆高新支行贷款，但未按约定完成存款任务。从事金融业务的何某联系时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行长的被告人翁科表示可以完成存款任务，何某承诺按存款金额的千分之二给付好处费，翁科表示同意，翁科安排其与时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客户经理的朱思宇恰谈，后何某联系了冀中宏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完成了存款任务，喜地山公司支付了“存款回报费”，何某从中获得35万元，后为感谢翁科、朱思宇，何某给付朱思宇好处费20万元，朱思宇将该款拿到翁科办公室，翁科决定二人平分，由翁科分得10万元，朱思宇分得10万元。(五)2015年，喜地山公司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高新支行与喜地山公司约定，由银行找企业完成存款任务，喜地山公司支付“存款回报费”。时任高新支行行长的被告人翁科联系英业达公司完成存款任务。喜地山公司的贷款经审批后，2015年3月19日，被告人翁科安排时任高新支行客户经理的朱思宇，收取喜地山公司支付的“存款回报费”150万元，朱思宇将该款拿到翁科办公室，翁科决定将其中的70万元予以平分，翁科分得35万元，朱思宇分得35万元。(六)2014年至2017年，泽京公司的关联企业西贝和公司、渝长建工公司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持续有贷款业务，泽京公司未完成存款任务，泽京公司与时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行长的被告人翁科约定由银行联系存款企业，由泽京公司支付现金做存款回报。贷款审批后，被告人翁科与时任该行客户经理的被告人唐瑭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其中翁科个人占有196万元，翁科与唐瑭共同占有142.2万元，其中翁科分得72.2万元，唐瑭分得7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5年的一天，被告人翁科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办公室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32万元占为己有。2.2015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翁科、唐瑭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办公室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83.2万元，翁科分得43.2万元，唐瑭分得40万元。3.2015年10月的一天，被告人翁科、唐瑭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209万元，翁科分得29万元，唐瑭分得30万元。4.2016年初的一天，被告人翁科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31万元，翁科将其中的1万元占为己有。5.2016年9月8日，被告人翁科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170万元”占为己有。6.2017年4月份，被告人翁科在重庆市温德姆酒店收取泽京公司“存款回报费”23万元占为己有。2016年12月20日，翁科安排泽京公司将“存款回报费”42.884011万元帮助杜克公司偿还贷款利息，约定从泽京公司应支付的“存款回报费”中扣除。2017年3月20日翁科安排泽京公司将“存款回报费”71万元帮助杜克公司偿还贷款利息，约定从泽京公司应支付的“存款回报费”中扣除。2016年2月，被告人翁科以要向存款企业支付费用为由，从唐瑭、朱思宇处各要回15万元，唐瑭实得“存款回报费”55万元。2017年7月20日，被告人唐瑭退35万元给泽京公司的罗铁盈。2017年8月的一天，唐瑭退1万元给泽京公司的罗铁盈。(七)2014年至2017年，洋世达公司申请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贷款，并用拓达公司名义进行贷款，洋世达公司、拓达公司与时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行长的被告人翁科恰谈贷款业务，双方约定由银行联系存款企业做存款回报，由洋世达公司支付“存款回报费”。贷款审批后，时任高新支行客户经理、行长助理的被告人戴紫云和被告人翁科收取洋世达公司“存款回报费”，二被告人将其中的544.7333万元占为己有，翁科分得312万元，戴紫云分得232.7333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4年11月底，被告人翁科、戴紫云收取洋世达公司“存款回报费”360万元，戴紫云分得37.5万元，翁科分得117.5万元。2．2015年10月底，被告人翁科、戴紫云收取洋世达公司“存款回报费”410万元，翁科、戴紫云各分得105万元。3.2015年11月份，被告人翁科安排洋世达公司的张某1转账40万元“存款回报费”支付合州医院贷款利息。2015年12月3日，合州医院归还10万元，被被告人戴紫云和翁科平分。2017年，戴紫云让合州医院将账户上张某1支付的贷款利息剩余的22.7333万元取出，翁科分得11万元，戴紫云分得11.7333万元。4.2016年12月，被告人翁科、戴紫云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贵宾室收取洋世达公司“存款回报费”150万元，二被告人将其中的50万元平分。5．2017年3月份左右，被告人翁科安排被告人戴紫云向洋世达公司收取77万元“存款回报费”，二人予以平分。6.2017年6月20日，被告人翁科让洋世达公司的张某1转账20万元“存款回报费”支付南川龙动公司的贷款利息，由被告人戴紫云具体经办。2017年7月份，南川龙动公司归还20万元给戴紫云，翁科与戴紫云将该款平分。2015年12月22日被告人翁科联系洋世达公司的张某1转账80万元“存款回报费”用于支付杜克公司的贷款利息，由被告人戴紫云具体经办。2017年7月19日，被告人翁科因受贿在重庆市江北区流嘉码头被侦查人员拘传到案，之后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私分“存款回报费”的事实。2017年8月14日，被告人戴紫云主动投案。2017年10月19日，戴紫云退赃50万元被彭水县人民检察院予以扣押。2018年12月1日戴紫云向彭水法院退赃29万元。2017年8月16日，被告人唐瑭接到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通知后到达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并向分行监察部门交代了收取泽京公司50万元的事实，后由分行工作人员将唐瑭交给侦查人员将唐瑭带走。案发后，被告人翁科、唐瑭提供线索，公安机关根据二被告人提供的线索，侦破其他刑事案件。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当庭举示、质证并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授信项目批复通知书、个人经营贷款档案移交清单、中信银行员工信息表、中信银行任免文件、贷款资料、检举材料、退赃收据等书证，证人周某、陈某、唐某、张某、何某、王某、郑某、华某、罗某、易某、刘某、林某等人的证言，同案关系人朱思宇及被告人翁科、戴紫云、唐瑭的供述和辩解等。彭水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翁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翁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唐瑭、戴紫云等人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其中翁科、戴紫云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唐瑭贪污数额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翁科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被告人戴紫云、唐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翁科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系立功，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翁科因受贿被立案侦查后，主动供述了私分“存款回报费”的事实，属于自首，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翁科在案发后如实供述其受贿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翁科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戴紫云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唐瑭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唐瑭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系立功，予以减轻处罚。唐瑭已将部分违法所得退还贷款企业，予以酌情从轻处罚；戴紫云退缴部分赃款，予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翁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二、被告人戴紫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三、被告人唐瑭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四、对被告人翁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35.2万元，继续予以追缴；五、对被告人戴紫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3.7333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六、对被告人唐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万元，继续予以追缴；七、对被告人戴紫云退缴的违法所得7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翁科及其辩护人提出：1.翁科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1)翁科在中信银行任职期间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2）“存款回报费”不属于中信银行的财产，翁科等人占用的资金是暂时不需要支付且没有人提出所有权请求的无主资金。3.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金额有误。翁科尚欠付英业达公司“存款回报费”，对方还进行过催收，该部分金额不应纳入犯罪金额。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戴紫云提出：1.戴紫云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1)“存款回报费”是贷款企业支付给存款企业的回报，不是中信银行的财产。（2）戴紫云等人占有“存款回报费”结余在性质上属于暂时保管，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故意。（3）贷款企业委托戴紫云等个人帮忙其联系购买其他企业存款，戴紫云等人的行为与职务无关。2.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戴紫云于2014年11月底分得“存款回报费”37.5万元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定戴紫云于2015年10月分得“存款回报费”105万元证据不足，戴紫云实际分得70万元。（3）戴紫云存放在单位保险柜里的50万元资金在案发前交给了单位，不应计入犯罪金额。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戴紫云的辩护人提出：1.戴紫云系通过招聘进入中信银行工作，并非接受委派从事公务，其身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2.戴紫云的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1)戴紫云等人与贷款企业之间没有形成行贿受贿的意思联络。（2）戴紫云等人保管的“存款回报费”结余将用于继续支付“存款回报费”，并非永久占有。上诉人唐瑭提出：1.唐瑭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1)唐瑭不具有特定身份，未利用职务之便牟利。（2）唐瑭认为“存款回报费”是贷款企业的财物，主观上无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3）“存款回报费”是贷款企业支付给存款客户的费用，不属于银行控制、使用的公共财产。2.一审判决认定唐瑭从2015年10月收取的“存款回报费”中分得30万元证据不足，应当认定为10万元。3.唐瑭具有自首、立功、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请求二审法院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唐瑭的辩护人提出：1.唐瑭的行为既不构成贪污罪，也不构成受贿罪，而应当构成侵占罪。2.唐瑭系受翁科安排被动实施相关行为，主观恶性不大。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官提出，“存款回报费”不属于中信银行的收费项目，系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个人为图私利而私设的项目，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正确，建议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二审审理查明的关于上诉人翁科单独或伙同朱思宇收受周某、谭某、何某，以及翁科单独或伙同上诉人戴紫云、唐瑭收受他人“存款回报费”的主要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二审庭审中，检察机关举示了一份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出具的《说明》，其内容为：“我行服务收费项目及服务价格均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制定、调整并向社会公布，包括我行在内的任何分支机构均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收费项目和服务价格。中信银行严格执行监管有关服务收费的规定，在中信银行的服务收费项目中，自始没有‘存款回报费’这一收费项目。”经质证，各上诉人及辩护人对该《说明》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说明》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案件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针对二审的主要争议问题，本院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的定性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收取并占有“存款回报费”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理由如下：1.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身份经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系国有控股公司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的分支机构。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高新支行分别任行长、行长助理、客户经理职务，其中翁科的任职系经分行党委研究后决定聘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照前述规定，上诉人翁科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分别伙同戴紫云、唐瑭等人在履职过程中，共同实施收取并占有“存款回报费”的行为，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第五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等规定及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本案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戴紫云、唐瑭与国家工作人员翁科共同实施身份犯罪的情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故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及辩护人提出三上诉人不符合相关犯罪主体身份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存款回报费”属于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个人收取并占有的资金，不属于公共财物首先，根据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银行在办理存贷业务时，一方面无权要求贷款人为其完成存款任务，或者要求贷款人在支付正常的利息之外另行支付其他费用，银行并没有“存款回报费”这一收费项目；另一方面，银行对于存款人也只需支付正常的存款利息，而勿需支付额外费用，对此常识，银行工作人员和一般公众都应当知道。因此，收取“存款回报费”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其次，从“存款回报费”的收取、流转、管控过程看，均是由上诉人翁科等人分别与贷款人和存款人以口头形式进行约定，而且多以现金方式往来，各个环节不留痕。“存款回报费”不在贷款合同的约定范围内，上诉人收取后既不给贷款人出具凭据，也不将款项上交银行统一管理和使用，支配权完全在上诉人，使用情况也不公开。同时，上诉人将“存款回报费”交付存款人时，存款人也不向上诉人出具凭据。因此，“存款回报费”不属于银行管理的公共财物。再次，根据贷款人的证实，其与上诉人口头约定了贷款总成本，其支付的“存款回报费”只要没有超出总成本，对于上诉人收到“存款回报费”后是否真正用于购买存款、向谁购买存款或用作其他开支以及是否有节余并不关心，也从不过问，只要能够实现贷款目的即可。同时，贷款人和存款人之间互不相识，既不产生直接联系，掌握的信息也不对称，即存款人不知道贷款人实际支付了多少“存款回报费”，贷款人也不知道存款人实际获得了多少“存款回报费”，他们只是在分别履行与上诉人的约定，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存款回报费”并非贷款人与存款人之间的对价交换，不是贷款人支付给存款人的报酬，而是贷款人为了获得银行贷款而付出的代价。“存款回报费”一旦交付上诉人，对于贷款人来说已经转移了所有权，失去了控制。上诉人一旦收到“存款回报费”，便享有了对该款的绝对支配权。因此，“存款回报费”的支付对象是上诉人，而非银行或者存款人，不属于银行管理的公共财物或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3.三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根据该规定，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等人在经办贷款业务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存款回报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件，贷款人是否具有明确的行贿意图并不影响对各上诉人的行为性质认定。综上，“存款回报费”是上诉人、贷款人、存款人为了实现各自利益，出于规避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需要，而在存贷合同之外另行约定的体外循环资金。“存款回报费”既不属于银行管理的公共财物，也不属于上诉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而系上诉人翁科、戴紫云、唐瑭在办理贷款业务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并归个人所有的财物，因此，三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或侵占罪，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二)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1.尚未向存款人支付的“存款回报费”应否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翁科等人是否尚需向他人支付“存款回报费”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且对“存款回报费”的支配属于对赃款的处理，不影响案件性质和犯罪数额认定。故上诉人翁科及辩护人提出尚未向存款人支付的“存款回报费”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对上诉人戴紫云分配其中两笔“存款回报费”的数额认定经查，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戴紫云从2014年11月收取的“存款回报费”中分得37.5万元的事实，有戴紫云和同案被告人翁科多次相互印证的供述证实，足以认定。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戴紫云从2015年10月底收取的210万元“存款回报费”中分得105万元的事实，经查，戴紫云和同案被告人翁科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前后不一致，有二人均分210万元和抵扣戴紫云之前向翁科的借款35万元后戴紫云实得70万元两种说法；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在分配款项时是否抵扣借款二人说法不一致，但均供述戴紫云此次实得70万元。因此，现有证据认定戴紫云实际分得105万元证据不足，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只能认定戴紫云分得70万元。上诉人戴紫云和辩护人对犯罪数额提出的部分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3.对上诉人戴紫云放置在单位保险柜内的50万元“存款回报费”的性质认定经查，上诉人戴紫云在同案被告人翁科被调查后，向单位上缴50万元资金的事实属实。但是，戴紫云在向单位上缴该款之前，已经实现了赃款分配，取得了对该款的占有，完成了受贿，之后即使上缴单位也仅属于为规避查处而实施的退赃行为。而且戴紫云上缴给单位的50万元资金是否来源于其所称的单位柜子中，是否准备用于购买存款，只有戴紫云的供述证明，并无其他证据印证。故上诉人戴紫云及辩护人提出该50万元不应计入犯罪金额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4.对上诉人唐瑭分配2015年10月“存款回报费”的数额认定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唐瑭从2015年10月收取的“存款回报费”中分得30万元的事实，经查，唐瑭在侦查阶段一直供述此次分得赃款10万元，之后将该款交予其妻王某；证人王某证实2015年10月唐瑭将10万元钱交给她，她再存入尾号为9696的工商银行卡；尾号为9696的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10月16日、10月23日分两次共计存入98900元。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虽然同案被告人翁科供述唐瑭分得30万元，但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系孤证，其供述难以采信。因此，现有证据只能认定上诉人唐瑭此次分得赃款10万元，一审认定为3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故对上诉人唐瑭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三)关于上诉人唐瑭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经查，上诉人唐瑭伙同翁科共同受贿142.2万元，个人分得50万元，虽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从宽情节，但因其犯罪数额巨大，不符合“犯罪情节较轻”的缓刑适用必要条件。故上诉人唐瑭及辩护人请求适用缓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翁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或者伙同朱思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上诉人戴紫云、唐瑭在办理发放贷款业务中，违反国家规定，以“存款回报费”名义向贷款人收取费用归个人所有，其中翁科、戴紫云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唐瑭涉案金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翁科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上诉人戴紫云、唐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翁科、唐瑭具有立功表现，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上诉人翁科到案后如实供述收受周某等人贿赂的事实，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另主动供述收取“存款回报费”的事实，因该事实与办案机关掌握的事实性质相同，不构成自首，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戴紫云、唐瑭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上诉人戴紫云退缴部分赃款，上诉人唐瑭已将违法所得退还贷款人，予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根据检察机关提交的新证据和二审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正确，但认定三上诉人收取“存款回报费”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定性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在认定上诉人戴紫云、唐瑭的分赃数额上存在一定错误，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对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官提出本案应当定性为受贿罪的意见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3刑初3号刑事判决的第四、七项，即“对被告人翁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35.2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对被告人戴紫云退缴的违法所得7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二、撤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3刑初3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五、六项，即“被告人翁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被告人戴紫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唐瑭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对被告人戴紫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3.7333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对被告人唐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万元，继续予以追缴。”三、上诉人翁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折抵刑期11日，即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2029年7月30日止。)四、上诉人戴紫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9日起至2022年11月28日止。)五、上诉人唐瑭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折抵刑期11日，即自2018年3月29日起至2020年9月17日止。)六、对上诉人戴紫云的违法所得118.7333万元继续予以追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晓佳审 判 员 侯 迅审 判 员 段成一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印 聪书 记 员 蹇东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