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朝和，男，196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平，福建华闽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福建华闽南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永乐，男，196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燕燕，女，193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傅朝和因与被上诉人汪永乐、傅燕燕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朝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按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改判汪永乐、傅燕燕提供其出资设立的原厦门达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旺公司）基于本案代理出口合同关系至今尚欠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的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合同、国外客户真实身份信息、收汇方式、买卖供货收货凭证等被拖欠货款的有效债权凭证；判令汪永乐、傅燕燕承担给付因其过错造成傅朝和货款损失人民币2,384,078元及利息（暂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判令汪永乐、傅燕燕返还基于代理出口协议已申报出口退税的款项按尚欠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税率17%=405,293.26元及利息（暂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以“傅朝和至今才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案涉合同等债权凭证，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傅朝和请求汪永乐、傅燕燕提供交付案涉合同等有效债权凭证所作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2014年5月15日，傅朝和与漳州三川钢管制品有限公司（简称三川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载明，三川公司自愿将（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民事判决、（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项下所拥有的对厦门达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于代理出口关系与三川公司发生货物及货款往来，至今尚欠三川公司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及利息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傅朝和，三川公司在与该等转让债权对应的有关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一并转让给傅朝和，归傅朝和享有。就此，傅朝和与三川公司共同于2014年6月6日通过福建省邮政公司漳州市分公司向达旺公司发出《债权转让协议书》和《债权转移联合通知书》，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达旺公司并进行了催收。根据（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民事判决、（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双方系代理出口合同关系，达旺公司基于代理出口关系与三川公司发生货物及货款往来，截止2010年2月，三川公司向达旺公司供应的家具货物与达旺公司支付的款项尚有人民币2,384,078元的差额，即至今尚欠三川公司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且达旺公司在（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已明确确认已持三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到税务部门办理退税手续。为此，傅朝和因达旺公司怠于履行债务的行为对傅朝和的债权已经造成损害而以达旺公司为被告于2014年6月16日依法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因达旺公司已于2013年4月18日注销，其主体消灭，故以（2014）思民初字9072号民事裁定驳回傅朝和的起诉。就此，经傅朝和于2014年7月2日从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查询才得知，汪永乐、傅燕燕为达旺公司的股东，于2013年3月29日分别以公司股东和清算组成员名义出具《股东会决议》和《厦门达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载明，达旺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依法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现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清理工作已经结束，决定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剩余资产501,968.53元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配，股东汪永乐分得451,771.68元，股东傅燕燕分得50,196.85元。汪永乐、傅燕燕作为公司股东和公司清算组成员，在公司清算时并未依法书面通知债权人三川公司，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傅朝和于2015年6月29日变更汪永乐、傅燕燕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汪永乐、傅燕燕给付原厦门达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于代理出口关系至今尚欠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及利息”，案经原审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8428号民事判决以“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之间是代理出口合同关系。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达旺公司应在收款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三川公司。目前，傅朝和不能举证证明达旺公司已收到外商支付的货款，汪永乐、傅燕燕亦否认达旺公司收到相关货款，故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达旺公司对三川公司负有傅朝和所主张的债务。虽然达旺公司已将案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退税……达旺公司申报退税的事实不能证明达旺公司已收到案涉的货款”为由，判决驳回傅朝和该案的诉讼请求，傅朝和为此不服该案判决提起上诉，案经法院（2016）闽02民终808号民事裁定准予傅朝和就该案撤回上诉。傅朝和于2019年1月3日《民事起诉状》就本案以汪永乐、傅燕燕至今仍怠于履行基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代理出口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已对债权人造成严重的损害等相关事实，根据《合同法》第401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403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第406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等有关规定，就本案汪永乐、傅燕燕负有向傅朝和提供达旺公司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合同、国外客户真实身份信息、收汇方式、买卖供货收货凭证等被拖欠货款的有效债权凭证的义务，并赔偿因其过错给傅朝和造成的损失，包括货款、货款利息，返还按尚欠货款对应的退税金额及利息等义务，而提起本案诉讼。据上，三川公司及上诉人从提起2011年8月5日（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一案至今，均连续不断向被上诉人主张本案债权等相关权利，根本不存在原审认定“傅朝和至今才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案涉合同等债权凭证，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故原审以“案涉债务形成于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合作期间，在案证据显示，二者在2010年初即已开始追索案涉债务，且三川公司也实际参与了相关的催讨程序，傅朝和至今才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案涉合同等债权凭证，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已超过诉讼时效”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二、原审以“案涉货款未支付给三川公司的根本原因是国外客户未付款，汪永乐和傅燕燕对此并无过错”为由，驳回傅朝和请求汪永乐、傅燕燕承担给付因其过错造成傅朝和货款损失人民币2384078元及利息所作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第二条载明“（1）乙方委托甲方积极开拓市场，寻找客户，甲方办理一切代理出口手续……（4）甲方代理出口，其所采取的收汇方式必须事先通知乙方并经乙方同意。甲方收汇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乙方”等约定，代理人负有寻找客户，办理一切出口手续，并负有向客户收汇汇给委托人的义务，而达旺公司和被上诉人未能履行向其寻找的客户收汇和将收汇款项汇给委托人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且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7达旺公司2006年3月31日出具，并经三川公司于2006年4月3日确认的《询证函》、证据8三川公司出具并经达旺公司确认的截止日期为2008年12月31日的《企业询证函》、证据9三川公司出具并经达旺公司确认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8月13日的《企业询证函》等相关证据证明，达旺公司根据其公司账册核对并在《企业询证函》确认截止至2010年8月13日尚欠三川公司货款2384078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0《福建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就本案尚欠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已以三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办理退税等事实。可见，就本案在达旺公司财务法律关系和财务账册往来账上，三川公司是达旺公司的债权人，至达旺公司清算时，三川公司仍对达旺公司享有货款2384078元的债权，达旺公司和被上诉人在公司清算时，并未依法书面通知债权人三川公司，在公司解散注销时却以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清理工作已经结束等为由，恶意处置公司财产，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特别是至今仍怠于履行基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代理出口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其抗辩至今未能收汇并将收汇款项汇给委托人，已构成对债权人造成严重的损害等后果，应当依法由其承担上诉人就本案所诉的相应赔偿等法律责任。故原审以“从各方历次诉讼情况可见，案涉货款未支付给三川公司的根本原因是国外客户未付款，汪永乐和傅燕燕对此并无过错，傅朝和要求该二人赔偿其货款损失及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以“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已约定退税所得归达旺公司所有”为由，驳回傅朝和请求汪永乐、傅燕燕返还退税的款项人民币405293.26元（2384078元×税率17%）元及利息所作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三川公司已向达旺公司开具了全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达旺公司办理退税的款项人民币405293.26元（2384078元×税率17%）。根据本案《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第二条载明“（1）乙方委托甲方积极开拓市场，寻找客户，甲方办理一切代理出口手续……（4）甲方代理出口，其所采取的收汇方式必须事先通知乙方并经乙方同意。甲方收汇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乙方……（5）甲方代理乙方出口时，退税手续由甲方办理，所退的全部税款全额归甲方所有”等约定，“所退的全部税款全额归甲方所有”的前提，应当是代理人履行了“甲方收汇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乙方”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为前提条件。本案被上诉人未能履行《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的收汇和将收汇款项汇给委托人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应当承担返还基于本案代理出口合同已申报出口退税的款项按尚欠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税率17%=405293.26元及利息的责任。故原审以“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已约定退税所得归达旺公司所有”所作的判决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 汪永乐、傅燕燕答辩称：一、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确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诉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首先，三川公司被国外客户拖欠货款，是发生于2009年12月份之前的事情，而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在2019年1月份，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三川公司与上诉人多次起诉达旺公司与汪永乐、傅燕燕，但却始终未要求达旺公司或汪永乐、傅燕燕提供所谓的“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合同、国外客户真实身份信息、收汇方式、买卖供货收货凭证等被拖欠货款的有效债权凭证”，而仅是要求达旺公司与汪永乐、傅燕燕支付所谓的“货款”。因此，上诉人起诉要求汪永乐、傅燕燕提供上述资料的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1月起算，至本案起诉时，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其次，在案涉货物出口过程中，达旺公司与国外客户并未签订合同，双方之间依靠订单来确定业务；达旺公司收到国外客户的订单后，就编制代理出口明细表，并附上国外客户发来的订单一并转发给三川公司，订单及代理出口明细表上都有载明客户名称美国的KNLINC、收汇模式为T/T45（即账期为出货后45天）。后因国外客户拖欠货款，三川公司委托达旺公司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信保公司）办理有关委托催讨的手续，三川公司与达旺公司共同出具的委托函中也再次列明了客户的名称及货款结算方式。而信保公司经过调查，出具的案情进展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已查明客户已收到货物，但因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拒绝支付货款。而案情进展报告也早已送呈三川公司，且在此前三川公司起诉达旺公司的案件中，代理出口明细表及委托函、案情进展报告，均有作为证据提交并由法庭送达三川公司；此前上诉人起诉汪永乐、傅燕燕的案件中，也有作为证据提交并由法庭送达上诉人。可见与案涉货款有关的资料，达旺公司及汪永乐、傅燕燕此前早已主动向三川公司及上诉人提供过。而实际上，案涉代理出口合同的合同主体是达旺公司，因此，退一万步来说，即便上诉人诉称的资料确实存在且达旺公司未提供，上诉人也应向达旺公司主张。汪永乐、傅燕燕作为达旺公司的股东，不负有保管上述资料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上述资料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汪永乐、傅燕燕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需向上诉人及三川公司承担任何责任。首先，上诉人诉称达旺公司和汪永乐、傅燕燕“未能履行向其寻找的客户收汇和将收汇款项汇给委托人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发现国外客户开始拖欠货款后，达旺公司就及时向三川公司通报了该情况，三川公司还委托达旺公司与信保公司办理有关委托催讨的手续，而信保公司经过调查，出具的案情进展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已查明客户已收到货物，但因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拒绝支付货款，而案情进展报告也早已送呈三川公司。因此，未能收汇的原因并非达旺公司怠于收汇，而是国外客户因三川公司提供的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拒绝支付货款，且达旺公司也已尽力进行催收、追讨。根据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签订的《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一切索赔、理赔等均由三川公司全部承担。由此可见，达旺公司和汪永乐、傅燕燕并不存在未履行收汇的义务，上诉人企图将责任转嫁给达旺公司和汪永乐、傅燕燕，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其次，三川公司曾起诉达旺公司，但法院的生效判决已认定达旺公司对三川公司不负有债务，三川公司却以所谓的“债权人”自居，一直自称其对达旺公司享有2384078元的债权，并将该不存在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显然三川公司与上诉人才是怠于履行生效判决的人。最后，因三川公司并非达旺公司的债权人，达旺公司清算组自然没有通知三川公司的义务。何况达旺公司清算组已于2012年11月2日在《海西晨报》上刊登了《注销清算公告》，依法通知全体债权人及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最终，达旺公司依法按照法定程序经过清算而解散，汪永乐、傅燕燕作为达旺公司原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没有任何过错，无需对上诉人及三川公司承担任何责任。三、出口退税款属于达旺公司所有，上诉人要求汪永乐、傅燕燕返还该款项及利息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首先，依据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签订的《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第二条第5条约定，达旺公司代理三川公司出口时，退税手续由达旺公司办理，所退的全部税款全额归达旺公司所有。上诉人声称，“所退的全部税款全额归甲方所有的前提应当是代理人履行了甲方收回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乙方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为前提条件”，而事实上，上述约定是独立条款，并未设置任何的前提。案涉退税款应属于达旺公司所有，三川公司根本无权主张，也无权将其不享有的权利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汪永乐、傅燕燕返还该款项及利息。其次，上诉人对出口退税金额的计算是错误的。出口货物的应退增值税税额，应依据购进出口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明的进项金额和税额计算。即出口退税款=进项金额×出口退税率。因进项金额是不含增值税的，而增值税发票总金额是包含了17%的增值税，故计算出口退税额时，要先扣除发票金额中的增值税额，即出口退税款=增值税发票总金额÷（1+增值税率17%）×出口退税率。而金属家具的出口退税率自2009年4月1日起调整为13%，因此，案涉货物的实际出口退税款=2384078÷（1+17%）×13%=264897元。当然，不论出口退税额是多少，都与三川公司及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 傅朝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汪永乐、傅燕燕提供其出资设立的原厦门达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于本案代理出口合同关系至今尚欠货款2384078元的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合同、国外客户真实身份信息、收汇方式、买卖供货收货凭证等被拖欠货款的有效债权凭证；二、判令汪永乐、傅燕燕承担给付因其过错造成汪永乐货款损失2384078元及利息（暂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判令汪永乐、傅燕燕返还基于代理出口协议已申报出口退税的款项按尚欠货款币2384078元×税率17%=405293.26元及利息（暂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四、本案诉讼费用由汪永乐、傅燕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4月16日，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签订一份《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三川公司生产的全部铁家具，国外销售全部由达旺公司代理出口；达旺公司收款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三川公司；退税手续由达旺公司办理，所退的全部税款全额由达旺公司所有；三川公司所生产并提供给达旺公司代理出口的产品，三川公司全部负责产品质量等。 2006年4月至2010年2月期间，三川公司向达旺公司供应钢管家具，并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达旺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三川公司支付款。截止2010年2月，三川公司向达旺公司供应的家具货物与达旺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尚有2384078元的差额，三川公司已向达旺公司开具了全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7%），达旺公司亦已申报出口退税。 2010年4月至6月，因国外客户未付货款，达旺公司和三川公司联名向外商催讨货款，并委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向外商催讨货款，声明催讨回的货款归三川公司所有。达旺公司、三川公司与信保公司签订的《委托追收协议书》中已载明债务人名称及联系方式。上述催讨均未收回货款。 2011年5月18日，三川公司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民事判决，认为三川公司与达旺公司之间是代理出口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驳回三川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经（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5月15日，傅朝和与三川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三川公司自愿将（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和（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项下所拥有的对达旺公司基于代理出口关系与三川公司发生货物及货款往来，至今尚欠三川公司的货款2384078元及利息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傅朝和，三川公司在与该等转让债权对应的有关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一并转让给傅朝和。2014年6月6日，傅朝和与三川公司共同向达旺公司邮寄一份《债权转移联合通知书》，该邮件的签收情况不详，汪永乐与傅燕燕表示没有收到该文件。 另查明，汪永乐、傅燕燕为达旺公司的股东。2012年11月2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达旺公司提交的清算组成员备案申请，清算组成员为汪永乐和傅燕燕。同日，达旺公司在《厦门海西晨报》刊登清算公告。达旺公司于2013年3月29日完成清算，并于2013年4月18日注销。 以上事实，有傅朝和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移联合通知书》及邮件单、邮资发票、（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民事判决书、（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判决的邮件单、（2014）思民初字第9072号民事裁定书及邮件单、《询证函》三份、《联行来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达旺公司工商信息，汪永乐提供的《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催款函、汇款凭证、委托函、《委托追收协议书》、《案情进展报告》、《结案通知》，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债务形成于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合作期间，在案证据显示，二者在2010年初即已开始追索案涉债务，且三川公司也实际参与了相关的催讨程序，傅朝和至今才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案涉合同等债权凭证，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已超过诉讼时效。另外，案涉代理出口合同的合同主体是达旺公司，即便傅朝和所主张的资料确实存在，也系由达旺公司保管，达旺公司注销后，汪永乐和傅燕燕所分配的系达旺公司的剩余货币资产，并不涉及文件资料，傅朝和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上述资料，也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傅朝和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达旺公司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合同、国外客户真实身份信息、收汇方式、买卖供货收货凭证等被拖欠货款的有效债权凭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从各方历次诉讼情况可见，案涉货款未支付给三川公司的根本原因是国外客户未付款，汪永乐和傅燕燕对此并无过错，傅朝和要求该二人赔偿其货款损失及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退税款问题，达旺公司与三川公司已约定退税所得归达旺公司所有，傅朝和要求汪永乐、傅燕燕返还该部分款项及利息，也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傅朝和的全部诉讼请求。 各方当事人除傅朝和对“因国外客户未付货款”仅仅是达旺公司提出的理由并不是事实外，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思民初字第5759号民事判决、（2012）厦民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均认定三川公司与达旺公司之间系代理出口合同关系，双方基于代理出口关系发生货物及货款往来。三川公司、达旺公司共同出具给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委托函件中体现国外客户尚欠货款的事实，信保公司出具的《案情进展报告》也予佐证。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国外客户已经支付案涉货款给达旺公司。达旺公司作为代理人，三川公司作为被代理人，三川公司并不享有对达旺公司就案涉货款人民币2384078元及利息的债权，作为受让方的傅朝和亦然。 达旺公司经清算已于2013年4月18日依法注销，傅朝和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合同、国外客户真实身份信息、收汇方式、买卖供货收货凭证等被拖欠货款的有效债权凭证均真实客观存在并为汪永乐、傅燕燕所持有。即便真实客观存在，自2010年初三川公司即开始追索案涉债务，傅朝和于2019年1月8日才起诉要求汪永乐、傅燕燕交付案涉合同等债权凭证，诉讼时效早已届满。期间无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无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事实，傅朝和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间。傅朝和主张汪永乐、傅燕燕承担清算责任，给付因其过错造成傅朝和货款损失人民币2384078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川公司与达旺公司签订的《技术合作及出口代理协议书》对所退的税款全额归达旺公司所有进行了明确约定，该条款并未附条件，无法得出傅朝和主张的该条款以代理人履行了“甲方收汇后按相应的人民币款项汇给乙方”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为前提。一审法院未支持傅朝和要求汪永乐、傅燕燕返还基于代理出口协议已申报出口退税的主张，并无不妥。 综上，傅朝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115元，由上诉人由傅朝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阳 审判员  孙 仲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科研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