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229民初1186号 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聚贤街25号2幢2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6J4B3Q。 法定代表人：李波，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 被告：城口县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城口县高燕乡大元三社，组织机构代码71168823-5。 法定代表人：张禹松。 被告：张禹松，男，汉族，1955年5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城口县。 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康公司）与被告城口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张禹松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渝康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方晓云，被告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禹松、被告张禹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渝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0,000元，截止2019年5月20日利息1,373,313.13元(其中利息1,018,085.26元、罚息144,730.60元、复利210,497.27元)，并以7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月利率加上浮利率0.66‰再上浮50%计付自2019年5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罚息；2.判令原告对被告矿业公司名下房权证第184号房屋、被告张禹松名下房权证309字第4-703号、房权证309字第4-731号房屋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所担保债务范围内(即本诉讼请求一)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诉讼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矿业公司于2003年6月24日、2003年9月10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城口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口支行)签订编号为(城)农银借字(2003)第0027号、(城)农银借字(2003)第0044号《借款合同》，约定，被告矿业公司向农行城口支行分别借款500,000元、200,000元，并约定了相关期限、利息、罚息、复利。2004年6月25日，双方就前述500,000元借款签订了展期协议。2002年4月24日，双方签订了(城口农行)农银高抵字(2002)第00004号(55906200130000163）《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前述债务以被告矿业公司名下房权证第184号房屋、被告张禹松名下房权证309字第4-703号、房权证309字第4-731号房屋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登记。 2008年7月8日，被告矿业公司在农行城口支行出具的《债务逾期通知书》上盖章签字确认，尚欠本金700,000元及利息，现已逾期，应当立即偿还。之后，农行城口支行多次催告被告履行还款责任。2016年9月26日，原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简称农行股份公司重庆分行)签署《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受让被告的前述债权，并于同年10月24日在《重庆商报》A03版面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以下简称《联合公告》)，告知被告其债务已经逾期，公告发布以2016年3月20日为基准日，被告尚欠借款本金700,000元，利息1,018,085.26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矿业公司辩称，矿业公司向农行城口支行借款700,000元的实际时间是1998年，利息支付至2003年，其后未再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矿业公司原系集体企业，1999年6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了原企业的资产和债务，由张禹松担任法定代表人。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城口矿业遭受严重打击，农行城口支行找到企业，称现有不动产、动产可评估1,000,000元，抵押担保可贷款800,000元，因企业已经前期负债700,000元，实际获得100,000元贷款也不利于企业发展，银行又提出将张禹松个人的两套房屋纳入抵押范围，评估价值为1,200,000元，可贷款1,000,000元。办理抵押后，银行并未履行承诺给被告发放贷款，致使企业无法继续经营，更无力还贷。故银行欺骗被告为欠付的贷款办理抵押担保。2004年起，矿业公司未作年检，现营业执照被工商部门吊销。2008年7月8日，矿业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盖章、张禹松签字属实。张禹松的手机号于1997年办理，至今未换号，且其住所地与农行城口支行相距不足一百米，不存在下落不明情况，其与银行工作人员经常照面，也无人催收过该笔债务，银行采取登报公告催收的方式程序不合法。被告对农业银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渝康公司并不知情。故该笔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抵押担保也失效，二被告不应再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 被告张禹松辩称，与被告矿业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4月24日，矿业公司（债务人、抵押人）与农行城口支行（抵押权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城口农行)农银高抵字(2002)第00004号(55906200130000163），约定矿业公司以其名下动产风机、索道、厂房设备及房屋（城口县房权证字第184号），张禹松以其名下不动产两套房屋（城口县房权证309字第4-703号、城口县房权证309字第4-731号），为矿业公司与农行城口支行前述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就不动产在城口县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抵押监证（编号：房监字第557号、房监字第556号），房屋抵押期限均约定为2002年4月24日至2004年4月24日。 2003年6月24日、2003年9月10日，矿业公司因购买材料需要，向农行城口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贷款，双方签订了编号为（城）农银借字（2003）第0007号、（城）农银借字（2003）第0044号的两份《借款合同》，分别借款500,000元、200,000元，年利率均为6.903%，借款期限分别为2003年6月26日至2004年6月26日、2003年9月10日至2004年9月10日。合同约定，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根据逾期天数按日利率万分之贰点壹计收逾期利息。2004年6月25日，矿业公司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城）农银借展字（2004）第0034号《借款展期协议》，将该笔500,000元借款（展期合同载明原借款合同编号为55101200300001882）展期至2005年6月24日，展期期间借款年利率按9.333%执行。 2008年6月30日，农行城口支行出具（渝城）农银催通字（2008）第001号《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截止2008年6月30日止，矿业公司仍欠付农行城口支行债务本金700,000元及利息（按规定计息），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单位）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次月8日，矿业公司在该通知书债务人处盖章，张禹松签字。 2009年1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6月4日，农行重庆分行在《重庆法制报》发布《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辖属机构发送债务逾期催收及担保人履行责任公告名单》催收前述债务；农行城口支行于2012年4月27日在《重庆法制报》发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城口支行公告催收明细表》催收债务；农行重庆分行分别于2014年1月17日、2015年11月6日在《重庆法制报》发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辖属分支机构送达债务催收通知书公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辖属分支机构送达债务催收公告》催收债务。 2016年8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向市国资委作出《关于授权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展重庆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的批复》（渝府〔2016〕65号），同意授权渝康公司开展重庆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同年9月26日，渝康公司与农行重庆分行签署《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编号CQ2016143-1）并附《债权资产明细表》、《物权资产明细表》，受让取得包括前述债务在内的债权类、物权类不良资产对应的各项权利和相关权益。2016年10月24日，渝康公司与农行重庆分行在《重庆商报》发布《联合公告》，公告以2016年3月20日为基准日，载明“矿业公司尚欠借款本金700,000元，利息1,018,085.26元”。2018年9月8日，渝康公司在《重庆时报》发布《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简称债务催收公告）催收该笔债务。 另查明，矿业公司因未依法参加年检，2009年7月2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19年9月29日，财政部重庆监管局出具重庆局证字〔2019〕1号《审核证明》，证明涉案债权系财政部委托农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 本院认为，矿业公司与农行城口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合同签订后，农行城口支行按约履行了提供贷款的义务，矿业公司作为借款人、抵押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时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其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根据合同约定清偿债务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禹松系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前述合同中签名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其将个人所有的两套房屋为矿业公司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其行为属第三人抵押，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讼争焦点是：1.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渝康公司诉请矿业公司支付本案债权本金及利息应否支持；3.渝康公司诉请行使抵押权应否支持；4.渝康公司主张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等费用应否支持。 一、关于案涉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所涉两笔借款到期日分别为2004年9月10日、2005年6月24日，到期后被告未偿还借款。2008年7月8日，农行城口支行向被告矿业公司送交《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该通知书不仅载明了矿业公司就前述两笔借款尚欠本金和利息，还载明“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单位）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明确要求矿业公司归还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矿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禹松在该通知书上加盖公司印章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矿业公司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因此，案涉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均自2008年7月8日起重新起算。其后，农业银行于2010年6月4日、2012年4月27日、2014年1月17日、2015年11月6日在《重庆日报》、《重庆法制报》刊登债务催收公告，催告债务人履行相应义务。渝康公司受让案涉该笔债权后，于2016年10月24日与农行重庆分行在《重庆商报》发布《联合公告》，2018年9月8日渝康公司在《重庆时报》刊登《债务催收公告》催收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据此规定，农行及渝康公司的前述公告催收行为对案涉债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案涉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分别在前述时间节点中断，并从中断之日起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据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从2018年9月8日再次重新起算，渝康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系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故本案所涉债权未超过重新起算后的诉讼时效期间。 二、渝康公司诉请矿业公司支付本案债权本金及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合同法规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财政部重庆监管局出具的《审核证明》已证明案涉债权系财政部委托农业银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原告渝康公司系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有权开展重庆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渝康公司从农行重庆分行受让该笔债权后，登报发布《联合公告》，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故渝康公司与农行重庆分行签署《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受让该笔债权，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债权资产明细表》载明，截止2016年3月20日基准日，矿业公司尚欠借款本金700,000元，利息1,018,085.26元。对渝康公司主张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利息1,018,085.2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资产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矿业公司虽非国有企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基于平等保护理念，渝康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并非系按债权总额支付对价，其请求矿业公司支付案涉债权在转让日之后的利息，加重了矿业公司的负担，且与前述会议纪要精神相悖，故对渝康公司主张本案所涉债权自转让基准日起至还清之日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渝康公司诉请行使抵押权应否支持的问题。被告矿业公司、张禹松以各自名下房产为涉案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该抵押行为发生在2002年4月24日，此时物权法尚未实施，涉案抵押权本身的设立、变更、消灭以及行使等问题，应当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即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两笔借款中，最晚一笔贷款500,000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为2005年6月24日，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为2007年6月24日。依照前述规定，农行城口支行对该笔借款行使担保物权的期限届满之日为2009年6月24日，但农行城口支行并未在2009年6月24日之前行使担保物权。本案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虽因矿业公司于2008年7月8日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而重新计算，但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与原诉讼时效存在区别，且主合同法律关系与从合同法律关系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主合同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从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农行城口支行与矿业公司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二年后对抵押合同进行了变更或重新合意形成新的抵押合同关系，或者渝康公司在受让本案债权后与矿业公司形成新的抵押合同关系并办理登记。因此，渝康公司依据原抵押合同行使抵押权，主张被告矿业公司、张禹松提供的抵押物在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担保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渝康公司主张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等费用，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渝康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城口县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00,000元及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1,018,085.26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693元，由被告城口县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高祯 书 记 员 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