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97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奚广李，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师，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翊，女，197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海能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77201310M。 法定代表人：周志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翊，系该公司股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男，197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合肥宝维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庐阳区北二环与董铺路交口东北角海能董铺大厦办17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2554921X3。 法定代表人：奚广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娟，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奚广李、方翊、安徽海能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商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伟、原审被告合肥宝维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宝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民初6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奚广李上诉请求：1、撒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胡伟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借款主体认定错误“在无证据证明所涉及的款项是代理关系或者委托等关系的前提下,认定各自款项归各自支出、使用”,并“结合奚广李发送的信息内容确定借款人为奚广李”显然错误。(一)原审法院定案的“信息内容”证据无法确定真伪、不能查证属实,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胡伟在原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手机短信截屏”中内容为打到我卡里的我先打个条子给你,打到公司,公司要开收据给你”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21:44”。然而一审中,本案在2019年4月16日第二次开庭时,奚广李在要求胡伟提交手机短信原件后,胡伟向法庭提交了一部手机作为证据原件,手机中显示上述短信内容。但经质证发现,该部手机是苹果公司生产的型号为iPhone8plus手机,其最早上市时间为2017年9月13日。而胡伟举证的短信内容”的发送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因此,2013年9月10日的短信根本不可能通过2017年9月13日才生产的手机来发送,该手机显然不是“信息内容”存储的原始介质。而标记为2013年9月10日的短信却出现在2017年发布的手机显然该“信息内容”的电子数据已经存在编辑、修改甚至是篡改的可能,已经无法确定真伪。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电子数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二)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情形。据此,该份“信息内容”证据无法确定真伪,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原审法院在不能查证属实的情况下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二)原审法院以“各自款项归各自支出、使用”为由认定借贷关系发生在奚广李与胡伟之间,显然对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错误,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胡伟与奚广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显然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本案中,胡伟在起诉时未提交借条等债权凭证,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并主张其于2013年9月11日转账的198万元、2013年11月11日转账的250万元、2014年4月28日转账的70万元,均系借款给奚广李。但事实上(1)案涉198万元系合肥宝维公司从股东胡伟处借款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对此,胡伟应当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013年9月11日转账的198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因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契税(合计1300多万)需要资金,通过经办人奚广李“过账”,从胡伟取得该款项。合肥宝维公司收到该款项后于2013年9月17日汇集其他资金,向合肥市财政局缴纳土地出让借款627821766元。对此奚广李在一审中提交了合肥宝维公司土地出让价款缴款回单两张及契税税收缴款单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并且,合肥宝维公司在庭审中予以证实,确系合肥宝维公司所借用于经营。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胡伟应当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并且,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胡伟“如何区分个人债务、公司债务,如果在结算中体现”时,胡伟回答“有对账表,庭后提交”。但直至今日,胡伟也没有提供任何对账表予以证明。在胡伟未继续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胡伟并未予以认可”为由直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违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且认定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2)案涉250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从股东胡伟处借款用于解决自身债务,对此,胡伟应当就其主张的借货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250万元实际为宝维公司用于偿还其关联公司银行贷款而向胡伟借款的资金,不是奚广李的个人借款。2013年11月,合肥宝维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一笔2000万贷款时,因银行审核到合肥宝维公司的关联公司合肥龙凤皮件有限公司有一笔300万元的贷款尚未还清,需先归还才能通过贷款审批。正因如此,合肥宝维公司安排经办人奚广李与胡伟联系资金解决,经办人奚广李在收到胡伟的250万元后,结合合肥宝维公司的其他资金,于2013年11月13日向合肥龙凤皮件有限公司还款303万元,结清了贷款。2013年11月21日,合肥宝维公司的2000万元贷款下款后,胡伟从合肥宝维公司提走900万元,皆是合肥宝维公司为偿还从胡伟处所借的上述借款。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及合肥宝维公司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胡伟本应当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继续举证。然而,原审法院以胡伟并未予以认可”为由直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违反民问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显然错误。(3)案涉70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从股东胡伟处借款用于解决自身债务,对此,胡伟应当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70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为偿还自身债务而从胡伟拆借,利用经办人奚广李的账户“过账”取得该款项,用于解决自身债务。对此，胡伟在其一审补充证据二中证实,“所借320万元(250万元+70万元)均用于合肥宝维公司归还对外的欠款”,然而,原审法院以胡伟并未予以认可”为由直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违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2、奚广李与胡伟之间既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借贷合意。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奚广李与胡伟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证据不足针对案涉的三笔款项,胡伟没有提供任何借条或是借据来表示该款项系个人借款。而自2013年至本案起诉长达5年间,胡伟就本案借款既未要求奚广李个人出具任何借条,也从未向奚广李个人主张过权利。但却在合肥宝维公司因资不抵债可能面临破产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意在故意由奚广李承担其损失。结合双方合作开发的“董铺大厦”项目等背景情况,合肥宝维公司在董铺大厦的建设上需要大量资金。为此,合肥宝维公司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并且,作为合肥宝维公司的股东胡伟,案涉的三笔款项发生在胡伟成为合肥宝维公司股东的前后,均系合肥宝维公司借款用于解决自身支付土地出让金及债务问题,实际是股东的再投资。这显然与胡伟主张的个人借贷有本质区别。从借款的最终动意上判断,是合肥宝维公司需要资金而来借款筹指奚广李没有必要先从胡伟借款来再借给合肥宝维公司。实际操作中合肥宝维公司用奚广李的账户过账,奚广李是合肥宝维公司的经办人,不是借款人。3、合肥宝维公司系案涉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其与胡伟之间有长期、大额的资金借贷关系,截至2016年7月12日,扣除案涉三笔借款518万元后,胡伟仍欠付合肥宝维公司11020100元,故合肥宝维公司提起反诉。但原审法院既未受理反诉,也未认定该借款事实,显然本案中,因案涉三笔借款系合肥宝维公司从胡伟所借,用于土地出让金支付和解决自身债务。该款项均是股东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并且,合肥宝维公司与胡伟之问有长期、大额的资金拆借,有借有还、滚动借款。并且,正是因为合肥宝维公司与胡伟之间的借贷关系,在2013年9月10日借款198万元、2013年11月借款250万元的情况下胡伟分别于2013年10月24日、11月21日从合肥宝维公司处支取300万元、900万元。截至2016年7月12日,合肥宝维公司合计向胡伟转账支付3700万元,扣除胡伟转账支付的25979900元(其中包含本案的三笔借款)。胡伟仍拖欠11020100元未能归还。为此,合肥宝维公司于本案一审中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要求胡伟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1020100元(已经抵消胡伟支付给合肥宝维公司所有款项后余额,包含本案本诉案涉的518万元)但原审法院对合肥宝维公司提起反诉既未受理,该借款事实也未查明认定。这显然导致案涉借款主体和借款事实均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对本案的还款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合肥宝维公司主张其已经偿还该笔款项,因其本身与胡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本院并未认定本案款项由合肥宝维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本院对于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即对该还款事实予以否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案涉三笔借款的借款人是合肥宝维公司,前款已经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并且,胡伟已经于2013年10月24日、11月21日从合肥宝维公司分别支取了300万元、900万元结合胡伟是合肥宝维公司的持股40%的股东,其在2013年9月12日出资400万元成为合肥宝维公司股东,10月24日就能从合肥宝维公司提走300万元(该300万元备注“还款”),正是合肥宝维公司基于之前的借贷关系。否则,双方在没有任何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股东便从公司提走巨款,那么则构成抽逃出资。同时,胡伟在2013年11月21日从公司提走900万元,也是基于双方的借贷关系,胡伟出借给合肥宝维公司的250万元。以上还款事实与本案借款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正是因为前面胡伟198万元和250万元的股东借款,才有了后面1200万元的公司资金拆借,二者存在必然联系。然而,原审法院将一个借贷事实割裂成两个借贷关系,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对于该还款事实应当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借贷主体和还款事实均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奚广李的上诉请求。 方翊、海能商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判决驳回胡伟对方翊、海能商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共同对于198万元借款承担责任,依据分别为方翊为奚广李妻子,该198万元系海能商业公司用于增资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款”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均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奚广李是借款主体,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奚广李向胡伟借款,更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奚广李夫妇共同向胡伟借款。方翊对于该198万元根本不知情,且奚广李和胡伟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合同,奚广李也不认可该款项是奚广李向胡伟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方翊对于该款项事前不知悉事后没有追认,胡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案涉198万元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胡伟主张方翊、海能商业公司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案涉198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对胡伟的个人借款且该等款项已经清偿完毕,与奚广李及方翊、海能商业公司无关。一审时,合肥宝维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胡伟主张的案涉三笔借款合肥宝维公司已全部偿还完毕,根据合肥宝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与胡伟之间往来款项统计表及凭证、(2017)皖01民初628号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字672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截止2016年7月12日至,抵消胡伟支付给合肥宝维公司的案涉三笔款项合计518万元后,胡伟尚累计拖欠宝维公司本金约1020100元。一审法院对该等事实未能认定,判决理由不当,依法应当认定案涉胡伟主张的三笔合计518万元款项,合肥宝维公司已经全部清偿完毕。胡伟向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及奚广李主张债权无事实基础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三、案涉198万元款项不是方翊与奚广李共同债务,方翊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时,奚广李及海能商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均能够证明,海能商业公司早在2013年9月9日就已经将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款支付到位(2013年9月9日,海能商业公司向合肥宝维公司支付595元款项),而胡伟主张的198万元是在2013年9月11才汇出的,因此,客观上讲海能商业公司不可能用胡伟的该笔198万元款项对合肥宝维公司出资!案涉198万元仅是从海能商业公司过账而已,海能商业公司没有将此款用于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出资,也没有用于海能商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198万元用于方翊、海能商业公司与奚广李夫妻共同生产或者生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因方翊与奚广李是夫妻关系且该笔款项用于投入海能商业公司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出资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理由不能成立。四、案涉198万元款项没有用于海能商业公司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出资,也没有用于海能商业公司生产经营。一审庭审时,奚广李及海能商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均能够证明,海能商业公司早在2013年9月9日就已经将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款支付到位(2013年9月9日,海能商业公司向合肥宝维公司支付595元款项),而胡伟主张的198万元是在2013年9月11日汇出的,因此,客观上讲海能商业公司不可能用胡伟的该笔198万元款项对宝维公司出资!案涉198万元仅是从海能商业公司过账而己,海能商业公司没有将此款用于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出资,也没有用于海能商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198万元用于方翊与奚广李夫妻共同生产或者生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因方翊与奚广李是夫妻关系且该笔款项用于投入海能商业公司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出资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对案涉198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均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支持方翊、海能商业公司的上诉请求。 胡伟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审认定微信、短信内容，原审胡伟本人携带手机出庭接受质证，现胡伟更换手机是客观事实，奚广李以更换手机信息不真实为由抗辩显然不符合事实。关于198万借款，出借人是胡伟，收款人是奚广李，我方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奚广李收到该款后转入海能商业公司成为该公司432万增资的组成部分，该款的流向是清楚的，债务也可确定，奚广李借款用于海能商业公司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出资，是其个人的负债。至于250万及70万的借款也是相同的，奚广李收款后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胡伟与奚广李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胡伟与合肥宝维公司的借款另案起诉也已经判决，相关资金往来事实已经查清，不存在重复交叉问题。关于198万借款，方翊认为198万是合肥宝维公司借款而非奚广李借款，合肥宝维公司已经支付595万，没有必要再投资，原审胡伟提交海能商业公司的工商底档显示该公司股东会2013年9月12日召开，同日决定海能商业公司认缴出资432万对合肥宝维公司出资，而非595万，且时间上也与9月9日履行增资义务矛盾，所以595万与增资款没有关联。海能商业公司收到198万后其账户上合计筹资了432万，支付给合肥宝维公司，履行了432万增资义务，奚广李和方翊为了嫁接事实，反复只陈述595万，隐匿9月12日海能商业公司交付432万增资款的事实。关于合肥宝维公司与胡伟间的资金往来，债权债务，胡伟已经另案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合肥宝维公司二审辩称：对奚广李的上诉请求无异议。一、一审法院对于借款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胡伟与合肥宝维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频繁，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了解双方款项往来过程。一审法院以胡伟、宿州柏华公司、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之间存在诸多联系为由，认定款项归各自支出、使用，显然是不合理的。案涉的198万元、250万元和70万元，均系胡伟和合肥宝维公司之间相互拆借中的一部分。一审时，胡伟对于从合肥宝维公司借款的事实并未否认。二、一审法院对于借款主体及胡伟支付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奚广李与胡伟之间无书面借款协议，不应认定为民间借贷。案涉款项实际是胡伟与合肥宝维公司相互临时拆借行为，因此从未出具书面借条，也未约定利息。二审法院应结合实际情况了解整体款项往来过程，而不是割裂审查其中个别款项往来。胡伟系合肥宝维公司的股东之一。2013年9月11日，胡伟入股合肥宝维公司股份之前，因开发“董铺大厦”项目急需用款，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借款198万元，胡伟将款项汇入合肥宝维公司指定的奚广李账户，由奚广李最终将款项全部汇入合肥宝维公司账户（通过海能商业公司账户汇入合肥宝维公司账户）。2013年9月12日，胡伟正式入股合肥宝维公司股份400万，占股40%。因合肥宝维公司开发“东铺大厦”项目急需用款，2013年11月11日，2014年4月28日，合肥宝维公司分别向胡伟借款250万元、70万元，合计320万元，前述320万元款项，均是由胡伟将款项通过奚广李账户最终交由合肥宝维公司使用,胡伟一审诉状对此也予以认可。所有款项发生在胡伟和合肥宝维公司之间，与奚广李没有任何关系，奚广李只是合肥宝维公司委托办理相关项目及款项管理的人员。胡伟认为奚广李系公司负责人，其以个人名义借款，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经营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胡伟一审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与奚广李的书面借款协议，仅有转款凭证和与奚广李的短信往来作为证据，而双方短信中，并未明确由奚广李向胡伟借款。而2013年11月11日的短信中，奚广李说：银行通知，本周会把贷款批下来，要求明天到巢湖还300万元，请于今天最好上午汇250万元到我刚才发给你的账户。这250万元产生的前提，是合肥宝维公司为了还贷，要将欠龙风公司的300万元偿还，才能再贷出2000万元缓解资金困境。由于胡伟之前向公司借款300万元，因此公司要求胡伟尽快还款，胡伟表示无法短时间筹集到300万元，故合肥宝维公司要求胡伟至少筹集250万元。由于当时合肥宝维公司没有中国建设银行对公账户，款项自2013年11月11日起陆续汇入公司委托人奚广李的建设银行账户，奚广李于2013年11月13日将303万元一次性转入合肥龙风皮件有限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巢湖分行账户。之后合肥宝维公司贷出2000万元，胡伟随即借出900万元使用。一审庭审中，胡伟始终回避事实，案涉三笔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款，胡伟与奚广李是否达成借款合意，胡伟均未当庭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本案中，不管是资金流向还是手机短信都不能直接反映借贷合意。奚广李在短信回复及当庭陈述中，都明确否认案涉款项是借款，不能认定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由于合肥宝维公司之前借款300万元给胡伟，当公司面临资金困难，急于偿还欠款时，理应要求胡伟偿还之间借出的300万元。从胡伟和奚广李的短信往来可以看出，胡伟还款250万元时是明知这笔钱用于偿还贷款。不能因为该款项汇入了奚广李账户，就认定该250万元系奚广李借取。奚广李并不是合肥宝维公司的法人或股东，合肥宝维公司也并未出具任何书面借据向奚广李借取250万元，奚广李没有任何理由为了合肥宝维公司筹集还贷资金去对外借款。因此，该250万元实际是胡伟对合肥宝维公司的还款，而非奚广李向胡伟的借款，奚广李仅是代办人的身份。三、198万元系胡伟对合肥宝维公司的投资款，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1、胡伟主张198万元系安徽海能公司用于增资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款。一审庭审时，合肥宝维公司认可该198万元是转账至海能商业公司后转入合肥宝维公司，该款项是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的借款，安徽海能公司也当庭认可合肥宝维公司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却以安徽海能公司未否认198万元转入其公司账户，以此推定该笔款项由奚广李、方翊、安徽海能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198万元系胡伟对合肥宝维公司的投资款，用于缴纳董铺大厦的土地互让金，而非安徽海能公司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款。奚广李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供了安徽海能公司对公账户明细表、安徽海能公司土地出让价款缴款回单、契税税收通用缴款书。证明2013年9月9日，安徽海能公司已向合肥宝维公司转账支付595万元，对应增资款已足额缴纳。2013年9月12日，安徽海能公司账户收到奚广李账户转入的433万元后，立即转给了安徽海能公司，此项资金系安徽海能公司为配合项目需要从安徽海能公司账户过账，并非是合肥宝维公司为安徽海能公司增资。该198万元并非是奚广李的个人借款，也没有归奚广李个人使用。四、胡伟和合肥宝维之间往来账目频繁，自2013年9月11日之后，胡伟和合肥宝维之间互有借款，有借有还，滚动借款，合肥宝维公司对于胡伟的投资款198万元已予以返还，对于320万元借款，已予以偿还。合肥宝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与胡伟之间往来款项统计表及凭证、（2017）皖01民初628号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字672号民事判决书，证实截止2016年7月12日，宝维共计支付给胡伟37000000元，扣除被胡伟已支付给宝维的25979900元后，胡伟累计拖欠宝维借款本金11020100元人民币未能归还。对安徽海能公司、方翊的上诉内容不持异议。安徽海能公司对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2013年已经出资到位了，198万是9月11日支付的，该款不是海能公司的增资款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 胡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奚广李立即偿还拖欠胡伟的借款本金518万元，并支付利息1533989元（以借款本金518万元为计算，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2、方翊对奚广李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合肥宝维公司对32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海能商业公司对198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奚广李、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合肥宝维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0日，胡伟与奚广李在信息中明确奚广李将合肥宝维公司以及奚广李的银行账户分别发给胡伟，奚广李明确打到我卡里的我先打个条子给你，打到公司，公司要开收据给你。2013年9月11日，胡伟告奚广李银行账户转账198万元。2013年11月11日，奚广李发信息给胡伟，并将奚广李的银行账户发送给胡伟，并明确银行通知，本周会把贷款批下来，要求明天到巢湖还300万元，请于今天最好上午汇250万元到我刚才发给你的账户，因时间紧，信用卡透支来不及。当日，胡伟向奚广李银行账户转账250万元。2014年4月28日，胡伟向奚广李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 一审另查明：海能商业公司股东为奚广李（持股60%）、方翊（持股40%）。2013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奚广李为海能商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宝维公司成立于2010年。2013年9月12日，工商登记显示股东变更方翊（出资92.4万元）、方浚（出资75.6万元）、胡伟（出资400万元）、海能商业公司（出资43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胡伟支付款项的性质及借款主体的认定；2、本案借款的还款情况。1、胡伟支付款项的性质及借款主体的认定：胡伟主张其于2013年9月11日转账198万元、2013年11月11日转账250万元、2014年4月28日转账70万元。上述均系借款给奚广李。胡伟另要求方翊与奚广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胡伟还要求海能商业公司对2013年9月11日款项承担还款责任，要求合肥宝维公司对2013年11月11日250万元、2014年4月28日7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奚广李、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仅合肥宝维公司认可胡伟主张的款项是其向胡伟借款。该院认为根据各方陈述情况，本案三笔款项应当是借款性质而非其他款项往来。各方争议主要在于借款主体的认定。由于胡伟、宿州柏华公司、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存在多种联系，如何认定本案借款主体是本案审理的难点所在。宿州柏华公司与合肥宝维公司已经就借款关系产生纠纷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胡伟与合肥宝维公司的借贷纠纷也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所涉及的款项是代理关系或者委托等关系的前提下，该院认定各自款项归各自支出、使用，特别是胡伟、宿州柏华公司、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之间的诸多联系的情况下更应当予以区分，否则款项借、还则无法理清。本案中，胡伟将款项支付至奚广李账户，奚广李认为是受合肥宝维公司委托收款，此情况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另外，胡伟也是合肥宝维公司股东，若合肥宝维公司需要款项，胡伟直接转账至合肥宝维公司更为方便、直接，故该院结合奚广李发送的信息内容确定借款人为奚广李。奚广李抗辩认为案涉198万元、250万元、70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与胡伟之间的资金借贷，合肥宝维公司虽然对此予以认可，但是胡伟并未予以认可，故对于奚广李的抗辩意见不予才信。胡伟主张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共同对于198万元借款承担责任，依据分别为方翊为奚广李妻子，该198万元系海能商业公司用于增资合肥宝维公司的增资款。该院认为合肥宝维公司在提起反诉时认为胡伟的该198万元转账至海能商业公司后转入合肥宝维公司，该款项是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的借款，由于海能商业公司并未否认该198万元借款转入海能商业公司。另外，款项发生时海能商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胡伟，该公司股东为胡伟、方翊，故该院认为该笔款项应当由奚广李、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胡伟主张方翊、合肥宝维公司共同对于320万元（250万元、70万元）款项承担还款责任，依据分别为方翊为奚广李妻子，该320万元用于合肥宝维公司。合肥宝维公司在本案中对所有款项均予以认可是其所借（认为奚广李系借款的办事人员，不应承担责任）。由于胡伟认为该款项系借给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在于款项用于该公司，鉴于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均对于胡伟的主张不予认可，故该院认为该款项系出借给奚广李，不予认定为合肥宝维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本案借款的还款情况：对于借款的还款情况，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抗辩认为胡伟已经于2013年10月24日、11月21日分别支取了300万元、900万元，已经实际偿还款项。该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所涉及的款项是代理关系或者委托等关系的前提下，该院认定各自款项归各自支出、使用，特别是胡伟、宿州柏华公司、奚广李、合肥宝维公司之间的诸多联系的情况下更应当予以区分，否则款项借、还则无法理清。合肥宝维公司主张其已经偿还该笔款项，因其本身与胡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该院并未认定本案款项由合肥宝维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该院对于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奚广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胡伟借款本金518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8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二、方翊、安徽海能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198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胡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为48300元，由奚广李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奚广李负担。 二审中，奚广李向本院提交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3民初86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9726号《民事裁定书》、浙江元力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份、汇款凭证3份，证明：1、案涉198万元、250万元均发生在浙江元力公司转款2013年12月之前，在时间节点合肥宝维公司共计给胡伟汇款1200万元，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偿还此前198万元、250万元，剩余部分为胡伟向合肥宝维公司的借款。2、浙江元力公司转款2100万元并非胡伟个人款项，不能作为胡伟个人出借。3、此案涉及合肥宝维公司是否尚欠胡伟款项，与本案有关联，本案应中止审理。 胡伟进行质证：对两份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关联性持异议，两份裁定是胡伟与宝维公司的诉讼，胡伟并未混淆宝维公司与本案的借款，两案并无关联。对浙江元力公司的证明和3份汇款与本案无关，该证据胡伟在另案起诉中也提交作为证据，浙江元力公司证明里陈述是代胡伟出借，该款项不管如何认定，都是胡伟与合肥宝维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本案借款无关。 方翊、海能商业公司进行质证：无异议。这几笔款项发生时合肥宝维公司资金困难，转给胡伟的款项胡伟应及时归还。 合肥宝维公司对奚广李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奚广李在本案中应否系借款人主体？方翊、海能商业公司应否对案涉的198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奚广李系海能商业公司持股60%的股东、方翊系海能商业公司持股40%的股东。2013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奚广李为海能商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合肥宝维公司成立于2010年。2013年9月12日，工商登记显示股东变更方翊（出资92.4万元）、方浚（出资75.6万元）、胡伟（出资400万元）、海能商业公司（出资432万元）。奚广李系合肥宝维公司的员工。2013年9月10日、11日，奚广李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分别将其银行账户尾号为7719、9333的卡号发送给胡伟，胡伟按照奚广李发送的银行账户分别将198万元、250万元和70万元，合计518万元转入奚广李的账户内。2013年9月10日，奚广李向胡伟发送短信告知“打到我卡里的我先打个条子给你，打到公司，公司要开收据给你”。胡伟回复“没必要”。奚广李对收到胡伟转款518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奚广李主张案涉198万元、250万元、70万元是合肥宝维公司与胡伟之间的借贷，合肥宝维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胡予以否认。胡伟虽然与合肥宝维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本案无证据证明案涉518万元系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的借款。理由一、奚广李在收到案涉198万元后于同日转入海能商业公司账户，海能商业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转入合肥宝维公司银行账户432万元。海能商业公司的账户明细表显示，其于2013年9月9日向合肥宝维公司银行账户转款595万元，转款后海能商业公司的账户余额仅49520元，该数额无法满足海能商业公司2013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向合肥宝维公司增资432万元的需求，只有在奚广李向海能商业公司账户转入198万元后，才能向合肥宝维公司履行432万元的增资义务。海能商业公司2013年9月9日向合肥宝维公司汇款595万元，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转款数额上，均与海能商业公司增资432万元无关。而胡伟2013年9月11日转给奚广李198万元，则是海能商业公司向合肥宝维公司缴付432万元增资款的组成部分。奚广李上诉称案涉198万元系用于合肥宝维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应属于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的借款，与本案事实不符。该198万元无证据证明系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的借款。且方翊系海能商业公司持股40%的股东、合肥宝维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方翊出资92.4万元，方翊及海能商业公司应当对案涉198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二、胡伟系合肥宝维公司的股东，奚广李系合肥宝维公司的员工。奚广李在收到胡伟转入的250万元和70万元后，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合肥宝维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奚广李并非合肥宝维公司的股东，合肥宝维公司并没有向奚广李出具书面的委托代理业务和代办人的身份，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表见代理”情形，奚广李没有任何理由为了合肥宝维公司筹集资金用于解决自身债务而代替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借款。如果合肥宝维公司需要资金，胡伟作为案涉款项的出借人及股东应将公司所需资金直接汇入合肥宝维公司的账户即可，没有必要由奚广李与股东胡伟联系，将案涉320万元汇入奚广李的账户后，再转入合肥宝维公司的账户。虽然合肥宝维公司认可案涉518万元系其向胡伟所借，但胡伟并不认可。由于案涉518万元系胡伟根据奚广李发送短信转入奚广李个人账户内，奚广李认为短信内容系胡伟修改或篡改形成，案涉款项518万元系受合肥宝维公司委托向胡伟借款，对该理由奚广李均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实。至于胡伟与合肥宝维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胡伟是否欠合肥宝维公司的借款，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应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案涉518万元应当属于奚广李个人债务，应由奚广李个人向胡伟偿还。综上，奚广李、方翊、海能商业公司上诉主张案涉518万元系合肥宝维公司向胡伟的借款，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680元，由奚广李负担48060元，方翊、安徽海能商业运营有限公司负担226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政文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席 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