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60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莉，女，195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凯英，女，195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云洪，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黎勇，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樊黎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利峰（樊黎勇之兄），1962年10月2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泽韬，男，197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樊某莉因与被上诉人王凯英、樊黎勇、樊利峰、王泽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第20119号民事判决书，樊某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57422号民事判决，樊某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某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里23号楼7层70X号房屋（以下简称70X号房屋）归樊某莉所有。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樊某荣与王凯英是在樊某莉丧子和离婚的悲痛情况下，为了让樊某莉走出绝境，在道德义务上、在涉案房屋是樊某莉出资购买以及樊某莉交出一套一居室房屋的基础上，确认将70X号房屋赠与樊某莉。因此，樊某荣与王凯英的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务性质，且已经履行了财产转移义务，赠与行为应属有效。2.王凯英未及时行使撤销权，亦未向法院提出过撤销赠与。3.王凯英未向法院提供其拒不配合过户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王凯英以不配合的方式撤销赠与系认定事实错误。王凯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本案审理对象是房屋买卖合同，与赠与合同、上诉理由无关联性。2.王凯英签署的“立据为证”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王凯英依法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3.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时间不受法定撤销权规定的时效及期限限制。70X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而是共谋虚伪意思表示，依法无效，基于该无效的行为过户手续并不是财产赠与的转移手续，故70X号房屋产权并未依法转移，王凯英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4.樊某莉未就一审判决第一项提出上诉，现其变更上诉请求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法院不应审理该上诉请求。5.70X号房屋系樊某荣与王凯英共同共有，樊某荣去世后应由王凯英、樊某荣的其他顺位继承人共同共有，一审法院判令70X号房屋由王凯英与樊某莉共同共有，侵犯了王凯英的作为共有人的转让优先受让权。樊利峰、樊黎勇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樊某莉的上诉请求。王泽韬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与王凯英答辩意见一致。王凯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70X号房屋归王凯英与樊某荣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樊某莉、樊利峰、樊黎勇、王泽韬共同共有。后在一审诉讼中变更为：一、判令樊某莉与樊某荣于2010年10月11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判令樊某莉将位于70X号房屋协助过户至王凯英与樊某荣的其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樊某莉、樊利峰、樊黎勇、王泽韬名下共同所有并返还交付，相关费用由樊某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凯英、樊某荣二人于1991年7月31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前，王凯英育有一子王泽韬，再婚时王泽韬未成年。樊某荣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樊某莉、樊利峰、樊黎勇，再婚时三人均已成年。樊某荣于2013年4月12日去世。1996年3月，樊某荣书写“以此为据”，内容为：樊某莉是我亲生女儿，我在位时中信公司分我住房时，要我将现住房东大桥东里6-1-301调整一齐。我与单位说明，因我女儿没有住房，我现住房不动。在朝阳区柳芳北里23号楼70X号房屋2间，归我女儿住用。单位同意这样分配。我在世时，写留此据，柳芳北里23号楼分给我的房，我依此为据，居住权，将来房改后的产权都归她所有，他人，特别是家里人不得干预。以此为据，主要是为将来在法律上麻烦，所以我在世时留此据为证。下为樊某荣签名、日期，备注樊某莉的父亲，于东大桥。1999年11月5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卖方（甲方）、樊某荣作为买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70X号房屋按照成本价出售给乙方，甲方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同意乙方享有以下折扣，其中包括：工龄折扣（含夫妻双方）1363元×0.9%·平方米，按照房改售房规定售价共计28085.83元。樊某莉提交1998年12月14日樊某荣交纳购房款收据，显示：金额为26530元，交款人为钱某杰。2001年11月10日，樊某荣与王凯英共同签名书写“立据为证”，写明：我们名下柳芳北里23号楼70X号两居室房屋一套，现由樊某莉居住。现立此据将此房屋所有权归樊某莉所有。立据人签名有效。对于王凯英共同签字行为，王凯英称其当时同意将房屋赠与樊某莉，但是根据赠与合同法律规定，办理过户前王凯英有权随时撤销赠与，此前樊某莉多次要求王凯英过户，王凯英均拒不同意配合过户，应视为王凯英以积极不配合的方式撤销赠与。2010年10月8日，樊某荣在“住房分配情况说明”上签字，内容为：1988年7月，我前妻病故前，我单位老领导苏总、张总等人到医院探望，当时问我前妻有什么要求，我前妻提出：“没什么要求，就是我女儿无住房，如果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希望能帮助解决一下”。老领导都点头同意，苏总也说：“你安心养病吧，以后我们会考虑的”。1989年中旬，单位分配住房时根据我的住房面积可以分房，而且领导还提到了我前妻在医院时和领导说的话。于是和我商量想让我把在东大桥的住房交出，然后统一调整到一块儿，当时我觉得这样不合适没同意这样调整，因为我考虑到女儿没有住房，而且她母亲临终前也留下遗嘱，所以，分我的住房我就是要给女儿了，和单位说明情况后单位也同意这样调整。因此就分配到了朝阳区柳芳北里23号楼70X号（原100X号）两居室一套。自1989年分配此房至今，一直是我女儿居住，购房款也全部由她付出，一切都是由她管理，我根本就不过问此房的事情。此住房就是她的，当时我已承诺房产权永久归我女儿所有，虽然是暂落在我名下，她随时可以办理过户手续。我是1992年再婚的，这处住房是我再婚前的财产。以上是柳芳北里23号楼70X号（原100X号）住房分配时的具体情况说明。以上情况在分房占我的指标范围内给我的女儿樊某莉所有。下为说明人樊某荣签名和日期。另下方写明：以上所述情况属实，烦请公司主管部门协助办理。下为苏某林的签字和日期。对于上述樊某荣签字行为，王凯英认为系赠与，且樊某莉在原审一审中认为是赠与行为；本案一审庭审中，樊某莉认为“住房分配情况说明”系确认樊某莉是房屋出资人及房屋归属人，房屋款项已由樊某莉交纳，故此前主张的赠与与给付意思相同。2010年10月11日，樊某荣作为出卖人、樊某莉作为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樊某荣将70X房屋出卖给樊某莉，成交价格为470927元。双方提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将70X号房屋过户给樊某莉。王凯英认为此合同是樊某荣与樊某莉相互串通损害王凯英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樊某莉认为系樊某荣与樊某莉以买卖形式转让房屋是为了履行过户行为，双方均为善意，应属合法有效。关于70X号房屋原所有权。王凯英提交《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表》、房屋委托管理合同和2012年物业费明细通知单、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明文件，其中调查表登记填表人及配偶信息，物业费明细写明房屋地址、姓名及费用金额，证明文件写明：1993年12月，我公司原领导樊某荣同志与其妻王凯英同志按照合计工龄76年（工龄分别为46年、30年），从我公司购得位于朝阳区柳芳北里23楼70X室成本房一套，并按合同缴纳了物业费。特此证明。王凯英认为70X号房屋是折算了王凯英和樊某荣的工龄后所购买的房屋，而且物业费一直由王凯英和樊某荣交纳，70X号房屋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樊某莉称内容有误，樊某荣1993年购买的房屋是100X号，并非70X号，70X房屋是100X后期更换而来，物业费亦非樊某荣和王凯英交纳。王凯英提交樊某莉与钱某杰离婚案件（2003）朝民初字第13792号调解书，其中写明双方无共同住房，王凯英认为70X号房屋不是樊某莉与钱某杰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在离婚时未予处理。樊某莉称，其与钱某杰离婚是为了让钱某杰再有一个孩子，对债权债务、财产未予分割，且当时房子还不是樊某莉的名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求核心在于樊某莉与樊某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70X号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及须解决的焦点包括：1.樊某荣以及与王凯英共同签字的各次涉及房屋居住和所有权内容的文件系对樊某莉的赠与还是对樊某莉房屋所有权的确认？2.樊某荣与樊某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过户给樊某莉是否为真实的买卖行为？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3.如房屋买卖及过户行为实为赠与，樊某荣赠与的部分是否生效？樊某荣去世后，王凯英可否主张撤销？如可撤销，其撤销的效力是否及于房屋全部？关于焦点一。首先，70X号房屋系樊某荣与其所在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过户自樊某荣名下，樊某莉所提交的房款收据仅能证明当时交款人，不足以证明系樊某莉出资购买；其次，70X房屋的购买系基于樊某荣的工作关系及资历，且同时包含王凯英的工龄折扣，故该房屋的购买并非仅仅是用了樊某荣的名义，故即使是樊某莉出资或者即使有樊某莉上交一套自有住房为前提，也不足以证明樊某莉为实际购房人。另外，从樊某荣个人或其与王凯英共同签字的文件内容看，均系樊某荣以房屋权利人的身份确认居住权和所有权归樊某莉所有，因此更符合赠与的特征。从原房屋所有权看，70X号房屋虽系原100X房屋置换且一直由樊某莉居住，但樊某荣与单位签订买卖合同并过户登记时间系在与王凯英结婚后，且购房折扣中包括王凯英工龄，故该房屋系樊某荣与王凯英的夫妻共同财产。王凯英在2001年与樊某荣共同签字书写以“将房屋所有权归樊某莉所有”为主要内容的文件，应视为樊某荣和王凯英对樊某莉的共同赠与。关于焦点二。樊某荣与樊某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并未实际交付价款，樊某莉所称支付购房款系指樊某荣与所在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之时的支付，并非对樊某荣与樊某莉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之履行，樊某莉亦称双方以买卖形式转让房屋是为了履行过户行为，故樊某荣与樊某莉房屋《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及后续的过户行为，实为樊某荣对赠与合同的履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樊某荣与樊某莉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无效，该合同及过户行为隐藏的赠与履行行为应按照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关于焦点三。根据前述分析，《房屋买卖合同》及以此为基础的房屋过户行为背后隐藏的实为赠与合同的履行行为。因樊某莉无证据证明樊某荣通过房屋过户行为处分70X号房屋经过王凯英的同意，故樊某荣对70X房屋中王凯英共有部分的处分应为无权处分，但樊某荣对其自身共有部分的赠与交付行为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故应认定樊某荣对樊某莉的赠与部分已经实际履行，该部分与王凯英及樊某荣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无关。王凯英未直接参与房屋过户行为，樊某莉不能证明王凯英对其共有部分房屋亦有履行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故王凯英共有部分房屋的赠与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王凯英共有部分房屋的财产权利并未合法转移给樊某莉，故王凯英对于其共有部分房屋的赠与享有撤销权，现王凯英不同意继续赠与，可行使撤销权。但其撤销的权利仅及于王凯英共有的房屋部分，该部分房屋所有权亦与樊利峰、樊黎勇、王泽韬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樊某莉与樊某荣于2010年10月11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70X号房屋应归王凯英与樊某莉共同所有，与樊利峰、樊黎勇、王泽韬无关。王凯英关于协助过户的第二项诉请实际包含两部分，首先是对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其次才是协助过户。通常情况下，判决确权后无须樊某莉协助过户，但如实际房屋过户过程中需要樊某莉协助，樊某莉应予以协助。此外，房屋过户给王凯英共有并非樊某莉之过错也非其请求，故王凯英关于过户费用由樊某莉承担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判决：一、确认樊某莉与樊某荣于2010年10月11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确认登记在樊某莉名下70X号房屋归王凯英和樊某莉共同共有；如过户需要樊某莉协助办理，樊某莉应予协助；三、驳回王凯英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樊某荣与樊某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第二，王凯英主张对70X号房屋行使撤销权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中，樊某荣系在其与王凯英的婚姻存续期间购买70X号房屋，且购买时折算了樊某荣与王凯英的工龄，故一审法院定70X号房屋为樊某荣与王凯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樊某荣与王凯英均有权处分70X号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2001年11月10日，樊某荣与王凯英共同签名出具“立据为证”，约定二人将70X号房屋所有权赠与樊某莉所有，樊某莉亦接受赠与并长期在此居住。因此，“立据为证”符合赠与合同之构成要件，樊某荣与王凯英将该房屋赠与樊某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为履行上述赠与合同，将70X号房屋过户至樊某莉名下，樊某荣与樊某莉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办理过户事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樊某莉实际支付购房款，故樊某荣与樊某莉并无房屋买卖之意思表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属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70X号房屋中樊某荣享有的共有部分，因70X号房屋登记在樊某荣名下，结合樊某荣生前数次出具书面材料并签字确认70X号房屋归樊某莉所有，2001年与王凯英共同出具“立据为证”将70X号房屋赠与樊某莉，2010年将70X号房屋过户至樊某莉名下的事实，应当认定樊某荣将70X号房屋中其享有的共有部分赠与樊某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完毕。在樊某荣去世后，王凯英主张撤销该部分的赠与，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对于70X号房屋中王凯英享有的共有部分，王凯英主张就该部分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首先，2001年樊某荣与王凯英共同将70X号房屋赠与樊某莉，由樊某莉一直居住使用。上述行为可以表明，王凯英认可对70X号房屋的赠与，上述赠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虽然樊某荣与樊某莉通过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办理完毕过户事宜，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为履行樊某荣与王凯英出具的赠与合同，《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影响亦难以否定樊某荣与王凯英将70X号房屋赠与樊某莉的意思表示，亦无法对抗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最后，王凯英主张樊某荣未经王凯英同意擅自将70X号房屋过户至樊某莉名下。经查，2001年樊某荣与王凯英就已经将70X号房屋赠与樊凯丽，且樊凯丽长期控制该房屋，王凯英并未提出任何异议；70X号房屋系家庭重大财产，并非一般小额财产，如果过户前王凯英确有撤销70X号房屋赠与之意思表示，其应当以更明确、谨慎的方式向樊某莉主张。但在赠与合同签订至合同履行完毕近九年的时间里，王凯英从未主张过撤销赠与，亦未举证证明其以消极不配合的方式撤销赠与；在办理过户后至樊某荣去世之前，王凯英长期与樊某荣共同生活，对于家庭重大财产的处分情形应当予以知晓，结合其曾出具“立据为证”将房屋赠与樊某莉这一事实，现王凯英主张70X号房屋过户至樊凯丽名下其不知情且不同意，不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上述分析，结合王凯英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未明确表示撤销赠与的事实，本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能否定王凯英将其享有的共有部分赠与樊某莉的意思表示。70X号房屋的过户事宜王凯英理应知晓并认可，故王凯英对70X号房屋享有的共有部分财产权利已经于过户之日转移至樊某莉名下，结合樊某荣对70X号房屋享有的共有部分财产权利亦已经转移至樊某莉名下的事实，樊某荣、王凯英、樊某莉已就“立据为证”履行完毕。现王凯英要求对其赠与行为行使撤销权，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仅以王凯英未直接参与房屋过户而否认王凯英具有履行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樊某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74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74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王凯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樊某莉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64元，由王凯英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182元，由王凯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毅审 判 员  谷绍勇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熊 静书 记 员  刁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