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1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小波，男，汉族，1979年5月2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香，广东国晖（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君，女，汉族，1986年4月3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雪梅，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燕，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屈小波因与被上诉人李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6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屈小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原系夫妻关系，2008年7月18日登记结婚，育有一女屈瑾柒（2009年6月29日出生）。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除各自婚前个人财产外，几乎没有形成共有财产。后来上诉人屈小波将婚前个人财产位于深圳的住房出卖，用该笔个人财产，在佛山市购房交了首付款，又购买了一辆野马牌汽车。2014年12月31日，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协议离婚。协议中对女儿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及探视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和安排，被上诉人每月支付各项费用1500元，每月10号前付清；对双方的财产进而了合理处置，住房及车子因属于上诉人个人财产，归上诉人所有；其它个人物品及个人债权债务，归各自享有和承担。至此双方之间夫妻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没有债权债务纠纷。被上诉人离婚后，有稳定的工作，并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不存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诺补偿的问题。双方离婚后，被上诉人并未出现诉讼中所描述的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恰恰相反，被上诉人不但有稳定的工作，还隐瞒了婚姻存续期间自己开立公司的事实。2015年8月31日，被上诉人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通过非法手段，利用上诉人急于办理女儿屈瑾柒入学出时机，在上海机场，伙同他人，强迫上诉人签署20万元的欠条，目的是占有上诉人的财产。2018年12月17日，时隔三年后，被上诉人以非法获取的欠条为证据，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申请人支付欠款及利息。“欠条”中所述的“补偿款”并非上诉人的当然的法定责任，欠条是在被上诉人强迫、威胁的情况下，上诉人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最终签下该“欠条”，因此该欠条应当被认定无效。该欠条名称虽为“欠条”，但该20万元并不属于“欠款”等债权债务范畴，故不能直接以该名称就直接认定上诉人实际欠被上诉人20万元。众所周知“补偿”意味着补偿方实际不存在任何法律过失，仅是因为从公平原则或是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给予对方补偿，而补偿时也应考虑双方利益均衡，以合理为必要。本案中，2014年12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感情不和，自愿协商离婚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且就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等已经约定清楚，由此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之所以结束并非上诉人的过错，因此上诉人不存在需要向被上诉人“补偿”的情形。出于公平、利益均衡的角度考虑，“补偿”时也应考虑补偿方的经济能力，本案中，上诉人目前经济状况不好，家中需抚养几个小孩并赡养几位老人，已欠下许多债务。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将刑事法律关系认定为民事法律关系，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本应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是敲诈勒索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处理。但一审法院错误地将该行为认定为夫妻财产纠纷行为，根据相关民事法律，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是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系被上诉人精心策划的虚价诉讼，被上诉人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意图通过诉讼的形式，将敲诈勒索行为合法化，进而达到占有申请人财产的目的。被上诉人李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款项200000元及相应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总计22610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应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供欠条一份，显示被告于2015月8月31日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补偿李君人民币200000元。特立此条，并同意在2015年12月31日完成支付。落款处签有“屈小波，2015.8.31，上海”的字样。被告对上述欠条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主张系受胁迫出具。被告为了证明其系受胁迫出具涉案欠条，向法院提交了：1、原告与被告现任妻子陈思英短信记录，以证明2014年期间原告一直在骚扰被告家庭和被告女儿；2、来回飞行记录（网上查询记录），以证明原告挟持女儿到上海，然后被告过去领回女儿；3、离婚协议书，以证明双方已经协议离婚，互不干涉，没有对方起诉状中所称的补偿，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有口头承诺补偿；4、2015年8月16日报警回执，证明原告挟持被告女儿与欠条有密切关联性；5、2019年4月5日报警回执，证明本案已经涉嫌敲诈勒索，已经属于刑事案件。6、原告与她的姐姐的微信聊天记录（当庭提交），证明当时原告内心真实想法，是时刻想摆脱家庭包括她认为婚生女是累赘的想法。除了对离婚协议书以及2019年4月5日报警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对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主张对被告报警的情况也不清楚。原告称，双方离婚后，原告与被告联系要求探望女儿时，都被被告以忙碌为理由拒绝，因此在2015年8月上旬，被告终于同意原告与女儿见面的时候，原告因为太希望跟女儿一起共度暑假，才直接将女儿带到了上海。虽然原告带走孩子有不妥之处，但是也是被告有错在先。被告是在2015年8月31日到上海浦东机场接女儿回深圳上学，当日被告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大厅签下欠条200000元给予原告，现场只有原、被告以及孩子三个人，并不存在被告所说的要挟一事。另查，上述离婚协议书内容显示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2月31日在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问题作出了约定，协议书中没有约定被告对原告进行补偿。原告提交（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703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离婚协议书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婚生女的抚养权归属和夫妻共同财产仍有异议，原告曾就此于2015年12月底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本案被告，之后因原告无力缴纳诉讼费。该案按撤诉处理。被告对于上述民事裁定书真实性予以认可。再查，原告于2018年12月17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了起诉材料。为了多元化解决纠纷，法院根据诉前联调相关规定，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诉前联调，在2019年3月11日才正式立诉讼案号。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承诺补偿原告200000元。根据欠条内容以及庭审查明事实，欠条所涉款项性质实为原、被告双方离婚后被告对原告的补偿款。被告主张该欠条系受原告胁迫作出，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对此应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被告需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以损害被告合法权益为要挟、使其产生恐惧而无法拒绝原告要求从而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胁迫行为，且使法院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并确信胁迫行为的存在。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中，短信信息、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来回飞行记录等未能直接证明原告存在胁迫被告出具欠条的行为；离婚协议书虽然没有约定补偿款，但是并不妨碍之后被告以欠条的形式确认补偿款；报警回执只能说明被告报警的事实，没有体现报警内容以及报警后处理结果，亦未能直接证明被告主张。此外，法院对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胁迫行为还持有以下合理怀疑：1、双方交涉地点位于机场，系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被告因遭受原告胁迫而出具欠条的可能性较低。2、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出具欠条之后，理应清楚欠条对其的约束力。被告若认为其系受胁迫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理应进一步寻求合理的救济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非时隔近3年在原告起诉后才提出异议。综上，被告未能充分举证以达到让本院对胁迫行为的存在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对其提出因原告胁迫而出具欠条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已于2018年12月17日接收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基于诉前联调制度而在2019年3月11日才正式立诉讼案号，故应视为原告在2018年12月17日已经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自原告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即欠条约定的付款届满之次日（2016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2018年12月17日）止未满三年，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支付款项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综上所述，被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欠条方式向原告承诺补偿200000元，欠条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且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存在胁迫行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欠条合法有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款项200000元。欠条载明付款期限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但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被告至今未支付款项，原告主张被告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屈小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李君款项200000元及其逾期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屈小波负担，该2346元被告屈小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径付原告李君。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为证明上诉人拖欠其20万元款项的事实，提供了上诉人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欠条，上诉人在欠条中确认以出具欠条方式对被上诉人进行补偿，根据该欠条足以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上诉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应知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同意以出具欠条方式对被上诉人进行补偿，上诉人出具的欠条系双方对补偿事宜经充分协商后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上诉人主张其系受胁迫出具欠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在机场进行协商，被上诉人在协商前已带走由上诉人抚养的子女，如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上诉人有条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处理，事后亦可通过提起诉讼等法律途径要求撤销该欠条，但上诉人均未实施上述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存在夫妻关系，双方可通过补偿的方式解决双方离婚后的相关事宜。根据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内容，上述可能性不能排除。上诉人关于其系受胁迫出具欠条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应不予采纳。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20万元款项，上诉人应偿还被上诉人上述欠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91.5元，由上诉人屈小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振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