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74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兴刚，男，197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劲松，四川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正贤，男，197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紫蓬山旅游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有成，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毕小勇，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上诉人何兴刚因与被上诉人董正贤及原审被告毕小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3民初5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兴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劲松，被上诉人董正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有成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毕小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兴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董正贤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合作工程前期资金投入结算协议说明》虽有何兴刚的签字，但没有详细说明董正贤的投入情况，该证据不能证明董正贤与何兴刚的结算情况。董正贤的投资款应当根据投入的凭证、发票或工资发放单等单据进行认定，但董正贤没有提交以上证据。2、结算单与《合作工程前期资金投入结算协议说明》内容基本一致，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因为何兴刚不可能就同一事物反复出具单据。且结算单也没有具体的开支和收入，仅仅记载了数字。3、董正贤虽提交了两张借条，但董正贤与何兴刚之间根本没有借贷关系，借条的来源应是法院审查的重点，但一审法院却没有查明。4、案涉工程保证金没有支付给何兴刚，而是直接转到了公司账户，协议中曾明确约定保证金应在七日内转到何兴刚名下，但至今未办理有关手续。何兴刚在工程无法施工的情况下进场施工，但工程的管理权董正贤没有移交。结算单需要董正贤开具委托手续，但董正贤至今没有开具。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董正贤提交的有关单据无双方结算的过程，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已进行了结算。一审法院适用清算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错误，本案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2、案涉条据是何兴刚受胁迫而出具，但一审法院未向公安部门核实。3、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董正贤与何兴刚之间属于工程项目的转让和买卖，但双方均无施工资质，买卖关系是违法的，董正贤的违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三、一审法院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属于专属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董正贤辩称：1、何兴刚认可董正贤等投入的资金总额是980万元，并对总投入出具了具体的欠账明细，其后也向董正贤个人出具了结算单、欠条、承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投资关系经过结算已转化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的有关条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3、一审中何兴刚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又对管辖权提出上诉，一审也无故不到庭参加诉讼，现又提出上诉，明显是滥用诉权。 董正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兴刚、毕小勇偿还其人民币176万元及利息（145万元本金，按月息2.5分从2016年8月15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18万本金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兴刚、毕小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7日，董正贤、顾厚勇、侯业华作为其与张良美、刘洋、王成好、侯业华、吴寿勋（汪涛）的共同代表与何兴刚就Ｇ317线至巴青县改建工程前期资金投入进行结算，双方共同出具《关于Ｇ317线至巴青县改建工程前期资金投入结算协议说明》，说明中载明：“Ｇ317线至巴青县改建工程经何兴刚（以下简称：何总）与顾厚勇及全体相关股东（以下简称：顾总）双方友好协商，该工程由顾厚勇全权负责经营施工，何总投入到该工程的资金顾总于2016年8月归还，另支付补偿何总300万辛苦费，顾总正式接管该工程后，找朋友入股投资该工程，具体股东为：顾厚勇、董正贤、张良美、刘洋、王成好、侯业华、吴寿勋（汪涛），……经何总于顾总及相关股东友好协商，由何总收回该工程施工权，该项目由何总独立负责施工，独立全权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顾总及相关股东与该工程无任何关系。何总将顾总及相关股东投入该工程的资金全额退还，退还投资金额结算原则为：一、以现场实物及正式发票，经双方签字为依据。二、前期投入的投标保证金及其他该工程资金以何总与顾总双方记账签字为依据。三、顾总及相关股东不得提出吃饭、请客、送礼等其他费用要求，除现场实物及发票以外的费用何兴刚不予认可。四、经双方核算现场实物费用后，何总补助顾总及相关股东该工程合同价的1%以内的费用，具体费用以双方最终核算为准。五、何总签字认可的。双方于2016年7月27日在何总办公室友好协商账目结算，现结算情况如下：一、何总已认可顾总及相关股东投入的资金为：履约保证金：575万元。项目部投入资金（含ＪＡＣ皮卡车2辆，二手桑普1辆）：46万元。二、前期投资结算单据：263.8万元。三、利息7.8万元。四、接待费用5万元。五、挖机费11万何总负责支付。六、补偿顾厚勇及其他股东102.4万元。根据以上相关开支费用，经双方友好协商，何兴刚支付顾厚勇及相关股东共计1000万元正（大写：壹仟万圆整），扣除其已支付给顾总及相关股东的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剩余980万元正（大写：玖佰捌拾万元整）。……” 2016年8月3日，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董正贤人民币1690000.00，大写壹佰陆拾玖万正，此款项已全额已收”，顾厚勇作为证明人在该借条上签名确认。 2016年8月12日，何兴刚、顾厚勇、董正贤及其他相关股东共同出具《何兴刚欠账明细》，明细中对顾厚勇、董正贤及其他相关股东的投资金额分别进行了确认，其中董正贤的投资金额为1690837元。 2016年8月21日，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承诺一份，载明：“本人何兴刚借到董正贤壹佰陆拾玖万（￥1690000.00），张良美贰佰零捌万元整（￥2080000.00），侯业华壹佰万元整（￥1000000.00），以上合计肆佰柒十柒万元整（￥4770000.00），此款还款期结止2016年8月25日止，如到期未还本人自愿每天赔偿给以上借主共计壹万元整（￥10000），备注10000.00含生活、住宿、工资及费用，特此承诺。” 2016年9月20日，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董正贤现金180000，大写壹拾捌万元整，身份证号：5129291972××××××××”。 2018年2月19日，毕小勇向何兴刚出具承诺，载明：“毕小勇自愿担保何兴刚借董正贤的款项，具体实际金额由何兴刚结算为准，结算后的实际金额到2018年7月30日前由毕小勇担保支付，特立此据”。 2018年9月29日，何兴刚、董正贤经双方对账，确认何兴刚已支付董正贤11万元，双方就结算情况再次出具《金光道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G317至杂色镇公路改建工程全一标段项目前期投资人员利息结算单》，载明：“董正贤：2016年8月12日结算金额为1690000.00元，与2016年8月3日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的借条相符，其中实际投入金额1560000元，138761元为补贴费（捌仟柒佰陆拾壹元已付）。实际投入金额1560000.00元-已付金额110000.00元=1450000元×2.5分/月利×25个月（2016年8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926250元，大写（玖拾贰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同日，何兴刚、董正贤、张良美共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董正贤向何兴刚出具的所有收条和何兴刚向董正贤银行转账的所有凭条均作废，只限于结算过的凭证”。 此后，董正贤索要欠款无果，以致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董正贤据以主张权利的借条共有两张，一张系2016年8月3日的1690000元；一张系2016年9月20日的180000元，一审法院对两张借条分别作以下认定： 关于2016年8月3日的1690000元的借条，根据2016年8月12日的《何兴刚欠账明细》及2018年9月29日的《金光道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G317至杂色镇公路改建工程全一标段项目前期投资人员利息结算单》，可以确定该借条产生的根源系2016年7月27日何兴刚、董正贤等人签订的《合作工程前期资金投入结算协议说明》，依据该协议，何兴刚需将董正贤的投入资金予以退还，并补助其工程合同价1%以内的费用。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的1690000元的借条中包含有董正贤的投入资金1560000及补贴款130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何兴刚、董正贤双方之间的返还投资款关系已经通过清算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何兴刚、董正贤等人签订的《合作工程前期资金投入结算协议说明》、何兴刚向董正贤出具的借条系何兴刚、董正贤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何兴刚与董正贤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且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债务应当清偿”的规定，何兴刚应当按照2018年9月29日结算单内容及时支付董正贤借款本金1571239元【（1560000元-110000元）＋130000元】，并按照其与董正贤的约定以14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5日起支付相应利息，鉴于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一审法院依法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按照月利率两分予以计算。 关于2016年9月20日的18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非双方清算而来，董正贤主张其以现金方式出借何兴刚借款180000元，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出借义务，故对董正贤要求何兴刚偿还该18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董正贤可待证据充足后，另行主张。 毕小勇在2018年2月19日出具的承诺中已明示其对何兴刚借董正贤的款项担保期到2018年7月30日前，现董正贤要求毕小勇承担担保责任已过该保证期间，对其要求毕小勇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兴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正贤借款本金1571239元及利息（该利息以14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5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董正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本案确定的给付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减半收取为13240元，由何兴刚负担。 二审中，何兴刚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前期结算单据一组，证明：1、案涉工程的结算应以转账凭证、结算合同、发票等为准；2、董正贤等需要完善委托付款手续，保证金才能退给何兴刚，否则何兴刚无向董正贤付款的义务；3、其他单据如与前期结算单据相矛盾的，应以结算单据为准。证据二、转款凭证一组，证明何兴刚已经付给董正贤880140元。证据三、监控视频截图、拉萨市公安局出具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报案材料，证明董正贤采取了激烈的要账方式，何兴刚为此向公安机关报案。 董正贤质证意见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董正贤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40万元。因为按照各股东签订的协议，股东后期还应投入资金，董正贤后期实际又投入了110万元左右。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已经载明董正贤无非法拘禁何兴刚的行为，由此可以说明案涉条据是何兴刚自愿出具，而未受到胁迫。 董正贤二审提交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董正贤向合伙人顾厚勇转款200万元，该款用于了案涉工程前期的投入。 何兴刚的质证意见为：转款凭证未载明用途，不能证明是工程投入，款项金额与约定的董正贤应补缴的投资款的数额不符合，转款主体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因而以上证据不能达到董正贤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对一审查明而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何兴刚与董正贤及其他合伙人就工程项目合伙、退伙、结算等而产生的纠纷，双方就此对各自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何兴刚关于案涉工程买卖，行为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兴刚提出的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主张，已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依法处理，不再属于本院二审审查的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案涉《结算协议说明》对何兴刚接手案涉工程时合伙人投入的资金进行了明确，何兴刚主张《结算协议说明》没有发票、记账凭证等证据予以印证，但《结算协议说明》已载明何兴刚退还合伙人资金的计算原则为“正式发票”、“双方记账签字为依据”，此协议中也分项列明了款项的组成，因而此协议中载明的股东投入资金数额是经双方根据工程账目核对后计算而来。双方对工程账目核算的详细经过并非一定要在《结算协议说明》中明确，因而《结算协议说明》未再以书面方式详细列明每一笔具体账目，不能说明双方未对账目进行核算。《结算协议说明》签订后，何兴刚随即又出具了欠账明细，欠账明细中载明的何兴刚所欠合伙人的投入款总额与《结算协议说明》能够吻合，由此更能说明《结算协议说明》已经双方对账清算。欠账明细中载明的何兴刚应付董正贤的款项金额同样具有真实性。关于何兴刚主张的合作协议中只载明董正贤前期投入了40万元，董正贤也未有证据证明其之后履行了补缴投资款180万元的义务，因而有关条据中载明的董正贤投资款169万并不真实。对此本院认为，合作协议订立于《结算协议说明》、欠账明细之前，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只能说明合作协议签订时董正贤的投入金额，而不能反映董正贤对工程的投入总额。而根据董正贤二审所举证据，其在《结算协议说明》、欠账明细订立前曾通过其配偶账户向另一合伙人顾厚勇转款200万元，该款项是为工程而发生具有较大可能性。另外不能忽视的是，2016年8月12日的欠款明细中对总投入980万元在合伙人之间进行了明细的划分，因合伙人的总投入是确定的金额，若董正贤的投入款未有169万元却确认他分得169万元，那么董正贤实际多分了其他合伙人的投入款，由此无法解释其他合伙人也在侵犯自身利益的欠账明细上签字的行为。况且若董正贤实际投入的金额未有169万元，但其他合伙人却同意其分得169万元的款项，这也是董正贤与其他合伙人内部的关系，不影响何兴刚按照约定的金额向董正贤偿还款项。至于何兴刚二审举证欲证明的其已向董正贤付款880140元，款项的支付时间及金额与董正贤一审提交的对账明细表一致，对支付的以上款项双方已作出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也根据双方的约定扣除了已还款11万元。 二审中何兴刚陈述董正贤自2018年开始对其采取不法的索债手段，其提交的报案材料显示的报案时间也是2018年，但案涉《结算协议说明》、欠账明细的形成时间是在2016年，因而以上条据是何兴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何兴刚具有法律约束力。何兴刚关于案涉条据是其受胁迫而出具，条据无效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2016年8月21日何兴刚出具了两份借条，借条金额与欠账明细所载数额能够吻合，欠账明细是双方对退伙债权、债务清算后达成的协议，何兴刚在合伙清算后向董正贤出具了借条，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已转化成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按照借贷纠纷审理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正确。2016年8月21日的借条中已载明还款时间是2016年8月25日，何兴刚应按照借条履行还款义务。何兴刚又主张根据双方订立的有关协议，董正贤未出具委托付款手续，其无法领取保证金，车辆未完成过户、董正贤未移交工程控制权，故其不应履行付款义务。但何兴刚主张的协议及其二审提交的证明以上主张的证据均形成于8月21日借条出具前，即便协议等相关证据中载有以上内容，何兴刚又重新承诺于2016年8月25日前付款也是对之前约定的变更，何兴刚的付款义务应根据在后的民事法律行为确认。何兴刚认可其在协议订立后，已组织人员施工近两年时间，故其主张未取得工程管理权与事实不符。至于保证金能否退还受制于何兴刚与工程中标单位的关系，若保证金收取单位未按照约定退还保证金及董正贤未协助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何兴刚可向义务方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何兴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由何兴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于海波 审判员 栾 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马惠琳 书记员 彭瑜琳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