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49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武汉钢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122号。法定代表人：孙勤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迪，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彦霖，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徐东盛世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53街坊52门1号。法定代表人：凃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宇良，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澳瑞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建设三路江南春城8幢1单元4层1号。法定代表人：李汉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涛，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幸子，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钢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119街坊4门。法定代表人：黄征宇，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武汉九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绿景苑1栋2门4号。法定代表人：黄志农，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周农，男，196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武汉钢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会计师，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现于**监狱*监区服刑。上诉人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徐东盛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被上诉人武汉澳瑞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澳瑞达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钢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钢汇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九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九顺公司）、原审第三人周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7民初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迪、余彦霖，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宇良，武汉澳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汉竹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幸子均到庭参加诉讼。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周农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武汉澳瑞达公司对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改判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均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澳瑞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应当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本案认定事实应当以当事人当时的意思表示为准，而不应当以事后没有客观证据的口头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违反了证据规则。民事案件中在公安机关形成的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就其证据属性而言，仍为证人证言，应当适用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相关当事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未经质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同时，笔录内容不完整、相互之间存有利害关系，其中多数内容存在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符，但一审法院并未全面查明。2.一审法院认定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接受武汉钢汇公司股权转让的性质有误。武汉钢汇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将其持有的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60%股权转让给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指派的张余勤，与周农的书面陈述相互印证，加上其他特殊目的，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才愿意替武汉钢汇公司解决欠款纠纷。一审法院未查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武汉钢汇公司是否仍差欠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欠款也未查明。3.武汉钢汇公司受领借款的目的未查明。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参与借款的目的是解决武汉钢汇公司差欠武汉澳瑞达公司款项一事，武汉钢汇公司具有受领借款解决欠款的意思表示，否则不符合常理。4.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由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钢汇公司以及武汉澳瑞达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往来，各当事人在关联案件中的表现也可看出具有利害关系，结合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在本案中的作用，存在虚假诉讼侵害国有资产的嫌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并未达成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令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应当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其次，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武汉澳瑞达公司转账时并不认为是出借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从未提出过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借款的意思，双方并未形成借款的合意。再次，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和任何一家公司均不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未出具任何借款手续，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承担还款责任，对法律关系的认定有误，程序存在问题。据此，请求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答辩认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债权人武汉澳瑞达公司将2,000万元出借给名义借款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然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将2,000万元出借给名义借款人武汉钢汇公司和武汉九顺公司，再由上述两公司将2,000万元款项支付给实际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上述借款关系中，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和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均属于名义借款人，其出具的借条（或借款合同）属于虚假意思表示，上述连环借款的每一当事人均知道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和款项使用人，而当事人之间虚假的意思表示无效，其隐藏的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借款的法律关系有效，则本案应当认定为债权人武汉澳瑞达公司和实际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处理，2,000万元应当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一、本案当事人之间发生连环借款的原因是各个当事人均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潘立慧、周农等人的安排、指使下实施的连环借款行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等均属于名义借款人，借款意思表示不真实，实际为了弥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2,000万元承兑汇票款被诈骗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出借人武汉澳瑞达公司也知道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属于名义借款人，而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根据黄冈市人民检察院对潘立慧、周农、凃军、饶志刚、饶志敏、李汉竹等人所作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证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知晓本案2,000万元的流转环节并非各自独立，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和目的是为了弥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违规贴现2,000万元承兑汇票被诈骗导致的损失。1.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支付2,000万元并非支付工程款的法律关系；武汉澳瑞达公司向徐东盛世公司转账2,000万元并非借条显示的借款法律关系；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向徐东盛世公司出具借条也并非真实借款关系。上述三个流转行为均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均服务于一个目的，通过上述2,000万元的流转过程，最后由武汉钢汇公司及武汉九顺公司流转进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账户，表面上弥补了其因违规贴现2,000万元承兑汇票被诈骗而导致的2,000万元损失。2.上述事实，均有笔录为证。周农在讯问笔录中称，2,000万元承兑汇票交由黄征宇贴现没有合同依据，严重违反财务纪律，此后黄征宇未能兑现贴现款，到美国躲避，亏空实际形成。后来为了弥补亏空，在潘立慧的指示下找凃军帮忙弥补亏空，最后经过多方协调，发现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正好有应付工程款2,000万元给武汉澳瑞达公司，故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通过将2,000万元流转一次，最后回笼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在名义上弥补2,000万元亏空。同时，周农的笔录也证明，武汉澳瑞达公司开始并不同意配合这样的虚假行为，但是武汉澳瑞达公司鉴于其成长离不开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另外还有几千万元的工程款怕在结算的时候被周农、潘立慧设置障碍，故还是被迫同意配合、参与上述串通虚假行为（见周农2016年9月13日讯问笔录第8页）。潘立慧的讯问笔录中，也证明了上述事实。另外，潘立慧2016年9月12日第一次讯问笔录第7页也证明，潘立慧和周农二人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饶志刚发狠话，如果不配合帮忙弥补亏空，则以后别想再分包工程，已经分包的工程也别想顺利拿到工程款。迫于上述压力，武汉澳瑞达公司饶志刚不得不被迫同意配合潘立慧、周农完成上述虚假串通行为。凃军笔录也证明上述事实。同时还证明，潘立慧、周农为了掩盖2,000万元被诈骗的事实，逃避领导责任，拒不报案处理，最后通过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名义上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的形式，在过账后，再流转到武汉钢汇公司，回笼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形式上弥补亏空。武汉澳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汉竹、实际控制人饶志刚、饶志敏等人的笔录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二、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支付给武汉澳瑞达公司的2,000万元并非支付工程款，而是为弥补亏空的过账行为。饶志刚、饶志敏、李汉竹均证实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不是支付工程款，此后，还多次找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潘立慧、周农催要工程款2,000万元。同时还证明，凃军及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出具借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武汉澳瑞达公司也予以认可，也认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出具借条并非借款法律关系，也从未找凃军及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要求偿还借款。1.武汉澳瑞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饶志刚在2016年6月29日询问笔录第4-5页说到“正好建工集团欠我2,000多万，可以从建工集团财务账上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给我们武汉澳瑞达公司，再由我把这2,000万元借给凃军，凃军再把2,000万借给黄胖子或者他弟弟的公司，再由黄胖子或者他的弟弟的公司还给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再把这2,000万元还给银行，等过了这一关后，建工集团再把钱贷出来付给我”。由此可见，武汉澳瑞达公司收到的2,000万元并非支付工程款。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并非工程款，目前仍然拖欠2,000万元工程款。上述笔录第6页还说到“实际上还是建工集团自己出钱把这笔钱还上了”。第8页还说到“我当时想的是凃军也是给建工帮忙，最终落实也不是由凃军来还给我这笔钱”。第10页还说到“是的，建工集团是用这种方式来掩盖他们被骗走2,000万元的事实，实际上建工集团仍然欠武汉澳瑞达公司2,000万元工程款”。2.武汉澳瑞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饶志敏在2016年7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说到“因为建工集团和凃军实际上是通过武汉澳瑞达公司搭个桥将2,000万元走个账，武汉澳瑞达公司收到2,000万元钱后便按照他们的要求将这2,000万转给凃军的公司了”。问：“你所说的建工集团和凃军通过武汉澳瑞达公司搭个桥，是什么意思？”答：“因为建工集团被黄胖子骗走了2,000万，建工集团不能自己去还这个钱，……，就想通过武汉澳瑞达公司搭个桥，……，这样建工集团财务账表面上就不会存在问题，潘立慧、周农也不会承担责任”。第10页说到，问“事后，你是否找过建工集团的相关人员催要过这笔2,000万元的工程款？”答：“我多次找过潘立慧、周农，每次就这2,000万元的事找潘立慧，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我，然后我就找周农，跟他说这个2,000万元你们要解决，你不解决就找凃军解决，周农叫我不要找凃军”。3.武汉澳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汉竹在2016年7月1日所作的询问笔录第9页，问：“按照你上面所述，建工集团是否真实支付了2,000万元工程款给武汉澳瑞达公司？”答：“我认为没有，虽然账面上是显示建工集团支付了武汉澳瑞达公司2,000万元工程款，但是饶志刚、周农都跟我说过，这笔钱只是以付工程款的名义转给我们公司，并且明确指示这笔钱到了我们公司账上后要马上转给凃军的盛世商贸公司。”4.第10页，问“那么到现在为止，建工集团有没有将这笔2,000万元的工程款支付给你们武汉澳瑞达公司？”答：“没有，一直都没有付”。三、关于本案三个相关事实的说明及意见。1.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曾经根据武汉九顺公司出具的500万元的借款协议，向法院起诉要求武汉九顺公司偿还借款500万元，虽然法院判决应当还款，但是该案经过再审后，认定双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不属于真实借款关系，撤销原认定借款有效的判决。因此，从这一点也证明双方之间没有真实借款关系，只是名义借款关系。2.关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提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偿还借款300万元给武汉澳瑞达公司的情况，该说法并不属实。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给过100万元和150万元的承兑汇票给武汉澳瑞达公司，但是该款项是应潘立慧或周农的协调下，为了缓解武汉澳瑞达公司的资金困难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出借的款项，属于另外的借款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中名义借款2,000万元的还款，武汉澳瑞达公司对此也是认可的。因此，从这一点不能印证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主张。3.关于凃军及其关联企业和人员接受黄征宇及其关联企业相关财产性权利的情况的说明。凃军接受黄征宇及其相关企业财产性权利，该事实与本案无关，系黄征宇为偿还凃军案外其他部分债务的对价。黄征宇在本案事实发生之前便拖欠凃军等几千万元债务，在接受相关财产性权利后，仅抵偿小部分债务，现仍然拖欠几千万元债务未能偿还。这一事实是有据可查的。因此，该事实也不能证明黄征宇偿还2,000万元给凃军的主张。四、本案法律适用。1.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该条文从伪装行为和隐藏行为两方面对通谋虚伪行为的效力进行了界定。所谓通谋虚伪行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它由伪装行为和隐藏行为两部分组成。其中，伪装行为是指行为人和相对人虚伪的意思表示行为，它是通谋虚伪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隐藏行为是指被伪装行为所掩盖的，代表行为人和相对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它是通谋虚伪行的内在真实形态。因为伪装行为是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若加予保护，有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故本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伪装行为无效。对隐藏行为的效力判断与对一般未被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判断，二者所依据的法律规则并无不同，故对隐藏行为的效力判断，本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即按照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判断即可。2.对本案来说，如前所述，债权人武汉澳瑞达公司对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借名行为明知，则外化的出名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钢汇公司和武汉九顺公司与相应的债权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属武汉澳瑞达公司与借名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通谋以出名人的名义实施的伪装行为，各个借款环节的各个当事人对此均清楚明知，应认定为无效，出名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钢汇公司和武汉九顺公司）对此不须承担责任，而内在的借名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债权人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属隐藏行为，乃各个当事人之间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借款偿还责任应由借名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综上，武汉澳瑞达公司转账给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2,000万元及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过账支付背书给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的1,500万元和500万元，属于虚假借款的意思表示，而上述款项最终流转进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属于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真实的借款关系。因虚假的意思表示无效，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效，则本案借款应当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汉澳瑞达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周农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武汉澳瑞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共同向其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2.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共同向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支付，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案件诉讼费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原名为武汉钢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周农原系该公司总会计师，潘立慧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6月，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将2,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交付武汉钢汇公司进行贴现，再由武汉钢汇公司将贴现资金转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账户，以缓解该公司当时存在的现金短缺。武汉钢汇公司交付武钢城市发展公司2,00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作为担保。当月，武汉钢汇公司将2,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全额贴现但未将2,000万元转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账户，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亦未在有效期内将武汉钢汇公司提供的2,000万元转账支票入账。之后武汉钢汇公司一直未返还武钢城市发展公司2,000万元资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原总会计师周农向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多次催要未果。2014年11月，周农将该情况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立慧汇报。潘立慧组织公司班子成员召开会议通报情况并商讨对策。潘立慧、周农在得知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不在境内、武汉钢汇公司亦无力还款后，多次请求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以及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有工程业务往来的武汉澳瑞达公司的饶志刚帮忙。经过多次协商，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武汉澳瑞达公司将2,000万元出借给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再将2,000万元借给武汉钢汇公司，武汉钢汇公司将2,000万元还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以连环借款的形式用以弥补武汉钢汇公司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造成的2,000万元资金的亏空。2014年12月16日，武汉澳瑞达公司的饶志刚、饶志敏、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以及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潘立慧、周农等人在武钢宾馆经过商议，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出具了借条，周农在借条左下方签名。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将武汉澳瑞达公司承接的防城港党校工程应付工程进度款中的2,000万元转账支付给武汉澳瑞达公司。当日，武汉澳瑞达公司分五笔将2,000万元转账给武汉徐东盛世公司。2014年12月18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周农、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与武汉九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农（系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的弟弟）、武汉钢汇公司股东张志丹（系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的配偶）在武钢宾馆经过商议，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分别与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签订了500万元（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7日）与1,500万元的借款协议，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分别出具收条。签订上述借款协议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分别向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交付了500万元、1,500万元的转账支票各一张。武汉九顺公司当场将500万元转账支票背书给武汉钢汇公司。武汉钢汇公司又将上述500万元、1,500万元的转账支票背书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财务人员随即将票据拿走并在招商银行武钢支行办理入账。此后，武汉澳瑞达公司就该2,000万元多次找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潘立慧、周农催要未果，后潘立慧、周农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另查明：2015年6月23日，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将武汉九顺公司、黄志农、宗小芹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武汉九顺公司返还借款500万元，黄志农、宗小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8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鄂青山民二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判决武汉九顺公司向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返还借款500万元。判决生效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武汉九顺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2017年11月1日本院作出（2017）鄂01民申153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在提审过程中，武汉九顺公司提交了检察机关对潘立慧和周农的讯问笔录，证明武汉九顺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只是形式，借款行为没有实际发生。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对此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经审理后本院作出（2018）鄂01民再24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5）鄂青山民二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并驳回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诉讼请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自认在2014年11月安排案外人张余勤接受了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转让的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但其认为该股权转让与本案借款2,000万元无任何关系，系黄征宇偿还此前的借款。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称其个人以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与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以及黄征宇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到目前为止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还有大量借款仍未归还。其提供了借条和部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所涉借款行为效力及还款责任的承担。武汉澳瑞达公司认为本案所涉借款，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为名义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为实际借款人，两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责任。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认为其与武汉澳瑞达公司并无借贷的真实意思，只是参与连环借款之中的一环，应由实际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认为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关系，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对此，一审认为：第一，本案借款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黄冈市人民检察院一系列讯问笔录以及询问笔录，结合借条、借款协议、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支付2,000万元工程款至武汉澳瑞达公司账户，再通过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进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账户，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之间名为企业之间的借款，实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以连环借款的形式制造武汉钢汇公司还款假象，用于弥补因武汉钢汇公司贴现款未返还造成的武钢城市发展公司2,000万元的资金亏空。本案中每一笔单独的借款行为与整个连环借款的操作不能割裂看待，每一笔借款的意图与整个连环借款的目的不能割裂看待。在整个连环借款中每一笔单独借款主体均没有真实借贷的意思表示，每一笔借款的出借人、借款人都清楚借款行为隐藏的真实目的系为弥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亏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连环借款中的各单笔借款系出借人与借款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行为，故连环借款中的各单笔借款行为无效，应按照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定。对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以及周农称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愿意承担2,000万元债务，帮助武汉钢汇公司归还占用资金是因为其收到了武汉钢汇公司折价的股权、房产、汽车等资产，并持有武汉钢汇公司及武汉九顺公司的借条可向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追偿的意见，一审认为，2016年9月12日黄冈市人民检察院对潘立慧的讯问笔录中，检察机关问“后来你有没有亲自或委托建工集团其他的人找过凃军，并通过凃军找黄征宇偿还欠建工集团2,000万元”，其答“我本人和周农多次找过凃军，但是凃军说黄征宇已经跑到美国去了”“考虑到黄征宇已经跑了，他的公司又没有资金和资产，黄志农又不愿意替他哥哥还钱，我就想从凃军的公司借钱给建工集团还招商银行的贷款”，问“后来凃军有没有同意借钱给建工集团还招商银行的2,000万元的商业贷款”，答“凃军不答应我的借款请求，毕竟是2,000万元，黄征宇那边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抵押给凃军，凃军当然不愿意帮建工集团填这个窟窿”。可见当时借款的背景是在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下落不明，武汉钢汇公司无力还款的背景下发生，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明知上述情况还愿意帮助武汉钢汇公司承担2,000万元巨额债务不符合常情常理。在诉讼过程中，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自认在2014年11月安排案外人张余勤接受了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转让的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但称该股权转让与本案借款2,000万元无关，其提供了其个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及黄征宇个人及其名下的公司的借条和部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一审认为，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凃军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在2014年6月至2014年11月前已存在借款关系，经核实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14年11月，而本案连环借款发生的时间为2014年12月，连环借款的发生时间晚于股权转让的时间，故凃军虽自认2014年11月收到了武汉钢汇公司折价的股权，但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于2014年12月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出具的借条系与该股权转让有关。此外，武汉九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农、武汉钢汇公司股东张志丹分别基于其与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之间的兄弟、配偶关系，参与连环借款，两人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安排下签订借款协议、出具收条、背书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现武汉九顺公司否认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且该事实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审理中予以确认，武汉钢汇公司的股东张志丹在2017年2月10日一审法院原一审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12月18日其带着武汉钢汇公司的财务章和法人章到武钢宾馆，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周农、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凃军的安排下办理了相关手续，其只是按要求背书，并未认可武汉钢汇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之间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对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及其周农关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为武汉钢汇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和理由不予以支持。关于武汉钢汇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就票据交付、承兑产生的纠纷属另一法律关系，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可以向武汉钢汇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第二，关于本案还款责任的承担。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转账2,000万元，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均认可该2,000万元系武汉澳瑞达公司在承建的防城港党校项目中，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应当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中的一部分，因武汉澳瑞达公司确实承建了该项目，且该工程款的支付符合双方的约定，故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转账2,000万元系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本案连环借款的行为实质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通过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借款2,000万元，用以弥补武汉钢汇公司承兑汇票贴现资金未归还而造成的企业资金亏空。武汉澳瑞达公司主张由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武汉澳瑞达公司主张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因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并无真实借款的意思表示，其各项行为均是授意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系为了弥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资金亏损而制造的连环借款假象，故该借款行为无效，故对此诉请不予支持。对于武汉澳瑞达公司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亦未约定还款期限，武汉澳瑞达公司要求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自2015年12月16日起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但武汉澳瑞达公司自原一审起诉之日时即2016年9月19日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主张还款，自2016年9月19日起计算逾期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至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称潘立慧、周农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武汉澳瑞达公司在出借时即知道该2,000万元最终系借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用于弥补资金亏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潘立慧、周农之所以能与本案其他当事人制造连环借款，是基于他们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者的特殊身份。整个借款过程中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潘立慧、周农参与商议、策划，周农还在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出具的借条上签名，且该笔款项最终流入了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账户，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为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受益人。根据潘立慧、周农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职务、地位以及资金的流转、使用情况，潘立慧、周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行为。至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有关人员因承兑汇票事件造成企业巨额资金亏空，系该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可依据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综上，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澳瑞达公司返还借款2,0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指定履行期内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武汉澳瑞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800元，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期间，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证据名称：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据内容：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存续至今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公司档案，其中在2014年11月前，武汉钢汇公司为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占股比例为60%，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征宇。在2014年11月期间，即武汉钢汇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前，武汉钢汇公司将其名下所有股权转给了授凃军指派的张余勤，并由其担任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汉钢汇公司自此彻底退出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由张余勤接管。拟证明武汉钢汇公司黄征宇与凃军之间实际存在股权转让行为，武汉钢汇公司意在通过该行为达到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帮忙出资偿还武汉钢汇公司差欠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款项的目的。武汉钢汇公司将其持有的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60%股权及债权全部转给了涂军指派的张余勤，证明2,000万就是转让对价。二、证据名称：仙桃市规划局关于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公园壹号1#-5#楼”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公示信息。证据内容：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享有总建筑面积56069.85㎡的“公园壹号1#-5#楼”的建设项目。拟证明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因武汉钢汇公司退股，取得了上述房地产开发项目60%的收益（即武汉钢汇公司原占有宇杰置业公司60%股份所包含的权益），间接证明武汉钢汇公司意在通过转股行为所产生的高额对价，从而达到让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帮忙出资偿还武汉钢汇公司差欠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款项的目的。三、证据名称：《协议书》、《中共防城港市委党校新校园建设项目分包合同补充协议》、转账凭证发票联、分包工程进度款费用复核单等结算手续。拟证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存在真实的工程分包关系，双方之间2,000万是真实的工程款支付。武汉澳瑞达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12月，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时间是在2014年11月期间，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系因为股权转让而愿意为武汉钢汇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二也与本案无关，武汉澳瑞达公司对此也不知情。关于证据三，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工程分包关系，但是2,000万工程款的支付，实则是武钢城市发展公司通过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走账以达到弥补亏空的目的，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基于此目的才向武汉澳瑞达公司支付了该工程款。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股权转让的事实不能证明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出具2,000万借条有直接关系，一审中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人已经明确说明该股权转让与本案无关是另案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述证据不能达到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证明目的。最初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支付武汉澳瑞达公司2,000万，名义上是工程款，但实际上并非工程款，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潘立慧、周农，以及武汉澳瑞达公司的饶志刚、饶志敏、凃军，以2,000万连环借款的方式，通过武汉钢汇公司的名义还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时，款项的来源就是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以工程款的名义支付给武汉澳瑞达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原各员工在检察院的笔录也证实该事实，2,000万的审批付款结算是在同一天完成，不符合国企的工程款付款流程。同时，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出具借条的时间也是2014年12月16日。该借条上有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周农的签字。如果是真实单纯的借款关系，不可能由周农签字。但是认可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和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工程分包关系，不管2,000万的起因如何，但具有真实的付款基础。本院经审核，对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武汉钢汇公司、湖北宇杰置业有限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黄征宇、凃军几者间不论是基于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或是商事交易从而产生经济往来，以上述证据均不能形成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钢汇公司两者基于股权或资产转让的原因自愿或授意于武汉钢汇公司，帮其偿还差欠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款项的证明目的。不能直接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形成真实的借贷关系，对证据一、二不予采信。对证据三予以采信，但只能证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和武汉澳瑞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工程分包关系，双方之间具有真实的付款基础。武汉澳瑞达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周农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武汉澳瑞达公司向本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内容如下：一、关于2,000万元工程款。因武汉澳瑞达公司承建了武钢城市发展公司防城港项目，截至2014年12月15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差欠武汉澳瑞达公司工程款达2,334万元整。这是双方对账确认的结果。二、本案连环借款弥补亏空是当时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立慧和财务总监周农提出的。三、2014年12月18日武汉澳瑞达公司实际投资人饶志刚、饶志敏均在现场。四、2015年至2016年两笔来往帐250万元，是武汉澳瑞达公司饶志刚向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借款，与本案没有关系，不需要从本案中扣除。五、武汉澳瑞达公司认为整个借款都是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为了弥补亏空操纵出来，而且当时也承诺由其偿还，应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亦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内容如下：一、关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防城港党校项目合同约定的付款金额及进度符合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真实、合法。2014年2月28日，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签订关于防城港党校分包项目的协议书，约定工期自2013年5月27日至2014年10月9日，暂定合同金额26,000,000元。此后，双方因工程工作量增加又达成补充协议，将原合同价款调整“暂定为3,927.50万元”。合同签订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根据工程进度情况多次对项目款项进行复核：1.2014年8月18日，经复核确认当期应支付武汉澳瑞达公司工程款项20,000,000元。2.2014年10月27日，经复核确认当期应支付武汉澳瑞达公司工程款项10,000,000元。3.2014年12月12日，经复核确认当期应支付武汉澳瑞达公司工程款项4,500,000元。因此，在2014年12月16日之前，工程已经复核的款项就已经超过2,000万元，在上述工程复核确认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分别汇款11,000,000元、9,000,000元，均备注“工程款”字样，系表示该款项是对“防城港党校项目”工程进度复核后所支付的工程款，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纠纷”所指向的款项无关。二、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对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借款2,000万元的相关情况未参与、不知情，也没有借款的需求。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261,169.93万元，本案所涉各事项发生期间，公司股东、位列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武钢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100%持股，且公司长期持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的融资授信，武钢财务公司持续为武钢的各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常年经营各类大型建设项目，经核实，案涉期间，公司每年销售收入约30亿元、利润逾4,000万元，自有资金充足，不存在资金不足需要向个人或者私企借款的情形。本案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借款的相关情况，公司并未参与，没有作出过任何法人决策以及民事行为，对本案借款事项也不知情，公司账面上也从未出现过2,000万元的借款。而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可以反映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将2,000万元款项从武汉澳瑞达公司借出后背书出借给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等一系列行为以及方案系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凃军提出，具体情况可参见如下：（一）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5）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575号判决书第2页“被告九顺公司辩称：……公安部门通知黄志农调查情况，黄志农告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凃军，原告（凃军同意出资2000万元平息这一纠纷，让武钢建工集团撤回报案，2014年12月18日原告（凃军）通知被告九顺公司、武钢建工集团与钢汇公司三方，协议都是原告（凃军）拟定的，2,000万元是由原告（凃军）与钢汇公司的1,500万元借款和原告（凃军）被告九顺公司的500万元借款构成，转账支票当场背书转让，原告（凃军）直接交付至武钢建工集团”；（二）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7民初1840号判决书第4页“第三人武汉九顺公司述称：……2014年12月18日，被告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凃军提出，第三人武汉钢汇公司同被告武钢建工集团的2000万元款项由被告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担并立即支付给被告武钢建工集团，但由于是替第三人武汉钢汇公司办理1,500万元借款手续，与第三人武汉九顺公司办理500万元借款手续，而两张票据均要求当场背书后交给被告武钢建工集团以完成支付。……被告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凃军看过借款手续及背书后的票据后，将两张票据当场交给被告武钢建工集团”；（三）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7民初900号判决书第6页“……在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称愿意替武汉钢汇公司平息纠纷的情况下，武汉九顺公司才于2014年12月18日按照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要求办理500万元的手续”第7页“第三人周农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述称：……凃军了解到武汉澳瑞达公司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有2,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工程款），他建议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将欠款2,000万元支付给武汉澳瑞达公司，然后由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借款2,000万元并转给武汉钢汇公司，由武汉钢汇公司归还至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经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与武汉澳瑞达公司协商，武汉澳瑞达公司同意上述做法……”（四）讯问笔录第6页（周农部分）“（凃军）他说如果能够找到人借他2,000万元，他可以帮这个忙”第7页（周农部分）“凃军说找一家公司借钱给他们公司，他们公司再将钱还给建工集团的方案……我问了凃军后他说他跟饶志刚也有业务上的往来，关系不错，只要饶志刚肯借钱给他，他就帮忙解决这个事”第17页（周农部分）“直到2014年12月份，凃军出面约我、黄征宇三个人武钢宾馆见面，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以下还款方案，当时方案是黄征宇提出来用他的公司的资产抵押给凃军，由凃军代黄征宇归还建工集团的这2,000万元，凃军口头上同意了这个方案”（五）询问笔录第116页（饶志刚）“凃军就追问我建工集团欠我多少钱，我说大概欠了有2,000多万，凃军就说现在有个机会，建工集团现在有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还不上，看我能不能做个中间人，建工集团先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给我，我再把钱通过凃军转一下再转给建工集团，……，正好建工集团欠我2,000多万，可以从建工集团财务账上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给我们武汉澳瑞达公司，再有我把这2,000万借给凃军，凃军再把2,000万借给黄胖子或者他的弟弟的公司，再由黄胖子或者他弟弟的公司还给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再把这2,000万还给银行”，第118页（饶志刚）“所以潘立慧、周农找凃军帮忙的时候，凃军想到了我”。因此，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武汉九顺公司系凃军安排借款中某个环节，在该环节中，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并未参与，且武汉九顺公司对借款前后并不知情。然而，凃军在找到饶志刚表明该“机会”的同时就已经将武汉九顺公司作为2,000万借款计划的一部分，再结合周农、武汉九顺公司、饶志刚等陈述，足以认定该借款计划是由凃军策划安排，非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二审期间，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事项为：调取武汉钢汇公司（账号：12×××02，开户行：招行武钢支行）2014年6月的银行流水、黄征宇（账号：62×××36，开户行：招行青山支行）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银行流水以及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银行流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经合议庭讨论，上述各方均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互有经济往来属正常现象，仅通过银行流水不能直接反映款项性质和款项流转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和关联，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合同是借款人与贷款人就借款达成合意，约定到期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贷合同的成立应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形成一致的借贷合意。根据诉辩争议，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本案建立实际借款关系的主体以及究竟由哪方承担还款责任。即武汉澳瑞达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几者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连环借款关系，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是否应基于借款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武汉澳瑞达公司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还是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实则作为真实的借款人借助上述几家公司的连环过账行为以此操作从而达到解决2,000万元承兑汇票亏空为动机和目的，从而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综合分析如下：一、从动机、目的、结果分析各方是否存在真实借款的意思表示和合意，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从现有证据展现表象是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支付2,000万元工程款至武汉澳瑞达公司，再通过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九顺公司、武汉钢汇公司还款至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在表象上显示其与各家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手续，未形成借贷关系，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只是款项的最终使用人和受益人，但当各方面临还款责任的承担即涉及到自身切身利益问题产生冲突时，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并非等同于借款人作为抗辩，还需就个案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1.从武汉澳瑞达公司作为款项出借人层面分析。武汉澳瑞达公司作为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对于工程款在当时时间节点能够顺利予以回款的真实原因、款项用途、款项流转模式、实际用款人、回款目的均知情且参与、配合，亦知晓工程款回款使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帮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填平账目，化解当时所面临的财务危机。武汉澳瑞达公司从降低诉讼风险出发虽同时起诉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但从未否认对上述情况知情且在案件审理中明确表示认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实则为真实的借款人。之所以同意按此种方式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借款，也是出于其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所存在的历史渊源、人情世故和商事利益的现实考量。2.武汉澳瑞达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是否具有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真实的借贷关系。武汉澳瑞达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两者间虽具有借款协议，但该协议并非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毫无关系。武汉澳瑞达公司明知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并不是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和借款人，其作用在于过账，款项的出借也并非是工程款结算后才临时起意，而是早在计划之中的一环，这也是武汉澳瑞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防范风险强制要求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相关人员（潘立慧或周农）必须在借条上予以签字的目的所在，以防范今后无法回款时能对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对抗，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相关人员（潘立慧和周农）必定也明了如当时拒不签字，则此事将无法继续推进化解财务危机。故虽然潘立慧未签字，但当时实任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总会计师的周农予以签字，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认为周农仅作为见证人。对此，从周农的岗位和职务级别分析，其处事应抱有审慎严谨的态度，其签名时未注明为见证人，同时如借款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无任何关系，周农作为如此身份敏感之人更无在借款协议上署名留痕的必要，故对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认为周农仅是作为见证人签字，完全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无关的抗辩理由，在其他各方到庭当事人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亦未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再则，从黄冈市人民检察院一系列讯问笔录以及询问笔录，案件审理笔录分析，正是因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熟知与武汉澳瑞达公司的财务结算进度和情况，且与其他主体间基于合作或朋友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制衡所以才能组织各方配合采取上述操作方式解决当时财务危机。在此，无任何实质性证据能充分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是上述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具有指挥、控制并主导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武汉澳瑞达公司结算支付工程款的权利从而作为自身借款的资金来源，其主观上具有真实的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借款2,000万且代替武汉钢汇公司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还款的意思表示。3.武汉钢汇公司是否具有真实的向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进行借款从而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还款的意思表示。因武汉钢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征宇外逃，在诉讼中也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陈述事实，表明如作为最终的偿债主体，其指向的借、还款主体，故只能依现有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首先，通过黄冈市人民检察院对相关人员的一系列讯问笔录以及询问笔录以及现有证据，反映的均为无法找到武汉钢汇公司黄征宇，亦未反映黄征宇本人亲自出面或委托他人参与此次事件的操作、协调，各方均是基于黄征宇真实还款意图而协助其以上述方式积极筹措资金解决债务问题，故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主张武汉钢汇公司是真实的授意或委托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还款，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支撑。武汉钢汇公司如有真实的还款意图，其采取如此繁杂的还款操作模式，不具有逻辑性且不符合常理。其次，从资金来源分析，此次事件中，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不可能在消息来源上第一手掌握武汉澳瑞达公司和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财务结算进度和内部财务状况，亦无权决定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对武汉澳瑞达公司款项的结算进度和付款时间，以此作为借款资金来源解决武汉钢汇公司的债务问题，该权限实际由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自行掌控。上述几家公司之所以参与其中，只是避免手段太过直接和目的性太强。故表面上借款来源是武汉澳瑞达公司的工程款，但实际上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仍是以自有资金2,000万经过搭桥还款的形式进行回笼，将款项性质进行转化，从表象上造成武汉钢汇公司已经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实际还款的结果，从而可以规避2,000万元承兑汇票款会引起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再则，对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认为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愿意替武汉钢汇公司承担2,000万元债务，帮助武汉钢汇公司归还占用资金是因为其收到了武汉钢汇公司折价的股权、房产、汽车等资产，并持有武汉钢汇公司及武汉九顺公司的借条可向武汉钢汇公司、武汉九顺公司追偿的意见。对此，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缺乏证据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具有基于上述原因自愿代替武汉钢汇公司承担本案所涉债务的意思表示。即使武汉钢汇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存在商事和经济往来，也无从证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于2014年12月向武汉澳瑞达公司出具的借条系与该股权、资产转让有关，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本案具有必然的关联，亦无实质性证据证明武汉钢汇公司是基于上述原因委托或授意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承接2,000万的债务，代替其向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进行还款，从而作为转让对价进行互抵。如两公司真是基于股权转让和资产受让的原因替代还款，为何以借款的法律关系出具借条，而非以两者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和原因出具相应手续和走流程，借款协议文字表述中也未涉及和反映上述内容和原因，故现有证据也无从证明武汉钢汇公司与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4.武汉九顺公司是否具有真实的向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进行借款的意思表示，是否形成借贷关系。武汉徐东盛世公司虽起诉武汉九顺公司进行还款，但本院作出的（2018）鄂01民再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不属于真实借款关系，从而驳回武汉徐东盛世公司的诉讼请求。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已不能依据借款关系向武汉九顺公司主张债权，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主张每一环借款真实有效，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应作为真实的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势必和已生效的判决结果相冲突。5.关于潘立慧、周农在此事件中的行为是否为个人行为。武汉澳瑞达公司在出借资金时即知道款项并不是针对潘立慧、周农个人用途，最终系借给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用于弥补资金亏空，借款是对公而非对私，公司为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受益人。潘立慧、周农之所以能与本案其他当事人制造连环借款，是基于他们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者的特殊身份。整个借款过程中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潘立慧、周农参与商议、策划，周农还在武汉徐东盛世公司出具的借条上签名，且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班子成员对公司当时面临的危机和解决方式亦知情，故根据潘立慧、周农在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职务、地位以及资金的流转、使用情况，潘立慧、周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行为。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本案中，每一笔单独的借款行为与整个连环借款的操作不能割裂看待，每一笔借款的意图与整个连环借款的目的不能割裂看待。法院综合案件事实可以认定武汉澳瑞达公司在出借款项时就明知款项由实际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使用，连环借款中涉及的公司实则为名义借款，各方主体对借款行为隐藏的真实目的就是借款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避免在处理财务危机的方式上过于直接和意图太过明显，从而各公司以出名人的名义进行借款的迂回操作，达到以自有资金回笼弥损失的目的。一审据此认定连环借款中的各单笔借款系出借人与借款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行为，连环借款中的各单笔借款行为无效，应按照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定实际借款人为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由该公司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认为其并未参与借款也未出具任何借款手续，仅为款项的使用人和受益人，从而不构成直接的借贷关系的抗辩理由，事实依据不足。因武汉澳瑞达公司基于借款关系亦已起诉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一审认定武汉澳瑞达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在法律关系的定性和实体处理上并无不当，武钢城市发展公司认为一审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和程序违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主张的权益保护问题。法律平等的保护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武钢城市发展公司承兑汇票资金无法回笼的事件系因该公司自身原因和武汉钢汇公司外部原因造成。武汉澳瑞达公司此后作为债权人也是真实的出借2,000万资金,并未虚构债权债务，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武汉澳瑞达公司、武汉徐东盛世公司、武汉九顺公司具有恶意串通侵害武钢城市发展公司的动机和行为，故武汉钢汇公司与武钢城市发展公司之间就票据交付、承兑产生的纠纷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并未使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向后实体和程序上的权利得以丧失和形成阻却，武钢城市发展公司完全可就自身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向武汉钢汇公司和相关责任人员另行主张权利，依法维权。综上所述，上诉人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800元，由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陶 歆审判员 廖艳平审判员 陈 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利钦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