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闽行终1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3，女，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翔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201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法定代理人黄某3（系黄某1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法定代理人吴某（系黄某1父亲），身份信息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男，201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法定代理人黄某3（系黄某1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法定代理人吴某（系黄某1父亲），身份信息同上。 上述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林秋玲，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林思扬，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厦门市翔安区祥福路2005号。 法定代表人胡盛，区长。 委托代理人许宗鹏，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洪顺添，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市大帽山农场，住所地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埔顶村。 法定代表人刘定桦，场长。 委托代理人吴永安，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黄某2等4人因诉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翔安区政府）移民认定一案，不服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6行初5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 原审查明，2014年6月26日，翔安区政府发布厦翔政通〔2014〕11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启动大帽山农场第二批2期移民造福工程的通告》，移民安置对象为大帽山农场所辖寨仔尾自然村，并由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批移民安置的各项事务工作。2014年8月5日，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市大帽山农场、厦门鑫君和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就“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安置人口认定进行公示，其中寨仔尾43号共有三户人口，黄根土、吴波梅、黄键铭户三人符合移民人口认定，黄忠义和黄遵二人及黄根土户三人符合移民人口认定，原告黄某3户三人不符合移民人口认定，该公示内容在村里多处地点进行张贴公示。2015年1月16日，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市大帽山农场、厦门鑫君和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再次就“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安置人口认定进行第二次公示，其中关于寨仔尾43号三户人口是否符合移民认定与第一次公示内容一致，该公示内容又在村里多处地点进行张贴公示。2015年1月19日，大帽山农场寨仔尾自然村村长（小组长）黄坪、村民代表黄区与原告黄某3及其祖父陈跃仁、父亲黄忠义、嫂子吴波梅移民户签署“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工程”项目移民须知，其中黄某3、陈跃仁、黄忠义的签名系由黄某3的嫂子吴波梅代签。2015年4月13日，黄忠义户、黄根土户分别与移民单位厦门市大帽山农场、移民实施单位厦门鑫君和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分别签订ＮＯ：移字第［2015］087号、ＮＯ：移字第［2015］088号两份《“大帽山农场第二批2期移民造福工程”项目移民安置房产搬迁补偿协议书》，其中，移字第［2015］088号协议书上关于移民安置对象的确定表上也明确原告黄某3户三人不符合移民对象。2018年3月16日，原告黄某3向被告翔安区政府提出移民安置要求，厦门市翔安区移民办于2018年4月3日作出厦翔移民答复访字〔2018〕1号《关于黄某3要求移民安置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告知黄某3不属于移民安置对象。原告不服于2018年11月9日具状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告翔安区政府不对原告移民安置违法，并责令被告对原告进行移民安置。2018年12月20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申请书》，请求对厦翔政〔2006〕124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的批复》及厦翔政〔2010〕71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补充完善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工作实施细化方案有关条款的通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确认违法。 原审另查明，黄某3与吴某于2009年登记结婚，吴某于2010年11月18日因夫妻投靠，由漳州市诏安县四都镇梅东村辽上湖11号迁入厦门市翔安区，双方育有黄某1、黄某2二子。 原审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014年6月26日，翔安区政府发布厦翔政通〔2014〕11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启动大帽山农场第二批2期移民造福工程的通告》，该移民造福工程是根据移民自愿的原则进行的，村民完全可以选择是否移民，并非强制性移民。本案中，原告黄某3及其父亲黄忠义、哥哥黄根土一家是属自愿移民的。而且，在被告翔安区政府于2014年8月5日、2015年1月16日两次就“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安置人口的认定进行公示后，原告黄某3等人对其不符合移民对象均无提出任何异议。况且，黄某3父亲黄忠义、哥哥黄根土在2015年4月13日签订移民安置房产搬迁补偿协议书时进一步明确黄某3、吴某、黄某1三人是不符合移民对象，原告黄某3作为黄忠义、黄根土同户亲属，完全有理由知晓上述对其移民人口的认定情况，因此，原告黄某3至2018年11月9日才具状法院请求确认被告不对其进行移民安置违法，明显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因本案未进入实体审查，原告一并提出对厦翔政〔2006〕124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的批复》及厦翔政〔2010〕71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补充完善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工作实施细化方案有关条款的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申请，也应当一并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某3、吴某、黄某1、黄某2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还。 上诉人黄某3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提起诉讼在法定起诉期限内，一审对此认定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举证的证据中不能证实四上诉人在2018年4月3日厦门市翔安区移民办作出答复前已经得知四上诉人不符合移民安置的条件。同户亲属并不能推断认定上诉人黄某3能够知晓移民安置认定情况的依据。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并未直接告知上诉人不对上诉人进行移民安置，更未告知上诉人享有的救济权利和方式。厦翔政〔2006〕124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的批复》及厦翔政〔2010〕71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补充完善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工作实施细化方案有关条款的通知》属于规范性文件且违反宪法及上位法的基本原则，依法应确认不得在本案中适用。本案应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对四上诉人不予安置违法且应责令被上诉人对四上诉人移民安置。 被上诉人翔安区政府辩称，上诉人所在的寨仔尾自然村的移民造福工程自2013年即启动前期工作，2014年6月26日翔安区政府发布厦翔政〔2014〕11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启动大帽山农场第二批2期移民造福工程的通告》，正式启动移民安置工程。大帽山农场作为移民单位已在村内包括入村路口的多处地点张贴该通告。2014年8月5日、2015年1月16日第三人两次将《“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人口认定表》张贴公示在村内包括入村路口的多处地点。《认定表》对寨仔尾自然村移民安置对象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给予安置人员和不给予安置人员的名字、住址，对于不给予安置的，也在《认定表》中将理由逐一详细列出。第三人作为移民单位与符合安置条件的村民，逐一签订移民安置房产搬迁补偿协议书、挑选安置房型、办理安置房产权等工作。移民安置过程中，第三人先后与上诉人的爷爷、父母及哥哥嫂子一家进行了商谈、项目移民告知，此后再行签订了移民安置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期间，均明确向上诉人的亲属明确告知上诉人属于寄户，不符合移民安置对象。根据上诉人一审庭审陈述，在拆迁安置过程中上诉人黄某3坐月子期间，其母亲与其共同生活，基于此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知晓上述对上诉人移民安置的认定情况。上诉人直至2018年11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依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第三人厦门市大帽山农场提交的陈述意见与被上诉人翔安区政府的答辩意见基本一致。 各方当事人在法定举证期间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原审庭审质证，并随卷移送本院。本院对原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在案证据可以证实：2014年8月5日，厦门市大帽山农场、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鑫君和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就《“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人口认定表》在村里多处地点进行张贴公示。该认定表中明确载明符合移民认定人员和不符合移民认定人员的具体情况，并备注不符合移民认定的原因。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三人均在不符合移民人口认定之列且表中也列明其不符合移民认定的原因。2015年1月16日，厦门市大帽山农场、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鑫君和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再次就《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人口认定表》在村里多处地点张贴，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期从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其中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三人仍在不符合移民人口认定之列并载明原因。公示的目的即在于让涉及移民安置的人员知悉移民安置的基本情况，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并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益，但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在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况且，2015年4月13日，厦门市大帽山农场、厦门鑫君和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黄某3的父亲黄忠义、哥哥黄根土分别签订的两份《移民安置房产搬迁补偿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不符合移民安置对象的相关内容，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主张其对移民安置情况完全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纵观整个移民安置的开展情况，上诉人黄某3、吴某、黄某1最迟于2015年4月就应当知道其不符合移民认定条件，但却在2018年11月方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未对其进行移民安置违法，其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黄某2在案涉移民安置工作启动之时尚未出生，其并未在当时移民安置工作认定范畴之列，与被诉移民安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亦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四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因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案件未进入实体审查，因此，案涉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亦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原审未支持上诉人的审查申请，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声鸣 审判员  余鸿鹏 审判员  许秀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宋安然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