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32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5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代理人：徐传国，山东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风玲（系上诉人刘某1之妻），住泰安市泰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6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代理人：陈锡泉，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某3，男，196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原审第三人：刘某4，女，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原审第三人刘某3、刘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1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190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就该两份遗嘱的形成，原告陈述系其父亲刘广文亲笔书写，并代其母亲张桂英签名，母亲按指印。原告当庭陈述，两份遗嘱张桂英的名字均是由刘广文代签，本案原被告母亲张桂英系立遗嘱人，由刘广文代为签名应为代书遗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两份《遗嘱》是代书遗嘱是不成立的。本案涉诉房屋是上诉人父母即刘广文与张桂英生前共同出资建设的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有权通过遗嘱的方式处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遗嘱》内容虽然是上诉人之父刘广文所写，但该《遗嘱》上有上诉人之母张桂英捺手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刘广文与张桂英系夫妻关系，处分的又是双方共同财产，系夫妻共同合意的结果，体现的是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为刘广文与张桂英基于处分涉诉房屋的共同意思表示订立的遗嘱，而非刘广文为张桂英代书遗嘱。同时，被上诉人刘某2所提交的被继承人刘广文和张桂英在2012年9月7日遗嘱的内容和视频资料内容看，当时被继承人刘广文和张桂英留遗嘱时，也是刘广文书写，张桂英捺手印方式。因此，本案中《遗嘱》不适用继承法中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张桂英在《遗嘱》中对其财产份额的处分合法有效。2.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两份遗嘱的出具时间均为2013年3月29日，内容基本一致，不符合常理；也没有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字，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两份张桂英签字的遗嘱鉴定报告结论与原告的当庭陈述不一致，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两份遗嘱应为无效遗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两份《遗嘱》为无效遗嘱是不成立的。本案的两份遗嘱的出具时间均为2013年3月29日，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作出合理解释。对于公民所立遗嘱，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必须有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字形式要件。至于鉴定意见。从出具鉴定意见内容看，仅证明书写习惯有所不同，但每一个人书写习惯有时有不同书写习惯；书写习惯不同，并不能否定同一人书写的事实；对其鉴定意见内容，上诉人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但鉴定人未出庭作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该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且被上诉人庭审中也自认两份遗嘱均由其父所写的事实。因此，两份《遗嘱》应当合法有效，依据物权法的规定，涉案房屋院落应当归上诉人所有，其动迁利益应有上诉人所享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提交的遗嘱属于无效遗嘱，根据继承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没有遗嘱人亲笔签名，没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属于代书遗嘱中的无效遗嘱；2.鉴定意见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分析合理、妥当，符合鉴定的相关规则和法律相关规定。上诉人提出的需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意见，没有合理理由，一审并没有通知鉴定人员出庭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上诉人认为该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没有正当的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刘某3、刘某4未作陈述。 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3月29日刘广文和张桂英的两个遗嘱有效；2.确认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堰堤村451号院落及地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3.判令就上述院落所得的拆迁利益归原告所有；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系亲兄妹关系，父亲刘广文2013年6月去世，母亲张桂英2014年5月去世。刘广文夫妇共育有两子两女，分别是长子刘某1、次子刘某3、长女刘某4、次女刘某2。原、被告母亲张桂英的父亲为张忍堂，1996年11月去世；母亲宋绍英，2002年5月去世，两人生前均系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堰北社区居民，两人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张兴来、次子张兴余、女儿张桂英。 2015年3月，原告持出具日期为2013年3月29日、落款均为“刘广文”、“张桂英”的两份遗嘱诉来一审法院，主张两个遗嘱合法有效。两份遗嘱分别载明：堰堤村451院房子五间西两间（6*15米），我百年之后由刘某1继承，原给刘某2的遗嘱作废，立遗嘱人刘广文、张桂英2013年3月29日；堰堤村451院房子五间东三间（9*15米），我百年之后由刘某1继承，原给刘某2的遗嘱作废，立遗嘱人刘广文、张桂英2013年3月29日。庭审中，原告陈述两份遗嘱均系其父亲亲笔形成并签名，并坚称两份遗嘱中“张桂英”的签字均系其父刘广文代签。被告刘某2对两份遗嘱中刘广文的署名是否为刘广文本人签名表示不清楚，但认为两份遗嘱中“张桂英”的签名并非同一人书写，属于代书遗嘱并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共同选定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笔迹进行鉴定。2015年11月6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两份遗嘱中“张桂英”署名字迹不是同一书写习惯的反映。被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持有的两份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就该两份遗嘱的形成，原告陈述系其父亲刘广文亲笔书写，并代其母亲张桂英签名，母亲按指印。原告当庭陈述，两份遗嘱张桂英的名字均是由刘广文代签，本案原被告母亲张桂英系立遗嘱人，由刘广文代为签名应为代书遗嘱。但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载明：两份遗嘱中“张桂英”署名字迹不是同一书写习惯的反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本案刘广文系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代书人、见证人。本案的两份遗嘱的出具时间均为2013年3月29日，内容基本一致，不符合常理；也没有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字，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两份张桂英签字的遗嘱鉴定报告结论与原告的当庭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两份遗嘱应为无效遗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20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3年3月29日的两份涉案遗嘱是否为有效遗嘱。本案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诉争房产即堰北社区451号宅院系刘广文、张桂英夫妇的合法遗产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现有证据能够证实2013年3月29日的两份遗嘱均系由刘广文本人书写并签名的事实，上诉人亦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据此，两份遗嘱系刘广文的自书遗嘱，其对个人财产的处置部分合法有效。对于张桂英的财产部分，因上述两份遗嘱均系由刘广文本人书写，故该遗嘱对于张桂英来说应为代书遗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该份遗嘱出具时间为2013年3月29日，出具时刘广文对于张桂英来说系继承人，有利害关系，其不能作为代书人亦不能作为见证人，且该代书遗嘱亦没有两人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并签名，另外，上诉人刘某1称两份遗嘱中“张桂英”的名字均系由刘广文代签，但是鉴定结论认定两份遗嘱中“张桂英”署名字迹不是同一书写习惯的反映，这与上诉人刘某1的陈述相矛盾，上诉人刘某1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两份遗嘱中的指印系张桂英本人所摁或张桂英系在意识清醒、意思表达自治的情形下捺印，综上分析，上述遗嘱对于张桂英来说系代书遗嘱，但是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故上述两份遗嘱中对张桂英遗产的处理应为无效，原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张 岩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苏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