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1民初970号 原告：钱春湧，男，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刚，吉林瀛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吉林亿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兆雨，男，196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东，吉林省长春市相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钱春湧与被告张兆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春湧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刚、张博，被告张兆雨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春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钱春湧与张兆雨于2018年6月24日所签订的《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继续履行；2.请求法院判令张兆雨给付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9年7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总额以480万元为限）；3.请求法院判令张兆雨给付钱春湧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及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自2018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4.由张兆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及律师代理费。 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24日钱春湧与张兆雨签订《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钱春湧将其所持有的长春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张兆雨，双方共同确认该30%股权权益转让款为股权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债权4850万元及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张兆雨预留保证金30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张兆雨于2018年7月6日前向钱春湧支付股权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债权转让款2850万元及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2019年7月6日前再行给付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2018年7月6日钱春湧与张兆雨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双方确认将2018年6月24日签订的《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中确定的债权转让标的由4850万元调整为4550万元。故双方确认对价款为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债权转让对价款4550万元、股权转让溢价款2000万元。张兆雨当日即向原告给付4250万元，分别为股权转让对价款本金300万元、债权转让对价款1950万元、股权转让溢价款2000万元。该补充协议中还约定张兆雨暂扣300万元继续履行，待股权变更登记完毕之日，当日将预留的300万元保证金一次性向钱春湧支持完毕。同时钱春湧垫付的刘宗宪工程款400万元。补充协议第四条第3项还约定若张兆雨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七日内不能把欠钱春湧的保证金300万元支付完毕，构成违约，从违约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向钱春湧支付迟延付款利息。但协议签订后，张兆雨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全额给付所拖欠的保证金，截止2018年7月25日尚欠100万元未予给付。2018年6月24日钱春湧与张兆雨就债权转让余款2000万元的履行事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剩余的2000万元债权转让款张兆雨应于2019年7月6日前向钱春湧一次性结清，违约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约定张兆雨将其持有的华建公司1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为债权转让价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2019年7月4日，钱春湧向张兆雨以微信的方式发出《催告函》一份，要求张兆雨于2019年7月6日向钱春湧履行给付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7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及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的给付义务。张兆雨则在2019年7月6日向钱春湧复函及通知解除双方之间于2018年6月24日签订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为此双方发生争议，钱春湧诉至法院。 张兆雨辩称，1.事实部分：2017年3月23日张兆雨与案外人于杰收购华建公司100%股权及对外债务，各持50%股权，从而取得华建公司持有吉林省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公司）75%股权及经营金盛公司开发的东南湖大路13214平方米土地开发权利。钱春湧于2017年8月8日经工商机关登记成为华建公司30%股东，2018年7月18日股东资格因股权转让注销，钱春湧称担任华建公司股东期间，向金盛公司投入4550万元，该债权金盛公司尚未审计确认。后因生效判决判令华建公司将持有的75%股权返还案外人王振碰，2019年6月14日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因该重大变故，张兆雨于2019年7月6日通知钱春湧解除双方2018年6月24日及7月6日签订的系列协议。2.双方2018年6月24日签订的系列协议已具备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的情形。首先关于法定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一款规定当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实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双方所签合同明确约定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该溢价款指的就是金盛公司开发南湖远鉴项目的开发利益，现由于华建公司不再是金盛公司持股75%股东，合同期盼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张兆雨通知钱春湧解除合同。其次关于约定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一款、《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1、2、4款设定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本案原合同所指向的债权与利益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可能实现又无法克服，双方又存在直接过失，依约定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第三，本案合同解除有利于公平公正的实现。最高院合同法司法解除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本案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发生重大法律事由，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尚欠的近2000万元给付已无出处，另外钱春湧至今不能举证证明其投入的债权款项数额，在华建公司股东不能实现金盛公司开发利益的情况下，钱春湧再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对张兆雨及华建公司所有股东均是不公平的，有必要解除。第四，生效判决已确认华建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历任股东应负有相应责任，同样要承担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钱春湧称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说法不成立。《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3款约定，股权转让前后，有证据证明钱春湧因任职期间经营中的过错，造成华建公司及所投资入股的公司财产权益遭受损失，依公司法相关规定，钱春湧需承担赔偿义务时，张兆雨有权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如损失部分超出股权转让部分，相关公司及张兆雨有权向钱春湧主张索赔。第五，双方已形成部分共识，对分歧部分张兆雨愿与钱春湧协商实现和解。华建公司就与金盛公司股权纠纷生效判决已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双方已达成部分共识，即华建公司再审若获得支持，张兆雨愿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在再审无结果前合同履行为效力待定阶段。若华建公司再审请求不能获得支持，张兆雨愿意配合钱春湧要求金盛公司支付对钱春湧资金占有期间的相应利息，若金盛公司不能清偿，张兆雨愿为钱春湧的债权利息给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华建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2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原股东张兆雨占股40%、钱春湧占股30%、案外人于杰占股30%。2018年6月24日，钱春湧与张兆雨签订《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钱春湧将持有的华建公司30%股权权益整体转让给张兆雨，具体包括股权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债权4850万元（以审计确定的债权数额为准）、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同时约定，张兆雨于2018年7月6日前向钱春湧支付股权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债权2850万元、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合计5150万元，由于金盛公司正处于审计状态，在审计结果未明确之前，张兆雨暂扣300万元，实际向钱春湧支付4850万元，待审计结果出示后及工商登记股权变更完毕10日内，张兆雨将暂扣的300万元向钱春湧支付完毕。《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还约定，张兆雨于2019年7月6日前向钱春湧支付剩余2000万元债权转让款。同日，钱春湧与张兆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双方确认张兆雨尚欠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以金盛公司审计凭据为证），张兆雨应于2019年7月6日前一次性向钱春湧结清该笔尚欠的债权转让款，违约方应逾期付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018年6月25日，张兆雨与钱春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钱春湧将其持有的华建公司30%股权，计价货币300万元转让给张兆雨，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自股权变更后3个工作日内，张兆雨将应支付的股权对价款300万元支付钱春湧。 2018年7月6日，张兆雨将股权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债权转让对价款1950万元、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合计4250万元分三笔向钱春湧支付。同日，钱春湧与张兆雨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将债权转让对价款由4850万元调整为4550万元（暂按此数计算，以审计确定的债权数额为准），并确认张兆雨已于当日分三笔将股权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债权转让对价款1950万元、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共计4250万元转给钱春湧。《补充协议书》同时约定，《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的“张兆雨暂扣300万元”继续履行，待钱春湧股权变更登记完毕之日，当日张兆雨将预留的300万元保证金一次性向钱春湧支付完毕。《补充协议书》还约定，钱春湧代金盛公司向案外人刘宗宪垫付工程款共计400万元，该款项作为钱春湧向张兆雨转让的债权中的一部分，经刘宗宪对金额确认后三十日内，由张兆雨向钱春湧支付。《补充协议书》又约定，张兆雨除履行补充协议约定义务后，还应当按照《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继续履行该合同义务；张兆雨在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七日内尚不能把欠钱春湧的保证金300万元支付完毕，张兆雨构成违约，从违约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向钱春湧支付迟延付款的利息；《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使用，不能对抗《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钱春湧与张兆雨双方因股权转让、债权转让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确定。 2018年7月18日，华建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由原张兆雨（持股40%）、钱春湧（持股30%）、于杰（持股30%）变更为张兆雨（持股70%）、于杰（持股30%）。 2019年7月4日，钱春湧向张兆雨发出《催告函》，写明双方共同确认，截止该函件发出之日张兆雨应向钱春湧给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债权转让款1950万元、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预留保证金300万元、垫付工程款400万元，实际张兆雨已向钱春湧给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债权转让款1950万元、股权溢价款2000万元、预留保证金200万元、垫付工程款400万元，即截止2019年7月4日张兆雨尚欠钱春湧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延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7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催告函》还写明，张兆雨尚欠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最后履行期限为2019年7月6日，要求张兆雨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且对于逾期部分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张兆雨收到《催告函》后，于2019年7月6日向钱春湧发出《关于催告函的复函》，写明双方签订的股权、债权转让多份协议的目的，系因华建公司对金盛公司享有75%股权，受让股东可在金盛公司开发的“南湖远鉴”项目中受益，现华建公司已不是金盛公司股东，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张兆雨已将案涉股权、债权协议中各项权利义务转让给案外人赵淑芬、沈金风、许长全，赵淑芬三人股权资格经由工商登记，张兆雨向钱春湧支付的4950万元股权与债权转让款为赵淑芬三人所支付，依协议约定剩余应付钱春湧2000万元也应由赵淑芬三人按持股比例支付，2018年末张兆雨已口头向钱春湧告知这一事实，因此该债权款项的实际给付人已不是张兆雨；依《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张兆雨尚欠钱春湧债权转让价款2000万元（以金盛公司审计凭据为证”、第二条第1款“经核实债权状况与钱春湧提供的资料不一致或债权有权属纠纷，张兆雨有权解除本协议”及《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的约定，双方所签协议已符合法定可解除情形，理由为：1.华建公司股东赵淑芬三人要求解除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该三人认为华建公司已不是金盛公司股东，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2.依法定和约定解除合同的事项已发生，继续履行已无意义；3.金盛公司和华建公司至今不能提供钱春湧有效债权的证据凭证，履约条件不成就；4.金盛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已告知，对已确认的债权，同意按债权本金实际使用年15%计息，如主张的本息高于金盛公司告知的标准，势必造成新的不公平；5.华建公司欠金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买入吉林电力债权本息约2400万元，须由华建公司各股东分担，如何分担尚无一致意见，此时单独或提前满足某一债权人的利益实现是不合适的。2019年7月6日，张兆雨向钱春湧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写明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因新的法律事实发生，致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自该通知到达钱春湧之日起，合同解除发生效力。钱春湧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因与张兆雨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经钱春湧、张兆雨与案外人于杰对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4550万元债权中有300万元债权应属于杰享有，钱春湧不再就该300万元债权向张兆雨主张，即债权转让款变更为4250万元。 又查明，2018年8月10日，张兆雨将按照《补充协议书》约定受让钱春湧对案外人刘宗宪享有垫付工程款债权的债权转让款400万元给付钱春湧。2018年12月27日，张兆雨将未按期支付保证金300万元的违约金30万元给付钱春湧。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8日、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18日，张兆雨分别向钱春湧共计给付预留保证金2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及《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二）张兆雨应否给付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标准；（三）张兆雨应否给付钱春湧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及利息计算标准；（四）张兆雨应否承担本案担保费、律师代理费。 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及《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钱春湧与张兆雨所签订的《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张兆雨辩称因华建公司持有的金盛公司股权已经由生效判决确认返还给案外人王振碰，符合《债权转让协议书》《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解除情形，自2019年7月9日其向钱春湧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起，《债权转让协议书》已经解除。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情形,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1.经核实债权状况与钱春湧提供的资料不一致或债权有权属纠纷，张兆雨有权解除本协议；2.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3.钱春湧伪造事实证据、隐瞒重要情节、提供非法权益凭证，张兆雨有权解除本协议”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只有当符合法定解除情形或具备约定解除条件时，张兆雨才能够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实际上钱春湧已将相关债权转让给张兆雨，履行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张兆雨亦未举证证明存在债权状况与钱春湧提供资料不一致，或债权有权属纠纷，或钱春湧伪造事实、隐瞒重要情节、提供非法权益凭证等情况。张兆雨辩称受让钱春湧持有华建公司30%股权是因华建公司持有金盛公司股权，可从金盛公司开发的“南湖远鉴”项目中受益，因华建公司已因生效判决不再持有金盛公司股权，张兆雨受让钱春湧持有华建公司股权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但《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协议书中并未体现张兆雨所述的该合同目的。因既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也不具备约定解除条件，张兆雨无权单方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书》，即《债权转让协议书》并未解除。另，本案《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等相关协议签订后，钱春湧已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张兆雨，公司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受让权，钱春湧也已配合张兆雨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张兆雨亦未举证证明该股权对外设定质权或存在诉讼、第三方权益纠纷等权利瑕疵。同时，张兆雨已向钱春湧支付大部分协议价款。《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 关于张兆雨应否给付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标准的问题。《债权转让协议书》并未解除，应当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书》记载双方已确认张兆雨欠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张兆雨应当依照该协议约定向钱春湧支付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张兆雨认可协议约定的债权已转让完毕，但辩称因债权数额尚未确定，履约条件尚未成就。对此，钱春湧提供华建公司与金盛公司向钱春湧出具的收据十张合计4300万元，及钱春湧于2019年4月20日向金盛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以印证其提出的案涉协议签订后各方经对账将《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债权转让款4550万元变更为4250万元，且金盛公司对债权数额4650万元（即本案债权转让款4250万元及垫付案外人刘宗宪工程款单列债权400万元）并未提出异议的主张。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该债权转让款4250万元予以认可。因张兆雨已支付债权转让款1950万元，扣除预留保证金300万元外，尚欠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应当向钱春湧支付。张兆雨又辩称，除已付的1950万元债权转让款外，其还向钱春湧支付了受让的钱春湧就垫付案外人刘宗宪工程款享有债权的债权转让款400万元，该笔债权包含在本案债权转让4550万元范围内。结合《补充协议书》第二条对相关内容的表述，及《催告函》中钱春湧向张兆雨明确未到期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已到期垫付工程款400万元而张兆雨在《关于催告函的复函》中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对张兆雨提出的垫付工程款400万元应包含在本案债权转让4550万元范围内的说法，不予认可，张兆雨尚欠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期限为2019年7月6日前，张兆雨逾期未支付，按照《债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适当地、全面地履行其义务，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计算为，违约方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的规定，张兆雨应当向钱春湧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金额2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自2019年7月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依钱春湧诉请，违约金总额以480万元为限。 关于张兆雨应否给付钱春湧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及利息计算标准的问题。2018年6月2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由于金盛公司正处于审计状态，在审计结果未明确之前，张兆雨暂扣300万元，实际向钱春湧支付4850万元，待审计结果出示后及工商登记股权变更完毕10日内，张兆雨将暂扣的300万元向钱春湧支付完毕”。2018年7月6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4款将该条款变更为“根据2018年6月24日《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的‘张兆雨暂扣300万元’继续履行，待钱春湧股权变更登记完毕之日，当日张兆雨将预留的300万元保证金一次性向钱春湧支付完毕”。张兆雨受让钱春湧持有的华建公司30%股权，并于2018年7月18日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依照《补充协议书》约定，张兆雨应于2018年7月18日将预留的300万元保证金一次性给付钱春湧。张兆雨提交其于2018年8月3日、2018年8月7日、2018年12月27日分别向钱春湧给付60万元、73.5万元、30万元的付款证明，辩称此三笔共计163.5万元，连同2018年7月6日支付的1950万元，2018年8月10日支付的400万元，及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8日、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18日分四笔共计支付的200万元，合计2713.5万元，系张兆雨向钱春湧已经支付的债权转让款，其中已经包含预留保证金300万元。对此，钱春湧解释称2018年12月27日张兆雨向其支付的30万元为张兆雨未按期支付300万元预留保证金而给付其的违约金；400万元为张兆雨向钱春湧支付的垫付工程款单列债权转让款；60万元、73.5万元分别为张兆雨向钱春湧个人借款，与本案无关。结合张兆雨自2018年12月28日起陆续向钱春湧支付预留保证金的事实，本院对钱春湧提出该笔30万元系支付双方约定预留保证金逾期支付违约金的主张予以认可；400万元，正如前面进行的论述，系垫付工程款单列债权转让款，不包含在4550万元债权转让中；《关于催告函的复函》中，张兆雨提到其与钱春湧存在与本案股权债权转让无关的民间借贷事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60万元、73.5万元此两笔款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张兆雨尚欠100万元保证金未支付，钱春湧诉请要求张兆雨给付其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及迟延付款利息，本院应予支持。按照《补充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在张兆雨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七日内张兆雨尚不能把欠钱春湧的保证金300万元支付完毕，张兆雨构成违约，从违约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向钱春湧支付迟延付款的利息”的约定，结合张兆雨已向钱春湧支付截至2018年12月27日未按期支付300万元预留保证金的违约金30万元，张兆雨应给付钱春湧迟延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自2018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关于张兆雨应否承担本案担保费、律师代理费的问题。钱春湧要求张兆雨承担本案担保费、律师代理费，依据是《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股权质押担保。为确保钱春湧的债权实现，张兆雨愿以其持有的华建公司10%的股权为其履行本协议项下全部支付义务提供质押担保。双方配合在2018年7月底之前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质押协议书。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让价款本金、利息（如有）、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追索债权转让价款的费用等”的约定。本院认为，该条款仅限于双方就张兆雨以华建公司10%股权为钱春湧提供质押担保时，对质押担保范围的约定。双方并未就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担保费、律师代理费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对于钱春湧该项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钱春湧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钱春湧与张兆雨于2018年6月24日所签订的《股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继续履行； 二、张兆雨应给付钱春湧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自2019年7月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违约金总额以480万元为限； 三、张兆雨应给付钱春湧预留保证金100万元及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自2018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四、驳回钱春湧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兆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立新 审判员  徐 俊 审判员  冯 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