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4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建海，男，195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芳，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玉川，女，195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燕飞，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建海因与被上诉毕玉川恢复原状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民初6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建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毕玉川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毕建海于1991年办理了威海市文登区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其系房屋合法权利人，毕玉川持有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因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属无效，毕玉川应当通过对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的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房屋权属问题；2.毕玉川未继承案涉房屋，非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诉讼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毕玉川的起诉。毕玉川辩称，1.毕建海于1975年至威海工作，户口迁至威海，一直在外地生活至2018年，已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不具备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资格；2.案涉房屋于1951年登记于毕庶韦名下，房屋产权不因毕建海1991年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而发生改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毕玉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毕建海停止侵权行为，恢复案涉房屋原状。诉讼过程中，毕玉川变更诉讼请求为：毕建海搬离案涉房屋并将房屋返还给毕玉川，不得妨碍毕玉川对房屋的管理使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房屋位于威海市文登区（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于1951年12月12日办理了土地房产证登记，房屋登记在毕庶韦名下，登记人口为8人。毕庶韦在上世纪50年代已去世。毕庶韦另有兄弟两人，分别是毕庶忠、毕庶经，毕建海是毕庶经的孙子。2018年10月22日，毕建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鲁1003民初5020号】，要求毕庶忠之孙毕建强在案涉房屋外所建盖的车库予以拆除，该案案号为，现在正在审理之中。毕建强自小一直在威海市文登区居住，毕建海在1975年到威海工作，户口迁至威海，一直在外生活到2018年。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毕建海的母亲和姐姐在房屋居住至1996年，毕建强之母于1997年搬至房屋居住。2018年8月，毕建海回到场东村，毕建强之母在毕建海的要求下搬离案涉房屋。之后毕建海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现在由毕建海夫妻在案涉房屋内居住。因毕建强之母居住期间，毕建强在该房屋厢房外面建盖了一个车库，2018年8月，毕建海接手房屋并进行装修，要在厢房打开一扇窗户，因毕建强所盖的车库挡光，毕建海要求毕建强拆除车库，毕建海不同意，二人因此产生纠纷。毕玉川系毕庶韦长子毕轲之女，毕玉川主张1951年土地房产证当中登记8人，分别系毕庶韦、毕庶韦再婚配偶王氏、毕庶韦与前妻所生子女：毕可国、毕可治、毕轲、毕可华，以及与再婚配偶所生子女：毕文洲、毕文勤，对此提交了1977年2月26日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毕庶卫（毕庶韦）由错划地主成份改划中农成份的批复》一份，该批复中主要内容为：毕庶韦（1952年病故）解放前，全家七口人，劳力一个，耕地十八亩，山岚十二亩，房屋十五间，驴一头，1950年结改时划为地主成份，根据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有关指示精神，确属错划成份，经县革委研究决定将毕庶卫错划地主成份改划中农成份，该批复同时抄送毕庶卫六个子女，分别为：毕可国、毕可治、毕轲、毕可华、毕文洲、毕文勤。经质证，毕建海提出异议称，该批复可以证实毕庶韦之前确实是地主成份，与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场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毕建海本人陈述相符，直到1977年毕庶韦的成份才改成中农；毕玉川陈述1951年土地房产证当中登记8人情况不准确，毕庶韦前后两任妻子共生育至少8个子女，所以1951年房产证登记8人中不可能有毕玉川的父亲毕轲。另查明，毕庶韦的子女成年后都在外地工作，并在当地落户居住。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毕庶韦及毕庶韦之子女现均已去世。根据现有信息能够查找到毕庶韦之孙子女中只有毕玉川及毕可治之子毕波。一审诉讼中，毕波提交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我是毕可治的儿子，我父亲于1991年去逝，我从未听父亲说过将祖屋（案涉房屋）赠予给他人之事，况且，他们兄弟经常联系，2008年，毕可国还带全家老小回老家文登专门看了老屋，基于此才有毕轲写的那封托管信，我尊重毕轲对老屋的处理，并全力支持，全权委托毕玉川对祖屋所有权的诉讼。”毕玉川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2008年毕可国回到威海市文登区场东村并在案涉房屋前拍摄的照片一张以及2008年8月20日毕轲给毕建强所书写的书信一封，书信主要内容为：“毕可国领着全家回村看了老屋之后，都非常高兴和满意，房屋以后由你（毕建强）代管、居住，以后不管是毕波还是毕文勤、毕文洲回来，都要在此居住，老家是个根，不能忘记，据说，有人想更改这五间老屋，这样不可，需征得兄弟五人一致意见才能处理，因为，此房是我们党于1951年结束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决定给留下的，若有人想硬性改变此屋，希望你立即通知我们。”毕建海为证实其对案涉房屋具有所有权，提交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证实案涉房屋土地证于1991年4月登记于毕建海名下。以及提交场东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归毕建海所有，该村村委会当时因为客观原因未能办理房产证。毕建海另提交1975年时任该村大队长刘治福和现任村主任刘某2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原来由毕庶韦居住使用，毕庶韦于1956年去世，由于其当时家庭成份为地主，该房屋于1958年被集体收回，属于村集体所有，1975年时任湖南省物资局局长毕可治（毕庶韦二子）回村，并为文登县委、场东村做出很大贡献，文登县委和场东大队为答谢，把他们家庭成份由地主改为中农，场东大队把原收回的房子分给了毕可治，毕可治把此房给了毕建海，并在1991年办了土地使用证。经质证，毕玉川提出异议称，1.对土地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土地证在新一轮换证中，因为存在争议未能换发，且该证据与案涉房屋1951年《土地房产证》相矛盾，不能证实毕建海的主张；2.对场东村委会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出证人之一刘某1已告知对证明内容不知情，系村主任刘某2要求其在证明中签名；3.对刘治福和刘某2出具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也不能证实案涉房屋是毕建海合法所有，且证明内容与毕波、毕轲书面内容相矛盾。一审法院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对证人刘某1和刘某2进行了调查。刘某1证实：“我自2001年至今担任界石镇场东村妇女主任，毕建海向法庭提交的2018年11月14日场东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都是村主任刘某2提前写好了，让我在上面签名，刘某2说他从小在场东村长大，内容都是听老人说的，我看刘某2已经在证明中签名，所以，我就在证明中签名，实际上我是在1991年才嫁到场东村，证明中的内容我不可能会了解。”刘某2证实：“我自2006年至今担任界石镇场东村村委会主任，证明的内容我都是听村里的老人说的，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证人刘某1和刘某2证言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1951年12月12日的《土地房产证》登记显示，案涉房屋房主姓名为毕庶韦，登记人口为8人。毕建海主张该房屋于1958年被村集体收回，属于村集体所有，1975年村集体又给了毕庶韦之子毕可治，当年毕可治又将该房屋赠予给毕建海，为此毕建海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毕建海虽然提交了场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但经一审法院落实该村主任刘某2，其陈述证明中的内容均为听他人所说，并没有相应证据佐证。而且，毕波作为毕可治之子提交的书面意见中也清楚写明，其父亲生前从未说过案涉的房产赠予他人之事，对毕建海主张的受毕可治赠予获得房产之事也不认可。另外，毕玉川还提交了2008年毕可国回到该村并在案涉房屋前拍摄的照片一张以及2008年8月20日毕轲给毕建强所书写的书信一封，毕可国、毕轲作为毕庶韦之子，生前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从未放弃过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根据庭审查明，案涉该房屋自1975年至1996年由毕建海母亲居住，1997年至2018年由毕建强母亲居住，2018年8月，毕建海回村居住在该房屋，该房屋的管理人、使用人虽几经易手，毕建海也虽然在管理房屋期间于1991年将土地证办理在自己名下，但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被场东村收归集体所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场东村委会转让给毕可治以及毕可治又赠予给毕建海这一事实成立的情况下，毕建海所提出的抗辩理由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该《土地房产证》仍然合法、有效。《土地房产证》登记人口为8人，根据毕玉川提交的1977年2月26日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毕庶卫（毕庶韦）由错划地主成份改划中农成份的批复》能够查实，毕庶韦有6个子女，分别为：毕可国、毕可治、毕轲、毕可华、毕文洲、毕文勤，毕玉川陈述登记人口8人为该6个子女以及毕庶韦及毕庶韦再婚之妻王氏，也能够与当时的客观事实相吻合，予以采信。毕建海虽然提出登记8人当中没有毕轲，但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对其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毕庶韦及毕轲现均已去世，毕玉川作为毕轲之女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的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在毕建海无权占有案涉房屋的情况下，毕玉川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之一有权要求毕建海返还案涉的房产。因此，对毕玉川要求毕建海搬离房屋、返还房产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毕建海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自行搬离所居住的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房屋，将该房屋返还毕玉川，并不得妨碍毕玉川对该房屋正常管理、使用。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毕建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毕建海提交形成于2018年11月16日刘治福（已去世）与孙学华(毕建海之姐夫)的谈话录音一份，拟证实刘治福曾任村大队长，案涉房屋于1975年由村集体转给毕可治，毕可治将房屋又赠与给毕建海。经质证，毕玉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刘治福已去世，无法核实录音中人及录音内容，且录音时间为2018年11月16日，一审期间毕建海并未出示，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于1951年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在毕庶韦名下，人口为8人，结合当时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出具的批复，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的原始产权人为毕庶韦一家共8人，毕玉川系案涉房屋的继承人之一，其对房屋享有诉权。毕玉川主张其通过继承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毕建海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案涉房屋先由村集体收回后处分给毕庶韦之子毕可治，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即便该陈述属实，亦应由毕建海进一步举证证实其如何自毕可治处取得案涉房屋，现主张毕可治将房屋赠与给毕建海，对此提交1991年的土地使用权证以及场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但经一审法院调查证人刘某1和李某，其二人均陈述场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系其听说，对具体事宜均不了解，故该证明属于传闻证据，不足以证实毕建海的主张。同时，1991年的土地所有权证虽登记在毕建海名下，但考虑到当时土地普查的背景，不能简单的以登记行为确定房屋产权。毕玉川对毕建海提交的录音资料不予认可，且该录音中的刘治福已经去世，无法核实录音的真实性，故刘治福的录音无法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据此在毕建海没有进一步举证证实其登记具有合法依据，也未能提交赠与合同等能够证实其与毕可治之间存在赠与关系的情况下，毕建海提交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合法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反之，毕玉川提交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文登县照片和毕轲的书信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结合毕波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应由毕庶韦的继承人所有。综上所述，毕建海未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其占有案涉房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返还。毕建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毕建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秀萍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蒋 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洁玉书记员李冬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