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03民初6882号原告：重庆航墙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工业园区（信息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086328671E。法定代表人：刘兴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萍，该公司员工。被告：贵州恒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建国村代家坝村民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569248502M。法定代表人：李树桥。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大力，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明宗，男，196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勤，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航墙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墙公司）与被告贵州恒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第三人王明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受理后，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渝0110民初6227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嵩松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陈萍、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树桥、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大力、第三人王明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航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及安装费156932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8年7月1日起，以569329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2018年10月16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资金占用利息为316638.96元；2、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了《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订购玻璃用于其承建的“汇川区现代农业展示厅”工程,同时约定了玻璃安装费用,第三人作为被告“汇川区现代农业展示厅”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在该合同中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送货义务，并进行了玻璃安装,但被告至今仍欠付原告货款及安装费用1569329元。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恒辉公司辩称：我公司于2016年6月3日曾与原告签订玻璃购销合同一份，但是该合同价款只有18.5万余元，并且该合同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我公司不差欠原告货款。第三人王明宗是在我公司分包了部分农业钢架大棚的工程，项目名称叫汇川区泗渡智慧农业示范教育基地，我方不知道原告方陈述的汇川区现代农业展示厅是什么。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合同王明宗不能代表我公司，不是我公司的员工或授权委托人，王明宗与原告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我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明宗述称：我与恒辉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可被告的说法。2016年6月15日我与原告方签订的这份合同被告不知情，是我的个人行为，因为我是实际施工人，项目部的印章是我自行刻制，被告并不知情，包括之后的结算也是个人行为进行结算的。我在承接被告公司所承建的现代农业展示厅过程中，我用被告公司项目部印章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后我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刘显林进行工程结算，在结算过程中，由于原告负责玻璃材料提供以及安装，刘显林派石某负责该玻璃劳务安装，石某到场后，又与我口头达成该项目内钢架、铝板、水槽等其他劳务安装合同，但是在结算时，刘显林提出将石某所承接的所有项目（包含玻璃、钢架等劳务项目）劳务费用全部结算到刘显林名下，由刘显林与石某单独进行结算。当时石某不同意，且在结算后，石某多次找王明宗要求支付劳务款项，我在2019年8月25日向石某支付了劳务款，我方认为原告与我之间的工程结算，在未经石某同意情况下，将石某劳务部分进行了处分，该处分行为应当属于无效，要求原告与我进行重新结算。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观坝农业公园智慧农业体验馆主厅建设合同书》，约定被告将其承包的工程项目中的“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观坝农业公园智慧农业体验馆主厅”的建设工程发包给第三人，双方约定了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2016年6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玻璃，总金额为185172.90元，双方约定了玻璃的规格、数量、面积、单价、质量标准、交（提）货方式、交（提）货时间、运输方式、检验标准、保质期限、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合同载明的需货方项目名称为“汇川区泗渡智慧农业示范教育基地”，指定赵康作为需货方现场负责人或授权人验收货物确认签收。该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原告方的合同专用章和被告的公章，落款处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为耿远信。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定金50000元，后原告开始向被告供货。后双方经结算，确认共产生货款241893.20元。被告通过对公账户于2016年7月26日向原告的对公账户付款50000元、于2016年8月2日付款50000元，于2017年2月27日付款35000元和37801.50元，剩余的19091.71元已于2018年3月6日付清。2016年6月15日，第三人王明宗以被告的名义（需货方）与原告（供货方）签订了《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玻璃材料若干，双方亦约定了玻璃的规格、数量、面积、单价、质量标准、交（提）货方式、交（提）货时间、运输方式、检验标准、保质期限、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合同载明的需货方项目名称为：汇川区现代农业展示厅，需货方指定收货人为石某。该合同落款供货方处加盖了原告方的合同专用章，需货方委托代理人处有王明宗的签名，并加盖有“贵州恒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汇川观坝智慧农业体验馆项目部”字样的印章。2016年10月26日，第三人又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对特定型号的玻璃单价、边框的焊接价格、玻璃吊车费用的分担进行了补充约定，落款需货方委托代理人处有王明宗的签字捺印并加盖了一个印章，但印章中的部分字迹模糊，主要为“贵州恒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汇川区泗渡镇观坝……项目部”。因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款项未果，原告于2018年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审理中，原告申请撤诉。后第三人王明宗与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显林于2018年3月27日签署了《工程结算单》，约定玻璃材料核实总价为169万元，劳务安装费为114万元，玻璃款已支付刘显林67万元，劳务已支付刘显林590672元，尚欠玻璃款、劳务款共计1569329元。所欠款项于2018年6月30日前付569329元，余款于2018年10月15日付清，玻璃款在付款之前须开具发票119万元，否则不予支付款项。石某安装款直接与刘显林协商处理。2019年7月4日，原告又再次以同样的主张和理由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原告交纳保全费5000元，且因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而花费保费4714.92元。该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渝0110民初6227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庭审中，证人石某出庭证实：我是刘显林介绍过来装玻璃的，同时我又根据王明宗的安排做了其他工程，我给他们两个都在做劳务。我与王明宗之间的款项，我要求王明宗直接与我结算，我不同意直接与刘显林结算，所以我不认可刘显林与王明宗签订《工程结算单》中“石某安装款直接与刘显林协商处理”的约定。我做劳务的工程名称叫泗渡智慧农业体验馆，是由恒辉公司承建的。庭审中，原告称之前一直知道王明宗是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签订合同时工地公示牌上有项目名称和负责人王明宗的信息。王明宗又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在履行合同中，第三人均要求开具的发票时开被告公司的名字，所以信赖王明宗可以代表公司。该合同签订后，从未与被告公司的人员对接过，一直都是与王明宗联系。第三人称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上项目部的印章是其自行刻制并加盖的，被告并不知情。《补充协议》签了字之后交给了刘显林，但上面的印章是谁加盖的不清楚。合同签订后，已支付的款项均是由我个人账户付到刘显林的个人账户。被告表示对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订均不知情，对于其中的两个印章的真实性也均不认可。诉讼中，原告提供了其针对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所开具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张，每张价税合计均为10万元。原告称，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第三人均要求开具恒辉公司名字的发票，第三人亦称发票是在我的要求下由原告方开具的被告的名称，因为根据我与恒辉公司的合同约定，我需要向恒辉公司提交发票。原告开具后，我又转交给了被告，被告对收到这些发票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告开具被告名字的发票交给第三人，第三人又将发票交给被告，是分别履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以及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故该发票不能证明原告直接与被告建立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告基于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向被告主张合同权利，被告辩称其并非合同相对人，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系涉案合同的相对人，即被告是否受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约束并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关于印章真实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落款需货方处加盖了“贵州恒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汇川观坝智慧农业体验馆项目部”字样的印章，但被告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基于该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应当首先对印章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提供这方面的任何证据，第三人亦称该印章是其自行刻制并加盖的，未得到被告的授权。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该印章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同理，对涉案《补充协议》中印章的真实性，本院亦不予确认。据此，根据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上的印章，不能认定被告作出了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关于王明宗代理权的问题。本案应当首先判断王明宗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代理或有权代理，若不构成，则其行为构成无权代理，此时应判断被告是否对代理行为予以追认，若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则再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关于职务代理和有权代理的问题。根据王明宗与被告签订的《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观坝农业公园智慧农业体验馆主厅建设合同书》，被告将涉案项目转包或分包给王明宗，故王明宗仅为实际施工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对王明宗对外代表被告进行交易给予了任何的授权，原告称工地公示牌上有项目名称和负责人王明宗的信息也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退一步讲，即便假设王明宗确为项目负责人，除非与工程密切相关的日常性事务可以认定被告已对王明宗概括授权以外，如本案所涉及的大批量、大标题的建筑材料的购买和安装，显然已超过了单纯的项目负责人的职权范围，不应认定为职务代理，否则无异于将项目负责人的权限等同于法定代表人。当然，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时，被告对第三人出具了相应的授权委托手续，故第三人的行为当然也不构成有权代理。其次，关于被告是否追认的问题。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对王明宗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的行为予以追认。且王明宗亦称，已付款均是由其个人所支付，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公司曾就2016年6月15日的《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向原告付款。至于发票的问题，虽然原告开具发票的抬头为被告公司名称，被告亦称收到该发票，但原告称之所以开具被告的名称，是应第三人王明宗的要求，王明宗将发票交付给被告，也是履行双方之间约定的合同义务，因此根据该发票的开具缘由可知，该发票本身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由订立合同的合意，不能将被告接受发票的行为理解为对原告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认可。据此，就本案的事实来看，被告并未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第三，关于第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40号《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对于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原告应当举证证明相对方的行为有权利外观，且原告对其产生信赖属善意且无过失。换言之，被告对不成立表见代理不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即便被告未举证或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其也不因此承担不利后果，更不应据此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本案中，关于代理权的外观表象，对于两枚印章的真实性，本院已经进行了评价，不再赘述。退一步讲，即便这些印章确为被告授权刻制，由于项目部印章的权利范围模糊，也不属于公安机关备案范围，与企业公章的效力显然不能等同。项目部印章必须与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才能认定代理权外观成立，而且原告未举证证明王明宗以被告名义与其签订合同时曾出示过任何的授权文件。因此，对于原告来说，被告签订合同时没有呈现任何代理权的外观表象。其次，关于原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原告作为专业从事玻璃销售和安装的企业，既未要求王明宗或被告提供相关授权文件，对王明宗是否有无对外代理被告公司签订合同的权利也未审查，且根据原告自己的陈述，针对合同签订后的履行事宜，原告均只与王明宗联系，从未找过被告公司。更重要的是，原、被告双方曾经直接订立过合同，双方加盖的是公章和合同专用章，款项的支付也是走对公账户，所有的操作均清楚而规范。在此情况下，原告一改之前的规范做法，在没有进行任何审查的情况下，信赖王明宗的代理权，与其签订了之后的合同，而且2016年6月15日《重庆航墙玻璃购销合同》上的印章与《补充协议》上的印章还不一致，且与合同项目名称也不吻合。由此足以认定，原告没有尽到交易上必要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相当明显的过失，故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对王明宗所产生的信赖，法律不予保护。综上所述，因本案既不构成职务代理或有权代理，被告追认的事实也不成立，同时，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合同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航墙玻璃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770元，减半收取1088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重庆航墙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且自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周嵩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何越书记员叶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