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28民初1664号原告郭红伟，男，197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丰，系河北兴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宗亚丽，女，1980年07月07日出生，汉族，住高阳县。被告高保荣，男，1980年0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高阳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崇瀚，系河北元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红伟与被告宗亚丽、高保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红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丰、被告宗亚丽、被告高保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崇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红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棉纱款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本息至还清之日止）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从原告处赊购棉纱销售他人，为此拖欠棉纱款。被告高保荣在赊购原告棉纱销售给高进良后拖欠了货款100486元。2017年11月30日被告宗亚丽出具了一份欠条，欠原告棉纱款100000元。现经多次催要，二被告不能归还拖欠的贷款，故原告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望予以支持。被告宗亚丽辩称，郭红伟所述高保荣在其处赊欠棉纱，之后我出具欠条以及我拖欠郭红伟货款的相关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首先，我系郭红伟公司职工，自2017年3月入职，2018年6月离职，从事公司业务员工作。2017年11月30日郭红伟为了防止公司业务员给原告及公司造成损失，强制我出具的“欠条”一张，郭红伟公司每个从事业务员工作的职工在当年11月份前后均向郭红伟出具了同格式、同金额的所谓“欠条”，该欠条的出具与我丈夫高保荣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当时我以及其他同事并未赊欠郭红伟棉纱，该份“欠条”上所述内容并非事实，也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欠条”中所载明的内容均是虚假的。其次，我当时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外销售公司产品，我对外的出售公司货物均是代表公司出售，同时郭红伟按月向我支付工资提成。具体方式为：我与客户对接后，告知郭红伟客户要货的规格、品类、数量，客户将货款转至郭红伟处后，郭红伟进行发货，同时向客户开具发票。如果我从郭红伟处低价赊欠货物再高价卖与他人本身就是违反公司制度侵犯郭红伟利益的行为，郭红伟作为公司管理者，也不可能同意公司职工出现这种行为，故郭红伟与我不可能成为买卖合同的双方。可见，该“欠条”的出具也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第三，仅仅通过该份“欠条”也无法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我确实在欠条出具的时间赊欠过郭红伟货物，郭红伟应当提供当时货物确已实际发货，发往何处，货物由谁进行的核对签收、是否出具发票、公司账目针对该笔交易记载原始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从而证实郭红伟主张的真实性。最后，综合上述情节可知，郭红伟所主张的我拖欠其货款的相关事实是虚假的，完全是因郭红伟为了规避其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风险而对郭红伟及其公司业务员统一采取的手段、措施，郭红伟的行为属于捏造事实而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同时严重侵害我的合法权益，涉嫌虚假诉讼。二、郭红伟起诉我的原因并非我赊欠郭红伟货款，而是因其他原因，本案属于同一债务重复起诉。郭红伟起诉我的原因并非我赊欠郭红伟货款，而是因在我2018年4月任职期间，因杨旭冒充南马村村民陈思源从郭红伟处，通过先履行部分合同及转账又撒回的方式，骗取棉纱21.91吨，诈骗数额共计251560元。我在发现被诈骗事实之后，及时报案，现杨旭已经因诈骗罪被判刑。但事件发生之后，郭红伟认为系我的工作不当，给其以及其公司造成了251560元损失，而向我全额索要该笔款项，同时停发了我工资，但我仅是郭红伟企业职员，本身也是受害者，也无经济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损失。之后在郭红伟与我协商之下，针对于251560元损失由郭红伟与我共同承担，承担方式为：郭红伟经与我核对后，郭红伟所拖欠的我17124元工资我不再支取，我另行支付给郭红伟75000元。之后，我也已经按照双方约定全额支付给了郭红伟共计75000元款项，并从郭红伟公司离职。通过以上过程可知，郭红伟及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早已结清，郭红伟无权再就其损失向我进行索赔。并且，郭红伟已经针对上述因杨旭诈骗所造成的损失向高阳县人民法院对我提起了民事诉讼，与本案属于因同一事实引发的关联案件，郭红伟在本案中的起诉属于同一笔债权重复起诉。三、因我系郭红伟公司职工，针对于郭红伟损失的发生并无故意和重大过失，如郭红伟要求我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劳动争议，依法不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综上，我并未拖欠过郭红伟货款，郭红伟起诉我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郭红伟的诉讼请求。被告高保荣辩称，一、宗亚丽2017年11月30日，向郭红伟书写的欠条与我没有任何联系，该欠条系2017年11月份，郭红伟为防止公司业务员给其造成损失，而强制当时从事业务员工作的职工出具的，所有欠条均是同种格式、规格、金额，欠条上载明的事实是虚假、不实的。因我当时早已从公司离职，所以没有书写。二、我从未在郭红伟处赊欠过棉纱销售他人，我当时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外销售公司产品，我对外销售货物均代表公司，同时郭红伟按月向我支付工资提成。具体方式为：我与客户对接后，告知郭红伟客户要货的规格、品类、数量，客户将货款转至郭红伟处后，郭红伟发货，同时向客户开具发票。如果我从郭红伟处低价赊欠货物再高价卖与他人本身就是违反公司制度侵犯郭红伟利益的行为，郭红伟作为公司管理者，也不可能同意公司职工出现这种行为，故郭红伟与我不可能成为买卖合同的双方，我不可能从郭红伟处赊欠货物销售他人。三、因我系郭红伟公司职工，针对于郭红伟损失的发生并无故意和重大过失，如郭红伟要求我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劳动争议，依法不应当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并且，我自2017年3月份入职自2017年9月离职郭红伟均向我支付了工资，如我确实给郭红伟造成了损失或者拖欠货款，完全可以在工资中予以扣除，也不应以宗亚丽为名义要求其出具欠条，可知，该欠条与我毫无关系，属虚假事实。综上，我并未赊欠过郭红伟货款，郭红伟起诉我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郭红伟主张，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被告宗亚丽、高保荣向原告郭红伟赊购棉纱，并于2017年11月30日由被告宗亚丽向原告郭红伟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欠条今欠郭红伟现金大写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备注棉纱款经双方同意于年月日内还清，逾期不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算欠款人姓名宗亚丽电话地址2017年11月30日”。二被告对于该欠条是被告宗亚丽本人书写不持异议，但认为该欠条所载内容不实，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二被告受雇于原告，为证明己说，二被告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2018）冀0628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单等。以上事实有欠条、夫妻关系证明、出库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银行明细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被告宗亚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身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应有充分认知，其于2017年11月30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其内容对于欠款金额及因何欠款均有明确记载，在诉讼过程中，其对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因此赊欠原告货款予以否认，因此二被告对于其反驳上述欠条的理由，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而二被告所提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书写欠据的过程存在违背自身意志之情况，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被告宗亚丽应针对其出具欠据中的金额履行付款义务。被告高保荣虽未在欠条中署名，但原告申请证人出庭证实其赊购棉纱的过程，作为整个买卖合同中赊购环节的实施者，其亦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对于原告主张利息问题，因欠条中有明确标注，属双方买卖合同约定内容，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宗亚丽、高保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郭红伟棉纱款100000元；二、被告宗亚丽、高保荣自2019年9月16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郭红伟支付利息，至上述本金全部给付完毕止。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保全费1020元，由被告宗亚丽、高保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侯立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马珊珊备注：上诉人应当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费，至迟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并向本院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上诉费直接汇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户名：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07，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保定市西城支行）。期满仍未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