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23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丁某，男，197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景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山西权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某，女，198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山西权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男，1974年7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再审申请人丁某、孙某因与被申请人赵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终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丁某、孙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赵某自从让二申请人出具了借条后，并没有按照借条的内容履行借款义务，没有支付任何款项。赵某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没有成立。而其所述的丁某偿还的款项（其所谓的利息）与赵某所诉请的借贷关系没有任何联系。一、二审法院均对赵某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审查，而对与赵某诉请没有任何关联性的2012年丁某个人与赵某签订的《个人合作协议》作为审查重点。很明显的事实是，《个人合作协议》是丁某与赵某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且不说是否有效），150万元借条是丁某与孙某二人与赵某之间的关系，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本身就存在冲突。但是一、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了本案的错误事实。（二）二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对于赵某有利的证据采信，对二申请人有利的却不予采信。1.错误的将《个人合作协议》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借贷纠纷，本案应驳回赵某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请，对于涉及《个人合作协议》的争议应另案另诉处理，而不应做出本案判决。2.即使审理本案时，硬以《个人合作协议》的关系来认定，那么根据协议约定内容，2012年11月29日，丁某与赵某就共同投资位于晋城市××县居民住宅楼项目，约定由赵某以参股的形式与丁某共同投资修建，双方签订了《个人合作协议》。双方之间系个人投资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丁某提供《个人合作协议》、赵某付款记录、丁某还款记录、房屋抵账及证人证言、村委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且按照协议约定，丁某已经付清赵某的投资本金及红利。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赵某投资100万元固定收益50万元作为回报。此条款违反合伙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原则，属于无效条款。3.双方签订《个人合作协议》中约定就甲方承建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的的位××县居民住宅楼项目，乙方以参股形式与甲共同投资兴建，此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丁某与赵某均不是下胡村村民，均不具有在下胡村建设居民楼的资质。该合作协议本身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4.原审判决对于丁某以山西××镇、701作价40万元予以偿还赵某的投资款项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2017年1月份，丁某委托丁培在将501、701两套房子的钥匙和合同交予赵某，赵某5月份接受合同和入户钥匙并予以认可。随后赵某从下胡村村委拿走楼宇门钥匙。二审庭审过程中赵某辩称两套房子没有卖出去，所以不予认可偿还款项。原二审法院采信赵某的辩称，对丁某交付两套房屋偿还40万元款项的事实没有予以认定。原二审法院这样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按照无效民事行为处理，丁某只需要返还赵某99万元本金，由于双方对于无效协议的成立都有过错，故对其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即使退一步讲，丁某也只能赔偿赵某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而不是固定收益50万元。而事实上丁某实际支付赵某157.2万元，远远超出了无效合同处理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双方签订《个人合作协议》，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也没有任何通过借条进行的结算的意思表示。2015年借条是在诱骗。但事实上赵某只支付给丁某在2013年投资款99万元，2015年并未支付过150万元的借款。双方的签订《个人合作协议》和双方写下借条的行为是两个法律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为一个民间借贷法律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双方之间签订《个人合作协议》对双方之间的投资、红利及返还时间与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不存在双方再进行事后投资结算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应适用个人合作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并判决，但原审法院将合作关系认定为借贷关系并进行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丁某、孙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丁某、孙某的合法权益。   赵某辩称，本案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关系认定及适用法律正确，二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2015年1月8日，丁某给赵某出具的150万元债权凭证（借据）是双方对2012年11月29日协议约定的本金、利息结算后重新确认的结果。该事实，赵某向人民法院提交的其与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丁某出具上述借据后已实际部分履行也进一步印证双方上述借贷事实及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二）原判决认定双方“合作协议”为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合同法明确规定，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目的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当事人2012年11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无论协议内容、所使用的词句，还是协议的目的，其真实意思很明显是融资借款，并非合作经营。双方签订的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但协议的实质内容和关键用语均为借贷性质，被答辩人的目的也是借款融资，并非与答辩人合作投资房地产。对该协议的定性，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进行了充分论述，说理透彻，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性质为民间借贷，认定双方之间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三）原审法院不予认定丁某以“金村镇下胡村2号楼1单元501、701室房产作价40万元”抵顶债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完全正确。对上述房产，丁某只是让赵某帮忙销售，并没有抵顶给赵某，丁某提供的证据（仅有证人证言，且所有证人均与丁某有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均不能证明其已将上述房产抵顶所欠赵某的债务。二审中，对上述房产是否抵顶债务的事实，法官还亲自到下胡村委对该事实作了进一步核实，核实的结果也是没有抵顶债务。（四）原审法院对本案定性和适用法律不存在任何问题。2015年1月8日借据是对双方2012年11月29日“合作协议”借贷行为进行结算后的重新确认。（五）丁某不断诉讼属滥用诉权，恶意拖延时间逃避债务。   综上，丁某、孙某的再审理由纯属曲解事实和法律。应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维护赵某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2012年11月29日，赵某与丁某签订《个人合作协议》，约定丁某承建投资的的位××县居民住宅楼项目，赵某以参股形式投资，赵某入股100万元，投资回报为50万元，根据资金入股时间先后，满一年后由丁某分批次连本利依次付给赵某。2012年至2013年，赵某向丁某支付99万元。2015年1月8日，丁某、孙某向赵某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赵某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用于生意周转，现金收讫，以借条为证，约定还款日期2015.5.30号之前。逾期以年利佰分之三十六支付。另付下胡村三套阁楼大、中97㎡、小87㎡顶借款利息。借款人丁某、孙某。”2015年3月至2018年1月，丁某共归还赵某79.2万元。2016年，赵某与丁某以下胡村三套阁楼折抵债务36万元。   双方争议的焦点：（一）双方签订的《个人合作协议》的性质。（二）金村镇下胡村住宅楼2号楼1单元501、701是否作价抵顶给赵某。关于焦点一，双方签订《个人合作协议》，但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赵某参与管理经营，且赵某亦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赵某只是将款项交付丁某，并且约定的是一年后丁某分批次将本利归还赵某，剩余利润全部归丁某所有。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且双方又于2015年就该笔款项归还达成借贷合意，一、二审法院对丁某认为双方之间为合作，其后的借贷关系未实际履行的主张不予以支持，认定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赵某虽持有该二套房屋的钥匙，但其称系帮丁某卖房以卖房款抵顶借款，不是以该二套房折价抵顶借款，以房抵债应双方有明确一致的意思表示，对抵顶金额有明确约定，赵某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与开发单位签订买卖合同，故一、二审法院对丁某认为该二套房抵顶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丁某、孙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丁某、孙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文杰   审判员 闫成先   审判员 邓高原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