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民终16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三明成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18幢十二层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78904355XQ。 法定代表人：黄荣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助，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辉，男，196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原三明市鑫福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华，女，196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原三明市鑫福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辉（系黄志华丈夫），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鑫福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清流县余朋乡坪地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3660388741A。 法定代表人：陈良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素华，福建闽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福建明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沪明新村197幢八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570977681M。 诉讼代表人：福建明兴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负责人：姚军。 上诉人福建省三明成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辉、黄志华、福建鑫福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福木业公司）、原审第三人福建明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助、被上诉人林辉（亦为被上诉人黄志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鑫福木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素华、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的管理人负责人姚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2.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成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林辉与三明市鑫福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合法利益的情形。1.本案的证据证明了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倒签协议的事实。张东龙于2016年4月24日出具的《说明》，证实了2015年10月左右，林辉骗取张东龙在《债务和解协议》《权益转让协议书》上签名，即证明了林辉倒签协议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以林辉提交的2016年1月24日应急领导小组暨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来认定张东龙系在公司要求对其违法行为报案之后才出具该说明，且以张东龙对《债务和解协议》的签订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为由，对张东龙的《说明》不予采信，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为根据成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第31页认定的事实：“林辉以应急领导小组名义多次直接召集并主持成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或董事会、监事会暨应急领导小组联席会议，表明成兴公司事实上已由林辉实际操控，董事会、监事会均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林辉的做法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以，本案林辉提交的2016年1月24日应急领导小组暨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因会议召集程序违法，所以作出的决议是无效的；况且，张东龙早在2015年4月7日已正式离职，公司的决议她并不知情，何来泄私愤之说？结合一审证据，则证明了林辉是在2016年5月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是在张东龙出具《说明》一个月之后的2016年5月27日才立案，故林辉主张其与张东龙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张东龙系泄私愤才出具不利林辉的证言，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张东龙出具的《说明》能够证明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倒签协议，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倒签协议，以评估价值虚高的鑫福木业公司抵偿债务。（1）本案一审证据证明了《债务和解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4年11月5日；而福州中天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却是在8个月后的2015年7月8日才出具鑫福木业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将鑫福木业公司资产评估为9,968,989.36元。且不说这份评估报告中评估价值虚高，一个处于清流县余朋乡偏僻乡村的小厂，无形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竟然达到654万元之巨，且该评估报告有效期为2015年4月30日起至2016年4月29日，林辉如何在尚未进行资产评估前就确定以物抵债物的价值？并且该价值是如此的相近？成兴公司认为既然林辉在2016年4月成兴公司第一次起诉林辉追偿权纠纷案[（2016）闽0402民初758号]及本案之前的其他多起诉讼案件中，都将该评估报告作为鑫福木业公司抵偿价值依据的证据提交法庭，则证明了林辉一向都是以该评估报告结论作为鑫福木业公司的估价来源，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林辉倒签协议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以林辉所述的“该资产评估报告是为了确认鑫福木业公司股权转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成兴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来源于该资产评估报告”为由，对成兴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缺乏事实依据。（2）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第一条第2款规定了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债务人可以以物抵债，还规定了“抵债物价值以合法有效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后经债权债务人协商确定。两公司可将取得的抵债物转抵给明兴公司的债权人”。而本案中这份福州中天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是林辉在之前的案件中多次提交法庭作为抵债价值依据的评估报告，也是林辉唯一提交过的一份资产评估报告，但一审法院却判决认定成兴公司未举证证明《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来源于该资产评估报告，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况且，如果林辉签订该《债务和解协议》以物抵债不是以该评估报告作为估价依据，那么，本案林辉以物抵债即没有“合法有效的评估价值为依据”，那么，不正恰恰证明了林辉签订该《债务和解协议》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成兴公司关于《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经过成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的确认，成兴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价格虚高，故成兴公司关于该整体评估价虚高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本案一审中查明的事实证明了：一方面林辉及其妻子黄志华是鑫福建设公司的股东，而鑫福建设公司和林辉又是鑫福木业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林辉又是成兴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林辉提交的《明兴公司代持股协议》，则证明了林辉作为成兴公司的总经理，则他又负责明兴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于明兴公司也是林辉说了算。2.《债务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分别是成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明兴公司，在这协议上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是林辉控股的公司；而成兴公司事实上已由林辉实际操控，董事会、监事会均无法正常履行职责（这一事实已经由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林辉控制了成兴公司实际上也就控制了明兴公司，所以这份《债务和解协议》等于是由林辉一手操控几方当事人签订的，作为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并不知情，因此，一审法院仅因协议上有成兴公司的公章，就判决认定《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经成兴公司确认，与事实不符。3.成兴公司不但不认可《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还以《福建鑫福木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不客观，不能反映鑫福木业公司的真实价值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评估，但一审法院却以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仅规定了“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法律并未禁止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申请重新评估，因此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重新评估属于程序违法。正是因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才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从而导致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三、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是为了达到使鑫福建设公司逃废了应承担债务的目的。1.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后，林辉将没有合法评估依据的、价值虚高的鑫福木业公司的整体资产以6,250,000元抵偿给成兴公司，用于偿还鑫福建设公司欠成兴公司代偿款，抵偿后，成兴公司反欠林辉55,055.24元。众所周知，债务抵偿的前提必须是价值相当的物和债，才能对抵。在这一环节上，由于抵债物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价值缺乏合法有效的评估作为依据，且价值虚高，所以本案中的以物抵债是缺乏对抵的基础，因此，《债务和解协议》的签订是不合法的。2.在林辉进一步的操控下，成兴公司、明兴公司与林辉又签订一份《权益转让协议书》，将成兴公司因代偿而取得的对鑫福木业公司的整体净资产及成兴欠林辉的债务转让给明兴公司。之后，林辉再操纵吴黄贵与明兴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所谓的吴黄贵持有的500万元的股份，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明兴公司，明兴公司将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作为股权转让款抵偿给吴黄贵。在上述的对抵中，只有鑫福建设公司欠成兴公司的代偿款项6,194,944.76元是实打实的，而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价值没有合法有效的评估作为依据，另外，且不说成兴公司章程上吴黄贵的股份只有300万元，单凭成兴公司股本金已经代偿殆尽的事实，即证明吴黄贵的股权已没有实际价值，吴黄贵拿着没有任何价值的死股权，就把一个活生生的鑫福木业公司给套走了，更何况，至今吴黄贵仍然作为股东记载于成兴公司的股东名册，仍记载在公司章程上，因此，吴黄贵并不是明兴公司的债权人，林辉一手操纵明兴公司将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作为股权转让款抵偿给吴黄贵不具有合法性。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本案中林辉以物抵债的非法性，也证明了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是为了达到使鑫福建设公司逃废了应承担债务的目的，损害了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合法权益。林辉通过签订《债务和解协议》，而后在此基础上再陆续一手操纵签订了《权益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等协议，通过这些协议相互配合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从而达到使鑫福建设公司逃废了应承担债务的目的。但一审法院却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主观地认定成兴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明这些事实的《权益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福建鑫福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的通知》及《证明》《三明诚兴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等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完全人为地割裂林辉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一系列行为的事实。3.本案在2019年5月17日开庭审理过程中，成兴公司认为林辉存在虚假陈述，庭后成兴公司特委托代理律师向清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鑫福木业公司股权转让的原始协议等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林辉及鑫福建设公司是通过买卖方式将股权转让给陈良寿及邓瑞标，而不是如林辉在答辩状中及在法庭上所陈述的陈良寿及邓瑞标是根据吴黄贵的指示代持股份。因此，现有的证据均证明了林辉故意向法庭隐瞒事实的行为，也充分证明了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等签订一系列协议，通过“假抵债、真买卖”的行为使鑫福建设公司逃废了应承担的债务，但对这些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却未予采信，导致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以林辉提交的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来认定成兴公司与明兴公司的债务人以物抵债经过了成兴公司股东会的决议，缺乏依据。1.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只是针对所有公司股东的一个柜架性协议，且林辉在本案中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中，转让的债权均为借款，即债权数额是确定的，不需要经过评估，且都未涉及以物抵债这一环节。而本案林辉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等一系列协议与上述其他《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性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其不但涉及到以物抵债的资产评估问题，还在于林辉的身份的特殊性，在本案中林辉一方面是鑫福建设公司的股东，而鑫福建设公司和林辉是鑫福木业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林辉又是成兴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又负责明兴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份《债务和解协议》等于是由林辉一手操控几方当事人签订的，作为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并不知情。2.《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明确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本案中，由于成兴公司章程中并没有允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明确规定，且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林辉在与本公司进行交易而签订《债务和解协议》时得到股东大会的同意，因此，该协议的签订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并且林辉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及其后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均是为了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行为同时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因此该协议应属无效。综上，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林辉一手操纵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同时还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属无效，但一审法院对此却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 林辉、黄志华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成兴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成兴公司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能证明其主张。庭审中成兴公司提供了17组证据（一审判决书列为11个证据），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㈠本案中成兴公司主张“张东龙的《说明》”有效具有证明力的理由均不能成立：1.成兴公司以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第31页判决的认定主张：林辉在一审提供的2016年1月24日应急领导小组暨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召集程序违法、决议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是关于成兴公司有关第四届股东大会决议纠纷的判决，并未认定2016年1月24日应急领导小组暨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召集程序违法、决议无效；成兴公司也从未在法定时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撤销或无效；已经生效的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6）闽0402民初875号民事判决书、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348号民事判决书均确定了该决议的效力。2.成兴公司主张林辉与张东龙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缺乏事实依据的主张纯属成兴公司的猜测和主观臆断。事实上，相关证据能够证实：2014年6月21日林辉开始主持对公司内部合规调查、财务审计；到林辉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张东龙、黄荣信被追究刑事责任，林辉与张东龙、谢国雄等人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其作出不利于林辉的证言依法不能采信。3.张东龙的说明是成兴公司在（2016）闽0402民初875号案件中曾向法庭举证过，该说明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说明》签署的日期是2016年4月24日，成兴公司在（2016）闽0402民初875号案向法庭提供这份证据的时间是2016年5月17日，张东龙是2016年6月2日才被羁押，当时成兴公司就未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4.张东龙的《说明》不符合逻辑、前后矛盾、内容不真实，具体如下：①《说明》第一点表述：《债务和解协议》《权益转让协议书》这两份协议是2015年10月左右签署的。当时她已经不是总经理，她的从业经历说明她应该知道在离职后是无权代表公司签署协议。这两份合同的签约时间是打印的，如果倒签合同日期，她是清楚地知道这是违规行为；2015年10月林辉正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正常的合同签署完全不必找张东龙，在她明知林辉正在组织对她的内部调查并打算追究她的法律责任之时，帮助、配合林辉为林辉的个人利益造假，这显然不合常理。②《说明》第二点张东龙说明林辉以欺诈谢国雄同意的方式骗得她越权签署。这个说法同样不符合逻辑，既然张东龙认为该协议的内容有必要让董事长谢国雄知道，并且合同需要谢国雄补签，她却核实一下再签字的程序都不做，这显然不符合常理。③根据成兴公司提供的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张东龙在2014年11月15日签署的，如果当时《债务和解协议》《权益转让协议书》还未签署，明兴公司凭什么拿鑫福木业公司的整体资产去收购吴黄贵持有的成兴公司股权，难道张东龙未卜先知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④成兴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证实：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价值评估是2015年4月份委托评估公司；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于2015年7月31日完成，林辉却一直等到2015年10月再去倒签合同，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张东龙的证言无法采信。综上所述，张东龙的《说明》自相矛盾，没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㈡本案中，成兴公司主张“林辉串通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倒签协议，以评估虚高的鑫福木业公司抵偿债务”的主张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于法无据、不能成立。1.成兴公司认为：福州中天泽资产评估报告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日，鑫福木业公司资产评估的时间在《债务和解协议》签署之后，说明林辉等人恶意串通；事实上：根据《企业章程》十一条及一审判决书成兴公司证据10三明农行出具的《关于成兴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成兴公司是一家仅为股东代表的企业向三明农行融资贷款提供担保的封闭式担保机构，林辉加入成兴公司成为成兴公司股东之时，成兴公司要对林辉及其代表的企业的征信、企业经营情况、个人和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调查；为此，林辉向成兴公司提供了鑫福建设公司及其拥有控股的鑫福木业公司的相关资料，包括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原件，只是这份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目的是为向金融机构贷款。2014年11月20日明兴公司发出《关于鑫福木业公司股东变更的通知》给林辉、鑫福建设公司，指示：林辉、鑫福建设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邓瑞标、陈良寿。2014年12月初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交接已经完成，由于鑫福木业公司为生产胶合板的木制品加工企业，林业部门颁发的“木材加工许可证”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前置审批许可，恰逢清流县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正在清理整顿木材加工企业，2015年4月初“木材加工许可证”才统一变更、换证完成；清流地税局在核定股权交易的税费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第十四条、㈠净资产核定法的规定要求鑫福木业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以此作为税务部门征税的依据。因此，成兴公司的怀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评估报告于2015年4月委托，7月8日出具，报告列明的评估目的为：评估股权价值。鑫福木业公司向清流地税纳税申报完成股权变更核准后，才向工商部门递交股权变更登记资料，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于2015年7月31日完成。一审判决对《评估报告》的性质与作用的认定于法有据。2.成兴公司认为：鑫福木业公司价格评估虚高，理由是鑫福木业公司地处清流余朋乡的小厂，仅无形资产（主要是土地）就达到654万元之巨，且在评估前确定的抵债物价值与评估报告接近，因此认定林辉倒签协议。土地评估价值实行政府指导定价，有法定的评估依据；成兴公司及其代理人既无资产评估的专业知识，也无资产评估的资质，更没有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鑫福木业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或申请人民法院评估鑫福木业公司当时资产的价值，其主张资产价格虚高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证实；且鑫福木业公司注册及实收资本1000万元，有工商登记的验资报告等可以证明，鑫福木业公司经营良好，当地有充分的生产原料与劳动力，参考前期以信贷为目的的评估价值，抵偿时估计的净资产价值是基于工厂的实际价值；因此，与评估报告评估的价值相近完全正常。况且，实际抵偿的价值为625万元，抵偿价值为双方估值的63.13%，何来虚高之说。二、本案诉争的《债务和解协议》及其他一系列协议获得了股东大会的授权，不存在成兴公司主张的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事实，成兴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㈠林辉在本案一审提供的证据证实：根据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林辉以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抵偿了成兴公司为鑫福建设公司的代偿款，成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结清。本案中成兴公司提供的一审判决书成兴公司证据10第二组《担保代偿明细表》是成兴公司截止日2015年11月3日为股东企业代偿及处置情况的台账，这份《担保代偿明细表》清楚地注明了成兴公司为股东企业代偿的金额、日期、财务凭证号及处置的结果（已诉、债务转让、债务对接或还款等）；其中，鑫福建设公司的代偿债务注明“债务对接”，这些证据相互印证，说明：鑫福建设公司欠成兴公司的代偿款已清偿完毕，并已经记入公司财务簿记。以债务转让、债务对接清偿成兴公司代偿款的股东企业累计有六家（不包括明兴公司的债权债务）。㈡本案诉争的合同，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签约代表均为张东龙，合同签署时张东龙系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总经理；本案中林辉提供的一系列债务处置合同等证据能够证实：在成兴公司与明兴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始终都是由总经理负责公司合同的签署，公司也没有合同签署需要股东会、董事会上会研究批准的规定；谢国雄的内部调查录音也证实了这一点。本案诉争合同的签署方式符合公司合同签署的一贯管理办法，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说，假使法庭采信了张东龙的证言，张东龙在其被免去总经理职务后，还在打印上签约日期的合同上签字，也应视为是对合同的追认与确认，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结果。㈢成兴公司主张“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恶意串通……”的理由除了主张林辉利用担任成兴公司总经理掌管公章的便利倒签合同以外，还有以下几个理由：1.成兴公司认为：明兴公司以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收购吴黄贵持有的成兴公司的股权，存在二个问题：①吴黄贵实际仅持有成兴公司300万股股权，而明兴公司与吴黄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股权数是500万股，有200万股是虚假的，是林辉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损害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利益。为此，成兴公司代理人提供了2010年12月12日成兴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修正案，用于证明吴黄贵实际持有成兴公司的股权数为300万股。但这份证据只能证实2012年12月12日这个时间点吴黄贵持有成兴代表股权的股份数为300万股，成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三明中院（2017）闽04闽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第32页认定了成兴公司自认的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之间存在差异；已生效的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6）闽0402民初875号民事判决书第12-13页认定林坚的股权已转让，这些股权变化并未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在涉及公司股权纠纷的一系列判决中均认定成兴公司由80名股东组成共216股，而实际上章程和工商登记的股东人数为79人、216股；因此，吴黄贵在章程和工商登记的股权状况并不能证实其在公司实际持有的股权数和是否仍然是成兴公司的股东。林辉补充提供的证据：2015年5月6日成兴公司召开董事、监事暨应急领导小组会议（见新证据2），决议10可以佐证2015年4月1日以前，张东龙在正常履行总经理职务，财务管理等依旧由张东龙、谢国雄签批。明兴公司与吴黄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张东龙在2014年11月15日签署，这是其履行总经理职务的正常工作，同时，作为成兴公司的总经理张东龙不可能搞错吴黄贵持有的成兴公司股权数。退一步来说即使吴黄贵仅持有300万股，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也应在法定时效内提起诉讼，另案主张，与本案的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无关；《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并不能导致本案诉争的《债务和解协议》无效。张东龙没有指证《股权转让协议》是她离职不再担任成兴公司与明兴公司的总经理以后倒签的，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也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未提起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事实上2016年1月18日黄荣华、谢国雄等人以暴力手段抢夺获得成兴公司公章以后，即于2016年2月24日以成兴公司名义对林辉、黄志华提起追偿权诉讼（案号：2016闽0402民初字758号案件），随后他们以“纠纷通过其他方式另行主张”为由，申请撤诉；撤诉后他们以成兴公司名义向公安机关举报林辉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他们的举报没有事实依据，不予受理。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林辉通过与他人串通导致明兴公司与吴黄贵签署《股权转让协议》。②2014年11月份成兴公司的股份已经一钱不值，而明兴公司收购吴黄贵股权对价不合常理。明兴公司收购股东持有的成兴公司股权的对价标准是由“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规定的，这份决议由谢国雄、黄荣华、林辉等超过公司持股比例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做了签署。如果收购股权的对价不适合，责任也应由全体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署赞同的股东共同承担，林辉个人不是责任主体。③成兴公司认为清流工商局的鑫福木业公司股权转让的原始协议是林辉、鑫福建设公司以买卖的方式将股权直接转让给陈良寿、邓瑞标，而不是根据吴黄贵的指示代持；初看问题严重，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假抵债、真买卖”，根据成兴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关于鑫福木业股东变更的通知》，林辉是根据《债务和解协议》《权益转让协议》的规定，遵照明兴公司的指示：“指定陈良寿、邓瑞标为持股人，并直接将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陈良寿、邓瑞标”，直接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方法只能按照股权买卖的方式，股权买卖合同约定的对价为一千万元。如果林辉“假抵债、真买卖”，那么就涉嫌诈骗犯罪，但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已经澄清了林辉没有犯罪嫌疑；退一步来说，即使成兴公司主张“假抵债、真买卖”或者资产价格虚高能够成立，那么受害人只能陈良寿、邓瑞标或吴黄贵；也不是成兴公司或明兴公司，陈良寿、邓瑞标、吴黄贵至今未提出异议或主张权益受侵害，成兴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㈣成兴公司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林辉是成兴公司董事，其与成兴公司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应经过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因林辉未履行上述审批程序，因此，本案诉争的合同无效。林辉、黄志华认为：《债务和解协议》系根据2014年11月3日“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的规定签署，林辉系公司股东，这份股东会决议并未禁止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享有其他股东的同等权利，或必须履行特别的审批程序。根据林辉一审提供的补充证据1、2谢国雄的内部调查录音可以证实，成兴公司、明兴公司的管理模式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在一贯的经营管理当中都是由股东会或董事会确定原则或方案，具体由经营班子负责实施，经营班子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用请示董事会、董事长，也不用报批或经董事会、董事长签署同意；成兴公司提供的《企业章程》第五十二条……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①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⑧组织公司担保评审会工作……对出现垫付（贷款逾期）的应及时跟踪检查产生垫付（逾期）的原因，采取措施进行补救、赔付、追索等各项善后工作事宜。张东龙代表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与林辉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正是对出现垫付的补救和追索措施，系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林辉一审提供的补充证据1、2谢国雄的内部调查录音还可以证实，谢国雄向明兴公司借款360万元至今未还，其行为是《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禁止的，而谢国雄却以董事会有相关规定予以辩解。虽然，在法庭上谢国雄陈述总经理签署合同应由他的书面授权，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其证言予以证实。甚至于公司向他人借款等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的事项，他也以董事会有授权来解释，坦言和福州商会的借款都是张东龙负责，合同他没有看到。对待他自己和张东龙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认为合规，对林辉依照股东大会的规定与公司签署的《债务和解协议》主张未经授权无效，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显失公正。退一步来说，假设《债务和解协议》在签约的程序上有瑕疵，2016年3月24日起林辉不再担任成兴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合同的限制性因素已经灭失，合同的生效要素已经成就；即使按成兴公司主张的他们知道这份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4月19日，距他们提起本案诉讼已近三年；至今成兴公司股东大会并未就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置做出新的与“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相悖的决议或规定。成兴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因此，成兴公司主张的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恶意串通并导致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利益受损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成兴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鑫福木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成兴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一、成兴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鑫福木业公司与其他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成兴公司的利益。“恶意串通”属当事人主观意识范畴，系个人心理活动，而主观心态属于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行承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成兴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各方均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二、成兴公司就确认《债务和解协议》无效的诉请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回转。如成兴公司的诉请能够成立，那么就涉及互相返还，成兴公司有权要求林辉返还代偿的金额，但成兴公司无法返还林辉鑫福木业公司的财产，因为该财产已为鑫福木业公司现有股东合法所有。鑫福木业公司现有代持股东“陈良寿”和“邓瑞标”是合法取得鑫福木业股份的股东，其权利依法受保护。2014年11月3日，成兴公司的全体股东作出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关于进一步加快成兴公司、明兴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及股权转让等有关事项的决定》。在该决定的债权债务清收和处置方案载明“2.同意两公司的债务人以物抵债，抵债物价值以合法有效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后经债权债务人协商定价。两公司可将取得的抵债物抵给明兴公司的债权人，转抵价值以明兴公司的债权人最高投标价值为抵债价”。根据全体股东的决定，成兴公司、明兴公司与林辉、鑫福木业公司等人签订了《债务和解协议》《权益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等协议，并经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将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转让至“陈良寿”和“邓瑞标”名下。“陈良寿”和“邓瑞标”取得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从实体到程序均是合法有效的。鑫福木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黄贵与代持股人“陈良寿”和“邓瑞标”均对获得鑫福木业公司股权的对价没有异议。2014年12月初鑫福木业公司的资产交接已经完成，2015年7月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后，现股东对该厂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改，利用当地充分的生产原料与劳动力，主要产品从胶合板变为竹胶板，鑫福木业公司已经营五年，且经营良好，鑫福木业公司不愿意深陷成兴公司无休止的诉讼中，影响自身企业的发展、生产，一个好好的企业最终被官司拖垮，导致大量的员工失业，社会效果不佳，恳请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鑫福木业公司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以利于企业的正常生产。 明兴公司管理人述称，其作为明兴公司管理人至今没有接管到明兴公司财务账册及有效资产，管理人不了解讼争问题，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 成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成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明兴公司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5日，成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明兴公司签订《债务和解协议》，该协议载明：因成兴公司为鑫福建设公司担保代偿农业银行贷款一事，截止2014年11月5日，鑫福建设公司尚欠成兴公司代偿款及代偿利息共计6194944.76元。鑫福建设公司拥有鑫福木业公司90%的股份，林辉拥有鑫福木业公司10%的股份，鑫福建设公司、林辉同意以鑫福木业公司的整体净资产（包括土地、厂房、设备）抵偿给成兴公司，对此成兴公司予以同意。各方约定：1.债务和解标的：鑫福建设公司尚欠成兴公司的代偿款及代偿款利息6194944.76元；鑫福木业公司的净资产价值约9900000元（实际价值以评估为准），折价6250000元给予成兴公司，其中6194944.76元作为抵偿鑫福建设公司尚欠成兴公司的代偿款及代偿款利息6194944.76元的还款，二者抵偿后，成兴公司尚欠林辉55055.24元，对此成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予以认可。2.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同意以鑫福木业公司整体净资产折让作价6250000元予以成兴公司，根据成兴公司的要求资产抵债的方式与步骤为：鑫福建设公司、林辉所持有的鑫福木业公司股权转让给成兴公司指定第三人，在办理鑫福木业公司的股东变更工商注册登记、资产移交完成后，视为本合同履行完毕；成兴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资产转移、债权债务关系、抵偿形式等由成兴公司与第三人另行签订协议，与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无关，成兴公司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3.成兴公司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鑫福建设公司（包括鑫福建设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及林辉、吴坤福、侯明亮、侯靖、三明市荣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三明市路路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三明华能液压泵阀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互相连带责任担保关系，即鑫福建设公司（包括鑫福建设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及林辉不再为吴坤福、侯明亮、侯靖、三明市荣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三明市路路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三明华能液压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在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任何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折让作价基于免除本条款上述互相连带责任担保关系后，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三方对成兴公司和明兴公司的补偿与和解。4.本协议生效后，明兴公司不再向鑫福建设公司主张上述已转让的代偿款及代偿款利息￥6194944.76元，明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5.本协议自明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成兴公司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现鑫福建设公司已注销，其股东为林辉、黄志华。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成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与成兴公司2014年11月5日签订《债务和解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成兴公司的利益，故成兴公司要求确认《债务和解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福建省三明成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成兴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此成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予以认可”。成兴公司对此不认可，是林辉私自签订协议，成兴公司并不知情；2.“根据成兴公司的要求资产抵债的方式与步骤为”。资产抵债的方式和步骤并不是成兴公司的要求，而是林辉私自操作；3.“明兴公司不再向鑫福建设公司主张上述已转让的代偿款及代偿利息￥6194944.76元，明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其中两处“明兴公司”应是“成兴公司”的笔误。成兴公司没有放弃主张代偿款及代偿利息，成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的债权债务没有结清。成兴公司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明兴公司管理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表示不了解。本院认证认为，根据《债务和解协议》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的“4.本协议生效后，明兴公司不再向鑫福建设公司主张上述已转让的代偿款及代偿款利息￥6194944.76元，明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事实存在笔误，应为“4.本协议生效后，成兴公司不再向鑫福建设公司主张上述已转让的代偿款及代偿款利息￥6194944.76元，成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除此之外，成兴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其他异议不成立，理由主要有：案涉《债务和解协议》的尾部，成兴公司、明兴公司除了分别加盖公章外，还有时任成兴公司总经理、明兴公司总经理的张东龙本人的亲笔签名。虽然张东龙出具了《说明》（该《说明》声称其于2015年10月左右应林辉的要求，在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5日的《债务和解协议》签名，其已于2015年4月7日已正式离职），但是，一方面，张东龙出具说明的时间在林辉要求对张东龙的违法行为报案之后，加之张东龙系《债务和解协议》中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的签订人，对《债务和解协议》的签订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张东龙、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亦未在法定期间内向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张东龙在《债务和解协议》上的签字，该签字依法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对张东龙出具的《说明》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时任成兴公司总经理、明兴公司总经理的张东龙本人在《债务和解协议》上签字，一审法院基于《债务和解协议》所载明的内容而认定“对此成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予以认可”、“根据成兴公司的要求资产抵债的方式与步骤为”等事实合理，成兴公司对此提出的异议不成立。综上，除“4.本协议生效后，明兴公司不再向鑫福建设公司主张上述已转让的代偿款及代偿款利息￥6194944.76元，明兴公司与鑫福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中两处“明兴公司”系“成兴公司”的笔误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在案为凭，并经一审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成兴公司提交：一、（2016）闽0402民初75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目录复印件，拟证明：在成兴公司起诉林辉、黄志华追偿权纠纷一案中，林辉、黄志华将中天泽评报泉字（2015）第BH029号《福建鑫福木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价值9,968,989.36元，作为债务抵偿的依据。这份证据与成兴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中的内容相印证，证明了一审法院关于“林辉及黄志华所述该资产评估报告是为了确认鑫福木业公司股权转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的陈述在时间上一致，成兴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来源于该资产评估报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和关联性有异议，林辉、黄志华在（2016）闽0402民初758号一案提供的证据目录是评估价值996万元，是为了佐证双方签订债务和解协议作价990万元的合理性，是一种补强证据，而不是作为债务抵偿依据。明兴公司管理人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了解。本院认证认为，成兴公司提交的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但仅凭本组证据及本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中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债务和解协议》中鑫福木业公司净资产的整体评估价9,900,000元来源于该资产评估报告，成兴公司提交本组证据拟证明的内容不成立。二、2015年7月23日鑫福木业公司股东会决议、鑫福木业公司章程、鑫福木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是通过买卖方式转让给陈良寿、邓瑞标，而不是像林辉在一审中所陈述的理由，指定陈良寿、邓瑞标代持这一这组证据，林辉是假抵债，损害公司利益。林辉、黄志华、鑫福木业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关联性有异议。1.林辉根据明兴公司的要求配合陈良寿、邓瑞标办理股权登记。股权转让登记原来应该是林辉、鑫福建设公司转让给成兴公司，成兴公司再让渡给明兴公司，明兴公司让渡给吴黄贵，吴黄贵交给代持股人陈良寿、邓瑞标。为了减少转让不必要环节，明兴公司根据吴黄贵的申请，指示林辉、鑫福建设公司直接将股权过户给陈良寿、邓瑞标，完成转让，配合办理工商登记；2.假设林辉是卖给陈良寿、邓瑞标，又抵偿给成兴公司，那么就涉嫌“一物二买”合同诈骗，对此公安机关已有结论。明兴公司管理人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了解。本院认证认为，本案一审原告成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决案涉《债务和解协议》无效，而鑫福木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陈良寿、邓瑞标名下，与案涉《债务和解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成兴公司提交的本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林辉、黄志华提交：一、2014年6月21日成兴公司董事会九次会议决议，拟证明：1.根据决议“第一条”董事会决定：为加强业务档案管理及经营情况的合规性审查，将成兴公司及明兴公司档案交由危机领导小组管理，6月23日即移交。2.根据决议“第三条”同意由监事会组织财务人员继续查账。3.决议第四条对已代偿或内部借款超过本金的股东企业，同意由明兴公司收购其在成兴公司股权。谢国雄、罗碧荣、林辉等7位董事签署，证明不存在林辉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事实，同时从2014年6月起经董事会决定林辉即主持了内部的合规性审查。二、2015年5月6日董事暨应急领导小组会议签到表、会议纪要、及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该会议由林辉主持，会议就查账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对人事任免事项、专项转贷资金事宜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决议2、3、6、8认为：谢国雄、张东龙等涉嫌犯罪，并要求退赔；第9条根据谢国雄本人申请，同时考虑谢国雄不便履职，由谢国雄授权副董事长金宁铭代为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同时，对3月18日会议决议做补充规定：罗碧榕、范鸿海参与签署。谢国雄在签到表上签名，参加会议。谢国雄提出并获得董事会批准，由谢国雄授权副董事长金宁铭代为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的委托书。新证据一、二与一审双方证据相互印证，林辉与张东龙、谢国雄存在重大利益冲突。成兴公司对前述一、二组证据质证表示，对2014年6月21日的董事会决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该决议证明成兴公司董事会决议是将公司的业务档案及经营管理的合规性审查，是交给危机领导小组负责，并不是交给林辉个人来负责，但林辉利用职权将成兴公司的业务档案占为己有，从2016年3月23日成兴公司换届选举解除林辉的职务至今，林辉仍拒不交出公司的档案材料，而且从2016年至今每次开庭林辉手上都能拿出成兴公司档案原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林辉把持公司、凌驾董事会之上。至今，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已经三年多了，林辉仍不交出这些材料，明兴公司破产管理人成立之后的9月25日，才把这些材料移交到破产管理人手上，这都证明林辉把持公司的事实。对2015年5月6日董事暨应急领导小组会议签到表、会议纪要及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首先，谢国雄并未涉及犯罪，这在一审中提交的判决书中第八页已经明确载明这一事实；其次，虽然这次会议纪要决定谢国雄授权金宁铭代为签署文件，但这些都与本案事实无关，并且成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生效判决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1321号判决书中，对成兴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明确证明在两个月后的2015年7月3日成兴公司又决定由谢国雄继续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签署公司的有关担保法律文件，并对财务报销进行审核。所以成兴公司认为，上述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林辉与张东龙存在重大冲突，林辉只是公司会议的主持人，会议作出决议是集体研究做出的，并不能代表林辉个人的意见。而且本案证据证明，林辉是在张东龙出具证言之后才报案，公安机关也是在张东龙出具证言的一个月之后才立案，所以说本案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林辉跟张东龙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鑫福木业公司、明兴公司管理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本院对林辉、黄志华提交的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相关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三、张晓慧、李华锋、肖秀英、明兴公司债权转让协议及附件，拟证明：2014年11月11日在2014股004号股东会议决议后，明兴公司以债权债务转让的方式解决公司债权债务，协议均由张东龙签署，没有董事会决议及谢国雄签名。本组证据与一审林辉、黄志华提交的证据3至10组相互印证，证实本案讼争的《债务和解协议》是根据成兴股字【2014】第004号股东会决议的规定签署的，成兴公司诉状中主张“该合同未经成兴公司及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同意、违反公司公章管理制度、暗箱操作”的观点与事实不符；黄荣华（现董事长）与关联人谢国雄（原董事长）、郑树松等人债权债务转让的合同签署没有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议，与本案讼争合同同时期的陈菊姬、张晓慧等债权转让合同也是不需要再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审批。成兴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成兴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辉、黄志华的主张，本组证据材料是相关人员与明兴公司签订，不是与成兴公司签订，与本案没有关联。而本案的债务和解协议、权益转让协议书都是与成兴公司签订，成兴公司章程第51条第4项明确规定，应当由董事长谢国雄签署而不是由张东龙签署，这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鑫福木业公司、明兴公司管理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林辉、黄志华提交的本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依法予采信。四、（2016）闽0402民初87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该判决书第12至第13认定林坚的股权已转让，但这些股权变化并未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认定成兴公司由80名股东组成共216股，而实际上章程和工商登记的股权状况并不能证实其在公司实际持有的股权数和是否仍然是成兴公司的股东。另外该判决书第10页确认2016年1月24日应急领导小组暨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有效。成兴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1.林坚的股权已转让，因为林坚是在第二批入股，所以他不是发起人，根据公司登记条例第34条的规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变更的才需要在工商进行变更登记，依照公司法第139条的规定，发起人以外的股东变更只要在股东名册上变更记载即可，现在公司的章程上都没有林坚的名字这是符合规定的；2.成兴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吴黄贵是作为公司的发起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34条，必须经过工商登记，而至今吴黄贵仍然记载于工商登记中，所以说林辉的股权变更是假的。对于林辉、黄志华拟证明的该判决书确认了2016年1月24日应急领导小组暨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有效，但成兴公司认为该案件经过上诉，二审判决书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认定，因此不能证明林辉、黄志华的主张。鑫福木业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均无异议。明兴公司管理人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拟证明内容不了解。本院认证认为，林辉、黄志华提交的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但相关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五、三明中院（2017）闽04民终34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内容如上，同时该判决书第9至10页证实2016年2月24日以成兴公司名义对林辉、黄志华提起追偿权诉讼【案号：（2016）闽0402民初字758号，成兴公司第四次股东大会于2016年3月23日才召开】，随后以“纠纷通过其他方式另行主张”为由，申请撤诉；撤诉后以成兴公司名义向公安机关举报林辉涉嫌犯罪；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举报没有事实依据，不予受理。成兴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林辉、黄志华的主张。鑫福木业公司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明兴公司管理人质证表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拟证明内容不了解。本院认证认为，林辉、黄志华提交的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但相关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依法于2019年10月18日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成兴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其中第7页载明成兴公司经理在2016年4月21日由张东龙变更登记为黄荣华。成兴公司质证表示，对该报告的“三性”没有异议。根据一审阶段提交的2015年成兴公司董事会决议，2015年3月18日聘请林辉担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4月7日张东龙已经离职，但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才导致工商登记出现这样结果。林辉、黄志华质证表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林辉2014年6月3日当选为成兴公司董事，2015年4月1日之前公司总经理一直是张东龙，没有做工商变更登记责任不在林辉，2016年6月15日之前公司没有做出任何变更登记，责任由当时董事承担，成兴公司股东人数是79人，与一系列判决确认的80名股东是不一致，应当由当时担任总经理的张东龙和董事长谢国雄负责。鑫福木业公司质证表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相关内容和生效判决相悖。明兴公司管理人质证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本院认证认为，该报告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但相关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民事主体共有五个（成兴公司、鑫福建设公司、鑫福木业公司、林辉、明兴公司）。在《债务和解协议》的尾部，成兴公司、明兴公司除了分别加盖公章外，时任成兴公司总经理、明兴公司总经理的张东龙本人也亲笔签名，且《债务和解协议》的落款时间为打印机打印而非手工填写，也即张东龙在签名时，该落款时间已打印在该协议上。在张东龙的签名未经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张东龙在《债务和解协议》上的签名对成兴公司、明兴公司具有拘束力。而成兴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张东龙与林辉等人“恶意串通”，因此，成兴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债务和解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与“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是此类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在成兴公司未举证证明张东龙与林辉等人“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债务和解协议》所涉鑫福木业公司的整体净资产的价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成兴公司关于“启动重新评估程序，对鑫福木业公司资产进行重新评估”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之规定，系公司内部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成兴公司关于林辉一手操纵签订《债务和解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债务和解协议》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成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165元，由福建省三明成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 春 审判员 朱文绣 审判员 吴青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 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28-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