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8344号 原告：沈晓锋，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南宇，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晓莺，女，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原告沈晓锋与被告邵晓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晓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南宇，被告邵晓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万元，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8日，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5万元。次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交付借款5万元。原告于2019年8月24日向被告催讨，被告至今未归还。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行为。我与原告认识已有数年，之前原告供职于银行，是我的理财顾问。出于对沈晓锋的信任，在其从银行离职转做私募基金理财顾问后，我经其介绍于2018年2月投资认购了一款名叫艾募杰飞翔优选1号的私募基金产品，投资金额为101万元整，基金管理人为上海艾募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品投资期为一年。投资半年后，我就经常向原告询问产品的回款情况，他每次都说钱在银行了，收益很好，马上就分钱了。2018年11月份收到一笔11.9万元的分红款后，我又多次询问后面的回款情况。2018年12月，原告跟我说产品回款出现异常，当时我向原告提出异议，原告说先退还我1万元的管理费。2019年2月份我收到一笔4万多的分红后，到2019年3月产品到期，大部分本金未兑付。因之前原告承诺本金会回来大部分，3月份我在北海定了一套房，并交了定金5万元。之后我就不断地向原告催要本金，他一直说在跟对方协商中。最后实在无果，原告答应可以帮我转让我持有的该基金的全部份额，由他负责寻找受让方。2019年4月2日，原告让我签订基金份额转让合同，但协议签订后我却一直未收到相应款项。后在我反复催促下，原告于2019年5月28日转给我5万元补偿款作为部分本金的回款。当天我还追问他余款什么时候归还，但他一直拖着。所以我认为原告是伙同那个做项目投资的朋友欺骗客户的钱财，用集资的钱供其投资，想从这笔投资中分得大部分收益，但是出于对这个行业投资没有经验，管理混乱，最终导致投资失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原告都充当产品管理人的角色跟我沟通产品情况，而且多次说他已成立公司，要准备和他的朋友搞第二期产品，说明他是跟投资方有很深的关系，他对投资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其直到投资期结束的时候才告诉我投资出了问题，之前一直在欺瞒我。这5万元也是我多次向其讨要本金，他自愿转给我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他补偿我投资本金的一部分。后来原告告知我他已经离职不干了，让我自己对接项目公司。后项目公司告知我原告让其不用再支付我后续转让款项，造成我至今未收到剩余转让款项。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我的6万元民间借贷实则是其作为一名失职的介绍人补偿给我的损失。我自始至终没有向原告开口提过借款的事。上海艾募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人资料上所填写的我的个人信息，除名字外，其它的个人信息均留的是原告的，所以整个产品的投资过程，我全部不知情，都是原告在操纵，足见其未尽到基金销售人员的义务并且存在严重的违规欺骗行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认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原系基金理财等相关投资行业的业务员。被告经原告推介，于2018年2月5日申购了一款名为“艾募杰飞翔优选1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理财产品，净认购/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认购/申购费用为人民币1万元整。2018年8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询问该基金的回款情况，原告回复称：“我昨天刚刚问过催过他们，有可能最快是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左右，月底之前肯定是能回来”。2018年8月16日，被告再次通过微信向原告询问该基金第一期回款金额，原告回复：“大概百分之40左右”。后该款未如期到账，被告多次向原告询问回款情况。2018年12月27日，被告再次询问原告，原告回复：“还在等回款，监管户里还有450万没有分配”；被告表示：“这几天急用钱你可以先打我点吗”；原告回复：“我要元旦以后”；被告问：“几号”；原告回复：“看人家几号能给我回款，你要多少？”被告告知：“5万”，原告称：“我到了就和你说”，被告称：“好尽快”。次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账1万元，摘要为“转账”。原告已就该款另案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浙0106民初8336号。后经协商，在原告的协助下，被告与案外人签订基金回购协议，将其持有的案涉基金的全部份额转让给案外人。但协议签订后，被告未如期收到回购款。被告遂一再通过原告催要该回购款。2019年5月28日，被告在微信上询问原告：“你能转我5万元吗我有急用”；原告回复：“明天可以吗”；被告回复：“可以”。次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交付5万元，摘要为“借款”，并将网银转账回单截图发送给被告。随后，被告表示“收到”，并追问：“其余的什么时候可以到呢”，原告对此未予回复。其后，被告仍持续向原告催问回款情况，原告表示会“继续推进”。2018年8月8日，双方因回款问题产生争执。被告在微信聊天中称：“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这个道理总懂的吧！”原告回复：“这钱不是到我口袋的，但是从我口袋到你口袋有6万呢。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用钱交代了，对方打了10万不是钱啊。对方没钱回购，我在协调，话没给你交代？没有给你联系对方？”2019年8月23日，被告向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经侦大队报案，控告其被原告诈骗。原告于2019年8月24日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请把我借你的6万元，在2019年8月25日之前归还！”的内容，被告未予回复。原告遂于2019年9月10日就其向被告支付的上述1万元和5万元款项分别诉至本院，形成本案及（2019）浙0106民初8336号案件。 诉讼过程中，被告称其仅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2月各收到基金收益11.9万元和4万余元；在与第三人签订回购协议后，收到回购款20万元。故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6万元，系原告作为失职销售人员支付给被告的补偿款或投资款回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本金为5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借贷为双务法律行为，借贷双方应对借款形成借贷的合意。本案中，在原告交付款项前后，双方未对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要素进行过协商，此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被告在案涉5万元款项交付前后均在向原告催要投资款回款，在此前提下，被告在收款前“这几天急用钱你可以先打我点吗”、“你能转我5万元吗我有急用”等表述不能视为向原告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收到案涉款项后，被告又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询问：“其余的什么时候可以到呢”，根据上下文语境，被告显然认为原告交付的该5万元与其询问的“其余的”款项，即投资款回款的性质是一致的。原告收到该信息后也没有作出否定被告说法的回复。原告在转账时的备注及其在2019年8月8日和2019年8月24日向被告催要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6万元亦为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其次，从原告对被告“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这个道理总懂的吧！”的回复“这钱不是到我口袋的，但是从我口袋到你口袋有6万呢。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用钱交代了的……”来看，应视为原告认可该款性质并不是借款。最后，如案涉款项确为借款的话，在被告一直向原告催要投资款回款的情况下，原告理应在款项交付时与被告订立书面合同或借据等债权凭证；或在款项交付前后，特别是被告作出“其余的什么时候可以到呢”的询问时，明确告知被告案涉款项性质，以作为将来确定款项性质、排除与投资款回款相关的主要证据。故将转款性质为借贷这一特定性法律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原告更符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转账交付的5万元为借款，对其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被告归还该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沈晓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20元，共计1045元，由沈晓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徐 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郑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