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10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吉忠，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原审被告）：管亚萍，女，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忠义，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吉忠、管亚萍因与被上诉人张忠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看卷宗及询问双方当事人后，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邢吉忠、管亚萍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9月上诉人出具借条时并未约定利息，借款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全部为借款本金。2017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及2017年2月26日出具的利息欠条系同一天出具并合意拟形成新的借贷关系。一审认定2014年9月2日的借款约定了月利率3%无事实依据；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利息欠条内容表明双方交易习惯是先付利息再还本金，且基本固定每月支付利息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此认定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系主观认定；3、上诉人管亚萍未对2014年9月2日借款进行担保，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张忠义辩称，2014年9月2日给上诉人借款后，上诉人所偿还的款项均为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2017年双方对借款本息重新结算，上诉人对欠付的利息出具了欠条，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上诉人管亚萍不仅是借款的担保人，也是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在2014年9月2日借款实际发生后，上诉人管亚萍也数次从自己的银行卡向被上诉人偿付利息，足以证明上诉人管亚萍应对借款承担偿付责任及保证责任。 张忠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2、要求被告邢吉忠偿付原告借款100万元，承担利息437000元（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合计1437000元；3、要求被告管亚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要求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原告认为重审期间因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故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第二项诉讼请求所涉利息变更为364467元，具体计算方式为：第一部分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100万元的利息220000元，第二部分：被告出具的欠条中所载明的拖欠2016年未支付利息217000元，因该利息是以月利率3%为计算依据，现按月利率2%计算，变更为144467元。上述本息合计为136446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日，被告邢吉忠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原告通过卡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邢吉忠转账支付100万元。借款后，被告邢吉忠、管亚萍及其子通过银行分别于2014年9月20日、10月20日、11月20日、12月22日、2015年1月21日、3月20日、4月1日、4月20日、6月21日、7月20日、8月28日、9月25日、11月24日向原告每笔支付30000元，共计39万元；此后被告又于2016年5月27日、9月18日分两次共向原告支付20万元，每次1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59万元。2017年1月1日，被告邢吉忠向原告出具一张100万元的借条，同时双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止，借款利率按月利率2%承担，若被告逾期超过两次，则视为借款提前到期，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由被告偿还全部本息及违约金，被告管亚萍对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两年。被告邢吉忠及管亚萍分别在上述借条及借款合同中签字确认。2017年2月26日，被告邢吉忠又向原告出具一张217000元的欠条，并备注欠款系2016年所欠利息，于2017年4月10日前还清，付清后抽回此条。原告经催要未果，遂引起原告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上述法律表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除双方当事人对借款事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须由出借人向借款人完成给付货币行为后借款合同才生效。本案原、被告对2014年9月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但被告抗辩该借款已还清，与本案所涉的100万元借款无关联性，原告并未向其实际交付本案所涉的100万元借款。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原告是否向被告提供借款，双方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原告提交了2014年9月2日向被告邢吉忠转账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回单、银行交易明细及涉案的100万元借条及借款合同、利息欠条，并对借款形成经过陈述如下：被告于2014年9月2日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同时出具了借条，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被告固定每月向原告支付30000元利息，后被告未按约继续支付利息，2017年1月1日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出具条据，被告抽回了原始借条；2017年2月26日，双方就2016年欠付的利息进行结算后被告出具了利息欠条。被告抗辩2014年的100万元借款已全部还清，本案借条中所涉的10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利息欠条也是按原告要求书写。本案中，原、被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银行回单等证据证明被告自2014年9月2日借款后，基本固定每月向原告支付30000元，利息欠条的内容亦表明系双方对2016年未支付利息的结算，民间借贷关系中，一般的交易习惯是先付利息再还本金，结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被告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原、被告提供的书面证据及当庭陈述，原告主张被告基本固定每月支付的30000元系按月利率3%支付的利息更接近于客观事实，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够认定被告连续有规律的付款系2014年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被告出具的利息欠条进一步补强了其尚有2016年利息未支付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与其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原告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应认定原告主张的2017年1月1日被告出具的借条及借款合同中所涉的100万元与2014年9月2日的100万元借款系同一笔借款。被告辩解2014年借款系无息借款，除已支付的59万元外，银行交易明细记载的2014年12月19日31万元和2015年11月27日10万元亦系偿还给原告的借款，还款金额共计100万元，但原告对该现金给付不予认可，且被告管亚萍的银行交易明细反映出的账户资金交易频繁，现金取款记录较多，被告对其辩解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无法认定其所支取的现金给付原告的事实；被告对于利息欠条亦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欠条内容对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于2017年1月1日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系双方当事人自愿重新达成，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应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100万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表明年利率24%至36%区间的利息属于自然债务不属于法律债务，亦即债务现实存在，但法律不强制保护。本案中因被告重新出具了借条，为防止利率畸高，相关利息的计算应当符合民间借贷中关于利率上限的规定，即不仅新的债权凭证出具之前的借款利息限定在法定限度之内，出具之后的利息也要受到约束，另外原告对被告出具的利息欠条的具体构成未能明确，被告已支付的利息依法定限度可推算至重新出具债权凭证之前，故原告主张的欠条利息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形成新的债权凭证之后的利息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计算，符合双方意思自治原则，且不超过法定限度，应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保证责任问题。被告邢吉忠、管亚萍自认系夫妻关系，但原告选择以保证责任主张权利，被告管亚萍对其在担保人处签字亦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管亚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两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依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邢吉忠偿付原告张忠义借款本金100万元；二、被告邢吉忠向原告张忠义承担借款利息22万元（2017年1月至11月共计11个月，100万元×24%÷12月×11月）；三、被告管亚萍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张忠义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合计122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7734元，由被告邢吉忠负担，被告管亚萍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4年9月2日上诉人邢吉忠向被上诉人张忠义借款100万元，2017年1月1日上诉人邢吉忠又向被上诉人张忠义出具了借款100万元的借条。现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2017年1月1日上诉人邢吉忠向被上诉人张忠义出具的借条是双方形成新的借贷关系的凭证还是对原债权、债务的结算凭证。对此，上诉人邢吉忠主张2014年9月2日向被上诉人张忠义所借100万元借款未约定利息且现已对该100万元借款清偿。2017年1月1日双方形成新的借贷关系，但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张忠义并未实际给付所借款项，故该笔借贷并未生效，被上诉人张忠义依据2017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主张债权无事实依据。上诉人针对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2014年9月20日-2016年9月18日期间向被上诉人张忠义银行账户转款及上诉人银行账户现金取款的凭证，拟证明在此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59万元并支付现金41万元，合计100万元，已经向被上诉人张忠义清偿了全部的借款。被上诉人张忠义针对上诉人邢吉忠提交的证据，主张2014年9月2日的借款10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上诉人邢吉忠转账支付的59万元均为偿还的借款利息，对邢吉忠主张现金给付的41万元不予认可。针对诉辩双方的主张，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对双方于2014年9月2日形成100万元借贷是否清偿，上诉人邢吉忠向法庭提交了59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及41万元的现金取款凭证，主张已经向被上诉人张忠义清偿了全部借款。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张忠义仅对银行转账的59万元予以认可，对上诉人邢吉忠主张现金支付的41万元不予认可。现上诉人邢吉忠无其他证据印证证明向被上诉人张忠义现金支付了41万元款项，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据现有证据仅能认定上诉人邢吉忠向被上诉人张忠义偿还了59万元。其次，对上诉人邢吉忠偿还的59万元是利息还是本金的问题。上诉人邢吉忠主张为偿还的本金，理由为2014年9月2日向被上诉人张忠义借款100万元时，双方并未对借款约定利息。被上诉人张忠义主张上诉人邢吉忠偿还的59万元为按照月利率3%偿还的利息。对此，现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2014年9月2日借款的债权凭证，现无直接证据可证明双方之间对借款利息的约定，但据上诉人邢吉忠提交的转款明细可以看出，自2014年9月2日被上诉人张忠义向上诉人邢吉忠支付100万元借款后，上诉人邢吉忠分别于2014年9月20日、10月20日、11月20日、12月22日、2015年1月21日、3月20日、4月1日、4月20日、6月21日、7月20日、8月28日、9月25日、11月24日向被上诉人张忠义支付每笔30000元，从转款的时间及金额来看，可与被上诉人张忠义主张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相互印证。同时，也可与被上诉人张忠义提交的时间为2017年2月26日由上诉人邢吉忠出具的欠条中，上诉人邢吉忠所备注的“此款为2016年所欠利息，待利息付清抽回此条”相互印证，证明被上诉人张忠义关于利息的主张。上诉人邢吉忠主张借款未约定利息，与交易习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不符，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张忠义主张2017年1月1日上诉人邢吉忠出具的借条是双方对债务重新结算后形成的新的债权凭证，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对此应予认定。上诉人邢吉忠、管亚萍应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80元，由上诉人邢吉忠、管亚萍负担。上诉人邢吉忠、管亚萍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954元，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尹建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刘 江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