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9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凤，女，1942年8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净，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松林，男，1942年6月1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玮，男，1964年2月17日出生。上诉人兼李玉凤、刘松林、刘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原告）：刘勇，男，1965年9月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嘉合久源投资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中路40号。法定代表人：张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女，北京嘉合久源投资管理公司经理助理。上诉人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嘉合久源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嘉合久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6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嘉合久源公司为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安置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号楼的三套两居室产权房；一、二审诉讼费由嘉合久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公，依法应当被改判。一、李玉凤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上只有三个房号，并未写明三套房的性质，因拆迁安置方式为调换，李玉凤的私产房被拆迁，理应安置三套产权房。二、刘松林从未向拆迁办申请周转困难，从未要求拆迁办提供周转房屋，更从未同意与未见过面的姚万珍、吴惠玲换房，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大红门农工商公司）向丰台区南苑房管所发函，编造刘松林无力自行周转房屋，私自将姚万珍、吴惠玲的房屋由刘松林居住，并写明2年后安排宣武区×号楼各安置2居室。三、大红门农工商公司伪造刘松林签字办理了北京市丰台区×号房屋（以下简称803号房屋）、北京市丰台区×号房屋（以下简称501号房屋）、北京市丰台区×号房屋（以下简称302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李玉凤收到租赁合同后才得知自己的产权房换成了公租房。四、《换房协议书》是伪造的，刘松林从未听说过、使用过1996年9月19日《换房协议书》中金鱼池西×号、金鱼池西×号两套房屋。五、拆迁安置协议违背李玉凤的真实意思表示，嘉合久源公司至今未明示拆迁政策及全部拆迁档案，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其一系列欺骗行为就是为了侵占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的三套平渊里小区产权房。嘉合久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的上诉请求。双方于1996年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协议早在22年前就已履行完毕，大红门农工商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为李玉凤调换了房屋，并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2018年底，李玉凤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法院，要求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被法院驳回，现其继续要求安置房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已在安置房屋居住22年之久，表明其对安置房屋没有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到南苑房管所调取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相关材料，南苑房管所出具证明，证明平渊里×号楼的安置对象系姚万珍、吴惠玲，与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没有任何关系。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嘉合久源公司为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安置位于西城区×号楼的三套两居室产权房；2.诉讼费由嘉合久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9月4日，大红门农工商公司拆迁办公室与李玉凤签订《北京市大红门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拆迁人（甲方）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农工商联合公司，被拆迁人（乙方）李玉凤，甲方因本地区建设需要，对乙方现使用的宅基地进行移地安置，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住址:丰台区大李窑甲×号（高庄×号），在征地范围内有正式住房4间，建筑面积79.8㎡，居住面积60㎡，有正式户口3人，应安置人口4人，分别是（亲缘关系及年龄）李玉凤户主、刘松林之夫、刘玮之长子、刘勇之次子，二、安置、调换地址：1、景泰803,2、马家堡501,3、马家堡301，房屋6间，建筑面积189平方米，居住面积143平方米。三、甲方支付给乙方各项补助费:搬家补助费5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6000元，四、乙方在1996年9月6日前应将原住房腾空交甲方拆除，逾期不腾空交房的，本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五、乙方若是直接安置，甲方应为乙方办理有关房屋进住手续，原地上物交甲方处理乙方不得擅自拆除。六、乙方接到甲方正式安置通知后，应在3日内迁入新址，如不按期搬迁，乙方不在享受各种补助费，并按规定予以罚款。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并报上级主管部门一份备案”。1996年9月9日，大红门农工商公司向丰台区南苑房管所出具《公函》一份，内容大意为：“我处拆迁户刘松林，因无力自行周转房屋，现将贵单位住户姚万珍和吴惠玲的房屋由刘松林居住，待宣武区×号楼各安置2居室，但必须2年后安排。①姚万珍501号两居室46.6平米②吴惠玲302号房屋44.6平米。请贵所协助办理调换房手续”。同年9月10日，有关部门出具《换房协议书》一份，载明刘松林（进住户、拆迁户）换房至姚万珍居住的501号房屋、吴惠玲居住的302号房屋，姚万珍与吴惠玲均调换至宣武区×号楼2居室。之后，大红门农工商公司将李玉凤安置至501号房屋、803号房屋、302号房屋，并办理了上述房屋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此后李玉凤及家人一直在此居住至今。2019年1月，李玉凤诉至法院，要求嘉合久源公司为其办理501号房屋、803号房屋、302号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法院审理认定，李玉凤请求缺乏事实依据。2019年3月2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0106民初4684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凤的诉讼请求。李玉凤不服并上诉，于2019年5月13日撤回上诉。另查，大红门农工商公司现更名为嘉合久源公司。庭审中，双方认可《北京市大红门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所指的马家堡301即为302号房屋。庭审中，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提交二份《准住证》，其一载明：“住址景泰-803号，姓名王会领，自1993年10月25日起租”其二载明：“住址景泰-803号，姓名刘松林，自1996年9月24日起租”，佐证房屋均为嘉合久源公司自行办理。嘉合久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要求嘉合久源公司为其安置平渊里×号楼三套产权房，应当先行证明其与嘉合久源公司之间存有此项约定的合同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大红门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准住证》看，嘉合久源公司给予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安置的是803号、501号、302号房屋，而非平渊里×号楼。另从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依据的大红门农工商公司给房管所的《公函》以及《换房协议书》可知，平渊里×号楼的安置对象系姚万珍、吴慧玲，亦非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不认可，但无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因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嘉合久源公司就平渊里×号楼的安置达成过合意，故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判决：驳回李玉凤、刘松林、刘勇、刘玮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大红门农工商公司拆迁办公室与李玉凤签订的《北京市大红门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大红门农工商公司已为李玉凤调换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803号房屋、501号房屋和302号房屋，办理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也已入住多年，大红门农工商公司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结合《公函》内容以及1996年9月10日的《换房协议书》，平渊里×号楼2居室的安置对象为姚万珍、吴惠玲，并非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嘉合久源公司就平渊里3号楼安置事宜达成新的合意，故对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要求嘉合久源公司为其安置平渊里×号楼的三套两居室产权房，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玉凤、刘松林、刘玮、刘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春燕审 判 员 高宝钟审 判 员 陈 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慧超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