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民终3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柯桥区童丽针纺厂，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兴滨路1106号。经营者：童树峰，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鹏，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群欣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陵上新村浪坞塘自然村。法定代表人：叶兰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浙江新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绍兴市柯桥区童丽针纺厂（以下简称童丽针纺厂）与上诉人建德市群欣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欣公司）因双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6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童丽针纺厂经营者童树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鹏、上诉人群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童丽针纺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童丽针纺厂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童丽针纺厂交付的货物价值的认定基本符合客观实际，但对群欣公司已付款金额认定有误，主要问题是童丽针纺厂于2017年11月22日、2018年3月30日分别转账给群欣公司叶欣的91000元，共计182000元未在己付货款金额中扣除。童丽针纺厂认为应予以扣除的理由如下：1.两笔退款发生之时，群欣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是范建平及其妻子叶欣，法定代表人系范建平，同时群欣公司亦认可，叶欣参与实际经营，所以，群欣公司当时是夫妻二人作为股东并均实际参与经营的公司,基于夫妻财产共有制的法律规定，应当推定当时群欣公司系一人公司。从当时转款的过程也可以看出，系叶欣代表群欣公司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要求童丽针纺厂向群欣公司退款。所以，叶欣要求童丽针纺厂退款并收取相应退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收取的182000元款项应系代表群欣公司收取。2.从群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范建平的录音资料等证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17日，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群欣公司拖欠童丽针纺厂货款60多万元的事实。结合童丽针纺厂提供的送货单、群欣公司的付款进度等证据，当时只有在货款中扣除争议的182000元款项，才能与之相吻合。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童丽针纺厂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争议的182000元系由叶欣代表群欣公司收取，应由群欣公司对该笔款项支付系基于另外的法律关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群欣公司对此并未举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根据先欠先还的原则及童丽针纺厂与群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童丽针纺厂要求群欣公司自2018年11月18日起支付欠款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群欣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对群欣公司付款金额的认定不存在错误。童丽针纺厂所称的“退款”纯属虚构和编造,而且其在一审庭审中前后陈述明显自相矛盾。案涉的两笔91000元，可能涉及童丽针纺厂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故一审判决以可能涉及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为由未予处理并无不当,有关认定也是符合情理的。童丽针纺厂提出的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主张有违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对于利息起算点的认定不存在错误。综上，请求驳回童丽针纺厂的上诉请求。群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群欣公司支付货款30682.19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自2017年4月到2018年10月供货金额的认定有误。童丽针纺厂提交的编号为5996009、5996034、5996040、5986027、5996030、5996031合计金额190382.75元的送货单上的签名，字迹潦草，根本辨别不出姓名，身份情况不明，童丽针纺厂也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签字者系群欣公司的员工，且其无法与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群欣公司对其不予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相关金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是对自由心证制度的误用。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群欣公司的上诉请求。童丽针纺厂辩称：一、双方交易长达3年，童丽针纺厂将货物交付物流司机后，会将司机联系方式告知群欣公司，由群欣公司与其联系货物交接事宜。如群欣公司未收到货，怎么可能不与童丽针纺厂联系，不向童丽针纺厂提出异议?二、2018年9月17日上午11时45分，童丽针纺厂法定代表人向群欣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微信语音，明确表示“你欠我60几万了”，群欣公司于当天下午3时28分支付了5万元货款，并截屏回复童丽针纺厂，以示安抚。群欣公司对于欠款金额显然并无异议。如果扣除群欣公司有异议的6张送货单或是童丽针纺厂的两笔退款，都不可能得出欠款60几万的结论。童丽针纺厂于2019年6月2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群欣公司支付童丽针纺厂货款423631.14元及该款自2018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下半年始双方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往来，由童丽针纺厂供应给群欣公司舒棉绒等货物，群欣公司支付童丽针纺厂货款，截止2017年1月4日，群欣公司结清了此前货款。同年4月双方继续进行买卖业务往来，童丽针纺厂自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供应给群欣公司的货款为2837978.54元，群欣公司也陆续付款，自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共支付货款2616913.6元，实际未付款为221064.94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童丽针纺厂与群欣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的设立，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童丽针纺厂诉请群欣公司付清欠款，合理部分有据可依，应予支持。不合理部分缺乏相应证据佐证，应予驳回。关于童丽针纺厂主张的利息损失，童丽针纺厂要求自2018年11月18日起算于法无据，应调整为自起诉之日。关于童丽针纺厂主张的汇款给案外人叶欣的182000元，可能涉及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〇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群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童丽针纺厂货款221064.94元及该款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童丽针纺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童丽针纺厂提交2018年3月15日和2018年3月20日采购合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双方交易惯例为收货后60天内付款。群欣公司质证认为，对采购合同基本没有异议，但第四条“60天”字样有加粗描写的痕迹，真实性存疑，所以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群欣公司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足以证明除有关合同项下交易外双方对付款期限存在交易惯例。童丽针纺厂申请证人方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主要陈述以下内容：童丽针纺厂送到建德的货物基本由其运送，送到群欣公司的货物一般送到厂区卸货的地方，喊一声他们就从车间里出来把送货单签掉，老板老板娘在的话，就自己签，如果不在的话，由厂里某个人代签，送货的情况证人基本都有记账，2018年的账本还在，2017年的账本不一定找得到。庭审后证人将其账本寄送本院，本院依法在移动微法院上出示。童丽针纺厂质证认为，证人的陈述真实有效，账本内容能够与送货单相互印证证实交付相关货物的事实。群欣公司质证认为，对证人的身份情况有异议，其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证人与童丽针纺厂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账本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账本的记载并未反映出5996009、5996034、5996040、5986027、5996030、5996031送货单的内容，不能证明上述送货单项下货物已被群欣公司收取。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在裁判理由中阐述。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截止2017年1月4日双方货款两清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2017年1月4日之后，童丽针纺厂交付的货物数量及群欣公司付款金额问题；二、逾期付款损失计算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为证明交货数量，童丽针纺厂一审中提交了送货单为证，对其中六份送货单群欣公司不予认可，二审中童丽针纺厂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交货的事实，并由本院通知证人提交其账本进行核实，双方对账本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予确认；经本院向证人核实，证人称账本上“方圆”“山水”“大拓”都是货物起运的印染厂等名称，“群欣”“新杰”都是建德的企业，有时候证人会将同一天送往不同公司的货物总数记在一起，或者漏写送达的公司名称。对此，童丽针纺厂基本无异议，但认为账本中的“山水”应为“绍兴市三水纺织有限公司”的误记，群欣公司认为山水、方圆均系建德的企业。本院认为，证人的解释与账本记载的情况以及童丽针纺厂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予采信。经核实，群欣公司不认可的六份送货单在账本中的记载情况如下：2017年5月17日编号5996009的送货单，账本当天记载“大拓群欣舒面绒102匹2455.7kg”，两者数量、公司名称完全一致，故可以认定2017年5月17日编号5996009的送货单的真实性；2017年4月编号5996027的送货单（签收日期为2017年4月22日），账本记载2017年4月21日“山水舒面绒4189.1kg162匹群欣”，2017年5月6日编号5996034的送货单，账本记载“群欣新杰抽条珊瑚绒3160.5kg，卓彩舒面绒3076.7kg”，即在账本中有向群欣公司送货的记录，但货物数量不一致，对此证人的解释有相当合理性，即其可能将送往几家企业的数量都记在一起，而群欣公司否认当天收到过货物显然与事实不符，故该两份送货单的真实性可予认定；2017年4月24日编号5996031、5996030送货单，账本记载“山水舒面绒2174.1kg，大拓法兰绒2502.6kg”，两者数量完全一致，但账本未记载群欣公司的字样，2017年5月10日编号5996040送货单，账本记载“方圆舒面绒和山水3612.1kg，菠萝格722.3kg”，未记载群欣公司字样，数量也不一致，但经核实可以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例，比如双方无异议的2017年5月13日编号为5996042的送货单项下货物，在证人的账本中记载为“山水60匹1445.8kg”,也未记载群欣公司的名称，结合前面几份送货单的情况，童丽针纺厂的陈述更加可信，故本院认为童丽针纺厂虚构伪造这几份送货单及有关送货事实的可能性较小，对其可予确认。据此，一审判决对2017年1月4日以后童丽针纺厂交付货物数量的认定并无不当。自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群欣公司共付款2616913.6元，而童丽针纺厂在2017年11月22日、2018年3月30日共向群欣公司股东叶欣汇款182000元，并据此主张在群欣公司已付款中应扣除200000元。对于此次汇款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即使按照童丽针纺厂的陈述，是因群欣公司资金紧张故汇付182000元以解其燃眉之急，那么就该笔款项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借款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直接关联，因此，该笔款项的问题宜由双方另行处理，童丽针纺厂要求在群欣公司已付款中扣减20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双方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的交易往来，本案是对双方买卖关系的结算，虽然2018年3月15日、3月20日、7月29日订立的合同对于付款期限有明确约定，但之前交易的付款期限问题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的情况下，债务人有权在合理期间内随时履行，因此债务人支付的款项应当首先抵充先到期的债务，即2018年3月15日、3月20日、7月29日合同项下债务，后抵充未约定付款期限的债务，据此而言，一审判决从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亦无不当。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一审判决中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损失可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445元，由绍兴市柯桥区童丽针纺厂负担4338元，由建德市群欣家纺有限公司负担41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伟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王刚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