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虞岚，女，1966年9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生，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青，男，1965年11月26日出生。原审被告：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1号楼15层1822号。法定代表人：范琳琳，董事长。二原审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虞岚因与被上诉人王国生，原审被告梁青、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电广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3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虞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被上诉人王国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原审被告梁青、京电广源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虞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国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将案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法律依据。本案的债务系梁青与王国生虚构的债务，债务的目的是为了违法分割我的财产。即便债务是真实的，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一，根据我提供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我从2006年已与梁青分居。第二，我没有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仅是梁青的股权代持人，没有从公司收到过股东分红和股东权利的款项。以上事实，公司的员工都知情。第三，对于梁青在《协议书》中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我并不知情，也没有签署，债务不是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也没有经过我的事后追认。2.本案中，梁青的债务不是借贷关系，负债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双方亦未从中获益，我不应该负责偿还该笔债务。第一，我与梁青在2006年分居后，收入来源于我的工资和儿子给的生活费，收入不来源于梁青和公司的股东分红等。如果将案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我是不公平的。第二，本案的债务与梁青无关，梁青作为签约主体承担的责任属于公司债务的担保。根据协议规定，我认为梁青的债务是非典型的担保行为。根据最高院相关复函规定，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4条的规定。第三，梁青对于本《协议书》中所负债务，并未取得对价。因此，梁青不可能将案涉债务的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3.无论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并未将债务中实际偿还的数额予以抵扣，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王国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虞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坚持一审时的起诉意见，案涉债务属于梁青、虞岚的夫妻共同债务，案涉债务发生于梁青、虞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梁青与王国生合伙期间是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梁青不是上诉人所述的担保方。虞岚还是公司的股东，二人的收入用于购买高档别墅等大量房产，在王国生与京电广源公司的判决生效时，梁青、虞岚以离婚的形式将全部房产转移至虞岚名下，有明显的转移财产的嫌疑。2.关于债务清偿数额，我认为可以在执行中予以相应的确认。梁青、京电广源公司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起上诉，同意虞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补充：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王国生与梁青、京电广源公司之间所涉及的债务达到2500万元，根据最高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解释规定，该笔数额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系梁青以个人的名义负的债务，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王国生能够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我在一审庭审和本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不存在前述情形。2.梁青、虞岚从2006年开始分居没有共同生活，虞岚从未参加过公司的生产经营，在工商登记上虞岚持有的股权也是代梁青持有，全公司的人都知道。王国生及其家人对此亦知情。3.在签订《协议书》时，梁青没有告知虞岚，因此，不存在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4.对于王国生的债权，公司已经在2019年6月21日将部分到期债权扣划给了王国生，债务数额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审法院认为具体数额应在执行中确认，与事实不符。5.（2017）京02民终9430号再审程序已经进行了谈话庭审，如果该案被提起再审，后续将涉及执行回转问题。王国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虞岚对梁青与京电广源电公司向王国生所负的16361753元及利息损失（以1636175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虞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涉及合伙协议争议，王国生于2016年3月23日起诉梁青、京电广源公司，主张梁青、京电广源公司支付17288243.84元及利息。2017年5月19日，法院作出（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梁青、被告京电广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王国生补偿款一千六百三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八角四分；二、被告梁青、被告京电广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王国生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一千六百三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八角四分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梁青、京电广源公司提出上诉，2017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9430号判决维持原判。2017年11月17日，王国生申请执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梁青、京电广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义务，2018年9月29日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王国生提交工商信息（2018年12月1日查询）显示，京电广源公司股东为梁青、虞岚、范琳琳。王国生提交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离婚协议载明：梁青与虞岚1989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2016年3月17日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北京市宣武区×××301，大兴区×××402/403，天津市蓟县×××57-7，以上四套房产均归女方单独所有。汽车：宝马520（×××），宝马740（×××）两台汽车均归女方所有，其他已分清，无纠纷；女方名下的京电广源公司股权归梁青所有，并承担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双方婚后所发生的债权及债务由梁青单独偿还。2017年12月13日，梁青与虞岚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大兴区×××403的确切坐落为大兴区×××403。王国生提交房产信息查询记录显示：2017年11月2日，梁青将西城区×××301房屋转移登记至虞岚名下。2017年12月15日，梁青将大兴区×××403房屋转移登记至虞岚名下。房产登记档案材料中有虞岚、梁青提交的申请书、询问笔录，虞岚、梁青在申请书及笔录上签名。虞岚提交王某、宁某的证言，并申请王某出庭陈述，证明虞岚一直与梁青分居。王国生对此不予认可。京电广源公司、梁青提交2013年10月10日《协议书》，认为该《协议书》载明承担责任主体为京电广源公司、梁青，梁青在该《协议书》中为纯负担法律行为，未从负债中获益，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京电广源公司、梁青提交民事再审申请书、北京高院诉讼材料清单及受理通知书，载明其向北京高院就（2016）京0115民初5114号及（2017）京02民终9430号判决申请再审，但未提交上述案件提起再审的裁定。另查明，关于梁青、京电广源公司辩称债务数额问题所涉及的诉讼，京电广源公司于2017年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京0115民初20636号，一审判决结案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梁青、京电广源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应从执行标的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2016）京0115民初5114号认定的事实已经（2017）京02民终9430号判决维持，在没有证据推翻上述判决的情况下，该部分事实应当以生效判决认定内容为准。关于虞岚、梁青辩称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节。首先，虽然虞岚、梁青提交的离婚协议载明二人于2016年协议离婚，但根据（2016）京0115民初5114号认定的事实，本案争议债务系发生于虞岚、梁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应属虞岚、梁青夫妻共同债务。虞岚提交的证人证言，一方面宁某未出庭陈述其证言难以采纳，另一方面出庭的王锦锋关于梁青未与虞岚共同生活的陈述欠缺证据佐证。虞岚就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梁青个人债务或法定情形外，虞岚、梁青的该项辩解意见法院难以采纳。其次，结合查明事实，虞岚与梁青均系京电广源公司股东。就京电广源公司、梁青所负上述债务，虞岚作为京电广源公司股东，同时其作为梁青妻子，就其与梁青共同运营京电广源公司产生的债务亦属夫妻共同债务，现其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虞岚、梁青关于本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虞岚、梁青在离婚协议中处分财产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虞岚、梁青在离婚协议中处分财产即便成立，也不影响王国生作为债权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因本案王国生起诉虞岚就其与梁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在王国生就本案债务提起诉讼后，该诉讼时效中断，且该中断事由对虞岚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并且，在上述诉讼经审理后其生效日期为2017年10月，故该诉讼时效中断后，至王国生2019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虞岚等人关于王国生本案诉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与法律规定相悖，法院不予采纳。另，关于梁青、京电广源公司辩称债务数额问题所涉及的诉讼。经查，该诉讼（2017）京0115民初20636号，一审判决的结案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因此，在本案诉争债务作出一审及二审裁判时，尚不能认定（2017）京0115民初20636号案件诉争的债务金额，故梁青、京电广源公司的该项意见亦不能成立。梁青、京电广源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应从执行标的中予以扣除一节，可在履行或者执行过程中解决。综上所述，王国生主张虞岚就其与梁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生效判决认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虞岚、梁青、京电广源公司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虞岚对梁青与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向王国生所负的16361753元及利息损失（以1636175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0日，王国生（丙方）、与梁青（乙方）、京电广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是甲方控股股东和实际经营人，乙方和丙方长期合伙经营，共同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就丙方退出合伙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乙方共同给付丙方补偿款，共计2500万元。甲方、乙方对丙方承担共同连带责任……”在本院二审庭审中，虞岚称其自1989年至2000年在陶然亭医院做药剂师，工资为每月1000元。2000年至2008年没有正式工作，销售保健品，收入为每月3000元至6000元不等。2008年至2016年在京电广源公司任行政职员，收入2000元每个月，最高到3000元左右。梁青1989年在供电局工作，2000年后成立公司，一直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经当庭与虞岚沟通，虞岚称天津市蓟县×××57-7别墅购买于2009年左右，价款为200多万元，不是自己银行卡支付的，是梁青办理的购房手续，付款方式应该是支票。梁青在二审中称，王国生有资源，但没有工程队伍和资质，于是王国生找梁青合作，把电力工程做起来。……认可王国生为公司拉业务了，（给王国生钱）是对王国生的补偿。梁青另称自己持股70%，最初虞岚持股10%左右，后来退出。2008年之后虞岚持股30%，系代持股。虞岚亦称自己一直系代持股。王国生对虞岚系代持股不予认可。二审中，虞岚提交证据三份：证据一居住证明，证据二证人证言（宋某、王某1、曹某、张某、程某），证据三证人证言（赵某）。证明其自2006年已搬到大兴区×××居住，与梁青分居。王国生质证称对证据一的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三的关联性。梁青、京电广源公司对虞岚提交三份证据表示认可。梁青、京电广源公司提交证据七份：证据一郑某说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二王建国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虞岚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非公司的实际股东，仅为名义股东，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系替梁青代持；证据三符某劳动合同、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四符某工作笔记，证据五公司周例会签到、纪要。证明公司会议均无虞岚参加，虞岚并非公司管理层及实际股东，其并未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对于梁青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要所负的职务，在该笔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且未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证据六（2017）京0115民初20636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七2019年6月21日的谈话笔录。证明京电广源公司对北京拓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享有债权2325352.97元，在京电广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时，执行法官将京电广源公司的上述到期债权进行扣划，王国生在本案中主张的数额与事实不符。虞岚对梁青、京电广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均认可。王国生质证称除了对证据六判决书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梁青、京电广源公司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证明虞岚未参与公司经营。郑某称公司之前是梁青一个人说了算，范琳琳和虞岚都是代持股，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虞岚对郑某的证言认可。王国生质证称郑某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若二审法院认为该证言属于新证据，则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均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虞岚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该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其未参与京电广源公司的经营管理，且仅为该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系代梁青持有股权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债务是否属于虞岚、梁青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案涉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首先，从案涉债务的形成原因来看。梁青在庭审中认可，因王国生有业务资源，但没有工程队伍和资质，而梁青有工程人员和资质，于是二人各自分享资源优势，共同做起了电力工程项目。梁青还认可王国生事实上也确实为公司拉了业务，之所以给钱是对王国生的补偿。从王国生与梁青、京电广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也可看出，梁青和京电广源公司对王国生所负债务的原因，系合伙关系解除时的一种清算，或者说是一种利益分配。从常理来看，梁青和京电广源公司显然也得到了与债务相应的对价，比如在得到王国生提供的业务资源后所进行的工程项目产生的实际利益或期待利益。虞岚上诉主张梁青未得到任何对价、之所以承担债务仅是一种担保行为，以此作为案涉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与《协议书》内容以及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京电广源公司的经营主体来看。因梁青和王国生的合伙事宜以京电广源公司的名义进行，案涉债务的对价自然由梁青和京电广源公司获得。根据工商登记，梁青、虞岚均为京电广源公司的股东。梁青表示，自己持股达70%，虞岚持股由10%，一度变更为30%。虞岚也表示，自己在2008年至2016年在京电广源公司任职。以上可以看出，梁青、虞岚作为夫妻，占了京电广源公司几乎全部的股权，一审认定案涉债务与夫妻共同经营相关，有一定事实依据。梁青、虞岚虽主张虞岚系代持股，但所举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以上具有公示效力的股权登记，且代持关系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再次，从梁青和虞岚的婚姻状态和财产来源形态来看。虞岚认可其和梁青系夫妻共同财产制，而非分别财产制。根据虞岚和梁青在二审中，对二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以来的经营事务以及收入情况的基本梳理，可以看出,虞岚个人收入水平较为一般，梁青则一直从事电力工程工作。虞岚的收入水平显然不可能承担起二人离婚时所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即四套房产（含一套别墅）和两辆宝马牌汽车（一台七系、一台五系）等大额财产的资金需求。梁青所从事的电力工程工作，特别是本世纪初梁青成立公司以后的电力工程相关收入，应系虞岚和梁青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故，梁青多年来所从事的相关电力工程，自然应当按照“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视为夫妻共同经营。至于虞岚在庭审中主张的虞岚和梁青在2006年已经开始分居、收入来源于虞岚的工资和儿子给的生活费之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经当庭询问，虞岚在二审庭审中认可，二人的共同房产，即天津市蓟县×××57-7别墅购买于2009年左右，并非虞岚支付，而是由梁青办理购房支付手续。本院也注意到，在虞岚和梁青2016年协议离婚时，该别墅和其他三处房产以及两辆汽车均归虞岚所有。由此可知，无论虞岚和梁青是否在2006年分别居住，之后二人之间在经济上并未隔离而是相互交织，与二人结婚以来一贯的经济模式，并无二致。故虞岚以其和梁青从2006年开始分居为不承担债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二，结合（2016）京0115民初5114号和（2017）京02民终9430号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案涉债务发生于虞岚、梁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虞岚上诉称该案件已提起申诉，但截至到本院庭审结束时，前述生效判决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在没有充分证据推翻生效判决的情况下，案涉债务的数额等事实应当以生效判决认定内容为准。因（2017）京0115民初20636号案件一审结案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在案涉债务作出生效裁判时，尚不能认定（2017）京0115民初20636号案件的债务金额，故虞岚、梁青、京电广源公司的该项意见不能成立。需指出的是，就已经实际支付的金额，各方可在履行或者执行过程中另行解决。综上，一审法院结合生效文书、各方陈述及在案证据认定案涉债务属于虞岚、梁青夫妻共同债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虞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71元，由虞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李 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