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5民初13108号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责人：庄继敏。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骧，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东亮，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立，北京市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洋，男。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辉公司”）、刘洋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骧、被告国盛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立以及被告刘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国盛辉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邮费4833723.1元；二、判令被告国盛辉公司支付滞纳金，以4833723.1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0.5%的标准，从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刘洋对拖欠的邮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减少诉讼请求，变更如下：一、判令被告国盛辉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邮费3784010.18元；二、判令被告国盛辉公司支付滞纳金，以3784010.18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0.5%的标准，从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刘洋对拖欠的邮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国盛辉公司于2016年10月开始快递业务往来，2017年1月1日签订《广东邮政特快专递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国盛辉公司提供国内速递服务，邮费月结转账结算，合同有效期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国盛辉公司共寄递邮件1314018件，产生邮费总额为40769673.44元。截止到2018年4月17日，被告国盛辉公司实际支付邮费35935950.34元，累计拖欠邮费高达4833723.1元。原告自2017年4月份至2017年12月份，每月向被告国盛辉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确认被告国盛辉公司应付账款金额，被告国盛辉公司均盖章确认。且被告实际控制人即被告刘洋在2018年2月28日及2018年4月17日两份《欠费确认函》中，确认欠款金额并承诺还款期限，被告刘洋书面表示对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楼××室房产作为担保。现两被告未在《欠费确认函》中承诺的期限内付款，已构成根本违约，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国盛辉公司辩称：一、国盛辉公司与刘洋从不相识，也无任何业务授权或者业务合作关系，从证据材料看，本案纯系刘洋私刻印章、盗用国盛辉公司名义所为。二、国盛辉公司与原告从未签订任何《广东邮政特快专递服务合同》，也未与原告产生任何巨额、多频次、月结转账的资金往来。三、国盛辉公司从未与原告有任何“欠款结算”、《企业询证函》确认或者《欠费确认函》确认的行为，所有债务与国盛辉公司无关。综上，本案系原告与被告刘洋串通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直接损害了国盛辉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刘洋辩称：我方确实借用国盛辉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国盛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知晓的，与原告产生债务纠纷我方自始至终也是确认的，也向国盛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表示该债务与国盛辉公司无关，国盛辉公司没有参与经营，我方已与原告多次协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广东邮政特快专递服务合同》《广东邮政特快专递邮资补充协议》《国盛辉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海辉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国盛辉公司之间存在邮寄服务合同关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国盛辉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表示对合同及补充协议毫不知情，落款处的法人签字并非本人签署，加盖的公章来源不明，国盛辉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均是图片打印，非复印件，对盖章不予确认，且备注的“邮局签协议用”也非国盛辉公司法人所签。刘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表示确实是其与原告所签，印章是其到国盛辉公司法人住处盖的，是国盛辉公司法人提供的。经查，案涉合同编号20157951，载明合同甲方为国盛辉公司、乙方为原告，由乙方为甲方提供特快专递服务，结算周期为即付，有效期2年，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截至2018年12月31日，乙方有权向甲方主张自己未收到邮政资费的权利，并向甲方追究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同时每天按未付款额的0.5%比例收取违约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甲方签章”处加盖有章体内容为“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法定代表人”处有“刘海辉”字样的签名。另查，《国盛辉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海辉身份证复印件》上均加盖有章体内容为“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并手写备注“此件与邮局签协议”。第二组证据《结算表》，拟证明原告与国盛辉公司所有的业务往来是从2016年10月至2018年4月，所产生的欠费是从2016年10月每月不等累加，至2018年4月形成总欠费。国盛辉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表示不知情，认为其是刘洋与原告之间的经营活动，与国盛辉公司无关。刘洋对金额不予确认，称返点部分没有退还。经查，《结算表》系由原告制作，载明2016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共产生邮费40769673.44元，累计付款35935950.34元，欠费4833723.1元。第三组证据《企业询证函》，拟证明国盛辉公司确认欠款金额。国盛辉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理由为：一、国盛辉公司近四五年处于停顿状态，公司银行流水显示的往来收付款客户中没有刘洋也没有原告，案涉欠款与国盛辉公司无关。二、2017年9月的《企业询证函》上载明刘洋的职务是总经理，而国盛辉公司到目前为止的高管任职人员中并没有刘洋，该证据恰恰证明是原告与刘洋恶意串通损害国盛辉公司利益。三、对印章不予确认，不是国盛辉公司的公章，公司也从未允许刘洋用章。刘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表示邮费是其自己欠的，与国盛辉公司无关，其借用国盛辉公司名义签订的协议。经查，《企业询证函》共九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7年4月30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30日、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31日、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0月31日、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信息证明无误”处均加盖有章体内容为“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其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4日的《企业询证函》载明刘洋职务为总经理。第四组证据《欠费确认函》，拟证明刘洋确认欠款金额。国盛辉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确认函上没有公司盖章，文字表述为“本人刘洋……还清上述款项”，说明欠款是刘洋个人债务，且确认日期显示为2018年2月28日，距最后一份询证函日期2017年12月31日仅仅相隔两个月，且包含春节，说明本案所有与国盛辉公司有关的证据都是虚假的。刘洋的质证意见同第三组证据。经查，该《欠费确认书》载明“截至2018年2月27日，本人刘洋（身份证号：）欠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运费人民币3680388.92元，本人承诺当在2018年3月10日前一次性还清上述款项。逾期未还清所欠款项，愿意承担滞纳金、违约责任等”。文本尾部有刘洋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第五组证据《欠费确认函》，拟证明刘洋以担保人名义确认最终欠款金额，并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国盛辉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没有国盛辉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洋签字和手印在担保人栏目，该证据对国盛辉公司没有约束力。刘洋的质证意见同第三组证据。经查，该《欠费确认书》载明“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邮政业务，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截止至2018年4月17日，累计欠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人民币4833723.1元整。欠费确认人承诺在2018年5月20日前偿还人民币150-200万元，在2018年7月31日前偿还上述全部款项。如逾期未还清所欠款项，自愿承担滞纳金、违约责任以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办公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洋愿意作为上述欠款连带担保责任人，承担清偿欠款的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为六个月”。“欠费确认公司”处无签章，“担保人”处有刘洋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第六组证据《担保声明》，拟证明刘洋承诺以其名下房产作为还款担保。国盛辉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内容没有涉及国盛辉公司，反证了是刘洋欠原告邮费。刘洋的质证意见同第三组证据。经查，该证据载明“本人刘洋因欠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邮费4833723.1元，愿意用我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楼××室房产作为担保”。文本尾部有刘洋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第七组证据《委托第三方或个人转账证明》，拟证明刘洋与本案的关联关系。国盛辉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印章来源不明，没有国盛辉公司法人签字，同时没有显示签署时间。刘洋的质证意见同第三组证据。经查，该证据载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由于我司客观原因，无法与贵司进行对公转账支付邮资。现特授权委托刘洋，负责支付我司与贵司每月业务合作所产生的资费。委托信息如下：受托人名称：刘洋；账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托人账号：62×××62。受托人每月根据对账单将资费通过转账或支票方式，支付到深圳市邮政速递有限公司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账号：10×××02”。“委托单位:/盖章确认：”处加盖有章体内容为“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并有刘洋签名。庭后，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欠费情况说明》，载明“欠费金额4833723.1元，优惠金额1049712.92元，扣除优惠后实际欠费3784010.18元。经双方代表对数确认，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拖欠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金额为3784010.18元，准确无误”，文本上加盖有原告公章，并有刘洋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原告表示，实际发生的业务欠款是4833723.1元，《欠费确认函》中均有确认，因原告曾口头应允给予优惠，经对数确认，现主张欠款为3784010.18元。被告国盛辉公司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公司活期明细》，拟证明2016年10月7日至2018年3月21日期间，国盛辉公司只与四家公司及一个自然人发生过银行账目问题，最大金额才21867元，从未与原告或刘洋发生任何银行的资金往来。另，银行流水载明2017年6月29日国盛辉公司支出现金50元，用途为印鉴变更与挂失，证明了2017年6月29日之前印鉴章已经丢失。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为：一、一个公司有两个以上账户是现实存在的，仅凭一个账户证明与原告没有往来证据不充分。二、本案是国盛辉公司委托刘洋向原告支付相关邮政资费，自然银行账户也不能反映出相关关联，因此该流水与本案无关。刘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认为本案与国盛辉公司无关。经查，《公司活期明细》显示，国盛辉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支出50元，备注信息为“印鉴变更与挂失-变更”。为查明案件事实，庭审中，本院责令国盛辉公司补充提交印鉴挂失的相关证据，但直至本院判决时，仍未提交。庭后，国盛辉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向本院补充提交了《证明》，载明“本人刘洋用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章与深圳市邮政速递物流分公司签订开户发货合同，产生债务纠纷，所有债务由我刘洋本人承担，与国盛辉电子及法人代表刘海辉无任何关系”。文本尾部有刘洋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合同相对方是国盛辉公司而非刘洋本人，并坚持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国盛辉公司申请就上述证据材料中的公司印章、法人签名以及“此件与邮局签协议”笔迹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国盛辉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费。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举证、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国盛辉公司是否系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二、原告诉请的金额是否正确以及两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本案中，原告为主张其与国盛辉公司之间存在邮寄服务合同关系，向本院提交了《广东邮政特快专递服务合同》《广东邮政特快专递邮资补充协议》《国盛辉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海辉身份证复印件》《委托第三方或个人转账证明》《企业询证函》等证据。国盛辉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辩称上述证据材料中加盖的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刘海辉签名均系伪造。依照法律规定，国盛辉公司应就上述反驳对方诉讼请求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案件审理过程中，国盛辉公司虽然向本院提出了鉴定申请，但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用，导致讼争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国盛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提出的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刘海辉签名均系伪造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并确认上述印章、签名真实。另，国盛辉公司辩称公司印章已丢失，但仅以银行流水中的备注信息“印鉴变更与挂失-变更”为证，显著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在民商事活动中，法定代表人签章或者加盖公章均属于公司行为，具有证明行为人主体、确认民事法律行为等效力。原告持有的案涉合同及往来函件中存有国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辉的签名及公司印章，故可认定国盛辉公司系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至于刘洋提出的其系借用国盛辉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的抗辩，仅有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明，且国盛辉公司亦不予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其所述属实，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仍有权直接向国盛辉公司主张合同项下的权利，而刘洋对国盛辉公司作出的全部案涉债务由其本人承担的承诺只在其双方之间发生效力，对原告并不具有约束力。关于焦点二。案涉《委托第三方或个人转账证明》上加盖有国盛辉公司印章，故可认定刘洋有权代表国盛辉公司与原告进行对账、结算。根据原告提交的《企业询证函》《欠费确认函》显示，截至2018年4月17日，国盛辉公司尚欠原告邮费4833723.1元，诉讼过程中，经原告与刘洋对数，原告同意给予部分优惠，确认欠款金额为3784010.18元，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于法无悖，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有权要求国盛辉公司立即支付上述拖欠的邮费3784010.18元。关于滞纳金，原告主张的计算基数及起止时间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但计算标准明显过高，依法调整为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予以计付。关于原告要求刘洋对拖欠的邮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结合其诉称的事实和理由，实为要求刘洋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刘洋对欠款事实及承担责任均不持异议，故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支付拖欠的邮费3784010.18元；二、被告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支付滞纳金（以拖欠的邮费3784010.1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刘洋对被告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862.2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5862.28元，由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27097.28元，由被告深圳市国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刘洋负担387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兵人民陪审员 田 敏人民陪审员 区显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庄美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