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78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30号。负责人：王方勇,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剑波，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3199510519583。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义，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艳，女，199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书必，女，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兴彩，男，194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先洪，男，193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玺，贵州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3201510720727。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树艳、王书必、郑兴彩、刘先洪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11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不是驾乘险，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被保险人刘光书有一辆无行驶证的三轮摩托车，根据交警部门认定，涉案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系被保险人刘光书驾驶无行驶证车辆导致，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知悉农村的三轮车未办理行驶证较为常见，无需以此作为免责条件属认定事实错误；2、涉案保险合同适用的是《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第一款七项规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保险公司对于该种情形下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涉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系被保险人驾驶无行驶证三轮摩托车与山体相撞导致身亡，属于免责条款规定的免责事由，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3、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作为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只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而不需进行专业的说明，经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提示义务，因此免责条款依法生效，但在之后的判决理由中却认为被保险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持有驾驶证，并非责任免除情形，前后认定的事实及说理自相矛盾，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树艳、王书必、郑兴彩、刘先洪辩称，1、农用三轮车不需要办理行驶证，事实上农用三轮车也办理不了行驶证；2、本案的保险是由投保人在网上购买，上诉人没有有效的告知保险合同所适用的免责条款，故该免责条款不生效。刘树艳、王书必、郑兴彩、刘先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处被告支付保险金3万元；二、请求判处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6日，刘光书作为投保人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贵州分公司投保“吉祥B卡”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被告出具《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载明：“投保单号码114××××7402，保险期间自2018年2月27日零时起至2019年2月26日二十四时止，投保人刘光书，被保人刘光书，保单生效日期2018年2月27日，受益人法定，保险责任：责任一意外伤害身故/伤残保险金额30000元，责任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10000元,特别约定1、吉祥B卡采用《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保险基本条款》，条款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详见内容请见该条款。”刘光书投保后，2018年6月12日18时30分许，机动车驾驶人刘光书持D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由新蒲新区永乐镇木花村往新舟镇金钟村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新××新区××金钟村水洋沟路段时，该车前部车体与车行方向道路右边山体相碰撞，造成无号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当场死亡，乘坐人王书碧、杨成勇、吴远昌受伤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遵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蒲大队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遵公交认字[2018]第000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载明：“（二）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无号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车型：“YD02ZHS”，车架号：LAACHKHA6H5200177,所有人：刘光书，住址：贵州省绥阳县××组××号，未注册登记及检验，交强险投保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号AGYA22718917EAAA75X9,有效期止2018年9月10日。环模司法鉴定所[2018]车鉴定第0331号车检报告意见为：被鉴定车辆属于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其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四原告作为继承人，遂诉至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同时查明，肇事三轮车未办理《行驶证》。《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的第七款规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审理中，四原告称被告对保险免责条款未尽到告知义务，肇事三轮车在行政程序上属非机动车，国家并没有名文强制规定必须办理行驶证，被告应赔偿保险金。被告表示其在网上向被保险人告知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已尽到告知义务；按相关规定，肇事三轮车必须登记上牌，办理《行驶证》，包括驾驶证，二证必须齐全。被保险人不合法的行为，属于免责条款，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被告对四原告系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及其提出赔偿保险金的金额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1、被告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尽到告知义务；2、保险事故是否属于《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情形；3、被告是否支付原告保险金3万元。关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告知义务问题，投保人刘光书投保的“吉祥B卡”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具有合同性质，双方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保险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系有效合同。从合同订立的方式来看，双方通过互联网签订保险合同，而合同的免责条款等内容已在互联网上进行提示。被保险人接受保险合同条款，应视为其知晓所投保险产品的风险提示语句，则被告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已尽到了告知义务。关于保险事故责任免除的情形，投保人刘光书投保后驾驶的无号牌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属于正三轮轻便摩托车。不论案涉车辆是否属于《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第七款约定的机动车，被保险人应办理该车《行驶证》。从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来判断，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均属于免责情形。结合本案，被告现仅对被保险人无《行驶证》提出异议，而被保险人持有D类机动车驾驶证。显然，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其持有效驾驶证驾驶，并非责任免除情形。鉴于农村的三轮车，类似被保险人未办理《行驶证》的情况较为常见，实属客观原因；但被告知悉此情况而与其签订保险合同，则无需单独以此作为免责条件。由此表明，被保险人持有效驾驶证驾驶，仅无行驶证，并不能完全推断本案保险事故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则被告拒赔的理由不成立。关于保险赔偿问题，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四原告系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其有权要求被告理赔，且被告对保险金的金额并不持异议。四原告所持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树艳、王书必、郑兴彩、刘先洪保险金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投保人刘光书与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之间关于意外伤害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范围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被保险人刘光书在保险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限额范围内向被保险人刘光书的法定继承人即被上诉人刘树艳、王书必、郑兴彩、刘先洪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提出根据免责条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格式条款免除其赔偿责任的，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应尽到在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本案中，投保人刘光书与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签订的《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特别约定处载明“采用《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保险基本条款》，但该约定处字体并未加粗加黑，该约定与其他内容并未有明显区分，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刘光书对适用的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刘光书不产生效力，现被保险人刘光书因发生意外事故死亡，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在限额内进行赔付，故上诉人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在说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厉文华审判员  袁波文审判员  叶黔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玉梅书记员余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