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8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振文，男，198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培丹，女，199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志伟、陈晓燕（实习），山东柱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179号B区307室。 法定代表人：李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李金花，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荆翠萍，女，198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李金花，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因与被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顺通公司）、原审原告荆翠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借款6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借款是基于挂靠经营产生，属于挂靠经营合同纠纷。2、上诉人已经偿还4万元，没有偿还的只有6万元。3、本案核心证据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波在派出所提交的明细表及两上诉人的借款明细，以及一审法院到黄岛派出所调取的视频，真实性不能否认。4、一审判决关于范振文提交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及证人证言分类是错误的，应属于电子数据。 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确，应予以维持。路顺通公司与董培丹、范振文之间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就董培丹、范振文应向路顺通公司分期支付5组涉案车辆而言，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就董培丹、范振文借用路顺通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资质、应向路顺通公司支付管理费、加油费、违约金等款项而言，双方之间存在挂靠经营法律关系；就董培丹、范振文向路顺通公司借款20多次的事实而言，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路顺通公司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董培丹、范振文主张权利，其它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即便董培丹、范振文以该借款系运费预支款为理由抗辩，也不能否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董培丹、范振文负有就借款是否还清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董培丹、范振文自认对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在另案中已经就运费问题提起诉讼，现又在本案一审中主张抵销，逻辑上存在冲突，且其在一审中抗辩称10万元已经还清，现又在上诉状中自认6万元借款未还，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董培丹、范振文应举证其已经还清了借款。一审中，董培丹、范振文将有争议的10万元借款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4万元已经从每月结算的运费用中扣除；第二部分6万元从尚未结算的运费中抵销扣除。董培丹、范振文以收据、两份表格以及相关的视频、录音作为证据主张其已经偿还了4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收据系单方制作，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两份表格及相关视频、录音亦存在重大瑕疵，不能反映出全部的案件事实，结合双方之间没有对账的客观事实，对两份表格及相关视频、录音不予采纳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就第二部分6万元而言，董培丹、范振文在上诉状中已经自认。综上，董培丹、范振文未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路顺通公司还清了借款，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 路顺通公司、荆翠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返还路顺通公司、荆翠萍欠款本金395000元；2、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欠款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其承担。2018年5月22日路顺通公司、荆翠萍当庭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返还路顺通公司、荆翠萍欠款本金10万元；2、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1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2018年5月22日的利息3563.42元；3、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1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5月2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支付其他利息6515.63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起，范振文、董培丹购买房屋资金不足向路顺通公司、荆翠萍多次借款，路顺通公司、荆翠萍多次以现金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范振文、董培丹支付款项共计395000元（路顺通公司、荆翠萍称诉讼请求变更后的10万元本金是指2017年7月28日借据上的10万元借款），范振文、董培丹至今未还，经多次催要，其拒不返还。请判如所请。 范振文、董培丹在一审中共同辩称，1、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合同纠纷，而是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双方的合同书及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约定了是挂靠经营；2、被告已还完路顺通公司2017年7月28日预支运费10万元，还款方式为路顺通公司每月从被告的运营费中扣除。路顺通公司与被告结算运输收入拖延至业务完成后的第6个月之后进行，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为缓解压力，被告只好以预支运输收入的方式向路顺通公司借款，而借款资金实际就是路顺通公司占用的原本属于被告的运输收入；2017年7月28日借据上的10万元是由董培丹所借，用途并非路顺通公司所称的“购买房屋”，而是用于“资金周转”。借据上备注“从运费中代扣，分十个月还清，每月扣1万元”。借据上备注“鲁Ｂ×××××、鲁Ｂ×××××、鲁Ｕ×××××、鲁Ｂ×××××”体现该四辆车借款10万元，就从这四辆车运费收入中逐渐扣除。路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波提交的借支明细表关于借款时间金额用途偿还借款对应的车号、借款人姓名的内容与借据完全一致。该明细表还记录：从2017年3月份运费开始扣除，分10个月还清，预计到结算2017年12月份运费扣完,从鲁Ｂ×××××车3月、4月、5月、6月的运费中各扣款1万元，扣款4万元，被告尚欠6万元。被告车辆2017年7月份至2018年1月份运营收入均已经到原告账户，根据先前的约定，每月扣1万元，剩余6万元也已抵还完毕。经与路顺通公司会计张翠萍核对，被告2017年7月至12月的运费为916323元，7月至9月的运费收入抵顶各项借款后还绰绰有余。2018年3月28日，被告向路顺通公司致函：解除挂靠关系，同意路顺通公司以运费收入抵顶购车款，结算剩余运费等。至此，被告所欠路顺通公司的借款已通过在运费收入中抵顶的方式还清，被告不欠任何费用，倒是路顺通公司尚欠被告运费收入数十万元未付；3、路顺通公司在挂靠合同履行中严重违约，被告依法解除，路顺通公司主张利息没有依据；4、两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应就主体适格提交证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波系路顺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波与荆翠萍系夫妻关系。范振文、董培丹系夫妻关系。路顺通公司以其规模资质资源、社会人脉资源长期在青岛前湾港区域承揽集装箱等运输业务，有近200辆车辆为路顺通公司从事集装箱背箱等业务。范振文在本案涉案车辆前曾经组织其他车辆为路顺通公司从事运输工作而获得报酬。后双方商定路顺通公司为被告垫资购买运输车辆交与被告再为路顺通公司业务从事运输工作。其中：1、2014年3月至2015年期间，路顺通公司与案外人青岛金海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签订车辆购销合同、买卖合同购买五组车辆，每组一头一挂，经公安机关挂牌后分别组合为：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Ｕ×××××/鲁Ｕ×××××，路顺通公司为此支出净价款项共计995000元，路顺通公司是涉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路顺通公司购买车辆后先后与两被告分别签订涉案车辆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约定了车辆的所有权、营运权、管理权等归路顺通公司所有，被告对涉案车辆只有使用权。被告听从路顺通公司指令为路顺通公司在青岛市前湾港区等地点从事运输工作。期间被告经常以借款形式自路顺通公司处预支款项。其中2017年7月28日，被告为路顺通公司出具借据一份，该记载借款日期：2017年7月28日，借款人：董培丹，鲁Ｂ×××××、鲁Ｂ×××××、鲁Ｂ×××××、鲁Ｕ×××××，用途：资金周转，人民币10万元。借据上没有约定借款利息等。 被告雇佣的司机将其从被运输方得来的为路顺通公司工作的工作量小票集中一定数量后不定期交与路顺通公司财务处，被运输方不定时与路顺通公司核对账目，路顺通公司根据与被运输方的账目明细再与被告提交的小票核对无误后，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扣除每月应偿还购车款以及未在合同中约定的税费、加油费等费用后再支付给被告。实际运行中，因业务的阶段性及时空关系，被运输方与原告路顺通公司核对账目较被告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量时间点有迟延，路顺通公司与被告结算上述运费时在时间上也具有迟延性，其中最后一期-2017年6月份的运费双方在2017年11月份结算。后原、被告双方因故产生矛盾，双方互不信任，被告称其多次对李波及原告有关人员进行录音录像。原告对被告的录音录像均予以否认。 2018年1月31日，因路顺通公司认为被告驾驶涉案车辆为案外人从事运输工作，李波与路顺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将鲁Ｂ×××××（鲁Ｖ×××××）号车从范振文雇佣的司机王德振处开走。范振文遂以其车辆被“抢劫”为由报警，青岛港公安局前湾分局出警予以调查。 2018年2月1日，董培丹因索要运费与路顺通公司方发生矛盾并报警，后二人被传唤至黄岛派出所。被告称，在该所调解室内，李波向董培丹出示了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两份材料，董培丹拍照留存，该两表载明了二原告关于涉案五组车从路顺通公司借购车款与风险保证金以及用上述车辆的运费（截至2017年6月份运费）陆续抵扣借款、风险保证金和二被告的已还款与未偿款情况、应付利息等。二被告对该272052元欠款予以认可并请求从路顺通公司欠其的运费中先行抵扣。路顺通公司对明细和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时原告另提交《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并称原告提交的《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为当日在派出所所出具，并非是被告提交的《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以证明被告至起诉时尚欠原告借款663612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不予认可。 2017年12月18日，范振文与李波之间的对话中有记载：李：“把我所有的借款都还完了”范：“什么借款？就是预支自己的十万块钱”范：“多少钱利息，你这样的话咱俩算算行了”李：“按正常算呗，你去财务算，166万乘以利息给我还上”范：“166万什么钱？买车的钱？”李：“所有的借款记一块，你一共借我这些钱”；范：“那我现在所有车就结不了费了”李：“肯定结不了了，你在还我钱，不但结不了，你还在还钱给我，…”；范：“我这五个车不是一直干着，自从跟着你干话，从旧车到现在，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我不就是跟着老梁干，我可以不跟着老梁干”李：“你买你妈了个X车，你这么做人”2018年2月1日，李波与董培丹在公安机关的对话中有记载：董：“我欠你那些不都从运费中扣除了吗”李“你欠我余款27万多扣除了吗？”董：“哪里27万多？我看不懂”；警察问“本金还完了？”李：“没还完”董：“本金还完了”；李：“你现在还欠我27万多”董：“你财务也说我给你结清了”、“从七月份到现在不结，没钱给员工开工资，不报停还能怎样？”2018年3月28日，二被告以快递方式向路顺通公司发函，要求与路顺通公司终止挂靠，由路顺通公司协助其办理解除手续并在解除前配合其完成车辆年审工作，同时其自愿以未结运费抵顶对原告路顺通公司的欠款，剩余运费要求返还。 范振文、董培丹曾经以路顺通公司为被告在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即2018鲁0211民初2285号案件。该案中，被告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输费1076323元及逾期利息、退还风险保证金50000元、返还鲁Ｂ×××××/鲁Ｖ×××××车及相应车辆证件。2018年9月26日，该2285号案件判决：一、双方之间的合同于2018年3月29日解除。二、路顺通公司协助办理涉案车辆的解除挂靠手续。三、路顺通公司返还鲁Ｂ×××××（鲁Ｖ×××××）号车辆。四、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费1069043.5元及利息。五、路顺通公司返还车辆风险保证金40000元等。路顺通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庭审时，原告称诉讼请求变更后的10万元本金是指2017年7月28日借据上的10万元借款。诉讼请求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利息系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否认原告的口头约定说法。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口头约定的内容。被告称对2017年7月28日的借款10万元已经偿还4万元，尚欠6万元未还，证据为原告在公安机关提交的借支明细表和借款明细表以及2017年10月14日收款收据五份。五份收款收据日期均为2017年10月14日，分别从5186号等五辆车扣款3万元、1万元、15000元、1万元、5000元，共计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范振文、董培丹2017年7月28日的借款10万元是否已经偿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尽管路顺通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车辆合同关系，但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被告向路顺通公司又多次借款的情形，无论是预支款还是真实借款，均是被告从路顺通公司处借款。受经营模式和结算模式的左右，被告工作量不能够即日、即时或按月结清，该为双方的交易习惯，被告因此自路顺通公司处不定期支取一定的款项并出具借据，应为通常意义上的借款自无争议。加之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为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从民事诉讼证据法角度看，一个民事案件首先应当分析证明对象，确定证明对象后分析证明责任。通说认为证明对象系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本案在被告借款还款事项上，路顺通公司的证明对象为被告于2017年7月28日借款10万元，被告的证明对象为其所称的已经全部还清10万元借款的事实。两个证明对象均为积极事实，由主张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对2017年7月28日借据10万元真实性无异议，该为被告自认，则免除了路顺通公司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对被告于2017年7月28日借款10万元予以确认。路顺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被告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被告认为，被告每月运营正常，路顺通公司每月从被告的运营费中扣还购车款，其中有两辆车已经还清借款，另外三辆车尚欠212052元借款未偿还，2017年7月28日借款已经偿还4万元，尚欠6万元没有偿还，经与路顺通公司会计张翠萍核对，被告2017年7月至12月的运费为916323元，7月至9月的运费收入抵顶各项借款后还绰绰有余，2018年3月28日，被告向路顺通公司致函：解除挂靠关系，同意路顺通公司以运费收入抵顶购车款，结算剩余运费等。至此，被告所欠借款已通过在运费收入中抵顶的方式还清，被告不欠路顺通公司的任何费用，倒是路顺通公司尚欠被告运费收入数十万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消…”该规定的债务为到期债务。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的原告尚欠被告916323元运费的事实（原告不认可被告提交的包括其所称的张翠萍的视听资料），事实上，被告所称的原告尚欠被告运费916323元的说法已经在另案中（本院2285号案件）提起诉讼，说明双方对原告是否欠被告运费事实存在争议，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时尚没有对账单或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该欠款事实。至2018年3月28日被告向原告致函解除挂靠关系时更没有对账单或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该欠款事实。即，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至2018年3月28日被告对原告已经有明确的到期债权，故被告行使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抵销权条件尚不成就。如果被告在2017年7月之后在原告处尚有工作量款项应当收取，双方之间也应当按照其约定和惯例进行最终对账、结算。另，根据法理，抵销权分为法定抵销和合意抵销两种。按照被告所称，2017年3月28日被告发函给原告“以运费收入抵顶购车款，结算剩余运费等”，该为法定抵销。抵销权为形成权，一方主张抵销的，应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学界对抵销权在诉讼中应当提起反诉还是抗辩持不同意见。如果应当反诉（反诉是本诉的被告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相同事实对本诉原告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目的是抵销或吞并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或使本诉的诉讼请求失去意义），本案被告庭审时明确不提出反诉，则一审法院对被告的应反诉而没有反诉的抵销请求不予审理；如果系抗辩，法定抵销权的前提条件是双方互负到期债权，至本案及2285号案件审理时，双方互负的债权均不明确，或均不是法定的到期债权，则被告的抵销抗辩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如果被告已经行使了抵销权，对于已经抵销的债权（债务）部分不应再主张权利。而在2285号案件中，被告仍然主张其所称的全部款项，没有将已经抵消的部分予以扣除，该说明被告以自己的行为（诉讼行为）表明其没有行使抵销权。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在答辩时所称的被告所欠原告的借款已通过在运费收入中抵顶的方式还清、被告不欠原告的任何费用的观点不予支持。 民事诉讼范围内的当事人陈述是指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关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这些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只能限定在诉讼过程中。本案李波、董培丹虽是案件当事人之一，但被告证据五(派出所调解室视频等)发生的时间在双方起诉之前，李波、董培丹所讲对象不是法院，显然李波、董培丹在公安机关所说不是当事人陈述。在证据分类上，黄岛派出所调解室视频（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系视听资料较为符合本案案情。但进一步分析，如果李波、董培丹在公安机关所讲对己方不利，有可能构成自认或诉讼外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系自认的规定。本案黄岛派出所调解室视频（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系在诉讼前形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认。当事人在本案诉讼过程外所作的对“不利己案件事实”的陈述或承认，在诉讼中将被作为“诉讼外自认”对待，该为法学界共识。本案黄岛派出所调解室视频（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在诉讼前形成，如果有不利于自己一方事实的承认，自应构成诉讼外自认。诉讼外自认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理一般认为诉讼外自认只是证据的一种，即使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一致，也只能作为法官依凭自由心证认定事实的资料，即其证据力由法官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加以衡量。对方当事人对该项自认的援引是出于举证的必要，并不因该项举证而免除其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提交的借支明细表、借款明细，路顺通公司不予认可，其上没有原告方签字或盖章，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被告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真实性，即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的真实性。又，即使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为真，因被告一方面承认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的真实性，一方面又称“被告在每月偿还借款之后，尚欠路顺通公司各类借款272052元，其余欠款均不属实”、“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借支明细表》中的利率不实”。即被告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予以认可，而对同样是表中记载的其他对己不利的部分予以否认，对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左右摇摆；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内容有诸多矛盾不能合理解释，董培丹在其提交的视听资料中有时称不欠原告借款了，有时称已经还清借款，而在本案庭审时称原告在公安机关提交了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等，被告认可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中尚欠款数额，被告对案件事实陈述前后不一，对证据材料选择性认同，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作为书证在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上均存在重大瑕疵，故一审法院对被告提交的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不予采信。庭审时，被告列举了大量的视听资料以证明被录音人所说与其提交的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内容“高度吻合”，以此来证明视听资料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内容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上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指一方没有提交证据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情况下，另一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存在或发生能够达到足够高度的证明标准。而本案被告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也是被告负担的举证证明责任）是已经全部偿还了借原告的购车款项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视听资料、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等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全部还清所借购车款的案件事实。另，在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占大量篇幅的是被告所称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数据与1月5日张翠萍等视听资料所说数据完全吻合，以此来证明被告提交的其所称的李波在公安机关提交了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为真，应当作为双方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退一步讲，即使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为真，对张翠萍视听资料也为真，但张翠萍视听资料中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确定性（“我（张翠萍）只能给你个大约数，有些价格没有…9月份之后的价格可能不是很准，只能给你一个大约数了…大约数哈，这个数肯定是不准的”）。在不确定性语言的大前提下如何报告出具体的数据数字？即使报出具体的数据数字，也为大前提“…这个数肯定是不准的…”所否定。“…这个数肯定是不准的…”视听资料中记载的数据数字即使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数据高度吻合，也只能说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数据数字也会是不准确的。即被告所举证据材料不能佐证黄岛派出所调解室（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视听资料所记载（原告诉讼外自认）的被告尚欠原告买车款27万余元或被告的已经全部偿还完毕购车款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举重以明轻，诉讼中尚“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本案董培丹以激进方式处理矛盾，公安机关将董培丹、李波约到派出所，对在黄岛派出所董培丹与李波见面的性质，原告认为不代表任何意思表示或承诺，被告认为系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冲突，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不属于其范围，建议诉讼解决。说明在派出所董培丹与李波见面所交涉涉案问题，更是一种妥协或调解，此情况下李波或董培丹所说更“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况且李波所说也并非是全部案件事实。从本证与反证的角度考量，本案在被告借款还款事项上，被告于2017年7月28日借原告款项数额事实为原告本证，原告负举证证明责任。被告认可借款事实和数额，免除了原告本证的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所称已经全部还清借款的事实不是原告本证的反证，而是被告的本证-主张权利已经消灭的事实，对此被告应当对其本证负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或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全部还清欠款的主张，一审法院对被告已经将欠原告2017年7月28日借款10万元全部偿还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如果一审法院2285号案件或被告有其他证据证明已经偿还部分借款的话，可从中扣除。 庭审时被告提交的借支明细表和借款明细表以及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五份相矛盾，原告不认可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被告提交的借支明细表和借款明细表已经作出分析。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五份收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五份收据没有原告的盖章或签字，一审法院对五份收据真实性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欠原告10万元借款偿还完毕，一审法院对被告的已经偿还完毕10万元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如果2285号案件或被告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实际使用的为原告工作的车辆已经偿还部分借款的话，可从中扣除）。 尽管李波系路顺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波与荆翠萍系夫妻关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路顺通公司行为与个人有关，本案只有路顺通公司才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荆翠萍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两被告分别与路顺通公司签订合同和补充合同，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分别交叉向原告借款，应对欠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综上，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的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范振文、董培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欠路顺通公司2017年7月28日借款人民币10万元；二、驳回路顺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荆翠萍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路顺通公司预交72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合计5320元，由路顺通公司负担2200元，由范振文、董培丹共同负担3120元，因路顺通公司已预交，由范振文、董培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路顺通公司。 二审中，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第一组证据（2019）鲁02民终36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该判决确认范振文、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2、判决路顺通公司向范振文、董培丹支付欠付的2017年7月份至2018年1月份的运费1069043.5元及利息。3、该判决认定董培丹与李波发生争执至黄岛派出所，在调解室内，李波向董培丹出示了《借支明细表》及《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董培丹拍照留存。范振文、董培丹认可欠款272052元（购车借款212052元+资金周转借款6万元）。第二组证据（2019）鲁02民终3624号调查笔录，证明：路顺通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某是捷丰公司集港经理。李某称捷丰场站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的明细表上面的“印章是我公司的”，该章为重箱返场换单办公室所有，该业务章是对公客户专用章，可证明范振文一直挂靠在路顺通公司名下经营运输背箱业务。第三组证据视频数据光盘与对话文稿、涉案车辆挂靠路顺通公司工作期间产生的工作票据，证明：涉案车辆在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一直挂靠路顺通公司运营，路顺通公司所谓的涉案车辆干私活，没有任何依据。由于持续挂靠运营，所以运费收入是一月一结，每月在结运费时，就会从每月的运费中将借款扣除，一共还款4个月，共还款4万元。第四组证据《关于企业社会保险费缴纳查询情况》，证明：于萍萍、柳敦杰、杨美琪、路捷、魏凤娟、韩娟、张翠萍均为路顺通公司的员工，路顺通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范振文提交的上述路顺通公司员工的视频及录音，均为各该员工本人，真实性确凿无异，他们在录音及视频中所反映的情况均为案件事实。经调查，王鑫在2015.1-2019.8期间内为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员工。第五组证据(2017)鲁0211民初2285号案庭审笔录（2018.5.4），证明：范振文、董培丹在2018年5月4日就已经向路顺通公司出示了原始载体，并且董培丹现场出示了拍摄的《借支明细表》及《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存储照片、发送明细表微信截图等信息。本案一审庭审中也出示了，一审判决却称无原件，不属实。 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质证认为：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1、该判决书载明双方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与挂靠经营的复合型法律关系，而非只有挂靠经营法律关系。路顺通公司在一审中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董培丹、范振文主张权利，双方之间存在的其它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2、该判决并没有对《借支明细表》、《借款明细》作出认定。二、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1、该调查笔录中没有反映出该章的用途系对公客户使用的，证人李某的证言能够证实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捷丰作业明细存在重大瑕疵。2、对于范振文、董培丹出具的捷丰作业明细，路顺通公司认为可以作出多种解读，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不足以作为证据使用。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是范振文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录制的，不具有参考价值，视频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的交接过程，且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车辆出入小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小票均为复印件，且即便该小票真实的，其与本案亦不存在关联性。四、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1、无法证明视频中的人物与该份证据上的名字一一对应。根据该份证据，张翠萍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在2018年1月5日却依据一份为了应付统计局检查的表格中的数据与范振文核对运费，结合其2018年4月离职的事实，路顺通公司认为张翠萍入职时间短，不清楚该表格的作用，不了解2018年1月5日时，场站尚没有与路顺通公司结算的事实，误以为该表格的数据是真实的。张翠萍并非本案当事人，其刚刚入职，根本不清楚范振文、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之间的存在如此之多的借贷关系，且其在视频也没有具体陈述哪笔借款还了多少。路顺通公司认为张翠萍在事发后马上离职，不能排除其与范振文恶意串通，故意侵害路顺通公司的合法权益的嫌疑。2、对账结算运费是一项非常严肃、严谨的工作，系路顺通公司与车辆实际负责人之间的行为。张翠萍等人既不是法定代表人，又不是得到公司授权的相关人员，其根本没有资格与范振文对账，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故对其在录音及视频中反映的情况不予认可。五、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1、即便范振文、董培丹在辛安法庭提交的是原始载体，也不能证明其在本案一审提交的是原始载体。2、无法证明范振文、董培丹向辛安法庭提交的与本案一审提交的表格是一致的。3、即便提交的是一致的，也不能证明该份表格系李波向其出示的，且该份表格也存在重大瑕疵，不能反映出双方之间全部的经济往来。4、该表格的数据来源是根据向统计局上报的表格内容，内容不是真实的。5、在辛安法庭审理的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该案对本案没有参考价值。 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提交证据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通知书二份，证明：（2019）鲁02民终3624号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该案改判的可能性很大，该案的实体结果及对证据的认定对本案没有参考价值。证据二、统计平台网站截图，财务状况报表，2017年至2019年工作量明细表，交通更运输企业直报系统截图，道路运输生产情况表，证明：1、路顺通公司需要根据统计局的要求制作财务状况报表，需要根据运输局的要求制作道路运输生产情况表。2、2017年至2019年工作量明细表与财务状况报表的数据是对应的，为了应付统计局的检查，财务状况上报的规则系本月报上个月的财务状况。根据场站、平台及路顺通公司之间延迟结算的特点，2018年1月根本无法得知2017年7月以后具体的运费，但统计局要求2018年1月必须上报2017年12月的财务状况，故该份表格的内容是不真实的。3、即便涉案5组车没有继续从事路顺通公司的作业任务，因涉案5组车仍然登记在路顺通公司名下，故截至到2019年9月，路顺通公司依然上报5组涉案车的工作量，目的是为了应付统计局的检查，再次印证上述表格系为了应付统计局的检查，内容并不真实。4、张翠萍在视频中向范振文提供的数据就是来源于2017年工作量明细表。5、张翠萍2018年1月入职，其在视频中所报数据均是来源于工作量明细表，张翠萍入职时间短，尚不清楚该工作量明细表的作用，或张翠萍明知这份表格的作用，与范振文串通后，故意报出该表格的数据。6、财务状况与道路运输生产情况表内容不一致，财务状况应统计局的要求，即照比上一年度同期上涨，道路运输生产情况表应运输局的要求，要求少报工作量，故两份表格存在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再一次印证了上述表格均是为了应付相关部门检查，内容均不真实。 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再审只是进行庭前调查，并没有安排开庭审理。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交新证据，属于故意制造讼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路顺通公司自己都称相关的表格信息是虚假的。根据普通逻辑的一般原理，通过虚假的东西推断不出一个真实的结论。2、张翠萍的入职时间不是2018年1月，而是2017年9月。张翠萍所报数字都是真实的，其中2017年7-8月份的数据为已经扣减了各种费用之后的数据；2017年9月-12月的数据尚未扣减各种费用。路顺通公司否定欠范振文在2017年7-12月份的运费收入，拒不出示9月-12月尚未扣减的费用数据。3、路顺通公司认为张翠萍犯错（将提报的虚假数据当成真实财务数据）的可能性不存在。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是否用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应付的运费抵顶了其应偿还的借款4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通过一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确认2017年7月28日向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借款10万元的事实，与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的主张一致，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对此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认可尚欠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借款6万元，其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主张用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应付的运费抵顶了其应偿还的借款4万元，本院认为，张翠萍时任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的财务人员，在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张翠萍的视频录音证据中，其与范振文进行详细核算对账，并明确表示涉案1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4万元，该视听资料能够真实反映客观情况，结合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收款收据和《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借支明细表》，以及涉案其它视频资料，能够证明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主张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上诉人路顺通公司认为张翠萍入职时间短，不清楚范振文、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之间如此之多的借贷关系，不能排除其与范振文恶意串通，故意侵害路顺通公司的合法权益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变更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范振文、董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借款本金6万元； 四、驳回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预交72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合计5320元，由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200元，由范振文、董培丹共同负担3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刘昭阳 审判员  林伟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方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