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迪，女，197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刚，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小玲,女，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喜光，威海环翠孙家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吴迪因与被上诉人邵小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民初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吴迪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吴迪与邵小玲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邵小玲于2015年2月4日以其个人名义向吴迪购买海产品，“收款收据”系邵小玲签名，从证据形式上看购买海产品是邵小玲的个人行为。邵小玲先后于2016年2月6日、2017年4月1日、2017年4月5日以其个人名义向吴迪支付货款。在庭审中邵小玲明确表示该笔货款挂账登记在威海吉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田公司）名下。邵小玲于2015年2月4日购买涉案海产品时是吉田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投资150万元。2018年7月，威海市城郊场站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郊场站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明确表示2015年2月4日邵小玲购买案涉海产品的行为不属于城郊场站公司的行为。2018年7月4日，邵小铃将其持有的吉田公司股份转让给城郊场站公司，吉田公司成为城郊场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邵小玲成为城郊场站公司的职工，2015年2月4日邵小玲购买海产品的行为不可能是履行职务行为。原红状于2015年2月4日系吉田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邵小玲支付的货款是以其个人名义通过银行转账向吴迪支付而非证人证明的“她在公司拿的现金走”。综上，邵小玲以个人名义购买海产品，以个人的账户支付货款，把账目挂在“吉田公司”而非“城郊场站公司”的账上，且“城郊场站公司”的管理人又不认可该账目，故吴迪与邵小玲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2.即使认定吴迪与案外人城郊场站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吴迪向邵小玲主张权利也应当支持。吴迪曾因邵小玲的要求开具部分发票，发票在海产品买卖后出具，吴迪出具发票仅是为了帮邵小玲的忙，不能据此认定吴迪与案外人城郊场站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即使构成买卖关系，邵小玲也系城郊场站公司的代理人。邵小玲告知吴迪通过邵小玲可以向城郊场站公司申报债权，吴迪认为只要能收回拖欠多年的货款，便没有考虑相关的法律后果，城郊场站公司破产管理人拒绝确认债权，没有出乎吴迪的意外。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吴迪与案外人城郊场站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也是邵小玲的隐名代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吴迪向邵小玲主张权利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3.吴迪没有任何过错，邵小玲对货款以种种理由一拖再拖导致本案发生，如果不支持吴迪的请求，对吴迪不公平。邵小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吴迪的上诉请求。吴迪已向城郊场站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据邵小玲了解，因为吴迪申报债权时未提交证据导致管理人未确认债权。2015年时，邵小玲任城郊场站公司办公室主任，系因城郊场站公司要求购买案涉海产品，邵小玲购买案涉海产品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邵小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345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6345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经营者为吴迪，该个体工商户于2019年4月1日注销。被告邵小玲原系城郊场站公司员工。2015年2月4日，被告邵小玲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购买海米、干贝等合计46345元，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为被告出具号码为0075601的收款收据。2016年2月6日，被告邵小玲用其邮政银行账户向原告吴迪账户转账货款10000元；2017年4月1日，被告邵小玲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吴迪5000元；2017年4月5日，邵小玲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吴迪5000元；以上合计20000元。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就上述商品为城郊场站公司开具发票，其中号码为01098001的发票金额为2300元，号码为01098002的发票金额为9900元，号码为01098003的发票金额为9900元、号码为01098004的发票金额为4245元，号码为02205932的发票金额为20000元。后城郊场站公司进入破产程序，2018年10月9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就本案诉争款项向城郊场站公司管理人提起债权申报，后城郊场站公司管理人作出说明称债权人未提交证据，且审计核查债务人账上没有记载，因此，对该债权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是：原告系与被告个人还是被告所在公司城郊场站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事实，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收款收据，证明被告于2015年2月4日以个人的名义向原告购买海米、干贝、鱼等海产品，价值为46345元；2.债权初审结果通知书，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与案外人城郊场站公司没有关系，被告于2018年7、8月告知原告上述购买的海产品让原告向城郊场站公司主张货款，原告应被告的要求，向城郊场站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但破产管理人答复，城郊场站公司账本上从来没有记载被告购买了上述货物。经质证，被告称其是以城郊场站公司的名义向吴迪购买海产品，当时要签收款收据就签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吴迪也开发票给城郊场站公司了，被告有义务向吴迪告知申报债权，财务的账上没有吴迪的账，开庭之前联系了公司的出纳和会计，得知他们把向吴迪购买海产品的账挂在了威海市吉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威海城郊场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当时发票开了以后公司董事长、财务科长、一位副总、还有被告都已经签字了。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向城郊场站公司破产管理组申报债权的申报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证明原告吴迪认可与城郊场站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所以才到破产管理组申报债权；2.原告给城郊场站公司开具的所有货物的发票四张，证明原告与城郊场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3.案外人梁传智、原红状、张某出具的书面证言；4.提供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证明其与被告是威海市城郊场站发展有限公司的同事，被告提交的书面证言系其出具，当时证明是在城郊场站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出具的，正文部分是公司总经理梁传智书写的，这几张发票是从财务这找出来的，只是这几张发票并没有入账。经质证，原告称当时被告声称没有钱支付尾款，借其城郊场站公司的负责人可以先取得破产债权的部分货款后，可以向其继续主张，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对于证人张某的证言，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梁传智、原红状两人出具的付款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不认可；对梁传智、原红状两人出具的部分商品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都不认可；对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通过原、被告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分析、认定如下：根据原告吴迪提供的债权初审结果通知书、收款收据以及邵小玲提供的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向城郊场站公司破产管理组申报债权的申报材料、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为城郊场站公司开具的发票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看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与城郊场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诉争货款实际购买人为城郊场站公司，因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鹏海产品商店已注销，其经营者原告吴迪具有起诉主体资格，原告系与被告所在公司城郊场站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原告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发票、债权申报材料、收款收据等书证及原、被告陈述，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迪要求被告邵小玲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9元，由原告吴迪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邵小玲提交以下证据：1.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起诉状、民事调解书各一份，证实邵小玲自2012年7月1日起在城郊场站公司工作,直至城郊场站公司破产；2.委托持股协议一份，证实因为城郊场站公司要求邵小玲代城郊场站公司持有吉田公司股份，邵小玲未实际出资，也未在吉田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经质证，吴迪对诉讼费专用票据、起诉状、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邵小玲持有的吉田公司股份在2018年7月4日转让于城郊场站公司，邵小玲与城郊场站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人民法院出具的是民事调解书，对邵小玲在城郊场站公司的任职时间不认可；对委托持股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系复制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吴迪对诉讼费专用票据、起诉状、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吴迪对委托持股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吴迪与被上诉人邵小玲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吴迪主张其与邵小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吴迪、邵小玲的举证看，邵小玲虽然在收款收据中签字，并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吴迪支付了部分款项，但邵小玲系城郊场站公司职工，吴迪就案涉海产品向城郊场站公司开具了发票，城郊场站公司破产后，吴迪亦就案涉货款向城郊场站公司申报了债权，综合本案案情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吴迪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邵小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未认定吴迪与邵小玲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吴迪的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458元，由上诉人吴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