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29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7474870130。法定代表人：陈登科，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光竹，男，196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良栋，男，194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勇，男，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光元，男，196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钧，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平，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登科，男，195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原审第三人：徐传亮，男，196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上诉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及原审第三人陈登科、徐传亮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4民初3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稳公司上诉请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不以事实为依据，支持并实施了双重标准，违背了“法官要去选择、要衡量、要保护更大的利益，牺牲一些小的权利，这是总的原则”。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安稳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做出了股东会决议，这个基本事实认定是清楚的，包括安稳公司也没有否认。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认定没有召开股东会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相应的公司变更章程也不成立是正确的，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要求安稳公司变更登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3.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因此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安稳公司的上诉请求。陈登科述称，当时是签字选举法定代表人，付光竹也清楚这件事，现在事情完成很久后付光竹才来反悔，如果付光竹原来不同意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或者把辞职信拿走，现在付光竹是怕陈登科清理其账务才来反悔。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是公开选举的，选举经过付光竹也是清楚的。徐传亮述称，徐传亮现在还是监事会的主席，当时七个发起人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修建市场，当时没有这么多钱，靠社会人士入股，开会的承诺就是出钱的人说话就算数，七个发起人说话算不到数。有的股东才出1万元，是不能代表2000多万元去做主的，当时承诺的就是大家出钱大家说话算数。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安稳公司（原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依法确认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3.依法判令安稳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于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4.本案诉讼费用由安稳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稳公司（原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30日，注册资本50万元，该公司股东为廖良栋、陈登科、孙志勇、徐传亮、陈兴桂、付光竹、陈光元。其中廖良栋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徐传亮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兴桂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光元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登科出资额为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付光竹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孙志勇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2019年3月12日，重庆市开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作变更登记。该公司登记信息变更的具体事项是：1.地址变更，由重庆市开县新城永兴街与帅乡路交汇处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2.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由付光竹变更为陈登科；3.名称变更，由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2日，《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载明：“会议时间：2019年3月12日，主持人：陈登科，参加人员：付光竹、徐传亮、陈登科、陈兴桂、陈光元、廖良栋、孙志勇，决议内容：在本次公司股东会上，经讨论，形成以下决议：1.审议通过并承诺修改公司章程；2.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3.同意公司住所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因行政区划调整与原地址相同）；4.同意免去公司原主要人员职务；5.同意选举陈登科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6.同意选举徐传亮为公司监事；7.聘任陈登科为公司经理；8.公司其他登记事宜不变；9.指定陈登科同志负责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全体股东签名（盖章）：廖良栋、付光竹、孙志勇、徐传亮、陈光元、陈兴桂、陈登科。2019年3月12日（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2019年3月17日，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市开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报案说明，其主要内容：“我公司会计谭祖中于2019年2月18日上午在吕氏春秋四楼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友培处将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拿走，到开州区泰业银行进行对账，然后将公章交给了公司股东陈登科，直到现在都没有将公章交回。2019年3月15日，我司工作人员进行营业执照网上年报时，发现我公司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都变更了。为此，我司向开州区行政服务大厅咨询，据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说：我司营业执照事宜都是由陈登科变更的，陈登科提供了营业执照丢失证明、股东同意变更营业执照的会议决议、委托书等相关材料。实际我司的营业执照并没有丢失，也没有召开同意变更营业执照的股东会议，更没有委托我司工作人员陈登科前往行政服务大厅办理变更营业执照相关事宜。综上所述，我司特向贵单位报案，请求调查非我司工作人员陈登科、提供虚假资料，非法更改我司营业执照事宜”。另查明，2019年1月28日，付光竹、廖良栋作出《辞职信》。2019年2月18日，案外人谭祖中出条一份，上载明：“本人谭祖中于2019年2月18日上午在吕氏春秋四楼办公室陈友培处，拿走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到开州区泰业银行进行对账用。签字：谭祖中2019年2月18日”。还查明，2006年至2007年间，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案外人陈本泉等签订了《吕氏春秋商贸城集资户分房协议》，甲方处手写签名：付光竹。2019年2月20日，形成有选票数张，其选票名称为《开州区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付光竹已正式递交了辞职信函故需由全体股东签名选举本届的法人-2019年2月20日》，选票上记载的选举人的姓名为：“田世蓉、陈中海”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之规定，结合本案，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系安稳公司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主张依法确认安稳公司（原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首先，安稳公司登记股东共计7位，在庭审中第三人陈登科认可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各位股东的名字系由其代签，并非除陈登科之外的其余各股东本人所签，安稳公司以及第三人陈登科、徐传亮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二人曾于2019年3月12日之前通知过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等各股东参加股东会，亦未举证证明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实际参加了2019年3月12日的股东会，庭审中，陈登科自己亦陈述2019年3月12日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则2019年3月12日，安稳公司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其次，虽然付光竹、廖良栋向安稳公司提出辞职，并提出书面《辞职信》，但对于该二人提出的辞职申请如何处理，安稳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时，公司内部事宜应由各股东之间协商处置，付光竹、廖良栋二人虽提出辞职，但仍为安稳公司股东，享有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权利。该二人的《辞职信》并非授权陈登科或者是安稳公司其他股东代替付光竹、廖良栋二人参加股东会或者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付光竹、廖良栋提出《辞职信》的行为也并非《公司法》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情形，即安稳公司以及第三人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安稳公司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同意了2019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另外，至于安稳公司以及第三人辩称，付光竹曾有让他人代其在公司事务中签名的行为亦不能推及在本案中陈登科在无付光竹授权的情形下也能代替付光竹在2019年3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再者，对安稳公司以及第三人辩称的，陈登科系经由全体股东（包括田世蓉、陈中海等人）选举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安稳公司的股东仅有7位，分别是廖良栋、陈登科、孙志勇、徐传亮、陈兴桂、付光竹、陈光元，不包括田世蓉、陈中海等人，田世蓉、陈中海等人并非安稳公司股东，无权决定安稳公司内部事务，对安稳公司以及第三人的抗辩，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2019年3月12日，安稳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之规定，安稳公司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主张依法确认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或者公司全体股共同制定的公司基本文件，主要体现股东意志，但是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规定，《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等人员的权利义务，因此，对各股东具有约束力，有权利即有救济，现安稳公司在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形下，修改公司章程，侵犯了股东合法权益，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作为安稳公司股东，有权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对于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主张依法确认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主张判令安稳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于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安稳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相应的变更登记。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安稳公司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确认安稳公司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三、判令安稳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变更登记事项。案件受理费80元，由安稳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针对安稳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双方的诉辩事实和理由，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并请求判令安稳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变更登记事项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本案中，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安稳公司2019年3月12日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会议，陈登科亦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中各股东的签名系由其代签。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之规定，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及据此而修改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并判令安稳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变更登记事项并无不当。安稳公司虽然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之规定，因付光竹、廖良栋提出辞职，包括田世蓉、陈中海在内的百余名股东已经以书面形式选举陈登科为安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提供了相应的选票作为证据，但安稳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仅有七名，安稳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除工商登记的股东外，还有另外的百余名股东，安稳公司提供的选票也不是其称的全部股东签名，且工商登记的股东付光竹、廖良栋、孙志勇、陈光元亦未在选票上签名。因此，不能认定案涉决定事项系经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本院对安稳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因付光竹、廖良栋确已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安稳公司可在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变更登记事项后，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重新选举安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等。综上所述，安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善进审判员  何 洪审判员  李 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易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