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5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阎明，女，198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鹏，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主任，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珍萍（高鹏之妻），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8号优士阁A座1505室。负责人：高鹏，主任。上诉人阎明因与被上诉人高鹏、被上诉人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21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阎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阎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高鹏、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具有合法的效力。一审法院主要依据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亚运村派出所（以下简称亚运村派出所）的询问/讯问笔录。本案存在两份询问笔录，一份是高鹏提交的2014年2月16日亚运村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复印件，另一份是一审法院依职权在原一审案件中向亚运村派出所调取的2014年2月16日的询问/讯问笔录。这两份笔录是一致的，都没有阎明的捺印，也没有注明阎明拒绝捺印，也没有询问民警的签名。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给犯罪嫌疑人核对或者向他宣读。如记录有差错或者遗漏，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更正或者补充，并捺指印。笔录经犯罪嫌疑人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其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捺指印，并在末页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拒绝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侦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讯问笔录上所列项目，应当按规定填写齐全。侦查人员、翻译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亚运村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不符合上述规定，故不具有合法的效力。具体来说，不论这份笔录是否是实际记录，这份笔录在法律程序上都是未完成的。在阎明捺印之前，都有权按自己的真实意思进行补充和更正。因此，这份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阎明提交的《还款承诺》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本案有充分的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还款承诺》的内容为虚构，缺乏合法的客观证据和法律根据。（一）一审判决中查明，高鹏向阎明出具《还款承诺》，高鹏另在该文件上加盖了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的公章。高鹏承认《还款承诺》是其本人书写，高鹏的妻子周珍萍当时亦在场。高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一位精通法律的律师、律所负责人，应充分知晓出具《还款承诺》及加盖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公章的法律责任。因此足以认定该《还款承诺》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二）一审判决称，当事人对自己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高鹏既然否认《还款承诺》的真实性，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虽然高鹏提交了亚运村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作为证据，但是这份证据为复印件，且未经司法鉴定，应属无效。即便这份证据经鉴定与原件一致，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应属无效；（三）高鹏称因受阎明胁迫才出具《还款承诺》与事实不符。高鹏在派出所询问过程中及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均没有合法的客观事实证明其遭受胁迫。事实上，在高鹏妻子周珍萍报案后，公安机关未认定当时高鹏是在阎明的胁迫下出具的《还款承诺》；（四）高鹏称因阎明要将自己与高鹏的不正当关系告诉高鹏之妻，故才出具的《还款承诺》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高鹏与周珍萍于2012年3月2日登记结婚。高鹏与阎明于2012年11月27日育有一子。阎明与高鹏同居怀孕是先于高鹏与周珍萍结婚的，阎明不是第三者。高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一名律师，理应知晓与阎明同居又与其他女子结婚的法律后果，即便是阎明将这个情况告诉高鹏妻子也是行使其合法的权利，不是胁迫。高鹏妻子周珍萍在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作为高鹏的代理人，显然这个情况对高鹏不构成胁迫与威胁；（五）一审中高鹏称阎明表示亚运村询问/讯问笔录不完整，是认可该笔录的表示，是没有依据的。阎明未对笔录的真实性做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明确表示。高鹏据此便称阎明认可该笔录，可见高鹏举不出能够证明该笔录真实性的其他合法证据。三、阎明曾表示《还款承诺》的30万元是高鹏给其子的抚养费，与《还款承诺》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关。如高鹏按照《还款承诺》履约还款或经法院判决还款，该笔款项支付给阎明后的用途与高鹏无关，更与高鹏出具的《还款承诺》及其是否应该履约无关。当初阎明称这笔钱是抚养费是为了打动高鹏，希望高鹏能够主动按照《还款承诺》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阎明在接受亚运村派出所询问时主张《还款承诺》中的30万元是作为抚养孩子的费用，《还款承诺》亦不能作为主张阎某的抚养费的依据，属于认定错误，显然误解了阎明的诉讼请求，也颠倒了《还款承诺》和所承诺的还款将来用途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阎明的诉讼请求非常明确，没有任何有关于阎明与高鹏之子抚养费的请求，故阎明也无需针对抚养费提供任何证据。同时，由于亚运村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故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关于本案发回重审的理由。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京02民终30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理由仅是认为原一审判决关于阎明和高鹏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与本案的关联性没有查清，而对于一审判决支持阎明诉讼请求，未予采信亚运村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没有异议。但是现一审判决又以该笔录为由在高鹏及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认了阎明提交的《还款承诺》的真实性，据此否认了原一审判决，驳回阎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是毫无道理的。五、关于高鹏提交的亚运村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的合法性问题。根据阎明第一点上诉理由可知，据以定案的笔录不具有合法性。但一审判决又大篇幅引用该不合法证据的内容，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回避了这份不合法的笔录如何产生这一关键问题。如果不是真实的笔录，那么办案民警就有渎职之嫌，高鹏也有伪造证据之嫌。高鹏为证明《还款承诺》虚假而伪造证据，足见《还款承诺》的真实性。此外，即便该笔录加盖了亚运村派出所的公章，也不能视为具有合法性。综上，一审判决据以定案的依据不具有合法的效力，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阎明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高鹏辩称：不同意阎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阎明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亚运村派出所询问的程序合法，出具的笔录也是合法的，足以证明《还款承诺》是虚假的；二、高鹏无论是否被阎明胁迫，《还款承诺》都不是高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高鹏是为了欺骗妻子周珍萍而出具的《还款承诺》；三、高鹏虽然是一名律师，但在本案中是一名普通的当事人，不应该加重高鹏的责任，应该平等对待。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鹏向阎明返还投资款30万元；2．判令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诉讼费由高鹏、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鹏与周珍萍于2012年3月2日登记结婚。高鹏与阎明于2012年11月27日非婚生育一子阎某（英文名SAMUELSIDUANYAN，美国籍）。2013年10月25日，阎明带着阎某到高鹏的住处，高鹏向阎明出具《还款承诺》，内容为：“鉴于高鹏承诺，闫明投资山西某洗煤厂工程，承诺保本和15%的年利润，现该工程保本无望，高鹏承诺全额返还闫明三十万元款项，每周还壹万元（每周三还），并以自己拥有的×××号丰田车为抵押担保，如违约三次，闫明有权主张该车过户。如高鹏无法还款，律师所—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全额由律所偿还，承担全部责任。”高鹏另在该文件上加盖了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的公章。高鹏的妻子周珍萍当时亦在场。高鹏认可《还款承诺》中记载的“闫明”即指阎明。阎明称其曾用名为“闫明”。周珍萍得知阎明与高鹏的关系后，于2014年2月15日与高鹏一起到阎明的住处索要《还款承诺》，后双方发生争议，周珍萍向西北旺派出所报案，由于归属地原因，该案转至亚运村派出所处理。阎明、高鹏和周珍萍均到亚运村派出所接受询问。2014年2月16日，亚运村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记载：被询问/讯问人闫（阎）明，身份证号×××，笔录内容记载：“问：你让高鹏给你写了一个还款的东西是吗？答：2013年10月份，我要和高鹏把这事解决了，高鹏对我说：先不要公开，让我配合他，上他老婆那演一出戏，也（以）讨要欠款的方式写一个东西，给我的钱作为抚养孩子的费用，后我于2013年10月25日高鹏让我到亚运村安慧里高鹏暂住地，当时高鹏的老婆也在，在高鹏的暂住地写了一份还款承诺”；“问：签这份协议时是你强迫高鹏签的吗？答：不是，当时高鹏和他老婆都在，我抱着10个月大的孩子，不可能强迫他；2013年8月份，因我和高鹏说结婚的事，高鹏和我生气，在高速路上开车，高鹏说要带我和孩子去死，开车撞到指路牌上，后来高鹏就从我那搬走了，后2013年10分（月），我找高鹏想把这事解决了，高鹏让我配合他写了一份还款承诺，后2013年10月26日高鹏又搬到了我的暂住地和我同居”；“问：高鹏写了还款承诺书后，给过你钱吗？答：给过我钱，但不是承诺书的钱，2013年11月份，高鹏给我银行卡内打过3万余元的钱，是给我交房租的钱，我转给房东了，在我生了孩子，高鹏大概给了我有5万元，都是高鹏打到我银行卡内的，作为孩子的抚养费”。2014年2月16日，亚运村派出所询问笔录记载：被询问人高鹏，身份证号×××，笔录内容记载：“问：讲一下具体经过？答：……我和阎明2012年11月份生的儿子。2013年3月份阎明跟我大量的要钱，远远超过抚养费用。2013年10月25日，阎明到我家让我写承诺书，内容是她给我一笔投资款已到期，让我每周还1万元，以我名下的机动车担保，之后我不得以（已）给阎明的工行账号上打了约9到10万元，给没给现金我忘了，我就是不想让我爱人知道这件事，2013年12月份我爱人知道了我和阎明的事很气愤，并于2014年2月15日21时许我和爱人到西北旺阎明的住处去找她，阎明不见也不开门，后我爱人就报警了，后西北旺派出所民警出警了，告知我们来亚运村报警”；“问：你对此事有何想法？答：就是想和阎明好好谈谈，如果就是孩子的抚养问题，想和她和解，否则追究对方法律责任”。2014年2月16日，亚运村派出所询问笔录记载：被询问人周珍萍，身份证号×××，笔录内容记载：“问：什么承诺书？答：说高鹏有投资的生意，是从闫（阎）明那拿的钱去投资，生意亏了，让高鹏赔偿对方三十万元，每星期给闫（阎）明账户还款一万元，后来，我发现我爱人高鹏与闫（阎）明有不正当关系，后高鹏说，这个承诺书是假的，没这么回事，高鹏说闫（阎）明威胁他要公开他们的关系，相要挟，高鹏怕我知道这个事，就给对方写了这个承诺书”；“问：这个承诺书是什么时间写的？答：2013年10月25日，我和高鹏当时暂住在朝阳区亚运村的安慧里小区，当时来了一个女的，我现在知道她叫闫（阎）明，说高鹏欠她钱，高鹏也认可，后来在我们暂住地签了一份承诺书”。2014年6月，阎明以合同纠纷为由将高鹏、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诉至该院，要求高鹏返还投资款30万元，并要求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阎明另以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为由将高鹏诉至该院，要求判令阎某由阎明抚养，并要求高鹏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35年12月31日的抚养费。该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4）西少民初字第205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阎某由阎明抚养；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高鹏一次性给付阎某自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抚养费合计193492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高鹏一次性给付阎某自2017年7月至阎某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合计724500元。后高鹏提出上诉。2017年12月15日，本院作出（2017）京02民终112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周珍萍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将阎明、高鹏诉至该院，要求确认高鹏对阎明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阎明返还夫妻共同财产本金443100元及利息21781．38元。2017年12月4日，该院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481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高鹏对阎明的赠与行为无效，并判令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阎明返还周珍萍钱款324042．84元。后阎明提出上诉。2018年5月31日，本院作出（2018）京02民终5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阎明以高鹏犯重婚罪为由向该院提起控诉，该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西刑初字第52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自诉人阎明对被告人高鹏的起诉。后阎明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6）京02刑终14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阎明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原一审判决支持了阎明的诉讼请求，后高鹏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京02民终30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理由如下：“2017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阎明与高鹏之间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作出（2017）京02民终11208号民事判决，判决阎明与高鹏所生之子由阎明抚养，高鹏一次性给付该子2014年1月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917992元。因阎明曾称还款承诺所涉30万元作为抚养孩子的费用，该还款承诺的真实性质是否与前述案件有关联，一审法院未予查清。故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该案发回重审后，该院经审查发现，阎某在该院另行起诉高鹏，要求高鹏支付自阎某出生之日至2013年12月之前的抚养费。该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京0102民初54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高鹏一次性支付阎某自2012年11月27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抚养费合计58500元。判决作出后，高鹏向本院提出上诉。由于上诉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因此该院作出（2018）京0102民初216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审理本案。2019年1月29日，本院作出（2019）京02民终4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院依法恢复审理本案。关于出具《还款承诺》的原因，高鹏在原一审庭审时称：“跟阎明商量好签一个30万元的欠条，是怕我爱人知道我们两人的关系，当时阎明带着孩子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去的，是阎明逼迫我去的。阎明当天在我家附近打电话跟我说你原来告诉我的地址是假的，我今天要知道你们家的地址，不然我要告诉你爱人。到我家之前，我接阎明上楼时与阎明口头商量，我欠阎明30万元，为了阎明到我家是合理合法的，这个主意是我与阎明一起出的，阎明说写个30万元的欠条，我说就演出戏吧，司机是演孩子的爸爸。”本案审理过程中，阎明称其曾以现金形式向高鹏支付过30万元投资款，高鹏称其没有收到过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阎明以高鹏出具了《还款承诺》为由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但根据亚运村派出所的三份询问笔录，《还款承诺》中的内容实际是在阎明与高鹏因感情以及阎某的抚养问题产生纠纷后，为隐瞒双方的关系，在高鹏的妻子周珍萍面前虚构的，且阎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高鹏支付过30万元投资款，因此对阎明提出的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此外，阎明在接受亚运村派出所询问时主张《还款承诺》中的30万元给其作为抚养孩子的费用，但关于阎某的抚养费问题，该院以及本院的判决已经确认了高鹏应当支付自阎某出生至年满十八周岁的所有抚养费的具体数额，因此《还款承诺》亦不能作为主张阎某的抚养费的依据。综上，对阎明的所有诉讼请求，该院均不予支持。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其缺席庭审的行为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阎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调取的亚运村派出所对阎明、高鹏等所作的笔录上加盖有亚运村派出所的公章，首页首部记载有讯问/询问人、记录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以及被讯问/询问人姓名等身份信息，每页下方均有被讯问/询问人的签字，最后一页除签字外，还有“以上记录，我已看过，和我说的相符”字样和落款日期。二审中，本院一再询问阎明关于《还款承诺》中提到的投资款的具体情况，阎明称其确实向高鹏投资过30万元，但具体情形记不清楚了。本院认为，本案中，阎明依据高鹏出具的《还款承诺》，要求高鹏和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偿还投资款30万元。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加盖有公安机关公章的2014年2月16日的相关笔录，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笔录的真实性，该笔录上阎明未捺印，不足以推翻该笔录的真实性。高鹏和阎明在上述笔录中均认可《还款承诺》中的30万元实际上不是投资款，阎明在本案中仍然主张《还款承诺》中所称投资款真实存在，应当由阎明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阎明不能提交证明投资款真实存在的证据，亦不能证明阎明与高鹏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其依据《还款承诺》要求高鹏返还投资款30万元，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阎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不持异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阎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曹 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爽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