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5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钓鱼台国宾馆），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2号。法定代表人：章均赛，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春，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彬，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118室。法定代表人：陈冠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谷文，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常州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南甸苑25幢-301号。法定代表人：杨斌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威，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钓鱼台国宾馆）（以下简称钓鱼台宾馆）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镇公司）、原审第三人常州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0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钓鱼台宾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春、梁文彬，被上诉人宏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谷文、熊伟，第三人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斌华，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就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钓鱼台宾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春、梁文彬，被上诉人宏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谷文，第三人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斌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钓鱼台宾馆上诉请求：撤销（2018）京0108民初1046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宏镇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宏镇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仅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炮兵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二炮建房办公室）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认定宏镇公司支付的款项系租金预付款，并判令钓鱼台宾馆返还，存在严重错误。1.铭泰公司已书面确认案涉款项系宏镇公司代其垫付的租金。2.二炮建房办公室的负责人张建平是案涉款项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案涉刑事案卷笔录，张建平与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玮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伟俊公司）存在诸多经济纠纷，伟俊公司曾向公安机关报案，认为伟俊公司总经理杨裔森伙同张建平侵占、挪用公司资金，杨裔森也曾表示“被张建平骗了”。《相关情况说明》实质是张建平为摆脱责任以二炮建房办公室的名义出具，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3.二炮建房办公室不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其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不属于公文书证，不具有高于铭泰公司回函的证明效力。4.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二大队于2013年4月11日出具的《呈请立案报告书》载明杨裔森将伟俊公司的2500万元转入宏镇公司，之后转入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账户，用于为铭泰公司支付钓鱼台山庄的房屋租金。该文书属于公文书证，表明公安机关认定案涉款项系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垫付的租金，证明效力高于《相关情况说明》等其他书证。一审法院采信《相关情况说明》作为公文书证，存在严重错误。二、宏镇公司未提某任何证据证明与伟俊公司存在上下级关系，一审法院以伟俊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杨裔森挪用资金为由，认定宏镇公司向钓鱼台宾馆主张权利即发生时效中断，但两者法律关系和主体均不一致，故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宏镇公司起诉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三、根据刑事卷宗记载，伟俊公司在《举报信》中主张案涉资金是杨裔森私自为铭泰公司偿还的经营性房产租金，与本案中的主张不一致。另，本案中，宏镇公司称与铭泰公司没有任何接触，但伟俊公司法定代表人曲词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铭泰公司答应将钓鱼台宾馆相关土地的承租权转让给伟俊公司，上述陈述存在根本性矛盾。四、宏镇公司未提某证据证明与钓鱼台宾馆磋商，以及钓鱼台宾馆存在恶意隐瞒、虚假陈述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故本案不存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五、宏镇公司的不作为将导致钓鱼台宾馆丧失向铭泰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其支付合同价款的可能。六、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问题。1.宏镇公司已经以不当得利起诉过钓鱼台宾馆，但没有获得支持，现宏镇公司以合同纠纷再次起诉钓鱼台宾馆，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2.一审法院曾变更审判员，存在问题。宏镇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铭泰公司述称，2011年，铭泰公司与钓鱼台宾馆和北京万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市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签订后，杨裔森找到了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斌华，希望与铭泰公司合作经营钓鱼台山庄，或者将钓鱼台山庄转让给杨裔森经营，铭泰公司要求支付转让费2.5亿元，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铭泰公司要求杨裔森先行支付2100万元左右，作为铭泰公司向钓鱼台宾馆支付的租金，该部分租金也是万市公司遗留的债务。杨裔森是张建平介绍给铭泰公司的，但在杨裔森付款之后，铭泰公司就联系不上杨裔森，故对于上述资金一直没有作处理。宏镇公司法务部的人员曾经找过铭泰公司，铭泰公司向宏镇公司陈述与上述内容一致。宏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钓鱼台宾馆立即向宏镇公司返还2177.56万元；2.钓鱼台宾馆赔偿宏镇公司经济损失合计5140184.96元（以2177.5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1年1月6日计算至2015年9月6日）；3.钓鱼台宾馆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6日，钓鱼台宾馆（甲方）与万市公司（乙方）、铭泰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全部内容如下：鉴于1.2003年12月30日，甲乙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号“钓鱼台山庄”（包括36栋楼座及1栋办公楼）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20年，自2004年1月1日起计算。2.2009年8月21日，甲乙双方在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2009）京仲调字第0169号调解书约定将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1项“每逾期一日，按未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一来计算违约金”变更为“每逾期一日，按未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八来计算违约金”。3.现甲方同意，乙方将其在租赁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丙方愿意接替乙方成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现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租赁合同承租方由乙方变更为丙方及权利义务转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自2011年1月1日起，丙方代替乙方成为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行使租赁合同中承租方的全部权利，承担租赁合同中承租方的全部义务。第二条自2011年1月1日起，乙方即不再是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乙方仅就2011年1月1日之前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向甲方承担相关责任。第三条丙方确认本协议中的租赁合同包括《房屋租赁合同》、（2009）京仲调字第0169号调解书关于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1项“每逾期一日，按未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一来计算违约金”变更为“每逾期一日，按未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八来计算违约金”的修改，及甲乙双方此前签订的《钓鱼台山庄安全防火补充责任书》等相关文件。第四条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六份，三方各执二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宏镇公司分别于2011年1月6日分两笔向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汇款1000万元、1177.56万元。2012年12月18日，宏镇公司向钓鱼台宾馆及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发送《关于返还汇款的函》，要求钓鱼台宾馆返还2177.56万元。2013年1月5日，钓鱼台宾馆向铭泰公司发送《关于要求对宏镇公司来函回复的函》，内容如下：“我局于2012年12月31日收到宏镇公司发出的《关于返还汇款的函》，现将函件复印件转交贵公司，请贵公司在七日内给予书面回复和解释。”2013年1月7日，铭泰公司向钓鱼台宾馆发送了《回复函》，内容如下：“贵局于2013年1月5日出具的《关于要求对宏镇公司来函回复的函》我司已经收悉。现根据贵局的要求，对相关事宜作出回复如下：2011年1月，根据我司与贵局之间的协议约定，我司成为了钓鱼台山庄承租人。因签约时已是农历年关，经有关人士从中协调，由宏镇公司为我司先行向贵局无偿垫付了该笔2177.56万元租金。现宏镇公司要求贵局返还其垫付的资金，我司认为：该笔资金系宏镇公司为我司无偿垫付，但尚未向宏镇公司归还，我司同意向宏镇公司归还上述款项。但由于事发突然，近期我司资金安排已经完毕，年底资金又尚未回笼，需要一定的筹集资金时间。我司预计可在2013年3月底前将资金到位。关于该笔资金的归还方式，可由我司直接归还宏镇公司，也可由我司付至贵局，再由贵局转退宏镇公司。请贵局能联系宏镇公司，并烦贵局牵头，由我司与宏镇公司直接协商相关事宜，以利事件妥善解决。”2013年4月1日，伟俊公司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杨裔森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其中报案款项中包括本案款项。2013年12月13日，杨裔森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批准于2014年1月1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于2014年5月22日将案件移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5日提起公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杨裔森犯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4）朝刑初字第3375号刑事判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2016）京03刑终108号刑事裁定书，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经重新审理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2016）京0105刑初1064号刑事判决，杨裔森不服提出上诉，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杨裔森有期徒刑七年。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金额中不包含本案涉案款项。诉讼中，宏镇公司亦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杨裔森的犯罪行为提起公诉时没有包含涉案款项。2013年7月1日，二炮建房办公室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具办﹝2013﹞17号《相关情况说明》，内容如下：“现就所列提纲中涉及的问题做一个整体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炮兵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我办公室）成立的目的是解决领导干部住房建设问题。我办公室自2009年成立以来，先后与包括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内的多个合作方洽谈了海淀区五路居、万寿塔、玉渊潭公园东湖北侧地块、海淀区砂石厂路××号、钓鱼台山庄、顺义项目等项目，具体情况如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炮兵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经空军党委和第二炮兵党委批准成立，机构成立时间为2009年2月16日，主要负责领导干部住房建设，张建平同志为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办公室日常工作。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关干部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总后勤部机关干部住房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炮兵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解放军空军第二炮兵领导干部建房。三、海淀区五路居、万寿塔项目用地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关干部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因项目一直未启动，故空军、第二炮兵和总后协商想将项目由空军、第二炮兵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启动，在此情况下，总后勤部为解决首长住房也加入该领导小组。由空军第二炮兵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和多个投资方谈判五路居、万寿塔项目的合作，过程中也与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过谈判，但未签订协议。玉渊潭公园东湖北侧地块也和多家投资方谈判过，其中，和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口头谈过一次，后就该项目未与其进行接触。我办公室从未委托其他公司进行前期项目规划，也没有公司为上述项目进行过前期投入。四、北京金世恒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喜进与我办公室进行过接触，并将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介绍给我办公室洽谈合作海淀区砂石厂路××号项目。北京惠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兴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与我办公室有任何业务往来。五、孙喜进、曾晓明与我办公室进行过接触，齐喆、于雪风两人我办公室未接触过。六、除海淀区砂石厂路18号项目外，我办公室与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正式合作开发过其他项目，海淀区砂石厂路××号项目的合作经过如下：2009年初，经北京金世恒通投资公司负责人孙喜进、曾晓明介绍，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意向与我办公室合作建房，经与该公司负责人杨裔森等人洽谈，双方达成合作意愿，并于2009年9月23日由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局）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房地产管理局支付征地费用共贰亿贰仟伍佰万元，具体支付时间数额如下：1.2009年9月23日支付贰仟伍佰万元；2.2009年12月8日支付贰亿元整。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10年2月3日起，以公司周转资金不足为由要求房地产管理局退还已支付的征地费用，房地产管理局经研究同意退款。并于2010年2月3日起分四次退还该公司贰亿贰仟万元整，具体退款时间及金额如下：1.2010年2月3日退还贰仟万元整；2.2011年8月25日退还陆仟万元整；3.2011年8月25日退还陆仟万元整；2011年8月29日退还捌仟万元整因。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直未与二炮房地产管理局签署解除协议书，因此按照房地产管理局将在解除协议签署完成后，将剩余的伍佰万元退回（相关合同、收款、退款凭证复印件附后）。七、2010年我办公室与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协商拟对钓鱼台山庄进行合作建设，因钓鱼台山庄已整体租赁给北京市万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协商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要求由一家新公司重新租赁后再进行合作，在此情况下，伟俊房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裔森主动要求合作，在几方都未签定协议的情况下，伟俊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了确保该项目的合作权，希望预付钓鱼台宾馆管理局租金，我办公室和钓鱼台宾馆管理局联系后，管理局将账户和金额提某给办公室后转告杨裔森，杨裔森主动将贰仟壹佰柒拾万元租金支付给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后因该公司自身原因和该公司的合作未能进行，该笔资金一直在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至今未动。后该项目由常州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钓鱼台及万市房地产达成转租协议，具体签约时间不详。且我办公室已于2011年3月和常州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建设钓鱼台山庄的协议。八、关于顺义项目，我办公室经首长批复同意与北京伟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合作或收购，因土地性质为绿地，首长批示先行由我办公室进行土地性质变更，变更完成后再签约，我办公室已将相关变更手续呈报有关部门审批，但得知公安机关调查北京伟俊房地产有限公司后，为了避免我方损失，我办公室遂停止办理了该项目的审批手续，且我办公室从未为此项目支付过款项。”2015年9月1日，宏镇公司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钓鱼台宾馆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177.56万元及损失。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3568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宏镇公司的起诉。后，宏镇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京01民终字343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据宏镇公司的申请调取了（2015）海民初字第35684号案卷卷宗材料，其中包含了该案中法院调取的杨裔森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其中在2012年12月31日的询问笔录中，林清渠称其是伟俊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总负责人，杨裔森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伟俊公司的下属公司宏镇公司打给钓鱼台国宾馆前门管理处2000万元，后来经公司核实，伟俊公司和钓鱼台国宾馆前门管理处一点业务关系都没有，是杨裔森用伟俊公司的钱替自己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在办事。在2013年4月3日的询问笔录中，伟俊公司总经理曲词在公安机关陈述称：“2011年1月6日，杨裔森先是将2500万元从伟俊地产的账户转到宏镇地产的账户。然后2011年1月7日分两笔，一笔是1000万元，一笔是1177.56万元，通过网银转账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的账户。……杨裔森解释说，钓鱼台国宾馆在玉渊潭公园的西北角有块地可以用来出租经营，我们为了把这个项目占上就先付了款。这块地的原来承租权归铭泰公司，他们答应可以把这个承租权转让给我们。杨裔森说是和江苏铭泰的一个姓张的老总谈的，这个项目是口头约定，也没有实际的合同。”2014年10月15日，杨裔森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2010年12月24日，张建平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在玉龙酒店我见到了张建平、曾晓明、孙喜进、孙喜进的老公、魏志刚（中海信托的负责人），张建平跟我说钓鱼岛山庄有一个叫万泰公司的承租方欠租了，他们想把万泰公司踢出局，让我们公司把钓鱼台山庄的承租权从万泰公司转过来，张建平负责跑手续，作为我们公司和外交部的联合开发。要是我们愿意做这件事就要先支付给钓鱼台管理局两年的租金2200多万，问我们公司做不做，我说我定不了，我得跟林清渠汇报一下，我从酒店出来就跟林清渠打了电话，林清渠当时说这是好事，这个项目肯定能赚钱。我当时还跟林清渠说砂石厂的项目一年了都没有消息，这个项目还要不要做，林清渠说这个项目很好，而且只需要2000多万就能做，所以他坚持要做。元旦之后，张建平给我打电话问我做不做，我说林清渠想做，张建平说现在想做的人很多，要先把钱付到钓鱼台管理局，我发短信请示了林清渠，林清渠给我回电话说没问题，我就给宏镇公司的财务打电话把钱汇到钓鱼台管理局的账户，我当时还咨询了财务，财务跟我说对方是国家机关，没有风险，我还问过张建平如果这个项目我们要是不做了，这个钱能不能退，张建平说随时退。2011年1月20多号，这笔钱就汇到了钓鱼台管理局的账户，我就让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周静和法务人员朱丽找张建平谈合同，她们去了两次都没见到张建平，我给张建平打电话，张建平发了一个合同过来，律师看了说没办法保证利益，我就让律师修改了一下发给了张建平，张建平说这样没法签，后来这件事拖到了2011年2月份，我跟张建平说这个项目我们不做了，让他把钱退回来，张建平说没问题，但钱一直没退回来。”宏镇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了铭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无法向其有效送达,后一审法院依法通过公告的方式向铭泰公司进行了送达。宏镇公司在诉讼中主张钓鱼台宾馆违反了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宏镇公司的巨额资金长期被占用，造成宏镇公司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全额返还资金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二点：第一、宏镇公司支付给钓鱼台宾馆2177.56万元的款项性质，宏镇公司为获取与钓鱼台宾馆合作开发钓鱼台山庄的机会预付的租金亦或是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向钓鱼台宾馆支付的租金；第二、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双方各自就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具体梳理如下：钓鱼台宾馆主张款项为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支付的租金，主要证据为其与铭泰公司的往来函件，铭泰公司的回复函称涉案款项系宏镇公司为铭泰公司无偿垫付的租金，但其未向宏镇公司归还，其同意向宏镇公司归还涉案款项。宏镇公司证明涉案款项系为获取与钓鱼台宾馆合作开发钓鱼台山庄的机会预付的租金，关键证据为银行转账凭据、二炮建房办公室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具的办﹝2013﹞17号《相关情况说明》、杨裔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中二炮建房办公室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具的办﹝2013﹞17号《相关情况说明》第七条写明，2010年其办公室与钓鱼台宾馆协商拟对钓鱼台山庄进行合作建设，因钓鱼台山庄已整体租赁给万市公司，经协商钓鱼台宾馆要求由一家新公司重新租赁后再进行合作，在此情况下，伟俊公司负责人杨裔森主动要求合作，在几方都未签定协议的情况下，伟俊公司为了确保该项目的合作权，希望预付钓鱼台宾馆租金，二炮建房办公室和钓鱼台宾馆联系后，将账户和金额提某给二炮建房办公室后转告杨裔森，杨裔森主动将2170万元租金支付给钓鱼台宾馆。后因该公司自身原因和该公司的合作未能进行，该笔资金一直在钓鱼台宾馆，至今未动。后该项目由铭泰公司与钓鱼台宾馆及万市公司达成转租协议，具体签约时间不详。且二炮建房办公室已于2011年3月和铭泰公司签订了合作建设钓鱼台山庄的协议。另，《相关情况说明》对事实经过的描述与杨裔森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的陈述情况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某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某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4）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5）证人提某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双方对争议事实的举证情况即符合前述法律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追加了铭泰公司为第三人，但铭泰公司并未到庭参加诉讼协助一审法院查清本案争议事实。故依照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二炮建房办公室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具的办﹝2013﹞17号《相关情况说明》的证明力应大于钓鱼台宾馆与铭泰公司的往来函件的证明力。综上，根据民事证据印证规则与优势盖然性规则，应认定宏镇公司的主张成立，即宏镇公司向钓鱼台宾馆支付的涉案款项为宏镇公司为获取与钓鱼台宾馆合作开发钓鱼台山庄的机会而预付的租金。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本案涉案款项，伟俊公司在2013年4月1日以杨裔森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宏镇公司为伟俊公司的下级公司，涉案款项系由伟俊公司转至宏镇公司，故其报案行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导致本案涉案款项的诉讼时效中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5日提起公诉，提起公诉的金额中并不包含涉案款项。宏镇公司于2015年9月1日，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钓鱼台宾馆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177.56万元及损失。该起诉行为亦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就该案作出（2017）京01民终字3430号民事裁定书。宏镇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故根据前述时间脉络和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计算，宏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钓鱼台宾馆的相应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二炮建房办公室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具的办﹝2013﹞17号《相关情况说明》陈述的事情经过：宏镇公司向钓鱼台宾馆预付了租金，但实际并未获得钓鱼台山庄的承租权，后该项目由铭泰公司与钓鱼台宾馆及万市公司达成转租协议，即钓鱼台宾馆实际将钓鱼台山庄出租给了铭泰公司，并未与宏镇公司签署合同。二炮建房办公室亦称已于2011年3月和铭泰公司签订了合作建设钓鱼台山庄的协议。钓鱼台宾馆收取了宏镇公司为获取合作交易机会而预付的租金，但最终并未与宏镇公司签署合同，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缔约过失责任。宏镇公司在本案中要求钓鱼台宾馆返还支付的款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宏镇公司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宏镇公司分别于2011年1月6日向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汇款2177.56万元。钓鱼台宾馆最终未与宏镇公司签署合同，但未向宏镇公司返还资金，必然给宏镇公司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宏镇公司有权主张钓鱼台宾馆支付收到款项之日起的利息，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铭泰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庭审抗辩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断，一审法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钓鱼台宾馆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宏镇公司支付2177.56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177.56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6日至2015年9月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审理期间，钓鱼台宾馆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呈请立案报告书》形成过程、作出依据，以及二炮建房办公室出具《相关情况说明》的经过。本院根据钓鱼台宾馆上述申请，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针对杨裔森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进行侦查的刑事卷宗复印件。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卷宗资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案审理期间，钓鱼台宾馆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军事法院调查二炮建房办公室是否存在，以及该机构的性质，是否可以参与地方经营活动，该机构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是否真实合法。本院根据钓鱼台宾馆的申请以及提某的联系方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军事法院发出协助调查函，截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本院尚未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军事法院的书面回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军事法院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本院提某了张建平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本院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军事法院提某的信息向张建平邮寄送达证人出庭通知书，但张建平未在本院指定时间、地点到庭接受询问。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上述调查过程及调查内容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1.2013年4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铭泰公司负责钓鱼台山庄经营管理事项的陈良涛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问：“你们公司和宏镇公司或者伟俊公司有业务往来吗？”答：“没有，当时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问我们租金的情况的时候，我才头一次听说宏镇公司，我问了下我们公司的纪建兴他说也不知道这家公司，也从来和他们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问：“讲一下2011年1月6日，你们公司给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支付两笔租金合计2177.56万元，这两笔资金是从宏镇公司的账户直接支付的，这是怎么回事？”答：“这个我不清楚，我问了下公司以前负责钓鱼台山庄管理的经理纪建兴，他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是我们公司承认这是替我们公司支付租金，我们公司也承诺还这笔钱。”问：“你们给钓鱼台宾馆管理局的复函中提到，这笔资金是经有关人士从中协调，由宏镇公司为我司先行向贵局无偿垫付，请问有关人士是谁？”答：“不知道，这件事我根本不清楚。钓鱼台宾馆管理局是联系的江苏总公司那边，然后公司的周律师给钓鱼台宾馆管理局复函。这个事情不是我经手的。”2.2013年5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铭泰公司负责钓鱼台山庄经营管理事项的纪建兴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问：“宏镇公司在2011年1月6日支付给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2177.56万元是怎么回事？”答：“方维光（也可能是张建平）要求我们公司在签署协议前，要将2100万元是先打进钓鱼台的账户。”问：“这2100万元是怎么回事？”答：“这些钱中有700万元是万市公司所拖欠钓鱼台管理局在2010年下半年的租金，有1400万元为我公司应支付的钓鱼台山庄2011年全年的租金，按照转让协议，这些钱均由我公司支付。”问：“这些钱支付了吗？”答：“我在张建平的办公室对张建平说，能不能给钓鱼台方面打个招呼，晚一点支付，因为我们公司当时也不想一次性支付这些钱，当时张建平含含糊糊的说，看看吧，当时我认为张建平已经答应了。又过了几天，我给方维光打电话说，钱的事我们会落实的，钱肯定没问题的，让他放心。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交这笔钱，但不知道为什么方维光之后再也没有和我们公司要过这笔钱，就顺利的和我们签了三方协议。”问：“宏镇公司支付2177.56万元，是怎么回事？”答：“我不知道。直到去年上半年，宏镇公司向钓鱼台宾馆管理局要钱，方维光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要把钱要回去，我说没有啊，方维光说宏镇公司不是你们的公司吗？我说不是。后来没过多久，宏镇公司打电话给我们财务，要求我们的会计到他们公司对账，那时候，我才知道宏镇公司替我们垫付了钱。”问：“关于这件事，你与张建平联系过吗？”答：“宏镇来要钱后，我找到张建平后，问宏镇公司垫付的钱是你给协调的吗？张建平说没有。”问：“你公司在给外交部钓鱼台回复函时，为什么写经有关人士从中协调，由宏镇公司为我司先行向贵局无偿垫付了该笔2177.56万元租金？”答：“我们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只能这样写了，主要是为了表示我们认账。”问：“你认识宏镇公司吗？”答：“从来都不认识。”问：“你认识杨裔森吗？”答：“我认识。他在中国医药××投资公司任常务副总。”问：“你与他如何认识？”答：“去年6、7月份，张建平带着杨裔森到钓鱼台山庄谈过转让承租权的事，当时在场的有我、张建平、杨裔森，我们是那时认识的，转让的事至今也未谈成。”3.2013年5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斌华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问：“2011年1月6日，宏镇公司向钓鱼台国宾馆前门宾馆处支付了2177.56万元，这笔钱是怎么回事？”答：“这笔钱我不知道，直到2013年1月5日，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给我们发函，我们才知道宏镇公司替我们交了这笔钱，这笔钱按照我们公司与万市公司的协议，应该由我们公司支付给钓鱼台方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宏镇公司会出钱。”问：“你公司与宏镇公司有业务往来。”答：“从来没有业务往来，也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问：“你认识杨裔森吗？”答：“不认识。”问：“宏镇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这笔钱？”答：“我也不知道，具体要问纪建兴。”问：“你公司是否按照转让协议支付此笔款项给钓鱼台方面。”答：“这笔钱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万市公司所欠钓鱼台在2010年下半年的租金700万元，一部分是我公司应缴纳给钓鱼台2011年全年租金1400万元，这些钱应由我公司支付，但我们一直没有支付给钓鱼台。”问：“为什么不按协议支付？”答：“由于钓鱼台山庄的内部纠纷一直没有处理清楚，我们想缓交这笔钱，等纠纷解决了，我再交，这样可以给钓鱼台方面施加压力。”另，本院2019年7月5日庭审笔录记载，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斌华代表铭泰公司陈述，1.不同意偿还2177.56万元款项，理由是杨裔森没有来找铭泰公司；杨裔森与铭泰公司合作或者受让钓鱼台山庄的承租权都可以，但最后没有定下来；2.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没有找过铭泰公司。庭审结束后，铭泰公司向本院邮寄《书面补充意见》，称阅读庭审笔录后，发现也许是因为杨斌华口音问题，意见在笔录中记录不全，补充意见1.张建平介绍杨裔森与铭泰公司协商转让钓鱼台山庄承租权，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同意以2.5亿元转让承租权，因铭泰公司资金暂时困难，提出杨裔森先帮铭泰公司垫付给钓鱼台宾馆2177.56万元租金，以表诚意。杨裔森同意，之后安排宏镇公司付款；2.因与杨裔森谈妥2.5亿元转让，铭泰公司提前支付给万市公司1.3亿元转让费，后杨裔森失去联系，2.5亿元没有履行，给铭泰公司造成很大的资金压力，杨裔森对铭泰公司违约；3.杨裔森公司人员曾到铭泰公司要求还款，铭泰公司表示还款可以，但需要说明违约责任；4.2100万元是宏镇公司为铭泰公司垫付，铭泰公司同意归还此笔款项，不会推卸责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宏镇公司于2011年1月6日向钓鱼台宾馆汇款合计2177.56万元，各方当事人对于汇款事实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述款项性质的认定问题。各方对此陈述均不一致，宏镇公司主张上述款项是欲与钓鱼台宾馆合作而预付给钓鱼台宾馆的租金，钓鱼台宾馆主张上述款项是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垫付的租金，铭泰公司则主张上述款项是杨裔森欲与其合作开发或者受让钓鱼台山庄承租权为表诚意而无偿垫付的租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某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某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结合案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宏镇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理由如下：其一，在杨裔森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的刑事卷宗中，二炮建房办公室向北京市公安局盖章出具《相关情况说明》，称案涉款项系杨裔森为确保钓鱼台山庄项目合作权，预付给钓鱼台宾馆的租金。杨裔森在接受讯问时，亦陈述为取得钓鱼台山庄承租权，通过宏镇公司将案涉资金汇入钓鱼台宾馆账户，与外交部联合开发，并就此向公司负责人林清渠请示，公司财务曾向杨裔森表示对方是国家机关，汇款没有风险。在宏镇公司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钓鱼台宾馆返还2177.56万元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35684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作出（2017）京01民终3430号民事裁定书，均认为宏镇公司支付2177.56万元是为了承租钓鱼台宾馆房屋。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案涉款项系宏镇公司为取得钓鱼台山庄承租权向钓鱼台宾馆支付的租金。其二，钓鱼台宾馆主张上述款项是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垫付的租金，铭泰公司主张上述款项是杨裔森欲与其合作开发或者受让钓鱼台山庄承租权为表诚意而垫付的租金。本院认为钓鱼台宾馆、铭泰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钓鱼台宾馆、铭泰公司除了两方相互之间的函件往来和自述，未能提某任何证据证明与宏镇公司存在代垫资金或者合作、转让关系的协议、文件等。其次，在公安机关对铭泰公司纪建兴、杨斌华、陈良涛的询问笔录中，上述三人陈述铭泰公司与宏镇公司无业务往来，不清楚宏镇公司支付2177.56万元原因，亦无法解释向钓鱼台宾馆的回函中关于“经有关人士从中协调，由宏镇公司为我司先行向贵局无偿垫付了该笔2177.56万元”的具体内容。故本院无法依据铭泰公司事后同意偿还该笔款项即认定2177.56万元系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支付租金的事实。再次，在本案审理期间，杨斌华否认接受过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询问，并称杨裔森与其协商，希望与铭泰公司合作经营钓鱼台山庄，或者将钓鱼台山庄转让给杨裔森经营，但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杨斌华称不认识杨裔森，其陈述相互矛盾。最后，铭泰公司在本院庭审期间称不同意向宏镇公司返还2177.56万元，庭审结束后，铭泰公司又向本院递交书面补充意见，称因杨斌华口音问题，庭审笔录记录不全，其同意归还款项，并称是杨裔森与铭泰公司协商转让承租权，杨裔森同意垫付租金2177.56万元，陈述反复且相互矛盾。鉴于上述情形，本院无法采信铭泰公司的陈述内容，亦无法认定2177.56万元系杨裔森欲从铭泰公司取得钓鱼台山庄承租权，或者与铭泰公司合作经营钓鱼台山庄而支付的租金。综合上述情形，宏镇公司提某的证据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确认待证事实存在；钓鱼台宾馆、铭泰公司提某的证据不足以导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钓鱼台宾馆上诉认为，二炮建房办公室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不属于公文书证，且二炮建房办公室未派人出庭陈述，其说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二大队《呈请立案报告书》应属于公文书证，故应采信《呈请立案报告书》关于案涉资金系垫付租金的表述。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来源于刑事卷宗，系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并非针对本案出具。其中，《相关情况说明》系二炮建房办公室依据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通过总政保卫部刑侦局发出协助调查函的内容向公安机关出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一审法院未通知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将该《相关情况说明》作为证据采信，系采信刑事卷宗中已经形成的证据，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呈请立案报告书》系公安机关根据当事人举报情况，决定就相关行为进行立案侦查的内部文书，陈述的是公安机关立案阶段对案件审查的情况，不属于对外出具的公文书证，亦不是对相关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认定的法律文书，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案件性质的依据。此外，《呈请立案报告书》形成时间为2013年4月11日，公安机关对钓鱼台宾馆负责人方维光，铭泰公司纪建兴、杨斌华、陈良涛以及针对案涉款项对杨裔森进行询问的时间均在上述报告书出具之后，表明上述报告书载明的事实并非公安机关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后确认的事实。故钓鱼台宾馆主张依据《呈请立案报告书》作为认定案涉款项性质的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需要说明的是，本院并非仅依据《相关情况说明》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而是结合其他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进行综合判断及认定。钓鱼台宾馆上诉主张，宏镇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伟俊公司与宏镇公司系上下级公司，以伟俊公司报案认定宏镇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1.在伟俊公司举报杨裔森职务侵占一案的刑事卷宗中，有伟俊公司与宏镇公司出具的两公司系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情况说明，在公安机关针对伟俊公司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中，亦陈述伟俊公司、宏镇公司系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实际控制人均为林清渠，钓鱼台宾馆虽否认上述事实，但未提某相反证据；2.伟俊公司在针对杨裔森涉嫌职务侵占的报案材料中，将本案诉争款项一并主张，宏镇公司配合出具相关汇款记录，表明宏镇公司认可伟俊公司主张权利，亦可佐证两公司存在密切关联关系的事实；3.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杨裔森陈述是其通知宏镇公司财务将案涉款项付至钓鱼台宾馆账户，并未否认该笔资金与伟俊公司举报内容的关联性，进一步佐证伟俊公司、宏镇公司均针对案涉资金通过刑事报案进行追索的事实；4.宏镇公司于2012年12月向钓鱼台宾馆发函要求返还款项，在被钓鱼台宾馆拒绝后即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刑事追索，后因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5日对杨裔森提起公诉，未将案涉款项列为公诉范围，宏镇公司作为付款人于2015年9月1日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起诉钓鱼台宾馆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177.56万元并赔偿损失，2017年5月4日被本院终审驳回起诉后，宏镇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表明宏镇公司就诉争款项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宏镇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对钓鱼台宾馆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钓鱼台宾馆上诉主张，宏镇公司在报案材料中称诉争款项系杨裔森私自为铭泰公司垫付的租金，后又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诉争款项系受让铭泰公司承租权，本案中又主张与铭泰公司没有任何接触，主张前后矛盾。对此宏镇公司解释称，公司于2012年12月向钓鱼台宾馆发函要求返还2177.56万元，钓鱼台宾馆回复称该笔资金系宏镇公司代铭泰公司垫付的租金，宏镇公司根据钓鱼台宾馆的回复认为系杨裔森私自挪用资金，故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主张杨裔森私自为铭泰公司垫付租金；后经向杨裔森核实，是杨裔森称与万泰公司协商取得钓鱼台山庄承租权，故认为本案杨裔森是与铭泰公司协商承租权。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宏镇公司并未就案涉款项与钓鱼台宾馆或者铭泰公司等其他主体达成合意并签署协议，其关于款项性质的陈述系来自于与钓鱼台宾馆的沟通情况、杨裔森的转述，刑事案件审查结果，以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5684号民事裁定书、本院（2017）京01民终3430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故不宜因宏镇公司根据其向相关主体了解的案情、在刑事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另案人民法院对案件性质的认定结论而作出的陈述，视为宏镇公司的自认，并据此认定宏镇公司陈述前后矛盾。在宏镇公司陈述内容及其上述辩解，与刑事卷宗中举报材料和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本院采信宏镇公司关于系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对诉争款项了解后作出的陈述，不属于虚假陈述和矛盾陈述的主张。本院亦无法据此认定宏镇公司认可向钓鱼台宾馆支付的款项系代铭泰公司垫付租金。关于钓鱼台宾馆是否应向宏镇公司返还案涉款项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刑事卷宗记载和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生效裁定书的认定，案涉2177.56万元系杨裔森代表宏镇公司，为取得钓鱼台山庄的承租经营权支付的款项，现钓鱼台宾馆未与宏镇公司签署合同，宏镇公司亦未取得承租权，宏镇公司要求钓鱼台宾馆返还该笔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钓鱼台公司收到款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2177.56万元系宏镇公司支付，在未与宏镇公司核实，亦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铭泰公司的单方陈述即认定全部款项系宏镇公司垫付资金，缺乏必要的谨慎，具有一定的过错。此后，宏镇公司于2012年12月即向钓鱼台宾馆提出异议并发函要求返还资金，公安机关亦于2013年4月向钓鱼台宾馆负责人方维光核实案涉资金情况，但钓鱼台宾馆仍仅依据铭泰公司陈述确认资金性质，未就其上述疏漏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继续与铭泰公司履行租赁合同至2015年7月，在客观上造成宏镇公司的损失被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针对诉争款项，宏镇公司与铭泰公司无任何协议，刑事立案后，铭泰公司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询问中亦否认与宏镇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相关人员均称不清楚宏镇公司为何支付2177.56万元，甚至对铭泰公司盖章出具的函件中“经有关人士从中协调，由宏镇公司为我司先行向贵局无偿垫付了该笔2177.56万元”的具体内容都未能向公安机关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于案涉款项亦未在杨裔森涉嫌职务侵占案件中予以处理和认定，在此情况下，宏镇公司基于付款事实向钓鱼台宾馆主张民事权利，是其仅有的追索路径。宏镇公司通过刑事报案、起诉钓鱼台宾馆不当得利以及本案诉讼向钓鱼台宾馆主张权利，历时将近7年，并无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钓鱼台宾馆存在缔约过失，应赔偿宏镇公司利息损失，并无不当。钓鱼台宾馆认为系宏镇公司主动付款导致其合同权利丧失，无法向铭泰公司主张权利，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钓鱼台宾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378元，由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钓鱼台国宾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