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17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惠玲（ＩｍｅｌｄａＭｅｒｉｄｏｒｅｓＵｎｇ）,女，1969年12月29日出生，菲律宾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坤，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梅，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芳泽（ＭｅｒｉｄｏｒｅｓＡｎｔｏｎｉｏ），男，1931年8月11日出生，菲律宾籍，现住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勇，福建华达（石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惠玲（ImeldaMeridoresUng）因与被申请人王芳泽(AntonioMeridores)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2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惠玲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为六件系列案件之一，与王俊英六件系列案件不同，但一、二审法院为确保其判决一致性，按照王俊英系列案件的审判思路审理本案，导致作出错误判决。王俊英系列案件中，一、二审法院都忽略了王芳泽作为非产权登记人，对其主张是讼争房产出资人的举证责任未进行审理和论证，本案与王俊英系列案件虽有相似性，但有根本性差别，而本案二审判决却直接认为“结合王芳泽之前在厦门所购房产权属登记的做法（指王俊英系列案），应视为王芳泽将讼争房屋赠予王惠玲”，是错误的。二、一审送达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性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张玉凤并非一审诉讼代理人，但一审法院却将其认定为诉讼代理人，还对其进行公告送达。且二审法院将张玉凤认定为“代收人”也是不妥的。一审法院未经外交途径送达，直接公告送达，属于程序违法。三、案涉房产并非王芳泽出资所购买，而是王氏家族财产的再投资和分配，王芳泽仅为家族购房代理人，对案涉房产并无所有权，因此，本案不存在赠与关系。四、假设本案存在赠与，赠与的标的应是购房款而非讼争房产，王芳泽的诉求有误，应予驳回。五、即使双方存在赠与关系，且讼争房产为赠与标的，但也属于王芳泽与张丽鸿对王惠玲的共同赠与，王芳泽无法单方撤销共同赠与的所有财产。 王芳泽答辩称：一、一审送达程序合法。王惠玲于2016年8月15日公证委托张玉凤作为代理人，公证委托书上记录的委托权限为全权授权，明确了张玉凤有权作为王惠玲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一审、二审全部程序，一审向张玉凤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程序合法。二、王惠玲主张案涉房产并非王芳泽出资购买而是王氏家族财产的再投资和分配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根据（2014）厦民终字第2902号等六个案件的生效判决查明情况，本案讼争房产是王芳泽委托张昭岚代为向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所得，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芳泽还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一》，从最先的购买意向洽谈到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缴纳房产交易税费、房地产公司出具统一票据等一系列行为可以充分证明王芳泽支付了案涉购房款的事实。三、案涉房产系王芳泽对王惠玲的赠与，王惠玲主张不存在赠与关系，该主张不应予以采信。王芳泽于配偶死亡后取得讼争房产所有权证书，并将该房产赠与给王惠玲，故该房产属于王芳泽个人对王惠玲的赠与。四、王惠玲存在严重侵害王芳泽的情况，二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认定本案符合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的情形，该判决应予维持。 在复查阶段，王惠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公证书》，拟证明：案涉房产自始由王惠玲自己委托张昭岚办理购房相关事宜、代为管理、维护并出租案涉房产，即王芳泽所称案涉房产自始由其管理是谎言，原一审、二审法院对此事的认定是错误认定。 证据2：经使馆认证的由市长办公室签发的2018年营业许可证(编号S.N.17A-0787377)，拟证明：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律宾国际公司）2018年董事长是王俊英，并非王芳泽。 证据3：菲律宾国际公司2018年GIS表，拟证明：菲律宾国际公司2018年的股东7人，王君丽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股东；董事会成员5人，为：王俊英、王希贤、王惠玲、王希文、林玉燕，其中王惠玲是公司秘书。 证据4：菲律宾国际公司最新营业执照的认证(编号S.N.17A-0957745) 证据5：证明的认证(编号S.N.17A-0957744)。 证据4和证据5拟证明菲律宾国际公司董事长是王俊英，不是王芳泽。 证据6：王芳泽在菲律宾相关诉讼中的口供(2018年10月16日)及认证(编号S.N.18A-0058221)，拟证明：1、王芳泽一直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将所有家族企业视为个人财产，实际上王芳泽仅持有家族企业母公司菲律宾国际公司的50％的股权；2、王芳泽未经董事会授权，伪造董事会决议，私自出售上海丰泽公司，侵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其他股东利益，造成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资产流失，王俊英等其他股东的诉讼和指控是基于其不当行为在先的合法法律救济。 证据7：王芳泽在菲律宾相关诉讼中的口供(2018年10月16日)及认证(编号S.N.17A-0957747)，拟证明：王芳泽在菲律宾的诉讼中否认王俊英是其儿子，而在中国大陆的诉讼中，为了达到“撤销赠与”的目的，王俊英又“变成”其儿子，即王芳泽为达到诉讼目的连亲生儿子都可以否认，毫无诚信可言。 证据8：王俊雄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的口供(2018年8月30日)及认证(编号S.N.17A-0981579)，拟证明：1、王芳泽、王俊雄、王君丽因触犯伪造公文罪被菲律宾检察院诉诸法院；2、王俊雄自认其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公司秘书；3、王俊雄以公司秘书身份提交《通用信息单》(GIS)完全是凭王芳泽一句话，即王芳泽无视公司章程中对公司秘书任命的规定、无视其他公司股东的股东权利；4、王芳泽在本案一审二审期间提交的众多证据中均体现王俊雄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秘书，即王芳泽提供虚假证据；5、王俊雄与王芳泽住在一起，完全受王芳泽的控制：6、王俊雄也确认2012年3月1日没有开过决定出售上海丰泽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与证据5可以相互印证。 证据9：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声明及认证(编号S.N.17A-0918339)，拟证明：1、菲律宾国际公司确认其2003—2004年期间出借给源昌公司的款项系原应分给王氏家族各成员的款项，系受家族各成员委托出借款项、购买房产等。 证据10：董事会决议的认证(编号S.N.17A-0694439)，拟证明：l、菲律宾国际公司确认其2003—2004年期间出借给源昌公司的款项系原应分给王氏家族各成员的款项，系受家族各成员委托出借款项、购买房产等；2、王芳泽提供的2016年7月ll日编号为7-11-14的《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不真实，予以作废。 证据11：王芳泽诉王俊英的诉讼中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三》证据ll，拟证明：1、证据9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声明上加盖的公章与菲律宾国际公司成立上海丰泽国际贸易公司时留存在上海丰泽公司章程上的公章一致，即证据9上加盖的公章才是原始真实的公章；2、王芳泽在一审提交的菲律宾国际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出具的《证明》及董事会决议上加盖的公章与章程上加盖的公章不同，即王芳泽提供虚假证据。 证据12：张丽鸿股权出售协议及认证(编号S.N.17A-0981578) 证据13：王希贤受让张丽鸿名下股份的完税证明的完整认证(编号S.N.17A-0918338)，证据12和证据13拟证明：1、原系张丽鸿名下菲律宾国际公司20％(1000股)的股份根据张丽鸿生前的协议，转让给王希贤；2、王君丽不是公司股东，依菲律宾国际公司的章程规定，董事从股东中选举产生，所以王君丽也不是公司董事，即王芳泽提供虚假证据。 证据14：王君丽的供词的认证及英文件(编号S.N.17A-0957749)，拟证明：王君丽确认其名下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股份源自于张丽鸿，只是在GIS表上做登记，未完成股份转让的手续，未缴纳税费，王君丽自认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股东。 证据15：翻译公司资质证明，拟证明：上述提交的证据中的英文材料的翻译件由有资质的翻译公司进行翻译。 证据16：经认证的王俊雄、王芳泽、王君丽伪造公共文件罪刑事判决书（编号ＳＮ.19Ａ-0019821），拟证明以下各项事实：1、王芳泽、王俊雄、王君丽由于伪造菲律宾国际公司的《企业一般信息表》、伪造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并通过公证处公证，经菲律宾司法机关认定伪造公共文件罪；（Ｐ80）2、王俊雄非常清楚《企业一般信息表》和董事会决议是伪造的，但依旧做出宣誓，声明且证实上述文件真实有效，经菲律宾司法机关认定伪证罪：（Ｐ8Ｄ）3、王俊雄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企业秘书（Ｐ73），王芳泽在本案中提供的所有体现王俊雄是公司秘书的证据都是伪造的：4、王君丽不是菲律宾国际公司股东，不具备公司董事的资格（Ｐ73），王芳泽在本案中提供的所有体现王君丽是股东和董事、王君丽以董事身份签署的文书都是伪造的；5、王芳泽实际股份数为2500股，占总股份50％（Ｐ73）：6、王君丽自认伪造董事身份，王君丽以董事身份签署的董事会决议为伪造的文书；7、王芳泽在出资人的核心证据是经《董事会决议》确认的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证明》，王君丽在该《董事会决议》上以董事的身份签署，该《董事会决议》是伪造的文书，经该董事会确认的《证明》也是伪造的。因此，王芳泽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是出资人；8、王芳泽为达到私自处置公司财产目的，协同王俊雄、王君丽伪造了多份菲律宾国际公司文书，其中多份文书已经作为本案证据提交法院；9、王芳泽伪造文书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菲律宾国际公司其他股东包括王俊英、王惠玲、王希贤等人在内的利益。 证据17：经使馆认证的有关于王希文、王惠玲伪造公共文件罪的判决书(编号SN.19A-0099015)，拟证明：王芳泽所谓的王希文、王惠玲伪造公共文件罪已被菲律宾司法机关驳回。 王芳泽对王惠玲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对该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公证书形成时间是2006年，案涉房屋是由王芳泽统一购买后分别赠与给各子女，王芳泽委托王惠玲办理统一公证，由张昭岚办理产权证、出租房屋、收取租金，案涉房屋从2006年办证到2013年补办期间的收益都是归王芳泽所有，王惠玲没有收过房租。证据2、证据3、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且没有原件，特别是证据4没有翻译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证据4是基于王惠玲和王俊英的串通伪造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没有原件也没有使领馆的认证。证据6和证据7均无原件，且与本案无关联，王芳泽的庭审陈述未经生效判决确认，而且王惠玲对于王芳泽的陈述属于断章取义。证据8没有原件，也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法庭陈述未经法院最终生效裁决认定。对证据9、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也不属于新证据，菲律宾的声明是王惠玲与王俊英串通伪造。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王芳泽并未提供虚假证据。证据12、证据13均不属于新证据，也无原件可供核对，与本案无关。证据14不属于新证据，对该口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该口供的截录属于断章取义，也未经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翻译公司的资质证明不予认可，无法体现该公司有翻译资质。对证据16和证据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该判决已生效，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另外，王芳泽诉王希文和王惠玲一案被驳回的原因在于王芳泽未到庭参加诉讼，不能证明王希文和王惠玲没有伪造公文。 对于王惠玲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证据1是一份经过公证处公证过的《委托书》，根据该《委托书》记载，王惠玲于2006年3月21日委托张昭岚代为与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厦门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商洽购买“源昌国际城（原名新世纪广场）”5＃、6＃楼一层9单元、10单元、11单元房产相关事宜，包括与开发商商洽合同各项条款及购房款的支付方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的相关文件，办理房屋交接及房屋对外出租，办理及领取上述房屋的土地房屋权证等，但本案讼争房产位于“汇丰家园”，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属于菲律宾国际公司2018年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成员信息，对本案赠与成立与否及是否符合赠与撤销条件等关键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足以推翻王芳泽的诉讼请求。证据6是王芳泽在菲律宾ＮＯ.Ｒ-ＱＺＮ-13-72747-ＣＶ号民事案件中与对方律师的部分对话内容，主要涉及王芳泽对于菲律宾国际公司与上海丰泽公司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但尚不足以认定王芳泽伪造董事会决议及私自出售上海丰泽公司的事实，且上海丰泽公司的出售事宜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证据7也是王芳泽在菲律宾ＮＯ.Ｒ-ＱＺＮ-13-72747-ＣＶ号民事案件中的口供，涉及王芳泽是否承认与王俊英之间的父子关系问题，本案系王芳泽与王惠玲之间的赠与合同纠纷，与王俊英无关，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8是王俊雄在菲律宾刑事案件中的口供，与本案争议焦点及关键事实无关，不具有证明力。证据9和证据10涉及菲律宾国际公司出借款项给源昌公司相关事宜，与本案讼争房产无关。证据11是王芳泽诉王俊英案件中提交的补充证据，而本案是王芳泽与王惠玲之间的赠与合同纠纷，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2与证据13是涉及张丽鸿转让菲律宾国际公司股权的有关事实，与本案无关，也不是新证据。证据14是王君丽的供词，与本案无关，也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6是菲律宾刑事判决，上述判决书认为王俊雄、王芳泽、王君丽构成伪造公文罪，但无法确认上述刑事判决书是否已经生效，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7是菲律宾首都司法区都市审判法庭ＮＯ.16-06482ＮＯ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书判决驳回对王希文和王惠玲伪造公文罪的起诉，但同样无法确认上述刑事判决书是否已经生效，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王芳泽与王惠玲为父女关系，双方在菲律宾当地法院涉及多个诉讼纠纷，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破裂。 本院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因王芳泽与王惠玲均为菲律宾籍公民，故本案属涉外民事纠纷。本案讼争的不动产标的在福建省厦门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王芳泽是否出资购买讼争房产并将其赠与给王惠玲？二、如本案构成赠与，王惠玲是否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王芳泽利益的行为？三、一审法院送达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王芳泽是否出资购买讼争房产并将其赠与给王惠玲问题。本案应首先查明王芳泽是否将讼争房产赠与给王惠玲。本案中，王芳泽主张其购买了讼争房产并将其赠与给王惠玲。为证明其购房主张，王芳泽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3年3月10日王芳泽通过公证委托方式委托张昭岚代为购买富成公司开发的“汇丰家园”11-33号店面，共计23间。2、2003年3月11日王芳泽与富成公司签署的购房《协议书》，约定王芳泽向后者购买汇丰家园底层11-33号店面，共计23间（包含本案讼争的店面）。3、2003年4月29日王芳泽与富成公司签署的购房《补充协议书》，对购房付款细节及签署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做了进一步约定。4、2003年4月29日王芳泽与富成公司、厦门华州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公证《保证合同》。5、2003年10月20日王芳泽与富成公司签署的购房《补充协议书一》。6、富成公司向王芳泽出具的四张《购房票据》。上述六份证据可以证明王芳泽作为购买方与富成公司签署了包含讼争房产在内的购房协议书等系列合同，上述系列合同明确约定“汇丰家园”11-33号23间店面的购买人为王芳泽。富成公司向王芳泽出具的四张《购房票据》证明王芳泽支付了“汇丰家园”11-33号23间店面的购房款。因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讼争房产的购买方是王芳泽。王惠玲辩称讼争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并非王芳泽，与事实不符，本院不支持其抗辩主张。王芳泽还提供了相关房产证，证明本案讼争房产登记权属人为王惠玲。鉴于讼争房产实际购买人为王芳泽，而该房产名义登记权属人为王惠玲，因此，王芳泽购买讼争房产后将该房产赠与王惠玲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王惠玲是否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王芳泽利益的行为问题。王芳泽主张王惠玲存在严重侵害王芳泽及其近亲属的行为，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赠与情形。王惠玲的侵害行为包括：一、王惠玲通过登报声明遗失土地房产证方式补办并领取了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将原本由王芳泽持有的该土地房产证变更为自己持有，并收取房屋租金。王惠玲辩称，因王芳泽欺骗王惠玲讼争房产证已丢失，王惠玲作为产权人有权登报遗失补办新的房产证并收取租金。根据张昭岚于2012年8月30日出具的《声明》，张昭岚代王芳泽办理讼争房产收房、权属登记等相关手续后，将讼争房产证原件交给王芳泽亲自保管，王芳泽还委托张昭岚将该房产出租并由后者代收租金。由此可见，讼争房产虽登记在王惠玲名下，但并未实际交付，该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仍保留于王芳泽手中。王惠玲擅自登报遗失补办新的房产证并收取房屋租金，明显违背王芳泽的意愿，损害了王芳泽的利益。二、菲律宾检察机关查明，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密谋伪造2015年4月1日股东会记录，并凭借该伪造文件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将董事长由王芳泽变为王俊英、将公司秘书由王俊雄变为王惠玲。王惠玲辩称，菲律宾法院2016年10月11日判决书已驳回对王俊英、王惠玲伪造公文罪的公诉。但从该判决内容看，菲律宾法院仅同意对该案重新进行调查以及延迟签发逮捕令，并未最终认定王俊英和王惠玲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严重侵害赠与人”之情形应包含侵害赠与人身体、精神、财产等权利，菲律宾检察机关已查明王惠玲涉嫌伪造股东会记录，并凭借该伪造文件申请将菲律宾国际公司董事长由王芳泽变更为王俊英，不论王惠玲的上述涉嫌犯罪行为是否被菲律宾当地法院认定为有罪，王惠玲联合王俊英在未经王芳泽同意的情况下撤销王芳泽的菲律宾国际公司董事长职务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王芳泽的真实意愿，客观上造成王芳泽精神上的痛苦，损害了王芳泽的利益，因此，王惠玲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王芳泽利益的行为，其行为符合合同法关于可撤销赠与的情形。 关于王惠玲复查阶段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如果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则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且赠与属于单务合同，受赠人从赠与行为中受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我国合同法侧重于赋予受赠人履行相关义务的责任，例如：不得侵害赠与人、履行抚养义务、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等。相反，我国的合同法对于赠与人更多的是给予权利，例如在多种情况下行使撤销权。因此，赠与人行为适当与否以及是否侵犯受赠人利益等因素均不足以剥夺其依法享有的撤销权，赠与人因其行为失当对受赠人造成伤害或损失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独立于赠与合同项下的赠与法律关系，受赠人可单独就此提起诉讼。王惠玲在本案复查阶段所提交的十七份证据试图证明王芳泽存在伪造公文、侵犯菲律宾国际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以此证明其配合王俊英撤销王芳泽菲律宾国际公司董事长职务及对抗王芳泽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王芳泽行为失当与否并不影响其赠与撤销权的行使，本案中影响王芳泽行使赠与撤销权的主要因素在于王惠玲是否存在侵害王芳泽及其近亲属的情形，故王惠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王芳泽依法享有赠与撤销权的事实。 关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是否合法问题。2016年8月15日王惠玲通过公证方式委托张玉凤直接代为处理或委托律师代为处理本案纠纷，根据该委托书，张玉凤本人有权作为王惠玲的诉讼、执行、再审、申诉、抗诉代理人，代理包括一审、二审、申请执行、再审、申诉、抗诉等可能涉及的全部程序，张玉凤在诉讼中有权代为处分王惠玲所享有的全部实体和程序的一切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因此，一审法院向张玉凤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综上，王惠玲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惠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国雄 审判员  陈少苓 审判员  林欣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魏孜孜 书记员周心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