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吉71行终1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玉馥，男，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市丰满区。 委托代理人何冠达（何玉馥之子），男，199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市丰满区。 委托代理人裴爱英，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 法定代表人张光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晓平，该局监察大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魏正平，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玉馥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吉林铁路运输法院（2019）吉7102行初12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7月20日，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大兰旗村与何玉馥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大兰旗村征收何玉馥承包地2,010平方米，给予各项补偿款总计804,000元，何玉馥已领取补偿款。2018年8月13日，何玉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得知其被征收的原小河套上边、綦恩龙家大门对面、孙少仁家前面地、西山地、河南地、江边地四个地块无征地批准文件。2018年8月29日，何玉馥向规划局邮寄了《查处申请书》，要求对丰满区政府违法征收其承包地的行为进行查处，责令其将违法征收的土地退还，恢复违法征收土地的原状，同时恢复违法征收土地上植被及附属物。规划局收到《查处申请书》后，转到监察支队牵头处理。监察支队会同耕地保护处研究后责成吉林市国土资源局丰满分局进行调查。丰满分局调查后，于2018年10月10日向规划局提交了吉市国土资丰请字〔2018〕54号《关于何玉馥请求查处事项的调查处理情况》。后规划局对丰满区政府征收土地行为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于2018年10月17日向丰满分局下达了《关于丰满分局对何玉馥请求查处事项有关问题的意见》。2019年2月19日，吉林省自然资源厅根据何玉馥提出的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规划局未在规定时间内告知何玉馥调查结果，责令规划局30日内履行执法监察职责。规划局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吉市规自然函〔2019〕9号《关于对何玉馥请求查处事项的告知书》。何玉馥于2019年3月12日再次作出《沟通函》与规划局进行沟通，并于2019年4月16日向省自然资源厅邮寄《问责督办申请书》及《情况说明》。何玉馥于2019年7月16日向规划局邮寄《关于贵机关不作为且充当丰满区政府违法行为保护伞的函》。规划局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吉市规自然发〔2019〕16号《关于对何玉馥请求查处事项的告知书》，告知何玉馥，经调查核实，丰满区政府违法征收土地问题不属实。何玉馥在收到该份告知书后，认为规划局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向一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规划局履行职责。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一、何玉馥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规划局对丰满区政府违法征收行为不予查处的不作为行为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是丰满区政府，非何玉馥。二、何玉馥不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征地补偿协议是征收部门与相对人按照法律规定，就征收面积、征收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等事项，经协商一致，达成的补偿协议。协议一经签订，即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得任意违反协议约定的义务。本案中，案涉土地征收部门为丰满区政府，由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大兰旗村与原告何玉馥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就征收面积、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丰满区政府的征收补偿权利归于消灭，同时，何玉馥因征收行为而获得足额补偿，其因征收行为而失衡的权利义务达致新的平衡状态。何玉馥原享有的物权消灭，且其经济损失已获得补偿，不存在权利救济的必要。在《征地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被否定之前，该协议均应被认定为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何玉馥与征收决定及其前置行为的利害关系因《征地补偿协议》的签订与履行而阻断。何玉馥的起诉，并无需要保护的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何玉馥与征收决定及其前置行为之间亦不再有利害关系。综上，何玉馥既非行政行为相对人，又非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人，故何玉馥非本案适格原告，已经立案的，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何玉馥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5元，退还何玉馥 何玉馥上诉称：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涉案《征地补偿协议》系在未取得土地征收批准文件的情况下签订的，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法无效。即便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依法也不具有将上诉人承包的集体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法律效力，当然也不具有剥夺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效力，而应当依法处理。其次，上诉人失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时间应为丰满区政府取得土地征收批准文件并组织实施完毕之时，而且丰满区政府应以取得土地征收批准文件时的补偿标准对上诉人进行补偿。由于丰满区政府至今未取得而且何时能取得土地征收批准文件尚未可知，故上诉人虽然已经领取了涉案《征地补偿协议》载明的补偿款，但不等于上诉人的利益得到了足额补偿，也不等于上诉人失衡的权利义务达致新的平衡状态，丰满区政府的补偿义务也不能归于消灭。本该上诉人继续耕种的土地不能耕种，已经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这对维护国家正常土地管理秩序也是必要的。第三，征收人和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本身就是征收行为的一部分内容，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特别是本案丰满区政府在未取得土地征收批准文件的情况下，涉案《征地补偿协议》本身即是其实施征收行为的结果和表现，不存在一审裁定所谓的“原告与征收决定及其前置行为的利害关系因《征地补偿协议》的签订与履行而阻断”的问题。第四，正因为丰满区政府是违法征收上诉人的承包地，违法剥夺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才要求被上诉人进行查处，纠正丰满区政府的违法行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本身就是上诉人主张的合法权益，一审裁定所谓上诉人“原告的起诉，并无需要保护的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明显不成立。第五，对于丰满区政府的违法征收行为，应责令其将违法征收的土地退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继续耕种。故对于上诉人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直接涉及到上诉人遭受侵害的合法权利能否得到救济和保障，与上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于被上诉人不依法履行查处职责的不作为行为，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本案中，何玉馥与征收机关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是处分自身权益的行为。何玉馥已按照《征地补偿协议》约定领取了补偿款，应视为对《征地补偿协议》的履行。故何玉馥虽然系投诉举报人，但其与行政机关是否履行对案涉事项的查处职责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 综上，何玉馥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长清 审判员  包蕴琦 审判员  侯德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邢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