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8民申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黄丹阳，女，1976年4月29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惠娟，广东飞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洪明瑞，男，198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伟，广东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睿，广东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黄泳淇（曾用名：黄映淇），女，1977年6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一审被告：湛江市和物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湛江市赤坎区海滨大道北111号御景名城住宅小区13号商住楼一层04号商铺。法定代表人：邱海浪。再审申请人黄丹阳因与被申请人洪明瑞，一审被告黄泳淇、湛江市和物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和物代理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18）粤0802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丹阳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12月中旬，经和物代理公司推荐及促成，洪明瑞与黄丹阳协商一致同意由洪明瑞购买黄丹阳名下的湛江市赤坎区人民大道北9号A2栋202房（以下简称为“202房”），及黄丹阳曾在和物代理公司处与洪明瑞一致达成转让202房的口头协议，且其对洪明瑞及和物代理公司宣称黄泳淇是其妹妹，其名下202房的买卖事宜均由黄泳淇代其办理”，没有证据证明。黄丹阳与和物代理公司没有联系，从来没有表示过要转让202房，更没有到过和物代理公司。黄丹阳不认识洪明瑞，也没有与其见过面，更没有在和物代理公司与其达成转让房屋的口头协议。纵观原审案卷材料，除了洪明瑞在起诉状中自述其和黄丹阳面谈协商达成买卖意愿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从常理分析可知，洪明瑞的自述是不真实的。如果黄丹阳与洪明瑞面谈过，洪明瑞应该有黄丹阳的联系电话。在签订合同后，其若认为黄丹阳不履约，其应该联系黄丹阳。但洪明瑞既没有黄丹阳的联系电话，也没有联系过黄丹阳。因此，洪明瑞根本没有与黄丹阳面谈协商一致达成转让房屋的口头协议。2、一审判决认定“三方均同意将洪明瑞支付给和物代理公司的意向金5000元转为定金，并交付给黄泳淇”，没有证据证明。首先，作为卖方的黄丹阳不在场，不存在三方均同意的事实。其次，本案没有和物代理公司将收到的5000元意向金交付给黄泳淇的证据。3、一审判决认定“黄丹阳与黄泳淇的身份证住址均为同一住址”，没有证据证明。原审案卷材料中没有黄泳淇的身份证复印件，只有黄丹阳的身份证复印件。根据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查询的黄泳淇信息资料显示，黄泳淇的住址是湛江市霞山区××房，而黄丹阳的身份证住址是湛江市××房，两人的住址不同。二、一审判决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错误。1、黄丹阳没有授权黄泳淇出售202房，也没有收到出售202房的款项，黄泳淇属于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黄泳淇的行为未经黄丹阳追认，对黄丹阳不发生效力。《房屋买卖合同》在得不到黄丹阳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案卷材料证明，签订涉案合同时，黄丹阳并未在场,该合同中的“黄丹阳”、收款收据中的“黄丹阳”均系黄泳淇所签。洪明瑞及和物代理公司没有提交黄丹阳的授权委托书、黄泳淇的身份证复印件、黄丹阳与黄泳淇是姐妹的证明和涉案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原审法院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认定黄泳淇的行为符合代理行为的特征，从而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错误。2、202房是黄丹阳婚后购买的，属于黄丹阳的夫妻共同财产。黄丹阳的丈夫没有出售202房的意愿，更没有授权黄泳淇出售202房，也没有收到出售202房的款项。涉案合同在得不到黄丹阳丈夫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合同。3、涉案合同中的经纪方和物代理公司并未盖章，而经纪人并不是和物代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该合同最后一条的约定，涉案合同并未生效。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将起诉状、开庭传票以及判决书等诉讼文书送达给黄丹阳，剥夺了黄丹阳的辩论和上诉权利。原审案卷材料显示，原审法院有四次送达记录。第一次是2018年9月11日，由法警直接送达，送达地址是赤坎区中山一路19号20栋201房，送达回证上没有黄丹阳的联系电话，只有洪明瑞的联系电话。送达回证上注明“该地址查无人，无法送达。”但黄丹阳亲戚一家人一直居住在此处。第二次是2018年9月19日，由法警直接送达，送达地址是赤坎区人民大道北9号A2栋202房，送达回证上没有任何联系电话，送达回证上注明“已多次上门，均无人在家，无法送达。”第三次是2018年10月8日公告送达。公告说明“本案在送达过程中，因本院法警多次上门送达，被告黄丹阳、黄泳淇的住屋均无人在家，本院无法直接送达。原告提供被告的电话，书记员多次致电均无法联系被告。因此建议采用公告送达方式。”第四次是2018年12月8日，由承办法官和书记员直接送达，送达地址是赤坎区中山一路19号20栋201房，送达回证上没有任何联系电话。送达回证上注明“该房房东称黄丹阳是公安局家属，仅户口挂在该房，实际并不在此居住”。黄丹阳的亲戚近日告知黄丹阳，去年年底有人送达文件，但没有说明是什么文件，且一定要本人签领，不得代签。黄丹阳认为，2018年10月8日的公告送达是不真实、不合法的。因为开庭传票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10月8日，但洪明瑞的代理人及和物代理公司的代理人是2018年12月12日和13日才签领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原审法院在其他当事人还未签领的情况下，于2018年10月8日张贴公告违背常理，而且既选择了公告送达，原审法院又在2018年12月8日上门送达不符合规定。此外，原审法院的公告栏中没有该公告。且，原审法院在开庭后仅7天就作出了判决，判决后不是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判决书，而是采取公告。因此，原审法院在未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的方式，直接采取公告送达方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的规定。四、一审判决给黄丹阳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黄丹阳今年5月初收到法院邮寄送达的执行通知书时，才知道自己被法院判决返还166000元给洪明瑞，还要支付6000元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给法院。黄丹阳10多年来因患病无法工作，儿子尚在读书，全家仅靠丈夫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因入不敷出，黄丹阳全靠亲戚朋友的借款支付医疗费。黄丹阳无法理解原审判决。黄丹阳从来没有想过转让房屋，且该房屋已经换给了黄丹英。黄丹阳亦没有委托黄泳淇代理买卖房屋，且签订合同时黄丹阳不在场签字，合同应是无效的。该房屋原始收款收据及领房通知书复印件是2003年签订换房协议书的时候给黄丹英的，原件一直在黄丹阳手里，原审法院认定黄丹阳是为了买卖房屋将以上资料给黄泳淇没有依据。买卖房屋合同是黄泳淇签订的，85000元定金是黄泳淇收取的，应由黄泳淇偿还166000元。且原审法院可以邮寄送达执行通知书给黄丹阳，却没有将开庭传票和判决书邮寄送达给黄丹阳不合理。黄丹阳因原审法院的不公正对待受伤。面对原审判决，黄丹阳既气自己有病，拖累家庭，被人欺负，又怕没钱偿还，房屋被查封拍卖，一家无处栖身。黄丹阳全家为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故请求：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的规定，请求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予以再审；二、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洪明瑞的诉讼请求；三、一审及再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洪明瑞承担。洪明瑞提交意见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从双方达成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一系列的行为和证据可知，黄丹阳直接参与出售202房，并且对黄泳淇的代理行为是知情的。1、本案己有的证据足以证明黄丹阳亲自参与了202房的出售。2017年9月6日“涉案房产的查询房屋产权情况表”与和物代理公司在原审庭庭审中关于其与黄丹阳共同到湛江市房地产档案馆查询过202房的产权情况互相印证。此外，因2016年6月29日湛江市不动产登记局和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湛江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后，湛江市内的房屋权属查询一般都是在行政服务中心的湛江市不动产档案信息管理中心进行。湛江市房地产档案馆位于湛江市房地产交易所，在不动产登记改革后，只有涉及老旧房屋的交易才需要到档案馆调取内部档案查明产权，且查询房产档案必须产权人本人持身份证到场。显而易见，如果不是黄丹阳亲自到场查询，和物代理公司不可能获得涉案房产的查询房屋产权情况表。而没有和物代理公司的带领指引，不熟悉房地产交易流程的黄丹阳更不可能在202房出售前到档案馆查证202房的内部档案。故该证据足以证明黄丹阳早己将202房交由和物代理公司出售，并亲自配合和物代理公司完善了涉案房屋的交易手续和产权资料。2、黄丹阳对于黄泳淇的代理行为是知情的。2017年12月中旬，黄丹阳本人亲自到和物代理公司与洪明瑞面谈。三方面谈时，黄丹阳、黄泳淇将其一直持有的包括黄丹英、黄泳淇和黄丹阳的身份证原件以及转让房屋的收款收据、领房通知书、涉案房产的查询房屋产权情况表、黄丹阳户口本等原件交给洪明瑞及和物代理公司核实后，三方才协商一致就202房买卖达成协议。而在黄泳淇代理黄丹阳与洪明瑞、和物代理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其同样持有上述证件原件。且从常理而言，和物代理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必定查证审核了202房相关证件的原件，并提供中介服务，使洪明瑞接受黄泳淇代理黄丹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并支付了定金9万元。其次，除原审法院查明的黄丹阳还将其身份证复印件、转让房屋的收款收据及领房通知书均交给黄泳淇外，黄泳淇还提交了黄丹阳的换房协议、常住人口登记卡（户口本)复印件。黄丹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身份证、转让房屋的收款收据、换房协议书、领房通知单、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件材料的重要性，在正常情况不可能随意将如此齐全的房屋证件全盘交由他人处置。可见，黄丹阳对于黄泳淇的代理行为是知情的。3、洪明瑞有合理理由相信黄泳淇有代理权，原审法院认定黄泳淇的行为符合代理行为的特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如前所述，协商和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黄泳淇提供了202房的相关证件。再次，黄泳淇所提供的黄丹英的身份证住址与黄丹阳身份证住址、常住人口登记卡为同一住址。而涉案换房协议书中记载的黄丹英的旧版身份证号与黄丹英的身份证号以及洪明瑞查询的黄泳淇信息资料的身份证号基本一致，而涉案换房协议书中又载明“甲（黄丹阳）乙（黄丹英）双方为同胞姐妹”。故黄泳淇所提供的各项材料及和物代理公司所提供的居间服务足以使洪明瑞相信黄泳淇具有代理权。综上，从本案双方交易中的行为来看，黄丹阳必然亲自参与了涉案房屋的销售，而且对于黄泳淇的代理行为是知情的。从现有的证据角度来看，洪明瑞及和物代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足以证明洪明瑞有充分理由相信黄泳淇具有出售房屋的代理权。洪明瑞和黄丹阳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的规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黄丹阳主张涉案合同因没有得到其丈夫的追认而无效及涉案合同因经纪方和物代理公司并未盖章，经纪人并不是和物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未生效缺乏法律依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买卖合同采取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区分对待的原则，当事人对标的物是否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黄丹阳、洪明瑞对双方买卖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设定，合同的效力应独立存在，不受物权能否变动的影响。故黄丹阳的丈夫是否对出售涉案房屋有授权、追认只对涉案房屋物权能否变动产生影响，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2、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黄泳淇代理黄丹阳与洪明瑞、和物代理公司签订的合同。王伟鸿作为和物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提供了涉案合同文本和印有湛江市和物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全称及“和物地产”徽标的收款收据，故其在《房屋买卖合同》签字的行为构成对和物代理公司的代理。涉案合同买卖双方有理由相信王伟鸿是代表和物代理公司签订合同，故《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三、黄丹阳主张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向其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以及判决书等诉讼文书不成立。原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无法送达的，皆可直接进入公告送达程序。本案中，原审法院多次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向黄丹阳送达诉讼文书，在无法送达情况下才采用公告送达，故原审法院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两审终审制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出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裁判可能出现的重大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对再审审查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再审事由和请求进行审查，而不是按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以防止再审程序作为特别救济程序而异化为普通程序，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从而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并防止案件“终审不终”的情形。首先，原审法院到黄丹阳的身份证地址及202房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因上述地址查无此人及均无人在家，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卷宗中记明，在多次上门送达时，因黄丹阳的地址、房屋均无人在家，无法直接送达。洪明瑞提供黄丹阳的电话，书记员多次致电均无法联系到黄丹阳，故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在传票注明的应到庭时间2018年12月24日，黄丹阳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采用公告方式送达（2018）粤0802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书并无不当。黄丹阳以其于2019年5月20日到原审法院公告栏拍摄的照片，主张原审法院在2018年10月8日没有在该公告栏张贴关于公告送达本案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的公告的依据不足。其次，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所有权转移是物权变动之结果。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但能否发生所有权转移的物权变动效果，则取决于出卖人嗣后能否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物权变动属于效力待定状态。黄丹阳主张202房是其婚后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经其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黄丹阳丈夫是否同意出卖202房，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再者，洪明瑞是通过经纪方和物代理公司向黄丹阳购买202房。原审法院根据和物代理公司的陈述及该公司到湛江市房产档案馆核实202房产权等行为，黄泳淇与黄丹阳是姐妹关系，且黄泳淇提供了黄丹阳的身份证复印件、黄丹阳购买202房的收款收据及领房通知书等，而认定黄泳淇是代理黄丹阳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无不当。综上，黄丹阳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丹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郑玉莲审判员  陈小红审判员  林 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邱诗婷书记员张源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