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14行初127号原告云南龙渡贸易有限公司，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环城东路小龙村1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061576038Y。法定代表人曾利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玉明，云南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昆明市呈贡区昆明市级行政中心8号楼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550100153Q。法定代表人姚振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陈建琼，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张胜，男，白族，1971年10月10日出生，现住：昆明市五华区，系死者李某丈夫。第三人李盛，男，汉族，1947年2月4日生，住址：昆明市五华区，系死者李某父亲。第三人张建业，男，白族，1993年12月7日生，现住：昆明市五华区，系死者李某长子。第三人张兴业，男，白族，1998年11月18日生，现住：昆明市五华区，系死者李某次子。第三人李盛、张建业、张兴业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胜，男，白族，1971年10月10日生，现住：昆明市五华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云南龙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渡公司）不服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人社局）于2019年3月6日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司马衍，人民陪审员肖丽华、孙丹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龙渡公司委托代理人张玉明，被告昆明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杨艳、陈建琼，第三人张胜、李盛、张建业、张兴业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22日第三人张建业向被告昆明人社局申请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工伤认定，被告昆明人社局经调查后认为李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于2019年3月6日作出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原告龙渡公司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诉称：第一，原告没有向被告提出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记载事项与实际不符。第二，原告对于《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的过程以及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原告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提供过任何认定材料。第三，《认定工伤决定书》记载：“李某现场死亡，诊断机构：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六大队，诊断结论：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交警部门不能代替医生或法医对人的生命体征作出诊断结论，《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诊断结论”没有客观性、合法性。综上所述，原告对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完全不知情，《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的决定在没有合法依据的前提下，完全剥夺了原告的实体权利，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纠正，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昆明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昆明人社局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9年2月1日，我局受理李某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同时向用人单位龙渡公司下达《举证通知书》，龙渡公司在举证期间未向我局提交任何申辩及举证材料。经查，确认以下事实：龙渡公司驾驶员李某，于2018年11月15日7：23分许，驾驶云Ａ×××××号牌小型轿车上班途中沿二环北路西向东方向主道左侧机动车道，与云Ａ×××××号牌轻型厢式货车相撞，致李某现场死亡，诊断机构：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六大队，诊断结论：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我局在查明以上事实的基础上，于2019年3月6日对李某死亡情形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并依法送达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二、作出认定决定的理由和依据。本案中，李某同志上下班时间8:30-18：00，其在2018年11月15日7:23分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情形，属于上下班合理时间，并且其事故地点“昆明市二环北路主道金星小区北门附近路段”也属于其上班的合理路线，并且李某本人无事故责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工伤认定范围，故我局依法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三、原告所述理由不能推翻工伤认定决定。（一）针对原告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记载事项与事实不符。我局新启用“云南省工伤认定鉴定信息平台”进行工伤认定，由于工作人员录入信息时操作失误，在“申请人”一栏中误填报为“云南龙渡贸易有限公司”，对此文字编辑错误我局予以承认，但该瑕疵并不影响我局工伤认定的结果。我局严格依照工伤认定的程序要求，依法进行事实认定，准确把握法律适用，未影响本案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实体及程序权利义务。（二）针对原告所称其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毫不知情，我局不予认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第十七条对工伤认定程序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责及当事人举证责任做了相关规定。我局依法于2019年2月1日作出《举证通知书》，原告法定代表人2019年2月13日签收，因此原告主张不知情无事实依据。此外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李某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材料，原告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三）针对原告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的“诊断结论”没有客观性和合法性。我局文书中载明的诊断机构和诊断结论依据昆明市交通警察支队六大队出具的《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昆公（交六）鉴通字[2018]第0186号），该文书是昆明市交通警察支队六大队履行交通事故行政管理职权而作出的鉴定意见，我局在本案工伤认定程序中予以采纳。如果原告对此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但是本案原告未对此鉴定意见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也未提交任何推翻该鉴定意见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证据，原告所称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张胜、李盛、张建业、张兴业陈述称：原告的起诉是无理之诉，该案事实清楚明了，应当认定李某的死亡情形为工伤，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裁判。被告昆明人社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2、昆劳社通〔2009〕41号《关于调整工伤认定委托下放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3、昆劳社通〔2009〕130号《补充通知》，要证明被告执法主体合法及有相应权限的事实。第二组：4、《工伤认定申请表》；5、工伤事故叙述、母子关系证明、张建业、李某、张胜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6、政府部门公示信息；7、工作证明；8、《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书》《鉴定意见通知书》；9、调查笔录；10、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要证明被告对李某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依据。第三组：11、《工伤认定申请表》（同第二组）；1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13、《举证通知书》；14、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同第二组）；15、送达回证2份，要证明被告执法程序的合法性。第四组：16、《工伤保险条例》；17、《工伤认定办法》（同第一组），要证明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律依据及程序依据。原告龙渡公司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执法主体资格及执法程序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材料除第6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外，第4、5、7、8、9、10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材料除第13、15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外，其余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张胜、李盛、张建业、张兴业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执法主体资格及执法程序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原告龙渡公司申请证人喻某、陈某、林某出庭作证，要证明李某在出事当天是在休息日，没有上班。被告昆明人社局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原告公司法人是朋友关系，有利害关系，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原告没有举证，也没有提供证人证言。第三人张胜、李盛、张建业、张兴业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2018年11月15日李某就去上班了。第三人张胜、李盛、张建业、张兴业向本院提交李某与罗正春的通话记录打印件一份作为证据材料。原告龙渡公司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昆明人社局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经庭审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的合法性将在后评判。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所陈述的在一起吃饭时李某请假休息两天的事实已为第三人认可，但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李某具体休息的时间，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法律事实：李某系原告龙渡公司的职工，从事驾驶员工作。2018年11月15日7：23分许，李某驾驶云Ａ×××××号“起亚”牌小轿车沿二环北路西向东方向主道左侧机动车道行驶时，与付连国驾驶的云Ａ×××××“豪沃”牌轻型厢式货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李某在事故中现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付连国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2019年1月22日，第三人张建业向被告昆明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昆明人社局于2019年2月1日受理后，向原告龙渡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昆明人社局认为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于2019年3月6日作出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情形是否符合工伤构成要件，应否认定为工伤暨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适用该条款应同时具备“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的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昆明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向原告龙渡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原告龙渡公司没有按要求履行举证责任，但这并未免除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应承担的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中，被告昆明人社局仅向第三人张胜进行了调查询问，张胜系李某的丈夫，也是本案当事人，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仅凭其陈述不能证明李某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法定要件，故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综上，本院认为，原告龙渡公司作为死亡职工李某的用人单位，对昆明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享有依法起诉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昆明人社局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及工伤社会保障纠纷进行裁决处分，故被告昆明人社局行政主体资格适格，具有执法权限。第三人张胜、李盛、张建业、张兴业作为李某的近亲属，与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参加诉讼。如前所述，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应判决撤销行政行为并由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并纠正文书中的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3月6日作出的编号530103201900038《认定工伤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二、由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李爱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情形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司马衍人民陪审员  肖丽华人民陪审员  孙 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