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4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富乐小区北里二十四号。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李子珍。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锁，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国，男，195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武茂，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61号院1号楼-1层14。负责人：吕武茂，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飞腾公司）与上诉人李建国、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环亚律师所）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6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子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张连锁，上诉人李建国、环亚律师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武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飞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6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依法改判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向北京飞腾公司返还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李子珍法人人名章（3枚）、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李子珍有权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但认定的基础事实和法律适用是错误的。2000年企业改制至2013年9月17日期间，北京飞腾公司由李子珍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该事实在一审中经双方确认后，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李子珍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是错误的。李子珍在2013年的辞职报告中写明“请存档”字样，李子珍不具有辞职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中董事在任期内辞职的情形，是错误的，应适用该条中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的情形。2.一审判决认定环亚律师所持有证照印章系保管关系，北京飞腾公司认可，但一审判决认定保管关系的基础事实和法律适用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环亚律师所、李建国提交的相关证据真实性是错误的，保管证照印章的惯例也是错误的。环亚律师所保管证照印章属于效力未定，因权利人拒绝追认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而无效。3.李建国应于环亚律师所承担共同返还的责任；4.因北京飞腾公司存在公司股东争夺控制权的现状，一审判决内容实际无法执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针对北京飞腾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1.不同意北京飞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子珍没有权利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诉讼。李子珍通过正常程序向公司提出了辞职，一审法院认定了该辞职行为，但又认定李子珍代表北京飞腾公司，逻辑矛盾。2.环亚律师所与北京飞腾公司之间的委托保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应当正常履行。3.一审法院认定李子珍在辞去职务后，仍然是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错误的。李建国、环亚律师所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6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北京飞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北京飞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子珍的不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代表资格。2.环亚律师所不应将北京飞腾公司的证照印章返还。北京飞腾公司针对李建国、环亚律师所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李建国、环亚律师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坚持上诉意见。北京飞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建国、环亚律师所返还北京飞腾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三枚李子珍法人人名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本案审理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结合争议焦点所涉事实问题分别进行认定。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以下无争议事实：怀柔县建筑开发公司经企业改制为北京飞腾公司，注册资本2588万元，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工商登记中显示的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子珍。2000年12月28日的北京飞腾公司章程和2007年1月17日的章程修正案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北京飞腾公司在2006年才开始设有班子会这一机构，但在公司章程或其他管理性文件中并未规定班子会的组织形式和职能权限。庭审中各方一致确认，北京飞腾公司从未就公司章照的保管制定管理性文件；李子珍的人名章属于北京飞腾公司的财产。针对以上两个焦点问题，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并发表质证意见及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意见如下：一、针对李子珍是否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问题（一）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举了证据1-7，用以证明李子珍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证据1.（2015）通刑初字第883号刑事裁定书、2016年140号不起诉决定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京三分检公诉赔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证明李子珍在2014年8月7日被刑事羁押并于2016年11月23日无罪释放期间，其无法控制北京飞腾公司，公司实际由李建国等人控制；现李子珍不存在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的法律禁止性情形。证据2.北京飞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李子珍为北京飞腾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本诉；证照、印章是公司的合法财产，应由李子珍代公司持有。证据3.（2017）京0116民初633号、（2018）京03民终6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选举李建国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的2013年9月17日董事会、班子会决议不成立，李建国自始不是合法的董事长，李子珍是唯一合法的董事长。证据4.（2018）京0116民初2842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42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3月16日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北京飞腾公司证照印章的董事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被撤销；罢免李子珍北京飞腾公司董事职务的股东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不成立。证据5.（2018）京0116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424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3月16日追认同意李子珍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被撤销；2018年3月16日选举李建国担任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无效。证据6.2016年11月10日股东会决议，证明此次罢免李子珍董事职务的决议，现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不成立。证据7.（2018）京03民终643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第一，北京飞腾公司班子会的沿革、构成、职权及层级。北京飞腾公司成立及改制后，并未设立班子会，直到2006年因北京飞腾公司分开办公、人员分散，才设立班子会的形式，在每周一召开汇报会。其主要内容就是项目运行等经营情况的沟通及汇报。北京飞腾公司班子会由9名董事、工会主席、监事、部门经理（项目部销售经理）、下级5个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组成。班子会职权范围是对集团公司、下级子公司、项目部的日常经营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其在北京飞腾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效力层级为，股东会决议效力最高，董事会决议效力次之，班子会决议效力最低。第二，北京飞腾公司工商档案的章程规定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即李子珍作为董事长有权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且作为公司的意思表示机关，有权持有、保管公司证照印章。李建国、环亚律师所认可证据1-7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证据1无法证明李子珍可以行使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证据2，仅为工商登记信息，实际上李子珍已经在2013年8月13日董事会、班子会上辞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证据3-6仅能证明董事会、班子会决议在召集程序存在瑕疵，但会议决议内容实际是董事会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7，班子会包括董事会成员，班子会决议效力应高于董事会决议效力。由于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争议，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下文将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结合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作出认定。以下均同。（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举了证据1-4，用以证明李子珍不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证据1.2018年3月16日董事会决议（追认李建国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证明北京飞腾公司董事会追认李建国自2013年9月17日以来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证据2.2013年8月17日董事会班子会决议、2013年9月2日董事会、班子会决议、2013年9月4日李子珍的《辞职报告》、2014年8月6日李子珍《讯问笔录》，证明李子珍已辞去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证据3.（2017）京0116民初633号、（2018）京03民终6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子珍于2017年1月12日起诉要求恢复董事长职务，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是否恢复董事长职务为公司治理的内部事务，法院不作干涉”，驳回李子珍该项请求。证据4.（2017）京0116民初634号民事裁定书，李子珍2017年代表北京飞腾公司起诉李建国、孙占臣、环亚律师所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法院已确认李子珍并非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诉讼，准许李建国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撤诉。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明目的的理由具体如下：证据1，“追认李子珍辞职行为”的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选举李建国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被确认无效。李子珍要求确认“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并不是法院确认李建国行为的合法性。证据2，李子珍提出的辞职并未经有效决议批准，辞职报告仅为归档使用，只作出意思行为，并未对外表示，不发生效力。证据3，选举李建国担任董事长的决议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不成立，未恢复李子珍董事长职务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务，但李子珍可主张相应权利。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鉴于双方对上述证据1-3的真实性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一审法院认定其裁定出具的特定条件是以（2017）京0116民初633号作出判决而二审（2018）京03民终643号民事判决书未作出之际，故裁判文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但二审对（2017）京0116民初633号判决作出改判，故之前撤诉的基础未生效，李建国无法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撤诉。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应否将涉案章照返还给北京飞腾公司问题（一）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举了证据9-11，用以证明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应将涉案章照返还给北京飞腾公司证据9和10.“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刑初字第883号刑事案件第74卷”中2014年7月23日环亚律师所出具的《证明》、2013年9月17日李建国署名、北京飞腾公司印章的《通知》、2014年8月14日吕武茂《询问笔录》，证明李建国将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等证照印章交由环亚律师所保管。证据11.2018年3月16日两次董事会决议，证明目的：第一，2018年3月16日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北京飞腾公司证照印章的董事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第二，2018年3月16日追认同意李子珍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第三，2018年3月16日选举李建国担任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经生效法律文书被判决无效。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对证据9-11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明目的的理由具体如下：证据9-10，北京飞腾公司按照董事会、班子会决议内容将章照委托交给环亚律师所保管，非李建国个人行为。证据11，2018年3月16日保管公章和追认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被撤销，是基于程序瑕疵，但决议内容是董事会成员真实意思表示。鉴于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争议，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举了证据5-8，用以证明环亚律师所有权保管证照印章。证据5.2018年3月16日董事会决议（北京飞腾公司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公章证照），证明北京飞腾公司董事会决定公章证照由环亚律师所保管，系公司行为，非李建国个人委托行为。证据6.（2018）京03民终643号案件的二审询问笔录、开庭笔录，李子珍及北京飞腾公司均认可班子会对北京飞腾公司日常事务具有管理职能，北京飞腾公司班子会有权推选李建国为北京飞腾公司负责人，并将公章证照等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证据7.2013年北京飞腾公司证照、公章移交清单，证明2013年之前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证照由办公室保管。证据8.2019年2月26日班子会会议纪要，证明北京飞腾公司班子会表决通过北京飞腾公司委托环亚律师所托管证照、公章等的决议，环亚律师所属于有权保管。北京飞腾公司目前的状况决定了印章证照由环亚律师所保管是合理的，首先北京飞腾公司现在尚未选举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公司班子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加盖公章都是公司核心层共同签字后加盖，保留了所有公章使用登记和原始档案材料留存复印件，防止公司管理出现重大问题和纷争；其次，环亚律师所与北京飞腾公司是多年法律顾问关系，截止目前，未发生因使用公章导致北京飞腾公司重大损失或违法使用情况；再次，北京飞腾公司班子会也从未主张解除委托关系。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对证据5-8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明目的的理由具体如下：证据5，2018年3月16日北京飞腾公司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公章证照的董事会决议被撤销，属于自始无效。证据6，班子会是经营班子会，是经营管理中出现的管理形式，为了解决异地办公和及时高效处理事务而设置。班子会只能处理经营性事务，效力低于董事会，班子会从未对证照印章进行决议，班子会召开前进行领导碰头会，由李子珍、李建国、吴友增等组成，（2018）京03民终643号案件的笔录中李子珍仅认可班子会具有日常管理职能，但未认可班子会可以有权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章照。证据7，涉及公章移交应当通过董事会单独进行决议，之前2013年的决议也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不成立。而且移交清单中并未体现财务章和人名章的移交情况。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合同章、证照都是李子珍委托办公室主任孙占臣保管，后来部分时间是李子珍直接管理公章和证照，财务章和人名章都是李子珍自己掌握，李子珍外出会授权办公室掌握，但必须经李子珍同意，李建国、环亚律师所说的办公室管理的惯例不存在。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的董事会决议已经被撤销。证据8，该会议是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具有明显恶意，班子会不是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机构，不具有合法地位。公司的印章证照控制和占有是章程规定或者章程规定的组织机构作出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明确规定排除法定代表人持有，否则法定代表人当然有对印章证照的控制权。环亚律师所取得印章证照的来源是公司高管的委托，但应有董事会和股东会明确授权才能控制和占有，无授权就无权利，环亚律师所对章照的占有是无授权占有。鉴于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外，庭审中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主张李子珍的人名章有三枚，环亚律师所持有两枚，李建国控制一枚，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李建国、环亚律师所自认有一枚李子珍人名章保管在环亚律师所。下面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在分析双方的诉辩意见和各方提交的证据前提下，分三个方面结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评判，一审法院认为具体三个方面如下：一、李子珍是否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二、环亚律师所应否将北京飞腾公司的章照返还；三、李建国是否对北京飞腾公司公章证照返还承担责任。一、李子珍是否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子珍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第一，依据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交的证据2显示，在2013年8月17日李子珍在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会、班子会决议记录上写明，“坚决辞去法人董事长（金脉公司和飞腾公司）大家不同意，我辞去工作”；2013年9月2日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会、班子会决议记录上李子珍写明，“本人坚决辞去北京法人（金脉公司董事长和法人职务）辞去北京飞腾房地产法人董事长职务”；2013年9月4日，李子珍提交《辞职报告》。庭审中，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主张，李子珍提交《辞职报告》仅是为了公司存档使用，是自身意思行为，并未对外表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在2014年8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民警对李子珍的《讯问笔录》中，李子珍在民警讯问“辞职报告中的内容是你自己真实的意愿吗”后，回答“辞职报告中的内容我看过，是我自己真实的意愿”。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在庭上的陈述属于事后、诉讼中的陈述，而李子珍在当初《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为诉前的陈述，客观性较高，故认定李子珍在2013年已经向北京飞腾公司提交辞去董事长的申请。但是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北京飞腾公司的工商登记中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仍是李子珍。第二，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3显示，2013年9月17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班子会，并通过如下决议：第一，同意李子珍辞去董事长；第二，同意周福强辞去副董事长；第三，同意李建国代理董事长职务，行使法定代表人权力。该次董事会、班子会决议，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643号判决认定为不成立。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5显示，2018年3月1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1.追认同意李子珍在2013年9月4日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追认同意周福强辞去北京飞腾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给予确认。2.全体出席会议董事一致同意李建国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同时履行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利。该董事会决议，经怀柔法院（2018）京0116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将第一项决议中“追认同意李子珍在2013年9月4日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追认同意周福强辞去北京飞腾公司常务副董事长”的决议予以撤销；第二项决议被确认无效；对于李子珍要求确认第一项决议中“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给予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依据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交的证据8显示，2019年2月2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班子会，通过五项决议，其中第一项，全体班子成员一致推选李建国同志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负责人，主持全面经营工作；第二项，对北京飞腾公司原委托环亚律师所证照、公章、合同等自2019年2月26日起，继续由环亚律师所按过去流程托管管理。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3显示，（2018）京03民终643号判决书认定，从组织机构、历史上的运行管理模式、法律效果三个方面对于班子会的法律地位并不认可，同时认为北京飞腾公司的班子会不同于公司法法定的组织机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北京飞腾公司的章程也没有规定，班子会有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飞腾公司通过的上述班子会决议，并不能产生选举出公司法上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效果。而且，通过班子会选任的公司负责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定代表人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地位。针对，（2018）京0116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但2018年3月16日董事会决议中的‘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部分，是对李建国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李子珍要求确认该部分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内容，庭审中双方争议较大。李建国、环亚律师所认为，该判决的表述是法院对李建国在2013年9月17日至2018年3月16日期间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的确认，对李子珍要求确认该部分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的不予支持。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则认为，判决中对李子珍要求确认该项决议无效诉讼请求被驳回，并不是表明法院对李建国在2013年9月17日至2018年3月16日期间履职行为合法性的确认，仅是期间范围内北京飞腾公司对内部法律效力的事实确认，董事会无权对李建国具体实施的外部法律效力进行确认，效力确认应当由司法机关作出。审理过程中，经询问（2018）京0116民初2511号案件的一审承办法官，对于上述文字表意进行说明，“是对李建国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是指北京飞腾公司通过该项决议自身对李建国履职行为的确认，法院仅是对事实进行客观表述，但是由于该项决议不存在公司法上决议无效的情形，故对于李子珍的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综上，北京飞腾公司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并未选举出合法有效的董事长任职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董事与公司之间，从民事法律关系上定性为委托合同关系，董事和公司均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关系，但是由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董事不仅是拥有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履行董事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虽然董事可以基于自身辞职而导致委托合同关系解除，但是在公司并未选举出新的董事之时，原董事基于信义义务也应当履行相应职责。尽管上述条文仅规定了董事，但是对于董事长这一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享有更多权力和负有更多义务的公司职能部门，董事长也应当即使在辞职后选举出新的董事长之前基于信义义务履行职责。因此，李子珍虽在2013年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但在北京飞腾公司未选举出新的董事长就任法定代表人之前，李子珍仍应当履行原董事长职务。而2000年12月28日的北京飞腾公司章程和2007年1月17日的章程修正案规定，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兼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基于李子珍履行原董事长职务这一前提，北京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应当是李子珍。另外，本案虽然属于公司内部控制权争夺产生的纠纷，不涉及外部第三人信赖利益问题，但是当各方诉至法院时，法院对于谁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这一问题进行审查时，应当遵循实质审查的原则。即，当公司通过法定程序选举出了合法有效的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时，即使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新选任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也应当按照实际新选任的法定代表人确定。但是，类似在本案中，公司股东争夺控制权，出现人章分离情况下，如果没有选任出合法有效的新法定代表人，则应当由原法定代表人履行职责。然而持有公章仅是反映公司授权的客观外在表现，法律规定也没有规定公章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因此公司公章的持有人在未被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并不能代表公司行使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独任制公司机关，是法人的诉讼意志代表主体，具备对外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法定职能。故本案李子珍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有权代表公司在本案中行使诉讼权利、实施诉讼行为，不存在程序上裁驳或者撤诉问题。二、环亚律师所应否将北京飞腾公司的章照予以返还（一）关于北京飞腾公司公章、证照管理的惯例庭审中，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均一致认可，北京飞腾公司从未就公司章照的保管制定管理性文件。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在2019年9月18日谈话之前主张，2013年9月17日之前公司的印章证照是李子珍委托办公室主任孙占臣保管，有时为李子珍直接管理公章和证照，公司的财务章和李子珍人名章都是李子珍自己保管；在2019年9月18日庭前谈话时主张，孙占臣不仅是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李子珍的秘书，孙占臣是基于李子珍的指令而保管公章。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认为，2013年9月17日之前，北京飞腾公司的章照由公司办公室负责保管，孙占臣不是李子珍的秘书；即使孙占臣是李子珍的秘书，其保管公章也是替公司履职行为，而非替李子珍个人服务。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交的证据7显示，2013年9月17日，作为移交人孙占臣将公章印模交由接交人吕武茂。2013年10月22日，陶晓玲作为移交人将北京飞腾公司的银行开户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交由接交人的李建国，孙占臣为监交人。经法庭询问，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北京飞腾公司在2013年9月17日前设置综合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孙占臣，陶晓玲是综合办公室项下管理人力、劳资方面的工作人员。但是对于陶晓玲是否具有保管证照的职权，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不予认可，且表示在2013年9月17日之后李子珍对北京飞腾公司失去控制，因此陶晓玲是否进行职权变化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孙占臣和陶晓玲是北京飞腾公司办公室主任和工作人员，因此结合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对李建国、环亚律师所主张的2013年9月17日之前北京飞腾公司关于证照、公章保管的惯例为办公室保管予以采信。作为一个正常运营的公司而言，公司的公章和证照属于公司财产，不是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财产，公司的公章证照保管和使用应当基于维护全体股东所有者权益的前提下进行，不是某个个人的私权。如果在李子珍控制北京飞腾公司期间，李子珍自行或者授意吴占臣保管公章和证照的事实存在，也应当是北京飞腾公司全体股东集体决策的结果，是北京飞腾公司的意志，而非李子珍个人的意志。对于2013年9月17日以后北京飞腾公司章照的保管，因双方发生争议且涉及章照保管的决议被撤销或不发生公司法上的效力，因此该日期之后的保管情况不宜作为北京飞腾公司公章证照保管的惯例进行认定。（二）环亚律师所是否属于有权保管1.北京飞腾公司与环亚律师所之间存有事实保管合同关系据李建国、环亚律师所陈述，北京飞腾公司与环亚律师所之间涉及章照保管并未签署书面合同。庭审中，对于北京飞腾公司与环亚律师所之间涉及章照保管的事实法律关系是保管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存有异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主张为保管关系。李建国、环亚律师所主张应为委托关系，理由为环亚律师所在保管章照时还有对章照使用的监督，公司集体决定印章证照使用需经过当时董事长李建国、监事长吴友增（同时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周福强共同签署后，由环亚律师所凭批条加盖；其另陈述环亚律师所与北京飞腾公司另行签订过法律顾问合同，法律顾问合同中并未约定章照的保管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保管法律关系的标的是物，而委托法律关系的标的是行为。本案中印章证照属于物，而非行为。环亚律师所按照北京飞腾公司关于章照使用要求进行保管，本身就属于保管合同的义务内容，并未改变章照使用的主体仍是北京飞腾公司这一事实，且环亚律师所也未表明其有基于北京飞腾公司的委托自行使用印章的权利。2013年9月17日北京飞腾公司发出《通知》中载明“请将财务印鉴移交环亚律师事务所保存”，2018年3月16日董事会决议明确载明“由环亚律师所继续保管”，上述证据均明确写明双方是保管法律关系。而且北京飞腾公司与环亚律师所之间另行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该合同中并未提及保管章照事宜，双方对于章照的保管应当属于独立的事实合同法律关系。2.保管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9和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交的证据7显示，2013年9月17日，北京飞腾公司向其财务部发出《通知》载明：根据2013年9月17日北京飞腾公司董事会、班子会决议内容要求，同意李子珍同志辞去董事长（法人）职务和同意周福强同志辞去常务副董事长的请求，董事会、班子会全体人员同意由李建国同志代理董事长职务、行使法人权利，为了保证依法经营和公司正常运行及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失，会议决定一、请将财务印鉴移交环亚律师事务所保存；二、对2013年9月17日以前经营形成的财务账册、凭证暂封存；三、李建国代理北京飞腾公司法人后，银行账户做变更法人印鉴手续。同日，作为移交人孙占臣将公章印模交由接交人吕武茂。2013年10月22日，陶晓玲作为移交人将北京飞腾公司的银行开户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交由接交人李建国，孙占臣为监交人。2014年7月23日，环亚律师所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出具《证明》，载明2013年10月9日北京飞腾公司将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开户许可证及单位公章、财务章、法人人名章放到环亚律师所保存。上述证据显示，北京飞腾公司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由环亚律师所保管公章的单方意思表示。后环亚律师所明确认可北京飞腾公司的章照在其处保管。在庭审中，李建国、环亚律师所确认证照是在2013年10月22日之后由李建国交给环亚律师所。由此可见双方已经在2013年9月17日、2013年10月22日之后形成对公章和证照的事实保管法律关系。庭审中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认为，保管合同关系因李建国没有代理权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9月17日后，虽然北京飞腾公司将章照交由环亚律师所委托保管是在李建国被选任为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北京飞腾公司出具的《通知》是以公司名义进行的意思表示，环亚律师所的《证明》也载明是北京飞腾公司而非李建国个人行为交由保管的。即使选举李建国为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决议的效力之后被法律所否认，并不当然影响北京飞腾公司与环亚律师所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的效力。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上述事实保管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3.涉及章照继续保管的董事会决议和班子会决议对原保管法律关系不构成直接影响依据李建国、环亚律师所提交的证据5和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4显示，2018年3月1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如下决议：参会董事（全体董事）经举手表决全体同意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合同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等仍由环亚律师所继续保管，使用办法仍延续经办申请，公司领导签字同意方可加盖。今后无论发生任何原因，不经过董事会所有董事一致同意，环亚律师所不得将上述保管的章、证照移交任何机构和个人。该董事会决议经（2018）京0116民初2842号判决被撤销。后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4241号判决维持。一审法院认为，在2018年3月16日涉及章照继续保管的董事会决议作出之前，保管合同关系已经有效存在并持续履行，该决议被撤销，并不等同于原保管法律关系解除，故不会直接对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另外，2019年2月26日班子会通过“对北京飞腾公司原委托环亚律师所证照、公章、合同等自2019年2月26日起，继续由环亚律师所按过去流程托管管理”的决议。但在2013年9月17日之前，北京飞腾公司并无由班子会决定章照管理的惯例和规范文件。班子会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机关，也不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具有相应职能的机构，班子会作出的决议不能等同于公司的意志，故此次班子会关于章照继续保管的决议对已经存在的保管法律关系亦不产生影响。总之，环亚律师所在2013年9月17日、2013年10月22日之后对章照的保管属于有权保管。（三）保管合同关系应否解除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明确表示不增加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但李子珍作为北京飞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代表北京飞腾公司主张返还公司章照，其诉讼请求得以支持的前提，应当审查保管合同是否构成无效，如果有效应否解除。上文已论述，保管合同有效成立，环亚律师所已经实际保管北京飞腾公司的章照。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虽主张基于保管合同无效而要求返还，属于其法律认识错误，但返还章照的诉讼请求具体而明确，故法院应当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进行法律审查。李子珍代表北京飞腾公司主张返还公司章照，就是对保管物的取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和第三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保管人应将原物返还给寄存人。也就是保管合同中寄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取回保管物。故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飞腾公司与环亚律师所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保管合同解除后，环亚律师所应当将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证照返还给北京飞腾公司。但由于庭审中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经释明后仍未明确主张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判决作出之日为合同解除之日更为合理。另外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李子珍法人人名章为公司财产。李建国和环亚律师所认可北京飞腾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由环亚律师所保管，但认为仅保管李子珍法人人名章一枚。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虽主张李建国和环亚律师所持有三枚李子珍法人人名章，但并未提举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于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要求返还另外两枚李子珍法人人名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李建国应否对北京飞腾公司公章证照返还承担责任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主张，环亚律师所受托保管章照是基于李建国的授权，并提交了证据10中2014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民警对吕武茂的《询问笔录》中，吕武茂作出的“我只对新董事长李建国交我管放印章负责，没有李建国的授权，我不会交给任何人”、“我当时说‘这些公章、证件、执照等资料确实放在我单位保存，但是我不能交给你，因为你已经不是飞腾公司的法人和董事长了，是新的董事长李建国委托我单位保存的，我只对李建国负责’”等文字内容进行佐证，故要求李建国对返还章照承担责任。庭审中，作为李建国、环亚律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武茂解释，李建国是北京飞腾公司新的董事长，李建国的委托是履行职务行为，环亚律师所是对李建国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负责，而不是对其个人负责。结合《询问笔录》中吕武茂的其他表述内容，“董事会选举当日决定将飞腾公司的财务章、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等物品从安全角度考虑由我单位代为保管”、“我单位保存的是2013年9月17日飞腾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交给我单位保存的原飞腾公司的印章”、“我这样做是因为飞腾公司新的董事会委托我单位保存的”，一审法院认为环亚律师所是基于北京飞腾公司受托保管，而非李建国本人。再者，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9《通知》显示，虽有李建国本人的签字，但在落款处有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与环亚律师所成立保管合同关系的是北京飞腾公司而非李建国本人，故一审法院认为李建国并不应对返还章照承担责任。庭审中，环亚律师所认可所涉章照除另两枚人名章外，均由其保管。李子珍代表的飞腾公司虽主张李建国控制另一枚人名章，但并未提举相应证据。故对于要求李建国返还另一枚人名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本庭注意到，北京飞腾公司由于股东李子珍和李建国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衍生多起诉讼,势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是权利义务的复合体，不是个别股东争权夺利的工具。北京飞腾公司应当有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运行环境，既是对其他股东权益的维护，也是公司职工利益的保障。身为股东应当依法行权，而不应当通过反复召开会议、循环诉讼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徒增公司费用。本庭希望通过已经生效的和本案的诉讼，能够督促当事人妥善处理内部争议，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促进公司治理结构走向良性运行轨道，切实保护其他小股东和公司职工的切身利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解除；二、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一枚李子珍法人人名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三、驳回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环亚律师所提交2019年10月9日北京飞腾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北京飞腾公司继续委托环亚律师所保管公司证照印章，并重新选举了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北京飞腾公司（李子珍）对此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形成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且该行为对本案事实认定不影响，不属于本案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李子珍是否能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属于公司内部控制权争夺产生的纠纷，截止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北京飞腾公司的工商登记中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仍是李子珍。其次，北京飞腾公司虽主张经公司董事会选举了新的法定代表人，但相关董事会、班子会决议经生效判决确认不成立。再次，公司经营事项发生变更后，公司应当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为变更登记的法定义务履行主体。结合《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其产生、免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企业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登记机关提交包括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故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是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在无证据证明北京飞腾公司经法定程序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李子珍具有代表北京飞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代表资格，有权代表公司在本案中行使诉讼权利、实施诉讼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环亚律师所与北京飞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保管事实，双方对此无异议。北京飞腾公司主张保管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但对该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保管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认定保管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上述保管合同事实及法律关系的认定，结合在案事实，北京飞腾公司主张李建国返还案涉证照印章，显然主体不适当，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北京飞腾公司要求李建国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北京飞腾公司主张的返还公司证照印章范围一节。双方对李子珍人名章之外的返还事项均无争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李子珍人名章返还一枚还是三枚。根据查明的事实，环亚律师所认可其控制李子珍人名章一枚，而北京飞腾公司主张有三枚人名章在李子珍处，但经本院询问，李子珍未能举证证明存在三枚人名章，也无法向法庭展示三枚人名章的具体样式及何时交付给何人保管，因此，对于李子珍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环亚律师所与北京飞腾公司之间的保管合同已于2019年9月20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其有义务向北京飞腾公司返还相关被保管物，其主张继续持有，缺乏合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飞腾公司、李建国、环亚律师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元，由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建国、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各负担70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丽新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承松书 记 员 张晓华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