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民终1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五大连池市天立农资有限公司，住所五大连池市龙镇站前。法定代表人：李丽，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国军，男，1971年6月4日出生，汉族，职工，住五大连池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占海，男，1950年4月5日出生，汉族，工人，住五大连池市。上诉人五大连池市天立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国军、于占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2019）黑1182民初1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丽，被上诉人于国军、于占海接受了本院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2019）黑1182民初1125号民事判决，改判于国军、于占海连带给付天立公司赊欠化肥款350,484元，于国军给付天立公司赊欠化肥款473,006元；3.诉讼费用由于国军、于占海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于国军、于占海在长水河农场耕种土地，其中于占海耕种60垧，于国军耕种50垧左右，于国军、于占海在天立公司处赊欠掺混肥合计173,507元。2014年4月10日双方签订了《赊销合同》，该笔化肥款一直未给付。因于国军以前与天立公司有经济往来，双方于2018年2月1日进行结算，于国军共欠天立公司化肥款本息合计823,490元，其中包括2014年4月10日于占海所赊欠化肥款。一审中于国军提供的证人认可于占海2014年在长水河农场有耕地60垧，当天接收化肥是于占海接收，并且于占海在《赊销合同》上签字。于国军主张其租种于占海土地与事实不符，双方没有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约定承包费，证人也是听说的，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于国军辩称，认可在天立公司赊购化肥，且拖欠其化肥款，2012年到2014年都用了天立公司化肥。但天立公司要求于占海偿还不成立，于占海2014年没种地，也没担保。李丽与于占海之间不认识，天立公司称于占海用过化肥不是事实。于占海辩称，天立公司上诉理由和事实不符，2014年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欠化肥，当时于国军不在家，打电话让于占海查收天立公司的化肥并进行接收查袋，天立公司一审卷宗中的《赊销合同》系伪造，于占海对该合同上名字和内容不认可，但是化肥数量对，于占海2014年确实没种地，不认可天立公司上诉请求，于占海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天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国军、于占海连带给付欠款823,490元；2.于国军、于占海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3月21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玉米掺混肥、大豆掺混肥两种农资，共计价款127,750元，双方签订了《赊销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均已提交法院，内容一致，该合同约定“需方从欠款之日起月息1分0厘0毫计息，如天内还款不计利息，超期还款从欠款之日起按月息1分5厘结算，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合同条款下方位置手写体载明“从5月1日计息”。2012年4月23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玉米掺混肥、大豆掺混肥等农资，共计价款172,150元，天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可予证实，该收据居右位置载明“10月30日前还款利息1分，超期2分，超过当年3分”。2013年5月23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玉米掺混肥、大豆掺混肥两种农资，共计价款46,510元，双方签订了《赊销合同》，该合同约定“需方从欠款之日起月息1分0厘0毫计息。如天内还款不计利息，超期还款从欠款之日起按月息1分5厘结算，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此处系打印体，存在手写改动，“不计利息”被划掉，“2分利结算”被改为“3分利结算”，合同右方位置手写体载明“10月30日前还款”。2013年6月21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绿医生等农资，共计价款6,750元，天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可予证实，该收据居右位置载明“10月30日前还款”，未载明利息约定。2013年6月30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灭草剂等农资，共计价款1,591元，天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可予证实，该收据居右位置载明“10月30日前还款”，未载明利息约定。2014年4月10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奥林丹肥、北京谷丰肥等农资，共计价款173,507元，双方签订了《赊销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均已提交一审法院，内容除合同上方位置“乙方处:”买受人有无于占海及其身份证号内容外其他一致，该合同约定“乙方从欠款之日起月息1分0厘0毫计息。如三十天之内还款不计利息，超期还款从欠款之日起按月息1分5厘结算，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此处系打印体，存在手写改动，“2分利结算”被改为“3分利结算”，但改动处按了手印，合同右方位置手写体载明“12月1日前还款”。该合同上方居左位置“乙方:”处载明于国军及其身份证号，未载明于占海及其身份证号；该合同下方居左位置“乙方:”处有于国军签名及其按的手印；该合同下方居右空白位置有于占海签名及其按的手印。2014年5月27日，于国军在天立公司赊购玉米药等农资，共计价款24,730元，双方签订了《赊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从欠款之日起月息1分0厘0毫计息。如三十天之内还款不计利息，超期还款从欠款之日起按月息1分5厘结算，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此处系打印体，存在手写改动，“2分利结算”被改为“3分利结算”，但改动处按了手印，合同右方位置手写体载明“12月1日前还款”。该合同上方居左位置“乙方:”处载明于国军姓名，该合同下方居左位置“乙方:”处有于国军签名及其按的手印。2018年2月11日，于国军在李丽出具的《欠条》欠款人处签名、按手印，欠条内容为“二龙山林场于国军，身份证号，在2015年5月1日于国军欠龙镇李丽借款及农资2012、2013、2014及于国军父亲于占海共欠人民币伍拾壹万捌仟元整，￥518,000元。于国军到2018年2月11日欠李丽人民币捌拾贰万叁仟肆佰玖拾元整，￥823,490元，于国军自愿将自己在二龙山林场名下的开荒地账上有叁拾肆公顷归李丽耕种，自2019年开始耕种直至顶完欠款为止，利息1.5分。欠款人签字：于国军，2018年2月11日”。另查明，2012年10月30日，于国军向李丽在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卡号为62×××30的账号内汇款150,000元。于占海与于国军系父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于国军于2012年10月30日向李丽偿还的欠款是个人借款还是向天立公司赊购的农资款，于占海是否系于国军与天立公司买卖化肥合同中的买受人之一，2018年2月11日于国军签名的欠条是否包含本案所涉债务。一、于国军于2012年10月30日向李丽偿还的欠款是个人借款还是向天立公司赊购的农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该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于国军所举之证能够证实还款事实，天立公司对此无异议，但天立公司诉讼称该款是偿还李丽的个人借款，并非本案所涉购买农资的货款，对此天立公司并未举证证实。作为天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丽当庭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实李丽与于国军在还款之前存在个人之间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基于李丽与天立公司的特殊身份关系，根据举证规则，认定为该款偿还的是于国军向天立公司赊购农资的欠款。二、于占海是否系于国军与天立公司买卖化肥合同中的买受人之一。买卖合同系平等主体达成的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意，其订立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本案中于国军在天立公司出具的赊销合同上签字按手印，足以认定双方已达成买卖化肥的合意，即形成了赊销化肥的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天立公司依约向于国军交付了化肥，天立公司已完成了合同义务，但于国军未向天立公司支付化肥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于占海是否系于国军与天立公司买卖化肥合同中的买受人之一，双方各执一词，一审法院应通过采信的证据和已查明事实予以认定。（一）天立公司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提交的《赊销合同》复印件上方居左位置“乙方:”处载明于国军及其身份证号，未载明于占海及其身份证号。但本案开庭审理时天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赊销合同》原件上方居左位置“乙方:”处载明于国军及其身份证号，也载明了于占海及其身份证号。对此天立公司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导致其主张明显存疑。（二）该合同下方居左位置“乙方:”处有于国军签名及其按的手印；该合同下方居右空白位置有于占海签名及其按的手印。从合同签名位置上看，于占海的签名明显不包含于买受人乙方处，导致于占海是否系买受人真伪不明。（三）合同的订立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需要当事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天立公司自认与于国军签订该赊销合同时于占海未去，其所举之证也未能证实天立公司与于占海存在就赊销合同达成要约和承诺的意思表示。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于占海并非于国军与天立公司于2014年4月10日达成的买卖化肥合同中的买受人之一。三、2018年2月11日于国军签名的欠条是否包含本案所涉债务。天立公司在诉讼中主张按照2018年2月11日欠条之外的向法庭提供的赊销合同及欠据主张权利，主张欠款数额是823,490元。因此可知该欠条内容包含本案所涉赊购合同债权，但该欠条内容系双方核算后作出，不排除计算错误的可能。终上所述，本案债权债务主体及欠款数额已经明确。2012年3月21日的赊销欠款127,750元，通过对赊销合同体系解释及于国军于2012年10月30日向天立公司还款150,000元的事实可知，该笔欠款月利率应为1%，从2012年5月1日起算。截止2012年10月30日，该笔欠款利息为7,622.42元（127,750元×1%×5.967）。2012年4月23日的赊销欠款172,150元，鉴于收据载明“10月30日前还款利息1分，超期2分，超过当年3分”和于国军于2012年10月30日向天立公司还款150,000元、之后一直未还款的事实可知，从2012年4月23日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应按月利息1%计息，在于国军偿还的150,000元中扣除利息部分后该笔欠款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月利率2%计息至偿还完毕。即截止2012年10月30日，该笔欠款利息为10,730.68元（172,150元×1%×6.23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未约定偿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时，应推定先偿还的是利息。上述债权界至2012年10月30日，于国军尚欠天立公司货款168,253.1元[127,750元+172,150元-（150,000元-7622.42元-10,730.68元）]，该货款自2012年10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2013年5月23日的赊销欠款46,510元，于国军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约定从欠款之日起月息1分0厘0毫计息，超期还款按月息1分5厘结算，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但双方对超期天数未予约定，应视超期一年内利率约定不明。该款于国军超过当年未偿还，因此该货款应自2013年5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上述债权界至2013年5月23日，于国军尚欠天立公司货款214,763.1元（168,253.1元+46,510元），其中168,253.1元和46,510元利率计算方式不变。2013年6月21日的赊销欠款6,750元，2013年6月30日的赊销欠款1,591元，以上两笔欠款，于国军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欠款未约定利息，因此截止2013年6月30日，于国军尚欠天立公司案涉货款223,104.1元（214,763.1元+1591元+6750元），其中168,253.1元和46,510元利率计算方式不变。2014年4月10日的赊销欠款173,507元，于国军自认系其本人欠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所涉《赊销合同》约定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该《赊销合同》“2分利结算”被改为“3分利结算”，对此于国军虽未提出异议，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月利率应不超过2%。因此截止2014年4月10日，于国军尚欠天立公司案涉货款396，611.1元（223,104.1元+173,507元），其中168,253.1元和46,510元利率计算方式不变，173,507元自2014年4月10日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2014年5月27日的赊销欠款24,730元，于国军自认系其本人欠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所涉《赊销合同》约定超当年还款从欠款之日按月息2分利结算，该《赊销合同》“2分利结算”被改为“3分利结算”，对此于国军虽未提出异议，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月利率应不超过2%。因此截止2014年5月27日，于国军尚欠天立公司案涉货款421,341.1元（396，611.1元+24,730元），其中168,253.1元、46,510元、173,507元利率计算方式不变,24,730元自2014年5月27日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因为天立公司已明确表示按照2018年2月11日欠条之外的向法庭提供的赊销合同及欠据主张权利，主张欠款数额是823,490元，因此一审法院对2018年2月11日的欠条不予单独核算。截止本案立案之日即2019年6月10日，所涉货款本金为421,341.1元，利息为549，642.79元[266,961.59元（168,253.1元×2%×79.333）+67,532.52元（46,510元×2%×72.6）+215,148.68元（173,507元×2%×62）]。综上所述，天立公司诉讼主张823,490元，未超过案涉货款本息之和970,983.89元（421,341.1元+549，642.79元），因此天立公司对于国军的请求应予支持。天立公司所举之证未能证实于占海欠款事实，因此天立公司对于占海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于国军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五大连池市天立农资有限公司欠款823,490元；二、驳回五大连池市天立农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35元，减半收取6,018元，由被告于国军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天立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2019年4月17日《赊销合同》一份、接货收条一份、原始接货单两份。旨在证明赊销合同和接货单是有区别的，于占海在赊销合同签字是确认本人赊销的行为，不是以接货人形式进行签字。于国军质证认为，对天立公司提交证据不认可，该证据与于国军无关。于占海质证认为，对天立公司提交证据不认可，于占海是以接收人的身份在赊销合同进行签字，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于占海围绕答辩意见提交2014年4月10日《赊销合同》一份，旨在证明于占海与天立公司没有赊销关系，是于国军所赊销的化肥。天立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签订当时于国军去天立公司赊销化肥，李丽问于国军今年赊销的化肥怎么这么多，于国军说有于占海60垧地的，赊销合同填上于国军名字，当时于国军没签名，让李丽所在的天立公司当天送肥。李丽问于国军于占海怎么签字，于国军说于占海在二龙山林场，接肥的时候就在《赊销合同》上签字。该《赊销合同》拿回来后于国军回来又在该合同乙方处补签。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天立公司主张案涉《赊销合同》相对方也包括于占海，于占海应当与于国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天立公司对于上述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虽然天立公司举示的2014年4月10日《赊销合同》有于占海签字，但是该签字并非在合同当事人签字处，且该合同抬头处于占海姓名及身份信息为天立公司后期自行添加，故不能认定于占海作为《赊销合同》买受人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其次，天立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于占海就合同基本条款协商一致的过程，故不能认定于占海与天立公司就赊购化肥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第三，虽然2018年2月11日于国军出具欠条中表述欠款518,000元中包括于国军父亲于占海欠款，但是于占海并没有签字确认，故无法证明于占海认可其欠天立公司化肥款。综上，天立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于占海为《赊销合同》一方当事人，故天立公司主张于占海与于国军连带给付其赊购化肥款350,484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天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8元，由五大连池市天立农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铁审判员  贺颖审判员  王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吴萌萌书记员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