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志寅，男，194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高立军，男197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系高志寅儿子。 委托代理人徐红兵，浙江亿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贵华，男，197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辰溪县,现在杭州市西郊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 负责人尤程明，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比亚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和路11号2幢308室。 法定代表人黄峰英，经理。 委托代理人饶雪花、刘刚，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万郡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保亿中心2幢504室。 法定代表人黄峰英，经理。 委托代理人邵骏，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迅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启航路99号-301。 法定代表人黄峰英，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祖林，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103室12单元。 法定代表人孙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恒、顾高行，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志寅因与被上诉人唐贵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深圳公司）、杭州比亚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租赁公司）、杭州万郡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郡行租赁公司）、杭州迅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出行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23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1月26日17时32分许，唐贵华驾驶比亚迪租赁公司所有的浙Ａ×××××号小型轿车沿萧山区红十五线德北村北侧匝道由北向西右转弯驶入红十五线时，与沿红十五线北侧辅道由东向西行驶的高志寅驾驶的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高志寅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唐贵华驾车逃离现场，于2017年11月29日9时许被公安机关查获。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唐贵华负事故全部责任，高志寅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唐贵华因本起交通事故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刑期从2017年11月29日起至2020年3月28日止。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已支付高志寅10000元。另查明，本案浙Ａ×××××号小型轿车在平安保险深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为12200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三者险50万，并投保不计免赔保险；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高志寅的伤情经法医鉴定，已构成一个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其误工期、护理期均从受伤之日起至本次检验日前一天止，其营养期为180日。高志寅目前伤情已基本稳定，医疗已基本终结，嗣后除仍需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其医疗费应属合理）外，已无其他必然的医疗措施。高志寅于2019年2月21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唐贵华赔偿高志寅因交通事故受伤造成的损失1910036元（后续抗癫痫医疗费待实际产生后再行主张）；二、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高志寅的损失予以赔偿；三、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作为一个连带责任整体，与滴滴出行公司一起共同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和已查明的本案事实，依法核定高志寅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一、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医疗费490251.83元（已扣除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11350元（50元/天×227天）、营养费5400元（30元/天×180天），合计507001.83元；二、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护理费19450.56元[2017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1099元/年÷365天×227天（高志寅主张227天在鉴定时间内）-高志寅自愿减少自行实际支出的护理费18548元]、后续护理费733188元[2017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1099元/年×12年（暂计算至2030年11月1日止）]、残疾赔偿金563871元（51261元/年×11年）、交通费酌情1800元；合计1318309.56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鉴定费3300元、电动车损失1200元（高志寅主张2000元无证据，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认可1200元予以确认），合计4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事故车辆登记在比亚迪租赁公司名下，出租给万郡行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再转租给唐贵华。唐贵华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比亚迪租赁公司与万郡行租赁公司系租赁关系，高志寅主张被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三者系挂靠关系，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认定。滴滴出行公司是网约车软件平台的运营商。高志寅主张唐贵华与被滴滴出行公司双方系用工关系，滴滴出行公司作为用工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但高志寅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双方系雇佣关系。唐贵华未承认系被滴滴出行公司雇佣，滴滴出行公司否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根据高志寅提供的唐贵华的交警询问笔录陈述，事故发生时，唐贵华驾车回家，无搭载乘客也无接单行为。此陈述与滴滴出行公司抗辩相印证。故对高志寅主张唐贵华系为滴滴出行公司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高志寅认为唐贵华未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未尽审核义务将车辆出租给无资格证的唐贵华，滴滴出行公司未尽审核义务允许唐贵华登录平台从事网约车业务。故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公司作为车主、车辆出租方、平台的运营商均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非是从事网约车业务必备资质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也不是造成本起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也不必然增加事故发生率，故高志寅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浙Ａ×××××号小型轿车在平安保险深圳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50万，并投保不计免赔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经原审法院释明，高志寅明确不要求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故商业三者险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高志寅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高志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伤前从事工作、伤后造成误工损失的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高志寅自愿扣除住院期间实际支出的护理费18548元，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高志寅要求后续抗癫痫医疗费待实际产生后再行主张，有法医鉴定意见相佐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高志寅损失12200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已支付10000元，尚需支付112000元；唐贵华赔偿高志寅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707811.3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赔偿高志寅112000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唐贵华赔偿高志寅1707811.39元，限在2020年4月28日前付清；三、驳回高志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90元（批准缓交10995元，向原审法院预交10995元），由高志寅负担812元，唐贵华负担21178元。高志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唐贵华在2020年4月28日前，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高志寅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或法律理解错误，依法应当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交通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驾驶员没有履行职务行为，与滴滴出行公司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是错误的。1、原审法院认为，用工关系应当提供雇佣合同证明，高志寅没有提供合同，且滴滴出行公司否认雇佣关系，事故发生时没有接单行为。原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否决上诉人的主张，很显然是片面的认识，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用工关系不能仅仅看是否存在书面的雇佣合同，其核心本质是看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事实，而本案查明的事实，就是滴滴出行公司派单给唐贵华开滴滴快车，无论是唐贵华本人，还是滴滴出行公司，均在滴滴快车业务中分享各自的利益。尽管双方之间没有纸质的书面雇佣协议，但双方是通过网络软件注册登记使用的形式，电子协议也是协议，且发生了事实上的派单合约，即唐贵华与滴滴出行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而该“形式上的合同证据”不由上诉人掌握，原审法院要求高志寅提供，本身就违反常识。况且上诉人在起诉时已经申请调查令，要求就相关事实予以调查，原审法院予以拒绝，对上诉人的本就难以实现的权利设置了人为的障碍。2、滴滴快车业务，应当与通常的出租汽车业务一样，除非已经下班交车停止驾驶，否则，行驶在道路中的滴滴快车，只要没有关闭下线其注册登记的网约车软件，一律应当认定其随时接受滴滴出行公司的派单任务，无论有无接单拉客，仍与滴滴出行公司保持着雇佣关系，不能狭隘的认为只有接单拉客时才算。滴滴出行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上述时间中，唐贵华属于下线拒绝接单状态，本案上诉人要求调查唐贵华的手机通讯记录及涉案车辆的GPS轨迹，原审法院无理拒绝，因此，滴滴快车驾驶员等待接单的过程中，应当认定为尚在履行职务过程中。3、根据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滴滴出行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滴滴出行公司也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滴滴出行公司必须与快车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这是强制性要求，无论是否签订了协议，只要事实上存在着派单接单业务行为，则当然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驾驶员服务期间当然是履行职务行为。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不存在挂靠，也是错误的。1、上诉人在起诉状及代理词中写得非常明确，是被上诉人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与滴滴出行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挂靠运输行为，并不仅仅是三家租赁公司之间。依照浙江省交通厅道路运输管理局文件关于规范旅客运输企业客运车辆及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的通知（浙运2006第58号）第三条之规定，挂靠经营是指道路客运企业擅自将企业拥有的客运线路经营权私下转卖或以收取管理费的方式转让给职工或不具备经营资质条件的企业和个人（以下简称车主），由车主出资购买车辆、以所挂靠企业的名义进行经营的行为。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是：三家租赁公司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却是同一法定代表人，且在民警笔录中证实，实际为同一经营班子控制经营。与滴滴出行公司合作从事滴滴车业务的是迅途租赁公司，但迅途租赁却不提供车辆，由比亚迪租赁公司将车辆交给万郡行租赁公司，该车辆又由万郡行租赁给唐贵华从事滴滴快车。三家租赁公司与滴滴出行公司一起，尽管采用的是网约车形式，但依照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一条之规定，本质上仍然从事的是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中的“出租汽车经营”。滴滴出行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在杭州已取得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却不提供符合资格的网约车，由涉案的三家租赁公司提供车辆挂靠经营。2、如前所上诉的理由，原审法院认为挂靠的认定必须要有书面的“挂靠协议”否则视为没有证据。上诉人认为，对事实的认定，如果仅仅是依照书面形式的协议，显然是对事实认定的扭曲理解，本案查明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的确定了挂靠行为，又有浙江省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却拘泥于是否存在书面形式的“挂靠协议”来进行判断。三、原审法院认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非是从事网约车业务必备资质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网约车驾驶证也不是造成本起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是法律适用或者法律理解的极端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应当具有驾驶证，驾驶证由公安部门负责发放。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是公安部与其他六部委在新形势下联合制定的，该规定中明确规定网约车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约车驾驶员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这就是必备资质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故意无视法律规定，错误的适用法律或者错误的理解法律，应当予以纠正。2、原审法院认为没有网约车驾驶证不是造成本起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显然不仅是事实认定错误，更是法律适用错误或者法律理解错误。如果严格依照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唐贵华不具备从事网约车的条件，不应当租赁车辆上路驾驶，但在三家租赁公司与滴滴公司违法的运作下，让一个没有驾驶滴滴快车资格的人上路行驶，从源头上没有将一个高风险性驾驶员排除在营运驾驶之外，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另外，本案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害后果，与唐贵华的肇事逃逸行为有较大的关系，如果不逃逸，第一时间救人，也许会减轻损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或者理解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改判：1、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232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就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上诉费用由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承担。 上诉人高志寅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比亚迪租赁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希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万郡行租赁公司答辩称：与杭州比亚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迅途租赁公司答辩称：与杭州比亚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滴滴出行公司与司机并非雇佣关系，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滴滴出行公司与高志寅之间为用工或雇佣关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滴滴出行公司和网约车司机仅系合作关系，滴滴出行公司与司机并不构成劳务、劳动或雇佣关系。（1）从接单模式上看。乘客通过平台发单是面向附近不特定的注册司机，平台根据供需进行优化匹配。司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接单，并且每单有取消订单的权限和入口；（2）从出车时间看。车主自行决定一个月哪天出车，每天出车时间，自由收车与休息，平台不存在时间要求及管理。（3）从场所和任务看。不限定服务场所，服务成果也是根据乘客的从A到B的运输指令。（4）从服务工具上。网约车司机提供驾驶服务的车辆由其自行提供，平台不提供运输工具。（5）从费用结算看。平台和司机的合作关系在每一个订单中独立存在，每次合作实时分割。（6）从平台合作看。全国目前有100多家网约车平台，司机与哪个平台合作，每天在哪个平台接单都是自由自主的。（7）从指挥和管理上看，网约车平台对合作司机不存在考核、管理等制度。2、滴滴出行公司和网约车驾驶员关系理当以约定为准。滴滴出行公司和网约车驾驶员在线签订的《服务合作协议》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等禁止性规定的行为。网络预约出租车系新型的出行模式，不同的网约车平台存在不同的模式，比如首汽约车、神州租车的自营模式，比如滴滴出行、易到出行的加盟模式。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网约车驾驶员和答辩人在线签订《服务合作协议》符合该条的规定，也符合双方合作的特点。针对新生事物，在相应的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下，不应认定其为无效，市场主体的商业模式由平台自行承担风险。在共享经济规律下的平台充分调动资源及生产要素，提高了人民群众出行的便捷及舒适程度，同时极大促进了灵活就业，合乘及拼车等行为能有效减排污染，新生事物的发展应当得到法律的合理的支持。另外，广东省高院和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18日联合发布的粤高法发（2018）2号文件第二条规定，“二、网络平台经营者与相关从业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原则上按约定处理。如双方属于自负盈亏的承包关系或已订立经营合同、投资合同等，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的，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际履行与约定不一致或双方未约定的，以实际履行情况认定”。通过该规定，不难发现，滴滴出行公司和网约车驾驶员关系理当以约定为准。根据以上两点，可以明显发现，网约车驾驶员系自由注册、自由接单、自由提现，不受平台的管理。因此本案中，平台和驾驶员系合作关系，并非劳务、劳动雇佣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明确，本案事故发生时并无订单，本案与滴滴出行公司无关联性，应依法维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司机，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通过本条不难发现，网约车必须满足平台要件，也即通过网约车平台达成出行。换言之，如果该车辆当时没有从事网约车运输行为，则不属于网约车，和平台无关。本案即是如此，事故发生时候唐贵华并没有从事网约车运输行为，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事实：事故发生时，唐贵华驾车回家，无搭载乘客也无接单行为，该事实认定清楚明确，因此，司机并非处于与滴滴出行公司的合作期间，本案和滴滴出行公司并未任何关联性。虽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网约车运输驾驶员需要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网约车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但是本案事故发生时候并没有从事网约车运输行为，并且本案驾驶员的驾驶资格及涉案车辆的使用性质和本起事故的发生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必然增加事故发生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滴滴出行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公证书一份，证明网约车驾驶员系自由注册、自由接单、自由提现，不受平台的管理，与平台系合作关系，并非劳务、劳动雇佣关系的事实。 被上诉人唐贵华、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二审之后未作答辩，也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于被上诉人滴滴出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上诉人高志寅对于复印件不认可，同时认为即使是原件，也是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单独出的材料，仅仅可以证明在申请的时候，一个下载软件的过程，不能反映出2017年唐贵华注册时候的情况，以及当时有没有接单，这仅仅是2018年之后下载软件的内容，而且滴滴出行公司可以自己去进行修改，所以不具备关联性、也不客观。被上诉人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和迅途租赁公司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公证书仅仅涉及2018年之后下载软件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滴滴出行公司系网约车软件平台的运营商。从唐贵华向万郡行租赁公司租赁案涉车辆的事实看，案涉车辆非滴滴出行公司自营车辆。高志寅上诉认为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公司之间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挂靠运输关系，缺乏相应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唐贵华利用从万郡行租赁公司租赁来的车辆通过滴滴出行公司的软件平台从事网约车运输服务，滴滴出行公司主张其与唐贵华之间形成合作关系，更符合客观事实。高志寅认为唐贵华与滴滴出行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缺乏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事发后唐贵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陈述，事故发生时，其驾车回家，无搭载乘客也无接单行为，这可以反映本次事故不是在唐贵华从事运输服务过程中发生，高志寅要求滴滴出行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服务的驾驶员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行政管理范畴，非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本案交通事故并非发生在车辆营运过程中，驾驶员是否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不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故高志寅以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对唐贵华是否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未尽审核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依据不足。综上，高志寅要求比亚迪租赁公司、万郡行租赁公司、迅途租赁公司、滴滴出行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70元，由高志寅负担。高志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