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02行初193号 原告沈少梅，女，197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富，浙江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边旦娜，浙江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耶溪路621号。 法定代表人俞小红，主任。 出庭行政负责人王建林，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元长、陈珊珊，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国良，男，196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沈少梅与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余国良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少梅的委托代理人徐富、边旦娜，被告绍兴市东浦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负责人王建林及委托代理人陈珊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变更2019年8月30日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与余国良、沈少梅户签订《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增补原告为安置人口，按当地拆迁政策对原告进行安置。 原告沈少梅诉称，2013年，原告与前夫余国良协议离婚，协议约定位于越城区东浦街道××村陈家溇民居房一幢归原告所有。2019年，因越城区城中村改造建设需要，需拆除该房屋。2019年5月30日，原被告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安置人口2人，可加计安置人口1人，合计可安置人口3人，安置补偿面积为120平方米。后得知，协议中的安置人口仅为余国良和原告之子余东，被告并未将原告列为安置人口。原告认为，原告户口尚在本村，且合法拥有上述房屋，长期居住在该房屋内，平常也享受村里的全部福利待遇，完全符合拆迁安置对象的要求。被告未将原告列为安置人口，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一、增补原告为安置人口，按当地拆迁政策对原告进行安置；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沈少梅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 1、《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证明房屋安置情况，原告未列入安置人口的事实； 2、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各1份，证明余国良与沈少梅离婚及财产约定的相关事实。其中提到了所涉拆迁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婚生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支付抚养费的事实； 3、户口本，证明沈少梅与余国良、余东是同一户口，居住于拆迁××号的事实； 4、股权证1本，证明沈少梅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成员； 5、《东浦街道大葛、湖口、庆丰、联盟等四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东办【2019】43），证明本案所涉及房屋征收的政策，原告符合第四条第（五）项条件，但是被告没有将原告列为安置对象。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被告根据余国良户提交的1988年4月10日《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及2007年2月14日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按照《东浦街道大葛、湖口、庆丰、联盟等四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被征收人户名原则上以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为依据，被征收人可择安置房套数为每户一套等规定，确定余国良户实际可安置人口2人，可加计安置人口1人，可安置补偿面积为120平方米。被告于2019年5月30日，与余国良户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因在签订该安置补偿协议书时，原告沈少梅仍为余国良户户内人员，故余国良户仅可择安置房套数仍为一套。同时，原告沈少梅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自愿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故被告就余国良户作出的安置补偿行为合法。其次，根据《东浦街道大葛、湖口、庆丰、联盟等四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中本人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的，可在父母处(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合法产权的，可挂靠兄弟姐妹处)挂靠计入一个安置人口的规定，原告不符合该种可增加安置人口的情形。最后，原告沈少梅与余国良于2013年8月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虽对财产分割作了约定，约定原位于越××××庆丰村陈家溇的房屋归原告所有，但是原告在与余国良离婚后，未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与余国良上述房产的分割约定并不产生产权变更登记的法律效力，上述房产的分割约定亦不能对抗被告。综上，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向法院提供并出示以下证据： 1、《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绍兴县东浦乡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东浦街道庆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确权确户表各1份，证明被告根据政策以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为依据进行确权确户； 2、承诺书、委托书各1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出具承诺书，承诺自愿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政策依据为：《东浦街道大葛、湖口、庆丰、联盟等四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东办【2019】43号）。 第三人余国良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证据1，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原告证据2，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于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具体是哪一幢不明确，余国良在该村有三处房产，其中一处13.55平方米的没有任何合法凭证，且该份离婚协议书是余国良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不能对抗被告，原告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后未将房产权属进行变更登记； 原告证据3，被告无异议； 原告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原告在庆丰村没有独立的房屋不符合安置条件； 原告证据5，被告无异议。 被告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是无效的，是当时工作人员的错误引导，有胁迫的意思。委托书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应该提交给街道而不是评估公司，合法性有问题。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明力在说理部分详述。 经审理查明，1988年，余国良向原绍兴县东浦乡审批建房，获批建造建筑占地面积36.1平方米二层楼屋1间。2003年12月19日，原告沈少梅因与余国良结为夫妻后，户口由贵州省开阳县马场镇新凤村陈家湾组迁入越城区东浦街道××村陈阿耐户（余国良母亲）。2013年，原告与前夫余国良协议离婚，协议约定位于越城区东浦街道××村陈家溇民居房一幢归原告所有，但未办理房产转移登记，且户口也仍在该户，未独立分户。2019年，因越城区城中村改造建设需要，需拆除该房屋，在公告截止日户内人口有：余国良、沈少梅及子余东（1998年11月9日出生）。2019年5月30日，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甲方）与余国良、沈少梅户（乙方）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503.8m2,认定为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98.34m2，政策性确权面积21.66m2。认定乙方实际安置人口2人，可加计安置人口1人，合计可安置人口3人。根据上述情况，乙方可安置补偿面积为120m2；被征收房屋补偿款253901元。协议还对搬迁方式、补偿款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其中该协议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有效；其他约定事项：“沈少梅安置期房120m2一套。”原告沈少梅作为乙方或委托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同日，原告提交承诺书：“本人沈少梅愿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嗣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系被绍兴市越城区政府批准确定的涉案房屋拆迁组织实施人，其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主体资格，案涉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行政协议签订后，原告要求变更行政协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类案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现原告请求法院变更双方签订的行政协议，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说，案涉协议签订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是否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才能作为原告行使变更权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沈少梅应否列入安置人口。根据《东浦街道大葛、湖口、庆丰、联盟等四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东办【2019】43）第四条第（五）项“已离婚三年以上，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时未再婚，且在征地房屋补偿公告发布前一年已将户口迁入征地房屋所在村或一直在征地房屋所在村，本人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的，可在父母处(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合法产权的，可挂靠兄弟姐妹处)挂靠计入一个安置人口。”第七条第（一）项第1目规定：“择房标准：被征收人户名原则上以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为依据，被征收人可择安置房套数为每户一套”的规定，原告离婚后虽户口一直与前夫余国良同户，未独立分户，从权证登记或批文等相关权源资料显示案涉房屋仍归余国良所有，原告名下无单独合法产权，其仍挂靠在前夫余国良处，而非父母或兄弟姐妹，不符合计入余国良户一个安置人口的条件。原告确认协议上的签名及手印为其本人所签及所按捺，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与其签订协议，且从原告书写的“愿放弃在庆丰村安置的相关权利”的承诺书，应该认为原告对所签协议未将其列入安置人口，不存在重大误解，因而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变更合同的条件，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少梅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少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岚 审 判 员  李焕林 人民陪审员  沈竹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翌婷 ? 附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