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0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84年1月12日出生，朝鲜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英，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男，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峰，北京市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占红，北京市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戴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7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霁、高英，被上诉人戴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峰、姚占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戴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并错误认定事实。李某怀孕之前，戴某已经对离婚的财产分割方案进行了确认，离婚财产分配与李某是否怀孕无关。戴某主张误以为李某孕育之子为其子，而基于对胎儿的考量在财产分割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李某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戴某知晓其孕育之子父亲的情况，包括李某对戴某陈述有外国男友，讲述自己怀孕的过程，明确告知戴某自己怀孕时间，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邀请戴某担任孩子的GodFather，邀请戴某给新生儿起名，并告知孩子父亲姓D等，同时在母子健康档案中登记的父亲为外国男友，产检生产等均由外国男友陪同。李某在离婚前已经告知了戴某其孕育之子生父的相关情况，没有隐瞒。二、一审判决仅以法官个人的生活经验论述裁判理由，不符合案件事实且逻辑混乱。一审判决仅以一次录音推导出双方在分居期间仍然同处一室，进而推导出双方仍然有性生活证据不足。因离婚协议和民政局笔录没有记录胎儿的情况而认为李某隐瞒了胎儿父亲的真实情况没有合法依据。三、一审判决偏离本案真实背景，推定如戴某知晓孩子非其亲生便不可能同意签订案涉财产分割协议属于法官主观推断。2017年初双方开始协商离婚，双方确定离婚财产计价点是4月1日，11月2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先办理房屋变更登记，过程比较复杂，所以一直到2018年3月22日才办理离婚登记。因在2017年初双方已经达成离婚共识，双方各自感觉真正的婚约已经在2017年初结束，在此背景下李某才开始交往新男友，并且有了后代，且将这个事实如实告诉了戴某，这种交往模式实际上是双方个人的选择，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关系，也不伤社会风序良俗，一审判决忽略了双方真实客观的生活背景，显失公平。四、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戴某作出财产分割意思表示是在2017年9月22日，当初李某并未怀孕，双方在2017年11月2日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没有涉及李某怀孕的情况。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的协议内容和2017年11月2日的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见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李某不存在欺诈行为，没有欺诈的故意，更不存在因欺诈而使戴某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因果关系。五、一审撤销离婚协议的判决结果将导致双方当事人进入恶性的诉讼之中，造成社会诚信丧失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戴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某2017年以来不断提出离婚，要求戴某将绝大部分房产过户给李某，戴某考虑到李某是女性，没有实际工作能力以及要抚养孩子的实际情况，对外举债2700万元提前偿还贷款，将绝大部分房产和车辆过户给李某。但李某2017年9月左右已经婚内出轨他人并怀孕且隐瞒该事实，其虽然在离婚期间利用与戴某多次微信打情骂俏获得证据材料，处心积虑开展录音活动，但是自始至终没有直接告知戴某其婚内出轨他人并怀孕的事实，所以导致戴某在离婚和分割财产期间并不知晓该事实。按照常理任何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妻子婚内出轨他人并怀孕，无论如何也不会举债2700万元提前偿还贷款后，将绝大部分实物资产分配给出轨者。此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是否有性行为属于个人隐私，双方当事人不可能提出有或者没有性行为的证据，因此并不是一审法官推断双方当事人有无性行为。两人婚姻期间怀孕生子，当然就是夫妻之间的孩子，这是常识。因此一审判决不属于推断，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戴某与李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协议内容；2、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12月10日，戴某与李某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登记结婚，2013年1月1日双方生育一女。2015年始，双方因感情不和开始分居，期间双方偶尔会见面，持续了将近3年。期间，李某多次要求戴某配合办理离婚手续，并促使戴某在2017年11月2日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随后在李某一再要求下，戴某将夫妻共有大部分房产、车辆等办理了过户手续，但是一直未到民政部门办理正式离婚登记。尽管戴某因李某又有身孕而再三挽留，但李某强烈坚持离婚，双方最终于2018年3月22日在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并正式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8年6月份，李某生下一子，戴某才发现该子系混血儿。戴某基于对与李某夫妻一场的情分及李某未来对孩子抚养的考量，方在财产分割上对李某进行大幅度倾斜，近乎将夫妻共同所有的绝大部分北京及全国各地房产分给了李某，但是最终发现李某在婚内严重出轨乃至与他人怀孕生子，存在严重过错，戴某与李某签署的离婚协议系受李某严重欺诈所为，对财产的处分非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之规定，戴某、李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涉及财产分割的内容应予以撤销。李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戴某的诉讼请求。1、戴某提交的起诉状中除了结婚时间和婚生女情况属实外，其他均与事实不符；2、戴某起诉状中提及的“欺诈”根本不存在，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前，李某就曾明确告诉戴某怀孕及孩子父亲的情况，戴某对其非李某离婚期间所孕之子生父早已明知；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戴某不履行丈夫及父亲的责任，虽然双方都有背叛婚姻的过错行为，但戴某出轨在先，且多次提出离婚；4、从《离婚协议书》财产分配比例可以看出，戴某已分得双方共同财产的绝大部分，而非戴某在诉状中所说在财产分配方面对李某进行大幅度的倾斜；5、戴某在婚内隐瞒其名下股份减持、股权出售的收益情况，戴某套现金额高达1.5亿元而未在离婚时予以披露和分割；6、婚内购置办公楼从2013年开始的房租每年大约250万元，直到2018年3月22日正式离婚前一直由戴某持有，共约1250万元；7、戴某起诉李某撤销离婚协议书的真实原因并不是所谓的“欺诈”，而是另有他因；8、戴某对于“欺诈”的陈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戴某应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2日，戴某与李某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下简称离婚协议），载明：如下财产归李某所有：坐落于北京海淀区X路X号院X层X1；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X街X号X单元X层X2号；坐落于秦皇岛市X别墅X3；坐落于葫芦岛X4、X5；坐落于X路X号X层X6、X7、X8、X9、X10、X11、X12号房屋；坐落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X院X单元X13；上述房屋自离婚登记之日起的房租收入；车牌号为×××，TeslaModelS车辆；车牌号为×××，BMWX5M车辆；如下财产归戴某所有：车牌号为×××，TOYOTAFJCRUISER4.0L车辆；车牌号为×××，MERCEDES-BENZS63车辆。就股权分配，离婚协议显示如下：包含但不限于附表清单所列股权中VXXX、戴某以及代持人（包括但不限于戴某2、李某2、王某、李某等）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股权基金份额、股权收益权、再投资权益、分工及管理费真实所得的50％（特殊情况除外，详情列于下方）。该部分权利女方为男方的一致行动人，在上述基金份额、股权及股权收益、分红及管理费，可分割部分在签署本离婚协议后三个月内转让到女方名下，无法操作分割的部分，则男方在获得该部分利益或变现时应及时告知女方，并在获得权益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权利转入女方指定银行账户、证券户口或办理变更手续。如未按约定办理，女方有权追索及索要赔偿。双方同意男方及其代持人所持有的香港上市公司X（HK及关联公司）的股权、分红权、投票权等各项权益为男方独立所有，女方放弃参与分配的权利。XInc.及附属公司（X（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北京）科技有限公司）、X（HongKong））中由男方及其代持人所持有的上述公司（及附属公司）的股权、分红权、投票权等各项权益为男方独立所有，女方放弃参与分配的权利。离婚协议载明债权分配如下：以下属于男方的债权按各自50％分配，男方、女方均具有主张上述债权的权利，获得债权还款后有义务同时告知另一方，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将50％债权支付给另一方，不得隐瞒，不得拖欠。上述已有还款部分男方需在本协议签署二个月补偿给女方。各自有追索及赔偿权利。1、刘某所欠500万元；2、于某所欠1200万元；3、GX所欠80万美元；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男方应按约定支付女方150万作为赔偿金，其中50万元已支付完毕，其余100万元在合同签署后1年内支付。除上述条款所列出的财产，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不进行分割。离婚协议载明债务的处理如下：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房贷外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各自名下的债务由各自承担，男方需按合同约定分配庞红梅基金本金及相应权益。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X街X号X单元X层X2号房屋以及秦皇岛市X别墅X3号房屋的贷款由男方偿还直至还清。双方声明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上协议内容经离婚双方当事人确认后证实完全符合男女双方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愿。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李某已经怀孕。在民政局受理离婚登记申请询问时，李某明确表示是由其提出离婚的。2018年6月17日，李某生育男孩李某3。李某称该男孩系其与一外国男子所生。戴某称其于2018年7月，前往李某家中看望时发现孩子是混血，方知李某所生之子并非其亲生。现戴某主张其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并不知晓李某3并非其孩子，是在李某实施了欺诈之行为情况下签订离婚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申请撤销离婚协议中财产协议之内容。对此，李某不予认可，并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之时，已如实告知戴某非胎儿之生父，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并不存在欺诈之行为。李某为证明戴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知晓李某3并非其子，提出了如下主张和证据：1、李某与戴某已分居三年，期间并无性行为，而且在怀孕期间即2017年8月（双方离婚之前，李某称其2017年10月发现怀孕）是和其外国男友在一起，提供了照片、微信截图、电子邮箱截图。对此，戴某不予认可，认为李某对此事有所隐瞒，双方会见面，根据李某提供的录音证据也可以看出双方其实依然是同处一室的。2、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显示如下内容：“戴某：你对离婚这个事到底怎么想的？好好养大戴某4。李某：另外，我外国男朋友这几天来看我也在家里，你要觉得不方便见我就带着他出去；你说都行是在家吃？吃啥都行？然后见不见都行？戴某：哦，我回去就是看看宝宝，别整太复杂哈，在家吃。李某：我预产期还有十天，随时发动，你帮我看看什么时间好些？男孩儿。你当godfather吧。戴某：从今天开始10天吗？李某：生了，11:04。戴某：又是一杀重的。李某：你爸妈知道我怀孕生孩子吗。戴某：不知道。李某：那估计要很震惊吧。戴某：是吧。李某：那姓啥，还姓戴啊，孩子爸爸姓D。戴某给李某发送了离婚协议后说：尽快看看吧，愿你能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李某：看了协议我就呵呵了。对于上述证据，戴某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知道李某出轨并怀有别人的孩子。3、李某提交录音时间为2017年5月2日的与戴某对话录音。录音显示如下对话：戴某：你现有没有什么人选？李某：有一个老外一直对我特别好……戴某：什么命运啊；李某：财旺的；双方在录音中讨论了外国男子的八字是否和李某协调的问题，然后李某介绍了其与外国男子认识的过程以及双方相处的情况。李某：我对你最大的怨恨在于我其实一直很想给戴某4一个两岁以内的妹妹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有的时候，尤其是15年，我早上睡不着，我真觉得时间紧，我一定要赶紧生。那段时间我不是还找你，我说还想和你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谁要和你再生孩子，再生孩子我也不跟你生啊，呵呵，挺有意思的。戴某：对于这个经历吧，我觉得原来在，心平气和下来，我觉得有戴某4挺好，也还行，也没说不好到哪去。还行。4、李某提供录音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的与戴某对话录音。录音显示如下对话：戴某：这孩子，你要生，一方面是个功课，修炼，另一方面我还是认为得对社会有点贡献，对社会没贡献你搞了啥。李某：嗯，好吧明白了。其实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好像命挺硬的，就是他应该是我们毕业旅行在西藏、拉萨的时候，而且是做了一些措施，还留下来了。我前段时间不是还很玩儿命，开了5000公里的车，不睡觉呀，然后还有聚会呀什么这些，都没事儿，然后我还很高强度的去学这个，修那个啊，就睡得很少，他也不像我之前怀戴某4的时候，还动不动就流血，这些，而且我还遇到了道长，一大堆人，周围所有的人都反对，反对完了又出了个和尚，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让我学星盘，好像一步一步的，好像他在自保。戴某：啊（伴有长长的叹息声）……”。录音中李某与戴某还交流了各自与婚外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经历。戴某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表示上述录音不记得是什么时间录的了，应该是李某背着戴某录音的，同时不能证明戴某知道李某怀了别人的孩子。5、视频资料，李某主张其在怀孕期间，戴某与外国男子还在一起交流。对此，戴某主张其当时是去李某家里看孩子，在孩子面前做一个父亲。而且当时孩子也还没有出生，并不知晓并非其所生。6、李某提供戴某和外国男子的照片。戴某对此不予认可。7、照片、离婚登记备案材料、双方邮箱截图。戴某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8、母子健康档案。证明李某在产检的时候陪同人员是外国男子且孩子的父亲登记也为该外国男子。9、离婚协议中所涉财产的情况，李某主张戴某所分得财产约为2个亿，李某仅分得财产约为8000万元，加上戴某在离婚时隐瞒的资产约为1.5个亿，两项加起来，戴某分得财产2.7个亿，以上可以看出，戴某所掌握的资产量远远超过李某，戴某所述在财产分割上对李某进行大幅度倾斜不符合事实，不存在戴某陈述的所谓“欺诈”行为。10、陈某和夏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李某的朋友都知道孩子的生父不是戴某。对此，戴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现李某在与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外国男子育有一子，严重违反了夫妻相互忠实之义务，亦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值得提出的是，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双方关系中，戴某也存在违反夫妻相互忠实之义务行为。诚如李某所言，双方已无夫妻感情，但李某可根据婚姻自由之原则，提出离婚，而不应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育有子女，这一行为已违反一般社会正义观念，对此，予以否定性评价。结合到本案而言，争议焦点在于戴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是否知晓李某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孕之孩子并非戴某本人所生。对此，李某主张其与戴某已经分居三年并无同房之事，故戴某在签订离婚协议见李某怀孕理应知晓其所孕孩子并非戴某的。对此，戴某不予认可，其认可确实分居，但双方还会见面并同处一室。对此，法院认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发生性行为一事属于涉及个人隐私，双方当事人不可能提出具有或不具有性行为的证据，法院对该事实无法查清。但按照表见证明规则，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孕孩子视为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现李某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怀孕，故只能根据经验法则来认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性行为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且从本案事实来看，在双方所谓分居期间双方还是有所往来，并非没有往来，至少从李某提交录音证据来看也可以证明此点。故对李某所提之主张，不予采信。虽然李某提交了证据其有可能怀孕的时间是和其外国男友在一起，但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上述主张成立。根据李某所提交的证据，法院认定戴某应该是知晓李某与其分居期间是有男朋友的，但并不能据此就认定戴某一定会知晓李某在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孕之孩子就是其与男朋友所生，毕竟“有男朋友”和“必然会和男朋友育有孩子”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本案情形，按照正常理性人理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孕有子女系严重违反公序良俗行为，对此，李某应该是知晓的，李某应该不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人进行生育（即使如李某所言双方已无感情），所以戴某知晓李某怀孕以后，作为配偶，会直接认为所怀孕的孩子是戴某本人的，在孩子出生之前，一般不会认为孩子非其亲生。结合本案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并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李某是否隐瞒了“其所怀孕的孩子不是戴某的孩子”的事实。综合整个证据来看，法院无法认定李某明确告知过戴某“我所怀孕的孩子并不是戴某的孩子”这一事实，而且：一、如果诚如李某所说，其在与戴某签订离婚协议之时，已告诉过戴某“李某所怀孕的孩子并非戴某的孩子”，如此重要的事实，双方至少应该会在离婚协议中有所交待且在民政局受理离婚登记申请时询问双方意见时亦会得以体现，以避免将来因为此事双方发生争议，但离婚协议和民政局相关笔录中并未体现出如此重要的信息。二、李某主张戴某所分得财产约为2个亿，李某仅分得财产约为8000万元，加上戴某在离婚时隐瞒的资产约为1.5个亿，两项加起来，戴某分得财产2.7个亿。如李某所言，如果戴某真知晓李某怀孕的孩子并非戴某的孩子，面对如此严重违反夫妻相互忠实义务，戴某还能同意分给李某近8000元的财产，显然超出了正常人以及社会公众的理解程度。三、按照李某所说，戴某分得财产近2.7个亿，戴某分得财产远远大于李某所得。在此情况下，戴某肯定会知道提起的诉讼请求如果得到支持的话，双方的离婚协议被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势必会引起财产重新分配的结果。由于在诉讼中李某已经提出了戴某亦存在过错的证据且经法院认定戴某也存在违反夫妻相互忠实之义务行为，有可能存在戴某就目前离婚协议所分得财产要少于重新分配后的结果。对此，戴某是应该能够预见的。在此情况下，戴某坚持提起诉讼，可见，戴某应该是不知晓“李某所怀孕的孩子并非戴某的孩子”的事实。综上，法院认为，戴某在签订财产分割协议时，李某隐瞒了“李某所怀孕的孩子并非戴某的孩子”的事实，使得戴某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故戴某与李某所签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协议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戴某与李某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分割协议。一审法院判决后，李某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院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总结归纳了本案争议焦点，对案件基本事实进行了审查，组织当事人对二审新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无法达成调解意见。本院二审的举证质证以及认证情况如下：戴某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李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三组证据材料：证据一，邮件往来公证书。内容主要包括2017年4月27日戴某将夫妻财产清单发送至李某，2017年8月12日李某将起草的离婚协议书发送戴某，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双方邮件往复对离婚协议进行多次修改。此证据用以证明双方之间最终财产分割方案确定时间是在李某怀孕之前，与李某是否怀孕无关，不存在戴某所谓怀孕欺诈的事实。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内容包括：双方离婚协议及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往来记录；2015年至2019年双方的聊天记录；2017年12月24日至26日聊天记录中戴某为李某的外国男友算“命盘”；2018年6月15日李某生产前请戴某做孩子的“GodFather”；2018年8月6日、8月10日聊天记录中双方就戴某4的教育产生分歧等。此证据用以证明戴某于2017年9月22日向李某发送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内容与双方在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配基本相同，戴某对财产分配的意思表示在李某怀孕前后并无变化，其主张误认为孩子是自己亲生而做出财产分割的错误意思表示不成立。双方在戴某4教育问题上产生分歧及李某不同意签订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系戴某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之一。证据三，X股票的市值截图。内容为2017年11月2日、2018年3月10日、2019年1月30日X股票市值情况。用以证明戴某持有的X股票价值大幅度贬值，截至戴某起诉股票贬值率超过50%，是戴某提起本次诉讼的原因之一。戴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邮件往来及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X股票市值情况有待核实，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李某所提交2017年12月聊天记录，当时离婚协议已经签订了，李某未明确告知戴某其非自己孕育之子的生父的事实是明确的，股票市值与财产是两回事，不认可李某所述戴某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邮件往来情况及聊天记录内容已进行公证，且戴某亦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X股票市值变动情况仅为网络截图，缺乏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定。上述邮件往来情况及聊天记录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李某与戴某协议离婚的过程、李某与戴某从分居到离婚后的部分生活状态、李某与戴某就李某与外国男友交往及怀孕经历的交流等情形，可以证明戴某于2017年9月22日向李某发送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内容与双方在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配基本相同，亦可以证明戴某在签订最终离婚协议之前知晓李某有外国男友的事实，但无法证明李某所述戴某提起本次诉讼系子女教育分歧、股票贬值等原因引发，故仅对上述证据的部分证明目的予以认定。根据双方一审及二审所提交证据，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3月22日，戴某与李某在民政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除对财产分割条款外，同时对婚生女戴某4的抚养作了如下约定：a）婚生女孩名字戴某4，身份证号×××，抚养权归女方，抚养费由男方按年支付，每年支付抚养费金额（单位万元）如下：2018年至2021年均为50；2022年至2025年均为60；2026年至2030年均为70。b）以上抚养费用如遇重大物价水平或币值波动可重新商议。c）在不影响孩子健康的情况下，男方可随时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d）在孩子及女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方可将孩子接到男方住处（或其他双方同意的地点）共同生活，每年不超过30天（双方也可协商延长此时间）。e）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及女方生活的情况下，男方父母（即孩子的爷爷奶奶）可在提前通知女方的情况下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在女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方父母可将孩子接到男方住处（或其他双方同意的地点）共同生活。f）任何一方发生对孩子身心健康有损害行为的，将视为放弃抚养、教育的权利，另一方有权要求变更直接抚养权或暂停探望权。戴某与李某2017年已开始商讨离婚事宜，2017年11月2日，戴某与李某曾签署离婚协议，该协议与2018年3月22日双方在民政局签署的离婚协议仅有部分字词表述及房屋还贷情况的差异，财产分配及子女抚养等内容一致。对本院认定的李某二审补充提交的2015年至2019年聊天记录内容，本院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述。此外，因双方对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个别事实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对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予以纠正，并重新认定如下：2018年3月22日，戴某与李某在民政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坐落于X路X号X层X11、X12号房屋；坐落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X院X单元X13房屋；以及上述房屋自离婚登记之日起的房租收入归戴某所有。除上述事实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戴某以签订离婚协议时不知李某所孕育之子非其亲生为由认为李某存在欺诈，进而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部分，而李某主张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与李某怀孕与否无关，李某已如实告知戴某孩子非其亲生的事实，故不存在欺诈情形。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戴某与李某于2018年3月22日在民政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是否存在欺诈进而应予撤销。对此，评述如下：一、本案中离婚协议的效力夫妻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系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订立离婚协议的夫妻双方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能够决定自己是否愿意继续现在的婚姻关系，能够关注到因离婚带来的财产变动和离婚以后自己及其子女的生计问题，故而在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夫妻双方自愿达成的离婚协议应为有效。本案中，戴某与李某于2018年3月22日在民政局签署离婚协议，协议中特别标明“男女双方声明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上协议内容经离婚双方当事人确认后证实完全符合男女双方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愿”，表明该协议系戴某与李某自愿达成，该协议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结合二审中李某提交的邮件往来记录及双方聊天记录内容来看，该协议系双方针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的抚养、财产的分配等事宜多次沟通、综合考虑的结果，该协议作为一个整体，各条款之间彼此相关，撤销其中任一条款均可能影响整个离婚协议的效力，故而夫妻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在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应秉持《合同法》及《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法律效力的规定精神，坚持诚信原则，除确实存在欺诈、胁迫等特定情形外，不宜轻易变更或撤销。二、对本案离婚协议是否构成欺诈的认定（一）离婚协议构成欺诈的要件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及民法一般理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认定构成欺诈应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存在欺诈行为（包括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二是具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戴某主张签订离婚协议时李某未如实告知其所孕育之子非戴某亲生属于欺诈，故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则戴某应向法院证明其与李某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上述情形。（二）离婚协议存在欺诈的证明标准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一般是高度可能性，但针对欺诈、胁迫等特殊情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赋予该类情形更高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换言之，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必须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极高，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对于戴某主张李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构成欺诈的证明应直至接近或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应予说明的是，夫妻双方不同于一般民事交易主体，双方具有紧密的身份联系和情感联络。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不忠诚行为，基于情感和伦理道德的要求，通常情况下都会出现夫妻间的感情波动，由此反映在双方的日常交流过程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子女孕育，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脉亲情，通常情况下也会出现夫妻间的感情交流，由此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对配偶及对子女的关注、关切上，此系人之常情。因而，对本案是否存在欺诈的认定，应结合戴某与李某的真实生活背景并依据双方的交流沟通记录作出判断，进而审查戴某主张的欺诈事实是否达到了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三、本案是否存在离婚协议可撤销的情形（一）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与李某怀孕是否相关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2017年4月开始戴某与李某就夫妻财产清单及离婚协议进行多次协商与修改，并于2017年11月2日签署草拟离婚协议，随后进行房屋还贷及房屋过户等活动。2017年12月24日至26日的聊天记录中李某向戴某发送多张其外国男友与其和戴某婚生女戴某4同框的照片，戴某为李某外国男友算命盘，“戴某：你自己这个问题还真得好好想想清楚啊，这还是个大事。你再把老外命盘发我看看。李某：1979年2月23日11:50分，布拉格。戴某：孩子对男人就是杀，你自己分析分析吧，我没看出大的问题。李某：啥叫没看出大问题？戴某：就是没有啥显著的问题啊。李某：他命盘显示明年有孩子，就是酱紫吧，你说这个人没有显著问题还是啥？戴某：明年不是寅午戌了嘛。李某：对，寅午戌合煞，而且也没出财，我们是以比肩形式直接合煞有孩子了”。2017年12月25日录音中李某与戴某交流了各自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的感受，且李某告知戴某其在西藏毕业旅行时怀孕。至此，戴某至少已于2017年12月26日前知晓李某交往外国男友及李某怀孕的事实。2018年3月22日，双方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并签署离婚协议书，本院二审查明此份离婚协议书与2017年11月2日双方订立的离婚协议主要内容几无差异。2018年8月6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后的聊天记录“李某：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完整，X的工作在国外，一家人尽量在一起，我会尽量支持他……戴某：我们谈离婚条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X及你怀孕这件事好吧，你说的这个是后来产生的新问题”，戴某自认谈离婚条件分割夫妻财产时不涉及李某怀孕的事实。综合上述，戴某在明知李某交往外国男友且李某怀孕的情况下，依然签署了与其主张未知晓上述事实时订立的离婚协议书内容几乎相同的离婚协议，且自认夫妻财产分割与李某怀孕事实无关，现戴某又以李某怀孕的事实主张撤销离婚协议，前后逻辑矛盾，本院无法认定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与李某怀孕事实相关。（二）签订离婚协议时戴某是否知晓李某所孕之子并非其亲生如前所述，戴某至少已于2017年12月26日前知晓李某交往外国男友及李某怀孕的事实，至于戴某是否明知李某所孕之子非其亲生本院从正反两方面分别评述。从正面来看，李某积极告知了戴某其交往外国男友及怀孕的事实。上述所引2017年12月24日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在谈到李某外国男友命盘时，李某称“寅午戌合煞，而且也没出财，我们是以比肩形式直接合煞有孩子了”，其中“我们”显然非指向李某与戴某，而是指李某与其外国男友；2017年12月25日晚录音中李某述“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好像命挺硬的，就是他应该是我们毕业旅行在西藏、拉萨的时候，然后是做了一些措施，还留下来的”，李某与其外国男友系同学，联系戴某与李某时长约一小时的聊天录音内容，这里的“我们”亦应指李某及其外国男友；2018年聊天记录中李某称“我预产期还有十天，随时发动，你帮我看看什么时间好一些？男孩儿。你当godfather吧”；2018年6月26日聊天记录中李某请戴某为孩子起名，“戴某：姓李啊。李某：那姓啥，还姓戴啊，孩子爸爸姓D”等内容，若戴某是李某所怀之子的亲生父亲，显然无需提及由其来当孩子的“godfather”，更无须谈孩子爸爸姓D的事情，但对上述对话戴某均未表示质疑，反而十分平静。上述种种，均与戴某一审关于离婚前怀疑但不知道李某有男友的表述及2018年7月份，孩子出生后其去李某家时看到孩子才知道孩子非其亲生的表述不符。从反面来看，戴某称其误认为孩子系其亲生而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不符合常理。其一，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双方婚生女戴某4的抚养权归属、抚养费给付、探望权行使等均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约定，而在2018年3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前戴某已明知李某怀孕的情况下，未对李某孕育之子有任何提及，对此情况一审2019年7月10日的开庭笔录中法官问“当时为何未对第二个孩子作出处理？”戴某解释为“因为当时已经发现孩子不像我了”，签订离婚协议时李某尚未生产，戴某称发现孩子与其不像的事实显然不符合常理；而在二审庭审中法官问“发生（李某怀孕）这个变化，为什么没有要求更改？”，戴某解释为“不知道孩子生不生”，戴某在一审与二审中的表述截然不同，且2018年3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时李某至少已有五六个月身孕，戴某关于不知道孩子生不生因而未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解释显然亦不符合常理。其二，若戴某认为李某孕育之子系其亲生，按照常理而言，妻子生产时丈夫通常会伴其左右，但李某生产时戴某并未进行陪同，而是双方均认可的外国男友陪同生产并登记为孩子亲生父亲。若考虑双方当时已离婚，李某刻意隐瞒孩子出生日期，未通知戴某的情形，那么戴某认为其系孩子亲生父亲至少应在李某怀孕期间或生产之时有所关切或询问，但通观双方2017年李某怀孕至2018年6月生产甚至生产之后的交流，戴某与李某仍同朋友般时常聊天通话，期间戴某却未有任何作为父亲对孩子表示关切的意思表示，显然不符合常人认知。其三，双方2018年6月17日聊天记录中“李某：你爸妈知道我怀孕生孩子吗。戴某：不知道。李某：那估计要很震惊吧。戴某：是吧”。在戴某认为李某所怀之子系其亲生的情况下，戴某对李某怀孕及生产的事情并未向其父母有任何提及，而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戴某的父母，即戴某4的爷爷奶奶可在提前通知女方的情况下探望孩子，在女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方父母可将孩子接到男方住处，对戴某父母探望戴某4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约定。若戴某认为两个孩子均为自己亲生，在处理父母与孙子女关系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亦不符合常理。如上种种，均无法合理解释戴某误认为李某所怀之子系其亲生进而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综合上述，本院认为，戴某与李某于2018年3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时应知晓李某孕育之子并非其亲生的事实。（三）李某与戴某所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诚然李某在与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外国男友育有一子，严重违反了夫妻相互忠实之义务，亦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本院对此予以否定性评价。但婚内与婚外异性生育子女并不必然等同于签订离婚协议时构成欺诈。通观李某二审中提交的双方于2015年至2019年的聊天记录及语音通话记录，可以部分还原戴某与李某的关系及相处状态，二人于2015年开始分居，但即使在分居期间、商讨离婚事宜期间、离婚后依然可以像朋友般坦诚交流，互相分享学习易经的体会、交流与异性交往的经历，戴某甚至积极为李某的外国男友算命盘，在结合双方此种真实生活背景的前提下，本院从上述构成欺诈的要件及证明标准来对李某与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孕之子并非戴某本人所生是否构成欺诈进行评述。首先，李某在2018年3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前积极告知戴某其交往有外国男友并怀孕，发送其外国男友和其与戴某婚生女戴某4同框照片，告知戴某外国男友的出生日期及姓名，戴某积极为其外国男友算命盘，李某亦提交了戴某与其外国男友在家中看电视、吃饭、交流沟通的同框照片。在双方聊天及语音通话过程中，李某与戴某交流其与外国男友发生性行为时的感受及在毕业旅行时与外国男友孕育孩子的经历等，并未存在刻意隐瞒胎儿非戴某亲生的情况，因此不存在欺诈的故意与行为。其次，双方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配的方案系双方经整理夫妻财产清单、反复协商后达成的结果，结合双方认可的评估财产价值时间点当时各项财产的大概价值，该项财产分配方案并未明显倾斜于李某。戴某与李某从开始商量离婚事宜至办理离婚登记一年有余，就双方的财产分割也进行了多次沟通，对婚姻关系解除、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均作出了较为全面具体的约定，离婚协议中亦明确载明签署该协议系双方自愿，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再结合上述关于戴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是否知晓孩子非其亲生的分析，本院认为2018年3月22日离婚协议系戴某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戴某因被欺诈而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最后，戴某关于欺诈事实的举证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在戴某提出李某与外国男友生育一子的事实并进行初步举证后，李某提交大量双方邮件往来、聊天记录及录音、照片等证据，如上所述，本院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认为戴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知晓李某所孕育之子非其亲生，戴某关于其误认为孩子系其亲生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主张与常理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戴某未继续举证欺诈事实的存在且未对上述证据中关于其可能知晓孩子非其亲生的情形作出合理解释，无法使本院排除合理怀疑。故本院无法认定戴某与李某签署离婚协议时李某构成欺诈，即本案离婚协议不存在戴某所主张可撤销之情形。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76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戴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戴某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戴某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方 硕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