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302民初1807号 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城关路锦都花园小区7#楼（三区五段）。 法定代表人：王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女，该公司办公室行政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振光，男，198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系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卢振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李军，被告卢振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原、被告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两《协议书》。事实及理由:2016年4月26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购买原告的商铺。2014年10月12日,被告与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签订《管理运营协议》，将其购买的商铺交由隆盛公司运营,由隆盛公司支付租金。后因经营不善,隆盛公司依法注销,引发商户上访。2017年5月15日,阜康市商信委的左建军、工商局的李杨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胁迫原告在未经得原告同意、预先拟定好的《协议书》上盖章,承担本该由隆盛公司负担的支付租金的义务,如原告未能按期支付租金,则允许被告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退还被告的购房款。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协议书》是原告受胁迫与被告签订，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现请求依法予以撤销。 被告卢振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是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协议。2017年5月份，原告工作人员给被告打电话，让被告到原告办公室签协议，协议是原告准备好的，并有工作人员引导被告核实被告的基本信息，签完协议几天后，被告到原告财务人员处办理的领取租金的手续，被告签字时现场没有政府工作人员，只有原告公司人员，还有业主，原告没有受到任何胁迫，协议具体内容与处置方案一致，协议是原告自愿签订，协议签订日期是2017年5月，到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在被告起诉原告要求履行协议一案中，原告并未出协议效力的问题，也未提出受胁迫的问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认可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协议书》2份，拟证实要撤销的两份协议是真实存在的。经质证被告对两份协议书的没有异议，被告手中的协议签订时间是2017年5月11日，原告提交的协议日期是2017年5月15日，日期有篡改嫌疑。本院对该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虽原告持有的《协议书》，与被告持有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不致，并不影响协议书的内容，从《协议书》的落款日期来看，并看不出篡改的嫌疑。双方在交易中应当场签字、盖章并签署日期，双方当事人均不注意细节，导致原、被告所持有的协议书的时间不一致，但可确定原、被告于2017年5月签订了两份协议书。 2.原告提交视频资料1份，拟证实签订协议时是受到政府部门胁迫。经质证，被告认为视频中的画面是被告签订协议时的会议室，但不是被告签订协议时的情形，视频看不到的地方有原告两名工作人员核算，被告签订协议那天，没有画面上显示的那些人。因视频资料来源于监控录像，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同时由于视频资料没有声音，视频中可以反映出阜康市商信委的左建军存在加盖印章的行为，同时也反映了原告的股东单怀忠在场，但反映不出存在业主或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股东单怀忠存在暴力、威胁、迫使其签订协议的情形，况且本案被告并不在场，本案诉争的《协议书》并非视频拍摄当天签订，同时结合本院向信访处理小组的成员就《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调查核实结果，本院对视频资料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 3.原告提交证人1名，证人陈述：2017年4月初，证人接到公安局孙副局长电话，让证人到公安局经侦大队，下午四点去了大队，大队长与孙局长、杨嘉琦、原告公司的王斌、季存。问证人是干什么的，证人说是原告公司股东，但是没有具体参与经营，群众上访，要解决问题，政府拿出方案，让股东签字，当时大家都不愿意，不欢而散。去了好几次，最后一次，从早上说到晚上，要是不同意签就送到六运煤矿去，他们轮番说，大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他们说签完字就与股东没有关系了，把前面一年的租金去掉，大家就把处置方案的字签了，正常经营三年，到期后，政府主导产生业主委员会，对商场的承包重新整改，交给处置小组了，后来又打电话，只写处置方案不行，要把协议与业主签了，在公安局办公室，去了三四次，最后一次在杨嘉琦的律所，说必须签，王斌没有去，证人一个人去的，当时说必须签，不签警察把证人带走，信访局贾局长给原告公司人打电话让把章子拿来，证人做不了主，给王斌打电话，王斌说让证人自己看，证人才签了5份协议，签的就是业主代表那5份协议，证人不是法人，签字没有效力，杨嘉琦说没事，你签，说明你参与了。第二天，在杨嘉琦律所，因为人多，改到原告房产公司了，证人身体不适，就走了，章子就放在那里，最后一次签的协议就是在杨嘉琦的律所签的5份，在公司会议室签的协议，证人就没有再签了，他们盖的章，之后证人就去住院了，公司与业主具体签了多少份协议证人不清楚。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股东是当事人本人，不能作为证言。证人说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证人是政府部门找去协调的。因证人系原告公司股东，与原告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反映不出存在胁迫的情形，不能印证证人证言，故对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4.被告卢振光提交《处理方案》1份，拟证实处理方案是原告自愿做的，没有受到胁迫。经质证，原告对处理方案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处理方案正是受到政府相关部门持续的胁迫下作出的，是由原告公司的三个股东提交给政府的。因原告对处理方案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处理方案》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被告提交协议书1份，拟证实被告篡改了协议书的签订日期。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被告以988711元的价款购买了原告开发的富地康城小区第25幢(即隆盛百货商场)三楼133号铺位、二楼9A号商铺。2014年10月12日，被告与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管理运营协议》，将所购铺位交由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运营，运营期限为30年，自正式开业起算，由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租金。2016年8月2日，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注销，引发大量商户上访，阜康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成立处理小组进行协调。2017年4月14日，原告对涉及富地康城项目中商铺销售、经营存在的问题形成处理方案，同意并承诺于2017年4月30日前，按照原管理运营合同向被告等业主付清2017年8月1日前的租金；由业主免除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原告于2018年8月1日前向业主付清2019年2月1日前的租金，2019年2月1日前向业主付清2019年8月1日前的租金；后续租金原告每半年向业主支付一次，即以原运营合同约定期限及付款方式向业主支付租金。承诺按上述约定向业主及时支付租金。当发生未能及时足额给付业主租金时，同意与业主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两个月内全额退回业主购买商场铺位时所缴纳的全部房款（已支付的租金抵扣部分房款）。并承诺上述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原告将与每位业主签订处理此事的协议书。2017年5月15日，因隆盛百货商场继续处于关门状态，被告在内的全体业主未按约获得租金，原、被告根据原告提出的处理方案，签订两份《协议书》，协议约定，一、被告购买的铺位位于富地康城小区第25幢（即隆盛百货商场）三楼133号35.40㎡，总价款为403135元；二楼9A号42.47㎡，付款方式为全款。二、原告应在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付清2017年8月1日前的租金。三、被告承诺其与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管理运营协议书》不再履行，并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租金，被告同意放弃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原告于2018年8月1日前向被告付清2019年2月1日以前的租金，2019年2月1日前向被告付清2019年8月1日以前的租金，后续租金原告每半年向被告支付一次，即：每年547.5元/㎡，原告以“先付后租”的形式，于每年2月1日前、8月1日前向被告足额给付租金，租赁期限至2027年8月17日（2027年8月17日后的租金，随行就市）。四、特别约定：原告应按上述约定向原告及时支付租金。当发生未能及时足额给付被告租赁费用时（除业主个人同意外），原告无条件与被告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两个月内，全额退回被告购买商场铺位所缴纳的全部房款。五、特别约定：若发生上述原告无条件退还被告房款的情况时：1、原告向被告支付的2018年8月17日前的租金抵扣部分房款；2、原告向被告支付的2018年8月18日后的租金不抵扣房款。协议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协议签订后，隆盛百货商场仍处于关门状态。2019年1月3日，被告因未能按约获得租金，遂以本案原告作为被告起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于2017年5月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备撤销的条件？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双方于2017年5月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协议书》的签订具有可以撤销的情形；二、撤销权的行使未经过除斥期间。首先，原告以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在阜康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胁迫下，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在事先拟写好的《协议书》上盖章签订，并提供了证人单怀忠的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来证实其主张。由于视频资料反映不出《协议书》的签订受到了胁迫，并且本案诉争的《协议书》也并非视频拍摄当天签订，因此视频资料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证人单怀忠系原告的股东，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存在胁迫情形。其次，被告提供的《处理方案》上有原告的三名股东签字，该方案提出在先，其后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是针对具体业主购买铺位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其中租金支付、减免、《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条件等具体内容与《处理方案》中方案内容一致，原告在质证时明确认可被告提交的《处理方案》是提交给阜康市人民政府的，充分说明了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5月，即使签订《协议书》时受到了胁迫，原告在协议签订时就已经知道胁迫情形，并且协议签订后，该胁迫行为就已终止，而原告起诉要求撤销《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距离签订时间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而除斥期间并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止、中断。即使本案诉争的《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存在原告受到胁迫的情形，原告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过，其撤销权已经消灭。 综上所述，撤销双方于2017年5月1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均不具备，原告要求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60元、邮寄费80元，合计1140元，均由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尓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爱玲 人民陪审员  王 兰 人民陪审员  杨益雄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马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