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2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楠，男，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京京，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平，男，196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恒，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巴特，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高科园北园二路南侧。法定代表人：孙作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琪，北京市弈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楠因与被上诉人郑建平、被上诉人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1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郑建平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建平、京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能直接将股权判至京泰公司名下。在一审判决第5页第二段中，一审法院写道：“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29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11月19日京泰公司与郑建平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仍具有法律约束力，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郑建平与杜楠在明知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的情况下仍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京泰公司的利益，判决确认郑建平与杜楠之间关于转让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出资的协议无效。”据此，一审法院将涉案股权直接判归京泰公司所有。但是，同样在（2016）京0101民初12996号民事判决书的第6页第四段中，一审法院写道：“本院注意到，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金帅公司原股东未作出同意向日照京泰公司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故日照京泰公司尚未取得涉案股权。二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等同于涉案股权直接归属日照京泰公司。日照京泰公司能够取得涉案股权，取决于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能够继续履行。在本案中，本院基于审理之必要而对该协议的效力状态作出了认定，不等同于承认该协议必然能够继续履行。”基于该认定，京泰公司能否取得涉案股权取决于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帅公司）能否作出同意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在原股东客观上已非合法登记的公司股东的情况下，股东会无法形成决议。京泰公司若获得股权转让之权益需通过新的诉讼的判决结果予以确认。故在此之前无法确认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继续履行。一审判决径直将郑建平的股份判决归京泰公司名下，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即便杜楠与郑建平之间于2016年5月10日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但涉案股权仍然登记在杜楠名下，在涉案股权没有判归金帅公司15名原股东之前，金帅公司还无法作出同意向京泰公司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故，一审法院在金帅公司没有作出相关决议的情况下直接将涉案股权判归京泰公司所有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基于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涉案股权直接判归京泰公司所有。但是，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全部15名原股东之间签订的，但是在本案中的诉讼参加人仅有郑建平1人。另外，京泰公司并未根据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金帅公司全部15名原股东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部分原股东甚至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价款。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京泰公司向郑建平一人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即判令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可以履行，侵犯了未参加本次诉讼且未收到股权转让价款的原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曲解了合同内容。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个整体，不能人为的进行拆分。由于在本案中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应当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三、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情况下否认该协议效力，适用法律错误。杜楠与包括郑建平在内的金帅公司全部15名原股东于2016年3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中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款、股权转让细节、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后杜楠与金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订《补充协议》，将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推迟至2016年4月30日。后，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杜楠与包括郑建平在内的其他部分金帅公司原股东于2016年5月10日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曾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299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未确定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然被确认无效的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与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在内容并无完全一致，但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协议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同样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应被严格遵守。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被用于工商变更登记，该协议对外具有公示力，同时约束公司和协议双方，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对协议的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因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而否认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侵犯了杜楠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杜楠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害杜楠的合法权益。郑建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杜楠的上诉请求。京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郑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杜楠名下的金帅公司出资25万元（即5%的股权）归郑建平所有，并将股权返还给郑建平；2.判令杜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京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杜楠名下的金帅公司的出资25万元（即5%的股权）归京泰公司所有；2.诉讼费由杜楠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帅公司成立于1995年6月20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郑建平出资25万元，享有5%的股权。2011年11月19日,金帅公司股东刘军华、董素平、李福芝、郑建平等15人与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东将其持有的金帅公司100%的股权以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京泰公司，协议于京泰公司支付100万元定金到位，双方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签订后，郑建平于2015年2月2日收到京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74160元，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郑建平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建平将其在金帅公司的货币出资25万元转让给杜楠，于2016年5月10日正式转让。郑建平与杜楠持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5月11日，郑建平出具收据,确认其收到李东东股权转让补偿款174225元。目前，金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有股东3人，其中李东东出资440万元，持股比例88%，赵运清出资35万元，持股比例7%，杜楠出资25万元，持股比例5%。2016年7月4日，京泰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郑建平与杜楠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郑建平转让给杜楠的金帅公司股权归京泰公司所有。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29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11月19日京泰公司与郑建平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仍具有法律约束力，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郑建平与杜楠在明知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的情况下仍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京泰公司的利益，判决确认郑建平与杜楠之间关于转让金帅公司出资的协议无效。杜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京02民终7880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庭审中，郑建平述称，诉争股权转让给杜楠后，杜楠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关于一审法院（2016）京0101民初12996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郑建平收到的174225元，杜楠认为该笔款项的性质为补偿款，并非股权转让款。杜楠述称，其已向郑建平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未举证证明。另，杜楠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2016年3月1日金帅公司15名股东与李东东、杜楠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6年3月30日的《补充协议》。该2016年3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东郑建平、吴厚发、刘军华等将所持金帅公司88%的股权转让给李东东，转让价格为440万元，股东赵运清、王秀莲2人所持金帅公司12%的股权转让给杜楠，转让价格为60万元。另全部股东同意将金帅公司名下的全部资产作价4150万元进行转让。对此，郑建平述称，其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确实签订过1份全体股东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没有原件，记不清具体内容，《股权转让协议》的前4页没有郑建平签字，认可郑建平在第五页中的签字，补充协议是吴厚发与杜楠所签，在未获得郑建平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郑建平签署该份协议，郑建平与杜楠最终转让的诉争股权以工商登记为准，这是双方真正履行的合同。京泰公司认为，吴厚发无权代理签署《补充协议》，因工商登记中杜楠和郑建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日期在杜楠提交的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所以应以在后的协议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郑建平与杜楠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故杜楠因该合同取得的诉争股权应当返还给郑建平。京泰公司认为其对郑建平和杜楠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即诉争股权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并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到本案中，要求确认诉争股权归其所有。现郑建平同意京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杜楠辩称的生效判决确认无效的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真实的协议应为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意见，经一审法院审查，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赵运清、王秀莲二人所持金帅公司12%的股权转让给杜楠”，而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为郑建平与杜楠，且签订时间在后，并据此办理了工商登记，故郑建平与杜楠之间有关转让诉争股权的协议应以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杜楠的辩称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登记在杜楠名下的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5%的股权归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二、驳回郑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郑建平与杜楠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故杜楠因该合同取得的诉争股权应当返还给郑建平，本院对于郑建平要求杜楠将涉案股权返还至郑建平名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杜楠虽认为生效判决确认无效的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之前签订的2016年3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赵运清、王秀莲二人所持金帅公司12%的股权转让给杜楠”，并未涉及郑建平与杜楠之间转让股权的约定，而郑建平与杜楠签订的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时间在后，并据此办理了工商登记，故一审法院认定郑建平与杜楠之间有关转让诉争股权的协议应以2016年5月10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处理正确。关于郑建平与京泰公司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郑建平与京泰公司就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权属问题，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杜楠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1351号民事判决；二、将登记在杜楠名下的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5%的股权变更至郑建平名下；三、驳回郑建平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杜楠负担50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050元（已交纳）。诉前保全费1770元，由杜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杜楠负担2525元（已交纳），由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5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维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孙 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