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13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1，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甘肃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星，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基农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丰农资公司”）、王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王星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农药款275112元由被上诉人王星负担；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星之间是承包关系，但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与王星之间的农药买卖及结算事宜，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判决上诉人支付农药款275112元错误；2、一审判决引用已经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王星签订农药买卖合同是受上诉人委托，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有关代理的规定，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将自己的制种资质承包给被上诉人王星，由被上诉人王星以上诉人发基公司的名义从事玉米制种生产，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实际就是与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形成买卖农药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且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出借资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王星未到庭应诉，庭前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视为对其答辩权利的放弃。 凯丰农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王星支付原告农药款275112元，并由被告发基农业公司对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4日，第一被告作为甲方、第二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承包经营合同的期限为五年（从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承包经营费200万元；合同期间，乙方须合法经营，……若因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引起的债权债务问题和经济纠纷及违法经营……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乙方全权承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7年3月27日，被告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甘州区长安镇上四闸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甘州区玉米种子生产合同》一份；2017年4月10日，被告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甘州区大满镇新庙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甘州区玉米种子生产合同》一份；2017年5月17日，被告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甘州区碱滩镇永星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甘州区玉米种子生产合同》一份。签订合同时，第二被告的身份是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上述合同约定：2017年第一被告与上述村委会合作进行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对双方的其他相关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7年9月26日，被告王星作为欠款人，案外人李鸿敏、牛建威、胡建军作为审核人，分别向原告凯丰农资公司出具《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大满新庙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一份、《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碱滩永星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一份、《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长安上四闸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一份、《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高台新坝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一份。经双方核算，被告王星拖欠原告的农药款金额分别为121302元、52264元、20638元、80908元，以上合计275112元。 2017年12月14日，第一被告与甘州区大满镇新庙村、高台县新坝镇对2017年的制种款进行了结算。结算的时候第二被告的身份为第一被告的经办人。在上述两份结算协议上有对农药款的结算内容。 另查明：被告发基农业公司于2010年8月5日成立，其公司名称进行过三次变更，先于2015年3月9日由“张掖市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甘肃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后于2015年8月17日由“甘肃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甘肃发基农业有限公司”，再于2015年10月10日由“甘肃发基农业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在的“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延用“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名称至今。除此之外，被告发基农业公司的经营范围、登记机关、地址都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供的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可以证实原告为被告发基农业公司生产玉米种子的甘州区大满镇新庙村、甘州区碱滩镇永星村、甘州区长安镇上四闸村、高台县新坝镇制种基地上提供农药的事实及欠原告农药款275112元的事实。 关于两被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王星是受被告发基农业公司和原告达成的农药买卖协议，由原告为被告发基农业公司在甘州区大满镇新庙村、甘州区碱滩镇永星村、甘州区长安镇上四闸村、高台县新坝镇制种基地上提供农药，被告王星系代表被告发基农业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被告发基农业公司辩称，被告王星并非其公司员工，其并未委托被告王星与原告形成农药买卖合同，且双方结算明细表上并没有被告发基农业公司的签章，被告发基农业公司并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农药买卖合同的双方虽然是原告与第二被告，但从原告提交的《甘州区玉米种子生产合同》上看，第一被告是合同的甲方，被告王星是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述合同双方履行合同过程发中生纠纷后，生效的（2018）甘0702民初6080号民事判决书、（2017）甘0702民初10231号民事调解书均确定第一、二被告对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原告提交的《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大满新庙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碱滩永星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长安上四闸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王星基地高台新坝农药用量结算明细表》等证据，再结合被告王星提交的其与第一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以及2017年12月14日第一被告与甘州区大满镇新庙村、高台县新坝镇对2017年制种款的结算协议，可以确定，被告王星从原告处购买的农药用于第一被告签订了制种合同的甘州区大满镇新庙村、甘州区碱滩镇永星村、高台县新坝镇、甘州区长安镇上四闸村制种基地上了，且在2017年12月14日结算制种款时第二被告的身份的第一被告的经办人，在上述两份结算协议上对部分农药款也进行了结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王星是基于与第一被告的承包经营合同进行的玉米制种活动的。农药系特殊商品，只能用于与玉米等农作物种植生产有关的农业生产。第一被告作为生产玉米种子有资质的单位，其将玉米种子的生产承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其对承包经营者因玉米制种而发生的债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且根据第一、二被告签订的的承包经营合同，第二被告每年向第一被告交纳承包经营费200万元。第一被告允许没有资质的第二被告借用其种子生产经营资质进行玉米种子生产并获得利益，第二被告承担必要的法律后果和风险也是理所当然的。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农药款27511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王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5427元，减半收取2713.50元，由被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王星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处理本案双方争议，应从分析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入手。本案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星之间系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以承包经营的方式将玉米种子生产许可经营权借用给被上诉人王星，从事玉米制种生产活动。该约定实质在于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关于“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该约定已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被上诉人王星与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之间系合法有效的农药买卖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发基农业公司应否对被上诉人王星在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处购买农药的农药款承担偿付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对外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从合同本身考虑，是否存在违法借用资质的情形，并非出卖人等合同相对人需要考虑的范畴，亦对合同效力不会产生影响。其次，对于外部责任的承担，一般而言，合同只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无关。如果借用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权利和义务应当由借用人本人承受，不应当溯及基础的借用关系。现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主张被上诉人王星在购买农药时是以上诉人甘肃发基农业公司委托代理人名义与其达成买卖合同并结算，所卖农药全部用于生产基地，故甘肃发基农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对此，应当审查被上诉人王星在向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购买农药时，是否存在外表授权，即被上诉人王星的行为在外观上是否存在使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相信其有代理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据被上诉人凯丰公司现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王星在与其形成买卖合同及后期结算时均是以被上诉人王星个人名义进行的，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王星是以上诉人甘肃发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故被上诉人凯丰农资公司要求上诉人甘肃发基公司承担欠款偿付义务证据不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被上诉人王星支付被上诉人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农药款27511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三、上诉人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427元，减半收取2713.5元，由被上诉人王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27元，由被上诉人张掖凯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王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尹建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齐志婧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