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17号6号楼一层D104。法定代表人：崔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鹿鸣，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田成，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琦琪，女，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啸屹，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高涵，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花治国，男，197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人杰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琦琪、原审第三人花治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人杰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琦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应为徐琦琪与花治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事实合同需以合意为基础，合意即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而本案中，众人杰智公司与徐琦琪自始至终未签订过委托购买2018年足球世界杯门票的相关合同，既无合同约定便应结合事实情况与相关证据综合判定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合同关系。1.从各方实际磋商的情况来看，行为接触是合同成立的方式，一方的行为作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另一方根据一定的程序以符合该方的要求的行为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合同遂因此成立。而本案中，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凡系通过花治国介绍与徐琦琪认识，且仅在2018年3月短暂地见过一次面，见面过程中亦未商谈过有关委托购买球票事宜。但根据徐琦琪提交的起诉状及证据来看，徐琦琪早在2018年1月27日即将930200元球票款交给花治国。仅从时间来看便存在事实逻辑与法律逻辑上的错误，即徐琦琪作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之时，众人杰智公司根本就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指示其将930200元转入花治国账户。更何况，在未签订合同、未商谈细节、未有前交易的情况下，徐琦琪即向众人杰智公司支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球票款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因此，事实合同的合意达成双方应为徐琦琪与花治国，才符合交易常理和法律规定。花治国当庭也承认与徐琦琪早就熟识，同时还有其他相关球票业务往来，且与众人杰智公司无关。2.事实合同关系还应结合众人杰智公司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仅以徐琦琪的陈述为依据。徐琦琪提交的所有微信聊天记录都显示，无论是球票的场次、人数，亦或是酒店等相关行程安排，都是徐琦琪与花治国协商确定，众人杰智公司对协商过程以及定价情况完全不知情。3.本案中大部分球票款都交给了花治国，且为其使用及支配，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花治国。崔凡只收到了花治国110285元，所收取款项与徐琦琪转给花治国的930200元差额巨大，相信没有公司会将如此大额的提成分给员工或交由员工直接支配，众人杰智公司从未与花治国协商过提成制度或告知其可以随便使用该笔款项。退一步而言，即使有提成，也应按照众人杰智公司的财务制度进入公账后再分发给花治国，不可能任由花治国直接扣除或者使用。花治国当庭陈述：“我没有票源，但有客源。”众人杰智公司虽拥有票源，但从未以公司的名义正式通知、告知花治国，要求其代为售卖球票，且花治国在众人杰智公司的工作不是销售。由上述内容可知，花治国拥有自己的独立客户资源，非众人杰智公司公共客源，其只是借助众人杰智公司的票源，进行的合作行为、非职务获利行为。只不过后因无法履行交付球票之义务，花治国意图利用公司员工的身份，将与徐琦琪合作所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众人杰智公司。此外，花治国当庭供述：其与高欣沟通酒店事宜时，高欣表示其本人也有一等座的票源，且价格低于众人杰智公司的一等座价格，故而花治国在高欣处也购买了部分一等座球票。由此可见，花治国并非是履行职务行为来销售球票，而是将之视为获取票源的渠道之一。无论是俄中基金会，还是众人杰智公司，都是花治国招揽客户时证明自身的工具。4.徐琦琪提供的承诺公函，未盖有众人杰智公司公章，只加盖了俄中基金会的章，系俄中基金会由专人发给与其签订委托购买球票合同的相对方，且该承诺公函系花治国在未获得众人杰智公司授权情况下私人转发之行为。5.本案除花治国自述外，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众人杰智公司在事前授权花治国进行销售球票的工作，亦没有证据证明众人杰智公司与花治国之间达成过任何“提成协议”。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几乎全部是花治国自己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忽略了花治国为本案利害关系人之情况。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花治国作为真正的受益人即利害关系人，其所陈述的事实与发表的意见如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在本案事实合同关系中，众人杰智公司既未参与合同成立前的沟通，亦未参与合同成立后的具体细节商定，更未通过合同获得利益。在此情况下，不应认定众人杰智公司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二、一审法院认定花治国系履行职务行为错误1.徐琦琪称系因信任众人杰智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凡，才与其合作并购买球票，但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徐琦琪提交的证据，都可以看出本案所有细节都是徐琦琪与花治国双方进行的。2.徐琦琪汇款给花治国球票款930200元，而依据徐琦琪的诉讼请求，其支付给众人杰智公司的球票款为610830元。如花治国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则应将全部款项支付给众人杰智公司，但众人杰智公司并未收到全部款项，徐琦琪亦无证据证明其曾付款给众人杰智公司。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收到花治国转账的110285元，且没有证据证明此款项与本案有关。三、一审法院支持了徐琦琪主张的229260元差价损失错误一审判决中第19页表述：“……故本院据此认为徐琦琪已就其主张的事实履行了适当的举证责任，不宜再苛求徐琦琪举证证明其所补充购买的球票与涉案购票合同约定的种类是否能够一一对应，以及徐琦琪已将其所购球票实际交付给游客的事实。鉴于此，本院认定因众人杰智公司未完成受托事项而违约给徐琦琪造成重新购买球赛票差价造成的损失为229260元，对此众人杰智公司应予赔偿。”通过上述摘录可知，一审法院也明知徐琦琪所提交的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其诉讼请求，即所谓的球票损失是否为花治国与徐琦琪约定的具体球票所相对应的款项及徐琦琪所购买的球票是否实际交付给了花治国与其约定的购买球票客户。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实不知对于此部分款项的认定依据及标准是什么。1.徐琦琪所提交的证据仅能显示其重新向奥世环球公司购票数量与人数一致，其他如：重新购买球票与约定内容是否一致、球票是否实际交付等重要事项均未体现。如不能体现上述必要事实，则不能证明徐琦琪主张的球票差价的实际损失。2.一审判决认定，徐琦琪提交的购票信息与涉案人员信息能够相互印证，但徐琦琪提交的购票名单与奥世环球公司提供的确认单中的人员并不一致，徐琦琪当庭解释人员临时变动很正常。但该行为已经完全违背了合同法的精神，亦证明事发时徐琦琪实际未将众人杰智公司视为合同相对方，仅随己意变更合同内容。然如此明显之差异，一审法院未对其进一步查证，便认定了两份名单能够互相印证，并以此支持了徐琦琪的诉讼请求，实属认定错误。3.由奥世环球公司出具的确认书显示，33张世界杯半决赛球票全部为一等座，而徐琦琪在起诉状中表述委托众人杰智公司购买的33张世界杯半决赛球票中有26张二等座。如此重大的合同变更事项，徐琦琪居然未通知众人杰智公司或与众人杰智公司沟通，足见事发时徐琦琪根本未将众人杰智公司视为事实合同的相对方。4.徐琦琪虽然表示2018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15日与崔凡进行了沟通，但该证据显示沟通的内容并非是徐琦琪向奥世环球公司购买球票的事宜。徐琦琪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亦从未有与众人杰智公司协商沟通变更合同内容之行为，其变更球票购票人员名单与座位等级的行为与众人杰智公司无关联性，更说明众人杰智公司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四、一审法院支持了徐琦琪主张的酒店费用损失错误徐琦琪只提交了酒店的预订单证明其实际损失，而未提交实际支付的银行流水，该单一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证明徐琦琪受到了实际损失。花治国当庭表示，预定酒店等款项支付给了众人杰智公司的员工高欣，但花治国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实际支付给了高欣多少款项。高欣接受花治国款项的行为系利用自身关系与花治国合作获利的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与众人杰智公司无关，且众人杰智公司亦未收到上述款项。五、一审程序违法徐琦琪提交的酒店预订单、购票人员名单全部是外文，一审法院在未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徐琦琪提交中文翻译件的情况下，便全部认定了证据的真实性，并依据该证据支持了徐琦琪的诉讼请求，属于程序严重违法。同时，如徐琦琪不能提供中文翻译件，或是提供的翻译件不是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翻译机构所作出的，则徐琦琪不能将上述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更不能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综上，徐琦琪未与众人杰智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仅与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见过一次面，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购买球票过程中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过沟通交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考虑上述不符合常理、社会交易习惯之情况，仅以真正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即徐琦琪和花治国的陈述就认定了众人杰智公司与徐琦琪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不符合民法公平正义之原则，导致众人杰智公司未收到徐琦琪的球票款，却承担了返还球票款等其他赔偿责任。徐琦琪辩称，不同意众人杰智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根据徐琦琪与崔凡、花治国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崔凡、花治国均以众人杰智公司的名义与徐琦琪沟通，球票出现问题后崔凡承诺公司会尽快解决，花治国也向徐琦琪出示了众人杰智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说明等。因此，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法律关系。其次，徐琦琪交给花治国球票款930200元中的618730元，是通过众人杰智公司购买球票，其余款项与本案无关。扣除两张已交付的球票对应的票款7900元，未交付球票对应的票款610830元应由众人杰智公司返还给徐琦琪。最后，徐琦琪主张的差价损失、酒店费用损失，都是因为众人杰智公司未能交付球票导致的损失，应由众人杰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花治国述称，其在众人杰智公司任职期间，崔凡让花治国销售球票，故本案是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花治国收到徐琦琪的球票款后，崔凡要求球票款不能进入公司账户，直接交给崔凡，花治国通过现金、支付宝转账方式共计向崔凡支付了球票款40余万元，剩余球票款和预定酒店费用交给了高欣。徐琦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众人杰智公司返还徐琦琪购买世界杯球票款610830元并赔偿徐琦琪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判令众人杰智公司赔偿徐琦琪酒店住宿费损失120480元；3.判令众人杰智公司赔偿徐琦琪因补购球票款发生的差价损失2292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花治国与众人杰智公司之间的关系花治国曾在俄中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俄中基金会）工作，任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曾系众人杰智公司的员工，于2018年8月20日被众人杰智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崔凡系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俄中基金会的秘书长。二、徐琦琪与花治国的微信聊天内容自2017年11月10日起，徐琦琪与花治国一直通过微信沟通组团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行程及购买世界杯球票事宜，主要内容摘录如下：2017年11月10日花治国：“徐总在北京呢？如果方便能和您见一面吗？我现在也在北京！”徐琦琪：“花花，我看时间吧，来北京做几个活动，有点忙。”花治国：“哦，好吧，我是想看看能不能跟你聊聊明年世界杯，我手里有一万多张球票，看看咱们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我的票是从小组赛到决赛的。”徐琦琪：“票子具体发给我。”……花治国：“我现在是在俄中发展基金会，是俄罗斯俄中友协的直属单位！属于政府机构。给我感觉您现在在做活动是吧，也许我们能有很多的交集！现在我也是正规军了，不止是旅游方面，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也想和您聊聊，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做点什么！”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徐琦琪：“票怎么取呢？”花治国：“到时候给拿回国内或者到境外取票都可以。”徐琦琪：“怎么确保安全，资金也要安全。”花治国：“这样我可以以公司的名义跟您签个合同，出现问题我们将付（负）法律责任！”此后，二人多次协商、调整组团人员、旅游的行程、住宿酒店、价格及所需球票的数量、位置等相关细节。2018年1月12日徐琦琪：“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33个人的团拉我进大群了。”花治国：“我也告诉您个好消息！昨天晚上跟您通完话后我跟境外会长直接电话了！事情有转机，半夜会长给我回了电话，呵呵！您今天等我消息。”……花治国：“利润不多，在（再）交税，那真的疯了，我就是给公司卖票，我不能加钱。”“我怎么加，公司给的价格，我直接给您啦。”2018年1月16日徐琦琪：“客人会付给我现金，不过你既然都替公司挣钱，怎么不走公司帐（账）呢？弄的那批33个人的一直问我怎么不可以走公司。”花治国：“说实话我们本来票也加的少，酒店基本平推！就是为了能把票搞出去，走公帐（账）一扣税，完后再倒到境外特别不划算！所以公司跟我说人数少的话还是现金为好！当然啦有些我还是可以自己小挣点！这个希望徐总理解。”2018年1月19日徐琦琪：“酒店确认单有吗？”花治国：“现在哪有什么酒店确认单啊，房子定好后，我们会给客人酒店确认单！”徐琦琪：“付一半先？客户来不及这么快马上收齐。”花治国：“行吧！我能理解，那剩下的什么时候他们能付呢？”徐琦琪：“那肯定快的。”花治国：“徐总，这个酒店的总价格是4820×6间房×4晚=115680元，您跟客人对好数字哈。”徐琦琪：“好，57840一半？”花治国：“是，要不给个整数60000。”2018年1月19日，徐琦琪通过微信向花治国转账60000元。2018年1月22日花治国：“徐总，两单四双，已经找到了，卡特琳娜城酒店……当时给您的那个是4820，现在是5020……球票价格是这样的，我还有一个渠道那边没给过来价格，但是就现在的而言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太多，但是我还是会等一下。半决赛：二等座9860，一等座14540。决赛：二等座21800，一等座30780。这个是我现在能确认下的最后的价格。半决赛差别还稍微小点，主要是决赛差价大一些，已经尽力啦。”……徐琦琪：“酒店都在吧？”花治国：“在。”徐琦琪：“你赶紧确认吧。”……花治国：“5020×6×4=120480您给过6万了，在（再）给60480就可以啦。”2018年1月24日花治国：“徐总，酒店确认单已经过来了。”后花治国发送了PDF文件即酒店确认单。花治国：“客人剩的那点钱也该付了，订单都到啦。”2018年1月22日、2018年1月24日，徐琦琪通过微信向花治国转账共计5万元。2018年1月24日，徐琦琪通过支付宝向花治国转账10480元。2018年1月27日花治国：“根据您给的名单共计33人，经统计25个决赛二等票，7个决赛一等票25×20500+7×27000=701500，你之前给了我9万，所以您明天再给我转611500，23个半决赛二等票，7个半决赛一等票22×9860+7×14540=318700，麻烦您周一给我转过来。”徐琦琪：“辛苦了！看了一下都对，可能你笔误了，计算的时候用22个半决赛二等票，上面写了23个，应该是22个。你知道一下！”2018年1月27日，徐琦琪向花治国转账汇款930200元。2018年1月28日花治国：“半决赛二等9860，决赛二等之前的境外价格已经没了！现在是新的价格，境外的已经不合适啦！只能执行公司的新价格啦！公司决赛二等座：25400，而且今天就必须确认给材料，过了今天决赛、半决赛价格又要从（重）新调整！就这么急！还请徐总多谅解！”徐琦琪：“好。”2018年2月18日徐琦琪：“票价还没好？”花治国：“英格兰小组赛一等座3950，二等座3500，三等座2685。八分之一：一等5770，二等3820，三等3430。四分之一：一等6550，二等4600，三等3820；二分之一：一等14540，二等9860。决赛：二等座25400，三等13700。”期间，二人协商过退票、换人、加人以及其他赞助合作事宜。2018年5月3日徐琦琪：“看到球迷护照了吗？”花治国：“徐总我看到啦！这次带回来的1000多张没他们的，后续还有带回来的！还有人带，我们会长这次拿不了那么多啦！”徐琦琪：“那得多久啊，每天被催着，至少国外那几个真着急啊。”2018年5月7日徐琦琪：“花花，有进展吗？一早上这群里讨伐到现在，还没消停呢。”花治国：“下午境外上班啦我问下完后告诉您。”徐琦琪：“重点你们老板付钱了没有？”花治国：“据我所知是付钱过去啦！反正俄罗斯人没说什么！我也问过同事啦！她了解的也是付钱啦。”2018年5月11日花治国：“票还是那句话，他自己找人，退票的话程序麻烦，且时间长，而且国际足联对退票的处理大部分都是拖着，他们是要找到有购票的人，才会去选择退票。”徐琦琪：“酒店可以转给别人吗？他们自己找人。”……花治国：“酒店现在没回复，说退房可以，如果他找到人了，那就换个名单就行，费用他们自己解决。”徐琦琪：“退也可以？没看懂，又说没回复。”花治国：“酒店没回复，没说退房可以。徐琦琪：“所以换人可以？没费用？”花治国：“如果酒店换个人，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和他们沟通，如果退房，这个事情估计酒店不会愿意的，因为始终这个问题没回复我们。”2018年6月4日徐琦琪：“你们办公室的书面东西准备。”花治国：“我知道。”……徐琦琪：“我肯定介绍一下你，你发一下名片，我把小册子给大家自己看一下，这样比较清楚吧。再加上你们公司出的承诺书，估计稳住没问题了，帮你们境外同事争取时间，只要过几天解决了问题就都没事了。”花治国：“好。”……徐琦琪：“公司的事情搞定了吗？”花治国：“这个是公司出的承诺公函，我发您，您可以打印一下。”2018年6月15日花治国：“关键被骗！我们在大使馆都报警啦！……我确定！那天和他助理联系的时候就听见他在跟使馆说这个事情！说机构联合政府一起！要不力度不够。”2018年6月16日花治国：“就说花治国让我来取票的两张……”2018年6月17日花治国：“我们拿票方应该就是这个单位！因为公司在这个事情上被骗了！我还听见叫安郅！算了不群里说啦！您知道就行!”2018年6月18日花治国：“是的，我也这么想的！老板的意思是积极解决和退赔！特别是主动购票的，会优先谈判和退赔。”2018年6月19日花治国：“酒店的早问啦！他们十个人的没办法退！为什么当时我问您他们去了还是没去！”2018年7月21日花治国：“这样我明天跟会长见面，先沟通下，完后您听信！完后咱们在（再）商量怎么解决好不！”……徐琦琪：“除了那几个小组赛的，我都已经钱先退好了，那些决赛半决赛不去的。”花治国：“嗯！等我明天见面完后咱们沟通下。”徐琦琪：“好。”……徐琦琪：“花，你这里进展如何？”花治国：“我再为您争取些东西，让公司尽快跟您和那边把赔偿协议签了！这样您也好早点拿钱。”三、徐琦琪与崔凡之间的短信内容2018年6月3日徐琦琪：“崔秘书长，抱歉一早打扰！我是上次为了球童的事来您办公室的上海的徐琦琪。我这里所有的客人一张球票都没有拿到。客人们已经完全失去理智！请问能给我一个具体的信息吗？事态太严重了。”崔凡：“刚落地，您买的球票中有开幕式的吗？”徐琦琪：“15号的小组赛最早，我对接人是花治国，小组赛有17位，名单花治国那里有。”崔凡：“好的，我现在给莫斯科打电话处理一下。”……徐琦琪：“秘书长，不知道您那里处理的怎么样？1.小组赛票何时可以给到客人？2.半决赛票能否至少发个照片给客人安抚一下？”崔凡：“莫斯科那里刚刚是早上8点，还要再等一等，您的要求没问题。”徐琦琪：“秘书长，麻烦确认一下何时可以落实上述的要求。客人们一直在询问，并且态度越来越不友善，弄得我压力巨大！”崔凡：“好的，主要是今天周末，最好明天我给您消息。”四、花治国、徐琦琪、崔凡等人微信群的聊天内容2018年6月12日起，花治国、徐琦琪、崔凡三人建立微信群，后一位名称为“Linda”的加入，主要内容如下：花治国：“崔总，客户要直接跟您交流下。”徐琦琪：“秘书长，我们一直沟通短信，你给我的感觉前期这些小组赛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放心让客人都去了俄罗斯了，现在票源都有了，还请尽快安排付款，否则这些票随时都会没有。”崔凡：“非常抱歉，刚才有工作。关于这次票务问题，我相信治国已向您说明，公司已安排专人妥善处理后期问题，有关票源的信息，我非常感谢，请您告知治国请专人处理。这次的事情影响很大，组委会和大使馆已经介入，不管怎样，给您带来的问题和影响我深表歉意。”徐琦琪：“1.客人已经在境外！2.现在客人把票源也找到了！3.只等你们购票完成！花治国说购票需要你批准付钱！昨天客人给出48小时解决问题时间，如果明天中午12点前问题不解决，只能发律师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崔凡：“现在这个事情并不是我负责，也不需要我批款。”……崔凡：“已经到境外的票我们会解决的。还没有出境的票务问题由专人解决。”徐琦琪：“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会购票？对于这几位境外的客户。”崔凡：“是的。”……崔凡：“您当时是怎么付的款，汇到公司账户了吗？签的协议在吗？”花治国：“我直接给的您现金。”崔凡：“协议呢。”花治国：“当时没有协议！直接付款给您现金！大家都是合作多年的客户！”徐琦琪：“已经咨询过律师，已经构成了事实协议，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崔凡：“所有人都有协议，个人都有，没有协议怎么解决后期问题。”花治国：“？？”崔凡：“因为这涉及到退款的问题。在莫斯科的客人我可以解决，但没有走的客人就要退款了。”徐琦琪：“先解决境外的客户！”崔凡：“好，没问题。”徐琦琪：“境外客人中……目前需要解决球票的境外客人。”崔凡：“您的意思7月3日的客人现在已经在俄罗斯。”徐琦琪：“花治国了解情况，你们可以内部交流。”崔凡：“治国明天去北联大办公室落实一下。”……徐琦琪：“秘书长，境外客户找的票源，已经告诉客户了，他们有阿根廷的票，而你们这里连5万的费用都不愿意付！是真的一点诚意都没有！这么多票款付给你们，这么多客户，一张票都看不到……11点了，客人要求12点!您昨天自己答应境外这些客人要解决的，不能说话不算吧？”崔凡：“马上结束。”……徐琦琪：“刚和央视的朋友聊天，说今天俄罗斯的中国大使馆爆出了很多假票……”崔凡：“收到，我会注意这个情况，球票的事我全力解决。”……2018年6月14日，徐琦琪邀请名为“Linda”加入了群聊。徐琦琪：“Linda小姐是十位客人中一位总裁的秘书，他们也同意了你们今天买票这件事，请今天买完票把一些资料可以发给她看到，好让那十位客人安心。”……Linda：“别说那些没有的，有钱买票，不买我们需要的场次的票，就是脱卸责任。”崔凡：“我在莫斯科，我们会对每个客户负责，出了问题会解决，请先和花治国对接细节，不能协商的话公司有法务处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也是受害者，请相互理解。”……Linda：“如何退票，如何赔偿，你们给个准信。”花治国：“公司在出文件！出好发您！”Linda：“酒店、机票、包车、导游的费用因为你们的原因，你们都需要赔偿的。”花治国：“我跟您其实都说了！出个协议如果分分钟也真是愿意！出好后立刻发您这里。”五、花治国分别与众人杰智公司员工高欣、江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花治国与高欣针对预订酒店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高欣：“2单4双，尽快把钱转给我，一会俄罗斯上班，我就先转给他们第一笔。”高欣：“咱俩一共多少钱了。”花治国：“票钱675000，订房还需给你31709，现在还差2万就给你结清楚啦。”2.花治国与江艳之间针对购买球票人员名单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2018年6月10日花治国：“把我前几场的表发给我，好吧？”江艳发送了一份名为“花老师”的文件，并称：“是英语的。”花治国：“之前的那个统计表呢？”江艳：“什么表，我这表有一大堆，您要的是哪个？”花治国：“就是你之前统计做表的时候做的那些表格。”江艳：“里面有什么？”花治国：“还是这些内容。”江艳：“我现在表格太多了，您这个是信息不全还是您要什么呢？您具体和我说一下要什么内容吧。”随后又发送了一份名为“花”的文件，并称：“或者这个你这边所有的订单和客户的信息。”此份名为“花”的文件中注明球票场次、席位、数量、价格，推荐人均注明为“花老师”。花治国、徐琦琪均确认其中阿根廷-冰岛一等座5张、阿根廷-冰岛一等座10张、德国-墨西哥一等座10张、葡萄牙-摩洛哥一等座10张、半决赛一等座7张、半决赛二等座22张、半决赛二等座3张、决赛二等座3张、半决赛二等座1张、决赛二等座1张、1/8决赛F1-E2一等座2张、1/4决赛W51-W52二等座2张，均系徐琦琪所购球票情况。六、徐琦琪主张的球票款、差价损失、酒店费用损失徐琦琪称所有预定票款分四个团组，即5人组、12人组、33人组、4人组。5人组：每人1张小组赛一等座球票，每张3950元，共计19750元。12人组：其中10人每人3张小组赛一等座球票，2人每人1张1/8决赛一等座球票、1张1/4决赛二等座球票，共计139240元（3950元×30张+5770元×2张+4600元×2张）。33人组：其中7人每人1张半决赛一等座球票，26人每人1张半决赛二等座球票，共计358140元（14540元×7张+9860元×26张）。4人组：每人1张决赛二等座球票，共计101600元（25400元×4张）。上述合计618730元。因徐琦琪与花治国在沟通中进行过人员及价格变动，所以款项与人员并非一一对应，但球票款全部含在其交付的款项中。之后，众人杰智公司仅向5人组中交付2张小组赛一等票，故剩余票款为610830元。另，上述12人组中的10人预定了两单四双的酒店房间，后因球票未予交付，12人均未前往，故酒店费用损失120480元。33人组，由于人员比较多，情绪激动，故徐琦琪从第三方高价购买球票，花费587400元，比众人杰智公司报价高出229260元（587400元-358140元）。花治国对此予以确认。众人杰智公司称对此并不清楚，其未与徐琦琪签订合同，也未收到上述款项，系花治国与徐琦琪之间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018年6月12日，徐琦琪向北京奥世环球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奥世环球公司）转账汇款587400元，摘要注明33位世界杯彼得堡半决赛一等门票。2018年6月19日，奥世环球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兹确认收到徐琦琪女士受以下33位客人委托向我司购买33张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一等座球票全额票款，客人名单如下：……上述全部球票我司于7月5日之前将全部实体票交付至徐琦琪女士。”七、徐琦琪主张与众人杰智公司形成委托关系的其他证据徐琦琪称：其系经花治国介绍认识崔凡，鉴于崔凡有与俄罗斯相关的背景，基于信任才开始委托购票事宜，但并未签署相关合同；委托过程中，花治国称系以公司名义购买球票，但徐琦琪并不知道是众人杰智公司，2018年3月份徐琦琪曾去过众人杰智公司谈其他合作，但球票、酒店等相关事宜一直是和花治国进行沟通；之后确定无法购得球票后，花治国在2018年6月4日向其发送了承诺公函电子版，并于2018年6月10日向其发送了《关于2018年世界杯球票销售说明》（以下简称销售说明）电子版，徐琦琪才知晓实际受托购买球票的主体系众人杰智公司。承诺公函的内容为：“致：尊敬的客户：鉴于贵司从我方采购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球票目前因总体计单量较大和其他技术原因导致出票延迟，我方特承诺以下几点：1.所有贵司从我处采购并付款的球票及球迷证（FANID）最迟在北京时间6月10日前全部交付实体。2.如不能按以上时间交付实体球票及球迷证（FANID）我司承诺承担由球票不能到达而带来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3.鉴于部分客人在未拿到实体票而通过球迷证（FANID）出境开始行程的情况，我司承诺若原申请的实体票未能按时到达，则会在俄罗斯当地为客人重新购买球票并承担相关费用；若原申请的实体票到京，而客人已经到俄的情况下，我司将派专人专程赴俄将球票送至客人手中，以确保客人正常观赛，由此产生的费用将由我司负责。”落款处显示有“俄中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众创科技（俄罗斯）有限公司、俄中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崔凡、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崔凡”的字样，但仅有俄中基金会盖章。销售说明的内容为：“2018年世界杯球票销售已接近尾声，对于本次售票中出现的问题，现特此说明如下：1.截止2018.6.10下午20:00俄方正式确认与票源供票方失去联系，不能按照原计划于今日交付实体票。2.公司……对已购买场次客户进行无条件退款……3.对于提出索赔要求的客户，由公司安排律师与对方进行沟通，并提出解决方案。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8.6.10”落款处加盖了众人杰智公司公章。对此，花治国称：其系履行职务行为，其与众人杰智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崔凡曾告知其在底价的基础上可以对外销售球票，超出价格部分可作为利润，所以花治国在收取了徐琦琪的球票款后转与崔凡个人110285元，另给付现金292440元，剩余部分作为利润归其个人所有；另花治国已经将购买球票中的10人对应的酒店费用给予众人杰智公司工作人员高欣并预定了酒店。众人杰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崔凡并未收到花治国的现金，其收取的转账部分也系因公司其他内部事务收取；众人杰智公司同时称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众人杰智公司确从事过为他人代卖球票的业务，但均签署了委托合同，对于花治国通过高欣、江艳预定酒店和球票的行为均为花治国个人行为，是以花治国的个人名义预定，且球票名单只是当时的统计，最终应以签订合同和付款为准；在公司票源出现问题后，众人杰智公司确曾出具过承诺公函及销售说明，但仅对签署合同的客户，而并非发与徐琦琪，且无法交付球票系因境外公司出售假球票，众人杰智公司也是受害者；崔凡作为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事后被拉进很多处理球票的群，其并不清楚究竟是否与公司有关，只是代为协商解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的诉辩意见及花治国的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2.众人杰智公司对徐琦琪主张的各项款项是否有给付义务。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根据徐琦琪与花治国、崔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徐琦琪与花治国就购买世界杯球赛票以及预定酒店、行程等事项一直在进行沟通，沟通过程中花治国也均以“公司”身份来自称，并表示过“以公司的名义跟您签个合同”，虽花治国同在俄中基金会及众人杰智公司任职，但众人杰智公司亦明确崔凡系代众人杰智公司卖票并非俄中基金会，花治国交予崔凡款项亦是代众人杰智公司交付，而且在无法购买球赛票之后，崔凡作为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次居中协调，并表示“我们会对每个客户负责，出了问题会解决，请先和花治国对接细节，不能协商的话公司有法务处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也是受害者，请相互理解”。结合双方前后沟通的细节内容，可以认定花治国系作为众人杰智公司的员工，以众人杰智公司的名义与徐琦琪进行协商，虽徐琦琪在协商之初并不清楚众人杰智公司的情况，但在无法购票后，花治国已将相关情况告知徐琦琪，并以发送说明及相关函件的形式告知委托事项的实际受托人系众人杰智公司，现徐琦琪亦予以认可并以此主张权利，故而可以认定徐琦琪委托众人杰智公司购买世界杯球赛票并预定酒店之委托事务真实存在，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对于众人杰智公司辩称徐琦琪并未与该公司签订合同，也未向该公司交付票款，且从微信中可以看出崔凡对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系因当时众多购买球赛票的微信群都将崔凡拉入群中，并非崔凡自愿，崔凡的承诺、公司出具的函件及说明仅面向签署合同的客户，本案系徐琦琪与花治国之间的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凡在微信中的种种回复可以看出其在了解徐琦琪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后仍继续承诺“球票的事我全力解决”，且花治国认可函件及销售说明均系其代表公司向徐琦琪发送，故众人杰智公司的解释过于牵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花治国作为公司的员工与徐琦琪洽谈协商、处理后续事务系代表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对于订立合同、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花治国是否有不当行为，众人杰智公司可与花治国另行协商。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对球赛票款、酒店费用、差价损失，众人杰智公司是否有给付义务，一审法院逐一进行分析：对于球赛票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现花治国以众人杰智公司的名义以微信、出具函件及销售说明的形式与徐琦琪订立的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众人杰智公司应依约履行。花治国作为众人杰智公司的员工对徐琦琪曾交付的球赛票款、球票对应数量、单价均无异议，且认可仅交付两张小组赛一等票，其他球票未予交付，众人杰智公司亦表示因票源问题造成无法交付，故应退还徐琦琪的球赛票款610830元。对于徐琦琪主张的利息损失，鉴于徐琦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一直在就重新购买球赛票进行协商，后徐琦琪系以起诉的方式要求众人杰智公司退还球赛票款，众人杰智公司未予退还，故应赔偿徐琦琪自起诉之日起产生的利息损失。对于利息损失的标准，徐琦琪的主张并未超过合理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酒店费用，花治国认可确实收取徐琦琪预定两单四双的酒店费用120480元，现酒店因无法购得球赛票而未入住，故产生的损失也应由众人杰智公司负担。对于众人杰智公司称酒店费用未交与公司，系花治国与徐琦琪的个人行为，现花治国已举证证明其将部分酒店款项交予众人杰智公司职员高欣，高欣在微信中亦对“2单4双”予以认可，众人杰智公司对高欣的身份不持异议，也未提交其他证据对此予以进一步解释；另，即使该笔款项并非众人杰智公司收取，徐琦琪若因未购得球票而导致其他渠道所定酒店未得以入住，产生的损失亦应由众人杰智公司负担，故对于众人杰智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球赛票差价。根据徐琦琪、崔凡、花治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无法购得球赛票之后，徐琦琪多次催促希望公司予以解决境外客人的球赛票问题，在比赛临近开始的特殊背景下，徐琦琪通过其他渠道自行购票，且其支付的价款并未显著高出原合同约定的价款，系徐琦琪以合理方式避免自身损失的扩大，亦是徐琦琪向游客诚信履约的表现。现徐琦琪能够提交其与奥世环球公司签订的购票合同及相应付款凭据，所购票数量与涉案人员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徐琦琪已就其主张的事实履行了适当的举证责任，不宜再苛求徐琦琪举证证明其所补充购买的球票与涉案购票合同约定的种类是否能够一一对应，以及徐琦琪已将其所购球票实际交付游客的事实。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因众人杰智公司未完成受托事项而违约给徐琦琪造成重新购买球赛票差价造成的损失为229260元，对此众人杰智公司应予赔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徐琦琪球票款610830元并赔偿因此产生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实际未退球赛票款数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二、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徐琦琪酒店费用损失120480元、重新购买球票差价损失2292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关于款项交付徐琦琪主张其向花治国支付的款项930200元中有618730元系委托众人杰智公司购买门票，另向花治国支付120480元用于预订酒店。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凡认可收到花治国转账支付的110285元，并主张其中部分款项为票款、部分款项系因公司其他内部事务收取。花治国称：其还向崔凡交付现金292440元，剩余票款及预订酒店费用交付了高欣。众人杰智公司不予认可收到花治国以现金方式交付的款项。二、关于酒店费用在二审中，徐琦琪提交了酒店确认单的翻译件。酒店确认单中的入住人员为12人组中的10人。三、关于差价损失徐琦琪称：关于33人组重新购票的差价损失，徐琦琪委托众人杰智公司购买的有一等座和二等座两类门票，为33人重新购买的均是一等座门票，因临时购买门票，二等座门票没有了，只能购买一等座门票；另外，徐琦琪为33人重新购票的名单中有一人不是原33人组的成员，购买球票人员更换属于正常现象。本院再查：2018年足球世界杯于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受托为徐琦琪购买门票系花治国的个人行为还是其代表众人杰智公司的职务行为，即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其二，受托人未完成委托事务的责任承担。一、关于本案委托法律关系的受托人首先，从花治国的身份来看，在徐琦琪与花治国沟通购买门票、处理并解决购票问题期间，花治国系众人杰智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次，从委托事项内容来看，众人杰智公司认可其销售门票，并认可其允许公司员工对外销售门票。第三，从行为权限来看，徐琦琪在购票出现问题后与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凡沟通中，曾告知崔凡“我对接人是花治国”、“名单花治国那里有”等，崔凡未提出异议并指定花治国进行处理，足以证明众人杰智公司对花治国接受并执行涉案委托事务均系知情。第四，从实际履行过程来看，花治国告知徐琦琪可以以公司名义与徐琦琪签订合同，且告知徐琦琪门票执行公司的价格等；花治国与高欣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徐琦琪委托预定的酒店系通过高欣具体办理，且花治国向高欣支付了相应款项；花治国与江艳的聊天记录显示，江艳根据花治国提供的购票情况制作了包含有场次、席位、数量、价格的表格，与徐琦琪委托购买门票的情况相符，证明花治国已经将徐琦琪委托购票请求递交众人杰智公司。花治国、高欣、江艳的身份均系众人杰智公司的工作人员，众人杰智公司抗辩上述三人的行为均非职务行为，悖于常理，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纳。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定众人杰智公司接到了徐琦琪发出的委托购票请求，且已经部分实施受托事项。第五，从款项走向来看，花治国将徐琦琪支付的部分票款以转账和现金方式转交给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凡。众人杰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辩称崔凡未收到现金且其收取的部分转账款项系因公司其他内部事务收取，即花治国并未将收取的票款全部交给众人杰智公司。但是，众人杰智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凡在微信群中对花治国表示曾以现金方式交付其款项时未提出异议，众人杰智公司主张转账的部分款项系因公司其他内部事务收取，既未具体说明更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所收取的该笔款项的性质，故本院对众人杰智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最后，从徐琦琪通过花治国取得的众人杰智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的销售说明内容来看，该销售说明并未针对某一特定购票客户，且众人杰智公司在销售说明中明确承诺对于已购票客户无条件退款等。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花治国与徐琦琪协商购票、预订酒店以及处理后续事务等行为系代表众人杰智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故徐琦琪与众人杰智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众人杰智公司应为受托人。二、关于受托人未完成委托事务的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众人杰智公司未完成委托事务，故应向徐琦琪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首先，徐琦琪主张众人杰智公司应退还票款610830元。徐琦琪向花治国支付的票款中有618730元系通过花治国所任职的众人杰智公司购买，从徐琦琪与花治国之间的聊天内容以及花治国与众人杰智公司的员工江艳之间的聊天内容可以确认此部分票款相对应的具体场次、席位和数量。花治国将其收到的票款一部分交给众人杰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凡，一部分交给众人杰智公司的员工高欣。徐琦琪认可收到两张小组赛一等座门票（单价3950元），扣除票款7900元后，徐琦琪主张应退还票款610830元。众人杰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徐琦琪交付了全部门票，故其应当向徐琦琪退还未交付门票对应的票款。其次，徐琦琪主张的差价损失229260元和酒店费用损失120480元。通过众人杰智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的销售说明以及徐琦琪、花治国、崔凡等人于2018年6月12日建立的微信群聊天内容，在众人杰智公司已确定不能交付门票的情况下，徐琦琪于2018年6月12日向案外人转账汇款为33人另行购买了门票，属于徐琦琪为避免损失扩大而采取的补救措施。经核对，徐琦琪重新购买的33张球票与此前委托众人杰智公司购买的门票坐席有所变化，33人中有一人有所变化，徐琦琪对此已作出了合理解释，本院予以采纳。另外，酒店费用损失是因12人组中的10人未能获得门票而产生的损失。上述两项损失皆因众人杰智公司未能向徐琦琪交付全部门票而产生，故众人杰智公司应当向徐琦琪赔偿。综上所述，众人杰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14元，由北京众人杰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郭菁审判员曹欣审判员孙兆晖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穆小丽书记员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