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2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洁，女，197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先锋，山西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芳，女，197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伟，山西铁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璐，山西铁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洁因与被上诉人高艳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常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先锋，被上诉人高艳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伟、侯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6日，高艳芳与常洁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常洁将位于君临苑0802室出售给了高艳芳，房屋及附属设备及家具、家电等议定价格为305万元整。合同第四条约定：常洁应当在合同签订180日内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过户给高艳芳。合同签订前，常洁向高艳芳丈夫常文平借款无力偿还，双方约定以借款抵顶房款，并于合同签订之日常洁向高艳芳出具了房款收据。常洁将房屋及有关手续交付给了高艳芳。高艳芳实际占有了该房屋并居住至今。移交后的费用均由高艳芳交纳。由于常洁违约，高艳芳向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常洁将位于临汾市××区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过户到高艳芳名下。二、诉讼费用由常洁承担。原审法院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认定如下：高艳芳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常洁与博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二：高艳芳与常洁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据三：常洁给高艳芳出具的收据一份；证据四：高艳芳以常洁的名义交纳水费、电费、物业费的票据；证据五：2013年3月25日常洁给高艳芳丈夫出具的借据复印件一份。常洁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常洁所购买的房屋房号是0802号。证据二：高艳芳与常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8002室，与第一份证据的0802是同一处房屋。证据三：收条确实是常洁出具的，但是是在高艳芳的哄骗下所签，并不能证明常洁收到了高艳芳交纳的300万元购房款。高艳芳仅提供了收条，而没有提交银行记录，不能证明高艳芳向常洁支付了300万元购房款。证据四：该费用是由常洁实际交纳，是高艳芳在常洁家中做客时，将票据哄骗走的。取得证据的方式不合法。证据五：该借据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认证意见是：第一份证据是常洁与博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常洁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提出质证意见。证据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即常洁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交给了高艳芳。第二份证据是高艳芳与常洁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常洁不持异议，且认同该合同中的房屋号码8002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0802号是同一房屋。证据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能够确认高艳芳与常洁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常洁将君临苑0802室房屋出卖给高艳芳的合同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份证据是常洁于2014年11月6日向高艳芳出具的收条。常洁认可出具收条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已实际收到了高艳芳支付的购房款300万元。常洁主张是在高艳芳的哄骗下出具的。高艳芳不认可存在哄骗行为。常洁针对抗辩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常洁主张合同约定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300万元，但是高艳芳与常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中关于房款的支付方式约定内容为：“房屋价款乙方（高艳芳）分两期付给甲方（常洁）。第一期在双方签订合同之日付人民币300万元。第二期在房屋产权批准过户登记之日，乙方付清余款5万元。甲方分别出具两期收款凭据”。据此可见，高艳芳与常洁并没有约定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常洁的辩解不符合合同约定。高艳芳主张购房款300万元是以常洁所欠高艳芳借款250万元抵顶和支付50万元现金方式支付的，常洁不予认可。高艳芳针对现金的支付没有提交除收条外其他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针对250万元借款，高艳芳提交了常洁向高艳芳丈夫常文平出具的借款公约予以证明。常洁对该借款公约内容不予认可。但是由于常洁认可收据的真实性，未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提出质证意见，所以收据载明内容的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第四份证据是常洁交纳物业费用的票据。常洁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仅认为是高艳芳采取哄骗的方式取得的。即常洁认可高艳芳持有常洁交纳物业费用票据的事实，不认可取得票据的合法性。但是高艳芳不认可是哄骗取得，而是常洁主动交付给高艳芳的。常洁针对哄骗的主张没有对应的事实陈述，也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应当认定是常洁交付给高艳芳的，证据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第五份证据是高艳芳出具的借款公约，常洁持有异议。从证据所载内容来看，常洁给高艳芳丈夫常文平出具了所欠借款的相关内容，并同意以本案诉讼房屋进行抵押，作为偿还借款的担保。但是高艳芳与常洁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没有明确以借款抵顶购房款的相关约定。从借款公约内容与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上看，明确了以房屋抵押担保的事实。证据的关联性应当予以认定。常洁针对辩称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据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复印件；证据三：物业费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据四：博浩源用户交费回单以及瀚森物业公司收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据五：录像光盘一张。高艳芳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常洁没有该合同的原件，对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高艳芳并没有偿还过贷款，常洁是否偿还与高艳芳无关。证据三、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五：代理人无法辨别是否为常洁本人。认证意见是：第一份证据与高艳芳提交的第一份证据相同。认证意见也与前述相同。第二份证据是常洁为偿还君临苑0802室房屋银行按揭贷款的凭证。高艳芳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证据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能够确认常洁偿还银行贷款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高艳芳与常洁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对房屋为银行按揭贷款购买已做出了确认，但是对按揭贷款的偿还没有明确约定。事实上，高艳芳与常洁对银行贷款由常洁偿还也均没有争议。第三份证据是2017年至2020年三份物业费收据。其中载明的交款人是常洁。从三份票据的右上角页码编号可见是三联号分别是0014365、0014366、0014367。如果是三年费用一次性交纳可以书写在一张票据上。如果是三年内分别交纳的，则票据不应当为连号。所以票据的真实性存疑，证明力不应当予以认定。第四份证据是两份电费票据，票据中并没有载明用户的姓名，也没有加盖收款单位印章。证据证明力不应当予以认定。还有一份收取水费的票据。该票据其中注明必须有单位印章和收款员签章方为有效。该票据中有单位印章，却没有收款员的签章，票据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证明力不应当予以认定。第五份证据是录像光盘一张。因本案庭审均为代理人出庭诉讼，委托人均没有出庭，所以对录像中当事人的身份不能当庭予以辨认。高艳芳与常洁在庭审调查中对君临苑0802室房屋是否已交付实际占有均提出了自己的对抗性意见。高艳芳主张自己从合同签订之日已实际占有了该房屋。常洁主张房屋不存在交付情节，君临苑0802室房屋自己一直占有使用。从高艳芳与常洁提交的上述证据还不能直接判断高艳芳与常洁对房屋的交付与占有的事实，需要进一步补强证据的证明力。为此高艳芳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瀚森物业公司主管段海彬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瀚森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据二：瀚森物业公司秩序员范临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证明；证据三：邻居殷嘉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证明。常洁质证认为：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不持异议，对瀚森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1．段海彬身为瀚森物业公司主管的身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2．关于证明中所说物业费等由高艳芳缴纳，开庭时常洁提交了缴纳物业费的票据。该证明存在虚假；3．证明中称此房屋一直由高艳芳居住，常洁提交了证据证明房屋由常洁居住使用。证据二与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一致。不能证明范临强是瀚森物业公司的秩序员。证据三：不能证明其真实性，殷嘉嵘是16层的住户，其所作证明存在虚假。认证意见是：第一份证据是段海彬的身份信息，常洁不持异议，证明力应当予以确认。第二份证据是瀚森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其中加盖有该公司的印章，且有该公司主管段海彬的签字确认。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需要说明的是针对实际占有使用诉争房屋的情形，常洁提交的物业费用票据载明的时间均发生在2019年，前述已提及三张票据票号相连，内容却是2017年至2020年期间的物业费用。第三份证据是邻居殷嘉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材料，证人未能出庭接受质询，证明力不予认定。常洁针对其占有情形补充提交的证据是：视频资料。常洁表哥索云红于2019年6月25日上午对常洁从君临苑小区大门外拿门禁卡进入小区。在进入××楼，用钥匙打开0802室房屋，并在家中活动的视频。用于证明涉案房屋一直由常洁居住使用，排除了高艳芳使用的可能性。高艳芳质证意见为：1．视频不能准确证明所拍摄房屋就是涉案房屋；2．这是一份刻意制作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一直是常洁居住使用，证明力小于瀚森物业公司的书面证明；3．常洁是在人民法院送达传票知道开庭日期后于前一天晚上半夜两点用提前预留的钥匙打开房屋，第二天突击搬家，视频中的照片也是在接到开庭通知后突击强占，高艳芳已于2019年5月24日向派出所报案。物业视频也详细记载了这一事实。认证意见是：该视频资料仅能证明在高艳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常洁进入到了本案诉争房屋的情形，不能证明产生纠纷之前的占有使用情形。质证过程中还查明：高艳芳陈述的向常洁支付了50万元现金。常洁予以否认。但是常洁认可收到了高艳芳50万元的转账。高艳芳当庭认可50万元是以转账方式支付的，并不是现金。根据高艳芳、常洁所认可的房屋买卖合同所载内容，其中均载明高艳芳与常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通过中间人乔小刚签订的。该院向乔小刚作了调查，乔小刚陈述内容与高艳芳陈述内容一致，即购房款305万元，签订合同时支付300万元，其余5万元在办理完成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后支付。首付款300万元，其中有常洁欠高艳芳丈夫常文平的250万元用于抵顶了房款，剩余50万元由高艳芳支付给常洁。签订合同当天常洁将自己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门钥匙交付给乔小刚，由乔小刚交给了高艳芳。交付房门钥匙时还说明了还有一把房门钥匙因不在手边不能交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高艳芳与常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常洁是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为高艳芳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高艳芳与常洁就君临苑0802室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是高艳芳与常洁的真实意思表示，常洁是君临苑0802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享有处分该房屋的权利。高艳芳与常洁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侵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情形。合同约定内容对高艳芳与常洁具有约束力。高艳芳也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向常洁支付首付款300万元的义务。其中250万元是常洁所欠高艳芳丈夫常文平250万元抵顶了房款，剩余50万元高艳芳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常洁。高艳芳提交的有效证据以及该院调查证据均证明了该事实。为此常洁才向高艳芳出具了收到300万元房款的收据。常洁不认可以250万元债务抵顶购房款的辩解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常洁认为合同中约定首付款300万元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与合同约定内容不相符。因为合同中并没有具体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是唯一形式。所以常洁的辩解不能成立。签订合同当日，常洁已将君临苑0802室房屋实际交付给了高艳芳。高艳芳提交的有效证据和该院调取的证据均能够证明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常洁提交的三张交纳物业费用票据的时间是在高艳芳与常洁产生纠纷后开具的，其所载内容不真实，即将三年的物业费用开具在了连号的票据上不符合客观事实。常洁在双方发生纠纷后能够持房门钥匙进入君临苑0802室房屋，有两个条件：一是常洁交付房门钥匙并没有将所有的钥匙交给高艳芳，自己存有一把钥匙。二是高艳芳接收该房屋后，并没有长期住在该房屋内。现在常洁更换了门锁，导致高艳芳无法入住该房屋。所以应当认定高艳芳与常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关于常洁是否应当将房屋过户至高艳芳名下的问题。由于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该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常洁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内负责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过户至高艳芳名下。高艳芳请求办理房屋过户的主张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应当予以支持。常洁未能履行该约定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继续为高艳芳办理房屋过户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高艳芳与被告常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被告常洁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完成为原告高艳芳办理临汾市尧都区中大街博浩源小区君临苑2号楼B座0802室房屋过户事宜。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常洁承担。常洁的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艳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原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高艳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常洁根本不存在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依据所谓的借款公约与房屋买卖合同就推理认定常洁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明显错误。常洁与高艳芳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价款为305万元，第一期购房款为300万元，第二期待办理完房屋过户手续后，再支付5万元。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高艳芳向常洁承诺签订合同当日支付300万元的第一期款项，基于双方信任，常洁在高艳芳未支付第一期款项的情况下就向其先行出具了收条，然而高艳芳事后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50万元，并未按照约定履行支付300万元第一期房款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常洁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借款公约中，同样没有常洁要以房抵债的约定和表述，对于该借款公约，在原审时常洁明确表示与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关系。况且对该借款公约，常洁对其真实性还存在异议，常洁从未向高艳芳的丈夫借过钱，常洁还计划通过另案起诉的方式解决该虚假债务的问题。就借款公约中表述的内容来看，债务数额为500万元，也并非是250万元，也没有约定常洁要以涉案房屋保证该债务的履行，原审判决认定从借款公约内容与房屋买卖合同内容来看，明确了以房屋抵押担保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二、本案在原审时，高艳芳与常洁均没有提出让房屋买卖合同的中间人乔小刚出庭作证，也没有提交乔小刚的相关证人证言。而却在复庭结束后，原审法院找乔小刚调查取证，对乔小刚的陈述内容，在没有经过常洁与高艳芳质证的情况下，就依据乔小刚的陈述内容，认定常洁与高艳芳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存在常洁向高艳芳交付房屋的事实。这种调查取证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况且，即便该证据的取得形式合法，根据证据的证明效力来讲，房屋买卖合同的书证效力明显大于证人证言的效力，法院也不应当仅依据乔小刚的证言就认定以房抵债事实的存在。三、高艳芳为了证明其一直居住使用房屋，提供了虚假证据，诱使原审法院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2019年5月24日，原审初次开庭时，常洁提供了视频影像资料，用于证明常洁一直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6月25日，原审复庭时，高艳芳为了证明是其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的事实，高艳芳出具了虚假的证据材料，其中第一份是有瀚森物业公司主管段海彬的签字，并加盖了瀚森物业公司公章的证明。需要说明的是，段海彬仅是瀚森物业公司里的一位保安人员，并非公司主管，更不是公司的收费管理人员，他对多年来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物业缴费情况根本不可能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瀚森物业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公章使用管理不严，段海彬是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使用公章，为高艳芳出具证明盖的章，对该事实常洁有新的证据（瀚森物业公司对段海彬盖章情况的说明）可以证明。且段海彬出具的证明也是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出具的，是高艳芳谎称为了给孩子办理上学需要居住地物业开具证明，段海彬在明知高艳芳不在此居住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正常上学才为其出具了该证明，也并非是用于本案的纠纷，对该事实常洁有新的证据（常洁与瀚森物业经理的谈话录音）可以证明。高艳芳出具的虚假证据中，第二份是范临强的一份证明材料，首先对于范临强的身份无法证明，无法证明他就是瀚森物业公司的秩序员。况且即便他就是瀚森物业公司的秩序员，他也不可能证明高艳芳对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和高艳芳缴纳物业费的情况。高艳芳出具的虚假证据中，第三份是殷嘉嵘的一份证明材料，殷嘉嵘自称是涉案房屋16层的住户，对于这一点，高艳芳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况且即便他真的是16层的住户，他也无法对多年来0802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得以掌握。在6月25日，原审复庭时，常洁又重新提交了一份最新拍摄的视频资料用于证明常洁居住、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四、关于物业费票据连号与派出所报案的情况说明。2019年5月24日，在原审初次开庭时，常洁提供了缴纳2017年至2020年的三张物业费用票据，用于证明常洁对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常洁并不否认物业费票据连号的事实，因为这正是常洁为了这场纠纷的解决，为了提供有效证据，一次性补交了三年的物业费用所取得的票据，所以说票据连号并不奇怪。常洁不只仅有涉案房屋一处房产，平时也有在其他地方居住的情况，近年来不多在涉案房屋实际居住也是事实，为此拖欠了物业费也很正常。但绝对不能以此而否定常洁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原审判决对常洁缴纳物业费的票据没有认定，有失妥当。5月24日，开庭结束后，大约下午2点钟左右，高艳芳带领相关人员对常洁居住的涉案房屋进行了破坏性的撬门开锁行为，常洁外出回来时，正好发现这一幕，常洁报了警。因此5月24日的报警行为来源于常洁，而非高艳芳。对于该事实，法庭可以到市直属公安局水塔街派出所调取出警记录、询问笔录。另外，常洁根本不存在于开庭前一日突击搬家的行为，涉案房屋的陈设、照片、被子、铺盖、生活用品等，足以证明常洁长期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因高艳芳未按约定支付购房款，常洁从未向高艳芳交付过该房屋，房屋一直由常洁占有、使用，根本就不存在突击搬家的情况。综上所述，常洁不存在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高艳芳在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未按约定支付够300万元的首期购房款，常洁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判决认定常洁以房抵债并向高艳芳交付房屋，缺乏事实依据，明显错误。综上，应当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高艳芳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围绕着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应当过户来展开。原审中，可查明的是常洁交付了房屋及买卖合同原件，出具了收条并认可收到了50万元的转账购房款，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上看瀚森物业公司两个工作人员及16楼邻居出具了个人证明，加盖了瀚森物业公司的公章，乔小刚是高艳芳与常洁房屋买卖合同的中间人，是高艳芳与常洁的朋友，原审法院为查明事实调查落实合法有效。二、房屋占有情况。常洁主张其不经常在该房屋居住，但在原审开庭时，常洁本人陈述的是一直在该房屋居住，从未离开，并且提供了房屋内的电视机照片等小视频，证明该事实，以此否认突击搬家的情况。高艳芳现也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常洁是在收到原审开庭传票后突击搬家，在原审中做了虚假陈述。综上，常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常洁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中，常洁提供三份证据证明其主张：1.借款合同；2.常洁银行对账单；3.瀚森物业公司声明。以上三份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常洁分期付款购买，原审中高艳芳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高艳芳与常洁的真实意思表示，常洁一直在归还该房屋贷款。瀚森物业公司声明证明，一审中高艳芳提供的段海彬证明系高艳芳诱骗瀚森物业公司人员出具的，不能证明高艳芳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对此，高艳芳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不能否认高艳芳与常洁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借款合同与高艳芳和常洁房屋买卖合同的第四条相互印证；证据三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没有瀚森物业公司盖章人员签字，无证据证明陈述内容，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印证本案事实。高艳芳也提供四部分十七段视频，证明常洁是在本案诉讼发生后突击搬家强占涉案房屋，其原审没有如实陈述。对该十七段视频，常洁认为只能反映常洁有搬东西的行为，不能证明高艳芳一直占用、使用涉案房屋，高艳芳与常洁虽签订有房屋买卖合同，但真实意思不是要买卖房屋，而是要担保借款的履行。除此之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高艳芳起诉称其与常洁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常洁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高艳芳，约定房屋价款及协助办理过户等，且因常洁向高艳芳丈夫借款无力归还，故高艳芳与常洁约定以借款抵顶房款，并出具了房款收据，高艳芳实际占有了涉案房屋，现起诉要求常洁将涉案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过户至高艳芳名下。常洁则称其与高艳芳丈夫常文平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约定过以借款抵顶房款，高艳芳没有占有使用过涉案房屋。高艳芳与常洁在一、二审审理中均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各自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高艳芳与常洁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显示，常洁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2014年11月6日常洁与高艳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30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高艳芳并于当日给高艳芳出具了300万元房款收据一份。该合同系高艳芳与常洁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高艳芳与常洁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常洁上诉称其对原审中高艳芳提供的借款公约真实性存疑，也与本案无关，但其代理人在二审中关于该借款形成的陈述中表示：常洁未向高艳芳丈夫常文平借过800万元，该借款是2011年左右常洁作为中间人介绍常文平将款项借给银光汽贸的王长军。2013年王长军无法归还该借款时，常文平要求常洁担保要回该笔借款，故常洁向高艳芳丈夫常文平出具条据并用门面房作抵押担保，后常洁将门面房抵押给了银行，常文平认为其债权无法保障，常洁才与高艳芳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常洁在一、二审中对其与高艳芳丈夫是否存在借款的陈述相互矛盾，也与高艳芳提供的证据相矛盾，而根据高艳芳与常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日就向高艳芳出具房款收据，及高艳芳与常洁均认可高艳芳转账50万元的事实来看，高艳芳的陈述比较真实可信，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且在常洁与高艳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日，常洁收到高艳芳第一期款项300万元，其中250万元系借款抵顶房款，另外50万元系高艳芳转账支付，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高艳芳与常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常洁为高艳芳办理临汾市尧都区中大街博浩源小区君临苑2号楼B座0802室房屋过户事宜，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常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常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遆海鹏审判员  董 云审判员  吴东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吴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