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9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通华，男，195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锦屏县人，锦屏县农牧局退休职工，住锦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增贵（一般代理），男，贵州维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祥，男，1956年4月22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住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家，男，1957年8月4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住锦屏县。上诉人杨通华与被上诉人王振家、王振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8民初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通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产权证号201000568号房屋是由王振祥与其妻龙月炎于2010年8月24日向锦屏建设局房管站书面申请办理的。申请中，王振祥、龙月炎称：“于1981年建有一栋三间两层楼房在本社区大寨子中间”。2010年8月25日赤溪坪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书面证明“兹有我赤溪坪社区二组村民王振祥同志，现有房屋三间两层楼，坐落本寨中间，四抵无任何纠纷”。1994年9月20日，该房屋占用的集体土地王振祥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上载明土地使用者为王振祥。一审时上诉人提交这些证据，但是对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的认定上，一审法院未予认定。2.一审法院作为证据的1986年10月21日《城镇私房产权证》和1999年10月6日的《房屋产权协议书》，一审法院在2016年8月3日以（2016）黔2628执异2号执行裁定予以了否认。1999年10月6日的《房屋产权协议书》，上诉人未看到原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3.王振家明知王振祥申办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是登记在王振祥夫妻的共有财产，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表明王振家根本不享有任何份额。且根据物权外观保护主义原则，产权证是王振祥的名字，那对外而言房屋的所有权就属于王振祥。4.1986年10月21日登记于龙德芝名下的《城镇私房产权证》与2010年8月27日的产权人为王振祥、龙月炎的产权证若指向的若是同一房屋，则应为变更登记，而不是初始登记。因此，原审法院在对涉案房屋的权属来源、归属等问题的认定上存在严重失误，将房屋认定为二被上诉人共有否定了生效裁定书的既判力和不动产权属证书对物权归属的证明效力。二、2017年5月4日的调解协议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锦屏国土资源局与王振家王振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5月4日，即征收在前，调解在后。而在前的安置协议里面却出现了在后的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另外一审法院认定的王振祥家欠王振家欠款，这个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即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现有法律也不允许直接抵偿。所以，上诉人认为，就是由于涉案房屋的现金补偿和实物补偿价值不对等，二被上诉人才编造了债权债务。如果确实是用房子消除了债务。那在做调解协议时，应予以明确。2.锦屏县法院作出（2016）黔2628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王振家的执行异议后，王振家并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说明他接受了裁定的结论，即不享有一半权利。二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裁定结果，达成调解协议书内容，是因为王振祥欠付上诉人借款和合伙利润款，是为逃避债务作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判决结果违法。原审对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认定错误，对2017年5月4日的调解协议所隐藏的恶意串通的行为未能准确识别导致无效协议当做有效合同予以认定，错误援引《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诉求，使上诉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纵容上诉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这样的判决不具有合法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王振家答辩称：一、王振家享有房屋权属的权利来源。1.从财产形成上看，涉案原房屋系王振家、王振祥兄弟二人于1981年共同建成，二人未分家析产，一直随母亲共同居住多年。因此二人对该房屋权属的取得属于典型的物权原始取得。2.从权利登记上看，1986年涉案房屋办理了《城镇私房产权证》，登记在母亲龙德芝名下，为龙德芝、王振祥、王振家共同共有财产。龙德芝去世后，王振祥、王振家法定继承，此时房屋属二人共同共有。3.从房屋权利人王振家、王振祥的意思表示来看，①1999年，王振家、王振祥签订《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王振家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交由王振祥使用居住，但保留对房屋及前后空地的所有权；②2010年，王振祥需办理贷款手续，王振家顾及兄弟情谊同意王振祥将房屋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以便贷款，但王振家从未放弃房屋的权属，也未对享有的一半产权进行任何处分。4.不动产登记簿不是唯一认定物权归属的依据，现有证据充分反映了王振家、王振祥对原房屋权利共有的情况，请求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二、上诉人请求权基础不成立。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上诉人起诉状也是以“恶意串通”为由要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请求权的基础为《合同法》五十二条。针对请求权，答辩人认为：1.关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前述已论证，王振家享有原房屋50%的所有权。①2016年6月，案涉原房屋被征收，王振祥、王振家与锦屏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王振祥享有补偿款，王振家分配补偿房屋。②2016年7月，因案外人杨通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王振祥案件，导致原应补偿给王振家的钱被法院冻结、扣划，王振家、王振祥对征收补偿发生纠纷。③2017年5月，双方通过三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由王振家分配补偿房屋，王振祥分配补偿款。后征收部门为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将《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置换到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才导致上诉状第二条的问题出现。④回到本案，王振祥与杨通华发生纠纷，于2018年4月2日诉至法院，均晚于前述事实发生时点，王振家在进行上述行为时，本不知道王振祥与杨通华的纠纷存在，二被上诉人不可能在与上诉人发生纠纷前，就恶意串通王振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2.关于是否损害上诉人利益。二被上诉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双方调解时，上诉人也并未向王振祥主张权利，调解结果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因此二被上诉人的调解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不是利益受损的第三人，依法不具备诉权。3.恶意串通不是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评价依据。恶意串通是确认民事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不能用来评价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提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诉讼主体仅限于协议当事人一方，上诉人不具有诉权。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王振祥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通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二被告于2017年5月4日达成的：“证号为201000568号登记为王振祥夫妻共同的房屋，申请人（王振家）享有50%产权。即享有安置房140.31平方米，架空层41平方米。”之协议无效；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振祥、王振家系同胞兄弟，二人和母亲龙德芝（已去世）于1980年至1981年期间在锦屏县××村共同××三间两层木房一栋，该房屋于1986年10月21日办理《城镇私房产权证》，产权户名登记在龙德芝的名下。1999年，王振家自行在该旧房左边（座山为向）起了房屋两间二层一栋居住，王振祥一直在该旧房居住至房屋拆迁为止。龙德芝去世后，王振家、王振祥于1999年10月6日签订了一份《房屋产权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该房屋的产权由兄弟二人各一半（各一间半），今后需改造再进行协议；二、九九年王振家另起新屋居住，自愿将自己的一间半两层楼让给王振祥及子女长期居住，产权不变；三、房前屋后的空地属兄弟二人共同共有。除王振祥、王振家在协议上签字以外，还有证明人龙运昌、王荣华也在协议上签字。嗣后，被告王振祥为搞砂船，被告王振家同意将该共有房屋办证到王振祥名下，便于王振祥用于贷款，但产权不变。2010年8月27日，被告王振祥向房屋登记部门申请将该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产权证号为201000568，房屋的共有人为其妻龙月炎。王振祥申请办证的材料中没有王振家放弃对共有房屋产权的证明材料，该登记为初始登记。2010年8月31日王振祥在锦屏农村信用合作社将该房屋抵押贷款10万元。2015年，锦屏县××江镇赤溪坪风雨桥至小江桥棚户区开始进行改造，原登记在龙德芝名下后登记为王振祥名下的房屋也在拆迁改造范围内。因王振祥已获得该房屋的货币补偿278574元，被告王振家认为对房屋的实物补偿应补给王振家，便到三江六岸指挥部主张权利，2017年5月4日，被告王振祥之女儿王家丽和王振家在三江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赤溪坪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调解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为：一、证号为201000568登记为王振祥夫妻共有的房屋，申请人王振家享有50%产权，即享有安置房140.31平方米，架空层41平方米；二、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生效，与民事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率，双方共同遵守；三、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赤溪坪社区村民委一份，三江镇综治办一份。该协议书达成后，锦屏国土资源局与王振家、王振祥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安置房140.31平方米、架空层41平方米补偿给王振家，王振祥获得货币补偿278574元。据王振家、王家丽陈述，架空层41平方米应为王振祥、王振家各享有一半，因王振祥欠王振家欠款，王振祥应享有的一半，折抵给王振家。另查明，原告杨通华于2018年4月2日向锦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王振祥、龙月炎归还2012年4月1日向原告所借的20万元借款及分配合伙开设采砂场利益33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时发现被告王振祥无财产可供执行，登记在王振祥名下的房屋拆迁补偿给了被告王振家，原告认为被告王振祥和王振家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遂起诉至法院并提出上述的诉讼请求。同时查明，2018年6月12日，原告杨通华向锦屏县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王振家位于锦屏县××江镇赤溪家园13栋1单元140.3m2住房一套和13栋架空层41m2予以查封，锦屏县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黔2628财保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王振家依2017年5月4日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一项享有的位于锦屏县××江镇赤溪家园13栋1单元140.3m2住房一套和13栋架空层41m2，查封期限为三年，自实施查封之日起计算。被告王振家对查封裁定不服，于2018年6月14日申请复议，锦屏县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黔2628财保1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王振家的复议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本案，被告王振家与王振祥委托代理人王家丽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认定：一.从房屋的权属来源来看，争议房屋始于被告王振祥、王振家与其母亲龙德芝于1980年左右共同修建，1986年该房屋登记在龙德芝的名下，龙德芝去世后，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拆迁之前的房屋应为王振祥与王振家共同共有，且被告王振祥、王振家于1999年10月6日达成《房屋产权协议书》，双方认可该房屋一人一半的产权，该协议书合法、真实、有效，权属明确。二.从王振祥将共有房屋登记到自己名下的过程来看，被告王振祥于2010年8月27日将该房屋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取得产权证号为201000568《房屋产权证》。办证到王振祥名下是为方便王振祥贷款抵押，且是基于事前有协议，经王振家同意后办理的，王振家对该物权仍享有一半的所有权。而且原告杨通华与被告王振祥在借贷关系形成时，双方并未约定将该房屋作为抵押物设定抵押，故二被告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三、从《人民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来说，据王振家陈述，王振祥与王振家对共有的房屋进行协商补偿时，由王振祥享有房屋补偿，王振家享有货币补偿，因王振家自己起造的房屋已得到房屋补偿，想要钱来装修房屋，但三江六岸指挥部进行分配时，王振祥却得到货币补偿。为此，王振家到三江六岸指挥部进行反映，有关工作人员指导王振家及王振祥女儿到三江镇人民政府进行调解，2017年5月4日在锦屏县××江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赤溪坪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并组织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该协议的内容应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振家得到的房屋补偿，应属其对该房屋所有权的回归。综上，被告王振家对涉案房屋享有一半的所有权，被告王振祥将共有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是用于贷款抵押，同时是基于双方事前有协议且经王振家口头同意而办理的，而且原告杨通华与被告王振祥借贷关系形成时，双方并未约定将该房屋作为抵押物，《人民调解协议》的签订应属王振家对该房屋所有权的回归，不存在王振祥与王振家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情形，该协议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原告杨通华认为涉案房屋应为王振祥合法财产，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通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杨通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王振家与王振祥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为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杨通华请求确认王振家与王振祥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无效，应就恶意串通和利益受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医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错在”的规定，恶意串通的认定必须是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具体到本案中，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案涉房屋的权利来源看。杨通华主张案涉房屋系王振祥个人财产，而王振祥与王振家则主张系二人的共有财产。本案经一、二审查明，案涉房屋系王振祥、王振家与其母亲龙德芝于1980年左右共同修建，1986年该房屋登记在龙德芝的名下，龙德芝去世后，房屋应为王振祥、王振家共同共有。1999年10月6日二人达成《房屋产权协议书》，协议书上有执笔人、证明人以及赤溪坪社区村民委员会的签字盖章，王振祥、王振家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一人一半的产权，同时也明确了王振家将其所有的一半房屋让给王振祥家居住，但产权不变。王振祥于2010年8月27日将案涉共有的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并取得产权证，但整个过程中王振家并未放弃自己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属。综上，案涉房屋从始至终均是属于王振祥、王振家共有。杨通华上诉称应根据201000568《房屋产权证》认定案涉房屋系王振祥、龙月炎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并不是唯一认定物权归属的依据，如前所述，案涉房屋应系王振祥、王振家共同共有，杨通华主张案涉房屋系王振祥所有，本院不予采信。2.从《人民调解协议》的本身来看。2015年，锦屏县××江镇赤溪坪风雨桥至小江桥棚户区开始进行改造，案涉房屋也在拆迁改造范围内。2015年10月10日，锦屏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杨通勇申请执行王振祥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裁定冻结了王振祥与锦屏国土资源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享有的货币补偿款24万元整；王振家知晓该情况后，向锦屏县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认为房屋的补偿有自己的一半，请求法院予以解除冻结；2016年9月8日锦屏县人民法院曾向锦屏城区三江六岸建设指挥部调查涉案房屋的补偿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王振祥分有“赤溪家园”13栋1单元140.31㎡和13栋空架层41㎡，王振家分有275519元人民币。从这个过程来看，对于涉案房屋的补偿，王振家与王振祥原是约定由王振家分现金补偿，王振祥分房屋补偿；但是由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了王振家的现金补偿，随后王振家提起执行异议并多次到三江六岸指挥部反映情况并进行阻工，所以双方才于2017年5月4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对涉及到的拆迁补偿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变更为由王振家分得房屋补偿，王振祥分得现金补偿。《人民调解协议》的形成，系王振家在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的过程中，在三江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赤溪坪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调解下达成的，不存在与王振祥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可能性。关于140.31㎡房屋、41㎡空架层与现金275519元价值是否相当的问题。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的内容以及三江六岸指挥部龙贤刚的询问笔录可见，赤溪坪区拆迁补偿过程中，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和安置房屋，如果王振祥与王振家在补偿的过程中不要货币补偿275519元，可以选择安置的房屋面积是137.28㎡，二者的价值是基本相当的。另有41㎡的空架层，根据龙贤刚的询问笔录，按照当时的拆迁补偿价格价值为114800元，而该空架层为王振祥、王振家共有，因王振祥欠王振家相关款项，故将其所有的一半所有权一并归于王振家。杨通华现主张140.31㎡房屋、41㎡空架层与现金275519元价值不相当，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振家依据《人民调解协议》取得自己应有的份额，正当且合理。第三，从王振祥与杨通华之间债权债务的形成及确认来看，杨通华于2018年4月2日向锦屏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王振祥、龙月炎归还2012年4月1日所借的20万元及分配合伙开设采砂厂利益33万元；而王振家与王振祥《人民调解协议》的形成时间系在2017年5月4日，杨通华并无证据可以证明王振家对其与王振祥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存在，也就不能证明王振家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恶意；另外，如果王振家确实是在帮助王振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也就不会于2016年提起执行异议并多次到三江六岸指挥部反映情况。综上，本案中，杨通华虽主张王振家、王振祥之间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但其对此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振家、王振祥之间存在前述行为，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通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杨通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田 嫄审判员  王山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欧阳樟书记员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