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4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法定代表人：袁玉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内蒙古法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明，内蒙古法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政远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城口县。法定代表人：梁远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中，重庆渝万（城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文，重庆渝万（城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务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政远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远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武川县人民法院（2019）内0125民初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务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利明，被上诉人政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务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政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的效力问题。（一）一审法院认定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无效。认定的依据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条件,致使合同无效。同时一审法院又认定林清悟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认为其可以代表务实公司。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并且两种认定存在逻辑冲突。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如果法院认定表见代理成立,那么该《合同书》应属于有效合同，既然有效,那么本案政远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该予以驳回。合同有效，政远公司没有理由要求返还投资款,所以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政远公司所有诉请都应当予以驳回。认定表见代理的同时,一审法院又认定该《合同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代理在民事活动中适用范围很广泛，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民事活动都适用代理。以下行为是不能适用代理的，如具有人身性质的行为,例如结婚登记、立遗嘱、收养子女等,不得由代理人代理;违法行为不得代理,侵权行为、内容违法的行为,都是国家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依法不适用代理，当然不能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本案所涉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就是指法院已经认可该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等相关规定，违法行为不能代理,又如何成立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表见代理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又怎么会是违法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又认定违法、又认定表见代理，是错误且相互冲突的。2.林清悟使用务实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上所盖的章是伪造的,是林清悟个人行为,务实公司并未发出任何意思表示,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的合同关系并未成立，因此该《合同书》对务实公司不能产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公章被确定系林清悟伪造,林清悟有务实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加之林清悟当时在矿山负责经营管理,因此政远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林清悟就是务实公司的矿山负责人,可以代表公司,林清悟签订转让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问题,理由:第一,务实公司举证在二审时申请法院对务实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政远公司提供的合同加盖的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2017年9月4日内蒙古慧眼司法鉴定所受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对2013年3月26日《合同书》中的“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文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同名印章文样本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2013年3月26日《合同书》中的“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文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问名印章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鉴定结论足以能说明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由林清悟的伪造印章行为所致，务实公司并未发出任何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书(2019)内民初295号第十页第二段中表述:“《合作协议书》证明政远公司无开采权资质,但合同书的内容是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客观事实”该认定存在错误,与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林清悟签订的,并且加盖的公章是林清悟伪造务实公司合同专用章行为所致，根本不存在务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涉案合同关系对务实公司未成立，因此该《合同书》对务实矿业不能产生效力。第二,务实公司与北京金田安泰建材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19日签订《承包协议书》,期限为三年，从2010年2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止。务实公司与北京金田安泰建材有限公司之间是承包经营关系,林清悟是北京金田安泰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务实公司从未授权林清悟代理务实矿业签订任何合同。根据2010年务实公司与北京金田安泰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的约定:“承包期内,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转让、转包标的及资产”,并且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公司公章及证照等资料交由甲方委派的驻矿工作人员负责保管。乙方因经营及业务需要使用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时，由甲方驻矿人员负责跟踪办理并作使用记录。”从务实公司与北京金田安泰公司之间的《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务实公司并没有授权给林清悟,并且不存在疏于对公司公章的有效监管行为,综上，林清悟未经务实公司授权与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林清悟个人行为,务实矿业并未发出任何意思表示,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的合同关系并未成立,因此该《合同书》对务实矿业不能产生效力。(二）对于涉案《合同书》,务实公司无过错。一审判决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认定成立表见代理错误,务实公司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且与政远公司所主张的涉案款项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务实公司没有任何过错,第一，该合同的签章是林清悟私刻伪造的，是犯罪行为,务实公司无法控制林清悟的犯罪行为。第二,办公室所张贴的安全生产流程表等是林清悟自已制作的,安全生产是承包方生产过程中内部管理事务,与务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务实公司是发包方,没有权利插手承包方的内部事务,因此,安全生产流程表等是林清悟的个人行为。务实公司与林清悟之间没有信赖利益关系，与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林清悟个人行为，务实公司不存在过错行为，并且务实公司从未表示过其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务实公司和政远公司订立合同时存在重大过错,政远公司没有认真审查合同相对人的身份以及基本情况。第一,务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袁玉山,而合同书中法定代表人是林清悟，与务实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该问题政远公司可以从国家工商信息公示网上查询到，说明政远公司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过错,甚至明知实际情况侥幸签订。第二,签订如此重要的合同,政远公司仅仅凭着墙上悬挂着的安全生产管理流程表等就相信务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林清悟,不符合常理，政远公司应当仔细审查合同相对人的相关资质以及经营信息。第三，政远公司是劳务公司，不具有矿产开采资质,政远公司明知自身不具备法定资质,仍然违反法律规定签订该合同，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不构成善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日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效力时没有查清务实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签订合同时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政远公司是否善意的事实没有查清的基础上认定其合同效力及由务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及依据存在错误。二、务实公司没有义务返还本案涉及的200万元及80万元款项。(一)涉案280万元是用于林清悟之前承包关系中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问题及拖欠务实公司的承包费的款项,与涉案《合同书》没有关联性，务实公司没有返还的义务。2010年1月19日务实公司与北京金田安泰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清悟)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中约定:“乙方在承保经营期间有权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经营并承担一切经营支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若干名工作人员驻矿负责乙方承包期间的财会和对外协调工作,并对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监督。”第四条第四款中约定:“乙方负责承包期见所使用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及各类保险费用如因劳资纠纷、欠缴保险、工伤事故等原岗造成任何纠纷,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费用。”综上，涉案280万元是用于林清悟在承包关系存续期间涉及的相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款项,与务实公司没有关系。(二)在金田公司承包经营期间,因林清悟拖欠剪小龙施工队的工资，拖欠务实公司的承包费等问题,务实公司催促林清悟尽快解决农民工工资,以及拖欠务实公司的承包费等问题,林清悟于2013年3月27日通过农村信用社转账的方式支付务实公司200万元,转账至务实公司会计白春雨的个人账户,该笔款项是收取林清悟拖欠务实公司的承包费,为了尽快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并非收取政远公司的投资款。该笔款是务实公司收取林清悟的款项,与政远公司的投资款没有任何关系。(三）80万元是林清悟承包经营期间拖欠的工人工资，即北京金田安泰建材公司拖欠的工人工资,该笔款经过武川县劳动监察大队发放给了相关工人,2013年8月20日武川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的《关于务实矿业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讨薪民工食宿费用支付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其该笔款项是用于林清悟在之前承包关系存续期间所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款项,这些工人都不是务实公司的职工,也就是说该笔款没有支付给务实公司的工人，一审法院判决要求务实公司承担返还义务,实属不公平的判决。因此,该280万元务实公司没有返还义务。综上,《合同书》对务实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务实公司从未发出任何有关涉案合同的意思表示,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的合同关系并未成立。林清悟与政远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书》是由林清悟伪造务实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行为所致，属于林清悟个人行为,林清悟伪造公章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务实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涉案合同对务实公司不产生任何效力，因此务实公司不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即没有返还280万元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支持务实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务实公司的合法权益。政远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能依法维持原判。务实公司混淆了表见代理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两个概念。表见代理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的生效要件是不一样的。表见代理的生效要件是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合同法的效力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他们是两个完全独立且不同的概念，表见代理有效合同不一定有效，表见代理无效合同也不一定无效。因此，本案中林清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却是无效的。2.林清悟代理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表见代理行为本身使合同成立，但合同是否生效还要看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生效要件。因此，务实公司混淆了表见代理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两个概念。3.目前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实合同书中甲方公司处合同专用章的是虚假的，更没有有效的证据证实是林清悟个人伪造的。内蒙古慧眼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因鉴定的比对样本提取程序不合法，鉴定比对样本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因此，这个鉴定意见不可采信。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4.即使有证据证明合同书中务实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是虚假伪造的，但林清悟的行为同样也构成了对务实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根据务实公司在2010年4月25日出具的两份任免文件，分别任命了张永平为公司的代理人，林清武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该文件由务实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签字和盖章，且该任命书没有具体的时间足以认定林清悟系务实公司公司的高层领导。根据我方提供的矿山现场的6张照片显示务实公司的生产矿区、办公室挂失的标牌处都有显示。林清悟是该公司的矿山负责人和经营管理者，矿区现场除了有生产经营领导、经营的领导机构和规章制度外，还有务实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作为在务实公司、矿区内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证明，务实公司不可能不知道林清悟的行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开采合同书之后，出于前期积极履行合同的需要和对务实公司的信赖。政远公司并没有将200万元打款给林清悟个人，而是直接打款给务实公司。为了帮助务实公司摆脱困境，也为了帮助政府部门协调解决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问题，出于对政府部门和务实公司的合理信赖。政远公司同样没有将80万元的农民工工资打款给林清悟个人，而是分三次打款给武川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项解决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因林清悟随身携带有务实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和务实公司公司出具的任免文件。加之承包务实公司矿产资源开采的远远不止政远公司一家，且均是林清悟在矿山负责经营管理。因此政远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林清悟就是务实公司的矿山负责人，可代表务实公司。综上，即使有证据证明合同书是虚假是伪造的，林清悟的行为同样也构成了对务实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务实公司收取的280万元的投资款和工人工资不是林清悟转账支付的，而是政远公司及其合伙人为了履行合同转账支付给务实公司的。政远公司与林清悟之间或者务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不可能帮其支付这么一大笔款项。政远公司从来没有认为林清悟是务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认为他是务实公司的副总经理和矿山的负责人，可以代表务实公司签订合同，因此政远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没有重大过失，这一点从双方之间在签订合同和后期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可以证实。务实公司在本案中疏于对公司矿山和公司公章的有效监管，具有明显的过错，且该行为与被害人政远公司之间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返还政远公司的投资款或者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政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务实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2.要求务实公司返还政远公司366.4万元并赔偿政远公司资金占用费；3.诉讼费用由务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6日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签订一份《合同书》，合同约定务实公司将位于内蒙古××县的矿山铁矿开采权发包给政远公司开采经营，期限为五年。同时约定在合同签订后五日内政远公司向务实公司交付保证金100万元，由政远公司支付务实公司欠原劳务班组的工程款、设备、工资等款1000万元，政远公司为务实公司垫付承包费700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义务。该合同书上面加盖了政远公司的公章和务实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政远公司方梁远政签字，务实公司方林清悟签字。合同签订后次日即2013年3月27日政远公司给务实公司交付现金200万元，收款后务实公司给政远公司出具了收据，收款人署名是务实公司财务人员白春雨，上面加盖了务实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交款人是政远公司的合伙人夏元兴。2013年6月份，政远公司分三次通过银行汇款支付到武川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账户80万元，为务实公司支付了拖欠的工人工资，武川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侯占魁给政远公司出具了收款情况证明。合同签订后林清悟以个人身份向政远公司和合伙人借款86.4万元，另外双方签订的矿山开采合同未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报审批。另查明：务实公司的采矿许可证2003年度至2017年12月8日为合法有效证件。政远公司2015年3月30日务实公司向武川县公安机关报案，就原务实公司双方签订合同书的务实公司合同专用章报称系林清悟伪造，武川县公安机关出具了受案回执，该案件一直没有结果，未对该合同专用章真伪作出结论。政远公司与陈天保、梁尤坤、夏远兴于2012年12月26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四方共同投资经营务实公司在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万成店的矿山开采。再查明：务实公司与北京金田安泰建材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19日签订了承包协议书，协议内容是务实公司将矿山转让承包给北京金田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合同期限为三年（2010年2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上面加盖了务实公司公章，北京金田安泰公司的公章，袁玉山代表务实公司签字，林清悟代表北京金田安泰公司签字。还查明：务实公司的矿山生产区墙面挂饰的图表牌显示林清悟是务实公司的负责人、经营管理者。一审法院认为，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签订了铁矿石开采转让《合同书》，但因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法律规定，致使该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和第六条“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务实公司应将因该合同收取的200万元及政远公司为其支付的工人工资80万元返还政远公司，故一审法院对政远公司要求务实公司返还280万元部分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其请求返还其余86.4万元的请求，因该部分钱款系政远公司与林清悟个人之间借贷行为，与务实公司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政远公司请求务实公司按照银行利息赔偿其资金占用损失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为政远公司在签订合同、支付投资款时在合同相对方资质审查、资金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对造成的损失自己承担。对务实公司抗辩的合同无效，与其公司无关联，是林清悟个人行为，务实公司收取的款项是林清悟的承包费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然林清悟以务实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无效，因此务实公司因无效合同获得的款项应当返还合同相对方。对其抗辩的合同公章系伪造的意见不予采纳，因为公安机关虽已立案，但尚无结论，至今未能确定公章的真假。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务实公司疏于对公司矿山的有效管理和公司公章的有效监管，导致政远公司订立了开采矿山合同并交付了部分投资资金，务实公司具有明显的过错。再次即使公章被确定系林清悟伪造，因林清悟有务实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加之林清悟当时在矿山负责经营管理，因此政远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林清悟就是务实公司的矿山负责人，可以代表务实公司，林清悟签订转让合同的行为也已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务实公司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务实公司提出的政远公司交付的86.4万元是林清悟与政远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与务实公司无关的意见因与查明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根据查明事实,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重庆市政远劳务有限公司与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无效；二、由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返还重庆市政远劳务有限公司投资款280万元，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重庆市政远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效力应如何认定；（二）政远公司主张务实公司返还投资款28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政远公司与务实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1.对于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是否形成合同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林清悟在代表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订立合同时，没有代理权限；其次，该矿山现场悬挂的“务实矿业领导机构”图载明，林清悟为最高领导，下设副经理、矿长等领导。该公示图以及林清悟私刻的公章、任命书等使政远公司足以相信林清悟有权代表务实公司；再次，务实公司未对矿山严格管理，未禁止林清悟悬挂领导机构等公示标识，让他人误以为林清悟可以代表公司，管理存在重大过错。综上，林清悟代表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订立合同的代理行为有效。2.关于该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第六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本案中，政远公司没有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资质条件，且双方未经依法批准，故该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二）关于政远公司主张务实公司返还投资款28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合同无效的后果有两项，一是相互返还财产，二是有过错的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本案中，政远公司向务实公司支付的款项，以及代务实公司支付的款项，均是基于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订立的该合同。故政远公司因该合同向务实公司支付200万元，务实公司应予返还；政远公司为务实公司支付拖欠讨薪民工工资80万元，亦应当由务实公司返还。因订立合同时，双方明知政远公司没有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资质条件，双方均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未支持政远公司主张务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务实公司与政远公司未形成合同关系，不应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务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武川县务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达林太审 判 员 徐金平审 判 员 王 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秦俐娟书 记 员 施亚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