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终1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1，男,汉族，1965年11月10日出生,现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山西华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汉族，1970年4月26日出生，现住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1，女，汉族，1992年6月8日出生，现住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2，男，汉族，1996年1月18日出生，现住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3，男，汉族，l930年1月28日生,现住山西省天镇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男，汉族，1964年1月17日出生，现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2，男，汉族，1957年11月5日出庭，现在山西省太原第一监狱服刑。上诉人赵某1因与被上诉人吕某2、李某、吕某1、吕某3、赵某2、杨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民终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李某、吕某1，被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赵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吕某1、吕某3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5民初4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即“被告赵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吕某2、吕某1、吕某3336109元”,重新划分赔偿责任,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赵某1为本起事故三轮车使用人完全错误,赵某1既不是事故三轮车使用人,也从未指派他人使用过事故三轮车。被上诉人杨某承包了云州区的千千村工地,2018年9月5日让赵某1和赵某1介绍的工人赵某3、赵某4等到其工地上干活,杨某作为雇主,不仅拥有工地上所有机械设备包括事故三轮车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支配权,还对工程现场工人直接管理并安排工人具体工作内容,赵某1作为被雇佣方,听从杨某的指挥提供劳务,没有证据证明赵某1曾向杨某提出过使用事故三轮车的请求,也没有证据证明赵某1指派他人使用事故三轮车,一审在没有证据证明情况下,认定赵某1为使用人并适用相关法律判决赵某1承担赔偿责任完全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赵某1明知三轮车是运送货物并非载人用车,其仍指使赵某3开三轮车去西堡村接送工人”错误,赵某1从未指使过赵某3开三轮车,是杨某指使赵某3开三轮车。案发前一天即9月9号,赵某1不在工地现场,对杨某如何指派赵某3以及让赵某3开什么车接人均不知情,庭审中杨某也称赵某1没有给其打过电话,说明赵某1没有向其提出过使用三轮车要求,三位证人赵某3、赵某4和王某2也当庭证明赵某1没有打过电话让他们开三轮车接人,反而均证明赵某3驾驶事故三轮车回西堡村接人完全是受杨某指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赵某1不在现场也没有打电话给杨某和三位现场工人情况下,赵某3驾驶事故三轮车只能是接受杨某安排,与赵某1无关,但一审法院对杨某和其他三位证人的当庭陈述置若罔闻,直接作出是赵某1“指使”赵某3开三轮车回西堡村的错误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认定“赵某1同时明知赵某2腿有病上去开车又不强加制止,其存在重大过错”错误,赵某1已尽到其作为同乘关系人的制止提醒义务,不应为赵某2过错承担责任。9月9日,杨某在工地现场根据工程进度,直接指派赵某3驾驶事故三轮车回西堡村接包括肇事者赵某2在内的其他工人,以上工人虽由赵某1介绍给杨某,但他们身份和法律地位均与赵某1相同,都是坐车去为杨某干活,赵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驾车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具有预见,赵某1作为同乘关系人,当赵某2擅自驾驶三轮车时,拒绝赵某2驾车,已尽到相应提醒警示义务,赵某1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分配责任不公,应当由被上诉人赵某2和被上诉人杨某共同承担,因死者吕有春对损害发生也存在过错,应当自负相应赔偿责任,上诉人赵某1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故，1、被上诉人赵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计后果强行驾车导致翻车造成吕有春死亡的直接后果,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最主要的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杨某作为肇事三轮车管理人和使用人,将具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无牌照货运车辆用于载客使用,完全放任危险发生,最终因被上诉人赵某2强行私自驾驶导致吕有春死亡后果,杨某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3、死者吕有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杨某提供交通工具有权决定坐还是不坐,但其放任自身危险发生选择乘坐货运车辆也具有相应过错,应自负其相应责任。赵某2答辩称，赵某1是为杨某服务的，听杨某指挥，那天我们已经在西村工地干了两个小时，赵某1让替换下我，如果让别人去，我也不会发生事故。杨某答辩称：赵某1作为三轮车的使用人和实际控制人以及吕有春的雇主，将车交给赵某2驾驶，对损害后果由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将吕有春自身的10%的过错责任取消不当，我们认为吕有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预见性，其自身有过错。李某、吕某2、吕某3、吕某1答辩同意一审判决。李某、吕某3、吕某1、吕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1、死亡赔偿金713400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父亲39397元,哥哥102431元;4、丧葬费33846元;5、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费1629.62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合计9427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原告李某与受害人吕有春系夫妻关系,原告吕某1、吕某2系吕有春之子女,李某系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非农业人口,一家四口人自2005年始一直居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把栅乡黑兰不塔村2号楼2单元6层西户181号。本案原告吕某3系受害人吕有春之父,其系山西省天镇县贾家屯乡红土夭村人,共育有四子,妻子已故。2018年9月5日,被告杨某在云州区杜庄乡千千村工地的工程开工,此时,被告赵某1带领工人干活的峰峪乡西堡村的工地已完工,赵某1准备将西堡村干活的工人转移到千千村杨某工地干活,到9月9日,已转移了部分工人。9月9日下午6时30分许,赵某1给杨某打电话让赵某3开着三轮车回西堡村,于9月10日将西堡村的工人拉到千千村杨某的工地,杨某同意,当晚七时左右,已到千千村工地的赵某3开着杨某工地由杨某管理使用的三轮车拉着赵某4一起回到西堡村。9月10日上午8时20分许,赵某3准备开车拉着赵某2、赵某1、温占福、陈建喜、庞富平、薛向富、吕有春共计七人准备出发,但赵某2因为右腿有病坐车不方便,坚持要求开车,之后赵某3上车,由赵某2驾驶该杨某管理使用的方向盘式三轮车前往千千村,行至聚落线28公里+400米处时,车辆失控撞在路外土坡上,车辆翻滚。造成驾驶人赵某2,乘车人赵某1、赵某3、温占福、陈建喜、庞富平、薛向富受伤,乘车人吕有春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大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赵某2承担全部责任,吕有春及其他乘车人无责任,该三轮未投交保险。吕有春死亡损失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的确定: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35670元/年×20年=7134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2、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吕有春父亲吕某323638元/年×5年÷3=39397元。被扶养人吕某3虽然为农户,但是依照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同中法[2018]111号文件第37条规定,应当按照受害人吕有春的身份确定,所以,本院确定被扶养人吕某3的生活费为39397元。原告主张吕有春哥吕根春的生活费23638元/年×13年÷3=102431元,本院认为,吕根春与吕有春系兄弟关系,不属丁被扶养对象,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4、丧葬费,原告主张5641元/月×6=33846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5、处理事故及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主张39654元/年÷365天×3×5=1629.62元,未超过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6、交通费,原告主张2000元,本院考虑到原告处理事故及丧葬事宜确需支出交通费,本院予以确认。以上合计840273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犯公民身体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起事故受害人吕有春因交通事故死亡,其近亲属即本案原告有权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应当依法按照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处理,即由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形成以下争议焦点: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起事故车辆即三轮车未投交强制保险,同时受害人吕有春为乘车人,非第三人,不属于强制保险赔偿对象,原告诉请要求先由侵权人和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以上规定,应当认定被告杨某为三轮车的管理人,被告赵某2为驾驶人。本案被告赵某1依法应当认定为本起事故三轮车的使用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赵某1明知三轮车是运送货物并非用载人用车,其仍指使赵某3开三轮车去西堡村接送工人,同时,明知赵某2腿有病上去开车,又不强加制止,其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其应承担840273元×40%=336109元;被告赵某2也明知三轮车不能载人,且因其操作不当酿成事故,一审法院认为其应承担840273元×30%=252082元;被告杨某作为三轮车的管理人,明知三轮车非载人工具,仍然放任赵某1使用,其也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其应承担840273元×30%=252082元的责任;关于原告诉称的应由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因受害人吕有春是因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失,只能适用道路交通事故相关规定予以确定赔偿责任,所以对原告该诉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诉请的损失支持840273元,并由三被告按比例分担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赵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吕某2、吕某1、吕某3336109元。二、被告赵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吕某2、吕某1、吕某3252082元。三、被告杨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吕某2、吕某1、吕某3252082元。四、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问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埋费6614元,由原告孪索芳、吕某2、吕某1、吕某3负担728元,由被告赵某1负担2354元,由被告赵某2负担1766元,由被告杨某负担176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赵某1带领工人干活···准备将在西堡村干活的工人转移至千千村杨某的工地干活”以及“9月9日下午赵某1给杨某打电话让赵某3开着三轮车回西堡村，于9月10日将西堡村的工人拉到千千村杨某工地，杨某同意”部分有异议外，对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的事实，本院认为，事故发生后，大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赵某1询问笔录中，赵某1本人陈述9月9日下午其给杨某打电话，商量让赵某3开三轮车回西堡村，并于9月10日用三轮车将在西堡村干活的工人拉到千千村工地，杨某同意。赵某3陈述其受赵某1和杨某的指派将三轮车开回西堡村，把西堡村工人送到千千村工地。赵某1与赵某3二人在不同询问时间、不同询问场所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赵某1虽当庭对自己在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陈述予以否认，但因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其“没有联系杨某并指派赵某3”的辩解不予采信，对“9月9日晚，赵某3受赵某1和杨某的指派，将三轮车从千千村工地开回西堡村工地，并准备9月10日将西堡村的工人拉到千千村工地干活”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吕有春的死亡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出庭的证人及赵某2的陈述均证实赵某1雇佣赵某2、吕有春等干活的事实。吕有春及同乘的工人，作为雇工，听从雇主的安排，当时对从西堡村到千千村工地乘坐的交通工具并无更多的选择，其主观上并无重大过错。赵某1作为雇主，没有联系或提供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运送工人，在明知用农用三轮车载人存在危险的情况下，对赵某2开三轮车不加制止，而且自己也和工人一起乘坐，对危险情况的发生缺乏预见，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杨某作为三轮车的管理人，应当明知农用三轮车稳定性、安全性不具备载客条件，仍然允许他人用三轮车拉人，主观上亦存在过错。赵某2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三轮车，操作不当，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一审根据三人的过错程度判决赵某1承担40%、杨某承担30%、赵某2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赵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42.0元，由赵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剑飞审判员 李 华审判员 邓 亮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伟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