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9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泰安路9号1508室。 法定代表人：罗林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干、顾濛，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婧，女，汉族，1995年8月15日出生，住山西省阳泉市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尚泽，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女郎公司）、李婧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民初6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昕女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昕女郎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已于2018年9月27日解除系事实认定不清。昕女郎公司与李婧于2018年6月签订《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2018年8月22日，昕女郎公司收到李婧解除合约的通知，随后，昕女郎公司回函要求继续履行合约。在李婧作为原告的（2018）浙0108民初4689号案件中，昕女郎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反诉未予以审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合约已于2018年9月27日解除属事实认定不清。首先，（2018）浙0108民初4689号案件中，法院并未审理昕女郎公司的反诉，则不能援引该反诉中昕女郎公司的部分意思表示来作为认定原审事实的依据。其次，李婧与昕女郎公司提出解除合约的权利请求基础不同。李婧于2018年8月20日发出的合约解除函的权利请求基础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为法定解除事由，而昕女郎公司提出解除合约的权利请求基础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为约定解除事由。如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合约于2018年9月27日解除，则认可了合约系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解除。二、一审法院调整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经纪合约第十二条约定：“若李婧擅自解除或无故离开昕女郎公司，昕女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李婧支付相当于其依据本合同所得到的总收入200%的违约金，如该期限内李婧总收入不足五十万元，以最低金额五十万元人民币计算。”昕女郎公司请求李婧支付违约金50万元，一审法院将违约金调整为15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交通银行汕头分行与汕头经济特区龙湖乐园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10号）中的意见，最高院观点是违约金的调整必须基于当事人的请求。本案中，李婧并未提出违约金过高，也没有请求法院调整违约金，一审法院擅自调整违约金违反了法律规定。其次，昕女郎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并未高于昕女郎公司的损失。昕女郎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因李婧违约造成昕女郎公司损失的金额为1360960元，远高于昕女郎公司主张的50万元违约金。因此，李婧未请求法院调整违约金且昕女郎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并未高于昕女郎公司的损失，一审法院无权也不应当擅自调整昕女郎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三、昕女郎公司已经提交了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昕女郎公司损失情况。首先，昕女郎公司与李婧于2018年6月签订合约，经纪合约约定期限为3年，至2018年8月，期间近三个月拍摄费用340240元，李婧按照50%比例获得费用170120元。据此，三个月拍摄总费用340240元，一年拍摄总费用为1360960元（340240*4）。根据经纪合约，第一年前三个月昕女郎公司分成比例为50%，第一年第四个月至第二年为40%，第三年为30%。第一年第四个月至第十二个月昕女郎公司应当取得的分成为：1360960*0.75*40%=408288元。第二年昕女郎公司应当取得的分成为：1360960*40%=544384元。第三年昕女郎公司应当取得的分成为：1360960*30%=408288元。综上，按照第一年前三个月的拍摄总费用，第一年第四个月至第三年昕女郎公司可以获得分成为1360960元（408288+544384+408288），扣除违约金部分500000元，剩余损失为860960元。且该计算方式未考虑业务增长情况。其次，李婧违约给昕女郎公司所造成的损失不仅限于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损失，还存在隐性损失。昕女郎公司作为经纪公司，培养一名艺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利用各种渠道的社会资源，在艺人的初期培养、宣传以及知名度的积累上必然付出商业代价。李婧在获得名气后擅自解约，是一种严重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昕女郎公司培养李婧投入的成本石沉大海。 李婧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昕女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李婧发函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属于“擅自解除合同”。“擅自解除合同”的相关表述出现在合同法第八条中，擅自解除合同的违法性在于合同一方不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对另一方造成损失。其应有之意是无正当理由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不论解除合同理由是否成立，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但是，合同一方依据合同仅提出解除要求，未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的，不能成为合同违约的事由。1.李婧提出解除合同，但没有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依据双方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李婧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是，完成双方事前协商确定的工作安排。就合同履行的情况看，所谓工作安排仅仅只是淘宝商家的服装拍摄工作。昕女郎公司在2018年8月30日回函不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委托人继续进行后续演艺工作，但事实上，昕女郎公司于回函后根本没有为李婧提供任何工作机会，昕女郎公司在（2018）浙0108民初4685号案件中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能够予以证实。2018年8月22日的工作聊天内容显示，李婧仍在履行拍摄工作。2018年8月18日，由于不满李婧提出解除合同，昕女郎公司在工作群中关闭了李婧9月份的档期安排。（2018）浙0108民初4685号案件庭审调查时，当被问及是否尚有未完成档期的工作，双方均认可9月份以后再没有新的工作安排。为此，一审法院于判决中认定“李婧自2018年8月23日起再未履行合同义务”属事实查明不清。2.李婧基于合理理由提出解除合同要求，没有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由昕女郎公司单方提供，合约中明确了合约属性为委托合同，李婧作为委托人享有收益知情权，昕女郎公司对外签订合约安排工作应当事先与李婧进行协商。李婧以昕女郎公司安排工作事先未予充分协商，未保障收益知情权利为由，同时基于合约的性质，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委托律师发函提出解约要求，系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对自身诉求的合理表达。在诉讼期间，昕女郎公司至少第一次向李婧披露了收益明细，且开始沟通档期安排和拍摄内容。昕女郎公司一方回函不同意解除合同以后，李婧及时通过向人民法院诉讼的方式，请求确认李婧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利。在此过程中，从未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即便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婧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但仍然属于合理理由的范畴。二、案涉合同系因昕女郎公司同意解除合同才得以解除，案涉合同的解除并非李婧的行为所致。1.案涉合同的解除并非李婧的行为所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9848号判决书中明确“本案合约的解除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形，一审判决并未作此认定”。李婧对此是认可的。正是由于双方就合同解除事宜协商不成，李婧才采用诉讼的方式提出解约。但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案涉合同的解除并非是李婧擅自解除合同所导致。2.案涉合同系因昕女郎公司同意解除合同才得以解除。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8民初4685号判决书认定，“昕女郎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提出反诉明确要求解除该合约，视为昕女郎公司同意解除合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9848号判决书认定，“2018年12月3日向滨江区人民法院再次要求解除本案合约，系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再次确认”。因此，案涉合约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定解除的时间是2018年9月27日而非昕女郎公司收到律师函之日解除。3.李婧发函要求解除合同不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与昕女郎公司提出反诉请求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就前所述，李婧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后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确认2018年9月份后没有新的工作安排，昕女郎公司在诉讼期间没有为李婧提供任何工作机会，李婧没有拒绝履行合同。因此，李婧的行为没有导致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李婧发函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与昕女郎公司提出反诉请求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李婧的行为进一步导致昕女郎公司反诉请求解除合同，违反正常逻辑。昕女郎公司系基于对“擅自解除合同”的错误理解提请反诉，又基于自身疏忽没有按期缴纳反诉费用，导致法院不需要对反诉请求进行审查。假设昕女郎公司没有反诉请求解除合同，在（2018）浙0108民初4685号案件中，经法院审查认为李婧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的后果是合同继续履行，不会出现任何一方违约的情况。昕女郎公司以李婧提出解除合同要求认为李婧构成违约，显然是荒谬的。三、因昕女郎公司提请的反诉请求按撤诉处理，所以，昕女郎公司的反诉不在另案中人民法院的受理审查范围之内。李婧于2018年9月27日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解除，案号为（2018）浙0108民初4685号案件。昕女郎公司于2018年10月08日以李婧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为由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请反诉，但无正当理由未按期缴纳案件受理费，最终按撤诉处理。为此，昕女郎公司的反诉请求即李婧是否存在合同违约行为，不属于该案审查范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984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对昕女郎公司后续向李婧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并未影响”，仅是对昕女郎公司程序权利的肯定，而不是对李婧构成违约责任的认定。李婧是否存在合同违约行为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综上，李婧以为，李婧不存在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案涉合同系因昕女郎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同意解除合同而为法院认定解除，并非李婧擅自解除合同所致。 李婧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约在2018年9月27日解除，认定事实清楚。（2018）浙0108民初468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昕女郎在回答法庭提问，被问及是否也要求解除案涉合约时的回答是肯定的。前案中也并未认定案涉合约是法定解除。昕女郎公司对此所提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另，违约金的设置是为了弥补和赔偿损失，昕女郎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来表明其存在实际上的经济损失。而李婧基于合理的理由提出了解约诉求，这个行为本身不能作为合同违约的事由。李婧在一审中当庭表示了其不需要向昕女郎公司支付违约金的意思，这其中也包含了若需要支付违约金的话，昕女郎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的意思。 昕女郎公司辩称：李婧擅自解除合同，违反合约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昕女郎公司损失。2018年6月昕女郎公司与李婧签订案涉合约后，通过公司经纪人为李婧做了大量推广，并为李婧承接业务，业务量呈逐渐上述的良好态势，已经也取得了可观收入。同时，昕女郎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与李婧充分沟通了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并照顾了李婧的个人需求，完全履行了合约义务。如果李婧认为，昕女郎公司违反合约约定，应当对此举证，而不是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其收入分成从未提出异议，任意解除合同。李婧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昕女郎公司损失。一审判决认定李婧至2018年8月23日起再未履行合同义务，认定事实正确。2018年8月20日，李婧委托律师向昕女郎公司发送解除函，要求解除合约，明确表示了不再履行合约义务，其发出合约后就再未履行案涉合约义务。昕女郎公司收到函件后，于2018年8月30日发出回函，要求李婧收到回函后立即与昕女郎公司对接工作安排，继续进行后续演艺工作。但李婧并未与昕女郎公司对接工作安排，以其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约义务。李婧的上诉状中存在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昕女郎公司未安排2018年9月李婧的工作，是因为李婧没有按照昕女郎公司的要求对接工作安排，导致昕女郎公司无法为其安排后续工作，而非昕女郎公司不给李婧提供工作机会。 昕女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昕女郎公司、李婧于2018年6月2日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2.李婧支付给昕女郎公司违约金500000元，并赔偿给昕女郎公司经济损失860960元；3.本案受理费由李婧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昕女郞公司与李婧签订了一份《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并约定：昕女郞公司作为李婧演艺活动的全球独家代理经济人，独家全权负责代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演艺活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6月2日至2021年6月1日；昕女郞公司与第三方开展每项李婧所涉业务的约定金额扣除必要费用及成本后即为该项业务的收益，昕女郞公司代表李婧收取收益，并按照以下比例扣除相应数额作为代理费：自签约之日起第一年前三个月为50%，第一年第四个月起为40%，第三年起为30%，项目完成以客户所付全部费用到账为准，昕女郞公司每周一次结算李婧上月已完成项目的应得收入。双方在合约中约定了昕女郞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的各项事由，未约定李婧有权解除合同的事由。双方还在合约的第十二条约定：若李婧擅自解除或无故离开昕女郎公司，昕女郞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李婧支付相当于其依据本合同所得到的总收入200%的违约金，如该期限内李婧总收入不足五十万元，以最低金额五十万元人民币计算。合同签订后，昕女郎公司为李婧安排了一些淘宝拍摄等业务。2018年8月20日，李婧委托律师向昕女郎公司发送解除《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的函件，要求解除该合约。昕女郎公司收到函件后，委托律师于2018年8月30日发出回函，要求李婧收到回函后立即与昕女郎公司对接工作安排，继续进行后续演艺工作。2018年9月6日，李婧向该院起诉昕女郞公司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已于2018年8月21日解除【案号为（2018）浙0108民初4689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昕女郞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并要求李婧支付违约金500000元。后因昕女郞公司未按期缴纳反诉受理费而致反诉案件按撤诉处理。2018年12月4日，该院依法判决驳回李婧的诉讼请求。双方不服该判决均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为（2018）浙01民终9848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上述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李婧自2018年8月23日起再未履行上述经纪合约。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昕女郎公司、李婧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的解除。根据案号为（2018）浙0108民初4689号、（2018）浙01民终9848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昕女郎公司、李婧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已于2018年9月27日解除，经该院释明后，昕女郎公司仍然坚持要求该院判决解除与李婧签订的经纪合约，故昕女郎公司再次要求法院判决解除与李婧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的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婧应否支付给昕女郎公司违约金。该院认为，昕女郎公司、李婧签订的《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系包含居间、代理、行纪等多种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合同，属于综合属性的演出经纪合同，并非仅具有单纯的委托代理性质，因此李婧不能单方行使任意解除权。李婧发函给昕女郎公司要求解除《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并自2018年8月23日起再未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导致昕女郎公司、李婧之间的经纪合约不能履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进一步导致昕女郎公司在2018年9月27日提起的反诉中也请求解除合约，故案涉合约的解除系李婧行为所致，李婧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双方在合约中约定了违约金，但结合李婧违约的主观恶意等因素，该院认为昕女郎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故该院酌情调整为由李婧支付给昕女郎公司违约金150000元。对于昕女郎公司要求李婧支付超过上述款项的违约金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婧应否赔偿给昕女郎公司经济损失。因昕女郎公司未向该院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故该院对昕女郎公司要求李婧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李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十日内支付给杭州昕女郞模特经纪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50000元。二、驳回杭州昕女郞模特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48元，减半收取8524元，由杭州昕女郞模特经纪有限公司负担6874元，李婧负担16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昕女郎公司向本院提交聊天记录和公证书一组，证明：昕女郎公司把李婧带到了这个行业，李婧的解约造成了超过百万的预期收益损失的事实。李婧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真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李婧向本院提交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李婧于2018年8月22日仍在履行合同义务，8月23日以后昕女郎公司就没有提供新的工作机会的事实。昕女郎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欲证事实，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杭州昕女郎模特经纪合约》约定的合同期限为三年，李婧在签约后两个月即单方提出解约，是造成该合同解除的直接原因，其行为存在违约。合同解除后，昕女郎公司有权要求李婧支付违约金。因李婧在合同履行两个月后即已提出解约，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履约情况，酌情确定违约金金额为15万元，实体处理得当。就李婧提前解约造成的损失，昕女郎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无法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昕女郎公司、李婧的上诉理由均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48元，由杭州昕女郞模特经纪有限公司负担13748元，由李婧负担3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王 思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