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晋行申3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某，女，196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阳城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某，男，196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阳城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某，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龙湖大街141号。   法定代表人赵某，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某，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冯某，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科科员。   原审第三人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介休市连福镇后崖头村。   法定代表人杨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闫某，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吴某、原某因诉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行终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某、原某申请再审称，一、“醉酒”不应一律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本案中原阿朋酒后乘车，与事故的发生及其本人受到伤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申请人以其醉酒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将“醉酒”规定为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之一，而《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根据本条规定，“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关键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社会保险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上位法，《工伤保险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下位法。《社会保险法》在效力上高于《工伤保险条例》，两规定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前者规定为裁判依据。因此，“醉酒”是否作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应当以《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评判标准，即如果醉酒行为系职工伤亡事故的引发原因，则醉酒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反之，醉酒不应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本案中，首先，原阿朋是乘车人而非车辆驾驶人，其本身并不具备造成交通事故的主体资格。其次，造成其死亡的交通事故与其醉酒并无任何因果关系。原阿朋的死亡并非因醉酒导致其失去判断能力而难以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被申请人在未区分醉酒行为与事故伤害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直接以醉酒为由不予认定工伤过于机械和刻板，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适用，应当予以纠正。二、工伤认定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原审判决以原阿朋明知车辆驾驶人饮酒并到醉酒状态而放任其继续驾驶车辆并乘坐“存在过错”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适用。工伤保险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情形而又不存在第十六条情形的，就应认定为工伤。即使劳动者对事故的发生具有可归责的主观过错，也不影响工伤认定的性质，用人单位和工伤认定机构均不能以劳动者自身具有过错为由，否认应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原阿朋在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死亡，其本人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和是否承担责任，均应当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唯一的评判准则。《交通事故认定书》己明确认定原阿朋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无责任。三、二审判决所谓原阿朋乘坐刘仁驾驶车辆去接宋岳峰的侄子并非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介休市洪山镇洪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可知，宋岳峰的侄儿薛子涵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平时由其祖母照看。原阿朋下班途中顺路接薛子涵回家，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属于从事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四、被申请人以本案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情形为由，对原阿朋所受伤害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以本案当事人原阿朋醉酒，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为由，作出编号为JX2017-142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己被生效判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仍以“原阿朋醉酒，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为理由重新作出编号为晋中2018-0059《工伤认定决定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在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被生效判决依法撤销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上述规定。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四）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意见称，一、被申请人作出涉案不予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原阿朋2017年4月4日发生事故伤害，2017年4月28日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合同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介休创伤外科医院的出车记录、路线图、企业职工工伤事故报表、员工考勤表、证人证言等证据。2017年5月23日介休市人社局就证人证言进行了调查，此后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工伤决定被榆次区人民法院以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不符为由予以撤销。2018年5月3日，被申请人重新作出事实认定，修改依据的法律条款，作出不是工伤的认定。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工伤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劳动合同书证明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与原阿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原阿朋的死亡时间。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阿朋的事故发生时间，事故发生地及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但交通事故发生不符合在下班途中的情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项明确规定了何谓“上下班途中”，即“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原阿朋是在下班后的17点20分左右先去了连福镇吃饭，于18点45分又去洪山村接了宋岳峰的侄儿，至19点半左右在上曹麻村发生事故。这既不符合以下班为目的，也不符合在合理时间内。故原阿朋发生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下班途中之情形。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原阿朋发生事故时，符合醉酒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有醉酒情形的，不得认定为工伤。三、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适用法律正确。原阿朋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工伤的情形，同时存在第十六条第二款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故不予认定为工伤。综上，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合法有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求。   本院认为，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初衷在于最大可能地保障在工作中或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劳动者能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以达到尽量减少损失、减轻损害后果的目的。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工伤保险主管部门，对其主管行政区域内企业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认定的职责。因此，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再审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进行调查、处理，是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六条的规定，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或者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均视为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应考虑职工上下班目的、路途方向、距离远近及时间等合理因素综合判断职工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即，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考虑三个要素：一是目的要素，以上下班为目的；二是时间要素，上下班时间的合理性；三是空间要素，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的路线是否合理。关于“上下班途中”的理解应结合前述三个要素综合分析且必须符合“合理性”，将“上下班目的”、“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作为“上下班途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本案的关键在于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绕道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对于该问题的判断应当视绕道的原因而定。如果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之合理路线的途中，应视为“上下班途中”。结合原某、吴某提交的证据以及社会生活经验分析，原阿朋当天下班吃完饭后与同事宋岳峰一起绕道接其侄子的行为，与其工作、回家或者日常生活没有必然联系且不是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径，因此该绕道行为不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晋中2018-005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对原阿朋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妥。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某、原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群   审判员 李克恭   审判员 魏佩芬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