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0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占军，男，198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悦，辽宁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晓亮，男，198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希望，辽宁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宝森，辽宁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颖，女，1985年9月19日出生，满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巍，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革，男，196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蕾，辽宁谨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琦，辽宁谨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88号。负责人：蔺湘，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相蕾，女，198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长春市朝阳区。上诉人王占军、张晓亮、程颖因与被上诉人王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占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悦、上诉人张晓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宝森、上诉人程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巍、被上诉人王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蕾、李琳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占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占军需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赔偿比例也是错误的。经鉴定被上诉人王革的伤情是由交通事故以及脑梗共同作用所致，脑梗是被上诉人王革自身疾病，被上诉人王革应当自行承担50%责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因鉴定意见确定被鉴定人王革发生脑外伤后，是导致其精神障碍的病理基础，脑梗的发生仅对其精神障碍存在影响，故各被告关于智力缺损对应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比例承担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了脑梗对伤残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否认被上诉人王革自身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属于自相矛盾。被上诉人王革应当对交通事故导致伤残的参与度进行举证，在没有对参与度进行鉴定的情形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按照现有证据，上诉人王占军仅需承担二次分责后25%的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占军对伤残等费用全额承担5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上诉人王占军与被上诉人王革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上诉人并不存在重大过错，本次事故应当由雇主即上诉人程颖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王占军因无证才被处罚负事故同等责任，并非是有超速、逆行、闯红灯等通行中的严重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占军与上诉人程颖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上诉，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革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王占军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王占军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次事故当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上诉人王占军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且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也就是说上诉人王占军存在两个重大过失，第一无证驾驶，第二逃逸行为，两个行为均构成重大过失，因此与雇主上诉人程颖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王革脑梗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客观因素，但是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王革对本次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我国交强法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对受害人的体质对损害后果的影响做相应的扣减，因此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交强险已经赔付完毕，故即使是共同作用所致，也不应当在理赔中予以扣除，交强险不予扣除，交强险以外的赔偿也不应当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占军的上诉理由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晓亮辩称，同意上诉人王占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程颖辩称，同意上诉人王占军的第一条上诉事实理由，认为法院对三上诉人的共同赔偿数额应当确定为25%，不应当是50%，因为被上诉人王革自己是有过错、有责任的。对第二点上诉理由不认可。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本案上诉人王占军虽然是上诉人程颖的雇员，但是车辆的管理人程颖是雇上诉人张晓亮来进行管理和驾驶的，车辆交付给上诉人张晓亮后，上诉人程颖就对该车辆不具有控制权，因此上诉人程颖在车辆交付给上诉人张晓亮的期间是没有责任的，至于上诉人张晓亮又将车给其他人开和其他人使用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范畴，而不是雇佣关系的范畴，因此其认为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而认为其和上诉人程颖之间在驾驶车辆方面属于雇工和雇主的关系也是不成立的。张晓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张晓亮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法律规定来认定上诉人张晓亮承担管理人过失的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的是雇主雇员责任，在本案中，直接肇事人是上诉人王占军，其雇主是上诉人程颖，上诉人王占军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上诉人张晓亮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并非当事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前，上诉人张晓亮外出干活，发生事故时也不在现场，上诉人王占军没有驾驶证，而且该车辆在案发前几日是由有驾驶证的案外人张小林驾驶的，上诉人王占军驾驶肇事车辆是上诉人张晓亮无法预见的，并不存在管理过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在本次事故中，肇事双方是同等责任，上诉人王占军并不存在重大过错，本次事故应当由雇主即上诉人程颖承担责任，即使上诉人张晓亮有过失，也应由雇主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不能认定为重大过失或者故意，而且上诉人张晓亮更没有任何过失或过错，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张晓亮与上诉人王占军、雇主程颖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3.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张晓亮需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赔偿比例也是错误的。经鉴定被上诉人王革的伤情是由交通事故以及脑梗共同作用所致，脑梗是被上诉人王革自身疾病，被上诉人王革应当自行承担50%责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因鉴定意见确定被鉴定人王革发生脑外伤后，是导致其精神障碍的病理基础，脑梗的发生仅对其精神障碍存在影响，故各被告关于智力缺损对应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比例承担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了脑梗对伤残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否认被上诉人王革自身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属于自相矛盾，被上诉人王革应当对交通事故导致伤残的参与度进行举证，在没有对参与度进行鉴定的情形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按照现有证据，上诉人张晓亮仅需承担两次分责后的25%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张晓亮对伤残等费用全额承担5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张晓亮认定为管理人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关于车辆管理人的定义。该法条中的管理人是指租赁、借用等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而且该菅理人是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过错责任，并非一审法院表述的共同（连带）责任。本案上诉人张晓亮不存在过错，车辆工作过程中更换司机是不可预见的事，上诉人张晓亮并不存在管理上的过错，所以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革辩称，关于参与度的答辩意见，同对上诉人王占军的答辩意见，不再赘述。关于上诉人张晓亮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上诉人张晓亮及肇事司机王占军均为上诉人程颖的雇员，该事实在一审庭审笔录当中及交警队的笔录当中均有记载，上诉人张晓亮负责车辆管理和海菜养殖的人员管理，上诉人张晓亮放任案涉车辆的车钥匙不管，让任何人均可以驾驶，上诉人张晓亮和上诉人王占军均构成重大过失，上诉人王占军的重大过失在刚才庭审中已经陈述，不再赘述。因此上诉人张晓亮与上诉人王占军与雇主程颖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王革其自身的体质不是侵权法上的归则原则，不应当予以扣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占军辩称，同意上诉人张晓亮的上诉请求。程颖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张晓亮上诉理由第一点，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管理是由上诉人张晓亮进行的，公安局对上诉人王占军的笔录、对上诉人张晓亮的笔录、对另一雇员张小林的笔录都共同确认了上诉人张晓亮是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和管理人，而且车辆发生事故后上诉人张晓亮和上诉人王占军共同进行了一个是逃逸，一个进行顶包，两者这种串通行为也共同证明了上诉人张晓亮是管理人，如果其不是管理人，其就没必要进行顶包，指挥上诉人王占军逃逸，而这两者行为显然不是作为他们共同的雇主来进行指示，雇主也没必要进行指示，因为雇主（车辆所有人）已经对车辆上了商业险、交强险，因此对上诉人王占军没有驾驶证的驾驶行为完全超出了雇主程颖的想象和控制，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让没有驾驶证的人驾驶车辆，因此第一条说案涉车辆不承担管理人的责任是不正确的。对第二点上诉理由也不认可，第二点上诉理由混同了两个概念，他认为肇事双方的同等责任指的是上诉人王占军和被上诉人王革之间的责任，而重大过失和故意法院判决书的指向是雇主之间，也就是说上诉人程颖将车辆交代上诉人张晓亮，上诉人张晓亮自己没有驾驶车辆而是将车辆处在失控状态，这种管理是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交给上诉人王占军的驾驶行为，因此上诉人张晓亮应当承担责任。对第三点我们同意分责的意见，也就是说对王革的责任我们三方如果承担责任，都应该按25%来承担责任。第四点上诉理由不同意，因为第四点就是管理人，本身就是承担过错的。程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上诉人共同承担赔偿的责任，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程颖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遗漏，部分错误。遗漏体现在：一审诉讼中，包括上诉人程颖在内的全部被告均不认可被上诉人王革存在精神障碍，不同意法院采纳对其精神障碍进行鉴定，而鉴定时也是大连鉴定不出后委托北京相关鉴定部门进行的，鉴定的过程就是问了几个家常常识，这些询问过程是被上诉人王革在其儿子指示下进行胡说的，表演成分十分明显，一审法院和上诉人程颖均参加了鉴定过程。如此明显糊弄竟能被鉴定成存在精神障碍，上诉人程颖等是不接受的。因此，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程颖质证时表述为：鉴定结论存在是有的，但不认可该鉴定结论，请求另行鉴定。而本案一审判决书对此查明的事实中没有上述表述和记录，因此，属于遗漏事实。错误体现在：公安机关在交通事故发生时作了上诉人张晓亮、案外人张小林、上诉人王占军以及上诉人程颖的笔录，上述笔录均记载了案涉车辆的管理人及司机是上诉人张晓亮，上诉人张晓亮是有驾驶证的人。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程颖“委托第二被告（张晓亮）从事海菜养殖的相关管理工作，包括对第一被告(王占军）的管理和辽Ｂ×××××号车辆的管理”是错误的，应是对“辽Ｂ×××××号车辆的驾驶”。一审法院在法庭查明中本是要求查明上诉人张晓亮付款给被上诉人王革的具体金额以及上诉人程颖交付给上诉人张晓亮的款项数额，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就进行下判显然是操之过急。二、一审错误地适用法律。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判决本案是错误的。体现在：1.必须是“雇佣活动”中，上诉人王占军的海上养殖工作是雇佣活动，但上诉人王占军无证驾驶车辆不是上诉人程颖的雇佣行为，上诉人程颖不可能雇佣没有驾驶证的人员来驾驶车辆，如果存在，也是违法行为而无效，因此，一审认为上诉人王占军驾车的行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是错误的，上诉人王占军无证驾车的行为完全超出上诉人程颖的想象，超出了上诉人程颖雇佣上诉人王占军工作的范畴，出现损失时，上诉人程颖显然不应承担责任，判决上诉人程颖承担显然违反公平原则。而且，根据此条款判决的应是“连带偿还”，上诉人程颖有权“向雇员追偿”，而本案判决是“共同偿还”，显然，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一审法院就是根据此条款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但对于机动车使用人、所有人的责任却没有分开，显然错误。本案机动车驾驶员上诉人王占军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机动车的出借人（实际管理人）上诉人张晓亮应承担次要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即上诉人程颖应无责任或最小责任。法院应该一次性将案件划分清晰，平息矛盾，按现在的判决，本案仅能满足被上诉人王革的要求，以后三个上诉人会继续诉讼，导致官司久拖不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程颖的上诉请求。王革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程颖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革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经法院委托的，由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不存在上诉人程颖所述的全部情形，而根据《民事证据若干规则》第27条规定，经法院委托的鉴定，除非存在以下四种情形时才可能被要求重新鉴定：1.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资质的；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3.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4.其他情形。而本案当中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内容合法，上诉人程颖在无任何证据和依据的情况下要求对司法鉴定重鉴或否定该司法鉴定意见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案涉车辆所有者是上诉人程颖，且车辆被用于海菜养殖的使用，该事实在一审当中及交警队的笔录当中均有记载，肇事司机上诉人王占军和张晓亮均为上诉人程颖的员工，其中上诉人程颖还委托上诉人张晓亮（小队长）从事海菜的相关管理工作，包括管理涉案车辆及肇事司机上诉人王占军，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由上诉人王占军向海菜养殖区送浮力瓶，因此事实当中已经可以确认的是上诉人王占军和上诉人张晓亮均为上诉人程颖的雇员，上诉人程颖所述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经审理清楚被上诉人王革与肇事司机上诉人王占军之间医疗费的支付问题，至于上诉人程颖在本次事故发生后具体向上诉人张晓亮支付过多少费用，上诉人程颖和上诉人张晓亮自己都说不清楚，也不是本案应当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程颖雇佣上诉人张晓亮和上诉人王占军，在本次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王占军和上诉人张晓亮均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有法律依据，而上诉人程颖所述的《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适用前提是租赁或者借用关系，而本案当中上诉人程颖与上诉人张晓亮、上诉人王占军系雇佣关系，因此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一审法院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并没有适用《侵权责任法》解释完全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程颖的全部上诉请求。王占军辩称，对上诉人程颖上诉请求部分同意，同意上诉人程颖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的上诉请求，但不同意要求改判为不承担责任的请求，本案应当由雇主上诉人程颖承担责任。关于上诉人程颖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一点原审遗漏事实的意见是同意的，但第二段上诉人程颖陈述公安机关笔录记载上诉人张晓亮为车辆管理人不予认可，笔录当中并未记载，上诉人张晓亮是听从雇主上诉人程颖指挥从事相关生产作业，并没有管理权限，仅认可上诉人张晓亮为案涉车辆的驾驶人。关于上诉人程颖主张不适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9条不予认可，本案应适用该法条。上诉人程颖认为上诉人王占军的驾车行为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不予认可，本案确实不是上诉人程颖雇佣上诉人王占军从事违法行为，而是上诉人王占军在从事雇佣活动当中出现了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上诉人王占军驾车送货属于雇佣活动当中的一部分，不能区别对待，因此上诉人王占军的驾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为雇佣行为是正确的，但又因上诉人王占军在本次事故当中负同等责任，何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参照交警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不能仅凭上诉人程颖或者其他当事人的主观臆断，本案上诉人王占军并没有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赔偿责任。上诉人程颖认为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规定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王占军、张晓亮均不属于该条款规定的租赁、借用等情形下所有人与管理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此条专指租赁、借用等使用权转移情形下的管理人，本案案涉车辆是雇主上诉人程颖停放在工作场所的生产工具，是为了上诉人张晓亮、王占军在从事雇佣活动当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应属于49条规定的情形。张晓亮辩称，同上诉人王占军意见一致。王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下称第四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原告1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2.请求判令王占军（下称第一被告）、被告张晓亮（下称第二被告）、被告程颖（下称第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其余损失127035.71元【（414071.43元-12万元）*0.5-被告已垫付2万元】；合计请求赔偿247035.71元（12万元+127035.7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3日6时10分许，原告（无证、醉酒后）驾驶摩托车沿金石滩银滩路由东向西行驶到立国商店前路段，与第一被告（无证、逃逸）驾驶的沿该路段由西向东直行的辽Ｂ×××××号江铃牌轻型普通货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原告与第一被告各自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受伤后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1月8日出院，住院46天；2018年3月7日，原告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大连医院住院治疗，同年3月14日出院，住院7天，两次共住院53天，支付医疗费45546.36元。原告伤情经诊断为多发脑挫裂伤、双侧额颞部硬膜下血肿、右枕部硬膜外血肿、多发颅骨骨折、颅底骨折、颅内积气、脑脊液耳漏、头皮血肿、左侧多发肋骨骨折等。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后，于2019年6月14日做出法大（2019）医鉴字第8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王革发生脑外伤后，是导致其精神障碍的病理基础，脑梗的发生亦对其精神障碍存在影响，故被鉴定人王革目前精神状况为交通事故以及脑梗共同作用所致；2.被鉴定人王革目前轻度智力缺损的后果的残疾等级为八级，其左侧多发肋骨骨折的伤残等级为十级；3.被鉴定人王革伤后误工期考虑180-270日。营养期、护理期考虑30-60日，具体请结合本案实际发生期限使用。据此计算原告损失如下：医疗费45546.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00元(100元/天×53天)、营养费4500元（100元/天×45天）、护理费6750元（150元/天×45天）、误工费26846元（43550元÷365天×225天）、伤残赔偿金270010元（43550元×20年×31%）、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21000元、交通费酌定500元、鉴定费15000元。另查，第三被告是辽Ｂ×××××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用于海上海菜养殖使用，该车辆向第四被告投保交强险。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均是第三被告的雇员，第三被告委托第二被告从事海菜养殖的相关管理工作，包括对第一被告的管理和辽Ｂ×××××号车辆的管理。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第一被告驾驶车辆向海菜养殖区送浮力瓶。第一被告已经垫付医疗费20500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案涉交通事故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被告是辽Ｂ×××××号车辆的所有人，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是第三被告雇佣的人员，第一被告在从事雇佣活动致人损害，相应的赔偿责任由雇主承担。因第一被告无证驾驶、事后逃逸，第二被告对于车辆及雇员的管理存在重大过失，因此，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四被告对其在辽Ｂ×××××号车辆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相应责任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确定原告合理的损失如下：医疗费45546.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6750元、误工费26846元、伤残赔偿金2700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15000元，合计395452.36元。原告主张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鉴定意见确定被鉴定人王革发生脑外伤后，是导致其精神障碍的病理基础，脑梗的发生仅对其精神障碍存在影响，故各被告关于原告智力缺损对应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比例承担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支付原告王革损失12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王占军、被告张晓亮、被告程颖共同赔偿原告王革117226.18元【（395452.36元-120000元）×0.50-20500元】；三、驳回原告王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3元，由原告王革承担100元，由被告王占军、被告张晓亮、被告程颖共同承担2403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三上诉人是否均应承担案涉事故赔偿责任及案涉事故赔偿责任比例的确认问题。关于案涉事故赔偿责任问题，上诉人王占军（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违反相关交通法律规定，是案涉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程颖是辽Ｂ×××××号车辆的所有人，上诉人王占军、张晓亮是上诉人程颖雇佣的人员，上诉人王占军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对于损害后果上诉人程颖作为雇主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王占军无证驾驶、事后逃逸，上诉人张晓亮对于车辆及雇员的管理存在重大过失，因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王占军、张晓亮应与雇主上诉人程颖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占军、张晓亮、程颖主张自己不承担赔偿责任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事故赔偿责任比例的确认问题，因鉴定意见确定被鉴定人王革发生脑外伤后，是导致其精神障碍的病理基础，脑梗的发生仅对其精神障碍存在影响，故三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王革智力缺损对应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比例承担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王占军、王晓亮、程颖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35元（王占军预交2645元，张晓亮预交2645元，程颖预交2645元），由王占军、张晓亮、程颖各负担26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丽审判员 王淑兰审判员 郑福一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