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粤执监141号申诉人（被执行人）：吴某，男，197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茹，广东昊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改，广东昊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执行人：龚某，女，198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吴某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中院）（2018）粤19执复123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下称东莞二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龚某与被执行人吴某离婚纠纷一案中，冻结了吴某银行账户存款，吴某对该院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吴某提出执行异议称，与龚某离婚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粤1972民初13086号，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8年1月24日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婚姻关系解除，我方如期支付了龚某财产侵害补偿款466万元。此外，我方分别于2018年5月31日、6月1日支付龚某保险费15万元，龚某以付款方式不妥为由退回此款，我方再于2018年6月4日委托他人向龚某支付了保险费15万元。2018年6月4日，我方接到法院执行人员电话，得知龚某就保险费问题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8年6月7日，我方收到法院发送的（2018）粤1972执5142号《当事人缴款通知书》，要求缴款4547400元。我方认为，我方已按（2017）粤1972民初13086号民事调解书履行相关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理由如下：一、目前尚未购买保险系多方原因造成，并非我方单方原因造成，我方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约定，签署离婚调解书后三个月内吴某与龚某共同为吴良克购买保险，保费总额人民币225万元，吴某应在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如果吴某没有按期、及时缴纳保费，龚某有权要求吴某将225万元总保费剩余未缴纳的金额支付给龚某，并支付龚某225万元作为违约赔偿，具体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产品由龚某和吴某共同协商决定，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以龚某意见为主。双方签署离婚调解书的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按三个月期限约定应于2018年4月16日前为吴良克购买好保险。2018年4月14日，龚某首次通过邮箱向我方发送了关于儿子吴良克专属保险金225万元计划方案，因龚某发送的内容仅为投保方案，没有相关保险合同，且投保的保险公司并不知名，成立时间与经营时间较短，投保人均为龚某，与民事调解书约定不符，投保方式与初衷不一致，我方担心这份保险是否存在风险，故此要求龚某提供合同文本，龚某于2018年4月19日重新将修改后的详细资料发送给我方，但仍无保险合同文本，此时已超过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三个月时间，此时我方并未对龚某加以追责，只是告知龚某保险金额大，需要稳妥购买，故此我方提出要求给予时间了解保险内容，同意于5月底前给予答复及付款。由于我方至今未见到保险合同格式，无法确定购买保险时间，未能购买保险，这并非我方过错造成，是龚某完全不听取我方任何意见而造成的。我方认为，目前没有签订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缴纳保费到期日，我方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我方在没有看到保险合同、保单、保费缴纳日期未确定的情况下已向龚某支付了保险费15万元，不存在被强制执行事由。现我方承诺，无论龚某选择的保险风险有多大，是否适合吴良克，我方对龚某无法发表建议，只要龚某最终签订“吴良克作为被保险人，我方及龚某作为受益人，支付年限不低于10年，全部保费不高于225万元的保单”，我方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支付保险费。综上，我方不存在任何应当履行的付款义务，龚某向法院申请执行保费225万元、违约金225万元，属罔顾事实的恶意要求，造成我方恶劣影响，请求法院依法裁定终止（2018）粤1972执5142号案执行，解除对我方银行账户存款的冻结。东莞二法院查明，龚某与吴某因离婚纠纷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1972民初13086号，后经执行法院调解双方于2018年1月24日达成协议，其中协议第三条第（七）款约定，双方同意以婚生子吴良克作为被保险人，为婚生子吴良克购买保险，具体内容如下：1.购买时间：龚某、吴某双方签署离婚调解书后的三个月内；2.保险费总额：人民币225万元，现暂定缴纳期限10-15年，原则上每年缴纳金额相同；3.龚某、吴某双方同意优先选择双方做共同投保人，如果不能做到共同投保人，那就龚某作为投保人，保费由吴某支付，吴某应当在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东莞长安支行，账户为62×××27），龚某有义务每年缴费之后将保单的所有情况公示给吴某，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合同、发票、查询密码；4.……；5.……；6.吴某为保费的支付人，应当按期、及时缴纳保费，若吴某没有按期、及时缴纳保费，龚某有权选择自行缴纳保费、变更受益人或终止保单。同时，龚某有权要求吴某将2250000元总保费剩余未缴纳的金额支付给龚某，并支付龚某人民币2250000元作为违约赔偿。……；7.具体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产品由龚某与吴某共同协商决定，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以龚某意见为主。一旦保单生效，龚某无权变更保险产品，无权要求另行购买其他类型的保险产品。调解书签订后，龚某于2018年4月14日通过手机微信方式向吴某发送了关于“儿子吴良克专属保险金225万计划方案”相关资料，包括小朋友成长计划、永泰鸿福终身寿险条款、新华人寿基本医疗疾病保险等，并要求吴某查阅回复。2018年4月19日，龚某再次向吴某发送相关购买保险计划及保险条款，并要求吴某回复。2018年4月20日，龚某再向吴某发出“最新的保险方案已发给您，请把保险款转到我指定账户。如有疑问，请提出。时间不多了，请配合”。2018年4月23日，龚某再向吴某发出“请把保险款最迟明天转到我指定账户，马上到最后约定的时间了，不要因为款没到位而导致保险不能按时落实”，当日吴某回复称：保险是你选的，我没有决定权，那么如发生骗保等导致本金损失，由谁负责？你选的保险大多属理财类的，孩子18岁前产生的所有保险收益是否全部属孩子？对此龚某予以了回复，同时声明“你5月底给我回复，这是无理取闹，今天是保险的最后期限日，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保险无法正常落实，结果由你负责”。2018年4月24日，龚某再向吴某发出“关于儿子保险问题，我在4月14日提交方案给吴总，并在4月19日电话与吴总沟通相关问题，说明为何选择这款保险的优势，并重新将调整后的方案和国泰保险的具体条款发给吴总。对保险规划方案有什么意见，请大家开诚布公的说出来，可以协商，可以调整，但不准无理取闹，目前时间紧，望能在最近3天内即4月28日前达成一致方案，并落实到位”。2018年4月28日，龚某再向吴某发出“今天是4月28日，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可以协商调整保险方案的最后一天时间，等待您们的回复，如果今天协商不成，那我们只能被迫采取其它的方式处理”，吴某回复：本保险金额较大，而你选择的非人保或平安等可放心的品牌，且是通过第三方办理，保险风险我需要作权衡。5月份会将我的意见及对此事的要求给你，请耐心等待。2018年5月29日，龚某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8）粤1972执5142号，要求吴某支付保险费225万元及违约金225万元，执行法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裁定，并于当天冻结了吴某于工商银行三个账户存款共计3148656.69元。另外，吴某于2018年5月31日、6月1日，通过东莞市皖和五金机械有限公司分别向龚某汇款50000元、100000元，龚某不认可该支付方式将款项退回，并要求吴某通过其个人账户汇款，于2018年6月4日，吴某委托吴学应将150000元汇给了龚某。同时，吴某针对执行法院执行行为，提出上述异议理由及请求。另查，龚某于2018年4月20日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两份保险合同，并于当天缴纳保险费11953.47元、7595.8元；于2018年4月24日与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签订了终身寿险合同，保险金受益人为吴某、龚某，各占50%，保险费每年201280元，并于当天缴纳保险费201280元。后龚某于2018年5月5日、5月8日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保险公司遂将所缴纳保险费退还给龚某。执行法院认为，吴某提出异议的主要理由是其并未违反调解协议书所确定义务，龚某申请强制执行缺乏事实依据。针对其异议理由，执行法院认定如下：根据执行法院生效的（2017）粤1972民初13086号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主要约定，为儿子吴良克购买保险时间为签署离婚调解书后的三个月内，保险金额为2250000元由吴某支付，缴纳期限10-15年，于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若吴某没有按期及时缴纳保费，龚某有权终止保单，并由吴某支付2250000元保费剩余未缴纳金额给龚某，并支付违约金2250000元，具体（投保）保险公司及保险产品由龚某和吴某共同协商决定，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以龚某意见为主。结合本案事实，龚某已依调解书所确定的三个月前即2018年4月14日向吴某发送了相关吴良克购买保险的相关投保资料、投保产品、投保条款及保险费用等，并要求吴某查阅回复，但吴某并没有回复，之后，龚某于2018年4月19日、20日、23日、24日、28日多次就购买保险问题与吴某进行沟通，并要求吴某支付保险费用，但吴某回复仅称“发生骗保造成损失由谁负责”、“保险是不可以有意外，如这点不能确保只能重新选择”、“本保险金额较大，而你选择非人保或平安等可放心的品牌，且通过第三方办理，保险风险我需要权衡”等敷衍之词予以回复，并未就此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及建议方案，纯属推托诿责，在龚某已实际购买保险并缴纳了相关保费的情况下，龚某多次向吴某提出要求其按调解书确定支付保费，但吴某一直没有实际履行，后在龚某于2018年5月29日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冻结其银行存款之时，才于2018年5月31日、6月1日通过东莞市皖和五金机械有限公司向龚某指定银行账户汇款150000元。显然，吴某并未遵守民事调解书约定期限，履行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在约定期限逾期后，经龚某多次追讨仍拒绝履行，已构成违约，据此龚某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吴某按调解书约定支付保险费及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及生效法律文书约定，执行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吴某请求终止案件执行，解除对其银行账户存款的冻结，没有法律依据，执行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执行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吴某的异议请求。吴某向东莞中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异议裁定，依法对（2018）粤1972执5142号执行案件错误执行行为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执行法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执行法院异议裁定认为吴某没有对龚某电子邮件进行回复与事实不符。吴某收到邮件后与龚某就如下内容进行过电话沟通：（1）就龚某要求为吴某、龚某投保单要求表示反对，因为民事调解书明确只为吴良克买保险。（2）就计划通过第三方代理买保险提出异议，希望能与人保等大公司直接购买。（3）要求龚某提供保单或保险合同草稿，以便对保险条款进行了解，防止存在风险条款，但龚某始终未提供。2.执行法院异议裁定认为吴某推脱诿责与事实不符。龚某4月19日将经过修正错误后的保险方案发邮件给吴某，该保险方案仍没有保单、合同等内容，而且方案中有超出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的险种，保险构成非常复杂，吴某自然需要花较长时间学习了解及确认，龚某发送的邮件也显示，龚某提出没有具体保单内容的方案就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吴某不能马上答应龚某的保险方案是合理的，并非敷衍；（2）吴某已经提出，希望选择人保或平安等品牌的建议，而非没有建议；（3）4月24日，吴某委托王琴律师就购买保险事宜建立微信群，成员包括双方律师，以便双方合理合法进行有效沟通；（4）吴某已经通过微信向龚某承诺，5月底前给予最后答复。而5月31日吴某主动支付保险款，且向龚某通过微信就此款用途作了说明，吴某遵守了自己的承诺。3.执行法院异议裁定认定龚某5月29日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吴某才于5月31日向龚某指定账户汇款15万元，表述因果关系错误。龚某5月29日申请强制执行时吴某并不知情，直到6月4日，邓法官打电话告知吴某银行冻结一事时，吴某才首次得知龚某申请了强制执行，而吴某早在5月31日就通过网银办理了保险款，完全是主动办理。4.执行法院异议裁定认定龚某已经实际购买保险并缴纳保费的情况下，多次要求吴某支付保费，吴某一直没有实际履行已经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保费缴纳到期日需要根据已签订的保单确定，但龚某并未将已购买保险一事告知吴某，吴某直到8月7日收到执行法院异议裁定才得知龚某购买过保险且已经退保，且吴某至今没有见过任何保单、缴费票据。吴某无法确定保费缴纳到期日、保费金额，仅凭龚某单方面提供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投保方案就付保费，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龚某至今未依照保单确认“保费缴纳到期日”，且始终未告知吴某购买保险事宜，吴某不存在违约行为。1.吴某与龚某未能共同在三个月内购买保险，吴某不构成违约。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吴某支付保费的时间是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购买保险事宜必须在双方签署离婚调解书后两个月内正式签订保单，确定保费数额，同时确定保费缴纳日为签订保单后的一个月后，只有这样吴某才能做到在保费缴纳到期日之前一个月将保费支付到龚某账户。保费缴纳到期日应根据保单或保险合同确定，因此，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保费缴纳到期日前一个月将保费支付至龚某账户，对于购买保险第一年来说，并不适用。不适用的原因是签订调解协议时双方均未能考虑到吴某第一次缴纳保费时，缴纳具体金额、缴纳到期日，这些只有签订了保单后才能确认。因此，龚某4月14日才首次发送投保方案，吴某未能做到三个月内和龚某共同购买保险并在保费缴纳到期日之前一个月将保费支付至龚某账户的行为，属于民事调解书没有考虑到也没有具体约定的特殊情况，不宜认定为违约。2.吴某首次缴纳保费日期应当以保单确定的日期为准，鉴于双方均未能考虑到首次缴纳保费时，缴纳金额、缴纳时间均需根据实际签订的保单或保险合同确定，吴某首次缴纳保费应当是在保单签订后，按照保单约定的时间和金额缴纳，从第二年开始申请人缴纳保费时才能实际做到提前一个月支付至龚某账户。3.龚某单方面签订保单情况下，保单由龚某单方面掌握，龚某有义务将保单发送给吴某，以便知晓保费缴纳到期日及保费金额，只有在此前提下，吴某才能有效履行首次缴纳保费义务。龚某在与吴某沟通投保方案过程中，始终未告知吴某其已购买保险事宜，且至今未提供保单给吴某，吴某至今未能确认保费缴纳到期日，故吴某不构成违约。（三）吴某已经主动履约。吴某与龚某在4月14日至4月28日的交流中，已经多次向龚某提出要看合同草稿，多次表示需要时间对保险进行学习了解，并承诺5月底答复。交流过程中，龚某明明已经签署了保单却拒不履行告知义务，隐瞒合同条款。吴某在自己无法了解保险风险的情况下，在承诺时间到来时，主动通过网银支付保险款。从事实过程来看，吴某没有不守信、没有不想付款的主观想法。四、龚某存在违约行为。1.根据民事调解书约定，为吴良克购买保险时间为双方签署离婚调解书后的三个月内。吴某与龚某1月16日在律师事务所签署离婚协议书，1月17日开庭当天签署调解笔录。因此，双方最后签署离婚调解书时间应当认定为1月17日，购买保险时间应当为4月16日前，而龚某实际购买保险时间为4月20日和24日，超出约定时间，龚某已经构成违约。2.根据民事调解书约定，龚某有义务每年缴费之后将保单的所有情况公示给吴某，包括但不限于保单、发票、查询密码，而龚某签署保单并缴纳保费后恶意隐瞒、不履行告知义务，甚至在4月28日还假意告知吴某“今天是4月28日，我们上面提出的可以协商调整保险方案最后一天”。龚某不履行告知义务、恶意隐瞒事态进展、有意欺骗，已经构成违约。龚某陈述称，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与民事调解书对于龚某作为投保人，为吴良克购买保险的约定是明确的，同时约定优先选择双方作为共同投保人，如果不能作为共同投保人，龚某作为投保人，保费由吴某支付，且吴某应当在保费缴纳到期日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至龚某指定账户。具体的保险公司及保险产品由龚某和吴某协商决定，以龚某意见为主。所以，龚某在签署民事调解书的三个月内通过电话、邮件、微信方式告知吴某计划购买的产品，并明确要求吴某支付保费，但吴某对产品及保险公司质疑，未提出自己的方案，吴某违反了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第6项的约定，龚某有权要求吴某一次性支付225万元保费及225万元违约金。东莞中院查明：1.龚某主张案涉保险的购买流程包括：（1）选定保险方案；（2）明确保费金额；（3）将保费支付至保险公司指定账户；（4）保险公司将保险合同（生效保单及保险条款）交给投保人，保险合同生效；（5）进入保险合同约定犹豫期，在犹豫期内投保人可解除合同。吴某一方确认保险购买流程与龚某所陈述一致，但主张选定保险方案、保险公司告知保费金额，吴某应该参与。2.2018年4月14日，龚某通过电子邮件分两次将保险方案等发送给吴某。保险方案载明，以龚某为投保人，以吴良克为受益人（吴良克满25周岁之前，受益人为龚某、吴某各50%）的保险产品永泰鸿福终身寿险，每年缴费金额202780元；以吴某为投保人，以吴良克为受益人的保险产品华贵人寿（擎天柱）消费型定期寿险，每年缴费2220元。电子邮件附件包括永泰鸿福终身寿险条款等，对犹豫期等内容作出说明。此外，龚某制作了《吴良克专属保险资金225万元预算表》，对投保险种、保费金额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并注明保费从龚某账号扣款。3.2018年4月19日，龚某再次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调整后的保险方案等发送给吴某。根据调整后的保险方案，以龚某为投保人，以吴良克为受益人（吴良克满25周岁之前，受益人为龚某、吴某各50%）的保险产品永泰鸿福终身寿险，每年缴费201280元；以吴某为投保人，以吴良克为受益人的保险产品包括华贵人寿（擎天柱）消费型定期寿险和弘康人寿大白消费型定期寿险，每年缴费共3720元。电子邮件附件还包括永泰鸿福终身寿险条款，内容与4月14日电子邮件附件内容一致。此外，龚某重新制作了《吴良克专属保险资金225万元预算表》，对投保险种、保费金额等内容进一步明确，并注明了龚某的指定收款账户。上述预算表增加了以龚某为投保人，吴良克为受益人的新华人寿重疾险，每年缴费金额不固定，在19500元上下浮动。上述预算表载明，以龚某为投保人，吴良克为受益人的新华人寿重疾险、国泰人寿永泰鸿福终身寿险，保费每年度由吴某转账到龚某账户，以吴某为投保人，吴良克为受益人的华贵人寿（擎天柱）定期寿险和弘康人寿大白定期寿险由吴某自理。2018年4月20日、4月24日，龚某购买的保险险种与龚某2018年4月19日发送给吴某的保险方案一致。4.本案复议阶段，吴某、龚某确认，（2017）粤1972民初13086号民事调解书于2018年1月24日生效。龚某在复议听证时主张，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第3项约定的“保费由吴某支付，吴某应当在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是对续保的要求，而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第1项已经明确约定了保险的购买时间。吴某则主张，如果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第3项约定的是续保日期，那么依据民事调解书无法确定吴某首次付款的日期，如果依据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七）款第1项约定，则必须由吴某与龚某双方购买，或者由龚某自行购买后由龚某公示保单、发票等，由吴某付款给龚某。本案的其他事实与执行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东莞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吴某是否违反民事调解书按期、及时缴纳保费的约定。对此，东莞中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关于首期保费的缴纳时间。依据民事调解书的约定，案涉保险的购买时间是双方签署离婚调解书后的三个月内，而本案双方确认，民事调解书生效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因此，案涉保险的购买时间就是2018年4月24日，吴某与龚某应当相互配合，在上述期限内完成投保事宜。而缴纳保费是完成投保的必要步骤，也是关键步骤，因此，依据民事调解书约定，包括缴纳保费在内的所有投保事宜均应在2018年4月24日之前完成。至于民事调解书约定“保费由吴某支付，吴某应当在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是对此后续保的保费缴纳时间要求，对此双方在本案复议阶段亦予以认可。其次，关于保费缴纳与签订保单的先后顺序。依据双方认可的投保流程，在选定保险方案和明确保费金额后，就应当缴纳保费，进而订立正式保单。换言之，缴纳保费在先，订立正式保单在后，缴纳保费之前，投保人与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协商形成的是保险方案，并依据保险方案明确保费金额。因此，吴某在收到龚某提供的保险方案后，应该按照保险方案确定的保费金额支付保费给龚某。吴某主张首次缴纳保费日期应当以保单确定的日期为准，理据不足。此外，民事调解书约定“双方同意优先选择双方做共同投保人，如果不能做到共同投保人，那就龚某作为投保人”，在龚某发送给吴某的保险方案中已经明确“双方选定共同投保人，因目前法规限制，无法使用两人承担共同投保人，则由龚某女士作为投保人，保费由吴某先生支付”。由此可知，案涉保险只能以龚某作为投保人，而保费必须从投保人龚某个人银行账户扣划，这也要求吴某应先行将保费给付至龚某的指定账户。再次，关于保险方案的选定。依据民事调解书约定，具体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产品由龚某与吴某共同协商决定，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以龚某意见为主。换言之，龚某对投保案涉保险具有最终决定权。龚某已经在保险购买期限届满前10日，即2018年4月14日将保险方案等事项告知吴某，再根据双方沟通情况在2018年4月19日对原保险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多次催促吴某支付保费，吴某有充裕时间对保险方案提出意见以及支付保险费用，其主张需要较长时间审核确认，缺乏依据。综合以上分析，龚某在双方签署离婚调解书后三个月内将保险方案告知吴某，并要求吴某付款，符合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吴某应在上述期限内完成保费给付义务。吴某未能在上述期间及时缴纳保费，已经构成违约。龚某据此申请强制执行，理据充分。综上所述，执行法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东莞中院于2018年11月10日作出（2018）粤19执复123号执行裁定：驳回吴某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执异155号执行裁定。吴某不服东莞中院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1.撤销东莞二法院(2018)粤1972执5142号执行行为，返还其被执行款项人民币4547400元；2、撤销东莞二法院(2018)粤1972执异155号执行裁定、东莞中院（2018）粤19执复123号执行裁定。其主要理由为：（一）《民事调解书》约定，我方与龚某共同为儿子吴良克购买保险，双方共同作为投保人，如果不能共同作为共同投保人，则女方龚某优先作为投保人，保费由我方承担，我方在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购买保险的对间为“签署离婚调解书后三个月内”（双方签署日期为开庭当日即2018年1月17日），即在2018年4月16日前，双方应为吴良克买好保险。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具体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产品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我方于2018年3月上旬找龚某面谈，商量为儿子购买保险事宜，但龚某恶意相对，拒不商谈购买保险事宜。2018年4月14日下午，龚某首次通过邮箱向我方发送了没有任何合同效力、没有具体保险条款的投保方案，此时距离约定时间仅剩两天，我方发现龚某单方面出具的方案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事项，担心保险存在重大风险，不能满足作为儿子的创业启动金的需求，且龚某单方面出具的方案中存在被保险人为吴某等与《民事调解书》约定不符的情况，于是我方向龚某提出“能否提供保险合同文本看看？”的要求。直到2018年4月1-9日（注：此时已超出约定的时间2018年4月16日），龚某才将其“更新修改后的资料”发给我方，此资料仍无保险同具体条款，只是龚某对原资料稍加修改后的版本，而此时已经超出民事调解书约定的3个月购买保险的期限。对龚某的违约行为我方未加以追责，只是告知其保险金额大，需稳妥购买，且其单方面提出方案就已经占用三个月时间，我方也需要时间研究保险方案，故要求龚某给一定合理时间让我方考虑。龚某违约在前、尚未与我方商量保险方案的情况下，我方要求给一定时间确定投保方案是合乎情理的。据（2018）粤1972执异155号执行裁定显示，在2018年4月20日、4月24日，龚某已私自购买其个人选定的保险，并且龚某又在2018年5月5月、5月8日将其所购保险退保。整个过程中，龚某始终未告知我方其已购买保险，也未提供保单给我方，其仅仅假意与我方商讨投保方案并依据其单方面发送的费用清单要求我方付款，此行为明显存在恶意，龚某恶意制造我方违约假象，且恶意退保，使得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保险条款给儿子购买保险、为儿子提供保障的初衷无法实现。根据《民事调解书》约定，我方应当在保费缴纳到期日的一个月前将保费支付到龚某指定账户，如果双方必须按照此约定履行双方义务，那么龚某应当至少在民事调解书约定的购买保险到期日前一个月将保单、保费具体金额等内容发送给我方，这样我方才能在约定时间内付款，因此，我方能否按时付款受龚某行为制约。如认定我方构成违约，那么系因龚某的违约行为引起，相关违约责任应当由龚某承担。此外，民事调解书中关于保险的付款时间的约定对于购买保险第一年来说并不适用。由于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时均未能考虑到我方第一次缴纳保费时缴纳具体金额、缴纳到期日只有签订保单后才能确认。因此，首次支付保费时间、缴费方式属于民事调解书约定不明的内容。因此，龚某于2018年4月14日才首次向我方发送邮件商投保事宜，我方未能做到三个月内和龚某共同购买保险并在保费缴纳到期日之前一个月将保费支付至龚某账户的行为，属于民事调解书没有考虑到也没有具体约定的特殊情况，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不应直接认定我方违约。民事调解书除没争议的共同财产划分外，主要还有两方面内容，第一部分给付义务，我方支付龚某补偿款人民币466万元，该给付义务是明确的，具有可执行性；第二部分是为婚生子吴良克购买保险，购买保险的具体金额、具体日期、具体方式等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在购买保险事项产生违约时，具体哪一方违约，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均属于与离婚案件审结后新发生的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该部分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因此，执行法院在我方已完成466万元给付义务，我方与龚某就购买保险及违约责任产生争议的情况下，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我方违约，并强制执行我方人民币4547400元，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规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执行裁定，维护我方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对东莞二法院和东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在履行《民事调解书》的过程中与被执行人就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应如何承担产生争议，该争议能否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解决。分析如下：第一，龚某与吴某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产生争议，因协商不成，龚某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吴某为其婚生子支付保险费人民币225万元，并支付逾期支付保险费的违约金225万元。执行法院立案后对被执行人吴某采取了执行措施，要求吴某向龚某支付保险费225万元及违约金22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龚某与吴某在为儿子购买保险合同过程中对违约责任的构成和承担问题产生了分歧，对如何履行《民事调解书》主张不一。结合本案执行依据《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可知，双方对保险费缴纳的期限、保险合同的内容、吴某是否未按期按时缴纳保险费的事实、保险费总额225万元全额缴纳的约定条件是否成就、吴某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龚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等问题产生争议，而这些问题涉及双方当事人彼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判定。第二，对于前述问题，案涉《民事调解书》中调解协议第三条第（七）款仅约定“6.吴某为保费的支付人，应当按期、及时缴纳保费，若吴某没有按期、及时缴纳保费，龚某有权选择自行缴纳保费、变更受益人或终止保单。同时，龚某有权要求吴某将225万元总保费剩余未缴纳的金额支付给龚某，并支付龚某人民币225万元作为违约赔偿”。但从《民事调解书》内容，无法判断吴某应于何时缴纳保费、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分期缴纳还是一次性缴纳保费、目前吴某将总保费225万元支付给龚某的条件是否已成就、吴某是否已构成违约、龚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若吴某的行为构成违约，则涉及家事和抚养关系的《民事调解书》所约定的高额违约金225万元应否予以调整等问题。因此，龚某要求吴某支付迟延支付保险费用违约金225万元的执行申请属于实体权利的判断，不属于执行程序解决的问题。执行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其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对于当事人超出执行依据的实体权利诉求在执行程序中无法得到实现,东莞二法院和东莞中院在执行程序中对双方存在较大争议的保费支付条件、违约责任构成和承担问题等实体权利作出审查判断，超越了执行部门的权限，属法律适用错误。因此，东莞中院复议裁定予以撤销，本案应发回东莞中院重新审查。东莞中院重新期间，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规定，对龚某的执行申请是否具有明确的可执行性进行审查。若经审查龚某的执行申请不符合前述第18条规定，则龚某可以通过另行诉讼实现其主张吴某应全额支付225万元保费并支付违约金的权利救济。综上所述，东莞中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撤销。本案发回东莞中院重新审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执复123号执行裁定。二、本案发回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审判长  杨明哲审判员  李焱辉审判员  张 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