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29民初1263号 原告：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北红河北路1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296198930410。 法定代表人：杨正勇，该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文章，男，大化联社百马信用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辉，广西维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覃振流，男，1972年8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被告：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大化县百马乡百马村板内一队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51229MA5KEAFDXQ。 诉讼代表人：覃浪碧，女，1983年2月24日出生，壮族，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社员，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原告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与被告覃振流、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种养合作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适用普通程序与（2019）桂1229民初1264号等12案合并进行审理，原告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文章、谭正辉及被告覃振流、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的诉讼代表人覃浪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用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覃振流、种养合作社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8665.10元；2.判令被告覃振流、种养合作社支付原告借款利息295.01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覃振流偿还借款本金28665.10元，被告种养专业合作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判令被告覃振流支付借款利息295.01元，被告种养专业合作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及理由：2016年7月23日，被告覃振流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752402160897635借款金额为50000元人民币的《扶贫小额贷款借款合同》。原告百马信用社于2016年7月23日以借据编号为752411161061423发放贷款50000元给被告，借款期限为3年，至2019年7月23日到期，还款的方式为:按季结息，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根据《信贷资金监管协议》，被告覃振流将信贷资金30000元通过转账给被告种养合作社经营使用。《信贷资金监管协议》第九条约定，被告种养合作社对被告覃振流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贷款到期后被告覃振流不自觉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9年8月21日止，被告覃振流尚欠原告大化信用联社贷款本金人民币28665.10元及利息295.01元。为确保信贷资产安全,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外原告保留追究被告承担本次贷款纠纷引发的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律师费等费用的权利。 覃振流辩称，我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初因为百马乡政府力推让去申请扶贫贷款，又力劝我们将所贷的金额全部投入到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并承诺扶贫贷款到期后由种养合作社负责偿还贷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我们贫困户就等着每年分红4000元，如果种养合作社不能偿还，则由百马乡人民政府负责偿还。因为相信乡政府的承诺，我在原告处贷得款后，按照百马乡政府要求将30000元贷款本金全部投入到种养合作社，我自己使用20000元且贷款到期后我已经还清20000元。对因为种养合作社经营不善不能还款部分，原告却起诉要求我们贫困户偿还贷款，我们不服。如果我们当初贷款时，这笔贷款是全部由我本人使用，那么我愿意偿还，但不是我本人使用的贷款，我坚决不还。大化信用联社在覃振流的账户扣划1334.9元去还款是错误的。 种养合作社诉讼代表人覃浪碧辩称，种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覃东英是我的丈夫，他于2019年5月19日因肝癌晚期病逝。在他病逝前该社都是由他一人独资经营管理，我和其他几个社员均没有参与。因市场供过于求及瘟疫，导致该社经营失败，欠债累累。再无力偿还债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7月23日，原告百马信用社与被告覃振流签订了合同编号为752402160897635的《扶贫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覃振流向原告借款50000元，用于建房，借款期限为3年（自2016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7月22日止）；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75%；还款方式：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度末月的20日，借款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合同约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内产生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因贷款逾期或借款人其他违约行为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政策不予贴息，由借款人自行承担等。 合同签订后，原告百马信用社于当日依约向被告覃振流发放了贷款50000元，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752402160897635的借款借据。借款凭证记载：借款人为覃振流；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款用途为扶贫贷款建房；借款日期为2016年7月23日，到期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执行利率为4.75%。 2016年7月23日，被告覃振流、种养合作社、原告信用社共同签订了《信贷资金监管协议》，主要约定：为了覃振流户脱贫致富，由覃振流向信用社申请为期3年的扶贫小额贷款3万元，用来委托经营种养合作社项目，种养合作社每半年向覃振流户支付一期固定收益，收益率按年收益8%计，协议期限与申请扶贫小额扶贫贷款期限一致，种养合作社应在贷款到期前一次性将覃振流委托给其经营的资金和最后一期收益支付给覃振流，信用社在贷款到期前从覃振流贷款结算账户中扣收贷款本息。种养合作社对覃振流投入该社的贷款金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覃振流逾期未归还贷款的，信用社有权要求种养合作社偿还所欠贷款本息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2016年10月13日，种养合作社经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覃东英，该社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员还有覃新报、覃原园、覃美芳、覃浪碧。 2016年7月23日，原告百马信用社根据三方签订的《信贷资金监管协议》和覃振流的授权将覃振流名下贷款3万元转入到种养合作社的账户内。在合同履行期间，种养合作社由其法定代表人覃东英独自经营管理。覃振流领取第一年分红2400元。后因种种原因，该社无力分红及偿还债务。 合同履行期间，覃振流所借的该笔贷款均由大化县政府补贴利息。 2019年5月19日，种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覃东英病故。借款到期后，因被告覃振流及种养合作社不履行还款义务。遂引发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要解决本案还款问题，首先要对本案小额信贷的法律性质进行定性。扶贫小额信贷系政府为帮助贫困户脱贫而由财政补贴利息的小额贷款，按贷款用途方式分为自主经营和委托经营，因放贷机构均为信用社等银行金融机构，据此，二者的法律性质应定性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原定案由为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不妥，应改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本案中，《扶贫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系被告覃振流与原告大化信用联社签订，被告覃振流自己使用的20000元贷款其已自行偿还。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名义借款人向出借人披露了实际使用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借名义借款人的名义，名义借款人并不实际参与借款关系的履行活动，也不享受借款活动的利益的，应认定实际使用人为实际借款人，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返还责任。原告大化信用联社与被告覃振流、种养合作社签订贷款使用的《信贷资金监管协议》，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大化信用联社明知道贷款中的30000元的实际用款人为种养合作社，并将款项30000元直接转发给种养合作社，覃振流并未能够实际使用该款项。据此，应认定：覃振流与种养合作社间形成了借名贷款的法律关系。“监管协议”表明大化信用联社明知覃振流与种养合作社间的借名贷款关系，并将贷款30000元发放给种养合作社使用，覃振流并未使用该款项，故应认定大化信用联社与使用款项的种养合作社构成借贷关系，应由使用款项的种养合作社承担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逾期利息的责任，覃振流不承担责任。现原告仅对借款本金28665.10元及逾期利息提出请求，本院予以认可。原告关于由被告覃振流偿还该笔借款并由被告种养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被告覃振流的贷款结算账户扣划1334.9元偿还贷款本金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覃振流可通过其他途径请求返还。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的理由成立，但还款责任应按借款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28665.10元，并按原告与覃振流签订的《扶贫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计息方法支付相应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 二、驳回原告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4元，由被告大化县板内种养专业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寿强 审 判 员 黄燕梅 审 判 员 陈丽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黄肖眉 书 记 员 陆健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