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9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118号。负责人：赵明，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凤，女，1965年2月9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天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延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顺通路5号B座404-5室。法定代表人：陈华英，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交通局院内。法定代表人：陈华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刘方富，男，1973年1月28日出生，侗族，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住玉屏侗族自治县。原审被告：贵州玉屏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火车站。法定代表人：杨胜荣，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西外环路8号6、7楼。负责人：韩冬，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张殿伍，男，196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农安县人，住农安县。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秀凤、上海延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延诚公司）、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延诚公司）及原审被告刘方富、贵州玉屏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屏平安客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张殿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8）黔2625民初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8）黔2625民初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改判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诉人与投保人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伤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中，交通警察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被保险机动车驾驶员“张殿伍驾驶擅自改变机动车登记结构、特征，且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该被保险车辆系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车辆，属于擅自改装车辆且未及时通知上诉人。所以依据保险条款约定，符合上诉人免赔条件，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免赔情况在以往类似案件中已经得到其他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已经于2016年1月9曰投保前与投保人签订《免责事项说明书》，已经尽到了免责事项的说明提示、告知义务。投保人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了投保单、投保人申明，确认了上诉人对免责事项的提示和告知。但原审法院认为“时间跨度大，不能证明该《免责事项说明书》对应沪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合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个认识完全只是个人主观意见，以主观认识来切割两份文件的关联性。这种主观认识显然没有依据的，同时也是错误的。相反，对于被上诉人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2016年6月10日与上诉人签订《保险项目合作协议》，原审法院却没有认为“时间跨度大”，也没有判定“不能证明该协议对应沪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合同”。因为该份投保单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而被上诉人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用以证明改装车辆及三超（超长、超宽、超高）车辆属于保险责任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6月10日，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告知义务的逻辑，同样的，被上诉人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属于时间跨度大，不能证明该《保险项目合作协议》对应沪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合同。原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中的两份性质相同的文件一份采信，另一份却不采信，本身就反映出其逻辑是相互矛盾的，认定是错误的。二、退一万步说，即使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扣除20%的免赔率。根据上诉人与投保人保险合同第二十七条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实行20%事故责任免赔率。（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本案投保人未投不计免赔险且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上诉人已尽到免责告知说明义务，故即使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商业三者险赔偿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扣除20%的免赔率。但原审法院在投保人并没有投保不计免赔险种的情况下却判决上诉人全额理赔，使上诉人保险赔偿中免责权益受损。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是错误的、不合法的，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杨秀凤、上海延诚公司、淮南延诚公司未有答辩。刘方富、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张殿伍未有陈述。杨秀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误工费38873元／年÷365天／年×112天=11928元、护理费38873元／年÷365天／年×112天=1192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112天=11200元、营养费100元／天×112天=112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57256元，被告已经向原告赔偿1620元，还应向原告赔偿556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3日，被告张殿伍驾驶沪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皖Ｄ×××××号重型厢式半挂车沿沪昆高速玉屏往三穗方向行驶，15时03分，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1561KM＋800M处时，碰撞前方正在下客的由被告刘方富驾驶的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造成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乘车人罗朝龙经抢救无效死亡、谭莎莎、颜昌辉、蒲长美、杨秀凤、姜玉兰、龙运鹏、姜玉代、杨世昌、黄九芝、蔡之柳、吴银春受伤，以及皖Ｄ×××××号重型厢式半挂车承载货物部分损坏、两车不同程度损坏、路面设施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5月10日，黔东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三穗大队作出黔公交高三认字[2017]第A0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方富和被告张殿伍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乘车人无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环境基本情况分析为：“……该事故路段为桥梁连接平直沥青路段，坡度为0％……照明条件为白天，交通信号方式为标志、标线、其他安全设施……”对事故成因分析为：“（一）刘方富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营运客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且占用部分行车道违法停车，导致车辆相撞肇事……（二）张殿伍驾驶擅自改变机动车登记结构、特征、且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行驶高速公路，遇前方道路右侧停放的车辆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车辆与停放车辆相撞肇事……”黔东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三穗大队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湖大司鉴中心[2017]汽鉴字第24-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皖Ｄ×××××号重型厢式半挂车在碰撞前到碰撞发生时未改变行驶轨迹，车辆右侧压着应急停车道和行车道之间的白线行驶，压白线范围在28㎜-104㎜之间，沪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组碰撞前行驶车速为83.90㎞／h，碰撞时车速约为80㎞／h；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在事故发生时左侧车身在进入行车道侧距离为237㎜-161㎜之间。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该车辆在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期间为自2016年1月26日起至2017年1月25日止，赔偿限额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9500000元；每座赔偿限额500000元；每人每次财产损失赔偿限额3000元；累计赔偿限额9500000元。”被告刘方富与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系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沪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上海延诚公司，该车辆在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投保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分别为122000元和200000元，保险期间均为自2016年4月2日起至2017年4月1日止。该车辆的商业三者险的投保人为被告淮南延诚公司，投保单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被告淮南延诚公司与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又于2016年6月10日签订一份《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保险项目合作协议》，第5条“免赔设置”约定：“依据险种条款确定免赔；改装车辆及三超（超长、超宽、超高）车辆属于保险责任。”皖Ｄ×××××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淮南延诚公司，该车辆未投保。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被告淮南延诚公司自认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被告张殿伍系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被告淮南延诚公司的职工，被告张殿伍在本次事故中从事的道路运输作业系职务行为，被告张殿伍应当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由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由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被告淮南延诚公司共同承担。事故发生后，原告即被送往岑巩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5月15日出院，花费医疗费用31150.40元，由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垫付，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主张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岑巩县人民医院的出院诊断为：“1、腰椎病；2、右侧小脑小血肿；3、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4、双下肺少量胸腔积液；5、第3颈椎右侧附件骨折。”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在本案中已先行向原告赔偿1620元，二被告主张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被侵权人有罗朝龙、谭莎莎、颜昌辉、蒲长美、杨秀凤、姜玉兰、龙运鹏、姜玉代、杨世昌、黄九芝、蔡之柳、吴银春，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向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先行支付200000元用于处理各被侵权人的赔偿事宜，但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和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均无法区分分配给各被侵权人的具体赔偿数额。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被侵权人中，颜昌辉、蒲长美、黄九芝已经以客运合同关系起诉至其他人民法院，蔡之柳、吴银春经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需要以诉讼方式向各被告主张权利，姜玉代则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至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该案现未审理终结。罗朝龙的近亲属以及杨世昌、姜玉兰、龙运鹏、谭莎莎向本院起诉后，本院确认罗朝龙的损失总额为612727.60元、杨世昌的损失总额为39275.90元、姜玉兰的损失总额为73152.90元、龙运鹏的损失总额为29297.48元、谭莎莎的损失总额为863386.89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责任承担；2、本案赔偿范围。一、关于本案责任承担。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刘方富在非紧急情况下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停车下客，且占用部分行车道（左侧车身在进入行车道侧距离为237㎜-161㎜之间），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张殿伍驾驶车辆行驶在坡度为0％的平直沥青路段，照明条件为白天，视线良好，本应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发现前方事件并采取避险措施，但被告张殿伍驾驶的车辆在碰撞前到碰撞发生时未改变行驶轨迹，车辆右侧压着应急停车道和行车道之间的白线行驶（压白线范围在28㎜-104㎜之间），碰撞前行驶车速为83.90㎞／h，碰撞时车速约为80㎞／h，上述事实足以认定被告张殿伍未及时采取避险措施，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黔东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三穗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方富和被告张殿伍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乘车人无责任，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采纳，则被告刘方富和被告张殿伍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的损失应先由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刘方富一方承担50％，由被告张殿伍一方承担50％。因贵Ｄ×××××号中型普通客车在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被告刘方富与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系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则被告刘方富一方应当承担的50％应先由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仍不足部分，由被告刘方富和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被告张殿伍驾驶的沪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投保有商业三者险，牵引车和挂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则被告张殿伍一方应当承担的50％应先由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予以赔偿，仍不足部分，因被告张殿伍在本次事故中从事的道路运输作业系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安排的职务行为，则不足部分由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被告淮南延诚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主张的被告张殿伍驾驶的车辆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况，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淮南延诚公司作为投保人与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签订的《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保险项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改装车辆属于保险责任，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主张的按照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张殿伍驾驶的车辆未投保不计免赔率险，在负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实行1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又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该规定，沪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投保单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而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向本院提供的用以证明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9日，时间跨度大，不能证明该《免责事项说明书》对应沪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合同，即不能证明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本院对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二、关于本案赔偿范围。1、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原告住院治疗112天，原告系农民，依靠农业生活，原告主张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38873元计算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误工费确认为38873元／年÷365天／年×112天=11928元。对于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上海延诚公司、淮南延诚公司主张的原告因康复产生的住院天数和费用不应由被告赔偿，且原告治疗了与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害后果无关的腰椎病，应扣除相应费用和住院天数。本院认为，原告住院后即由医疗机构安排对原告的诊疗，住院天数并非原告所控制，治疗腰椎病也系交通事故引发的系列后果，且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区分治疗腰椎病的药物和费用、住院天数，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2、护理费。对于护理期，参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对应原告伤情关于护理期的规定，考虑原告多处损伤，身体机能恢复缓慢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认护理期为60日。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8568元计算，本院确认护理费为38568元／年÷365天／年×60天=6339.90元，对于原告主张过高部分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治疗112天，参照贵州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一般为100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确认为100元/天×112天=11200元。4、营养费。对于营养期，参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对应原告伤情关于营养期的规定，考虑原告多处损伤，身体机能恢复缓慢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原告的营养期为60天。对于营养费标准，本院酌情确认按50元／天计算。综上，营养费确认为50元／天×60天=3000元，对于原告主张过高部分不予支持。5、交通费。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考虑原告在岑巩县人民医院就医，而原告居住在天柱县，本院酌情确认交通费为500元，对于原告主张过高部分不予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的伤情并未达到精神损害的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7、医疗费31150.40元，有医疗费票据为据，予以确认。上述赔偿项目共计64118.3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根据该规定，颜昌辉、蒲长美、黄九芝已经以客运合同关系起诉至其他人民法院，蔡之柳、吴银春经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需要以诉讼方式向各被告主张权利，本院对上述被侵权人不再保留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份额；姜玉代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至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该案现未审理终结，经本院对该案的损失总额初步估计，本院酌情为姜玉代保留交强险份额5000元，不保留商业三者险的份额。本案的赔偿项目共计64118.30元，与罗朝龙、杨世昌、姜玉兰、龙运鹏、谭莎莎的损失总额合并计算，全部损失总额为1681959.07元，按照赔偿规则，明显超出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本案的赔偿总额占全部损失总额的64118.30元÷1681959.07元×100％=3.81％，本院确认按该比例分配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对于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向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先行支付200000元用于处理各被侵权人的赔偿事宜，本院认为，因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和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均无法区分分配给各被侵权人的具体赔偿数额，本院对该部分不予处理，该200000元可作为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对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所负的个人债务处理，由双方自行清算。综上，本案的赔偿项目共计64118.30元，应当先由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5000元）×3.81％=4457.70元；不足部分应由被告刘方富一方承担（64118.30元-4457.70元）×50％=29830.30元，由被告张殿伍一方承担（64118.30元-4457.70元）×50％=29830.30元。由被告刘方富一方承担的赔偿数额未超过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每座责任限额500000元，又因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已经向原告赔偿31150.40元，超出应当赔偿的数额，则应由被告平安财险铜仁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向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支付29830.30元，由原告向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退还31150.40元-29830.30元=1320.10元，但为简化给付方式，该1320.10元亦可作为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代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向原告赔偿的款项，则该1320.10元应由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直接支付给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由被告张殿伍一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先由被告浙商财险安徽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200000元×3.81％=7620元，对于不足部分，因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已经向原告赔偿1620元，又有1320.10元由被告玉屏平安客运公司代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赔偿给原告，则被告上海延诚公司和淮南延诚公司还应当赔偿29830.30元-7620元-1620元-1320.10元=19270.2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杨秀凤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医疗费共计4457.7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由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杨秀凤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医疗费共计762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由被告上海延诚运输有限公司、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杨秀凤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医疗费共计19270.2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四、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向被告贵州玉屏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支付29830.3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五、由被告上海延诚运输有限公司、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向被告贵州玉屏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支付1320.1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六、驳回原告杨秀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元、公告费780元，共计1136元，由原告杨秀凤负担496元，由被告刘方富负担320元，由被告上海延诚运输有限公司、淮南市延诚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20元。在二审举证期间，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是否应在本案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中承担赔偿责任；2、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承担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赔偿责任应否扣除20%的免赔率。1、关于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是否应在本案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免责事项说明书》是2016年1月9日，而本案保险车辆沪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显示投保时间是2016年3月28日。显然，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对该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了对投保人的提示、告知义务。同时，在2016年6月10日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与淮南市延城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保险项目合作协议》第一条第5项中明确约定“改装车辆及三超（超长、超宽、超高）车辆属于保险责任”。因此，上诉人提出已经尽到了免责事项的提示、告知义务，缺乏证据佐证，也与《保险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保险责任不符。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承担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赔偿责任应否扣除20%的免赔率的问题。经审理认为，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没有购买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理应免除保险人的部分赔偿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规定，该保险合同中的“不计免赔”约定，应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免赔额、免赔率”情形，亦应属于保险人应当履行提示、告知义务的免责条款。但如前所述，因上诉人对该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并没有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没有产生效力，亦不能免除上诉人不计免赔险部分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小平审判员  王大梅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郑华品书记员田仁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