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民终175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陈义丰，男，1985年2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皖南，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一审被告）：邓贵炉，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皖南，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国星，男，197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皖南，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一审被告）：祝沛，男，197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皖南，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绍火，男，198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皖南，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一审被告）：陈俊明，男，197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皖南，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雪凤，女，198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琛琛，江西赣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某1，男，2004年6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某2，女，2012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某1、胡某2法定代理人：李雪凤，女，198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系胡某1、胡某2之母。胡某1、胡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琛琛，江西赣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程水英，女，195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琛琛，江西赣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一审被告：陈伟立，男，198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庆，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一审被告：余晓明，男，197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庆，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一审被告：黄建乐，男，198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庆，江西万年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一审被告：许红，女，1982年2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一审被告：吴娟萍，女，198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一审被告：汪吉香，女，198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住婺源县，一审被告：袁风娥，女，195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年县人，住万年县，上诉人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因与被上诉人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及一审被告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许红、吴娟萍、汪吉香、袁风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9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均具有不作为的过失，应对胡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纯属主观推断。胡某3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有足够的认识，其在聚会喝酒过程中不能理性控制饮酒，导致饮酒过量而死亡。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死者有恶意灌酒的行为，上诉人与死者在聚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救助的义务。且死者在酒桌上并未达到过量饮酒致醉酒的状态，否则不能自行开车再次前往下一酒局继续饮酒，死者在下一酒局连饮三杯是死亡的关键。上诉人已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不存在过失。2、我国司法实践中4种行为承担责任：强迫性劝酒、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车祸的发生等。3、本案同饮者在承担责任时是千差万别的，一审法院未能体现公正公平原则。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陈绍荣、陈永山及陈学全自行和解，其分别支付2万元、2万元及6千元。其中，陈绍荣、陈永山是提前离席的，陈学全未饮酒，而一审判决归责不是以时间长短和同饮者是否饮酒为评判标准，应考虑上诉人的心理期许，体现公平公正。4、本案中，如果单纯认定共饮人应承担责任不符合我国国情，导致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抵触。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胡某3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胡某3死亡的原因是乙醇中毒而死亡，也就是说与醉酒有直接的关系，上诉人说没有过量饮酒就与之没有关系，与事实不符，不能说其能去另外一处喝酒就证明没有醉酒，是否醉酒应按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判断，据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得知，胡某3在上诉人处喝酒已经达到一杯白酒，已经达到醉酒标准。上诉人提到没有对胡某3恶意灌酒，即使没有强行劝酒也不能否认胡某3醉酒是他们共同造成。上诉人作为共饮者依法应有告知的安全义务，但上诉人在胡某3已经饮酒的情况下放其一人独自离开，一审法院认定有不作为的过错是正确的。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将与社会的正常交往相抵触，我们不认可，一审判决不会影响到社会正常交往活动，反而本案悲剧的发生对社会能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一审判决也能起到正面的社会教育。一审被告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辩称，公民的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不能与正常的交往相抵触，喝酒是正常的交往活动，不能以此认为要承担法律义务，陈伟立叫胡某3去吃饭是因为平时关系比较好，余晓明、黄建乐两人与胡某3交往时间不长，想通过聚会大家多认识一下，并不是要求他来此喝酒，联系他过来是因为之前说好了要来的，等胡某3过来时我们聚餐都已结束，家属都已经下桌，陈伟立看胡某3有点喝多了没有劝他喝酒反而对其进行了照料，而胡某3说他休息一下就好，但是被上诉人三人说去医院的话可能会好得快一点，就把他送到医院打了针，被上诉人三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一审被告陈学全、许红、吴娟萍、汪吉香、袁风娥未进行答辩。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判令上述十四名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014,398.5元，并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死者胡某3（1981年9月4日出生）系原告李雪凤丈夫，原告胡某1、胡某2父亲，原告程水英儿子。2018年12月31日，被告陈义丰邀集被告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陈学全及死者胡某3和案外人陈绍荣、陈永山等人当日晚到坐落于陈营镇小溪村的“阿龙餐厅”聚餐。其中死者胡某3系被告陈义丰电话邀约。当晚18时许，胡某3驾车赶至“阿龙餐厅”参加聚餐。席间，酒桌上上了白酒和黄酒，参加聚餐的十人中，被告陈学全喝矿泉水，其余九人均喝了酒，其中胡某3系喝白酒。在此过程中，案外人陈绍荣中途有事先离开，不久被告陈学全也离开，其余八人继续喝酒吃菜。彼时，被告陈伟立、黄建乐、余晓明及相应家属在位于万昌大市场的“乡下菜”聚餐吃饭。18时44分许，被告陈伟立拨打死者胡某3的电话，叫胡某3去他们处，因当时被告邓贵炉与胡某3紧邻座位，且被告邓贵炉与陈伟立系同学关系，故邓贵炉就代胡某3接了电话，通话中，被告邓贵炉述称胡某3已经差不多了，喝多了，在桌上动都动不了了，而陈伟立则述称叫胡某3别联系了等。后在18:46分、18:48分等时段，死者胡某3多次打电话给被告陈伟立，表明在被告陈义丰召集的饭桌上待段时间后一定赶去“乡下菜”。约在19时许，胡某3从该桌离席，当时被告陈义丰还送了胡某3，后胡某3自行开车赶往“乡下菜”。在19:04分，胡某3还打了被告陈伟立电话，反复询问包厢在几楼，陈伟立回复你在外面喝醉了就不要来了，增加我负担等，但还是告知了胡某3在4楼。胡某3到达陈伟立等人聚餐的包间后，该桌已近散席，家属基本已离开餐桌，胡某3见状，即自己倒了三杯黄酒，并称来晚了自罚三杯，并当即将三杯黄酒喝了，喝完后，胡某3随后出现呕吐。其时，被告黄建乐还帮胡某3擦了呕吐物。后胡某3将餐椅移至靠墙位置坐下，后因坐不住，斜躺在餐椅上，头部下垂。19:45分，被告陈伟立将胡某3斜躺在餐椅上的状态以视频方式发至“兄弟情”朋友圈。20:32分，被告黄建乐将胡某3斜躺在餐椅上的照片也发至“兄弟情”朋友圈。后三被告见胡某3状况不佳，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120”急救车赶至现场前，被告陈伟立、黄建乐、余晓明三人自行开车将胡某3送至万年县人民医院，当晚20:55许到达医院，医院在抢救40余分钟后，于21:47分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当时诊断为考虑窒息死亡可能。2019年3月7日，经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者胡某3系因急性乙醇中毒导致急性呼吸衰竭死亡。为此原告花费鉴定费16000元。另查明，1、死者胡某3生前与原告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均居住于万年县陈营镇九丰村，该村属县城规划区范围内；2、原告胡某1目前在万年县第一中学读书，原告胡某2在万年县第四小学读书；3、原告程水英投参了社会养老保险，且已领取每月1600余元的养老保险金；4、本案发生后，经万年县陈营镇政府组织调解，原告与案外人陈绍荣、陈永山已自行和解，陈绍荣、陈永山各给付原告20000元;5、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陈学全已自行和解，被告陈学全给付原告6000元，原告于2019年7月30日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了对被告陈学全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宴请喝酒尽管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但众所周知，饮酒后尤其是大量饮酒后，人的精神会出现兴奋甚至亢奋状态，容易产生幻觉症状，从而给他人或自己造成一定的潜在危险，如果饮酒人患有潜在不宜饮酒的疾病，在饮酒或过量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可能会导致饮酒人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甚至死亡。故在共同饮酒过程中酒宴的组织召集者及各共饮人之间自行会产生相应的附随义务，也即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相互之间承担劝阻、通知、协助、照顾等安全注意义务，而且履行此种义务的方式应当为明示的作为行为，如果共同饮酒人未作相应的明示作为行为，导致产生损害后果，则应承担不作为的过错责任。但该种义务不能无限放大，毕竟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参饮者一般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应当最为知晓，应该认知和预见到饮酒或过度饮酒会对他人或自己造成潜在的危险或伤害，但其不加以控制或轻信能够避免，最终不幸造成损害的发生，其本人的行为则与损害的发生具有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损害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四原告亲属即死者胡某3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大小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应当清楚过量饮酒会对自身身体造成损害，但其却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在与被告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及案外人陈永山等人饮酒后，又与被告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饮酒，最终导致自己因急性乙醇中毒致急性呼吸衰竭死亡，胡某3本人应对死亡后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被告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及案外人陈永山作为共饮者，依法应对胡某3具有合理的劝阻、照顾、帮助、提醒等安全注意义务，但他们在胡某3已喝酒的情形下，放任胡某3一人离开，尤其是在被告邓贵炉已接到被告陈伟立邀请胡某3去赴第二桌酒宴的电话的情形下，未有一人对胡某3进行提醒、劝阻，上述六被告均具有不作为的过失，应对胡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被告陈义丰作为酒宴的召集组织者，相对于其他共饮者，作为义务应更强，故被告陈义丰相对于其他被告，所应承担的责任应稍大。被告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在明知死者胡某3已在他处饮酒的情况下，仍电话邀约胡某3来其酒桌，在胡某3到达后，三被告在已知晓胡某3已呈醉酒状态下，依然放任其自行倒酒并饮酒，而未加以强行阻止，而且在被告胡某3饮酒呕吐后，仅仅是帮其擦拭呕吐物，任其坐在椅子上，尤其是在胡某3斜躺并头部下垂后，三被告仍未能意识到胡某3此时已处于危险境地，还拍录视频、照片发至朋友圈，从被告陈伟立发视频以及被告黄建乐发照片的时间（陈伟立发视频至朋友圈的时间为7：45、黄建乐发照片的时间为8:32）来看，中间有47分钟，至少在此47分钟的时间内，被告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是未对胡某3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的，三人一直放任胡某3处于危险状态，故该三位被告的放任行为与胡某3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三被告对胡某3死亡所产生的损害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且此三人应比第一桌参宴的被告所担责任相对要大。被告陈学全及案外人陈绍荣尽管也参与了酒宴，但他们是先于死者胡某3下桌，其客观上无法预见死者胡某3其后的各种状况，其行为与死者胡某3的死亡无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对胡某3死亡所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案外人陈永山虽依法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原告在诉讼前已与其自行和解，原告的该行为系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但陈永山赔付的款额应作为赔偿额予以扣减。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许红、吴娟萍、汪吉香、袁风娥亦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无证据证明四被告参与了饮酒，无法证实该四被告与胡某3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对原告的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酌定由死者胡某3对其损害后果自负70%的责任，被告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及案外人陈永山负担30%的责任。经依法审核，四原告因其亲属胡某3死亡所造成的损害如下：1、死者胡某3的死亡赔偿金676,380元（33,819元/年×20年）；2、丧葬费35,386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145,320元（其中死者胡某3儿子胡某1为20,760元×3年÷2人=31,140元、女儿胡某2为20,760元×11年÷2人=114,180元，死者胡某3母亲程水英虽已达到被抚养年龄，但其每月已可领取养老保险金1,600元，不属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经济来源的情形，其要求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无法律依据）；4、司法鉴定费16,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总计923,086元，由原告亲属即死者胡某3自负70%即646,160元，被告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陈伟立、余晓明、黄建乐及案外人陈永山负担30%即276,926元，该276,926元由上述被告及案外人陈永山按各自在本案中所起作用承担，由被告陈义丰承担30,000元、被告陈伟立承担35,000元、被告黄建乐承担30,000元、被告余晓明承担30,000元，被告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及案外人陈永山各承担25,321元，鉴于案外人陈永山已与原告自行和解，该和解行为系原告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且该行为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及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权益，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依法判决由被告陈义丰赔偿原告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各项损失30,000元，由被告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各赔偿原告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各项损失各25,321元，由被告陈伟立赔偿原告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各项损失35,000元，由被告余晓明、黄建乐各赔偿原告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各项损失各30,000元，上述款项限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驳回原告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572元，由四原告自负3,172元，各被告每人承担30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亲友之间的相约聚餐、饮酒的行为属情谊行为，是一种相约与合意的民事活动。正常的相约饮酒行为属于道德调整范围，但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出现了伤亡情况，则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虽然法律并未针对饮酒造成的伤亡所应承担的责任作出具体的规定，但能从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对该种民事纠纷找到解决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该规定中的“其它义务”虽然没有具体区分，但实际是指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能够尽到的概括性和原则性义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中的“其他社会活动”应涵盖了本案中的“相约饮酒行为”，作为先行义务人应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对其他共同饮酒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防止伤亡的发生。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对胡某3的死亡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共同饮酒本身因其存在着饮酒者之间因为共同饮酒的行为会产生某些饮酒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属于先行行为。既有先行行为，那么作为同饮者之间就应尽到先行义务，即负有注意义务，对饮酒者出现醉酒状态或者其他不良反应后应及时提醒、劝阻其继续饮酒，必要时通知其家属；若出现更严重状况，应负有扶助、照顾，或者护送其就医治疗等义务。本案中，作为与受害者共同饮酒的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键在于他们是否对受害者履行了上述义务。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受害者胡某3事故当日血样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399.86mg/100ml，而醉酒的一般标准为80mg/100ml，该数据显示胡某3事故当晚的状态已远远超过醉酒的一般标准，故鉴定机构认为受害者死因为急性乙醇中毒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结合上诉人邓贵炉与被上诉人陈伟立通话时所称“他（指胡某3）已经差不多了，喝多了，在桌上动都动不了了”、“他（指胡某3）喝醉了，喝醉了”的事实，虽然胡某3之后也赶往了陈伟立邀请的第二场酒局，但胡某3在上诉人处饮用度数较高的白酒，且证据显示胡某3在陈伟立处仅饮用黄酒三杯，根据当事人对胡某3平时饮酒量的陈述，该饮用的黄酒量单独计算并不足以达到鉴定机构出具的乙醇含量数据。故，本院认定胡某3在上诉人处的状态已达到醉酒状态。上诉人对出现醉酒状态的受害者并未履行上述先行义务，且对受害者仍自行驱车赶往第二场酒局的行为未予劝阻，也未履行通知、护送的义务，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不作为的侵权责任，一审判决他们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而作为酒局的召集人陈义丰，其应对受害者承担更大的先行义务，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较其他上诉人多点的赔偿责任，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被上诉人李雪凤、胡某1、胡某2、程水英与陈绍荣、陈永山、陈学全等人案外达成调解，三人赔偿金额的多少系其民事权利，上诉人以对此产生了心理期望认为法院判决有失公正于法无据。综上，上诉人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3元，由上诉人陈义丰、邓贵炉、陈国星、祝沛、陈绍火、陈俊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强审判员 聂晓红审判员 范全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