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1102民初3206号原告：宁波给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689弄24号3幢2-1-8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81HE339。法定代表人：张约翰。被告：浙江汇腾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汇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园区绿谷大道327号六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7772225263。法定代表人：褚盛。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小乐，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给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给力建筑设备租赁公司）与被告浙江汇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腾建设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由审判员冯丽燕独任审判，于同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因案涉钢管、扣件、套管的数量需经专业机构鉴定方能确定，遂依原告申请启动鉴定程序。11月8日，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报告，本院继续恢复审理。原告原委托代理人吴庚华（上海市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小乐参加了6月21日的庭审。后吴庚华与原告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给力建筑设备租赁公司诉称：2017年12月2日，被告因承建工程需要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套管等，双方就租金、提货方式、租杂费结算、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相关租赁物。然被告未能按约支付租金。经结算，截至2019年4月10日，被告尚欠原告租杂费合计1187242.67元、违约金120814.19元。目前，仍有未归还的在租钢管269660M、扣件124425只、套管15420只。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应得到切实遵守。原告已按约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被告拖欠租杂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租杂费1187242.67元及违约金120814.19元（均暂算至2019年4月10日，要求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被告立即归还原告钢管269660M、扣件124425只、套管15420只。若不能归还，钢管按19.11元/M、扣件按5.89元/只、套管按6元/只赔偿，款暂定5978585.85元；3、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0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9年12月25日，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本院判令：1、被告支付租杂费989169.54元（详见租金计算明细，以鉴定报告确定的租赁物数量暂算至2019年11月21日，最终以实际清点归还的数量计算至归还之日止）；2、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70985.74元（详见违约金计算明细，暂算至2019年11月21日，要求计算至租费付清之日止）；3、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费用支出的律师费5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汇腾建设公司答辩称：2017年8月15日，被告中标了松阳县棚户区改造一期（城中村—项弄安置区块）工程（以下简称：松阳县棚户区改造工程）。10月12日，被告与松阳兴民新农村建设发展公司就前述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松阳县棚户区改造工程由被告负责施工。12月19日，被告将案涉工程内部承包给戴光耀、康道明。2018年2月4日，戴光耀、康道明、柯平国、陈兴法就上述工程签订《工程承包合作协议》，四人实为合伙关系。2017年12月20日，原、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套管等，工程完工时归还。戴光耀、康道明作为被告的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之后，因原告的部分钢管、扣件等型号缺失，被告又与松阳县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以下简称：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签订《钢管租赁合同》，向该租赁部租赁钢管，陈兴法作为被告代表在合同上签字。2018年5月22日，贵院立案受理原、被告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然原告起诉并不属实，原告及其股东陈兴法等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捏造事实，涉嫌虚假诉讼。理由如下：根据施工流程，工程开工应首先进行土方开挖和外运、基坑护坡施工、支护桩和工程桩打桩、地下室承台浇筑以及底板施工。在地下室底板施工完成之后，钢管才能进场搭建地下室支模架。此外，钢管需经检测合格方能进场使用。根据开工报告、监理日记等证据，可查明案涉工程于2017年11月24日开工。2018年1月25日，被告购进混凝土开始地下室底板施工。1月30日，被告将钢管扣件送监督站检测。因此，2018年1月25日前案涉钢管不可能进场。原告称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5月30日运输进场的钢有269660M，价值达5153202.6元。主要凭证为以下发料单：2017年11月11日,浙Ｋ×××××运输16600M；2017年12月16日，浙Ｋ×××××运输17050M；2018年1月14日，浙Ｋ×××××运输14970M；浙Ｋ×××××运输13590M；浙Ｋ×××××运输11350M。以上钢管共计73560M，按照19.11元/M计算，价值1405732元。上述发料单记载的钢管进场的时间均在2018年1月25日之前，然此前案涉工程无需使用钢管，也没有钢管进场。此外，浙Ｋ×××××除在2017年11月11日、12月16日运送钢管外，还于2018年3月5日运送13470M，3月6日运送9900M，5月30日运送12455M，合计35825M，价值684616元。既然浙Ｋ×××××驾驶员刘长强与原告存在捏造2017年11月11日、12月16日运输钢管进场的事实，就应认定由其签字确认的所有发料单均系伪造。因此，原告涉嫌虚增钢管总计109385M（73560M+35825M）。原告在租的钢管应为160275M（269660M-109385M）。2018年10月以来，因戴光耀等四人将工程款挪作他用，兴民新农村建设发展公司多次函告被告工程施工进度严重滞后。鉴于此，被告于2018年11月28日与戴光耀等人解除了内部承包合同。12月11日，被告在业主和监理单位参与并经丽水市莲城公证处的公证下，对工程量进行现场实测。根据公证处制作的公证书、视频资料等，被告计算出案涉工程在租钢管为258388.9298M（含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的钢管108319.7M）。因此，原告实际在租的钢管应为150070M。原告的发料单减去其涉嫌虚增的部分，被告计算出在租钢管为（160275M）。同时，按照公证书、视频资料，被告计算在租钢管为（150070M）。两组数据比对结果非常接近，说明原告实际在租的钢管就在150070M至160275M之间。而且按照约定，只有工程完工后被告才负有返还钢管的义务，但案涉工程至今未完工。另外，原告公司由股东张约翰、陈兴法各持50%的股份，陈兴法任公司监事。陈兴法同时又是被告内部责任制承包合同的实际承包人之一，其作为案涉钢管进场的签收人，为虚增钢管及配件提供了条件和便利。综上，原告及其股东陈兴法等人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仅钢管涉案金额达2090347.35元（109385M*19.11元/M），扣件、套管数量也有虚增。因此，原告虚假诉讼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恳请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供质证：证据1，原、被告的企业信息，待证双方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租赁合同》，待证双方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并就合同权利、义务作了约定。证据3，发料单，待证原告已按约向被告提供租赁物。证据4，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回单，待证被告仅向原告支付10万元租金。证据5，结算清单、租费单，待证截至2019年4月10日，被告尚欠原告租杂费1187242.67元，未还在租钢管269660M、扣件124225只、套管15420只。证据6，违约金明细，待证截至2019年4月10日，被告因未及时支付租杂费而产生违约金120814.19元。证据7，《法律服务合同》、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待证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律师费20万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无异议，从该合同看：①合同签订时间并非2017年12月2日，而是12月20日。②合同虽然暂定钢管数为1800吨，但由于原告的钢管数量不足、型号不全，被告又到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租赁钢管108319.7M、扣件120705只。因此，不能为原告实际交付了1800吨钢管。③合同明确约定工程完工后被告才负有返还钢管的义务。④合同明确约定由戴光耀代表乙方（被告）履行合同。因此，原告的发料单收货人应由戴光耀签字，而事实上所有的发料单均是陈兴法签字。⑤合同提到每天按1%支付违约金，属约定不明。即便被告逾期付款，也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证据3，对发料单异议如下：①发料单记载的发货时间与工程实际施工进度不符。工程于2017年12月24日开工，2018年1月25日浇筑底板，此前的发料单涉嫌虚假。②关于2017年10月11日的发料单，原告陈述该日所发钢管用于塔吊坑基的维护，大约5吨。然该发料单记载的钢管数量多达73吨，与其陈述自相矛盾。关于2017年12月16日的发料单，原告陈述该日所送钢管用于学校安全通道及生活区临时活动房搭建。被告认为临时活动房搭建根本不需要56.8吨钢管。③原告提供的发料单均为客户联而非存根联，现客户联却由原告持有足以说明发料单虚假。证据4，对增值税发票无异议，被告确实付了10万元租金。证据5，对结算清单、租费单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结算单的数据完全来源于发料单，而发料单本身涉嫌虚假。证据6，违约金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计算方式无依据。证据7，《法律服务合同》、律师费、付款凭证不予认可，本案系恶意诉讼，律师费不应由被告承担。为支持自己抗辩的事实，被告提供以下证据供质证（因案涉工程尚在施工，被告提供的证据原件另有他用，本院在举证质证结束后将原件全部退回）：证据1，《内部承包合同》、承诺书、《工程承包合作协议》和担保书，共同待证被告与戴光耀、康道明、柯平国、陈兴法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证据2，工程开工报告、开工令、松兴农建（2018）15号、16号、20号文件、浙汇字松阳（2018）1015号文件、浙汇腾（2018）1019号文件、回复函、《关于解除内部承包责任制合同的通知》、责令要求戴光耀、康道明说明工程款使用用途的通知、停工通知、关于清退出场的通知，共同待证：工程开工时间为2017年11月24日，戴光耀、康道明、柯平国、陈兴法四人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进度严重滞后，于2018年12月24日被清退出场。由此证明，陈兴法等人与被告之间本身存在各种矛盾。证据3，《租赁合同》，待证双方于2017年12月20号签订合同，此前原告不可能有钢管进场。合同约定由戴光耀代表被告履行合同，陈兴法无权在发料单的收货人处签字，更无权对租赁的钢管、扣件进行结算。证据4，陈兴法与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签订的《钢管租赁合同》及结算清单，待证被告除向原告租赁钢管外，也向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租赁钢管108319.7M、扣件120705只。证据5，监理日记、2018年1月25日的送货单，待证案涉工程于2017年11月24日开工，2018年1月25日购买混凝土开始地下室底板施工，2018年1月30日钢管扣件送检。因此，被告至少在1月25日之前不需要使用钢管。证据6，照片（拍摄于2017年12月17日至2018年1月3日），待证该时段内案涉工程正在地下室基础施工，无需钢管，从施工现场看也没有钢管进场。证据7，公证书、视频光盘资料及计算书，待证被告于2018年12月24日接管工程时，戴光耀等四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包括被告以此计算出的钢管用量为258388.9298M（含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的108319.7M）。证据8，工程现状照片一组，待证工程尚在施工，脚手架至今未拆除，返还租赁物的条件未成就。证据9，原告公司信息查询，待证原告公司股权结构和董监组成，张约翰、陈兴法各持50%的股份。证据10，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约翰交给被告的由陈兴法签字的租费单，待证陈兴法既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自我交易”，且该租费单与原告诉讼时提供给法院的租费单并不一致。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是被告与戴光耀、康道明、柯平国、陈兴法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证据2，开工报告、工程开工令等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开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4日，原告在此前提供相应钢管、扣件用于工程开工前的临建，亦完全合情合理。其余各类文件与本案没有实质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签订时间应是2017年12月2日。虽然合同约定由戴光耀代表被告行使权利、义务，但戴光耀、陈兴法等人同是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的实际施工人，陈兴法有权代表被告在发料单及结算单上签字。证据4，陈兴法与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签订的《钢管租赁合同》及结算清单，原告确有部分钢管、扣件因型号缺失，由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提供，但具体数量原告不清楚。证据5，对监理日记三性不予认可，原告多次强调部分钢管系用于工程开工前的临建。钢管扣件检测报告也不能说明被告公司实际使用钢管的时间，不排除被告送检滞后。2018年1月25日的送货单（复印件），不能证明地下室底板施工时间，亦不能证明此前无需钢管进场。证据6，2017年12月17日至2018年1月3日的照片，可看出活动房、学校安全通道以及塔吊的存在，印证了在工程开工前已有钢管进场。证据7，《公证书》、视频光盘资料及计算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被告和戴光耀等人《内部承包合同》解除后的交接过程，不能证明钢管实际用量。计算书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证据8，对工程现状照片的关联性有异议，虽然钢管确实还在建筑工程上使用，但合同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返还租赁物。证据9，对原告公司信息查询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陈兴法在出租钢管时既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更不能就此推断钢管租赁涉嫌虚假。证据10，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约翰交给被告的由陈兴法签字的租费单，虽然该租费单和原告起诉时提供的结算清单、租费单有出入，但都是下浮的调整。经审理，本院对案件事实认定如下：2017年8月15日，被告中标了松阳县棚户区改造工程。同年10月12日，被告与松阳兴民新农村建设发展公司就前述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2月19日，被告又与戴光耀、康道明签订《内部责任制承包合同》，将工程内部承包给戴光耀、康道明。2018年2月4日，戴光耀、康道明、陈兴法、柯平国签订《工程承包合作协议》，约定原由戴光耀、康道明从被告处内部承包的工程由四人共同合作完成。原告公司股东为陈兴法、张约翰，二人持股比例各占50%。2017年12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被告）向甲方（原告）租赁钢管、扣件、套管等。其中，钢管0.0085元/M/天，扣件0.0045元/个/天，套管0.0045元/个/天。合同还约定，乙方不得串换甲方租赁物资，毁坏、丢失物资按市场最新价格赔偿……合同由戴光耀代表乙方履行。此外，合同还就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戴光耀、康道明在合同上签字为被告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约翰陆续向被告供应所需钢管、扣件和套管，陈兴法以租借人(被告)身份在发料单和租费单上签字。此后，戴光耀、柯平国、康道明、陈兴法以需方（被告）身份就钢管、扣件等的租费进行了结算。四人确认自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在租钢管269660M、扣件124225只、套管15420只，租杂费合计1187242.67元。依据该份结算清单，原告又自行制作了另外一组租费单及违约金明细单。另，由于原告部分钢管、扣件及配套材料缺失，2018年3月12日，陈兴法又以租借人身份与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签订《钢管租赁合同》，约定由该租赁部向被告提供钢管、扣件、套管、顶托等物品，并约定了租赁物价格、期限，被告在合同保证人处盖章为陈兴法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该租赁部提供了相应的钢管、扣件及配套材料。此后，由于陈兴法及被告未能按约支付租金并归还钢管、扣件及配套材料，2019年7月10日，该租赁部向松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兴法归还上述租赁物并要求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过程中，因本院对原告提供的租赁费结算清单、租费单、发料单的三性存疑，建议原告启动鉴定程序确定在租物数量。原告遂于2019年7月16日申请鉴定，请求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就松阳县棚户区改造工程各个施工阶段所需钢管、扣件、套管等的数量及租赁天数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1月8日，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报告，确定现场堆放、架设的钢管347323M、扣件234742个、套管8058个（含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的租赁物）。本次鉴定共支出鉴定费88093元，其中有83093元费用系被告交纳。上述报告完成后不久，被告承建的松阳县棚户区改造工程主体结顶。在原、被告、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陈兴法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共同到场的情况下，被告陆续对在租钢管、扣件及配套材料进行了清点和拆除，并于2019年8月28日至11月4日向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归还钢管168673.8M、扣件175755只。至此，从该租赁部租赁的钢管、扣件及配套材料全部还清。除去从正海建筑设备租赁部租赁的钢管、扣件及配套材料，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钢管计算得178649.2M（347323M-168673.8M）、扣件58987个(234742个-175755个)、套管8058个。本院认为：原告诉请被告向其归还钢管269660M、扣件124425只、套管15420只。若不能归还，则按市场价钢管19.11元/M赔偿，扣件5.89元/只赔偿，套管6元/只赔偿。原告提起上述请求的主要依据是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发料单、结算清单和租费单。然经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现场勘查核实并记录测量数据，确认原告实际提供给被告的钢管、扣件、套管数量与其主张的相去甚远。况且，原告起诉时提供给法院的租费单与其此前提供给被告的租费单就案涉钢管、扣件、套管数量的记载确有大量不同之处。比如：2018年1月14日、3月6日、3月18日、5月3日、5月30日，两组租费单就钢管、扣件数量的记载均不一致。虽然原告解释多数的数字变动实际更加有利于被告。但如此多处的变动足以说明租费单制作的随意性和租费单本身的真实性。另，关于陈兴法的身份问题。陈兴法既是原告的股东，持股比例占50%，同时又是被告内部承包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从租费单看，其既作为出租人的身份签字，也以租借人的身份签字，实际上为“一人分饰两角”，既代表原告也代表被告从事案涉钢管、扣件、套管的租赁活动。因此，原告和陈兴法等有随意制作租费单的利益需求和便利条件。而根据鉴定报告，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钢管应为178649.2M、扣件58987个、套管8058个。相应钢管数虚增91010.8M（269660M-178649.2M），涉案金额达1739216.38元（91010.8M×19.11元/M）；扣件数虚增65438个（124225个-58987个），涉案金额达385429.82元（65438×5.89元/个）；套管数虚增7362个（15420个-8058个）,涉案金额达44172元（7362个×6元/个）。另，原告要求支付从2018年5月30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540天）的租金。因此，虚增钢管的租金涉案金额达417739.57元（91010.8M×0.0085元/M/天×540天）；虚增扣件的租金涉案金额达159014.34元（65438个×0.0045元/个/天×540天）。上述涉案金额总计2745572.11元（1739216.38元+385429.82元+44172元+417739.57元+159014.34元）。综上，原告给力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及其股东陈兴法等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制作不实的租费单、发料单、结算清单等提起民事诉讼，该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同时，原告通过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将租赁的钢管、扣件、套管发送到被告工地，原告公司与陈兴法等涉案人员相互配合出具虚假的发料单、租费单以及结算单，再以此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涉嫌诈骗罪（未遂）。虽然原告于2019年11月25日变更了诉讼请求，但不能改变其虚假诉讼和诈骗的定性。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宁波给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507元，退还原告宁波给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被告垫付的鉴定费83093元，由原告宁波给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丽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叶霁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