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终9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基铭，男，194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陈思翀（系上诉人儿子），男，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49号。 法定代表人殷兴山，行长。 委托代理人马维胜、王巍，该单位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街98号尊宝大厦金尊一层、六至十八层及三十六层。 负责人丛军，行长。 委托代理人孙武，该单位员工。 上诉人陈基铭因金融监督行政答复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行初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杭州支行）于2018年8月17日对陈基铭作出行政答复，处理意见主要为：“(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你办理开通网上银行、账户挂失和解挂业务时已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其行为符合《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令〔2007〕第2号)第七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二)未发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违反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相关规定的行为。1.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07〕2号)第二十二条‘出现以下情况时，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二)客户行为或交易情况出现异常的’的规定，民生银行对触发可疑交易监控规则的交易进行了识别，产生了可疑报告，且对你的身份进行了重新识别及可疑甄别，未发现有明显的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的情形。2.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银发〔2008〕391号)‘三、(一)金融机构要通过流程控制，强化勤勉尽责义务。利用技术手段筛查出交易数据后，金融机构应根据需要进一步分析、审核和判断，提高所报告的可疑交易信息的有效性。金融机构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报告可疑交易时，应分析、审核和判断所筛查出的交易是否存在相关条款所提示的……等可疑原因。如果某一交易客观上具有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异常特征，但金融机构却有合理理由排除这些疑点，或者没有合理理由怀疑该交易或客户涉及违法犯罪活动，则不能将这些交易作为可疑交易报告的内容’的规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触发可疑交易监控规则的交易进行甄别后，作出不作为可疑资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送的决定，并未违反相关制度规定。(三)民生银行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与你就‘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在通过网上银行提供‘账户信息即时通’解约服务时，对交易密码、U宝口令等交易要素进行了验证；在你向民生银行反映遭遇电信诈骗时，你的账户已处于挂失状态，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办理你的账户挂失和解挂业务时，均是根据你的意愿，对你的账户的功能进行暂停和恢复，其行为未违反相关业务管理规定。但民生银行在披露业务规则调整时，未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接收、理解的方式，未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中心支行已责令其进行整改”。陈基铭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人行杭州支行于2018年8月17日向陈基铭作出的行政答复；2、诉讼费由人行杭州支行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6日，陈基铭向人行杭州支行明确投诉请求：“1、我的账户从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期间，通过网上银行5次一共转出276万，其每次转出都是发生在转入后不到1小时时间内，而此前，我的银行卡账户已有近3年时间没有使用。我要求了解以下3个事实：1）该一系列交易是否触发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大额可疑交易系统，2）触发了几次，3）是否作为可疑交易向指定机关进行报送。2、我于2012年在民生银行柜面开通了手机‘即时通’即短信通知的服务，而民生银行2015年允许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取消短信通知功能，该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规定。3、2015年1月3日，我前往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柜面开通网上银行，但是提供的身份证件为挂失的身份证，但仍通过联网核查并成功开通网上银行。4、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我开通网上银行时提供的‘U宝’并没有设置物理确认键，我要求认定该‘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人行杭州支行经调取陈基铭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银行业务的相关资料并进行核查，于2018年8月17日对其投诉作出行政答复，并于同年8月20日邮寄送达。另查明，2012年4月5日，陈基铭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选择联系方式为其手机号码139××××9352，该服务使用须知对服务开通、修改、停止、收费等均予以约定，载明“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等。2015年1月3日，陈基铭在民生银行杭州庆春支行网点申请签约网上银行及开通U宝，申明了解《中国民生银行个人客户协议手册》（2013版）项下的《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经联网核查客户身份后予以受理。同年1月5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客服向陈基铭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通知其已取消“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还查明，2016年1月6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银监局）对陈基铭作出书面答复：“一、您账户的短信通知功能是通过网银方式取消的，民生银行系统显示已向您柜面预留手机号码发送了短信提醒。二、民生银行对持有网上银行数字证书（U宝）的客户，未限制其在不同电脑、不同IP地址使用网上银行，并记录客户网上银行登录的IP地址。三、民生银行客户在持有U宝及口令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上银行开通手机银行功能。通过网上银行开通的手机银行注册的手机号码可与柜台预留手机号码不同。开通手机银行功能后，仅向注册手机号码发送开通业务的短信提醒。四、民生银行客户开通指定账户转账功能（通过柜面和网上银行均可开通）后，柜面或网上银行开通的手机银行对指定账户的单日转账额度上限为500万元。五、民生银行U宝是经公安部有关部门许可销售的计算机安全产品。根据相关检测报告，该产品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部件第1部分：安全功能检测GA216.1-1999》中身份鉴别类产品标准的相关要求。六、银行账户管理和反洗钱方面的问题，建议您向人民银行咨询。七、对于您在来信中反映的问题，我局经过核查未发现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规定，人行杭州支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受理法定职责范围内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关于行政答复行为的合法性。《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承担全国反洗钱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涉嫌洗钱及恐怖活动的资金监测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开展职责范围内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受理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和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原则上应当先向金融机构投诉。金融机构对投诉不予受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或者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合理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争议发生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投诉。金融消费者投诉中包括举报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行为的，金融消费者可以按照举报程序直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举报”；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直接受理的投诉，属于本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职责范围的，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调查、核实、处理和反馈；……”。本案中，陈基铭作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金融消费者，其有权向该分行住所地的人行杭州支行提起对金融争议及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投诉。陈基铭于2018年7月16日明确其诉求为：1、其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通过网银5次转出276万元，是否触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大额可疑交易系统及第三人是否就此向指定机关报送；2、民生银行杭州分行2015年允许客户通过网银取消短信通知功能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规定；3、2015年1月3日，其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柜面开通网银，提供的身份证件为挂失的身份证，但仍通过联网核查并开通网上银行；4、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其开通网银时提供的U宝未设置物理确认键，该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关于大额可疑交易管理问题。《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第三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陈基铭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通过网银5次转出276万元，人行杭州支行作为反洗钱监管部门，经调查查明上述交易触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可疑交易监控规则，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进行了大额交易报送，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规定对客户身份重新识别并对可疑交易进行分析甄别后，以缺乏合理理由认定交易或者客户与洗钱、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关，未同时向人行杭州支行报告。关于网银取消“账户即时通”服务问题。《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客户签订电子银行服务协议或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电子银行服务协议中，金融机构应向客户充分揭示利用电子银行进行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金融机构已经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客户应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及相关风险的责任承担”。陈基铭2012年4月5日申请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其2015年1月3日申请开通网银、签约U宝，人行杭州支行作为消费争议投诉受理机关，经调查查明陈基铭办理“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中约定“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其办理网银的《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约定“对于电子银行各项已有或新增服务功能，银行有权自主决定随时主动提供或经客户向银行申请批准后予以提供”，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于2015年1月1日调整网银客户可通过电子渠道开通、变更“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在民生银行官网进行公示等。关于网银办理客户身份识别问题。陈基铭于2015年1月3日在民生银行庆春支行网点开通网银，人行杭州支行作为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投诉受理机关，经调查查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业务时，留存客户身份证复印件、通过身份证联网核查系统进行身份鉴别“核查通过”。关于民生银行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功能。《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中国银监会负责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中国银监会依法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和安全监测”，“金融机构在开展电子银行业务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中国银监会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人行杭州支行作为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投诉受理机关，经调查查明银监部门对U宝产品标准已有认定。综上，人行杭州支行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规定，在其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监督职责和对金融消费者争议投诉举报受理职责范围内，对陈基铭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依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作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行为未违反行政监管规定决定，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民生银行杭州支行披露业务规则调整方式不当作出责令整改决定，并就上述处理结果对陈基铭作出反馈意见，已就其受理的投诉在职责范围内调查核实、处理反馈，其行政答复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陈基铭要求撤销案涉行政答复的理由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基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基铭负担。 上诉人陈基铭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行政答复事实真伪没有核查清楚，被上诉人的行政答复事实严重失实。(一)被上诉人案涉行政回复中认定原审第三人没有违反大额与可疑交易的相关行为，与事实不符。根据银发[2016]261号文，对发生电信诈骗的金融机构，被上诉人应依据银发[2013]2号文和银发[2009]142号文中的相关规定，对金融机构在异常交易报警后，是否履行截停异常交易的操作做出调查；在调查中被上诉人应该根据银发[2014]344号文进行记录。但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借口保密未提供和未向原审法庭出示其已经按照其相关规定进行了正确履职的任何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被告有提供证据的法定义务，否则就应认定其履职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而原审法院却认同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支撑的事实。且原审证据表明原审第三人在内部反洗钱系统报警之后应该采取截停交易的操作而未采取相关措施，致使上诉人在不知情下大额存款被连续划出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在案涉行政答复中认定根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2015年1月3日签订的《电子银行服务协议》(2013版)，上诉人允许原审第三人更改《“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协议》的相关内容。但在原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却提供了《电子银行服务协议》(2014版)，属于无关联性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认定事实。对此原审法院却予以认同，明显欠妥。被上诉人在行政回复中认定原审第三人更改并公示《“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协议》发生在2015年1月1日，对于该认定事实，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关联性的证据。根据上诉人可提供的新证据，在2015年2月14日，原审第三人仍然没有更改《“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协议》，仍然继续使用(开通与终止需要同一方式)线下柜台办理终止短信服务手续。(三)被上诉人因浙江银保监局已经对原审第三人的U盾具有上市资质做了回复，就拒绝对该U盾是否具有防止远程挟持功能做出答非所问的行政答复，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明显欠妥。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显示，浙江银保监局并不具备对该U盾是否具有防止远程挟持功能做出答复的职能，因此对该问题并未做出答复。况且，根据银发[2012]121号文，中国人民银行要求U盾在2013年要符合具有防止远程挟持功能的最低安全要求，而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U盾根本不符合该最低安全要求，其提供的U盾存在着严重安全隐患，严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安全规定，但原审法院对此进行回避，从而导致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行初31号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即判决撤销被上诉人2018年8月17日向上诉人做出的行政答复；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人行杭州支行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事实和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要根据银发〔2016〕261号文进行调查，倒查银行责任，但用2016年的文件为依据去倒查2015年初发生的事情于法无据，且上诉人所称的银发〔2013〕2号文与银发〔2009〕142号文的“相关规定”实为选择性条款，不能以此为依据判定金融机构违规。这部分内容已经原审庭审表述清楚，不存在借口保密不提供的行为。(二)根据《反洗钱法》第一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预防洗钱犯罪，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属于公法属性，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其中包含了对反洗钱大额交易、可疑交易报告的监管。在本案中，民生银行作为反洗钱义务主体向人民银行提交大额交易、可疑交易报告的行为，属于履行行政义务，该义务系法定义务，无须上诉人同意，无须经手上诉人，也无须告知上诉人，只发生在反洗钱义务主体与监管者之间，人民银行作为监管者，对民生银行是否履行了上述行政义务有认定的法定职权。上诉人涉及反洗钱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申请，其目的是获取有利于其民事争议的相关证据，与人民银行履行监管职能存在偏差。尽管如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行政诉讼答辩状》时，已在证据清单中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必要说明“该组证据因涉及反洗钱信息，根据《反洗钱法》第五条保密要求，在符合保密条件下届时当庭提供”，并已根据2019年3月21日上城区法院庭审要求向该院提交相关说明。(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行政答复中与《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相关内容共有两处，分别为“……在你申请开通网上银行时，民生银行在《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与你约定……”、“民生银行在……《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与你就‘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均未涉及《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的版本，上诉人却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关版本证据令人费解。被上诉人认为，民生银行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与上诉人就“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该约定属于民事领域范畴；就行政层面而言，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行为未违反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四)《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6年第5号)第七条明确“中国银监会负责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电子银行包含网上银行)，并且发布有《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银监发〔2006〕9号)。鉴于浙江银监局作为有权监管部门已对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U宝”的安全性进行了认定，被上诉人不再进行重复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及的银发〔2012〕121号文所印发的《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标准编号JR/T0068-2012)，不具有必须执行的强制性。二、上诉人二审提交的部分证据缺陷明显，难予支持。(一)从上诉人提交的自称新证据(证据2)记载内容上看，该证据是其与民生银行上海世纪公园支行之间就“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相关事项进行约定的民事文件。该证据右上角手工填写的业务办理日期显示为“2014年2月14日”，而民生银行上海世纪公园支行业务讫章中显示的时间为“2015.02.14”，二者明显矛盾，基础事实不清，其准确性与真实性存疑。(二)从上诉人新提交的证据3记载内容上看，该证据是浙江银保监局对上诉人信访事项的告知书(浙银保监信告〔2019〕24号)，告知上诉人对其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理由是其信访事项不属于浙江银保监局职权范围。上诉人类似的手法在原审时已使用(上诉人提交向上海银保监局要求认定民生银行U盾未达到人民银行有关U盾基本安全要求的回复，即上海银保监局出具的不受理通知书)，向银监部门提出金融机构是否达到人民银行规定的要求，该问题本身带有明显诱导性，其回复结果完全可预期，一个行政机关怎么能认定涉及另一个行政机关的内容呢，最终只能得到银监部门出具非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反馈，如此设问上诉人主观故意明显，且有违正常逻辑。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答辩称，1、在与本案被上诉人的行政监管关系中，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已经依法履行职责和义务；2、在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中，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照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相应义务，不存在相应违法违规行为，民事案件已有相关判决。 上诉人陈基铭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材料：1.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清单；2.上诉人于2015年2月14日在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世纪公园支行办理“账户信息即时通”业务时提交的服务申请表；3.浙银保监信告[2019]2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4.中国人民银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9年第63号）；5.上诉人账户服务的签约信息表；6.中国人民银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拟证明被上诉人调查结论存在错误，调查认定事实不清。本院认为，上述材料的形成时间及上诉人的取得时间均在一审宣判之前，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已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陈基铭于2018年7月16日向被上诉人人行杭州支行提交的投诉书所载，投诉请求系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存在未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即用已挂失居民身份证为上诉人开通网上银行，违规取消上诉人“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以及提供的“U宝”不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等四项违规行为，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认定。 针对上诉人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未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投诉事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了金融机构对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报告义务，但该办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活动，不属于金融消费争议的范畴。被上诉人作为反洗钱监管部门，将对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调查情况告知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 针对上诉人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即用已挂失居民身份证为上诉人开通网上银行的投诉事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金融机构除核对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外，可以采取以下的一种或者几种措施，识别或者重新识别客户身份：（一）要求客户补充其他身份资料或者身份证明文件。（二）回访客户。（三）实地查访。（四）向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核实。（五）其他可依法采取的措施。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规定需核对相关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的，应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进行核查。其他金融机构核实自然人的公民身份信息时，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进行核查”。《个人账户实名制规定》、《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09]142号《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安部、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中关于金融机构履行识别客户身份义务的主要措施规定亦包括核查有效身份证件。本案中，上诉人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系本人持居民身份证至营业网点办理，使用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期为“2012.07.02-长期”，民生银行杭州支行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进行核查时，结论亦为“核查通过”。故被上诉人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已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并无不当。 针对上诉人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违规取消其“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的投诉事项。被上诉人经调查后，根据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于2012年为上诉人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时留存的《“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中关于“客户在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后可停止服务的提供……客户需办理的手续与开通时相同。‘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的内容，以及2015年修订后的《“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中关于“民生银行目前提供下述渠道，供客户申请开通、变更或停止‘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2、民生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开通民生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客户，可通过该等电子渠道申请”的内容，认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未违反相关业务规定；同时对民生银行未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接收、理解的方式披露业务调整规则的行为提出整改要求，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U宝”安全防护功能进行认定的投诉请求。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对金融机构电子银行业务的安全设施设备、识别验证技术等具有监管职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也已于2016年1月6日对上诉人作出答复，认为“民生银行U宝是经公安部有关部门许可销售的计算机安全产品。根据相关检测报告，该产品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部件第1部分：安全功能检测GA216.1-1999》中身份鉴别类产品标准的相关要求”。在此情形下，被上诉人认为银监部门对此已作认定，故不予重复处理的意见，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基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洵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邵旭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