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0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学贤，女，1933年8月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钢(马学贤之子)，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38号创景大厦六层北区和北配楼一层。负责人：玄海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书丽，女，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公司律师，住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清，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学贤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北京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7101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学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钢、被上诉人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书丽、杨玉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学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马学贤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人寿北京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人寿北京分公司在新华社张贴广告卖保险，董某某买了27份保险（有银行流水单为证)，10份团体险，8份年息在4.5％、4.9％以上的保险(一年到期连本带息取走，存的时间越长利息越高)，9份“金鼎富贵两全保险”（分红型)。本案为9份中的一个：伪造被保险人签名，伪造回执签名，没回访，没红利通知，非本人意愿，明显构成欺诈。投保人董某某前18份保险利息被人寿北京分公司骗到手私分，少则几百多则上千。9份“金鼎富贵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书上的信息除几个签名是真的外，其他信息全部是伪造和编造。投保人董某某当年80岁，疾病缠身。人寿北京分公司骗董某某买这个险，说收益比其以前买的18份保险还高，在人寿北京分公司处存6年年息8.1％+分红。1.董某某买9个“金鼎富贵两全保险”的目的是什么？2.董某某分9次花1000000元在人寿北京分公司买到了什么？3.董某某为什么要给他孩子买死亡赔偿保险？董某某或其子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4.9个保险合同都是用欺骗和威逼让董某某买假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人寿北京分公司《购买保险提示》第10条董某某之子出险能得到赔偿吗？5.其子不出险，保险合同6年到期，实际年息低的只有1％(合同中写的)，与人寿北京分公司说的年息8.1％+分红相差太远！在马学贤2017年5月投诉到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监管局）之前，从没有收到人寿北京分公司保险红利通知单。原北京铁路运输法院8本保单一项一项逐一核对，加上人寿北京分公司在新华社张贴的广告，北京监管局的《消费投诉告知书》，中国保监会的回复函件等得出结论：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8条，判决人寿北京分公司欺诈保险消费者。投保人董某某是消费者，人寿北京分公司是销售者，本案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审理。人寿北京分公司辩称：不同意马学贤的上诉请求，不同意马学贤所述事实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马学贤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马学贤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人寿北京分公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罚三的规则，退还保费60000元，赔偿180000元；2.判令人寿北京分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3.判令人寿北京分公司登报道歉，不少于500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9日，董某某（投保人）与人寿北京分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110018679939008），以董某为被保险人投保了人保寿险金鼎富贵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该合同于2014年7月19日零时零分生效，保险费60000元，以趸交方式一次交清，交费期满日为2014年7月18日，保险期间为6年，基本保险金额64740元。保险合同所附保险条款载明：保险责任包括满期保险金、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公共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空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保单红利为“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险合同中还附有《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对此马学贤称：上面的电话、地址均与事实不符；告知事项第一项与事实不符；投保人签名以及声明部分的抄写均不是董某某亲笔书写，被保险人签名亦非被保险人董小钢本人所签。人寿北京分公司认为投保单上签字系董某某书写，认可其他材料中的签字及抄录信息均为业务员张某某填写。董某某于2015年1月27日去世，配偶马学贤、儿子董小钢、董某均为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另，董小钢与董某均向一审法庭作出书面声明，表示相关保费及赔偿金额赠与其母马学贤，同意由马学贤一人作为原告起诉。2017年，马学贤向北京监管局投诉，2017年7月7日，北京监管局出具《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称：一、马学贤反映的人寿北京分公司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混淆保险与银行存款的区别，夸大保险产品收益，投保档案非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填写、抄写或签字，编制虚假投保单信息，保险公司未按规定进行电话回访，诱骗投保人退旧保险买新保险欺骗投保人的事项，保险公司未按规定进行回访，投保档案非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填写、抄写或签字，未按规定寄送红利通知书的事项，经查证属实，北京监管局将依法采取监管措施。二、依据现有证据，未发现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混淆保险与银行存款的区别，夸大保险产品收益的事项。人寿北京分公司认可涉案合同无效，同意退还全部保费。对于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的时效问题，马学贤称2015年6月份其方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就此，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交了马学贤代理人董小钢于2015年2月16日所写的材料一份，主要内容为：“我是投保人董某某之子，父亲已经走了，现我提要求如下：1、我父董某某以往都一年一存，每年有4.5％；现发现存保都是6年的，加分红只有每年2.7％，你公司损人利已的行为，我们家属不同意。我们主张：如能向你们所说6年到期利＋分红可达到6％或以上，你公司出具正式说明，我们接受。合同中的投保签字并不是董小钢和董某某的签字，这合同是如何生效的？董某某之前脑子都是清楚的，没有失理智的地方。就是说他一年一存，你们让他做的6年期的，完全是骗了他。骗他的地方就在分红、红利上。”董小钢认可此材料是其所写，但称当时写的背景与人寿北京分公司所述不符。一审另查，马学贤向北京监管局投诉日期为2017年5月3日，其向法院提起诉讼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一审庭审中，马学贤称其在2018年1月前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及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亦曾向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权利，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马学贤还主张董某某生前已发现受到了欺诈。就此，马学贤提交手写材料一份，其上列明董某某2013年投保四笔保险的时间、保费，2014年退保的时间、退费金额，并记录“为什么让我损失12000元。我催问多次后告是提前退保，上两次是一年期的，谁先告诉我改变了期限，……干什么要存六年期的，我还能活几年，我要是知道这是六年期的，干什么10月14日当天”字样。人寿北京分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院认为，上述手写材料主要记录了对已退保保险的意见，且其真实性难以核实，尚不足以证明马学贤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以及一审开庭笔录等。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应主动审查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该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包含多项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但是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未经被保险人同意，故该院认定该份保险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则人寿北京分公司应当将董某某交纳的保费返还其继承人。故该院对马学贤请求退还保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同时，考虑到董某某订立合同时年事已高且不具备保险专业知识，而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员工系专业的保险从业者，则人寿北京分公司应承担高于普通人的缔约注意义务。而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员工在缔约中不仅代写代签，且未审核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的生效要件，最终导致该案合同无效，则人寿北京分公司对于合同的无效存在主要过错，应当赔偿投保人因此所受损失，即投保人一方的利息损失。至于利率标准，该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认定欺诈时应考察合同相对方（在该案中即投保人董某某）是否因受欺骗而作出了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该案中，相关保险材料中的签字、联系方式等并非投保人董某某签署，但董某某已交纳了保险费，其本人在世期间多次投保并长期持有保单，并未提出异议，故应认定董某某已对代签字行为作出追认。董某某去世后，其继承人仅以书面材料与实际不符等为由，主张投保违背了董某某的真实意思，缺乏证据支持，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由于该案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且诉争之保险合同已因违反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而无效，则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因违反保险法而无效，当事人可以依法主张合同无效后的相关权利，则马学贤的相应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人寿北京分公司应当退还马学贤保险费并赔偿其利息损失，对马学贤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罚三”、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以及登报道歉的诉讼请求，该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保险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董某某与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14年7月19日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110018679939008）无效；二、人寿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马学贤保险费6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上述款项自2014年7月18日起至退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马学贤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保险责任条款包含多项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内容，但涉案保险合同在订立过程中未经被保险人董小钢同意，故涉案保险合同无效。综合马学贤、人寿北京分公司一、二审诉辩主张，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人寿北京分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依据上述规定，结合民法原理，构成欺诈须同时满足如下三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具有故意的主观状态，二是行为人具有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客观行为，三是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等相关保险材料中的签字虽非投保人董某某本人所签，但董某某主动交纳了保险费，并长期持有多份保单，且未对此提出异议，在马学贤未向本院提交充足证据证明人寿北京分公司存在故意告知董某某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客观行为的情况下，结合北京监管局所作的未发现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混淆保险与银行存款的区别，夸大保险产品收益的事实，马学贤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董某某的投保行为违背了其本人的真实意愿，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某某系对代签字行为进行了追认，人寿北京分公司不构成欺诈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因人寿北京分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故马学贤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惩罚性赔偿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马学贤与人寿北京分公司就涉案保险合同产生争议，双方系人身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据此适用保险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构成欺诈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并要求惩罚性赔偿，而涉案保险合同因违反保险法相关规定无效，依法无变更或者撤销及惩罚性赔偿适用之余地，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无效的条款进行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马学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马学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常 洁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童晶晶书 记 员  张雪洁书 记 员  万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