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4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工工具注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桐木岭村。法定代表人:周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成园，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215966。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畅，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151076278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起菊，女，199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品，贵州盈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0051577。原审被告：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法定代表人：张群彪，该村村主任。上诉人贵州华工工具注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施起菊、原审被告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平寨村委会）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4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为方便村民生活，上诉人应村民要求在“鱼塘开口”并无过错，一审判决上诉人对本次事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第一，受害人溺水鱼塘在平寨历史上一直天然存在，属于平寨地理环境的自然构筑物，并非由上诉人开凿和挖掘形成且鱼塘本身性质决定了其在为平寨村民提供取水、用水便利之时自然存在的落水溺亡风险，任何人均应认识到该固有的自然风险。第二，上诉人在承包鱼塘后，并未加大上述存在的自然风险。相反，而是在鱼塘周围加设了栅栏网和警示标志，尽可能降低了周围村民取水、用水而存在的风险，切实履行了自己作为一名合格管理人的义务，不应承担受害人因不慎溺水身亡的责任。第三，受害人落水的栅栏开口并非上诉人为自身利益而保留。当地村民成批量种植折耳根，并且饲养有鸡鸭鹅牛羊等牲口。为了清洗折耳根及村民畜牧动物、农用灌溉的用水便利，村民集体反对上诉人修建栅栏以将鱼塘完全封闭。故，为体恤村民的日常生活，不给周围村民的农业发展造成阻碍，经村民一致同意，上诉人为栅栏留下合理开口，为村民修建取水、用水的阶梯，同时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第四，若人民法院因“鱼塘留有开口”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而判决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唯有立即将鱼塘完全封闭，此将给当地村民日常生活和农业发展带来困难，引发新的系列纠纷。故，本案一审判决不仅不会“案结事了”，还会引发新的纠纷，并非对当事人、对社会最负责任的结果。此外，上诉人为方便村民日常生活和农业发展而在鱼塘留有开口的行为，性质上属于国有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系社会弘扬的善举。受害人未合理注意到上诉人设置的安全警示，因自身疏忽而不慎落水的事实不应成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索赔的理由。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作为涉案鱼塘的经营者，为保障周围村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和生命安全，在鱼塘周围架设栅栏网并设置警告标志的行为已经在“合理的限度”内履行了鱼塘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对本案受害人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受害人王志伟的成年家属，未尽到法定监护人的看护责任，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第一，本案案发当日，受害人父母双双外出，受害人由家中祖母照看。受害人年仅两周岁，对周围潜在的危险的发生几乎没有任何判断能力。而受害人祖母作为其看护人且长期生活在平寨，理应对鱼塘本身存在的溺水风险具有深刻认识。然而，案发时受害人祖母却因忙于追赶饲养的鹅而将年仅两周岁的受害人独自留在具有潜在自然风险的鱼塘边并任其自由玩耍。受害人祖母未尽到看护人的看管义务，其疏忽大意致使受害人落水陷入危险。第二，根据当地村民描述，受害人落水时，其祖母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但却误以为是别人家的孩子落水而未予救助或向周围呼救，致使受害人错过了第一时间的救助机会。综上，受害人的祖母作为孩子的成年家属，自知案发时自身为受害人的唯一看护人，理应对其负有完全的看护义务。但其却未尽到看护义务，放任一个对身边潜在危险完全没有认知能力的年幼儿童在本身具有自然风险的鱼塘边玩耍，致使受害人不慎落水，且在已经听到落水声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呼救、施救，致使受害人溺水而亡。以上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学理论中的间接故意，即明知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他人的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受害人的死亡应当由其看护人承担全部责任。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平寨委会已通过会议就受害人死亡事件进行调解，上诉人及平寨委会已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被上诉人无权再向上诉人索赔。第一、被上诉人与王国顺一直共同生活在平寨，二人虽未办理婚姻登记，但二者在寨中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寨中村民早将二人作为夫妻看待。由于被上诉人未受过太多教育，加之农村日常生活乡风风俗等惯例，家中大小事务均由王国顺代为操持和处理，对此，村民从未表示过异议。第二、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平寨委会调解过程中，王国顺已与上诉人达成口头协议，承认上诉人对受害人的死亡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同意接受3万元的补助款。被上诉人虽未到场参与调解，但其赶回村中时其丈夫王国顺已在调解中，其理应知道孩子溺亡以及王国顺在场参与调解的事实；事后其也理应知道调解协议内容，其未对王国顺的决议提出异议，也未与上诉人另行协商赔偿事宜。此外，上诉人单位职工上门给予补助款，王国顺在收款协议上签字之时被上诉人就在现场，其未对王国顺的签收行为表示任何异议，甚至还亲手接过该补偿款，以上事实均表明被上诉人认可并接受本案调解的全部决议。第三、从被上诉人与王国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其在整个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事默认的态度，完全能够认定王国顺作为死者父亲与上诉人达成协议并签收、接受补偿款的行为系代表死者全体家属而为之，其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及于被害者家属。被上诉人事后主张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而再次提出赔偿请求，违反协议约定和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第四、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在本次事件中本并未存在过错，但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出于人道主义给予被上诉人作为受害人家属、社会弱势群体3万元的补偿款。被上诉人先是对协议内容表示同意，并接收相应补偿款，但事后却出尔反尔，恶意提起诉讼，其所作所为并非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是假作“社会弱势群体”。本诉中其丈夫王国顺曾迫于周围舆论，加之内心良知中途撤回起诉，平寨村民亦联名为上诉人出具证词和出庭作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已与善良公民的道德准则相背离，继而引发民怨。上诉人本不该在意再多支付部分补偿款，但此种状况下不得不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善良风俗的考虑，恳请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人民币121629.4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一审法院已认定受害人随其父母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桐木寨组生活。故，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亦应当按照农村村民标准进行赔偿。根据《2016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8090.28元，相应地，本案死亡赔偿金应以8090.28元为基数，按照20年标准计算，合计为人民币161805.60元，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亦仅承担3万余元，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判决上诉人承担12万元赔偿金于法无据。施起菊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平寨委会未有意见提交。施起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309371.50元。2.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施起菊系死者王志伟之母，原告与王国顺于2012年同居生活后与王国顺父母共同居住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桐木寨组。原告与王国顺于2015年5月7日生育一子王志伟，王志伟随其父母居住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多数时间由王国顺之母照管。2017年6月1日，原告施起菊与王国顺均未在家，王志伟由王国顺之母照管，上午10时许，王志伟独自一人到离家70余米的被告华工公司开设的平鲩钓鱼休闲山庄鱼塘旁玩耍，不慎落入鱼塘内溺水身亡。当日下午4时许，在村支两委干部组织及众多村民的参与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协调，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王国顺作为王志伟家属代表，与二被告就王志伟溺水身亡的赔偿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即由被告华工公司支付人民币28000元，被告平寨委会自愿支付人民币2000元，即共计支付王国顺人民币30000元。达成协议后对王志伟进行了安葬。2017年6月3日，被告华工公司工作人员及村委干部到王国顺家支付了现金人民币30000元，支付款项时原告及王国顺家人均在场。王国顺收取款项后在被告华工公司拟写好的两张收条上的收款人处签字捺印，其中一张收条内容载明：“今收到贵州华工公司交来的困难补助款，壹万五千元整（15000元）。收款人：王国顺2017年6月2日”；另一张收条内容载明：“今收到平鲩山庄交来的困难补助款，壹万伍仟元整（￥15000元）。收款人：王国顺2017年6月3日”。被告平寨委会主任张群彪作为见证人在两份收条上均加盖村委会公章并签字。现原告施起菊认为二被告应对其子王志伟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另查，王志伟之父王国顺在原审中与原告施起菊共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在原审中，王国顺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对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得死亡损害赔偿等相关赔偿金额由原告施起菊一人取得，并就上述意见出具了承诺书一份，同时委托原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办理王国顺撤回起诉事宜。经审查后法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王志伟未进行户籍登记，但王志伟在事发之前系随其父母居住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2002年1月30日，被告平寨委会（甲方）与一汽贵州汽车配件厂工会（乙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并进行了公证，约定甲方将两处约300亩鱼塘发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为五十年，双方对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承包鱼塘即为本案涉诉的鱼塘。2010年8月26日筑国资复（2010）162号文件“关于贵州华工工具注塑有限公司、一汽贵州汽车配件厂改革重组的批复”第一条记载“同意华工公司吸收合并汽配厂，合并后的汽配厂不再保留独立法人资格，汽配厂整体资产由华工公司经营和管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事发地鱼塘在被告华工公司开设的平鲩钓鱼休闲山庄范围内，该鱼塘周围有被告华工公司设置的“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禁止游泳、禁止垂钓”等警示标志。2017年3月被告华工公司在鱼塘周围设置有网状围栏，王志伟死亡地系鱼塘处留出的一米宽左右的空档，设置有梯级，供村民在此地洗菜、洗折耳根、放鹅、放牛喝水等日常用水活动。被告陈述该空档系应村民要求而留出，并提交了由村民签字捺印的《平鲩钓鱼休闲山庄鱼塘护栏网缺口情况证明》一份。原告在平寨居住后，亦曾从该空档处进入到鱼塘边清洗过物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综合各方的抗辩意见及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就王志伟溺水死亡事宜各方达成协议并接受款项后，原告是否还有权利主张赔偿？二、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比例？三、各赔偿项目金额的确定？关于焦点一。王志伟溺水死亡后，王国顺作为王志伟家属代表，与二被告就王志伟溺水身亡的赔偿事宜达成口头协议，以支付人民币30000元款项形式对该事件进行了处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实质上系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当事人订立人身损害赔偿协议是建立在民事权益矛盾的基础上，其目的是解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该类协议更要注意考量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在本案中，双方未就协商一致的内容形成书面协议，通过收条所反映的款项性质为“困难补助款”，仅仅是笼统的金额数字，并没有分项列出各项赔偿金额，且赔偿金额明显过低。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说明双方达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协议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此时应当赋予当事人对人身损害赔偿向法院诉讼进行主张的权利，但对已经支付的款项应在最终确定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综上，原告施起菊有权通过诉讼主张其权利。关于焦点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事发地鱼塘在被告华工公司开设的平鲩钓鱼休闲山庄范围内，被告华工公司对鱼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华工公司在鱼塘周围设置了“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禁止游泳、禁止垂钓”等警示标志，并在鱼塘周围设置了网状围栏，尽到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责任，但对于留出的空挡处所存在的安全隐患被告华工公司未尽到足够的警示义务。被告华工公司抗辩称该空挡处系应村民要求而留出，但该情况不应成为被告华工公司怠于履行责任的理由，综上，被告华工公司对王志伟的死亡负有责任。王志伟死亡时年仅二周岁余，原告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管责任的义务人，未履行监管义务，导致王志伟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发生意外，原告对王志伟的死亡亦负有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告作为监护人，对王志伟的死亡承担80%的主要责任，被告华工公司承担20%的次要责任。被告平寨委会既非管理维护义务人，也非监护义务人，被告平寨委会对王志伟的死亡不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下列各项赔偿标准均为法庭一审辩论终结时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统计年度贵州省政府公布的相关统计标准计算。对于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项目，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王志伟虽未进行户籍登记，但王志伟在事发之前随其父母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居住，故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参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人民币581600元（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被告华工公司应承担人民币116320元的赔偿责任（581600元×20%=116320元）。2、丧葬费。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丧葬费金额为人民币26547元（4424.50元/月×6个月=26547元）。被告华工公司应承担人民币5309.40元的赔偿责任（26547元×20%=5309.40元）。原告对其余赔偿项目未进行主张，从其自愿。王志伟之父王国顺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对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得死亡损害赔偿等相关赔偿金额由原告施起菊一人取得，被告华工公司应向原告施起菊赔偿人民币121629.40元（116320元+5309.40元=121629.40元），扣除已经获得的人民币30000元后，被告华工公司还应向原告施起菊赔偿人民币91629.4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华工工具注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施起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人民币91629.40元；二、驳回原告施起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40元，原告施起菊负担人民币4181元，被告贵州华工工具注塑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75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相一致。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华工公司所提“为方便村民生活，上诉人应村民要求在“鱼塘开口”并无过错，一审判决上诉人对本次事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及“受害人王志伟的成年家属，未尽到法定监护人的看护责任，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经查，华工公司对鱼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华工公司在鱼塘周围设置了“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禁止游泳、禁止垂钓”等警示标志，并在鱼塘周围设置了网状围栏，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对于留出的空挡处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华工公司未尽到足够的警示义务，上诉人华工公司对王志伟的死亡负有一定责任。王志伟死亡时年仅二周岁，被上诉人施起菊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管责任的义务人，未履行监管义务，导致王志伟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发生意外，对王志伟的死亡亦负有责任。原判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被上诉人施起菊作为监护人，对王志伟的死亡承担80%的主要责任，上诉人华工公司承担20%的次要责任。原判对此处理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维持。故本院对上诉人华工公司所提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华工公司所提“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平寨委会已通过会议就受害人死亡事件进行调解，上诉人及平寨委会已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被上诉人无权再向上诉人索赔”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判对此已做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原判认定被上诉人施起菊有权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华工公司所提“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人民币121629.40元缺乏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法院根据受害人王志伟在事发之前随其父母在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居住，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华工公司所提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工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6.29元，由贵州华工工具注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小龙审判员  李婷婷审判员  邓 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明远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