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4民初5793号 原告：戴建松，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海波，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彩娣，女，196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绍兴市上虞宏昌钢材有限公司（原：上虞市宏昌钢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住所在：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工业区329国道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英，浙江民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戴建松诉被告夏彩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仁杰按照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原、被告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二个月，本院予以准许。原告戴建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厉海波、被告夏彩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建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夏彩娣立即返还原告戴建松款项94608.50元以及自2011年7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夏彩娣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1年在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公司）承建工程期间，与被告任法定代表人的原上虞市宏昌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宏昌公司于2011年4月25日至5月21日供货44608.50元，2011年5月31日至2011年7月2日供货146272.70元，合计190881.20元。原告于2011年6月16日向被告存款44608.50元，2011年7月13日向被告存款50000元。宏昌公司于2011年7月16日分别向中富公司开具95881.20元和95000元的发票。中富公司于2011年7月17日向宏昌公司转入款项190881.20元。因中富公司当时未告知原告具体的转款金额，导致原告对付款情况不清楚。直到2018年1月26日宏昌公司向原告提起其他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原告向中富公司了解情况，才得知被告在收到原告于2011年6月16日和7月13日的存款94608.50元后未入宏昌公司账目而据为己有，中富公司在收到宏昌公司的发票后按发票金额向宏昌公司账号全额转入款项190881.20元，宏昌公司对原告存入被告的款项94608.50元不予认可，故认定是被告的不当得利，应返还给原告并支付自2011年7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被告夏彩娣辩称：关于原告方提供的银行卡回单，因为目前被告支付方式的改变，夏彩娣已经注销了部分银行卡，故记不清农业银行卡62×××15是否是被告的，双方经济往来至今已有7、8年，已记不清是否收到过原告存入过案涉款项94608.50元。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如曾经确实收到过该款项，但事后夏彩娣已经以现金形式返还给了原告。原告声称中富公司未告知原告具体的转账记录不是事实，被告有领、支付凭证的证据证明原告曾于2011年7月14日向中富公司借款150万元用于支付相应工程款，中富公司用该借款支付了宏昌公司的钢材款，故原告是明知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告戴建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被告夏彩娣进行了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银行取款及存款回单原件各二份，证明原告分别于2011年6月16日从银行取款后向被告存款44608.50元，2011年7月13日从银行取款后向被告存款50000元，存款账号为“夏彩娣，农业银行卡62×××15”，合计94608.50元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对存取款回单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凭证内容不能证明“夏彩娣，农业银行卡62×××15”是被告的事实，不能反映主体（被告本人）；如被告款项收到过，也已经按照交易习惯，通过宏昌公司支付原告。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向本院提交其本人银行账户的开立和销户记录等证据佐证，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2、（2018）浙0604民初1996号案件中被告提供的“宏昌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交易统计单”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统计单上载明“2011.7.16中富开票95881.2、95000，付电7月18，190881.2”，被告作为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将原告存入其农业银行卡的94608.50元记入到宏昌公司交易账上，宏昌公司否认该款项，故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该清单（统计单）是在调解时制作，被告未否认制作，该清单(统计单)是（2018）浙0604民初1996号案件由我方所提交的，但该清单（统计单）上有注明“2012年1月5日二建开票20万元以后，8.2日二建开票15万元我是还给他13万”，说明被告已将款项返还给了原告，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从宏昌公司账上取出款项，由被告夏彩娣用现金支付，现无法分清是被告还是宏昌公司支付。原告对此补充陈述：此备注上的款项是由周坚卫经手，与原告无关联。事实上是因向浙江二建公司（公司所在地：宁波）领取工程款需要材料发票，由宏昌公司多开一点材料发票，待浙江二建款到后，宏昌公司在扣除实际材料款和多开部分的税点后，将余款退还给周坚卫，周坚卫出具相应收条。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夏彩娣未否认该统计单由其在（2018）浙0604民初1996号案件中提供，本院对此予以认定，相关事实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3、周坚卫收条一份和原告实际经营的上虞舜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业公司）开具给宏昌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及相应入账记录，证明对统计单上记载“2012年1月5，二建开票20万，付电1月20“和”8月2，二建开票15万，付电8月20。我是还给他13万，8月20”的具体事实是：（1）2012年1月宏昌公司向浙江二建开票200000元（2张100000元），浙江二建于2012年1月20日汇款200000元，其中宏昌公司实际钢材款为112750元，余款87250元退周坚卫，周坚卫出具收条一份，载明2012年1月21日收到宏昌钢材材料款余额87250.00元；（2）2012年8月2日宏昌公司向浙江二建开票150000元（2张75000元），2012年8月19日浙江二建汇款150000元，宏昌公司实际钢材款为0，宏昌公司于2012年8月21日汇舜业公司130000元，于10月20日汇周坚卫11000元，于10月26日汇舜业公司6600元，合计汇款147600元，余款2400元宏昌公司作为多开发票87250+150000=237250元的手续费收取；（3）为冲平宏昌公司发票税费，舜业公司于2012年9月25日向宏昌公司开具材料发票237250元作为增值税进项发票以抵扣销项税款。被告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从文书记载内容来看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宁波工地与本案诉争无因果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未否认，本院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和待证事实在后综合分析。 4、宏昌公司送货单原件12份和结算单原件2份。其中2011年4月25日至5月21日宏昌公司送货单计6张及结账清单1张，价款合计44608.50元，被告在2011年5月5日第8793号送货单记账联备注“44608.5已付”；2011年5月30日至7月2日送货单6张及结算清单1张，价款合计146272.70元，被告在2011年7月2日第102976号送货单记账联上备注“146272.70”；上述货款合计190881.20元，证明原告分别于2011年6月16日、7月13日存入名为“夏彩娣”的62×××15农业银行卡44608.50元和50000元的用途是垫付中富公司与宏昌公司的钢材款，其中44608.50元完全对应，后宏昌公司于2011年7月16日向中富公司开票190881.20元（2张），并于2011年7月18日收到中富公司钢材款190881.20元，故原告存入被告的款项94608.50元构成被告的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告经质证认为，记载票面太淡，模糊不清无法证明，对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关于票面字样被告不清楚谁书写，中富公司确有钱打过来，除3万多元未结清，其他中富公司、二建公司的账均已结清。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原件，被告夏彩娣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佐证，且被告亦未申请笔迹鉴定，本院对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相关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 5、原告与被告之间在2017年1月26日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证据是宏昌公司在（2018）浙0604民初1996号案件中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1份。截止到2017年1月26日，戴建松与宏昌公司、夏彩娣之间就泗门、四甲工地的材料买卖尚未核对一致，经双方协商，款项多退少补。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协议约定在2017年4月30日前核对清楚，一星期内结清，后因戴建松与宏昌公司未核对未付款，故提起诉讼【案号（2018）浙0604民初1996号】。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相关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 6、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含宏昌公司账目明细）照片打印件2份，证明被告在2018年3月8日加原告微信，并发送宏昌公司2011年7月宏昌公司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页照片打印件2张，该账页反映出：被告未将原告存入其农行卡44608.50元和50000元记入到宏昌公司账内，账页第6项体现出收浙江中富190881.20元款项。说明被告有隐瞒原告存入款项并且未将此款记入到宏昌公司账内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如是真实的，被告已通过从宏昌公司提取现金返还给原告，并非是证明双方对账的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无实质性异议，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相关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 被告夏彩娣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原告戴建松进行了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2018）浙0604民初1996号、（2018）浙06民终302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宏昌公司与戴建松、绍兴市上虞舜业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已经法院审理查明相关事实，判决已生效，戴建松与宏昌公司、夏彩娣之间钢材买卖纠纷的款项已结算清楚（双方除3万多元的款项外），故不存在戴建松多付款的情况。原告经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二份判决书仅针对戴建松与宏昌公司之间的款项，未涉及到戴建松与夏彩娣个人之间的款项，且一审判决书第2页戴建松陈述截止2017年1月26日尚款核对清楚，一审判决虽认为戴建松与宏昌公司之间在该案之前的款项已结算清楚，但结算清楚并不代表货与款相一致，也有多付款的可能，因戴建松在一审时未提起反诉，二审判决第9页认为：戴建松提出退还多付货款的上诉请求因其未在一审中提出反诉，不属于二审审查范围。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不属于前案的审理范围，戴建松的本案诉请不受前案判决的约束，本案应根据事实和法律公正裁判。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法院生效判决，本院予以认定，相关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 2、中富公司2011年7月14日戴建松向中富公司借款150万元的领（付）款凭证、2011年7月17日“浙江中富余姚工地上交发票及转账金额汇总”各一份（复印件），证明：原告戴建松向中富公司借款150万元用于支付其承包材料款，中富公司按照其指令支付包括宏昌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140多万元，余3万5千多元现金汇入戴建松建行卡内，说明中富公司未告知原告具体金额不是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同时认为原告在2011年7月14日的借款150万元是事实，但与本案无关联性，2011年7月16日宏昌公司开具发票以及2011年7月18的中富公司的汇款情况原告并不清楚，也未在汇总单上签字，原告7月14日向中富公司借款时不可能知道有7月16日的发票及7月18的的汇款，也从未指示过中富公司汇款给宏昌公司190881.2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组证据中的宏昌公司与中富公司之间的开票95000元、95881.20元和汇款190881.20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余在后综合分析。 3、中富公司账册中增值税发票二份照片打印件（票据票号为“03707914”、“03707915”),证明被告任法定代表人的宏昌公司开票给原告，由原告交付中富公司，中富公司财务核实后支付宏昌公司190881.20元，票据背面有原告签字，说明原告并非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付款，同时申请法院向中富公司调查核实。原告经质证认为，票据上戴建松签名没有落款时间，实际上因项目属原告，中富公司在事后因明确项目所属而统一补签，且证据也无法证明票据系由原告交付中富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票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中富公司根据被告任法定代表人的宏昌公司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宏昌公司190881.20元，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依被告夏彩娣申请，本院向中富公司蒋传统制作询问笔录，经出示，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即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该询问笔录不能证明戴建松指令中富公司付款，更无法证明戴建松实际挂靠的中富公司市政分公司有无根据戴建松的委托和授权付款以及何时付款？且与被告夏彩娣提供的“戴建松领款付款凭证”以及“浙江中富余姚工地上交发票及转账金额汇总”之间没有关联性；与夏彩娣本人提供的“宏昌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交易统计单”以及“2011年7月宏昌公司现金、银行存款日记帐页”记载事实不符；同时亦无法证明原告诉讼已过诉讼时效。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证实案涉款项的发票由原告提供，故原告所谓的对案涉款项中中富公司付款情况不知情的陈述不属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法院依法定程序制作，本院予以认定，相关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戴建松系舜业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苗娟系原告配偶），被告夏彩娣系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1年起至2013年间，原告先后挂靠中富公司、浙江二建承接建设工程，并与被告任法定代表人的宏昌公司之间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其中2011年挂靠中富公司期间，宏昌公司于2011年4月25日至5月21日供货44608.50元，2011年5月31日至2011年7月2日供货146272.70元，合计190881.20元。原告于2011年6月16日向被告夏彩娣个人农业银行卡62×××15内存款44608.50元，后于2011年7月13日存款50000元，合计存款94608.50元，用于支付其向宏昌公司购买钢材的款项。之后宏昌公司于2011年7月16日向原告戴建松挂靠的中富公司开具95881.20元和95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票据票号为“03707914”、“03707915”)。中富公司于2011年7月17日向宏昌公司汇入款项190881.20元，用于支付戴建松向宏昌公司购买钢材等的款项。 另查明，宏昌公司曾提起与戴建松、舜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经一审、二审【案号为（2018）浙0604民初1996号和（2018）浙06民终3023号】，判定戴建松支付宏昌公司货款32517元，在该案审理期间，戴建松陈述所涉的44608.50元和50000元的付款以及截止于2017年1月26日止双方尚未核对账目，要求多退少补的抗辩主张，同时在（2018）浙06民终3023号二审判决中认为一审中被告未提出反诉，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而未审理。且上述二份判决书仅针对宏昌公司与戴建松、舜业公司之间的款项纠纷，未涉及到戴建松与夏彩娣个人之间的款项纠纷。现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将原告存入其农业银行卡的94608.50元记入到宏昌公司账上，宏昌公司亦否认该款项，为此原告戴建松于2018年10月10日提起诉讼【2018浙0604民初8798号】，后撤诉；现原告再次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原告戴建松于2011年挂靠中富公司承包工地期间与宏昌公司公司发生业务过程中，存入被告夏彩娣农行卡62×××15的款项44608.50元和50000元是否真实，夏彩娣有无将该款项记入到宏昌公司的财务账以及宏昌公司在（2018）浙0604民初1996号和（2018）浙06民终3023号案件中有无承认该款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戴建松提供取款和存款回单原件真实，存款回单显示户名为夏彩娣的农行卡，夏彩娣虽有异议，但未提供该卡号不是其本人所有的反驳证据，足以证明戴建松已将上述款项存入到夏彩娣农行卡上的事实。从夏彩娣任法定代表人的宏昌公司在（2018）浙0604民初1996号和（2018）浙06民终3023号案件中提供的统计单和其以微信方式发送给戴建松的“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反映出宏昌公司并未将上述44608.50元和50000元记入到宏昌公司财务账上，且宏昌公司在上述前案审理时对该二笔款项予以否认，故前案审理时并未涉及到戴建松与夏彩娣之间的44608.50元和50000元二笔款项，且非上述前案的审理范围，故本案根据诉争标的应予查明裁判。 二、根据宏昌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交易统计单（清单）及被告在庭审中的辩解，宏昌公司返还的款项是否可以认定为返还给原告的款项？本案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统计单（清单）上体现的2012年宏昌公司与浙江二建之间的开票、汇款以及返还款项的记载，原告戴建松根据被告在庭审中的辩解，其陈述系在2012年与案外人周坚卫合作并挂靠浙江二建承接工程期间，宏昌公司支付给周坚卫和舜业公司的款项，同时针对性地提供了周坚卫的收条、舜业公司开具给宏昌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并当庭作出合理解释，被告夏彩娣未进一步提交的如材料送货单、给戴建松的支付凭证等其他证据加以反驳，本院认为戴建松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足以证明舜业公司开具给浙江二建的发票和收款不是基于真实足额的买卖业务关系，而是配合戴建松（周坚卫）向浙江二建冲账领取工程款而多开发票，多开发票金额为87250+150000=237250元，且宏昌公司在收到浙江二建款项后，扣除其真实的钢材款项以后将余款返还给舜业公司和周坚卫，相关金额基本一致，与舜业公司在后开具给宏昌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7250元高度一致，足以证明宏昌公司返还款项并不是返还给本案原告所涉争议的款项，被告夏彩娣的相关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三、在原、被告双方均承认2011年宏昌公司开具给中富公司的二份增值税发票合计190881.20元，已由中富公司支付宏昌公司的情况下，被告夏彩娣在前收取原告戴建松的44608.50元和5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基于上述一、二点的分析，被告夏彩娣任法定代表人的宏昌公司提供的统计单（清单）上并未体现本案所涉的二笔款项，且其他款项往来一一对应，双方对此亦不持异议，可证实案涉款项与上述前案和其他款项无关，被告夏彩娣在收取案涉款项属于其个人收取，宏昌公司在上述前案审理时亦予以否认，且被告夏彩娣在本案审理中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案涉款项以现金形式予以返还原告，故被告夏彩娣收取案涉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关于被告夏彩娣认为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夏彩娣提出原告戴建松在2011年7月14日向中富公司借款以及2011年7月18日中富公司汇款给宏昌公司时已明知，故本案所涉款项属于多付款项未提起诉讼，原告主张现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对此认为，一方面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从原告处取得的款项在之后已经以现金形式返还给原告的辩解存在予盾，另一方面根据上述前案审理时双方均认可曾于2017年1月26日签订协议明确尚未对账目进行核对，戴建松对所涉款项要求多退少补而并未放弃其主张，故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同时认为，法律明文规定，不当得利是没有法律根据，或事后丧失了法律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取得利益的人称受益人，遭受损害的人称受害人。不当得利的取得，不是由于受益人针对受害人而为的违法行为，而是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所造成的。受益人与受害人之间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受益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在本案中，原告戴建松即为债权人，被告夏彩娣即为债务人，故原告戴建松主张要求被告夏彩娣返还款项94608.50元的诉请，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利息损失的诉请，因缺乏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本案所涉争议款项仅针对原、被告之间，而事实上自2011年起至2013年间，原、被告以及舜业公司、宏昌公司业务往来存在混同，被告辩解收取的款项已用现金方式支付原告的意见，因被告未提供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故如存在遗漏，被告可另行处理。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夏彩娣返还给原告戴建松人民币94608.5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戴建松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165元，依法减半收取1082.50元，由被告夏彩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仁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周丹清 书记员姚炜炜 附：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