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8民再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世超，男，汉族，农民，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玉勇（系王世超父亲），男，汉族，农民，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新平，新疆腾格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鲜俊民，男，汉族，农民，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锡成，新疆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世超、王玉勇因与被申请人鲜俊民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新28民终398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新民申8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世超及与王玉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申请人鲜俊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锡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世超、王玉勇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判决鲜俊民赔偿不合格甘草种子给再审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2248868.7元，退还购种款100000元并承担鉴定费40000元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王世超并未提供证据证实鲜俊民向其销售的是红皮甘草种子且存在质量问题，给其造成损失”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双方对买卖甘草种子的事实认可，并且王世超出具的借条上确认买卖的甘草种子品种为红皮甘草。2016年采挖甘草时发现，品种混杂。王世超从鲜俊民处按照其包装袋印制的品名以“红皮甘草”种子价格购买其种子，鲜俊民无异议。种植甘草是王玉勇一人还是父子二人承包，是承包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再审申请人种植的甘草并非使用从鲜俊民处购买的种子，应当由鲜俊民承担举证责任。二、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意见证实种植的甘草种子混杂，给王世超造成的损失。再审申请人向鲜俊民支付了100000元种子款，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就是种子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原审证人辨认的包装袋和从鲜俊民处拉运种子，能证明播种的所买的种子。三、原审判决自相矛盾。四、原审对红皮甘草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没有进行审理，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鲜俊民应当对再审申请人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五、再审申请人虽然没有没有与鲜俊民签订种子买卖合同，但有足够证据证明合同成立并已经履行，双方也无异议。鲜俊民在甘草种子的包装上标明“红皮甘草种子”，也按照红皮甘草种子的价格计算收取货款。六、根据种子法第三十二条、三十六条规定，销售种子应当依法建立种子经营档案，载明种子来源、加工、储藏、运输、和质量检测各环节的简要说明及责任人、销售去向等内容。七、由于鲜俊民销售的甘草种子并非包装袋标明的“红皮甘草种子”，应属于假种子。八、鲜俊民没有销售种子的资质，种子是否合格要有销售者提供证据证明。九、生产经营假种子应当被处罚，请法院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处罚。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2017）第0346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资质齐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符合实际，客观公正，均有参考价值，应当采信。十一、鲜俊民提供的营业执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经营范围不包括甘草种子经营权。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批准方可经营，鲜俊民没有经相关部门批准经营种子。十二、再审申请人提交新证据，能够证明鉴定是王世超和王玉勇共同委托的。十三、再审申请人可以提供具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的两份书证，请确认其证明效力。综上，请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鲜俊民辩称，我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请求不能成立。本案无法查明我给王世超提供的甘草种子是假的。双方买卖合同已经审理，现在又以王玉勇提起诉讼，是重复提交虚假诉讼的行为。王玉勇承包的土地种植什么与本案无关。王玉勇主体不适格，与我没有法律关系。2016年两份合同买受人都是王世超，不是王玉勇。王世超恶意隐瞒欠款，没有提及王玉勇与其共同种植甘草的事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3月再审申请人把甘草全部高价出售，本案审理中也没有向法院申请鉴定，而是单方面鉴定，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事项与案件无关，缺乏基本客观事实和科学依据。我与王世超之间合同真实有效。买卖合同已经五年了，产品质量问题早已过法定时效。种子法三十一条规定，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综上，请依法驳回再审请求。   王世超、王玉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向两个原告赔偿销售不合格甘草种子造成的经济损失2,248，868.7元；2、请求判决被告退还已收取原告购种价款100,000元及鉴定费40，000元（以上合计2，388，868.7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年中原告王世超向被告鲜俊民购买甘草籽，2014年7月4日向被告出具426，000元的借条一份，并由吴国军作为担保人进行担保（该款实际为购买甘草籽欠款）。2016年8月29日，鲜俊民起诉至库尔勒市法院要求王世超与担保人吴国军偿还欠款，经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16）新2801民初4674号判决书判决王世超支付鲜俊民货款426,000元、利息159,750元，吴国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世超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7年3月3日，新疆正通律师事务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王玉勇种植的2,000亩红皮甘草和其他品种的甘草所占比例及价格差别给王玉勇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进行鉴定。经鉴定：1、王玉勇种植的甘草面积为1，781亩，其中红皮甘草占14.9%，其他甘草占85.1%；2、由于甘草品种混杂，每公斤甘草与红皮甘草相比售价损失1.38元，每亩地损失1,262.7元，1781亩甘草地共损失2,248,868.7元。鉴定费4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世超、王玉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世超、王玉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错误的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销售不合格甘草种子造成的经济损失2,248,868.7元；退还已收取上诉人的购种价款100,000元，鉴定费40,000元。（以上合计2,388,868.7元）。3、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受理费、保全费、送达费等案件费用。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已收取原告购种价款100,000元，是由上诉人王玉勇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上诉人鲜俊民之子鲜国庆的。鲜俊民认可收到了该款项。在鲜俊民与王世超结算时，已将该100,000元甘草种子款作为王世超支付的甘草种子款扣减。（2016）新2801民初4674号判决生效后，王世超没有自动履行，鲜俊民申请强制执行后，该案至今尚未执行结案。两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共同向鲜俊民购买红皮甘草种子的事实，与（2016）新2801民初4674号民事案件中，认定王世超向鲜俊民购买甘草种子的事实为同一事实。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认可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内容相反的主张；人民法院也不能作出与该判决内容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父子二人为与被上诉人建立甘草种子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但在已经生效的（2016）新2801民初4674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王世超为该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并已判决王世超承担给付拖欠的甘草种子款的义务。在该案的一审、二审以及执行程序中，王世超均未提及其父王玉勇为共同买受人，而王玉勇也未主张其为共同买受人。因为这时主张王玉勇为共同买受人，即意味着王玉勇需要与王世超共同承担给付甘草种子款的义务。相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时又以共同买受人身份主张民事权利。显然违反了民事主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内容相矛盾。因此，王玉勇在本案中以共同买受人的身份主张合同权利是不能成立的。其作为一审诉讼的共同原告，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世超在向鲜俊民购买甘草种子时，由于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所购种子的品种、质量（含纯度、净度、发芽率等）、种植面积、种植地域均未作出明确的约定，也没有按照交易习惯留取、封存种子样品，以备在因种子质量发生纠纷时，作为鉴定之需。实际上王世超主张的是因为甘草种子不纯给其造成的损失，但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约定买卖的就是红皮甘草种子（纯度为100%）。且没有种子样品可供鉴定。王世超就其主张损失数额所提交的证据中，用于种植甘草的土地是王玉勇承包种植的。上诉人一方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承包土地是二人共同承包种植的，也没有提供证据足以证实在该承包土地上种植的甘草，所使用的就是王世超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的甘草种子。上诉人虽为父子关系，但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王玉勇的相关财产权利不能等同于王世超的财产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阶段，王世超、王玉勇提供以下证据：一、和硕县乌什塔拉乡泽斯特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欲证明王世超和王玉勇共同种植甘草的事实，王玉勇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鲜俊民对该证明不认可，认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不是看他们是不是父子关系就能确定是共同经营，而且与王玉勇陈述不符，王玉勇说其承包陈兴龙500亩、朱学龙500亩地。王玉勇作为本案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原审中王世超、王玉勇提供了三份土地承包合同，欲证明是王玉勇从韩承喜、柴新龙、王新春等人处承包2000亩土地，2017年2月28日泽斯特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王玉勇承包柴新龙2000亩土地，2019年4月24日泽斯特村村民委员会又出具证明土地是王玉勇与王世超共同经营。三组证据证明的事实均不一致，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二、农林牧司法鉴定所对（2017）第0346号司法鉴定的补充说明，有鉴定人员签名。证明原告是王玉勇和王世超。鲜俊民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和本案无关联性，鉴定之时也没有通知我们，鉴定程序违法，而且作为鉴定机构对鉴定书多次补充说明，纯属商业机构。因鉴定意见是在本案诉讼前生成，鉴定之时并无原告之说，该补充说明称因疏忽漏写了王世超，原告是王世超和王玉勇两人，属鉴定机构的主观判断，本院不予采纳。鲜俊民再审提供以下证据：库尔勒市治诚甘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农民甘草合作社具备销售甘草的资格，不需要其他资质。王世超、王玉勇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   本案再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王世超、王玉勇以购买、使用了鲜俊民出售的甘草种子质量问题，给其造成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并非合同之诉，故王世超与鲜俊民买卖合同效力不属本案审查范围。王玉勇自称其与王世超共同使用了鲜俊民出售的甘草种子，并因种子问题造成其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玉勇主体适格。但应对是否有侵权行为、是否有损害后果、损害程度以及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2017年3月王玉勇委托新疆正通律师事务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对甘草红皮甘草和其他品种甘草所占比例以及价格差造成经济损失进行鉴定。鉴定后，王世超、王玉勇于2018年8月15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再审审理中，王世超陈述其父子种植了两千亩甘草，共卖了八十多万元，根据这个数据，与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346号鉴定意见中两年采挖的甘草平均售价2.82元，经测产平均单产鲜毛草915公斤相比，每亩单产相差甚远，且该鉴定又系当事人单方委托形成，故对鉴定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王世超、王玉勇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新28民终39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邢益和  审判员 王俊莲  审判员 蒋 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