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1088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王增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哲锋、单思杨，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负责人：李夙，主任。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赵明华，男，196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佩勋，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负责人：倪筱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润辉，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负责人：彭雷，主任。上诉人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惠诚律所)、赵明华、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罗顿律所)、一审第三人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嘉华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25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久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沪0107民初250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惠诚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久玮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范围仅仅指向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29号案件(以下简称01-29号案件)，该认定有误。根据代理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来看，惠诚律所的代理范围为久玮公司与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芯公司)两者之间的相关所有纠纷，包括房屋预购所涉及的所有诉讼事务，实际包括但不限于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的(2018)沪0115民初38204、38205、84789号三个案件，以及后续新增的(2019)沪0115民初91393号案件，律师费指相关案件的律师费总和。从代理合同的文义来看，代理合同为概括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代理范围为久玮公司与亚芯公司房屋预购及相关纠纷。包括本诉、反诉以及其他诉讼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及其他程序。该条款是概括性的约定，包含01-29号案件，同时也包括其他由此产生或者是有可能产生的相关的一系列案件。仅因这些案件在合同签订时，尚处于不确定或者未发生的状态，所以双方用这种概括性的条款加以归纳和总结。双方很明确地知道代理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01-29号案件。该条款使用了“与”而非“诉”，以及后面的“其他诉讼”等措辞的使用，都能表明双方的统一认识是该代理合同包括的是一系列案件，而非单一案件的代理。从惠诚律所一审提供的证据内容来看，惠诚律所认可基于代理协议的约定，应向上诉人提供其他纠纷的代理服务，且该等服务的律师费包含在代理协议的总费用中。惠诚律所在举证时提交了一组其代理案外人史某某及相关人员的诉讼的判决书，用以证明惠诚律所的工作量。惠诚律所也认为其提交的民间借贷等诉讼纠纷应当属于代理合同中的系列案子，所以才会在一审出示，作为证明自己工作量的证据。此举进一步说明惠诚律所自始至终都是知道代理合同的代理范围不仅仅是01-29号案件。另外惠诚律所对该组案件的证明目的表述为“还为久玮公司实际控制人史某某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服务，这些法律服务都没有另外收取律师费”，由此可知惠诚律所同样认为代理合同中的律师费用实际上并不仅仅指01-29号案件，而是一系列案件的律师费总和。从01-29号案件与其他现在已经发生的四起案件的关联性来看，现已发生的四个案件均来源于双方对01-29号案件当中的争议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一审过程当中久玮公司提供的三起案件与涉案预售合同纠纷不存在直接关联，实际上是没有考虑01-29号案件的整个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纠纷。01-29号案件当中，既有购房款，又有股权转让，同时还有债权的转让。在代理合同签署前已经发生了两起纠纷，在01-29号案件中亚芯公司更是对购房款的细项、性质进行了多次否认，从而引发了后面的(2018)沪0115民初38204和38205两起案件，以及因法院判定房屋预购合同协议解除而引起的(2018)沪0115民初84789号的股权返还案件。上述几个案件与房屋预购合同纠纷紧密相连，应为代理合同的代理范围。惠诚律所对相关联案件属于代理范围的否认，其实是怠于行使代理人职权的行为，是违反代理合同精神的。一审法院对代理合同解除条件的法律适用明显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就代理合同是否解除从约定解除要件及法定解除要件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证，适用的是《合同法》总则的第九十三条和九十四条的规定。但是涉案合同是委托代理合同，应该由《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的规定所约束。其解除条件应当适用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特殊规定，而非适用总则的一般规定。因此，即便久玮公司口头解除代理合同的事实无法得到证明，惠诚律所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上述已发生的系列案件不在约定的服务范围。由此委托人和受托人在代理范围上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受托人惠诚律所通过庭审已经传达了不代理后续案件的意思表示，委托人亦有解除代理合同的表示。所以至一审时这份未履行完全的代理合同应予以解除。对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按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代理合同解除后，合同尚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合同已履行的部分支付相应费用。惠诚律所对其未履行的部分不应要求久玮公司支付全部的律师费，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应结合其在系列案件中的工作比例确定最终的律师费，一审法院按照惠诚律所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判定全额给付律师费的判决结果有误。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代理合同第二条明确指出代理人应当按月制作书面的报告案件进展情况、案件分析以及后续安排的工作。但实际上惠诚律所从未提供过相应的工作记录，或者制作书面的报告送达至久玮公司。在01-29号案件中，惠诚律所声称虽然没有出庭，但与律师团队共同负责该案。但其从未提供过任何关于01-29号案件一审、二审的书面法律意见或者案件分析成果。在代理合同约定的系列案件中，惠诚律所的工作量也仅限于多个案件中的一个案件的部分法律服务工作，即执行阶段的法律服务。因此，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关于代理协议未解除的认定，无论从履行义务的约定方式还是内容上来看，惠诚律所都没有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因此要求全额支付律师费是显失公平的。惠诚律所在代理合同当中约定6%的违约性赔偿系为对违约金的约定，此条款的约定其实是过高的，恳请法院予以下调。鉴于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惠诚律所辩称：不同意久玮公司的上诉请求，久玮公司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都是不成立的。久玮公司在01-29号案件从一审开始到再审、执行阶段，委托了数家律师事务所，久玮公司都没有足额支付律师费。惠诚律所与久玮公司于2016年签订代理合同，所指向的案件就是01-29号案件，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诉讼案件。之后，由罗顿律所所代理的那些案件，都是没有向久玮公司收取过律师费，这些是免费提供的法律服务。01-29号案件，二审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再审是久玮公司没有委托惠诚律所继续代理这个案件，而是直接委托四川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他的案件，最后最高法院再审改判调整了一部分生效判决文书的金额，也就是将利息往下调整一部分。但是总的来看诉请还是支持的。所以说，惠诚律所全面且充分地履行了双方的代理合同。久玮公司所提及的2018年的这些案件，这些案件直到久玮公司在一审中才把这些案件的材料拿出来，惠诚律所才知道存在这些案件。所以这些案件从客观履行情况来看，根本就不可能是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所指向的案件，因为上诉人从来没有就这些案件将相关的诉讼材料或者要求提供法律服务的需求，发送或者通知惠诚律所，也从来没有指示惠诚律所代理相关案件。即便这些案件属于代理合同项下的服务的内容，也是久玮公司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跟惠诚律所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商定的律师费是符合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当然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赵明华述称：同意惠诚律所意见。被上诉人罗顿律所述称：罗顿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关于涉案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范围，应当是专门指向房屋预购合同，就是01-29号案件。不能单纯地看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应当是结合合同当中第九条关于律师费的约定综合来看，第九条关于律师费的收费方式，其实是一个风险代理。前期收取的是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万元，后期是执行到位，减去1.87亿元的6%支付律师费。也就是说聘请律师合同是专门指向这个案子，因为当时起诉的标的金额大概是在4到5个亿之间要减去一个固定的款项1.87亿元，所以说当时做了预判，写了第九条律师费的收费定。一审法院也是注意到这一条，认定该聘请律师合同是专门地指向01-29号案件。如果说像久玮公司所说的，只要亚芯公司与久玮公司相关的所有的案件，都包含在服务合同当中。那么最起码应当有相应的收费标准，这些标准在第九条均看不到，仅仅是指向大标的案件。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是在2016年2月26号签订的，在这个时候亚芯公司跟久玮公司发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久玮公司提供的其他案件，案号基本上都是2018年度和2019年度。2016年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不可能预判到2018年、2019年久玮公司和亚芯公司还会发生纠纷。当时也是看到标的金额比较大，所以在第九条里边是约定扣掉了1.87亿，再按照6%计算，这个约定完全是符合上海市律师收费标准。一审罗顿律所提供了为久玮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史某某代理的几个案子，涉及的标的金额大概有几千万元。当时是久玮公司委托了大标的金额案件交给惠诚律所、罗顿律所去做，这几个小案子就没有去谈律师费。罗顿律所也是考虑到双方关系还是可以的，所以是免费为史某某去做这些案件，但是这些跟史某某个人关联的案件肯定不能包含在涉案代理合同中。罗顿律所确实是没有去做二审，但这个原因是在于久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选择，他当时认为可以不付惠诚律所的律师费，所以把我们给踢开了。惠诚律所和罗顿律所付出了法律服务，律师也做了扎实的工作。从一审的判决可以看得到，一审跟二审是判的大概是三亿多，到了再审阶段，也就是说久玮公司在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再审案件，结果是败诉了，少得了大概九千七百多万元。这个也反证罗顿律所和惠诚律所在代理久玮公司的案件中是尽心尽责的，并且是为久玮公司谋取了更多的合法利益，现在主张两百余万元的律师费根本就不为过。请求法院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嘉华律所未陈述意见。惠诚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久玮公司支付惠诚律所律师费8,529,981.87元；2.久玮公司向惠诚律所支付以8,529,981.87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审理中，惠诚律所表示，因再审判决改变原生效判决故变更诉讼请求为：1.久玮公司支付惠诚律所律师费2,679,304元；2.久玮公司赔偿惠诚律所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679,304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9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久玮公司则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惠诚律所返还预收诉讼代理费45万元；2.赵明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1年9月28日，久玮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史某某，投资人(股权)登记为史某某、史静仕。2017年5月5日，久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增荣，投资人(股权)登记变更为王增荣、史久仁、励敏。2.因久玮公司与亚芯公司之间的房屋预购及相关纠纷，史某某联系赵明华洽谈提供法律服务事宜。2016年1月16日，久玮公司委托授权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汉商律所)王嵘律师参与诉讼；2016年1月19日，久玮公司通过投资人励敏向赵明华转账50万元；2016年1月22日，久玮公司委托授权罗顿律所周进华律师参与诉讼；2016年1月27日，涉及久玮公司与亚芯公司的房屋预购合同纠纷立案，案号即为(2016)沪01民初29号。3.2016年2月26日，经史某某与赵明华洽谈，久玮公司(甲方)与惠诚律所(乙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与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房屋预购及相关纠纷委托乙方的律师代理……：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孙佩勋律师为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与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房屋预购及相关纠纷的代理人，包括本诉、反诉及其他诉讼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及其他程序的代理，与此相关的案件执行，相关案件的调解、和解等，甲方另有要求的除外。如乙方律师因故不能办理本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委托事项时，甲方同意乙方指派其他律师接替。二、乙方律师必须认真履行职责，……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按月书面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及案件分析和后续工作安排。如案件有特殊情况或甲方有特殊要求，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书面汇报相关情况。……五、如乙方无合法事由终止履行合同……，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其仍应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代理费，无权要求减少代理费，此规定为违约偿性质，与乙方工作量多少无关。六、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前已向甲方全面告知了诉讼风险(或法律服务项目风险)并解释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各项收费规定及标准。……乙方和乙方律师向甲方提供的分析、判断和意见……均不可理解为乙方和乙方律师就案件作出了胜诉或成功的保证。……八、甲方委托乙方在起诉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一审诉讼案件的代理权限详见委托书，其他程序的代理权限详见相关委托书。九、甲方已被告知律师收费有关规定，双方同意采取协商收费的方式：1.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前已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万元；2.甲方应于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与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房屋预购及相关纠纷生效裁决、相关钱款执行到位后15日内，根据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赔偿数额的6%支付律师费(除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返还本金1.8773亿元外)，该结果适用判决、调解、与被告达成和解，被告撤诉之任何形式。……十一、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及其他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或未提供相关资料，乙方有权终止代理，甲方无权要求退还已支付的代理费，且乙方保留追索未支付代理费的权利，此规定为违约补偿性质，与乙方工作量多少无关。……十三、本合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第一条约定的内容结束止。在合同期内，无论案件以何种方式结案(包括但不限于判决、裁定、调解、和解、撤诉、客户放弃权利等)，均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委托事项。”惠诚律所在该合同尾部乙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赵明华在合同尾部下方签名，史某某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久玮公司印章。4.在沪01-29号案件一审阶段，久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分别为汉商律所王嵘律师及罗顿律所周进华律师，久玮公司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2017年6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亚芯公司返还久玮公司房屋转让款1.8773亿元，支付以1.8773亿元为本金、自2012年1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返还该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计算的利息，驳回其余的诉讼请求。久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阶段，久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分别为汉商律所王嵘律师、嘉华律所朱锷律师。2018年4月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民终3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4月20日、4月22日，久玮公司分别向原惠诚律所孙佩勋律师、汉商律所王嵘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为沪01-29号案件执行阶段的代理人，其中，孙佩勋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代为递交《申请执行书》，办理执行立案手续；代为参加执行阶段的谈话、听证；代为搜集、提供与案件执行相关的证据；代为申请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2018年4月23日起，孙佩勋和王嵘律师共同代理久玮公司办理申请执行事宜。2018年6月25日，孙佩勋律师作为久玮公司的执行代理人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张发还沪01-29号案件本金、利息和迟延履行利息共计329,896,364.58元，后得知已划扣亚芯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2018年7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结案通知书》(2018沪01执522号)，载明沪01-29号案件已于2018年6月27日执行完毕。后因亚芯公司不服(2017)民终348号民事判决，委托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夏斌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409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该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再455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7)沪民终348号民事判决，维持沪01-29号案件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撤销沪01-29号案件民事判决第三项，变更沪01-29号案件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亚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久玮公司以1.8773亿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返还该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驳回久玮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请。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久玮公司出具《执行通知书》(2019沪01执105号)，因(2018)最高法民再455号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亚芯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责令久玮公司给付97,511,286.54元。5.案号(2018)沪0115民初38204、38205号的案件分别为亚芯公司诉久玮公司、史某某合同纠纷、亚芯公司诉久玮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号(2018)沪0115民初84789号案件为亚芯公司诉久玮公司、史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6.2018年10月22日，罗顿律所出具《情况说明》，称“(2016)沪01民初29号合同纠纷一案，久玮公司委托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和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下称：惠诚所)组成合作团队为其提供诉讼代理法律服务，并由惠诚所出面与久玮公司订立《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另外，久玮公司在该案中还另行委托了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王嵘律师，并指定其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故经合作团队与久玮公司协商后，其确定该案剩余另一位参加庭审活动的诉讼代理人由本所指派周进华律师担任”。结合双方当事人本诉及反诉争议事项，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及履行主体如何确定？二、系争合同关于代理费支付约定的第九条第1款与第2款有无包含关系？三、系争合同是否已依法解除，合同约定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久玮公司已经支付的代理费，是否应予返还？关于争议焦点一，从系争合同载明内容分析，久玮公司系甲方、惠诚律所系乙方，惠诚律所接受久玮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惠诚律所与久玮公司分别在合同尾部甲、乙方处盖章，尾部甲方处系手写“史某某”字样，史某某签名与久玮公司盖章位置均在甲方处，与史某某当时担任久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相符，乙方处则是打印“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字样。庭审中，史某某亦表示其缔约时对合同主体系惠诚律所而非赵明华曾提出异议，但鉴于赵明华在合同上签名并表示负责办理案件，久玮公司和史某某才分别在合同上盖章、签名。赵明华则表示其为惠诚律所聘请的顾问，在得知久玮公司需法律咨询后，推荐久玮公司与惠诚律所签订合同，并为久玮公司选任相关诉讼代理人出庭，其以顾问身份在合同上签名，并非合同相对方。结合合同文本内容及史某某、赵明华陈述的合同签订过程来看，久玮公司对于合同载明惠诚律所为缔约主体系明知，尽管赵明华在合同尾部乙方“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字样及日期下方签名，但合同内容中，确无涉及赵明华的合同主体地位或与其相关的权利义务。另根据《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的主体应为律师事务所而非个人，律师事务所可指派律师提供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被指派的律师应当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故法院对久玮公司关于合同相对方系赵明华的主张不予采纳，合同主体为合同载明的久玮公司及惠诚律所。关于争议焦点二，从合同文义分析，系争合同第九条明确将收费方式分为两个部分，费用的金额、计算方式和支付时间、条件区别明显，且用分号和序号隔开。若合同第九条第1款所述的费用被包含在第九条第2款中，实践中多予以特别说明。且第九条第2款约定的律师费计算方式为“亚芯公司赔偿数额(还应扣除亚芯公司返还的本金1.8773亿元)的6%，该款应于款项执行到位后15日内支付”，客观上也存在无法依据第九条第2款再主张律师费的可能，而律师服务合同一般系有偿合同，现久玮公司以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为由，要求将依照第九条第1款已支付的50万元计入第九条第2款约定的律师费，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系争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惠诚律所及赵明华对已与久玮公司协商解除合同予以否认，久玮公司表示仅单方面口头通知赵明华解除合同，并未就此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证人史某某到庭表示在合同签订后曾口头告知赵明华欲解除合同，但未明确曾就解除合同事宜与惠诚律所或赵明华达成一致，故久玮公司上述主张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审理中，久玮公司曾表示由于赵明华及惠诚律所未尽职履行合同，虽未书面通知解除合同，但久玮公司已于2018年1月单方面口头告知赵明华解除合同。后又改称行使任意解除权，尽管系争合同载明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但合同系补签，由于惠诚律所未参与沪01-29号案件一审阶段，业已通过实际行为表示解除合同，合同解除时间为沪01-29号案件一审立案时间，即2016年1月27日。最后，久玮公司结合证人陈述内容，再次改称合同解除时间为沪01-29号案件一审开庭即2016年3月29日之前。久玮公司在解除时间上多次出现反复，对于合同解除依据和理由不甚明确，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要件。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系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分析，在惠诚律所与罗顿律所合作基础上，赵明华为久玮公司选任罗顿律所周进华律师出庭在沪01-29号案件一审阶段提供法律服务，惠诚律所指派孙佩勋律师在执行阶段提供法律服务，久玮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且为其办理了相应的委托代理手续。关于二审和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以及涉案财产保全续保，久玮公司未通知亦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特别是二审和再审阶段，久玮公司明确表示不愿委托惠诚律所代理，放弃要求惠诚律所提供法律服务，惠诚律所客观上无法代理沪01-29号案件的二审及再审阶段。结合上述委托代理情况，法院对于久玮公司提出在一审及执行阶段出具相应委托授权书是新设委托代理关系、相关律所属违规代理、与本案系争合同无涉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久玮公司提出系争合同约定代理范围为久玮公司与亚芯公司之间的房屋预购合同及相关纠纷，而久玮公司与亚芯公司另有法律服务范围内的(2018)沪0115民初38204、38205、84789号案件正在审理之中，但惠诚律所或其合作团队并未参与，且拒绝代理；而上述案件的处理结果将影响久玮公司最终的收款金额，故应待所有案件执行款到位之后再支付相关费用。对此，惠诚律所表示直至审理中久玮公司提出相关证据材料后才得知，且上述三案不属于系争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系争合同具体指向沪01-29号案件。法院认为，系争合同对服务范围进行了概括约定，即“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与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房屋预购及相关纠纷”，继而第八条特别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起诉亚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一审诉讼案件的代理权限详见委托书，其他程序的代理权限详见相关委托书”，在诉讼主体上明确为久玮公司诉亚芯公司；再结合第九条第2款相关约定，系争合同指向的律师费支付并非以所代理完成的诉讼程序为计费标准，而是依据“执行到位的赔偿款”，且将赔偿主体进一步明确为亚芯公司。而久玮公司提及的三案，与涉案房屋预购纠纷及执行标的并无直接关联，本案亦无证据显示久玮公司曾向惠诚律所提出要求代理上述三案，故对于久玮公司上述意见，难予采纳。另依据系争合同第五条关于“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其仍应支付全部律师代理费，……与乙方工作量多少无关”、第十三条关于“无论案件以何种方式结案(包括但不限于判决、裁定、调解、和解、撤诉、客户放弃权利等)，均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委托事项”、第九条第2款关于律师费收费方式为协商收费、律师费给付标准为赔偿数额的6%等约定可见，惠诚律所与久玮公司约定的律师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定与风险代理叠加的合意，且第九条第2款约定律师费的收取以及最终金额均具有或然性，计算依据具有唯一性，即最终执行到位的亚芯公司赔偿款。现久玮公司以可能发生执行回转且执行款金额可能变更为由拒绝支付，并直接主张所需支付服务费用为5万元、要求惠诚律所和赵明华返还4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惠诚律所主张久玮公司支付系争合同第九条第2款约定的剩余律师费，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金额，久玮公司确认截至2018年7月26日收到执行款232,385,078.04元，扣除执行回转金额97,511,286.54元后，按照6%计算代理费为2,679,304元，现支付条件已成就，惠诚律所亦无须向久玮公司返还律师费。关于利息损失，惠诚律所主张久玮公司以未付服务费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8月9日起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由于久玮公司与惠诚律所均确认全部执行款项收到日期为2018年7月26日，鉴于第九条第2款约定的收费方式为“执行到位后15日内”，故法院将利息损失起算日期调整为2018年8月11日。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法院综合考量合同约定、履行情况、久玮公司实际损失、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该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久玮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惠诚律所律师费2,679,304元；二、久玮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惠诚律所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679,304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对惠诚律所的其余本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对久玮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诉案件受理费29,7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4,721元(惠诚律所已预付)，其中764元由惠诚律所负担，33,957元由久玮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4,025元(久玮公司已预付)，由久玮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久玮公司系以代理范围为争议点主张调整律师费，其诉讼逻辑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范围不限于01-29号案件，还包括(2018)沪0115民初38204、38205、84789号，(2019)沪0115民初91393号等四起案件，而惠诚律所不认同前述四起案件在代理范围之内，且久玮公司认为惠诚律所仅仅为01-29号案件提供了部分法律服务，因此，律师费应当根据惠诚律所实际提供服务的内容在总约定范围的占比作相应调整。对此，本院不能认同。惠诚律所与久玮公司洽商代理合同时，双方当事人能够确定的案件仅为01-29号案件，其服务内容和相应取费标准也只能针对01-29号案件。彼时，(2018)沪0115民初38204、38205、84789号，(2019)沪0115民初91393号等四起案件尚未发生，双方当事人无从预见相应纠纷的发生。虽然法律并不禁止委托人概括委托，但诉讼的委托应为特别委托。惠诚律所固然以超越范围为由否定(2018)沪0115民初38204、38205、84789号，(2019)沪0115民初91393号等四起案件为涉案合同代理范围，久玮公司自身也未就前述案件向惠诚律所主张代理诉讼。因此，本院难以采信久玮公司关于代理范围不限于01-29号案件的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结合涉案合同条款的上下文进行分析，最终确认涉案代理合同的服务范围为久玮公司诉亚芯公司的01-29号案件，本院认同其论证理由，不再赘述。关于合同的解除与否，委托合同的委托人确有任意解除权。但是，惠诚律所已经通过申请执行，将01-29号案件的执行款执行到位，即惠诚律所已经完成受托事务，久玮公司是否解除合同均不影响其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基于前述理由，本院认为久玮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可予维持。需要说明的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由于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的计息周期跨越2019年8月20日，故2018年8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86元，由上诉人上海久玮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冯则煜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郑 璐审判员 黄 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炳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