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100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戈文江，男，198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雪刚，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合肥市潜山路320号新华金融广场8座20、2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40000485026849Ｋ。法定代表人：韦文金，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廷昌，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园，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戈文江与被上诉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人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6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戈文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6433号民事判决，改判戈文江仅支付华人律师事务所代理费用183000元；2、华人律师事务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2017年5月15日，戈文江因执行案件需要委托专业的律师代理其执行案件程序，华人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起草了涉案的聘请律师合同，确定按照戈文江实际收到回款的10%比例支付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用，约定委托期限至执行终结止，另合同明确约定仅华人律师事务所可以要求变更合同条款。2017年6月28日，华人律师事务所又以因案情需要向中铁四局公司提起诉讼及执行为理由，多次通知戈文江签订协议，约定在原聘请律师合同的基础上达成补充协议，并约定甲方（戈文江）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执行原协议风险比例10%，除此情况甲方（戈文江）通过其他方式结案，双方协商约定风险代理律师费比例调整为20%。首先，本案代理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执行程序，因为戈文江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在华人律师事务所要求变更下签订了涉案的补充协议，也明确约定华人律师事务所的代理阶段为诉讼及执行阶段并需要帮助戈文江执行回款。原本代理的执行阶段，华人律师事务所是按10%实际回款收取律师费用，在华人律师事务所要求变更后，华人律师事务所代理涉案的诉讼及执行阶段，按20%实际回款收取律师费用，但也同时约定戈文江能够协调并自行回款的也按照10%实际回款比例支付。而原审法院忽略华人律师事务所仅完成涉案的诉讼阶段，戈文江已在判决结束后与中铁四局达成协议并收到回款的基本事实，而径直的认定根据律师在案件中工作职能和发挥的作用考量，华人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完毕全部代理义务的职能属认定事实不清。第二，原审法院认定戈文江与中铁四局达成协议并直接获得回款的情况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情况属认定事实错误。正是因为戈文江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虽然能与中铁四局协商回款，但存在执行纠纷问题，所以才聘请专业律师代理其案件，需要法院文书与中铁四局协商，所以戈文江才同意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甲方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按原协议风险比例10%”，试问作为一个正常人会在诉讼前自己能与涉案纠纷当事人协商并回款的情况下，还委托律师直接支付其执行回款的10%吗？（当事人在委托后诉讼前（律师未参与工作）就达成协议并自行获得回款的，直接支付律师10%的执行回款费用）。正是考虑到华人律师事务所的诉讼工作情况和戈文江的个人能力实际情况，所以双方特意在补充协议专门约定了“甲方（戈文江)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按原协议风险比例10%。”该条款。这样能更好更快的实际解决戈文江的问题。另外，华人律师事务所辩解戈文江与中铁四局达成协议免除中铁四局支付戈文江20万元的利息牺牲了其利益。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二点，第一：戈文江与中铁四局之前也有业务往来，也有牵扯到诉讼的案件，都是已免除利息的方式最后和解，再者像这种工程材料类型的买卖合同，一般甲方(中铁四局)都会有拖现在出现了延货款的习惯，所以供货方大多数都会牺牲自己的利息，目的是为了让甲方尽快回款。第二：从正常的思维来说，戈文江因为经济纠纷案件找到华人律师事务所，目的是为了让华人律师事务所帮助其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我方在一审的答辩状中说明过戈文江当时是十分信任华人律师事务所的，华人律师事务所需要签字的协议与法律文件戈文江都直接签署并且有的原件直接放在华人律师事务所处，在一审中华人律师事务所也证实了这点，所以在本案中戈文江才是受害者。最后，据戈文江回忆，在与中铁四局诉讼执行阶段，还与华人律师事务所有过协议再次注明是按回款金额10%进行支付，但是原件可能放在华人律师事务所处没有找到。这种种的事实都说明戈文江在与华人律师事务所达成合作的开始，戈文江就属于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来接受华人律师事务所的所有条约。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及第四百零五条的：“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华人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优势主体，起草的合同条款本就倾向于华人律师事务所。而综合本案情况，双方在补充协议约定的“甲方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按原协议风险比例10%。”条款，本就是考虑到戈文江的个人能力实际情况和华人律师事务所诉讼工作量才决定的涉案条款。华人律师事务所仅完成了涉案的诉讼工作，并未实际参与及完成执行回款，因此，华人律师事务所并未全部完成委托事务，戈文江也只需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支付华人律师事务所10%的实际回款数额（183.8万元）即支付华人律师事务所诉讼费用18.3万元。综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戈文江的上诉请求。华人律师事务所辩称，一、上诉双方订立的《聘请律师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合法有效，华人律师事务所已完全履行了职责，保障了戈文江的合法权益。上诉双方在正式订立《聘请律师合同》及《补充协议》前进行了多次协商。由于第一次签订委托书和合同之后，了解到案情出现变化，经华人律师事务所分析，客观需要从执行异议转为另行诉讼才能更有效地保障戈文江的合法权益，这必然要大大增加华人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量，因此才与戈文江协商提高代理费用的比例，由原来约定的10%比例调整为20%，戈文江对此表示认可并签订了补充协议。此外，双方多次协商也证明戈文江对律师代理费的比例变更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因此，《聘请律师合同》及《补充协议》完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华人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尽职尽责，为戈文江争取了最大化利益。戈文江的上诉理由中称因代理阶段包括诉讼和执行，就认为只有通过代理法院执行阶段取得回款才是履行代理职责的体现，是对合同约定的狭隘和错误理解。根据《合同法》125条规定，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订立律师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目的就是委托华人律师事务所通过法律手段为戈文江主张合法权益并实际取得回款，戈文江支付代理费用。经过华人律师事务所履行职责，已经取得了胜诉判决，是否存在执行阶段，需要根据履行情况确定，并不是说一定非要有执行。因为中铁四局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完全具备履行能力，根本无需强制执行。华人律师事务所在胜诉判决下发后，一直在指导戈文江与中铁四局协商付款，直至其款项支付到位。因此，戈文江的合同目的已经完全实现，华人律师事务所完成了合同所约定的代理义务，戈文江的合法权益已切实得到保护，应当按约定的20%的比例支付代理费。二、戈文江称其通过个人关系取得执行款项，与事实不符。首先，戈文江在上诉状中多次称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而戈文江委托给华人律师事务所的案件，恰恰是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且涉及多个主体的债权转让纠纷案件，需要专业律师代理。如果仅靠个人关系与中铁四局协商就可以获得款项，戈文江为何还要委托律师主张权利？为何非要等到生效判决下发后才与中铁四局协商付款？其次，戈文江获得执行款项，是建立在生效的胜诉判决基础上。如戈文江所称，其此前与中铁四局也有业务往来，但是即便曾经有合作关系，中铁四局也拒绝支付案涉款项。直到华人律师事务所作为戈文江的代理人，从2017年5月5日接受委托，到2019年2月27日取得二审胜诉判决，经历了一审、二审，历时近两年，其中一审开庭四次之多，中间经历了案涉债权被多家法院查封、有独立主张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债权转让人金港混泥土公司破产等诸多法律难题，均在代理人依法不懈努力下全部解决，合肥中院二审判决全额支持了诉讼请求，华人律师事务所在此期间没有收取过戈文江一分钱办案费用。生效判决下发后，中铁四局作为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债务人，才不得不支付款项，否则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被公开执行信息，有损于其企业形象和信誉，这一效果是戈文江所谓的个人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正是由于华人律师事务所的努力和尽责，取得了胜诉判决，戈文江才得以与中铁四局进行有效协商，最终获得款项。最后，中铁四局支付其款项的另一原因，是戈文江放弃了20万元的利息。戈文江之所以没有申请强制执行，系因其拖欠徽商银行欠款一案正在肥东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避免申请执行的款项可能被肥东县人民法院划扣，才考虑放弃了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中铁四局应当支付20万元利息，与中铁四局达成协议并要求将转至其父亲戈林春的账号。中铁四局出于其自身利益才付的款，而非是因为戈文江所称的所谓“个人关系”。因此，戈文江的上述行为本身就有违法之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整个过程更没有任何一个点能体现戈文江所称的“个人关系”。三、戈文江对华人律师事务所多次隐瞒执行款项的支付情况，故意逃避支付约定代理费用，毫无诚信可言。委托案件在2019年2月底取得终审胜诉判决后，华人律师事务所本着对当事人充分负责的原则，多次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戈文江，跟进款项支付的情况。戈文江于2019年3月4日就与中铁四局基于胜诉判决签订了和解协议，并于2019年3月8日就获得了全额执行款项，但是在华人律师事务所的多次询问中却刻意隐瞒，其目的就是逃避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用。戈文江一方面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放弃完全可以执行到位的，对中铁四局的20多万元利息，另一面却背信弃义，在华人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历时近两年，依法为其取得的二审生效判决后，却故意以中铁四局付款系其“个人关系”，据此故意拖延支付律师费，至今未支付一分钱律师费，其本意就是不想支付任何律师费。戈文江的上述行为显然是无视法律的强制力，无视法律人的专业劳动价值，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当予以重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戈文江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的20%比例支付代理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戈文江的上诉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华人律师事务所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戈文江立即支付华人律师事务所代理费用414481.6元；2、判令戈文江给付华人律师事务所利息损失3235.8元（以第一项代理费414481.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12日暂计算至2019年5月11日，此后顺延至款清之日止）；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戈文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5日，戈文江（甲方）与华人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方廷昌、王梦园律师为甲方与金港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的执行代理人。合同第六条约定根据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司法厅关于《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及《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的规定，双方采用风险方式计收律师代理费用：即按照甲方获得回款的10%比例（财产参照正常市场价值）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用。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后双方于2017年6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因案情需要，甲方决定向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提起诉讼，直接诉讼其支付183.8万元欠款，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作为该案诉讼及执行阶段的代理人；2、如甲方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然执行原协议风险比例10%，除上述情况之外，甲方通过其他任何方式结案的，双方协商将原协议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比例调整为20%，其他条款不变。3、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合同签订后，华人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方廷昌、王梦园作为戈文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戈文江与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金港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案件诉讼案件的诉讼。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7)皖0111民初6564号一审判决，判决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向戈文江支付872855.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驳回戈文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戈文江收到判决书后，不服判决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2018）皖01民终9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初6564号民事判决；二、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戈文江1838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6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直至款清之日止）计算至2019年3月11日）。2019年3月4日，戈文江（乙方）与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甲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因甲方、乙方、巢湖巢润水泥有限公司、安徽金港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皖01民终9482号终审判决，现甲乙双方经协商就该份判决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根据判决，甲方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乙方给付1838000元（壹佰捌拾叁万捌仟元）及自2016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的利息。2、甲方于2019年3月8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上述1838000元（壹佰捌拾叁万捌仟元），乙方账户信息如下：户名：戈林春（戈文江父亲）；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孝口支行；账号：62×××12。3、乙方放弃判决中对甲方及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息主张。4、各方按判决履行应支付的诉讼费用。5、甲方按上述约定支付款项，该债权转让纠纷完结，双方不存在其他纠纷；如甲方未按上述约定履行，乙方保留按终审判决执行的权利……。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5日-3月8日分十一笔向戈文江账户转款共计183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戈文江与华人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为合法有效。戈文江与华人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如甲方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然执行原协议风险比例10%，除上述情况之外，甲方通过其他任何方式结案的，双方协商将原协议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比例调整为20%，其他条款不变”。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戈文江在二审判决生效后，与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了1838000元，是否符合《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情形。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即《聘请律师合同》系因戈文江与金港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约定律师代理费按回款的10%比例。后因案情需要，戈文江决定向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提起诉讼，双方又于2017年6月2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案件一审时，包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仅支持了戈文江的部分诉请，后经上诉，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戈文江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此可见，华人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通过参与案件的一、二审过程，为戈文江的权益争得了最大化，虽然补充协议中约定代理期限还包括执行阶段，但根据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工作职能和发挥的作用考虑，华人律师事务所应该已按照合同履行了约定的代理义务职责。何况，从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反映出，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与戈文江达成和解协议，是在合肥中院作出判决的基础上，且戈文江主动放弃了利息损失近20万元，故戈文江在二审判决生效后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并取得1838000元的事实，不能视为《补充协议》中第二条通过个人关系协调，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情形，戈文江仍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的20%比例支付律师代理费，因戈文江已取得债权1838000元，故应向华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67600元（1838000元*20%）。关于华人律师事务所的利息损失主张，因双方未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且双方系对支付比例产生争议，故对华人律师事务所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戈文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67600元；二、驳回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85元，由戈文江负担3320元，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负担465元。本院二审期间，戈文江提交律师代理合同一份，证明戈文江与华人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长期法律服务合同，双方针对华人律师事务所如需代理戈文江的案件均按照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收费，并明确了之前代理戈文江案件的收费标准。华人律师事务所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现无法核实合同上的公章是否是华人律所的公章。从形式上看，该合同上甲方以及指派的律师都有涂改痕迹，是一份虚假合同。第二，从内容上看，内容并没有说针对中铁四局债权转让诉讼案件包括在内，而且合同第六条有限期是到2020年12月31号，从合同期限看，并不是一整年度的。签约时间2019年3月1号，合肥中院对戈文江和中铁四局的案件已经做出终身判决。在这个时候，生效判决已经下发的情况下，我方不可能与戈文江签订该协议。该《律师代理合同》所涉内容均为打印，仅有“包括甲方与中铁四局案件”内容为手写添加，该添加内容并未经华人律师事务所盖章确认，且华人律师事务所对该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此，本院对其手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原判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戈文江与被上诉人华人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戈文江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其与中铁四局达成协议并直接获得回款不属于合同约定应当以10%的标准支付代理费的情况，以及原审法院忽略华人律师事务所仅完成涉案的诉讼阶段，戈文江已在判决结束后与中铁四局达成协议并收到回款的基本事实，而径直认定华人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完毕全部代理义务属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意见。首先，从戈文江与华人律师事务所签署案涉《律师代理合同》的合同目的来看。双方签署该合同主要目的系戈文江委托华人律师事务所利用其法律专业知识，最大限度的维护戈文江的合法民事权利。而该案经过一审并经二审终审判决，戈文江自身的合法的民事权利已经法院的生效判决得以确认，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其次，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华人律师事务所从接受委托开始，在近两年的诉讼过程中，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在经历了一审部分支持、二审改判并全额支持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戈文江的合法权益。华人律师事务所之所以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执行程序代理义务，是因为戈文江在让渡自己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却主动放弃了部分债权之后，中铁四局集团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还款义务，在此种情况下，华人律师事务所既无履行的必要，也无履行的可能。第三，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如甲方通过个人关系协调中铁集团等被告，与其私下达成协议并直接支付款项的，双方仍然执行原协议风险比例10%，……”有关调解的例外收费情形，应当是指在诉前或诉讼过程中戈文江与中铁四局如能达成调解协议则应当按10%的标准收取代理费。理由如下:1、之所以约定上述内容，系指在其债权还没有经司法确认的情况下，其如能利用自身的能力达成调解并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价值确认，前提是其诉权还没有经司法确认的情况下。2、案涉债权在已经二审法院终审确认后，再行调解只是戈文江对其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部分债权的放弃而非取得。3、戈文江与中铁四局之所以能够达成调解协议系基于已经生效的二审判决，并非其所称系利用自身的关系所达成的结果。4、中铁四局集团系国有大型企业，戈文江在二审确认判决后如不与其达成调解协议，完全可以通过中铁四局集团主动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实现债权。综上，戈文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92元，由上诉人戈文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亚娟审判员  古开利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刁春晖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