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2行初128号原告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民委员会芋岭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邓新华，小组长。委托代理人邓剑锋，男，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代理人李柏智，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乐城街道办事处府前桥市政府大院。法定代表人钟曦，市长。委托代理人廖胜余，乐昌市人民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白涓良，乐昌市人民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科员。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风度北路75号。法定代表人殷焕明，市长。委托代理人侯永桢，韶关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员。委托代理人李嘉，韶关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员。第三人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民委员会杉木园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陈石田，小组长。第三人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徐双堂，主任。委托代理人罗新田，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代理人李监智，男，197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告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民委员会芋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芋岭村小组）诉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乐昌市政府）、韶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韶关市政府），第三人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民委员会杉木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杉木园村小组）、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斜村委会）林业行政裁决、林业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8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27日向被告乐昌市政府、韶关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芋岭村小组诉讼代表人邓新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剑锋、李柏智，被告乐昌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廖胜余、白涓良，韶关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嘉，第三人杉木园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陈石田，上斜村委会委托代理人罗新田、李监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芋岭村小组诉称:一、芋岭村小组提供的权属凭证足以证实争议林地属芋岭村小组所有。（一）芋岭村小组所持1981年乐林权字N0.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记载的“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的四至为：东至自岭，南至田，西至田，北至毛岭。经现场指认，南至、西至与实地相符。东至界址的北段（部分）虽不是芋岭村小组的山岭，但不能以此否认东至（全段）与实地相符。乐昌市政府认为北至毛岭指至庆云镇交界的林地，该林地在1981年换发《山权林权所有证》时林相很好，并不是“毛岭”的认定不能成立；1、该认定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2、“毛岭”及“林相很好”仅是表面特征，且可以互为转换，不是一成不变的；3、芋岭村小组所持的1962年的“四固定证”十一栏所载的“跌死鸭子至河背埂”北至破岐林场岭，可以相互印证。（二）芋岭村小组所持的1962年的“四固定证”十一栏所载的“跌死鸭子至河背埂”的四至为：东至破岐，南至自队田，西至自队田，北至破歧林场岭，涵盖争议范围，是1981年乐林权字NO.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记载的“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的权属来源。（三）芋岭村小组持有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林权证》第二宗地记载的“长窝坳下”四至及芋岭村小组村民邓忠才持有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林权证》第一宗地记载的“长窝坳下”的四至均涵盖争议范围。二、程序不合法。乐昌市政府认定“邓忠才以‘1983年山林责任山承包合同书’作为主要权利依据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属隐藏有关事实证据的，应由本市不动产登记局撤销所持有‘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一宗地记载的‘长窝坳下’的权属登记”邓忠才作为本案权利人应追加参与调处，乐昌市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程序不合法。三、认定经营管理事实错误。《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在1965年1966年大造林时期，杉木园村小组在现争议范围内种植了杉树，在八十年代采伐杉木，在九十年代又采伐了第二茬林木”，杉木园村小组在调解笔录（2018年7月20日）陈述“在1964年，杉木园村民小组在现争议范围内种植了杉树，在八十年代采伐了一批杉木,在九十年代又采伐了一批杉木，在2008年又采伐了一批杉木”是错误的。争议林地在1958年前属于芋岭村小组经营管理，原有土改证证实，后土改证变更为乐昌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实。1958年九峰公社在上斜芋岭村区域成立林场(场部设立于米产子地坳，规划给林场经营的山岭范围包括米产子地坳、杨梅坑、牛角垅、直垅子、马跡水、石子埂、石花子、跌死鸭子、大山子、背夫老人脚细山子、圹窝坳下），通过当时盛行的强刮共产风政策，强行将争议林地（跌死鸭子）划入林场管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争议林地一直由林场（后改为茶场）管理。在六十年代中期林场因为造林人手不足，加上政府提出要消灭荒山，在县政府及九峰公社的统筹下，各单位都抽调人员按片造林，抽调人员的单位包括乐昌县政府的部分机关单位、九峰公社机关、生产队、学校、粮管所、卫生院等等，这种造林种树的性质属于义务造林、不属经营管理。与决定书认定的经营管理性质的“种植了杉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明显的标志是杉木园村小组一直没有领取过争议林地的造林补助款，以及当年造林的返销粮供应证。按当时的政策属于经营性质的植树造林是有造林补助款和返销粮补助的，如同今天的生态林封山一样，政府会有补助，现包含争议林地在内的492.5亩的封山补助款由徐双堂以村委会的名义领取正好说明当年杉木园村小组的种树不具备经营性质。乐昌市政府以“谁种”的问话混淆概念，因为义务种树其性质永远都是义务。此情况至今还存在，每年在植树节前后，政府都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义务植树，不能因为某单位义务造林，便确认林地的林权归于该单位，决定书将义务种树的性质当作经营认定，认定事实错误。诉讼请求：一、撤销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8〕18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二、撤销韶关市政府作出的韶府行复〔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乐昌市政府、韶关市政府承担。芋岭村小组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一、韶府行复〔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芋岭村小组提起行政诉讼。二、乐府林决字〔2018〕18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明芋岭村小组提起行政诉讼。三、1981年乐林权字N0.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证明该证第五栏记载的“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涵盖争议范围。四、1962年的“四固定证”十一栏所载的“跌死鸭子至河背埂”，证明芋岭村小组持有的1981年乐林权字N0.0006863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的权属来源。五、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林权证》，证明该证第二宗地记载的“长窝坳下”的四至涵盖争议范围。六、芋岭村小组村民邓忠才持有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林权证》，证明（一）第一宗地记载的“长窝坳下”的四至涵盖争议范围。（二）邓忠才作为本案权利人应追加参与调处。七、原两江公社干部何建忠的证明材料，证明“两江公社茶场”使用包括“牛角垅”等陆块岭范围的林地归芋岭村小组所有。八、1981年换证校对人黄仁建的证明，证明“两江公社茶场”使用包括“牛角垅”等六块岭范围的林地归芋岭村小组所有。被告乐昌市政府辩称:芋岭村小组提供的1962年《四固定证》所载“铁死鸭仔至河背埂”四至、乐林权字N0.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界址,均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所载“长窝坳下”山岭属权属登记错误，应予撒销。对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权属，杉木园村小组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跌死鸭子”山岭权属登记错误，不予采信。上斜村委会所持乐林权字N0.0006865《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停子至大坑子”四至没有包括争议范围，乐林证字（2006）第44004207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停子至大坑子”林权证附图绘制错误，不予采信。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的规定以及2017年8月21日、2018年7月20日的调解笔录和调查调解笔录证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杉木园村小组在现争议范围内种植了杉树，在八十年代采伐过杉木，在九十年代又采伐了第二荐杉木的经营管理状况。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权属应归杉木园村小组所有。请求依法驳回芋岭村小组诉讼请求。被告乐昌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一、关于山岭纠纷调处的申请，证明立案依据。二、1962年《四固定证》、乐林权字NO.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证明没有包括该林地争议范围，不予采信。三、乐林证字（2011）4400437054号、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明山林权属登记错误，不予采信。四、乐林证字（2011）44004370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乐林权字N0.0006815《山权林权所有证》，证明山林权属登记错误，不予采信。五、乐林权字N0.0006865《山权林权所有证》、乐林证字（2006）第44004207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明林权证附图绘制错误，不予采信。六、2017年8月21日《调查笔录》、2018年7月20日《调查调解笔录》，证明杉木园村小组经营管理事实。七、《现场勘查图》《现场勘查记录》，证明确定争议范围。八、《林权争议调解终结书》，证明程序合法。九、《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乐府林决字[2018]18号，证明乐昌市政府依法对争议山林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十、《行政复议决定书》韶府行复[2019]14号，证明维持了该处理决定。被告韶关市政府答辩称，芋岭村小组提供的1962年《四固定证》登记的“铁死鸭仔至河背埂”、1981年的乐林权字N0.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的“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均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提交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登记的“长窝坳下”登记错误，上斜村委会持有的乐林证字No.0006865《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的“停子至大坑子”四至没有包括争议范围，以此为权属来源的乐林证字（2006）第4400420738号《林权证》“停子至大坑子”林权证书附图绘制错误，依法均应予撤销。乐昌市政府的调查笔录证实芋岭村小组及上斜村委会均认可杉木园村小组从六十年代以来长期对争议地经营管理的事实。因此，乐昌市政府将现争议林地裁决归杉木园村小组所有应予支持。韶关市政府作出维持乐昌市政府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乐府林决字[2018]18号）的行政复议决定正确。被告韶关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一、《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韶关市政府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二、《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韶关市政府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证明韶关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所依据的法律。第三人杉木园村小组、上斜村委会答辩称，政府裁决是正确的，对芋岭村小组的起诉有异议。第三人杉木园村小组、上斜村委会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芋岭村小组的质证意见：（一）对乐昌市政府的证据：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6、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7、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8、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9、对证据九、证据十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二）对韶关市政府的证据：1、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2、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二、乐昌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对芋岭村小组的证据：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二）对韶关市政府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三、韶关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对芋岭村小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乐昌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二）对乐昌市政府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四、杉木园村小组、上斜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与乐昌市政府、韶关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原告芋岭村小组与第三人杉木园村小组、上斜村委会争议的标的为林地所有权；争议之林地位于广东省××江镇行政辖区范围内；芋岭村小组称之为“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杉木园村小组为“缺死鸭子”，上斜村委会称之为“停子至大坑子”；争议之林地的四至为：东至坑路、南至田、西至埂、北至岐及埂，争议面积约63亩；争议范围内的林木主要是杉树。对于争议之林地，权属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登记凭证分别为：一、芋岭村小组的登记凭证：（一）1962年馆藏于乐昌市档案馆的《乐昌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登记的“单位名称”为“芋岭生产队”，芋岭村小组主张该证第十一栏登记的“坐落：芋岭”“地名：跌死鸭子至河背埂”“类别：岭”“数量：一块”“面积：35亩”“四至：东至破歧，南至自队田，西至自队田，北至破歧林场岭”为其权属范围。（二）原乐昌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0月7日登记的乐林权字NO.0006863《山权林权所有证》，该证第三联（县存档）登记的“持证单位”为“上斜大队于岭生产队”，芋岭村小组主张该证第五栏登记的“山名：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面积：50亩”“四至：东至自岭，南至田，西至田，北至毛岭”为其权属范围。(三)乐昌市政府于2011年3月28日登记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芋岭村小组主张该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NO.2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芋岭组”“座落：两江镇普乐村石山下组”“小地名：长窝坳下”“面积：1592.7亩”“四至：东至田坑路，南至卷头背到屋场背坑口破窝坑直上芋岭亭顶，西至大岐，北至风吹牛皮头经岐仔尾及牛角垅破埂岐至隘子”为其权属范围。(四)乐昌市政府于2011年3月28日登记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芋岭村小组主张该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NO.1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芋岭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邓忠才”“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邓忠才”“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邓忠才”“座落：两江上斜村芋岭组”“小地名：长窝坳下”“面积：1351.36亩”“四至：东至田坑路，南至卷头背至屋场背坑田破窝坑直上芋岭亭顶，西至大岐，北至风吹牛皮头经岐仔尾及牛角垅破埂岐至隘子”为其权属范围。二、杉木园村小组的登记凭证:乐昌市政府于2011年3月28日登记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杉木园村小组主张该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NO.2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杉木园组”“座落：两江镇上斜村芋岭组”“小地名：缺死鸭子”“面积：160亩”“四至：东至芋岭队田，南至芋岭队岭破埂，西至大岐，北至岐埂”为其权属范围。三、上斜村委会的登记凭证：（一）原乐昌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0月7日登记的乐林权字NO.0006865《山权林权所有证》，该证第一联（持证人存）登记的“持证单位”为“上斜大队”，上斜村委会主张该证第五栏登记的“山名：停子至大坑子”“面积：600亩”“四至：东至大坑子水圳直上，南至生产队岭，西至亭子，北至大岐”为其权属范围。(二)乐昌市政府于2006年4月14日登记的乐林证字（2006）第44004207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上斜村委会主张该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NO.2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两江镇上斜村委会”“座落：乐昌市两江镇上斜村”“小地名：停子至大坑子”“面积：1000亩”“四至：东至大坑子水圳直上，南至生产队岭，西至停子，北至大岐”为其权属范围。2015年9月26日，芋岭村小组向乐昌市政府提交《关于山岭纠纷调处的申请》，申请乐昌市政府调处上述争议林地所有权。2017年8月21日，乐昌市政府召集芋岭村小组、杉木园村小组进行调解，制作了《调解笔录》，有关内容包括：“问：杉木园村，你村在现争议范围是否有过经营事实？答：在81年本村人种植过杉树，并且采伐过林木。问：芋岭地，你村对杉木园反映的经营情况有什么意见？答：在1965年、1966年大造林时期，杉木园生产队在现争议范围内种植了杉树，在八十年代砍伐过。在九十年代又砍伐了第二茬。我村认为杉树是杉木园村所有，但该块林地是我村所有。据三定时期换发《山林权证》的校对人黄仁建提供的《证明》为证。”2017年9月8日，乐昌市政府调查杜永根（现任庆云镇下黄村委会副主任）制作了《调查笔录》，有关内容包括：“问现芋岭村小组所在的位置山岭山岐与庆云镇下黄村交界这一块在70、80年代有没有办过林场、茶场？答：我可以肯定的说：现芋岭村小组所在的位置山岭山岐与庆云镇下黄村交界这一块在70、80年代一直没有办过林场、茶场。”2018年8月9日,乐昌市政府调查白深宝(现任庆云五里冲村委会支部书记)、陈庆华（肖家湾村民小组组长）、白新太（原祖山村民小组组长）制作了《调查笔录》，有关内容包括：“答：我叫白深宝今年54岁，知道该山岭的情况。我叫陈庆华今年48岁，我家曾经就住在该山附近××村小组。我叫白新太今年60岁，曾经是五里冲大队林场的工人。该块山岭称‘大路面上’和‘大塘窝里’两块山岭。该地块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种杉树，1976年大会战时全民种植杉树。1981年时全是杉树，林相很好，不是毛岭。”2018年7月20日，乐昌市政府召集芋岭村小组、杉木园村小组和上斜村委会进行调解，制作了《调查调解笔录》，有关内容包括：“问上斜村委会：现争议山岭-跌死鸭子、塘窝坳下，是谁在经营管理？经营事实是否属实？（杉木园村小组讲：跌死鸭子、塘窝坳下两块山岭，是全上斜大队十二个生产队由我曹先良代表杉木园生产队粘钩，粘到现争议范围的种树，时间是在1964年）上斜村委会答：在1964年杉木园在现争议地-跌死鸭子、塘窝坳下种植了杉树，八十年代砍了一批，九十年代又砍了一批，2008年又砍了一批。”2018年10月25日，乐昌市政府召集芋岭村小组、杉木园村小组及上斜村委会勘察现场，制作了《争议山场勘查图》，该图显示：芋岭村小组指认的“跌死鸭子”位置，与杉木园村小组指认的“缺死鸭子”位置部分重叠。2018年11月13日，乐昌市政府作出乐府林决字[2018]18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现经核实”一节的内容有“申请人所持1981年‘乐林权字NO.0006863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第五栏‘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为：东至自岭、南至田、西至田、北至毛岭，经申请人指界，东至自岭为其村的‘河背埂子至直龙子’山岭，但其东至界址的北段不是其村山岭，南至、西至相符，北至指至庆云镇交界的山岭，该山岭在1981年换发《山权林权所有证》时，林相很好，并不是‘毛岭’，因此，证载的‘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1962年《四固定证》存根所载‘铁死鸭仔至河背埂’四至为：东至破岐、南至自队田、西至自队田，北至破岐林场岭。申请人指界北至‘破岐林场岭’中的‘林场’为‘九峰公社茶场’即‘两江公社茶场’，而‘两江公社茶场’位于申请人所在村庄的东面，与其指的北至界址不相符，证载‘铁死鸭仔至河背埂’四至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根据《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方案》‘一、基本原则……（七）坚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原则。……要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基础，对林地、林木已确权颁发过林地、林木权属证书而权属没有发生变化的，都要予以承认，并换发新的《林权证》’的规定，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是以其村1981年《山权林权所有证》为基础的，由于申请人所持1981年‘乐林权字NO.0006863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界址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而换发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长窝坳下’四至及《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包括了现争议范围。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有下列规定情况之一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出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原发证机关已经变更或者撤销的，由继续行使原发证机关职权的行政机关行使该职权：……(一)发证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的；……（四）林木林地权属证书附图绘制错误的；……’之规定,所持换发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长窝坳下’权属登记属错误登记，应由本市不动产登记局予以撤销。另经本府核实，邓忠才所持‘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一宗地‘长窝坳下’权属登记的主要权利依据为：1983年山林责任山承包合同书。据本府于2018年10月25日对申请人进行调查了解，在1983年，因被申请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种植的杉木未采伐完毕，申请人是没有将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发包给其村民作责任山使用的，因此，以‘1983年山林责任山承包合同书’作为主要权利依据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是属隐藏有关事实证据的，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应由本市不动产登记局撤销邓忠才所持‘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一宗地‘长窝坳下’权属登记。另经核实，被申请人所持‘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缺死鸭子’山岭权属登记的原权利依据为:1981年‘乐林权字NO.0006815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经本府核对，该《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记载的山岭没有‘缺死鸭子’山岭,而且该证所记载的所有山岭均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的规定，应撤销‘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缺死鸭子’山岭权属登记。第三人所持‘乐林权字NO.0006865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停子至大坑子’山岭四至为：东至大坑子水圳直上、南至生产队岭、西至停子、北至大岐。其中南至界址是以‘生产队岭’交界，在1981年颁发《山权林权所有证》时，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林木为被申请人在经营管理，在没有任何权属凭证证明现争议地为第三人所有的情况下，其南至应以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交界，因此，‘乐林权字NO.0006865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停子至大坑子’证载的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而以其村委‘乐林权字NO.0006865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停子至大坑子’为登记基础，所换发的‘乐林证字（2006）第44004207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停子至大坑子’林权证附图包括了现争议范围，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应由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撤销第三人‘乐林证字（2006）第44004207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停子至大坑子’的权属登记。”该决定书“本府认为”一节的内容为：“对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权属，申请人提供的1962年《四固定证》所载‘跌死鸭子至河背埂’四至、‘乐林权字NO.0006863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界址均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所提交的‘乐林证字（2011）第440437054号’‘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所载‘长窝坳下’山岭属权属登记错误，应予以撤销；对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权属，被申请人所持‘乐林证字（2011）第44004370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第二宗地‘缺死鸭子’山岭属权属登记登记错误，本府不予采信，但在2017年8月21日、2018年7月20日的调解笔录和调查笔录记录事实：在上世纪六十年，被申请人在现争议范围内种植了杉树，在八十年代采伐过杉木，在九十年代又采伐了第二茬杉木，该调解笔录和调查调解笔录记录的事实是被申请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事实状况证明；第三人所持‘乐林权字NO.0006865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停子至大坑子’林权证附图绘制错误，本府不予采信。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之规定，据2017年8月21日、2018年7月20日的调解笔录和调查调解笔录记录事实证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申请人在现争议范围内种植了杉树，在八十年代采伐过杉木，在九十年代又采伐了第二茬杉木的经营管理事实状况。现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权属理应归被申请人所有。”乐昌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决：一、现争议范围（东至坑路、南至田、西至埂、北至岐及埂）的林地权属归杉木园村小组所有。二、待本处理决定生效后，芋岭村小组和杉木园村小组及上斜村委会可凭本处理决定书依法向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办理林木林地的不动产权登记。芋岭村小组不服该决定向韶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10日，韶关市政府作出韶府行复[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乐昌市政府的行政行为。2019年8月19日，芋岭村小组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起诉时，芋岭村小组向本院提供的有关证人证言如下：一、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的有何建忠签名的《证明材料》，内容有：“一九八一年我是两江公社干部，主管林业办工作。当时两江公社派我去参加乐昌县在九峰公社搞山林、土地确权的试点工作，后到山林、土地确权的最后阶段，我参加了两江公社关于两江上斜林场（即茶场）的经营权属的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两江镇党委书记（即两江公社）谭堂明，副书记吴丁忠，九峰公社的黄仁建，林业局长莫铁等人参加会议，确定公社茶场的有关事项；决定原在五八年九峰上斜林场（现两江油茶场）所规划的经营范围则由油茶场继续经营。对土地权属则归芋岭生产队所有。”二、签署日期为2015年4月23日的有黄仁建签名的《证明》，内容有：“我八一年与吴丁忠何建忠三人上斜大队填证当时芋岭茶场是芋岭地要求填证，我们三人决定此岭是茶场地底归芋岭所有那荒岭造林为种者一次砍伐地底应为芋岭生产队所有当时们我三人决定原话。”本院认为，乐昌市政府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8]18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以及韶关市政府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的韶府行复[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合法。《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明确了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为林权证。只有在没有林权证的情况下，才以经营管理凭证作为确定林地权属来源的证据。本案芋岭村小组、杉木园村小组、上斜村委会均提供了林权证，依法应以双方的林权证作为确权的依据。乐昌市政府作出乐府林决字[2018]18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确认“申请人所持1981年‘乐林权字NO.0006863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所载第五栏‘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为：东至自岭、南至田、西至田、北至毛岭，经申请人指界，东至自岭为其村的‘河背埂子至直龙子’山岭，但其东至界址的北段不是其村山岭，南至、西至相符，北至指至庆云镇交界的山岭，该山岭在1981年换发《山权林权所有证》时，林相很好，并不是‘毛岭’，因此，证载的‘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四至没有包括现争议范围。”等事实，但在乐昌市政府调处期间，杉木园村小组以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所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NO.2登记的“小地名：缺死鸭子”作为权属登记依据，而芋岭村小组以《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的“山名：至河背埂子跌死鸭子”作为权属登记依据，在2018年10月25日乐昌市政府召集芋岭村小组、杉木园村小组及上斜村委会勘察现场时，芋岭村小组指认的“跌死鸭子”位置，与杉木园村小组指认的“缺死鸭子”位置重叠，说明争议双方都确认争议林地存在上述近似地名的情况，即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现场的地名为“跌”死鸭子或“缺”死鸭子，该地名与林权证登记的地名一致，乐昌市政府并没有提供证据说明芋岭村小组、杉木园村小组指认“跌死鸭子”“缺死鸭子”在争议之林地以外的其他林地，故政府仅以芋岭村小组林权证的北至不符从而否认该林权证，缺乏有力的证据说明。不仅如此，芋岭村小组林权证登记的东至界址的“北段”不是芋岭村小组林地，是否可以排除该林权证登记的东至界址“南段”是芋岭村小组林地的事实，乐昌市政府也没有解释清楚。而且，乐昌市政府仅凭两、三个证人的简单的证言便确认涉案林地没有“毛岭”，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便以个别证人的简单证言确认林场的具体位置以及林场的具体经营范围，证据不足，有关事实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综上所述，被告乐昌市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韶关市政府作出维持乐昌市政府的处理决定有误，依法均予撤销，并由乐昌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8]18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的韶府行复[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限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乐昌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万 靖审判员 徐肇廷审判员 邹征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文康书记员郑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