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4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珍，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吁，新疆力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新民，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旭，新疆星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灿，新疆星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珍因与被上诉人黄新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吁、被上诉人黄新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韩珍一审的诉讼请求即：撤销韩珍于2018年9月29日向黄新民出具的20万元借条。事实和理由：一、韩珍在一审中出具在被黄新民殴打、胁迫的情形向派出所报警的记录明确载明韩珍被殴打。当时报案的具体细节被记录在派出所的调解笔录当中。韩珍在一审开庭前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向头宫派出所请求调取事发当时的调解笔录，但派出所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韩珍要求刑事立案，但派出所最终以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属于家事范畴为由不予立案，遂以调解结案。二、针对黄新民向韩珍转款的款项中分多笔，且金额从1,200元到5万元不等，其中还有王国华、刘金莲向韩珍转账的三笔款项共计5.2万元，韩珍在一审中确认收到该三笔款，但是并未认可系黄新民指使他人向其转账，韩珍在庭审中反复陈述系与他人的经济往来，与黄新民无关。黄新民也未出具证据证明其指示他人向韩珍转账。韩珍向黄新民出具的借条与转账凭证金额无法对应，借款是韩珍受黄新民胁迫出具的。一审中，韩珍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报警记录能够证明韩珍被黄新民胁迫，民事案件仅需高度盖然性而非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根据证据的时间及内容，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黄新民通过胁迫等手段逼迫韩珍出具借条。请求改判支持韩珍的上诉请求。黄新民辩称，韩珍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多次借款的证据。韩珍未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黄新民关于涉案借条已在本案起诉之前向法院起诉，另案等待本案的处理结果。韩珍系逃避债务的行为，黄新民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韩珍于2018年9月29日向黄新民出具的20万元借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9日，韩珍给黄新民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黄新民人民币200000元，于2018年10月5日归还，如逾期未归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后果”。同日上午11时左右，韩珍向头宫派出所打电话报警，称其在家中被黄新民殴打，后双方被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经双方协议，达成《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28日晚上21许，在乌鲁木齐市沙区因为感情问题发生纠纷，进而导致肢体冲突。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自愿达成调解。2、双方当事人互不追究对方的任何法律责任。3、双方当事人不得因此事引发任何次生事件。4、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如后续有任何问题到法院自诉。韩珍与黄新民均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另查明，2017年8月8日，黄新民通过农业银行给韩珍转账5万元；2017年8月24日，黄新民通过农业银行向韩珍母亲孟宪玲转账1万元；2017年12月13日，黄新民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韩珍转账5万元；2018年1月20日，黄新民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给韩珍转账1.5万元；2018年8月29日，黄新民指示刘金莲向韩珍转账3万元；2018年3月19日，黄新民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6000元（2000元＋4000元）；2018年6月9日，黄新民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4000元；2018年6月9日，黄新民指示王国华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1.6万元（1万元＋6000元）；2018年6月16日，黄新民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5000元；2018年7月17日，黄新民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4000元；2018年8月15日，黄新民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4000元；2018年8月17日，黄新民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1200元；2018年8月27日，黄新民指示王国华通过微信给韩珍转款6000元。以上转款合计2012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韩珍受胁迫的情况下而违背真实意思出具借条的情形。根据庭审审理可知，首先，虽然韩珍在出具借条的当日曾向头宫派出所报警，但是头宫派出所认定双方是因感情问题而发生纠纷，并且韩珍、黄新民最终达成和解，整个报警材料及调解协议书中均没有反映出韩珍所述的受胁迫（殴打以及录音笔威胁）的情形。如存在殴打等胁迫的事实，韩珍既然已经报警，理应向公安机关反映相应的情况并请求予以处理，而韩珍却是与黄新民达成调解，这与常理不符；其次，韩珍主张黄新民拿录音笔威胁她，通过韩珍提供的录音证据，虽然可以认定录音笔的存在，但是录音笔的存在并不能当然证明打借条时是受胁迫的。再次，对于黄新民给韩珍所转的款项，数额与借条中的数额基本相符，但是韩珍认为并不是借款，但是其亦未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所收款项的性质。因韩珍的举证证明不了其在给黄新民出具借条时存在受胁迫的情形，又无法证明黄新民给其转款并不属于借款，故韩珍请求撤销该借条的诉讼请求本院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韩珍对黄新民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韩珍提交如下证据：微信转账记录截屏4张，载明2018年6月9日韩珍向王国华转账3,000元；王国华向韩珍转账100元。用以证明王国华与韩珍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本案中王国华向韩珍转账22,000元与黄新民无关；2018年8月15日韩珍向黄新民转账1,207元注明为退还工资，进一步证明黄新民于8月15日、7月17日、6月16日向韩珍分别转账4,000元、4,000元、5,000元是黄新民委托韩珍向工人发放工资。以上综合证明涉案款项与借条金额不符，借条不是韩珍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新民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未出示原载体，且王国华的头像和信息与现在不符，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不予认可。韩珍和王国华有财务往来，无法认定该款并非是向韩珍提供的借款，也无法推定黄新民与韩珍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本院对证据的认定：因韩珍未提交原件，黄新民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韩珍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查明：2019年2月1日黄新民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新0103民初1313号]，要求韩珍支付借款20万元及利息损失3,000元，该案审理中，韩珍提起本案之诉。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313号民事案件现中止审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韩珍2018年9月29日向黄新民出具的20万元借条是否是韩珍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是否依法应予撤销。根据查明的事实，韩珍在向黄新民出具借条当日曾向头宫派出所报警，称其被殴打，后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书确认双方因感情问题发生纠纷，产生肢体冲突，经调解达成协议。上述事实中并未涉及韩珍受胁迫出具借条的事实，本案中，韩珍称其是在受黄新民胁迫的情形下出具借条，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韩珍称系被胁迫出具20万借条，本院不予采信，对韩珍要求撤销该借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韩珍虽然于2018年9月29日向黄新民出具借条，但借款合同应当以黄新民是否向韩珍提供借款作为成立与否的条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韩珍是否是在受黄新民胁迫的情形下出具借条，借款是否交付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并且关于借贷纠纷黄新民已对韩珍提起诉讼，故应在黄新民起诉韩珍民间借贷一案中对借款关系是否成立进行审理。综上，对一审法院已查的转账事实，本院均不予确认，转款的性质亦不应在本案中予以确认。对一审处理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韩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韩珍已预交），由韩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波审判员 王 宏审判员 黄淑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思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