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89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家港华达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镇。法定代表人：李新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凌飞，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三路17号3幢506室。法定代表人：张首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鹏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山明恒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镇阳光家园西门5幢2楼。法定代表人：乐剑峰，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张家港华达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辉公司）、被上诉人黄山明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恒公司）港口货物堆存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凌飞，被上诉人和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鹏和、冉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明恒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对其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并改判驳回和辉公司对华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和辉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港口货物监管协议》合法系不正确的认定。该协议上所盖的系华达公司部门章，华达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均使用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部门章仅涉及货物流转之用，华达公司至本案才知该协议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合法，未考虑部门章对外订立合同的合理性及权限。2、一审确认和辉公司提供的《说明函》不正确。该证据不属于物证，也不是原始证据。明恒公司与和辉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本案中未出庭参与庭审。虽然《说明函》上有明恒公司盖章，华达公司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但未认可该内容的真实性，和辉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华达公司有违约行为。该《说明函》与明恒公司出具的其他两份《说明函》内容不一致，一审不采纳另外两份《说明函》，采纳证据上存在双重标准,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明恒公司与和辉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和辉公司业务员发给明恒公司要求对《还款协议》内容盖章确认的邮件发送记录、明恒公司对此确认的情况下，一审不认可《还款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认定和辉公司在本案中存在损失不正确。首先，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间存在大量业务往来，而实际结算情况华达公司不知情，明恒公司是否欠和辉公司款项，所欠款项是否与案涉业务有关均无法知晓。在明恒公司未参与庭审且本案并非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间合同纠纷情况下，一审判决直接认定未收货款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855826元不正确。第二，一审判决未收货款1855826元即为损失不正确。未收货款属于应收账款，如果存在，是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间合同关系，与本案的保管合同没有关系。此外，应收账款属于债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可通过诉讼等方式实现，应收账款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损失。退一步说，假设华达公司有违约行为，和辉公司因此遭受了损失，和辉公司的损失也仅限于货物的实际价值，与明恒公司付款多少无关。第三，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达成《还款协议》，协议已明确约定明恒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前支付600万元，货权转让给明恒公司，明恒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支付了600万元，和辉公司于同日向其出具货权转让证明，足以证明和辉公司无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支持华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辉公司辩称：（一）华达公司与和辉公司间的《港口货物监管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华达公司履行，合法有效。（二）华达公司放任明恒公司擅自动用和辉公司的货物，系监管缺失，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港口货物监管协议》第5条约定，如果没有和辉公司的书面放货通知，华达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外放货。现有证据证明华达公司在未得到书面通知情况下，将货物放给明恒公司，明恒公司将合同项下4.6万吨煤炭与其他煤炭进行配煤销售，华达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因华达公司监管不力，导致和辉公司的1906425元货款无法收回，华达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间的《煤炭供需合同》依法有效，和辉公司有权按照合同收取货款。根据《煤炭供需合同》约定，和辉公司收到货款后，才将货权转移给明恒公司。现华达公司在明恒公司没有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明恒公司却先行提走了货物，导致和辉公司无法按照《煤炭供需合同》收取对应煤炭价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和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达公司赔偿违约金300万元；2、判令明恒公司对华达公司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华达公司、明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7日，和辉公司（乙方）与明恒公司（甲方）签订煤炭供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品种为“新开优”的煤炭，装船期限2015年6月17日～30日，供需数量9万吨±10%，交货方式到岸舱底，交货地点张家港港华达码头，基准热值5500kcal/kg；结算价格为到岸舱底价加质量调整价；到岸舱底基本价（质量符合基准热值5500kcal/kg的煤炭）365元/吨（不含港建）；单航次结算金额为单航次结算价格乘以实际单航次装船数量；数量结算以装货地点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货物交接清单出具的重量为最终结算依据；甲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按照卸港舱底价支付货款的20%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60日内将全额货款付至乙方指定账户；乙方收到货款后，将相应批次的货权转移给甲方。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5年6月29日，和辉公司（甲方）与明恒公司和中煤科工（江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乙方）、华达公司（丙方）就以上煤炭供需合同项下的煤炭在丙方码头的中转签订《港口货物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约定：乙方负责及时将船舶动态、货物、数量通知丙方，丙方做好接卸准备工作；丙方负责到港货物优先及时接卸、落驳、装车及推存，做好货物交接；丙方保证甲方货物原来原转原堆原交，储存期间不得有非合理损耗外的短缺和损失；丙方保证在乙方提货时，需甲方（或甲方指定委托方）向丙方开具甲方盖章的书面放货通知书（传真件有效），丙方方可对乙方放货，没有甲方的书面放货通知书，丙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外放货；乙方、丙方在未得到甲方书面放货通知书前，不得私自动用甲方存放在丙方码头的货物，除正常货损（货量的0.3%）外的一切货物短缺造成甲方损失的责任由丙方承担；如丙方违反上述义务，未经甲方同意放货的，应按照擅自放货的总价值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协议有效期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30日。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监管协议签订当日，明恒公司向和辉公司支付了煤炭供需合同项下的履约保证金3400000元。同年9月8日，华达公司向和辉公司出具货物确认证明，确认：“兹有贵公司金增6/1515航次货物46045吨于2015年7月13日已中转到我公司码头，我公司将按照相关港口规章制度进行放货”。同年9月底至10初，明恒公司在未得到和辉公司放货通知的情况下，动用和辉公司存放在华达公司码头的46045吨煤炭，配其他煤炭进行销售,明恒公司称上述行为系工作失误所致。经和辉公司追索，明恒公司同年10月16日、11月24日、12月2日分四次向和辉公司支付了货款共计11500000元。之后，剩余货款明恒公司未再支付。和辉公司以华达公司在未得到其放货通知且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其存放的煤炭放给明恒公司，导致其剩余货款1906425元（46045吨×365元/吨－（3400000元＋11500000元）无法向明恒公司收取为由，要求华达公司按监管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明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未果。遂呈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港口货物堆存保管合同纠纷。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华达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系各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没有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监管协议约定，和辉公司货物储存华达公司码头期间，华达公司保证在明恒公司提货时需有和辉公司的书面放货通知方可放货，没有和辉公司的书面放货通知，华达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外放货，华达公司、明恒公司亦不得私自动用。华达公司确认和辉公司的46045吨货物（煤炭）已中转到其码头，应按监管协议的约定，认真履行其监管货物的义务。一审法院庭审认定明恒公司已动用和辉公司存放在华达公司的46045吨煤炭并配其他煤炭销售，而华达公司、明恒公司未举证证明明恒公司实施该行为有和辉公司的书面放货通知。因此，明恒公司擅自动用和辉公司存放的货物，已然构成违约；华达公司放任明恒公司该行为，系缺失监管，亦构成违约。监管协议另约定，华达公司、明恒公司在未得到和辉公司书面放货通知书前，不得私自动用和辉公司存放的货物，除正常货损（货量的0.3%）外的一切货物短缺造成和辉公司损失的责任由华达公司承担；如华达公司违反上述义务，未经和辉公司同意放货的，应按照擅自放货的总价值向和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明恒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根据该约定，和辉公司可以请求华达公司承担货物短缺损失的责任，或者请求华达公司、明恒公司按照擅自放货的总价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辉公司主张华达公司、明恒公司按照擅自放货的总价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监管协议的约定。虽然如此，但根据煤炭供需合同的约定，明恒公司动用的煤炭价值减去0.3%正常损耗为16755826元［46045吨×365元/吨×（1－0.3%）］，明恒公司已向和辉公司支付货款（包含履约保证金）14900000元，和辉公司未收取货款1855826元，即华达公司、明恒公司违约造成和辉公司损失1855826元，加上该损失的30％为2412574元（1855826元×130％）。和辉公司主张华达公司、明恒公司承担违约金300万元，超过华达公司、明恒公司造成其损失的3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的规定，和辉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华达公司、明恒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有必要兼顾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调整和辉公司该项请求，即确定华达公司、明恒公司向和辉公司连带赔偿违约金2412574元，对和辉公司超出该数额部份的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明恒公司在未得到和辉公司书面放货通知书的情况下擅自动用和辉公司存放在华达公司码头的货物，华达公司放任明恒公司该行为，均属履行监管协议不符合约定。和辉公司请求华达公司、明恒公司连带赔偿违约金，符合监管协议的约定，但其请求的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华达公司、明恒公司给其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即判定华达公司、明恒公司向和辉公司连带赔偿违约金2412574元。对和辉公司请求的违约金超出该数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保护。华达公司提出其无违约行为，以及和辉公司在监管协议项下没有损失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华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和辉公司赔偿违约金2412574元；二、明恒公司对华达公司以上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和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华达公司、明恒公司共同负担24769元，和辉公司负担6031元。二审中，华达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但提交一份调查申请，请求本院签发调查令，由其委托的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到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调取相关证据，拟证明案涉《还款协议》及《货权转移证明》系真实有效，货物的所有权已转移至明恒公司。本院对其请求予以准许。华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凌飞持该调查令向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如下证据：1、张家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8年12月21日调查孙欣的询问笔录一份。2、张家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1月22日调查纪磊的询问笔录一份。3、《货权转移证明》，孙欣表示该证据真实，签字认可。4、“詠恒和辉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二份笔录及附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代表和辉公司认可笔录中的内容，也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为：（一）该二份笔录证据的合法性不认可。1、询问笔录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类型，不属于证人证言，不属于当事人陈述，纪磊与孙欣均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公司发表意见。2、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事实未经查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孙欣从不是明恒公司公示的总经理，其陈述存在错误。孙欣的陈述内容有些是道听途说，因为其入职比较晚，对案涉一事不清楚，其陈述的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二份询问笔录的形成程序存在合理性怀疑。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应当全面调查核实证据，严禁调取与经济犯罪无关的证据材料，不得滥用侦查措施为他人收集民事诉讼证据。询问笔录中未载明为何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公安局是否越权侦查，和辉公司对此存在合理怀疑。事实上，本案在一审程序期间就因刑事调查被中止后又重启，因此，华达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询问笔录明显不符合刑事案件的侦查逻辑。无法排除刑事询问笔录是孙欣与华达公司串通的产物。4、询问笔录不是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不应当被采纳。（二）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货权转移证明》真实存在。1、货权转移证明的真实性不影响华达公司监管不当，存在违约行为的认定。本案为监管合同，华达公司因监管不力导致和辉公司无法追加货款，华达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二份笔录未能证明《货权转移证明》真实存在，《货权转移证明》确实未被双方签署。目前仅有孙欣个人陈述《货权转移证明》是真实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货权转移证明》不能证明和辉公司不存在损失。《货权转移证明》落款于2015年12月，明显与明恒公司提货时间不一致，在发现明恒公司提货后，和辉公司多次与其沟通，进行事实救济。即使纪磊发送的未经签署的“还款协议word版本”中也明确指出，“该协议的签订不为对原合同条款的更改”。事实上，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之间不存在签署有效的《还款协议》。根据明恒公司出具给一审法院的其中一份《说明函》，明恒公司在函中陈述的《还款协议》、《货权转移证明》来源经过与上述内容一致，证明明恒公司认可《还款协议》、《货权转移证明》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依本院调查令取得，和辉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明恒公司在给一审法院的《说明函》中也对上述事实认同，故该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属实，亦属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应当予以认可。但该几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可结合其他证据一并认定。和辉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关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港口货物监管协议》合法是否正确。本院认为，该协议虽然没有加盖华达公司的公章，但物流中心具有监管货物堆放的职责，上述协议系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且加盖部门印章后，协议已实际履行，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华达公司认为该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一审认可明恒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出具给和辉公司的《说明函》是否正确。本院认为，该函系在本案诉讼之前出具，为明恒公司与和辉公司正常业务往来中的函件，形式要件齐备，应当予以认可。但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华达公司认为不应认可该函的请求不成立，应当不予支持。3、华达公司在收到明恒公司提交的《货权转移证明》前是否允许明恒公司动用了案涉堆存煤炭。和辉公司主张华达公司在2015年9-10月允许明恒公司动用货物，主要证据有录音资料、明恒公司向和辉公司出具的《说明函》。本院认为，和辉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中谈话人是否为华达公司码头管理人员黄经理，其身份均无法核实，亦无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属客观事实；明恒公司2015年11月向和辉公司出具的《说明函》，系明恒公司单方陈述，没有得到货物保管方华达公司的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内容属客观事实。因此，和辉公司认为华达公司在2015年9-10月份，未经许可允许明恒公司动用案涉煤炭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有证据证明，华达公司收到《货权转移证明》后，允许明恒公司动用了案涉堆存煤炭。经审理查明，除一审判决认定华达公司于2015年9-10月允许明恒公司动用案涉煤炭无充分证据证明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12月21日调查孙欣的询问笔录一份。孙欣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孙欣曾于2015年10月任明恒公司总经理。就明恒公司与和辉公司的煤炭结算问题，双方于2015年12月1日达成了还款协议，由明恒公司支付和辉公司600万元货款后，双方货款全部结清，再由和辉公司出具《货权转移证明》将和辉公司堆放在华达公司码头的46045吨煤炭转给明恒公司。协议达成后，孙欣通知公司财务，将600万元分2笔打到和辉公司账上，其中1笔100万元，1笔是500万元。付款当天，和辉公司的陈璐就把盖好和辉公司公章的《货权转移证明》通过微信发给孙欣，孙欣将《货权转移证明》打印出来后，盖上明恒公司的公章交给明恒公司的乐剑峰，乐剑峰将《货权转移证明》交给华达公司。孙欣认可华达公司提交的《货权转移证明》就是明恒公司支付600万元货款给和辉公司后，陈璐通过微信发给孙欣的扫描件，后来再盖上明恒公司的公章的那一份。孙欣同时陈述称，明恒公司向和辉公司采购的煤炭堆放在华达公司码头，货物交割必须凭借货权转移证明，华达公司才会放货。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9年1月22日调查纪磊的询问笔录一份。纪磊陈述的主要内容为：纪磊一直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茂通公司）的员工，以前在瑞茂通上海公司，现在瑞茂通公司北京总部工作。和辉公司系瑞茂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瑞茂通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瑞茂通公司与和辉公司做同样的业务，纪磊认为瑞茂通公司的有些业务是通过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纪磊在瑞茂通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期间，经手了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的煤炭业务。纪磊称在此期间主要跟师傅陈璐学习，二人一起与明恒公司恰谈。该批煤炭共4万多吨，纪磊曾用其个人的126电子邮箱给明恒公司的业务员工的个人邮箱（经纪磊辩认，就是案涉的ｊｉｌ×××＠126.ｃｏｍ）发过一些邮件。纪磊对与其联系的明恒公司业务员工使用的邮箱“詠恒同时查明，和辉公司系瑞茂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瑞茂通公司的员工纪磊于2015年12月2日向明恒公司员工孙欣发送电子邮件《还款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主要为：明恒公司承诺于2015年12月3日16:00前一次性支付600万元。和辉公司收到明恒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并在和辉公司转卖的合同编号NJHH-HSMH-销2015061501的《煤炭供需合同》项下的煤炭检验结果出来以后，经核算和辉公司无损失后，将合同项下货权（现为被替换到基低位发热量2900kcalkg）转移给明恒公司，并将明恒公司质押给和辉公司的1.5万吨货权一并退回。协议签订后，明恒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分二笔支付了600万元。华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即和辉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向明恒公司出具了《货权转移证明》，载明：和辉公司将位于华达码头场地的案涉煤炭46045吨，货权转移给明恒公司，港口相关费用由明恒公司负担。此文件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只可办理一次货权转移。和辉公司对此《货权转移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案涉煤炭的货权是否转移至明恒公司；2、华达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和辉公司的货物损失；3、明恒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评判如下：（一）案涉煤炭的货权是否转移至明恒公司。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案涉货物所有权已转移至明恒公司，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可。纪磊与孙欣分别为和辉公司、明恒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员，二人所述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此外，“詠恒（二）华达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和辉公司的货物损失。本焦点涉及两个方面：1、华达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上所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华达公司在收到《货权转移证明》前，允许明恒公司动用了案涉煤炭。明恒公司取得货权后，华达公司据此允许明恒公司动用货物符合监管协议的约定，不属违约行为。理由为：案涉煤炭系明恒公司向和辉公司采购，在明恒公司支付货款前，和辉公司保留其享有货权，货物暂时堆放在华达公司码头，由华达公司监管。故监管协议的三方主体均知虽然货物堆放在码头，实际收货人也为明恒公司，约定由明恒公司支付港口堆存费。监管协议约定，明恒公司提货时，和辉公司应当向华达公司出具书面放货指令，华达公司才能放货。但是各方并没有约定放货指令的样式，案涉《货权转移证明》本身也是放货指令的一种，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在《煤炭供需合同》中约定，“和辉公司收到货款后，将相应批次货权转移给明恒公司”，约定的也是凭货权转移证明放货，长江沿线港口码头凭货权证明放货是通常做法，因此，华达公司收到《货要转移证明》后，向明恒公司放货，不违反监管协议约定。鉴于《货权转移证明》载明案涉的全部货物的所有权转移至明恒公司，意味着无论华达公司是否提前允许明恒公司动用货物，和辉公司均予以认可。在明恒公司取得货物所有权后，华达公司允许明恒公司动用煤炭，不违反监管协议的约定，没有违约行为。2、华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违约金的责任。和辉公司认为，无论其是否将货权转移给明恒公司，华达公司因未取得和辉公司书面放货许可，将货放给明恒公司，造成其货款无法追回，华达公司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金。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华达公司收到明恒公司提交的《货权转移证明》后，允许明恒公司动用案涉货物，符合监管协议的约定，华达公司没有违约行为，不应支付违约金。至于和辉公司是否因此存在货款损失，由于明恒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且明恒公司与和辉公司间存在其他业务，一审法院查明的货款支付情况系和辉公司单方举证及陈述，目前无法查清案涉业务是否存在货款损失及损失的具体金额，但即便存在货款损失，亦系和辉公司与明恒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华达公司没有关系。综上，华达公司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违约金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三）明恒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由于和辉公司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华达公司承担赔偿违约金，明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现在华达公司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不成立，明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不存在，故虽然一审判决明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明恒公司既未提起上诉，二审中也未到庭进行有效抗辩，但和辉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已不存在，应当一并纠正，驳回和辉公司对明恒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华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不清，处理结果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华达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0800元，均由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江审判员 戴启芬审判员 曾 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