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撤7号 原告：袁志斌，男，197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莹莹，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审原告）：杭州融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花神庙社区。 法定代表人：王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卫东，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审被告）：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国欢东路678—1号。 法定代表人：林玉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兆增、雷杜坚，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志斌因被告杭州融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辰公司）与被告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志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莹莹、被告融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卫东、被告荔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兆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志斌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的全部内容；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两被告私自通过杭州中院解除《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总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严重损害了原告权益。两被告名为独立的法人组织，但实为一体，荔隆公司完全依附于融辰公司，从（2019）浙01民初2437号仅用9天时间就完成从立案到结案的过程可以证明两被告联手滥用司法资源以达到坑害原告的目的。2017年10月经融辰公司指定，荔隆公司将案涉项目整体转包给原告施工。在融辰公司监督下，原告与荔隆公司签订《荔隆公司工程项目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协议），该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与两被告解除的总包合同施工范围完全相同。该协议第1.2条约定“乙方（即原告）应当组织完成《施工合同》约定的施工任务，履行上述义务及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税费等均由乙方承担”。此外，协议对付款方式、施工组织方式等也做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派驻了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相关管理人员，且上述人员的工资、社保均由原告支付；原告组织了各劳务班组、各专业分包单位进行施工，并支付全部劳务费、分包款；原告负责采购全部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设备并租赁施工机械设备。荔隆公司从未插手过任何施工的一切活动，仅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第1.3条：在收取融辰公司工程款时，以技术服务费的方式扣除1.5%的转包费用后将工程款支付给原告。施工过程中，两被告多次拖欠工程款，原告垫资施工，截止2018年8月已完工程达总量90%，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且通过分项验收。但自2018年下半年两被告拖欠工程款已高达6000余万元，导致原告无力组织施工，工程被迫停工至今。2019年7月，两被告突然采用暴力手段强占工地要求原告退场，原告才得知两被告已通过杭州中院解除总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荔隆公司承诺限时退场。目前该项目还有近百名民工未拿到工资，近几十家分包商未领到材料款。原告认为，（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在工程款支付、造价结算及工程资料的移交备案各方面变相剥夺了原告的权益，同时也损害了农民工、分包商的利益，严重还会损害社会和谐稳定。两被告利用法院解除涉及他人利益的合同，是典型的虚假诉讼，恳请法院撤销（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全部内容，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袁志斌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1、总包合同（复印件）；2、内部承包协议（复印件）；以上两组证据共同证明2017年10月荔隆公司向融辰公司总承包了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双方签订了总包合同；经融辰公司指定，荔隆公司将该工程整体转包给袁志斌施工，袁志斌与荔隆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该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与两被告总包合同的施工范围完全一致。内部承包协议第1.2条、1.3条约定具体的承包方式及管理费的支付方式。3、涉案项目人员资质报审、报验单（复印件）；4、劳动合同（复印件）；5、单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基本情况（复印件）；6、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工程安全保证体系备案记录表（复印件）；以上4组证据证明原告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后即组织施工，先后派驻了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相关管理人员，上述人员的工资、社保均由原告自负；2017年12月13日，涉案项目完成安全保证体系备案登记，该登记表施工单位一栏中三名专职安全员袁志俊、郑某、张某全部为原告派驻人员。7、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实际收款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截止起诉之日，扣除转包费用后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已达1亿1千多万元，荔隆公司直接向原告付款的行为直接证明了原告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截止2018年底，两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6000余万元。8、公证书（复印件），证明涉案项目工地对外公示的人员、五牌一图显示的人员都是原告派驻的人员，原告管理施工现场日常的施工及生活。对此，2019年5月6日，杭州市湘湖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予以证实。证据9、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9月6日作出萧建罚字（2019）第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证明：荔隆公司将案涉项目整体转包给袁志斌的行为，被该处罚决定书认定为转包工程的违法行为，故袁志斌属于转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案涉项目真正的施工人，不仅享有完成施工的义务，更享有法律赋予的收取工程款、获得利润、享受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享有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获得合理赔偿的权利。因此在工程未经确认已完工工程量、未进行最后结算时，融辰公司和荔隆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恶意解除总包合同的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证据10、工商银行付款凭证、款项领用申请单、发票（复印件），证明：原告购置施工现场所有的机械、设备、工器具材料的流程如下：原告将款项直接支付至荔隆公司—原告向某1公司申请付款至供应商—荔隆公司根据原告的指定向供应商开具发票—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签署用料明细（因涉及的机械设备、材料供应商数量巨多，本证据仅以杭州东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混凝土）为例。 融辰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袁志斌不具有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一）袁志斌并非总包合同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对总包合同法律关系不享有独立请求权。（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中的诉讼标的系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的总包合同法律关系，总包合同法律关系和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之间的内部承包或转包或分包法律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1）主体不一致。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签署的总包合同当事人只有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之间签署的内部承包协议的合同主体是荔隆公司和袁志斌。融辰公司与袁志斌并无直接法律关系，袁志斌不能直接参与到总包法律关系中。（2）效力不一致。融辰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具有工程发包资格，荔隆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总包合同合法有效。而内部承包协议不论是否有效，均不影响总包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3）主要内容不一致。总包合同主要对工程承包范围、工期、质量、工程结算方式、工程款支付等进行了约定；而内部承包协议则主要对承包方式、项目收支、管理费标准、项目管理、经营风险等进行约定。工程施工相关内容只是内部承包协议的其中一部分内容。因此，袁志斌不论作为内部承包人还是转承包人或分包人，其对总包合同法律关系不享有任何独立的权利。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为保护民工工资，设立了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可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保护性措施，但该规定也仅是在工程款支付中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突破合同相对性，得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支付义务，该等突破系有严格范围和条件的（不宜做扩大理解）。除此之外，实际施工人没有任何依据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主张总包合同法律关系项下的其他任何权利。即便原告袁志斌在本工程中构成实际施工人身份，亦不具有对总包合同的解除等事项享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任何权利主张。（二）（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的调解结果与袁志斌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的调解第一项解除总包合同及《之赶工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赶工补充协议）的内容，解除标的为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的总包合同法律关系，并未对荔隆公司与袁志斌的内部承包协议作出处理。系争调解书第二、三项有关撤场及资料移交等事项则本身即为合同解除后应由承包人承担的约定和法定义务，融辰公司依据调解书向某1公司主张撤场及资料移交义务并不能直接依据调解书向袁志斌主张相应的权利。若有证据证明荔隆公司已经撤场，而侵占施工场地系袁志斌个人行为的，则融辰公司可以采取物权保护性的自力救济措施或向法院提起物权保护或排除妨碍之诉，但该等因物权保护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系争调解书所处理的总包合同法律关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袁志斌也并非是因调解书而承担清场责任。调解书第四项明确有关合同解除后的结算、违约理赔、质保等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就总包合同而言，有关工程的结算及违约理赔等事项本身就属于融辰和荔隆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由合同双方当时人进行处理，且该条约定表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对工程款、违约责任等相关的事项并未作出实体处理，与袁志斌也不具有利害关系。因此，有关（2019）浙01民初2437号调解书有关总包合同的解除、解除后的清场、资料移交及责任承担等事宜，由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相互主张和承担，与袁志斌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只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时才能提起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之诉。如上所述，原告袁志斌并非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的总包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总包合同法律关系的解除等事项并无任何的请求权依据，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本案驳回原告起诉并不影响原告袁志斌的民事权益。荔隆公司及袁志斌擅自停工导致涉案工程在合同约定的工期前根本无法完成，融辰公司享有的解除权条件在融辰公司提起解除总包合同之诉【（2019）浙01民初2437号】时已经成就，在提起解除合同之诉前，融辰公司已经作出了各种努力，包括协商、发函等，在均未能见效的情况下，被迫提起解除合同之诉，这是融辰公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融辰公司若不尽快解除总包合同、恢复施工，不仅给各方造成巨大损失，也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019）浙01民初2437号调解书内容并无错误，且在实体上不侵犯袁志斌民事权益。不论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是否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在工程验收合格的情形下，袁志斌均可以向某1公司主张工程款，且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若袁志斌构成实际施工人的还可以直接要求融辰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另外，袁志斌可以根据内部承包协议及各方在内部承包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过错向某1公司主张相应的索赔。（2019）浙01民初2437号调解书确定的生效、执行并不影响原告袁志斌对其权利的主张，袁志斌作为涉案工程的内部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不具备本案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但可以依据其作为内部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某1公司甚至是融辰公司另案主张工程款及索赔权利，因此，本案驳回起诉在程序上不影响袁志斌另行或另案主张其民事权益。三、从裁判所产生的后果看，本案不宜撤销原生效调解。在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均同意解除总包合同的情况下，袁志斌并无权替代荔隆公司继续履行总包合同，更重要的是袁志斌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施工资质，法律上根本无法作为总包合同的总承包人，事实上融辰公司在与荔隆公司解除总包合同后，已将空港新城地块项目未完工部分发包给了福建省盛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某公司），原总包合同已经无继续履行之基础和可能。若撤销（2019）浙01民初2437号调解书，将迫使融辰公司、荔隆公司、袁志斌重新纳入总包合同和内部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中，这不仅侵犯了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的意思自治权利，也使得融辰公司、荔隆公司、袁志斌、盛某公司四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引发相互之间的更大矛盾和纠纷。融辰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1、总包合同（复印件），证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签订总包合同，将案涉工程发包给荔隆公司施工。荔隆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总包合同约定总工期为531天，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擅自停工、窝工或因承包人班组的原因致使合同约定的工期根本无法达到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2、开工令（复印件）。证明案涉工程实际于2017年10月28日开工。3、《总包合同之赶工补充协议三》（复印件），证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就案涉工程赶工事宜达成了补充协议。4、监理日志（复印件），证明自2019年1月起，案涉工程全面停工。5、关于敦促萧政储出（2017）4号地块总承包单位按时复工的函及邮寄凭证（复印件）。证明因荔隆公司一直未能复工，融辰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向某1公司发函催告。6、关于敦促萧政储出（2017）4号地块总承包单位劳务班组更换的函（复印件），证明融辰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再次致函荔隆公司催告复工，并提出如2019年3月10日前未能复工的，要求荔隆公司更换劳务班组。7、起诉状（复印件），证明融辰公司向杭州中院起诉要求解除与荔隆公司于2017年10月9日签署的总包合同及相关协议。8、（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证明2019年7月25日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就总包合同解除、荔隆公司退场等事宜达成一致，并经杭州中院作出调解书。9、萧政储出（2017）4号地块（空港云尚澜天府）项目总包收尾工程合同文件（复印件）。10、变更后的施工许可证（复印件）。证据9、10共同证明萧政储出（2017）4号地块空港新城地块项目总包单位依法已经变更为盛某公司。11、5000万元保证金支付凭证（复印件），证明融辰公司向工程所在地街道汇入5000万元保证金，作为后续工程款的支付保障。12、靖江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保证金情况说明》（复印件）。13、杭州萧山靖江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证金情况说明》（复印件），以上两份证据证明：融辰公司向杭州萧山靖江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汇入的5000万元保证金，由街道监管，用于处理萧政储出（2017）4号地块空港新城地块项目工程纠纷。 荔隆公司答辩称，案涉调解书是基于总包合同及赶工补充协议等合同作出，相关合同相对人为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袁志斌在本案中的主张无法突破合同相对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来看，主要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且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的权益。第三人撤销之诉构成要件：一是主体资格，二是程序条件，三是实体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部分或全部错误，四是结果条件，即损害其民事权益，五是时间条件，六是管辖法院。结合本案，一、袁志斌与（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无法律上的关联性，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系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即便袁志斌认为其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无权直接越过荔隆公司向融辰公司主张总包合同项下的权利。二、案涉调解书并未损害袁志斌的合法民事权益。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达成过的调解协议，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对自身履行合同达成的协议，其结果并未损害袁志斌的合法民事权益。在（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件中，融辰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移交施工场地和施工资料等诉请，荔隆公司认为该项目长期停工导致荔隆公司发生大量被供应商索赔以及诉讼。荔隆公司需承担大量材料款、租金、违约金等各种费用，以及项目停工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且政府部门多次协调复工无果。荔隆公司认为如不同意解除合同又无法履行，又将面临承担融辰公司认为荔隆公司占场造成的损失。为减少损失且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荔隆公司不得不同意解除与融辰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但鉴于建设施工合同的特殊性，荔隆公司同样在调解书中保留其他实体权利救济条款。即便袁志斌认为其系实际施工人，在建设项目施工合同解除后，撤出施工场地以及施工资料的移交均是建设项目施工人应当完成的义务。即便袁志斌另行进行案涉工程项目的权利主张也与案涉调解书不矛盾。三、案涉调解书内容没有错误。为减少损失且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荔隆公司才与融辰公司达成调解，对于施工合同解除后的义务承担，也是完全依照建设施工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从未增设任何额外的义务。所以案涉调解书内容不存在任何事实或法律上的错误，同时袁志斌也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调解书内容存在错误。四、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不存在任何混同的情形。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作为两个法人主体，若双方公司存在混同，则双方的表征人格高度一致，但双方之间人员、业务、财务完全独立，各自财产能够清晰的进行区分，双方之间也无法进行交互控制，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之间存在丧失独立人格的情形，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判断人格混同的条件。综上所述，荔隆公司请求驳回袁志斌的起诉。荔隆公司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10，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据1、代付款收付明细（复印件）。证据2、付款凭证（打回袁志斌）（复印件）。以上两组证据证明袁志斌个人以往来款名义向某1公司汇入与案涉工程相关的款项10683740元，荔隆公司已经向袁志斌打回5027200元。证据3、《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东润混凝土）（复印件）。证据4、《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昌鼎混凝土）（复印件）。以上两组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所有材料设备(以混凝土为例)均以荔隆公司名义购买，由荔隆公司前述相应的协议，并支付采购款项。证据5、向东润混凝土付款的明细及凭证（复印件）。证据6、向某2鼎混凝土付款的明细及凭证（复印件）。以上两组证据证明荔隆公司支付案涉项目的混凝土采购款总计39469273.52元。证据7、（2019）浙0109民初12494号民事判决书（东润混凝土）（复印件）。8、（2019）浙0109民初8598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9、（2019）浙0109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以上三组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材料设备均由荔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 袁志斌对融辰公司提供的13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总包合同第3条约定的工期，包括开工时间、竣工时间均为暂定，即具体施工时间要根据施工实际情况予以确认，故暂定工期不构成解约理由。两被告签订该总包合同时，荔隆公司还未将项目转包给原告，该总包合同约定的是两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与原告无关，更与本案无关。该总包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工程名称、范围与荔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完全一致，恰恰证明荔隆公司经融辰公司同意将项目整体转包给原告施工的事实。根据融辰公司引用的解除合同条款，因“承办人班组原因”，本案原告是实际施工人，非班组。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承接该项目后积极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施工，融辰公司是直接向原告下发的开工令，结合该开工令“承办人确认”部分，加盖的是项目上使用的资料专用章，并非荔隆公司的公章。更关键的是承包单位代表人签字的陈某也不是荔隆公司的员工，是原告派驻在施工现场实际的项目经理，原告为其办理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该证据恰恰能证明两被告认可原告实际施工人身份并直接向原告下发开工令的事实。对证据3，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原告不知情，两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不仅与本案无关，相反可以证明以下事实：案涉工程早在2018年12月底就已经完成了各分部分项验收、各主体工程的验收，施工进度已达90%，为此，原告垫付高额工程款。如果两被告能及时付款，剩余10%的零星工程、扫尾工程根本不需要一个月就可完成，恰恰是因为两被告拒绝付款的违约行为才导致工程施工至90%后停工至今。对证据4，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日志仅有李姓记录人的签字，并没有监理单位加盖的公章，且没有经过项目各方权利人认可，不具有客观性。2019年1月15日监理日志记录的内容，是发包方要求施工方停工，并非主动停工。2019年2月农历新年过后，两被告未付工程款导致工程停工，原告指派的施工人员则始终等在施工现场等待复工。对证据5，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函是两被告之间发送的函，并未发送给原告，其真实性、合法性原告无法确认。暂且不论该函的真实性，原告在2019年农历新年后，已经组织了充足的施工力量随时准备复工，但两被告迟迟未付工程款，仅凭两被告之间无法确认真伪的函，无法反驳原告的诉请。对证据6，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函是两被告之间的往来函，与原告无关。对证据7，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该诉讼的真实性原告并不知情，更无法判断其起诉目的是否真实。对证据8，对该证据合法性予以认可，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两被告作为案涉项目名义上的发承包双方，达成解除总包合同的合意易如反掌，为了使解除总包合同更具有形式上的说服力，两被告通过诉讼方式确认解除也非难事。但作为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两被告私自达成解除总包合同的协议，很明显有意将原告的权利排除在外。该调解书确认总包合同解除，势必影响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向两被告主张工程款的权益。该工程场内所有的工程设备、机械设施都是原告购置的，如任由融辰公司处置将给原告造成更大的损失。对证据9、10，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从工程名称上看，该收尾合同与案涉项目名称并不相同，被告提供的施工许可证的建设规模也与案涉工程不一致，因此该收尾合同与本案无关。抛开该合同真实性不谈，该合同是扫尾工程，实际上证明了原告实际施工人的案涉项目仅剩扫尾工作。仅看合同金额，案涉项目的合同金额2.1亿元，该合同金额3200万元，故两被告认可原告至少已完成了案涉项目1.8亿元的产值，但两被告仅支付了1.1亿元左右的工程款，未付本金至少也有7000多万元，显然两被告违约在先，在未履行全部付款义务之前解除合同并以此为由，安排他人进场施工，显然对原告权利带来极大威胁。对证据11，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原告并未收到两被告支付的拖欠款，该付款回单显示该笔款项是保证金，但作为哪种事项保证金不确定。即使该款项真实，也未表明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且该5000万也远远不足以支付原告为该工程垫付的工程款及未付款。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9、10，如果是真实的，融辰公司已经将扫尾工程发包给了案外人施工，合同价款3200万元，即使该保证金确实用来解决案涉工程款纠纷的，案外人日后也可能成为另一个主张工程款的主体，两被告以为该保证金可以解决全部纠纷，显然无法成立。对证据12、1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该情况说明仅仅是说用于处理案涉项目工程纠纷，并未提及实际施工人袁志斌的权益保障问题，况且该项目目前存在三个施工人，即名义上的荔隆公司，实际施工人袁志斌以及扫尾施工人盛某公司，仅凭该保证金及说明无法解决项目遗留的全部问题。 袁志斌对荔隆公司提供的9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荔隆公司是案涉项目名义上的承包人，多次向实际施工人袁志斌支付工程款，原告有理由怀疑这是荔隆公司为对抗袁志斌向其支付款项用于购买机械设备的事实而故意截取了部分付款凭证。仅凭付款凭证不能证明是其打回给袁志斌用于购买机械设备的款项。对证据3、4、5、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合同第四条第3款均说明指派“陈某、赖某、郑某”办理结算。该三人均为袁志斌派驻在施工现场的。陈某是项目经理，赖某、郑某是项目部财务人员。对证据7、8、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有法院的判决书不能证明荔隆公司是否已经按照判决书履行付款义务。 融辰公司对袁志斌提供的10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总包合同无法看出袁志斌是融辰公司指定的内部承包人或转承包人，该证据恰恰说明了袁志斌与融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袁志斌不具有要求撤销案涉调解书的主体资格。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从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调解书解除的是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签署的总包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并未对内部承包协议作任何处理。就总包合同而言，融辰公司的相对方是荔隆公司，即使荔隆公司将案涉工程内部承包给袁志斌，袁志斌也是作为荔隆公司的代表而不是其本人身份参与总包合同。因此，内部承包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内部承包的范围系由荔隆公司与袁志斌协商确定，与融辰公司无关，从内部承包协议无法看出袁志斌系融辰公司指定的转承包人。另外，内部承包也是将工程整体交由特定的主体进行承包施工，发包人收取一定收益的一种经营模式，因此内部承包协议的施工范围与总包合同一致及关于承包方式、管理费的支付方式的约定并不能说明袁志斌系案涉工程的转承包人。证据3、4、5、6，与原件核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体现荔隆公司项目部向监理单位报审施工人员资质情况，证据4、5，反映部分施工人员的劳动合同和社保情况，证据6体现安保备案记录情况等，均只反映了荔隆公司内部对施工人员的管理情况，和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总包合同的解除等事项无任何关系。证据3，报审人员中除了李某系与上海锦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有劳动合同外，其余无法体现与袁志斌及锦惠公司有关联，因此无法证明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均有袁志斌派驻、工资、核保均由袁志斌支付。证据4、5反映张某、李某、郑某、袁志俊、陈某与锦惠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锦惠公司缴纳2019年2月的社保，无法证明相关人员由袁志斌派驻，工资由袁志斌支付。证据7，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是袁志斌单方制作并出具，对该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说明，融辰公司与袁志斌之间不存在款项往来，融辰公司与袁志斌没有法律关系。若荔隆公司确实欠付袁志斌工程款，袁志斌可另行向某1公司主张，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总包合同的解除等事项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荔隆公司直接向袁志斌付款，即使直接向袁志斌付款，也不能说明袁志斌系实际施工人。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公证书仅体现工地在公证时点的工地状况，工地的对外公示人员、五牌一图显示人员并非总包合同解除的事由，案涉调解书内容也没有涉及，因此与本案无关联。公证书恰恰可以反映出工地处于停工状态，无法证明由原告管理施工现场及施工现场人员均有原告委派。证据9，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处罚决定书系针对荔隆公司与袁志斌的转包行为，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的总包合同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便荔隆公司内部承包行为构成转包，袁志斌构成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其对于融辰公司也只是享有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主张工程款的权利，除此之外并不享有其他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其他权利，总包合同的解除无需实际施工人同意，相反荔隆公司的违法转包行为构成融辰公司解除总包合同的法定条件。已完成工程量的确认、工程结算更非解除合同的前提。证据10、真实性以荔隆公司的意见为准；对关联性有异议，（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的调解书处理的是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签署的总包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之间的款项往来及混凝土的采购等事宜与总包合同的解除及解除后的撤场没有关联。融辰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所有权人对整个在建工程享有所有权包括对物化为工程的混凝土，不论混凝土实际由谁采购、付款，混凝土自用于工程之日起物权人已经转为融辰公司。荔隆公司或袁志斌只享有工程款请求权。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款项往来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工程材料款由袁志斌采购，融辰公司已经在案涉工程中支付工程款超过1.3亿元，足以证明绝大多数材料款均用于融辰公司的工程款支付；从领用申请单及混凝土用料明细可以看出，混凝土的实际采购人、实际使用人仍然是荔隆公司而不是袁志斌个人。在采购环节的权利义务人均是荔隆公司，袁志斌仅依据内部承包协议与荔隆公司进行结算。 融辰公司对荔隆公司提供的9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融辰公司对案涉工程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不论荔隆公司还是袁志斌均只是享有工程款债权，而不享有对案涉工程及工程所有设备材料的任何物权。另外案涉工程的材料设备采购款项主要由融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进行支付。 荔隆公司对袁志斌提供的10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两份合同分别属于两种法律关系，就施工合同的履行而言，原告并非原审案件的适格第三人。对证据3、4、5、6，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派驻人员系因履行双方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之约定，无本案无关。对证据7，对真实性有异议，为原告单方制作；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不应当在本案中进行认定，更无法证明原告为实际施工人，所谓拖欠其6000万元的工程款更是不存在。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单方委托公证人员，所公证的内容为原告方事先准备。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袁志斌与荔隆公司是基于内部承包合同产生法律关系，对该处罚决定书，荔隆公司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证据10，如有原件，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案涉工程材料设备的采购方式与本案没有关联，（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的调解书是处理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签署的总包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并未对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之间内部承包协议进行处理，案涉工程材料设备的采购方式与内部承包协议的履行、结算相关，与总包合同无关。2、案涉工程材料、设备的采购方式不影响融辰公司对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所使用的材料、设备所享有的物权。即便袁志斌构成实际施工人，其也仅是对案涉工程享有工程款债权，而不是享有任何物权，因此材料设备的采购方式与总包合同的解除与清场无任何关联性。3、袁志斌提交的付款凭证中有12135944.24元系海宁澜庭项目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付款凭证、领用申请单、发票、混凝土用料单无法证明荔隆公司使用袁志斌支付的款项购买材料、设备款。事实上，袁志斌汇入荔隆公司的款项均以往来款形式挂账，荔隆公司在后续工程款支付或结算时最终会统一处理。即使确有部分材料设备使用袁志斌款项购买，也仅是袁志斌垫付行为，不影响该等材料设备的物权归属。2、从领用申请单及混凝土用料明细可以看出，混凝土的实际采购人、实际使用人仍然是荔隆公司而不是袁志斌个人。荔隆公司是真正的权利人。3、事实上，案涉工程的主要材料设备均由荔隆公司付款。截止2019年1月7日，袁志斌个人以往来款名义向某1公司汇入22819684.24元，其中与袁志斌另外从荔隆公司内部承包的海宁澜庭项目相关的款项为12135944.24元。与案涉工程相关的款项为10683740元，案涉工程中荔隆公司已经向袁志斌打回5027200元，而荔隆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材料设备款总计144296157.18元，其中仅混凝土一项就已经支付的采购款总计39469273.52元，袁志斌汇入款项连支付混凝土货款尚且不足，更何况其余款项。 荔隆公司对融辰公司提交的13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至8，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开工令真实性无异议，开工令承包单位上的项目经理签名是陈杰，陈杰是荔隆公司派驻的项目经理。袁志斌停工导致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之间总包合同终止，至于荔隆公司与袁志斌是什么关系另案处理。对证据9—1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和关联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审查。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2019年4月3日袁志斌起诉荔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复印件）。2、（2019）浙01民初3401号民事裁定书。3、2019年11月8日袁志斌起诉荔隆公司、融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复印件）。4、（2019）浙01民初4109号案件民事一审案件立案管理登记、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复印件）。 原告袁志斌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4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2019年9月3日起诉至法院，证据2、3是本案起诉之后才发生的法律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袁志斌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理由申请撤销两被告未经其同意签订的协议。两个案件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两种性质的案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2019）浙01民初3401号案件是并未经过开庭审理的撤诉案件，袁志斌未通过该案获得对本案有任何影响的诉讼利益。（2019）浙01民初4109号案件还在审理阶段，具体诉讼结果尚不可知。两案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融辰公司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4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2019年11月8日袁志斌起诉荔隆公司、融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的诉请可以看出袁志斌已经依据其与荔隆公司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或转包法律关系向某1公司主张剩余工程款及直接要求融辰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提起了相应的索赔主张，充分证明（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关于总包合同的解除、荔隆公司的撤场、资料的移交及结算、索赔另行协商等内容仅是约束融辰公司及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调解书也没有侵犯袁志斌的任何民事权益，袁志斌不是（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件的第三人。此外该案诉请的第3项即关于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包括购置或租赁机械设备窝工、闲置、材料损耗等损失且该损失高达6千余万元，表明其对现场的机械设备相关损失已经向某1公司提出了相应的索赔主张，充分证明（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有关撤场及现场物品的处置本身与袁志斌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调解书仅仅是对荔隆公司的物品进行处置，袁志斌对认为属其所有的物品已经另案提起相应的权利主张并由另案处理。该另案中也必然会对现场材料机械设备的具体情况、归属进行查明并确定是否有损失及损失具体金额，本案不宜对有关现场材料机械设备的具体情况、归属、损失等问题进行审理。（2019）浙01民初3401号民事裁定书，从袁志斌撤回要求确认其与荔隆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无效之诉可以看出，其是否构成实际施工人对其是否有资格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并无任何影响，结合袁志斌另案提起主张工程款及损失索赔之诉可以看出，不论袁志斌是否构成实际施工人，（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与其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未侵犯其民事权益。证据4表明袁志斌已经对其在案涉工程中的全部权利提起诉讼，一方面证明（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与袁志斌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享有的权利未受任何影响，另一方面证明（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撤销对袁志斌的民事权益已无实质性影响，其提起的诉请均建立在总包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基础上，也表明袁志斌已经认可总包合同解除的事实。 被告荔隆公司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4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具体的意见和融辰公司对该四份证据的意见一样。 对原告袁志斌提供的10份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4、5、6、8、10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系袁志斌单方制作，对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证明荔隆公司将案涉工程全部转包给非本单位员工袁志斌，袁志斌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对被告融辰公司提供的13份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4、5、6、9、10、11、12、13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被告荔隆公司提供的9份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2、3、4、5、6、7、8、9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9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4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本院的认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7年10月融辰公司（发包方）与荔隆公司（承包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HZ[16—17]—I—002的施工合同，项目名称为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该施工合同第45条合同解除第45.1款规定：本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第45.3款规定：发生本通用条款第39.2款禁止的情况，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第45.6款规定：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己方机械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程价款。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合同解除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因未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除此之外，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合同解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2017年10月20日，荔隆公司（甲方）与袁志斌（乙方）签订内部承包协议，载明：在甲方对施工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监管的前提下，乙方内部承包经营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项目，全面负责组织该项目施工。 融辰公司（甲方）与荔隆公司（乙方）签订了赶工补充协议，约定就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抢工奖励事宜达成本补充协议。 融辰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荔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是：1、解除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双方于2017年10月9日签署的总包合同及相关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等全部由荔隆公司承担。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受理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经本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同意对2017年10月10日所签订的总包合同和2018年7月3日签订的《总包合同之赶工补充协议三》一并解除。二、荔隆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前自行撤场，逾期撤场，场内荔隆公司所遗留的所有物品视为放弃，由融辰公司处置。三、荔隆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前将所有施工资料移交给融辰公司（具体所要移交的内容双方已自行确定）。上述二、三项，荔隆公司若逾期撤场或逾期移交资料，任一违约，均需每天承担违约金10万元。四、本工程的施工合同解除后的结算、违约理赔、质保等相关事宜双方同意另行处理。五、就上述协议外，双方无其他争议。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融辰公司自愿承担。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并出具了（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 2019年4月3日，袁志斌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荔隆公司，诉讼请求是：1、请求确认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荔隆公司工程项目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荔隆公司承担。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袁志斌于2019年11月8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浙01民初3401号民事裁定，准许袁志斌撤诉。 2019年11月8日，袁志斌作为原告向本院起诉荔隆公司和融辰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荔隆公司立即支付袁志斌工程款本金人民币81568481.7元及利息2636814.5元（利息自2019年3月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11月1日，同时要求支付至荔隆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荔隆公司立即返还转包管理费、袁志斌代缴的税金等费用共计11780484.5元；3、判令荔隆公司立即支付因其逾期支付工程款给袁志斌造成的停工损失61043954元；4、判令袁志斌对其施工的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项目的拍卖、变卖款在上述第一至三项诉请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融辰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袁志斌的上述请求承担付款义务；6、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费用。袁志斌在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到：停工期间，袁志斌始终派驻人员看管工地、购置或租赁的机械设备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由于项目停工给袁志斌造成的人员窝工、机械设备窝工与闲置、材料损耗等损失已高达61043954元不止。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依法立案，案号（2019）浙01民初4109号。该案本院正在审理过程中。 另查明：2019年9月6日，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萧建罚字（2019）第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是荔隆公司，查明2017年10月20日荔隆公司在承揽萧政储出（2017）4号地块的施工任务后和袁志斌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将该工程全部转包给非本单位员工袁志斌，并收取合同款1.5%的技术服务费，认为属转包工程的违法行为，决定对荔隆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工程合同价款0.8%的罚款，计1727200元，没收违法所得，计1994588元。对该处罚决定书，荔隆公司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袁志斌对（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如果袁志斌对本案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否错误，且损害了袁志斌的民事权益。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袁志斌对（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理由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原案诉讼标的提出独立权利主张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第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原案法律关系存在牵连关系，其民事权益受到原案处理结果的影响。袁志斌与荔隆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是建立在荔隆公司与融辰公司已经签订的总包合同基础之上，总包合同的解除势必会影响内部承包协议的履行，袁志斌作为萧政储出（2017）4号空港新城地块总承包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有权作为原告对（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二、（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的全部内容符合双方签订的总包合同的约定，没有损害袁志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 1、总包合同第45.1款规定：本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第45.3款规定：发生本通用条款第39.2款禁止的情况，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的第一条内容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总包合同及赶工补充协议，符合总包合同前述条款的规定。在（2019）浙01民初4109号案件中，袁志斌提出的诉讼请求实质也是建立在总包合同、赶工补充协议解除的基础之上的。 2、总包合同第45.6款规定：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己方机械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程价款。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合同解除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因未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因此（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的第二条、第三条的内容符合总包合同前述条款的规定，并没有约束袁志斌，也没有对袁志斌遗留在案涉工地中的物品直接作出认定和处理。在（2019）浙01民初4109号案件中，袁志斌在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到：停工期间，袁志斌始终派驻人员看管工地，购置或租赁的机械设备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由于项目停工给袁志斌造成的人员窝工、机械设备窝工与闲置、材料损耗等损失已高达61043954元不止。由此表明袁志斌已经在（2019）浙01民初4109号案件中对有关遗留在案涉工地的包括机械设备等物品主张了自己的权利，（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第三条的内容没有直接损害袁志斌的民事权益。 3、（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第四条内容体现了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在签订案涉调解协议时对可能涉及实际施工人袁志斌的民事权益的内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有关总包合同解除后的结算、违约理赔等内容，双方约定另行处理。袁志斌在（2019）浙01民初4109号案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对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结算、违约责任的承担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故（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第四条内容没有对袁志斌主张权利作出任何约束、限制。 4、本案中，袁志斌没有证据证明融辰公司与荔隆公司在（2019）浙01民初2437号案件中有虚假诉讼的情形。 综上所述，袁志斌请求撤销（2019）浙01民初2437号民事调解书的全部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袁志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袁志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逸强 审判员  寿俊峰 审判员  寿凯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郑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