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68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3号5层521室。法定代表人：陈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男，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河，男，196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帘子库胡同12号。上诉人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3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2.黄河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四达公司与黄河签订的承包协议明确约定黄河承担签证部门人员工资、个人社保费用、四达公司一名送签员的一半工资（2000元）及办公室租金的一半费用6000元。承包协议中并未明确送签员是谁。之所以四达公司要为黄河配备送签员，由黄河承担一半费用，系由签证特殊性所决定，客户签证应随时及时处理，否则会耽误行程，所以为防止送签员有突发情况来不及送签。因黄河的送签资格被日本使馆取消，为满足其业务需要及减轻其负担，四达公司为其配备一名送签员。后续工作中，杨文娟前期担任送签员，请病假后由刘丽颖担任送签员，保证送签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是为黄河的承包业务提供服务。故黄河应承担的系为完成送签工作配备的另一名送签员2000元每月的费用，系四达公司配备送签人员应承担的费用，并非指定杨文娟个人的2000元费用。一审法院对杨文娟的工资认定和计算存在问题。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是要扣包括个人保险、公积金、医疗保险、生活保险等费用后进行发放，一审法院以实际收到的工资进行核算错误。2016年9月13日出具的工资收入计算应以2500元为计算依据；有两个月是以补助的形式发放1500元，是公司的实际支出；2016年11月12日杨文娟请病假，公司发放的工资也应当予以认定；2.关于承包协议的终止问题。公司发出的协议终止文件通知的时间是2017年3月31日，终止的原因是黄河违约在先，未能按照承包协议约定缴纳相关费用。2017年1月到3月，黄河从未与公司商谈协议的问题，口头答应缴纳费用，反身与公司拉开诉讼大战。协议中约定了四达公司有选择权，因此四达公司认为在2017年1月到3月黄河应有继续履行承包协议的义务；3.四达公司有证据证明，黄河所谓的考勤记录是伪造的。针对四达公司的上诉，黄河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不同意四达公司的上诉意见。但认为涉案协议是黄河在被胁迫的状态下签署，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涉案协议违反我国旅游法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四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河缴纳欠付款项61364.41元；2.判令黄河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四达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黄河签订《内部协议》，就双方以甲方公司平台为依托，开展旅游营销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允许乙方以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义，开展全世界各国签证与旅游业务（旅游及签证业务的价格可由乙方根据市场行情自行拟定，甲方不予干涉）；乙方应负责所有签证业务中的所有职责，包括操作职责、协助财务对账职责。乙方负责签证部门人员工资、个人社保缴费及用甲方一名送签员的一半工资（人民币2000元）及办公室月租金一半费用（人民币6000元）实行自负盈亏；由于乙方为本公司资深员工，同时负责签证部审核之职务及本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故在本协议期间内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上述所列之外的任何费用。乙方发生的每笔业务，甲方会与乙方按自然月结算（结算期为次月3日前），甲方财务按结算凭证对上月业务进行结算（扣除上述成本后余额退还乙方）；乙方已交甲方账户的年利润十万元（北辰五万，山水五万），需除以12个月，按每月8333元利润折抵乙方成本，再有类似趸交进账，要交给甲方20%做利润；此协议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一年起为评估期，乙方如未能达到此条款要求，三个月后甲方有权终止此协议。《签证中心自负盈亏应交四达费用明细》载明：每月业绩已进账8333-（办公室房租6000+杨文娟工资2000），剩余333元；黄河＋齐艳鹏的月工资（4000+3000）及保险（1284+987.79）=9271.79元；实际应交现金为9271.79-333=8938.79元。黄河在交款人处签字确认。四达公司出具的2016年4月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杨文娟3月份工资款为3586元。2016年5月1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杨文娟4月份工资3544.3元。2016年6月7日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载明：四达公司向杨文娟转账2086.17元，摘要信息为四达工资；2016年6月2日的支出凭单载明：5月份加油费1500元，杨文娟在经办人处签字。2016年7月14日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载明：四达公司向杨文娟转账2088.83元，摘要信息为四达工资；2016年7月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租车及交通1500元，杨文娟在领款人处签字。2016年9月13日，四达公司出具工资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公司员工杨文娟，每月实际收入为2078.92元。2016年度齐艳朋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显示：2016年1-4月，单位每月缴费为987.79元；5-6月，单位每月缴费为955.94元；7-12月，单位每月缴费为1082.41元。2016年度黄河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显示：2016年1-4月，单位每月缴费为1284元；5-6月，单位每月缴费为1236元；7-12月，单位每月缴费为1263.98元。2017年3月29日，四达公司向黄河发送《通知书》，载明：你与公司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内部协议已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没有续约，也没有签订其他协议，你与我司的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1月1日终止。一审庭审中，四达公司称杨文娟工资每月为4000元，《工资证明》系其应杨文娟要求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开具，其以交通费、加油费等形式每月另行向杨文娟发放工资1500元。四达公司于第一次庭审中称杨文娟于2016年11月后开始请病假，于第三次庭审中称杨文娟2016年一直在其处工作。四达公司称《内部协议》于2017年3月终止，黄河欠付2016年费用9325.24元及2017年1-3月的承包费用52039.17元。一审法院认为，黄河与四达公司签订《内部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依据该《内部协议》约定，黄河应每月缴纳签证部门人员齐艳朋工资3000元、个人社保缴费及四达公司一名送签员杨文娟的一半工资（人民币2000元）及办公室月租金一半费用（人民币6000元）。双方现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内部协议》终止时间；二是黄河应负担的杨文娟工资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内部协议》中约定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且四达公司向黄河发送的《通知书》中明确双方协议已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故一审法院认定《内部协议》终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四达公司主张协议到期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主张黄河应依照协议内容支付2017年1-3月款项，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内部协议》中明确黄河应承担杨文娟的一半工资2000元，依据庭审查明事实，四达公司于2016年3月向杨文娟发放工资3586元，4月发放工资3544.3元，于6月向杨文娟发放工资2086.17元，于7月向杨文娟发放工资2088.83元，且四达公司于2016年9月出具《工资证明》明确杨文娟每月实际收入为2078.92元。现四达公司主张杨文娟月工资为4000元，与其提交证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虽主张每月以加油费、交通费等形式向其发放工资，但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四达公司一审庭审中陈述称杨文娟于2016年11月起开始请病假，后其改变陈述称杨文娟一直在岗上班，根据禁止反言原则，一审法院采信其在先陈述，即杨文娟自2016年11月始即未实际在岗，未能完成岗位工作，四达公司要求黄河承担2016年11月、12月期间杨文娟的工资，于事实不符，亦失于公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此，2016年1-10月，黄河应承担的杨文娟工资金额总数应为11889.41元【（3586+3544.3+2086.17+2088.83+2078.92*6）/2】。依据查明事实，2016年，黄河主张因部门变动，杨文娟、齐艳朋自2016年9月起未为其工作，其提交证据不足以完全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故其应依照《内部协议》约定承担齐艳朋2016年工资及社保，杨文娟2016年1-10月工资的一半。四达公司未主张黄河交纳2016年9-12月份其本人工资，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四达公司提交黄河、齐艳朋社保资料证明该二人社保费用发生变化，一审法院采信其主张，黄河缴纳费用应依照四达公司实缴金额予以调整。综上，2016年黄河应向四达公司缴纳的各项费用总额应为179438.8元（房租6000*12+杨文娟工资11889.41+黄河工资4000*8+齐艳朋社保987.79*4+955.94*2+1082.41*6+齐艳朋工资3000*12+黄河社保1284*4+1236*2+1263.98*6）。双方确认黄河2016年已交款项为184048元（10万+9000*8+3012*4），故黄河并未欠付四达公司2016年款项，四达公司主张黄河应交纳2016年欠付费用9325.24元，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黄河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劳动合同，用以证明宋正雄为企业总经理；2.四达董事会会议记录，用以证明四达公司要承担相应负债；3.QQ聊天对话记录，用以证明宋正雄说服黄河；证据1-3、一审提交《内部协议》及附件共同用以证明，黄河签订涉案协议系被胁迫；黄河还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0条，主张涉案协议系因违法而无效。针对黄河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四达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证据2来源非法；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从内容上看是协商而非胁迫；对于黄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0条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四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于国斌与宋正雄的微信聊天截屏，用以证明黄河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来源非法；2.办理白卡的说明、更换白卡的说明，用以证明黄河所称“刘丽颖不可能是送签员，送签员必须有黄卡”系当庭说谎作伪证；3.四达公司2016年5月17日给日本使馆的承诺书、申请书、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黄河的送签资格系被日本使馆取消，为此公司更换送签人员，公司一直按照两个送签员来申请，刘丽颖曾作为送签员；4.原四达公司员工刘丽颖的证词，用以证明刘丽颖曾作为送签员，黄河陈述不实；5.刘丽颖在中商集团经济合作有限公司的工资发放记录，拟证明刘丽颖曾作为中商集团派驻四达公司的财务人员兼办公室主管，工资由中商集团负担。6.四达公司向税务机关出具的说明，拟证明其向杨文娟发放了2016年11月、12月份的病假工资。针对四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黄河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没有经过公证，对其效力不予不认可；证据2并非刘丽颖的入馆证，且该日本使馆入馆证与送签员本身是两个概念，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据3系四达公司自己杜撰，既没有使馆的认证章，也没有使馆秘书和领事的签字，不予认可；对证据4不予认可，刘丽颖本身是中商集团的人，并非四达公司员工；证据5，刘丽颖并非四达公司的员工，与四达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证据6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且系单方陈述，说明不了杨文娟收到相应工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达公司与黄河之间签订的《内部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黄河在二审中对《内部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其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且与另案生效判决认定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基于同样理由，黄河二审依据其提交证据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四达公司在上诉意见中主张一审法院对杨文娟的工资认定和计算存在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四达公司实际发放杨文娟工资的数额及其于2016年9月出具的《工资证明》，四达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以上证据及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其所称向杨文娟发放的补助等款项实际为工资，本院对其相应上诉意见难以采信；关于四达公司主张杨文娟2016年11月、12月病假期间仍发放病假工资一节，其提交的向税务机关出具说明系其单方制作，在黄河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形下本院亦难以采信，且即便将四达公司在说明中确认发放的该两个月病假工资数额记入应缴总数，黄河已向其缴纳的费用亦多于应缴总额。故在四达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向杨文娟实际发放2016年11月、12月病假工资的情形下，本院对其相应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关于四达公司主张刘丽颖亦从事了送签工作一节，四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单方出具的陈述说明及刘丽颖的书面证言，综合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内容，四达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丽颖从事了其所称的杨文娟所在岗位的送签工作，亦未能体现四达公司向刘丽颖发放相应送签员岗位工资，本院对其相应证据及证明目的难以采信；且四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黄河承担一名送签员一半的工资指的就是杨文娟，故综合以上因素，本院对四达公司相应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关于四达公司在上诉意见中主张黄河应向其交纳2017年1月至3月费用的问题，结合内部协议约定的有效期及其向黄河发送《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其该项主张与以上证据内容不符，且四达公司亦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4元，由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石 煜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贾宇飞法官助理  常 欣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