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0民终56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岳永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赵村街8号。法定代表人：岳久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烈作，男，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文松，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河县安平镇二街。法定代表人：李淑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媚，河北宝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固安县汉风堂商业配套有限公司，住所地固安县东湾乡太子务村。法定代表人：吴京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鹏飞，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北京盛合德利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岳各庄村岳各庄中学西100米。法定代表人：周以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振宇，河北子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鑫岳永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固安县汉风堂商业配套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盛合德利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4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第三人盛合公司为涉案货物的供货方，而非介绍人。盛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以相收取了上诉人鑫岳公司的涉案货款并向上诉人出具了亲笔书写的收条，该证据证明盛合公司向上诉人发出涉案货物并收取货款的事实，而非原审判决中认定的“第三人（盛合公司）只是起到了介绍人的作用，并非买卖合同的任何一方”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鑫岳公司之间从未有过接触，案涉货物买卖合同的达成、送货、结款等等一系列合同行为，均由原审第三人盛合公司独自完成。二、被上诉人鑫岳公司仅凭原审第三人盛合公司提供给上诉人的由被上诉人鑫岳公司出具的发票，并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鑫岳公司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事实依据。如果被上诉人行使了对上诉人的代位诉讼，上诉人仅仅有权依照《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上诉人已向原审第三人盛合公司支付了货款。闻泰公司辩称,本案买卖关系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汉风堂公司之间建立的。第三人盛合公司仅是促成该笔交易的介绍人，一审判决对此事实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首先，被上诉人鑫岳公司提交的汉风堂公司出具的加盖其公司印章的收货明细清单，以及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陈述以及第三人的陈述，均能够证明这一事实，也就是涉案买卖交易的货物是由汉风堂公司实际取得的，这也是各方均认可的事实。其次，本案中供货人是鑫岳公司，在各方之间均未能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判定上述货物的供货人是上诉人还是第三人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明是采购这些货物的货款是由何方支付。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保定市华丰纸品有限公司和保定市嘉硕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证明，以及银行转账付款记录等，均能证明上述货物的供货人是而并非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开具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在一审时认可了该发票的真实性，并且承认该发票也已经由上诉人入账，该发票中明确显示购买方为上诉人，销售方为被上诉人，该发票也足以证明上述买卖交易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的，而非是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建立的。再次，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收条等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曾经存在业务往来，不能证明与本案的买卖合同有任何的关联性。不能认定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诉人所称的该录音是在周以相被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能代表周以相的真实意思表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汉风堂公司述称，我们一直是和上诉人业务关系和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都没打过交道，也不存在交易。盛合公司述称，同意被上诉人鑫岳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都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判。闻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立即给付货款335789.5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岳公司需要蜂窝纸板及纸护角等材料，找到第三人盛合公司。因盛合公司没有生产能力，所以找到闻泰公司提供鑫岳公司所需要的材料。2017年8月15日至9月16日闻泰公司分七次将鑫岳公司需要的材料送到其指定的汉风堂公司，并出具了名称为北京鑫岳公司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共计335，789.5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原告香河闻泰公司为固安汉风堂公司送货的出库单、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汉风堂公司实际收到闻泰公司所交付的货物，闻泰公司与汉风堂公司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汉风堂公司理应及时给付货款，其拖欠货款的行为侵犯了闻泰公司的合法权益，故闻泰公司要求汉风堂公司给付货款335789.5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鑫岳公司虽未直接与闻泰公司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通过闻泰公司及第三人盛合德利公司的陈述及闻泰公司开具的购买人为北京鑫岳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足以证明鑫岳公司也为该笔交易的购买人，故鑫岳公司称其与闻泰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北京鑫岳公司称其已向第三人支付了货款，并提交了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增值税发票，但该发票只能证明其之前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另鑫岳公司出具的第三人签署的收条，因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而鑫岳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收条与闻泰公司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综上，可以认定鑫岳公司与汉风堂公司均是此笔买卖的购买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三人只是介绍人，并非买卖合同的任何一方，故第三人不应承担给付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鑫岳公司、汉风堂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闻泰公司货款335789.5元。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二、第三人盛合公司不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3168元，保全费2270元，由鑫岳公司、汉风堂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鑫岳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两份证据：录音一份和2019年12月9日固安汉风堂给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证明目的为：录音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着货物买卖关系以及代开发票的事实。对账单证明七车货物的货款为318286.84元，是证明上诉人与汉风堂公司之间的一个货物买卖关系。同时也能证明这批货物单是原审第三人所发的货物。闻泰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录音是周以相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能代表是周以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录音中的相关内容是岳久宗与周以相为应对税务机关或公安机关的调查而相互配合编造好的说辞，并非事实的真相；录音中周以相说的是“你带我去的固安汉风堂找那老总把我引荐给老总让我做。不是没做成嘛”从周以相的这段录音表述，可以充分证明涉案这笔业务，第三人并没有做成，与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仅是介绍人并非供货人的事实认定是一致的；该录音中并没有上诉人欲该证明的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代开发票的行为。对于对账单的质证意见：对该对账单中显示的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以及签收时间没有异议，但对金额不认可，应以增值税发票为准。原审第三人盛合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同意以上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另外，对于该录音，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说为了应付派出所或者税务部门的调查，周以相为了配合所谓的调查，才出现的这份对话内容，因此，不能真实反映事实真相。固汉风堂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这两份证据没有意见。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鑫岳公司和闻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上诉人鑫岳公司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闻泰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本案中，闻泰公司提供了为上诉人鑫岳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增值税专用发票既是商事凭证，又是完税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依据原审第三人盛合公司的陈述，盛合公司只是介绍人而非供货人，本案所涉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通过盛合公司之手转交鑫岳公司，并不认可为鑫岳公司开过其他公司的发票，故亦不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原审被告汉风堂公司在二审中亦认可其收到的七车货物中的五车货是由闻泰公司送货，两车是由鑫岳公司送货；依据闻泰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保定市华丰纸品有限公司和保定市嘉硕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证明，该证明不仅说明了所交付货物的来源，而且载明了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其与汉风堂公司提供的七车货物品种、规格、数量基本一致。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闻泰公司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综上所述，上诉人鑫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7元，由上诉人北京鑫岳永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雪芹审判员  宋 强审判员  赵洪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郝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