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27民终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道义，男，197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镇姣，女，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馨，新疆振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喜悦，女，198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刚，新疆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道义、范镇姣因与被上诉人周喜悦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人民法院（2019）新2722民初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道义、范镇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馨，被上诉人周喜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道义、范镇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道义与范镇姣要求周喜悦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认定周喜悦已付清土地承包费不当。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承包给乙方的土地每年每亩300元，每年合计承包费300000元，四年共计1200000元。乙方已提前在2015年7月和12月给甲方分两次付清承包费（收款账号：×××／XXX）。”但从王道义与范镇姣提供的上述收款账号看，2015年7月与12月的交易流水并未入账1200000元。周喜悦在其答辩中认可并未将款项汇入合同约定的账号，而认为经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10月26日最终结算，王道义、范镇姣尚欠周喜悦借款1200000元，用于折抵本案涉及的承包费，但该答辩理由不能成立。若周喜悦陈述属实，就不会出现2017年6月21日范镇姣与周喜悦及案外人刘某某签订的《土地接管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因甲方（王道义与范镇姣）欠乙方（周喜悦与刘某某）的借款，现无力偿还自愿将王道义名下的1200亩地交给乙方管理。秋收时，甲方协助乙方交售棉花，所交棉花归乙方所有。”从以上协议约定可以看出，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中的1200000元并未被借款折抵，否则双方不会继续签订《土地接管协议》。从周喜悦和案外人刘某某以及范镇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当时签订《土地接管协议》是因王道义、范镇姣欠周喜悦1100000元，欠刘某某200000元，王道义、范镇姣1200亩地至2017年6月21日前期的所有投入大概150万元，用于抵偿欠周喜悦与刘某某的欠款。周喜悦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王道义、范镇姣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就欠其1100000元，再无任何债权债务。二、对合同的履行有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周喜悦应当举证证明其将承包费已交付给王道义、范镇姣。周喜悦未交纳承包费属于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王道义、范镇姣要求解除与周喜悦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涉及的土地属国有土地，非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周喜悦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周喜悦已经付清土地承包费并无不当。2014年至2016年，王道义、范镇姣多次向周喜悦借款，其中：2014年12月22日，王道义向周喜悦借款600000元，周喜悦通过汤某某农行卡转账支付王道义546000元，转入王道义账号×××银行卡中；2015年3月5日，范镇姣、罗某某向周喜悦借款400000元，王道义为担保人，周喜悦通过高某某农行卡转账支付范某某364000元，转入范某某账号×××银行卡中，该款实际由王道义借用；2015年3月22日，王道义向周喜悦借款800000元，周喜悦通过高某某农行卡转账支付王道义728000元，转入王道义账号×××银行卡中；2015年4月15日，王道义向周喜悦借款800000元，周喜悦通过高某某农行卡转入账支付王道义728000元，转入王道义账号×××银行卡中；王道义分四次借周喜悦260万元，周喜悦实际支付王道义2366000元。2016年10月6日，王道义、范镇姣与周喜悦经核对，扣除已经偿还的借款本息，截止2016年10月6日上诉人尚欠周喜悦借款1100000元，王道义、范镇姣于同日给1100000元重新出具了借款1100000元的借据；王道义分七、八次向周喜悦借现金，每次几千元，几万元不等，2016年7月6日王道义与周喜悦经核对后王道义给周喜悦出具了借款100000元的借条；王道义、范镇姣共欠周喜悦借款1200000元。王道义、范镇姣为了偿还借款1200000元，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于2016年10月26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王道义、范镇姣将1000亩土地承包与周喜悦，其中有王道义、范镇姣承包巴某某的450亩土地，王道义、范镇姣承包赛某某的441.01亩土地，合计891.01亩，实际测量亩数为1000亩，按1000亩计算，承包期限4年，自2016年10月26日至2020年12月20日止，每年每亩承包费300元，四年承包费1200000元。该1200000元承包费用以抵折王道义、范镇姣欠周喜悦的1200000元借款。《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乙方已提前在2015年7月和12月给甲方分两次付清承包费（收款账号：×××／xxx），但《土地承包合同》协商签订于2016年10月26日，之前双方从未协商过土地承包事宜，在《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乙方已提前在2015年7月和12月给甲方分两次付清承包费”实际就是王道义、范镇姣借周喜悦的借款，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以承包费抵折借款。2016年10月6日王道义、范镇姣重新给周喜悦出具了借款1100000元的借据，2016年7月6日王道义给周喜悦出具了借款100000元的借条，王道义、范镇姣共欠周喜悦借款1200000元。2016年10月26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因王道义向周喜悦借款时向周喜悦提供了多个银行卡，除了×××和xxx号银行卡，还提供了xxx和xxx号等银行卡，当时记不清尚欠的借款何时汇入哪个银行卡。《土地承包合同》中汇款时间和银行卡号错误，不能否定王道义、范镇姣向周喜悦借款的事实，不能否定王道义、范镇姣以1200000元土地承包费抵折尚欠周喜悦的1200000元借款的事实。在精河县公安局刑警队均认可借周喜悦1100000元和签订1000亩土地合同是因借周喜悦1100000元的事实。2017年6月19日签订《土地接管协议》是因为范镇姣资金不足棉花地无法再经营，将1200亩土地抵借刘某某账签订了《土地接管协议》。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2017年6月19日签订《土地接管协议》是两不同的合同法律关系，该两份合同主体、发生原因、土地位置、合同时间及内容均不同，《土地接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土地承包合同》尚未履行，《土地接管协议》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无关。二、一审对承包费是否已交付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周喜悦，周喜悦已经举证证明了承包费以抵折借款的方式交付的事实，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三、涉案土地属于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道义、范镇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双方于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6日，王道义、范镇姣作为甲方与周喜悦作为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为：“一、甲方将本人位于××里以南承包巴某某的450亩土地、承包赛某某的441.01亩土地（实际测量亩数为1000亩）承包给乙方种植。二、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为4年，自2016年10月26日至2020年12月20日止。三、甲方承包给乙方的土地每年每亩300元，每年合计承包费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4年共计1200000元（壹佰贰拾万元整）。乙方已提前在2015年7月2015年12月给甲方分两次已付清承包费（收款账号：×××/xxx）。……”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8年，王道义、范镇姣与周喜悦因种地发生争议。2019年4月17日，王道义、范镇姣作为原告将周喜悦、董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诉至本院。王道义、范镇姣诉请：1、判令周喜悦、董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停止侵害并向王道义、范镇姣返还1100亩土地；2、周喜悦、董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赔偿损失2047364元；3、案件受理费由周喜悦、董某某、李某某、刘某某承担。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新2722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周喜悦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王道义、范镇姣返还位于××县约1000亩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排洪渠（临赛某某土地、多某某土地），南至石子路（临王道义房屋），西至路（临巴某某土地），北至排洪渠）]；二、驳回原告王道义、范镇姣其它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王道义、范镇姣、周喜悦分别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7月11日，博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27民终210号民事判决书，该终审判决认为2016年10月26日，王道义、范镇姣与周喜悦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王道义、范镇姣将位于××里以南承包巴某某的450亩地、承包赛某某的441.01亩土地（实际测量亩数1000亩）承包给周喜悦种植。合同中未明确土地四至。王道义、范镇姣起诉称周喜悦构成侵权，应当承担周喜悦种植涉案土地存在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周喜悦称2018年种植涉案土地是王道义指定的，并不知道种植的土地与合同中约定的地块不一致。在合同未明确土地四至的情况下，王道义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向周喜悦交付了合同中约定的地块，周喜悦种植的是王道义承包地的其中1000亩土地，《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土地王道义已于2018年承包给案外人种植，且收取了承包费。王道义对周喜悦2018年种植涉案土地存在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未完成。2019年3月1日，一审法院进行土地现场勘查，确认2018年周喜悦种植的土地并非合同中约定的地块。此时，周喜悦才知晓该事实。故周喜悦2018年种植涉案土地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李某某与周喜悦系合伙种植涉案土地，李某某亦不存在侵权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周喜悦、李某某存在侵权行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周喜悦再行种植该土地已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2019年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应属王道义享有。2019年，周喜悦未种植涉案土地，并未占有王道义的土地。王道义要求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撤销精河县人民法院（2018）新2722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道义、范镇姣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庭审查实2019年合同涉案土地由案外人实际种植。庭审中王道义、范镇姣、周喜悦均认可：2016年10月26日，王道义、范镇姣与周喜悦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巴某某的450亩土地，东至林带、南至路、西至徐某土地、北至林带，赛某某的441.01亩土地，东至林带、南至多某某土地、西至排洪渠、北至新队小渠道。王道义、范镇姣自认：2018年、2019年巴某某的450亩土地、赛某某的441.01亩土地由案外人董某某种植。2018年周喜悦种植土地四至为东至排洪渠（临赛某某森土地、多某某土地），南至石子路（临王道义房屋），西至路（临巴某某土地），北至排洪渠。2014年12月22日、2015年3月22日、2015年4月15日，王道义作为借款人分别向周喜悦出具三份借据，三份借据的借款总金额为220万元。2015年3月5日，王道义作为担保人、案外人范某某、罗某某作为借款人向周喜悦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40万元。庭审中王道义认可以上四份借据中签名的真实性。精河县公安局对王道义举报周喜悦诈骗一案进行了调查。王道义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截止到2016年3月份，我自己向周喜悦借款共计1100000元，担保人是张某某和杨某某。……我没有归还周喜悦，一直欠着她的，但是一直在给她支付利息。……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周喜悦给我说如果我不签这份合同，周喜悦就要到法院起诉我欠她的110万元钱不还的事，我害怕影响我种地就签字按手印了。2017年采摘棉花打棉花农药时，我给周喜悦说她接管的1200亩地的棉花由她来采摘出售，还有另外的1000亩地的棉花单独采摘出售，因为2200亩棉花地最初是我投资种植的，我不让和那1200亩地的棉花放在一起采摘出售，本想我自己采摘出售后把周喜悦接管后的费用给她，但是周喜悦没有同意……”。范镇姣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7年6月份左右，我在××县亩棉花地（周喜悦让我将承包给她的1000亩土地一并种植，秋收出售的棉花用来还欠周喜悦的钱），当时棉花已经快成熟了。我因为资金跟不上，棉花地没办法再经营了。最后我和周喜悦协商用我将这2200亩地中剩下1200亩抵了周喜悦的账，和周喜悦签订了一份土地接管协议。……”周喜悦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到了2017年4月份的时候，王道义跟我说这1000亩地你先别种，我来种，种完以后你来收。我说好。然后王道义就将棉花种到了地里……”庭审中原告陈述在2018年4月3日，精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甲方，王道义、范镇姣作为乙方，董某某作为丙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合同中有约定涉案土地由丙方董某某种植履行向甲方的还贷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10月26日，王道义、范镇姣与周喜悦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原告主张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理由是“签订合同后，被告周喜悦既未按照合同约定给付承包费用，又以未履行的合同实施侵权，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首先，依据王道义认可的四份借据内容及王道义在精河县公安局的笔录内容证实，王道义本人是认可与周喜悦之间存在借款事实的，结合2016年10月26日《土地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已提前在2015年7月和2015年12月给甲方分两次已付清承包费”的内容，在原告王道义拿不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承包费的义务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其次原告主张被告以未履行的合同实施侵权的问题，在（2019）新27民终21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周喜悦2018年种植涉案土地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故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第二个理由亦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㈠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㈡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㈢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本案争议土地原、被告的承包合同签订时间在前，原告陈述和精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董某某的合同签订时间在后，故在合同期内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当由合同成立在先的承包人被告周喜悦享有。原告主张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依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道义、范镇姣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周喜悦是否按约定向王道义和范镇姣交付土地承包费，是否实施侵权，王道义和范镇姣是否向周喜悦交付土地。关于承包费的问题。周喜悦认为王道义和范镇姣拖欠其借款，为以承包费折抵借款，双方签订了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并对其主张向法庭提供四份借据，对此王道义认可，借据出具时间均系在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之前，双方合同也约定周喜悦已提前在2015年7月和12月给王道义、范镇姣分两次付清承包费，且王道义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认可与周喜悦之间存在借款事实，故一审依据案件事实以及双方对证据的质证意见综合分析认定双方以承包费折抵借款为由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并无不当。关于实施侵权以及交付土地的问题。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实际测量亩数为1000亩土地承包给周喜悦种植，但本院作出的（2019）新27民终210号民事判决认定，在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未明确土地四至的情况下，王道义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向周喜悦交付了合同中约定的地块，周喜悦种植的是王道义承包地的其中1000亩土地，《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土地王道义已于2018年承包给案外人种植，且收取了承包费。周喜悦2018年种植的涉案土地并非合同中约定的地块，故周喜悦2018年种植涉案土地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故一审不予支持王道义和范镇姣认为周喜悦未履行合同实施侵权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道义和范镇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王道义、范镇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宇斯呼林 审 判 员 黄欢 审 判 员 哈力木拉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古丽白克然木书 记 员 张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