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8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菲，女，198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珊珊，女，198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广东，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都春，男，197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跃鑫，男，197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上诉人袁菲、袁珊珊因与被上诉人刘广东、都春、王跃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115民初2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菲、袁珊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刘广东出借款项是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至都春银行账户为由，认为不涉嫌经济犯罪，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刘广东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对向出借资金，以此谋取高额非法收入的行为，属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非法放贷行为，应当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刘广东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因此《借款合同》未生效且借款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故合同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刘广东只能要求实际收款人返还款项。刘广东辩称，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广东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只是民间借贷纠纷；2、本案中刘广东实际支付了借款，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起诉的金额也是实际支付的金额，不存在虚假债务或伪造证据；3、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签订借款合同的是二上诉人、都春和王跃鑫，我方将二上诉人列为被告符合事实；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本案的借贷行为发生在2014年9月，不应适用该法律规定。都春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该款项确实是我自己在使用，用于经营生意，其他三人未得到该款项，我只收到80多万元。王跃鑫辩称，认可上诉人的意见，我不认识刘广东，合同是我签的，但不知道合同内容，对方未让我看合同内容，我们是在小贷公司签的，且是对方骗取我签订的，我和刘广东没有签过任何借款合同。刘广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都春、袁菲、王跃鑫、袁珊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050,000元及借款期限内利息108,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从逾期日按2%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律师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都春、袁菲、王跃鑫、袁珊珊经中介公司居间介绍，于2014年9月17日共同与原告刘广东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刘广东借款人民币12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被告指定的都春建设银行账户内，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17日至2015年9月16日止，被告分12期（即2014年9月起至2015年9月每月的16日）前6期归还原告本金及利息共6.2万元，后6期归还原告本金及利息共16.2万元。双方在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借款人晚于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还款的，应向出借人支付罚息和违约金，罚息每日按当期应还未还金额的0.05%计收罚息，每期单独计算，直至当期欠款还清之日止，违约金为当期应还未还款金额的10%，每期单独计算，另外合同约定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等由借款人承担。签订上述合同的同时，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收到现金19.2万元，转账支付的100.8万元。当日，原告刘广东向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0.8万元。因被告未按期还本付息，原告遂向本院提出诉请如前。庭审中，原告自认收款确认书中的现金部分并未实际支付，被告已经归还的款项为197,700元。一审法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院受理的刘广东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达58件，原告与本案被告及其他案件的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等均是格式合同，涉及的借款金额巨大，原告与借款人事先亦并不相识，与普通的自然人之间因生产、生活所需进行的资金调剂即民间借贷有别。且原告通过让借款人签署《收款确认书》（但现金部分并未实际支付）以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每期等额还本付息金额的方式，收取高额利息以谋取利益。原告是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即原告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即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是为了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不得依据该合同约定要求原告还本付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收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应当将因《借款合同》收到的款项共计100.8万元归还给原告，因原告认可被告已经归还的款项为197,700元，剩余款项810,300元应当由四被告共同归还给原告。关于利息损失等责任承担问题，原告对自身是否具备从事放贷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资质是明知的，其为了营利从事放贷业务，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在于原告，因此被告占有资金期间利息损失亦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关于被告袁菲、袁珊珊称其非实际用款人，故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因合同约定的借款人是包括袁菲、袁珊珊在内的四位被告，在没有任何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原告是基于对四被告共同还款能力的信赖出借的款项，原告之所以向被告都春支付借款，是因四位借款人共同指定都春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至于借款人将借款借来给谁使用，如何支配，是借款人的事，与合同相对方即出借人无关，原告不能以其并非实际用款人抗辩相应责任的承担，故被告以其非实际用款人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的涉嫌经济犯罪、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出借的款项是从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没有证据证实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被告以此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都春、袁菲、王跃鑫、袁珊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共同返还原告刘广东810,300元；二、驳回原告刘广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222元，由原告刘广东负担5,715元，被告都春、袁菲、王跃鑫、袁珊珊负担9,507元。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及本案证据情况，本院评判如下：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1、被上诉人刘广东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相关规定，但本案中，刘广东的借款行为发生时，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将该类行为作为犯罪行为认定。2、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非法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刘广东的借款行为发生在该意见施行之前，当时我国法律并未将该类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故案涉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的款项归还问题仍然属于民事法律调整和规范的范畴。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行为本身涉嫌犯罪或刘广东涉嫌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移送公案机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本案还款责任主体的问题。1、上诉人主张刘广东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该合同未生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在出借人将货币交付给借款人时，合同即生效，本案中刘广东虽然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但合同签订后，刘广东以其实际转款的行为履行了《借款合同》，故刘广东是否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字并不影响合同的生效，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上诉人主张其并非实际用款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二上诉人在《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一处签字确认，故合同约定的借款人包含了二上诉人，虽然收款人为都春，但在无任何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基于对包括二上诉人在内的四名借款人共同还款能力的信赖出借案涉款项，至于借款人借来款项后如何支配、使用，与出借人并无关系，在被上诉人未放弃对借款合同相对人即上诉人的责任主张的情况下，上诉人仍应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还款责任。另，二上诉人主张其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二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菲、袁珊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3元，由上诉人袁菲、袁珊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娜书记员杨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