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楼浙君，女，196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满江，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江英，女，197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虎，浙江元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彭军，男，196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楼浙君因与被上诉人魏江英、范彭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嵊州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3民初5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楼浙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为达到260万元借款已归还的目的，制造了260万元款项已归还的虚假事实及证据，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依法予以认定，并据此作出相应判决。一、上诉人与第三人范彭军夫妻感情因经济问题及其他原因在闹矛盾并已在离婚诉讼之中，对此被上诉人是明知的。在被上诉人向范彭军所谓还款前，上诉人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得支付给范彭军，被上诉人自己也表示不会单独向任一方付款。二、根据银行资金往来事实可判断。1、2018年6月1日，范彭军从自己银行卡提取35万元现金存入被上诉人银行卡。2、2018年6月4日，被上诉人账户余额仅8万元款项，由范彭军从银行卡中提现7万元存入被上诉人卡；被上诉人分四次转账支付至范彭军银行卡，范彭军收款后提现并现金存入被上诉人银行卡，最终余额仍为15万元，但形成了第三人收款60万元的假象。3、2018年6月14日，被上诉人卡中并无资金余额，由王强转入其银行卡60万元，被上诉人转至范彭军卡中，范彭军又转给王强，一次60万元、二次70万元，分三次合计200万元，形成范彭军合计收款200万元的假象。三、根据书面证据可判断。为达到260万元款项已归还的目的，被上诉人在汇款声明中特意注明“还楼浙君借款”，范彭军特意出具收条并注明“还楼浙君借款，借据作废”。因第三人并无实际收到款项，结合上诉人和范彭军已因经济问题等正在离婚，且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得向范彭军付款等事实，认定该260万元的还款系被上诉人与范彭军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具有高度盖然性。 魏江英辩称,一、上诉人未对款项或债权的性质认定提出异议，款项应为其夫妻共同财产。一审认定借款经过三方协商，发生在楼浙君、范彭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楼浙君与范彭军没有特别的约定，应属共同债权。上诉人对于此点认定在上诉状中丝毫未提，显然同意款项为共有物的定性。二、范彭军对于共同债权有管理的权利。物权法第九十六条对共有物管理作出规定，对于债权，共有人的管理权利，包含获得清偿，范彭军具有接受魏江英清偿的权利。三、清偿不需要楼浙君的同意。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对共有物处分或者重大修缮等作出规定，债权处分，是债权转让、债务免除、债务抵消。需要楼浙君同意的是如何使用已经被范彭军收回的260万，而不是需要她同意如何接受260万的归还。四、范彭军已经实际收到款项。转账凭证、范彭军的陈诉、收条可以证明魏江英已经归还了260万。楼浙君对于还款情况也有明确清楚的认知。在本案一审期间，作为绍兴双壹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被上诉人收到了另两个案件的起诉材料，该两案中楼浙君作为范碧玲的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其中有本案所涉离婚调解协议书，也就是说楼浙君对于范碧玲的证据完全知晓，理解内容，并且因为是楼浙君本人在法院诉讼案卷中的材料，范碧玲无法自行取得，也是楼浙君本人提供了该份离婚调解协议书。调解书在第2页第六记载：“魏江英处的共同债权270万已由范彭军收回，楼浙君所持的魏江英出具的借条作废。”在调解协议的下方有楼浙君、范彭军及双方代理人的签字。此外楼浙君调解时多次称借条已经撕毁，法庭可向(2019)浙0683民初234号案的单超法官、陈莉书记员核实该情况。五、无恶意串通。恶意串通是完全的诽谤，魏江英将款项支付给范彭军也是上诉人的要求，还款时上诉人是同意的。股票赎回至款项到账有时差，为避免出现问题，魏江英也曾要求楼浙君夫妻俩一并到其处接受款项，是楼浙君自身不能前来。六、上诉人未有损害利益的举证。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前提是利益受到损害，26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在楼浙君或者范彭军处都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楼浙君与范彭军尚未进行财产分割，在范彭军处不代表楼浙君遭受了损失。综上，魏江英已经归还了款项，楼浙君应与范彭军进行离婚后的财产分割，而不是给魏江英造成诉累。请求驳回其上诉。 范彭军述称，对60万元的还款，因魏江英讲她的卡每次只能付15万元，不能多付，所以分四次汇款。记不清当时与魏江英是否在同一现场，反正魏江英将钱还我了。对于200万元的还款，王强与魏江英合作投资，有200万元的投资要退出，魏江英要还我200万元，我要买王强的投资份额，因此，三人之间进行了走账。我与楼浙君第一次离婚时，是楼浙君向魏江英说我要离婚的事，魏江英还劝说楼浙君。因楼浙君到魏江英夫家娘家都去吵，被楼浙君烦死了。魏江英咨询了下，钱还给我也一样。是我要求魏江英将钱还给我的。一审时我没有讲三方之间走账的事实，是怕楼浙君找王强麻烦。 楼浙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6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其中200万元自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60万元自2018年3月2日起按约定月10‰计算至付清日止）。庭审中，原告将该项请求中的“60万元自2018年3月2日起按约定月10‰计算至付清日止”变更为“60万元自2018年6月1日起按约定月10‰计算至付清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5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协商后，对前期双方往来资金结算后凑足200万元出借给被告，并由被告出具给原告借条一份，载明“本人魏江英身份证号***现向楼浙君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18年3月1日，双方又对另几笔往来资金结算后出借给被告，并由被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魏江英现向楼浙君借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借款日期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月息1%（百分之一），利息按月支付”。后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了60万元借款2018年3、4、5月份的利息共计18000元。2018年6月4日，被告分四次向第三人转账各15万元，共计60万元；同月14日，被告又向第三人转账70万元、60万元、70万元，上述转账用途均注明为“还楼浙君借款”。同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收条各一份，两份收条内容如下：收到魏江英现金60万元（或200万元），本款属魏江英还楼浙君之借款，原被告写给楼浙君的借据作废。并附有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 另查明，1989年原告与第三人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范碧玲、范碧莹。2018年4月3日，第三人向本院起诉与原告离婚[（2018）浙0683民初3019号]，因未按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而被裁定按撤诉处理。2019年1月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与第三人离婚[（2019）浙0683民初234号]，诉讼期间，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份，协议第六条约定“魏江英处的共同债权270万元已由范彭军收回，楼浙君所持的魏江英出具的借条作废。”后该调解协议因故未被最终确认。2019年5月27日，本该院对原告与第三人的离婚及小孩抚养作出判决，对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等未作出认定与处理。事后原告以其女儿范碧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将上述调解协议在该院（2019）浙0683民撤4号、5号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系原、被告对前期往来资金结算后作为借款出借给被告，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三方当事人陈述，上述借款经过原、被告及第三人协商确定，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与第三人也未对该借款的所有权进行特别约定，应当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债权。原告与第三人后来虽有矛盾，但在被告将借款归还给第三人时尚未离婚，且原告与第三人均未将夫妻不和的情况如实告知被告知晓，因此被告将260万元借款归还给享有共同债权的第三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且原告与第三人在离婚诉讼中，对被告将270万元借款归还给第三人的行为予以协议认可，该调解协议虽因其他原因未以调解书的形式确认，但原告事后又将该协议在其他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材料提交使用，可以推定原告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没有异议的。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交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还款损害其利益之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楼浙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00元，依法减半收取14200元，由原告楼浙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楼浙君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魏江英、范彭军、案外人王强三人中国建设银行流水账单交易明细，其中王强为2018年度全年的流水，范彭军的中国建设银行流水来源于（2019）浙0683民初2483号民事案件证据。证明：①2018年6月1日范彭军提现存入魏江英银行卡35万元，2018年6月4日范彭军提现7万元存入魏江英卡。证明范彭军与魏江英除涉案款项外，二人间有其他资金往来，及6月4日15万元启动资金的来源，即范彭军收到的魏江英还款是范彭军自己的钱。同时证明二人关系密切。②证明2018年6月4日魏江英向范彭军还款60万元是魏江英和范彭军二人串通通过4次转账、提现、再存入的方式形成，实际范彭军并未真正收到款项的事实。该日魏江英账户余额转账四次后还是15万元，范彭军银行卡最终则未增加分文。③证明2018年6月14日，魏江英向范彭军还款200万元是魏江英和范彭军二人串通案外人王强多次转付形成，实际范彭军并未真正收到款项的事实。当时魏江英账上余额仅10万元，王强分四次60万元、60万元、70万元、10万元转入魏江英账户合计200万元，魏江英分三次60万元、70万元、70万元合计200万元转入范彭军账户，范彭军则在收款后分三次将上述200万元又转到王强账户。上述操作后，魏江英、范彭军、王强账户均未减少或增加任何款项。④对于王强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询问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时，范彭军表示其有权处置该200万元款项；魏江英则表示其与王强有业务往来，但此显然与王强银行账户显示的与范彭军、魏江英除200万元外无其他往来的事实相矛盾。王强的银行卡交易主要为支付宝、微信捆绑的消费，没有大额资金往来。从该银行卡往来可以判断其不是生意人，结合王强与魏江英没有其他资金往来的事实，可以证实魏江英所作系与王强业务往来的陈述不真实。⑤上述200万元资金的往来中，从一审魏江英提供的银行客户回单显示的交易时间反映，魏江英汇范彭军的三次时间分别为16:26:11、16:26:52、16:27:41，共计所用时间仅1分30秒，期间还应包括范彭军转王强、王强转魏江英的时间，结合范彭军答辩陈述其当时与魏江英在一起的事实，由此可以判断当时三人一起在银行现场完成上述操作。 2、上诉人楼浙君与被上诉人魏江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2018年5月25日-2018年12月）。证明：①魏江英对楼浙君和范彭军夫妻因经济问题在离婚中，是知情的，2018年5月25日微信回复“几次跟范老板交谈……他内心是不想跟你离婚的……你们的婚姻越走越远……”②魏江英自己向楼浙君表示借款归还必须由楼浙君和范彭军商量好一起来拿钱。2018年5月31日魏江英二次微信回复“你们夫妻商量好”，此表明魏江英自己一直确认须向二人共同还款。③2018年6月11日魏江英致楼浙君的微信称“260万元已经全部还清，范彭军的收条已经交给我律师……付入范银行卡……“（事实上此时并未还款，为何作虚假回复，是否是其6月14日制造虚假还款的动机之一）④、2018年6月12日微信中楼浙君明确告知魏江英，260万元借款不能向范彭军还款。⑤魏江英与楼浙君的微信、短信往来中，魏江英对楼浙君多有谩骂内容，对楼浙君不满，也表示了其全力支持范彭军与楼浙君对着干的决心。此可以证明魏江英与范彭军有恶意串通的动机和心态。 被上诉人发表意见为：1、对于王强、范彭军、魏江英三份银行交易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第四点证明目的为王强不是生意人，和魏江英没有资金往来。但王强的银行流水，比如第一页，2018年1月3日有款项进入账户，后续都是减少。2018年1月12日在余额13元的情况下又有款项进来，在2018年1月15日当银行余额仅有十几元的时候又进来3000元，后面又持续减少，到余额300元的情况下又进来5000元，后面又持续减少。银行流水只能反应王强用于消费，和其他收入是区分开的。这个账户不能反映王强全部收入和资金往来情况，王强和魏江英是有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不能反映三人业务往来的结算情况，魏江英已经将款项支付给了范彭军，王强、范彭军之间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在离婚案件诉讼中，楼浙君认可还款的事实存在，在离婚调解书第六点中有记载。2、183××××4226不是魏江英她自己的号码，尾号6880是魏江英的。微信有删减。楼浙君、范彭军2018年4月离婚的事实被上诉人不清楚，2019年1月的离婚是知道。他们有矛盾是清楚的，2018年5月只知道有离婚的想法并不知道有离婚诉讼，按一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4月的离婚诉讼调解成功，按照撤诉处理。微信核对了一部分，对该部分没有异议，应当根据完整的微信发表意见。 被上诉人魏江英、范彭军未提供新的证据。 上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部分在一审中已经出示，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予以认定。证据2、被上诉人虽质证认为微信有删节，但其亦未提供完整版，且根据上诉人的调查申请，微信经营公司也不能提供完整的微信往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已经提交的部分微信内容，核对后未提出异议，故可予以认。对号码137××××6880的短信予以认定，对183××××4226等号码的短信不作认定。 上诉人楼浙君还申请本院调查楼浙君、魏江英等之间的微信往来，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向本院函告：因有关聊天记录并不保存于服务器，仅可通过用户接收有关聊天记录的终端设备查看，因此其公司无法协助提供。 为核实相关事实，本院向魏江英、范彭军本人及案外人王强询问了相关事实。 二审审理查明，2018年5月，魏江英知悉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关系不睦，范彭军有离婚打算。5、6月间，楼浙君、魏江英多次微信往来，就归还260万元款项进行联系。楼浙君要求魏江英归还，魏江英表示楼浙君、范彭军协商好后两人到她处拿钱。后楼浙君与魏江英关系恶化，楼浙君要求魏江英还钱，并到魏江英及其父母居处吵闹。楼浙君要求魏江英将钱汇入其女儿范碧玲账户，魏江英表示不同意。2018年6月11日晚22点27分前，魏江英微信告知楼浙君，260万元款项已经还给范彭军，23点18分楼浙君微信魏江英“反正问你要钱”，该微信被拒收。6月12日10点07分，楼浙君微信告知魏江英“反正我问你拿”，13点48分，楼浙君再次发微信给魏江英，认为该260万元系其个人财产，不得支付给别人，也不得支付给范彭军，该微信被拒收。2018年6月1日魏江英的中国建设银行卡账户余额22.23元，6月4日，通过电子汇入等及现金存入7万元后，银行账户余额150022.23元，魏江英向范彭军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15万元后，又现金存入15万元，再转账15万元至范彭军中国建设银行卡，前后四次向范彭军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各15万元并现金存入自己银行卡各15万。同日，范彭军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先取现7万元，在收到魏江英转账的15万元后即取现15万元，前后共四次。6月14日，魏江英、范彭军及案外人王强三人共同在中国建设银行柜台，由王强向魏江英账户转账60万元，魏江英将该60万元转账给范彭军，范彭军又转账给王强。如此前后三次，金额分别为60万元、70万元、70万元。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是借款260万元有无归还。从被上诉人魏江英一审提供的其向范彭军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记录看，魏江英在2018年6月4日共计向范彭军转账4次各15万元，合计60万元。6月14日，魏江英向范彭军转账60万元、70万元、70万元，合计200万元，显示其已向范彭军转账260万元。但从魏江英、范彭军、王强三人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及魏江英、楼浙君微信往来、当事人陈述分析，魏江英向范彭军汇付款项的行为不是适当的履行行为，不能认定款项已经归还。理由如下：一、本案借款关系中，魏江英借款的对象即出借方系楼浙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魏江英应当向魏江英归还借款。魏江英认为各方清楚款项属于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共同债权，但其出具的借条明确记载出借人系楼浙君，而非楼浙君、范彭军共同出借。在各方清楚知道借款属于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共同债权的情况下，但仍一致确认的出借主体为楼浙君个人，显然属于各方设立和应当遵守的交易秩序。其中借款60万元有利息支付，魏江英均系向楼浙君支付利息。其中200万元款项在魏江英向范彭军汇付时，注明系归还楼浙君借款，范彭军出具的收条也注明系归还楼浙君借款。由此可见，魏江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长期从事商事行为的人，其完全清楚其系向楼浙君借款，其应当向楼浙君归还借款。魏江英虽然主张楼浙君同意其向范彭军归还，但楼浙君予以否认。本案中魏江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向楼浙君履行不能或楼浙君同意其向范彭军归还借款等事实。而在6月12日10点07分，楼浙君微信告知魏江英“反正我问你拿”，该微信魏江英已收到。魏江英主张楼浙君同意其向范彭军归还借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魏江英认为因其与楼浙君关系恶化，故其不愿向楼浙君归还借款，但债务人履行债务首要是要达到消灭债务的目的，在其与楼浙君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其反而不愿向借条记载的债权人楼浙君履行债务，从一个正常债务人的角度分析，其解释不尽合理。且楼浙君已经到魏江英及其父母居处吵闹，作为一个正常的交易主体，魏江英应当确保其履行具有正当性和不发生歧义，魏江英向范彭军归还借款不符合一个正常交易主体应有的谨慎。二、楼浙君多次向魏江英主张归还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本案中楼浙君有权要求魏江英向其归还借款。从双方的微信往来及各方陈述看，在魏江英向范彭军汇款前，楼浙君多次向魏江英主张归还借款。根据魏江英陈述，楼浙君曾要求其向其女儿范碧玲账户归还借款，但其不同意。魏江英认为本案借款系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共同债权，但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权系夫妻内部法律关系，魏江英与楼浙君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外部法律关系。魏江英作为借款人，在出借方多次向其催讨借款的情况下，其向出借方或根据出借方指示归还借款即可，或者根据其认识的因楼浙君、范彭军关系不睦，故要求其两人共同到其处收取借款也不失为妥当之举。在6月12日楼浙君明确向魏江英提出“反正我问你拿”，但魏江英不顾楼浙君的反对和要求，认为系夫妻共同债权坚持向范彭军履行显然非其本份。且在2018年5月，魏江英即知道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关系不睦，楼浙君多次向其陈述其存在银行贷款、保险费用等负担，在魏江英明知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关系不睦的情况下，向谁归还借款，明显对楼浙君、范彭军的夫妻关系有影响，魏江英仍向范彭军归还借款，显属不当。三、魏江英向范彭军汇付款项存在诸多不合理。2018年6月4日，魏江英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凑足15万元后，向范彭军账户汇付15万元，后又4次现金存入各15万元，前后共4次向范彭军账户汇付各15万元，合计60万元。范彭军当天亦在中国建设银行取现4次，每次均在魏江英向其汇付15万元后即取现15万元。魏江英非一次性现金存足60万元后向范彭军汇付，范彭军也非收到魏江英60万元一次性取款。当天魏江英、范彭军取款、存款金额均一致，时间均相对应。对于双方是否在同一现场，魏江英表示系自己资金，范彭军则表示记不清是否在同一现场。从魏江英提供部分微信内容，可以反映楼浙君一直是要求魏江英向其归还，包括6月4日魏江英向范彭军转账60万元后，楼浙君仍要求魏江英归还260万元。魏江英在6月11日晚22：27分前则微信告知楼浙君，其已将260万元归还给范彭军，收条范彭军已经交给其律师，转账凭证已保留。此后拒收楼浙君部分微信。而实际其向范彭军汇付的另200万元时间在6月14日。在6月12日楼浙君告知魏江英“反正我问你拿”，但6月14日仍向范彭军转账200万元。6月14日，魏江英向范彭军汇付200万元，则系在魏江英、范彭军、王强三人之间走账形成。根据三人的陈述，系王强要退出与魏江英合伙投资200万元，范彭军要购入该200万元的投资，魏江英则要归还范彭军200万元借款，故在三人之间走账。但当时，楼浙君与魏江英关系已经恶化，楼浙君与范彭军则关系不睦，已经经过第一次离婚诉讼，各方关系比较复杂。此种情况下，根据其三人的陈述，实际又系在三者之间进行债务转移，但又通过走账的形式形成款项已经归还的交易凭据。现三方债务在时间、金额上的巧合是否确实尚不知，在楼浙君与魏江英、范彭军均存在矛盾且楼浙君强烈有权魏江英向其归还借款的情况下，王强、魏江英与范彭军之间进行债务转移亦不符常理。同时，魏江英未告知楼浙君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魏江英、范彭军、王强之间在6月14日之间的走账，是否系其所述的债务转移的事实仅有各方的陈述。就该主张事实魏江英、范彭军在一审中并未陈述。在楼浙君一再向魏江英催讨的过程中，亦未显示魏江英曾向楼浙君提到该节其主张的事实。范彭军解释为何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时未向法院说明该节主张事实时，认为如楼浙君知道了，会找王强麻烦。由此可见楼浙君并不知道三者之间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本案中，根据魏江英出具的借条及其明知楼浙君、范彭军夫妻关系不睦的情形和楼浙君多次向其催讨款项的事实，其应当向楼浙君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即使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亦应当向楼浙君告知相应事实，魏江英行为明显缺乏诚信。四、楼浙君在2019年2月与范彭军签订离婚协议，主要解决婚姻家庭财产等内部关系，魏江英是否已经将260万元归还给范彭军，对楼浙君处理与范彭军之间的共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影响，楼浙君在与范彭军离婚时对本案债务的认识和处分，系基于双方对婚姻和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等一揽子处理的总体方案，并不能等同魏江英在向范彭军还款前已经取得楼浙君的同意或认可魏江英已经归还借款的事实。根据魏江英陈述，其向范彭军汇款后，通过微信向楼浙君发送了其通过银行汇付款项的凭证，范彭军亦认可款项已经收到。故楼浙君在与范彭军签订新婚协议时相信魏江英已经向范彭军归还借款也有合理性。魏江英实际有无归还借款的事实应当结合客观依据确认，相关人员在调解时做出的意思表示不具约束力。本案中魏江英的行为不能视为已适当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可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已经归还的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嵊州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3民初5152号民事判决； 二、魏江英归还楼浙君借款260万元，其中本金60万元自2018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12%、本金200万元自2019年7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计算的利息，款均限于本判决收到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诉讼费依法减半收取14200元，二审诉讼费28400元，均由魏江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张 帆 审判员  黄叶青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烨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