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87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爱斌，女，196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猛，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正军，男，196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宣以林，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长迁，男，195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道聪，安徽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爱斌因与被上诉人袁正军、宣以林、史长迁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2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爱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挥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案件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袁正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宣以林是公办学校筹备组成员，公办学校筹备负责人如果是投资民办学校入股，不可能将钱给公办学校筹备组成员。2、我们在离婚时认为的17万元是不存在的，是因为对方坚持要这个钱，所以才在离婚协议上这么表述，实际上我认为这个17万元是不存在的。3、我们三被上诉人是公办学校筹备组成员，不可能进行商业投资，我们自己不能投资，也没有以配偶的名义投资。4、为什么会有17万元将条据的产生，我们三被上诉人都有17万元条据。这笔钱是不固定的，当时在筹备学校期间，由于政府资金没有到位，我们三个人不是以现金形式，以担保形式将有关设备拿来使用，这中间有借款，也有以担保人的形式承担相关债务。公办学校没有正式筹办就转为民办学校，我们三个人在公转民期间负责处理相关的费用。为及时归还公办学校筹备期间产生的费用，便于以后向民办学校主张公办学校所欠的债务，即后期向民办学校追讨债权的依据产生了相应条据。当时由于我们三人都是公办教师的身份，当时就以家属的名义出具条据，之后我与上诉人离婚，就改为我母亲的名义出具。5、条据实际上是民办学校欠公办学校的债务，以条据上的名字作为债权人的名义主张债权，债务是存在的，实际上债权人是我。2008年6月之前，由于我与上诉人婚姻关系未解除，故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有我们两人其中之一签的字，之后我们离婚了，文件上的签字相应有变化。 宣以林、史长迁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的17万元股金实际并不存在。答辩人与袁正军肥东县花园学校公办期间筹备组负责人。后学校由恒润教育集团接管，转为民办学校，答辩人与袁正军也是学校公办过渡到民办期间的负责人。这17万元是袁正军在筹备学校期间对外担保的债务。17万元的股金并未实际发生，只是以后清偿债务的一个依据。这一点从被答辩人无法说清楚17万元的来源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合民一终字第956号民事调解书的原文是这样的：“五、黄爱斌提供的安徽省肥东县2005年11月27日编号0007371收条1张，金额170000元招股股金，袁正军认为此款并不存在，袁正军表示持此收据如能要回任何款项，则全部归黄爱斌所有，与袁正军无关。”袁正军已经说明这17万元的股金并不存在，自始至终都是被答辩人一厢情愿的认为这17万元是股金。同时，被上诉人在该调解书中又称在学校投资五十万元，原审被告袁正军也予以否认。事实也证明无上述款项。 两份清单显示，不论是黄爱斌还是赵育珍，都是在借款这一栏中出现的，股份这一栏中并未出现。而且，两份清单中的数字明显不一样，更没有反映出17万元这一数字。如果是股金17万元股金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推定清单上的所有人都是学校的股东？这说明了学校的股东及其持有的股份波动特别巨大，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这两份清单足以证明17万元的股金是不存在的。在2007年和2009年债务清单中上面均反映为借款，且（王发琼、孟令云、赵玉珍（黄爱斌）数额为变化的，实际也证明三人所共担得债务额得变化，特别在2007年的债务清单中记载了王发琼4万元的借款，实际反映了王发琼4万元的实际借款，，同时又记载了王发琼、孟令云、黄爱斌三人的借款分别为23万、22万、22万的接近平均数，该反映三位筹办人在2007度结算时共同承担的对外债务为67万；在2009年度结算时又变化为60万元。 被答辩人诉称三被上诉人在原审庭中承认在筹备期间袁正军以黄爱斌的名义投资了，这是毫无根据的。翻看被答辩人提供的（2017）皖01民终4752号庭审笔录可知，答辩人宣以林的原话是“袁正军现金投入20万”，既没有说是以黄爱斌的名义投资的，也与黄爱斌主张的17万元不符。 被答辩人一方面说自己是现金投资，一方面又在上诉状中辩称袁正军以被答辩人黄爱斌的名义投资，自相矛盾。 根据被答辩人自己提供的证据也可以推断出学校在筹备期间背负了大额的外债。2010年10月11日，袁正军代表肥东花园学校与安徽恒润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五条，恒润教育也预留了200万元用于处理学校的前期债务。此份协议是被答辩人自己提供的，可以说明被答辩人认可学校在筹备期间背负了大额的外债。案涉的17万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涉所谓的17万元股金并未实际发生，是答辩人在筹备肥东县期间经手的债务，显然也未实际缴纳。 二、被答辩人对于其确实出资应当举证证明。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答辩人应当举证证明其确实出资了，且需要证明此出资是入股股金。黄爱斌对于资金来源前后描述不一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收据并不是债务产生及请求返还的直接证据，不能仅凭一张收据就认定被答辩人系肥东学校的股东。 被答辩人认为即使17万元只是以后清偿债务的一个依据，也不能否认被答辩人的股东身份，因为答辩人要求黄爱斌自愿承受债务了。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黄爱斌在强词夺理。被答辩人黄爱斌并未替肥东花园学校偿还任何债务，何来自愿承受了债务一说？更没有权利以此要求股东权利。 三、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退一步讲，即使依据17万元的凭据认定被答辩人为学校股东，被答辩人也不能直接要求返还股金。股金代表投资，当被答辩人将钱款投入学校以后，此钱款的所有权已经转给学校了，被答辩人以此行使股东权利。必须在学校清算后，将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股东方可对剩余的钱款进行分割。被答辩人的投资是否有收益以及收益数额，需要进行清算之后才能确认。被答辩人只能要求分割清算后应得的份额。 另外，即使清算之后股东分成丰厚，被答辩人也无权向答辩人主张权利。被答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应当向侵权人主张权利。肥东花园学校股份转让之后，答辩人是根据自己的投入享受相关的权利义务的，并未侵犯任何被答辩人的权利。而且，被答辩人也称其股东收益被袁正军侵犯。因此，被答辩人黄爱斌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正军、宣以林、史长迁连带向原告返还股本17万元、偿付股金分成款2.55万元（17万元/400万元*60万元），并以19.5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计算至今的利息约为9万元，合计28.55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被告袁正军等人根据肥东县教育局（2003）123号文件，筹建肥东县花园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后因种种原因，学校建建停停。2005年8月17日，肥东县教育局作出《肥东县花园学校筹建期间资金收支情况》，载明截止2005年8月17日，学校收支两比透支54274.55元。2005年8月25日，中共肥东县店埠镇委员会批复同意该校由公办转为民办性质学校。2005年8月28日，毕明胜（甲方）与肥东县花园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应将原筹建期间的有关资料、文件、批复等移交给甲方，甲方全额投资花园学校，乙方筹建期间的债权、债务一律由甲方承担，袁正军作为乙方代表签名，并加盖了该学校印章。2005年11月21日，双方又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一份，约定双方经协商共同出资、合作办学，毕明胜投入600万元占60%股份，花园实验学校筹备组前期投资作价400万元占40%股份；截止协议签订之日毕明胜确认花园实验学校在前期建校所产生的债务为250万元，由双方按持股比例分担。2006年1月25日，毕明胜注册成立了安徽恒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2006年3月13日，肥东县教育局同意安徽恒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筹办肥东花园学校。同年5月，恒润公司申请正式设立肥东花园学校，董事会负责人毕明胜，成员为孙润华、王发琼、黄爱斌、孟令云，校长孙润华。2006年8月28日，肥东县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室同意举办肥东花园学校，并颁发了合肥市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2006年8月29日，肥东县教育局同意安徽恒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正式设立肥东花园学校。 2010年10月11日，安徽恒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袁正军（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甲方代表2005年11月21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中的毕明胜，乙方代表原肥东花园学校筹备组，双方经友好磋商，一致同意由甲方全面收购肥东花园学校，乙方自愿退出；甲方愿出资460万元全部收购乙方在合作办学协议中的股份，乙方同意转让并退出肥东花园学校，甲方全面接管肥东花园学校。2010年12月15日至2011年4月6日，袁正军、宣以林、史长迁五次收取恒润公司股份转让款计440万元，并按照2009年7月15日，袁正军等人签字确认的《借款股份未付款清单》上数额进行支付。 另查明，黄爱斌与袁正军原系夫妻关系。2005年11月27日，宣以林出具一张收据,收据载明：交款单位：黄爱斌，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壹拾柒万元，交款事由：投股股金，经办：宣以林。袁正军在收据上加盖“肥东县花园学校财务专用章”后自己持有，后交由黄爱斌保管。 2008年6月12日，原告黄爱斌与被告袁正军离婚一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黄爱斌与袁正军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二、位于安徽省肥东县住房一套归黄爱斌所有，此房剩余的住房按揭款均由黄爱斌负责清偿；三、共同债权18000元由袁正军享有8000元，由黄爱斌享有10000元；四、共同债务欠黄爱斌母亲30000元由黄爱斌负责清偿；五、黄爱斌所提供的安徽省肥东县2005年11月27日编号为0007371收条一张，金额为17万元投股股金，袁正军认为此款并不存在，袁正军表示持此条据如能要回任何款项，则全部归黄爱斌所有，与袁正军无任何关系；六、双方均同意黄爱斌主张的袁正军在安徽省肥东县有投股股金50万元，若黄爱斌查明属实，黄爱斌可另行起诉要求分割。 2009年7月15日，袁正军等人签字确认的《借款股份未付款清单》以及2017年3月1日宣以林出具的《关于440万元分解情况的汇报》中，均没有记载黄爱斌主张的股金17万元,在借款项目中记载有王发琼（史长迁妻子）、孟令云（宣以林妻子）、赵育珍（袁正军母亲）各20万元，应得利息各为7.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17万元投股股金是否真实发生。针对上述争议焦点，经审查：1、关于17万元收据的来源。原告陈述其当日携带17万元现金在花园学校办公室交给了宣以林，宣以林向他出具了收据，当时办公室就他们两个人。对此，三被告均予以否认。三被告陈述当时属于公办学校向民办学校过渡时期，在公办学校期间三被告分别承担了建校期间的对外债务，为了以后同民办学校结算，每人开了一张17万元的收据，为了回避三人的公职身份，三张收据均开成家属的名子。袁正军将此收据交给黄爱斌保管，后期因双方离婚，黄爱斌将收据一直未给袁正军，其余两张收据在恒润公司认可债务后已经收回。肥东花园学校在以前案件审理中对三被告的陈述予以认可。2、关于17万元的款项来源。原告当庭陈述是向证人施某借款8万元，一直未还；向其妹妹黄爱华借款5万元，离婚后卖房子还款的；其余是自己的。证人施某当庭证明原告于2005年10月5日向其借款8万元，用途不清楚，至今未还。被告袁正军对此不予认可，且双方在2008年离婚过程中没有提到上述两笔债务。原告在第一次主张此款项的问话笔录（2009年5月5日下午）中陈述，向施某借了几万元，从妹妹黄爱华处借了几万元，具体从他们两人分别借了多少记不清了，但总共是17万元。原告的两次陈述前后不一致，故原告的陈述可信度较低。3、从袁正军等人签字确认的《借款股份未付款清单》及2017年3月1日宣以林出具的《关于440万元分解情况的汇报》中，均没有记载黄爱斌股权款17万元，其中虽有王发琼（史长迁妻子）、孟令云（宣以林妻子）、赵育珍（袁正军母亲）各20万元，但列在借款项，与原告主张的款项数额、性质均不符。综上，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投资了案涉款及三被告私分了原告的投资股金及分成款，故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爱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584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原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2009年7月15日制作的借款、股份、未付款清单内容是虚假的，是当时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制作的。无乱是清单还是汇报都是单方制作的，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目前没有相关的收条收据等予以佐证。本院认为，陈某的证言与其签字确认的书面证据相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手中持有的17万元的收据本身是真实的，但从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证据来看，该17万元股金对应的股东实为袁正军，原告仅系名义股东。在原告与袁正军的离婚协议中，袁正军已明确表明该款不存在，袁正军、宣以林、史长迁均一致表述该款不存在，实为将袁正军承担的建校期间的对外债务以收据的形式进行确认。原告在一、二审中均无法明确说明该17万元现金的来源。本案中，仅有收据，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原告实际支付了17万元现金。 综上所述，原告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84元，由上诉人黄爱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苗 审判员 温占敏 审判员 古开利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兼书记员）姚瑞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