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7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炜英，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超英，男，195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代理人王红英，女，196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系王超英妹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英，女，196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官肖宇，女，198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琦，男，198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浮沉，女，198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上诉人王炜英与被上诉人王超英、王红英、官肖宇、王琦、蔡浮沉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4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王东明与蔡玉凤系夫妻关系，育有长子王超英、次子即王炜英、女儿王红英。2009年10月20日王东明死亡；2015年1月27日蔡玉凤死亡。王琦是王超英之子，王琦与蔡浮沉也有亲属关系。2015年3月10日，王炜英与王超英、王红英、官肖宇、王琦共同签订《证明》一份，其中载明：兹证明案涉房屋，王炜英拥有该房产居住权，居住至其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王炜英、王超英、王红英各拥有该房屋三分之一产权。该证明一式三份，其中二份为复印件，三份证明亲笔签字盖章，拥有相同法律效力。该证明文件于相关该房产文件之中，为最高法律效力文件。同日，王红英向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公证；2015年3月12日该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一份，其中载明：据被继承人王东明、蔡玉凤的所有继承人王红英、王超英及王炜英称，被继承人王东明和蔡玉凤生前均未就上述财产订立遗嘱，亦均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无争议，截至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现王红英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案涉房屋，因被继承人王东明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被继承人蔡玉凤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王超英、王炜英自愿放弃对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继承权，兹证明案涉房屋由王红英继承。案涉房屋曾于2000年4月19日登记在王东明名下。2015年4月21日转移登记至王红英名下，于次日转移登记至官肖宇名下，又于2019年2月13日转移登记至蔡浮沉名下，其中后两次均是以房屋转让的方式办理的过户，房屋转让总价均为801000元。2017年8月30日、10月24日、11月7日、12月14日，王红英分别向王炜英支付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和200000元，合计500000元。王炜英已搬离案涉房屋，现以其享有继承权、原审被告无权处分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王炜英陈述称2017年9、10月份其拿到安置房，并协商卖房分钱及补偿。 王炜英原审诉讼请求为：一、1.蔡浮沉向王炜英返还位于杭州市的房屋，腾空上述房屋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王炜英与王超英、王红英各三分之一份额）；2.官肖宇、王琦、蔡浮沉共同向王炜英赔偿损失27600元（自2019年2月13日起按每天400元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实际计算至蔡浮沉返还上述房屋之日）；二、如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被支持，则要求判令官肖宇、王琦共同向王炜英赔偿房屋损失1000000元（房屋总价暂定为3000000元，最终以鉴定意见为准）并支付损害赔偿27600元（自2019年2月13日起按每天400元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实际计算至官肖宇、王琦支付上述房屋损失之日）；三、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王超英、王红英、官肖宇、王琦、蔡浮沉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具体到本案来说，对王红英支付给王炜英的500000元款项性质，双方存在争议。王炜英认为该款项是对其放弃房屋居住使用权及本应由其完全继承的房屋而由三继承人均分所产生损失的补偿，如果其一直居住就不用支付；王超英方则认为该款项是为购买王炜英享有的三分之一产权而支付的对价。根据证明的内容，“王炜英拥有该房产居住权，居住至其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可见，当时签订证明时各方对安置房交付是有预期的，只能居住到王炜英的安置房交付为止，没有一直给王炜英居住的意思表示。而庭审中王炜英陈述称2017年9、10月份其拿到安置房，于2018年2月搬离案涉房屋，符合证明约定，何来对其补偿一说。若如王炜英所称是2017年协商卖房分钱的，为何不对转让所得价款直接进行分配并给予王炜英多分，而是由王红英向其支付补偿。但如果是在2015年即已打算于所谓的限售期后出售房屋，又为何要表述成“居住至其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显然也难以解释。因此，王炜英所称的要卖房分钱没有依据。王超英方辩称是先通过证明明确各方继承权份额，再口头约定待王炜英搬离后向其支付购买王炜英份额的价款，该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所支付的金额也基本符合2015年时案涉房屋三分之一的市值，而公证放弃的份额与支付份额对价并不矛盾。公证书的效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的效力，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在案涉房屋继承的公证书未被依法撤销、变更，亦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法确认公证书的证据效力。根据公证书及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王红英因继承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此后其基于何种目的依法处置案涉房屋，买受人是否支付购房款，价格是否合理，均与王炜英无涉。退一步讲，即使证明在本案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代表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炜英也没有证据证明500000元是补偿款而不是份额对价款。综上，王炜英通过本案返还原物纠纷之诉讼主张确认案涉房屋由三继承人共有，要求登记所有权人腾退、返还案涉房屋并协助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以及该主张不能实现时所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炜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510元，由王炜英负担。 宣判后，王炜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充分记录并分析上诉人的当庭陈述，认为上诉人陈述中不合理或难以解释之处均为主观猜想，当庭又未就该等疑问充分询问上诉人，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关于案涉《证明》的签订背景及过程。2015年3月，王超英、官肖宇、王琦以官肖宇、王琦在杭州落户为由向上诉人及王红英提出将案涉房屋在名义上变更登记至官肖宇名下，上诉人及王红英予以同意。当时杭州还存在买房落户政策，只是此类用于落户的房屋存在限售。根据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案涉房屋产权信息查询，案涉房屋登记在官肖宇名下时，所有权状况中附记内容为“购房入户，于2018年8月24日可上市交易”，与上诉人陈述一致。为便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及王超英、王红英协商一致先以继承的方式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王红英名下，并于2015年3月10日前往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同时为明确案涉房屋实际产权，各方当事人同日共同签订《证明》一份，确认案涉房屋为上诉人及王超英、王红英共有，份额各为三分之一。因考虑到在案涉房屋经过限售期后再从官肖宇名下转回登记至上诉人及王超英、王红英名下程序繁琐且三人亦无以共有状态继续持有案涉房屋的意愿，各方在签订《证明》时协商一致，在案涉房屋可进行上市交易后拟进行处置，上诉人及王超英、王红英再按约定份额分割所得款项。当时，上诉人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上城区公房）拆迁方案已公布，但安置房尚未实际分配，案涉房屋为上诉人的唯一住房。为保障基本生活，上诉人提出案涉房屋实际处置须在安置房交付入住之后，各方同意并在证明中予以明确，因此证明中约定“王炜英拥有该房屋居住权，居住至起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案涉房屋的居住权利一直由上诉人享有，如将案涉房屋进行处置，则上诉人须放弃该部分利益；且根据王东明、蔡玉凤书立的遗嘱（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直接提出蔡玉凤的签名不是本人签订，亦可说明被上诉人也明确知道该遗嘱的存在），上诉人原本有权单独继承案涉房屋，但为避免家庭成员产生矛盾，主动同意案涉房屋在各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也即上诉人亦放弃了部分利益。因此，各方一致同意在实际准备处置案涉房屋时向上诉人进行一定补偿，补偿金额届时具体协商。此时各方并无任何争议。（二）关于原审法院提出疑问的解答。对于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陈述中不合理或难以解释之处，其实均与事实情况相符。原审法院产生疑问的原因为未充分听取上诉人关于《证明》签订过程及背景的陈述，又未就该等疑问当庭直接询问当事人，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对于原审法院“各方对安置房交付是有预期的，只能居住到原告的安置房交付为止，没有一直给原告居住的意思表示”的认定（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3-4行）。《证明》中完整表述为“王炜英拥有该房产居住权，居住至其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该约定的前段已明确案涉房屋的居住权为上诉人所有，与上诉人的陈述相一致；该约定的后段为上诉人主动要求明确，以保障基本生活。案涉房屋处置的前提是上诉人腾空，而如前所述，《证明》签订时案涉房屋为上诉人的唯一住房，也即只有等到安置房交付入住后上诉人才具备腾空案涉房屋的条件，以使案涉房屋符合待售状态。以上才是对《证明》中该约定符合文意及《证明》签订背景的解释。在各方已商定拟对案涉房屋进行处置且在实际处置时给予上诉人一定补偿，上诉人本就无意且在客观上也不能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该约定的目的并非是限制，而是保障上诉人的权利。原审法院针对该约定的理解及认定错误。2.对于原审法院“何来对其补偿一说”的疑问（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6行）。案涉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实际居住，《证明》中亦确认上诉人拥有该房屋的居住权。如房屋进行处置，上诉人需放弃居住使用利益（如房屋不进行处置，则上诉人继续享有使用权）；且在案涉房屋进行分割时，上诉人出于家庭关系考虑，主动同意平均分割，亦放弃了部分利益。因此各方协商一致在实际准备处置案涉房屋时给予上诉人一定补偿，其实这也符合各方利益。合情合理，并无不可理解。3.对于原审法院“为何不对转让所得价款直接进行分配并给予原告多分，而是由被告王红英向其支付补偿”的疑问（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7-8行）。（1）案涉房屋处置的前提为上诉人先行腾空，原审法院假设的“对转让所得价款直接分配”更是在案涉房屋处置成功之后。并且根据各方协商，向上诉人支付的补偿具体金额又是在房屋实际准备处置时确定并支付。在上述各项条件下，作为理性的普通人当然会在选择在腾空房屋前，谈定具体的补偿金额并足额收到补偿款，然后再行腾空、处置房屋，最终所得价款仍按约定份额分配，如此才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如按原审法院假想的交易方式，在房屋腾空并处置后再行协商补偿金额，并要求多分所得价款，对于上诉人既无任何利益保障又容易引起纠纷争议，此种交易方式反而不符合常态。如前所述，案涉房屋限售期至2018年8月24日届满。根据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王红英账户于2017年8月至12月期间分四次向上诉人支付合计50万元；上诉人于2018年2月搬离案涉房屋。可以看出，上诉人是在全额收到案涉款项后才搬离案涉房屋，此时案涉房屋限售期也已近届满。从上述前后时间、交易步骤等因素来看，与上诉人主张的交易方式（先行结算补偿款项，再行腾空准备处置）完全一致。反而王红英的主张与上述事实明显不符。（2）从王红英账户向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补偿款，并非全部属于王红英，实际是王红英、王超英共同支付的款项，仅是通过王红英账户完成支付。从王红英提交的银行历史明细可以看出，在王红英向上诉人支付款项前后，王超英亲属均向王红英支付了相应款项，包括：2017年11月7日，王超英配偶蔡凌波向王红英支付15万，同日王红英向上诉人支付10万；2017年12月13日，蔡凌波妹妹蔡予冷向王红英支付10万，次日王红英向上诉人支付20万。因此，案涉50万元款项实际由王红英支付25万，王超英支付25万，其二人按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了补偿款项。4.对于原审法院“如果在2015年即已打算于所谓的限售期后出售房屋，又为何表述为‘居住至安置房交付入住为准’”的疑问。如前所述，《证明》签订时，上诉人户籍所在地的拆迁方案已公布，安置房尚未实际分配，且安置房分配时间受拆迁进度、当地政策等多种非当事人可控因素影响，上诉人也不能确定安置房准确的交付入住时间。案涉房屋为上诉人唯一住房，只有安置房交付入住才具备腾空案涉房屋的条件。如安置房能够在限售期届满前交付入住，则上诉人还可能提前腾空；如安置房在限售期届满后仍未交付入住，则上诉人仍需居住在案涉房屋内。为保障基本生活，上诉人提出案涉房屋实际处置须在安置房交付入住之后，各方也均同意并在《证明》中予以明确，约定“王炜英拥有该房屋居住权，居住至起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基于以上，“打算于限售期后出售房屋”与约定上诉人有权“居住址其安置房交付入住为止”并不存在矛盾，也无任何难以理解之处。二、王红英关于“先通过证明明确各方继承权份额，再口头约定待原告（上诉人）搬离后向其支付购买原告份额的价款”的抗辩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原审法院认定错误。1.《证明》明确上诉人与王超英、王红英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未约定任何份额转让事宜，王红英的主张与证明内容明显不符。份额转让为重大事项，在各方已签订书面《证明》的情况下，如王红英确与被上诉人达成份额转让的合意，各方至少会在《证明》中明确转让事实和转让价款，这才符合常理。因此，王红英关于在《证明》签订时与上诉人达成份额转让合意的主张不具有合理性。2.在各方已签订书面《证明》且特别约定“该证明文件于相关该房产文件之中，为最高法律效力文件”的情况下，却又通过“口头约定”方式约定份额转让，显然违背常理。3.根据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王红英账户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10月24日、11月7日、12月14日向上诉人支付10万元、10万元、10万元和20万元。上诉人于2018年2月搬离案涉房屋。可知，王红英账户款项支付的时间均在上诉人搬离案涉房屋前，首笔款项支付时间甚至早于搬离时间将近7个月。王红英关于口头约定“待原告（上诉人）搬离后向其支付购买原告（上诉人）份额的价款”的主张与上述事实明显不符；即使考虑迟延搬离的可能性，按照常理，王红英至少会将部分款项放在上诉人搬离案涉房屋后再行支付，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王红英的上述主张明显违背事实，不足采信。4.案涉款项支付时间为2017年8月至12月，此时各方不存在争议（上诉人是因得知官肖宇违反《证明》的约定擅自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他人名下，才于2019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王红英明知各方当事人已签订《证明》明确上诉人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但其在案涉款项支付前后（案涉款项支付周期长达5个月）均未与上诉人签订任何份额转让文件或要求上诉人出具书面说明；上诉人一直持有《证明》原件，未向任何人交付。以上事实状态足以表明上诉人与王红英之间根本没有转让份额的合意，案涉款项更非份额转让对价。5.案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在案涉款项支付时的市场价值（此时案涉房屋市场价值大约260万，三分之一份额的市场价值将近90万元）远高于50万元，该款项金额与案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不匹配，能够说明该款项并非份额对价。案涉款项实际支付于2017年8月至12月，判断该款项金额是否能够匹配案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的市值，应当以此时案涉房屋的市值为标准，这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证明》签订时间与案涉款项支付完成时间相差近3年，原审法院再以2015年时案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的市值作为上述问题判断依据没有事实根据，属于错误。三、在王红英已确认《证明》真实性，且《证明》中已明确“该证明文件于相关法律房产文件之中，为最高法律效力文件”的情形下，其又主张在《证明》签订时与上诉人口头达成份额转让合意，案涉款项为份额转让款，其更应就该主张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将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于上诉人，于法无据。1.严格按照文意解释，案涉《证明》足以证明涉案各方均确认上诉人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且该《证明》为相关法律房产文件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本案中，上诉人依据返还原物纠纷主张确认案涉房屋权属并主张权利，并将《证明》作为证据提交，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证明》已明确表明上诉人、王超英及王红英就案涉房屋为共有关系；王红英主张与上诉人另外口头达成份额转让合意，该主张与《证明》所反映的法律关系不同，其应当就份额转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不应支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王红英提交的案涉款项交易明细仅能证明案涉款项的支付时间及金额，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更不能证明王红英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份额转让的法律关系，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如前所述，王红英就案涉款项的核心陈述与事实不符，且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并且，上诉人已就该款项支付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说明，结合该款项在上诉人搬离案涉房屋前已完成支付，支付时案涉房屋的市值远高于款项金额，在支付过程中王红英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能够反映份额转让的文件甚至上诉人仍持有《证明》原件等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款项根本不是份额转让款。四、公证书并不当然具备高于其他书证的证明效力，当事人已明确约定《证明》为最高法律效力文件，各方权利义务应当以《证明》内容为准。原审法院基于公证书认定王红英因继承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证明》载明“该证明文件于相关房产文件之中，为最高法律效力文件”，此为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严格按照文意解释，公证书等文件与《证明》内容冲突的，均应当以《证明》约定为准。无论对王红英主张的在《证明》签订时与上诉人达成份额转让口头约定的事实如何认定，其与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样应以《证明》为准。《证明》未体现的事实主张，应认定为不存在。2.按照王红英主张，其已通过继承及向上诉人购买份额的方式实际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将案涉房屋转让于官肖宇，则《证明》的签订及履行应不必要涉及官肖宇，更无可能会涉及王琦。但实际情况是，在2015年3月10日办理公证当日，王琦、官肖宇作为当事人与上诉人、王红英、王超英五方共同签订《证明》。该事实足以说明，在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官肖宇名下时，案涉房屋实际仍为上诉人、王红英及王超英共有，各自份额为三分之一，官肖宇、王琦均予以确认。3.案涉房屋于2015年4月21日变更登记至王红英名下，次日又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变更登记至官肖宇名下，且官肖宇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结合考虑官肖宇亦为《证明》的签订方及《证明》在公正当日签订等事实，能够说明案涉公证书仅为办理过户登记的手续，实际为当事人之间共同虚假意思表示。4.《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意思表示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才属于有效。如缺少该构成要件，即使进行公正，也属于无效的民法法律行为；公正的形式并不具备赋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功能。在实践中，只有同时存在多份内容存在差异的书证，且不能判断各书证的效力等级时，才可认为公证书的效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的效力。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已明确《证明》为最高法律效力文件，《证明》的效力已显然高于公证书。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属于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确认的《证明》即是直接的相反证据，案涉公证书虽在形式上具备真实性，但内容不具备真实性，不能以此认定王红英因继承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五、案涉《证明》足以证明上诉人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上诉人与王红英不存在房屋份额转让关系，王红英的举证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2.如前所述，上诉人与王红英不存在案涉房屋份额转让的合意，案涉款项也并非份额转让对价，王红英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其相关陈述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显然不具有合理性，不应予以支持。3.官肖宇与蔡浮沉于2019年2月12日签署房屋转让合同并据此将案涉房屋过户至蔡浮沉名下，目的在于转移房产，属于双方共同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属于无效。上述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约定总价为801000元）远低于案涉房屋市场价值（此时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约300万元），且约定的支付方式、签署地等内容均与一般交易习惯明显不符，足以说明双方并无转让物权的真实意图。并且，官肖宇属于无权处分，蔡浮沉实际也未支付任何款项，其不能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上诉人有权向其主张返还并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案涉《证明》内容清晰明确，能够证明上诉人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原审法院凭借主观猜测且未充分向当事人发问核实的所谓上诉人陈述中“不合理或难以解释之处”并无事实依据，更不能以此作出与《证明》内容相反的认定。王红英主张在《证明》之外，与上诉人存在份额转让法律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且举证应当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原审法院以王红英辩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认定其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红英关于达成份额转让合意的过程及案涉款项性质的核心陈述明显与本案已查明无争议的事实不符且违背常理，不足采信。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超英、王红英答辩称：公证时双方均在场。当时考虑到上诉人未结婚，让上诉人居住，50万款项不应认为是补偿款。上诉人说给予其50万，就划清界限，之前约定是各自三分之一，后面50万是买断性质。 被上诉人官肖宇、王琦、蔡浮沉二审中未作答辩。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王红英、王超英、王炜英三兄妹在2015年3月10日签订了《证明》，以及办理公证由王红英一人继承房屋，案涉房屋在当年转移登记于王红英名下，并再次转移登记到官肖宇名下，但上述产权的变更，并不能否定王红英、王超英、王炜英签订《证明》的效力，上诉人王炜英仍应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一的权利。 直至2017年底，上诉人王炜英获得安置房，搬离案涉房屋，并从王红英处获得50万元的款项，双方对此时起房屋的归属产生争议。对此，上诉人王炜英认为其领取的50万元系其放弃房屋居住权的补偿，并非放弃房屋份额，而王超英、王红英则称该款是三分之一产权的转让款，上诉人已放弃房屋的权利。结合房屋当时的价值以及《证明》中就房屋搬离的条件，本院认为王炜英的说法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的说法更为合理。综上，原审法院对此判处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31020元，由王炜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江中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