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5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洋，男，198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新鸿，男，197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上述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俊丽，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建元，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海，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顾成玲，女，198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原审被告：顾礼堂，男，196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原审被告：张付林，男，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上诉人王文洋、王新鸿因与被上诉人高建元以及原审被告顾成玲、顾礼堂、张付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固始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5民初5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文洋以及上诉人王文洋、王新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俊丽，被上诉人高建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顾成玲、顾礼堂、张付林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文洋、王新鸿上诉请求：1.撤销固始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5民初5368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及的借贷诉讼情况复杂，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王文洋之间有多笔大额资金借贷，且在短时间内出现连续的大宗资金往来借款，同时借款及担保合同格式化，约定有高额利息，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被上诉人高建元名下注册有一家名为河南惠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该公司系被上诉人个人独资，其工商注册显示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但实际上从事的是放贷业务。被上诉人通过该公司和其个人及公司员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属于未经批准、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该公司以公司名义和公司员工及被上诉人个人名义在2017-2019年间，仅仅是目前网上可以查询到的在固始县人民法院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判决书就有5、6起，而且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后来因法律政策收紧，被上诉人在该案诉讼期间于2019年8月19日将该公司注销。从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多张《借条》来看，仅仅是2019年2月—3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就高达2500万，而且被上诉人在向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8月1日，双方之间又打了一个230万元的《借条》。这些借条上面显示的高额借款资金和3分的利息，被上诉人根本就提供不了相应的实际交付凭证。因上诉人王文洋与被上诉人高建元之间不仅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有一定的合作关系；被上诉人所诉讼的借款及其他《借条》上显示的借款，有的是给他人过桥使用；有的是利滚利、息生息叠加的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是上诉人王文洋为他人借款提供的担保。因此，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是合法有效的，许多借款也都是不真实的，法庭应当查明被上诉人放贷的事实，依法确认本案借款合同无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中上诉人欠惠通公司的500万元借款已经于2019年4月18日通过被上诉人公司人员陶静的账户偿还了490万元。首先，该案件所涉及的500万元借款并不是一次性支借的，而是以前上诉人向惠通公司的借款及利息的总和，这个500万元的借款是被上诉人以惠通公司的名义出借的，并且是上诉人唯一一笔欠惠通公司的款项，而且该款项也是通过公司员工陶静的账户出入。2018年4月2日，上诉人与惠通公司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上诉人重新出具了借条，公司安排陶静给上诉人打款500万元，紧接着上诉人又将500万元通过陶静的账户打给了惠通公司，这500万元是过桥钱，被上诉人按照比例收取了5万元的过桥费。后来2019年被上诉人称公司其他人催要，让上诉人抓紧时间先把欠公司的500万还上，上诉人就于2019年4月18日通过公司人员陶静的账户打了490万偿还给惠通公司。这490万元的还款确实是偿还欠惠通公司的500万元，如果是偿还高建元个人的其他欠款，上诉人不会再通过陶静的账户转给公司，而是直接偿还给被上诉人高建元个人（此有转款凭证和通话录音予以佐证）。3.关于两份《还款计划保证书》，其中2019年4月14日就是被上诉人多次找上诉人王文洋催要又找上诉人王新鸿督促催要之后，上诉人王文洋跟高建元结算后出具的全部借款金额共1300万的还款约定（这里面包含上诉人借惠通公司和高建元个人的所有借款），其中借惠通公司的500万元，被上诉人说公司其他人催的要紧，要求先偿还，这与上诉人庭审中提供的录音内容和微信内容都是一致的。另外一份2019年7月13日《还款计划保证书》中的欠款，与本案争议的500万元欠款无关，那是另外欠高建元个人的借款。保证书中“备注”书写的内容与还款计划书的内容无关，是被上诉人说钱虽然还了，但是公司要注销，原来公司的帐都挂到其个人名下，写这个他好跟其他人交代。因此，一审法院仅仅凭借该保证书上备注内容认定保证书中的500万元就是原惠通公司出借的借款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庭审中陈述他们之间资金往来几千万，所以，他们之间会有多个500万元，而且500万元也都不是一次性借贷的。4.被上诉人的诉讼是固始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已超过了上诉人王新鸿的法定的担保期间（即2019年1月22日—2019年7月21日），因此上诉人王新鸿不应当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上诉人王文洋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时间久远，金额巨大，而且各类资金的关联性强，被上诉人通过提供过桥贷和要求高额利息，已经让上诉人支付了很多的高额利息和过桥费用，现在又企图利用公司与个人混同的多笔借款资金，将公司出借的已经归还的有担保的借贷金额与其个人出借的没有归还无担保的借贷金额混淆，以达到其收款的多重保障，是典型的移花接木式虚假诉讼。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核查本案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涉嫌职业放贷，违法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本案中所涉的借款已经实际偿还，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高建元辩称：1.被答辩人王文洋因做生意需要多次向答辩人借现金，产生了多笔借款，上述借款被答辩人均和答辩人办理有借贷相关手续，双方大额发生交易均从银行转款，被答辩人在此条上诉中所谓认定事实不清答辩人不知其所云，作为答辩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惠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企业于2019年8月19日已经注销登记）的工商登记中经营范围明确有“以自有资金对实业、房地产、建筑业等投资”，对此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及其当时答辩人所在公司借款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至于被答辩人在本条中所提出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所形成的这笔500万元借款是利滚利形成就请被答辩人举证来证明，不能罔顾事实。2.关于被答辩人上诉认为其于2019年4月18日已经向答辩人偿还了490万元问题和其第三个上诉理由问题。被答辩人所称500万是多次借款和利息的总和，其又于2019年4月18日归还了490万元，对此答辩人一审提供了被答辩人王文洋于2018年4月2日出具的借条一张和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其借款从2018年4月2日到7月2日止，月利息3%，其岳父顾礼堂及张付林和王新鸿分别出具了保证书予以担保，上述款到期后王文洋没有及时归还，要求从2018年11月22日再借到2019年1月22日，其重新出具了借条，并且上述三人又在其出具的借条上签字予以继续担保。王文洋于2019年3月25日向答辩人出具了2450万元的借条，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于2019年8月1日出具了230万元的借条。因王文洋欠答辩人其它多笔借款其于2019年4月14日出具一份还款计划保证书，载明“1、本人王文洋保证于2019年4月18日前最低归还高建元现金500万元；2、余款按每个月平均支付连本带息（按三个月支付完）；3、余捌佰万元在三个月内保证本息还清：第一个月五月底还二佰万元本息，第二个月六月底还三百万本息，第三个月7月底还三佰万本息，以上如果本人做不到，本人王文洋所有财产包括无锡电瓶厂股份、固始富森发全部由高建元处理，保证人王文洋”。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文洋向答辩人多笔借款到2019年4月14日还有一笔1300万元未还，其承诺在2019年4月18日前最低归还500万元。2019年4月18日答辩人确实收到被答辩人王文洋归还的现金490万元，但是被答辩人归还不是本案500元的借款，而是其上述保证还款计划中的借款。在2019年7月13日在此笔借款到期后快满六个月时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催要上述款时，王文洋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保证书，载明“本人王文洋保证于2019年7月31日前归还高建元此笔款的本金和利息至少300万元，余款200万元8月底还清。注：原惠通公司王文洋借款500万元本息转入高建元个人名下。同意，王文洋。保证人王文洋”。上述事实再次证明到2019年7月13日王文洋向答辩人借款的500万元还没有偿还，王文洋将其归还的490万元想混淆是非转化为归还上述500元的借款是想将其妻子和叔叔王新鸿责任免除。王文洋上诉称因为王文洋和答辩人之间借贷会有多个500万元，而且500万元也都不是一次性借贷的，对此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一次性借给王文洋的500万元就一次，2018年4月2日也即王文洋出具借条时间，答辩人经陶静账户于当日分五次转给王文洋账户500万元。所以王文洋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被答辩人王新鸿上诉所提出的担保期间已经超过问题。在王文洋于2019年7月13日出具还款计划保证书后，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王新鸿等人签字继续担保，但是上述三人却不愿继续担保，因为借款期间到2019年1月22日到期，故答辩人考虑到7月23日上述担保人担保期间到期，故答辩人于2019年7月19日起诉到固始县人民法院，该院于当日接受了答辩人起诉状，并于2019年7月23日缴纳了诉讼费，因此王新鸿想根据判决书中表述“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来证明担保期间到期免除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答辩人王文洋和王新鸿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处理。原审被告顾成玲、顾礼堂、张付林等未到庭、未答辩。高建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文洋和顾成玲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从2018年11月22日开始计算至实际还清时止，被告顾礼堂、张付林、王新鸿负连带清偿责任；2.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日，王文洋向高建元出具500万元借条一张，并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8年4月2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月利率为3%。同日，被告顾成玲作为王文洋的妻子，向高建元出具了借款人配偶承诺书，承诺将与其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偿还义务；被告张付林、顾礼堂、王新鸿分别出具担保承诺书，同意为王文洋的5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8年11月22日，王文洋出具一份《申请》，写明：“因资金周转紧张，要求再续借两个月，原借款伍佰万元本金未还，息费已于2018年11月22日全部结清。续借时间从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1月22日止（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1月22日息未付）。”被告张付林、王新鸿、顾礼堂分别于2018年11月22日、2018年11月24日在该《申请》下方签字，并书写“同意继续担保”。原告高建元主张被告王文洋未按约定偿还该笔借款，故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高建元原为河南惠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惠通公司）法人，该公司现已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王新鸿为王文洋所担保的500万元借款与原告诉请的500万元借款是否为同一笔；2.被告王文洋于2019年4月18日向案外人陶静转账的490万元是否用于偿还本案所涉的500万元借款。庭审中，除原告诉请所涉及的500万元借条以外，原告高建元另提供了王文洋2019年3月25日出具的2450万元借条、2019年7月16日出具的150万元借条、2019年8月1日出具的230万元借条，能够反映出原告高建元与被告王文洋之间存在多次、数额较大的借贷关系。原告高建元另提供了王文洋于2019年4月14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保证书，载明：“1、本人王文洋保证于2019年4月18日前最低归还高建元现金伍佰万元整；2、余款按每个月平均支付连带本息（按三个月支付完）；3、余捌佰万在三个月内保证本息还清：第一个月五月底归还贰佰万元本息；第二个月六月底归还叁佰万本息；第三个月七月底归还叁佰万本息。以上保证如果本人做不到，本人王文洋所有财产包括无锡电瓶厂股份、固始富森发股份全部有高建元处理。保证人：王文洋”。王文洋于2019年7月13日出具的另外一份还款计划保证书，载明：“本人王文洋保证于2019年7月31日前归还高建元此笔款的本金和息至少归还300万元，余款200万8月底前还清。注：原惠通公司王文洋借款500万元本息转入高建元个人名下。同意：王文洋。保证人：王文洋。”以上两份还款计划保证书能够反映以下两点：1、截至2019年4月14日，王文洋尚欠有高建元一笔本金为1300万元的借款未还，且其允诺在2019年4月18日前最低归还500万元；2、截至2019年7月13日，王文洋尚欠有高建元一笔本金为500万元的借款未还，且该笔500万元王文洋认可惠通公司将债权转给了高建元个人，并同意分期向高建元偿还该笔款项。综上，被告王新鸿未能举证证明除原告诉请的该笔500万元借款外，王文洋与高建元或惠通公司之间另有一笔本金为500万元的借款，故对其辩称“担保的500万元借款与本案争议的500万元非同一笔”的意见，依法不予采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权的转让自通知债务人起发生效力，故即使本案争议的500万元原债权人为惠通公司，则因债权转让一事已告知王文洋，而高建元亦持有王文洋出具的借条、借款合同、延期申请等原件，那么高建元有权利作为该50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及担保人主张权利。被告王新鸿认可王文洋于2018年11月22日出具的关于500万元用款延期《申请》下面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说明其认可截止至2018年11月22日，被告王文洋尚欠有500万元的借款本金未还，并且其同意为该笔借款继续担保，故被告王新鸿应当承担该500万元借款的担保责任。被告王文洋虽未到庭，但本院向其调查时，其认可王新鸿为其担保的即为本案争议的500万元借款，但辩称该笔借款其已于2019年4月18日偿还了490万，现下欠10万元本金未还，对此原告高建元不予认可，其主张被告王文洋偿还的490万元系他笔借款，与本案争议的500万元借款无关。从上述王文洋出具的两张还款计划保证书可以反映，王文洋允诺于2019年4月18日前最低归还500万元所涉及的借款本金应为1300万元，而王文洋主张其已偿还的490万元还款时间正为2019年4月18日，符合其在2019年4月14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保证书中的还款承诺。同时王文洋于2019年7月13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保证书亦能说明截至该时间，王文洋所借的500万元本金仍未归还，故对于王文洋辩称“所借500万元本金已偿还490万元”的意见，依法不予采信。因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3分，故原告要求被告王文洋偿还借款500万元、按照月息2分支付利息从2018年11月22日开始计算至实际还清时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被告顾成玲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与王文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文洋、顾成玲、顾礼堂、张付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文洋、顾成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高建元借款500万元，并按照月息2分支付2018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时止利息；二、被告顾礼堂、张付林、王新鸿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3400元，由被告王文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结合诉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王文洋2019年4月18日的还款490万元是否系偿还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等担保人的担保借款500万元；2.高建元的起诉是否超过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等担保人的保证期间。第一、2018年4月2日，王文洋以借款用途建沙厂向高建元借款50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3%，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8年4月2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保证人为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王文洋的妻子顾成玲出具借款人配偶承诺书，承诺其与王文洋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偿还义务；保证人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分别出具担保承诺书，为王文洋的该笔50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承诺该笔借款到期不还，愿意替王文洋付清此笔贷款的本息及相关费用。同日，高建元即安排案外人陶静向王文洋银行账户转款500万元，王文洋向高建元出具借条一份。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担保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第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上述500万元借款发生并到期后，王文洋、顾成玲与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2018年11月22日，王文洋以资金周转紧张为由，向借款人高建元出具书面申请，要求对案涉500万元借款续借两个月，续借时间自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1月22日止，保证人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等签字同意继续担保。高建元与王文洋之间的借贷除了案涉500万元担保借款外，双方还存在其它多笔借贷往来，即王文洋2019年3月25日向高建元借款2450万元、2019年7月16日向高建元借款150万元、2019年8月1日向高建元借款230万元。第三，案涉500万元借款续借到期后，王文洋、顾成玲与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仍未能履行还款义务。2019年4月14日，王文洋向高建元出具还款计划保证书，从该还款计划保证书的内容看，一是王文洋保证于2019年4月18日前最低归还高建元现金500万元；二是余款按每个月平均支付连带本息（按三个月支付完）；三是余800万元在三个月内保证本息还清。2019年7月13日，王文洋又向高建元出具还款计划保证书，王文洋保证于2019年7月31日前归还高建元此笔款的本金和息至少归还300万元，余款200万元8月底前还清。因王文洋与高建元之间的借贷有多起、多笔，上述王文洋向高建元出具的两份还款计划保证书，能够证明王文洋对其借款的还款意向，但不仅限于本案案涉借款500万元。第四，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9年4月18日，王文洋向案外人陶静银行账户转款490万元，偿还高建元的借款，高建元予以认可。王文洋、王新鸿上诉称，王文洋于2019年4月18日偿还的490万元，是偿还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等担保人的担保案涉借款500万元的部分，高建元不予认可并认为王文洋于2019年4月18日偿还的490万元是王文洋偿还的其它多笔借款中的部分，并提供王文洋的上述两份还款计划保证书予以佐证。因此，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王文洋、王新鸿负有举证义务和责任。王文洋明知其与高建元之间存在多笔借贷事实，而有担保的借贷只有案涉的500万元借款一笔，其在偿还的490万元借款时，没有作出备注、说明，是偿还其多笔借款中的那一笔。因此，王文洋、王新鸿诉称2019年4月18日王文洋的转款490万元为偿还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等担保人的担保案涉借款500万元中的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王文洋的上述两份还款计划保证书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另案涉借款500万元的共同债务人顾成玲和保证人张付林、顾礼堂，没有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判决提出上诉，应视为共同债务人顾成玲和保证人张付林、顾礼堂对于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和判决的认同。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王文洋、顾成玲限期偿还高建元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和顾礼堂、张付林、王新鸿对案涉借款5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第五，关于本案高建元的起诉，是否超过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等担保人的保证期间问题。如前所述，2018年11月22日，王文洋向高建元出具书面申请，要求对案涉500万元借款续借，续借时间自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1月22日止，保证人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等同意继续担保。因此，王新鸿、张付林、顾礼堂等担保人的保证期间应自2019年1月22日起计算。高建元的本案起诉，诉状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一审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载明，一审法院收到高建元的起诉状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本案高建元的起诉，没有超出王新鸿、顾礼堂、张付林等担保人的保证期间。因此，王文洋、王新鸿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文洋、王新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由上诉人王文洋、王新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邰本海审判员  李 锋审判员  张 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朗书记员罗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