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终6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聚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151号。法定代表人：朱家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宏明，天津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7号。法定代表人：孙妍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超，男，该公司法务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娜，女，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天津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梓苑路2号。法定代表人：祝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满，男，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5号。负责人：于鹏洲，该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天津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煤建东大道2号。法定代表人：刘家友，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天津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聚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网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区住建委）、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以下简称拆迁中心）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6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家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宏明，被上诉人管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超，原审第三人市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满，原审第三人红桥区住建委及拆迁中心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管网公司赔偿因侵占土地使用权给聚源公司造成的损失200万元；2.诉讼费用由管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各方签订拆迁协议时聚源公司没有提出异议以及该协议真实意思是管网公司以支付补偿款作为对价，取得涉诉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处置权及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与事实不符。2.康达公司的评估报告中载明，作为评估对象的房屋“建筑面积”总和为1901.03平方米，而拆迁中心的请示报告和拆迁协议中载明的拆迁“建筑面积”为1774.85平方米，对此之间差异的原因一审法院没有查明。3.对于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补偿的标准、补偿的依据和土地剩余使用年限等影响土地价值的因素上述评估报告没有给予任何说明，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同时评估价格中对于土地补偿和房屋补偿的比例或构成也没有查明。管网公司辩称，不同意聚源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市政公司陈述意见称，对本案不发表意见。红桥区住建委、拆迁中心共同陈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对聚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不予认可。聚源公司在退回产权证时自己写明“今收到指挥部退还房产证，自行办理产权核销”，因此聚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与其当初自己写的内容相悖，不应成立。案涉评估报告是客观的，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对房屋和土地征收价格的确定，至于面积与拆迁协议不符不构成冲突，因为评估面积多少与拆迁合同面积不同，应以拆迁合同为准，各项费用的补偿也在拆迁合同中明确标注，一审中对于合同中的条款各方当事人并不存在异议。聚源公司应该找相关部门办理剩余土地权益的问题，而不是在本案中要求解决。聚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管网公司赔偿因侵占聚源公司3223.4平方米土地造成的土地使用权损失200万元；2.诉讼费用由管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诉土地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151号。聚源公司持有的津字第106030750541号房地产权证记载，该地块地号为智字3870-28号，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2050年1月17日，使用权面积9270平方米；房屋状况为：砖木平房建筑面积1446.9平方米，混合2层楼房（房号记载为6.13）建筑面积1223.42平方米，合计2670.32平方米，产别为股份企业产，用途为非居住，权利人为聚源公司。管网公司系红桥区光荣道道路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2007年4月14日，管网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该许可证记载，管网公司因红桥区光荣道道路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下列范围内的房屋，经审查具备拆迁条件，予以批准。具体拆迁范围为东至北洋桥，西至天平北路，南北至拆迁规划线。市政公司系依据其与管网公司签订的《项目代理建设协议书》代为建设该项目的代建单位，红桥区住建委系依据其与市政公司签订的《协议》负责拆迁相关事务的单位。拆迁中心系具体实施拆迁的拆迁单位。2010年6月5日，管网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聚源公司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及拆迁中心作为拆迁单位（丙方）签订了《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拆迁协议》记载，乙方被拆迁房屋坐落在红桥区光荣道151号，产别企，房屋所有权证号106030750541，土地证号智3870-28，建筑类型平、楼房，房屋结构砖木、混合，建筑面积1774.85平方米。甲方委托丙方对乙方的房屋实行货币补偿，乙方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4600元/建筑平方米，计8164310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2234490元。以上各项费用10398800元。该拆迁协议第四条记载，签订本协议时，乙方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及其他相关凭证交给丙方，乙方同意由丙方代为办理注销登记等手续。拆迁中心提交的非住宅特殊情况补助发放单记载，聚源公司改、扩建无契证建筑1100.60平方米，按照2000元/平方米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2201200元。聚源公司于《拆迁协议》签订之前已经搬迁完毕。自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聚源公司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1260万元，《拆迁协议》及无契证建筑补偿款均已支付完毕。2010年6月5日，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拆迁指挥部在涉诉房地产权证“记事”一栏以手写体记载：“因光荣道道路改造工程，拆除建筑面积1774.85㎡，剩余建筑面积895.47㎡。”并加盖公章。2011年6月3日，聚源公司向拆迁中心出具收条，该收条记载，今收到光荣道拆迁指挥部退还聚源儿童用品公司房产证，第106030750541号，自行办理产权核销。聚源公司提交的落款为光荣道拆迁指挥部公建组，日期为2010年6月3日的《关于光荣道道路改造工程拆除天津市聚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房屋安置补偿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记载，“该房（涉诉房屋）系股份企业产，总建筑面积2670.32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产权人为天津市聚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家源，本次光荣道拆除有证建筑面积1774.85平方米，无契证房屋1100.60平方米，占地3223.40平方米……以上拆迁补偿补助共计1260万元。”聚源公司自述该《请示》系在签订《拆迁协议》前后，由光荣道拆迁指挥部向其提供，其诉讼请求中关于3223.4平方米的陈述系基于该《请示》的上述内容预估。后聚源公司主张按照管网公司实际占有的土地计算补偿金额，聚源公司经过简单测绘认为管网公司实际占用土地400多平方米，该400多平方米处于上述3223.4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审法院另查，红桥区住建委与市政公司于2007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该协议对光荣道道路改造工程的拆迁范围及总面积、拆迁费用、付款方式、双方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关于拆迁费用，《协议》仅约定不同建筑类型按面积确定的补偿标准及按照该标准计算的总补偿费用。该协议第五条记载：“此协议不含成片扩拆补偿费、不含集体、私企及非国拨土地补偿费、不含人防拆迁补偿费、不含道路地下管网砌改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管网公司及红桥区住建委、拆迁中心在重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2、管网公司是否应就其使用涉诉拆迁范围内土地的行为向聚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管网公司及红桥区住建委、拆迁中心在重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系重审案件，重审是当事人经历了原审一审、二审之后进入的审理程序，管网公司在原审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于重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未举证证明其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故管网公司该项抗辩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红桥区住建委及拆迁中心并非聚源公司所主张的侵权之债的义务人，故对于上述第三人提出的时效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管网公司是否应就其使用涉诉拆迁范围内土地的行为向聚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首先，管网公司为道路改造项目用地之需对规划范围内的房屋进行拆迁，并与聚源公司及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对聚源公司作出了总计1260万元的补偿。虽然上述三方所签协议的名称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聚源公司及其他签约各方对管网公司为建设道路而使用土地的目的是明知的，《拆迁协议》第四条明确记载了聚源公司应将土地使用证交由拆迁中心代为办理注销登记等手续，聚源公司提交的《请示》亦记载了占地面积，但聚源公司在签订、履行《拆迁协议》及收到《请示》材料时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定，三方签订《拆迁协议》的真实意思是管网公司以支付补偿款作为对价，取得涉诉拆迁范围内的房屋的处置权及土地的使用权。该协议为有效协议，对签约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管网公司基于该有效协议使用涉诉拆迁范围内土地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侵权。其次，聚源公司以红桥区住建委与市政公司于2007年10月22日签订的《协议》存在“此协议……不含集体、私企及非国拨土地补偿费”的约定为由要求管网公司对使用土地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上述《协议》系缔约双方之间的约定，对协议外主体并不适用，且其关于补偿项目的约定亦与《拆迁协议》具有明显区别，故该《协议》不能证明管网公司对聚源公司存在侵权行为。综上，聚源公司要求管网公司就使用涉诉拆迁范围内土地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天津市聚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天津市聚源儿童公司食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聚源公司与管网公司、拆迁中心于2010年6月5日签订了《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聚源公司认可其在签订上述安置协议时，即已清楚管网公司是为了开展光荣道道路改造及拓宽工程而需要进行拆迁，因此聚源公司应当知晓管网公司需要占用拆迁范围内的土地以完成道路改造工程，这也是管网公司订立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目的。同时，双方在《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对房屋所有权证号以及土地证号均进行了描述，并约定聚源公司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及其他相关凭证交给拆迁中心，聚源公司同意由拆迁中心代为办理注销登记等手续。据此，一审判决作出三方签订《拆迁协议》的真实意思是管网公司以支付补偿款作为对价，取得涉诉拆迁范围内的房屋的处置权及土地的使用权的认定并无不当。由于案涉房地证津字第××号天津市房地产权证同时登记了房屋面积和土地面积，同时是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因此聚源公司于2011年6月3日收到拆迁中心退回的房地产权证，并承诺自行办理产权核销手续时，亦应当认定其认可自行核销的权利包括拆迁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因此，管网公司依据其与聚源公司签订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占用案涉土地进行道路改造工程不具有违法性，并未侵害聚源公司的民事权益，聚源公司诉请管网中心存在侵权行为并主张损害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聚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聚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 佳审判员 宗 蔷审判员 王存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聂晓昕书记员李佳霖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