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2行终15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马克??布姆加纳，副总裁。委托代理人王观阳，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委托代理人辜鸿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南里14号。法定代表人吴山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程，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镇，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5号。法定代表人徐熙，局长。委托代理人高丽，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一审第三人杨援，女，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默生公司）因诉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人保局）工伤行政确认、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行初16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观阳、辜鸿鹄，被上诉人大兴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王程、王镇，被上诉人北京市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高丽，一审第三人杨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7日，大兴人保局作出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710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8年2月1日，杨援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杨援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据此，决定予以认定为工伤。艾默生公司对此不服，向北京市人保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8日，北京市人保局作出京人社复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艾默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该公司员工杨援于2018年11月2日向大兴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自称2018年2月1日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要求认定为工伤。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杨援于2018年2月1日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该公司不服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于2019年1月14日向北京市人保局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人保局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艾默生公司认为，大兴人保局与北京市人保局认为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援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首先，该公司员工杨援在申请工伤认定时自述其于2018年2月1日在培训过程中左肩不适，5月4日到医院就医。但根据该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规定，发生或可能发生与工作相关的健康损害或人身伤害（无论严重程度），事故发生部门必须在1小时之内上报给公司，24小时内公司必须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出具报告。当事人杨援如果真是在2018年2月1日培训时受伤，按照上述处理程序，部门应该在1小时内报告，而杨援根本就没有将受伤情况当场告知给任何同事和部门，该公司也从未收到过任何事件报告。其次，杨援的肩部受伤无人目击，自始至终从未向该公司提出受伤之事，也未到医院接受治疗，更未因此向该公司请过病假。同时，根据基本生活常识，工伤应该是急性的，不可能几个月后才发现身体不适。经该公司对杨援的病情诊断进行查证，其患有的“肩峰撞击综合征”是由手臂上举时激发、经大量反复高强度的运动导致的慢性病，显然与其所从事的培训内容无关。第三，在大兴人保局对于此事所做的调查笔录中，众多被调查人的陈述对于杨援培训受伤一事不能相互印证，甚至连基本的事件经过也完全不能吻合，大兴人保局仅凭医生在为患者看病时患者主诉就认定为工伤，显然认定事实不清。最后，杨援本人在过往与该公司的内部沟通交流中，曾经多次提及胳膊疼，但从未提及系培训受伤所致。杨援本人多次提出由于自己接近退休，多次无理要求该公司减少其工作量，该公司拒绝后不久就立即提出受伤的情况，申请工伤的动机显然存在问题，存在虚构事故伤害情况骗取工伤保险的主观故意。艾默生公司认为，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部门，仅凭员工个人主观陈述，在无任何客观事实支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认定工伤，不仅给以该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经营管理带来负面影响；更是背离了工伤保险设立的真正目的，导致个人钻法律的漏洞，滥用工伤保险基金。综上，艾默生公司请求：1.撤销北京市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2.撤销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3.案件受理费由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承担。大兴人保局辩称，2018年11月2日，杨援向该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叙述：2018年2月1日，杨援在参加领导安排的车床操作培训时，在用四爪为加工件找正夹紧时，感到肩部不适，但当天未到医院就诊，后因疼痛难忍，于2018年5月4日到积水潭医院就治，一直外敷药物。杨援同时向该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所需材料包括：1.工伤认定申请表；2.杨援本人身份证复印件；3.劳动合同复印件；4.诊断证明书复印件；5.企业信息；6.影像结论。2018年11月8日，该局受理了杨援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11月12日，该局对杨援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同时杨援向该局补充提交了相关病历材料证明材料。杨援叙述：2018年2月1日上午9点左右，在单位参加大车床培训，用四爪卡头找正的时候，在卡紧的时候，因为不能用加长臂，用的都是自己的力，当时突然感觉左肩掰了一下，当时觉得特别不舒服，之后培训负责人王某过来看见我脸色不好，就让我休息一会儿，之后我又给我爱人刘某来打电话，之后刘某来给我的领导吴某打电话没接，之后又给工程师谢某打电话，谢某过来后，问我怎么样，当时可能觉得疼过劲了，下午就继续在单位干活，这期间抹了药，疼痛减轻了，直到2018年5月4日，左肩疼痛难忍后去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2018年11月16日，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是单位的人事经理王观阳及证人技术员主管吴某到大兴人保局处接受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该局向艾默生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当天，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观阳向该局提交举证材料，包括关于杨援工作情况及肩膀情况的说明、杨援日常工作内容、工艺技术员的岗位描述、医疗报销单登记表、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护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王观阳叙述，杨援是1998年2月4日到该公司工作的，她是单位的工艺技术员，吴某安排杨援参加车床培训，负责培训的叫王某，杨援受伤的时候我没在现场，是2018年8月份的时候，杨援找到我沟通退休情况的时候，她提到肩膀疼算不算工伤，说在操作车床进行培训的时候，因为车床大，肩膀因为操作这个大型车床疼痛，但没提受伤和看病的事。吴某叙述，是自己安排杨援和刘某亮去参加车床培训的，他二人是分开隔周培训的，2018年2月1日，杨援正在参加大型车床的培训。对于杨援受伤一事，吴某叙述，是2018年8月份，杨援找到我说胳膊特别疼，而且问过负责培训的王某，他也说过杨援在培训的时候说过自己的胳膊疼没劲。2018年11月20日，艾默生公司的证人也是负责车床培训的王某到大兴人保局处接受调查询问。王某叙述，杨援在培训的时候曾经跟我提过说是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但是没说是什么时候培训时抻的。2018年11月20日，杨援向大兴人保局处提交通话详单及复印件。2018年11月26日，艾默生公司的证人谢某到大兴人保局处接受调查询问。谢某叙述，自己是艾默生公司单位的工程师，我记得有一回，杨援的爱人给我打电话说杨援在调试设备时，不太会操作设备，想让我带着他去找杨援看看，没说杨援受伤的事情，之后我和刘某来去杨援培训的地方，到了之后，看见杨援正在车床边干活，还有一个是王某，我把刘某来介绍给王某后，我就走了，具体是哪天，忘记了。经过以上调查，证实以下事实：杨援系艾默生公司职工。2018年2月1日，杨援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杨援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艾默生公司在行政起诉状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一、不能以单位规章制度或受伤后不跟单位说为理由，就剥夺员工申报工伤的权利，并且艾默生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杨援系非工作原因导致受伤，反之，从该局的调查结果看，能够确定的是，杨援受伤当天确系是在单位进行车床培训，而且也和培训负责人王某说过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即使杨援没有按规定向公司报告，也只是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但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排除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586号令）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该用人单位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证据，或者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决定”。艾默生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向该局提供杨援受伤不属于工伤的证据，因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通过对负责车床培训的王某进行调查核实，证实杨援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同时结合杨援提供的2018年8月10日北京积水潭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左肩关节在单位工作中受伤，疼痛伴活动受限约5个月”，以及杨援受伤当日确实电话联系其爱人刘某来到公司培训现场看望自己，可以认定，杨援在2月份的培训工作中受伤的事实存在。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第五十五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大兴人保局为王观阳、吴某、王某以及谢某四名证人的现场笔录合法有效，且优于其他证人证言，应予认可。艾默生公司提供的该四人于2019年3月做出的证人证言，与现场笔录存在矛盾，且无法证实合法性，该局不予认可。综上，大兴人保局认为该局所作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北京市人保局辩称，一、该局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法定职责。艾默生公司不服大兴人保局2018年12月7日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向该局提出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该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法定职责。二、该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1月14日，艾默生公司向该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2019年1月16日，该局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京人社复受字（2019）11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邮寄送达艾默生公司和大兴人保局。2019年1月28日，大兴人保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08年3月13日，杨援与艾默生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从事生产线工作，担任生产线操作工，合同自2008年4月1日起执行。2018年2月1日，杨援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后经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为软组织损伤、肩关节痛、肩袖损伤、肩峰撞击综合症。该局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艾默生公司和大兴人保局。综上，北京市人保局认为该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艾默生公司的诉讼请求。2019年7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15行初160号行政判决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大兴人保局作为大兴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对辖区内企业或个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依法进行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北京市人保局作为大兴人保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法定职责。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援是否在艾默生公司参加车床操作培训时受伤。虽然艾默生公司称杨援肩部受伤并非因参加车床操作培训所致，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大兴人保局经过调查，认定杨援在艾默生公司参加培训时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从而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北京市人保局在收到艾默生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受理并向大兴人保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艾默生公司要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以及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艾默生公司的诉讼请求。艾默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大兴人保局所作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和北京市人保局所作被诉复议决定。艾默生公司的上诉理由如下：该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要求员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疑似工伤事件，杨援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其所称的受伤事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杨援于2018年2月1日在工作中受伤，其在申请认定工伤时提交的病历系在2018年5月形成；大兴人保局在作出工伤认定前的调查中取得的调查笔录记载的被调查人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对事件经过的陈述互相矛盾；杨援患有的肩峰撞击综合症是由手臂上举时激发、经大量反复高强度的运动导致的慢性病，而杨援的日常工作及其参加的培训，无论从内容、强度还是频次，都不能构成该伤病。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杨援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一审诉讼期间，艾默生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关于杨援工作情况及肩膀情况的说明，证明艾默生公司曾向大兴人保局明确指出杨援工伤申请中的疑点，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有违客观公正。2.杨援的岗位描述；3.杨援日常工作内容的说明；证据2、3证明杨援的工作负荷在正常范围内，其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存在工伤风险。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有违客观公正。4.大兴人保局调查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的陈述对杨援培训受伤一事不能相互印证，甚至连基本的事件经过也完全不能吻合。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5.证人面谈记录，证明杨援向大兴人保局作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6.机加车间车床培训现场视频，证明杨援的工作培训负荷在正常范围内，其参加的车床培训不可能造成其所主张的病情。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7.杨援申请工伤时提交的病历，证明杨援在其主张的受伤时间过后三个月才前往医院诊治，不能排除间隔的三个月中存在工作以外的伤害来源，且有关伤害并非车床培训能够造成的。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8.部门考勤、加班汇总表，证明杨援在其主张受伤到首次前往医院就诊期间从未申请病假，伤病事实存疑，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9.医疗报销单登记表，证明杨援在其主张受伤到首次前往医院就诊期间从未就肩膀伤病申请医疗报销，伤病事实存疑，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0.肩峰撞击综合症的专业医学解释，证明杨援参加的车床培训的操作方式不可能造成其主张的病情，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1.靳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杨援申请肩部工伤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在退休前能够不上班而不损失工资，且杨援作出的肩部工伤申请并非其本人诉求。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2.《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证明杨援在知晓艾默生公司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并未对其主张的工伤进行报告，伤病事实存疑。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3.关于杨援尾椎伤病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与《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艾默生公司一直高度关切员工的身体健康与劳动保障，也尊重和接受有关部门经过对事实详尽调查作出的客观公正的工伤认定决定；对于杨援滑倒受伤，其严格按艾默生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及时进行报告和治疗，说明杨援完全知道在事故发生1小时之内上报公司的规定。但关于其申报的肩部工伤，存在诸多事实不清，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杨援伤病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4.杨援2019年4月4日向艾默生公司提交的北京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书，证明杨援直至2019年4月都仍在以肩膀伤病为由向艾默生公司请假，并且在医院取得两周全休假条后，却又要求上班，避免工资损失。其申请工伤的真实目的是在不损失工资的前提下，达成不上班直至退休的目的。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5.杨援对证人进行威胁的聊天记录，证明杨援在艾默生公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进行阻挠，对主管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具有掩盖事件真相的主观故意。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和复议结论缺乏客观事实基础。在一审诉讼期间，在举证期限内，大兴人保局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工伤认定材料清单及所附材料，证明杨援申请工伤认定。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大兴人保局正式受理。3.受伤职工送达回执，证明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4.艾默生公司送达回执，证明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5.对受伤职工杨援的调查笔录，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6.受伤职工补充工伤认定材料，证明补充工伤认定材料。7.举证通知书，证明大兴人保局告知权利义务。8.对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调查笔录；9.对艾默生公司证人吴某的调查笔录；证据8、9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10.艾默生公司提交证据材料清单及委托手续，证明举证材料。11.受伤职工补充工伤认定材料，证明补充工伤认定材料。12.对艾默生公司证人王某的调查笔录；13.对艾默生公司的证人谢某的调查笔录；证据12、13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14.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证明大兴人保局是被诉主体。15.对受伤职工的送达回执，证明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16.对艾默生公司的送达回执，证明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在举证期限内，北京市人保局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艾默生公司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行政复议接收材料清单、行政复议接待登记表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艾默生公司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方式、时间及复议请求。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及送达证明；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及送达证明；4.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5.被诉复议决定及送达证明。证据2-5证明北京市人保局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复议决定的职责，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在一审诉讼期间，杨援提交了《诊断证明书》，证明2017年中下旬，其身体就不好，有高血压，其当时向主管提出了操作不了大机床，但主管强行给其安排了。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艾默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纳；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证据14为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均予以采纳；北京市人保局提交的证据5为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均予以采纳；杨援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大兴人保局、北京市人保局、杨援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是正确的，本院作同样认定；艾默生公司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杨援系艾默生公司员工，双方签有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艾默生公司为“保证公司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事件的及时沟通和有效处理”制定并向包括杨援在内的公司员工发布了《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明确要求“发生或可能发生与工作相关的健康损害或人身伤害”的事件1小时内，“必须以邮件的方式将事件告知相关人员”。2018年2月1日，杨援参加了艾默生公司安排的机加工车间大型车床操作培训。2018年5月4日，杨援因左肩部疼痛至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经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杨援左肩部的病情为“肩峰撞击综合症”。2018年8月6日，杨援在艾默生公司内的更衣室摔伤。当日，杨援将自己在更衣室摔伤的情况向艾默生公司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报告后，由该公司的相关领导、同事陪同，至北京大兴人民医院就诊。该医院同日为杨援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急性病）软组织损伤、骶骨骨折？”此后，杨援又就其左肩部病情及2018年8月6日的摔伤，多次至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2018年9月18日，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正骨科为杨援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肩关节痛，肩袖损伤，软组织损伤，尾骨骨折。”2018年9月21日，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损伤科为杨援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肩袖损伤”。2018年11月2日，杨援向大兴人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称其于2018年2月1日在参加领导安排的车床操作培训时，左肩肩袖损伤。杨援将其主张的受伤害经过简述为“在用四爪为加工件找正夹紧时，感到肩部不适，但当天未到医院就诊，后因疼痛难忍于2018年5月4日到积水潭医院就治，一直外服药物。”据此，杨援要求认定工伤。同日，杨援还向大兴人保局提交了另外一份《工伤认定申请表》，要求认定其2018年8月6日在单位更衣室摔倒致尾骨受伤的情况为工伤。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1月8日受理杨援的上述两起工伤认定申请，于2018年11月16日向艾默生公司直接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并对艾默生公司人事经理王观阳制作调查笔录。举证期限内，艾默生公司向大兴人保局提交关于杨援工作情况及肩膀情况的说明、杨援日常工作内容、工艺技术员的岗位描述、医疗报销单登记表、北京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书、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材料。2018年11月20日，杨援向大兴人保局补充提交与谢某通话详单及复印件作为证据。案件调查过程中，大兴人保局分别对杨援、艾默生公司的人事经理王观阳、技术员主管吴某、技术员王某、工程师谢某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王观阳、吴某均陈述称，杨援所称2018年2月1日肩部所受伤害，直至2018年8月方向其二人报告，并询问其二人是否属于工伤。王某在调查中陈述称，其系艾默生公司车床培训的负责人，其不清楚杨援2018年2月1日受伤的事情。王某还称，“只是杨援在我这培训的时候曾经跟我提过说是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但是没说是什么时候培训时候抻的，而且我当时看杨援还能继续培训，我想应该没有多大事，就没跟公司反映。”谢某在调查中称，其曾于2018年2月1日接到过杨援爱人刘某来的电话，刘某来说杨援不太会操作设备，想让谢某带其去找杨援看看，没说杨援受伤的事，其就把刘某来带到了杨援培训的地方，其是后来听同事和杨援说杨援2018年2月1日受伤的事的。经调查，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并于2018年12月10日向艾默生公司送达，于2018年12月12日向杨援送达。2018年12月7日，大兴人保局还作出了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71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8年8月6日，杨援在单位更衣室，为左肩涂抹止疼药时摔倒，致其受伤。”杨援的伤情为“尾骨骨折、软组织损伤。”大兴人保局认为杨援受到的上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故予以认定为工伤。艾默生公司不服大兴人保局所作上述两份《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1月14日分别向北京市人保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月16日，北京市人保局受理了艾默生公司的复议申请，并对大兴人保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9年1月28日，大兴人保局向北京市人保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经复议审查，北京市人保局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维持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同日，北京市人保局还作出京人社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大兴人保局作出的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71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3月15日，北京市人保局分别向艾默生公司、大兴人保局邮寄送达被诉复议决定书和京人社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艾默生公司不服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另，艾默生公司收到北京市人保局所作京人社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大兴人保局作出的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71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北京市人保局作出的京人社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生效。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对辖区内企业或个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作出认定与否的决定。本案中，大兴人保局作为艾默生公司注册登记的住所地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受理该公司职工杨援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是否认定工伤行政决定的行政职权。杨援向大兴人保局提出认定工伤申请，系以其2018年2月1日在艾默生公司参加领导安排的车床操作培训时左肩受伤为由，申请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大兴人保局在对杨援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前调查取得的证据中，与2018年2月1日是否发生了杨援所称的其所受到的事故伤害有关的证据，仅包括杨援本人的自述及作为非现场目击证人的艾默生公司数名工作人员陈述的在事发数月后据杨援介绍的情况。结合杨援知晓艾默生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关于“发生或可能发生与工作相关的健康损害或人身伤害”的事件1小时内，“必须以邮件的方式将事件告知相关人员”的规定，且在其2018年8月6日在艾默生公司更衣室摔伤后即按照艾默生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的上述规定，及时将受伤情况报告公司有关领导等情况，及杨援左肩的病情“肩峰撞击综合症”“肩袖损伤”与其主张的2018年2月1日培训期间操作机床受到的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大兴人保局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局所作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所认定的“2018年2月1日，杨援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的事实。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北京市人保局所作维持大兴人保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被诉复议决定，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亦应予以撤销。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艾默生公司要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以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艾默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艾默生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行初16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一八年十二月七日作出的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710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三、撤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一九年三月八日作出的京人社复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四、责令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对杨援所提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行政决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五十元，均由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宁审 判 员  刘明研审 判 员  杨 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陶 军书 记 员  毕伟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