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吉7102行初174号 原告刘雪梅，女，汉族，1968年10月12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宋嘉琳，吉林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法定代表人范立臣，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生飚，该局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呼云岩，该局科员。 第三人李姝逸，女，汉族，1986年4月8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原告刘雪梅不服被告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以下简称船营分局）作出的船公（临）行罚决字[2019]240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20日向被告船营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因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李姝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12月3日向其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诉、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雪梅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嘉琳，被告船营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生飚、呼云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姝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船营分局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船公（临）行罚决字[2019]24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刘雪梅多次发送侮辱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刘雪梅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雪梅诉称，刘雪梅发现丈夫有外遇，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拨打了李姝逸的电话，双方发生口角。刘雪梅确实骂人了，但派出所仅一人给刘雪梅作笔录，后即将刘雪梅行政拘留。因公安机关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违规一人办案，在没有对双方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将一起普通的骂人事件扩大影响，给予刘雪梅严重的处罚，处罚行为违法。故要求撤销船公（临）行罚决字[2019]240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刘雪梅向本院提交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其主张。 被告船营分局辩称，公安机关在办理刘雪梅侮辱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一案中，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办理案件，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刘雪梅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适当。故要求驳回刘雪梅的诉讼请求。 被告船营分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其作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及回执；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4、行政处罚决定书；5、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6、执行回执；7、送达回执；8、人口信息资料；9、被害人询问笔录；10、违法行为人询问笔录；11、证人询问笔录；12、接受证据清单；13、短信、微信截图。 第三人李姝逸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陈述、辩解、举证及质证的权利。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有异议，认为陈述不属实；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被告办案程序违法，存在一人办案及代为签名的问题。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要求，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原告对两份有异议证据的质证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13日，刘雪梅通过自己使用的手机向李姝逸使用的手机发送短信二十余条，多带有侮辱、辱骂、挑衅的内容。2019年5月15日，李姝逸就上述事实向船营分局临江派出所报案，该所于当日立案后，对涉案双方当事人及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接受了李姝逸提供的短信、微信截图等证据。次日，船营分局作出船公（临）行罚决字[2019]240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刘雪梅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查明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超越、滥用职权的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具有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此条款规定的发送侮辱信息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多次发送”，内容上表现为“淫秽、侮辱、恐吓”，结果上表现为“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本案中，原告向第三人发送信息二十余条，多数内容低俗、淫秽，带有极大侮辱意味，完全符合上述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损害后果，除了从信息发送数量和内容上表现外，更加直接的表现在于当第三人向原告声明将报警处理后，原告仍未停止违法发送信息的行为，表现出对法律的无视及对违法行为损害后果的放任。因此，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所查明的事实应属清楚，所采信的证据应属确凿，且处罚内容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限度内，应属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同时，被告在办理该案过程中，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的程序，案涉行政处罚应属程序合法。 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办案程序违法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在询问原告时为一人办案，执法人员代为签名。本院已当庭责令被告提交询问原告时的视频录像，被告说明了无法提供的原因，即由于数据保存空间及技术原因，在当事人未及时申请提取保存的情况下，视频录像保存期限为三个月。结合原告提起本案起诉的时间，虽在起诉期限内，但距离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仅为两天，也属怠于行使诉权，且在此期间内，原告既未向被告申请提取并保存视频，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故被告不能提交该视频录像应视为有正当理由。对于询问笔录的执法人员签名，经本院审查被告对原告所作的唯一一份询问笔录，只有在笔录首部交代时间、地点、参与人员时体现了被告两名执法人员在“询问人”处的手写签名。从笔录的形式上看，为预先设计的格式化填充式笔录，在笔录首部“询问人”处的签名，应当视为对执法人员姓名的记载，而非执法人员对笔录内容的确认。如作为对笔录内容的确认，签名在形式上应体现在笔录每页下方及最后一页，即与被询问人签名处一致。且原告在笔录中已签字确认，应视为对笔录内容及制作程序的认可。纵观该份询问笔录，被告未设计询问人即执法人员确认笔录内容的签名，确属办案程序存在瑕疵，但结合被告行政执法程序中及本院审理程序中查明的事实，原告案涉违法行为已确属事实清楚，该笔录作为违法行为人即原告的自认事实，只是对查明整案事实予以佐证。因此，被告上述程序瑕疵，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际损害，本院也不应据此“程序轻微违法”撤销案涉行政处决定。 由以上论述可见，本案案涉行政行为具备合法性，原告要求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本案至多只能解决原、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但对于案涉事件发生的根源性矛盾，本案无法涉足，甚至有些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司法亦无法涉足。因为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也不是所有的法律解法，才是矛盾化解的最佳答案。矛盾的化解是多元的，司法的更大意义在于教育和引领。类如本案违法案件的发生，多源于个人在生活中产生或积累的矛盾所致，而我们所倡导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应当为尊重法律、理性处置、多元化解、依法维权。首先，公民应当知法守法。如本案原告这样少数行为人，采用向他人发送短信的方式表达心中不满情绪，一旦突破了法律的限度，构成违法行为，将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应理性诉求、多元化解。矛盾产生后，应当理性表达诉求，寻求最佳纠纷解决途径，这样才有可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使用过激甚至违法方式，这样只能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同时，纠纷需要多元化解。矛盾的解决仅靠一方保持理性和克制是不够的，也是不公的，还需要自我寻求有效途径，以及家庭成员正确有效的沟通和疏导，有时甚至还需要对方当事人赴以行之有效的行为，以促成矛盾双方的理解和谅解，进而促使矛盾的实质性化解。再次，行政机关应当遵循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处理类如本案这样源于民间纠纷而引发的情节较为轻微的治安案件时，应当继续秉承谦抑理念，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原则，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应注重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尽量选择对当事人权利影响最小，以及付出成本与获得效益最为均衡的手段，使行政执法成为解决矛盾的“利剑”，而非激化矛盾的“尖匕”，甚至引发“官民矛盾”和行政争议，进而影响行政机关公信力及法治政府建设。总之，社会中的矛盾不可避免，要构筑整个社会的和谐，需要我们每个人保持谦虚、理性、善待他人的良好心态，以及行政机关始终秉承谦抑执法基本理念。本篇判决之所以对此大篇幅论述，旨在解决本案行政争议的同时，促使涉诉各方当事人对本案根源性矛盾的发生和升级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将类似矛盾化解于萌芽阶段，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雪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刘雪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员 杨 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孙丽娜 （本件共7页，共印1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