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46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申卡勇，男，1974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毅华，广东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涛，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国，广东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太平，广东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申卡勇因与被上诉人李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3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卡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驳回李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涛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在申卡勇就李涛是否实际交付涉案借款的事实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对李涛的是否实际交付出借款项的问题不做任何审查，并在没有资金流水证明李涛已经实际支付借款的情况下，判决申卡勇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李涛应举证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一审法院亦应对此进行审查，一审判决遗漏审查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一方面采纳李涛的陈述，认定涉案借款是李涛于2015年陆续向申卡勇出借，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申卡勇提交的2015年的流水不能代表2016年7月份合同签订时李涛没有向申卡勇支付借款。根据申卡勇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流水和证明可以很明显看出，李涛在2015年后除了证明中所涉的金额外，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出借给上诉人，故一审判决认定李涛2015年陆续借款给申卡勇，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6年7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故2015年的流水不能代表2016年7月15日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李涛没有向申卡勇支付借款，则李涛并未举证证明2016年借款合同签订后其有实际支付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上述规定，借贷双方不仅要达成借款合意，出借人还要实际交付借款，民间借贷合同才生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关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对涉案款项是否实际交付进行审查，李涛亦应举证证实其已经向申卡勇实际交付涉案借款。在李涛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明显缺乏和法律依据。二、梁楚河和梁焕波转账给李涛，并不能就此免除李涛就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涉案纠纷的发生是因为申卡勇和李涛存在赌债，申卡勇介绍梁楚河向李涛借款，而李涛因此逼申卡勇签署《借款合同》。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梁楚河、梁焕波与李涛往来的资金与本案有关，申卡勇请求法院要求李涛提供其与梁楚河与梁焕波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以此查明李涛是否实际出借款项给申卡勇以及李涛转账给梁楚河的资金是否已经获得清偿。三、申卡勇在微信聊天中并没有确认其欠付李涛具体款项金额，不能以此免除李涛的举证责任，且申卡勇所陈述的款项实际上是李涛和梁楚河之间的借款。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律师费、违约金、利息合并计算的金额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故一审法院在支持年利率24％利息的情况下，又判决申卡勇需要承担律师费，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李涛辩称：一、申卡勇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二、申卡勇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往来，现又当庭提交给法庭，仅证明双方资金往来关系，但不能否定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三、双方间借贷关系的形成过程如下：双方在2013年有资金往来，经过还款对账，双方签订50万元的《借据》，申卡勇予以认可。2016年申卡勇又以投资为由借款，双方于2016年6月对账后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据》，约定还款期限。在这期间，申卡勇亦向李涛还款，2017年7月14日对账签订合同确认欠款841800元，期间申卡勇亦一直有还款，2018年7月后申卡勇再无还款。申卡勇提交的还款记录、两份《借款合同》及申卡勇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上述事实。四、根据申卡勇提交的银行流水，明显看出双方于2016年7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后，申卡勇与李涛之间没有大额交易记录，只有还款记录，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于第2份《借款合同》签订之后。双方签订第1份《借款合同》之前，这些银行流水中的一部分是双方公司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书第七页亦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申卡勇向李涛清偿借款本金601800元及利息（以欠款本金601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5日起计至2018年7月1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违约金（以欠款本金601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判令申卡勇向李涛支付律师费98000元及保全担保服务费1048元；3.判令申卡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5日，李涛、申卡勇签订《借款合同》，就申卡勇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涛借款约定如下主要条款：1、借款总金额为1008400元；2、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4日；3、申卡勇未经同意延期还款而不按期还款的，贷款利息自借款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逾期还款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给李涛为止；4、李涛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由申卡勇承担等条款。此外，申卡勇还向李涛出具《借据》及《收款收据》。其中《借据》载明：本人申卡勇于2016年6月20日在广州向李涛借款人民币1008400元，按以下还款要求分期还款，还款情况如下：于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4日每月15号最低还款20000元，借款到期偿还剩余全部款项，还款记录以银行到账凭证为准，不得逾期。而《收款收据》则记载：兹收到李涛的借款人民币1008400元。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涛表示因申卡勇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能清偿全部借款，双方于2017年7月15日又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如下主要条款：借款本金为841800元；借款期限展期至2018年7月15日。合同的其他条款与前《借款合同》一致。与此同时，申卡勇还向李涛出具《借据》及《收款收据》，确认上述欠款金额及分期还款明细。此后，李涛表示申卡勇仍未能在借款展期期限内清偿全部欠款本息。截止至2018年7月15日，申卡勇仍拖欠李涛借款本金601800元。经李涛多次追讨未果，遂成讼。为证明上述事实，李涛向一审法院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收款收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路支行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加以流水明细清单》及微信聊天的手机截屏予等证据予以证明。申卡勇对《借款合同》、《借据》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表示涉案合同并无落款日期，对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申卡勇则认为上述清单的转款并非李涛向申卡勇交付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李涛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截屏，申卡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并认为申卡勇也从未对李涛主张的欠款金额作出确认。庭审中，李涛表示申卡勇在2017年7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后，先后通过其本人的账户或委托案外人梁楚河、梁焕波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方式向其归还了借款本金240000元，具体还款情况如下：1、2017年8月17日，申卡勇本人还款9900元及委托梁楚河还款9700元及400元；2、2017年9月15日，申卡勇委托梁焕波还款20000元；3、2017年10月15日委托梁焕波还款20000元；4、2017年11月15日、11月18日、11月27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10000元、5000元、5000元；5、2017年12月15日、12月18日及12月19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12000元、4000元及4000元；6、2018年1月15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20000元；7、2018年1月31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20000元；8、2018年3月16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20000元；9、2018年4月16日、4月17日、4月18日、4月22日、4月24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4200元、5000元、4000元、2000元、2800元及2000元；10、2018年5月14日、5月15日及5月16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12500元、2000元、2500元及3000元；11、2018年6月17日及6月22日，申卡勇委托梁楚河还款3500元、6700元；12、2018年6月24日及6月25日，申卡勇通过微信转账还款5000元及4800元；13、2018年7月25日，申卡勇通过微信转账还款5000元；14、2018年7月26日及7月27日，申卡勇通过银行转账还款10000元及5000元。李涛表示上述240000元在抵扣申卡勇尚欠的借款本金841800元后，截止至2017年7月27日，申卡勇尚欠借款本金为601800元。对于该事实，李涛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微信还款记录手机截屏予以证明。申卡勇对该还款情况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李涛提供的还款记录不完整，并表示具体还款金额应以申卡勇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为准。庭审中，申卡勇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李涛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本人李涛郑重申明：就2015年8月3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本人个人账户向申卡勇的个人账户分批次转汇的款项共计人民币2210000元非本人给申卡勇的借款，本人不会利用以上款项流水作为向申卡勇申诉借款的依据”，申卡勇提供该证据用以证明李涛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银行转账明细并非是向申卡勇出借的款项；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北路支行出具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用以证明自2014年1月9日至2015年12月7日，李涛向申卡勇转账交付的金额在扣减2210000元后为2311820元；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太阳广场支行出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5年9月30日，申卡勇向李涛转账交付的金额为4660657元。李涛对申卡勇提供《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农业银行出具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李涛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从该交易明细单的页码顺序可见，申卡勇提供的该账户交易明细单缺页严重，且交易日期也仅记载到2015年12月7日。自2015年12月7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的交易明细，申卡勇并未提供。至于申卡勇提供的工商银行出具的《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李涛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是从页码可见上述清单是申卡勇选择性提供的，清单缺页严重，并不能如实反映双方的资金往来。此外，工商银行的明细清单没有交易双方的交易信息，无法证明交易双方的身份情况。申卡勇则回应称其仅提供与李涛有关的交易明细单。诉讼中，李涛还向一审法院提供《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及《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用以证明李涛为追讨涉案债权支出98000元律师费，该费用应由申卡勇承担。申卡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本案双方并无真实借贷关系，故律师费应由李涛自行负担。一审法院认为：李涛就其与申卡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收款收据》及相应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等予以证明，申卡勇则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李涛、申卡勇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涛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据》及《收款收据》用以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申卡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申卡勇抗辩称涉案款项为赌债及上述证据是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但就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述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申卡勇是否欠李涛款项的问题。庭审中，李涛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大量银行交易明细单，用以证明申卡勇借款及还款的情况。而申卡勇也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双方的银行交易明细情况，用以证明其已向李涛足额还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李涛、申卡勇相互之间的银行转账交易可见，双方多年前已存在经济往来。故李涛诉称涉案款项于2015年陆续向申卡勇出借，双方于2016年经核对借款金额后签订《借款合同》等证明材料，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次，虽然申卡勇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其向李涛转账交付的款项多于李涛向申卡勇转账交付的款项。鉴于申卡勇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存在诸多缺页，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李涛、申卡勇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且申卡勇所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时间在2013年3月8日至2015年9月29日期间。而李涛、申卡勇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在2016年7月15日，故申卡勇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申卡勇不欠李涛款项；其三，申卡勇在2016年7月15日与李涛签订《借款合同》确认欠款本金为1008400元后，于2017年7月15日再次与李涛签订《借款合同》，重新明确欠款本金为841800元，两份借款合同签订时间相差一年之久。截止至今日，申卡勇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为赌债或签订合同是受胁迫等的任何证据。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上述主张的，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申卡勇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最后，根据李涛提供的其与申卡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的手机截屏可见，申卡勇并未否认涉案欠款的事实。综上，结合李涛、申卡勇提供的证据及举证、质证意见，并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与基本的社会经验，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申卡勇拖欠李涛借款未还。关于申卡勇尚欠李涛的借款金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涛、申卡勇于2017年7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了申卡勇的欠款本金为841800元；其次，李涛在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在签订上述合同后，申卡勇以银行转账、银行自动柜员机转款及微信转账方式通过其本人的账户或通过案外人梁楚河、梁焕波的账户向李涛归还了24万元，并提供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单等予以证明。申卡勇对此并未予以否认；再者，申卡勇在本案中也未能举证证明除了李涛确认的上述24万元还款外，其还有其他的还款金额。故李涛现诉请申卡勇清偿欠款6018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此亦予支持。至于李涛主张的利息问题。鉴于李涛、申卡勇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收，借款逾期还款的利息按欠款金额的1%/日计算。现李涛主张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逾期还款的日期按年利率24%计算，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另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涛、申卡勇在2017年7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经就借款的本金和利息的起算及利率作出约定，故申卡勇应向李涛支付的利息应以该合同的约定为准。也即申卡勇应向李涛支付的利息为：自2016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8年7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上述利息的基数均以601800元为基数计，合法有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李涛主张的律师费及担保服务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申卡勇不同意向李涛支付律师费，但鉴于涉案合同已约定了因追讨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应由申卡勇负担。故李涛现向申卡勇主张律师费，并无不当。又因李涛主张的律师费明显高于有关广东省律师行业的收费指引标准，一审法院依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酌情调整律师费为49957.18元。至于李涛主张的担保服务费问题。由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该费用，且该费用也并非必须支出的费用。故一审法院对李涛的该项担保服务费的诉请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申卡勇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涛清偿借款本金601800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以借款本金601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以借款本金601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申卡勇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涛支付律师费49957.18元；三、驳回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申卡勇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上述合计18290元，由李涛负担3290元，申卡勇负担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申卡勇陈述签署于2016年7月15日《借款合同》中的1008400元，一部分是赌债，一部分是其介绍他人向李涛借款后他人对于李涛的欠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关系；2、尚欠款项的金额；3、一审判决对于利息的调处是否正确。关于焦点问题一。首先，本案中，李涛提供了双方于2016年7月15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及申卡勇出具的《借据》和《收款收据》，以及双方于2017年7月15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及申卡勇出具的《借据》和《收款收据》，申卡勇对上述书面借款凭证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申卡勇在一审中陈述涉案款项为赌债及上述借款凭证是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二审中陈述涉案款项部分为赌债，部分为其介绍他人向李涛借款后他人对于李涛的欠款。申卡勇在一、二审中对于款项的性质作出不同的陈述，且对其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另申卡勇在二审中陈述部分款项为其介绍他人向李涛借款后他人对于李涛的欠款，对于他人向李涛的借款由申卡勇负责偿还，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根据双方的流水，双方早至2013年已有相互的资金往来，由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不仅包括借款、还款还包括其他资金往来，且双方也无法对于资金的往来作出明确的甄别，故双方于2016年7月15日及2017年7月15日对双方之间的欠款作出结算和确认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据此作出调处并无不当。最后，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李涛多次要求申卡勇确认欠款数额，申卡勇未提出涉案款项系赌债或系他人对李涛的欠款，也未提出款项已经还清。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关系，并无不当。申卡勇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问题二。如上辨析，一审判决根据双方于2017年7月15日签署的《借款合同》中双方结算的数额扣减李涛自认的申卡勇的还款金额，以确认尚欠款项的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申卡勇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焦点问题三。申卡勇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在支持24%的年利率的情况下又判决申卡勇需承担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中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应当是民间借贷中借用资金成本的相关费用，只有与资金成本紧密相关的费用才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并非在借款合同中出现的所有费用都属于上述范围。本案当事人约定的律师费系出借方为实现其债权而实际支出的成本，当事人明确约定由借款方承担，不属于借款资金费用。一审判决在对律师费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判令律师费由申卡勇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申卡勇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申卡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晓丽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刘晓妍何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