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7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银凤，女，198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鼎屹，浙江海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雄军，男，197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超，四川泰仁（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银凤因与被上诉人丁雄军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3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丁雄军、李银凤于××××年××月××日结婚，××××年××月××日生育一女、××××年××月××日生育一子。2010年2月25日，双方在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据丁雄军、李银凤各自向原审法院提交的部分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16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方存在较频繁的经济往来。李银凤在收取丁雄军所发微信红包后，回复“谢谢老公”、“每天给我钱用”等内容。2016年6月27日，丁雄军、李银凤（买受人）与案外人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丁雄军、李银凤共同购买该公司建设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总价款698796元。买受人于2016年6月27日前支付首付款218796元，剩余房款480000元向银行申请贷款支付。李银凤从其银行账户支付了上述款项，并以其个人名义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办理住房按揭贷款，该行向李银凤发放贷款后，并从其个人银行账户里扣收本息。根据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显示，该房屋在2018年10月25日时登记权利人为丁雄军、李银凤，双方共同共有。2018年11月9日，李银凤、丁雄军（卖方、甲方）与案外人邢进（买方、乙方）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甲方房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该房屋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抵押登记日期2018年10月25日。房屋转让总价1770000元。甲方于领取第一笔款后五个工作日前办理抵押注销手续。合同落款处、设施物品情况丁雄军在共有权人栏注明“同意转让”，房屋交接单亦有丁雄军、李银凤共同签字捺印确认。李银凤于2018年11月23日归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房屋剩余按揭贷款444617.36元，并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10337.78元后，买卖双方于2018年11月2日双方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2017年2月6日，丁雄军、李银凤共同作为买受人与黄梅县顺昌牧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丁雄军、李银凤共同购买位于湖北省黄梅县的由黄梅县顺昌牧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商品房一套，建筑面积121.51平方米，总价338491元。2018年2月起，李银凤租住在本市次卧。丁雄军于2018年12月21日办理居正变更登记，居住地址变更为北景莲趣苑2-1001室。丁雄军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李银凤向丁雄军支付同居期间出售共有房屋所得售房款1770000元的60%，共计1062000元；2、判令李银凤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丁雄军、李银凤对双方是否存在同居关系存在争议。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曾经系夫妻关系，离婚后又共同购买位于湖北黄梅和浙江杭州两地的房产，并仍然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李银凤一方对丁雄军“老公”的称谓，并结合证人李某到庭对丁雄军、李银凤共同生活状况的描述，能够体现丁雄军、李银凤在离婚后仍然同居生活的事实。关于丁雄军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的问题，原审法院注意到，丁雄军、李银凤作为共同买受人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丁雄军又作为共有权人同意房屋出让并共同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双方共同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结合李银凤归还房贷的部分款项确来源于丁雄军等，案涉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亦显示，丁雄军与李银凤均系该房屋的共同共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现因案涉房屋已售出，丁雄军、李银凤已不再共同居住，丁雄军得以要求分割房屋售卖所得价款。经审查，案涉房屋出售所得价款1770000元，扣减剩余按揭贷款444617.36元及提前还款违约金10337.78元后，余款1315044.86元，丁雄军可分得其中一半即657522.43元。另，丁雄军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李银凤在取得案涉房屋售卖款后已支付其款项38000元，应予扣除，故李银凤尚应支付丁雄军619522.43元。原审法院据此对丁雄军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银凤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丁雄军售房款619522.43元；二、驳回丁雄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减半收取2305元，由李银凤负担1345元，由丁雄军负担960元。 宣判后，李银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享有案涉房屋任何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丁雄军、李银凤作为共同买受人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丁雄军又作为共有权人同意房屋出让并共同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双方共同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结合李银凤归还房贷的部分款项确来源于丁雄军等，案涉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亦显示，丁雄军与李银凤均系该房屋的共同共有人。”上述理由均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共同共有权利。（一）一审中上诉人已作出说明，在购房时之所以让被上诉人作为共同买受人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因为为了便于银行办理贷款审核时，提高贷款审批通过的成功率。如由上诉人一人作为购房人，可能会因为上诉人一人的银行流水不充足，而导致贷款无法审批。（二）之所以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显示双方系该房屋的共同共有人，是因为《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人使用假结婚证买房时共同签署，在办理不动产权证时，客观上也无法办理成上诉人单独所有。（三）之所以被上诉人又作为共有权人同意房屋出让并共同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双方共同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是因为被上诉人在不动产权证上登记为共有人，上诉人卖房时必须由被上诉人共同出面和配合，否则出卖房屋将无法实现。（四）退一步讲，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同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的规定，案涉房屋的分割也应当按照双方对于财产的贡献和出资情况进行分割，而不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五）不动产登记（包括不动产权利人情况的记载和登记）具有对世性、公示性。对于第三人来讲，案涉房屋应当按照不动产权属的记载认定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共有，因为权利人内部的约定或者内部的实际权属状况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对共有人内部而言，特别是共有人内部对房屋的共有情况产生争议时，则必须结合双方的约定、物权法的规定、双方对房屋的出资和贡献大小等因素，探求双方对房屋的真正共有状态和享有的份额。一审法院未区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对内和对外效力，片面认定案涉房屋系双方共同共有，有悖事实和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法院应当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举证责任）判决此案，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已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于2010年离婚，不存在家庭关系，一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承认案涉房屋约定为按份共有，一审却认定案涉房屋由双方共同共有，明显有误。即使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显示为共同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因双方购买房屋时不存在家庭关系，且约定为按份共有案涉房屋，故不应片面采信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关于双方共同共有的记载。三、案涉房屋系上诉人单方全额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之规定，结合上述情况，案涉房屋应认定为按份共有，应当结合双方对案涉房屋的贡献大小和出资情况进行分割。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湖北黄梅）以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知，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购置出资100%，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没有任何出资，其不应当享有份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丁雄军答辩称：一、案涉房屋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在后期进行房屋产权登记时登记为共同共有，故案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应该有平等的产权。双方在同居期间，不仅该套房产登记为共同共有，另外一套湖北黄梅的房产也是双方共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二、双方于2010年离婚到案涉房屋出卖前后，都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双方的财产是混同的，虽然案涉房屋的首付款以及按揭从形式上看是由上诉人支付的，但是被上诉人对房屋的款项作出了贡献。三、上诉人个人的工资收入不足以支付2010年到房屋买卖前后的两套房产的按揭以及生活的成本。根据李银凤一审时提供的工资流水清单，其收入为218776.63元，即使收入是真实的，结合案涉房屋首付款20多万元、湖北房屋首付款10多万元以及另外的开销，李银凤的个人的收入也不可能单独负担案涉房屋的成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李银凤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工商银行的流水清单2页、农业银行流水清单1页，欲证明案涉房屋首付款积累的过程，即李银凤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6年6月25日卡存100016.67元，于6月27日收到支付宝转帐16000元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于2016年6月27日消费8万元；2、支付宝转帐记录3页，欲证明李银凤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收到的16000元是向他人借款；3、微信转帐记录2页，欲证明丁雄军向李银凤还款；4、中国银行流水5页，欲证明李银凤归还按揭贷款的款项来源情况。被上诉人丁雄军质证认为：证据1，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李银凤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6月25日柜面卡存10万元，但并无证据证明其累计过程，且在2016年之前丁雄军的工资大部分都是现金，并基本都交给李银凤，至于1.6万元，结合支付宝转帐记录，可以看出是案外人打给李银凤，但不能反映是借款，李银凤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在2016年3月份就有大约10万元，并无证据证明该10万元的累计过程，丁雄军对该款项也有相应的贡献，李银凤提出之后消费的8万元是借款，亦无证据证明；证据2，系案外人转给李银凤，但无法确定款项性质；证据3，丁雄军确实收到6000元，但丁雄军在2016年9月11日也给李银凤转帐3000元；证据4，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评判。 被上诉人丁雄军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考虑丁雄军、李银凤在离婚后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共同购买位于湖北黄梅和浙江杭州两地的房产、李银凤在微信聊天中对丁雄军“老公”的称谓、李某证人证言中关于双方共同生活状况描述等，原审法院认定丁雄军、李银凤在离婚后仍然同居生活并无不当，又结合双方关于同居期间的收入和开支情况的陈述，丁雄军提出双方对案涉房屋的出资形成经济混同具有合理性，亦与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为双方共同共有以及丁雄军在购买案涉房屋时作为共同买受人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在转让案涉房屋时作为共有权人同意房屋出让并共同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能够相互印证。李银凤虽称其与丁雄军之间对案涉房屋约定为按份共有，但并无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从李银凤对房屋首付款和按揭款来源的说明和举证看，亦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对案涉房屋全额出资的主张，相反，在案证据能够反映丁雄军向李银凤支付了部分款项用于归还房贷。因此，综合本案案情，应当认定丁雄军与李银凤对案涉房屋形成共同共有关系，鉴于目前该房屋已出售，原审法院确定丁雄军有权分得房屋出售价款扣除相关债务后的一半价值应属合理。综上，李银凤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由李银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