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浩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大渠办事处（大渠邮电所东）。法定代表人：景立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住所地：晋城市凤台东街2123号万通商业广场。法定代表人：张胜，该行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云，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俊辉，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运风高速公路口西1000米处。法定代表人：李群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运城市南国风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运风高速公路口西（飞宇建材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李某2，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李群英，男，1960年7月6日生，汉族，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证住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运临路118号，公民身份号码：×××。原审被告：徐金莉，女，1961年11月13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运临路118号，公民身份号码：×××。前述四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景立秋，男，1957年8月13日生，汉族，山西浩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住山西省运城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寻嘉禹，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晋美油脂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永济市于乡街。法定代表人：戈跃进，执行董事。原审被告：戈跃进，男，1957年12月8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西省永济市舜都大道南路13号，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山西浩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以下简称晋城银行）、原审被告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宇公司）、运城市南国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风公司）、李群英、徐金莉、景立秋、山西晋美油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美油脂公司）、戈跃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502民初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浩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被上诉人晋城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云、段俊辉，原审被告飞宇公司、南国风公司、李群英、徐金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景立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寻嘉禹到庭参加庭审，晋美油脂公司、戈跃进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浩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晋0502民初492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裁定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的授信合同并不是具有明确约定权利义务的主合同；2.被上诉人违规贴现，贸易背景不真实，南国风公司和飞宇公司没有真实贸易关系，贴现是恶意串通；3.一审判决基于授信合同主张债权，授信合同不是主合同，保证合同和授信合同不存在主从关系，保证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晋城银行答辩，1.授信合同是主合同，而且是基础合同，本案贴现协议是授信合同的组成部分，授信合同第二条约定了每一笔借款都是其组成部分，也是主合同，本案保证合同是从合同；2.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根据票据法和票据法实施管理办法，贴现申请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贸易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尽到审查义务；3.授信合同是主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给飞宇公司授信额度为1500万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飞宇公司认为：基本同意上诉人意见。补充意见：飞宇公司以前在被上诉人处有一笔1500万元的贷款，被上诉人为了解决之前的不良贷款，由被上诉人安排与南国风公司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将汇票拿走，但让本公司在承兑查询确认书盖章，被上诉人贴现手续完成后，未给本公司任何手续。本案案由应为票据权利纠纷，并非借款合同纠纷。南国风公司补充认为，飞宇公司和被上诉人签订承兑汇票，原始贴现手续并未交于其，原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有失公允。景立秋认为，1.从《单位综合授信合同》第5条可以看出，该合同并非主合同，是带有预约性质的预约合同；2.商业承兑汇票不存在真实交易，贴现是为了归还飞宇公司的贷款。李群英、徐金莉的答辩意见和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致。晋美油脂公司、戈跃进未到庭，未答辩。晋城银行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飞宇公司向原告偿还本金1500万元，支付截止2017年11月1日罚息5047500元（共计20047500元）及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所有罚息；2、判令被告南国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被告浩腾公司、晋美油脂公司、李群英、戈跃进、景立秋、徐金莉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被告飞宇公司签订了《单位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授信额度15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6月16日，授信额度分配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可使用的额度1500万元。同日，被告飞宇公司、被告浩腾公司、被告李群英、被告戈跃进、被告景立秋、被告徐金莉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上述被告为飞宇公司在《单位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2015年6月30日，被告飞宇公司向被告南国风公司签发一张票号为×××、票面金额为15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2月29日。被告南国风公司持票向原告申请贴现。2015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南国风公司签订《晋城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载明被告南国风公司以被告飞宇公司（承兑人）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向原告申请贴现，原告现同意给予贴现，并约定：贴现票据共一张，票面金额合计1500万元，贴现金额=票面金额-贴现利息，贴现利息=票面金额×贴现天数×（月贴现利率/30）。月贴现利率为千分之8.34。贴现期限为贴现之日到汇票到期日止。汇票到期，贴现银行直接向承兑人收取票款。如承兑人未按期付款，贴现银行又未能扣收足额票款，则贴现银行将本次贴现的票款按万分之五的利率向贴现申请人计收罚息。贴现银行可直接从申请人的账户内扣收贴现票款、逾期利息及贴现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同日，原告给被告南国风公司办理了贴现业务，扣除贴现利息767280元，实付金额14232720元。汇票到期后，被告飞宇公司、被告南国风公司均未能支付票款。截止2017年11月1日原告已垫款673天，暂计产生罚息504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基于《单位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内容向被告飞宇公司及各担保人主张债权，原告为被告飞宇公司开立的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只是完成对飞宇公司的授信义务的一种形式，故本案案由应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飞宇公司之间的《单位综合授信合同》、原告与各担保人之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原告与被告南国风公司之间的《晋城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担保人辩称原告与被告飞宇公司之间互相串通，骗取其担保，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按约向被告南国风公司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汇票到期后，承兑人被告飞宇公司未能支付原告票款，被告飞宇公司应按约偿还原告垫付票款1500万元及相应罚息。依据《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被告浩腾公司、被告晋美油脂公司、被告李群英、被告戈跃进、被告景立秋、被告徐金莉应对被告飞宇公司欠款本金1500万元及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晋城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约定，如承兑人未按期付款，贴现银行又未能扣收足额票款，则贴现银行将本次贴现的票款按万分之五的利率向贴现申请人计收罚息。贴现银行可直接从申请人的账户内扣收贴现票款、逾期利息及贴现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故被告南国风公司对被告飞宇公司上述欠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保证期间是否已过，原告于2017年12月14日向本院递交了起诉材料，一审法院进行了预立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故诉讼时效已于2017年12月14日中断，该日期并未超过各担保人保证期间的届满日期即2017年12月29日。故各担保人提出的已过保证期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原告主张被告南国风公司承担还款义务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晋城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中的约定，故诉讼时效应适用普通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规定，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被告南国风公司辩称原告已经超过6个月的追索时效，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被告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本金1500万元及罚息（截止2017年11月1日罚息为5047500元，之后罚息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运城市南国风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被告山西浩腾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晋美油脂集团有限公司、李群英、戈跃进、景立秋、徐金莉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42040元、公告费390元，由被告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山西浩腾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晋美油脂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市南国风商贸有限公司、李群英、戈跃进、景立秋、徐金莉共同承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新证据：客户交易明细一页，载明2015年7月1日运城市南国风商贸有限公司尾号为4163的账户收款14232720元，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向南国风公司完成贴现义务。上诉人认为，该客户交易明细不是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南国风公司认可其收到贴现金额，但随后转给了太行金融公司。景立秋质证认为，对事实不清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南国风公司认可贴现金额进入其账户，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其余证据和质证意见同一审，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认可。双方争议焦点：晋城银行与飞宇公司之间的《单位综合授信合同》是否明确、合法、有效，飞宇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浩腾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认为，甲方飞宇公司与乙方晋城银行签订的《单位综合授信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单位综合授信合同》第2.1.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内每笔借款的放款日、到期日、利息、罚息、用途等详见甲乙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及相关债权凭证。”该合同第2.2.1约定：“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分配方式：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可使用的额度为1500万元”。2015年6月30日，飞宇公司作为出票人向南国风公司开具15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该商业承兑汇票载明：“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南国风公司在背书人处签章。2015年7月1日，晋城银行向南国风公司转款14232720元，完成上述承兑汇票的贴现义务；同日，晋城银行和南国风公司共同签章确认的《晋城银行贴现凭证》，载明：“承兑人名称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票面金额1500万，贴现利息767280元，实付金额14232720元”。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晋城银行已向飞宇公司授信承兑汇票贴现可使用额度，飞宇公司向南国风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最终，晋城银行对南国风公司取得的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本案金融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上诉人浩腾公司主张本案的《单位综合授信合同》未明确约定权利义务，不能作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和本案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不符，因晋城银行履行了主要义务，飞宇公司、南国风公司均已接受、成为实际受益者，晋城银行和飞宇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生效，各义务人应依约履行义务，故上诉人浩腾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浩腾公司另主张，被上诉人违规贴现，南国风公司和飞宇公司没有真实贸易关系，实际是晋城银行策划的虚假签发商业汇票。本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晋城银行同飞宇公司、南国风公司之间恶意串通、非法贴现，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对第十九条规定，银行对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采用形式审查，即持票人提供相关资料后，银行就可进行贴现，据此，上诉人浩腾公司提出的晋城银行违法贴现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浩腾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2015年6月16日，上诉人浩腾公司与被上诉人晋城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该合同约定：“为确保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6月16日期间山西飞宇建材有限公司在人民币1500万元最高限额内与晋城银行签订的所有业务合同项下债务人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浩腾公司愿意向晋城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而飞宇公司与晋城银行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了《单位综合授信合同》，晋城银行于2015年7月1日履行了贴现义务。因此，飞宇公司与晋城银行之间的合同约定及履行均在《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保证期限和限额内，上诉人浩腾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040元，由上诉人山西浩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天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云峰书 记 员 闫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