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90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小林，男，197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彦飞，贵州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210965203。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江燕，贵州石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119072149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尹光辉，男，196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红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令，贵州如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948762。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梦琳，贵州如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1995068。上诉人杨小林因与被上诉人尹光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小林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5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反诉费、二审上诉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贵州博时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承包了贵安新区金马路城市综合体（三）项目外架工程后，与上诉人签订的《外架分包合同》，属于建筑劳务分包或者肢解后转包。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无劳务承包资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履行的《外架分包合同》违背《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故《外架分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根据《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分包合同无效，且当事人对分包价款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适用政府指导价对案涉工程价值进行鉴定，以此来确定上诉人应当得到的工程款。即便《外架分包合同》合法，其第2.6条约定付款方式、付款时间、金额按尹光辉与公司签订的大合同同步进行，案涉工程的工程款也应当适用尹光辉与贵州博时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原审判决适用《外架分包合同》约定的单价进行计算认定案涉工程的总款为1592102.67元，但是上诉人现已经实际支付工人工资达到220万元之多，远远超过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款总价。《外架分包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城市综合体（三）”是非常不明确的概念，不仅包括酒店、综合楼，还有其他的安置房，且城市综合体（三）的劳务作业也并非全部由上诉人负责，范围之内的劳务承包还有其他很多的劳务队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该《外架分包合同》时，其真实意见是只负责酒店的外架搭设，其他部分的外架搭设，应该重新签订合同，而非继续适用该合同。被上诉人尹光辉二审答辩称，《外架分包合同》约定的单价明确、具体，一审法院依照约定的单价计算应付工程款符合双方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尹光辉与案外人贵州博时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与讼争《外架分包合同》系两个独立的合同，合同约定的计价标准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要求适用尹光辉与案外人贵州博时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单价计算工程款于法无据。《外架分包合同》第二条第六项约定的是付款时间要与主合同同步，并非是对结算单价的约定，否则双方没有必要在《外架分包合同》第二条第八项约定单价。此外，一审法院在认定已付工程款计算错误，尹光辉超付杨小林工程款为776084.33元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956084.33元，请求二审法院在纠正一审法院计算错误的基础上，依法对案件进行裁判。尹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超付工程款633,212.3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至2018年11月15日利息7,521元，并以633,212.33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2019年1月16日，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第一、二项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超付工程款1,009,084.3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至2018年11月15日利息7,521元，并以1,009,084.33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2019年4月11日，原告当庭增加，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外架分包合同自2018年10月1日不再履行。杨小林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反诉原、被告签订的《外架分包合同》无效；2、判决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劳务尾款525172.59元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0日，原告尹光辉作为承包方与案外人博时公司签订了《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博时公司将贵安新区金马路城市综合体（三）项目脚手架工程交由尹光辉施工，具体包括工程中的所有钢管外架、支模架、安全防护架、砌墙脚手架、粉刷脚手架等的供应、装卸、运输等等。合同第七条结算方式第2款结算单价条款约定“以实际完成建筑面积计算，①有地下室的，±0以下部分13元/平方米，±0以上部分40元/平方米，②无地下室的，40元/平方米。”在该合同第九条第3款约定“如发生安全事故，乙方应无条件的配合甲方和第三方做好安全事故的善后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配合保护事故现场，第一时间通知甲方；……。乙方应服从甲方的安全生产管理，因乙方不服从甲方管理或自身管理和教育不力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及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对死亡者家属的赔偿由甲方承担65%，乙方承担35%，其他费用乙方承担；受伤者的医药费用在5万元以内的由乙方承担，超出5万元部分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其他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充分理解，对此无异议。”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之后，尹光辉作为甲方、杨小林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外架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尹光辉将上述其承包的外架工程分包给杨小林施工，双方的具体权责为工程所需的钢管、扣件、顶托、油漆、卸料平台、工字钢等一切材料由甲方尹光辉负责，乙方杨小林则只负责施工，包括搭拆卸料平台、外架电梯井、采光井、周边防护、安全网、刷油漆、拆除钢管上的扣件、预埋件、切割吊环、楼梯踏步、补洞口、料台升降等。合同第2.2条约定“乙方人员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文明施工，如出现安全事故，按甲方与公司签订的大合同处理，如出现班组人员打架闹事或违法行为等，甲方概不负责，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己承担。”第2.8条约定“单价按地上面积结算每平米15元结算，地下室每平米1元结算＜按建筑面积结算＞”。该合同签订后，杨小林便组织工人开展案涉工程的外架搭设工作。对于尹光辉已经向杨小林支付的款项金额，庭审中尹光辉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小林于2018年2月1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截止2018年2月13日，尹光辉已代杨小林发放工人工资1,084,459元，另外2017年1月10日至2017年11月27日杨小林收到尹光辉支付的款项645,000元；2、杨小林于2018年10月11日出具的欠条14张，载明尹光辉代杨小林支付工人工资合计134,908元；3、借支收据10张，载明杨小林向尹光辉借支199,372元；4、由杨小林委托朱君与尹光辉于2018年6月3日确认的借支款合计484,448元，其中包含了付给黄其伟、黎美喜、魏石林的医药费85,448元；5、黎美喜于2018年12月28日收据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总收到贵州博时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伤赔偿款二笔，总金额壹拾捌万伍仟元整＜￥185000.00元＞”，尹光辉表示该款由其向黎美喜支付，应属其代杨小林支付的款项部分；6、2018年11月2日由工地管理员郑建雄、王粒安签发的整改通知一份，内容为因杨小林施工班组操作不规范，有部分项目需要另请人员进行整改，整改费用48,000元从杨小林进度款中扣除。杨小林对于尹光辉提交的证据1至4的证明、欠条、收条等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收到了尹光辉支付的2,548,187元；对于证据5则认为该款项不因由其负担，应当由总承包方承担责任；对于证据6则不予认可，认为系尹光辉单方制作，该整改通知上并没有杨小林的签名。此外，双方均认可杨小林班组未全部完成架料工程的施工。在杨小林班组停止施工后，尹光辉与案件人付举琼签订了《外架分包合同》，由付举琼继续完成剩余部分外架，双方约定的单价为±0以上14元/㎡、±0以下1元/㎡。对于杨小林已完成的工作量，尹光辉自行统计为±0以上已拆除的有47,559.77㎡，未拆除面积64,365.44㎡，±0以下已拆除和未拆除共计106,320.84㎡，被告对上述工作量数据予以认可。原告认为应当按照±0以上拆除的15元/㎡、未拆除的12元/㎡，±0以下按照1元/㎡计算，而被告则表示±0以下按1元/㎡与事实不符，应当按照市场指导价格计算，并表明双方于2018年11月2日曾进行通话，原告尹光辉认可拆除按3元/㎡计算。双方为此发生争议，遂以前述事实及理由分别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及反诉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然签订了《外架分包合同》，原告将案涉外架工程交由被告施工，但从双方实际承担的业务内容来看，系由原告尹光辉提供材料，被告杨小林组织人员搭设或拆除外架，可见双方之间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是劳务合同关系，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同时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杨小林要求确认前述合同无效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外架分包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力。杨小林按合同约定组织外架搭设和拆除工作，现双方对杨小林完成的工作量均予以认可，仅系对±0以下单价存在争议，杨小林称1元/㎡的价格与事实不符，其实就是认为单价过低，但是在被告退场后，尹光辉另行与案外人付举琼签订的合同中所载±0以下的单价同样为1元/㎡，说明±0以下单价1元/㎡为市场所接受，而杨小林也并未提出证据证实该价格畸低，故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约定的±0以下的单价1元/㎡符合实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双方确认的工作量，按照双方约定的单价标准计算，尹光辉应向杨小林支付的工程价款为：15元/㎡×47,559.77㎡（地上已拆除面积）＋12元/㎡×64,365.44㎡（地上未拆除面积）＋1元/㎡×106,320.84㎡（地下已拆除及未拆除面积）=1,592,102.67元。现杨小林对于尹光辉已向其支付了2,548,187元无异议，则可确认尹光辉确实存在多支付工程价款给杨小林的情形，则对于杨小林提出的要求尹光辉向其支付劳务尾款525,172.59元之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尹光辉诉请杨小林向其返还的款项金额，现尹光辉自行举证证明其已向杨小林支付了2,781,187元，而杨小林则对于其中支付给黎美喜的工伤赔偿185,000元和48,000元的整改款均不予认可，认为不应计算在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已经签订协议载明若工人发生事故，按照尹光辉与博时公司签订的合同处理，说明双方就工人发生安全事故由尹光辉负责已进行了约定，至于尹光辉与博时公司之间责任划分则不在本案讨论范围，尹光辉不应将工人受伤的赔偿转由被告承担；关于整改的48,000元，尹光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整改确实发生，以及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故此两笔费用一审法院确认不应计算在尹光辉代付金额范围内，对于尹光辉已经向杨小林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按杨小林认可的2,548,187元予以确认。如前所述，尹光辉应付劳务费用1,592,102.67元，实际已付2,548,187元，多付部分为956,084.33元，并非尹光辉所主张的多付1,009,084.33元，杨小林收取尹光辉多付部分劳务费用无法律依据，应予返还，此项诉请，一审法院按此金额予以支持。关于在庭审过程中，尹光辉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于2018年10月1日不再履行的请求，杨小林对此并无异议，双方对此无争议，且双方亦实际未再继续履行该合同，此项诉请已无实际之必要，一审法院对此不再处理。关于尹光辉诉请的违约金，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事实上并未完成结算，而是在本案审理后才确定了工作量和相关费用，换言之，即尹光辉是否存在超额支付工程价款以及直管支付的金额具体是多少这些事实在经一审法院审理前并不明确，其要求杨小林从2018年11月16日起开始支付利息也就无从谈起，此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杨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反诉被告）尹光辉多付的劳务费956,084.33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尹光辉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小林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949元（原告预交13,94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2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474元，由原告尹光辉负担697元，由被告杨小林负担22,777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小林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贵州美荣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忠、王粒安签字的《工程现场签证单》复印件，证明《外架分包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只包括酒店不包括一号地块和二号地块。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对杨小林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工程现场签证单》系复印件，本院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其次，《工程现场签证单》显示分包单位为贵州美荣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该公司与被上诉人尹光辉存在法律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该组证明的证明力不予采信。二审审理过程中，尹光辉主张一审法院对已付工程款金额存在计算错误，尹光辉超付杨小林工程款为776084.33元，请求依法进行扣减。另查明，杨小林长期从事外架劳务工作。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对杨小林实际完成劳务的工程量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外架分包合同》第2.8条：“单价按地上面积结算每平米15元结算，地下室每平米1元结算＜按建筑面积结算＞”之约定能否用于计算工程款。《外架分包合同》约定由尹光辉提供材料，杨小林组织人员搭设或拆除外架，原审判决以双方是劳务合同关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情形驳回杨小林要求确认《外架分包合同》合同无效的诉请合法、有据。杨小林主张《外架分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要求适用政府指导单价计算工程款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外架分包合同》系尹光辉、杨小林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尹光辉与案外人贵州博时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与讼争《外架分包合同》系两个独立的合同，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上诉人要求适用尹光辉与案外人贵州博时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的单价计算工程款于法无据，本院也予以驳回。杨小林长期从事外架劳务工作，对《外架分包合同》项下劳务工程的单价、工作范围、内容认识准确。上诉人杨小林主张《外架分包合同》只适用酒店部分的外架搭设、拆除，其他部分的外架搭设、拆除，应该重新签订合同，该主张明显与《外架分包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本院对杨小林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外架分包合同》第2.8条“单价按地上面积结算每平米15元结算，地下室每平米1元结算＜按建筑面积结算＞”之约定具体、明确，且无歧义，当然应当用于计算本案工程款。原审判决适用《外架分包合同》第2.8条约定的单价计算杨小林完成工程的工程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尹光辉二审审理过程中认可超付杨小林工程款为776084.33元，请求进行扣减，本院从其自愿。综上，杨小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小林的反诉请求。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杨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尹光辉多付的劳务费776084.33元。四、驳回尹光辉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杨小林的其余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94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2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474元，由原告尹光辉负担10465元，由杨小林负担130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0207元，由上诉人杨小林负担10462元，由被上诉人尹光辉负担34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可审判员 庞 敏审判员 刘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董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