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46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然，男，1966年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召，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莉莉，女，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明，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娟，女，1971年6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召,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传福，男，198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杨莉莉、苏然因与被上诉人公娟及原审被告苏传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莉莉上诉后，于2019年12月12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苏然上诉请求：1.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杨莉莉的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杨莉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杨莉莉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还杨莉莉借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杨莉莉借款的借款人是苏传福，却判决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借款保证人的苏然承担偿还借款责任，显然是错误的。2.杨莉莉通过苏然的银行账户向苏传福提供借款，一审判决以此认定“苏然对原告的出借款项行使了占有、管理、处分的权利”，认定事实不清，以此作为判决上诉人偿还杨莉莉借款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杨莉莉通过苏然的银行账户向苏传福提供借款，以及借款人苏传福通过苏然的银行账户向杨莉莉偿还了部分借款，该事实是在杨莉莉向借款人苏传福提供借款时三方一致同意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让苏然对杨莉莉与借款人苏传福之间的借还款的事实起到证明介绍作用，在此事实基础上，苏然对杨莉莉的出借款项的所谓占有、管理、处分，是在杨莉莉及借款人苏传福同意授权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杨莉莉与借款人苏传福发生借还款事实时各方认可的借款方式。3.一审判决认定苏然“在苏然起诉苏传福的过程中及事后，也实际一直履行着偿还原告借款的义务，实际偿还原告的数额为11.3万元”，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苏然没有履行着偿还杨莉莉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以自有资金支付给杨莉莉的款项并非是履行债务人偿还借款的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苏然为杨莉莉出具“苏传福通过苏然账户借款还款后尚欠原告79万元的证明，在双方发生矛盾后，苏然既不要与原告冲减借款数额，也没有主张要求原告返还超付的部分，足以能够认定，苏然为原告出具的证明是当事人之间核对借款还款账目后的结果”，该认定事实错误。苏然既不要与原告冲减借款数额，也没有主张要求原告返还超付的部分，是因为苏然不是借款人，真正的借款人是苏传福，苏然没有要求冲减借款数额或返还超付部分的正当理由。苏然没有要求冲减借款数额或返还超付的部分，恰恰证明苏然不是杨莉莉出借款项的借款人。5.苏传福的银行流水中有与杨莉莉之间的直接转账往来，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仅证明原告与苏传福之间有经济往来，但不能证明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借贷关系”，该事实认定错误，也与认定的其他事实相互矛盾。该银行流水完全能够证明杨莉莉与苏传福是认识的，杨莉莉明知苏传福是其借款人的事实，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的银行交易发生在苏传福出具借条之前，恰恰证明杨莉莉主张的债权是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的借贷。6.“苏然行使了原告对苏传福90万元的债权请求权，不论是苏然主动行使还是受托行使该债权请求权，原告对苏传福90万元的债权请求权即归为消灭”，一审判决以此为理由判决苏然承担偿还杨莉莉借款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苏然虽然起诉主张过债权，但这并不影响杨莉莉诉权的行使，因为，苏传福出具的借款仅仅包含杨莉莉银行转账的金额，而不包括杨莉莉以信用卡刷卡等形式向苏传福的借款，在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苏然及杨莉莉均可再次起诉，要求苏传福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对苏传福诉权的行为，来源于杨莉莉的委托授权。杨莉莉因自身的原因，提出了将其借款与苏然借款打在一起的要求，苏然及一审苏传福接受了该要求，苏传福出具了借条，苏然持有借条并主张了债权。二、一审法院认定杨莉莉的借款本金数额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自认经核实实际借款90万元后，苏然已经偿还的11.3万元，到庭的原、被告均予以认可，应当予以扣减，实际欠款为78.7万元”，该事实认定错误。理由是：1.苏然并不认可苏然向杨莉莉借款90万元，苏然认可的事实是苏传福在2016年9月11日出具借条时，杨莉莉及苏传福两方确认苏传福欠杨莉莉借款90万元，该事实由已经提交法庭的录音可以证实。杨莉莉与苏传福如何核算，苏然并不知情。2.一审判决认定，杨莉莉提供的2017年12月26日苏然出具的证明文书“能够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系口头约定，交付借款方式为银行汇款，截止到2017年12月26日，借款人尚欠出借人借款79万元”，该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的借款的确是口头约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发生在杨莉莉与苏然之间。截止到2017年12月26日，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的实际欠款金额，也不应该是79万元。理由是，根据苏然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自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8月9日期间，杨莉莉通过苏然银行账户借给苏传福的借款本金是920,200元，2016年8月9日之后，杨莉莉不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提供借款；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9月11日期间苏传福通过苏然账户向杨莉莉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213，512.25元，苏传福在2016年9月11日出具借条后至2016年12月28日期间，又通过苏然的银行账户向杨莉莉还款转账共计101,120元，之后苏传福不再还款。2017年2月份苏传福跑路，之后到2017年3月苏然为帮助杨莉莉及时偿还信用卡于2017年3月9日、26日以自有资金分别向杨莉莉银行转账30,000元、50,000元，另有3万现金，2017年6月杨莉莉又以其母亲到外地旅游需要资金为由向苏然索要钱款，苏然因此于2017年6月6日向杨莉莉再次转账3000元。至此苏然银行账户向杨莉莉转账共计1,397,632.25元，另有苏然以3万现金交付给杨莉莉以帮助杨莉莉偿还到期信用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自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9月11日止苏然、杨莉莉、苏传福之间相互转账的金额、时间认定是错误的。如果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9月11日核算的拖欠借款金额为90万元，那么2016年9月11日以后所有的还款都应扣除，不应只扣除上诉人的11.3万元。3.苏然2017年12月26日出具的证明，并非上诉人与杨莉莉、苏传福相互核算的结果，只是根据苏传福出具借条时杨莉莉与苏传福认可的借款金额扣除苏然以自己资金帮助杨莉莉偿还信用卡的11万元后金额，苏传福出具借条之后苏传福多次偿还杨莉莉的金额没有计算，但是一审判决忽略了该重要事实，认定事实错误。4.根据苏然的银行账户流水，杨莉莉总计提供了920,200元的借款本金，扣除已经返还给杨莉莉的1,397,632.25元后，已经不欠杨莉莉借款本金。杨莉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拖欠的借款金额，不应简单的以核算金额确认借款金额，应当以贷款人实际提供的借款金额，确定借款本金。一审判决关于认定借款本金的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杨莉莉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放弃对苏传福的诉求，杨莉莉有转嫁债权风险的非法目的，不应得到法院判决支持。杨莉莉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要求非债务人承担责任，以减少损失的非法目的，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杨莉莉与苏然之间没有民间借贷的事实基础，一审法院判决苏然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并依法改判驳回杨莉莉的全部诉讼请求。杨莉莉辩称，1、一审并未认定向杨莉莉借款的借款人是苏传福。2、对比苏然与杨莉莉之间的银行流水以及苏然与苏传福之间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苏然与杨莉莉之间的流水往来与苏然与苏传福之间的流水往来并非一一对等，杨莉莉将款转于苏然后，苏然并非将每笔款立即转于苏传福，苏传福转于苏然的款项，苏然也并非全部立即转于杨莉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苏然对自己账户内的款项都有独立、绝对的占有、管理、处分权，各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式只能证明苏然与杨莉莉之间以及苏然与苏传福之间存在分别独立、数额各不相同的借款关系。3、一审认定苏然一直向杨莉莉履行还款义务偿还11.3万元有事实依据。苏然在上诉状中认可在2016年9月时欠款数额为90万，2016年9月11日，苏传福为苏然出具157万元的借条(包括苏然借杨莉莉的90万)，2017年2月苏传福跑路，根据苏然提供的兴业银行的流水，其在2017年3月9日转账还款3万元，3月26日转账还款5万元，6月6日转账还款3000元，加上杨莉莉认可的还现金3万元，一审认定苏然向杨莉莉履行还款义务偿还11.3万元事实清楚，与苏然认可的尚欠79万元完全吻合。4、杨莉莉与苏传福并不认识亦未曾谋面，苏然是认可的，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有少许银行流水是苏传福按照苏然的指示向杨莉莉转款，苏传福向杨莉莉转款是代替苏然向杨莉莉支付利息或用于偿还透支款，一审认定苏然与杨莉莉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非仅以双方之间的流水往来，还结合了苏然出具的证明以及数次录音、加之苏然以157万元的总额起诉苏传福等证据相互印证。5、苏然要求苏传福出具157万元的借条是苏然与苏传福之间算账的结果，杨莉莉没有参与，在借与苏然大额款项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杨莉莉主动要求苏然出具借条实属正常。无论是以苏然要求苏传福为自己出具借条的角度还是从苏然起诉苏传福的角度，都可以证明苏然向杨莉莉借款又借与苏传福的事实，苏然上诉主张其起诉苏传福源于杨莉莉的授权、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苏然与杨莉莉之间除存在借款外，苏然还借用了杨莉莉的银行卡透支循环使用，其转于杨莉莉的款项大部分为归还透支款使用，借用杨莉莉的透支卡并将透支款全部偿还的事实苏然是认可的。因双方之间资金往来过于频繁，单纯从银行流水看难以反映哪一笔为借款、哪一笔为还透支款、哪一笔为付息，但对于借款数额问题在与苏然的两次录音中其均明确认可尚欠79万；只有2017年12月26日与苏然录音并书写欠款证明后，如苏然向杨莉莉进行了还款方才可以进行扣减。苏然上诉主张2016年9月11日之后的还款都应扣除，忽略了其向杨莉莉转款大部用于归还透支卡的事实。6、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苏然为向苏传福索要借款，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找寻苏传福，本案诉讼过程中，苏然多次表示其从法院执行获得的款项先行给付杨莉莉；如果苏然不欠杨莉莉的借款，其怎么可能将执行苏传福获得的款项给付杨莉莉，此再次印证了苏然与杨莉莉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7、无论苏然上诉如何辩解，基本事实是：核对欠款157万是在苏然与苏传福之间进行并出具了借条，核对欠款数额79万是在杨莉莉与苏然之间进行亦出具了证明，2017年2月苏传福跑路，苏然于2017年2月27日起诉苏传福主张偿还借款；此后，苏然仍然向杨莉莉给付款项十余万元，如果不是其向杨莉莉借款而是苏传福借款，其在苏传福已经跑路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再给付杨莉莉款项。杨莉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79万元，并自2017年1月1日起，以79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5%计算给付原告利息直至被告将借款全部清偿之日；2.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金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苏然系同事关系，苏然与公娟系夫妻关系、与苏传福原系同村村民。苏传福通过苏然向原告借款，原告将出借款项多次打入苏然账户，苏然将该出借款项也多次打入苏传福账户，苏传福在偿还原告借款时多次将还款款项打入苏然账户，苏然也多次将苏传福偿还给原告的还款款项打入原告账户。自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9月11日止，原告向苏然的银行账户打款数额为920,200.00元，苏然向原告的银行账户打款数额为1,397,632.25元，苏然向苏传福银行账户打款数额为1,839,600.00元，苏传福向苏然银行账户打款数额为2,317,000.00元。经当事人之间核算，2016年9月11日，苏传福将拖欠原告的90万元借款加上拖欠苏然的借款一并向苏然出具157.5万元的借条。2017年2月27日，苏然作为债权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判令苏传福、王邵丽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53.5万元；被告邹城市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该案经审理查明“苏然与苏传福原系同村村民，彼此熟悉。2015年5月份，苏传福与原告联系请求借款，称用于被告邹城市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成立、经营及个人使用。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期间，原告陆续向被告出借借款，原告亦曾受其与邹城市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向王邵丽、郑洪方、李耀可、伊晨光、李海瑞、丁洪光、单召付、颜峰、杨曦、徐磊、徐吉洋、武宁、张晓庆、张丽、刘生雨、郭永玲、邹平福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铜陵市永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唐山市富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个人及单位汇款，期间被告及上述单位及个人曾归还部分借款。2016年9月11日，原、被告对往来借款进行结算，苏传福给原告出具157.5万元的总借条一张”，2017年7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883民初1356号判决书，判决“苏传福、王邵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苏然借款675,897.31元。被告邹城市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3月9日，苏然向原告账户转账3万元。2017年3月26日，苏然向原告账户转账5万元。2017年6月6日，苏然向原告账户转账3000元，同时给付原告现金3万元，共计11.3万元。2017年12月26日，在原告向苏然催要借款时，苏然为原告出具证明载明“证明今有苏传福借杨莉莉柒拾玖万元整（小写790,000元），通过银行转款，转为苏然代收，由苏然转给苏传福账户，苏传福至今未还。特此证明：收款人：苏传福（苏然书写苏传福三字）证明人：苏然（签字、手印）2017年12月26日”，2018年3月1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2018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苏然的调解意见为“昨天我向原告发了四点调解意见：一、我作为原告在张庄法庭起诉苏传福、王邵丽、邹城市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153.5万元，判决支持了67.7万元，待追讨回来后，我想把这个债权和杨莉莉平均分配；二、还有接近90万，上述在张庄法庭起诉的案件中没有支持的部分，我想和杨莉莉共同努力，让杨莉莉准备材料和证据，再次起诉，如果追讨回来这个接近90万元，优先还杨莉莉的本钱；三、追讨回来的利息，我和杨莉莉平均分；四、所有给杨莉莉的钱都要从苏传福处追讨回来后还给杨莉莉，不能由我出钱”，原告的调解意见为“对被告的调解意见我可以考虑，但前提是我方希望苏然本人确认下欠杨莉莉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具体数额”。后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告与各被告之间系什么关系，谁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原告主张的本金及利息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焦点问题一，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苏然对原告通过苏然的账户出借给苏传福90万元，苏传福尚欠原告借款79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只是认为该借款的真正借款人是苏传福，该借款应当由苏传福偿还，自己是中间介绍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对在出借款项时多次将借款打入苏然账户后由苏然多次转给苏传福，实际用款人为苏传福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原告与苏然、苏然与苏传福基于熟人信赖，三人在出借借款时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即原告出借款项时，原告向苏然账户打款，苏然向苏传福账户打款，实际用款人是苏传福，苏传福向原告还款时，向苏然账户还款，被告向原告账户还款。在没有产生纠纷时，三者多次进行借款还款。后来，苏传福将拖欠原告的90万元借款加上拖欠苏然的借款一并向苏然出具157.5万元的借条。苏然也依据该借据起诉要求苏传福承担还款责任，苏然行使了原告对苏传福90万元的债权请求权，不论是苏然主动行使还是受托行使该债权请求权，原告对苏传福90万元的债权请求权即归为消灭。如原告向苏传福主张债权，应当由苏然提供证据证明向苏传福实际出借的和实际偿还的具体数额，否则，原告向苏传福主张权利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案例裁判规则[（2013）民申字第1719号案]认为“由于货币是动产和种类物，谁占有即归谁所有，当货币存放于银行账户，该账户的所有者即视为该货币的所有者，且经济生活中亦早已形成'谁的账户，钱归谁所有'的惯例与规则”。苏然对原告的出借款项行使了处分的权利，并且在苏然起诉苏传福的过程中及事后，也实际一直履行着偿还原告借款的义务，实际偿还原告的数额为11.3万元。因此，原告要求苏然偿还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应当支持。原告主张的涉案债务虽然发生在苏然与公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没有公娟的口头承认和签字确认，也没有得到公娟的事后追认，原告亦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债务系用于苏然和公娟夫妻共同生活或者经营，故原告要求公娟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的观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原告自认经核实实际借款90万元后，苏然已经偿还的11.3万元，到庭的原、被告均以认可，应当予以扣减，实际欠款为78.7万元，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约定借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起止时间、借款数额以及还款数额，无法计算准确的具体利息，为更好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结合本案实际，酌定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观点不予支持。综上，债务应当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结合本案中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请的事实、理由及陈述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原告要求苏然偿还剩余欠款，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原告要求公娟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观点，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苏然对原告出借的借款款项行使了占有、管理、处分的权利，足以模糊了原告与苏然对苏传福的债权界限，苏然主张涉案借款最终由苏传福实际使用而应当由苏传福承担还款责任的观点，证据不足，不能采信。一审法院已经向苏传福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苏传福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自己的答辩、质证权利的放弃，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苏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杨莉莉借款本金787,0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莉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5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7620元，由原告负担15元，由被告苏然负担7605元（原告已垫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莉莉提交2018年9月杨莉莉与苏然微信聊条截图以及2019年10月11日聊天截图。拟证明苏然一直答应认可其自苏传福处获得执行款首先给付杨莉莉，同时证明不仅一审时提交录音证据证明是苏然一直在找寻苏传福索要欠款。截至目前仍然是苏然在找寻苏传福，杨莉莉从未参与，可以印证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苏然质证如下：是真实的，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杨莉莉主张，在所有的聊天记录中，苏然并没有承认向杨莉莉借款的事实，而且也没有说明所谓的杨莉莉主张的借款金额，在9月5日11点20分的聊天记录中，苏然在回答杨莉莉提问的“我问你现在该我多少钱，本息你算清了”苏然回答“我不该你的钱，是苏传福借的，本息都是你自己算的，然后告诉我的”该内容非常明确地证实，苏然从未承认向杨莉莉借款，自该事情产生至今，苏然对实际借款人的陈述均是一致的，实际借款人是苏传福，这与苏然提供的录音证据甚至与杨莉莉提供的录音证据都能印证。关于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关于在苏传福处执行款优先支付杨莉莉的陈述，并不足以证明苏然承诺向杨莉莉偿还借款。因为苏然受杨莉莉的委托接受了苏传福出具的包括杨莉莉90万元借款的借条并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请求权，其中包含杨莉莉的90万元，因此苏然承诺在执行所得款中优先支付杨莉莉。苏传福在本案诉讼中向本院邮寄了其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其与杨莉莉之间存在90万元的借贷关系。杨莉莉质证认为，其与苏传福不认识没有见过面，对于苏传福提交的书面意见，真实性不认可。苏然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杨莉莉在本案二审审理中撤回上诉，系其对于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杨莉莉与苏然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其二、欠款数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故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除提供贷款外，还要借贷双方具备借贷的合意。本案中，苏然与苏传福均未向债权人杨莉莉出具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杨莉莉主张其与苏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供了其多次向苏然的银行账户转账的证据。苏然虽然主张该款系杨莉莉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苏传福提供借款，但杨莉莉对此不予认可。对于杨莉莉向哪一方出借款项，本院分析如下：杨莉莉自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9月11日止，向苏然的银行账户汇款数额为920,200.00元，而在此期间苏然和苏传福均未向杨莉莉出具过借据，由此可以认定杨莉莉是出于信任而向他人借款。杨莉莉与苏然系同事关系，苏然与苏传福系同村村民，如杨莉莉向苏传福提供借款，因双方并不熟悉，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杨莉莉必定要求苏传福出具借据，然而本案中杨莉莉并未让苏传福出具相关借据，杨莉莉亦未向苏传福支付过款项，更未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借贷的沟通，故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并不存在借贷的合意。鉴于杨莉莉与苏然系同事关系，且在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9月11日之间，苏然多次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杨莉莉转款，双方的资金流通处于正常状态，且杨莉莉亦是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苏然的银行账户汇款，故杨莉莉不让苏然出具借条，具有合理性。综上，苏然主张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关于杨莉莉与苏传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杨莉莉与苏然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杨莉莉向苏然提供了借款，故应认定杨莉莉与苏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苏然于2017年12月26日出具的证明、杨莉莉及苏然分别提供的录音资料及杨莉莉及苏然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能够证明至2017年2月份苏然仍欠杨莉莉借款90万元，此后，苏然偿还了11.3万元，一审法院扣减后，认定实际欠款为78.7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苏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73元，由苏然负担11670元，杨莉莉负担18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