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54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济良，男，196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益平，男，198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系上诉人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惠，宁波市鄞州区诚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镇海超王塑料包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渔基路51号。 法定代表人：王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宁波市镇海区承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月琴，宁波市镇海区承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邵济良为与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超王塑料包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6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济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邵济良从2012年开始出售气泡膜给超王公司，双方一直是公对公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货款发生于2015年至2016年1月23日，由于邵济良忘记向超王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超王公司为此未向邵济良支付货款。涉案送货单回单系超王公司与邵济良对账后，由超王公司收回。送货单存根联背面所写“以上结清”是指账目结清，而非货款付清。现送货单背面载明至2016年1月23日，货款数额为41574元，加上塑料袋960元，扣除多付款项4660元×2=9320元，尚欠31294元，当时付现金2000元，尚欠29294元。超王公司称款项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邵济良原来经营的宁波市北仑区小港佰富塑料厂（以下简称佰富塑料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注销时，工商行政部门要求填写清算报告，有固定样板，样板中内容包括应收账款、债务为0元，并非邵济良的真实意思表示。 超王公司答辩称：邵济良在超王公司未付清款项的情况下，将送货单回单交付给超王公司并不符合常理。涉案送货单背面记载“2016.1.23号止以上结清付现金2000元”，该内容应该理解为货款已经全部付清。而原来与佰富塑料厂的清算报告内容亦显示其应收账款、债务均为0元，且之后，双方再次发生业务往来，超王公司亦已付清款项，而前款未清情况下，先付后款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邵济良以超王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超王公司支付货款31294元。一审审理过程中，邵济良变更诉讼请求为超王公司支付货款292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佰富塑料厂和超王公司素有业务往来，超王公司向佰富塑料厂购买气泡膜，双方基本一年对账二次，2015年7月26日，双方对账，并由邵济良在送货单背面书写（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顺序）：“以上清，开59511，货款54849欠发票4660付现金4660元”。2016年1月23日，双方对账，并由邵济良在送货单背面书写（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顺序）：“2016.1.23号止以上结清共41574元付现金2000元塑料袋960上多付4660×2共欠货款31294元”。 另查明，佰富塑料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邵济良，于2010年2月23日成立，后于2018年6月15日注销。在注销时，邵济良提交了清算报告，在报告中载明：经过清算后，应收账款0万元已由企业全部收回，债务0万元已由企业全部付清，至此本企业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若有未清偿的债务由投资人承担。 审理中，双方确认，2015年7月26日至2016年1月23日送货单联中的第一联存根联在邵济良，客户联在送货时交于超王公司，回单联在2016年1月23日对账时交于超王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邵济良凭借送货单（存根联）及自己书写的对账情况起诉超王公司结欠货款，对2016年1月23日送货单的背面对账内容，双方理解不一，邵济良认为理解顺序为“2016.1.23号止共41574元以上结清塑料袋960上多付4660×2共欠货款31294元付现金2000元”，“付现金2000元”书写在“以上结清”下方是因为“共欠货款31294元”后已无空间书写，超王公司认为理解的顺序为“2016.1.23号止共41574元塑料袋960上多付4660×2共欠货款31294元以上结清付现金2000元”而“以上结清付现金2000元”是因为在“共欠货款31294元”后已经无地方可写，该院认为，从该对账情况水笔出水浓度来看，“付现金2000元”与“以上结清”的出水浓度基本一致，且“付现金2000元”在“以上结清”正下方，因此，该院认为超王公司的解释可信；至于送货单，超王公司认为邵济良提供的是存根联，要对方支付货款应该提供回单联，现涉案送货单的回单联邵济良已经在2016年1月23日对账的时候给了超王公司，因此，涉案的款项已经结清，邵济良对回单联已经在2016年1月23日给付超王公司无异议。该院认为，回单联既已给了超王公司，按常理，超王公司应已支付邵济良货款或出具欠条，现邵济良仅凭送货单的存根联来起诉货款，证据不足。另外，根据邵济良提交的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中已载明，应收账款为0。综上，该院认为邵济良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超王公司结欠其货款，故对邵济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济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2元，由邵济良负担。 二审中，邵济良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网上银行转账记录2张，拟证明邵济良在注销佰富塑料厂之前、之后都有向别人收取货款，清算报告中所载明的应收账款为0元并非真实的事实。2.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拟证明双方当事人就发生的货物买卖行为，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3.提供邵益平和超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超之间的聊天记录，拟证明邵益平在出具对账单之后一直在向王超主张货款，但是王超一直没有提供其已支付完货款的凭证。经质证，超王公司认为之后超王公司与原佰富塑料厂又发生业务往来，也付清了货款，如果邵济良当时认为涉案货款未付清的话，之后所支付的款项就应视为支付涉案款项，现邵济良确认之后的业务往来款项已经付清，亦说明之前的款项已经付清。本院认为，邵济良向他人收取货款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原佰富塑料厂或者邵济良与超王公司的部分业务往来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以此推知涉案业务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使涉案业务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仅以原佰富塑料厂未向超王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尚无法推知超王公司尚未支付涉案货款的事实，邵益平与超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话记录中超王公司并未认可尚欠邵济良或者原佰富塑料厂货款的事实，故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实邵济良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超王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超王公司是否尚需支付邵济良货款29294元。 对此，本院认为，邵济良持有的系送货单存根联，其与超王公司均认可送货单回执已经在双方对账完毕后交付给超王公司，仅凭送货单存根联无法证实超王公司尚欠货款的事实。2016年1月23日的送货单背面记载内容“2016.1.23号止共41574元塑料袋960上多付4660×2共欠货款31294元”后已至送货单底部，确实无法往下再行书写，超王公司称该内容左面所记载内容“以上结清付现金2000元”系承接上述内容后所写符合当时具体情形，可知当时送货单背面内容的书写顺序应为“2016.1.23号止共41574元塑料袋960上多付4660×2共欠货款31294元以上结清付现金2000元”。为此，超王公司称送货单背面记载内容应理解为其现场支付2000元现金后，已经将之前所欠货款结清更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予以采信。邵济良称其中“结清”字样仅表示双方已经对账完毕，并不符合一般交易惯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邵济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2元，由上诉人邵济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 姣 审判员 胡曙炜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