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再17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晶晶，女，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再审申请人兼周晶晶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金花（周晶晶之母），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文龙，男，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永强，北京龙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周晶晶、周金花因与被申请人杨文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再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京民申390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兼再审申请人周晶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金花、被申请人杨文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晶晶、周金花申请再审称，郭仕贤与杨文龙房屋买卖草契上的公章非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北镇政府）所盖，原审进行司法鉴定时检材被调换，程序违法，且草契中已经注明“未办理正契之前不能作为合法依据”，这些原判视而不见，不支持申请人有关郭仕贤与杨文龙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无效的主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杨文龙不是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以下简称磁家务村）的村民，其购买郭仕贤的房屋也是违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精神，应该认定郭仕贤与杨文龙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无效。请求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依法改判。杨文龙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杨文龙与郭仕贤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一份草契上郭仕贤的签字经鉴定系其本人所签，村委会作为一级自治组织，在合同上加盖印章足以表明村委会同意并认可买卖关系的真实性。河北镇政府的公章在历史上进行过更新，会出现旧章与现行公章不一致的情况。《关于下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主要针对宅基地上的房屋，且不属于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杨文龙的财产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周晶晶、周金花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杨文龙与郭仕贤于2002年5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无效，诉讼费由杨文龙承担。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周晶晶系郭仕贤与周金花亲生女，周金花与郭仕贤2005年7月登记结婚。杨文龙系郭仕贤（2006年12月20日去世）与前妻安秀英（2005年1月去世）婚生之女郭军花之夫。2002年5月21日，郭仕贤与杨文龙签订房屋买卖草契（以下简称草契一），草契一载明：“卖房人郭仕贤今将房所计伍间座落房山县河北镇磁家务村凭中人李占军说合情愿卖与名下永远为业言明卖价每间壹万叁仟元共计人民币陆万伍仟元笔下交清并无短少日后如有任何纠葛俱有卖主与中证人一面承当于买主无涉恐口无凭立此草契为证”，李占军签字盖章，立卖契人栏有“郭仕贤”签名，磁家务村村民委员会、河北镇政府盖章确认，存根栏载明：“卖与杨文龙名下。”草契签订后，杨文龙在诉争门面房经营至今。与上述草契一内容一致，无河北镇政府印章的另一份房屋买卖草契（以下简称草契二）亦于同日签署。2013年2月4日，周金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河北镇政府在草契一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违法，依法撤销其违法行为。法院审理过程中，根据周金花申请，依法委托有关鉴定部门对草契一上河北镇政府的公章与现用公章进行了比对鉴定，结论为：“不是同一枚公章。”对此河北镇政府称，“我单位在草契上加盖公章只是一种证明行为，仅证明双方房屋买卖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明双方契约成立的基本事实，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确认。”最终法院以“周金花要求确认河北镇政府行政确认行为违法缺乏事实依据”为据，作出行政裁决，驳回了周金花的起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郭仕贤与杨文龙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郭仕贤与杨文龙经协商一致，达成房屋买卖协议，并签订契约，村委会作为一级自治组织，在草契上加盖了印章，足以表明村委会认可该行为。对于草契一中河北镇政府公章问题，虽有鉴定结论表明该公章与河北镇政府现使用的公章非同一枚公章，但河北镇政府并未否认，主张其加盖公章的行为是证明买卖合同签署的真实性、合法性，且草契一、草契二两份草契的内容一致，为同一天签署，郭仕贤在草契二中的签名经鉴定系郭仕贤本人所签，说明两份草契中的房屋买卖内容是郭仕贤本人的真实意愿。而根据周金花的庭审陈述，亦表明郭仕贤有将该处店面房出售给杨文龙的意向。周金花虽表示郭仕贤在该买卖行为中，有赡养的附加条件，但周金花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对周晶晶、周金花该诉称法院不予采纳。综合分析郭仕贤与杨文龙所签订的买卖协议，结合周金花陈述，兼郭仕贤与杨文龙之间的翁婿关系，可以看出郭仕贤确有将其名下店面房出售给杨文龙夫妇的意愿，故可以认定郭仕贤将房屋出卖给杨文龙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草契中虽然注明未办理正契之前不能作为合法依据，但不能据此认定郭仕贤与杨文龙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无效。且双方商定的价款6．5万元以及买卖标的物房屋均已交付，该买卖行为亦已完成并生效。故对周晶晶、周金花要求确认郭仕贤与杨文龙于2002年5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之诉讼请求，于事实及法律均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6）京0111民再1号民事判决：驳回周晶晶、周金花之诉讼请求。周晶晶、周金花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再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杨文龙与郭仕贤于2002年5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无效，诉讼费由杨文龙承担。二审审理中，周晶晶、周金花提交了证明、起诉书、民事诉状、（2007）一中民终字第13331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杨文龙未支付购房款、杨文龙未赡养郭仕贤。杨文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法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周晶晶、周金花提出的要求确认郭仕贤与杨文龙于2002年5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一审法院综合以下情形：河北镇政府主张其加盖公章的行为是证明买卖合同签署的真实合法性、两份草契内容一致、亦系同一天签署、其中一份草契上郭仕贤的签字经鉴定系郭仕贤本人所签、房屋价款及买卖标的物房屋均已交付，进而认定郭仕贤将房屋出卖给杨文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正确的，二审予以维持。周晶晶、周金花提出了赡养系房屋买卖的附加条件、杨文龙未赡养郭仕贤、杨文龙未支付购房款的上诉主张，但其未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以证明上述主张，故法院对其二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对其二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综上，周晶晶、周金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京02民再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原审中经法院委托鉴定，郭仕贤在草契二中的签名系郭仕贤本人所签。涉案房屋杨文龙已经重新翻建。本院再审中，周晶晶、周金花申请法院调取郭仕贤与磁家务经济联合社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经查，2013年2月18日磁家务村村民委员会给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明确写明：经查找，村档案室并无房屋契约、地界宗标图，只有磁家务经济联合社与郭仕贤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关于房屋契约一事，只能到房屋管理部门去查。在周晶晶、周金花没有充分证据否定上述复函内容，且该复函为虚假的情况下，本院采信磁家务村村民委员会的复函意见，不支持周晶晶、周金花的调查申请。2000年12月23日，磁家务经济联合社（甲方）与郭仕贤（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经双方达成如下条款：“一、房屋坐落地点：磁家务村村南路边；二、房屋间数五间；四、随房屋场地属集体所有，归乙方使用；五、场地使用方法：长期无偿使用；六、房屋价款及交纳时间：出卖房屋共五间，价款共计陆万伍仟元，合同签订之日，乙方一次交清全部价款。”后郭仕贤用上述房屋进行商业经营。本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然本案在鉴定过程中存在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检材与鉴定时的检材不一致的情况，但两份草契内容一致，亦系同一天签署，其中一份草契上郭仕贤的签字经鉴定系郭仕贤本人所签，房屋价款及买卖标的物房屋均已交付，周晶晶、周金花对经鉴定系郭仕贤本人所签的草契未能举证否定其真实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判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郭仕贤将房屋出卖给杨文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正确的。磁家务村村民委员会在草契上盖章的行为，已经表明磁家务村村民委员会对杨文龙与郭仕贤之间真实房屋买卖关系的认可。磁家务经济联合社与郭仕贤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随房屋场地属集体所有，归郭仕贤使用。对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及本案诉争合同的效力问题，磁家务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权利人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利。目前周晶晶、周金花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本案原判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周晶晶、周金花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再4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培审 判 员  李 晓审 判 员  张学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盛 楠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