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0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北坛西街。法定代表人：陈海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洋，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杰，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44号。法定代表人：马健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花，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8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新兴公司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新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编号WZ15-C-207）（以下简称207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均为过单不过货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新兴公司向大同公司支付的预付款与货物交付不存在关联，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货物流转。上述三份合同的货物确认函、回执函均为新兴公司单方所发的电子邮件附件内容，大同公司从未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大同公司对货物确认函所载明的供货数量和货值予以认可系事实认定错误。1.杭州仲裁委员会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2017）杭仲裁字第907号仲裁裁决书第19页，证人刘某1的证言明确表示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在后期的合作是过票关系。2.大同公司提交的（2019）晋朔怀证民字第333号公证书内容也可以证明双方系过票业务。根据公证书所公证的《说明函》内容可知，浙江某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某燃料公司）山西办事处明确向大同公司表示在实际业务对接过程中，新兴公司向第三方采购蒙煤并以承兑汇票只能背书至大同公司才符合其公司的放款流程为由，要求大同公司不能扣留承兑汇票并及时转给第三方，此承兑汇票由新兴公司开具并由该司专人送交大同公司办理并带走，同时新兴公司承诺向大同公司支付3元/吨的过票费。3.大同公司在杭州仲裁委员会审理期间，通过对比发现涉案的铁路过衡记录和检验报告均系伪造。根据真实的铁路过衡记录、检验报告以及货权转移函可知，新兴公司确认收到的四列煤炭的转让方系某市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公司），受让方系新兴公司，收货人系浙江某燃料公司；新兴公司确认收到的一列煤炭的转让方系某贸易公司，受让方系新兴公司，收货人系浙江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力燃料公司）。故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货物流转，新兴公司将上述五列煤炭的发货人篡改为自己后骗取大同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二、涉案1400万承兑汇票由新兴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双方系无实际交易的过票业务，大同公司未占有、使用案涉资金。2015年9月24日，大同公司按照新兴公司指示将上述承兑汇票背书给某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某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市煤炭运销分公司），随后新兴供公司将汇票带走，并签署了朔州矿业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移交清单。浙江某燃料公司出具的《说明函》亦可佐证上述事实。而且大同公司出具的证据也显示某市煤炭运销分公司向大同公司转账20万元，此系过票费，一审的证人证言亦可证实。本案双方当事人系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票据原因关系影响票据行为效力，因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并且案涉承兑汇票实际由新兴公司占有、使用，大同公司不可能享有上述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因此新兴公司也不享有对大同公司的票据权利。三、本案一审程序中，新兴公司否认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承兑汇票，则本案新兴公司涉嫌构成诈骗犯罪，请求法庭依法将本案移送处理。新兴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大同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一审中大同公司提交了证据证明大同公司依据207合同及补充协议向新兴公司交付了5万多吨煤炭，但二审中大同公司依据同样的证据作出与一审相反的论述，违背禁止反言规则。而且大同公司主张207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事实。二、新兴公司向大同公司支付的1400万银行承兑汇票系支付的案涉协议项下的煤炭货款，大同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是煤款。涉案承兑汇票属于合法、有效票据，而且该票已经被大同公司贴现了，新兴公司没有实际占有、使用上述承兑汇票。新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大同公司返还剩余预付款11418440.9元；2.依法判决大同公司支付违约金2877447.11元（暂计至2017年1月19日，应计至实际全部清偿之日；计算方法：11418440.9元乘以504天乘以5/10000），上述两项请求共计14295888元；3.该案诉讼费用由大同公司承担。一审诉讼中，新兴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解除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于2015年8月15日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两份补充协议；2.判决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退还预付款11402333.12元；3.判决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支付违约金4407001.74元（以11402333.12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自2016年1月1日暂计至2018年2月12日，以实际全部清偿之日止）；4.该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大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5日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签署207合同，约定新兴公司向大同公司购买5万吨Qnet，ar值为5500kcal/kg的煤炭，交货时间为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0日，新兴公司预付大同公司全部货款（实际结算价=基准价格+煤炭质量调整价），合同约定若大同公司未按照合同规定发货，未发货部分货款，大同公司应在合同规定发货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新兴公司。如未退回，未发货部分货款，大同公司每延迟一日退款，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新兴公司违约金。后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又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分别为补充协议1和2），补充协议1约定“根据贵我双方在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wz15-c-207），由于价格调整，就2015年9月11日-9月30日煤炭交货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签订本补充协议”。约定“在2015年9月11日-9月30日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秦港二公司提供煤炭4万吨”，补充协议对煤炭价格也进行了调整，其他对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煤炭质量要求均与207合同一致。补充协议2约定“根据贵我双方在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wz15-c-207），由于价格调整，就2015年10月1日-12月30日煤炭交货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签订本补充协议”。约定“在2015年10月1日-12月30日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秦港二公司提供煤炭4万吨”，其中，对煤炭质量约定Qnet，ar值为5000kcal/kg，还有多项煤炭质量指标与207合同不一致。在煤炭价格方面也做了与207主合同不同的约定。合同签订后，新兴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21日、2015年8月24日向大同公司汇款900万元、890万元。货物确认函载明“新兴公司于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收到大同公司所发煤炭一列（数量为8502吨，金额为3190035.42元），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8日收到大同公司所发煤炭一列（数量为8401吨，金额为3127524.28元），2015年9月19日至2015年9月27日收到大同公司所发煤炭二列（数量为16646吨，金额为6146535.5元），2015年9月28日至10月29日收到大同公司所发煤炭三列（数量为25127吨，金额为7433571.68元），新兴公司共只收到大同公司所发煤炭七列，共计58676吨。总金额：19897666.88元。新兴公司，2016年1月28日”。大同公司对上述货物确认函所载明的供货数量和货值予以认可。2015年9月24日，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开具《统一收款收据》，确认大同公司收到新兴公司交付的载明票号的1400万元承兑汇票，承兑汇票加盖有大同公司结算章。大同公司将汇票背书给某市煤炭运销分公司。上述汇票已贴现。大同公司于2016年1月5日退还新兴公司60万元。一审另查明，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于2015年9月20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编号WZ15-C-242）（以下简称242合同），约定新兴公司向大同公司购买5万吨煤炭，交货时间为2015年9月20日至2015年10月17日。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7）杭仲裁字第907号载明：新兴公司基于242合同，要求：1.裁决解除242合同；2.裁决大同公司返还剩余预付款11439079.84元；3.裁决大同公司支付违约金4612491.19元（自2015年10月18日暂计至2017年11月23日，至大同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4.裁决大同公司承担该案仲裁费用。杭州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为：1.关于补充协议2，新兴公司主张补充协议2系242合同项下的补充协议，但大同公司不予认可，并认为是207合同的补充协议。根据前述情况，结合补充协议2文首明确约定“根据贵我双方在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WZ15-C-207），由于价格调整，就2015年10月1日-12月30日煤炭交货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签订本补充协议”，因此仲裁庭认定新兴公司主张补充协议2为242合同的补充协议的依据不足，仲裁庭对此不予认可。如因补充协议2事项发生争议，双方可另案解决；2.关于1400万元承兑汇票，新兴公司主张该1400万元承兑汇票款项系242合同项下的预付款，大同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该1400万元承兑汇票系无真实交易的背书过票业务。根据前述情况，考虑到前述承兑汇票票面及大同公司出具的《统一收款收据》均未载明该承兑汇票款项的具体用途（即针对是哪一份交易合同），结合前述承兑汇票的出票日期均要早于242合同，新兴公司亦自认其申请银行出票时提交的基础合同并非242合同，故仲裁庭认定新兴公司主张1400万元承兑汇票系242合同项下的预付款的依据不足，仲裁庭对新兴公司提出的要求大同公司因未履行242合同的供货义务而向新兴公司返还已预付货款1400万元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如因1400万元承兑汇票的支付发生争议，双方可另案解决。另，关于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发运的58676吨煤炭，因新兴公司的主张前后不一，而大同公司则认为前述煤炭是其在履行207合同，与242合同无关。仲裁庭综合该案证据，认定该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前述煤炭与242合同有关；3.关于242合同的解除，因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均同意解除242合同，故仲裁庭对新兴公司提出的要求解除242合同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综上，裁决解除242合同，驳回新兴公司其他仲裁请求。该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1400万元承兑汇票是否为该案合同项下新兴公司支付给大同公司的货款。对此，该院认为：新兴公司提交了《统一收款收据》，确认大同公司收到新兴公司交付的载明票号的1400万元承兑汇票，承兑汇票加盖有大同公司结算章，大同公司将汇票背书给某市煤炭运销分公司，上述汇票已贴现。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大同公司收到涉案票据。根据票据的基本理论及该案事实，大同公司所作其仅收取背书费用、未收到票据，上述业务为票据流转业务、与该案无关的辩解，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该案中，因仲裁裁决认定242合同未实际履行，并判令解除合同，大同公司所供19897666.88元货物均应视为对207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供货，鉴于新兴公司共支付预付款3190万元，后又收到大同公司退款60万元，剩余款项应为11402333.12元。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该院不予一一评述。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新兴公司依约支付了货款，大同公司未依约供货，已属违约。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对新兴公司要求返还货款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于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WZ15-C-207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两份补充协议；二、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退还预付款11402333.1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大同公司向新兴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1402333.12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审中大同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9）晋朔怀证民字第333号公证书，2.《煤炭买卖合同》（编号2015-ZNFXSG-016），证明案涉207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过单不过货的买卖合同，新兴公司与大同公司仅利用案涉资金进行过票业务，并没有真实的煤炭交易发生，公证书中发送《说明函》的刘某1系浙江某燃料公司员工，该《说明函》系浙江某燃料公司对过票业务的确认；3.大同公司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公司）的转账凭证，4.大同公司收到中经公司退款的银行记录，5.张天一和刘某2的通话录音材料，证明案涉207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大同公司按照每吨3元的过票费提取后，又根据新兴公司的指令将案涉1775万元转给中经公司，在上述过票业务完成后，中经公司于2015年1月7日将案涉60万元款项按照新兴公司的指令退还给大同公司，当天新兴公司致电本案一审证人刘某2要求大同公司将案涉60万元退还给新兴公司，本案并没有真实的煤炭交易发生；6.（2019）晋朔怀证民字第233号公证书，证明一审判决对货物确认函中数量及价值认可的判定是错误的，涉案电子邮件附件内容仅为新兴公司一方意思表示，大同公司并未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大同公司从未确认双方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双方仅为过票业务；7.《朔州矿业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移交清单》，8.（2019）晋朔怀证民字第237号公证书，9.（2019）晋朔怀证民字第235号公证书，证明新兴公司现场将涉案承兑汇票带走并使用，大同公司并非实际使用人，而且涉案汇票并非基于207合同，而是224合同，该合同也并未实际履行，224合同的邮件发件人与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的128合同系同一人发出，大同公司有理由认为该人有新兴公司授权；10.真实的过衡记录、检验报告、货权转移函，证明本案双方之间并无真实的货物流转，双方仅为过票业务，双方结算的五列煤炭真实货物流转系从某贸易公司发货给浙江某燃料公司和某电力燃料公司，其中四列煤车收货方为浙江某燃料公司，一列煤车的收货方为某电力燃料公司，新兴公司伪造了五列煤车的过衡记录和971251车次的检验报告，从大同公司处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新兴公司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证据4中2015年8月26日的银行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对8月24日银行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对2016年1月7日的结算单的真实性认可，对前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大同公司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5、证据8、证据9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且不能证明大同公司的诉讼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就大同公司提交的证据6、证据7、证据10能否被采信，本院将在论理部分加以阐述。本院二审期间新兴公司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本院就大同公司提交的《朔州矿业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移交清单》中“张天一”的签名进行鉴定，就其鉴定申请是否准许，本院亦将在论理部分加以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大同公司与新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就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大同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大同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了相应的交货义务，但在本案二审期间大同公司上诉主张涉案207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均系过单不过货的买卖合同，大同公司虽在二审期间就其主张提交了证据加以证明，但上述证据均非直接证据，亦无新兴公司就涉案并无真实货物交易事实的认可。相反的，新兴公司已就涉案合同之履行提交了电汇电子凭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承兑汇票、《统一收款收据》等证据，再结合大同公司提交的货物确认函、检验报告、过衡记录、结算单等，上述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大同公司与新兴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之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就大同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6，其内容与一审提交证据的内容一致，但证明目的相悖，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大同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之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就大同公司提交的证据10，其在一审中亦提交过内容不同的该证据，但两次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完全相左，但该证据不能推翻涉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大同公司关于涉案合同未实际履行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新兴公司支付款项金额、大同公司所供货物金额、大同公司退款情况认定大同公司应退还新兴公司预付款的数额，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大同公司虽上诉主张案涉承兑汇票系由新兴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但大同公司并未就其该点上诉主张提交充足、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再结合案涉承兑汇票新兴公司已交付大同公司，大同公司又另行背书转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承兑汇票系新兴公司支付大同公司案涉货款的认定并无不当，新兴公司关于就“张天一”签名进行鉴定的申请并无鉴定之必要，故本院对新兴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因大同公司提交的证据7不能证明其主张之事项，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大同公司关于新兴公司涉嫌犯罪的上诉主张亦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大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307元，由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卫红审 判 员 刘 慧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耿 瑗书 记 员 张雪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