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47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林，女，197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成，江苏彭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皓，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男，195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秋（系刘建之妻），女，195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芳，江苏胜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跃凯，男，199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成，江苏彭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铁，男，198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李振林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原审被告王跃凯、吴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1民初7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振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成、吴皓，被上诉人刘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秋、张文芳，原审被告王跃凯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吴铁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振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一审认定2017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出借给吴元洲3万元,属主观臆断。2017年10月11日借条仅能证明吴元洲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不能证明款项己经实际交付。被上诉人主张该笔借款实际交付，应当就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未能就交付事实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从吴元洲与被上诉人之间另外两笔借款的交付方式来看，双方之间的交付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不存在现金交付的惯例。综上，无证据证明上述借条中的3万元已实际交付，一审认定该笔3万元成立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认定2016年4月10日借款的利率为年利率10%的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根据该规定可知，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视为没有约定，只有非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时，才会根据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和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具体到本案中，2016年4月10日借条中没有利息约定，一审判决超出当事人的约定，增加一方当事人的义务,这既超越了法院中立审判的职能，也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一审认定涉案债务是吴元洲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毫无依据。1、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涉案三张借条显示借款本金为33万元，显然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吴元洲向上诉人借款行为超出夫妻家事代理权范围。2、上诉人自1990年开始在铁路部门工作，每月工资上万元，2012年与吴元洲登记结婚时，上诉人己有不少积蓄，其个人收入足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无对外借款的必要性。3、一审判决根本未对借款用途及去向进行查明，在未查明借款用途及去向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无事实依据。同时，一审判决认定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但又未查明或说明款项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何种支出。这种结论只能说明一审判决是在随意猜测，不能使人信服。一审在未查明款项用途及去向的情况下，将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债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判决错误采信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凭证，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事实认定。婚后，吴元洲为获取资金，央求上诉人使用上诉人自己的工资、婚前个人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作为吴元洲的妻子，从感情上也无法拒绝，只有配合吴元洲到银行办理各种手续，贷出款项都是被吴元洲支配和使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元洲不仅没有在经济上给上诉人和家庭以支持，反而是上诉人在支持吴元洲。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银行流水证据清晰的显示：这两个账户都是因贷款而专门开设，银行贷款发放后，贷款由吴元洲支配和使用，在归还银行借款本息时，吴元洲先将款项汇入上诉人账户，然后划入银行账户，归还银行借款本息。而一审判决竟断章取义，不完整的、不全面的分析银行流水证据，只看吴元洲向上诉人银行账户内汇款，就认定款项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5、一审认定吴元洲经营的个人独资食品公司所得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无证据证明徐州市味好香食品有限公司的盈利情况及利润被用于了家庭日常生活。其次，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上诉人与吴元洲结婚时间在2012年，该公司是婚前吴元洲个人投资设立并经营，婚后上诉人也未参与过该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诉人有稳定的高收入，个人收入足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经济上并不依靠吴元洲，更没有从吴元洲处或公司处支配款项用于家庭需要，尤其是大项开支。一审认定吴元洲经营的个人独资食品公司所得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本案所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1、涉案借条只有吴元洲一人签字，被上诉人在一审也明确称出借款项时根本不认识上诉人，因此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吴元洲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该笔借款应为吴元洲个人所借。2、涉案借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在前文己述不再赘述。3、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吴元洲借款用途是购买车和房屋，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具有稳定工作，显然也不具备与吴元洲共同经营的条件。本案中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吴元洲款项用途及去向，不能证明款项被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者夫妻共同生活。综上，涉案借款系吴元洲个人借款，所借款项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因此本案所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上，一审在认定借款本金数额、利息、涉案债务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吴元洲个人经营公司所得利益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吴元洲去世后，上诉人已经陆续收到了很多在鼓楼、泉山、云龙寄来的开庭传票，都是吴元洲以个人名义在外借款或者吴元洲经营婚前企业所欠债务，金额高达260万元。上诉人对这些借款及债务都不知情，都是在收到起诉状时才知道，如果法院在未能查明每笔借款用途及去向以及公司经营所得主要用于了夫妻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就认定吴元洲的借款和公司欠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将面临几百万元的负债，使上诉人下半生都陷入巨额债务的沼泽中，一审判决书将直接影响上诉人的人生，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刘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刘建出借给吴元洲的3万元事实清楚，有吴元洲本人出具的借条为证，一审中刘建已向法庭说明款项来源，是其经营的食品批发店的备用金。该笔借款数额较小，根据刘建的日常经营和持有现金的状况，刘建已向吴元洲实际交付该笔现金的事实客观真实。二、2016年4月10日借款的利率为年利率10%的认定准确，该笔借款系刘建先向吴元洲转款18万元后吴元洲补写借条借款20万元。据此并结合徐州市民间借贷行业先行扣除利息的惯例，刘建先行扣除利息2万元的行为，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据判断标准，双方约定的利率明确，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年利率为10%并无不当。三、本案所借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涉案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吴元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的目的是用于食品公司的经营以及家庭日常生活。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为个人独资公司，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混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可证实。在涉案借款期间，吴元洲的个人账户频繁地向上诉人李振林的账户汇入大额的款项，此行为足以说明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所得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或直接由李振林使用，上诉人否认汇入的款项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但并未对吴元洲向其汇款，以及上诉人收到款项用途作出合理解释，亦未举证证实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财产及其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独立于其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的财产，故涉案债务系吴元洲以个人名义为公司的经营以及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所负的债务。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王跃凯述称，在上诉人李振林与吴元洲结婚的时候，王跃凯已经年满16周岁，而且正在上大学，王跃凯与吴元洲之间就没有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因此也没有继承权也不是继承人，所以把王跃凯作为借款的债务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对王跃凯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吴铁未到庭亦未答辩。刘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振林、王跃凯、吴铁按照借条约定偿还刘建本息共计363000元。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4月7日及8日，案外人吴元洲共向原告刘建借款200000元，原告刘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吴元洲名下银行账户汇款180000元。后2016年4月10日，吴元洲向原告刘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刘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借期为一年：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10日”。原告刘建称借款时口头约定年利率按10%计算，故在交付借款时预先扣除了一年利息20000元，共交付180000元。2017年7月30及31日，吴元洲再次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原告刘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吴元洲名下银行账户汇款100000元，吴元洲于2017年7月30日向原告刘建出具借条，约定借款年利率为11%，到期本息合计还款壹拾壹万壹仟元整。关于2017年10月11日吴元洲向原告刘建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刘建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利息为10%”。原告刘建主张该笔借款系现金交付，被告李振林、王跃凯质证称原告无法证明该笔款项已实际交付，被告吴铁质证称对该证据及证明事项无异议。被告李振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贷款结清证明》、李振林名下江苏银行银行卡（账号62×××81）2016年8月3日至2018年10月18日的交易明细清单、南京银行出具的《个人贷款证明》、2018年9月30日、2018年10月11日及2018年10月12日李振林使用吴元洲账户向其名下南京银行银行卡（账号62×××22）汇款共计4000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述南京银行银行卡2017年8月11日至2018年10月18日的银行对账单，证明吴元洲曾以李振林的名义向银行进行贷款，被告李振林并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原告刘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李振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贷款系吴元洲以李振明的名义申请的，证据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被告李振林及王跃凯的主张。被告吴铁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贷款是以李振林个人名义借，但是以吴元洲的遗产偿还的。另查明，吴元洲与被告李振林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12月8日登记结婚，涉案借款发生在夫妻存续期间。被告王跃凯系李振林的生子，与吴元洲系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被告吴铁与吴元洲系父子关系。吴元洲生前经营食品公司，公司系个人独资性质。截至原告起诉，吴元洲仍未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吴元洲于2016年4月10日、2017年7月30日向原告刘建出具借条借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有汇款记录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虽然原告刘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吴元洲约定2016年4月10日的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0%，但结合吴元洲于2017年7月30日出具借条的约定及徐州市民间借贷交易市场的惯例，一审法院对原告刘建与吴元洲就2016年4月10日借款约定利息为年利率10%的事实予以认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原告刘建预先扣除的20000元利息应从2016年4月10日的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据此，吴元洲于2016年4月10日、2017年7月30日向原告刘建借款的本金共计280000元（180000+100000）。关于2017年10月11日的涉案借款，原告提交的借条经审查系吴元洲本人出具，虽然没有相应取款证明予以证实，但鉴于借款金额较小，且双方之间存在多个借款关系，故原告刘建提交的该借条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对吴元洲于2017年10月11日向原告刘建借款3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据此，吴元洲共计向原告借款本金310000元（280000+30000）。因原告与吴元洲均约定了借款期内利息利率，故逾期利息按照借款期内利息利率计算。截至2018年11月12日，上述借款利息共计64167.12元（2016年4月10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共计947天、2017年7月30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共计471天、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共计398天；180000*10%/365*947+100000*11%/365*471+30000*10%/365*398）。现吴元洲已去世，被告李振林、王跃凯及吴铁作为法定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借款本息共计374167.12元（310000+64167.12）承担偿还责任。关于被告李振林对吴元洲上述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李振林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可知，吴元洲生前与其存在大量大额的交易往来，涉案借款发生时间2016年4月10日、2017年7月30日左右，吴元洲账户均向被告李振林账户汇入大额款项，且涉案借款发生于吴元洲及被告李振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吴元洲经营的个人独资食品公司所得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因此，涉案债务系吴元洲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振林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振林、王跃凯、吴铁在继承吴元洲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刘建借款本息共计363000元；二、被告李振林对吴元洲应偿还原告刘建借款本息363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振林提交工作收入证明一份，证明李振林自1990年8月份开始在铁路局工作，工作收入稳定，现如今月平均工资14000元，李振林本人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每月工资足以支撑家庭的日常开销支出，无需另外借款，用于家庭生活使用。被上诉人刘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仅是工作单位、收入证明，而非相关的每月工资发放的一些凭证，所以不能证明李振林自1990年8月至今月平均工资为14000元。而且该证据仅能说明李振林有收入，不能证明吴元洲转给李振林的款项，其未用于家庭日常开支，更不能说明上诉人同吴元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财产及其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独立于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的财产，故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原审被告王跃凯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异议。应当是能够证明上诉人李振林工资收入情况。原审被告吴铁未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2017年10月11日刘建出借的3万元，是否能予以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刘建持涉案借条主张返还借款，刘建关于借条的形成、款项的交付等陈述亦能够与其提交的借据相互印证，且该笔借款数额较小，刘建以持有的现金向吴元洲实际交付亦符合常理。对上诉人主张的双方之间的交付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不存在现金交付的惯例，因而不能证明3万元借条中款项已实际交付观点，上诉人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借据的证明力，本院对上诉人该观点不予采信。故对本案2017年10月11日出借的3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二、关于对本案2016年4月10日借款的利率能否认定为年利率10%的问题。通过刘建对该笔借款存在口头约定年利率10%的陈述，及借据数额的书写和刘建预扣利息的做法，结合吴元洲与刘建之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能够形成高度盖然性对该笔借款存在年利率为10%予以认定。对上诉人以借条中没有利息约定，即认为该笔借款不存在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林振林未在借条上签字，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林振林与吴元洲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刘建也无证据证明本案所借款项用于吴元洲和林振林家庭日常生活，并经关联案件查询，吴元洲生前对外以个人名义在外借款且数额巨大，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借款发生之后也无家庭大型支出的证据，如购房、购车。因此，本案吴元洲向刘建的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林振林不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至于涉案借款期间，吴元洲的个人账户向上诉人李振林的账户汇入大额的款项，亦不能说明涉案债务为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而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成立较早，吴元洲和林振林结婚时均各自子女成年且经济独立，吴元洲与林振林之间对食品公司的资产归属、占有及利润分配婚前也无约定，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盈利情况亦未进行审查。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尚不能作出吴元洲经营的食品公司的财产和其家庭财产混同的判断，故一审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李振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1民初70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1民初70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李振林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50元、保全费2320元，合计9070元，由李振林、王跃凯、吴铁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45元，由上诉人李振林负担3745元，被上诉人刘建负担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小兵审判员  王 超审判员  费 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