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71民终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执行人）：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777号1幢1单元10层1001、1002号。 主要负责人：孙显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蓉，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一环路南四段17号。 主要负责人：程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傲野，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四川省琨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366号2栋10层1号。 法定代表人：杨定福。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明静，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杨定福，男，195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明静，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路75号。 法定代表人：孙显庆，执行董事。 上诉人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原审第三人四川省琨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琨宇公司）、杨定福、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六局三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8）川7101民初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张月蓉，被上诉人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王傲野，原审第三人琨宇公司、杨定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明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中建六局三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西南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西南分公司没有取得对外担保的授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全部授权文件均系伪造，公证材料虚假，应判令不予执行。本案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印章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授权委托书》、两份《股东决定》、《股东成员签字样本》中的中建六局三公司、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六局）印章与公司备案、使用印章均不一致，全部系伪造，因此，当时办理公证事项时并非西南分公司和中建六局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以西南分公司原负责人李健的单方陈述（即《询问笔录》）推翻司法鉴定查明的事实，违背法律与证据规则。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的调查取证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对李健的《询问笔录》系李健的单方、自相矛盾的陈述，并未查证属实。（二）本案《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对西南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公证债权文书依法不应执行，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系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1.由于授权文件虚假，西南分公司并未取得法人授权，故西南分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2.李健签订《保证合同》系无权或越权代表行为，该合同对西南分公司、中建六局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案涉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应不予执行。（三）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未尽到基本审查义务，知道或应当知道李健没有或超越权限，该银行不是善意相对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本案担保事项，存在内容完全一致但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20日、2016年12月12日的两份《股东决定》，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持有该两份《股东决定》的原件，对此矛盾异常情况，说明该银行明知《股东决定》系虚假的。一审判决不予认定2016年12月12日的《股东决定》，规避了本案担保事项存在多份《股东决定》的事实。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在另案诉讼中，还提交了一份开会日期空白的《股东决定》，充分说明该银行未尽到基本审查义务。2.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没有依法履行对担保文件最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应推定该银行应当知道授权文件虚假、李健无代理权限的事实，该银行并非善意，因此，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对西南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四）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的公证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尽到法定审查义务，没有依法核实当事人内部授权程序，办理公证时，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的代理人也根本没有到场。（五）一审中，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和琨宇公司又主张案涉贷款的实际用款人为西南分公司，若按此主张，说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案涉公证债权文书也应不予执行。 重庆银行武侯支行辩称：1.西南分公司在提供担保时取得了中建六局三公司的授权，且没有超出授权范围，西南分公司具有保证人资格；2.取得法人授权的分支机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3.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及蜀都公证处已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4.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的公证程序合法有效；5.案涉贷款的实际使用情况并不影响案涉相关合同的效力，更不存在银行与他人合谋违法放贷的情形；6.李健涉嫌犯罪的事实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琨宇公司、杨定福述称，中建六局三公司是实际用款人，琨宇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中建六局三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 西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予执行蜀都公证处制发的（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7、197538、19753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8）川成蜀证执字第307号《执行证书》；2.由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承担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1日，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与琨宇公司签订（2016）年重银成分武支贷字第021号《重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向琨宇公司提供贷款，金额为2800万元，贷款期限从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12月20日，执行利率5.22%，采用委托支付方式，即将贷款资金通过琨宇公司账户直接支付给其交易对象，并约定了复利和罚息的计取方式，同时约定琨宇公司归还贷款按照下列顺序进行清偿：实现债权的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复利、罚息、利息、本金、其他乙方依法应付款项；同时约定贷款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合同分别为（2016）年重银成分武支保字第023、024号《重庆银行保证合同》。次日，蜀都公证处根据该合同出具了（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6年12月21日，西南分公司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签订（2016）年重银成分武支保字第023号《重庆银行保证合同》,约定西南分公司为（2016）年重银成分武支贷字第021号《重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数额为2800万元，利息及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约定计算。次日，蜀都公证处根据该合同出具了（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经查，甲乙双方依法均具有签订该合同、建立担保法律关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甲乙双方经协商，订立了本公证书前面的合同……本处就该合同的内容及甲乙双方提交的证明材料依法进行了审查，并告知了强制执行公证的有关法律规定”等内容。在出具该公证书之前的2016年12月20日，公证员赵某和公证员助理沈某某、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客户经理赵某某一同前往西南分公司的办公场所，见证了当时同时兼任西南分公司负责人和中建六局三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李健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并由公司工作人员加盖西南分公司及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授权西南分公司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办理琨宇公司在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处贷款2800万元签订相关保证合同以及申办赋予强制执行公证的文书等事宜，同时授权李健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相关协议文本和其他法律文件；西南分公司和李健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均由中建六局三公司向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依法承担。同时西南分公司还当场向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及公证处提交了公司章程及加盖中建六局三公司和中建六局公章的《股东成员签字样本》和中建六局三公司《股东决定》，内容为：本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中建六局三公司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进行担保合作，为借款人四川省万圳贸易有限公司、琨宇公司、四川聚能钢材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2亿元；同意中建六局三公司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签订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同时在公证处询问笔录上，李健签字确认并加盖了西南分公司公章。经西南分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其在成都市公安局备案的公章底版印模反映的印章盖印，《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上的中建六局公章印文与中建六局提供的两枚公章均不是同一枚印章。李健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承认《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上的中建六局公章是中建六局三公司自己刻的，用于投标时使用，但《授权委托书》上的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是公司印章。 2016年12月21日，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与杨定福签订（2016）年重银成分武支保字第024号《重庆银行保证合同》,约定杨定福为（2016）年重银成分武支贷字第021号《重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次日，蜀都公证处根据该合同出具了（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放款义务，琨宇公司未如约归还借款，西南分公司、杨定福亦未履行保证责任，截止2018年3月29日，剩余借款本金27960131.59元，利息、罚息、复利合计723692.14元。2018年5月20日，蜀都公证处应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申请，向各被执行人发出《债务履行情况核实函》，异议人西南分公司提出办证程序、履行情况等异议，但未提交债务履行证据未被采纳。后蜀都公证处作出（2018）川成蜀证执字第307号《执行证书》，以琨宇公司、西南分公司、杨定福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1.截止2018年3月29日，剩余借款本金27960131.59元，利息、罚息、复利合计723692.14元，之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止；2.律师费（以实际发生为准）。 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持（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7、197538、19753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8）川成蜀证执字第307号《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8）川7101执299号之一执行裁定，裁定琨宇公司、西南分公司、杨定福、中建六局三公司向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支付欠款本息28683823.73元及至债务结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债务利息。 另查明，2018年4月24日，蜀都公证处作出（2018）川成蜀证执字第286号《执行证书》，除将被执行人西南分公司换为中建六局三公司外，其他主要内容与（2018）川成蜀证执字第307号《执行证书》相同。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以（2018）川7101执260号立案执行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于同年5月8日撤回执行申请，一审法院于同月17日裁定终结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一）琨宇公司对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与琨宇公司签订的《重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据此作出的（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无异议。杨定福对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与杨定福签订的《重庆银行保证合同》及据此作出的（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无异议。琨宇公司与杨定福对（2018）川成蜀证执字第307号《执行证书》并无异议。 （二）《授权委托书》由时任中建六局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在西南分公司办公场所当场签字，并当场加盖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还现场提供了《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虽然经鉴定，《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与中建六局三公司备案印文不一致，但李健对此公章是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予以认可，故不能得出印章虚假的结论。经鉴定，《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上的公章与中建六局日常对外使用的两枚公章不一致，李健也承认该公章是中建六局三公司自己刻制，用于对外投标使用。但由于李健身兼西南分公司负责人和中建六局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双重身份，无论《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真假与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均具有法律效力。同理，《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由西南分公司提供，并由李健在公证处询问笔录上签字保证其真实性，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及公证处仅需对公司章程、股东决定等与保证相关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查，文件记载的内容在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规定即可。《股东决定》的内容符合中建六局三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琨宇公司亦是《股东决定》同意提供担保的三名对象之一。因此，《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上的公章与中建六局公章不一致，属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及公证处形式审查担保文件所不能发现的情形，并不影响西南分公司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西南分公司关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并非善意第三人的主张，因无充分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故西南分公司作为法人分支机构，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订立的保证合同取得了法人授权，西南分公司提出的情形均不能影响其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为有效合同。（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9753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事项并不具有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形，西南分公司请求不予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西南分公司主张案涉贷款主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主债权不存在，贷款用途不符合合同约定，重庆银行武侯支行骗取保证人的保证，具有可撤销情形，公证处未核实琨宇公司已还款金额，罚息、复利金额错误等，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西南分公司亦未提供充分反证，其理由不能成立。西南分公司关于案涉债权文书公证程序严重违法，公证处未尽法定审查义务的主张，如前所述，公证处对担保文件已尽形式审查义务，不能成立。 （四）关于西南分公司提出公证处就同一事实出具两份执行证书的问题，因本案系依据307号执行证书执行，前份286号执行证书已予撤回，未予执行，故其主张307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五）关于西南分公司提出执行证书中的律师费超出公证事项的问题。因保证合同中仅约定保证范围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并未明确约定含律师费及其具体金额，执行证书中的“律师费”应不予执行。一审法院在立案审查后作出的执行裁定已明确对该“律师费”不予执行。执行证书仅该部分应不予执行，西南分公司以此请求对执行证书全部不予执行于法无据。 （六）关于西南分公司提出本案签订案涉合同系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和原西南分公司员工李健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李健已被刑事立案侦查，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意见，因西南分公司仅证明公安机关对李健采取强制措施，未提供李健本人涉嫌犯罪事实与本案关联、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而属于刑事案件的证据，不予采纳。 综上，西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西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1600元，由西南分公司负担。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二审中，西南分公司还补充提交了《股东决定》和《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的新证据，本院将在本判决说理部分予以评判。 本院认为，本案系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异议之诉，针对二审争议焦点，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西南分公司是否取得中建六局三公司的授权问题 签订本案《保证合同》时，李健既是中建六局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西南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案涉《授权委托书》系在西南分公司办公场所，由李健本人当公证员之面签字并由公司工作人员加盖西南分公司和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李健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并加盖中建六局三公司和西南分公司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中建六局三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虽然经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授权委托书》上的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印文并非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盖印，但并不能必然得出《授权委托书》上的中建六局三公司公章系虚假公章的结论；且《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法〔2019〕254号）第41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对上诉人西南分公司提出《授权委托书》等授权文件系伪造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关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与琨宇公司之间借款的保证事项，西南分公司已取得其法人企业中建六局三公司的书面授权。 （二）关于本案《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规定，本案中，因西南分公司已取得其法人企业中建六局三公司的书面授权，故西南分公司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西南分公司提出《保证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是否善意的问题 关于担保的事项，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本案中，西南分公司是中建六局三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中建六局三公司是中建六局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签订本案《保证合同》时，中建六局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西南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均为李健。首先，在签订本案《保证合同》及办理公证时，在西南分公司的办公场所，西南分公司提交了中建六局三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决定》（2016年9月20日）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同时兼任西南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中建六局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健本人也在场。根据该《股东决定》，股东中建六局同意中建六局三公司为包括本案琨宇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借款人）向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次，本院前述已认定西南分公司关于提供保证的事项已取得其法人企业中建六局三公司的书面授权。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债权人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已对保证担保事项所需的股东决议、公司章程、授权委托等内容进行了审查，已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 虽然经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的中建六局公章印文与鉴定样本的中建六局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李健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也表示《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的中建六局公章是其自己刻制，但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法〔2019〕254号）第18条第一款“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和第二款“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的规定，由于重庆银行武侯支行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且西南分公司及中建六局三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明知《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系伪造或者变造，故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有理由相信《股东决定》及《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的真实性。至于存在多份《股东决定》和《股东成员签字样本》的问题，因本案涉及的2800万元借款外，西南分公司还向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提供了另外一笔借款的担保（已另案诉讼），故另案的《股东决定》《股东成员签字样本》与本案的《股东决定》《股东成员签字样本》并不矛盾，重庆银行武侯支行也对此作了合理解释。因此，本院认定该银行在签订本案《保证合同》时是善意的，上诉人西南分公司提出重庆银行武侯支行未尽到基本审查义务、并非善意相对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案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所规定的情形，上诉人西南分公司提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西南分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向李健核实相关事实的申请，因一审法院已对李健进行了调查询问，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西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600元，由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欣 审 判 员  于甯一 审 判 员  黄浩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赵小凤 书 记 员  陈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