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7民终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菊，女，196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城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平，陕西兴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春艳，陕西兴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保善，男，195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城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珉，城固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小菊因与被上诉人向保善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做出（2017）陕0722民初2471号民事判决后，杨小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以（2018）陕07民终3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后做出（2018）陕0722民初285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上诉人杨小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因双方当事人无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因协调和解，期限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小菊上诉请求：1、撤销城固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2民初2854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腾出上诉人所有的位于城固县XX镇XX村XX市场的五间房屋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占用的宅基地；3、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导致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一是一审法院错误采信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苏某乙的证言，致使事实认定错误。苏某乙系向保善亲兄弟，其出具证言仅能证实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卖房协议、双方未在退股协议上签字以及上诉人收钱4600元的事实，但不能证实上诉人收到的款项是卖房款，更不能证实上诉人确实将本案所涉房屋卖给了被上诉人这一重要事实，其出具的证明以及出庭所做证言已被多份生效判决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仅凭苏某乙出具的两份证明材料以及出庭所做证言便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采信苏某乙证言明显错误。二是一审法院依据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字的《退股协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纯属荒唐。上诉人对于本案所涉的《退股协议》完全不知情，也从未与被上诉人协商过退股相关事宜，该份《退股协议》上更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签字。一审法院依据该份没有双方签字的《退股协议》认定上诉人双方存在事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显属错误。三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八份收据仅能证实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领取款项的事实，但无法证实该八份收据所涉款项系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购房款。同时，对于该八笔款项的性质，上诉人在庭审中已表明是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租金。因此，上诉人对该八笔款项已作出了合理说明，被上诉人认为该款项系购房款，应当举证证明，但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证实其主张。四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达成买卖房屋的合意，双方也从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交的书证《分房契约》以及龙王庙村村委会出具的两份关于苏某甲、向保善共同购买宅基地、共同修建房屋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就应当依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确定本案所争议房屋的权利主体。但一审法院却做出了与证据认定互相矛盾的事实认定。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认可的《分房契约》对双方分得的房屋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上诉人分得第一层三间、第二层两间共计五间的房屋。因此，《分房契约》载明的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是上诉人，上诉人是本案所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而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本案所争议房屋的权利人为被上诉人。二是，城固县三合镇龙王庙村民委员会2014年7月21日、2016年6于20日出具两份《证明》证明，本案所争议宅基地及房屋系上诉人丈夫与被上诉人共同购买、共同修建。一审法院采信了该两份《证明》所涉内容，却错误的将被上诉人认定为权利主体，其认定的事实与所认定的证据相互矛盾。三是，本案争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经上诉人申请已经由城固县人民法院（2017）陕072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依法予以撤销，再次证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的事实。3、被告占用原告宅基地修建房屋是客观事实，此行为严重违反双方在《分房契约》中的约定，应当以双方签订的《分房契约》的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交还宅基地。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分房契约》中就双方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了明确约定，现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享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上修建房屋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的该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双方在《分房契约》中的约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所享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被上诉人应当及时向上诉人归还《分房契约》所约定的宅基地。二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虽然原则上应当以《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权利人来认定本案所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但基于当时的土地政策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该宅基地使用权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不存在权属不明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权属不明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本案基本事实。因此，应当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分房契约》约定，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占用的宅基地。4、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该条的前提必须是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上诉人也接受了被上诉人的购房款。但如前所述，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向上诉人支付的八笔款项是购房款，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购买房屋的合意。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系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视《分房契约》、已经生效的多份《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于不顾，仅依据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苏某乙的证言、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字的《退股协议》以及并未载明是购房款的八份《收据》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显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向保善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进行了综合分析认证，从而认定了案件客观事实，是清楚的也是正确的。一是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所争房屋系原告丈夫苏某甲和向宝某某两兄弟共同修建是正确的。1986年向宝某某一个人申请取得了城固县XX镇桥头集体沙滩地六间宅基地，1987年5月6日城固县三合乡政府三政土管字（1987）第39号文件批复同意向宝某某修建六间房屋。随后，向宝某某和杨小菊丈夫苏某甲两弟兄共同出资（其中，苏某甲出资11000元）在桥头集镇沙滩地修建了六间房屋。对此，向宝某某、杨小菊此前均予以认可，并无争议。但在一审庭审时，杨小菊称他丈夫出资5万元，其说法前后矛盾，无法让人相信。二是一审法院认定向宝某某、杨小菊签订的《分房契约》真实性，是正确的。1990年1月19日向宝某某、杨小菊在苏某乙见证下并由苏某乙执笔写了《分房契约》，对杨小菊应分得的房屋进行了约定分割，双方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分房契约》真实性，是正确的。但，在该分房契约中，所涉及的宅基地问题，目前尚属空地，所有权及XX镇XX村委会，非向宝某某占有、使用。对此，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中明确告知原告杨小菊救济途径。再者，杨小菊认为向宝某某女儿修房占用其宅基地的情况，事实并非如此，向宝某某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该宅基地是1996年公开购买，杨小菊无证据证明向宝某某女儿修房占用其宅基地的事实。三是一审法院依据双方书证及证人苏某乙证言认定原告就诉争房屋杨小菊已卖给向宝某某的事实清楚、正确。苏某乙是本案最关键的证人，曾参与并见证了原被告涉案房屋的分割、买卖过程，所证事实是客观的，苏某乙是被告向保善的亲兄弟，也是原告前夫苏某甲的亲弟兄，杨小菊丈夫苏某甲于1989年10月去世，然这份兄弟亲情没有因苏某甲去世而丧失。向宝某某一直善待着杨小菊及其子女们。正基于此，杨小菊欲卖涉案房屋时多次与向宝某某商议并请苏某乙作为中证人参与见证写协议，也就是说苏某乙的证言最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关于房屋处理的事宜。而，杨小菊否认客观事实，冤言称证人苏某乙跟向宝某某有利害关系，难道杨小菊在结发之夫去世后就忘记了与苏某乙的XX道XX居房屋一次次找苏某乙给向宝某某求请，让向宝某某将其居住的房屋买下的事实情节了吗？! 1997年4月26日原被告在苏某乙见证下并由苏某乙亲笔所写，达成了《退股协议》，实质是房屋买卖协议，双方曾向法庭陈述，当时之所以没有写房屋买卖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不想缴纳税费。该退股协议约定，杨小菊以31000元价格把其分得的房屋卖给了向宝某某，向宝某某分8次付给杨小菊及其女儿32400元，有收条为据载卷证明。一审庭审中，杨小菊否认卖房之事，称其给向宝某某的32400元是房屋租金，当法官询问杨小菊房屋年租金是多少的时候，杨小菊回答年租金是8000元，显然其不能自圆其说，房屋所在位置现在的年租金都达不到8000元，1997年年租金根本达不到8000元。足以说明，杨小菊在没有向法庭说实话，其中存在隐情，而这个隐情被证据所攻破，还原了事实真相：为了逃避国家税费以退股形式实现了房屋买卖的真实目的。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提交证据、关键证人苏某乙证言及在原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所做的陈述，认定了原被告之间于1997年4月26日达成了房屋买卖的事实是正确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证据，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综合分析认定了案件客观事实，并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适用实体法《合同法》第36条、《土地管理法》第16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条、第4条、第5条规定，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108条规定，作出驳回杨小菊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杨小菊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杨小菊承担。 杨小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腾出所占原告在城固县XX镇XX村XX市场的房屋两层共五间（一楼三间、二楼两间，含西面楼梯），并交还原告宅基地。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丈夫苏某甲与被告向保善系亲兄弟。1986年城固县XX镇XX村XX市场开发时，向保善、苏某甲共同出资购买位于城固县XX城XX路XX路交汇处宅基地一块。1988年二人共同在此宅基地上修建一幢五间两层砖混结构房屋，该房屋宅基地审批手续系由向保善一人办理。1989年10月原告丈夫苏某甲因车祸身亡。1990年1月19日，原告杨小菊与被告向保善签订了《分房契约》，该分房契约载明：一、向宝某某XX公路XX层通大间（两间），第二层两间和转角楼一大间共三间。XX城XX路XX层XX楼一大间（二间）和一小间共三间，第二层两间，小间房旁边的楼梯属于杨小菊所有。二、第一排已修成。第二排地基没有垫到与公路平，但垫地基的任务一律由向宝某某负责。向宝某某分得向德华房后沿建筑公司边沿为地界，但在靠沙河边方向有两间地基（七米一）属于杨小菊。XX城XX公路XX楼梯旁大门一间3.5米，大门旁再有三间地基11米，共14.5米。但14.5米外剩余地方属于向宝某某。中间正方形的场地属于向宝某某、杨小菊两家共有，不得买卖。1997年4月28日杨小菊收到向保善现金4600元并出具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向宝某某大哥的现金4600元。注：房钱肆仟陆佰元整。今收人：杨小菊，证人二哥苏某乙。”1997年5月5日杨小菊收到被告向保善400元并出具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向宝某某大哥现金400元正，肆佰元正。今收人：杨小菊”。2000年8月30日原告女儿苏某丙从被告向保善处取得500元并出具收据，载明“在向保善取到现金500元，苏某丙取”。2000年11月11日原告女儿苏某丙从被告向保善处取得700元并出具收据，载明“今在向保善取到现金700元整，苏某丙取”。2000年12月24日原告女儿苏某丁从被告向保善处取得5000元并出具收据，载明“今从我大爹向保善取到现金5000元整，苏某丁”。“2001年元月11日”杨小菊从被告处取得10000元并出具收据，载明“今领到向宝某某现金10000元整，壹万元正。杨小菊”。“2001年正月十六日”杨小菊从被告处取得600元并出具收据，载明“今领到向宝某某现金陆佰元正。今领人杨小菊”。“2001年元月21日”杨小菊从被告处取得10000元并出具收据，载明“今领到向宝某某现金壹万元正”。2003年4月10日原告女儿苏某丙向被告向保善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向保善现金陆佰元整，今借人苏某丙”。以上原告杨小菊及其女儿共从被告向保善处取得现金32400元。庭审中原告述称1997年4月被告向保善承诺帮原告出租该涉案房屋，双方当时对租金和租期没有约定；并称按照1997年的市场行情，其房屋一年租金为8100元，杨小菊从被告处共收到32400元均为租金；“向保善一直没有向其他人出租，一直是向保善住着”。被告向宝某某当庭述称1997年4月原、被告以《退股协议》方式，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原告以31000元价格将其分得房屋卖给了被告，被告分8次付给杨小菊及其女儿32400元，除过31000元之外的部分是被告赠给原告的。并称按当时的市场行情争议房屋每间每年租金为100至200元。另查明，苏某甲、杨小菊及其女儿自1986年至今户籍地均非XX镇龙王庙社区。本案争议房屋现由被告向保善占有和使用。2000年7月被告向保善取得了争议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6月22日、2016年10月20日原告先后以排除妨害、所有权确认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2016）陕0722民初1327号、（2016）陕0722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以被告向保善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未被撤销前具有法律的公示力和公信力，驳回了杨小菊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9日原告以要求撤销向保善所持的《房屋所有权证》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审理后作出（2017）陕072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城固县人民政府2000年7月给向保善颁发的2000882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三份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再查明， 对于1990年1月19日双方分房契约所载明的杨小菊分得的土地，原、被告至今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双方发生矛盾后亦未经当地人民政府处理过。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保善和原告丈夫苏某甲共同在城固县XX城XX路XX路交汇处修建五间两层砖混结构房屋。1990年1月19日原告杨小菊与被告向保善签订了《分房契约》，该《分房契约》载明涉案房屋由原告杨小菊分得的事实，原、被告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杨小菊与向保善是否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杨小菊述称诉争房屋为被告承诺帮其出租，其从被告处收到的32400元均为租金，原、被告系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被告向宝某某述称该涉案房屋为原告以31000元价格卖给被告的，被告分8次付给杨小菊及其女儿32400元，除过31000元之外的部分是被告赠给原告的，原、被告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在民事审判中，应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分析判定案件事实。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日常经验法则、交易习惯等进行事实认定。本案依据优势证据规则分析如下：第一，被告向保善主张1997年4月原、被告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向本院提交的原告及其女儿出具的收据八份，证人苏某乙、车兆汉、车济全、丁某某、武某某、向建军、苏永福的书面证明材料与证人苏某甲出庭作证证言内容能相互佐证，形成了证据链，且原告认可其出具的收据亦载明了证人为苏某乙，结合苏某乙出庭作证证言，本院对原、被告已形成事实房屋买卖关系予以认定。第二，原告述称被告向保善承诺帮原告出租该涉案房屋，双方当时对租金和租期没有约定，杨小菊从被告处共收到32400元均为租金。被告向保善只是承诺帮杨小菊出租，但实际并未出租给任何人，在此情况下分八次给付杨小菊32400元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日常经验法则。其次，向保善1997年4月和5月各给付杨小菊现金一次共5000元，2000年8月、11月、12月各给付杨小菊现金一次共6200元，“2001年元月11日”、“2001年正月十六日”、“2001年元月21日”各给付杨小菊现金一次共20600元，从给付时间的角度分析，亦不符合出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习惯。再次，原告主张被告向保善承诺帮原告出租该涉案房屋，杨小菊从被告处共收到32400元均为租金，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第三，杨小菊主张按照1997年的市场行情其房屋一年租金为8100元，与当时城固县XX镇XX市场的房屋出租行情不一致。第四，2000年7月被告向保善取得了争议房屋所有权证，从2001年1月21日原告收到被告现金10000元后至2014年6月十余年时间，原告未提异议。原告述称其2008年后一直居住在城固县城，但直至2014年6月原告才偶然得知被告女儿在原告分得的一处宅基地上建房，此后原告开始向法院起诉要求排除妨害。以城固县XX镇XX市场的距离分析，原告的陈述有悖常理。综上所述，结合被告的陈述及其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认定原、被告已形成房屋买卖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但杨小菊与向保善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该房屋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诚信地履行各自义务。二、向保善是否应该向杨小菊返还宅基地。原告诉称被告修房占用了原告分得的宅基地。但被告辩称其本人修房未占用被告分得的宅基地，其女儿修房占用的宅基地是1996年城固县XX镇桥头市场开发时面向全县公开招标宅基地时被告购买的另一处宅基地，双方签订的分房契约上杨小菊分得的宅基地没人占用。因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被告修房占用其分得宅基地的相关证据，被告亦不认可，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修房占用原告分得宅基地的事实不予认定。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以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应当由相关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确定争议宅基地权属、办理相关土地权利证书。本案中，原、被告均未办理争议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其权属不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待争议地块经由人民政府进行处理后，原告方可诉至法院主张民事侵权诉求。判决：驳回原告杨小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杨小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是，1、原审采信苏某乙证言、《退股协议》及上诉人所打八份领条并由此认定上诉人杨小菊与被上诉人向保善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有误；2、原审采信《分房契约》、龙王庙村村委会《证明》及城固法院（2017）陕072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却认定被上诉人向保善为争议房屋的权利主体，是否存在认定事实与所采信的证据不符；3、原审以权属不明为由驳回上诉人杨小菊要求被上诉人向保善交还宅基地的请求是否有误；4、原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关于原审采信苏某乙证言、《退股协议》及上诉人所打八份领条并由此认定上诉人杨小菊与被上诉人向保善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有误，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杨小菊所打八份领条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客观、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退股协议》，因该《协议》系证人苏某乙所写，并无向宝某某、杨小菊签名，且杨小菊否认，难以证实其真实性，故依法不应予以采信，原审予以采信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证人苏某乙证言，经本院审查认为，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会影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但并不必然导致其证言无证明力。本案双方均认可苏某乙系当时交付房屋、收取房钱时唯一在场的证人，而证人苏某乙不仅与向保善是亲兄弟关系，而且与杨小菊的丈夫苏某甲也是亲兄弟关系，与本案双方均有利害关系。因此，对苏某乙证言证明力大小的审查必须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审核认定。从苏某乙证言内容来看，其证实杨小菊将房卖于向保善并将房交于向保善，但因双方为避免缴纳税款而未签订书面协议。向保善对该证言予以认可，杨小菊予以否认。从当时杨小菊找人买房的事实看，杨小菊的真实意思是卖房而非租房。且杨小菊于农历1997年4月28日（即1997年6月3日）向向保善出具了收到“房钱”4600元的收条一张，该收条明确为收的是房钱并非房租或租金，就交易习惯来讲，房钱一般指的是买卖房屋的价款。现杨小菊称该款系委托向保善出租房屋所收房租，但当时房屋无人承租，也无人交付租金，租金一说缺乏相应事实证明，同时杨小菊既不能说明房屋承租人、租期、租金及支付方式，也未对其出租房屋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在2001年正月至2014年7月长达13年的时间内既未行使房主权利，也未收取房租，故其系出租房屋的主张无相应证据证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因此，证人苏某乙的证言不仅与向保善陈述一致，也与杨小菊所打收条内容相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确认双方系买卖房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杨小菊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起诉要求向保善返还房屋。而就本案事实看，该房屋系杨小菊主动交于向保善，不存在向保善侵犯其物权的问题。现关于交付房屋的关系，杨小菊、向保善说法不一，产生争议，杨小菊称系委托向保善出租，而向保善称系买卖房屋后的交付。不管是委托出租或买卖，均属合同关系引发的争议而非侵权之诉。故上诉人杨小菊以排除妨害为由要求向保善返还房屋的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杨小菊关于原审采信《退股协议》有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关于原审采信苏某乙证言及上诉人所打八份领条并由此认定上诉人杨小菊与被上诉人向保善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采信《分房契约》、龙王庙村村委会《证明》及城固法院（2017）陕072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却认定被上诉人向保善为争议房屋的权利主体，是否存在认定事实与所采信的证据不符的问题，经本院审查认为，龙王庙村村委会《证明》证明的是宅基地由向保善一人申请并审批，《分房契约》证明的是向保善与杨小菊的丈夫苏某甲在向保善审批的宅基地上共同修建房屋并于1990年1月19日分割所建房屋等事实，证实的是1990年月19日之前的事实，并不能反映诉争房屋现在的权利主体；而城固法院（2017）陕072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系杨小菊不服城固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法院以城固县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为存在事实不清、法律依据错误为由而作出的撤销城固县人民政府给向保善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驳回杨小菊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该判决并未明确涉争房屋的权利主体。一审法院依据1997年双方新发生的买卖房屋的事实认定向保善现为争议房屋的权利主体与《分房契约》、龙王庙村村委会《证明》及城固法院（2017）陕072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反映的事实并不矛盾，不存在认定事实与采信证据不符的问题。故上诉人杨小菊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以权属不明为由驳回上诉人杨小菊要求被上诉人向保善交还宅基地的请求是否有误，经本院审查认为，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必须经村集体同意并经相关人民政府审批。本案中，上诉人杨小菊与被上诉人向保善签订的《分房契约》中虽约定有分地基方案，但上诉人杨小菊、被上诉人向保善在审理中均未提交分地基时其属该地基使用权人或从该村集体取得该地基使用权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交乡级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该地基作宅基地的文件，无法证实该地基当时确已实际取得并归属上诉人杨小菊、被上诉人向保善使用。故上诉人杨小菊要求向保善交还宅基地的证据不足，其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原审驳回上诉人杨小菊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原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经本院审查，本案双方买卖关系有苏某乙证言、杨小菊收条等证据予以证实，且发生于1997年6月，支付房款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施行之日，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确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杨小菊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唯采信《退股协议》有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杨小菊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小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大鹄审  判  员   鲁卫平审  判  员   张  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卓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