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8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西七里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1020729A。负责人：项明菁，行长。委托代理人：支运义，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楠，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涛，男，198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蜀山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孙伟涛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蜀山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农行蜀山支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伟涛负担。事实及理由：1.农行蜀山支行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供了三次案涉信用卡的查询情况。第一次提供的案涉信用卡交易明细(17张)能够体现案涉信用卡的所有交易情况，也是最能真实反映案涉信用卡的所有消费透支情况，该份交易明细的是农行蜀山支行报到上级分行的信用卡管理部门，上级管理部门通过计算机信息后台反馈出的交易明细。案涉信用卡是从2011年就开始激活使用,出现17张交易明细，符合案涉信用卡的真实交易事实。该份信用卡交易明细提交原审法院后,一审法院无任何理由就不予认可,要求农行蜀山支行以孙伟涛的名义重新出具案涉信用卡的“其他类型”的交易明细。农行蜀山支行为积极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多次向法庭说明案涉信用卡因农行蜀山支行不知道银行卡密码,无法以孙伟涛的名义查询到案涉信用卡交易明细,于是才会出现了“将案涉信用卡号提交到历史交易平台查询,显示无法查询到数据”的情况。农行蜀山支行第三次向法庭提供的查询明细系在农业银行合肥金城支行的司法查询窗口查询的案涉信用卡交易明细。该份明细与农行蜀山支行第一次提供的交易明细完全吻合,仅是交易明细页数较少。据当时银行窗口工作人员回复，交易明细只能打印至2015年是系统权限问题导致,并告知信用卡交易明细应当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信用卡中心打印。实际上，农行蜀山支行在第一次就已提交信用卡交易中心出具的交易明细,但一审法院并未进行任何说明,就直接给予了否定，明显不妥。2.农行蜀山支行提供的《申领高授信额度的白金卡客户情况说明》未出现银行卡号属正常情况。案涉信用卡并非借记卡（不具有透支功能）,孙伟涛申请办卡时并非当场就可以领到信用卡,需要经过系统审查阶段,该份客户情况说明仅是对客户的征信情况进行说明的内部文件,农行蜀山支行当时并不知道案涉信用卡的卡号，因此该情况说明显示卡号为空白。3.孙伟涛最后还款的时间是2018年8月22日，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5月6日。根据农行蜀山支行提供案涉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孙伟涛在2015年仍在正常使用信用卡,没有出现多次逾期未偿还欠款的情况。农行蜀山支行系根据孙伟涛的逾期情况，多次通过电话、快递等方式进行催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4.农行蜀山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孙伟涛的手机联系方式，该联系方式能够联系到孙伟涛本人。实际上，农行蜀山支行就案涉信用卡纠纷与孙伟涛进行沟通之始，孙伟涛就没有否认使用过该信用卡,并一直表示愿意偿还欠款，只是目前无能力偿还。一审法院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诉讼材料,而非进行公告送达，亦能够说明孙伟涛已收到了案件的诉讼相关材料，故对于孙伟涛是否办理和使用案涉信用卡应当是可以查明的事实。5.农行蜀山支行一审中提供了孙伟涛信用卡欠款明细，且该卡已实际使用，故应当依法支持农行蜀山支行的诉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农行蜀山支行的诉求。孙伟涛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2011年，孙伟涛向农行蜀山支行申领信用卡，卡号为46×××48，农行蜀山支行通过快递将信用卡邮寄给孙伟涛，孙伟涛已收到并使用该信用卡。申请该卡时，孙伟涛系合肥卡尔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卡孙伟涛使用至2015年。期间农行蜀山支行多次联系孙伟涛还款，孙伟涛于2017年就向农行蜀山支行说明，因生意失败无力现金偿还，并表示名下有一商铺可用于抵偿，但农行蜀山支行直到2019年才起诉。农行蜀山支行诉请的透支本金及利息未注明时间起算点，违约金过高，恳请减免不合理的利息与违约金。农行蜀山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孙伟涛立即偿还农行蜀山支行借款本金82733.51元、利息19385.44元、违约金3937.86元、手续费1417.88元（暂计至2019年1月2日），以后顺延至款清时止；2.孙伟涛承担实现债权的律师费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伟涛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9日，孙伟涛（申请人，乙方）向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发卡行，甲方，农行蜀山支行下属单位）申请办理额度10万的白金卡，申请表上填写有领卡方式：邮寄至表上填写的地址，并填写了有关地址。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人员于2011年9月22日签字盖章并填写的《申领高授信额度的白金卡客户情况说明》上“推荐客户孙伟涛的贷记卡申请表编号”处空白。《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章程》）。约定：甲方有权决定是否向乙方发放贷记卡，并核定乙方的信用额度，必要时可要求乙方提供担保。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资信情况调整其信用额度，无需事先通知乙方；乙方也可以向甲方申请调整信用额度。对于非现金交易，乙方在免息还款期（自银行记账日起至月对账单上记载的到期还款日）内偿还全部款项，享受免息待遇；未能按期偿还最低还款额（在对账单上列明）的，还应就最低还款额的未偿部分支付滞纳金；本合约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利息、超限费按月、按币种计收复利；乙方同意承担主卡及其附属卡所发生的全部债务，还款先后顺序为：费用（年费、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等）、利息、上期预借现金、上期消费欠款、本期预借现金、本期消费欠款；乙方未按期偿还欠款，甲方有权止付乙方贷记卡，有权止付乙方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有权从该存款账户中直接扣收或依法追索，因此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均由乙方承担，并有权将乙方的拖欠行为向外公开披露；收费项目中滞纳金的收费标准为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5%。一审审理中，经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向农行蜀山支行查询孙伟涛名下卡号为46×××48的相关信息，农行蜀山支行提供的查询回执写明：将相关信息提交历史平台查询，显示无法查询到数据。另从农行合肥金城支行查询到该卡号项下自2011年11月6日至2015年5月6日最后一次还款的历史流水。一审法院另查，农行蜀山支行为实现包括案涉债权，与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2017年12月29日，农行蜀山支行已实际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000元。农行蜀山支行于2019年1月14日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孙伟涛申请办理信用卡的申请表上填写的领卡方式为邮寄至表上填写的地址，农行蜀山支行没有提供已向孙伟涛邮寄送达了其申领的信用卡的证据。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人员签字盖章的2011年9月22日填写的《申领高授信额度的白金卡客户情况说明》上未载明发放给孙伟涛的卡号及推荐客户孙伟涛的贷记卡申请表编号处没有填写申请表编号，而是空白。故农行蜀山支行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农行蜀山支行已向孙伟涛发放了信用卡以及案涉合同项下的信用卡卡号为46×××48。另经该院向农行蜀山支行查询孙伟涛名下卡号46×××48，却无法查询到数据。从农行合肥金城支行查询到该卡号项下至2015年5月6日，系最后一次还款。若孙伟涛欠该卡号项下款项，农行蜀山支行一直没有催告还款，直至2019年1月才起诉来院，明显不合常理。农行蜀山支行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案涉合同项下，孙伟涛名下卡号为46×××48的信用卡有逾期。故对农行蜀山支行诉请，应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农行蜀山支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69元，由农行蜀山支行承担。二审期间，农行蜀山支行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合肥市分公司开具的证明、清单。证明农行蜀山支行分别于2018年3月1日和2019年2月26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孙伟涛寄送催收通知书，农行蜀山支行在孙伟涛逾期还款后，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孙伟涛偿还信用卡欠款。证据二、电话催缴录音、催收记录。证明孙伟涛自认存在欠款，农行蜀山支行进行催收的事实。证据三、微信截屏。证明孙伟涛认可使用了案涉信用卡。孙伟涛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2011年9月19日，孙伟涛向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发卡行，农行蜀山支行下属单位）申领信用卡，卡号为46×××48。农行蜀山支行核验申请后通过邮寄方式将该信用卡送至孙伟涛，孙伟涛已领取该卡并实际使用。2019年5月21日，一审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发出协助查询通知书，要求协助查询孙伟涛名下有无在2011年10月31日激活及2011年11月5日首次消费的尊然白金信用卡、相应卡号及自2018年1月14日至2019年5月21日的信用卡流水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城支行通过司法行政查询窗口查询到孙伟涛名下信用卡卡号为46×××48，并提供2011年11月5日至2015年5月6日期间的信用卡交易明细。另农行蜀山支行向一审法院出具了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盖章的孙伟涛名下卡号为46×××48信用卡2011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17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根据农行蜀山支行提供的该信用卡交易明细、账户详细信息和催收资料信息单显示，案涉信用卡账单日为每月17日，截止2019年1月2日，孙伟涛尚欠本金（含额度内分期）82733.51元，利息（含额度内分期）19385.44元，逾期还款违约金3937.86元，消费手续费（含额度内分期）1417.88元。2018年8月22日，孙伟涛最后一次还款，该卡自2019年6月24日起停卡使用。另查明，农行蜀山支行为实现包括案涉债权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000元。除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伟涛向农行蜀山支行申领信用卡，并在农行蜀山支行信用卡申请表上签名确认愿意遵守《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规定，该合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孙伟涛在农行蜀山支行申领并启用信用卡后，未按照领用合约规定及时偿还信用卡透支金额，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农行蜀山支行诉请孙伟涛清偿透支本金82733.51元及律师费1000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违约金及手续费，虽然《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对相关资费标准进行了约定，但农行蜀山支行未能提供其诉请的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的具体计算过程与计算方法，且农行蜀山支行与孙伟涛约定的透支利息为日万分之五，利息、违约金、手续费总计超过年利率24%，过分高于农行蜀山支行的损失，现孙伟涛提出予以适当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故对于农行蜀山支行主张的利息、违约金、手续费，本院酌定为以孙伟涛实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其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4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对农行蜀山支行主张的利息、违约金、手续费总计超过前述认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行蜀山支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之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二、孙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欠款本金82733.51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和手续费（利息、违约金、手续费合计以82733.51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孙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律师代理费1000元；四、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69元，减半收取为1234.5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负担281.5元，由孙伟涛负担9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9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负担563元，由孙伟涛负担19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亚娟审判员  古开利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姚瑞芳书记员吴喻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