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98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程利，女，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玉成，安徽（上海）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平，安徽（上海）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家兵，男，197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仁兵，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星，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霞，女，196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原审被告：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凤阳路恒丰大厦10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70927817D。 法定代表人：杨霞，该公司负责人。 上诉人李程利因与被上诉人尹家兵、原审被告杨霞、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明义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程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尹家兵对2015年3月12日100万元借款及其所产生利息(根据一审判决按照年利率24%计算)负共同还款责任；2、判决尹家兵对一审全部诉讼费用共同承担。3、本案上诉费用由尹家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尹家兵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尹家兵在借条上签字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负有共同还款责任。2015年3月12日,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尹家兵共同向李程利借款100万元,李程利转款次日找三借款人共同出具借条一张,来确定三借款人借款的事实。尹家兵作为共同借款人也在借条上签字,因此对此100万元应当负共同还款责任除此之外,尹家兵作为负责公司财务人员并且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字所代表的法律意义就是作为借款人而签字。(二)一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尹家兵是在履行职务行为(1)情况说明。一审尹家兵提供的情况说明系2019年2月18日形成,明显看出是本案起诉、尹家兵收到材料之后为了逃避还款责任后期形成。并且情况说明仅有明义德公司盖章却没有杨霞签字,更能反映出职务行为仅是尹家兵为了逃避债务的说辞,而不是当时三借款人当时真实的合意。(2)单据报销封面、转账记录。尹家兵所提供的单据报销封面和转账记录均无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单据报销内容不是本案借款,转账记录也并非案涉还款,甚至尹家兵提供借款之前的转账记录来冲抵还款。因此,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能够证明尹家兵当初在借条上签字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并且李程利对此也是一直不知情,所以即便认定职务行为,也是三借款人之间的内部追偿问题,不能对外对抗出借人。而一审通过各种推理推翻了借条这一直接证据,明显不合理。试想杨霞如果也变成职务行为从而推翻还款责任,那么还需要借条有什么法律意义?(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认定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书证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大于传来证据。4、直接证据大于间接证据。由此可见,作为本案书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的借条证明效力均大于尹家兵的抗辩以及他找来的证人证言。而一审法院只依据尹家兵的抗辩不采信李程利提交的借条,明显不遵循民事诉讼法证据原则认定事实问题的法律规定。二、尹家兵与杨霞、明义德公司的之间财产混同,三者具有密切利益关系。(一)尹家兵与杨霞、明义德公司具有大量资金往来,财产经混同,一审认定错误。尹家兵一审提交的尾号9547银行卡流水中可以看出,与杨霞明义德公司具有大量资金往来,并且根据一审庭审综合来分析,尹家兵该张银行卡被明义德公司长期作为进出账的对公、对私账户来使在无法证明尹家兵与杨霞、明义德公司资金走向之前,个人银行记名卡作为公司账户对外使用本身已经是一种财产混同。但一审法院却以此认定并非财产混同,间接佐证尹家兵不承担还款责任系认定错误。除此之外,在一审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双方当事人分别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李程利在庭后已经完整提交,但是尹家兵却仍然提交部分流水,希望二审法院依法要求对方提交完整流水记录。(二)尹家兵并非仅是公司高管,三借款人之间有密切的利益，2018年10月1日,李程利无法与杨霞取得联系。在此之前,杨霞与尹家兵名下的公司:合肥洋粮酿品牌有限管理有限公司,杨霞从51%的股份变成0,尹家兵从25%变成35%。可以看出(1)杨霞、尹家兵、明义德三者并非简单的劳动关系,尹家兵也并非简单员工,与杨霞是有一种合作利益关系。(2)股份变更时间是杨霞“失踪”时间的前后,可见杨霞的失踪与尹家兵可能也存在某种关联。(三)不排除尹家兵与杨霞至今还有联络。李程利在起诉之前曾经多次寻找杨霞下落以及调査明义德情况均无果,但是尹家兵却能与杨霞的女儿取得联系将公司账目公司公章拿到手,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所以结合以上三点一审法院认定三者没有其他更密切的关系系认定错误。从而认定间接认定尹家兵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也是错误的、一审认定明义德公司系最终借款受益人,因此尹家兵不承担还款责任系错误。李程利将借款100万元转入杨霞账户之中,也是依照三借款人的要求,至于借款如何使用,借款收益人是谁,系三借款人内部问题对外无法抗辩上诉人,也不应当依据只有明义德受益,就认定尹家兵不负有还款责任,更何况是否只有明义德收益也是一审法院主观推测。并且在转账第二天,李程利去找三借款人寻要借条时,尹家兵签字即认定他作为借款人的事实,因此应当负有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仅依据尹家兵的抗辩及推理从而判定尹家兵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李程利的改判请求 尹家兵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尹家兵不承担100万元共同还款责任，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程利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尹家兵在《借条》、《欠条》上签字，系代表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的身份确认和见证明义德公司2015年3月12日及次日收到杨霞从李程利取得100万元转账，其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不表明其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且借条上亦未表明其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身份。1、《借条》及《欠条》上均未尹家兵表明“借款人”身份，尹家兵签字的位置上也未有标准“借款人”的字样，也无表明其担保人的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的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这条的规定，举轻以名重，既然在借据、欠条上未表明保证人身份或承担担保责任，不承担担保责任，那么更严重共同还款责任中，在借条上未表明借款人身份的，并且签字人本人也并未获取该借款，也不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李程利在起诉时要求尹家兵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即保证责任，后当庭变更为共同还款责任，其前后矛盾，也足以证明李程利与尹家兵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2、李程利2015年3月12日将两笔50万元转账给给杨霞，当时尹家兵对此是不知情的。结合庭审中李程利回答法庭提问关于借款过程及借条签订是在明义德杨霞和尹家兵的办公室及其与杨霞的关系，及让尹家兵在《借条》上签字的原因，均能证明李程利与尹家兵之间是仅在单位见过几面的关系，双方是无借款的合意的。再者，李程利将100万元转账给杨霞的时间是2015年3月12日，当日及次日2015年3月13日杨霞把100万元分两次转到明义德公司后，两笔50万元的《借条》、《欠条》是2015年3月13日补签的（借条右下角打印日期显示“2015年3月13日”及上诉状均能印证该事实），均能印证尹家兵在上面签字系表明证明和确认明义德公司收到李程利转给杨霞的100万元借款，其并无表示承担共同借款责任。3、明义德公司是家小规模的贸易公司，尹家兵系该公司的副总，分管公司的销售、行政及财务的事宜，一审中出庭的原明义德公司的行政主管、财务主管及业务员均能证明，尹家兵在公司对内和对外的文件上签字是非常常见的行为，其在《借条》、《欠条》上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结合一审中明义德的财务会计凭证中，公司报销单据的审批有杨霞、尹家兵签字等证据均能证明这一点。二、尹家兵与杨霞、明义德公司并未发生财产混同，尹家兵只是明义德的公司员工，其在公司也是按月领取工资报酬，不存在占有公司股份或者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1、尹家兵自2010年入职明义德公司至2018年2月份离职，其尾号为9547的工商银行卡自开设以来为明义德公司经营使用，其银行卡及密码均为公司财务部门账务，此期间所有的资金往来也均为公司的日常资金使用，该情形在小规模的公司因为财务税收等原因是非常常见的，并且尹家兵离职后，公司就开设新的财务人员的银行卡作为公司日常资金往来使用，该事实有明义德公司主办会计杨琳、出纳朱丽、综合部主管李玉婷及业务员汪平出庭作证证明。李程利以明义德公司使用尹家兵名义开设银行卡认为尹家兵与明义德公司财产混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尹家兵从明义德公司离职后，与合伙人成立了合肥洋粮酿品牌有限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时间是2018年3月9日，是尹家兵从明义德离职后设立的，该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股东之间的财产也是各自独立的，与李程利主张的2015年3月12日100万元借款无任何关联性，且在2018年2月份尹家兵离职至2018年10期间，根据李程利庭审所述该期间杨霞及明义德公司正常支付利息，也能证明尹家兵与杨霞和明义德公司之间的财务是无任何关联的。李程利以公司股东正常的退股及股权的变更认定尹家兵与杨霞、明义德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及利益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2018年10月份之后李程利没有领取到高额的利息后，在找不到明义德公司和杨霞的情况下，指派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采取跟踪尹家兵及其妻子孩子的方式，多次结伙采取上门骚扰、恐吓、强行上尹家兵的车的方式向其催收，严重影响尹家兵的家庭生活，尹家兵多次报警，在民警询问笔录中催收人员承认其催收是李程利指使。在此之前李程利从未向尹家兵主张过还款和借贷事宜，再结合一审中李程利提交的其和明义德及杨霞之间近年来数千万的借贷资金来往，及李程利庭审中承认其数百万的资金是从民间吸收的向杨霞、明义德公司出借从中赚取月息2分至3分的利息，每月数十万元的利息收入的事实，李程利早已挽回其经济损失，也可证明李程利具有以放贷为生、职业放贷人嫌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与明义德或杨霞之间的民间借贷应当属于无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 杨霞二审未作答辩。 合肥明义德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李程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霞、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李程利借款本金5100000元，之后利息随本息付清(利息自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2、判令尹家兵对李程利借款本金1600000元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之后利息随本付清（利息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3.判令杨霞、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尹家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经审理查明：李程利和杨霞系多年朋友。因资金周转需要，杨霞及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合肥明义德公司多次从李程利处借款：2014年3月12日借款200万元，约定利息2分，款项转至杨霞账户；2014年12月31日借款100万元，款项转至杨霞账户；2015年3月12日借款100万元，款项转至杨霞账户（同日，该笔款项又从杨霞账户转至合肥明义德公司名下账户）；2016年4月8日借款60万元，约定利息2.2分，款项转至尹家兵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9547账户；2017年1月6日借款50万元，约定利息2分，款项转至杨霞账户。以上合计510万元。上述借款均有杨霞签字和合肥明义德公司盖章的借条。其中2015年3月12日的借条上还另有尹家兵的签字。 一审另查明：尹家兵2010年6月至2018年2月间在合肥明义德公司任副总经理，分管财务、行政、销售等业务。尹家兵在该公司工作期间以自己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尾号9547的账户，直接交由合肥明义德公司使用，该卡从开设时起直至2018年2月尹家兵从合肥明义德公司离职前均由合肥明义德财务部门控制使用，用于合肥明义德公司的日常资金往来。 一审又查明：李程利和杨霞及合肥明义德公司在2013年至2018年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总额达数千万。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根据李程利提供的借条及转账记录，可以确定其与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尚欠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本案中李程利主张尚欠借款本金为510万元，并提供借条和转款凭证。尹家兵辩称已经偿还全部本金，并提供了转账流水，但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与李程利之间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相互转账数额高达数千万，案涉的6张借条跨度从2014年至2017年，数额计510万元，屡次清偿后而不收回借条的情形显然与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的实际借贷经验不符。由于尹家兵无法具体说明转账流水所对应的借款，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还款情况，也未到庭进一步说明尹家兵所提供的转账流水是否与本案借款有实际关联性，故对尹家兵关于借款本金已经偿还的辩称，该院不予支持。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应偿还李程利借款本金510万元。李程利庭审中确认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对案涉的借款实际按约支付利息至2018年9月底，由于案涉借条中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故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应对其中有利息约定的310万元，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对其中没有利息约定的200万元，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对李程利主张利息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为尹家兵是否应对其中的16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2016年4月8日转至尹家兵名下尾号9547账户的60万元，由于该笔借款借条上并无尹家兵签字，尹家兵也提供证据证明尾号9547账户实际为合肥明义德公司所控制使用，与其个人无关，故对于该60万元的债务，尹家兵不承担还款责任。对于2015年3月12日有尹家兵签字的100万元借款，尹家兵辩称为系履行职务行为，该院结合该笔借款的借贷合意及资金流向和用途，亦认定尹家兵并非共同借款人，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2015年3月12日的该笔借款尽管有尹家兵的签字，但签字处并没有明确为借款人。除了该笔借款外，多年来其余多笔借款均发生在李程利与杨霞和合肥明义德公司间，李程利与杨霞及合肥明义德公司间有明确借贷合意。李程利庭审中也明确其与杨霞是多年的好友，与尹家兵的关系仅止于在杨霞公司中见过几次，尹家兵没有向李程利表示过明确的借款意图，也没有表示过和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共同向李程利借款的意图，故其与李程利间并没有实际的借款合意。加之，尹家兵时任合肥明义德公司的副总经理，分管公司的财务事项，其辩称借条上的签字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亦在情理之中。另外，从该笔借款的实际流向和用途来看，该笔借款李程利转给了杨霞，杨霞于借款当日转给了合肥明义德公司，合肥明义德公司的财务主管杨琳亦证明该笔款项转至公司账户后，由公司在实际使用，即合肥明义德公司因该借款受益。尹家兵仅为合肥明义德公司的高管，在没有证据证明尹家兵与合肥明义德公司间存在其他密切关系，从而造成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不宜认定尹家兵对该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霞、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李程利借款本金510万元及利息（其中310万元，自2018年10月1日起，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00万元，自2019年1月2日起，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李程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75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000元共计53500元，由杨霞、合肥明义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尹家兵向本院提交3份警情详情单，证明李程利找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自2018年12月底至2019年1月多次上尹家兵的工作单位采用跟随、并在其工作单位纠缠不走，强行上尹家兵的车，上其家门、骚扰其孩子的方式讨债，尹家兵多次报警处理，并且2019年1月2号出警民警把前来讨债的人带到派出所制作笔录，其明确在笔录中承认是受李程利的委托前来讨债，尹家兵认为李程利有非法讨债的行为。 李程利进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持异议，该记录上没有相关人员同李程利之间有关联，并不能证明李程利通过非法手段向尹家兵索要借款。该证据确实可以证明明义德公司对外借款，其债权人向尹家兵索要，尹家兵并非一般工作人员，如尹家兵是一般工作人员，出借人也不会向其索要借款，侧面证明尹家兵与公司、杨霞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该证据无法证明李程利通过骚扰尹家兵及其孩子的方式索要债权，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尹家兵在2015年3月12日借条中签字的行为应否属于履行合肥明义德公司职务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杨霞系合肥明义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12日，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向李程利出具100万元的借条，尹家兵虽然在该借条下方签字，但并未表明系共同借款人，李程利将该100万元直接转入杨霞账户后又转入合肥明义德公司，尹家兵并未使用该款项。李程利与尹家兵之间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只是李程利到杨霞办公室才见过几次面，没有与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共同向李程利借款的合意。而尹家兵自2010年6月至2018年2月之间在合肥明义德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分管财务、行政、销售等业务。尹家兵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9547系合肥明义德公司担任出纳的束巧凤与尹家兵一同到银行办理开户，之后一直交由合肥明义德公司财务使用，直至尹家兵2018年2月离职。李程利主张2018年3月该银行卡曾向其支付过利息，但从李程利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2月11日向李程利转过最后一笔23000元，此时间段尹家兵尚未离职，与合肥市社保个人参保证明基本吻合。而2015年3月12日100万元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如果说尹家兵的银行卡曾支付过利息，应属于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向李程利支付利息，与尹家兵无关，尹家兵在2015年3月12日100万元的借条中签名，应属于履行合肥明义德公司职务行为，并非其与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共同向李程利的借款。故李程利上诉主张尹家兵应对2015年3月12日100万元的借款与杨霞、合肥明义德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程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政文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席 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