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44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晓华，男，196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哲峰，河北世纪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向阳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腾，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保文、袁野峰，河北现代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光明北大街64号。 法定代表人：吴璋，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立英，河北群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晓华、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8）冀0403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晓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哲峰、上诉人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峰、被上诉人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宗立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晓华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丛台区人民法院(2018)冀0403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因上诉人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且其本人未在契约上签字，故该买卖契约不是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契约未实际履行，故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吴璋在该契约上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系被上诉人将房屋确认给上诉人所有。一审判决中的如此认定显然是违背本案客观事实和相关证据而作出的错误认定。首先，本案诉争的买卖契约是被上诉人书面认可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吴璋本人代上诉人签订的。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璋代理上诉人签订买卖契约并将该2号楼3-7层的产权办理至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出具的办理过户的书面证明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不仅同意签订买卖契约受让该房产而且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办理相关产权变更手续。因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买卖契约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买卖契约虽非高晓华亲自签署，但其事先知悉并同意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璋代其签署，事后认可并确认契约的签订结果。该事实可由上诉人亲自签名领取2号楼3-7层房产权属证书的相关证书可以证实，否则上诉人不会也不可能会同意领取因履行买卖契约而产生的房屋产权证书。而且庭审中上诉人已明确表示认可其代为签订的买卖契约并自愿承担相关法律后果。第三，上诉人虽未按契约约定支付175.892万元购房款，但该契约签订前上诉人已通过由被上诉人转付的方式将河北省高院(2006)冀民一终字第9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购房款已全额支付完毕。第四、经上诉人同意而代表其签订契约人吴璋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本案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契约属履行职务行为，即代表被上诉人邯台公司同意将2号楼3-7层办理至上诉人名下，该事实也可由本案中由邯台公司向原审被告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证实；其二是上诉人当时的配偶，其代表上诉人签订契约显属法定的表见代理且上诉人也明确表示予以认可。鉴于此，吴璋在契约上签字的真实意思就是明确表示邯台公司同意并认可将该房屋3-7层交给上诉人高晓华所有，同时也代表高晓华同意接受该房屋产权。综上，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买卖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约双方认可契约内容且正式履行完毕。故一审判决中关于契约不是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等认定显然无视案件的客观事实，属于单方臆断作出是明显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关于2005年7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邯郸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转让协议”于法无据的认定也属错误。首先，该转让协议的签约时间在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邯房公司签订售楼协议和补充协议之后，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其次，该转让协议经被上诉人质证，其也无法否认协议中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第三，虽然河北省高院调解书显示该协议签约时房屋产权尚属邯房公司，但该协议约定内容是将邯台公司的购房资格转让给高晓华，因当时未实际付款不会产生产权转移故与产权权属没有任何的冲突。综上，上诉人高晓华与被上诉人邯台公司签订的“办公楼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关于该协议于法无据的认定显然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之规定属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之规定，认定本案所涉契约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如此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该强制性规定直接表明违反该规定的合同无效或该强制性规定直接禁止具体的民商事法律行为，即直接否定民商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一审判决适用的《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没有任何直接否定没有如实申报行为即属于无效行为的规定，依法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适用。 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冀0403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并确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2007年1月29日签订的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大街和平路西南角2号楼2栋3-7层房屋买卖契约（下简称《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有效；2、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故意混清事实、错误认定法律关系。1、上诉人与高晓华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依据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以及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指定过户函。上诉人与高晓华之所以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依据的是民事调解书以及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指定过户函。在没有确认民事调解书以及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指定过户函无效的前提下，不能认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2、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目的，仅仅为办理过户（即产权转移登记）需要，该买买契约不是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有关《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中约定的价款高低、价款是否实际支付，与案涉房产所有权转移均无丝毫关系。退一步讲，既便《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上诉人依据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指定函，将案涉房产登记在高晓华名下的行为，也依然有效。3、关于一审判决对案涉房产租赁纠纷案件的认定。被上诉人邯台公司向上诉人主张租金纠纷一案，经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邯山民初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虽然被上诉人以原告身份出现、虽然判决的租赁收益归被上诉人，但在该案审理中，由于案涉房产登记在高晓华名下，被上诉人曾要求高晓华出具委托书，授权邯台公司代高晓华向上诉人主张租金。4、关于被上诉人邯台公司、吴璋与高晓华的关系。高晓华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吴璋原为夫妻关系，邯台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虽然为吴璋、刘香莲，实为吴璋一人公司，吴璋是邯台公司实际经营者或控制人。刘香莲原是吴璋家庭雇佣的保姆，既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实际经营，是邯台公司的挂名股东。案涉房产自高晓华2007年2月13日领取产权登记证书至2012年7月邯台公司就案涉房产向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确权所诉讼之前，各方相安无事。时至2009年7月高晓华与吴璋夫妻反目，双方离婚并继而引发本案诉讼。5、关于邯台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效力。刘香莲只是邯台公司挂名股东，吴璋系邯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经营者，被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的所谓的2012年7月20日吴璋、刘香莲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完全是被上诉人一手策划而成，该股东会决议等同于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6、关于刘香莲“股东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途径。如果被上诉人邯台公司2007年1月25日为上诉人出具书面指定函侵犯了“股东”刘香莲的利益，刘香莲完全可以（也只能）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提起股东诉讼、寻求救济，要求邯台公司或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其他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股东诉讼发生在公司内部（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不涉及、也不能涉及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因此，既便“股东”刘香莲权利受到侵害，也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对外出具的书面指定函的效力，从而不能否认建立在书面指定函基础上的《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法律效力。7、关于《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意见。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律关系的建立基础，是民事调解书；上诉人与高晓华法律关系的建立基础，则是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指定函。这两个法律关系的成立，均与《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关。其次，上诉人与高晓华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依据有两个：一是民事调解书，二是邯台公司2007年1月25日出具的书面指定函。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目的，仅仅是为办理过户使用。因此，上诉人将案涉房产登记在高晓华名下，完全是依据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指定函。《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是否违法、是否实际履行，均不影响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出具书面的指定函的法律效力。此外，一审判决也认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没有履行，既然没有实际履行，何谈侵犯国家及他人利益？退一步讲，既便高晓华没有向上诉人交纳购房款，也属于高晓华违约，应当由上诉人向高晓华主张给付房款、要求高晓华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不能因为高晓华没有支付房款，便否认《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法律效力。8、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4民终592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只“是为办理房产过户签订的”，同时指今一审法院按照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审理此案。9、被上诉人邯台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从事行为依法无须股东同意。10、被上诉人邯台公司有权处分涉案房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不能确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房产转让的基础，是民事调解书；上诉人与高晓华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按照民事调解书第四条出具的书面指定函。被上诉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在出具指定函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适用该规定，不能认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2、《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非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据此规定认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3、被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故意混清客观事实，无视邯郸市(2017)冀04民终5923号民事裁定认定的法律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主观臆断的认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请求确认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答辩称，高晓华、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签订的2007年1月29日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和平路西南角2号楼2幢3-7层1699.44平方米房屋买卖契约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1月11日原告邯台公司与被告邯房公司签订《售楼协议》，被告邯房公司将位于邯郸市，占地面积1290.10平方米办公大楼六层及地下室总面积为3829.56平方米的办公楼出售给原告邯台公司，总价款为1310万元。2004年12月22日原告邯台公司与邯房公司又签订《售楼补充协议》，“双方对总价款1310万元及原告已付给被告邯房公司办公楼款200万元认可外，将邯台公司应予2004年11月30日前付清余款，变更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邯台公司再付给邯房公司200万元，以此时顺延60天内被告邯房公司改制完成，邯台公司再付给被告邯房公司400万元，邯房公司负责把办公楼过户手续办妥给邯台公司，所有过户费用由邯台公司承担，待邯房公司把土地、水电暖设备等过户手续全部办完给邯台公司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部付清邯房公司余款”。在该两份售楼协议履行过程中，邯台公司与邯房公司发生争议并形成诉讼。2007年1月1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06）冀民一终字第9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1，邯房公司同意将自己拥有产权的位于邯郸市商的办公楼及土地按双方已签订协议的价格1310万元售予邯台公司；2，邯台公司于2004年11月、12月已付购房款400万元，该款至2006年12月31日已发生的银行利息为67.6万元，邯台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前从一楼门市已收取的房租数额为27.6万元，上述款项相抵顶后邯台公司再支付邯房公司870万元（910万-67.6万＋27.6万）；3，邯房公司于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将位于和平路241号办公楼的一、二层楼移交给邯台公司，楼上三层以上部分邯房公司于2007年5月1日前交还邯台公司；4，邯台公司于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应付购房款打入邯房公司指定账号，邯房公司于款到后一个月内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及土地过户手续至邯台公司指定的单位和个人名下（以邯台公司书面证明为准）。” 2007年1月17日原告邯台公司将现金60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票号00771584），金额20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票号01046305），金额50万元，及邯房公司代邯台公司付款转账20万元，共计870万元，交付邯郸市房产管理局。该局给原告出具了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书面证明，当日邯房公司给邯台公司开具了加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870万元的收据。2007年1月17日，邯房公司向邯郸市房产管理局提交《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关于办公楼买卖纠纷、调解出售的请示》显示：“2007年1月11日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将该办公楼出售给邯台公司。邯台公司将购房款全额打到我公司指定账户后办理过户手续。现邯台经贸有限公司已将款打到我公司指定账户，望准予将办公楼过户到邯台经贸有限公司指定的吴璋、高晓华、张秀法名下。” 2007年1月25日，邯台公司出函要求将公司购买的办公楼房产过户到张秀法、吴璋、高晓华名下。2007年1月29日由吴璋用高晓华名义与被告邯房公司签订了“买卖契约”，被告邯房公司自愿将座落邯山区和平路中华大街西南角2号楼3-7层营业办公楼，建筑面积1699.44平方米的房屋，以评估价175.892万元卖给被告高晓华，高晓华并未实际支付该笔175.892万元购房款。上述契约签订时，高晓华不在场，且未为邯台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高晓华于2007年2月13日领取了该3-7层房屋所有权证。 2016年11月22日，高晓华以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丢失为由在邯郸日报发布挂失声明该证件作废并申请补办了该证件。该办公楼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后，由被告邯房公司交付原告邯台公司占有、使用至今。 另查明，吴璋、高晓华于1997年1月1日登记结婚，2012年吴璋诉至本院，要求与高晓华离婚，本院作出（2012）丛民初字第567号民事判决，判决吴璋、高晓华离婚，但对于本案争议房屋并未作出处理。吴璋、高晓华对该判决均提出了上诉，2013年1月23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2）邯市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及本案争议房屋的租赁合同纠纷已由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7日作出（2008）邯山民初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主张租赁合同权利的原告主体系邯台公司，判决的租赁收益亦归原告邯台公司。 再查明，被告高晓华不是邯台公司的股东，亦非该公司的员工。2012年7月20日邯台公司股东吴璋、刘香莲讨论公司财产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由于公司于2012年6月得知高晓华违法将位于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和平西南2号楼2幢3-7层（1699.44平方米）登记到高晓华名下，公司决定向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写书面变更申请，要求变更到公司名下，同时向邯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房产所有权归公司所有”。邯台公司遂向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讼，后撤回起诉。2014年7月8日，邯台公司的股东刘香莲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叫刘香莲，是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股东，我于2012年6月得知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和平西南2号楼3-7层（1699.44平方米）登记到高晓华名下，我认为该行为损害了我的股东权益，我要求变更到公司名下，要求法院判决该房产所有权归公司所有。”该证明经河北省邯郸市诚信公证处予以公证，公证号为（2014）邯诚证民字第1161号。 又查明，2005年7月25日，邯台公司与高晓华签订《邯郸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转让协议》，约定：“1、转让方自愿把所购邯郸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的所属权、购买合同，以及其他资料转让给受让方高晓华。2、受让方高晓华自愿接受转让方所够邯郸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以及其他手续有关资料，从此受让方承担全部权利和义务。3、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还查明，2004年11月7日，高晓华转至邯房公司名下银行账户200万元，2004年11月11日，邯房公司将200万元退回高晓华账户，高晓华将该200万元转至吴璋名下银行账户。2004年11月16日，高晓华转至吴璋名下银行账户350万元。邯台公司举证高晓华所签收条、借条、金融机构转款凭证以证明高晓华自2001年至2006年通过现金以及金融转款方式从原告处取得借款2000余万，高晓华转至吴璋名下银行账户的款项数额远低于该款项数额。高晓华所谓的自己出资购买的诉争房产不真实，购房资金均来自吴璋以及原告公司，高晓华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为由不予质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从邯台公司与邯房公司签订的售楼协议、售楼补充协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冀民一终字第96号民事调解书、邯郸市房产管理局及被告邯房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收据来看，均印证了本案购房真实购房合意双方为邯台公司与邯房公司，该契约约定的175.892万元购房款高晓华并未实际履行。邯房公司与名为高晓华实为吴璋于2007年1月29日所签订的买卖契约，系由吴璋为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而与邯房公司所签，该协议并非高晓华本人签字，高晓华本人亦没有为邯台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吴璋在该契约上签字真实意思并非系邯台公司将该房屋确认给高晓华所有。高晓华辩称其为够买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但其提交的向邯台公司以及吴璋付款的银行转款凭证所载数额远远低于邯台公司提交的由高晓华签字的借条、收条以及银行转款凭证所载数额，且二人当时系夫妻关系，对此高晓华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从邯郸市房产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邯房公司向邯郸市房产管理局提交《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关于办公楼买卖纠纷、调解出售的请示》来看，实际付款方为邯台公司，故对于高晓华的该项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邯台公司于2004年11月11日与邯房公司签订售楼协议，2004年12月22日签订售楼补充协议后又于2005年7月25日与高晓华签订了《邯郸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邯台公司自愿把所购邯房公司办公楼所属权转让给受让方高晓华，高晓华辩称案涉房产的权利义务已经在2005年7月25日确认转移给了高晓华，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11日（2006）冀民一终字第9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第一条显示截至2007年，邯台公司、邯房公司签订调解协议之时，该房屋所有权尚归属于邯房公司。该转让协议与调解书内容相悖，邯台公司与高晓华签订协议将自己不拥有所有权的房屋转让给高晓华，于法无据，对于高晓华该项辩解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度。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吴璋以高晓华名义与邯房公司签订的契约协议价一栏为空白，评估价一栏为“1758920”，该契约签订双方未如实申报成交价格，评估价格亦远低于邯台公司与邯房公司约定的真实成交价格。本案实际交易双方为邯台公司与邯房公司，而非协议中的高晓华与邯房公司，高晓华亦未实际支付契约评估价款，且该成交价格亦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据此邯台公司要求确认本案争议协议无效，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涉及到该争议合同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据此，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判决：确认被告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被告高晓华于2007年1月29日签订的邯山区和平路中华大街西南角2号楼2栋3-7层建筑面积1699.44平方米房屋买卖契约无效。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买卖契约是被上诉人书面认可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吴璋本人代上诉人签订的。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璋代理上诉人高晓华签订买卖契约并将该2号楼3-7层的产权办理至上诉人高晓华名下。被上诉人出具的办理过户的书面证明完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不仅同意签订买卖契约受让该房产而且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办理相关产权变更手续。因此，二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买卖契约虽非高晓华亲自签署，但其事先知悉并同意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璋代其签署，事后认可并确认契约的签订结果。该事实可由上诉人高晓华亲自签名领取2号楼3-7层房产权属证书的相关证书可以证实，否则上诉人高晓华不会也不可能会同意领取因履行买卖契约而产生的房屋产权证书。而且庭审中上诉人高晓华已明确表示认可其代为签订的买卖契约并自愿承担相关法律后果。经上诉人同意而代表其签订契约人吴璋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本案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契约属履行职务行为，即代表被上诉人邯台公司同意将2号楼3-7层办理至上诉人高晓华名下，该事实也可由本案中由邯台公司向上诉人邯郸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证实；其二是上诉人高晓华当时的配偶，其代表上诉人高晓华签订契约显属法定的表见代理且高晓华也明确表示予以认可。本案中，高晓华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房产转让的基础，是民事调解书；二上诉人签订《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按照民事调解书第四条出具的书面指定函。被上诉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在出具指定函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非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据此规定认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见，最高院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排除了管理性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系行政管理性法律，该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自在规范房屋交易中的行政管理，而非禁止交易关系，在性质上属于管理型的禁止规范，非效力型的禁止规范。一审判决以违反此项规定为由，确定《2007年1月29日买卖契约》无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8)冀0403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均由被上诉人邯郸市邯台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聂洪文 审判员  潘新丽 审判员  谢 珂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赵鹏 书记员王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