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9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跃红，男，1970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克春，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青龙街道办事处庙儿山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杨中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耀，四川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冷中，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勋鸿，男，1966年2月17日出生，苗族，户籍地贵州省，现住贵州省。上诉人黄跃红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得公司）以及原审被告李勋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81民初1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跃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涉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从2014年6月16日开始计算至本金一千万元还清之日止。借条上的利息系李勋鸿2017年自愿添加的，在借贷双方并未特别约定利息计算时间，应按照出借之日起算利息符合客观实际。2、华利得公司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华利得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公章系对借款关系的认可，并具有债务加入的合意。公司作为拟制法人主体对外意思的表示就是盖章予以确认，公司应考虑到使用公章带来的后果，李勋鸿作为华利得公司副总且曾保管过公司公章，即使华利得公司公章管理不当其也应承担公章使用后产生的不利后果。借款款项是否用于红湖国际项目的举证责任应在华利得公司，一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错误。华利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正林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知道借条加盖公司公章的事实，期间还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安抚黄跃红。2017年华利得公司在做债务清理时已知晓上诉人有盖了公司公章的《借条》并申报债权，若华利得公司不认可该笔债务，甚至借条上的公章系李勋鸿擅自加盖而非公司行为，华利得公司应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3、无论从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来看，华利得公司与李勋鸿系共同借款人，形成共同借款的合议，公章真实性各方皆认可。公章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缔结合同的标志。盖章人系华利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保管公章的人所盖，加盖的部位在借款人，形成借款协议。4、上诉人为善意的出借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过错，无论李勋鸿是否超越代理权，其借款盖章追认行为皆为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借款时李勋鸿向上诉人出示了投资协议，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勋鸿作为代理人与即将成立的华利得公司共同借款，该投资协议甲方为冯正林，乙方为李勋鸿，而冯正林持有华利得公司的95%股权，且为法定代表人，协议内容为开发清镇市项目，华利得公司2013年10月成立，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2013年7月是借款发生时间，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勋鸿为华利得公司的发起人，这笔借款应当是华利得公司的借款。借款时李勋鸿向上诉人出示了委托书，因此上诉人相信李勋鸿是善意代表公司共同贷款。委托书是四川华利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利得公司）2013年4月28日授权李勋鸿洽谈清镇项目事项，冯正林持有四川华利得公司100%股权，持有华利得公司95%的股权，两公司为关联企业，因而上诉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四川华利得公司授权是华利得公司的授权，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借款是用作项目开发，李勋鸿也是华利得公司的发起人。从借款时李勋鸿的身份以及行为来看，该借款为共同借款，借款时华利得公司未成立，但李勋鸿以华利得公司发起人及负责人的名义代表公司开展活动，因而上诉人相信李勋鸿的行为足以代表华利得公司，否则不会在无抵押的状况下将巨额款项出借给自然人。借款发生后，华利得公司对李勋鸿的授权系对前述款项的认可。2015年华利得公司授权李勋鸿办理一切融资事项，2016年1月授权李勋鸿处理法院经济纠纷，2016年8月上诉人向华利得公司、李勋鸿催款，李勋鸿表示公司尽快安排，此时李勋鸿有权代表华利得公司处理融资事项，因而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华利得公司为共同借款人。2017年华利得公司被贵州亨特科华置业有限公司收购，上诉人应华利得公司要求申报债权，华利得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表明其对该债权的认可。5、华利得公司具有重大过错，应该偿还该笔贷款。公章管理混乱，其公章管理混乱的过错不应当由善意的第三人承担。2013年、2015年对李勋鸿的授权不明确、不严格，过于宽泛存在过错。对公章保管人员李勋鸿负有管理过错，扩大放任了李勋鸿的职务行为。6、公章的效力被否定于法无据，显失公平。无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对外经营活动除加盖公章外还需要相关人员签字。《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该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外，盖章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企业法人以行为人无权代表主张合同无效人民法院不支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是担保和投资，而本案是借款，因而华利得公司主张行为人无代理权，人民法院不支持。7、借款用途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不能改变借款的实质，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系借款人的违约，其违约不能由出借人承担不利后果，且款项的使用由借款人自行安排，出借人无权干涉。8、上诉人未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华利得公司不影响华利得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的法律地位。借款时华利得公司未成立，无法支付到其对公账户，成立后按照惯例支付给李勋鸿。华利得公司与李勋鸿系共同借款人，双方没有特别约定将款项支付给哪一个借款人，因而出借人有权选择向李勋鸿支付借款。9、2014年6月15日的借条应当定性为借款手续的完善，而不是在此时华利得公司的债务加入。借款发生在2013年7月，2014年6月是对前期借款的总汇。华利得公司成立后需要完善借据，双方核算后上诉人要求李勋鸿与华利得公司共同出具借条，李勋鸿代表华利得公司在借款人处签上华利得公司及李勋鸿字样，上诉人要求必须加盖公章，经华利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正林同意才安排公章管理人加盖公章，因而该借条不是公司成立后的债务加入，而是共同借款手续的完善，因而《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关于债务加入需要审查善意第三人的条件不适用于本案。华利得公司辩称，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是债务加入，补充上诉理由时称是共同借款人，两种说法互相矛盾。2、上诉状中债务加入的主张不成立，根据《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三条华利得公司没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金额是用于借条载明的用途，从事实来说借条上的印章是李勋鸿自行加盖，事后也没有得到华利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追认，上诉人称加盖公章是得到冯正林同意不属实，3、上诉人称冯正林知晓涉案借款并愿意以房抵债不属实。4、上诉人称华利得公司要求其去申报债权不属实，贵州亨特科华置业有限公司收购时间为去年而并非2017年，并且华利得公司也并未要求任何人去申报债权。5、共同借款不成立，第一笔借款发生的时候华利得公司并未成立，所借的款项没有进入到华利得公司的账户，也没有进入冯正林的账户，四川华利得公司也没有收到款项，借条上除了公章并没有其他公司人员或冯正林的签字。6、上诉人主张的李勋鸿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不成立，从投资协议内容来看，李勋鸿并不是华利得公司项目的发起人、投资人，其仅仅是提供投资服务。四川华利得公司出具委托书的委托权限是基于服务合同，并无对外融资的内容。第一笔借款发生的时候华利得公司能否成立尚不确定，李勋鸿的身份就是提供中介服务。2015年包含融资内容的委托书系在本案争议借款之后，2016年的委托书仅仅是处理法院案件，之后的委托书不能追及之前的行为。7、华利得公司不论是否有过错，在本案中都不应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8、根据《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一条并未规定只要是公司盖章就是公司行为，要求审查盖章的人是否具有授权，本案中李勋鸿没有获得授权。9、上诉人称将钱打给李勋鸿是惯例仅仅是上诉人单方称述，不符合实际。10、2014年6月15日借条不是对前期借款的汇总，在2014年6月15日之前发生的金额仅532万元，所以借条不是汇总，对方所称出具借条是公司成立后完善票据不属实。本案中李勋鸿与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华利得公司的合法权益，出具借条的金额不到一千万元，出具借条之后又以现金支付高达几百万，出具借条的用途也不属实，在债务清理期间，李勋鸿也擅自添加利息，华利得公司认为是李勋鸿利用其管理印章的便利与上诉人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华利得公司对该笔借款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及赔偿损失责任，请求驳回对华利得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李勋鸿述称，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李勋鸿给冯正林的红湖国际项目做前期工作，公司成立以后涉及到土地摘牌，冯正林让我去借钱，总共借了2500万元，冯正林称待银行贷款后就偿还，由于其在老家债务过多以及房地产不景气，导致红湖国际项目并未开发，中途涉及民间债务，债权人来公司找过，冯正林认可并且在2015年清镇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收购此项目时，冯正林通知债权人来公司确认债权，公司以房抵债还本金，因清镇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没有收购，冯正林叫李勋鸿通知七八家债权人到宾馆确认债务，当场签订债务确认书。黄跃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二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二、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向原告以借款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利息以借款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从2014年6月16日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2日，利息共计1080万元）；（以上第一项和第二项诉求款项暂计：2080万元）三、依法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涉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冯正林、吴仕贵欲对清镇市塔峰路一块面积约为300亩的土地（即后期的红湖国际）进行房地产开发，冯正林、吴仕贵作为甲方，李勋鸿作为乙方，于2013年4月28日签订了《投资服务协议》，约定李勋鸿利用自身优势为甲方提供服务，并代表甲方与相关部门及厉害关系人进行联系、沟通、交流相关信息，最终促成甲方按其上述条件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及方式投资成功。双方还约定甲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5年内分期向乙方支付至少2000万元的服务费。后李勋鸿为冯正林、吴仕贵投资上述地产进行了相应的工作。土地摘牌有了相当的把握后，冯正林等注册成立了华利得公司开发此地块，项目命名为红湖国际。李勋鸿系华利得公司的工作人员，并负责保管该公司的公章。2013年4月28日的委托书载明“四川华利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委托人，李勋鸿、张昭文、刘宜永作为受委托人，该公司特委托上述三个受托人代表我公司洽谈竞买贵州省清镇市塔峰路南侧1-1、1-2、1-3号地块前期相关事宜”。四川华利得公司在该委托书上盖章。冯正林系四川华利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10月23日，华利得公司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冯正林。2014年6月15日的借条载明“本人李勋鸿(522525196602170038)向黄跃红(522502197005070610)借到现金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12个月（2014年6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到期还本；如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本金，本人自愿用名下所有资产进行抵偿，且承诺本人名下所有负债不论时间先后，必以本人所有资产优先偿还该笔借款。在该内容下有手写此款用于红湖国际项目费用。借款人：李勋鸿，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手写），2014年6月15日”。在借款人处盖有华利得公司印章，李勋鸿在自己的名字盖有手印。2013年10月6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04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77,金额为94万元;2014年3月7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04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88,金额为188万元;2014年4月4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04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88,金额为100万元;2014年7月23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号55×××65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88,金额为100万元;2014年7月30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21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88,金额为10万元;2014年8月5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04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88,金额为138万元;2014年8月5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号55×××65转账到李勋鸿账号62×××88,金额为50万元;合计转账金额680万元。2014年的4月3日、6月19日、7月6日、8月1日、8月4日、8月11日，李勋鸿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本人李勋鸿收到出借人黄跃红所借的借款款项（收现金）150万元、10万元、10万元、50万元、20万元、80万。2014年6月19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21取款10万元；2014年7月6日，黄跃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21取款10万元；2014年4月3日，张明通过中国信合取款150万元；2014年8月1日，张明通过贵州信合取款50万元；2014年8月4日，张明通过贵州信合取款20万元；2014年8月11日，案外人张明通过贵州信合取款82万元；合计取款金额322万元。2015年，华利得公司向李勋鸿出具一份《委托授权书》，内容为“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李勋鸿，身份证号为522525196602170038办理融资有关事宜。被委托人李勋鸿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承认，由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本人承担。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冯正林。2015年/月/日（未填写月日）”。该委托书上有华利得公司盖章。2016年8月25日，原告向华利得公司、李勋鸿发出催款函载明“你方所欠的借款本金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小写1000万元整及相应利息到期后一直未予归还，现特向你方催告请及时归还”。在该催款函上注明“已收到，我会告知公司及时归还。李勋鸿，2016年8月27日”。另查，1、原告在庭审中认可1000万元的借条是多张借条结算后，并在砍断利息后形成的借条。李勋鸿向原告借款时是代表其老板（冯正林）所借，该款用于红湖国际的项目。1000万元的借条是在其与李勋鸿、冯正林等人进行协调下签订的。2、李勋鸿认可1000万元是在华利得公司成立前借的，该笔借款是几次累计向原告所借。3、原告与李勋鸿自认在清镇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欲收购华利得公司的红湖国际项目，并向清镇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报备债权时，李勋鸿在借款单上添加“月息5%”的文字。原告认可“月息5%”是2017年11月后添加的。李勋鸿认可是约2017年8月添加的。4、华利得公司认可借条上的公司盖章是真实的。5、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对冯正林进行了调查，冯正林认可李勋鸿系华利得公司的员工，其认识李勋鸿的时间是2013年4月左右，成立华利得公司的前期系李勋鸿在做前期准备工作。公司成立后，其就把公章交给李勋鸿进行保管。华利得公司有公章管理制度。李勋鸿向原告所借的款项没有用于红湖国际的项目。李勋鸿在华利得公司上班至2015年12月后就离开该公司了。6、2015年，华利得公司取得开发清镇市红塔社区（现红湖国际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证。7、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依法到中国工商银行清镇云岭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清镇支行调取2014年7月23日至2015年7月10日之间，李勋鸿个人账户的走账流水明细。经核实上述银行流水明细，发现李勋鸿的个人账户中没有相关款项打到华利得公司的账户中。本院依法通知李勋鸿前来核实上述情况，其称没有通过银行账户向华利得公司转过款。其借款用于红湖国际项目，是以交付现金的方式提供给华利得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华利得公司是否应对1000万元借款承担偿还义务。本案中，原告根据借条主张1000万元债权，李勋鸿也认可收到原告提供的借款。可以得出，原告与李勋鸿之间具有借贷合意，且双方对提供借款的事实没有争议，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与李勋鸿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李勋鸿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内容，双方对借款期限已有约定即2014年6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现借款期限已到，李勋鸿未向原告偿还该笔借款，故原告有权主张李勋鸿偿还该笔借款。至于借条上“月息5%”的内容是原告与李勋鸿协商后添加上去的，这可视为原告与李勋鸿对利息进行了约定，因月5%利率的约定已明显超出法律规定，所以原告在本案中只主张月2%的利息。故对原告主张1000万元借款系有息借款，予以支持。至于该笔借款利息起始时间的问题，因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借条上月息5%是在2017年11月后经双方协商添加上去的，原告的自认比李勋鸿认可的还要推后，故本院从其自愿，酌情以原告自认的时间为准，即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借款利息至李勋鸿还清上述款项为止。关于华利得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1000万元借款的问题。首先，本案中，涉及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借款合意和借款的提供两个要件。原告主张华利得公司偿还其1000万元借款，原告就必须提供证据证实华利得公司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从原告所列举的证据来看，借条中载明的是李勋鸿本人向原告借款，转款凭证上载明的也是原告向李勋鸿个人账户进行转款，现金收条上也只是李勋鸿个人的签字。上述几份与本案有密切关联的证据，除了借条上有华利得公司的盖章外，其他均没有充分反映华利得公司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本案涉及的借款金额巨大，查明借款用途的事实是本案的关键，既然原告与李勋鸿均称上述借款系用于红湖国际项目的开发，原告与李勋鸿应举证证实。而本案中，均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述借款系用于红湖国际项目的开发。李勋鸿作为华利得公司的员工，其保管该公司的公章，其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是公司的行为，原告与李勋鸿均未举证证明。再次，从原告与李勋鸿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原告称1000万元的借条是多张借条结算后并砍断利息后形成的，李勋鸿称1000万元是在华利得公司成立前所借，但在庭审中原告与李勋鸿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相反从原告提供的转款凭证来看，在借条形成之前，原告向李勋鸿的转款仅为三笔，即2013年10月6日转款94万元，2014年3月7日转款188万元，2014年4月4日转款100万元。其余转款均发生在借条形成时间之后，这与原告及李勋鸿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原告主张华利得承担返还借款的义务，未完成自身的举证证明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请应予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李勋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跃红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跃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800元，由被告李勋鸿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跃红提交证据如下：1、四川华利得公司的公示信息（网络打印件），拟证明冯正林持有该公司100%股权，而冯正林持有华利得公司的95%股权，因而两公司为关联企业，借款发生时李勋鸿向出借人黄跃红出具2013年4月四川华利得公司对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借人有理由相信李勋鸿代表即将成立的华利得公司向其共同借款。华利得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证明四川华利得公司与华利得公司之前是关联公司。李勋鸿质证称不认可该证据。2、书面证人证言两份，购房合同三份，拟证明2015年10月黄跃红向华利得公司主张债权，与法定代表人冯正林达成协议以房抵债，冯正林安排华利得公司工作人员张宇欣经办此事，因特殊情况，黄跃红委托苏远忠代黄跃红签订购房合同，后因双方对利息计算未达成一致，因而该购房合同未加盖华利得公司公章。华利得公司质证称三性均不认可，两位证人所说的情况不符合客观情况，张宇欣自称是办公室工作人员，但却签订购房合同，购房合同中没有预售许可证号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当时有其他债务以房抵债，都是现场打印的合同且经公证，从来没有这种购房合同，本案的款项没有以房抵债的情形。李勋鸿质证称三性认可，所有以房抵债的合同都是张宇欣签订的。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华利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利息起算时间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黄跃红上诉主张华利得公司系涉案1000万元的借款人，但本案中黄跃红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华利得公司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1、1000万元的借条载明是李勋鸿本人向黄跃红借款，转款凭证载明黄跃红向李勋鸿个人账户进行转款，现金收条上也只有李勋鸿个人的签字，即除了2014年6月15日借条上加盖有华利得公司公章外，黄跃红主张的构成1000万元借款的各笔款项中均无法看出华利得公司系借款人。2、本案涉及的借款金额巨大，黄跃红与李勋鸿均称上述借款系经华利得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冯正林的同意且用于该公司红湖国际项目的开发，故对于借款用途这一积极事实应当由主张方即黄跃红与李勋鸿提供证据证明，尤其是在李勋鸿自认涉案所有款项均由其收到的情况下，李勋鸿既有责任也能够对款项用途进行举证。但一、二审中，李勋鸿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红湖国际项目，且一审中其陈述以现金方式陆续将涉案借款交给冯正林，二审则称涉案款项部分支付给评估公司，部分用于购买车辆，部分用于偿还借款利息，两次陈述相互矛盾，本院责令李勋鸿对其二审主张的涉案款项用途进行举证，但其仍未提交。3、黄跃红称1000万元的借条是多张借条结算并砍断利息后形成，李勋鸿称1000万元是在华利得公司成立前所借，但从黄跃红提供的转款凭证来看，在1000万元借条形成之前黄跃红向李勋鸿的转款仅为三笔，其余转款均发生在该借条形成之后，这与黄跃红及李勋鸿的陈述相互矛盾，且黄跃红、李勋鸿均不能作合理解释。4、黄跃红上诉主张冯正林通知债权人到华利得公司确认债权及以房抵债，并在二审中提交书面证人证言及购房合同予以佐证，但前述证据中的购房合同既未加盖华利得公司公章，亦无以物抵债的内容，房屋买受人亦非黄跃红，而出具书面证言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且其证言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黄跃红的前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二，虽然2014年6月15日的1000万元借条上加盖了华利得公司公章，但本案中李勋鸿曾持有华利得公司公章，而冯正林否认其授权李勋鸿借款1000万元，故黄跃红应当提交证据证实借条上的公章系经华利得公司授权加盖，但黄跃红一审提交的三份委托书中仅有2015年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有融资事项，而构成涉案1000万元借款中的各笔借款均发生在2014年以前。第三，公司加入债务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应当由公司机关进行决议，债权人应当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进行形式审查，在债权人未尽到前述必要审查义务时，债务加入不成立。本案中李勋鸿仅持有并无融资事项的投资服务协议及委托书，其明显不能代表华利得公司对外借款，黄跃红亦未尽到适当的审慎义务。综上，本院认定华利得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黄跃红上诉主张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4年6月16日，但黄跃红一审中自认“月息5%”系于2017年11月后添加，故一审判决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黄跃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800元，由黄跃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邱翠雪审判员 黄智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娜书记员刘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