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00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凯，男，197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为中，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序，女，197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宁，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饶国栋，男，1978年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宁，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世海，男，1983年8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南雄市。原审第三人：上海车拍档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351号2号楼A676-29室。法定代表人：饶国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宁，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凯为与被上诉人杨序、被上诉人饶国栋、被上诉人叶世海、原审第三人上海车拍档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拍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17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杨序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1.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前且履行完毕，而所谓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系无任何一方签名的空白合同，根本未生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为了换股重组才签订的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事实上双方从未达成任何换股重组协议。两份协议并不是一次性形成的，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前，是独立的有效合同，与杨序提供的未签字的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无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将两份不同法律关系的协议捆绑在一起，以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未能实现另一份换股重组协议而解除，无任何法律依据。即使各方存在换股重组的意向，也是第三人与宁波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的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并无关联，且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也未经A公司股东签字，根本无法形成换股重组的意思表示。2.杨序所主张的“解除合同”是为了掩盖违法行为的虚假诉讼。2015年9月8日杨序与饶国栋等二人伪造张凯签名，将张凯名下40%股权瓜分。直至张凯因杨序非法转让股权一事向宁波市鄞州法院起诉后，杨序才向张凯发函，要求解除已经履行完毕的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又与饶国栋等人编造“换股重组”的说辞，伪造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3.车拍档公司经营困难，股权价值极低，以一万元转让股权符合公司真实状况，该合同目的业已实现。2014年杨序为了车拍档公司经营找到张凯，利用张凯的人脉为车拍档公司拉拢资金，通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使张凯成为股东为公司融资，以解决运营危机。2014年9月30日后，张凯多次以借款形式向公司注入资金近200万元，以支撑公司运营，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愿已经实现，合情合理，符合商业习惯。一审法院认定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格式性文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第三人亦未提供反映第三人资产的证据，一审法院未考虑2014年上海车拍档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无视了张凯身为股东向公司注巨资的事实。一审法院按照经验法则认定案件，没有考虑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意。4.杨序从未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提出过异议，合同已履行完毕三年之久，直到2017年11月因张凯已向鄞州法院起诉，才向张凯发函要求解除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已过诉讼时效。5.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为空白合同，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字，仅有车拍档公司的骑缝章，该协议不成立，系杨序、饶国栋为本案诉讼所伪造。杨序将40%股权转让给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亦不合理，如若按照一审法院观点，应当是换股重组协议之后才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本案中杨序将40%股权转让给张凯后，才补签所谓“换股协议”不符合常理。在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宁波市鄞州法院案件的审理中，杨序、饶国栋也同样提供过该份证据，但提供的正文和附件二不配套，骑缝章也对不上。直到本案时才出现一份“附件一”表格。一审法院却以作为同一份文件，每页均盖有第三人印鉴，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此不符合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依法成立的认定规则。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事后补盖骑缝章不能作为合同生效的依据。6.根据合同相对性、独立性，每份合同有各自合同目的，体现不同的股权转让关系。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未能实现换股重组的目的，故可以解除，违背了前述原则。将已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未生效的“持股重组合同”捆绑，与法无据。上海车拍档与A公司三股东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杨序与张凯40%股权转让无关。而上海车拍档公司收购A公司100%股权是上海车拍档公司的义务，并非张凯的义务。一审判决为杨序非法转让股权的行为提供庇护，变相认定杨序伪造张凯签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被上诉人杨序辩称：一万元股权转让的对价张凯未支付过，股权重组的目的亦未实现。车拍档公司的经营状况从亏损到后来的上市，其股权真实价值不能仅以经营状况判断。一审判决正确，本案应维持原判。杨序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杨序与张凯、饶国栋、叶世海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杨序向张凯转让所持第三人车拍档公司40％股权的相关内容已于2017年11月解除；2、立即解除杨序与张凯、饶国栋、叶世海于2014年10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第三人原名上海B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12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杨序（95％股权），叶世海（5％股权）。2013年12月30日，第三人出资成立上海C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持有100％股权。2014年3月13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610万元。A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成立于2014年1月13日，股东登记为张凯（50％股权）、饶国栋之妻郭某（25％股权）、杨序之夫濮某（25％股权）。2016年1月6日，郭某与张凯签订协议，约定郭某将A公司25％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张凯。当日，A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1、同意杨序的入股申请；2、同意濮某25％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杨序，郭某将25％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张凯；3、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为张凯75％、杨序25％。2016年1月22日，A公司增资至151万元，股东工商变更登记为张凯49.67％、杨序50.33％。（二）2014年9月30日，杨序、叶世海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张凯、饶国栋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第三人注册资本100万元，杨序出资95万元（95％股权），叶世海出资5万元（5％股权）。杨序将40％股权作价1万元转让给张凯、将37.46％股权作价0.50万元转让给饶国栋；叶世海将5％股权作价0.10万元转让给饶国栋。转让后，杨序持有第三人17.54％股权，张凯持有第三人40％股权，饶国栋持有第三人42.46％股权。2014年10月9日，杨序、三名被上诉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鉴于1、杨序与饶国栋于2011共同投资第三人并设定各自投资比例为30％和70％，以第三人作为载体从事汽车后市场的投资和运营，但原工商登记事项一直未变更，原工商登记为杨序持股95％，饶国栋持股5％。2、……鉴于第三人实际运营过程中，各股东的实际投资额未按照约定的持股比例进行出资，杨序、叶世海、饶国栋同意根据各自实际投资的金额确定持股比例。实际投资额根据本协议附件《各方股东投资和主要债务清单》予以确认。3、2014年，张凯和杨序分别投资了宁波市场并由杨序运营，建立了4家汽车服务的直营店（宏通苑店、东陆路店、靓车饰店、庄市店），经各方同意，张凯和杨序对宁波市场的全部投资与第三人股东之间通过互相换股的方式进行重组，换股后杨序、张凯、饶国栋对第三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杨序17.54％、张凯40％、被告饶国栋42.46％，同时第三人持有A公司100％股权。就本附件案外人饶某项下的投资由饶国栋负责解决，具体不再体现在本协议中。为此基于上述约定，各方同意签订本协议，约定如下：一、第三人股东会已经同意杨序和叶世海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转让相应的股权给张凯、饶国栋。转让后，各股东对第三人的持股比例为：杨序17.54％、张凯40％、饶国栋42.46％，叶世海不再持有股权。本协议生效后，本次股权转让即生效。二、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根据持股比例享有整个集团公司的股东权益，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对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也一并延续由第三人承担。三、本次股权转让各方以换股方式进行，各方均无须支付任何转让款项。四、本协议签订后，第三人需进行重组，重组事项包括：1、完成股东的工商变更手续，各方负责配合；2、股东会和董事会均由3名股东构成；3、完成第三人对A公司的股权收购；4、完成公司系统、人员、业务、组织构架等的统一和重组。五、股权转让完成后，由杨序和饶国栋负责分工日常运营，张凯负责委派财务和协助融资，其余事项各方按照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进行运作。……九、本协议为各方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如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另外备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如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该份协议的附件一为“股东投资和主要债务清单”，附件二为“整体组织架构图”：上海B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上海C有限公司100％股权、A公司100％股权；上海C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银都店60％股权、番禺店60％股权、顾戴店100％股权（托管中）、中山北一路店100％股权（托管中）、行知路店50％股权（清算中）；A公司分别持有东裕店100％股权、宏通苑店100％股权、庄市店75％股权、钟公庙店60％股权。附件二的落款处由杨序、叶世海、张凯、饶国栋分别签名。2014年10月17日，第三人的登记股东由杨序、叶世海变更为杨序、张凯、饶国栋。2015年9月10日，第三人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资至300万元；登记股东由杨序、张凯、饶国栋变更为杨序、饶国栋、案外人饶某。2016年1月25日，第三人登记股东变更为饶国栋、案外人饶某。同年6月7日，第三人增资至323.9741万元，新增股东龚某、沈某、戴某等。2017年5月16日，第三人企业类型由原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为饶国栋、案外人饶某、上海XX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XX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戴某、上海D有限公司、龚某、XX（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某。2017年11月10日，杨序向张凯邮寄发送一份“合同解除通知书”，认为张凯已经构成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违约，当时的股权转让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故发函立即解除杨序与张凯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该份协议约定，杨序将第三人40％股权作价1万元转让给张凯，将第三人37.46％股权作价0.50万元转让给饶国栋，叶世海将第三人5％股权作价0.10万元转让给饶国栋、从第三人的资产情况来看，以上作价款没有体现对价。况且，按照经验法则，从该份协议的行文内容来看，仅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格式性文件。其次，关于2014年10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争议。涉案协议附件有三名被上诉人、张凯的各自签名，该附件内容对于第三人整体组织架构的描述与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退一步来说，即使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由于各方未签字而未生效，至少反映了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背景、基础。即至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各方达到附件二所记载的第三人整体组织构架图的设想而签订，即第三人持有A公司100％股权，第三人的持股结构为：杨序17.54％、张凯40％、饶国栋42.46％。再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名真实与否，不是判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的唯一依据。因为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在设立公司、转让股权中的代办情形，大量的公司设立文件、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是发起人、股东签名，而是由其他人代签后用于工商登记备案，但实际确实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张凯以某份单独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东会决议来据此否定股权转让行为的真实有效，而不是从整体进行考量，系一叶障目，一审法院不予认同。最后，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履行完毕、能否解除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从涉案有杨序、三名被上诉人签名的附件二（整体组织架构图）来看，要达到这一构架，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股权变更。从各方当事人履行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来看，正是落实这一构架。故张凯对于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的抗辩意见，是单独将此份协议拿出来，割裂了各方当事人整体的换股重组的意图。由于该意图的最终实现是需要一系列合同以及股东会决议等文本的订立。换言之，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各方当事人实现换股重组合同目的的一个环节。由此，2014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还没有完成，依法能够解除。杨序发函解除，行使法定解除权，张凯未按照法律规定在三个月内提起异议诉讼。非解除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异议权，异议权丧失，合同无争议地解除。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第三人数次变更股东，又进行增资，企业性质亦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此公司已非彼公司。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杨序与张凯、饶国栋、叶世海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杨序向张凯转让所持第三人上海车拍档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上海B有限公司）40％股权的内容已于2017年11月解除；二、杨序与张凯、饶国栋、叶世海于2014年10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予以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张凯负担。二审中，张凯提交如下证据：鄞州法院（2017）浙0212民初13372号民事判决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经司法鉴定，饶国栋、饶某与案外人杨序伪造张凯签名，制作了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被上诉人质证称：张凯和杨序存在表兄妹关系，杨序对张凯的签名文件没有怀疑直接做了工商备案，饶国栋误以为张凯履行了回转股权承诺，故于2016年1月将持有的A公司25%股权无偿转让给张凯。民间借贷案件与本案无关。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的真实对价是换股重组，不是所谓的1万元。经本院审查，鄞州法院（2017）浙0212民初13372号民事判决确认：备案于上海市工商局的2015年9月8日以张凯名义与杨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司法鉴定意见书2015年9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签名非张凯本人签署。另，民间借贷案件所涉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当事人各方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2014年9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可被确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独立合同并脱离其他合同而单独生效？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凯主张杨序等存在非法转让张凯40%车拍档股权的行为及杨序等人伪造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应予举证。鄞州法院（2017）浙0212民初13372号民事判决仅确认备案于上海市工商局的2015年9月8日以张凯名义与杨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不能因此得出杨序系非法转让张凯股权的结论。而2014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各方当事人签名于附件二，但是如按照张凯的理解，即应在股权转让协议正文的末尾签名的话，则附件二“整体组织架构”部分就完全没有必要在底部特别注明甲乙丙丁四方并签名署期。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签名系针对2014年10月9日整体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其内容符合当事人各方之间的资本运作真实意图，形式上又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本院对一审法院的认定予以认同。另，按照当事人之间的资本运作安排及其先后签署的相互关联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行为的真实目的分析，对当事人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发生争议的时间节点进行审查，杨序的起诉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但一审法院认定三个月内张凯未提起异议诉讼，张凯的合同解除异议权丧失，合同无争议地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同时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应予删除。案涉协议系因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凯的上诉主张，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