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再264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姜华斌，男，199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宝安，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鹏，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松岗东方综合批发市场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东方村东方大道东方综合批发市场。法定代表人：贾海丰。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优健，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张伟娟，女，195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申诉人姜华斌因与被申诉人松岗东方综合批发市场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下称东方公司）、一审第三人张伟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95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29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9)粤民抗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朱广山、李昱出庭，申诉人姜华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宝安、被申诉人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张伟娟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东方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伟娟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支付委托书》、《收款确认书》是否对东方公司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六十二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虽然案涉《借款合同》、《贷款支付委托书》、《收款确认书》等协议上东方公司的印章与其在公安部门备案公章不一致，东方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否认曾向姜华斌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但张伟娟的签名是真实的，张伟娟时任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且是以东方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合同。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活动常常通过法定代表人来实施，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往往代表了公司的行为，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相对人应当对公章真假产生怀疑，还要求相对人审查公章与备案公章是否一致，已然超出了合理审查范围。姜华斌基于对张伟娟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签订上述协议，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虽然姜华斌将涉案款项转入张伟娟个人账户而非东方公司账户，但该转账行为系以东方公司名义出具的《贷款支付委托书》这种职务行为约定的内容，张伟娟向案外人易文通支付涉案借款利息等款项，但该还款行为亦为姜华斌所认可，系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能据此认定姜华斌存在过错，且东方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姜华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张伟娟签订案涉协议属于超越权限为本人借款或者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东方公司合法权益，姜华斌主观上构成善意，故张伟娟代表东方公司签订案涉协议的行为有效，其法律后果应当由东方公司承担；若确定法定代表人张伟娟对此有过错，东方公司可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向其追偿，但不能据此对抗善意相对人姜华斌。综上所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953号民事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姜华斌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称，根据（2018）粤03民终8729号民事判决，东方公司总共还款475万元，其中66万元为本案所涉借款2015年4月22日前的利息。本案所涉借款本金及其余时段的利息均未偿还。东方公司辩称，东方公司是由香港晴晖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晴晖公司）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晴晖公司是东方公司唯一的股东。晴晖公司的两个股东是陈三河（持有51%股权）和张伟明(持有49%股权)。晴晖公司委派张伟明的姐姐张伟娟担任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伟娟还在张伟明自己投资开办的深圳市聚德丰投资有限公司（张伟明持有100%股权，下称“聚德丰公司”）担任总经理。2015年8月21日，晴晖公司的两个股东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蔡炳育，并在8月26日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在股权转让时，已披露的东方公司债务中，不存在本案的300万元债务。其后，东方公司、晴晖公司被卷入多起诉讼，全部都是未披露的债务或者担保，共同特点是：担保是张伟娟以东方公司名义为其女儿李琳、张伟明以及聚德丰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债务是以东方公司作为借款人，由张伟娟、张伟明收取的借款。相关担保或借款案件的债务涉及金额超过数亿元。债权人都主张张伟娟使用假公章构成表见代理，债权人是善意的，不存在恶意。法院对上述案件详细审理后，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张伟娟使用假公章假冒东方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或担保合同的行为，系张伟娟的个人行为，相对人也并非善意第三人，部分案件经审理后发现存在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甚至发现案件原告与张伟娟恶意串通，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已经终审判决的案件中，法院都没判决东方公司承担还款或者承担担保责任。东方公司结合其它已生效的判决，对本案答辩认为：（一）张伟娟作为东方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使用假公章假借东方公司的名义签订借款合同，用个人账户收取涉案款项的行为，是张伟娟的个人违法犯罪行为，董事会没有同意法定代表人对外借款，股东也不知情，所借款项也没有归公司使用，东方公司对借款发生的事实毫不知情，收款及还款与东方公司无关，对东方公司无约束力。张伟娟已转账支付给易文通475万元，但其书面表示为支付315万元，是归还借款及利息。易鹏辉在另案的起诉及姜华斌在本案中起诉均请求归还本金，主张张伟娟归还的是利息，但数额与约定的利息不符，姜华斌在银行流水证据面前仍然作虚假陈述，张伟娟在支付了475万元后只承认支付315万元，是为了配合姜华斌只收取了利息的说法，说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在本案再审庭审中，姜华斌又称475万元大部分抵扣了（2018）粤03民终8729号案中的借款，是信口雌黄。（二）已生效的（2018）粤03民终8729号案件（易鹏辉起诉东方公司借款300万元），已查明该案原告易鹏辉与本案原告姜华斌是职业放贷人，姜华斌在（2018）粤03民终8729号案件中隐瞒事实，向法院作出虚假陈述，并非善意第三人。易鹏辉与姜华斌涉及其他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几十起（没有起诉的有多少则不得而知），（2018）粤03民终8729号案易鹏辉出借款项300万元，实际出借人是姜华斌。易鹏辉与姜华斌作为借款主体都由易文通（易鹏辉的父亲）收取本金及利息。该案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7年易鹏辉在深圳各法院作为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多达十四宗，2015年至2018年姜华斌在深圳各法院作为原告起诉的借款合同或民间借贷案件多达十六宗，二审法院依法认定易鹏辉与姜华斌明显系职业放贷人。因姜华斌系职业放贷人，其对张伟娟、张伟明未经东方公司董事会及晴晖公司股东会同意，超越权限签署借款协议的事实应当是清楚的，姜华斌明知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借款至少应当获得股东同意，否则将损害到股东的权益，特别是名义上是借款给东方公司，但是款项却没有支付到东方公司账户，明知这样会损害到东方公司股东的利益，很明显，姜华斌在没有获得东方公司唯一股东晴晖公司同意或者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东方公司借款时，明知张伟娟超越权限而接受张伟娟出具的《借款合同》，毫无善意可言。因此，姜华斌与东方公司订立具有合同性质的《借款合同》，是明知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张伟娟出具的《借款合同》无效，对东方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在（2016）粤0391民初857号、（2019）粤03民终1861号、（2017）粤03民终18193、18194、18195号、（2017）粤03民终18197号、（2018）粤03民终16692号案的判决或裁定(已提供给法院)，也均已查明张伟娟与他人串通侵害东方公司的事实。东方公司认为，本案与涉及东方公司借款或担保的其它案件，尤其是易鹏辉案，具有无法分割的关系，所有案件都是在东方公司股权变更后出现的未披露债务，且部分案件存在虚假陈述，甚至虚假诉讼的情形，如果仅局限于表面证据，机械适用法律，不考虑借款的流向，不考虑借款是否被东方公司所用，不考虑东方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不考虑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很明显，将会使不属于东方公司的债务认定为东方公司的债务，而对于涉嫌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诉讼参与人却得不到任何惩罚，接收款项的张伟娟和张伟明还因免除还款责任获得巨大利益。出借人明知张伟娟无权对外借款而与其签订合同，姜华斌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的善意第三人，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方面看，合同也是无效的，对东方公司没有约束力。姜华斌与易鹏辉，隐瞒真实情况，隐瞒其职业放贷人的身份，在终审判决后不惜浪费司法资源，向检察机关虚假陈述，是检察机关抗诉的根本原因，检察院抗诉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姜华斌的款项直接被张伟娟所收取，姜华斌可以向张伟娟主张赔偿责任。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对张伟娟收取的姜华斌所出借的300万元款项，东方公司是否具有偿还义务的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一、关于本案借款合同关系承责主体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张伟娟在本案中的借款行为是否代表东方公司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2014年5月22日案涉借款行为发生时，张伟娟任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以东方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张伟娟在《借款合同》、《贷款支付委托书》、《收款确认书》上签名并加盖东方公司的公章，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原则上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关于张伟娟的借款行为是否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经查，东方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第十四条规定“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该章程并无明确法定代表人的具体职责。本案虽经鉴定张伟娟使用的公章与东方公司备案公章不符，但并不足以否定其作为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东方公司以张伟娟未经董事会授权、加盖的是假章、用个人账户收取案涉款项、所借款项也没有归公司使用为由，主张张伟娟以公司名义向姜华斌借款超越其法定代表人的职权，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再次，关于姜华斌是否为善意相对人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没有证据表明姜华斌应当对张伟娟使用的公章产生合理的怀疑，如要求相对人审查公章与备案公章是否一致，已超出了合理审查的范围。二审判决认定姜华斌并非善意相对人，依据尚不够充分。关于姜华斌是否存在与张伟娟恶意串通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应进一步查明。综上分析,二审认定东方公司对姜华斌出300万元借款无需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二、关于姜华斌是否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对于东方公司在答辩中提出姜华斌已在另案中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应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并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准确作出认定。三、关于本案还款数额的认定问题。虽然姜华斌及东方公司均确认张伟娟有通过易文通的账户还款475万元的事实，但因该还款涉及另案借款合同纠纷的还款事实，故应进一步查明，以准确认定在本案借款中的欠款数额。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953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松民初字第106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赖尚斌审判员 王 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