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2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峰，男，196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国元，男，196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无棣县。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爱国，滨州经济开发胜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之杰，男，196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上诉人李建峰、上诉人马国元因与被上诉人宋之杰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建峰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上诉人李建峰是被上诉人宋之杰和上诉人马国元的生意介绍人，虽然宋之杰在与马国元签订《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时，要求上诉人李建峰也签了字，但上诉人李建峰只是起到介绍和证明的作用，这一事实，宋之杰和马国元是明知的。上诉人李建峰不具备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基本条件，上诉人李建峰并不是马国元的土地承包合伙人，更不懂得种子经营，上诉人李建峰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家里能够种植的承包耕地只有不足2亩，一袋高粱种子就能满足当年的高粱种植，不可能购买上千袋的高粱种子。《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虽然签订但并未实际履行。上诉人李建峰并未收到被上诉人宋之杰任何品种、型号的高粱种子，也未给被上诉人宋之杰出具任何收货凭证。《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仅有一份由被上诉人宋之杰持有，签订协议时协议书的下方没有任何内容的文字记载。之后被上诉人宋之杰在此协议书下方空白处自己添加了内容，被上诉人宋之杰填写的文字既不是上诉人李建峰书写，也未经上诉人李建峰事后确认，故该添加的内容对上诉人李建峰不具证明和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不属于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范畴，而一审法院把被上诉人宋之杰一审主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上诉人，让上诉人承担了所谓“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是明显错误的。马国元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上诉人马国元经上诉人李建峰介绍与被上诉人宋之杰认识，并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宋之杰当时也要求李建峰签了字，但《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宋之杰并未给上诉人提供高粱种子，上诉人马国元也未给被上诉人宋之杰书写任何收条或欠条凭证。当时三人在签订《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时，正式协议书只有一份，内容是打印的，由被上诉人宋之杰保管，签订协议时协议书的下方没有任何内容的文字记载。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宋之杰承认，是后期被上诉人在此协议书下方空白处自己添加了内容。被上诉人宋之杰填写的文字既不是上诉人马国元书写，也未经上诉人马国元事后确认，更不是客观事实，因此被上诉人在合同条款之外添加的内容对上诉人不具约束力，上诉人也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赊高粱种子欠下43900元货款，就应当提供由上诉人书写的收货凭证或欠条，如果不能提供该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宋之杰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宋之杰通过上诉人李建峰认识的上诉人马国元，宋之杰赊销高粱种，李建峰和马国元两个人开着面包车到宋之杰家，第一次拉走1600袋，以后宋之杰又开车陆续送了大约700多斤，还有几十袋记不清数量了。关于收购协议中手写的字，是宋之杰写的，马国元说他不认识字，是马国元按的手印。按手印的是1600袋，其他的是宋之杰给马国元送去之后，马国元没按手印，宋之杰自己记录的。宋之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货款43900元及利息；2、诉讼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4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约定甲方（原告）向乙方（被告）提供高粱种子，由乙方负责种植，甲方负责回收高粱，种子20元/袋，在乙方交付高粱时扣除种子款，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种子并回收高粱，但回收的高粱不足以扣除种子款，扣除种子款后尚欠原告种子款43900元。后原告催要，被告拒付，故原告诉来法院。一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与被告存在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被告拖欠原告种子款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种子款项及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签订合同后并没有实际履行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马国元、李建峰作为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法庭在询问协议签订后原告方有没有向被告方提供种子及在什么地方种植时，被告李建峰采取“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等避重就轻、规避回答的方式，因此，被告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的主张符合逻辑，也符合当地快捷、简便的交易习惯，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建峰、马国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宋之杰货款43900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起诉之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8元，由被告李建峰、马国元负担。二审中，宋之杰提交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82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在另案中，法院已经支持由马国元偿还宋之杰的借款3万元及利息。上诉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不知道有这个案子，一审没有出庭，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的认定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委托种植农作物收购协议》被上诉人宋之杰是否实际履行供货义务。在民间交易中，在合同空白处填写供货收货内容经常可见。被上诉人宋之杰在向二上诉人首次供货1600袋种子后，在协议空白处自行添写供货数量，并由马国元摁手印，符合当地交易习惯。宋之杰在这之后向李建峰、马国元陆续供货时，仍自行添写供货数量，但次数多、每次的数量相比于首次少了很多，马国元虽未摁手印，但结合本案协议内容、交易数量以及交易习惯来看，亦应予以认定。马国元、李建峰作为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在一审被询问协议签订后甲方有没有向乙方提供种子及在什么地方种植时，李建峰采取“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等避重就轻、规避回答的方式。二审中两上诉人亦同样未对案涉协议签订、高粱种植等事实作出正面陈述。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6元，由上诉人李建峰和上诉人马国元分别负担8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海永审判员  方月伦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郭芙书记员崔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