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5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斌，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洪刚，男，1977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乳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慧娟，山东维士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兰，山东维士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洪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7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无需向郑洪刚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的工资10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无需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48928.85元；3.请求依法判令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无需向郑洪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4.郑洪刚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未能查明本案全部事实的情况下判令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工资、双倍工资、赔偿金等并不合法。1、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9月起才开始建立，之前双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了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第一次向郑洪刚支付工资，结合该认定和实际履行情况可见，双方实际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7年9月，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7月。2、郑洪刚提交的《收入证明》并不是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系以“执行总经理”的身份聘请的郑洪刚，郑洪刚掌管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的公章，完全有条件自行加盖。公司向员工出具《收入证明》应当有合理的用处，本案中郑洪刚并未对《收入证明》的来源给出合理的解释。在仲裁庭审时，郑洪刚曾自认该收入证明系用于办理银行卡，庭后也未对该证明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解释。通过该事实并结合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发放工资的情况，可见该《收入证明》中记载的工资数额并非郑洪刚真实的收入情况。原审法院应当查明该《收入证明》的来源及用途，判断该证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原审法院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草率的采用该证据，并不合法。3、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聘用郑洪刚作为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将公司绝大多数日常经营权利交给郑洪刚，其中就包括人事管理。该事实在劳动仲裁庭审时郑洪刚已经自认，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也可以证明。郑洪刚作为公司人事项目的负责人，其本身负有与公司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职责。郑洪刚明知自身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在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次催促的情况下，仍未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显是故意为之，该结果系由其个人原因造成的。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郑洪刚因个人未履行义务造成的后果，应当由自个人承担。本案中，郑洪刚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其个人，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对此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支付双倍工资的责任。4、根据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账户工资发放情况明细可看见，郑洪刚在公司的基本工资为3500元，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已经按月发放。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郑洪刚支付的费用无论从发放时间还是数额来看，并不固定，该费用是郑洪刚在代表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对外办理业务时的必要支出，不应当认定为工资收入。5、证人李某某、康某的证言及银行账户明细并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根据当庭的调查可见，两人现均为济南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而郑洪刚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最大股东，证人康某还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两人与郑洪刚均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缺乏客观性。此外，两人在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处工作时，工作岗位与郑洪刚明显不同，其工资发放情况也并不相同。原审法院以不同岗位的工资推定郑洪刚的工资发放情况明显不合理。6、本案中郑洪刚系“个人原因”离开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处，郑洪刚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系其利用权力自行加盖的公章，并未经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同意。此外，通过该通知书记载的内容来看，双方已经于2018年2月1日结清工资并完成工作交接及离职手续，如果法院认可该证据，那双方也应属于协商解除，该证据并不能体现透明修公司存在违法解除的事实。二、原审判决判项自相矛盾，判决主文存在明显错误。原审判决书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自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判决透明修公司支付2017年8月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差额。两项判项明显矛盾。综上，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的上诉请求。郑洪刚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但存在一个笔误，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五行已经认定郑洪刚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7.28至2018.2.1，但判决书第七页误写为自2017.9至2018.2.1，但是误载不害真意，二审应根据实际情况纠正一审的疏漏。2.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如果不认可郑洪刚收入证明的合法性，真实性，应当在仲裁或者一审中申请鉴定，但是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放弃了相关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3、从郑洪刚提供的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话记录可以看出，郑洪刚主动要求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法定代表人拒绝签订，从通话记录可以看出，法定代表人认可实际向郑洪刚发放工资是1万元，从一审证人的银行流水及证言可以得到印证，且一审两位证人工资也是公司通过两个账户发放工资，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未与郑洪刚协商一致，系违法解除，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二审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纠正一审疏漏，驳回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的上诉请求。郑洪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郑洪刚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2.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拖欠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工资10000元；3.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差额72643元；4.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万元；5.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加班费16206元；6.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承担因诉讼引起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8日，郑洪刚入职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11月3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出具《收入证明》一份，载明郑洪刚自2017年7月28日入职，担任总经理职务，工资为10000元。2018年2月1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份，与郑洪刚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10月10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9月工资3500元、高耀支付6166元；2017年11月2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10月工资3500元、高耀支付7000元；2017年12月4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11月工资3500元、高耀支付2964元；以上工资合计26630元。郑洪刚主张2017年8月、12月份工资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已支付。证人李某某、康某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和高耀账户向李某某、康某支付工资。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未为郑洪刚缴纳社会保险费。2018年2月23日，郑洪刚向济南市历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1.请求依法确认郑洪刚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2.请求依法裁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拖欠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工资10000元；3.请求依法裁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差额72643元；4.请求依法裁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万元；5.请求依法裁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加班费16206元；6.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承担因仲裁引起的一切费用。该委经审理后，作出济历下劳人仲案[2018]099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自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00元；三、驳回郑洪刚的其他仲裁请求。郑洪刚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于2017年7月28日建立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主张显示郑洪刚2017年7月28日入职的《收入证明》系郑洪刚私自加盖的公司印章，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法确认双方于2017年7月28日建立劳动关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双方于2018年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对于郑洪刚请求依法确认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郑洪刚2018年1月1日至2月1日的工资已经发放，当事人提交的《收入证明》，能够证明郑洪刚月工资为10000元，故对于郑洪刚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拖欠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工资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郑洪刚2017年7月28日入职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2018年2月1日离职，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应自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主张高耀通过银行账户向郑洪刚支付的款项系由于公司业务上的往来，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郑洪刚2017年9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共发放工资26630元，郑洪刚2017年12月、2018年1月工资按照月工资10000元计算，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应向郑洪刚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6630元+10000元×2+（10000÷21.75）×5元=48928.85元。故对于郑洪刚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差额7264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郑洪刚要求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万元的诉讼请求，郑洪刚自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载明“我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称郑洪刚是自行离职，但是未提供离职申请、返岗通知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应当支付郑洪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00元×2=20000元，故对郑洪刚请求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郑洪刚请求依法判决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支付郑洪刚加班费16206元的诉讼请求，郑洪刚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该项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同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洪刚自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郑洪刚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的工资10000元；三、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郑洪刚支付自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48928.85元；四、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郑洪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五、驳回郑洪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郑洪刚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提交微信截图三份、总经理聘用合同书两份，证明郑洪刚入职前认可个人可承担人力资源的责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多次与郑洪刚商讨签订合同事宜，郑洪刚拒绝签订。郑洪刚质证称，“人力资源没问题”不能表明郑洪刚入职后承担人力资源的相关责任，更无法说明双方不签劳动合同系郑洪刚的原因，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发的聘用合同书后缀为.ink，无法打开，且发送时间是2017.11.12，无法证明郑洪刚拒绝签订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根据微信截屏显示，郑洪刚于2017年10月24日向高耀发送了总经理聘用合同书.docx,郑洪刚微信说“高总你看下合同吧”，高耀说“好，基本不用改”，郑洪刚微信说“那我打印出来吧”，高耀说“我打”，郑洪刚说“好的”，2017年11月12日高耀向郑洪刚发送了总经理聘用合同书-副本.lnk。之后双方没有关于对总经理聘用合同的其他微信聊天。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显示，郑洪刚已经向高耀提交了总经理聘用合同书，高耀陈述由其进行打印。故应由高耀将打印好的总经理聘用合同书交由郑洪刚进行签字，但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两份总经理聘用合同书均没有郑洪刚的签字，故本院认为郑洪刚与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没有签劳动合同责任在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另，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提供微信截屏一张，证明通过出纳王乃芹于2018年2月10日向郑洪刚支付5605元，当前状态显示朋友已收钱，转账说明显示工资已结。郑洪刚质证称该微信截屏原始载体中看不出是谁向郑洪刚转账，且转账说明工资已结系转账人自行备注，郑洪刚的工资为1万元，与5605元不符，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也存在代付货款的关系，因时间久远，郑洪刚也不清楚该款项是什么名目。本院认为，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时间为郑洪刚离职之后，转账说明显示工资已结，郑洪刚虽不认可工资已经结清，但足以证实郑洪刚收到工资5605元。证人张某某、张某某未到庭，对其书面证言本院不予采信。高耀与李某某通话录音、两份员工离职申请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之间因劳动关系的解除产生的争议，系劳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2017年11月3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出具《收入证明》一份，载明郑洪刚自2017年7月28日入职，担任总经理职务，工资为10000元。2018年2月1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份，与郑洪刚解除劳动关系。另郑洪刚的工资流水显示，2017年10月10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9月工资3500元、高耀支付6166元；2017年11月2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10月工资3500元、高耀支付7000元；2017年12月4日，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支付2017年11月工资3500元、高耀支付2964元。郑洪刚认可2017年8月、12月份工资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已支付。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郑洪刚月工资为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与郑洪刚自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项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因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向郑洪刚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公司决定与郑洪刚解除劳动关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未能证实公司有权解除与郑洪刚的劳动关系，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主张无需支付郑洪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透明修汽车服务公司已于2018年2月10日向郑洪刚支付工资5605元，应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700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二、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70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三、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洪刚自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四、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郑洪刚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工资差额4395元；五、驳回郑洪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济南透明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 梅审 判 员  曹 强审 判 员  许海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秋月书 记 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