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建平，男，198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孝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4层411。法定代表人：郭智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满，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建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批数据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4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建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陶建平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入职中农批数据公司前，该公司已经同意我的薪资要求，我签订劳动合同时也对合同内容与我的薪资要求不符提出异议，但中农批数据公司将录用审批单复印件及薪酬管理制度发送给我，并承诺我的年薪为24万元。我提出离职是因中农批数据公司未足额发放绩效工资并克扣我2019年3月的岗位工资，故其应当支付我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中农批数据公司、中农批（北京）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农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是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不同业务部门，其考勤、人事、薪酬等受总公司控制，一审法院忽略了证人蔡某与我同部门同级别、廖某长期在中农数据工作的事实,对两人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关于绩效工资，中农批数据公司的企业性质决定其没有市场化的经营利润要求，故我在工作期间并无业绩考核之需，且我入职之初双方就年薪有明确约定。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中农批数据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陶建平的上诉请求。陶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陶建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500元；2、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陶建平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绩效工资151500元；3、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陶建平2019年3月份岗位工资10500元；4、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陶建平2019年3月餐费补助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5日，中农批数据公司（甲方）与陶建平（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合同于2017年12月25日生效，于2020年12月24日终止。试用期为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3月26日；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行业研究中心部门行业研究／价格指数分析岗位工作；月工资按甲方《薪酬管理制度》规定执行，实行绩效考核制……详细考核办法参见甲方《薪酬管理制度》。乙方在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按转正后工资的80％发放。乙方基本（岗位）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业绩考核情况核定。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无等内容。2019年3月16日，陶建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记载：现由于综合原因，我正式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将于2019年3月31日离职，请公司做好相应的安排，对接交接工作等。中农批数据公司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31日解除。关于陶建平2019年3月的工作情况，双方均坚持在本案前置劳动仲裁程序中的陈述及质证意见。仲裁审理中，陶建平称其工作至2019年3月29日，其中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在大连出差，2019年3月5日请事假，2019年3月6日、7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8日请事假，2019年3月11日至15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18日至22日请年假获批并休假，2019年3月25日至29日正常工作。中农批数据公司称陶建平2019年2月正常工作，2019年3月1日停止出差，并未在大连，2019年3月4日下午17时3分到公司一趟未正常工作，之后到公司办手续未提供劳动，另不认可陶建平于2019年3月18日至22日请年假获批。陶建平在仲裁阶段提交打卡记录，显示2019年3月6日、7日、12日、13日、15日、25日至27日均有8点左右、17点左右两次打卡记录。中农批数据公司不认可打卡记录的真实性，提交显示有“旷”、“迟”、“早”的考勤统计表（诉讼中亦提交该证据），但未提交2019年3月的原始打卡记录，也未提交2019年3月1日停止出差的证据。陶建平另在仲裁阶段提交《员工请假审批表》，证明请年假获批，中农批数据公司对该表真实性认可，表格中有部门负责人的审核与批准。在职期间，陶建平的月工资固定由基本工资和餐补组成，另有不固定发放的加班费及其他福利。基本工资在2018年12月之前为每月10000元，自2019年1月起调整为每月10500元，餐补原为每月500元，后调整为每月900元。中农批数据公司于每月10日左右发放陶建平上个自然月的工资。根据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陶建平在职期间工资明细汇总表》记载，陶建平2017年度绩效奖金应发2500元，2018年度绩效奖金应15365．14元，2019年3月应发工资2407．15元。陶建平对明细汇总表的真实性认可。陶建平主张，根据2017年12月25日入职，2017年上班一周，发放2500元绩效推算，每月绩效应为10000元，全年绩效工资12万元，全部年薪应为24万元，陶建平对其主张提交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名称为“中农批张艳红”，微信记录中附图片一张，图片内容为《录用审批表》，录用审批表记载：陶建平岗位为行业研究／价格指数分析，职级为总监级，薪酬标准为基本工资10000元／月，其他补贴按公司规定执行，年薪总额24万元，试用期薪酬标准为8000元／月，福利待遇按公司规定执行等内容。陶建平另提交经过公证的中农批数据公司《薪酬福利管理办法》，记载：公司薪酬一般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司龄工资、各项补贴构成。工资均以税前数值计算。岗位工资10000元对应的岗位为财总／副总经理。岗位工资占薪酬比例50％，绩效工资占薪酬比例50％。绩效工资按职级设定不同的比例，由个人岗位工资折算绩效工资上限，公司根据岗位职责、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职工的德能勤绩廉情况，计算个人实际绩效工资。绩效考核发放办法另行制定等内容。中农批数据公司对两份公证书的形式真实性均确认，认可张艳红曾是其公司员工，但因陶建平未提交《录用审批表》的原件，故不认可真实性，强调无论审批表真实与否，该表的制作日期都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具体约定已被劳动合同取代。而《薪酬福利管理办法》中规定了绩效工资按职级高低确定不同比例，绩效工资设定了上限，且需要进行考核，说明绩效工资的发放不是固定的数额。关于绩效工资的性质，陶建平认为就是属于应发工资的范畴，而中农批数据公司则认为绩效工资是对员工考核之后，发放的奖励性质收入。另外，陶建平为证明其工资收入情况，还向法院提交同事蔡某与中农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录用函及银行交易流水，以及证人廖某的证言。蔡某劳动合同中对于工资的约定为：乙方（即蔡某）基本（岗位）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业绩考核情况核定。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乙方月工资总额的40％纳入绩效考核工资等。录用函中记载：年度总薪酬标准为（税前）31．2万人民币，其中，年薪固定发放部分总额为18．72万元，分13个月发放，月度发放总额为14400元／月，年终绩效考核部分为12．28万元等内容。银行交易流水记载中农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向蔡某发放绩效129810元。中农批数据公司对蔡某的劳动合同、录用函及银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强调蔡某的劳动合同不是与其公司签订，其他公司怎样运作与其公司无关。廖某出庭作证称：我与中农批（北京）运营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被借调到中农批数据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是我对陶建平进行的面试。陶建平应聘的职位为行业分析岗位，最终商定的总年薪为到手24万元，分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但是没有与陶建平确定两者之间的比例，具体比例之后由人力部门再确定，再后由领导审批。陶建平的劳动合同由人力部门出面签订，具体的约定内容我不清楚。陶建平的录用审批表我签字了，之后还应该由总经理和董事长签字，但是他们签没签字，我不清楚。绩效需要进行考核，由中农批数据公司内部先进行考核，再上报总公司。陶建平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中农批数据公司则不认可证人所述，称证人与中农批（北京）运营有限公司目前有诉讼，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不是中农批数据公司的员工，不能证明中农批数据公司的事情，证人也表示绩效工资需要进行考核，是不固定的数额，需要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个人业绩进行发放，恰好说明陶建平主张绩效工资没有依据，证人没有看到总经理和董事长在录用审批单上签字，录用审批单是虚假证据，故陶建平按照录用审批单主张工资没有道理。因发生经济补偿等争议，陶建平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资差额151500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31500元、支付2019年3月工资10500元、支付2019年3月餐费补助900元。该案经审理，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2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3604号裁决书，裁决：一、中农批数据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陶建平2019年3月份工资和餐补差额8992．85元；二、驳回陶建平的其他仲裁请求。现陶建平不服上述裁决，起诉主张权利；中农批数据公司持辩称理由予以抗辩。一审法院认为：陶建平在2019年3月16日向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辞职申请》中，提出辞职的理由为“综合原因”。该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故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5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在职期间，陶建平的月工资固定由基本工资和餐补组成，另有不固定发放的加班费及其他福利。基本工资对应在《薪酬福利管理办法》中为岗位工资。经双方确认，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后期，陶建平调整后的基本工资为每月10500元、餐补900元，两者均系陶建平工资的固定组成部分，应当全部计入陶建平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的月工资标准。陶建平称其工作至2019年3月29日，其中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在大连出差，2019年3月5日请事假，2019年3月6日、7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8日请事假，2019年3月11日至15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18日至22日请年假获批并休假，2019年3月25日至29日正常工作。中农批数据公司虽称陶建平2019年3月1日停止出差未在大连，但对此未提交证据支持，故法院对陶建平于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4日出差工作的事实予以采信。仲裁阶段，陶建平就其主张提交了打卡记录，中农批数据公司虽然对打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但仅提交记载有“旷”、“迟”、“早”的考勤统计表予以反证，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陶建平的实际工作情况。依据仲裁阶段陶建平的陈述，法院对陶建平于2019年3月6日、7日、11日至15日、25日至29日期间正常工作的主张予以采信。陶建平在仲裁阶段出示了《员工请假审批表》，有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批准，故可以认定陶建平于2019年3月18日至22日期间休年假。综上，法院可以认定陶建平在2019年3月基本属于正常的出勤情况。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的月工资标准，支付陶建平工资。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陶建平在职期间工资明细汇总表》记载，陶建平2019年3月应发工资2407．15元，故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当按照基本工资加餐补，总计11400元的标准，补足陶建平2019年3月工资差额部分。故法院对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2019年3月岗位工资及餐费补助两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本案陶建平主张绩效工资性质的定性，系是否应由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绩效工资的前提。陶建平主张绩效工资属于应发工资的范畴，即年薪总额应为24万元，除按《录用审批表》中的记载，每月发放基本工资10000元之外，参照《录用审批表》及《薪酬福利管理办法》，另有50%的绩效工资应予发放。对此，陶建平提交的证据包括同事蔡某的劳动合同等，以及证人廖某的证言，并且认为根据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陶建平在职期间工资明细汇总表》记载，陶建平2017年度绩效奖金应发2500元，2017年陶建平实际在中农批数据公司工作一周，故可以推算每月绩效工资均为10000元。但是，与蔡某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并非中农批数据公司，且关于薪酬部分的约定，与陶建平的劳动合同内容不一致。廖某虽然作证称其面试陶建平，并商谈总年薪为24万元，但廖某的用人单位也并非中农批数据公司，且其对于后续如何签订《录用审批表》及陶建平与中农批数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如何对薪酬进行约定等事项，均不清楚，故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陶建平的主张。《录用审批表》中虽然记载陶建平年薪为24万元，但《薪酬福利管理办法》中对于绩效工资的规定为：绩效工资按职级设定不同的比例，由个人岗位工资折算绩效工资上限，公司根据岗位职责、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职工的德能勤绩廉情况，计算个人实际绩效工资。绩效考核发放办法另行制定。可见，陶建平主张年薪中的24万元包含50%的绩效工资，而绩效工资的实质是需要通过对劳动者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之后，予以核发的薪酬，50%的绩效工资比例为上限，并非中农批数据公司承诺必须全额发放的工资，故绩效工资的实质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考核之后发放的，具有奖励性质的薪酬，用人单位对此具有自主权。陶建平应对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全额发放绩效工资的主张提交证据，但是，陶建平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陶建平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绩效工资1515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陶建平2019年3月工资及餐补差额8992．85元；二、驳回陶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陶建平的证人宋某到庭陈述称，陶建平的《录用审批表》由其经办，中农批数据公司发放的绩效工资无需经过考核。中农批数据公司对宋某的证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陶建平提交的《录用审批表》照片显示其年薪总额为24万元，中农批数据公司对该份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即使中农批数据公司的工作人员向陶建平发送过该审批表照片，但审批表中的内容已被劳动合同取代，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书面劳动合同为准。因该份审批表中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并未注明日期，宋某的证言亦不能证明审批表是产生于双方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以后，并且陶建平未持有证明其年薪标准的证据原件，故陶建平仅以该份审批表的照片和复印件不足以对抗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的效力。与蔡某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并非系本案当事人，并且即使是相同的用人单位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与不同的劳动者就工资薪酬的发放作出有所区别的约定，故陶建平依据蔡某的劳动合同、录用函等证据主张其本人的绩效工资应为按月固定发放部分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予以驳回。陶建平与中农批数据公司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陶建平的基本（岗位）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绩效工资根据陶建平的业绩考核情况核定，并且约定详细考核办法参见中农批数据公司的《薪酬管理制度》。虽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薪酬管理制度》中，载明了不同职位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在薪酬中所占不同比例的明细表，其中岗位工资10000元对应的岗位为财总／副总经理，该职位的岗位工资占薪酬比例50％，绩效工资占薪酬比例50％，但上述工资薪酬的占比明细表亦在文字说明部分中载明，岗位工资按照所属岗位级别的比例每月发放，是公司和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的基数，绩效工资按职级设定不同的比例，由个人岗位工资折算绩效工资的上限，并根据岗位职责、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职工的德能勤绩廉情况，计算个人的实际绩效工资，故依据双方均认可的中农批数据公司的薪酬制度，陶建平绩效工资占其工资总额的上限为50%。陶建平依据上述《薪酬管理制度》主张其每月绩效工资均应占其月薪的50%，并且应当按月固定发放，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陶建平依据其仅有的一次2017年12月份的绩效奖金2500元，亦不足以主张其在职期间全部的绩效工资应为151500元，且其该项主张与双方之间书面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亦不吻合。综合上述情况，陶建平主张中农批数据公司减少其劳动报酬，其对此举证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陶建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驳回其绩效工资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陶建平2019年3月份的工资以及餐费补助，一审法院根据陶建平当月份的出差、出勤以及请假情况，核算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当向其补发当月工资差额8992．85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中农批数据公司存在克扣陶建平2019年3月份岗位工资及餐费补助的情形，但根据陶建平于2019年3月16日向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辞职申请》所载明的辞职理由，陶建平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315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陶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陶建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卜晓飞审 判 员 管元梓审 判 员 王丰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朱 芸书 记 员 陈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