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花，女，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勇，曲阳县恒州曙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永亮，男，197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跃辉，曲阳县城区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静，女，1978年7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跃辉，曲阳县城区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静花因与被上诉人杨永亮、苗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4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静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6万元及利息3.6万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之所以一审时上诉人陈述先后有误，是因为被上诉人污蔑上诉人与其有暧昧关系及胁迫才出具的借条，面对凭空编造的谎言和污水，导致上诉人过于激动，便失去理智，头脑发晕，才陈述有误。一审认为本案属于胁迫，无借贷事实，假定如此，被上诉人可以报警或要求撤销，但被上诉人反而在借条上写上抵押物，第二日提供村委会证明，二被上诉人多年经商，应该预见签订借据的法律后果，证人史某、李某得知一审结果后自愿作证证明被上诉人出借款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对借条真实性无异议，故而法院应结合各项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杨永亮、苗静辩称，双方之间无借贷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打条当日给付6万元现金，又称2013年给付5万元，上诉人所述自相矛盾，也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王静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被告尽快偿还我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36000元（2017年1月12日至2019年6月12日的利息）；2.要求被告支付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永亮、苗静系王静花前夫的姐姐姐夫，王静花称2017年1月12日杨永亮、苗静向其借款6万元，当时是以现金方式给付杨永亮、苗静，又称是2013年7月份借给杨永亮5万元，后一直未偿还本金，便于2017年1月12日打的新的借条，对此，杨永亮、苗静否认，称借条是被逼所打，王静花并未给杨永亮、苗静钱，该借条不能形成真实的借贷关系，且王静花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王静花称2017年1月12日以现金方式给付杨永亮、苗静借款6万元，又称该款项系2013年7月份所借的5万元的款项，是于2017年1月12日打的借条，对此，杨永亮、苗静否认，称王静花并未给付款项，且王静花诉称前后矛盾，又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故王静花要求杨永亮、苗静偿还借款本金6万元及相应利息，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静花要求杨永亮、苗静偿还借款本金6万元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及有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静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原告王静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静花提交其工商银行曲阳支行明细，用以证明2013年7月14日从银行支取现金7000元，加上自己手里的现金凑2万元，由王静花父亲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当时王静花需要花钱，让其从本村基金会支取其父亲存的3万元，一共5万元给了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史某、李某出庭，用以证明2014年夏天和王静花一同找过被上诉人要过钱，被上诉人当时认可债务。证人王某证称，我是王静花父亲，2013年王静花从我这拿了3万元，这钱是我从我们村代办所存着的，大概是2013年6月我自己取的这个钱，我自己没有留凭证，代办所有，现在代办所是否营业我不清楚，原来的负责人已经去世了；王静花从我这拿钱干什么刚开始我不知道，半年以后她才告诉我是别人用，我支钱后给了我女儿。证人史某证称，我和王静花是朋友关系，2014年夏天一个晚上王静花让我开车拉上她去找亲戚，说该她钱，具体欠钱内容我不清楚，从曲阳我的棋牌室拉她到大赵邱村欠她钱的人家，那男的说没钱，他媳妇和他父母都说等他挣钱以后再还，开车就几分钟到了，后来没跟着去过了，不知道这几个人叫什么，去要账的这家的位置记不清了。证人李某证称，我和王静花是朋友关系，不认识被上诉人，但我跟着上诉人去要钱时见过一次，2017年3、4月份一个上午，我和上诉人一起在曲阳北环吃饭，吃饭后王静花不会开车，提出让我开车送她去要账，欠钱的媳妇在曲阳南环瓷砖厂上班，我开车到了瓷砖厂，王静花打了个电话，他媳妇就从厂里出来了，我在旁边听见他媳妇说他挣钱有限，得慢慢还；我们一起吃饭的饭店在北环靠西全友家私路段，要钱的事应该是发生在中午；我不确定从瓷砖厂出来的人叫什么，但她来了我认识，长得不胖，挺瘦，不高，长发；上诉人借钱的过程我不知道。被上诉人杨永亮、苗静对书证质证称，不管上诉人在2017年7月14日有无支取该款，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主张。对证人证言被上诉人质证称，三个证人出庭作证不属于新证据，三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存在偏袒性，证词与事实不符，不能证实上诉人确实将款出借给被上诉人；史某不能明确表示其去要账的被上诉人家庭具体位置，却对当事人所说的话记得清楚，足以说明其证词的虚假性；李某对被上诉人的长相记忆犹新，但却对吃饭的位置含糊其辞，同时对借款的事实并不清楚，其陈述的被上诉人苗静的特征明显错误，苗静是短发，且其高度近视，戴眼镜，由此可以看出其证言的虚假性。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王静花主张的借贷事实是否成立。本案中上诉人王静花作为原告，对其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致，违反民事诉讼“禁反言”原则，故对其诉讼主张的借贷事实的举证证明标准应更加严格。对于前后反言的情况，上诉人王静花二审中确认其所述“借钱是在2013年借的，打条是2017年打的”是如实陈述，并对一审中其前后矛盾的陈述解释为听到对方抗辩意见后“过于激动，便失去理智，头脑发晕，才陈述有误”。但是上诉人王静花起诉状中即载“2017年1月12日二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6万元”；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在被上诉人当庭答辩后，上诉人陈述事实并无变化，直至法庭向其询问“2017年1月12日你以什么方式给的二被告借款”时，上诉人答“现金，没有证据”，随后法庭询问“2017年1月12日前，你与二被告是否有经济纠纷”，上诉人才陈述“这个欠条是原来2013年7月份我给了杨永亮5万元，……2014年我离婚后，他不认账，因为之前是亲戚关系，当时就写了一个简单的借条，一直到2017年1月12号二被告给我打了新的借条”。以上庭审过程显示，被上诉人当庭答辩在先，上诉人王静花更改陈述主张2013年借款在后，这与上诉人王静花所称听到对方谎言污蔑后才陈述有误的说法显然并不吻合。据此，上诉人王静花对其一审矛盾陈述仍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关于借款事实，一审中上诉人王静花提交借条和证明以证实借贷事实成立，被上诉人抗辩主张借条是基于双方解除暧昧关系被迫出具，二审中上诉人王静花亦认可有过扣车行为，故上诉人王静花应对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进一步举证。二审中上诉人王静花申请出庭的证人史某、李某证言内容均是跟随其要账，均不能证实债务形成过程，且其二人证称2014年、2017年跟随要账时对方认可债务，与一审中上诉人王静花所述2014年离婚后被上诉人“不认账”的内容亦不相符。证人王某系上诉人直系亲属，具有利害关系，且其所述取款事实无据佐证，故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力较低。上诉人王静花提交的支款明细，款项与借条金额相差较多，亦不能证实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据此，上诉人王静花主张的出借款项事实无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此外，上诉人王静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胁迫，但一审判决并未有此认定和表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静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上诉人王静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丽芳审判员  庞 茜审判员  张峰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