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豫15民终5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建设工程质检中心大楼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3174386332（1-1）。 法定代表人：杨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自华，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潢川县航空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65948814306。 法定代表人：周兴志。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万学、何丹丹（实习），河南学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易善松，男，汉族，1967年7月15日生，住河南省光山县。 上诉人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原审第三人易善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平桥区人民法院（2018）豫1503民初7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自华、被上诉人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屈万学、何丹丹以及原审第三人易善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平桥区人民法院（2018）豫1503民初76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440万元（利息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10月24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3日，下余利息依法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由弘利公司与东湖公司签订，又认定第三人易善松为实际权利人，上述认定基本法律关系不清。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由弘利公司与东湖公司签订，则上述合同关系应当约束弘利公司与东湖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易善松作为弘利公司代表与东湖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非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上述认定的事实基础是弘利公司为《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一审法院同时认定第三人易善松为实际权利人，理由是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汇入1000万保证金中700万由第三人易善松汇入。其认定第三人易善松为实际权利人，相当于将易善松等同于弘利公司，上述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三人易善松与弘利公司之间关于700万元资金往来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易善松借用弘利公司资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上述认定的潜在逻辑也是易善松与弘利公司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2．一审法院关于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转账1000万与《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的关联性认定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弘利公司于当日向被告转入1000万。上述协议签订后，合同约定的联合开发并未实际履行”（判决书第11页4-5行）。上述认定即表明弘利公司支付1000万的合同依据为《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如果认定弘利公司已经向东湖公司支付1000万元，则围绕1000万元资金的法律责任承担也应当是《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在已经认定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后，且依据协议应当转为借款合同关系处理的情况下，应当由被上诉人东湖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证明1000万元的保证金已经清偿。但一审法院又以“庭审中弘利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即1000万元保证金的原始凭证”为由，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述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另外，弘利公司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后，东湖公司是否开具1000万元保证金收据应当由东湖公司承担举证责任。3．第三人易善松与东湖公司的出资关系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描述为，“第三人易善松称在废止联合开发协议后，1000万元保证金已经转为易善松在被告东湖公司的入股资金，东湖公司同时收回1000万元的保证金的原始凭证”。上诉人并不理解上述本院认为究竟属于法院认定，还是第三人易善松向法庭所做的单方陈述或者辩解，一审法院作出上述描述究竟想表明何种观点？本文已经表明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保证金的合同依据为《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只有弘利公司具备实体上的处置权。第三人易善松是否对东湖公司出资以及出资金额、方式等，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依法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更何况一审法院又认定易善松为“非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4．一审法院认定易善松向弘利公司法人杨洋转账100万，上述事实认定与本案审理看不出任何关联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联合开发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小写：10000000.00）合同履约保证金后，生效本合同”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对《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支付1000万元的事实均予以确认，上述协议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易善松是否为弘利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并不影响《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效力。《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由当时东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书法签字确认。应当确认在上诉人弘利公司加盖印章后即理所当然的视为弘利公司的意思表示，至于签字人是否属于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不影响合同效力。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易善松非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应当是指协议无效，但一审法院未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认定。退一步而言，即便协议无效，也不免除合同无效情形下东湖公司应当承担的返还责任。3.《补充协议》约定按照借款合同关系处理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补充协议》与《联合开发协议》同日签订。《补充协议》第2条明确约定，“因工程暂不具备开工条件，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乙方所缴壹仟万元合同履约金以借款形式并约定月息为肆分，每月结算支付利息，待乙方进入工地具备施工条件后，该借款转为乙方应缴工程履约保证金（不再计息）”。《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与《联合开发协议》具备同等效力。4．一审法院将弘利公司与东湖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第三人易善松与弘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第三人与东湖公司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一审法院裁判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不清，逻辑混乱。关于弘利公司与东湖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再赘述。关于第三人易善松与弘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对于易善松转款700万并无异议，但易善松对于弘利公司之间的转款系其他法律关系。如果易善松认为其对700万享有权利，应当针对弘利公司遵循另外的法律途径处理。关于第三人易善松与东湖公司之间的出资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弘利公司、东湖公司、易善松之间就1000万元保证金转换为易善松的股本金达成一致，因此弘利公司、东湖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并不发生变化。关于易善松与东湖公司之间出资关系及出资效力问题应当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混乱，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分述如下：一、案涉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系易善松借用弘利公司的名义与东湖公司签订，实际上与弘利公司没有关联，原审判决认定易善松为《联合开发协议书》的实际权利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4年10月24日易善松代表弘利公司与潢川东湖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具体情况陈述如下：杨广州系当时潢川东湖公司负责人，其主动找到本案第三人易善松，邀请易善松与其联合开发潢川东湖公司“潢川县小潢河三期综合治理新生社区”项目，因该项目必须以公司的名义与潢川东湖公司签订协议，于是杨广州便以其儿子杨洋的名义成立弘利公司（弘利公司实际由杨广州控制），由易善松挂靠弘利公司与潢川东湖公司签订协议。需要特别说明，弘利公司除案涉项目之外，再无其他实际经营活动。本代理人经过现场查证信阳弘利公司在工商登记的地址，目前弘利公司并不在此处（登记状态：存续），至于该公司现在何处无人知晓。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缴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实际上是易善松借用弘利公司的名义向东湖公司缴纳的，其中700万元系易善松出资转入弘利公司账户，剩余300万元由杨广州等人筹集转入弘利公司账户，因合作开发协议未实际履行，该1000万元保证金东湖公司退还给易善松，其中易善松出资的700万元直接转为易善松入股潢川东湖公司的资本金，另外的300万元由易善松直接退还给杨广州及其儿子杨洋。综上所述，弘利公司只是为了承包东湖公司的案涉项目而成立的“空壳”公司，案涉合作开发项目实际上系易善松挂靠弘利公司，以弘利公司的名义与东湖公司合作开发。二、本案第三人易善松代表信阳弘利公司与潢川东湖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于2016年6月15日双方确认解除，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该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10月24日《联合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弘利公司向潢川东湖公司缴纳1000万元保证金，因涉案潢川东湖公司项目没有实际履行，弘利公司也并未进场施工，2016年6月15日，易善松代表弘利公司与潢川东湖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书法及杨广州一致同意，解除《联合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合作事项，并一致同意由易善松在原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第七页处承诺：“此合同自签字之日起自行作废，如有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责任”。杨广州与杨洋均同意解除《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在解除《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前，易善松与杨广州对交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进行了结算。随后，2016年8月12日潢川东湖公司召开《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凡以前公司签订的联建合同、销售合同等有关合同，暂不执行。”，《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属于东湖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联建合同，故《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双方确认解除，并自签订之日失效，除此之外，双方没有其他纠纷。三、信阳弘利公司向潢川东湖公司缴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已退还，潢川东湖公司不拖欠信阳弘利公司任何款项，本案不存在弘利公司、东湖公司、易善松之间法律关系混乱一说，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系故意混淆视听，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易善松借用弘利公司的名义与东湖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后，易善松通过工商银行向信阳弘利公司转入700万元，当日该款由信阳弘利公司转入潢川东湖公司，其他的300万元是由信阳弘利公司筹集并转入潢川东湖公司。关于1000万元保证金如何退还的问题：该1000万元由潢川东湖公司退还给易善松，易善松将该1000万元直接转为入股潢川东湖公司的资本金，弘利公司筹集的300万元由易善松直接退还给杨广州及其儿子杨洋，因开发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易善松将该1000万元直接转为入股潢川东湖公司的资本金，与前述易善松借用弘利公司的名义向东湖公司缴纳保证金并不矛盾。弘利公司筹集的300万元具体退方式：2015年12月17日，易善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给杨洋100万元；剩余的200万元易善松与杨广州将其出借给李光银，具体实事如下：2016年3月9日之前（开发合作协议2016年6月15日解除），易善松与杨广州曾经共同向李光银出借本金282万元（第一笔30万元，第二笔180万元，第三笔72万元），利息约定为月息4分，以上本息共计397.434万元，二人同意用李光银在潢川东湖公司城关新桥工程款偿还该笔借款。实际上，李光银在潢川东湖公司城关新桥工程款由潢川东湖公司向易善松和杨广州偿还，二人出借给李光银的借款不仅与李光银约定利息，还与潢川东湖公司约定利息，易善松和杨广州两人赚取中间的利息。随后，李光银归还的本金及利息共计397.434万元全部由杨广州用于入股潢川东湖公司，按照约定，李光银归还的借款本金与利息，易善松应得198.719万元杨广州未退还给易善松。此借款易善松应得本金及利息198.719万元冲抵易善松应返还给杨广州200万元保证金，加上2015年12月17日转给杨洋的100万元，共计300万元已全部退还给信阳弘利公司。截至此时，信阳弘利公司向潢川东湖公司缴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已全部退还，潢川东湖公司不拖欠信阳弘利公司任何款项。截止东湖公司将1000万元保证金退还弘利公司之日，弘利公司与东湖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解除，易善松与弘利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终止，易善松与东湖公司之间系股权关系建立，法律关系简单明了，并不存在法律关系混乱之说。四、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二款的规定：东湖公司依据弘利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举证证明其己将1000万元保证金全部退还（详见一审证据目录），弘利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即1000万元保证金的原始凭证，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五、杨广州作为潢川东湖公司的股东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友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违反公司法对公司高管的忠实义务及禁止性规定，应依法予以制裁。涉案《联合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签订期间，杨广州系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管，为了承包“潢川县小潢河三期综合治理新生社区”项目工程，与其儿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签订合同，未经股东会和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其儿子谋取商业机会，违反《公司法》中公司高管的忠实义务禁止性规定，应依法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洋，是杨广洲的儿子。杨广洲和本案第三人易善松都是被告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原告弘利公司(乙方)与被告东湖公司(甲方)于2014年10月24日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甲乙双方以联合方式开发、建设、销售“小潢河三期新生社区”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了项目概况、合作开发的分工、合作开发的投资收益分配、房屋销售、项目开发和建设、合同生效及争议解决条款。协议书第八条约定，“乙方进场时间暂定为15年10月1日”。第九条第13项约定，“本工程履约保证押金人民币壹仟万元（小写10000000元)，乙方应当在进入工地后一次性足额交清工程履约保证金，该笔履约保证金在具备施工面积的房屋主体封顶后，甲方应足额返还给乙方。”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 2014年10月24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在具备开工条件3日内，甲方应一次性足额退还乙方合同履约保证押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小写:10000000元)，也可以冲减工程履约保证金；因工程暂不具备开工条件，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乙方所缴壹仟万合同履约金以借款形式并约定月息为肆分，每月结算支付利息，待乙方进入工地具备施工条件后，该借款转为乙方应缴工程履约保证金(不再计息)。第三人易善松作为乙方代表在上述联合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签字，但没有乙方弘利公司的委托授权。 第三人易善松于2014年10月24日向弘利公司转账700万元，弘利公司于当日向被告转入1000万元。上述签订后，合同约定的联合开发并未实际履行。2016年6月15日，易善松在原被告所签署的联合开发协议上备注承诺“此合同自签字之日起，自行作废，如有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责任，承诺人：易善松”。2015年12月17日，易善松向弘利公司法人杨洋转账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本案第三人易善松并非原告弘利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其没有取得弘利公司授权,其作为弘利公司代表与被告东湖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非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原告弘利公司向东湖公司交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的款项来源其中有700万元为易善松当日向弘利公司汇入，以上两方面可以认定，第三人易善松为联合开发协议的实际权利人，借用弘利公司名义与被告东湖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原告虽称易善松转入弘利公司的700万元为易善松儿子的入股资金，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第三人易善松称在作出废止联合开发协议后，1000万元保证金已经转为易善松在被告东湖公司的入股资金，东湖公司同时收回1000万元保证金的原始凭证，庭审中弘利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即1000万元保证金的原始凭证，因此，原告弘利公司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弘利公司提供东湖公司的专业审计报告，及第三人易善松与杨广州之间的转账明细以证明易善松与杨洋、杨广州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易善松、东湖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易善松提供2014年10月25日东湖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以证实东湖公司曾开具的收据已收回，弘利公司质证认为该收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东湖公司没有出具收据，只有账务往来。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证实。弘利公司诉求东湖公司归还借款本息，提供有汇款凭证和联合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卷宗材料显示，几方当事人均认可汇入东湖公司的1000万元款项系联合开发项目的履约保证金。弘利公司认为按照2014年10月24日东湖公司与弘利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该履约保证金应转为借款。关于该补充协议书是否应予履行的问题，首先，该补充协议书是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几方当事人均认可该联合开发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截止目前，除交纳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外，当事人基本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且2016年8月12日东湖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第2条显示：“……凡以前公司签订的联建合同等有关合同，暂不执行。”经查，参加该股东会表决的杨广州、易善松分别是弘利公司股东杨洋、易宏志的父亲，且杨广州、易善松也分别是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时东湖公司和弘利公司的代表。鉴于二人的特殊身份，结合联合开发协议最终并未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基本可以认定弘利公司和东湖公司于2016年已达成“联合开发协议暂不执行”的合意。据此，弘利公司上诉认为应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履约保证金按照借款合同关系处理”的理由，因丧失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800元，由上诉人信阳市弘利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晓燕 审判员  李 锋 审判员  周振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吕天雯 书记员许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