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招援，男，198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菲菲，广东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耀，男，汉族，1972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丽，广东方则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155号自编16号之一103房。法定代表人：马灿河，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勇，湖南正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招援与被上诉人陈文耀、原审被告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招援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罗招援向陈文耀支付工程款341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由陈文耀承担。事实与理由：罗招援曾为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10月，案外人朱某经谈林生介绍为陈文耀干活，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根据陈文耀安排在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负责水电工作，朱某与谈林生、陈智伟、江春生共产生工程款560000元，当时陈文耀已付410000元，但剩余款一直未予支付。在朱某等人多次向陈文耀追讨工资无果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过激手段多次到益民公司的办公场地追讨欠付工资，切实影响到益民公司的正常办公。在此情况下，益民公司要求罗招援予以处理，不得已罗招援分别于2018年5月24日以微信转账方式向朱某转款30000元，于2018年8月3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朱某转款45000元。但原审未认定罗招援曾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的事实，应予以改判。陈文耀辩称：其不同意罗招援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维持原判。益民公司述称：原审判决益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益民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支付全部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益民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具备施工资质的深圳市国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陈文耀称益民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罗招援没有事实依据。益民公司与陈文耀及罗招援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益民公司同意罗招援的上诉请求。陈文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招援向陈文耀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87115.5元及利息（从2018年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益民公司对罗招援拖欠的工程款187115.5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审诉讼费由罗招援、益民公司共同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文耀提交了“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出入证”，载明姓名为陈文耀陈文耀，加盖了“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恒福路项目）经营管理部”印文的印章；拟证明益民公司准许陈文耀进入项目施工场地。罗招援对该出入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益民公司则认为该出入证加盖的是经营管理部的印章，但益民公司并没有所谓的经营管理部。陈文耀提交了《广州汽配城华典项目部通讯录》，载明罗招斌任项目经理、赵柱深任水电施工员、罗方焱任资料员、陈文耀陈文耀任水电班主等。陈文耀主张罗招斌是罗招援的另一个名字。罗招援对上述通讯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益民公司认为上述通讯录是承包方的管理人员，与其无关。陈文耀提交了一份《水电结算单》，内容为：二层A区面积7902㎡×25=197550,B区面积954㎡×25=23850，C区面积2610㎡×25=65250，六层面积2900㎡×95=274550，时工176.5×300=52950，雨蓬壁灯放线管1项×15000=15000，总价629150元；已付500000元，伙食费用20000元，剩余109150元；罗招援于2018年8月14日签名确认并注明“2018年9月1日前扣除保修金结算清”；保修工期至2019年3月1日。罗招援确认上述《水电结算单》的真实性，认为其与陈文耀协议确定的结算方式为以包干价25元/㎡的价格进行结算，即双方以建筑面积计算，而不是以工程量结算；双方于2018年8月14日经结算确认总工程款为629150元，不存在增加工程量的情况。陈文耀提交了工程量项目明细清单，列明了工程项目明细但未列明单价、费用，赵柱深于2018年2月6日签名确认并注明“以上已核实”；罗方焱于2018年2月6日签名确认并注明“面积电脑核实”。陈文耀据此主张新增工程量故要求增加工程款77965.50元，陈文耀表示该增加工程款并未与罗招援进行书面确认，而是双方口头约定了该新增工程款。罗招援则认为双方于2018年8月14日签订《水电结算单》时已经对所有工程款进行结算，2018年2月6日的工程量明细清单已经包含在2018年8月14日《水电结算单》的结算金额中，不存在还有未结算的新增工程价款。陈文耀提交了其个人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罗招援于2017年12月15日转账50000元、2018年1月3日转账150000元、2018年2月11日转账150000元给陈文耀，陈泽川于2018年2月4日转账150000元给陈文耀。罗招援认为除了银行转账支付的500000元之外，还以现金的方式支付20000元给陈文耀，合计已付520000元；陈文耀确认收到工程款520000元。原审另查明，2017年10月25日，益民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国地公司签订编号为YMSY-HT051A-12《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铁道部（广州）医疗康复服务中心项目装修装饰工程第二标段。另外，益民公司提交了国地公司的《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拟证明国地公司系合法成立并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具备从事建筑施工的资格。益民公司认为其是将包括案涉工程在内的工程发包给有施工资质的国地公司施工，并非陈文耀所称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罗招援施工。益民公司表示案涉工程已经竣工，益民公司于2018年7月开始使用该建筑，并主张已付清工程款给国地公司。罗招援由国地公司将部分工程项目分包给罗招援，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并主张国地公司尚欠部分工程款未支付给罗招援。陈文耀则认为益民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付清全部工程款。原审再查明，罗招援提交了朱某出具的《证人证言》。朱某在《证人证言》中陈述，其于2017年10月经谈林生介绍为为陈文耀干活，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根据陈文耀安排在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负责水电工作，本人与谈林生、陈智伟、江春生共产生工程款560000元，当时已付410000元，但剩余款一直未予以支付；2018年8月底，本人与其他工人一起找到益民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工资，罗招援知晓后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工资75000元。陈文耀对朱某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另外，罗招援在限期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75000元给朱某。以上事实，由陈文耀提交的“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出入证”、《广州汽配城华典项目部通讯录》、《水电结算单》、工程量项目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益民公司提交的《施工合同》、国地公司的《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罗招援提交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否存在新增工程款77965.50元？；二、罗招援是否为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三、益民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工程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关于是否存在新增工程款77965.50元的问题。陈文耀与罗招援均确认了2018年8月14日对账形成的《水电结算单》，依据该份结算单，双方确认工程款总计为629150元，已付款520000元，剩余工程款109150元未付。陈文耀提交的工程量项目明细清单，虽然有赵柱深、罗方焱等人于2018年2月6日签名确认，但该明细清单并未载明工程价款为77965.50元，且该份明细清单确认在前，《水电结算单》形成在后，若如陈文耀所述确实存在新增工程项目，为何双方在《水电结算单》中没有对账予以确认？陈文耀的主张新增工程款77965.50元但双方未进行对账确认，有悖于常理，且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本案中，陈文耀与罗招援在《水电结算单》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根据结算的情况可认定罗招援尚欠剩余工程款109150元未付。关于罗招援是否为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的问题。陈文耀与罗招援对已付工程款520000元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陈文耀与罗招援对罗招援是否为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存有争议。罗招援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垫付了该笔工资75000元给朱某及其他工人，并同时提交证据证明朱某等人系陈文耀所聘请的工人。由于罗招援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罗招援提出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罗招援应向陈文耀支付工程款109150元。另外，根据《水电结算单》，陈文耀与罗招援约定在2018年9月1日前付清除保修金以外的工程款，保修期至2019年3月1日。由于陈文耀并未举证证明2018年9月1日前除保修金之外应付工程款的金额具体是多少，故罗招援应在2019年3月1日保修期届满之日付清全部工程款给陈文耀。因罗招援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给陈文耀，造成陈文耀的资金孳息损失。陈文耀请求罗招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陈文耀主张利息从2018年2月7日起算利息，缺乏合理依据，原审法院调整为2019年3月2日起算利息，更为合理。关于益民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益民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仅提交了其与国地公司之间签订的《施工合同》，并未举证证明其已付清全部工程价款或实际欠付工程价款的情况。陈文耀请求益民公司对罗招援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罗招援向原告陈文耀支付工程款1091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915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3月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对被告罗招援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陈文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42元，由原告陈文耀负担1684.18元，由被告罗招援、广州市益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357.82元。”本院二审期间，罗招援提供如下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5月24日向“往事随风”转账30000元；2.个人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8月30日向朱某转账45000元。上述证据拟证明，罗招援为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罗招援二审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陈述如下：朱某在陈文耀处干活，罗招援付了75000元工资给朱某，2018年5月4日支付3万元，2018年8月30日付了45000元。陈文耀2018年2月份过完年就打电话叫朱某出来，把2017年剩下的工程做完，大概做到2018年4月或者5月。陈文耀还没有和朱某结算。经本院组织质证，陈文耀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2.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陈文耀从罗招援处结算的工程在2018年2月6日及2月7日就已经对工程量进行了结算，2018年春节后罗招援是直接雇佣朱某等人进场，朱某为罗招援提供劳务，与陈文耀无关。2018年2月6日，陈文耀与罗招援的劳务费已经全部结清。益民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证人证言叙述的是事实，当时朱某他们两次来闹事的时候益民公司都有参与处理，朱某他们的意思是说这活是他们干的。经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陈文耀二审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陈文耀于2018年2月6日向朱某转账15539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罗招援的上诉，本院评析如下：罗招援上诉认为其曾经为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75000元，原审法院对于该部分的事实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对此本院认为，罗招援虽然二审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朱某支付款项的事实，但是罗招援与陈文耀并未约定垫付工人工资的问题，罗招援垫付工人工资既没有生效裁决予以确定也未得到陈文耀的授权，罗招援上诉所称垫付工人工资的原因是朱某等人采用过激手段到益民公司的办公场所追讨欠付工资，上述理由并非罗招援替陈文耀垫付的正当理由。另外，2018年5月24日向朱某转账30000元发生在签署《水电结算单》之前，罗招援与陈文耀结算工程款时完全可以对垫付工资一并进行结算，由此可以看出罗招援主张帮陈文耀垫付工人工资，但是在双方结算工程款的前后都没有与陈文耀协商此事，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罗招援上诉要求以垫付的75000元款项抵扣工程款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罗招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上诉人罗招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欢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曹筱雨林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