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15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韩某，男，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农民。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甘肃金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某，男，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农民。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化某，甘肃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某与上诉人李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化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重新作出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合同合法有效欠妥。原审判决认定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合同约定“土地用途为农业开发、农业种植和养殖”内容的情况下，认定合同合法有效明显欠妥。二、原审判决在认定290亩退耕还林土地的情况下，仍判决上诉人应交付租金660000元，判决不当。原审判决查明认定“现上述土地中包含退耕还林地290亩，原告实际能使用的土地亩数和合同约定相差甚远，被告并未如实告知退耕还林有290亩的事实，其存在有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被告隐瞒重要事实导致原告未能按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本应在已交56万的基础上扣除50％即28万元租金，却仍判决应交租金660000元，未扣除290亩退耕还林土地的承包费，多算租金28万元，显然处理不当。三、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2019年承包费超出反诉请求。被上诉人反诉请求要求上诉人支付2015-2018年的租金，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2019年的租金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请范围，加之扣除290亩的退耕还林土地，年租金10万元也超出了合同约定的范围，直接判决支付2019年的租金，剥夺了上诉人的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超出诉请范围的判决结果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决由上诉人应支付290亩退耕还林土地的承包费28万元不合法也不合理，超出诉讼请求判决由上诉人支付2019年承包费违法。 李某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违背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辩称的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二、上诉人认为其实际使用土地亩数和合同约定亩数相差甚远，被上诉人未如实告知退耕还林有290亩的事实其存在有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导致上诉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所诉解除合同无法律依据，合同解除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首先，协议第七条第一款双方约定任何一方均不得随意解除本合同，在合同签订时未约定上诉人享有解除权，即上诉人无约定解除权。其二，上诉人所诉解除合同理由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条件。且约定大于法定，上诉人不得随意解除合同。三、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没有违约。（一）、上诉人所诉称的被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交付够600亩地，构成违约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1）、依照《合同》第一条的约定：甲方将位于石岗墩滩土地约600亩（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农用耕地转承包给乙方使用。附图已经甲方双方签字确认。可见该600亩地只是约数，不是精确数。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附图，计算亩数约为604亩。虽然上诉人在附图上没有签字，在庭审中也不认可该附图。但该合同签定后，上诉人除2013年1月28日依约支付三年承包租金外，后又于2014年3月、2015年3月、2016年3月向被告支付三年租金，合同履行了六年之久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以其事实行为认可被告承包给上诉人的土地面积的事实。（2）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是：2013年1月26日双方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到实地察看了地，没有对土地面积进行丈量。协商承包租金一年9.5万元，且没有协商过每亩地承包租金是多少。可见承包地不是以亩数为单位计算，是以整个地块面积为标的，含有简易农舍10间和养殖棚2栋承包租赁上诉人，不存在地亩数不够问题。（3）即使地亩不够，存在欺诈等情形，上诉人行使的是撤销权，而不是解除权，也不存在被告违约的问题。（二）、上诉人诉称的其挖树苗被林业部门阻挡，该事实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是上诉人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不构成被上诉人违约。1、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林业部门阻止上诉人挖苗的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2、被上诉人退耕还林是2005年，株距为2X6米，退耕还林可利用林间进行作业。2005年被上诉人退耕还林后已被有关林业部门验收，给予被上诉人补助。林业局退耕还林办每年都检查验收，合格的发放退耕还林补助。被上诉人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至2015年。上诉人2013年承包该土地时，被上诉人的退耕还林地种植榆树早已有七、八年之久，被上诉人退耕还林树与上诉人育苗没有任何关系。3、合同签订时，双方约定上诉人有义务保护好现有用地林带（协议第六条第二款-6约定）可见保护退耕还林林带是上诉人的义务。4、上诉人利用退耕还林地进行育苗，其苗木不属于退耕还林的范畴，上诉人所育苗木与被告退耕还林的树种也不是同一树种，只要上诉人保护好原有的退耕还林林带，无人会阻止，上诉人挖苗木，且上诉人也陈述，自己没有实际挖苗木，也无证据证明林业部门阻止过其挖苗木。故上诉人育苗木、挖苗、卖苗都不是被上诉人的约定和法定义务，无义务何谈被上诉人违约。四、交纳承包租金是上诉人的主要义务，上诉人自2017年起未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承包租金，其行为已严重违约，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履行交纳承包租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综上，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判令上诉人立即支付被上诉人承包租金。 李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四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1、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被上诉人实际使用的土地亩数和合同约定的亩数相差甚远。上诉人未如实告知退耕还林地有290亩的事实，其存在有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导致被上诉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2013年1月26日，被上诉人转承包上诉人承包的涉案土地时，被上诉人通过实地察看了承包地后，双方签订了《土地转承包暨开发协议》。2016年因租金未付清，向上诉人出具60000元欠条一张。在承包期间上诉人在该土地上进行了种植、育苗、养殖以及新整理土地等事宜，充分使用了该土地，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关于承包合同约定面积的问题。其一、合同约定的“土地约600亩”的面积。是双方未经丈量的估计数或近似数，而不是精确数。合同也注明“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附图已经甲方双方签字确认”。其二、签订承包合同时，被上诉人经过了实地查勘，通过指认地界的方式确认承包土地的界址，且明确是上诉人原承包土地剩余年限的转承包。其三、承包土地有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地。根据地形航拍图上诉人承包的土地面积准确数为568.25亩，误差约为5％，不存在被上诉人实际使用的土地亩数和合同约定的亩数相差甚远的事实。不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关于退耕林面积的问题。上诉人于2003年、2005年完成退耕还林，截止2013年被上诉人承包时已近10年，每年都经林业部门现场验收，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资金。290亩的退耕还林种植的榆树是现实存在的，被上诉人也现场察看到有榆树的存在，上诉人是无法隐瞒的事实。一审法院偏听偏信被上诉人故意虚假陈述，错误认定上诉人有意隐瞒退耕还林有290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矛盾。即认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在承包地现场指明地块，被上诉人在其承包地上进行种植、养殖生产至今已达七年，其陈述实际耕种面积320亩左右，说明其对实际占有使用承包地面积不足400亩并非现在才知，对其所承包土地中退耕还林地面积为290亩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又认定上诉人未告知退耕还林地面积290亩的事实，前后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定的:合同内包括耕地130亩，被上诉人又自行平整了80亩，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仅凭一方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关于双方的违约事实。引起双方诉讼的主要原因是上诉人实际租赁给被上诉人土地面积不足600亩，同时在退耕还林地间栽种树木未能采伐所致。退耕还林补助款一直由上诉人领取。合同约定约600亩地的土地面积数，是双方未经丈量的估计数，不是精确数，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虽被上诉人不认可附图，但合同签定后，上诉人连续使用土地七年，均未对土地面积提出异议。被上诉人连续交纳租金和使用土地的事实行为已默示认可承包的土地面积的界址范围。即使地亩不够，上诉人存在有意隐瞒退耕还林290亩的事实，存在欺诈的情形，原告行使的是撤销权，而不是解除权，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更何况上诉人不存在隐瞒事实的依据。(2)、被上诉人未提供能证明曾被林业部门阻挡挖苗的证据。被上诉人从事的是育苗。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甘州区林业和草原局退耕还林工作人员笔录，也未证明阻拦过被上诉人移挖树苗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如要采伐林间按照间距自己种植的树木，也需要在林业部门登记备案的李某提出申请”的事实认定错误。故办理采伐许可是采伐者的法定义务，而不是发包方的义务，故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现退耕还林地共计290亩，与原告陈述之间几十亩，二者之间差约200亩左右。被上诉人未能利用该合同约定的600亩的三分之一，酌定返还30％的租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一、被上诉人无约定解除权；其二、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理由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条件。被上诉人实际使用土地面积根据地形航拍图为568.25亩，包括土地有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地。被上诉人进行农业种植、育苗、平整土地、养殖等，已实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一审法院违反《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合同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自2013年占有使用土地，知道或应当知道土地面积事实，到2019年被上诉人起诉已达六年之久，该权利早已消灭。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ニ条之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五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 韩某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实际能使用的土地亩数和合同约定相差甚远。被告未能如实告知退耕还林地有290亩的事实，其存在有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导致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是根据合同600亩耕地的约定，上诉人李某在党寨镇司法所调解时认可陈述的承包给韩某土地为400亩和认可其中有290亩退耕还林土地的事实，证据是确定的，而且根据上述证据认可“原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和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并无不当。承包面积虽然不是精确数，但合同约定600亩是明确的，指认地界并非是土地丈量，所谓的568.25亩有何依据？已经过双方签字确认的附图何在？合同约定600亩，上诉人只交给韩某400亩，而且其中还有290亩退耕还林土地(合同约定农业种植和养殖)，《退耕还林条例》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退耕还林土地禁止林粮间作，怎么能说是充分利用了土地，不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呢？合同明确约定农用耕地600亩转包给乙方使用，土地用途为农业开发、农业种植和养殖，上诉人在转包合同中并未告知有290亩退耕还林土地，如果告知有290亩退耕还林土地，韩某也不可能按600亩的约定交纳承包费，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有意隐瞒有290亩退耕还林土地的事实完全正确。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韩某要求解除合同是因上诉人只给韩某交给了400亩土地，且其中还包括290亩退耕还林土地，致使韩某未能按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而主张解除合同，原审判决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判决解除合同完全合理合法。关于育苗不能出售的问题，根据甘州区林业局工作人员腾兴武、王慧兰的证词，可证明采挖自己培育的苗子，必须提出申请，经过审核才可以，而且只能由在林业部门登记的退耕还林的一方提出申请报告，作为发包方的上诉人显然负有向林业部门申请报告的义务，怎么能说不是发包方的义务呢？另外，依据《退耕还林条例》第31条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范围内滥采乱挖，怎么能说没有阻挡挖苗的证据呢。二、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土地和所交付的土地含有290亩退耕还林土地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依据《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怎么能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呢？由此足以看出，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和返还多交的租金合理合法，上述两项判决结果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上诉人李某的上诉。 韩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承包合同；2.返还超交的承包费187000元；3.赔偿违约损失588888元；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韩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土地承包租金28.5万元（自2015年12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2、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5年，被告父亲李治文和他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由李治文承包经营他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自2005年12月30日至2035年12月30日止。2013年1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韩某作为乙方、被告（反诉原告）李某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土地转承包暨开发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石岗墩滩土地约600亩（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农用耕地转承包给乙方使用，附图已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土地用途为农业开发、农业种植和养殖，承包形式为个人承包经营。甲方将原承包合同（李志文承包合同）剩余年限转承包给乙方，转承包年限为自2013年1月26日至2022年1月26日止，该土地的承包租金为每年9.5万元人民币，在本协议签订20日乙方先向甲方缴纳前三年租金，共28万元，本合同签订租金每年一交，即2013年12月31日前交清，每一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交纳，其余款项以此类推，乙方保护自然资源，搞好水土保持，合理利用土地，并有义务保护现有用地林带”，合同同时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在承包地现场指明地块后，未经丈量进行了交割，原告（反诉被告）韩某向被告（反诉原告）李某交纳前三年租金28万元，2013年年底交纳9.5万元，2014年年底交纳9.5万元、2015年底交纳9万元，并于2016年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具欠条一张（金额60000元），被告自2013年至今在上述所租赁土地上进行了种植、养殖。 另查明，被告（反诉原告）李某给原告（反诉被告）韩某出租的上述土地中，包含退耕还林的林地两块（其中一块为200亩，另一块为90亩），合计290亩，在林业部门登记的权利人为‘李治文’，没有林地使用权证，双方转包并未在林业部门办理备案登记，退耕还林补助款一直由李治文领取至2015年。另外，合同内包括耕地130亩、原告又自行平整的80亩，同时，原告在所承包的土地上还进行了养殖，且还有尚未开垦利用的部分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原告韩某与被告李某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土地转承包暨开发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适当的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双方签订的《土地转承包暨开发协议》是否予以解除的问题。原、被告签订协议时，双方并未对合同中记载的600亩土地进行丈量，原告亦认可被告当时告知其有几十亩的退耕还林地，现上述土地中包含退耕还林地290亩，原告实际能使用的土地亩数和合同约定相差甚远。由于双方关于租金95000元/年的约定并不是按照每亩进行的约定，而是按照整体约600亩进行了约定，被告并未如实告知退耕还林地有290亩的事实，其存在有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被告隐瞒重要事实导致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承包暨开发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双方谁违约、由被告（反诉原告）李某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韩某租金还是原告（反诉被告）韩某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李某下欠租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引起双方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李某实际租赁给原告的土地面积不足600亩，同时，原告在退耕还林地间栽种的树木未能采伐所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合同后，并未到林业部门进行备案登记，退耕还林补助款也一直由被告方领取，如要采伐退耕还林地间按照间距自己种植的树木，也需有在林业部门登记备案的被告方李某提出申请，本案原告自2013年1月开始租赁上述土地，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交纳三年租金280000元，后又于2013年年底、2014年、2015年分别交纳租金95000元、95000元、90000元，共计交纳租金560000元，其在承包地上进行种植、养殖生产至今已达七年，其陈述实际耕种面积320亩左右，说明其对实际占有使用承包地面积不足400亩并非现在才知，对所承包土地中退耕还林地面积为290亩也是一种默认的态度，但其未能完全使用所租用的600亩土地亦是事实，现退耕还林地共计290亩，与原告陈述其在签订合同时得知退耕还林地有几十亩，二者之间相差约200亩左右，原告未能利用的该部分土地占双方合同中约定的600亩的三分之一，同时，其还在承包土地上开展了养殖，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酌定被告李某返还原告韩某30%的租金。双方约定2013年-2015年三年租金为280000元，自2014年开始每年为95000元，由于诉讼时间为2019年3月，双方在诉讼中均将租金计算至2018年底，但截止法庭辩论时，原告尚在所承包土地上进行生产种植，为彻底解决双方纷争，也避免给当事人增加诉累，租金应自2013年1月计算至2019年12月，原告韩某应交纳的租金为660000元，已交纳560000元，尚欠100000元，被告李某返还原告韩某租金198000元（660000元×30%），互抵后，由被告（反诉原告）李某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韩某98000元，原告（反诉被告）韩某于2016年给被告（反诉原告）李某出具的金额为60000元的欠条系其就所欠租金出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情形，原告诉请认定该条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上所述，双方就退还租金及支付下欠租金抵顶后，原告（反诉被告）韩某不再向被告（反诉原告）李某支付截止2019年12月30日前的租金（包括韩某于2016年出具给李某的欠条中的60000元）。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韩某主张的损失220888元，其提供了《苗木购销合同》一份，认为由于被告李某未向林业部门提出申请，导致其在退耕还林地上栽种的苗木未能出售，由此给其造成损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苗木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其次，原告以其栽种苗木可能带来的可期待利益为依据，据此向被告主张损失，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最后，被告给原告返还30%的租金，已对原告使用的承包地中包含的退耕还林地无收益进行了弥补。综上，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韩某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某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承包暨开发协议》；二、被告（反诉原告）李某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韩某租金98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559元，由韩某负担10056元，被告李某负担150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87.5元，由韩某负担1867元，李某负担920元。 二审中，上诉人李某提交甘州区林业局出具的航拍图一份，拟证明租赁给韩某的土地面积为568.25亩。经质证，韩某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李某提交的航拍图因其三性均无法确定，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上诉人韩某与上诉人李某签订的《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韩某认为《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中约定租赁土地为600亩，而李某实际交付的土地为400亩，其中还包括290亩的退耕还林土地，其实际耕种、使用的土地仅为110亩。李某未按协议约定交付600亩土地，且作为发包方未及时向林业部门提交申请挖苗，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应依法予以解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韩某与李某签订的《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中约定土地的面积、位置为“甲方将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石岗墩滩土地约600亩（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农用耕地转承包给乙方使用。附图已经甲乙双方签字确定”。因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土地面约为600亩，对土地实际面积双方未进行过实际测量或最终确定。自2013年签订协议后，韩某即按照协议约定向李某交纳56万元土地租金，并在该土地上进行耕种、养殖生产长达七年时间。在此期间，韩某并未向李某提出按协议约定交付600亩的要求，亦未要求按实际使用、耕种面积减少土地租金。由此可知，韩某对所耕种、使用土地面积的实际情况应当是知晓和默认的。对韩某在290亩退耕还林土地上所育苗木采挖需李某配合向林业部门申请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应积极协商、配合，该问题亦不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最终原因。综上，本案中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四项规定的情形。韩某要求解除《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对该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对韩某要求李某返还租赁费555000元及赔偿损失220888的问题。因韩某已实际耕种涉案土地长达7年之久，其要求返还所交纳土地租赁费及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对该请求，依法亦不予支持。 关于李某要求韩某支付2015年12月30至2018年12月30日土地租金28.5万元的问题。经审查，双方当事人签订《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后，韩某已向李某交纳土地租赁费共计56万元，本案中并不存在韩某拖欠2015年12月30至2018年12月30日土地租金的事实，李某要求韩某支付土地租金28.5万元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对该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认为韩某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占有使用土地，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暨开发协议》，并酌情判令李某返还租金98000元，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韩某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上诉人李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95元，由上诉人韩某负担8771.5元，李某负担278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小芸 审判员  杨祝续 审判员  任斌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颖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