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5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4，男，1956年11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伶（王×4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天津津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男，1951年7月2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3，男，1954年1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5，男，1960年11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荣，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昕，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4因与被上诉人王×2、王×3、王×5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5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协议书》载明的房款总价具体明确，另有“买下了”等描述，能够证明《协议书》系形成于我支付购房款之后，且王×2、王×3、王×5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我亦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了保证王×1夫妇有生之年居住之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为王×1单方面分配家产的单务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王×1死亡后，王×2、王×3、王×5作为继承人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之义务，在此情形下，王×1无法通过遗嘱单方处分房屋，况且本案中根本不存在生效的遗嘱。故一审法院认定王×1通过遗嘱作出了与《协议书》约定不同的分配家庭财产的意思表示系认定事实错误。王×2、王×3、王×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王×4的上诉请求。王×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2、王×3、王×5协助王×4办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103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与王×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王×2、王×3、王×4、王×5。母亲孙×于2013年10月22日去世，父亲王×1于2018年8月4日去世。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王×1名下。1993年，甲方王×1、乙方王×4签订《协议书》，载明：为明确宣武区×××103房产权所有问题。甲方王×1现居住北京市宣武区×××103两居室一套，按照北京市房改的有关规定，买下了这套房屋，计价9276.22元，房款已由乙方王×4支付。为维护双方利益，特协议如下：一、现有宣武区×××103甲方王×1居住的两居室一套的房屋所有权归乙方王×4所有。需办理继承手续，按房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二、甲方王×1夫妇均在有生之年享有居住权利；三、甲方居住期间按月付给乙方固定房租（每月22元），现甲方已预付给乙方一千元。可折抵45个月房租金。按1993年7月停租之月起计算，可折抵至1997年3月止。1997年4月开始甲方再向乙方付租金。合同落款处有王×1、王×4签字；王×2、王×3、王×5作为见证人亦签字。庭审中，王×4出示1993年购房收据两张、北京市房屋所有权登记费收费票据一张、北京市城镇房地产权属登记费收据一张，均为原件。王×4认为其持有上述票据原件，证明其实际出资购房。王×2、王×3、王×5认为上述票据原件持有人为王×1，1995年、1996年左右的时候，王×4一直在向王×1索要上述票据，因此，王×4持有上述票据原件亦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一审庭审中，法院询问王×4在1993年时的收入状况及支付能力。王×4陈述其月收入为100元左右，9000余元的购房款是通过向他人借款得来。法院询问其向何人借款，如何归还，何时还清，王×4均称：时间太久、记不得了。王×4在庭审中出示其于2018年8月27日录音三份，录音中记载了王×4向王×2、王×3、王×5索要其身份证号、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原件、涉案房屋钥匙等物品的情况。王×5在庭审中出示王×1自书遗嘱一份，王×4对该遗嘱签字真实性不认可。经司法鉴定程序，2019年9月17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3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遗嘱中“王×1”签字与样本中“王×1”签字为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协议书》约定了在王×1及王×4之间存在的借名买卖房屋的法律关系，该协议书载明由于涉案房屋由王×4出资购买，因此涉案房屋归王×4所有。但王×2、王×3、王×5认为，协议书载明王×4为出资人系虚构，实为王×1为避免兄弟四人萧墙之争而虚构的借口。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4是否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如王×4确系涉案房屋的出资人，则《协议书》的性质为约定了王×1及王×4之间借名买房权利义务关系的双务合同；如王×4未实际出资，则《协议书》的性质为王×1与其子之间的就王×1死后涉案房屋归属问题的单务合同。结合庭审中的陈述、录音证据的内容、王×1自书遗嘱的内容，首先、王×4在录音证据中对签订协议书过程记忆清晰，但却不能回忆其购买房屋的大额资金来源，明显不合常理；其次、遗嘱中记载的诸多事件的细节显示，协议书系王×1对家庭财产的分配。故法院对于王×2、王×3、王×5的答辩意见予以采信，法院认为，王×4未实际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协议书》的性质不是王×1与王×4之间的借名买卖房屋合同，而是王×1单方面分配家庭财产的单务合同，由于王×1在之后的遗嘱中作出了与协议书不同的分配家庭财产的意思表示，故法院对王×4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就涉案房屋的分配可以通过继承诉讼另行解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王×4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庭审中，关于涉案房屋购房款的支付问题，王×4主张除了《协议书》中载明的王×1预付的1000元以外，其余的款项由其夫妻支付，因其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岳父母家，几乎没有开销，因此有些存款，加上结婚时双方父母给的份子钱及向父母借的钱等，有能力支付购房款，且付款票据等手续一直由王×4持有。经询问，王×2、王×3、王×5主张购房款并非王×4支付的，依据是王×1生前手写材料中提及王×4“可能当时认为家里分的两居室是白得”，但其亦认可《协议书》中各自签字的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协议书》系本人签署，故《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书》中明确载明房屋价款9276.22元，房款已由王×4支付，亦载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王×4所有。由此可见，协议的上述内容系对于已经发生事实之确认，能够看出签订协议时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已经支付完毕，且王×1与王×4均确认购房款系王×4支付，并据此约定了房屋产权的归属，王×2、王×3、王×5作为见证人亦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同时，结合购房款的票据原件一直由王×4持有，故对于王×1与王×4之间存在借名买房之法律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王×2、王×3、王×5依据王×1的手写材料主张购房款并非由王×4支付，但应当指出，王×1手写材料内容庞杂，大多涉及家庭生活琐碎矛盾，且对此问题并无明确表述，王×2、王×3、王×5仅以该材料中一句推测性表述不足以推翻《协议书》中明确确认之内容。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系王×1单方面分配家庭财产的单务合同，存在不妥之处。现王×1死亡，王×2、王×3、王×5作为王×1的继承人，负有协助王×4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之义务。综上所述，王×4要求王×2、王×3、王×5协助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存在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5040号民事判决；二、王×2、王×3、王×5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王×4办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103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鉴定费18000元，由王×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王×2、王×3、王×5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2、王×3、王×5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雨菡审 判 员 刘丽杰审 判 员 王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辛明厚书 记 员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