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45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砚，女，1981年6月6日出生，苗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超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之，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B座50层1-11单元。负责人：张玉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都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9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恒都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撤销罗砚与恒都律所签署的《恒都律所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二）项中的“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恒都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本案代理合同系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后签订，且罗砚清楚撤诉后融高公司仍然有起诉的权利这一事实”且本案代理合同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撤诉这一风险代理费用付款条件系恒都律所在其提供的代理合同范本中预先制定的格式条款，缔约前，恒都律所从未向罗砚说明该条款的法律后果，罗砚完全不知晓撤诉后依然有权再次起诉的法律规定，双方也从未就该条款进行过任何磋商，原告撤诉这一风险代理费用付款条件属于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罗砚反诉要求撤销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二）条中的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而非撤销整个代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恒都律所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罗砚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于法庭质证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故事实认定正确无误，本案《法律服务代理合同》不具备合同法39条规定的格式条款的要件，没有免除恒都律所的责任和义务或者排除罗砚主要权利或加重责任的内容，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撤销情形，罗砚称其不了解撤诉后依然有权再次起诉的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该代理合同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定稿，体现了签约地位平等，已不存在显失公平，没有构成给付与被给付显示均衡和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2.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罗砚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恒都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罗砚依据《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给付恒都律所250万元；2.罗砚向恒都律所支付滞纳金（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1.3倍计算）；3.判决罗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罗砚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罗砚与恒都律所签署的《恒都律所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二）项中的“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2.判令恒都律所向罗砚返还所有证据原件和财务资料原件；3.诉讼费用由恒都律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日，罗砚作为甲方与乙方恒都律所签订《法律服务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杭州融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高公司）诉罗砚、龙峻股权转让纠纷一、二审案件（案号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乙方委派并甲方同意由刘建群律师为本案承办律师。服务内容包括：指导调查取证；起草法律文书；参加庭审及其他诉讼程序；代为签署、转递、接收本案所有相关法律文书和文件；代为处理涉及本案相关法律事务。二、合同费用。1.费用约定：（一）本案基础律师费20万元，基础收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基础费无论判决结果均不退费（一审，如有二审包括二审）。由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二）风险费，计算方式为：以本案原告起诉请求罗砚支付2820.3万元受让股权款，及案件诉讼费作为基数，法院生效判决书判决罗砚低于此基数受让股权，则以基数减去判决数额之差的9%作为风险代理费。如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则应按照基数之9%支付风险代理费（需要说明，风险代理费不仅以法院判决结果为依据，还包括法院调解、当事人和解、原告撤诉等结案方式）。风险代理费支付期限为生效判决书送达甲方三日内，或者和解书签订、调解书签订、原告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以上代理费。经协商本案第（二）项风险代理费最高不超出250万元。全额支付合同款项的情况：若因原告撤诉、调解和解、拖延支付费用、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或其他等自身原因造成的本合同无需或不能继续履行，均应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甲方应全额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律师费。甲方有权随时了解本合同项下委托事项的实际进度，有权在委托权限内催促乙方尽快完成上述委托事项。若甲方未按期足额支付合同项下费用的，应当承担滞纳金。未超过15日的，滞纳金按甲方应付款项的日千分之一计算，超过15日的，则符合全额支付合同款项的情况，且滞纳金按照应付款项的日千分之五的计算。乙方在合同履行中应当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正本资料、文件、其他物品以及因代理案件而取得的执行所得或其他所得（以下简称相对方所得）。甲方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2个月内及时提取此类财物。在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支付合同项下费用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将相对方财物予以留置。2018年7月2日，北京华博云天科技有限公司代罗砚向恒都律所支付20万元基础律师费。2018年7月10日，恒都律所向北京华博云天科技有限公司开具2张面额为1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中，恒都律所主张代理合同是经过罗砚与恒都律所反复协商、讨论后签订的，并提交了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罗砚与刘建群律师就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收费比例、生效和中止条款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刘建群在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刘建群律师向罗砚发送的电子邮件清单。罗砚于2018年7月1日打印出最终版的代理合同，签字后邮寄给恒都律所。经查，一审法院（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原告融高公司诉被告罗砚、龙峻股权转让纠纷案，一审法院分别于2018年7月3日、2018年12月26日开庭，刘建群作为罗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罗砚出庭应诉并代表罗砚向法庭提交了答辩状、代理词、证据。2019年1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称原告融高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理由正当应予准许，故一审法院裁定准许融高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由融高公司负担。2019年2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称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做出的（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中存在笔误，故裁定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补正为“刘建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2019年2月1日，恒都律所的刘建群将（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拍照微信发给罗砚，告知她法院已作出撤诉裁定。2019年3月8日，恒都律所向罗砚提交了（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原件、裁定书补正原件、答辩状、证据清单质证意见、原告起诉状、证据。恒都律所解释称之所以3月交接材料是因为法院2019年1月30日做出的撤诉裁定中存在笔误，律师经过多次联系才得以告知法官，法院作出补正裁定后才一并交接给罗砚。庭审中，恒都律所主张罗砚并非如她所述不清楚撤诉的含义，并且在涉诉案件撤诉后表达过同意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意思，并提交了刘建群律师与罗砚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2019年2月1日，罗砚发微信语音称：他们（融高公司）经过这次一审，发现提出的角度是站不住的，肯定会输，所以他们才撤诉。然后他们可能会准备其他的一些理由再重新上诉，否则他们没有必要撤诉，可以等一审结果出来以后再说。不管怎么样，从他们主动撤诉这件事看，你在一审的辩驳里肯定对咱们有利，不然他们不会这么行动，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谋求下一步，要不就是重新换一个角度起诉我和龙峻，或者是单独起诉龙峻。风险代理费我肯定要付的，但现在不是正好赶上过节吗，我今天下午就出门，年前也没准备资金，所以年后再处理这个事。刘建群表示：可以节后付，不要拖太久。2019年3月15日，刘建群向罗砚微信发送了《律所函》，指出罗砚应至少在2019年1月30日向恒都律所支付风险代理费250万元。但截至目前已拖延近50日，需要支付滞纳金，要求罗砚在七日内支付风险代理费和滞纳金。罗砚微信语音回复称：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这到四月底可以筹到钱。这个案子太突然了，筹措得有时间。恒都律所于2019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说明，称在北京市律师协会的要求下，恒都律所已于2019年7月10日将收取罗砚的全部证据原件返还。2019年7月29日，罗砚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书，申请书主张的内容包括恒都律所已向其返还涉案证据原件和财务原件。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代理合同系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后签订，且罗砚清楚撤诉后融高公司依然有起诉的权利这一事实，故罗砚主张本合同显失公平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罗砚反诉要求撤销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二）条中的“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而非撤销整个代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恒都律所与罗砚《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根据代理合同的约定，恒都律所已代表罗砚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准备相应的诉讼材料并出庭应诉，做了较多的应诉准备工作，该案经过两次庭审，各方证据已经过举证、质证，庭审程序已经结束。后该案因融高公司撤诉而审结，恒都律所已依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故恒都律所起诉要求罗砚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50万元风险代理费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恒都律所主张因罗砚迟延给付风险代理费，应依约支付滞纳金，但由于滞纳金过高，故只要求罗砚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的标准计算的滞纳金，不高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罗砚主张其于2019年3月8日才收到撤诉裁定书原件，才得以确定（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已撤诉结案的事实，故应当自罗砚收到裁定书原件后起算滞纳金的答辩意见，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合同约定及案件事实调整滞纳金的起算时间。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起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已于2019年7月2日开庭审理完毕，罗砚于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但根据庭后恒都律所与罗砚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书，双方均认可恒都律所已向罗砚返还了所有证据原件和财务资料原件，故罗砚的第二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罗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费250万元；二、罗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滞纳金（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的标准计算）；三、驳回罗砚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罗砚提交：1.代理合同签署前的往来邮件及相应附件进行公证的（2019）京国立内民证字第2300号公证书，拟证明：“原告撤诉”这一风险代理费用付款条件系恒都律所在其提供的代理合同范本中预先制定，缔约前双方从未就该条款进行过任何磋商，仅就风险代理收费比例等个别条款进行过磋商；2.双方微信语音沟通文字稿以及就微信语音沟通内容进行公证的（2019）京国立内民证字第2301号公证书，拟证明：恒都律所利用罗砚开庭在即的紧迫情形缔结合同；刘建群律师明确告知罗砚，案涉代理合同是恒都律所普遍适用的格式合同范本，难以更改；缔约前恒都律所误导罗砚，将对方撤诉和调解、和解混为一谈，罗砚缔约时并不知晓融高公司撤诉后依然有起诉的权利；罗砚在了解到融高公司撤诉后依然有权再次起诉时，要求与恒都律所签订补充协议，消除诉讼风险，达到案结事了的风险代理条款目的，罗砚在缔结代理合同时并不了解撤诉的法律后果；3.（2012）民二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相关协议的部分条款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但不影响协议中其他条款的效力，最终依据合同法第54条判决撤销了协议中的部分条款；4.（2018）辽民再20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显失公平为由作出了撤销合同部分条款的民事判决；5.朝阳法院受理的（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原告起诉状；6.海淀法院受理的（2016）京0108民初38503号案原告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一审民事判决书，证据5-6拟共同证明：恒都律所代理的（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中，杭州融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高度相似，因此，虽然融高公司撤诉，其仍然可能另案起诉，诉讼风险并未消除，目前，海淀法院受理的（2016）京0108民初38503号案已作出一审判决，正在二审审理中；7.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同证据2），拟证明：杭州融高撤诉后，罗砚询问刘建群律师原告是否有权重新起诉，刘建群律师谎称对方不会再诉，并要求罗砚支付风险代理费250万元。恒都律所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罗砚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恒都律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均不属于二审期间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2.对证据本身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罗砚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罗砚是否应当支付恒都律所相应风险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首先，从合同约定方面。案涉合同对于风险费的支付条件表述为：“以本案原告起诉请求罗砚支付2820.3万元受让股权款，及案件诉讼费（如果本案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此处数额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数额为准）作为基数，法院生效判决书判决罗砚低于此基数款受让股权，则以基数减去判决数额之差的9%作为风险代理费。如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则应按照基数之9%支付风险代理费。（需要说明，风险代理费不仅以法院判决结案为依据，还包括法院调解、当事人和解、原告撤诉等结案方式）。风险代理费支付期限为，生效判决书送达甲方三日内，或者和解书签订、调解书签订、原告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以上代理费。经协商本案第（二）项风险费最高不超出二百五十万元（大写：贰佰伍拾万元整）人民币。”该约定明确将原告撤诉的结案方式纳入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件并对撤诉后风险代理费的计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的原告融高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申请撤诉后，本案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罗砚依约应予支付相应风险代理费。其次，从合同履行方面。案涉合同对乙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如下：“乙方应以合法、谨慎、勤勉、尽职的原则从事代理活动，并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在同一案件中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融高公司诉罗砚、龙峻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自2018年5月28日立案、2018年6月26日恒都律所刘建群律师接受罗砚委托代理该案诉讼之后，于2018年7月3日参加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并提交七组证据；2018年12月26日参加开庭，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书面质证意见以及调查取证申请书。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辩论已然终结，庭审程序已经结束，恒都律所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而本案中，罗砚并未主张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恒都律所在其代理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未以合法、谨慎、勤勉、尽职的原则从事代理活动并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亦未主张恒都律所有其他违约行为，且罗砚亦在事后表示过同意支付风险代理费，故罗砚应依约支付相应风险代理费。综合上述两点，一审法院判决罗砚支付恒都律所相应风险代理费及其滞纳金，具有合同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罗砚要求撤销“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因其并未充分举证证明该条款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故其该项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罗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罗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胡 婧书 记 员  左培懿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