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5民终25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鸿，男，196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四川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四川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槐树街79号6层。 法定代表人：浦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琪，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人民政府。 负责人：王夕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宜宾市南溪区留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伟，男，197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四川有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龙，男，197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上诉人毛鸿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鼓乡政府）、刘光伟、陈龙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3民初1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毛鸿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3民初1032号民事判决；2.长城公司、刘光伟共同支付毛鸿工程（劳务）款1310000元；3.长城公司、刘光伟以1450000元为基数，在2017年11月28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支付给毛鸿，以131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直至本息清偿完毕时止；4.石鼓乡政府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直接向毛鸿支付上述第二项金额；5.一、二审诉讼费由长城公司、刘光伟、陈龙、石鼓乡政府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在职权范围内要求石鼓乡政府与长城公司对案涉工程在规定时间进行结算，架空了毛鸿对工程款的实际请求权。毛鸿系实际施工人，长城公司已经无能力支付尚欠工程款，毛鸿满足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石鼓乡政府主张发包人在尚欠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2月6日，德立公司委托石鼓乡政府代付的12万元工程款与本案无关，系毛鸿受德立公司委托修建其他附属工程产生的工程款，并非本案土石方工程劳务产生的工程款。 长城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该项目实际施工人是刘光伟；2.实际施工人刘光伟至今没有向我公司缴纳相关结算资料；3.在石鼓乡政府向长城公司支付钱的时候，毛鸿与刘光伟的结算签字只是为了春节期间的稳定，我公司不认可毛鸿和刘光伟的结算，他们二人写的结算单没有事实依据。 石鼓乡政府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诉讼费用由毛鸿承担。 刘光伟辩称，1.本案事实严重不清，该工程金额不超过2000000元，但是诉讼金额高达17750000元，转包给刘光伟的时候对金额有一个特别说明，转包合同中约定长城公司1700000元承包下了工程，另外加一个工程7500000元。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虚增工程量。一审法院没有把该事实查清，一审根据现有事实认定石鼓乡政府走账的7500000元的金额都没有支付够。应当由石鼓乡政府支付给毛鸿，不管毛鸿还是长城公司、石鼓乡政府都说没有完整资料审计，本案明显存在虚增工程量。2.我们同意毛鸿的上诉请求第一项和第四项，第二项和第四项的上诉请求是自相矛盾的，应该直接支持第四项上诉请求。 陈龙辩称，最开始是长城公司委托我与石鼓乡政府签订工程合同，最后区里面收回该工程重新建设，石鼓乡政府是以前期的约定来支付。 毛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城公司支付毛鸿工程款134万元；2.判令被告以148万元为基数，在2017年11月28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支付给毛鸿；3.判令被告以134万元为基数，在2019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支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4.判令石鼓乡政府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直接向毛鸿支付上述第一项金额；5.本案诉讼费用由长城公司、石鼓乡政府承担。第一次庭审中，毛鸿明确刘光伟应与长城公司承担工程款的连带支付责任，不要求陈龙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第三次庭审中，毛鸿认可有3万元保证金未交纳给刘光伟，要求在其诉请金额中予以扣减。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龙欲承包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大桥道路修建工程。2012年5月8日，长城公司与陈龙签订《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载明陈龙系长城公司合同工，由陈龙承包南溪区休闲谷工程，自负盈亏，陈龙按标准向长城公司交纳内部管理费。之后，长城公司授权陈龙与石鼓乡政府洽谈工程招投标事宜。 通过招投标方式，石鼓乡政府作为发包人，长城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石鼓乡政府将川南休闲谷涪溪口-石鼓大桥道路建设交由长城公司自筹资金承建，工程价约1795万元，以实际结算为准，计划2015年2月8日竣工。承包人递交竣工结算资料后28天内，发包人与承包人按合同条款约定进行竣工结算。工程完工经发包人确认后，从承包人递交竣工资料之日起，发包人三年内付清所有工程款，资金占用率按年利率12%计算。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进行分包，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单位结算，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单位支付各种工程款项。陈龙作为长城公司委托代表人在该合同中签字。 2014年6月23日，陈龙作为长城公司委托代表人，与刘光伟签订《川南休闲谷项目修建工程内部承包协议》，长城公司将其承包的涪溪口-石鼓大桥道路建设转包给刘光伟，由刘光伟垫资承建。同时，刘光伟向陈龙支付200万元工程保证金。 2014年10月7日，刘光伟与毛鸿签订《南溪区石鼓乡路基工程挖填方工程承包协议》，约定毛鸿承建南溪区石鼓乡滨河西岸涪溪口至石鼓大桥3755.845米道路挖填方，工期预计90天，工程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刘光伟一方向毛鸿支付总工程款的80%，挖填工程结束后验收后，6个月内支付工程款97%，剩余3%工程款作为保修金，工程正常使用一年付保修金。双方签字后，应交甲方保证金12万元。诉讼中，毛鸿认可其向刘光伟实际交纳了9万元保证金，毛鸿同意将其未交纳的3万元保证金在其诉请金额中予以扣减。 2014年11月6日，长城公司解除了陈龙的委托代理权，并向石鼓乡政府发出告知函、工作联系函。长城公司要求解除陈龙与石鼓乡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5年1月6日，毛鸿与刘光伟认可的案涉项目部经理张耀武就工程量、单价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为1533383.52元。2015年1月14日，刘光伟、陈龙、毛鸿三方签订《劳务费用处理协议》，协议载明毛鸿与刘光伟签订路基土石方工程劳务协议后，毛鸿应交纳12万元保证金给刘光伟，但刘光伟一直未付款给施工队，刘光伟共拖欠毛鸿施工队153万元（含保证金12万元）。双方协商刘光伟于2015年1月26日一次性支付毛鸿108万元，剩余款项由刘光伟、毛鸿、陈龙三方协商再议。如刘光伟未按时向毛鸿付款，则刘光伟将其交纳长城公司200万元保证金的原件及与长城公司所签的协议抵押给毛鸿。2015年3月10日，毛鸿与长城公司现场代表范明琪就后期施工量、单价进行结算，双方确认结算余款为114540元。毛鸿认可该笔费用已由石鼓乡政府代付。 2016年1月13日，毛鸿及其合伙人肖斌，与范明琪、陈龙等人共同参加石鼓乡政府召开的毛鸿工程款支付会议，会议中，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长城公司初步认定毛鸿及其合伙人肖斌二人在土石方工程量价款为50万元，毛鸿、肖斌要求的工程款差额与陈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以法律途径解决。 2016年10月24日，长城公司因资金紧缺，向石鼓乡政府请示，建议将工程从ＢＴ方式更换为建设工程。次日，长城公司向石鼓乡政府发出新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员工范明琪处理项目相关事宜。2016年10月28日，石鼓乡政府与长城公司签订《川南休闲谷建设工程项目补充协议》，该工程已完成入口段1.3ｋｍ基础和路面黑化，剩余2.45ｋｍ路段停止建设。对于已实施的1.3ｋｍ路段，申请相关单位进行验收，施工工程量和建设费用以审计决算为准。长城公司自愿放弃原合同中每年约15.3%的资金利息回报，长城公司同意该项目在竣工验收、结算后，在决算评审价基础上下浮10%作为工程最终结算金额。 2017年6月20日，长城公司向石鼓乡政府提交交工申请验收报告。石鼓乡政府收悉后，于2018年6月6日发函，要求长城公司对项目路面开裂等质量问题进行限期整改。2018年10月30日，长城公司再次向石鼓乡政府发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解除对陈龙、范明琪的授权，新授权长城公司员工黎自萍来办理川南休闲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及结算审计事宜。 2017年11月28日，毛鸿指定其合伙人肖斌与长城公司委托代理人范明琪就项目工程款进行结算，双方确认共产生153万元工程款，已由石鼓乡政府支付5万元。2019年2月2日，长城公司制作委托石鼓乡政府支付工程款项明细表，上载“应付肖兵、毛鸿金额1530000、已付金额50000、此次委托支付金额140000”，毛鸿及其合伙人肖斌，长城公司授权代理人黎自萍在该明细表中签字确认。石鼓乡政府经长城公司委托，向毛鸿支付工程款14万元。 石鼓乡政府对支付毛鸿上述款项无异议，并提交委托书一份，证明2016年2月6日，石鼓乡政府经四川德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立公司）委托，向毛鸿支付了12万元项目劳务工资。石鼓乡政府在本案中受长城公司委托，共计代为支付工程款6355364.91元。石鼓乡政府陈述，本案部分工程款的支付，均系长城公司委托石鼓乡政府支付给德立公司，再由德立公司委托支付到相关账户。毛鸿对收到2016年2月6日石鼓乡政府支付的12万元无异议，但陈述该笔款项是石鼓乡政府支付的其他项目工程款。 另查明，项目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但该道路工程并未封闭，已使用几年。 诉讼中，毛鸿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并预交保全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南溪区石鼓乡路基工程挖填方工程承包协议》、结算单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毛鸿对刘光伟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毛鸿在项目所做工程量总价如何确定。毛鸿已收到的工程款为多少，石鼓乡政府于2016年2月6日向毛鸿支付的12万元款项该如何认定。3.案涉工程是否符合工程款的支付条件。4.工程款支付责任的主体如何认定。 一、关于毛鸿要求刘光伟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5年1月14日，刘光伟、陈龙、毛鸿三方签订《劳务费用处理协议》，协议约定刘光伟应于2015年1月26日一次性支付毛鸿108万元，剩余款项由刘光伟、毛鸿、陈龙三方协商再议。据此协议，刘光伟抗辩原告毛鸿自2015年1月26日后，一直未向刘光伟主张支付工程款，至本案起诉后才要求刘光伟支付工程款，已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刘光伟的支付责任应当予以免除。前述《劳务费用处理协议》从内容来看，系分期履行债务协议。但除第一期债务履行期限有明确约定以外，双方对于剩余工程款的履行时间并未做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被告刘光伟无证据证明双方在约定的第一期债务尚未履行的情况下，已对剩余工程款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故毛鸿可以随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向刘光伟主张权利。被告刘光伟对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毛鸿在本案所做工程总价。根据查明的事实，毛鸿先后与案涉项目部经理张耀武、毛鸿、长城公司代理人范明琪对案涉工程价款结算后确认为153万元（含保证金12万元）。在被告无证据推翻该结算价款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金额予以确认。庭审中，毛鸿明确上述结算后工程款153万元，包含毛鸿应支付给刘光伟的保证金12万元。刘光伟、毛鸿均认可毛鸿尚有3万元保证金未交纳。因此毛鸿所做工程结算价应为141万元，毛鸿向刘光伟缴纳保证金9万元。 关于已付工程款数额问题。石鼓乡政府于2016年2月6日支付毛鸿12万元，毛鸿于2017年11月28日、2019年2月2日收到石鼓乡政府代长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共19万元。对于原、被告争议的2016年2月6日的12万元是否属石鼓乡政府支付的本案工程款。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德立公司一直在工程，处理款项支付等事项，长城公司亦委托石鼓乡政府支付了多笔款项给德立公司，再由德立公司将款项支付给各施工队。本案中，德立公司在2016年2月6日出具付款委托书要求石鼓乡政府代付毛鸿工程款12万元，毛鸿表示确已收到该笔12万元。因此毛鸿2016年2月6日收到的12万元应当系长城公司支付的项目工程款，故毛鸿已收到工程款为31万元，尚有119万元工程款未收取。若毛鸿主张其为长城公司、德立公司做有其他工程并有其他工程款项未结算的，可另寻途径解决。 三、对于案涉工程是否符合工程款的支付条件。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长城公司承包石鼓乡政府发包的工程后，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将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陈龙，陈龙又将工程转包给刘光伟，刘光伟再将路基工程违法分包给毛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工司法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规定，长城公司与陈龙之间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陈龙与刘光伟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以及刘光伟与毛鸿签订的路基工程挖填方协议均属无效合同。虽然被告抗辩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和审计，目前尚不符合工程款支付条件。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公路交付后并未进行封闭改造，目前有车辆正常通过，且被告无证据证明毛鸿所承包的路基工程存在何种质量问题，故本院推定毛鸿所分包的工程符合质量标准，其可以主张工程款。根据刘光伟与毛鸿之间的《劳务费用处理协议》约定，现付款期限已届满，故毛鸿主张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已成就。 四、关于工程款支付主体的认定以及利息的计算问题。刘光伟与毛鸿签订路基挖填方协议后，毛鸿按约进场施工并与刘光伟办理了结算。基于合同相对性，刘光伟应当按照结算协议的约定向毛鸿支付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工程由于质量问题整改等原因未进行竣工验收，工程总价尚未审计，本案中无法核实发包人石鼓乡政府欠付长城公司的工程款。且根据前述法条规定，即便查清了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数额，人民法院仅能判决发包人在欠付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而非一并判令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在本案中毛鸿已经向合同相对方刘光伟主张权利且已经得到本院支持的情况下，其又向发包人石鼓乡政府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毛鸿并未与长城公司直接建立合同关系，故毛鸿向长城公司主张工程款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对其造成损害为由，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施工人行使代位权诉讼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直接向发包人追索工程款，属于两种不同的救济途径，实际施工人可以择一而用，但不能在一个诉讼中同时选择。若毛鸿有证据证明本案中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存在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的情形，其可另行起诉主张代位求偿权。 对于利息，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规定，本案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当事人结算之日为起算日。毛鸿与刘光伟进行结算的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原告毛鸿主张从2017年11月28日即长城公司与毛鸿确认工程款金额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工程款和保证金的利息，属于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光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毛鸿支付工程款、保证金共计119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从2017年11月28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止，以13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从2019年2月3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以119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二、驳回原告毛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60元，减半收取计84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3430元。原告毛鸿负担1504元，被告刘光伟负担11926元。 二审中，毛鸿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1.兴业银行查询表，拟证明长城公司已没有能力支付工程款；2.付款证据、后期施工量单价结算表、总结算表，拟证明德立公司委托石鼓乡政府支付给毛鸿的120000元工程款是其他工程的款项，与本案无关。 刘光伟的意见：第一组证据查询表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未发表意见。 长城公司的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提出，德立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都是长城公司委托支付的。 石鼓乡政府的意见：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在一审中已出示，一审认定120000元就是本案的工程款。 陈龙的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未发表意见，对第二组证据提出，120000元是单独由德立公司支付给毛鸿的后期工程款。 刘光伟向本院提交了内部承包协议，拟证明陈龙代表长城公司将工程整体转包给刘光伟，由于陈龙没有将资料给刘光伟所以没有办法审计。 毛鸿的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刘光伟、长城公司和石鼓乡政府之间的问题应当另案处理。 长城公司的意见：该证据长城公司没有盖章签字，不发表意见。 石鼓乡政府的意见：该证据在一审出示过，不属于新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陈龙未发表意见。 长城公司、石鼓乡政府、陈龙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的意见：1.毛鸿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不能认定该120000元属于工程外的其他工程的款项，也达不到证明目的。对毛鸿提交的两组证据均不予采信。2.刘光伟提交的内部承包协议已被一审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但达不到证明陈龙未交资料给刘光伟的证明目的。对刘光伟提交的证据也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长城公司是否应当与刘光伟共同支付毛鸿工程款；2.石鼓乡政府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3.德立公司2016年2月6日委托石鼓乡政府代付120000元工程款是否与本案有关。现评析、认定如下： 针对第一个争议的焦点，即“长城公司是否应当与刘光伟共同支付毛鸿工程款”问题。刘光伟与长城公司的委托代表人陈龙签订案涉工程的承包协议后，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毛鸿，毛鸿与刘光伟签订了承包协议，故刘光伟是毛鸿的合同相对方，应当由刘光伟向毛鸿支付工程款。若要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前提是需要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才能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而实际施工人根据合同法行使代位求偿权，也应当在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对实际施工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本案工程未验收结算，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事实无法查明，也无刘光伟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事实，故毛鸿主张长城公司应当与刘光伟共同支付工程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即“石鼓乡政府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规定，对于发包人的责任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查明。但本案的客观现状是工程由于工程质量问题整改等原因未进行竣工验收，工程总价尚未审计。如何开展审计，是双方的合同约定，双方均应当遵守合同约定，人民法院同样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在审计条件还不成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要求双方进行审计。本案中，由于没有开展审计，无法查明发包人石鼓乡政府欠付转包人长城公司多少建设工程价款，毛鸿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发包人石鼓乡政府欠付转包人长城公司多少建设工程价款。对毛鸿要求石鼓乡政府在欠付转包人长城公司建设工程价款的范围内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针对第三个争议的焦点，即“德立公司2016年2月6日委托石鼓乡政府代付120000元工程款是否与本案有关”问题。付款在结算之后，符合建设工程经济活动规律。德立公司委托付款书上仅说明是德立公司因修建所产生的劳务工资120000元直接委托石鼓乡政府代付打入毛鸿的银行账户，未说明是修建工程以外的其他工程，而后期施工量单价结算表、总结算表，也不能体现该结算是毛鸿做了其他工程的结算，毛鸿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德立公司委托毛鸿修建其他工程。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又认可涉案工程先由长城公司委托石鼓乡政府支付多笔款项给德立公司，再由德立公司支付给各施工队。从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该笔12万元是支付的涉案工程的劳务费。毛鸿认为该款是支付毛鸿为代德立公司修建其他工程所产生的金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毛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75元，由上诉人毛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美宏 审 判 员 王纯强 审 判 员 彭晓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华 涛 书 记 员 杨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