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民终10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献明，男，196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攀枝花市安和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天骏汽车城内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754721437Q。 法定代表人：杨永兴，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胜福，男，197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梅，女，199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安（系王雪梅父亲），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上诉人杨献明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安和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和公司）、石胜福、王雪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3民初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献明，被上诉人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永兴、石胜福、王雪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献明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3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杨献明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足以证明案涉车辆“川Ｄ×××××、川Ｄ×××××、川Ｄ×××××”货车车牌号及车辆行驶证有伪造重大嫌疑。被上诉人安和公司、石胜福、王雪梅与上诉人签订三份货车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案涉车辆重要信息，恶意串通，存在明显欺诈行为，安和公司还存在胁迫行为，所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均应当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安和公司辩称：1．其与杨献明之间车辆买卖是裸车交易，且双方合同中未就车辆上户做出约定，安和公司不负责车辆上户，车辆牌照办理应由买方自行负责；案涉三辆车在达成汽车交易时，正在四川省米易县白马矿山上拉运矿石，根据行业习惯，矿山上作业车辆没有上户；案涉车辆是杨献明自己在经营，不在安和公司管控之内，所谓套牌事情，安和公司并不知情。2．杨献明一审提管辖异议，现又以套牌为由，提起上诉，是恶意拖延诉讼时间。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石胜福辩称，其认可一审判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王雪梅辩称，其当时在安和公司上班时已将案涉车辆转让给杨献明，没有参与对该车辆的经营，转让后都是杨献明在经营，王雪梅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安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杨献明立即付清尚欠安和公司购车款和备件款644088元，支付占用资金利息（2019年1月31日止）448714.64元；2．判令支付利息计算到款付清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石胜福、王雪梅均系安和公司员工，安和公司以公司福利方式将购买北奔汽车名额分配给公司员工入股经营，石胜福有两台购车名额，王雪梅有一台购车名额。 2012年4月26日，安和公司与王雪梅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2-安汽售字-22号）。2012年4月26日，王雪梅与马万春、马万坤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本人由于资金困难，经友好协商，自愿将此台车名额转让给马万春，由马万春和马万坤交付车款壹拾伍万元整及剩余车款。”杨献明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2012年7月21日，杨献明与马万春、马万坤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马万春、马万坤自愿将王雪梅名下原79号车，现编号为5-18的北奔车转让给杨献明，由杨献明独立经营，以后的债权债务与马万春、马万坤无关”。 2012年6月16日，石胜福与杨献明签订《汽车买卖协议书》，约定：两辆北奔重卡汽车总价款为680000元，均为按揭车辆未正式上户，且石胜福欠安和公司车款515518元由杨献明承担。前期每台汽车石胜福已支付安和公司100000元，两台共计已付200000元。签订本协议时杨献明付石胜福一辆车款，另一辆车款100000元，杨献明给石胜福出具现金借条100000元整，限于签订本协议时杨献明在一年内付给石胜福，杨献明并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8000元，如超期不还，按银行贷款四倍支付。石胜福购买18只轮胎，共计50600元。 之后，为认可以上债权债务转让事实，方便车辆经营利润结算，安和公司与杨献明补签《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2-安汽售字-18号），其中一份合同订单载明：“两辆汽车发动机号分别为1611A019641、1611B044718，车架号分别为LBZF46EB4BA018067、LBZF46EB6BA018071，两辆车总价格为680000元。”另一份合同订单载明：“一辆汽车发动机号为1611C074139，车架号为LBZF46EB9BA018081，车辆总价格为340000元。” 2012年6月15日，石胜福收到杨献明购车款10000元；2012年6月16日，石胜福收到杨献明购车款90000元；2012年7月19日，石胜福收到杨献明18只轮胎款50600元；2013年8月1日，石胜福收到杨献明银行转账108000元，其中8000元为杨献明支付给石胜福的利息。 2014年10月8日，杨献明向安和公司及北奔厂家书面申请：“恳请减免车款、备件款及利息后，余款想办法及时给付。” 2014年10月13日，安和公司会计杨廷凤在攀枝花市红椿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椿公司）6月15日至7月31日财务核算表上统计杨献明还车款明细和截止2014年10月13日杨献明欠安和公司车款584207元、欠备件款6800元、欠利息59881元，由杨献明签字确认。 2014年10月15日，杨献明在《欠款确认书》上签字，确认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10月13日欠安和公司车款584207元，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10月13日，欠安和公司利息59881元，合计644088元；2014年10月15日，杨献明在《还款计划和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截止2014年10月16日，欠安和公司车款584207元，利息59881元，合计644088元，并承诺在2015年4月30日前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还清欠款。 2014年10月15日，安和公司与杨献明在《还款计划和承诺书》中约定杨献明到期未履行还款义务，安和公司按照所欠金额的四倍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2014年10月16日，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永兴在《欠款确认书》上签字备注：“同意减免利息伍万玖仟贰佰捌拾壹元，收取陆佰元整。减免车款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收取大写肆拾叁万肆仟零贰拾柒元，合计收取肆拾叁万肆仟陆佰贰拾柒元。” 一审法院认为，安和公司以公司福利方式将购买北奔汽车名额分配给公司员工入股经营，石胜福有两台购车名额，王雪梅有一台购车名额。石胜福在与杨献明签订《汽车买卖协议书》时载明所转让车辆未上牌。王雪梅与马万春、马万坤签订《转让协议》时载明转让的系购车名额，马万春、马万坤与杨献明签订《转让协议》中仅载明车辆编号，未载明车辆牌照。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未证明有套牌事实发生。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言中表明其在安和公司购买的车辆未上牌。为方便经营利润结算，安和公司与杨献明补签《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2-安汽售字-18号），杨献明同意承担石胜福、王雪梅欠安和公司的债务。杨献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安和公司购买的车辆系套牌车辆，也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汽车买卖协议书》、《转让协议》及《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2-安汽售字-18号）时受欺诈、胁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合同签订各方均具有相应的订立合同的能力，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杨献明与安和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2-安汽售字-18号）、与石胜福签订的《汽车买卖协议书》、与马万春、马万坤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之规定，安和公司依约向杨献明交付车辆，杨献明未按时履行支付价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2014年10月8日，杨献明主动提出书面申请恳请减免车款、备件款及利息。2014年10月15日，杨献明签订《欠款确认书》及《还款计划和承诺书》。2014年10月16日，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永兴在《欠款确认书》上签字同意减免车款及利息。证人汤应华出庭作证证言表明仅看到有三个人在杨献明家门口，无法证明杨献明签字系受胁迫，故杨献明提出其签订《欠款确认书》及《还款计划和承诺书》系受胁迫的主张不成立。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杨献明尚欠安和公司车款及利息434627元。安和公司和杨献明在《还款计划和承诺书》中约定杨献明在2015年4月30日前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还清欠款，若杨献明到期未履行还款义务，安和公司按照所欠金额的四倍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杨献明至一审判决时未支付上述购车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之规定，安和公司主张按约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系双方书面约定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杨献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攀枝花市安和汽车经贸有限公司购车款434627元及利息（从2015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4346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二、驳回攀枝花市安和汽车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35元，由攀枝花市安和汽车经贸有限公司负担4667元，由杨献明负担9968元。 本院二审期间，杨献明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人艾某和庄某的证言，拟证明案涉三辆车在安和公司及红椿公司经营期间车辆牌照齐全。证人艾某称，大约是2012年初冬，杨献明的三辆车由司机从云南省乌东德开回来在其修理厂修理时有牌照，且尾号为302、303、867或678。证人庄某称，其在四川省米易县白马开车期间，知道王思安、杨献明从金江开回来的一批车均有牌照。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安和公司、石胜福、王雪梅质证认为，两位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安和公司、石胜福、王雪梅在本院二审期间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对证人艾某和庄某的证言，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全案证据质证情况，可以证明案涉车辆从云南省乌东德水电站工地返回四川省攀枝花市后挂有车牌号。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 2012年6月16日，石胜福与杨献明签订《汽车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在攀枝花市安和汽车经贸有限公司购买的车驾号为LBZF46EB4BA018067，发动机号为1611A019641，车驾号为LBZF46EB6BA018071，发动机号为1611B044718，两台北奔重卡汽车为按揭车辆未正式上户。现两台车在米易黄草矿山上运输矿石。” 杨献明在与石胜福、马万春、马万坤签订协议后进行了车辆交接。在红椿公司的财务核算表中，杨献明名下有牌号为川Ｄ×××××、川Ｄ×××××、川Ｄ×××××三辆汽车的记载。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函证实“我所认定车牌号川Ｄ×××××、川Ｄ×××××、川Ｄ×××××的行驶证不是我所核发”。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一审卷宗、当事人二审庭审陈述、证人证言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汽车买卖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故意隐瞒事实、欺诈、胁迫行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是否因案涉车辆存在套牌问题导致无效，安和公司应否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二审确认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评判如下： （一）杨献明与安和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成立。石胜福、王雪梅分别通过与安和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并入股经营，取得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而后，石胜福与杨献明，王雪梅与马万春、马万坤，杨献明与马万春、马万坤分别签订转让协议，将其购买的汽车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杨献明。为认可上述转让事实，安和公司与杨献明补签《汽车买卖合同》，杨献明由此承继石胜福、王雪梅与安和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其与安和公司已成立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 （二）安和公司、石胜福、王雪梅不存在恶意串通故意隐瞒所涉车辆重要信息、欺诈和胁迫行为。从本案一审、二审所采信的证据看，王雪梅与马万春、马万坤签订《转让协议》时，杨献明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上签字。杨献明与石胜福签订的《汽车买卖协议书》，对所买卖的两台汽车“为按揭车辆未正式上户。现两台车在米易黄草矿山上运输矿石”等状况进行了明确说明。而后，杨献明就该三台车分别与安和公司补签《汽车买卖合同》，合同对标的物的基本情况、交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从杨献明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经过情况判断，杨献明应当了解安和公司与其职工之间买卖汽车并入股经营、所涉车辆未正式上户等信息。杨献明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不清楚合同具体内容，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故意隐瞒车辆信息，欺诈和胁迫其签订合同，既未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也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当判定上诉人杨献明的主张不成立。 （三）本案所涉车辆存在套牌问题并不导致汽车买卖合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系指交易的标的禁止买卖，交易行为本身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等。车辆登记、上牌等行为，如无特别约定，并不包含于车辆买卖行为中，而是买卖车辆后为使其上路行使符合行政管理法规而进行的另一法律行为，车辆套牌行为只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政管理性规定，可以请求管理机关对套牌行为给予相应处罚，但并不影响车辆本身再以合法的形式上牌，因此车辆套牌行为并不涉及买卖合同本身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汽车买卖合同无效。如因套牌给其造成相应损失，其可另行向行为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 （四）安和公司不应因车辆存在套牌而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石胜福、王雪梅与安和公司均陈述其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未上牌交易，杨献明与石胜福签订的《汽车买卖协议书》明确所买卖车辆未上牌照，王雪梅与马万春、马万坤签订的《转让协议》明确载明只转让购车名额，马万春、马万坤与杨献明签订的《转让协议》只载明车辆的自编号，杨献明与安和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及其附件未约定车辆牌照条款。由于杨献明与安和公司所签合同系承继石胜福、王雪梅与安和公司的权利义务，且杨献明与安和公司没有特别约定，只能判定二者间的汽车买卖合同系未上牌交易，安和公司不承担为本案所涉车辆上牌照的合同义务，也不能因车辆存在套牌而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献明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安和公司与石胜福、王雪梅恶意串通故意隐瞒重要信息，不能证实其签订合同时被欺诈或被胁迫，其与被上诉人安和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已实际履行，杨献明应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杨献明要求改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改判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19元，由杨献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 新 审 判 员  胥 军 审 判 员  饶庆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米拴学 书 记 员  刘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