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6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4年7月11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曾用名刘书柯），男，2008年1月9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2011年7月9日生，汉族，住邳州市。法定代理人：李某（系刘某1、刘某2之母），女，1984年7月11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圣友，男，1966年4月17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巧兰，女，1965年7月15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松，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友德，男，1952年3月3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因与上诉人高友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2民初9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及其与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松、程杰、上诉人高友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本案为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并在一审判决赔偿数额基础上增加4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认定该案系义务帮工性质，仅从公平角度判令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16万余元不符合案件事实。首先，根据一审庭审查明，在涉案装货过程中如果没有上诉人亲属刘元成在车上码货，仅被上诉人雇佣两年龄较大的工人是不能正常完成涉案的装车事宜。其次，一审法院认为刘元成与高友德不能认定为义务帮工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从一审查明的有关事实看，刘元成在车上码货的行为具备义务帮工的构成要件。而一审法院认定为“帮助理货”中的“帮助”，事实上表明是帮助被上诉人，而非其本人。因此，上诉人亲属刘元成付出劳动又不能因此获得上诉人相应报酬的情况下，涉案性质属义务帮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从公平原则判令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16万余元系案件性质的认定错误。因此，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高友德辩称，关于高友德与刘元成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高友德与刘元成系长期运输合同关系。刘元成为高友德运输货物，高友德支付运费，双方是有偿的双务合同关系，而义务帮工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自愿无偿地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是单务合同义务帮工，具有无偿性、临时性和一次性，本案显然不符合义务帮工的构成要件。首先，刘元成作为运输合同的承运方，即便有整理货物行为，也是在履行运输合同义务，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正是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刘元成才有可能搬动整理货物，目的是为了节省车厢空间，多拉货，为了运输安全需要，或者是为了建立长期的货运关系，这些目的皆是追求其自身利益，与被上诉人无关。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给被上诉人运货，上诉人不会帮忙。所以，所谓的帮忙是以运输合同关系为前提条件，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无偿义务帮工。其次，刘元成没有实施给高友德帮忙的行为，案发时高友德不在现场，其专门雇佣了两位工人给银杏装车，人手足够，无需刘元成的帮忙，高友德不在场，也不可能主动要求刘元成给帮忙，其雇佣的两位工人也没有要求刘元成给予帮忙。高友德雇佣的两位工人相互配合，已经完成银杏装车的全部工作。刘元成为了节省空间多拉货，违反法律规定，将其他货主的辣椒袋子摆放超出车厢高度，同时漠视自身安全，站在超高而且不稳定的辣椒袋子进行理货，刘元成是为了实现自身运输利益的最大化。高友德和工人并没有因此获益。综上所述，不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事实，刘元成都没有给高友德义务帮工。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是义务帮工的关系合法合理，上诉人不应割裂运输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违背客观事实主张给高友德义务帮工。刘元成因自身过错在履行运输合同中导致事故发生，应当自担责任，高友德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因此上诉人上诉理由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高友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上诉人承担补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上诉人与刘元成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事故发生时刘元成系履行运输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上诉人并无任何过错甚至也不在现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而受害人刘元成的过错是显而易见，首先，事故发生时驾驶证尚在实习期，刘元成不应独自一人从事驾驶运输业务；其次，作为从事货物运输的司机，应具备基本的装卸货物的安全常识，但是刘元成在其他货主处装的辣椒明显超出了车厢高度，并且漠视自身安全，站在超高的不稳定的辣椒袋子上，正是其自身的过错行为才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了“公平责任”，即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了“公平分担损失”，即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因此，适用公平原则的重要前提是当事人均无过错。而本案是由受害人自身过错造成，上诉人不在现场且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无任何过错，因此本案不符合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条件，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即使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或补偿，在具体适用时也应考虑双方当事人经济状况，上诉人高友德已年近70岁，经济能力一般，在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高达165524.38元的补偿责任对上诉人有失公平。其次，从公平角度考虑，致使刘元成跌落的超高辣椒并不属于上诉人，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案件实际情况，滥用公平原则，以形式公平造成了实际不公平的后果。三、事故发生时，刘元成尚在驾驶实习期，被上诉人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刘元成从事个体运输业，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刘元成户口本上的户口性质即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错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请。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共同辩称，高友德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死者刘元成属于帮工人，高友德属于被帮工人。死者刘元成是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作为被帮工人的高友德应承担赔偿责任。况且死者刘元成无任何过错。二、刘元成是在为高友德装货码货时摔下。即使从辣椒上摔下，辣椒归属他人，但是其站在辣椒上也是为了高友德装货，系完成帮工行为。同时强调，刘元成并非从辣椒上摔下，而是从银杏箱上摔下，随着刘元成摔下过程中，也有相应银杏箱一并摔下。三、刘元成生前一直从事交通运输业，属于交通运输业个体户，一审已提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运输资格证等予以证明，而且高友德答辩时也已称与死者刘元成之间有两三年运输合同关系，更能证明死者刘元成属于个体工商户。应按城镇予以赔偿各种标准。综上，应当驳回高友德的上诉请求，支持李某等上诉请求。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友德支付其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6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刘元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与刘某1、刘某2系父子关系、与刘圣友系父子关系、与徐巧兰系母子关系。刘元成系个体运输户，与高友德存在长期运输合同关系。2018年10月2日刘元成与高友德约定为高友德运输银杏（盒装）至徐州，运费每吨100元。时至中午，刘元成在别处装完辣椒（靠近货车车头一侧摆放，高度超过车厢护栏）后，到高友德门市附近装银杏，高友德不在装货现场，其雇佣两人为其装货。高友德雇佣的工人冯之府在邳州市公安局港上派出所询问时称“……我看到货车司机已经站在货车装的辣椒袋上开始把装银杏果子的箱子往辣椒袋子上面码了，我把箱子搬到车厢里，韩光正站在车厢里把箱子再递给司机，司机在上面码货……”，刘元成在理货过程中，从辣椒袋子上摔到地面，当即被送往邳州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10月3日出院，诊断为：1、右侧额颞枕顶部急性硬膜下血肿；2、小脑幕切迹疝；3、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左顶骨骨折；5、双侧颞顶枕顶部头皮血肿；6、左侧创伤性血气胸；7、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8、左锁骨骨折；9、左肩胛骨骨折。10月3日在家中去世。共花费医疗费34519.22元（医保统筹支出18643.85元，个人支付15875.37元）。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的各项诉请分别为：医疗费34519.22元、死亡赔偿金48588元×20年=971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9345÷2=2467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0508元（刘某115612×7÷2=54642元、刘某215612×11÷2=85866元）合计1221459.72元，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主张按总额的50%计算得610729.86元，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诉请高友德承担6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义务帮工是指帮工人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者生活需要，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自愿、无偿地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并按被帮工人的意思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成果的行为。义务帮工具有实质的无偿性、互助性、临时性、一次性。本案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的亲属刘元成与高友德存在长期的运输合同关系，刘元成在事发时帮助理货是基于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其帮助理货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运输合同和继续维系长期的运输关系，故本案不能认定刘元成上车帮助理货的行为系义务帮工行为。在理货过程中，刘元成没有注意到安全，站在不稳定的辣椒袋上理货，从车上摔落致死。虽然不能认定为义务帮工，但从公平角度考虑，高友德应当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一审法院确认按赔偿总额的15%予以补偿较为适当。关于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诉讼请求：1、医疗费：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共计花费医疗费34519.22元，扣减医保统筹支付的，确认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实际支付医疗费为15875.37元；2、死亡赔偿金：刘元成生前系个体工商户，从事个体运输业，其死亡赔偿金标准应参照城镇标准执行,即死亡赔偿金43622元/年×20年=872440元，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主张按行业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确认；4、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主张的丧葬费24672.5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确认。5、被扶养人生活费140508元，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诉请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计算，没有超过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上述各项损失共计1103495.87元。一审遂判决：一、高友德补偿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165524.38元，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0元，原告负担2400元，高友德负担1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高友德与受害人刘元成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从案外人冯之府、韩光正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得出，涉案货物运输车辆系受害人刘元成所有，为促成与刘元成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托运人高友德雇佣冯之府、韩光正二人完成交付委托托运之货物银杏（盒装），冯之府负责将银杏（盒装）从高友德处搬至货车尾部并传递给韩光正，韩光正负责将银杏（盒装）装排在刘元成的车上，从上述搬运分工流程能够看出,高友德的雇佣人员冯之府、韩光正完成了装货至承运人刘元成指定运输之车辆上的义务，至此被装至刘元成车辆的托运货物应属于刘元成的托管期间，刘元成后续实施的涉案理货行为更符合为履行运输合同的附随义务，上诉人李某等人主张与高友德构成帮工法律关系依据不足，其请求高友德承担被帮工人侵权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高友德应否向上诉人李某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刘元成与高友德之间运输合同约定每吨货物运费为100元，虽然刘元成实施涉案理货行为并非帮工行为，但刘元成系在整理高友德的托运物品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而对于刘元成的摔落原因，事发时在场人冯之府、韩光正均表示正在忙于搬运货物，并未目击刘元成摔落过程，根据目前在案证据无法确定刘元成系何种原因从涉案车辆上坠落，亦无证据证明刘元成、高友德对此存在过错。鉴于刘元成的理货行为亦存有为高友德利益而为之，结合双方之间运输合同获益情况及本案损害后果，一审根据公平原则酌定高友德对于本案损失承担15％责任并无不当。三、关于应以何种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等费用的计算，不仅要考虑户籍，还应考虑主要收入来源以及经常居住地等因素，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本案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刘元成正在从事货物运输工作，且上诉人李某等人提供证人证言和高友德提供冯之府、韩光正的证人证言及高友德个人陈述能够相印证，证实刘元成长期从事货物运输相关工作，其生活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收入，一审法院据此依据城镇标准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符合案件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高友德主张以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上诉人高友德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裁判结果较为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上诉人高友德负担1000元，由上诉人李某、刘某1、刘某2、刘圣友、徐巧兰负担2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费 蜜审 判 员  孙守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 伟书 记 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