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96刑终218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张军强，男，1965年6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汉族，大学文化，原任天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住天门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经原公诉机关决定，于2016年11月15日被天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日被逮捕，2018年9月14日因原判刑期届满，经原审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9年9月16日因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经原审法院决定对其监视居住。 辩护人金晓葵，湖北鹰之歌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以天检公诉刑诉﹝2017﹞402号起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军强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7）鄂9006刑初384号刑事判决。原公诉机关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鄂96刑终182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鄂9006刑初38号刑事判决。原公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本院于同年10日8日收案、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指派检察员张天民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张军强及其辩护人金晓葵到庭参加诉讼。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阅卷期间10月12日至11月11日应从审理期限中予以减除。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公诉机关指控： （一）滥用职权罪 2016年4月至8月期间，张军强利用其分管天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天门车管所）业务的便利，违反《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第124号令）第三十条之规定，在没有真实的北京牌号的车辆在天门市报废拆解，也未见天门市机动车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情况下，仅凭请托人张某1（另案处理）、郑某1提供的虚假“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注销证明”和不齐全的“车辆信息资料”，就为请托人张某1、郑某1办理629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严重损害了行政执法的程序正当原则，冲击了北京市车辆正常管理秩序，同时给社会公共安全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受贿罪 2016年3月至8月，张军强在利用职务之便违法为请托人张某1、郑某1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和违法帮助郑某1远程查验审核逾期未检车辆期间，多次收受张某1、郑某1现金和微信转账、微信红包共计28.19万元。 1.因违法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一事，2016年6月中旬，张军强在天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后院收受郑某11万元；同年6月下旬，张军强在自己的办公室收受张某15万元；同年7月中旬，张军强在自己的办公室收受张某110万元；同年8月中上旬，张军强在自己的办公室收受张某110万元。张军强将上述款项中的25万元交给其妻子汪某存入银行，另外1万元由其个人挥霍。 2.因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派人来天门市调查天门车管所违法办理北京牌照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一事，2016年8月中旬，张军强以安排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的调查人员为由，分两次主动向郑某1索取1.2万元。 3.因帮助郑某1将逾期未检的车辆通过远程查验审核，2016年3月至8月期间，张军强利用自己分管机动车远程查验审核业务的职务之便，以微信转账或者微信红包的方式，收受郑某19900元。 原公诉机关认为，张军强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量并罚，建议对张军强在有期徒刑四年以上六年以下量刑，并处罚金。 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10月至案发，张军强担任天门车管所副所长，分管前台大厅，主抓车辆管理业务（含车辆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远程审核等）。其中注销登记包含机动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办理机动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必须严格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第三十条和《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一）滥用职权事实 2016年4月至8月期间，张某1（另案处理）、郑某1（天门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与张某1为夫妻关系）提供了虚假的“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北京车管所）办理车辆注销证明”和不齐全的“车辆信息资料”，请求张军强为其办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张军强明知张某1、郑某1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等资料不齐全，只有北京车管所关于车辆已报废拆解完毕的证明（经鉴定该证明系虚假的），而没有真实的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在天门市向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和天门市机动车回收企业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情况下，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和《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不能办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仍在履职过程中超越权限、过度动用权力，违规安排工作人员为张某1、郑某1大批量地办理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截止2016年8月，张军强违规安排工作人员为张某1、郑某1共计办理了629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北京车管所根据天门车管所的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依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201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7号）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为281辆新增车辆办理了登记业务。上述行为严重妨害了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的正常管理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受贿事实 2016年3月至8月期间，张军强利用职务之便，违法为张某1、郑某1办理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并为郑某1在远程查验审核逾期未检车辆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索取和收受郑某1现金、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共计3.19万元。具体分述如下： 1.2016年6月的一天，因张军强为张某1、郑某1办理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郑某1在天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后院送给张军强1万元，张军强予以接受。 2.2016年8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交通管理局派工作人员到天门市调查天门车管所违法办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事宜，张军强以需要招待、安排调查人员为由，分两次向郑某1索取1.2万元。 3.2016年3月至8月期间，张军强利用职务之便，在为郑某1办理逾期未检的车辆通过远程查验审核中提供了帮助，多次接受了郑某1通过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形式给付的9900元。 2016年11月14日，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工作人员通过天门市公安局纪检人员，通知张军强到办案区接受讯问。张军强于当日下午主动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在本案审理期间，张军强向原审法院退缴受贿违法所得款3.19万元。 关于原公诉机关指控张军强收受张某1贿赂25万元的事实，原审经查，原公诉机关虽提交了张军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人汪某、杨某1、吴某1、张某1等人的证言，杨某1、张某1、汪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但张某1否认向张军强行过贿，张军强在发回重审期间对以前供述予以翻供，对指控其收受张某1贿赂25万元的事实予以否认，原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实张军强分三次收受该25万元贿赂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张军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张军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张军强犯数罪，依法应实行并罚。张军强在接到办案机关的通知后主动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应视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张军强在本案审理期间退缴全部受贿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张军强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9月14日止，罚金已缴纳）。二、在案赃款3.19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一、原判对张军强收受张某125万元贿赂的事实认为证据不足而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一，张军强在原一审判决前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均对分三次收受张某1贿赂25万元的事实供述不讳，当庭认罪、悔罪，该供述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应当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二，张军强后期在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原二审期间、天门市人民法院此次重审期间翻供不承认收受张某125万元贿赂，是因为得到张某1拒不承认向其行贿的消息，其翻供理由不能成立；其三，2016年6-8月张某1向张军强三次行贿的时间，正是张某1找张军强办理629辆北京市号牌的机动车报废注销登记的时间窗口，请托人石某、吴某1向张某1控制下的账户汇款的记录、张某1秘书杨某1取款的证言、张军强妻子汪某收到贿款后存入银行的存款记录及其证言等间接证据来源合法，证明的事实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与张军强的供述这份直接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四，合理怀疑必须依据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而产生，而不是案外人想到的所有可能性。请托人石某、吴某1是通过张某1与张军强进行联系，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并没有直接与张军强接触，而张军强也是接受张某1的请托为其办理注解登记业务，天门车管所并无其他异地车辆在天门办理注销登记的记录，张军强从未辩称收受其他请托人员财物的情况，这就排除了其他请托人通过该种请托事由向张军强行贿的可能性。二、原判认定张军强在接到办案机关的通知后主动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应视为自首，认定在审理期间张军强退缴了全部受贿违法所得，属于认定量刑情节错误。张军强在原一审判决前如实供述其受贿罪行，构成自首。但本案发回重审后，张军强翻供，对受贿25万元的事实不予承认，避重就轻，只承认受贿了郑某1的3.19万元，其行为不构成自首；因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将部分退赃认定为全部退赃，也属于认定量刑事实错误。 综上，原判认定张军强受贿犯罪事实错误，认定量刑情节错误，导致量刑畸轻，请依法改判。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支持抗诉意见为：原判采信证据和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畸轻。天门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正确，应予支持。 二审审理查明：张某1系湖北省天门籍自由职业人，案发前为天门市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天门市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天门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实际控股人，其妻郑某1为天门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案发前为天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天门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分管天门车管所包括车辆注销登记在内的车辆管理业务，张某1与熊某于2009年相识，系朋友关系。张军强案发前担任天门车管所副所长，具体负责包括车辆注销登记在内的车辆管理业务。机动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办理属于车管所车辆管理业务范畴。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第三十条以及《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办理此类业务的前提是“车辆损坏无法驶回登记地”，机动车所有人需向车辆所在地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报废机动车，填写申请表，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机动车回收企业在确认机动车并解体后，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然后将申请表、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副本提交报废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其实质内容简言之，就是要有真实的异地车辆经车辆损坏地机动车回收企业报废、回收，并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才能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2016年4月的一天，张某1接受夏某平（湖北红枫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请托，为夏某平的朋友申请办理京Ａ×××××小汽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业务而到天门交警支队时任支队长王某兵的办公室找其咨询相关办理事宜。王某兵将张军强叫到其办公室提供具体咨询意见。张某1在此与张军强认识，并了解了车管所办理包括北京籍车在内的机动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的上述规定。后张军强在没有真实的京Ａ×××××小汽车经天门有关机动车回收企业报废、回收的情况下，安排天门车管所工作人员陈某等人于同月20日为该车办理了注销登记。 同年5月，安徽省宿松籍自由职业人石某接受其同乡吴某1的请托，经他人介绍到天门找张某1利用其人脉帮忙成批办理北京籍车辆异地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即没有北京籍车辆实物到天门经当地的回收企业报废、回收而申请注销登记）。石某向张某1送红木家具一套，并许诺以高额回报。6月初，石某向张某1提供了14份办理北京籍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的资料，每份包括申请表、车主身份证复印件、盖有“北京车管所业务专用章（19）”公章的车辆报废《证明》、机动车前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注册登记证书等（案发后经对张某1提交的所有资料中的车辆报废《证明》委托湖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意见为《证明》中的“北京车管所业务专用章（19）”公章系伪造。天门市公安局还将部分机动车行驶证、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驾驶证等资料送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证明：所送机动车牌证、驾驶证均为虚假）。张某1找张军强的分管领导熊某看资料，请熊某为其办理北京籍车辆异地无车报废注销登记给张军强打招呼。熊某让张某1直接去找张军强，说他已给张军强打了招呼。张某1将上述资料交给张军强。张军强要求张某1按份提供其妻郑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并且需郑某1以代办人的身份在相关资料上签名。张某1将资料进行整理后交张军强。在熊某的直接督促之下，张军强安排天门车管所工作人员谢某等人，于6月17日为张某1办理了京Ａ×××××、京Ａ×××××二辆小汽车异地无车报废注销登记。此间，张某1送给张军强两条1916黄鹤楼香烟，郑某1送给张军强现金1万元。 此后至8月12日，张军强安排陈某等人，在没有真实的北京牌号车辆向天门市的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也没有天门市的机动车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情况下，仅凭吴某1或石某提供给张某1、张某1转交给天门车管所的盖有“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19号”公章的虚假车辆报废《证明》和不齐全的“车辆信息资料”，又先后十三次为张某1办理了以郑某1为代办人的626辆北京籍车辆异地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其中有108辆北京籍车辆异地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是吴某1在得知石某是找张某1在帮忙办理后，撇开石某直接找张某1办理。吴某1与张某1约定：每办理一辆，给张某1好处费7500元。其在2016年7月28日委托张某1办理了50辆北京籍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于当日按每辆7500元的标准向张某1指定的其助理杨某1的账户转款37.5万元；8月9日至10日找张某1办理了58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于8月10日按每辆7500元的标准向张某1指定的其助理杨某1的账户转款43.5万元，两次共计81万元。 吴某1委托石某找张某1帮忙办理了520辆北京籍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于2016年7月2日至8月13日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账号62×××73）向石某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账号62×××72）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石某支付好处费356.7万元。 在上述业务办理期间，张军强于6月下旬收受张某1人民币5万元，将此款交给其妻汪某，汪某于6月27日将此款连同自己的8000元共5.8万元存入其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7月中旬，张军强收受张某1人民币10万元，将此款交给汪某，汪某于7月16日将此款存入其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8月上旬，张军强收受张某1人民币10万元，将此款交给汪某，汪某于8月9日将此款存入其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张军强收受张某1所送人民币共计25万元。 8月中旬，张军强因违规办理北京籍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被人举报，上级机关派人到天门调查期间，张军强以需要招待、安排调查人员为名，二次向郑某1索取1.2万元。张军强还于同年3月至8月期间，为郑某1办理逾期未检的车辆通过远程查验审核中提供帮助，多次接受了郑某1通过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形式给付的9900元。 张军强违规办理629辆北京籍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导致北京市交管部门依据天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的车辆异地报废注销登记，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201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7号）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为281台新增车辆办理了登记业务，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依法依规处理行政事务的程序正当原则，损害了北京市车辆正常管理秩序，侵犯了原登记车主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6年11月14日，天门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工作人员通过天门市公安局纪检人员，通知张军强到办案区接受讯问。张军强于当日下午主动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在本案审理期间，张军强向原审法院退缴受贿违法所得款3.19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审查核实的下列证据证明： 天门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天门市公安局拘留证、逮捕证，犯罪嫌疑人张军强到案经过，关于张军强的常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等书证，证明本案的立案、侦破情况。 干部基本情况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关于车管所领导班子分工说明，证明张军强的国家公务员身份、任职情况和职权范围。 《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和《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证明机动车办理异地注销登记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流程。 天门车管所出具的《天门车管所办理北京注销车情况统计》，证明629辆北京牌照车辆在天门市车管所办理异地注销登记的具体明细情况。 张某1向张军强提供的办证资料中盖有“北京车管所业务专用章（19）”公章的证明64份、天门市公安局关于调查北京牌照机动车异地注销证明真伪的函、北京车管所关于我所业务用印章核实情况的复函和湖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鄂公鉴﹝2016﹞（1）号检验报告，证明上述证明中的公章系伪造。 天门市公安局鉴定聘请书、北京车管所机动车牌证、驾驶证鉴定证明，证明张某1向张军强提供的办证资料中有关机动车行驶证、牌证、登记证书、检验合格标志、临时行驶证号牌、驾驶证均为假证。 天门交警支队关于恳请省局协调退办违规注销业务的请示、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协助撤销天门车管所违规办理京籍机动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的函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说明以及北京车管所出具的有关车辆档案，证实天门车管所违规办理的629辆京籍机动车异地报废注销登记因“北京已有部分车主上访至全国人大，为维护首都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的规定，已无法撤销，导致北京市交管部门为281台新增车辆办理了登记业务。 湖北省罚没收入票据，证明张军强退缴赃款3.19万元及缴纳罚金10万元的事实。 证人郑某1（天门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张某1的妻子）的证言：2016年6至8月，我在天门市车管所多次经手申请办理北京牌照车辆异地无车报废注销业务。我记得6月份的一天，我帮张某1转交给张军强一个纸质档案袋，张军强看了档案袋里的资料（车辆资料）后让我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一下，每一份车辆资料里都要放一张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同时让我在每张申请表的下面签上我的姓名。车辆注销登记业务办好后，张军强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拿了几份机动车解体证明和相应的受理凭证。我拿到机动车解体证明和相应的受理凭证后基本上都是交给张某1了，只有一次是给石某了。后来每次基本上都是这样办理的。因刚开始感觉张军强不太情愿办理，我为了和他搞好关系，在6月中旬送给他1万元。8月中旬，张军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过来检查车管所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注销登记的事，要求我拿点钱安排一下。我二次给他1.2万元。2016年3月至8月期间，张军强还为我办理逾期未检的车辆通过远程查验审核中提供帮助，我多次通过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形式转给他9900元。 郑某1的手机微信转账和红包发送记录，印证其多次通过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形式转给张军强9900元的事实。 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其自2014年5月开始担任天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理所所长，主持车管所全面工作，交警支队熊某副支队长分管车管所车辆管理业务，车管所张军强副所长具体负责车辆管理业务。办理车辆注销登记业务，按照流程不需要领导审批，当事人直接在前台大厅业务窗口就可以办理。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第三十条规定，异地车辆必须是在天门市因损坏无法驶回登记地，且在天门市报废，同时相关资料齐全，才可以在天门市车管所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其办理程序是：当事人需要提供申请表、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资料齐全后交给车管所前台大厅业务窗口办理即可。前台大厅业务窗口工作人员通过公安交警综合应用平台受理后，由归档室工作人员办理归档。归档后整个注销程序完成。2016年8月，经天门市公安局纪委调查我才得知，我所2016年一共办理了629年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这项业务是张军强具体负责，他应该清楚。他没有向我汇报过。如果他向我汇报，我肯定不会同意他么做。我们车管所办理正常车辆注销登记业务，都是按照流程在业务窗口直接办理，不需要向我汇报。 证人陈某的证言：我在2013年9月至2016年10月在天门市车管所上班，任内勤，属协警编制。受车管所副所长张军强的安排，我2016年办理了627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其中4月份办理了1辆，6月份23辆，7月份265辆，8月份338辆。另外车管所谢某办理了2辆。这627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都不是原车主办理的，全部是郑某1以代理人的身份办理的。异地车辆包括北京牌照车辆在天门市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业务，必须是车辆在天门报废、无法驶回北京，同时还需要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申请表和车主身份证复印件，只有资料齐全才可以办理。我在录入车辆注销登记信息时，关于“回收企业名称”一栏，天门市只有两个回收企业，我就随便选了“天门报废回收公司”这个企业。关于“查验员”一栏，张军强叫我填写大写的“Y”，具体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按正常做法应该是填写查验员的名字。张军强要求我办理这627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提供给我的资料有：申请表、车主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行驶证、车辆报废照片、号牌和一张盖有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19号章的证明。这些资料按规定不符合办理要求，因为资料中都没有《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而且我当时发现那些车辆的行驶证和号牌都是新的，很多照片中的车辆号牌都是PS上去的，还有很多不同车主车辆照片及拍摄角度、型号都是一样的。这些情况我都向张军强反映过，他也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复。我每次办理完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后都问张军强，这些纸质资料放在哪里，张军强都叫我放在办公室里。在办理上述627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中熊某支队长知道这个事，因为我有一次将盖有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19号章的证明给熊某支队长签字，他看了一眼说“我不签字”，在后来的办理过程中张军强也说过熊某支队知道这个事。 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6月17日，张军强给其两份北京牌照车辆的资料，让其办理注销登记。其发现资料不全，没有登记证书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就对张军强说：“这两份资料不全，不能办理。”张军强说：“你去办就行了，领导知道这个事情。”其就将这两份资料拿到5号窗口办理了注销登记。后来这两辆车的纸质资料怎么归档的其不清楚。 证人张某2、刘某1、甘某（天门车管所后台业务归档岗位人员）证实：在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注销登记的归档业务时其不知道是北京牌照车辆，也没有看到资料，张军强安排、督促其点击“确认”归档，说资料在楼上，有问题他负责。 证人汪某的证言及银行卡交易记录，证实2016年6月下旬的一天张军强交给其现金5万元，其于6月27日将此款连同自己的8000元共5.8万元存入其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同年7月中旬的一天张军强交给其现金10万元，其于7月16日将此款存入其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同年8月上旬的一天张军强交给其现金10万元，其于8月9日将此款存入其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其不清楚上述钱款的来源，问过张军强，张军强叫其别管，把钱存起来。其每次存入银行后，均告知过张军强。 证人杨某1（张某1的助理，主要负责处理张某1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张某1日常私人的收支账目和一部分工程账目）的证言及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其不认识吴某1，也没见过吴某1本人。吴某1于2016年7月28日和8月10日先后向其卡号为62×××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转账37.5万元和43.5万元，共81万元。事先张某1向其说过，给了其一个电话号码，让其把其个人银行卡号发给对方。对方转账过来后，其手机短信显示对方的姓名是吴某1。其在收到吴某1的转账后，分多次将这两笔钱转给他人、转到张某1的个人账户以及转到其本人的其他银行卡账户中后支取现金，但她不知道将钱转到张某1的个人账户后，张某1怎么用了，也不记得其取出的现金怎么支出了。 证人吴某1（安徽省宿松籍自由职业人）的证言：最开始是刘某2（四川巴中人）找我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2015年下半年时，刘某2直接跟我说，由他提供资料，我每办理一辆，给我8000元的好处费。到2016年刘某2见可以在天门办理，就向我承诺：如果办理的数量超过100辆，每办理一辆给我9000元。2016年4月石某告诉我在天门市可以办理。我便委托石某办理，最初给他的报价是7500元。刘某2加到每辆9000元后，我给石某的报价也加到了8500元。我是以转账的方式与石某结算好处费，后面刘某2追加的1000元大多是石某要我以取现的方式给他的。我与石某在在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注销登记时才认识的，与其不存在借贷关系。我通过石某办理了500多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这些车辆的注销证明都是石某给我的。我单独还找张某1办理了108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这些车辆的注销证明都是张某1给我的。其中在2016年7月28日委托张某1办理了50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并于当日以每辆7500元的价格（我当时对张某1说：“我给石某每辆7500元，我给你也是7500元每辆。”）向张某1指定的其干女儿杨某1的账户转款37.5万元；8月9日至10日找张某1办理了58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并于当8月10日以每辆7500元的价格向张某1指定的其干女儿杨某1的账户转款43.5万元，两次共计81万元。我通过石某及我自己单独找张某1总共办了620多辆，刘某2总共转给我540多万元，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将好处费转到我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上（账号62×××73），我前后给了石某430多万元（其中通过我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3）转给石某350多万元，给石某现金近80万元），另分两次转给张某181万元，我自己只得了30多万元。至于石某是按每辆多少的价格支付张某1的好处费我不清楚，石某也不存在返钱给我，因为是我找他办事。张某1给我的注销证明都不是找他办理的当天给的，都是过了几天给的。我因为知道石某也是在找张某1办理，对张某1比较放心，所以找他办理的当天就把钱打给他了。后来石某知道我单独找张某1办理108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后，和我发生了争吵。后来我与石某在张某1的办公室统一了意见（张某1不在场）：我以后不再找张某1直接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在我办理的108辆中，我之前以7500元每辆的价格给了张某1，刘某2另外追加给我的每辆1000元共计10.8万元，我照样给石某。我在与张某1的见面中聊到过天门房价低，可以投资，有意向在天门买房子，张某1给我优惠，我准备在天门市益某广场买两套房子，当时没有说购买哪个楼层，只是说了大概的价格在三千多元每平米，但我实际上并没有买。2016年8月中旬以后，我也就没有来天门来了，后来觉得从我家乡安徽宿松到天门还是远了点，就打消了买房子的意向。我在天门没有和任何人签订过购房合同或者购房意向书。办案人员向我出示的两份房屋购买合同中，卖方分别为张某浩，万某、郑某2，我不认识。买方为吴某1，这不是我签的名。 吴某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5年5月1日至12月31日交易明细清单（账号62×××73），佐证吴某1与刘某2、石某、杨某1通过银行卡转款的上述情况，其中吴某1于2016年7月2日至8月13日向石某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账号62×××72）转款356.7万元，7月28日、8月10日两次向杨某1转款共81万元。 证人石某（安徽省宿松籍自由职业人）的证言：2015年，吴某1、吴某2通过我的朋友叶某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2016年6月至8月，我通过张某1开共办理了380多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资料都是吴某1提供给我的，我再给张某1，每份资料包括车辆的前后牌照、车辆行驶证、车主身份证复印件、车辆登记证、北京市车管所车辆信息证明、四张车辆解体照片和两张表格。吴某1通过转账给我380多万元，其中包括吴某1还给我的130多万元的工程款（石某在接受调查期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向吴某1借了260万元左右的工程款），其余250多万元是吴某1给我的好处费，我又按照事先约定每台返4000元给吴某1，返300元给吴某2，总共给了吴某1和吴某2约150万元，是给的现金，我自己实际得到了100多万元的好处费。我在天门农业银行取现金220万元的用途是：返还给吴某1150万元，在天门用了30多万元，张某1为了投标向我借了40万元，过了几天张某1就将这40万元还给我了。张某1帮我办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我给他的好处是：买了一套红木家具送给他，花了1.7万多元；在2016年7月25日，张某1给我打电话说想玩游戏，要我给他打点钱，我给他打了2万元；在8月上旬，张某1说玩游戏要我打点钱给他，我给他打了5万元钱。我还说给他买一辆宾利，但他没有要。我还跟张某1提过，办理这些业务要感谢一下车管所的相关人员。张某1说这些事不要我操心，都是他的事。 石某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6年1月1日至9月9日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吴某1向其转款及其支取现金的情况。 同案犯熊少军的供述：我是从2012年11月开始任天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2013年7月开始分管车管所车辆管理业务。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对车管所车辆管理业务（包括车辆的注册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进行全面监管，对“非正常业务”（指车辆的强制注销、后台选号、办牌这一类需要在后台进行特殊化办理的业务）进行审核把关。车管所违规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发工异地注销登记业务的事我知道，这属于“非正常业务”范围。因这个事最开始张某1找过我，后来张军强也问过我，最后这个事被人举报到省局，省局派人到天门做过调查，共违规办理了629辆。张某1是天门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老板，和我是朋友关系。2016年5月底的一天，张某1因一个饭局在“神舟美食”门口碰到我，问我能不能在天门车管所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业务，因前期省局通报过黄石违规办理这项业务，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他不能办理。几天后，张某1到我办公室再次提到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这个事，说别的地方都能办，让我想下办法。我说具体业务要问张军强，我让他去找张军强。又过了几天，我扶贫回到单位，到张军强办公室，陈某也在办公室。张军强问我：“能不能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这项业务？”我说具体业务如果不清楚可以问省局车管科，并当着张军强的面给湖北省交通管理局车管科长刘某3打电话，刘某3说不能办，我就对张军强说这项业务不能办。张军强这时提出系统上设置有这项业务，如果资料齐全、少量的，应该可以办。我当时心里认为这不算什么事，没放在心上，也就没跟张军强多说什么。之后过了几天，张某1打电话让其帮忙办理二、三台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业务，我让张某1直接去找张军强办理，张某1要求我给张军强打个电话说一声，我就给张军强打电话说了，并给张某1回了电话。6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张军强办公室，与张军强聊了几句，陈某拿着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业务的单子给我签字。我就说：“我不签。”我站起身准备走，还对他们说：“这字能签吗？我苕吧（天门方言，傻的意思）？”当时我心里清楚在此之前张某1让我给张军强打电话办理了几台，如果不出事应该也不算大事，如果我签字了，就变成我同意、主导这件事了，一旦出了事就会要我负责，毕竟这个事是违规的。我没有签字，也没有要求张军强、陈某停止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业务。事后也没有在公开或非公开场合要求车管所干警禁止办理北京籍机动车异地注销登记业务。 同案犯张某1的供述：我名下有两家公司，分别是天门市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天门市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我妻子郑某1名下有一家公司，即天门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我是实际控股人。2016年我找天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熊某和张军强办理了600多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无车注销登记业务（除第一次是找王某兵支队长咨询的外）。2016年4月，夏某平（天门拖市人）和刘政委找我帮忙办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我带他们去找天门市交警支队王某兵支队长咨询。王某兵把车管所副所长张军强叫到他办公室，叫我们咨询张军强。我把资料递给张军强看后，张军强说必须北京牌照的车辆在天门市报废或者提供一个全国都可以查到的车辆报废凭证。后夏某平搞来一辆北京牌照的车交给我，我把车拖到仙桃市一家废旧汽车回收公司去拆解报废，他们出具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我把资料交给张军强。到4月下旬，张军强办好了，给了我一张机动车解体证明和一张机动车注销证明。我就把它交给刘政委了。当时夏某平还给我说有几万辆北京牌照车辆需要注销，但没有车子到天门来报废，我当场拒绝了。5月份安徽人石某听说我给夏某平办理过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也求我帮忙。他说没有车辆来天门报废，我当时也是拒绝了。后来石某到天门住着，经常约我吃饭，送我一套红木家具，期间也提到过要我帮忙办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许诺给我好处费，从每台1000元加到2500元，我都没有同意。到6月份时，我去找熊某支队长办事，石某也去了，他要我帮忙咨询办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就只要熊某同意，这个事就可以办。熊某说具体业务他不懂，等他上班后向省交管局咨询一下。大概一个星期后，我、石某等人在“神舟美食”吃饭，碰到熊某，我又问起这事。熊某说，办理异地车辆注销登记是异常业务，不能多搞，可以少量地搞。过了几天，石某拿了14份北京牌照车辆的资料过来。我和他去找熊支队，熊支队看了资料后说具体业务他也不是很懂，让我去找张军强，说他已经跟张军强说了的。过了几天，我和石某带了一部分资料去找张军强，我说熊支队跟你说了的吧，张军强让我把资料放在那里。之后我经常给张军强打电话，问他办理的进度。其中有一天，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张军强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去后他要求我把之前交的办理北京车牌注销登记的资料按照每台一份份整理，按照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车主驾驶证正本和副本，车辆报废照片的顺序装订。我把资料整理好后第二天交给他。到6月16日下午我又去熊某那儿问办理情况。熊某说他已经和张军强说了，叫我明天到张军强办公室去找张军强。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帮我办了2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并且给了我这2辆车的机动车解体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我把它交给了石某。石某又给了20份北京牌照车辆的资料，我把这些资料又交给张军强了。这时张军强那里应该还有32份资料。到了6月下旬，张军强又给我办了23辆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业务。其余的资料张军强说无法录入电脑平台，不能办理。同年7-8月，我又分多次给张军强提供北京牌照车辆资料，张军强都帮我办理了注销登记业务。我帮石某申请办理的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都无车子到天门报废。按照规定，异地车辆办理注销业务，首先要填写申请表，将车子拖到当地解体报废，凭报废回收证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我给张军强提供的资料都是石某给我的，包括申请表、车辆登记证、行驶证、车辆解体照片、号牌、车主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张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19号章的车辆解体证明。资料是否真实我没过细看。其中后期有40多份是石某叫吴某1拿过来给我的。我按照张军强的要求，要我老婆郑某1在每一张申请表中写上“代理人：郑某1”，并且加入我老婆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我亲自交给张军强的，有时我也安排我老婆交资料。每次办好之后，所出具的机动车解体证明和注销证明在多是我去拿，有时候我有事，就由我老婆去拿。张军强跟我说过，只要熊某同意办他就办。我每次去交资料的时候张军强都让我给熊某打电话，让熊某表态，我都是当着张军强的面跟熊某打了电话的，表示熊某已经同意了。在办理期间，我在6月份给张军强送过两条1916香烟，给熊某送过茶叶，与他们没有金钱往来。石某没有给过我钱，我找他借过钱。我在宜昌搞土地平整时投标要保证金，找石某借过32万。另外石某分两次转给我7万元。后来，石某说桂林的工程上要给农民工发工资，找我借40万，我就给了他40万现金，把前面欠他的39万也还清了。杨某1是我干女儿，帮我做私人秘书，管理我个人财务。她不认识吴某1，吴某1给她转了一些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吴某1说要我两套房子，应该是买房子的钱。 张军强的供述和辩解：我自2009年10月始在天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任副所长，2012年底开始具体负责包括车辆登记在内的车辆管理业务，车管所所长蔡某主持该所全面工作，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熊某是车辆管理业务的分管领导。办理车辆注销登记业务不需要领导审批，直接在业务受理岗办理就可以。依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事人申请车辆注销登记，需提供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填写申请表，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以及机动车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受理岗就可以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办理注解登记，然后归档室审核并归档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并且在电脑上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上点击确认，这样整个注销登记流程结束。我自2016年以来，一共负责办理了629辆北京牌照车辆在我所的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2016年4月，交警支队王爱兵支队长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张某1等人也在场。王支队叫我看一份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资料，我看了后说没有报废解体回收证明，资料不全不能办理。出门后我们支队有人向我说起张某1，说是王支队的侄子。过了几天张某1把资料补齐了，这辆车的注销登记业务我就安排内勤陈某办理了。2016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熊某副支队长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张某1有一些北京号牌车辆需要办理注销登记，我已经请示省厅，可以办理，你安排人办理一下。”过后不久，张某1就拿了十几份北京号牌车辆资料到我办公室给我，并且跟我说已经跟领导说了，让我帮忙办理注销登记。我发现资料不全，就说先放在这里。这样，我当时没有办理。过了几天，张某1又来到我办公室询问那些北京牌照车辆注销登记的办理情况，问我是不是要跟领导说，我回答：“你去跟领导说吧。”又过了几天，熊某副支队长来到我办公室说：“张某1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注销登记的事我已经和省厅说了，你尽快办理。”当时不知是熊某还是张某1说有二辆是他们自己的，非常急，我就安排前台大厅的谢某把资料拿下去办理。当时谢某说资料不全，我说是熊某支队长安排的，你去办理就行了。当天下午，归档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二辆北京牌照车辆注销登记资料不全，不能归档。我对她说，这是有人打招呼了的，叫她归了档。其余北京牌照车辆资料放在我办公室，当时没有办理。之后有一天我对陈某说：“你找熊支队在资料中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19号印章的证明上签字，然后将这些车辆办理注销登记。”过了几天，熊支队又来到我办公室过问这些车辆的注销登记办理情况。我说资料不全。熊支队说他已经和省交管局领导说了的，叫我办理就可以了，并且说叫陈某办理，叫张某2归档。我就照办了。 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张某1和其妻子郑某1又多次拿北京牌照车辆资料到我办公室，要我帮忙办理注销登记。我每次都向熊支队说了的，若熊支队在支队里，我就当面向他汇报。若不在支队，我就打电话向他汇报。熊支队每次都同意办理。这样我每次都安排陈某办理了。张某1与他妻子提交的北京牌照车辆的注销登记资料中都没有废旧机动车企业的回收证明，不符合办理要求。我之所以帮他们办，是因为熊支队多次要求我办理，熊支队还跟我介绍说张某1在北京有些关系，以后去北京可以找张某1安排，并且孩子在北京找工作也可以找张某1帮忙。 在帮张某1办理北京车牌注销业务之前，张某1到我办公室对我说过，要是能办成，他对我、熊支队及其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都要有所表示。张某1为了感谢我，送给过我两条黄鹤楼1916，在2016年6月下旬的一天到我办公室送给我现金5万元，同年7月中旬的一天送给我现金10万元，同年8月中、上旬的一天送给我现金10万元。我每次都将收受的钱交给妻子汪某，并让她存入银行，但没有告诉汪某是什么钱。汪某每次存入银行后，均告知我已存入银行了。另外，我还于同年6月在我办公室收了张某1的妻子郑某1因我给她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事宜所送现金1万元。同年8月中上旬，省公安交通管理局来人调查违法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事宜，熊支队安排我跟郑某1联系，让郑送点钱，郑分二次送给我1.2万元。我还帮郑某1打招呼直接审核通过那些逾期未检车辆的远程审核，郑某1给了我一些好处，郑某1通过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发给我多少钱记不清了，但通过我和她的手机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记录应该可以查清楚。这个事爆发后，我单独找过张某1一次。当时我开车到益某广场后，打电话让张某1下来。张某1上我车后我对他说：“你送我的钱，我都存在卡上了，一分钱也没有动过，等这个事情调查完后我整个退给你。”张某1说：“过后再说。” 21.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证明本案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关于检察机关提出原判对张军强收受张某125万元贿赂的事实认为证据不足而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抗诉（支持抗诉）意见。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张军强收受张某125万元贿赂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应根据上述标准予以判断。经查： 其一，张军强在侦查阶段、原一审阶段对2016年6-8月张某1先后三次分别向其行贿5万元、10万元、10万元共25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对张军强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应当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张军强及其辩护人也未提出过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张军强在原一审判决前所作供述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属于本案定案的直接依据； 其二，张军强妻子汪某证实，张军强在2016年6-8月先后三次分别交给其5万元、10万元、10万元，共25万元，其不清楚上述钱款的来源，问过张军强，张军强叫其别管，把钱存起来。其每次存入银行后，均告知过张军强。该证言与张军强的陈述相吻合； 其三，张军强的供述、汪某的证言有汪某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存款流水予以印证； 其四，虽然张某1拒不供认向张军强行贿的事实，但请托人石某的证言、吴某1的证言及其向张某1控制下的账户汇款的记录、张某1秘书杨某1取款的证言、张军强妻子汪某收到贿款后存入银行的存款记录及其证言等间接证据来源合法，与张军强的供述这份直接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其五，上述证据均经查证属实，且排除了合理怀疑。1.张军强在原一审庭审质证中得知张某1拒不承认向其行贿的事后，自本院原二审时开始翻供，不承认收受张某125万元贿赂，翻供理由是办案人员拿着银行卡给他看他才交代，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中，张军强辩解称该25万元的事是他编的，是想报复张某1，该25万元其实是其妻子汪某向双方父母等亲戚的借款。结合汪某的证言等证据分析判断，其翻供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根据本案案情，张军强将借款说成贿赂款、通过自污以达到污陷他人的可能性，不属于现实的合理怀疑范畴。2.请托人石某、吴某1是通过张某1与张军强进行联系，办理北京牌照车辆无车报废注销登记业务，并没有直接与张军强接触，而张军强也是接受张某1的请托为其办理注销登记业务，天门车管所并无其他异地车辆在天门办理注销登记的记录，张军强从未辩称收受其他请托人员财物的情况，且张军强受贿时间至案发时间较短，张军强记混或张冠李戴的情况可以排除。3.张军强所供述的张某1送钱时间与其利用职权帮张某1谋取暴利的时间相吻合，贿赂数额与其职务行为相关联，且具有对价性，张某1有行贿动机，有非法资金来源，张军强供述收受张某125万元贿赂的具体情节及数额真实可信，足以形成内心确信。 因此，上述抗诉（支持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检察机关提出原判认定张军强构成自首、全部退赃的量刑事实错误，量刑畸轻的抗诉（支持抗诉）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因司法实践中存在发回重审的情形，结合立法原意及司法实践，此处的“一审判决前”应指原“一审判决前”，而非指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判决前”。本案中，张军强主动到办案机关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直至原一审庭审中，张军强对其所供述事实供认不讳，应视为自首。因二审查明的事实发生变化，张军强受贿28.19万元，部分退缴违法所得3.19万元，原判量刑应作适当调整。检察机关的该抗诉（支持抗诉）意见中，认为张军强不构成自首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他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张军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已构成受贿罪。在受贿过程中，张军强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手段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滥用职权罪属于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故对张军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应实行并罚。张军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张军强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判认定张军强犯受贿罪的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2019）鄂9006刑初38号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 二、原审被告人张军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已缴纳十万元）。 三、在案赃款3.19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张军强受贿违法所得25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志祥 审判员  张 伟 审判员  印 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颜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