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8行终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原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法定代表人关卉，局长。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爱权，该局党组成员。委托代理人梁伟，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麦伟强，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川市裕邦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邦公司），住所地：吴川市浅水镇吴上旺岭陈边山岭边。法定代表人吴冠霖，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文震殊、文子忠，均系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湛江市赤坎区跃进路67号。法定代表人姜建军，市长。委托代理人陈伟强，该局干部。上诉人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因生态环境行政命令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0891行初4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8年5月7日，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组织湛江、茂名市相关部门，开展小东江污染源联合交叉执法检查，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原告废水排放口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监测，并附有当天的现场检查照片。现场检查照片显示，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人员在贴有排污口标识处取样，且原告裕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现场陪同检查。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的茂环监委字（2018）第05-027号《监测报告》显示：申请人生产废水氨氮的浓度为25.1mg/L（超标0.67倍），化学需氧量的浓度为217mg/L（超标1.17倍），总铬的浓度为9.94mg/L（超标5.63倍）。2018年6月8日，被告原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湛江市环保局）的执法人员对原告裕邦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中，注明“现场情况：1、……检查时，制革车间排放口没有废水外排；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总排放口有少量废水外排。2、……查看该公司生产记录，该公司2018年5月7日省环保厅组织开展小东江污染源联合交叉执法检查期间正常生产”，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中未记录现场取样过程。在《调查询问笔录》中，注明“……制革车间排放口没有废水外排；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总排放口有少量废水外排……在2018年5月7日当天公司正常生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水经处理后正常外排。”《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均有原告裕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的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2018年7月13日，被告湛江市环保局作出64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认为原告超标排污违法事实清楚，责令原告裕邦公司停产整治、改正违法行为。原告不服被告湛江市环保局作出的64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于2018年7月16日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8年9月28日，湛江市人民政府作出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湛江市环保局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湛环限改字[2018]64号）。原告裕邦公司不服被告湛江市环保局作出的64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及被告做出的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遂于2018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认为：本案属于环保行政命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的行政行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湛环限改字[2018]64号）和《行政复议决定书》（湛府行复[2018]36号）的作出是否依据充足、是否合法。参照中国生态环境部制定的《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第5.2.3条[采集记录与标识]“现场采样取证应当填写采样记录，采样记录应一式两份，第一份随样品送检，第二份留存环境监察机构备案，排污者代表对样品和采样记录核对无误后在采样记录上签字盖章确认。采样后，除进行现场快速检测或必要的前处理外，现场采样人员应立即填制样品标签及样品封条。样品标签应贴在样品盛装容器上，样品封条应贴在样品盛装容器封口，封条的样式应便于单位确认接收前样品容器是否曾被开封。采样人员和排污者代表应当在封条上签名并注明封存日期”之规定，本案中，因茂名市环境监测站于2018年5月7日在原告裕邦公司厂内所取样的样本数据，会直接涉及认定原告裕邦公司是否存在超标排污的违法事实，而现有证据未能证明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在对原告裕邦公司现场取样时将样品标签粘贴至样品容器上进行封存，无法证实茂名市环境监测站在现场取样样本与送检样本保持一致，亦无法证明取样样本封存的合理性，故被告湛江市环保局在64号《责令停产决定书》中所认定原告裕邦公司超标排污事实的证据不足。依照《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之规定，被告湛江市环保局提供2018年5月7日检查期间对原告裕邦公司时现场取样监测的照片，而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中没有对原告裕邦公司现场取样监测予以记录，故对原告裕邦公司现场调查取样的程序上违反了上述的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之规定，对被告湛江环保局作出的37号《责令改正决定书》予以撤销。另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湛府行复[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37号《责令停产决定书》，其所适用的依据不足，亦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湛环限改字[2018]37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湛府行复[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湛江市环境保护局和湛江市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湛江市生态环境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原审判决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茂名市环境监测站在现场取样样本与送检样本保持一致”，是不认真审核证据所致的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17:《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和证据18:《样品交接、发放记录表》以及证据19--24均载明采集的样品编号为180507WW40B01，证据20:重量分析原始记录表（悬浮物）以及其他项目的原始分析记录表也载明监测分析人员是从不同标签封存的样品容器中取样分析的事实，且从样品的采集、交接、发放、分析各程序均有不同岗位操作人员的签名记录，能充分证明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整个采样监测过程是程序严密、操作规范的，严格保证了现场采样样品与送检样品的一致性。关于原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对样品进行封存的问题，事实上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是严格按照监测规范对采集的废水样品进行了封存，只是未对封存行为进行取证及保留。监测行为从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分发、分析，到最后的出结论，一项监测工作由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人员在多个程序完成，要求每道程序或每个行为均要做到全程保留证据，显然是不可能的，既不符合实际，也无法可依。如果这样上述观点成立，不仅是在样品的保存程序可以提出质疑，在任何监测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均可提出样品一致性的质疑。另外，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7:现场检查照片（1），即2018年5月7日广东省环保厅组织的交叉检查组对被上诉人现场检查时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现场取样的照片和证据14:《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的证据形式和调查取证程序均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之规定。2018年5月7日广东省环保厅组织的交叉检查组对被上诉人的现场调查取证不存在任何的程序违法问题。二、证明涉案的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无效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鉴定结论《监测报告》不合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涉案的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是上诉人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是由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在组织交叉执法检查时发现被上诉人的环境违法行为，随案件移交给上诉人的证据。该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应属鉴定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之规定，证明涉案的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无效的举证责任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的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存在上述法律列举的情形而擅自否定其效力于法不符，显失公正。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与上诉人不存在隶属关系，其作出的《监测报告》结论只是被作为证据使用，用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不能将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监测行为当作是上诉人行政程序的延伸。上诉人在作出湛环限改字[2018]64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时已对该项证据进行了严格审查，认为足以作为证明被上诉人环境违法事实的依据。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便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在对采集样品的保存过程中未能保留封存样品的证据，也不应以《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的规定作为强制性依据要求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采样监测行为必须全面执行。首先，对采集样品已进行封存的合理性来自于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及其工作人员的资质。作为茂名市环境保护局监测机构，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国家认证的资质，其监测行为具有法定性。参与采样监测的工作人员经过严格的考核，均持有上岗资格证书，熟识各种环境保护监测规范，熟知在各监测程序的记录中签名所要承担的责任，工作人员不可能存在不查看样品的保存是否符合规定就冒然签名接收或进行分析。即便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对采集样品的保存过程中未能保留封存样品的证据，也不应否定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行为和监测结论的合法性。其次，不应以《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的规定作为强制性依据评判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采样监测行为是否合法。201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标准(含标准样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是原环境保护部为规范环保部门进行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行为而制定的指导性的行业标准，依法只是推荐性采用标准，不属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更谈不上属行政法的渊源，该标准没有强制执行力。再次，《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第5.2.3条[采集记录与标识]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般执法情况下。《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调查取证时，当事人应当到场。下列情形不影响调查取证的进行：（一）当事人拒不到场的；（二）无法找到当事人的；（三）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的；（四）暗查或者其他方式调查的；（五）当事人未到场的其他情形”，在以上非正常情形下，如果要求环保部门也一定完全按照《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的规定进行调查取证是不可能的。从《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也可以得出《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只是指导性规范的结论。原审判决要求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采样、样品的保存行为必须完全执行《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第5.2.3条的规定无任何的法律依据，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0891行初463号行政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裕邦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提交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询问调查笔录》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2018年5月7日，上诉人执法检查当天并未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询问调查笔录》。《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有关物品或场所进行检查时，应当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现场检查（勘察）载明，笔录是实施现场检查人员对污染源进行检查时对现场检查内容进行的记录。由此可知，《询问调查笔录》及《现场勘验笔录》是对执法检查现场和询问情况进行记录并在行政程序中当场制作的。而上诉人提交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询问调查笔录》，其制作日期是2018年6月8日，并非是对5月7日现场执法检查的记录，即使上诉人在该两份笔录中加入了5月7日的部分情况，也违反了笔录的现场性和即时性，不能真实反映5月7日当天的真实情况。故上诉人在5月7日现场执法检查时并未依据法律规定制作该两份笔录，程序违法。即使上诉人6月8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认定为对5月7日执法检查现场的追溯，但其《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制作过程不合法，未记录采样过程，程序违法。上诉人只提供了5月7日检查期间对被上诉人公司现场取样时的照片，而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中并未记录采样过程，无法将照片中的现场取样样品与送检样品保持一致，也无法证明取样样品封存的合理性。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没有记录采样过程，违反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计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以及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加强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中应用的通知》环办[2011]123号“二、。环境执法机构人员负责对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查，将采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并要求排污单位当事人确认”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另外，《调查询问笔录》及《现场检查笔录》里记载“5月7日当日裕邦公司正常生产”及《调查询问笔录》里记载“裕邦公司当日废水正常外排”等情形均与事实不符。从《听证笔录》可以证明5月7日当日我公司并没有生产，且我公司当日并没有对外排放废水，原告己停产数月，没有产生新的废水，也没有对外排放废水污染环境。事实上，上诉人5月7日取样时选择的取样点系位于我公司的最后一道隔沙池，而并非的废水总排放口；隔沙池的水，系工厂内的“死水”，并没有外排，上诉人所取样本，并不能代表我公司对外排放的污水，无法证明我公司存在超标排污的事实。2、《调查询问笔录》记载的被询问人为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但从证据19《听证笔录》显示，调查人员在制作笔录时，实际被询问人为调查人员声称的委托人，不是笔录里记载的“被询问人吴冠霖”。且调查人员也承认了，吴冠霖当时是在调查人员未告知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基于对调查人员的信任就签字盖章。吴冠霖应享有的相关权利义务并没得到保障。调查人员的此调查行为违反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调查人员责任】：“（一）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危害后果、违法情节等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及时、公正的调查；（三）询问当事人、证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之规定。3、上诉人并未提供其对送检样品进行贴封条及样品标签等固定样品的证据，不能保证现场取样样品与送检样品的一致性。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文件《广东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方案》（试行）粤环﹝2008﹞61号“10、样品保存、运输和管理。10.1废水样品的输送和保存应符合HJ/T91-200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4.3.3采样记录及样品交接样品采集后要及时将样品编号，贴上标签，并将底质的外观性状，如泥质状态、颜色、嗅味、生物现象等情况填入采样记录表。5.2.3污水样品的保存、运输和记录。采样后要在每个样品瓶上贴一标签，标明点位编号、采样日期和时间、测定项目和保存方法等”、《广东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4426-2001)“5.3.2样品保存应符合GB-12999(《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的规定（已被《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代替）”、《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3样品的标签设计水样采集后，往往根据不同的分析要求，分装成数份，并分别加入保存剂，对每一份样品都应附一张完整的水样标签。水样标签应事先设计打印，内容一般包括：采样目的，项目唯一性编号，监测点数目、位置，采样时间，日期，采样人员，保存剂的加入量等。标签应用不退色的墨水填写，并牢固地粘贴于盛装水样的容器外壁上。4样品的运输每个水样瓶均需贴上标签，内容有采样点位编号、采样日期和时间、测定项目、保存方法，并写明用何种保存剂”的规定，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明其采取了贴封条、贴标签等固定样品的证据，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不能保证现场取样样品与送检样品的一致性4、上诉人在分析总铬项目中提交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分析原始记录表》与被上诉人的样品编号不一致。上诉人提交的《监测报告》（第05-027号）中显示，被上诉人水样的样品编号为180507WW40B01，而在总铬项目中提交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分析原始记录表》中所列的样品编号为180507WW40A01，该样品编号既与法律规定的其它检测项目中标记的空白样品或平行样品不一致，也不属于《监测报告》中的被上诉人所特有的唯一编号，被上诉人对该样品是否取自于被上诉人工厂存在质疑。由于该样品编号违反了客观性、特定性和唯一性，故该总铬检测项目中的数据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被上诉人检测项目超标的依据。原审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辩称：同意上诉人湛江市生态环境局的上诉意见。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8年5月7日，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组织湛江、茂名市相关部门，开展小东江污染源联合交叉执法检查。当天，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被上诉人裕邦公司废水排放口排放的废水进行了采样监测，在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的陪同下进行了废水采样，并制作了《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及拍照记录，吴冠霖在该表上签字确认。2018年5月24日，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委托，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了茂环监委字（2018）第05-027号《监测报告》，所附的废水抽测结果为：氨氮的浓度为25.1mg/L（超标0.67倍），化学需氧量的浓度为217mg/L（超标1.17倍），总铬的浓度为9.94mg/L（超标5.63倍）。2018年6月8日，上诉人原湛江市环保局的执法人员对被上诉人进行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中，注明“现场情况：1、……检查时，制革车间排放口没有废水外排；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总排放口有少量废水外排。2、……查看该公司生产记录，该公司2018年5月7日省环保厅组织开展小东江污染源联合交叉执法检查期间正常生产”。在《调查询问笔录》中，注明“……制革车间排放口没有废水外排；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总排放口有少量废水外排……在2018年5月7日当天公司正常生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水经处理后正常外排。”《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均有裕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的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2018年6月12日，原湛江市环保局作出湛环限改字〔2018〕37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认为被上诉人废水排放口排放的废水总铬的浓度为9.94mg/L，总铬超标5.63倍的环境违法行为涉嫌污染环境罪，该局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同时责令被上诉人自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超标排放水污染物。该决定书于次日，即2018年6月13日送达至被上诉人。同年6月14日，原湛江市环保局认为被上诉人存在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而正式立案。2018年6月17日，原湛江市环保局对被上诉人作出湛环限改字〔2018〕44号《责令停产整治听证告知书》，告知拟责令其公司实施停产整治，被上诉人可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3日内书面向该局提出听证申请，也可在7日内书面向该局提出陈述和申辩。该告知书于2018年6月20日送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7月13日，原湛江市环保局作出湛环限改字〔2018〕64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认为被上诉人有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责令其停产整治、改正违法行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于2018年7月18日签收了该决定书。被上诉人不服上述两份决定书，分别于2018年7月19日及7月27日向原审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9月28日，湛江市人民政府同时作出湛府行复〔2018〕34、36号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维持了原湛江市环保局作出的湛环限改字〔2018〕37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和湛环限改字〔2018〕64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被上诉人仍然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在因被上诉人实施上述同一违法行为、原湛江市环保局拟对其被判处80万元罚款的案件中，被上诉人申请了听证。在2018年8月16日召开的听证会中，原湛江市环保局的调查人员确认于2018年6月8日接受询问的不是吴冠霖本人，而是吴冠霖委托的其他人；吴冠霖在制作完成的《调查询问笔录》上签了字，只是签字前没有看笔录的具体内容。但吴冠霖也承认当时原湛江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时其也在场，且接受询问的人员是受其委托的公司员工，在签字前原湛江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也提醒其阅读笔录中的内容，其只是出于信任才在没有阅读的情况下即签了字。本院认为：本案为环保行政命令及行政复议纠纷。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取样行为是否合法？2、原湛江市环保局于2018年6月8日在被上诉人处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是否合法？第一，关于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取样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关于取样地点是否合法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取样地点系位于其工厂的最后一道隔沙池，而并非废水总排放口。经查，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在当天取样时制作了《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并进行了拍照取证。该《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清晰记载“采样地点”为“废水排放口”，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冠霖在该表上签字予以确认；而相关的取样照片亦显示，在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实施废水取样行为时，吴冠霖一直陪同在旁边，期间并未对取样地点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见，当天的取样地点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未对取样样品进行封存固定是否合法的问题。虽然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当天取样时，实施了取样后立即在样品盛装容器及封口处分别贴上样品标签及封条，并由被上诉人代表在封条上签名并注明封存日期等行为，不符合中国生态环境部制定的《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HJ606-2011）第5.2.3条[采集记录与标识]“现场采样取证应当填写采样记录，采样记录应一式两份，第一份随样品送检，第二份留存环境监察机构备案，排污者代表对样品和采样记录核对无误后在采样记录上签字盖章确认。采样后，除进行现场快速检测或必要的前处理外，现场采样人员应立即填制样品标签及样品封条。样品标签应贴在样品盛装容器上，样品封条应贴在样品盛装容器封口，封条的样式应便于单位确认接收前样品容器是否曾被开封。采样人员和排污者代表应当在封条上签名并注明封存日期”之规定，但《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属于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故被上诉人认为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取样后未立即在样品盛装容器及封口处分别贴上样品标签及封条的情形属程序违法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提出的送检样品可能与当天的取样样品不同一的意见，仅系其单纯的推测，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由此可见，茂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的茂环监委字（2018）第05-027号《监测报告》程序合法，证据充分，具有合法性；原湛江市环保局采信该《监测报告》为依据而作出湛环限改字〔2018〕37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原湛江市环保局于2018年6月8日在被上诉人处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是否合法的问题。经查，虽然从现已查明事实可知，原湛江市环保局于2018年6月8日制作《调查询问笔录》时，当时接受询问的不是吴冠霖本人，吴冠霖在签字前也没有看笔录的具体内容。但当时吴冠霖也在询问场所现场，由其公司员工代表其接受问话也是吴冠霖本人的意思；且吴冠霖签字之前，原湛江市环保局已明确告知其阅读笔录内容，吴冠霖不阅读而直接签字应视为其主动放弃相关的权利，而非原湛江市环保局没有保障其陈述申辩的权利。被上诉人认为该问话笔录并非吴冠霖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该《调查询问笔录》具有合法性，原湛江市环保局将其作为作出涉案行政命令行为或行政处罚行为的证据使用并无不当。综上，原湛江市环保局作出的湛环限改字〔2018〕37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湛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湛府行复〔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无不当，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撤销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0891行初46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川市裕邦皮革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吴川市裕邦皮革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麦江梅审判员  陈晓明审判员  吴有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黄文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