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221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照连，男，197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玉环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第二区。法定代表人：余威，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王照连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龙客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照连上诉请求：1、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2601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是因企业经营问题停工放长假才离开被上诉人公司，而非劳动者不愿提供劳动。不属于“两不找”的情形。《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以下简称《计算表》）是贵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调解作出的，具有公示效力该《计算表》的特殊主体及一系列的“证明”及“文件”，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支付经济补偿及最低生活费后解除劳动关系的有效依据。一审法院以该《计算表》没有被上诉人方签字盖章而否定其效力，并将上诉人自认己收到的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资，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劳动者属于客观不能提供劳动，且在贵龙客车厂改制登报通知上诉人主张权益后被上诉人一直拒绝安置，也未支付最低生活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至今存续，应当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贵州省工资支付条例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上诉人支付最低生活费。贵龙客车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照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07年3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13464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拖欠的劳动报酬85000元。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生活费为71778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原告于2004年2月至2007年2月期间，为原贵阳贵客车厂提供劳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为原告发放工资。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原告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07年3月至今，原告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2010年7月，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整体搬迁至贵州××经济开发区后，先是更名为“贵州××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后改名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3月，被告启动企业改制工作，并于同年6月23日在《黔东南日报》(第7149期8版)发布企业改制公告。公告内容为：“贵州××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原为贵阳金钟医疗仪器厂、贵阳贵龙客车厂)创始于1986年，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2010年7月整体搬迁至贵州××经济开发区进行技改建设。我厂已于2011年3月启动企业改制工作，现将企业改制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权益，凡与本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停薪留职，内病退请长假等人员)，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到公司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逾期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2011年6月27日，原告到被告处提交职工身份相关证明材料。因被告拒绝接收原告提交的相关材料，原告从2011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先后向贵阳市南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黔东南州信访局、贵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等单位提出权利主张。后经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大民法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黔东南民终字80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原告王照连与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月12日原、被告因劳动报酬等发生争议，原告向黔东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为：“一、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07年3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134640元；二、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85000元。”黔东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2月6日作出黔东南州劳人仲案字第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王照连支付拖欠劳动报酬46774元；二、驳回申请人王照连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原告不服仲裁结果，于2018年3月1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另查明，经法院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38226元。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长期未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又未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可以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原告于2004年2月至2007年2月期间，为原贵阳贵客车厂提供劳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为原告发放工资。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原告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07年3月至今，原告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虽然在(2014)黔东南民终字80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从2007年3月至今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的状态，双方亦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7年3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71778元，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60000元问题，劳动者付出劳动，有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因原、被告经(2014)黔东南民终字80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拖欠原告的工资85000元，有该厂出具欠条及盖章予以确认，欠款事实应于认定。被告是从原贵阳金钟医疗仪器厂、贵阳贵龙客车厂、贵州××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更名改制而来，其享有原贵阳贵龙客车厂的权利，同时依法应承担承接相应的义务。因此，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债权债务依法应当由被告承担。但原告通过诉讼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以后，收到被告分两次支付的款项共计38226元，该款项应于扣除，现尚欠工资款为46774元，故该诉请该院予以调整并部分21024元支持。原告认为其收到被告支付的38226元款项系生活费，无事实基础，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有其他的经济往来，故不予采信。被告贵龙客车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应诉抗辩、质证的权利。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照连支付拖欠劳动报酬21024元；二、驳回原告王照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调取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凯开管专议（2016）148号会议纪要。拟证明在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的协调下，上诉人已与贵龙客车公司达成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最低生活费后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因该纪要仅能印证相关部门协调过程及相关意向，最终未能就支付最低生活费和经济补偿金后解除劳动合同签订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无约束力，计算表真实与否亦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另查明，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于2008年2月出具的欠条显示，尚欠王照连2003年2月5日至2008年2月工资款85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虽已确认上诉人与贵龙客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尚未依法解除，但上诉人从离厂外出务工至今，未向贵龙客车公司提供劳动，双方之间事实上处于长期“两不找”状态，该劳动关系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具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故上诉人要求贵龙客车公司发放该中止履行期间的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对《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未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经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协调形成的《王春芬等15人经济补偿费和最低生活费计算表》仅为相关政府部门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资纠纷提出的协调意见，并非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达成的民事协议，其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一审对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贵龙客车公司已支付款项的性质是劳动报酬还是生活费问题。上诉人提出贵龙客车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生活费，并非劳动报酬，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本案现有证据仅表明贵龙客车公司在支付案涉款项前拖欠上诉人劳动报酬，并无证据表明尚欠其他款项。一审认定贵龙客车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劳动报酬，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王照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照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梅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张强书记员  顾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