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3行赔终25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某1，女，197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农庄经营者，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法定代表人王秀刚，镇长。委托代理人杜冬戈，男，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1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行赔初3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1，上诉人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丽营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杜冬戈、马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诉请一审法院判令高丽营镇政府依法对因其违法强拆行为给赵某1造成的损失共计42828717元进行赔偿，具体包括：1.位于北京×农庄（以下简称×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的损失为人民币13022160元；2.林木损失为人民币18900000元；3.家禽、牲畜损失为人民币1640160元；4.生产设备半成品的损失为人民币2616397元；5.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租金损失为人民币6050000元；6.停产停业损失为人民币600000元；7.返还祖传陶瓷玉器（一审庭审中，赵某1明确该祖传陶瓷玉器是指一个元代青花瓷瓶）；8.支付上述六项共计42828717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6日，针对案外人王某欣、王朋承包的顺义区高丽营镇×村74亩土地后期开发经营一事，赵某1与上述二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赵某1获得了该土地2006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的所有经营权和收益权。同年，赵某1取得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北京×农庄”，经营范围为种植采摘和养殖业。此后，赵某1在涉诉土地上修建了房屋、围墙、马厩、种植大棚、跑马场等建筑物及配套设施，但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赵某1称其于2007年3月底全部建设完成，并正式运营，进行种植、养殖。2013年12月6日，高丽营镇政府作出公告，主要内容是：经查，位于高丽营镇×村村南养殖地（×农庄）建设的砖混彩钢房屋，共19处，总建筑面积1954.36平方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且无法确定其建设单位或所有人、管理人。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的规定，本镇政府公告如下：请上述违法建设的建设单位或所有人、管理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本镇政府主张权利，接受调查，或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逾期无人主张权利或者未拆除违法建设的，本镇政府将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的规定，报经顺义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对该处建设予以强制拆除。相关权利人在公告期限届满前应自行清理存放于该处违法建设内的财物；逾期不清理的，造成的损失由相关权利人本人承担。该公告注明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次日，高丽营镇政府将该公告刊登在《法制晚报》上。赵某1起诉高丽营镇政府强拆行为一案庭审中，高丽营镇政府称登报的同一天，该公告被张贴在×农庄的大门口，但赵某1予以否认，并称高丽营镇政府于2013年12月24日在×农庄围墙外假装张贴公告被其工作人员发现，赵某1才得知公告内容。对于上述说法，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证据证明。2013年12月23日，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现更名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向高丽营镇政府出具规（顺）执函〔2013〕272号《关于×农庄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主要内容是：位于高丽营×村的由×农庄所建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954.36平方米，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同日，高丽营镇政府作出〔2013〕第002号强拆公告，主要内容是：经查，位于高丽营镇×村村南（×农庄）建设的砖混结构房屋19处，经皮尺测量，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1954.36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镇政府于2013年12月7日以公告形式寻找当事人，责令你（单位）于2013年12月22日前到高丽营镇政府主张权利或拆除违法建设并恢复原地貌。2013年12月22日之前，当事人未到高丽营镇政府主张权利，并未拆除违法建设。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镇政府于2013年12月25日0时0分之后对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村村南（×农庄）的上述违法建设予以强拆。请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村村南（×农庄）的当事人在2013年12月25日0时0分之前自行清理存放于上述违法建设中的财物，因拒绝清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村村南（×农庄）的当事人自行承担。请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村村南（×农庄）公司法人本人或成年家属在2013年12月25日8时0分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实施强制拆除。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直接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次日，高丽营镇政府又将该强拆公告刊登在《法制晚报》上。2013年12月26日，赵某1来到高丽营镇政府处找到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的公告上注明的联系人韩某亮主张权利，后高丽营镇政府工作人员将登在报纸上的该公告出示给赵某1，但对于赵某1的索要予以拒绝。2013年12月28日早晨，高丽营镇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将涉诉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进行了拆除。在赵某1起诉高丽营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一案庭审中，高丽营镇政府称拆除建筑物面积为1954.36平方米；赵某1则称高丽营镇政府所说拆除的建筑物面积没有包括赵某1农庄内被拆除的大棚、马厩和围墙等。高丽营镇政府在本案和赵某1起诉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对涉诉建筑物内的财物进行清理时制作了财物清单，高丽营镇政府亦未对强拆行为制作笔录。赵某1称涉诉建筑物内的财物、×农庄内的林木、牲畜、家禽等均在高丽营镇政府强拆时毁损或丢失。高丽营镇政府则称，其在强拆涉诉建筑物前确实清理了赵某1没有搬出的财物，并委托他人保管，但当时现场并没有牲畜、家禽，高丽营镇政府也没有清理林木。对于强拆前清理出的财物，高丽营镇政府称目前保存在顺义区后沙峪镇×村原×驾校旧址，但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到现场确认时，赵某1否认保存在那里的财物系×农庄内的财物。从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录像光盘和证人证言可知，高丽营镇政府工作人员清理涉诉建筑物内的财物时，建筑物内有一个瓷质洗手盆，但并非赵某1所述的花瓶形状的元代青花瓷瓶。赵某1不认可该瓷质洗手盆就是其丢失的元代青花瓷瓶。高丽营镇政府在赵某1起诉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中称，强拆下来的建筑物材料被拉到垃圾场予以掩埋，但未说明是谁实施的上述行为。本案中，高丽营镇政府称上述行为并非高丽营镇政府实施，且不知道是谁实施的。赵某1在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其只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建筑物的损失，不要求赔偿建筑物残值的损失。因不服高丽营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赵某1于2014年8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高丽营镇政府于2013年12月28日对赵某1经营的×农庄实施的强制拆除所有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4年11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顺行初字第240号行政判决书，依法判决确认高丽营镇政府上述拆除行为违法。赵某1、高丽营镇政府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行终字第24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7年4月6日，赵某1向高丽营镇政府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高丽营镇政府依法对违法强拆行为给赵某1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主要包括：1.×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及设施被强拆而造成的损失；2.房屋被强拆而造成的生产设备、半成品的损失。上述两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7254317元；3.返还祖传陶瓷玉器。次日，高丽营镇政府收到该申请书，但在法定期限内未对赵某1作出是否予以赔偿的决定。赵某1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涉案赔偿之诉。另，京鉴华拆字（2013）第1-03号《王某、王某欣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中显示：该评估报告的估价机构为北京明鉴华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估价对象为顺义区高丽营镇02-08地块一级开发项目拆迁范围内王某、王某欣的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2841.72平方米）及附属设施；估价时点为2013年6月22日；估价结果为人民币10377492元，其中房屋及装修3876490元，设备及附属物共计6501002元（附属物中的树木为4453090元）。2014年6月9日，王某欣委托他人将×农庄内2000年至2014年栽植的所有林木予以砍伐。此后，王某欣与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全部拆迁款。再，本案中涉及的“王朋”与“王某”系同一人。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第一，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的损失人民币13022160元是否应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侵害为前提条件。本案中，虽然高丽营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但因赵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建设取得了合法规划审批手续，即赵某1不能证明其所建建筑物的合法性，故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的损失13022160元缺少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在一审庭审中，赵某1明确表示其只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建筑物的损失，不主张被强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残值损失，故一审法院对建筑物的残值损失不予考虑。第二，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林木损失人民币1890万元是否应当支持。通过一审法院向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林木是在2014年6月9日被王某欣委托他人砍伐，并非高丽营镇政府在2013年12月28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损毁，即赵某1主张的林木损失并非由高丽营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导致，故该项损失不应当由高丽营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赵某1可依法向王某欣主张该项损失。第三，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其家禽、牲畜损失人民币1640160元是否应当支持。虽然高丽营镇政府称在实施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时现场没有家禽和牲畜，但因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录像光盘并非完整地记录了高丽营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全部过程，高丽营镇政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制作了强拆笔录和现场清理的物品清单，导致强拆前后现场的具体情况不明。由于此种情形高丽营镇政府应当负有举证责任，现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鉴于强拆时家禽和牲畜的数量、品种、价值等具体状况，根据现有证据均无法准确认定，故一审法院将根据本案案情酌情确定高丽营镇政府的赔偿金额。第四，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生产设备半成品（包括其他物品）的损失人民币2616397元是否应当支持。尽管高丽营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之前，在报纸上公告告知了×农庄的当事人自行清理建筑物内的财物，并告知了拒绝清理的后果以及强制拆除的具体时间，但是，高丽营镇政府未提交证据证明强拆时制作了强拆笔录和物品清单，致使现在无法证明被清理出涉诉建筑物内的物品的具体情况，且高丽营镇政府未及时将上述物品交还赵某1，赵某1对于高丽营镇政府在本案诉讼中找到的物品亦不予认可，故高丽营镇政府对赵某1的物品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赵某1所述的生产设备半成品等物品的具体数量及价值，故一审法院亦将根据本案证据并参考评估报告中的部分物品和价值酌情确定高丽营镇政府的赔偿金额。第五，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赵某1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租金损失人民币6050000元、停产停业损失人民币600000元以及要求高丽营镇政府支付所有赔偿款项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的利息是否应当支持。《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直接损失。鉴于赵某1所述的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租金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以及要求高丽营镇政府支付的所有损失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的利息并非高丽营镇政府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直接导致，故上述三项损失不属于因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六，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返还祖传陶瓷玉器（即元代青花瓷瓶）是否应当支持。本案中，通过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录像光盘、证人证言，并结合赵某1对元代青花瓷瓶外形、尺寸的描述，能够证明高丽营镇政府实施强拆前清理财物时，建筑物内存在一个瓷质洗手盆，但无法证明当时建筑物内存在赵某1所述的元代青花瓷瓶。同时，根据赵某1的描述，该元代青花瓷瓶价值不菲，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品，但赵某1在本案中亦未提交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该元代青花瓷瓶在拆除现场客观存在。故，对于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返还元代青花瓷瓶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丽营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赵某1因强拆×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造成的家禽、牲畜损失共计78万元；二、高丽营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赵某1因强拆×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造成的生产设备半成品（包括其他物品）的损失35万元；三、驳回赵某1其他赔偿请求。赵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与评估报告和补偿协议完全相悖。一审法院未查明农庄建筑面积即认定全部违法不予赔偿。上诉人的建筑物并未真正被确认为违法建筑，且在涉案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评估报告和补偿协议中被认定为合法建筑并给予补偿。高丽营镇政府并无证据证明只拆除了农庄1954平方米建筑物。上诉人所主张的13022160元不全是建筑的损失，建筑损失只有6784800，剩余均未设施、设备等损失，如院墙、金属围栏、马场场地、观景台等，一审法院将其均视为违法建筑不予赔偿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规划部门的函件中所载的面积与评估报告中的面积不符。二、一审判决上诉人请求赔偿的林木损失1890万元全部为王某欣砍伐，同样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王某欣同拆迁公司签订的评估报告及林木数据单与农庄内的数量相差巨大。一审法院亦认定上诉人的苗木合同真实有效，上诉人并未参与拆迁评估过程，一审法院未就上诉人对评估报告提出的质疑作出审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强拆中有车辆往外运被砍下的树木，高丽营镇政府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林木数量不存在，即使王某欣砍伐了部分林木，一审法院也应判决高丽营镇政府、王某欣同时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牲畜及家禽损失仅判决赔偿78万元并描述上诉人现场没有牲畜、家禽，未查清事实、违反行政诉讼法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已经证明牲畜、家禽存在，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该项损失不存在。四、一审法院仅赔偿生产设备半成品损失35万元，遗漏了上诉人证据清单和证据中的其他物品损失。五、因为高丽营镇政府的强拆行为，直接造成了上诉人无法同租户继续履行合同造成的违约及租金损失，理应予以赔偿；评估报告中关于企业补贴费、搬家损失费包含在停产停业损失范围内，一审法院不予赔偿属于未查明事实。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了家庭背景及青花瓷瓶的来历，亦有证人证实青花瓷瓶的存在，一审法院将上诉人的祖传青花瓷瓶认定为洗脸盆违背事实。七、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采信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诉人的证人证言采信少，甚至对在拆除现场的赵某2、尹某1的证言不予采信，却采信高丽营镇政府的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言。八、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和请求相差甚远，其自由裁量权没有任何依据。九、上诉人与王某欣、王朋是涉案地块的合作关系，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得知农庄建筑并未真正被确认为违法建筑且已经作过评估，高丽营镇政府承认已将涉及上诉人部分的补偿全部给了王某欣、王朋，但未提交支付凭证，法院应该追加王某欣、王朋为第三人，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到案的第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期间的诉讼请求。高丽营镇政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事实和理由为：一、关于赵某1要求赔偿家禽、牲畜损失。赵某1与刘某民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赵某1不参与经营活动，即使涉案场地内有马匹亦应是刘某民所有，拆除前，刘某民已将马匹牵走。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赵某1应对其是否有名贵马匹进行举证，但其并未提交购买合同，以及购买票据，仅有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拆迁档案中《非住宅现场调查表》显示涉案地址并未存在任何牲畜。故赵某1该项损失不应得到支持。二、关于赵某1要求赔偿设备半成品损失。高丽营镇政府在拆除之前已将屋内物品全部腾出，交由第三方保管，赵某1承认暖气片等系其本人财产，此后又改口非其财产。对于评估报告中物品，相关单位均将财产支付至王朋、王某欣名下，一审法院不应再进行认定。赵某1该项损失不应得到支持。三、赵某1的赔偿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强制拆除时间为2013年12月28日，而赵某1当日即知道拆除行为，但其于2017年4月7日才提请赔偿，2017年9月5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已经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期限。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赵某1的赔偿请求或发回重审。赵某1在证据交换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明细单，证明赵某1因高丽营镇政府的违法强拆造成的损失；2.×农庄营房用具明细表，证明赵某1农庄部分内部物品的损失；3.赵某1与王某欣、王朋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明赵某1对×农庄享有合法的经营权；4.赵某1、吴某生与冯某进签订的补充协议、赵某1与刘为民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明赵某1因为高丽营镇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与合作方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产生的租金损失；5.辽宁省本溪县×大果榛子繁育基地（北京基地）合作协议书，证明赵某1农庄有5万棵2年和3年的大榛子树苗以及1000棵8年的母树，同时证明赵某1因无法履行该协议产生的违约金500万元；6.×农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赵某1合法拥有该地块的使用权及赵某1与高丽营镇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同时赵某1没有改变农业用地的土地性质；7.九位证人证言，其中：（1）证人姜某出庭作证，证明其自2008年至2013年期间经常到×农庄去玩儿，农庄里有马房、会所、大棚、卫生间、草料房、两只奶羊、十五六匹马，品种包括汗血、纯血、温血和阿拉伯，还有葡萄、枣树、樱桃树、松树、银杏树、杜仲树、大榛子树，大棚里种了火龙果；（2）证人曹某出庭作证，证明赵某1在2013年之前向其购买过马鞍、头盔、防护服、马裤、马靴、马鞭等马具用品；（3）证人管某出庭作证，证明×农庄的建筑物有2000多平方米，都装修过，里面有家具、空调、电视；农庄里还有大樱桃树、榛子树、葡萄树、银杏树；有两个大棚，里面种了火龙果；还有十多匹马、几百只柴鸡、四只羊、两条狗；（4）证人尹某2出庭作证，证明其曾经带人去×农庄看过赵某1家的青花瓷瓶，但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没有成交；（5）证人丁某出庭作证，证明强拆当天的情况是：强拆前×农庄的建筑面积大概有2000多平方米，包括房屋、四合院、两排马厩，农庄里有大棚，里面种了火龙果，还有大榛子树、樱桃树、杏树、葡萄树、白皮松，有500多只鸡鸭、十多匹马、四五只羊、四五条狗，室内有家具、电器、工程方面的设施设备、散热器、暖气片、电信方面的设备、管道等。因强拆时，证人被拦在警戒线外，且灰尘较浓，看不清农庄内的情况，故强拆后，证人不清楚上述树木、家禽、牲畜及物品等是否还在；（6）证人尹某1（赵某1之母）出庭作证，证明其自2006年6月开始就在×农庄居住，并负责所有的建筑、养殖、种植、购置材料和家电以及销售等工作；×农庄被强拆当天，高丽营镇政府把大门砸开，推人、打人，抢走尹某1的手机，把尹某1夫妇拽出大门；5万元现金、挂坠、耳坠、纯金的钻石项链、手链等首饰、价值7000余元的国珍牌松花粉以及屋内的所有财产，包括元代的青花瓷瓶、金丝楠木家具、花梨木家具等都没有了，清末的铸铁马槽、鸡、马、羊也都没有了；（7）证人赵某2（赵某1之父）出庭作证，证明2013年12月28日，不明身份的人在早上4点多就来到×农庄敲门，不给开门，就用铁钳子把大门撬开了，并摁住赵某2，拽出大门，将赵某2弄伤，后将其锁在了养老院。这些人将白皮松、樱桃树、榛子树、杜仲树、香椿树、柿子树和库房的存货，包括暖气片、电信工程设备、发电机、电缆、彩电，还有洗刷用品、服装、十多匹马、鸡、鸭、鹅、犬、设备粉碎机、压料机、房契、地契、办公室的东西、祖传的瓷器、五六个残疾人治疗仪器等都抢走了；（8）证人辛某（赵某1之婆婆）因病未能出庭，其出具书面证言，证明在强拆中遗失了其父辈祖传给赵某1丈夫吴某生的元代青花瓷瓶一件，同时证明×农庄有建筑约2000多平方米，房屋内部大部分已装修，且有家具、空调电器等，有十多匹马、四只羊、几百只柴鸡、比熊犬1只、泰迪犬1只，有樱桃树、大榛子树、葡萄树、银杏树、白皮松等大量树木，两座农业大棚内种有火龙果等；（9）北京×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冯某芝以年岁已高、不方便出庭为由，未出庭作证，其以北京×信息咨询中心的名义出具书面证言，证明赵某1的母亲尹某1曾在该中心大量购买国珍松花粉产品，冯某芝曾到×农庄送过货，看见尹某1在农庄内居住，还在农庄内看见过残疾人轮椅、康复仪器及药品等；8.农庄平面图三张，证明赵某1的农庄被违法强拆前有建筑3600平方米，除去规委认定的1954平方米以外，高丽营镇政府还超范围拆除了1646平方米；9.水泥硬化面积平面图，证明赵某1的农庄做过道路硬化4829平方米；10.场地图平面图，证明赵某1农庄的马场场地做过渗水、垫沙10365平方米；11.院墙平面图，证明赵某1的农庄有砖混结构墙1580平方米，金属院墙313米；12.谈话笔录，证明高丽营镇政府曾为赵某1的农庄作出过评估，赵某1的建筑物已有补偿，不是违法建设；13.关于×农庄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手续的函，证明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认定的无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房屋面积部分，仅仅是王某欣所建部分和赵某1在王某欣所建建筑原基础上加建部分，并不含有赵某1自建的东边马厩、农业大棚及南侧的草料库房及人工用房等，高丽营镇政府理应对超范围且未被规划部门认定为违建的部分进行赔偿；14.农庄光盘及文字说明，证明农庄被强拆前的部分建筑、物品、树木等情况以及被强拆后赵某1对农庄失去控制权且因此造成物品大量被盗抢的情况；15.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赵某1向高丽营镇政府提出过行政赔偿申请，但高丽营镇政府未作出任何答复；16.（2015）三中行终字第2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高丽营镇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同时证明赵某1与高丽营镇政府存在利害关系；17.EMS快递单，证明赵某1向高丽营镇政府提出赔偿申请，高丽营镇政府没有作出过任何答复。赵某1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以下证据：第一，赵某1起诉高丽营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中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录像光盘，用以证明在强制拆除过程中，赵某1丢失了祖传瓷器；第二，向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调取与×农庄有关的拆迁评估报告，用以证明赵某1的农庄内有建筑、设施、牲畜及树木等内容。一审法院对赵某1的上述申请依法予以准许，并进行了调取。2018年3月30日，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顺义分局（现更名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对一审法院作出书面回复，主要内容是：1.经查，我局未有×农庄的评估报告；2.因×农庄范围不清，我局无法查找该农庄范围内的评估报告。高丽营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网上公开的（2014）顺行初字第240号行政判决书、（2015）三中行终字第2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高丽营镇政府是因为拆除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所以导致高丽营镇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2.光盘（拆除照片和视频）及文字说明，证明高丽营镇政府拆除前和拆除过程的情况，高丽营镇政府已经将违法建设内的物品全部搬出。高丽营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城乡规划法》《国家赔偿法》作为法律依据。为了查清高丽营镇政府清理物品时涉诉建筑物内是否存在赵某1要求其返还的元代青花瓷瓶，经一审法院准许，高丽营镇政府又补充提交了一张拆除涉诉建筑物之前的录像光盘（该光盘内容系赵某1起诉高丽营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中该镇政府提交的录像光盘中的一部分），并有证人陈某、车某出庭作证，证明录像中所说的“大青花瓷”并非赵某1所说的元代青花瓷瓶，而是录像中显示的青花瓷颜色的瓷质洗手盆。因×农庄所在地块涉及拆迁项目，为了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于2019年1月7日向涉案地块的拆迁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顺义分中心）发出了调取证据通知书，要求调取涉及顺义区高丽营镇×村村民王某欣、王朋在×村承包地地上物的评估报告。2019年1月18日，一审法院收到土储顺义分中心邮寄的京鉴华拆字（2013）第1-03号《王某、王某欣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因赵某1针对涉案林木被毁曾于2014年向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下设的森林公安处报警，为了查明涉案林木是否是高丽营镇政府损毁，一审法院依职权于2019年4月26日向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对王某欣的两份询问笔录和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出具的《关于王某欣采伐果园树木办理情况说明》。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赵某1提交的证据3、4、5、6、12-17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赵某1的×农庄内的建筑物与赵某1的关系，因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建筑物被高丽营镇政府强制拆除后赵某1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农庄内种植了大榛子树以及赵某1向高丽营镇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高丽营镇政府未予答复的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但证据4不能证明赵某1所受该项损失系由高丽营镇政府的强拆行为直接导致，证据5不能证明大榛子树系因高丽营镇政府强拆涉诉建筑物时被损毁，证据6不能证明涉诉土地的规划用途，证据14不能证明赵某1的物品被大量盗抢的情况，证据12、13亦不能证明赵某1的证明目的。赵某1提交的证据1、2、8-11均系赵某1单方制作，高丽营镇政府对真实性予以否认，且无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上述证据中记载的具体数字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但因林木、家禽、牲畜的种类有其他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对此予以采纳。赵某1提交的证据7中，证人姜某、曹某、管某、尹某2和北京×信息咨询中心的证言均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农庄曾经种植、养殖的情况和建筑物及室内曾经存在的财物情况，但因姜某、曹某、尹某2和北京×信息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冯某芝在×农庄被强拆当天均不在现场，管某亦在强拆当天听到前院有人吵便从后院逃离，故上述证人均不能证明强拆当天×农庄内财物的具体情况；证人丁某的证言亦能够证明×农庄内的建筑物、种植和养殖的情况，对此予以采纳，但因其自称强拆时在警戒线之外看不清建筑物里面的情况，故其在庭审中关于高丽营镇政府强拆时将建筑物内的物品全埋在里面的证言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此不予采纳。证人辛某系赵某1的婆婆，证人赵某2、尹某1系赵某1的父母，三人均与赵某1有较为密切的利害关系，且强拆当天辛某并不在现场，其不能证明强拆当天涉诉建筑物内的财物情况，亦不能证明元代青花瓷瓶系在强拆中遗失的；而尹某1、赵某2均陈述在强拆前便被带出农庄大门外，强拆时被送到养老院，故二人称高丽营镇政府将×农庄内的财物抢走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上述三人的相应证言不予采纳。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赵某1建设涉诉建筑物之前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以及高丽营镇政府强拆建筑物的行为被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违法的情况，陈某、车某两位证人证言与录像光盘中显示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录像中所说的“大青花瓷”并非赵某1所说的“元代青花瓷瓶”，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调取的赵某1起诉高丽营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中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录像光盘、京鉴华拆字（2013）第1-03号《王某、王某欣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对王某欣的两份询问笔录和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出具的《关于王某欣采伐果园树木办理情况说明》亦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高丽营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前清理涉诉建筑物内财物的情况、×农庄内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在2013年6月22日的评估价值以及涉案林木被王某欣砍伐的情况。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赵某1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证明赵某1的建筑物是有补偿的，在拆迁过程中并未被认定为违法建设不予补偿；2.树木登记表，证明赵某1在涉案土地上有树木，一审法院调取的评估报告不真实及赵某1的部分树木损失金额；3.网络照片四张，证明高丽营镇政府的证人提到的水盆不是青花瓷瓶，其称只看到青花瓷水盆是在作伪证，同时证明赵某1青花瓷瓶的样子及在强拆过程中遗失的事实。高丽营镇政府认可上述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据目的；不认可证据3的关联性。二审庭审中，高丽营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非住宅现场调查表》，证明拆迁调查当时现场没有牲畜，不应由其对此进行赔偿。赵某1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赵某1和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证明目的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本案中，高丽营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赵某1有权就高丽营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的实际损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的损失，虽然高丽营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但赵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建筑的合法性，故赵某1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林木损失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向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调取的证据，赵某1所主张的林木是被王某欣委托他人砍伐，并非高丽营镇政府在2013年12月28日实施强制拆除时损毁，故赵某1该项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关于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家禽、牲畜以及生产设备半成品（包括其他物品）的损失，虽然高丽营镇政府主张拆除涉案建筑时现场已无家禽和牲畜，以及其在强制拆除前腾空了涉案建筑物内的物品并将其交由第三方保管，但由于高丽营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未依法制作强拆笔录和物品清单，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将其清理的涉案建筑物内的物品交还赵某1，其提交的录像光盘不能反映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全部过程，故高丽营镇政府应该承担强制拆除前后现场具体情况不明的不利后果。同时赵某1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牲畜、家禽的具体数量、品种、价格等以及涉案建筑物内物品的具体数量及价格等。故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酌情确定赵某1上述损失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关于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返还其祖传陶瓷玉器（即元代青花瓷瓶）的问题，由于赵某1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青花瓷瓶在强制拆除现场客观存在，故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关于赵某1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赔偿其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租金损失、停产停业损失以及所有赔偿款项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利息的问题，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赵某1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作出的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赵某1和高丽营镇政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志刚审 判 员 胡兰芳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 毅书 记 员 孙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