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决 定 书（2019）粤执复735号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刘卫红,女，196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异议人：齐黛林，女，195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执行人：方旗，女，195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6-65号。法定代表人：赵秋虎。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33-53号。法定代表人：王成章。复议申请人刘卫红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66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州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卫红与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旗仲裁调解一案中，异议人齐黛林认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王成章，公司股东已变更为张永诚、夏鸿光、李敏，故请求解除对齐黛林的限制消费措施。广州中院查明，关于申请执行人刘卫红与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旗仲裁调解一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内容如下：（一）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旗于2016年5月31日前向刘卫红支付本案借款本金621万元及利息；（二）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分别从每笔款项出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式如下：……（三）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旗补偿刘卫红律师费50万元……（四）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旗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双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广州中院于2016年6月21日以（2016）粤01执2282号案立案执行。因双方正在协商和解，广州中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粤01执2282号执行裁定，裁定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广州中院于2017年12月11日以（2017）粤01执恢104号恢复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广州中院于2017年12月28日对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志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齐黛林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执行人不同意齐黛林解除限制消费的申请，理由如下:广州中院对齐黛林限制消费后，齐黛林不再担任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这均是其逃避法律责任、对抗法院执行的手段。自涉案债务发生到本案执行立案，广州中院对齐黛林限制消费，齐黛林一直担任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持股99%，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且其控制的关联企业虚增债务对抗执行，不应对其解除限制消费。另查明，齐黛林原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8年10月22日，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齐黛林变更登记为王成章。2019年6月10日，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由齐黛林、夏鸿光、李敏变更登记为张永诚、夏鸿光、李敏。广州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对单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限制消费的，应当是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仍然担任职务、履行职责或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直接影响从而对债务履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本案中，齐黛林虽然曾经担任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目前已不再担任该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不对本案债务履行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不应再将其纳入限制消费的范围。申请执行人认为应齐黛林系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依据不足，广州中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广州中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粤01执异661号执行决定：解除对异议人齐黛林的限制消费措施。刘卫红对广州中院上述异议裁定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661号执行决定，驳回齐黛林的异议申请。理由如下：（一）齐黛林在广州中院对其限高后，不再担任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存在规避执行的主观恶意，并非基于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王成章只是红楼酒店的一般员工，可见王成章担任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仅是挂名而已，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决策。齐黛林分别在2018年10月22日向李敏转让出资100万元，在2019年6月6日分别向李敏、夏鸿光、张永诚转让出资2800万元、万元、3400万元、3600万元，转让金都是0元。齐黛林以9900万元对价取得的公司出资全部以0元转让金转让给其他股东，明显不合理，齐黛林在庭审上也不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二）红楼投资公司违反财产报告制度，齐黛林时任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负有法律责任。红楼投资公司未向广州中院报告其财产状况，属于对抗法院执行，齐黛林时任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对此亦需承担法律责任。（三）齐黛林涉嫌虚构红楼投资公司债务，对抗执行。2018年9月，当时红楼投资公司由齐黛林、夏鸿光夫妇持股100%，北京重厦房地产有限公司由齐黛林持股99%，两公司涉嫌倒签债务文件虚构债务、虚假仲裁，骗取湛江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湛仲字第2336号裁决书，裁决红楼投资公司需向北京重厦房地产有限公司清偿3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虚增红楼投资公司的债务，以此对抗法院对红楼投资公司财产的强制执行，我方己向广州中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广州中院已以(2019)粤01执异90号立案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中。综上，齐黛林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仍应继续对其限高。本院对广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对齐黛林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是否合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对单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限制消费的，应当是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仍然担任职务、履行职责或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直接影响从而对债务履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威慑、惩戒被执行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监督、促使其所在单位能够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齐黛林原为被执行人红楼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2018年10月2日，红楼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齐黛林变更登记为王成章，股东由齐黛林、夏鸿光、李敏变更登记为张永诚、夏鸿光、李敏。因此，在齐黛林已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的情况下，其对本案债务履行已不能产生直接影响，故广州中院不应再将齐黛林纳入限制消费范围的行为，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复议申请人刘卫红认为应齐黛林系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刘卫红所提齐黛林涉嫌虚构红楼投资公司债务的复议请求，不属于本案执行程序审查范围，本院不作审理。综上所述，广州中院执行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复议申请人刘卫红要求对齐黛林限制消费的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决定如下：驳回刘卫红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异661号执行决定。本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