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49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新怀，男，195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向坤，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思春，男，196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冰，河南永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河南永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封全有吉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开封市。法定代表人：刘春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本恩，河南龙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新怀，上诉人胡思春，上诉人开封全有吉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有吉公司）因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新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向坤，上诉人胡思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冰，上诉人全有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本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新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胡思春、全有吉公司增加赔偿袁新怀已赔付给经销商（出售给农户涉案混合磷肥）的损失共计28774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袁新怀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赔偿了农户损失，进而未支持此项诉讼请求错误。一、袁新怀一审提交的刑事判决卷宗及相关质量检验报告，已充分证明胡思春、全有吉公司生产和销售质量不合格产品给农户造成相应损失的事实存在。二、损失当时已通过公安机关并在办案人员主持调解下与乡村销售商达成赔偿协议（这一结果是在胡思春在场并同意的情况下所形成）。三、刑事判决公安卷宗的赔偿协议书及其他调解证明、收到条均能证明袁新怀因胡思春、全有吉公司提供不合格产品而向乡村销售商实际支付的赔偿数额。综上，袁新怀已提交赔偿协议、调解证明、收到条等证据证明已实际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也已对涉案磷肥质量存在问题作出认定，且认定“袁新怀赔偿了因购买该批磷肥而造成经济损失的下级销售商李来进、袁合作、闫公亮、段建勋220000元，孟庆法尿素17吨（折价37740元），关凤民30000元”的事实。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袁新怀的上诉请求。胡思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胡思春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胡思春不是涉案混合磷肥的销售者，更非生产者，胡思春不应承担仓储费、运费。根据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签订的《混合磷肥供需合同》第四项约定“根据市场需求需方可申请供方在需货方指定销售地点设立仓库，仓储费、装卸费由供方承担。出库货物需方须现金结算。”第五项约定“供方在需方租赁的仓库内存货。需方无条件保证货物安全。货物被盗、仓库失火、仓库过水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需方承担。”据此，混合磷肥出库前，所有权仍属于全有吉公司。另《混合磷肥供需合同》签订主体虽是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后胡思春将涉案滇鹤牌混合磷肥推销给袁新怀，图省事直接让袁新怀在胡思春与全有吉公司合同上签字，袁新怀所销售的混合磷肥直接从安徽蚌埠厂家运回，是全有吉公司直接发货给袁新怀，袁新怀与胡思春之间不存在供需合同关系，胡思春在其中起到的应属于居间介绍作用，即属于固定区域的代理业务员身份，实际的供需双方应属于全有吉公司与袁新怀。2、一审判决认定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生产销售的磷肥有质量问题不能成立。袁新怀一审提交的检验意见，前两份夏邑县人民法院（2013）夏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中，涉案磷肥授权生产企业云南昆明宏腾磷化工有限公司就滇鹤牌混合磷肥的检验规定了明确的检验规则，而公安机关向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中心及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送检材料在抽取时，在无法律或国家、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应按企业标准抽样，但该两次抽样均未按企业标准规定抽样，仅在闫恭亮门市部及袁新怀仓库存放440吨磷肥的仓库中各提取两袋，检材的取得不符合有关规定，不足以充分、可靠的证明该批产品的质量，故对上述两份检验报告无法采信。”随后在补充侦查中采用企业标准规定的检验规则于2013年9月29日对袁新怀仓库中剩余的滇鹤牌混合磷肥进行抽样检验，虽得出了不合格的结论，但此次抽样已过了该磷肥的1年保质期，无法直接以此推断出已销售部分磷肥的质量不合格，既然无法确定已出售磷肥的质量问题，那么何谈因质量不合格造成的侵权损失。事实上，袁新怀虽未曾向全有吉公司支付任何磷肥货款，但仍就其所出售的磷肥向未支付货款的购买者主张权利，并在诉讼中否认磷肥存在质量问题，由此也可看出，袁新怀自己对所售出的磷肥质量不合格这一事实也是不认可的。二、仓储费、运费、鉴定费的赔偿及数额认定均不准确。1、根据《混合磷肥供需合同》约定，仓储费、运费由需方垫付，货物验收后按收货量需付90％，剩余10％货款到当年12月30日前全部结清，而袁新怀作为需方，始终未曾支付任何货款，且运费单也不能清晰显示所承运货物名称、数量、金额，并不能证明其托运的即涉案滇鹤牌混合磷肥。2、厂房租赁协议和收条仅能证明袁新怀租赁仓库，无法证明其从2012年之后所租赁的仓库一直都用于存放涉案磷肥，事实上，袁新怀所销售的产品除涉案磷肥外，还有其他肥料。3、鉴定费票据显示交款单位是夏邑县农业局，并非袁新怀，一审法院支持袁新怀该项诉请没有依据。4、关于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胡思春一直参与纠纷的解决而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无法律依据，胡思春虽然知道袁新怀一直以产品质量问题向全有吉公司主张赔偿，但在2019年之前，袁新怀从未向胡思春主张过权利。因此，对胡思春来说，袁新怀的诉讼请求已超诉讼时效。全有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受理本案错误。袁新怀以和全有吉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为由于2014年向夏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11月21日作出（2014）夏民初字第007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全有吉公司依法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6）豫1426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该案。再审后，该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7）豫1426民再5号民事判决，认定袁新怀与全有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判决后袁新怀、胡思春上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豫14民再156号民事裁定，认为袁新怀与全有吉公司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撤销夏邑县人民法院（2017）豫1426民再5号民事判决及（2014）夏民初字第00785号民事判决，驳回袁新怀、胡思春对全有吉公司的起诉。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即意味着该案经两级法院审理，已审理终结。根据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规定，袁新怀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能再次起诉，但袁新怀规避法律，隐瞒事实真相，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再次起诉，该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实属错误。二、本案定性错误。夏邑县人民法院及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多个判决书及裁定书均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产品质量纠纷，而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却错误的将本案定性为产品质量纠纷，实属错误。即便是产品质量纠纷，全有吉公司也与袁新怀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荒谬至极。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4月1日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签订《混合磷肥供需合同》只约束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与袁新怀无丝毫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袁新怀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再者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签订的合同也未实际履行，既然没实际履行，更不存在全有吉公司与袁新怀之间的买卖关系。因此袁新怀所谓损失属无中生有。四、袁新怀诉称的运费59400元、仓储费75000元、检验费1000元无事实依据。一审袁新怀根本没有提供确实有力的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运费、仓储费及检验费。袁新怀未提供货物运输合同，未提供承运人姓名及所承运货物的名称、运费的收取办法等，运输情况袁新怀也未通知全有吉公司及胡思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袁新怀也未提供仓储物名称、仓储合同、仓储费的收费标准、仓储物的储存地点及仓储物的数量或者重量等信息，也未履行向胡思春的告知义务。检验费更不应由全有吉公司承担，该检验程序违法，作出的检验结果缺乏科学性，不客观不公正，该费用不应得到支持。袁新怀针对胡思春、全有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对胡思春的答辩意见：一、胡思春身份问题。袁新怀一审提交的夏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已认定胡思春为涉案磷肥的市级经销商，该判决已经生效。二、产品质量问题。该刑事判决书对该部分内容已经予以认定，且袁新怀一审也提交了对涉案磷肥的相关检验报告，结论均为不合格产品。三、仓储费、运费均是袁新怀应胡思春要求，前期进行的垫付，依据胡思春和全有吉公司之间的供货合同，仓储费和运费均由供方承担，但后期供方没有返还该部分费用，所以袁新怀有权要求胡思春和全有吉公司支付该部分费用。四、诉讼时效问题，坚持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的认定。对全有吉公司的答辩意见：全有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买卖合同纠纷虽已被生效裁定驳回，但本案是产品质量责任纠纷，袁新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有权向袁新怀的上级和生产厂家主张不合格产品产生的损失。胡思春针对袁新怀、全有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一、袁新怀提交的检验报告取样不合法，取样时产品已超过保质期，对已超出保质期的肥料进行鉴定，得出质量不合格的结论，该结论仅能证明未售出且已过期肥料不合格，不能证明已售出的肥料存在质量问题。二、对已售出的肥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是否给农户造成损失，袁新怀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且袁新怀曾起诉过其下级代理商要求支付肥料款，并胜诉，且已执行。因此，可以看出袁新怀认可已售出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三、胡思春与全有吉公司之间的供货合同，供方是全有吉公司，胡思春与袁新怀不存在供货合同，也未约定仓储费和运费由供方承担。因此，胡思春不应承担仓储费和运费。全有吉公司针对袁新怀、胡思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对袁新怀的答辩意见：袁新怀与全有吉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全有吉公司只与胡思春签订过合同，没有给袁新怀签订过任何合同，袁新怀系在全有吉公司和胡思春签订的合同上补签名字以达到其非法目的。本案经过多次诉讼，袁新怀之前与胡思春作为共同原告起诉全有吉公司，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裁定，明确袁新怀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时至今日袁新怀又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二审法院考虑到终审裁定驳回袁新怀对全有吉公司的诉讼请求。对胡思春的答辩意见：全有吉公司虽与胡思春签订过供需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袁新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胡思春、全有吉公司连带赔偿袁新怀因销售其质量不合格磷肥所产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仓储费及赔偿农户的损失等各项费用共计42314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日，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签订一份《混合磷肥供需合同》，全有吉公司为供方，胡思春为需方并作为商丘市唯一代理销售商。合同约定，1．产品价格采用汽运包到价计算，按需方指定的销售地点为准，每吨580元，需方提取业务费20元／T，运费由需方垫付；2．根据市场需求需方可申请供方在需货方指定销售地点设立仓库，仓储费、装卸费由供方承担；3．供方负责提供生产厂家的产品质量分析报告、销售市场省一级检验分析、地市级检验分析报告各1份。该合同签订后，胡思春又与袁新怀约定，由袁新怀作为夏邑县的县级代理商，销售涉案磷肥，袁新怀在上述合同需方处签名。之后，全有吉公司与胡思春将792吨滇鹤牌混合磷肥运至夏邑县××处，袁新怀垫付运费59400元、仓储费75000元。袁新怀共计向夏邑各乡镇销售该批磷肥200多吨。后发现该批磷肥存在质量问题，先后经过下列检验：于2013年1月6日经夏邑县农业局委托徐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于2013年4月17日经夏邑县公安局委托河南省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测试中心检验，于2013年5月5日经夏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菏泽金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于2013年6月5日经夏邑县公安局委托河南省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于2013年9月29日经夏邑县公安局委托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检验结果均为不合格产品。袁新怀为此支付检验费1000元，因销售该批不合格磷肥被夏邑县农业局土壤肥料管理站给予行政处罚。2013年12月2日，袁新怀赔偿了因购买该批磷肥而造成经济损失的下级销售商李来进、袁合作、闫公亮、段建勋220000元，孟庆法尿素17吨（折价37740元），关凤民30000元。2012年3月份，全有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岭与案外人王明华以安徽省蚌埠市骨炭厂名义取得云南省昆明宏腾磷化工有限公司授权，生产滇鹤牌混合磷肥。刘春岭在销售涉案磷肥时提供的“开封市土壤化肥农药质量检测中心检验报告”和“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2012WC-689检验报告”是虚假的。2013年5月22日，刘春岭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夏邑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4年1月21日被夏邑县人民法院以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2014年3月22日，袁新怀、胡思春以其与全有吉公司之间存在供需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全有吉公司赔偿各项损失，2014年11月21日夏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夏民初字第00785号民事判决，判决全有吉公司支付袁新怀、胡思春垫付仓储费50000元，赔偿袁新怀、胡思春经济损失221000元。后因全有吉公司申诉，2017年7月31日夏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1426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该案。2018年8月10日，夏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1426民再5号民事判决，撤销（2014）夏民初字第0078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袁新怀、胡思春的诉讼请求。袁新怀、胡思春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2月18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14民再156号民事裁定书，以“袁新怀与胡思春之间并非合伙关系，袁新怀与全有吉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袁新怀与胡思春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为由，撤销夏邑县人民法院（2017）豫1426民再5号民事判决及（2014）夏民初字第00785号民事判决，驳回袁新怀、胡思春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由于胡思春、全有吉公司生产、销售的磷肥有质量问题给袁新怀造成了损失，由袁新怀提起的赔偿诉讼，故本案案由定为产品责任纠纷。涉案磷肥是不合格产品，胡思春、全有吉公司是该产品的生产者和供货者，袁新怀是该产品的销售者，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有权向生产商、供货商追偿。综上，关于胡思春辩称本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和全有吉公司辩称本案法院不应受理的观点，没有依据，不予采纳。关于赔偿问题，作为不合格磷肥的生产者和供货者的全有吉公司、胡思春，应该赔偿因侵权行为给袁新怀造成的损失，故对袁新怀要求胡思春、全有吉公司赔偿运费、仓储费、检验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因袁新怀并没有证据证实其赔偿了消费者（即农户）的损失，不予支持，对此部分赔偿袁新怀待证据充分后可另行主张。关于袁新怀要求判令胡思春、全有吉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及赔偿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胡思春辩称袁新怀诉请赔偿损失40多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的观点，予以部分采纳。关于胡思春辩称本次诉讼对本人来说已超出诉讼时效的观点，因袁新怀自2014年3月22日提起诉讼主张涉案民事权利时，胡思春一直参与，故该辩解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胡思春、开封全有吉农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袁新怀运费59400元、仓储费75000元、检验费1000元，共计135400元；二、驳回原告袁新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48元，减半收取3824元，保全费2570元，由原告袁新怀负担4348元，由被告胡思春、开封全有吉农资有限公司负担2046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定性及对涉案磷肥质量和胡思春、全有吉公司责任的认定是否适当，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二审中，上诉人袁新怀提交证据如下：1、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1份。证明目的：袁新怀向胡思春和全有吉公司购买磷肥，与刑事判决书5-6页刘某某的证言能够印证。2、夏邑县农业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发票1份。证明目的：袁新怀销售胡思春和全有吉公司提供的磷肥因质量不合法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判决书第15页第23项能印证。3、情况说明和调解证明各1份。证明目的：袁新怀因销售不合格磷肥赔偿给乡村销售商及农户220000元的客观事实。4、2013年12月2日胡思春证明1份。证明目的：胡思春对袁新怀赔偿给四位乡级销售商220000元知情并认可，并出具书面证明自愿承担一半。上诉人胡思春质证认为：证据1汇款单的汇款人是胡思春，且所汇款项是否为肥料款不能证明，也不能证明该汇款单与袁新怀有关。证据2罚款票据有异议，罚款原因不能显示，上面未说明是因销售何种肥料给予的罚款，处罚决定书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袁新怀实际支付了赔偿款，且李某某等三人是否有实际损失并无证据证明。证据4对胡思春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这并不是胡思春真实意思表示，之所以出具证明，是因为袁新怀找到胡思春协助其向全有吉公司主张权利，胡思春碍于朋友关系才为其出具该份证明。上诉人全有吉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是案外人刘某某与胡思春之间的业务往来与全有吉公司无关，不能直接证明该汇款就是磷肥款。证据2同胡思春的意见，不能直接证明罚款是因什么肥料，出自哪里。证据3同胡思春的意见。证据4同胡思春的意见。上述证据根据证据规则不属新证据。上诉人全有吉公司提交关于夏邑县农业局提供混合磷肥检验指标意见、鉴定资质证书、委托书各1份。证明目的：磷肥不但对小麦生产没有害处，还有一定的益处。上诉人袁新怀质证认为：检验指标意见、委托书均不显示检验依据的检材，与本案没有关联，虽加有夏邑县农业局的印章，但是没有出具人签字。对于检验员资质证书有异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检验指标意见仅有两人签名，未加盖检验机构印章。涉案肥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胡思春质证认为：对全有吉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一、袁新怀证据。证据1，该证据能够证明其销售全有吉公司磷肥的事实，但袁新怀不是另案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诉讼主体已经另案生效民事裁定予以认定。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全有吉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袁新怀系因其经营行为违反《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受到行政处罚，涉案肥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应以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基础综合判断。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虽能部分增强一审赔偿款方面证据的效力，但缺乏大额赔偿款支付的款项来源等佐证性证据，且证据4胡思春证明中两人平分，各自出的内容，与袁新怀主张的个人全部赔付不符。故该两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二、全有吉公司证据。均系单方性证据，缺乏利害关系人参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2013年12月2日，袁新怀赔偿了因购买该批磷肥而造成经济损失的下级销售商李某某、袁某某、闫某某、段某某220000元，孟某某尿素17吨（折价37740元），关某某30000元”外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一、定性和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袁新怀与全有吉公司无直接买卖合同关系，基于胡思春、袁新怀对双方市级经销商和县级经销商的刑事案中陈述和胡思春与全有吉公司签订的供需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袁新怀系涉案磷肥销售者，胡思春系供货者，全有吉公司系生产者符合案情实际及产品责任纠纷的构成要件，定性准确，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本案三上诉人之间正确法律关系自始存在，且已经另外民事案中认定，袁新怀、胡思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另外民事案中共同诉讼，均宜视为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明知和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胡思春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二、责任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综合涉案证据判断，全有吉公司生产、胡思春供货的磷肥存在质量问题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对胡思春、全有吉公司民事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但袁新怀提供的旨在证明其实际赔偿数额的证据缺乏其诉称的调解或赔偿权利人及相关款项来源、如何支付等有效证据佐证，达不到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且赔偿应以农户实际遭受的损失为准，而本案袁新怀诉称赔偿对象大部为下级经销商，故农户实际损失缺乏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以其证据不足，未予支持此项诉讼请求，释明其另诉权利，并无不当。本案蚌埠市时代配货站运输合同显示运输单价75元／吨的金额明确，结合刑事判决书中蚌埠丰原明胶有限公司张海峰出具的出门证等证据佐证，全有吉公司发走磷肥1113吨的事实清楚。对袁新怀主张收到792吨磷肥，支付运费59400元的事实，胡思春、全有吉公司缺乏否定性抗辩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袁新怀该费用予以认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认证规则，并无不当。同理，仓储的事实有公安机关清点剩余磷肥照片证明，且有厂房租赁合同及租金证明证实，一审法院对仓储费予以认定，亦无不当。检验费票据虽付款人显示为夏邑县农业局，但责任主体为袁新怀。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费用予以认定，符合常识判断，并无不当。上述费用，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认证规则，应属袁新怀的损失范围。因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部分欠妥，但判决结果适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72.1元，由上诉人袁新怀负担5616.1元，上诉人胡思春负担3008元，上诉人开封全有吉农资有限公司负担76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宇审判员  高纪平审判员  张月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王颖书记员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