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302民初1885号 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城关路锦都花园小区7#楼（三区五段）。 法定代表人：王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腾蛟，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平，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瑞华，男，196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瑞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腾蛟、陈晓平，被告陈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原、被告2017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事实及理由:2016年4月6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购买原告的商铺。2014年8月4日，被告与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签订《管理运营协议》，将其购买的商铺交由隆盛公司运营,由隆盛公司支付租金。后因经营不善,隆盛公司依法注销，引发商户上访。2017年5月，阜康市商信委的左建军、工商局的李洋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胁迫原告在未经得原告同意、预先拟定好的《协议书》上盖章,承担本该由隆盛公司负担的支付租金的义务,如原告未能按期支付租金,则允许被告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退还被告的购房款。根据《民法总则》第150条之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协议书》是原告受胁迫与被告签订，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现请求依法予以撤销。 被告辩称，原、被告是自愿平等签订的协议，没有胁迫，不同意撤销。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 一、《协议书》一份、视频资料(2017年5月12日原告公司监控录像)一份，证实协议书的内容是由阜康市政府相关部门事先拟定，《协议书》上原告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都不是原告公司人员加盖，《协议书》是在阜康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胁迫下签订，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合同有效必须意思表示真实的基本原则，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认可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6月9日；对2017年5月12日原告公司监控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视频资料不能作为法定证据来使用，视频中没有出现本案被告，视频资料没有声音，无法反映当事人交流的内容，从视频中无法看到签订的协议内容。从视频中只看到工作人员在忙碌的工作，反映不出受到了威胁和恐吓。如果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出现也是因为政府部门在执行工作任务，是政府在依法履行职责，应当受法律保护。因被告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案争议也是因该份《协议书》引发，本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因视频资料来源于监控录像，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同时由于视频资料没有声音，视频中可以反映出阜康市商信委的左建军存在加盖印章的行为，同时也反映了原告的股东单怀忠在场，但反映不出存在业主或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股东单怀忠存在暴力、威胁、迫使其签订协议的情形，况且本案被告并不在场，本案诉争的《协议书》并非视频拍摄当天签订，同时结合本院向信访处理小组的成员就《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调查核实结果，本院对视频资料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 二、2019年8月20日证人单怀忠的证言，证人陈述：自己是被告公司的股东，占股33%。因自己要去大连复查，不能在开庭当日到庭作证。2017年4月初期间，公安局的姓孙的副局长打电话让自己去经侦大队，去了以后发现另外两名股东王斌、季存也在场，在场的还有信访局的贾局长、反贪局的一个姓罗的、律师杨嘉琦、工商局的李洋。当时孙局长问自己是不是原告公司的股东，还问知道不知道商场的事情。还说公司经营的商场出事了，现在商户要钱，你们要拿出一个处置方案。当时自己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斌和股东季存都不同意，也没有拿出方案，他们就让先回去。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又让三人都去了，最后一次是中午下班去的，当时在场的有信访局的贾局长，反贪局的一个姓罗的，还有一个律师杨嘉琦，他们让公司股东必须出一个方案，不然就不让走。一直到早上6点，股东们实在熬不住了，对方说如果不签字就要把股东们送去教培中心，股东三人就在信访局贾局长拿出的处置方案上签字了。签完后对方说签完字之后就没事了，可以走人了。过了几天公安局的刘峰副局长又把自己和王斌叫去了，季存当时心脏不太好就没去，去了之后又拿出来一份商户的运营协议，说要在上面签字，后来就发生了争执，第一天没谈成，第二天又让去了，自己和王斌前后去了两三次一直未达成协议，最后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就在杨嘉琦的律师事务所，人员还是上述人员，对方的人又拿出了方案让自己签字，并且让自己通知王斌和季存都来在对方出的协议书签字盖章，说如果不签字就把自己们送去教培中心，当时公安人员也在门外，当时自己打电话给王斌和季存，说了这个事，他们俩都不同意，自己就说自己是股东，不是法人，但是对方不同意，一定要让自己签字。最后处理信访事件的上述成员让王斌的妻子把单位公章都拿来，王斌的妻子把章子放下就走了，就剩自己一个人了。自己就说，股东们都不同意，反正章子也拿来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后来对方就拿出了5个人的协议，具体是谁的也没看，杨嘉琦让自己签字，自己就在那五份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后对方让第二天再来。签了字出来之后就打电话给王斌说了。第二天自己去了，来了好多业主，后来因为人多经信委的左建军就让换到原告公司的会议室，当时还有不动产等级中心的高磊主任，还有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原告公司的章子当时在对方的手里，自己当时心脏不舒服，就告知他们说自己去看病了，自己做不了主，你们非要这样做，强人所难，后面再签的协议都是处置信访事件的上述人员盖的章子。包括前一天的五份自己签了字的协议，公章都不是自己盖的。自己因为心脏不舒服住院做手术了，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至于公章何时还给公司，协议给公司给没给自己就不清楚了。上述协议都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并且证人是原告公司股东，其证言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况且政府相关人员也是在处理商户信访事件，履行职责，不能证明就是胁迫原告签订协议。因证人系原告公司股东，与原告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反映不出存在胁迫的情形，不能印证证人证言，故对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向证人孙鲁奇、司剑新、贾卫东、刘峰、杨嘉琦就隆盛百货商场各业主与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的过程进行了调查核实。 证人孙鲁奇陈述：自己是阜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大概在2017年3、4月份，因为有业主在隆成盛百货楼上要跳楼，其带领公安干警去现场处置，公安机关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处理突发事件，排查不安全的隐患。将业主劝下来后，市上先是安排业主和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人到政府新楼进行商谈，但由于业主的情绪比较激动，为了人员安全，也便于双方协商免受干扰，就在公安局找了一间办公室，通知了公司的三个股东到场，杨嘉琦作为业主的代表律师，同时也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参与了协商，事先已征询了业主的诉求，当时在场的还有信访局的贾卫东、商信委的左建军。双方进行了反复协商，当天没有拿出具体的处理方案。之所以通知股东到公安局只是因为业主与公司闹得比较厉害，为了防止出现极端行为，同时也是为了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便于双方解决问题，整个协商过程中没有强迫或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 证人司剑新陈述：其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因业主要跳楼，经信访局的贾卫东打电话让过去协助处理，核查有没有经济犯罪，至于市上有没有成立处理小组不清楚，只知道当时涉及到信访就由信访局的贾卫东局长牵头处理，当时还有杨嘉琦律师，工作人员，具体的情况想不起来了，时间太长了。知道双方在公安局协商，具体如何协商的不清楚，自己并没有参与。 证人刘峰陈述：自己是阜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因为业主要跳楼，公安机关要进行现场处置，是谁通知三个股东到公安局会议室以及具体是怎么协商的都不清楚，只是告诉股东这个事情影响到了阜康市的社会稳定，要尽快解决，并没有参与协商过程，记得当时股东王斌、单怀忠到场了，季存到没到场记不清楚了。 证人贾卫东陈述：自己当时是信访局的局长，大概是2017年3月15日，隆盛百货业主因之前与开发商谈崩了，开始大规模上访，还有部分业主赴州越级上访，最后在3月20号左右，有业主在隆盛百货楼上要跳楼，威胁尽快解决。市上由市委常委丁志春成立了处理小组，有市上的三个领导，另外就是相关部门，主要由商信委牵头，信访局、住建局、国土局、规划局、公安局、工商局、法制办，还有政府的法律顾问杨嘉琦。第一次谈是在公安局，当时业主情绪激动，在别的单位谈害怕发生业主大量聚集，影响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就在公安局谈的，业主也不敢去公安局闹。当时有公司的三个股东，王斌、单怀忠和季存，检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孙鲁奇，工商局的李洋，反复协商了好几次，最后谈到了凌晨六点，当时三个股东才意见一致，同意解决。当时没有拿出来书面的解决方案。正式的书面方案是在杨嘉琦的律师事务，当时单怀忠和王斌的妻子作为公司的代表，商信委的左建军，杨嘉琦律师，工商局的李洋也都在。经过反复协商，最终拿出了方案，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打出来的，三个股东都签了字。公司先和五个业主代表签了《协议书》。当天还去了好多的业主，大概有五六十个人，秩序比较混乱，然后公安局还出警了，维持了秩序.后来的业主都是在隆诚伟业公司的办公室签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不存在任何胁迫。 证人杨嘉琦陈述：自己是市政府的法律顾问。当时是一些业主上访，闹得要跳楼，受阜康市委常委丁志春的安排，当时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抽的是信访局的贾卫东、工商局的李洋、商信委的左建军。之所以抽调了公安上的人员是因为业主情绪激动，要跳楼，就安排了公安局的人员维持秩序，避免过激行为、越级上访。自己和贾卫东和李洋负责与业主和房产公司协商。业主闹得比较厉害，要跳楼，而且提的条件相当苛刻，不愿意让步。当时公安局把闹得厉害的业主拘留起来了，房产公司原来提出三年盘活商场，让业主免租三年还是两年记不清了，业主不同意，最后工作小组给业主作了工作以后，业主同意免一年。双方反反复复谈了好几次，大多数都是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公安局也去了一次，反复谈了好多次双方互相让步最后确定了处理方案。为了保证双方不变卦就让业主代表出了承诺书，房产公司出了方案，根据方案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拟订了协议。当时是5个业主代表和房产公司的三个股东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签订了抵押协议和5个业主代表个人的协议书。房产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是公司的股东自己盖的，具体是谁拿来的印章记不清楚了，当时还因为业主来得太多，有五六十个人，秩序混乱，还报了警。左建军和贾卫东都在给业主做工作，只留下了五个业主代表。其他人的协议书都是在房产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的。在公安局谈了一次还是两次记不清楚了，左建军、李洋、贾卫东都在场。一直谈到凌晨，当时都是在积极的想办法，想盘活商场，谈的过程很愉快，不存在什么强制行为，也没有说达不成方案就不让走。证人杨嘉琦同时还提供了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处理方案》、业主代表出具的《承诺书》以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业方代表签订的《抵押协议》、《协议书》。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人证言均有异议，认为证人刘峰、司剑新实际清楚事实，却表示不清楚情况，证人贾卫东和孙鲁奇二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证人杨嘉琦既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又是业主的委托代理人，其证言不具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被告对证人言证言均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证实了本案诉争的协议是由双方反复磋商，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并没有受到阜康市政府职能部门的胁迫，相关职能部门的介入只是为了保证双方能在一个平等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协商，公安部门的介入也只是维持秩序，都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院认为证人孙鲁奇、司剑新、刘峰、贾卫东的均为参与处理隆盛商贸业主上访事件的人员，亲身经历事件过程，虽然对一些细节问题的陈述略有差异，但均表明商谈过程中有存在胁迫行为，商议均是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故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证人杨嘉琦因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律师事务所接受各业主的委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但其提供的《处理方案》、《承诺书》、《抵押协议》、《协议书》确系信访事件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书证，且原告仅对其证言有异议，对其提供的上述书证并异议，本院对《处理方案》、《承诺书》、《抵押协议》、《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6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以333090元的价款购买了原告开发的富地康城小区第25幢(即隆盛百货商场)二楼124号铺位。2014年7月18日被告与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管理运营协议》，将所购铺位交由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运营，运营期限为30年，自正式开业起算，由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租金。2016年8月2日，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注销，引发大量商户上访，阜康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成立处理小组进行协调。2017年4月14日，原告对涉及富地康城项目中商铺销售、经营存在的问题形成处理方案，同意并承诺于2017年4月30日前，按照原管理运营合同向被告等业主付清2017年8月1日前的租金；由业主免除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原告于2018年8月1日前向业主付清2019年2月1日前的租金，2019年2月1日前向业主付清2019年8月1日前的租金；后续租金原告每半年向业主支付一次，即以原运营合同约定期限及付款方式向业主支付租金。承诺按上述约定向业主及时支付租金。当发生未能及时足额给付业主租金时，同意与业主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两个月内全额退回业主购买商场铺位时所缴纳的全部房款（已支付的租金抵扣部分房款）。并承诺上述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原告将与每位业主签订处理此事的协议书。2017年6月9日，因隆盛百货商场继续处于关门状态，被告在内的全体业主未按约获得租金，原、被告根据原告提出的处理方案，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一、被告购买的铺位位于富地康城小区第25幢（即隆盛百货商场）二楼124号25.45㎡，总价款为333090元，付款方式为全款。二、原告应在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付清2017年8月1日前的租金。三、被告承诺其与阜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管理运营协议书》不再履行，并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租金，被告同意放弃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原告于2018年8月1日前向被告付清2019年2月1日以前的租金，2019年2月1日前向被告付清2019年8月1日以前的租金，后续租金原告每半年向被告支付一次，即：每年547.5元/㎡，原告以“先付后租”的形式，于每年2月1日前、8月1日前向被告足额给付租金，租赁期限至2027年8月17日（2027年8月17日后的租金，随行就市）。四、特别约定：原告应按上述约定向原告及时支付租金。当发生未能及时足额给付被告租赁费用时（除业主个人同意外），原告无条件与被告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两个月内，全额退回被告购买商场铺位所缴纳的全部房款。五、特别约定：若发生上述原告无条件退还被告房款的情况时：1、原告向被告支付的2018年8月17日前的租金抵扣部分房款；2、原告向被告支付的2018年8月18日后的租金不抵扣房款。协议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协议签订后，隆盛百货商场仍处于关门状态。2019年1月21日，被告因未能按约获得租金，遂以本案原告作为被告起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于2017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备撤销的条件？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双方于2017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协议书》的签订具有可以撤销的情形；二、撤销权的行使未经过除斥期间。首先，原告以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在阜康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胁迫下，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在事先拟写好的《协议书》上盖章签订，并提供了证人单怀忠的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来证实其主张，庭审中亦申请本院向信访处理小组的成员就《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进行调查核实。由于视频资料反映不出《协议书》的签订受到了胁迫，并且本案诉争的《协议书》也并非视频拍摄当天签订，因此视频资料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而信访处理小组的成员对提出过程的陈述也都证实无论是《处理方案》的提出，还是《协议书》的签订均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形成，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证人单怀忠系原告的股东，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存在胁迫情形。其次，被告提供的《处理方案》和信访处理小组成员杨嘉琦提供的《处理方案》，两份方案的内容一致，上述方案均有原告的三名股东签字，该方案提出在先，其后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是针对具体业主购买铺位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其中租金支付、减免、《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条件等具体内容与《处理方案》中方案内容一致，原告在质证时明确认可被告提交的《处理方案》是提交给阜康市人民政府的，充分说明了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6月9日，即使签订《协议书》时受到了胁迫，原告在协议签订时就已经知道胁迫情形，并且协议签订后，该胁迫行为就已终止，而原告起诉要求撤销《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距离签订时间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而除斥期间并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止、中断。即使本案诉争的《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存在原告受到胁迫的情形，原告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过，其撤销权已经消灭。 综上所述，撤销双方于2017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均不具备，原告要求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4元、邮寄费80元，均由原告新疆隆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青 人民陪审员  杨益雄 人民陪审员  王 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娟 附：引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