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71民终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叶，女，198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现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威棋，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店西一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饶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星河，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叶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运营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9）川7101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威棋、被上诉人地铁运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徐星河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地铁运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高叶举示了地铁站台监控视频、证人张某的证言及多家医院的病历、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双方就有关赔偿问题与调取监控问题的磋商录音等相互印证的证据，足以证明其2018年12月17日9时左右在乘坐地铁过程中受伤的事实。（二）原审错误认定证据，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高叶记不清事发时是否用编号为17637360的天府通卡乘坐地铁，经回忆是用现金购票进站乘车，故其提交的该卡未有查询记录。现金购票和天府通刷卡乘车均不记名，故用消费记录认定高叶是否乘车违背逻辑与生活常识。2.高叶是否在受伤时向地铁运营公司或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以下简称轨道公交分局）声明，并非证明其受伤的依据。3.无地铁运营公司出具的《客运事故记录》非高叶的责任。4.原审认定高叶未在地铁车载监控图像的有效保存期内申请证据保全存在错误。事发后，高叶多次当面或致电地铁运营公司要求保存车载监控视频，并在地铁工作人员告知的一个月有效期内，申请调取和保存车载监控视频，地铁运营公司以设备有问题找不到为由未能提供。同时，高叶也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车厢内监控视频，未能调取。地铁运营公司举示的《关于车载视频监控系统存储时间的说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均未明确车厢内视频的保留期限。5.原判认定法院调取的两段站台监控录像中看不到高叶受伤情形存在错误。高叶一审当庭辨认出该录像中的自己，该录像明确展现事发时为早高峰、人流巨大，人群未排队，无地铁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地铁开门后人群无序涌入，高叶因上车时被人流推挤入车厢内，导致撞击而造成人身伤害。6.高叶与地铁运营公司沟通的5段录音及手机短信截图，清楚表明高叶与地铁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提取事发时出站与车厢内的视频，地铁工作人员说明视频保存一个月但未提供的事实，同时证实双方沟通赔偿事宜，地铁运营公司测算赔偿费用、提供了鉴定机构让高叶去做鉴定并表示有关诉讼产生的费用其可以承担的事实。上述录音与短信截图与车站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病历资料等相结合，能够证明高叶在地铁受伤的事实。7.证人张某系高叶的同事，事发当日张某接触到高叶的时间与受伤时间相近，能够清楚表明事发情况，结合其他证据，能够印证高叶在地铁受伤的事实。（三）原判举证责任分配有误，高叶已尽到了充分的举证义务，相反，地铁运营公司对其反驳未尽到证明义务。高叶对其在地铁受伤举示了凭借其自身能力能够收集的全部证据，能够达到对基本事实的证明效果。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双方都负有合同义务和举证责任，地铁运营公司未举示运输合同，未举证证明其提供了安全及时的运输服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高叶已经辨认出车站视频中的自己并就其对调取视频、赔偿事宜与对方进行磋商的事实举示了证据，地铁运营公司只是单纯反驳而未举示反证。本案二审开庭时，高叶对其上诉理由补充如下：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高叶与地铁运营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地铁运营公司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作为承运人，除非具有法定免责事由，否则不能免除赔偿责任，故地铁运营公司应赔偿高叶因乘坐地铁受伤而遭受的损失。 地铁运营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高叶不能证明其乘坐地铁并在地铁中受伤的基本事实。1.高叶一审提供的其乘坐地铁的证据均属虚假证据；现场视频不能清楚地辨认出高叶；证人证言、医院检查和诊断证明、鉴定报告等材料，仅说明高叶受伤，但不能证明其系在乘坐地铁时受伤；录音证据仅说明高叶与地铁运营公司沟通过赔偿程序、责任问题，并声明事件无法取证，最重要的是无法认定高叶在地铁中受伤。2.高叶不能证明其与地铁运营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且一再违反法庭禁反言原则。高叶一审提交的天府通卡在事发当日无刷卡记录，上诉状中又称不记得是否使用天府通卡、通过现金购票进站，二审庭前又提交另一张天府通卡作为证据，其陈述完全自相矛盾且一再反言。同时，高叶二审提交的天府通卡车费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卡事发当日刷卡付费2.7元，而根据高叶从龙爪堰站至高新站的乘车里程，刷卡消费金额应为3.6元；因其反复变更主张，其称该卡系事发当日所刷卡片不可信，完全有可能是借用他人的卡。3.高叶无法证明其在乘坐地铁过程中受伤。首先，高叶不能固定乘车受伤证据系自身原因所致，车站视频无法辨认出高叶，仅凭高叶自述无证明力。另外，即便是在地铁中受伤，高叶伤后并未及时联系车站服务人员、轨道公交分局等，未获取在车站受伤的证据，举证不能的后果非地铁运营公司导致，而系高叶自身疏于对待、未及时行使权利导致，后果应自行承担，且本案不能排除其在乘坐地铁离开后受伤的可能性。其次，地铁运营公司的视频保管时限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无过错，且视频不能证明乘车受伤事实。地铁站厅内视频由轨道公交分局监控并保管，是否保存30日地铁运营公司无法掌控。高叶提供的音频材料及一审庭审笔录说明，高叶2018年12月27日已要求轨道公交分局保管相关视频，且一审法院已调取该视频。同时，综合监控系统供应商出具的说明证实车载视频保存7日，且该时长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的国家标准，足以证明地铁运营公司已尽到举证义务，高叶要求调取时车载监控视频早已被覆盖。再者，音频证据仅证明事发后处理程序，地铁运营公司已给予高叶充分提示。音频中确有地铁工作人员称地铁不会逃避责任、诉讼费可在诉讼时声明等表述，但应结合整体语境，不应孤立理解。2019年1月14日音频中地铁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高叶车载视频保存7天，高叶在事发后十余天才告知地铁运营公司，自然无法提供，且期间高叶完全有能力和时间进行告知，故无法取证的责任完全在高叶自身。4.高叶举示的证人证言、医院病历、音频材料等证据均系对事发一段时间之后的情况描述，未形成完整证据链，高叶主张的是运输合同纠纷，但却连运输合同是否成立生效都无法证明。（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举证责任不应倒置。首先，高叶证据链不完整，不能证明运输合同成立；其次，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由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高叶应当证明其与地铁运营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再次，反驳对方的证据仅在对方证据存在证明力的情况下适用，本案地铁运营公司无需提供反驳证据。综上，高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撑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地铁运营公司向其赔偿医疗费1094.69元、误工费34942.53元、护理费6000元、交通费266元、营养费2002.09元、后续治疗费1000元、鉴定费1200元、律师费6000元，共计52505.31元；2.本案诉讼费由地铁运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0日，高叶到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左第3肋骨骨折，左第4肋骨前支骨质损伤，T6、7骨质损伤?”。同年12月29日，高叶到四川省骨科医院治疗，诊断为“左第3、4肋骨骨折，胸6、7椎体可疑骨折”；高叶致电地铁运营公司工作人员反映12月17日在地铁上受伤，并到成都南地铁站要求调取当日的监控录像。后地铁运营公司工作人员与高叶多次沟通无果，告知高叶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高叶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编号为17637360的天府通卡2018年12月17日无乘坐地铁或公交的刷卡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高叶肋骨骨折是事实，其主张系2018年12月17日在乘坐地铁时被其他旅客挤伤。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中，旅客对其与交通运输企业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和运输期间发生伤亡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即旅客应当举证证明买了票或刷了卡进站、上车，旅客人身伤亡发生在车站或交通工具上。本案中，高叶诉称其2018年12月17日持编号为17637360的天府通卡刷卡进站，经查，该卡当日并无乘坐地铁或公交的刷卡记录；2018年12月17日，高叶未向地铁运营公司或地铁公安机关声明因乘坐地铁受伤；高叶无地铁运营公司出具的《客运事故记录》；高叶未在地铁车载监控图像的有效保存期内申请证据保全，一审法院调取的两段车站监控录像中看不出高叶受到伤害；高叶与地铁运营公司沟通的5段录音及手机号136××××2856的短信截图，只能证实高叶与地铁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证人张某的证言只是对高叶称其受伤的情况转述，属于间接证据。高叶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2018年12月17日其乘坐地铁且在乘车过程中受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高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叶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2元，减半收取计556元，由高叶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叶二审提交了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请假申请表、2018年12月17日高叶的微信和支付宝支付记录、照片3张（天府通卡、刷卡记录、短信截屏）、房产证、结婚证，另高叶于2019年12月14日申请证人曾某、刘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该两名证人到庭接受询问，证人曾某当庭出示的2018年8月20日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高叶亦作为二审证据当庭提交。本院根据上诉人高叶的书面申请，分别向地铁运营公司和轨道公交分局调取高叶2018年12月17日上午9时前后在相应地铁站进出站、候车、乘车的视频以及地铁公司的运输合同，向地铁运营公司、成都天府通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通公司）调取卡号为14×××68天府通卡的地铁进出站记录及费用。本院经审查，认为高叶的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其申请调取的证据和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准许。本院后向轨道公交分局、地铁运营公司、天府通公司调查收集上述证据，轨道公交分局于2019年11月21日出具的《复函》载明“因轨道交通区域监控视频一般保存期限为90天左右，贵院向我局调取的视频已过保存期限，故无法调取”；地铁运营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出具的《复函》载明“2018年12月17日地铁1号线列车上的车载视频监控系统录像已被自动覆盖，故不能提供”“我公司一直按照《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与乘客之间的承运关系，未与乘客单独签订书面运输合同。故我公司无法提供《运输合同》”；天府通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出具的《回函》载明“1.经查询，卡号14×××68的天府通卡在2018年12月17日0时至23时59分仅有一笔2.7元的刷卡交易记录。2.经查询，我司实体卡无进出站数据信息，建议与成都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联系调取。3.地铁乘车收费标准为成都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依法制定，我司并无地铁收费标准的依据文件”，并出具了该卡2018年12月17日的刷卡记录。本院后依职权向地铁运营公司调取卡号14×××68的天府通卡在2018年12月17日的刷卡记录、进出站情况及费用等明细以及当日刷卡乘坐地铁的收费标准及依据性文件。地铁运营公司于二审开庭时当庭提交卡号14×××68的天府通卡刷卡记录和成交发【2017】46号《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调整成都地铁线网票制的通知》。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高叶提交的卡号为14×××68的天府通卡和刷卡记录照片与天府通公司和地铁运营公司出具的该卡刷卡记录一致，证实卡号14×××68的天府通卡在2018年12月17日上午9：14产生一笔地铁消费交易，交易金额为2.7元，起始车站名为“武侯大道”，结算车站名为“高新”。高叶出示的结婚证和房产证证明其住址为成都市青羊区。高叶提交的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请假申请表，证明其2018年12月20日因伤向其工作单位请假的事实，该表载明“拟请假事由及天数：2018年12月17日因乘坐地铁摔伤，12月20日经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第3肋骨骨折第4肋骨骨质损伤，根据医嘱请假15天”，同时该证据及其一审提交的收入证明等证据证实其工作单位地址在高新地铁站附近。高叶2018年12月17日的微信和支付宝支付记录显示其当日未产生地铁消费记录，与其当日刷卡号为14×××68的天府通卡乘坐地铁的陈述吻合。证人曾某、刘某的证言及曾某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证实，二人事发后不久即得知高叶2018年12月17日上午乘坐地铁上班，后经医院诊断为骨折，高叶因此请假休息的事实。 本院经二审查明，2018年12月17日9时左右，高叶乘坐地铁上班，并在火车南站地铁站换乘。同时，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2018年12月17日9时左右，高叶是否乘坐地铁，且在乘车过程中受伤。2.地铁运营公司是否应对高叶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比例。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2018年12月17日9时左右，高叶是否乘坐地铁，且在乘车过程中受伤 高叶二审举示的卡号为14×××68的天府通卡，天府通公司出具的该卡刷卡记录显示2018年12月17日9时14分有一笔金额为2.7元的交易记录，地铁运营公司出具的该卡消费亦记载上述情况且载明“地铁消费起始车站名：武侯大道”“地铁消费（结算）车站名：高新”，与高叶陈述其当日系乘坐地铁从位于青羊大道8号的住址前往位于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8号的单位上班的乘车时间及路线吻合，虽然其一审、二审期间关于当日乘坐地铁的购票方式及所刷卡片的陈述及举证不稳定，但事发时间较久，其对上述细节未能清楚回忆合乎常情，且其关于当日未从离家最近的龙爪堰地铁站上车，由其丈夫开车载其前往离单位更近的武侯大道地铁站上车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本案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二审出庭作证的证人曾某、刘某的证言虽系传来证据，但内容高度一致，均证实事发后听高叶自述2018年12月17日乘坐地铁并受伤，后续就医被诊断骨折的事实，高叶二审提交的证人曾某2018年12月20日的微信群聊天截屏亦能印证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此外，高叶2018年12月29日在四川省骨科医院的门诊病历载明“患者自述2018年12月17日9：15左右在火车南站地铁站被别人推搡导致胸壁和后背受伤”。在案火车南站地铁站等车及乘车的视频虽不清晰，但高叶能够准确辨认出该两段视频中的自己。地铁运营公司辩称天府通卡的刷卡记录与高叶日常上班路径不一致、视频中不能辨认出高叶，证人证言及病历记载均来源于高叶自述，不能证实高叶当日乘坐地铁并受伤的事实，但未举出反证。综上，高叶一审、二审举示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高叶于2018年12月17日9时左右乘坐地铁的事实，同时证明其后续被多家医院诊断骨折的事实。 但是，高叶受伤后未及时就医，且未及时联系地铁运营公司，致使事发当时的情况未及时固定并无法还原，其伤情无法确认，其受伤是否系乘坐地铁过程中发生、其所述乘车被挤是否系致其骨折的直接原因和唯一原因已无从判断，不排除因其照常工作和活动致其伤情未得到医治、控制进而发展、加重的可能性，亦不能合理排除乘车外其他原因致伤的可能性。高叶与地铁运营公司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及短信截屏等证据显示其直至2018年12月29日才与地铁运营公司联系，虽有客观原因，但其事发12天后才联系地铁运营公司主张权利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对本可能还原事发状态的地铁车内视频因被覆盖而无法调取负有一定责任。 综上，高叶一审、二审举示的证据虽能证明其乘坐地铁、受伤的事实，但不能证实二者存在直接因果关联即受伤系乘车过程中发生，故高叶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其未乘坐地铁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但其主张乘车过程中受伤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地铁运营公司是否应对高叶的损害承担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之规定，承运人对旅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伤亡承担严格责任，但高叶对其在运输过程中受伤、其损害后果与运输过程中受伤的事实存在因果关联等基础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据其陈述和后续表现反映其乘车后，当时未出现明显的不适表现，仍能正常活动并到单位上班，故高叶一审、二审举示的证据虽能证明其乘坐地铁的事实和受伤的事实，但不能证实经医院诊断的伤情系运输过程中所致，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高叶以运输合同纠纷主张地铁运营公司应向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其举示的证据仅能证实乘车事实和受伤后果，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其关于地铁运营公司应向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此，高叶的各项损失金额及确定标准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高叶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元，由高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甯一 审 判 员 钟 欣 审 判 员 黄浩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金 旭 书 记 员 陈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