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5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16号楼105、106号楼。法定代表人：贺秦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德仁，北京中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章丽，北京中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弘德，男，196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庙背罗家村3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欣，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谦，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惠成，男，1960年3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沙田区乙明村明信楼212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弘德、唐惠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餐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德仁、施章丽，被上诉人罗弘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欣、宋文谦，唐惠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餐饮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3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餐饮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罗弘德、唐惠成承担。事实与理由：餐饮公司与罗弘德并无买卖关系，并不欠其贷款。一审判决认定唐惠成在欠条上签字并未明示其个人亦是债务承担主体，进而将支付货款的责任判令由餐饮公司承担，这与事实严重不符，这种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在本案中，罗弘德与唐惠成之间是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笔欠款，唐惠成亲笔签字并确认，应为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二、本案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是唐惠成。一审判决认定欠款主体是餐饮公司是错误的。餐饮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受让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将公司更名为现在使用的名字。而本案的欠款发生在2017年，当时唐惠成是转让前的公司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公司属于个人经营户，唐惠成本人在欠条上的签字行为代表其对此债务的认可，应承担还款责任。三、餐饮公司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唐惠成应独自对此笔欠款承担还款责任，该证据足以改判一审判决认定的内容。罗弘德辩称，餐饮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意一审判决。唐惠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罗弘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餐饮公司、唐惠成承担连带责任，给付罗弘德货款113900元；2．诉讼费由餐饮公司、唐惠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弘德与餐饮公司（时名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5月22日名称变更为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罗弘德向餐饮公司供应蔬菜等副食品。2017年10月31日，餐饮公司向罗弘德出具欠条一张，载明：“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欠供货商罗弘德货款共计：壹拾贰万三千玖佰元整（￥123900）”。该欠条由餐饮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同时由唐惠成签字。一审庭审中，罗弘德称唐惠成与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系合作关系，唐惠成是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并自认唐惠成于2018年2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其还款1万元。罗弘德还提交部分微信对话截图，其中显示对方微信号为tong600327，对话期间对方有“先给你看看十三、四号能否收到款，收到再次还你”、“最快有钱也要下个月”、“欠你的不知说什么困难有不想讲大话”等表述。罗弘德称该微信号使用者即为唐惠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唐惠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商事案件，应当参照涉外程序进行审理。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本案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未约定管辖，故本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确定管辖。本案餐饮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且案件标的额在人民币2亿元以下，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共同选定了适用的法律，故一审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准据法。鉴于本案合同主要履行事项发生在北京市，故一审法院决定在本案中适用内地法律。餐饮公司名称变更并未改变其民事主体身份，故不影响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罗弘德提交的证据，餐饮公司向罗弘德出具欠条并确认欠罗弘德货款123900元，故餐饮公司应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罗弘德现自认已经收到货款1万元，仅要求餐饮公司继续给付拖欠的货款1139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罗弘德主张唐惠成与餐饮公司曾经为合作关系，但其就上述主张并未提交充分证据。根据罗弘德的陈述，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罗弘德和餐饮公司之间，而罗弘德提交的欠条亦清楚载明欠款主体系餐饮公司，唐惠成虽然在欠条上签字，但并未明示其个人亦是债务承担主体。至于罗弘德提供的微信截屏及聊天记录，该组证据从形式上既无法确定该微信号归属于唐惠成，从内容上亦难以推论出“唐惠成”愿以个人财产承担餐饮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据此分析，罗弘德要求唐惠成承担本案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餐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罗弘德支付货款113900元；二、驳回罗弘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餐饮公司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唐惠成向餐饮公司出具的声明，用以证明唐惠成向餐饮公司作出承诺，其实际管理和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公司所欠债务，由其个人承担。罗弘德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不是新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只约束餐饮公司和唐惠成，不对其他人产生法律效力。唐惠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是新证据。因餐饮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因唐惠成本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30日，唐惠成出具声明，声明中称：“本人唐惠成是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16号楼105－106号楼经营餐饮。现将该公司变更给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法人：贺秦生。本公司在变更之前（即2018年5月24日之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赊欠货款，应收账款，税务完善等，一切经营活动均与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无关，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准据法，因唐惠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商事案件。一审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正确。本院认为，本案的债务承担主体应为餐饮公司，理由如下：首先，罗弘德提交的欠条中明确写明是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欠罗弘德货款，虽然唐惠成在欠条上签字，但同时也加盖了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因此，该欠条的出具主体应为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其次，罗弘德提供的微信截屏及聊天记录虽然有唐惠成还款1万元以及答应还款的意思表示，但均无法得出唐惠成认可所欠款项为其个人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三，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18年5月22日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将名称变更为餐饮公司。公司变更名称并不影响公司变更登记之前的债权债务，原债权债务由名称变更后的公司主张和承担。因此，原北京鸿达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对外欠款，仍应由名称变更后的餐饮公司承担。最后，唐惠成虽然向餐饮公司出具声明，称公司变更之前的债权债务均与餐饮公司无关，但该声明系唐惠成与餐饮公司对债权债务的约定，只具有对内的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免除餐饮公司对债权人罗弘德的还款责任。综上所述，餐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8元，由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龚晓娓审 判 员 魏 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郭丽娜书 记 员 刘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