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2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沙河口区天然洗衣店，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30号一层公建。经营者：齐少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振宇，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78号。法定代表人：张建群，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玫，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沙河口区天然洗衣店（以下简称天然洗衣店）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5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然洗衣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上诉人提前交付洗衣券，被上诉人支付洗衣费。二、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未严格履行合同第八条，都是远远晚于合同约定时间，从未提前付款，更从来没有也没有可能提前支付下半年的洗衣费的情况。三、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交付了有效期自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其接收并使用，合同有效期就应该延长至2019年6月30日。但如此认为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9年度洗衣费。没有付费却要退款，于法无据。被上诉人也确实没有支付2019年度洗衣费。被上诉人疾控中心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一直混淆一个概念，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是2019年合同的洗衣券，而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19年6月30日到期的洗衣券是2019年合同的洗衣券。上诉人提出的提前交付下半年洗衣券的交易习惯是根本不存在的，不会有任何商家在不知道不确定对方是否还跟自己签订下年度合同的情况时，提前交付商品并提供服务。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提供2019年年度合同的洗衣券，现在所有的洗衣券是均2018年以前的合同内容的商品，被上诉人已经交付了所有的费用。此外，如果按上诉人所说，是先提供服务后结算款项的话，交易习惯应当是上诉人提供了多少服务，其手里有多少洗衣券，拿回来到被上诉人处按已经提供服务的洗衣券进行结算，而不是提前交付洗衣券。疾控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装清洗服务采购合同（DLCDC20171227）》；二、天然洗衣店返还合同价款39836.55元。天然洗衣店反诉请求：要求反诉被告疾控中心支付洗衣费用316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5日，疾控中心与天然洗衣店签订《采购（服务）合同》，约定：采购（服务）内容为工作服清洗服务，合同金额为97170元；清洗价格为洗衣店公开价格的6.5折优惠；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结账方式为疾控中心每季度一次性购买天然洗衣店洗衣券发放给疾控中心员工，在洗衣时该洗衣券等同于等值现金使用，每季度前5个工作日之前结算上个季度的洗衣费。此外，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天然洗衣店于2016年1月25日、2月29日、3月26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900元、9000元、1832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6年5月12日向天然洗衣店20732元。天然洗衣店于2016年3月26日、6月28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900元、5723元、5723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6年7月21日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1346元。天然洗衣店于2016年10月14日、11月9日、11月10日向疾控中心开具10000元、10000元、1242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6年11月22日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1242元。天然洗衣店于2017年1月、2月、3月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1564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7年4月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1164元。2017年3月1日，疾控中心与天然洗衣店签订《采购（服务）合同》，约定：采购（服务）内容为工作服清洗服务，合同金额为94800元；清洗价格为洗衣店公开价格的6.5折优惠；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结账方式为疾控中心每季度一次性购买天然洗衣店洗衣券发放给疾控中心员工，在洗衣时该洗衣券等同于等值现金使用，每季度前5个工作日之前结算上个季度的洗衣费。此外，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天然洗衣店于2017年4月27日、5月12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1564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7年6月12日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1164元。天然洗衣店于2017年6月28日、7月31日、8月9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1096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7年8月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0696元。天然洗衣店于2017年8月31日、9月27日、10月22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739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7年10月27日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0339元。天然洗衣店于2017年11月22日、12月、2018年1月11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784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8年1月23日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20384元。2017年12月27日，疾控中心与天然洗衣店签订《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装清洗服务采购合同》，约定：采购（服务）内容为工作服清洗服务，合同金额为99540元；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若因政策原因等不可预见事件影响造成本合同无法继续执行的，合同自动终止；结账方式为天然洗衣店提供给疾控中心洗衣券作为疾控中心职工日常洗衣支付凭据，实际货款价额应为票面金额的6.5折；疾控中心财政资金到位后，每季度一次性购买天然洗衣店洗衣券发放给员工，每季度前5个工作日之前结算上个季度的洗衣费；若因政策原因合同终止，天然洗衣店应保证洗衣券有效期内为疾控中心提供清洗服务。此外，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天然洗衣店于2018年1月21日、2月6日、8月13日、9月18日、9月26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19600元、3024元、5887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8年10月10日向天然洗衣店出具支票48111元。天然洗衣店于2018年5月14日、11月18日、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26日向疾控中心开具9800元、9800元、19840元、3200元、5887元的发票。疾控中心于2018年12月27日向天然洗衣店转账46233.18元、2293.82元。自2019年年初，天然洗衣店不再向疾控中心的员工提供洗衣服务。2019年4月2日，疾控中心向天然洗衣店邮寄干洗费情况、函件以及情况说明，载明：疾控中心每年给付干洗费情况，疾控中心员工对于天然洗衣店给付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已经使用了3163元面额，天然洗衣店以合同已经到期为由对其余洗衣券不提供干洗服务，天然洗衣店要么按照承诺在2019年6月30日前继续履行干洗服务，要么返还该部分干洗券对应的40168元。对于洗衣券的交付，双方表示是天然洗衣店先向疾控中心交付洗衣券，疾控中心再按照洗衣券核对数据后付款。天然洗衣店表示：没有具体统计三年共向疾控中心交付了多少洗衣券，但由于是先给券再付款，双方事实上在付款环节已经对洗衣券的数量进行结算；天然洗衣店也没有统计针对2018年度合同疾控中心实际使用了多少洗衣券以及实际提供的服务费用。疾控中心现持有天然洗衣店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的洗衣券若干、持有天然洗衣店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票面金额为61287元。疾控中心表示如一审法院认为案涉2018年合同已经终止，其仍然要求返还39836.55元。另查，2018年5月7日，大连市财政局和大连市审计局下发大连市本级深入开展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问题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疾控中心表示案涉合同属于该文件规定的违规情况，不能再与天然洗衣店签订合同符合约定的因政策原因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疾控中心与天然洗衣店陆续签订的三份合同对天然洗衣店向疾控中心员工提供清洗服务等相关事宜达成合意，其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2018年度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又没有达成补充协议延长合同期限，该合同已经终止。因此，疾控中心本诉要求解除该合同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疾控中心主张其持有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系对应2018年度合同、已经支付费用，要求天然洗衣店按照票面金额的6.5折返还合同价款39836.55元；天然洗衣店辩解该部分洗衣券系按照双方交易习惯提前给付、实际对方没有给付对价，要求疾控中心支付已经使用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票面金额3163元。双方争议焦点为疾控中心是否已经对天然洗衣店给付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支付了对价。对于洗衣券的交付，双方明确表示是天然洗衣店先向疾控中心交付洗衣券，疾控中心按照洗衣券核对数据后付款。从双方交易过程来看，每年天然洗衣店先开具发票，疾控中心再支付款项。而疾控中心已经针对天然洗衣店的所有发票进行了付款。一方面，天然洗衣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的洗衣券票面金额的6.5折以及其实际提供的洗衣服务费用高于疾控中心的付款金额。另一方面，天然洗衣店明确表示由于是先给券再付款，双方事实上在付款环节已经对洗衣券的数量进行结算。虽天然洗衣店辩解双方有提前给付下年度洗衣券的交易习惯，但其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且，即使存在此交易习惯也不能证明疾控中心针对该部分洗衣券没有支付对价。因此，疾控中心处的洗衣券均是已经支付了对价，包括其已经使用和尚未使用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既然天然洗衣店已经向疾控中心交付了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疾控中心也已经支付了对价，天然洗衣店就应在该有效期为疾控中心的员工提供清洗服务。但在有效期尚未届满的2019年年初，天然洗衣店拒绝为疾控中心持有该部分洗衣券的员工清洗，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疾控中心按照尚未使用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票面金额的6.5折计算、要求天然洗衣店返还39836.5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天然洗衣店反诉要求疾控中心支付已使用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票面金额3163元，如前所述，由于疾控中心已针对该部分洗衣券支付价款，天然洗衣店该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沙河口区天然洗衣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9836.55元；二、驳回原告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沙河口区天然洗衣店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6元（原告已预付），反诉费50元（被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持有的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的洗衣券是否包含在被上诉人已经支付过的2018年度合同价款范围内的洗衣券中。对于洗衣券的交付及合同价款的支付，双方认可的交易习惯是上诉人先交付洗衣券，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交付的洗衣券的数量付款。上诉人亦认可在付款环节已经对洗衣券的数量进行结算。从双方合同的实际履行看，亦是上诉人先向被上诉人出具发票，被上诉人根据发票数额向上诉人付款。案涉洗衣券系上诉人在2018年度即已交付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已按照上诉人2018年度开具的发票全额付款。在此情况下，应视为被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交付的洗衣券价款数额结算完毕。现上诉人既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的洗衣券价款小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的洗衣券价款，又未能证明双方有提前交付下年度洗衣券的交易习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的服务采购合同虽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但此期限系合同履行期限，并不当然代表该合同期限内交付的洗衣券的有效期限必须在2018年12月31日前。上诉人关于双方在2018年签的合同所发放的洗衣券不可能在2019年6月30日到期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6元，由上诉人沙河口区天然洗衣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祝 贺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赵述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浦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