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5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王吉利，女，1970年4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王吉利之姐），1968年3月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案外人）：王桂林，女，1972年12月2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王鹏飞，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上诉人王吉利因与被上诉人王桂林、王鹏飞申请刘某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4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吉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王桂林、王鹏飞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申请费用。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审查王鹏飞与王桂林之间实际存在的直接影响且干预财产执行的关系，有损我的合法财产权益。2.从物权公示公信的角度来讲，河北省×××201室房屋（以下简称201室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我有权认为该房屋仍为王鹏飞所有，并有权向法院申请执行该房屋，获得相应赔偿款。王桂林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吉利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鹏飞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但向本院邮寄书面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吉利的上诉请求和理由。201室房屋在我与王桂林离婚时法院已经判决归王桂林所有，该房屋不属于我，只是一直没有办理过户。王吉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京0115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2.继续对201室房屋的执行；3.诉讼费用由王桂林、王鹏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吉利与王鹏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4）大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鹏飞赔偿王吉利各项损失共计419035.12元。王吉利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2016）京02民终61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鹏飞赔偿王吉利各项损失共计534998.16元。判决生效后，王鹏飞未履行上述赔偿义务，王吉利于2016年10月11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查封201室房屋。王桂林就201室房屋提出案外人异议，法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9）京0115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201室房屋的执行。王吉利不服该裁定，向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即本案。王桂林与王鹏飞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201室房屋，2004年4月23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登记在王鹏飞名下。2012年11月5日，河北省崇礼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礼法院）作出（2012）崇民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1.王鹏飞与王桂林自愿离婚；2.婚生子王某4随王鹏飞生活；3.201室房屋归王桂林所有，解放牌前四后八车辆归王鹏飞所有，位于张家口市新华街期房一套归婚生子王某4所有。又查明，王桂林提交用电情况告知及远程费控协议用于证明查封前201室房屋一直由其居住。该协议载明：供电方为张家口供电公司，用电方为王桂林，用电地址与201室房屋一致，签署时间为2016年4月24日。再查明，执行依据（2014）大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12日3时13分许，在北京市京沪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9.6公里处，王鹏飞驾驶×××号“长城”重型厢式货车（内乘王吉利）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发生故障，王鹏飞将车顺向停在应急车道内后，与王吉利在车身右侧修理车辆时，适有刘某驾驶的×××号“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鲁岳”重型半挂车）同方向由后驶来，车辆右前部撞在王鹏飞车辆左后部，造成刘某、王鹏飞、王吉利受伤，二车损坏。事故发生时，王吉利与王鹏飞处于恋爱期间，为王鹏飞从事车辆运输押运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王鹏飞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桂林对201室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问题，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认定：一是案外人王桂林与被执行人王鹏飞离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二是案外人王桂林和申请执行人王吉利各自权利性质的分析和甄别；三是案外人王桂林对201室房屋享有的权利较之申请执行人王吉利的权利是否应当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一、关于案外人王桂林与被执行人王鹏飞离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问题从债务产生的时间来看，崇礼法院于2012年11月5日作出（2012）崇民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的时间早于王吉利与王鹏飞之间债务产生的时间。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王吉利与王鹏飞之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在2013年10月12日，本院判决王鹏飞向王吉利支付赔偿款的时间是2016年8月31日。王桂林提供的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其与王鹏飞于2012年11月5日通过诉讼离婚的方式，协议夫妻双方共有的201室房屋归王桂林所有。从债务的成因来看，王吉利与王鹏飞之间的债务并非意定之债，而是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该债务是否发生、何时发生均处于不确定状态。王鹏飞与王桂林在诉讼中协议离婚时，其不可能预见到数月之后会与王吉利发生交通事故，亦不可能预见到其负有支付王吉利各项损失的义务。因此，王鹏飞与王桂林不存在借离婚处分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动机。二、关于案外人王桂林和申请执行人王吉利各自权利性质的甄别问题。在认定离婚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于案外人王桂林和申请执行人王吉利各自享有的权利性质和权利内容进行甄别。就申请执行人王吉利的权利性质而言，其享有的是针对王鹏飞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本质上是王吉利就王鹏飞名下所有责任财产要求偿债的请求权，性质上为王吉利对王鹏飞享有的一种债权请求权。王吉利对201室房屋并无登记公示的信赖利益，而是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查找到登记在王鹏飞名下的201室房屋而予以查封。就案外人王桂林的权利性质而言。王桂林与王鹏飞于2012年11月5日调解离婚时，双方协议201室房屋归女方王桂林所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王桂林与王鹏飞针对201室房屋分割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201室房屋目前仍登记在王鹏飞名下，王桂林与王鹏飞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仅凭（2012）崇民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不能产生201室房屋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亦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虽然王桂林尚未取得201室房屋完整的所有权，但（2012）崇民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均具有合同法上的拘束力。在201室房屋办理过户登记之前，王桂林基于民事调解书中对201室房屋归属的约定，享有的是向王鹏飞及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登记其为房屋所有权人的债权请求权，王桂林对201室房屋享有的是取得房屋完整所有权的物权期待权，该权利具有现实可能性，且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三、关于案外人王桂林对本案201室房屋享有的权利较之申请执行人王吉利的权利是否应当得到法律优先保护的问题。关于案外人享有的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范围，尽管现行法律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等司法解释来看，案外人是否享有物权并非决定其权益能否排除执行的唯一考量因素。也即，即使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不享有物权，但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的其他民事权益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排除执行。在具体的案件中，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对于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各自享有的权利性质和权利内容进行分析和比对，同时也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及伦理上的考量，综合确定权利的保护顺位，从而确定案外人的权利是否能够足以排除执行。本案中，申请执行人王吉利的金钱债权与案外人王桂林的债权请求权存在一些不同之处，该不同之处使得王桂林的权利在保护顺位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第一，从债权的成立时间来看，王吉利的请求权与王桂林的请求权相比，在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尽管债权天生具有平等性，债权成立时间原则上并不影响债权的权利保护顺位，但债权的成立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王桂林的债权请求权早于王吉利的金钱债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的明确规定，本案至少不能得出王吉利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王桂林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第二，从债权与物权的距离来看，王桂林的债权较之王吉利的债权距离物权更近。王桂林的请求权系针对201室房屋的变更登记请求权，该请求权有明确、特定的指向，距离其真正取得物权只有一步之遥，且王桂林在法院查封201室房屋前已经合法占有并实际居住在该房屋内至今，表明其对房屋的物权期待权已经以一定的方式对外进行了公示，故王桂林的权利离物权和201室房屋更近。而王吉利享有的是针对王鹏飞的普通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201室房屋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其指向的是王鹏飞名下所有的责任财产，201室房屋只是作为王鹏飞的责任财产成为王吉利债权的一般担保。第三，从债权的性质来看，王吉利与王鹏飞之间的金钱债权，系王鹏飞与王桂林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侵权之债，属于王鹏飞的个人债务。侵权之债发生时，201室房屋实质上已经因王桂林与王鹏飞之间的协议而不再成为王鹏飞的责任财产，故201室房屋并未影响到王鹏飞的责任财产范围。在此意义上，王桂林的请求权即使排除债权的执行，也未对王吉利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第四，从债权的保障功能来看，201室房屋系王桂林与王鹏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201室房屋由王桂林一直合法占有并实际居住，该房屋具有为王桂林提供生活保障的居住功能。与王吉利的普通金钱债权相比，王桂林对201室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综上，王鹏飞与王桂林的离婚调解书系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签署时间早于王鹏飞与王吉利之间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的时间，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王吉利对201室房屋并无登记公示的信赖利益，其依据生效执行依据享有的执行债权，性质上为申请执行人要求被执行人履行金钱债务的一种债权请求权；而王桂林享有的是请求变更登记其为201室房屋所有权人的债权请求权，该权利具有物权期待权的性质，有明确特定的指向，离物权和201室房屋更近。从债权的成立时间、债权与物权的距离、债权的性质和内容、债权的保障功能等方面，对王桂林和王吉利各自享有的权利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同时进行一定的价值及伦理上的考量，应认定王桂林的权利较之王吉利更值得法律保护，王桂林对201室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足以排除执行。因此，王吉利提出的撤销（2019）京0115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请求继续执行201室房屋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吉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当庭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桂林对201室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据查明的事实，王桂林与王鹏飞原系夫妻关系，201室房屋系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11月5日，王桂林与王鹏飞经崇礼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中明确约定201室房屋归王桂林所有。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崇礼法院亦进行了确认，故王桂林、王鹏飞均应按照约定履行。现王吉利上诉主张201室房屋登记在王鹏飞名下，其有权对王鹏飞名下房产申请强制执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时间角度，王桂林与王鹏飞的离婚调解书签订于2012年11月5日，而王鹏飞、王吉利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系2013年10月12日，王桂林与王鹏飞协议约定房屋归属的时间早于王鹏飞、王吉利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故不存在王桂林与王鹏飞借离婚处分财产，恶意逃避债务之情形。且经本院判决确定王鹏飞对王吉利承担赔偿责任时，王桂林与王鹏飞的婚姻关系已经消灭，王吉利上诉主张王鹏飞、王桂林存在影响执行的关系并损害其财产权益的说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债权与物权的距离角度，依据调解书约定，王桂林享有的是向王鹏飞及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其为房屋所有权人的债权请求权，该权利是取得201室房屋完整所有权的物权期待权，有明确、特定的指向；而王吉利对王鹏飞享有的债权系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该权利系针对王鹏飞名下所有责任财产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并未指向特定财产。故与王吉利享有债权相比，王桂林享有的债权距离物权更近，且具有实现之可能，相较于王吉利的债权应优先予以保护。最后，从债权的性质及保障功能角度，王吉利与王鹏飞之间的金钱债权发生于王鹏飞与王桂林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该侵权之债系王鹏飞的个人债务，以王鹏飞离婚后的个人财产为责任财产，201室房屋虽登记在王鹏飞名下，但该房屋已经明确约定归王桂林所有，不属于王鹏飞的个人财产。且王桂林与王鹏飞解除婚姻关系后，一直居住在201室房屋中，该房屋为王桂林提供了一定生活保障，相对于王吉利的金钱债权而言，在伦理上更具有保护的优先性。综上所述，相对于王吉利的权利而言，王桂林的权利应在法律上予以更优先保护，其对201室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因此王吉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吉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曙钊审 判 员 郭文彤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云霞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