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17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男，198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泗洪县，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华，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伯琴，女，195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林，山东天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利因与被上诉人安伯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3民初6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安伯琴向其返还借款5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该款项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上诉费由安伯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采纳案外人青岛东和旭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称为青岛东和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和公司）的《情况说明》及账目凭证是错误的，因东和公司系作伪证，为了证明该公司作伪证，刘利认为本案最核心、最关键的证据就是东和公司3273444号收据中“刘利”签名的真实性问题，对于刘利申请的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是错误的，恰能完全证明东和公司利用虚假账目作伪证，而该院恰恰利用这些虚假账目及陈述而作出错误的判决。东和公司的《情况说明》及账目与事实不符。1.东和公司从来没有找刘利借款的事实，也没有要求刘利向安伯琴付款的事实，刘利在一审庭审中已作相应陈述；2.东和公司从未向案外人任涛及刘利出具42万元的借据，两人从未收到该借据，在做账单上的“刘利”签名是虚假的，不是刘利本人的亲笔签名，全系东和公司捏造出来的虚假事实；3.至于要求东和公司支付利息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系以前东和公司借刘利款项，其要求支付的利息；4.东和公司称该笔49.4万元系其欠安伯琴的钱，该公司与刘利之间也履行了相应的借款手续,与事实不符，根本不存在该事实。另外，东和公司向任涛出具作账凭证的借条是虚假的，借条上的刘利签名是该公司伪造的，系安伯琴拿着刘利的银行流水进行反向虚构；二、关于安伯琴及东和公司提到的2.6万元的利息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袛亮于2013年8月12日向刘利借款15万元，该公司后于2013年9月5日向刘利借款30万元（该款实际是任涛的），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袛亮又于2013年9月6日向刘利借款17万元，共计62万元而产生的利息，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开庭时刘利已向一审澄清，因刘利与东和公司有长期合作的工程劳务承包关系，其不好意思向该公司索要利息，只好以向别人（任涛和庄东传）借款的名义出借款项而收取利息，该款项实际系刘利出借的，但任涛、张东传的确在案发前后借过刘利钱，其借款方式有现金和转账等。另外，安伯琴提到利息，款项还未出借就收取利息不合常理，利息条出具时间为2013年9月22日，并非是安伯琴所说刘利于2013年9月23日扣除利息2.6万元后将49.4万元付至安伯琴的账户。2013年7月31日，张东传将46.4万元借给刘利，刘利于同年8月12日将其中的15万元借给了徐袛亮，东和公司于次日已作账。另外安伯琴提到的张东传将2013年9月18日存入刘利账户2万元，扣除利息2.6万元后再转给安伯琴49.4万元与事实不符，从刘利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张东传于2013年9月18日存入刘利账户的2万元，已于同日全部取现金支出，后于同年9月21日刘利再次存入2万元，与安伯琴陈述的事实不符；三、关于录音的内容，原本刘利想将安伯琴的债务由东和公司承担，毕竟是该公司老总郝忠先介绍，且该公司尚欠安伯琴数百万元，但因安伯琴在电话中多次拒不承认收到款项的事实，故此债务的承担三方均未确认，该债务没有转给东和公司。开庭时，安伯琴不承认收到款项的事实，而东和公司又作伪证，在做账借款条上伪造“刘利”的签名，故意自己开具借条，自己作账，而刘利并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借条，也未实质发生任何形式的债权与债务的转让与承担。东和公司出具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全部是虚假的，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且各方也无正式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故债权债务转让并未生效，刘利只能向安伯琴主张债权；四、关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其与证人存在雇用关系，首先要澄清的是其与证人之间不是雇用关系，而是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两位证人本身并不干活，系包工头。另通过两位证人的证言，完全能够证明安伯琴向刘利借款事实的存在，有明确的借款合意；五、一审法院认为刘利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刘利不认可。借贷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安伯琴一直称未收到该笔款项，且借款系曾经的好友东和公司老总郝忠先介绍，才拖到现在起诉。郝忠先介绍劳务分包商刘利借钱给其朋友安伯琴实属正常，符合常理。至于安伯琴去国外看孙子，带多少钱也与常理无关。综上所述，安伯琴伙同东和公司捏造虚假事实，制造虚假证据，将刘利与安伯琴之间一起非常明显的民间借贷，捏造成刘利替东和公司还款的虚假事实。刘利与安伯琴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诉请。 被上诉人安伯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刘利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所述事实和理由也多与本案无关，另刘利的上诉请求系变更了一审诉请（利息由8%变更为6%），不应被支持。刘利在上诉状中屡次提到的作伪证、捏造或虚构事实等用语，仅为自说自话，无任何事实依据，且涉及的相关行为也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查和处理。 刘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伯琴向刘利支付借款50万元；2.判令安伯琴从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8%向刘利支付利息；3.诉讼费用由安伯琴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事实：2013年9月22日，案外人赵瑞芝（刘利认可系任涛之妻）转入刘利尾号0117建行账户40万元。次日，庄东传转入刘利上述账户9.64万元，随即刘利于当日自该账户向安伯琴尾号2335的银行账户转账49.4万元。 刘利主张其向安伯琴转账系基于双方的借款关系，并称：其经东和公司郝忠先介绍与安伯琴认识来往一年多，后郝忠先打电话给刘利，想让刘利借给安伯琴点钱，说安伯琴要出国但没有钱，安伯琴在公司都哭了，安伯琴一个多月就回来了，还款能力没有问题。刘利也知道东和公司欠安伯琴不少钱，于是刘利打电话问安伯琴要用多少？安伯琴问能凑多少，刘利说有50万元，之后刘利给安伯琴转了49.4万元，并打电话告诉安伯琴这钱是用来买房的，让其回国后尽快归还。对于借款用途，刘利称安伯琴说是为了出国看孩子和孙子。 刘利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称：其与刘利系雇佣关系。2013年9月23日，其找刘利要工程款但没要到。吃饭时刘利打了个电话，开的免提，故听到刘利说“安大姐，我给你转了494000元注意查收，6000是两个月的利息”，对方说“收到，谢谢，我会尽快还你的”，在场还有王某2。证人王某2称：其跟着刘利干瓦工活，刘利欠其20多万元，其与王某1约好一起找刘利要钱，在刘利家里吃饭时听到刘利打电话，开着免提，对方好像姓方，刘利喊她“方大姐”，说出国要用钱，两个月利息6000元，两个月还。后来他们差点跟刘利打起来，说有钱不给还借给别人，刘利说对方还了就给他们。 东和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并派员到庭，证实该公司因欠安伯琴款项需要偿还，找刘利帮助借款。2013年9月22日刘利告知已找到任涛、庄东传借款52万元，故该公司按照刘利的要求于同日分别向任涛出具42万元的借条，向刘利出具10万元的借条，刘利于当日出具合计2.6万元的利息收条。因借款先付至刘利的银行卡，故刘利将扣除利息后的余额49.4万元于次日转付至安伯琴的银行卡。该笔49.4万元的银行转账，并非刘利与安伯琴之间的借贷关系，而是东和公司为偿还安伯琴的欠款指示刘利直接转付安伯琴的，该公司与刘利经手的该笔借款，均已偿还或作了相应处理。 东和公司2013年9月23日第30号记账凭证中，附2013年9月22日加盖该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的记账联两份、收据联一份及同日刘利出具的2.6万元利息收条。其中3273444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借任涛款420000元”，3273445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借刘利款100000元”。刘利于2013年9月22日向东和公司出具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利息26000元整，其中任涛20000元，庄东传6000元。此外，3273444号收款收据的收据联中有“刘利”签名字样，装订在东和公司2013年11月的记账凭证中，东和公司表示因该笔款项已偿还，故收回了该收据联。 诉讼中，刘利初称无法确认该两份收据的真实性，也未见过这两份收据，并申请对3273444号收款收据的收据联中“刘利”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刘利认可收到3273445号收款收据，但称该笔10万元借款是现金支付东和公司的。对利息收条，刘利称与本案的借款无关，是2013年7月31日庄东传向刘利转账出借款项46.4万元，其中15万元刘利于2013年8月12日转入东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祗亮账户，2013年9月6日刘利向徐祗亮账户转账17万元，这两笔都记入东和公司账目，以及东和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向刘利出具30万元的收款收据（其中任涛现金20万元、刘利现金10万元），三笔合计62万元的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刘利还称，因其与东和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不好意思索要利息，只好以任涛、庄东传的名义出借并收取利息。2016年时刘利去东和公司对账，因不好意思向安伯琴要钱，就想让安伯琴把这笔账转到东和公司，这样可以向东和公司收利息。查账时，刘利告知东和公司刘会计，将安伯琴的借款转到东和公司账上，算是公司的借款，公司让刘利与安伯琴联系，安伯琴同意就行，所以出现了录音内容。 2016年4月26日，刘利与安伯琴之间的通话录音大意为，刘利的银行流水是49.4万元，而安伯琴表示自己的流水显示是47万多，且付款账号也不是刘利的账号，双方协商问问银行是怎么回事。刘利说“一会儿我把我的这个明细再发给你一份看看”，安伯琴说“刘会计已经把你的明细发给我了。她发给我了，叫我看看”。 一审法院认为：刘利主张与安伯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安伯琴转账49.4万元，并无借条等债权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现安伯琴抗辩称该笔转账系东和公司指示刘利转账，用以偿还该公司欠安伯琴的款项，东和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且该公司有相应的记账凭证作为辅证，故刘利应就其与安伯琴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利虽有两位证人出庭，称听到刘利与安伯琴通话时提到转账、借款利息、还款期限等事宜，但两位证人在场系为了向刘利索要欠款且未要到款项，在此情形下刘利在证人面前开着免提与安伯琴通话并谈论向安伯琴出借款项等事宜不合常理，因两位证人与刘利有着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结合本案其他相关事实，一审对该两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从刘利与安伯琴的关系来看，刘利称经东和公司郝总（郝忠先）介绍与安伯琴相识且往来一年多，安伯琴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无人向其介绍过刘利，只见过刘利在东和公司进出，故双方的关系是否达到可以出借大额款项且无需出具借条的信任程度令人存疑；从借款的缘由来看，刘利称安伯琴以出国看望孩子为由要求借款，50万元的借款金额显然超出了出国探亲的通常花费需要；刘利称2013年出借给安伯琴款项时表明买房要用，因此要求安伯琴一两个月尽快还款，但在安伯琴未出具借款凭证亦未按约还款的情况下，刘利直至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过于怠于向安伯琴主张权利。此外根据刘利的陈述，东和公司欠安伯琴的款项，安伯琴到东和公司哭诉，东和公司郝总给刘利打电话让出借款项给安伯琴，2016年刘利去东和公司对账并想将给安伯琴的该笔转账记到东和公司账上，以及录音所体现的刘利将该笔转账的银行流水交给东和公司刘会计，刘会计又交给安伯琴核对，刘利仅是与安伯琴核对款项而无任何向安伯琴催要借款的内容等等，本案种种情形，无法令人形成诉争转账是刘利出借给安伯琴的款项的内心确信，因此刘利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安伯琴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其要求将诉争的转账49.4万元确认为其与安伯琴的借款关系，一审不予采信，对刘利要求安伯琴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刘利要求鉴定东和公司财务凭证中的3273444号收款收据（收据联）中刘利签名的真实性，因系刘利与东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一审不予准许。据此，判决：驳回刘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1820元，由刘利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刘利与被上诉人安伯琴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首先，刘利称其系通过案外人东和公司郝忠先的介绍认识了安伯琴，转账时双方认识交往一年多，但安伯琴不予认可，并表示没人向其介绍过刘利，其只见过刘利从东和公司进出。如双方系借贷关系，刘利向安伯琴转账支付49.4万元大额款项，却未要求安伯琴出具任何形式的借款凭证，不合常理；其次，在刘利提交的其与安伯琴的通话录音中，仅能体现双方核对账目，并无刘利向安伯琴出借款项及安伯琴认可的内容；最后，刘利认可任涛、庄东传系其朋友，东和公司并不认识此二人，据此能够确认东和公司记账联中载明“借任涛款42万元”的款项系与刘利相关。且刘利曾要求东和公司刘会计将涉案款项转到该公司账上，算是公司借款，而东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员工纪雪亮到庭的证言，能够证实刘利向安伯琴的转账款项系其代该公司偿还对安伯琴的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安伯琴对刘利向其的转账已提出充分有力的抗辩，刘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判令驳回刘利的诉请并无不当。 关于刘利申请对编号为3273444号收据联中“刘利”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问题，此系刘利与东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故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刘利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刘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谷林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阚红艳 书记员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