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2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东方财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址：太原市小店区。法定代表人：王宏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诉讼代理人：孙海潮，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华，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义，男，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诉讼代理人：张卜风，山西晋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宇阳，男，198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原审第三人：临汾华天盛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华门东南角。法定代表人：段宇阳诉讼代理人：孙卫斌，山西晋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东方财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东方财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华、李学义、段宇阳，原审第三人临汾华天盛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华天盛尧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方财富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孙海潮，被上诉人李学义的诉讼代理人张卜风，原审第三人华天盛尧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孙卫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华、段宇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东方财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刘华持有的第三人公司股份系代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已对第三人公司实际出资。原审判决认定注册股东为刘华，否认刘华系代上诉人持有股份，并认定上诉人未实际出资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在认定了刘华在原审第三人华天盛尧公司持有的60%股权系代上诉人持有，并审查清楚三份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在已经认可东方财富公司实际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应支持上诉人东方财富公司的诉讼请求。东方财富公司作为第三人的实际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应予支持。2.上诉人在华天盛尧公司成立时通过股份代持人刘华实缴了注册资金1800万元，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而且第三人成立后，上诉人还向第三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合作开发。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华天盛尧公司未实际出资明显错误。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3年5月17日验资证明已经足以清楚证明上诉人向第三人华天盛尧公司出资的事实。即使上述注册资金完成验资后，又被抽走，也不能否认原告向第三人完成了出资。在注册资金认缴制实施之前，股东在实缴注册资金完成验资后又抽走用于生产经营等是很多公司惯常的做法，并不能因此否认股东的出资，不能否认股东资格。而且，被上诉人李学义在公司成立时缴纳的注册资本金1200万元，在完成验资证明手续后也被抽回。如果按照第三人代理人所辩称的注册资本是过桥资金，验资完成被抽走后，就不能认定为出资，不能认定股东资格了，那么李学义以及代持的琦平公司也未对第三人公司进行出资，也不应当认为具有股东资格。3.第三人公司成立后，上诉人委派刘华等人代表上诉人对第三人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还向第三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项目合作开发。上诉人先是向琦平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合同履约保证金，后来上诉人股东孙瑞林又通过多方筹措，陆续向第三人公司投入项目开发资金9000多万元(琦平公司只认定7000多万)。第三人关于上诉人投入资金为对外融资、不能算出资的主张明显错误，没有法律根据，根本不能成立。上诉人可以自有资金投资，当然也可以通过借款等其他融资手段筹措资金，关键是已将大量资金投入项目开发建设。正是因为上诉人是第三人公司实际股东，是合同项目的合作开发人，上诉人才会多方筹措资金用于项目开发建设。段金中在未经过与上诉人协商一致，也未经过人民法院、仲裁机关裁判的情况下，无权解除上诉人与琦平公司签订的三份合作协议，更无权强行收回协议原件，更无权终止项目合作。段金中单方面终止合作协议、收回协议原件等行为明显违反合同法规定及合作协议约定，当然是无效行为，其行为无法否认上诉人的实际股东资格和拥有的合法权益。二、刘华未经上诉人许可擅自将持有的第三人公司股份转让给李学义的行为，属于无效处分行为，上诉人有权追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成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刘华未经上诉人许可擅自将代持的第三人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李学义的行为，属于无效处分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华向李学义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当然无效，上诉人有权追回。琦平公司法定代表人段金中和其代理人李学义明知刘华所持有的第三人公司股份系代上诉人持有，却与刘华进行恶意串通，无偿进行股权转让，又将全部第三人公司股权转让给段宇阳，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恶意占有了上诉人实际持有的第三人60%股份和已投入第三人公司的巨额投资。李学义的股权收购行为及段宇阳收购股权行为均是恶意取得，不是善意取得，均是无效行为，上诉人有权追回。被上诉人李学义辩称：一、上诉人东方财富公司与第三人华天盛尧公司的股份无关。庭审中，原告既未提供向第三人出资的证明，也没有提供股东代持协议证明，更未继受取得股份，不是第三人的股东，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股东和公司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李学义也无任何法律关系。至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三份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因有三：一是东方财富公司提交的是扫描件也就是复印件，不能提供原件，不能确认协议的真实性与内容的确切性；其次，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东方财富公司不能以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作为本案的证据，证明华天盛尧公司的股份归属；第三，退一步讲，即使合同内容真实，三份协议书也只能证明东方财富公司与案外人琦平公司签订过协议，庭审中可知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上诉人不能提供合同的原件且合同履约保证金已经退还，双方的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上诉人未取得公司的股份。二、上诉人并未有任何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其不是第三人的股东。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最朴素的道理，上诉人如果向第三人出资并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那么其有可能是第三人的股东。从庭审可知，上诉人提出有三笔资金进入过公司，一是注册资金1800万，在验资后当天即转出，退出公司，从未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二是合同履约保证金1000万，合同相对方已经将其退还给上诉人，三是其向外融资几千万元属于借款性质，第三人已经将该笔资金连本带息付给债权人。由此可见，上诉人没有任何自有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任何实质的投资行为。三、被上诉人刘华将其在第三人处所有60%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李学义的行为合法有效，且已切实履行。被上诉人刘华和被上诉人李学义均是第三人公司的股东，两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支付对价，且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该两位第三人公司原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综上，东方财富公司不是第三人华天盛尧公司的股东，无权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请求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华天盛尧公司述称：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刘华代上诉人持有第三人处60%的股份，没有认可上诉人实际股东身份，因此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一条称:“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刘华所持有的第三人处的60%的股份确系代原告持有，并审查清楚了三份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而事实上，一审判决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认定，上诉人以此为前提推导出的该条上诉请求当然不能成立。1.上诉人没有向第三人出资，不是第三人的股东，要求将第三人股东变更为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6年7月22日，刘华转让给李学义60%的股权，是两个股东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且已经办理了工商登记，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与上诉人无关。3.2018年2月26日，李学义转让给段宇阳100%的股权，同样是两个股东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且已经办理了工商登记，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人民法院以上诉人未能提供取得股权的证据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完全正确。1.上诉人提供第三人的工商信息资料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是第三人的股东，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是第三人的实际出资人。上诉人无资格和权利要求确认刘华与李学义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只有上诉人履行出资义务，才具股东资格，才有权确认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行为是否有效。2.上诉人提供1000万元保证金的收据、银行流水与三份合作协议，只能证明上诉人向临汾琦平实业有限公司交纳1000万元的保证金。但是由于上诉人严重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对外大量高息借贷，极大损害了第三人的经济利益和合同权益，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第三人收回并解除了三份合作协议。至此，上诉人已经不再具备与琦平公司合作的合同主体身份，也就不存在任何合同基础。2016年9月13日，第三人与乙方殷新明、丙方孙瑞林签订《借款清偿协议》，以此将上诉人1000万元的保证金退还。签订《借款清偿协议》表明，三方均同意第三人以以房抵债的形式，代孙瑞林偿还向殷新明的借款。从上诉人交纳1000万元保证金银行流水可以清晰看出，保证金与《借款清偿协议》上所载明的借款，无论数额还是时间上都是完全吻合的，而且还款金额1280万元，已经超过保证金1000万元的金额。这一方面说明第三人已将保证金退还上诉人，另一方面说明上诉人连最基本的保证金都已抽回，已经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了。从《借款清偿协议》第七条可以看出第三人与乙方、丙方债权债务关系从此消灭，上诉人在第三人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3.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注册资金3000万元是“过桥资金”，在第三人公司成立后，该3000万元随即被转走，第三人还支付了11万元注资验资手续费。因此，该带有“过桥”性质的注册资金根本不是上诉人的出资，更何况该注册资金在公司注册后当时就转出，根本没有用于公司经营。4.刘华签名的《情况说明》，不是刘华亲笔所写。原二审合议庭2019年1月9日对刘华的询问笔录第2页中刘华向法庭明确陈述“孙瑞林的弟弟(律师)和孙瑞林一起找到我，孙瑞林的弟弟给我说了一些威胁的话，写这份情况说明只是为了应付债权人看一看，情况说明当时是打印好的，我只是简单看了一下，最后签了字。”因此，该情况说明不是刘华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华及段宇阳均未提交意见。东方财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刘华将其在第三人处享有的6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李学义的处分股权行为无效;2、确认被告李学义将其在第三人处的100%的股权中的60%股权转让给被告段宇阳的股权处分行为无效；3、确认原告在第三人处持有60%的股权，被告及第三人予以协助办理变更手续；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诉称，被告刘华系原告股东之一，2013年3月15日原告设立之前，案外人孙瑞林作为原告的实际投资人与刘华约定双方各持股50%，但因孙瑞林的实际情况故登记为刘华持股90%，其司机持股10%。2018年1月5日，刘华已经将其持股90%之中的50%变更登记至孙瑞林名下。2013年3月22日，原告与临汾琦平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华门景区新天地”项目，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共同派员组建项目管理公司，遂于2013年5月7日由被告刘华代理原告、被告李学义代理琦平公司设立了第三人临汾华天盛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注册资金3000万元，其中被告李学义持股40%，被告刘华持股60%。2016年7月22日，被告刘华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在第三人处代持的60%股权无偿转让给被告李学义，被告李学义随之于2018年2月26日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段宇阳。原告认为，与琦平公司进行项目合作，是原告的企业法人行为，根据约定双方各自派员组建第三人公司过程中，被告刘华仅仅是原告的代理人，其在第三人公司所持股权60%的实际出资人是原告，对此琦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段金中及代理人被告李学义心知肚明。但是，被告刘华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60%股权无偿转让，直接导致原告的巨额投资血本无归，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被告刘华与李学义的股权处分行为无效。基此，被告李学义与段宇阳的股权转让行为当然无效。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公司注册成立时登记的股东为刘华和李学义，其中刘华持股60%，李学义持股40%。2016年7月22日，刘华将其在第三人公司的60%股权转让给了李学义，2018年2月26日，李学义将其在第三人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段宇阳。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刘华在第三人公司的60%股权属于原告，双方是代持关系，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原告股权的行为无效，为此，原告要求依法确认被告刘华将其在第三人处享有的6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李学义的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确认被告李学义将其在第三人处的100%的股权中的60%股权转让给被告段宇阳的股权处分行为无效；确认原告在第三人处持有60%的股权，被告及第三人予以协助办理变更手续。被告李学义及第三人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被告刘华、段宇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股东条件，并依法登记的股东，其股东资格及股东地位依法受法律保护。股东资格即为股东地位，是各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股东在享有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结合本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首先，第三人公司注册成立时登记的股东为刘华和李学义，其中刘华持股60%，李学义持股40%。其次，原告也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已实际出资。故原告仅以代持关系来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西东方财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6000元，由原告山西东方财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东方财富公司提交《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开发商业地产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以证明2013年由段金中代表临汾琦平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琦平公司，法定代表人段金中）作为甲方，刘华代表东方财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约定共同开发“华门景区新天地”项目，琦平公司负责提供土地和拆迁工作，东方财富公司保证合作开发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并负责项目运营管理，双方共同派员组成项目管理公司，东方财富公司于2013年8月31日前付给琦平公司1000万元作为合同保证金，并约定成立华天盛尧公司运营该项目。但东方财富公司无法提供前述三份协议的原件，称原件被琦平公司法定代表人段金中收走。至2013年12月11日，东方财富公司分多笔向琦平公司转账1000万元保证金。华天盛尧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学义，成立时刘华持有该公司60%股权，李学义持有40%股权，注册资金3000万元系第三方过桥资金，华天盛尧公司为此支付11万元费用。东方财富公司与琦平公司就开发“华门新天地”项目的合作开始以后，东方财富公司利害关系人孙瑞林以及华天盛尧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华，多次利用东方泰格公司和华天盛尧公司向外界高息举债，且由于华天盛尧公司财务制度混乱，琦平公司及段金中收回了华天盛尧公司的公章等以便监管。为此双方于2015年1月15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即东方财富公司）在2014年12月25日前所进行的融资及产生的高额利息与华天盛尧公司及“华门新天地”无关，由乙方及原融资人负责承担截至2014年12月25日前的有关融资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后由于双方合作仍不顺利，2017年7月，刘华将其持有华天盛尧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李学义以后退出了该公司，后李学义又将100%的股权转让给段宇阳，在刘华退出以后，华天盛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为段金中。至2017年，由华天盛尧公司与孙瑞林及东方泰格公司的各债权人签署《借款清偿协议》，约定前述孙瑞林及其控制的东方泰格公司所举的借款及利息，由华天盛尧公司以以房抵债形式代为清偿。本院认为：东方财富公司虽然未能提供三份与琦平公司合作的原件，但鉴于双方合作中曾经因华天盛尧公司管理出现问题，导致段金中及琦平公司收回华天盛尧公司公章和相关资料，故对于该三份协议的真实性应予认可。该三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对于东方财富公司和琦平公司合作成立华天盛尧公司运营“华门新天地”，由刘华代持东方财富公司在华天盛尧公司中的股份等事实应予认可。但东方财富公司利害关系人孙瑞林在运营中，未按约定投入运营项目所需资金，并违背双方之间的约定，利用东方泰格公司和华天盛尧公司对外大量高息举债，已经违反双方约定。由于东方财富公司的该种违约行为，以及其所管理运营下的华天盛尧公司财务状况混乱，致使双方合作发生裂痕，虽经签订《补充协议》以后，状况仍未好转。后经华天盛尧公司与孙瑞林及东方泰格公司的各债权人签订《借款清偿协议》，华天盛尧公司已经将孙瑞林因合作“华门新天地”所举的债务和利息代为偿还。东方财富公司与琦平公司在2015年1月份签订的《补充协议》尚约定该高息债务由东方财富公司自行承担，后发生的代偿行为即改变了此种约定；再结合孙瑞林本人亦在其中一份《借款清偿协议》上签字，可证明孙瑞林对于华天盛尧公司代为清偿借款的认可，而华天盛尧公司的此种行为可视为其实际控制人段金中的行为。综上，东方财富公司与琦平公司的合作行为在事实上已经解除，东方财富公司在华天盛尧公司签订了上述代偿协议时，已经实际退出华天盛尧公司。现东方财富公司起诉要求确认其在华天盛尧公司享有股权，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2016年9月13日，华天盛尧公司（甲方）、殷新明（乙方）、孙瑞林（乙方）签订《借款清偿协议》，就“由孙瑞林经手以孙海霞名义向殷新明借款”，三方达成一致，由华天盛尧公司以以房抵债形式代为清偿。华天盛尧公司提供证据银行流水以证明琦平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取东方财富公司保证金；同时，该《借款清偿协议》显示孙瑞林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与银行流水显示的孙瑞林汇款的时间、金额一致，相互印证。故可以推断该《借款清偿协议》系双方为解除合作，华天盛尧公司退还东方财富公司保证金所达成的合意。刘华为东方财富公司指定的代理人，代表东方财富公司执行与琦平公司的合作项目，其代理行为后果归于被代理人东方财富公司。因为刘华在运营华天盛尧公司中的管理不善等问题，以及东方财富高息借款等原因，致使双方合作不能继续，刘华出让所持有的股权，该转让行为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的情形，同样，李学义将其股权转让给段宇阳，亦不存在此种情形。综上，东方财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东方财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东方财富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生审判员  周 峰审判员  徐 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