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6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晨燕，女，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代理人：邹小强，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小武，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市顺恒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北大道1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2MA35FWBM6A。法定代表人：黎检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刚，江西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进光，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平，男，197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耀鑫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665102271D。法定代表人：惠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君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A楼5层A1-37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DGEE91。法定代表人：卿湘文，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袁晨燕与被上诉人南昌市顺恒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顺恒公司）、黄平、海南耀鑫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耀鑫公司）、君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君汇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袁晨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强、周小武，被上诉人顺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熊进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平、耀鑫公司、君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晨燕上诉请求：1.撤销（2018）赣05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顺恒公司在一审中对袁晨燕的全部诉讼请求；3.袁晨燕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顺恒公司不具有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债权权利。案涉2016年1月24日、2016年2月4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协商转让本案所涉长江公司对郑玉涛的当金债权和永万利公司股权质押权，签订人均为廖晓霞和顺恒公司，协议中没有廖晓霞任何关于长江公司的授权，也没有加盖长江公司的公章，廖晓霞无权将该债权转让给顺恒公司。2016年4月14日，长江公司就其对郑玉涛的上述债权向延庆区法院提起诉讼，延庆区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2016）京0119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郑玉涛向长江公司偿还当金990万元，黄平等对该笔当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长江公司已实际起诉，并未对廖晓霞转让上述债权的行为追认，故2016年1月24日和2016年2月4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长江公司依然享有对郑玉涛的当金债权和永万利公司的股权质押权，该债权并未成功转让到顺恒公司。因协议无效而导致的转让款返还问题，应当存在的是实际付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之间，金额也应当以实际支付凭证为准。2.案涉《协议书》《欠条》中债务人黄平承担债务的基础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均已丧失，上诉人袁晨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6月2日甲方顺恒公司与乙方黄平、丙方耀鑫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乙方要求甲方解除长江公司、廖晓霞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甲方此前支付的1126万元转为由乙方偿还给甲方；丙方作为乙方的保证人等。签订该《协议书》时，顺恒公司并没有实际享有转让的债权，其能获得的无非是因长江公司因2016年4月14日的实际诉讼行为没有追认后的返还给顺恒公司实际支付的转让款。根据法律规定，负返还义务的是因协议取得该款的收款人，（实际上后续2017年6月6日《解除协议书》可以得到确认，长江公司承认收到该款并就该转让款的返还义务在其双方之间作了约定，进行了债务转让），该份《协议书》并未有长江公司的盖章确认，顺恒公司没有权利将义务转嫁给黄平。顺恒公司在《协议书》中所描述的权利并没有实际享有，对于协议中已经明确的保证人耀鑫公司来说，其所担保的债务是顺恒公司实际享有的债权转让款由黄平来支付的义务，而实际上该笔债务因2016年1月24日和2016年2月4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未得到追认而无效，变成了收取了该笔转让款的一方返还给支付转让款的一方之义务，债务人完全不同。庭审时，顺恒公司举证的收款人为廖晓霞，因此，黄平承担的该笔债务基础已经丧失，保证人耀鑫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袁晨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袁晨燕在该《协议书》的丙方位置签字，作出“此款由耀鑫公司惠柳的股份付此款，本人只是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保证人依然是《协议书》抬头就明确的耀鑫公司，只不过上诉人袁晨燕作为耀鑫公司股东，明确担保其会配合以耀鑫公司的惠柳股份部分支付该款。2017年6月2日上诉人袁晨燕同时签字的《欠条》没有明确的说明，应当以其在《协议书》的明确意思表示为准。《协议书》、《欠条》因源于2016年1月24日和2016年2月4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被上诉人黄平承担的该笔债务基础已丧失，保证人耀鑫公司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袁晨燕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案涉《协议书》《欠条》不但无效且已被2017年6月6日《解除协议书》变更，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017年6月6日，甲方长江公司、廖晓霞与乙方顺恒公司、丙方君汇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书》表明：因前述2016年1月24日、2016年2月4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甲方长江公司仅收到价款1000万元；甲方长江公司收回涉案转让的债权，且该债权转让给丙方君汇公司，长江公司的返还转让款1000万元给顺恒公司的义务，经顺恒公司同意转让给了丙方君汇公司；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顺恒公司代君汇公司付款是不可撤销的，日后如有争议乙方只能向丙方主张或追索。该《解除协议书》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前述2016年1月24日、2016年2月4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涉及的真正债权人是长江公司，在其2016年4月14日起诉获取支持判决之后，将对郑玉涛的债权转让给了君汇公司；其二，长江公司承认因廖晓霞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或解除所涉及的返还给顺恒公司转让款1000万元的债务，转让给了君汇公司履行，且因是三方协议，得到了接收转让款1000万元的债权人顺恒公司的同意。该份《解除协议书》是对本案涉及的长江公司对郑玉涛债权处置的最完整协议。按照《解除协议中》的约定，由君汇公司来履行返还1000万元债权转让款的义务，上诉人袁晨燕没有对君汇公司履行该笔债务提供保证，故无需承担责任。4.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金额错误。顺恒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款虽得到了长江公司确认收到，但由于相关的履行返还义务在第三方，有必要厘清该1000万元的支付情况。一审庭审举证的三张转账凭证均发生于李锦林与廖晓霞个人之间，而非顺恒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且没有这两个公司的任何指令支付或接收。收款人长江公司承认收到1000万，一审法院却认定顺恒公司支付了1126万元。投资损失374万元由上诉人袁晨燕连带清偿更是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二、一审程序违法，遗漏了当事人。转账凭证的付款人是李锦林，2017年7月18日，甲方惠柳与乙方袁晨燕、丙方李锦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甲方在办理永万利公司股权解除质押手续时，欠丙方李锦林（顺恒公司）人民币1500万元，原约定2017年8月22日前付清，现约定该笔欠款在天琴湾项目第一笔贷款到位后，由甲方优先予以偿还。如果2017年10月30日还没有付清，则从2017年1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乙方继续予以担保。”，同样是权利不饱满的协议、同样是来源于2017年6月2日无效的《协议书》《欠条》、也同样丧失了事实基础，但一审法院认定了无效的2017年6月2日《协议书》《欠条》，却不理睬“2017年1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的约定，矛盾当中更显矛盾。2017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由惠柳履行义务，为有利于本案事实的查清，上诉人袁晨燕申请追加惠柳参加一审程序，一审法院否定追加，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纠正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顺恒公司答辩称：1.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2017年6月2日与顺恒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向顺恒公司出具的《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材料判决黄平向顺恒公司支付1500万元债权转让款，袁晨燕、耀鑫公司对黄平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交易背景是：2014年10月27日，永万利公司股东郑玉涛分别与长江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廖晓霞签订《股权质押典当合同》《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约定郑玉涛向长江公司获取当金990万元、向廖晓霞借款619万元，郑玉涛将其享有的永万利公司90%的股权质押给长江公司和廖晓霞（其中长江公司50%，廖晓霞40%）。2016年1月24日、2月4日,顺恒公司分别与廖晓霞、长江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顺恒公司受让2014年10月27日《股权质押典当合同》《股份质押借款合同》中长江公司、廖晓霞对永万利公司的权利义务。随后，顺恒公司投资人李锦林向长江公司、廖晓霞支付转让款1126万元。2017年4月29日，黄平、君汇公司与永万利公司股东郑玉涛、李泽林签订《永万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玉涛、李泽林将其持有的永万利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黄平和君汇公司。永万利公司欠长江公司1000万元借款由黄平、君汇公司偿还。2017年6月2日，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与顺恒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顺恒公司解除与廖晓霞、长江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黄平在2017年8月23日前向顺恒公司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袁晨燕、耀鑫公司作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在协议书“丙方”处盖章及签章。同时，黄平向顺恒公司出具金额为1500万元的《欠条》，耀鑫公司、袁晨燕作为保证人在保证人处签章。2017年6月6日，长江公司、廖晓霞、顺恒公司和君汇公司签署《解除协议书》，2017年6月5日，长江公司与君汇公司签订新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君汇公司取得长江公司、廖晓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中顺恒公司享有的权利。其次，上述交易的实质是因黄平拟获取永万利公司股权，顺恒公司根据黄平的要求，将其在与长江公司、廖晓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享有的永万利公司股权转让给黄平控制的君汇公司，由黄平向顺恒公司支付1126万元及投资利息374万元，袁晨燕、耀鑫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案涉《协议书》、《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黄平向顺恒公司支付债权转让款1500万元，袁晨燕、耀鑫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正确。2.黄平、耀鑫公司与顺恒公司签订《协议书》后，黄平、君汇公司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口中院）起诉郑玉涛、李泽林，要求其办理永万利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根据海口中院（2018）琼0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南高院）（2019）琼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可知，黄平控制的君汇公司已根据上述交易安排取得了永万利公司100%的股权，实现了交易目的。黄平在获取收益的同时，理应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袁晨燕作为连带保证人也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长江公司在其诉郑玉涛、黄平等合同纠纷再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其与顺恒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一中院）最终也在（2019）京民申29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可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袁晨燕主张长江公司与顺恒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既无长江公司公章，又无长江公司授权，长江公司未对该协议进行追认的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4.顺恒公司、黄平、袁晨燕、耀鑫公司2017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丙方作为乙方的保证人，同意对本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至乙方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本保证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具有独立性，不因主合同条款无效而无效，即使主合同条款无效，丙方仍应向甲方支付全部款项。”袁晨燕作为保证人在丙方处签字。袁晨燕在2017年6月2日《借条》上同样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且未就担保形式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袁晨燕应对黄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顺恒公司在与长江公司、廖晓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向长江公司支付了转让款1126万元。因年代久远，部分转款凭证遗失。黄平、袁晨燕在与顺恒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向顺恒公司出具《欠条》时曾多次对顺恒公司已支付1126万元投资款及黄平应向顺恒公司支付374万元投资损失进行确认。现袁晨燕否认顺恒公司投资1126万元明显有违诚信。6.惠柳与袁晨燕、李锦林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条件不成就，客观无法履行，且各方实际未履行上述协议。即便该协议有效。袁晨燕仍应就上述15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惠柳并不是本案必须追加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惠柳为第三人完全合法。综上，案涉《协议书》《欠条》系顺恒公司、黄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现顺恒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解除了与长江公司、廖晓霞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君汇公司也根据合同约定取得了永万利公司的全部股权，理应支付1500万元价款，袁晨燕理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被告黄平、耀鑫公司、君汇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一审原告顺恒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君汇公司连带支付欠款15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20万元，并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支付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平、袁晨燕、耀鑫公司、君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4日、2月4日，顺恒公司分别与廖晓霞、长江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顺恒公司受让了廖晓霞、长江公司在2014年10月27日与郑玉涛签署的《股份质押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典当合同》（黄平对两份合同债务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的廖晓霞、长江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价格分别为226万元和1874万元。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顺恒公司投资人李锦林向廖晓霞、长江公司支付转让款1126万元。2017年6月2日,顺恒公司与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签订《协议书》，确认：一、顺恒公司为履行2016年1月24日、2月4日《债权转让协议书》已向廖晓霞、长江公司支付了1126万元款项。二、因黄平拟争取取得海南永万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永万利公司）90%的股权，故要求顺恒公司解除与廖晓霞、长江公司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顺恒公司已向廖晓霞、长江公司支付的1126万元款项由黄平偿还。三、黄平应于2017年8月22日之前向顺恒公司支付对价1500万元（已付的1126万元+投资损失374万元），如有逾期，则自2017年8月23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四、黄平必须无条件支付案涉款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辩；保证人对案涉欠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义务，保证期间为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且该保证条款具有独立性，不因主合同条款无效而无效，即便主合同条款无效，保证人仍应向顺恒公司支付全部款项。耀鑫公司在该《协议书》“保证人”处盖章，袁晨燕在“保证人”处签字，并注明：“此款由海南耀鑫实业有限公司惠柳的股份付此款，本人只是提供担保”。同日，黄平向顺恒公司出具《欠条》，写明欠款金额为1500万元，2017年8月22日前还清，逾期则自2017年8月23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耀鑫公司、袁晨燕分别在《欠条》“保证人”处盖章或签名。2017年6月5日，长江公司与君汇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君汇公司取得了长江公司、廖晓霞与顺恒公司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顺恒公司享有的相应权利。2017年6月6日，长江公司、廖晓霞与顺恒公司、君汇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书》，确认长江公司、廖晓霞与顺恒公司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解除，顺恒公司已向长江公司、廖晓霞支付的转让款作为代君汇公司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并约定顺恒公司代君汇公司付款是不可撤销的，日后如有争议顺恒公司只能向君汇公司主张或追索。2017年8月22日，欠款到期后，黄平未向顺恒公司付款，袁晨燕、耀鑫公司亦未承担但保责任。为维护自身权益，顺恒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顺恒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15日，法定代表人黎检牛，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投资人为李锦林。耀鑫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惠柳，公司股东为惠柳、袁晨燕，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君汇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8日，法定代表人柳青云，公司股东为惠云霞、柳青云、王梓，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惠柳为第三人；二、案涉《协议书》《欠条》是否有效，顺恒公司诉请黄平支付欠款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是否合法有据，能否支持；三、耀鑫公司、袁晨燕、君汇公司是否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上述争议焦点，该院分析评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虽然袁晨燕提交的2017年7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是惠柳，并约定由惠柳承担案涉1500万元欠款的付款义务，但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条件未成就，该协议无法履行，各方签约主体也从未实际履行，且即便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并生效，惠柳也仅是加入债务履行，并不影响袁晨燕在本案中的担保人地位，是否要求惠柳加入履行系顺恒公司权利，其亦有权放弃，故袁晨燕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追加惠柳为本案第三人的辩称意见，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案涉《协议书》《欠条》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君汇公司未举证证明《协议书》《欠条》存在无效情形，故该《协议书》《欠条》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从签订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顺恒公司依据《协议书》《欠条》的约定要求判令黄平支付欠款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君汇公司主张顺恒公司未向长江公司实际支付1126万元款项，顺恒公司的诉请缺少事实依据的辩称意见，因顺恒公司提供了相应转款凭证，且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亦在2017年6月2日《协议书》中确认顺恒公司已向廖晓霞、长江公司支付了1126万元款项，故对该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耀鑫公司、袁晨燕是否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因2017年6月2日顺恒公司与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明确写明保证人对案涉欠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义务，保证期间为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且该保证条款具有独立性，不因主合同条款无效而无效，即便主合同条款无效，保证人仍应向顺恒公司支付全部款项，而耀鑫公司、袁晨燕作为保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盖章或签字，且袁晨燕在《协议书》上的“注明”亦未明确其提供的担保为一般保证，故耀鑫公司、袁晨燕均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顺恒公司要求耀鑫公司、袁晨燕均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其次，君汇公司是否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因君汇公司并未在《协议书》《欠条》上盖章担保，且顺恒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君汇公司存在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对顺恒公司要求君汇公司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耀鑫公司主张其盖章行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故而无效，其担保行为无效的辩称意见，缺少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对顺恒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顺恒公司支付欠款15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20万元，并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支付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耀鑫公司、袁晨燕对上述第一项欠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耀鑫公司、袁晨燕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在担责范围内向黄平追偿；三、驳回顺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4000元，由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连带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袁晨燕向本院提交二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下称北京延庆法院）（2016）京0119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一中院（2019）京01民申299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1.已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郑玉涛返还990万元当金给长江公司，黄平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长江公司通过其行为表明其在郑玉涛那里获取了相应权利，因此长江公司与顺恒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不具有这个权利，本案所涉相关协议无效；第二组证据：2017年6月6日《债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协议、编号为ZQZLGS20170605001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编号为ZQZLGR2017060501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案涉债务权利人最终只能向君汇公司主张权利，本案袁晨燕所承担责任的主债务人不是君汇公司，袁晨燕对该债务人承担的债务并没有书面担保的事实和责任。被上诉人顺恒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裁判文书都确认了长江公司与顺恒公司债权转让的合法性，但因未通知债务人，对郑玉涛不发生效力。长江公司将债权转让给顺恒公司后，整个债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及支付等都是黄平提出的，解除后君汇公司的权利是后手的权利交易，不影响前手之间承担的债权债务，君汇公司是否享受权利是另外的问题。延庆区法院的判决书也是按照债权转让的合同约定启动的诉讼。被上诉人顺恒公司向本院提交一组新证据：1.北京延庆法院（2016）京0119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一中院（2019）京01民申299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2.海南高院（2019）琼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长江公司在其诉郑玉涛、黄平等合同纠纷案再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其与顺恒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且北京一中院最终也在（2019）京民申29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可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2.根据海口中院（2018）琼0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和海南高院（2019）琼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黄平控制的君汇公司已根据上述交易安排取得了永万利公司100%的股权，实现了交易目的。上诉人袁晨燕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判决书中没有确认和涉及到顺恒公司与长江公司的转让。裁定书其中也没有确认《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只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说到没有通知郑玉涛，对郑玉涛不发生法律效力，故驳回了其再审申请。该《债权转让协议书》已被之后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覆盖并取代。长江公司在北京一中院的裁定书中声称债权转让没有生效，因此转让后的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海南高院的判决书中没有表述君汇公司受黄平控制，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最后的协议是君汇公司取得永万利公司90%的股权。与判决书中确认的股权不矛盾，最后付款给付的主体是君汇公司。对海口中院（2018）琼0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但是法院判决是君汇公司和黄平取得股权，现在君汇公司取得了永万利公司90%的股权，应作为付款主体向顺恒公司付款。被上诉人黄平、耀鑫公司、君汇公司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北京延庆法院（2016）京0119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一中院（2019）京01民申299号民事裁定书、海口中院（2018）琼0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海南高院（2019）琼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人袁晨燕提交的2017年6月6日《债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协议、编号为ZQZLGS20170605001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编号为ZQZLGR2017060501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北京延庆法院（2016）京0119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郑玉涛向长江公司偿还当金及利息，长江公司对出质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海口中院（2018）琼01民初64号一审判决、海南高院（2019）琼民终20号二审判决的主要内容是郑玉涛、李泽林为黄平、君汇公司办理永万利公司股权变更登记，黄平、君汇公司向郑玉涛、李泽林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200万元。二审期间，上诉人袁晨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6月2日各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及欠条，以及袁晨燕在协议书及欠条上签字等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就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一、顺恒公司向长江公司、廖晓霞支付的转让款是否为1126万元。袁晨燕上诉提出，顺恒公司提供的银行转帐凭证表明，其实际支付的转让款是1000万元，不是1126万元，一审认定顺恒公司支付1126万元转让款错误。顺恒公司则主张，除1000万元银行转帐款以外，另外还为本次交易支付了诉讼费、律师费、谈判费等交易费用126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顺恒公司未提交126万元的支付凭证，但是依照2017年6月2日顺恒公司与黄平、耀鑫公司、袁晨燕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各方当事人确认顺恒公司已支付了1126万元转让款。而且，顺恒公司支付转让款是其与长江公司、廖晓霞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顺恒公司是以1000万元还是以1126万元买进债权，均不影响其以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卖出。因此一审判决依据双方当事人协议的约定认定顺恒公司已支付1126万元转让款并无不当，应予支持。二、顺恒公司是否实际享有债权。袁晨燕上诉提出，北京延庆区法院判决确认郑玉涛向长江公司偿还当金，也就是说长江公司依然对郑玉涛享有债权和股权质押权，因此该债权并未成功转到顺恒公司名下，顺恒公司与长江公司、廖晓霞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院经审查，顺恒公司作为合同乙方，与甲方长江公司、廖晓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甲方承诺对乙方清收债权提供协助和配合，乙方预付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甲方以自身名义启动诉讼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诉讼成果由乙方享有”。顺恒公司依据该协议约定以长江公司的名义启动了北京延庆法院的诉讼，法院判决郑玉涛向原告长江公司偿还当金，长江公司对出质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生效后，长江公司并未申请执行，而是于2017年6月5日与君汇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权利转让给了君汇公司。之后黄平、君汇公司起诉至海口中院，经海口中院一审、海南高院二审，判决黄平、君汇公司取得股权。因此，黄平、君汇公司已依法取得股权，顺恒公司将本案债权转让给了黄平指定的君汇公司。袁晨燕关于顺恒公司未实际享有债权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应予支持。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袁晨燕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顺恒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上诉人袁晨燕是否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2.一审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应追加惠柳参加本案诉讼？关于上诉人袁晨燕是否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的问题。本案协议书、欠条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一审判决依据协议书、欠条的约定判决黄平向顺恒公司支付欠款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袁晨燕在协议书上签字，而且作为保证人在欠条上签字，其保证的意思表示明确，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袁晨燕关于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袁晨燕在二审庭审时提出即便其作出保证的事实成立，其保证的主债务人是黄平，而不是君汇公司。但是依据2017年6月5日长江公司与君汇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本案所涉股权由君汇公司享有，因此上诉人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顺恒公司与黄平约定，黄平支付1500万元购买顺恒公司享有的债权。根据交易安排，黄平指定由君汇公司接收债权，这并不影响黄平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也不影响黄平支付合同项下的款项。袁晨燕该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袁晨燕上诉提出一审未追加惠柳参加本案诉讼，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在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中，上诉人袁晨燕虽手写“此款由海南耀鑫实业有限公司惠柳的股份付此款，本人只是提供担保”，但协议书落款处并无惠柳的签名，惠柳对此手写的内容并未认可，因此惠柳并非协议书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惠柳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对袁晨燕的该点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袁晨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900元由上诉人袁晨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颖审判员  王冬审判员  周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蔡静书记员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