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洁，女，1977年5月2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悦，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迪，男，197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关洁因与被上诉人赵迪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6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关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悦，被上诉人赵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我与赵迪离婚时，经双方协商，赵迪同意净身出户，并给我一定的经济补偿。此种补偿即使超过当时家庭共同财产也属正常，况且赵迪年收入超过20万元，完全负担得起。经一审法院调查，离婚时赵迪名下有不到30万元，如果加上欠条30万元，赵迪应该给我近60万元。在日常生活中，赵迪掌控家中经济大权，我并不清楚赵迪年收入情况及家中存款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听信赵迪所说家中只有20万元，但在我发现赵迪住房公积金就有26万余元的情况下，我拒绝按《协议离婚》的内容离婚。这充分说明我不认可家中财产只有20万元，不认可双方不存在纠纷，因为30万元赔偿款赵迪未付，双方存在纠纷。我与赵迪《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无债权债务问题，按照通常理解，债权债务都是指夫妻之间对第三方所负的债权债务并不针对夫妻之间。夫妻之间如互负债权债务，属特殊之债，应该特别注明。因此，该约定应按通常理解进行解释。赵迪写的《欠条》明确约定该笔欠款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自愿离婚协议书》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夫妻个人财产。因此，我主张赵迪个人偿还符合法律规定。赵迪辩称，2011年10月25日《欠条》和2013年12月8日《欠条》虽然是我签写，但是事出有因，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之所以签写上述两张《欠条》是我对早产女儿的责任，不想让那么小的孩子没有母亲照顾，倘若没有孩子，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同意给关洁50万元。《自愿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已经包含了《欠条》的内容。从《自愿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我属于净身出户。我不是婚姻过错方，我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才自愿选择净身出户。2015年9月1日《协议离婚》约定的20万元到2016年5月12日《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的50万元，既然夫妻共同财产没有明显增加，那差额30万元从何而来，一审法院认为50万元包括《欠条》中的30万元存在高度盖然性的理论，我是认可的。我有证据显示在2015年9月我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是229149.49元，关洁主张我住房公积金有26万元毫无事实依据。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离婚时账户中共同存款的数额不足30万元，既然存款数额如此之少，我又是一个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靠工资生活的人，我是不可能在把全部财产都给关洁的情况下还答应给其支付50万元，这不符合常理。《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5款明确约定了“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问题”，既然约定了无债权债务就表明了既无对外债务也无对内债务，关洁同时也认定了彼此之间没有债务，当然也包括没有30万元《欠条》的债务。如果存在30万元《欠条》，那么双方不会做无债权债务的表示，既然做了无债权债务的表述，我有理由相信关洁自动放弃了其30万元债权，且该意思表示真实、客观，因此关洁再以30万元《欠条》向我主张于法无据。综上，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关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关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迪给付赔偿款3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洁、赵迪原系夫妻关系，赵迪曾于2011年10月25日出具《欠条》一份，载明：“赵迪一次性付关洁补偿款50万元，解决8.23日打人问题，现付现金20万元。余款30万元两年内还清，此赔偿款为关洁个人财产，不计入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赔偿款所产生的债务利息与关洁无关。”赵迪于2013年12月8日出具《欠条》，载明：“赵迪一次性付关洁补偿款50万元整来解决8.23打人问题，已付20万元，余款30万元整，五年内还清，此赔偿款为关洁个人财产不计入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赔偿款所产生的债务利息与关洁无关。”双方于2016年5月12日协议离婚。当日，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一、男方赵迪与女方关洁自愿离婚。二、子女的抚养：1、双方于2011年5月26日生育有一女儿，取名赵月寒，离婚后女儿随男方直接抚养生活，由女方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在每月1号前付清…三、夫妻财产的处理：1、男方给付女方五十万元人民币，办理离婚手续后支付。2、机动车辆：购有××××××牌汽车两辆，离婚后归女方所有。3、摩托车离婚后归女方所有。4、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日常用品等）归各自所有。5、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问题。”双方均认可《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已给付完毕，赵迪称系向他人借款向关洁支付。另，双方曾于2015年9月1日签订《协议离婚》，载明：双方于2005年结婚，现双方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现协议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1、双方自愿离婚；2、子女抚养及教育问题，子女赵月寒一名，归赵迪所有；3、关洁有每周一次的探视权；4、财产处理，婚后财产赵迪净身出户，车×××，×××摩托车全部归关洁所有；5、共同财产20万，归关洁所有。关于夫妻生活共同收入和共同花费情况，关洁、赵迪均认可双方无共同收入账户，关洁主张家庭日常支出为共同支出，赵迪主张日常支出均由其个人负担。另，赵迪提交其招商银行明细，显示在2016年5月11日余额为9254.61元，住房公积金账户在2016年4月29日余额为261727.49元，其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证券持有情况显示资金余额为26.35元及0.11港币。一审法院认为，赵迪向关洁出具《欠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在离婚时，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否包含对《欠条》内约定的债务的处理。对此，法院持肯定意见，原因如下：第一、《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了对夫妻财产的处理，并未限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关洁主张赵迪给付的50万元系双方共同财产分割款，但经法院查询赵迪离婚时招商银行存款、证券账户、公积金余额等，赵迪账户中余额不足30万元。关洁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赵迪处仍掌握其他共同财产，且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问题，故双方约定的夫妻财产的处理一节，不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包括《欠条》约定的债务。第二、两份协议书给付财产金额的变化可见最终约定给付的50万元中包含《欠条》中的30万元存在高度盖然性。双方于2015年9月1日签订《协议离婚》，虽然并未以此协议办理离婚手续，该协议并未生效，但作为证据，可显示出双方关于赵迪给付关洁的金额存在从20万元变更为50万元的过程，关洁称系因夫妻共同财产发生变化，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赵迪关于包含《欠条》中约定的30万元的答辩意见具有高度可能性。三、夫妻在离婚时约定将财产纠纷一次性处理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婚姻关系具有较强的身份属性，在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双方的财产纠纷作出明确约定和处理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因此，法院认为关洁、赵迪双方在离婚时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已包含对《欠条》内约定的债务的处理。故关洁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关洁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补充查明：2016年5月12日赵迪与关洁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是由赵迪草拟、打印，该协议书中原打印有“五、离婚后双方互无关系、互不打扰。女方不得骚扰男方和孩子的正常生活”内容，但在双方签字时被关洁用笔划掉。对此，赵迪称在离婚当天，如果不让关洁划掉，关洁就不离婚，关洁要看孩子。关洁称之所以划掉是因为《欠条》中的剩余欠款未还清。赵迪在一审、二审期间均称，2013年12月8日出具《欠条》后，2016年5月12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前，其向关洁支付了16.3万元，是用于偿还《欠条》中的余款30万元，2016年5月12日办理完离婚手续后其又向关洁支付了50万元。关洁称赵迪上述期间转账的款项不是偿还的30万元欠款，是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双方办理完离婚手续的当天赵迪付清了50万元。此外，2013年12月8日赵迪出具的《欠条》原件仍在关洁手中。《自愿离婚协议书》中涉及的×××号车辆系赵迪婚前购买，×××号车辆和摩托车均是双方婚后购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赵迪2013年12月8日出具《欠条》（以下简称2013年《欠条》）中的余款30万元是否已偿还完毕。对此，本院持否定意见，理由分析如下：第一，《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夫妻财产的处理”虽未限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其中如包括赵迪和关洁的个人财产，应以明示方式进行约定。首先，“夫妻财产的处理”第4款约定“双方各自名下的其它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日常用品等）归各自所有”，用逻辑法则分析，“其它”之外的个人财产如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处分，应在第4款之前予以明确约定。根据2013年《欠条》内容，赵迪所欠50万元性质为关洁个人财产，在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时，余款30万元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但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未对该30万元欠款进行处理，而性质同为个人财产的×××号车辆却在第2款中明确约定归关洁所有，故从《自愿离婚协议书》的词句含义、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能认定关洁在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时对30万元个人债权进行了处分。其次，“夫妻财产的处理”第5款约定“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问题”，根据语法规则，结合第4款对“其它私人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以及其他条款未明确约定30万元欠款的事实，第5款中的“共同”应及于“债权债务”，即第5款应理解为“双方无（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并非“双方之间无债权、债务”或者“双方无个人债权、债务”。再者，夫妻双方在协议解除婚姻关系过程中，任何一方都可能为了达到离婚目的，而在共同财产分割和个人财产处分时做出妥协或让步，甚至做出超过共同财产或自身能力的金钱给付承诺。故赵迪与关洁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不足30万元的状况，不足以推断出《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即包括赵迪欠付关洁个人的30万元。因此，在《自愿离婚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包括赵迪欠付关洁个人的30万元。第二，《协议离婚》与《自愿离婚协议书》支付金额的变化，不足以证明《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包括赵迪欠付关洁个人的30万元。根据赵迪的陈述，其在《自愿离婚协议书》签订前已经向关洁支付了16.3万元，部分偿还了2013年《欠条》中的余款30万元。如按照赵迪所述，其与关洁离婚时，2013年《欠条》中的余款30万元仅剩13.7万元未还，则《自愿离婚协议书》只需约定赵迪向关洁支付33.7万元（即《协议离婚》中约定的20万元再加上剩余未还的13.7万元），而不应约定支付50万元。虽然，关洁不认可赵迪已偿还16.3万元的主张。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赵迪自己草拟、打印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并非由《协议离婚》约定的20万元和2013年《欠条》中未还款项相加而来。故一审法院根据《协议离婚》与《自愿离婚协议书》支付金额的变化，采纳赵迪关于《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包括2013年《欠条》中余款30万元的主张，依据不足。第三，《自愿离婚协议书》签订时，双方并未对“财产纠纷一次性处理”达成合意。赵迪草拟、打印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原有“五、离婚后双方互无关系、互不打扰。女方不得骚扰男方和孩子的正常生活”内容，但在双方签字时被关洁用笔划掉。由此可以认定，关洁与赵迪对《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的原第五条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离婚后双方并非“互无关系”，关洁还有其他事情或问题要找赵迪解决。其次，通常情况下，出具欠条的债务人在清偿完债务后，会将出具的欠条原件取回，但在本案中2013年《欠条》原件仍由关洁持有，赵迪对此又未能做出合理解释。此进一步印证，双方之间就2013年《欠条》中余款30万元，并未在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时达成一次性处理的合意，关洁并未同意将30万元欠款包含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中。综上所述，《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50万元并不包含2013年《欠条》中的余款30万元。赵迪虽主张在《自愿离婚协议书》前已经向关洁支付了16.3万元，部分偿还了2013年《欠条》中的余款30万元，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洁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6868号民事判决；二、赵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关洁3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赵迪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赵迪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永钢审 判 员 陈 伟审 判 员 张 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姜 斐书 记 员 张薷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