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54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良超，男，1962年3月1日生，汉族，住光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月茗，男，1987年6月23日生，汉族，住光山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善良，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学才，男，1964年2月19日生，汉族，住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安富，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良超、余月茗因与被上诉人杨学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良超及余良超、余月茗委托代理人易善良，被上诉人杨学才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安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良超、余月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出具的《民间私人借款合同》和《借款协议》是原告威胁、胁迫上诉人下所写，该两份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或者是可撤销合同，不受法律保护。首先，本案的事实经过：原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2015年春，上诉人余良超在北京市××、天津市静海区谭泊湖承包建筑工程。原告听说后想用其手中闲散资金入股，并称他可以投资一千多万元。后原告先后投入资金一百多万元，并到北京、天津工地参与管理。但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发包方资金链断裂，拖欠工程款严重。原告见无利可图，就提出退股，上诉人余良超不同意原告退股，但原告没有经上诉人同意不辞而别回老家了。后原告多次找上诉人余良超要求退还入股款，因工程没有完成，还没有结算，就拒绝了原告的无理要求，原告随后多次到上诉人工地闹事。2018年11月24日，原告带着一帮人到上诉人余良超郑州工地，强迫上诉人余良超在他拟好的《民间私人借款合同》上签字，在上诉人工地上威胁、恐吓上诉人余良超，不签字就不让上诉人施工，采取堵大门、找工地领导威胁上诉人，在工地上丢上诉人的人等措施。因上诉人好不容易进央企承包的工程，怕影响工程进度，被迫无奈，上诉人余良超才在原告拟好的《民间私人借款合同》上签字。特别是双方此前根本没有提到利息，25万元利息是怎么计算的上诉人也不知道。合同乙方和借款人后面“余良超”三个字是原告事先写上去的，只是合同拿来后，原告胁迫上诉人余良超在其写好的“余良超”三个字后面签名而已。按该合同上诉人余良超应于2019年下秋才归还原告所谓借款，但到了2019年元月31日（农历腊月26）上诉人余良超（当时还在天津工地）不在家时，原告将其90岁的父亲弄到上诉人家中逼债，吃住在上诉人家中，上诉人余良超妻子在家照××岁的父亲，直到2019年2月4日（农历除夕）夜晚12点，原告全家到上诉人家中逼迫余月茗按原告要求重新写《借款协议》，不写就在上诉人家中不走。并说余良超欠债太多，余月茗年轻，让余月茗写借条稳当些。在该笔债务与余月茗毫无关系的情况下，逼迫余月茗签协议。在上诉人余良超不在场，没有经过余良超同意情况下逼迫余月茗写《借款协议》，并在余良超与原告签订的《民间私人借款合同》上签字：此单作废。余月茗写了《借款协议》后，原告才将其90岁的老父亲弄回家。其次，根据以上全部事实经过，原告本来是上诉人余良超的投资合伙人，但原告见合伙事务亏损，强迫上诉人余良超与其签订借款还款协议，对根本不存在的利息强行加在合同中。后利用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际，将其90岁的老父亲送到上诉人家中逼债，胁迫与所谓借款还无关系的余月茗签订借款协议。按照法律规定，债权债务转让必须三方自愿同意，但余良超当时根本不在家，余月茗根本就不同意。一审法院竟然以此为据判决上诉人余月茗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的本质是投资合伙纠纷，一审没有认真审查就草率判决。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高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其中第（三）项规定，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第（五）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而本案一审中，原告杨学才起诉上诉人借款的证据是借款合同和借款协议，但没有提供借据凭证和完整的转账凭证。2018年11月24日上诉人余良超与原告杨学才签订《民间私人借款合同》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民间私人借款合同》内容只是还款协议，不是债权凭证。此后双方还发生过交易，原告应当提供债权凭证。根据原告一审提交的借款明细和还款明细，双方共发生17笔借还款交易，其中银行转账6笔，而原告只提供了两笔银行转账记录。特别是对于借款利息25万元是怎么计算来的，有无高息放贷和违法放贷，一审根本就没有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根据该解释，鉴于本案原告没有提供债权凭证、无完整的银行流水，上诉人余良超已明确告诉法院借款合同存在胁迫行为，该借款的真实性疑点重重。一审法院应当通知原告必须到庭说明情况，但原告因自知有鬼，故意不到庭。一审法院没有对该借款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认真审查，明显事实不清。基于以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没有审查原告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原告提供的借款、还款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人民法院应当不予采信，原告又不能提供借款凭证，原被告关系本质系合伙投资关系。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学才辩称：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事实部分已详细查明，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适用得当。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毫无事实根据，更不符合常理，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1、本案一审中对《民间借贷合同》《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等问题已经查明确认，并没有异议。然上诉人却诉称是在“威胁、逼迫之下所签，属无效合同”这一说法明显是颠倒是非，不足采信。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上诉中言明：“双方系多年朋友关系，原告先后有投入资金一百多万元，进行入股合作”，从这个说法当中我们得知：上诉人前后收到原告提供的一百多万资金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确实存在。第二、由于原《民间借贷合同》的中借贷方签字确实是上诉人余良超本人所签，其本人对所签名的部分并没有提出异议。那么即使是投资款后期转为上诉人下欠的借款，这也是法律关系的转变，是双方作为民事主体对自己民事权利义务的自由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更何况如若是合伙投资款，为何不在当初向原告出具下欠合伙投资款的相应凭证，反而是主动在民间借贷合同中以借款人身份签字，所以对于双方属于借贷关系这个事实是可信的。第三、若是如上诉人所言：是答辩人带领工人采取阻止施工、堵大门、骚扰、恐吓等方式逼迫上诉人签订协议，为何上诉人当时不报警处理？也并没有就此提供任何答辩人威逼其签字的相应证据，上诉人为何主动妥协去签订协议，让自己背负数十万元的债务呢？第四、为何上诉人之前不就《民间借贷合同》《借款协议》向法院起诉，主张借款协议无效或撤销？相反确是一审法院履行完正常诉讼的必经程序，数次通知其开庭应诉、质证答辩，上诉人父子却拒不到庭，实为是上诉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故其应当依法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2、从一审判决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内容来看，能够反映此前双方有多次资金往来等行为；对于上诉人余月茗与原告另行签订借款协议，我们认为：新的借款协议是对原双方债务、借款数额、还款情况、利息部分等进行重新梳理，并对债务承担的主体作了转移。既然上诉人余月茗自愿签订该借款协议，明确了解该借款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加入到该债权债务关系中来，那么就视其为新的债务人。上诉人余良超则退出债务偿还的序列，借贷主体此时发生了变化。因此，一审法院在借款凭证真实性已经确认的情况下，判决余月茗承担债务偿还责任是没有任何异议的。3、一审中，我方已经完成了对于借款事实的举证责任，提供有借款协议、部分转账凭证，另有原告当庭陈述，一审法院也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借款凭证本身的真实性、借款经过、交易习惯等综合因素认定了借款事实的存在。既然上诉人抗辩该笔借款的真实存在，那么应当就其主张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并作出合理说明，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从一审及二审上诉来看，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实其说法，并不能证实该笔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因此，对于上诉人的单方之言，因缺乏证据证实，故其说法不应采信。4、上诉人常年在外地城市如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多年承包大型工程建设，具有超出一般普通市民见识的经验，在签订协议的同时，正常情况下会查看合同中涉及的有关金钱权利义务的具体数额，上诉中却声称不知道25万元利息款的事，明显属于赖账行为，不符合常理。如若是虚假债务，一般人都不会去签订这样的协议，那么为何上诉人要去签订这样的协议？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意见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上诉予以驳回，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杨学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余良超之间的借款协议；2、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35万元及利息25万元（2018年11月24日后的借款利息另计，按照本金35万元，月息2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1月24日原告杨学才与被告余良超就双方之间借款进行结算并就剩余借款及利息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借款本金叁拾伍万元整（注：截止2018年11月24日止，余良超向杨学才借款结算后总合计下欠叁拾伍万元整，加之前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总计陆拾万元整（这陆拾万元含叁拾伍万元在内）其中叁拾伍万元的本金，从2018年11月25日起，按两分计息，直到结清为止……）”。原告杨学才于2019年2月4日催要借款本息，被告余月茗与原告杨学才就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签订一份新的借款协议约定：“今借到杨学才现金款350000.00（叁拾伍万元整），双方约定于2019年5月1日结算利息及本金五万圆整，剩余部分计息至2019年7月1日还本金拾万元及利息，剩余部分于10月1日本息结清。双方约定月息2分，计息时间始于2018年11月24号余月茗2019年2月4号”。对于利息款25万元该协议约定：“今欠杨学才利息款250000.00（贰拾伍万元整），双方约定分别于2019年5月1日还本金拾万圆整，于2019年7月1日还拾万圆整，于2019年9月1日还清剩余款项伍万元整及另算利息伍万元整余月茗2019年2月4号，身份证号码：”。同时，原告杨学才与被告余月茗在杨学才与余良超所签借款合同上注明“此单作废”，并由杨学才及余月茗签名确认。后因被告未按约定还款，引起诉讼。另查明，被告余良超、余月茗系父子关系。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借贷合同原件、借款协议原件、农业银行回单一份、农商行回单一份及原告当庭陈述在卷证实，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余良超与原告杨学才就借款结算后，被告余良超向原告出具借贷合同，对所欠借款金额及利息、前期所欠利息等进行了书面约定。后在原告催要借款过程中，被告余月茗对上述所欠款项与原告另行达成书面借款协议，该协议对借款数额及利息进行确认，并拟定分期偿还计划，以上行为均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双方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属合法有效。故被告余月茗应对原告杨学才承担还款责任。因余月茗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归还借款本息，现原告提出要求被告余月茗偿还利息25万元、借款本金35万元及自2018年11月24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息至该款付清时止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告诉请解除其与余良超之间协议的诉求，结合杨学才与余明茗在杨学才与余良超所签借贷合同上注明“作废”的情况可见，杨学才已实际免除余良超的还款责任，其与余良超所签借贷合同依法消灭，原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其与余良超所签协议的诉求及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求，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余月茗、余良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五）项、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余月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学才3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2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余月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学才利息款250000元；三、驳回原告杨学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被告余月茗承担。二审中，上诉人余良超、余月茗提交两份证人证言，证人余良超妻子证言拟证明杨学才存在胁迫行为，证人黄某证言证明签字时余良超被关在屋里，不知道利息是怎么算出来的，杨学才父亲为了逼债到上诉人家不走。被上诉人杨学才质证称，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真实性无法确定。被上诉人杨学才提交两份借条和一份利息条，证明双方系借贷关系。上诉人余良超、余月茗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约定利息，是以借款的形式投资。二审另查明，上诉人余良超于2017年8月15日向被上诉人杨学才出具72万元借条。2017年11月24日上诉人余良超偿还30万元后又向被上诉人杨学才出具42万元借条，并注明2017年11月24日以前杨学才手中的字条统统作废。上诉人余良超在2017年11月24日另向被上诉人出具利息条，载明利息没算，一个星期之内到杨家来算。自2015年4月份开始，被上诉人杨学才陆续给上诉人余良超现金或银行转款一百余万元。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称一审认定的两份借款合同是在被上诉人杨学才威胁、胁迫之下签订，但仅有上诉人本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借款合同签订时及之后无报警记录，上诉人未行使撤销权，被上诉人杨学才亦不认可，故该项上诉理由缺乏确实充分证据，不予支持。上诉人余良超称双方当事人系合伙关系，但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也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存在口头合伙协议，在收到被上诉人杨学才的款项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杨学才多次出具借条或签订借款协议，并承诺支付利息，故一审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正确，予以确认，上诉人余月茗在借款协议中签字，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未偿还借款本金数额，2019年2月4日上诉人余月茗签订借款协议明确剩余未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上诉人余良超在一审法院对其询问时亦认可是该退35万元，结合双方当事人资金往来情况及多份借条或借条协议载明借款数额变化情况，一审认定剩余未偿还的借款本金35万元是准确的。关于借款利息数额，双方借款关系始于2015年4月份，至2018年11月24日，期间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数额基本保持在35万元以上，据此，一审确定上述期间利息25万元不违反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一审计算利息超过法定利率。综上所述，上诉人余良超、余月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余良超、余月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永超审判员  胡晓峰审判员  李 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