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国贞，男，1956年2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务芹，女，1974年6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喜娟，威海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明，男，1958年10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姚国贞、毕务芹因与被上诉人李长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4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国贞、毕务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长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李长明在公安的陈述及一审、刑事审判时的陈述还有本次诉讼的陈述均不一致。法院采信其中一次陈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一审卷宗第28页，双方协议明确写明，双方以后不再有任何其他纠纷，也就是毕务芹不欠李长明的劳动报酬。2.一审卷宗第35页、39页，李长明均陈述，第一年把他的工资全开了，与一审卷宗第60页，第一年给他18000元相矛盾，李长明称第二年给他20000元，后来又称第二年给他17000元相矛盾。一审法官问李长明2018年答辩状中数额是怎么计算的，李长明称忘了，李长明忘记了其2018年的计算方式，那么李长明更有可能忘记2015-2017年工资支付的数额。根据禁反言原则，法院应采信对李长明不利的陈述，也就是第一年，不欠付劳动报酬，第二年至少支付了20000元，第三年支付了17000元、7000元各一次，合计74000元，就是李长明这3年的所有劳动报酬。结合2018年双方达成的协议，毕务芹、姚国贞不欠付李长明任何劳动报酬，李长明恶意诉讼，请法庭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长明的诉讼请求。李长明辩称，其于2015年正月初二去姚国贞、毕务芹家工作，工作内容是粉粮食喂狐狸，当时约定只做院子里面的活，院外面没有活，约定工资32000-36000元,干得好多给2000-3000元，工钱一年一结，头一年零零碎碎给了18000元，第二年总共给了20000元，第三年给了7000元，回家一数只有6800元。后来李长明就去问姚国贞、毕务芹，工钱到底按照多少钱计算，姚国贞、毕务芹说是一年30000元，即便按30000元一年计算，姚国贞、毕务芹也未全额支付工钱。李长明虽也不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但同意按照一审判决执行，故未上诉。李长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姚国贞、毕务芹支付劳务费人民币4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国贞、毕务芹系夫妻关系，李长明2015年受姚国贞、毕务芹雇佣到貂场工作，工资发放形式为现金，每年多次发放，每次500元至几千元不等。2017年11月份，李长明从姚国贞、毕务芹貂场离开，工作期间差两个月满三年。2017年12月21日，李长明到貂场与毕务芹因工资事宜发生争执，李长明用斧子将毕务芹砍伤，经鉴定，毕务芹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文登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李长明犯故意伤害罪，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9日作出（2018）鲁1003刑初139号刑事判决，认定李长明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自愿认罪，已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且具有自首情节，可从轻处罚，判处李长明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同时查明，2018年5月7日，李长明与毕务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如下：1、乙方（李长明）一次性支付甲方（毕务芹）医药费、伙食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种损失10万元；……5、双方之间因故意伤害引起的所有纠纷一次性了结，以后双方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纠纷。13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李长明于2018年4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辩护词，辩护意见中提出如下内容：首先，从事件起因上讲，源于民事争议，我于2015年2月20日被毕务芹雇佣，当初口头约定工资是每年3.2万到3.6万，如果收成好的话，再多给2000-3000元，截止2017年12月17日我离开，如果按32000元工资计算的话，还欠我工资36316.02元，如果按36000元计算的话，还欠工资47605.48元；其次，案发前，毕务芹曾经支付过我7000元工资，接钱之时，我没有数，到家后妻子点钱，数额只有6800元。后李长明于同年5月8日提交申请，内容为：我已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故我撤回当庭提交的辩护词，我对事实没有异议，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列明如下：本案开庭审理前，李长明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就李长明故意伤害一案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依李长明申请至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卷宗，经查实，2017年12月21日11时20分，毕务芹报警称其被砍伤，11时35分，李长明主动投案打110报警称其将毕务芹砍伤，在其家中等候处理，11时40分许，民警到李长明家中将其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李长明在公安机关先后接受了两次讯问，事发当天12时30分至14时10分，李长明接受询问时做如下陈述：我在姚国贞家干了三年，原来定的每年工资三万，第一年把我的工资全部开了，第二年给了我17000元，最近又给了7000元，第二年的工资还欠我6000元，今年的工资还没有给我，说是给我24000元，我去姚国贞家好几次，姚国贞说今年就给你这些，要不你就上法院起诉，我今天找毕务芹要工资，毕务芹说没有，你去起诉吧，他家欠我工资，我心里确实非常恼火。2018年1月8日，李长明再次接受讯问时做如下陈述：我在姚国贞的貂场粉丝料、喂貉子等，干了三年，原来定的每年工资3万元，第一年把我的工资全部开了，第二年给了我17000元，最近又给了我7000元，第二年的工资还欠我6000元，今年的工资还没有给我，说是给我24000元，现在他还欠我3万元。问：姚国贞欠你的工资是否有什么凭证？李长明回答：没有书面的东西，我去干活也没有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发工资也是给我现金，没有签名或者工资表，他欠我多少钱只是我们双方心里清楚。2017年11月份我提出不干了，我去要了三次工资，前两次去要工资，姚国贞说我今年就给你这些，要不你就上法院起诉，第三次我找毕务芹要工资，毕务芹说没有，叫我去起诉。毕务芹在12月26日在医院接受询问时做如下陈述：李长明在我家干了三年，今天他来我貂场说我给他的工资太少，然后就打我。第一年我给他发了3万元钱的工资，第二年因为我养的貂比上年少，劳动量就相对减少了，所以我给他发了24000元，今年是第三年，他没有干满全年就不干了，所以今年我给他发了2万元钱的工资，这三年的工资都已经全额发给他了，最后一次是这个月给他发的，发了7000元，因为他说他出去打听了，我给他的工资少，应该还差1万元，所以他找我理论工资的事情。12月21日，李长明来找我，说我给他的工资少，他说我是大户，今年的貂价也好，让我再给他1万元的工资，我说我给你的工资是按照貂种的数量开的，后来他就把我砍伤了。本案一审庭审中，李长明对其诉称的姚国贞、毕务芹欠付其工资45000元做如下陈述：我们双方约定每年3万元，我干了三年，第一年给了18000元，第二年给了我20000元，第三年给了我6800元，共计向我支付44800元，还欠我45200元，我现在只要45000元。对其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李长明称其在派出所说的是合起来算的，不是分别算的，应当以在法庭所述为准，至于在派出所所说第三年的24000元，是姚国贞、毕务芹说给李长明24000元，李长明不同意。至于其在辩护词中所做的陈述，李长明称应以本案庭审中其所述为准。庭审中，姚国贞、毕务芹做如下陈述：第一年确实约定给李长明3万元，也给了3万元，第一年是500貂种，因为第二年减少到300貂种，因此按24000元计算，也支付给李长明了，第三年也是300貂种，也是24000元，但是第三年李长明没有干满，所以给了李长明20000元。每次都是提前告知李长明每年的工资，李长明也都同意了，最后一年是李长明中间回了一趟东北老家，认为东北活轻快，所以就辞职了，姚国贞、毕务芹给了李长明7000元，把当年的工资都结清了。李长明离开之后，又说给的工资少，应该按3万元/年给，两年差1万元钱，所以向姚国贞、毕务芹索要1万元钱。李长明对姚国贞、毕务芹所述提出异议称第一年时还有另一个工人，但过了几个月就不干了，整个貂场的活都由李长明负责，貂场里有貂、狐狸和貉子，所有的活都是李长明自己干，李长明还要割草、锯树、生火、种地、卸饲料等杂活，貂种有五六百只，具体多少不清楚，第二年减少到400只左右，狐狸和貉子还增加了，双方没有约定减工资，第一年只给了李长明18000元，李长明找姚国贞、毕务芹，他们说回头再给，李长明本来不想干了，但其妻子动员李长明继续干下去，所以李长明继续在貂场干活，第二年又欠付李长明工资，2017年姚国贞、毕务芹只给了李长明7000元，这时才告知李长明每年都按24000元计算，李长明遂提出不干了，第三年李长明干到阴历10月底差两个月满一年，姚国贞、毕务芹说第三年不能按以前工资计算了，按24000元给李长明计算当年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两点：一、姚国贞、毕务芹是否欠付李长明劳务费，如欠付，欠付的具体数额。对该争议焦点，应从以下几点予以认定：1.工资计算标准，李长明主张双方之间约定三年工资均按3万元计算，姚国贞、毕务芹不予认可，对该主张应由李长明承担举证责任，但李长明未提供有力证据证实该主张，且其对每年工资的约定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本案庭审中的陈述互相矛盾，应认定李长明未完成举证责任，结合李长明认可第二、三年貂种减少的事实及李长明在公安机关认可按24000元计算还差其3万元工资的陈述，对姚国贞、毕务芹辩称第一年工资为3万元，第二、三年工资均为24000元予以采信；2.李长明工资发放情况。双方对工资发放情况陈述不一致，姚国贞、毕务芹辩称已经足额发放，李长明不予认可，理应由姚国贞、毕务芹承担举证责任，但姚国贞、毕务芹未提交相应的工资发放单据，亦未提交其他有力证据证实其已满额发放工资，故对姚国贞、毕务芹该辩称不予采信，认定姚国贞、毕务芹尚欠付李长明工资；3.欠付工资的具体数额。李长明对工资发放情况先后做出不同陈述，其在本案庭审中并不能对为何在公安机关和本案庭审中陈述互相矛盾做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认为，李长明在公安机关的两次陈述内容一致，且第一次陈述系于其将毕务芹砍伤当天报警自首后在公安机关所做，时间距事发仅有半小时左右，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应以李长明该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认定姚国贞、毕务芹第一年向李长明足额发放了3万元工资，第二年发放了17000元，第三年发放了7000元。结合上述第一条所述及李长明的具体工作时间，认定姚国贞、毕务芹欠付李长明第二年的工资7000元，第三年的工资欠付13000元，共计欠付李长明20000元工资，对李长明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关于（2018）鲁1003刑初13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书中并未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劳务纠纷做出明确的说明，从第5条的内容来看：“双方之间因故意伤害引起的所有纠纷一次性了结，以后双方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纠纷。”，所谓的所有纠纷系指因故意伤害引起的所有纠纷，而劳务纠纷在李长明故意伤害毕务芹的事实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显然不包括在内，故该协议书亦不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劳务纠纷已经解决的事实，对姚国贞、毕务芹辩称双方之间的劳务纠纷一并解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姚国贞、毕务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长明支付劳动报酬20000元；二、驳回李长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2元，由李长明负担256元，由姚国贞、毕务芹负担20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姚国贞、毕务芹是否欠付李长明劳务费以及欠付数额。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双方约定第一年工资3万元，第二年、第三年工资均未24000元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李长明主张其共计提供两年十个月的劳务，但劳务费未足额发放；姚国贞、毕务芹对李长明提供劳务的时长予以认可，主张已足额发放劳务费用，但并未提供李长明已足额领取劳务费的证据，故对姚国贞、毕务芹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欠付劳务费的数额，李长明在公安机关及本院庭审中前后陈述并不一致，一审法院综合分析认定李长明在公安机关第一次陈述系刑事案件事发后第一时间所做，具有较高可信度，且李长明在公安机关两次陈述内容一致，以李长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据此认定姚国贞、毕务芹共计欠付李长明劳务费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8年5月7日李长明与毕务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对欠付劳务费用作出处理。双方在李长明故意伤害一案的刑事案件中达成协议，约定李长明一次性支付毕务芹各种损失10万元，其中并未提到劳务费或抵扣的劳务费，故一审法院以劳务纠纷在故意伤害事实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不符合协议中约定的故意伤害引起的所有纠纷一次性了结为由，认定该协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劳务纠纷已经解决，对姚国贞、毕务芹主张的双方之间劳务纠纷一并解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姚国贞、毕务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姚国贞、毕务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 卉审判员 张燕妮审判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