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73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春梅，女，汉族，1984年3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廉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礼武，男，汉族，1982年7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赶生，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雅怡，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明亮通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塘尾村宝塘工业区B三栋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98459611W。法定代表人：唐宗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堃，广东昂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春梅、张礼武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明亮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春梅、张礼武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赶生，被上诉人明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宗明、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春梅、张礼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明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明亮公司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明亮公司一直以来都是通过戴振兴接单并收取部分货款，龙春梅通过戴振兴和唐宗明已支付全部货款，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一）龙春梅的订单均是发送给明亮公司的员工戴振兴，一审法院遗漏该关键事实未查清。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供货协议，明亮公司只提供了供货单，但未提供龙春梅所需的订单或者相关证据。明亮公司的供货需求不可能凭空出现，之所以无法提供，是因为明亮公司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通过戴振兴向龙春梅接单的。说明戴振兴一直是明亮公司的员工，案涉货物的订单也是通过戴振兴接的，该事实对查明本案具有重要作用。（二）明亮公司辩称与戴振兴已解除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明亮公司辩称：“戴振兴原系明亮公司员工，2016年初已经同戴振兴解除劳动关系”，该陈述与事实不符。通过明亮公司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2016年5月11日，龙春梅回复唐宗明：“客气了，叫小戴帮我跟好点就，就感谢了”。2016年5月12日，唐宗明问龙春梅：“龙总，在吗？小戴说你那里有单，关照一下龙总”，龙春梅回复：“那么低的价格你们做不了啊！我下午就问他了”。2016年9月12日，龙春梅问唐宗明：“但是你家的价格，没经过我的同意下，乱开，这是怎么回事？”唐宗明回复：“真不知道，问问小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16年初之后案涉货物供货期间，双方之间还一直通过戴振兴来下订单并沟通，明显与明亮公司辩称于年初已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不符。（三）龙春梅一直以来都是通过戴振兴和唐宗明支付明亮公司货款，明亮公司从未提出异议。明亮公司还辩称：“公司从未授权戴振兴收取货款”。但实际上龙春梅通过戴振兴和唐宗明支付货款，是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明亮公司从未提出异议。从龙春梅与戴振兴之间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知，龙春梅一直以来就通过戴振兴向明亮公司支付货款，并备注“明亮”“明亮白片”等。这些备注与一审法院认定的龙春梅向唐宗明转账备注“明亮”“明亮白片”是一样的，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同样应该视为交易对象明亮公司，因为虽然唐宗明是明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振兴实际上也是明亮公司的员工，这一点，明亮公司也是承认的，只不过辩称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四）即使明亮公司与戴振兴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明亮公司从未通知龙春梅，且仍然通过戴振兴接单，戴振兴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明亮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直到2016年9月份，明亮公司还通过戴振兴向龙春梅报价、接单。虽然明亮公司辩称其与戴振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通知龙春梅，且认可戴振兴的代理行为，从未表示反对。且行业内的人都知道戴振兴与明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宗明等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而且从2014年开始，龙春梅就一直通过戴振兴向明亮公司购买手机玻璃贴片（成品、半成品）,戴振兴也是明亮公司的员工。因此，即使明亮公司与戴振兴解除了劳动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龙春梅完全有理由相信戴振兴是以明亮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交易，龙春梅也确信是同明亮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戴振兴的代理接单和收款行为仍然有效。二、龙春梅在签订对账单后向唐宗明支付了两笔费用共8万元，一审认定只支付3万元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龙春梅在对账单中确认截止2016年9月30日欠明亮公司货款353564元，其后龙春梅在2016年11月2日支付30000元，其余货款至今未付”。但是根据龙春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龙春梅除了在2016年11月2日向唐宗明支付30000元以外，还于2016年10月1日向唐宗明支付了50000元。也就是说，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龙春梅共向唐宗明支付了8万元。三、案涉合同是在龙春梅与明亮公司之间发生的，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张礼武为合同相对方，案涉货款与张礼武无关。（一）张礼武未参与合同的任何交易环节，从下单到付款，都是龙春梅个人所为。综合双方所有的证据材料，从未出现张礼武的名字，张礼武也从未在任何交易文件上签字。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从下单到收货再到付款，以及合同履行期间的沟通联系，均是龙春梅进行的。张礼武从未参与案涉货物的购销，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二）供货单上“鑫科张总”已明确是指龙春梅。明亮公司提供的供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为：鑫科张总（龙春梅）。从上述客户名称可知：第一，从字面上看，明亮公司的交易对象实际上是“鑫科”这个主体，至于这个主体究竟企业还是公司或者是个体，都不是很清楚，从字面上理解，更像是鑫科公司的张总。但从括号可知，实际上交易主体是龙春梅；第二，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可以确定交易对象是指龙春梅，这与第一点相互印证；第三，鑫科张总没有指明是张礼武，也可能这个客户就叫“张鑫科”。至于明亮公司辩称对账单上显示为“鑫科张总”，张总就是张礼武，但这是明亮公司的片面之词：首先，该对账单是Excel表打印而成，很明显看到“鑫科张总”的“总”字右边少了一部分，明显是后面隐藏了部分文字。结合明亮公司自己打印和提供的供货单可知，该处完整表述也应该是“鑫科张总（龙春梅）”；其次，对账单上是龙春梅签字的，也印证明亮公司的交易对象实际上是龙春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龙春梅、张礼武共同以‘鑫科’的名义与明亮公司进行交易”，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明亮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龙春梅、张礼武的上诉理由与一审的庭审答辩意见一致，请求二审驳回龙春梅、张礼武的上诉请求。明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龙春梅、张礼武支付拖欠明亮公司货款323564元及利息（从2016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为12,942.56元）；二、判令龙春梅、张礼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明亮公司持有多份2016年7月至8月的送货单，送货单上载明的客户名称为“鑫科张总（龙春梅）”。明亮公司称，龙春梅、张礼武通过电话或微信下单，明亮公司通过快递或司机送货，由龙春梅、张礼武的工作人员签收。明亮公司还持有一张对账单，载明客户为“鑫科张总”，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总欠货款358251.2元，退货4687元，余款353564元。明亮公司称“鑫科张总”即张礼武。根据龙春梅、张礼武提交的龙春梅的银行记录，龙春梅多次向明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宗明账户转入款项，转账用途和交易摘要备注为“明亮”或“明亮白片”，最后一笔是2016年11月2日的30000元。龙春梅的银行记录还显示，其多次向“戴振兴”转入款项，转账用途和交易摘要备注为“AB胶”、“胶”、“明亮”或“明亮白片”。龙春梅、张礼武称，其与“戴振兴”有合作关系，将货款支付给“戴振兴”，“戴振兴”再与明亮公司进行货款结算。龙春梅、张礼武还提交了一份“借条”，内容为“戴振兴”向龙春梅借款75万元，8个月内还清，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4日”。另，深圳市鑫普斯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戴振兴。明亮公司称戴振兴原系明亮公司员工，2016年初已经同戴振兴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从未授权戴振兴收取货款。明亮公司还持有一张欠条，内容为“截止到2015年11月26日，鑫科龙总（龙春梅）欠明亮通讯唐总（唐宗明）货款为450000元正，大写：肆拾伍万元正。概无退货其他”，落款为“龙春梅”、“26/11”。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明亮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之间互相印证，足以证明龙春梅、张礼武共同以“鑫科”的名义与明亮公司进行交易的事实。龙春梅在对账单中确认截止2016年9月30日欠明亮公司货款353564元，其后龙春梅在2016年11月2日支付30000元，其余货款至今未付，因此，明亮公司主张龙春梅、张礼武支付货款323564元及从2016年10月1日起计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龙春梅、张礼武的抗辩，首先，龙春梅、张礼武称通过深圳市鑫普斯实业有限公司采购玻璃贴片等，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其次，龙春梅、张礼武称受深圳市鑫普斯实业有限公司指示向明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宗明转账，亦未提交相应证据，第三，龙春梅向明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宗明的转账记录的转账用途和交易摘要备注为“明亮”或“明亮白片”，表明其明确的交易对象即为明亮公司。因此，对龙春梅、张礼武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龙春梅、张礼武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明亮公司货款323564元及利息（以3235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10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案件受理费6348元，保全费2138元，由龙春梅、张礼武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明亮公司、龙春梅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龙春梅主张确认353564元的对账单截至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其在2016年10月1日向明亮公司转账5万元，该5万元应当予以扣减。本院认为，对账单记载2016年9月30日龙春梅打入5万元，银行转账显示2016年10月1日转入5万元，该日期仅相差一天，经查阅龙春梅的银行账户明细，在2016年10月1日前后半年均没有5万元的转款，该10月1日转账的5万元与9月30日的5万元应为同一笔，龙春梅主张在9月30支付5万元以外，其还支付了5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张礼武主张涉案货款为龙春梅个人债务，其不应承担付款义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龙春梅属于个体经营，所欠货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张礼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涉案货款为龙春梅个人债务进行了约定，也未能证明该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则张礼武应当对该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张礼武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龙春梅、张礼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需要说明的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在履行一审判决时，涉案利息应明确为以3235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48元（已由上诉人龙春梅、张礼武预交），由上诉人龙春梅、张礼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楠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