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43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勇，男，1971年8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北京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果力，北京湛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兴谷A区兴谷路3号。法定代表人：熊维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阳，北京市道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先梅，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维平，男，1971年4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阳，北京市道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先梅，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7民初12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果力，被上诉人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先梅、张振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金典汉方公司回购李勇所持10%股权，回购对价为2000万元及自2015年9月10日起以2000万元作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5%的标准计算利息直至回购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请求熊维平对上述股权承担共同回购义务，回购对价为2000万元及自2015年9月10日起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直至回购款付清之日止；4.请求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为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的资产负债表（2017、2018两个会计年度）及年度利润表（2017、2018两个会计年度）。上述报表均为金典汉方公司直接掌握且单方制作的内部材料，在本案诉争事项及待证事实均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身份关系、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体内容，亦不涉及人民法院需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事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顾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直接调取未经客观审查的财务报表，并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直接依据，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中立、客观的审判地位，侵害了李勇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法院对《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20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发生于金典汉方公司改制之前，因金典汉方公司尚未完成公司改制，故李勇无法对金典汉方公司的实际股份价值进行客观评价，因此在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的提议下，李勇同意按照预估的公司股份价值进行合同约定，即《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2款，该约定不存在溢价出资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后，李勇发现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隐瞒了公司改制过程中已经确定的公司实际价值。基于此，考虑增资前公司实际公允价值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增资方式为增资人民币222万元，持有金典汉方10％股份。而后，双方依据上述增资方式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双方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均未约定溢价增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顾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约定的李勇增资获得的股份为普通股（一元／股）的约定，直接将本次增资行为认定为“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票”的溢价增资行为，并将2000万元全部认定为溢价增资款，有悖于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对金典汉方公司章程约定内容认定有误。一审法院将金典汉方公司改制过程中，公司发起人所做出的净资产折股方式，与本次增资约定进行内容拼凑，曲解了章程约定的本意。根据变更后的金典汉方公司章程，金典汉方公司系由净资产折股的方式进行改制，改制过程中，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将净资产的650万元折为股本，股本总数为650万股，折股后的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普通股的定义为1元／股，新增股东认购股份全部为普通股，即按照1元／股的票面价值认购。章程约定的“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仅适用于公司股改过程中净资产折股后的剩余部分，而不应适用于发起人之外的新增股东。此外，章程明确约定，公司的2222万股全部为普通股，由此可见李勇在本次增资过程中所认购的股份为平价发售的普通股份，而非高于票面价值发售的溢价股票。3.一审法院对金典汉方公司财务状况认定不清，并以未查清事项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有悖于客观公正。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财务报表缺乏真实性、客观性，为金典汉方公司单方制作，自行向税务机关填报的材料，报表内容既未经税务机关的核查认证，又未经法庭的真实性审查，且该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仅反映了2017及2018两个会计年度的信息，不足以反映2015年至一审判决作出期间的整个财务状况。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将本案诉争款项2000万元直接认定为溢价增资款，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应当适用于股份溢价发行的情形，而本案无论是《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均未作出过溢价出资的意思表示，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溢价增资行为。四、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应在尊重协议双方及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评价，并将客观事实作为确定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1．关于本案是否为溢价增资行为的认定。本案中，无论从协议约定，还是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的内容上看，所反映的真实增资情况均为以票面价值进行股份认购。虽然《股权转让合同》中预估了金典汉方公司的市值为1．8亿元，但并未做出任何溢价投资的意思表示。在本案当事人均未做出溢价增资表示的情况下，李勇的实际增资款仅为222万元，而非全部的2000万元，因此剩余的1778万元不应作为资本溢价进行认定。李勇的股权认购非通常意义上的股权投资行为，是在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因资金困难，无法全额支付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做出的具有一定融资性质的行为，持有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目的并非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利润分配，而是为未来债权的实现进行担保。因此，在认定2000万元款项性质的过程中，应当全面考察合同的签署背景、签署目的、条款约定及履行方式，进行全面客观的认定。2．关于金典汉方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义务的认定。首先，《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并未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约定条件成就时，金典汉方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按照约定的利率标准回购约定款项。其次，李勇的增资款为222万元，剩余的1778万元并非实际增资款。在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章程未对该1778万元款项进行资本出资确认，及李勇未做出任何出资确认的前提下，不应将其认定为超出股票票面价值认购股份的溢价出资金额，否则有悖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金典汉方公司对该部分1778万元的回购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金典汉方公司按约定方式回购该部分款项存在履行的可行性，不违背公司的资本维持原则。第三，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回购约定款项属于对合同约定债务的履行，不应以其是否具有可分配利润作为前提条件。鉴于本案诉争款项2000万元并未系全部意义上的增资款，因此李勇出资222万元持有金典汉方公司10％股份的客观事实，并不影响李勇同时具备合法债权人的身份。李勇依据合同约定，依法主张合同之债，与其他债权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因其持有222万股的股份而将1778万元排除在合法债权之外。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222万股份存在履行障碍，但由金典汉方公司回购1778万元债权的主张应当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3．关于《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B轮）》（以下简称《B轮协议》）是否对熊维平具有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合同打印名称与最终实际签署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不应当然的认定为合同无效，应当结合合同的签署背景、签字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等情形进行综合评价。熊维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在合同上签字所形成的法律后果充分认知，并对其签字确认的合同义务承担法律责任。虽合同打印的甲方名称与实际签字方不一致，但不影响真实签字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否则，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保护合同双方的合理信赖基础。反之，鉴于该《B轮协议》由熊维平单方提供，如熊维平故意通过不正当方式，导致其与李勇所签署的《B轮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将直接损害李勇的合法权益。因此，如果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熊维平存在重大的过错，其应对该合同无效承担过错责任，赔偿李勇的全部经济损失。金典汉方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勇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勇用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并完成了股权认购和工商登记变更，其中1778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公司章程和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局提供的2017年资产负债表都能证明1778万元确已计入资本公积金，也与《股权转让合同》中李勇用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的事实相互印证。李勇上诉主张的1778万元债权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李勇一审诉请和上诉请求都是请求回购其所持的10%股权回购款2000万元，与此相矛盾，同一合同中当事人不能既是股权人又是债权人，该主张也超过了法定的3年诉讼时效。李勇仅于2019年3月5日第一次开庭时主张1778万元的债权，于2015年已经超过3年。本案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最高院的案例也认定公司作为主体回购股权协议的无效性，故一审法院驳回李勇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熊维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勇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熊维平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熊维平与李勇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熊维平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B轮协议》上签字系行使职务行为，不具有合同的主体性。《B轮协议》没有生效，《B轮协议》第九条明确约定“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中金典汉方公司没有盖章，所以协议未生效。李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李勇所持有的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回购对价为2000万元，并自2015年9月10日起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5%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熊维平对上述股权承担共同回购义务，支付2000万元对价，并自2015年9月10日起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金典汉方公司与熊维平承担本案律师费30万元；4.判令金典汉方公司与熊维平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李勇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的补充合同》，用以证明依照双方合同约定，金典汉方公司有回购股权的义务，且回购条件已成就。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表示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之间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不仅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利益，还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法院经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法院予以认定。2.李勇提交的《B轮协议》，证明双方之间属于融资行为，并非通常意义的股权投资行为，双方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且熊维平为本合同的签订方，应承担此合同项下的回购义务。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其表示签订协议的双方为金典汉方公司与李勇，熊维平不是合同相对方，该协议第九条约定“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仅有金典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熊维平的签字，并没有加盖公章，故该协议并未生效。法院结合其他证据对其综合予以判定。3.李勇提交的金典汉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与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李勇以增资222万元取得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剩余1778万元未计入注册资本也未计入资本公积金，不属于溢价增资，故该1778万元并非李勇的投资款，对于该笔款项的回购不受《公司法》的限制。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法院经认证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法院予以认定。4.李勇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票据，证明李勇支付的律师费。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表示李勇提交的律师费票据共计7万元，李勇要求给付律师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结合其他证据对其综合予以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9日，李勇作为转让方A、徐某作为转让方B与受让方金典汉方公司及目标公司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1.在合同签订之日，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2.李勇、徐某等二人系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现有全体股东，持有该公司百分之百股权，是该公司的合法股东。其中：李勇持有公司90%的股权；徐某持有公司10%的股权。3.转让方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将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受让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其中：受让方受让转让方A李勇持有的目标公司90%的股权，受让方受让转让方B徐某持有的目标公司10%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4.各方约定转让方本次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4000万元为现金。另外人民币2000万元，受让方将以转让方接受的市值认购形式予以履行。5.各方同意按如下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受让方应于本协议双方盖章签字后3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800万元整，同时受让方即派人员入驻着手相关工作。（2）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200万元应于股权变更手续递交工商部门之日支付（时间为本协议双方盖章签字后30日内，税务手续原因延长除外）。（3）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股价按公司在股改后市值1.8亿人民币计算；转让方向工商递交变更手续之日起，受让方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股权认购手续。如受让方三年内没能挂牌上市（含新三板），受让方应无条件按人民币2000万元加上期间12.5%的年利率利息回购转让方的股权。2015年10月22日，李勇作为转让方A、徐某作为转让方B与受让方金典汉方公司及目标公司大地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约定：转让方与受让方原合同约定，转让方本次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4000万元为现金。另外人民币2000万元，受让方将以转让方接受的市值认购形式予以履行；现将其中人民币4000万元为现金修改为“受让方承担自目标公司95%股权转让日起，编号为（NZ-YW01-2014-003-000）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受让方承担该债务的行为折抵应支付给转让方人民币4000万元现金中的1313.5万元，受让方实际支付人民币2686.5万元，因受让方已经支付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800万元整，因此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886.5万元应于股权变更手续递交工商部门之日支付到目标公司指定的账户”。2015年12月30日，金典汉方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勇签订《B轮协议》，约定：1.认购标的：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2.公司估值：18000万元。3.认购比例：11.11%；本轮增资拟将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乙方占本轮变更后股权的比例为10%；股本为222万股（详见B轮股权认购后的章程）。4.乙方同意认购股权的总金额为：2000万元。5.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在三日内（节假日除外）向甲方的账户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款项。［注：股权转让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万元），此金额是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履行合同编号001《股权转让协议》见附件一所支付的股份价值。］6.甲方若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挂牌上市，甲方将确保乙方2000万认购股份资金以年利率12%的固定收益，按资金实际占用时间一并计算回购乙方所持的股份，乙方可以单方选择继续持股或部分持股。甲方控股股东有优先购买权。7.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金典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维平在甲方落款处签字，李勇在乙方落款处签字，金典汉方公司未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李勇持有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金典汉方公司至今未上市。另查，1993年3月18日，金典汉方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熊维平。2015年9月17日，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按审计的净资产折股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为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2月5日，金典汉方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其中第五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22万元；第十五条规定：公司系由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瑞华专审字【2015】01680016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5月31日，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333296.74元、负债为1828064.98元、净资产为6505231.76元。公司的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此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按照不高于上述净资产的数额折股，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为650万股（2015年8月31日变更），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普通股，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后经过增资）公司股份总数为2222万股（含新股东增资），全部为普通股；新增股东李勇认购股份222万股，持股比例10%。2015年12月5日，金典汉方公司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增加股东李勇；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0万元增加至2222万元，本次增资共计222万元，全部由李勇出资，认缴资金于2015年12月30日缴齐；同意修改后的章程。2015年12月29日，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程序，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新增李勇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4月11日，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部门提交其编制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其上显示金典汉方公司实收资本（或股本）年初余额为2000万元，期末余额为2222万元，增加222万元；资本公积年初余额为1678670.57元，期末余额为19458670.57元，增加1778万元。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机关报送的2017年至2018年两个会计年度利润表显示，金典汉方公司均为亏损状态，净利润为负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二、李勇出资2000万元性质如何认定；三、股权回购主体是否包括熊维平；四、股权回购是否具备履行可能性。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从性质上看，本案属于“对赌协议”引发的投资纠纷。实践中所称的“对赌协议”，是指在股权性融资协议中包含了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等对未来不确定事项进行交易安排的协议。从签约主体的角度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和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对于“对赌协议”引发的投资纠纷，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投资原则，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平衡投资方、公司股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与目标公司对赌，指的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当目标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实现双方预设的目标时，由目标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回购投资方的股权或者向投资方承担现金补偿义务。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就是李勇作为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即金典汉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预设了目标，即金典汉方公司应在三年内挂牌上市，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双方预设的目标，金典汉方公司应否承担股份回购或者现金补偿义务。该对赌条款是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在缔约过程中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是双方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也起到激励融资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进行资本运作的作用，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对赌条款签订时，金典汉方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后金典汉方公司虽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原则上禁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但同时亦规定了例外情形，即《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上述例外情形的，《公司法》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因此，《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二、李勇出资2000万元性质如何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对价款，股价按金典汉方公司预估的公司市值1.8亿元计算，李勇向工商部门递交大地公司变更手续之日起，金典汉方公司应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上述约定，李勇出资的2000万元是其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的对价。《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在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前，金典汉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李勇认购股份后，金典汉方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变更后的金典汉方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2222万元；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普通股，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股份总数为2222万股，其中李勇认购股份222万股，持股比例10%。”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机关报送的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显示，1778万元确已计入资本公积金。故李勇出资的2000万元全部为溢价增资的股权对价。李勇提出的其持有金典汉方公司10%股权的出资款为222万元，1778万元并非增资款的主张，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不符，且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为“对赌协议”，并非借款，故李勇提出的2000万元属于约定了期限及固定收益的借款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三、股权回购主体是否包括熊维平。首先，签订《B轮协议》的双方为金典汉方公司与李勇，并不包括熊维平。其次，该协议中明确约定“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现该协议甲方仅有金典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熊维平的签字，并没有加盖金典汉方公司的公章，故该协议并未生效。最后，虽然《B轮协议》落款处有熊维平的签字，但因该协议所确定的合同双方并不包括熊维平，熊维平作为金典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更不能确定由熊维平个人承担合同项下金典汉方公司的义务。故熊维平不存在回购李勇股权的义务。四、股权回购是否具备履行可能性。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北京金典汉方有限责任公司，但金典汉方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按审计的净资产折股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故该股权回购义务应由股改后的金典汉方公司承担。《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回购条款虽然有效，但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依约以2000万元回购其持有的金典汉方公司10%股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还需确定金典汉方公司履行上述义务是否具备法律及事实上的可能性。首先，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依照此规定，《公司法》原则上禁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但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就本案而言，金典汉方公司并未减少注册资本，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例外情形，故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其股权的诉讼请求，存在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其次，李勇作为金典汉方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这种资产收益主要体现为利润分配，经法院向税务机关调取金典汉方公司近两年的财务报表，其上显示金典汉方公司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无可供分配的利润，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相应利息，将会损害金典汉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其他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还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亦会影响其他股东的利益，故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股权的诉讼请求，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综上，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回购股权并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李勇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李勇申请北京恒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欲让证人从会计专业角度解释资本金增加和资本公积增加的逻辑关系和账户逻辑，并对增加需要哪些会计凭证和依据作出解释。证人李某作证称，我们接受当事人李勇的委托，去金典汉方公司审阅财务帐薄，金典汉方公司提供了相关的财务报表资料给我们。我们暂时还没有被允许去看金典汉方公司的其他财务资料。针对现在已经获取到的财务报表资料，我做一下解释，目前我们获取到金典汉方公司律师签字的材料是截至2015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19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目前根据相关的财务报表，我们发现一些疑问，这些疑问需要进行财务账簿的审阅来进行佐证。首先关于2017年12月31号的资产负债表，根据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部分，实收资本科目年初数是2000万，期末数是2222万，资本公积年初数是1678670.57元，期末数是19458670.57元。因为我们没有获取到原始凭证，如果记录李勇货币出资的话根据财务借贷的双向复式记账法肯定要看公司账户是否有相应的资金。这张报表的货币资金，年初数只有1326758.63元，期末数有2370384.66元，根据我们的职业怀疑态度，这张报表看不出这是怎样出资的。我们看这张报表其他应收款科目，此科目通常核算的是企业支付给其他公司的款项，是企业暂付给其他公司的往来款项，记录与其他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资金往来或与关联方的往来，如果是与供货方之间的往来款项要计入到应收账款。在2017年度，其它应收款年初数是37129621.69元，期末数是61785267.66元，突然增加了将近2500万，往来科目巨额增加。通过目前的报表，如果仅看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谁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出资，通常这种情况，如果能进行审计的话，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通常会审阅公司的财务账簿，查看银行回单，具体来追溯到底是哪一天谁来进行了投资，到底有没有货币资金。如果没有货币资金，为什么会有突发性的往来，增加这么大。所以目前这个报表是无法佐证有没有资金进入，看不到具体资金的变动情况。如果有实际资金进入要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中。作为专业人士来看，现在这些财务报表肯定是有一定问题。如果想确定是不是有问题，必须要通过财务的原始凭证来确定。李勇质证意见为，认可证人证言。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系，证人所有的回答都是可能、存在疑问。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证人所述的金典汉方公司财务报表存在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当事人之间“对赌协议”引发的投资纠纷，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应当适用合同法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系李勇作为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即金典汉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预设了目标，即金典汉方公司应在三年内挂牌上市，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双方预设的目标，金典汉方公司应否承担股份回购或者现金补偿义务。在上述协议签订时，金典汉方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此后金典汉方公司虽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原则上禁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但同时亦规定了例外情形，即《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上述例外情形的，《公司法》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因此，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对价款，股价按金典汉方公司预估的公司市值1.8亿元计算，李勇向工商部门递交大地公司变更手续之日起，金典汉方公司应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依上述合同约定，李勇出资的2000万元是其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的对价。《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李勇认购股份后，金典汉方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变更后的金典汉方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2222万元；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普通股，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股份总数为2222万股，其中李勇认购股份222万股，持股比例10%。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机关报送的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显示，1778万元确已计入资本公积金。李勇出资的2000万元为合同约定的股权对价。李勇上诉主张该2000万元并非全部为溢价增资的股权对价，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不符且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股权回购是否具备现实履行性。对于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职权中包括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相关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公司因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本案中，金典公司作为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李勇请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例外情形。李勇上诉主张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回购其所持有的股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金典汉方公司的经营状况，判决驳回李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李勇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李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灵灵审 判 员 陈 静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法官助理 冯 妍书 记 员 高 媛书 记 员 刘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