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3行终5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姜伟成。委托代理人顾正琳。委托代理人欧以文，上海市沪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祁骏，男，198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太霞，女，1962年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以上两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刁宏，上海市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刚，男，195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四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杰，女，195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艳艳，女，197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淑华，女，195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官梅，女，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以上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恺，上海嘉创润华律师事务所。原审第三人孙淑芳，女，195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虹口区。原审第三人祁小妹，女，194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原审第三人孙艳军，男，200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委托代理人官梅(孙艳军之母)，女，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祁骏、谢太霞因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8)沪7101行初44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上海市泰兴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公房，承租人为祁德昌(2016年5月死亡)，租赁凭证记载租赁部位二层后楼(使用面积9平方米)、二层亭子间(使用面积8.8平方米)，公用租赁部位底层灶间、晒台。2015年9月30日，案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所在地块为静安区73街坊。2015年12月20日，祁骏受祁德昌委托与静安房管局签订了征收编号为J73-A0637-219《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被诉征补协议)。被诉征补协议约定，静安房管局提供该户产权调换房三套(现址为松江区佘山镇华莹山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号XXX室；沿港河路XXX弄XXX号XXX室)及补偿款若干，认定祁德昌、沈桂珍(2016年2月报死亡)、孙志刚、孙志强(2017年7月死亡)、孙淑华、郭杰、祁骏、谢太霞、官梅(孙志强妻子，拟进)为居住困难人员。现松江区佘山镇华莹山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号XXX室产权人分别为祁骏、谢太霞；沿港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还未交付；剩余补偿款项分别由祁小妹的委托代理人案外人郭某(祁小妹之女)领取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181,764.78元，由祁骏领取人民币447,047.98元。孙志刚、郭杰、孙艳艳、孙淑华、官梅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诉征补协议无效。原审另查明，户籍在册人员孙艳艳因其松乐路XXX号XXX室房屋被核出居住困难人员认定名单。孙艳军系官梅之子，出生于2000年9月19日，案涉房屋所在地块征收决定作出之日为2015年9月30日。《静安区73街坊旧城区改建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核定办法》中载明，截止房屋征收决定作出之日，不具有被征收房屋处常住户口，在本市无他处住房，或虽有他处住房但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含)的人员，且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其生父母一方被核定为本地块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人员的，应被列为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核定对象。又查明，祁小妹以委托书的形式书面授权案外人郭某处理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其中一项委托权限为领取征收补偿货币款及各类补贴费用，落款签字显示为“祁德昌”“祁骏”“郭某”的人民调解书载明“申请人祁德昌、申请人祁小妹……经调解达成如下协议：经当事人协商一致，祁小妹全权委托郭某作为本次房屋征收相关事宜的全权代理人；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祁小妹得泰兴路XXX弄XXX号亭子间的征收补偿款，其他各类奖励费10万元……”。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艳军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孙志强、官梅均被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员，官梅之子孙艳军在征收决定作出之日起未满十八岁，且无证据证明孙艳军不符合居住困难人员认定的条件，孙艳军应当被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员，而征收双方在签订被诉征补协议时将其遗漏，被诉征补协议应当被确认为无效。协议被确定无效后，征收双方应当积极协商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协商不成，静安房管局应当及时报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需要指出的是，本案涉及的家庭内部对征收补偿利益分配的异议问题，当事人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于2019年4月24日判决如下：一、确认静安房管局与祁骏于2015年12月20日签订的被诉征补协议无效；二、祁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静安房管局返还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华莹山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三、谢太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静安房管局返还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华莹山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四、祁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静安房管局返还征收补偿款人民币447,047.98元。五、祁小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静安房管局返还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181,764.7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静安房管局负担。判决后，静安房管局及祁骏、谢太霞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静安房管局上诉称：被诉征补协议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没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静安房管局据此向祁小妹发放补偿款合法有据、金额适当；该户在居住困难人口认定的过程中未提交关于孙艳军的材料，公示时该户未提出异议，一审时提供的孙艳军的户口簿签发日期为2018年11月6日，该时间已不在签约期，其户不可能在签约期内提供孙艳军的身份信息；被诉征补协议第十八条第三点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若认定居住困难有误，静安房管局有权予以更正并对补贴款进行多退少补，居住困难人员认定错误并不导致协议无效。原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有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认定被诉征补协议有效，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祁骏、谢太霞共同上诉称：祁骏代表祁德昌的意思在被诉征补协议上签字，但不表明其认可协议内容，被上诉人系空挂户口，没有实际居住，不应当作为安置对象，对被征收房屋的安置补偿不享有权利；祁小妹并非安置对象，祁骏系被迫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名，谢太霞亦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且当时征收工作人员说给祁小妹的利益是被诉征补协议之外另补的，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静安房管局向祁小妹发放补偿款，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一直居住于案涉房屋内，祁德昌仅在沈桂珍死后居住于此，原审判决确认协议无效，但未判决恢复案涉房屋原状，导致上诉人无房可住，故请求依法认定居住困难人员，确认被诉征补协议的效力，并要求加判恢复案涉房屋原状，返还上诉人或折价补偿，并赔偿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孙志刚、郭杰、孙艳艳、孙淑华、官梅共同辩称：居住困难申请表及居困申请的委托书并非其本人填写或签名，其不清楚居住困难申请的流程；新老户口簿及出生证明均能反映孙艳军的出生情况，该户曾在签约前向征收工作人员提交过孙艳军的材料，但当时得到的回复是外地小孩不算，被诉征补协议遗漏孙艳军的居住困难认定，损害了该户整体的征收补偿利益；被诉征补协议选择产权调换房屋时没有用足补偿款项，仅选购三套房屋，致使在本市没有住房或住房困难的被上诉人无法获得房屋安置；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静安房管局向并非在册户籍人员、同住人的祁小妹发放补偿款项，损害了该户的补偿利益和财产权；案涉房屋系祁德昌、沈桂珍共同居住，祁骏、谢太霞没有实际居住过，而是租住附近其他房子。被诉征补协议应属无效，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孙淑芳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祁骏、谢太霞系租住在被征收房屋附近。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祁小妹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孙艳军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海市静安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征收编号为J73-A0637-219《静安区73街坊旧城区改建项目结算单》记载，案涉房屋居住困难认定人数9人，(一)协议书应付总计1，436，804元，(1)协议书包含房屋价值补偿金额2,488,710元，(2)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645,160.11元，(3)协议书包含已购房屋3套优惠总价计1,697,066.30元；(二)本结算单额外增加发放费用为按期搬迁奖励、搬场补贴、家用设施移装补贴、协议生效奖励、协议生效计息奖励、过渡费补贴共计192,008.76元；合计1,628,812,76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就另行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进行调解，但各方分歧较大，导致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诉征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根据在案的人民调解书(落款日期2015年11月3日)显示，在被诉征补协议签订前，公房承租人祁德昌以及祁骏在被上诉人孙志刚、郭杰、孙淑华、官梅等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将泰兴路XXX弄XXX号亭子间的征收补偿款及相关奖励即原审查明的约定内容给予非案涉房屋在册户籍人员的原审第三人祁小妹。但至少从时间上看，案涉公房承租人祁德昌委托上诉人祁骏代表被征收户，与上诉人静安房管局签订被诉征补协议，系在该人民调解书日期后。被诉征补协议认定的居住困难人员，包括祁德昌、沈桂珍、祁骏、谢太霞、孙志强和被上诉人孙志刚、郭杰、孙淑华、官梅在内的户籍在册人员9人，其中并不包括祁小妹。之后，静安房管局依据被诉征补协议以及人民调解书的约定，直接向非户籍在册人员祁小妹以及祁骏、谢太霞交付了该户全部货币补偿款和3套安置房屋中的2套。静安房管局实际以其履行行为认可了人民调解书的效力，并以该人民调解书作为被诉征补协议的履行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孙志刚、郭杰、孙艳艳、孙淑华、官梅对该人民调解书的效力提出争议，虽然该人民调解书的有效性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评判，但就《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而言，明确公有住房承租人以租用公房凭证所载明的承租人为准，而从静安房管局因认可人民调解书对“泰兴路XXX弄XXX号亭子间归祁小妹所有”的内容及其对被诉征补协议的实际履行结果来看，实质上已改变了被诉征补协议所确定的案涉公有房屋承租人系祁德昌一人的认定。其次，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的规定，被征收户内共同居住人享有同等的征收补偿权利，但根据祁骏的当庭陈述，其作为祁德昌的委托代理人签订被诉征补协议时，并不认为被诉征补协议中确定的居住困难人员享有协议项下的征收补偿利益。且从原审和二审情况来看，祁小妹作为领取了被征收户征收补偿款计1,181,764.78元的当事人，原审中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二审中虽经本院联系通知亦无果。因此，按照被诉征补协议的约定，在包含了该户中被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员整体补偿安置利益的情况下，静安房管局向被诉征补协议之外的主体即祁小妹发放征收补偿款，忽视了必要的法律风险问题，影响并有可能损害被征收户内相关居住困难人员可以通过依法分配而享有的征收补偿安置的权利，故依法应予纠正。其三，经原审审理查明，被诉征补协议遗漏了应当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员的被上诉人官梅之子孙艳军，实际造成了被征收户未获得该地块征收补偿方案所应给予的足额补偿，损害了该户的整体安置补偿利益，且根据该征收地块的产权调换房屋选购办法，被征收户目前并未足额选购产权调换房屋，如再加上增加的孙艳军的居住困难补贴，在安置房屋的选购上亦有调整或增加的可能性。被上诉人等诉称他处无房，希望另行协商增加房屋补偿安置的要求，亦无不当。因此，根据被诉征补协议第十八条第三点的约定，直接判决增加居住困难补贴，不足以保护被征收户的整体安置补偿利益，静安房管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祁骏、谢太霞二审期间提出要求恢复已拆除的案涉房屋原状，本院认为，因案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且已依法拆除，恢复原状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必要性。需要指出，本案判决后，各方必须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同时，应积极协商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如不能达成协议，静安房管局应及时在二个月内报请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明确被征收户的补偿安置权益，避免被征收户的合法权益受损。本案中，案涉房屋已经拆除，静安房管局应予充分考虑，不应以报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为由而减损原被诉征补协议中已确定的该被征收户的安置补偿利益。另外，被诉征补协议系祁骏受祁德昌委托而签订，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被诉征补协议无效时将该协议系“被告静安房管局与第三人祁骏”签订的表述不严谨，应予纠正，但该表述不影响原审判决主文对被诉征补协议无效的确定与处理，故对原审判决结果，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静安房管局、祁骏、谢太霞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确认被诉征补协议无效并对协议无效后果所进行的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及上诉人祁骏、谢太霞各负担人民币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文忠审判员  沈莉萍审判员  朱晓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朱小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