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奥福环保有限公司（原名称北京奥福环保设备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张庄村工业开发区16号。法定代表人：闫庆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男，北京奥福环保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来，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盛源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宁晋县贾家口乡小河庄村。法定代表人：翟彦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平，男，河北盛源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北京奥福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盛源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10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奥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改判驳回盛源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由盛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概要。盛源公司曾派陈庆生与王某到奥福公司推销电缆等产品，王某为盛源公司北京办事处总负责人，陈庆生为盛源公司业务人员。经洽淡双方签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落款处“盛源公司委托代表人：王某”为提前打印，该《购销合同》为陈庆生本人带至奥福公司签署（以上事实与证人周某所述一致）。在《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发货等事项也均为陈庆生与奥福公司联络，在陈庆生代表盛源公司向奥福公司催要货款时，奥福公司要求其带着盛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及收货单。经核查，奥福公司按照《购销合同》约定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300000元。在陈庆生与奥福公司商谈以车抵货款时，因涉及车辆过户，奥福公司要求陈庆生出具了盛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并与盛源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以车辆抵扣货款100000元。关于剩余86758元货款，因盛源公司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给奥福公司造成较大损失，经双方协商，剩余款项奥福公司不再向盛源公司支付，至此，《购销合同》已履行完毕。二、一审法院未认定奥福公司已向盛源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奥福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庆生有代理权限来处理两公司间的《购销合同》货款事宜，一切后果应由盛源公司承担。首先，在《购销合同》签订之时，陈庆生作为盛源公司的业务代表在场，虽《购销合同》中载明的盛源公司委托代表人为王某，但根据证人周某的证言以及盛源公司所提交的事情经过说明中所载明的事实都可说明，是陈庆生与王某共同与奥福公司的委托代表周某见面洽谈合作事项，并签署《购销合同》，奥福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庆生是盛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次，陈庆生分别于2013年7月22日、2013年11月6日从奥福公司处领取银行承兑汇票共计300000元，向奥福公司出具盛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货单以及加盖“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收款人陈庆生签字。因陈庆生曾代表盛源公司与奥福公司洽商及签订《购销合同》，奥福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庆生是盛源公司的工作人员。2014年10月14日，陈庆生持加盖“盛源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车辆转让协议书》到奥福公司办公地点办理以车辆抵债的事宜。《授权委托书》上写明：“盛源公司，现授权委托我公司的陈庆生，男，1977年3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前来贵单位办理电缆货款等相关事宜。代理人在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一切事物，我们均予以承认。”该《授权委托书》有盛源公司的公章及陈庆生的签名，基于上述《授权委托书》，奥福公司更加有理由相信陈庆生有代理权限来处理两公司间的涉案电缆货款事宜，一切后果应由盛源公司承担。最后，《购销合同》由陈庆生参与签订、电缆等产品运送与验收环节均由陈庆生本人参与、《购销合同》项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陈庆生向奥福公司传递送达，且陈庆生数次向奥福公司出具加盖盛源公司印章的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这些事实足以使奥福公司相信陈庆生是盛源公司有代理权限的工作人员。若盛源公司不承认陈庆生为其公司员工，那么本案中奥福公司只认可收取了陈庆生本人运送的电缆等产品，并且将货款交给陈庆生本人。该事实只能说明奥福公司和陈庆生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说明陈庆生向奥福公司运送的电缆等产品即为《购销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更不能当然地推断出奥福公司与盛源公司之间已实际履行了该份《购销合同》，奥福公司与盛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若盛源公司承认陈庆生为其公司员工及陈庆生的代理权限，则上述400000元货款已由陈庆生代表盛源公司收取，《购销合同》也已履行完毕。综上所述，陈庆生参与了《购销合同》的签订、电缆等产品运送与验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多个环节，且陈庆生数次向奥福公司出具加盖盛源公司印章的相关收据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上事实足以使奥福公司相信陈庆生是盛源公司有代理权限的工作人员，有权限处理《购销合同》货款事宜，奥福公司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一切后果应由盛源公司承担。三、关于盛源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的问题，不利后果应由盛源公司承担。在本案原审一审过程中，经盛源公司申请对奥福公司提供的三份收据上的“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上的“盛源公司”公章进行鉴定，发现《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上的公章与盛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留存的备案印章不符，三份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与盛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的财务专用章不符。根据盛源公司在原审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公司印章有三枚，其中第二枚和第三枚均未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签订《购销合同》时使用的为第二枚公章，第二枚公章已丢失遂刻制了第三枚公章，且盛源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起诉书等文书中所加盖的盛源公司印章与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的备案印章也不相符。虽盛源公司仅承认其有三枚对外印章，但因用章管理制度混乱，不排除其公司还存在其他对外印章的可能性。以上事实可证明盛源公司对外使用有多枚印章，在盛源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的前提下，即使本案中陈庆生为奥福公司出具的三份收据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所加盖的印章与盛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的相关印章不相符，也无法说明以上公章为无效印章，不得否认上述文件的效力。若因加盖印章与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印章不符为由否认上述文件的效力，那么《购销合同》上盛源公司所加盖印章也与其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印章不相符，该《购销合同》的效力也应予以否认。因盛源公司存在上述不规范用章的行为，且不排除盛源公司除上述其承认的三枚印章以外仍存在其他对外用章的可能性，故不能以陈庆生为奥福公司所出具的相关手续的印章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符而否认文件的效力。盛源公司对外用章管理制度混乱，不应由奥福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奥福公司无需向盛源公司支付违约金。根据《购销合同》第七条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到货日期每推迟一天扣除合同总额的百分之一。若卖方不能供货，赔付买方合同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上述违约金条款没有对奥福公司未按约定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这一行为作出约定。一审法院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但该条款是对违约责任作出的规定，而违约责任与违约金不可混为一谈。一审法院判决引用上述有关违约责任的法律条文说明盛源公司要求奥福公司承担违约金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其承担方式有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多种形式。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的，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我国法律法规并未直接对普通买卖合同作出法定违约金的规定，《购销合同》对于奥福公司未按约定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这一行为也没有对违约金作出约定，故本案中奥福公司未按约定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没有适用违约金的合法依据，奥福公司无需向盛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另本案中奥福公司不存在恶意违约的行为。奥福公司并非未向盛源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在奥福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陈庆生有代理权限的情形下，已经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以车辆抵债等形式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400000元，不存在有意违约的行为。直至盛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奥福公司才知道陈庆生的代理权限存在争议，作为没有过错的善意第三方，奥福公司已经按照《购销合同》约定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400000元，非恶意违约，不存在应向盛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事实依据，故奥福公司不应向盛源公司支付违约金。五、一审法院判决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关于盛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平是否具备代理资格问题，奥福公司在审理过程中也多次提出。在一审庭审笔录第六页与第十页证人王某的证言中两次提到其未与盛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马国平也一直未与盛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马国平在委托代理手续中提交的劳动合同极有可能系双方补签或伪造，即马国平不能作为盛源公司有代理权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若马国平所提交的劳动合同真实有效，则证人王某所述证言即为虚假陈述，其所述其他证言真实性也无法考证。六、一审法院判决关于二审诉讼费的处理不当，原二审诉讼费已于裁定发回重审时向当事人退回，一审法院无权处理二审诉讼费。七、关于本案原审一审中盛源公司申请鉴定的鉴定费应由盛源公司承担。盛源公司在原审一审中申请鉴定的内容是对三份收据上的“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上的“盛源公司”公章与其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既然其已在庭审中承认其公司存在三枚对外使用的印章，该鉴定内容毫无意义，该鉴定费应由盛源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奥福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庆生有代理权限来处理《购销合同》货款事宜，奥福公司向盛源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因盛源公司对外使用多枚印章，在盛源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的前提下，不应由奥福公司承担不利后果，一切后果应由盛源公司承担。《购销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奥福公司不存在恶意违约的行为，无需向盛源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盛源公司辩称，对一审法院判决关于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和原审二审受理费由盛源公司承担有异议，但未上诉。盛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奥福公司支付货款486758元；2．奥福公司向盛源公司支付违约金59708元（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3年5月7日暂计算至2015年4月7日）；3．诉讼费由奥福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8日，陈庆生与盛源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奥福公司的工作人员周某参与洽谈盛源公司与奥福公司买卖电缆合同业务。当天，盛源公司与奥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盛源公司为卖方，奥福公司为买方，盛源公司向奥福公司提供电缆，货款总计486758元。《购销合同》文本由奥福公司方提供，《购销合同》落款处买方奥福公司加盖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委托代表人周某签字；卖方盛源公司方加盖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委托代表人载明：王某。《购销合同》中对交货方式、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约定：2013年4月26日前，全部产品送到奥福公司指定现场——河北省唐山迁安市荣信钢厂机头机尾360㎡、240㎡电除尘项目，送货清单随货物同行，卖方将送货清单交由买方财务作为结算凭证。货物质量执行国家标准，质保期大于1年。质保期内实行“三包”。检验标准方法和地点及售后服务：货到指定地点后由现场负责人按产品质量标准或封样样品验收，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问题，卖方应在6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并在24小时内到现场解决。如果确定为产品质量问题，卖方做到包退、包换，买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损失全部由卖方承担。同时，约定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1、到货款：全部货物到达现场验收合格后，卖方出具验收人签字的验收报告、验收合格证书，且提供17%全额增值税发票给买方，买方见票后付合同总额的60%即292054．80元作为到货款；2、验收款：货到现场设备安装调试合格正常验收3个月后无质量问题，买方向卖方支付30%即146027．40元作为验收款；3、质保金：设备质保金为10%即48675．80元，质保金支付时间为设备安装调试合格负荷试运行正常满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付清。《购销合同》签订后，盛源公司向奥福公司指定现场交付了产品，2013年4月29日盛源公司为奥福公司开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486758元。2013年7月22日，陈庆生从奥福公司处领取2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并交给奥福公司一张加盖“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收款人陈庆生签字。2013年11月6日，陈庆生从奥福公司处取走1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并交给奥福公司加盖“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收款人陈庆生签字。2014年10月14日，陈庆生持加盖“盛源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到奥福公司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陈庆生以本公司名义前来贵单位办理电缆货款事宜”。陈庆生以盛源公司名义（乙方）与奥福公司（甲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以车主北京奥福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车牌号×××桑塔纳牌轿车转让给乙方，成交额100000元，于2014年10月14日交付乙方。在10日内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该《车辆转让协议书》由奥福公司加盖公章，陈庆生签字并加盖了“盛源公司”公章。陈庆生取走车辆，并交给奥福公司加盖“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收据记载“收到货款100000元”，收款人陈庆生签字。一审庭审中，盛源公司陈述其公章有三枚，其中第一枚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第二枚和第三枚均未备案。和奥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使用的是第二枚公章，现第二枚公章已经丢失遂刻制了第三枚，本案起诉书所用系第三枚公章。在原一审中，盛源公司于2015年6月4日申请对奥福公司提交的三份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以及《授权委托书》、《车辆转让协议书》中的公司公章与第一枚备案公章进行鉴定。2015年11月10日，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1、2013年7月22日、2013年11月6日、2014年10月14日的收据中印章印文“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样本中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印；2、2014年10月14日《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中印章印文与盛源公司备案公章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本案一审庭审中，盛源公司于2016年9月8日再次申请对《授权委托书》、《车辆转让协议书》中的公司公章与第二枚、第三枚未备案公章进行鉴定。2016年11月7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2014年10月14日《授权委托书》及《车辆转让协议书》中“盛源公司”公章印文，与两份样本即盛源公司的民事起诉书、签约日期为2013年4月18日盛源公司、奥福公司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上卖方“盛源公司”公章印文都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一审法院另查：北京奥福环保设备厂于2013年5月20日更名为奥福公司。另本案中陈庆生涉嫌伪造盛源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并从奥福公司取走3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及以车辆抵顶100000元货款。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将上述犯罪线索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本案依法裁定中止审理，2019年8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出具工作说明，载明涉案人员陈庆生至今未到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故一审法院恢复审理。一审法院认为，盛源公司与奥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系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形成，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购销合同》双方均应如约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盛源公司已经依照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故奥福公司应履行付款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奥福公司是否向盛源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二、剩余86758元的款项是否属于应付款范围。一、关于奥福公司是否向盛源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奥福公司主张已经向盛源公司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奥福公司已向盛源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的事实。本案中，奥福公司提供的2张银行承兑汇票、《车辆转让协议》和3张收据等证据，均有陈庆生署名签收，至于陈庆生收取奥福公司货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奥福公司是否向盛源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义务，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第一，在盛源公司与奥福公司2013年4月1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了卖方的委托代表人为王某，买方的委托代表人为周某，并无陈庆生。2013年7月22日、11月6日，奥福公司将3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陈庆生作为履行交付盛源公司电缆货款。即使陈庆生持有加盖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因陈庆生并非《购销合同》指定的委托代表人，其身份又无其他的如介绍信等与盛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有效证明文件，在此情况下，奥福公司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对陈庆生的身份进行审慎核实。并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奥福公司将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时却未填写被背书人盛源公司的名称；第二，对于2014年10月14日陈庆生以盛源公司名义与奥福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书》，陈庆生持有的《授权委托书》仅记载办理电缆货款事宜，无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的授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亦未记载以车辆抵顶货款，奥福公司未证明其将车辆过户至盛源公司名下，并且经鉴定表明该日陈庆生提供给奥福公司的100000元收据加盖的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中的公章与该公司使用的财务专用章、三枚公章均不一致；第三，奥福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银行承兑汇票已由盛源公司受让或承兑，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奥福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庆生收取奥福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对盛源公司的表见代理以及盛源公司确已收到400000元的货款。奥福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剩余86758元款项是否属于应付款范围。双方在《购销合同》中约定，电缆执行国家标准，质保期1年以上。若质保期发现问题，卖方提供解决方案，到现场解决问题，并承担因质量问题造成的买方损失。奥福公司辩称盛源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应扣除部分款项，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约定期限内向盛源公司提出过质量异议或盛源公司的电缆存在质量问题。奥福公司提供的第三方出具的处罚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奥福公司关于质量问题的答辩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奥福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货款给盛源公司属于违约。盛源公司据此要求奥福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约金计算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违约金应按《购销合同》约定的给付期限分批次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以292054．80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7日止；以146027．4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7日止；以48675．8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7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奥福环保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河北盛源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货款486758元；二、北京奥福环保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河北盛源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以292054．80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7日止；以146027．4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7日止；以48675．8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7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奥福公司与盛源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奥福公司与盛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签约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由于《购销合同》载明奥福公司的委托代表人为王某而非陈庆生，虽奥福公司于2013年7月22日、11月6日将共计3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尚欠电缆货款的一部分给付陈庆生时，陈庆生曾向奥福公司出具加盖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但此时陈庆生并没有出具盛源公司授权其追要涉案《购销合同》项下货款的相关手续，且奥福公司在出具前述银行承兑汇票时亦存在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之情形。另奥福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14日《授权委托书》仅记载办理电缆货款等相关事宜，同时《车辆转让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以车辆抵顶《购销合同》项下尚欠货款之内容，现经盛源公司二次鉴定申请得出的鉴定结论为：1．2013年7月22日、2013年11月6日、2014年10月14日的收据中印章印文“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样本中盛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印；2．2014年10月14日《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中印章印文与盛源公司备案公章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3．2014年10月14日《授权委托书》和《车辆转让协议书》中“盛源公司”公章印文，与两份样本即盛源公司的民事起诉书、签约日期为2013年4月18日盛源公司、奥福公司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上卖方“盛源公司”公章印文都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奥福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庆生收取奥福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对盛源公司的表见代理以及盛源公司确已收到400000元的货款并无不妥。鉴于奥福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盛源公司提供的电缆存在质量问题，为此一审法院判决奥福公司给付盛源公司尚欠货款486758元及相应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奥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1．37元，由北京奥福环保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审 判 员  孙 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