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9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飞文，男，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江、时鑫，均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茹春桃，男，198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加强，男，196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诉人赵飞文因与被上诉人茹春桃、原审第三人李加强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4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飞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茹春桃要求退还1093585.4元利润的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茹春桃向赵飞文支付坤泰2号-第23期项目的委托理财利润分配金额360万元，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茹春桃承担。事实与理由：1、茹春桃2015年6月5日转账与本案无关。赵飞文与茹春桃、上海佰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茹春桃）均签订过合同，二者均是用茹春桃的账户支付分红款。为了区分茹春桃个人与上海佰旺公司，在每一份合同中均书面约定了赵飞文的收款账户。本案《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了收款账户尾号为8512，开户行是兴业银行。而茹春桃举证的2015年6月5日转账的200万、100万元是转至尾号为9514的账户，此账户是赵飞文与上海佰旺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对佰旺1号产品分红的账户。事实上该笔200万为上海佰旺公司佰旺1号理财产品的预付款；另外一笔100万的转账，其中50万为佰旺1号的预付款，共计250万元是上海佰旺公司支付的佰旺1号预付款；剩余的50万是补回李加强兴业证券2015年4月30日分红450万元的50万差额（2015.4.30只支付了400万李加强兴业证券的分红）：2、根据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院的在先案例，第2个结算周期即使亏损，第1个结算周期的利润也不能退还。茹春桃反诉案件，与（2018）粤0106民初14933号案件法理相同，14933号案件的投资人聂勇军在第1个结算周期，分别于2015年4月29日向茹春桃转账150万元、2015年6月5日向茹春桃转账150万元；但理财产品在清算时出现亏损，聂勇军起诉茹春桃要求退还150万元。该案经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院审理，驳回聂勇军诉讼请求。理由是：“该笔150万元的资金亦应认定为双方依约对第一结算周期的收益分配。聂勇军称该笔资金应参与第二结算周期的结算，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而本案投资人李加强与茹春桃签订《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第一条也约定：“合作期为1年，每半年为一个结算周期”。该条款与聂勇军的合同条款一样，聂勇军案件，法院判决第1个结算周期完成，该笔资金不应参与第2个结算周期的计算。而本案却认定：“应对该投资产品2015年5月起交易所产生的盈亏有权利及承担义务”进一步判决将第1个结算周期、第2个结算周期的利润笼在一起计算，相同法院却与聂勇军案的在先判决完全相反。3、《利润结算书》不应当被采纳。聂勇军起诉茹春桃，茹春桃依据合同答辩，法院一审、二审判决第1个结算周期的分红款不应退还。而李加强从未向茹春桃追讨，更未起诉茹春桃，茹春桃也明知可以用聂勇军案件的判决理由抗辩李加强。却主动放弃了抗辩理由，并在本案立案后，主动与李加强签订《利润结算书》，这一点有违常理。茹春桃明知坤泰2号第23期理财产品是与赵飞文共同操作，却自作主张放弃抗辩理由，与李加强签订《利润结算书》。此前也从未与赵飞文沟通过退还李加强1093585.4元，赵飞文对此不予以追认。基于上述理由，《利润结算书》明显是针对本案而炮制，茹春桃放弃抗辩权的后果，应当由自己承担，与赵飞文无关。4、茹春桃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和茹春桃答辩：“操盘时间为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9月9日，该账户至清算之日，盈利剧减……”，说明茹春桃2015年9月9日已经知道坤泰2号-第23期理财产品盈亏情况，2015年9月9日应当作为诉讼时效的起诉的起算时间。再根据一审法院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调取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坤泰2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信托计划-第23期]清算报告》显示，坤泰2号23期理财产品的清算时间为2015年9月23日，和茹春桃答辩的2015年9月9日比较接近。所以如果茹春桃向赵飞文主张权利，最迟应当从2015年9月23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所以诉讼时效期间为2015年9月23日起，至2017年9月22日止。而反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完全脱离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从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却把“被告（茹春桃）与第三人李加强于2018年7月22日才签订《利润结算书》”作为计算时效起点，毫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茹春桃转入的300万与本案无关；根据聂勇军案的一审、二审判决，不能因第2周期亏损，而要求退还第1个结算周期的分红款；茹春桃的反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被上诉人茹春桃辩称：第一：茹春桃2015年6月5日这笔转账是本案的转账，赵飞文上诉称案涉的转账是上海佰旺公司给赵飞文的转账，但是上海佰旺公司在一审中出具了证明明确该笔转账不是佰旺公司支付给赵飞文的佰旺1号的预付款，该款项与佰旺公司无关。这个证据已经有力地否定了赵飞文的主张，并且从佰旺1号按照相关的合同，以及账户操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赵飞文并不能够获得相应的分红款，也不存在着中途给其转账的问题，因为这个账户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应当认定该笔转账即为本案的预付款转账。第二：结算周期的问题，其实聂勇军那个案件也涉及到结算周期，结算周期应该怎么算？由于茹春桃与客户之间是有两个结算周期，这只是茹春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约定，至于茹春桃与赵飞文之间他们的结算是总的利润结算，所以盈亏是要算在一起的。一审对于本案的盈亏的结算的处理是正确的。第三：利润结算书我们认为应当被采纳，利润结算书恰恰是本案中作为客户李加强与茹春桃之间进行了结算，这个结算书清晰的表明了本案客户与茹春桃结算的结果三性没有问题，应当作为证据来采纳。第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我们认为反诉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而本案相关的账户西藏信托的结算报告并不会给茹春桃，因为西藏信托对应的委托客户是李加强。这是李加强的个人商业秘密，西藏信托不可能给其他人看到。上诉状第三页最后一句话的表述，是根据一审法院向西藏信托公司调取的清算报告显示该理财产品清算时间为2015年的9月23日，这个说明到了本案一审的时候茹春桃和赵飞文手里都还没有清算报告，是通过法院调取才拿到的清算报告。茹春桃在没有看到清算报告的情况之下，他是不知道这个账户的具体的结算情况，实际上是在2018年李加强与其结算之后，他才知道结算报告，而这个结算双方之间的利润结算书，这个时效是不过的。另外赵飞文上诉起算的时效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茹春桃答辩说该账户盈利剧减，操盘时间为多少？盈利剧减的情况其实信息来自于赵飞文，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整个大市场不好，这个账户亏的也很厉害，但是我们也只是知道亏损得很厉害而已。我们不是具体的操盘者，因为这是赵飞文操盘，也没有拿到清算报告，所以亏到什么程度，具体的数字我们并不了解。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是从2018年7月22日签订利润结算书的时候起算，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原审第三人李加强未到庭，无陈述。赵飞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茹春桃支付坤泰2号-第23期项目的委托理财利润分配金额360万元；2、判令茹春桃自2015年11月15日逾期之日起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给赵飞文；3、判令茹春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茹春桃反诉要求赵飞文向其返还1093585.4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5年1月7日，赵飞文为甲方，茹春桃为乙方，双方签订《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一份，该份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组建完善的操盘团队，双方本着信任为基础共同参与代客理财操作股票账户，达成本合同，并郑重声明共同遵守。一、甲乙双方对以下证券账户共同管理：（1）项目编号：2029资金帐号：22×××23坤泰2号-第23期，股东代码：B883328956初始资金：1400万元，操作时间：从2014年月日到2015年月日。（2）项目编号：2033资金帐号：23×××16坤泰4号-第16期，股东代码：B883346459初始资金：1000万元，操作时间：从2014年12月12日到2015年6月12日。（3）项目编号：2029资金帐号：22×××25坤泰2号-第25期，股东代码：B883328956初始资金：600万元，操作时间：从2014年11月14日到2015年11月14日。以上一共三个信托子单元证券账户全部在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开设，证券经纪人为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二、甲乙双方利润分配如下：甲方获取代客理财总利润的60%，乙方获取代客理财总利润的40%。甲方的指定银行账户：户名：赵飞文账号62×××12开户行：兴业银行东莞常平支行。乙方的指定银行账户：户名：茹春桃账号62×××50开户行：工商银行广州红棉支行。三、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等内容，该《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无订有茹春桃逾期分配支付利润给赵飞文的违约条款。上述协议书中的“（1）项目编号：2029资金帐号：22×××23坤泰2号-第23期，股东代码：B883328956初始资金：1400万元，操作时间：从2014年月日到2015年月日”所涉的投资产品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坤泰2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3期信托单元的信托投资产品，是第三人李加强于2014年11月20日（或之前）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认购的信托投资产品，该信托投资产品存续期为307天，从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9月9日，第三人李加强投入信托资金350万元，含融资资金在内初始资金为1400万元，第三人李加强并于2014年11月18日将该350万元转账支付上述信托公司，第三人在上述信托投资产品存续期的2015年6月4日经申请从上述信托公司提取利润1000万元，其在清算终结后2015年9月24日收取分配款项1443394.16元。茹春桃与第三人李加强于2014年11月8日签订《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第三人李加强为甲方，茹春桃为乙方），约定第三人李加强委托茹春桃为其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认购的上述信托投资产品进行有偿代理操作及委托代理操作期从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1月14日、每半年为一个结算周期等。另茹春桃与第三人李加强签订上述《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订有“起始资金投资收益率P大于或等于50%且小于80%（即50%=80%），乙方与甲方的分成比例5︰5（即乙方获取总收益的50%，甲方获取总收益的50%）”的内容。茹春桃在上述《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签订后，依约将上述信托投资产品的操作交由赵飞文进行。2015年6月4日，第三人李加强在收取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向其支付1000万元利润后向茹春桃分配支付利润500万元。茹春桃于2015年6月5日通过卡号为62×××50的工商银行账户分两笔向赵飞文账号尾号9514的兴业银行账户（非案涉《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载明的赵飞文兴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0万元及100万元（共300万元），茹春桃称为其预支付给赵飞文的是赵飞文为第三人李加强操作案涉信托投资产品账户的利润，而赵飞文以其反诉答辩所称予以否认。茹春桃为上海佰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即赵飞文所称的佰旺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4年9月3日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委托赵飞文作为该公司在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开立的子单元证券账号的投顾方，该公司并于同日与赵飞文签订多份《证券代理理财协议》及协议，该公司曾使用茹春桃个人开立的银行账户向赵飞文支付相关分配利润款项等。茹春桃为证明其上述所称属实，其在本案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佰旺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该《证明》载明：茹春桃于2015年6月5日向赵飞文尾号9514账户转账支付300万元，并非为该公司支付赵飞文的预付款，与其公司无关等。赵飞文为证实其上述所称属实，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合作协议书》及民事判决书下载打印件（共20页）。上述《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为赵飞文于2018年12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佰旺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案号为（2018）粤0106民初30627号]。上述《合作协议书》为佰旺公司（甲方）、广州炜兴金融企业服务有公司、茹春桃（广州炜兴金融企业服务有公司、茹春桃共为乙方）及赵飞文（丙方）于2015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订明甲方委托丙对佰旺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进行投资管理等。上述民事判决书下载打印件（共20页）为广州中院就赵飞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佰旺公司支付利润款2909122元（具体为坤泰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10期、坤泰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11期及坤泰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12期的三个信托投资产品的利润）的委托理财合纠纷一案所作出二审判决书下载打印件，该部分打印件显示该案经一审法院及广州中院审理驳回赵飞文对佰旺公司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显示广州中院在上述判决书中判决认定茹春桃于2015年4月28日、2015年6月8日及2015年6月11日依次向赵飞文转账支付的50万元、90万元及194万元为茹春桃代佰旺公司向赵飞文预付的分红款项等，未显示茹春桃于2015年6月5日通过卡号为62×××50的工商银行账户分两笔向赵飞文账号尾号9514的兴业银行账户支付合共300万元的任何内容。茹春桃在本案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利润结算书》1份，拟证明其答辩及反诉所称属实，该份结算书文本显示茹春桃（乙方）与第三人李加强（甲方）于2018年7月22日签署该结算书，该结算书载有前言及三条条款的内容。该结算书前言载有“甲乙双方分别于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8日签订两份《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甲方委托乙方操盘在兴业证券设立的账号为21×××25的证券账户、在西藏信托公司设立的22×××23坤泰2号-第23期账户，提供代客理财服务。乙方与赵飞文（身份证号：）共同对上述两个账户进行操盘”等内容。上述结算书第一条为关于结算书前言载明的兴业证券设证券账户的结算内容，主要为：甲方于2015年4月25日中途预先提取账户利润1500万元，并向乙方预支付750万元作为报酬；根据账户清算结果，到乙方、赵飞文操盘结束时，账户亏损3625080.91元；扣除账户亏损部分，甲方实际收益为11374919.09元；根据甲乙双方此前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在甲方投资收益率高于80%的情况下，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收益的50%作为报酬，即5687459.545元，乙方应向甲方返还多收取的报酬1812540.455元等。上述结算书第二条为关于结算书前言载明的22×××23坤泰2号-第23期账户的结算内容，主要为：甲方于2015年6月4日中途预先提取账户利润1000万元，并向乙方预支付500万元作为报酬；至该账户2015年9月23日清算之日止，账户亏损2056605.84元；扣除账户亏损部分，甲方实际收益为7943394.16元；根据甲乙双方此前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在甲方投资收益率高于50%且低于80%的情况下，甲方只需向乙方支付实际收益的40%作为报酬，即3177357.66元，乙方应向甲方返还多收取的报酬1822642.34元等。上述结算书第三条为结算汇总的内容，内容为：综上，乙方及赵飞文应返还甲方3635182.795元；姚淑芳22×××16账户中应支付给乙方的130万元报酬由甲方直接收取，用于乙方和赵飞文向甲方返还多收取的报酬，上述130万元返还后，乙方及赵飞文总共尚欠甲方2335182.795元。茹春桃及第三人李加强在本案诉讼中均称赵飞文是知道上述《利润结算书》签订，并同意相关内容，但赵飞文不予认可。另赵飞文认为根据茹春桃与案外人聂勇军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第一个结算周期利润无须用以弥补第二个结算周期亏损，赵飞文并认为第三人李加强的22×××23坤泰2号-第23期账户的第二个结算周期其并未操作，其仅操盘至2015年4月，第二个结算周期亏损与其无关。赵飞文于2018年6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茹春桃于2019年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本案的反诉。一审法院认为：赵飞文、茹春桃签订案涉《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法履行。依据案涉《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有关利润分配支付比例约定，并结合茹春桃与第三人李加强于2014年11月8日签订《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中关于每半年为一个结算周期及利润分配相关约定，茹春桃在2015年6月5日从第三人李加强处收到的500万元分配利润，应为案涉投资产品的第一个半年结算周期的分配利润，茹春桃应依约向赵飞文先行分配支付该500万元中的300万元。茹春桃于2015年6月5日向赵飞文转账支付的两笔共300万元的款项，虽赵飞文的收款账户不是案涉《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所载明的赵飞文收款账户，但赵飞文所提供证据不足证实是茹春桃代佰旺公司支付的款项，且佰旺公司出具《证明》予以否认，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茹春桃于2015年6月5日向赵飞文的共300万元的两笔款项为茹春桃先行支付利润的300万元。案涉《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订明赵飞文对案涉投资产品的操作时间为“从2014年月日到2015年月日”，虽未订明具体起始时间，但案涉投资产品的存续期为307天，从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9月9日，且赵飞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仅为该投资产品操作至2015年4月，另即使赵飞文从2015年5月起对案涉投资产品未有操作，就赵飞文、茹春桃双方而言，其也应对该投资产品从2015年5月起交易所产生的盈亏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依据案涉《证券代客理财共同操盘协议书》中“甲方获取代客理财总利润的60%，乙方获取代客理财总利润的40%”的利润分配约定，并根据第三人李加强投资的案涉投资产品实际利润（亦为收益）为7943394.16元事实，并结合茹春桃与第三人李加强的所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起始资金投资收益率P大于或等于50%且小于80%（即50%基于上述认定及理由，赵飞文起诉要求茹春桃向其支付利润款36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及理由不足，且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而茹春桃反诉要求赵飞文退还1093585.40元利润款的反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赵飞文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茹春桃退还1093585.40元利润款。二、驳回赵飞文的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5100元，本诉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0100元，由赵飞文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320元，由赵飞文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茹春桃、原审第三人李加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赵飞文提交四张银行流水，称茹春桃尚欠赵飞文其他款项，但本院认为上诉人赵飞文举证行为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已严重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且无合法事由，证据亦与本案合作合同关系明显欠缺关联性，故前述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范畴。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作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赵飞文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茹春桃退回利润1093585.4元及茹春桃是否应当向赵飞文支付利润360万元本息。本案被上诉人茹春桃与案外人李加强签订的代客理财协议在先，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合作协议在后，且合作协议已经明确上诉人将实际操作的特定信托投资产品，因此，从常理可以推定，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订立案涉合作合同时，已经知悉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李加强代客理财协议的内容，且认同被上诉人从案外人处依据代客理财协议取得报酬的标准和条件，并以此作为双方合作的基础。依据案涉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双方是约定分享合同期内代客理财总利润，即本案双方当事人分享的基数是被上诉人依据代客理财协议应当获得的总报酬，故在合作协议与代客理财协议约定结算周期不一致的情况下，该基数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合作期内由上诉人实际操作涉案账户的总收益的40%或者50%。因此本案应当先根据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代客理财协议确定其应该获得的报酬，然后再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作协议确定上诉人应取得的总收益，而不应直接用合作期内由上诉人实际操作涉案账户的总收益的40%或者50%作为计算基数。本案中被上诉人从原审第三人李加强处获得的第一阶段报酬为500万元。第二阶段投资的结果为亏损，故被上诉人第二阶段不应获得报酬，自然上诉人亦不能分享利润。合同具有相对性，一方面，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受合同效力约束。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由合同的约定确定，各方都应当依约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合同的效力不及于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2018年7月22日茹春桃与李加强签订的利润结算书，改变了原代客理财协议约定的利润结算方式，并实质性地减少了茹春桃能取得的报酬金额，茹春桃主张赵飞文知悉并认可其内容，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茹春桃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认定该《利润结算书》效力不及于赵飞文，不能认定赵飞文同意茹春桃放弃部分报酬并将放弃部分从双方可分配款项中剔除，双方计算利润分成时候的基数，仍应当按照原代客理财协议约定的报酬计算方式计算。而按照原代客理财协议的约定，该基数为500万元+0元=500万元，故依据赵飞文与茹春桃订立的合作协议确定的双方权利义务，赵飞文还应当获得的报酬金额为500万元的60%，即300万元。至于茹春桃向赵飞文支付的报酬情况。2015年6月5日茹春桃向赵飞文转款300万元的性质，一审法院已作充分论述，且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赘述，即本院亦认可该300万元为茹春桃履行本案所涉合作协议项下的义务。故本案中上诉人赵飞文应获得利润300万元，且被上诉人茹春桃已经实际支付，上诉人赵飞文要求被上诉人茹春桃继续支付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赵飞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49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飞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茹春桃的全部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5100元，本诉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0100元，均由赵飞文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320元，由茹春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2420元，由赵飞文负担45100元，茹春桃负担73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