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民终218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吕某1，女，1974年4月7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家务，住陕西省汉中市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明，江西红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吕某2，男，1988年7月10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公务员，住上海市闸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仙，江西金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吕某3，男，1963年9月25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法律工作者，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上诉人吕某1与上诉人吕某2、被上诉人吕某3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未主张新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判决按法定继承规定由上诉人吕某1与被上诉人吕某3各继承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遗产的50%。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谅解备忘录》属于遗赠抚养协议合法有效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该协议的性质不属于遗赠抚养协议，其仅规定双方恢复已被解除的收养关系，其中第四条的规定属于代书遗嘱，但是该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第二，吕某3在解除与被继承人的养父母子女关系后又恢复了养父母子女关系，故其不具备一赠抚养协议的合法主体，实际上其履行的只是法定的赡养义务，故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并且吕某2并无继承权；第三，原审法院认定吕某1未尽赡养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吕某1虽远嫁陕西，但是在2012年小孩回广丰读书期间便一直留在广丰，照顾被继承人，直到2016年9月才会陕西定居，但是之后因上诉人自身身体较差，回广丰次数少，但每次回来都会去看望吕照明，在吕照明病重时也赶回看望并照顾，在吕照明过世后也参与操办安葬及法事并承担了相应的费用，故上诉人履行了赡养义务，具有继承遗产的资格，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吕某2答辩称，一审认定《谅解备忘录》具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事实清楚，抚养人履行了抚养义务，遗赠人也应当履行协议内容，后面几份遗嘱虽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表达了被继承人的意思，吕某1虽诉称其尽了赡养义务，但是在一审时吕照明的保姆出庭作证其并未尽到赡养义务，故在遗赠抚养协议内的财产吕某1无权要求继承。吕某3答辩称，吕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谅解备忘录》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吕某2已经尽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故其有权获得协议中约定的财产，上诉人吕某1对吕照明并未尽到赡养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吕某1的上诉。吕某2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吕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谅解备忘录》系遗赠抚养协议并无不当，但是一审在判决中要求上诉人补偿吕某1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吕某2、吕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认定原告吕某2手持的《谅解备忘协议》和两份《遗嘱》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夫妇名下的全部遗产由原告吕某2合法继承，具体遗产有：1、坐落于上饶市广丰区丰溪街道安利小区（原小康城第六小区）6栋402号房产（《房屋产权证》【广房证第S200500077号】）；2、坐落于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义星街鲤鱼阁1号老房子（《房屋产权证》广房五证第00300号）；3、坐落于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义星街鲤鱼阁13号房子（1995年12月30日购置）；4、坐落于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义星街鲤鱼阁与江朝贵相邻的一间20余平方的老房子（1974年批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某2与吕某3系父子关系。吕某3与吕某1系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夫妇的养子女。2003年3月，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夫妇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吕某3解除收养关系，后法院判决“准予解除收养关系”。在“解除收养关系”之后，吕某2与被继承人之间，一直保持着“祖父母与孙子女”关系，吕某2、吕某3与被继承人的近亲属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往来。2009年12月底，由于被继承人江凤霭出现严重的突发性心肌梗塞疾病住院，吕某2得知后随吕某3从上海、杭州赶回广丰，承担起照顾两被继承人的义务。此后，之前的“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判决，在众亲友的见证下，已经彻底消除，并自然、自愿、全面的恢复了“解除收养关系”前的正常关系。由于吕某2、吕某3一如既往的照料被继承人，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于2011年2月2日与吕某3、吕某2共同签订了《谅解备忘协议》，协议第三条乙方承诺第一款约定：“乙方吕某3、吕某2将一如既往、尽心尽责的孝顺和赡养甲方吕照明、江凤霭二老至终，并承担包括处理二老后事在内的一切费用，不向甲方养女吕某1摊派任何费用”；第四条甲方声明约定：“1、乙方多年以来的一贯表现，甲方感到满意。甲方在今后有生之年的生活和疾病治疗以及后事处理，将全由乙方负责安排和操办；2、甲方此后如对财产未另立公证遗嘱，则所有遗产全归孙子吕某2承业所有，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对此有异议”。此后，吕某2、吕某3照顾老人，承担赡养义务。后被继承人江凤霭于2014年9月22日因病去世，吕某2从上海返回广丰与吕某3共同操办丧事，并与吕某3共同承担了相关费用。此后，被继承人吕照明于2015年12月10日立了一份遗嘱，又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郑重声明，对2015年12月10日写给吕某1的遗嘱予以撤回。此后，被继承人吕照明又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和2018年4月12日立了二次《遗嘱》，将名下所有财产全由孙子吕某2继承。在被继承人吕照明生病期间，吕某1对被继承人进行了照顾，但吕某3按保姆费的性质支付了相关费用。2018年6月2日晚，被继承人吕照明离世。吕某2与吕某3共同操办丧事并承担了全部费用。吕某2按《谅解备忘协议》约定对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夫妇履行了扶养义务而成为本案所涉遗产的合法受遗赠人，故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认定吕某2手持的《谅解备忘协议》和两份《遗嘱》合法有效，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夫妻名下的全部遗产由吕某2合法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吕某2持有的《谅解备忘协议》和遗嘱是否有效。本案中的《谅解备忘协议》，协议内容是关于扶养人吕某2、吕某3与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之间约定由扶养人承担被继承人的生养死葬义务，被继承人的财产在其死后归扶养人所有，其性质属于遗赠扶养协议。吕某2、吕某3主张被继承人于2016年12月28日和2018年4月12日立的遗嘱和《谅解备忘协议》内容一致，该院认为，虽然这两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且遗嘱上没有见证人签字，形式上不合法，属于无效遗嘱，但其由被继承人亲笔签名，且内容符合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这两份遗嘱对被继承人之前签订的《谅解备忘协议》可以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至于吕某1辩称，吕某2、吕某3均不是遗赠扶养协议的合法主体，他们对死者均有法定抚养义务，该院认为，本案中吕某3与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于2003年3月解除了收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截至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协议》之时，吕某2、吕某3对两被继承人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的，但事实上他们对被继承人的赡养行为一直未间断，直至后来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但实际已形成了相互之间认可的收养关系，故吕某2、吕某3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合法主体，对吕某1的该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吕某1另主张《谅解备忘协议》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无效，但根据其提交的（2018）赣1103民初2352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并未对《谅解备忘协议》的效力认定为无效，故对其该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该院认为，吕某2、吕某3与被继承人签订的《谅解备忘协议》即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该院予以确认。吕某2、吕某3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并得到了被继承人的认可，在被继承人过世后，吕某2、吕某3承担了办理被继承人丧事的一切费用，并未向吕某1摊派费用，吕某2、吕某3已履行了其义务，就是根据法定继承规定中，依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的多少来决定继承的份额，也应当由吕某2、吕某3继承。吕某1远嫁他方，平时仅仅打电话问候，偶尔也给些钱或买些小礼品看望（第一次庭审被告自己的陈述），在被继承人生病期间，虽在照料被继承人吕照明，但根据吕照明与吕某3的通话中看出，吕某3是当做保姆费支付了款项的，故对吕某1的继承份额上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但考虑到吕某1毕竟是俩被继承人的养女，虽然原来给她的遗嘱财产被收回，但在分配继承财产上，酌情予以适当考虑，由吕某2在继承被继承人遗产吕照明、江凤霭的份额内补偿被告吕某1现金5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吕某2、吕某3与吕照明、江凤霭于2011年2月2日签订的《谅解备忘协议》合法有效；二、被继承人吕照明、江凤霭夫妻名下的全部遗产由吕某2合法受赠继承；三、吕某2在继承本判决书第二项的份额内补偿吕某1现金50,000元（在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支付）；四、驳回吕某2、吕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吕某1向本院提交了收支结算单三张，证实其对母亲死后作法事吕某1亦出了费用，吕某2及吕某3质证后认为对该收支结算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实际上吕某1并没有出钱，上面所记载的吕某1支付6,000元实际上是吕照明给吕某1的，这一事实与吕照明在其自己声明中记载一致，故实际上吕某1并未出资给母亲做法事。本院认为上诉人吕某1所提交的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同时亦不能证实其在父母在世时尽了赡养义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谅解备忘录》的性质属于什么以及是否合法有效？2、吕照明、江凤霭的财产应当如何继承？根据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陈述的意见，结合在卷证据材料，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本院对此综合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案涉《谅解备忘录》的性质以及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受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吕某2、吕某3与吕照明、江凤霭于2011年2月2日签订《谅解备忘录》中第三条约定了吕某2、吕某3对于吕照明、江凤霭进行赡养至二老终老并承担一切费用，该约定即是履行生养死葬义务，而第四条中约定吕照明、江凤霭如未另立公证遗嘱，则所有的遗产将全部归孙子吕某2，该内容为享受受遗赠的权利，故本案中的《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约定的权利义务符合遗赠抚养协议的要求，应当认定为遗赠抚养协议。上诉人吕某1提出吕某3在该《谅解备忘录》中约定的内容实际只是恢复养父母子女关系，吕某3不具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资格，但是双方之间的收养关系已经法定程序解除，且吕某3已经系成年人，无法再次被收养，故双方之间在法律上不可能再次恢复收养关系，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谅解备忘录》系真实、合法、有效的遗赠抚养协议。2、吕照明、江凤霭的财产应当如何继承的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吕某2、吕某3履行了对吕照明、江凤霭生养死葬的义务，其有权利获得吕照明、江凤霭的全部财产。但是在履行该遗赠抚养协议的过程中，吕某1也尽了部分赡养义务，从2012年至2016年一直跟吕照明、江凤霭共同生活并给予必要的照料，虽然吕某2、吕某3提出吕某1在照料吕照明、江凤霭期间其支付了费用，但是吕某1系吕照明、江凤霭的女儿，其对父母的照料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顾和帮助，更有精神上安慰，让吕照明、江凤霭在晚年生活中能够有子女在身边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故一审法院虽然判决吕照明、江凤霭的全部财产归吕某2所有，但是要求吕某2补偿吕某15万元即使从案件事实角度出发的判定，亦是从人伦角度的考量，故该判决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吕某1、吕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吕某1预交4,950元，吕某2预交1,050元，由吕某2负担525元，由吕某1负担4,425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全敏审判员  付 强审判员  聂晓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程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