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民再20号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蒋甲。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祖超，上海申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乙。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钰，上海圆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蒋甲因与被申诉人蒋乙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9589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沪检民(行)监[2018]3100000010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2018年5月11日，本院作出（2018）沪民抗1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邱某、检察官助理吴某某出庭。申诉人蒋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祖超，被申诉人蒋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原一、二审法院以本案存款在先，取款在后，蒋甲对1000万日元存款的资金构成解释不符合常理，在蒋乙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径行认定“1000万日元存款并非蒋甲所述由其他构成”，因此支持蒋乙此项主张，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蒋甲主张系争1000万日元来源于其同日尾号XXXX账户取款5,000,001日元以及尾号XXXX账户4,999,999日元，该主张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应予认定。申诉人蒋甲同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还称，对于判决主文中除1000万日元之外的6,204,909日元，申诉人也是根据被申诉人的指示由被申诉人本人使用，自己并未任意使用，被申诉人之前也未就此提出过异议。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诉人在原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诉人蒋乙答辩称，抗诉依据的所谓银行答复是错误的。首先，1000万日元是丙汇，4,999,999日元是丙钞，5,000,001日元是丙汇，根据当时的外汇管理规定，现钞禁止转为丙汇。其次，本案1000万日元存款在前，4,999,999日元和5,000,001日元取款在后，无论是银行的操作规范还是当日操作实际，都不存在银行误把交易顺序搞反的情况。至于620万日元，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每笔均由蒋甲取走，没有证据证明返还给了蒋乙，原审判决正确。本案再审中被申诉人蒋乙也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对另案针对900万日元所作的笔迹鉴定重新鉴定。2、本案存在两笔10万美金，第一笔是XXXX账户存入的丙钞，另有两笔各5万美金合计10万美金是现汇，存单号分别为XXXX和XXXX，原一审只认定了其中一笔，请求判令蒋甲返还另一笔10万美金。3、原一审认定33万元人民币已经由蒋甲归还，没有依据，请求改判由蒋甲归还此款。4、本案存在两笔500万日元，一笔为2000年4月20日蒋甲存入XXXX账户的560万日元现钞，另一笔是1999年9月6日从日本电汇的丙汇500万日元，蒋甲称先存入尾号XXXX账户，根据调查，尾号XXXX账户并不存在，原一审将两笔500万日元混淆，请求改判由蒋甲返还此款。申诉人蒋甲答辩称，与900万日元相关的鉴定为双方同意、法院委托，在没有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无理由重新鉴定；只存在一笔10万美金和一次贷款；33万元人民币由10万美金兑换而来，蒋乙之前一直认可收到该10万美金；本案双方争议的日元总额为2580万，如果存在两笔500万日元，则超出了2580万日元总额。故请求驳回蒋乙的全部再审请求。2015年8月27日，一审原告蒋乙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甲返还委托保管的4,080万日元(按照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700元，折合成人民币2,856,000元)；返还委托保管的5万美元(按照双方约定汇率折合人民币392,000元)；返还委托保管的10万美元(丙汇)作抵押贷款，扣除人民币53万元，余款4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330,604元)；支付利息损失人民币275,000元。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蒋甲与蒋乙系姐弟关系。蒋乙在赴日本打工期间，将其收入(日元)通过现汇、邮寄方式交付蒋甲保管。蒋乙回沪后向蒋甲提出返还保管的钱款，因双方就钱款返还产生争议，蒋甲曾通过《XXXX》电视栏目提出自己的诉求，因双方争议较大，未能协商解决，故蒋乙于2015年1月15日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蒋甲返还6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00万元)。审理中，双方就蒋乙在中国银行开设的账户(尾号为XXXX)内存款900万日元兑换成76,808.26美元的资金去向及该笔钱款的取款凭证上载明“蒋乙”的签名产生争议。根据蒋乙申请，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取款凭证上载明“蒋乙”签名是否为蒋乙、蒋甲及蒋甲丈夫胡某某所写进行笔迹鉴定。根据鉴定结论：(一)、检材一至六《中国银行取款凭证》“取款(代办)人签字”处需检的“蒋乙”签名字迹与蒋乙书写的样本“蒋乙”签名字迹系同一人所写；(二)检材一至六《中国银行取款凭证》“取款(代办)人签字”处需检的“蒋乙”签名字迹与蒋甲书写的样本“蒋乙”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三)、检材一至六《中国银行取款凭证》“取款(代办)人签字”处需检的“蒋乙”签名字迹与胡某某书写的样本“蒋乙”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该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后蒋乙以继续取证为由撤回起诉。2015年8月27日，蒋乙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所涉钱款2080万日元构成如下：蒋甲名下中国银行天目中路支行账户(尾号为XXXX)交易明细显示：存款分别为1999年4月28日存入320万日元，1999年7月21日存入500万日元，1999年10月9日存入400万日元，1999年10月22日存入300万日元，2000年4月20日存入560万日元，总计2080万日元，提款明细分别为2000年4月27日提取30万日元，2000年5月15日提取50万日元，2000年6月21日提取1060万日元(兑换成100,226.93美元)，2000年6月22日提取100,226.93美元中10万美元，余额为226.93美元，2000年9月20日提取400万日元，2001年6月15日提取4,999,999日元，2002年5月24日提取40万日元，截止2002年5月24日，该账户余额为4910日元。蒋甲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尾号为XXXX)交易明细显示:2001年4月17日存入500万日元，2001年6月15日提取500万日元，2002年6月17日存入1,000.08万日元(包括利息800日元)，2002年11月18日提取1,000.08万日元，2002年11月18日存入900.08万日元，2002年12月24日提取900.08万日元，2002年12月24日存入800.116万日元，2002年12月24日提取800.116万日元，账户余额为零。蒋乙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尾号为XXXX)交易明细显示：2002年12月24日存入100万日元，2002年12月25日存入800.116万日元，账户余额为900.116万日元。根据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外汇买卖凭条载明：2003年2月27日900.116万日元兑换成76,808.26美元。该账户取款交易显示：76,808.26美元分多笔提取，即2003年9月15日取款5000美元，2003年9月18日取款31,000美元，2004年6月18日取款20,000美元，2004年8月21日取款300美元，2004年9月15日取款20,000美元，2004年12月28日取款501.41美元，上述钱款每笔取款凭证载明：“取款(代办)人签字”为“蒋乙”签名。2000年6月22日，蒋甲向银行贷款人民币55万元，并以两张5万美元银行定期存单(账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作质押贷款。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一、2080万日元中的560万日元的来源。蒋乙称，560万日元系蒋乙电汇给蒋甲，并非蒋甲所述该笔存款系由其他日元组成。蒋甲称，1999年9月6日电汇500万日元存入银行，该钱款提取后加上蒋乙快递寄回的60万日元，合计560万日元于2000年4月20日存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二、2080万日元去向。蒋乙称，1999年4月28日至2000年6月22日期间，蒋乙分多次交给蒋甲共计2080万日元，该款存入了蒋甲名下中国银行天目中路支行账户(尾号为XXXX)，并委托蒋甲代为保管。当时，蒋乙在日本通过汇款的方式给蒋甲，但蒋甲未归还蒋乙。蒋甲称，对蒋乙所述2080万日元无异议，蒋甲以自己名义开设账户(尾号为XXXX)，并将蒋乙交付钱款存入该账户。2000年蒋乙回沪，蒋乙曾向蒋甲借款人民币2.5万元，2000年4月27日，蒋乙和蒋甲一起前往银行，蒋甲提取30万日元，该款系蒋乙归还蒋甲借款的还款。2000年5月15日，蒋乙和蒋甲一起前往银行，蒋甲提取50万日元，蒋甲于提款的当日将该款交付蒋乙。2000年6月21日，提取1060万日元兑换成100,226.93美元(兑换后该美元仍存在账户里)。2001年6月22日，蒋甲提取10万美元，当日，蒋甲在中国银行汾西路支行以10万美元换成面额为5万美元的两张存单作质押贷款人民币55万元(以蒋甲的名义贷款)，账户余额为940万日元，其中2000年9月20日提取400万日元是用于蒋乙归还其朋友，剩余540万日元。2001年4月17日，蒋乙又汇款给蒋甲500万日元，蒋甲将500万日元存入账户(定期一卡通，账号尾号为XXXX)，连同之前的540万日元，两张卡共计1040万日元。2002年5月24日，蒋甲提取40万日元交给蒋乙，至于用途蒋甲并不清楚，账户剩余1000万日元。2002年10月18日，蒋甲将100万日元取出，并交给蒋乙，剩余的900万日元于当日又存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2002年10月18日之后蒋甲再也没有提取过钱款。2002年12月23日，蒋甲将账户(尾号为XXXX)的银行卡连同蒋甲身份证交给了蒋乙，因为蒋乙回沪，不再去日本，该银行卡是蒋甲名下，所以当初要蒋乙本人持蒋甲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自己去取款，如有问题再联系，之后资金流向蒋甲并不清楚。三、1999年9月6日，蒋甲名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账户内存款500万日元的资金来源及去向。蒋乙称，该笔钱款通过电汇方式交付蒋甲保管，但蒋甲未归还蒋乙。蒋甲称，该笔钱款是蒋乙电汇给蒋甲，蒋甲将之前蒋乙邮寄给蒋甲的60万日元加上该笔电汇，总计560万日元于1999年9月份左右存入银行账户，因银行未查到存款交易的凭证，只查到2000年4月20日转存的560万日元的凭证(尾号为XXXX账户内)，该笔钱款提取后存入蒋甲(尾号为XXXX)的账户。四、2001年4月17日，蒋甲名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账户内存款500万日元的资金来源及去向：蒋乙称，该笔钱款通过电汇交付蒋甲，并存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蒋甲于2001年6月15日将该笔款取走。蒋甲称，蒋甲提取该笔500万日元后加上利息1日元以及4,999,999日元从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提取，合计1000万日元，蒋甲于2001年6月15日存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2002年6月17日，该笔钱款到期后加上利息800日元，总计10,000,800日元，蒋甲提取后又转存到了账户(尾号为XXXX)。五、2002年6月15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存款1000万日元资金来源及去向：蒋乙称，2001年6月15日，蒋甲(尾号为XXXX)账户中存款1000万日元系蒋乙电汇给蒋甲，并非蒋甲所述其他日元加利息构成。该笔存款系独立完整的现汇(丙汇)，蒋甲提供的存单已明确表明，且蒋甲所述2001年6月15日提取500万日元及4,999,999日元的时间均在1000万日元存款之后，并非蒋甲所述该笔存款由其他日元构成。蒋甲称，1000万日元组成为500万日元加上利息1日元以及4,999,999日元，于2001年6月15日又存入蒋甲(尾号为XXXX)账户。六、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存款5万美元(日元兑换)。蒋乙称，2000年6月22日，蒋甲名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账户(尾号为XXXX)内的5万美元，该钱款来源是蒋乙陆续现汇给蒋甲(具体时间记不清楚)，然后蒋甲兑换成美元，于2001年6月22日提取。蒋甲称，2001年6月22日，蒋甲从(尾号为XXXX)账户中提取5万美元及利息2,036.57美元(已扣除20%的税)本息合计52,036.57美元，该笔存款系10万美元换成两张5万美元存单质押的其中一张存单到期转存，故不存在返还问题。七、2002年12月24日，蒋甲提取存款4万美元。蒋乙称，蒋甲将质押10万美元偿还银行贷款后，剩余40,247.08美元。2002年12月24日，蒋甲将剩余美元中4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330,604元，并由蒋甲提取该笔钱款。蒋甲称，银行贷款质押的10万美元(两张5万美元的存单)本息共计106,140.12美元，其中65,893.04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归还贷款本息，余额40,247.08美元于2002年12月23日存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次日，双方前往银行取款，蒋甲提取40,247.08美元中的4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330,604元，并当场交给蒋乙，在蒋甲提供的调解视频中陈某某已承认10万元美元兑换人民币后扣除还贷部分，余款已收到，故不同意返还4万美元。八、本案是否存在两笔10万美元。蒋乙称，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内的1060万日元兑换的10万美元，蒋甲于2000年6月22日将10万美元提取。该笔钱款并非蒋甲所述兑换成两张面额分别为5万美元的存单质押贷款，且两张存单的账户开头两位均为“14”是外汇现汇，而蒋甲从账户提取10万美元是现钞，现钞账户不可以变成现汇账户，即蒋甲提取10万美元与质押的10万美元并非同一笔，而是两笔10万美元是独立和分别存在。蒋甲称，2000年6月22日，蒋甲从账户(尾号为XXXX)中将1060万日元兑换成10万美元，并换成两张5万美元的定期存单用于银行贷款质押。该账户余额为226.93美元，另蒋乙所述另外存在一笔10万美元不是事实。九、281.21美元。蒋乙称，2003年1月20日，蒋甲从账户(尾号为XXXX)提取281.21美元未归还蒋乙。蒋甲称，上述账户中取款4万美元后，账户余额281.21美元属实，但该存款余额系蒋乙赠与蒋甲，不同意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蒋甲、蒋乙系姐弟关系，蒋乙通过现汇、快递邮寄方式交付蒋甲多笔日元，双方均确认涉案钱款委托蒋甲保管，形成委托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审理中，双方对涉案钱款的交付金额、资金去向等存在争议。根据双方账户交易明细、存取款凭证等证据显示，1999年4月28日至2003年1月20日期间，蒋甲以其名义在银行开设多个账户，该些账户中存取款、转存等交易频繁，交易时间跨度长，且双方对蒋甲保管钱款无明确的账目明细或结账。法院结合查明事实及现有证据，针对本案争议点作如下阐述：针对争议点一，根据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交易明细，该账户于1999年4月28日至2000年4月20日期间共存款五笔，计2080万日元，双方对存款金额均无异议，但对2000年4月20日存入560万日元资金来源存在争议，蒋乙所述该笔存款系现汇，但未提供境外汇入的外汇凭证，故采信蒋甲所述存款资金来源。针对争议点二，根据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取款交易显示，该账户存款共计2080万日元，蒋甲无异议。但蒋甲确认2080万日元中取款30万日元、40万日元、50万日元、400万日元、4,999,999日元、1060万日元(兑换成100,226.93美元)，并称30万日元系蒋乙向其借款的还款，40万日元、50万日元、400万日元均已交付蒋乙，但蒋甲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返还的事实依据，故法院对蒋甲提出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有关蒋甲提取4,999,999日元，根据交易明细时间来看，1000万日元存款时间在该笔提款之前，按蒋甲所述存款1000万日元的资金来源系该笔取款与其他钱款构成，按常理存款须有存款资金，理应先取款后存款，但证据显示存款在先取款在后，蒋甲对1000万日元存款的资金构成解释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本案尚无证据表明蒋甲提取4,999,999日元已返还蒋乙，故理应予以返还。针对争议点三，双方均确认蒋乙电汇500万日元，蒋甲主张2000年4月20日存入其账户(尾号为XXXX)的560万日元来源是包括该笔电汇500万日元。根据蒋甲提供的现汇凭证及利息清单，1999年9月6日，蒋乙现汇500万日元，2000年4月22日，该笔存款利息清单上载明税后实付本息为5,000,479日元，该节事实证明蒋甲提取了500万日元，现蒋乙无证据证明560万日元系现汇，故对蒋甲抗辩理由予以采信。针对争议点四，2001年6月15日，蒋甲提取500万日元，虽蒋甲主张的该笔钱款连同其他提取的日元合计1000万日元，但从500万日元取款时间来看，该款在1000万日元存款之后，故蒋甲无法证明1000万日元包括该笔提款，也无证据证明该笔钱款提取后交付蒋乙，故对蒋甲抗辩理由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点五，2001年4月17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存入500万日元，2001年6月15日，蒋甲提取该笔存款，同一天，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存入1000万日元，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提取4,999,999日元，蒋甲称存入账户内1000万日元组成为上述500万日元加上4,999,999日元及提取500万日元的利息1日元。根据存取款交易明细显示，1000万日元存入当天确有两笔取款，即500万日元及4,999,999日元，根据交易明细载明交易时间显示，上述两笔取款的时间均在1000万日元存款之后，因此，1000万日元存款并非蒋甲所述由其他日元构成，支持蒋乙此项主张。有关1000万日元资金去向，根据交易明细显示，蒋甲于2002年6月17日从账户(尾号为XXXX)提取1,000,800日元(包括利息800日元)，当日又转入蒋甲账户(尾号为XXXX)，2002年11月18日，蒋甲提取该笔款项，当日又存入9,000,800日元(蒋甲提现差额100万日元)，该账户剩余8,001,160日元(包括利息)，连同蒋甲提取差额，共计9,001,160日元(包括利息)转入蒋乙账户(尾号为XXXX)，根据外汇买卖凭条显示，该笔钱款于2003年2月27日兑换成76,808.23美元，结合鉴定意见书，该笔存款分多次提取，每笔取款凭证上“蒋乙”的签名系蒋乙所写，且存款账户户名为蒋乙，根据系争存款1000万日元资金流向，该笔钱款除了蒋甲提取100万日元，其余款项已被蒋乙提取，因无证据证明蒋甲提取的100万日元已交付蒋乙，理应予以返还。针对争议点六，根据蒋乙提供的取款凭证载明，2001年6月22日取款本金5万美元，利息2,545.71美元，利息计算的起始日为2000年6月22日，结合蒋甲提供质押的5万美元存单显示，存款本金5万美元，存款到期日为2001年6月22日，存期12个月，从存款时间和金额来看，存款日期为2000年6月22日，期限为12个月，到期日为2001年6月22日，这与取款凭证上载明本金5万美元及利息金额一致。该笔存款基于原先5万美元在本息合计基础上转存，并非单独一笔存款，且蒋乙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钱款资金来源系本案涉案款项外其他日元兑换形成，故对蒋乙要求蒋甲返还5万美元的诉请，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点七，根据银行取款凭证显示，蒋甲将4万元美元兑换成人民币330,604元后提取，结合视频内容，蒋乙之妻陈某某在《XXXX》栏目中双方到场协调时确认1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还贷后，剩余钱款已由蒋乙夫妇取走，鉴于陈某某自认的事实，故对蒋甲所述剩余4万元美元已给付蒋乙予以采信。针对争议点八，本案是否存在两笔10万美元，双方均确认10万美元换成两张5万美元存单，并以存单质押贷款。根据存单结合银行出具质押定期储蓄存单收据内容，两张存单面额均为5万美元，存入日期均为2000年6月22日，到期日期分别为2001年12月22日(存期6个月)和2001年6月22日(存期一年)。存单载明的存款时间与蒋甲提取10万美元的时间均为2000年6月22日，即同一天，且质押两张存单金额共计10万美元，这与提取10万美元金额相吻合，现蒋乙无反证证明质押存单10万美元资金来源并非系2080万日元中部分钱款，故蒋乙主张本案存在两笔10万美元之说，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点九，蒋甲主张281.21美元系蒋乙赠与给蒋甲，但蒋甲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蒋甲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法院认为，本案涉案钱款2080万日元中蒋甲提取30万日元、40万日元、50万日元、400万日元、4,999,999日元及余额4910日元应予以返还。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双方陈述，蒋乙知晓蒋甲以10万美元质押向银行贷款，且蒋乙自认取得贷款人民币50万元，2002年12月23日，蒋甲将10万美元清偿贷款后尚有余额4万美元，按常理蒋乙理应向蒋甲主张余款，结合陈某某自认事实，采信蒋甲的抗辩理由，故对蒋乙要求蒋甲返还4万美元诉请不予支持。有关蒋乙主张本案存在两笔10万美元，蒋乙自认其给付蒋甲保管的钱款均为日元，并确认本案所涉美元均由蒋甲以日元兑换，蒋乙否认质押10万美元存单资金来源系1060万日元，但蒋乙无证据证明质押存单系蒋乙另外交付蒋甲日元兑换形成，故蒋乙的此项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有关蒋乙主张两笔500万日元，其中1999年9月6日现汇500万日元，根据本案现有证据，采信蒋甲所述该笔现汇加上60万日元构成存款560万日元，故蒋乙要求蒋甲返还500万日元，不予支持。另外2001年4月17日存款500万日元，蒋甲无证据证明已返还蒋乙，故蒋乙要求蒋甲返还该笔款项，予以支持。10万美元中剩余281.21美元及1060万日元兑换成100,226.93美元的剩余余额226.93美元，共计508.14美元，蒋甲无证据证明该两笔钱款因受赠取得及已返还蒋乙的事实依据，故蒋甲应予返还。有关蒋甲提取的1000万日元的资金去向，蒋乙账户(尾号为XXXX)存款9,001,160日元(包括利息)，该笔存款资金来源于1000万日元，蒋甲从1000万日元中提取100万日元，无证据证明已返还蒋乙，蒋甲应予以返还。存款1000万日元除了蒋甲提取的100万日元外，余款9,001,160日元(包括利息)兑换成美元76,808.26美元。结合鉴定结论，该笔钱款分多次提取，取款凭证上“蒋乙”签字系蒋乙所写，蒋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对蒋乙要求蒋甲返还1000万日元的诉请不予支持。除了日元兑换美元剩余余额外，鉴于本案所涉保管标的物币种为日元，返还的钱款应以日元予以返还。因双方就保管标的物未约定返还期限，现蒋乙提起权利主张，蒋甲应支付蒋乙因占用资金利息损失，利息起算日自蒋乙起诉之日即2015年1月15日(第一次起诉之日)计付，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外币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据此，判决如下：一、蒋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蒋乙16,204,909日元；二、蒋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蒋乙508.14美元；三、蒋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乙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分别以16,204,909日元以及508.14美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外币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四、驳回蒋乙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24元，由原告蒋乙负担人民币23,325元，被告蒋甲负担人民币14,299元。蒋甲、蒋乙均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蒋乙上诉请求：双方对1999年9月6日蒋乙电汇给蒋甲的500万日元存有争议，蒋甲主张该钱款包括在2080万日元内，蒋乙认为并不包括。对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不同意，900万日元并非蒋乙签字取款。坚持认为有两笔10万美元，不包括在2080万日元中。蒋甲主张人民币330,604元已归还，不予认可。故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蒋甲在原审诉请基础上增加归还1400万日元、归还10万美元、归还人民币330,604元并支付利息。蒋甲上诉请求：1000万日元包括在2080万日元中，当时按照蒋乙的指示已经用于为其购房、装修及为蒋乙儿子购买大提琴、归还蒋乙贷款利息及借给蒋乙及其朋友，不同意返还。故要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蒋乙在一审中的诉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关于系争500万元日元是否包括在2080万元日元中的问题、蒋甲是否已归还蒋乙人民币330,604元的问题、1000万日元是否包括在2080万日元中的问题，原审判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已作了详尽的阐述，所作认定正确，理由不再赘述，且二审中也未查明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蒋乙对相关笔迹鉴定结论不同意，但未提供相反依据予以否认，不予采信。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624元，由上诉人蒋乙和上诉人蒋甲各半负担。蒋甲、蒋乙均不服二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0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2民申604号民事裁定，驳回蒋乙、蒋甲的再审申请。蒋甲、蒋乙继续向检察机关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8年2月8日作出沪检二分民（行）监[2017]31820000673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支持蒋乙的监督申请。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查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出示该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以下证据：向中国银行上海市彭浦新村支行调查1000万日元存、取情况的调查提纲及银行回复函各一份，证明1000万日元系4,999,999日元以及5,000,001日元合并存款，本应先取后两笔，再存1000万日元，但银行误操作，造成先存1000万元，后取4,999,999日元和5,000,001日元。申诉人蒋甲质证认为，对检察机关的证据及证明目的不持异议。被申诉人蒋乙质证认为，1999年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禁止丙钞变成丙汇。1000万日元是丙汇，4,999,999日元是从XXXX账户取出的丙钞，5,000,001日元是丙汇，两笔合并只能是丙钞，不可能是丙汇。就该节事实，本院依法向中国银行上海市彭浦新村支行再次核实，该行书面答复：蒋甲定期存单XXXX账户于2001年6月15日存入1000万日元为现汇。4,999,999日元来源于活期一本通XXXXXXXXXXXXXXXXXX账户，5,000,001日元来源于定期一本通XXXXXXXXXXXXXXXXXX账户，均为汇户。不存在钞汇不能合并问题。对此，申诉人蒋甲质证认为，1000万日元如果系从其他地方汇来，则肯定会有汇款凭证等单据，现蒋乙拿不出该1000万日元的汇款凭证，只能说明系从两笔取款合并而来。保存在自己身边的银行活期存折可以证实银行所述是事实。被申诉人蒋乙质证认为，1000万日元是新开户，是从其他地方来的。4,999,999日元的银行票据上没有丙汇10代码，所以应为钞，来源于XXXX账户。另，如果如银行所说4,999,999来源于活期账户，5,000,001来源于定期账户，则没有必要在定期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即取出与活期合并仍存为定期。蒋甲处的活期存折显示2000年丙汇的代码为20，与事实不符，当时丙汇的代码应为14。再审中，申诉人蒋甲向本院提交本案诉讼之前蒋乙诉蒋甲、胡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审[(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202号]民事诉状、庭审笔录、谈话笔录、开庭传票、准予撤诉民事裁定书以及2014年10月13日电视台星光频道法制栏目调解录音，证明蒋乙在本案纠纷之前从未就620万日元的去向提出过异议，仅仅对最后一笔900万日元提出了异议。被申诉人蒋乙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非新证据。前案中其就6000余万日元提出诉讼主张，已经包括了620万日元在内。再次起诉时因为律师告知蒋乙需要有凭据，所以调整了诉请。被申诉人蒋乙提交以下证据：1、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鉴定书一份，证明本案中有关900万日元的鉴定不正确，且因原鉴定人员被公安机关调查、后又被原鉴定机构剔除，该鉴定结论已不能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故申请对涉及900万日元的司法鉴定进行重新鉴定。2、购房合同，证明蒋甲用蒋乙的钱购买了自己的住房。3、中国银行《本、外币定期一本通》一份，证明其于2001年2月开通的一本通明确记载丙种汇户代码为14，而非20，蒋甲提交的活期存折不真实。蒋甲质证称，证据1系蒋乙事后单方委托形成，故不予认可。至于蒋乙所说的鉴定违法的问题，可由法院核实，如果确有违法，则同意重新委托鉴定。经本院核实，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物证技术室主任许某某答复，涉案的两位鉴定人员，一人调离至其他鉴定机构工作，一人公派出国学习，并无被公安机关调查涉刑之说，涉案鉴定程序及实体均不违法。对证据2，蒋甲称，其原居住于上海市彭浦新村XXX号XXX室（40.58平方米），旧房改造时补差购买了同号XXX室房屋（46.50平方米）。1998年其以公房出售方式，分别支付36,600元人民币、78,442元人民币买下了上述两处房屋。2001年11月、2003年8月，两处房屋分别以11.7万元人民币、19万元人民币的价款出售。2002年5月，其又以28万元人民币的价款购入大宁路XXX弄XX号XXX室房屋（74.07平方米）。2011年3月，大宁路房屋出售，价款为139万元售房款加56万元搬迁及装修补偿款，共计195万元人民币。同年4月其又以180万元人民币的价款购入白丽路XX弄XXX号XXX室房屋（128.32平方米）。并提交了相关合同。对证据3，蒋甲出示其于2002年5月换发的中国银行《本外币活期一本通》，显示丙种汇户代码为20，4,999,999日元支取的种类代码亦为20。该一本通由银行换发，故4,999,999日元的钞汇属性应以银行卡记载及银行答复为准。本院再审认为，本次再审的争议焦点为：1、1000万日元是由4,999,999日元与5,000,001日元合并而成还是单独存在。2、是否存在两笔500万日元。3、是否存在两笔10万美元。4、33万余日元是否已归还蒋乙。5、7万余美元是否由蒋乙支取。6、620万日元是否由蒋甲支取使用。关于1000万日元问题2001年6月15日存入蒋甲XXXX账户的1000万日元，蒋乙主张系独立存在，蒋甲主张是由4,999,999日元与500万日元合并而来。中国银行上海市彭浦新村支行书面回复检察机关时称，客户从一个账户取款转存到另一个账户时，根据工作流程和规范，应先办理取款手续，再办理存款手续。经调阅、查询上述客户账户流水及交易传票留底，该三笔款项为客户取款后再转存其他账户的业务，即从账户XXXX取款5,000,001日元，从账户XXXX取款4,999,999日元，合并1000万日元存入账户XXXX内。在业务叙做过程中柜员进行了先存后取，但实际未对客户账户余额及银行资金产生影响。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银行关于“误操作”的说法仅是事后根据存取款时间相距短暂、数额恰好相当而做的推测，并无相关的原始单据予以佐证。且该行关于反向操作（先存后取）未对客户账户余额及银行资金产生影响的说法亦无说服力，因为正向操作（先取后存）也不会对存款客户账户余额及银行资金产生影响，但两者对本案双方当事人而言，却影响巨大。其次，银行操作规范有明确规定，禁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空开账户存款，因此，如果作反向操作，势必需要一个用于空挂的账户作为暂存钱款，而迄今为止仍无证据证实存在这样一个空转账户。再次，4,999,999日元为活期，5,000,001日元是定期，常理而言，在定期没有到期的情况下，确无必要打破定期存款而与其他活期存款合并再存为定期存款。鉴于上述因素，本院认为，蒋甲关于2001年6月15日XXXX账户中1000万日元为XXXX账户4,999,999日元与XXXX账户5,000,001日元合并而成的陈述，证据尚不充分，本院尚难支持。关于是否存在两笔500万日元问题本院认为，蒋乙主张存在两笔500万日元，应首先提交该两笔款项的电汇凭证，但蒋乙至今未提交。现蒋甲认可1999年9月6日蒋乙电汇过500万日元，并称其将该500万日元加上之前从平信寄来的60万日元合并成560万日元于2000年4月20日存入XXXX账户。从举证责任角度，蒋甲的自认可免除蒋乙就该500万日元的举证责任，但不能免除其就另一笔560万日元的举证责任。而在蒋甲就560万日元的来源作了说明后，蒋乙欲反驳，则应提供反驳的证据，例如560万日元并非合并而来，而是由他直接汇款而来，或者并非1999年9月6日的500万日元加另外的60万日元合并，而是由其他钱款构成等等，却不是仅就560万日元的存款凭证提出质疑。故本院认为，由于再审中蒋乙仍然未就存在两笔500万日元提交直接的境外汇款凭据及其他有说服力的证据，故再审对蒋乙的该项请求，亦难支持。关于是否存在两笔10万美元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蒋乙主张存在两笔10万美元，应由其提交两笔10万美元的来源记录，例如是直接电汇，还是其它钱款兑换而来。但是蒋乙再审中只是就蒋甲提交的凭证提出质疑，而不能提交证明其拥有20万美元，并交给蒋甲保管的直接证据，故从谁主张谁举证角度，蒋乙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其次，原一审庭审中蒋乙陈述其诉讼请求为：2080万日元加1999年9月6日的500万日元、2001年4月17日的500万日元、2001年6月22日用560万日元兑换成的5万美元、2002年6月17日从日本现汇的1000万日元、2003年1月20日卡内余额281美元，合计464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32万元。如果存在两笔10万美元的话，显然超出了其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故结合一审的分析，再审拟维持原一、二审就该节事实所作的认定及判决。关于33万余元人民币是否归还问题原审根据银行取款凭证，结合视频内容中蒋乙之妻陈某某在《XXXX》栏目中确认1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还贷后剩余钱款已由蒋乙夫妇取走的陈述，对蒋甲有关剩余4万美元已给付蒋乙的主张予以采信。再审中蒋乙否认陈某某曾作过上述自认，并称陈某某非本案当事人，其于案外所作陈述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对此，本院认为，陈某某作为蒋乙的妻子，其于案外所作陈述在蒋乙与蒋甲双方均无法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蒋乙欲推翻陈某某的陈述，应提交相应的证据，如无法提交，再审则难予支持。关于7万余美元是否为蒋乙取走的问题再审中蒋乙以司法鉴定人员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对另案所作的笔迹鉴定提出异议，要求本案重新鉴定，从而否认其签名取走该笔钱款的事实。经核实，司法鉴定并无违法情况，故对蒋乙的该项请求，再审难以支持，原一、二审涉及该项事实的认定与判决，应予维持。关于620万日元是否为蒋甲支取使用的问题原审认定该部分钱款由蒋甲支取使用，再审中蒋甲提交的(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202号诉讼材料均为原一审中已由法院调查过的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且难以推翻原一、二审关于620万日元由蒋甲支取使用的认定，再审予以维持。综上，原一、二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诉人及被申诉人的再审请求均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9589号民事判决。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的负担不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盈姿审判员  朱蔚云审判员  陈 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刘 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