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赔初17号 原告陶丽珍，女，1966年3月9日出生，汉族，原住嵊州市三江街道下南田村219号，现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殷玉航、程玉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领带园五路1号。 法定代表人严钢，市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梁瑜，副市长。 委托代理人冯飞飞，女，嵊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裘沙泓，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丽珍因不服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9)嵊州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于2019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陶丽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殷玉航、程玉军，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瑜及嵊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冯飞飞、裘沙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丽珍诉称，原告为嵊州市三江街道下南村村民，在该村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2016年初，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开始对原告所在村土地及房产进行征收。原告对被告的征收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16)浙06行初139号及(2017)浙行终121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因被告的违法征收导致原告实体权利丧失，原告于2019年6月22日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被告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嵊政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补偿安置权益已通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得到实现，驳回了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申请系被告违法征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而产生，所应付出的对价与行政赔偿产生的计价标准、事实基础、法律依据均不相同，且没有支付给原告。被告拒绝赔偿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行政赔偿职责，赔偿原告损失共计1064443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的证据和依据为： 1.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原告身份及原告享有单独立户的资格，户口反映出原告与案外人陶某东并非同一户； 2.(2016)浙06行初139号、(2017)浙行终121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3.绿城、碧桂园、白鹭金湾排屋价格表、已卖出的毛坯房单价，证明原告原房屋所在区域周边现房价，原告要求赔偿数额是根据周边房价计算而得； 4.嵊政(2016)5号《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附件2《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安置人口的认定办法》第七条第(五)项，证明被告系根据该条规定未对原告以单独立户的标准予以安置补偿，相关补偿安置权益应该纳入国家赔偿直接损失范畴。 5.(2019)嵊政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 6.村委证明及配套费发票，证明原告在被征收范围内有合法房产，且高南社区下南田村219号住房为原告建造； 7.评估报告，证明涉案房屋评估面积为406.56平方米，也即原告造成的损失面积，为原告主张赔偿的基础。 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被告作出的(2019)嵊政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6月22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嵊政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原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2.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2016年，嵊州市三江街道下南田村被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原告作为安置人口与其母亲王某等列为一个安置户进行安置补偿。2016年3月25日，原告所在安置户代表陶如东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署《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其后领取了拆迁安置补偿款，并腾空房屋移交城中村改造实施单位拆除。按照2016年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政策，该户已获得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奖励、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总安置补偿款5871276元。3.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构成行政赔偿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侵权行为，且该违法侵权行为已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条件。涉案土地征收系公共利益需要，且事后已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亦已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公告和实施。同时，原告所在安置户已通过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方式获得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拆迁补偿。上述安置补偿已经充分保障了原告权益，客观上没有减损原告利益，且在本案中原告亦未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于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和依据为： 1.《行政赔偿申请书》、信封和(2019)嵊政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EMS回单，证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依法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事实； 2.《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陪审确权表》、结算清单、《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以及支付凭证等，证明原告户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且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户领取了补偿款，被告并未造成原告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3.(2017)浙行终121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对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经过确权、评估、公示公告等一系列程序的事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是征收违反法定程序，但征收系基于城中村改造的公共利益而作出，且该地块已经获批。 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为其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不予赔偿决定书》的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确权表、结算清单因无确权小组盖章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支付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认为征收行为并不直接导致原告可获得行政赔偿；证据3因系复印件，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即便真实，这些楼盘也不属于同一区块，且开发后的品牌具有自身的附加值，不能与涉案房屋拆迁前的价格进行比较；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根据相关政策对涉案房屋进行安置补偿，相关款项也已发放到位，对原告并未造成损害；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关联性有异议，村委会无证明资格，且发票交款人明显为陶某东，而非原告；证据7为过程性材料，具体需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中的《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陪审确权表》、结算清单、《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支付凭证等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因上述原告不予确认真实性的证据系证据2中《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前后实施的程序性行为，且该行为与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均一致，该事实亦已有(2017)浙行终1217号生效行政判决所确认，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之证明事实均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5的三性均无异议，因证据1仅能证明原告与陶某东的公安户籍为不同的户，但原告提交的证据6证明涉案房屋的配套费由陶某东向嵊州市建设局缴纳，故虽然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但本院认为尚不足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因系生效裁判文书，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证据4因行政赔偿案件是解决是否应予赔偿、如何赔偿的争议，人民法院系针对赔偿请求能否成立进行审查，但该证据是实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安置人口的相关认定规定，并非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对象，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为涉诉行政行为，是否予以赔偿，本院将予后文阐述。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该证据证明的是附近地块开发后的商品房价格，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为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该两份证据即便真实，也仅能证明涉案房屋建造的配套费由陶某东交由嵊州市建设局，而村委证明远不及于发票的证明之效力，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认为是过程性行为，因该证据系签订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前置行为，最终由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所确认，是否能作为原告的赔偿基础，本院将于后文就是否确认赔偿时一并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15日，嵊州市三江街道高南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关于高南村实施城中村改造的申请报告》，5月20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城南新区（三江街道）合新等村（社区）要求实施城中村改造的请示》，并报请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审批，被告于7月29日发文批复同意该请示。涉案城中村改造具体由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2016年1月4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城南新区（三江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一号公告》，2月3日发布《城南新区（三江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二号公告》，明确征收范围、政策依据、评估机构、拆迁服务机构等事项。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2月14日起就《下南田区块城中村改造被征收房屋面积汇总表》、《下南田区块城中村改造国土档案资料汇总表》、《下南田区块城中村改造在册人口情况汇总表》公示五天；于2016年3月6日起就《下南田区块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确权联审结果汇总表》公示五天，王某、陶某东户在册人口6人，安置人口7人，均包括原告陶丽珍在内；于2016年4月27日公示《下南田区块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果汇总表》，其中涉及王某、陶某东户相应补偿安置情况。2016年4月1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城南新区（三江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三号公告》，主要内容为：从2016年3月1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争先签约期），本区块内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约率已超过90%。即日起，所有《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生效。根据协议书条款，自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以30天计，即4月1日至4月30日）为该区块搬迁腾空期限，请各被征收人积极配合。2016年3月25日，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为鉴证单位，嵊州市城市改造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乙方，陶某东(原告之弟)为丙方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包括原告主张的三江街道下南田村219号房屋)，就房屋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被征收房屋超面积补助款、奖励、其他经营补助款、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各项安置补偿事宜进行了约定。所涉安置补偿款合计5871276元(其中现金支付补偿总额3875436元，房票安置总额1995840元)已履行完毕，涉案房屋亦已被拆除。原告因对被告作出的上述房屋征收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浙行终1217号行政判决，以被告在未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涉案集体土地前，即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直接征收涉案房屋为由，确认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6月22日，原告向被告提请行政赔偿，被告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嵊政不予赔偿字第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对该《不予赔偿决定》不服，遂成讼。另查明，涉案房屋所涉土地在(2017)浙行终1217号行政判决作出前已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陶丽珍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以及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八）项等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以相关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本案中，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征收原告所在户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行政行为虽已被确认违法，但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原告之弟陶如东作为丙方代表原告等于2016年3月25日与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为鉴证单位，嵊州市城市改造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乙方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已经就包括原告主张赔偿的房屋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被征收房屋超面积补助款、奖励、其他经营补助款、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各项安置补偿事宜进行了约定。所涉安置补偿款合计5871276元(其中现金支付补偿总额3875436元，房票安置总额1995840元)亦已依约定全部履行完毕。原告因征收而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已通过签订上述《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方式得以实现。被告虽在完成案涉土地征收的各项审批手续前即作出对涉案房屋征收决定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的上述程序违法给其造成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损害。因此，原告的赔偿请求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丽珍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范卓娅 人民赔审员许烨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