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5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13层1303。法定代表人：苏泽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青，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5幢418室。法定代表人：何才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涵，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裕，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垦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0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中农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华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外人刘元涛的行为足以使华垦公司认定其为中农公司的代表,且华垦公司在履行与中农公司之间的合同编号为N16YSCG0067的《委托进口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华垦公司在履行《代理合同》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并未依约履行《代理合同》义务。一、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华垦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刘元涛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有代理权的表象,且华垦公司在认定刘元涛是否能够代表中农公司收取进口西班牙产全水溶肥料（以下简称涉案货物）这一问题上并非是善意且无过失的,一审法院在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认定上存在片面性,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13条、14条的规定,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必须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如合同、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等形式要素;合同相对人需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一)本案中,华垦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元涛的行为客观上具有有代理权的表象。1．中农公司作为国企,对外签订合同有严格规定与流程,当时与华垦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委托华垦公司代理进口涉案货物、向华垦公司支付货款均是中农公司直接与华垦公司对接。2．在《代理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整个过程中,中农公司从未给过案外人刘元涛任何授权代表其与华垦公司联系,华垦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元涛向其出示过中农公司的授权或其他能够证明其为中农公司代表的代理权凭证,以及代表中农公司收取涉案货物的证据。3．案外人刘元涛并非中农公司的员工,或者在中农公司有其他特殊的职务。在本案之前,案外人刘元涛也从未代表中农公司与华垦公司有过任何业务往来,或曾经取得中农公司的任何授权,使华垦公司相信其在本案中仍能代表中农公司。(二)本案中,华垦公司在认定案外人刘元涛是否为中农公司代表这一问题上并非是善意的,且存在重大过失,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对相关证据的认定存在片面性,事实认定错误。1．华垦公司对刘元涛并非中农公司的员工是明知的,但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华垦公司从未对刘元涛是否具有中农公司的明确授权进行审查,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要求刘元涛出示过相关的授权书或其他代理权凭证,因此在认定刘元涛是否为中农公司代表这一问题上华垦公司并不是善意的。2．华垦公司与中农公司之间有多年的业务往来,且均为国企,双方多年的业务流程都严格遵守国企的授权、审批程序,《代理合同》是中农公司直接与华垦公司签订。按照《代理合同》要求,中农公司直接向华垦公司支付了货款,但华垦公司在刘元涛未出具任何代理权凭证且未与中农公司沟通确认刘元涛是否有代表收货权利的情况下,直接将涉案货物发给刘元涛,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华垦公司员工刘畅与中农公司前财务人员王迪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华垦公司有与中农公司的沟通确认渠道,即使刘元涛曾与华垦公司联系,也并非唯一的联系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垦公司进口涉案货物后应与作为《代理合同》方的中农公司联系确认收货人,但其却未进行任何核实与确认,存在重大过失。3．2018年11月9日华垦公司、中农公司及代理人开会讨论涉案争议时,中农公司员工耿世军陈述：他(刘元涛)到中农来找的我,说是做一个水溶肥,要签合同什么东西,本来我们自己也能代理进口,他当时说过和你们比较熟悉,他过去要找你们(华垦公司)。这仅能证明中农公司委托华垦公司进口涉案货物是为销售给刘元涛,但不能证明刘元涛是中农公司的代表。中农公司员工耿世军完整的陈述为：这一块儿的话我们是有合同约定的,我们要对华垦公司、中农公司负责，肯定我们要按合同来走，后来才知道这个事儿,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通知我们,我们当时也有电话，所以说我们通过业务模型做业务,都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业务,他过去跑手续什么的,我们这个东西不允许这样,他个人随随便便拉货，后来我知道了我才给刘总打电话,我说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刘元涛提走货了,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公司应该跟我们说啊,你这个业务模型不符合中农和华垦业务初始模型啊。可见中农公司一直坚持按照双方多年的业务模式,依据《代理合同》与华垦公司直接对接,即使中农公司委托华垦公司进口涉案货物是因要销售给刘元涛,中农公司与华垦公司之间、中农公司与刘元涛之间也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对中农公司员工耿世军的陈述进行整体分析,而仅片面截取部分信息即认定刘元涛的行为表明其能够代表中农公司,不公正且不合理。4．一审法院认定刘元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之一为三力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公司）出具《声明》称三力公司与中农公司刘元涛先生确认好相关合同条款,但一审法院在未对刘元涛与华垦公司、三力公司接洽确认进口的合同编号为HKACQUA-1601的《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的过程进行审查并确认该过程中是否存在表见代理所应具备的客观表象,以及三力公司、华垦公司在确认刘元涛是否有权代表中农公司洽谈确认进口《合同》内容的过程中是否为善意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等事实的情况下,片面采信三力公司出具的《声明》即认定刘元涛代表中农公司,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华垦公司在确认案外人刘元涛是否为中农公司代表这一问题上并不是善意的且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系三力公司直接发货给刘元涛，华垦公司在履行《代理合同》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与实际不符。（一)涉案货物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直接由三力公司发给刘元涛，一审法院未对本案所涉委托进口代理业务流程进行分析，根据三力公司与华垦公司签订的《合同》及提单,本案委托进口采用CIF模式,外商在装运港即完成交货义务,货权转移给委托方也即中农公司，本案提单收货人为“凭指定”,华垦公司作为代理商拿到外商背书提单后应背书给中农公司，由中农公司取得提单后交由货代公司,货代公司进行报关清关、港口提取涉案货物存储或发给委托方背书指定的收货人。但实际情况是华垦公司取得收货人凭指定的提单后直接交给货代公司，与正常的委托进口代理业务流程相违背，罔顾《代理合同》委托进口方中农公司的利益。(二)中农公司与华垦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华垦公司应及时将进口合同的执行情况、业务进展、合同履行情况告知中农公司，但华垦公司在明知刘元涛并非中农公司员工、无中农公司授权并且在有渠道与中农公司确认而未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将涉案货物发给刘元涛存在重大过错,应赔偿由此给中农公司造成的损失。华垦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中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代理合同》于2018年11月13日解除；2．判令华垦公司退还中农公司已支付的货款748280元；3．判令华垦公司向中农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24484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9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523796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计算标准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华垦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3日，中农公司作为甲方与华垦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代理合同》。约定如下事项：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口涉案货物72吨（结算以最终实际进口数量为准）；客户由甲方自行联系，并由甲方与客户协商进口合同的主要内容，进口合同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后，甲方授权乙方以其名义与外商签订；乙方负责履行进口合同的付汇及办理进口有关手续，甲方负责支付货款及所有进口费用并向乙方支付进口代理费；总货款为747480人民币（青岛港含税清关价）；进口合同支付方式为30%TT预付，70%见提单复印件付清；甲乙双方应及时就所代理进口的货物进行结算，乙方只开具代理费部分发票给甲方，甲方自行入账双抬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发票，乙方提供银行付款水单与手续费复印件，不再开具货款发票给甲方；办理国内运输，货到目的港后的一切港口费用由甲方承担，在接到乙方货物到港通知后，由甲方自行办理国内运输（包括国内运输保险）；本协议所对应HKACQUA-1601号《外贸进口合同》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乙方在本协议中对甲方承担的义务以乙方在《外贸进口合同》中所取得的权利为限。2016年12月16日，华垦公司作为买方与三力公司作为卖方就涉案货物签订《合同》。约定如下：合同总价为726680元（青岛清关所有费用、进口关税、增值税已包含）；装运期限为2017年2月28日前；装运口岸为西班牙主要港口；到货口岸为中国青岛港；付款条件为买方收到国内用户中农公司款后，预付T/T30%，见提单复印件付70%尾款。2016年12月21日，中农公司作为甲方与案外公司上海顺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盛公司）作为乙方（刘元涛为该顺盛公司控股股东）签订了合同编号为N16YSXS0166《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就乙方订购甲方涉案货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数量72吨；合计金额759080元；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甲方每吨150元的利润，并承担甲方向第三方采购所付货款总金额的利息，具体为月息0．8%，利息结算日期在2017年5月31日前；乙方负责本批进口水溶肥的销售，并承诺在5月30日前销售完毕，逾期乙方不能销售，甲方有权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乙方于本合同签订15日之内向甲方支付销售保证金，预缴销售保证金80000元，作为货物销售保障金，用来保证货物代采期间甲方的利息，及用于乙方逾期销售的处理费用，如正常销售，销售保证金在乙方最后一次提货时，抵充货款；乙方付款后甲方按照乙方的流向发货；收货人及到站以乙方所报流向为准，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上述《销售合同》落款处有刘元涛的盖章。2016年12月28日，中农公司向华垦公司支付了224484元货款；2017年3月3日，中农公司向华垦公司支付了剩余523796元货款。2017年2月27日，华垦公司刘畅通过微信告知刘元涛进口涉案货物的提单已出，并要求刘元涛知会中农公司支付余款；刘元涛回复“收到刘哥，您也通知中农会计王迪一下”；后刘畅应刘元涛要求将涉案货物提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了刘元涛。2017年2月28日，中农公司王迪与华垦公司刘畅进行微信沟通。内容为“王迪你好，我是华垦刘畅。刘元涛委托我司进口的西班牙复合肥提单已出，根据合同请将70%余款530276元人民币付至我司如下账户”，后刘畅于2017年3月2日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7年12月，刘畅再次微信刘元涛称华垦公司收到中农崔言杰发过来的对账单，上面显示未发货，请刘元涛告知中农公司货已由刘元涛提走；刘元涛回复“收到”。青岛蓝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鲸公司）出具《送货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我司于2017年4月初收到华垦公司寄来的HKACQUA-1601外贸合同项下进口肥料72吨正本提单、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正本等清关资料后，2017年4月6日进行了报关，4月7日出税（税票为华垦公司和中农公司双抬头），4月10日根据外商提供的仓库地址：沂水县城长安南路南段裕丰工业园和联系人：刘元涛，我司安排了派车通知，并委托青岛佰宜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全部货物72吨（3柜），于2017年4月15日发至上述仓库地址，刘元涛已经收到了全部货物。2018年1月16日，中农公司向华垦公司发出公函称“未收到华垦公司的提货书面通知及相关货物”；2018年2月11日，华垦公司复函称“本业务代理合同的签订和货款支付全是通过刘元涛先生与我司接洽，贵司没有其他人员接洽我司。委托进口货物于2017年3月28日抵青岛港，后期刘元涛提走了货物，我司于2017年9月通知刘元涛督促贵司开具收货函给我司，并提醒进口增值税票要在认证期限内由贵司认证，刘元涛回复说贵司财务表示2017年国庆节拿到税票较晚，无法认证。我司认为贵司已经知悉合同货物的到港并提取了货物，现在通知让我司发货物或退款，我司表示困惑”；2018年3月2日，中农公司再次复函华垦公司称“刘元涛既不是合同中指定的联系人也不是我司员工，更没有获得过我司的相关授权，故刘元涛的行为与我司无关，贵司向刘元涛交付货物、发票的行为令我司深感费解，贵司称委托进口的货物于2017年3月28日抵港，但我司并没有收到贵司货物到港的通知，亦未收到进口发票”；2018年3月22日，华垦公司复函中农公司称“整个业务运作全是刘元涛先生与我司接洽”、“合同中并没有指定联系人，贵司在合同签订和付款的过程中除了刘元涛外也没有其他人联系过我司。另外合同中说明外商由贵司自行联系”。2018年10月29日，三力公司向华垦公司出具《声明》，内容为：中农公司刘元涛先生2016年底联系我司购买西班牙欧普诺公司生产的复合肥72吨，并委托贵司代理进口。我司与中农公司刘元涛确认好相关合同条款后于2016年12月16日与贵司签订了HKACQUA-1601号合同。货物于2017年3月底运达青岛港，我司缴纳完毕清关费用和进口税费后，按照中农公司刘元涛的指示委托蓝鲸公司送至指定地址。至此我司与贵司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2018年11月9日，华垦公司、中农公司及中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就涉案争议进行了开会讨论。会上，中农公司中农产品研发营销中心三部经理耿世军陈述了与刘元涛的合作过程，具体内容为：他（刘元涛）到中农来找的我，说是来做一个水溶肥，要签合同什么东西，本来我们自己也能代理进口，他当时说过和你们比较熟悉，他过去要找你们（华垦公司）。我说那倒也无所谓，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明确，这一块儿的话我们是有合同约定的，我们要对华垦、中农来负责，肯定不能对你个人，而且你必须，从我们手里进口这个产品，你必须保证要包销，你必须交保证金，他给我们还交了一些保证金之类的。卖不掉的话，我们自己也代期货，我们自己也可以卖掉，但是呢，肯定我们要按合同来走。后来我知道到了我才给刘总（华垦公司刘畅）打电话，我说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刘元涛提走货了，我说这个事我们不知道啊，公司应该跟我们说啊，你这个业务模型不符合中农和华垦业务初始模型啊，这是我在电话里和他沟通的。一审法院认为，华垦公司与中农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元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中农公司是否有权依据《代理合同》向华垦公司主张赔偿。一、刘元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本质特征应视行为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是否使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单位的代理权。本案中，从三力公司出具的《声明》中“我司与中农公司刘元涛确认好相关合同条款后于2016年12月16日与贵司签订了《合同》，按照中农公司刘元涛的指示委托蓝鲸公司送至指定地址”的内容，以及耿世军“他（刘元涛）到中农来找的我，说是做一个水溶肥，要签合同什么东西，本来我们自己也能代理进口，他当时说过和你们比较熟悉，他过去要找你们（华垦公司）”陈述内容，同时结合刘畅与王迪的微信记录“刘元涛委托我司进口的西班牙复合肥提单已出，根据合同请将70%余款530276元人民币付至我司如下账户”及中农公司支付尾款的过程，在中农公司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其有指定联系人洽谈跟进履行涉案《代理合同》及《合同》的情形下，虽刘元涛并无中农公司的相应授权，但刘元涛的各种行为足以使得华垦公司及三力公司“认定”其为中农公司代表。据此，刘元涛收取涉案货物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结果应由中农公司承受，货权已转移给了中农公司。二、中农公司是否有权依据《代理合同》向华垦公司主张赔偿。本案为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系委托合同的一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中农公司委托华垦公司代理进口涉案货物72吨，并由中农公司自行联系客户、协商进口合同的主要内容，再经华垦公司、中农公司共同确认后，华垦公司有权以其名义与外商签订《合同》，同时确认外商合同编号为HKACQUA-1601，系《代理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审庭审中，中农公司对华垦公司提交的其与三力公司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中农公司亦未按照一审法院要求核实其是否知晓上述外商《合同》。足以说明中农公司对华垦公司接洽的外商公司为三力公司并签有《合同》是知情的。据此，上述外商《合同》应直接约束三力公司与中农公司。现根据三力公司出具的《声明》，涉案货物交付刘元涛系三力公司直接发货，而如前所述刘元涛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即华垦公司在履行《代理协议》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中农公司无权要求华垦公司承担解除《代理合同》并返还货款同时支付经济赔偿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中农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二审中，中农公司和华垦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元涛的收取涉案货物行为是否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中农公司与华垦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关于涉案货物运输方面约定为：中农公司办理国内运输，货到目的港后的一切港口费用由中农公司承担，在接到华垦公司货物到港通知后，由中农公司自行办理国内运输。同时约定《代理合同》所对应HKACQUA-1601号《合同》构成《代理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华垦公司在《代理合同》中对中农公司承担的义务以华垦公司在《合同》中所取得的权利为限。华垦公司与三力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HKACQUA-1601的《合同》关于涉案货物运输方面约定为：合同总价（CIF青岛港）726680元，装运期限2017年2月28日前，到货口岸中国青岛港。同时，中农公司与顺盛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顺盛公司付款后中农公司按照顺盛公司的流向发货，收货人及到站以顺盛公司所报流向为准，运输费用由顺盛公司承担。在中农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曾对涉案货物的收货人等信息予以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结合华垦公司员工刘畅与刘元涛之间关于“刘总你好，进口化肥的提单出来了。请通知一下中农将余款70%，530276元人民币付给华垦。账号还是上次那个平安银行账户”、“收到刘哥，您也通知中农会计王迪一下”等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后续刘畅与中农公司员工王迪之间关于“刘元涛委托我司进口的西班牙复合肥提单已出，根据合同请将70%余款530276元人民币付至我司如下账户”、“好的，太忙了，明天我抽时间做一下”、“您好，剩余款项应该是523796元请您核实”等微信聊天记录及三力公司出具的载明“中农公司刘元涛先生2016年底联系我司购买西班牙欧普诺公司生产的复合肥72吨，并委托贵司代理进口。我司与中农公司刘元涛确认好相关合同条款后于2016年12月16日与贵司签订了HKACQUA-1601号合同。货物于2017年3月底运达青岛港，我司缴纳完毕清关费用和进口税费后，按照中农公司刘元涛的指示委托蓝鲸公司送至指定地址”的《声明》和蓝鲸公司出具的载明“4月10日根据外商提供的仓库地址：沂水县城长安南路南段裕丰工业园和联系人：刘元涛，我司安排了派车通知，并委托青岛佰宜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全部货物，于2017年4月15日发至上述仓库地址，刘元涛已经收到了全部货物”的《送货情况说明》相关内容，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华垦公司有理由相信刘元涛具有代理权，刘元涛的收货行为对中农公司构成表见代理。中农公司虽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其上诉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在认定刘元涛的表见代理行为成立的情况下，中农公司未举证证明华垦公司在履行《代理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农公司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中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82元，由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审 判 员  孙 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