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民终2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德市常龙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汤家坪村七组。代表人：王琦旭，该学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彪，湖南博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福启，男，195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临澧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红梅，女，1970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临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明，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福生，男，196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杜红梅与常德市常龙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常龙驾校）、吴福启、邓福生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湘0724民初493号民事判决，邓福生、吴福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8）湘07民终222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湘0724民初647号民事判决，常龙驾校、吴福启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龙驾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杜红梅对常龙驾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杜红梅、邓福生、吴福启承担。事实和理由：1、邓福生、吴福启以所谓入股常龙驾校为名骗取杜红梅资金，自己行借贷之实，被诉后又妄图将债务转嫁他人。2、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杜红梅未与邓伟、常龙驾校发生任何直接法律关系。3、一审判令常龙驾校承担返还责任，还存在如下错误：（1）杜红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主张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常龙驾校并非受托人，因此一审判决超出了杜红梅的诉求范围。（2）抛开邓福生、吴福启欺骗杜红梅资金借给邓伟的款事实，还款责任也轮不到常龙驾校。（3）杜红梅向常龙驾校不能直接主张返还投资，而是要求进行工商登记与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纠正。吴福启对此辩称，常龙驾校认为本人骗取杜红梅的钱错误，本人与杜红梅一道去该校查账，杜红梅发现有利可图才打算入股，至于其他情况本人不清楚。杜红梅对此辩称，1、本人对于邓福生、吴福启是否存在有意骗取行为并未下结论，但事实上是该二人说可以帮助本人入股，邓福生对转款事情是清楚的，常龙驾校的该项上诉观点不正确；2、邓伟系常龙驾校的会计，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均不能否认邓伟收款行为，常龙驾校应承担返还责任；3、杜红梅相信邓福生、吴福启可以帮助其入股常龙驾校，实际是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委托行为，杜红梅要求返还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福生对此辩称，常龙驾校称本人与吴福启骗取杜红梅的钱，该款项本人并不知情，只是杜红梅要求本人与吴福启证明给邓伟汇过款。吴福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吴福启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吴福启不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本人向杜红梅出具股本金收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判决罔顾事实真相，仅以书证中文字做逻辑推论来认定事实的方法错误，且推论过程极不严谨。首先，两份手写的协议最终都没有落到实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两份协议中约定的分别是“协议签订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派员进驻常龙驾校接管驾校的全部管理、经营业务”、“协议签订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派员进驻常龙驾校接管驾校的一切事务”，强调的是“全部管理、经营业务”“一切事务”，并不能排除协议签订前临澧方就派员进驻常龙驾校与曾庆华一起共同管理财务的事实。一审判决用不具备排他性的方法和不严谨的推论，错误地认定了事实，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2、本人向杜红梅出具股本金收条的行为，不能视为与其签订委托合同。（1）如前所述，本人向杜红梅出具股本金收条是基于本人财务负责人身份的职务行为，并非个人受其委托代办入股事项。（2）从杜红梅出资入股过程和股本金收条的形成过程看，本人与杜红梅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与受托关系。（3）临澧方的牵头人是邓福生，本人与杜红梅都是受邓福生指派进入常龙驾校开展工作。收购常龙驾校股权一事，均由邓福生主导，本人从来不具备决策权也未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准确，判决明显不公，请求支持上诉请求。常龙驾校对此辩称，1、吴福启的行为并非常龙驾校的职务行为，吴福启、邓福生、汪党生10月份才接管驾校一个月；2、案涉款项属借款，借款行为是杜红梅与吴福启、邓福生之间的行为，只是以入股为名。杜红梅对此辩称，1、吴福启认为其向杜红梅出具收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不符合案件事实；2、其认为与杜红梅之间无委托合同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杜红梅委托吴福启、邓福生代为办理入股常龙驾校的手续，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福生对此辩称，本案与本人无关，一审判决正确。杜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邓福生、吴福启、常龙驾校返还杜红梅投资款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邓福生、吴福启欲入伙常龙驾校，杜红梅知晓该信息后，告知吴福启想通过其投资常龙驾校。2015年7月17日，杜红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时任常龙驾校的出纳邓伟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约半个月后，吴福启向杜红梅出具收到杜红梅现金20万元的收条1份，收条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8日，同时载明“此款系常龙驾校入股股金”，应杜红梅要求，邓福生亦在收条尾部的收款人签章处签名。常龙驾校系2014年5月16日经工商登记成立的普通合伙企业，成立时登记的合伙人为田志银、曾庆华，田志银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曾庆华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曾庆华为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年4月18日，邓福生与曾庆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约定曾庆华将常龙驾校的股份的一半以175万元价款转让给邓福生，该175万元股份转让款分别由邓福生原出借给常龙驾校的借款40万元及邓福生于协议签订后一次性支付135万元组成。2015年10月17日，曾庆华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曾庆华将常龙驾校的全部股份作价260万元转让给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还约定此协议签订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派员进驻常龙驾校接管驾校的全部管理、经营业务。2015年10月18日，曾庆华再次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签订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曾庆华将常龙驾校全部股份转让给邓福生、吴福启、汪党生，且协议签订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派员进驻常龙驾校接管驾校的一切事务。2015年10月20日，常龙驾校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增加汪党生为合伙人，出资50万元。此后，常龙驾校经过数次工商变更登记，邓福生、吴福启、杜红梅自常龙驾校成立起至今从未登记为常龙驾校合伙人，但2015年10月后的一段时间内，吴福启参与了常龙驾校的经营管理。2018年11月30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对常龙驾校原执行事务合伙人曾庆华及常龙驾校原出纳邓伟（曾庆华之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作出（2018）湘0703刑初489号刑事判决，本案所涉杜红梅向邓伟转账的20万元未在该案中确认为曾庆华、邓伟向社会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界定；二、本案的还款责任应由谁承担。关于焦点一，杜红梅向邓伟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吴福启向其出具收条，吴福启主张其当时担任常龙驾校财务校长，出具收条系职务行为，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出具收条时（即2015年7-8月）其在常龙驾校任职，且曾庆华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于2015年10月17日和18日签订的2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均约定协议签订后汪党生、邓福生、吴福启派员进驻常龙驾校接管驾校的全部管理、经营业务，说明2015年10月之前，邓福生、吴福启并未进入常龙驾校参与经营和担任管理职务，故吴福启关于其出具收条是职务行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吴福启在明知杜红梅想通过其投资常龙驾校的情况下，对杜红梅的投资款出具收条，应视为其接受了杜红梅的委托，办理投资常龙驾校事宜，双方委托合同成立。但杜红梅最终未与常龙驾校各合伙人达成入伙协议、成为常龙驾校合伙人，亦未与常龙驾校达成其他投资协议，杜红梅与常龙驾校之间就该20万元投资款的投资合同并未成立。因常龙驾校当时的收支均使用该校出纳邓伟的个人银行账户，故邓伟以个人银行账户收取杜红梅驾校投资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常龙驾校承担。邓福生虽在收条上签名，但其并未收取该款，亦未与杜红梅或常龙驾校就该款达成任何协议，其签名的行为并不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动，故邓福生与杜红梅未因此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关于焦点二。杜红梅与常龙驾校之间的投资合同未成立，常龙驾校收取的杜红梅投资款20万元应予以返还。吴福启在接受杜红梅委托后，未积极处理委托事务，致使杜红梅投资常龙驾校的目的未达成，吴福启虽未收取报酬，但存在重大过失，其对杜红梅的投资款未返还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吴福启应在常龙驾校未返还投资款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杜红梅要求吴福启、常龙驾校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其要求邓福生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常龙驾校关于邓伟收取该款属于非法集资，且邓伟认为该款来源于邓福生和吴福启，杜红梅应向邓福生和吴福启追偿的主张，因目前并无相关证据证实本案涉嫌刑事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邓伟对该款来源的理解不影响常龙驾校对外承担责任，故对常龙驾校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常龙驾校关于本案二审存在程序问题的主张，因其不属于一审法院审理的范畴，故不予审理。判决：一、常龙驾校返还杜红梅投资款2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吴福启在常龙驾校的上述第一项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杜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常龙驾校、吴福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常龙驾校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一份，即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对汪党生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杜红梅的20万元款项系邓福生、吴福启对曾庆华借款50万元中的一部分的事实。本院组织各方对该证据进行了交换并质证。杜红梅质证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清，关联性也持异议，不能作为该校抗辩的证据。吴福启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邓福生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常龙驾校并未申请汪党生出庭作证，且该证据载明的内容与杜红梅于2015年7月17日才向邓伟转款的事实不符，吴福启在二审中对50万元借款亦不予认可，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吴福启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6份：证据1《委托书》，拟证明其为临澧县同欢驾驶人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校长的事实；证据2《交接明细》，拟证明2015年5月11日与邓伟进行交接，从而自此参与常龙驾校管理的事实；证据3《常龙驾校5月份报表》，拟证明自2015年5月12日起收入就归邓福生入股方所有的事实；证据4《承诺书》，拟证明曾庆华给邓福生承诺从2015年7月16日正式参与常龙驾校管理，杜红梅看到该《承诺书》后才汇款的事实；证据5《证明材料》（证人李林出具），拟证明吴福启自2015年5月起任常龙驾校财务校长的事实；证据6《呈请立案报告》，2015年汪党生代表临澧方自2015年4月就参与常龙驾校管理的事实。本院组织各方对该证据进行了交换并质证。常龙驾校质证认为，证据1、5与本案无关；证据2、3未提交原件，对真实性持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均持异议；对证据6不持异议。邓福生质证认为，该6组证据均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杜红梅质证认为，对该6组证据的三性均持异议。本院对此认证如下：关于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关于证据2、3、4，未提交原件，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关于证据5，吴福启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予采信；关于证据6，仅能证明曾向有关机关报案的事实，不能直接证明与本案相关事实，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在出具涉案收条期间，吴福启在常龙驾校负责分管财务工作；2、2015年7月16日曾庆华、邓伟向吴福启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吴福启现金50万元，吴福启在二审中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并未发生借款；邓福生质认为该《借条》与其无关。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关于吴福启、邓福生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二是关于常龙驾校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关于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是提供劳务的合同，其标的是处理委托事务；委托合同既可以使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经审查，杜红梅得知邓福生、吴福启欲入伙常龙驾校信息后，告知吴福启想通过其投资常龙驾校，并向常龙驾校出纳邓伟的银行账户直接转款20万元，其后杜红梅并未实际成为常龙驾校股东。吴福启在出具收条时非常龙驾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根本无权决定杜红梅是否能够成为常龙驾校股东，亦未直接经手接受杜红梅入股款项，吴福启仅为杜红梅入股常龙驾校起到介绍作用，杜红梅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与吴福启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一审判决仅凭其在收条上签名的行为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予以纠正。吴福启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出具收条时（即2015年7-8月）在常龙驾校实际任职从事相应管理行为的事实，吴福启出具收条系职务行为，一审判决以其未提交充足有效证据为由，驳回其出具收条是职务行为的主张，亦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予以纠正。即便认为杜红梅与吴福启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因吴福启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给杜红梅造成损失，吴福启亦不应赔偿损失。因此，吴福启不应向杜红梅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吴福启应在常龙驾校未返还投资款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判令吴福启在常龙驾校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吴福启上诉所持双方无委托合同关系且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经查成立，予以支持。邓福生虽在收条上签名，但其并未收取该款，亦未与杜红梅或常龙驾校就该款达成任何协议，其签名的行为并不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动，故邓福生与杜红梅未因此建立民事法律关系，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二，承前所述，因常龙驾校当时的收支均使用该校出纳邓伟的个人银行账户，故邓伟以个人银行账户收取杜红梅驾校投资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常龙驾校承担。杜红梅转款20万元后至今未实际成为常龙驾校合法股东，常龙驾校违反约定应返还杜红梅投资款20万元。至于涉案款项是否涉嫌犯罪，并不影响常龙驾校对外承担民事责任。2015年7月17日，杜红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邓伟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而2015年7月16日曾庆华、邓伟向吴福启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吴福启现金50万元。该《借条》出具的日期与杜红梅日期不同，《借条》出具日期在杜红梅转款20万元之前，邓伟在向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杜红梅转给我的20万元可能包含在50万元内”，邓伟对此未作肯定陈述，且吴福启在二审中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并未发生该借款；邓福生质证认为该《借条》与其无关。因此，从现有证据看，尚不能认定杜红梅转款的20万元包含在借款50万元之内的事实，亦不能确定借款5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的事实。常龙驾校上诉所持“邓福生、吴福启以所谓入股常龙驾校为名骗取杜红梅资金，自己行借贷之实，被诉后又妄图将债务转嫁他人”的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福启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常龙驾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4民初6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一、常德市常龙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返还杜红梅投资款2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杜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4民初6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8600元，由常德市常龙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浚审判员 樊 英审判员 詹险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曾 群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节录）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节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