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0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国新，男，199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世荣，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国柱，男，198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粉洪，广东镜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培，广东镜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姜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考文，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华，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伍立强，男，199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上诉人蒋国新因与被上诉人罗国柱、原审第三人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鑫公司）、伍立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3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国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蒋国新无需向罗国柱退还购车款49000元；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罗国柱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情势变更”原则性条款是错误的。“情势变更”原则在适用上有严格的条件，具体如下：（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不能适用这一原则。（3）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涉案车辆被抵押权人拖走”并非是情形变更事实，而是所有抵押车均必然存在的交易风险，一审法院将这一交易风险等同于情势变更事实是错误的。蒋国新与罗国柱签订《二手车转让合同》时均是知道涉案车辆系抵押车，无法过户，且存在各种风险，而且蒋国新已收取了车款并向罗国柱交付车辆，双方的权利义务即合同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引用“情势变更”原则判决解除一个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是不妥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在罗国柱没有依据或者提出“情势变更”条款解除合同时，不应主动适用，否则有违审判中立原则及要求。《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当事人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修正，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但如果允许法官依职权对合同内容作变更，这显然是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而不能依职权直接认定。3.一审法院在罗国柱未提出“情势变更”原则且在不符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之下强行引用该原则性条款并作出判决对蒋国新是极度的不公平。蒋国新从案外人梁某处花了4万元购买涉案车辆，后以49000元卖给罗国柱，一审依法判决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购车款，使得蒋国新“车、钱”两失，两面受损，让蒋国新成为了涉案合同交易的无辜受害者。（二）《二手车转让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履行完毕，涉案车辆交付之后的任何风险应当由罗国柱承担，罗国柱要求返还购车款于法无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蒋国新与罗国柱签订的《二手车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受到法律保护，各方应严格遵守及执行。2.根据蒋国新与罗国柱在永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签订的《二手车转让合同》可见，罗国柱对于涉案车辆是抵押车并无法过户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罗国柱作为一个具有多年机动车驾驶经验的成年人，对抵押车可能被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拖走的风险也是清楚的，否则其也不会以低于市场价向蒋国新购买抵押车辆。3.根据《合同法》第142条的规定，以及《二手车转让合同》明确地约定“该车在2018年4月18日3时14分以前发生的一切交通事故、经济纠纷，法律责任均由原车主或者转让人负责，以后由购车人负责”，在蒋国新交付涉案车辆后，所有的风险应该由罗国柱承担，否则有违契约精神、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三）抵押车的交易已是普遍的市场现状，倘若法院均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判决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方退款，不仅出卖方的权益无从保障，也会滋长买受方在使用车辆后为了退款而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破坏社会诚信体系，更加会影响二手车尤其是抵押车的买卖及交易，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抵押车买卖合同既然按照现行法律认定为有效的合同，就应该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予以充分保障，相关交易风险由各交易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自行承担。退一万步来讲，即便在此次交易中蒋国新存在过失或者过错，也不应当承担全部退款责任，最多也仅需向罗国柱退回4900元的购车款。罗国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蒋国新的全部上诉请求。1.罗国柱与蒋国新签订的《二手车转让合同》是合法有效，罗国柱的目的是使用这辆车辆，但是罗国柱使用了才两个月，就被易鑫公司依据抵押权把车拖走了，致使罗国柱无法继续使用车辆，致使《二手车转让合同》的目的无法达成，故应当依法解除。若蒋国新坚持认为拖走车辆是可以预知的，而且其并没有明确告知罗国柱，蒋国新的行为涉嫌诈骗。2.蒋国新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作出缺席判决，不能因此认定罗国柱没有提出车辆属于情势变更。易鑫公司述称，易鑫公司与本案无关，易鑫公司不发表意见。伍立强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作出陈述。罗国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罗国柱与蒋国新之间订立的《二手车转让合同》；2.判令蒋国新向罗国柱退还购车款4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蒋国新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伍立强是粤Ｗ×××××号丰田牌小型轿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的行驶证登记所有人。2018年4月18日，罗国柱与蒋国新签订了《二手车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蒋国新转让涉案车辆给罗国柱，转让价格为49000元，并明确记载车辆不过户。当天，罗国柱按约向蒋国新支付了购车款49000元，蒋国新按约将车辆交付罗国柱使用。2018年7月9日，罗国柱因涉案车辆被易鑫公司强行拖走，遂向广州市增城区永新派出所报案。永新派出所随后对罗国柱与蒋国新作询问笔录。蒋国新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其向梁某收购涉案车辆，因该车为抵押车辆，故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之后蒋国新将该车转卖给罗国柱，罗国柱亦知悉该车为抵押车辆。易鑫公司为证明其对涉案车辆拥有合法控制权，提交了《汽车租赁合同》《汽车抵押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证据予以佐证。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易鑫公司按照伍立强的要求购买涉案车辆后，由伍立强向易鑫公司承租并使用该租赁车辆；出租人为易鑫公司，承租人为伍立强，车辆购车款总额为76500元，融资总额为64591元，该车为伍立强本人自用，租赁期限为24个月，伍立强每期还款租金为3128.12元；易鑫公司在支付涉案车辆购车款后，即取得该车所有权。伍立强不得在租期内对涉案车辆进行销售、转让等涉及租赁汽车所有权或处置的行为，否则，易鑫公司有权收回车辆。根据抵押合同约定：抵押车辆为涉案车辆，承租人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补偿金等所有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根据《机动车登记证书》显示，涉案车辆已于2017年5月10日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易鑫公司。另，易鑫公司提交了融资款付款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伍立强还款信息表等证据，拟证明其已按约支付购车款但伍立强连续三期未按时支付租金，故其按合同约定控制了涉案车辆。以上事实，有涉案车辆行驶证、《二手车转让合同》、转账记录截图、报警回执、《询问笔录》《汽车租赁合同》《汽车抵押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融资款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二手车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以及罗国柱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一、《二手车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罗国柱与蒋国新经过协商一致后自愿签订《二手车转让合同》，该合同自双方签名时成立。经审查，该合同条款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二、罗国柱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二手车转让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是罗国柱、蒋国新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已明确载明涉案车辆不过户，双方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已按约履行各自义务，因此，蒋国新不构成违约。2018年7月，抵押权人易鑫公司因行使权利将涉案车辆拖走，该客观情况是罗国柱、蒋国新在签订转让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由于罗国柱已无法实现占有、使用涉案车辆的合同目的，罗国柱起诉要求解除《二手车转让合同》，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罗国柱主张蒋国新退还购车款49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至于蒋国新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可另行向其自认的出卖人梁某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判决：一、解除罗国柱与蒋国新签订的《二手车转让合同》；二、蒋国新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罗国柱退还购车款49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蒋国新负担。罗国柱已预交前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退还，蒋国新应在履行判决时一并向罗国柱支付案件受理费1025元。二审中，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一）罗国柱、蒋国新双方均认为涉案合同有效。（二）《二手车转让合同》还约定，购车人购车前务必看清车辆，愿意接受该车的一切现状及瑕疵，并愿意履行本合同。该车在2018年4月18日以前发生的一切交通事故、经济纠纷、法律责任均由原车主或转让人负责，以后由购车人负责。（三）罗国柱在起诉状中认为，合同签订后，其向蒋国新支付49000元购车款，但该车的实际所有人为伍立强，蒋国新为无权处分人，蒋国新在明知其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将该车转让给罗国柱并收取转让款，故提出本案诉请。罗国柱认为合同有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二手车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二、罗国柱要求解除上述合同并要求蒋国新退还购车款49000元能否支持？关于涉案《二手车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虽然罗国柱、蒋国新双方均认为涉案合同有效。但对合同效力问题，本院仍须依职权进行审查。首先，本案中，车辆登记权属人为伍立强，蒋国新辩称涉案车辆是其通过合法途径向梁某购买的，梁某应是从登记车主伍立强处购得该车。但在并无证据证实伍立强曾与他人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达成转移车辆所有权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车辆转移占有并不改变对车辆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故蒋国新并不享有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其次，关于蒋国新对案涉车辆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仅以蒋国新不具有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但，就本案所涉交易而言，双方交易标的为登记车主伍立强从易鑫公司租赁的车辆，另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该车辆还于2017年5月10日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易鑫公司。《汽车租赁合同》约定，伍立强不得在租期内对涉案车辆进行销售、转让等涉及租赁汽车所有权或处置的行为，否则，易鑫公司有权收回车辆。由此反映在该标的车辆之上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此外，案涉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于2017年9月14日发布《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三）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因此，蒋国新、罗国柱及该车交易环节中的各相关主体，通过连环买卖的方式转让涉案车辆，违反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标的车辆为抵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综上，蒋国新、罗国柱所实施的案涉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涉案《二手车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罗国柱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的上述《二手车转让合同》，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罗国柱要求蒋国新退还购车款49000元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罗国柱起诉同时提出解除合同及要求蒋国新退还购车款的诉求，现本院已认定涉案《二手车转让合同》无效，鉴于罗国柱提起本案诉讼的最终目的是要求退还购车款，故从避免当事人诉累的角度，其要求退还购车款的主张是否成立，与其解除合同的主张是否获得支持并不冲突，可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直接予以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罗国柱要求返还购车款的主张具有相应法律依据。但鉴于涉案车辆从2018年4月18日交付罗国柱至2018年7月被拖走，故综合考量车辆状况及罗国柱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从公平角度出发，本院酌情扣减合理使用费9000元。即蒋国新应当向罗国柱返还价款40000元。对于罗国柱提出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蒋国新的部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裁判结果存在不当之处，应予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39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39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蒋国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上诉人罗国柱退还购车款40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罗国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上诉人蒋国新负担837元，被上诉人罗国柱负担1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上诉人蒋国新负担837元，被上诉人罗国柱负担1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尤志华郭炜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