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震汉，男，194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湖南德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兴，男，193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霞，女，197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文财，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迪明，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建英，女，汉族，1953年4月1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杰，湖南展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震汉因与被上诉人李桂兴、李红霞、原审被告胡建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震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案件审理过程的阐述与事实不符，严重错误。1、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阐述：“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后”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上诉人收到的诉状副本等相关材料，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诉状的日期均为2018年7月11日，而《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的落款日期则为2018年4月10日，时间间隔如此大且传唤上诉人与立案日期倒置的案件受理过程明显与事实不符；2、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阐述：“在审理过程中两原告申请追加胡建英为共同被告，本院予以准许”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二被上诉人在原审递交《民事起诉状》中就明确列明了原审被告胡建英同为被告，并非在审理过程中追加原审被告胡建英为被告；3、原审法院对于二被上诉人原代理人鲁迪明被申请人回避这一环节没有在判决书中阐述，在庭审过程中，原审被告胡建英的代理人对于二被上诉人两位代理人中的其中一位律师即鲁迪明提出回避申请，因鲁迪明原系原审法院离任的审判员，原审被告胡建英的代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提出了回避，经当庭查明，鲁迪明系1992年从天心区人民法院离任，经原审被告胡建英的代理人当庭申请，鲁迪明当庭退出了本案的庭审现场，对于该事实，原审法院并未在判决书中明确阐述；4、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阐述：“原告李桂兴、李红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胡震汉与李双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两被告将《房屋买卖合同》项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房屋拆迁款50万元支付给两原告；3.判令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二被上诉人在其递交的《民事起诉状》落款日期的2018年7月11日，同时提交了一份《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事项为：“请求判令被告胡建英将《房屋买卖合同》项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房屋拆迁款50万元支付给原告”虽然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明显是重复的，但二被上诉人既然在递交《民事起诉状》当日就已经递交该《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的事实，应载入原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并进行审理，至于是否支持，也应在判决书中明确作出判决。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严重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李双健已付10万元给胡震汉系事实认定错误；在原审过程中，二被上诉人为了证明李双健已支付房款的事实，首先以其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是一张由.上诉人签署的《购房承诺》拟证明其支付房款的数额，而该《购房承诺》仅仅显示收款7万元，而后，在庭审过程中，又以“证据突袭”的形式，将一张书写在《房屋买卖合同》背后的《收条》作为证据，拟证明李双健支付房款为10万元，而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存款记录显示，在.上诉人签署有收到房款10万元内容的《房屋买卖合同》当日即2010年8月11日，仅仅收到2万元李双健的转账，在签署有收到购房款7万元内容的《购房承诺》的当日，现金存款也仅有30000元，第二日也仅有8000元，而被上诉人出了前后矛盾的《购房承诺》和《收条》外，并未提交任何银行取现记录或转账记录，那么，李双健支付房款的10万元从何而来？仅凭《收条》来证明上诉人收到购房款10万元，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不符合最基本的生活逻辑；2、原审法院认定“因历史原因”案涉房屋产权份额未过户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胡建英名下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查明案涉房屋产权份额未过户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胡建英名下的原因，原审的原被告双方，亦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房屋产权份额未过户的原因，原审法院笼统的以一句“因历史原因”来认定房屋未过户的原因是明显错误的，事实上，在继承开始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胡建英对继承份额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分割，属于二人共同共有状态，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原因”；3、原审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将房屋移交给李双健使用是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案涉房屋在多年前就因年久失修无法居住，上诉人与李双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根据没有所谓的移交过程，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房屋移交给李双健以及李双健及.上诉人有使用该房屋；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胡建英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相关的案款提取至原审法院系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胡建英因法定继承纠纷，经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持的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并经送达生效，生效后，由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罗恕祥的百般阻挠，让上诉人想配合原审被告胡建英领取拆迁款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下，原审被告胡建英只得申请强制执行，经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款已经执行到位结案，并已将该案款付至原审被告胡建英名下的银行账户，只是由于本案，被上诉人错误的将原审被告胡建英列为被告，通过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手段，将原审被告胡建英名下的该银行卡进行了查封冻结，而并非该案款仍提取在原审法院；5、原审法院未查清全案事实，遗漏了重大事实，导致判决严重错误；首先，上诉人与李双健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形成于2010年8月11日，合同出售的仅为二楼西头的一间房屋，面积为17.7㎡，而在该合同签订之后，2015年6月1日，长沙市处理四方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复查得出的结论，作出了长私改遗漏字【2015】2号文件，在原房屋总面积70.8㎡的基础上，发还了33.56㎡，该发还的面积明显不包含在上诉人与李双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中；其次，根据编号为ＮＳ-098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方式）显示，上诉人父亲胡湘勋与龙增明等四人购置的里仁坡124号房屋在征收过程中，相关的搭建部分亦计入认定为合法面积，共计面积207.39㎡，拆迁款总额为280万元，则每平方米的单价为13501元，上诉人与李双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仅“出售”其中的17.7㎡，根据上述单价折算，该17.7㎡对应的拆迁款总价仅为238967.7元，按照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第三段的毫无法律依据的荒谬理论，其也只应判决拆迁款总价238967.7元的一半，即119483.85元，正因为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未查清买卖合同签订后发还了产权面积，以及拆迁补偿协议中认定了其余搭建面积为合法面积等事实，被上诉又未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17.7㎡对应的拆迁款价值，因此原审判决严重错误；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第三点中，认为“胡震汉只能处分其一半的份额”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继承法》、《民法总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实际分割遗产前，遗产属于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而原审法院在该段“本院认为”中，自然认定上诉人对于遗产份额拥有一半的处分权，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其认为属于上诉人一半份额对应的购房款为6万元，更是无稽之谈；2、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胡建英之间关于遗产份额的分割，已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制作了《民事调解书》，且该调解书已经生效，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对于已决案件的生效文书中关于遗产份额的评判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亦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对该已决案件的生效文书提出任何合理合法的诉求，原审法院不应在本案的判决文书中对于已决案件的生效文书作任何形式的评判；3、上诉人与李双健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对于违约责任有明确的约定，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39万元明显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李双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第四条，明确约定了相关的违约责任，而原审法院对该内容置之不理，作出了判决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合同法》对于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桂兴、李红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胡建英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李桂兴、李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震汉与李双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胡震汉、胡建英将《房屋买卖合同》项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房屋拆迁款50万元支付给李桂兴、李红霞；3.判令胡震汉、胡建英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里仁坡124号房屋属于胡震汉父亲胡湘勋生前与龙增明、王明德、周协成按份共有（房屋面积为70.8平方米，四人各占四分之一，即胡湘勋占17.7平方米1间），四人各自独立使用房屋，因历史原因该房屋产权登记在龙增明名下（档案内注明四人共有）。胡震汉与胡建英系胡湘勋的子女，胡湘勋去世后，其对该房屋享有的四分之一份额一直未过户至其继承人胡震汉、胡建英名下。2010年8月11日，胡震汉因急需资金在长沙市天心区诚信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与李双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胡震汉将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二楼西头的一间房屋（面积17.7平方米，带厨房）以12万元价格卖给李双健，《房屋买卖合同》载明：该房系胡震汉父亲胡湘勋生前与龙增明、王明德、周协成共同购置，面积70.8平方米，四人平均各占四分之一，17.7平方米，四户都已分开，各有出进，成交价为12万元，现李双健支付胡震汉10万元，余款2万元，待该房屋拆迁时，拆迁安置补偿全部归李双健所有，胡震汉配合，领取拆迁补偿款后，一次性付清，现李双健已付10万元给胡震汉，胡震汉将房屋交给李双健，房内水电均由李双健处理，胡震汉保证该房屋无任何形式的纠纷及债务抵押，如发生上述情况，胡震汉除退还李双健10万元外，另赔偿李双健全部损失和承担违约金5万元。胡震汉为了证明其拥有上述合同所涉及房屋的处分权，在签订合同前向李双健出具了天心区吴家坪社区居委会和城南路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并盖章的证实胡震汉无其他兄弟姊妹的证明和报告，胡震汉还出具了保证所售房屋无产权瑕疵的承诺书。《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天，胡震汉向李双健出具了收到购房款10万元的收条，此后胡震汉将上述一间房屋移交给李双健使用。因房屋产权系登记在龙增明名下，该房屋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此后，该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胡湘勋名下的上述房屋份额共可获得长沙市天心区南门口棚改项目征收指挥部拆迁补偿款70万元。胡建英于2017年11月13日向该院起诉胡震汉要求分割上述案涉房屋拆迁款，胡震汉、胡建英于2017年11月29日在该院达成调解协议，该院（2017）湘0103民初70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胡建英继承胡湘勋房屋拆迁补偿款49万元，胡震汉继承胡湘勋房屋拆迁补偿款21万元；二、胡建英、胡震汉于2017年12月3日之前相互协助到长沙市天心区南门口棚改项目征收指挥部办理领取拆迁款的相关事宜，如任何一方不予配合，另一方可申请强制执行。此后，胡建英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已经将上述49万元款项从征收指挥部提取至该院。李双健系李桂兴之子，李红霞系李双健之妻。李双健已于2011年11月21日死亡，生前未生育子女，其法定继承人为其父李桂兴、其妻李红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李双健与胡震汉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签订合同时该房屋虽然未登记在胡震汉名下，但案涉房屋一间系胡震汉之父胡湘勋的遗产，胡震汉对胡湘勋的遗产享有继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该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二、双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胡建英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胡建英不是李双健、胡震汉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房屋买卖合同》只对胡震汉、李双健产生法律效力，不能约束不属于合同当事人的胡建英，故胡建英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李桂兴、李红霞作为李双健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房屋买卖合同》项下原属于李双健的全部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三、李桂兴、李红霞应否获得房屋拆迁款及其金额。根据《房屋买卖合同》中“成交价为12万元，现李双健支付胡震汉10万元，余款2万元，待该房屋拆迁时，拆迁安置补偿全部归李双健所有，胡震汉配合，领取拆迁补偿款后，一次性付清”的约定，李桂兴、李红霞作为李双健的法定继承人有权享有该房屋被拆迁后的安置补偿款，但是因案涉房屋单间实为胡震汉、胡建英两兄妹享有继承权的共有财产，胡震汉只能处分其一半的份额，对于另一半属于胡建英的份额不产生物权处分效力，故双方约定的全部17.7平方米房屋的购房款为12万元，属于胡震汉的一半份额对应的购房款为6万元，李双健原已支付胡震汉10万元，胡震汉对于多付的4万元应当退还给李双健的继承人即李桂兴、李红霞，该17.7平方米房屋被拆迁后相应一半的拆迁补偿款35万元（全部拆迁补偿款为70万元）按照《房屋买卖合同》中“拆迁安置补偿全部归李双健所有”的约定应该由胡震汉支付给李桂兴、李红霞。故胡震汉现应支付李桂兴、李红霞共计39万元（35万元+4万元）。胡震汉明知其已与李双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案涉房屋单间出售给李双健并且已经约定了案涉房屋被拆迁后的拆迁补偿款归李双健，胡震汉与胡建英事后对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比例只对胡震汉、胡建英产生效力，不能据此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双健与胡震汉于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胡震汉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桂兴、李红霞支付款项39万元；三、驳回李桂兴、李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0元，保全申请费3020元，共计11900元，由胡震汉承担10170元（此款李桂兴、李红霞已经向该院预交，胡震汉应承担部分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支付给李桂兴、李红霞），李桂兴、李红霞承担1730元。二审中，上诉人胡震汉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征收补偿协议》，拟证明2017年房屋征收时，里仁坡86号按207.39平方米计算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证据2、《长沙市天心区南门口棚改项目征收指挥部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里仁坡86号房产按207.39平方米计算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被征收后补偿款共计280万元整。二被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两份证据所涉房屋就是本案所涉房屋，其拆迁面积的变化都属于该房屋的权利范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前，拆迁在后，即使房屋拆迁面积发生变化，也是该套房屋的拆迁补偿范围。2、其证明的拆迁金额与胡震汉、胡建英通过诉讼调解书确定的实际分配的房屋拆迁金额不符，应以双方就该套房屋实际分配的金额为准，也是拆迁办就该套房屋实际发放的拆迁款。原审被告胡建英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二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胡建英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审被告胡建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长私改遗通字[2015]2号文件--关于对龙增明、王明德、胡湘勋、周协成原私房改造房产复查结论的通知，拟证明，1、在拆迁安置补偿的合法面积中有33.56㎡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后经过政府部门核查后予以发还产权人的，不应计算在买卖合同的房屋买卖合同中；2、该文件中明确载明发还的面积是走道及杂屋。上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二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即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属于同一套房屋产权面积的变化，与对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相关部门文件，真实合法，本院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胡湘勋去世后，涉案房屋应由上诉人胡震汉和原审被告胡建英继承，依照法律规定，胡震汉对涉案房屋享有一半的继承权，涉案房屋拆迁补偿70万元，胡震汉应分得35万元。李双健与胡震汉约定12万元购买涉案房屋，现认定胡震汉只有一半处分权，一审判决认定6万元购买涉案房屋的一半份额，符合公平原则，李双健已支付胡震汉10万元，应退还4万元。因此，一审判决胡震汉支付李桂兴、李红霞39万元，并无不当。胡震汉与胡建英事后达成的拆迁补偿款分配协议对胡震汉、胡建英有效，不能由此对抗善意第三人。李双健与胡震汉签订合同在前，政府发还33.56㎡的面积在后，且胡震汉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与李双健签订合同后至拆迁前向李双健或李桂兴、李红霞就政府发还面积部分主张过权利，故胡震汉提出李桂兴、李红霞只对17.7㎡的补偿款享有相关权利的上诉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桂兴、李红霞在2018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胡建英为被告，其又补充了一份载有胡建英为被告的诉状，该补充诉状的日期与立案日期倒置属于正常现象，未违反法律规定。胡震汉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存在其他程序问题，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胡震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曾庆军审判员  赵佳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侯 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