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70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江茹，女，1960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欣、王丽，河北三和时代（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金会，男，196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新坡，男，1969年7月9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眼，男，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彬，男，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亚静，男，197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旭，男，199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席晓亭，男，198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席玉贞，男，196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龙，男，198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民，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发兵，男，1973年8月8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男，1984年9月6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贺，男，198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琳，男，199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男，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胜，男，197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占峰，男，196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深泽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佳磊，男，199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大英，男，196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保录，男，196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永丰，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红欣，男，197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子宁，男，1993年6月4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邸永坡，男，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帅，男，198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建分，男，196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彦臣，男，1961年9月9日出生，汉族，安国市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恒，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森，男，199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兴，男，1960年5月8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国平，男，196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月分，女，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聪明，男，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定州市村。以上33名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英，定州市顺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安江茹因与崔金会等33名被上诉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5)定民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保民一终字第1320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6）冀0682民初46号民事判决，安江茹仍不服，再次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江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上诉人不是承担给付工人工资的主体，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1、本案的基础是:2013年5月12日，上诉人安江茹之夫高英田作为发包方，崔书立作为承包方，两人签订《施工协议》一份，约定工人工资由崔书立支付。在工程的整个实施过程中均没有安江茹的参与。安江茹不是该施工协议的当事人。在崔书立起诉高英田、安江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过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6民终1476号判决书做出确认，判决书第七页中写明“上诉人安江茹不是本案《施工协议》一方当事人，其虽然与上诉人高英田系夫妻关系，在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及李亲顾镇政府协调下也参与了结算过程，但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崔书立未提交上诉人高英田对上诉人安江茹签字结算追认等相关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上诉人安江茹了解与上诉人崔书立的合同关系且承受了上诉人高英田的建设利益，明显不妥”，故此，该判决改判安江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于上诉人安江茹不是《施工协议》的当事人，被上诉人又是以该建筑工程为基础索要工资，按照合同相对性，被上诉人应当起诉实际雇佣的人，而不应当起诉上诉人。2、在本案中，上诉人安江茹并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务合同，也没有雇佣被上诉人。因此，原、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没有任何道理。3、在高英田和崔书立签订的《施工协议》中明确约定由承包人崔书立给付工人工资。如果被上诉人等人真的是受崔书立雇佣，那么被上诉人和崔书立之间应当成立劳务关系，承担支付工人工资的主体应当是崔书立，而不是上诉人。(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内容不真实，原审判决却以此作为认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起诉依据的借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借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借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观点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保民一终字第1320号民事裁定书中有明确的认定，在裁定书的第四页明确写明“虽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据，但该借据并没有实际发生，更不是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上诉人丈夫高英田临近春节被公安机关误以涉嫌恶意欠薪采取强制措施后，在政府多部门的种种压力下形成的，故该借据作为定案的证据适用基本事实不清”。2、由于上诉人安江茹不是建设工程施工的任何一方，根本没有参与工程施工，对于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施工方雇佣了哪些工人，拖欠哪些工人的工资等情况一概不知。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借据是上诉人在根本不了解工人都有谁、不了解每个人的工资数额的情况下迫于种种压力写的，不是真实的，那么各被上诉人是不是被雇佣的工人、工资到底是多少就不能依据借据认定。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除了借据之外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工人身份及工资数额，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3、本案所涉工程虽然是以崔书立个人名义和高英田签订的《施工协议》，但实际上是崔书立、胡朝龙、崔金会三人合伙承包的，崔金会实际上是承包人。这一事实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6民终6138号判决书和(2018)冀06民终1476号判决书中可以证实。本案被上诉人崔金会既然是合伙人之一，其应当是支付工人工资的主体，但在本案中，崔金会竟然作为原告，作为原告诉讼代表人，作为工人来索要劳务报酬，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是荒唐的。可见，本案上诉人安江茹在政府部门种种压力下形成的所谓的借据，被他人浑水摸鱼。故此，33名被上诉人到底是不是工人，工资是否被拖欠，拖欠的数额是多少，这一事实根本无法单凭一张不真实的借据予以认定。综上，上诉人安江茹认为其不是适格主体，且被上诉人无证据明其工资数额，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崔金会等33名被上诉人辩称，上诉理由不成立，不应支持。上诉人在其丈夫因为涉嫌恶意欠薪，被定州市公安局刑拘后，上诉人已兑现被上诉人工资70%，剩余30%因为暂时无力支付，给被上诉人书写了条子。上诉人上诉理由所提到的被上诉人的工资应当向崔书立主张权利，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所拖欠的33名工人工资，应该由上诉人承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崔金会等33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款98547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12日崔书立（承包方）与被告安江茹之夫高英田（发包方）签订施工协议，承建泰祥商城工程，建筑工程合同签订后，33原告系崔书立雇佣的工人，工程竣工后，发包方高英田与承包方崔书立因工程款结算问题产生纠纷，导致工人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原告等人遂到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但未能解决工资支付问题，后定州市公安局以高英田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其刑事拘留。2014年1月29日经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及李亲顾镇政府协调下，被告安江茹作为泰祥商城工程代表，与该工程的施工工人签订了工资支付协议，约定：一、双方对该工程认定清单的工资数额和工程量认定无误。二、该工程出资开发人先结算各班组在泰祥商城工程中应得的工资的70%合计为586176.22元。剩余30%合计为251218.38，由安江茹给工人打下借条为证。对此双方均表示认可。安江茹签字同意属实并按下指印。工人亦签名按印。此后被告安江茹以借条形式分别给工人写下字据，其中本案33名原告所持的借条，合计98547元。一审法院认为，泰祥商城工程的承包方与发包方因工程款结算问题发生纠纷，导致承包方不能及时给付工人工资，发包方高英田又因涉嫌恶意欠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告安江茹直接参与了协调支付工人工资事宜，在劳动监察大队及李亲顾镇政府见证下，支付了工人70%的工资，又以借条的形式对剩余的30%进行了确认，本案中33名原告是工人中的一部分，所持借条合计98547元。上述事实予以确认。被告称其所打借据，是发包人高英田被以涉嫌恶意欠薪刑事拘留后，在政府部门种种压力下，没有经过结算，没有与发包方进行清算，安江茹为了洗脱其丈夫恶意欠薪的罪名所出具的借据，被告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理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安江茹以泰祥商城工程代表身份，在劳动监察大队及李亲顾镇政府见证下，与工人结算工资，支付部分工人工资后对剩余工资分别为工人出具借条，其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被告称事后未取得高英田的追认，故被告安江茹的行为对高英田不发生效力，应由安江茹对自己的出具借条的行为承担责任，即履行其承诺，故原告诉请被告给付劳动报酬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安江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崔金会等33名原告工人工资98547元（判决书后附工人工资清单）。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4元，由被告安江茹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称：“应该给33名被上诉人发放过70%的劳动报酬……”；一审卷第66页的工资支付协议中，载明：由安江茹给工人打下借条为证，对达成的协议内容双方认可；协议落款处的泰祥商城工程代表，系安江茹签字捺印，并写有“同意属实”字样；该协议盖有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公章。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本案中，在劳动监察大队的见证下，双方自愿达成的工资支付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上诉人上诉称，其不是承担给付工人工资的责任主体，但其对已经支付被上诉人70%工资款，及案涉的33张借条的真实性未提异议,且其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给33名被上诉人发放过70%的劳动报酬，说明其写的案涉借条，实际系被上诉人诉称的余欠工资；对此，上诉人在工资支付协议中，作为案涉工程的代表，对协议内容明确表示认可。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其无论在一审，还是在二审中，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其是迫于种种压力写的借条，且其在工资支付协议中，写明了“同意属实”，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应由上诉人安江茹，对自己出具借条的行为履行承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安江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4元，由上诉人安江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鹏壮审判员  张 力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杨占明书记员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