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11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春蚕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品正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吴惠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朝阳，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智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郝东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春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蚕实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智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7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蚕实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主文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智传公司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智传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在诉讼时效中断和起算日的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一、智传公司2014年8月和2016年1月的两份函件因自身寄送填写错误，从始至终都不可能到达春蚕实业公司。智传公司已明知两份函件被退回，且收到了退件。因此，不构成“应当到达”的情形，更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二、春蚕实业公司不认可交易业务的发生，不代表诉讼时效不起算。一审判决一方面支持从2014年1月1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另一方面又认定付款期限未约定，自相矛盾，是典型的法律适用不当。智传公司辩称，不同意春蚕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春蚕实业公司与智传公司共产生三笔业务，分别为58,000元(本案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1,440元和9,570元。在2014年4月30日，春蚕实业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智传公司支付9,570元货款的行为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二、智传公司在2014年9月1日向春蚕实业公司的收货地址即系争合同约定的春蚕实业公司地址邮寄了《律师公函》，针对尚未支付的两笔货款在2016年也向春蚕实业公司邮寄了《催款函》，进行催款。无法送达是春蚕实业公司造成，因此，此行为应当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三、智传公司认为耿建荣是春蚕实业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欢是耿建荣的助理，张欢与春蚕实业公司之间还有劳动争议的仲裁，可以证明耿建荣、张欢与智传公司之间形成的业务确实是春蚕实业公司与智传公司之间发生的。智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春蚕实业公司支付智传公司价款59,726元；2、判令春蚕实业公司偿付智传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本金58,286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春蚕实业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日起至春蚕实业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起，春蚕实业公司向智传公司购买气缸、阀门、压力表等气动元件。智传公司按春蚕实业公司要求供应货物，春蚕实业公司签收发货清单。2013年11月27日、2014年2月24日、2014年4月2日，智传公司分别开具了金额为58,286元、1,440元和9,570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4月30日，春蚕实业公司向智传公司支付价款9,570元。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2014年8月28日，智传公司向春蚕实业公司邮寄发送《律师公函》，要求春蚕实业公司付款59,726元，收件人为春蚕实业公司方“何金平”，该邮件被退回。2016年1月5日，智传公司向春蚕实业公司邮寄发送《催款函》，要求春蚕实业公司付款59,726元，收件人为春蚕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娟，该邮件被退回。智传公司主张余款59,726元春蚕实业公司至今未付，遂涉讼。另查，2013年11月27日智传公司开具的金额为58,286元、编号为XXXXXXXX的发票，春蚕实业公司已于2014年2月至3月期间认证抵扣税款。2014年4月2日智传公司开具的金额为9,570元、编号为XXXXXXXX的发票，春蚕实业公司已于2014年4月至5月期间认证抵扣税款。2014年2月24日智传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440元、编号为XXXXXXXX的发票未查询到春蚕实业公司相关认证抵扣情况。再查，2014年5月30日，涉案业务送货单签收人张欢以春蚕实业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2014年6月30日，张欢以收到耿建荣18,750元为由，申请撤回仲裁。2016年6月24日，春蚕实业公司由上海品正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更名。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的两笔业务，金额为58,286元的业务对应的发票，春蚕实业公司已于2014年2月至3月期间抵扣税款，表明春蚕实业公司对该结算金额的确认，另智传公司提交了收货地址为春蚕实业公司经营地的送货单、签收人为张欢的发货清单予以佐证，对智传公司与春蚕实业公司该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春蚕实业公司辩称的该业务系耿建荣和智传公司之间发生的意见。春蚕实业公司认为送货单签收人张欢因耿建荣付款而撤回劳动仲裁，说明张欢为耿建荣所雇佣，非春蚕实业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仲裁被申请人的主体为春蚕实业公司，说明张欢为春蚕实业公司员工，耿建荣的付款行为实为代春蚕实业公司履行。春蚕实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智传公司与耿建荣间的买卖关系，故对春蚕实业公司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金额为1,440元的业务的发票未发现春蚕实业公司抵扣税款情况，且智传公司无法提供该笔业务对应的送货单，智传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亦无智传公司与春蚕实业公司签章，智传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故对该笔业务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春蚕实业公司收到58,286元的发票后未及时付款，之后智传公司要求春蚕实业公司收到9,570元的发票后当月支付相应款项，否则不予发货。春蚕实业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的付款行为，虽指向金额为9,570元的业务，亦属于对拖欠智传公司两笔货款的部分履行情形，依法已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2016年1月6日智传公司向春蚕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的催款函，春蚕实业公司应当收到而未收到，亦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直至智传公司起诉之日，未满三年。况且春蚕实业公司并不认可双方关于金额为58,286元的业务发生，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依法智传公司可随时主张权利。故本案智传公司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智传公司与春蚕实业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明确，智传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春蚕实业公司理应按约及时支付相应价款。现春蚕实业公司拖欠价款未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支付价款和偿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民事责任。智传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春蚕实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智传公司价款58,286元；二、春蚕实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智传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本金58,286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春蚕实业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春蚕实业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78.15元，减半收取739.08元，由春蚕实业公司负担17.82元，由智传公司负担721.26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债务的发生时间、承担主体以及诉讼时效。一、债务发生的时间。2013年9月22日，智传公司开具产品发货清单，张欢在收货人处签字确认。2013年11月27日，智传公司开具58,286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单位注明为上海品正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即春蚕实业公司)，春蚕实业公司也确认抵扣了上述发票。智传公司、春蚕实业公司虽然并无书面的购销合同，但双方在二审庭审中均确认，耿建荣与智传公司间的业务账期为一个月，即当月开票、下月结算。因此，即使以增值税开票时间计算，春蚕实业公司的付款义务至迟已于2013年12月发生。二、债务的承担主体。春蚕实业公司称耿建荣并不能代表该公司，故上述债务不应由春蚕实业公司承担。本院认为，耿建荣、张欢系春蚕实业公司的员工，春蚕实业公司亦承认2014年4月之前确由耿建荣负责经营。现春蚕实业公司仅以不掌握耿建荣经办的业务情况为由作如上抗辩，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本案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春蚕实业公司与智传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作为一个整体，春蚕实业公司2014年4月30日的支付行为认定为是针对其所有债务的部分清偿，智传公司于2016年1月6日向春蚕实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发送《催款函》，收件人为春蚕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函虽被退回，但应认定智传公司已向春蚕实业公司主张了债权，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春蚕实业公司应承担58,286元的债务，且从2014年1月1日起算利息，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8.15元，由上诉人上海春蚕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张献之审判长  陈晓宇审判员  肖光亮审判员  陈显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献之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