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7845号 原告：杭州萧山荣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X0925500X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下潦村。 法定代表人：朱建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成建,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广平，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童灿军，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兴，浙江臻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萧山荣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童灿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诸灿祥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建南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广平，被告童灿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国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自2016年至2017年间陆续向被告提供货物。2017年11月23日，被告与原告对账后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货款总金额为6942000元，已支付6458800元，尚欠483200元未付。对账单出具后，原告再次向被告供应白鸭绒10000千克，金额合计为2550000元，并依被告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但被告仅支付629000元，尚欠1921000元未付。原告经催讨未果，故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4042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在对账单出具后通过袁建平向其支付100000元，故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3042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辩称：被告系原告的销售业务员，代理原告销售羽绒制品。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关于业务模式问题。原告对业务员代其销售羽绒制品采取两种模式管理。第一种模式要求业务员负责收回货款。此种模式由原告直接与业务员个人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但货款由客户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收到货款后再按每吨205000元以外部分差价作为业务费支付给业务员。业务员只从原告处收取业务费收入，销售给客户的价格即是《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的价格，业务员不可能从客户处赚取差价。本案中原告诉称欠款金额为483200元的“对账单”即为此种模式。对账单也反映了所有货款均为客户支付，此“对账单”所对应的还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3份《产品购销合同》，但原告故意没有提供。第二种模式不要求业务员负责收回货款。此种模式由原告直接与客户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业务员只负责协助原告催讨货款。本案中原告诉称的10000千克白鸭绒即为此种模式。对应这10000千克白鸭绒的销售，原告与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春榕公司”）签订了3份《产品购销合同》，这3份合同原告亦故意未向法院提交。其中2016年12月7日、同年12月17日、2017年1月3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销售数量分别为2000千克、2000千克和6000千克，合同数量与原告提交的磅码单数量相符。磅码单的“户名”处填写了被告姓名是为了结算业务费之用，至于被告在磅码单上签名则是在货款出现风险时，原告为转嫁风险诱骗被告说是为结算业务费的需要而让被告签名的。即便如此，在2019年初，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催讨该笔欠款时，交给被告的4份磅码单复印件上也只有2份有被告签名，另2份磅码单上被告的签名系原告伪造。第二，关于对账单问题。第一种模式下的对账单是原告转嫁经营风险的行为，依法应属无效。即便有效，被告可结算的业务费冲抵有余。2017年11月23日出具对账单后，客户袁建平于2018年2月12日支付了10万元货款至原告法定代表人朱建南个人账户，对账单上显示的大部分货款都是支付至朱建南的私账，实际应收款为373200元。对账单所对应的3份《产品购销合同》，原告应支付给被告295000元业务费；北京杰奥被告代理销售5吨，业务费是100000元；平湖爱培诺丝被告代理销售5吨，业务费是25000元，业务费合计为420000元，冲抵货款有余。第三，在第二种模式下，被告已尽配合催收义务，实际应收款为1851000元。2017年6月14日，被告配合原告向上海春榕公司催讨货款。上海春榕公司的合同经办人是郑瑞漩，时任上海春榕公司监事及股东，也系现任上海春榕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杨小芳的丈夫，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一份，确认截止2017年6月14日尚欠原告货款1851000元，并承诺在2017年6月底、同年7月底和8月底分别支付400000元、400000元和500000元，余款在2017年9月底前付清，郑瑞漩同时作为欠款人在还款计划的落款处签名。2019年初，被告再次配合原告准备通过向上海春榕公司催讨货款，原告向被告提供了4份磅码单复印件、往来帐及原告的主体信息，但原告后来拒绝起诉上海春榕公司，转而要求被告承担上海春榕公司的应收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对账单1份，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23日向原告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结欠货款483200元的事实。 2、磅码单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供应水洗白鸭绒10000公斤，价款为2550000元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对账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金额应该扣掉袁建平支付的100000元，而且这份对账单也不是原告和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对账，而是被告经手的业务的对账。关于磅码单，对2016年12月24日的磅码单，今年上半年原告给被告的磅码单每公斤是230元，原告当庭提交的磅码单与之前起诉时提交的复印件也对不上，磅码单上写的“上海”等字样，原先也是没有的。对2016年12月30日的磅码单，原件与原告上半年提交的磅码单一致，故予以认可。对2017年1月5日的磅码单，单价部分是后续添加的，施生权的签名也是后续补上去的。2017年1月19日的磅码单，施生权、童灿军的签名都是事后添加上去的。对2016年12月30日的磅码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三份磅码单真实性不认可。这些磅码单都是与原告和上海春榕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对应的，被告是作为原告公司的业务员签字的，而不是作为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来签字的。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可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原告和上海春榕公司之间。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采纳。证据2将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产品销售合同》3份，对账单、业务费计算单各1份，证明第一种管理模式下，应收款为373200元，业务费为420000元的事实。 2、《产品销售合同》3份，还款计划1份，证明第二种管理模式下，应收款为1851000元，原告与上海春榕公司的合同关系以及“春榕公司”向原告承诺还款的事实。 3、磅码单4份，证明其中2份磅码单上被告签名系受原告诱骗，另2份磅码单上被告的签名系原告伪造的事实。 4、往来帐、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亦认可系上海春榕公司欠其货款，2019年初，被告曾配合原告准备通过向上海春榕公司催收货款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中的购销合同双方有签，但一式两份，合同上业务费的字样是被告自己添加的，原告方的原件在拆迁的过程中找不到了，不能证明被告是原告公司员工，也不是业务员，不可能存在业务费。对账单真实性认可，被告也认可对账单出具后支付了100000元。对业务费计算清单不予认可，不是业务员，不存在业务费，清单上面也没有原告签字确认。关于证据2，对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产品购销合同是为了开具发票而签订的，因为公对公汇款，所以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与上海春榕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被告童灿军是买卖合同关系，这是习惯中经常的一种做法。对还款计划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这里没有原件，被告与上海春榕公司之间签订还款计划，原告是不清楚的，而且上海春榕公司欠的1850000元与原告主张的金额有出入，发票金额是2550000元。关于证据3，被告提交的磅码单是从仓库里复印出来的，真正有用的是财务部门作账使用的，仓库里面的磅码单可能存在笔误或者数额误差。因为上海春榕公司欠钱，原告向被告要钱，被告说要去上海打官司，所以原告给了他这几份码单作为证据，后来之所以没有打官司，因为原告认为不管被告钱要不要得回来，欠原告的钱还是应该由被告支付。关于证据4，往来账系原告基于被告要求而提供，用于诉讼。真实的财务作账不可能括号里面写童灿军。对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被告提供的4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1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以及原告在庭审中确认被告在对账单出具后已通过袁建平支付100000元，可以证明被告结欠原告货款383200元的事实。关于业务费，由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尚不充分，故不予认可。证据2、3、4可以证明原告与上海春榕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且原告依约向该公司提供了货物，但不能证明上海春榕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应当由被告支付。 结合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2不足以证明上海春榕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应当由被告支付的事实。 通过对上述证据的认证，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6年至2017年间，被告与原告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其提供鸭绒，货到支付总货款的30%，剩余70%于45天内全部付清，若有拖欠供方收取10%的利息。2017年11月23日，被告与原告结算后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结欠货款483200元。对账单出具后，被告通过案外人袁建平支付货款100000元，余款383200元至今未付。原告经催讨未果，故于2019年10月31日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庭审中的陈述，被告结欠货款383200元未及时付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利息损失，虽然原告与被告在《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货到支付总货款的30%，剩余70%于45天内全部付清，但双方在2017年11月23日进行欠款结算时对付款期限未作约定，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所欠货款的具体送货时间，故本院将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调整为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31日。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低于双方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对账单出具后又向其供货价值共计2550000元，但被告举证证明上述货款发生在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春榕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且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补充证明该笔欠款实际购买方为被告或者被告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故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其为原告的业务员，案涉货款应由业务费予以抵销，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童灿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荣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货款3832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杭州萧山荣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童灿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400元，减半收取13700元，由童灿军负担3524元，由杭州萧山荣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0176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诸灿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童栎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