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14994号原告：吕艳涛，男，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民，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连才，男，196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刘连姿，女，198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寿宁县。被告：刘金，男，198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张文芝，女，193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杨金玲，女，197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刘欣，女，199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刘悦，女，199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七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凤英，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艳涛与被告刘连才、刘连姿、刘金、张文芝、杨金玲、刘欣、刘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艳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民，被告刘连才、刘金、杨金玲、刘欣及七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凤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艳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述七被告共同返还原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丰禾巷6号（以下简称6号院）宅基地及房屋的拆迁补偿款794161元；2、判令刘金、杨金玲返还6号院拆迁所安置的回迁安置房6套（房号分别为榆103-9-1-1501、榆104-4-1-1202、榆104-1-2-102、榆111-10-2-1102、榆113-10-2-902、榆223-5-1-902）；共计2725505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上述七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4月12日，原告与被告刘连才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刘连才因债务纠纷，自愿将南各庄丰禾巷6号及宅基地过户给南各庄村民吕艳涛，并约定同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另约定：在办理期间，如遇拆迁房屋及宅基地等有关赔偿都归吕艳涛。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刘连才即将本案争议房产宅基地使用权证交付给原告，双方即着手办理房产及宅基地的过户手续，但因原告于2008年6月被司法机关羁押无法亲自办理过户手续，导致6号院房产过户手续被搁置。本案6号院房产已于2015年被拆迁，被告刘连才因巨大利益驱使，拒绝履行协议书约定如遇拆迁房产及宅基地等有关赔偿都归原告所有的义务。2018年9月4日，原告将被告刘连才诉至法院，诉请判令双方于2008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在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调取拆迁档案，得知被告刘连才在6号院拆迁过程中已将拆迁补偿款2725505元及购买的6套拆迁安置楼房通过非法手段转移到其余被告的名下。2018年8月17日，（2017）京0115民初23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被告刘连才于2008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综上，上述七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诉至法院，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公正判决。刘连才、刘连姿、刘金、张文芝、杨金玲、刘欣、刘悦共同辩称，原告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要求返还原物不能成立，因为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对债务担保的协议书，引发本案的事实是刘连才从未在原告处拿一分钱的借款，实际是刘连才欠苏占坡沙子的钱3万，当时要债很紧，苏占坡和原告系朋友关系，原告答应替刘连才还这部分钱，当时原告没有让刘连才打欠条，只是让刘连才签订了涉案的协议书，并明确表示等刘连才把钱还了就把协议书撕掉，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这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的协议。原告在2015年起诉的时候明知涉案的院落已经拆迁，到2017年起诉的时候仍然故意向法院提供已经拆迁的地址，造成了法院以公告的方式送达，以至于判决的主要证据未进行质证，导致了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作出了2368号民事判决书。涉案房屋的宅基地是审批给刘连才的父亲刘城和张文芝夫妇的，该夫妇二人共同出资建造的北房3间，刘连才对此是无权进行处分的，另张文芝陈述对宅基地使用权怎么从刘城的名下到刘连才的名下不知情。涉案的院落于2015年已经拆迁，拆迁时各被告的户口在涉案的院落内，根据拆迁政策，各被告是被安置人口，他们也是基于自己的户口获得的50平米安置房，特别是刘金、刘欣、刘悦都使用农转非的钱来购买回迁安置房，他们名下的房子与地上物的所有权是没有关系的。刘金另单独辩称，我自小出生在涉案的院落内，也是一直生活在院落内，我小的时候父母离异，我一直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房子是我生母和我爷爷奶奶出资建造的，所以房子是和刘连才没有关系的，房子拆迁的时候我们每人有50平米的安置面积，是用我们农转非的钱购买的，在拆迁的时候因为我奶奶的缘故，有两个大爷和一个叔叔的面积是放在了我们的选房面积内，现在产权还没有下来，之后下来我们还要给他们货币补偿，如果之后我们没有能力去购买房子还要将这个产权转移给他们。刘欣另单独辩称，我的户口是在宅基地内，我是被安置人，我选房是按照人均50平米选房的，我在拆迁的时候是用农转非的钱购买的回迁安置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文芝系刘连才之母，刘金、刘欣、刘悦系刘连才之子女，刘连才与刘连姿系夫妻。杨金玲系刘连才前妻。吕艳涛系与刘连才为同一村的村民。张文芝家原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村有一处宅院即6号院，该院落内有房屋一排正房以及两间厢房。2008年4月12日，刘连才与吕艳涛签订《协议书》，载明“今有刘连才因债务纠纷自愿将南各庄丰禾巷6号房产及宅基地过户给南各庄村民吕艳涛，（同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在办理期间，如遇拆迁，房产及宅基地等有关赔偿都归吕艳涛”，苏占松、吕永梅作为证人签字确认。此后，6号院仍由张文芝等人在此居住。2015年5月，6号院面临拆迁，根据拆迁政策，6号院实际拆迁时分为6户进行拆迁，被拆迁人分别为刘连才、刘金、张文芝、杨金玲、刘欣、刘悦，6号院总的宅基地面积为374.66平方米，总的建筑面积为110.88平方米，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1144586元，房屋及地上物补偿价合计167192元，拆迁补助和奖励共计1413727元（包含工程配合奖、房屋周转费等）。6号院所对应的总的回迁安置房选房指标为350平方米（按人均50平方米确定选房指标），其中刘金名下选购回迁安置房3套，房号分别为榆103-9-1-1501、榆104-4-1-1202、榆104-1-2-102，杨金玲名下选购回迁安置房3套，房号分别为榆111-10-2-1102、榆113-10-2-902、榆223-5-1-902，其余被拆迁人名下均未选购回迁安置房，上述房屋购房款共计1931344元，剩余拆迁补偿款共计794161元。2015年7月，吕艳涛以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为由将刘连才诉至本院，请求确认上述《协议书》有效并要求返还相关拆迁利益，在该案诉讼中，就《协议书》中载明的债务具体数额，吕艳涛前后从12万元、四五十万元、3万元多次变更，就债务本身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此后就该案吕艳涛申请撤诉。2017年，吕艳涛就上述事宜再次起诉，仅要求确认上述《协议书》有效，就上述债务数额吕艳涛主张为十多万元，该案经过公告送达后缺席审理，（2017）京0115民初236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吕艳涛与刘连才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二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上述事实，有《协议书》、民事卷宗、民事判决书、拆迁档案，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协议书》经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但吕艳涛据此取得的仅是债权请求权，而该协议所涉的6号院系包括张文芝、刘金等在内的整个家庭共有财产，《协议书》签订后并未实际进行房屋交付、登记等任何手续直至6号院拆迁，拆迁时刘连才、张文芝、刘金等均为农业户籍在册人员，共同作为被拆迁人进行拆迁，系6号院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回迁安置房指标根据户籍在册人口人均50平方米加以确定，剩余拆迁补偿款亦与宅基地相关，故6号院因拆迁所转化成的回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仍系刘连才、张文芝、刘金等家庭成员的共同共有财产，6号院所对应拆迁利益巨大，就《协议书》所涉基础债务数额，刘连才认可数额仅为3万元，吕艳涛从12万元、四五十万元、3万元多次变更，前后不一，就此并无任何相关证据，基础债务关系并不明晰，庭审中其余共同共有人明确拒绝吕艳涛要求履行其与刘连才所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所确定的“如遇拆迁房产及宅基地等有关赔偿都归吕艳涛”构成法律上的履行不能，故对于吕艳涛要求返还6套回迁安置房以及剩余拆迁补偿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吕艳涛因出借债务未得清偿所遭受的损失，可基于其与刘连才的合同关系，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吕艳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02元，由吕艳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齐伟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樊振国书 记 员 杨 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