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7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方吉，男，196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凌霄，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744576。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德胜，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灿，男，197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春，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510963595。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云，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1061094。原审被告：曾艳，女，1977年3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席运策，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西路峰会国际A座12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66976376N。法定代表人：杨守仙，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邓方吉因与被上诉人姚灿及原审被告曾艳、原审第三人席运策、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保投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1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方吉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134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灿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姚灿负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邓方吉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以其持有的原审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100%股权作价13650000元抵偿给被上诉人姚灿，因公司名下有1400余平方米写字楼，实质是以房产进行抵偿，由于该房产尚未办理产权证，因此未进行变更。但是，被上诉人姚灿已取得原审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股权，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2.抵偿事宜由被上诉人姚灿委托原审第三人席运策代为处理，对此事实，被上诉人姚灿于一审庭审中已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姚灿辩称：1.股权转让事宜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姚灿从未委托他人处理其与上诉人邓方吉之间的借款纠纷。2.上诉人邓方吉向被上诉人姚灿借款2000000元至今未还。原告姚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20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人民币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8月15日起按照月利率3%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4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姚灿、第三人席运策及案外人姜忠勇三人系合作关系，三人共同筹措获取资金后再对外出借。被告邓方吉与第三人席运策系朋友关系，第三人席运策告知被告，其合作伙伴处有资金可以出借，被告邓方吉遂向原告姚灿借款。原告姚灿在第三人席运策的带领下，于2014年7月15日与被告邓方吉见面，并在当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该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姚灿人民币贰佰万元正，期限贰年，月息3%，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人邓方吉2014.7.15”，被告邓方吉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原告根据被告邓方吉的指示，于2014年7月15日向被告邓方吉指定的收款账户（即被告曾艳的工商银行账户）分三次共计转款人民币2000000元，原告完成了借款交付的义务。原告认为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在还款期限届满后也未偿还借款，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被告邓方吉认可借到原告人民币2000000元，但认为借款人是被告邓方吉，实际用款人也是被告邓方吉，被告曾艳仅是指定的款项接收人。同时被告邓方吉认为其向原告的借款，已经用股份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庭审中，被告邓方吉对股权抵债相关情况的陈述如下：“被告邓方吉是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邓方吉让其员工及朋友丁某、史某、甘某作为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30%、30%、40%的股份。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向贵州科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位于新添大道的科开大厦的房屋一层，已经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尚有人民币1820000元购房款未支付。第三人席运策与被告邓方吉系朋友关系，故第三人席运策代表原告及案外人姜忠勇与被告邓方吉对接处理借款的相关事宜。原告姚灿、第三人席运策及案外人姜忠勇三人合作出借给被告邓方吉的款项有多笔，其中就包括了本案所涉的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因被告邓方吉资金困难，经与第三人席运策协商，双方同意用以物抵债的方式，用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所购的科开大厦的房屋一层来抵偿三人（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合作出借给被告邓方吉的款项，同时约定被告邓方吉有权在三年后用原价将房屋购回，办证、过户、税费由被告邓方吉承担。但因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尚未登记至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名下，故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后被告邓方吉与第三人席运策协商后同意，将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份变更至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名下，让该三人成为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东，从而获得对公司所购房屋的处理权，以股份转让的方式抵偿欠款。2015年4月29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股东已经变更为姚灿、席运策、姜忠勇。”被告邓方吉为证明上述陈述，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邓方吉用黑色中性笔书写的单据一份，该单据未签署姓名。单据内容为：“借：800万150万200万，息：33万，未付科开：182万，合计：1365万，三年时间原价1365万购回加上办证、过户、税费”。2.第三人席运策用铅笔书写的单据一份，该单据未签署姓名。单据主要内容载明：800万欠一个月24万，150万欠二个月9万，欠息33万，200万，总计1183万。1350平方米，8000元/平方=10800000，已付440万，剩余182万，103+182=285万。上述1、2份证据拟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席运策对欠款情况进行结算汇总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以房屋抵偿债务，并约定三年后的回购事宜。3.进账单六张（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向贵州科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转款金额为人民币4420000元），拟证明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以公司名义向贵州科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科开大厦的房屋一层，并支付了部分购房款，所购的房屋即是双方同意以房抵偿中的“房”。4.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备案信息查询单，该查询单显示2015年4月29日，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东由丁某30%、史某30%、甘某40%变更为席运策40%、姚灿30%、姜忠勇30%。拟证明因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所购的房屋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故以股份变更至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名下的方式，使该三人成为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东，从而获得对公司所购房屋的处理权，以股份转让的方式抵偿欠款。5.证人证言。丁某、史某、甘某到庭作证，拟证明被告邓方吉系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丁某、史某、甘某应被告邓方吉的要求，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代被告邓方吉持有公司股份。根据被告邓方吉的要求将股份转给原告、第三人席运策及案外人姜忠勇，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第三人席运策及案外人姜忠勇均未支付股份转让款。6.被告邓方吉与第三人席运策在2018年9月26日、2018年9月27日下午、2018年9月27日晚上的三次电话录音，拟证明第三人席运策认可被告邓方吉欠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三人合作出借的款项（包括本案所涉的借款）已用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份抵偿完毕。对于被告邓方吉“以股权抵债”的上述抗辩理由，原告认为，被告邓方吉确存在“以股权抵债”的情况，但所抵之“债”是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合作借给被告邓方吉的款项，而本案所涉的借款是原告单独借给被告邓方吉的，并不在三人合作借出的款项之内，原告对被告邓方吉的债权并没有得到清偿。原告为证明上述陈述，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四张，拟证明“以股权抵债”中所抵的“债”是该四张借条所涉的三人合作出借的借款。四张借条内容分别为：1.2014年7月2日出具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中凯润公司人民币伍佰万元正，期限壹年，2015年7月2日归还。借款人邓方吉2014、7、2”，该借条上加盖有贵州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公章；2.2014年9月15日出具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叁佰伍拾万（￥3500000.00）元整，期限六个月，到期归还。借款人：贵州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9月15日”，在借款人处还加盖了贵州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公章；3.2014年10月10日出具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肆佰伍拾万（￥4500000.00）元整，期限六个月，到期归还。借款人：贵州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0月10日”，在借款人处还加盖了贵州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公章；4.2014年12月28日出具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席运策人民币贰佰万元正，月息3%。借款人邓方吉2014、12、28”。被告邓方吉是贵州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席运策是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本案所涉的借款是否包含在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合作出借的款项中，庭审中第三人席运策的陈述为“200万是否在三人合作事项中我的确记不清楚了，但是的确说过我们的债务全部抵完”。另查，一审法院通知案外人姜忠勇到庭就本案有关情况接受询问，案外人姜忠勇表示本案所涉的借款并不包含在三人合作出借给被告邓方吉的款项中。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均认可未支付股份转让款，四张借条中的债务已通过股份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对于抵偿的债务金额，原告及第三人席运策均明确金额为人民币13600000元。被告邓方吉陈述其按照借条约定的月息3%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至2015年2月，但被告邓方吉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利息支付的相关证据。本案所涉借款的借条原件现仍由原告持有，被告对此的解释为“由于疏忽，加之信任，故未将借条原件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对合法的借贷关系予以保护。综合各方的抗辩意见及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所抗辩的借款已经通过“以股权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的理由能否得到支持？二、由谁承担还款付息义务？关于焦点一。原告持借条原件及转款凭单，完成了其负有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的举证证明责任。被告邓方吉抗辩称债务已通过“以股权抵债”方式清偿完毕，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手书单据、进账单、工商登记备案信息查询单、证人证言、通话录音音频资料。通过对上述证据的分析，结合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邓方吉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对原告所负债务已通过“以股权抵债”方式清偿完毕，理由如下：第一，被告邓方吉提交的手书单据两张，均系单方制作，单据上没有双方的签字认可，无法认定原告姚灿与被告邓方吉达成了用科开大厦房屋一层来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权于2015年4月29日发生了变更，公司股东由丁某、史某、甘某变更为席运策（本案第三人）、姚灿（本案原告）、姜忠勇，证人丁某、史某、甘某出庭作证，证实了丁某、史某、甘某根据被告邓方吉的要求，将自己名下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席运策、姚灿、姜忠勇名下，并证实了该三人确未支付股份转让款，但证人无法证明股份进行变更登记系为了清偿债务；第三，被告邓方吉提交的录音音频，系原告与第三人席运策的电话录音。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邓方吉通过第三人席运策的介绍，与原告形成了借款关系，第三人席运策在案涉借款中系介绍人身份，被告邓方吉认为第三人席运策在案涉借款中系原告姚灿的代理人，能够代表原告与被告邓方吉就案涉借款的处理发表意见，但被告邓方吉未举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席运策之间存在授权委托关系，因此第三人席运策在通话中对案涉借款发表的意见，不能认定为原告姚灿的意思表示；第四，案涉借款的借条原件现仍由原告持有，被告所作的“债务已清偿但借条原件未收回”的陈述与借款的惯常处理方式相悖。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被告邓方吉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邓方吉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各方均认可原告、第三人席运策、案外人姜忠勇取得第三人森保投资公司的股份，成为该公司股东，该三人并未支付股份转让款，若有关权利人认为其利益收到损害，可另案进行主张。关于焦点二。原告认为被告邓方吉、曾艳系共同借款人，主张二被告共同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原告依被告邓方吉的指示，向指定收款人被告曾艳的银行账户进行转款，借条由被告邓方吉出具，被告曾艳并未在借条借款人处签字捺印，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曾艳并非共同借款人，其并未与原告达成借款的合意，原告要求被告曾艳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无法律依据。原告实际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被告邓方吉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债务已清偿，故被告邓方吉应承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元的义务。关于利息，借条约定月息3%（即年利率36%），该利息约定已超过法律保护的利息（年利率24%）范围，故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对利息予以支持。被告邓方吉辩称其支付利息至2015年2月，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进行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被告邓方吉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邓方吉应从2014年8月15日起，以人民币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方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姚灿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元，并从2014年8月15日起，以人民币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姚灿支付借款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姚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480元及公告费，由原告姚灿负担人民币7810元，被告邓方吉负担人民币34670元及公告费。二审中，围绕上诉人邓方吉之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新证据，上诉人邓方吉提交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信息，欲证明：上诉人邓方吉已以其持有的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抵偿其所欠被上诉人姚灿债务，被上诉人姚灿已取得30%股权，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被上诉人姚灿此后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在双方仅有此笔借款之情形下，双方已以股权抵偿方式结清全部债权债务，被上诉人姚灿要求上诉人邓方吉还本付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姚灿质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后，股东并非被上诉人姚灿一人，该股权系用于抵偿上诉人邓方吉所欠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债务，而非抵偿本案债务。被上诉人姚灿提交如下证据：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出具之《情况说明》以及被上诉人姚灿向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款182万元之转账凭证，欲证明：被上诉人姚灿所获股权并非抵偿本案债务，与本案无关。上诉人邓方吉质证如下：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上诉人邓方吉与被上诉人姚灿之间仅此一笔借款，被上诉人姚灿受让股权却未支付对价，其签字确认受让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应视为其认可以股权抵偿本案债务，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已结清，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及其他人之间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邓方吉、被上诉人姚灿提交上述证据之真实性予以确认。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邓方吉以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所欠我公司的1365万元的债务，已用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价值442万元（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购买的贵州科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科开大厦房屋价值442万元，当时仅付了442万元，尚欠182万元未付）进行了抵偿。由于席运策、姚灿、姜忠勇三人合作款项都投资进入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席运策系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债务抵偿后，我公司将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由席运策、姜忠勇、姚灿持有。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在转让前，仍欠房开公司（科开房开公司）购房尾款182万元。股权转让后，欠科开房开公司尾款182万元系姚灿通过向亲属借款，支付到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后，再转入到科开房开公司的账户将尾款付清。”其实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之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之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邓方吉主张其已以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抵偿所欠债务，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但是，其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讼争债务达成以股权抵偿之口头或书面合同，而且，从贵州森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受让情况来看，受让人除被上诉人姚灿外，尚有原审第三人席运策、姜忠勇，贵州中凯润商贸有限公司亦对上诉人邓方吉以股权抵偿其所欠该公司债务事宜作《情况说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交之证据，在双方均无其他证据予以补强之情形下，被上诉人姚灿所主张之事实具有更高可能性。上诉人邓方吉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80元，由上诉人邓方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清明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汪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钟钦书记员罗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