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8037号 原告：南通福娃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6023022425662）。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葛寒，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龙，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雷，男，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奇，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煜辉，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通福娃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娃公司）为与被告金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志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6月17日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9年2月15日、10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福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龙、被告金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福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龙，被告金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奇、邢煜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当事人要求庭外和解45天，本院予以准许，但和解未果。在简易审法定三个月审理期限届满前，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为此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三个月。另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娃公司起诉称：其由葛寒、陈静夫妻投资设立，并由葛寒、陈静负责经营管理，公司常年向合作超市供应食品等商品。2015年3、4月间，为达成福娃公司与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尚公司）之间稳定、正当、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葛寒、陈静累计将专用于交纳给欧尚公司开设合同之用的51万元专用款交付给福娃公司员工潘晓夏，潘晓夏继而将上述钱款全额转账给金雷，以便交付给欧尚公司。2017年10月，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因（2017）沪0110民初22869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诸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庭审中才确切得知欧尚公司并未收到上述51万元款项。欧尚公司基于福娃公司未足额履行付款义务而于2015年年底单方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关系。金雷将福娃公司用于开设合同之用的专款占为己有，缺乏法律依据，侵害了福娃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金雷应当返还原物及所生孳息。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金雷返还福娃公司款项51万元及所生孳息（自2015年4月25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被告金雷答辩称：一、福娃公司的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福娃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葛寒、陈静累计将专用于交纳给欧尚公司开设合同之用的51万元专用款交付给福娃公司员工潘晓夏，潘晓夏继而将上述钱款全额转账给金雷，以便交付给欧尚公司。”据此可知:1.涉案51万元钱款是案外人潘晓夏转账给金雷的，即使起诉也应由潘晓夏起诉金雷；2.金钱为种类物，涉案51万元钱款在陈静转账给潘晓夏后即与其自有金钱发生混同，福娃公司不能因潘晓夏也转账过51万元钱款给金雷，就当然地认为此笔款项就是涉案的51万元。二、暂且不论福娃公司的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与否，福娃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过诉讼时效。根据福娃公司的陈述，涉案51万元钱款为其2015年3、4月间转账支付的，若福娃公司认为金雷收受此钱款为不当得利，最晚应于2017年3、4月前起诉，但福娃公司的起诉时间为2018年12月，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三、涉案的51万元款项系金雷应得的居间服务费，并非不当得利，福娃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金雷，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金雷取得上述51万元款项具有基础法律关系，是合理、合法的，并非无法律根据，故福娃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金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福娃公司的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诉讼时效未过，涉案的51万元款项也并非不当得利，实际是居间服务费，且金雷已经完成居间义务，不应予以返还。综上所述，福娃公司的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诉讼时效已过，涉案51万元款项实际为金雷应得的居间服务费，且金雷已经完成居间义务。至于后期欧尚公司与福娃公司解除购销合同，与金雷无关。福娃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虚假的、不成立的，请求法院驳回福娃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福娃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经注册登记成立，初始股东为葛寒、陈静。据福娃公司称，葛寒将6万元现金存入案外人潘晓夏的银行账户（存入时间不清楚）。2015年4月10日、24日，陈静通过银行向潘晓夏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35万元（合计45万元）。2015年5月16日至同年12月28日期间，陈静又陆续往潘晓夏的银行账户转账多笔合计236615.28元。2015年8月26日，福娃公司将潘晓夏登记为股东，持有10%的股权。 2015年3月17日、4月24日、4月27日、4月28日，潘晓夏通过网上银行向金雷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6万元、15万元、15万元、5万元（合计51万元），并在转账“附言”栏注明“欧尚新合同”、“欧尚合同开户”或“欧尚115部门合同开户”。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签订了《食品购销合同》三份，合同上载明福娃公司的供货商编号为26651，供应商分类为长期（其他三种分类为“促销”、“季节性”、“其他”），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本年度的基础开票折扣为5.45%，等等。 2017年10月18日，福娃公司以欧尚公司为被告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7）沪0110民初22869号]，请求判令：一、欧尚公司支付福娃公司货款813488.42元，并赔偿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欧尚公司赔偿因其单方提前终止合同的违约行为给福娃公司造成的损失83192.70元。福娃公司在该案起诉状中称：其与欧尚公司因合作需要达成了有效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的《食品购销合同》三份。根据合同约定，福娃公司的供货商编号为26651，由福娃公司定期向欧尚公司供应指定食品，货款月结，每月25日为付款日。截止2015年10月，欧尚公司累计欠付福娃公司货款695289.25元（不含税）。此后，欧尚公司单方终止合同，不再接受福娃公司供货，致使福娃公司为保证按时履行合同而储备的食品大量过期。虽然福娃公司采取了联系生产厂家折价退货等方式，但仍有83192.70元的食品无法处理。欧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违背诚信原则，单方违约，长期拖欠货款，给福娃公司造成了损失。在该案2017年10月27日第一次调解中，欧尚公司称：其实际应付给福娃公司的货款金额为50多万元，还应扣除开票折扣和品牌推广费，其中开票折扣率为5.45%，品牌推广费为186030元。福娃公司称：欧尚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单方终止合同构成违约，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福娃公司不应支付上述品牌推广费。欧尚系统显示应付福娃公司款项为568887.19元，除去之前的开票折扣和推广费外，还有1万多元的年返费用要扣除。在该案2017年11月10日第二次调解中，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均称对合同约定的样品费总计186030元应否从供货总额中予以扣除有争议，其他款项无争议。福娃公司称：双方合同确定的其供应商分类为长期合作，其提交的合同合作期为一年，这只是双方合作期间签订的第一份合同，长期合作是扣除样品费的前提，故福娃公司不同意扣除样品费。根据合同约定，样品为供货商免费提供，且样品到店应签订书面文件。在合同履行期间，福娃公司未提供任何样品到门店，不应收取18万余元的样品费。当天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如下协议：一、欧尚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福娃公司货款75万元；二、双方无其他争议；三、案件受理费11300元，减半收取计5650元，由福娃公司、欧尚公司各负担2825元。 2018年8月2日，葛寒、陈静以潘晓夏为被告诉至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沪0114民初13431号，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请求判令潘晓夏返还葛寒、陈静款项51万元及所生孳息（自2015年4月25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潘晓夏在该案中答辩称：一、潘晓夏并非适格被告。潘晓夏是福娃公司的员工兼股东，当初确实从葛寒、陈静处以各种形式收取了51万元款项，但潘晓夏马上就转付给了金雷。委托事项系由金雷承办的，即使葛寒、陈静主张返还，也应由金雷承担返还义务；二、葛寒、陈静与金雷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葛寒、陈静所委托事项已办理完毕，所付款项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委托事项为帮助福娃公司进入欧尚超市销售产品即“开合同”，后福娃公司确与欧尚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葛寒、陈静回应称：一、潘晓夏作为被告主体适格。2015年8月26日开始，潘晓夏成为福娃公司的股东，持股10%，但并未出资，系作为潘晓夏介绍福娃公司成为欧尚公司供货商的一个报酬。发生委托事项时葛寒、陈静并不知道金雷，只知道潘晓夏，当时潘晓夏主动找到福娃公司商谈委托事项，报酬是每个月给予潘晓夏1万多元的工资及股东的身份。当时潘晓夏要求葛寒、陈静支付51万元是“开合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费用，是要交给欧尚公司的。葛寒、陈静基于从业经验判断，认为51万元是合理的，遂委托潘晓夏转交给欧尚公司。2015年4月10日前共计16万元系潘晓夏主动垫付的，后潘晓夏将汇给金雷的汇款凭证给葛寒、陈静看，葛寒、陈静就陆续将相关钱款交给潘晓夏。二、受托人从事委托事务应当充分、恰当且合法。在之前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的诉讼当中，欧尚公司告之开合同费用15万元过低，是有人采用不正当手段让福娃公司进入欧尚超市供货商渠道的，后被欧尚公司发现后，合作了三个月就关闭了送货通道，欧尚公司不认可收到51万元，只确认收到15万元开合同费。该15万元在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的诉讼案件中已结算完毕。这时才发现潘晓夏并未将51万元交与欧尚公司，导致福娃公司未与欧尚公司建立长期、不限期的合作关系。潘晓夏并未完成委托事项，故应返还该51万元款项。欧尚公司对供货商要求高，竞争也比较激烈，需要有人引荐来与欧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开合同费是超市合作正常收费，但按照行业惯例是不会在合同中体现的，且各家超市的金额也不一样，要自己去谈。潘晓夏回应称：只要“开合同”就行，对合同期限未具体要求，后未合作下去不是因开合同费用过低，而是因账扣比率过低，导致欧尚公司终止了合作。从相关款项的转账时间来看，葛寒、陈静一开始就知道金雷的存在，也知道整个委托事项最终都是委托金雷来完成的，金雷也完成了委托事项。葛寒、陈静在该案庭审中还称：潘晓夏于2015年3月17日汇出的16万元款项，其中10万元是潘晓夏个人垫付。由于潘晓夏垫付在先，葛寒、陈静比较信任，认为金雷能够代表欧尚公司来接收这笔钱，且每笔转账都备注了欧尚合同开户费，所以葛寒、陈静当时就认可通过金雷来办理。但并未达成协议委托金雷办理，而是委托潘晓夏办理，最终报酬也都是由潘晓夏享有。欧尚公司与福娃公司之间款项结算方式为欧尚公司可得款项从其应付货款中直接扣除，另有15万元的进场费在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约定且在双方最终货款结算中予以了扣除。三份合同中约定的开票5.45%的开票折扣即进场费，最终双方在诉讼中通过协商确定15万元为进场费，在欧尚公司应付货款中进行了扣除。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合作期间应为2015年4、5、6月份，之后欧尚公司陆续关闭了部分合作通道，到同年10月份彻底关闭了合作通道。潘晓夏称：金雷是其朋友，也是相关超市的从业人员，金雷其人与欧尚公司无关，但其有相关的从业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进行合作。金雷收到51万元款项后是否交给了欧尚公司或交了多少不清楚。该钱款是给金雷的中间费，不是给欧尚公司的进场费，这一点葛寒、陈静也清楚。至于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最终确定下来15万元的进场费，潘晓夏并不清楚。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起纠纷有很多原因，包括欧尚公司内部管理问题、福娃公司货物质量问题、返点问题等，不能直接归结为金雷未完成委托事项。葛寒、陈静在该案法庭辩论中称：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能否达成合作意向，是潘晓夏主动与葛寒、陈静协商，并由潘晓夏确定51万元合作金额，葛寒、陈静只是将上述钱款全部汇入潘晓夏的银行账户，其中10万元系由潘晓夏主动垫付。由此可见，潘晓夏促成委托事项的主观积极性，其主动垫付费用，肯定是基于其了解最终与欧尚公司达成合作的可能性。潘晓夏陈述葛寒、陈静与其共同委托金雷办理，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由潘晓夏完成了对接工作且与葛寒、陈静经过协商，达成潘晓夏完成委托事项之后的报酬内容。在整个事件中，葛寒、陈静未向金雷支付过任何款项，与金雷之前并不相识也无交往，故金雷不可能无偿为葛寒、陈静提供服务。至于潘晓夏将款项支付给金雷，是潘晓夏办理委托事项中进行的行为。最终欧尚公司与福娃公司未达成长久合作，故潘晓夏未完成委托事项。潘晓夏在2015年3月17日先行垫付10万元款项给金雷并向葛寒、陈静说明金雷可以完成此事，这是其履行委托事务当中的行为，而其向葛寒、陈静说明只是为了取得葛寒、陈静的信任，从而让葛寒、陈静继续向其汇款41万元。葛寒、陈静转账给潘晓夏而非金雷，说明葛寒、陈静是将委托事务委托给潘晓夏而非金雷办理。2018年9月21日，葛寒、陈静向法院申请撤回了对潘晓夏的起诉。 以上事实，由原告福娃公司提交的福娃公司的企业登记基本信息网上查询资料、银行账户往来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网上银行转账凭证、（2018）沪0114民初13431号案件庭审笔录,被告金雷提交的（2018）沪0114民初13431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调解谈话笔录、《食品购销合同》、（2017）沪0110民初22869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福娃公司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而提起本案诉讼，故其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金雷通过案外人潘晓夏收取的51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福娃公司称其通过股东葛寒、陈静将用于与欧尚公司“开合同”的专款51万元交给员工潘晓夏，潘晓夏再交给金雷，再由金雷转交给欧尚公司，但金雷收到后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金雷则称其收到的51万元款项为其应得的居间报酬，不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一方取得利益；二是他方受到损失；三是一方得利与他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他方得利没有法律根据。主张不当得利成立的当事人应对相关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福娃公司提供的网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只能证明金雷通过潘晓夏收到51万元款项的事实，而不能证明金雷收到款项欠缺法律上的原因，福娃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上，根据福娃公司诉称事实，讼争款项并不存在汇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之情形，潘晓夏向金雷汇付款项时备注“欧尚新合同”、“欧尚合同开户”或“欧尚115部门合同开户”，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该些汇款具有法律上的给付原因。根据葛寒、陈静诉潘晓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庭审情况可清楚地看出，福娃公司原股东葛寒、陈静为能与欧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委托潘晓夏办理此事，而潘晓夏又转委托本案被告金雷办理，而葛寒、陈静亦明确知道因欧尚公司对供货商要求高，竞争激烈，需要有人引荐来与欧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一开始就知道潘晓夏系通过金雷来完成此事的（葛寒、陈静在该案庭审中自称2015年3月17日潘晓夏汇款16万元给金雷，其中10万元系由潘晓夏垫付，即另6万元系葛寒、陈静自付，同时潘晓夏向葛寒、陈静说明了金雷可完成此事），也知道金雷不会无偿办理此事，这说明金雷若促成此事应会有相应报酬。虽然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签订的《食品购销合同》无落款时间，福娃公司亦未说清合同具体签订时间，但福娃公司于2015年4月已开始向欧尚公司供货，说明此时福娃公司已与欧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陈静于2015年4月10日汇给潘晓夏10万元，潘晓夏扣抵了自己原先垫付的10万元款项，接下来陈静于2015年4月24日一次性汇给潘晓夏35万元，潘晓夏于2015年4月24日、27日、28日分三笔转付给了金雷，可见当时金雷应当是在已促成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才最终取得了自己应得的全部报酬。据福娃公司称潘晓夏也由此获得了可观的报酬即取得福娃公司10%的股权和每月12000元的工资（不与业绩挂钩）及一辆汽车的使用权。员工潘晓夏都可取得如此可观的报酬，可见给予引荐人金雷适当报酬，也在情理之中，这也符合商事活动等价有偿规则，故福娃公司或葛寒、陈静完全应当知道51万元款项是通过潘晓夏给金雷的居间报酬，而非给欧尚公司的所谓“开合同费用”或“进场费”。在福娃公司诉欧尚公司（2017）沪0110民初22869号案件中，并未提到任何“开合同费用”或“进场费”问题，福娃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应给予欧尚公司51万元“开合同费用”或“进场费”。至于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后又终止的问题，福娃公司在其诉欧尚公司（2017）沪0110民初22869号案件中明确称系欧尚公司单方违约，擅自提前终止合同所致，并未提到所谓“开合同费用过低”或“进场费过低”的问题，在本案中福娃公司亦称系因欧尚公司认为合同中约定的开票折扣率过低而导致欧尚公司单方提前终止合同的。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欧尚公司单方无故提前解除合同，福娃公司完全可以依法要求欧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或在合同提前解除的情况下，追究欧尚公司的违约责任，要求欧尚公司赔偿福娃公司可得利益损失，以弥补自己缔约中的损失，但福娃公司并未主张，而是与欧尚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并表明无其他争议，这是其权利自由行使的结果，如果还有缔约中的损失尚未弥补，也不能归咎于本案被告金雷。潘晓夏在葛寒、陈静诉其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亦称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起纠纷有很多原因，包括欧尚公司内部管理问题、福娃公司货物质量问题、返点问题等，不能直接归结为金雷未完成委托事项，51万元款项是给金雷的“中间费”，并非给欧尚公司的“进场费”。另外，福娃公司与欧尚公司于2015年4至6月合作了三个月后，欧尚公司即陆续关闭了部分合作通道，而陈静此时仍在给潘晓夏付款，福娃公司仍于2015年8月将潘晓夏登记为股东，这说明关闭部分合作通道直至最后关闭全部合作通道，应并非潘晓夏或金雷的原因所造成的。现福娃公司无证据证明讼争款项是给欧尚公司的所谓“开合同费用”或“进场费”，也无证据证明曾指示金雷将所谓“开合同费用”或“进场费”51万元转交给欧尚公司，故福娃公司指称金雷将所谓“开合同费用”或“进场费”51万元占为己有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金雷通过潘晓夏收取的51万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福娃公司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提出的要求金雷返还51万元款项及相应孳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通福娃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原告南通福娃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志刚 人民陪审员  王奋明 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邓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