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新32民终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叶帆，男，1974年1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4116部队。   法定代表人：王冠让，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冲，男，中国人民解放军94116部队参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荣，广东正大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叶帆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94116部队（以下简称部队）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人民法院（2019）新3221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叶帆与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冲、张培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叶帆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委托代理的规定，审判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在明知张叶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需要法院依法提押出庭，其妻子谯红没有张叶帆的书面授权委托情况下，将谯红作为张叶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在2019年10月31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将谯红列为委托诉讼代理人。10月25日借口案件调解，出具一份称为张叶帆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让谯红签字（其目的显而易见，即为其不公开判决完善委托手续），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代理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新3211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或发回重审。（二）错误理解司法解释规定。一审判决在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时，以本案张叶帆没有举证证明待证事实，即：张叶帆没有举证证明2017年7月28日部队与张叶帆签订《解除合同协议》时，部队存在欺诈行为。排除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从而认定《解除合同协议》的合法性，这明显理解错误。该条规定的原意是指人民法院对欺诈等行为存在可能性时，就应当认定欺诈事实存在。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是统一的，也就是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时或者人民法院能够合理怀疑存在欺诈行为时，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成立。该规定正是考虑到被欺诈的受害方往往处于弱势，在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举证原则前提下，更好的保护被欺诈者作为弱势一方举证不能而作出的。（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系上诉人在被欺诈情况下签订，且内容显失公平。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的土地后，前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经营获得经济收入。现因政策原因需要终止合同，如果不是部队欺骗上诉人称：“解除合同是一种形式，是为了应对上级。”上诉人10多年心血经营的枣园，在没有得到被上诉人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会放弃补偿权利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况且，《解除合同协议》中不予补偿条款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的：“开展有偿服务的项目……合同协议未到期的，通过协商或司法程序能够终止的项目，应提前解除合同协议，确需补偿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给予经济补偿。”这一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不能因《解除合同协议》经过公证程序，就认定其具有合法性，案涉《公证书》违反法律规定，自始没有法律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   部队辩称，上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理由如下：（一）关于一审判决程序问题。首先，法律没有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应当依法提押当事人出庭参与诉讼。其次，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已向张叶帆送达了起诉书，并征询了其意见，张叶帆也给谯红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无论这种授权是在开庭前还是开庭后，法律规定是允许当事人追认的。再者，一审开庭时谯红是自愿到庭并提供了他们之间夫妻关系的证明，二审时谯红也在上诉状中签字，表示要参加二审诉讼，这说明张叶帆对谯红在一审中的行为都是认可的，这在法律上叫作追认。综上，谯红一审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二）关于错误理解司法解释的问题，存在错误理解的是张叶帆，而不是一审法院。主张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存在欺诈行为的是上诉人张叶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该由张叶帆举证，举证不存在强势方或弱势方，法律也没有规定弱势方可以不举证。（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解除合同协议》存在欺诈行为，该协议显失公平这一事实问题，一审中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事实上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是经过协商一致，且经过公证的。再者，即使存在对方所称欺诈或显失公平，现在也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撤销协议的除斥期间一年的期限。因此本案的《解除合同协议》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对上诉人仍具有约束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部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叶帆归还我方241亩土地。事实和理由：2007年12月28日和2009年1月1日，我部队与张叶帆分别签订了180亩、714亩两个《土地承包合同》，张叶帆承包我部队位于和田县吾宗肖开发区的180亩、714亩耕种地，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分别为2008年1月1日至2037年12月31日、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后经协商，我部队与张叶帆又于2017年7月28日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了上述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并做了公证。因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张叶帆应当归还我部队的土地。故诉至贵院，请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28日，部队（甲方）与张叶帆（乙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和田县吾宗肖农场可耕种土地180亩土地使用权承包给乙方，承包时间2008年1月1日至2037年12月31日，承包期三十年。双方详细约定了各自权利义务。2009年1月1日，部队（甲方）与张叶帆（乙方）又签订了另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和田县吾宗肖农场可耕种土地714亩土地使用权承包给乙方，承包时间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承包期二十年。双方亦详细约定了各自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张叶帆将上述894亩土地中大部分转包给他人，其耕种241亩。2017年7月28日，部队（甲方）与张叶帆（乙方）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约定：“根据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有关指示要求，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解除2007年12月28日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关于吾宗肖农场可耕种地180亩土地使用承包合同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甲乙双方同意无条件解除上述合同，自本协议生效起，甲乙双方停止履行合同约定的一切条款和明确的权利义务。2．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归属甲方的土地及附着物等均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条件归还甲方。3．乙方在甲方土地上所种植经济作物、自建房屋、水电设施财产归乙方所有（不包含乔木类植被），甲方不承担因提前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4．乙方与分租户签订长期合同的，必须在签订本停止协议前停止，乙方与分租户之间的一切纠纷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2017年8月2日，部队与张叶帆在和田市玉河公证处对上述《解除合同协议》进行了公证。2017年7月28日，部队与张叶帆对714亩土地也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该解除协议与180亩土地的解除协议内容相同。2017年8月2日，部队与张叶帆也在和田市玉河公证处对714亩土地的解除协议进行了公证。上述事实，有（2017）新和市玉证字第1677号、1678号公证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所有权。根据（2017）新和市玉证字第1677号、1678号公证书内的附件，能够证实张叶帆现占用的241亩土地系部队所有。根据经公证的两份《解除合同协议》“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归属甲方的土地及附着物等均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条件归还甲方。乙方在甲方土地上所种植经济作物、自建房屋、水电设施财产归乙方所有（不包含乔木类植被），甲方不承担因提前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意味着即使张叶帆有可能会因提前解除合同而带来某些损失，但部队对此不会承担。换言之，张叶帆对其可能产生的损失已经放弃。根据查明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张叶帆系被胁迫和（或）被欺诈而与部队签订了两份《解除合同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且不说庭审中，张叶帆除其当庭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对其被胁迫和（或）被欺诈的观点加以证明，即使提供了其他证据，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亦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解除合同后，张叶帆再占有土地，即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张叶帆应将其占有土地返还部队。故对部队要求张叶帆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叶帆将其占有的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4116部队拥有使用权的位于和田县吾宗肖开发区的241亩土地返还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4116部队。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叶帆负担，于判决生效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中，上诉人张叶帆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是在一审开完庭后，法院到看守所找我补的，因此一审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这份证据恰好证明张叶帆在庭审后对谯红参与一审诉讼行为的追认，一审法院履行了法律职责，征询了张叶帆的意见，一审程序合法。   本院认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电话录音证据一组（两张光盘、一组打印出来的通话记录）、微信短信截图照片一组以及《土地看管协议》一份，证明双方在签订案涉两份《解除合同协议》时，对方对我进行欺诈、欺骗，该协议显失公平。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与温冲的通话录音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录音涉及的其他三个人因不在场，对其真实性我们无法辨认。对截图照片、《土地看管协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中与温冲的通话录音、截图照片以及《土地看管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将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评定。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经二审查明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根据诉辩双方陈述，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一审是否程序违法？二、双方签订的两份《解除合同协议》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已前往看守所对张叶帆送达了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等，并询问了张叶帆的意见。且在一审开庭后判决下达前，张叶帆出具了由其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已对谯红参与一审诉讼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程序合法。   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张叶帆明知自己无经济能力解决好与分租户之间土地补偿问题，仍与部队签订了案涉两份《解除合同协议》，事后又私下与部队协商土地置换或补偿事宜，因此本院有理由确信张叶帆与部队之间恶意串通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且部队与张叶帆签订两份《解除合同协议》已严重损害第三人即分租农户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本院认定案涉两份《解除合同协议》无效。   张叶帆根据与部队分别于2007年12月28日、2009年1月1日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实现对案涉241亩土地的占有，现该占有行为因违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中央政策而无效。部队有权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无权占有人张叶帆返还案涉241亩土地，故一审法院判决张叶帆返还部队案涉241亩土地的处理无误。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叶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那克提江·乃比江   审判员 麦麦提阿卜拉·图尔荪托合提   审判员 谢春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