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6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法定代表人：常俊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琼，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东，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负责人：吴斌，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洁，该分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桦，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2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决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受让涉案债权后长达十年期间未向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破产程序终结”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目前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两种立法模式。主观标准是从权利人是否知悉或应当知悉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客观标准则多从权利客观成立之日起算，例如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应从构成侵权行为的诸要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算。我国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均采纳了主观标准说，即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具体到公司股东清算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作出的（2014)民二他字第16号《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明确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是公司股东清算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不是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股东因怠于履行或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债权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本质上是侵权责任，而且是一般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这四个方面。《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实则是对公司股东清算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有关加害行为及主观过错的规定，本质上仍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亦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而非自侵权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得以满足之日起算。具体到本案所涉公司股东清算赔偿责任，法院理应结合本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正确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并以此作为权利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不能背离我国法律诉讼时效起算点均采用了主观标准说这一实际情况，简单从《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各款规定出发来认定及裁判本案的诉讼时效争议。（三）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受让涉案债权后长达十年期间未向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因涉案债权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早在1999年5月10日已作出（1998)深罗法执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确认深圳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且下落不明。2004年2月27日，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修正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及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解散事由且股东为清算义务人。2007年5月15日，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从深圳市商业银行受让了涉案债权，并于同年11月8日刊登了债权转让公告。2008年5月19日，《公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首次赋予债权人追究股东清算赔偿责任的权利。就一般情形而言，收购债权的商事主体，理应在收购债权时，对所收购债权及债务人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工商登记信息等通过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情况，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了解。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作为收购债权的专业机构更应如此，其在2007年受让债权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某公司于1999年5月被法院裁定无财产可供执行以及2004年2月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本案中，2005年修正的公司法首次以立法方式将吊销营业执照作为公司解散清算的法定事由，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2007年11月8日受让涉案债权后即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清算某公司，但直至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近十年期间内，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既未向申请法院强制清算某公司，也未向某公司及包括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在内的公司股东主张过相关权利，应当推定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2007年11月8日受让债权时就已经知道某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或不履行清算义务侵害了其对某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事实，故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况下司法解释并不具有溯及力，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一》）第二条明确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而《公司法解释二》于2008年5月19日生效，此前的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确定清算义务人怠于或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赔偿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便本案适用《公司法解释二》，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稳定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应从该司法解释生效的次日即2008年5月19日起算，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过诉讼时效。前述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84号案及（2015)民申字第84号案裁判思路中均可体现。（四）一审判决以“破产程序终结”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破产清算可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债权人可通过该程序确认账册是否灭失、是否无法清算等事实，但账册灭失、无法清算并不是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是公司股东清算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诉讼时效制度构成要件并不包括权利应可行使时，诉讼时效还是应当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害之时起算。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84号案亦是采用如上观点进行裁判。值得注意的是，（2014)深中法破字第43-2号破产清算案的申请人并非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甚至未在前述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前述破产清算案件作出终结裁定之时，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不仅有违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而且也缺乏基本事实逻辑，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前述认定不仅不利于督促债权人积极主张自身的权利，而且也侵害了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的期限利益，不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司法裁判的一致性。二、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自1998年便已退出某公司，某公司一直由其另一股东香港某贸易公司管理，其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是否灭失是因为香港某贸易公司下落不明造成的，责任不在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虽未履行清算义务，却非怠于履行，其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某公司财产、账册等是否灭失不具有因果关系。在（2014)深中法破字第43号破产清算案中，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作出《关于提请贵院终结深圳某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的请示》，该文件载明：“经管理人调查，截止目前，没有发现某公司任何财产。管理人向某公司股东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送达了某公司破产的相关文件，并要求其提供与某实业有关的资料，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股东配合管理人工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显然，一审判决认定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在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不予配合与事实不符。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认为，股东怠于履行义务的认定标准应既包括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也包括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而根据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提供的《关于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建筑公司退出深圳某实业公司后应归还股本金协议书》可知，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早在1998年便已退出某公司，不实际掌握某公司的财务账册及其他重要资料。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系客观上无法提供某公司的财产账册，而非主观上的拒不提供，一审法院未考虑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的实际履行能力而苛以其必须提供，系强人所难，显失公平，且如此裁判可能造成债权人或其他股东为使自己债权得到做大限度的清偿，故意盗窃、抢夺、损毁公司财产、账册的道德风险。因此，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认为，本案不应认定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某公司的财产、账册、文件等是否灭失亦不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一般侵权“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应由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对前述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一审判决认定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不予配合移交财产账册，其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与某公司的财产、账册、文件等丢失及无法清算具有因果关系，未考虑客观实际，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某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经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确认无法执行到某公司的财产，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某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此，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债权无法得到清偿不具有因果关系。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一审中诉称“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即1996年年检报告中显示公司资产总额为1173.3万元，其资产足以清偿公司欠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的债务”，但本案的事实情况是：某公司早在1997年就已因（1996)深福法经初字第242号民事判决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且该执行案件直至2011年8月15日才中止执行。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亦早在1998年便已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裁定中止执行，至今未终结执行。两级法院执行期间均未发现某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足以推定某公司在2004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前便已无财产。且（2014)深中法破字第43-2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管理人调查，未发现某实业任何资产、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资产…某实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2014)深中法破字第43-2号公告中亦载明“因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经清算无财产可供分配…裁定宣告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前述事实均表明，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的债权未被清偿，并不是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怠于清算导致某公司主要财产灭失的结果，而是某公司经营不善，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丧失清偿能力所致。退一步而言，某公司自2004年2月即被吊销营业执照丧失了经营资格，即便彼时公司有财产的话，那么在丧失经营资格的情况下，其财产（主要是机器设备）也无增值保值的可能，不算正常的维持费用，仅折旧一项便可消耗掉公司全部资产。某公司系因确实无任何财产而被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其是否清算，对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而言已无实际意义，即使进行清算也不会导致某公司有新财产可偿还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且基于破产清算程序对破产债权的强制消灭效力，破产终结后，某公司所有未清偿的债务也随之消灭。四、从情理上看，法律不应当支持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具有历史遗留性质和市场法治不健全问题的本案中获取暴利。某公司于2004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当时生效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第四条规定“（四）依法被撤销或者被责令关闭”，第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的终止情形，由清算主管机关组织清算组清算”；《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具体包括下列情形：（一）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此可知，按照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定，应由清算主管机关（深圳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清算。对此，当时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亦有类似规定。虽然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明确了吊销营业执照解散公司情形下的股东清算义务，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且由于法治不健全及处于法律修改过渡期，实践中类似情形公司未清算的现象大量存在。本案中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未组织清算不是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而是存在之前法律遗留问题及不实际掌握财务账册等重要资料的法律上与历史上的众多阻碍。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是专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从某公司最初的债权人处实际受让债权，其拟通过不诚信诉讼行为从本案中获取暴利。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是国有企业，让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根据法律事实出现多年后才颁布实施的《公司法解释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期限利益，有失公正，还可能因此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被上诉人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中口头答辩称：一、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提出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本案的案由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是某公司的股东，其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对某公司履行清算义务。《公司法解释二》2008年5月19日实施时，某公司仍处于未清算状态。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作为股东，应当履行清算义务而未履行，已构成对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的持续侵权，该持续侵权行为一直到深圳中院作出破产终结裁定，确认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作为某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并进而导致某公司无法清算，对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合法债权造成损害。深圳中院对某公司作出该破产程序终结的裁定书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4日，自该日起，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才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受到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的损害，确定是因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未依法向管理人移送财务帐册、重要资料导致某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因此可以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11月20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自某公司成立至注销时，一直是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合法股东且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1998年已退出某公司，某公司从设立至破产程序终结时，公司的股东一直是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与香港某贸易公司，对于股东并未有任何的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自某公司成立至注销时，一直是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合法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某公司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向作为某公司的股东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及香港某贸易公司送达了相关文件，因此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法院认定某公司的合法股东就是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及香港某贸易公司，且两股东在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公司进行清算，明显属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三、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作为某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当对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深中法破字第43-2号民事裁定书第二页第八行载明，“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符合宣告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清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未依法向管理人移送财务帐册重要资料，导致本案无法清算，债权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追究股东及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可见深圳中院已经对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因果关系直接作出了认定，作为某公司的股东，应当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保管好某公司的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且管理人在向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送达相关文件之后，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未予配合导致公司无法清算。因此，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作为某公司的合法债权人，有权要求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享有对某公司的合法债权，提出本案诉讼是基于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是借用某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获取暴利，是合法追究股东的清算责任。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合法依据。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对某公司在（1998)深罗法经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中对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所负有的债务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本金100万元，利息391236元，案件受理费16760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至判决作出之日合计1407996元，实计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一、1995年8月7日，深圳城市合作商业银行振华支行与某公司、深圳润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神公司”）签订了《担保贷款合同》，并于当日向某公司发放了贷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8月7日至1996年5月7日，月息11.055%，贷款期满后，某公司仅还了部分利息，润神公司也未承担担保责任。深圳城市合作商业银行振华支行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1998年6月16日作出（1998)深罗法经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391236元（计至1998年5月21日），逾期付款则加倍支付迟延付款期间利息。本案受理费16760元，由某公司承担；该费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已向一审法院预交，某公司将应付款迳付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上述款项，某公司逾期不付款，则由润神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某公司及润神公司未按照判决期限支付借款及利息，深圳城市合作商业银行振华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某公司、润神公司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作出（1998)深罗法执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裁定（1998)深罗法经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二、2007年5月15日，深圳市商业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某公司上述未能受偿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并于2007年11月8日在《经济日报》15版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履行了对债务人某公司、润神公司的通知义务。三、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22日，属于中外合资企业，股东从成立至注销均是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与案外人香港某贸易公司，二者各持股50%。某公司因多年未年检，于2004年2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原名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深圳）核电建设公司，于1993年1月11日变更为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建筑公司，于2002年2月26日变更为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实业公司，又于2007年12月12日变更为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四、2014年9月26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某公司破产清算，案号为（2014)深中法破字第43号，并指定管理人对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在某公司破产过程中，管理人在调查过程中无法联系到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无法开展接管工作，接管某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同时，管理人向某公司的股东即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送达了相关文件，并要求其提供某公司有关的资料，但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未依法向管理人移送财务账册、重要资料，导致无法清算。2015年12月14日，深圳中院作出（2014)深中法破字第4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未依法向管理人移送财务账册、重要资料，导致本案无法清算，债权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追究股东及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某公司于2016年3月3日被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依法受让了深圳市商业银行对某公司、润神公司的涉案债权，并履行了通知义务，是某公司的合法债权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如下：一、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2014)深中法破字第43-2号民事裁定作出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该裁定书载明：“经依法送达，某实业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未依法向管理人移送财务账册、重要资料，导致本案无法清算。债权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追究股东及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此时，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损害了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12月14日开始起算。根据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三年，故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是否是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主张与某公司另一股东香港某贸易公司签署的《关于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建筑公司退出深圳某实业公司后应归还股本金协议书》，认为其于1998年已将某公司50%股权转让给香港某贸易公司，不实际掌握某公司的财务账册及其他重要资料。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且该协议的内容仅约定退还股本金后变更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对某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作出任何的约定，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信息及工商内档而言，某公司从设立至破产程序终结时，公司股东一直都是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与香港某贸易公司，公司对于股东并未有任何的工商变更登记，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亦未提交任何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因此，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自某公司1993年3月22日成立至注销时，一直是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合法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某公司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向作为某公司股东的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和香港某贸易公司送达了相关文件，因此，破产清算程序中，法院亦认定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和香港某贸易公司就是某公司的合法股东，故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是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三、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未申报债权，是否影响其在本案中主张相应权利。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对某公司享有合法债权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进行确认，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不能视为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对债权的放弃。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对股东怠于对公司进行清算行为的责任予以认定。四、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是否需对某公司所负债务对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作为某公司的股东，在某公司于2004年2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直至2014年9月26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申请某公司破产清算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六条明确规定，合资公司解散后，公司各种账册及文件应由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保存。在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应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管好某公司的账册及财产。某公司在深圳中院受理破产清算时，管理人向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送达文件要求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移交财务账册并配合管理人对某公司进行清算，但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仍不予以配合，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与某公司的财产、账册、文件等灭失及无法清算具有因果关系，故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应就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对某公司享有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1998)深罗法经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某公司的债务本金100万元、利息391236元（计至1998年5月21日）、案件受理费16760元、迟延付款期间利息（逾期付款则加倍支付迟延付款期间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72元，由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承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作为某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侵犯了作为债权人的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的利益，请求其对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清算是指解散事由出现后，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了结实务，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终止公司的活动。清算分为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解散清算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二，破产清算应依企业破产法进行。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应予解散的，公司股东负有清算义务。2008年5月施行的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均是针对解散清算的规定，不适用于破产清算的案件。本案中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在某公司被宣告破产且破产程序已终结后，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对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对于进入破产清算的企业，相关权利人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建二局深圳南方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27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4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72元，均由被上诉人信达资产深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