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426民初3057号 原告：吴洪升，男，住平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连祥，山东刘连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吴兴国，男，住平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平原县君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吴洪升与被告吴兴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洪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连祥，被告吴兴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洪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土地3亩。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3.要求被告承担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退回土地以前期间的土地承包费，标准为每年每亩7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9日，原、被告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被告承包原告土地3亩，每亩承包费700元，原告什么时间需要收回土地、被告需要什么时间退给原告。合同签订后，至今年已履行4年，今年秋后原告想要回土地自己耕种，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又强行种上小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处。涉案土地面积3亩整，位于村东南北路的东侧，北邻吴洪友土地，南邻吴兴国土地，东邻一片荒地，西邻村东南北公路。 吴兴国开庭时口头辩称，原告所述的位置、面积属实。但争议地块包括在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三类地块（地块编码是3714261040230200029）、确权面积是4.68亩的地块的范围内。原告所诉无法律依据，不是事实。2015年10月9日原被告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涉及的土地，原告自始都不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也达不到合同继续履行的条件和目的，本案中所涉及的土地承包合同已达到解除的条件，同意解除该合同。被告所种植的土地是村委会发包所得，并有平原县人民政府确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第二、三项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吴洪升围绕本诉的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于2019年11月1日交纳的黄河水费单据一份，拟证明包括涉案争议土地在内的原告家庭承包地为16.93亩，每亩19.71元，共交纳333.7元；2.吴振升证明一份，拟证明2015年10月份原告经村委会分配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2015年10月9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取得经营权之后将3亩土地转包给被告的事实；4.书面证明3份并附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人分别是吴振明、吴振升、吴洪全，拟证明2015年10月7日退地时吴振升退给原告一口人的地即3亩，被告退给吴洪全一口人地即3亩，吴兴国承包吴洪升3亩地后，为方便自己种植把吴洪升一口人3亩地让吴洪全种了，及两地块的具体位置；5.村委会证明一份及吴振升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交的黄河水费款包含村东争议的3亩地。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具有涉案地块的经营权，被告也有交纳该地块黄河水费的相关收据，庭后提交。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吴振升个人行为，不代表村委会意见，当时吴振升也不是村干部，当时我是二小队队长，我主持分的地，当时实行的是“没户口的把地退出来，分给有户口的”，当时是三户分出来、三户接的，并非大调整。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对我名字中的“吴”字有异议，但合同内容是真实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未到场。对证据5，两份证明不能证明原告所交的黄河水费包含争议地块在内。原告辩驳如下：证据2中被告说的当时的政策是对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接地户；证据4、5所证明的事实与被告的陈述基本一致，应依法认定其有效性，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吴兴国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份，分别2015年9月1日和2017年6月18日颁发的，两证内容一致，2015年证书上指包括涉案3亩地在内的新窑西地块4.68亩，2017年证书上指包括涉案3亩地在内的三类地块4.68亩，拟证明被告具有本案所涉及土地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黄河水费交费单据一张，拟证明被告2019年所交纳的黄河水费包含涉案地块；3.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被告2019年所交纳的黄河水费包含涉案地块，即涉案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告所有。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我方不确定涉案争议土地是否在被告两证上的4.68亩之内。对两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2015年10月9日被告已经将涉案土地退出来了，原告按照村里安排接手涉案土地，被告自愿退出土地，原告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如果被告所言属实，2017年证书将与被告认可的退出土地的事实相矛盾。当时退地时，原告接的是吴振升应退出的土地，当时被告愿意承包，我方才转包给被告的，才有了2015年10月9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书。对证据2黄河水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有涂改痕迹，对两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也交了2019年涉案争议土地的黄河水费，不能证明被告对该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原告质证意见，被告辩驳如下：（原告对证据的意见）不属实，当时我任村第二小组组长，为了推动村里工作，结合以前的土地分配办法“凡户口注销和迁出的将土地退出，让给增加人口的种植”，所以我就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在2015年秋季带头拿出了自己合法拥有的土地来分配、做表率，但违背了国家土地确权政策，因此我与原告的协议是违规违法的。在2018年9月政府对农村宅基地与人口对应普查时，才得知原告只有夫妻二人户口在村集体，但在2015年-2019年之间确实有四口人土地，原告应该在户口迁出时就应该主动退出他既无户口、也无确权的土地，终止当时与我签订的违规的土地承包合同，把土地还给我，但一直不还。在2018年3月我三子结婚，儿媳户口迁入本村，后又添一女，户口增加两人，该依法使用我的土地。原告再次发表意见如下：2015年10月份接退地时，被告确实是二组组长。当时应当退地的吴振升地块，应由原告接地，本案争议地块原是被告承包地，应退给吴洪泉。原告、吴洪泉也实际接地，原告于2015年10月9日将接地3亩转包给吴兴国，吴兴国为了方便耕种，和吴洪泉互换了地块。也就是说，被告实际又承包了他之前的承包地。实际上转包合同上的3亩地确实是从别处转移到了被告原承包地里。转包合同上的3亩地在吴兴国地的南面。被告也再次发表意见如下：换地属实，当时也经过了原告的同意，原告实际没接收土地，直接写的转包合同。 在第一次庭审中，关于涉案转包合同的履行过程，经本院主动询问，原告当庭陈述如下：“合同签订后，被告开始实际种植该地块（A地），并遵循先交承包费、后种地的原则，每年于10月9日前按约定将承包费2100元交给原告，其中2018年实际收取2018-2019年度的承包费1800元，2019年10月9日之前被告未交纳承包费，原告找被告，被告以种种理由故意推脱，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陈述如下：“交纳承包费的过程属实。没有交的原因是原告隐瞒户口迁出的事实，按照村规民约原告应当退回土地。” 在第二次庭审中，本院出示2019年12月21日上午本院对涉案土地的现场勘验图一份（上有法院工作人员、原告、被告和在场见证村干部的签名确认，勘验图中自北向南的地块先后为吴洪友地块、吴兴国现耕种的3亩地（本案争议地，图中标注为A地）、吴兴国1.68亩地块、吴振升地块、吴洪全现耕种3亩地（图中标注为B地）、吴西学地块，该系列地块西邻水沟（沟西即为村东南北公路）、东邻各户对应的开荒地，原、被告均无异议。经法庭主动询问，原告陈述如下：“我要求被告返还的3亩地是A地；我提交的2019年10月9日的转包合同，虽针对的是3亩地，最后确定下来的是A块，该合同是约束A地的合同”。被告陈述如下：“认可原告以上所说的。涉案B地我没种；吴洪全、我与吴洪升3家一协商，直接种的A地。我同意解除以上转包合同”。 关于原、被告所属小队（吴闫田村二组）在2015年之后是否又调整过该小队的人口地情况，被告陈述如下：“2015年之后我们小队又调整过小队的人口地，2016-2017年调整过一次，小队卖给企业一部分地，这些地没在确权证上，属于集体所有的机动地，卖地所得分给增加人口。2015年之后再没有从村民手中抽回过土地。”原告陈述如下：“村里卖地、补偿的情况不清楚。2015年之后再没有从村民手中抽回过土地的情况属实。” 关于涉案3亩地是否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原告陈述如下：“我没有涉案3亩地的土地承包合同，这是人口地。”被告陈述如下：“我没有涉案3亩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只有确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吴洪升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够证明吴洪升交纳2019年16.93亩土地的黄河水费中包括涉案3亩土地；对证据2，因缺少村委会公章，仅为吴振升个人出具，虽吴振升未到庭接受质询，但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4等证明和被告当庭自认，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对证据3，虽被告对其中个别的字不确定，但认可合同内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依法予以采信；对证据4，虽三证明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但其内容之间能够互相印证，且和原告证据2以及被告当庭认可分地过程及现状均一致，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依法予以采信；对证据5中的村委会证明，虽盖有“平原县王庙镇吴闫田村民委员会”公章，但缺少负责人的签字确认，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其中吴振升的书面证明，该证据为个人证明，在证明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不能证明原告已经交了涉案3亩地的2019年黄水费。2.关于被告吴兴国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即两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2015年9月1日颁发的证书已被2017年6月18日颁发的证书所代替，且颁发于2015年10月涉案3亩地调整之前，故本院认定其只能证明被告吴兴国在2015年9月之前对包括涉案3亩土地在内的4.68亩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017年6月18日颁发的土地确权证对吴兴国所种植的包括涉案3亩土地在内的4.68亩进行了行政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证据2即黄河水费交费单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吴兴国交2019年黄河水费417.06元，数量为21.16亩，与2017年颁发的土地确权证上的承包地确权总面积21.6亩基本一致，经现场查勘涉案3亩地亦在吴兴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的三类地4.68亩地块范围内中，故本院认定吴兴国交纳的2019年黄河水费中包含了涉案3亩争议土地的黄河水费。证据3的村委会证明，虽盖有“平原县王庙镇韩何社区吴闫田村民小组”公章，但缺少负责人的签字确认，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总之，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村委会证明与被告提交的证据3村民小组证明，名义上均为村委会出具，但所盖公章不一致，且均不符合单位书证的形式要求，本院均不采信。3.对本院的现场勘验图，因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可以证实土地使用现状，结合以上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平原县王庙镇吴闫田村村东南北公路以东有该村耕地，在2015年10月份该村土地调整以前，自北向南吴洪友、吴兴国、吴振升、吴西（希）学分别种有耕地（人口地），2015年10月份村里根据“凡户口注销和迁出的将土地退出，让给增加人口的种植”的村规民约对人口地进行调整，当年退地、分地涉及6户人家共3块土地，其中有4户人家共2块土地的调整与本案有关，分别是吴兴国把村东4.68亩土地中北部分3亩地（A地）退给村里后分给了吴洪全、吴振升把村东土地中南部分3亩地(B地)退给村里后分给了吴洪升。在刚调整完毕吴洪全、吴洪升还没直接种地的情况下，2015年10月9日吴洪升把B地转包给吴兴国并签订（转包）合同书。吴兴国在刚转包还没有直接耕种B地的情况下为方便种地，在吴洪全、吴兴国、吴洪升三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直接耕种A地来履行和吴洪升之间的转包合同，即吴洪升对B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吴洪全对A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互换，由吴洪升取得了A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吴洪全取得了B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吴洪升、吴兴国并一致认同是按照2015年10月9日（转包）合同书分别作为发包人和承包人来履行A地的合同，故形成本案的争议地（A地）的四至为：西至村东南北公路东的水沟，东至吴兴国开荒地，北至吴洪友地块，南至吴兴国1.68亩地块。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吴洪升与吴兴国均系平原县吴闫田村集体下的村民二组的成员，该小组对人口地一直执行“凡户口注销和迁出的将土地退出，让给增加人口的种植”的村规民约。2015年10月，吴闫田村二组根据上述村规民约对组里六户人家共涉及三块土地进行了调整，当时吴兴国退出了三亩土地，吴洪升分给了三亩土地，吴洪升并和吴兴国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了（转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如下：2015年10月9日起，吴洪升转给本村吴兴国土地承包，双方同意共同遵守以下合同：1.吴洪升转给吴兴国3亩地承包，每亩按700元收取，每年收取转让费2100元。2.上级国家小麦直补款由吴洪升本人领取。3.吴洪升什么时间需要收回土地，吴兴国什么时间退给本人。4.每年交钱后才能种地。双方遵守合同，不能违背以上条件。转让人：吴洪升，承包人：吴兴国。在分到地户吴洪升和案外人吴洪全对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均未实际耕种并进行互换后，吴洪升取得了吴兴国退出得3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吴洪升和吴兴国并一致同意按照2015年10月9日转包）合同书对该3亩地进行转包。至此，形成了本案的争议3亩地，其四至范围为：西至村东南北公路东的水沟，东至吴兴国开荒地，北至吴洪友地块，南至吴兴国1.68亩地块。此后，该转包合同在四年内进行了履行，吴兴国在2015年-2017年均于每年10月9日前按约定将承包费2100元交给吴洪升，2018年10月9日前实际缴纳2018-2019年度的承包费1800元，2019年10月9日之前吴兴国未交纳下一年度的承包费。2019年秋后，吴兴国以原告隐瞒户口迁出的事实、按照村规民约应当退回土地为由拒绝向吴洪升交纳承包费和退地，导致吴洪升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吴兴国于2019年11月份已经缴纳了涉案3亩土地的2019年的黄水费。 在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均认可在2015年之后村里再没有从村民手中抽回过土地。被告同意解除涉案土地的2015年10月9日（转包）合同书。原、被告均表示没有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被告提交2017年其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其对涉案土地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经查，涉案争议3亩土地位于被告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地块名称为三类地的4.68亩确权面积土地范围中。 本院认为，2015年10月9日（转包）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合法有效的转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要依该合同履行。根据该合同约定，“吴洪升什么时间需要收回土地，吴兴国什么时间退给本人”，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可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且被告在庭审中也同意解除合同，因此涉案转包合同应予解除。因原告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最早要求解除合同的时间，而被告在庭审中也同意解除合同，故二人的2015年10月9日（转包）合同书可认定为原告在向本院起诉时即2019年11月21日已经解除。 本案争议焦点为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否退还3亩土地并承担退回土地前的占用期间的费用（原告主张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退回土地以前期间的土地占用费，标准为每年每亩700元），关键是能否直接认定原告吴洪升在2017年6月18日以后是否具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行政机关发放的证书，并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机关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既然是对持证人的权利确认，必然产生物权的公示、公信效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和变动，虽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其一经登记，即具有对抗的法律效果。本案中，原、被告均未提交涉案3亩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原告虽可证实被告向其缴纳了2018、2019年度的转包费，但没有合法有效的充分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6月18日以后对涉案土地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被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了2017年6月18日由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告还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村里收了其缴纳的涉案土地的2019年黄水费。故原告证明其自2017年6月18日以后对涉案土地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不充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被告持有的2017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未被依法撤销重新确权前，原告要求被告2019年10月9日以后返还涉案土地并赔偿土地占有损失，证据不充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应驳回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请。原告待对涉案土地在2017年后也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充分后，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综上，涉案转包合同应予解除，但原告主张退还3亩土地并承担退回土地前的占用期间的费用的现有证据明显不足，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请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吴洪升与被告吴兴国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涉案（转包）合同书已于2019年11月21日解除； 二、驳回原告吴洪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吴洪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 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