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2民终2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平，男，1987年7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怀化市鹤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莎，女，198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怀化市鹤城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建均，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婉鸣，女，198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怀化市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米艳艳，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平、金莎因与被上诉人朱婉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的（2019）湘1202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平、金莎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鹤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1202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532900元，进而界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事实上对于该转账的性质既无肯定的证据，亦无否定的证据。被上诉人的转账，不符合借贷关系的特征，具体体现在：（1）总体上，双方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足以表明双方存在长期的某种尚不确定的、非单纯的经济关系；（2）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且金额不等，表明双方的经济关系并不是单一的；（3）双方转账的时间间隔不呈规律性分布，或同天多次，或隔1－2天，或隔1－2周等；（4）在被上诉人的转账的全部期间，并非是全部的资金净流出，也有上诉人转回的资金流入；（5）双方资金转入、转出记录中，没有任何体现债权债务结算的特征，即转入、转出没有任何体现“借款人”还钱后再借，借钱后又再还的特征；（6）被上诉人转出的钱款总额达53万多元，如一审判决所述，“该金额属于较大，从一般社会常理出发，……，双方之间应有约定。”然而，被上诉人作为自己财产的权利人，并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约定。（7）每次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时，上诉人账上均有远大于被上诉人转账的存款余额，即上诉人本身并没有需要向被上诉人借钱进行生产经营或解决日常生活的需求。综上，本案除转账的事实外，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司法原理，一审法院不应直接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朱婉鸣将资金委托给上诉人投资，并持续不断的收取了投资收益。例证是：朱婉鸣从未直接向“大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过投资，但他却持续直接收取了“大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上诉人之所以没有与被上诉人结算，是因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投资人，均因为投资的资金平台“崩盘”而失败，上诉人也损失严重，客观上无法进行结算。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依据转账凭证提起借贷之诉，是指转账凭证可以作为借贷之诉的依据，倘若转账凭证的表现出不符合借贷的特征，则不能成为提起借贷之诉的依据，也不能成为适用本案事实的法律依据。上诉人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是以转账的特征基本符合借贷关系的特征为前提，否则就不需要抗辩系清偿旧债，也无法抗辩系清偿旧债。被上诉人作为原告方，其主张具有高度的、合理的怀疑，即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和借款事实没有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朱婉鸣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被答辩人如认为答辩人向其所转款项属于双方其他经济往来，应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被答辩人始终未能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朱婉鸣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和借款利息384199.80元，本息共计484199.80元（10万元本金从2002年8月9日至2018年11月12日止已借款195个月零3天，按月利率2%计算，应有利息384199.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3、判令被告应补偿原告的误工费和交通、车旅、电话、住宿费8000元。一审认定的事实：原告与两被告相互认识。2017年，原告朱婉鸣陆续向两被告打款，共计转账532900元；之后，两被告陆续向原告转款，共计向原告转账234411元；截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差额款项为298489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鉴于被告金莎、向平主张本案所涉的原被告双方转账532900元系原告朱婉鸣委托其代为投资的资金而非借款的情况，两被告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原告朱婉鸣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但就庭审情况来看，除金莎本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外，并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明原告向两被告的转款是原告委托两被告去投资的证据锁链。即被告金莎、向平对其提出的朱婉鸣与两被告之间存在532900元投资委托关系的举证并未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相反，从一般社会常理出发，如果原告是委托两被告投资，则本案投资额较大，双方之间应有约定，两被告应当向原告告知投资回报等情况；结合两被告已转款234411元给原告的事实，如该款系投资收益，则双方应当就剩余投资款继续结算，而双方至今未结算；且两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关于投资款的用途、去向及盈亏等情况。正因为原被告双方相互认识，故原告将本案所涉532900元转给两被告，却任由其将这一大笔资金拿去从事风险较高的投资而不作约定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基于以上原因，该院认为该案所涉532900元系朱婉鸣出借给金莎、向平夫妻二人的可能性更大。两被告现已归还原告234411元，仍有298489元未归还给原告。由于该298489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朱婉鸣可以随时要求金莎、向平清偿。故，对原告提出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的，该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金莎、向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朱婉鸣借款本金298489元；二、驳回原告朱婉鸣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证据为向平工商银行卡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2011年11月12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间向平累计向朱婉鸣及其丈夫转账541220元，从转账记录来看应是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240000元，单纯转账记录及转账特征没有达到证明借贷关系的标准。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账户名称和账号不完整，不能确认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另对一审提交的朱婉鸣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补充说明，拟证明被上诉人发出的信息显示16660元与一审证据中2017年9月17日两笔转账10000元与6667元的金额是一致的，双方往来款项并非借贷关系。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始终未拿出手机来核实证据的真实性，且被上诉人亦不认可是本人的聊天记录。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为：证据1为上诉人所截取的某时间段内银行流水记录，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该微信聊天记录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已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抗辩称双方系委托投资关系，且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该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已经予以释明，上诉人负有的不仅仅是抗辩的义务，还负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然而本案中上诉人始终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转账属于其他性质的经济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上诉人应承担本案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向平、金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19元，由向平、金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向敦来审判员  朱湘辉审判员  胡海雄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陈若愚书记员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