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5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市侨光物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金盘工业金花路侨光别墅小区。法定代表人：耿英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宝，男，194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泊，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翔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段西侧南航路北侧金龙洲别墅C栋。法定代表人：翁瑞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咏欣，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富士康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蓝天路西12号世纪生活港A0615号。法定代表人：许绍英，总经理。上诉人海口市侨光物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侨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翔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鳌公司）、海南富士康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14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侨光公司的上诉请求：判令撤销（2018）琼0106民初1487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翔鳌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侨光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一是原审违反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第一次开庭围绕被上诉人2018年9月25日《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审理，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原告享有被告海口市侨光物业发展总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海口市××区台达高尔夫球场旁的一宗280亩受让地其中的100亩土地权益。”被上诉人违反《民诉法》第六十四的规定，举证四组16份证据，与其诉讼请求有关联性的只有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称其代上诉人偿还拖欠富士康房公司的300万元。上诉人将100亩土地抵债给被上诉人。对此上诉人在2019年2月25日的《民事答辩状》中的第一个问题，指出被上诉人提供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是虚假的，理由是（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调解书已被（2015）龙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撤销，且富士康公司未上诉。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代为偿还300万元是虚假的。（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已被（2018）琼0106号执64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证明《执行和解协议书》是虚假的，且其代为偿还300万元没有付款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责任。二是原审违反民诉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第一次开庭之后上诉人认为法庭会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相隔约一个月又通知第二次开庭。第二次开庭时承办法官手里拿着两份证据，问被上诉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表示变更，因其是一般代理，打电话征询委托人的意见，没有打通。法官告知其庭后提交变更申请，继续开庭。这一过程客观上法官默认了被上诉人未经授权变更诉讼请求违反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行为。因此法官决定继教开庭违反了民诉法第八条“……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规定。法庭开庭质证被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1月28日同一天曾流文转帐支付给阮付康两笔100万元的银行凭证的复印件，上诉人的代理人当庭提出对复印件不予质证，因被上诉人没有按民诉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规定，法官当庭说其看到了原件，要求上诉人质证，上诉人的代理人很无奈的质证说：对这两份证据来源的合法性，真实有效性，没有亲眼见到原件无法评论质证。这两份证据即或是原件也证明不了与本案有关联性，其一，被上诉人没有在举证期内提交这两份证据，违反了《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其二，这两笔钱是曾流文个人帐户转账到阮付康个人帐户的钱，诉讼请求是企业法人之间的行为，而不是自然人之间的行为；其三，曾流文与被上诉人翔鳌公司是什么关系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四，两笔转账凭证上没有标注款的用途证明不了与诉讼请求有关联性；其五，两笔转款数额200万元与其诉请300万元不符，也证明不了与诉请有关联性，这两份证据不应被采信。三是原审违反民诉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第二次开庭后不到一个月又通知第三次开庭，质证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举证的2010年1月16日的一份农业银行进帐单。复印件是曾祥节转账支付给阮付康的捌拾万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为了凑数，违反民诉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时限提供证据，且仍违反民诉法第七十条规定的“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规定。上诉人仍按第二次开庭对那两份转账凭证的质证意见，质证了这份证据，原审判决不仅采信了这三份证据，还在判决书中述称：“另外以现金方式支付了20万元，被告富士康公司于同年1月18日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收条”，这份证据当庭根本没有质证，原审法院违反民诉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的”的规定。二、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其一，是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翔鳌公司第二次开庭提供的证据，即曾流文于2010年1月28日同一天转账支付给阮付康的两笔各100万元，以及第三次开庭提供的曾保节于2010年1月16日转账支付给阮付康的80万元，上诉人质证的五点意见，原审判决书并没有表述为什么不采纳的，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偿还拖欠富士康公司300万元的事实严重错误。其二，是原审认定《执行和解协议书》是有效的予以采信是错误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是伪造的虚假的。上诉人申请陈子南、朱坚民到庭作证，证明了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是伪造的，且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书事项的说明》，这份证据在原审判决中没有列举，这份证据是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提供给上诉人的，可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是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与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之间的关系。上诉人提交的（2015）龙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2018）琼0106执644号执行裁定书，均可间接证明《执行和解协议书》是伪造虚假的。上诉人原审的《民事答辩状》及代理人的《代理词》指出《执行和解协议书》伪造的理由为，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与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均不存在法院判决确认的司法债权，不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其三，是原审判决认定“《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法履行系被告侨光公司和被告富士康公司的共同过错造成，被告侨光公司无证据证明原告有过错。”上诉人指出被上诉人翔鳌公司的过错是与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所举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的利益被侵害，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骗走了上诉人的280亩土地权益，背着上诉人，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与富士康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而这份合同以及《执行和解协协议书》均是在（2010）龙民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下达之前，均不具有引起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的效力，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书》也是无效的，其四，原审法院定性案由是合同纠纷，却没有审理任何合同纠纷，只是表述《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因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过错无法实现，不具有说理性，不能令人信服。三、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这一条是归责原则，“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没有用证据证明上诉人过错在什么地方，上诉人向法庭提交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申请中止审理改移交公安机关，被上诉人翔鳌公司的代理人曾以其拿出真金白银不涉嫌虚假诉讼，上诉人认为用伪造的证据提起诉讼就是虚假诉讼。事实上因（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0）龙民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翔鳌公司，以及阮付康、曾流文用上诉人享有的280亩土地权益，在社会骗钱以及引发的虚假借贷关系进行的虚假诉讼不少于五起。其次，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是错误的；第四项为返还财产，上诉人没有收取被上诉人任何财产，为什么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翔鳌公司财产，被上诉人翔鳌公司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翔鳌公司的财产。再次，被上诉人翔鳌公司主张的诉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因为和解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1月15日，被上诉人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8月份，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综上，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翔鳌公司答辩称：翔鳌公司依据的是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在龙华法院所达成的（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调解书，在双方执行阶段才介入到该案中，并与侨光公司与富士康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翔鳌公司是代侨光公司向富士康公司支付300万元的，如果没有这个调解书及执行案件，翔鳌公司是不可能参与到该案中，并实际支付300万元的。翔鳌公司是出于对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以及法院裁判文书的裁判效力的信任，才拿出300万元来替侨光公司支付这笔债务。直到2017年龙华区法院作出（2015）龙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以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债务关系为由撤销了该调解书，并于2018年5月4日作出了（2018）琼0106执644号执行裁定书，撤销了龙华区法院作出的（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翔鳌公司才知道这是一起虚假的诉讼，翔鳌公司的权益因该裁定书被撤销而无法保障，遂只能起诉。诉请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要求其退回300万元和利息。翔鳌公司的起诉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因为上述第37号裁定是在2018年才被撤销的，随后翔鳌公司就起诉要求退回300万元，未超过诉讼时效。翔鳌公司不能实现受让该100亩土地权益的原因在于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之间的虚假诉讼，翔鳌公司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对其之间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不知情。在执行阶段才加入，是没有过错的，反而因为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之间的虚假诉讼导致翔鳌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损，所以翔鳌公司的起诉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富士康公司未到庭亦未作答辩。被上诉人翔鳌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一、判令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返还翔鳌公司300万元及利息（计算方法：从翔鳌公司支付之日起至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承担。原审法院查明：1992年11月28日，侨光公司与原琼山县云龙镇人民政府签订《合同书》，约定云龙镇政府负责协助侨光物业公司在云龙镇征地471.83亩。此后，因历史遗留原因，侨光公司无能力继续开发上述项目，尚有280亩土地未办理完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手续。2009年8月21日，侨光公司与富士康公司达成《协议书》，将280亩土地权益抵偿给富士康公司。2009年11月8日，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又签订《补偿协议》，约定侨光公司需配合办理龙福区项目280亩土地使用权益相关移交富士康公司。富士康公司负责出资代侨光公司支付所欠农业税款77万元及利息、土地出让金186万元和土地税款140万元以及办理土地证有关的一切费用。2009年11月25日，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调解书。该案执行过程中，翔鳌公司与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翔鳌公司代侨光公司偿付给富士康公司300万元，侨光公司在海口市琼山区云龙达高尔夫球场旁拥有的一宗280亩受让地，将其中100亩土地权益抵债给翔鳌公司。原审法院于2010年1月26日作出(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确认了以上协议内容。2010年1月15日，翔鳌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富士康公司支付了80万元，另处以现金方式支付了20万元，富士康公司于同年1月18日向翔鳌公司出具了一张收条。2010年1月28日，翔鳌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富士康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富士康公司向翔鳌公司出具了一张收条。2017年8月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龙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以侨光公司与富士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由，撤销了原审法院作出的（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调解书。2018年5月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琼0106执644号执行裁定书，撤销了原审法院作出的(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原审法院认为：翔鳌公司依据与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代侨光公司支付给了富士康公司300万元，现由于原审法院作出的（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调解书及(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已被撤销，《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故富士康公司应将以上款项退还给翔鳌公司。导致《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法履行系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的共同过错造成的，侨光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翔鳌公司有过错，故侨光公司应与富士康公司共同承担偿还以上债务的责任。翔鳌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翔鳌公司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00万元为本金，自2010年1月18日起至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原审审理过程中，翔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霏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有变更诉讼请求的代理权限。翔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加盖公章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翔鳌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祥节及公司委托的曾流文向富士康公司付款的银行凭证及银行流水原件。原审法院调取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0年1月15日，曾祥节向阮付康（时任富士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转款80万元；2010年1月28日，曾流文向阮付康转款共200万元，曾祥节在转款凭条上有签名。对翔鳌公司出具的两份富士康公司确认收到翔鳌公司支付共300万元的收条，侨光公司在原审第三次庭审过程中表示不予质证，认为不能证明代付的事实。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之处；二、翔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三、侨光公司是否应向翔鳌公司返还300万元及相应利息。1关于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翔鳌公司提出原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主要理由如下：1.翔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权限。对此，根据原审卷宗的资料记载，翔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霏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有变更诉讼请求的代理权限，且翔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加盖公章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因此，翔鳌公司提出的该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2.银行转账凭证的质证没有提交原件，富士康公司向翔鳌公司出具的收条没有经过庭审质证。对此，在原审过程中，翔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调取银行转账凭证的的申请，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加盖了银行的印章，属于原件；在原审第三次庭审过程中，侨光公司对翔鳌公司出具的两份富士光公司确认收到翔鳌公司支付共300万元的收条表示不予质证，认为不能证明代付的事实。因此，侨光公司提出的该理由亦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2关于翔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2018年5月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琼0106执64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该院作出的（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至此，翔鳌公司才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于2018年10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侨光公司主张应从三方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侨光公司是否应返还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翔鳌公司依据其与侨光公司、富士康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代侨光公司向富士康公司支付300万元。2010年1月15日，曾祥节（时任翔鳌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阮付康（时任富士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转款80万元，2010年1月28日，曾流文向阮付康转款共200万元，曾祥节在转款凭条上签名，富士康公司出具了收条证明收到翔鳌公司共300万元（翔鳌公司称其中20万元为现金支付），2010年1月26日，原审法院出具（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确认了翔鳌公司代付款的事实，通过以上银行转账凭证、收条及（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认定，翔鳌公司已向侨光公司支付300万元的事实。侨光公司称涉案《执行和解协议书》是虚假的，不存在翔鳌公司代付款的情况，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由于（2009）龙民二初字第697号民事调解书及（2010）龙执字第37号执行裁定书已被依法撤销，撤销的理由是侨光公司与富士康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故翔鳌公司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执行和解协议书》及执行裁定书代侨光公司向富士康公司偿付300万元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翔鳌公司主张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共同返还并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侨光公司和富士康公司共同向翔鳌公司返还3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0年1月28日起计付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侨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海口市侨光物业发展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娜审判员 王法坚审判员 周慧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震速录员 吴虹瑶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