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终23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宇文，男，195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远亮，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东，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健鹏，男，197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俪璇，女，196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泽润技术有限公司（原名：广东互维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一觉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创意大厦B2区第十层1001、1002、1003单元。法定代表人：伍俪璇。上诉人李宇文因与被上诉人朱健鹏、伍俪璇、广东金泽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泽润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4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宇文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年8月29日作出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民事调解书》；三、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为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有相应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欠条等可以佐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存在严重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一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结合（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案（以下简称5709号案）及（2016）粤0106民初1901号案（以下简称1901号案）及（2016）粤0106民初1902、1903、1904号案件（以下简称1902、1903、1904号案）情况，据朱健鹏诉称，其共向伍俪璇等人“出借”本金人民币1354万元，上述案件涉及标的系朱健鹏短期内分多次“出借”的且数额巨大，天河法院仅凭其提供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欠条便轻易认定上述案件中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显然有失公允。2、在5709号案及1901、1902、1903、1904号案中，朱健鹏“出借”的多笔款项存在多处疑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1）首先，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0中朱健鹏与伍俪璇、金泽润公司、本致公司之间的转账凭证可见，朱健鹏系将1354万元拆成多笔100万元以内的款项于不同日期进行转账。然而，若朱健鹏具有出借能力，即便筹集资金需要时间，结合其几乎每天都向伍俪璇转账的进度，其完全可以筹备完全部资金再进行转账，而非以100万元为封顶额度“有规律地”转账。这种浪费时间的选择，明显系因朱健鹏根本不具备出借能力，其只能通过不停地流转资金再进行转出，而且朱健鹏并未对如此庞大数额的出借资金来源进行合理说明。（2）其次，根据伍俪璇、金泽润公司一审提交的《回复意见》第一页可见，“据原告提交证据4结合被告二、被告三在本案中已提供的证据证实，截至2018年8月31日，被告二、被告三及案外人广东本致技术有限公司合计共向被告一偿还借款本息人民币959.30万元。”事实上，上诉人提交的伍俪璇、金泽润公司等主体向朱健鹏等人转账凭证时间均为2014年期间，而5709号案系2017年8月29日经天河法院调解结案。假设三被上诉人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且伍俪璇、金泽润公司已偿还近1000万元本息属实，但二人却并未在法院调解阶段对调解结果提出异议，甚至同意该调解方案，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现该二人在上诉人提交有关证据后，方提出其已偿还有关款项，该说法与其在5709号案的处理上显然前后矛盾，存在重大疑点，法院应当对此情况进行核实。（3）再者，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5可见，5709号案中，伍俪璇转给黄洪滔的每一笔款项，黄洪滔均悉数转至与朱健鹏有特殊合作关系（同为“广州奥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且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的岑宇晖，且相应数目亦与朱健鹏每日“出借”的数额完全一致。（详见附表）然而，现因缺乏朱健鹏、伍俪璇、岑宇晖名下相关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导致无法查明有关款项是否在朱健鹏、伍俪璇、黄洪滔、岑宇晖之间流转。因此，5709号案仍存在朱健鹏故意截取资金流转过程中其转账的部分流水作为5709号案认定借贷关系证据的极大嫌疑。综上所述，上述情况均充分证明三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显属伪造，并且存在以虚假诉讼恶意侵吞他人财产的情形。法院应当依法严格审查5709号案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应对上述借款的资金进一步核实。二、一审法院认定“调解书中并未有确认不利于原告还款顺序的内容，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虚假诉讼损害其民事权益”，以此作为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之一，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调解书虽未明确确认不利于上诉人还款顺序的内容，但是三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前曾于2017年8月25日私下签订《还款顺序声明》，将有上诉人房屋担保的5709号案约定至还款顺序的最后一项。该条约定显然是考虑到该案件有上诉人被骗提供的房屋作为担保，企图通过1901-1904号案先行伍俪璇等主体名下的财产在法律上进行“处理”，再通过5709号案侵吞上诉人名下房产。上述约定使得调解书成为三被上诉人通过“合法手段”侵吞上诉人财产的依据。若法院不依法撤销5709号案民事调解书，则该调解书将成为法院帮助三被上诉人明目张胆利用执行程序损害上诉人利益的重要工具。2、为证明5709号案系虚假诉讼，上诉人已提交本人能收集的全部证据，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该案借贷纠纷存在虚假诉讼的重大嫌疑。然而，对5709号案是否为虚假诉讼的重要证据，包括朱健鹏、伍俪璇、岑宇晖相关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上诉人因客观原因确无法收集，故已向天河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但天河法院并未支持且未予调查。为查明朱健鹏用于证明借贷关系的654万元是否仅仅为100万元在不同账户之间的流转，法院应当主动调查上述三人银行流水明细，并查明有关款项的流向。综上所述，因5709号案调解书虚构伍俪璇等人的还款义务，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及债权人，合法利益必然受到损害，且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5709号案为虚假诉讼，法院应当主动对该案进行全面核实，并依法撤销该案调解书。三、伍俪璇等人不仅以合作为由骗取上诉人资金及房产，还通过相同手段诈骗多人财产，上诉人房屋若被执行，能向伍俪璇等人追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及复议均被驳回，只能通过本案纠正5709号虚假诉讼案件。1、上诉人先前之所以同意提供涉案房屋用于置换被天河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相关银行账户，其前提是作为金泽润公司的股东。然而，由于伍俪璇拒绝将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致使上诉人无法顺利成为金泽润公司的股东。因此，上诉人已另案诉求解除相关合作协议、退还上诉人投入资金并获法院支持，上诉人已不可能成为金泽润公司的股东。故上诉人提供个人财产作为变更保全标的物的前握已经不再复存。2、据上诉人后续了解得知，伍俪璇曾于2012年、2013年屡次以扩大资本为由四处寻找新股东，欺骗到金涛、廖国明、张宇玲等多人投入资金后，又拒绝转让股份，并被上述人员起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法院最终判决解除有关协议并要求伍俪璇退还相关投入资金。结合伍俪璇上述情况，其以同样手段诈骗他人财产的主观恶意明显，考虑到其恶劣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故人民法院不应纵容伍俪璇等人的恶劣行径，应当依法保护上诉人合法利益。3、为取回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上诉人已于5709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程序中提出停止强制执行、解除对其房屋查封措施的执行异议。天河法院作出（2018）粤0106执异349号裁定书，驳回上诉人的异议。后上诉人不服提出复议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粤01执复415号裁定书，驳回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四、与本案相关联的上述1901、1902、1903及1904号案，其对应的执行依据——（2016）粤0106民初1901号民事调解书、（2016）粤0106民初1902、1903、1904号民事调解书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上述案件实际上同样是伍俪璇等人为了侵吞上诉人名下财产而制造的系列虚假诉讼，故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全部事实及背景情况，对包括本案在内的全部案件作出妥当处理。补充并以此为准。以一审判书在第5页第二段认定的：（1）案涉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民事调解书为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有相应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欠条等可以佐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即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虚假诉讼损害其民事权益。对于这两方面的认定，现在上诉人“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证明第5709号案为虚假诉讼”且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也因第5709号案直接致使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因此上诉人要求撤销第5709号案理由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对第5709号案存在重大虚假诉讼嫌疑的事实，上诉人不但在诉讼过程中多次明确地指出，但未被法院采信；在调解结案后，上诉也一直在展开自力救济，自行搜集、整理了大量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公的相关证据和线索，并向公安机关提出了控告，要求对被上诉人等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责任。二、对于上诉人提出虚假诉讼的控告，在经过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进行立案前的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等在第5709号案等系列案中“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于2019年11月27日决定“立李宇文被虚假诉讼罪进行侦查”。2019年11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公安分局以电话告知的形式通知了上诉人，后上诉人正式签收了《立案告知书》。这一《立案告知书》中载明的内容，可以证实：（1）被上诉人等有虚假诉讼的犯罪事实，且该虚假诉讼的犯罪事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民事权益；（2）第5709号案中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表面合法，但其实际上是双方合谋串通以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以调解结案的方式，通过司法执行程序转移自己的财产，以此逃避债务的履行，损害上诉人的民事权益，致使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伍俪璇三千多万元的债权无法实现。（3）第5709号案中涉及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欠条是被上诉人等为虚假诉讼而捏造的事实，其与调解协议均属于被上诉人等实施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三、依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等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等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严重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且致使上诉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远超过一百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被上诉人伍俪璇尚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三千多万元，由于伍俪璇名下已没有实际可供执行的财产，且伍俪璇控股的金泽润公司名下的唯一财产“土地”，也被朱健鹏以案涉的第5709号调解书申请了司法执行，且执行款已被被上诉人等瓜分。被上诉人等正是通过虚假诉讼并以司法执行的方式来掏空自身控制的全部财产，进而达到逃避债务的履行，被上诉人等的虚假诉讼行为已经直接导致上诉人股权转让款无法通过司法执行来实现债权。四、最近，上诉人通过查阅被上诉人伍俪璇在本案一审中的2018年12月24日的《庭审笔录》（第四页），以及2018年8月16日伍俪璇在朱健鹏申请执行过程中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书》第2页和第3页中的内容，可佐证实第5709号调解书以及第1901—1904号调解书为虚假诉讼。而伍俪璇因害怕虚假诉讼被揭露追究，企图将虚假诉讼的罪名转嫁给案外人谢奕辉等。被上诉人朱健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驳回上诉人李宇文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金泽润公司己足额清偿借款给朱健鹏，李宇文对金泽润公司的债务担保责任己灭失，李宇文没有任何民事权益的损害因此李宇文作为第三人的上诉理由己不存在。一、为了能收回对金泽润公司的借款，朱健鹏向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拍卖金泽润公司名下土地，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在广州公共资源网公开拍卖该地块并成功卖出，该拍卖款不但已足额偿还了朱健鹏的借款而且金泽润公司所有的申请执行人的案款都全部结清还有多余的款可以退回给金泽润公司。二、土地拍卖成功后李宇文己第一时间联系执行法官申请解封其对金泽润公司债务担保的三套房子，法院在清偿完所有对金泽润公司的申请执行人的案款之后也对李宇文的三套房子解除了担保查封。被上诉人伍俪璇、金泽润公司未答辩。李宇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撤销2017年8月29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8月29日，一审法院就朱健鹏与伍俪璇、广东金泽润技术有限公司（原名广东一觉悟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内容为1.伍俪璇、广东金泽润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3日前向朱健鹏清偿借款654万元。逾期还款朱健鹏有权向法院申请执行并要求按年利率24%计付上述借款自2015年8月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朱健鹏放弃其他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负担等。2015年12月9日，李宇文向一审法院出具《担保承诺函》，表示愿意提供广州市海珠区宝业路38号504、603、604房，置换金泽润公司被保全财产并提供担保，承诺如金泽润公司败诉，愿意以上述房产的拍卖价为金泽润公司清偿所欠款。2015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李宇文的上述房屋，解除对金泽润公司财产查封。上述民事调解书进入执行程序中，李宇文提出要求停止强制执行解除对其房屋查封措施的执行异议，理由为其同意置换保全物的前提是成为金泽润公司的股东，但伍俪璇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提已不成立，且所提供的保全物价值远高于保全标的物；本案执行依据实际上是相关主体为侵吞其名下财产而制造的虚假诉讼；本案债权债务与其无关，应优先执行伍俪璇、金泽润公司。2018年7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06执异349号裁定书，驳回异议人李宇文的异议。李宇文不服提出复议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粤01执复415号裁定书，驳回李宇文的复议申请。本案审理期间，李宇文为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虚构债务诉讼是否存在，提出《鉴定申请书》和《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鉴定涉案加盖“广东互维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本致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真实性、《借款合同》及《欠条》形成的时间；要求调取朱健鹏、伍俪璇、岑宇晖名下相关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因先有借贷诉讼后有李宇文自愿担保，上述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李宇文对上述民事调解书中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其身份实为本案债务的担保人，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民事调解书，为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有相应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欠条等可以佐证，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调解书中并未有确认不利于李宇文还款顺序的内容，李宇文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虚假诉讼损害其民事权益。因此，李宇文要求撤销上述民事调解书，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宇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宇文负担。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以及第二百九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因不能归责于其本人而未参加原诉讼程序的第三人认为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利益时，可由该案外第三人在法定期间内通过起诉的方式撤销或变更原生效裁判之诉。即该“第三人”并非指案外任何人，首先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或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次是要因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未参加诉讼；第三是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而在（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宇文为金泽润公司提供担保，显然是明知该诉讼的存在，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曾申请参加该案诉讼而未获准许，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该案诉讼，或者存在其他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因此其并非系因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而未参加该案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要件。李宇文在二审庭询时提交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立案告知书》，但该告知书仅载明该分局对李宇文被虚假诉讼立案侦查，但未明确系与本案相关的民事诉讼；且不论是否朱健鹏与伍俪璇、金泽润公司在（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案件中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李宇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均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故因李宇文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其对（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709号案件实体审理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李宇文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要件，故其不享有诉权。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二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44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宇文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李宇文；上诉人李宇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