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宁01刑终420号原公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甲、别名王丽纳、李思媛，女,1961年6月1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小学文化，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捕前租住银川市。2012年7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决定刑事拘留，于2018年6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1月9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田磊、张玥，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宁0122刑初8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叶冰、检察官助理马国良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田磊、张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1年，被告人王某甲经他人介绍来到宁夏贺兰县加入传销组织，该组织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搞阳光扶贫工程，入股投资可以赚钱”为由，规定申购1份的价格是3800元，申购10份的价格是3.35万元，以高级业务员（600份以上）、业务经理（65-599份）、业务主任（10-64份）、业务组长（级3-9份）、实习业务员（1-2份）组成“五级三进制”传销模式，根据级别和发展下线申购的份额款获得提成，虚构上了平台后就坐飞机去深圳佩戴黄金标志，领取国家发的效益分红。为获取收益，被告人王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了杨某某、宋某甲、刘某合等40余人为下线，被告人王某甲晋升为传销体系的大经理，曲解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在传销体系中负责接新人，给新人宣讲所谓的西部大开发阳光扶贫工程，安排新人转老乡，给新人办理申购、收取下线人员传销款，给下线人员发放返利、发西服和化妆品，动员下线人员拉人头，继续发展下线，从中牟取非法利益。2012年7月，被告人王某甲被贺兰县公安局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后，其使用王丽纳的名字办理身份证继续生活。2018年6月11日，贺兰县公安局民警在银川市兴庆区将被告人王某甲抓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在逃人员登记表、户籍证明、辨认笔录、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银行账户明细、提取笔录、法庭科学DNA检验鉴定书、证人张某甲、陈某某、李某甲、王某乙、王某丙、韩某甲、牛某甲、牛某乙、杨某某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王某甲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搞阳光扶贫工程，入股投资可以赚钱”为由，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且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40人以上，达到大经理级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及辩护人辩称该案的证据不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判决标准，依法不能认定被告人王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名成立。经查，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被告人王某甲在传销组织中具有管理、协调、宣传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且被告人发展下线人数已达40人以上，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上诉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未达到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案标准。1.原判应从传销模式排除罗某某、蒋某、普某梅的认定，三人证言中投资金额不符合一份3800元，十份3.35万元的模式。2.应从加入时间上排除张某、李某乙、张某兰、宋某甲、王某丁、宋某安、刘某合的认定，这几人证言中对于时间的陈述不一致。3.卞某、杨某某、罗某某的证言存在矛盾，卞某、罗某某均称杨某某是其丈夫。4.因缺乏客观书证应扣除看牛某乙的认定，刘某、李某乙、王某鹏与上诉人汇款无证据证实，应予排除。5.刘某等27人指认上诉人为大经理，却没有辨认笔录。6.程某某、李某乙、宋某甲、宋某乙、张某滨等6人笔录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综上，本案因杨某某与上诉人的民事诉讼而引发，杨某某意图让上诉人深陷牢狱，请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无罪。辩护人当庭提交陈某某的身份证、证人证言等，以证实其2011年5月不在银川市。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提出，原判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采纳的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甲以“西部大开发”等为名，组织、领导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实施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未达到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案标准，上诉人无罪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1.罗某某、蒋某、普某梅参与上诉人王某甲管理的传销组织分别有本人和刘某合、杨某某、吴某华、牛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三人证言中的投资金额是否符合“一份3800元，十份3.35万元的模式”不影响认定该三人系上诉人王某甲直接或间接的下线。2.证人李某乙及其夫张某滨的证言虽然在参与传销的时间陈述不同，但两人对于张某梅、蒋某刚、彭某营等传销组织中成员的描述均能够互相印证。证人张某兰参与传销活动的时间有证人宋某甲、宋某乙、程某某等多名传销人员的证言相互印证。证人王某丁的证言与蒋某、吴某华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佐证。证人宋某安于2011年参与传销组织的事实有其弟宋某安及宋某甲的证言能够证实。综上，虽然相关人员在陈述的时间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但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均能证实这些人员参与了上诉人王某甲管理的传销组织。3.证人罗某某、杨某某、卞某间称呼上的矛盾，不足以否定其证言其他内容的客观真实性。4.证人牛某乙陈述的其外甥女韩某甲和王某甲等方面的内容与牛某甲等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刘某、李某乙、王某鹏参与传销的事实同样有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无银行凭证不影响认定其参与了上诉人王某甲管理的传销组织的事实。5.刘某巍等27人虽然没有对上诉人进行辨认，但其证言均有相关传销人员的证言相互佐证，故不影响对本案定罪事实的认定。6.程某某与宋某甲、李某乙与张某滨、宋某乙与王某真的笔录分别在同一时间段由不同的侦查人员询问、制作，笔录制作完成因程某某、李某乙、王某真不识字，而分别由同来的宋某甲、张某滨、宋某乙代为查阅笔录并签字，并非辩护人所说的未对证人分别询问。7.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证据与证人韩某乙的证言及相关参与传销人员的证言不符，不予采信。综上，原判认定上诉人王某甲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符合“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立案标准是正确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曾琳巧审判员  孟佳鹏审判员  黄 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钱海彦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