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7）粤04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JamesSun（中文名：孙建龙），1958年10月25日出生，澳大利亚籍公民。住所地：13PARKFIELDCTDEERPARKVICAUSTRALIA.（澳大利亚国维多利亚省菲尔德迪尔帕克街13号）。委托代理人：张铁雁，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红红，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祥安路22号。法定代表人：王放达，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坦，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鑫，该局工作人员。复议机关：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2300号。法定代表人：张锐，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爱宇，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明刚，该局工作人员。赔偿请求人孙建龙以赔偿义务机关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以下简称“拱北口岸分局”）刑事违法限制人身自由及扣押错误为由，向拱北口岸分局请求国家赔偿，拱北口岸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孙建龙遂向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以下简称“珠海市公安局”)请求国家赔偿，珠海市公安局经审查作出珠公赔复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孙建龙不服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5）珠中法委赔字第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维持珠海市公安局珠公赔复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的不予赔偿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JamesSun（中文名：孙建龙）的关于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拱北口岸分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不服本院作出的前述国家赔偿决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粤委赔监53号决定书，认为本院认定事实不清，指令本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本院召集双方进行了听证和质证，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孙建龙向本院提出的赔偿请求为：1.拱北口岸分局退还违法扣押的孙建龙合法所有的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各一幅；2.拱北口岸分局向孙建龙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在听证过程中，鉴于拱北口岸分局承认被扣押的画作已经找不到，孙建龙变更其第一项赔偿请求为，拱北口岸分局赔偿其违法扣押并丢失的两幅画作，以及赔偿请求人为维权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其申请赔偿的理由如下：1989年7月16日，孙建龙在北京军区服役期间到珠海市出差，入住宾馆后正在洗澡时，被几名身穿警服自称拱北口岸分局干警的警察将门敲开，在未亮明任何身份证明和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其中一人持枪顶住孙建龙头部，强制其趴在墙上，另外几人则搜查了孙建龙携带的随身物品。随后，警察将孙建龙押到拱北口岸分局，其随身携带的全部物品（包括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被违法扣押。直到7月19日，孙建龙所在单位派人到拱北口岸分局说明情况，并为孙建龙开具了证明信，证明物品为孙建龙合法所有。拱北口岸分局才将孙建龙放出，但是并未归还其全部物品，继续扣押了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此后，孙建龙多次往返珠海，要求拱北口岸分局归还被扣物品，但拱北口岸分局一直拖延，始终未予归还。孙建龙光是差旅费就花去了将近50万元。2006年5月18日，珠海市公安局在《公安机关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答复:“此两幅画已丢失，现仍在查找中，相关赔偿事宜我局将责成拱北口岸分局与你协商解决。”直到2015年1月30日和2月12日珠海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刘仁先主任及江家辉警官接待孙建龙时，答复均是仍在请示领导。孙建龙于2015年3月22日向拱北口岸分局提出了赔偿申请，但是拱北口岸分局逾期未作答复。孙建龙依法向珠海市公安局提起复议申请，2015年8月31日收到珠海市公安局作出的珠公赔复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拱北口岸分局于2015年3月24日收到赔偿申请后，在媒体上答复称“画作已经遗失，尽快予以答复。”为此，孙建龙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认为，拱北口岸分局作为行使刑事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在明知孙建龙未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下，长期违法扣押孙建龙合法所有的画作，经多年讨要仍不予退还，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严重侵犯了孙建龙合法的财产权。珠海市公安局以孙建龙向拱北口岸分局申请国家赔偿超过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时效为由，决定不予赔偿的复议结论属于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两幅画作虽然于1989年7月被违法扣押，但孙建龙一直在追讨画作，该画作的扣押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5月，才由珠海市公安局告知已经丢失。但此后，孙建龙多次与拱北口岸分局协商未果，故自2006年5月起至2015年2月，孙建龙和拱北口岸分局就赔偿违法扣押的画作问题始终处于协商解决的状态。因此，本案属于“应当撤销案件未予撤销，且未返还扣押涉案财物的”情形，孙建龙的赔偿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拱北口岸分局对违法扣押的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各一幅应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还认为，拱北口岸分局在孙建龙未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违法对孙建龙采取强制手段，致孙建龙的身心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且给孙建龙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拱北口岸分局应当就此向孙建龙赔礼道歉，并应当为其消除影响。复议机关珠海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1989年7月16日，拱北口岸分局（原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扣押了孙建龙随身携带的物品，其中包括两幅画作《梅花》和《鹰》（孙建龙称两幅画作分别是吴昌硕和李苦禅的作品）。当年7月19日，公安机关发还了除两幅画作以外的其他物品。孙建龙自2001年开始通过信访、诉讼方式要求拱北口岸分局归还前述被扣画作。2015年3月24日，孙建龙向拱北口岸分局书面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归还被扣押的两幅画作，拱北口岸分局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孙建龙于2015年6月26日向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前述事实有扣押物品收条、发还物品清单、信访件呈批表、民事裁定书、行政裁定书及国家赔偿申请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二)《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1号）第一条明确规定，《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不溯及既往。孙建龙所称的两幅画被扣押发生于1989年7月，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另《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孙建龙的财物于1989年被扣押，其申请国家赔偿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时限。珠海市公安局据此作出不予赔偿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珠海市公安局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孙建龙于2015年3月24日向拱北口岸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因拱北口岸分局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孙建龙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珠海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珠海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26日收到孙建龙的复议申请，于8月25日作出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因此，请求法院依照《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维持珠海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拱北口岸分局的答辩意见与珠海市公安局的意见基本一致。本院赔偿委员会分别于2017年8月22日、2017年12月4日、2017年12月5日对本案组织了质证。在质证过程中，赔偿请求人孙建龙提交如下证据：1.扣押物品收条；2.发还物品清单；3.公安机关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4.向拱北口岸分局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5．向珠海市公安局提交的国家赔偿复议申请书；6．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7．新京报之媒体报道；8．新华网《丢了，你就给人赔》；9．公安部公赔复字[2015]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10.关于孙建龙的国际旅行记录的公证书；11.法院的裁决书，包括：（2008）香立民一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2008）珠中法立民终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2007）香行初字第106号行政裁定书、（2008）珠中法行终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2010）香立行字第6号、（2009）珠中法行申字第1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12.2014年11月到珠海索要两幅画时与接待人的录音；13.差旅费票据；14.法律意见书。拱北口岸分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05年9月5日的孙建龙《询问笔录》；2.2014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6日搜集整理的吴昌硕、李苦禅关于梅花和鹰的画作在艺术品交易公司官方网站上的交易记录。珠海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快递封面；2.快递跟踪单；3.复议申请书；4.珠公赔复决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本院赔偿委员会查明：1989年7月16日，拱北口岸分局（原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以涉嫌走私文物为由对孙建龙进行刑事审查，并扣押了孙建龙随身携带的物品，其中包括两幅画作《梅花》和《鹰》，在拱北口岸分局提交的《扣押物品收条》的关于物品“特征”一栏中，有手写“吴昌硕，梅花”、“李苦禅”字样，孙建龙称两幅画作分别是吴昌硕和李苦禅的作品。同年7月19日，拱北口岸分局退还了除两幅画作以外的其他物品给孙建龙。孙建龙称其被释放后一直请求拱北口岸分局返还两幅画作。2006年5月18日，珠海市公安局在《公安机关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答复:“此两幅画已丢失，现仍在查找中，相关赔偿事宜我局将责成拱北口岸分局与你协商解决。”孙建龙称其最后两次请求时间分别是2015年1月30日和2月12日，接待人是信访办公室刘仁先主任及江家辉警官，均答复仍在请示领导。在此期间，孙建龙称其不断地与拱北口岸分局、珠海市公安局协商沟通中。孙建龙提交了2015年4月29日一篇报道即《扣押“名画”丢失珠海警方遭索赔》，该文称：2015年4月27日，珠海市公安局书面回应称，孙建龙当年系涉嫌走私文物被收容审查，事后鉴定两幅画作为赝品后放出，但画作由于历史交接原因丢失。拱北口岸分局却称孙建龙自2001年才开始通过信访、诉讼方式请求归还两幅画作《梅花》和《鹰》。2015年3月24日，孙建龙向拱北口岸分局书面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归还被扣押的两幅画作，拱北口岸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孙建龙遂于2015年6月26日向珠海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珠海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珠公赔复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认为:《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不溯及既往。孙建龙所称的两幅画被扣押发生于1989年7月，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另外，《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孙建龙的财物于1989年被扣押，其申请国家赔偿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时限。为此，驳回孙建龙的国家赔偿的申请。孙建龙不服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另查明，孙建龙曾以拱北口岸分局为被告，于2007年9月24日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如下：1.确认拱北口岸分局作出的扣押孙建龙所有的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的行为违法，拱北口岸分局立即返还；2.支付孙建龙为此花费的多次交通费人民币10万元；3.赔偿孙建龙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万元。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建龙对拱北口岸分局的扣押行为提起的诉讼不能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也不能作为行政案件受理，遂于2007年11月20日作出（2007）香行初字第10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孙建龙的起诉。孙建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后，本院于2008年4月8日作出（2008）珠中法行终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此后，孙建龙不服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定，申请再审，本院于2009年12月1日作出（2009）珠中法行申字第1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驳回其再审申请。孙建龙于2010年9月1日再次以拱北口岸分局为被告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认定为重复起诉，裁定不予受理。在（2007）香行初字第106号、（2008）珠中法行终字第5号案件中，孙建龙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又查明，孙建龙也曾以拱北口岸分局为被告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如下：1.拱北口岸分局归还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2.赔偿交通费及律师费人民币13万元。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建龙与拱北口岸分局之间返还财产纠纷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遂于2008年10月14日作出（2008）香立民一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孙建龙的起诉不予以受理。孙建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后，本院于2008年12月8日作出（2008）珠中法立民终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该两起案件中，孙建龙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还查明：孙建龙在向拱北口岸分局申请国家赔偿以及向珠海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的赔偿程序中，均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赔偿请求人孙建龙向珠海市公安局提出复议赔偿申请书中明确其赔偿请求为：1.拱北口岸分局退还违法扣押的孙建龙合法所有的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各一幅；2.拱北口岸分局向孙建龙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孙建龙于2017年12月4日明确其第一项赔偿请求，不再要求退回吴昌硕画作《梅花》和李苦禅画作《鹰》的原物，而是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其两幅画的经济损失，并赔偿其在申请国家赔偿过程中所产生的差旅费、律师代理费等损失。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赔偿义务机关拱北口岸分局在行使侦查职权的过程中，违法扣押赔偿请求人孙建龙随身携带的个人财物，且在扣押期间致使被扣押的财产灭失，侵犯了孙建龙的财产权。孙建龙持有的涉案两幅画作，虽然扣押时间发生在1989年7月，但两幅画作既未在结案后及时返还孙建龙，也未按规定上缴国库或移送其他机关处理，该扣押行为一直未予终结，违法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直到2015年2月，孙建龙对涉案两幅画作的返还，一直在与拱北口岸分局进行沟通和协商。因此，赔偿请求人孙建龙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拱北口岸分局就长期违法扣押涉案两幅画作并导致灭失的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拱北口岸分局应当依法对孙建龙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差旅费的赔偿请求。孙建龙提出，其因追索涉案两幅画作，机票、车票、住宿费等共计花费418380元人民币。但是，经审核孙建龙提交的机票、车票、住宿费的票据，本院认定其支付的差旅费金额为人民币53280元、澳元5281.92元、美元1488元。孙建龙主张其本人从澳大利亚往返中国北京以及北京到珠海的机票及住宿费，还有其聘请的律师从北京到珠海的机票及住宿费，均未提供相应的票据予以核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二条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对孙建龙未能举证证明的其余差旅费损失，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律师代理费的赔偿请求。孙建龙为了向拱北口岸分局追索涉案两幅画作，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分别提起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这两起诉讼中，孙建龙共有四次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分别为（2007）香行初字第106号、（2008）珠中法行终字第5号案件；（2008）香立民一字第10号、（2008）珠中法立民终字第111号案件。在国家赔偿程序中，孙建龙向赔偿义务机关及复议机关申请国家赔偿时，均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孙建龙向本院两次申请国家赔偿以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国家赔偿申诉时，均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孙建龙在前述法律程序中委托律师代为参与诉讼，没有向法院提供委托律师的代理合同，也没有提交支付律师费的凭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二条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本不应认定其律师代理费的损失。但是，鉴于前述法律程序中，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中载明了孙建龙的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可以证明孙建龙聘请律师代为参与诉讼的事实确实存在；且孙建龙本人远在国外，处理相关的诉讼事务和赔偿事务确有不便，委托律师代理是一种必然且必需的选择；另从律师参与诉讼代理的实际情形考量，在司法文书上载明了律师代理人身份的案件，委托人向诉讼代理人支付相应标准的代理费用属于正常状态，因此，本院认定孙建龙在前述法律程序中存在律师代理费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予以赔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611号)、《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及附件《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规定，律师对代理民事、行政诉讼的收费标准为：不涉及财产的每件3000-20000元；涉及财产的，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收费，5万元以下免加收，5-10万元加收8%，10-50万元加收5%，50-100万元加收4%，100-500万元加收3%，500-1000万元加收2%，1000-5000万元加收1%。上述标准允许上下浮动20%。曾代理一审再代理二审或再审的，按一审标准减半收费。具体到本案中，孙建龙涉及的律师代理行为均涉及财产，律师代理费应当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收取。鉴于孙建龙的诉请中均包含了返还涉案两幅画作，根据本案审理的实际情况，本院在计算律师代理费时，对收费标准不进行上下浮动，设定涉案两幅画的标的额为100万元，设定每案的基础费用按4000元标准收取。本院对孙建龙在各案中的律师代理费计算如下：1.（2007）香行初字第106号案，孙建龙的诉请包含退还两幅画作，并要求赔偿损失11万元，计算其律师代理费为83000元；2.（2008）珠中法行终字第5号案，按一审标准减半收取，计算其律师代理费为41500元；3.（2008）香立民一字第10号案，孙建龙的诉请包含返还两幅画作，并要求赔偿损失13万元损失，因孙建龙在该案的二审诉请中列示其一审律师代理费为20000元，鉴于该收费低于本院的计算标准，本院予以认定；4.（2008）珠中法立民终字第111号案，按一审标准减半收取，计算其律师代理费为10000元；5.国家赔偿的行政程序中，因行政程序中律师如何收取代理费没有明确的规定，故本院按照孙建龙在民事诉讼中的标准进行计算，孙建龙向拱北口岸分局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代理费为20000元；孙建龙向珠海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复议的律师代理费为10000元；6.孙建龙向本院（两次）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代理费为83000元、41500元、41500元。上述律师代理费合计为350500元。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涉案两幅画作的赔偿请求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中，孙建龙在赔偿申请书中，要求返还两幅画作，但在质证中，因赔偿义务机关认定两幅画已经找不到，改为请求由赔偿义务机关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对于涉案两幅画作的赔偿问题，本院评述如下：其一，关于涉案两幅画作的真伪问题。涉案两幅画作，因赔偿义务机关已经找不到被扣押的原物，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来说，赔偿请求人应当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赔偿义务机关的原因导致赔偿请求人无法举证的，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赔偿义务机关于1989年7月16日在扣押清单中填写的扣押物为，水墨画一幅，挂（李苦禅）；水墨画一幅，挂（吴昌硕，梅花）。赔偿义务机关于1989年7月19日在发还物品清单中没有水墨画二幅的记录。2006年5月18日，珠海市公安局向孙建龙出具的编号为06006《公安机关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此两幅画已丢失，现仍在查找中。相关赔偿事宜我局将责成拱北口岸分局与你协商解决。”在国家赔偿听证程序中，赔偿义务机关确认涉案两幅画作已经丢失，无法找到。因此，由于赔偿义务机关的原因导致被扣押物灭失的情况下，涉案两幅画作的真伪问题，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涉案两幅画作为真品。其二，关于涉案两幅画作的规格问题。如前述，赔偿义务机关在扣押清单中没有注明两幅画的规格，仅笼统的登记为挂件水墨画一幅。在国家赔偿案件审理期间，赔偿请求人主张涉案两幅画作的规格均为六尺乘六尺。但是，孙建龙在拱北口岸分局信访办吴莉莉与梁伟强于2005年9月5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称，“两幅画都是四尺乘四尺，是中轴（用来挂的）”“两幅画都一样”“画的落款年代也记不清”“画面是什么模样也记不清楚”“目前那两幅画没有照片”，该笔录的每一页均有孙建龙的英文签名。案件审理期间，孙建龙不认可上述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不认可该笔录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本院曾建议对孙建龙的签名予以鉴定，并已经采集了签名的样本，但后来孙建龙拒绝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涉案两幅画作的规格应确定为四尺乘四尺，孙建龙主张规格为六尺乘六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三，涉案两幅画作市场价格的确定方法和赔偿金额的酌定。鉴于涉案两幅画作没有原件，也没有照片可以进行辅助性判断，故无法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价格评估。本院认为，应以近年来公开市场上涉案两幅画作的作者的相关或相近内容作品的成交平均价作为参考，酌情确定涉案两幅画作的市场价格和赔偿金额。具体来说，根据双方对涉案两幅画作内容的描述，确定以吴昌硕的梅花和李苦禅的鹰作为确定涉案两幅画作市场价格的参考对象，通过对符合条件的作品在公开市场可以查询到的数据取内部平均值（即去掉最高价和最低价各一个，其余成交作品的成交价格的数据平均值，也称为TRIMMEAN函数）。根据本院为确定涉案两幅画作市场价格设定的相关条件，赔偿义务机关对以吴昌硕的梅花和李苦禅的鹰为交易对象的艺术品，在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的交易时段，在相关艺术品交易公司官方网站（雅昌艺术网，中国嘉德拍卖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的成交价格进行了查询和搜索，“李苦禅鹰”的总成交平均价为195433.14元；“吴昌硕梅”的总成交平均价为176670.04元。鉴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综合考虑赔偿义务机关对造成涉案两幅画作灭失的过错，本院在上述总成交平均价的基础上予以上浮20%（取整数），酌定为涉案两幅画作的赔偿价格，即两幅画作的赔偿金额为446523元。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孙建龙为了追索被扣押的涉案两幅画作，在澳大利亚与北京以及北京与珠海之间多次奔波，时间长达30年，对其造成的精神困扰无可置疑。但是，国家赔偿法对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情形，没有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相关规定。因此，孙建龙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支付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对赔偿请求人孙建龙的个人财产进行长期违法扣押，并导致被扣押的物品灭失。赔偿义务机关的违法行为对孙建龙个人名誉和社会评价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其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孙建龙的该项赔偿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此，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赔偿请求人孙建龙的赔偿请求部分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支持；其赔偿请求不成立的部分，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珠公赔复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二、由赔偿义务机关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支付赔偿请求人孙建龙差旅费人民币53280元、5281.92澳元、1488美元；律师代理费350500元；涉案两幅画的损失人民币446523元。三、由赔偿义务机关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向赔偿请求人孙建龙进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四、驳回赔偿请求人孙建龙的其他赔偿请求。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