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8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大苇，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系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嘉，男，1990年6月1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争雄，系吉嘉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前明，系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珂，女，1973年5月22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敏，系袁珂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前明，系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富生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8号2805-2806房。法定代表人：胡大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系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大苇因与被上诉人吉嘉、袁珂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富生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生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8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大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吉嘉、袁珂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吉嘉、袁珂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主体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吉嘉、袁珂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吉嘉、袁珂并未实际投资富生源公司，是吉争雄及肖敏为了规避法律借名投资。2.从本案的证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份回购协议》《转账汇款信息》《收据》可知，真正的投资人是吉争雄及肖敏。3.从合同的签订人可知，并非吉嘉、袁珂签署，是吉争雄及肖敏代为签署。4.从涉案股权款的支付可知，也不是吉嘉、袁珂直接支付的，是吉争雄及肖敏直接转账给胡大苇的。5.胡大苇也不认识吉嘉、袁珂，胡大苇只认识吉争雄及肖敏，富生源公司经营管理及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也是吉争雄及肖敏参与。二、吉争雄及肖敏转给胡大苇的股权转让金共计315.53万元，并非350万元，吉争雄及肖敏自始至终都是认可的，其原审开庭也是确认的，并且有银行转账记录直接证明未全额支付入股款。原审法院判决胡大苇支付股权回购款按350万元计算错误，确认胡大苇支付了吉嘉、袁珂2016—2017年度分红款34.25万元错误，违背了本案的基本事实。1.吉争雄转给胡大苇股权转让金合计185.53万元，并非200万元，吉争雄未足额支付以上款项，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直接证明。2.肖敏转给胡大苇股权转让金130万元，并非150万元，肖敏未足额支付以上款项，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直接证明。3.胡大苇已经向吉争雄支付款项27万元。4.胡大苇已经向肖敏支付款项47万元。5.余款应该为吉争雄、肖敏实际支付的315.53万元减去74万元即241.53万元。6.胡大苇支付给吉争雄及肖敏的34.25万元不应认定为分红款。三、原审法院认定吉嘉、袁珂实际支付的股价款35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判决胡大苇支付310.25万元给吉嘉、袁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因吉嘉、袁珂的起诉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份回购协议》已经被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新的协议直接否决，应以新的协议为准。1.原审法院认定吉争雄、肖敏、胡大苇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新的协议属于富生源公司的决议而非股东间就股权回购事宜达成的新的约定错误。该新的协议的内容已经改变了《股份回购协议》的约定内容，其明显属于股东间就股权事宜达成了新的约定，新的协议内容为将富生源公司在合适价格下出卖，卖出公司所得的价款必须按股份比例分配给各股东。卖出公司后申请人须向吉争雄、肖敏归还本金。2.胡大苇已按照《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持股比例，将股东实名登记在公司，并办理了工商登记。股东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原则，承担股东应该承担的责任。3.根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第五条约定，从2015年8月1日起吉争雄、肖敏成为富生源公司的真正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现富生源公司经营遇到困难，吉嘉、袁珂应该对富生源公司的亏损承担分摊责任，故吉嘉、袁珂要求胡大苇退还股权款不符合合同书的约定。4.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吉嘉、袁珂只有在富生源公司解散、清算时，吉嘉、袁珂才享有剩余财产的分配权，在富生源公司正常营业的情况下，中途要求退还股权款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5.《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其附条件5、6项的转回条款及《股份回购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其附条件5、6项的转回条款属于恶意条款，严重损害了胡大苇、富生源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并且该补充协议也无廖信福的签名确认，加重了胡大苇作为股东的责任，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吉争雄、肖敏可以退出，但不是起诉胡大苇，而是召集股东，召开股东会，成立清算组，对富生源公司支出的费用进行清算，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四、胡大苇不同意履行《股份回购协议》，具体应按吉争雄、肖敏、胡大苇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新的协议内容执行。1.新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公平、公正、合法有效的，新的协议的签订已经取代了之前所签订的所有协议。2.《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公平、公正、合法有效的，合同已经签订并实际履行，双方均应该信守合同。3.自2015年8月1日，真正股东吉争雄及肖敏投资入股富生源公司后，富生源公司前期投入及申请新三板费用支出较大，公司亏损严重；吉争雄及肖敏要求退还股权款并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公司亏损应该共同承担。4.富生源公司前期申请办理新三板支出了较大费用，吉争雄、肖敏中途退股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且应该就富生源公司前期投入的经营费用及申请新三板费用按持股比例承担亏损分摊责任。富生源公司能否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属于公司的经营策略，需要各股东共同决议，并不能将责任直接推给胡大苇。富生源公司未能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真正原因是吉争雄及肖敏中途改变策略，认为现阶段挂牌新三板没有多大意义，融资难，强行要求富生源公司终止申请挂牌新三板。5.《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未明确约定未能在新三板成功挂牌需要对吉嘉、袁珂支付违约金的条款。吉嘉、袁珂主张分红款也没有事实依据，公司未盈利，明显违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第五条的约定。五、原审判决认定胡大苇未支付退股款构成违约，应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向吉嘉、袁珂支付利息错误，该认定行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支持吉嘉、袁珂的该项请求违背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2.原审判决从2018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给吉嘉、袁珂，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严重牺牲了胡大苇的利益，其利息主张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六、诉讼费用应该由吉嘉、袁珂自行承担。七、吉嘉、袁珂须立即向原审法院申请解封胡大苇的房产，并承担给胡大苇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八、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新的协议并非是股东会决议，其具体内容也是针对之前三方当事人签订的股份回购协议重新达成的新的协议，该协议在原审判决中表述为股东会决议缺乏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该协议明显对股份回购协议的内容进行了变更，是在公司卖掉的前提下按照股份给各股东进行分红，卖掉第三人后偿还吉争雄、肖敏本金的明确约定，并非是针对处理公司资产的一个整体行为。从本质上看，2018年11月1日签订新的协议，已经彻底改变了三方当事人之前所签订的所有协议，本案应该以该新的协议进行审判。吉嘉、袁珂共同辩称：应维持原判。本案胡大苇与吉嘉、袁珂签订的股权转让和回购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没有损害国家、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胡大苇违反了协议约定，没有如期履行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已经严重了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虽然胡大苇有多次承诺会支付款项，但是一直没有履行承诺，只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拖延支付相关款项。胡大苇主张的新协议没有名称，只是几个股东对公司事项的一个决议，并非一个新的有关股权回购事项的决议。协议中也明确要把公司卖掉后把本金还给吉嘉、袁珂，双方签订该份协议的真实意思也是为了来偿还股权回购款。富生源公司述称：根据股东转让出资书可知，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是吉嘉、袁珂受让胡大苇的股权，吉嘉向胡大苇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占公司10%的股份，袁珂向胡大苇支付150万元占7.5%的股份，该协议签订后，胡大苇按照协议的内容已全部履行了义务，并将该股份登记在袁珂、吉嘉名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吉嘉、袁珂成为了真正的股东，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作为股东的法定责任，享有公司的权利，承担作为股东的义务。而事实上，吉嘉、袁珂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股权转让款并未全额支付给胡大苇。吉争雄支付给胡大苇的款项为185.53万元，肖敏支付给胡大苇的款项为130万元，该款项并非是吉嘉、袁珂支付的，本案真正的投资人应该是吉争雄与肖敏。原审判决要求按350万元股权转让款进行计算是违背基础事实的，胡大苇收到的款项实际上是315.53万元。吉嘉、袁珂违约在先，胡大苇保留追究吉嘉、袁珂违约在先的责任。股东应该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而不应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强行要求大股东来承担公司的所有风险，吉嘉、袁珂要求撤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第三人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吉嘉、袁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大苇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吉嘉、袁珂股权回购款320万元；2.判令胡大苇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年按股权价款的5%支付因第三人未能成功在新三板挂牌而应支付的2016年、2017年度违约金20万元；3.判令胡大苇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回购款而给吉嘉、袁珂造成的损失，以未付的股权价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自2017年9月1日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合141520元）；4.诉讼费由胡大苇承担。后吉嘉、袁珂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胡大苇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320万元；2.胡大苇以未付的股权价款本金320万元为基数赔偿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至支付之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日，胡大苇、廖信福与吉嘉、袁珂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合同约定将廖信福的占3.97%的股权和胡大苇占公司6.03%的股权转让给吉嘉，转让金分别为40万元、60.8万元。将胡大苇占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袁珂，转让金为75.6万元。转让后富生源公司的股东分别是胡大苇、吉嘉、袁珂，股权份额分别为82.5%、10%、7.5%。2015年8月16日，胡大苇、吉嘉、袁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协议中说明富生源公司估值为2000万元，吉嘉以200万元的支付价款受让富生源公司的10%的股份，袁珂以150万元的支付价款受让7.5%的股份；上述价款在本协议签署前已经支付完毕；富生源公司若不能在2016年内全国中小型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则从2016年起胡大苇每年向吉嘉、袁珂支付实际支付股权价款的12%作为分红款直至挂牌年份止；如果到2017年底富生源公司若未能在新三板挂牌交易，则吉嘉、袁珂有权要求将相关股权按原价格转回给胡大苇。2017年2月12日，吉嘉、袁珂和胡大苇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吉嘉、袁珂、胡大苇于2015年8月16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吉嘉向胡大苇支付了20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10%股份；袁珂向胡大苇支付了15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7.5%股份。根据上述补充协议，三方协商，达成如下股份回购协议：1.胡大苇按5%向吉嘉及袁珂支付2016年度投资分红款，其中吉嘉为10万元、袁珂为7.5万元。分红款于协议签署后12日内支付；2.胡大苇向吉嘉、袁珂回购富生源公司的股份。胡大苇于2017年8月31日前支付股份价款的50%共计175万元，其余50%股权价款175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3.在2017年度内，胡大苇对吉嘉、袁珂尚未完成股份回购部分出资额继续按照年息5%支付分红款；4.本协议签署之后，2015年8月16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自然失效，其原件作废。2018年5月28日，吉嘉、袁珂分别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分别委托父亲吉争雄、母亲肖敏代其签订目标公司富生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份回购协议》等，并全权委托父母处理有关股权转让及回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工商登记、收取股权回购款、解决争议等内容。2018年6月28日，胡大苇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胡大苇会在2018年10月份资金到账后还吉争雄本金加利息200万元，还肖敏本金加利息105万元。如果资金未到账，2018年12月30日前还吉争雄100万元，还肖敏53万元，余款最迟在2019年6月30日还清，利息按原协议照付。2018年11月1日，吉争雄、肖敏与胡大苇召开了股东会议，会议决议确定同意富生源公司在合适价格下出卖，卖出公司所得的价款必须按股份比例分配给各股东。卖出公司后胡大苇需向吉争雄、肖敏归还本金。2018年11月15日胡大苇收回款后，保证将全部款项还给吉争雄和肖敏。原审庭审中，胡大苇表示其向吉争雄支付了27万元，向肖敏支付了47万元（其中30万元于2017年6月12日转账）。对此，吉争雄回应称：其收取的25万元是胡大苇支付股权回购2016-2017年度的分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5%/年计算20万元，另外5万元是2015年半年度的分红。此外2万元是其给了胡大苇十几台的旧二手设备，包括电脑、打印机设备等，胡大苇支付了2万元，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肖敏回应称：47万元中的30万元是股权回购款，其他17万元是2015-2017年度的分红，2016-2017年度以150万元为基数按5%/年计算为15万元，2万元是2015年半年度的分红。对于2015年半年度的分红，双方口头协商，并无书面约定。原审法院认为：吉嘉、袁珂委托吉争雄、肖敏处理有关案涉股权转让及回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工商登记、收取股权回购款、解决争议等，故胡大苇、廖信福、吉嘉、袁珂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胡大苇、吉嘉、袁珂于2015年8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2月12日，吉嘉、袁珂和胡大苇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定履行。本案中，胡大苇表示其已支付吉嘉27万元，袁珂47万元。对此，原审庭审中吉嘉、袁珂予以了回应。然《股权回购协议》中约定，胡大苇按5%向吉嘉、袁珂支付2016年度投资分红款，在2017年度内，胡大苇对吉嘉、袁珂尚未完成股份回购部分出资额继续按照年息5%支付分红款，上述协议中并未约定胡大苇支付2015年度的分红款，故原审法院认为胡大苇支付给吉嘉、袁珂合计74万元中，2016年度分红款为17.5万元，鉴于胡大苇于2017年6月12日支付了退股款30万元，因此2017年分红款为16.75万元，吉争雄称其中2万元与本案无关，对此未有证据予以佐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法院确认胡大苇支付了吉嘉、袁珂2016-2017年度分红款共计34.25万元，余款39.75元应视为胡大苇支付给吉嘉、袁珂的退股款。因此，胡大苇还应向吉嘉、袁珂支付退股款310.25万元。胡大苇逾期支付退股款，已构成违约，客观上亦给吉嘉、袁珂造成了损失，现吉嘉、袁珂主张自2018年1月1日起以310.2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计算违约损失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胡大苇称吉争雄与袁珂实际支付的股权价款分别为185.53万元、肖敏130万元，但其仍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中一再确认吉嘉支付了20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10%股份，袁珂支付了15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7.5%股份，且已支付完毕，在此期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同意以350万元回购吉嘉、袁珂持有富生源公司的全部股份，应视其对自身权益的处置。2018年11月1日，吉争雄、肖敏与胡大苇召开股东会议，形成的系富生源公司的决议，而非股东间就股权回购事宜达成的新的约定。本案中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是胡大苇个人，并非富生源公司，故该回购行为并不损害富生源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原审法院对于胡大苇的各项抗辩均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8月8日判决：一、胡大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吉嘉、袁珂支付股权回购款310.25万元并赔偿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以310.2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吉嘉、袁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130元，由吉嘉、袁珂负担1130元，胡大苇负担34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胡大苇承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胡大苇认为吉嘉、袁珂在《民事起诉状》上的签名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情况说明》上签名不一致，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要求鉴定上述签名是否是吉嘉、袁珂的亲笔签名。吉嘉、袁珂二审本人到庭表示《民事起诉状》签名是本人所写，上述其他文书是分别委托代理人吉争雄、肖敏所写。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吉嘉、袁珂本人已到庭确认了其对吉争雄、肖敏的相关授权。涉案文书无论是否是吉嘉、袁珂亲笔书写，均代表吉嘉、袁珂的意思表示，胡大苇认为吉嘉、袁珂不是适格的当事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相关文书的签名是否是吉嘉、袁珂的亲笔签名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对胡大苇要求对相关文书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接纳。关于胡大苇应否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问题。胡大苇、廖信福、吉嘉、袁珂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及胡大苇、吉嘉、袁珂分别于2015年8月16日和2017年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均系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胡大苇主张2018年11月1日与吉嘉、袁珂三方达成了新协议，已改变了之前协议的履行。但该协议从内容上看是吉争雄、肖敏、胡大苇三人以股东身份形成的富生源公司决议，与三方之前就股权回购事宜达成的相关协议并不冲突，胡大苇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关于胡大苇应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及损失问题。虽然吉嘉、袁珂并未举证证实其实际分别支付了200万元和1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但胡大苇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中反复确认吉嘉、袁珂已分别支付了200万元和1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同意以350万元回购吉嘉、袁珂持有富生源公司的全部股份，原审法院认为是胡大苇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根据《股权回购协议》的约定，并结合胡大苇的已付款情况判令胡大苇向吉嘉、袁珂支付退股款310.25万元及相应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以310.2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计算）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此己作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胡大苇并未全部明确每一笔已付款的具体时间，考虑到胡大苇已支付的款项亦存在逾期，原审法院参照袁珂自认的胡大苇的已付股权回购款酌情认定2017年的分红金额亦属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胡大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上诉人胡大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