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25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新乐市海翔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东环路26号。法定代表人：田玉芬，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恺群，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宁波港通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郊路8弄10、11号(5-6)(5-7)。法定代表人：邵尔伟，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宽，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耿亚梅。一审被告：田玉芬。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恺群，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乐市海翔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港通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公司）、被上诉人耿亚梅、一审被告田玉芬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津72民初135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玉芬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郑恺群，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宽，被上诉人耿亚梅，一审被告田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郑恺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鉴定费等法院费用由港通公司、耿亚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全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海翔公司在完成运输后，通过《沿海内贸货物托运委托书》（以下简称《托运委托书》）进行对账确认。该《托运委托书》没有显示制作时间，也没有任何一方盖章的时间，港通公司没有对此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也没有说明具体盖章时间。此外，港通公司也曾提交由海翔公司负责人签字的《航次对账单》以证明货物数量和运费金额，该《航次对账单》明确为港通公司与海翔公司的对账之用，港通公司如需在运输完成后与海翔公司对账，应使用《航次对账单》而非《托运委托书》。（二）耿亚梅非港通公司的员工，而是河北鑫旺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旺海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港通公司、耿亚梅与海翔公司的法律关系。港通公司仅提交了耿亚梅为其员工的劳动合同，而未提交社保证明，而海翔公司提交的鑫旺海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耿亚梅为鑫旺海公司的员工。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证据形式上应属于公文书证，其证明效力高于港通公司单方出具的劳动合同。海翔公司从2012年起与耿亚梅及其任职的鑫旺海公司合作，由耿亚梅、鑫旺海公司从事门到门的货物运输，对于耿亚梅、鑫旺海公司委托哪家公司负责货物的实际陆运和海运，海翔公司并不知情。海翔公司与港通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港通公司的运费损失应当向耿亚梅、鑫旺海公司主张。（三）《托运委托书》系由港通公司黄骅办事处签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设置的办事机构对外所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否一律认定为无效合同的请示》的答复精神，本案中港通公司黄骅办事处签订的合同无效，港通公司无权依据《托运委托书》向海翔公司索赔。（四）港通公司提交的运输单据仅能证明运抵目的港货物数量为102个集装箱，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54个。（五）即使认定港通公司是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海上运输和陆路运输进行区分，按照涉案货物交付的最晚日期2017年6月起算，港通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六）海翔公司没有在《托运委托书》上加盖过公章，因公司印章管理不善，存在被偷盖或者以激光雕刻的方法伪造印章的可能，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和意思表示真实。二审庭审中，海翔公司撤回了书面上诉状第四项上诉理由，增加一项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对于违约金和利息的计算存在错误。本案不属于银行贷款纠纷，一审法院按照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认定本案利息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港通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港通公司已经履行相关义务将货物运送指定地点，海翔公司也并未否定该事实，仅对运送货物和价格有异议。《托运委托书》经过鉴定系海翔公司的公章，可以认定海翔公司认可其中内容。双方实际对过账，港通公司提交过相关对账证据，但在一审起诉前，海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明确告知该份对账材料并非其本人签字，而是由其公司员工进行签字，很明显系其恶意逃避责任所为。关于实际送货地点问题，港通公司将货物运送至收货人明确要求的堆场，且实际送货的几个地点均在约定的地址附近，港通公司认为该问题不存在任何争议。（二）关于耿亚梅是否系港通公司员工的问题，其一、有劳动合同作为证明，且是否有劳动关系是港通公司与耿亚梅之间的问题，与海翔公司并没有任何关联。港通公司未曾禁止耿亚梅进行兼职等活动。海翔公司与港通公司之前也有过相关业务，并且结清相应款项，本案中海翔公司也向港通公司支付过相关款项，海翔公司完全不知道港通公司，不存在合理性。（三）港通公司已经履行了运输货物的义务，将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履行了其主要的义务。海翔公司支付了部分运费，也履行了相关的义务，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托运委托书》是在2018年5、6月份签署，是在双方履行合同义务之后，既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也是双方对运费金额及货物的确定。耿亚梅辩称：鑫旺海公司成立并非在2012年，耿亚梅并非鑫旺海公司员工，而是港通公司员工，耿亚梅与港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港通公司为耿亚梅缴纳社保。耿亚梅曾两次带着港通公司领导去海翔公司索要过运费。关于送货地点的问题，因煤炭质量问题，导致货物在目的港押了40-50天左右。具体送货地点系由海翔公司指定收货人潘伟枝所要求的。田玉芬述称：港通公司与田玉芬自始至终都是与耿亚梅个人进行联系，耿亚梅陈述曾带港通公司领导到海翔公司索要运费的事实不存在。田玉芬没有在《托运委托书》上盖过公章，只给耿亚梅代表的鑫旺海公司盖过章。涉案煤炭并不存在质量问题，是因为超期，新东龙公司不收货，才被处理的。港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海翔公司和田玉芬连带支付运费361000元及违约金（按照年利率7.2%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至4月期间，海翔公司委托耿亚梅将154个集装箱的煤炭从新乐煤场运至三水南港新东龙陶瓷工业区仓库。耿亚梅作为港通公司的员工，接受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委托车队完成了从新乐煤场至黄骅运输，港通公司完成了从黄骅港堆场至货物运输及从三水港至仓库的陆路运输。运输完成后，海翔公司在港通公司出具的《托运委托书》上盖章确认，其中记载：运输方式为堆场到门；托运人为海翔公司；联系人为李秀山；收货人为潘伟枝；货物为154个20尺集装箱的煤炭；运杂费总额为501000元；全部运杂费在接受正本运单时一次付清，否则海翔公司按运费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给港通公司，金额按日计算；海翔公司在托运人位置加盖了合同专用章，港通公司黄骅办事处在受托人位置加盖了业务专用章。海翔公司从其公司账户分别于2017年10月10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6月4日向港通公司账户转账了50000元、80000元和10000元。另查明，田玉芬称与李秀山为夫妻关系，2018年5月16日，李秀山向耿亚梅出具对账证明，记载：212个20尺集装箱分三批运输（第二批和第三批共154个集装箱），应付“拖箱费”金额共为508400元；至2017年12月29日，耿亚梅已收金额共为210000元；李秀山确认欠耿亚梅“拖箱费”298400元。耿亚梅认可2018年7月16日从李秀山个人账户向包培香个人账户转账的40000元是支付的上述“拖箱费”。还查明，港通公司具有水路货物运输资质。海翔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田玉芬为其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港通公司和海翔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海翔公司是否欠付港通公司运费；3.田玉芬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4.欠付运费的金额及计算依据；5.港通公司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海翔公司委托耿亚梅完成本案货物运输，耿亚梅作为港通公司的员工，接受委托为职务行为，港通公司实际履行了水路货物运输及陆路运输义务，以上事实能够证明港通公司和海翔公司之间具有合同关系，该合同为多式联运合同，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港通公司完成运输后，海翔公司在《托运委托书》上盖章确认，该《托运委托书》为双方之间合同内容的证明，即运输的集装箱数量为154个、运杂费总额为501000元。港通公司已经完成了合同义务，海翔公司应按照确认金额向港通公司支付运费。海翔公司主张其委托运输的集装箱数量为102个，但未提供证据来推翻《托运委托书》的记载，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海翔公司主张以现金方式向耿亚梅支付了250000元、向港通公司支付了140000元、以银行转账方式（从李秀山个人账户）向耿亚梅支付了251800元，共计支付了641800元，已经完成了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一、以现金方式支付的250000元，因港通公司和耿亚梅不认可，海翔公司又未能提交收据等其他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二、向港通公司支付的140000元，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支持；三、向耿亚梅支付的251800元，因本案货物运输包括耿亚梅完成的陆路运输和港通公司完成的多式联运运输，海翔公司应分别支付陆运费和运费。根据对账证明记载，本案154个集装箱的“拖箱费”金额远远低于运费金额，且向港通公司支付的140000元也未计入已收的210000元内，因此，该对账证明应是李秀山与耿亚梅对陆运费应付金额和已收金额的确认，与港通公司诉请运费无关。因尚欠耿亚梅陆运费未付清，一审法院对耿亚梅主张对账后支付的40000元为陆运费予以支持，上述陆运费纠纷及另从李秀山个人账户支付的1800元纠纷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海翔公司只能证明其已经向港通公司支付了140000元，尚欠361000元未付属于违约。关于违约金，按照《托运委托书》的约定，海翔公司应于接受正本运单时一次付清，因港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交付正本运单的时间，而2017年11月1日前货物已经全部交付收货人，则一审法院酌定违约金以361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日起算。港通公司主张的年利率7.2%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罚息的130%，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田玉芬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海翔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田玉芬作为股东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对海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港通公司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三年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多式联运运输发生于2017年2月至4月间，海翔公司违约不付款即港通公司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晚于该时间，港通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综上，港通公司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港通公司和海翔公司具有多式联运合同关系，海翔公司尚欠361000元未支付属于违约，应向港通公司支付违约金。田玉芬作为海翔公司的唯一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海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港通公司运费361000元；二、海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港通公司违约金（以36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2%计算，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内实际给付之日止）；三、田玉芬对海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海翔公司、田玉芬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27元，由海翔公司、田玉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港通公司补充提交了一份车队运单证明，拟证明除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证明104个集装箱运抵送货地点外，剩余52个集装箱货物也运抵送货地点。港通公司已经完成了全部货物运输义务。一审时因港通公司的工作人员纰漏而没有提交。海翔公司、田玉芬、耿亚梅对该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经综合各方举证、质证情况，认证意见为，港通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其他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同时，二审庭审中海翔公司当庭撤回了有关运抵送货地点货物数量为102个集装箱而非154个的上诉理由，故本院确认，港通公司委托车队已将154个集装箱全部运抵指定送货地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海翔公司应否支付港通公司所诉的运费及违约金；2.港通公司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港通公司完成了从黄骅港堆场至货物运输，并组织安排车队完成了从三水港至仓库的陆路运输，将货物运抵海翔公司指定收货人所要求的送货地点，运输完成后，海翔公司加盖公章的涉案《托运委托书》既是对双方存在多式联运合同关系的确认，也是对港通公司完成货物数量和金额的确认。本院据此认定，港通公司是多式联运经营人，海翔公司是托运人，港通公司完成涉案运输事项，海翔公司应按照《托运委托书》确认金额向港通公司支付运费。海翔公司提出上述水路货物运输和陆路运输系耿亚梅个人或者鑫旺海公司完成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查认定海翔公司已支付运费以及未支付运费的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海翔公司欠付运费，已构成违约，不仅应当向港通公司偿付所欠运费，还应当按照《托运委托书》约定向港通公司支付违约金。在《托运委托书》约定违约金标准日千分之五的基础上，港通公司将违约金标准自行降低为年利率7.2%，不属于违约金过高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以36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2%计算海翔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并无不当。涉案货物于2017年11月1日前已经全部交付收货人，多式联运运输最终完毕于陆路运输，港通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海翔公司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海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54元，由新乐市海翔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彤审判员  李超审判员  张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赵伟书记员闫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