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48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1306-3房。法定代表人：陈荣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社区东环二路27号B栋一楼部分厂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长平，男，197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峰，广东鹏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小敏，广东鹏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赖周林，男，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峰，广东鹏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小敏，广东鹏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东领锐公司）、王长平、赖周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9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被上诉人王长平、赖周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峰到庭参加诉讼，裕东领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裕东领锐公司向富邦公司支付违约金91512元。3.王长平、赖周林对裕东领锐公司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裕东领锐公司、王长平、赖周林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调整违约金计算基数为223200元，属认定事实不清。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违约金的计算基数是财产购置价60万元，富邦公司仅要求按照拖欠的租金305040元作为违约金计算基数，已明显低于合同约定。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上述司法解释的第三十条第一、二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上述司法解释的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同一债权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综观上述担保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若因债权人的减免行为，造成保证人无法追偿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本案中，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作为共同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没有约定保证份额，依法应当按平均分担保证份额计算。裕东领锐公司原拖欠的租金金额为496000元，富邦公司免除其支付81840元租金的支付义务，保证人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相应地应当免除81840元的支付义务。因为，该责任保证人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承担后，无法向债务人裕东领锐公司追偿。但是，富邦公司并未免除裕东领锐公司支付义务的租金414160元(496000元-81840元)及违约金，保证人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仍应承担保证责任。3，根据担保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保证责任，债权人未放弃的权利，保证人仍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裕东领锐公司向富邦公司支付租金223200元及违约金66960元，也就是说，这些是富邦公司未放弃的权利，但一审判决却没有判决任何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亦即保证人对富邦公司未放弃的权利也无须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原审判决完全违反法律规定，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亲戚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基础上，依法支持富邦公司的诉讼请求。裕东领锐公司未答辩。王长平、赖周林辩称，1.富邦公司免除连带共同保证人之一刘浩然、揭英璨的保证责任，当然也是已经免除王长平、赖周林的保证责任。在数人连带共同保证中，连带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人可以向任何一个保证人主张权利，其行为效力及于所有共同保证人，同时，债权人免除某一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其免除效力也当然及于其他共同保证人。一审判决认定富邦公司已经免除共同保证人之一刘浩然、揭英璨的保证责任的事实有刘浩然、揭英璨与富邦公司所签署的《还款协议》为证，足以证实富邦公司已经免除共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当然该免除效力及于王长平、赖周林，故一审判决王长平、赖周林不承担保证责任是正确的。2.保证合同是从属行为，富邦公司(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当然也就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富邦公司在与刘浩然、揭英璨之间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确实已经免除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3.富邦公司对保证人王长平、赖周林主张权利已超过保证期间，其提前诉讼也超过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裁判结论完全正确，富邦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富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裕东领锐公司支付全部已到期未付的租金305040元；2.裕东领锐公司支付违约金91512元；3.王长平、赖周林对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由裕东领锐公司、王长平、赖周林负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3日，富邦公司作为甲方（出租方）与裕东领锐公司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了编号为FB-2015041A号的《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因资金的需求，以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方式将乙方有权处置的财产出售给甲方，然后又将该等财产租回使用（即租赁物件），并按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支付租赁款及其他有关款项，租赁期间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租赁期满后乙方再以残值向甲方买回。”第三条约定：“财产的购买价格为人民币陆拾万元整。”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14日起至2017年5月13日止”；第二款约定：“自2015年5月起每月的14日前应付租金为人民币31000元，共应付24期，……逾期支付租金及租赁款，甲方均按本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处理。”第五条第一项约定：“本融资租赁合同自甲方将设备购买价扣除第一期租金及租赁安排费34000元后，余款打入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起生效…”第十四条“违约条款”第一项约定：“若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甲方任一期租金、租赁款、租赁安排费、租赁保证金或本合同项下其他应付款项，每日应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直至付清为止……”第二项约定：“逾期支付上项费用超过10日……属乙方根本违约”；第三项约定：“在乙方根本违约时，甲方有权同时采取下列措施，以减少甲方损失，避免甲方损失继续扩大：①解除合同即时收回租赁物，要求乙方或连带责任保证人立即（一次性）支付全部到期和未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租赁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及取回租赁物；②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第三条财产购置价的百分之三十支付甲方违约金，本项违约金乙方需在解除合同之日起10天内向甲方支付；……”第十五条约定：“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王长平同意作为本合同乙方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人。上述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均包括：乙方应付甲方全部已到期和未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租赁款及滞纳金、租赁保证金、租赁安排费、违约金、损失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担保期间为乙方履行上述债务期限届满后两年。”富邦公司及裕东领锐公司分别作为甲乙方在该合同加盖公章，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王长平作为乙方连带责任担保人在该合同签名捺印。该合同的附件一《财产清单》列明了合同所出售、租赁的设备名称和数量，由裕东领锐公司加盖公章并由王长平签名。附件二《财产所有权转移确认书》内容为确认甲方已支付了全部购买价款，确认该合同项下所有财产的所有权已转移给甲方，并由富邦公司、裕东领锐公司加盖公章。2015年5月20日，富邦公司向裕东领锐公司支付融资租赁款566000元。庭审中，富邦公司主张裕东领锐公司履行了前期的租金支付义务，但2016年7月当期及之后的租金未再支付，至今共欠租金305040元未付。另查，富邦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裕东领锐公司作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富邦公司与裕东领锐公司签订的编号FB-2015041A号《融资租赁合同》；2.裕东领锐公司返还租赁设备（详见附件一财产清单）；3.裕东领锐公司支付已到期未支付租金155000元（暂计至2016年5月20日）；4.裕东领锐公司支付自2016年5月21日起的租金至裕东领锐公司向富邦公司返还租赁设备之日止（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5.裕东领锐公司支付富邦公司违约金180000元；6.裕东领锐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7.裕东领锐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017年1月6日，富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6）粤0114民初50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富邦公司撤回对该案的起诉。2017年9月29日，富邦公司作为甲方与刘浩然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内容包括：“兹有富邦公司诉裕东领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一案，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6）粤0114民初5074号，原尚欠余额为496000元，乙方为裕东领锐公司股东之一，现经甲乙两方友好协商，就本案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在双方签订此协议时，立即向甲方一次性支付69440元。甲方即向法院撤销乙方的诉讼，乙方对此合同的连带担保责任即结束。”2017年12月1日，富邦公司作为甲方与揭英璨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内容包括：“兹有富邦公司诉裕东领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一案，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6）粤0114民初5074号，原尚欠余额为496000元，乙方为裕东领锐公司股东之一，现经甲乙两方友好协商，就本案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在双方签订此协议时，立即向甲方一次性支付121520元。甲方即向法院撤销乙方的诉讼，乙方对此合同的连带担保责任即结束……四、裕东领锐公司另欠甲方款项223200元，全由另两名股东王长平、赖周林共同承担（违约金、滞纳金另计）。”庭审中，富邦公司主张揭英璨、刘浩然已经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全额付款，因此相应的金额已经在本案诉讼请求中予以扣减（496000元-69440元-121520元=305040元）。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第四条记载的“裕东领锐公司另欠甲方款项223200元”，是富邦公司之前的法务人员处理的，富邦公司现在不同意按照223200元来主张权利。再查，富邦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从事融资租赁、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相关的担保业务（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富邦公司是专营融资租赁业务的非银行机构，其从事融资租赁民事行为的主体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修订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售后回租业务，是指承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出租人，同时与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再将该物件从出租人处租回的融资租赁形式。售后回租业务是承租人和供货人为同一人的融资租赁方式。本案中，出租人富邦公司向供货人裕东领锐公司购买租赁物设备，同时提供给承租人裕东领锐公司使用，承租人裕东领锐公司支付租金的回租行为，符合融资租赁的法律及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富邦公司虽于2016年5月24日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裕东领锐公司作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但其此后已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亦已作出（2016）粤0114民初50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富邦公司撤回起诉，且裕东领锐公司亦未因此向富邦公司返还租赁物，故富邦公司可以要求裕东领锐公司支付全部租金。富邦公司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还款计划》中盖章确认裕东领锐公司尚欠的款项为223200元，是其放弃部分债权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裕东领锐公司应向富邦公司支付的租金为223200元。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约定租赁安排费为3000元，裕东领锐公司主张该3000元应抵扣租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四条“违约条款”明确载明逾期支付任一期租金等超过10日属裕东领锐公司根本违约，现裕东领锐公司2016年7月当期及之后的租金未再支付，已经构成该合同约定的根本违约。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在乙方根本违约时，甲方有权同时采取下列措施，以减少甲方损失，避免甲方损失继续扩大：……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第三条财产购置价的百分之三十支付甲方违约金”，现已发生裕东领锐公司根本违约的情形，故富邦公司有权要求裕东领锐公司支付违约金。富邦公司现仅要求按照未付租金的30%计算违约金，已明显低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金额，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但调整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为223200元。综上，裕东领锐公司应向富邦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数额为66960元（223200元×30%）。根据各保证人之间享有追偿权的原则及连带之债内部追偿规则，若债务人和部分保证人的保证法律关系因债权人的免除行为而归于终止，该部分保证人就不再属于共同保证的整体，对主债务无需分担清偿责任的份额，本应为连带保证人享有的追偿权受到侵害，追偿和被追偿的法律关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债权人的免除承诺应当对其他担保人产生效力，其他担保人在对应范围内减轻或免除担保责任。本案中，富邦公司在2017年9月29日与刘浩然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约定“原尚欠余额为496000元…乙方在双方签订此协议时，立即向甲方一次性支付69440元。甲方即向法院撤销乙方的诉讼，乙方对此合同的连带担保责任即结束”，该条款即为富邦公司在426560元（496000元-69440元）范围内免除了刘浩然的保证责任，故其他保证人揭英璨、赖周林、王长平在426560元范围内亦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富邦公司诉请王长平、赖周林对裕东领锐公司的涉案债务2232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223200元；二、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66960元；三、驳回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48.2元，由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291元，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957.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富邦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向裕东领锐公司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等，裕东领锐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确认于2016年5月27日收到该案富邦公司的起诉状及证据，且同意解除合同。富邦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裕东领锐公司偿还租金及违约金，王长平、赖周林、揭英璨承担连带责任。后因富邦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7）粤0114民初8522号民事裁定，按富邦公司撤回诉讼处理。本院认为，富邦公司具有融资租赁业务资质，其与裕东领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融资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14日起至2017年5月13日止”、“自2015年5月起每月的14日前应付租金为人民币31000元，共应付24期，……逾期支付租金及租赁款，甲方（富邦公司）均按本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处理。”；第十四条“违约条款”约定：“逾期支付上项费用超过10日……属乙方根本违约”；“在乙方（裕东领锐公司）根本违约时，甲方（富邦公司）有权同时采取下列措施，以减少甲方（富邦公司）损失，避免甲方（富邦公司）损失继续扩大：①解除合同即时收回租赁物，要求乙方（裕东领锐公司）或连带责任保证人立即（一次性）支付全部到期和未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租赁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及取回租赁物；”本案中，裕东领锐公司未依约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依约富邦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裕东领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富邦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向裕东领锐公司另案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等，应视为该解除合同通知到达裕东领锐公司，且裕东领锐公司对富邦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并无异议，故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于2016年5月24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依法裕东领锐公司的本案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裕东领锐公司应支付尚欠的租金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富邦公司起诉主张裕东领锐公司应支付的租金为305040元，依据是未付的租金496000元减去保证人刘浩然、揭英璨已分别支付的69440元、121520元，余额为305040元（496000元-69440元-121520元=305040元）。对于尚欠租金496000元及保证人刘浩然、揭英璨已分别支付的69440元、121520元，裕东领锐公司、王长平、赖周林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富邦公司与揭英璨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还款计划》中第四条约定“裕东领锐公司另欠富邦公司款项223200元，全由另两名股东王长平、赖周林共同承担（违约金、滞纳金另计）。”一审认定富邦公司放弃部分债权即裕东领锐公司欠租金223200元，富邦公司二审并未对该认定提出异议，但富邦公司在《还款计划》中约定“对王长平、赖周林应共同承担违约金、滞纳金另计”，富邦公司并未放弃以实欠租金305040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的权利，故一审认定以租金223200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不当。富邦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应为91512元（305040元×30%=91512元）。《融资租赁合同》已于2016年5月24日解除，本案中裕东领锐公司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依《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担保期间为裕东领锐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后2年，即本案保证人的担保期间应截至2018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赖周林、王长平依约应对裕东领锐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富邦公司于保证期限届满前的2017年10月17日向保证人赖周林、王长平主张权利，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富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赖周林、王长平抗辩富邦公司向其主张权利已超过保证期间或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上述规定包括对外效力及对内效力。对外效力是债权人可以对于任何连带责任人，或一人、或数人、或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部分的给付；债权未得到全部清偿，全体连带责任人仍应负连带责任。对内效力是连带责任人内部分担的原则，连带责任之间，除有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以外，各责任人应平均分担。根据连带共同保证的基本法理，在债权人免除某一连带共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时，对其他保证人的影响仅是损害了其对被免责的保证人于其应当承担份额内追偿权的实现。应当认为，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免除的，在该连带责任人应当承担的份额范围内，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消灭。本案中，裕东领锐公司尚欠富邦公司租金496000元，对外来讲，各连带责任人对该债务应负连带清偿责任；对内来讲，因无证据证实各连带责任人之间及与债权人之间就各保证人保证份额作出约定，故依法应当认定由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四人平均分担，即每人应承担租金124000元（496000元÷4=124000元）的保证责任。刘浩然、揭英璨与富邦公司约定，由刘浩然、揭英璨分别支付69440元、121520元后，免除刘浩然、揭英璨的保证责任，69440元、121520元均未超过均分后四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故王长平、赖周林在刘浩然、揭英璨应当承担的份额248000元（124000元×2=248000元）内免除保证责任，对以外的租金248000元（496000元-248000=248000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两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裕东领锐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91512元，依约应由保证人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富邦公司已免除刘浩然、揭英璨的保证责任，同理在由王长平、揭英璨、赖周林、刘浩然四人平均分担后，王长平、赖周林应在富邦公司免除揭英璨、刘浩然违约金以外的违约金45756元（91512元-91512元÷4×2=4575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两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94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94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91512元；”三、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944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王长平、赖周林在租金248000元、违约金45756元范围内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长平、赖周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五、驳回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48.2元，由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王长平、赖周林在543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087.8元，由东莞市裕东领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王长平、赖周林承担连带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一扬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谭晓君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