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7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美华，女，1986年4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嘉璐，上海市鹤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祺桢，上海市鹤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仇玉军，男，1974年9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化市陈堡镇三寸草养猪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1673949958E,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陈堡镇四林村。投资人：陈建斌，男，1967年4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卫，江苏谭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霞，江苏谭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美华因与被上诉人仇玉军、兴化市陈堡镇三寸草养猪场（以下简称三寸草养猪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美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隐瞒了当地镇政府发出的关于生猪养殖方面的有关通知和公开信等重要信息，导致上诉人陷入错误的认知，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其签订了案涉租赁合同，导致上诉人非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合法权益遭受了侵害，并且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案涉租赁合同应予撤销，并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和赔偿；2.一审法院对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到底哪一方生猪引起的不正常死亡以及目前生猪养殖场是否可以继续生产经营等事实的认定，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无关，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仇玉军辩称：其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与其进行多次商谈并实地考察，其未隐瞒任何与租赁有关联的相关事实，生猪能否转运、怎么转运系国家及地方政府根据疫情作出的临时决定，与其也无任何关系。三寸草养猪场辩称:其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不应对仇玉军与汪美华之间的转租合同承担任何责任，其系条件具备的合法养猪场，且汪美华已获得保险赔偿金及政府补偿390万多元，不应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不存在程序错误。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汪美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汪美华、三寸草养猪场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诉讼中变更该项诉讼请求为撤销汪美华、三寸草养猪场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2.返还购买生猪款247500元；3.赔偿汪美华损失1401100元；4.仇玉军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寸草养猪场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寸草养猪场成立于2008年4月10日，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陈建斌。2015年6月8日，三寸草养猪场与无锡富佰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签订养猪场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五年，自2015年6月9日起至2020年6月8日止。无锡富佰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东分别为仇玉军、张宋林，仇玉军占股92%，为法定代表人，张宋林占股8%。2017年3月8日，陈建斌和仇玉军以个人身份签订猪场租赁协议（二），该协议租赁期分为两部分，第一期自2015年6月9日到2020年12月31日，第二期自2021年1月1日起到土地承包期结束。2017年5月11日，陈建斌和仇玉军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仇玉军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间新建、改建设备设施，新建环保设施作为固定资产入股三寸草养猪场，原固定资产暂估价500万元，新增215万作为增资，陈建斌持股70%，仇玉军持股30%。2017年12月27日，陈建斌和仇玉军签订股权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2017年3月27日以来，三寸草养猪场均在江苏省263专项行动中面临关停处境，仇玉军受陈建斌的全权委托，为避免猪场被迫关停，积极配合停产整改，三天低价急售共约3000余头生猪，出现生猪超正常死亡，母猪近50头流产，七万高价租场,数十次来回运输等事实，造成仇玉军高达百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双方达成协议,仇玉军再次整治行动中的损失以50万元计算入股三寸草养猪场，三寸草原始股价500万元，仇玉军占有三寸草养猪场10%的股份。同日双方又达成股份协议，主要内容为陈建斌赠送仇玉军三寸草养猪场10%的股份。2018年11月22日，仇玉军为甲方以三寸草养猪场名义与乙方汪美华签订兴化三寸草养猪场租赁意向书，2018年11月23日，仇玉军以三寸草养猪场名义与汪美华达成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租赁期为2018年12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租金55万/年，满5年后增加租金5万元/年。首次租金支付到2020年12月31日。意向书签订当日支付定金5万元，意向书生效。租赁合同签订后支付定金5万元，合同生效。乙方进场结束，不得超过2018年12月3日，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全额租赁费用以及甲方现有生猪收购货款。公示牌完成规模调整（原则上不低于4000头），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租赁费用以及押金30万元，养猪场现有存栏生猪（不包括病猪、僵猪、残次猪等）按550元/头回购，体重超过80kg以上生猪由甲方在2018年11月26日11时前自行处理。2018年12月5日，仇玉军出具给汪美华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汪美华（5+5+100+59.33），其中59.33万元为2018年12月6日中午12时前到账，以银行流水为准。汪美华为证明其主张当庭提供下列证据：1.2018年11月23日汪美华与三寸草养猪场签订的租赁协议，三寸草养猪场的代表是仇玉军；2.2017年4月17日陈建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全权授权仇玉军处理三寸草养猪场的一切事宜；3.2018年11月2日，三寸草养猪场租赁意向书；4.非洲猪瘟防控通知书及签收表，证明2018年11月26日，仇玉军收到陈堡镇重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通知；5.2018年11月12日，陈堡镇兽医站的通知书及致村镇广大生猪养殖户的公开信及签收表，证明仇玉军收到上述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养殖户不得生猪补栏，也不得外运生猪及把生猪运至猪场。6.兴化市防止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2018）第22号，第23号文件，证明汪美华的生猪死亡424头，剩余5300多头发生疫情并要求全部扑杀。另兴化市陈堡镇三寸草养猪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曾提及三寸草养猪场出现生猪超正常死亡。母猪近50头流产，三天内低价急售3000头生猪。7.2018年12月5日仇玉军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仇玉军已收汪美华1693300元。三寸草养猪场质证称:1.证据1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三寸草养猪场已将猪场租赁给仇玉军，仇玉军与汪美华是转租合同关系。2.授权委托书是为方便仇玉军处理环保的事而出具，与本案租赁没有关联性。3.对意向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三寸草养猪场的公章陈建斌已交给仇玉军，仇玉军又交给汪美华，意向书上的公章是汪美华后加盖的。4.证据4、5的通知书、告知书是否为仇玉军签收，由仇玉军质证，该二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5.22号、23号文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疫情是由仇玉军引起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及的生猪死亡发生在两年之前，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且生猪发生死亡是养殖过程中的正常事故。6.收条为仇玉军出具，证明了转租事实。仇玉军质证称:1.证据1租赁合同是我和汪美华所签订，我是依据陈建斌的全权委托书并以三寸草养猪场的股东身份以三寸草养猪场名义所签；2.证据2授权委托书是授权我全权管理三寸草养猪场；3.意向书上三寸草的公章是当时签意向书时加盖的，公章是陈建斌交给我的，我又交给了汪美华。4.证据4、5通知书及公开信是我收到的，但后来汪美华的补栏行为和发生疫情与我无关。5.22号、23号文件是汪美华收到的，是养猪场交付给汪美华由汪美华管理期间发生的事。二年前三寸草养猪场因环保整改人为发生死猪事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6.收条是仇玉军所出具。三寸草养猪场提交了从网上下载的相关资料，认为非洲猪瘟，潜伏期为5至9天，最长不超过15天。另提供2015年6月8日，三寸草养猪场与无锡富佰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签订养猪场租赁合同；2017年3月8日，陈建斌和仇玉军签订猪场租赁协议（二）；2017年5月11日，陈建斌和仇玉军签订补充协议。用以证明三寸草养猪场已于2015年6月租赁给仇玉军。仇玉军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汪美华质证称，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审查。仇玉军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10为相关检疫情况的证明，用以证明2018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26日仇玉军共卖10批次324头猪，均是健康正常的猪；证据11是2018年11月9日，仇玉军养殖场有18头猪正常死亡，作无害化处理，养猪场猪的正常死亡率低于规定的10%标准；证据12-15为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用以证明汪美华运到三寸草养猪场的生猪有500多头未经检疫，引发重大疫情。证据16，农业农村部2019年2月18日报道了二起养殖企业非洲猪瘟疫情违法违规的查处情况，其中明确要求：加大对不履行检疫申报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证据17-18,2019年2月2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就《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版）》答记者问，将空栏时间从6个月缩短为45天，有哨兵猪的解除封锁时间为30天。证据19-20合同法相关条款。汪美华质证称，证据1-10仇玉军虽说是10批次324头猪，提供的证据只有5批次。证据11，仇玉军说他正常死亡18头猪，作无害化处理，没有说明猪死亡原因，不排除因非洲猪瘟死亡的可能性。相关法律和答记者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本案立案前，陈堡镇政府曾委托一审法院诉前调解，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通知相关当事人到庭调解，调解时汪美华称其在海门的养猪场要拆迁，才租赁了三寸草养猪场，实际运送到三寸草养猪场的生猪为5200头至5300头，经过检疫发证的有4700头，因猪是活体，另有500头猪因大雾未数清，未检疫。仇玉军留存的生猪有470多头，按450头，每头550元计算，另20多头残次猪不算账。诉前调解当日前，原仇玉军留存的猪已全部扑杀。2019年1月4日陈建斌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汪美华领取政府补贴和保险款。汪美华自认，2019年6月3日兴化市财政局转给其756816元。一审法院认为，三寸草养猪场是投资人陈建斌投资创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仇玉军为无锡富佰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占股92%。2015年6月8日三寸草养猪场与无锡富佰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2017年3月8日，陈建斌、仇玉军又以个人名义签订猪场租赁协议（二），2017年5月11日，陈建斌和仇玉军签订补充协议2017年12月27日又签订股权协议，应认定三寸草养猪场和仇玉军之间已形成猪场租赁关系。2018年11月22日仇玉军以三寸草养猪场名义与汪美华签订租赁意向协议书并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尽管签订合同时提供有陈建斌的授权委托书，但同时仇玉军也出示披露了其与三寸草养猪场签订的租赁协议，原仇玉军与三寸草养猪场的租赁协议并未解除。因此仇玉军与汪美华签订的养猪场租赁合同应为转租合同，且三寸草养猪场予以认可，该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应认定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汪美华在起诉时要求解除汪美华、三寸草养猪场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庭审中又变更为撤销该合同。汪美华和仇玉军相互指责，对方生猪可能最先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当时仇玉军留有生猪470多头（实际按450头结账），汪美华因海门猪场拆迁从海门运转来5300头左右生猪，但实际经过检疫的仅有4700多头，另有500头左右未经检疫。根据陈堡镇畜牧兽医站及镇防止重大动物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及公开信，应暂停外调补栏，汪美华、仇玉军均已违背相关要求，但并不能据此认定，疫情是哪一方猪引起的。2018年12月21日兴动防指办【2018】22号文件第四条要求，对疫点内的猪舍及措施进行拆除，用具以及饲料一并深埋；劝阻饲养人员6周内不得接触其他养猪从业人员。2018年12月28日兴动防指办【2018】23号文件，要求兴化市三寸草养猪场必须停止生猪生产六个月以上，恢复生产程序，由你镇组织市级以上相关行业专家，对该场的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恢复生猪生产。该两份文件只是上下级部门之间的指示性文件，而并非是对三寸草养猪场的行政处罚决定，养猪场的资产主要体现在猪舍及设施，至目前为止无证据证明三寸草养猪场被限令拆除猪舍及设施，且根据前文服从后文的原则，23号文件要求三寸草养猪场停止生产六个月，而根据农业农村部印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版）》的要求，引入哨兵猪，解除封锁时间缩短为30天，引入哨兵猪的，空栏时间由原应急预案规定的6个月缩短为45天，三寸草养猪场仍具备继续生产条件，汪美华作为现承租方，应采取积极措施引入哨兵猪，或及时申请恢复生产。汪美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撤销汪美华、仇玉军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汪美华未能举证双方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合同内容不能反映出显失公平。汪美华亦未能举证仇玉军采取了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其违背真实意思，据此，应认定汪美华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美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555元由汪美华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具有符合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仇玉军在与汪美华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是否隐瞒了当地镇政府所发出的关于生猪疫情方面的通知和公开信、该隐瞒行为是否可作为汪美华请求撤销该合同的依据？对此，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供证据评判如下：首先，案涉合同的性质为租赁合同，双方对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并无争议，汪美华上诉称因仇玉军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当地镇政府所发的关于生猪疫情方面的通知和公开信，致使其作出错误表示，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利益受损，但汪美华提起本案诉讼时实际持有上述通知和公开信，其亦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仇玉军在签订合同时对此进行了隐瞒；其次，汪美华系从事生猪养殖业的专业人士，其在签订合同之前对当时全国及江苏省内的生猪疫情情况应是明知的，其理应在签订合同前对当地的生猪疫情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和风险评估，故仇玉军称在合同签订前汪美华实地进行了考察并和当地防疫部门进行了商谈的说法是可信的，且汪美华在合同签订后立即将生猪转运至所承租养殖场，亦印证了仇玉军陈述的可信度较高，至于时隔数日后汪美华所养殖生猪发生疫情与其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据此，汪美华请求撤销案涉租赁合同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汪美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55元，由汪美华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元审判员  李志霞审判员  李 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卞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