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凌，男，汉族，1976年8月5日生，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琪，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靖江市易发空调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孤山北路98号。法定代表人：严明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兴侨，江苏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舜天路建工大厦。法定代表人：张玉松。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明，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杨凯，男，汉族，1989年8月6日生，户籍地泰兴市，现住址常州市。上诉人朱凌因与被上诉人靖江市易发空调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发公司)、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武公司）、原审被告杨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3民初4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凌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朱凌不承担付款责任，驳回易发公司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凯与朱凌之间是合伙关系，朱凌是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不顾证据主观臆断，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应当进行更正。第一，杨凯持有沪武公司盖章的委托书，聘用上诉人做工程的现场管理，上诉人是为沪武工作双方系劳务关系，该劳务关系经杨凯具体招募而成。该劳务关系形成和经办事实，由杨凯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明。第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凯与上诉人之间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任性的认定杨凯和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并基于这一不存在的合伙事实，认为《承诺书》是内部约定，否定该证据，否定朱凌的劳务人员身份。第三，上诉人作为劳务人员无法提供杨凯所持有委托书的原件是正常的。即使认为杨凯因缺席判决承担不利责任，而认为杨凯并非沪武项目经理而是实际施工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认定朱凌是实际施工人。事实上，上诉人与沪武或所谓沪武的项目经理李某之间没有任何结算或授权关系等，沪武或李某也只是和杨凯有交往，并不知道朱凌。综上，上诉人实际是劳务人员，与沪武是劳务关系，杨凯是招募经办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是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在合同或债务确认书上签字是基于受雇工作的劳务职责，应当由其所代表的沪武承担最终责任。即使不应当由沪武承担责任，也应当由代表沪武招募上诉人的杨凯承担责任。第一，杨凯应当是本案项目的项目经理，代表沪武对外工作，相应的债务责任应当由沪武公司承担。第二，即使认为杨凯并非本案项目的项目经理，退一步讲，杨凯也是实际施工人，那么相应的债务责任应当由杨凯承担。第三，本案合同明确项目名称是沪武建设项目，并且合同履行地、实际收货签收地址等，包括易发公司在内各方均知情，合同的签订及合同涉及的所有材料都是为沪武建设项目所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综上，案涉合同是为沪武项目所签订，杨凯不是项目经理就是实际承包人，本案债务责任应由沪武承担，即使认为沪武不承担，也应由杨凯承担，而并非由劳务人员的上诉人朱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凌与沪武之间系由杨凯经办招募形成的劳务关系，朱凌对外签订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沪武承担。因此，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付款责任，驳回易发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易发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朱凌向易发公司购买通风设备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朱凌与易发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用于购买通风设备，易发公司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朱凌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朱凌与易发公司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表明是代表沪武公司来购买通风设备，也没有向答辩人提供有关沪武公司的相关手续，答辩人对沪武公司不知情，答辩人有权向朱凌主张付款义务，至于朱凌将设备用来工程上，是购买人的权利，供货人易发公司无权干涉。2、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表明代理人无转委托权，故朱凌无权代理沪武公司对外签订购销合同，沪武公司不应当是购销合同的承担人，朱凌作为签订合同方，应当承担付款义务。3、朱凌诉称由杨凯独立承担付款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杨凯向朱凌出具的承诺书等相关材料，只具有对内效应，不具有对外效应，答辩人可以依据相关证据要求朱凌承担付款义务。易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次向朱凌和杨凯催要货款，结账时有杨凯与朱凌在确认单签订，确认剩余45万元没有支付，并在确认单下面确认3月30日前支付15万元，剩余6月30日前支付完毕。同时证人李某明确了杨凯与朱凌一起承包了工程，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认可在案涉工程中应付的款项，结合沪武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杨凯和朱凌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杨凯和朱凌是合伙关系，其后果应由合伙人承担。特别说明是易发公司对朱凌所提的沪武公司相关情况并不清楚，易发公司有理由可以向实际购买人杨凯及朱凌直接主张权利。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朱凌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沪武公司答辩称：同被上诉人易发公司的意见，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沪武公司向法庭提供新证据，证明沪武公司与杨凯、朱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务关系或委托关系，杨凯和朱凌是实际施工人，两人存在合伙关系，其对外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由二人共同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沪武公司不应承担买卖合同的相应付款责任。杨凯答辩称：我认同朱凌的上诉意见。对沪武公司说我和朱凌是合伙人、承包人，我不认可。项目我们参与施工及管理是2015年底12月定下来，在2016年4月份进场施工，当时没有合同，合同是2016年下半年，沪武公司与万达的正式合同才下来，在此合同中有一条明确指出此项目是禁止分包的，如果沪武公司认为我是实际分包人，那么沪武公司、李某是否对我有欺诈行为。一审易发公司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朱凌、杨凯共同支付易发公司货款45万元，并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2018年7月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凌、杨凯承担。诉讼过程中，依易发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追加沪武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日，易发公司与朱凌签订青岛万达东方影都商务办公区项目通风设备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朱凌、杨凯向易发公司购买空调通风设备。后易发公司按约向朱凌、杨凯履行了供货义务，共计发了516811元的货。杨凯于2017年10月26日向易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明德支付了货款5万元。2018年3月16日，易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明德与朱凌、杨凯对账，经双方结算，易发公司自愿放弃16811元货款，由朱凌、杨凯出具欠款确认单，确认欠款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已支付5万元，剩余45万元，并承诺2018年3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剩余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完。对账后，易发公司经多次催要未果。另据了解，朱凌与杨凯共同承接了万达东方影都商务办公区项目工程，且朱凌、杨凯均愿意承担还款责任。鉴于此，易发公司特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从速立案审理，并判决支持易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朱凌辩称，朱凌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易发公司的诉求。易发公司诉状中认为朱凌与杨凯共同承接青岛万达东方影都商务办公区项目工程，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无法举证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朱凌作为杨凯聘用的管理人员，经杨凯的指示采购项目所需的材料，其行为代表的是杨凯，并非朱凌的个人行为。采购材料的内容以及价格全部由杨凯与易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商定，在所有内容确定之后，方由朱凌在合同上签字。所有的发货清单联系人均为杨凯，签收人均为杨凯聘任的资料管理员，所有的人员均与朱凌无关，且易发公司与朱凌签订的采购合同已确认该所有材料用于青岛万达东方影都项目。易发公司提出的确认单由朱凌签字，但该确认单仅仅为朱凌对未付款事实的确认，并非朱凌对其应该承担该还款责任的确认，且杨凯向朱凌出具了承诺书，确认所有的涉案材料全部用于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影都项目，所有的合同款项均与朱凌无关。杨凯作为项目经理，对外所签订的所有的合同均属于职务行为，应当由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朱凌代表了杨凯其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杨凯辩称，我觉得就目前的合同纠纷案件，我作为江苏沪建设集团项目经理，所有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所有的责任均由公司承担。一审沪武公司辩称，1、本案所涉及的工程项目是案外人李某借用我司资质承包的项目，后将该项目整体转包给杨凯、朱凌，我司与朱凌、杨凯均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各主体应当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在易发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并无加盖我司的公章，因此我司不应承担该买卖合同的相关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0日，案外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沪武公司签订《青岛东方影都项目大剧院消防分包工程合同》，合同签订后，沪武公司将工程交给李某施工，后李某又将该工程部分转包给杨凯和朱凌，杨凯与朱凌是合伙关系。2012年12月2日朱凌（甲方）与易发公司（乙方）签订《青岛万达东方影都商务办公区项目通风设备购销合同》，约定由易发公司供应通风设备，合同总价款暂定1199905元，合同最终价款以实际供货量及合同约定或甲方认价单确认的价格为准结算；付款方式为预付30%，分批发货，货款1月内结清，双方还约定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并附产品报价单。合同签订后，易发公司依约发货。2018年3月16日双方结账，朱凌、杨凯出具确认单，载明：严德明（笔误，应为严明德）供的青岛万达项目通风设备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圆整（￥500000），已支付伍万圆（50000），剩余肆拾伍万圆（450000）。并在该确认单下方注明3月30日前支付10万圆，剩余6月30日前支付完。后朱凌、杨凯逾期未付款，易发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审理中，依易发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苏1283民初41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朱凌、杨凯银行存款48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资产。一审法院确认上述事实，有《青岛万达东方影都商务办公区项目通风设备购销合同》、发货清单、确认单、内部承包协议、承诺书、承诺函、委托付款申请函、证人李某证言、一审法院(2019)苏1283民初4100号民事裁定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易发公司与朱凌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尚未结清的货款，易发公司有权要求朱凌、杨凯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关于该款项由谁支付的问题。李某与沪武公司是挂靠关系，杨凯、朱凌是转包人，杨凯、朱凌并非沪武公司工作人员，本案买卖关系发生时杨凯、朱凌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朱凌与易发公司签订合同并非代表沪武公司的职务行为，朱凌与易发公司签订合同时未向易发公司出示相关授权手续或以其他方式表明系代表沪武公司，现沪武公司对其买卖行为不予认可，故其行为对沪武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应该由朱凌承担付款义务，因朱凌及杨凯是合伙关系，朱凌的行为是从事合伙事务的行为，其后果应该由合伙人承担，且朱凌、杨凯出具了确认单，确认了欠款事实，故本案债务应该由朱凌、杨凯承担。朱凌辩称杨凯系沪武公司委托代理人，其签订合同是受杨凯的指示，并提供了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沪武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公司从未出具过该授权委托书，且从委托书中明确表明，代理人无转委托权，因此易发公司主张朱凌获得了杨凯的委托或江苏沪武的委托，均属于无权代理，因该委托书系复印件，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定，故其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朱凌辩称所有的涉案材料全部用于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影都项目，所有的合同款项均与其无关，并提交杨凯出具了承诺书，易发公司及沪武公司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承诺书是朱凌、杨凯之间的承诺，对易发公司无效力，故其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易发公司要求朱凌、杨凯支付货款45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朱凌、杨凯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易发公司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承担自2018年7月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杨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凌、杨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靖江市易发空调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货款45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8年7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靖江市易发空调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保全费2920元，合计10970元，由朱凌、杨凯负担（易发公司垫付的10970元予以退回，朱凌、杨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上诉人朱凌提供证据：1、《工资确认单》原件，证明朱凌系统筹经理身份；2、《江苏沪武东方影都商务办公项目通讯录》复印件，说明原件贴在墙上，仅能提供复印件，反映了当时各自的身份关系；3、《确认单》工资确认单和应付款确认单，证明沪武公司与朱凌存在借贷关系，朱凌并非实际施工人。易发公司对上诉人朱凌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首先以上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二审不应当采纳，对其提供的沪武东方影都项目通讯录只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杨凯出具的工资确认单及应付款确认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确认单不排除是杨凯与朱凌之间私下签订的材料，用于规避相关责任，并且是其内部的约定，这也与易发公司无关。其证据不能证明朱凌与沪武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更不能证明杨凯是沪武公司的招募经办人，朱凌诉称的由沪武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沪武公司质证认为，同易发公司质证意见。沪武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上诉人刚才提供的三组证据。沪武公司提交证据1、杨凯在2017年1月20日给李某出具的承诺书三份，承诺书中杨凯自认其为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自行承担项目相关的全部责任，保证人刘光富，在承诺书中签字，承担保证责任，证明杨凯非我公司员工，其行为非职务行为，其应该独立承担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应法律责任；2、微信截图，是案涉项目其他相似案件中的原告提供的，来源于杨凯与李杰的微信记录，该微信记录中，杨凯自认其从未收到过沪武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李杰在微信记录上也否认曾经存在过沪武公司给杨凯授权委托书，证明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沪武公司委托杨凯对外签订涉案合同是没有任何依据的；3、录音是2019年8月1日杨凯与保证人刘光富的电话录音，杨凯在录音中自认案涉项目系杨凯与朱凌共同承包的，并共同参与施工的项目，证明杨凯与朱凌从李某手中转包涉案工程，其二人为合伙关系，其对外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2019年8月9日杨凯、朱凌妻子、李某、刘光富在无锡的谈话录音，录音中杨凯、朱凌妻子均认可案涉项目是杨凯和朱凌合伙承包，因此其对外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由二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5、杨凯提供给李某的涉案项目的工程款专用账户明细查询单，账目时间从2016年12月12日-2018年2月26日。在该账目中体现李某已支付工程款1200余万元，杨凯与朱凌存在62笔的借贷关系，其中朱凌分5次汇给杨凯32万余元，杨凯分54笔支付给朱凌，超过600万元的相应款项。结合本案被上诉人易发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以及收货确认单等证据，可以证明朱凌非杨凯雇佣的员工，杨凯、朱凌存在投资行为，且实际参与经营，应当认定杨凯、朱凌存在合伙关系。其在实际施工中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由其独立承担相应付款责任，该证据同时也否定了上诉人刚才提交的工资确认单和应付款确认单。原审被告杨凯认同上诉人朱凌提供的证据。对沪武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沪武公司提供的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是在2017年2月20日，在农历过年前夕，由于李某迟迟未支付工人工资，在无奈的情况下，才被逼签此承诺书。且李某及沪武公司在支付工人工资时都逼迫本人签署了各种承诺书。对沪武公司提交本人与李杰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此记录是本人问询李杰委托书的存放处，聊天记录中李杰对授权委托书是认可的，只是对其中的三个项目是否在一个委托书上他记不清了。对沪武公司提供的我的建行卡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这也是因为李某迟迟不支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逼迫我去银行打印的交易明细，此账目并非我和朱凌的账目，明细主要是劳务工资、材料款、经营费用、人情费、利息、前期垫付款的偿还。对沪武公司提供的两份录音节选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有谈话这件事情，因为是录音，可能有些地方表达不清楚，对两份录音不认可，可以看出录音从字面、从内容非常明显是给我下的套，当时也没有说要讨论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双方见面的目的、原因，我不知道他录音。录音节选对话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实是李某和沪武公司。在另外一个案件判决中，已经明确了我和沪武公司、李某的劳务关系，收到会尽快提供法院。上诉人朱凌对沪武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朱凌没有见过原件，仅是复印件，其次承诺书的主体是沪武、李某、杨凯、保证人刘光富，朱凌并非承诺书的主体，不能认定朱凌和杨凯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单从承诺书书面内容看，即使认定杨凯是实际施工人，那么按照建筑行业的通行规定，其进场必须要有一份项目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这正好印证了朱凌是见过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委托书是真实存在的，杨凯是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朱凌正是因为相信这份授权委托书，接受了杨凯的聘请，作为涉案工程的统筹经理进场。朱凌和杨凯2014年是旧相识，朱凌原是经营饭店的，后经营不善倒闭了，后经介绍到工程上做项目经理，因为其性格适合做项目经理，杨凯看中了朱凌的这一特点，聘请朱凌，杨凯所述的他们曾在一个项目上做过，当时俩个人都是项目的管理人员，并没有承包过项目，自始至终没有过合伙关系；关于李杰的微信截图，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凯询问李杰授权委托书的现存放地点，背景因为有过类似案件发生，审理过程中需要出具证据原件，沪武公司否认原件在其公司，无奈杨凯只能联系李杰，且从李杰的回复看，李杰第一反应不是反映委托书的真实性，而是问三个项目怎么在一起的，正好证实了授权委托书是真实存在的，故沪武公司曾经向杨凯出具过委托书，仅是因为时间久了，李杰忘记项目是否在同一张纸上。且该微信留言截图并不能证实朱凌实际施工人身份。录音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涉案录音刘光富是案外人李某的表哥，其与李某、沪武公司均存在利益关系，单从纸面刘光富的所有询问均是带有目的性的、下套的询问，且朱凌并未在该段录音中出现，没有对刘光富的询问做任何回答，不能证明朱凌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段录音是否经过剪辑、编辑、来源，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第4个录音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录音主体仅杨凯一个人，录音时间、内容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在此基础上单独从纸面编辑过的内容看，完全是案外人李某在故意引导，单方面陈述对其有利的部分，推卸责任，且杨凯并未对李某问题经过正面回答，如果杨凯是实际施工人，其连甲方的付款记录都不知情，这明显是矛盾的，且上诉人朱凌并不在场，朱凌妻子未做任何表示，仅是李某单方发言，不能认可朱凌是案涉实际施工人。对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单从明细单上的文字显示看，杨凯与朱凌之间存在转账的流水，但是每一笔的流水均没有详细的备注，其转账有借款、还款、材料采购，需要朱凌去支付，因为他是统筹经理，不能证明这是朱凌的投资款，另一方面流水单中显示，与李婷婷、李某之间有非常多的大额转账，包括利息，其背景原因是项目进度款由沪武公司支付后，李某并未按照沪武公司指示，支付给劳务、材料款，而是私下扣了大笔的工程款，导致材料商、劳务经常到项目部闹事，杨凯作为项目经理不可能放任项目停滞不前，因此李某利用这点，逼迫杨凯签署高利贷借条，利息有月息4、月息5不等，而且必须以杨凯个人名义来借款，杨凯深知自己没有能力承担高额的高利贷借款，因此向朱凌借款，认为项目部确实需要这笔资金，且沪武公司应该不会放任这种情况持续不断，劝说朱凌借款给项目部使用，经过多次的劝说朱凌同意借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借款次数较多，但是因为李某私扣工程款的频率频繁，但是工程款应还朱凌的款项不能及时归还，杨凯只能向李某借高利贷，但是李某要求朱凌必须作担保，一审时李某作为证人出庭，证言不能采纳。朱凌跟杨凯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合伙关系，朱凌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易发公司对沪武公司举证质证认为：对沪武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我司认为沪武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杨凯、朱凌共同承接了青岛影都项目的工程，俩人是合伙关系。从证据来看，朱凌有大笔的垫付款，上诉人也认可垫付了很多款项，并且也出现了自己出具借款的情况，从常理看，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愿意借这么多款项，承担很大的还款义务，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朱凌跟杨凯之间的合伙关系是能够确认的。沪武公司补充说明：针对上诉人质证意见，关于上诉人、杨凯账号明细相关陈述，说因为李某存在大量拖欠工程款等事项导致杨凯向朱凌大量借款。该说法恰恰证明了杨凯非我公司员工，或授权代理人，如果杨凯是我公司员工，欠付工程款的责任应当是沪武公司，而非李某，而且所有工程款支付中，沪武公司没有向杨凯、朱凌支付过一分钱，足以证明杨凯非我公司员工，其行为也非职务行为。庭后上诉人朱凌之妻印玮提供李某与沪武公司的承包协议、李某向沪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杨凯向李某、沪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李某替杨凯支付个人借款的凭证、杨凯向李某出具的借条、杨凯向朱凌等人出具的工资确认单、杨凯与梁加飞签订的消防工程劳务分包协议、杨凯对材料供应商的承诺、杨凯致沪武公司的委托付款申请函、杨凯作为发起单位沪武公司代表的现场签证联系确认单、李某发给相关责任人（杨凯）群通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8396号民事判决、沪武公司出具给杨凯的授权委托书等的复印件，上述拟证明李某只认杨凯说话，与朱凌没有发生过任何结算，李某与杨凯才是本案项目的真正施工人与合伙人、朱凌是杨凯聘用的统筹经理，两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本院审查认为，庭后补充的上述材料除（2019）鲁0211民初8396号民事判决，其他均已经诉讼各方举证质证。而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9）鲁0211民初8396号民事判决认为：李某借用沪武公司资质承接青岛东方影都项目消防工程，又将工程转包给杨凯，杨凯又将其中商务办公区消防工程分包给李伟，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均应认定无效。对于朱凌及沪武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能否达到据证人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查明事实：2012年12月2日朱凌作为甲方与乙方易发公司签订了《青岛万达东方影都商务办公区项目通风设备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约定由易发公司供应通风设备，合同总价款暂定1199905元，合同最终价款以实际供货量及合同约定或甲方认价单确认的价格为准结算；付款方式为预付30%，分批发货，货款1个月内结清，双方还约定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并附各式调节阀门、排烟排风口、消声静压箱等产品报价单。合同签订后，易发公司依约发货。至2018年3月16日，朱凌、杨凯出具确认单，载明：严德明供的青岛万达项目通风设备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圆整（￥500000），已支付伍万圆（50000），剩余肆拾伍万圆（450000）。在该确认单下方并注明3月30日前支付10万圆，剩余6月30日前支付完。2018年7月7日，杨凯在复印件上备注：由于笔误，严明德写错成严德明，特此说明。因朱凌、杨凯逾期未付款，易发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诉讼朱凌、杨凯共同支付货款45万元。因杨凯在一审审理中提供“委托书”并说明其为沪武公司的项目经理，一审法院追加沪武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1、案涉通风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签订相对方为朱凌和易发公司，合同内容为通用通风设备材料，如各式调节阀门、排烟排风口、消声静压箱等，验收为货到现场，外观验收，不涉及建筑安装内容，故本案为一般买卖合同纠纷。卖方在按照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后，经买受人确认了尚欠货款金额，随时有权向买方主张货款。对未能及时给付货款，易发公司主张逾期利息合法有据。朱凌作为合同相对方，买卖合同的购买人，故对拖欠货款有给付义务。2、关于对朱凌和杨凯的关系，一审认定为合伙未能得到双方的认可，且双方均主诉及举证不属于合伙关系，易发公司从双方购货并使用到杨凯所承包的工程等表象，沪武公司从李某等人的陈述，均主张朱凌与杨凯是合伙关系，此主张为推定结论，而确认合伙法律关系涉及到两人的权益，且朱凌与杨凯均确认双方系聘用关系，本院认为，一审推定朱凌与杨凯系合伙关系，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3、原审原告易发公司在履行本案的购销合同后，因朱凌未及时给付货款，易发公司追要货款的过程中，认为杨凯是实际的买受人和使用人，在2018年3月16日，由朱凌、杨凯签名确认严德明供货青岛万达项目通风设备交易金额为50万元，已支付款项金额为5万元，剩余欠款为45万元，同时备注3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剩余6月30日前支付完。因供货人名称错误，杨凯在2018年7月7日，再次备注：”由于笔误，严明德写错成严德明，特此说明。”由此可见，杨凯确认欠账并约定还款的行为系债务加入，故杨凯与朱凌负有共同偿还的责任。4、杨凯主张其购买案涉合同设备，系作为项目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所陈述的证明其身份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8396号民事判决表述：李某借用沪武公司资质承接青岛东方影都项目消防工程，又将工程转包给杨凯，杨凯又将其中商务办公区消防工程分包给李伟。该判决同时表述上述转包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均应认定无效。对照本案中沪武公司的举证，亦能证明转包事实的存在，沪武公司与李某存在合同关系，李某与杨凯系合同关系，杨凯不仅未提供劳务合同，且双方无直接联系，仅以一份项委托书主张系沪武公司项目经理证据不足。故其举证不能证明其系作为沪武公司职员的履职行为，不能主张由沪武公司承担其行为后果。且纵观本案易发公司并未要求沪武公司承担购销合同的义务，对一审判决亦无异议，且二审中明确表示，沪武公司不应当是购销合同的承担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朱凌所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朱凌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云审判员 李志霞审判员 李 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