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47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伟，内蒙古至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赫连丹蓉,女,无固定职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静，内蒙古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啸飞，内蒙古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因与被上诉人赫连丹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3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伟，被上诉人赫连丹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静、纪啸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的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刘伟返还赫连丹蓉投资款777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1.与刘伟合伙投资的对象为案外人苏某,赫连丹蓉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未追加第三人苏某的请求程序违法。本案的案由为合伙纠纷(退伙纠纷),本案合伙的项目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如家快捷酒店”和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锦江之星酒店”,本案与刘伟协商合伙事宜、刘伟出具撤资收条的该一系列行为主体均为案外人苏某。刘伟并不认识赫连丹蓉,赫连丹蓉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出资,刘伟与赫连丹蓉也从未签署过任何合伙协议,只是在实际投资人苏某“胁迫”刘伟出具撤资收条时,刘伟才按照苏某的要求,将实际投资合伙人苏某以其指定的赫连丹蓉名义进行。刘伟在一审中所举相关证据均能证明上述事实。2.案外人苏某的合伙投资金额为590万元,一审判决对于苏某现金交付的87万元和2013年发生的资金拆借100万元未予核减,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刘伟与苏某在2014年以前发生了多笔资金拆借行为,而且该资金拆借行为在2014年以前均已清结。具体为:赫连丹蓉在2013年1月4日向刘伟支付的65万元银行转账,刘伟已在2013年8月29日偿还了86万元的本息;刘伟于2013年8月29日当日又转账借给赫连丹蓉100万元，赫连丹蓉于2013年12月7日银行转账偿还了刘伟100万元。至此,本案刘伟与赫连丹蓉的借贷行为均已结清。其次,合伙投资两个酒店及投资款交付的事实,均是发生在2014年6月份以后,刘伟对于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10月14日合计5笔共计590万元的投资款没有异议。87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予以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对于刘伟提出的书面调查取证申请未予支持,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清。在刘伟承诺向实际投资人苏某的首期还款即2016年12月31日还未到期前,赫连丹蓉即以刘伟涉嫌“诈骗犯罪”举报至公安部门，因苏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违规经商、强迫交易行为已违纪违规,北京市公安局纪委已介入调查,刘伟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调查请求,一审法院未予以调查,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刘伟返还赫连丹蓉投资款777万元,法律适用错误。1.刘伟与苏某只是存在合伙投资的客观事实,并未签署过任何合伙协议,赫连丹蓉在《民事起诉状》中确认双方“签订协议”,但又无法举证证明合伙协议的存在,一审判决即通过赫连丹蓉的单方主观臆断合伙协议存在的事实,依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履行和违约责任的条款,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适用。2.刘伟2015年11月15日向赫连丹蓉(苏某)出具的“收条”应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判决应依法驳回赫连丹蓉的起诉。一审判决适用不告不理的原则未予采纳刘伟的意见,明显法律适用不当。刘伟2015年11月15日出具的“收条”明确记载“如不能按时退款,无偿收回两酒店相应的股份”。该意思表示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赫连丹蓉应对合伙的两个酒店项目根据其出资额,主张相应的合伙份额或双方无法进行合伙依法进行清算。被上诉人赫连丹蓉辩称，1.赫连丹蓉一审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实际投资人，刘伟主张赫连丹蓉主体不适格不能成立。刘伟向赫连丹蓉出具的两份收条显示其收到赫连丹蓉两酒店投资款共计842万元，结合银行流水可知赫连丹蓉的账户分7笔向刘伟汇入755万元投资款，剩余87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结合刘伟出具收条和收到投资款时对投资人是赫连丹蓉的事实是明确知晓且书面认可的，否则不符合常理。案外人苏某作为赫连丹蓉配偶，在赫连丹蓉授意下代为传达意思表示，收递材料的行为合情合法，刘伟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苏某存在实际上的合伙关系。刘伟称一审法院未查明赫连丹蓉与苏某是否为夫妻关系，也未支持追加苏某为第三人的请求，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核实与确认，亦对案外人苏某做了询问笔录，苏某只是作为赫连丹蓉配偶与刘伟做过沟通，夫妻关系此行为也符合常理。案外人苏某是否追加为第三人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刘伟应当依法返还赫连丹蓉的投资款及逾期产生利息，赫连丹蓉于2013年1月4日向刘伟转账65万元；2013年12月7日转账100万元，共计165万元，刘伟于2013年8月29日向赫连丹蓉转账186万元，并称该转账使用偿还赫连丹蓉于2013年1月4日的65万元及2013年12月7日的100万元及利息。由于还款时间不应该在借款时间以前，故该说法不符合常理。事实是刘伟于2013年8月29日向赫连丹蓉转账的186万元是偿还2013年1月4日以前刘伟所欠赫连丹蓉的借款，与赫连丹蓉诉请的款项无关。正由于刘伟未能将赫连丹蓉的65万元及100万元按时偿还，在双方商议合伙事宜时，赫连丹蓉才将165万元出借款作为投资款而计算在整个投资款之内，故形成实际投资款为842万元，刘伟自愿支付8万元的补偿，与刘伟为赫连丹蓉出具的850万的收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2.刘伟应当向赫连丹蓉履行金钱返还义务，而非股权。收条中所著，如不能按时退款无偿收回两酒店的相应股份并非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是刘伟未偿还赫连丹蓉欠款的担保行为所设置的担保条款，刘伟认为其2015年11月15日出具的收条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完全不符合双方本意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赫连丹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刘伟返还投资款本金850万元,利息309413.39元(以25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31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210451.39元;以30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31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98962元),以上本息合计8809413.39元；2.判令刘伟向赫连丹蓉支付利息(自2018年10月1日至付清或履行完毕之日止,以8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4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65万元；2013年12月7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100万元；2014年8月18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70万元；2014年6月27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260万元；2014年8月4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92万元；2014年8月18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150万元；2014年10月14日，赫连丹蓉通过转账形式向刘伟支付18万元。除此之外，赫连丹蓉称多次以现金形式向刘伟支付共计87万元。2015年7月6日，刘伟向赫连丹蓉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赫连丹蓉呼市通道南路31号锦江之星酒店投资款肆佰伍拾万元整”。同日刘伟向赫连丹蓉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赫连丹蓉集宁民建路37号如家快捷酒店投资款392万元”。2015年11月15日，刘伟向赫连丹蓉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赫连丹蓉集宁民建路37号如家快捷酒店投资款叁佰玖拾贰万元整、呼市通道南路31号锦江之星酒店投资款肆佰伍拾万元整，共计捌佰肆拾贰万元整。于2015年11月15日赫连丹蓉正式退股，刘伟接手赫连丹蓉所有股份，原价退还所有股本金，在三年之内全部退完。2016年12月31日前还本250万元整，2017年12月31日前还本300万元整，2018年12月31日前还本金300万元整。即日起赫连丹蓉不参与酒店的任何管理，经营等一切事项。特此证明。如不能按时退款，无偿收回两酒店的相应股份”。此后，刘伟未按此约定退款。一审法院认为，赫连丹蓉配偶在赫连丹蓉授意下帮助赫连丹蓉与刘伟就双方的合伙事宜进行沟通，且转给刘伟投资款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对刘伟称本案赫连丹蓉主体不适格的陈述，不予采纳。刘伟于2015年11月15日向赫连丹蓉出具《收条》，确认尚欠其投资款842元，应向赫连丹蓉返还842元。对于赫连丹蓉主张的刘伟向其返还投资款本金850万元中的其余8万元的诉讼请求部分，因刘伟不认可，赫连丹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其给付刘伟的投资款，故不予支持。对于赫连丹蓉称上述向刘伟给付的投资款842万元中除转账755万元外多次以现金形式向刘伟支付共计87万元，虽然刘伟不认可，但刘伟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且刘伟在《收条》中予对转让款金额共计842万元予以确认，视为对该现金交付的87万元予以认可，故对赫连丹蓉称其以现金方式多次向刘伟给付87万元现金予以采纳。刘伟提供于2013年8月29日向赫连丹蓉转账186万元的转账凭证拟证明该186万元系偿还赫连丹蓉于2013年1月4日转给刘伟65万元及2013年12月7日的转给刘伟100万元的借款共计165万元的本金、利息，因还款时间不应早于借款时间，故仅对刘伟已经返还赫连丹蓉65万元予以采纳。庭审后，赫连丹蓉自愿主张本案所涉投资款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算，并放弃其他利息请求部分。故刘伟应向赫连丹蓉返还投资款777万元（842万元-65万元），并向赫连丹蓉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以未给付本案所涉投资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刘伟称赫连丹蓉应依据《收条》约定，无偿收回两酒店相应的股份，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赫连丹蓉并未请求收回股份，故对刘伟该陈述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一、刘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赫连丹蓉投资款777万元，并向赫连丹蓉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以未返还投资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赫连丹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466元，由赫连丹蓉负担8668元，由刘伟负担64798元。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赫连丹蓉作为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依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确定，1.2015年7月6日，刘伟向赫连丹蓉出具的两份收据均载明“收到赫连丹蓉酒店投资款…”；2.2015年11月15日，刘伟再次出具收条对于前述收到投资款进行了确认，且同意赫连丹蓉正式退股并向赫连丹蓉作出还款计划，上述行为应视为其认可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本案中，赫连丹蓉向刘伟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刘伟称赫连丹蓉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刘伟上诉称，2015年11月15日所形成的收条系受胁迫所为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因刘伟既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收条形成存在“胁迫”的事由，又未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本院推定该收条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对该收条所载明文义内容予以确认。根据该收条显示，刘伟认可收到投资款为842万元，经查赫连丹蓉通过银行转账金额为755万元，因此赫连丹蓉一审主张现金支付共87万元亦符合常理，本院予以确认。三、刘伟上诉称其于2013年8月29日向赫连丹蓉转账186万元，除一审法院已核减其中65万元（2013年1月4日赫连丹蓉向其转账金额）之外，其余100万元亦应核减。本院认为，刘伟转账该款时间为2013年8月29日，而其请求核减的款项为赫连丹蓉于2013年12月7日向其转账款项，还款时间早于借款时间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亦此认定并无不当。且双方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刘伟的该项主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可另行主张权利。四、对于2015年11月15日刘伟出具收条的性质认定问题。1.刘伟称该收条应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应依法驳回赫连丹蓉起诉。本院认为，刘伟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该收条记载“如不能按时退款,无偿收回两酒店相应的股份”，根据通常理解，该条款应属充分保障债权人实现权利的条款，赫连丹蓉应当可以选择要求返还投资款或收回合伙项目股份。2.刘伟在该收条中明确确认投资款数额并作出还款计划，应视为双方对合伙终止达成最终合意，故刘伟请求对合伙事务再行清算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伟的上述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466元，由刘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伏 春审判员 张雪杨审判员 张 喆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彭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