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再2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秦玲，女，196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军，男，196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上列两名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新勤，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名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明，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荣英，女，196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燕，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秦玲、王军因与被申请人孙荣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由孙荣英向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鄂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秦玲、王军不服，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2016）鄂06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秦玲、王军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鄂民申508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本院经启动院长发现程序，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鄂民监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鄂民申50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秦玲、王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明，被申请人孙荣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燕到庭参加诉讼。因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本案扣除2个月审限，现已审理终结。秦玲、王军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审中被申请人出具的银行转账流水共计借款金额为180万元，申请人秦玲及襄阳五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龙公司）其他员工银行转账共计还款211.89万元，漏算了2011年4月3日申请人秦玲转账给被申请人之子杨黎的32.4万元，该32.4万元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本案实际剩余借款本金为22万元。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通话录音、短信截图、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被申请人知道申请人秦玲的会计身份，知道申请人秦玲是帮朋友借款，实际借款主体和还款主体是五龙公司，申请人秦玲向被申请人借款实际上是为五龙公司履行会计职务。2.即便认定申请人秦玲是债务主体，但借款未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判决申请人王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错误的。请求依法改判两申请人不承担还款义务。孙荣英辩称，一、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被申请人放弃了20多万元利息后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申请人于2018年1月11日履行完毕，本案执行终结。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二、申请人秦玲在一、二审时多次表示45万元借条是双方对多年借款进行结算后形成的，并多次承认尚欠45万元本金未予偿还。申请人秦玲现否认差欠借款本金45万元，不符合本案事实。三、本案借款、还款均发生在申请人秦玲与被申请人之间，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申请人是出于对申请人秦玲的信任向其出借款项，与第三方没有关系。被申请人提交的转款凭证及还款凭证足以证明申请人秦玲、王军应承担还款责任。四、申请人借款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利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借款后及庭审中也是申请人王军与被申请人进行沟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王军对本案借款知情，两申请人应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孙荣英向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秦玲、王军共同偿还孙荣英借款45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28日始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以45万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秦玲、王军负担。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本金尚欠45万元、2014年1月28日前利息已付清、之后利息按年息24%计算，45万元借条系秦玲出具，秦玲、王军系夫妻关系的事实无争议，该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为借款人系秦玲还是五龙公司。从秦玲出具借条的行为看，可认定系秦玲与孙荣英之间建立的借款合同关系。秦玲称其受五龙公司委托对外借款，还款责任应由五龙公司承担，但秦玲仅系五龙公司财务人员，如果代表公司借款，应当有公司授权或委托，且在借款之初应向出借人披露实际借款人，应当得到出借人同意，并应当直接以公司名义出具借条。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借款之初孙荣英即知道系五龙公司向其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孙荣英愿意与五龙公司建立借贷关系，事后也未以五龙公司名义出具借条。且借款不属于五龙公司的业务范围，秦玲对外借款的行为，在公司职务属性上并不明显，不宜认定系五龙公司与孙荣英直接建立的借贷关系。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等书面借款手续是一种已被大众熟知和认可的方式，秦玲作为一名财务人员，通常来说更应谨慎注意，应当意识到其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的性质。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秦玲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孙荣英主张借款人系秦玲的事实，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秦玲、王军辩称借款人系五龙公司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两年，借条未规定还款时间的，诉讼时效应从主张之日起计算两年，且从本案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看，孙荣英一直在向秦玲主张权利，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诉讼时效有中断情形，故秦玲、王军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10月10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秦玲、王军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偿还孙荣英借款本金4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8日始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案件受理费8200元、保全费2770元，合计10970元，由秦玲、王军负担。秦玲、王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荣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秦玲与孙荣英之间陆续发生多笔借贷关系，多次结算本息后形成本案诉争45万元借条，秦玲对借条真实性和借款已实际出借无异议。二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秦玲向孙荣英借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五龙公司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二、王军是否应当与秦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该院分别评判如下：一、秦玲向孙荣英借款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五龙公司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二审法院认为，从借条本身来看，是秦玲个人名义出具，出具借条载明的内容不能证明其是职务行为，借条形成时间在款项出借和部分偿还之后，虽然出借部分款项汇入五龙公司单位账号和偿还部分借款由五龙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个人账号汇出，但因借条系双方对所有款项对账后以秦玲个人名义出具，款项的用途并不影响认定秦玲个人与孙荣英形成借贷关系。秦玲上诉主张借款系其履行职务行为，款项用于五龙公司业务所需。二审法院认为，秦玲应当举证履行职务行为的外观形式证据（如五龙公司授权委托书等），以及孙荣英在借款之初明知借款人为五龙公司，但一、二审期间秦玲、孙荣英所举证的短信截图、录音等不能达到该证明目的，不能认定秦玲向孙荣英借款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秦玲作为借贷关系相对人应当履行偿还责任，秦玲与五龙公司的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可另行主张权利，五龙公司不应当参加本案诉讼。同时，按照秦玲主张其履行的职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秦玲向孙荣英披露委托人是五龙公司，主张是职务行为，孙荣英可以选择秦玲或五龙公司主张权利，现在孙荣英选择秦玲作为诉讼相对人，不应当再追加五龙公司参加诉讼。故秦玲、王军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秦玲应当偿还孙荣英借款45万元及利息。二、关于王军是否应当与秦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二审法认为，王军作为秦玲的配偶，因本案诉争借款系秦玲个人借款，没有证据证明秦玲与孙荣英明确约定本案借款为个人债务，或有证据证明王军、秦玲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分别财产制且孙荣英明知该约定，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王军作为秦玲配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正确，秦玲、王军此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秦玲、王军上诉还提出，一审判决的内容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增加判决保全费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孙荣英起诉请求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计算方式明确具体，一审判决的内容没有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当事人申请保全措施应当依法交纳申请费，申请费属于诉讼费用的范围，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一审判决由秦玲、王军负担保全费，并无不当。2017年5月27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6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秦玲、王军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2018年6月1日，秦玲、王军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声明》复印件，拟证明秦玲、王军并非因与孙荣英达成和解协议而履行判决，履行判决的行为不意味秦玲、王军放弃了申请再审的权利。证据二：2016年8月15日，五龙公司出具的《关于孙荣英借款事项确认书》复印件，拟证明五龙公司确认案涉45万元借款系该公司借款，与秦玲个人无关。证据三：银行卡取款凭条及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复印件，拟证明2011年4月3日秦玲向孙荣英之子杨黎转账32.4万元，本案实际剩余本金数额为22万元，并非45万元。被申请人孙荣英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证据形式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我方与秦玲、王军在一审法院已经达成执行和解；证据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确认五龙公司是否实际存在，确认书上无我方签字；证据三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也无法反映是向杨黎账户转账。该转账发生在2014年双方结算之前，即使属实也是偿还结算前的借款本息，不能达到申请人的证明目的。被申请人孙荣英提交了一组共三份证据：该组证据：1.《承诺书》；2.《结案证明》；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执605号结案通知书。该组证据拟共同证明2018年1月11日孙荣英与秦玲、王军在本案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之后秦玲、王军根据协议约定履行完毕，本案已经结案。再审申请人秦玲、王军的质证意见如下：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也不能证明申请人放弃了申请再审的权利。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秦玲、王军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声明》系秦玲、王军的个人陈述，仅能证明秦玲、王军在本案执行程序终结后向襄阳中院主张其并非因与孙荣英达成执行和解而履行判决，未放弃再审申请权利。至于本案当事人是否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本院将结合相关事实进行综合评判。第二份证据《关于孙荣英借款事项确认书》系案外人五龙公司的单方称述，未经债权人孙荣英签字认可，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五龙公司为本案债权人，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第三份证据2011年4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及银行卡取款凭条，该证据属本案一审庭审前就客观存在且秦玲能够实际取得的证据，秦玲、王军一、二审时均未将该材料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现依法不属于再审阶段新的证据。从证明目的上看，该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2011年4月3日秦玲向杨黎转账32.4万元，但该转账行为发生在2014年1月28日秦玲向孙荣英出具45万元借支单之前，不能证明此款应从经双方对账确认的45万元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孙荣英提交的三份证据，仅能证明秦玲、王军已按（2016）鄂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义务履行完毕，不足以证明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再审查明，2017年12月27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向王军、秦玲出具（2017）鄂0602执605号结案通知书，载明：“关于申请执行人孙荣英与被执行人王军、秦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执行人已经按（2016）鄂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该案已经执结。”2018年1月11日，孙荣英向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出具《承诺书》及《结案证明》，确认秦玲、王军在本案执行阶段向其支付本金45万元、利息23万元，合计68万元，本案已经执结，不再追究。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基本一致。结合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以及秦玲、王军的申请再审事由、孙荣英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当事人是否在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二、2014年1月28日秦玲出具借支单时，是否实际差欠孙荣英借款本金45万元；三、秦玲是否为案涉借款债务人，案涉债务是否系秦玲、王军夫妻共同债务。兹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当事人是否在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孙荣英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以其与秦玲、王军在本案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且已履行完毕为由，主张本案应终结审查，并提交了《承诺书》《结案证明》以及（2017）鄂0602执605号结案通知书予以证明。经查，《承诺书》《结案证明》系孙荣英单方出具，不符合执行和解协议的形式要件，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执605号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王军、秦玲）已经按（2016）鄂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该案已经执结。”，亦不能证明孙荣英与秦玲、王军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事实。综上，秦玲、王军于本案执行阶段向孙荣英支付68万元，系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并非履行双方间和解协议，本案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应终结审查的情形。二、关于2014年1月28日秦玲出具借支单时，是否实际差欠孙荣英借款本金45万元。孙荣英以秦玲差欠其45万元借款本金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于本案一审时提交了2014年1月28日秦玲出具的45万元借支单及相关银行交易凭证予以佐证。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该45万元借支单是秦玲、孙荣英就历史借、还款金额对账后，秦玲依据双方对账确认的欠付本金向孙荣英出具的总借条。本案二审庭审笔录中载明，合议庭询问秦玲：“那就是说45万元还是没还？”秦玲明确回答：“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由于秦玲当庭认可了孙荣英陈述的案涉45万元借款尚未归还的事实，二审判决依据秦玲庭审自认并结合借支单、相关银行交易凭证，认定秦玲出具案涉借条时实际差欠孙荣英借款本金45万元，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秦玲是否为案涉借款债务人，案涉债务是否系秦玲、王军夫妻共同债务。秦玲主张其向孙荣英借款是履行职务行为，所借款项均用于五龙公司业务经营，其不是案涉借款债务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然而，案涉45万元借支单系秦玲以其个人名义向孙荣英出具，借支单上未加盖五龙公司印章，秦玲亦无证据证明孙荣英有直接向五龙公司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秦玲是案涉借款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一、二审判决认定秦玲系案涉借款债务人并判令其履行还款义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2016年9月13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询问孙荣英是否知道秦玲借款用途时，孙荣英自认其在出借款项时曾询问过秦玲借款用途，秦玲告知系为王军的朋友经营公司所借，即孙荣英在出借款项时即已知晓案涉借款并非用于秦玲、王军夫妻共同生活。同时，案涉部分借款直接汇入五龙公司以及部分还款系从五龙公司工作人员账号汇出等证据，共同佐证了案涉借款未用于秦玲、王军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由于孙荣英出借款项时知晓借款并非用于秦玲、王军夫妻共同生活，秦玲收到孙荣英借款后实际上也未将相关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王军既无举债合意亦未从案涉借款中获利，案涉债务应属秦玲个人债务而非秦玲、王军夫妻共同债务，王军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秦玲、王军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债务属秦玲、王军夫妻共同债务并判令王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6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二、秦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荣英偿还借款本金4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4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孙荣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保全费2770元，合计10970元，由秦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元，由秦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喆审判员  周杏审判员  彭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杨星书记员左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