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晋行终1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9号127栋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男，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南街99号6-5-2号。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苏某1，山西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王某，山西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泉市郊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阳泉市郊区江正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宁某，区长。   委托代理人苏某2，阳泉市郊区司法局副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泉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住所地阳泉市郊区荫营镇中兴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史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牛某，山西世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某，该局科员。   原审第三人孙某3，女，195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阳泉市郊区荫营镇坪上村。   委托代理人赵某，男，198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系孙某3之子。   上诉人孙某1、孙某2因诉阳泉市郊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阳泉郊区政府）、阳泉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以下简称阳泉国土局郊区分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行初12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用。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集体土地应归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也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本案，原告以其对母亲的宅基地使用权享有继承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为孙某3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该行政行为并不会对非集体组织成员的个人权益产生影响，故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其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孙某1、孙某2的起诉。   孙某1、孙某2上诉称，一审法院以被诉行政行为对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理由为：一、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张计莲的宅基地使用权，孙某1、孙某2作为张计莲之子,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根据阳泉郊区政府和阳泉国土局郊区分局的陈述,诉涉土地登记档案中仅有张计莲的《宅基地使用证》(存根),并没有孙某3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资料。孙某3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由张计莲的《宅基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孙某3也当庭认可两个证指的是同一块宅基地。因此，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张计莲的宅基地使用权，上诉人作为张计莲之子,即张计莲的近亲属,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二、上诉人孙某1、孙某2是张计莲的合法继承人,上诉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国土资发(2011)178号《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因此，上诉人孙某2、孙某1虽然系城镇居民,但可以以继承的方式取得农村土地使用权,因此上诉人孙某1、孙某2有权提起诉讼。一审裁定混淆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区别,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来否定上诉人的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与本案争议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没有任何关联,完全是答非所问。若依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就只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综上所述,上诉人有权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阳泉郊区政府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阳泉国土局郊区分局答辩意见同阳泉郊区政府。   本院经审理查明，孙某1、孙某2、孙某3及案外人孙某4、孙某5系姐弟，其父孙子渊，其母张计莲。孙子渊与张计莲分别于1976年和2001年去世。张计莲于1977年后在阳泉市××区修建一处包括三眼窑洞、厨房在内的院落，1987年阳泉郊区政府为其颁发编号为0402426的《阳泉市郊区宅基地使用证》。2008年，该处房产因修建小学被拆迁，孙某3之夫赵全小与村委会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取得一套安置房和附属物补偿款3000多元。2018年，孙某1、孙某2及案外人孙某4、孙某5与孙某3因涉案土地拆迁补偿款的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孙某1、孙某2、孙某4、孙某5作为原告，以孙某3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继承分割其母名下的土地及房产的拆迁补偿利益。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孙某1、孙某2诉称，2018年3月在处理遗产继承问题的过程中，才知道阳泉郊区政府和阳泉国土局郊区分局于1998年10月21日向孙某3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8年9月10日，孙某1、孙某2提起本案之诉，要求撤销该发证行为。本案审理中，阳泉郊区政府和阳泉国土局郊区分局述称，经查阅相关档案，涉案土地只有1987年为张计莲颁发的编号为0402426的《阳泉市郊区宅基地使用证》（存根），没有1998年10月21日向孙某3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任何登记资料，对该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孙某3则称，其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其母张计莲生前交给自己的。   以上事实有一审中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以及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及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一审审理情况，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孙某1、孙某2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经查，1987年阳泉郊区政府就涉案土地为张计莲颁发了《阳泉市郊区宅基地使用证》，2001年张计莲去世。1998年10月21日孙某3取得涉案土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该证的土地登记资料缺失，孙某3取得涉案土地的权属来源现无法考证。孙某3虽主张是其母张计莲生前赠与自己的，但该主张只是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孙某1、孙某2作为张计莲的合法继承人，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计莲生前已将涉案土地及房屋赠与孙某3的情况下，有权以继承人的身份对该财产主张权利。孙某1、孙某2与被诉发证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以孙某1、孙某2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否定其原告主体资格，缺乏法律依据。正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援引的国土资发(2011)178号《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孙某1、孙某2作为城镇居民，对其母名下的土地及房屋有权继承并可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能够成立。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结果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行初120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魏佩芬   审判员 李克恭   审判员 刘 群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