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刑终151号原公诉机关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新禹，男，1981年9月1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5日被抓获，2017年5月7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7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7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辩护人余仁财，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诚，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庞海军，男，1969年9月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7月19日被抓获，2018年8月6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9月11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辩护人丁伟志，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崔红艳，女，1975年1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9月2日被抓获，2017年9月8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9月30日被逮捕。现押常德市看守所。辩护人周德芳，湖南中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宋兰英，女，1974年10月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汉族，大专文化，无业。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3月13日被抓获，2018年3月13日至23日被临时羁押于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2018年3月23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常德市看守所。辩护人代则红，湖南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柴福生，男，1982年1月2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小学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6日被抓获，2017年5月10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10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7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辩护人刘卫文，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文涛，男，1983年3月2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小学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1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0月17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18年10月22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辩护人周绍华，广东水贝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宗刚，湖南宏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政岗，男，1984年9月2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13日被抓获，2017年5月19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19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7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志友，男，1986年3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凌源市，汉族，高中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6日被抓获，2017年5月10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10日经常德市公安局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7月28日被执行逮捕，2017年9月28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10月16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18年10月22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辩护人易露，湖南瀚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常希麟，男，1981年8月1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0月16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18年10月22日被执行逮捕。现押汉寿县看守所。辩护人龙占河，湖南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吴邦友，男，1967年1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9月18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0月25日被逮捕，2019年3月11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胡志刚，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小学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13日被抓获，2017年6月21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7月28日被逮捕，2018年2月9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0月16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18年10月22日被逮捕，2019年1月30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蔡豪，男，1972年10月13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6月4日被抓获，2018年6月11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7月18日被逮捕，2019年2月27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李岩，女，1964年4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无业。2009年10月13日因扰乱社会治安被辽宁省本溪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二年；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3月20日被抓获，2018年3月23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4月28日被逮捕，2019年9月19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何永飞，男，1986年8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5月13日被抓获，2018年5月15日至5月19日押黑龙江省五常市看守所，2018年5月20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26日被逮捕。2019年4月18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段阿阳，女，1978年2月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1月25日被抓获，同日被临时寄押于吕梁市看守所。2018年2月2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3月9日被逮捕，2019年2月1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王英，女，1977年9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汉族，中专文化。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0月17日被抓获，2017年10月20日被常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2018年2月9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0月17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18年10月22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6月27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刘桃初，男，1966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7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3月19日被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10月25日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汉寿县人民法院审理汉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常希麟、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刘桃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作出(2018)湘0722刑初25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常希麟、李岩不服，提出上诉。汉寿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向本院移送案卷。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冷志刚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王新禹及其辩护人余仁财、陈诚，庞海军及其辩护人丁伟志，崔红艳及其辩护人周德芳，宋兰英及其辩护人代则红，柴福生及其辩护人刘卫文，赵文涛及其辩护人周绍华、黄宗刚，董政岗，孙志友及其辩护人易露，常希麟及其辩护人龙占河到庭参加诉讼。李岩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已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2019年6月10日至7月9日，常德市人民检察院阅卷。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5年11月，被告人王新禹经他人介绍接触到了“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并赴国外考察“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后在中国内地建立“晟赢系统”团队宣传推广“中券资本”项目并发展下线会员。被告人王新禹以代理销售美国怀俄明州中券资本集团有限公司(简称CCG)的证券为名发展会员，并通过召开培训会、组织会员参加国外传销组织举办的宣传大会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讲解奖金制度，参加者交纳人民币4800元(C800)、人民币15000元(C2500)、人民币48000元(C8000)、人民币150000元(C25000)注册成为会员。“中券资本”传销项目按照推荐关系和安置关系二张网络层级结构对会员进行管理和返利；在安置关系中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会员分左、右两区摆放，在推荐关系中会员按发展与被发展的顺序依次形成推荐层级。“中券资本”项目的奖金制度分为1、静态奖：根据会员投资金额配送相应的杠杆获得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每周自动出售一部分，每隔一段时间证券价格上涨；2、直推奖(推广计划)：发展一个会员获得其下线会员投资额的10%；3、碰对奖(发展计划)：双轨制发展会员，会员分左右两区，根据小区业绩计算奖金；4、代数奖(代数计划)：会员可以获得其下线三代会员对碰奖金，第一代5%，第二代10%，第三代15%；直推奖、碰对奖、代数奖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会员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的依据。所有获得的奖励按照奖金和人民币1:5.5的汇率进行计算，系统设置扣除提现金额的5%作为手续费。为继续进行传销活动，2016年8月，王新禹又在国内发展与“中券资本”传销项目模式类似的“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以代理销售美国德克萨斯州“国盟集团”(简称IHA)的“国盟普惠证券”为名，继续在国内发展会员，从中获利。“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要求参加者最低交纳人民币3600元的入门费，并按照交纳费用的多少确定会员级别，分别为人民币3600元(UN600)、人民币12000元(UN2000)、人民币36000元(UN6000)、人民币120000元(UN20000)四个级别。会员按照推荐顺序和加入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金字塔”形状的推荐层级和安置层级。“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奖金制度分为静态奖、直推奖(推广计划)、对碰奖(发展计划)、豪华奖；静态奖、直推奖、对碰奖与“中券资本”的奖金制度基本一致；豪华奖，即每次对碰奖额外30%自动划拨成为豪华奖，当总数达到一定金额后就可以提取豪车。所有获得的奖励按照奖金和人民币1:5.5的汇率进行计算，系统设置扣除提现金额5%作为手续费。2017年1月份，“中券资本”项目因未持续发展会员而停止。同样，“国盟普惠证券”项目在后期发展会员的数量也开始逐渐减少，为传销项目的持续发展，王新禹又从“新亚洲集团”引进“DB科融证券”(前期叫“天宫三号”)传销项目。2017年3月份，“国盟惠普证券”项目因发展会员数量急剧下降导致该项目停止，为安抚市场，继续发展，该项目重新分为“高胜”和“诺亚方舟”两个传销项目，其奖金制度、投资配套等模式均和“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类似，仅更换项目名称，同时将部分“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会员平移到上述两个项目中，被告人王新禹等人继续开展传销活动。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刘桃初注册成为会员，在黑龙江省、辽宁省、上海市等地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至少三层三十人以上，从中牟利。至案发时止，没有“中券资本”、“国盟普惠证券”、“DB”、“诺亚方舟”、“高胜”的直销项目。到案后，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宋兰英、柴福生、董政岗、孙志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崔红艳、赵文涛、吴邦友、常希麟、刘桃初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新禹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被告人柴福生、孙志友、胡志刚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另查明，案发后，扣押涉案款项人民币413565802.76元，冻结黄某龙、王英等人银行账户资金，冻结崔红艳、宋兰英保险账户资金，扣押涉案车辆6辆及手机、电脑、银行卡等物，查封被告人王新禹、崔红艳等人名下多处房产。各被告人在该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如下：1、被告人王新禹在国内发展“中券资本”、“国盟普惠证券”等五个传销项目，系“晟赢系统”的领导人，负责与国外传销组织对接传销项目，在国内推广、宣传传销项目，发展下线会员，在该犯罪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被告人王新禹以其本人、他人等身份信息在多家银行开立银行账户，用于收取会员交款等。王新禹通过涉案的银行卡账号转入人民币947245224.31元，转出人民币756102488.11元，收取传销组织转入资金及会员费人民币675229200元。2、被告人庞海军、宋兰英于2015年底经张某波介绍注册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两人商议合伙发展下线会员，将会员团队命名为“星星潮”团队，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庞海军负责市场的管理、发展人员、协调和上线联系；宋兰英负责会员账号管理、提现操作及宣传讲课。庞海军共注册了4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65339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0486个)，安置下线11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65222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0425个)，推荐下线41层，实际提现奖金14155071.25；其中宋兰英与庞海军共注册3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65339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0485个)，安置下线11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65222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0424个)，推荐下线41层，实际提现奖金14050286.25。2016年8月，被告人庞海军伙同许某峰经程某波介绍注册成为“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被告人庞海军共注册了4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6434个(去重后账号数为5768个)，安置下线50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6231个(去重后账号数为5571个)，推荐下线18层，实际提现奖金1109600。3、被告人崔红艳于2015年12月经王新禹介绍注册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之后又注册成为“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崔红艳共注册4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01988个(去重后账号数为63184个)，安置下线12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28836个(去重后账号数为9267个)，推荐下线27层，实际提现奖金17583445.5。崔红艳共注册4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有两棵会员树，最高层级的会员编号33964629和60477606；33964629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7647个(去重后账号数16562个)，安置下线65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8205个(去重后账号数为7653个)，推荐下线19层；60477606安置下线编号数为2个(去重后账号数0个)，安置下线1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2个(去重后账号数0个)，推荐下线1层；实际提现奖金2420172.5。崔红艳涉案账号通过个人账户转入的资金人民币104204316.97元，其中传销组织使用或掌控的银行账号转入崔红艳使用的银行账号的资金合计人民币46103011.04元，崔红艳下线会员的银行账号转入崔红艳使用的银行账号的资金合计人民币28440977.36元，其他个人账号转入资金合计人民币29660328.57元。4、被告人柴福生系“晟赢系统”行政负责人，负责“中券资本”等五个传销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及“晟赢系统”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购买、租赁办公场所、员工宿舍，采购办公用品，租赁召开项目启动推广会的场所，对会员参会、考察进行接待，安排食宿、订购车票，管理公司车辆，为会员出国参加会议、活动对接旅行社等。同时，又负责管理“晟赢系统”的财务及日常开支。5、被告人赵文涛系“晟赢系统”中“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其在深圳协助王新禹启动“中券资本”传销项目，负责会议安排、接待等工作。成立“晟赢系统”后，负责安排“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市场管理工作，协助王新禹发展“中券资本”下线会员，管理会员账号，对下线会员反馈、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把控，对接会员市场团队，修改会员账号信息、密码，安排孙志友、于聪的工作。同时，协调下线团队领导人召开推广会并向国外传销组织申请安排讲师进行授课。6、被告人董政岗系“晟赢系统”中“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对接会员市场团队，修改会员账号信息、密码，解答市场团队会员提出、反馈的问题、修改会员账号信息、密码，协调下线团队领导人召开推广会并向国外传销组织申请安排讲师进行授课。7、被告人孙志友系“晟赢系统”中“中券资本”、“诺亚方舟”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在赵文涛的安排下工作，负责对接吴邦友等会员市场团队，对下线会员反馈的问题进行解答，修改会员账号信息、密码，协调下线团队领导人召开推广会并向国外传销组织申请安排讲师进行授课。孙志友伙同范某、刘某英共同注册了“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最高层级36132510会员所在安置层级为23，去重后安置下线会员账号数为28047个，安置下线90层，所在推荐层级为14，去重后推荐下线会员账号数为38个，推荐下线7层。73870852所在安置层级为24，去重后安置下线会员账号数为10个，安置下线9层，所在推荐层级为18，去重后推荐下线会员账号数为1个，推荐下线1层；实际提现奖金3872513.50。8、被告人吴邦友于2015年12月经王新禹介绍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之后又注册成为“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吴邦友注册6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有两颗会员树；80633041安置下线账号数为3232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775个)，安置下线141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2003个(去重后账号数为801个)，推荐下线14层，85937265安置下线账号数为38440个(去重后账号数为21789个)，安置下线148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6440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264个)，推荐下线19层；实际提现奖金3552294.56。吴邦友注册了3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2047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0529个)，安置下线105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5613个(去重后账号数为5210个)，推荐下线17层；实际提现奖金1686107.50。9、被告人胡志刚于2016年5月经冯某云介绍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伙同贾某强等人积极发展下线会员。被告人胡志刚伙同贾某强等人注册4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9090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1430个)，安置下线8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19090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1430个)，推荐下线24层；实际提现奖金5308410。10、被告人常希麟系“晟赢系统”中“DB”(前期名为“天宫三号”)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经王新禹介绍加入“晟赢系统”，成为“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对接崔红艳等会员团队，对下线会员反馈的问题进行解答，修改会员账号信息、密码，负责王新禹召开推广会的会务工作。2017年1月，协助王新禹在哈尔滨市鑫斯顿温泉酒店启动“DB”传销项目，给参会会员、讲师安排食宿，协助被告人王新禹发展“DB”会员，修改“DB”会员账号信息、密码。同时，协调下线团队领导人召开推广会并向国外传销组织申请安排讲师进行授课。11、被告人蔡豪的妻子陆某华(在逃)经王新禹介绍注册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蔡豪于2015年底经陆某华介绍接触到“中券资本”传销项目。陆某华与被告人蔡豪商议注册多个会员账号，积极发展下线会员。陆某华主要负责后台操作，积分提现；被告人蔡豪主要负责帮他人注册会员，代为收取会员费，联系会场召开市场推广会，申请讲师，为参会考察的下线会员购买机票、火车票、订房间等事宜。被告人蔡豪和陆某华共同注册2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26913个(去重后账号数为77438个)，安置下线136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4525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695个)，推荐下线24层；实际提现奖金3362715；注册1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87个(去重后账号数为87个)，安置下线15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87个(去重后账号数为87个)，推荐下线6层；实际提现奖金8360。12、被告人李岩于2016年2月经胡志刚介绍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被告人李岩共注册3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李岩的两棵会员树中，在最高层级的会员编号13563942，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0954个(去重后账号数为6888个)，安置下线80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10954个(去重后账号数为6888个)，推荐下线21层，在最高层级的会员编号73661910安置下线账号数为1391个(去重后账号数为819个)，安置下线49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325个(去重后账号数为208个)，推荐下线15层；实际提现奖金1106645.5。13、被告人何永飞于2015年12月经张某波介绍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何永飞注册1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67065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1638个)，安置下线116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67042个(去重后账号数为41638个)，推荐下线43层；实际提现奖金1479387.5。14、被告人段阿阳于2016年8月经王新禹介绍注册成为“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段阿阳注册2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33940个(去重后账号数为30632个)，安置下线91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3244个(去重后账号数为2619个)，推荐下线14层；实际提现奖金共计652935。15、被告人王英于2016年4月经吴邦友介绍注册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会员，积极发展下线会员。王英注册1个“中券资本”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2072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580个)，安置下线5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2072个(去重后账号数为1625个)，推荐下线15层；实际提现奖金209000。王英注册3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987个(去重后账号数为987个)，安置下线3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987个(去重后账号数为987个)，推荐下线11层；实际提现奖金166174。16、被告人刘桃初于2017年1月经韩某基介绍注册成为“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会员。刘桃初注册1个“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安置下线账号数为33个(去重后账号数为33个)，安置下线24层，推荐下线账号数为33个(去重后账号数为33个)，推荐下线14层。上述事实，有相关物证、书证、勘验、检查、辨认笔录、电子数据、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共同作案人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常希麟、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刘桃初以会员管理系统为依托，以销售外国证券产品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证券产品以获得会员资格，同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等起了关键作用，在传销活动中均起了主要作用，皆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为从犯不当。被告人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常希麟分别承担了管理、协调等职责，被告人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刘桃初为牟取非法利益，积极参加传销组织的活动，发展下线会员，均起了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崔红艳、赵文涛、吴邦友、常希麟、刘桃初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宋兰英、柴福生、董政岗、孙志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新禹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和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被告人柴福生、孙志友、胡志刚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系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新禹、崔红艳、宋兰英、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段阿阳、王英退还部分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等，对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常希麟、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减轻处罚，对被告人刘桃初免除处罚。根据被告人吴邦友、胡志刚、蔡豪、何永飞、段阿阳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并结合司法行政机关提供的《调查评估意见书》，认为上述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无再犯罪危险，经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评估，宣告缓刑对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对其宣告缓刑，并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冻结的银行账户、保险账户资金及孳息、扣押的现金、车辆、查封的房产(详见附表)属于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对被告人王新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庞海军、宋兰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崔红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柴福生、董政岗、李岩、何永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孙志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赵文涛、常希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吴邦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胡志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段阿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李岩、王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刘桃初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王新禹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二、被告人庞海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三、被告人崔红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四、被告人宋兰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五、被告人柴福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六、被告人赵文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七、被告人董政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八、被告人孙志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九、被告人吴邦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十、被告人胡志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十一、被告人常希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十二、被告人蔡豪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十三、被告人李岩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十四、被告人何永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十五、被告人段阿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十六、被告人王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十七、被告人刘桃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免于刑事处罚；十八、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13565802.76元、冻结的银行账户存款23783051.09元、保险账户内的资金、查封的房产、扣押的车辆(详见清单)系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随案移送的手机、电脑、U盾、U盘等犯罪工具，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十九、对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的违法所得(详见附表七)继续予以追缴。上诉人王新禹上诉提出：1、原审认定部分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情况为王新禹系在王桂霞(已另案处理)的发展下开始做“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王桂霞是王新禹在国内的上线。王新禹的传销项目虽然其取名“晟赢系统”，但其上级是传销组织“新亚洲系统”。王新禹被他人发展为该传销组织成员，通过该传销组织收取会费、返还奖励获利。王新禹本身也是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王新禹不断发展下线，追求高额奖励。会员会费由上级“新亚洲系统”收取，王新禹仅仅通过上级系统返还奖励获利3亿多元，原审认定王新禹收取传销组织转入资金及会费675229200元与事实不符；2、原审认定王新禹具有多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但实际并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王新禹通过上级系统返还奖励获利3亿多元，其主动退赃及被扣押的财产已经远远超过其违法所得。故请求依法从轻判处并返还王新禹合法财产。上诉人王新禹的辩护人辩称：1、原审对王新禹的量刑没有遵循相关规定，没有将已经认定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纳入量刑之中，导致对王新禹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都量刑过重；2、王新禹在澳门赌场的2500万元港币不是来源于本案传销活动，与本案无关，不应该被追缴。上诉人庞海军上诉提出：1、原审只查明了庞海军加入传销组织的时间、注册了会员账号、安置下线层级数和提现奖金数额，但没有查明其直接、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和层级，没有查明其犯罪的情节轻重程度。就是庞海军提现金额换算成人民币73960247.2812元也是错误的；2、庞海军经张某波介绍参加传销组织。在共同犯罪中，庞海军是距离本案主犯较远层级的参加者，其连本案主犯的真实姓名及“晟赢系统”主要成员的姓名都不知晓，也未在“晟赢系统”中担任任何职务，就是“晟赢系统”在哈尔滨开内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在传销组织中其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领导者，只能算作积极参加者，系在他人授意下发展下线会员，即使崔红艳、宋兰英的地位、作用也大于庞海军。故庞海军在传销组织中处于从属次要地位；3、庞海军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传销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主观恶性较小，庞海军发展下线没有限制下线的人身自由，没有胁迫，更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同时庞海军无犯罪前科，系初犯，有认罪、悔罪表现，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范围内判处刑罚，原审量刑过重。故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庞海军的辩护人辩称：庞海军认罪态度好，涉案金额小，原审量刑过重，望二审从轻处罚。上诉人崔红艳上诉提出：1、崔红艳的整个团队只占“中券资本”项目很小一部分，崔红艳在整个传销项目中只是一个高级会员，处于从属地位，对其他市场领导人没有影响。而与崔红艳处于同一地位的领导者，如吴邦友，与崔红艳一样被指控为从犯，但原审认定崔红艳为主犯，认定其他处于同一地位的领导者为从犯，并且对吴邦友还宣告了缓刑，不公平。而崔红艳除了传销获利比吴邦友多外，其他有些方面吴邦友比崔红艳还严重，并且吴邦友是辽宁省沈阳市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主要市场领导人，比崔红艳多一个市场领导人。崔红艳应当认定为从犯；2、崔红艳在参加“中券资本”传销项目之前有其他合法资产已经混同在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资产里面，鉴定报告显示传销之前的金额有1160188.92元。另外为购买哈尔滨万达房产而赎回的2015年购买的“银谷财富”理财产品200多万元也不属于“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获利，同时，原审判决没收的附表5序号第1、6、7号保险，或者在传销之前投保，或者系他人投保，与崔红艳无关；3、原审判决追缴崔红艳的违法所得金额不合理，崔红艳退赃金额与指控其获利金额7000万元基本一致，崔红艳获取的传销资金已经基本退赃。同时没有追缴王新禹所收传销资金和会费，区别对待不公平。故请求：1、根据崔红艳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认定其为从犯，并按照从犯对其量刑；2、给崔红艳保留原审判决附表4第120号D******和第121号D******房屋；3、请求给崔红艳保留原审判决附表5序号第1、6、7号保险。上诉人崔红艳的辩护人辩称：1、原审没有认定崔红艳为从犯错误；2、相较于吴邦友被判处缓刑，原审对崔红艳的判决不公平；3、崔红艳在传销之前有合法财产300万元左右，希望予以保留。上诉人宋兰英上诉提出：1、根据宋兰英在王新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及所起作用，宋兰英应属于从犯，且公诉机关指控的也是从犯，一审认定主犯错误；2、宋兰英家属根据宋兰英提供的线索、基于宋兰英的要求和委托，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庞海军，应认定宋兰英具有立功情节；3、宋兰英的违法所得即指控的提现金额实际为人民币，原审按照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判决没收错误；4、原审判决将宋兰英退赔的582万元认定为暂扣错误。同时，宋兰英还退赔了2辆车。宋兰英积极退赃且几乎全部退完，应从轻处罚；5、宋兰英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赔，再追缴2份保单有失人文关怀；6、原审判决量刑有悖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故请求依法减轻对宋兰英的处罚。上诉人宋兰英的辩护人辩称：1、王新禹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共计有5个传销项目，宋兰英仅仅参与了其中以庞海军为领导人的“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即使在“中券资本”传销项目中，宋兰英也只是管理会员账号、后台提现操作、偶尔讲课，作用次要，是辅助性的。因此，无论从共同犯罪的整体，还是从“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局部分析，宋兰英应认定为从犯；2、宋兰英家属根据宋兰英提供的线索、基于宋兰英的要求和委托，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庞海军，应认定宋兰英具有立功情节；3、宋兰英的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并且能够如实供述其罪行，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柴福生上诉提出：1、原审量刑过重，柴福生有如实供述及立功表现情节；2、原审所判罚金过高，柴福生在整个传销组织中只是给王新禹打工，按月拿工资，无其他获利。故请求从轻量刑并减少罚金数额。上诉人柴福生的辩护人辩称：1、柴福生从事的是辅助性工作，可替代性强，没有发展会员，没有从事传销业务工作，其所得仅为工资收入；2、柴福生有规劝同案犯自首的行为，具有立功表现。上诉人赵文涛上诉提出：1、赵文涛规劝一传销人员并使其投案自首，对此应认定赵文涛具有立功情节；2、赵文涛系打工人员，按月领取工资，没有进行传销牟利，也没有发展下线传销人员，相较其他同案犯，赵文涛的社会危害性很小，且属从犯，又具有自首情节。故原审判决赵文涛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畸重，请求在认定赵文涛具有立功情节的基础之上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同时大幅度降低罚金金额。上诉人赵文涛的辩护人辩称：1、赵文涛规劝吴邦友投案自首，应认定赵文涛具有立功情节。同时，赵文涛还具有从犯、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以及初犯、平时表现很好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故请求对赵文涛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上诉人董政岗上诉提出：1、原审量刑过重，董政岗有如实供述情节，在传销活动中未推广市场，也未发展下线，虽然有市场总监的头衔，但工作性质与客服无异，所起作用较小；2、原审所判罚金过高，董政岗只是给王新禹打工，按月拿工资，无其他获利。故请求从轻量刑并减少罚金数额。上诉人孙志友上诉提出：1、原审量刑过重，孙志友有如实供述及立功情节；2、原审所判罚金过高，孙志友在传销活动中只是给王新禹打工，按月拿工资，无力支付高额罚金，且已全部退赃，所起作用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故请求从轻量刑并减少罚金数额。上诉人孙志友的辩护人辩称：1、孙志友检举揭发，并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王新禹的上线王桂霞。同时孙志友已将其在传销组织中的全部“收入”及“投资”均用于退赃，在所有原审被告人中退赃比例最高，且其家庭非常困难，父母是农村低保户；2、孙志友系从犯、初犯，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且有立功表现，加入传销组织前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其哥哥愿意承担监管责任。故请求在考虑孙志友所具有的量刑情节及现实表现基础之上，对孙志友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上诉人常希麟上诉提出：1、原审认定常希麟属“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后又负责协助王新禹发展“DB”下线会员，承担了管理和协调等职责。该认定有悖事实。而能够证明常希麟被任命为市场部负责人的，除了王新禹、柴福生的供述，无其他任何证据。同时，“DB”项目在本案中的作用很有限，常希麟在本案中的作用有限，不属于管理人员，据此原审对常希麟量刑过重；2、原审量刑严重失衡，未考虑常希麟所具有的自首情节；3、原审不考虑常希麟未取得违法所得的事实，在将常希麟前后人员均判处缓刑的情况下，单单判处常希麟实刑，且过高的判处30万元罚金，有违公平公正原则。故请求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上诉人常希麟的辩护人辩称：常希麟在传销活动中只是给王新禹打工，除按月拿工资外，并未获利，没有发展会员，作用相对较轻；常希麟具有从犯、自首、初犯、偶犯、认罪认罚等法定或酌定情节。故原审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提出：1、关于王新禹，无论其上线是谁，均不影响王新禹作为本案传销项目的组织、领导者法律责任的承担；王新禹收取的上线转入的资金及会员会费，均系违法所得。利用该违法所得购置的财物或者产生的孳息，均应追缴；本案犯罪金额十分巨大，引诱参与人数众多，危害后果严重，情节严重，原审结合王新禹所具有的情节，量刑适当；2、关于庞海军，其从2015年开始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成员，之后迅速发展会员。经鉴定安置会员4万余名，下线114层，推荐下线会员4万余名，下线41层，实际提现1400余万元。2016年参加“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安置和推荐发展下线均达6千余名，提现110余万元。庞海军发展会员数和违法获利金额均十分巨大，对本案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原审认定其为主犯，并结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3、关于崔红艳，其从2015年开始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成员，之后迅速发展会员。经鉴定安置会员6万余名，下线124层，推荐下线会员2万余名，下线27层，实际提现1700余万元。“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安置会员1万余名，推荐发展下线均达7千余名，提现200余万元。崔红艳发展会员数和违法获利金额均十分巨大，对本案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崔红艳在共同犯罪中与吴邦友的地位相当，但崔红艳发展的会员和提现奖金均远大于吴邦友，作用不同。原审认定崔红艳为主犯，并结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4、关于宋兰英，其与庞海军共同经营“星星潮”团队，发展下线会员人数巨大，违法获利金额巨大，对本案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其家属协助抓获同案犯不能认定为宋兰英立功。原审认定宋兰英为主犯，并结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5、关于柴福生，其系“晟赢系统”行政负责人，负责整个“中券资本”传销项目，虽然没有直接发展会员，但对传销活动进行管理、推广，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6、关于赵文涛，其系“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协助王新禹推广传销项目，管理会员账户，协调各传销团队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发展会员，但对传销活动进行管理、推广，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没有其他犯罪分子因为赵文涛的规劝投案自首，立功不能成立。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赵文涛判处的刑罚适当；7、关于董政岗，其“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市场管理人员，承担管理市场团队与会员账号、密码，组织虚假宣传等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发展会员，但对传销活动进行管理、推广，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董政岗判处的刑罚适当；8、关于孙志友，其系“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市场管理人员，负责对接下线传销团队，并积极发展会员，其主要账号下线安置层级达90层，安置下线会员2万余名，推荐下线7层，实际返利380余万元，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孙志友判处的刑罚适当；9、关于常希麟，其系“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协助王新禹发展“DB”会员，承担管理与协调任务，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常希麟判处的刑罚适当。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应当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除原审判决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即黄某龙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账号为622***************的存款人民币17331910.94元；附表5序号1保险账户资金系违法所得认定有误外，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王新禹检举揭发的刘某超已被移送审查起诉，涉嫌罪名为集资诈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刘某超累计吸收实际报案人存款金额514792618元，返本金额91697375元，返息金额16035203元，造成出借人损失金额224402091元。刘某超所具有的情节有认罪态度较好，认罪认罚。宋兰英被抓获后，将庞海军与其共同作案后才用于与宋兰英联系的电话号码告知其弟弟宋某伍，叫宋某伍先联系庞海军劝说庞海军投案自首，如果劝说不成，再将该电话号码告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抓捕庞海军。后宋某伍经联系庞海军劝其投案自首不成，便将庞海军的电话号码告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据此将庞海军抓获。辽宁省凌源市司法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载明，孙志友在外打工多年，其邻居和村委会帮教组织都表示该人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无其他产业及经济来源，在家很难维持生活，其父母年老体弱，已失去监管能力。辽宁省凌源市司法局据此认为孙志友不具备适用非监禁刑的条件，不建议对孙志友适用非监禁刑。但孙志友的哥哥孙某军表示愿意监管孙志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司法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是常希麟适宜非监禁刑。原审判决第十八项中冻结的黄某龙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账号为622***************的存款人民币17331910.94元，即原审判决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系王新禹委托他人从澳门转回内地再存入黄某龙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的账户。原审判决没收的附表5序号1保险，系崔红艳于2015年12月19日作为投保人为其自己投保，期缴费金额915880元，已缴1年；序号6、7号保险，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不是崔红艳，但系崔红艳出资购买。上述事实，还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哈公(外经)诉字〔2019〕300号《起诉意见书》、调查评估意见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朝阳乡大南沟村民委员会、辽宁省凌源市大王杖子乡大王杖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人马某旺、王某聪、陈某利、孙某军的证言证明。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常希麟及原审被告人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刘桃初以会员管理系统为依托，以销售外国证券产品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证券产品以获得会员资格，同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在共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中，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等起了关键作用，在传销活动中均起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常希麟分别承担了管理、协调等职责，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刘桃初为牟取非法利益，积极参加传销组织活动，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均起了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分别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崔红艳、赵文涛、吴邦友、常希麟、刘桃初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分别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新禹、庞海军、宋兰英、柴福生、董政岗、孙志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分别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王新禹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且被王新禹检举揭发的刘某超涉嫌犯集资诈骗罪，刘某超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王新禹在本案中有重大立功，故对王新禹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宋兰英、柴福生、孙志友、胡志刚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属立功，分别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新禹、崔红艳、宋兰英、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段阿阳、王英退还部分赃款，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庞海军、李岩退还极少部分赃款，不予从轻处罚。综上，对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予以从轻处罚，对宋兰英、柴福生、赵文涛、董政岗、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常希麟、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予以减轻处罚，对刘桃初免除处罚。根据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常希麟、蔡豪、何永飞、段阿阳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可以确认上述上诉人或者原审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宣告缓刑对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可以对其实行社区矫正。冻结的银行账户、保险账户资金及孳息、扣押的现金、车辆、查封的房产，除原审判决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及相应孳息、附表5中序号为1的保险账户内资金外，属于违法所得或者系供犯罪所用的资金，依法予以没收。而原审判决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及相应孳息、附表5中序号为1的保险账户内资金，尽管不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不系供犯罪所用的资金，但是王新禹作为本案主犯，应当对全案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负责，崔红艳作为本案主犯，应当对其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负责。同时，判决的罚金亦应缴纳。故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及相应孳息，即王新禹委托他人从澳门转回内地后被冻结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黄某龙账户的款项及孳息，在缴纳王新禹被判处的罚金后再追缴王新禹全案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附表5中序号为1的保险账户内资金，应追缴崔红艳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并缴纳崔红艳被判处的罚金。上诉人王新禹提出“王桂霞是王新禹在国内的上线；王新禹仅仅通过上级系统返还奖励获利3亿多元，原审认定王新禹收取传销组织转入资金及会费675229200元与事实不符；原审认定王新禹具有多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但实际并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新禹通过上级系统返还奖励获利3亿多元，其主动退赃及被扣押的财产已经远远超过其违法所得”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对王新禹的量刑过重；王新禹在澳门赌场的2500万元港币不是来源于本案传销活动，与本案无关，不应该被追缴”的辩护意见。经查，王新禹收取传销组织转入资金及会费的金额经过了鉴定，客观、真实；原审根据王新禹的犯罪事实，及其所具有的犯罪情节，综合全案，已经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刑罚适当。至于王桂霞是否是王新禹的上线，并不影响王新禹就本案传销活动法律责任的承担。但考虑王新禹在本案中存在一次重大立功这一在二审阶段查明的新的事实，综合全案，可在原审基础上予以从轻处罚，对王新禹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为宜。鉴于原审判决第十八项中冻结的黄某龙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账号为622***************的款项及孳息，即原审判决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及孳息，系王新禹委托他人从澳门转回内地再存入黄某龙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的账户的款项及该款项产生的孳息，现无证据证明与本案传销活动有关，原审没收不当，应予纠正。但应在缴纳王新禹被判处的罚金后再追缴其全案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上诉人庞海军提出“原审只查明了庞海军加入传销组织的时间、注册了会员账号、安置下线层级数和提现奖金数额，但没有查明其直接、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和层级，没有查明其犯罪的情节轻重程度。就是范某军提现金额换算成人民币73960247.2812元也是错误的；庞海军经张某波介绍参加传销组织。在共同犯罪中，庞海军是距离本案主犯较远层级的参加者，其连本案主犯的真实姓名及‘晟赢系统’主要成员的姓名都不知晓，也未在‘晟赢系统’中担任任何职务，就是‘晟赢系统’在哈尔滨开内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在传销组织中其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领导者，只能算作积极参加者，系在他人授意下发展下线会员，即使崔红艳、宋兰英的地位、作用也大于庞海军。故庞海军在传销组织中处于从属次要地位；庞海军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传销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主观恶性较小，庞海军发展下线没有限制下线的人身自由，没有胁迫，更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同时庞海军无犯罪前科，系初犯，有认罪、悔罪表现，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庞海军认罪态度好，涉案金额小，原审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经查，庞海军参加“中券资本”、“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后发展会员积极，发展会员层级多，数量巨大，提现奖金金额高达上几千万元人民币，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对于传销活动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原审据此认定庞海军为主犯，并结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故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崔红艳提出“崔红艳的整个团队只占‘中券资本’项目很小一部分，崔红艳在整个传销项目中只是一个高级会员，处于从属地位，对其他市场领导人没有影响。而与崔红艳处于同一地位的领导者，如吴邦友，与崔红艳一样被指控为从犯，但原审认定崔红艳为主犯，认定其他处于同一地位的领导者为从犯，并且对吴邦友还宣告了缓刑，不公平。而崔红艳除了传销获利比吴邦友多外，其他有些方面吴邦友比崔红艳还严重，并且吴邦友是辽宁省沈阳市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主要市场领导人，比崔红艳多一个市场领导人。崔红艳应当认定为从犯；崔红艳在参加‘中券资本’传销项目之前有其他合法资产已经混同在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资产里面，鉴定报告显示传销之前的金额有1160188.92元。另外为购买哈尔滨万达房产而赎回的2015年购买的‘银谷财富’理财产品200多万元也不属于‘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获利，同时，原审判决没收的附表5序号第1、6、7号保险，或者在传销之前投保，或者系他人投保，与崔红艳无关；原审判决追缴崔红艳的违法所得金额不合理，崔红艳退赃金额与指控其获利金额7000万元基本一致，崔红艳获取的传销资金已经基本退赃。同时没有追缴王新禹所收传销资金和会费，区别对待不公平”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没有认定崔红艳为从犯错误；相较于吴邦友被判处缓刑，原审对崔红艳的判决不公平；崔红艳在传销之前有合法财产300万元左右，希望予以保留”的辩护意见。经查，崔红艳参加“中券资本”、“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后发展会员积极，发展会员层级多，数量巨大，提现奖金金额高达上亿元人民币，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尽管崔红艳在本案共同犯罪中与吴邦友的地位相当，但其发展的会员和提现奖金数均远大于吴邦友，对于传销活动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原审据此认定崔红艳为主犯正确；尽管崔红艳掌握并使用的11个银行账户在其参加传销项目之前有1160188.92元金额，但崔红艳在传销活动中使用了该11个银行账户，之前的余额属于供犯罪所用的资金，亦应予没收。崔红艳无证据证明其为购买哈尔滨万达房产而赎回过2015年购买的“银谷财富”理财产品200多万元；原审判决没收的附表5序号1保险，系崔红艳于2015年12月19日作为投保人为其自己投保，期缴费金额915880元，已缴1年。此时崔红艳尚未开始进行传销活动；序号6、7号保险，尽管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不是崔红艳，但崔红艳供述系其于2017年3月份出资购买，原审认定为违法所得判决没收正确。故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没收附表5序号1保险账户内资金不当，应予纠正，但应追缴崔红艳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并缴纳其被判处的罚金。上诉人宋兰英提出“根据宋兰英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及所起作用，其应属从犯，一审认定主犯错误；宋兰英家属根据宋兰英提供的线索、基于宋兰英的要求和委托，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庞海军，应认定宋兰英具有立功情节；宋兰英的违法所得即指控的提现金额实际为人民币，原审按照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判决没收错误；原审判决将宋兰英退赔的582万元认定为暂扣错误。同时，宋兰英还退赔了2辆车。宋兰英积极退赃且几乎全部退完，应从轻处罚；宋兰英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赔，再追缴2份保单有失人文关怀；原审判决量刑有悖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王新禹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共计有5个传销项目，宋兰英仅仅参与了其中以庞海军为领导人的‘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即使在‘中券资本’传销项目中，宋兰英也只是管理会员账号、后台提现操作、偶尔讲课，作用次要，是辅助性的。因此，无论从共同犯罪的整体，还是从‘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局部分析，宋兰英应认定为从犯；宋兰英家属根据宋兰英提供的线索、基于宋兰英的要求和委托，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庞海军，应认定宋兰英具有立功情节；宋兰英的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并且能够如实供述其罪行，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宋兰英与庞海军经人介绍，共同注册成为“中券资本”传销项目会员后，发展会员积极，发展会员层级多，数量巨大，提现奖金金额高达上几千万元人民币，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对于传销活动的发展亦起了关键作用。原审据此在认定庞海军为主犯的同时，也认定宋兰英为主犯正确。宋兰英的提现奖金，在本案传销项目中有其特定单位，不是人民币，也不是美元，但是换算关系等于1美元，原审按照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判决没收正确；宋兰英退赔的582万元及车辆属于退赃，原审认定暂扣不当；至于保单，购买资金来源于犯罪所得，追缴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根据宋兰英的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对宋兰英量刑恰当。但根据二审阶段新的证据查明宋兰英具有立功情节，对宋兰英应予减轻处罚，综合全案，对宋兰英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为宜。故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柴福生提出“原审量刑过重，柴福生有如实供述及立功表现情节；原审所判罚金过高，柴福生在整个传销组织中只是给王新禹打工，按月拿工资，无其他获利”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柴福生从事的是辅助性工作，可替代性强，没有发展会员，没有从事传销业务工作，其所得仅为工资收入；柴福生有规劝同案犯自首的行为，具有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经查，柴福生系“晟赢系统”行政负责人，主要负责“晟赢系统”后勤及接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发展会员，但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恰当。但柴福生在传销活动中从事后勤管理工作，领取工资，综合全案对其判处100万元罚金过高，50万元较为适当。故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赵文涛提出“赵文涛规劝一传销人员并使其投案自首，对此应认定赵文涛具有立功情节；赵文涛系打工人员，按月领取工资，没有进行传销牟利，也没有发展下线传销人员，相较其他同案犯，赵文涛的社会危害性很小，且属从犯，又具有自首情节。故原审判决赵文涛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畸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赵文涛规劝吴邦友投案自首，应认定赵文涛具有立功情节。同时，赵文涛还具有从犯、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以及初犯、平时表现很好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赵文涛系“中券资本”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协助王新禹推广传销项目，管理会员账户，协调传销团队，虽然没有直接发展会员，但对传销活动进行管理、推广，对整个传销活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综合考虑其量刑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恰当。但对其判处100万元罚金过高，50万元较为恰当。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犯罪分子因为赵文涛的规劝而投案自首，至于其辩护人所说的吴邦友，是在吴邦友的亲戚朋友的规劝下投案自首的。赵文涛的立功不能成立。故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董政岗提出“原审量刑过重，董政岗有如实供述情节，在传销活动中未推广市场，也未发展下线，虽然有市场总监的头衔，但工作性质与客服无异，所起作用较小；原审所判罚金过高，董政岗只是给王新禹打工，按月拿工资，无其他获利”的上诉理由。经查，董政岗系“中券资本”传销项目市场助理，“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负责人，承担管理市场团队与会员账号、密码，解答市场团队会员提出、反馈的问题等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发展会员，但对传销活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原审综合考虑其量刑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恰当。但对其判处100万元罚金过高，50万元较为恰当。故以上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孙志友提出“原审量刑过重，孙志友有如实供述及立功情节；原审所判罚金过高，孙志友在传销活动中只是给王新禹打工，按月拿工资，无力支付高额罚金，且已全部退赃，所起作用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及其辩护人提出“孙志友检举揭发，并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王新禹的上线王桂霞。同时孙志友已将其在传销组织中的全部‘收入’及‘投资’均用于退赃，在所有原审被告人中退赃比例最高，且其家庭非常困难，父母是农村低保户；孙志友系从犯、初犯，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且有立功表现，加入传销组织前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其哥哥愿意承担监管责任。故请求在考虑孙志友所具有的量刑情节及现实表现基础之上，对孙志友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孙志友系“中券资本”、“诺亚方舟”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负责对接下线传销团队，伙同范某、刘某英共同注册“国盟普惠证券”会员账号，对传销活动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原审结合其他情节对孙志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适当。但对其判处50万元罚金过高，20万元较为恰当。考虑孙志友在传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及立功情节与现实表现，参考司法行政机关的调查评估意见及孙志友的哥哥愿意监管孙志友的意思表示，可对其宣告缓刑。故以上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常希麟提出“原审认定常希麟属‘国盟普惠证券’传销项目的市场助理，后又负责协助王新禹发展‘DB’下线会员，承担了管理和协调等职责有悖事实。而能够证明常希麟被任命为市场部负责人的，除了王新禹、柴福生的供述，无其他任何证据。同时，‘DB’项目在本案中的作用很有限，常希麟在本案中的作用有限，不属于管理人员，据此原审对常希麟量刑过重；原审量刑严重失衡，未考虑常希麟所具有的自首情节；原审不考虑常希麟未取得违法所得的事实，在将常希麟前后人员均判处缓刑的情况下，单单判处常希麟实刑，且过高的判处30万元罚金，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常希麟在传销活动中只是给王新禹打工，除按月拿工资外，并未获利，没有发展会员，作用相对较轻；常希麟具有从犯、自首、初犯、偶犯、认罪认罚等法定或酌定情节。故原审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能够证明常希麟担任“DB”市场部负责人的还有常希麟自己的供述。常希麟供述其因为和会员沟通有问题，“DB”市场部负责人只干了几天。原审结合常希麟的其他情节对其判处刑罚恰当。考虑常希麟在传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及立功情节与现实表现，参考司法行政机关的调查评估意见，可对其宣告缓刑。故以上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但因二审出现新的事实应予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2018)湘0722刑初250号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第十五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第十九项，即被告人庞海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崔红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被告人吴邦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胡志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蔡豪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李岩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何永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段阿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王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刘桃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免予刑事处罚；对被告人王新禹、庞海军、崔红艳、宋兰英、孙志友、吴邦友、胡志刚、蔡豪、李岩、何永飞、段阿阳、王英的违法所得(详见附表七)继续予以追缴；二、变更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2018)湘0722刑初250号刑事判决第十八项，将该判决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及相应孳息、附表5中序号为1的保险账户内资金从清单中清除，不予没收。但附表2中序号为9的款项及相应孳息，在缴纳王新禹被判处的罚金后再追缴王新禹全案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附表5中序号为1的保险账户内资金，应追缴崔红艳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并缴纳崔红艳被判处的罚金；三、撤销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2018)湘0722刑初25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十一项，即被告人王新禹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被告人宋兰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柴福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赵文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董政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孙志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常希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四、被告人王新禹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2023年12月1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宋兰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2022年3月12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柴福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8日起至2020年12月1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七、被告人赵文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2022年4月2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八、被告人董政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2020年12月16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九、被告人孙志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十、被告人常希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童海燕审 判 员 龚哲羲审 判 员 李亚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 翔书 记 员 张梦婷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六条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经审查，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应当判决返还被害人，或者没收上缴国库，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判决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应当通知被害人认领；无人认领的，应当公告通知；公告满三个月无人认领的，应当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还；原物已经拍卖、变卖的，应当返还价款。对侵犯国有财产的案件，被害单位已经终止且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或者损失已经被核销的，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上缴国库。第三百六十九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与本案无关但已列入清单的，应当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属于被告人合法所有的，应当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后及时返还被告人；财物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查封、扣押、冻结机关将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的部分移送人民法院。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