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男，196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2218。执行事务合伙人：郭伟。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江苏洪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复思尔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周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群威，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八路1区6号1幢、2幢。法定代表人：郭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丑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伟、上诉人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炜能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复思尔达企业）及原审被告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20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复思尔达企业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复思尔达企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依据均存在错误。《郭伟、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没有成就，复思尔达企业无权要求郭伟承担回购义务。《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的回购情形为2017年、2018年、2019年每一会计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此约定的只有2017年、2018年、2019年3年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的百分之八十时才符合回购条件，而目前复思尔达企业仅以2017年净利润未达标为由要求回购，显然不符合《增资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增资协议》第5.4条约定的3种回购情形无疑存在共性和逻辑关系，即无论是3年业绩波动、3年总业绩还是3年上市的条件均需要到最后1年，也就是2019年以后才能判断是否符合回购条件。（三）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复思尔达企业在增资时，各方一致认可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长期上市目标，从而达成了“3年内不得撤回投资，以满足公司的资金和发展需求”的共识。《增资协议》第5.4条设置的回购条件正是在此签订背景和商业目的下的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现。（四）因《增资协议》签订于2017年9月30日，也即在签约时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前3个季度的净利润基本已经明确。在此情况下，2017年的净利润是否能够达到承诺的标准基本上已经可以判断。但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复思尔达企业称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的净利润仅有1.2亿余元，与郭伟承诺的3.5亿元净利润差距巨大。如果按照复思尔达企业的陈述，在郭伟及宁波炜能中心已经明确知晓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的净利润不可能达到其承诺数额的百分之八十，且已有多个投资者希望参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F轮融资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理性主体都显然不会同意以2017年的净利润额作为单一标准决定是否满足回购条件，否则无异于短期借贷。因此，将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3年的净利润共同作为业绩标准才符合各方当事人签约时的商业背景及真实意思表示。（五）根据《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第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发起人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之内不得转让。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因此，只有在2018年12月27日以后，各发起人才可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只要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审计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就满足回购条件，则可能导致在该股份被回购时的时间点还处于股权的禁售期内，显然与《发起人协议》的约定及《公司法》的规定相矛盾。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一审判决对于《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的理解不符合当事人本意。因此，一审判决将《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的回购情形推理解释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则回购条件成就是错误的。二、《增资协议》的回购条款已被《发起人协议》禁止，不应当再生效。（一）根据《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之约定，自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各发起人即成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各发起人不得以其他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类似向公司或其他发起人主张任何其他权利。《发起人协议》于2017年12月份签署，据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6年、2017年净利润的情况，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在2016年完成的净利润超过了2亿元，2017年完成的净利润虽有所下降，但也超过了1亿元。根据《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发行人申请IPO的财务指标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2.三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累计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3.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25%，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窗口指导意见，申请IPO发行的财务窗口指标为主板净利润符合最近一年会计年度超过5000万元，中小板或和创业板净利润符合最近一年度期末超过3000万元。因此，在原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电池有限公司）股改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2017年12月份，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净利润已然符合向证监会申请IPO的财务条件，股改行为是为IPO做准备的。而根据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的规定、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第五项“对赌协议”中“投资机构在投资发行人约定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的，原则上要求发行人在申报前清理”的回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发起人及申请IPO的公司应当保证其在申报IPO时股权明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因此，业内的一般做法是，保荐人和律师在企业申请IPO时，一般会核查企业是否存在股权代持、股权争议及潜在的权属争议的事实，其中，是否存在对赌、回购是核查重点。业内的一般处理方式为，如果发行人存在类似的股权回购的对赌性约定，这意味着发行人的股权可能存在潜在的权属纠纷，从而导致发行人无法满足股权清晰这项发行条件。因此，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在协助企业进行IPO的申报时，一般会遵守该规定。《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的约定正是是基于上述背景签订，《发起人协议》是为了保证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在之后的IPO申请中符合证监会的审核标准而签署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维度理解和解释《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的约定：1.从合同使用的词句来看，该条款中的“各发起人”系包括复思尔达企业、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内的，“其他任何协议”系指《发起人协议》之外的、已经签署的协议或合同，系包括《增资协议》在内的，“任何其他权利”系指该条款所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本案中，复思尔达企业要求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回购其向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增资股权的权利显然不属于上述的任何其他权利之内。因此，该条款应当解释为包含复思尔达企业在内的其他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不得以包含《增资协议》在内的其他任何协议，向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和包含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内的其他发起人主张包含要求上述发起人回购复思尔达企业已认购持有的股权的权利之内的任何其他权利。概而言之，复思尔达企业、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已通过《发起人协议》的上述约定，实际变更、废止了《增资协议》中复思尔达企业要求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回购其已认购的股份的权利。复思尔达企业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的专业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对上述条款的真实意思和法律含义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2.从合同目的来看，《发起人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对公司设立过程及设立后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实进行明确约定，系公司设立前的类似公司章程的协议。可以说《发起人协议》系除公司章程之外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法律文本。在国能电池有限公司折股整体变更过程中，国能电池有限公司作为旧的主体已然消灭，而承继其权利义务及债权债务关系的系新设立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因此，发起人之间关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股权回购事宜，应当优先适用最新签署的《发起人协议》，而非旧的、在有限公司层面签署的《增资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从《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的约定无法推出《发起人协议》直接排除《增资协议》是错误的。虽然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增资协议》赋予了复思尔达企业在约定情形发生时的申请回购权，但基于2017年12月16日《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的约定，该项申请回购权连同《增资协议》中约定的优先认购权、清算优先权及各方享有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各项权利均已被复思尔达企业、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内的发起人在《发起人协议》中一并放弃。并且《发起人协议》中的该条约定所指的权利范围并不仅限于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增资协议》中的权利，同时也涵盖了其他发起人在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成立前签订的其他任何协议或备忘录中涉及的各项权利。该条约定表明，包括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原股东以及新加入的增资方在内的所有发起人一致同意，各方放弃短期投资、赚取利息的想法，着眼于长远利益，共同致力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发展。本案一审庭审时，复思尔达企业对《发起人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却拒不承认该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约定的效力，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上，在签署《发起人协议》时，复思尔达企业已经完成了从外部投资人向内部发起人的转变，其基于新的身份形成的在后的权利放弃的意思表示，当然构成对《增资协议》中相关权利的否认。复思尔达企业主张不能以《发起人协议》对抗《增资协议》的观点无法成立。《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的约定未作任何特殊说明或者备注，内容清晰、具体、明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遵守。如复思尔达企业认为其在《增资协议》中享有的申请回购权并未因《发起人协议》的签署约定丧失，应举证证明其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成立后，另行签订了其他补充协议、备忘录，或郭伟及宁波炜能中心另行向其出具了单方承诺，否则其无权作出与《发起人协议》约定明显相违背的行为。但一审判决在没有上述相关证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对《发起人协议》的该条约定作出解释认定，从而判决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应承担回购义务。三、复思尔达企业一审的起诉请求已明确为最终金额以18000000元×（1+8%）×（自2017年9月26日至实际支付受让款之日期间的天数÷365）为准计算，据此，一旦实际支付涉案款之日与2017年9月26日的天数超过365天，如该天数为730天，则按照该计算可能导致该股权受让款的金额为18000000元×2+18000000元×16%，明显错误。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在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请范围内进行判决，而复思尔达企业的上述诉请明显超过了其所称的《增资协议》及相关事实的范围，一审判决第一项是在复思尔达企业诉讼请求范围之外判决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及权利处分原则。复思尔达企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增资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已经成就，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应当承担回购以及支付回购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一）《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系指2017年、2018年、2019年的任一会计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的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而非连续3个会计年度均没有完成，理由如下：1.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每一会计年度”通常解释为“任一会计年度”，否则需要在每一会计年度后，加上“都”或者“均”才能表示出3个会计年度都的含义。但如果在理解条款时人为加上“都”或者“均”就偏离了本意；2.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结合《增资协议》的相关条款合同目的来看：（1）该条约定的三项条件系按照递进关系设置分别规定了不同情形，第一项指的是没有完成郭伟承诺的任一年度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第二项指的是3个年度累计净利润没有达到承诺的3年净利润总的百分之百，第三项指的是3年后没有完成IPO或被上市公司并购。其中，第一项条件设置的本意是根据上述条件的要求国能电池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要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因此，设置了3年中任一年度的利润向下波动最多不能超过20%，否则每年的净利润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国能电池有限公司的上市，进而不利于复思尔达企业以及其他投资人的增资目的。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所谓的3年业绩波动到第3年结束后才能判断的说法不合常理。如果第一年的利润都没有达到承诺的百分之八十，其利润波动已经存在，已经对上市构成了影响，所以没有必要等到3年结束后再看；（2）按照任一会计年度来理解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关系是统一而不矛盾的，即如果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在3年中的某一年净利润能够达到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复思尔达企业即不要求回购。但在最终3年满的时候需要满足第二项条件，也即达到承诺的净利润目标总的百分之百，如果第一项条件按照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所谓的3年净利润均未达到承诺利润的百分之八十理解，其结果是3个年度累计未完成的净利润总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累计净利润没有达到13.5亿元的百分之八十，也即10.8亿元。在此情形下，第一项与第二项就对净利润的金额作出了不同的要求，既没有必要也相互矛盾；（3）结合《增资协议》第5.3条第1款约定郭伟对投资者承诺目标公司的净利润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分别为3.5亿元、4.5亿元、5.5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的条件是明确且对应的，如果按照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累计3年均未完成的观点理解，其结果累计净利润没有达到13.5亿元的百分之八十，就没有必要再承诺每年的净利润。3.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而言，复思尔达企业增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目的是为实现资本回报最大化，而这一目的要通过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完成IPO或被上市公司并购实现。复思尔达企业要求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在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均应保持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是为确保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能够具备在一定期间内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这才符合《增资协议》的目的。4.《增资协议》系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及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方提供的版本，且未允许复思尔达企业修改，因此参照格式合同约定，对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理解。（二）根据《增资协议》第2.1条、第2.2条的约定，复思尔达企业增资实为溢价增资，是以2017年度预计的合并报表口径计算净利润预计净利润3.5亿元为估值基础。并且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该协议第5.3条也明确承诺2017年净利润为3.5亿，表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对于2017年度3.5亿元的净利润是有信心的，并且以此计算复思尔达企业的增资款。如果按照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说法，即郭伟已经明确知晓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度的净利润不可能达到其承诺数的百分之八十，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涉嫌的就是合同欺诈，即明知2017年度净利润无法达到3.5亿元，却欺骗复思尔达企业其能够承诺2017年度净利润为3.5亿元，并据此要求复思尔达企业按照3.5亿元的估值计算增资款。另外，根据《增资协议》第6.2条第16项的约定，各方对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增资时，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以及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提供的是2016年年终审计报告等文件，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及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在《增资协议》签署后，有能力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却故意不予聘请进行审计，拒不履行《增资协议》约定的财务报表、审计义务以及该协议第5.9条约定的其他义务，拒不向复思尔达企业提供财务报表等文件。在复思尔达企业多次催要下，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员工才于2018年9月向复思尔达企业提供了2017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电子版。根据该财务报表，复思尔达企业才知悉其2017年度的净利润仅为1.2亿元，因此，在《增资协议》签署时，各方并不存在不以2017年度的净利润承诺金额达标作为回购的意思表示。（三）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以后发生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改而产生的《发起人协议》约定的“发起人持有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否定回购条件，判断在前签署的《增资协议》的条款本意，该观点不具有逻辑关联性，且一年限售期也不影响复思尔达企业按约要求回购的权利。二、《发起人协议》第15条约定的内容，不能排除复思尔达企业要求回购的权利。（一）《发起人协议》作为企业股改的常规程序性文件，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及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仅通知复思尔达企业签署了签署页，没有给协议内容。并且复思尔达企业询问了其他发起人，也都明确未收到过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及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提交的《发起人协议》全文，也仅是给了签署页要求签署。另外，复思尔达企业在一审后去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调取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企业档案，工商部门也没有《发起人协议》的文件。目前，在案的《发起人协议》没有加盖骑缝章，主文内容可以随意被替换。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也没有提供《发起人协议》盖章时的拍照视频，没有提供就协议内容沟通的邮件、微信、电话等证据。因此，复思尔达企业对于签署页盖章的真实性认可的，但无法知晓《发起人协议》内容是否被修改和替换，进而对《发起人协议》的内容不予认可。（二）《发起人协议》系各方针对国能电池有限公司变更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股改而签署的协议。是依据《公司法》签署的关于股份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协议。而《增资协议》是复思尔达企业在作为非股东的投资方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签署的关于投资的民事合同。《增资协议》中的回购条款实际上是对赌条款，该条款触发复思尔达企业要求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等主体进行回购时，复思尔达企业所主张的回购权利实际上是一种债的请求。《发起人协议》当然不能排除债的实现。因此《增资协议》与《发起人协议》签署目的、约束的事项不一致，不能简单以《发起人协议》第15条的内容否定《增资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三）在商事活动中，对重大权利义务的变更，必须非常明晰、准确，表述具体权利义务变更事项。《发起人协议》和《增资协议》签署的目的不同、关联性不强。在签署《发起人协议》时，并未明确《发起人协议》的内容能够豁免之前投资时的民事合同的权利来明确《增资协议》在《发起人协议》签署后解除或停止执行，亦未明确复思尔达企业放弃了回购请求权、优先认购权、清算优先权、违约赔偿权，况且这些权利是股权投资中投资人最重要的权利。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用《发起人协议》中一个不明晰的条款否定《增资协议》中作为投资人的最重要的权利，不合常理，也违背基本的商事合同逻辑。各方当事人在签署《发起人协议》时的本意以及合同目的并非如此，如果支持该协议第15条将导致之前所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四）复思尔达企业以及其他投资人签署《增资协议》的目的是为实现资本回报最大化，而这一目的是要通过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完成IPO或上市公司并购来实现。《增资协议》设置回购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上述目的的实现。回购条款实际是估值调整的条款，是为了解决投资方和融资方交易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调整。2017年9月30日签订《增资协议》，在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能否IPO还未确定，甚至刚刚进展到IPO最基本的股改，复思尔达企业及其他投资人就在2017年12月签署《发起人协议》自行否定回购条款，放弃回购请求权、优先认购权、清算优先权、违约赔偿权不合常理，违背基本的商业投资逻辑。（五）《增资协议》第12.3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未经各方书面同意不得修改”，第14.3条约定：“各方基于本协议书未尽事项签署的补充或附加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条款，《增资协议》的修改，必须具备各方书面同意以及形式为补充或附加协议两个要件，《发起人协议》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所以其对《增资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修改《增资协议》的条款。（六）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所谓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改过程就是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作为新的主体承继其权利义务、债权债务，因此，股权回购优先适用《发起人协议》以及复思尔达企业基于发起人的新身份否定了《增资协议》中相关权利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性。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改只是公司形式发生变化，没有任何主体的消灭和新设，因此，不存在优先适用哪个协议的问题。（七）《发起人协议》与《增资协议》签署的目的、约束的事项不一致。复思尔达企业无论作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改前的股东还是股改后的发起人，其身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变化，复思尔达企业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签署《增资协议》仅3个月后的股改时就去否定保障投资人投资目的最核心的条款。（八）关于IPO的条件。虽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仅规定了较低的财务指标，但该指标是上市最基本的条件，证监会在审查相关企业上市的时候，还会关注其持续盈利能力，相关企业在上市的时候，如果在报告期内，也就是上市的前三年，如果其利润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将不会得到证监会的认可，证监会将会质疑其未来持续稳定的经营能力。（九）关于《发起人协议》签署的背景。《发起人协议》签署的背景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改仅是未来企业上市的第一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是股改了企业就可以上市了，所以在股权投资的惯例中，相关投资人关于其特殊权利的约定，其终止往往是在企业正式申报上市材料的同时，而非在股改当时或者《发起人协议》签署的同时，因为股改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申报上市文件。根据相关证券律师的经验以及咨询到的相关券商的意见，股改后甚至好多公司几年都不会申报上市材料，所以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提到的关于《发起人协议》签署就是为了上市的背景以及在《发起人协议》中约定相关发起人之前签署的任何文件中约定的相关权利全部终止，不符合相关投资人的原意。用2019年3月15日的证监会的窗口指导意见追诉《增资协议》以及《发起人协议》的本意本身就没有任何逻辑性。三、关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提到一审判决超诉求的问题。（一）一审中，一审法官询问复思尔达企业诉讼请求的括弧的位置，复思尔达企业当庭进行了修改，该点可在一审庭审录像中看到。（二）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提到本案一审笔录没有在二审中作为证据提交，且其称复思尔达企业在该笔录中称坚持诉讼请求，对此，复思尔达企业只是在对一审程序最后法官问到双方是否坚持诉讼请求、是否坚持答辩意见的回答，实际上此时已经变更了诉讼请求。（三）复思尔达企业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实际上超过了一审判决的范围，即使按照未变更前的诉求，在一年内金额是符合的，一年之后的金额远远超过了一审判决的金额，因此一审判决不超过诉求范围。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述称：一、《增资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条件没有成就。二、《发起人协议》的约定事实上已经废除了各方当事人在《增资协议》中约定的申请回购权、优先认购权、清算优先权以及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一切权利。（一）关于《发起人协议》真实性的问题。复思尔达企业二审中主张签署《发起人协议》时没有拿到主文，没有看到《发起人协议》的内容，因此对《发起人协议》的内容不认可，这一点与其一审的质证意见矛盾。复思尔达企业在一审中明确认可《发起人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另外，复思尔达企业一方面主张其从未见过《发起人协议》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主张各方当事人在签署《发起人协议》时的本意并非放弃《增资协议》中的回购权以及两份协议签署的目的和涉及的事项不一致，显然前述两种主张是矛盾的，作为专业的投资公司，在没有看到协议主文就在签署页盖章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行为逻辑。因此，复思尔达企业声称从未见过《发起人协议》与事实严重不符，且也与其一审质证意见矛盾，不应采信。（二）关于一审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中，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讼请求的计算公式确实是错误的，复思尔达企业经一审法官询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结果与复思尔达企业一审诉请公式的计算结果差距巨大。截至一审判决作出，即2019年9月27日，按照复思尔达企业一审诉请计算金额应近3900万元，而一审判决结果应在2000万元左右。在复思尔达企业明确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不论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请，其对于诉讼费的分配也不合理。复思尔达企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郭伟与宁波炜能中心连带以20771506.85元（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1日），最终金额以18000000元×（1+8%）×（自2017年9月26日至实际支付受让款之日期间的天数÷365）为准，受让复思尔达企业持有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0.25%的股份；2.判令郭伟与宁波炜能中心连带支付复思尔达企业支付的律师费415430.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42383.87元；3.判令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增资协议》签署情况。2017年，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与复思尔达企业协商增资事宜。2017年9月6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员工刘季通过微信向复思尔达企业提供了《增资协议》合同版本。该协议由各方在单独的落款页分别签署盖章，未注明日期。《增资协议》内容显示，2017年9月30日，郭伟（原股东）、宁波炜能中心（原股东）、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目标公司）、复思尔达企业（增资方）就增资相关事项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二条增资……2.2增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0.18】亿元向目标公司增资。增资方知悉，本次除增资方外，其他增资方（‘其他增资方’）将也以同等的估值为基准对公司进行增资，本次所有增资方增资将一并通过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增资方最终占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增资方投资金额/（70亿元+增资方投资金额+其他增资方投资金额）*100%，上述增资方最终占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增资方实际投资金额及其他增资方实际投资金额为准。各方同意，各方应该于2017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增资方的出资及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增资事项。……第五条增资前义务和增资后治理结构目标公司、郭伟向增资方作出如下承诺：……5.3郭伟对投资者承诺，目标公司的净利润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分别为3.5亿元、4.5亿元、5.5亿元。上述净利润是在中国会计准则下、除去少数权益及非经常性损益后，目标公司经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净利润，但不考虑股份支付的影响，下同。5.4如果目标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1）2017年、2018年、2019年每一会计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2）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累计净利润没有达到13.5亿元；（3）本次投资完成后的三年（即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的三个自然年度）没有完成IPO或者被上市公司并购（但众所周知中国的IPO或者并购的政策原因调整导致的延长，应予以顺延）。投资者有权在上述情形后一个月内，要求郭伟和宁波炜能中心按照本次增资款本金加上8%年化资金利息之和的价格受让投资者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但相应分红收益应该扣除（下同）。……第八条违约责任8.1对于本协议项下的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承诺及陈述与保证条款）而使其他方（以下简称‘非违约方’）产生或遭受损害、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任何权利请求进行调查的费用）的，违约方应当对非违约方进行赔偿。该赔偿并不影响非违约方根据法律法规就违约方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该等违反可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非违约方就违约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而享有的权利和救济应在本协议被取消、终止或完成后依然有效。……8.5如果目标公司、郭伟以及炜能资产单独或共同违反本协议下所作陈述、保证和/或承诺，郭伟、炜能资产和目标公司应就相关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对增资方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12.4因本协议执行或履行中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经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的，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及合理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另，《增资协议》中载明郭伟的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八路1区6号。二、增资协议的部分履行情况。2017年9月26日，复思尔达企业向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转账支付增资款18000000元。2017年9月29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复思尔达企业为公司新股东，原股东一致同意放弃优先增资权。2017年12月6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39295264元，股东复思尔达企业持股591000元。三、《发起人协议》签署情况。2017年12月16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拟发起设立股份公司，各股东（包括复思尔达企业、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内）签署《发起人协议》，其中明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1887975556.52元。各发起人同意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净资产人民币1887975556.52元，按1：0.190680435折合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成立后的股本总额360000000股，由各发起人按照目前各自在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整体变更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后，复思尔达企业变更前的出资额为591015元、出资比例为0.2470%，变更后持股数量889133股，持股比例0.2470%；发起人持有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份，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该协议第十五条约定：“发起人特此向其他各发起人声明和保证，在协议签署日至国能股份成立之日：……8、自国能股份成立之日起，各发起人即成为国能股份的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能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各发起人不得以其他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类似向公司或其他发起人主张任何其他权利。”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7年12月27日，国能电池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企业类型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变更为360000000元，复思尔达企业出资金额变更为889133元，持股比例折算为0.25%。四、复思尔达企业要求回购的由来、经过。2018年7月至9月期间，复思尔达企业几次要求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提供2017年公司审计报告等材料未果。2018年9月13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财务部刘圣材通过邮件向复思尔达企业发送了2017年公司合并报表（未经审计），该报表显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净利润为120996675.32元，未达到《增资协议》中承诺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一审庭审中，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未在一审法庭给予的合理期间内提交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报告。2018年8月1日，复思尔达企业通过顺丰速运向郭伟发函，函件的收件人抬头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内容主要为因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未能完成2017年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要求郭伟或宁波炜能中心按照协议约定价格购买复思尔达企业根据《增资协议》购买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权。2018年8月2日该邮件被杨瑞代为签收。2018年8月23日、2018年9月21日，复思尔达企业委托律师就上述相关内容再次通过顺丰速运分别向郭伟发函（收件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八路一区六号郭伟180XXXXXXXX），两邮单分别于2018年8月24日、2018年9月23日被肖姗姗、杨瑞代为签收。2018年10月17日，复思尔达企业员工石珊珊就上述函告内容最后一次向国能电池股份公司邮箱（b81t81@126.com）发送了律师函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五、其他情况。复思尔达企业（甲方）与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其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合同纠纷案件，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案件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如有）、执行程序（如有）。乙方委派陆群威、王俊杰律师组织律师团队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双方约定一审程序律师代理费收取方式为：A、如案件经过一审法院审理后出具判决书，一审程序律师代理费为起诉时诉讼标的金额的2%，一审程序代理费已包括可能的执行程序费用（如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7.5万元，剩余费用自一审程序完结（包括执行程序，如有）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B、如争议双方在一审程序中经协商后案外和解或在法庭主持下调解，一审程序律师代理费为人民币15万元。甲方应于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7.5万元，剩余7.5万元人民币由甲方撤诉之日或收到法院送达的调解书之日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双方约定二审程序（如有）律师代理费为：A、如争议任一方不服一审判决书提起上诉，则二审程序律师代理费为上诉时诉讼标的金额的1%，二审程序代理费已包括可能的执行程序费用。甲方应于收到二审立案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7.5万元，剩余费用自二审程序完结（包括执行程序，如有）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B、如争议双方在二审程序中经协商后案外和解或在法庭主持下调解，二审程序律师代理费为人民币15万元。甲方应于收到二审立案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7.5万元，剩余7.5万元人民币由甲方于撤诉之日或收到法院送达的调解书之日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双方约定撤诉或法院调解后如涉及执行程序的律师代理费进行了约定，在上述一审或二审程序律师代理费的B款情形下，执行程序律师代理费为执行回款金额的2%减去15万元人民币，甲方应于实际获得每笔款项（含同等金额的利益）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如执行回款金额的2%不足15万元人民币，则不再支付费用。2018年10月25日，复思尔达企业向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用75000元。另，复思尔达企业在本案一审中提起诉讼财产保全，并于2018年11月12日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42468.64元。复思尔达企业另缴纳本案的财产保全费5000元。经一审法院询问，复思尔达企业称持有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权期间，未取得过股权分红。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的回购条件是否成立；二是若回购条件已经成就，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是否可依据《发起人协议》排除复思尔达企业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三是郭伟、宁波炜能中心需承担的债务范围；四是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涉案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逐一论述如下：一、《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回购条件是否成就。对《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2017年、2018年、2019年每一会计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的理解，复思尔达企业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予以了不同的解释。复思尔达企业主张，该条应理解为，若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则回购条件成就。而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主张，只有2017年、2018年、2019年3年的净利润均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时，回购条件方能成就。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合同条文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就《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规定而言，其使用了“每一会计年度”字眼，通常解释为“任一会计年度”之意，但也可解释为“每一会计年度都”。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若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解释来对第1项进行解读，则为2017年、2018年、2019年3年的净利润均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3年累计净利润达不到13.5亿元的百分之八十即10.8亿元，在此情形下，第1项与第2项的约定，系对净利润的金额作出不同的要求，既无必要又前后矛盾；再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复思尔达企业增资目的，是要实现资本回报最大化，这一增资目的要通过目标公司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完成IPO或被上市公司并购来实现，增资者要求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均应保持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以确保公司能够具备在一定期限内持续稳定盈利能力的上市条件，符合合同签署目的。因此，综合文义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应理解为，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则回购条件成就。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增资协议》约定了目标公司净利润的确定应当经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复思尔达企业此前几次要求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提供经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审计报告无果。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时间内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仍未能提交审计报告。复思尔达企业以财务报表证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未能达到其承诺利润的百分之八十，若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此不认可，应当向一审法院提交2017年审计报告予以证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在一审法院限定时间内未予提交，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复思尔达企业关于国能电池股份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未达其承诺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增资协议》回购条款已经成就的主张予以采信。二、《发起人协议》是否能够排除复思尔达企业行使回购权。从合同条文的含义来看，《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八项未明确《增资协议》在《发起人协议》签署后解除或者停止履行，亦未明确增资方放弃了基于《增资协议》的回购请求权、优先认购、清算优先权、违约赔偿权等权利，从该条文以及《发起人协议》本身均无法推定出《发起人协议》直接排除了《增资协议》的适用。《增资协议》约定复思尔达企业有权在回购条件成就后一个月内要求郭伟和宁波炜能中心按照增资款本金加上8%年化资金利益之和的价格受让投资者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但相应分红收益应该扣除。《增资协议》签署后，2017年12月16日，复思尔达企业、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等股东签署了目标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发起人持有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份，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增资协议》签署在前，《发起人协议》签署在后，对于回购权行使时间的约定，应以在后的协议内容予以确定。2017年12月27日，国能电池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回购条件成就后，复思尔达企业自2018年12月27日起可以行使回购权。现《发起人协议》中约定的1年期限已过，复思尔达公司要求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按照增资款本金1800万元加上该本金按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之和的价格受让其在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出资金额为889133元、比例为0.25%的全部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的起算日期应自2017年9月26日起计算，即利息计算方式应为以18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自2017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承担的涉案债务范围。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依约应承担相应的回购义务，上文已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增资协议》约定“协议项下的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承诺及陈述与保证条款）而使其他方产生或遭受损害、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任何权利请求进行调查的费用）的，违约方应当对非违约方进行赔偿。”郭伟违背其承诺，触发了回购条件，复思尔达企业因行使股权回购权而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律师费用损失75000元，属于郭伟依据该项约定应承担的债务范围，其主张的其他部分的律师费用，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复思尔达企业主张的财产保全保险费用，不属于必要的费用支出，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增资协议》第8.5条的约定，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和目标公司应就相关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对增资方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宁波炜能中心应对郭伟应承担的律师费用损失75000元、保全费损失5000元，向复思尔达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四、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涉案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首先，《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作为《增资协议》所涉及的目标公司，其如果对股东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在《增资协议》中的陈述或保证或违约责任等承担连带责任，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并经过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复思尔达企业现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增资协议》时已对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东会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尽了相应的审查义务，因此，《增资协议》中约定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应为无效。复思尔达企业要求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国能电池股份公司作为《增资协议》所涉的目标公司，若承担回购义务，有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对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承担的涉案债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对本案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郭伟、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回购款本金18000000元及利息（以1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自2017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回购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现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信息显示为0.25%，如与实际不一致，以实际为准）；二、郭伟、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律师费损失75000元；三、驳回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3点：1.《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的回购条件是否成就；2.《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能否排除《增资协议》的适用；3.一审判决结果是否超出了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讼请求范围。一、关于《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的回购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约定“2017年、2018年、2019年每一会计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上诉主张该项应理解为“2017年、2018年、2019年3年净利润均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故该项回购条件并未成就。本院认为，该条约定仅从文义理解来看，确有争议。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主张《增资协议》第5.4条约定的3种回购情形存在共性和逻辑关系，即无论是3年业绩波动、3年总业绩还是3年上市的条件均需要到最后1年才能判断是否符合回购条件。本院认为，在《增资协议》未约定3年固定投资期的前提下，仅从该协议第5.4条约定的体系看，并不能得出3种回购情形均需到最后1年才能判断是否符合的结论。同时，结合该协议第5.3条“郭伟对投资者承诺，目标公司的净利润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分别为3.5亿元、4.5亿元、5.5亿元”的约定，在郭伟对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净利润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在5.4条第1项中将“每一会计年度”理解为“任一会计年度”更符合整个协议的体系架构。故本院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而言，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主张在增资时，协议各方一致认可国能股份公司的长期上市目标，从而达成“3年内不得撤回投资，以满足公司的资金和发展需求”的共识，但其仅以如此理解符合起码的商业运营逻辑为由，并未就协议各方达成共识提交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于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关于如果《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理解为任一年度，则可能导致股份被回购时的时间点处于股权禁售期，显然与《发起人协议》约定及《公司法》规定的“发起人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之内不得转让”相矛盾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原国能电池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签订《发起人协议》均发生在签订《增资协议》之后，故仅以此推断各方签署在前的《增资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认可。综上，郭伟及宁波炜能中心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综合文义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认定《增资协议》第5.4条第1项应理解为2017年、2018年、2019年任一年度没有完成其承诺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恰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能否排除《增资协议》的适用的问题。《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约定：“自国能股份成立之日起，各发起人即成为国能股份的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能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各发起人不得以其他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类似向公司或其他发起人主张任何其他权利。”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上诉主张应根据该项约定排除《增资协议》的适用。本院认为，首先，《发起人协议》首两段约定“为促进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电池’）的进一步发展，国能电池现有22名投资者拟作为发起人，将国能电池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此目的，各发起人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对设立股份公司所涉及的有关事宜，达成本协议……”，第三十四条约定“国能股份不能成立时或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可以终止本协议”，根据前述条款的约定可知，《发起人协议》的签订是为将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次，《增资协议》第14.3条约定“各方基于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签署的补充或附加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如对《增资协议》的内容，尤其对关键权利放弃等重大事项进行变更，应严格按照该条款的约定签订补充协议或附加协议。《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第8项使用的“各发起人”、“其他任何协议”、“任何其他权利”的词句均不明确，无法推出该项约定系对《增资协议》未尽事项签署的补充或附加协议，从而无法推出该项约定可视为复思尔达企业放弃其能够依据《增资协议》向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主张的回购股份等权利。故本院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关于根据该项约定使用的词句可排除适用《增资协议》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另，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以股改完成，国能电池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被国能电池股份公司承继为由，主张国能电池股份公司发起人之间关于该公司股份回购事宜应优先适用最新签署的《发起人协议》，亦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一审判决结果是否超出了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讼请求范围。郭伟、宁波炜能中心上诉主张，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郭伟、宁波炜能中心连带以18000000元×（1+8%）×（自2017年9月26日至实际支付受让款之日期间的天数÷365）为准受让复思尔达企业持有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0.25%的股份，而一审判决第一项判令郭伟、宁波炜能中心向复思尔达企业支付回购款本金18000000元及利息（以1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自2017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回购复思尔达企业持有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在复思尔达企业一审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依据复思尔达企业起诉主张的回购款的计算标准判决，属于判非所请。对此，本院认为，复思尔达企业诉求郭伟及宁波炜能中心回购其持有的国能电池股份公司股份的基础为《增资协议》，该协议关于回购款计算标准的约定为“投资者有权在发生上述情形后的一个月内，要求郭伟和炜能资产按照本次增资款本金加上8%年化资金利息之和的价格受让投资者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此外，复思尔达企业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其一审诉请的计算标准属于书写失误，其认可一审法院依据《增资协议》判决的计算标准。最后，一审法院依据《增资协议》的约定认定回购款金额为18000000元及利息（以1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自2017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未超出复思尔达企业的诉讼标的额，故本院对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经核，一审判决决定的诉讼费负担有误，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郭伟、宁波炜能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47972元，由郭伟、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担1361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由深圳复思尔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11838元（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郭伟、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39482元，由郭伟、宁波炜能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