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保税区。法定代表人：丁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萌，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振龙生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法定代表人：徐继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振龙生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龙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中远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振龙公司赔偿中远公司因其拒绝提货给中远公司造成的船舶营运成本损失783926元；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一审诉讼费用由振龙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卸货完毕的日期认定事实有误。根据中远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装卸时间事实记录”记载，卸货作业结束的实际日期是2018年5月7日。2.中远公司是依据《海商法》第八十六条与《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要求振龙公司赔偿损失，并非以合同条款为依据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因未及时提货而导致的费用与风险应由收货人承担。一审法院在认定中远公司与振龙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前提下，根据《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确认振龙公司负有及时提货的义务。因此，中远公司有权向振龙公司索赔因其未及时提货而给中远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未对损害赔偿方式做出约定的情况下，相关损失计算应以中远公司实际遭受的营运成本损失为准。中远公司向振龙公司索赔的是振龙公司拒绝提货给中远公司造成的损失，而非逾期提货，二者不尽相同。2018年4月16日，振龙公司作为涉案提单下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向开证行提交文件予以承兑，从而成为涉案正本提单持有人，自此振龙公司负有及时提货的义务。同日，振龙公司总经理孟祥斌与中远公司员工肖六兵邮件往来可以看出，因振龙公司与发货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下的贸易纠纷，在有泊位可以靠泊的情况下，振龙公司故意拒绝提货，以至于船舶不能靠泊与卸货，强行要求中远公司催发货人与其解决贸易纠纷，发难于中远公司。据报关单记载，涉案交易约定C&F价格，在货物抵达目的港后收取货物是买方振龙公司的义务。因振龙公司拒绝提货，2018年4月20日，中远公司的代理律师向振龙公司发出律师函，明确指出振龙公司负有及时提货的义务，同时保留向振龙公司索赔相关损失的权利。本案中，租约不应成为计算依据。理由如下：第一，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两提单为康金提单1994版，提单正面仅记载“运费按照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租约支付”，并未明确记载将该租约条款并入提单。振龙公司是涉案提单持有人，其在依据买卖合同受让提单时也未获得租约作为附件；第二，《海商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提单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运人与该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提单的约定”。因此，租约中的权利义务与振龙公司无关。此外，中远公司索赔的是因振龙公司拒绝提货而导致的船舶固定成本损失，并非滞期损失，无须参照租约确定损失。在中远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中远公司仅承诺不向振龙公司索赔滞期损失，并未承诺放弃索赔因其拒绝提货而遭受的船舶固定成本损失。承诺书中的滞期，其英文为Demurrage，是指因没有在约定的装卸货期间内卸货完毕而产生的滞期，本案中自4月30日涉案船舶靠泊后才会涉及装卸问题。中远公司索赔的是振龙公司拒绝提货并将涉案船舶作为仓库占用，致使中远公司遭受的船舶固定成本损失，该承诺书与本案无关。振龙公司辩称，安排靠泊是租家的义务，不是涉案收货人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理由：1.中远公司上诉主张所谓船舶固定成本损失，其实是滞期损失。对于该损失，中远公司应当依据租约向租家主张。中远公司在承诺书中明确承诺不得向振龙公司主张滞期损失的情况下，再向振龙公司主张该赔偿无依据。2.中远公司称其基于提单运输合同关系向振龙公司主张延迟提货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提单中没有约定收货人有义务舱底提货，也没有约定未及时提货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条款。上诉人依据《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要求振龙公司承担未及时提货的损失和风险，但《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货，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卸货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合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因此，无论本案中是否存在迟延提货的行为，中远公司只能向收货人主张卸货后产生的相关费用，在卸货前的所有损失都是滞期损失，只能向租家索赔。中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振龙公司承担因其未及时接受货物而给中远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783926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振龙公司承担。院认定事实：中远公司系“ＬＥＹＥ”轮的船舶所有人，2018年3月28日，“ＬＥＹＥ”轮在越南胡志明港装载散装越南木薯干，托运人为ＬＥＨＯＡＮＧＭＩＮＨＣＯ，ＬＴＤ.；收货人凭指示；通知地址为振龙公司（中国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新兴街西）；卸货港中国龙口港；运费支付依据（2018年3月16日租船合同）；编号为ＨＣＭ-ＬＫ／02-18、ＨＣＭ-ＬＫ／03-18两套正本提单，提单签章处载明：代表承运人签发；提单抬头处载明提单与租约一并使用，代号“ＣＯＮＧＥＮＢＩＬＬ”1994版本。编号编号为420320181000000580进口货物报关单，记载信息为：收发货人为振龙公司；运输工具“LEYE”轮120航次；提运单号HCM-LK/02-18；装货港越南；目的港龙口港；成交方式C＆F；进口日期2018年4月4日，申报日期2018年4月17日。编号为420320181000000581进口货物报关单，记载信息为：收发货人为振龙公司；运输工具“LEYE”轮120航次；提运单号HCM-LK/03-18；装货港越南；目的港龙口港；成交方式C＆F；进口日期2018年4月4日，申报日期2018年4月17日。2018年4月16日，振龙公司作为涉案两票提单项下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向开证行提交相关文件予以承兑，从而持有涉案正本提单。中远公司陈述称，“LEYE”轮的卸货准备就绪通知书证明“LEYE”轮于2018年4月4日抵达龙口港，并按照租约条款规定“LEYE”轮在各方面均已做好开始卸货的各项准备工作。“LEYE”轮装卸时间事实记录载明，“LEYE”轮自2018年4月4日抵达龙口港，等候靠泊指令。直至2018年4月30日，一直处于等候靠泊指令状态。2018年4月30日14:30开始卸货，直至2018年5月1日，卸货完毕。中远公司与振龙公司双方就“LEYE”轮靠泊卸货事宜进行沟通，中远公司方工作人员肖六兵与振龙公司方孟祥斌总经理相互间发送的电子邮件的内容简单概括如下：1.2018年4月16日，孟祥斌发邮件给肖六兵，称经与港口部门沟通，现有泊位，是否安排船舶靠泊卸货作业，请指示。肖六兵回复称：如果收货人单证齐全，可以凭正本提单提货，请马上安排泊位。如果收货人单证不齐，可以将货卸到码头仓库，等拿到提单后再放货，也可以尽快安排靠泊。孟祥斌回复称：请尽快对“LEYE”轮的下一部操作给予明确指示。肖六兵回复称：请催促收货人尽快凭单证提货，避免进一步的影响船期损失。2.2018年4月18日，孟祥斌发邮件给肖六兵：我个人意见，请通知船长天气允许时要开仓通风，避免货物发霉，到时会给船东造成麻烦。当日，肖六兵回复称：木薯片的特性，一旦遇水很容易发霉，开舱后，万一遇到下雨或者潮湿的天气，很容易影响货物变质，会造成很严重的货损。我轮已经在4月4抵达龙口港，到现在为止已经等了14天，早已到了这种货物等的极限。因此，请作为船东代理的角色催促收货人尽快提供单证，安排靠泊卸货，避免因长时间等泊导致货物的变质。目前港口泊位空着，船舶之所以没有靠泊，就是因为收货无法及时安排提货。当日，孟祥斌回复称：请催发货人尽快联系收货人，解决问题。3.2018年4月18日，刘佐明律师受中远公司的委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律师函给孟祥斌：请查收律师函并希望贵司尽快安排卸货。如果发生短量，各方可以共同协商解决。当日，刘佐明律师还发邮件给孟祥斌：在等待贵司安排卸货的同时，我们建议双方各自委托检验人对货物状况进行检验，以分清责任。后，刘佐明律师继续发律师函给振龙公司，以催促振龙公司进行联合检验。上述律师函（2018年4月18日）的主要内容如下：贵司据称已于2018年4月16日议付了信用证下的贸易单据并成为货物的收货人。“LEYE”轮自2018年4月4日抵达龙口港锚地后，因收货人与发货人之间的贸易纠纷，一直未安排卸货，该轮现仍在锚地等待卸货中。根据《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收货人有义务尽快安排卸货并收货，如果发生货物的短量问题，则由各有关方协商解决。据我们了解，涉案货物将以车船直取方式在卸下后直接运往贵司仓库保管，除非贵司同意卸货并相应安排，否则船方无法安排卸货。而龙口港并无可以接纳木薯干货物的专用仓库，因此不具备船长行使卸货权的条件。根据货物的性质，木薯干不宜在船上长时间储存和保管，特别是考虑到海上的空气温度大，甲板可能上浪，恶劣天气等原因，更大大增加了货物产生霉变及虫害等风险。为了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我们特此提请贵方尽快安排卸货。如果由于贵方迟延卸货、收货导致货物受损并由此导致船方费用的增加，我司保留采取一切抗辩及索赔的权利。另查明，（2018）鲁72民初1403号案（以下简称1403号案），该案振龙公司以收货人身份就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短量损失起诉中远公司。1403号案中，振龙公司提交了与本案中远公司提交的内容一致的提单、报关单、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1403号案以调解方式结案，（2018）鲁72民初1403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中远公司作为“LEYE”轮船舶所有人，对振龙公司的损失，中远公司自愿一次性支付振龙公司171776.80元，作为涉案货物运输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振龙公司在该案中的全部索赔的最终及全部解决。2018年4月12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行保1、2号两份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中远公司就涉案两份提单是否由中远公司签发，以及涉案提单记载的清洁已装船是否真实问题作出回答。2018年4月16日，中远公司回复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1.装港代理签发过编号为HCM-LK/02-18、HCM-LK/03-18两套提单；2.根据中国检验（越南）有限公司的水尺检验报告，装船总货量为13291.87吨，对于货物的外表状况无批注；3.如果我公司直接签发提单，我司将根据货物装船时的实际状况签发提单。2018年4月28日，中远公司与振龙公司经多次沟通协商，由中远公司向振龙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1.我司同意“LEYE”轮卸港数量以龙口港过磅数为准。我司承诺过磅数与提单数的数量差，由我司按USD268/MT向振龙公司赔偿。2.“LEYE”轮在卸港产生的滞期问题，由我司向租家索赔，与收货人无关。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中远公司提交“LEYE”轮的租船合同，中远公司以该份租船合同与本案无关为由，当庭拒绝提交。同时，中远公司强调：1.本案中，中远公司的索赔是基于振龙公司作为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及时卸货的义务，所给中远公司造成的船舶营运成本损失，而非船期损失也非滞期损失。具体指“LEYE”轮自2018年4月16日振龙公司持有正本提单应履行及时提货义务时起到实际安排卸货的日期2018年4月30日这段期间“LEYE”轮的成本损失。2.承诺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承诺书中提到的滞期，是指在卸货中由于车船直取，本案没有发生船等车的情况，因此，本案没有发生滞期。3.中远公司索赔的依据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收货人有及时提取货物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远公司依据涉案提单向振龙公司提出索赔，振龙公司否认与中远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从涉案提单识别承运人，可见，涉案提单签发处记载信息为代表承运人签发，按照航运惯例，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提单代表承运人签发可视为代表船东签发，因中远公司系“LEYE”轮的船舶所有人，故其系涉案提单所证明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的主张，应予以采信。中远公司主张振龙公司应承担自其持有正本提单应履行及时提货义务之日起至实际安排卸货开始之日“LEYE”轮的成本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本案中，中远公司应当按照其诉讼请求依法积极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中远公司主张振龙公司在目的港未及时提取货物给其造成损失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然而，根据该条法律规定仅是规定收货人在目的港有及时提货的义务，但是，关于如何认定收货人逾期提货，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中远公司要求收货人承担逾期提货给其造成的船舶营运成本损失，首先，中远公司应当证明按照合同约定，何时为逾期；其次，中远公司需要提交按照船舶营运成本计算逾期损失计算方法的合同依据。涉案提单作为中远公司与振龙公司双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证明，中远公司提交的提单正面信息并未有就前述两点的合同约定。又鉴于中远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提到“LEYE”轮滞期损失应由船东根据租约向承租人索赔。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海商法虽然规定了收货人在目的港有及时提货的义务，但是，按照航运惯例，承运人同时给予收货人合理的提货时间，鉴于本案不存在相关逾期提取货物的违约约定以及按照船舶营运成本计算逾期损失的合同依据，中远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况且，根据中远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远公司应就“LEYE”轮在目的港产生的滞期损失依据租约向租家进行索赔。中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份承诺书系书证原件证据，中远公司虽然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是中远公司并未提出实质性反驳意见，或者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其出具该份承诺书是基于与本案不同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责令中远公司提供租约，以便于法院查明租约中是否有关于“LEYE”轮在目的港安排靠泊以及产生滞期由租家承担责任的约定。但是，中远公司当庭拒绝提交租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应认定中远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与涉案纠纷有关联，中远公司应当就其所主张的目的港的滞期损失向租家进行索赔。关于承诺书，中远公司解释称其中的滞期是指卸货开始以后因卸货效率低下而造成的期间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中远公司的主张与航运惯例不符，且中远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的合同依据，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中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中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39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820元，由中远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远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份：2018年3月30日振龙公司发给中远公司的电子邮件一份。以证明2018年3月30日，振龙公司向中远公司确认龙口港不拥堵，船舶完成熏蒸后就可靠泊。对上述证据，振龙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生成于2018年3月30日，系在一审开庭之前，不是新证据。邮件落款是龙口市鸿海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系中远公司与其船舶代理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与振龙公司无关。本院认证如下：振龙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中远公司与龙口市鸿海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的往来邮件，与振龙公司无关，无法证明中远公司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LEYE”轮在2018年5月7日卸货完毕。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当事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中远公司向振龙公司索赔的船舶营运成本损失有无依据。本案中，中远公司系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振龙公司系收货人。中远公司上诉理由，“LEYE”轮到达龙口港后，因振龙公司未及时安排“LEYE”轮卸货，在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产生船舶营运成本损失，主张该损失由振龙公司赔偿。振龙公司辩解卸货前的所有损失都是滞期损失，只能向租家索赔。中远公司依据提单向振龙公司主张的损失，经查，两套提单中没有约定涉案船舶抵达目的港后收货人振龙公司提取货物的合理时间。中远公司起诉的法律根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为，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该条法律规定的意义是，对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处理。收货人迟延提取货物是指收货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提货。迟延须有合理期限，至于多长的期限才算合理，没有统一的标准。拒绝提取货物是指有明确收货人，但其明确表示拒绝提货。该条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船长卸货的权利，以保护承运人的利益。该条规定在赋予船长卸货权利的同时，也给予一定的限制，即应将货物卸载至仓库或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这里所产生的费用主要是指卸货费。本案中，“LEYE”轮到达龙口港后，振龙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取得正本提单。2018年4月30日14:30开始卸货，至2018年5月7日卸货完毕。中远公司起诉理由是振龙公司拒绝提取货物，并非依据振龙公司迟延收货主张权利。从合同实际履行过程看，振龙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开始卸货，属于迟延收货的行为，振龙公司并没有拒绝收货。该事实与中远公司的诉因不符，中远公司有关振龙公司拒绝提货的依据不足，此乃其一；第二，对于振龙公司迟延提取货物而言，中远公司没有确定合理的提货期，故中远公司主张振龙公司违约，事实依据不足；第三，中远公司向振龙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LEYE”轮在卸货港产生的滞期问题，向租家索赔，与振龙公司无关。中远公司的起诉与此承诺意思相悖。综上，中远公司向振龙公司索赔的船舶营运成本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1639元，由上诉人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宫恩全审 判 员  赵 童审 判 员  董 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赵斐代理书记员  赵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