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5民初3300号 原告：宋德谦，男，197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阜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红，上海汉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红军，男，197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栋，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炜卓，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新塘张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MT9XU7X。 法定代表人：陈爱国，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该公司工程主管。 原告宋德谦与被告王红军、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9月24日、2019年11月9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8月2日开庭，原告宋德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红、被告王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栋和赵炜卓、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爱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8月23日开庭，原告宋德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红、被告王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炜卓、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9月24日证据交换，原告宋德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红、被告王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炜卓、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9日证据交换，原告宋德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红、被告王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栋、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18日开庭，原告宋德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红、被告王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栋、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德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王红军支付加工款413837元以及因迟延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以4138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自2019年4月20日起计算至履行之日止）；2.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对被告王红军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出如下事实主张：1.2016年8月6日，原告宋德谦（合同乙方）与案外人荷顿汽车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合同甲方）签订《荷顿线切割合作协议书》。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设立，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按照上述协议书的内容开展合作业务，即由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向原告宋德谦提供加工场所，原告宋德谦自备切割机械承接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发出的线切割业务，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向原告宋德谦支付加工费时将厂房租金和电费从加工费中予以扣减。2.原告宋德谦于2016年9月进场加工，原告加工时除使用自备切割机械外，还使用了安放于车间内的非自备切割机械。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线切割合作业务至2017年11月30日终止。被告王红军自2017年12月1日起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继续开展线切割合作业务。3.2018年4月19日，原告宋德谦、被告王红军、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签订《付款协议》，约定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期间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原告宋德谦的债务转移给被告王红军，并明确该款项于12个月内付清，同时约定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为被告王红军所受让债务提供保证。4.原告宋德谦与被告王红军随后就应付款项金额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被告王红军确认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原告宋德谦的加工款为509110元（该项金额已扣除合作经营期间全部厂房租金、电费以及原告使用非自备机械的使用费），扣减3%管理费后的债务金额为493837元。5.被告王红军在2018年4月19日至2019年1月29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了原告宋德谦80000元，此后拒绝付款。基于以上事实主张，原告宋德谦认为：2018年4月19日三方签订的《付款协议》明确了两被告的义务，被告王红军在确认付款金额后理应按照双方约定于2019年4月19日前履行付款义务，其拖延付款还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王红军除按照协议履行付款义务之外还应支付利息损失；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在提供保证时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当将该保证视作连带责任保证，在被告王红军不履行付款义务时，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依法应当对主债务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王红军承认原告主张的第1～3项事实，但对第4项事实提出部分异议：当天《付款协议》签署后，被告王红军虽然向原告宋德谦出具了款项承认书，但所载金额针对的是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付宋德谦和赵学亮的总金额，并非直接针对《付款协议》所确定的12个月内向原告宋德谦付清的款项，双方当事人当时口头约定该493837元中被告王红军应当按期支付给原告宋德谦的款项金额为200000元；被告王红军在出具款项承认书时并未得到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授权，也不清楚款项金额中是否扣除了设备使用费。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红军认为：因双方明确约定只需付款200000元，故扣除已付80000元后，被告王红军只需要再支付120000元；因此后原告宋德谦不愿确认200000元支付后债务结清，故被告王红军暂停支付剩余120000元，所以不应支持原告的利息损失。 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承认原告主张的第1～3项事实，认同被告王红军针对原告主张的第4项事实提出的异议，并同时提出：2018年4月19日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只是为被告王红军受让的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原告宋德谦的200000元债务提供保证。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认为：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仅在200000元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案件相关事实认定如下： 本案被告对原告主张的第1～3项事实并无异议，该部分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荷顿线切割合作协议书》《付款协议》予以印证，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第1～3项事实予以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第5项事实，本院结合庭审当事人陈述以及被告王红军提交的王红军与宋德谦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被告王红军于2018年4月18日支付原告宋德谦20000元，于2018年4月19日支付原告宋德谦10000元，于2019年1月28日支付原告宋德谦20000元，于2019年1月29日支付原告宋德谦3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80000元；此后被告王红军拒绝付款。庭审中，原告宋德谦确认上述80000元系支付2018年4月19日《付款协议》所载被告王红军受让的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原告宋德谦的债务。 本案涉及债务转移的直接证据为2018年4月19日的《付款协议》。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宋德谦作为乙方、被告王红军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付款协议》，协议内容为：“自今日起乙方宋德谦所有与甲方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欠款业务及债权债务经三方协商认可，转给丙方王红军接手处理，与甲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丙方在12个月内付清。如违反协议，未付款项。甲方担保乙方未付款项，从丙方线切割加工费及焊接（丙方名下苏州利泰隆机械有限公司）加工费双倍扣除，但只支付乙方仅丙方承诺乙方款项”。《付款协议》签署后，原告宋德谦与被告王红军之间还签署了款项承认书，该款项承认书内容为：“今王红军承认宋德谦与荷顿加工款项总计：肆（该文字被涂抹）伍拾万零玖仟壹佰壹拾元整（509110）扣除管理费3%总计肆拾玖万叁仟捌佰叁拾柒元整（¥493837）”。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事实争议集中于2018年4月19日《付款协议》签订时三方当事人确认的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宋德谦的债务金额（原告主张债务金额为493837元，两被告主张债务金额为200000元）。本院围绕该事实争议展开调查： （一）关于2018年4月19日《付款协议》及款项承认书的形成经过。2019年11月9日证据交换时，原告宋德谦就此作了较为完整具体的表述：《付款协议》与款项承认书是在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先后连续签署的，当时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会计、原告宋德谦、被告王红军都在场；《付款协议》是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会计提前制作好的纸质文件，款项承认书上的509110元是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提前计算过的，但“扣除管理费3%”是当天磋商形成的意见；当天办理这些手续花了约1个小时。此次证据交换时，被告王红军虽然承认两份书面材料连续签署的过程，但提出管理费不是当场谈妥的；针对法庭就事实细节的追问，被告王红军大多采用诸如“会计走开了，有没有回过来我记不清楚了”、手续办理花费时间“记不得了”、《付款协议》是否提前打印好“记不清了”等模糊表述。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日曾向法庭陈述：2018年4月19日陈建国出差在外，是法定代表人陈爱国谈的；金额是协议签订前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宋德谦、赵学亮一起谈好的，总账算过是49万余元。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又向法庭陈述：“这就是实际欠的钱，2019年1月28日转给苏州立泰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489081.83元，这个钱就是结清了”，“这份单子就是我（陈建国）跟宋德谦谈出来的，要扣税的，具体怎么算的是财务算的，我不知道”。 本院从以上各方所述内容中注意到：1.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所作多次陈述均表明，涉案车间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应付加工费在49万元左右，这一金额与2018年4月19日款项承认书所载金额吻合；2.陈建国陈述其并不知晓扣税的具体算法，意味着陈建国所说的提前与宋德谦谈好的金额并非扣税后的准确金额，最终的准确金额只有通过会计核算才能得出。协议签订当天，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爱国及公司会计均参与债务转移事宜，意味着当天同时具备会计技术核算以及法定代表人有权确认的双重条件，因此原告所说的“扣除管理费3%”是当天磋商形成的意见具有高度盖然性；3.针对被告王红军在原告已作明确陈述情形下仍就多项事实细节表述为“记不清”的诉讼行为，法庭已在庭审中向其提示了法律后果；同时，本院注意到2019年8月23日证据交换时被告王红军对《付款协议》文本有准确的陈述，其称“在会议室签的，荷顿的会计在场，会计拿过来的文本，我们直接签的”。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宋德谦就《付款协议》及款项承认书具体形成经过的事实陈述可以从本案其他当事人的陈述中得到部分印证，其所述经过符合日常经验；相反，被告王红军只是单纯地否认却无法通过细节描述增强其所述事实的可信度，而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对原告所述具体经过也未作出针对性的反驳；因此，本院采信原告所述2018年4月19日《付款协议》及款项承认书的形成经过。 （二）关于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合作期间的经营模式。原告宋德谦于2019年8月2日出庭时向法庭强调：涉案车间内的切割机械虽有部分并非原告所有，但整个车间均是由原告统一经营运作，原告雇用工人混同使用所有14台切割机械；陈建国与原告沟通时，具备双重身份，一方面代表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与原告洽谈加工费，另一方面代表车间里非原告自备机械的权利人与原告洽谈设备租金（设备使用费），原告分两次按照陈建国指定账户支付过设备租金。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出庭时向法庭强调：车间内14台切割机械中除宋德谦自备5台外，其余9台是赵学亮的，宋德谦与赵学亮虽在同一车间但各自独立经营，各自所雇工人的工资也是各自发放。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针对法庭的追问继而陈述：赵学亮没有直接来领过钱，款项由公司账户转至宋德谦个人账户；公司代发工人工资，宋德谦只是拿到一部分生活费，买耗材都是宋德谦去买的，赵学亮不出面。经被告王红军申请，赵学亮于2019年8月2日出庭作证时陈述：赵学亮没有与本案原告或被告之间签过协议，与原告之间没有合作关系；赵学亮将买设备的钱转账给陈建国，赵学亮没有在车间里安排人手，具体事务都是陈建国在做；赵学亮只是收取设备收益，对设备的购买、使用和收益计算等具体事宜都不清楚；赵学亮曾收到过宋德谦转账的钱，2019年2月左右还收到过200000元。 本院从以上各方所述内容中注意到：1.赵学亮对车间经营状况完全不知情，而原告强调合作期间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披露车间内非原告自有设备的权利人；在赵学亮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均未向法庭提交与委托购买设备有关的转账记录等证据的情形下，车间内非原告自有设备的真正权利人之事实本身存在模糊（原告始终坚持车间内6台设备之后添加的3台设备系原告出资购买，并不认同赵学亮系该3台设备的所有权人）；2.赵学亮所作陈述表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所主张的经营模式必须依靠在陈建国经办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围绕该部分原始凭证，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仅提交了吴俊出具的140000元的机床款收条、收货单位为叶平的发货单，用以证明2016年8月下旬6台设备的购买情况；仅提交了转账孙奎的手机截屏，用以证明“替赵学亮发工资”；仅提交了宋德谦书写的业务收支草稿照片，用以证明“荷顿公司付给宋德谦跟赵学亮购买附件维修设备款以及剩下钱都在宋德谦那里”。上述证据中，机床款收条和发货单因缺少证据原件，证据真实性存在疑点，即使该两项证据真实也仅反映6台设备的采购情况，不足以反映车间具体经营模式；转账孙奎的手机截屏仅能部分反映代发工资的事实（原告承认存在代发工资的事实）。结合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以及庭审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仅能对陈建国经办购买6台设备、公司有过代发工资形成概括性的认识，但无法形成被告所主张的宋德谦与赵学亮在同一车间各自独立经营的事实判断。现有证据表明，工资均指向工人孙奎（注：宋德谦书写的业务收支草稿上也有“孙奎工资”的记载），车间经营资金均在宋德谦处，这些特征反而佐证了原告宋德谦所述车间由原告统一经营之事实。本院于2019年11月9日证据交换时对经营模式予以重点调查：1.被告王红军陈述其了解过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是将14台设备的总加工款全部支付给宋德谦，再由宋德谦和赵学亮自行协商分配（被告王红军的该项陈述与2019年8月2日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所作“款项由公司账户转至宋德谦个人账户”的陈述相吻合）；2.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向法庭明确，在合作经营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分列有宋德谦与赵学亮业务状况等类似形式的对账资料。综合上述分析和调查情况，本院认为：在原告宋德谦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有关经营模式的不同陈述中，原告宋德谦的陈述更符合现有证据特征；车间内设备的其他权利人在与原告宋德谦并无明确约定的情形下，该部分设备的使用价值应当通过原告宋德谦向设备的其他权利人支付设备使用费的形式加以体现。 （三）关于2018年4月19日债务转移前当事人的磋商过程以及事后原告的催要过程。该部分事实通过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提交的陈建国与宋德谦之间2018年3月27日至2018年5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王红军提交的王红军与宋德谦之间2018年6月2日至2019年6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部分反映。诉讼中，本院提示当事人应当提交更为完整全面的微信聊天记录（除前后时间段的聊天内容缺失外，法庭怀疑现有打印资料中2018年6月2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的聊天内容也可能缺失），但两被告仍只提交了上述记录，而原告称其记录已删除无法提交。本院从陈建国与宋德谦的聊天内容中注意到：2018年3月27日宋德谦要求陈建国先安排部分付款并表示“下月再有给你我不拿”；2018年4月上旬宋德谦与陈建国就会计查账事项进行沟通；2018年4月13日宋德谦向陈建国发送宋德谦书写的业务收支草稿照片，并提出“我拿二十五万”“你也没少赚钱”；2018年4月16日宋德谦提出“我拿二十一万就好。同意我就明天找王洪军（王红军）签协议三个月付清”，“你不安排好，我下午还跟陈总要”，“你要的太多了”；在陈建国施压后，宋德谦提出“我拿二十万，这是最低的。三个月付清。不能压”；2018年4月17日，宋德谦找陈建国签协议，陈建国表示“你跟王红军去弄吧！我在常熟”。本院从王红军与宋德谦的聊天内容中注意到：2018年6月2日王红军要求宋德谦交还欠条（当事人确认此处“欠条”就是本案中的款项承认书），宋德谦要求王红军在2018年4月已付30000元的基础上再付220000元，并答应“欠条我肯定给你”，但遭到王红军的拒绝，王红军提出其是在帮宋德谦与陈建国解决问题，宋德谦提出“老大先玩我的”“我只想拿到我应得的”；在宋德谦与王红军交涉之后，王红军于2019年1月下旬向宋德谦支付了总计50000元；2019年4月，宋德谦提供了其联络人蔡昌的电话，并向王红军发送了2018年4月19日形成的《付款协议》和款项承认书照片，王红军承认有那么多加工费，此后宋德谦提出“我想跟陈爱国谈”“底线28”“说不好直接找陈了”等。 本院对上述聊天内容的分析：1.2018年4月19日两份书面材料形成之前，宋德谦与陈建国之间有过长时间沟通，整个聊天内容里并未出现“赵学亮”这一可能的权利主体，沟通的内容实际是宋德谦与陈建国之间的利益分配，这从聊天内容里“下月再有给你我不拿”“你也没少赚钱”“你要的太多了”可以得到体现；2.王红军对于2018年4月19日《转让协议》所涉转让债务的金额应当有基本的认识，这从陈建国所述“你跟王红军去弄吧”、王红军在沟通中承认加工费金额之行为可以得到体现。本院认为：两被告所举证的该部分聊天记录本身并不能得出2018年4月19日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所欠宋德谦的债务金额为200000元之事实；相反，当事人聊天内容表明2018年4月19日签署协议时所要确认的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结欠宋德谦的债务金额明显超出200000元，否则也就不存在宋德谦与陈建国之间为利益分配反复交涉之必要。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本院认为：1.本案两被告所主张的《付款协议》签订时三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所欠宋德谦的债务金额实为200000元之约定，此种约定未直接体现在当天的两份书面材料中本就不合乎情理；两被告所提出的该项约定的可信度首先依赖于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所提出的车间内存在宋德谦与赵学亮各自独立经营的基础事实，而现有证据显然没有能够反映出该项基础事实。2.陈建国在与原告宋德谦或被告王红军沟通时存在不同的身份属性，既有代表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确认欠付加工费的情形，也有为其个人利益（或者包含其他权利主体利益）与原告宋德谦磋商利益分配的情形；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与原告宋德谦之间的债务金额确认行为、陈建国与原告宋德谦之间利益分配约定行为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两被告将二者混为一谈。本案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对债务金额的确认虽然并未通过在原告款项承认书上盖章的形式予以直接体现，但原告所述款项承认书上金额的形成经过可以得到其他证据印证，本院已予以采信，即本院认为款项承认书所载金额系当天三方一致确认的结果；因此，两被告提出的王红军在签署款项承认书时未得到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授权的说法已无讨论之必要。虽然两被告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9年1月28日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转账给苏州利泰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款项金额为489081.83元（该金额与款项承认书上的493837元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交易主体之间可能涉及多种经济往来，转账金额本身并不能否定三方确认的2018年4月19日债务转移所涉债务金额，而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拒绝向法庭提交完整的财务资料，因此本院认定2018年4月19日债务转移所涉债务为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欠原告宋德谦金额为493837元的债务。3.被告王红军提出的其在出具款项承认书时并不清楚款项金额中是否扣除了设备使用费的说法合乎情理，从债务转移行为来看，债务受让人侧重于债务金额的关注，而债务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往往由债权人与原债务人在对账基础上完成；本案中原告宋德谦主张493837元中已扣除了合作经营期间全部的设备使用费，与其诉讼中曾经作过的陈述明显不一致（原告宋德谦于2019年8月23日出庭时陈述：2018年4月19日陈爱国结算债务时并没有结清设备使用费，这部分设备使用费需要和陈建国个人谈）；原告宋德谦的行为有违诚信，本院对其主张的493837元中已扣除了合作经营期间的全部设备使用费之事实不予采信（仅采信493837元中扣除了合作经营期间的全部厂房租金和电费），即设备的实际权利人可以在本案之外与宋德谦对设备使用费另行结算。 本院认为：2018年4月19日的《付款协议》体现了三方当事人债务转移的真实意思，对三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前文中本院已对当天两份书面材料背后的法律事实做出认定。被告王红军应当就其受让的493837元债务承担向原告按期付款的义务，本案付款期限已届满而被告王红军仅支付80000元，原告宋德谦要求被告王红军支付余款41383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红军逾期付款行为给原告宋德谦造成了利息损失，原告宋德谦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为被告王红军的债务提供保证时，既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也未明确约定保证范围，依照担保法规定，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应当对被告王红军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红军支付原告宋德谦加工款413837元以及因迟延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以4138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自2019年4月20日起计算至履行之日止）； 二、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对前项中被告王红军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原告宋德谦的银行账户（户名：宋德谦，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马陆支行，账号：62×××11）。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38元，由被告王红军、被告荷顿汽车工程（江苏）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原告宋德谦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晓 人民陪审员  严建明 人民陪审员  范利初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王传奇                                                            书记员  钱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