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5民终15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劳崇丽，女，汉族，1978年1月2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石康镇耀康村委会下屋垌队6号，现住广西合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树权，广西启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绮平，广西启迪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英，女，汉族，1939年9月10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喜兴，女，汉族，1962年8月20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劳丽洁，女，汉族，1987年5月27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劳显艺，男，汉族，1986年3月6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兴中，广西先导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劳崇丽因与被上诉人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民法院（2019）桂0521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劳崇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树权、葛绮平，被上诉人吴喜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兴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劳崇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521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2.驳回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认定劳某1与劳崇丽之间存在办理保险复效的委托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原则，吴喜兴应当就劳某1与劳崇丽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吴喜兴在一审时仅就上述举证责任提供了劳某1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微信聊天图片三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2.吴喜兴提供的劳某1名下的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有劳崇丽在复印件上签名）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办理保险复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劳崇丽在两份复印件上签名的原因是，劳某1死亡后，吴喜兴以办理劳某1的后事没时间处理保险复效为由，叫劳崇丽拿到保险公司咨询能否办理保险复效手续时签署，与劳某1委托行为无关。3.吴喜兴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图片，既无原件核实，也无具体收悉日期，聊天内容仅有“收到”“好”三个字,表述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证明劳崇丽收到了什么信息，对什么事项做出承诺。劳崇丽也自始否认接受过劳某1的委托代办保险复效手续。4.除上述三份证据之外，吴喜兴并没有向劳崇丽提供授权委托书、健康证明等办理案涉保险复效必须材料之证据。一审判决仅凭上述三份证据，就直接认定劳某1与劳崇丽之间存在办理保险复效的委托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二、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假设劳崇丽表示同意接受劳某1的委托（仅是假设条件，并非事实），但因劳某1尚未完成交付委托手续即意外身亡，委托合同履行条件尚未成就。且申请案涉保险复效，应当由投保人吴喜兴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其由于没有按时缴纳保险费和不及时向保险公司申请案涉保险复效的事实最终导致劳某1的意外身亡后无法理赔，劳崇丽并无过错或过失，无需承担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劳崇丽存在重大过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劳某1、吴喜兴均与其保险单上记载的身份信息不相符，身份存疑。在一审庭审时，吴喜兴并未提交其与劳某1是夫妻关系的相关材料，若非如此，那么吴喜兴则是不适格的诉讼主体。且即使案涉保险合同复效不成功，吴喜兴仍可以根据保险条款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故本案实际损失只有2万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真相，支持劳崇丽的上诉请求。 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辩称，1.吴喜兴与劳某1的夫妻关系情况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查明，应按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2.吴喜兴的身份信息是因为保险公司在处理这个事情时出现笔误，过错不在吴喜兴。3.委托合同是成立的，因为当时劳崇丽是直接到劳某1家里直接与劳某1讲保险过期了，可以帮忙复效，过后劳某1通过微信发了身份证和银行卡给劳崇丽。一审法院开庭时，劳崇丽对于微信收到劳某1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保险公司去的事实亦是认可的。劳崇丽在3月24日收到劳某1的相关材料到其4月3日死亡的10天时间里，没有及时办理委托事项，所以一审认定其办理委托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是正确的，故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其应承担赔偿责任。4.关于损失是否已经计算错误的问题。在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第4条第2项规定，本案的合同保险金是1万元，被保险人身故后，要按照保险金的3倍给付。但由于劳崇丽没有及时办理委托事项，造成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不能领取3倍保险金，所以该损失应该由劳崇丽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劳崇丽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劳崇丽赔偿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保险金损失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2月3日，吴喜兴与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浦县支公司签订保险单一份，该保险单载明：投保人吴喜兴，被保险人劳某1，保险名称为重大疾病终身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20年，交费方式为年交，每年保险费560元，保险责任起止时间为1998年12月4日至终生。《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98版）第四条第二项载明：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2017年3月24日，劳某1因保险失效而委托劳崇丽代为办理上述保险复效手续，并通过微信上传其本人身份证、银行卡资料给劳崇丽，劳崇丽收到后通过微信下载打印形成纸质材料，并于该材料上签名确认。2017年4月3日，劳某1在合浦县利泉烟花炮竹厂不慎跌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因劳崇丽未能及时办理上述保险复效手续，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浦县支公司退回劳崇丽签名的劳某1身份证、银行卡等材料给吴喜兴。2019年6月10日，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劳某1于1963年12月24日出生。吴喜兴与劳某1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劳显艺、劳丽洁，死者劳某1与劳某2（已故）系父子关系，与陈秀英系母子关系。还查明，劳崇丽系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浦县支公司保险营销代理，其与吴喜兴、劳某1已相识多年，曾多次帮劳某1以垫资方式代缴保费。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劳某1委托劳崇丽代为办理保险复效事务，双方虽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劳崇丽签名的用于办理保险复效的劳某1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以及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意见等已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劳某1委托劳崇丽办理保险复效的事实，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劳崇丽作为劳某1的受托人，有着多年保险营销代理从业经验，在办理劳某1保险复效事务中却未能从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出发，及时妥善地处理委托事务，导致案涉保险合同未能在劳某1身故之前复效，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也因此未能获得劳某1身故保险金3万元，应当认定劳崇丽在处理该委托事务中存在重大过失，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赔偿。因劳崇丽在接受委托后未收取报酬，且劳某1及吴喜兴对保险复效事宜也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由劳崇丽赔偿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保险金损失1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劳崇丽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保险金损失15000元。 二审期间，劳崇丽向本院提交2017年3月22日请假条一张，以证明当时劳崇丽没有时间去办理复议，就算办理也要等过了清明才有时间处理此事。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质证认为，该请假条不是新的证据，对该请假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劳崇丽当时没存在请假的事实。 二审经询问、质证及查阅一审卷宗材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秀英、吴喜兴等主张劳某1委托劳崇丽办理保险复效的事实,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劳崇丽签名的用于办理保险复效的劳某1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予以证实,劳崇丽反驳称其与劳某1未形成委托关系,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足以反驳，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二审期间，劳崇丽提交请假条，但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劳某1未形成委托关系。劳某1与劳崇丽双方就保险复效事宜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劳崇丽在接受劳某1委托后，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妥善地帮委托人劳某1办理保险复效手续，劳崇丽在处理该委托事务中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对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未能获得劳某1身故保险金3万元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是考虑到劳崇丽在办理该委托事务时并未获取利益，且劳某1对保险复效事宜也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当事人双方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由劳崇丽赔偿陈秀英、吴喜兴、劳丽洁、劳显艺保险金损失15000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劳崇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劳崇丽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长程 审 判 员 刘 曦 审 判 员 王雅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童 霖 书 记 员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