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29219号原告：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金通大厦A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7344XU。法定代表人：柏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翊，广东高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91008984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华，广东高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610141805。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南路红岭大厦2栋1层A、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303698R。主要负责人：毛佳，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吉芳，广东锵锵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811049345。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增华，广东锵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支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翊、陈伟华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吉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执异第207号执行裁定书；2.不得追加原告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庭审后提交书面说明，载明其诉请第一项案号有笔误，应为“(2019）粤0303执异207号”。事实与理由：被告申请追加原告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做出(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的被执行人，原告对(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不服，特提起本案诉讼。一、本案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事由。被告系行使请求权，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属程序错误。1.深圳市金源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源投资公司”）已经经过（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破产清算程序进行注销，而不是未经清算违规办理注销。2.前述规定针对的被清算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法人，金源投资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为非公司法人。3.(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所涉被告追加被执行人请求实质是要求原告承担清算责任或其他责任，是行使请求权，且金源投资公司的企业性质、原告的责任主体是否适格、如存在未尽清算义务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是否成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诉讼时效（或执行时效期间）的抗辩是否成立等属于实体法方面的问题，已超出执行程序的处理范围，应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解决。二、金源投资公司已经经过合法破产清算程序并办理了注销登记，被告未在金源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申报破产债权，已经放弃了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实体债权已经灭失，故无权对原告主张债权（包括清算责任或其他责任）。2013年，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限公司申请金源投资公司破产清算，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受理。后金源投资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经历了债权申报、召开破产债权人会议、裁定宣告破产、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等一系列破产清算程序，最终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办理金源投资公司的注销登记，并不属于未经清算而违规办理注销登记。而在金源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被告未申报破产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被告未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已经放弃了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进而没有权利要求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需要说明的是，在(2019）粤0303执异207号案件中，被告已经承认其未在（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破产清算案件中申报债权。三、被告并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裁定书并未列金源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即执行法院认为该案的执行申请人并未对金源投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已经丧失基于前述生效法律文书对金源投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即使原告是金源投资公司的股东，被告也丧失了申请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权利。如被告对（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件未将金源投资公司列为被执行人有异议，应当通过执行异议、执行监督程序予以解决。但是已超过执行异议、执行监督的申请期间。按照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人须在民事判决书作出6个月内申请强制执行，但其并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丧失了对金源投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被告在约二十年后提出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并要求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明显超过执行时效期间，故被告早已丧失对金源投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更无权申请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此外，（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件的裁定书中申请执行人为“中国银行红领支行”，与本案被告并不相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两者是同一主体。四、被告主张追加被执行人属于行使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即使金源投资公司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被告要求原告承担责任已超过诉讼时效。且（2019）粤0303执异207号案件适用执行程序处理，主张追加已经超过执行时效期间，实体债权已灭失。由于金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发生在2004年，直至2008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才规定股东的清算责任。（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件属于1998年立案执行的案件，2009年终结本次执行结案，故即使本案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应当知道金源投资公司在2004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在金源投资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施行后，甚至在2009年终止本次执行程序后至提起本案诉讼（或申请）长达十多年的期间内，被告既未要求金源投资公司的股东履行清算义务，也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或者请求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五、原告及金源投资公司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故已破产的企业金源投资公司并非公司法所规范和调整的公司法人。（一）原告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事实依据。深府办[1989]349号《关于成立“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记载，“一、同意成立‘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该公司为市属全民企业，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二）金源投资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事实依据。1.金源投资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31日，而公司法颁布时间是1993年12月29日，实施时间为1994年7月1日，故金源投资公司属于公司法颁布之前注册成立的企业，非公司法所规范的公司法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显示，金源投资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3.《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金源投资公司股东类别属于主管单位，即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才有主管单位一说）。4.（2018）粤0303民初671号案件，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资料2016年12月29日的《金源投资公司管理人破产清算工作报告》第5页中显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管理人解释，金源投资（即金源投资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5.金源投资公司是按照非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和管理。2004年，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深工商企处[2004]罗07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金源投资公司进行处罚所引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此登记管理条例发布于1988年6月3日，根据前述条例，其适用的范围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适用的是另外一项登记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该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发布于1994年6月24日，与公司法配套适用。由此可见，我国对企业法人登记采用的是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与公司制企业法人分类别进行登记的方式，金源投资公司从设立到被吊销营业执照均不受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调整。六、因金源投资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要求其主管单位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时对企业法人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本案清算责任不能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清算责任为特殊侵权责任，根据民事主体的不同，清算责任应包括公司清算责任、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清算责任、个人合伙清算责任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清算责任等，本案的清算责任不受公司法所调整。2004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因“在实践中，有些企业债权人、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的认识上有偏差，往往对领取企业法人执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子企业在注册资本到位、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债权人的债权时，要求其出资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我们认为如果该部分法律责任没有限制，则国有资产权益的所有人或授权人将深受其累，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请示，请求确认全民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不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有关问题复函的通知》（国资厅发法规[2004]14号），全民所有制企业出资人对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债务应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任何情形下均不存在连带责任的问题。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清算责任不能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地方法院已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标准。（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的债权不能实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首先，被告明知金源投资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在法定期限内不主张强制清算，超过诉讼时效。其次，在（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案件破产清算中，被告未按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导致债权灭失、（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破产案件债权人决议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股东起诉、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对外资产等财产追收，故原告与被告的债权不能实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七、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人已在前述破产案件程序中决议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股东起诉、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对外资产等财产追收的权利，该决议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一）破产债权人已经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股东起诉的权利。2016年1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金源投资公司破产的公告中显示：“债权人会议亦同意管理人不对股东提起诉讼”。该决议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不得再行向原告主张债权。（二）破产管理人、破产债权人已在（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案件破产程序中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相关财产的处置，由此应当承担债权无法清偿的不利后果。前述2016年12月28日公告中显示：“据管理人调查，金源投资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海龙生实业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股权均不具备价值且无法变现，上述股权经债权人会议决议予以放弃追收。”证明破产债权人放弃了金源投资公司相关财产的处置，对于破产债权无法清偿的风险，并非由原告引起，破产债权人应当自行承担破产债权无法清偿的不利后果。（三）无论是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的股东（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的追索还是放弃金源投资公司对外资产的追收，都是由于债权人和金源投资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自身原因造成，并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前述破产案件中，破产债权人不同意缴纳诉讼费而放弃对股东提起诉讼。对于金源投资公司的资产，破产管理人和破产债权人放弃追收，其理由是“据管理人调查，金源投资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海龙生实业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股权均不具备价值且无法变现”，而破产管理人作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基础是2016年12月19日《金源投资公司管理人财产调查报告》第2页的内容，即“经管理人实地走访及调查，查明该八家公司已下落不明。管理人认为金源投资对外股权价值为零且无法变现”。因此，破产管理人并未聘请审计机构对该八家公司股权价值进行依法评估，也并未对该八家公司对外投资或该八家公司的其他资产进行调查进一步核实，便放弃追收，而破产债权人予以同意，由此破产债权人应当自行承担破产债权无法清偿的风险。前述公告中所提及的八家公司及该八家公司投资的其他多家公司尚在经营或尚未注销，且均未进行清算，无法得出“金源投资公司对外股权价值为零且无法变现”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清算责任的承担是破产企业资产不能清偿的部分由清算责任人承担，对于破产企业有资产而破产债权人、破产管理人不予追收或者不穷尽方式追收的，清算责任人无义务承担。在（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破产案件中，破产企业的债权人明知破产管理人可以通过法院的五查系统进一步查明该八家公司名下的土地、房产、证券、车辆、存款等信息，也可以进一步通过法院的五查系统查明该8家公司对外投资企业名下土地、房产、证券、车辆、存款等信息，但在这些工作都没有进行的情形下，债权人决议放弃追收，其责任应当由破产企业的债权人自行承担。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破产法第64条的规定，债权人作出的决议对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故如被告认为其仍然具有债权人身份，则债权人会议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股东追收和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对外投资追收的决议，对其有约束力。八、即使本案债权没有放弃（丧失），金源投资公司对外债务，从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均不得计算利息，且执行案件中债务金额的计算方式，尤其是利息的计算方式不同于破产债权审核计算方式，故被告主张按（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计算原告应当负担的债务金额没有依据。1.2015年7月28日，金源投资公司破产案件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金源投资公司对外债务自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计息，故无论原告是否对金源投资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责任，要求原告或金源投资公司按（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计算债务金额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除利息计算截止日外，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债权人依照生效法律文书申报债权时，破产管理人及债权人会议并不会完全按一般执行方式计算债权金额，比如迟延履行金不予支持，逾期贷款利息超过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息的部分不予支持等。原告庭审中补充的事实与理由：一、被告提交的落款日为2001年7月9日的（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所涉（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终结执行，故（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的执行申请人已丧失根据原（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权利。二、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落款日为2009年的（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民事裁定书的来源是被告在(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异议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异议案件开庭笔录第17页被告在举证时陈述，（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民事裁定书“贵院于2009年10月（应该是11月，笔误为10月）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第19页原告质证时陈述“该案金源投资公司并未列为被执行人”，可以证实落款日为2009年的（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来源是被告在(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异议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被告在本案的答辩企图混淆并误导为该证据的证据来源是原告。三、(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页在列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时，将最后一位笔误为K，实际最后一位为R,即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892303698R。可见前述执行异议案被告提交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本案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被告的主体资料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原告的法庭调查阶段认为被告并非（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案件的当事人。被告辩称，（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原告作为金源投资公司的唯一股东，因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金源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损毁灭失，无法清算，后金源投资公司未经合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该怠于清算行为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应当依法对金源投资公司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被告与深圳市五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该案两被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案被告依法于1997年11月11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因经营不善，负债额较多，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已下落不明，无法查寻可供执行的财产等。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已于2001年7月9日作出裁定，终结执行（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7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裁定，受理金源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45-4号裁定，查明因金源投资公司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在破产程序中接收其财产、账册、资料。管理人向金源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邮寄相关文书，要求提交资料、配合清算，但无人签收。管理人还向其股东送达履行清算义务的通知以及法院相关文书，但无人向管理人提交金源投资公司账册等。经管理人调查亦未发现金源投资公司有可供偿还债务的财产。在破产清算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负有及时履行清算的义务，但由于其未提交公司账册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金源投资公司的住所及经营场所无处可寻，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损毁灭失，无法全面清算。后金源投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致使被告的债权无法实现，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利益，因此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作出（2019)粵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作为金源投资公司唯一股东应当依法对其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从未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债权的追收，未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的原因系金源投资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原告称被告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股东起诉的权利及其财产的处置没有事实根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被告与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法院确认，被告当然系金源投资公司的已知债权人，但金源投资公司破产管理人未尽通知义务，导致被告不知晓金源投资公司破产公告的信息。后因被告欲申请金源投资公司破产清算，于2018年12月13日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其工商档案才得知其已被宣告破产的情况。被告从未放弃对债权的追收，未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是因破产管理人未尽到通知义务，未对被告送达任何破产清算的通知。2.债权人因破产管理人未尽到通知义务而未申报债权，不代表债权人放弃债权，并不影响债权人追究债务人股东的清算责任。金源投资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未尽到通知义务，导致被告无法申报债权，行使权利，且金源投资公司股东怠于清算，导致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损毁灭失，无法清算。被告据此要求金源投资公司股东原告承担清算责任，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3.因破产管理人未尽到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导致被告未能参与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人会议，原告既主张被告未申报债权，又主张被告在债权人会议中放弃对该笔债权的追收，系自相矛盾，毫无事实依据。以上，被告从未放弃对该笔债权的追收。相反，正是基于追收债权的需要，被告才提起追加金源投资公司股东原告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三、被告已基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生效民事判决在法定期间申请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强制执行，且（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裁定书中明确列明了被执行人金源投资公司，原告称未列金源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及被告丧失申请执行追加的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997年11月11日，被告依据（1997)深罗法字第341号生效法律文书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执行案号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均为案件被执行人。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9日作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为被告（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支行），被执行人为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上述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因担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1997年8月11日依法做出(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不履行已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为200万元。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因经营不善，负债额较多，现已搬迁出原注册地址，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已下落不明，无法查寻可供执行的财产。现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终结执行（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遂裁定终结执行本院（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上述内容证明，无论是（1997)深罗法字第341号民事案件还是（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件，被告从未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原告提供的裁定书真实性有待商榷及核实，原告至今也无法提供被告放弃债权的直接证据，该份裁定书不足以证明被告放弃债权。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三年的规定，应自被告2018年12月13日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工商档案得知金源投资公司已被宣告破产的时候开始计算。被告于2019年4月23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出(2019)粵0303执异207号案件，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四、原告及金源投资公司均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公司企业法人，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称金源投资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事实法律依据。1.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金源投资公司的全资股东为原告，原告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民营及个人持股占比51.56%，不属于全民所有制。工商登记信息载明，原告为股份有限公司，金源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载明其系独资（股份公司投资）企业。原告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行为时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推定金源投资公司为非公司企业法人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该条例，亦可推定金源投资公司为公司企业法人。另，原告提交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口头回复不具有权威性，不能以此认定金源投资公司的企业性质，而应以具有权威性的行政机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并公示的工商信息为准。而原告提供的信息查询单恰好可以证明权威性机构对外公示金源投资公司的经济性质为股份公司投资，并非为全民所有制。2.金源投资公司虽然成立于公司法成立前，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金源投资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清楚记载金源投资公司属于企业法人，经济性质为独资(股份公司投资）。金源投资公司于2004年2月27日才被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自公司法出台至金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及注册营业执照，实际上一直受公司法调整和约束。3.金源投资公司已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关于企业法人破产的相关规定裁定破产，足以证明金源投资公司为企业法人。五、被告因破产管理人未尽通知义务而未能申报债权，金源投资公司债权人会议作出的任何表决和决议对被告不产生任何效力和约束力，被告从未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债权的追收。1.原告提供的《金源投资公司管理人清算工作报告》中查实的金源投资公司对外投资的情况及债权审核确认工作中管理人提及的8家债权人并不包含被告，被告未参加债权人会议，也从未做出同意放弃追收金源投资公司对外投资的8家公司股权等财产的决议。该份材料仅对参与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有约束力，被告并未放弃对债权的追收，未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是因破产管理人未尽到通知义务。后因被告追索债权时申请对金源投资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届时调取了金源投资公司工商档案，才得知其已被宣告破产的情况。2.原告提供的《金源投资公司管理人清算工作报告》中第七项已载明，金源投资公司名下不存在任何可分配财产，金源投资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公告等证据确认，经调查金源投资公司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亦无破产财产可供债权人分配，金源投资公司对外投资的股权价值为零且无法变现。金源投资公司至今未向被告清偿过任何借款，其实际早已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分配，资不抵债。综上所述，原告作为金源投资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金源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损毁灭失，无法清算，致使被告无法实现债权，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应当对金源投资公司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被告申请追加其作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原告在庭审中补充的事实和理由，被告当庭补充的答辩为：六、关于被告提交的（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裁定书是被告收到的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经核实该裁定为“终本裁定”。而在（2019）粤0303执异207号案件中向法院提交的落款日为2009年的（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裁定书，为原告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档案室调取的裁定书。档案室工作人员告知当时归档时因未把我们后面提交的落款日为2001年的（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裁定书归入档案中，故调档时未调取到该份裁定。后由被告从自己的档案中才调取到的该份裁定书，所以关于档案的问题是法院归档的原因，档案室工作人员称该份也是法院出具的。六、原告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裁定时有笔误，之后向原审的法官或助理申请勘误，但与本案涉及的并无太大影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庭审认定的事实如下：一、1989年4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深府办[1989]349号}载明，原告为市属全民企业。原告后于1989年5月20日成立，当时营业执照上载明原告的经济性质为“股份（全民）”。2016年7月25日，原告所持有的新的营业执照上载明，原告的主体类型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二、企业档案信息载明，1993年3月22日原告申请开业登记的金源投资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主管部门为原告。1993年3月31日，金源投资公司成立，股东为原告。目前查询到金源投资公司的经济性质为“股份公司投资”。2004年2月27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金源投资公司发出的编号为“深工商企处[2004]罗07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因金源投资公司2001年、2002年未年检，决定吊销金源投资公司的企业营业执照。三、企业档案信息载明，1997年1月23日，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开业的企业为“中国银行红岭支行”，申明处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银行红岭支行”三个印章。表内申请开业登记事项中载明的企业名称为“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红岭支行”，隶属关系处载明隶属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2005年4月25日，经核准，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红岭支行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支行，企业类型由“全民”变更为“分公司”。四、中国银行红岭支行与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担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1997年7月4日作出（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判令五洲实业公司归还贷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银行的规定计算，计至给付清之日止）；如五洲实业公司逾期不能偿付上列款项，由金源投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代偿后，有权向五洲实业公司追偿；五洲实业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22,080元。五、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未履行前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1998年1月8日受理中国银行红岭支行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案号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该案因无法执行而中止。2009年，根据《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的要求，本院依职权恢复执行（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2009年11月20日，本院作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民事裁定，载明申请执行人为“中国银行红领支行”，被执行人为五洲实业公司，经查证认为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如发现被执行人新的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可持该裁定向本院重新申请强制执行，遂依法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六、2015年7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45号民事裁定，受理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限公司对金源投资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为金源投资公司的管理人。管理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清算工作报告》载明，金源投资公司的企业类型为股份公司投资；管理人与金源投资公司的股东、即本案原告联系后，原告告知其只是主管单位，实际股东为深圳江淮互贸公司和深圳德胜企业有限公司，原告并非实际股东，不具有保管金源投资资料、文书的义务，也不了解实际情况，但原告提供的材料不能完全证实其所述；管理人经查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得知金源投资公司出资额为0元，与验资报告不符，遂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该局工作人员告知金源投资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东出资多以划拨的方式进行，股东出资登记为0元为正常现象，但该工作人员不能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向管理人申请债权的债权人为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支行、珠海市嘉运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布吉支行；等等。2016年1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45-3号民事裁定，查明金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管理人未能接收其财产和账册；根据管理人调查，金源投资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海龙生实业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股权均不具备价值且无法变现，上述股权经债权人会议决议予以放弃追收；在该案中，共有5家债权人申报债权，且无人申请对金源投资公司进行重整或者和解，遂依法裁定宣告金源投资公司破产。2016年12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45-4号民事裁定，查明金源投资公司下落不明，管理人无法接收其财产、账册、文件；管理人向其股东送达履行清算义务的通知以及法院相关文件，但无人向管理人提交账册等；认为金源投资公司下落不明且因为财务资料缺失，导致公司无法全面清算，经管理人调查，金源投资公司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亦无破产财产可供债权人分配，遂裁定终结金源投资公司破产程序。2017年1月12日，金源投资公司依法注销。2017年1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金源投资公司被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公告。七、被告向本院申请追加原告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2019）粤0303执异207号执行裁定，认为金源投资公司已经办理注销登记，且在其破产案件中，因其系下落不明、财务资料缺失而无法全面清算被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案原告作为金源投资公司的主管部门和唯一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致使本案被告的债权无法实现，遂裁定追加本案原告为前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债务人是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而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也为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因此，（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为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五，即一、被告是否为（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案件的当事人；二、原告和金源投资公司是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三、被告是否对金源投资公司不再享有债权；四、被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五、被告是否可依法追加原告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为（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案件的当事人。（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案件的当事人为“中国银行红岭支行”，而现有证据已经证明，“中国银行红岭支行”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红岭支行”均系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开设支行时登记的企业名称，后经核准变更为现名称。因此，本案被告是（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案件的当事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推翻该项事实，故对原告关于被告并非“中国银行红岭支行”的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和金源投资公司是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受公司法的规范和约束。其次，原告和金源投资公司虽然均成立于公司法施行之前，且成立时登记的经济性质为全民，但其在经营过程中均对主体性质进行了变更。原告的主体类型变更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金源投资公司经济性质变更为“股份公司投资”。因此，原告和金源投资公司均属于前述公司法第二条规定公司。最后，金源投资公司从成立至被吊销营业执照再至宣告破产、注销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期间内，其历经的被吊销营业执照、破产程序、注销等程序，均受公司法的规范和约束。因此，原告关于其和金源投资公司均为不属于公司法调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是否对金源投资公司不再享有债权。被告在金源投资公司的破产程序中未申报债权，但其实体权利仍然存在且有效。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本案中，被告早在1997年7月4日就经生效判决确认其系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人，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债权，而金源投资公司在2015年7月28日进入破产程序，因此，被告系金源投资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应当适用通知参与破产程序，而非适用公告。其次，被告未参与金源投资公司的破产程序，皆因为金源投资公司未向其破产管理人如实告知被告的债权。再次，被告因未被通知而没有参与金源投资公司的破产程序，不能因此视为被告放弃其债权，且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作出的决议对被告没有约束力。最后，金源投资公司虽然被终结破产程序，但其破产程序中并未正常进行清算，而是因清算不能而破产，因此，其债务不能因破产终结而灭失。综上，被告既未丧失也未放弃对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其案涉实体权利仍然存在。至于原告或金源投资公司是否应当按（1997）深罗法经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计算债务金额，与本案并无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争议焦点四、被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的，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不受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具体到本案而言，被告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其对五洲实业公司、金源投资公司的债权，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但该案曾于2009年恢复执行且2009年的裁定书中明确载明“如发现被执行人新的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可向本院重新申请强制执行”，因此该执行案件并未执行完毕。被告在发现金源投资公司有新的财产线索、即其已注销且有唯一股东后，向本院申请追加金源投资公司的唯一股东、即本案原告为被执行人，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被告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五、被告是否可依法追加原告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金源投资公司虽然经过了破产程序，但其最终终结破产程序的理由为金源投资公司下落不明、财务资料缺失，导致公司无法全面清算，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亦无破产财产可供债权人分配。结合金源投资公司管理人在《清算工作报告》载明的情况，可知在管理人与金源投资公司的股东、即本案原告联系后，原告既不能配合管理人提供金源投资资料、文书，又对其陈述的情况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原告作为金源投资公司的唯一股东，对金源投资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最终只能终结破产程序有过错。故本院裁定追加原告作为（1998）深罗法执字第4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天姣人民陪审员  郭丹宇人民陪审员  朱美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