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14民申4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中华，男，汉族，1980年10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代理人吴振峰，河南盛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金玺，男，汉族，1981年2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代理人李扎根，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永峰,男,汉族,1980年1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虞城县。原审被告宋红振,男,汉族,1981年9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虞城县。再审申请人袁中华因与被申请人宋金玺及原审被告吴永峰、宋红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14民终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袁中华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二审判决结果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一）二审判决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及法律规定，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二）债权人（再审申请人）袁中华在保证期间内以提起诉讼方式向连带责任保证人（被申请人）宋金玺主张权利，依法产生解除保证期间，开始计算担保债权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对此审判实践，可以详见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二审法院错误认为“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虽于2017年11月13日在保证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2017)豫1425民初4792号民事诉讼，但在该案未依法向上诉人（被申请人）等一审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于2017年11月17日申请撤回起诉，故对保证人宋金玺、宋红振不发生在保证期间主张保证责任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欺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即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再审申请人于2017年11月13日在保证期间内对被申请人提起诉讼，应自提起诉讼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同时保证期间的法律功能就此终结。（三）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应准用（相互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四）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可以准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五）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导致保证时效中断，应做有利于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理解，符合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符合担保法立法原意，必然产生保证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何况，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法院撤诉时，并无法律义务核实一审法院是否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所有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当事人有起诉的权利，也有撤诉的权利。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起诉之日即发生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裁定撤诉之日，即2017年11月17日发生保证时效中断。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4月4日，向一审法院再次起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规定。（六）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在第一次起诉后撤诉，于2018年4月4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保证责任已超出保证期间”，实为混淆“保证期间”与“保证时效”的法律概念，未能正确适用上述转换制度。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也明显不符。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曲解再审申请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已主张保证权利，发生保证时效后，其撤诉发生时效中断的事实。另外，二审法院认定再审请人在保证期间提起诉讼，因起诉状副本未送达被申请人宋金玺，不发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一）保证人（被申请人）宋金玺与债权人（再审申请人）袁中华在借条（借款合同）上明确约定：出借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方式为：口头通知、电话通知或按照保证人提供的通讯地址寄送《承担保证责任通知函》。保证人变更通讯地址或通讯电话应及时告知出借人，否则该函按照保证人提供的地址寄送后，无论谁签收或退回均具有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在此借条上没有书写通讯地址，却留有保证人通讯电话：152××××1695。2017年11月13日，再审申请人袁中华打通上述手机号码向被申请人宋金玺主张权利，被申请人故意让其妻子接通电话。另外，在该日期前后，再审申请人也多次面见被申请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有现场证人）。因此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的事实，能够证明再审申请人已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且在债权到期后积极向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属债权人的本能反应，符合民间常理及日常生活习惯。根据合同法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被申请人认可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可以电话通知，变更号码或未使用认可号码，理应自负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第十四条规定：“对于移动通信工具能够接通但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外，可以采取电话送达的方式，由送达人员告知当事人诉讼文书内容，并记录拨打、接听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内容，通话过程应当录音以存卷备查”。（二）再审申请人因客观原未提供上述证据，视为未逾期，具有正当理由。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提交了（2017)豫1425民初4792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及法律，认定“原告（再审申请人）于2017年11月13日即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已要求被告（被申请人）宋金玺承担保证责任，应从即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在二审阶段，再审申请人根本预想不到，二审法院竟然推翻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自始至终，没有向再审申请人要求或释明，其应向二审提交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其他证据，无故剥夺其举证及陈述辩论的权利，进而作出错误判决。（三）被申请人宋金玺在一审、二审阶段均没有否认再审申请人袁中华在保证期间向其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仅仅以再审申请人超过保证期间提起诉讼而抗辩其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望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在申请再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袁中华与宋金玺的妻子电话录音资料一份，以此证明2017年11月13日在保证期间内袁中华拨打保证人宋金玺在借条上书写的通讯手机号码主张债权。2、李占强、崔艳东证言一份。以此证明在保证期间内袁中华已经向宋金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3、（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民事判决书、（2018）豫民再1139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豫14民终745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以此证明相关案例判决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提起诉讼方式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债权，依法产生解除保证期间，开始计算担保债权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判决结果错误的证明目的，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保证合同约定，案涉借款保证期间为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2017年11月13日袁中华在保证期间内起诉宋红振、吴永峰、宋金玺，在未送达起诉状副本情况下，2017年11月17日袁中华又申请撤回起诉，二审认为袁中华撤诉后于2018年4月2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保证责任已超出保证期间并无不当。袁中华再审称其已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宋金玺承担保证责任，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袁中华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袁中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袁中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练 凯审判员 谢劳动审判员 段 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彭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