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24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静，女，汉族，1965年9月3日出生，现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辽宁滳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辽宁滳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波，男，汉族，1966年4月20日出生，现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南，女，汉族，1966年8月1日出生，现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雅南，女，汉族，1966年8月1日出生，现住抚顺市顺城区。原审被告：抚顺市章党煤矿，住所抚顺市抚顺县章党乡土口子村。法定代表人：贺申，该矿矿长。上诉人吴静因与被上诉人高波、王雅南、原审被告抚顺市章党煤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3民初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孙振、被上诉人王雅南（同时作为被上诉人高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被告抚顺市章党煤矿法定代表人贺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静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对（2019)辽0403民初787号判决依法改判；2.请求法院判令高波、王雅南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一审法院总结争议焦点错误，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通过整个庭审可知吴静与高波、王雅南之间就签订过《买卖协议》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就往“毛公村、罕王”送煤的事实也是没有争议的。唯一的争议焦点是吴静主张送往两处的煤是吴静送的，并以此售煤款项抵顶了向高波、王雅南购买章党煤矿废矸石煤料的价款；高波、王雅南承认两处煤款由高波、王雅南取得，但主张送往两处的煤是自己经营煤，是自己出售给“毛公村、罕王”的。一审法院在明知上述问题是吴静与高波、王雅南的主要争议焦点，也是本案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关键，但是故意避开不予审理，吴静向法庭出示了当年出煤、运输、送煤、发票等一系列证据证明事实，但法院均不采信。高波、王雅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毛公村、罕王”售煤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强行认定高波、王雅南主张成立，争议的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的作法严重违背事实枉法裁判。2.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的时间是2007年，主要依据的是吴静与案外人赵毅的两审程序中，吴静提到合同日期是2007年与本案主张的合同实际签署日期是2009年矛盾，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的签署日期是2007年。但实际上吴静在一审法官所依据案件的两审程序中就主张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9年，相关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均有记载。而一审法院并未查阅过相关案件卷宗材料，就武断认定上诉人所说矛盾，所以对吴静陈述不予采信，显然有失偏颇。况且合同实际签订的时间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高波、王雅南也认可合同的效力。在一审时，吴静对于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充分的举证，包括从吴静是否具有洗煤炭的资质，是否有洗煤厂，送往毛公村与罕王的煤料来源、送往毛公村及罕王矿场煤料的过程以及开给毛公村与罕王矿场的煤款发票等等，均向法庭进行了完整的陈述及出示证据，吴静的证据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向“毛公村、罕王”出售煤炭的客观事实，甚至对高波、王雅南根本没有煤炭货源以及洗媒资质等问题进行了提示并举证。但一审法院对吴静出示的一系列证据视而不见不予采信。综上，吴静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吴静的合法权益。王雅南辩称，不认可吴静的上诉请求。理由：1.吴静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时间为2007年8月27日，吴静起诉时间为2019年。吴静与案外人之间买卖合同败诉，不能认为其刚刚得知被侵权，其与案外人纠纷系其与案外人签订合同不严密，抗辩不利等多种原因败诉，与高波无关。2.案涉合同未履行。吴静在庭审中称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该合同为倒签合同，但不能提出合理解释，其在与案外人的诉讼中认可签订时间为2007年8月。吴静不能提供其向毛公村供应煤炭的货源，其在诉讼中表示始终未在煤矿经营，也不能提供其他购买煤炭的证据。所谓50万元转让款已抵付的主张存在多处矛盾。吴静提供的发票复印件由毛公村财务人员标注“王亚楠，2008年冬季锅炉用煤”的字样，为高波、王雅南提供了煤炭款是二人所有的证据，另9.3万元款项无任何证据支撑。抚顺市章党煤矿辩称，没有答辩意见。会如实陈述情况。吴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高波、王雅南返还吴静煤矸石转让款50万元；2.判令高波、王雅南承担自转让至今的利息33.6万元；3.判令高波、王雅南赔偿吴静经济损失8.46万元；4.案件诉讼费由高波、王雅南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静与高波签订一份《买卖协议》，内容为：“高波于2007年8月份，将章党煤矿废矸石煤料卖给吴静，大约吨位7万吨，每吨15元，经双方商定，一次性付款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双方协议不许反悔。”该协议卖方处签署为章党煤矿高波，买方处签署为吴静，签署日期记载为2007年8月27日。2013年4月30日，原告吴静作为甲方，与乙方赵毅签订《转让协议（补充）》，将7万吨煤炭洗料（即矸石）出售给赵毅，2017年3月，出现案外人贾穗华对该矸石主张权利，并出示了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梁凤新与汤树言、徐泉业、贾穗华、第三人抚顺市章党煤矿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件，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2017）辽04民再10号民事判决，证明法院认定了贾穗华与章党煤矿签订易货协议，约定贾穗华以自有装载机一台以抹账的形式取得抚顺市章党煤矿五万吨煤矸石所有权的事实，导致赵毅无法继续经营。2017年10月19日，赵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本案原告吴静返还转让价款20万元并赔偿损失。2018年3月23日，法院作出（2017）辽0403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判令本案原告吴静返还赵毅20万元并赔偿赵毅经济损失6万元。本案原告吴静不服，提起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辽04民终10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吴静诉讼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2、吴静与高波签订《买卖协议》的时间；3、双方是否履行了买卖协议；对于高波、王雅南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吴静述称其是在赵毅向其主张权利后才知道高波将煤矸石转让给他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案外人赵毅是于2017年10月向法院起诉本案原告吴静，吴静以其与高波之间的买卖协议抗辩败诉。可以认定吴静此时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故原告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高波、王雅南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吴静与高波签订《买卖协议》的时间，双方各执一词，高波、王雅南称合同签订时间与协议书上记载的时间一致，即2007年8月27日，吴静称合同是在2009年11月签订，吴静提供的《买卖协议》上记载时间为2007年8月27日，吴静对于其主张的合同签订时间与合同书上签署的时间不一致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吴静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仅陈述其是为了避免未知的纠纷而要求被告高波将合同签订时间写为2007年8月27日，吴静的解释显然不能成为倒签合同时间的合理理由，并且，吴静在与案外人赵毅进行诉讼的两审程序中，向两级法院均主张其是在2007年8月向高波购买的煤矸石，故吴静主张合同签署时间是2009年的事实与其提供的证据和另案中向法院的陈述均自相矛盾，且无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吴静主张其与高波在签订《买卖协议》时约定以其向罕王集团销售焦炭款9.3万元和向石文镇毛公村销售取暖煤炭款40.7万元抵顶本次买卖煤矸石的货款，并向法庭提供了石文镇毛公村取暖煤的付款凭证复印件作为证据，付款凭据背书“王亚楠，2008年冬季锅炉用煤”证明该煤款由王雅南领取，其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王雅南辩称供给毛公村的取暖煤是王雅南借用抚顺市沣源物资经销处的煤炭经营许可证自行销售，与本案涉及的合同无关，主张吴静与高波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未履行。双方对于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吴静应当就其主张的已经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吴静对于其主张的以向罕王集团销售焦炭款9.3万元抵顶买卖煤矸石货款一节，并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高波之间存在抵账约定。其提供的向毛公村供应取暖煤付款凭证，票据记载付款时间为2009年11月17日，背书注明煤炭用途为2008年冬季取暖，而票据开票人抚顺市沣源物资经销处是吴静于2009年8月4日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2007年吴静与高波签订买卖合同时和2008年向毛公村供应取暖用煤时，抚顺市沣源物资经销处尚未成立。故吴静该份证据对于其主张事实的关某证明力不足。吴静同时申请证人滕某出庭作证，证明2008年吴静雇用车辆向毛公村运输煤炭，证人滕某系运输车队司机，并非直接受雇于吴静，因其雇主交给其吴静联系方式，并与吴静联系运输事宜，故而证人认定吴静为运输业务的委托方，同时证人明确表示对于其所运输的煤炭所有人和交易情况并不知情，故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吴静主张是其向毛公村销售煤炭的事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吴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已经履行其与高波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付款义务，故对吴静要求返还合同价款并支付利息和赔偿损失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76元（原告预交），由原告吴静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吴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吴静与赵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庭审笔录，欲证明吴静在该案中已陈述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9年，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吴静在该案中自认案涉合同签订时间是2007年；王雅南质证意见：对此证据有异议，案涉合同签订时间是2007年8月，吴静主张合同签订时间是2009年无依据；抚顺市章党煤矿质证意见：不了解情况。2.吴静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主要内容：其帮吴静从土口子（章党煤矿）往毛公村运送过煤，具体运送时间记不清，不清楚煤的所有权人是谁，吴静通过张翀与我联系运煤事宜，我先找张翀索要运煤款，由吴静给付运煤款。吴静对此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该证人与一审时我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与吴静提供的其他证据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运送的煤炭所有权人为吴静，王雅南取走煤款就是履行案涉合同；王雅南质证意见：证人只知道雇佣其运输的人，不知道货主是谁符合商业惯例，证人提到的张翀是我方负责购销的人员，可证明我方在联系运输车队，煤是我和高波的；抚顺市章党煤矿质证意见：不了解此事，不发表意见。王雅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申请张翀、李开军出庭作证，张翀陈述主要内容：从2004年高波购买抚顺市章党煤矿后我就在这工作，负责煤矿的采购和销售工作，2008年采暖季时负责联系王某的运输车队将高波、王雅南放在抚顺市章党煤矿院内的煤送到毛公村，其负责与毛公村就购煤的吨数进行对账。李开军陈述主要内容：我和高波签订的抚顺市章党煤矿转让协议是2008年5、6月份左右，签订煤矿转让协议后，高波、王雅南不参与煤矿具体工作，在抚顺市章党煤矿内有二人可以直接出售的煤，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只是转让煤矿，未转让煤矿内的煤，煤矿内现有的煤归高波、王雅南，签订转让协议时，吴静在该煤矿内洗煤。吴静对上述证人证言主要质证意见：张翀与王雅南、高波有利害关系，对张翀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对李开军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某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王雅南均未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王雅南对上述证人证言主要质证意见：认可两位证人陈述的内容；抚顺市章党煤矿质证意见：不发表意见。2.提交袁芳（2004年至今是抚顺市章党煤矿会计）的证人证言，欲证明2008年-2009年上半年，抚顺市章党煤矿院内的煤是高波和王雅南的，2009年5月煤矿转让给李开军后，未启动生产，故煤矿自身没有煤；吴静质证意见：证人未出庭作证，其出具证言时间是在二审第一次开庭后，作证时间超出法定的举证期限，其作证的公平性、公正性存疑，关某、合法性均有异议，证人不是煤矿实际经营管理者，其工作内容为会计工作，对煤矿内煤炭归属及销售去向并不知情，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证言未证实销往毛公村煤的所有权，故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某、合法性均有异议；抚顺市章党煤矿质证意见：无质证意见，不清楚李开军和高波的交接时间，不清楚煤矿内是否有煤，吴静在煤矿内洗煤时我曾制止。3.提交毛公村锅炉房拉煤明细、毛公村进煤明细及毛公村账（复印件），明细上有张翀签字，欲证明毛公村的供暖煤是高波、王雅南的，张翀是抚顺市章党煤矿销售人员，受高波指派负责毛公村送煤的运输、结算等具体工作；吴静质证意见：三张账单真实性无异议，关某、合法性有异议，三份明细记载日期均为吴静往毛公村送煤后的第二年核对，在一审开庭时吴静已说明后期煤款由王雅南领取，用此款抵顶本案争议的煤矸石转让款，最后一份明细的记载日期是吴静的公司出具发票的前一日，与吴静陈述的其出售争议煤，煤款由王雅南领取，抵顶煤矸石转让款的事实相吻合，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煤的所有权为高波、王雅南；抚顺市章党煤矿质证意见：未参与。4.在抚顺市东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抚顺市章党煤矿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欲证明2004年-2008年期间高波、王雅南是抚顺市章党煤矿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人；吴静质证意见：对记载内容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抚顺市章党煤矿的法定代表人贺申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内容向矛盾，吴静在抚顺市章党煤矿有其他可出售煤；抚顺市章党煤矿质证意见：贺申是2007年5月或7月去的抚顺市章党煤矿，当时高波在经营，贺申接管后半个月左右，高波、王雅南撤离。另查明，吴静在二审诉讼中陈述，卖给毛公村的煤是其委托高波帮忙联系，煤送到毛公村后其委派张翀和毛公村对账，拿检斤小票与毛公村结账，其与张翀之间未就送到毛公村的煤对账。王雅南与毛公村结账时，其未将检斤小票交与王雅南，王雅南拿吴静开具的发票与毛公村结账。张翀认可2008年运到毛公村的煤是其代表王雅南、高波和毛公村对账。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吴静是否履行了其与高波签订的买卖协议中约定的给付50万元货款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吴静主张其已经实际履行与高波于2007年8月27日签订的买卖协议中约定的给付货款50万元的义务，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吴静主张其用2008年出售到毛公村的煤炭款40.7万元和出售到罕王矿场的焦炭款9.3万元交付给高波、王雅南，以此完成了交付货款的义务。首先，关于出售到毛公村的煤炭所有权归属。吴静、王雅南均主张出售到毛公村的煤炭归各自所有。吴静陈述其委托高波帮忙联系向毛公村出售煤炭，委托张翀联系运输煤炭的车队，煤炭送到毛公村后委托张翀与毛公村进行对账；吴静、王雅南对毛公锅炉房拉煤明细、毛公村进煤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两份明细中均有张翀签字，张翀对此予以认可，并陈述其是代表高波、王雅南与毛公村就出售煤炭吨数进行对账，并将送货的结算单交与王雅南；吴静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张翀是代表其与毛公村进行对账；如张翀代表吴静与毛公村就煤炭吨数进行对账，则吴静与张翀之间就送到毛公村的煤炭吨数未对账的行为与交易惯例不符；且吴静在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运输煤炭司机、二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运输煤炭车队负责人均不清楚所运输煤炭的所有权人，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定出售到毛公村的煤炭全部归吴静所有。其次，关于出售到毛公村的煤炭款归属。根据交易习惯，发票的出借人是货款的所有人。但案涉煤炭的交易时间是2008年采暖季，此时抚顺市沣源物资经销处并未成立，当时案涉煤炭无法以该经销处名义出售到毛公村；2009年8月抚顺市沣源物资经销处成立；2009年11月结算煤炭款时，以抚顺市沣源物资经销处名义出具发票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以其名义出售煤炭，吴静单凭发票并不能证明煤炭款归其所有。吴静主张该煤炭款归其所有，未提供与毛公村就煤炭款项进行结算的证明材料，王雅南向本院提交其与毛公村的结算明细，吴静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王雅南在既无吴静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无吴静向其交付的检斤小票的情况下，与毛公村结算煤款，无法视为王雅南的结算行为代表吴静，申言之，本院无法确定出售到毛公村的煤炭款归吴静所有。再次，吴静主张罕王矿场的煤矿的焦炭款由9.3万元由高波领取，高波、王雅南对此不予认可，吴静对此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予以佐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吴静所需证明的事实，经王雅南提交的相关反驳证据，致使待证事实不明。综合分析吴静现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无法确定履行了给付50万元货款的义务。综上所述，吴静的上诉请求无充分证据佐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6.00元，由上诉人吴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立威审判员  王冬雨审判员  韩 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