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寿富，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村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933457。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住所地永川区内环南路6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46448W。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寿富与被上诉人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出租分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3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夏东鹏、郝绍彬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该案的审判，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寿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魏寿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魏寿富所有。1.从出资情况来看，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由魏寿富独立承担，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只是代魏寿富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魏寿富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魏寿富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魏寿富和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3.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4.从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情况看，购买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证件为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只是基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登记与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是情理之中。同时，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5.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看，该合同除车辆具体信息部分为手填外，包括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在内的所有内容均是事先打印好的，按合同法规定，该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对于排除魏寿富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约定内容应认定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不论从出资金额和情况、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还是基于现行法律关于车辆这一特殊动产和格式合同的规定看，案涉出租车车辆现在的登记权利人并不一定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其只是对涉案出租车是否对外产生对抗效力产生实体权利上面的影响。（二）魏寿富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魏寿富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魏寿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1.从双方的社会地位看，由于政府部门对出租车行业管理的需要，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在出租车行业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魏寿富只能将车辆登记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2.从案涉出租车购车款支付情况、经营风险承担情况和经营收益情况看，魏寿富实际支付了购车款等所有的经营成本，也实际承担车辆的经营风险，还享有经营收益，案涉车辆的实际权利人为魏寿富。3.从《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内容看，除了案涉出租车的车牌号、车架号等关于车辆的信息为手填外，其余均为事先打印好的内容，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部分的约定内容明显排除了魏寿富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无效。4.挂靠经营关系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经营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魏寿富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其对应的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附属于案涉出租车，属于该车的权利凭证，与该车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一并确认为魏寿富所有。三、一审审判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案由为合同纠纷，但审判却按照物权审判程序在审理。且本案属非财产案件，一审法院按照财产案件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适用法律错误，应予退还。魏寿富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一审审理法律关系混乱，审判范围不清，审判程序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1.魏寿富的一审诉请中，既包含了物权确认之诉，也包含了合同撤销之诉，两个诉请分别属于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的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一理，一案一审”的审判原则，在同一案件中审理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未要求魏寿富明确其诉讼请求是主张物权确认，还是合同撤销，也未尽到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的义务，径直依据物权法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审判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必须以（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裁定中止审理。但该案至今未作出二审判决，故一审法院在中止诉讼的原因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径直作出本案判决，审判程序违法。3.魏寿富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系善意取得，一审法院对魏寿富请求的所有权和附属设施内容未查明，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且错误。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属于附属设施范围，裸车所有权、车辆号牌使用权、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权属于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范围。魏寿富在一审中提交了交付一次性买断款的证据，但该事实未得到认定，该款项系公司利用其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市场支配优势地位，违反国办发（2004）81号文禁止性规定，采取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将涉案出租汽车转卖给了魏寿富，魏寿富取得涉案出租车就是为了正常经营。虽然公司未依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但这不应归责于魏寿富，而是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优势地位，一次性出让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后，为逃避行政监管，而不去履行转移登记义务所致，除此外，无法对魏寿富交付的款项远高于车辆本身85800元价格作出合理解释，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确认所有权。综上，请求将该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魏寿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魏寿富称案涉出租车的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魏寿富所有，与法庭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1.从出资情况看。销售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车辆及附属设施并非魏寿富自行购买，而是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公司）购买，车辆的购车款、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均由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支付。GPS车载终端、计价器、多功能屏（显示器）等附属设施也是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购买，款项也是由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支付。车辆及附属设施均系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购买，所有权均系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魏寿富称系代购，在一审没有提交代购合同或委托手续，没有提交相应证据。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出租车对外发生交通事故，法院判决由车辆经营者与车辆所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特殊规定，旨在更切实有力地保护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这一弱势主体，与车辆的所有权归属是两回事。3.关于车辆的交付问题。汽车销售商按照汽车销售合同的约定，将车辆及附属设施交付给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该交付系买卖合同的交付行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即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车辆交付给魏寿富经营，该交付是基于双方所签《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魏寿富仅取得车辆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4.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的所有人均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机动车登记为物权登记，具有物权对抗效力，一审认定正确。5.根据双方所签《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车辆所有权属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综上，魏寿富的各项理由均不能成立，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不属于魏寿富，而属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二、魏寿富称，双方所签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受胁迫签订的、显示公平的合同，依法应予撤销。1.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是指经营者经政府行政许可取得有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与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签订了《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依法取得了包括案涉出租车在内的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魏寿富作为自然人，没有取得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于是魏寿富通过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方式，从事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双方建立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绝对优势地位。双方基于租赁经营合同都会获得相应的收益，也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2.不存在显失公平。魏寿富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具有长年经营出租汽车的经验，且早在2011年左右就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过同样条款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并且六年租赁期满后也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目前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对于永川区出租汽车行业的运营状况，经营出租车的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均具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其并不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六年的经营，魏寿富认为继续签订相同条款的合同，自己能够获得预期利润，才会重新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魏寿富虽然签约时要一次性付出11万多元，但其营运收入中，除了向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每月缴纳1100元租赁费，其他的营运收入都归自己所有，其每个月的利润应当不低于重庆市职工平均工资，并且魏寿富自己没有取得特许经营权指标，才通过租赁经营的方式取得了经营权，所有双方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是互利共赢的，也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3.关于签订合同时魏寿富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形。魏寿富在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没有举示任何证据证明魏寿富在签订合同时遭受胁迫，且二审阶段也没有提交新证据，证明其签约时受到胁迫。从双方连续两次签订内容一致的合同，且第一次合同期六年已履行完毕这一客观事实，可以反推出双方签订合同时完全出自真实意愿，并未出现胁迫情形这一结论。综上，双方签订合同时不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魏寿富要求对合同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四、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应当由法院依职权判断，法官通常以案件复杂程度判断，一审法官认为一审一个人审理能够正常进行，并不违法，在审理过程中魏寿富也没有提出要求简转普，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五、魏寿富认为本案违背一案一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并没有释明，但魏寿富的诉讼请求系专业律师书写，请求不清是当事人的责任，不是法院的责任。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可能限制魏寿富的诉权，而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对其每项诉讼请求是否合法进行裁判，程序并不违法。六、一个案件是否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是由法院依职权确认。一审法院最初认为应当以另案二审为依据，中止本案审理，后一审根据案情变化以及法官对案件进一步的判断，认为可以不以另案为依据，所以恢复审理重新开庭程序是合法的。案件是否中止或恢复审理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无论当事人或代理人都应予以尊重。魏寿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车架号为LSX的小型轿车（裸车）所有权及该车的附属设施（顶灯、计价器、行车记录仪、GPS卫星定位系统、车牌、治安登记证、加气证和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归魏寿富所有；2.确认渝X出租车的经营权归魏寿富所有；3.撤销魏寿富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4.案件受理费由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长司于1997年5月23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县内、县际、省际班车客运，普通货运、客运站经营、出租客运等。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系重长司的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出租客运、汽车零部件销售等。2014年7月18日，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取得了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出租车客运。2017年1月4日，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与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汇达公司销售合同》，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购买长安牌汽车（型号SC7161UY）77辆，单价85800元，总价款为6606600元。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2017年3月23日，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与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多功能屏销售合同》，约定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向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多功能屏（4.7寸LCD液晶显示屏，代替出租车行业服务监督卡，集成触摸式+按键式服务评价功能，支持语音调度功能，电召信息确认）77台，单价1300元/台，总价100100元。同时，重长司与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重长司提供车载终端车载终入网到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监控调度系统中并可自行监控调度管理，在通讯营运商的网络覆盖范围内为重长司提供通信网络服务和用户服务，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GPS终端所包含配件为GPS主机、4个摄像头、2张SD卡。另外，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与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向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出租汽车计价器（规格型号CJ102H12型），单价1650元。2017年3月13日，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与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签订《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授予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77个，有效期6年。2017年5月19日，魏寿富向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交纳车辆考核金12万元。2017年6月9日，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向重庆市永川区国家税务局交纳了长安牌小型轿车（型号SC7161UY、车架号为LSX）的车辆购置税5500元，取得了《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载明的纳税人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2017年6月12日，经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核准，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取得了渝X小型轿车（品牌型号为长安牌SC7161UY、车辆识别代码为LSX、发动机号为H4X、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机动车所有人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核准，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载明的业户名称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公室核准，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治安登记证》。《治安登记证》上载明的单位名称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载明的使用单位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2017年6月13日，重长司（甲方）与魏寿富（乙方）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第一条，租赁经营车辆的所有权。1.租赁经营车辆由甲方全额出资购买，是甲方法人财产。其财产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均属甲方所有。乙方通过向甲方按合同约定时间一次性足额缴纳首付租赁金91300元（此租赁金不含本合同第四条所约定的月缴租赁金），而获得租赁经营车辆的使用权。乙方所交纳的首付租赁金甲方不予退还。2.租赁经营期满，甲乙双方在结清一切债权债务后，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即行终止。甲方收回车辆经营使用权后，甲方将车辆的余值或残值无偿的交付给乙方，由乙方自行处理。乙方如需将车辆变更为非营运车辆使用的，可按照法律法规及政府的有关规定，在一个月内办理完结车辆的转籍、过户手续，办理转籍、过户手续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第二条，租赁经营车辆情况。甲方将长安牌SC7161UY型轿车类载客出租汽车一辆，牌照号码渝X，发动机号H4X，租赁给乙方在永川区域内经营。第三条，租赁期限。本合同标的车辆的营运期限截止时间为2023年6月12日，车辆租赁经营合同的租赁期限为六年（即2017年6月13日至2023年6月13日）。租赁期满，乙方将车辆牌照、行车执照、营运证、治安许可证、车辆购置附加费证及车辆的各种相关手续全部交还给甲方，并结清债权债务后，甲乙双方权利、义务自然终止；企业如继续获得出租车经营权时，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签订经营合同的权利，可与甲方再行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租赁金重新确定。第四条，租赁经营车的月缴租赁费。乙方在租赁经营期间应按月向甲方缴纳租赁费，其租赁费由甲方企业的有偿服务费及相关的代收、代缴税费构成，共计1100元，未含洗套费100元/月，乙方应于每月25-30日前到甲方车属单位缴清次月规费，乙方如不按时缴清上述各项费用，每逾期一天加收5‰的滞纳金。超过30日仍未缴清时，甲方有权解除、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第五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五条，本合同在履行中一旦发生纠纷，应在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第十七条，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是重长司的下属单位，受法人委托，行使甲方的权利和承担义务。”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在《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甲方处盖章。合同签订后，魏寿富经营渝X出租车至今。一审另查明，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对巡游出租车的管理内容为：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学习、培训，对出租车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驾驶员是否安全驾驶进行监督检查，对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进行检查等。一审法院认为，1.《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2.涉案汽车的裸车的所有权、该车的附属设施（顶灯、计价器、行车记录仪、GPS卫星定位系统、车牌、治安登记证、加气证和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所有权的归属问题；3.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的归属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认为，《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不应当被撤销，理由如下：（1）出租汽车租赁经营系永川区出租汽车行业多年形成的经营模式之一，应予以尊重。（2）魏寿富多年经营出租汽车，对合同内容应有充分的了解，是否与出租车公司签订该合同取决于其本人的意愿和选择，不存在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故《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系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魏寿富向原审被告交纳租金后获得涉案出租汽车的营运服务权和收益权，魏寿富经营出租汽车获得收益，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4）魏寿富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胁迫的事实存在，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胁迫的情形存在，故魏寿富以原审被告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涉案汽车的裸车、该车的附属设施（顶灯、计价器、行车记录仪、GPS卫星定位系统、车牌、治安登记证、加气证和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涉案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涉案车辆购车发票开具的购车人、涉案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开具的纳税人均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载明的使用人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附属设施（计价器、行车记录仪、GPS卫星定位系统、加气装置及设施）系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出资购买。魏寿富也没有举证证明顶灯系其出资购买。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魏寿富系涉案汽车的裸车、该车的附属设施（顶灯、计价器、行车记录仪、GPS卫星定位系统、加气装置及设施）的所有权人。退一步讲，即使魏寿富实际出资购买了涉案汽车，但其允许购车发票的购车人记载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该车辆所有人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均表明魏寿富并非以获取车辆所有权的意思出资购买机动车。物权取得涉及合同以及交付两方面的条件，《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魏寿富在签订该合同时经确认后签字，其对合同内容、期限、标的、经营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明知和认可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涉案车辆归公司所有，视为魏寿富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时是认可涉案车辆归公司所有。因此，魏寿富请求确认涉案汽车及附属设施归其所有，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机动车牌照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属于经营权的范畴，是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特定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故魏寿富主张涉案机动车牌照的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系相关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证件。颁证行为系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所有权确认的范畴。三、关于涉案出租车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出租车特许经营权是指经营者经政府行政许可取得有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出租车辆经营权具有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每次新车上户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魏寿富在租赁经营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魏寿富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魏寿富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租赁经营方式与魏寿富签订租赁经营合同，将涉案车辆租赁给魏寿富营运，双方形成租赁法律关系，魏寿富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重长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综上所述，魏寿富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魏寿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魏寿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魏寿富举示了以下证据：1.民事裁定书一份、（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本案必须以（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法中止审理，恢复审理条件不具备，一审审判程序违法。2.录音（2008年张德宽区长解决出租车罢运音频），拟证明：承认个体挂靠经营，允许转让，同意到期延续经营。因为年代久远，原始载体坏掉，明确无法修复，目前音频系转存，并进行了文字整理，整理人系秦治文。3.录音（2017年7月20日区交委办公室接访），拟证明：公司威胁不签公司的霸王合同就不让接车，参与人有交委领导、驾驶员车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公司领导。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对证据2、3，两段音频应提供原始载体才能明确来源合法，该证据没有原始载体，且由于没有播放，不能确定录音的内容和书面文字是否完全一致。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假设区长的音频真实，系个人的观点，不具有法律效力。经审查，本院对魏寿富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3，因未提交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2.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予撤销；3.案涉车辆的裸车及该车的附属设施所有权是否归魏寿富所有；4.案涉出租车经营权是否归魏寿富所有。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魏寿富上诉提出，一审法院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本院认为，魏寿富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并不属前述法律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魏寿富上诉还提出，魏寿富的一审诉请中，既包含了物权确认之诉，也包含了合同撤销之诉，两个诉请分别属于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的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未要求魏寿富明确其诉讼请求是主张物权确认，还是合同撤销，也未尽到对当事人进行释明的义务，径直依据物权法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审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魏寿富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魏寿富在一审中虽然提出了多个诉讼请求，但各个诉讼请求均是围绕着案涉出租车展开的，其诉讼请求所涉及的相对方也均为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一审法院对魏寿富的诉讼请求一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还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魏寿富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必须以（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裁定本案中止审理，但该案至今未作出二审判决，故一审法院在中止诉讼的原因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径直作出本案判决，审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魏寿富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虽然曾作出过中止本案审理的裁定，但本案并非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恢复本案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魏寿富上诉称，案涉《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魏寿富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魏寿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本院认为，魏寿富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魏寿富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以胁迫的手段使魏寿富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魏寿富以胁迫为由主张撤销案涉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在双方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出资购买的车辆租赁给魏寿富经营，魏寿富获得租赁经营车辆的使用权，合同内容并无显失公平的情形。魏寿富以案涉合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三、关于案涉车辆的裸车及该车的附属设施所有权是否归魏寿富所有的问题。魏寿富上诉称，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魏寿富所有，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魏寿富独立承担，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只是代为购买、代付费用，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魏寿富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本院认为，魏寿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魏寿富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并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魏寿富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前，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即与销售商签订合同购买了案涉车辆以及GPS终端、出租汽车计价器等附属设施。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举示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载明的购买方均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涉案出租车的《治安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上载明的机动车所有人也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魏寿富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及附属设施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受魏寿富委托购买的，也未举示证据证明魏寿富向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附属设施的费用。在魏寿富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出资购买的车辆租赁给魏寿富经营，财产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均属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所有，魏寿富获得租赁经营车辆的使用权，魏寿富向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缴纳首付租赁金和租赁经营期间的月租赁费。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在租赁期满后，魏寿富要将车辆牌照、行车执照、营运证、治安许可证、车辆购置附加费证及车辆的各种相关手续全部交还给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案涉车辆、附属设施交付给魏寿富使用是基于双方合同的前述约定，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的转移，魏寿富并不因其对案涉车辆及附属设施的使用而取得车辆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故魏寿富要求确认案涉车辆（裸车）及附属设备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四、关于案涉出租车经营权是否归魏寿富所有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问题，在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签订之前，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即与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签订了《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取得了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在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之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与魏寿富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将案涉车辆租赁给魏寿富使用，魏寿富仅仅是取得了案涉车辆的使用权。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关于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授予的，魏寿富并不能基于其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取得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故魏寿富要求确认案涉车辆的经营权属于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魏寿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上诉人魏寿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罗 宇书 记 员  母雪桥书 记 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