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4民终29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太同，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威，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国，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乐鹏，男，195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英，女，195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宏昌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科技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胡乐鹏，总经理。上诉人于太同因与被上诉人胡乐鹏、张传英、枣庄宏昌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402民初5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太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胡乐鹏、张传英与宏昌公司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于2015年2月6日退伙分红结算书的性质和法律主体认定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一审判决虽然正确认定了于太同与胡乐鹏和张传英夫妻之间属于合伙关系，也认定了双方在2015年2月6日进行了合法的退伙结算，且退伙结算书由胡乐鹏签字并加盖宏昌公司的公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一审判决对于合伙的主体、退伙结算的主体，以及支付退伙款的义务主体，均存在错误的理解和认定。二、2015年2月6日退伙分红结算书的出具主体，是胡乐鹏（及其妻子张传英），胡乐鹏在出具退伙结算书以后，无论是基于合伙法律的基本原则，还是本案的实际情况，都有义务向于太同支付退伙款及分红款。在1999年至2014年期间与于太同存在合伙关系的，是胡乐鹏和张传英，而非宏昌公司，宏昌公司只是胡乐鹏为合伙经营而成立的公司。胡乐鹏基于控股合伙人的特殊身份，完全控制了宏昌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等全部事务。在此情况下，只有胡乐鹏有权利、有义务与于太同协商退伙结算事宜。2015年2月6日，胡乐鹏（也代表张传英）与于太同协商退伙并达成一致后，胡乐鹏亲笔书写了结算书，结算书明确记载于太同应得的退伙分红款为37万元（包含3.5万元的投资本金以及累计15年的分红款），并保证在2015年底之前付清。胡乐鹏在退伙结算书上签名和承诺的行为，是其以合伙人的身份出具的签字和承诺，是胡乐鹏基于合伙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义务，而非基于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履行的职务行为。结算书出具以后，胡乐鹏陆续向于太同支付了4万多元退伙分红款，也可以证明胡乐鹏负有支付义务。因此，二审判决认为胡乐鹏没有义务支付退伙分红款，明显是错误的。三、宏昌公司作为胡乐鹏实际控制的夫妻公司，具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无论是基于担保的角度还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规定，在宏昌公司对退伙分红款承担清偿责任的情况下，胡乐鹏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乐鹏与张传英系夫妻关系，于太同和他们已经认识几十年了。因民政部门无法提供其结婚登记信息，在一审过程中于太同已经书面申请法庭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以证明婚姻情况，但是法庭没有调取。在两名胡乐鹏存在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宏昌公司就成为事实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宏昌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胡乐鹏、张传英认缴出资的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也就是说在于太同2015年2月6日退伙之前，胡乐鹏已经把宏昌公司变更为夫妻公司，胡乐鹏在办理宏昌公司的变更登记时，没有提交夫妻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证明。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以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出资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性质上属于单一出资主体，应当认定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这一角度分析，一审在判决宏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时，应当判决胡乐鹏、张传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共同还款责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胡乐鹏作为宏昌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及实际控制人，在2015年2月6日亲笔出具退伙结算书时，自愿在结算书上加盖宏昌公司的公章，从而使宏昌公司对退伙结算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了共同还款责任。四、于太同应当获得的37万元退伙分红款，是在长达15年的合伙经营期间（截至2014年底）实际产生投资利润，由胡乐鹏实际控制并保管，胡乐鹏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在2015年2月6日退伙结算时，胡乐鹏以及宏昌公司均明确认可于太同应获得的累计退伙分红款为37万元（包含3.6万元投资本金，33.5万元未分配红利），是从1999年至2014年底实际产生的应分配红利，只是胡乐鹏一直拖延未向于太同分配。胡乐鹏在2015年2月6日出具退伙结算书以后，仅支付了4万多元退伙款，还有32万多元未付。这笔款项在事实上由胡乐鹏实际控制和保管，并且至少应当从2015年2月6日开始独立于宏昌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而单独保管。但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无论是胡乐鹏还是宏昌公司，均未说明这笔37万元资金由谁掌控保管和现状，导致这笔资金的现状不明、去向不明。在此情况下，胡乐鹏明显违背了控股合伙人的基本法律义务，也违背了退伙结算书的承诺，胡乐鹏应当向于太同承担还款责任。胡乐鹏未到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于太同上诉案力求达到退股款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归还，这是违反公司法的。宏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无限责任公司，与于太同的股权纠纷应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有关责任应由公司承担，而不是由股东承担。本案的原由：本人于1999年组建宏昌公司，当年于太同出资3万元入股，由于于太同当时系国有企业销售人员，不能参与宏昌公司生产经营工作，实际是暗股。另外，于太同向本人送了一台电视机，后来又给本人代买了一部手机。2010年，宏昌公司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当时告知了于太同和其他股东，于太同决定退股。于太同出资了3万元，要求公司补偿30万元，电视机和手机折价7000元，要求公司补偿7万元。在于太同的多次逼迫下，本人才写下还款条。还款条上宏昌公司的公章是在还款条出具后一个月被迫加盖的。于太同退股应经全体股东同意，形成股东会决议，才能执行。于太同的股本金应由各股东购买或公司购买，卖不出去才能由公司以外的人购买。于太同出资3万元，分红30万元无任何依据，法人打条是违反公司法的。于太同送本人的电视机和代买的手机应按折价7000元归还，而不能按10倍价归还。张传英、宏昌公司未答辩。于太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宏昌公司向原告支付原告退伙时应当分得的红利326，000元及自2017年1月1日起以326，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直至付清为止；2.判令胡乐鹏、张传英对宏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8月10日，于太同与胡乐鹏、张传英出资成立宏昌公司。于太同出资3万元、胡乐鹏认缴出资175万元，实缴出资175万元。张传英认缴出资25万元，实缴出资25万元。胡乐鹏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2月6日胡乐鹏向原告出具一份结算书：“于太同入股枣庄宏昌电子有限公司投资款至2014年底累计红利叁拾柒万元整，一次结算，以后不再与枣庄宏昌电子有限公司有投资牵连，即一次性了结，本款到2016年底不断付清”。该协议中有胡乐鹏签名并加盖了宏昌公司的公章。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共向原告支付44，000元，尚欠326，000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宏昌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结算书形成的时间及载明的数额无异议，可以认定系原、被告合伙终止后，已经双方清算，表明双方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结算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支付款项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约定的款项及利息，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宏昌公司辩称协议名为退股，实际为抽逃出资，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胡乐鹏对公司债务作出过由其与公司共同承担给付责任的单方面承诺，因此不能视为个人债务。且结算书的内容是入股宏昌公司分得红利的问题，因此可以认定胡乐鹏出具结算书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此款应由宏昌公司予以支付。故原告依据胡乐鹏、张传英是夫妻关系，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法院不予支持。胡乐鹏、张传英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系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与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枣庄宏昌电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于太同退伙时红利326，000元及利息（以本金32，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于太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90元，由被告枣庄宏昌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于太同于1999年向宏昌公司投资3万元入股，但宏昌公司并未将于太同登记为公司股东，于太同亦一直未参与公司经营，亦未行使股东权利。后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乐鹏向于太同出具结算书一份，承诺退还于太同入股投资款及至2014年底累计红利37万元，结算书中并加盖宏昌公司的公章。该结算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结算书的内容，系于太同与宏昌公司结算，退还于太同入股宏昌公司分得红利及投资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系于太同与胡乐鹏合伙终止进行清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此，该结算书虽然由胡乐鹏出具，但是应认定系其代表宏昌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后果由宏昌公司承担，胡乐鹏并不负有偿还义务。于太同在二审中提交信用卡账单明细及微信转账截屏，证明胡乐鹏系以自己名义向于太同转账，印证了胡乐鹏在结算书签字的本意是其本人愿意向胡乐鹏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虽然结算书出具后，胡乐鹏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于太同偿还部分款项，但是不能以此认定胡乐鹏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亦不能认定胡乐鹏认可其为共同还款义务人。于太同在二审中提交枣庄楷昌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胡乐鹏在担任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又注册了枣庄楷昌电子有限公司，经营与宏昌公司相同的业务，宏昌公司有权将枣庄楷昌电子有限公司收益归宏昌公司所有，因此胡乐鹏应与宏昌公司共同向于太同承担责任，以及于太同上诉主张宏昌公司系胡乐鹏和张传英的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一人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胡乐鹏和张传英应对宏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于太同在二审中提出的该两项主张与其在一审中主张胡乐鹏、张传英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关系发生变化，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于太同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于太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90元，由上诉人于太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硕审判员 孙 梦审判员 金 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