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3行终129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席某，女，197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田非，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负责人张国平，所长。委托代理人郭博，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干部。委托代理人解秋虎，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干部。上诉人席某因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辆管理所）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50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席某的委托代理人田非，被上诉人车辆管理所的委托代理人郭博、解秋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月30日，车辆管理所应申请人席某申请为宝骏牌小型客车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车牌号为×××，同时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席某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撤销车辆管理所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的将×××机动车登记在席某名下的行政行为；2.诉讼费及本案鉴定费由车辆管理所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9日，车辆管理所收到李某提交的申请人为席某的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中填报的项目如下：申请人为席某，申请业务事项为注册登记，委托代理人为李某，机动车所有人（代理人）签字处有李某和其代签的“席某”字样的签名。填报上述表格同时，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某提交了席某的居民身份证、《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车辆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等材料并交验了机动车。其中，《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载明“兹授权被委托人李某代表席某（所有人）办理补办汽车牌照（委托范围）业务。机动车所有人确认：经办人在申请上述业务时签署的文件、提交的资料有效，代表机动车所有人的意愿。委托办理车牌或识别代号：×××。本委托有效期2011年1月14日至2011年2月28日。本授权为经办业务授权，再次委托无效。”“席某遵守2005.6.15买卖协议，必要时李某可报废更新车辆，自主选牌，否则卖方赔偿一切损失。此项授权长期有效！”机动车所有人处有席某签名，授权经办日期填写为2011年1月15日。《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载明，姓名为席某，原车牌号码为：XXXX，指标获得日期为：2018年1月4日。车辆管理所收取上述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对席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对交验的宝骏牌机动车进行了查验，制作了《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并拍摄了机动车照片。履行上述程序后，车辆管理所认为该项申请符合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条件，遂留存相关材料后作出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案件审理中，席某申请对车辆管理所收存的机动车登记档案资料《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申请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该授权书中的“席某遵守2005.6.15买卖协议，必要时李某可报废更新车辆，自主选牌，否则卖方赔偿一切损失。此项授权长期有效！”内容与该授权书其他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并对两部分内容是否同一台打印机打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该所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情况说明》，以鉴定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做退案处理。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一审法院再次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上述事项鉴定。2019年8月23日，该所出具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席某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检材中其他打印文字不是同一台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对于第二项鉴定申请即检材中的上述内容形成时间是否晚于2011年1月15日的鉴定事项，该所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京民司鉴[2019]函字第143号《终止鉴定告知书》，表示因该所尚未开展时间鉴定业务，故决定终止该项鉴定工作，将鉴定材料退回一审法院。鉴定费1800元由席某预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公安部根据该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了《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102号，2012年公安部第124号令修正）进一步细化机动车登记工作的实施。根据该规定，直辖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负责办理其行政辖区内机动车登记业务。据此，车辆管理所作为北京地区的机动车登记机构受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并办理相应登记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本案被诉的登记行为系机动车注册登记。关于办理该种登记申请人应提交的法定证明文件、登记机关的审核义务，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外，公安部制发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章第一节也作出了明确、细化规定，上述法律及该规章均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登记的依据，在本案中应予适用和参照适用。根据上述规定，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码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本案中，车辆管理所收取了前述法律、规章规定的申请材料，其中，收取机动车所有人席某的身份证件并核验，可以证明申请人席某的身份情况；收取了《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从而确认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情况及委托事项；收取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电子保单》，可以证明机动车来源及完税、缴纳强制险情况；同时对交验的机动车进行逐项查验。综上，可以认定车辆管理所收取的申请材料具有完备性，也完成了对申请材料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申请材料齐备且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予办理情形的情况下，车辆管理所作出被诉注册登记行为符合前述法律和规章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是撤销行政行为的法定情形。被诉的机动车注册登记属于动产物权登记，具有对抗效力，该行政行为的撤销无论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维护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都有着潜在的影响。因此在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评判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撤销情形时更应保持审慎态度。本案的焦点在于办理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李某是否取得席某的授权，因此如何认定《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的效力是本案的关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车辆登记机构在对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时仅承担形式审查义务。本案中，车辆管理所收取的《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中有申请人席某本人签字和具体委托事项，受托人亦出具了席某本人的真实身份证，在此情况下，车辆管理所已完成了对该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职责。其次，有确凿证据证明登记所依据的材料丧失真实性是导致行政登记行为被撤销的基础。现经过司法鉴定可以确定该授权书中“席某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其他打印文字不是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就文字材料形成的习惯而言，文字材料内容应由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完成，因此被诉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授权委托书确实存在疑点。但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完全否定该材料作为行政登记行为作出基础的真实性。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席某及其家人与李某之间存在朋友关系，已报废的车辆长期交由李某使用且由李某完成报废并更新指标，同时双方在原车的过户及新购车辆等事项上存在长期纠纷。同时席某并未否认将身份证交予李某办理原车报废的事实，且对《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尽管双方就购买新车及是否委托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一节各执一词，但仅凭委托书中两部分文字并非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的结论，不足以否定该授权委托书对外的真实性即作为行政登记基础的真实性。综上，基于行政登记行为的效力和特点，在行政登记机关已经收取了完备材料并尽到了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且席某与李某存在长期纠纷，目前无确凿相反证据否定委托书对外效力的情况下，不足以得出撤销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的结论。席某要求撤销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席某的诉讼请求。席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二、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在对涉案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时仅承担形式审查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相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九条，被上诉人依法应对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三、退一步说，即便以形式审查的通常要求来评价被上诉人的涉案登记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已完成对涉案机动车登记审查材料的形式审查职责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根据在案证据，涉案机动车注册登记明显系李某通过欺骗手段办理，其欺骗行为的对象不仅是上诉人，也包括被上诉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八条，涉案登记行为应依法撤销。五、司法鉴定意见书结合逻辑推理，足以证明“席某遵守2005.6.15买卖协议……”段落为套印，足以否认档案中委托书的真实性。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否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因此，法庭应当支持上诉人的主张。六、再退几步讲，倘若不支持上诉人的主张，而支持李某的说法，则为上诉人“将小客车指标转让或出借给了李”。七、一审认定的“席某与李某存在长期纠纷”是不准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偏袒、枉法裁判，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将×××机动车于2018年3月29日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车辆管理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指定期限内，席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条》的照片，内容为“今收到席某身份证原件。仅用于汽车报废手续，不用于其它用途。今日下午16:30前归还。”收件人签字为“范某”，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证明席某向案外人李某或者其指派的人出示席某身份证的目的是办理车辆报废，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从而说明李某办理本案机动车登记系欺骗席某办理的；2.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李某与席某的丈夫彭某通过微信聊天商议好，席某让李某把收车人的联系方式发过来，之后范某来具体做交接身份证工作。车辆管理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依据：（一）作出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依据的证据：1.《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2.《机动车查验记录表》；3.席某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信息查询记录打印件；4.《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受委托人李某身份证复印件；5.《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6.《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7.《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8.《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电子保单》；9.车辆合格证。为说明办理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客观真实性，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人李某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准许，李某作为证人出庭，其陈述：我曾是鹤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与席某的丈夫彭某是大学同学。2005年某晚彭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联系我为他帮忙解决。事故处理中，被撞车辆车主与彭某约定被撞车辆给彭某，彭某给车主14万元。当时我借钱给彭某平息了事故，并与席某订立了买卖合同，约定将席某名下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车牌号×××）卖给我，合同也写明了是事故车。当时没有购车限制，但由于车辆损坏严重无法过户。车辆修理之后我欲办过户，席某却不配合了。直到2011年车辆开始限购，我已经过不了户了，因此与席某签订委托书并重新约定，一是补牌照，二是我可以随时报废更新车辆、自主选牌照，我们还特意加黑加粗打印用以强调。我补办行驶证、2017年底报废车辆及给新车办注册登记均是席某给我的身份证，车辆目前由我使用。（二）规范性法律文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102号发布，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修正）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四条，车辆管理所以上述法律文件说明其作出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诉讼中一审法院准予席某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材料：1.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23日出具的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席某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检材中其他打印文字不是同一台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2.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京民司鉴[2019]函字第143号《终止鉴定告知书》，内容为对于第二项鉴定申请即检材中的上述内容形成时间是否晚于2011年1月15日的鉴定事项，该所尚未开展时间鉴定业务，故决定终止该项鉴定工作，将鉴定材料退回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车辆管理所提交的证据均系涉案机动车办理注册登记时收取、制作的，与被诉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关联性，且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车辆管理所接受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收取申请材料，履行查验等相关程序后办理涉案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客观情况，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李某的证言，其中关于办理被诉机动车登记过程的陈述与车辆管理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佐证被诉机动车登记办理过程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关于席某提交的证据，《收条》签字人为“范某”，办理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李某否认与其相识，席某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范某”的身份，同时涉案车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所载的日期为2018年1月4日，说明席某原有机动车办理报废的时间至少早于该日期，显然席某提交的《收条》的落款日期与其主张的事实明显不符。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不具有席某主张的证明力；关于微信聊天记录，考虑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新型电子证据的特殊性，在席某不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聊天记录中微信号持有人的真实身份为李某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具有席某主张的证明力；3.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一审法院应席某申请，委托经履行司法鉴定程序要求选定的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专业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书格式完备、鉴定过程和结论表述清晰，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并参照《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车辆管理所作为北京地区的机动车登记机构，具有作出涉案车辆转移登记行为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并参照《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章第一节的规定，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码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本案中，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某提交了席某的居民身份证、《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车辆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等材料，车辆管理所对上述材料予以形式审查，并据此作出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虽然经过司法鉴定，《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中“席某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其他打印文字不是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但此疑点不足以完全否定行政登记行为基础的真实性。一审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判决驳回席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席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席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志刚审 判 员 胡兰芳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孙畅阳法官助理 武 宁书 记 员 辛 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