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0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湘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文，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法定代表人：孙小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辉伦，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法定代表人：徐克。上诉人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搏牛体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以下简称二沙训练中心）、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以下简称江门体育学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搏牛体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二沙训练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二沙训练中心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损害了搏牛体育公司的诉讼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款项支付人向受害人支付款项后再向他人追偿，其前提是他人对受害人负有法定的赔偿责任，且该赔偿责任已过仲裁或司法审查。但在本案中，搏牛体育公司与死者踪某某一方的责任问题未经任何仲裁或司法审查，一审判决仅根据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就直接判决搏牛体育公司承担协议赔偿金额，对搏牛体育公司与二沙训练中心、踪某某三方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包括搏牛体育公司、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存在的法律关系、三方责任如何划分、赔偿项目及数额如何核定等问题均未审查，剥夺了搏牛体育公司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退而言之，在一审中，一审法院至少应追加死者踪某某的继承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形成搏牛体育公司与踪某某之间、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之间的诉讼对抗，以查清真正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比例及赔偿数额。（二）二沙训练中心请求搏牛体育公司返还其垫付给踪某某家属的死亡赔偿款及医疗救助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本案诉请属给付之诉，从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上看，二沙训练中心是依据债权请求权中的合同履行请求权请求搏牛体育公司支付130万赔偿款，合同履行请求权应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合同为前提。但搏牛体育公司与二沙训练中心之间从未就踪某某死亡赔偿事宜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更未约定130万元的死亡赔偿款。2015年1月，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签订了《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中并未对共建队伍队员在训练、比赛中的伤亡赔偿责任进行约定。故二沙训练中心不能依据《合作协议书》请求搏牛体育公司承担赔偿踪某某家属130万元死亡赔偿款及医疗费的义务。二沙训练中心亦不能根据其与踪某某家属双方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要求搏牛体育公司承担踪某某130万元的死亡赔偿款。《死亡赔偿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是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焕、刘某某，搏牛体育公司并未参与踪某某死亡赔偿款的协商，搏牛体育公司也从未授权二沙训练中心代表搏牛体育公司与踪某某家属协商死亡赔偿事宜，搏牛体育公司事后也未对《死亡赔偿协议书》予以追认。因此，《死亡赔偿协议书》对搏牛体育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搏牛体育公司没有向踪某某家属支付130万元死亡赔偿款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之间不存在支付案涉死亡赔偿款及医疗费的请求权法律关系基础，故亦无诉讼请求权基础。（三）一审在未查明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判决搏牛体育公司承担踪某某死亡赔偿款和医疗救助费，属认定事实错误。踪某某在生前与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是确定踪某某死亡赔偿义务主体、责任划分及具体赔偿数额的基础事实。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踪某某作为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运动员，2016年3月30日，二沙训练中心称踪某某已被其退训。踪某某被二沙训练中心退训属于二沙训练中心的内部管理环节，其参加的所有比赛均需接受二沙训练中心的安排与管理。2017年5月1日，踪某某与搏牛体育公司签订了《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搏牛体育公司与踪某某是合作关系，搏牛体育公司从未给踪某某发放工资或补贴。二沙训练中心为踪某某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投保了2018年度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险。综上，搏牛体育公司、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属何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径行判决搏牛体育公司承担130万元死亡赔偿款和医疗费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存在实质性法律关系，无论是退训前还是退训后，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都未发生实质性改变。退训前，踪某某是二沙训练中心集训运动员。退训后，踪某某继续由二沙训练中心郭辉教练带领在搏牛武术俱乐部进行训练。2018年4月25日，二沙训练中心为踪某某报名参加于2018年5月12至14日举行的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搏牛体育公司明确反对共建队伍队员包括踪某某参加该次超级联赛。因这种联赛双方运动员的重量级差较大并设有所谓KO奖金；此类比赛对重量较小的运动员存在极大的伤亡风险，而踪某某正是比赛中重量较小的一方（踪某某在参加了2018年5月12至14日的超级联赛后不久就发病死亡）。上述事实证明踪某某的体育赛事是由二沙训练中心安排与通知，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应存在管理隶属关系。依据《国家体育总局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可知，购买此类保险的运动员应为正式在编运动员，且此类保险是对职工工伤保险的补充。在2018年5月12至14日超级联赛举行前，二沙训练中心已为踪某某购买了2018年度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险，购买该保险的行为证明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存在实质性法律关系，且很可能是劳动关系。如二沙训练中心认为踪某某与其没有任何劳动或人事关系，为何会参与踪某某家属的谈判事宜，又为何要先行赔付130万元赔偿款，二沙训练中心也不会为踪某某购买前述伤残互助保险。从以上事实可看出，二沙训练中心确实与踪某某存在实质性的法律关系，且很可能是劳动关系。综上，搏牛体育公司认为，无论是退训前还是退训后，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均存在实质性法律关系，而搏牛体育公司则与踪某某不存在任何实质性法律关系。（五）搏牛体育公司并非《死亡赔偿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死亡赔偿协议书》对搏牛体育公司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1.搏牛体育公司未参与踪某某死亡赔偿谈判，不是《死亡赔偿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死亡赔偿协议书》中对搏牛体育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搏牛体育公司不应受该协议书的约束。一审法院将搏牛体育公司在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关于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踪某某家属签订《〈工亡待遇暨人道主义抚恤协议〉的意见》视为搏牛体育公司同意由二沙训练中心代替搏牛体育公司垫付130万元赔偿款的根据，属事实认定错误，也无法律依据。因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当事人无权为非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设定合同义务，也不能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搏牛体育公司既未参与踪某某死亡赔偿谈判，也不是《死亡赔偿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死亡赔偿协议书》中对搏牛体育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更无任何约束力。即使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妨碍合同当事人为第三方设定义务，但合同当事人能否请求被设定义务的第三方履行义务，则应以第三方是否同意为前提。若第三方同意被设定义务，则合同当事人可以要求第三方履行义务。否则，合同当事人仅可以要求合同相对方承担相应责任。搏牛体育公司既未事先授权二沙训练中心代替其同意赔偿130万元死亡赔偿款给踪某焕、刘某某，事后其也未对《死亡赔偿协议书》予以追认，因此，《死亡赔偿协议书》对搏牛体育公司约定的义务没有法律效力，亦无任何约束力。在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焕、刘某某协商踪某某的死亡赔偿款前，搏牛体育公司已明确表示不同意承担赔偿130万元死亡赔偿款。搏牛体育公司在其出具的意见中并不同意承担踪某某的130万元死亡赔偿款，亦从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同意由其承担踪某某家属提出的130万元死亡赔偿请求，故该意见不能被视为搏牛体育公司对《死亡赔偿协议书》的追认或同意，更不能推定搏牛体育公司同意承担该130万元赔偿款。因此，一审法院将该意见视为搏牛体育公司同意承担130万元死亡赔偿款的根据属事实认定错误。2.踪某某家属不同意通过仲裁和诉讼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不是二沙训练中心必须和踪某某家属达成案涉《死亡赔偿协议书》的充分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二沙训练中心出于人道主义代替搏牛体育公司垫付130万元赔偿款是合情合理，属事实认定不清。在搏牛体育公司不同意以谈判方式确定踪某某死亡赔偿事宜的前提下，踪某某家属可选择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法律途径来确定赔偿责任主体、赔偿数额等具体事实。所谓出于人道主义、维稳的需要，不是二沙训练中心必须和踪某某家属达成案涉《死亡赔偿协议书》的充分理由。（六）赵某的运动损伤治疗费用应由二沙训练中心承担，搏牛体育公司没有承担赵某运动损伤治疗费用的法定或约定义务，该费用与搏牛体育公司无关。赵某是二沙训练中心的正式在编运动员，2018年3月26日，赵某在训练中受伤入住中山大学某医院，共花费123636.66元。此时二沙训练中心应当为赵某申请工伤认定，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其医疗费。由于二沙训练中心怠于为赵某申请工伤认定，且《合作协议书》未对共建队伍队员在训练、比赛中的伤亡赔偿责任进行约定，搏牛体育公司根本没有承担赵某运动损伤治疗费用的法定或约定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由搏牛体育公司承担赵某部分医疗费用属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二沙训练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沙训练中心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民事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一、本案的诉讼标的与踪某某家属无关，其家属对本案处理结果也无利害关系，无需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未追加踪某某家属参与本案诉讼并无不当，程序合法。本案的诉讼标的为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与踪某某家属并无关联。2018年6月11日，搏牛体育公司已认可需要支付给踪某某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具体数额为1300000元；在一审庭审中，搏牛体育公司也认可了踪某某医疗救助费用190334.60元，二沙训练中心已经向踪某某近亲属支付了前述款项。本案的判决结果也仅涉及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之间的责任承担比例，不会影响到踪某某家属获赔金额及已经支出的医疗费用。综上，一审未追加踪某某家属参与一审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书中与踪某某相关部分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一）一审法院对踪某某身份及其死亡前与搏牛体育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二沙训练中心不存在任何人事、合同关系的认定正确。1.二沙训练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表明：踪某某2014年3月1日成为二沙训练中心集训运动员，于2016年3月30日被二沙中心退训。在2015年1月18日（即《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签订之日，以下简称《共建协议》）至2016年3月30期间，踪某某既是共建队伍的成员，也是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队员。搏牛体育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也认可前述事实。2.自2016年3月30日被二沙训练中心退训之后，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事关系、合同关系。搏牛体育公司在一审时也认可该事实。2016年3月31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踪某某系搏牛体育公司的训练经纪合同成员，并以搏牛体育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成员的身份进行散打训练，且在共建队伍训练期间，接受搏牛体育公司的安排与共建队伍一起混杂训练。在此期间，踪某某仅和搏牛体育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二沙训练中心间不存在任何人事、合同关系。3.2017年5月1日，踪某某与搏牛体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广东搏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搏牛传统武术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了《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搏牛体育公司认为前述合同自签订之日就已经解除，但其于2017年10月12日向二沙训练中心出具的公函（即《关于踪某某、汪某某参加2017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说明》）不仅明确承认踪某某是自身成员暨搏牛体育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成员，以该身份在搏牛俱乐部继续训练，而且明确承诺自身会承担因踪某某参加比赛须借用共建队伍的名义办理报名手续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一审法院则认为由于搏牛体育公司完全知晓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被二沙训练中心退训的事实，又与踪某某签订前述合同，更未告知踪某某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不认可前述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和理由。4.搏牛体育公司知晓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被二沙训练中心退训的事实，又与踪某某签订《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后踪某某一直以搏牛体育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成员的身份进行散打训练，代表搏牛体育公司参加各类散打搏击商业比赛，并以自身的运动技能和身体健康为搏牛体育公司赚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而搏牛体育公司不仅在一审答辩状中认为踪某某是其关联公司广东搏牛武术俱乐部有限公司的人员，并主张合同已经解除，且又在其上诉状中称“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应存在管理隶属关系，而且很可能是劳动关系”，该陈述不属实。综上所述，搏牛体育公司为节省训练、运营成本，将其训练经纪合同成员混杂入共建队伍的散打训练中，且经常要求二沙训练中心以共建队伍的名义为其训练经纪合同成员（如踪某某、汪某某等人）办理各种散打赛事的参赛报名手续。至于二沙训练中心参照《共建协议》第四条第（六）款的约定，向搏牛体育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成员踪某某等提供购买伤残互助保险的信息资料，由踪某某等运动员自愿选择是否自行缴纳保险费并购买该保险，属出于人道主义的做法。故踪某某自愿选择决定缴纳保险费并购买该保险的行为，不能证明踪某某和二沙训练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其它法律关系，反而证明二沙训练中心在履行《共建协议》的过程中，充分履行了《共建协议》的各项约定，且维护每位运动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踪某某身故前与搏牛体育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二沙训练中心不存在人事、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正确。（二）在合同没有约定且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61条、第5条的规定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判决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偿付踪某某相关的费用，其适用法律正确。2015年1月18日，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及第三人签订了《共建协议》。但该份协议书中并未对合同履行过程中运动员出现伤亡时各方责任承担比例进行约定，也未对一方运动员出现伤亡导致其他方受损失时，其他方如何获得补偿的问题进行约定。在合同没有约定且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各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并无不当。踪某某作为搏牛体育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成员而非共建队伍的成员，与搏牛体育公司订立《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在搏牛体育公司设立、经营、管理的江门武术散打训练基地，以搏牛体育公司训练经纪合同成员的身份参加散打训练，并经常代表搏牛体育公司参加各类散打搏击商业比赛，为其提供服务、赚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踪某某在搏牛体育公司江门经营场所训练时出现中暑死亡，搏牛体育公司应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由于搏牛体育公司安排其与共建队伍队员一起训练，而二沙训练中心是共建队伍的一方当事人，在踪某某被送往广州医治期间，二沙训练中心连续多日遭到踪某某亲友施压，据此搏牛体育公司垫付了其应向踪某某近亲属支付的各项款项，故搏牛体育公司应当赔偿二沙训练中心的损失。退而言之，假设二沙训练中心和搏牛体育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二沙训练中心作为无因管理的管理人，也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1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搏牛体育公司偿还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与踪某某相关部分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判决书中与赵某相关部分的事实认定清楚，一审判决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对赵某为医治运动损伤而发生的自费部分治疗费用各承担50％的责任，属适用法律正确。赵某为二沙训练中心正式在编运动员，享受国家公费医疗政策的同时，也需自行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在《共建协议》合同履行期间，赵某也属于共建队伍成员。此外，赵某也与搏牛体育公司签订《运动员经纪合同》，长期在江门武术散打训练基地训练，经常代表搏牛体育公司参加各类商业比赛，为搏牛体育公司提供服务、赚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在合同没有约定且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对赵某为医治运动损伤而发生的自费部分治疗费用各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有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江门体育学校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沙训练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支付二沙训练中心已经垫付的因重度中暑身亡运动员踪某某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1300000元以及医疗救助费用190334.60元；2.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支付二沙训练中心已经垫付的运动员赵某治疗费的50%，即61818.33元；3.搏牛体育公司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别银行贷款利率向二沙训练中心计付以上两项诉讼请求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二沙训练中心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8日，二沙训练中心（甲方）、搏牛体育公司（乙方）及江门体育学校（丙方）签订《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约定三方以整合资源、共同管理为原则，协议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共建方式：甲方将现有省散打队纳入到乙方俱乐部管理体系，合作共建搏牛散打队（以下简称共建队伍）；其中，运动员编制定为正式队员20人，集训队员9人，共建队伍由双方实行共同管理；共建期限：2015年1月1日—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比赛结束日止；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按照政府相关主管单位的规定，负责向乙方提供省散打队的编制和基本经费，具体包括：20名正式运动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甲方根据省财政厅每年按编制核拨的标准，其中工资、单位负担的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补贴等个人收入支付给运功员后的剩余额度；9名集训队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按每人每天25元的标准；前述两项费用分上、下半年，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乙方；（二）如共建队伍的队员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考核后成为省散打队的正式在编运动员后，甲方向前述运动员提供省专业队享有的福利待遇和系统政策保障；……（六）协助乙方为共建队伍的运动员（含集训队员）联系购买伤残互助保险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二）负责组织队伍参加专业、职业比赛，承担并完成广东参加亚运会、全运会和国家、省指定比赛的任务；俱乐部的一切商业、职业比赛活动必须服从国家、省指定比赛的任务安排；（三）负责每年为共建队伍提供补充经费不少于3000000元，用于队伍训练、科医、比赛等；……（六）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乙方可无偿使用共建队伍的资源，积极进行散打搏击产业化和市场化运营，所得收益归乙方所有，优先于俱乐部建设和发展；（七）共建队伍除代表广东省参加国际、国内赛使用“广东省散打队”名称外，其他一切活动和赛事均可以“广东搏牛武术俱乐部”或其他代表名称出现；（八）乙方在充分尊重运动员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可对运动员、团队进行价值培育和实行市场化管理，开展体育经纪业务，提升运动员、团队和俱乐部的价值等。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在涉案共建协议履行期间，其向搏牛体育公司支付外训伙食费、住宿费、差旅费等共计2893070元，提交了银行业务回章、借款单等证据。搏牛体育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在涉案共建协议履行期间，搏牛体育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与共建队伍的运动员（含集训队员）签订了一系列合同，提交了《广东省散打队训练基地日常管理制度》、《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食堂就餐管理制度》、《运动员经纪合同》、《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等证据。搏牛体育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了搏牛散打队队员对江门训练基地的情况反映，拟证明运动员及教练普遍反映搏牛体育公司的江门训练基地存在饮食不能保证质量、运动器材设施不符合训练要求、训练场馆缺乏降温设备、田径训练场地毒蛇出没、朔胶跑道气味刺鼻等诸多问题，反映出搏牛体育公司在履行涉案共建协议中存在重大失误和过错，构成根本性违约，踪某某训练期间重度中暑身亡与搏牛体育公司的根本性违约行为存在关联性。搏牛体育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情况反映都是二沙训练中心在踪某某出事后要求运动员提供的，不排除运动员在某些压力下提供的证据；另外，搏牛散打训练基地经过二沙训练中心、国家体育中心武术训练中心的领导专家多次现场视察，均对训练基地的环境给予了肯定。2017年5月1日，搏牛体育公司、搏牛文化公司、搏牛俱乐部（甲方）与踪某某（乙方）共同签订《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其中约定：第一条，合同期限（空白）；第二条，合同内容：甲方为乙方提供现有的、乙方认同的食、宿、训练等条件和设备设施，同时接受乙方的委托，作为乙方的唯一经纪人，为乙方的武术散打生涯进行职业策划、价值培育，全权代理乙方无形资产经营、广告代言等；乙方同时作为甲方与二沙训练中心合作共建省散打队的集训队员，积极参加散打队的训练、培育和各项比赛，并力争取得优异成绩；乙方的各项比赛、活动由甲方与二沙训练中心及省散打队三方充分协商统一安排；甲方为乙方的训练、经纪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资源，乙方有义务为甲方提供服务；服务时间的长短，由甲方和省散打队的领队、教练一起根据队员的年龄、接受培训时间的长短、身体状况、技术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第三条，合同的解除：甲、乙双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违约，甲、乙双方可单方解除本合同：……3、乙方丧失省散打队培训资格等。二沙训练中心认为依据《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踪某某系与搏牛体育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搏牛体育公司则认为踪某某在签订该合同时就已丧失省散打队培训资格，且合同也没有约定期限，故该合同在签订之日就已解除。2017年10月12日，搏牛体育公司出具《关于踪某某、汪某某参加2017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说明》，内容为：搏牛体育公司与二沙训练中心合作共建省散打队，踪某某、汪某某在省散打队集训已满两年，现在搏牛俱乐部继续训练；目前训练系统拟参加今年11月份在江苏举行的全国冠军赛，请二沙训练中心给予确认报名参赛；两队员的参赛费用、参赛期间的安全等一切责任由搏牛体育公司负责承担。2018年5月14日，搏牛体育公司出具《关于广东省散打队返回江门基地集中训练的通知》，内容为通知省散打队各教练、队员：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已于5月14日结束，请省散打队全体教练及队员于2018年5月17日前返到省散打队江门训练基地进行封闭式训练等。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2018年5月30日下午踪某某在搏牛体育公司的江门训练基地训练后出现中暑症状，即送基地附近诊所、江门市某医院和广州某区总医院救治，但不幸于2018年6月8日凌晨医治无效去世，提交了江门市某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广州某区总医院入院记录、病危通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的等证据，情况如下：2018年5月30日，踪某某于江门市某医院入院治疗，于2018年6月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热射病、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横纹肌溶解；2018年6月1日，踪某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某区总医院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重症中暑；2018年6月3日，广州某区总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临床诊断为重症中暑、MODS；2018年6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某区总医院出具死亡通知，并办理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为重症中暑，死亡时间2018年6月8日00时13分。搏牛体育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其为踪某某的救治垫付了医疗救助费用，共计190334.60元，提交了相关缴费票据，具体情况如下：1、2018年6月1日，向江门市某医院缴付合计23902元；2、广州康盈护理服务有限公司327995号收据，载明2018年6月1日“预收服务费400元”；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载明，原告向广州安捷急救转运站有限公司缴付2200元，开票日期2018年6月21日；原告表述上述两项费用是踪某某的转院费用；3、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住院收费票据载明，踪某某住院时间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共7天，西药费、治疗费等合计156020.60元，落款时间2018年6月9日；4、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用收费票据载明，时间2018年6月19日，文件复印费及病历复印费合计356元；5、编号07034750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原告于2018年6月2日在广州南方麒麟大药房购买药物，花费1784元；6、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开具的00048858号发票载明，2018年6月4日购买药物花费5472元；7、饭卡收据，制表单位为广州某区总医院营养食堂，本次发生金额200元，操作时间2018年6月2日。上述费用合计190334.60元。搏牛体育公司对此予以确认。2018年6月11日，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出具《关于与二沙训练中心、踪某某家属签订〈工亡待遇暨人道主义抚恤协议〉的意见》，就广东省武术项目管理中心要求搏牛体育公司于6月11日下午2时到广州与二沙训练中心、踪某某家属签订《工亡待遇暨人道主义抚恤协议》一事作出答复，搏牛体育公司反对签署该抚恤协议，并要求尽快还原“踪某某事件”的真相，厘清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进行相应处分及处罚，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另外，关于“踪某某事件”家属抚恤金的构成，搏牛体育公司建议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130万元的1/3由相关责任人按责任大小比例进行承担；2、伤残互助保险等保险赔付；3、二沙训练中心按事业单位工伤死亡法律、法规进行补偿；4、省散打队教练、运动员捐助；5、不足部分由搏牛体育公司捐助。同日，二沙训练中心（乙方）与踪某某的父母踪某焕（甲方）、刘某某（甲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列明第三人为搏牛体育公司，甲、乙双方就甲方之子踪某某的去世事宜达成协议，内容如下：第一条，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规定，坚决要求第三人支付如下款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丧葬补助金30684元；第二条，甲方坚决要求第三人承担自身及踪某某的其他亲友因赶赴广州处理踪某某去世事宜而产生的交通费30000元、伙食补助费11396元；第三条，甲方坚决要求第三人另行支付人道主义抚恤金（精神抚慰金）500000元；第四条，甲、乙双方均确认，乙方已承担救治踪某某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第五条，甲方同意因第三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向甲方支付前述款项共计1300000元，而甲方坚决要求第三人立即支付前述款项，且甲方又不愿意通过仲裁和诉讼的法律途径解决双方的争议，故乙方出于人道主义，暂时先替第三人垫付前述款项共计1300000元，并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款项一次性汇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踪某焕，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沛县支行，银行账号62×××75；第六条，甲方承诺，只要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将款项汇至甲方共同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便已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垫付款项之义务，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第八条，甲、乙双方均确认：因乙方替第三人垫付前述款项，乙方有权另行向第三人追偿所垫付的前述款项，且有权追究第三人的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第九条，因踪某某生前已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投保2018年度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险，乙方将积极协助甲方申办前述保险金的手续等。上述协议书签订后，2018年6月12日，二沙训练中心分四笔分别向《协议书》中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共计1300000元。踪某某的父母踪某焕、刘某某签署《领款条》，内容为“兹领到踪某某的工亡、丧葬补助金、交通费、伙食补助费、人道主义抚恤金合计1300000元”。另查明，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踪某某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为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运动员，其中从2015年1月18日开始同时也是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共建的搏牛散打队的队员，但从2016年3月31日以后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即2016年3月31日起踪某某不再是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运动员、在编运动员，其退训之后仅是搏牛散打队的成员，提交了《集训、吸收运动员审批表》、《退训申报表》。《集训、吸收运动员审批表》载明，踪某某于2014年3月1日起开始在二沙训练中心处训练，项目为武术散打。《退训申报表》载明，踪某某初始集训日期为2014年3月1日，结束集训日期2016年3月30日。搏牛体育公司认为上述表格是二沙训练中心的内部管理文件，对此不予确认。另外，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了《散打队名单》，并表示该名单是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申请住宿伙食费而提交的，该名单载明集训运动员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集训到期；搏牛体育公司确认该名单是其提供的。二沙训练中心认为根据《散打队名单》，可证明搏牛体育公司是完全知悉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退训的情况，搏牛体育公司在明知踪某某已经退训的情况下依然留用其在搏牛散打队里，且在2017年5月1日与其签订训练经纪合同，约定为踪某某提供住宿及伙食。对此，搏牛体育公司表示《散打队名单》仅是证明其知悉踪某某在2016年3月30日集训到期，搏牛体育公司并不清楚踪某某退训的事实。搏牛体育公司认为踪某某去世之前一直在搏牛俱乐部接受培训，而搏牛俱乐部与搏牛体育公司无关，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共建的搏牛散打队与搏牛俱乐部的散打队是不同的两个队伍。另外，搏牛体育公司确认其没有向踪某某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搏牛体育公司为证明踪某某自2016年2月20日至2018年6月8日止，是搏牛俱乐部的缴费学习训练学员，提交了《证明书》。该证明书由搏牛俱乐部于2019年3月1日出具，内容为自2016年2月20日至2018年6月8日止，踪某某是搏牛俱乐部的缴费学习学员，该学员已于2018年6月8日去世，其尚未全额支付在搏牛俱乐部学习训练期间的相关费用。二沙训练中心认为该说明书是由搏牛体育公司的关联公司单方制作，且二沙训练中心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踪某某依法享受搏牛体育公司及其两家关联公司提供的训练、经纪服务，根本不存在踪某某欠付训练费之说。再查明，2016年5月31日，搏牛体育公司（甲方）、搏牛文化公司（乙方）、赵某（丙方）签订《运动员经纪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6年7月15日起至2017年7月15日止；甲方、乙方接受丙方委托，作为丙方的唯一经纪人，为丙方的武术搏击生涯进行职业生涯策划、价值培育，全权代理丙方无形资产经营、广告代言等；丙方同时作为甲方与原告合作共建的省散打队的核心主力队员，积极参加散打队的训练和培育，代表省散打队参加各项比赛，包括但不限于冠军赛、锦标赛、全运会等，并力争取得优异成绩等。另外，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共同确认赵某既是二沙训练中心省散打队的正式在编运动员，同时从涉案共建协议签订之日起即2015年1月18日至今都是搏牛散打队的队员。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了中山大学某医院出院通知单、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等，拟证明二沙训练中心已全额垫付赵某因治疗运动损伤的医药诊断治疗费等共计123636.66元。中山大学某医院出院通知单载明，赵某于2018年3月26日入院，2018年4月17日出院，住院天数22天，未结总额123636.66元。中山大学某医院于2018年4月28日出具的编号为KI86811191号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载明，姓名赵某，以现金结算的方式个人缴费123636.66元。二沙训练中心表示由于赵某是在编运动员可以享受一般医疗费用补贴，故个人支付61818.33元（50%）即可；二沙训练中心表示替赵某垫付时缴纳了123636.66元，之后凭医疗费发票向体育主管部门报销50%医疗费用，故二沙训练中心仅请求搏牛体育公司支付赵某的50%医疗费用61818.33元。二沙训练中心认为虽然涉案协议并未约定搏牛体育公司应承担运动员自负部分的医疗费，但赵某属于双方共建队伍的队员，赵某的运动损伤医疗救治费用是属于共建队伍的共同债务，故搏牛体育公司应承担50%医疗费用61818.33元。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在涉案共建协议履行期间，搏牛体育公司多次开展商业运营活动，其中踪某某、赵某均代表搏牛体育公司参加商业赛事，以自身的运动技能和身体健康，为搏牛体育公司赚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了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的（2018）粤广南方第04526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的手机截屏图片，显示微信公众号“搏牛体育”的账号主体为被告，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微信文章中载有踪某某、赵某的照片及相关信息等。一审法院认为，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签订的《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关于踪某某的工亡补助金、医疗救治费用等款项的承担问题。根据二沙训练中心提交的《集训、吸收运动员审批表》及《退训申报表》，踪某某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系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运动员；同时，自2015年1月18日涉案共建协议签订之日起，踪某某被纳入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合作共建的搏牛散打队管理体系。搏牛体育公司在向二沙训练中心申请住宿伙食费时提交了《散打队名单》，载明集训运动员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集训到期。由此可见，搏牛体育公司是清楚知悉踪某某在2016年3月30日之后停止参与集训。二沙训练中心主张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从二沙训练中心处退训，踪某某与其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事关系、合同关系，搏牛体育公司在答辩意见中亦认可二沙训练中心的该观点，认为踪某某并非系省散打队的正式队员或集训队员。2017年5月1日，踪某某与搏牛体育公司、搏牛文化公司、搏牛俱乐部签订《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该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了踪某某丧失省散打队培训资格可视为违约，双方可单方解除本合同。搏牛体育公司主张该份合同在签订之日即已解除。从合同签订的情况来看，该份合同签订于2017年5月1日，即在踪某某从二沙训练中心处退训之后，故搏牛体育公司在明知踪某某已退训的情况下仍然与踪某某签订该份合同。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搏牛体育公司知悉踪某某已从二沙训练中心处退训的事实，但搏牛体育公司未曾向踪某某发出解除上述经纪合同的通知，故搏牛体育公司主张《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已于签订之日解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踪某某在上述训练、经纪合同履行过程中去世，根据搏牛体育公司发出的《关于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踪某某家属签订〈工亡待遇暨人道主义抚恤协议〉的意见》，可以证明广东省武术项目管理中心曾要求搏牛体育公司于2018年6月11日下午到广州与二沙训练中心及踪某某的家属签订协议，但搏牛体育公司并未积极与踪某某家属协商处理相关后续事宜。在此情况下，二沙训练中心不得不与踪某某家属签订《协议书》并先行垫付了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人道主义抚恤金等合计1300000元，以及实际垫付了踪某某的医疗救助费用共计190334.60元，上述款项合计1490334.60元。二沙训练中心请求搏牛体育公司支付上述垫付的款项，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赵某的运动损伤治疗费用的承担问题。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共同确认了赵某既是二沙训练中心省散打队的正式在编运动员，同时从涉案共建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今都是搏牛散打队的队员。涉案共建协议并无约定运动员治疗运动损伤的自费部分医疗费用应如何承担，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作为搏牛散打队的合作共建方，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各自应承担上述款项的50%即30909.17元（61818.33×50%），更为合理。故二沙训练中心请求搏牛体育公司向其支付上述全额款项61818.33元，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二沙训练中心主张搏牛体育公司承担上述两项费用的利息问题。因搏牛体育公司拒不承担踪某某及赵某的相关费用，导致二沙训练中心只得先行代为垫付，造成二沙训练中心的资金孳息损失。二沙训练中心主张搏牛体育公司从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26日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返还因踪某某身亡垫付的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人道主义抚恤金、医疗救助费用等合计1490334.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490334.6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计算标准，自2018年8月1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自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搏牛体育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支付运动员赵某的医疗费用30909.1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0909.1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计算标准，自2018年8月1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驳回二沙训练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8769.40元，由二沙训练中心负担373.77元，由搏牛体育公司负担18395.63元。本院二审期间，搏牛体育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体育总局武术中心关于参加2018赛季“超武联赛”的函（2018年5月3日）》及报名表，拟证明二沙训练中心安排踪某某作为替补队员参加2018年5月12日-14日的超级联赛，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存在实质性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可能是劳动关系；搏牛体育公司通过口头方式反对共建队伍队员参加2018年5月12日-14日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2.《体育总局武术中心关于参加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的函（2018年7月6日）》及《关于共建队伍参加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意见（2018年7月25日）》，拟证明鉴于发生踪某某事件，搏牛体育公司通过书面方式反对共建队伍队员7月27日-29日参加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二沙训练中心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单凭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踪某某属于共建队伍的运动员；对证据2中《关于共建队伍参加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意见（2018年7月25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且并未收到该材料，其所反映的内容是发生在踪某某去世之后，与本案没有关系。另查明，关于踪某某在2016年3月30日退训之后是否不再是共建队伍中的集训队员问题。在一审庭审中，二沙训练中心表示：共建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二沙训练中心广东省武术散打队正式在编运动员20然及集训运动员9人，另一部分均是搏牛体育公司的队员，踪某某属于搏牛体育公司的队员；搏牛体育公司表示：共建队伍就是29人，超出该范围的就是搏牛俱乐部的队员，踪某某在2016年3月30日之后就不再是共建队伍的成员。在二审庭审中，二沙训练中心表示：踪某某在退训后不再是共建队伍中的成员，其与二沙训练中心没有合同关系，但搏牛体育公司仍然继续利用踪某某的运动能力参加比赛，与此同时，搏牛体育公司没有将踪某某区分训练，而是在其退训后继续混入共建队伍一起训练；搏牛体育公司表示：1.在一审庭审中，相关委托诉讼代理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该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判断不能代替事实查明，一审中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没有关系，对该事实的承认和相关证据的判断存在错误。2.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踪某某是搏牛俱乐部的人也是认定有误，其只是为了表示搏牛体育公司、搏牛俱乐部及广东搏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踪某某之间存在经纪合同关系。3.踪某某在退训后仍然由二沙训练中心的教练带训并在搏牛武术俱乐部进行训练，在其发病前已经符合二沙体育中心的集训队员或是正式队员的资格，且手续正在办理中。再查明，一审时二沙训练中心曾提供如下证据：《集训、吸收运动员审批表》《退训申报表》及《散打队名单》《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伙食费用明细表》《散打队到江门训练江门费用明细表》拟证明踪某某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系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运动员，但从2016年3月31日以后，踪某某与二沙训练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其中，《退训申报表》中注明“初始集训日期”为2014年3月1日，“结束集训日期”为2016年3月30日；《散打队名单》中注明踪某某为集训运动员，于2016年3月30日集训到期；《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伙食费用明细表》及《散打队到江门训练江门费用明细表》注明集训运动员（踪某某）费用共40天，备注日期为2016年2月20日至3月30日。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签订的《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踪某某、赵某分别与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的关系问题；二、搏牛体育公司是否应当向二沙训练中心返还已垫付的款项以及返还具体金额的问题。一、踪某某、赵某分别与二沙训练中心、搏牛体育公司的关系问题踪某某于2015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既是二沙训练中心的集训运动员，又是合作共建队伍中的成员，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双方就该事实并无异议。至于2016年3月30日以后双方与踪某某的关系问题，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存在争议，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共建队伍包括运动员编制即正式队员20人、集训队员9人，二沙训练中心负责提供上述队员的基本费用。根据双方在一审时均确认的《散打队名单》，上面清楚注明“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集训到期”，相关的费用也仅支付至2016年3月30日。其次，搏牛体育公司在向二沙训练中心出具的《关于踪某某、汪某某参加2017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说明》中亦明确踪某某现在广东搏牛武术俱乐部继续训练，申请二沙训练中心给予确认踪某某报名参赛，参赛费用及参赛期间的安全等一切责任由搏牛体育公司自行承担。可见，踪某某于2016年3月30日之后便从二沙训练中心处退训，不再是共建队伍中的成员，搏牛体育公司也清楚知悉相关情况。否则，搏牛体育公司无需单独就踪某某的报名参赛问题向二沙训练中心提交说明并申请二沙训练中心予以协助报名。二沙训练中心主张2016年3月30日以后其与踪某某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合同关系理据充分，搏牛体育公司在一审时也认可该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至于搏牛体育公司与踪某某的关系问题。2017年5月1日，踪某某与搏牛体育公司、搏牛文化公司、搏牛俱乐部签订《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该合同中约定搏牛体育公司为踪某某提供食、宿、训练等条件和设备设施，踪某某为搏牛体育公司提供服务，服务期内搏牛体育公司根据获奖情况及工作安排，给予踪某某相应的训练补贴或经济补助。从合同的内容可知，踪某某在发生中暑症状时是在该合同的服务期内，其接受搏牛体育公司的管理进行训练及比赛，且搏牛体育公司未举证证明为踪某某提供的训练条件和安排的训练计划科学合理，故其对踪某某训练后严重中暑并最终死亡亦存在过错，理应对踪某某因训练死亡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搏牛体育公司在一审期间确认踪某某在2016年3月30日退训后不再是共建队伍成员，与二沙训练中心无合同关系；二审期间作出与一审不同的陈述，其主张在2016年3月31日至踪某某死亡前，踪某某仍属于二沙训练中心与搏牛体育公司共同管理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搏牛体育公司二审作出不同陈述的理由是：退训后，踪某某继续在二沙训练中心教练的带领下训练以及二沙训练中心在2018年4月25日为踪某某报名参加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为踪某某购买2018年度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险。但是，即使上述情况属实，也不能直接得出踪某某在其死亡前又重新成为共建队伍的成员，踪某某与共建队伍一同训练，二沙训练中心根据搏牛体育公司的申请为踪某某报名参赛并为踪某某购买相关保险，亦不违常理。而且，搏牛体育公司在二审期间也确认踪某某在死亡前正在办理获取二沙体育中心集训队员或是正式队员的资格手续，更加证明踪某某在2016年3月30日退训后至死亡前仍未重新成为共建队伍的成员。因此，本院对搏牛体育公司二审期间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虽然二沙训练中心在一审期间曾表示共建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广东省武术散打队正式在编运动员20然及集训运动员9人，另一部分是搏牛体育公司的队员，踪某某属于搏牛体育公司的队员。但是，结合二沙训练中心在一审时提交的《集训、吸收运动员审批表》《退训申报表》及《散打队名单》《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伙食费用明细表》《散打队到江门训练江门费用明细表》等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庭审陈述，可知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主张踪某某在2016年3月31日以后不再是共建队伍成员，因踪某某为搏牛体育公司继续提供服务，踪某某仍一直与共建队员混同训练。因此，二沙训练中心一审的主张与二审的陈述并不存在矛盾。二、搏牛体育公司是否应当向二沙训练中心返还该中心已垫付的款项及返还具体金额的问题。从搏牛体育公司发出的《关于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踪某某家属签订〈工亡待遇暨人道主义抚恤协议〉的意见》的相关内容可知，广东省武术项目管理中心曾要求搏牛体育公司、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的家属签订协议，搏牛体育公司也清楚赔偿的金额定为1300000元，但搏牛体育公司并未与踪某某家属积极协商处理相关后续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二沙训练中心虽已与踪某某之间无合同关系，但基于其与二沙训练中心存在共建合作关系且踪某某确实曾作为共建队伍队员的一员，为了尽快解决与踪某某家属之间的矛盾，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家属签订《协议书》并先行垫付了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人道主义抚恤金等合计1300000元，以及实际垫付了踪某某的医疗救助费用共计190334.60元。如前所述，搏牛体育公司应对踪某某死亡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现二沙训练中心已代搏牛体育公司垫付了赔偿款，其有权要求搏牛体育公司返还垫付款项中的合理部分。搏牛体育公司在《关于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踪某某家属签订〈工亡待遇暨人道主义抚恤协议〉的意见》中明确表示对1300000元赔偿标准存在异议，二沙训练中心在垫付赔偿款时应当对赔偿款金额是否合法合理进行判断，以免扩大搏牛体育公司的赔偿损失，对于超出合理赔偿范围内的款项，应由二沙训练中心自行承担。根据二沙训练中心与踪某某家属签订的《协议书》，1300000元的赔偿款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丧葬补助金30684元、踪某某家属因处理死亡赔偿实际而产生的交通费30000元及伙食补助费11396元、精神抚慰金500000元。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踪某某家属因处理死亡赔偿实际而产生的交通费及伙食补助费的赔偿标准，并未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至于精神抚慰金500000元，该赔偿标准显属过高，应当予以调低，参照一般人身损害案件的相关赔偿标准，酌定为100000万元为宜，对于超出的部分应由二沙训练中心自行承担。因此，搏牛体育公司应向二沙训练中心支付垫付的赔偿款900000元及医疗救助费190334.60元，合计共1090334.6元。一审对搏牛体育公司的应付金额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并非侵权纠纷，无论是否追加踪某某亲属作为本案的诉讼参与人，均不影响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搏牛体育公司上诉时主张一审遗漏诉讼主体及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赵某的治疗费用承担问题及利息的起算时间、计算标准问题，一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江门体育学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搏牛体育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37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3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3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返还因踪某某身亡垫付的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人道主义抚恤金、医疗救助费用等合计1090334.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90334.60元为本金，2018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四、驳回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769.4元，由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负担5210.77元、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3558.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95.63元，由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负担4937.32元、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3458.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丹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祥瑞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