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2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润东，男，1973年8月15日生，回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云波，云南萃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永明，男，1972年9月9日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思，四川齐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朱润东与被上诉人胡永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润东上诉请求：1、确认上诉人朱润东与被上诉人胡永明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书》；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签订了“退股协议书”错误。1、上诉人朱彦勋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从未签订“退股协议书”，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在本案中与被上诉人也从未签订“退股协议书”。2、“退股协议书”是一审法院为偏袒被上诉人而编造的。一审法院无视双方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过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并完成股东变更登记，而且上诉人已将股权转让款50万元全部支付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违法推翻这些基本的案件事实，违法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故意编造双方没有签订过的协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理应尊重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过的协议，人民法院无权编造协议、篡改协议名称或违法任性解释协议。第二、一审法院认定“文山和鑫房地产需按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在10个月内分期支付给胡永明10800万元”错误。1、双方从未签订《退股协议书》。一审法院没有将文山和鑫房地产列为诉讼当事人，但是却认定“文山和鑫房地产在10个月内分期支付给胡永明10800万元”实在是荒唐透顶。2、文山和鑫房地产不是本案《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权为文山和鑫房地产设置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对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没有约束力。3、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为自然人二人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无关。第三、《协议书》合同主体混乱、法律关系混乱、混淆了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同法》的规定，该《协议书》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有效实在荒唐。1、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公司价值人民币9000万元的2号地块部分商铺以优惠价格出售给乙方”，这一条约定严重违反《公司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商铺的所有人是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甲方即上诉人不是商铺的所有人，其无权将公司的财产出售给被上诉人，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不是《协议书》的合同主体，该条约定无效。2、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用第2号地块的商铺资产作抵押贷款，用于2号地块工程支付款等费用，当公司获得该笔贷款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给乙方人民币3000万元”。这一条约定违反《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2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和贷款人是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工程款支付义务人是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3000万元”款项性质属于“关系费”、“协调费”，没有合法的债权依据，该条约定无效。3、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甲方获得文山佛寿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经正式招拍挂的1、3、4号地块的国土证后的10个月内分3-4次支付给乙方人民币10800万元。”该条约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和《合同法》的规定，1、3、4号地块的招拍挂主体是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不是甲方即上诉人，上诉人无权决定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的土地招拍挂事宜，该条约定无效。第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朱彦勋与胡永明于2017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错误的；认定此《协议书》对朱彦勋、胡永民均有约束力是错误的。1、这份《协议书》的第一条只能证明朱彦勋将公司价值9000万元的2号地块部分商铺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胡永明的同时，证明被上诉人必须向和鑫公司支付购房款，根本不是胡永明捏造的以物抵债，没有抵偿备案在胡永明名下的约定。2、这份《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证实，这3000万元的支付是附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公司至今没有获得此笔贷款，不具备支付的条件，并且与股权转让无关。3、这份《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证实，这10800万元的支付是附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公司至今没有获得1、3、4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具备支付的条件，此约定与股权转让无关，与民间借贷无关。4、这份《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证实：这一约定违背客观事实，以合法形式（借款、利息、股本金）掩盖非法目的（关系费、协调费）约定的。此约定与股权转让无关，与民间借贷无关。10800万元、3000万元这些天文数字是胡永明凭空编造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备案登记材料》《股东会决议》《银行转账记录》证实，胡永明的原始股本出资是300万元，转让价款是300万元，不是8850万元，证实《协议书》是虚假的。以上事实证明：双方于2017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违法无效的，对朱彦勋和胡永明均没有约束力，对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没有约束力。以上事实证明：胡永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逼迫朱彦勋签订《协议书》虚增债务13800万元，肆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等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通过《律师函》、并借助诉讼等手段，非法侵占和鑫公司的财产。这种行为已涉嫌构成诈骗罪。为了维护和鑫公司和本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和《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特请人民法院将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二、上诉人有大量客观真实的证据，证实双方于2017年6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合法有效的，对朱彦勋、胡永明均有约束力。第一、文山和鑫公司设立工商登记材料证实：胡永明的原始股本出资是250万元，证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2012年12月1日，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和鑫公司）股东朱彦勋、吴修波、胡永明共同制定《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在册股东三人，均为自然人，朱彦勋认缴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吴修波认缴出资3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5%;胡永明认缴出资2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出资时间都是2012年12月10日。第二、文山和鑫公司第一次变更登记材料证实：胡永明受让吴修波5%股份转让价款是50万元，是等价转让的，证实2017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证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2016年1月4日，吴修波与朱彦勋和胡永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文山和鑫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制定《章程修正案》同意股东吴修波将其在文山和鑫公司的部分股权300万元（占公司股份30%），按照300万元转让给朱彦勋，同意股东吴修波将其在文山和鑫公司的部分股权50万元（占公司股份5%），按照50万元转让给胡永明。同日，并分别向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股权转让交割证明》。至此朱彦勋的股份比例变更为70%，胡永明的股权比例变更为30%。胡永明的原始投资增加到300万元。第三、胡永明转让文山和鑫公司股份25%给朱彦勋的工商登记材料：证实2017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证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1、2017年6月5日，胡永明分别与朱彦勋、朱润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份。协议约定，胡永明将其在文山和鑫公司的部分出资250万元(占公司股份25%)，按照250万元转让给朱彦勋，胡永明将其在文山和鑫公司的出资50万元（占公司股份5%），按照50万元转让给朱润东。同日，文山和鑫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制定《章程修正案》同意股东胡永明将其在文山和鑫公司的部分股权250万元（占公司股份25%），按照250万元转让给朱彦勋，同意股东胡永明将其在文山和鑫公司的部分股权50万元（占公司股份5%），按照50万元转让给朱润东。同日，并分别向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股权转让交割证明》。至此朱彦勋的股份比例变更为95%，朱润东股权比例为5%，胡永明的股权比例变更为0，不再是公司股东。至此双方股权交割完毕。2、2017年6月5日，文山和鑫公司向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权转让交割证明》、《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等相关材料。3、2017年6月6日，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向文山和鑫公司出具《股权变更通知书》一份，要求朱彦勋、胡永明、朱润东按时按照规定到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向文山和鑫公司出具《股权变更事项告知确认书》一份，对文山和鑫公司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材料内容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朱彦勋、胡永明、朱润东签字按印，对上述材料予以确认。同日，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文山和鑫公司的股东予以变更。公司股东由朱彦勋、胡永明变更为朱彦勋、朱润东。第四、朱彦勋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胡永明的股权转让价款50万元，证实双方当事人是按照2017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证实2017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第五、文山和鑫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证实朱彦勋受让胡永明5%公司股份时，文山和鑫房地产是严重亏损的，被上诉人的5%的股份按照市场价值一文不值，上诉人能按照被上诉人出资原值50万元受让被上诉人的股份，已是仁至义尽。证实2017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证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1、2016年6月30日，文山和鑫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一份。证明文山和鑫公司亏损10590163.29元，原始股本金1000万亏损完后，还亏损590163.29元。2、2016年12月31日，文山和鑫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一份。证明文山和鑫公司亏损14025631.37元，原始股本金1000万亏损完后，还亏损4025631.37元。3、2017年6月30日，文山和鑫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一份。证明文山和鑫公司亏损18205156.82元，原始股本金1000万元亏损完后，还亏损8205156.82元。4、2017年12月31日，文山和鑫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一份。证明文山和鑫公司亏损32867467.96元，原始股本金1000万元亏损完后，还亏损22867467.96元。5、2018年12月31日，文山和鑫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一份。证明文山和鑫公司亏损39193924.96元，原始股本金1000万元亏损完后，还亏损29193924.96元。以上事实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证明双方于2017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证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证实被上诉人自己编造的885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完全背离市场；完全背离和鑫公司股权的价格；证明《协议书》不是股权转让；证明《协议书》完全是虚假的，证实胡永明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是虚假诉讼。三、一审人民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朱彦勋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低于胡永明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结合案件情况，认定朱彦勋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低于胡永明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因为：一审判决没有结合案件的情况，一是没有结合胡永明原始投资300万元的情况，二是没有结合胡永明受让吴修波5%股份、转让价款为50万元的情况。三是没有结合和鑫公司资产负债及亏损的实际情况，四是没有结合《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变更确认书》、《股权变更通知书》情况，五是没有结合13800万元来源是否客观真实的情况，是否合法有效的情况。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朱彦勋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低于胡永明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是违法的。因为：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第1、2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确认书》是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确认登记的，其证明效力远远大于朱彦勋被逼迫签订的《协议书》。三是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和鑫公司发放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通知书》、《股权转让确认书》及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是经过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四、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非常大，不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严重违反程序。胡永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双方关于股权转让是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了规避纳税，所以才有等值转让，对于协议双方是没有异议的。朱润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公司股份比例为5%，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朱润东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股权协议有效；2、转让公司股份比例为5%，转让价款是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和鑫房地产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股东为朱彦勋，认缴公司注册资本70%，折合700万元，胡永明认缴公司注册资本30%，折合300万元。朱润东与胡永明于2017年6月5日签订《和鑫房地产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转让方胡永明自愿将其在和鑫房地产的部分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5%），按人民币5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朱润东。该转让协议于当日经和鑫房地产股东会决议通过。2017年6月6日，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文文）登记内变核字〔2017〕第2300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和鑫房地产的股东变更登记。2017年6月6日，朱彦勋和胡永明签订《协议书》，经双方协商，就胡永明正式退出“和鑫房地产”股东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朱彦勋将公司价值9000万元的2号地块部分商铺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胡永明的同时，胡永明将自己所执公司30%的股份全部一次性转让给朱彦勋及朱彦勋指定者;二、朱彦勋用2号地块的商铺资产作抵押贷款，用于2号地块的工程支付款等费用，当公司获得该笔贷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给胡永明3000万元；三、在朱彦勋获得“文山佛寿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经正式招拍挂的1、3、4号国土证后10个月内分3-4次支付10800万元；四、朱彦勋支付胡永明的上述款项包含公司原欠胡永明的借款和利息，胡永明的股本金……。另朱彦勋、朱润东、胡永明签订协议如下：在地块由朱彦勋和朱润东招拍挂取得后，和鑫房地产需按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在10个月内分期支付给胡永明10800万元，同时朱彦勋和朱润东个人对该笔支付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7年6月6日，朱彦勋、朱润东、胡永明又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如下：在地块由朱彦勋和朱润东招拍挂取得后，文山和鑫房地产需按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在10个月内分期支付给胡永明10800万元，同时朱彦勋和朱润东个人对该笔支付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另查明，胡永明以朱彦勋、朱润东、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于2019年6月18日由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云26民初54号，该案尚未审结。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纠纷是指公司的股东将自己所持有的出资额或者股份转让给他人，他人成为公司股东而产生的纠纷。本案朱润东、胡永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经过工商备案登记，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因胡永明、朱润东及案外人朱彦勋于2017年6月6日还另行签订了二份《协议书》，该二份协议书也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署时间在朱润东与胡永明签订《文山和鑫房地产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该二份协议书对朱彦勋、胡永明均有约束力。且胡永明就其与朱彦勋于2017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已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尚未审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本院认为，朱润东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低于胡永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朱润东要求确认与胡永明之间“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公司股份比例为5%，转让价款是5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润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朱润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胡永明无证据向本院提交。朱润东为证实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民事起诉状和应诉通知书各一份，证实文山和鑫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项目是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处于亏损状态。经质证，胡永明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不认可。文山自然资源局起诉和鑫公司只是一个外挂资金，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观点。本院认为，朱彦勋向本院提交的此组证据只能证实案外人文山市自然资源局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了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且该案尚未审结，无法佐证上诉人的证实目的。故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此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6）川1402民初542号民事调解书、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2执189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和解协议(2018年11月7日)、2017年11月10日执行和解协议、《代四川华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偿还四川眉山市恒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款项明细表》各一份、授权委托书、银行转账明细10份、文山和鑫房地产起诉胡永明与四川华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一份、2019年4月26日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笔录一份。证明朱润东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文山和鑫公司、朱润东代胡永明、四川华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给四川眉山市恒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反担保款928万元没有关系。经质证，胡永明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认可，但认为朱润东变更为和鑫公司的股东以后，很多款项是通过朱润东的账户富滇银行转出，胡永明的账户也是富滇银行。对于和鑫公司支付928万元我们是没有异议，虽然是和鑫公司支付的，但是偿还的是和鑫公司应当归还胡永明的借款，且追偿权的纠纷原告是自行撤诉。该组证据不能证明5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一审诉讼过程中，胡永明主张朱润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共分2笔转账给其的50万元（于2017年5月11日、2017年7月11日打入共50万元）是履行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6）川1402民初54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款。但朱润东在本院二审中提交的此组证据中，由四川眉山市恒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在当地法院的主持下共同签字确认的《执行和解协议》中第一条明确载明“被执行人（即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期支付230万元，尚欠842万元”。结合上述两个事实及两笔费用的打款时间、金额、支付的主体等方式均不吻合，胡永明主张此50万元的款项系履行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6）川1402民初54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款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3、2017年6月份和12月份的和鑫公司会计报表。证明和鑫公司2017年负债过大，严重亏损。胡永明所称的股权转让款1.7亿元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经质证，胡永明对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表上的固定资产只有105万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这个表是单方制作的。本院认为，朱彦勋提交的这两份会计报表中明确注明制表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7月15日”及“2018年1月15日”，结合朱彦勋、胡永明在一审中提交的《章程修正案》、《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交割证明》及《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共同来看，胡永明于制表时已经不是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两份会计报表系胡永明退出和鑫公司后，由和鑫公司单方制作完成。现在在胡永明不认可该份证据的情况下，朱润东又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对其举证观点予以佐证的，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4、朱润东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胡永明的转帐凭证，证明朱润东已将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了胡永明，国有土地不动产证等五证证明和鑫公司的工程为民生工程，不盈利，胡永明所说的8000多万的股权转让款系伪造。经质证，胡永明认为转帐凭证的二次转款时间与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不是股权转让款，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且胡永明与朱润东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起诉，该二笔转款为朱润东偿还的借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胡永明在认可二次转款的情况下，认为系朱润东向其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故朱润东主张的50万元转款为股权转让款成立，胡永明主张50万元转款为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经与各方当事人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提出异议。朱润东提出以下异议：1、和鑫公司成立时有3人持股，朱彦勋40%、吴修波持股35%、胡永明持股25%，注册资本共计1000万。吴修波持股35%、已转让30%给朱彦勋，5%转让给胡永明，转让价款50万元。2、一审法院遗漏认定胡永明还以同一协议以民间借贷作为案由另诉了朱彦勋等人的事实。胡永明提出以下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和鑫房地产公司在2017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上加盖了公司印章的事实。针对朱润东提出的第1点异议，本院认为，朱彦勋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中均注明和鑫公司原始股东为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部分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针对朱彦勋提出的第2点异议与胡永明提出的事实部分的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系朱润东要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而引发，本案应针对此份协议是否有效而进行审理，双方在该协议之后另行签订的其他协议，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也不应当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于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与涉案协议之外的协议的事实部分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2月11日，和鑫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后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朱彦勋认缴出资400万元，持股40%，吴修波认缴出资350万元，持股35%，胡永明认缴出资250万元，持股25%。2016年1月4日，和鑫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决定公司股东由原“朱彦勋认缴出资400万元，持股40%，吴修波认缴出资350万元，持股35%，胡永明认缴出资250万元，持股25%”变更为朱彦勋认缴出资700万元，持股70%，胡永明认缴出资300万元，持股30%，并于同日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2017年6月5日，胡永明与朱彦勋签订《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永明自愿将其持有和鑫公司的5%的股份以50万元转让给朱润东，朱润东须于2017年6月5日前将50万元支付给胡永明，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7年6月5日，和鑫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第二条明确同意股东胡永明将其在和鑫公司的部分股权5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5%），按5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朱润东，第六条载明转让手续完毕胡永明退出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同日，和鑫公司向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和鑫公司股权转让交割证明》，载明“受让人朱彦勋现已将现金5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了转让人胡永明，该转让协议现已履行完毕”。2017年6月6日，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文文）登记内变核字【2017】第2300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对和鑫公司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予以准予。后和鑫公司股东及股东持股比例变更为朱彦勋持股95%，朱润东持股5%。2017年5月11日，朱润东通过富滇银行转账30万元给胡永明。2017年7月11日，朱润东通过富滇银行转账20万元给胡永明.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审判程序是否严重违法；二、落款于2017年6月5日的《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本院认为，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本案应予采用普通程序而非简易程序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二、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评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量：首先，主体。2017年6月5日的涉案协议系胡永明与朱润东两人签订，和鑫公司同意，两人有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特定价格转让所持有的股份。其次，客体。股权具有物权的属性，是一种综合性的独立性权利，是依据股东身份而获得的权益，能够依法转让是股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不仅包括股东对公司股份的所有权、收益权，还包括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和在出资范围内承担风险的义务。本案胡永明自愿处分其依法登记持有的股份的，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合法客体。第三，内容，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协议的效力问题均无异议，也在一、二审中均当庭表示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其内容亦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双方当事人自愿约定了协议的生效条款，即“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故《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7年6月5日双方签字按印后发生法律效力。第四，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履行了公司内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双方也采取了书面合同的形式，符合股权转让要式行为的法律规定。从法律形式上看，此份协议符合我国公司法对股东转、受让股权的规定，程序上形式合法，并无瑕疵。虽然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否合理也是权衡股权协议效力的因素之一，但本案纠纷系朱彦勋要求本院对协议确认有效而引发，本案应予围绕协议是否存在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的情况进行审理，且胡永明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对涉案协议的效力也并不持有异议。故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差价损失的争议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事实不予审理。双方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的，可另行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朱润东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并将2017年6月6日的《协议书》效力作出认定不妥，实体处理也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01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二、朱润东与胡永明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文山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胡永明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胡永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张文科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田仁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