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14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樱北路499号。法定代表人：何国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珏，女，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269号3号楼7楼整层，8楼C、D单元。法定代表人：高木宏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桦，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伊婷，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公司）与上诉人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4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外高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日立公司向外高桥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359,773.42元（以下币种皆同），驳回日立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物流东上海物流中心内租赁仓库及办公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对合同解除的责任认定错误。日立公司在2018年6月27日向外高桥公司发函，其函件内容系要求提前解除合同，让外高桥公司搬离系争房屋或是提高租金标准，该函件的内容并没有遵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而是另行要求外高桥公司承担合同未约定的义务，加重了外高桥公司的负担。外高桥公司在2018年7月12日的回函中明确要求日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当月场地费作为赔偿金，在此前提下，外高桥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搬离了系争房屋。日立公司不仅主动发出了解除通知，事实上也认可了外高桥公司的回函，配合外高桥公司完成了房屋交接，日立公司应当按约支付赔偿金。日立公司针对外高桥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其并未主动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而仅是发出征询意见的商谈方案，系外高桥公司收到函件后主动发出了解除通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外高桥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日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一、外高桥公司向日立公司支付赔偿金371,765.88元；二、外高桥公司向日立公司支付场地空置损失费871,149.51元；三、外高桥公司支付日立公司以371,765.88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迟延支付赔偿金的利息损失；四、外高桥公司支付日立公司以871,149.51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迟延支付场地空置损失费的利息损失，驳回外高桥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日立公司在2018年6月27日发出的函件只是一份商谈方案，并不包含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对方的函件均未达成合意，但均表示了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合同约定双方可以每年商谈一次费用调整，故日立公司有权提出租金单价的协商请求。外高桥公司在2018年7月12日发出的函件中明确拒绝了日立公司提出的方案，并主动表示其将于2018年10月31日搬离系争房屋，该内容系明确的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也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二、日立公司为外高桥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并退还履约保证金是为了防止损失扩大，并不表示日立公司同意外高桥公司提前解除合同并免责，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协议解除合同，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是错误的。三、由于外高桥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而且没有尽到提前六个月通知的合同义务，给日立公司造成了房屋空置损失，不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赔偿金，而且还应当赔偿日立公司的房屋空置损失并支付相应的迟延利息。外高桥公司针对日立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其回函是对日立公司提前解除通知的反馈，是为了减少自身损失，也尊重了合同约定，并不是由其主动提出解除合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日立公司的上诉请求。外高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日立公司支付外高桥公司赔偿金359,773.42元；二、判令日立公司支付外高桥公司以359,773.42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迟延支付赔偿金的利息损失；三、诉讼费由日立公司承担。日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判令外高桥公司向日立公司支付赔偿金371,765.88元；二、判令外高桥公司向日立公司支付场地空置损失费871,149.51元；三、判令外高桥公司支付日立公司以371,765.88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迟延支付赔偿金的利息损失；四、判令外高桥公司支付日立公司以871,149.51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迟延支付场地空置损失费的利息损失；五、诉讼费由外高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30日，外高桥公司（甲方）与日立公司（乙方）签订《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和《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定书》。《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第13条约定：1.甲方和乙方，提前六个月以上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不管理由如何，随时可以提前解除本基本合同和协议书。2.依据前款发出提前解约通知的一方，需向对方支付赔偿金，金额为提出解约当月一个月的场地使用费。《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定书》第2条约定，甲方预先向乙方交纳171,512元的含税履约保证金。第4条约定，本协议书有效期为自2017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2017年4月30日，日立公司将仓库及办公室交付给外高桥公司使用。外高桥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354,403元。2017年5月1日，双方签订以上合同和协议的《补充协议书》，对租赁面积以及履约保证金的金额等进行变更。2018年6月27日，日立公司向外高桥公司发送《告知函》称，鉴于贵司租借使用区域，我司长期巨额亏损的现状和仓库租赁市场需求供给也较签约当时发生较大变化的实际情况，我司恳请贵司讨论以下方案，帮助我们解决现在面临的经营困难：一、双方继续合作，从2018年8月1日始，我司提高贵司租借区域单价为1.3元/平方米/天，并且贵司租赁使用区域内的作业外包给我司操作；二、双方终止合作，贵司逐步退还租借区域，直至在2019年3月31日前退清所有区域的租赁。三、双方如终止合作的，则根据合同相关条款约定，我司近期安排发出通知（提前6个月），双方提前解约。以上内容，请理解并最晚于2018年7月30日将贵司的讨论决定通知我司。外高桥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收到该函。2018年7月12日，外高桥公司向日立公司发送《关于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告知函〉的回复》称，贵司于2018年6月27日致我司的《告知函》已收悉，回复如下：……贵司致我司《告知函》中给予我司三个选择，让我司进退两难。……既然贵司要求提前解除与我司签订的合同，根据《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第13条第2款的约定，“发出提前解约通知的一方，需向对方支付赔偿金，金额为提前解约当月一个月的场地使用费”。据此，贵司应向我司支付以2018年6月为标准的一个月的场地使用费的赔偿金。我司决定于2018年10月31日前搬离仓库和办公室，并完成相关移交工作。日立公司于2018年7月13日收到该份回复函。2018年10月31日，外高桥公司从系争仓库及办公室迁出，租金支付到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1月1日，双方签署《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合同解除仓库退还交接书》，双方办理交接手续。日立公司将收取的履约保证金返还给外高桥公司，结清水电费用。2018年12月18日，外高桥公司向日立公司发送《关于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提前终止合同应支付赔偿金的函》，要求日立公司支付赔偿金359,773.42元。一审法院认为，外高桥公司与日立公司签订的《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定书》以及《补充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虽然日立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向外高桥发送《告知函》，外高桥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向日立公司发送《告知函的回复》，但双方对对方的函件均未达成合意，但均表示了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外高桥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从系争仓库和办公室中搬离，日立公司也于次日与外高桥公司办理仓库退还交接手续，结清租金及水电费用，并将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外高桥公司，可以视为双方协议解除合同，故合同提前解除的责任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故对外高桥公司要求日立公司支付赔偿金及相应利息的本诉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对日立公司要求外高桥公司支付赔偿金、空置损失及相应利息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亦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于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作出判决：驳回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驳回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6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378元，由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33元，由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日立公司补充提交了两份新证据：一、系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用于证明系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二、上海XX有限公司与Z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用于证明日立公司对系争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合法权利。外高桥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系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及基础租赁关系，予以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系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上海XX有限公司，2013年6月，上海XX有限公司就系争房屋与Z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用途为仓储及配套办公，租期表述为“拾年零3.5个月”。Z公司于2014年3月更名为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第2条约定，为约定基本合同相关的详细事宜，甲方和乙方另外于2017年4月30日订立《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议书》；第3条约定，甲方向乙方委托的物流业务的种类、内容、范围、作业要领等细节，双方在协议书里约定；第4条约定，原则上每年一次在一定的时间，甲乙双方通过协商，根据需要调整有关费用等；第12条约定，本基本合同的有效期为：自2017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定书》第1条约定，乙方提供场地供甲方办公和仓储操作使用；第2条约定，甲方按照不同合同期间分段向乙方支付以相应单价标准计算的场地使用费，其中仓库的最高单价为1.17元/平方米/天，库内作业费由甲乙双方根据实际制作内容另行协商；第5条约定，协议书未尽事宜参照双方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本院又查明，2018年8月至9月，外高桥公司与日立公司的工作人员之间有多份电子邮件往来，外高桥公司工作人员主张日立公司应承担一个月场地使用费的赔偿金；日立公司工作人员则主张日立公司发函只是表明商谈方案，系外高桥公司提前解除合同，故不应由其支付赔偿金，双方还就其他房屋交接事宜进行了磋商。2019年1月3日，日立公司向外高桥公司回函称：其已经收到外高桥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发出的要求其支付赔偿金的函件，关于赔偿金问题，其于2018年6月27日发出的告知函只是对于今后合作方向的商谈方案，外高桥公司在7月12日的回复中明确表示不接受商谈方案，决定于10月31日前搬离系争房屋，提前解除合同属于外高桥公司的决定。外高桥公司按10月31日前搬离仓库的条件，不存在其支付赔偿金的问题，应当由外高桥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故正式通知外高桥公司：第一，外高桥公司应当承担场地使用费至12月27日；第二，外高桥公司应当承担提前解约的赔偿费用；第三，外高桥公司应当立即履行清偿所有债务的责任。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根据《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及《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定书》的约定，2018年6月的场地使用费应为359,773.42元。本院认为，外高桥公司与日立公司签订的《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及《物流业务相关费用协定书》互为补充依托，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意内容主要为日立公司提供办公及仓储用房，外高桥公司按期支付相应区间标准的场地使用费，故该两份合同的核心效果意思是共同形成房屋租赁法律关系。系争房屋为经过权属登记的合法建筑物，该两份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均处于日立公司的合法租赁期限内，系争房屋所有权人并未对日立公司的转租行为提出异议，故该两份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根据《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的约定，双方均可以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的方式随时解除系争两份合同，但解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赔偿金。现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系争两份合同已经解除，并主张系对方提前解约，应当按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日立公司2018年6月27日的函件是否属于解约通知？二、外高桥公司2018年7月12日的函件属于何种法律性质？三、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1月1日的交接行为是否构成协议解约？本院结合案情，对上述问题分述如下：一、关于日立公司2018年6月27日的函件是否属于解约通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日立公司在该函件的首部注明“讨论以下方案”，并表述了三项具体内容：第一，“双方继续合作，自2018年8月1日起将场地使用费单价提高到1.3元/平方米/天，且外高桥公司需将租赁区域的作业发包给日立公司。”该方案是关于提高租金支付标准与建立业务发包合同的要约，也是对合同约定变更的磋商行为，且相对人承诺该要约是日立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第二，“双方终止合作，外高桥公司逐步退还租借区域，直至在2019年3月31日前退清所有区域。”《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第13条赋予了双方当事人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无需与相对人达成合意。日立公司的该表述已经以“终止合作”明确了解约后果，又具体设定了外高桥公司的最终搬离日期，该日期与发函日期间隔达九月有余，充分预留了合同约定的提前告知期间，不仅符合约定的形式与程序，而且实体上已经具备了单方解约通知的基础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函件第一、二项表述分别以“继续合作”与“终止合作”作为要旨，在逻辑结构上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故日立公司系将解约通知附加了依相对人意思表示而定的生效条件，即如果外高桥公司不承诺第一项要约，则其将会解除合同。第三，“如双方终止合作，则日立公司近期安排发出解约通知（提前六个月）。”根据该表述，日立公司会在外高桥公司拒绝第一项要约的情况下再发出解约通知，但其逻辑基础仍然是第二项表述已设定的最终搬离期限，即“提前六个月”的参照日期是2019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满时失效。结合第二、三项表述，本院可以认定，日立公司同时为其解约通知附加了生效期限，明确了解约效果将在2018年9月30日发生，在该日期之前，合同关系依然存续，日立公司可期待享有该期间的合同收益。日立公司称其将另行发出通知，该行为符合商事交往惯例，是为了在条件成就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通知形式，确认期限届至的解约后果，但并非否定附条件解约通知之意思表示。综合上述分析，日立公司虽以磋商名义发出该函件，但其整体内容实质构成了附条件与期限的单方解约通知。解除权属于单方消灭合同关系的形成权，但权利人在合法通知时附加依相对人意思而定的条件与明确的期限，并不属于恶意损害合同关系稳定性，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不违背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应属合法有效。日立公司主张其并未发出解约通知，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外高桥公司2018年7月12日的函件属于何种法律性质的问题。该函件系在日立公司设定的最晚回复期限之前发出，具体内容包括：第一，针对日立公司关于上涨租金与发包业务的请求，外高桥公司回复称系争两份合同已经“锁定”了“作业内容”、“场地位置”、“费用单价”，双方应按约履行，该表述系明确拒绝日立公司的合同变更要约。第二，外高桥公司表示，鉴于日立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合同，故日立公司应当支付合同约定的赔偿金。该表述系对日立公司附条件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效力认可，并对日立公司的赔偿金支付义务进行了履行催告。第三，外高桥公司表示其将于2018年10月31日搬离，系确认愿意承受拒绝要约后的解约后果，该日期处于解约通知附加的生效期限届至之后，并未损害日立公司对后续租期的合理信赖。根据合同约定，解约方需提前六个月通知相对人，该条款是为解约方设定预先告知义务，亦明确了相对人享有六个月的过渡期利益。出租人解约后，承租人可以继续使用房屋六个月，通过寻找替代场地，合理衔接经营活动，尽量减少解约所造成的损失。日立公司的解约通知中记载“终止合作，逐步退还租借区域”，亦是表明外高桥公司应在过渡期内启动退场程序，而非强制要求外高桥公司使用房屋到2019年3月31日。既然约定过渡期的合同本意与价值取向是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故相对人亦可以选择全部或部分放弃该利益。本案中，外高桥公司可享有的过渡期是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故该表述亦包含放弃剩余五个月过渡期利益的意思表示。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外高桥公司函件的基本法律性质是对拒绝要约后的解约效果确认及放弃部分过渡期利益的意思表示，其中的表述均不构成单方解约通知。日立公司称外高桥公司的该函件系单方解约通知，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外高桥公司在该函件中单方发出了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系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1月1日的交接行为是否构成协议解约的问题。第一，日立公司收到外高桥公司回函后，双方又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一系列后续磋商。从该部分邮件的内容看，外高桥公司始终坚持日立公司应当支付赔偿金；而日立公司工作人员则主张其发函只是提出商谈方案，并未发出解约通知，日立公司的该项主张系对其已发出的意思表示效力予以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外高桥公司拒绝合同变更要约后，日立公司主张的解约条件已经成就。虽然附加的生效期限尚未届至，解约通知并不立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日立公司亦不能再撤回已经成立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而应当等待生效期限届至。第二，外高桥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搬离系争房屋，双方在2018年11月1日完成了交接手续及款项结算。上述行为处于双方函件、邮件往来的背景之下，即外高桥公司一再催告日立公司支付赔偿金，而日立公司则否认其曾经发出解约通知。在双方意思存在明显分歧的情况下，上述行为都仅代表双方完成了解约后果处理中的财产返还事宜，不能视为双方达成了新的免责性的解约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了解约协议，合同解除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系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三，在此前提下，解约赔偿金的支付主体应当根据合同约定认定，日立公司发出了附条件与期限的解约通知，生效条件经外高桥公司拒绝合同变更要约而成就，生效期限亦于2018年9月30日届至。因此，本案系争两份合同是由于日立公司行使随时解除权而解除，符合《物流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第13条规定的情形，即发出提前解约通知的一方，需向对方支付赔偿金，金额为提出解约当月一个月的场地使用费。日立公司于2018年6月发出解约函件，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2018年6月的场地使用费为359,773.42元。因此，外高桥公司主张日立公司向其支付359,773.42元赔偿金，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日立公司主张外高桥公司向其支付赔偿金并赔偿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外高桥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日立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4529号民事判决；二、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359,773.42元；三、驳回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6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37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33元，均由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89元，由日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兴审判员 陈蓓蓉审判员 许 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丁杏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满时失效。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