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9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桂龙，男，1971年1月29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军，江苏苏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益彬，男，1984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杨娇，执行董事。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楚楚，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大同宝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 法定代表人：黄兵，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梁卉，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加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群，江苏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建群，江苏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伯军，男，1981年5月13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桂龙、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江苏大同宝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川公司）、杭伯军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田桂龙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大同公司未付清厂房、办公楼的工程款。大同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供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已全部付款的事实。永川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能够证明大同公司未将450万元打入永川公司的账户。二、永川公司作为违法分包人或者被挂靠人应当对崔益彬的应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崔益彬、百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杭伯军将工程发包给田桂龙，并签订合同，全程参与了施工的管理，部分工程款付给百川公司后被用于偿还杭伯军的债务。杭伯军与崔益彬是合伙关系，应承担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仅凭欠条，要求崔益彬、百川公司偿还债务，依据不足。田桂龙需提供施工图纸、施工日志、工程签证文件、竣工验收资料等证明工程款数额。 上诉人大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大同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大同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就判决大同公司承担责任，损害大同公司的利益。二、大同公司与崔益彬已结清工程款，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大同公司与崔益彬签订了结算协议，协议成立并生效。崔益彬在一审中陈述，工程款已结清。大同公司提供了收条及大部分付款凭证。如按一审判决，崔益彬仍有权向大同公司主张工程款，这完全背离了事实。三、大同公司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工程款结清的事实，一审法院片面加重大同公司的举证责任，认为大同公司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大同公司显然不公。 被上诉人永川公司答辩称，一、田桂龙的承包合同与永川公司的承包合同范围不一致，且最终结算款中有外坊的人工工资及解发兰的油漆工工资。二、杭伯军以个人名义与田桂龙签订合同，而非以永川公司的名义签订，永川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杭伯军答辩称，所有上诉均未指向杭伯军，请求维持杭伯军不承担责任的判决。 田桂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杭伯军、崔益彬给付工程款98.32万元及利息（以98.32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自2017年1月26日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大同公司在未给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3、判令永川公司对杭伯军、崔益彬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4、判令百川公司对杭伯军、崔益彬的给付义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5、判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1月26日，大同公司与永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大同公司将其2-6号厂房、1号办公楼工程发包给永川公司施工，工程内容以施工图纸及统一口径为准：土建、水电安装等；开工日期为2014年2月，竣工日期为2014年9月，工期总日历天数180天；合同价款采用固定总价合同，价款为2915万元等。该合同所附的大同公司新建厂区工程投标报价口径对厂房和办公楼土建、安装工程的报价口径进行了明确。 2014年3月8日，杭伯军作为甲方与乙方田桂龙签订一份工程承包协议，协议约定：杭伯军将大同公司的瓦工、木工、钢结构以大清包的方式承包给田桂龙；承包单价为1至6号厂房，瓦工90元/平方米，钢筋工20.5元/平方米，木工65元/平方米，1号办公楼木工145元/平方米；总工期为1号、3-6号2014年9月15日搭脚手架完备初验，2号2014年9月30日竣工验收；乙方达到甲方要求的工期、质量等指标则按合同中承包单价结算，达不到则每天罚款1万元；付款方式为，每月的工人生活费，主体封顶付总工程的30%，竣工验收合格付总工程款的40%，年底付工程款的25%，余款5%待2015年回访合格后付清等。 2015年11月10日，大同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百川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大同公司将其废水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发包给百川公司；开工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合同价款为2508000元；付款方式为池子做底30万，6米基础正负零30万，池子结束50-60万，余下付款再议。崔益彬在承包人落款处签名。 2017年1月13日，杭伯军出具一份说明，载明：瓦工组围墙、电缆沟、管道、井等，加变更的，合计56万元。田桂龙在杭伯军签名下方签名，崔益彬在田桂龙签名下方签名并备注落款日期2017年1月15日。 2017年1月13日至15日，田桂龙、杭伯军、崔益彬、袁崇盛等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并形成结算清单一份，根据该结算情况，工程款总价合计应为639.3万元。崔益彬在该单据中注明结算清单并签名，备注落款日期2017年1月15日。 2017年1月26日，崔益彬出具欠条三份，内容分别为：“今欠大同公司田桂龙建筑总包人工工资399000元（实际金额根据双方往来及首付款单据结算），还款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前，逾期不还，按银行利息三倍支付。”“今欠大同公司解发兰油漆工人工工资134200元，还款日期为2017年4月30日前，逾期不还，按银行利息三倍支付。”“今欠大同公司外坊田桂龙人工工资56万元，还款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前，逾期不还，按银行利息三倍支付。”上述三份欠条中，崔益彬均以欠款人身份签名确认，杭伯军、杭松来以见证人身份签名。 2017年9月25日，崔益彬及百川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大同宝富工程人工工资，名单如下：田桂龙98.32万元，王世其76.7万元，杭松旭14万元，袁崇盛26.25万元，卢从君12.8万元，储开雨9万元。以上欠款本人自愿以百川公司名下两子公司工业土地为担保（提供两子公司副本复印件)，等两公司土地证办定之日(2017年11月5日）付清，土地证不能按时办理出来，到期还不上，本人无条件以本人及百川公司旗下车子、土地折价赔付，如违约本人无条件服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及百川公司承担。付款时以原欠条金额、承诺为准。及来回海安的费用。此据每人一份。”崔益彬在欠款人处签名，百川公司在欠款人下方公司盖章处加盖公章。欠条内容下方还加盖有江苏云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乔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 田桂龙述称，解发兰系田桂龙的妻子，崔益彬在2017年1月26日出具三份欠条后支付了11万元，余款983200元至今未付。 诉讼中，大同公司为证明其已付清工程款，向法院提交了永川公司出具的放弃优先受偿权承诺书、2017年4月14日的协议及付款凭证、永川公司向大同公司开具的两份发票（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合计金额2915万元）及收条、付款凭证等。该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大同公司办公楼及2号至6号厂房已于2014年9月30日竣工交付使用，因该项目工程款已结清，永川公司不主张此项目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等。 2017年4月14日的协议系大同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崔益彬、第三人王其才、崔晓虎所签，主要内容为：崔益彬在投资兴建企业，通过永川公司承包大同公司厂房建筑等（由崔益彬具体施工结付工程款等）；崔益彬帮大同公司接洽征地、办理房产证手续等；崔益彬承包大同公司厂区水池及围墙的外粉刷等。现就双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工作成果等达成协议如下：1、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包括永川公司承包建筑工程款及其代付未付的监理费，总计费用41992877元，其中涉及永川公司的工程款2950万元已结清，另乙方帮助甲方征地、办理房产证等以及修建水池、围墙外粉刷等费用12492877元，截止2017年4月14日甲方已付款41134727元（含永川公司工程款），尚余858150元未付……4、乙方曾承诺帮甲方兄弟黄伟征地，黄伟曾付50万元作为劳务费，现时间长达3年，乙方并没有帮忙征地。黄伟不需要乙方帮忙征地，乙方同意退还50万元，双方承诺互不承担对方损失。且甲乙双方均同意从甲方应付乙方的款项中抵减。抵减后该费用由甲方支付。5……上述1至5项相抵减后甲乙双方账目结清……7、乙方承包甲方工程，相关质量维护由甲方自行负责，与乙方无涉等。 大同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崔益彬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3日三份收条分别载明，崔益彬确认已收到大同公司付永川公司预付款1540万元、已收到大同公司外坊款项330万元、已收到大同公司项目办理款项47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6日的收条载明，崔益彬确认已收到大同公司付永川公司建筑款630万元。以上收条所涉金额合计为297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7日的收条载明，崔益彬确认收到大同公司的工程款41134727元。另外，大同公司还提供了其中38208920元的付款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田桂龙与杭伯军所签工程承包协议，因涉违法分包、转包而无效，但是工程竣工后，田桂龙有权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该工程承包协议虽然系田桂龙与杭伯军所签，但结算清单系由崔益彬最后签名确认，且案涉欠条系崔益彬所出具，杭伯军仅以见证人名义签名，且崔益彬亦认可大同公司的工程均是其承接的，故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当为崔益彬，其应当按照欠条载明的金额向田桂龙履行付款责任。杭伯军虽是协议当事人，但其并非协议的实际履行人，其也未以欠款人身份在欠条中签名，故杭伯军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百川公司承诺对案涉工程款与崔益彬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依法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崔益彬辩称田桂龙存在逾期交付工程及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等，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大同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大同公司作为总发包方，其应当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崔益彬的案涉债务承担责任。本案审理中，大同公司向法院提供了相关收条及付款凭证、协议等拟证明其已与崔益彬结清了工程款。法院认为，大同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已经付清了办公楼及厂房工程的工程款2950万元，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修建水池、围墙外粉刷的工程款数额及已支付款项，加之大同公司亦认可与崔益彬之间存在其他往来，故大同公司应当就其已经付清办公楼及厂房工程之外的工程款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大同公司应当对田桂龙主张的除办公楼及厂房工程之外的工程款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从田桂龙提供的欠条来看，案涉工程款98.32万元系由2017年1月27日三份欠条所涉的三笔工程款（其中56万元明确为外坊工程款，33.9万元为建筑总包人工工资，13.42万元系解发兰油漆工人工工资），扣减已付11万元所得。对此，法院认为，首先，上述三份欠条中所涉款项中，56万元已经明确外坊工程款，另外两份借条未明确属于外坊工程款，应当认定为系厂房、办公楼工程的工程款。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崔益彬已付的11万元应当冲抵负担较重的债务，即外坊工程款56万元。即尚欠工程款98.32万元中45万元（56万元-11万元）系外坊工程款，其余47.32万元（33.9万元+13.42万元）系办公楼、厂房工程工程款。因此，大同公司应当对崔益彬所欠工程款在4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永川公司的责任问题。从本案审理的情况来看，虽然崔益彬系挂靠永川公司承接案涉厂房及办公楼工程，但是杭伯军在与田桂龙签订工程承包协议时系以其个人名义而非永川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民事行为，因此，田桂龙要求永川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 综上，崔益彬和百川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出具欠条后已偿还了部分款项，其应当按照欠条约定共同支付田桂龙工程款98.32万元及相应利息，但是欠条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7年4月30日前及5月30日前，故田桂龙主张的利息计算起止时间应相应调整。大同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与崔益彬结清了外坊工程的工程款，依法应当对崔益彬所欠外坊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系崔益彬，且杭伯军未以欠款人身份对欠款进行确认，故杭伯军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崔益彬系挂靠永川公司承建案涉厂房及办公楼工程，案涉承包协议并非杭伯军以永川公司名义与田桂龙所签，田桂龙要求永川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田桂龙要求对方承担保全保险费260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该费用的负担并未进行约定，故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共同给付田桂龙工程款9832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7年4月30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止，以134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983200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计算）。二、江苏大同宝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在45万元范围内对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田桂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32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632元，由田桂龙负担2272元，由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6360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缴至法院。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杭伯军与崔益彬的法律关系，双方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杭伯军称,崔益彬将工程分包给他，他再分包给田桂龙，但后来崔益彬撇开他而与田桂龙直接结算，他只能算现场施工人员。崔益彬陈述，开始时将工程分包给杭伯军，但后来双方是合伙关系。经审查双方证据本院认为，因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从目前的证据看，虽然杭伯军与田桂龙签订分包合同，但在最终结算时，由崔益彬与田桂龙等直接结账并出具欠条，杭伯军仅作为见证人签字，与双方的合伙关系不符，本院难以凭现有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应认定为杭伯军签订了分包合同后，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了崔益彬。故崔益彬要求杭伯军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 崔益彬与田桂龙等结算，确认瓦工、木工、钢筋工组的人工费共639300元，在此基础上，崔益彬两次出具欠条，确认欠款的事实。田桂龙凭上述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崔益彬、百川公司支付欠款，证据充分，合法有据。崔益彬、百川公司主张田桂龙需提供施工图纸、施工日志等证明工程款数额，因双方已结算完毕，本院难以支持。 大同公司作为本工程的发包方，在本案中提供了与崔益彬的协议、崔益彬的收条、部分付款凭证等，证明已与崔益彬结清工程款。崔益彬对大同公司的付款数额不持异议。因发包方和承包方均认可工程款已结清，且形成书面协议，法院不能以大同公司未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认定双方仍存在欠款关系。田桂龙方也无权在书面结账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否定崔益彬已认可的大同公司的付款数额。故大同公司在本案中不欠工程款，无需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大同公司仍需承担责任，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永川公司是崔益彬承接大同公司厂房、办公楼的被挂靠人，崔益彬以永川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施工。杭伯军虽以个人名义与田桂龙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但合同履行过程中，主体变更为崔益彬，田桂龙直接参与工程建设，对崔益彬以永川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施工应当明知。故田桂龙有权要求永川公司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永川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崔益彬已付的11万元在债务负担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冲抵先到期的债务。崔益彬对田桂龙所负债务中，解发兰的油漆款先到期，故应先抵冲油漆款。一审法院将债务负担重解释为债务本金数额大于其他债务，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崔益彬所欠田桂龙工程款包括了办公楼、厂房399000元、油漆款24200元（134200-110000）、外坊560000元，永川公司应对其中的423200元（399000+24200）及相应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共同给付田桂龙工程款9832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7年4月30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止，以24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983200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计算）。 二、撤销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江苏大同宝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在45万元范围内对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撤销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驳回田桂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南通市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承担的本判决第一项义务中的423200元及相应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田桂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63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632元，由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632元，由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季建波 审判员  罗 勇 审判员  杨 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施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