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民终10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70年7月4日生，彝族，住所地为景东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1962年12月28日生，拉祜族，住所地为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女，1967年4月30日生，彝族，住所地为景东彝族自治县。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兵，云南银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云南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1966年12月30日生，彝族，住所地为景东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柠，云南云子宇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东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3民初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进行了审理。2019年11月12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兵、何军、上诉人杨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杨某4给付杨某1、杨某2、杨某3土地征收补偿款各53703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某4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杨某4户被征收土地面积减少了1.915亩，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漏算了68940元。杨某4户被征收土地面积应为5.967亩，补偿款应为214812元；2、关于继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去世后，其承包土地的收益，按继承法的规定，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丽、杨玲、杨某4六个子女继承。在收益分配时，卢绍芬应得的份额，应当按继承法的规定办理。一审判决将卢绍芬应得收益单独分配列支有失偏颇。为减少诉累，应当在本起诉讼中妥善解决；3、罗忠平、杨忠华、杨楠不应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一审根据景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罗忠平、杨志华、杨楠为承包方杨某4户的家庭成员，据此认定罗忠平因婚姻及杨忠华、杨楠因出生自然获得所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是第一轮承包合同的顺延，实行的是“生不加、死不减”的政策。杨某4认可罗忠平在其娘家有承包田地，其承包土地没有因婚姻而被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出嫁女只能享有一份承包土地。因此，罗忠平、杨忠华、杨楠参与分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关于第二轮承包人口的确定和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资格的确定。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卢绍芬、杨丽六人为一户顺延承包集体土地。杨丽未主张权利，但一审判决确认其享有份额，超过当事人诉讼请求审理；5、本案应严格按照第二轮承包合同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第二轮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口为六人，除母亲卢绍芬病故、杨丽未主张权利外，其他四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均是本案当事人。人民法院只能依据1999年7月9日的《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确定的事项对本案争议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纠纷进行审理，而不应依据景东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2011年、2018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罗忠平、杨忠华、杨楠享有参与分配资格；6、在1999年第二轮承包合同没有废止前，杨某4隐瞒事实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将另案解决。杨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某1、杨某2、杨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不尊重客观事实，确定杨某1、杨某2、杨某3各应享有补偿款1620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墨临高速公路的修建，政府征收了杨某4户5.967亩土地（包括承包土地、林地、自留地），征地补偿款共计214812元。杨某4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系物权凭证，加盖了景东县人民政府印章，为合法、有效的物权证书。该物权证书记载的承包人口仅有杨某4、罗忠平、杨忠华、杨楠一家四口，并未记载杨某1、杨某2、杨某3等人。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未取得承包经营权，不享有参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资格；2、杨某1、杨某2、杨某3曾是景东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母亲卢绍芬作为户主签订了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当时，杨某1、杨某2、杨某3与杨某4均为承包合同记载的承包人口。其后，景东县人民政府分别于2011年、2018年两次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承包人口栏未记载杨某1、杨某2、杨某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据此，在第二轮延包过程中，杨某1、杨某2、杨某3并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杨某1、杨某2、杨某3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决，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3、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期限内，承包土地不得收回。本案中，记载有杨某1、杨某2、杨某3名字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已经届满，而在第二轮土地顺延承包开始办理时，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已经死亡，杨某1、杨某2、杨某3已经全部离开了景东县村集体。除杨某3外，杨某1、杨某2均将户籍迁移到了城镇，并办理了农转非。原卢绍芬户下，仅有杨某4一人没有变动户籍，同时，因结婚迁入妻子罗忠平的户口，因生子增加了杨忠华、杨楠一双儿女的户口。因此，第二轮延包时，经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所记载的承包权利人为杨某4、罗忠平、杨忠华、杨楠一家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法律保护进城落户农民的权益仅限于承包期内。而杨某1、杨某2、杨某3在第一轮承包期届满后即丧失了景东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已不享有承包该集体组织发包的土地的资格。因此，一审以承包期届满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为依据确认杨某1、杨某2、杨某3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和参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资格，于法无据；4、杨某1、杨某2、杨某3于1988年以前就全部离开了景东县，户籍也随之迁出。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关于与杨某4未分过家的辩解不属实。并且，近30年来，杨某1、杨某2、杨某3都没有在景东县耕种劳作，更没有以耕种景东县的土地做为生活保障。现杨某4户实际以耕种景东县的承包地为生；5、如果杨某4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没有记载杨某1、杨某2、杨某3名字情况下，杨某1、杨某2、杨某3能以没有分家为由与杨某4共同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话，那么以此类推，杨某1、杨某2、杨某3进城购买的房屋虽然没有记载杨某4的名字，那么杨某4也因为没有分家的事由而能与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享有房屋产权；6、土地承包期限始于1999年，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于2001年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杨某1、杨某2、杨某3主张以继承参与分配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某4给付杨某1、杨某2、杨某3土地征收补偿款各53703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包产到户时，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作为户主，杨某2、杨某3、杨某4、杨丽、杨玲、杨某1作为承包人口，七人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集体土地即那兔山田1.75亩、那兔山田0.3亩、车路外田0.93亩、车路外地0.7亩、小河边田3.45亩、雄家坡地1.2亩、罗家山地1.94亩，山林为小干箐13亩、乱石头坡16.8亩、大岔路3亩、埋人山6.6亩、埋人山6亩、一碗水6亩。1999年7月9日，卢绍芬作为户主与集体签订《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虽然杨某1、杨某2、杨某3先后将户口从景东县迁出，但集体没有将其承包土地收回，故杨某1、杨某2、杨某3仍与卢绍芬、杨丽、杨某4六人为一户作为土地顺延承包人口承包集体土地，该合同登记载明顺延承包的集体土地为包产到户时(除集体收回案外人杨玲承包土地外)的土地。杨玲因户口迁出集体收回承包土地，在土地顺延承包时，没有作为承包人口顺延承包集体土地。2000年3月14日卢绍芬去世后，景东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10月9日以杨某4作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利人颁发景林证字（2007）第0000008619号《林权证》，该证登记载明的承包山林地块、四至界限等与包产到户时承包的一致。景东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2018年两次以杨某4作为承包方代表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登记载明承包的集体土地与顺延承包时承包的土地一致，并将杨某4妻子罗忠平及长子杨忠华、长女杨楠载明为承包方家庭成员。2018年，墨临高速公路建设，以梯旱地地块地类征收杨某4承包经营管理大地名为罗家山土地、山林，即0.126亩、1.615亩、0.174亩、3.65亩、0.402亩五宗计5.967亩，土地征收补偿费每亩36000元计214812元，现已汇入杨某4账户。其中，载明在杨某4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即罗家山地1.94亩征收一宗面积0.402亩，载明在杨某4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利人的《林权证》即埋人山6亩征收一宗面积3.65亩，二宗合计4.052亩。其余三宗征收的土地即0.126亩、1.615亩、0.174亩没有登记载入承包经营权证。另查明，杨某1、杨某2、杨某3虽然先后将户口从景东县迁出，但集体至今未将三人承包的土地、山林收回集体，其三人在户口迁入地也没有取得承包集体的土地、山林。现双方当事人因分割土地征收补偿款发生纠纷，杨某1、杨某2、杨某3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身份关系的用益物权。本案中，1982年包产到户时，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作为户主，杨某1、杨某2、杨某3与杨某4及案外人杨丽、杨玲七人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集体土地、山林。杨某1、杨某2、杨某3提交景东县文井镇者后村民委员会和文窝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证明杨某1、杨某2、杨某3虽先后将户口迁出，但集体除收回案外人杨玲承包土地外，对杨某1、杨某2、杨某3作为承包人的承包土地、山林至今未进行变更收回。其中，杨某3在户口迁入地没有取得承包土地。1999年农村土地顺延承包时，承包人口变更为户主卢绍芬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丽、杨某1六人，顺延承包包产到户时(除集体收回案外人杨玲承包土地外)的土地。故杨某4认为杨某1承包土地集体已收回及杨某1、杨某2、杨某3无权参与涉案承包土地、山林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主张，证据不足，应不予采纳。另，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死亡后，虽以杨某4作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利人颁发《林权证》，但该证登记载明的承包山林地块、四至界限等与包产到户时承包的一致；而以杨某4作为承包方代表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登记载明承包的集体土地与顺延承包时的土地一致，同时将杨某4妻子罗忠平及长子杨忠华、长女杨楠载明为承包方家庭成员。故应认定为罗忠平因婚姻及杨忠华、杨楠因出生自然获得其在生活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承包原家庭承包的承包土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卢绍芬、杨某1、杨某2、杨某3、杨丽、杨某4、罗忠平、杨忠华、杨楠九人参与涉案承包土地、山林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即各占九分之一，涉案征收土地、山林为两宗，即罗家山地1.94亩中征收一宗面积0.402亩、埋人山6亩中征收一宗面积3.65亩，两宗计4.052亩，土地征收补偿费每亩36000元计145872元。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要求参与承包土地、山林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其合理部分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某1土地征收补偿费16208元；二、被告杨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某2土地征收补偿费16208元；三、被告杨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某3土地征收补偿费16208元；四、驳回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各负担250元，被告杨某4负担600元。二审审理期间，杨某1、杨某2、杨某3分别提交了各自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册，证明杨某1、杨某2、杨某3的户籍情况。杨某4提交了二组证据：第一组，杨某4及其配偶李忠平、子女杨楠和杨忠华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册，证明杨某4、李忠平、杨楠、杨忠华均为景东县村民，享有该组发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二组，2019年11月2日景东县文井镇者后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双方当事人母亲卢绍芬于2001年4月12日死亡。另外，杨某4提交的《林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一审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经质证，杨某4对杨某1、杨某2、杨某3提交的户籍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应予采信；杨某1、杨某2、杨某3对杨某4提交的杨某4、李忠平、杨楠、杨忠华的户籍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杨某1、杨某2、杨某3不认可杨某4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李忠平、杨楠、杨忠华的户籍信息材料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证明》待证事实系双方当事人家庭重大事件，因所叙述内容与双方当事人一审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卢绍芬于1967年迁户籍入景东县。1982年包产到户时，卢绍芬为户主，与子女杨某1、杨某2（原名杨春仙）、杨某3、杨某4（原名杨春雄）、案外人杨丽（原名杨春丽）、案外人杨玲共七人家庭成员，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经营由景东县发包的集体田地。1999年7月9日，卢绍芬为户主与所属集体经济组织景东县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第030404001号的《景东彝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记载家庭人口5人，承包人口6人，承包该农村集体田地：那兔山田1.75亩、那兔山田0.3亩、车路外田0.93亩、小河边田3.45亩、车路外地0.7亩、雄家坡地1.2亩、罗家山地1.94亩，承包总面积为10.27亩。自1999年土地顺延承包时起，以及随后承包经营权证确权办理过程中，卢绍芬为户主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变故。其中，卢绍芬死亡；杨某1、杨某2、杨某3、案外人杨玲、案外人杨丽于1999年前、后陆续将户口从景东县迁出；杨某4妻子罗忠平、1996年1月9日出生的女儿杨楠、2000年10月9日出生的儿子杨忠华均落户于以杨某4为户主的景东县。2000年3月14日卢绍芬死亡后，家庭承包户主变更为杨某4。2007年10月9日，以杨某4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利人取得景林证字（2007）第0000008619号《林权证》，承包山林为小干箐13亩、乱石头坡16.8亩、大岔路3亩、埋人山6.6亩、埋人山6亩、一碗水6亩。2011年9月30日，杨某4为户主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农地承包权证（农权）第021904001号，所记载承包田地的地点、面积、四至、承包期限、承包总面积、地块总数等信息和内容，与1999年以卢绍芬为户主签订的第030404001号《景东彝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记载一致，所确认的杨某4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某4及其妻子罗中平、子女杨忠华和杨楠共4人。2018年，因墨临高速公路建设，以梯旱地地块地类征收杨某4户承包经营管理的大地名为罗家山的土地、山林，面积分别为0.126亩、1.615亩、0.174亩、3.65亩、0.402亩的五宗土地，共计5.967亩，土地征收补偿费每亩36000元，合计214812元，款已汇入杨某4账户。2018年9月18日，杨某4为户主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滇（2018）景东彝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1365号，该证记载承包田地的地点、面积、四至、承包期限、承包总面积、地块总数等以相关测绘机构测量数据进行确认。另查明，杨某1自认，其于1987年或1988年前后，未满20周岁前将户口迁出至景东县文井镇人民政府，并办理了农转非；杨某3自认，其于1988年外嫁，户口迁出至夫家陈宗刚所属村民小组景东县文井镇文窝村民委员会毛驴塘组；杨某2的户口信息显示，其于2006年9月29日迁入现住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东路6号2幢2单元301室以前，户籍登记住址为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亭路30号。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要求杨某3提交其丈夫陈宗刚户在所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景东县文井镇文窝村民委员会毛驴塘组承包土地、山林的相关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合同等相关证据。杨某3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本院认为，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承包期内对被征用、占用的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集体土地的资格。本案中，杨某1、杨某2、杨某3在1999年土地承包顺延时，均已将户籍从景东县迁出，其中杨某1、杨某2还办理了农转非，已不属于农村人口，丧失了承包农村集体土地的资格，不享有杨某4户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联产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特定的家庭成员。实践中，农村妇女结婚后，在嫁入的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的方式，除了新分配土地外，还可以成为家庭成员的方式，实际参与夫家承包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夫家的土地作为其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从而成为嫁入的新居住地承包户成员，对夫家承包地享有权益。本案中，杨某3在1999年土地承包顺延前，已经出嫁并将户口迁出至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即杨某3夫家陈宗刚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景东县文井镇文窝村民委员会毛驴塘组。结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杨某3在1999年轮次土地承包前，因结婚迁出户口，已不再是原集体经济组织即景东县的成员，也就不再是杨某4土地承包户的成员。杨某3的户口迁入了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即成为新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杨某3对其在嫁入地是否取得承包地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由于杨某3没有提交其夫家陈宗刚户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相关证据，2019年8月4日景东县文井镇者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即为孤证，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证明杨某3不属于其夫家陈宗刚户的承包人口。因此，杨某3不享有参与分配杨某4户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资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规定，杨某3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杨某1、杨某2、杨某3在1999年土地承包顺延时，已丧失了承包景东县所发包的土地的资格。经重新确权登记，杨某1、杨某2、杨某3不属于杨某4户家庭承包人口。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不享有杨某4户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资格、权利。以杨某4为户主的其他家庭成员李忠平、杨楠、杨忠华是杨某4户土地承包人口，依法平等地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权利。一审认定杨某1、杨某2、杨某3为杨某4户承包人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改判。双方当事人虽然对协议转让案外人苏文书户土地在征收范围内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所转让土地的面积、四至，以及所转让土地被征收的面积。杨某4在一审时的两次庭审过程中对该部分事实的陈述不一致，二审法庭调查时，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陈述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因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和其他案外人共同向苏文书转让土地的面积和涉及被征收土地的面积不予确认。由于双方当事人不能提交医疗机构或公安机关的证明，本院确认卢绍芬死亡时间为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可的2000年3月14日。卢绍芬在承包期间死亡，征地补偿发生时已不属于承包人口，对征地补偿款不享份额。本案系因杨某4领取了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而引发的纠纷，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有关继承卢绍芬土地承包收益的上诉请求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认定。综上所述，杨某4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杨某1、杨某2、杨某3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3民初8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某1、杨某2、杨某3的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杨某1、杨某2、杨某3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杨某1、杨某2、杨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陶仕群审判员 叶枝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胡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