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04民申4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建民，男，1959年4月2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霞，女，1962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子博，男，1983年9月4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三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川，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三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士超，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贺平，女，1967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广州，男，住河南省鲁山县，鲁山县露峰街道曙光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再审申请人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因与被申请人张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4民终2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张贺平交付的借款都是转账支付，从未以现金方式向孙建民、赵霞、孙子博支付过，张贺平诉称现金交付的借款均未实际交付，张贺平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共计435万元，一、二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张贺平在其提交的换借据的录音证据中，称每笔款都有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还特别强调指有原条、有银行记录，该证据能够证明所有借款均是以转账的方式交付的，且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记录和交易习惯，可知张贺平十分注意保留证据。根据张贺平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2014年10月10日的借款40万元，银行交易流水上显示卡取且显示了对方账户，表明当时张贺平在银行将该40万元取出后，在同一柜台又将该40万元现金存入对方账户，张贺平采取该方式而没有直接向孙建民交付现金，目的是保留银行交易记录以证明实际交付借款，该事实更加证明张贺平非常熟悉法律规定和借款认定的规则，根本不可能采取直接现金交付的方式交付借款。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对没有转账凭证的借款予以否认，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张贺平，张贺平应当进一步证明该笔借款已经实际交付，而本案中除了双方之间的陈述和借条之外，张贺平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张贺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张贺平起诉的没有借款交付凭证的借款金额不应当予以认定，而一、二审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仅凭再次出具的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的借条，就认定该借款已经交付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赵霞对本案款项的担保期限已过，赵霞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张贺平提交的7份借据载明的时间均为2018年4月22日，赵霞作为担保人在7份借据上签字，且未约定担保期限，赵霞的担保期限已于2018年10月份就已到期，张贺平未在此期间要求赵霞承担保证责任，且本案起诉立案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也不在担保期限之内，因此赵霞不应当就本案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三）张贺平存在高利转贷行为，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一、二审未依法移交至公安机关处理，行为涉嫌渎职。根据张贺平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可以看出，2014年5月20日张贺平银行个人贷款到账30万元，5月21日张贺平即将该30万元连同卡内已有的15万元共45万元转至孙建民账户。按一审认定孙建民与张贺平之间借款约定的月息3%，且已支付至2017年8月份的事实，张贺平将该笔30万元银行贷款转借给孙建民后，实际获得利息共计34.2万元，已经构成刑法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二审应认定该笔借款合同无效，并将违法犯罪的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一、二审未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却径行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枉法裁判的行为。（四）张贺平的借贷行为系职业放贷行为，张贺平应当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应认定无效。结合本案及张贺平关联方的诉讼，2018年张贺平及其关联人张哲豪、李丹丹仅起诉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的民间借贷案件共有5起，分别是（2019）豫0423民初564号、（2019）豫0423民初566号、（2019）豫0423民初567号、（2019）豫0423民初568号和（2019）豫0423民初569号，诉讼标的额高达近千万元，且各份借据具备高度一致性，借款资金来源也非自有资金，原告均系张贺平的儿子和儿媳，关联关系明显并收取高额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完全符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30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对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中职业放贷人的特征，根据该文件规定上述借贷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一、二审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五）本案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一、二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错误，认定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已支付的偿还本金的93.36万元及2017年8月之前的所有利息均为利息错误，上述款项均应折抵为本金予以扣除。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分别向张贺平及其子张哲豪出具520万元和80万元借条，张贺平和张哲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交付借款435万元和60万元，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对此无争议，对于其他未通过银行转账的借款不予认可，但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对未通过银行转账的借款出具有借条，还就全部借款向张贺平出具有还款计划，后来双方又核对借款统一更换借据，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对未通过银行转账的借款反复予以确认，结合当事人对借款过程的陈述、双方的关系和熟悉程度、谈话录音、孙建民单方记载的借款记录等情况，一、二审认定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向张贺平借款520万元、向张哲豪借款80万元，本金数额共计为600万元并无不当，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申请称一、二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是否超过担保期限，赵霞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520万元借据未载明借款期限，也未载明保证期间，且没有证据证明张贺平就本案借款主张过权利，从而导致履行期限届满和保证期间开始计算的法定情形，故张贺平起诉请求保证人赵霞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且赵霞在一、二审中亦未对保证期间经过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辩，故赵霞申请称其作为担保人在本案借据上签字，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限，张贺平未在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要求承担保证责任，赵霞不应就本案款项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张贺平出借款项是否系高利转贷行为的问题。孙建民、赵霞、孙子博认为张贺平2014年5月21日出借的45万元借款中有30万元系银行借贷资金，该30万元连同张贺平的15万元转账给孙建民，涉嫌构成高利转贷罪。张贺平对此不予认可，并陈述称因生意需要其账户内常有大量资金，2014年2月张贺平购买了百万元的理财基金，向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出借45万元时理财基金临近到期，为不损失到期利息便听从从银行工作人员的建议向银行临时借款30万元，且该笔45万元借款发生前就多次借款给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张贺平的陈述与其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的记载相吻合，张贺平的解释具有可信性和合理性，未见张贺平有利用银行贷款转贷谋利的主观意图，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张贺平的该笔借款构成高利转贷行为。至于孙建民、赵霞、孙子博所称张贺平出借的全部借款中至少有300万元来源于张贺平银行贷款资金，孙建民、赵霞、孙子博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其所依据的张贺平的录音谈话也并非张贺平自认300万元为银行贷款，故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申请称张贺平出借款项涉嫌高利转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贺平及其关联人是否系职业放贷人及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孙建民、赵霞、孙子博认为其与张贺平及其关联人共有五起民间借贷案件，张贺平收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和经常性，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本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是指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贷款资质，以收取高额利息为目的，在一定时期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本案中，张贺平述称除与孙建民及其家人的借款外，未向其他人出借借款，孙建民、赵霞、孙子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张贺平及其关联人向他人出借款项，经本院对关联案件查询，未发现张贺平及其关联人作为原告的其他民间借贷案件，张贺平及其关联人与孙建民、赵霞、孙子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在本市范围内虽然涉诉案件有五件，但其中两件案件涉及借款本金，其他三个案件经审理查明系该两件案件借款本金产生的利息，一、二审中张贺平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正常的生意和出借资金的能力，综合上述情况，不能确定张贺平及其关联人为职业放贷人，故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申请称张贺平及其关联人系职业放贷人，其与张贺平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在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孙建民、赵霞、孙子博已支付的款项未约定为归还本金，其偿还的数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一、二审认定已归还的款项为支付的利息并无不当，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申请称已支付的款项应折抵本金，一、二审认定其为利息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建民、赵霞、孙子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红彦审判员  郭 滨审判员  叶跃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