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鄂01执监11号申诉人（利害关系人）：武汉超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314号16层。法定代表人：徐锡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梦蕾，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海南顺发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珠大厦19层C座。法定代表人：史红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玲，湖北金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314号大厦。法定代表人：张建卫，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湖北晴川洋轮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新华路314号大厦内。法定代表人：史红雨，该公司董事长。申诉人武汉超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瑞公司）不服本市汉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汉南区法院）(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诉人超瑞公司称，汉南区法院作出的（2016）鄂0113执恢4号、（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确认申请执行人海南顺发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执行标的（截止2016年2月23日）本息共计人民币75,791,271.42元，并裁定将被执行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川公司）名下新314号大厦作价人民币71,578,500元抵债。申诉人认为该裁定书在确认执行债权金额时计算期间和方法缺乏执行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抵债房产价值远远超过执行债权，严重损害申诉人合法权益。（一）汉南区法院计算迟延支付罚息，没有执行依据。上述执行案中的执行标的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于1999年、2000年从中国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分别为1,399,439.17美元、2,250,390.63美元，系政策性不良债权。执行依据除判令晴川公司支付借款本息之外，均未写明迟延履行加倍罚息。（二）汉南区法院将案涉债权利息计付至以房抵债之日，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30日形成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第九条规定及（2013）执他字第4号函的意见，债权受让人向国有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处的利息包括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本案债权是在2012年转让给武汉中泰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房公司），后又转让给顺发公司。根据规定，《纪要》发布后，已转让金融不良债权产生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汉南区法院应将债务利息计算至债权转让之日，其后均不再计付。综上，案涉两笔债权本息合计应为3,649,829.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00万元左右。即使在债权转让之前，仍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计算迟延支付罚息，债权本息合计也应为人民币5000万元左右，均远远低于汉南区法院确定的75,791,271.42元。在本院审查期间，超瑞公司还补充：案涉房产在其享有的债权纠纷中曾办理过抵押，晴川公司用抵押物去抵偿其他债权，程序上不合法；晴川洋公司与晴川公司是关联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且经判决确认。据此，超瑞公司请求撤销汉南区法院（2016）鄂0113执恢4号、（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为支持其请求，超瑞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相关当事人工商登记资料、公证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顺发公司辩称，其在执行中与晴川公司达成以大厦抵偿债务的执行和解，是为妥善解决历时十余年之久的一系列诉讼和纠纷问题。经过顺发公司、晴川公司、湖北晴川洋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川洋公司）充分协商，江汉区法院、汉南区法院、武汉市江汉区房管局等多部门协调沟通后，依法采取的解决方案，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关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要求。超瑞公司的申诉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据此，顺发公司请求驳回超瑞公司的全部申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关于顺发公司与晴川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的背景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促进外贸发展，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公司）、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总公司）先后在湖北、海南出资成立多家企业，包括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北晴川洋轮船有限公司）、顺发公司、晴川公司等。其中，晴川洋公司系由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和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信托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顺发公司系由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晴川公司系由中外运总公司、湖北省信托公司和香港华润运输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润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公司。1991年，晴川洋公司与武汉市东西湖区集体自筹农工商贸易中心筹建处合作建成320-324号大厦及新314号大厦（即本案执行标的）。1995年6月30日，晴川洋公司受让取得上述房屋的全部所有产权并向原武汉市房地部门提交相关资料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由于工作疏忽，原武汉市房地部门在1995年9月25日及1996年5月20日颁发的上述两处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上将公司名称错误地填写为晴川公司。经调查核实，2014年6月11日武汉市江汉区房管局出具《关于大厦房产有关问题的函》说明大厦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晴川洋公司。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上述三家公司均陆续停产停业。其中，晴川公司因经营不善，对外负债严重，致使错误登记在其名下的大厦被债权人申请查封。为避免晴川洋公司合法资产被错误查封、执行，晴川洋公司不得不提起执行异议、执行标的异议之诉及确权之诉等一系列的诉讼。晴川公司债权人中泰房公司为实现其债权，亦提出了一系列诉讼对抗晴川洋公司的主张。一方面，围绕大厦所涉及的执行、诉讼等纠纷胶着近十余年之久而无从解决，大厦亦被长期错误查封；另一方面，上述三家公司数百名职工长期以来均由尚余货币资金的顺发公司支付生活费维持，亟需妥善安置并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揽子解决上述一系列纠纷问题，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经过研究决定，由顺发公司出资购买中泰房公司债权并通过执行依法将大厦从上述一系列纠纷的沼泽中剥离出来。晴川洋公司作为大厦实际所有权人的利益，由公司股东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会同晴川洋公司、顺发公司、晴川公司协调处理。顺发公司出资购买中泰房公司合法债权并依法执行取得大厦产权，绝非因个体私利，而是公司股东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会同法院、房管局等多个部门，为理顺关系、保护国有资产、保障职工利益、维护企业及社会稳定，综合考虑后采取的合法举措，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纠纷案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要求。（二）顺发公司合法的债权本息远远超过大厦实际价值，顺发公司与晴川公司达成以大厦抵偿债务的执行和解不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1、以物抵债裁定确定的执行标的数额事实、法律依据充分。本案执行依据为（2005）武民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1号判决）、（2006）武民商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178号判决）。上述判决书虽未明确晴川公司按照原贷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判决书明确的计息截至日（2000年3月20日、2000年6月20日）至实际清偿借款之日止的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故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受让本案债权后有权按照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借款利息和复息。法院在本案的执行过程中均一直认定被执行人晴川公司的履行义务包括上述两判决书记载的计息截至日（2000年3月20日、2006年6月20日）至借款还清时止的利息。因晴川公司未在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2014年8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本解释施行前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照本解释计算”之规定，本案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分两个阶段计算：2014年8月1日前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2009年5月18日起施行）规定计算，具体计算方法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2014年8月1日起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计算，具体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其中，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据此，截至顺发公司与晴川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之日即2016年2月23日，晴川公司应偿还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75,791,271.42元。超瑞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纪要》及（2013）执他字第4号函的意见，对中泰房公司受让债权后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予支持，属适用法律错误，违背《纪要》的基本精神和原则。首先，本案执行依据第1号、第178号判决中原告为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根据《纪要》第十一条“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债务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且《纪要》关于“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的“受让人”限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故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自受让本案债权后有权依据《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原贷款合同约定利率收取利息。其次，本案中泰房公司系在执行程序中受让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不适用《纪要》规定。虽（2013）执他字第4号函的意见中将《纪要》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执行程序中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的情形，但是该答复系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个案的处理意见，不具有普遍法律效力，不能当然地作为本案执行的法律依据。最后，《纪要》的形成是具有其时代特殊性，是为落实中央关于研究解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精神，实现依法妥善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恰恰符合《纪要》的精神和基本原则要求。2、因以大厦抵偿债务过户所需缴纳的税、费及土地出让金应从大厦的评估价值中予以核减，大厦的实际价值远不足以清偿顺发公司的合法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转移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权属，转让方应依法缴纳土地增值税、契税、增值税等税、费。本案中系晴川公司以大厦抵偿债务，晴川公司是上述税费的法定纳税义务人。因大厦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老旧房屋，故大厦过户所需缴纳的税费可由地方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试行核定征收。根据2016年4月向江汉区房管局咨询的情况，大厦过户应缴纳税费合计13,534,091.68元，包括分别按大厦评估价值（7,157,8500元）的9%、4%、5.7%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契税、营业税及附加（后改征增值税），缴纳交易印花税71,578.50元、交易手续费76,778.68元、产权登记费用555元。另，因大厦所涉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需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通常情况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按标定地价的一定比例收取，最低不得低于标定低价的40%。综上，因晴川公司无其他资金缴付上述税费及土地出让金，故应从大厦的评估价值中扣减因办理过户所需的缴纳的税费及土地出让金，顺发公司的合法债权本息远远大于大厦的剩余价值，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在执行过程中达成以大厦抵偿债务的执行和解不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三）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晴川公司无其他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大厦上无其他查封及抵押权，顺发公司作为唯一查封大厦的债权人与晴川公司依法达成以物抵债的执行和解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和程序，不存在任何侵犯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第1号判决、第178号判决生效后，晴川公司未履行义务，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向本院申请执行。2007年，本院指定由汉南区法院执行。执行中，汉南区法院一直延续本院的查封措施，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晴川公司名下的位于新314号大厦。彼时，香港高士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士通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晴川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即超瑞公司最终受让的债权），对大厦进行查封。2011年9月，高士通公司恐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鄂民四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准予高士通公司撤回起诉，并解除对大厦的查封。自此之后直至（2016）鄂0113执恢4号、（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生效，晴川公司不存在其他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务、大厦不存在其他任何查封或轮候查封情形。顺发公司申请恢复本案执行后，在顺发公司、晴川公司及晴川洋公司股东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的协调下，拟依法通过执行和解终结长达十余年之久的诸多诉讼纠纷。2016年2月19日，顺发公司与晴川公司依法共同选定评估有限公司对大厦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71,578,500元。同年2月23日，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确定依据（2016）鄂0113执恢4号、（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通知书顺发公司债权本息合计75,791,271.42元（计算至2016年2月23日）；约定晴川公司将大厦按评估价值71,578,500元抵偿债务，不足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本案执行中，顺发公司债权本息合法有效，大厦上无任何其他查封及抵押权且经依法评估，故顺发公司和晴川公司达成以大厦抵偿债务的执行和解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侵犯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据此，汉南区法院以物抵债裁定合法有效。超瑞公司主张大厦已办理过“公证”抵押，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达成以大厦抵偿债务的执行和解损害其抵押权，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截至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达成以大厦抵偿债务执行和解之时，大厦未有任何抵押登记。根据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以房地产抵押的，应当在县级以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在不考虑超瑞公司提交材料的真实性的情况下，超瑞公司所谓的“公证”抵押仅是“兹证明晴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建阶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在前面的财产抵押书上签名”，不产生《财产抵押书》及抵押权生效的法律效果，故超瑞公司主张的抵押权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四）晴川公司和晴川洋公司属两个独立的法人晴川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红雨，原名“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系经批准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中外运总公司、中机公司、湖北省信托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并于1981年12月1日登记注册成立，主要从事对外贸易进出口物资以及船舶运输有关业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606万元。公司最高权利机关为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等重大事项；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委派，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制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事项。2010年8月6日，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依法变更为“湖北晴川洋轮船有限公司”。晴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卫，系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中外运总公司、湖北省信托公司和香港华润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并于1985年4月12日注册成立，主要经营长江、沿海、香港、日本、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船舶运输业务。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公司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成员由三方股东委派产生，负责修改本公司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决定增减公司的注册资本、决策公司经营方针等事项。综上，无论是公司成立时间、公司性质、股东构成、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还是管理机构、人员等，晴川公司和晴川洋公司均存在明显差异、各自独立，不存在任何混同的情形。另，本案执行中，系因晴川洋公司作为大厦实际产权人多次提起执行异议、执行标的的异议及确权之诉，中泰房公司为对抗晴川洋公司的主张遂提起请求确认晴川公司和晴川洋公司人格混的诉讼。但是，因经开庭审理确认两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中泰房公司已于2016年2月1日申请撤回起诉，江汉区法院作出（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26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撤回起诉。超瑞公司称晴川公司和晴川洋公司人格混同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纯属无中生有。晴川公司辩称，超瑞公司申诉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据此，晴川公司请求驳回超瑞公司的全部申诉请求。晴川公司其所提事实及理由与顺发公司基本相同。晴川洋公司称，其为新314号大厦实际产权人，同意以晴川公司名义将大厦抵偿顺发公司债务，但晴川洋公司从未放弃主张大厦产权的权利。在大厦被错误查封、随时面临强制拍卖的十余年里，晴川洋公司分别于2010年8月12日、2013年1月15日向汉南区法院提起执行异议；2013年11月2日向汉南区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大厦产权，并停止对大厦的执行；2016年1月22日，向江汉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武汉市江汉区房管局核发案涉房产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晴川洋公司始终将保护国有资产，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放在首位，支持并配合以晴川公司名义将大厦抵偿顺发公司债务，故在顺发公司与晴川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后陆续申请撤回上述异议、起诉。晴川洋公司在收到汉南区法院送达的以物抵债裁定后，亦向汉南区法院出具书面声明，明确保留对大厦的相关权益。本院查明，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与晴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作出第1号判决，判令晴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偿付借款本金130万美元及自贷款发放之日至2000年3月20日止的利息99,439.17美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055元，保全费人民币29,260元，均由晴川公司负担。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与晴川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11月作出第178号判决，判令晴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偿还借款本金175万元美金，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外汇贷款利率标准规定的年利率3.8125%向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偿付自2000年3月20日起至2006年6月20日止的利息共计500,390.63美元；驳回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89元、诉前保全费54,260元，均由晴川公司承担。2006年7月25日，本院以（2006）武立保字第07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320-324号大厦（面积412.61平方米）及新314号大厦（面积6979.88平方米）。上述两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向本院申请两案合并执行。2007年12月6日，本院将两案指定汉南区法院执行，该院以（2008）南执字第11号、第12号立案执行。2008年5月13日，汉南区法院发布拍卖公告，拟对查封房产进行拍卖。同年，该院委托湖北永信行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新华路248号新314号大厦进行评估，2009年3月13日，该公司出具评估报告，评估价为3527.31万元。2010年8月12日，晴川洋公司向汉南区法院提出异议，认为该院查封并评估待拍卖的财产系案外人晴川洋公司所有，请法院纠错。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辩称，晴川公司与晴川洋公司财产、人员和经营活动处于混同状态，实际是一家公司，财产是不可区分的，法院查封拍卖行为合法。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还申请追加晴川洋公司为被执行人。汉南区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于2011年2月21日作出（2011）南执异字第1号、第2号执行裁定，认为从查封房产的筹建、出资、申请登记及产权归属协议等事实看，该财产不足以确定为被执行人晴川公司可供执行财产。据此，该院裁定晴川洋公司异议成立。同年2月14日，汉南区法院裁定终结两案本次执行程序。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不服上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称异议裁定认事实错误，将案外人异议作为执行行为异议审查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于2011年12月14日作出（2011）武执复字第00019号执行裁定认定“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后，存在执行异议和案外人异议竞合的情况下，异议人选择提出执行异议的，应遵循上述规定进行审查，而不应适用案外人异议审查程序进行审查……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本院裁定撤销上述两份异议裁定，驳回晴川洋公司执行异议。2012年9月，中泰房公司从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受让两案债权。同年11月16日，汉南区法院裁定将两案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中泰房公司。同年12月，中泰房公司申请对新314号大厦（因320-324号大厦已由被执行人处置给他人，申请不予评估）进行评估。2013年3月11日，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认定上述房产评估市场价值为6201.93万元。2013年1月15日，晴川洋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汉南区法院查封的320-324号大厦及新314号大厦为晴川洋公司所有，请求解除查封。该院经审查认为晴川公司曾将查封房产作为固定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且从形式上看，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晴川公司名下。同年10月21日，该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作出（2013）鄂汉南执异字第00006号、第00005号执行裁定，驳回晴川洋公司异议。同年11月16日，汉南区法院作出（2013）鄂汉南执恢字第00001号、第00002-1号执行裁定书拍卖新314号大厦。随后，晴川洋公司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案号为（2014）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105号。此间，中泰房公司向汉南区法院表示愿意支持晴川公司职工改制利益，并补助一定资金帮助企业改制。晴川洋公司职工代表到汉南区法院信访。2014年6月11日，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江汉房管局）向汉南区法院出具《关于江汉区新华路大厦房产有关问题的函》（以下简称）称，本案查封的执行标的“在我局办理房屋登记手续时，因我局颁证时填写有误，将所有权人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现在的湖北晴川洋轮船有限公司）填写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经我局核实……实际房屋所有权人应为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年6月18日，汉南区法院作出（2014）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105号民事裁定，以江汉房管局出具的《函》称“因该局在办理房屋登记时误将所有权人‘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填写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要求对本案争议房屋的房产证名称作出相应更正”为由，裁定中止对晴川洋公司在该院提起的讼争房屋确权民事案件的审理。同年7月16日，该院作出（2013）鄂汉南执恢字第00001-1号、第00002-3号执行裁定，以“上述查封的执行标的有异议之诉存在，又有房管机关出具函件说明权属登记错误，因此，在现实状况下，不能作为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继续进行执行”裁定终结两案本次执行程序。同年9月1日，晴川洋公司以法院继续查封大厦的执行裁定侵害其权利为由向汉南区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讼争房屋的查封。2014年11月3日，该院作出（2014）鄂汉南执异字第00004号执行裁定，认为晴川洋公司异议成立。中泰房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认为汉南区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进行审查，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本院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27号执行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重新审查。2014年11月11日，江汉区法院受理中泰房公司诉江汉房管局行政管理一案，经审理认为：江汉房管局不能证明其具有关于讼争房屋所有权人更正登记的行政职权，不能证明其核实了第三人晴川洋公司、晴川公司的工商登记历史情况及讼争房屋所有权行政登记的过程，亦不能证明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确系填写错误。据此，该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2014）鄂江汉行初字第0013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江汉房管局2014年6月11日作出的《函》中确认“实际房屋所有权人应为‘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撤销江汉房管局2014年6月11日作出的《函》中请汉南区法院“予以核实实际债务人相关信息后，予以办理上述房屋的解封手续”的具体行政行为。江汉房管局、晴川洋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41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上述行政判决认为江汉房管局作出该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向晴川公司颁发两证的是原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现江汉房管局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去函，不仅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进行确认，还要求法院解封，“以便我局办理相关的更正登记手续”，该行为超越其职权范围，其行政程序违法。此后，中泰房公司与晴川公司、晴川洋公司多次协调两案执行问题。2016年1月15日，汉南区法院征求中泰房公司、晴川公司意见，因该案涉及企业改制、多方诉讼、湖北省国有企业改革小组不支持拍卖国企资产等特殊性，一致同意协调解决。此后，顺发公司受让两案债权。同年2月4日，汉南区法院裁定将两案申请执行人变更为顺发公司。次日，汉南区法院恢复两案执行程序。同年2月15日，顺发公司与晴川公司向汉南区法院申请以查封房产抵债。执行人员称：以物抵债，必须进行评估，还不得损害第三人和其他人利益。目前标的物涉及晴川洋公司的异议之争，需征求该公司意见。同年2月19日，汉南区法院向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委托评估函》，委托该公司对晴川公司的新314号大厦案涉房产进行评估。同年2月22日，该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案涉房产评估值为7157.85万元。同年2月23日，顺发公司（甲方）与晴川公司（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作为第1号、第178号判决确认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向汉南区法院申请执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一、甲方受让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9,596,623.56元，自上述判决书确认应履行还款义务时起至该和解协议签订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23,097,323.93元人民币，乙方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为46,194,647.86元人民币，共计75,791,271.42元人民币。乙方对此债务总额予以确认。二、乙方对上述债务确无金钱给付能力，同意将名下被查封房产大厦作价7157.85万元抵债。抵偿不足部分，因双方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三、乙方已向甲方披露被查封房产大厦有第三人晴川洋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甲方承诺自行解决和晴川洋公司间的纠纷，不因此追究乙方违约责任……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交汉南区法院一份，三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后，晴川洋公司向汉南区法院出具声明：“我司对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达成和解无异议，但我司保留对大厦的相关权利，相关事宜由我司与顺发公司及其股东中机公司、中外运湖北公司另行解决。”2016年2月25日，汉南区法院作出（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查明：在合并执行第1号判决、第178号判决过程中，该院进行协调执行工作。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双方达成执行和解以物抵债协议，是在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中，晴川公司在无现金履行能力又面临国有企业改革多重困难，且围绕执行标的又历经了多重执行异议、包括执行标的异议之诉在内的多重诉讼情形下，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按照执行标的现状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因双方均为国有企业，为此双方均请求法院下达相关的裁定书并通知房地产登记机关协助办理房产转移（过户）手续。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达成上述执行和解以物抵债协议，既履行了相应的法律义务，又化解了在诉讼、执行程序中的多重矛盾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该院裁定将被执行人晴川公司名下的新314号大厦作价人民币71,578,500元，交付给申请执行人顺发公司，抵偿晴川公司所欠债务人民币71,578,500元。该房产所有权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转移给顺发公司。顺发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相应的房地产登记机关办理产权转移（过户）手续。同年2月，该院向当事人、武汉市江汉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汉房管局送达上述裁定。同年2月，（2016）鄂0113执恢4号、（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案件以执行完毕结案。2016年8月18日，晴川洋公司以晴川公司与顺发公司达成执行和解，正在与顺发公司股东就大厦产权问题进行协商处理为由，申请撤回（2014）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105号案件起诉，但保留再次起诉的权利。同日，汉南区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另查明，2017年2月14日（执行异议书落款时间），超瑞公司针对汉南区法院上述以物抵债裁定提出执行异议。同年2月21日，该院对超瑞公司作出回复称“你公司所陈述的债权属于普通风险债权转让产生，且在债权转让过程中还发生过诉讼纠纷，但以撤诉方式进行了权利处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撤诉后若符合再行起诉条件的，仍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维权，转让的风险债权债务关系是否依法成立尚须依法审理确认。故你公司该普通风险债权不能以提‘执行异议’方式维权，不符合提执行异议的法定程序；若要维权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超瑞公司与晴川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鄂01民初21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晴川公司偿还超瑞公司借款本金16,950,000元并支付截至2006年12月14日的利息15,392,926.85元；驳回超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晴川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鄂民终326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上述债权最初由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与晴川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产生。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超瑞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8）鄂01执92号立案执行，尚处执行程序中。还查明，晴川洋公司成立情况：1981年3月，湖北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报请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湖北省信托公司、长江航运管理局、省航运公司、省外贸运输公司四家联合经营的“四联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年3月1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四联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联营公司筹备阶段，同年12月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该公司更名为“湖北省晴川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川股份公司）。在此期间，中机公司申请参加晴川股份公司的经营，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发文批准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文同意。工商部门相关档案资料证实：从1991年到1996年10月，晴川股份公司用该名称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人民币5606万元。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经营范围从事船舶外运等业务。住所地武汉市汉口江汉北路四号，1995年该公司住所地从江汉北路四号迁变到314号大厦。1996年10月10日，由中机公司、中外运总公司、湖北省信托公司拟定共同出资组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湖北省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对晴川股份公司进行了验资，注册资本5606万元，中外运总公司投入股本24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3%，中机公司投入股本24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3%，湖北省信托公司投入股本7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并说明该公司是1981年成立的，当时未验资，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同时还说明该公司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执照。1996年12月1日，晴川股份公司申请变更名称，变更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606万元。业务范围重事船舶运输等业务，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同上。晴川股份公司变更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后，一直使用至2010年8月，2010年8月注册号更改。2010年8月6日，在工商部门再次变更为“湖北晴川洋轮船有限公司”。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于2019年9月18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晴川洋公司股东名称为：中机公司、湖北省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外运湖北公司。晴川公司注册情况：1985年工商部门档案记载，企业名称“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00万元，经营范围承担长江沿海及香港日本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船舶运输业务。有效期限自1985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2日。地点汉阳区琴台路24号。晴川公司初审报告记载，该公司由中外运总公司、湖北省信托公司、香港华润公司共同投资250万美元（依次为50%、14%、36%）举办的合资企业。合同期限25年。注册资本250万美元，在合作期内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渐增至500万美元。职工由三家单位协调人员组成。由批准证书1984年12月28日批准，国家工商核准登记通知书审查核准。从1989年到2008年，工商部门相关档案资料证实：企业法人名称“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250万美元增至1000万美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业务范围，担任长江、沿海及东南亚运输业务等。股东是：中外运总公司、湖北省信托公司、香港华润公司。现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经营状态为“吊销，未注销”。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于2019年9月18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顺发公司股东名称为：中机公司、中国外运湖北公司。1991年11月28日,武汉市东西湖区集体自筹农工商贸中心（以下简称东西湖农工商贸中心）筹建处与晴川股份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一份，由晴川股份公司按每平方米1636元标准提供大楼建设资金，合作建房总投资为1204.21万元，由晴川股份公司分期付给东西湖农工商贸中心。房子建成后，晴川股份公司分得大楼（1）-（7）轴线下自地下室上至顶层，包括技术室7360.89平方米，其中可使用建筑面积7001.62平方米，完全拥有产权。公用面积为356.27平方米，为有限产权。1995年9月25日、1996年5月20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就新314号大厦及320-324号大厦分别核发《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述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均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中记载所有权人“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所有权性质“全民”。上述权证未见抵押登记信息。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留存的两份契纸（1995年6月30日）记载“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从武汉东垦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受让上述房地产。上述两份契纸记载的承让人、承买人处盖有“湖北省晴川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印章。超瑞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由武汉市江岸区公证处于1995年10月11日出具的公证书记载：“兹证明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建阶于1995年10月10日在前面的财产抵押书上签名。”该财产抵押书内容为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同意向晴川公司发放500万美元的贷款，该公司以位于314号的大厦提供抵押。超瑞公司未提交上述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的材料，未提交确认晴川洋公司与晴川公司人格混同之生效判决。再查明，汉南区法院未曾作出过（2016）鄂0113执恢4号执行裁定书。超瑞公司所提交材料中有一份打印的（2016）鄂0113执恢4号执行裁定书，但无汉南区法院盖章，该执行裁定书记载的查明事实、论理部分及裁决结果均与（2016）鄂0113执恢5号裁定书内容相同。经本院通知，超瑞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上述裁定正本原件、复印件等证据证明汉南区法院曾作出过上述裁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只能针对法院执行行为提起申诉。根据查明事实，汉南区法院未曾作出（2016）鄂0113执恢4号执行裁定，故对申诉人超瑞公司针对上述裁定所提申诉请求及理由，本院不予审查。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汉南区法院依照执行和解协议作出的（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协议以物抵债是否侵害了申诉人合法权益、是否应予撤销。针对上述问题和申诉人请求及理由，本院评述如下：首先，从执行程序看，（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依据申请执行人顺发公司与被执行人晴川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作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可见，法律允许不经拍卖、变卖直接由当事人协议抵债。当时相关法律规定并不禁止执行法院依据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本案执行过程中，为解决企业改制职工利益、执行异议之诉、行政登记纠纷等系列问题，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达成抵债合意。此间，汉南区法院已尽到注意义务，明确告知当事人不得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并征得晴川洋公司同意。由于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用于抵债的房产经第三方评估，此时超瑞公司所享有债权尚未经诉讼确认，且无其他债权人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故汉南区法院当时据此裁定以物抵债推进执行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该院向当事人及协助执行部门送达以物抵债裁定后，案涉《执行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已履行完毕的和解协议产生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效果。其次，从实体方面看，《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合法性问题涉及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不属于执行程序审查范围，执行程序无权对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及效力作出认定。由于（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完全依照当事人和解协议作出，在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之前，本院无法在执行程序中得出以物抵债侵害申诉人合法权益的实体认定。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以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因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及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产生的争议，不属执行程序处理范畴，超瑞公司可通过另诉解决。再次，案涉抵债房产权属存有争议，该争议涉及实体，执行程序无法解决。根据合作建房协议、登记机关地籍资料显示，抵债房产的所有权人可能为晴川洋公司。以上权属若经法律程序得以确认，那么申请执行人顺发公司与被执行人晴川公司协商并经案外人晴川洋公司认可，以案外人所有的房产抵偿被执行人所负债务，其抵债金额多少、是否超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范围等均不影响被执行人偿债能力，超瑞公司不得以此主张上述抵债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以上权属若经法律程序予以否认并确定抵债房屋为被执行人晴川公司所有，那么以物抵债是否合法需结合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效力予以判断。最后，超瑞公司申请执行依据的（2017）鄂01民初2182号、（2017）鄂民终3260号民事判决书均未确认其所享有债权对抵债房产享有抵押权，且相关行政机关登记信息亦未见超瑞公司享有债权办理抵押登记，故超瑞公司关于其对抵债房产享有抵押的事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工商登记情况，晴川洋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晴川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两家公司分别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各具独立法人资格。两家公司虽然曾在一定期间（1996年12月1日至2010年8月6日）共用“湖北晴川轮船有限公司”名称，在一定期间住所地相同，但超瑞公司未提交确认晴川公司与晴川洋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且应当就本案承担连带责任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超瑞公司主张上述两公司人格混同事由涉及实体问题，执行程序无法解决。对此，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汉南区法院依据当时案情作出（2016）鄂0113执恢5号执行裁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协议抵债是否侵害申诉人合法权益、是否应予撤销有赖于多个实体问题的解决。在案涉《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性、抵债房产权属、超瑞公司是否享有抵押权、案涉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应承担连带责任等实体问题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之前，本院在执行程序中仅凭查明事实无法直接得出以物抵债损害申诉人合法权益的实体结论，否则会构成“以执代审”。申诉人超瑞公司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汉超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李淑红审判员  周 浩审判员  谌 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马春燕书记员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