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民终2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军，男，汉族，1983年4月26日生，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胜，男，汉族，1957年5月20日出生，住江西省高安市，系袁军父亲，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宪英，高安市瑞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桂花，女，汉族，1983年8月18日生，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代理人：李婷，高安市筠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袁军为与被上诉人胡桂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3民初5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1、双方标的是运送货物行为，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本案应定为运输合同纠纷较为恰当。胡桂花指挥搬运工装车，下起雨后，袁军要求停止装车，胡桂花不表态，搬运工继续装车，双方约定每车装17块，胡桂花为省费用变更约定每车要装30块，装至27块时，由于隐匿货物重量，袁军不知情，不是袁军放任超载，再加雨淋湿打滑倾倒，不是叉车没有挂挡所致。评估损失有异议，承运方未收取运费的，赔偿按货物的原价即进货单即可，不存在评估扩大损失数额。另本案损失还应包括胡桂花报警，叉车吊装运输费1860元由袁军垫付。袁军有从事叉车工作多年的证明，现补办，无从业资格证与事故发生没有必然联系，胡桂花也有选任错误。叉车在明显处标明运载能力为4.5吨，事发时装载近6吨，货物重量系胡桂花隐匿不报，袁军无法判定所载货物重量，造成严重超载责任在胡桂花。2、一审对胡桂花所犯错误避重就轻，一审判决胡桂花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主次责任倒置明显不公。合同法规定托运人的过错造成货物毁损的，承运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胡桂花存在重大过错。被上诉人胡桂花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驳回袁军的上诉请求。2、袁军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袁军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即从事叉车作业，比胡桂花的选任过失的过错更大。本案运输工具是特种设备，胡桂花和搬运工不懂叉车操作，托运人无法自行进行装卸货物，袁军负有配合货物安全装卸的义务。袁军应对货物转运的整个过程负责，包括起运、转运、运达的整个过程。胡桂花和搬运工不知道上诉人的叉车运载能力、应该分几次装运，袁军应向胡桂花明确说明。袁军明知自己的叉车装载重量只有4.5吨，站在旁边不予理会，放任搬运工搬运，未充分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负主要责任。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即袁军没有拉手刹，庭审中袁军辩称不是没拉手刹，是没有采取挂挡这一关键性措施导致事故发生。袁军庭审中中认可未采取挂挡的措施，车辆在后退的过程中，是袁军匆忙跑过去拉住档位，才使叉车停止倒退。现场的搬运工证言均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可。袁军履行协助叉运义务存在重大瑕疵，应对胡桂花财产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双方口头约定叉运费500元，对于胡桂花来说，叉3次与叉5次没有任何区别，不是按次数计价，胡桂花没有要求更没有必要要求袁军将叉运次数由5次改为3次。雨天下强行作业的是袁军。胡桂花没有匿报重量，袁军没有询问过胡桂花每片瓷砖重量，还告诉胡桂花每车至少可以装20片，胡桂花轻信了袁军，才让搬运工自行搬运，袁军一直站在旁边观看且不加阻止，且叉车未挂挡造成本次事故。3、财产损失数额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石材受损后已无使用价值，评估机构仍扣减了残值，且按照出厂价作出，鉴定费是必要费用，货物搬运费和厂家到高安的运费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袁军应按过错责任承担。一审判决袁军承担70%未超过合理范畴。胡桂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军赔偿胡桂花损失44230.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袁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桂花是高安市中汽森泽国际69栋的大理石石材经销商，袁军是以叉车为工具帮人用叉车搬运货物的叉车工。双方有过使用叉车搬运的业务往来。2019年7月11日，因胡桂花店里有一批大理石需要转运，便请来袁军，双方议定了转运这批大理石叉车费用为500元。7月11日，由袁军的父亲每车装运了17块大理石。7月12日，袁军将叉车开至装车点，由胡桂花雇请的搬运工负责将大理石搬至叉车臂上，胡桂花在旁边指挥搬运。在装至27块大理石时，因叉车严重超载，袁军停车时没有挂档，导致叉车滑动，车上所载27块大理石倾倒全部损坏。经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评估，造成货物（大理石）损失40500元，花费评估费2000元，搬运费为540元。从广东四会运至高安运费1190元。以上合计损失为44230元。另查明，袁军从事叉车业务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出事叉车的运载能力为3吨，事发时装载近6吨。一审法院认为，袁军没有取得叉车的从业资格证，在明知自己的叉车只能装载3吨重，而放任胡桂花指挥搬运工将超重货物搬至叉车上不阻止，又没有采取挂挡等技术措施防止叉车滑动，导致叉车因超重而滑动将车上的易碎大理石倾倒损坏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袁军应承担该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胡桂花指挥搬运工将超重货物搬至叉车上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该次事故造成胡桂花的损失共计44230元，由袁军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计30961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由袁军赔偿胡桂花30961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天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6元，由袁军承担600元，由胡桂花承担306元。二审期间，上诉人袁军提交下列证据：1、工程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袁军是从事多年叉车工作的叉车工。以前在厂里工作时由厂里保管，现在补办了一个新的。2、江西瑞源陶瓷有限公司证明一份，证明袁军2009年就有操作证，并且一直在厂里上班，2016年才离开公司。3、照片两张。证明当时叉车拉了手刹，叉车的运载量为4.5吨。4、施救吊车司机彭国勇证言一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叉车当时拉了手刹，不是造成大理石倾倒的原因相互印证。5、吊叉车费用发票复印件一份（原件已核实），证明目的：由于胡桂花错误报警，导致叉车以交通事故名义被扣，因不是交通事故，所以扩大了经济损失。这项费用应计算在总损失之内。被上诉人袁军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操作证发证时间是2019年10月8日，本次事故发生在2019年7月12日，发生事故时袁军没有操作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明仅能证明袁军于2009年至2016年在瑞源公司上班，不能证明袁军在此期间有叉车证。对证据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照片来源不明，也不是发生事故时的现场照片，更无法核实是否拉了手刹，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具有关联性。袁军陈述该叉车运载量仅有4.5吨，说明其很清楚自己叉车的运载能力，故其在现场放任搬运工搬运大理石，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对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彭国勇的身份无法核实，其也未到庭接受询问。该份证明出具时间在事故发生后，是在出现叉车后退，袁军采取了拉手刹之后，胡桂花报警，吊车才看到的叉车状况，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的状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吊叉车费不属于胡桂花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该费用是交警部门依职权依法向袁军收取的合理费用，应由袁军自行承担。本次事故发生是事实，胡桂花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报警无误。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袁军提交的操作证的发证时间晚于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不能达到证明其在本案事故发生时持有叉车操作证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袁军提交的公司证明不能达到袁军在本案事故发生时持有叉车操作证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袁军提交的照片无法核实是否拉手刹的事实，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未认定袁军没有拉手刹，照片能证实涉案叉车的运载能力为4.5吨。上诉人袁军提交的施救司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胡桂花对上诉人袁军提交的吊叉车费用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证明袁军支付了叉车施救费1860元。二审查明，胡桂花在一审庭审时主张双方约定了叉车费用共计500元，袁军在一审庭审时提出双方当时没有讲价钱。除一审认定的双方议定了转运涉案大理石叉车费用为500元的事实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涉案叉车的运载能力为4.5吨。本院认为，袁军与胡桂花达成货物运输合意后，在装运货物过程中，袁军未按规范操作叉车，未对胡桂花指挥搬运工搬运超过叉车载重能力货物的行为进行阻止，且袁军未提交其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取得了从业资格证的充分证据。评估报告系按照出厂价作出并扣除了残值，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货物损失并未包括扩大损失。叉车吊装运输费1860元由袁军垫付是事实，但不属于胡桂花货物损失范畴，胡桂花未对此项费用进行主张，故本案中不予处理。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责任，认定袁军应承担涉案事故造成胡桂花的货物损失的主要赔偿责任即承担70%的赔偿比例并无不当。袁军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就涉案货物运输费用等纠纷可另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6元，由上诉人袁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琳审判员 周 晟审判员 杨 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