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4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萍，女，1963年1月15日生，汉族，住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江苏朗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卫东，男，1963年7月14日生。 汉族，住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鼎，江苏永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维晶，男，1982年8月31日生，汉族，住如东县。 原审被告：马爱东，男，1960年5月1日生，汉族，住如东县。 原审被告：葛亚东，男，1963年7月13日生，汉族，住如东县。 上诉人刘萍、蔡卫东因与被上诉人孙维晶，原审被告马爱东、葛亚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3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维晶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孙维晶承担。事实和理由：孙维晶并没有向刘萍交付借款，在案涉借条上刘萍是借款人,蔡卫东和葛亚东是担保人,而孙维晶提供的短信可以证明,借款到期后孙维晶逼迫刘萍向蔡卫东追索借款,却没有逼迫蔡卫东向刘萍追索借款,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情理角度,债权人都不可能逼迫借款人向担保人追索债务。孙维晶交付给蔡卫东的28万元，交付给蔡惠琴的75.5万元履行的是其与蔡卫东之间的约定，与刘萍无关。孙维晶和蔡卫东一直认可，蔡卫东是借款人，也是实际用款人。现有证据清楚地表明，2014年8月26日，蔡卫东向孙维晶发送对账短信，确认其2013年6月20日借过110万元（实际交付仅103.5万元，如果蔡卫东和孙维晶事先没有沟通，蔡卫东也不可能认可孙维晶没有实际交付的6.5万元），孙维晶没有回复，但也没有否认，结合上述短信可见，孙维晶认定，蔡卫东对上述103.5万元负有还本付息的义务，而不是担保义务。一审判令刘萍承担偿还责任，蔡卫东承担担保责任，意味着如果蔡卫东偿还了上述借款，还可以向刘萍追偿，不可思议。孙维晶所举证5笔借款，总额205万元，纯属子虚乌有。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民终字第059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孙维晶提交了蔡卫东出具的5份借条，总额205万元，但未能提交交付凭证，事实上，5份借条根本就没有履行和交付，蔡卫东与孙维晶之间的经济往来只能以银行流水为准。一审法院竟以“二审另查明”为由，认定上述借款属实，是错误的。蔡卫东支付了部分借款本息，应当从其债务总额中扣除。在数次庭审中，蔡卫东举证证明其采用银行转账和砖头款抵算两种方式还款130多万元，孙维晶也是认可的。孙维晶涉嫌刑事犯罪，正在侦查过程中，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对葛亚东公告送达，但第二次开庭没有进行公告，送达程序违法。 孙维晶辩称，一审判决中55000元现金被扣除了，对一审判决其他没有异议，其没有上诉。 蔡卫东辩称，同意刘萍的上诉意见。 蔡卫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由孙维晶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刘萍与孙维晶之间签订有借条，但孙维晶不能提供出其受刘萍指示或委托将款项交付给第三方的证据，也提供不出将款项交付给刘萍的证据。而且，从案涉款项的交付及还款情况看，款项实际交付给蔡卫东及其亲属，还款也均是蔡卫东支付给孙维晶。一审法院仅依据刘萍在审理中的一次陈述，就忽略孙维晶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关于出借款项合意、用途的全部陈述，也忽略了应由孙维晶提供证据才能证明的事实，并推断出孙维晶完成了款项交付义务的结论是错误的。 二、蔡卫东在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9月23日之间向孙维晶的还款是针对孙维晶支付给蔡卫东及其亲属的1045000元，并非是针对2013年6月20日前204万元的还款或其他还款，理由如下：1.孙维晶在原一、二审中自认蔡卫东在2013年6月20日后未归还过2013年6月20日前形成的204万元欠款的利息。孙维晶在原审一审中明确陈述“2013年6月20日欠我204万元，到目前为止也是欠我204万元”。在原审二审中，孙维晶陈述“5张借条是205万元，分别是2012年9月14日15万元、2012年9月25日10万元、2012年10月5日50万元、2012年10月13日60万元、2013年2月9日70万元，已经还了1万元”。利息“按3分息计算，大概还有100多万元要给我，后来就按1分不到利息计算，算了15万元。”，结合孙维晶的陈述可以看出，在2013年6月20日前，其认可蔡卫东欠款本金是204万元，而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9月23日之间的利息，因为没有归还过，所以按3分息计算应为100余万元，已经通过协商按1分不到的利息计算，在《还款协议》中协商明确调整为了15万元，且约定在本金还清后再付。2.孙维晶与蔡卫东之间在2013年6月20日之后除了一笔8万元的借款外，没有再借款给蔡卫东。从原一审庭审笔录及原二审听证笔录看，孙维晶只在原一审第二次开庭（见洋口港人民法庭2014年9月3日第二次审理笔录第3页）时陈述过一笔8万元的借款，没有再提及其他任何借款，而且当时审判长询问的是“孙维晶在2013年6月20日之后你另外也没有出借资金给蔡卫东？”孙维晶回答“今年正月借了8万元给蔡卫东，目前已还了四万（是通过转账还的）”。也就是说在2014年9月3日时孙维晶自认在2013年6月20日之后至2014年9月3日之间双方只额外发生过一笔涉及8万元的借款。虽然孙维晶在一审的庭审中陈述又额外出借给蔡卫东七、八十万元，但孙维晶始终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蔡卫东在2014年8月26日14点57分向孙维晶发出短信，内容为双方借贷关系中的所有款项的明细表格，其中在2013年6月20日之后，除一笔8万元的借款外再无其他任何借款，孙维晶在收到后并未对该明细提出过反对意见。 三、本案中涉及的1045000元已经包括在孙维晶与蔡卫东于2014年9月23日所签的《还款协议》中，理由如下：1.本案中所出现的由孙维晶在2013年6月20日支付给蔡卫东及其亲属的1045000元实际是孙维晶与蔡卫东之间的借贷关系，双方在2014年9月23日的对账已经将此前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核对并达成了还款计划。2.蔡卫东在2014年8月26日向孙维晶发出往来明细表格短信，该表格中明确记载了“2013年6月20日借款110万元”，而孙维晶并未提出过异议。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所签的《还款协议》中明确的借贷截止时间为2014年8月底，这与蔡卫东发出的短信时间是吻合的，这也能解释为何该协议中未明确指出“110万元”，正是因为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所以没有必要再另行指出。 四、本案涉及非法高利贷，孙维晶本身就是从事高利贷的人员，本案中出借给蔡卫东的1045000元的实际月利率高达10%，蔡卫东提供给一审法院的银行凭证及砖票仅是能找到的部分原件，实际归还的款项远超本金。孙维晶实际仅支出了一笔款项就能够主张两笔债权也不应被支持。 孙维晶答辩称，其和蔡卫东之间的债204万元已经进行起诉了。其他该说的也都说了，其和蔡卫东之间的债还有砖头等，已经在还款协议里写明了，这与其和刘萍之间的借款是两回事。 刘萍述称，因蔡卫东没有对刘萍提起上诉，故不进行具体的答辩，刘萍不应承担责任。 孙维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萍、马爱东归还借款本金110万元，按同期银行年利率5.1%的4倍支付利息，蔡卫东、葛亚东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萍原系南通天时建材有限公司会计，与马爱东是夫妻关系。蔡卫东系南通天时建材有限公司、南通天时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2年始，蔡卫东曾多次向孙维晶借款，刘萍也多次为蔡卫东的借款提供过担保。2013年6月20日，刘萍向孙维晶出具两张借条，借条所涉金额分别为50万元、60万元，两借条约定：（1）借款期限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3年7月5日，期限15天、月利率3%;(2)担保人确认为借款人的上述债务向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至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担保范围及于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3）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蔡卫东、葛亚东在两借条中担保人栏签名担保，蔡卫东在担保单位栏加盖南通天时药业有限公司印章。同日，孙维晶向蔡卫东账户转入金额28万元，向蔡卫东所在公司会计蔡惠琴（蔡卫东亲戚）账户转入755000元（该款由蔡卫东指定使用）。 2014年12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洋民初字第0506号民事判决书。刘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期间，蔡卫东提交2014年9月23日还款协议、与孙维晶的往来结算明细及往来的银行凭证、结账表格。该案二审另查明，（1）2014年8月26日14点57分，蔡卫东曾向孙维晶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为结账表格，其中记载2013年6月20日有一笔110万元的借款，借款利息月息10%。孙维晶认可收到短信，但未作回复。（2）2014年9月23日，蔡卫东与孙维晶签署还款协议，蔡卫东确认欠孙维晶本金204万元，利息15万元。孙维晶为证明204万元的形成，提供了蔡卫东于2012年9月14日出具的15万元的借条、2012年9月25日10万元的借条、2012年10月5日50万元的借条、2012年10月13日60万元的借条、2013年2月9日70万元的借条，上述借条反映蔡卫东向孙维晶借款的事实，合计借款金额205万元。 2014年9月23日的还款协议的双方为孙维晶、蔡卫东，协议载，蔡卫东因资金周转困难，自2012年开始向孙维晶多次借款。因双方间借款次数较多，金额较大，双方经过对账，确认截止2014年8月底，蔡卫东尚欠孙维晶借款本金204万元，利息15万元（利息在还清本金后再结算），考虑到蔡卫东的实际情况，双方达成还款协议：（1）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在此前所发生的借款一律以本次对账的数额为准，此前所有的借条、欠条不再作为欠款的票据，但不免除担保人的责任；（2）自2014年9月份开始，以本金204万月息1.5%计算利息，若双方合作成功，按月息2%计算；（3）自双方合作经营产生利润开始，蔡卫东分期还款，每月以利润归还欠款本金，具体数额双方另行约定；（4）此前所有的砖头票抵算的利息也一律在本协议中全部结清；（5）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前所有发生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律以本次对账为准。 与孙维晶的往来结算明细（蔡卫东自行制作的清单）显示：（1）2013年6月29日至2014年4月17日止，蔡卫东向孙维晶支付款项计697000元；（2）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8月3日止，砖票面载金额总计604000元。 在一审法院组织的2018年2月22日庭审中，1、蔡卫东诉讼代理人确认（1）“还款协议”中所涉“所有的借条、欠条”，仅指蔡卫东向孙维晶出具的相关借条、欠条，与刘萍向孙维晶出具的借条无涉；（2）“还款协议”中所涉“砖头票”包含了“与孙维晶的往来结算明细（蔡卫东自行制作的清单）”中提及的“砖头票”。2、孙维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在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5月期间与刘萍的短信往来，部分短信内容：2013年7月2日“我一个小时到家，你不和蔡卫东要，我就要跟你要了不要怪我找你闹事条子是你写的”，2013年7月11日“打个电话蔡卫东，说我找你要钱他现在不给我打来我要找你要钱”。 在一审法院就上述短信内容组织孙维晶与刘萍质证时，（1）刘萍确认案涉款项实由蔡卫东向孙维晶所借，鉴于其当时是单位会计的身份，被孙维晶、蔡卫东要求以其名义向孙维晶出具了两份借条。至于款项如何交付，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其未参与，也一概不清楚。（2）孙维晶与刘萍均确认除案涉争议借款外，双方间未发生过其他借贷关系。 依据2018年3月13日庭审中孙维晶提供的线索，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如东县公安局调取蔡卫东因债务问题向公安部门报案而形成的相关材料。如东县公安局书面回函称，“经查询，在我局接处警及案件平台中未发现有关蔡卫东与孙维晶借贷纠纷的警情，也未查找到相关档案材料。” 2018年3月27日，一审法院对蔡卫东进行调查，其陈述如下事实：（1）2013年5月，蔡卫东曾与孙维晶就其双方债务进行结算，确定蔡卫东还结欠孙维晶204万元。至2014年9月23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蔡卫东仍结欠孙维晶204万元；（2）自2013年5月双方结算至2014年9月23日期间，蔡卫东未就204万元向孙维晶支付过利息；（3）对204万元在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23日期间的利息，双方通过还款协议确认计息15万元；（4）2013年6月20日，蔡卫东向孙维晶借款110万元，约定月利率10﹪，借期15天。孙维晶实际交付1035000元，剩余65000元，其中55000元当扣利息，10000元的用途已记不清。蔡卫东向法院提交的自行制作的还款清单（期限起止：2013年6月29日至2014年8月3日）中涉及的所有款项均用于归还2013年6月20日蔡卫东向孙维晶所借110万元的本息，至于其中所还本金、利息分别多少，蔡卫东暂也说不清。 一审法院认为，孙维晶与刘萍、蔡卫东不持争议的事实：（1）2013年6月20日，刘萍曾向孙维晶出具110万元借条，蔡卫东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2）2013年6月20日，孙维晶分两次向蔡卫东支付款项1035000元。案件的争议焦点：1、孙维晶是与刘萍，亦或与蔡卫东，还是同时与刘萍、蔡卫东分别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及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2、蔡卫东在2013年6月29日至2014年8月3日间的付款（除8万元外）能否抵扣案涉债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问题，1、需先确定的是2013年6月20日这一天，孙维晶仅与刘萍或蔡卫东存在借款关系，还是分别与刘萍、蔡卫东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刘萍在原一审、二审及再审中均主张其虽向孙维晶出具了借条，但孙维晶未履行借款义务，故其无需还款。但在此次审理过程中陈述，是蔡卫东以其名义向孙维晶借款，其未参与款项的交付和使用。而蔡卫东自始至终均主张其在2013年6月20日曾向孙维晶借款11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10﹪，并出具借条，孙维晶向其及蔡惠琴帐户所汇款项是履行孙维晶与蔡卫东间的借款合同，与刘萍和孙维晶间的借款关系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合同。而孙维晶则称在2013年6月20日，孙维晶仅与刘萍发生借款关系，其并未向蔡卫东出借款项。综三方陈述，结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在蔡卫东主张2013年6月20日孙维晶向其及亲戚账户打款的行为，是孙维晶履行其与蔡卫东间借款合同的出借义务的情况下，刘萍若坚持其原一、二审及再审期间的陈述，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对其应更为有利，事实状态更有可能确如刘萍现在所述。案涉借款应是蔡卫东借刘萍名义向孙维晶借款并实际使用。2、借款合同关系的另一方是刘萍，还是蔡卫东，或者说谁负有偿还孙维晶案涉借款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的双方应为孙维晶与刘萍，刘萍依法向孙维晶履行还款义务。理由：借款合同应当遵从合同的相对性，借款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借款合同主体的确定。名义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名义借款人在偿还借款后，可依法向实际借款人追偿。而且即便名义借款人告知出借人或已向出借人披露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若出借人基于对名义借款人的信赖出借款项，要求名义借款人作为借款人，此时亦应认定借款关系仍然发生在出借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由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义务。涉及到本案，（1）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刘萍对借条是其出具的事实不持异议，但陈述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蔡卫东，其仅因系蔡卫东所在公司的会计，被要求以其名义向孙维晶出具了借条，并称不清楚此后借款的具体交付及使用状况。结合孙维晶在刘萍出具借条当日分两次分别向蔡卫东及其亲戚蔡惠琴账户汇款事实及孙维晶与刘萍间的短信内容可以判断，在刘萍出具借条后，孙维晶已履行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案涉的借款合同关系已于2013年6月20日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2）合同关系的双方认定为孙维晶与刘萍的理由如下：①当事各方均确认，孙维晶与蔡卫东发生过多次借款关系，刘萍也多次为蔡卫东的借款提供过担保，而孙维晶与刘萍间，除案涉借款外，从未有过借款关系，也无其他经济往来。虽然刘萍陈述系因会计身份被要求以其名义向孙维晶出具了借条，或者说其并无向孙维晶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孙维晶也未向其本人履行付款义务。但即便如此，刘萍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懂得财务知识的会计，应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知识，具备完全的识别、判断和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其对以其自己的名义出具借条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并将承担何种后果应该明知，并也应有为行使该行为承担相应行为后果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其以向原告出具借条的行为向孙维晶作出了一种承诺，若实际借款使用人不能按期全额还款，其愿意承担向孙维晶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②刘萍称，孙维晶是与蔡卫东协商好借款事宜后共同要求其出具借条的，若其陈述属实，结合孙维晶陈述的至2013年6月20日止蔡卫东尚欠其借款200多万元未还的事实，孙维晶很可能因蔡卫东以往履行还款的不力行为及对其偿还能力的怀疑，已不愿再向蔡卫东出借案涉借款，但基于对刘萍（还款能力）的信赖，同意以刘萍的名义借款给蔡卫东使用，以取得刘萍可协助蔡卫东还款的效果，甚至最终可向刘萍主张还款的权利，这从孙维晶与刘萍间的短信往来的内容可以得到印证。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可基于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而所谓“法律行为”，是指“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发生。法律行为之本质，在于旨在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方式而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该规定赋予了民事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民事权利，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权利行使中的具体表现。本案中，虽然孙维晶、刘萍、蔡卫东，均明知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蔡卫东，但从最终由刘萍出具借条这一事实，三方对由刘萍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借款人并最终承担名义上（或法律意义上）还款义务达成共同的合意，是三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④合同相对性确立了合同仅在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的原则。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3、借款数额的认定，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确定的是孙维晶以转账方式向实际用款人蔡卫东交付1035000元。对于孙维晶所持其余款项是以现金的形式向刘萍支付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孙维晶除口述外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确向刘萍支付过现金65000元；其二如上分析所述，本案实际的借款关系发生在孙维晶与蔡卫东间，1035000元也是由孙维晶直接向实际借款人蔡卫东交付款项。孙维晶明知实际借款人、使用人均是蔡卫东，且在将主要款项向实际借款人交付后，却向名义借款人交付剩余现金，与常情不符，且所述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因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蔡卫东认可以10000元抵算之前的借款利息，即认可收到借款的金额为1045000元，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确认孙维晶向蔡卫东交付的借款数额为1045000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刘萍、蔡卫东主张的蔡卫东在2013年6月29日至2014年8月3日间的付款（除80000元外）不能抵扣案涉110万元债权。理由：（1）蔡卫东借刘萍的名义向孙维晶借款的事实应可确认。因此，蔡卫东一直坚称的2013年6月20日孙维晶向蔡卫东和其亲戚账户所汇1035000元的款项是蔡卫东与孙维晶间的借贷关系，与案涉刘萍出具的借条所涉1100000元无关，不符合事实。 （2）原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载：“孙维晶为证明204万元的形成，提供了蔡卫东于2012年9月14日出具的15万元的借条、2012年9月25日10万元的借条、2012年10月5日50万元的借条、2012年10月13日60万元的借条、2013年2月9日70万元的借条，上述借条反映蔡卫东向孙维晶借款的事实，合计借款金额205万元。”但在庭审中蔡卫东对孙维晶的证明目的未予认可，蔡卫东称，其与孙维晶的借款不只一笔，还款不是一一对应的，且有些借条款项已还但借条并未收回。对此，孙维晶亦予以了认可。另外，从蔡卫东自行制作的其与孙维晶间的往来清单，并未完全将孙维晶上述借条所涉借款列入双方间的往来，因此蔡卫东制作的往来清单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其与孙维晶间的经济往来。 （3）孙维晶确在一审中确认，至2013年6月20日止及至法院原一审开庭日（2014年9月3日），蔡卫东仍欠其204万元，但未明确该204万元即为本金，此前的利息已全部结清。在本次庭审中，孙维晶称204万元仅指本金，不包括仍未给付的此前的利息。据一审法院对蔡卫东所作调查，蔡卫东确认其与孙维晶于2013年5月结算时，仍结欠孙维晶借款本金204万元。故，结合上述事实，可确认孙维晶在二审中陈述的204万元的组成与其提供的借条不是对应关系，且该204万元仅是本金。 （4）孙维晶与蔡卫东于2014年9月23日所作还款协议中明确载明“此前所有的砖头票抵算的利息也一律在本协议中全部结清”，而蔡卫东代理人亦确认其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还款清单中所涉砖头票（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8月3日止，砖票面载金额总计604000元）是“协议”中所涉“砖头票”的一部分，即关于砖头票所涉款项已由双方明确约定抵扣利息。也就是直至2014年8月3日止，蔡卫东还在以砖款向孙维晶支付利息，但这利息到底是否起息于2013年6月20日后不能确定，或者说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蔡卫东在2013年6月20日前已付清2013年6月20日前的所有的利息。同时亦因“还款协议”已明确该部分费用是抵扣利息，故不存抵扣案涉110万元债权之说。 （5）至于蔡卫东在“还款清单”（涉时间段从2013年6月29日至2014年4月17日）中所列的其他款项合计697000元。法院认为不能抵扣案涉债权的理由：从现有证据可以确认，蔡卫东是借刘萍名义向孙维晶借款，且孙维晶知晓并认可。而孙维晶与蔡卫东间的还款协议形成于2014年9月23日，此时，孙维晶已就本案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尚未审结。若“还款清单”所涉还款事项是归还案涉110万元借款，双方按理应在还款协议中予以说明，或者明确2014年9月23日双方间所有债权债务往来的结算包含了2013年6月20日以刘萍名义所借的110万元。在还款协议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按照常理，法院应可作出这样的推断，即在2014年9月23日孙维晶与蔡卫东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对此前双方所有往来的结算，但该结算不涉及以刘萍名义所借款项，更不能说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间蔡卫东的还款是特别针对的案涉借款的还款。 至于孙维晶要求刘萍丈夫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请求，因案涉款项系蔡卫东借刘萍名义所借，刘萍未实际取得并使用借款，更不用说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或共同经营所需，故对孙维晶的该请求不予支持。蔡卫东、葛亚东作为担保人，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故对孙维晶要求蔡卫东、葛亚东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 此外，对于孙维晶主张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问题，因孙维晶与刘萍间约定的借款月利率3%超过法定的标准，现孙维晶主张要求按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6.1%的4倍计算利息，同样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不得超过24%的上限，一审法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支持孙维晶部分主张。 马爱东、葛亚东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放弃其享有的相应抗辩权利，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刘萍归还孙维晶借款1045000元。二、刘萍向孙维晶支付自2013年6月21日始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04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上述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蔡卫东、葛亚东对刘萍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孙维晶对马爱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713元，由刘萍负担。 二审中，蔡卫东提交银行还款记录，以证明2013年7月2日蔡卫东向孙维晶还款47000元。孙维晶质证称，与刘萍欠孙维晶的钱无关。刘萍质证称，对蔡卫东与孙维晶之间的往来无法确认。孙维晶提交与蔡卫东资金往来结算表共计4页，欲证明其和蔡卫东之间的还款协议里的204万不包括刘萍借的110万。蔡卫东质证称，真实性不予认可，孙维晶已就此另案起诉，且未能提交相应支付凭证，本案应驳回诉讼请求。刘萍质证称，不清楚孙维晶与蔡卫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本院经审查，对蔡卫东提交的银行还款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孙维晶提交的其与蔡卫东资金往来结算表系其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11月24日，原一审法院调查蔡惠琴，内容如下： （审判员）问：2013.6.20孙维晶曾有75.5万元汇款到你银行卡，你当时是否清楚？ 蔡惠琴：当时不清楚，不成有任何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汇的，也不清楚有钱到账，后来老板蔡卫东打电话告诉我说有这笔钱并且叫我转出，我才知道有这笔钱。至于这笔钱是谁打进我的账户，老板也没有告诉我，我银行卡上也看不出是什么名字，我也不过问是谁的钱，我听蔡老板的吩咐和安排，让我转出我就转出，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转出我也记不清了。 问：刘萍在你单位做什么？ 蔡惠琴：也是我单位会计。 问：关于这笔钱刘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蔡惠琴：刘萍从来没有跟我提起有笔钱打到我卡上。 问：事后刘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蔡惠琴：没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孙维晶主张刘萍向其借款110万元，其按照刘萍的指示，将其中28万元转账至蔡卫东账户，75.5万元转账至蔡卫东的会计蔡惠琴账户，交付刘萍现金6.5万元。但孙维晶无证据证明其转账给蔡卫东及蔡惠琴系受刘萍的指示，刘萍否认曾指示孙维晶转账给蔡卫东及蔡惠琴，蔡卫东对此亦不予认可，蔡惠琴也对此并不知情，孙维晶亦无证据证明其曾交付刘萍现金6.5万元。故不能认定孙维晶已向刘萍交付了借条中的款项，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款项已交付的情况下，借条中载明的“借条同时作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凭证”不能作为交付款项的证据及依据。因此，孙维晶与刘萍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生效，对孙维晶要求刘萍、马爱东归还借款本金110万元，按同期银行年利率5.1%的4倍支付利息，蔡卫东、葛亚东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刘萍及蔡卫东关于刘萍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如东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3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孙维晶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7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7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713元，均由孙维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 玮 审判员 刘彩霞 审判员 杜太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 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