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733民初2133号 原告：何选珍，女，1974年5月6日生，汉族，住会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英，江西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余春林，男，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会昌县。 被告：林朝友，男，196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福建省南安市，现住会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强，江西大榕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何选珍与被告余春林、林朝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号立案后，依法使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判决后，当事人上诉，并由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重新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选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英、被告余春林及被告林朝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选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9月7日起至全部债务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现暂从2017年9月7日算至2018年9月8日，利息为36000元，本息共计：186000元）；2、本案诉讼费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两被告以经营会昌艺园木业有限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处借款人民币150000元，经原、被告协商达成借款协议后，原告于2014年1月3日通过POS机转账的方式向汪某（原告丈夫汪云的哥哥）转入150000元，汪某于当日将150000元人民币通过POS机转账的方式转给被告余春林银行账户，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后，两被告于该日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条予以确认，借条中载明：“今借到何选珍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月利率2%（即月息2分），利率按月支付，如需提前还款，清提前一个月告知，此据，经借人：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股东余春林；林朝友。”在此之后，被告余春林按照借条约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每月向原告丈夫汪云银行账户支付3000元利息，利息付至2017年9月7日。此后，虽经原告多次催促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但两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归还过任何本金及利息。 被告余春林辩称：一、从借条上的借款人可以看出借款属于公司借款，答辩人非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并未在借条的右下方借款人初签名字，为仅在借条的左方作为公司股东签字见证，属于中介人和见证人，并不是借款人及实际借款使用人。二、答辩人收到何选珍的转入的15万元之后，立即转给了林朝友的妻子方碧珠的个人账户，林朝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为承包负责人，林朝友其妻方碧珠收到借款以后以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答辩人从中只充当中介人的角色。三、答辩人从未实际收到该笔借款，也为实际使用，该借款的借款人及实际使用人是林朝友，答辩人因是该借款的中介人于见证人，也是公司股东之一，与何选珍系亲朋好友关系，碍于与何选珍的亲密关系，代公司垫付了数年的借款利息（共计人民币132000元），该笔垫付利息答辩人将另行起诉要求归还。 被告林朝友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两被告以经营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向原告提出借款15万元”不符合真实情况，答辩人从未向原告借款，答辩人在此之前不认识原告，仅仅是余春林借款之日，作为案涉借款的见证人签字见证。二、答辩人并非案涉借款人或保证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无需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答辩人虽然在借条上签名，但其签名为止不是在“借款人”处，而是在借条下方的空白处，其签名仅仅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并且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从实际履行来看，答辩人也从未收取过原告任何借款，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利息或者归还本金。因此不能直接忽视答辩人签字的真实意愿直接推定答辩人为共同借款人。另外，答辩人也并非本案借款保证人，答辩人在《借条》上签名时已经跟原告和被告余春林明确表示自己仅仅作为一个见证人签字，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并且在实际履行中原告也从未向答辩人支付借款，也未向答辩人主张过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过着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起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可知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是以当事人明确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为前提，本案中答辩人签字以前已经明确自己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仅仅作为见证人签字，故不能认定答辩人为保证人。因此，虽然答辩人在《借条》中签字，但既不属于共同借款人，也不属于保证人，仅仅是证明被告余春林向原告借款的事实的发生，应当认定属于一种见证人身份，不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系错列被告。 原告何选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何选珍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余春林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林朝友常住人口信息查询件，用于证明两被告诉讼主体资格；3、江西省会昌县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用于证明原告在2014年1月3日通过汪某转给被告余春林150000元人民币的事实；4、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用于证明两被告在2014年1月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款150000元人民币；5、原告何选珍与汪云结婚证复印件及农商银行周田支行交易明细，用于证明原告何选珍与汪云系夫妻关系、两被告在向原告借款后向原告丈夫汪云银行账户支付借款利息至2017年9月7日的事实；6、证人汪某的调查笔录，用于证明原告于2014年1月3日通过汪某的POS机将150000元人民币转入被告余春林银行账户的事实。 被告余春林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被告林朝友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二、三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从流水来看，借款是支付给余春林的；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从借条来看，经借人后面是会昌县艺园木业公司，余春林之所以这样书写是因为写不下了另起一行，另外，林朝友是在落款时间的下方写着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再次落款，若林朝友为事实借款人，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书写，可以在余春林的后面签署自己的名字即可；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是由余春林支付了相应的利息，不能得出两被告共同借款并支付利息的结论；对第六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是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被告余春林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2014年3-9月份的报表，报表上有支付利息支出凭证，用于证明艺园公司支付了67万多的利息。 原告何选珍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报表没有艺园公司的盖章，所以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且该证据属于艺园公司的财务报表，原告无法核实；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的借款人是两被告，原告时提供借款后两被告如何使用借款及两被告之间如何向原告支付利息是两被告的内部约定，不影响两被告要共同对外（即出借人）承担还款责任。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结合原审时已查明的部分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被告余春林、被告林朝友系会昌县医院木业有限公司股东，该公司由被告林朝友承包经营。原告何选珍之夫与被告余春林认识，被告余春林以公司经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支付汪云借款15万元，双方达成借款协议后，原告之夫汪云于2014年1月3日通过案外人汪某的POS机将15万元转入被告余春林的账户，由于当时并未打借条，几天后汪云到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找到被告余春林，要求其出具借条对15万元借款予以确认，被告即写了一份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何选珍15万元整，月利率2%（即月息2分），利息按月支付，如需提前还款，请提前一个月告知。此据，经借人：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2014年1月3日。”被告余春林在借条的左下写明了“股东余春林”，后被告余春林找到被告林朝友签字，林朝友则在公司名称及时间的下方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未加盖公司印章。借到款项后，一直由被告余春林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至2017年9月6日，后因被告余春林与艺园公司有账目上的争议即未再支付，原告催取无果，引发本案。 另查明，艺园公司在被告林朝友承包经营期间，被告余春林、被告林朝友与公司另一股东蓝裕香签订了一份《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协议中有关于资金筹集约定：三位股应同心协力争取银行的支持，尽量减少融资不足，应有三位股东按经营份额的比例筹集等等。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即案涉15万元借款实际借款人是谁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余春林与被告林朝友是共同借款人，而被告余春林辩称实际借款人为艺园公司，自己只是借款介绍人；而被告林朝友则辩称被告余春林一人是实际借款人，自己也是作为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字。对此争议，应综合考虑借条的内容、借款支付、借款用途、利息支付、交易习惯等因素来认定实际借款人。从借条内容来看，经借人处只有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且无公司的公章，被告余春林只是在借条左下方签署了“股东余春林”，被告林朝友则在经借人下方另起了一行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落款了时间，从借条内容来看，无法确定谁才是实际借款人。而从借款的支付来看，原告何选珍之夫汪云通过汪某POS机将15万元打入被告余春林银行账户，随后，被告余春林分两次向方碧珠（被告林朝友之妻，时任艺园公司出纳）的账户共计打了15.1万元，对此，被告余春林主张这15.1万元正是在原告处借到的，多打了1000元是因为自己借用了其中8万元20天的利息，而被告林朝友则反驳称此15.1万元不是被告余春林从原告处借出的款项，而是被告余春林归还公司的借款，但是从本院之前受理的艺园公司起诉被告余春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赣0733民初129号】中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余春林从2013年5月份至2019年1月份（艺园公司起诉余春林的时间）一直没有向艺园木业有限公司归还92万余元的投资款，现被告林朝友主张此15.1万元是归还公司的投资款，自相矛盾。结合之前两被告之间的《股东合作协议》及被告余春林向艺园公司介绍的其他借款【详见（2019）赣07民终455号判决书】来看，可以认定被告余春林打入方碧珠银行账户的15.1万元是从原告何选珍处借到的款项。那么可否就此认为此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艺园公司或被告林朝友呢？虽然借条上写明的经借人是艺园公司，但并无公司公章，且15万元是打入艺园公司出纳方碧珠的个人账户并不是打入公司账户，被告余春林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只是以林朝友是艺园公司承包经营人为由主张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在两被告都无法证明艺园公司是实际借款人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借款为股东个人借款，不应认定艺园公司是实际借款人。 从利息支付来看，利息一直是由被告余春林兴原告何选珍之夫汪云支付至2017年9月份，对此，被告余春林予以承认，但辩称支付利息的钱都是先由艺园公司打入自己银行账户再由自己向原告支付利息，为此被告余春林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报表，用于证明2014年3-9月份公司向自己支付了67万余元的用于支付给各出借人的借款利息，其中就有本案中15万元的利息，但是此份报表即无艺园公司印章，亦无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员的签名，该报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无法认定，因此不具证明力，除报表外，被告余春林未向法庭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艺园公司向自己支付了用于支付利息的款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被告余春林不能证明案涉15万元的利息实际支付人是艺园公司，因此，应当认定案涉15万元的借款利息实际支付人系被告余春林。 从借款合意来看，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被告余春林是存在借贷合意的，因为借款是由被告余春林主动找到原告之夫商谈，15万元借款也是转入余春林账户，利息也是一直由余春林支付，如认为原告与余春林之间没有借贷合意，明显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而被告林朝友与原告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对此，被告林朝友辩称，原告与自己无一次直接的接触，不可能产生借贷的合意，但是，在本案中，借条的出具时间是在方碧珠收到15万元借款之后，即借贷关系形成后，林朝友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对该笔借款的确认。 综合以上几点，再来看借条上两被告的签字，被告余春林辩称其只是作为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字，但余春林并没有在借条上注明身份，结合余春林系本案借款联系人、接受人，借款利息实际支付人等事实，余春林辩解自己只是借款见证人不符合日常行为逻辑，也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而被告林朝友主张余春林一人是实际借款人，自己只是见证人，余春林想写的是“经借人：会昌县艺园木业有限公司股东：余春林”，只是写不下才另起一行，被告林朝友的这一辩解也不符合日常行为逻辑和交易习惯，作为公司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和法定代表人，在自己妻子收到15万元借款后，在借条上签字，足以认定林朝友有承担债务之意。被告林朝友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进行抗辩，此条全文为：“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的，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须注意的是，这一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在本案中，可以推定出两被告都是实际借款人，不适用此条文。 综上，被告余春林与被告林朝友为本案15万元借款共同借款人，原告何选珍作为债权人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被告余春林、林朝友作为共同借款人依法应当共同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关于利息，原、被告双方在借条中载明的利率为年利率24%，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应属有效，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春林、林朝友共同向原告何选珍归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9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 二、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该款付至:户名：会昌县人民法院，开户行：会昌农商银行营业部，账号：14×××02）。 三、驳回原告何选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被告余春林、林朝友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 怡 人民陪审员  罗慧峰 人民陪审员  蓝有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