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湘01刑终260号原公诉机关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林，男，1960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汉族，原系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文化，原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天心区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正县职），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罗健,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孙领,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邓林犯受贿罪一案，于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2018）湘0105刑初18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邓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期间，本院通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至2015年，被告人邓林利用先后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天心区委副书记、天心区政协党组书记、第一副书记、天心区政协党组成员、主席，天心区石竹路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天心区裕南街提质改造指挥部负责人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单位或个人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另案处理）、易某（另案处理）、邓某1、贺某甲、余某谋取利益，先后索要、收受以上单位或个人所送钱物共计760.844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2008年至2011年，被告人邓林在先后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天心区委副书记、天心区石竹路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天心区裕南街提质改造指挥部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个体老板易某在承接石竹路建设工程、裕南街解放四村提质改造工程等项目上谋取利益，先后四次收受易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65万元。具体经过如下：1、2008年，被告人邓林利用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石竹路建设项目指挥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接受个体老板易某的请托，为易某在承接石竹路土方工程项目和石竹路三标段建设工程方面提供帮助，并为没有工程资质的易某介绍挂靠长沙市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使易某顺利承接上述工程项目。2008年底的一天，邓林在办公室收受易某为表示感谢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2、2008年，被告人邓林利用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石竹路建设项目指挥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为易某在承接石竹路土方工程项目验收及结算上提供帮助。2009年10月和11月，邓林通过其儿子邓某2的银行账户分两次收受易某为表示感谢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00万元。2009年底春节期间，邓林通过妻子汪某在家中再次收受易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3、2011年，被告人邓林利用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副书记联系裕南街道的职务便利，为易某在承接裕南街提质改造工程上提供帮助，使易某通过挂靠华盛建筑公司的方式承接到该工程。2011年底的一天，邓林在湖光山色的家中收受易某为表示感谢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二）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邓林在先后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天心区委副书记、天心区政协党组书记、第一副书记、天心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长沙市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贺某甲提供帮助，后通过与贺某甲合作开办农庄，转让农庄经营权的方式索取贺某甲人民币236.97万元。具体经过如下：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邓林与长沙市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贺某甲共同商议在浏阳市，双方商议由贺某甲以儿子贺某2的名义出资248万元占股49%，邓林以儿子邓某2的名义占股51%，负责农庄的开发任务，资金不足部分由邓林配套出资。此后，贺某甲按照约定陆续出资248万元给邓林用于农庄建设，邓林没有实际出资。在农庄建设期间，被告人邓林利用担任天心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天心区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贺某甲在解决民事诉讼纠纷、天心区黑梨路工程验收、讨要湘府英才小学工程款、涉赌被行政拘留、安排贺某甲亲朋好友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帮助。2012年底，被告人邓林向贺某甲提出退出农庄合作，贺某甲同意后，邓林以转让合作开发的敦睦农庄为由，向贺某甲索要人民币236.97万元。2015年6月，贺某甲将236.97万元转账至邓林儿子邓某2的账户，邓林予以收受。（三）2009年，被告人邓林在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虹口区梧州路“中皇广场”房产项目管理人员邓某1谋取利益，在讨要邓某1建设的天心区木莲冲路工程款事项上提供帮助。2009年，邓某乙将其开发的“中皇广场”一套面积为157余平方米的房产以100万元的成交价格卖给邓林的儿子邓某2。该房屋在上海税务机关纳税系统内的计税价格为245万元，邓林以低价购房的方式收受邓某1贿赂人民币145万元。（四）2010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邓林在先后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副书记、天心区政协党组成员、第一副书记、天心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在新联路拆迁、“湘水熙园”项目用地拆迁、“碧水熙园”项目（丽水熙园）违规采砂等方面提供帮助，在邓林所购买的湖光山色小区、大围山红莲寺居士楼房子装修过程中，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某3为邓林免除部分装修材料及人工费价值人民币98748元。（五）2007年至2009年，被告人邓林在先后担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天心区委副书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湖南东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某在其位于天心区开发的“东怡大厦”项目土地征拆过程中提供帮助，并收受余某所送人民币4万元。具体经过如下：1、农历2007年底或者2008年初，邓林在长沙市天心区黄土岭附近的路边收受余某所送人民币2万元。2、农历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邓林在长沙市天心区与余某见面后，收受余某所送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邓林因涉嫌违纪问题被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采取“两规”措施，在“两规”审查期间，邓林交代了组织已掌握与易某之间违纪违法问题，并主动交代了其它受贿事实。2017年11月24日邓林妻子汪某主动替邓林退缴赃款100万元人民币，由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予以扣押。在审理期间，被告人邓林举报他人犯罪事实，经本院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未查证属实。原审判决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书证及被告人邓林的供述和辩解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邓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索要、收受单位或个人财物共计760.844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邓林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与易某违纪违法问题，并主动交代了其它受贿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邓林认罪悔罪、退缴部分赃款，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暂未退缴的其他违法所得应予以继续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邓林具有索贿情节，依法从重处罚。本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人邓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邓林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未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六百六十万八千四百四十八元继续追缴，上缴国库。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经阅卷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邓林在看守所内揭发同室犯罪嫌疑人的盗窃行为，被查证属实，可以认定构成一般立功。但是，上诉人邓林是因重大职务犯罪被判决的，且在二审期间无其他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其大部分赃款没有退缴，该立功情节不足以对邓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人邓林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邓林具有自首情节；2、邓林与贺某系个人合伙关系，收取贺某乙36.97万元系收取退股款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为索贿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邓林以低价受让上海房产的方式收受邓某1贿赂145万元的事实错误；4、原审判决认定邓林2011年收受易某30万元的证据不足；5、原审判决认定邓林收受邓某39.8748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邓林系初犯，当庭认罪，原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邓林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一）证明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上诉人邓林利用职务便利，为易某谋取利益，先后四次收受易某给予共计365万元的证据有：1、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合同书证明，易某与长沙市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挂靠该公司建设施工；长沙市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相关工程。2、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书证明，易某挂靠湖南华盛建设工程公司与天心区城区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指挥部就工程项目签订了承包协议。3、申请拨付工程款的报告五份证明，易某（园艺公司）申请天心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支付款项，上诉人邓林均签字表示同意。4、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记录证明，易某分别于2009年10月15日、2009年11月6日向邓某2转账190万、110万。5、借款协议证明，为掩饰上诉人邓林受贿300万的事实，邓某2与易某签订了虚假的借款协议。6、证人常某（时任天心区城建投资公司工程部部长）的证言证明，湖南省交通厅段（杉木冲路-湘府路）土石方工程没有走招标程序，直接合并到了石竹路三标工程。石竹路三标是通过围标来确定的，乙方是由领导选定的；易某是这两个工程乙方的实际施工负责人。7、证人刘某1（时任天心区市政局局长）的证言证明，2011年初，易某打电话给其，说是邓林让他来找其打听裕南街改造项目的相关情况。没多久，邓林也给其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个叫易某的老板，做事比较扎实，能够关照的地方关照一下。后来，易某打电话对其称他挂靠湖南华盛建筑公司到指挥部报了名，想请其关照一下。其跟易某讲，如果想保险一点的话，还要多找几家队伍才行，易某说好。后来经过招投标，易某挂靠的湖南华盛建筑公司报价合理顺利中标。8、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其在易某承建的石竹路三标项目部工作，园艺公司没有派人到项目部来工作，项目部对易某负责，听易某的指挥。2011年上半年，易某对其称在裕南街有个改造项目，让其去找队伍投标。其找到湖南华盛建筑工程公司谈妥了相关挂靠事宜。后来易某说还要找两家队伍，其联系了湖南品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华盛建设公司联系了马王堆建筑公司3家单位过来围标。后来通过招投标程序，湖南华盛建设公司中标了裕南街石子冲社区两栋教师宿舍的提质改造工程。9、证人肖某（时任天心区城投集团书记）的证言证明，上诉人邓林担任石竹路项目指挥部的指挥长，项目最终拍板决定是由指挥长决定。邓林介绍了易某承建石竹路的土方项目及石竹路三标项目。邓林在工程进度、现场拆迁协调、工程款支付方面都为易某出了面。10、证人易某的证言证明，为感谢上诉人邓林在石竹路建设工程项目上的帮助，2008年底，其在邓林办公室给邓林送了30万元。2009年10月，其以转账的形式送给邓林300万元，邓林将他儿子邓某2的银行账号给了其，其分两次向这个账号上转了300万元，一笔是190万元，一笔是110万元。为了掩饰送300万元钱给邓林的真实性质，其在转账时注明了投资款。2016年3月及2017年2月，为了躲避调查，其配合邓林将300万元贿赂款和500万元借款联系起来，做了虚假的借款协议。2009年底，其到邓林湖光山色的家里，邓林的妻子汪某在家，其对汪某讲感谢邓林的支持，过来拜个节，其将装有5万元钱的纸袋子放在邓林家沙发边上就走了。2012年，其陪邓林、汪某到上海去看邓某2的新房，其在上海宜家商厦帮邓林夫妇给邓某2买了2.5万元左右的电器和家具，具体金额以当时刷卡记录为准，其对邓林讲算是送给邓某2搬新家的礼物。为感谢邓林在天心区裕南路社区改造项目上的帮助，2011年底的一天晚上，其事先从工程款中取了30万元送到了邓林湖光山色的家里，邓林当时客气了下就收了。11、证人汪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底，易某到上诉人邓林位于白沙世纪佳园的家里拜年带了烟和现金，现金是百元面值用报纸包着的，估计在2万元以上，后来烟和现金被邓林拿走了。12、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明，上诉人邓林以其名义在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分别于2009年10月15日、11月06日进账了190万、110万，邓林称这300万元是易某转的钱。2012年6月，其与易某在益阳有个房地产项目，其投了500万元到易某处。后来，邓林说他想在300万和500万中间做一个匹配，把之前的300万做成借款，把投资益阳的500万做成还款，中间配一个利率。当时确定了以其名义与易某签订一个借款结算协议，意思是其借了易某360万元，商定支付140万元的利息给易某，还本付息共给了易某500万元。实际上2009年易某转的300万元与2012年6月其投入到易某益阳房地产项目的500万元没有关联。13、上诉人邓林的供述，其对上述受贿的事实均有供述，且供述的内容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二）证明2008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邓林利用职务便利，为长沙市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贺某甲提供帮助，后通过与贺某甲合作开办农庄，转让农庄经营权的方式索取贺某甲236.97万元的证据有：1、合伙开发林地协议证明，邓某2（上诉人邓林之子）与贺某乙（贺某甲之子）签订合作开发林地协议。其中约定贺某乙出资248万元占49%的比例；邓某2负责组织开发，资金不足部分由邓某2配套出资占51%的比例。第四年按比例分配收入和支付费用并承担经营风险。2、山地水田开发租赁协议证明，敦睦农庄与敦睦村委会签订租赁协议。其中约定租赁期为70年，敦睦农庄对租赁地享有完全排他性的使用、处分和收益权。3、银行流水及手写记账单、记账笔记、付款明细等资料证明，上诉人邓林、李某1提供的敦睦农庄开发相关费用流水帐目。4、银行进账单证明，2009年7月至2010年10月，贺某甲将敦睦农庄开发资金共238万元分5次转账至邓某2账户。5、转收凭证与明细证明，贺某甲于2015年6月21日转人民币236.97万元至上诉人邓林之子邓某2账户。6、移交管理协议证明，2013年1月，敦睦农庄由邓某2移交给贺某乙管理；其中约定双方就前期开发经费和承包费的支付进行结算；如遇农庄整体转让，邓某2有权索取原始出资份款的增值收入，约定邓某2方对农庄内的部分房屋及菜园、公园享有使用权。7、敦睦农庄合伙人决议、合伙协议、营业执照等资料证明，2014年7月8日，敦睦农庄变更为浏阳市瑞鹰农林科技示范基地，合伙人由原来的邓某2、贺某乙变更为贺某乙、贺某甲。8、申请开发项目经费的报告证明，上诉人邓林以敦睦农庄的名义向省发改委、省林业厅申请解决相关经费的情况。9、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明，其按照上诉人邓林的安排与贺某乙签订了敦睦农庄开发协议、变更协议及相关登记手续。其只是名义上的合作者，没有参与农庄的开发、管理。敦睦农庄实际上全部是邓林在进行管理、经营。2013年，邓林对其称他精力不够，想把农庄的经营权转给贺某乙，自己留半边房子可以养养老。其在他们的安排下签订了协议、办理了转让过户及法人的变更手续。农庄共计投入了多少钱其不清楚，2015年6月，贺某甲转款236万余元至其银行账户，其告知了邓林。10、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09年，上诉人邓林请其帮他管理敦睦农庄。随后，其去敦睦村跟村委协调，2009年6月谈好了大概800多亩地的租赁合同。2009年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时候，其才知道邓林是跟姓贺的合作搞农场，邓林和贺老板的儿子都没有来参与过农庄的事情。农场当时只有其负责日常管理，其只跟邓林对接。其在管理农庄期间，首先是跟村里协商租赁土地，后来主要是整理土地、挖坑、施肥、种植桉树、树林抚育及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比如修路等。农庄的支出有些是邓林直接经手，有些是其经手开支。结合记账明细其工资及经手的开支大概有66万余元，这些钱都是来自于邓林。其于2011年离开了敦睦农庄。11、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正月至2016年正月在敦睦农庄进行日常管理。2012年的工资是上诉人邓林支付的，2013年后工资是贺某甲支付的。其在农庄期间修了一条水泥路，其中第一年修的那一段是陈某直接跟邓林联系对接的。其经手的开支数额较大的主要是土地的租金在8万到10万之间，邓林支付给其工资3万余元，邓林给了其一本存折，要其直接取钱去支付租金。其在农庄没有看到过邓林的儿子。12、证人贺某甲的证言证明，2008年，上诉人邓林问其是否有兴趣投资农庄，其在敦睦村看后很满意，决定以其儿子贺某乙的名义与邓林之子邓某甲的名义合作搞农庄。农庄实际都是贺某甲和邓林在操作，合同约定敦睦农场甲方邓某2占51%的股份、乙方贺某乙占49%的股份。其出资248万元，由邓林负责组织开发，资金不足部分由邓林方配套出资。之后其的248万元出资全部到位。2008年至2012年期间，农庄都是邓林在管理，邓林组织人租地、种树、修路、挖塘等，基本完成了开发任务。邓林开发了800多亩山，把原来的树挖掉，然后施肥、重新种树，其不清楚费用多少钱，除了这一块外，其认为邓林开支了250万元左右。期间，其另行出资修建了一栋管理用房。2012年底，邓林向其移交敦睦农庄经营权的时候，其要邓林不赚钱不亏本，按实报实销的退出。邓林附了农庄开发过程中前两轮的开支清单400多万元，邓林根据这个清单要其付236.97万元给他。其发现清单中很多开支是虚列的，其清楚邓林在前期建设中没有投钱。邓林是向其索要236.97万元，其就要邓林提供明细账，但邓林一直提供不出，其一直以经济困难拖着不给。大概拖了一年左右，邓林要其儿子把山庄股权过户到贺某乙名下，这时邓林认为要股权转让款就名正言顺了，其还是要求提供票据凭证才付款。之后邓林不停催要，到2015年时，邓林找天心区农合行的行长邓树清作证他贷了400万的贷款，要转贷找其借400万元，其想还是给邓林236.97万元算了。一方面是邓林催要，一方面是其因赌博被拘留、民事诉讼、支付工程款及小孩就读等事邓林帮了一些忙，听说邓林还会搞一届政协主席，将来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帮忙，其将236.97万元给了邓林。农庄到现在没有收益，并且现在一直需要人管理，其每年还要投入四五十万元的开支。其和邓林在2012年签订移交协议前后，都想把山庄转出去，只要把成本转出来就行，就是其能分到248万元，邓林能分到236万元，总共能转480万左右就行，但是因为没有林权证，没有人接手。13、上诉人邓林的供述，其对上述受贿的事实均有供述，且供述的内容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三）证明2009年，上诉人邓林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虹口区梧州路“中皇广场”房产项目管理人员邓某1谋取利益，以低价购房的方式收受邓某1贿赂款145万元的证据有：1、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证明，2004年4月18日，上海中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中皇广场》6号706室房屋以5000元／平方米共计786650元的价格出售给唐某。2、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不动产登记簿及契税缴款书证明，2009年12月23日，唐某将位于上海《中皇广场》6号706室房产以1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邓某2；同日邓某2按纳税系统内的计税价格245万元缴纳契税73500元。3、木莲冲路（三标）道路工程施工合同书、竣工验收交接表及工程付款明细及凭证证明，2006年，天心区木莲冲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与长沙园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2008年8月该项目竣工；承建方2009年共收到天心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550万元。4、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明，刘某与沈某合伙经营上海中皇公司。2004年，沈某请其去中皇公司帮忙，负责理清公司的相关业务。2007年前后，中皇公司为了处置资产，将没卖出去的几套房过户到了员工名下，其中上诉人邓林买的那套房过户在唐某名下。2008年下半年，邓林准备给儿子邓某2在上海买房子，但看了好多房子都不合适，其说中皇公司在长沙收购了正圆机械厂马上要退出上海市场，还有几套房子要处理掉。第二天邓林看中了中皇公司一套157平米的房子，邓林问要多少钱，其说价格还没出来，但肯定不会贵大概百多万块钱，具体要跟沈铁汇报才能定。其回到长沙向沈铁进行了汇报，说邓林看中了一套157平米的房子，100万卖给邓林可不可以，沈某说可以，其就将价格告诉了邓林。2008年12月，邓林将100万元转到了其个人账户上，其向沈某汇报怎么处理100万，沈某说先放在其这里，上海公司还有点钱要分，到时候再算账。后来沈某算了100多万元的劳务费给其，其中就包括了这100万元。邓林付款后，当时中皇公司没有人员在上海所以没有去办手续。2009年12月，其安排唐某到上海去和邓某2办过户手续，办手续后邓林问其怎么还有7万多税钱，唐某说过户邓林应负担2万多。其跟沈某汇报说邓林不愿管2万多的税，沈某便说算了，其就安排公司会计把7万多税钱退给了邓某2。出售房子给邓林的真实价格是100万，150万应该是当时房产局的评估价格，245万是税务局评估的计税价格。2016年初，邓林打电话对其称邓某2有事找，见面后，邓某2说市纪委查了他和邓林的财产，要其承认他们还欠200万元房款，其说房子值不了那么多钱，邓某2说邓林认为值那么多钱。2017年初，邓某2约其见面后说房子还欠其200万元，其说不值300万，两人不欢而散。其将此事告诉了沈某，沈某说邓林吃错了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这套房子卖给邓林是为了感谢邓林对其与沈某的帮助和支持，主要是2008年7、8月沈某被省纪委双规，其请邓林帮忙进行了协调；其在承建木莲冲路中为加快工程款支付请邓林帮忙打了招呼。5、证人唐某的证言证明，中皇公司是上海中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大股东。邓某2买房是跟公司总经理邓某1联系的，印象中商量的是100万左右。合同为什么要写150万其不清楚，其根据他们谈好的情况配合办转让手续。税务部门缴纳契税的计税金额是245万，税务部门不会按照合同的价格来缴税，一般会参考当时周边房产综合价格作为纳税的基准价格。6、证人方某（时任天心区城投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07年，天心区木莲冲路工程第三标段项目的业主方由木莲冲路工程第三标段指挥部变更为天心区城投公司。印象中上诉人邓林对其讲过一次希望城投公司尽快给施工方支付工程款，其当时说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会尽快支付，至于后来具体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其不记得了。7、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明，购买房屋是上诉人邓林与邓某1在2008年9、10月谈的。2009年12月，其与唐某签了房屋转让合同，第二条中约定转让款为150万元实际上没有意义，是为过户随便写了这个价格，其与唐某没有商量过房子价钱。2009年12月23日，过户时以245万元的成交价格缴了73500元税款，之后唐某将税款退给了其。2016年2月，邓林知道纪委在调查，邓林告诉其上海房子支付给了邓某1100万元。邓林担心上海房子的价格太低要其去问问邓某1怎么说，见面后邓某1想了后说只要讲还欠100万元10年以后还。2007年邓林被双规后，其心里担心又去找了邓某1。8、证人汪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前后，其和上诉人邓林在上海看房，看了中皇广场706房后，其感觉是原来的工作用房进行过简单装修，有明显的生活痕迹，还有一个厕所堵了。邓某1说价格1万元／平方米，邓林说要得。当时长沙房价才每平米三四千元，其对上海的房价不懂但觉得有点贵。后来其问邓林价格是不是贵了，邓林说周边楼盘房屋价格是1.8万-2万每平米，由于拆迁遗留问题及周边环境不是很好会影响一点价格，但邓某1给的价格已经很低了。9、上诉人邓林的供述，其对上述受贿的事实均有供述，且供述的内容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四）证明2010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邓林利用职务便利，为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帮助，在邓林所购买的湖光山色小区、大围山红莲寺居士楼房子装修过程中，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某丙为邓林免除部分装修材料及人工费价值98748元的证据有：1、湖光山色、大围山房子装修开支明细及购物凭证证明，南教建集团有限公司湘水熙园项目部为上诉人邓林两处房屋装修支付装修费及材料费共计326918元。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1年1月，上诉人邓林支付228170元装修款至湘水熙园项目部账户。3、天心区环境保护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证明，2016年1月，碧水熙园项目因违规洗砂被责令停止作业。4、证人刘某2（上诉人邓林的亲家）的证言证明，其与上诉人邓林等5户一起购买大围山红莲寺居士楼的房屋，由邓林牵头进行装修，五户对费用进行平摊后将装修费付给了邓林。5、证人邓某3（上诉人邓林的堂妹）的证言证明，2007年，其与邓林都在湖光山色买了房子，2010年邓林的房子由邓某丙在搞装修，为了省事，其跟邓林讲其和侄儿邓某4的房子也要邓某丙一起装修，到时其支付费用。结账时邓某丙拿了结算表来的，其按照金额付了款。邓林工作比较忙把钱给了其，要其一起把他那套房子的装修款付给邓某丙，具体付给邓某丙的装修款金额其记不清了。6、证人邓某4（上诉人邓林的侄儿）的证言证明，其与邓林、邓某3在湖光山色的房屋都是邓某丙安排队伍进行装修，其支付了装修款。7、证人邓某丙（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上诉人邓林负责天心区新联路的拆迁。2010年至2011年，其在为邓林家搞房子装修期间，多次跟邓林说新联路这条路不及时拉通，湘水熙园项目无法按时交房，请邓林出面协调。邓林先后找了城建投、区国土局拆迁事务所的相关人员协调到位。丽水熙园项目因为挖砂洗砂被环保局要求停工，其找了邓林出面协调关系。邓林给天心区环保局局长打了电话要求关照。后来环保局提出了整改措施，使丽水熙园项目没有停工。其先后给邓林的湖光山色、浏阳大围山红莲寺居士楼的房子装修。邓林付了部分装修费用，其为感谢邓林，余下约9万余元费用没有要邓林支付了。具体的金额以账上记录为准。8、上诉人邓林的供述，其对上述受贿的事实均有供述，且供述的内容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五）证明2007年至2009年期间，上诉人邓林利用职务便利，为湖南东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某提供帮助，并收受余某所送4万元的证据有：1、湖南东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区领导联系街镇工作分工的通知。3、证人余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至2009年期间，上诉人邓林利用职务便利，为其提供帮助，其送给邓林4万元的事实。4、上诉人邓林的供述，其对上述受贿的事实均有供述，且供述的内容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本案的其他综合证据有：1、户籍证明、公务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年度考核登记表及任职的通知等资料证明，上诉人邓林基本身份情况；邓林的任职情况及任职期间分管拆迁、建设工程、联系街道的情况。2、到案经过、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证明，在两规期间，上诉人邓林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与易某违纪违法问题，并主动交代了其它受贿事实。3、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文件清单、缴款书证明，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扣押了邓林赃款100万元。另查明，上诉人邓林在二审期间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索要、收受单位或个人财物共计760.844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邓林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其与易某的违纪违法问题，并主动交代了其它受贿事实，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邓林认罪悔罪、退缴部分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暂未退缴的其他违法所得应予以继续追缴，上缴国库。上诉人邓林具有索贿情节，依法从重处罚。本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虽然二审期间，上诉人邓林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可认定其有立功表现，但原审判决对其量刑已属适当，本院不再对其从轻处罚。对于上诉人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邓林具有自首情节的上诉、辩护理由，经查，邓林并非自动投案，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故该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邓林与贺某甲系个人合伙关系，收取贺某甲236.97万元系收取退股款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为索贿错误的上诉、辩护理由，经查，邓林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际投资而参与农庄经营，其退出经营时农庄没有任何收益，贺某甲前期投入248万元尚未得到任何回报，后期还需继续投入，邓林在合伙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合同履行义务，其中管理用房是由贺某甲另行承建。邓林在没有实际出资，且农庄没有产生收益的情况下，将农庄转让给贺某甲并索要236.97万元，其不管收益如何强行索取钱款且不承担正常风险的行为不属于正当的经营行为，而是借经营之名索贿的行为，故该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邓林以低价受让上海房产的方式收受邓某1贿赂145万元的事实错误的上诉、辩护理由，经查，房产计税价格具有针对不特定人的普遍适用性及客观性，属于有效的价格证明，可以作为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应予采信。行贿人邓某1作为上海中皇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房屋的价格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邓林明知该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事后还进行了串供，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邓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属于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受贿罪，受贿的数额应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故该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邓林2011年收受易某30万元的证据不足的上诉、辩护理由，经查，邓林多次供称收受了该30万元，且有行贿人易某的证言予以印证，足以认定，故该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邓林收受邓某丙9.8748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辩护理由，经查，现有装修开支明细、购物凭证及银行转账凭证等书证，以及邓某丙的证言、邓林的供述等证据，可以证明有部分装修费用9.8748万元未支付，故该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邓林系初犯，当庭认罪，原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的上诉、辩护理由，经查，原审判决已认定邓林具有坦白情节，并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故该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雪平审判员  刘 舸审判员  赵佳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雅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