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民终1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辉，男，生于1967年12月29日，汉族，四川省泸县人，村民，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基田，四川理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春明，男，1982年9月8日，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振宇，四川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书鹏，男，生于1990年7月4日，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现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波，男，生于1979年9月8日，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村民，现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杨建辉与被上诉人姚春明、刘书鹏、张波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邓基田，被上诉人姚春明的委托代理人雷振宇，被上诉人刘书鹏、张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建辉上诉请求：撤销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春明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本案退股协议实质是清算协议，是对上诉人转让股权给姚春明之前，与刘书鹏、张波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的清算，最终二人应还支付上诉人共同经营期间的投资款1，186，559.93元，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公司及姚春明的利益，合法有效，刘书鹏、张波应按协议履行义务。二、姚春明不是协议主体，协议内容也不涉及姚春明，更没有损害姚春明的利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姚春明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姚春明的诉讼请求。庭审补充上诉意见：1、本案的合同关系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关系，不存在股份转让的法律关系。2、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3、由于债权债务发生后，刘书鹏和张波享有三强公司玻璃厂的所有财产权。 被上诉人姚春明答辩称，一、上诉人称《退股协议》系清算协议，完全生拉硬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清算有明确规定，只有在公司解散或者依法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的情形下才能进行，而《退股协议》系退股，何来清算一说。二、姚春明是杨建辉西昌三强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强公司”）股权的代持者，双方仅仅是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该事实刘书鹏、张波也是认可的。如果不是代持，而是转让，杨建辉就应当向答辩人主张转让款，而事实是答辩人并未支付转让款。如果是转让，杨建辉已经将股份转让，其又有什么资格与刘书鹏、张波签订《退股协议》，所退之股从何而来。三、杨建辉与刘书鹏、张波签订《退股协议》涉嫌抽逃出资，退股行为不合法，使名义股东姚春明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书鹏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答辩称，通过本案诉讼，答辩人了解到签订《退股协议》确实不对，姚春明把该说的都说了，同意姚春明的意见。 被上诉人张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姚春明确实是杨建辉的代持股东，当时公司资金周转出问题，我们向银行贷款，但杨建辉是黑户，不能在银行办理贷款，经股东协商，杨建辉的股份转让给姚春明代持，才在银行贷款。实际上三强公司有什么决策还是杨建辉和我、刘书鹏在决策。当初在办理代持股的时候，我们还说公司运作之后有利润了不会忘记姚春明，要给其一定的好处，没想到现在走到这个地步，还欠了债务，我和刘书鹏的债务肯定是要按照股份偿还的，姚春明的代持股股权面临承担杨建辉的债务风险，这个事情姚春明确实有点冤枉。 被上诉人姚春明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三被告在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4月28日，三强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显示，刘书鹏、张波、杨建辉系公司股东，其中刘书鹏持股52﹪、张波持股28﹪、杨建辉持股20﹪。2014年11月11日，三强公司变更股东，刘书鹏持股52﹪、张波持股28﹪、姚春明持股20﹪。2015年10月26日，刘书鹏、张波、杨建辉签订《退股协议》，载明“杨建辉股本金额共计2，403，000.00元，扣除杨建辉在2011年11月在三强公司支取的3万元，在2013年三强公司代杨建辉未交给三强公司的货款27，733.00元，2015年三强公司支给杨建辉的5万元，三强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杨建辉所借款项60万元后，在2015年12月31日支付杨建辉30万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杨建辉1，186，559.93元”。 姚春明认为案涉《退股协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从公司资本金中退回出资且公司并未减资，这种行为实质涉嫌抽逃出资。其作为公司的名义股东，三被告退股行为给其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故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退股协议》系股东变更后签订，其内容涉及姚春明作为股东身份的权利义务。刘书鹏、张波、杨建辉在未通知姚春明到场的情况下，擅自签订《退股协议》的内容损害了姚春明的合法权益。因此姚春明主张《退股协议》无效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书鹏、张波、杨建辉于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8，500.00元，减半收取4，250.00元由被告刘书鹏、张波、杨建辉负担。 二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姚春明提交了一份证据，杨建辉2018年9月5日发给刘书鹏和张波的《告知书》，内容为“张波和刘书鹏欠我杨建辉退股款1186559.93元至今未付……”，证明案涉的款项就是退股的钱。上诉人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即便是退股款，退什么股也不清楚，所以与本案姚春明诉讼的案件无关。被上诉人刘书鹏、张波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确认该《告知书》是杨建辉发给刘书鹏和张波的。同时，刘书鹏拿出一份2018年8月20日由杨建辉亲笔签名的《债权转让告知书》，内容与姚春明举证的《告知书》内容意思一致，均是告知刘书鹏、张波将应付的退股款债权1186559.93元转让给陈和德，款项付清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杨建辉对《债权转让告知书》上本人的签字予以认可。张波认为，两份告知书虽然格式不一样，但内容是一样的。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和其它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就《退股协议》应扣款项少书写一项内容，即西昌三强工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代甲方（杨建辉）支付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公司欠款208，707.07元。还查明，《退股协议》首部内容为“经甲乙丙（杨建辉、刘书鹏、张波）三方协商一致，就甲方退出三方共同投资的西昌三强工贸有限公司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协议还加盖了西昌三强工贸有限公司的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2015年10月26日《退股协议》系杨建辉与刘书鹏、张波签订，根据协议约定，结合杨建辉向刘书鹏、张波发出的告知书及各方的陈述意见，刘书鹏、张波应付杨建辉的款项实为杨建辉退出三方共同投资的三强公司的退股款。依据查明的事实，杨建辉已于2014年11月11日将三强公司股权转让给姚春明，并变更工商登记为姚春明持股20%至今，杨建辉早已脱离三强公司，与三强公司、刘书鹏、张波再无股东意义上的法律关系，《退股协议》的签订既处理了三强公司的财产，股东姚春明也不知情，故案涉《退股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杨建辉虽主张《退股协议》涉及的是其它债权债务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故该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姚春明诉讼中主张，2014年11月11日与杨建辉的股权转让并不属实，其是代持杨建辉在三强公司的股权，仅是名义股东身份。刘书鹏、张波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称：“三强公司日常事务决策，还是由刘书鹏、张波、杨建辉三人决定”，杨建辉对姚春明的说法虽不予认可，但其不能合理解释《退股协议》的签订，也未举证证明姚春明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故本院认为姚春明的主张更具合理性、真实性。即使姚春明代持股份的说法成立，杨建辉与刘书鹏、张波签订的《退股协议》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三种法定退股情形，及第三十六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因三强公司系独立的法人企业，姚春明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杨建辉、刘书鹏、张波在未经法定程序，未经姚春明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签订《退股协议》处理公司财产，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故《退股协议》应属无效协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00元，由上诉人杨建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涛 审判员 刘 莉 审判员 郑 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吴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