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民终5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生长，男，汉族，1976年，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旷良稳，广东石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勇，广东石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军，男，汉族，1969年，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宗清，男，汉族，1963年，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浮市宝鸿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法定代表人：刘文军。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燕，广东百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怡，广东百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生长因与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云浮市宝鸿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鸿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5302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生长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平为由，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欠款协议》只能作为被上诉人刘文军和赵宗清共欠上诉人杨生长承包开采费660000元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其各自仅承担220000元给上诉人的依据。1.被上诉人刘文军以被上诉人赵宗清的名义与上诉人杨生长签订《承包协议》，且一直是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履行《承包协议》，因此，因《承包协议》而产生的剩余承包开采费660000元依法应由其承担。2.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存在恶意欺诈行为。《欠款协议》中虽然约定由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和案外人郭XX各自承担220000元。但案外人郭XX并未与上诉人杨生长签订《欠款协议》，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也未能提供案外人郭XX的身份证号码、详细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且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也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郭XX与上诉人杨生长签订了《欠款协议》，所以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签订《欠款协议》时所称的由刘文军、赵宗清、郭XX三人各自承担220000元的行为，明显存在故意欺诈。但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明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存在恶意欺诈行为，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完全属于罔顾事实的枉法裁判。二、本案的660000元款项不属于借款，而是承包开采费，是上诉人杨生长已经垫付了开采成本、人工工资等费用，依法应在双方确认时、由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支付给上诉人杨生长。虽然《欠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9年5月22日前，但因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签订《欠款协议》时即存在恶意欺诈行为，上诉人杨生长要求其立即偿还欠款、并从对方确认款项之日起计付利息是于法有据的。三、因《承包协议》是被上诉人刘文军以赵宗清的名义所签，且刘文军是协议的主要履行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其依法应对《承包协议》所产生的承包开采费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四、被上诉人刘文军所偿还的220000元是在一审起诉后的审判过程中偿还给上诉人的，因此其应当对全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判如上诉人所请。刘文军、赵宗清、宝鸿公司在法定的二审答辩期限内均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二审诉讼中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存在恶意欺诈行为，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欠款协议》可以明确刘文军、赵宗清、郭XX三人是一起开石场的，被上诉人刘文军代表赵宗清、郭XX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且《欠款协议》也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所以上诉人声称没有证据证实两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与郭XX存在合伙关系是说不过去的。被上诉人刘文军和赵宗清没有义务提供郭XX的个人信息给上诉人，且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和当事人，自身也有审查核实当事人信息的义务，而该义务并非限于刘文军和赵宗清，其他意见坚持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的庭审意见和一审判决书的内容。杨生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文军、赵宗清、宝鸿公司支付欠款640000元，并从2017年5月2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64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暂计至2018年10月29日，利息为89760元）给杨生长；二、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执行费等由刘文军、赵宗清、宝鸿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生长举证了一份2013年10月22日签订的《承包协议》，该协议注明甲方为云浮市XXX石材经营部，乙方为湖南XXXX超硬材料工具有限公司，但上述经营部、公司均没有在协议上盖章确认，协议下方分别载明由赵宗清在甲方处签名确认，杨生长在乙方处签名确认。《承包协议》约定：现就甲方所拥有大理石矿山开采达成协议，经双方协商，本次承包按毛方加净方进行核算的方式承包开采；承包价格为毛方按100元/立方米，净方按150元/立方米核算；每月月底进行核算，每月五日前，甲方必须一定性付清乙方上月所完成的开采费；如甲、乙任何一方需要终止合同，需提前一月通知对方，合同执行期为一年，执行时间为合同签字生效之日起，第二年再续签。合同还对验收标准、各方的责任和义务等其他事宜作了约定。对于上述协议的签订事宜，庭审中，杨生长称其是湖南XXXX超硬材料工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但该份协议是以杨生长个人名义签订的；赵宗清是云浮市XXX石材经营部的经营者，刘文军称其与赵宗清合伙经营的，所以甲方签名赵宗清由刘文军所签，实际履行承包协议是刘文军，而赵宗清愿意履行义务属于自愿行为，杨生长亦同意。赵宗清、刘文军称均确认《承包协议》中赵宗清的签名是由刘文军代签的，称赵宗清、刘文军投资郭XX的石场，当时赵宗清、刘文军、郭XX均在现场，免得三人一起签名就由刘文军代签。杨生长提供了陈XX银行账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2014年4月19日、2015年4月18日，赵XX向陈XX分别支付了61400元、100000元。对于该款，杨生长称是赵宗清通过其儿子赵XX的账户支付承包开采费给杨生长的妻子陈XX，刘文军、赵宗清、宝鸿公司对上述付款的用途均无异议。《承包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合同履行一段时间后，双方对尚欠款项进行结算。2017年5月22日，被告刘文军出具一份《欠款协议》给杨生长收执，载明：由于刘文军与赵宗清投资郭XX在德庆XX石场开采。当时刘文军代表赵宗清、郭XX与杨生长签订开采承包合同。现经刘文军与杨生长双方友好协商，双方自愿按刘文军、赵宗清、郭XX三人平均承担欠杨生长承包开采费合计（约66万元）。按比例刘文军应承担部分开采费220000元，其余部分由赵宗清、郭XX两人承担，与刘文军无关。刘文军保证即日起在两年内付清个人欠杨生长的220000元，特立此据。本协议一式两份，刘文军，杨生长各执一份。杨生长在确认人签名处签名捺印确认，刘文军在欠款人签名处签名捺印确认。同日，赵宗清亦出具一份《欠款协议》给杨生长收执，载明：由于刘文军与赵宗清投资郭XX在德庆XX石场开采。当时刘文军代表赵宗清、郭XX与杨生长签订开采承包合同。现经刘文军与杨生长双方友好协商，双方自愿按刘文军、赵宗清、郭XX三人平均承担欠杨生长承包开采费合计（约66万元）。按比例赵宗清应承担部分开采费220000元，其余部分由刘文军、郭XX两人承担，与赵宗清无关。赵宗清保证即日起在两年内付清个人欠杨生长的220000元，特立此据。本协议一式两份，赵宗清，杨生长各执一份。杨生长在确认人签名处签名确认，赵宗清在欠款人签名处签名确认。庭审中，杨生长称签订上述两份《欠款协议》时，赵宗清、刘文军均在现场，郭XX并不在场，当时赵宗清、杨生长都同意找郭XX与杨生长签订协议，杨生长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如果赵宗清、杨生长找到郭XX，郭XX又愿意签名，杨生长就同意其中的220000元由郭XX承担，但后来都找不到郭XX，故杨生长要求开采费660000元由刘文军、赵宗清、宝鸿公司共同承担。赵宗清、刘文军、宝鸿公司称，签订上述《欠款协议》时，赵宗清、刘文军、郭XX均在场，三人并分别签订各自的《欠款协议》，杨生长所述的找不到郭XX签名不属实。协议签订后，刘文军于2018年9月向杨生长支付了20000元，2018年12月7日向杨生长支付了200000元。庭审中，杨生长称虽然2017年5月22日签订的《欠款协议》约定是在两年内付清欠款的，但杨生长与赵宗清、刘文军签订该协议后，赵宗清、刘文军一直都没有履行当时对杨生长的承诺，没有找到郭XX与杨生长签欠款协议，杨生长认为，赵宗清、刘文军在与杨生长签订欠款协议时，就存在恶意欺诈的行为，对赵宗清、刘文军是产生不信任的态度；另外，在起诉之前，杨生长发现刘文军有转移厂房货物的现象，怀疑刘文军有逃避债务的嫌疑，故要求赵宗清、刘文军及宝鸿公司提前归还涉案款项。宝鸿公司是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刘文军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生长以该公司的财产是刘文军个人财产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宝鸿公司为共同被告。诉讼期间，一审法院根据杨生长的申请，依法查封刘文军、宝鸿公司的以下财产：1、刘文军所有的车牌号码为粤Ｗ×××××号小型越野客车；2、宝鸿公司位于云城区××村村委（ＸＸ石材旁）内的板材、荒料、机械设备（详见查封清单）。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虽然赵宗清、刘文军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授权委托，但赵宗清、刘文军均确认《承包协议》中赵宗清的签名是由刘文军代签，并确认二人共同投资郭XX的石场，并且，在2017年5月22日，刘文军、赵宗清分别出具一份《欠款协议》，亦对《承包协议》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为此，视为赵宗清对刘文军代为签订《承包协议》的追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文军代赵宗清与杨生长签订的《承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杨生长称刘文军、赵宗清在签订《欠款协议》时承诺叫郭XX签订《欠款协议》，现在郭XX没有签订《欠款协议》，认为刘文军、赵宗清存在恶意欺诈的行为，但杨生长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杨生长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本案涉及的两份《欠款协议》是杨生长与刘文军、赵宗清协商一致分别签订的，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杨生长分别与刘文军、赵宗清签订的《欠款协议》，均约定确认刘文军、赵宗清、郭XX按比例承担开采费660000元，刘文军、赵宗清、郭XX仅各自承担向杨生长支付220000元开采费的责任，刘文军、赵宗清、郭XX各自应承担的220000元开采费与其他两方无关。为此，协议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即应由刘文军、赵宗清各自支付220000元开采费给杨生长，故杨生长主张赵宗清、刘文军及其个人独资的宝鸿公司共同支付660000元的开采费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杨生长分别与刘文军、赵宗清于2017年5月22日签订的《欠款协议》，约定各自承担的开采费220000元在两年内付清，按照该约定，即应在2019年5月22日前付清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述欠款至今履行期限仍未届满，如前所述，杨生长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刘文军、赵宗清在签订《欠款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另外，杨生长称其发现刘文军有转移厂房货物的现象，怀疑刘文军有逃避债务的嫌疑，但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况且，刘文军已于2018年9月3日、12月7日分别支付了20000元、200000元给杨生长，提前全部履行了《欠款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故杨生长的上述主张均无证据证实，杨生长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赵宗清、刘文军、宝鸿公司支付涉案款项及利息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者，刘文军已全部支付了应由刘文军支付的开采款220000元给杨生长，故刘文军及及其个人独资的宝鸿公司无需再支付开采款给杨生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生长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1098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15368元（该款杨生长已预交），由杨生长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供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诉讼中，本案当事人双方确认本案《承包协议》所约定的“甲方所拥有的大理石矿山”是指位于广东省××市的“XX石场”。《承包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开采所需的挖掘机及矿山现有的开采设备设施及用油、用电及其发生的相关费；乙方提供开采工人和开采所需的耗材。被上诉人称，其对“德庆XX石场”的企业性质并不清楚，又称该石场是案外人郭XX经营的，被上诉人刘文军与赵宗清当时均共同投资到该石场，进行案涉《承包协议》所涉的大理石开采事宜，并称对该开采项目，而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与案外人郭XX是合伙关系。上诉人杨生长则称，其与被上诉人刘文军是朋友关系，从签订《承包协议》至签订《欠款协议》之间的四年过程中，有关交货、收款等手续都是发生在其与刘文军之间，对于赵宗清支付的部分款项也是刘文军安排的，其并没有与郭XX发生任何交易往来，也不知道“XX石场”的企业性质及“XX石场”与刘文军等之间的关系。杨生长又称，自其上山开采之日起，刘文军告知其，郭XX是开采现场的负责人；在2015年前，案外人郭XX也是代表对方与其现场核算开采数量的人，2015年之后，对方就改由刘文军的弟弟负责派驻开采现场核算开采数量。案外人郭XX并非与其签订合同的合伙开采人之一，而在签订《承包协议》时，只有赵宗清、刘文军与其三人在场，并且当时刘文军没有告知其郭XX有参与合伙。再查明，二审中，对上诉人提出的由被上诉人提供郭XX的身份、地址、通讯方式等信息要求，被上诉人认为其没有义务和责任提供，并称其目前无法联系到案外人郭XX本人。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案涉的承包协议所涉的开采费债务承担主体应当如何确定？因本案属依照第二审审判程序审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二审仅围绕上诉人杨生长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善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上诉的，本院依法不予审查。本案《承包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开采所需的挖掘机及矿山现有的开采设备设施及用油、用电及其发生的相关费，并按乙方的开采量结算支付价款，而乙方则提供开采工人和开采所需的耗材等，因此，《承包协议》双方确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该《承包协议》抬头部分的甲乙双方虽均载为企业，但最后落款处均无盖企业的印章，而仅由自然人签名，故合同双方当事人依法应确定为相关自然人而不能确定为相关企业。在该合同签名落款中，甲方虽由刘文军以赵宗清名义签名，但其在合同订立时并没有取得赵宗清的授权委托，本应由行为人刘文军自行承担该合同涉及的民事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赵宗清承认该合同签订时其本人在场而没有反对，且认为其本人与刘文军对合同涉及的石材开采事项属合伙出资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作出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之规定，《承包协议》中的甲方应确定为被上诉人刘文军与赵宗清两人。至于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主张该《承包协议》签订时甲方除其两人外，当时尚有案外人郭XX在场，且其两人投资开采的“XX石场”本身也是案外人郭XX经营的，所以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与案外人郭XX三人属合伙关系，故案外人郭XX也是《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之一，但上诉人杨生长对此予以否认。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证明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应对案外人郭XX是《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之一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刘文军与赵宗清未能举示证据证明案外人郭XX也是《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之一，故本院依法对被上诉人刘文军与赵宗清该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上诉人杨生长履行完《承包协议》所约定的开采事务后，经结算，合同甲方尚欠上诉人杨生长开采费用66万元。其后，上诉人杨生长于2017年5月22日分别与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签订的《欠款协议》的约束力问题。首先，上述《欠款协议》所涉66万元的开采欠款本属于上诉人杨生长据《承包协议》的履行所应获得的债权，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杨生长该项债权的债务人依法依约应为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两人，且该两人对此债务依法均应向杨生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欠款协议》虽载明说“当时刘文军代表赵宗清、郭XX与杨生长签订开采承包合同，‥‥‥双方自愿按刘文军、赵宗清、郭XX三人平均承担欠杨生长承包开采费合计66万元”，但该载明的事实，案外人郭XX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被上诉人也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已经获得案外人郭XX认可，案外人郭XX是否属《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之一，或其是否属《欠款协议》所载66万元开采费债务的债务人之一，不能仅据没有案外人郭XX确认的《欠款协议》所载确定，案外人郭XX是否属《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之一，或其是否属《欠款协议》所载66万元开采费债务的债务人之一的事实，应由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处理其主张的与案外人郭XX之间的合伙内部事务时予以解决。在此情形下，上诉人杨生长主张由刘文军、赵宗清两人对此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欠款协议》载明的尚欠的承包开采费66万元的债务人依法应确认为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两人，该两人作为合同债务承担的同一方，应对合同相对人承担连带清偿的民事责任。至于一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中的按份之债的规定，该法条中的按份责任应“依法承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规定的民事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侵权责任、违约责任以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多种类型的民事责任，在民法分则颁行前，在民商事审判案件中确定民事主体责任，还需结合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分别把握相应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民事责任免除和减轻情形、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等。因此，确定本案《承包协议》中发包方的民事责任时，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等方面的规定。第三，鉴于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本案中不能举证证明案外人郭XX属于案涉开采费债务的债务人之一，且其在庭审中以其没有义务和责任向上诉人提供案外人郭XX的身份基本信息，故《欠款协议》所载“按刘文军、赵宗清、郭XX三人平均承担欠杨生长承包开采费”的约定，其效力尚处于待定状态。基于以上事实，在本案中，在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仅为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且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也不能举证证明案外人郭XX属于案涉开采费债务的债务人之一等情形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欠款协议》明确载明尚欠上诉人杨生长的开采费债务66万元，该债务为《承包协议》中定作方依约承担的债务，依法应确定其债务人为被上诉人刘文军与赵宗清，且两人对此债务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对该66万元债务，减除被上诉人刘文军已经给付的22万元后，剩余的44万元债务，应由被上诉人刘文军与赵宗清向上诉人杨生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该44万元剩余债务中的22万元，尽管《欠款协议》约定应自立据之日起两年内付清，至杨生长提起本案诉讼时止尚未够两年之期，但鉴于该款目前已届清偿期限，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本案也不能举证证明其与郭XX对案涉债务属三人合伙债务，且另22万元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依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中报酬支付期限的规定，定作方本应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但因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交付部分工作成果时定作方也作了相应支付，且当事人双方对上诉人应获得的工作报酬已经作了结算，债权人可自结算确定款项之日起要求给付。故此，为减少当事人讼累，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应向上诉人杨生长给付该剩余的44万元款项。至于案外人郭XX是否属《承包协议》中甲方合同当事人之一，或其是否属《欠款协议》所载66万元开采费债务的债务人之一的事实，在被上诉人并未在一审诉讼中申请追加案外人郭XX为本案当事人的情形下，依法宜由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在处理其主张的与案外人郭XX之间的合伙内部事务时予以解决。因此，上诉人杨生长起诉请求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共同承担尚欠的承揽报酬44万元的清偿民事责任，于法于理有据，本院依法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对该44万元的债务，分别应在2017年5月23日前给付22万元、2019年5月23日前给付22万元，但其并没有给付，依法应承担逾期给付的违约责任，向上诉人杨生长给付至付清该44万元尚欠款项时止的利息（分别自2017年5月23日和2019年5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各以22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尚欠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上诉人杨生长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宝鸿公司承担案涉债务的清偿责任，既无合同根据也无法律根据，一审法院对其该请求不予支持恰当。一审法院对本案纠纷法律关系定性不够准确，适用法律亦有不当，致实体处理失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5302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二、限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自本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杨生长连带给付承揽工作报酬440000元并给付至付清该款项时止的利息（分别自2017年5月23日和2019年5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各以22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440000元为本金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098元，由上诉人杨生长负担3468.12元，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负担7629.88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由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8元，由上诉人杨生长负担3468.12元，被上诉人刘文军、赵宗清负担7629.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国荣审判员  邓建勇审判员  陈 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范欣健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审裁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