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民终1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尔古木加，男，1989年7月出生，彝族，住四川省喜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尔古曲者，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国兵，男，1968年7月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娟，四川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尔古木加与被上诉人秦国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喜德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2民初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尔古木加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于法无据。1、一审法院按原告在庭审中的意见，限定合伙费用结算至“2017年10月31日”的做法，必然使被告利润分配的权利受影响。本案中原、被告的合伙关系一直在延续，至今没有散伙。一审法院按原告要求“分段诉讼”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在明知尚拖欠被告利润分配的情况下，对本案进行“分段诉讼”的方式，使被告的财产权益遭受侵害的危险！原告占有我的合伙收益还找我要钱，一审法院的限定依据是什么呢？一审法院的做法，增加了司法成本，平添诉累，按此做法，被告是否可以接下来按此做法限定每个月诉原告一次？答案是不可以！2、结算到起诉为止，原告总的拖欠被告的合伙企业利润，被告要求合伙企业利润抵扣的请求合理合法。2016年7月17日尔古木加、秦国兵、雷大才参与结算属实，但是根据《喜德县光明砖厂生产经营协议书》（2016年7月17日）第四条约定：双方协议同意在甲方（指尔古木加）应收乙方（指秦国兵）承包费中由乙方直接扣除，直到该欠款扣清为止。原告要求抵扣欠款的请求，符合双方的约定。根据数量统计（详见《统计表》），秦国兵从2016年7月17日至2019年2月份止，销售数量共计645,753匹，按0.05元/匹结算，尔古木加应当收取的承包费总额为3,228,766.65元。该承包费总额足以抵扣原告所起诉的1,475,950.8元欠款。一审法院限定时间，拒绝利润抵扣的判决，于法无据，同时违背双方的约定。3、原告在没有达到约定产量的前提下，向被告主张支付欠款，没有法律依据。按双方2015年6月27日签订的《联合投资改建喜德县光明砖厂协议书》约定，被告现有资产及相关社会资源作价820万，原告投入820万；对原告的投入除820万外，还有对隧道窑的具体设计及年产达到6,000万匹等具体要求。2016年签订的《喜德县光明砖厂生产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甲方要求乙方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完成5000万匹。红砖生产任务….以后每年完成6000万匹…原告在没有完成约定的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要求被告支付合伙费用的依据何在？按双方约定，2016年1月到7月，原告因该完成的产量是2500万匹以上；仅仅对1520万匹的结算，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被告拖欠1475,950.80元！原告的违约责任呢？被告的逾期利润呢？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195元欠款。该《借条》系尔古木呷出具，并未获得尔古木加的具体授权，该授权行为不能认定为全权委托。借条内容涉及到80万匹、24万匹的财务结算，差现金195元，并不涉及2016年买砖利润（事实上，双方并未结算2016.7.17-12.30期间的利润）。故该款项与木加无关。2、关于8300元借款。该借款已经载明还款方式：即在今后的尔古木加的利润中扣除。如上所述，尔古木加应收的承包费，足以抵扣借款83000元，原告起诉没有依据。3、关于956,805元的借款。原告提供四张共77万的借条复印件，企图证明956,805元的利润已经全部抵扣，显然不成立。首先原告只提供借条涉及的金额只有77万元，不能证明186,805元利润的去向。其次，该借条系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无法证明借款的真实性。第三，原告称借条原件被收回，唯一的可能是该款已经偿还，如果是抵扣，原告仍有保管借条原件的义务，现原告不能提供借条原件，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第四，尔古木加的欠条与被告无关。对该105,000元迁坟费用的承担，双方没有约定。对该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三、新的证据。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775.000元的借款和欠款已经归还。上诉人和父亲尔古木都在归还借款和欠款后，在原告处收回借条和欠条原件。 被上诉人秦国兵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少判5000元矿检费、厂地硬化费等费用。实际上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不止一审判决891153.86元。被上诉人交纳到喜德县法院执行局的三次案款几十万，也应由上诉人补给被上诉人。在双方合伙期间上诉人一方家中亲戚用钱、借款、抵债等用钱全是在砖厂借支，导致砖厂资不抵债面临倒闭，被上诉人才不得不起诉到法院请求结算。并非上诉人上诉中所述至2019年2月只有收益1475950.8元，那后期材料费、税费以及其它开支上诉人分文未承担，如计算至2019年2月收支结算也是上诉人支付钱给被上诉人。一审在从2015年6月27日合伙时开始结算至2017年10月31日，上诉人除了在砖厂借钱就是用砖厂钱抵债。关于约定产量，上诉人不按约定提供变压器和挖掘机，导致被上诉人租赁变压器和挖掘机。上诉人用欺骗的手段骗取被上诉人投资825万后才得知变压器和挖掘机是租的。二、关于195元借条，一审认定正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就将2017年5月27日结算的两张单据一张956805元的和一张195元的当天结算单据以及所有与结算有关的单据全部交给一审法庭。三、关于被上诉人提到的新证据，虽然被上诉人还没有看到新证据，但是依据双方于2017年5月17日双方的结算，有被上诉人打的195元的借条，可以证明，这和被上诉人已将957000元支付给上诉人的事实，和195元相符。由此可见，上诉方如果有新证据也是虚假的。 秦国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合伙费用1148290.79元给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合伙费用结算至2017年10月31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6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联合投资改建喜德县光明砖厂协议书》，载明：“甲方:尔古木加，乙方:秦国兵，......。鉴于：1、…..，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贺波洛砖厂应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直至甲乙双方除合作关系之日止。……。二、甲乙双方所占股份（一）改建后光明砖厂属于甲乙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各占50%的股份，并到当地工商机关备案，其砖厂经营所得按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七、其他约定（一）光明砖厂改建投产当日贺波洛砖厂应关闭不得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甲方尔古木加，乙方秦国兵，贺波洛砖厂法定代表人尔古木呷，2015年6月27日。” 2016年7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喜德县光明砖厂生产经营协议书》，载明：“甲方:尔古木加，乙方:秦国兵，……,一、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同意将喜德县光明砖厂生产的页岩砖交给乙方销售，甲方委派人员（甲方委派人员由甲方承担费用）负责销售，并在当日与乙方核实发货数量，供双方掌握销售及生产的实际情况。二、乙方每销售一匹页岩砖，甲方收取0.05元的承包费（该费用中包含甲方应当承担的喜德县光明砖厂因缴纳税费的三分之二以及砖厂生所需原材料采集所用费用）……。甲方尔古木加，乙方秦国兵，签约时间：2016年7月17日。” 2017年7月17日，原被告双方共同出具《证实》便条，载明：“证实，喜德县光明砖厂2016年1月22日起卖砖，以前由杨老板销售砖，由秦老板收0.30元一匹，到2016年7月16日止共销售15296836匹×0.30元=4589050.80元，减去已付现金3113100元，共欠1475950.80元，以上数据由会计雷大才提供，2016.7.17，以上数据属实，尔古木加，2016年7月17日，秦国兵”。另查明，《证实》便条中的杨老板系被告父亲尔古木都，秦老板系原告秦国兵。 2017年5月20日，被告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书，被委托人：尔古木呷，授委托人：尔古木加，因委托人尔古木加属于光明砖厂的合伙人，由于长期在西昌保险公司上班，特委托我的哥哥尔古木呷全权代理光明砖厂的一切事务。被委托人：尔古木呷，授委托人：尔古木加，2017年5月20日。” 2017年5月27日，尔古木呷与雷大才共同出具的《喜德县光明砖厂的利润付出》便条，载明：“2016年度付尔古木加的利润共14336104匹砖×0.05元等于716805.20元，加付建窑买砖共80万匹×0.30元等于240000元，合计玖拾伍万陆仟捌佰零伍元贰角，2017年5月27号结算表，尔古木呷，雷大才。”2017年5月27日，木呷出具《借条》，载明：“借条，2017年5月27日算2016年卖砖利润和光明砖厂买尔古木加的砖80万匹×0.30元=24万元，再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壹佰玖拾伍元），借款人木呷，2017年5月27日”。另查明，木呷系尔古木呷。 2015年7月23日，被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秦国兵处现金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元整”。2016年8月2日，尔古木都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秦国兵赊给杨老板一百万匹砖，每匹按0.3元计算，共计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在今后的利润中扣除。此条，欠款人：尔古木都，2016年8月2日”。2015年7月10日，被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秦国兵处现金人民币385000元正，大写叁拾万伍仟元正，借其为三个月，借款人尔古木加，2015年7月10日”。2015年10月7日被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秦国兵处人民币60000元整，陆万元整，借款人尔古木加，2015.10.7”。上述四张证据凭条均为复印件，合计金额为775000元。另查明，原告称上述款项凭条原件在尔古木呷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195元的《借条》时已经被领走了，原告处没有原件。被告对上述款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已经归还了，其中部分款项是抵扣了被告的利润，部分款项是归还的现金，但被告对抵扣何时的利润没有作出解释，对如何归还现金的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2017年3月4日，被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秦国兵处人民币50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在今后尔古木加的利润中扣除，借款人尔古木加，2017年3月4日”。2017年5月1日，被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秦国兵你好：由于我尔古木呷欠沙马阿合人民币33000元，大写叁万叁仟元，现麻烦你帮我垫付33000元，叁万叁仟元给沙马阿合，在今后光明砖厂尔古木加的利润中扣除叁万叁仟元（33000元），领款人沙马阿合，2017年5月28日，借款人尔古木加，2017年5月1日。” 2016年12月17日，被告出具《承诺书》，载明：“承诺书，前言：原贺波洛砖厂（现更名为光明砖厂），原贺波洛砖厂（家族企业），厂主尔古木都和其子尔古木呷、尔古木加，因经营问题，经济紧缺，向阿尔伍加借款叁拾肆万捌仟元（348000元），……,每月从自己的股份利润中拿出壹万元整（10000元）付给阿尔五加，直至借款付清为止，……,承诺人尔古木加，2016年12月7日，同意秦国兵，领款人阿尔吉合”。 阿尔吉合于2017年1月5日、2月28日、3月2日、4月3日、5月1日、6月2日、7月6日、9月3日分别出具八张领条，在原告处共领取了90000元；2017年2月25日、5月16日、7月16日，原告分三次支付了三座迁坟的费用105000元（每座坟35000元）；2017年3月16日,4月9日、7月10日，阿说木乃出具三张领条，分三次从原告处领取了泥巴款228000元，（40000元+100000元+88000元=228000元）；2017年3月30日，王保芝领取了100000元泥巴款。 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缴纳增值费29063.15元，2017年6月7日缴纳增值费1284.46元，2017年7月14日缴纳增值费18000元，2017年8月13日缴纳增值费500.01元，共缴纳增值费48847.62元（29063.15元+1284.46元+18000元+500.01元=48847.62元）；2017年4月17日缴纳了（2016年排污费）28000元，2017年4月17日缴纳了排污费（2017年第一季度）8000元，2017年7月14日缴纳了排污费8000元，2017年10月23日缴纳了排污费（第三季度），共缴纳排污费46000元（28000元+8000元+8000元+2000元=46000元）；2017年3月16日，原告补缴2016年上半年资源补偿费50000元。 另查明：喜德县光明砖厂的经营范围为机制砖生产、销售，喜德县光明砖厂的合伙人系原告和被告。2016年1月22日-7月16日，喜德县光明砖厂由原告负责生产，被告负责销售，被告处共销售15296836匹，被告每销售一匹砖原告收取0.30元。2016年7月17日至2017年10月31日，由原告生产、销售，原告每销售一匹砖被告收取0.05元的承包费。2016年7月17日至12月31日销售红砖14336104匹；2017年1-10月销售红砖25533918匹（1月2559422匹，2月3540600匹，3月4917153匹，4月3840155匹，5月3421158匹，6月2860070匹，7月1950630匹，8月1259350匹，9月982770匹，10月202610匹）。尔古木呷系被告的哥哥、尔古木都系被告的父亲。雷大才系原告的会计。在庭审中，原告明确主张的合伙费用是结算至2017年10月31日止。原告未提供2017年1月8日缴纳的第四季度排污费3000元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合伙费用1148290.79元，具体如下：一、被告是否应支付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17日共同出具《证实》便条中的1475950.80元欠款给原告；二、被告是否应支付木呷（尔古木呷）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借条》中的195元欠款给原告；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得利润及原告购买80万匹砖欠款共计956800.20元是否从已经抵扣了，原告是否应支付该费用给被告；三、被告是否应在本案中归还借款93000元给原告（借条3张）；四、被告是否应承担迁坟、购买原材料等费用542700元（凭条17张）；五、被告是否应承担101898.39元的税费（凭条10张）；六、被告是否承担后期投资费用211047.5元（凭条17张）；七、原告应支付被告应得利润是多少。 一、被告是否应支付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17日共同出具《证实》便条中1475950.80元欠款给原告。 被告对《证实》便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喜德县光明砖厂于2016年1月22日起卖砖，原告负责生产，被告负责销售，被告每销售一匹砖原告收取0.30元。截止2016年7月16日止共销售砖15296836匹，原告应得收益为4589050.80元（15296836匹×0.30元=4589050.80元），减去被告已付的现金3113100元，被告欠原告1475950.80元（4589050.80元-3113100元=1475950.80元），被告称该款项已经在被告的应得收益中已抵扣，但对抵扣什么期间的利润没有做出解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应支付原告欠款1475950.80元。 二、被告是否应支付木呷（尔古木呷）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借条》中195元欠款给原告；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得利润及原告购买80万匹砖欠款共计956800.20元是否从已经抵扣了，原告是否应支付该费用给被告。 （一）被告是否应支付木呷（尔古木呷）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借条》中的195元欠款给原告。 2017年5月20日，被告出具《委托书》，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被告委托哥哥尔古木呷全权代理喜德县光明砖厂的一切事务。2017年5月27日，尔古木呷与原告的会计雷大才对2016年6月17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的应得利润以及原告建窑时购买80万匹砖的欠款进行结算后共同出具了《喜德县光明砖厂利润付出》的便条，被告应得利润为716805.20元（14336104匹×0.50元=716805.20元），建窑时原告购买80万匹砖的砖款240000元（800000万匹×0.30元=240000元），合计金额956800.20元，原被告双方对《喜德县光明砖厂利润付出》便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结算时原告应当支付被告956800.62元。2017年5月27日，木呷（尔古木呷）出具《借条》，载明“2017年5月27日算2016年卖砖利润和光明砖厂买尔古木加的砖80万匹×0.30元=24万，在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壹佰玖拾伍元），借款人木呷”，借条中“借款人”虽系木呷（尔古木呷），但被告出具委托书的原因（被告长期在西昌保险公司上班）和委托人被告与受托人尔古木呷的关系（兄弟关系），尔古木呷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参与了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当利润和购买80万匹砖的欠款进行结算，并与原告的会计雷大才共同出具了《喜德县光明砖厂利润付出》的便条，并于当日出具195元的《借条》给原告，原告有理由相信尔古木呷具有代理权，是代理被告对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当利润和购买80万匹砖的欠款进行结算后出具195元的《借条》给原告，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承担，故195元的欠款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故被告辩称出具《借条》的系木呷（尔古木呷），与被告无关，应由尔古木呷支付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二）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得利润及原告购买80万匹砖欠款共计956800.20元是否从已经抵扣了，原告是否应支付该费用给被告。 被告辩称原告没有支付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得利润及80万匹砖欠款共计956800.20元给被告，也没有从尔古木呷出具的195元的《借条》中抵扣了该款项，但从被告出具的195元的《借条》中“2017年5月27日算2016年卖砖利润和光明砖厂买尔古木加的砖80万匹×0.30元=24万，在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的内容与原告提供《喜德县光明砖厂利润付出》的便条“2016年度付尔古木加的利润共14336104匹砖×0.05元等于716805.20元，加付建窑买砖共80万匹×0.30元等于240000元，合计玖拾伍万陆仟捌佰零伍元贰角”的内容上看，两份证据出具的时间即系同一天，又与尔古木呷有关，被告对《喜德县光明砖厂利润付出》无异议，却对同一天出具的195元的《借条》有异议，被告的辩称理由不符合常理。而且原告提供了抵扣款项的部分证据（2015年7月23日被告出具30000元的借条，2016年8月2日被告父亲尔古木都出具300000元的欠条，2015年7月10日被告出具385000元的借条,2015年10月7日被告出具60000元的借条，合计金额775000元）和抵扣款项的清单说明予以佐证。特别是从尔古木呷出具的195元的《借条》中“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的意思表示，与原告提供的抵扣款项的部分证据和抵扣费用清单佐证，和本案查明的事实相互印证后能证实《喜德县光明砖厂利润付出》中956800.20元的款项应已经抵扣了。被告辩称没有抵扣，但被告对195元的《借条》中956800.20元的款项未抵扣的事实即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又不能提供相互证据予以证实，其中在辩称抵扣775000元的款项时，称该款项中部分款项是抵扣了被告的利润，部分款项是归还的现金，但被告对抵扣什么期间的利润没有作出解释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抵扣之前被告的利润在本案中不具有抵扣的可能性；被告对归还现金的方式和时间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辩称原告欠被告956800.20元的款项没有从尔古木呷出具的195元的《借条》中抵扣，该款项应当由原告支付给被告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三、被告是否应在本案中归还借款93000元给原告（借条3张）。 2017年3月4日，被告出具50000元的《借条》；2017年5月1日，被告出具33000元的《借条》，合计金额83000元（5000元+33000元=85000元），被告对两笔借款无异议，因被告在两张借条中均注明在被告的利润中予以扣除的意思表示，该两笔借款与本案有关，被告应支付原告83000元的借款；被告辩称上述两笔借款属于民间借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2017年5月30日，尔古木呷出具的10000元的《借条》，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是用于合伙事务，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以另行主张。 四、被告是否应承担迁坟、购买原材料等费用542700元（凭条17张）。 1.其中被告是否应承担阿尔吉合领取的90000元款项（凭条8张）。2018年12月7日，被告出具《承诺书》，委托原告每月向阿尔五加代付10000元借款，并承诺在被告的应得利润中扣除，被告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1月5日、2月28日、3月2日、4月3日、5月1日、6月2日、7月6日、9月3日，原告分八次向阿尔五加之子阿尔吉合支付90000元，阿尔五加认可阿尔吉合领取了该笔款项并将款项交给了阿尔五加，能证实原告为被告代付了90000元借款，且被告在承诺书中注明从被告的利润扣除的意思表示，故被告应支付90000元给原告； 2.其中被告是否应承担105000元迁坟的费用（凭条3张）和购买原材料费用（泥巴款）328000元（凭条4张）。被告对迁坟三座，每座坟35000元，合计105000元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被告支付了105000元迁坟的费用；2017年3月16日、3月30日、4月9日、7月10日，阿说木乃分三次共领取了泥巴款228000元（40000元+100000元+88000元=28000元），2017年3月30日王保芝领取了泥巴款100000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原告支付了328000元（228000元+100000元=328000元）泥巴款，因上述款项系购买原材料产生的费用，根据双方签订《喜德县光明砖厂经营生产协议书》的约定，购买原材料的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故433000元（328000元+105000元）的款项应当由被告支付给原告； 3.其中被告是否应承担14000元森林补偿费和5700元砖款。因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委托原告向森林公安局支付，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佐证原告缴纳了森林补偿费14000元，且被告不予认可，故对原告要求支付14000元的森林补偿费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其中5700元的砖款，被告不予认可，且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被告欠原告5700元砖款，故对原告的主张支付5700元砖款的诉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迁坟、购买原材料产生的费用523000元（90000元+433000元=523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要求被告承担的森林补偿费，砖款费用19700元（14000元+5700元=197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五、被告是否应承担101898.39元的税费（凭条10张）。 1.其中被告是否应承担增值费48847.62元。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2017年6月7日、7月14日、8月13日，分四次共缴纳了增值费48847.62元（29063.15元+1284.46元+18000元+500.01元=48847.62元）的处理，虽然原告有异议，但增值费票据系电子缴款凭证加盖了国家税务局喜德县税务局的鲜章，能证实原告缴纳了48847.62元； 2．其中被告是否应承担49000元的排污费。原告于2017年4月17日缴纳2016年排污费28000元，2017年4月17日缴纳2017年第一季度排污费8000元，2017年7月14日缴纳排污费8000元，2017年10月23日缴纳第三季度排污费2000元，合计46000元（28000元+8000元+8000元+2000元=46000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原告缴纳了46000元排污费；2017年1月8日第四季度排污费3000元，因原告未提供该证据，不能证实缴纳了3000元排污费。 3.其中被告是否应承担50000元的资源补偿费。原告于2017年3月16日补缴2016年上半年资源补偿费50000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原告缴纳了50000元资源补偿费。 4、被告是否应承担5000元的矿产年检费。原告主张于2017年3月3日缴纳的矿产年检费5000元，因是预交款，且不是正式票据，不能原告证明缴纳了5000元矿产年检费。 综上所述，原告共缴纳了各种税费144847.62元，其中补缴2016年上半年资源补偿费50000元和2016年的排污费28000元，因原被告双方对2016年7月17日前税费的承担，双方并没有约定，其税费的开支属于经营支出，双方共同分配利润，经营性支付也应该共同负担，因双方投资比例为各占50%，故对2016年7月17日前排污费15166.67元（28000元÷12（月）×6.5（月）≈15166.67元）和2016年上半年的资源补偿费50000元，应当由被告负担50%，即32583.33元（{（15166.67元+50000元）×50%}=32583.33元）；其中2016年7月17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排污费30833.33元（46000元-15166.67元=30833.33元）、增值费48847.62元应当按《喜德县光明砖厂经营生产协议书》的约定由被告承担2/3的税费，即53120.63元（{（48847.62元+30833.33元）×2/3}=53120.63元），被告应承担的税费为85703.96元（32583.33元+53120.53元≈85703.96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85703.96元的税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2017年1月8日第四季度排污费3000元，因原告未提供证据正面缴纳了3000元排污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2017年3月3日缴纳的矿产年检费5000元，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缴纳了5000元矿产年检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六、被告是否承担后期投资费用211047.5元（凭条17张）。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放弃该项请求在本案中主张，故本案不做处理，原告可以同被告协商，协商不成另行主张。 七、原告应支付被告应得利润是多少。 2017年1-10月原告销售红砖25533918匹，原被告双方对销售数额无异议。2016年7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喜德县光明砖厂生产经营协议书》中约定了原告每销售一匹砖被告收取0.05元的承包费，故被告2017年1-10月的应得利润为1276695.9元（25533918×0.05元=1276695.9元），据此被告要求支付该期间的应得利润1276695.9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2016年7月17日至12月31日期间被告应得利润已经结算，并在2017年5月27日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中抵扣了，故被告主张支付此期间的应得利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原告的诉求请求是结算到2017年10月31日止的合伙费，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的应得利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不作处理，被告可以同原告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合伙费用为891153.86元（{（1475950.8元+195元+83000元+523000元+85703.96元）-1276695.9}元=891153.86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伙费用1148290.79元中的891153.86元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伙费1148290.79元中的257136.93元（1148290.79元-891153.86元=257136.93元）的诉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尔古木加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秦国兵合伙费用891153.86元；二、驳回原告秦国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35元，11651元由被告尔古木加负担，3484元由原告秦国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砖厂国有土地证》、《采矿许可证》，证明砖厂国有土地证是假的因为国有土地使用面积和平面图不符，是上诉人提供的，如果是假的话所有损失费用全部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被上诉人诉请合伙人从2015年6月27日至2017年10月31日的费用是否于法无据？2.上诉人拖欠被被上诉人的费用要求从合伙企业利润中扣除是否合法？3.被上诉人是否没有达到约定的产量，是否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欠款？4.一审认定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是否错误？5.一审对83000元借条、956805元的借款已抵扣的认定是否错误？一审对迁坟费用承担的认定是否错误？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联合投资改建喜德县光明砖厂协议书》双方开始合伙生产经营。2016年1月22日-7月16日，喜德县光明砖厂由秦国兵负责生产，尔古木加负责销售，尔古木加处共销售15296836匹，尔古木加每销售一匹砖秦国兵收取0.30元。2017年7月17日双方共同出具《证实》载明双方从2016年1月22日起卖砖到2016年7月16日秦国兵应收4589050.8元，减去已付现金3113100元，欠1475950.8元。2016年7月17日至2017年10月31日，由秦国兵生产、销售，秦国兵每销售一匹砖尔古木加收取0.05元的承包费。2016年7月17日至12月31日销售红砖14336104匹；2017年1-10月销售红砖25533918匹。自2015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期间尔古木加还以借条形式向秦国兵借款，承诺以砖厂利润扣除抵债，此期间秦国兵还支付迁坟费用、泥巴款、税费等费用。以上各项费用产生的原因事实清楚，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还有拖欠其利润分配的情况，上诉人也未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此期间被上诉人尚欠其利润分配的证据，因此，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要求此期间的费用并不无不当，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诉请合伙人从2015年6月27日至2017年10月31日的费用于法无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的主要理由是根据2016年7月17日，双方签订的《喜德县光明砖厂生产经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双方协商同意在甲方（尔古木加）应收乙方（秦国兵）承包费中由乙方直接扣除，直到该欠款扣清为止。”，主张抵扣款项应计算至2019年2月。但是，以上约定明确约定的抵扣款项为上诉人尔古木加应收被上诉人秦国兵的承包费由被上诉人秦国兵直接扣除，而不是尔古木加欠付秦国兵的合伙费用，且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从2015年6月27日至2017年10月31日的合伙费用，上诉人主张应从2016年7月17日至2019年2月销售利润抵扣，2016年7月17日至2019年2月销售利润明显超过一审原告秦国兵的诉请范围，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人民法院不作审查，故，上诉人主张应从2016年7月17日至2019年2月销售利润抵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达到约定产量，但上诉人并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4.上诉人主张《借条》系尔古木呷出具，没有得到尔古木加的具体授权，该授权行为不能认定为全权委托。经本院审查，2017年5月20日，尔古木加出具《委托书》，载明：“被委托人：尔古木呷，授委托人：尔古木加，因委托人尔古木加属于光明砖厂的合伙人，由于长期在西昌保险公司上班，特委托我的哥哥尔古木呷全权代理光明砖厂的一切事务。被委托人：尔古木呷，授委托人：尔古木加。”，该授权委托书清楚载明尔古木加委托尔古木呷全权代理光明砖厂的一切事物，尔古木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出具该授权委托书时，其应当清楚全权代理的字面意义，明白出具该授权委托书应当产生的法律效力，因此，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对尔古木加产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关于尔古木呷没有得到尔古木加的具体授权，该授权行为不能认定为全权委托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主张一审认定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5.上诉人主张的83000元由尔古木加于2017年3月4日出具的50000元借条和2017年5月1日33000元借条组成，上诉人对以上借条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应当在尔古木加应收承包费中抵扣。如前所述，抵扣款项是上诉人尔古木加应收被上诉人秦国兵的承包费，而不是尔古木加欠付秦国兵的合伙费用，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956805元是否抵扣的问题，上诉人的主要理由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4张共77万的借条证据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已抵扣。经本院审查，认定该956805元是否抵扣的主要证据为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该《借条》为原件。尔古木呷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借条》载明：“2017年5月27日算2016年卖砖利润和光明砖厂买尔古木加的砖80万匹×0.30元=24万元，再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壹佰玖拾伍元），借款人木呷”，尔古木呷为尔古木加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其出具的《欠条》代表尔古木加，《欠条》中“再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意思表示清楚，意为2016年尔古木加应得卖砖利润抵扣尔古木加欠款后，尔古木加尚欠195元的意思，被上诉人提供的4张共77万的借条的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是能够与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相互印证。且尔古木呷于同日与雷大才共同出具的《喜德县光明砖厂的利润付出》便条载明尔古木加的利润为956805，《借条》与《喜德县光明砖厂的利润付出》于同一天出具，说明尔古木呷先结算尔古木加2016年利润，然后抵扣尔古木加欠款，因此，在尔古木呷出具的《借条》中有“再抵减尔古木加欠光明砖厂现金中差现金195元”字样，所以，一审认定尔古木加2016年利润956805元已经抵扣正确，故，上诉人关于该956805元的利润没有抵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迁坟费用问题，双方签订《喜德县光明砖厂经营生产协议书》约定，购买原材料的费用由上诉人承担，而迁坟是因为砖厂购买原材料所需，因此，按照该协议书约定，迁坟的费用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故，上诉人主张迁坟费用没有约定，全部由上诉人承担没有依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尔古木加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35元由上诉人尔古木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永亮 审判员  刘志涛 审判员  杨发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沈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