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48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如，男，195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如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乔，江苏简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如皋市城北街道太平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如皋市。 法定代表人：徐龙，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荣（曾用名花金荣，系该居委会会计），男，196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如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如皋市皋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刘炜建，男，197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如皋市。 上诉人杨长如因与被上诉人如皋市城北街道太平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太平社区居委会）、原审第三人刘炜建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民初2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长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2019年3月4日双方确认了往来款的具体数额，其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9年3月4日开始计算，一审认定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2004年1月7日，其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太平社区居委会支付302513元，一审未将该款项认定为土地转让费，但对该款项性质又未查明，导致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太平社区居委会辩称，1.杨长如一审陈述在2004年1月7日即收到尾号为069号的票据，因此杨长如当时就明知其受让的土地面积为4.995亩，费用为499500元，即尾欠款为379620元。如果以转账支票302513元抵算土地款，杨长如于2004年1月13日出具金额74500元的凭证、2004年3月3日出具金额10万元的付款凭证，在出具第二份付款凭证时，杨长如就应当清楚其已多缴纳了土地费，诉讼时效应当自此开始计算。2.杨长如不存在多缴纳土地费的情况。2004年1月8日，转账支票上的款项302513元由杨长如直接转给了如皋经发区合作经济管理站705001040000164账户，这个账户是该经营管理站为做工程的人所设的一个账户，后杨长如提取了该款项，并用其中一部分支付了土地费，剩余欠款出具了2004年1月13日、2004年3月3日两张付款凭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炜建述称，从2004年1月1日就已经明确了各自面积，土地费后来是分开交的。其土地费已经结清。 杨长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太平社区居委会及刘炜建共同偿还征地费用228277.18元；太平社区居委会返还4260元。后变更第一项请求为仅要求太平社区居委会偿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左右太平社区居委会开发民营工业园区项目，并集中代为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约定费用为每亩土地10万元。杨长如因经营如皋市开发区长如抽纱工艺品厂需要使用土地，口头约定由刘炜建出面办理，费用由杨长如与刘炜建共同负担。 2003年8月1日太平社区居委会时任会计花金荣（即本案代理人陈建荣）开具一份专用收款收据给杨长如，票据号为3220237，抬头载明交款人（单位）为刘炜建，交款事由11组7.235亩青苗费3617.50，租金9646.67,其中村964.67，金额为13264.17元。落款交款人载明为杨长如，收据上加盖如皋市如城镇太平村财务专用章。同日，太平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张某,4开具一份收款收据给杨长如，抬头载明交款单位为刘炜建，交款事由：代收征地缴省费用（7.235亩x24000元），金额173640元，落款交款人载明为杨长如，收据上面加盖原如皋市如城镇太平村村民委员会公章。 2004年1月1日太平社区居委会因催收受让土地使用权费，统一开出多份收款收据，其中包括杨长如、刘炜建、明志芳、吴元发等户。杨长如与刘炜建共同受让的7.235亩土地，也按照实际使用面积，划分确认杨长如4.995亩，刘炜建2.239亩。杨长如户的收款收据的号码为0133069，抬头交款单位记载为杨长如（长如编织加工厂），交款事由：征地费4.995亩，其中缴省24000元/亩，计119880元，缴区36000元/亩，计179820元，村组40000元/亩，计199800元，已交119880元，尾欠379620元，票据金额为379620元，收款人张，落款交款人一栏为空白。该票据现由杨长如持有。刘炜建的收款收据的号码为0133068，抬头交款单位记载为刘炜建（如皋市炜建编织加工厂），交款事由：征地费2.239亩，缴省费用已结清，缴区费用36000元/亩，计80604元，村组补偿费用40000元/亩，89560元，应交223900元，已交53736元，尾欠170164元，票据金额为170164元，收款人张，交款人一栏为空白。吴元发等户亦按上述形式，出具票据记载交款事由及尾欠款项等。 2004年1月7日，杨长如通过如皋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出具转账支票摘要工程款，号码为14907490，注明收款人为如城镇太平村，转款302513元给太平社区居委会。 2004年1月13日，杨长如向太平社区居委会出具付款凭证（代借据）一份，载明金额74500元，用途或事由一栏注明欠太平村征地费，从2004年元月起按月息7厘计息。与此同期，向太平社区居委会出具付款凭证的还有陈昌明、吴仕林户，事由亦是欠太平村土地费，从2004年元月1日起按月息7厘计息。 2004年3月3日，杨长如又向太平社区居委会出具付款凭证（代借据）一份，金额为10万元，用途或事由一栏注明欠土地费，凭证上有“同意欠款吴”的字样。 2010年9月底，杨长如出具借条一份给刘炜建，载明向刘炜建借款15万元，此款项至今未能还清。杨长如2010年找太平社区居委会时任书记吴志年，要求结算与刘炜建的土地费，吴志年告知杨长如，刘炜建的土地转让费已经缴纳。 2011年11月、2012年4月，杨长如通过邮寄方式先后三次发函给太平社区居委会，其中4月28日函内容包括“曾邮了一份函给你们，一直未有回音，再具函，请快速处理，再不处理，经济问题就由你们负责”。但无涉及土地费用返还争议的相关内容，太平社区居委会也做了相应回复，称双方并无误会。 另查，案涉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杨长如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1997年至2006年期间，杨长如与太平社区居委会有工程款往来，杨长如与太平社区居委会的往来，有专门明细帐目。自2003年至今太平社区居委会总账会计一直由花金荣担任，即本案太平社区居委会代理人陈建荣，其于2007年更换二代身份证改名为陈建荣，花金荣与陈建荣系同一人。2003年年中至2004年年底，证人张某,4受太平社区的聘用，负责社区居委会开发的工业园区项目划拨土地、收费等具体事务。 2019年3月4日，杨长如提出与太平社区居委会核对账目。太平社区居委会提供了有关杨长如的记账“明细账”复印件，内容包括2004年杨长如出具的两份付款凭证合计174500元，已经于2005年12月记入往来，明细账中反映杨长如尚欠太平社区往来款136585.19元。 杨长如于2019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同前所述。 审理中，杨长如与太平社区居委会就杨长如如何给付0133069号收款收据上尾欠款项及何时取得该票据的时间存在争议。杨长如认为其缴纳尾欠款379620元的方式是通过302513元转账支票的方式给付，时间是2004年1月7日，其余系现金缴纳，069号收据也是1月7日取得；太平社区居委会认为杨长如给付尾欠款379620元的方式是20多万元现金交给经办人张某,4，其余以借款174500元形式抵算，太平社区居委会交给杨长如069号收据的时间是2004年3月即杨长如出具第二份10万元付款凭证之后。刘炜建受让2.239亩土地的转让费223900元，太平社区居委会确认已全部交清。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事实不存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能够足够的依据否认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有：一、杨长如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太平社区是否多收杨长如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 关于争议焦点一,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护。法院不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只有在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才进行审查，在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8年7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太平社区居委会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进行审查。杨长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3月，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一审法院将审查杨长如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以及2017年10月1日前杨长如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长如自2004年1月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受让的土地面积为4.995亩，费用为499500元。杨长如陈述2004年1月7日已足额缴纳。2004年1月13日及2004年3月3日出具两份付款凭证是代刘炜建缴纳刘炜建应缴纳的土地转让费。因此，2004年3月3日之后杨长如就应该清楚其已经多交了土地费，之所以没有向刘炜建或太平社区居委会主张，是因为其所称的不知晓刘炜建已经也向太平社区居委会缴纳了应交的部分。庭审中，杨长如陈述2010年其找原太平村的书记吴志年，要求结算土地费账目，吴志年明确告知其刘炜建的土地转让费已经缴纳。从2010年起杨长如即应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一审法院从2010年起开始计算杨长如的诉讼时效。此后杨长如称于2011年11月、2012年4月向太平社区居委会寄送函件，尽管杨长如提供的“函”的内容中并无涉及返还多付土地转让费的事实，但均系其向太平社区居委会提出要求，主张权利，可以视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2012年4月之后，杨长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再向太平社区居委会提出要求，或者太平社区居委会同意履行返还多收的土地转让费，故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两年的时效规定，在2014年4月底后，杨长如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此后也再无引起诉讼中止、中断等其他法定事由。杨长如主张2019年3月4日对账才发现其出具的付款凭证174500元被计入其往来，并据此主张时效中止、中断。一审法院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2004年3月之后杨长如即已清楚其应缴多少、实际已经缴纳了多少土地使用转让费，其以预付款形式支付实际并未有现金支取的174500元记入往来，也并非2019年3月4日才记载或确认。174500元往来记入后，杨长如尚欠太平社区居委会的往来款。如果不记入、不作为往来，杨长如更应当知道其多付相关费用，权利受到侵犯。所以，杨长如提供的2019年3月4日太平社区居委会提供的与杨长如有关往来“明细账”复印件内容记载，杨长如尚欠太平社区居委会相关往来款项，并不能成为太平社区居委会承诺欠杨长如款项或杨长如主张权利重新计算时效的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二,太平社区居委会及刘炜建对7.235亩土地应缴费用总额并无争议。2004年1月1日之前杨长如、刘炜建已共同缴纳青苗费、租金等13264.17元、缴省费用173640元，亦无争议。2004年1月1日之后，三方一致确认，杨长如与刘炜建各自确认了自己受让土地的面积，分别为杨长如4.995亩、刘炜建2.239亩。杨长如虽未明确表示其知晓受让面积的具体准确时间，但庭审中也确认是在2004年1月7日之后知道，且陈述其在出具第一份付款凭证74500元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土地转让款，已经给付完毕，只是因为当时的书记吴志年提出让其一人将包括刘炜建的2.239亩土地费用一并给了，才于2004年1月13日出具74500元的付款凭证交给太平社区，载明欠土地费的事项。以上证明杨长如在2004年1月13日即已知晓其受让使用的土地面积及应缴纳的土地转让费，且其实际使用土地并建围墙后，也应当知道其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及费用。 关于2004年1月1日之后杨长如及刘炜建分别交款的数额及杨长如收到379620元票据的时间争议，太平社区居委会及刘炜建各执已见。杨长如认为其2004年1月7日以在开发区做的工程款302513元，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及7万多元现金的方式缴纳，在1月7日当晚就收到该票据。此后其称太平社区居委会两次以其未能足额缴纳7.235亩的土地费向其催要，其在同年1月13日、3月3日才分别出具74500元和100000元的付款凭证（代借据），用于抵算所欠的土地费；刘炜建认为2004年1月1日双方的受让土地面积既然已经分开，在2003年8月1日已缴53736元的情况下，刘炜建也已经向当时经办人张某,4补足缴纳其应该缴纳的其余170164元，双方各自交纳各的，并称杨长如不可能帮其缴纳土地费，不然2010年杨长如不会向其出具借条借款15万元；太平社区居委会认为杨长如不存在多缴土地费的事实，2004年1月1日杨长如、刘炜建受让的土地面积，就已经分开并已经分别开具票据，向各人收款，杨长如欠379620元，其用工程款抵算一部分，其余部分向太平社区居委会出具付款凭证174500元，太平社区居委会才于2004年3月将载明欠款数额379620元的收款收据交给杨长如。同时确认刘炜建也已将尾欠的170164元缴纳完毕，杨长如出具的欠土地费的付款凭证合计174500元也被太平社区于2005年计入双方的往来。以上事实太平社区居委会提供了同一期受让土地用户的收款收据、付款凭证以及证人张某,4的证言、杨长如与太平社区居委会的往来明细账、张某,4移交的账册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以当时杨长如与刘炜建及原村书记吴志年等人的关系，刘炜建是否缴款，无论是从当事人处还是村账目上当时并不难查清。杨长如陈述在2004年1月7日302513元转账支票交付后，又另支付7万余元现金，当晚即取得尾号069的票据，加上其陈述的在之前2003年8月1日缴纳的17万余元，已经远超其应承担的土地转让费用总额499500元，不仅如此，杨长如还陈述太平社区居委会还欠其工程款往来未结付。在此情况下，杨长如仍然在2004年1月13日、3月3日再继续出具两份付款凭证，且同意承担利息，不仅前后矛盾，有违常情，且加上付款凭证上174500元，与双方合计应缴纳的土地转让费723500元的数额也不相吻合。即使如杨长如所述，为刘炜建代缴土地转让费，从往常每次付款后太平社区居委会均出具收据，而174500元付款凭证出具后，杨长如既未及时索取收款收据，也未与刘炜建办理代缴凭据，以证明其代缴事实。相反，在2010年9月底，杨长如反而出具借条一份给刘炜建，向刘炜建继续借款15万元。杨长如在其出具付款凭证后未向刘炜建主张返还土地费，还向刘炜建借款并出具“借条”，有违常理，对此杨长如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杨长如陈述其174500元付款凭证的出具，系代刘炜建缴纳土地费可能性较小。杨长如于2004年1月13日、3月3日在尚欠土地转让费的情况下，出具欠付款凭证，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杨长如主张其于2004年1月7日即已缴足其应缴的土地转让费，取得太平社区居委会2004年1月1日统一开具的“尾号069，金额379620元”收款收据，可能性较小，亦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太平社区居委会在2004年3月份之后将杨长如的两份付款凭证，计入其往来账目，符合情理。太平社区居委会及刘炜建所举证相关证据，能形成证据锁链，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杨长如主张其多付土地费，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杨长如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一、驳回杨长如的诉讼请求。二、刘炜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4790元，由杨长如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杨长如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杨长如主张太平社区居委会返还有关款项是否具有事实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04年1月1日之后，三方一致确认，杨长如与刘炜建各自确认了自己受让土地的面积。2004年1月1日太平社区居委会对杨长如与刘炜建分别开具收款收据，其中杨长如持有的号码为0133069的票据明确载明：征地费4.995亩，已交119800元，尾欠379620元。杨长如在2004年1月7日出具金额302513元转账支票后，于2004年1月13日、3月3日在尚欠土地转让费的情况下，出具了欠付款凭证，对欠款数额予以明确。如存在多交土地费的情形，杨长如自此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自2004年3月3日应当开始计算，至其2010年找原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吴志年要求结算土地费账目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即便按照杨长如一审中的陈述，其于2010年对账后才清楚权利被侵害，并于2011年11月、2012年4月向太平社区居委会寄送函件主张权利，至其2019年3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杨长如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从2019年3月4日开始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太平社区居委会于2004年1月1日开具的收款收据对杨长如征地面积、应缴纳土地使用权费总额、已交款项、结欠金额均已明确，杨长如在2004年1月7日出具金额302513元转账支票后，于2004年1月13日、3月3日对尚欠土地转让费数额，分别出具74500元、10万元的欠付款凭证。杨长如主张302513元全部用于支付土地费用，2004年3月3日出具的欠付款凭证中包含了刘炜建的应付款项。对此本院认为，该302513元不应当认定为全额支付了土地使用权费。首先，上述302513元转账时间在2004年1月7日，而杨长如出具第二张欠付款凭证的时间为2004年3月3日。而各方在此之前对杨长如与刘炜建各自受让土地的面积和欠款金额均已明确，杨长如主张代刘炜建支付土地费缺乏事实依据。其次，该302513元备注为工程款，虽然收款人为“如城镇太平村”，但太平社区居委会陈述该款项于2004年1月8日即被转入如皋经发区合作经济管理站为做工程的人专门设立的账户，后杨长如提取了该款项，用其中一部分支付了土地费，剩余欠款于2004年1月13日、2004年3月3日出具了两张付款凭证。太平社区居委会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与2004年1月13日、2004年3月3日两张付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使上述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杨长如虽予以否认，但对其后出具两张付款凭证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该302513元工程款不能认定为全额支付了土地费。第三，杨长如主张代刘炜建支付了土地费，但其后并未向刘炜建主张，在2010年9月底因个人借款还向刘炜建出具借条，有违常理，对此杨长如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杨长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90元，由上诉人杨长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 敏 审判员 杨 谦 审判员 卢 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