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4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开发区洞庭路76号。法定代表人：华志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杰，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工业开发区东吉路76号。法定代表人：王吉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龙惠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F座104。法定代表人：王存晶，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鼎公司）、被上诉人北京龙惠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惠锋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杰，被上诉人元鼎公司、被上诉人龙惠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偿还泰达公司垫付地下室补偿本金3061万元及利息20425798元（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1．泰达公司在一审当中提交的《和解协议书》及《之补充协议》，证明泰达公司作为保证方对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应向嘉铭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世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嘉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世恒投资有限公司、亿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偿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且泰达公司提交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缴款凭证、天津豪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盖章的《付款确认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泰达公司已实际承担了保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并未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泰达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以后，因客观障碍长期未能与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取得联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九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泰达公司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元鼎公司和龙惠锋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泰达公司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元鼎公司和龙惠锋公司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偿还泰达公司垫付地下室补偿款本金3061万元。2．判令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支付泰达公司垫付款项的利息损失合计20425798元。3．本案诉讼费由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12日，嘉铭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世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嘉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世恒投资有限公司、亿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元鼎公司、凯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龙惠锋公司作为乙方，天津豪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金冠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确认方），泰达公司、北京鑫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丁方（保证方），四方签署《和解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嘉海花园1-7号楼地下室总面积共计为15308．22平方米，乙方同意对甲方嘉海花园1至7号楼地下室总面积15308．22平方米，按每平方米2000元建安成本计价留买，乙方共计应向甲方支付建安成本补偿款3061万元。乙方向甲方支付该地下室留买款项所附条件为：甲方已全部撤销了嘉海花园1至7号楼底商、地下室对相关债权人设置的抵押担保；上述甲方物权已为相关法院解除了保全查封措施（乙方在受让丙方股权后因乙方原因产生的新债务等纠纷引发的法院保全查封除外）；本协议附件一《乙方应清偿的豪业公司、金冠公司对外债务明细》载明的向天津商业银行东联支行应归还的4765万元债务、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归还的4200万元债务、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归还的6600万元债务得到全部清偿，且上列债权人对嘉海花园一、二期土地使用权申请解除了法院保全查封；附件二《甲方负责清偿的豪业公司、金冠公司对外债务明细》所列的对外债务得到全部清偿。在甲方完成上述地下室留买款项所附条件后七日内，乙方应将3061万元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如甲方已完成上述地下室留买款项所附条件后七日内，乙方未将3061万元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乙及丙方北京鑫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仍恢复《履约协议书》各项条款的履行效力。丁方作为保证方愿以其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作为乙方履行本协议之担保，对乙方向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给付款项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07年10月29日，上述四方主体又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解除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嘉海花园一、二期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查封的相关法律文书的同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即向甲方支付2800万元的支票。甲方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支付的上述2800万元后，甲方即向乙方或丁方办理嘉海花园物业的移交。甲方并需办理如下事宜……；第三条约定：丁方泰达公司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第二条履行完毕后3日内将《和解协议书》约定的地下室留买款项3061万元支付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并转交给甲方。甲方收到该3061万元款项后，用于清偿《和解协议书》附件二所列的未了债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缴款凭证载明：缴款人为泰达公司，案由为欠款纠纷，金额为3061万元，结算方式为银行，日期为2008年1月31日。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泰达公司提交了付款转账支票存根，载明：出票日期为2008年1月30日，用途为土地收购款。泰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撤回了该证据。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认为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查看了泰达公司的财务账册，上述缴款凭证、转账支票存根与2008年1月30日用款申请报销单粘贴在一起，经询，泰达公司表示用款申请报销单上的款项与本案款项并非同一笔钱，可能是当时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导致。泰达公司提交了由其与天津豪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盖章的《付款确认书》复印件，以证明其已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了本案款项。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庭审中，经询，泰达公司表示：1．甲方已把泰达公司交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3061万元提走了，泰达公司知道甲方提走的时间是2008年。2008年的时候，12个主体都在政府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沟通，各方关系很好。泰达公司与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沟通过，但没有书面证据。2．泰达公司将款项交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就应该还款，泰达公司从缴款之日起有权向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收取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和解协议书》约定，丁方作为保证方愿以其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作为乙方履行本协议之担保，对乙方向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给付款项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可以认定泰达公司就元鼎公司、凯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龙惠锋公司在《和解协议书》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依据《和解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元鼎公司、凯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龙惠锋公司在一定条件满足后应当向甲方支付嘉海花园1-7号楼地下室留买价款3061万元,该款通过保证人泰达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并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转交甲方的方式支付。本案中，泰达公司主张其已依约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了涉案款项，替元鼎公司、凯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龙惠锋公司履行了《和解协议书》项下的付款义务，故向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追偿该款项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不认可泰达公司支付了涉案款项，且辩称泰达公司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泰达公司作为保证人向债务人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追偿涉案代付款项，其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泰达公司已经实际承担了保证责任；二是追偿权未过诉讼时效。上述任一条件不能满足，泰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泰达公司已经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其追偿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依据泰达公司所述，其在2008年已将涉案款项交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且知晓《和解协议书》项下的债权人甲方已提走该款，泰达公司此时已经知道其权利受损，故该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自2008年开始起算。泰达公司在提起本案之诉即2019年3月20日之前，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主张涉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泰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泰达公司认为其在一审庭审时明确撤回了付款转账支票存根这份证据，经泰达公司与财务核实，确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应对该份证据的情况进行认定。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表述，系对泰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内容、元鼎公司及龙惠锋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泰达公司撤回该证据的客观描述，并无不当。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应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泰达公司起诉称，按照《和解协议书》及《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泰达公司作为保证人代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履行了3061万元付款义务，依法享有追偿权。那么如果泰达公司作为保证人，其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即应当从泰达公司所述代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履行了3061万元付款义务之日开始计算。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按照泰达公司的陈述，其在2008年已经知晓债权人甲方将其支付的《和解协议书》项下的3061万元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走，故本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自2008年开始起算。泰达公司虽然上诉称其因为特殊情况未能行使追偿权，但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元鼎公司、龙惠锋公司主张涉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已过的前提下，泰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应支持。泰达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其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979元，由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龚晓娓审 判 员 魏 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