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治斌，男，199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含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世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62983045，住所地太仓市璜泾镇新明村。法定代表人：许小征，董事长。上诉人荣治斌因与被上诉人太仓世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弘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6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治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非法调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自行调取公安机关对夏静、张静、许小征、高敏科和吴虞等人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应属非法取证，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判决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仅仅依据其非法调取的公安笔录，认定上诉人案涉购房款系吴虞对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与真实事实不符。即使一审判决将被公安讯问人或询问人的表述作为其在法庭上的陈述，这些陈述的真实性不能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不能成为证明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未通过上诉人对证人的质证程序，就径行采信所谓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样与法相悖。案件中存在诸多证据证明，所谓的借款和抵押根本不存在。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款项不是购房款，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径以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理据不足。四、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购房款虚假，为适用法律错误。世弘公司未作答辩。荣治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被告返回原告已支付的全部房款人民币527402元。3、被告应当支付自2011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退还房款之日止的利息，截止2018年1月20日为171859.21元，每日62.85元。4、被告承担赔偿原告527402元的责任(前2、3、4款请求合计为1226663.2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治斌于2014年12月15日向太仓市人民法院提起以太仓住建局为被告、太仓世弘公司为第三人的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太仓住建局注销原告荣治斌与太仓世弘公司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恢复备案登记。太仓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太仓住建局于2012年6月20日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行政行为违法，驳回荣治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太仓住建局不服太仓市人民法院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日作出(2015)苏中行终字第0013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苏中行终字第00132号行政判决书中载明主要内容：“原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8日，荣治斌与被告太仓世弘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由荣治斌购买太仓世弘公司开发的景栊花苑幢8幢907,并办理了备案登记。从荣治斌提供的现金解款单显示，荣治斌缴入太仓世弘公司账户现金527402元。2012年6月20日，太仓住建局办理了荣治斌与太仓世弘公司签订的1份房屋买卖合同注销登记手续。太仓世弘公司随后将案涉房屋销售给了其他的案外第三人，并将于案外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太仓住建局处办理了相应的备案登记手续。2014年2月28日，原告荣治斌得知所购房屋的合同备案登记被撤销”。为此，荣治斌按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于2016年2月26日向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退还全部房款及利息；太仓世弘公司承担仲裁费用。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苏仲裁字第152号裁决，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裁决对荣治斌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2017年2月21日，荣治斌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2017年12月29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苏05民特3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苏州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庭组成前自行向太仓住建局调取证据，在无正当、合理的事由情况下长达十个月的时间内不组成仲裁庭，让申请人对仲裁庭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产生了合理怀疑。苏州仲裁委员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和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应予以撤销。裁定撤销苏州仲裁委员会(2016)苏仲裁字第152号裁决。一审另查明，许小征系太仓世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虞系后庆贸易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后庆贸易株式会社是丝汇服饰(苏州)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份是100%。太仓世弘公司因流动资金曾与苏州金联小贷发生借款，苏州金联小贷的总经理董玉苏介绍许小征找他们的大股东吴虞借，吴虞提出借款要有抵押，董玉苏就建议许小征用房子网签做抵押。吴虞安排了他公司里的张静和夏静，被告太仓世弘公司安排公司的高敏科到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到了中行之后张静和夏静总共转了1205万元到高敏科的中行卡上，然后张静和夏静就按照网签合同在银行里填交款单据，高敏科根据他们填好的缴款单据交款到太仓世弘公司账上，因为交款的总的房款金额比较多，之后高敏科转出11787780元用于交网签合同的那部分房款，然后再转出来用其中的6875394元用于交房款，然后再转出来用其中的6708437元用于交房款，然后再转出其中的6511254元凑了8963995元用于交房款。张静、夏静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二楼贵宾厅办了两天手续。夏静从2003年开始到丝汇服饰(苏州)有限公司工作，荣治斌等人现金解款单都是夏静和张静填的。卡号为62×××23的工行卡是以夏静的名义办的，但是平时都是吴虞在使用。一审再查明，吴茂曾于2015年9月8日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以太仓住建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于2016年2月2日申请撤诉。上述事实，由荣治斌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行政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及本院向太仓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苏州仲裁委员会调取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关于本案调取的证据是否属于法院应当主动调查的问题。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苏仲裁字第152号裁决书，该裁决书驳回了荣治斌的仲裁请求，裁决的理由中表述无法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日作出(2015)苏中行终字第00132号行政判决书的上诉人诉称中太仓住建局也提出被上诉人实际未支付购房款，而是太仓世弘公司与案外人吴虞之间的借款。且吴茂提起过行政赔偿诉讼。在本案诉讼中，客观上因太仓世弘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对本案的事实予以答辩和举证。可见，究竟本案是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是首先必须要查明的，且本案的判决有可能影响到行政赔偿的认定，可能存在损害国家利益。一审法院主动调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荣治斌以不属于法院调查证据范围对调取的证据不发表意见的观点难以成立。关于荣治斌与太仓世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荣治斌提供了与太仓世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对应房款的银行解款单，但双方是否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还应综合分析。太仓世弘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小征与公司工作人员高敏科及丝汇服饰(苏州)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张静、夏静在向太仓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陈述有关吴茂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方面与实际付款时间、地点、银行款项往来均一致，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夏静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之后的陈述中否定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但并无合理的理由。首先，从丝汇服饰(苏州)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张静、夏静等人的陈述分析，荣治斌与太仓世弘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其次，荣治斌提供的银行解款单所支付的房款是通过张静、夏静填写的缴款单，荣治斌等人的款项来源部分是通过夏静等人账户汇入高敏科账户1205万元，其余款项是通过多次的取款、存款形成，合同购房人本人并未实际支付房款。荣治斌称缴纳的房款为向案外人吴虞所借。但是，荣治斌在本庭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供借款及还款方面的证据，显然，荣治斌的陈述无法采信。再次，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分析，按合同约定的交付房屋的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但是，在约定的交付房屋时间届满后，荣治斌直至2014年12月5日以备案登记被撤销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在此期间并无要求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综上所述，荣治斌与太仓世弘公司虽订立过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荣治斌无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意思，也未实际支付房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止后的一段时间未向被告太仓世弘公司要求交付房屋。可见，荣治斌向太仓世弘公司购买商品房的意思并不真实，采用虚假方式支付房款，故荣治斌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荣治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400元由荣治斌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为上诉人与世弘公司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是否合法。本院认为，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为上诉人与世弘公司的真实意思的问题。首先，从房款的资金来源看，虽然现金解款单显示房款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存入世弘公司银行账户，但包括涉案款项在内的1205万元是从夏静、董玉苏、钱祖勤等人的银行账户转入高敏科的银行账户。其次，从合同的履行过程分析，合同约定的交付房屋的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但是，在约定的交付房屋时间届满后，冯立波直至2014年12月15日才以备案登记被撤销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曾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明显不合常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与世弘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对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上诉人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要求世弘公司返还房款和利息、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是否合法的问题。在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的注销备案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案件中，世弘公司已作为第三人应诉并主张上诉人非真实购房人。本案世弘公司未应诉答辩，上诉人所主张的购房事实确存在较大疑点，一审法院为准确查明及认定事实而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应笔录并无不当，相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上诉人荣治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0元，由上诉人荣治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恩乾审判员  徐 辉审判员  杨 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闻 艺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