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3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雨花支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489号新芙蓉之都102—104房。负责人:陈秋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雷，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保，男，1990年05月22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吉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向樱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男，2009年06月02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吉首市。法定代理人：石家保，系石某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向樱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香，女，1969年4月12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吉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向樱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钒，男，1993年10月0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开福区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雨花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家保、石某、杨正香及被上诉人陈钒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9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石家保、石某、杨正香虽提出上诉，但未在指定期间内缴纳上诉费，本院依法按其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陈钒驾驶的肇事车辆使用性质由非营运变为营业，致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故发生后，我方经与陈钒核实，确定其是在运送货物（豆制品）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且其平常也用该车辆运送豆制品。陈钒以非营业投保，但车辆却用于送货，本次事故也是发生在凌晨4点的送货途中，送货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且服务对象不特定，故车辆符合营运的一般特征。因此，车辆的使用性质从非营业变为营业，导致了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二、肇事车辆后排座椅全部被拆除，即车辆构造进行了改装，我方委托的有鉴定资质的湖南天罡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对车辆性能进行鉴定，结果表明：肇事车辆擅自改装，改变了公安机关已登记的结构和构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十六条规定：第二、湘Ａ×××××小型普通客车擅自对车辆进行改装后，致使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对于该鉴定，被上诉人均未申请重新鉴定。综上，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合同司法解释四第四条有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适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具体到本案中，依据相关证据，陈钒的行为至少符合上述第（一）、（四）、（六）款的规定，故应认定为肇事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三、保险公司依法、依约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欠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使得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此条规定的意义在于，在风险发生的概率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当事人缔结的合同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故法律赋予保险人相应的救济权以实现公平。本案中，陈钒使用肇事车辆从事营业活动且对车辆进行改装后致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未依法通知保险人，故上诉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此外，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保险人的告知及说明义务只是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才需履行相关义务。而对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并不负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义务，保险人有权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这是因为，这种情形下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的依据并不是保险合同的约定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法律和合同条款之不同在于，法律的公布总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公开的，而且法律的约束对象是社会全体大众。所以从法律公布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推定对社会大众产生了约束力。因此无论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都推定投保人已经充分理解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法律规定。其次，被上诉人石家保所提供的保单中（该保单来源于陈钒）特别约定显示，非营业性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已经明确告知了陈钒禁止使用该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故依约保险公司同样不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经常支队岳麓大队就此次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被告陈钒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是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事故发生前其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且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致使车辆危险程度增加被告保险公司可以要求被告陈钒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明显存在错误,应予纠正。理由如下：第一、首先本案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保险事故,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责任之时,是仅以交通事故的成因来划分责任。但营运、非法改装在车辆行驶时是一种状态,状态并不构成交通事故成因之一。在实践中,交警部门只会因为驾驶者的驾驶行为来给予驾驶者承担某种责任,并不会因为车辆存在某种状态来使驾驶者承担责任。假设非营业性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时在没有任何其他违法行为时,其是不会因为营运这一种状态而承担事故的责任,但是又不能否认营运与事故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只是它不是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成因。只要陈钒的车辆在发生事故之时是存在营运及改装等情况的，营运、改装与交通事故之间就有因果关系，就符合保险法52条之规定。其次，在理论中，如果危险程度增加的事由与交通事故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包括直接、间接因果关系）的情况下。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主观的危险增加以及客观的危险增加。（一）主观的危险增加在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导致危险增加的情形下，虽然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但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存在主观过错，为了惩戒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借此发挥法律的正向引导作用，应赋予保险人不承担责任权利。(二)客观的危险增加在客观危险增加时,由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増加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无关,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所致,再加上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此时,无论从主观角度还是客观角度分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无可归责性,因此,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订立时约定的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显然本案陈钒营运及非法改装均是其主观上的过错,故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第二、在上述认定中,一审法院实际上是认可了在事故发生前陈钒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且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致使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在此基础上,只是认为上诉人只能另案要求陈钒承担责任,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向石家保等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对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认识不清。本次交通事故,侵权人是陈钒,其与死者系侵权法律关系,而上诉人并不是本案的侵权人。上诉人与陈钒之间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基于保护受害者的权利以及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赋予了交通事故的受害者直接将保险公司列共同被告的权利,但是两种法律关系并未改变。保险公司依然仅仅只适用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及《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并不是侵权人,如果符合保险合同约定及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即承担支付赔偿金给受害者的责任,如果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或保险法相关规定,则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而本案陈钒的行为致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符合《保险法》第5条之规定,保险公司依法不承担责任。即无论石家保也好,陈钒也罢,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责任。综上,本案应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石家保、石某、杨正香答辩称：陈钒使用肇事车辆运送自家豆制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从事营业性运输。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肇事车辆存在营利性运输或保险标的物存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进而可以达到商业险拒赔的目的。陈钒答辩称：与石家保、石某、杨正香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一点：肇事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至少三年以上，平安保险公司对陈钒有时为家里代运豆制品是明知的，且每次购买保险时都进行了现场核实，因此平安保险公司称肇事车辆改装及从事营业性活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石家保、石某、杨正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钒、平安保险公司共同赔偿石家保、石某、杨正香各项损失共计804367.464元；2、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且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精神抚慰金；3、陈钒、平安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3日04时02分许，陈钒驾驶湘Ａ×××××小型面包车沿岳华路由西往东行驶至岳麓区岳华路“支路九路口”公交车站地段时，恰遇行人吴利兴沿岳华路由东往西行走至事发地，陈钒所驾湘Ａ×××××小型面包车前部与吴利兴身体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及行人吴利兴受伤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大队就此次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长公交（岳）认字［2019］第0044号）认定陈钒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吴利兴在本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经查，湘Ａ×××××小型面包车已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50万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且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发后，陈钒向石家保、石某、杨正香赔付了10万元。陈钒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刑事拘留。另查：1、石家保、石某、杨正香分别系死者吴利兴的丈夫、儿子和母亲，杨正香于1969年4月12日出生，事故发生时50周岁，在农村生活。2、石某2009年6月2日出生，在城镇就读小学。3、陈钒驾驶湘Ａ×××××小型面包车，事故发生前其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且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强险、商业险保单等。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人和赔偿责任的承担：1、陈钒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吴利兴在本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八十；（二）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六十；（三）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四十；（四）机动车一方无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十以下；（五）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一万元”，对于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陈钒承担80%的责任，石家保、石某、杨正香自行承担20%。2、陈钒驾驶湘Ａ×××××小型面包车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50万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石家保、石某、杨正香的各项损失应先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应由肇事双方根据事故责任划分情况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超过交强险应当承担的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的各项损失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在划分责任后由平安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还有不足部分,再由陈钒负赔偿责任。3、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就商业险部分是否可以拒赔的问题。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依据双方保险合同约定，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致使车辆危险程度增加，违法了保险法52条规定及保险公司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保险责任。现陈钒驾驶湘Ａ×××××小型面包车，事故发生前其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且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致使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故商业险应当不予赔偿。一审法院认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大队就此次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长公交（岳）认字［2019］第0044号）并未认定陈钒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是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事故发生前其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且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致使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平安保险公司可以要求陈钒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向石家保、石某、杨正香承担赔偿责任。该辩称不予支持。二、关于石家保、石某、杨正香可以获得的赔偿款项，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结合死者生前居住情况认定为36698元／×20年＝733960元。2、丧葬费，结合2018年湖南省在岗职工工资标准认定为73300元÷2＝36650元。3、关于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酌情认定为13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结合被扶养人的年龄、户籍及扶养义务人人数等情况认定,石某100256元（25064元×8÷2＝100256元），关于杨正香，因其未满55周岁，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对于其所主张的赡养费，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陈钒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刑事拘留。一审法院暂不予支持。石家保、石某、杨正香在本次交通事故所受损失合计为883866元。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石家保、石某、杨正香110000元。石家保、石某、杨正香超过交强险范围的损失为773866元（883866元-110000元＝773866元），由湘Ａ×××××小型面包车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773866元×80%＝619092.8元，又因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石家保、石某、杨正香50万元。陈钒需要承担商业三者险中保险公司不赔的部分，即119092.8元（619092.8元-500000元＝119092.8元）。陈钒已赔偿石家保、石某、杨正香100000元，还需要赔偿19092.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雨花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石家保、石某、杨正香支付赔偿金610000元；二、限陈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石家保、石某、杨正香支付赔偿金19092.8元；三、驳回石家保、石某、杨正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61元，由陈钒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陈钒驾驶湘Ａ×××××小型面包车，事故发生前其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平安保险公司是否有权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称肇事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且进行了非法改装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对于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其均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车辆投保时的使用性质是非营业，但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钒驾驶肇事车辆从事的是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营业性运输。事故发生时车辆后座被拆卸，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显示车辆的制动系统、转型系统、灯光系统均未发现异常，故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车辆改装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平安保险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肇事车辆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其他情形，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2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雨花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赛宇审判员  胡益民审判员  李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汤英姿书记员伍志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