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再29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峻滔，男，1985年10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俊鹏，男，197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熊运高，男，196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上列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国，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春华，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747号。法定代表人：徐晓华，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其颐，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茗，女，196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欣绿环保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厂前铁铺岭特1号。法定代表人：叶茗，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项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厂前铁铺岭特1号。法定代表人：张继强，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与被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茗、武汉市欣绿环保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绿公司）、武汉市项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硕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由中信银行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7）鄂01民初418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中信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鄂民终670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115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邢勇担任审判长，由审判员龚璟、审判员彭静参加的合议庭，由胡静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唐斐担任法庭记录，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峻滔及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国、左春华，被申请人中信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项硕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继强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茗（同时系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欣绿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继续对该院（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案件中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和平乡大洲村1栋的房产在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所有拆迁补偿款的提取；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叶茗、欣绿公司、项硕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5日，叶茗（甲方）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位于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的一栋177.25平方米的两层住宅楼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三人每人付给甲方现金10万元，共计30万元。乙方将此房进行改造以改善居住环境。甲方拥有改造后房屋的177.25平方米的产权和使用权，其余面积归乙方共有。如遇拆迁情况，甲方同样拥有该房屋的177.25平方米面积的受偿权和支配权。其余面积的一切权益归乙方共有。此房屋改造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三人共同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共同办理房屋改造的相关手续。2009年11月12日，叶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三人大洲购房款现金6万元整，用于购房定金。2009年11月21日，张继强代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三人向叶茗转账支付24万元。同日，叶茗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剩余大洲购房款24万元，银行卡转账，购房款已全部付清。之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三人委托张继强处理大洲村房产改建工程，对叶茗所有的前述房屋进行了改扩建。改扩建完成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在该房屋居住，直到拆迁前搬离此房屋。该房屋被列为拆迁征收范围，现已被拆除，但针对该房屋尚未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房屋拆迁负责人确认，该房屋改扩建后房屋面积为1000平方米左右，纳入拆迁补偿面积，享有拆迁补偿权益。另认定，张继强系项硕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王俊鹏姐夫。叶茗、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均不是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案涉房屋所使用土地为农村集体土地。还认定，中信银行因与欣绿公司、项硕公司、叶茗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立保字第00552号民事裁定，冻结欣绿公司、项硕公司、叶茗银行存款4600万元，如存款不足，查封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同年10月9日，一审法院向武汉市洪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送达（2014）鄂武汉中立保字第005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局协助查封叶茗名下包括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1-2层的房屋（证号为：洪200309886，面积为：177.25平方米）在内的房产。2014年12月15日，一审法院就中信银行诉欣绿公司、项硕公司、叶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分别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980号、00981号、00982号民事调解书。前述3份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欣绿公司等均未自动履行义务，中信银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以（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号、00515号、00516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叶茗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1-2层的房屋（证号：洪200309886）已列入拆迁征收范围，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提取被执行人叶茗在该公司的所有拆迁补偿款（限额1亿元以内）至一审法院账户。为此，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鄂01执异1137号民事裁定，认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提出的执行异议理由成立，裁定中止对（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提取被执行人叶茗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执行（不包括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的部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信银行对该院（2017）鄂01执异11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对该院（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提取被执行人叶茗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执行（不包括证载面积为177.25平方米的部分）有异议，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对中信银行诉讼请求中关于是否继续执行武汉市和平乡大洲村1栋的房产在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的拆迁补偿款的提取，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是否对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屋不包括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享有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系效力性强制规定。2003年11月18日，叶茗将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1-2层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虽然该房屋建设于农村集体土地之上，叶茗并非该村村民，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叶茗对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1-2层177.25平方米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009年9月25日，叶茗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签订《协议》中关于叶茗自愿将其位于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的一栋177.25平方米的两层住宅楼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房屋改造后叶茗拥有177.25平方米的产权和使用权、拆迁受偿权和支配权，其余面积的一切权益归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共有的约定，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表述叶茗将房屋转让给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但从《协议》内容看，系叶茗提供其所有的房屋及房屋所依附之土地，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提供资金，共同对叶茗所有的房屋进行改造、扩建。改扩建完成后，叶茗仍享有原房屋面积177.25平方米房屋的权益，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享有房屋除177.25平方米之外面积的权益。根据《协议》的约定，叶茗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之间系合作建房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房屋依附于其所在的土地而存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住宅系利用该集体组织成员共有的土地，仅该组织成员对此宅基地具有使用权。叶茗及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均非大洲村村民，对房屋所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不应享有权益。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与叶茗签订《协议》系利用大洲村的房屋及土地改扩建房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为无效。因建造建筑物存在建安成本，未经许可建设的建筑物在未被认定为违章建筑被强制拆除前具有使用价值。在建筑物被列入拆迁征收范围进行拆迁时，该建筑物亦可通过拆迁补偿权益的形式体现其价值，相对人能获得的拆迁权益亦体现的是房屋建安成本及使用价值。叶茗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关于改扩建后房屋拆迁权益分配的约定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中信银行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张继强代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三人付款不真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中信银行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按《协议》约定向叶茗支付了对价，对叶茗所有的原房屋进行了改扩建。虽然《协议》中对房屋进行改扩建的约定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改扩建的房屋不享有物权，但《协议》关于改扩建费用的分担及改扩建后建筑物权益分配的约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改扩建后不包括房产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的房屋享有权利。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屋不包括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中信银行的强制执行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中信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继续（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案件中位于武汉市和平乡大洲村1栋的房产在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所有拆迁补偿款的提取”；2.由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叶茗、欣绿公司、项硕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无效，但又认定无效的《协议》中关于改扩建的约定有效，前后矛盾。并且一审法院认定刘峻滔等三人对改扩建部分的房屋不享有物权，因此其认定刘峻滔等三人享有拆迁利益明显错误。（二）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叶茗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足以排除法院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执行。本案中，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不能基于物权而取得相应的拆迁补偿利益，因而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排除执行的问题。即便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实际占有使用过案涉房屋，也是基于《协议》的约定，并不因此就成为被拆迁主体，更不能因占有使用而排除中信银行对拆迁补偿款的执行。因为占有、使用不动产能够排除执行的仅限于“买卖不破租赁”，法律为保护承租人的利益，赋权承租人合法占有以排除向买受人移交不动产的执行，本案显然不属于此种情形。（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驳回中信银行的诉讼请求，但该条系关于不动产以登记发生效力的规定，恰恰证明叶茗已登记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支持中信银行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望判如所请。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协议》内容的认定属于评析，而非对事实的认定，中信银行故意混淆一审“认定事实”与“判决评析”。一审判决评析认为《协议》虽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而无效，但改扩建部分的权利价值能认定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所有，亦能获取拆迁权益实现建安成本及使用价值，一审法院认定该三人虽因《协议》无效对房屋不享有物权，但对《协议》关于改扩建费用的分担及改扩建后建筑物权益分配的约定予以认可，二者并不矛盾。（二）《协议》关于改扩建费用的分担及改扩建后建筑物权益的约定，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已实际履行，并由该三人使用房屋且不损害村集体及他人利益，由此认定该三人对大洲村1栋不包括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中信银行提出的强制执行是客观公正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认定叶茗对大洲村1栋177.25平方米房屋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该三人对此十分认可，一审判决认定该三人享有的权利并不包括房产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的房屋，中信银行再次对证载面积和改扩建面积的权利范围予以混淆。综上，中信银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院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于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等内容。本案中，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作为案外人，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提出执行异议，应承担对该拆迁补偿款项享有合法、真实的权利且该权利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举证证明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为阻却对一审法院（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叶茗所有的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屋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以外部分拆迁补偿款的强制执行，举证提供了2009年9月25日与叶茗签订的《协议》及付款凭证、收条等证据，拟证明案涉房屋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以外新增部分的面积，系三人与被执行人叶茗共同改造扩建而成，根据与叶茗的《协议》约定，其三人享有房屋改扩建后新增面积的权益。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认定虽然上述《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这一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但按《协议》关于改扩建后建筑物权益分配的约定，其三人对改扩建后房产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以外部分享有包括拆迁补偿款在内的权益。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三人履行了与叶茗的《协议》，投入资金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改扩建，并存在对该房屋实际占有、使用的事实，但该案涉房屋改扩建之时占用农村集体土地且未办理规划报建等许可手续，属于违法建筑物，因而其三人对该房屋不享有法律认可的物权。至于违法建筑物的认定和处理，尤其是在拆迁之时是否补偿、如何补偿，均属于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应避免通过司法程序代行行政职权而直接认定和处理。本案中，叶茗持有案涉房屋产权证，是已经确定的被拆迁人，但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是否与叶茗为共同的被拆迁人，是否共同对案涉的违建房屋享有拆迁权益，该权益是否为有关主管部门及拆迁征收主体所确认，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因此，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不能证明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享有合法、真实的权利，依法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不足以对抗中信银行提出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对本案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初4184号民事判决；二、恢复对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514-2、00515-2、00516-2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提取被执行人叶茗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产拆迁补偿款的执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800元，由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负担。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拆迁补偿款享有民事权益。（一）再审申请人与叶茗签订的《协议》关于拆迁受偿权和支配权的约定真实合法有效，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拆迁补偿款享有民事权益。根据《国用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房屋被拆迁时，被征收人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权益体现的是房屋的建安成本和使用价值。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与叶茗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了乙方（再审申请人）享有除177.25平方米之外房屋拆迁受偿的权益，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无证部分房屋因未取得合法建房手续，再审申请人和叶茗对此均不享有不动产物权，但再审申请人与叶茗在《协议》中对无证部分拆迁受偿权和支配权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约定有效。况且，根据《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者可以与产权人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分配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装饰装修价值补偿费等拆迁受偿利益，同理，再审申请人实际投资改建、扩建并占有、使用房屋，并在此开展经营（工商登记2个营业执照），基于实际投入资金产生建安成本和实际使用房屋的事实，其与叶茗就无证部分房屋拆迁受偿权和支配权的约定真实合法有效，且该事实已经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属实。如果无证部分房屋经拆迁单位认定享有拆迁权益，再审申请人按照《协议》的约定理应享有无证部分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1.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不能证明其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享有合法、真实的权利系认定事实不清。再审申请人在原审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作为案外人享有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二审判决认定叶茗持有案涉房屋产权证，是已经确定的被拆迁人，系认定事实错误。叶茗所持房产证是改扩建前办理的，改扩建后新增房屋面积不在房产证范围内，不能认定叶茗是新增面积的所有权人，更不能认定叶茗是改扩建面积的被拆迁人。（二）再审申请人现有2份新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案涉房屋无证部分已经被拆迁部门确认拆迁利益，且归再审申请人所有。1.新证据一，即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涉房屋拆迁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联系函》第一页倒数第三行起载明：“目前除叶茗外的所有案外产权人（即再审申请人，本院按）已在产权双登双录时向我司提交了产权证明文件，我司已与相关产权人达成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在征得案外产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该栋房屋已于2017年5月拆除。”《联系函》第二页载明：“……为顺利推进大洲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进程，也为妥善解决我司与案外人关于拆迁补偿款发放事宜，特致函贵院，望贵院能对在我司查封冻结的拆迁款的具体范围（是否包括案外人扩建部分的补偿款项）给予明确的回复……”该份证据形成于二审判决之后，属于新证据，且被申请人在庭审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拟证明再审申请人是拆迁部门所认可的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拆迁补偿款分配权益。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相关拆迁款项被拆迁单位暂扣，因法院没有明确查封冻结的拆迁款具体范围，拆迁单位无法将扩建（无证）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及时发放再审申请人。2.新证据二，即武汉洲美居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集体土地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结算单》（以下简称补偿结算单），拟证明再审申请人对拆迁补偿款享有权益。该证据形成于2017年1月16日，虽在二审庭审前形成，但因拆迁单位不向被拆迁人提供该份证据，再审申请人因客观原因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取得该份证据，且该证据影响本案实体裁判结果，其充分证明，拆迁单位与再审申请人就案涉房屋被拆迁前的实际建筑面积及拆迁补偿的具体标准达成了一致意见。3.事实上，案涉房屋被拆迁前，一直由再审申请人占有和使用，且自始至终一直是由再审申请人与拆迁单位就案涉房屋拆迁事宜进行协商，办理相关拆迁补偿手续，并确定了拆迁面积及补偿标准，在征得再审申请人同意后，拆迁单位才将案涉房屋拆除。（三）即使根据二审判决，也应认定由再审申请人享有无证部分房屋的拆迁权益。二审判决认为，“……至于违法建筑物的认定和处理，尤其是在拆迁之时是否补偿、如何补偿，均属于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应避免通过司法程序代行行政职权而直接认定和处理。本案中，叶茗持有案涉房屋产权证，是已经确定的被拆迁人，但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是否与叶茗为共同的被拆迁人，是否共同对案涉的违建房屋享有拆迁权益，该权益是否为有关主管部门及拆迁征收主体所确认，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因此，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不能证明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享有合法、真实的权利，依法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不足以对抗中信银行提出的强制执行……”（见二审判决书第11页）首先，二审判决在认为无证部分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由行政机关认定和处理的前提下，又直接作出了无证部分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由叶茗享有（被申请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本身系自相矛盾。按照二审裁判，无证部分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在行政机关没有作出认定和处理的情况下应该搁置，等待行政机关和拆迁征收主体确认后作出处理，而不是自相矛盾地直接判断归叶茗所享有，进而支持被申请人的强制执行。其次，结合前述两份新证据，拆迁单位已经对无证部分房屋拆迁后是否补偿、如何补偿、补偿给谁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和确认，法院应依据拆迁单位的认定和处理，判定再审申请人对相应的拆迁补偿款享有合法、真实的权利，排除被申请人对该部分拆迁补偿款的执行。被申请人中信银行辩称，（一）再审申请人不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权益人。再审申请人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诉争房屋的合法拆迁主体。补偿结算单是复印件，真实性存疑，该结算单的出具主体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二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与案涉房屋的关联性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不能仅凭补偿结算单证明再审申请人为合法主体。一审法院到相关单位所做的调查不一致，且两份证据均已经在原审提交，均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为合法权利人。（二）再审申请人一再称其是与叶茗签订协议，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但原审查明上述协议属无效合同，当事人无权依据无效合同取得收益。（三）再审申请人是否合法有效的被拆迁主体应由相关行政部门认定，对房屋的征收属于行政机关的权力，取得权益是基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的委托及授权。再审申请人应证明拆迁主管部门及征收办对其待拆迁利益的认可及确认，这样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对拆迁房屋的利益享有所有权。综上，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项硕公司的述称意见与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主张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拆迁补偿款是否享有民事权益，再审申请人提交证据是否新证据。（一）关于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拆迁补偿款是否享有民事权益。2009年9月25日，叶茗（甲方）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乙方）签订一份《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的一栋177.25平方米的两层住宅楼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三人每人给付甲方现金10万元，共计30万元。乙方将此房进行改造以改善居住环境。甲方拥有改造后房屋的177.25平方米的产权和使用权，其余面积的一切权益归乙方共有。如遇拆迁情况，甲方同样拥有该房屋的177.25平方米面积的受偿权和支配权。其余面积的一切权益归乙方共有。再审申请人与叶茗签订的上述《协议》中关于“改扩建费用的分担及改扩建后建筑物产权和使用权、拆迁受偿权和支配权等权益分配”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经查，再审申请人投入资金对案涉房屋进行改扩建，改扩建后的房屋为七层，并实际占有、使用。虽然案涉房屋未取得合法建房手续，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但再审申请人是在叶茗所有的原房屋之上进行的改扩建，案涉房屋改扩建实际投入了建安成本，在未被认定为违章建筑物被强制拆除前具有使用价值，可以通过拆迁补偿利益体现出使用价值。实际投资建设并占有、使用房屋的再审申请人，因该房屋具有使用价值而被列入拆迁征收范围时，基于上述与原房屋产权人签订的《协议》有关“拆迁受偿权和支配权等权益分配”的约定，可以获得该房屋被拆迁后的拆迁补偿利益。本案的执行标的为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故再审申请人对扩建部分所能够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可以享有民事权益。上述对于拆迁补偿款民事权益的享有与否的民事判定，是建立在案涉民事协议约定，同时兼顾到案涉房屋没有被行政部门直接认定为违章建筑而需要被强制拆除，同时有证据证明权利主张人对房屋进行实际资金投入，产生了建安成本的事实基础上。二审法院以“违法建筑物的认定和处理，尤其是在拆迁之时是否补偿、如何补偿，均属于国家行政职权范围”，在本民事案件中直接认定无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享有民事权益为由，进而作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的判定，该裁判理由依据不足。（二）关于再审申请人提交证据是否构成再审申请新证据。再审申请人向该院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涉房屋拆迁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联系函》，拟证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是拆迁部门所认可的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拆迁权益。该联系函载明：“目前除叶茗外的所有案外产权人（即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已在产权双登双录时向我司提交了产权证明文件，我司已与相关产权人达成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在征得案外产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该栋房屋已于2017年5月拆除。”第二组证据为武汉洲美居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补偿结算单，拟证明再审申请人对拆迁补偿款享有权益。该补偿结算单载明：“被拆迁人为熊运高，被拆迁房屋坐落于大洲村G-212-1号，住宅面积930.57平方米。补偿款总计927428元。还建安置总面积为837.52平方米，剩余还建住宅面积837.52平方米。”落款处有被拆迁人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的签字以及武汉洲美居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的盖章。该院认为，以上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相关拆迁款项被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暂扣。2.案涉房屋被拆迁前由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进行重新扩建、改建。3.案涉房屋被拆迁前的实际建筑面积及补偿费计算具体标准。4.拆迁单位不否认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享有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分配权益，只是请求法院对查封冻结的拆迁款的具体范围（是否包括案外人扩建部分的补偿款项）给予答复。综上，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判断其是否享有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分配权益的证据采信，该证据可能影响到本案的实体裁判结果，属于再审申请新的证据。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再审查明，王俊鹏系项硕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继强的姐夫，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本院归纳本案再审审理焦点：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对案涉房屋不包括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享有的权利能否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现评析如下：一、关于本院再审审理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再审期间，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提交2份证据作为新证据：证据一，即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涉房屋拆迁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联系函》复印件1份，拟证明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是拆迁部门所认可的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拆迁补偿款分配权益。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相关拆迁款项被拆迁单位暂扣，因法院没有明确查封冻结的拆迁款具体范围，拆迁单位无法将扩建（无证）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及时发放再审申请人；证据二，即武汉洲美居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补偿结算单复印件1份，拟证明拆迁单位与再审申请人就案涉房屋被拆迁前的实际建筑面积及拆迁补偿的具体标准达成了一致意见，再审申请人对拆迁补偿款享有权益。再审申请人还申请本院向拆迁单位调取该补偿结算单原件。对该申请应否予以批准，本院在后文述理部分予以评析。中信银行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即《联系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对177.25平方米外的改扩建部分享有权利；对证据二即补偿结算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结算单的出具单位是武汉洲美居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无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证据一即《联系函》尽管为复印件，但形成于本案二审结束之后的2019年3月5日，且中信银行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为本院再审审理期间的新证据；证据二即补偿结算单为复印件，形成于2017年1月16日，理应在本案原审予以提交，尽管中信银行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由于拆迁单位不向被拆迁人提供该份证据原件，再审申请人逾期提交具有客观原因，故为本院再审审理期间的新证据。前述2份新证据能与原审其他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均予采信。二、关于再审申请人申请调取证据相关问题关于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该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据此，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并经人民法院就拟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有无关联、有无意义、有无必要，审核是否同意。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的唯一理由就是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包括证据存放单位当事人无权调取，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等。基于前述分析，由于本院认定补偿结算单的证据效力，再予调取补偿结算单原件实无必要，故对再审申请人请求本院向拆迁单位调取该补偿结算单原件的申请不予批准。三、关于生效约定的履行约定必须信守和尊重，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必然要求。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本院采信的前述2份新证据，本院认定：第一，案涉房屋被拆迁前由再审申请人重新进行了改扩建。第二，案涉房屋被拆迁前再审申请人的实际建筑面积930.57平方米，拟支付的拆迁安置补偿费共计927428元，还建安置总面积837.52平方米。第三，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相关拆迁款项被案涉房屋拆迁单位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暂扣。第四，拆迁单位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可再审申请人享有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分配权益。第五，拆迁单位武汉盈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一审法院对查封冻结的拆迁款的具体范围，即是否包括再审申请人扩建部分的补偿款项给予明确答复。本院再审还查明，补偿结算单的说明部分载明：此计算单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表明，补偿结算单实际上系再审申请人与武汉洲美居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该生效约定，再审申请人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费共计927428元，与叶茗无关。生效约定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第三方具有拘束力，应予必要的尊重，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故不应该在叶茗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对再审申请人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费予以执行。此外，本院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前述认定和判断，叶茗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案涉《协议》的性质与效力问题，不是本案再审审理的关键，无关本案的逻辑推理和实体处理，无关本案宏旨。基于上述分析，本院的结论是，再审申请人对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1栋房屋不包括证载面积177.25平方米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中信银行的强制执行请求。综上，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刘峻滔、王俊鹏、熊运高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鄂民终67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初4184号民事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800元，均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勇审判员  龚璟审判员  彭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胡静书记员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