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1民初2110号原告王庆英，女，汉族，生于1981年5月2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妻。原告刘啟花，女，汉族，生于1997年9月2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女。原告刘啟章，男，汉族，生于2000年1月23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子。原告刘正万，男，汉族，生于1938年6月28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父。原告李桂芝，女，汉族，生于1942年7月1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系死者刘邦青之母（未到庭）。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东，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为93530621MA6L4RR63L，住所地云南省鲁甸县火德红镇马家冲社21号。法定代表人康德军，系该合作社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辉，云南砚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刘啟国，男，汉族，生于1987年7月27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委托代理人吴云坤，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兴飞，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刘邦前，男，汉族，生于1982年7月9日，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原告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李桂芝诉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刘啟国、刘邦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庆英、刘啟花、刘啟章、刘正万及五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东，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郑辉，被告刘啟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云坤、杨兴飞，被告刘邦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共同诉称，2019年8月29日，受害人刘邦青等经被告刘啟国雇佣，到鹊落村民委员会石门坎的建筑工地，为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建设养牛场青蓄饲料池，具体工作为编制钢筋龙架。当日上午11时20分，工地之前挖掘的土坎突然坍塌，瞬间将在土坎旁施工的受害人刘邦青掩埋，致其当场死亡。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1、青蓄饲料池建设过程中，为平整场地对山坡进行挖掘后，在刘邦青编制钢筋龙架施工场地的附近形成高度超过4米的垂直土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告未进行防护处理，也未设置安全标志；2、被告未在施工现场安排具有资质的管理人员，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3、被告未向施工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护用品并督促施工人员佩戴、使用；4、被告未向施工人员告知施工环境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受害人刘邦青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刘啟国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3488元×20年）、误工费1895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和餐饮费5000元、丧葬费52038.50元（104077元×50%）、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3252元（刘正万21626元×5年÷5子女=21626元，李桂芝21262元×5年÷5子女=21626元），以上费用合计874945.5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00000元，被告还应当赔偿原告774945.5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辩称，一、合作社与死者刘邦青不存在劳务关系；二、青蓄饲料池为简易的剪力墙，合作社已将该工程承揽给被告刘啟国完成，原告的损失与合作社无关；三、合作社向承揽人刘啟国指定的施工地点并无垂直土坎，垂直土坎系承揽人刘啟国指挥挖机师傅挖掘而成，与合作社无关；四、合作社未在现场安排刘邦青工作，对现场如何施工，完全由刘啟国自行负责，不是定作人的义务；五、合作社先行垫付的100000元，要求原告返还；六、刘邦青一家为火德红镇鹊落村的农户，相关赔偿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七、刘啟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刘邦青也是合伙承揽人之一，刘邦青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但合作社认可的承揽人只是刘啟国；八、刘邦青的死因不明。被告刘啟国辩称，一、刘啟国与死者刘邦青不存在劳务关系，刘啟国与合作社就工程主体部分是承包关系不是承揽关系，但工程基础部分未形成承包关系或承揽关系。二、刘邦青是农村户口，应当按照农村户口计算相关赔偿费用。三、刘邦青死亡原因属于自然灾害，土方倒塌和修建剪力墙时刘邦青所在什么位置无关。被告刘邦前辩称，工程是刘啟国向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承包的，我只是按照刘啟国的安排找了刘邦青等人去做工，对本案不应当承担责任。五原告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1、身份证、户口簿及亲属关系调查表，欲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及与死者刘邦青的关系，刘正万生于1936年6月24日，李桂芝生于1942年7月17日。2、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欲证明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基本情况。3、刘啟国身份证，欲证明被告刘国啟的身份信息。4、户口注销证明、承诺书、收条，欲证明刘邦青死亡的事实和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已支付100000元。5、事故现场照片及视频资料，欲证明刘邦青死亡现场状况，被告存在重大过错。6、刘邦青、王庆英暂住证、就业证、银行卡交易明细，欲证明刘邦青常年在外务工，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7、证人王某、李某、刘邦坤书面证言及身份证，欲证明刘邦青夫妇自1998年起便外出务工，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8、劳动合同书、证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欲证明原告刘啟花为处理刘邦青丧事产生误工费1895元。9、接处警登记表，欲证明公安机关出警调查后认定受害人刘邦青属于务工人员，在为村上修建青蓄饲料池建设工程中被塌方当场打死。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欲证明原告及受害人刘邦青全家人只有9亩多土地，不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11、记账本、收据，欲证明原告为处理刘邦青后事，已经实际产生交通费、餐饮费等损失超过41616元。12、证人李某出庭证言，欲证明农业生产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死者刘邦青死亡前一直在外务工。经质证，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4已经证明刘邦青是刘啟国找来的工人，合作社的十万元是垫付款。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有异议，银行卡交易明细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居住证和暂住证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出具单位，记载的出生日期和姓名与原告家属刘邦青户口信息不一致，暂住证的有效期已过，无法证实刘邦青死亡前居住在当地。对证据7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不客观真实。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接处警登记表无法证实刘邦青的死因。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恰好证明原告及刘邦青系农业人口。对证据11的三性均不认可，不是合法发票，是手写单据，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12，认为证人证言部分不客观真实，证人与刘邦青存在亲属关系，证言可信度低，对证人证实刘邦青在本地务工没有异议，但不能证实其收入为200元/天，且证人没有证实刘邦青是居住在城镇。被告刘啟国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均无异议。对证据4无异议，认为刘邦青是刘啟国的合伙人。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刘邦青死亡前一年居住在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对证据7不认可。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该费用已经包含在法定应当赔偿的丧葬费中了。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刘邦青死因。对证据10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实了五原告及刘邦青属于农村户口。对证据11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2，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证人2018年未和死者在一起，不能证实死者死亡前一年居住在城镇。被告刘邦前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11，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围绕其答辩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欲证明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基本信息。2、火德红镇鹊落村民委员会证明，火德红镇财政所出具的农户领取退耕还林补贴、良种补贴等补贴的明细表，欲证明刘邦青系该村村民，常年在家务农并领取了农业补贴。3、鲁甸县公安局火德红派出所询问谭升龙、刘啟国、王庆英、杜兴武、钱文洪、康德军、毛永良笔录，欲证明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刘啟国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双方约定了安全管理、质量保证由刘啟国负担，每平方米承揽价为65元。其中谭升龙（鲁甸县工业信息商务科技局扶贫驻村工作队员）证实到“2019年8月27日中午12时，刘啟国与鹊落村党支书康德军在谈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与施工，我听到刘啟国说70元一个平方，后来康德军说65元一个平方，就达成协议……8月28日晚18时，刘啟国又来鹊落村委会，我还问刘啟国说：‘你在当地还是个小老板。’刘啟国说：‘我只是平时在周围村社承包点房子来修建。’吃饭的时候我和村委会的坐在一起，听刘啟国说工人由他去喊”。刘啟国证实“我们达成的是口头协议，鹊落村支书康德军与主任毛永良喊我到村委会，让我帮村委会修建养牛场，场地在鹊落村青山社老村公所背面山上，场地已经用挖机挖得差不多了，首先从地脚开始做，做完以后付款。我就喊刘邦青等七人从29日早上开始在施工现场扎钢筋，我因去扛材料，还没有回来就听说刘邦青被垮下来的土方打死了……是挖机挖好的场地，场地背后的土方高约5米，是自然塌方的……我联系了刘邦前、王庆英、刘啟章、刘邦青于2019年8月29日早上进入施工，工钱都是大家一起做了平分”。杜兴武（鲁甸县工业信息商务科技局扶贫驻村工作队员）证实“8月27日中午12时，刘啟国来鹊落村委会，说要承包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的青蓄饲料池，鹊落村总支书记康德军说从基础到修建完成，全部承包给刘啟国做，刘啟国说70元一个平方，康德军说65元一个平方，就达成了口头协议，施工质量和安全管理就由刘啟国负责。28日晚18时，刘啟国又来村委会吃饭，我问刘啟国现在在整啥子，刘啟国说刚在巧家马树修建完房子……8月29日，我与毛永良、谭升龙一起驾车到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看到施工工地背后的土方垮塌下来把正在扎地脚牵梁钢筋的工人掩埋了……施工工人是刘啟国喊来的”。康德军证实“我对刘啟国说：‘我们合作社就只认你，具体你要怎么做你自己做，施工安全你要自己负责’……我就对刘啟国说要好多钢筋让他算出来，他就大概算了一个给我，我们就约定第二天去修建青蓄饲料池那里。8月28日上午10点，我和他（刘啟国）在修建青蓄饲料池那里，我就对他说：‘如何放线，基础和挡墙处要怎么处理，你直接叫挖机师傅处理，你就在这里负责了。’之后我就走了”。钱文洪（鹊落村党总支副书记）证实“8月27日中午，刘啟国到鹊落村委会和支书康德军商谈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修建青蓄饲料池的事情，刘啟国的报价是70元一个平方，康德军说65元一个平方，刘啟国就答应了。康德军说合作社只针对刘啟国，施工质量与安全就交给刘啟国负责，时间是定在20天左右完工。康德军说要签一个安全协议，刘啟国说过天吧再签。8月28日刘啟国就去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指挥现场挖场地，计算钢筋用量”。毛永良证实“8月26日早上，我带刘啟国去看要修建青蓄饲料池的地方，刘啟国说要回去算了看要多少钱一个平方再回答我。27日中午，刘啟国来村委会食堂，说要70元一个平方才能做，康德军问65元一个平方能不能做，刘啟国就答应了。康德军对刘啟国说：‘我们合作社只认你，具体要怎么做你自己做，安全你要负责，工程质量你也要负责。’接着康德军就叫刘啟国预算一下钢筋要多少”。王庆英证实“（工程）是我侄儿子（刘啟国）承包过来的，所以也是我侄儿喊我们来的”。4、照片两张，欲证明工程在没有承揽给刘啟国之前，土坎是斜坡状的，不存在安全隐患，是刘啟国指示挖机师傅挖成垂直土坎的。5、证人尹某出庭证言，欲证明其之前受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雇佣负责驾驶挖机挖掘土坎，但之前挖掘出来的是有坡度、不具有危险的斜坡土坎，2019年8月27日场地平整已经结束；27日，饲料池承包给刘啟国后，刘啟国和刘邦前来放线，刘啟国指挥尹某继续将斜坡土坎挖掘成为高约5米的垂直状态。经质证，五原告对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村委会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明不客观真实；补贴花名册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刘邦青常年在家务农。对证据3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部分不认可，对刘啟国称工程是与刘邦青、刘邦前等人合伙承包的陈述不认可，其余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已经证实工程是合作社承包给被告刘啟国的，刘邦青、刘邦前等人是刘啟国雇佣做工的人，同时，该证据证实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承包关系，不是承揽关系。对证据4三性均不认可，认为拍照时间不详。对证据5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土坎被挖掘成垂直状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合作社和刘啟国均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刘啟国对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部分有异议，认可合作社与刘啟国的关系是承包关系，但不认可垂直土坎是刘啟国指挥挖机师傅挖成。对证据4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8月27日刘啟国在外县务工，不可能指挥尹某挖土坎。被告刘邦前对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刘邦青常年在外务工。对证据4、5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刘啟国为证实其答辩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身份证，欲证明其基本身份信息。五原告、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刘邦前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刘邦前为证实其答辩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身份证，欲证明其基本身份信息。五原告、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刘啟国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及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1、2、3，被告刘啟国、刘邦前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均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7、12，仅能证实刘邦青夫妇存在外出务工的情况，但证据不足以证实刘邦青死亡前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及脱离农业生产等情况，故对该三组证据部分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能够证实原告刘啟花为处理父亲丧事产生误工损失，应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能够证实事故发生后原告报警的情况，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0，能够证实原告及刘邦青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户，家中有承包土地，但不足以证实刘邦青常年居住在城镇。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因不是正规发票，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4，没有标注拍摄时间及拍摄人员，且不足以反映出土坎垮塌前后的情况，也不足以证实垂直土坎的挖掘人是谁，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5，关于合作社将青蓄饲料池的工程“承包”给刘啟国修建的证言部分，与公安机关调查的证人证言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尹某受雇的雇主是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的证言部分，因五原告及被告刘啟国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关于垂直土方是尹某受刘啟国指示挖掘而成的证言部分，因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9年8月，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预备修建青蓄饲料池，选址在火德红镇鹊落村青山社。8月27日，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刘啟国达成口头协议，将工程承揽给刘啟国施工，约定包工不包料，单价为65元/平方米。29日，被告刘啟国找来被告刘邦前、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及死者刘邦青等人负责钢筋笼架的编扎工作。当日上午11时20分，工地之前挖掘的土坎突然坍塌，将正在土坎旁施工的受害人刘邦青掩埋，致其当场死亡。另查明，原告刘啟花为料理父亲刘邦青丧事，产生误工损失1895元。2019年8月30日，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垫付给五原告人民币100000元。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一是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二是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三是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支持。一、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刘啟国及刘邦青之妻王庆英均认可工程是合作社“承包”给刘啟国做的，刘邦青等人是刘啟国雇佣的工人；同时还有驻村干部谭升龙、杜兴武，村干部康德军、毛永良、钱文洪的笔录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工程是合作社承揽给刘啟国施工，刘邦前、刘邦青等人在刘啟国的控制、监督和支配下工作，故而受害者刘邦青及被告刘邦前的雇主是被告刘啟国，刘邦前、刘邦青与被告刘啟国之前形成雇佣关系。虽被告刘啟国辩称其与刘邦青、刘邦前等人是合伙承包工程的，但其未能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同时，虽相关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中陈述的是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将青蓄饲料池整体“承包”给被告刘啟国修建，但根据饲料池的规模、工程价值及技术要求，以及根据被告刘啟国与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口头协议，被告刘啟国自行安排工作进度，自行安排施工人员，工作时间及安排较为松散，不受合作社的约束，二者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被告刘啟国在完成工程后交付工作成果给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按约定的价格（65元/平方米）领取报酬，是以特定的劳动对象和工作成果为工作内容的合同。综上，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刘啟国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的规定，构成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刘啟国辩称其与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就工程主体部分是承包关系不是承揽关系，以及工程基础部分其与合作社未形成承包关系或承揽关系的意见，刘啟国并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该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故被告刘啟国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刘啟国是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者刘邦青在施工过程中死亡，刘啟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邦前受雇于刘啟国，并按刘啟国的安排找来刘邦青等人做工，刘邦前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受害者刘邦青作为成年人，其在操作过程中应当对自己的安全尽到注意义务，但其不仅没有佩戴安全防护工具，还钻入钢筋牵梁底部进行操作，导致土坎坍塌时不能及时逃出，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在选任被告刘啟国过程中，未对其施工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进行严格审查，也未对刘啟国未给工人佩戴安全防护工具进行审查及警示。在选取修建青蓄饲料池的地址上，没有尽到安全隐患的排查和审查义务。并且，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在土坎已被挖掘为高约5米的垂直土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没有警示和阻止，存在明显过错。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本院决定被告刘啟国承担50%的责任，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承担40%的责任，死者刘邦青自行承担10%的责任。五原告要求被告刘啟国与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户口簿、火德红镇鹊落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火德红镇财政所提供的刘邦青一家领取各项惠农补贴的花名册，足以认定死者刘邦青一家系农村户籍。原告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费用，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刘邦青存在外出务工的情况，不足以证实刘邦青死亡前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及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情况，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因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故不予支持。五原告应当得到支持的赔偿为：丧葬费104077元÷2=52038.50元；死亡赔偿金10768元/年×20年+（刘正万与李桂芝的被抚养人生活费）9123元/年×5年÷5个子女×2人=233606.00元；误工费，刘啟花为料理丧事产生误工费1895.00元，应予支持；精神抚慰金酌定支持200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307539.50元，被告刘啟国承担307539.50元×50%=153769.75元；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承担307539.50元×40%=123015.80元，扣除之前被告已经垫付的100000.00元，还应赔偿23015.8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啟国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刘啟花、刘正万、李桂芝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53769.75元（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二、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赔偿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刘啟花、刘正万、李桂芝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23015.80元（扣除之前已经支付的100000.00元，还应赔偿23015.80元，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三、被告刘邦前不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庆英、刘啟章、刘啟花、刘正万、李桂芝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42.00元，减半收取5771.00元，由五原告负担3110.00元，被告刘啟国负担1478.00元，被告鲁甸聚业种养专业合作社负担118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叶 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阮朝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