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3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丹徒新区兴园路1号。法定代表人：杨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斌，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杜鹃，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林，男，1957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斌，江苏吕斌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贵林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1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斌、被上诉人刘贵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福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刘贵林承担。事实与理由：1.从证据方面看。一审判决书第四页倒数第九行开始的“陈述”属于民事证据中“当事人陈述”，形成时间在庭审后，系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核实的内容，并未经过质证。如果是刘贵林本人陈述就没有问题。2.刘贵林一审、二审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答辩意见。在二审中对案涉200万元解释为已完成的正常交易，与一审中解释完全不同，是为反言。且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嫌伪造，提供虚假证据。3.有关抽逃出资责任的认定。抽逃出资的资金转出的备注可以列明任何正常的名目，中福公司已初步举证了刘贵林存在抽逃出资的重大嫌疑，刘贵林理应提供合同、发票、收货单等资料证明该笔往来产生的真实法律关系。刘贵林完全有能力取得江苏索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坤公司）原始财务账册，而拒不提供。刘贵林始终未对债权人提出的合理怀疑履行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法院应依职权追加索坤公司为第三人，从程序上遗漏了必要第三人，导致本案事实不清。刘贵林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判决书第四页倒数第九行开始的“陈述”系刘贵林向一审法院陈述。刘贵林在一审中的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主要原因是索坤公司会计前后陈述不一致，人员变动较多造成，以二审期间陈述为准。2.本案二审期间，刘贵林对案涉200万元的后续情况作进一步举证，继续向索坤公司调取相关资料，现查明案涉200万元交易已全部完成。至于中福公司提出的买卖合同等资料，因该资料不是财务做账必须的材料，又存在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因素，刘贵林非该笔业务的经办人，难以提供也难以获取。至于索坤公司购买货物后是如何处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中福公司错误理解反言规则，一审调查的事实与二审中举证的相关事实都能证明案涉200万元是货款。3.没有法条或司法解释规定必须追加所谓的被抽逃出资的公司为第三人。4.案涉200万元是购买煤炭的货款，该笔交易是真实买卖，中福公司未举证证明刘贵林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应承担不利后果。中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贵林在6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6月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范围内，对索坤公司在（2015）京商初字第88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贵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关中福公司诉索坤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5）京商初字第8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索坤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给付中福公司货款9091410元及该款自2015年9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索坤公司向中福公司支付因纠纷产生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43069元由索坤公司等被告承担。后中福公司向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就上述判决内容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6月28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1102执1146号执行裁定书，因中福公司向该院提出了撤销执行的申请，遂裁定终结（2015）京商初字第888号案件的执行。因中福公司就上述判决内容未能执行到位，且认为刘贵林存在抽逃出资行为，遂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另查明，索坤公司于2006年5月3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该公司由刘贵林等三人发起设立，设立时注册资金为2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煤炭批发经营等。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为孟建雄（出资占60%），刘贵林时任该公司经理。根据该公司验资报告显示该公司三位发起人的200万元出资均已到位，其中刘贵林出资的60万元系于2006年5月29日缴纳至索坤公司开设的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市分行营业部的临时存款账户（账号：11×××48），其他两位股东的出资款则于2006年5月29日缴纳至索坤公司开设的中国银行镇江花山湾支行的临时存款账户（账号：40×××01）。2006年6月2日，索坤公司将60万元从其开设的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市分行营业部的11×××48存款账户转入该公司开设的中国银行镇江花山湾支行40×××01存款账户，转账原因载明为“转验资款”。当日，索坤公司又将200万元自其中国银行镇江花山湾支行40×××01存款账户汇入案外人鄂尔多斯市盛雄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雄煤炭公司）。上述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载明该笔款项转出用途为支付货款，凭证加盖了索坤公司公章、时任法定代表人孟建雄私章并有相关经办人签名。2011年6月，刘贵林将其持有的索坤公司的70万元、10万元股份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刘锐及朱俊，刘贵林自此退出该公司股东。另，就上述200万元款项转出事宜，刘贵林向本院陈述：经其询问公司原财务人员得知该200万款项账面记载为应收账款；据公司原财务人员反映，因无法联系到孟建雄，故相关煤炭购销合同无法收集并提供；经查询，盛雄煤炭公司有大量判决债务尚未履行，名下资产给各法院查封，故现对其提起诉讼已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贵林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现有查明之事实，刘贵林作为索坤公司的发起人，其已全额缴纳了出资款。中福公司主张刘贵林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有关索坤公司于2006年6月2日将200万元汇入案外人盛雄煤炭公司账户一节，首先，上述200万元转账银行电汇凭证已明确载明汇款用途为支付货款，而索坤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为煤炭批发经营等，从正常商业逻辑而言，该笔汇款应一般认定为系索坤公司在设立后正常的经营付款行为；其次，股东因抽逃出资而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本质上为侵权责任赔偿，故此时股东必须存在侵权故意即由该股东实际实施了抽逃出资行为。而现有证据表明，上述2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上记载的经办人并非刘贵林，索坤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为孟建雄，并无证据证明刘贵林参与了该笔款项的支付事宜，也未有证据显示刘贵林与盛雄煤炭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故不能认定刘贵林利用了关联关系实施了抽逃出资行为。另，并无任何证据能初步证明刘贵林存在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而抽逃出资的行为，至于是否向盛雄煤炭公司主张其权利，索坤公司有其自行处分的权利，其不主张债权并不能即推定双方之间存在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认定刘贵林已通过虚构债权债务抽回了其出资。据此，中福公司仅凭200万元出资与转账时间较短、验资和转账金额相符等相关情况即推定刘贵林实施了抽逃出资行为，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中福公司要求刘贵林因抽逃出资行为而承担在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其司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请，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福公司对刘贵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已减半收取），由中福公司负担。本案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刘贵林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索坤公司的记账凭证复印件、收款收据复印件和税务发票原件，具体包括2006年9月27日记账凭证及相应的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2006年10月31日记账凭证及相应的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应付账款明细账2张，2006年9月20日收据一张，用以证明索坤公司与案外人盛雄煤炭公司发生煤炭购销交易共2079930元，双方货物交易已全部结束，案涉200万元属于真实的买卖关系。证据2，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清单（通知书）原件，由江苏省镇江市国家税务局分别于2006年9月29日、2006年10月30日开具，证明案外人盛雄煤炭公司开具的19张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且已报税抵扣。中福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19张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排除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系各方配合制作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抵扣，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记账凭证、收款收据未能提供证据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已向江苏省镇江市国家税务局申请协助调查但无回复。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中福公司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索坤公司工商资料一份，用于证明该公司经过多次股权转让，每次转让都是根据工商资料公示的股权价值等额转让。证据2，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由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税务局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证明案外人盛雄煤炭公司开具的19张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内存在开具记录。证据3，纳税人基本情况表打印件一份，证明刘贵林身份为索坤公司财务负责人，该表格来源于江苏省镇江市国家税务局京口分局，税务部门因管理严格没有盖章。刘贵林质证意见：对证据1，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股权转让系等额交易也没有异议。对证据2，情况说明中发票代码等信息与刘贵林提交的19张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致，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表格是一个打印件，没有相关机构加盖印章，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追加索坤公司为第三人；二、本案能否认定刘贵林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不应追加索坤公司为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是指，诉讼的判决或调解书认定的事实或结果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第三人的民事权益或者法律地位。本案中，中福公司诉索坤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已由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已明确索坤公司的付款义务。本案认定的事实或处理的结果，不会影响到索坤公司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未追加索坤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股东出资后，该出资的财产权就属于公司所有，股东抽逃出资实质上是侵犯公司财产权，属于侵权行为，同时也损害了公司其他守约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其他股东实施了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根据索坤公司工商注册信息、验资报告及银行转账记录，该公司由刘贵林等三人发起设立，设立时注册资金为200万元，刘贵林出资60万元并已全额缴纳，在刘贵林获得股权的同时，索坤公司也取得了支配该部分财产的所有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孟建雄时任索坤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大股东，是公司资产的控制人，案涉2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加盖了索坤公司公章、孟建雄私章并有相关经办人签名，但该经办人并非刘贵林，无证据证明刘贵林参与了该笔款项的支付事宜。另外，也未有证据显示刘贵林与盛雄煤炭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能证明刘贵林对索坤公司有控制地位，故不能根据上述转款的事实就推定刘贵林参与实施了转款的行为。刘贵林虽然是索坤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但对案涉200万元转款作出合理解释的义务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孟建雄承担为宜，中福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刘贵林与孟建雄存在共同故意，或者有协作、帮助等行为。其次，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刘贵林虽然在一审、二审中对案涉200万元的陈述存在不一致，因其一审中的陈述明确表述为转述，两次陈述均表示不承认抽逃出资，前后的诉讼行为并不矛盾，且其为证明二审陈述的事实，进一步提供了记账凭证、收款收据和税务发票等予以证明。再次，增值税发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刘贵林为证明索坤公司与案外人盛雄煤炭公司存在真实交易，提供了2006年9月盛雄煤炭公司开出的相应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依据刘贵林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清单（通知书），进一步证明了索坤公司于2006年9月、10月已取得上述发票，并向国家税务机关报送认证与抵扣，而中福公司也未能提供反驳证据。综上，在无其他证据辅以证明的情况下，本案认定刘贵林对索坤公司抽逃出资的事实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中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圣斌审判员  刘 芸审判员  缪 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陆奕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