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2民终16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德富，男，1953年2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安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茂东，男，1978年10月25日生，汉族，司机，住安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杰，黑龙江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龙，男，1976年10月10日生，汉族，个体，住黑龙江省安达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淑华，女，1976年4月14日生，汉族，住安达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波，安达市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付。法定代表人：林树民，职务村主任。上诉人孙德富因与被上诉人刘晓龙、原审第三人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2019）黑1281民初1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德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黑1281民初192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项内容;二、请求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没有查清，对查清的内容却未依法认定。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刘晓龙的父亲（刘云山已故）在1990年与上诉人双方签订《房屋土地转让协议》的事实没有依法认定，如果争议土地仅由上诉人代耕，不是合法转让取得的，从1990年至2017年，被上诉人不可能不向上诉人主张返地，也不可能放弃由上诉人受领的粮补及直补款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是代耕或耕种明显不符合正常逻辑推理；2.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第三人同意继续由上诉人承包土地是本案不争的事实，第三人已将争议土地受让方确定为上诉人并将该事实记入村土地台帐，并向上诉人收取各项税费，上诉人办理粮补、直补。一审法院没有查明；3.一审庭审中,第三人联合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2019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本合同自签字之日生效原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一律无效。足以证实：该村委会与上诉人存在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一经订立的合同即成立且生效，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权擅自单方解除。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2019年土地合同之前，于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与第三人已形成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持有的合同效力优先于此后所签的合同等事实;（二）一审法院定案证据严重不足。1.第三人为被上诉人参加应诉活动而临时炮制的数份所谓“证明”、“会议记录”及“农村土地承包登记簿”台账证据，无论在实体、形式上均存在严重违法问题，但是被一审法院全部采信，但是在判决书中未说明理由，导致一审定案证据不足;2.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虚构的事实予以认定，全面否认了上诉人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至2017年12月31日的事实;（三）上诉人取得的2007年12月31日安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违法不予采信，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该规定不难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法成立而产生的，其属于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事后确认，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被宣告无效之前，该证据具有证据优先性。一审法院仅凭理论分析推导，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否认上诉人合法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判案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予纠正或发回重新审理。一审法院判决书未体现双方当事人各自举证证据，以及证明的问题，对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已经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及证明效力，以及是否采信及理由，在法律文书只字不提且不说明理由。一审判决书显示代表第三人出庭的林树民为村主任。但实际林某一直是联合村村支书，未担任村主任职务。其无权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村委会出庭应诉。一审法院办案程序存在错误。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未出庭未答辩。孙德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晓龙、崔淑华返还孙德富土地26.5亩，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晓龙、崔淑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晓龙与其父亲刘云山（已逝世）均系联合村村民，分有土地24.7亩。1990年刘晓龙的父亲刘云山将联合村房屋以13,000.00元的价格卖给孙德富，案涉土地由孙德富耕种，直补款由孙德富领取，孙德富继续耕种到2018年。另查明，孙德富系文化村村民，在文化村享有土地。在未经联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给孙德富。后经调查核实，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4月16日将案涉24.7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簿”予以更正，该24.7亩土地转回原地主刘晓龙及其家庭成员名下，并与刘晓龙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合同期限：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案涉土地交与刘晓龙耕种。一审法院认为，案争议的焦点是孙德富的诉讼请求是否合理。孙德富购买刘晓龙父亲刘云山（已逝世）房屋，并耕种其24.7亩土地，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给孙德富。后经调查核实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4月16日将案涉24.7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簿”予以更正，该24.7亩土地转回原地主刘晓龙及其家庭成员名下，并与刘晓龙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案涉土地交与刘晓龙耕种。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模式采用了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农户取得土地经营权的途径是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而不是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故孙德富的诉求刘晓龙、崔淑华返还孙德富土地26.5亩，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法承包》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孙德富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晓龙、崔淑华是否应将涉案土地返还孙德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本案中，在1990年，刘晓龙的父亲刘云山将房屋以13000元的价格卖给孙德富，案涉土地由孙德富耕种，直补款由孙德富领取。虽孙德富已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孙德富拥有两份地（孙德富自身分的土地和涉案土地）的其中一份案涉24.7亩土地收回。2019年4月16日安达市老虎岗镇联合村村民委员会将案涉24.7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簿”予以更正，该24.7亩土地转回原刘晓龙及其家庭成员名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孙德富在庭审时未举出与刘云山签订的合同，未能证实涉案土地非零流转，且刘晓龙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案涉土地已交给刘晓龙耕种，孙德富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德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孙德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久华审判员  付振铎审判员  吴 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陆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