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7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双林，男，1988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河北省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小咏，唐山市丰润区爱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志国，男，1976年3月21日生，满族，住河北省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河北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双林因与被上诉人侯志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3民初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双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小咏、被上诉人侯志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双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服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3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本案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涉案金额颇多，案件伊始就应按照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却两次开庭适用不同程序审理，且简易程序审理部分双方争议较大，未能对该部分达成一致，一审法院应当按照普通程序重新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未组成合议庭，采取独任审理的方式审理此案。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审理不清。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承诺书》和《工程分包协议书》内容视而不见、完全否定，无视当事人双方已生效约定。对事实审理不清。2016年10月2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工程分包协议书》，其中第五条第2款及第3款约定了工程款结算方式。上诉人已经按照该协议第五条第2款结算了部分工程款，剩余款项应按照第五条第3款约定结算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销售楼房后以售房款结算被上诉人剩余款项。2018年2月5日被上诉人做出《承诺书》，剩余工程款项由被上诉人与开发商以楼房顶账，由被上诉人自行解决剩余工人工资。以上约定、承诺均是当事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生效要件且双方无违约情形，仍在履行期间。现被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公然违反约定和承诺，侵害上诉人的期限利益。依《物权法》、《合同法》规定，不动产合同生效不以不动产过户登记为要件。上诉人未给被上诉人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能认定上诉人对双方约定及承诺履行不能。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承诺书》无法实际履行是想当然、硬搬硬套并无实质证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又当庭补充如下：上诉人并非本案一审的适格被告，是实际施工人刘庆忱的打工者。一审刘庆忱已经出庭作证是实际施工者。本案主体不适格，一审被上诉人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诉讼请求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以《承诺书》房产不能过户为由提起的诉讼请求违反了《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其《承诺书》以楼房抵顶其劳务费依法有效，不以楼房是否能登记过户为要件，至于以后如何取得房产证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侯志国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上诉状中提到的被上诉人姓名、判决书出具的法院名称均与答辩人收到的一审判决书中记载的内容不符。为此，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没有对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冀0203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冀0203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二、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一开始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正确，在诉前调解时上诉人本人对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的数额及被上诉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并没有异议，只是对给付的时间及条件及给付主体有异议，为此，一审法院开始适用很简易程序并没有错误。第一次开庭后，上诉人及案外人刘庆忱提交证据，法院按照法律规定让上诉人对案外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法院多次电话通知上诉人来质证，上诉人以在外地为由不能及时到法院核实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法庭将简易程序更改为普通程序，以开庭传票的形式向上诉人送达开庭及质证时间才有了第二次开庭。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在程序上没有任何违法之处。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在《工程分包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了余款结算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销售楼房后结算，但这种约定不具备实现的条件。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不具有销售楼房的资格，他们只是建筑商和劳务承包者，都没有权利销售楼房；另外，直至现在所约定的楼房没有经过验收不具备出售条件。被上诉人虽然在《承诺书》中作出承诺同意剩余工程款用楼房顶帐，但这份《承诺书》真实的目的是被上诉人承诺不再以上访和信访的方式而催要劳务费，并且这个承诺是被上诉人单方做出的，并没有和甲方（开发商）签订顶账协议，对顶账楼房的面积、单价、平米等均未做约定，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所承诺的楼房不具备房屋过户条件，为此被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拖欠的劳务费及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针对上诉人的补充答辩如下：根据合同法相对性的原则，劳务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字形成的，被上诉人是劳务合同的承包方，上诉人是劳务合同的发包方，被上诉人实施了劳务，上诉人作为合同的发包方就应该承担支付劳务费的义务，因此，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被告主体适格。被上诉人一审中所提交的工程劳务内部承包协议书、完工证以及架子工班组所领取的工资证明足以证实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220765元的劳务费。侯志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22076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7日，原告侯志国（乙方）与被告田双林（甲方）签订《工程分包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将唐山市丰润区韩城镇富星园小区二期项目中的501-506号楼的架子工程分包给原告，协议第五条结算付款方式约定：“……2、劳务费的支付：结构封顶时，甲方在总包方拨款时根据乙方的总工程量给予工程款的75%-80%进行支付，在总包方没有拨款期间，乙方生活费、材料费等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解决。3、剩余工程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后与甲方一起销售楼房……”。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施工，除合同之内的501-506号楼外，还有合同之外的507-508号楼。2017年11月30日，原告施工完毕，被告为原告出具完工证一份，总价款为1086765元。2018年2月5日，原告签订《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我侯志国身份证……负责的唐山市××镇工程施工……剩余工程款292765元，剩余工程款由我和甲方顶账楼房后，由我自行解决剩余工人工资，保证发放到我班组每位工人手中，如因农民工工资发放不到位或处置不力，导致农民工有不同形式的上访、闹访、集体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我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诺书》签订后被告又给付原告部分工程款。原告称上述承诺书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的，如果不签字就不给钱，被告在承诺书签订后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可以证明上述事实。原、被告均认可《承诺书》中的甲方指的是开发商。截至2018年3月27日，被告共给付原告劳务费866000元，尚欠220765元。被告对拖欠原告劳务费数额无异议，但主张是给老板刘庆忱打工，是刘庆忱欠原告钱，被告只是涉案工程现场负责人，是代表刘庆忱与原告签订的《工程分包协议书》，被告对其上述主张提交《买卖合同》和《丰润区熊张庄宏利建筑器材厂租赁合同》、刘庆忱的银行流水和现金支领凭单复印件予以证实。银行流水显示自2017年9月起刘庆忱有向原告的转账记录，但也有向被告的转账记录。现金支领凭单显示自2017年5月起原告支领工人生活费共计570000元，支领凭单没有记载从谁处支领，也未加盖任何单位印章。上述合同被告签字的地方同时也有刘庆忱的签字。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工程分包协议书》、《完工证》、《架子工班组工资明细表》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但被告田双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小咏在第二次开庭时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被告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交：1、《人工工资支领单》，内容为：“架子工班组班组长侯志国在××区二期工程工地作业，支领架子工班组人工工资100000元，班组长侯志国保证该人工工资全部发放到该班组所有工人手中，如未发放到位，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支领人侯志国承担”。2、侯志国于2017年11月5日出具的收到工人生活费2万元的证明。上述证据均有刘庆忱的签字。被告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被告并非实际施工人，被告签订《工程分包协议书》是职务行为或被授权行为；原告收到工人的生活费，保障发放到工人手中，原告无权在本案中代表众人行使诉权。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原告解释涉案工程是自己找人施工的，工人的工资由原告支付。截至开庭时被告陈述涉案楼房尚未验收，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经向案外人刘庆忱核实相关情况，刘庆忱陈述：对本案原告提交的完工证和架子工班组书面材料、被告提交的合同和工资明细表中的刘庆忱签字均认可是其本人签字，对被告提交的刘庆忱银行流水及现金支领凭单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主张钱不是刘庆忱支付的，是借给原告的，涉案工程是王德存找到刘庆忱让干部分劳务，工地干活刘庆忱说了算，刘庆忱找到被告让被告负责涉案工地现场施工，被告是打工的，刘庆忱是被告现场管理的老板。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拖欠原告劳务费220765元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工程分包协议书》虽约定了剩余工程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后与被告一起销售楼房，但内容约定不明确，且截至开庭时仍未验收。原告虽在《承诺书》中作出承诺同意剩余工程款用楼房顶账，但因被告未给原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致使《承诺书》无法实际履行，原告的债权无法实现，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拖欠劳务费22076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的诉请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田双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侯志国拖欠劳务费220765元，并以220765为基数自2019年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11元，由被告田双林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1、是否应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是否应当驳回被上诉人要求给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劳务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后经双方签字成立，上诉人是劳务合同的发包方，被上诉人是劳务合同的承包方，双方均应当受此合同约束，严格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被上诉人已经实施了劳务，上诉人作为合同的发包方就应该承担支付劳务费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所提交的《工程劳务内部承包协议书》、完工证，以及架子工班组所领取的工资证明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20765元的劳务费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上述诉请并非劳务费而是剩余工程款，而剩余工程款应当按合同约定用楼房顶账并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为证。对此，被上诉人不予认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是涉案房地产劳务承包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均不具有销售楼房的资格，没有权利销售楼房。第二，双方所约定的楼房是否五证齐全，是否经过验收具备出售条件，上诉人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双方就涉案楼房的每平方米的销售价格并未做出明确约定，上诉人虽然陈述其他劳务承包方均按每平方米2500元的价格抵顶，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以楼房抵顶劳务费的条件并不成熟，对于以房抵账的承诺至今亦不能履行，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因上诉人对所欠劳务费的主体及数额均无异议，原审起初按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后来上诉人及案外人刘庆忱提交证据，原审法院认为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按普通程序作出判决，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田双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11元，由上诉人田双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海双审判员 周 丽审判员 安丽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