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2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彦春，男，197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震宇，山东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宇，男，199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波，山东法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菊强，山东法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彦春因与被上诉人刘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彦春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债权转让，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所用的转质押合同来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未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收据及其他交付手续认定采纳，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遗漏双方均认可的重要证据。2.原审法院认定转质押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认定无效，无事实依据，法律适用错误。且原审法院认定过错比例不当，未对刘宇从事的行业予以确认，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王彦春从业证据来证实王彦春的过错比例。3.民间借贷设置车辆质押非常常见，那么这样的借条就不能转让了吗？随借条存在的质权就不能转质吗？原审法院认为允许这样的交易行为会扰乱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秩序是没有根据的。4.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后，只要求上诉人返还相应款项，却未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债权转让手续，上诉人无法向黄有兵、曾祥明主张自己的债权。刘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依法予以维持。双方之间是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确认无效的判决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导向，一审判决应依法予以维持。刘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2.王彦春返还购车款16.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6.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8月25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5日，王彦春（甲方）与刘宇（乙方）签订《车辆转（质）押协议》，约定甲方将车主质押于甲方处的宝马车皖Ｐ×××××转质押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6.5万元。同日，王彦春向刘宇交付车辆，刘宇向王彦春交付车款16.5万元。2019年2月27日，涉案车辆被广德县人民法院扣押。另查明，皖Ｐ×××××号宝马车车主为曾祥明。2014年10月24日，曾祥明因向黄有兵借款，将车质押给黄有兵，约定2015年4月24日偿还借款、归还质押车；因曾祥明到期不能还款，黄有兵以15万元的价格将债权及该债权上的质权一并转让给王彦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点：一是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的合同性质如何认定；二是原告主张合同解除应否支持；三是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应如何处理。关于焦点一，涉案合同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名为转押实为买卖，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不符合转质押的条件。转质押指的是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为担保自己的债务，以其所占有的质物，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行为。本案中，在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前，王彦春、刘宇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无需将涉案车辆质押给刘宇作为债务履行担保，故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转质押合同关系。二是不符合债权转让的交易规则。王彦春主张本案为债权转让。债权转让为主合同，质押权转让为从合同，一般的债权转让需对主合同详加约定，至于从合同只需在主合同附加即可，但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涉及的内容仅为质押车辆，并无主债权转让的任何内容，可以判断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并不是进行质押权从权利的转让，而是进行涉案车辆的买卖。三是从王彦春的交易习惯分析更符合二手车买卖的特征。从刘宇提供的王彦春微信朋友圈记录来看，王彦春在微信朋友圈大量介绍类似于本案的质押车辆，虽冠以债权转让的名义，但详细情况均介绍的是车辆的品牌、使用时限、性能、内饰、外观等信息，而并无债权转让的内容，其实质为买卖质押车辆。综上，刘宇与王彦春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买卖二手车，而非车辆转质押，故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理由有三：一是本案已丧失合同解除的前提，本案合同权利义务早已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前，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尚未终止的；合同解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才因合同的解除而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尚未终止，应当是当事人主张解除权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主张解除权时，合同权利义务已因其他情形而终止，比如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那么当事人所主张的解除权也就失去了适用的前提。本案中《车辆转（质）押协议》标的物为动产车辆，通过约定的形式排除了一般买卖合同中出卖方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及质量担保义务，出卖方的合同义务是交付车辆，买受人的合同义务是交付价款，双方的约定合同义务已于2018年8月份完成，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也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而终止，原告于2019年5月份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已经不具备合同解除的前提。二是原告主张的法定解除权不成立。原告主张因被告原因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主要有三种：不可抗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本案中，涉案车辆被法院扣押，显然不属于不可抗力；王彦春早已于2018年8月份双方签订合同时交付车辆，不属于迟延履行债务；《车辆转（质）押协议》中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并非车辆真正所有者，刘宇也在协议、收据中备注“本车是被法院查封保全车，此情况王彦春已如实告知，被法院拖走，愿自行承担后果”，根据以上约定，出现涉案车辆被法院扣押，是在双方约定范围内的，不宜认定为王彦春违约，故对原告所主张的法定解除权，不予支持。三是合同解除不能对双方当事人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作出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便在不考虑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依据以上司法解释，以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为由，支持原告主张的法定解除权，但就合同解除的后果而言，以上法律、司法解释均未能对双方均存在过错的情形作出规定，即只能评价出卖人的过错行为，而不能评价买受人的过错行为，对出卖人明显不公平。关于焦点三，涉案合同如何处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应确认无效，主要理由有三：一是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出卖人利用买受人贪图便宜的心理，引导买受人签订车辆转押协议，但出卖人并不能向买受人转移车辆所有权，而只能是质押权，故其行为实质是以转押的形式掩盖非法的二手车买卖事实，应对车辆转押协议确认为无效。二是确认合同无效比解除合同具有更强的社会价值导向意义。通过相关案例统计，近几年，类似于本案以质押车辆从事二手车买卖的现象，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上大量存在，且在车辆被第三方主张权利而致使买受人丧失车辆实际控制权时，部分买受人选择起诉维护自身权益。人民法院司法裁判具有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维护合法公平竞争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和效率的社会价值。本案中，涉案当事人以质押车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此类名为转质押实为买卖的非法行为大量存在，扰乱了正常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秩序，对合法经营二手车买卖的不特定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若认定以质押车辆作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有效，而支持买受人解除合同，则会对该类行为予以默认，未发生纠纷前与一般的二手车买卖无异，但内在固有的交易风险却无法根除，给市场交易安全造成了严重的隐患。确认涉案合同无效，不仅是司法对该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更是对合同双方缔约行为的社会价值作出的否定性评价，较解除合同更有利于引导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三是确认合同无效可对双方当事人的过错予以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王彦春作为出卖人，对不具有所有权的质押车进行买卖，属于扰乱二手车交易市场秩序的行为，主观过错大；刘宇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购买车辆，贪图便宜，对签订合同、购买车辆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王彦春、刘宇的过错责任比例按7:3为宜，王彦春应当返还刘宇70%的购车款。综上，本案《车辆转（质）押协议》名为转押，实为买卖，该协议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王彦春、刘宇均有过错，王彦春应当承担70%的过错比例，返还刘宇购车款1155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王彦春、刘宇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为无效合同；二、王彦春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宇购车款115500元；三、驳回刘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7元，减半收取1854元，由刘宇负担556元，王彦春负担1298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车辆转（质）押协议》符合二手车买卖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其实质为买卖质押车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车辆转（质）押协议》中明确约定，王彦春与刘宇双方并非车辆真正所有者，刘宇也在协议、收据中备注“本车是被法院查封保全车，此情况王彦春已如实告知，被法院拖走，愿自行承担后果”。由此可知双方均知道涉案车辆是被法院查封保全的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车辆被法院查封，不得进行买卖，以此王彦春与刘宇之间的买卖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车辆转（质）押协议》无效。关于一审判决对合同认定无效后双方过错的划分，系一审法院综合各方情况予以酌定，本院认为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彦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0元，由上诉人王彦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琦审判员 邵佳宁审判员 高国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张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