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民终10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李忠，男，196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金美勤，女，196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康年，浙江衡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薛文灿，男，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忠、金美勤为与被上诉人薛文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8）浙0502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忠、金美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康年、被上诉人薛文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完毕。 上诉人李忠、金美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浙0502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薛文灿的诉讼请求，支持李忠、金美勤的反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薛文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错将计算结欠款项截止日混同于李忠签字日。2014年至2015年底，李忠、金美勤共结欠薛文灿1712108元（双方同意“抹零”后为170万元），双方均无争议。一审判决并未认定2015年12月31日后双方发生过交易，因此无论李忠何时签字，2015年底均结欠170万元。一审认定2016年5月12日李忠二人结欠170万元，系误将计算结欠款项截止日混同于李忠签字日。二、一审对李忠已支付货款金额认定错误。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6月13日，李忠共向薛文灿支付756000元，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一审判决仅认定456000元。三、李忠通过银行和微信转账给张某2的112000元、110000元，一审未予以认定。四、李忠通过银行转账给姜某的42680元和10920元，共计53600元，应认定为支付货款。姜某一直以薛文灿“老婆”的身份从事经商活动，薛文灿自认的三份退货单据有两份为姜某签收，因此可以认定姜某是薛文灿的代理人。五、一审认定的退货金额有误。张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交代在总货款中应“去掉退货款24万元”，但一审仅认定了薛文灿自认的37886元。六、一审未认定薛文灿以服装抵债方式收取货款人民币36255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薛文灿存在以服装抵债方式收取货款人民币362550的事实。其中，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其向薛文灿发货服装297000元，但一审并未采信。综上，李忠已向薛文灿支付货款共计2360975.50元（不包括以服装抵货款部分）。李忠除归还货款外还多付660975元。七、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未能适用相关金融、电子商务签名等法律法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薛文灿辩称：一、由于会计原因，欠条中未将2016年2月后的付款情况予以列明。该份欠条实际付款情况至2016年5月12日止。双方在2016年5月12日对账，但至5月的付款情况不予确认，不符合逻辑。欠条中的表格显示的李忠、金美勤的付款时间至大年三十止。考虑到欠条反映的李忠、金美勤付款以及结欠情况，结合汇款情况，对原审所判决日期无异议。二、张某2的汇款明显涵盖其所有收款。张某2的询问笔录反映其有时会提前出具收条。张某2汇至其账户资金远远没有59万元。李忠、金美勤将收条与回款记录重复计算才凑成所谓的1017000元还款事实。三、李忠支付给姜某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四、以货抵债应有双方合意或相关书面合同进行确认，本案中并未有该情况。五、根据织里交易习惯，一般不会由退货方出具购买单。双方之间的经营是由物流发货，金美勤或李忠签字确认。薛文灿提供的2016货物往来送货单也能证明此情况。双方的视频对话能反映双方欠款事实及大致欠款金额，与张某2的证人证言部分吻合。 薛文灿一审诉讼请求：1.李忠、金美勤支付薛文灿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货款合计769716.28元；2.李忠、金美勤支付薛文灿逾期付款利息239563.89元（2014年和2015年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算，2016年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算，按年利率6%暂计算至2018年3月1日止，要求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3.本案受理费由李忠、金美勤承担。 李忠、金美勤一审反诉请求：1.薛文灿返还李忠、金美勤货款人民币982817.50元；2.本案反诉受理费由薛文灿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6日，薛文灿与李忠、金美勤之间长期存在布料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5月12日，经双方对账，确认李忠、金美勤结欠薛文灿货款1700000元整。嗣后，李忠向薛文灿支付货款456000元，金美勤向薛文灿支付货款289000元。期间，薛文灿还委托张某2向李忠、金美勤催款，张某2分别于2017年10月11日出具100000元收条、于2017年11月30日出具300000元收条、于2017年12月7日出具100000元收条、与2017年12月23日出具50000元收条、于2018年1月4日出具240000元收条、于2018年1月6日出具5000元收条，即合计出具795000元收条。另查明，李忠、金美勤向薛文灿退货合计37886元。现薛文灿以李忠、金美勤未能按约支付货款为由，诉至该院，要求李忠、金美勤支付货款769716.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李忠、金美勤以多付货款为由提起反诉，要求薛文灿返还多付货款982817.50元。 一审法院认为：薛文灿与李忠、金美勤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对薛文灿主张的2014年和2015年的货款，薛文灿、李忠、金美勤于2016年5月12日确认：2015年总货款为2982558元，2014年余款为289550元，截至2016年2月6日李忠已付款1560000元，尚欠薛文灿货款1712108元（2982558+289550-1560000），庭审中薛文灿认可减免零头，即自认李忠结欠货款1700000元。对薛文灿主张的2016年的货款，李忠、金美勤方不予认可，薛文灿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如其有新证据可另行主张。对李忠主张的2016年1月20日起至2017年7月22日期间支付的796000元货款，实际金额为766000元，其中2016年1月20日至2月7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期间支付310000元已涵盖在双方于2016年5月12日的对账单里，属于重复计算，该院不予支持。故该院确认其中456000元系支付案涉货款。对金美勤主张的2016年2月20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支付的289000元货款，庭审中薛文灿对该笔款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院认定该笔款项系支付涉案货款。对李忠、金美勤主张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6日期间支付的1017000元，该院认定张某2出具的收条系其收取李忠、金美勤转账、现金后的确认，故认定张某2出具的收条载明的金额795000元为李忠、金美勤的付款金额。对李忠、金美勤主张的245375.50元的退货款，薛文灿自认收到退货金额为37886元，对于其余款项，李忠、金美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认定李忠、金美勤的退货款金额为37886元。对李忠、金美勤主张的以服饰抵债的362550元款项，该院认为李忠、金美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薛文灿交付涉案服装，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一致确认抵债金额为362550元，故对李忠、金美勤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李忠主张的支付姜某的50920元货款，薛文灿不予认可，该院认为该份证明不能单独证明李忠的主张，故对李忠的该项意见不予支持。对薛文灿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的利息损失，在核准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该院认定李忠、金美勤累计付款结为1577886元，尚欠薛文灿货款12211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一、李忠、金美勤支付薛文灿货款122114元，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1221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自2018年3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薛文灿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忠、金美勤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李忠、金美勤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149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6497元，由薛文灿负担9697元，李忠、金美勤负担6824元；反诉受理费13628元，减半收取6814元，由李忠、金美勤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李忠、金美勤提交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对李忠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用于证明薛文灿以买卖为名，强行向李忠、金美勤要债，且张某2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抢夺汽车）。 被上诉人薛文灿质证如下：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待证事实。 被上诉人薛文灿申请证人姜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姜某收款的相关情况。证人姜某陈述：2016年4月27日李忠汇给其的53600元是其与李忠的业务往来，与薛文灿无关。案涉退货划码单中23126元这张上的送货人处是其所签。当时薛文灿不在，货没地方放，所以放在其店门口。薛文灿未委托其收款。薛文灿与其并非夫妻关系，也没有一起合伙做生意。 李忠、金美勤认为证人姜某的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姜某是代理薛文灿开店的。 薛文灿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另，根据李忠、金美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依职权调取了财付通实名认证信息、微信绑定的手机号信息及微信交易证明。 上诉人李忠、金美勤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可以证明李忠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张某211万元。被上诉人薛文灿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微信转账金额已涵盖在张某2出具的收条中，不应重复计算，且相关微信截图在一审中已提交。 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李忠、金美勤提交的询问笔录系李忠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其内容为李忠反映张某2有暴力讨债及将其车辆拿走等，未涉及本案讼争的结欠货款数额及货款支付情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人姜某的证言及财付通认证信息、微信绑定手机信息及微信交易证明，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忠、金美勤是否结欠薛文灿货款及结欠的金额是多少？ 首先，关于双方对于货款结账的款项截止日期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确认案涉欠条就是双方对账形成的《2015付款记录》（以下简称“付款记录”）。上诉人李忠主张该《付款记录》对账结论余款170万元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认为截止时间是2016年5月12日。二审调查中，上诉人李忠认可《付款记录》第二页上的签名及落款时间“2016年5月12日”为其所写。本院认为，根据李忠签署该《付款记录》的时间为2016年5月12日，《付款记录》中的核账内容为2014年、2015年的结欠货款，《付款记录》中的表格所列的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月6日（即为农历腊月廿八、除夕前一日）等情况，原审认定的该次对账截止时间为2016年2月7日（农历年底）较为合理。上诉人李忠提出该对账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与该《付款记录》载明的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月6日不符，而若认为最后一笔付款时间2月6日指的是“2015年2月6日”亦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付款情况不符，故根据该《付款记录》内容可以认定该结欠余款170万元已将2016年1月至2月7日之间的付款予以扣除。原审认定的双方对账截止时间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认为对账截止时间应为2016年5月12日，《付款记录》未将2月7日之后的付款情况予以记入，故该意见亦不能成立。上诉人李忠虽提出其签署《付款记录》时吸了薛文灿给的香烟，当时神智糊涂，但又称其记得当时在其签名上方不存在“账已对清……布款壹佰柒拾万元整”等书写内容，其陈述前后矛盾，且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李忠、金美勤已支付的货款金额。1、关于李忠主张应将2016年1月20日起至2017年7月22日期间其支付薛文灿的796000元货款在欠款总额中扣除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根据该《付款记录》可以认定李忠和薛文灿双方对于2016年2月7日前结欠的货款已作结算，确定结欠余款170万元，该结欠余款170万元已将2016年1月至2月7日之间的付款予以扣除。故原审在认定双方结欠数额为170万元的基础上，仅对2017年2月7日之后李忠支付给薛文灿的支付的货款予以扣除并无不当。2、关于李忠、金美勤主张在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6日期间通过张某2支付薛文灿货款1017000元，包括银行转账的11.2万元、微信转账的11万元和现金交付的79.5万元（即张某2出具收条的79.5万元）。薛文灿则称张某2出具的收条涵盖其所有收款，张某2有时会事先出具收条，张某2仅认可收到59万元，其收到的货款也不到59万元。本院经审查查明：李忠、金美勤提交的收条内容载明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1月6日张某2共收到李忠、金美勤79.5万元，但未明确收到的钱款是现金还是转账交付。李忠、金美勤提交的个人账目明细、微信支付记录及二审期间调取的财付通认证信息、微信绑定手机信息及微信交易证明可以证明在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1月6日，李忠、金美勤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张某211.2万元、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张某211万元。李忠、金美勤在一审中提交的公安机关对张某2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张某2陈述其每次收钱都有打收条。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时称，其出具的借条中既包括现金也包括转账。本院认为，综合在案证据显示：张某2出具收条的时间段与其收取转账款项的时间段重合；部分转账日期即是收条出具日期，也有转账金额与收条金额相同的情况，结合收条内容及上述转账特征，张某2出具的收条金额涵盖转账金额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而李忠、金美勤所称收条仅指现金交付款项，不符常理。故对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3、关于李忠主张通过姜某转账支付给薛文灿货款53600元的问题。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往来明细仅能证明其汇到姜某账户53500元，未显示汇款用途，不能证明系用于支付薛文灿货款。二审中，证人姜某出庭证明，该53500元转账系其与薛文灿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李忠无关。上诉人对其主张的支付53600元货款的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相关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退货金额问题。上诉人提交退货划码单、公安机关对张某2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其向薛文灿退货24万元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划码单中仅有一张3234元的有薛文灿的签字确认，另有两张有“姜某”签名的（金额分别为23126元和11526元），其余的划码单或无人签名确认或签名的人为“邰圣贤”。薛文灿仅认可其中3张划码单共37886元的退货金额。2、上诉人提交的证人张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载明，公安人员询问张某2欠款单金额与薛文灿移交给其账目数额差别时，张某2称是“去掉退货款24万元和薛文灿移交之前收到金美勤50万元左右的现金，所以真正移交到其手上的债务是122万元”。从该笔录内容看，张某2陈述的退货款24万元是在其接受债务移交之前的情况，而非其亲历的事实。在本案一审中，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时回答被告代理人问题时称，笔录中讲到的退货24万元是其转述被告所讲。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退货24万元的事实。原审按照薛文灿的自认认定退货金额为37886元，并无不当。 最后，关于以服装抵债362550元的问题。上诉人提交发货单，并申请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以证明以服装抵债事实。本院审查认为：1、上述发货单中均无薛文灿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薛文灿收到相应货物的事实。2、证人张某1在一审出庭时仅称金美勤从其店中拉了297000元货物，并称该批货物要抵账给薛文灿，但其并不清楚这些货物拉去的地点，而且送货的人也没有回单。3、被上诉人薛文灿否认上述抵债事实。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以货抵债事实。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忠、金美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97元，由李忠、金美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 敏 审判员 周 晓 审判员 江啸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刘甜甜 书记员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