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民终2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握玺，男，199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修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江西法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茹，江西法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邹强，男，199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修水县。原审被告:周飘，女，199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修水县。被上诉人阮邹强与原审被告周飘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以力，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握玺因与被上诉人阮邹强、原审被告周飘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4民初2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握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定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200万元借款本金；二、认定一审判决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80万元为利息；三、判决被上诉人偿还其他借款54.7132万元（其中刷信用卡7.0358万元及分期利息、花呗6.5917万元及其分期利息、支付宝16.1300万元、微信转账24.9557万元）；四、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以“原告借给被告的巨额资金是从其他人处有偿借款而来，再以高利息转借给阮邹强牟利，并非为其自有资金”为由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而转贷牟利实属认定错误。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资金80%来自于上诉人的家人，20%来自于朋友，并不是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且有息借款系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2、一审法院以上述事实认定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判决双方借贷合同无效属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的借贷行为不符合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转贷牟利的条件，借款利息是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共同约定，依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3、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归还的部分信用卡款项认定为本金在借款抵扣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款途径和借款金额存在问题。1、案涉借款途径有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花呗、信用卡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称通过微信、支付宝、花呗、信用卡等借款的现实给付及约定利息等无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当庭提出有手机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在案，由于被上诉人不配合无法有效对账。2、借款金额：上诉人的信用卡长期由被上诉人持有，使用金额为7.0358万元，上诉人通过支付宝向被上诉人转账共计16.13万元、通过微信转账共计24.9557万元，通过花呗转账或扫码共计6.5917万元，上述借款共计54.7132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共计484.35万元，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归还借款共计411.6158万元，上诉人对于双方转账的金额予以认定，但对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向原告偿还的411.6158万元均应认定为偿还本金”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款项中有约80万元是支付利息。被上诉人阮邹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理由：一、关于借款合同效力问题。上诉人的放高利贷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分割了公共利益，不应当纵容更不应当提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正确。二、关于利息问题。基于借款合同无效，以及利息约定不明且无法计算，到目前为止，上诉人都不能就其利息主张作出明确的说明以及提供充分的证据，所以上诉人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应被支持。三、关于借款金额以及刷信用卡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还有其他借款54.7132万元，因其一审时举证不能，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故一审法院未作评价，并明确对该部分的借款争议上诉人在另有证据的情况下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原审被告周飘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阮邹强一致。周握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19万元，自2019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阮邹强原系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修水支行的员工，2017年8月份起被告阮邹强开始向原告借款用于炒股、期货、转借他人等，鉴于被告阮邹强系银行工作人员及双方为好友关系，原告通过向其他数人以月利率2%或3%不等有偿借款的方式借取资金，再以月利率4.5%或6%不等借给被告阮邹强，至2019年6月份止，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借给被告阮邹强共计484.35万元。被告于2017年8月23日至2019年6月26日期间共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353.2622万元，通过微信转款向原告偿还58.3536万元，共计偿还411.6158万元。2019年4月11日，被告阮邹强向原告出具了一张200万元的借条，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被告称该借据系应原告要求出具给原告家人交代相关资金情况的。原告庭审中称另通过微信转账借给被告16.49万元、通过支付宝等转账另借给被告26.84万元，但并未提供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另查明，两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登记结婚，被告周飘对上述借款并不知情，2019年6月份原告在向被告阮邹强催还借款未果后，才将被告阮邹强大量向其借款的事告知被告周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及借款金额的多少、被告周飘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自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本案中，原告借给被告阮邹强的巨额资金是其从他人处有偿借款而来，再以高利息转借给阮邹强牟利，并非为其自有资金，故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而转贷牟利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根据1998年7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7号）《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及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原告的行为属于上述法规规定应予以取缔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二、原、被告之间借款金额问题。诉讼中，原、被告对借款进行核算，截止至2019年6月份止，原告通过转账借给被告阮邹强借款本金484.35万元，被告通过转账共向原告偿还借款411.6158万元，经双方核对，双方一致认可，应予认定。原告称通过微信、支付宝、花呗、借呗等借钱给被告，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供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所称通过微信、支付宝、花呗等借款给被告阮邹强40余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该部分的借款争议，日后原告在另有证据的情况下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被告阮邹强出具给原告周握玺的200万元借据，因与转账核算结果相差甚远，故不予认采信。被告阮邹强称借款未约定利息，有违交易习惯等，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请求被告付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向原告偿还的411.6158万元均应认定为偿还本金，被告向原告借款484.35万元，已偿还411.6158万元，现仍欠原告借款本金72.7342万元。三、被告周飘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周飘于2019年6月才知晓借款情况，借款总金额已达480多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现无证据表明上述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本案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周飘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周握玺与被告阮邹强之间借款合同无效，被告阮邹强应向原告周握玺返还借款本金72.7342万元，被告周飘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判决：一、原告周握玺与被告阮邹强的借款合同无效。二、由被告阮邹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返还原告周握玺借款本金72.7342万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周握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目的：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为有息借款；2、上诉人共有四张信用卡在被上诉人处并由被上诉人使用。第二组证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一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0日向上诉人借第一笔款1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约定每10天支付一次利息；2、被上诉人在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本金共计188757.54元；（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二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7日向上诉人借第二笔借款12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约定每10天支付一次利息；2、被上诉人在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本金共计498927.91元；（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三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20日向上诉人借第三笔借款2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约定每10天支付一次利息；2、被上诉人在2018年5月20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本金共计442245.1元；（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四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8日向上诉人借第四笔借款5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月息7.5%；2、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已还清该笔借款及利息。（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五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2日向上诉人借第五笔借款2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月息7.5%；2、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已还清该笔借款及利息。（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六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13日向上诉人借第六笔借款3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月息7.5%；2、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本金共计121000元；（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七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17日向上诉人借第七笔借款1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月息7.5%；2、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本金共计341000元；（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八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25日向上诉人借第八笔借款2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借款天数为24天，月息7.5%；2、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18日支付利息11000元，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本金共计193800元；（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九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25日向上诉人借第九笔借款45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2、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已还清该笔借款；（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第十笔借款、还款明细表及相关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12日向上诉人借款10万元，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月息4.5%；2、被上诉人在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支付宝以及微信等方式不断向上诉人借款、还息，抵扣本金后，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已还清该笔借款。第三组证据：（一）光大银行信用卡（00×××67）账单明细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目的：1、光大银行信用卡的实际使用人为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自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4月6日共刷上诉人信用卡121965元，期间被上诉人归还再反复支取的事实；3、被上诉人已还清该款项，但被上诉人归还至该卡的款项为归还该卡的本金及利息，与其他卡号没有关系，不能在本金中予以扣减；（二）农业银行信用卡（62×××99）账单明细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目的：1、该农业银行信用卡的实际使用人为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2018年11月14日、2019年1月2日共刷上诉人信用卡24560元；3、被上诉人已还清该款项，但被上诉人归还至该卡的款项为归还该卡的本金及利息，与其他卡号没有关系，不能在本金中予以扣减；（三）农业银行信用卡（62×××36）账单明细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目的：1、该农业银行信用卡的实际使用人为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6月26日共刷上诉人信用卡82740元的事实；3、被上诉人仅归还53173元，仍欠29567元。现上诉人为不影响信用，已全部归还完毕；（三）华夏银行信用卡（原卡号62×××66，后经补办的卡号为62×××77）账单明细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目的：1、该华夏银行信用卡的实际使用人为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自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共刷上诉人信用卡106349元；3、被上诉人金归还65557.9元，仍欠40791.1元。现上诉人为不影响信用，已全部归还完毕。第四组证据：支付宝转账清单、银行流水以及转账记录，证明目的：上诉人自2017年6月17日至2019年5月31日（除去已计算在上述十笔借款中的本金及利息）通过支付宝余额以及绑定的银行卡等方式转账给被上诉人共计200400元；第五组证据：花呗清单、转账记录、淘宝记录以及相关聊天记录，证明目的：1、上诉人通过花呗方式转账13732.84元给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的淘宝购买物品共计11740元；3、上诉人通过扫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码共计转账9996元给被上诉人；4、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花呗扫POS机共计转账30449元。5、综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共计转账65917.84元（无息借款）。被上诉人阮邹强对上诉人周握玺提交的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关于银行转账和微信聊天记录是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一致，并且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二、对于支付宝、微信、信用卡、花呗、淘宝等记录，被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因上诉人在一审时超期举证，而且一审法院明确了对该部分的权利，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另行起诉，不是本案争议金额的范围。对于该组证据，上诉人不发表质证意见。原审被告周飘对上诉人周握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此不知情。本院对上诉人周握玺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周握玺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关于银行转账和微信聊天记录是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对此不做认定，且一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共计484.35万元，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归还借款共计411.6158万元，双方当事人对此予以确认。二、上诉人提交的其通过支付宝、微信、信用卡、花呗、淘宝等方式借款给被上诉人阮邹强的证据，本院结合一、二审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评定。被上诉人阮邹强、原审被告周飘浮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周握玺称其自己从借呗上套现后再通过银行转账借给被上诉人阮邹强，该款项已计入其从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的484.35万元中。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围绕上诉人周握玺的上诉请求，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周握玺与被上诉人阮邹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审庭审中已查明，本案中，上诉人周握玺借给被上诉人阮邹强的巨额资金大部分是其从他人处有偿借款而来，再以高利息转借给阮邹强牟利，并非为其自有资金，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违反了《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自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的规定，属于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而转贷牟利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案涉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对上诉人提出要求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还款的411.6158万元中有80万元系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诉称其通过微信、支付宝、花呗、借呗等借钱给被上诉人的问题？经查，上诉人一审诉称其信用卡刷卡给被上诉人7万元、借呗套现给被上诉人8万元，花呗套现给被上诉人4万元，共计19万元。关于信用卡7万元，因无被上诉人刷卡签名对此不予认可。关于借呗套现给被上诉人8万元，因二审查明上诉人称其自己从借呗上套现后再通过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该款项已计入其从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的484.35万元中，对此不应重复主张，对此不予认可。关于花呗套现给被上诉人4万元，因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是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花呗套现，或是上诉人用花呗套现给转账给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周握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24.19元，由周握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小江审判员  刘克曙审判员  曹 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李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