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3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绿灯行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法定代表人：张秀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彩，新疆鼎泽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军，男，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职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上诉人新疆绿灯行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灯行公司）与被上诉人袁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01×××××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因袁军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8）新01民再33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经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0102民初4435号民事判决，因绿灯行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秀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彩与被上诉人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灯行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2民初443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国利公司应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判决中亦应当表述其是否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未在判决中明确其责任承担，属于违法；2．一审法院主动宣读国利公司出具的证明，明确表示对该证据认可，有失公正，且明显违法；3．李宜院代理国利公司到庭参加诉讼的手续不合法，一审法院准许其参加诉讼有违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涉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袁军而非国利公司，袁军虽抗辩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应当由国利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却未能举证证明，一审认定袁军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袁军辩称，李宜院曾代理国利公司前来调解本案所诉纠纷，因绿灯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秀霞不在场，其代理人权限为一般代理，故未调解成。国利公司给李宜院缴纳社保的证明已提交一审法院。我是职务行为，应当由国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绿灯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军支付剩余货款160,206元，赔偿逾期付款损失73,895元（2014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2日计算了五年的利息，计算方式：160,206元×9.225%×5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疆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建设工程项目由国利公司承建，委派李宜院为该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并聘用袁军为该项目部采购员。2014年5月，李宜院的儿子李云蛟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绿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秀霞，双方商定由绿灯行公司供应电线电缆事宜。之后，绿灯行公司根据袁军的电话下单需求将相应的电线电缆陆续发送至奎屯市，并由袁军收货。李宜院在其中的2014年6月29日、7月5日金额分别为64,866元和33,300元的两张发货凭证上签字确认货款未付。同年8月25日，李宜院支付给绿灯行公司一张面值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绿灯行公司遂又于8月26日发送了价值182,040元的电线电缆。绿灯行公司分三批共计供应了价值280,206元的电线电缆。2016年10月20日，李宜院在绿灯行公司编制的《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下方签署“2016年前所签单作废，情况属实”的意见，确认应付款项180,206元，但未能付款。2017年7月23日，绿灯行公司找到袁军，袁军又在绿灯行公司重新编制的《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的付款单位核对人处签字确认180,206元货款未付，并写明“2017年9月起逐月付至春节前结清此账，否则按合同法执行。”2017年12月18日，袁军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分两笔向绿灯行公司支付了20,000元，余款没有再予支付。另查，2018年1月10日，绿灯行公司将袁军诉至一审法院，袁军虽然提出与本案相同的抗辩，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3月7日做出（2018）新01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军支付绿灯行电缆公司欠款及利息合计196,224.68元，袁军对此判决未提起上诉。该案执行中，袁军向国利公司汇报了此事。国利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袁军系其在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工程项目部人员，主要从事采购工作，从绿灯行电缆公司采购的电线电缆全部使用在该工程上。袁军随后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裁定提审该案。期间，国利公司又于2018年8月14日以特快专递形式为袁军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证明》，在承认袁军系该公司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工程项目部采购员的同时，详细说明“本公司因工程需要，采购一批电线电缆，2014年5月委派袁军从新疆绿灯行电缆有限公司采购的电线电缆价值280,206元，已付120,000元，剩余160,206元未付。这批电线电缆已签收入库，用于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工程上，现工地还剩余150卷电线价值2万余元。本公司证明与本次采购所有相关事宜为本公司行为，与个人无关，所以认为（2018）新0102民初464号判决不当。”2019年4月19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新01民再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新01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本案后，绿灯行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国利公司为本案第一被告的申请，并变更了起诉状。国利公司委托李宜院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于本案庭审中认可袁军系其公司聘用的采购人员，承认与绿灯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意支付欠付的货款本金。但是，绿灯行公司又当庭提出撤回追加国利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由于绿灯行公司坚持要求撤销对国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0日做出裁定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绿灯行公司于本案中所提交的三张发货凭证记载的客户名称分别为“奎屯”、“李云蛟天北新区”、“奎屯袁总”，收货人为袁军，而且袁军虽然于2017年7月23日在绿灯行公司编制的《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欠款金额180,206元并承诺了付款期限，但是作为国利公司奎屯天北新区项目部负责人的李宜院在此之前已经于2016年10月20日对此欠款进行了确认。因此，绿灯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够证实袁军是涉案买卖关系中的收货人，袁军在《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中的签字及承诺付款行为并不能够说明其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袁军提交的劳动合同及国利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其系国利公司的聘用采购人员的身份，国利公司亦承认袁军向绿灯行公司采购的电线电缆用于国利公司所承建的建设工程中的事实。因此，袁军向绿灯行公司采购建筑材料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代理行为。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国利公司自认其委派袁军向绿灯行公司购买电线电缆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故袁军与绿灯行公司之间发生的下单订货、签字承诺付款的行为是在受托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务。基于袁军在涉案法律关系中属于代理人，其在国利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国利公司承担。绿灯行公司拒绝向涉案债务的债务人主张债权，而要求作为代理人的袁军履行债务显然是被诉主体错误。鉴于此，一审法院多次向绿灯行公司释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不一致，但绿灯行公司仍坚持不变更。因此，绿灯行公司对袁军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绿灯行公司对袁军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袁军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劳动合同原件及2014年劳动合同复印件，拟证明袁军是国利公司员工，其是职务行为；2．《劳务合同》及《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案涉所供货物是国利公司水电班班长邱治龙所需，用于公司施工项目，袁军只负责采购；3．委托书复印件两份，拟证明袁军是国利公司的员工；4．国利公司和奎屯宏源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框架协议》复印件，拟证明李宜院是国利公司奎屯项目的负责人；5．李宜院出具《证明》原件一份，证明从2012年开始袁军就在国利公司奎屯新天地项目做材料员。绿灯行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因2013年的劳务合同为原件，且该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为袁军与国利公司，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因2014年的劳务合同系复印件，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2．因《劳务合同》及《证明》系复印件，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3．和4．因均系复印件，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5．该《证明》虽系原件，但证据性质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该出具证明的当事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期间绿灯行公司根据袁军的电话下单需求将相应的电线电缆陆续发送至奎屯市。案外人李宜院在其中的2014年6月29日、7月5日金额分别为64,866元和33,300元的两张发货凭证上签字确认货款未付。同年8月25日，李宜院支付给绿灯行公司一张面值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绿灯行公司又于8月26日发送了价值182,040元的电线电缆。2016年10月20日李宜院在绿灯行公司编制的《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下方签署“2016年前所签单作废，情况属实”的意见，确认应付款项180,206元，但未能付款。2017年7月23日袁军又在绿灯行公司编制的《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的付款单位核对人处签字确认180,206元货款未付，并写明“2017年9月起逐月付至春节前结清此账，否则按合同法执行。”2017年12月18日，袁军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分两笔向绿灯行公司支付了20,000元，余款没有再予支付。另查，2018年1月10日，绿灯行公司将袁军诉至一审法院，袁军虽然提出与本案相同的抗辩，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3月7日做出（2018）新01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军支付绿灯行电缆公司欠款及利息合计196,224.68元，袁军对此判决未提起上诉。国利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袁军系其在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工程项目部人员，主要从事采购工作，从绿灯行电缆公司采购的电线电缆全部使用在该工程上。袁军随后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裁定提审该案。期间，国利公司又于2018年8月14日以特快专递形式为袁军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证明》，在承认袁军系该公司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工程项目部采购员的同时，详细说明“本公司因工程需要，采购一批电线电缆，2014年5月委派袁军从新疆绿灯行电缆有限公司采购的电线电缆价值280,206元，已付120,000元，剩余160,206元未付。这批电线电缆已签收入库，用于奎屯天北新区宜居社区工程上，现工地还剩余150卷电线价值2万余元。本公司证明与本次采购所有相关事宜为本公司行为，与个人无关，所以认为（2018）新0102民初464号判决不当。”2019年4月19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新01民再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新01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本案后，绿灯行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国利公司为本案第一被告的申请，并变更了起诉状。国利公司委托李宜院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于本案庭审中认可袁军系其公司聘用的采购人员，承认与绿灯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意支付欠付的货款本金。但是，绿灯行公司又当庭提出撤回追加国利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由于绿灯行公司坚持要求撤销对国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0日做出裁定予以准许。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绿灯行公司要求袁军支付货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争议焦点的举证责任由绿灯行公司承担。围绕绿灯行公司的上诉意见及袁军的辩称意见，本院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针对本案争议焦点问题，认定意见如下：本案中，双方对供货事实及所欠货款的金额不持异议，但对付款责任的主体存在分歧。绿灯行公司上诉主张涉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是袁军，故应当由袁军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绿灯行公司与袁军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从本案交易的过程看，绿灯行公司出示的2014年6月29日与2014年7月5日的收款收据中，确认供货款项金额的均为李宜院，而非袁军，且2016年10月20日在往来单位对账明细表中李宜院对欠付款项总额进行了确认，从上述证据显示，袁军并不是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其次，李宜院在上述证据中的签字确认行为，绿灯行公司并未出示李宜院系受袁军委托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李宜院的行为系代表袁军的代理行为；第三，袁军陈述奎屯的涉诉工程系国利公司所承包，绿灯行公司对此虽不认可，但也未出示相关证据推翻此事实，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袁军与国利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第四，袁军提供的劳动合同书可以证实其与国利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虽国利公司未缴纳袁军的社保，但该行为属于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后进行处理；第五，一审中国利公司向李宜院出具的委托手续显示，李宜院为国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宜院的行为应系代表国利公司的职务行为。综合上述意见，涉案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是绿灯行公司与国利公司，现绿灯行公司要求袁军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一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依照绿灯行公司的申请，追加国利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到庭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庭审中绿灯行公司又申请撤回对国利公司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准予绿灯行公司的撤诉申请，亦符合法律规定。绿灯行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国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却在判决中遗漏的意见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是法院必须追加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在绿灯行公司撤回对国利公司的起诉后，未追加国利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绿灯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漏列第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一审中李宜院向法庭提交国利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有国利公司公章，明确李宜院为特别授权，庭后国利公司又向法庭补充提交了给李宜院缴纳社保的证明，故能够认定该授权是国利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准许李宜院作为国利公司代理人身份出庭参加诉讼并依法行使权利并无不当，绿灯行公司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绿灯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11.52元（绿灯行公司已预交），由绿灯行公司负担。本判决为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敏审判员 丁 勇审判员 ?唐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