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5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宗务，男，198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文，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珠玉，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国贸一横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984089780M。负责人：徐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霞，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宗务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海南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6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宗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宗务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人保海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未认定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非营运状态，忽略了张宗务举证的证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张宗务举证了涉案车辆事故发生前的行车记录光盘，该光盘保存了事故发生前车载行车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录音资料和滴滴打车平台记录等证据。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事故发生前，张宗务的堂兄张某驾驶涉案车辆，与其家人在车内的谈话录音；事故发生时，张宗务正患感冒，车辆由其堂兄驾驶，并载其家人回家，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滴滴打车平台记录显示，涉案车辆自当天20时15分以后，就关闭了网约车平台，没有再接收网约车订单（该平台记录是平台对网约车运行状况的监控，数据由滴滴打车后台记录，客户端无法删除或者修改），该记录表明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前五个小时都没有从事运营，显然能够和车载行车记录仪记载的信息相互印证，证明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属于非营运状态。而一审判决认定张宗务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车辆事故发生时未处于营运状态，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案件作出不公正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予以纠正。（二）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处于非营运状态，本次交通事故与营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事故发生在2018年1月19日1时55分，由张宗务的堂兄张某驾驶车辆载家人回家途中，不慎撞到路边的椰子树造成事故，车辆处于正常的家庭用车状态；张某持有B2驾驶执照，并无酒驾、毒驾等非法驾驶行为，其驾驶行为并不会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涉案车辆系新购置车辆，事故发生时不存在机件不合格的情形，也显然没有因为张宗务从事网约车营运而致车辆机件损坏增大事故风险。因此，本次事故的发生与张宗务从事网约车营运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人保海南公司以此为由拒绝理赔依法依理不当。一审判决采信人保海南公司的答辩意见，认可涉案车辆发生事故与涉案车辆危险程度的增加有关，错误地认定事故发生与张宗务网约车营运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认定张宗务所开支的车辆维修费用金额错误。一审中，张宗务提交了相关维修及配件费用的票据金额为43400元；除此之外，还提交了车辆维修厂家出具的《维修费用欠款说明》，证明张宗务尚拖欠修理厂25000元的修理费用未支付（张宗务尚无力支付）；该金额与一审判决认定的维修费用之和为68400元，与张宗务一审提交的人保海南公司柜台打印的涉案车辆《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代询价单）》（定损环节）以及《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修理项目清单》（定损环节）所定损核定的金额能够相互印证（两份清单的估计价格分别为67323.25元和10000元，合计为77323.25元），证明张宗务所开支的维修及配件费用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对该费用金额未予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依法应判决人保海南公司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年第4期（总第246期）]，刊登了（2016）苏0115民初5756号“程春颖诉张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该案裁判摘要记载“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网约车营运活动，显著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未作通知，因从事网约车营运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以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免赔。”显然，该公报案例认为，网约车只有在“因从事网约车营运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才予以免责。而本案中，张宗务一审所举证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并非处于营运状态。张宗务因涉案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并非因营运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增加所导致，并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被保险人未履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由此，张宗务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失，应由人保海南公司予以赔偿。三、张宗务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依据公平原则，应判决支持张宗务的一审诉讼请求。张宗务作为普通大众的投保人，法律不过高要求其对本案中《保险条款》免责事项的告知，不属于其“明知”的范畴，充其量是“应知”而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范围仅限于明知而不包括应知。因此，本案张宗务未告知保险车辆有关情况也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同时，若张宗务在投保时并未隐瞒车辆可能用于营运的事实，对于投保的险种因人保海南公司违反提示说明义务而无法准确认知范围和免责的存在，若张宗务明知自己正常的车辆使用或生活中的状态将导致事故后不能获得保险金，也不会投保。相反，作为专业的保险人不提示不明确说明而直接收取保险费，仅仅要求张宗务在指定的位置抄录一段话并签名，而一旦出险又以此为由免责，实在有违诚信。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由于张宗务系非专业人士，人保海南公司不告知、不询问张宗务等告知通知义务，张宗务是无法判断和进行告知、通知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高地要求张宗务的义务。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改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支持张宗务的上诉请求。人保海南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保险合同生效后，张宗务将投保时的“家庭自用汽车”性质改变为“预约出租客运”并从事实际营运，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人保海南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人保海南公司对免责条款也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人保海南公司依法依约不承担保险责任。（一）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已由非营运的“家庭自用汽车”改为营运的“预约出租客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车辆投保时为家庭自用汽车，性质为非营运。2017年8月30日，张宗务（投保人）在提出要约（投保）填写投保单时，确定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人保海南公司（保险人）依据张宗务告知的相关信息（详见《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并以家庭自用汽车性质确定保险费后同意承保（承诺），双方协商一致，保险合同成立。人保海南公司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向张宗务出具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投保后张宗务将车辆性质变更为营运的预约出租客运，并一直从事实际运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可见，预约出租客运使用性质为客运经营。本案中，根据张宗务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内容，注册日期是2017年9月18日，发证日期是2017年12月8日，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上述注册和发证日期在投保之后，张宗务已将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至事发时，张宗务一直将该车用于滴滴营运。营运车辆导致危险程度增加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中，被保险车辆用途由非营运改变为营运，被保险车辆的使用频率、行驶里程、使用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驾驶时间会有明显增加，相应的车辆磨损、折旧速度也会明显加快，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必然结果。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后，张宗务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人保海南公司依约履行通知义务，由此发生保险事故导致的损失人保海南公司依约依法不承担保险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同时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五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在2018年1月19日，案外人张某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致车辆受损，此时，被保险车辆性质已经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无论事发当时车辆是否用于营运，被保险车辆性质的改变已经属实，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二）人保海南公司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五）款的内容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有效。张宗务投保时，在投保单、车险投保提示、投保人声明处均签字确认，其清楚保险条款所有内容，人保海南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均以加黑加粗的方式提示，张宗务已确认了投保材料的真实性。所以，人保海南公司对于第九条第（五）款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张宗务产生法律效力。据此，人保海南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张宗务不能证明事发时被保险车辆未处于营运状态，一审判决已经审查了证据内容并作出认定，不存在张宗务所述的未认定忽略张宗务举证的问题。张宗务提交的行车记录仪刻成光盘的内容有营运收入的内容以及行驶里程，恰恰证明了被保险车辆注册后至事发时一直处于营运状态。滴滴打车平台记录仅仅能够反映被保险车辆的行驶时间和费用支付情况，还载明了20时25分司机空驶补偿3元已到账，说明空驶时还有补偿费用到账，更加证实了被保险车辆的营运性质。另，滴滴打车平台记录是司机想关闭就可以关闭的，不排除张宗务在关闭的时间从事营运任务，只是以现金方式收取营运费用。张宗务仅凭滴滴打车平台记录根本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处于非营运状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综合人保海南公司对张宗务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作出综合判断合法合理，没有忽略张宗务举证的问题。（二）张宗务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事发时车辆处于非营运状态，车辆性质的改变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必然的关系。驾驶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及车辆是否存在机件合格的情况不是人保海南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人保海南公司有充足的事实可以拒绝赔偿。张宗务也确认了保险车辆性质的改变没有通知人保海南公司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实被保险车辆事发时处于非营运状态，一直回避车辆性质改变的事实，所述的从事网约车营运与事故发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三）张宗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保险车辆的实际损失为68400元，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保险车辆维修金额未经过司法鉴定评估，且张宗务未提供维修清单（包括换件清单、维修工费清单等），张宗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保险车辆的维修金额，更无法证明维修项目与事故的关联性。海口超跑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维修费用欠款说明》内容不真实，不具有证明力。该《维修费用欠款说明》载明，被保险车辆所有维修均由该单位完成，但张宗务提交的证据中包含了海南偶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9800元的发票，足以说明《维修费用欠款说明》所述内容不真实。另，海南偶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区，该地址显然无法完成车辆维修工作。《维修费用欠款说明》虽然载明维修费用总计65000元，但无证据佐证张宗务已经实际支出该金额，具有客观性、证明力的仅为微信支付的转账记录20000元，一审没有采纳该份说明符合证据规则。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人保海南公司拒赔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正确。（一）张宗务列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不适用本案。该公报内容适用的是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内容，商业三者险针对的是保险车辆之外的第三者，而本案涉及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即人保海南公司和张宗务，更应考虑的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该公报可以充分说明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从事网约车营运活动显著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作通知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免赔。本案已经确定张宗务改变性质未通知人保海南公司，符合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也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二）张宗务作为合同当事人违背如实告知及诚实信用原则，反而是张宗务的违约行为对人保海南公司不公平。人保海南公司提供了完整的投保材料证实已经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也经过一审法院确认其效力，不存在张宗务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的情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款的内容说明了订立保险合同时预见和应当预见的情形，本案的情形是保险合同订立时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发生事故时已经完全变更为营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属实。张宗务所提供的依据根本回避了本案车辆变更的事实。张宗务违约事实清楚，对人保海南公司不公平。张宗务投保后，不仅注册时而且发证时已改变性质，至事故发生时都没有告知人保海南公司，违反了保险法的如实告知义务，没有进行保单批改手续，已经严重违约，也违反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张宗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海南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承保限额内赔付张宗务保险金68400元（其中吊车费2500元、拖车费900元、车辆修理费6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海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30日，张宗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人保海南公司（保险人）填写《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为个人所有的家庭自用汽车：丰田GTM7120LPCE轿车（车牌号：×××，即×××；车架号为LVGBP87E5HG076317）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22000元，保险费950元。保单号为PDAA201746020000015509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显示：张宗务投保的商业保险包含：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乘客）、发动机涉水损失险、自燃损失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26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为2017年8月31日零时至2018年8月30日二十四时，保险费用为5688.56元。上述投保单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部分的责任免除条款第九条第（五）款载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张宗务签名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确认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内容。2018年1月19日1时55分，案外人张某驾驶案涉轿车，行驶至文昌市罗豆农场天然气供气站时，由于操作不当撞上了旁边的椰子树，造成案涉轿车损坏。事故发生后，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469005420180009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案外人张某应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外人张某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B2。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张某向人保海南公司报案，人保海南公司工作人员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查勘意见为：现场查勘，报交警处理，请提交事故认定书。对于损失情况确认的意见为：请提交财产损失清单。后张宗务对案涉轿车进行维修。张宗务提交的机打发票显示汽车维修费总额为40000元（9800元+4720元+9990元+9990元+5500元）；张宗务还提供了2500元吊车费发票以及900元手撕发票；根据张宗务所提交的发票，张宗务维修案涉轿车共花费43400元。人保海南公司认为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张宗务未履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予以拒赔，遂成讼。另查，张宗务的机动车行驶证写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该证注册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发证日期为2017年12月8日。一审法院认为，张宗务向人保海南公司就涉案车辆购买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0日。张宗务在车险投保提示和投保人声明处均签名，且人保海南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均加粗加黑予以提示，人保海南公司在投保单中已对张宗务尽到免责条款第九条第（五）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张宗务具有法律效力。2017年8月30日，张宗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人保海南公司（保险人）为案涉轿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投保单上写明案涉轿车的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汽车。张宗务的机动车行驶证显示案涉轿车的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且注册登记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张宗务在投保后一个月内即改变了案涉轿车的使用性质。可见，张宗务擅自变更了涉案车辆的使用性质，已存在违约。关于张宗务提出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并非营运状态，且变更营运性质并不必然导致车辆使用危险显度增加辩论意见，考虑到以下几点：其一，张宗务作为案涉轿车的投保人在将案涉轿车投入营运时，未将案涉轿车的真实用途这一关键信息告知人保海南公司，违反了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张宗务有义务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单批改手续；其二，营运车辆较非营运车辆的驾驶时间会有明显增加，相应的车辆磨损、折旧速度亦会加快，危险程度亦当然提高，会相应影响到人保海南公司对该类车辆进行保险的费率；其三，张宗务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当时未处于营运状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张宗务在为车辆投保时合同上明确约定车辆使用性质为家用自用汽车，在投保后不久就变更为预约出租车，并实际用于营运，增加了车辆危险程度，且并未履行通知义务，违反保险合同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张宗务主张人保海南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承保限额内赔付保险金684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宗务的诉讼请求。本案因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55元，由张宗务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宗务主张的保险金68400元应否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张宗务就涉案车辆向人保海南公司购买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双方成立保险合同关系。涉案投保单上写明涉案轿车的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汽车，张宗务在该车险投保提示和投保人声明处均签名，人保海南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均加粗加黑予以提示，说明人保海南公司已尽到说明和提示义务。该保险单上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部分的责任免除条款第九条第（五）款载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张宗务在购买保险后擅自将涉案车辆的使用性质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并实际投入营运，属于显著增加了车辆危险程度的情形，但其未按规定告知人保海南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违反保险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本次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属于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故事故责任应由张宗务自行承担。张宗务主张人保海南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承保限额内赔付保险金684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宗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元，由上诉人张宗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桂华审 判 员 陈杰林审 判 员 韩 芬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汪 伟书 记 员 叶苗芳速 录 员 黄 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