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民终1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祥，男，汉族，1962年5月13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刚，云南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雄彬，云南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春燕，女，汉族，1968年1月21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忠，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宜豪，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兴祥因与被上诉人谢春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兴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刚，被上诉人谢春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兴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谢春燕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谢春燕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不存在包括打欠条在内的谢春燕向王兴祥出借借款的法律事实。一审违反证据规则片面认定谢春燕的打款记录，从而简单的得出700万元的差额与谢春燕陈述相符，即能认定借款700万元的错误结论。根据法律规定，谢春燕要证明借贷事实的成立及生效。所有证据能够证明王兴祥打给谢春燕的资金远大于谢春燕打给王兴祥的资金，即使有差额，也是生意上的欠款，而不是民间借贷，但谈不上需要支付利息。谢春燕起诉称，原来打过欠条，后王兴祥又收回欠条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一审认定《谢春燕支付一栏表》上手写字体“付息的”经司法鉴定系王兴祥书写是错误的。依照法律规定，谢春燕必须拿出明确的证据加以证实，而不是抽出部分资金往来推断借贷关系的成立。2．一审判决王兴祥按照月利率1.5%（年利率18%）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如照此执行，谢春燕一方面占有、使用银行贷款资金650万元及上诉人的50万元贷款资金，且不承担一分钱的银行贷款利息（王兴祥已代其偿还的银行贷款本金，并承担银行利息100多万元），另一方面却享有700万元的民间借贷本金和以月利率1.5%计算自2015年8月1日起的利息，如此“双逮”行为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本案双方根本没有约定利息。本案不存在借款，也不存在借期或借款逾期、逾期利率问题。2015年7月30日，谢春燕已经实际占有和使用了700万元的资金，即使按照谢春燕诉称是归还借款，借款已经还清，何来逾期利息之说。谢春燕辩称，一审判决根据双方提交证据认定事实正确，同时双方之间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匹配证实王兴祥拖欠谢春燕借款直后2015年的7月，证据有利息银行流水走账、王兴祥亲笔书写的利息统计表、一览表相互印证王兴祥拖欠谢春燕借款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谢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兴祥偿还谢春燕借款7,000,000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按月1.5%标准支付从2015年8月1日至实际偿还日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321,500元）；2．判令王兴祥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一审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谢春燕与王兴祥自2011年以来通过自己账户及双方认可的案外人账户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扣除双方均认可代案外人走账的款项及其他应扣除款项外，一审法院对双方的账目往来做如下认定：一、谢春燕主张通过以下方式向王兴祥共出借四笔借款：1、2013年2月4日代花成向王兴祥转账5,000,000元；2、2013年5月2日昆明智开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王兴祥转账3,000,000元，2013年5月6日昆明智开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王兴祥转账1,000,000元，2013年5月2日昆明秀丽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王兴祥分两次各转账3,000,000元，2013年5月3日杨桂仙向王兴祥转账5,000,000元；3、2013年5月16日昆明智开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王兴祥转账4,000,000元；4、2013年9月26日，谢春燕向王兴祥转账3,000,000元及两笔各3,500,000元，共计10,000,000元。谢春燕主张王兴祥的还款为：1、2014年6月3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5,000,000元，偿还第一笔借款本金；2、2013年4月27日王兴祥向杨桂仙转账2,000,000元，抵扣后第二笔借款本金为13,000,000元，2013年8月20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1,500,000元偿还第二笔借款，2013年浦发银行向谢春燕、王兴祥发放贷款共计11,500,000元进入昆明银亿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后偿还王兴祥欠谢春燕的第二笔借款；3、2013年6月5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2,400,000元偿还第三笔借款，2013年8月12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1,000,000元偿还第三笔借款，2014年4月4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1,600,000元中的600,000元系偿还第三笔借款；4、2014年4月4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1,600,000元中的1,000,000元系偿还第四笔借款，2014年5月20日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2,000,000元偿还第四笔借款。二、除谢春燕主张的以上与案涉借款相关的账目往来外，自2011年1月4日至2015年6月26日期间，谢春燕还通过自己账户及案外人代花成、昆明智开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昆明秀丽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杨桂仙、昆明银亿科技有限公司、沈迎峰、车艳、谢春华的银行账户向王兴祥共计转账224,577,350元。在此期间，王兴祥通过自己账户及案外人云南滇峰药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向谢春燕及谢春燕认可的车艳、杨桂仙、代花成、沈红梅、谢春华、昆明银亿科技有限公司转账222,638,316.67元。谢春燕持有《谢春燕支付一览表》一份，上有手写内容“付息的”三个字，该表记载自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每月均有12,000元、18,000元、48,000元、100,000元、105,000元、140,000元、150,000元、170,000元、18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780,000元等金额不等的款项产生，总计48笔共6,069,000元。经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谢春燕支付一览表》中“付息的”三字系王兴祥书写，表中所载全部款项在王兴祥向谢春燕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均能查实吻合，且转款时间、金额完全一致，谢春燕主张系王兴祥就案涉四笔借款向谢春燕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另查明，谢春燕、王兴祥分别于2013年7月16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签订《个人综合授信合同》，谢春燕的授信额度为6,500,000元，王兴祥的授信额度为5,500,000元，授信有效期均自2013年7月16日至2018年7月16日，两份合同项下的授信贷款均由王兴祥以其名下房屋提供抵押担保。谢春燕与王兴祥在本案中均认可浦发银行于2013年至2015年向二人分别发放了三次最高额度贷款，其中2015年的贷款均指定发放至谢春燕实际控制的昆明银亿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昆明银亿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王兴祥名下2015年5,500,000元的贷款后，于2015年7月31日分两笔2,500,000元向王兴祥转账共计5,000,000元，剩余500,000元转至谢春燕处。2016年9月28日，王兴祥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谢春燕控制的昆明银亿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浦发银行发放的2015年王兴祥名下贷款5,500,000元后，仅向王兴祥转回5,000,000元，谢春燕对剩余500,000元构成侵占罪。谢春燕在该刑事案件中辩称未转回的500,000元加上谢春燕名下2015年浦发银行发放的贷款6,500,000元系王兴祥偿还谢春燕的剩余借款7,000,000元。该刑事案件经两审终审，判决谢春燕无罪。王兴祥随即于2018年5月31日就500,000元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要求谢春燕返还，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8）云0103民初5984号民事裁定，以该案的审理须以本案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中止了该案诉讼。2016年4月1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云0102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判令借款人谢春燕偿还浦发银行2015年发放的贷款6,500,000元及相关费用，王兴祥作为抵押担保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该案一审生效后，王兴祥于2017年8月23日向浦发银行履行了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随后，王兴祥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申请就其还款金额向谢春燕进行追偿，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予以执行立案。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谢春燕与王兴祥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存在，借款金额应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谢春燕与王兴祥自2011年至2015年期间，通过自己名下账户或案外人账户进行了频繁、大量的资金往来，仅根据在案银行交易记录计算，双方相互的单边转账均已超过2亿元。现谢春燕主张在其转给王兴祥的巨额账目中，有34,000,000元与谢春燕出借给王兴祥的借款有关，其中扣除王兴祥于2013年4月27日返还给杨桂仙的2,000,000元外，谢春燕共向王兴祥转账交付四笔借款，本金合计32,000,000元。王兴祥对谢春燕的主张不予认可，否认就相关款项与谢春燕形成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谢春燕应对其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谢春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谢春燕支付一览表》，该表上手写字体“付息的”经司法鉴定系王兴祥书写，王兴祥虽对该鉴定结果不服，但并未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故一审法院依法对该鉴定报告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谢春燕支付一览表》上手写字体为王兴祥书写。其次，该表中详细记载了自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每月每笔的款项金额，经核对，每笔款项的金额及发生时间均与王兴祥向谢春燕的银行转账记录完全吻合，即王兴祥按照《谢春燕支付一览表》的记载内容在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7月28日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每月均连续向谢春燕进行了总计48笔、总额达6,069,000元的小额转账。以上每笔小额转账与同时期王兴祥向谢春燕的其他银行转账相比呈现出金额小、每笔转账时间间隔均匀、相邻转账间金额固定的特点。王兴祥虽否认该转账系向谢春燕支付的利息，但始终未能对多达48笔转账与其他转账呈现出的差异及固有特点给出合理说明。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谢春燕支付一览表》上王兴祥书写的“付息的”三字的通常含义及相应款项的流向自王兴祥转至谢春燕的基本事实，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谢春燕所举证据已形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王兴祥自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7月28日向谢春燕支付了多笔利息，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谢春燕为出借人，王兴祥为借款人。对于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因谢春燕主张的王兴祥曾向其出具过欠条并已退还给王兴祥的事实缺乏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借款金额进行认定。如前文认定事实部分所述，谢春燕主张对王兴祥的借款由四笔组成，并对每笔借款的出借时间、出借方式、王兴祥的还款及双方利息约定、调整情况向一审法院做了详细陈述，谢春燕对款项的逐一说明与《谢春燕支付一览表》记载的王兴祥支付利息的时间、金额高度吻合，双方借款本息往来均有银行交易记录予以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及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多次对账，谢春燕除对其主张的与借款相关的往来账目进行了逐一说明外，对与借款无关的双方合计高达4亿多的账目往来的原因及资金走向等也向法庭进行了详细陈述。相反，王兴祥在否认与谢春燕形成借贷关系的情形下，却始终未能对双方的巨额账目往来进行说明。此外，谢春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短信截图，显示谢春燕于2015年7月31日向手机号码139××××1610发送信息“老王，我把放在你那里的七佰万元撤走了……”，139××××1610收到信息后回复“望你好好想一下能帮忙在帮一下”。对该短信内容，王兴祥的代理人在本案质证中不予认可，但王兴祥本人在其起诉谢春燕侵占罪刑事自诉一案的一审庭审中却陈述“关于短信微信截图，有些事我记不清了，但700万元的事是说过的……”综合谢春燕对借款事实及还款情况所做陈述、双方客观的账目往来，以及前述短信中的相关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谢春燕在无欠条等直接证据证实借款金额的情形下，其陈述与其他案涉证据能够相互吻合，证实其向王兴祥交付借款及王兴祥还款付息的事实。根据谢春燕的陈述，其向王兴祥交付的四笔借款本金共计32,000,000元，王兴祥直接通过转账方式还款13,500,000元（2013年4月27日王兴祥转给杨桂仙的2,000,000元直接在出借本金时扣除），加上谢春燕自认2013年用浦发银行发放的两笔贷款11,500,000元偿还本金后，王兴祥尚欠谢春燕借款本金7,000,000元。此外，除去谢春燕所主张的借款、还款外，谢春燕与王兴祥的其他账目往来金额相当，谢春燕向王兴祥转账共计224,577,350元，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共计222,638,316．67元。谢春燕主张的剩余借款本金与双方其他账目往来并不冲突。综上，谢春燕通过提交书证、短信截图等电子数据以及对案件事实所做陈述，各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实谢春燕自2013年以来向王兴祥出借借款，王兴祥尚欠借款本金7,000,000元未还且双方未能协商一致通过其他债务相互抵销的案件事实。对谢春燕主张王兴祥偿还借款本金7,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王兴祥最后一次支付利息的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支付的是2015年7月的利息，故谢春燕要求王兴祥按照最后一次付息标准即月利率1．5%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谢春燕为本案保全支出保全担保费，因其与王兴祥之间对该笔费用的承担并无约定，故谢春燕要求由王兴祥承担保全担保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兴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谢春燕借款本金7,00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7,0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谢春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729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兴祥负担。二审中王兴祥提交九组证据，欲证明双方间总存入（谢春燕及相关第三人账户转入王兴祥及相关第三人账户）金额295,366,600元，总转出（王兴祥告及相关第三人账户转入谢春燕及相关第三人账户）金额272,258,316．67元，但总存入金额扣除其享有的第三方债权款8笔共计66,788,535．49元后为228,578,064．51元，与其转出给谢春燕的总转出金额相比少43,680,252．16元；该差额是生意上的欠款，而不是民间借贷，但谈不上需要支付利息。谢春燕质证认为，除总存入金额中三笔共计170万元不认可外，对王兴祥统计的总存入、转出金额均认可，但并不全面且存在漏统计，其享有的第三方债权款8笔共计66,788,535．49元中除第5与8笔涉及本案争议的向浦发银行贷款1,150万元外，其余五笔均随后一一经过银行转账转给了王兴祥，有相应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故王兴祥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及目的。本院二审庭审后，就双方之间总往来账目进一步进行核查，王兴祥对谢春燕统计的总存入金额331,199,300元，总转出金额258,314,441．67元不认可，但认可其统计的总存入金额中三笔共计170万元系错误统计，另有三笔共计3,449,750元系遗漏统计。本院对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新提交的证据，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进行评述。二审庭审中，王兴祥明确认可:1.其一直使用的手机号码是139××××1610。2.谢春燕委托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9日作出《笔迹鉴定意见书》昆锦司[2018]文鉴字第E5号，其中鉴定材料2《商品房购销合同》以及鉴定材料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询问笔录》中“王兴祥”系其本人亲笔签名。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王兴祥偿还谢春燕借款本金700万，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5年8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率1.5%计算的利息是否正确。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中双方自2011年以来通过自己以及案外人账户，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为证明各自的观点，均根据银行流水统计双方之间的总存入（谢春燕及相关第三人账户转入王兴祥及相关第三人账户）和总转出（王兴祥告及相关第三人账户转入谢春燕及相关第三人账户）金额；但彼此对各自统计的双方之间的总存入和总转出金额均不予认可。经法庭要求，在二审庭审中谢春燕对于其中相互不认可的每笔款项均能够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却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而王兴祥本人则明确表示自己说不清楚，故对双方各自统计的相互之间的总存入和总转出金额本院不予认可。王兴祥上诉称其转出给谢春燕的款项远远大于谢春燕存入给其的款项，但经核查其统计的总存入金额中有三笔共计170万元系错误统计，另有三笔共计3,449,750元系遗漏统计，仅此就不能证明其统计的双方之间总存入金额的客观真实性。同时，王兴祥称其统计的总存入金额中，其享有的第三方债权款八笔共计66,788,535．49元应予扣除，但谢春燕不予认可，且逐一对这八笔款项的往来情况进行了书面说明；王兴祥对谢春燕的说明不予认可，但却在法庭的一再要求下，未对为何收取以及基于何种经济往来收取谢春燕书面说明的这八笔款项的回款进行解释，且在二审庭审中王兴祥本人明确表示自己说不清楚。故本院认为王兴祥二审中提交九组证据以及其单方统计的双方之间的总存入和转出金额，并不能证明其有关打给谢春燕的资金远大于谢春燕打给其资金的主张成立。第二，王兴祥上诉称一审认定《谢春燕支付一栏表》上手写字体“付息的”经司法鉴定系王兴祥书写是错误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即一方当事人单方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对方当事人没有证据反驳该鉴定结论的情形下，该鉴定结论具有合法有效性，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王兴祥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但未能举证推翻，亦未申请重新鉴定。二审庭审中，经核查，王兴祥对鉴定报告中作为比对用的二份样本中“王兴祥”系其本人亲笔签名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有事实、法律依据，二审对该鉴定结论亦予以采信，即谢春燕提交的《谢春燕支付一栏表》上有王兴祥亲笔书写“付息的”字体。第三，王兴祥对该《谢春燕支付一栏表》中48笔的每一笔款项的金额及发生时间均予以认可，但否认是支付利息。本院注意到，一审评述这48笔转账为：王兴祥按照该表的记录内容在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7月28日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每月均连续向谢春燕转账48笔，共计606,900元。与同期王兴祥向谢春燕转账相比，呈现出金额小、每笔转账时间间隔均匀、相邻转账间金额固定的特点；王兴祥否认该48笔转账系向谢春燕支付的利息，但始终未能对该48笔转账与其他转账呈现出的差异及固有特点给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在二审中多次明确要求王兴祥对为何支付以及基于何种经济往来支付这48笔款项进行说明，二审庭审中王应祥本人明确表示自己说不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王兴祥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二审庭审中，经核查，王兴祥明确认可自己一直使用的手机号码是139××××1610。谢春燕提交的短信截图显示，谢春燕于2015年7月30日向王兴祥手机139××××1610发送信息为“老王，我把放在你那里的七佰万元撤走了……”王兴祥手机139××××1610收到信息后回复“望你好好想一下能帮忙在帮一下”。对该短信内容，王兴祥在其起诉谢春燕侵占罪刑事诉讼一案的一审庭审中陈述“关于短信微信截图，有些事我记不清了，但700万元的事是说过的……”故一审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将该短信内容结合双方上述客观的银行账目往来、《谢春燕支付一栏表》上有王兴祥亲笔书写“付息的”字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认定谢春燕所举证据已形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王兴祥自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7月28日向谢春燕支付了多笔利息，双方之间形成700万元借款的借贷关系，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且一审依据有王兴祥亲笔书写“付息的”《谢春燕支付一栏表》上记载的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2015年7月28日，支持谢春燕主张的以月利率1．5%计算自2015年8月1日起的利息，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第五，根据王兴祥启动对谢春燕的追偿权强制执行程序可以确认，王兴祥对谢春燕于2015年7月30日分两笔将续贷款700万元转回谢春燕处赔付借款的行为最终是有异议的。因为，若王兴祥同意该两笔续贷款700万元是赔付谢春燕的借款，双方债权债务已归抵销，之后相应的贷款利息及本金理应由王兴祥归还，但王兴祥未归还，导致银行起诉谢春燕和王兴祥偿还贷款，形成（2016）云0102民初1845号案件。在该案中法院按照查明的银行贷款法律关系作出民事判决且已生效，王兴祥偿还款项后有权依据判决书确定的追偿权向谢春燕的追偿。本案处理的是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2016）云0102民初1845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按照本案判决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清偿不存在谢春燕双重受利的问题。综上所述，王兴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729元，由王兴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睿审判员 王 健审判员 赵思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