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民终2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和伦（曾用名胡道明），男，生于1969年12月26日，土家族，住湖北省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桃，女，生于1989年6月6日，汉族，住湖北省来凤县，系上诉人张和伦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德，湖北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代表人：沈传洲，男，生于1954年4月28日，汉族，住湖北省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湖北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恩施市沙地乡麦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沙地乡麦淌村麦淌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2801080943470C。法定代表人：许大波，系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荣，该村委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湖北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和伦因与被上诉人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恩施市沙地乡麦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麦淌村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1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和伦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1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结合《契约》签订时间、内容、参与人及当时的法律规定，完全可以认定《契约》中所转让的标的物不包含本案所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但一审判决将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交易标的物，系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承包的自留山并不需要特别的管理，上诉人到神堂居住期间，其他人都可以从涉案林地砍柴割草，通常看来，林地承包人对林地仅仅是收益而无实际付出，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私自砍柴割草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不应是管理行为，对承包的自留山是否进行管理并没有政策尺度及法律标准进行判断，不能以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存在私自砍柴割草等行为就排除上诉人存在的管理行为，一审判决将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私自砍伐行为认定为管理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上诉人与黄立孟不存在法律上及事实上的任何关系。《契约》签订时上诉人已年满17周岁且此时未成家，在处置其将来赖以生活的财产时，应征得其同意，一审判决以交易时有证人在场且有夏村坝村委会的签字盖章就认定黄立孟的处分行为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84年发放《自留山证》时因上诉人没有在家，当时干部将本应交由上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委托沈传洲转交，而沈传洲并未转交上诉人，这就是沈传洲如何持有上诉人《自留山证》的原因，一审法院在并未查清沈传洲是否合法持有上诉人《自留山证》的情况下，认定沈传洲系合法持有，并据此裁判，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合同条款明确、具体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时的争议解决条款来解释合同，进而将合同内容进行了扩大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上诉人与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否就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存在转让关系是本案的关键。从《契约》内容来看，交易标的物并不包括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自留山证》转让二字字体、用笔等完全可以看出，绝不是1988年的批注，应系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时任干部的批注，况且也可以启动鉴定程序，进行科学鉴定。一审法院将证实上诉人与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就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存在转让关系和卖房搭山搭土是当时当地交易惯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五、被上诉人没有取得“水井湾（现名屋后山）、高家槽（现名中岭山）”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任何证据，一审判决错误。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取得林权的依据无外乎三种情形，即继受取得、受让取得、政府处理决定取得。而二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前述三种情形的任何证据进行证实，尤其是被上诉人否认取得林权的三种情形，充分说明被上诉人没有取得本案两宗诉争林地的林权来源。如认定为“卖房搭山”的交易习惯，也就是认定的流转，根据《恩施市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经流转但手续不完备的，应当补充完善相关手续。本案涉案林地已由上诉人承包经营，不存在需要提前收回或调整的特殊情形，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未对上述林地的收回或调整情况进行举证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恩施市集体林地承包合同书》中关于涉案林地发包及承包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二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山林已实际转让事实清楚。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时，双方口头约定将山林转让给沈传洲经营，并将《自留山证》交付沈传洲，有证人沈某1、沈某2、沈某3、徐某1证言证实，其行为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应认定为实际转让。张和伦已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再承包麦淌的土地。农村房屋售卖，其当地的居住条件已经丧失，在当地生产生活不具备基础条件，山林作为生产资料，卖房而保留山林，不符合客观实际。黄立孟作为张和伦继父，与张和伦在麦淌共同生活两年，在张和伦已到神堂居住的前提下，帮着售卖房屋，更有时任村委会成员、小组成员参与，构成合法有效的代理关系，且张和伦对黄立孟售卖房屋的行为已经进行了追认，对售卖房屋同时进行山林转让行为以不知情为由抗辩，与事实不符。2008年全国林权制度改革，张和伦在神堂也参与了改革时对山林的承包，如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转让山林，应该到麦淌委会申请林地承包，但张和伦没有申请，说明张和伦已经承认山林转让给沈传洲的事实。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涉案山林发包给沈传洲，政府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公示，期间张和伦未提出异议，人民政府应作为有效承包处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采信证据合理。本案并非是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是对交易行为的一种确认，涉案交易行为符合当时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并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一审法院根据房屋买卖《契约》，黄立孟将自留山证当场交付给沈传洲的陈述，上诉人并未对相关证据提出异议，自留山证上备注“转让”字样，该自留山证被行政机关收录入档，证明了有转让事实，一审法院并未要求上诉人就是否转让进行举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望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麦淌村委会二审答辩称，本案年代时间比较远久，经历了村村合并，现任村委会对当时的交易情况并不清楚，当时的交易情况一审时双方都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进行了证明，对于一审判决结果作为村委会不加评判，对于上诉人的上诉及被上诉人沈传洲的答辩以双方提交的证据为准。张和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恩施市集体林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222）中关于小地名为“水井湾（现名中岭山）”、“高家槽（现名屋后山）”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返还原告林地补偿款507839.36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8月7日，原告张和伦为户主承包了恩施市沙地乡××村（机构改革合并为沙地乡麦淌）“水井湾、高家槽”的两块林地，并取得了编号为NO.070846的自留山证。1986年，原告张和伦与案外人黄立孟（原告继父）在恩施市沙地乡××村居住生活。1988年，原告张和伦与恩施市沙地××××村村民结婚，随即前往该村居住生活。同年冬月12日，案外人黄立孟与沈传洲签订《契约》一份，载明“立卖屋宇字人胡道明，今迁居神堂乡双垭岭村居住，对我原有麦淌乡夏村坝八组房屋一栋两间、粪池一口共面积壹佰壹拾伍平方米，由于管理不便，我与母亲和继父黄立孟共同商议，作价壹仟元，出卖同居沈传洲名下，屋价款由卖主一次亲领无欠……自卖之后，均由买主所有权利，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立字之后，自纳税之日起，实施有效。”该契约另有中证人徐某2、徐某3、沈某2、沈某1的签字捺印，并有夏村坝村村委会的签字盖章。自购得该房屋后，沈传洲便持有涉案林地的自留山证，并管理使用涉案林地至今。2009年4月20日，被告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被告麦淌村委会签订编号为0222号的《恩施市集体林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案涉林地“中岭山、屋后山”两块林地。2019年3月4日，张和伦就涉案山林向沙地乡政府提出信访事项。沙地乡政府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处理意见。另查明，2009年林地制度改革时，“水井湾”林地更名为“屋后山”，“高家槽”林地更名为“中岭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庭审查明，案外人黄立孟与沈传洲签订《契约》达成买卖协议时，有证人徐某2、徐某3、沈某2、沈某1的签字捺印，并有夏村坝村村委会的签字盖章，黄立孟的处分行为使沈传洲有理由相信是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沈传洲自买得该房屋后就一直持有案涉林地的林权证，并管理使用案涉林地至今，若双方买卖的合意只涉及房屋，则沈传洲根本不可能持有涉案林地的林权证，显然双方的交易在形式上与单纯的房屋买卖不相符。且张和伦长期居住沙地××××村，对上述土地山林未经营管理，故依法确认沈传洲在买得房屋并持有涉案山林原权属证件的行为符合我国农村在当时条件下的交易习惯，双方行为实为转让，认定涉案林地已经转让给沈传洲。另，原告在2017年得知沈传洲将前述山林承包，2019年才为案涉山林主张权利。如此说来，张和伦在明知沈传洲承包了前述山林，而不及时主张权利且放任至2019年，张和伦的做法显然与常理相悖，因此认定涉案林地在1988年存在土地流转的事实，承包主体已实际变更为沈传洲。综上所述，为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保障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稳定及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认定涉诉林地应为转让，被告麦淌村委会将涉诉林地发包给沈传洲承包的行为合法有效，即二被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222的《恩施市集体林地承包合同书》内容客观真实，合法有效。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和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张和伦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和伦、被上诉人麦淌村委会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上诉人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交沈某1、沈某2、沈某3、徐某2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四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第一、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的当天，黄立孟将胡道明的自留山证交付给沈传洲，第二、因黄立孟在胡道明的山上烧瓦使山林破坏严重，政府要求处理，村委会鉴于房屋买卖及山林转让的行为，也同意将胡道明名下的山林转让给沈传洲。二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提交的上述证据，张和伦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同时沈传洲在一审期间一直未提出其承包涉案林地系来源于本案所涉的契约。从证人的名字上判断，除徐某2外，其他证人均与沈传洲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但几名证人均未到庭。从证明来看，与沈传洲存在亲属关系的几名证人当时均在村里或者小队担任相关职务，有理由相信涉案林地的自留山证系几名证人私自交付给沈传洲。该证明从侧面反映沈传洲与上诉人系同一村，其当时在该村实际也已经承包有林地及土地；对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提交的上述证据，麦淌村委会认为从形式上看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才能显示证言的真实性，当时张和伦到神堂，因张和伦欠缴了多年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费用，由村委会将其承包的耕地收回发包给修公路占地的农户，对徐某2证言中涉及到的耕地的证言不认可，对于其他证人的证言不加评判。本院认为，沈传洲农村承包经营户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且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案中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林地是否系转让给沈传洲。本案中，在案外人黄立孟与沈传洲签订涉案《契约》达成买卖协议前，张和伦与其继父黄立孟共同居住生活，该《契约》签订时，有中证人徐某2、徐某3、沈某2、沈某1签字捺印以及夏村坝村村委会的签字盖章，因此，沈传洲有理由相信签订该《契约》系张和伦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契约》内容中并未涉及是否转让涉案林地，但从1988年该《契约》签订后，沈传洲持有涉案林地的原权属证件并管理使用涉案林地、张和伦长期居住在沙地××××村并未经营管理涉案林地以及张和伦直至2019年才就涉案林地主张权利的事实综合来看，一审法院认为沈传洲在买得房屋并持有涉案林地原权属证件的行为符合我国农村在当时条件下的交易习惯，认定双方行为实为转让并对张和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和伦上诉称涉案林地并非转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和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78元，由张和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张特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继红书记员  黄绮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