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3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鑫宇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华林社区八卦六街23号八卦岭工业区541栋616。法定代表人：张玮恒，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露，广东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风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哈尔滨路16号。法定代表人：许兴业，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李镔，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鑫宇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风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市鑫宇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已经在购车时告知了被上诉人的代表人朱某龙相关情况，并向被上诉人指定的购车联系人朱某龙退还了3.8万元，此款项应当从款项中相应扣除。二、本案缺乏必要到庭的当事人，理应发回重审。本案涉及购车及退款事项的上海甚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未追加上海甚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委托代理关系，在上诉人已经促成购车交易后，合同义务就已经履行完毕且不存在违约的行为。那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服务并非无偿的，双方达成了口头约定，委托代购的服务费为2万元，2000元为上诉人差旅费用，因此，该笔款项也应当从购车款中予以扣除。四、上诉人仅是代为购车，被上诉人已授权朱某龙作为公司代表办理相关事宜，其将车提走后，上诉人的代理事项就已完成。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解除买卖关系的事项并不知情，买卖关系解除也与上诉人无关，不论解除前或者解除后的法律责任均应由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承担。五、朱某龙全程负责处理购车的事宜，同时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本案买卖车辆过程中的必要的当事人应当到庭参与诉讼，向法庭陈述说明事实情况。而一审法院并未将朱某龙及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缺乏必要到庭的当事人，依法应当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安徽风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张玮恒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其于2018年7月3日向朱某龙转账3.8万元，此款不应该从合同解除后上诉人应退还的156万元购车款中扣除。首先，上诉人向朱某龙转款38000元发生在双方签订《汽车委托代购协议》当天，此时，双方未就返还车款问题发生争议，因此上诉人也不可能向被上诉人退还3.8万元购车款。其次，156万元购车款都是被上诉人直接转到张玮恒账户或者按照上诉人的指示转给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与朱某龙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从未授权朱某龙代表我公司向上诉人收受任何款项，也对上诉人向朱某龙转款38000元一事完全不知情，因此，朱某龙收受上诉人3.8万元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所称的朱某龙已经将3.8万元返还给被上诉人，并非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3.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上诉人返还剩余的6万元购车款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本案诉讼标的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是将涉案车辆退还给了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而156万元车款是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按照上诉人指示给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110万元也退还给了被上诉人，剩余的购车款应该由上诉人返还给被上诉人，因此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要求其出庭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既不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非必要出庭当事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有申请其出庭，法院也没有追加，因此，上诉人认为案外人为必要出庭当事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安徽风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尾款6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尾款付清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约定由被告为原告代购一辆“奔驰G500”汽车，发动机号为××××、车架号为××××、颜色为外白内棕、拟定代购金额156万元、车辆配置为标准配置，协议另约定如下事项：1、协议签订当日，乙方通过转账向甲方支付2万元作为定金；2、甲方收到乙方定金后代乙方向专卖店支付车辆定金，乙方在甲方通知车辆落实完毕后__（未填写）天内向甲方付清车辆余款（余款154万元）；3、车辆发票由厂家汽车4S专卖店/供应商开具；4、如乙方以支票、汇款转账方式付款购车，须待车款到达甲方账户才能办理提车及车辆资料交接手续；5、车辆售后服务和三包服务由厂家指定的经销商承担。《汽车委托代购协议》上有原、被告的公章，在乙方签字处有工作人员朱某龙的签名。《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签订前后，原告曾通过其公司股东盛某于2018年6月22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张玮恒的账户转账支付了2万元，款项备注为“奔驰G500定车款”，于2018年7月3日通过盛某向张玮恒的账户转账支付了44.8万元，款项备注为“风舵名车购G500车款”、于2018年7月3日通过盛某向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转账支付了110万元，款项备注为“风舵名车购G500车款”。原告主张其实际向被告及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56.8万元，其中156万元系购车款，另有8000元系检测费用。原告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款收据》四张，收款收据系被告出具给原告，四张收据载明的货物名称均为“奔驰G500（白、棕）车架261739”，其中一张收据在单价处载明为定金2万元，其他二张收据均载明为尾款50万，另有一张收据载明为尾款54万元，收据载明总金额为156万元。原告称其收到所购车辆后，于2018年7月5日将车送至合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发现该车实际公里数为21504KM，与仪表盘显示的206KM不一致。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随后于2018年7月12日向盛某账户分三笔共计转账110万元，款项均备注为“退回风舵名车购G500车款”，同日案外人顾某向盛某账户转账40万元，款项备注为“原张某恒355000元现退回风舵名车”，原告主张其共计收到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退回的车款150万元。被告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张某恒的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根据交易明细显示，张某恒于2018年6月22日收到盛某支付的定金2万元及2018年7月3日收到盛某支付的44.8万元，后张某恒于2018年7月3日向原告的委托人朱某龙的账户转账3.8万元、同日向顾某账户转账35.5元。被告称顾某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收款人。被告主张其实际收到原告的车款为43万元，在向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车款35.5万元后，剩余款项7.5万元系被告应得的服务费及检测费。被告称其仅向顾某转账35.5元，但顾某向原告转账40万元，说明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自掏腰包的情况下与原告达成了解除买卖合同的合意。原告主张被告向朱某龙的账户转账3.8万元不知情，其未授权朱某龙收取被告的任何款项，该行为并非是向原告退回车款的行为，系被告在隐瞒原告的情况下向原告员工支付的回扣。以上事实，有《汽车委托代购协议》、银行回单、收款收据、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疫检验及进出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合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车帐单、银行交易明细，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署的《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原告主张其支付的156万元款项均系购车款，该金额与《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约定的代购金额一致，亦与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收款收据》载明的金额一致，《汽车委托代购协议》及《收款收据》上仅载明购车金额、定金及尾款，均未涉及服务费及检测费用，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原告支付的156万元均为购车款，对于被告所称仅有145.5万元为车款、7.5万元为服务检测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达成退款150万元解除购车协议的合意，但被告未能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其法定代表人张某恒在收到原告的车款后向朱某龙转账3.8万元，该款项应当从车款中扣除，但张某恒向朱某龙转账的行为发生在原、被告签订《汽车委托代购协议》当日，原、被告尚未就返还车款的问题发生争议，朱某龙收款行为的效力不能及于原告，故对于被告主张车款中应当扣除其支付给朱某龙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作为《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的相对方及约定的收款方，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的账户收取了原告的购车款46万元、并指令原告向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110万元，金额共计156万元，现被告代购给原告的车辆因出现实际公里数与仪表盘显示的公里数不一致的问题而导致车辆实际被退回给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现原告仅收到150万元退车款，被告应当向原告退回剩余6万元购车款差额。原告另主张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5日起计算未付款项的利息，原告的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被告深圳市鑫宇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安徽风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购车款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9年1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从双方签订的《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约定的代购金额、上诉人出具收据载明的总金额以及被上诉人转账支付情况，可以确认上诉人、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取被上诉人购车款156万元。其后，因上诉人代购车辆存在问题而被退回，上述协议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案外人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已向被上诉人退回购车款150万元，剩余6万元实际由上诉人收取，并无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此种情形下上诉人无需退款，上诉人作为《汽车委托代购协议》合同主体理应承担退款责任。上诉人称其于签订上述协议当天向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朱某龙支付的3.8万元，应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尚未退回款项中予以扣除，对此被上诉人否认曾指定朱某龙代收代付本案购车款，事实上从涉案款项流转走向可以看出，朱某龙也从未以被上诉人名义支付或收取款项，并且在签订协议当天双方均无法预知后续退车退款纠纷，上诉人主张其当天支付给朱某龙的款项即为朱某龙代被上诉人收取的退回的购车款，明显与常情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称双方口头约定被上诉人应向其支付2.2万元服务费和差旅费，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至于上诉人二审提出案外人朱某龙、上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此，本院认为，两案外人并非上述协议的一方主体，对被上诉人诉请退还的6万元购车款，两案外人没有独立请求权，本案案件处理结果也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该项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鑫宇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