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9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国富，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丁振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喜，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董国富因与被上诉人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卡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0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国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改判董国富无须归还福尔卡公司50000元，驳回福尔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福尔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应审理安贞医院项目的材料费用成本8万元，属于事实查证不清，该8万元费用不在也不应在福尔卡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内。1.福尔卡公司主张的是安贞医院8万元的龙骨材料费用成本，而非8万元的应收工程款，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公司的费用成本应当由福尔卡公司负担，无需其他股东支付。福尔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振宇实际掌管公司，并全权负责安贞医院项目。如果主张由董国富承担该笔费用，则应当由福尔卡公司举证证明该费用的成本支出情况，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应由法院按照福尔卡公司的陈述直接将该8万元成本认定为安贞医院的应收款后，再审查董国富是否损害公司利益。2.福尔卡公司以两位股东签署的对账明细为依据提出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在起诉状中将安贞医院项目的材料费用8万元的成本列为对账内容的第5点，但股东之间签署的对账明细中应收款项及其他项目均未包含安贞医院项目的任何数据，在所有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安贞医院费用成本8万元的记载。显然，安贞医院项目并不在两位股东确认数据的范围内，亦不在福尔卡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内。3.福尔卡公司在一审的两次庭审中针对诉请的1366385.63元的构成陈述不一致，且反复多变，仅有一次在计算公式中将安贞医院的8万元费用成本说成是货款，但自始至终没有对该部分举出任何证据。即使算上该8万元，福尔卡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依然毫无逻辑，且计算所得与请求金额相差甚多，福尔卡公司的主张无事实依据。4.两位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述的“无论款项是否收回，都要付清双方确认的所有费用，利润部分按照之前确认的甲方占股49%，乙方占股51%来分配”表明，无论两位股东对公司的应收款项是否收回，双方确认的各自支出的费用都由公司付清，之后才能核算出公司的利润，进而按照占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此处“费用”即“支出的费用、支出的成本”之意。之所以表述为“双方确认的费用”，是因为之前的对账明细中的数额均为暂估数额，故对账明细中的应付总额（即应当支出而没有支出的费用）需要再次确认，不能理解为无论两位股东负责的属于公司的应收款项是否收回，都要由股东将公司的应收款项支付给公司。这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不符合财务逻辑和生活常理。退一步讲，即使将“都要付清双方确认的所有费用”理解为两股东约定将对账明细中股东收回的公司应收工程款支付给公司，也并不包括安贞医院项目的8万元，因为两股东没有就安贞医院项目应收款签署对账明细，亦未进行确认。约定只是确定了股东的权利，董国富未违反该约定。故股东之间的约定与本案需要审查的事实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即使认为有公司权益，也不包含安贞医院8万元费用成本和安贞医院5万元的应收款。二、一审判决根据董国富提交的2016年2月1日的电子邮件认定福尔卡公司没有收到安贞医院项目的5万元，董国富损害福尔卡公司利益，认定错误。1.福尔卡公司已收到安贞医院项目的5万元。董国富提交的2016年2月1日的电子邮件系福尔卡公司发送给董国富的公司的《回款台账》，记录的是福尔卡公司实际收到的回款金额，不是项目方应付福尔卡公司而未付的款项，也不是董国富的已收款金额。该邮件显示，安贞医院项目合同总金额40万元，福尔卡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及11月13日两次收到的共5万元均登记在“已收回款”项下，载明完成金额5万元，未完成金额35万元，销售人员丁振宇等内容，证明福尔卡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上述5万元，该款项不属于公司的应收款项。2.安贞医院项目销售人员登记为丁振宇，证明其为项目负责人。未收款项的35万元应当是丁振宇负责交给公司，与董国富无关。该项目因丁振宇供货质量不合格，直接导致项目方与公司终止合同，公司由此造成的龙骨等材料费用成本应当由公司或丁振宇负担。因为合同终止，福尔卡公司只能收到回款5万元，而没有后续应收款项。福尔卡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不同意一审判决第二项，同意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程序违法，福尔卡公司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调取。涉案5万元款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福尔卡公司是基于对账单进行起诉，一审对此判决正确。福尔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董国富支付福尔卡公司应收工程款1366385.63元；2.诉讼费由董国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尔卡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4日，董国富、丁振宇原系福尔卡公司股东，其中丁振宇认缴出资255万元，董国富认缴出资245万元。2016年5月13日，福尔卡公司的股东由丁振宇、董国富变更登记为丁振宇。董国富称，其对公司股东变更一事不知情。2016年3月29日，丁振宇与董国富签署一份对账明细，载明“固定资产120288.00，库存总额219826.44，丁总应收总额500644.97，另有蔡俊应收回款222081.75，未包含在内，董总应收总额1586742.6，应付总额242510.05，（暂估数额）”，丁振宇及董国富签字，董国富标注“对帐单结到2月7日”。双方同时签署一份固定资产及库存明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记载：董国富为甲方，丁振宇为乙方。甲方占股49%，乙方占股51%，甲方前期投入79927.97元，乙方前期投入248090.80元，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所持全部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将甲方投入的79927.97元冲抵相应货款，于2016年3月29日经双方签字确认（含固定资产、库存相关文件），并将相关项目各自配合完成，项目结算完成，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双方各自负责的项目无论款项是否收回，都要付清双方确认的所有费用，利润部分按照之前确认的甲方占股49%，乙方占股51%来分配，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福尔卡公司主张，其主张的应收工程款项金额计算方式为：董国富应收总额1586742.6元，减去丁振宇应收总额500644.97元，加上固定资产120288元，加上董国富收取的安贞医院项目8万元货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福尔卡公司要求董国富支付未交回款项1366385.63元，其主张的依据为双方于2016年3月29日签署的对账明细，该份对账明细系福尔卡公司股东之间就公司财务等事项进行的概括确认，且末尾标注为暂估数额，其中董国富应收总额记载为1586742.6元，该数额为暂估数额，亦非已收款金额。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通常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虽然董国富与丁振宇约定，无论款项是否收回，都要付清双方确认的所有费用，但此系原股东之间的约定，不能简单认为董国富违反此约定即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需要审查董国富是否在收款过程中利用其股东身份，违反应尽义务或滥用其股东权利，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第二，关于1366385.63元款项的构成，福尔卡公司给出了计算方式，但是该计算方式明显不符合财务逻辑，将两个股东确认的应收货款进行简单的加减确认另一股东的应收款金额。福尔卡公司提交了一系列合同，但未就收款项目及各项目已结、未结账款的具体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明细及初步的账务资料等，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金额无法一一核算审查。但福尔卡公司主张，董国富收取了安贞医院项目8万元货款，对此，根据董国富提交的2016年2月1日电子邮件显示，2015年11月3日及11月13日，北京都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福尔卡公司分别付款1万元、4万元，该部分金额付至董国富的个人账户，虽然董国富称系丁振宇自行填写的账户，与其无关，但不足以否认其应当将该笔货款返还福尔卡公司，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该笔货款5万元返还福尔卡公司，该行为损害了福尔卡公司的利益，故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金额予以支持，超出部分，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第三，福尔卡公司主张董国富将公司的固定资产转移至其开办的工厂，未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董国富辩称的其向公司垫付的费用及利润分配、股权转让款之事宜，并非本案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董国富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0000元；二、驳回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福尔卡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借款条，证明董国富向吉林省百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李维利分3次共计借款33万元，董国富未就该借款与福尔卡公司进行对账，该款项董国富占为己有，损害了公司利益。证据2.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给董国富名下的北京富国天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转款单明细，证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向董国富名下的北京富国天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共计转款1812425.8元，当时福尔卡公司未注册，与董国富协商借用其名下的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签订合同时董国富已经是福尔卡公司的股东，但一直未将相关款项交给福尔卡公司，侵害了公司利益。证据3.火车票，证明福尔卡公司代理人去吉林省百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调查证据，了解到董国富以福尔卡公司项目及股东名义向李维利借款。证据4.一审法院快递单，证明一审法院给福尔卡公司代理人邮寄判决书，收件人不是代理人本人签字，快递未被实际签收，造成福尔卡公司上诉期过期，一审程序违法。董国富对福尔卡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当进行质证说明。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于福尔卡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福尔卡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不属于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不属于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根据一审卷宗记载，一审法院依照福尔卡公司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地址向其邮寄了一审判决书，邮件签收人处签有福尔卡公司代理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福尔卡公司关于未收到一审判决书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福尔卡公司提交的火车票凭证亦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综上，福尔卡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构成二审新证据，且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二审期间，福尔卡公司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依法调取：1.案外人于2015年10月15日起转款给董国富对私账户的转款记录明细；2.董国富以福尔卡公司的名义与吉林省百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所有有关《建设工程材料采购合同》两个项目的证据材料及其以吉林省中医院项目为由向李维利借款33万元的证据；3.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转款给北京富国天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1812425.8元的证据。本院认为，福尔卡公司一审系依据董国富与丁振宇签订的对账明细提起本案诉讼，其请求调取的证据与对账明细内容缺乏直接联系，亦与董国富是否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之间缺乏关联性，故对其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董国富一审提交的2016年2月1日的电子邮件系福尔卡公司工作人员向其发送的公司收支台账。回款台账中载明，2015年11月3日、11月13日分别收北京都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回款1万元、4万元。二审庭审中，福尔卡公司称安贞医院项目成本为13万元，上述5万元系该项目预付款项，其一审主张的8万元为成本扣除预付款项后的剩余金额。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福尔卡公司的回款台账表明该5万元为已收回款项，福尔卡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对此亦予以认可，并明确其主张的安贞医院项目8万元系扣除该5万元后的剩余款项。故该5万元款项并非福尔卡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内容。其次，福尔卡公司主张董国富曾承诺负担安贞医院项目的剩余8万元款项，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董国富对此亦不予认可。综上，一审判决董国富应向福尔卡公司归还5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福尔卡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福尔卡公司就一审判决并未提起上诉，且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据此，福尔卡公司主张一审判决第二项认定事实不清的答辩理由不属于上诉请求的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认定。综上所述，董国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08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49元，由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福尔卡（北京）新型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