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1民终3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束健睿，男，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扬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束浩铭，男，198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扬中市，系束健睿儿子。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乾元飞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2753203160D，住所地扬中市6988信箱。法定代表人：戚学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华，江苏江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袁明勇，男，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扬中市。上诉人束健睿因与上诉人江苏乾元飞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飞达公司）、原审第三人袁明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束健睿上诉请求：改判乾元飞达公司支付业务费579363.04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自2015年3月24日至今按年利率10.2%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乾元飞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在第二份结算清单中未计算成本价5%的业务费，这与第一份结算清单结算方式不一致。利息起算点应从乾元飞达公司收款后即2015年3月24日起算，且应按年利率10.2%计算。乾元飞达公司辩称：1.束健睿不是涉案合同经办人，不应取得业务费。具体理由同上诉状。2.原审认定的两份结算单不能作为业务费结算依据，答辩人不应支付束健睿业务费，自然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应依法改判驳回束健睿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袁明勇述称：依法改判驳回束健睿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合同署名是袁明勇，参与招投标也是袁明勇，最后结算应该由袁明勇来结算。乾元飞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束健睿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束健睿承担。事实和理由：乾元飞达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合同经办人是袁明勇，靖煤集团白银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煤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束健睿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合同各环节中所完成的工作，一审法院认定束健睿与乾元飞达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按照束健睿提交的结算单判令乾元飞达公司向束健睿支付545947.04元也是错误的，结算单形成时，案涉合同尚未成立，仅仅是业务成本估算，也仅仅是第七批辅机合同成本148万元中的5%，且目前案涉两份合同的货款尾款尚未到账，不具备结算及支付条件。束健睿辩称：对乾元飞达公司的上诉意见都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同束健睿上诉意见。袁明勇述称：对乾元飞达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本院审理期间，袁明勇向本院提交《民事上诉状》请求认定其受乾元飞达公司委托同靖煤公司签订了案涉采购合同，上诉费用由束健睿承担。束健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乾元飞达公司支付束健睿业务费合计579363元；2.判令乾元飞达公司从诉讼之日起按年利率12%承担逾期支付业务费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乾元飞达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6日，乾元飞达公司向靖煤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授权书载明：乾元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戚学林（总经理）代表本公司授权第三人袁明勇（项目经理）为本公司合法代表人，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针对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七批辅机烟风道补偿器的投标、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合同。2014年6月12日，靖煤公司（买方）、乾元飞达公司（卖方）及西北电力设计院（技术方）签订《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七批辅机设备烟风道补偿器技术协议》一份，仇为民代表乾元飞达公司在协议上签字。2014年7月10日，乾元飞达公司（卖方）与靖煤公司（买方）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七批辅机设备补偿器（风道）采购合同》一份，合同价款1770000元。代表乾元飞达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是“袁明勇”，该“袁明勇”签名并非袁明勇本人所签。2014年10月14日，乾元飞达公司向靖煤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授权书载明：乾元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戚学林（总经理）代表本公司授权袁明勇（项目经理）为本公司合法代表人，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针对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八批辅机循环水系统法兰、橡胶传力接头及旋转补偿器的投标、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合同。2014年11月4日，靖煤公司（买方）、乾元飞达公司（卖方）及西北电力设计院（技术方）签订《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八批辅机设备循环水系统法兰、橡胶传力接头及旋转补偿器技术协议》一份，仇为民代表乾元飞达公司在协议上签字。2014年12月5日，乾元飞达公司（卖方）与靖煤公司（买方）签订《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八批辅机设备循环水系统法兰、橡胶传力接头及启动蒸汽补偿器采购合同》一份，合同价款1078000元。代表乾元飞达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是“袁明勇”，该“袁明勇”签名并非袁明勇本人所签。上述合同签订后，乾元飞达公司陆续向靖煤公司供货，靖煤公司陆续支付乾元飞达公司货款。2016年1月19日，靖煤公司对乾元飞达公司供应的第七批辅机设备烟风道补偿器及第八批辅机设备循环水系统法兰、橡胶传力接头及启动蒸汽补偿器进行性能验收。束健睿代表乾元飞达公司在两份性能验收签证单上签字，乾元飞达公司在性能验收签证书上加盖了公司合同专用章。2018年5月21日，一审法院前往靖煤公司进行了调查核实，靖煤公司原物料管理部主任梁亮及原工程部副主任张希仓陈述：靖煤公司与乾元飞达公司签订了两份采购合同，在招投标过程中我公司不与任何厂方联系，招标确定后在西安与乾元飞达公司的仇为民签订技术协议，技术协议确定后再商谈合同签订事宜。来洽谈比较多的是束健睿，是他过来确定了合同的条款，我公司要求所签订的采购合同的公章及法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须与招投标文件相一致，束健睿其实也有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我公司可以向法院提供。嗣后，靖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乾元飞达公司向其出具的法人代表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乾元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戚学林（总经理）代表本公司授权束健睿（项目经理）为公司的合法代表人，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针对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七批辅机烟风道补偿器的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另查明，2014年9月10日，乾元飞达公司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靖煤公司补偿器合同总金额为1770000元，付款方式为10%预付款，70%到货款，10%安装调试款，10%质保金。（合同签订为2014年7月1日）成本为148万元中含束建睿业务5%计：7.4万元，超价金额为29万元，超价公司扣除20%税，1/9分成。结算：27.7万元。波纹增补成本0.15万元/台×8=1.2万元，备品备件增补成本3.2198万元，计20.3万元。合计总业务费用为：23.8802万元整。乾元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学林签字同意结算。2015年5月14日，戚学林在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实际核准业务费为250977.44元。2014年10月1日，乾元飞达公司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靖煤公司循环水系统法兰、橡胶传力接头及旋转补偿器合同总金额为107.8万元，付款方式为10%预付款，70%到货款，10%安装调试款，10%质保金。（合同签订为2014年10月）成本为66.832万元。超价金额为40.968万元，超价3/7分成。业务费结算为：28.6776万元（说明：原成本为95万元减去多报27.2万元=67.8万元，旋转补偿器多0.9680万元，67.8-0.9680=66.8320万元成本）。乾元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学林签字同意结算。2015年5月14日，戚学林在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核准业务费为294969.6元。又查明，2015年5月8日，“镇江飞达膨胀节制造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江苏乾元飞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束健睿与乾元飞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束健睿称其与乾元飞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能否成立，需根据其提交的证据，综合研判后予以认定。首先，束健睿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经乾元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学林签字确认的结算单、经多方（包括乾元飞达公司和靖煤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性能验收签证书、加盖有乾元飞达公司和靖煤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函及往来明细核对表、《采购合同》等证据的原件。虽然乾元飞达公司为证明涉案合同实际业务员为袁明勇而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但未能就束健睿并非涉案合同业务员却持有上述证据原件的合理性作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其次，2014年6月20日，乾元飞达公司向靖煤公司出具了法人代表授权书，明确授权束健睿为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全权办理第七批辅机设备的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的文件、协议及合同。乾元飞达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出具的业务费结算单明确载明成本为1480000元中含束建睿业务5%计74000元。乾元飞达公司辩称“为束健睿就相关合同的履行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以证明其身份”、“结算单当时不知道有束健睿名字”有违常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最后，庭审中各方均认可《采购合同》中“袁明勇”签名并非袁明勇本人所签。束健睿提交的靖煤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与乾元飞达公司提交的靖煤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出具的工作复函证明内容前后矛盾，且与已查证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证明与工作复函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为此，一审法院前往靖煤公司进行调查核实，经向靖煤公司工作人员张希仓、梁亮询问，其证实靖煤公司与乾元飞达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多由束健睿与靖煤公司联系并确定合同条款，且靖煤公司要求签订合同的代理人必须与招投标文件中的代理人一致。因此束健睿关于“袁明勇”签名的陈述较为可信，且与调查笔录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分析，在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情形下，束健睿提交的上述证据对证明其与乾元飞达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院依法应予认定。关于业务费问题。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现束健睿完成了委托事项，乾元飞达公司应当支付其相应的业务费。根据乾元飞达公司出具并经其法定代表人戚学林签字确认的结算单，束健睿应得业务费合计为545947.04元（250977.44元+294969.6元）。乾元飞达公司虽对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乾元飞达公司逾期给付业务费，应当赔偿束健睿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束健睿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乾元飞达公司就业务费支付问题达成口头约定，乾元飞达公司亦不予认可，故乾元飞达公司应自主张之日即第一次提起诉讼的2017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束健睿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束健睿主张按年利率12%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乾元飞达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束健睿业务费545947.04元及自2017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束健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束健睿的上诉。首先，束健睿上诉称应在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的结算单中计算成本价5%的业务费，即应增加33416元。本院认为，该结算单并没有关于成本价5%的业务费的表述，虽然束健睿提出双方曾对此有口头约定，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并没有证据证明案涉两份合同应采取同样的结算方式，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束健睿上诉称利息起算点应从乾元飞达公司收款后即2015年3月24日起算，且应按年利率10.2%计算。本院认为，根据乾元飞达公司的陈述，案涉合同货款尚有尾款未付清，以乾元飞达公司收款日期作为利息起算点并不合理，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二、关于乾元飞达公司的上诉。首先，乾元飞达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袁明勇系案涉合同实际经办人。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两份采购合同中的“袁明勇”均非其本人所签，且根据一审法院经调查核实，靖煤公司与乾元飞达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多由束健睿与靖煤公司联系并确定合同条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束健睿与乾元飞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乾元飞达公司认为案涉两份结算单仅仅系内部成本核算，但该两份结算单有乾元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且束健睿持有该结算单，乾元飞达公司并不能就此合理说明。虽然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的结算单形成于《甘肃白银2×350MW热电联产工程第八批辅机设备循环水系统法兰、橡胶传力接头及启动蒸汽补偿器采购合同》签订之前，但结合双方前期合作的情况以及第八批采购合同实际签订的情况，一审法院对案涉两份结算单均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三、关于袁明勇的上诉。原审第三人袁明勇向本院提交上诉状，请求认定其受乾元飞达公司委托与靖煤公司签订了案涉采购合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袁明勇未在一审审理中提出相关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亦未要求其承担责任，且本院审理中束健睿明确不同意就袁明勇的上诉进行调解，故对袁明勇的上诉，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上诉人束健睿、乾元飞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9元，由上诉人束健睿负担635元，由上诉人江苏乾元飞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负担9594元；袁明勇预交的11536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樊华勇审 判 员 孙 毅审 判 员 葛荣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亮亮书 记 员 王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