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毅欣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群星村东坑区三横路73号。经营者：曹珊。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珊，女，198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生，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鸿坚，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礼坚，男，198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艳冰，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履职。上诉人广州市增城毅欣制衣厂（以下简称毅欣制衣厂）、曹珊因与被上诉人卢礼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毅欣制衣厂、曹珊上诉请求：1．改判毅欣制衣厂、曾珊无需向卢礼坚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60000元及逾期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卢礼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毅欣制衣厂、曾珊收到卢礼坚的律师函后未及时对金额或减免事宜进行主张，与卢礼坚所述协议减免6万元是需2016年底付清20万为前提的反驳吻合，以此来印证减免6万元是有前提的，是错误的。毅欣制衣厂、曾珊认为，其对律师函的回复与否，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回复并不会产生默认对方主张的效果。若认为会产生默认的效果，那么双方的微信通讯记录中毅欣制衣厂、曾珊发出“货款已经付清给你了”，卢礼坚回复“己收到70724元，谢谢”亦并未否认收到该款后欠款仍未结清，这是否应该认为对方默认收款后款项已经结清？故一审判决据此印证卢礼坚对减免6万元是有前提的反驳，实属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让毅欣制衣厂、曹珊承担减免6万元是有前提的举证不利后果是错误的。一审中毅欣制衣厂、曾珊提交了一份由黎某（当时参与减免货款协商的其中一厂家）出具的《证明》，证明了当时各方一致确认减免毅欣制衣厂、曾珊的货款，其中记载卢礼坚减免6万元的事实。该证据足以证明卢礼坚减免6万元，至此毅欣制衣厂、曾珊对该事实举证完毕。卢礼坚反驳称虽曾协商减免6万元，但是有前提的，却不能对该前提提出证据佐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而一审判决却让毅欣制衣厂、曾珊承担卢礼坚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实属错误。卢礼坚辩称，一、一审判决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二、双方虽然有协商过打折的事情，但前提是年底前付清，双方是没有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三、卢礼坚一直都是以13万多元的金额要求毅欣制衣厂、曾珊付款，包括发律师函和起诉。卢礼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毅欣制衣厂、曾珊向卢礼坚支付货款人民币131118.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毅欣制衣厂、曾珊承担。诉讼中，卢礼坚变更减少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为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礼坚与毅欣制衣厂存在服装辅料买卖交易往来，由卢礼坚以“创利达皮牌”（未工商登记）名义向毅欣制衣厂供应皮牌货品，期间双方对2014年1月至12月份进行多次对账并分别签署相应的《结对账单》；于2015年7月17日毅欣制衣厂财务人员“李婷”签名确认截止6月25日尚欠卢礼坚货款26万元；又于2015年8月至10月双方继续交易并产生货款共16000元；上述货款金额合计276000元。依照卢礼坚制作的《收据》原件一张，记载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9月3日，内容主要为“收到毅欣厂140000*0.08=11200元”；并于该收据背面添注“2015年福建丰诚：50000+50000（11月份开票）、2016年后付钱（成成：20000+20081.6）”。对此，卢礼坚承认通过其客户曾收到毅欣制衣厂支付的案涉货款合计140081.6元，并在收款后制作了相应的增值税点收据，但该收据中的税点款实际是毅欣制衣厂于2019年5月8日才进行支付。对此，毅欣制衣厂、曾珊并无异议。又依照卢礼坚提交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卢礼坚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8年11月15日收取曹珊转存款15000元。以及毅欣制衣厂、曾珊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业务回单（付款）两张，显示曹珊于2019年5月8日先后向卢礼坚转账付款5万元、20724元，合计70724元。卢礼坚曾于2019年4月3日委托律师向毅欣制衣厂、曾珊发出《律师函》，当中主张毅欣制衣厂、曾珊至今仍欠货款132118.4元，并要求在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5日内作出清偿；该邮件于2019年4月6日签收妥投。对此,毅欣制衣厂、曾珊并不持异议。另根据卢礼坚提交其与曹珊父亲曹代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卢礼坚于2017年1月25日发出内容有“年前清账不但是我们的原则，也是与您相交的默契，以往我是如何支持您，也请您回馈于我，接下来进入清账对接时间…”；而依照曾珊提交曹珊与卢礼坚的微信通讯记录截屏，显示2019年5月8日曾珊“货款已经付清给你了！”卢礼坚“已收到70724元，谢谢”，曾珊“好的”；以及与卢礼坚的通话录音显示，2019年5月6日曾珊“喂，你刚刚说什么没听到”卢礼坚“我说今天过不了去了，还在学校这里”，曾珊“哦，那你就只，不就是五万块钱吗，再加上那个后面尾数还有一万多，我年前的时候转了一万多给你，收到没？”卢礼坚“还有那个税点没算嘛”曾珊“税点没有多少吧，税点我爸给你没有？”卢礼坚“没有给的”曾珊“就是那五万，加那尾数一万多，还有就是税点是不是？”卢礼坚“对、对对对”。对此，双方均予认可上述微信通讯记录以及录音等内容的真实性；而卢礼坚则对录音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录音为未经其同意为非法证据，且当时因周边嘈杂、信号差是未听清曾珊的实际对话内容所作出的应答。依照毅欣制衣厂、曾珊提交的由“黎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记载为“兹证明在2015年11月28日，在广州市增城毅欣制衣厂负责人曹代荣与卢礼坚等人就客户（余协会）跑路，其供应商承担减部分货款一事协商处理方案；经协商，各方一致确认创利达皮牌（卢礼坚）减货款6万元整，锦意翔布行减货款160000元整，黎明绣花厂减货款20000元整处理。2019年8月2日”。对此，卢礼坚表示不予认可，因其并未参与过与其他方一齐协商；且该出具人也不能证明案涉双方之间的协商情况。诉讼中，毅欣制衣厂对与卢礼坚存在案涉交易及至本案起诉前仍未付金额为131118.4元的事实无异议，但抗辩起诉后已支付70724元，且经扣减后卢礼坚变更诉请的余款60000元，业经双方在2015年11月28日协商予以减免，所以我方不存在继续付款理由。而卢礼坚则认为双方虽曾私下协商减免6万元，但当时约定是如毅欣制衣厂能在2017年春节前即2016年底付清20万元才可以减免，后毅欣制衣厂并未依约付款，所以毅欣制衣厂应予对该余款6万元及以该未付款6万元为基数计算的逾期利息继续支付。另查，毅欣制衣厂的商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曹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卢礼坚与毅欣制衣厂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的买卖行为已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鉴于毅欣制衣厂、曾珊对案涉交易事实和未付款金额均无异议，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卢礼坚诉请的余款6万元，毅欣制衣厂、曾珊应否继续支付。本案中，毅欣制衣厂、曾珊为证明双方曾协商达成减免6万元货款的事实，提供了其与卢礼坚的微信通讯记录截屏、电话通话录音资料以及由案外人“黎某”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为凭；卢礼坚则主张双方虽私下协议减免6万元，但前提是毅欣制衣厂需在2016年底付清20万元才可减免。对此，首先根据双方的通话记录内容，当中虽然毅欣制衣厂、曾珊称仍需支付款是五万元加尾数一万多及税点等情况，但并未存在卢礼坚就此全部了结的意思表示，且双方也未提及减免货款的内容，无法清晰反映双方是就减免6万元货款后剩余未付金额的事实确认；其次在双方的微信通讯记录中虽然曾珊发出“货款已经付清给你了”的内容，但当中仅回复收到汇款70724元而并未表达货款结清或债务了结的意思确认，欠缺双方一致的清偿合意；又虽然案外人补充出具证明称与卢礼坚、毅欣制衣厂、曾珊等曾协议减免部分货款的情况，但卢礼坚对此不予认可，且毅欣制衣厂、曾珊也未举证证明该出具人与卢礼坚存有债权债务关系并实际履行了减免货款的事实，则该证明难以直接证明卢礼坚实际接受了以减免后的货款金额进行追偿的情形；亦结合卢礼坚起诉前向曹珊发出律师函进行催收，当中载明的欠款金额为132118.4元，而曾珊在收悉后并未及时提出异议或就协议减免事宜进行主张，与卢礼坚所述当年协议减免6万元是需2016年底付清20万元为前提，但曾珊告并未依约支付的情况相符；且在交易双方作出减免部分应付货款金额的情形下，并同时约定限期付清余款，符合一般的交易惯例。故此，对毅欣制衣厂、曾珊抗辩双方已达成减免6万元货款协议而无需继续支付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卢礼坚主张当年协商是以毅欣制衣厂能在2016年底前付清20万元为减免前提，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对卢礼坚请求毅欣制衣厂继续支付案涉货款6万元以及自起诉之日（2019年4月22日）起计算逾期利息至付清款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确有偏高，一审法院调整为利息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标准计算为宜。又因毅欣制衣厂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曹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据此，卢礼坚请求曹珊对案涉货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毅欣制衣厂、曹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卢礼坚支付货款6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卢礼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卢礼坚已预缴2922元），由毅欣制衣厂、曹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卢礼坚与毅欣制衣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已达成减免毅欣制衣厂货款60000元的协议。本案中，毅欣制衣厂主张双方已于2015年11月28日达成协议减免其货款60000元，并就此提供2019年5月6日的通话录音以及5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在微信聊天中仅是曹珊单方提出“货款已经付清给你了”，而卢礼坚仅回复表示收到当时天支付的70724元，并未确认货款清结的事实。此前通话录音中双方也仅是就税点支付时间进行沟通，并不涉及货款减免的问题。此外，毅欣制衣厂、曹珊提供的证人证言，证人黎某并未出庭质证，且对证人身份及其事实陈述均缺乏相关证据印证，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因此，毅欣制衣厂及曹珊上诉主张双方已达成货款减免的协议，缺乏确凿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令其支付货款6000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毅欣制衣厂、曹珊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毅欣制衣厂、曹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