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60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内蒙古三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79年12月19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胡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2019）内0430民初5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判令撤销敖汉旗法院（2019）内0430民初5069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可包括上诉人在内的80户村民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10日签订了一份《林地承包合同》，80户村民同意将河西村东北梁1000亩林地转包给被上诉人，承包费每口·人3000元，承包期限为30年，上诉人在《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上签字确认，并按每口人3000元的价格领取了被上诉人支付的承包费。但上诉人不认可80户村民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10日签订过《林权流转合同》，80户村民始终没有见过这份合同，也从来没有同意将1000亩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也从未领取过该合同中所谓的因林地使用权及树木所有权转让而产生的流转费。上述的《林地承包合同》、《林权流转合同》和《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这三份证据的原件都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从内容和性质来看，《林地承包合同》与《林权流转合同》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合同。《林地承包合同》的内容是林地承包（转包）给被上诉人，承包费每口人3000元，承包期限为30年的约定。《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虽然名称为“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但括号内内容是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说明林地流转的方式是对外承包也即转包，是对林地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转包）费的约定；所以从内容的关联性来看，《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是《林地承包合同》的一部分。《林权流转合同》的内容约定的是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转让。林地流转的方式是转让而不是转包，从内容的关联性来看，《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明显不是《林权流转合同》的一部分。假如“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的括号内内容是一口人3000元对外转让30年，那么说它是《林权流转合同》的一部分，从逻辑上才说得过去。被上诉人在庭审时申请三个证人证明村主任王志鹏当众宣读《林权流转合同》，但三个证人证词前后矛盾，因80户村民始终没有见过这份合同，故上诉人庭审时也否认这一事实，所以王志鹏当众宣读《林权流转合同》这一事实并不成立；即使这一事实成立，但因为《林权流转合同》上只有被上诉人签字和村委会盖章，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所以《林权流转合同》还没有成立，更谈不上生效。虽然上诉人在《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签字确认，但《林地流转同意签字名单（一口人3000元对外承包30年）》不是《林权流转合同》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视为在《林权流转合同》签字。综上所述，双方只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没有签订《林权流转合同》，两个合同从内容和性质来看完全不一样，《林权流转合同》就像是对《林地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变更，但变更后双方未协商一致。因80户村民始终没有见过这份合同，所以不排除这份合同是被上诉人事后伪造的以用来骗取《林权证》登记，对此上诉人当庭要求对“《林权流转合同》手写部分的实际书写时间与合同标注的签订时间2018年5月10日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并提交了鉴定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并未允许，对此上诉人要求在二审期间进行鉴定。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了《林权流转合同》，上诉人将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转让给被告”这一事实，无疑是错误的。因其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并错误的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故上诉至贵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敖汉旗法院一审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上诉人起诉我，对合同存在异议，说我伪造合同是不成立的。合同签订是2018年5月10日，这之前我和村民做了一个协商，说我想承包土地，我做了表头，表头明确显示签订名单都是本人签字并按了手印，我也把钱都给了他们。老百姓同意我承包土地，村长王志鹏亲自宣读的合同，老百姓对合同内容非常了解，签订合同的手印和签字都是本人所为，不存在欺诈隐瞒。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双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二、被告返还原告的约5.4亩林地；三、被告赔偿原告林木款（2口人计330棵）暂计4500元（以鉴定机构评估为准）；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哲国等80户村民为甲方，被告为乙方，于2018年5月10日签订林地承包、林权流转合同，约定将位于××旗东北梁1000亩林地转包给被告，流转费每口人3000元，承包期限为30年。该合同所涉转包林地中包括原告家的林地，原告于合同签订后支取了相应的流转费。被告经此流转取得的林地及林木，2018年6月14日，敖汉旗人民政府为被告颁发了敖林证字(2018)第3056010752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林地面积为1000亩，林地使用权人为王某，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人为王某；2018年7月4日，经敖汉旗林业局为被告办理了采伐许可证，2018年秋季，被告将涉案地块林地内的杨树采伐。2019年春季，被告在涉案地块林地内栽植了山杏，并依有关规定，在林地内间种矮棵植物。一审法院认为，包括原告家在内的80户村民与被告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方依约支取了流转费；就涉案的地块，敖汉旗人民政府已为被告颁发了林权证，被告取得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双方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告依规办理采伐许可证后，投入人力物力对林地及林木进行采伐更新；更新后，被告在林地内间种农作物，符合以耕代抚的条件，不属于改变林地用途。现原告主张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林地内杨树砍伐，砍伐后种植西瓜，被告改变林地用途导致合同目的未实现，提出涉案的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涉案林地并赔偿损失，同原告等人与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及实际履行的相关事实不符。原告对其主张的被告改变林地用途导致违约的事实，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对此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的林地承包合同，返还涉案林地经营权并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且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涉案林地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称因山杏树成活率不高，其已改种了杨树，现涉案林地已被被上诉人全部种植了杨树。作为涉案合同甲方的王玉、王少林在二审出庭时对此无异议。该事实有二审接待笔录中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虽以被上诉人采伐林木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起诉要求解除《林地承包合同》，但上诉人要求解除的该合同仅约定“乙方在承包期间不得改变林地性质，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在承包涉案林地期间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并未改变涉案林地性质。被上诉人已按约向上诉人支付了费用，上诉人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现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具有应予解除的情形，其要求解除涉案合同、返还林地等诉讼请求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立颖审判员 其其格审判员 邓宏涛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韦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