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7民终1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忠然，男，1974年2月生，汉族，住松原市宁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吉林研法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丹，女，1980年7月生，汉族，住松原市宁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博文，男，1977年11月生，汉族，住松原市宁江区，系被上诉人张立丹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芹，吉林巨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忠然因与被上诉人张立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8）吉0702民初7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忠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被上诉人张立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博文、王秀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忠然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吉0702民初7329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立丹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理由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吉0702民初7329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对此，上诉人王忠然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查明。1、本案中，上诉人王忠然于2013年、2014年共计向被上诉人张立丹借款50万元（其中25万元借款是提供被上诉人张立丹的丈夫范博文转入王忠然的银行卡账户），2015年2月6日王忠然给张立丹统一出具一枚金额为50万元借据，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利息2分，还款时间为2015年8月5日，并注明2015年2月6日—2016年1月6日的利息已结清。后根据上诉人王忠然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自2015年至2017年期间，范博文收到王忠然的款项共计885,595元，其中589,395元都是用于偿还张立丹涉案借款本息的。依据民间交易习惯，只要有银行转账记录就不必另行出具收据或者收回借据，完全可以作为还款的有效证据，而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张立丹谎称对范博文收到上述巨款的事实毫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为被上诉人张立丹和范博文是夫妻关系，在共同生活三年多时间里，对收到上诉人转账的885,595元全然不知，明显是在说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如果上诉人借款50万元没有及时归还给被上诉人，为什么被上诉人在几年时间没有向上诉人催要？直至等到2018年才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用其丈夫范博文银行卡转给借款人王忠然，王忠然在还款时同样汇入到被上诉人张立丹的丈夫范博文银行账户，这种做法完全对应借贷双方主体关系，更符合交易习惯，应当依法予以认定。2、被上诉人张立丹在原审庭审中虽然承认收到王忠然转入的上述款项，但是却谎称不是涉案借款，而是其丈夫范博文和王忠然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往来，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说清合伙投资的具体数额、利润如何分配、风险如何承担，现在合伙关系是否继续？双方是否进行合伙清算？以及范博文所收到王忠然的款项，哪笔是还款，哪笔是合伙投资款等诸多事实，均无法明确陈述清楚，也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案原审没有查清上述事实，错误地认定上诉人没有收回借据，其所提供的所有还款证据不能证明偿还的是涉案借款，进而判决上诉人王忠然重复偿还张立丹借款50万元及利息，对上诉人来说极不公平。3、退一步讲，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范博文和王忠然之间的所有款项往来均来自于同一法律关系，那么涉案的50万元借款中的25万元是从范博文转给王忠然的，也就是说这25万元的实际出借人是范博文，而不是张立丹，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张立丹只能向上诉人王忠然主张借款25万元的权利，其余的25万元应由范博文向上诉人王忠然主张，基于此，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上诉人偿还张立丹借款25万元，而非50万元。显然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更不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查明。二、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吉0702民初7329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对此，上诉人王忠然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王忠然并未否认借款事实，只是抗辩已经还清并提供了有效还款证据，而原审人民法院判决书却援引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规定，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上诉人王忠然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三、被上诉人张立丹和其丈夫范博文的行为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刑事犯罪，本案应当中止诉讼，并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本案中，涉及借款金额巨大，按照原审判决数额本息近100万元，而被上诉人张立丹和其丈夫范博文收到上诉人王忠然还款后，仍然虚构事实，重复起诉，并得到一审人民法院保护。根据上诉人王忠然提供的证据，上诉人王忠然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张立丹和其丈夫范博文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和诈骗罪，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上述事实，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本案中止诉讼。张立丹辩称，1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维持。2、本案案由确立的是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王忠然承认借款50万元的事实，只是认为已经偿还完毕没有证据证明，而且2015年王忠然与范博文并不认识。3、至于王忠然说被上诉人是虚假诉讼，实属无理缠诉。4、王忠然转给范博文卡里的钱不是偿还张立丹的钱。张立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王忠然立即偿还原告张立丹借款本金50万元，并自2016年1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立丹提供2015年2月6日的借条一枚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争诉债务的金额为50万元，借条载明“今张立丹借给王忠然人民币50万元整，自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8月5日，期限为6个月，全部借款金额于2015年8月5日一次性归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千元整。（以下内容为手写：约定利息2分，2015年2月6日-2016年1月6日利息已结清。）”，被告王忠然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原告庭审中主张利息为月利2分，被告不予以认可，其主张为年利2分。原告张立丹通过其丈夫范博文转账及现金给付方式向被告王忠然交付50万元钱款。原被告对于以上事实无异议。被告王忠然称本案所涉的本息均已还清。原告张立丹主张其丈夫范博文与王忠然为合伙关系，范博文与王忠然之间的转账系范博文与王忠然之间的经济往来，范博文与王忠然经营的项目为“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交易平台”及“万老板超市（即松原市文盛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但其亦认可其夫妻之间为经济共同体。被告王忠然主张自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末，王忠然向范博文打款共计88万多元，范博文向王忠然打款29万多元。对于王忠然与范博文互有多笔多次打款原告张立丹予以认可。依据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可认定王忠然与范博文互有多笔多次打款，且其中有部分款项在王忠然存入给范博文账户的同日范博文将该款转出至对方户名为“魏薇”的账户。原告张立丹提供了被告王忠然本人书写的便签一份，载明“松原市标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交易平台、全国重要产品质量信息追溯服务平台的全国二级供货商。我承认我是A15015、A151340供货商股东，共同承担所有投资风险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法律责任。王忠然。2018年10月30日”。原告亦提供署名为“王忠然”的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平台登录信息。原告张立丹亦提供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平台记录，在该记录“我的订单”中体现出范博文与魏薇存在互有“流动”行为。王忠然提供证人曹立新证言欲证明其向范博文还款的事实，亦提供银行流水拟证明还款事实。原告张立丹称以上转款为王忠然与范博文之间的合伙关系资金往来，但原告未提供书面合伙协议，王忠然否认双方为合伙关系。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的当庭陈述、借条、银行明细清单、往来统计单、人员名单、欠条、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平台记录、便签及证人证言等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原、被告双方对于借贷本金50万元数额无异议，被告王忠然主张其已归还，现已不欠原告张立丹款项，但其提供的银行流水和证人证言等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反驳原告所提供的借据的证明力。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双方争议借款金额本金为50万元。被告王忠然认可本案借款已实际交付，因王忠然与原告丈夫范博文双方多年来存在多次的经济往来，且原告提供了被告本人书写的便签及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平台记录，故无法仅凭银行转账来确定原、被告之间多年的经济往来数额，被告提供的与原告丈夫范博文之间转账凭证无法认定与本案所借原告张立丹的借款有直接关系。被告主张其已经清偿借款，但未提供足够证实债务清偿完毕的书面凭证，且被告在借款时曾向原告出具书面债权凭证，该凭证现仍由原告持有，被告主张已还清借款，但其还款时却未要求出具还款凭证，亦未将借据收回，该事实与民间借贷经济往来中的交易习惯不符，虽被告辩解其向原告丈夫范博文转账款项为还款，但其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对于其偿还完毕本案借款的辩解，本院不予以采信。至于王忠然与范博文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以处理，双方可以另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原告张立丹与被告王忠然书面约定借款利率为利息2分，原告张立丹虽然庭审中主张约定为月利2分，但未提供书面证据证实该主张，且其诉状中已写明为年利息2分，被告王忠然亦否认约定为月利2分，故对于原告关于利息的主张，本院认定利率标准为年利2分，利息计算期间应自双方结清利息的截止时间起算利息给付时间，即自2016年1月7日起按照年利2分给付利息至还款之日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忠然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张立丹借款50万元，并自2016年1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2分给付利息至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立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王忠然承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立丹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王忠然与被上诉人张立丹的丈夫范博文系合伙关系，王忠然和范博文之间的转帐是王忠然和范博文以及群聊中其他人之间生意转帐，与张立丹无关。上诉人王忠然质证认为自己是被范博文拉进群，并通过范博文认识的群里的人，自己没有投钱，只是出主意。证据二、2018年9月14日王忠然出具的收条一枚，证明王忠然和万老板超市有关系，转帐都是王忠然和范博文之间合伙做生意的钱。上诉人王忠然质证认为范博文是通过自己向贾春艳借的钱，所以自己替贾春艳代收的回款。证据三、民商事委托代理协议，证明王忠然作为粮食交易平台代理人，在北京提起诉讼。上诉人王忠然质证认为自己是替范博文和范博文替自己注册名下的会员向粮食交易平台要钱，自己也是粮食交易平台的会员。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忠然提出借款50万元属实，但自2015年5月7日起至2017年2月18日已偿还被上诉人张立丹62.21万元，全部偿还完毕，被上诉人张立丹认可2015年5月7日还利息5万元，2015年5月18日还利息7万元，虽然上诉人王忠然认为上述两笔应当是偿还本金，但2016年1月6日王忠然在借条中补充“约定利息2分，2015年2月6日－2016年1月6日利息已结清”，对本金没有重新约定，说明上述两笔还款偿还的是利息而不是本金，上诉人王忠然主张2015年8月8日偿还现金6万元，因被上诉人张立丹否认，上诉人王忠然又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至于上诉人王忠然主张2017年1月10日至2017年2月18日向被上诉人张立丹的丈夫范博文转帐44.21万元，是偿还被上诉人张立丹的借款，因借条中出借人是张立丹，现借条仍在被上诉人张立丹处持有，被上诉人张立丹还提供了上诉人王忠然和范博文共同参与“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平台”、“万老板超市”等网络项目经营的微信记录、收条、欠条等证据，上诉人王忠然也承认是“全国粮食工农业易物平台”的会员，且上诉人王忠然与范博文之间于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相互之间发生多笔转帐，往来金额已经远超过本案借款金额，因此上诉人王忠然提供的上述转帐款项不足以证明用于偿还本案借款。综上所述，王忠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上诉人王忠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冲审判员 冷晓峰审判员 于 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邹 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