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辽06行终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住所地凤城市翰墨街519号。 法定代表人：王东旭，系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姚奉延，男，系该中心企业养老待遇部部长，住凤城市。 委托代理人：于卉梅，系辽宁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栗群，男，196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系凤城市大堡粮库下岗工人，住凤城市。 委托代理人：朱艳辉，系辽宁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双羽，系辽宁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凤城市大堡粮库，住所地凤城市大堡镇大堡村。 法定代表人：王书生，系该粮库经理。 上诉人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因不服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行初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凤城社保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姚奉延、于卉梅，被上诉人栗群的委托代理人朱艳辉，原审第三人凤城市大堡粮库(以下简称“大堡粮库”)的法定代表人王书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原告、被告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1983年9月，原告栗群被大堡粮库招为工人（用工性质全民）。在1985年12月28日的企业职工工资改革审批表中记载，现任职务（工种）抗力工，该表由大堡粮库和原凤城满族自治县粮食局人秘股盖章审批。原告自到大堡粮库工作后一直从事抗力工作。原告档案中无1987年、1988年相关材料，1989年至1992年记载为抗力工，1993年至1998记载为工人、1999年至2001年记载为抗力。 2019年原告申请提前退休，被告社保中心经审核后，于同年3月18日告知原告特岗年限不足，未审批通过。原告遂诉至法院。 在庭审中，原在大堡粮库工作的证人杨某、白某、李某、刘某、宋某、夏某，均陈述原告自在大堡粮库工作一直为现场抗力工。 同时查明，2018年10月15日，中共丹东市委办公室下发室字[2018]79号中共丹东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丹东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内容为根据《中共丹东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丹委办发[2018]50号），设立丹东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为其分支机构，负责凤城市企业及其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服务工作。同时规定原市人社局所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及其所属东港市、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效。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辽人社[2017]17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提前退休人员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工作职责中第（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受理企业申报，按政策规定对申请提前退休职工的退休条件及材料进行审核、审批，并出具《辽宁省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表》”及其中第2“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对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初审通过的提前退休职工档案及材料进行初核”之规定，被告社保中心具有对申请提前退休职工的档案及材料进行初核的法定职责。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是否符合特岗年限满10年。对此，庭审中原告申请了原在大堡粮库工作的证人杨某、白某、李某、刘某、宋某、夏某出庭作证，上述证人除刘某外，均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大堡粮库主要领导职务，所作证言客观真实，结合刘某证言及其他书面材料，可以认定原告栗群自1983年9月起至2001年期间在大堡粮库承担抗力工作。原告档案记载虽有抗力工、工人的不同称呼，但因其一直从事抗力工作，不能因档案未完全按抗力工记载而否定其作为抗力工人工作的事实。当时负责的经办人刘某证实，因其本人混淆了工人与抗力工人的概念导致原告档案记载错误。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栗群自1983年9月起至2001年期间在大堡粮库承担抗力工作，符合按照抗力工岗位认定其特殊工种工作年限，故被告应依法履行将原告档案及材料上报到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责令被告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履行将栗群提前退休档案及材料上报到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法定职责。案件受理费50元，由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承担。 上诉人凤城社保中心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特殊工种年限满10年，所依据的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根据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二）款、辽宁省辽劳社发（2004)51号第五条、辽人社（2017)175号第三条（七）款、辽人社（2015)341号第三条、第七条的规定，认定特殊工种年限只能依据职工档案的原始记载，员工档案原始记载不清的情况下，可依据生产岗位合同书、特殊岗位资格证、历年岗位工资原始分配表、岗位保健津贴标准原始发放表等历史上形成的事实材料。由此可见，证人证言和单位单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统计表等，均不是历史上形成的事实材料，因而不能作为认定职工从事特殊岗位年限的证据。判决采用了不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来认定本案事实，所认定的事实必然错误。二、原审判决超出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设定的条件认定本案事实，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仅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不能超越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增加行政机关的义务。上诉人在对被上诉人特岗申请进行初审时程序合法，实体上亦按照劳社部和辽宁省人社厅发布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设定的条件对被上诉人做出了不通过初审的认定。无论是工作程序还是审核依据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以证人证言和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统计表作为认定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不合法的证据，显然超越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认定特岗工作年限创设了新的条件，为行政机关增加了未知的义务,这是一种造法行为，用审判权指导行政行为，很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对特岗工作年限只有初审职责，最后是否具备特岗要求的年限，还需上级社保部门复核，上诉人无单独决定权，因此，原审判决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撤销凤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682行初23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栗群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所述“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二）款”是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而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的特岗工作年限是否累计满10年，双方对上诉人的出生时间没有异议，所以上诉人提供的此条法规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所述辽宁省辽劳社发（2004）51号第五条，辽人社（2017）175号文件第三条（七）款等规定，认定特殊工种年限只能依据职工档案原始记载，员工档案原始记载不清的情况下可依据生产岗位合同书、特殊岗位资格证、历年岗位工资原始分配表、岗位保健津贴原始发放表等历史上形成的事实材料。但本案历史上形成的材料并没有否认被上诉人是特岗工人，并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自从事工作以来一直是特岗工人，因工资员刘某混淆了工人和抗力工人的概念导致被上诉人档案记载错误，本案的事实就是被上诉人符合特岗年限满十年。二、原判决合理合法，二审法院应维持原判。上诉人诉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仅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原文是“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是证据确凿也就是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原审法院对原审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查明被上诉人符合十年的特岗年限，上诉人应依法履行向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报的法定职责是合理合法的。三、原审判决并没有强制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是否具备特岗要求的年限，只要求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提前退休档案及材料上报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上诉人没有将被上诉人的档案及材料上报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并没有对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也没有行政不作为，故被上诉人原审中没有必要追加共同诉讼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大堡粮库述称，其依据被上诉人栗群档案和企业工资支付明细及原始档案材料提供的证实材料。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至本院，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与原审一致。 经审理查明,1983年被上诉人栗群被大堡粮库招为全民合同工，但对其开始参加工作的具体月份，不同的职工工资改革审批表记载不同，有的记载是1983年6月，有的记载为1983年9月，还有的记载是1983年10月。在1985年12月28日的企业职工工资改革审批表中记载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83年6月，现任职务（工种）为抗力工，该表由大堡粮库、原凤城满族自治县粮食局人秘股签署同意并加盖公章，最后凤城满族自治县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办公室于1986年1月31日加盖公章批准。被上诉人栗群档案中无1987年、1988年相关材料。1989年调整工资审批表、1990年升级工资审批表、兑现1990年挂钩企业职工个人升级工资审批表、1991年调整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审批表、兑现1992年挂钩企业职工个人升级工资审批表中均记载被上诉人栗群从事的工种为“抗力工”。兑现1991年挂钩企业职工个人升级工资审批表记载被上诉人栗群从事的工种为“工人”。1993年至1998年职工升级工资或增资审批表均记载被上诉人所从事的工种为“工人”、1999年至2001年增资或升级工资审批表上记载为“抗力”。2019年被上诉人申请提前退休，上诉人社保中心经审核后，于同年3月18日告知被上诉人特岗年限不足，未审批通过。被上诉人遂诉至法院。 原审庭审中，原在大堡粮库工作的证人杨某、白某、李某、刘某、宋某、夏某，均陈述被上诉人自在大堡粮库工作一直为现场抗力工。同时查明，2018年10月15日，中共丹东市委办公室下发室字[2018]79号中共丹东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丹东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内容为根据《中共丹东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丹委办发[2018]50号），设立丹东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为其分支机构，负责凤城市企业及其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服务工作。同时规定原市人社局所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及其所属东港市、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效。 庭审辩论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诉人是否应当履行将被上诉人提前退休档案及材料上报的法定职责,对原审判决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各方当事人的辩论观点与其上诉和答辩观点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辽人社[2017]17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提前退休人员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上诉人凤城社保中心具有对申请提前退休职工的档案及材料进行初审、上报的职责。本案中，被上诉人栗群主张其从事“抗力工”超过十年，符合特殊工种岗位人员提前退休条件并向上诉人提交申请，上诉人凤城社保中心经查阅被上诉人栗群档案，认为栗群特殊工种岗位工作未满10年，故以被上诉人栗群特岗年限不足为由，将其申请提前退休的档案及材料退审。经查，被上诉人栗群档案中，1985年、1986年记载为“抗力工”，无1987年、1988年相关材料，1989年至1992年记载为“抗力工”、“抗力”、“工人”，1993年至1998记载为“工人”，1999年至2001年记载为“抗力”。针对上述情况，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栗群申请了原在大堡粮库工作的证人杨某、白某、李某、刘某、宋某、夏某出庭作证，上述证人除刘某外，均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大堡粮库主要领导职务，现场班长和现场工人均干抗力活，1985年12月起至1998年期间，被上诉人栗群档案记载虽有“抗力工”、“抗力”、“工人”的不同称呼，但一直从事抗力工作。负责的经办人刘某证实，因其本人混淆了“工人”与“抗力工人”的概念导致被上诉人栗群档案记载错误，她经手的劳资业务中，“工人”就等于“抗力工”，证人白某也为此出具书面证明材料予以证明。此外，被上诉人栗群所在单位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说明内容与证人证言内容一致。鉴于出庭作证人员身份及职务，所作证言虽属于言辞证据，但具有客观性，证明效力较强，加之被上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相当于用人单位对此所作承诺，因此，结合现有证据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栗群符合初审条件，上诉人凤城社保中心应依法履行将被上诉人栗群相关档案及材料上报的法定职责。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提前退休人员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辽人社[2017]175号规定，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职工申请提前退休的档案及材料进行初审后，应将初审通过的上述材料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初核，初核通过后才能报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复核并审批。原审判令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将申请提前退休的职工档案及材料直接报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违反前述规定，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凤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682行初23号行政判决； 二、责令上诉人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履行将被上诉人栗群提前退休档案及材料上报的法定职责。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凤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莉 审判员 仲莉宇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高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