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1090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建瑶，女，1953年11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毅，上海市岷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住所地上海市。负责人：潘子罕。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红，上海旭路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周昕。上诉人孙建瑶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以下简称“静安分局”)、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闸北征收事务所”)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初38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建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沪0106民初3821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静安分局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争议焦点是系争动迁房屋的归属和所有权的问题，孙建瑶已经向法庭充分地举证证明了房屋当时的承租人是孙润根，之后又买了产权，权利权属情况已经进行了公示登记。如果静安分局认为权利不属于孙建瑶，应该先进行行政诉讼，将不动产登记机关作为被告，由法院进行审理来确定权属。而一审法院直接确认房屋归属，显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孙建瑶和闸北征收事务所签订的征收协议，征收补偿款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0余万元的。退一步讲，即使孙建瑶不符合所有权主体的情况，相应款项应该是退还给闸北征收事务所，等新的权利人产生以后，再进行征收补偿，而一审法院却直接将补偿款477万元判给静安分局。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房屋归属于静安分局的主要理由是采信的一些证人证言，但所有的证人都没有出庭来接受法庭或者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且证人都是公安机关的民警，他们和静安分局有一个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证言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证人很多都是后来才进公安机关工作的，对于以往的历史问题，根本无法知晓。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完全违背证据规则。需要注意的是，证人证言是采用依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询问的方式来制作笔录，完全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标准。孙润根原来在公安机关是正科级待遇，按照当时的规定，居住面积标准在75平米左右。动迁的系争房屋和国庆路房屋加起来总面积只有60.1平方米，未超75平米标准，所以是符合当时政策的，一审法院的推定完全是有悖常理的。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静安分局：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陈述的上诉理由都不予认可。涉案房屋的性质是属于公安机关的密点用房。关于密点用房的使用和规定，上海市公安局是有相应的规定。静安分局对于涉案房屋的使用和管理也是遵照相关的规定。当时之所以挂靠在孙建瑶父亲孙润根的名下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是公安机关对于密点管理的惯例。上诉人称涉案房屋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奖励给孙润根的，但是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孙润根的履历情况可以看出来，孙润根根本没有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过，也没有获得过该局的任何奖励。原闸北分局曾在1985年时向孙润根分配了一套住房供其和家属居住。如果孙润根之前已经分配了涉案房屋，单位不可能再向他分房。涉案房屋租赁凭证的原件都是在静安分局保管，孙润根不持有上述房屋的住房使用通知单或者是公房租赁凭证，没有将户口迁进去，更没有在上述房屋居住过，也没有支付过与上述房屋有关的任何费用，孙润根不可能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在本案中孙建瑶只是延续了其父亲孙润根的作为公安机关员工的代持行为，静安分局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因涉案房屋产生的相关拆迁权益，理应是实际权利人的静安分局享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被上诉人闸北征收事务所未作答辩。静安分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建瑶立即返还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XXX号XXX室房屋拆迁补偿款5,576,503元。审理中，静安分局变更诉讼请求金额为4,726,544.3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润根(已故)为原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1951年11月16日进入原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工作，后长期在政保科工作，并担任办事员、副科长等职务。孙建瑶系孙润根之女。1964年，原上海市闸北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房屋使用通知单》，受配户孙润根，配屋原因及用途居住，共2间，配屋面积21.1平方米/15.6平方米，每月租金11.74元。另据系争房屋原租用公房凭证记载，租赁户名孙润根，独用租赁部位301室35.2平方米、灶间5.60平方米、阳台4.70平方米以及卫生间。2017年2月10日，孙建瑶申请变更其为系争房屋承租人。同日，孙建瑶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申请购买系争房屋为孙建瑶个人所有，后于2017年3月10日支付购房款18,192元。2016年3月6日，孙建瑶(乙方)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闸北征收事务所(甲方)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性质为私房，认定建筑面积70.85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款3,694,175.68元，房屋装潢补偿106,275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1,599,047.62元，包括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残值补偿30,000元、成套面积奖励393,312元、搬家费补贴1,062.75元、家用设施移装费补贴2,500元、居住协议签约奖励220,850元、早签多得益奖励30,000元、居住全货币方式奖励850,200元、签约搬迁利息71,122.87元；本协议生效后，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取得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后，应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此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出具被征收房屋结算单，除上述协议载明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外，增加发放居住搬迁奖励20,000元、居住提前搬迁加奖100,000元、临时安置费17,004元、签约率递增奖励40,000元。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5,576,503元。上述款项均已由孙建瑶领取。因静安分局、孙建瑶对本案被征收房屋补偿利益的归属产生争执，静安分局遂诉诸法院。另查，1985年12月25日，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分配孙润根国庆路房屋，使用面积25.1平方米，人口4大1小。又查，因原上海市闸北区、静安区合并，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合并为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1985年11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具(85)沪公行157号《公安密点用房使用暂行规定》，内容有：“密点房屋在使用期内，各单位一律不准将本市个人常住户口及粮油关系迁入(不包括掩护用的假名)，凡密点水、电、煤气、电话、房租等费用的支出，均由使用单位按时向有关部门缴纳，密点使用单位因工作需要调换地点，在选定合适房屋后，有关房屋交换、管理方面的手续，一律由行政处统一对外办理，使用单位不准擅自办理转让过户手续或分配给任何个人居住。”再查，2018年8月7日，静安分局对曾于1982年至1997年在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国保处工作的尹慧鸣制作询问笔录，尹慧鸣陈述，其在国保处担任过侦查员、内勤和副科长，后调任后保处处长，对系争房屋较为熟悉，为分局财产，因工作需要挂在孙润根名下，类似情况还有南星大楼703室房屋挂在张济政同志名下。2018年8月15日，静安分局对曾于1990年至2008年在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国保处(政保科)工作的虞学毅制作询问笔录，虞学毅陈述，1990年起进入政保科任侦查员就知道系争房屋为分局财产，分配给政保科作为工作接待用房，由政保科民警使用，1993年担任政保科内勤后才知道该房屋因保密需要挂靠在原副科长孙润根名下。2018年8月16日，静安分局对原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警保处处长陈智康制作询问笔录，陈智康陈述，分局为孙润根分配过一套国庆路的房子，系争房屋是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挂靠在孙润根名下，该地块要动迁时，向区建交委及物业公司提出过房屋为分局所有。2018年8月17日，静安分局对其现任警保处机关事务中心主任虞芳制作询问笔录，虞芳表示系争房屋为国保处接待用房，因保密需要挂在孙润根名下，该房屋租用公房凭证原件也由其处保管。一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系争房屋长期由原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作为密点用房使用，并缴纳租金、水电等费用至2012年，使用过程中对系争房屋进行过装修、安装过固定电话。静安分局表示，同意闸北征收事务所关于如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对象为静安分局参照公房补偿的费用标准，并调整其诉讼请求要求孙建瑶返还补偿款的金额为4,726,544.3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关于系争房屋权属，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系争房屋原系公房，由原上海市闸北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房屋使用通知单》，而孙润根退休前一直为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工作人员，上述事实与孙建瑶辩称系争房屋由上海市公安局奖励给孙润根明显不相符合，孙建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故对孙建瑶的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孙建瑶主张房屋系孙润根借给单位使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系争房屋自受配后始终长期由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用作办公用途并装修以及缴纳租金和公共事业费用等，包括孙润根去世后二十多年，房屋仍由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控制使用，而孙建瑶不仅从未实际利用过该房屋，系争房屋的租用公房凭证也始终由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保管，明显不符合房屋借用的常理，且孙建瑶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为房屋借用关系，故对孙建瑶的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再次，孙润根原已有单位分配的宿舍，后调换至国庆路的房屋，使用面积25.1平方米，根据当时的相关分房政策，已经达到该户内人口相应的居住标准，如1964年系争房屋系分配给孙润根户，则其名下房屋套数、面积明显与本市房屋分配政策不符；最后，静安分局主张系争房屋为其密点用房，有长期使用的事实依据，符合本市关于密点用房的相关规定，且有相关知情人员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综合以上几点，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法院确认静安分局为系争房屋实际权利人，为工作保密由原工作人员孙润根作为名义上的承租人的事实存在。因此，系争房屋虽原登记的承租户名为孙润根，但实际权利人为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现该房已经被纳入征收范围，故该房因征收所取得的利益亦应归该分局所有。因上海市闸北区、静安区合并，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合并为静安分局，故该房屋被征收所取得的利益亦一并归静安分局所享有。根据闸北征收事务所关于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陈述，系争房屋如为静安分局承租，按照公有住房进行补偿，现静安分局主张孙建瑶返还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4,726,544.3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金额在合理范围之内，法院予以支持。鉴于相应款项已由孙建瑶领取，故孙建瑶应立即将上述款项返还给静安分局。至于孙建瑶已领取的剩余款项，闸北征收事务所未在本案中提出相应主张，本案中不作处理。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孙建瑶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静安分局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XXX号XXX室房屋征收补偿款4,726,544.30元。案件受理费44,612元，由孙建瑶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静安分局和孙建瑶就涉案房屋所发生的争议，并非是登记机关登记错误所致，静安分局对孙润根为涉案房屋登记的承租人一节并无争议。之所以引发争议，系静安分局以其为实际权利人主张权利，在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静安分局提起民事诉讼并无不可，行政诉讼不是前置程序。综合静安分局的意见，其主张理由是为工作需要由孙润根代持涉案房屋，是名义承租人，实际权利人是公安机关。对此，孙建瑶一方并不认可。由于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与孙润根之间并无关于代持的相应协议，即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代持关系。但是，静安分局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系列间接材料，以密点用房的文件规定证实由他人代持房屋的可能性，以证人证言证实密点用房并非孤例，以涉案房屋租赁凭证的持有状态、使用状态证实公安机关与涉案房屋的关联和密切，以孙润根的分配房屋情况反证其与涉案房屋无关。前述间接材料构成证据链，结合经验法则，可以认定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孙润根为名义承租人。关于证人证言，孙建瑶在一审并未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而是发表了质证意见。并且，一审法院并非是单纯根据证人证言作出判断，而是将证人证言结合其他相应书证综合判断，并无不当。孙建瑶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612元，由上诉人孙建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冯则煜审判长  汪毅审判员  郑璐审判员  黄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蔚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