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5民初7426号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60号。法定代表人：赵向阳，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魁远，男，该院卫勤处助理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立君，天津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穆瑞明，男，1963年3月14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香，天津泓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以下简称九八三医院）与被告穆瑞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魁远、窦立君，被告穆瑞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医疗费270003.93元(2015年5月4日至2018年2月23日、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10月28日）；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5年5月4日因腰椎间盘突出术后，要求取出内固定装置，到原告处骨科住院数次进行治疗，但被告拖欠医疗费270003.93元至今未予支付。经原告处工作人员多次催收，被告均无理拒交。被告已治疗终结，满足出院条件，已办理出院手续。故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穆瑞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对于2019年10月8日原告立案之日起三年前的医疗费，即2016年10月8日前的医疗费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二，被告不存在拒不出院的情况，原告从未出具过关于被告治疗终结的诊断证明，也从未主动出示过治疗费用的材料，所以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未履行完毕，故原告不能向被告主张医疗费，如果原告在此次庭审中出具了治疗终结的手续和材料，那么被告保留向原告提起医疗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第三，对于医疗费的金额，被告不认可，该数额是由于原告医疗过错造成的2015年5月4日后医疗费用扩大支出的情形，故不应该由被告支付此项费用。第四，原、被告之间对医疗费有协议约定，约定原告承担被告的治疗费用。2019年10月28日，原告在未与被告协商和未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擅自办理了被告的出院手续，该行为违反医学流程侵犯了被告的知情权，故不同意支付原告主张的所有相关费用。被告作为患者，没有得到原告的全面治疗，原告没有全面履行双方的医疗合同，故原告全额主张医疗费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民政局给付被告的医疗补助费，原告不应该直接扣除。原告也从未向被告催要过医疗费。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9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2008年5月，穆瑞明在原告处住院治疗腰部疾患，行椎弓根内固定术，形成医疗纠纷，业经本院（2009）北民初字第1734号民事判决确立在案。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原、被告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一、双方均同意按照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09）北民初字第1734号民事判决履行赔偿事宜；二、双方于2011年12月20日前，共同撤回对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09）北民初字第1734号民事判决的上诉；三、原告于2011年12月31日前给付穆瑞明赔偿款；四、原告为穆瑞明行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穆瑞明于本协议签署后以医保方式到原告处办理住院手续，本次治疗相关费用，除医保报销外，其余部分由原告承担，陪护费穆瑞明自理；五、当穆瑞明提出住院进行手术后，如原告无正当理由不依照约定履行本协议第四条义务，则每迟延一日，需向穆瑞明支付违约金、精神损害赔偿金200元，直至原告为穆瑞明实施手术为止；六、本协议经签字、盖章后生效等。2011年12月1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一中民一终字第9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穆瑞明和原告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2013年3月20日，穆瑞明向原告提出住院要求，原告要求穆瑞明以医保方式住院，先行垫付相关押金和费用，待其出院后，原告将穆瑞明自费部分如数退还，但穆瑞明以原告违背协议约定为由拒绝办理住院手续。2013年4月11日，穆瑞明再次诉至本院，要求判令：原告为其办理住院并行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原告自2013年3月20日起至为其办理住院之日止，每日赔偿穆瑞明违约金、精神损害赔偿金200元。本院于2013年5月16日以（2013）北民初字第17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穆瑞明的诉讼请求。穆瑞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以（2013）一中民一终字第8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穆瑞明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的过程中,原、被告于2014年1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对2011年12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四条、第五条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原告同意为穆瑞明行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本次治疗的相关的医药费、手术费、麻醉费、器械费、床位费等,除护理费、医保报销费用外,其余部分全部由原告承担；二、当穆瑞明向原告提出住院进行手术要求时,穆瑞明应出示医保卡,并按原告要求配合原告办理住院手续,原告积极安排穆瑞明住院手术。穆瑞明承诺在其住院手术时医保卡能正常使用;若医保卡无法正常使用,则在消除该因素前原告有权拒绝穆瑞明住院要求；若因穆瑞明过错导致住院后医保卡无法使用,则由穆瑞明自行解决确保医保卡恢复正常使用,否则穆瑞明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原告考虑到穆瑞明经济困难,住院押金及其他相关费用无需穆瑞明先行垫付,原告自行承担；三、穆瑞明于本次手术拆线后三日内出院,穆瑞明应当在本协议约定时间按照原告的要求办理出院手续并立即自行离院；四、穆瑞明提出其颈部急需手术,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短时间内做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穆瑞明要求于2015年6月30日以前到原告处做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原告按穆瑞明意愿同意其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做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若在此日期前,由于未实施该手术对穆瑞明身体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均由穆瑞明自行负责。若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实际进行手术时,由于该手术超过最佳手术时间而对穆瑞明身体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或导致手术无法顺利进行,一切后果均由穆瑞明承担；五、当穆瑞明向原告提出住院进行手术申请后及住院手术治疗期间,如原告无正当理由不依照约定履行本协议内容,则每迟延一日,须向穆瑞明支付违约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200元；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原、被告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014年1月22日，穆瑞明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再审申请人的诉讼目的已经达到为由，提出撤回再审申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3）津高民申字第12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穆瑞明撤回再审申请。2015年5月4日，穆瑞明因腰椎内固定术后又到原告处住院治疗并于2015年5月14日行腰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取出术，2015年5月28日给予拆线。拆线后三日内，穆瑞明未办理出院手续也未离院，继续住院治疗，至2018年2月23日，因到其他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办理出院手续。因医疗保险对住院时间有限制，被告在2015年5月4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先后多次在同日办理出院及入院手续。后穆瑞明在2018年3月5日再次到原告处住院治疗，一直至2019年10月28日原告为其办理出院手续。除医保支付、医疗补助及城乡大病支付外，穆瑞明未向原告支付医疗费，具体住院期间及欠付费用如下：2015年5月4日至2015年8月2日住院期间共产生费用32200.48元，其中医保支付13300.42元，医疗补助支付5641.38元，欠付医疗费为13258.68元；2015年8月2日至2015年10月31日住院期间共产生费用17247.55元，其中医保支付7433.66元，医疗补助支付2975.15元，欠付医疗费为6838.74元；2015年10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住院期间共产生费用11704.01元，其中医保支付5070.59元，医疗补助支付1747.12元，城乡大病支付903.7元，欠付医疗费为3982.6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29日住院期间共产生费用3731.21元，其中医保支付1334.66元，医疗补助支付533.86元，欠付医疗费为1862.71元；2016年1月29日至2018年2月23日住院期间共产生费用136624.69元，欠付医疗费为136624.69元；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10月28日住院期间共产生费用为107436.51元，欠付医疗费为107436.51元。上述欠付医疗费共计270003.93元。现原告以诉称为由起诉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医药费，被告以辩称为由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被告到原告处就医期间,原告对被告进行了治疗,双方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告为被告承担医疗费的范围。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被告所述2019年10月8日原告立案之日起三年前即2016年10月8日前的医疗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因自2015年5月4日至2016年10月7日期间，原告为被告办理数次住院及出院手续，被告理应在每次办理出院手续时结清医疗费，原告亦应当及时向被告发出缴费通知，尽到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因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在被告办理出院手续而未结清费用时，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且义务人为被告，原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向被告及时主张权利，应当认定在2016年10月8日前办理过出院手续、结算过的医疗费，超过诉讼时效，但因2016年10月8日前被告最后一次办理出院时间为2016年1月29日，被告虽在2016年1月29日再次办理住院，但出院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在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10月8日向前追溯三年即2016年10月7日之时尚无法结算住院费用，所以应认定原告主张的2016年1月29日前的医疗费数额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一直向被告催要医疗费，其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主张原告不应直接扣除其医疗补助问题，因涉及到医疗补助的费用不在本案支持的诉讼时效之内，且被告对于此项费用在本案中也未提出反诉，故本院不予置议。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纵观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应当将其认定为原、被告之间系针对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医疗费及该手术的出院时间进行的协议约定，即对于穆瑞明为行取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的相关医疗费，除护理费、医保报销外，由原告负担，并且穆瑞明应该在本次手术拆线后三日内出院。并非对于被告在原告处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的协议约定，即原告并未免除被告在原告处全部治疗的医疗费的支付义务。故对于被告主张以原、被告之间约定原告承担被告的医疗费用为由不同意支付全部医疗费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对于原告提交的病人遗失票据补打的单据（住院日期：2015年8月2日至2015年10月31日）不认可，该单据上的数据与原告提供的《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申请支付审核单（城乡）》中的数据完全一致，且被告也提供了三份《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申请支付审核单（城乡）》以证明其获得的医疗救助费的金额，这说明被告是认可《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申请支付审核单（城乡）》中的数据的，故本院对于该票据予以认定。被告虽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数额不认可，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抗辩由于原告医疗过错造成2015年5月4日后医疗费用扩大支出及原告违反医学流程侵犯被告知情权一节。原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给被告造成了损害后果,是否在2019年10月28日为被告办理出院手续时侵犯了被告的知情权，系基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而提出,对此,被告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8年2月23日住院期间医疗费136624.69元及自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10月28日住院期间医疗费107436.51元，上述医疗费合计24406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穆瑞明给付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8年2月23日及自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10月28日的医疗费，共计24406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8元，减半收取计2614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负担251.2元，由被告穆瑞明负担236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于丽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雅琦书记员刘荻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