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7民终24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68号保险大厦。负责人：施培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霞，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89年7月11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1，女，2009年11月11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2，男，2012年2月22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韦某1、韦某2的法定代理人：陈某（系韦某1、韦某2的母亲），女，1989年7月11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良荣，男，1960年8月10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秀英，女，1961年3月20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玺，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祥伟，男，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辉能，男，197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辉，男，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东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安市琼华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独城镇。法定代表人：何向阳，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袁山中路258号。负责人：傅俊，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厦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以下简称陈某等五人）、高祥伟、庄辉能、庄辉、高安市琼华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安汽运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宜春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7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厦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7民初1944号案民事判决，改判人保厦门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保险责任，即使承担保险责任，也应当在扣除10%绝对免赔率的基础上重新核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按20%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人保厦门公司存在保险免赔责任的情形。1.高祥伟驾驶的×××号自卸货车的过错与事故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的发生经过来看，“因当事人韦东驾车超车时操作不当，致使该车与地面发生刮蹭倒地，而后韦东身体滑向当事人高祥伟超载驾驶的货车左后轮”，可见，高祥伟驾驶的×××号车辆是正常行驶，并未主动与受害人韦东驾驶的机动车发生刮擦、碰撞，是受害人韦东驾驶不当与地面剐蹭摔倒后滑向高祥伟驾驶的车辆，是受害人韦东驾驶不当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其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号车辆驾驶人高祥伟的过错与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事故责任。2.即便人保厦门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因×××号自卸货车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人保厦门公司可以扣除10%的绝对免赔率。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第二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车辆存在超载情形，属于违反安全装载的规定，应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二、一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比例划分错误。主次责任按照常规标准应按70%和30%的比例，不存在上浮下调的浮动责任。受害人韦东无证醉酒未戴安全帽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二轮摩托车，其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应承担至少70%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违背常规标准认定主次责任为60%和40%，明显不合理。三、一审判决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受害人韦东属农业家庭户口，不符合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赔偿费用的情形，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有关赔偿费用。陈某等五人在一审中提交了《用工合同》主张韦东生前是东方城东万代木业的员工，合同期限为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经查，东方城东万代木业已于2017年8月25日注销，该用人单位已不存在，因此陈某等五人主张受害人韦东在城镇务工和居住在城镇不是事实，陈某等五人亦未提交工资银行流水、社保缴纳证明等其他材料证明韦东工作地在城镇。因此，韦东属于农业家庭户口，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四、一审判决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1.韦良荣58岁，未满60岁退休年纪，陈某等五人未举证证明韦良荣、马秀英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二人均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情形，不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审判决酌定误工人员为3人，韦某1、韦某2未成年，应推定误工人员为陈某、韦良荣、马秀英，可见韦良荣、马秀英是有工作能力、工作收入的。一审判决既认定韦良荣、马秀英存在误工损失，又认定韦良荣、马秀英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被扶养人，互相矛盾。2.一审判决计算韦某1、韦某2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韦某1出生于2009年11月11日，事故发生时其年龄为9.34岁，扶养年限应按8.66年计算。韦某2出生于2012年2月22日，事故发生时其年龄为7.06岁，扶养年限应按10.94年计算。二人均为农村居民，应参照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标准计算。韦某1、韦某2的父母是扶养人，其母亲陈某是共同扶养人，应只计算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五、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受害人韦东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负主要责任，因此应当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改判支持人保厦门公司的上诉请求。陈某等五人辩称，一、×××号重型自卸货车制动系统、灯管系统、车身反光标识装置、汽车后下部防护装置等诸多装置不合格，加上驾驶员高祥伟严重超载、未安全驾驶是本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作为商业三者险承保人的人保厦门公司应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人保厦门公司在一审时并未提出超载车辆应免赔10%的请求，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在二审中提出免赔10%，违反举证规则和法定程序，不应被支持。另外，《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是人保厦门公司单方制定的霸王格式条款，依法应作不利于制定人的解释。二、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东负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高祥伟负次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综合全案案情，认定高伟祥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未超过次要责任的比例范畴。三、陈某等五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居委会、村民小组出具的证明及用工合同、工作证明等，足以证明受害人韦东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主要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的事实，且用工单位营业执照被注销并不能否认韦东生前在城镇居住务工的事实。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的意见，结合《海南省公安机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户口已不再区分农业户及非农业户口。综上，人保厦门公司关于受害人韦东的损失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四、受害人韦东的母亲马秀英已满57岁，超过了55岁，父亲韦良荣也已满58岁，虽未满60岁，但已进入老年，子女扶养势在必然。马秀英、韦良荣年老体弱，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全靠子女扶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马秀英、韦良荣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一审法院酌定参加丧葬的误工人员为3人，但该3人并非一定包括马秀英、韦良荣，也有可能是韦东的其他亲属，一审判决并不矛盾。法律规定年龄按年满多少周岁计算，本案中的被扶养人韦某1、韦某2年满9岁、7岁，一审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正确。五、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时受害人韦东年仅30岁，上有老、下有小，韦东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使其家庭成员不仅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遭受到了不能承受的巨大痛苦，一审判决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0元符合实际情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高祥伟、庄辉能、庄辉、高安汽运公司、人保宜春公司均未作答辩。陈某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人保宜春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陈某等五人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剩余损失1253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死亡赔偿金666980元+丧葬费4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35990元+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15750元+交通住宿费5000元-110000元）由人保厦门公司向陈某等五人赔付其中的60%（即752232元）；2.案件受理费由高祥伟、庄辉能、庄辉、高安汽运公司、人保宜春公司、人保厦门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4日中午，受害人韦东无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号二轮摩托车（事故发生时未悬挂号牌）搭载马田聪从东方市新龙镇华侨农场场部经乡村道路开往新龙镇柴头村方向。14时52分许，车辆行至东方市华侨农场长坡村乡村道路路段，因受害人韦东驾车超车时操作不当，致使该车与地面发生刮蹭倒地，而后受害人韦东身体滑向高祥伟超载驾驶灯光系、制动系均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标准的×××号重型自卸货车左后轮处被碾压至受害人韦东。造成受害人韦东当场死亡、马田聪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海南省东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46900712019000002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人韦东承担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高祥伟承担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所有权人系高安汽运公司。庄辉能委托其哥哥庄辉跟高安汽运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向高安汽运公司租赁案涉×××号重型自卸货车。高祥伟系庄辉能雇佣的司机，高祥伟系在履行职务期间发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宜春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在人保厦门公司处投保了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率，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受害人韦东生前居住在东方市××镇满一年以上，系东方城东万代木业的员工，月平均收入为3000元。受害人韦东于1989年4月6日出生；韦某1系受害人韦东之子，于2009年11月11日出生；韦某2系受害人韦东之子，于2012年2月22日出生；韦良荣系受害人韦东之父，于1960年8月10日出生，马秀英系受害人韦东之母，于1961年3月20日出生，韦良荣与马秀英共生育了包含受害人韦东在内的三个儿子，二人现已年老体弱多病，其生活起居全靠三个儿子扶养。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因侵害人的侵权行为导致他人人身伤亡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为此遭受的各项损失。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高祥伟承担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韦东承担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该事故责任认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应予采信。陈某等五人对事故责任的划分有异议，认为高祥伟应承担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韦东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陈某等五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有异议，但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复核申请，视为认可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高祥伟超载驾驶灯光系、制动系均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标准的×××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路行驶，随着货车载质量增大而惯性加大，制动距离加长，危险性增大。另外，超载会导致车辆制动失灵和影响车辆的转向性能，容易因制动失灵、转向失控而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高祥伟的违法行为增加了道路的危险系数，对社会危害性极大，故一审法院认定高祥伟在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中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陈某等五人自担60%的损失。陈某等五人主张高祥伟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理由不足，不予支持。高祥伟驾驶的×××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宜春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在人保厦门公司处投保了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陈某等五人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应由人保宜春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厦门公司按事故责任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陈某等五人的各项损失参照2018年度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计算其各项损失，具体认定为：1.丧葬费，丧葬费为37544.5元（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75089元/年÷12月×6月），陈某等五人主张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2.死亡赔偿金，受害人韦东虽系农业家庭户口，但发生事故前已经工作和居住在城镇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受害人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的意见规定，故陈某等五人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为666980元（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349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发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时，被扶养人韦某2年满7周岁、被扶养人韦某1年满9周岁、被扶养人韦良荣年满58周岁、被扶养人马秀英年满57周岁。前1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超过了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故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共为390507元=（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22971元/年×11年）+[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22971元/年×（20-11年）÷3人×2］,陈某等五人主张多余的部分，不予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后共计1057487元；3.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一审法院酌定误工人员为3人，误工期为5天，每人每天的误工费为110元。故误工费为1650元，陈某等五人主张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4.交通住宿费，陈某等五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项损失，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发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时，受害人韦东的儿女才刚年满7周岁和9周岁，其父母也年满58周岁和57周岁。受害人韦东上有老下有小，其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必然给其家属造成重大的精神打击。故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0元，陈某等五人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156681.5元。由人保宜春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陈某等五人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剩余的各项损失1046681.5元，由人保厦门公司按事故责任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418672.6元（1046681.5元×40%）。因陈某等五人的各项损失已全部由人保宜春公司和人保厦门公司赔偿完毕，故高祥伟、庄辉能、高安汽运公司无需对陈某等五人的各项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陈某等五人承认庄辉能向其垫付了30000元。为了减少诉累，由人保厦门公司在赔付给陈某等五人的款额中扣除30000元，直接向庄辉能支付。×××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检验有效期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故人保厦门公司辩称×××号重型自卸货车检验不合格，其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免赔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陈某等五人主张依法判令人保宜春公司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其各项损失（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由人保厦门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合理诉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超出以上核定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各项损失共计418672.6元（在履行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从赔偿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418672.6元中，支付给庄辉能30000元，剩余388672.6元，直接支付给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三、驳回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11.16元，减半收取2205.58元，由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负担929.58元（陈某、韦某1、韦某2、韦良荣、马秀英已申请免交），免于收取，由庄辉能负担1276元。二审中，陈某等五人、高祥伟、庄辉能、庄辉、高安汽运公司、人保宜春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人保厦门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高祥伟的询问笔录；证据二、马田聪的询问笔录；证据三、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保险车辆司机高祥伟的过错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高祥伟驾驶的保险车辆未与受害人韦东发生碰撞，受害人韦东驾驶不当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高祥伟应无民事责任，不予赔偿，人保厦门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也应免赔。证据四、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东方城东万代木业于2017年8月25日注销，该用人单位已不存在，陈某等五人主张受害人生前在城镇务工和居住与事实不符。经质证，陈某等五人认为证据一、二、三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不予质证；认为证据四是人保厦门公司已在一审中提交过的证据，不予重新质证。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一、二、三虽能证明韦东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与高祥伟驾驶的×××号重型自卸货车没有发生碰撞，但高祥伟超载驾驶灯光系、制动系均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的×××号重型自卸货车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该三份证据不能证明高祥伟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证据四不能否认韦东生前未在城镇务工的事实，故本院对人保厦门公司提交的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该四份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不予确认。二审查明，韦某1系韦东之女，并非一审认定的系韦东之子。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该如何认定；二、人保厦门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需承担，是否应适用10%的绝对免赔率；三、各方责任该如何划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各方当事人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之外的其他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均没有异议。1.关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等因素，决定适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赔偿标准。东方市八所镇永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东方城东万代木业出具的《证明》中记载，受害人韦东生前居住于东方市××路，以从事木材加工与销售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人保厦门公司虽提出东方城东万代木业的营业执照于2017年8月25日被注销，但该单位的营业执照被注销与否并不影响对韦东生前居住于东方市××路及从事木材加工与销售业工作的认定。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韦东的死亡赔偿金为66698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精神，应予维持。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查明的事实，韦某1、韦某2系未成年人。马秀英、韦良荣为农村居民，马秀英已达退休年龄，韦良荣也已满58周岁，两位老人年老体弱，东方市华侨农场及东方市华侨农场九队出具的《抚养证明》证实马秀英、韦良荣生活起居全靠其生育的包括韦东在内的三个儿子赡养，马秀英、韦良荣为东方市华侨农场九队的居民，东方市华侨农场九队是对马秀英、韦良荣生活状况较为了解的基层组织，其出具的《抚养证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抚养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抚养证明》的效力。因此，韦某1、韦某2、马秀英、韦良荣均为受害人韦东的被扶养人，四位被扶养人的收入来源为韦东，韦东的赔偿标准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也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关于韦东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正确。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关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韦东不满三十岁，有两个小孩及父母需要抚养，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其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给其家属造成重大的精神打击，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0元合法合理，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人保厦门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高祥伟驾驶的×××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厦门公司处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根据海南省东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46900712019000002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东和高祥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与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均具有因果关系，韦东过错程度偏重，高祥伟的过错程度偏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公安机关依据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作出的认定，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其认定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应确定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高祥伟的违法行为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承保其驾驶的×××号重型自卸货车的人保厦门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人保厦门公司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人保厦门公司是否适用10%的绝对免赔率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厦门公司主张其在本案中应适用10%的绝对免赔率，绝对免赔率是对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情形之一，应适用于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高安汽运公司的投保单上仅有高安汽运公司的盖章，没有高安汽运公司经办人员签字且无落款时间，亦无手抄注明其知晓保险人对责任免除的情形，人保厦门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已尽到了合理的提示或说明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本案不适用10%的绝对免赔率。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综合考虑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具体情节及各方的过错程度来判定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韦东无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号二轮摩托车搭载马田聪，因超车时操作不当，致使该车与地面发生刮蹭倒地，而后韦东身体滑向高祥伟超载驾驶灯光系、制动系均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标准的×××号重型自卸货车左后轮处，造成受害人韦东当场死亡、马田聪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韦东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对发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较大，其过错程度偏重，高祥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对发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较小，过错程度较轻。综合考虑双方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对事故发生原因力的大小和过错程度，一审法院判定由韦东自担60%的责任，高祥伟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合法合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人保厦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1.16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慧明审 判 员 雷琼艳审 判 员 周翼腾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别 蓝书 记 员 陈小科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共印23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