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93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63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法定代理人：房某（张某之女），1989年9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房某1，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xx路xx信箱。法定代表人：刘勇，部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莲，北京市大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花园路街道北三环中路69号院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69号。负责人：牛守文，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西里18号。负责人：杜荣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平，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超，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房某1、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以下简称某部队）、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花园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花园路街道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花园路街道北三环中路69号院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69号院居委会）人身自由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5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径自认定“某部队对此联系其女房某及其他近亲属要求将张某送往就医均未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事实上对方在将张某送医住院前并未联系过张某女儿房某，更未征得房某的同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只有在征得房某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将张某送医。2、某部队提交的证据中无任何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在将张某送医前通知过房某并征得房某的同意。二、一审判决对张某“在被送往就医前确有向楼下扔东西并砸坏车辆的危险行为”的事实认定错误，进而认定某部队等被上诉人将张某送医住院行为“并无不妥”，属于对法律的理解及适用错误。张某精神障碍仅为幻听，并不构成严重精神障碍，对方采取欺骗手段送张某去医院，对方在原审庭审中也自认将张某送医时张某精神状态正常；其次，无任何证据证明在送医住院治疗之前张某具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亦无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及危险：最后，并未征得房某的同意。因此，对方送医行为根本不符合法定条件。监护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以任何方式将患者送医住院。房某1提交书面意见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张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某部队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张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方同其他三方将张某送医，是在与张某法定监护人房某沟通并与张某近亲属联系遭拒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还向房某发送了律师函，房某知晓张某病情拒不履行其法定监护义务，我方系善意帮助行为。我方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张某长期患病并实施了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对周围住户及社区安全构成极大隐患，送医行为不存在过错。我方还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部分费用，不构成侵权。花园路街道办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张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69号院居委会未到庭参与诉讼。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房某1、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69号院居委会向张某赔偿医疗费用4035.5元；2、判令房某1、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69号院居委会向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并向张某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与房某1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5月30日登记离婚。房某系张某之女。2017年9月22日，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等单位一同将张某送至精神卫生防治院就医，住院通知书病情诊断为精神障碍。某部队委托北京市大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毕振文于2017年10月9日向张某之女房某发送律师函告知其如下情况：在多次联系房某未果、张某存在精神疾病其行为已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等情况下，花园路派出所、街道办、69号居委会及某部队等多家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后决定将张某送往精神卫生防治院就医，同时鉴于张某无业且监护人房某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实际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指定街道办作为张某的监护人，某部队已垫付张某的入院费用11291元。根据《北京市重性精神疾病报告卡》的记载，张某于2013年3月27日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2018年8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医院出具《证明》称，张某已在蓟门里医院建立健康档案，诊断情况为精神分裂症，此患者为拒绝管理患者，家属及患者拒绝随访。另查，张某无业，其所住房屋系某部队公寓房，且在69号院居委会及花园路街道办所辖范围内。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法院认定如下：一、张某向法院提交录音光盘一张，称记载了其女房某与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黄大夫于2017年10月30日的通话内容，以证明：1、精神卫生防治院在收治张某后发现其不需住院治疗，可以办理出院手续；2、精神卫生防治院与张某的法定监护人房某沟通称需要房某1签字才能办理出院手续，但房某1拒不配合签字。房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不能证明通话人的身份，且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某部队及花园路街道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不认可，称从对话内容来看，黄大夫所说的病情平稳是收治之后的事，目前状况平稳不能证明张某收治时的状况。根据双方陈述及证据内容，法院认为，张某提交的录音光盘应属证人证言，但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且录音内容的表述为张某现在幻听都比较少了，目前精神症状已经平稳，出院坚持服药就行，可以出院了。但双方对话时间系2017年10月30日，即张某被收治1个月之后，不能据此证明张某被收治时的精神状态，综上，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某部队向法院提交报警记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工作记录、张某于2017年9月22日至同年12月14日期间在精神卫生防治院的住院病案等，以证明：1、张某在被送往就医前有向楼下扔东西等行为，砸坏车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2、某部队多次联系其女房某及其他近亲属要求履行监护义务，将张某送往就医，均遭拒绝；3、某部队等单位于2017年9月22日将张某送往精神卫生防治院住院治疗，诊断其确患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并有继续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确需要入院就医。房某1及花园路街道办对某部队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张某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法院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法院依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张某在精神卫生防治院住院病案载明的内容，张某于2017年9月22日被送往精神卫生防治院时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及睡眠障碍，主诉精神异常6年，表现凭空听到声音，疑心被害，加重两周冲动毁物。现病史为患者缘于2011年无明显诱因发病，称有人和她说话，命令她做事，骂她，未曾就医；2012年4月患者主动要求看病，家人带其前往北医六院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予利培酮治疗，住院20天好转出院，出院后能坚持服药，后因血压问题2016年换用帕利哌酮缓释片治疗，病情尚平稳。近两周来患者自行断药，往楼下扔东西，称有火在烤自己，双下肢热，能闻到煤气的味道，能听到一男声说“危险危险，扔东西扔东西”，感觉有人跟踪，要害她，半夜弹琴，邻居报警，故今日由民警、街道及家属以非自愿形式将患者首次送入我院住院治疗。精神检查结果为可引出言语性幻听及幻嗅，诉能听到声音，为男声，称最近告诉她“危险危险，扔东西扔东西”，时有辱骂患者，能闻到煤气味道；思维内容检查为：问“听说最近您往楼下扔东西呢？”答“是。”问“有什么原因吗？”答“一男的声音，好久了，告诉我有危险，扔东西就好了。”问“除了告诉你扔东西，命令你伤害自己或别人了吗？”答“那倒没有，但我能闻到煤气的味道，俩个腿还烤得慌，热。”问“那是怎么回事呢？”答“声音告诉我，有人跟踪我，要害我，扔了东西就扔出去了。”通过交谈，患者在幻听、幻嗅基础上继发的被害妄想。另结合报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及工作记录等可以看出，张某在被送往就医前确有向楼下扔东西并砸坏车辆的危险行为，某部队做了相应的防护措施，并联系包括房某在内的张某亲属，但无人前来对张某履行监护义务，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等单位遂将张某送往精神卫生防治院就医。一审法院认为，精神障碍患者是否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但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例中予以记录。69号院居委会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质证及辩论的权利，不影响本案依法审理。本案中，张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已实施了从住处往下扔东西的危险行为，造成车辆损坏等严重后果，经精神卫生防治院入院诊断张某确有精神分裂症，且其自述有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并在幻听、幻嗅基础上继发被害妄想，上述情况足以认定张某具有实际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已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同时，在某部队多次联系其女房某及其他近亲属要求将张某送往就医均未果的情况下，考虑到因张某无业而无所在单位的情况，其所住房屋的产权单位某部队及所辖单位花园路街道办等为维护公共安全而为张某办理住院手续并无不妥，且该送医情况有张某病例记录为据，综上，现对于张某主张房某1、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69号院居委会共同侵害其人身自由权，并据此要求房某1、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69号院居委会承担医药费及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人身自由权纠纷，属一般侵权纠纷，张某主张房某1、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及69号院居委会送其至医院住院治疗的行为侵犯其人身自由权，依据举证规则，张某应就房某1、某部队、花园路街道办及69号院居委会存在侵权行为，其存在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张某于2013年3月27日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在2017年9月22日被送往精神卫生防治院时入院诊断亦为精神分裂症并且主诉精神异常6年；其次，依据某部队提交的报警记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工作记录等可以证实张某在被送医前已实施了从住处往下扔东西的危险行为，并造成车辆损坏等严重后果，属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情形，而在张某发生上述行为后，某部队多次联系张某的女儿房某及其他近亲属将张某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告知并要求将张某送医治疗，但均未得到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本案中，张某并无工作单位，而其居住房屋产权人为某部队，某部队在多次联系张某近亲属未果、张某存在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情形前提下，联系所辖单位花园路街道办等部门为维护公共安全而为张某办理住院手续并无不妥，该送医行为不具有可苛责性，将患有精神疾病并已实施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张某送医治疗行为并非侵害其人身自由权行为；最后，依据张某就医的病例记录，其确患有精神疾病并在住院后接受了医院治疗，其不能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故张某仅以送医前未征得房某的同意为由主张侵权并要求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损失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张某否认某部队等被上诉人在将张某送医前联系房某并主张张某并不存在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及风险。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就上述问题，某部队提供了报警记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工作记录、张某在精神卫生防治院的住院病案等证据材料，上述证据材料之间亦可以相互印证证实某部队等被上诉人将张某送医前曾联系房某且张某存在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及风险；而张某虽对某部队提供的证据材料不予认可，但就其反驳主张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形式存在瑕疵，内容亦不能证明张某被送医时的精神状态，故依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某部队的证据具有优势，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张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永钢审 判 员 陈 伟审 判 员 张 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何 悦书 记 员 邓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