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8民申68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熊佳易，女，198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飞霞，浙江中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陈红芳，女，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原审被告：魏征，男，198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因犯集资诈骗罪,2019年12月13日由北京天堂河监狱送押浙江省金华监狱二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再审申请人熊佳易因与被申请人陈红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08）柯民花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熊佳易申请再审称，一、原审程序违法。原审采取公告送达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拟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前，未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损害了熊佳易的诉讼权利。具体理由：（一）原审采信了不符合证据合法形式的单位证明。柯城区人民医院关于熊佳易“自2008年3月15日起请产假，至今不知去向”的《证明》仅加盖了单位公章，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二）原审公告送达程序不规范。原审法院拟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前，未经其他方式合法送达，且未到熊佳易所在单位、住处进行调查核实，也未通过手机通讯方式联系。熊佳易因不堪忍受高利贷主催收及骚扰，在怀孕七八个月时，迫不得已提前休事假投靠北京亲戚。申请人自2008年1月30日至3月15日休事假，之后休产假，至2008年7月1日产假结束后回单位正式上班，2008年7至12月工资、奖金正常发放，休假期间单位及科室同事均可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并非下落不明的情况。（三）本案开庭审理及宣判时，熊佳易已回单位正常上班，判决书采取公告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书公告之前甚至未进行邮寄送达。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未对借款真实性进行审查。与本案同时起诉、开庭及宣判的三起民间借贷纠纷，另两起分别为原告王琪，借款金额3万元；原告严正，借款金额24.7万元，借款金额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其中陈红芳与王琪委托同一代理人参与诉讼，事实上魏征并不认识王琪，王琪名下的借款实际出借人为陈红芳。陈红芳的配偶毛国宏是柯城区人民法院的驾驶员，系职业放贷人，以“陈红芳”及“王琪”名义出借给魏征的多笔借款均存在预先扣除高额利息的情况。本案借款除借条外，未提供其他款项交付的凭证进行佐证，无款项来源证明，是否真实、按约交付资金，是否存在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况，借款用途等均未进行审查。（二）原审未对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进行审查。与本案同时审理的三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涉案金额高达30余万元。在借款发生的时段，熊佳易系柯城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有正式编制，魏征系柯城区人民医院理疗科医师。夫妻二人均有正当职业，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结合当地生活水平，魏征大额举债，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本案借款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熊佳易于2007年12月中下旬即与魏征失去联络，对于魏征的所有借款全然不知，也未使用过一分一毫，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陈红芳提供的借条，无熊佳易的签字确认。（二）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债务，举证证明责任在于债权人。陈红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三）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出台背景及裁判规则变迁。2003年，最高院针对“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通过《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定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裁量标准，将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夫妻一方。但该条自颁布起一直争议不断。浙江省高院早在2009年即出台了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高院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关于妥善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浙高法[2018]89号），均强调了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强调夫妻双方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外所负的债务是否为共同债务由债权人负举证证明责任。 陈红芳提交意见称，我和魏征、熊佳易原是同事，借款2-3万元周转个把月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他们就跑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熊佳易说我老公是职业放贷人是不属实的。在执行阶段，3万元钱魏征爸爸经过法院现金已还给我的。我与王琪、还有其他几个人是不认识的。我当时准备做试管婴儿的时候，要他们还钱，熊佳易还来求我，说慢点还。我借给魏征的钱，熊佳易是知情的。2009年拍卖米兰春天房子的时候分到我几千块钱和后来魏征爸爸凑足共3万钱给我的，没有要什么利息。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了。原审判决公平公正，是正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原审公告送达程序合法。衢州市金桂小区13幢1单元102室确实为当时原夫妻魏征、熊佳易住址，原审法院在邮政快递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被退后，依据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出具的两人皆下落不明的加盖“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单位公章的《证明》，依法通过浙江法制报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继而公告送达2008年8月13日判决书，符合民诉法关于公告送达的相关规定。法律并无规定对下落不明的当事人每送达一份文书均要进行一次独立调查。法院专递实质上是人民法院委托邮寄送达，既有委托送达的性质，也有邮寄送达的意涵，法院专递的投递人员电话联系受送达人，也是调查的一种方式。熊佳易再审审查中提供的2019年12月17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人事科”内部部门章的《证明》，属10余年以后依据人事记录内容出具，与实际上班情况及下落不明情况会存在不一致，不足以否定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与被退快递情况等能相互印证。（2008）柯民花初字第136、137号案件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的快递回单上明确显示“电话关机”、“多次投递家中无人”；结合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的单位公章《证明》，表明原审公告送达前的有关程序并无不当，公告送达合法。事实上，再审审查中，熊佳易提供的一份《求助信》中明确“2008年底我突然被告知魏征的多起民间借贷案件已被法院审判，而我也是共同被告，所有债务都被判决为我与魏征的夫妻共同债务”；然判决后10年有余，未见熊佳易对原审判决提出过任何实质异议；2019年被限高后熊佳易才提出再审申请的再审审查中，其也明确表示衢州法院关涉他们原夫妻民间借贷诉讼也仅原审原告分别为王琪、陈红芳、严正、吴峰四起案件，并无其他诉讼纠纷，可知魏征、熊佳易缺席原审庭审具一定自我主动性。王琪、陈红芳原审中代理人相同不足以说明存在虚假诉讼之类的问题。原审原告为王琪、陈红芳、严正的三份原审判决时间均在2008年8月13日，熊佳易以此后执行中的2009年1月9日原审法院执行人员对熊佳易的《执行笔录》拟证明公告送达程序存在问题，不能成立；相反，该笔录中熊佳易明确“金桂小区13幢1单元102室是他（魏征）父亲魏土法名字，是给我们夫妻住的”，侧面印证公告送达的正确性，以及魏征、熊佳易躲避诉讼程序目的的真实性；至于熊佳易于执行中出现，概是为了保全其母陈么元在米兰春天11幢3单元201室共有房产共有部分的利益而选择性出现而已。事实上，该《执行笔录》中熊佳易也是明确“我现在同意将米兰春天11幢3单元201室的房屋卖掉去，用来偿还这些债务。”此外，再审审查中，熊佳易对在多年后的2011年底在北京调解离婚中双方就案涉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处理协商等事宜尚含糊其辞，不合道理。其次，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借款虽系由魏征以其个人名义所负，但认定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且魏征、熊佳易一审判决后并未提出上诉，熊佳易直接申请再审系对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度基本原则的漠视，对此应给予否定性评价。事实上，经法庭要求，审查询问后熊佳易方于2019年12月26日提供2011年12月07日魏征与熊佳易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所称“夫妻婚后无积蓄，无自购住房，无共同债务，亦无共同债权。”，与熊佳易2019年10月24日《求助信》中关于其于2008年底即已知法院判决夫妻共同债务情况的内容相矛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01367号离婚《民事调解书》也仅仅确认了魏征与熊佳易离婚的有关身份关系，并无确认任何财产关系内容。至于熊佳易2019年12月26日主动提供的其代理人对魏征父亲魏土法的《询问笔录》，究其实质，只不过是间接的魏征的单方陈述而已。熊佳易申请再审中亦未能提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新的证据”，其于判决生效10余年后的申请再审明显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熊佳易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日洪 审判员  祝惠忠 审判员  郑尹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余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