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行终9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家平，男，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代理人汤金明，系汤家平之兄。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中路一段269号。法定代表人胡岳龙，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晏儿飞，该局执法监督处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7号。法定代表人何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梁刚，该局科长。委托代理人黎之昊，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汤家平因诉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长沙交通执法局）作出的道路旅客运输行政强制决定及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长沙交通局）的行政复议决定，汤家平、长沙市交通运输局、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均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2019）湘8601行初8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2月25日下午3点钟左右，汤家平驾驶在长沙市迪滴同创新能源汽车租赁公司租用的牌照号为湘Ａ×××××的比亚迪牌轿车，停在长沙市汽车北站附近的路边，一名黑衣男子和一名棕色衣服男子同时分别打开汤家平车辆的右后门和右前门，长沙交通执法局的两名执法人员叫住其中穿黑衣服的男子进行询问，问该男子“是怎样叫到这个车的？要坐这个车到哪里去？如何跟司机谈价的？”该男子在执法人员追问下，回答“要去白沙桥，准备付22块钱”，上述经过均由长沙交通执法局执法人员拍摄视频记录。因汤家平不能出示出租汽车运营许可证、车辆运营证等证件，长沙交通执法局据此认定，汤家平的行为涉嫌从事非法运营，违反了《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汤家平现场所驾驶的车辆实施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权利，作出并送达了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汤家平向长沙交通执法局陈述并申辩。现场执法人员通过向行政负责人报告，履行了立案审批、补办批准手续等行政程序。因案情复杂，同年3月21日，长沙交通执法局作出《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决定延长扣押车辆期限30日，至2019年4月25日止，并于次日向汤家平邮寄送达。同年3月25日，长沙交通执法局作出处罚决定［2019］10042019022532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汤家平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车辆运营证从事非法运营，决定对其处以罚款贰万元。同年4月25日，长沙交通执法局解除了行政强制决定书（放车通知），因联系不上汤家平，遂在报纸上公告送达。汤家平不服长沙交通执法局的行政强制行为，向长沙交通局提起行政复议，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同年5月8日，长沙交通局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长沙交通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汤家平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长沙市迪滴同创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向长沙交通执法局出具说明“司机汤家平驾驶湘Ａ×××××比亚迪轿车于2019年2月25日下午被扣车，司机于2019年6月24日将车辆归还，扣车期间所产生车辆租金，公司予以免除。公司会将司机10000元保证金于7月20日前退还至司机银行卡”。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三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六条及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长编委发[2012]19号）文件的规定，长沙交通执法局具有对违法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车辆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行政执法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长沙交通局有对长沙交通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复议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长沙交通执法局据以认定汤家平构成非法营运的主要证据只有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11中的《证言》视频录像及证据9中的行政执法人员出具的《关于湘Ａ×××××的比亚迪小车非法运营经过》，在该视频录像中，仅有两男子打开汤家平车辆右边两扇车门的镜头片段，没有汤家平的身影，更没有汤家平与“黑衣男子”交谈、协商的记录，也不能证明汤家平是主动揽客停车，还是被“黑衣男子”拦停上车，且接受长沙交通执法局执法人员询问的“黑衣男子”回答问题时语焉不详，先是否认与汤家平有过协商谈价，之后在执法人员的追问下，才回答“去白沙桥”“22块”。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并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本案中“黑衣男子”接受长沙交通执法局执法人员询问的视频录像，系长沙交通执法局作为证实汤家平非法营运的直接证据向原审法院提交，但该份录像没有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且视频中的证人“黑衣男子”的身份基本情况未查实。该录像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黑衣男子”的证言无法经过审查核实，很难确定其证言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同时行政执法人员出具的《关于湘Ａ×××××的比亚迪小车非法运营经过》来源于对“黑衣男子”的询问过程，因“黑衣男子”身份不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无法核实，原审法院依法亦不予采信。因此，长沙交通执法局对汤家平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证据不足，鉴于长沙交通执法局在本案起诉之前已经主动解除了行政强制措施，公告送达给汤家平，将扣押的车辆予以发还，故其行政强制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原审法院依法确认长沙交通执法局行政强制行为违法。长沙交通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对长沙交通执法局的违法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审查不严，以致作出予以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亦应依法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直接损失，且汤家平提出的赔偿请求应当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案中，汤家平提交的运营收入损失和诉讼成本损失均不是直接损失，且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长沙交通执法局对汤家平租赁的车辆强制扣押60天，车辆的所有人迪滴同创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经免除了汤家平车辆被扣期间的租金，且退还了全部租车保证金。因此，汤家平并无直接经济损失，其提出的车辆租金损失的赔偿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的公共客运强制措施决定［2019］1004201902253219号《公共客运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违法；二、撤销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的长交复决［201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驳回汤家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汤家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82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二、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害赔偿金6696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违法扣押上诉人租赁的车辆导致上诉人损失，且被上诉人违法超期扣押租赁车辆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驳回上诉人行政赔偿请求是错误的，依法应予改判。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存在非法进行城市公共客运运营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或其他有效证明，以营利为目的，在长沙市为他人提供客运服务，违法相关规定，构成非法运营。上诉人提供了现场笔录，录音录像资料等为证。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无异。本院认为，上诉人长沙交通执法局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和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汤家平在未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证、车辆运营证的情况下，拟驾驶车辆将乘客从汽车北站送至白沙桥，收费22元的行为，上诉人长沙交通执法局认定上诉人汤家平具有非法营运行为，具有事实根据。根据《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线路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的车辆，不得用于城市公共客运运营，不得擅自安装顶灯、计价器等与城市公共客运有关的配套设备，不得伪造、套用公共客运车辆专用号牌和服务标识标志。”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公共客运管理机构可以暂扣车辆运营证、驾驶人客运服务资格证和非法运营的车辆至行政处罚结束。暂扣时，应当出具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对暂扣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故上诉人长沙交通执法局扣押涉案车辆，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汤家平主张的上诉人长沙交通执法局提供的音像记录并不能证明其有非法营运的行为，执法人员捏造事实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录音录像所反映的现场情况，按照一般社会生活经验法则，上诉人具有营运行为的事实可予认定，上诉人汤家平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长沙交通执法局于2019年2月25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给上诉人汤家平，同年4月25日解除了行政强制决定书公告送达给上诉人汤家平，上诉人长沙交通执法局做出的强制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综上，长沙交通执法局做出的涉案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发应予支持。上诉人长沙交通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亦依法应予支持。因涉案强制措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汤家平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82号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汤家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50元，由上诉人汤家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柏寒审判员  周 永审判员  黄 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璋书记员刘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