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1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晖，男，1974年10月23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阳、佟喜财，河北实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解江涛，男，1978年8月12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才斌、刘梦红，河北彬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姚文亮，男，1984年3月16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娇，河北朋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晖与被上诉人解江涛、原审被告姚文亮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冀0209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刘振晖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20日，本院作出（2018）冀02民终388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8年11月20日，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209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刘振晖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晖上诉请求：将本案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解江涛损害刘振晖的财产后同意承担责任的事实有证据可以证实。张贺秋的证言可以证实解江涛因损害了刘振晖的财产自愿签订书面协议。王利红和梁彬的证言可以证实解江涛擅自拆除刘振晖的房屋。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解江涛报警所称曹妃甸辖区内的绑架案不存在，解江涛的报警属于其他辖区管辖且没有报警记录。姚文亮的笔录能够证实解江涛拆除刘振晖房屋的承重墙后刘振晖始终要求解江涛赔偿、解江涛自愿签订了协议。即使按解江涛所述协议系其受胁迫、违背真实意愿所签，解江涛也没有在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内申请撤销，视为放弃了权力，应当认定协议真实有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审认定的是：“关于刘振晖、解江涛签订的《买房协议》与《协议》，该两份协议虽有解江涛签字，但在2016年3月2日签订《协议》后，解江涛向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唐海镇派出所报警称其遭到绑架，因此不能排除解江涛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被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的情形。”原审只是对解江涛是否因受胁迫才违背真实意愿签订协议存有疑问，但解江涛并未举证证实原审的疑问因存在高度的盖然性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应得到确信，故本案不能认定解江涛违背真实意愿签订了协议。原审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要求解江涛提供其受胁迫才违背真实意愿签订协议的证据，解江涛不能提交该证据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解江涛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刘振晖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解江涛是侵权人。解江涛在被刘振晖非法拘禁、殴打、恐吓时为了保全生命健康安全才违背真实意愿签订了《买卖协议》和《协议》。解江涛以被刘振晖非法拘禁为由曾经向多家公安机关报案，且唐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火炬路派出所为解江涛报案的事实出具了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该两份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份协议虽有解江涛签字，但在2016年3月2日签订《协议》后，解江涛向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唐海镇派出所报警称其遭到绑架，因此不能排除解江涛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被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的情形”正确。第二，刘振晖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解江涛是侵权人。原审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判令刘振晖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正确。二、刘振晖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原审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排除刘振晖提交的非法证据正确。谢江涛不是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而是抗辩的主体。刘振晖以解江涛丧失“撤销权”为由上诉混淆了法律概念。第二，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无效的协议自始无效，无需经过撤销之诉人民法院就可以直接排除。姚文亮述称：姚文亮不是被上诉人，且刘振晖撤回了对姚文亮的起诉，因此姚文亮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刘振晖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江涛、姚文亮赔偿刘振晖损失40万元。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经王利红介绍刘振晖找到解江涛装修刘振晖位于××区、1502室及1503室的三套房屋（15层为该幢楼顶层），过程中因装修事宜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7月11日刘振晖与解江涛签订《买房协议》，后又于2016年3月2日签订《协议》。2016年3月5日，解江涛向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唐海镇派出所报警称其遭到刘振晖绑架，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称对案发地点经调查未有绑架事实发生。刘振晖申请证人张贺秋、王利红、梁彬出庭，张贺秋证明刘振晖因装修发生纠纷、解江涛自愿出具书面内容协议。张贺秋陈述“我去的晚，因为房子装修的事，没看见威胁恐吓”，张贺秋的该陈述表明在2015年7月11日《买房协议》的协商形成过程中，其并未全程参与，故张贺秋的当庭陈述并不能实现刘振晖所称的解江涛系自愿出具书面协议的证明目的。王利红称是解江涛自作主张找工人直接把房子拆了，而梁彬则称因拆房价格过高刘振晖电话联系由其找工人并在解江涛一方的指挥下将承重墙进行了拆除，因证人王利红、与梁彬均系刘振晖申请，而两证人对承重墙拆除一事陈述不相一致，故原审法院对王利红与梁彬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刘振晖主张解江涛未经其同意私自将三套房屋的承重墙拆除、导致房屋存在安全隐患，要求解江涛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振晖应当对解江涛实施了侵权行为且解江涛对房屋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刘振晖为证明其主张，申请了证人张贺秋、王利红、梁彬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房屋图片、聊天截图、房屋图纸及刘振晖、解江涛签订的《买房协议》与《协议》。关于刘振晖、解江涛签订的《买房协议》与《协议》，该两份协议虽有解江涛签字，但在2016年3月2日签订《协议》后，解江涛向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唐海镇派出所报警称其遭到绑架，因此不能排除解江涛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被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刘振晖提交的房屋图片、聊天截图、房屋图纸及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解江涛未经刘振晖同意私自将三套房屋的承重墙拆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证据审核认定规则，刘振晖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刘振晖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判决：驳回原告刘振晖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刘振晖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刘振晖提交了图片3张、照片10张、曹妃甸区鸿图装饰材料经销处（以下简称鸿图经销处）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的原始情况和现状，谢江涛拆除了涉案房屋的承重墙，刘振晖后期装修涉案房屋时没有拆除承重墙。解江涛质证意见：一、图片3张是打印件，不能与原件核对也不能证实解江涛拆除了涉案房屋的承重墙。二、照片10张与本案无关，结合本案发回重审后的开庭情况可以证实，和梁彬证明的是梁彬通过刘振晖联系拆除涉案房屋的承重墙，王利红因此解江涛没有侵权。三、鸿图经销处出具的证明实质属于证人证言，但经营者于艳明未出庭接受问询。另外，鸿图经销处的登记信息显示鸿图经销处的经营范围为零售业，即出售装饰材料，鸿图经销处不具备装饰装修的施工资质，且鸿图经销处不能提交加固承重墙的图纸、施工合同、结算材料。因此鸿图经销处出具的证明不真实且不合法，不能证明解江涛拆除了承涉案房屋的重墙。姚文亮质证意见：刘振晖未向姚文亮主张权利，刘振晖提交的证据与姚文亮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刘振晖系以被上诉人解江涛拆除了其购买的涉案房屋的承重墙等为由，向解江涛主张损失。但刘振晖为证实其主张提交的《买房协议》、《协议》虽然载明了解江涛因装修失误自愿承担责任等，但《买房协议》、《协议》中关于装修失误范围的记载不明确，根据刘振晖提交的其他证据、申请证人所作证言等亦不能证实涉案房屋被损害的实际情况，且刘振晖二审提交的照片显示涉案房屋现在完成了装修，已不具备确认签订《买房协议》、《协议》时状况的客观条件，解江涛在又主张《买房协议》、《协议》系其受胁迫所签，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无法通过鉴定程序等确认刘振晖的实际损失，刘振晖就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原审驳回刘振晖诉请求的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刘振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永杰审判员 孙乾辉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雪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