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10行终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维芳，女，198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临川区。委托代理人江武生，男，198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玉茗路89号，现住抚州市。委托代理人胡柳，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临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临川区人社局），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临川大道45号。法定代表人杜健雄，局长。委托代理人吴闽军，男，临川区人社局干部。原审第三人抚州市临川区上游水库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游水库管理局），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光荣村。法定代表人李福忠，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志刚，男，上游水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上诉人吴维芳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南城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1行初4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吴维芳与江文生系夫妻。江文生系上游水库管理局职工。江文生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防汛、灌溉期间看管渠道的安全运行。另单位为了水库大坝整容安排职工除草，允许利用上班、值班期间使用单位的除草机或者自带割草工具完成工作，原则上一个月不少于一次。江文生的家庭住址在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新村，上游水库管理局的单位地址在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光荣村。江文生平时上班路线有两条，一条从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新村家中出发，途经崇岗镇、河埠乡、荣山镇的光荣村，再到达单位；另一条是走抚八线，经嘉庆驾校、东馆镇、荣山镇街上，再到达单位。2016年，上游水库管理局防汛值班安排中，江文生在4-7月的值班安排时间为9、10、11、12、21、22、23、24、29、30、31日，值班时间为24小时制，即值班至第二天的早上8时结束。2016年5月12日，单位安排江文生、吴爱莲、祝武荣等人值班，刘志刚系带班领导。当天晚饭后，江文生未经请假即从单位回到家中。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早上，江文生驾驶赣Ｆ×××××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家中来到吴某（吴某的丈夫张某与江文生系同学关系）位于荣山镇的家中玩。因吴某家正在装修，需到抚州市购买装修材料。江文生说，我正好今天不上班，你不要去坐班车，我带你去，反正我也要去抚州。之后，吴某便坐江文生的摩托车到抚州市贸易广场购买装修材料，因未买到所需材料，江文生又骑车带吴某到抚州市轻纺城购买。买好材料后，江文生因担心吴某坐班车回家来不及做饭，于是又驾驶摩托车送吴某回家。2016年5月13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江文生驾驶摩托车载吴某沿抚八线由北向南行驶至文昌大道“嘉庆驾校”旁路段时，与同方向的由超桂华驾驶的赣Ｃ×××××重型自卸货车发生交通事故，江文生当场死亡。2016年5月16日抚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作出抚直三公交认字[2016]第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江文生不负本次事故责任。2016年10月9日吴维芳向临川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6年12月15日临川区人社局对吴维芳作出临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吴维芳不服该决定，于2017年1月3日向抚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3月17日抚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抚府复[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临川区人社局作出的临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5月23日临川区人社局作出临人社伤不认字（2017）第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吴维芳不服该决定，于2018年1月10日向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赣1021行初16号行政判决，撤销临川区人社局于2017年5月23日向吴维芳作出的临人社伤不认字(2017)第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临川区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决定。临川区人社局不服，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28日抚州市中级人民院作出（2018）赣10行终6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30日临川区人社局作出临人社伤不予认字[2018]第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虽然江文生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死亡，但在发生事故的当日江文生既不是去上班，更不是在合理时间内合理路线的上班途中。故江文生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其他情形，不符合工伤认定范围。决定不予认定工伤，也不能视同工伤。吴维芳不服该决定，向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临川区人社局作出的临人社伤不予认字[2018]第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对江文生的死亡作出工亡认定。原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临川区人社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确认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江文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是以上下班为目的，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经过的路线是否是合理的上下班路线。首先，江文生是否是以上下班为目的。根据上游水库管理局的值班安排，2016年5月9日至12日是江文生值班，其值班时间到5月13日早上8点结束。5月12日晚，江文生未经请假即回到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新村家中，第二天即5月13日早上又回到荣山镇，但其并未去单位，而是到荣山镇的同学张海平（吴某的丈夫）家玩，后听说吴某要去抚州市购买装修材料，即表示自己当天不用上班，也要去抚州，可以骑摩托车带吴某去抚州。在抚州市轻纺城买好装修材料后，又因吴某坐班车赶不及回家做饭而驾驶摩托车送吴某回家。可见，2016年5月13日江文生虽然从家中到荣山镇，但是并无去单位上班的意思，而是又回到抚州市，当天上午江文生从抚州市再次返回荣山镇的原因是担心吴某赶不及回家做饭，而送吴某回家。证人吴某前后三次的证言，以及在庭审时的证言表述均不一。吴某第一次的陈述是在刚刚发生交通事故后，在交警大队所作，是最早的证言，当时尚不知与本案的利害关系，也没有时间考虑其他因素，后来的证言容易受亲情、利益等影响，因此，其首次证言相对后来的数次证言，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更能直接反映事实，可信度也更高。故江文生两次回荣山镇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上班。其次，从刘某某、张某某、吴某某、祝某某、邹某某、黄某某等人的调查笔录以及上游水库管理局会议记录可见，单位安排职工为大坝除草，职工一般都是利用上班或值班时间完成，不需要利用休息日完成。2017年5月12日吴某陈述，从轻纺城回来的时候，我手上拿了一些衣服和刚买的配件，江文生一直都没带任何工具物品。2017年5月12日吴维芳陈述，江文生早上大概6:30左右出门上班，出门时带了一套除草的衣服和旧衣服，其他东西未带。2018年9月18日吴维芳陈述，事发当天（江）几点出门的我不清楚，我在7点就已经出门了。通过上述证言可以看出，2017年5月13日早上江文生出家门时并未携带除草工具。吴维芳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江文生在值班结束后，利用休息日去单位完成除草任务。故不能认定江文生当天有去上班或者去除草的目的。第三，上游水库管理局规定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9点，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江文生发生事故的时间是上午10时20分左右，事故地点位于抚八线上“嘉庆驾校”旁路段，从嘉庆驾校到上游水库管理局还有一段路程，约需1小时左右，其到达单位也临近上午下班时间，因此，该时间点也非合理的上下班时间。第四，江文生家住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新村，平常上班路线有两条，一条途径崇岗镇、河埠乡、荣山镇的光荣村，再到达单位；另一条是走抚八线，经嘉庆驾校、东馆镇、荣山镇街上，再到达单位。2016年5月13日江文生行经的路线是从家中出发到荣山镇吴某家，再从吴某家到抚州市的贸易广场、轻纺城，然后从轻纺城途经抚八线，由北往南方向在嘉庆驾校旁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江文生驾车虽然是朝单位方向行驶，但是从其行经路线来看，并不是江文生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合理路线，也不是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活动的合理路线。因此，江文生行经的路线不能认定是上下班的合理路线。综上，江文生虽然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但其不是在上下班的途中，江文生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视同工伤的其他情形，临川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吴维芳提出，临川区人社局第三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系在没有新证据的前提下，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南城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1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中载明，临川区人社局在未履行充分说明理由义务，且存在提供的证据不全及部分证据形式上有瑕疵的情况下，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应予撤销。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0行终61号行政判决书载明，临川区人社局对江文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负有调查核实的职责。对张超辉的证言与临川区水库管理局出具的2016年10月11日的《证明》证实的内容相互矛盾并未查实，对江文生事发当日是选择值班后的“补休”还是为了完成除草任务选择上班的事实亦未查清。且未依法及时、全面向法院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故临川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判结果并无不当，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30日临川区人社局第三次作出的临人社伤不予认字[2018]第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中，补正、补充的证据有：抚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的抚直三公交认字[2016]第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加盖了抚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骑缝章的2016年5月13日对吴某的询问笔录、加盖了抚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公章的2017年2月23日对吴某的询问笔录，2018年10月31日对邹某某、黄某某的调查笔录、2018年10月31日对刘某某的调查笔录、2015年3月10日、2016年7月18日、2016年6月21日、2014年5月7日上游水库管理局的会议记录各一份、2018年11月19日上游水库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此外，针对张某某的证言与临川区水库管理局出具的2016年10月11日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的问题，于2018年10月31日对张某某重新作了调查笔录。可见，临川区人社局按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指引，重新调查取证，并依据调查取证的证据充分说明理由，重新作出了认定，虽然没有改变认定的结果，但与生效行政判决的观点并不相抵触，不属于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故对吴维芳要求撤销临川区人社局作出的临人社伤不予认字[2018]第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对江文生的死亡作出工亡认定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吴维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吴维芳负担。上诉人吴维芳不服，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正确。2016年5月11日上游水库管理局的会议记录证明单位要求在2016年5月15日之前完成除草工作。因2016年5月12日单位停电，无法完成该工作，故5月13日即事故发生当日江文生是为了除草而前往单位加班。刘某某、张某某、吴某某、祝某某、邹某某、黄某某系上游水库管理局的职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吴某的证言虽然前后表述不一致，但其已出庭作证，因此，应当采信其在法庭的证言，认定江文生在2016年5月13日是了前往单位加班除草。此外，原审认定江文生并非在合理时间内、合理路线上同样错误。因为，江文生在事发当日并没有被安排值班，故不能以正常的上班时间来衡量江文生是否处于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即便江文生在事发当日的中午左右抵达单位，也不妨碍其在中午或下午加班除草。事发当日，江文生只是偶遇吴某，而顺路将其带回荣山镇。事发地点系在其上下班合理路线上。被上诉人区人社局答辩称，原审第三人召开会议要求除草以及停电等因素并不表明江文生必然会选择在事故发生当日去完成除草任务，事发当日距要求完成除草任务的日期还有二天时间。虽然，在一般情形下周五属于正常工作日，但是，按照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与休息安排，江文生的行为表明其已经选择在周五进行休息，即事故发生当日为其休息日。原审第三人已为江文生缴纳工伤保险费，如果江文生被认定为工亡，并不会导致原审第三人承担任何工伤保险费用，因此，原审第三人及其工作人员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具有可信性。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明及其工作人员的证言，足以证明其单位职工一般都是利用上班、值班时间去完成除草任务，不需要利用休息日去完成除草任务。关键性证人吴某作为与上诉人一方有密切关系的证人，即使作出有利于上诉人一方的证言，也不能单独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更何况吴某前后四次证言均不一致，不具有稳定性，这表明其必然在某次提供证言过程中作了虚假陈述。吴某的第一次证言是其在尚不知晓本案利害关系的情形下于事故发生当日作出的陈述，该证言的内容为具有法定职责的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制作并固定，法定职责机构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不仅限于与本案有关的证言，且反映了吴某对事故发生的完整陈述。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的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时间内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为此，至少需要考虑目的性要素、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就目的性要素而言，江文生上班目的不明确。就时间要素而言，其上班时间不具有正当性。就空间要素而言，吴某第一次的证言不但证明江文生没有去上班的目的，而且证明了其并非行经在合理的路线范围内；即便按照吴某之后的证言，江文生的行经路线也已经严重偏离了其日常的上班路线。上诉人所谓的偶遇是在偏离日常上班路线上的偶遇，而不是在日常上班路线内的偶遇。因为，双方偶遇的贸易广场是在江文生的日常上班路线的偏北方向。而且，帮助吴某去贸易广场或者轻纺城购买材料也并非江文生日常生活所必需。综上，原审判决，事实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上游水库管理局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吴维芳身份证、结婚证、工伤认定申请表、抚州市人民政府抚府复字[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南城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1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0行终61号行政判决书、2016年5月13日抚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对吴某的询问笔录、抚直三公交认字[2016]第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6年3月3日上游水库管理局工作考核制度、2016年3月29日上游水库管理局2016年度防汛值班人员安排表、2014年5月7日、2015年3月10日、2016年5月11日、2016年7月18日、2016年6月21日上游水库管理局会议记录、2016年10月11日上游水库管理局证明、2017年2月28日刘某某、吴某某、祝某某询问笔录、2017年5月12日吴某调查笔录、2017年5月16日上游水库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江文生上班情况的说明、2018年7月12日抚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关于吴某询问笔录复印件注明出处、时间及加盖公章的回函》、2018年10月31日邹某某、黄某某、刘某某、张某某调查笔录、2018年11月19日上游水库管理局情况说明、临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临人社伤不认字[2017]第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临人社伤不认字[2018]第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协助调查函、2018年11月6日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019年5月16日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平面图、当事人陈述等。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是江文生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法定情形，具体为其在事故发生当日所行经的路线是否合理，是否能够认定为在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上诉人主张江文生发生事故当日系为了除草而前往单位加班。本案中，事故发生当日距离原审第三人要求上诉人完成除草任务的时间尚有二天，上诉人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认定江文生在事故发生当日就是去单位加班。此外，根据证人吴某证言，江文生在事故发生当日曾行经贸易广场，因吴某家中需要装修材料，但吴某在贸易广场并没有买到，后江文生载吴某去往轻纺城采购。平面图显示，贸易广场、轻纺城明显偏离了江文生平时上班的两条路线，且购买建材也并非江文生工作或日常生活所需，故即使江文生在事故发生当日有加班的目的，其所行经的路线依法亦不能认定为合理路线，不能视为上下班途中。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维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辉审判员 余惠娇审判员 王康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刘凯超书记员付政附：本判决适用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