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31265号原告：袁培林，男，汉族，1954年11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月君，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120101198054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龙，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吉勇，男，汉族，1958年11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陆家镇丰夏路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9611159X9。法定代表人：侯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树，广东微众（盐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510666652。第三人：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住所地：昆山市陆家镇丰夏路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6657777117。法定代表人：侯立新。原告袁培林与被告杨吉勇及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月君，被告杨吉勇，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侯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树，第三人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的法定代表人侯立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杨吉勇与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签署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2.被告将两第三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返还给第三人，并将两第三人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及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第三人；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两个第三人，并控制了两个第三人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1.杨吉勇是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控制了凯达公司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2.杨吉勇是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凯辉厂）的最大合伙人，控制了凯辉厂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3.《承包经营协议书》1.2、1.3约定：《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两个第三人由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通公司)控制；而且被告是凯通公司的绝对大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即被告是凯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约定承包经营前两个第三人的债务、税务问题由杨吉勇负责。综上，充分证明了在《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前，杨吉勇控制了两个第三人，并控制了两个第三人的公章、其他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等证件。二、杨吉勇利用控制两个第三人的公章，加盖形成了《承包经营协议书》，《承包经营协议书》不是两个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三、被告与凯辉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侯立新恶意串通，签署形成《承包经营协议书》，将两个第三人的经营权非法转移至被告名下、并进一步控制所有印章、证照，严重损害了两个第三人及原告等的合法权益，《承包经营协议书》依法无效。1.凯辉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候立新与被告恶意串通，促成被告利用所控制的两个第三人的公章，加盖形成了《承包经营协议书》。2.《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被告承包了两个第三人的经营权，为期五年，严重损害了作为凯达公司股东、凯辉厂合伙人的原告的合法权益。3.通过《承包经营协议书》1.4条，进一步将两个第三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银行账户、发票等权利凭证等全部非法转移至被告的控制，严重损害了两个第三人的独立、合法经营的权益，进而严重损害了作为凯达公司股东、凯辉厂合伙人的原告的合法权益。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二人利益。5.根据前述规定，恶意串通，加盖形成《承包经营协议书》，损害了两个第三人及原告的利益，《承包经营协议书》依法无效。四、《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应恢复原状，被告应将所控制的的印章、证照等返还给两个第三人。1、《承包经营协议书》1.4条约定：基于两个第三人的经营权承包给了被告，被告进一步控制两个第三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银行账户、发票等权利凭证等。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3、《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被告应将两个第三人的印章、证件等返还给两个第三人。五、原告至今无法取得《承包经营协议书》签署版本复印件。原告虽知悉：被告通过所控制的两个第三人的公章，恶意串通，加盖形成了《承包经营协议书》；但至今仍无法取得《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签署版本复印件，仅取得签章前的版本。被告辩称，一、原告袁培林在起诉状中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1、《承包经营协议书》是2019年6月23日签订的，而早在2017年10月15日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股东会就选举侯军为凯达公司的董事长，袁培林、严君、杨吉勇、侯军、侯立新为董事的董事会；本次股东会决议原告袁培林参会并在决议上签名。可见，从2017年10月16日起，杨吉勇已不再行使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职权，凯达公司的公章及其他印章、营业执照原件等均由公司董事会和董事长侯军掌管。2、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凯辉厂”）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之时和签订之前，凯辉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不是杨吉勇，而是侯立新，凯辉厂的公司公章、其他印章、营业执照原件等均由凯辉厂侯立新掌管，而非由杨吉勇控制。3、《承包经营协议书》是由凯达公司、凯辉厂与杨吉勇签订，该《承包经营协议书》是依据2017年10月15日凯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凯辉厂合伙人会议决议而签订的，该两份决议原告均签字确认，两份决议的召集程序及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和合伙人协议的规定，4、凯辉厂与杨吉勇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原告所谓的候立新与杨吉勇“恶意串通”之说，完全是凭空捏造。5、《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物专用章、银行账号、发票等权利凭证交付给被告杨吉勇，是承包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凯达公司及股东和凯辉厂及合伙人的权益。综上所述，原告的“被告签订承包协议前控制两个第三人”、“第三人杨立新与被告恶意串通”的指控，以及承包协议损害凯达公司及股东、凯辉厂及合伙人的权益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二、原告所诉的事实不但不能成立，而且其举证证明的目的，与《承包经营协议书》效力的认定也无关联性。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三、原告不是《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只有合同相对人和与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原告既不是合同相对人，也不是与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此，原告无权对该《承包经营协议》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无法律依据，于法无据。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全部由原告承担。第三人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辩称，一、依据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作为凯达公司股东在诉请《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时，需符合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不符合《公司法》151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和程序，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原告所提供的4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理由如下：1.被告杨吉勇曾是凯达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但在2017年10月15日的凯达公司股东会上，选举产生了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为侯军。自此，公司的公章、证照，由公司董事会和侯军掌管。2019年6月23日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时，杨吉勇早已不控制公司的公章、证照。事实上，2017年10月15日的股东会会议，原告参会并投了赞成票；原告也知道选举了公司董事会和董事长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侯军负责，杨吉勇并不负责凯达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2.凯辉厂的执行合伙人，自始至终都是候立新，该厂的公章、证照，一直由侯立新掌管。3.原告指控杨吉勇与候立新“恶意串通”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纯属捏造，绝非事实。4.《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三条1.2,1.3之内容，不能证明协议签订前，杨吉勇就已控制了凯达公司、凯辉厂的公章、证照，原告所诉，是对该条内容的曲解。5.凯达公司、凯辉厂实行“承包经营”的原则，是经2017年10月15日股东会决议和合伙人会议决议一致通过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内容合法；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未损害公司和任何股东的权益。因此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三、最高法关于适用民诉法解释之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且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为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辩称，同意并认可被告与凯达公司的答辩意见。1.在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时，凯辉厂没有与被告恶意串通。2.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凯辉厂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没有损害凯辉厂原合伙人的利益。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7年10月15日，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自2017年10月16日起，凯达公司的经营管理由本次股东会选出的董事长侯军负责，确定凯达公司的承包经营原则为由公司股东承包经营，承包费、承包股东对其他股东的承包担保形式由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承包股东对公司现状进行承包，按时向公司支付承包费，承担公司日常开支、税费等，自负盈亏。原告、被告等作为占凯达公司总出资比例65%的股东参会并在股东会决议签字表决通过。2017年10月15日，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凯辉厂的承包经营原则为由公司合伙人承包经营，承包费、承包合伙人对其他股东的承包担保形式由公司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承包合伙人对公司现状进行承包，按时向公司支付承包费，承担公司日常开支、税费等，自负盈亏。原告、被告等人作为合伙人参会并在合伙会议决议签字确认。2019年6月23日，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昆山凯辉汽车配件厂作为甲方与杨吉勇作为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以昆山两公司现有状态将两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乙方，乙方对外以甲方名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年承包费为4580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50%的年承包费，每年的6月30日及12月31日支付；乙方应在2019年6月30日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风险保证金30万元，乙方用其在甲方两公司内的个人股权质押给甲方两公司内的其他股东作为乙方承包经营权的保证。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为：一、《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二、被告应否将两第三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两第三人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第三人。关于《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对《承包经营协议书》系由被告杨吉勇控制凯达公司案外人侯立新恶意串通所签订，且存在损害到原告与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再者，《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中亦未明确《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的相关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或合伙人会议决议审议当属无效。退一步说，即使《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作出了关于《承包经营协议书》违反了公司审议流程则属无效协议之规定亦非必然导致《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综上，原告主张《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应否将两第三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原件、开户许可证原件、两第三人的银行账户及其控制权、权利凭证、发票返还给第三人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杨吉勇存在控制前述公章、证照及账户等资料的事实，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杨吉勇存在不应使用前述公章、证照及账户等资料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培林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袁培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叶 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庄俊雄书记员 申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