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30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锐，男，汉族，1972年9月1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华，男，汉族，1972年5月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南路3号33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6717390410。法定代表人：刘爱华，总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旭豪，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锐因与被上诉人刘爱华、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建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053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锐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本案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对黄某、樊锐提起的投资合同纠纷系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本案无论从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与前诉均完全不同，本案的诉讼请求也不能实质上否认前诉的裁判结果，本案不能满足重复起诉的任何一项条件。本案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条款：“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所提起的因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而产生的独立之诉，樊锐提起本案诉讼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所规定的起诉条件。刘爱华、智建侯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构成重复起诉。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樊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偿还樊锐代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垫付的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受让深圳市龙岗区新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以下简称新景债权）投资款10万元及占用期间利息5346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7月22日暂计至2018年7月21日），并继续计算，直到代垫款项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爱华、智建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锐提交了案外人黄某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案外人黄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案外人SOSAXXXXDSRL作为转让方与智建侯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樊锐作为甲方与刘爱华作为乙方、A君作为丙方、智建侯公司作为丁方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龙岗区新景实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投资及处置协议书》，案外人黄某作为甲方与刘爱华作为乙方、A君作为丙方、智建侯公司作为丁方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龙岗区新景实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投资及处置协议书》各一份，显示樊锐作为代理律师接受案外人黄某的委托购买并处置新景债权。2014年8月12日一审法院受理原告刘爱华、智建侯公司诉被告樊锐、黄某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认定：“刘爱华依据上述《协议书1》的约定，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投资款，樊锐则向案外人高飞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支付债权受让款20万元，并在转款凭证附言标注代智建侯付款（新景债权受让）。刘爱华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应依约享有涉案债权收益作为投资回报。”后因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不服（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民事判决书，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6）粤03民终17700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终审判决，该判决书第21页第三段载明：“二审中，智建侯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出具《说明》，明确表示其代刘爱华支付给樊锐债权出资款10万元，具体汇款时间为2009年9月10日、2009年9月11日各5万元。樊锐对此不予确认。”第四段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刘爱华依法应享有本案的投资收益款，有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于2010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1》、智建侯公司与黄某于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011年1月20日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黄某签订的《协议2》和智建侯公司出具的《说明》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协议2》有智建侯公司盖章、樊锐代理黄某签字，虽刘爱华未签字但其嗣后追认，故黄某主张刘爱华未支付投资款、《协议2》无效和智建侯公司替黄某代持债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判决书已于2017年9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后因黄某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为（2017）粤民申9091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某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载明：“黄某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通过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系支付债权出资款的事实错误。1.智建侯公司出具的对相关转账用途的《说明》的陈述与客观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矛盾，《说明》出具方与刘爱华存在利害关系，该《说明》系单一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黄某提交的交易记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债权转让协议》、《付款申请》等证据，证明刘爱华没有支付债权出资款。3.智建侯公司向樊锐的转账共四笔，每笔5万元，共20万元，分别发生于2009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9月18日，不能被任意地组合并改变用途，根据需要择其两笔共10万元认定为债权出资款。智建侯公司对樊锐的转账时间与涉案债权受让款实际支付时间相差近两个月，在债权付款直接经手人樊锐否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四笔转账中的两笔用途为刘爱华的债权出资款。涉案债权受让款支付在前，2010年1月20日《不良资产投资及处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1》）签订在后，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刘爱华委托智建侯公司代为支付债权出资款的行为不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关于焦点一……刘爱华依据《协议书1》的约定，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了10万元投资款，已履行了出资义务。黄某申请再审称，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10万元并非涉案债权的出资款。但黄某提交的关于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付款申请及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10万元为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有关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投资收益款。同时，按《协议书1》约定，智建侯公司和刘爱华各出资10万元。智建侯公司共向樊锐支付了20万元，与该协议约定的智建侯公司和刘爱华投资款数额完全相符。自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及黄某分别签订《协议书1》《协议书2》后，樊锐及黄某从未要求刘爱华支付出资款。故黄某申请再审所称的智建侯公司选择支付出资款、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时间与涉案债权受让款实际支付时间不符等理由均不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主张本案案由并非服务合同纠纷，应为投资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经审查，樊锐本案诉讼请求为樊锐要求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偿还其代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垫付的债权投资款，本案系樊锐作为代理律师接受案外人黄某委托，代为洽谈收购并处置新景债权，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樊锐主张其于2009年7月22日代理案外人黄某支付全部新景债权受让款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并未根据协议向樊锐或委托人支付应由其承担的10万元债权购买出资款而产生，樊锐主张代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垫付债权投资款，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据此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确认本案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主张系投资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本案当事人虽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但区别仅在于案外人黄某并未参加本案诉讼，本案樊锐所诉争议系因樊锐接受案外人黄某委托收购并处置新景债权而产生，黄某虽未参加诉讼，但不影响本案中对黄某与本案樊锐之间委托关系的审查，且樊锐与本案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书面的服务合同关系，樊锐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系樊锐与案外人黄某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据此，从实质上来看，本案的当事人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的当事人应属相同。第二，本案的诉讼标的系樊锐主张其代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垫付债权投资款而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之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偿还代垫投资款的请求，该诉讼标的包含在（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所审理的诉讼法律关系中。第三，本案樊锐的诉讼请求虽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但（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经过一审法院一审判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后已认定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并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作出了相应的裁判结果，本案樊锐的诉讼请求若获得支持将实质上否定（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一审、二审、再审的裁判结果。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构成重复起诉，樊锐的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因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对樊锐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不再进行审查。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樊锐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1684.60元（已由樊锐预交），待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樊锐以其代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垫付10万元投资款为由，要求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予以返还，故本案为合同纠纷。对于该笔款项的垫付情况，樊锐在本案起诉状中陈述，其系“根据授权，用名下招商银行尾号为6663的银行账号代理委托人向债权卖家转账付款人民币20万元”，也即，其付款行为是受案外人黄某委托而为。根据（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看，樊锐和案外人黄某在该案一审答辩意见及该案上诉意见中，也均表示樊锐该付款行为是受黄某委托行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关于代理之法律效力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樊锐受黄某委托支付涉案款项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归于黄某。如樊锐因该代理行为产生费用或造成损失，其应依据与黄某之间代理合同关系向黄某主张权利。黄某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之间以款项垫付为内容的合同纠纷，樊锐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樊锐与本案合同纠纷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适格原告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蔡  妍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姚玉瓶（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