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终5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菊明，女，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代理人赵洪烈（系徐菊明之夫），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代理人赵紫云（系徐菊明之女），女，198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1117号。 法定代表人谢晋，局长。 参加诉讼行政负责人林永明，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顾君灿，男，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永青，男，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987号。 法定代表人徐军，代区长。 参加诉讼行政负责人谢晋，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牟正江，男，绍兴市上虞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蔡伟才，男，绍兴市上虞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周小明，男，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徐菊明与被上诉人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以下简称“上虞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及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虞区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6月26日下午，上虞区驿亭镇政府委派相关工作人员前往驿亭镇五夫村老街原告徐菊明家，欲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丈量、核查，由五夫村书记周小明（即本案第三人）陪同镇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去原告家。当工作人员到达原告家后，要求原告予以配合，原告未同意。同时，原告对该村里河埠头建设工作提出质疑。期间，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执，双方还出现语言争论和肢体动作，后第三人的手指受伤，原告唾沫中也发现出血。当日16时23分，原告向上虞公安分局报警，上虞公安分局所属的驿亭派出所也以原告报称被殴打为由对原告的报警作出受案登记。当日，上虞公安分局对第三人也进行了询问。笔录制作过程中因第三人认为其也被原告致伤要求报案，该事实已由上虞公安分局记入笔录，但上虞公安分局未作出受案登记。后上虞公安分局展开了相应的调查和鉴定。经鉴定确认，原告左侧牙齿受伤，后予以拔除，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第三人左食指近节指间关节处见一1*0.3cm之表皮拨脱伴皮下出血，损伤程度评定为未达轻微伤。2015年10月15日，上虞公安分局以原告用拳打、脸盆砸等方式殴打第三人，致第三人手指受伤，且有其他从重情节为由，作出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5]10824号的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至于原告报案称被第三人殴打一节，被告在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时，未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因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6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浙0602行初00046号行政判决书，以原告及第三人均报案的情况下，上虞公安分局“对于因同一事件引起的治案纠纷未一并作出处理意见，不符合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为由，认为属于程序违法，撤销了上虞公安分局作出的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5]10824号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上虞公安分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判决生效后，上虞公安分局重新启动行政程序，但未就案件事实进行新的调查取证。2016年8月20日，上虞公安分局分别作出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6]1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和绍虞公（驿）不罚决字[2016]1021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对第三人不予处罚，决定书已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不服，向上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11月21日，上虞区政府作出虞复决字[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上虞公安分局作出的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6]1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浙06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撤销上虞公安分局作出的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6]1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及上虞区政府作出的虞复决字[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上虞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上虞公安分局对该判决不服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浙06行终30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上虞公安分局再次重新启动行政程序，对证人茅某、周某进行询问。2017年12月14至16日，上虞公安分局采用发短信、寄挂号信、直接送达等方式向原告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陈述申辩权。2017年12月22日，原告向上虞公安分局提交了申辩意见，认为上虞公安分局在事实认定、程序处理、证物收集、办案执法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整个案件处理不公，并提出张某是敢于说真话的人。2018年1月4日，上虞公安分局对证人张某进行了询问。2018年1月15日，上虞公安分局对原告的申辩作出复核意见，次日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原告，之后又通过挂号信寄给原告。2018年1月19日，上虞公安分局作出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8]10422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决定书于同年1月23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向上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23日，上虞区政府作出虞复决字[2018]1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上虞公安分局作出的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8]10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上虞区政府分别于2018年4月3日、4月16日通过特快专递向原告寄送该复议决定书，但均因故被退回。此后，原告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其未收到复议决定书，上虞区政府再次向原告寄送决定书，原告于2018年9月6日收到。原告对两被告的行政行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故本案上虞公安分局具有治安管理的行政职权。生效的（2017）浙0602行初79号判决确定原告徐菊明用脸盆砸第三人周小明致其手指受伤的事实清楚，但因上虞公安分局履行罚前告知义务不到位而撤销了上虞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虞公安分局在作出本次处罚决定前，是否充分履行了罚前告知义务。本案中，根据上虞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庭审陈述，可以确定上虞公安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通过多种方式向原告告知，原告在收到告知后提出申辩，上虞公安分局对其申辩复核，在将复核意见送达原告后作出处罚决定，已充分保障原告的知情权及陈述、申辩权，程序合法。鉴于原告在2015年6月7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曾被上虞公安分局处以警告处罚，属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故上虞公安分局对原告处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上虞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但上虞区政府在以邮寄送达被诉复议决定多次被退回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积极措施送达原告，存在不当，予以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徐菊明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关于“生效的（2017）浙0602行初79号判决确定原告徐菊明用脸盆砸第三人周小明致其手指受伤的事实清楚，但因上虞公安分局履行罚前告知义务不到位而撤销了上虞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虞公安分局在作出本次处罚决定前，是否充分履行了罚前告知义务”之认定错误。1.生效的（2017）浙06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是判决撤销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6]1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上虞公安分局重作，何来已确定徐菊明用脸盆砸周小明致其手指受伤的事实清楚之说。2.本案与（2017）浙0602行初79号案无论从处罚决定书编号还是从适用程序看，都是不同的案件，一审法院不应采取原已被撤销案件的某点内容来作为本案判决的支撑点，不应只对本案作简单形式审查。二、一审法院采信上虞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明显偏袒且侵犯上诉人的私权。1.（2017）浙06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2017）浙06行终302号行政判决已对证人茅某、周某的证言可信度、事实等作出认定，上虞公安分局又于2017年12月12日重新对两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笔录。且不论茅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周某（村委工作人员）与周小明（村支部书记）具有身份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属性，单从笔录对重要涉案内容的随意更改上，就可见上虞公安分局的随心所欲。如茅某笔录中，将重要词语“没有”、“否”等不确定的用词直接删除，继而变为对上诉人不利的用词。2.上虞公安分局2018年1月4日对张某的询问笔录，完全推翻了张某2016年5月17日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时所陈述的内容，而一审法院却对该笔录进行了认定。张某2016年5月17日的出庭作证证言的可信度优于其他，应优先采用。且经上诉人询问了解，张某明确否认公安机关曾于2018年1月4日对其进行过询问，也没有按手印，当天是在周小明陪同下对其家庭困难进行了解，周小明等人还给了张某1000元钱。三、关于事件起因，上诉人完全有理由拒绝周小明等人进入上诉人住宅。1.根据宪法、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有权拒绝任何不合法不合理的进入要求。茅某、陈锡芬、何少军、朱金灿等人虽为政府工作人员，周小明、周某虽为村委工作人员，但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或当场出示有效执行文件、有效书面委派文件的情况下，无权进入上诉人的住宅。上诉人拒绝周小明等人进入，只是行使了正当的公民权利。2.周小明等人的房屋丈量行为违法，导致本案多数证人系其利益相关人，而上虞公安分局既不分析证言的可信度，又不理会上诉人方相关人员的陈述，在伤情固定、伤情形成原因分析、物证保全、辨认等方面存在严重过失。四、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复议决定的程序均违法。1.上虞公安分局在前一处罚决定被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后，未经任何重新调查即作出相同内容的行政行为，显然违法。2.上虞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书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但上诉人实际收到时间为2018年9月6日。上虞区政府虽声称邮局多次退件，但其存在寄件信息不清的责任，且未举证证明其“分别于4月3日、4月16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因查无此人退回邮件”的陈述。法律文书送达方式也适用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上虞公安分局提交答辩称：一、答辩人对徐菊明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调查，2015年6月26日下午，周小明配合上虞区驿亭镇政府工作人员对驿亭镇五夫老街徐菊明家房屋面积进行测量，徐菊明拒不配合工作人员且阻止工作人员进行房屋测量，并和周小明发生争吵，后徐菊明采用拳打、脸盆砸等方式殴打周小明，致使周小明手指受伤，后被公安机关查获。2015年7月20日，经上虞公安分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周小明的损伤未达轻微伤。另查证，徐菊明曾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驿亭派出所处警告处罚，属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从重处罚。以上事实有徐菊明陈述与申辩、周小明陈述、证人证言、伤势照片、鉴定意见、查某、前科材料、身份证明等证据证实。二、答辩人对徐菊明的处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答辩人于2015年6月26日下午接到徐菊明的报警，立即予以受案，并对徐菊明、周小明等人进行了询问及调查，证实徐菊明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后，答辩人认真履行告知程序，依法向徐菊明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2018年1月19日，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徐菊明处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三、本案争议焦点应为答辩人是否履行了罚前告知义务。（2017）浙06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撤销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6]1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是认为答辩人未履行罚前告知义务，但该处罚决定的事实部分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现答辩人已充分履行了罚前告知义务，且有徐菊明的陈述与申辩记录，答辩人并对此进行了复核，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四、上诉人对事实与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2018年1月4日，答辩人依法向张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在周小明陪同下、支付1000元的情况。2.答辩人对茅某、周某等人的询问也是依法进行的，茅某询问笔录上的删改内容均由其捺印确认。3.关于案发起因，镇政府丈量房屋面积的行为是否合法，不属于公安机关审查职权，且与本案殴打行为无关。4.上诉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理解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上虞区政府提交答辩称：1.答辩人依法受理和审查行政复议案件，程序合法。2018年1月26日，徐菊明以上虞公安分局行政处罚违法为由，向答辩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答辩人依法受理并予以审理。2018年3月23日，答辩人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进行了送达，由于徐菊明原因，两次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被退回。2.答辩人依法审理复议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答辩人经认真审核，认为上虞公安分局对徐菊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的事实，有徐菊明陈述与申辩、周小明陈述、证人证言、伤势照片、鉴定意见、查某、前科材料、身份证明等证据证实，且上虞公安分局已依法告知徐菊明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并听取了徐菊明的陈述和申辩，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等情形，遂依法作出了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予以了送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周小明未参加本院组织的庭询，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称：1.案涉纠纷已经法院多次审理，相关情况也已在公安笔录中进行了说明。徐菊明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与本案相关的徐菊明诉周小明健康权纠纷案，经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审理，均驳回了徐菊明的诉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驳回了徐菊明的再审申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二审期间，上诉人徐菊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材料：1.2019年8月25日，上诉人母女与张某的对话视频（光盘）及张某当日出具的证言，拟证明上虞公安分局从未就周小明殴打徐菊明一事向张某做过笔录；2.2019年9月17日，上诉人与茅某的通话录音（光盘），拟证明茅某虽做过笔录但从未涂改。上虞公安分局认为前述材料1与事实不符，其对张某的询问情况有执法记录视频为证；材料2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茅某询问笔录中的删改内容已经茅某本人捺印确认。上虞区政府同意上虞公安分局的上述意见，同时认为上诉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交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上述材料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材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关于第二审程序中提供证据之要求，均不予接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是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行政行为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行政机关依据生效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案件。因此，生效的（2017）浙06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所确定的事实，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上述判决对于证据的认证、事实的查明及“本院认为”部分“原告用面盆砸打第三人致其手指受伤的事实清楚”之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虞公安分局作出被诉绍虞公（驿）行罚决字[2018]10422号行政处罚决定前是否履行了罚前告知义务，并依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上虞公安分局已充分保障上诉人的知情权及陈述、申辩权，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之处。另经审查，上虞公安分局再次启动行政程序后，对茅某、周某进行了询问，收到上诉人的申辩意见后，又对张某进行了询问，上述询问笔录均由被询问人签名、捺印，删改处亦由其本人捺印确认，且张某的询问笔录内容与执法记录视频内容相符，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要求，上诉人相关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上虞区政府收到上诉人的复议申请材料后，依法立案并通知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复议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在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以邮寄方式向上诉人送达，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在邮件被多次退回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积极措施送达上诉人，确有不当，鉴于一审法院已经予以指正，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菊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