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铜陵市通达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1287号财富广场A1301室。法定代表人：邵金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军，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芜湖炜伦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陶辛镇倪家村。法定代表人：胡翼，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瑞，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燕，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闻强兵，男，汉族，1969年7月17日生，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瑞，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燕，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铜陵市通达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陵通达公司）与被上诉人芜湖炜伦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铜陵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军，被上诉人芜湖炜伦公司和闻强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瑞、方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铜陵通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错误地分配举证责任，并导致裁判结果错误。铜陵通达公司提供《公估报告》是为了证明涉案货物的损失数量，而非事故发生的时间和事故原因。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原因并非公估机构和人员能够证明和认定的，应由法院依据证据认定。根据《现场勘查记录》，闻强兵确认已装载3674吨货物，装卸工作已完成，故事故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现场勘查记录》属于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已经明确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和过程，证明力强于《公估报告》，应当作为认定事故发生的经过和责任的依据。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认可《现场勘查记录》和《公估报告》的真实性，一审判决未将之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涉案事故发生在货物装船后，属于承运人责任期间，一审未查清案件事实。货物由承运人掌控后，具体的事故发生时间和原因只能由承运人证明，不应要求铜陵通达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涉案事故存在持续发生的过程，参与者陈述事故时间存在差别是正常现象，要求铜陵通达公司证明具体的事故发生时间不符合实际。芜湖炜伦公司和闻强兵并未主张涉案货物没有装船，一审法院据此下判于法无据。2、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65条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之规定，闻强兵出借银行账户，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辩称，1、《公估报告》的复印件未加盖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太公估公司）印章，系内容矛盾且不完整的孤证，相关程序不合法，公估师亦未参加现场勘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货物装船的数量、回收数量、收货数量、货物单价均无法确定，铜陵通达公司主张货损的依据不足；3、铜陵通达公司基于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祥云公司）转让的货物损失追偿权，提起本案的违约之诉，但湖北祥云公司与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且没有证据证明铜陵通达公司已经实际赔付了涉案货损，因此其无权提起违约之诉，不能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4、闻强兵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现场勘查记录》是《公估报告》的一部分，闻强兵未在该记录上签字，除此之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涉案货损的事实。铜陵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673506元；2、由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承担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5日，湖北祥云公司与黑龙江倍丰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丰公司）签订了一份《化肥购销合同》，约定倍丰公司购买5000吨“祥云”牌磷酸一胺，单价1920元/吨，合同总价款960万元。运输方式为江海联运，由湖北祥云公司代办运输并支付相关费用。合同签订后，湖北祥云公司委托铜陵通达公司承运该批货物，铜陵通达公司转委托“皖湾沚货2884”轮负责内河段运输，起运港为湖北省武穴市，目的港为江苏省扬州市。2017年10月，“皖湾沚货2884”轮从镇江到武穴市田镇祥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祥港4#码头装载货物（磷酸一铵），在码头靠泊期间，部分货物滑落长江。就案涉货物，铜陵通达公司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铜陵中心支公司）投保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被保险人为铜陵通达公司，第一受益人为湖北祥云公司。事故发生后，铜陵通达公司随即向铜陵中心支公司报案。2017年10月21日，铜陵中心支公司委托民太公估公司进行查勘核损。2017年10月22日，民太公估公司在事发地点湖北省××湖北祥云公司祥港4#码头进行勘验。2018年2月8日，湖北祥云公司向辽宁众信肥业有限公司开具了编号分别为01943479、01943480、01943481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金额分别为960000元、960000元、529920元。2018年5月24日，民太公估公司出具《公估报告》，在“事故经过”部分载明：据“铜陵通达公司李宏图”介绍：2017年10月18日，“皖湾沚货2884”轮从镇江到武穴市田镇祥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祥港4#码头装载货物（磷酸一铵）。2017年10月20日22:30时左右船舶装载货物3674吨，货物装载完毕后等待货物运单做交接。突然货物由于装载堆放不平整等，左舷货物向长江滑落，船舶失去平衡，尾部和舯部系在趸船的缆绳断裂，船舶与趸船分开，船舶再次向右舷倾斜，右舷货物滑落到右舷码头趸船上，部分货物滑落至长江。在“受损原因”部分载明：据“铜陵通达公司李宏图”称：2017年10月21日11时05分货物由于装载堆放不平整等，左舷货物向长江滑落，船舶失去平衡，尾部和舯部系在趸船的缆绳断裂，船舶与趸船分开，船舶再次向右舷倾斜，右舷货物滑落到右舷码头趸船上，部分货物滑落至长江。在民太公估公司制作的有“李图宏”作为被保险人代表签字的《现场勘查记录》中记载：2017年10月21日上午10:30左右装载货物3674吨，货物装载完毕后等待货物运单做交接，11:30时，货物由于装载不平整，左舷货物向长江滑落，船舶失去平衡，船舶向右舷倾斜，右舷货物滑落到右舷长江和趸船，船舶货物在滑落后，船舶平衡。上述《公估报告》在“受损原因”部分认定：根据我司人员现场查勘，结合现场受损情形及承运人描述，造成货物受损的原因为“装货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货物损失。在“保险责任分析”部分认定：1、本次事故发生于2017年10月21日11时05分，在保险有效期限内；2、本次事故地点为湖北省武穴市祥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祥港4#码头，在保险地址范围之内；3、本次事故出险标的为船舶“皖湾沚货2884”轮承载的化肥（磷酸一铵），在保单所保标的范围之内；4、本次事故出险原因为“装货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643.95吨化肥（磷酸一铵）滑入长江，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名列条款第三条：“在装货、卸货或转载时，因遭受不属于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付。综上，认定本次事故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同时，在“保险公估结论”部分认定：本次事故出险原因为“装货过程中船体晃动”造成货物损失，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名列条款第三条：“在装货、卸货或转载时，因遭受不属于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付。2018年6月4日，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池州中心支公司）与铜陵通达公司签订《赔付协议书》，载明双方自愿就铜陵通达公司在池州中心支公司投保的保单号PYDS201734011524000059于2017年10月18日在湖北省××武穴市田家镇发生的“皖湾沚货2884”轮运载货物垮塌保险事故索赔事宜达成协议，确认涉案事故损失金额为1123506元，约定池州中心支公司一次性赔付铜陵通达公司450000元了结涉案保险事故，铜陵通达公司剩余损失673506元自行向事故方追偿，所得追偿款项由其享有，与池州中心支公司无关。2018年6月7日，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湖北祥云公司支付450000元保险理赔款。2018年9月19日，湖北祥云公司与铜陵通达公司签订《货损追偿权转让协议》，约定湖北祥云公司将643.95吨货物损失追偿权转让给铜陵通达公司。另查明，“皖湾沚货2884”轮的登记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芜湖炜伦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铜陵通达公司在庭审中选择以运输合同纠纷起诉，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认可“皖湾沚货2884”轮与铜陵通达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为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铜陵通达公司是否有权向芜湖炜伦公司索赔。（二）闻强兵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关于铜陵通达公司是否有权向芜湖炜伦公司索赔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湖北祥云公司委托铜陵通达公司承运案涉货物，铜陵通达公司转委托“皖湾沚货2884”轮负责内河段运输，虽然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但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认可与铜陵通达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视为运输合同关系成立，且依法受到法律保护。因“皖湾沚货2884”轮的登记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芜湖炜伦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的精神，应认定芜湖炜伦公司为承运人。铜陵通达公司在取得湖北祥云公司转让的货物损失追偿权后，有权向责任人进行追偿。铜陵通达公司主张涉案受损货物已经交付芜湖炜伦公司，是船舶在待港期间管货不当造成的货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货物交付承运人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由承运人掌管期间的货物风险由承运人负担。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铜陵通达公司提供的《现场勘查记录》、《公估报告》、《赔付协议书》对于事故发生的时间存在四种完全不一致的描述，且均是来自于“铜陵通达公司李宏图”的单方陈述，分别描述为“2017年10月20日22:30时左右”、“2017年10月21日11时05分”、“2017年10月21日上午11:30时”、“2017年10月18日”，《公估报告》选择了“2017年10月21日11时05分”作为事故发生的时间，但《公估报告》中并未体现出认定的过程和依据。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查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铜陵通达公司也未提供运单、货物交接单等证据证明涉案受损货物已经全部交付芜湖炜伦公司，由芜湖炜伦公司掌管。故铜陵通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受损货物系在交付芜湖炜伦公司掌管期间发生的货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铜陵通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铜陵通达公司提交的《公估报告》中对事故发生原因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公估报告》在“受损原因”部分认定，根据我司人员现场查勘，结合现场受损情形及承运人描述，造成货物受损的原因为“装货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货物损失；在“保险责任分析”部分认定，本次事故出险原因为“装货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643.95吨化肥（磷酸一铵）滑入长江；在“保险公估结论”部分认定，本次事故出险原因为“装货过程中船体晃动”造成货物损失。三处陈述均表明货损是发生在装货过程中，且在“受损原因”及“保险责任分析”两处均认定系“装货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货损，《公估报告》在“保险公估结论”部分认定“本次事故出险原因为‘装货过程中船体晃动’”并未采用“受损原因”及“保险责任分析”两处的认定，也未进行说明，所得结论与分析过程自相矛盾。故，即便从存在瑕疵的《公估报告》的内容来看，也只能得出货物是在装货过程中发生的损失，事故发生的原因系“装货过程中操作人员，操作不当”。综上，对于铜陵通达公司要求芜湖炜伦公司赔偿货物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闻强兵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如前所述，与铜陵通达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是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并非运输合同当事人。铜陵通达公司主张闻强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闻强兵出借个人银行账户代芜湖炜伦公司收取运费以及事故发生后以船长身份参与事故处理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法律规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铜陵通达公司的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铜陵通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35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3887.5元，合计14422.5元，由铜陵通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铜陵通达公司提交了四组新证据。证据一，《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品交货单》，拟证明在事故发生前，涉案货物已经全部安全地装上“皖湾沚货2884”轮。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交货单只是出货单，并非货方和船方的交接证明。此外，该交货单上的日期有误，闻强兵的签字亦存在涂改，货物价格前后不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铜陵通达公司在庭审时承认交货单上的签字方为货车司机，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全部安全的装上“皖湾沚货2884”轮。证据二，《湖北祥云集团销售退货过磅单》，拟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后，被退回的化肥重量。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过磅单上没有船方签字，也没有湖北祥云公司加盖印章，不能起到相应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湖北祥云公司销售退货过磅单，未载明退货的来源与原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三，照片12张、装货视频2段，拟证明涉案货物的装货过程，佐证涉案货物已经全部安全地装上“皖湾沚货2884”轮，应当由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实现相应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铜陵通达公司在庭审时承认12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涉案事故发生时的照片，另外6张是事后拍摄的，还有5张照片和视频拍摄的并非涉案航次的情况。上述照片和视频中，除一张出现过涉案船舶的船名外，均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出现涉案船舶船名的照片上，仅显示在船边堆放有白色编织袋包装的货物，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全部安全地装上“皖湾沚货2884”轮。证据四，证人证言及其劳动合同四份，拟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全部装上船舶，处于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的控制之下，由于其管货不当造成损失。证人冯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本人系湖北祥云公司计划科科长，涉案事故发生当晚，我的手机上有数个未接来电。其中有三个是“皖湾沚货2884”轮船长张益强打来的，另外都是铜陵通达公司和湖北祥云公司的值班人员打来的。我给张益强回电话，对方说有几百吨货物掉进江里了。我到现场之后，张益强说前晚货物装好之后发生事故，无法确定有多少货物掉进江里了。我们跟船方协商，抵达目的港之后剩余货物与装载货物的差值就是损失货物的重量，但船方不愿意在运单上签字。证人田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在祥云港4号码头负责吊机操作，堆放货物都听船方安排。证人张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湖北祥云公司的仓库保管员，涉案事故发生时，全部货物已经装到船上装好。我发货后，会把单据交给船方，但不需要船方签字确认。证人郑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装卸工，听船主安排装载货物，涉案货物装好后没有盖帆布，不是因为装载不当掉进水里的。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质证认为，上述证言无法证明涉案货损发生的事实，没有人看到货物掉落的事实，是否加盖帆布与涉案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货物装载也是由湖北祥云公司负责的。四位证人均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涉案货物已经交付船方的前提下，相关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冯某作证时主张“皖湾沚货2884”轮的船长是张益强，与铜陵通达公司称闻强兵以船长身份参与事故处理的主张相悖，相关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田某、张云红、郑某受湖北祥云公司安排从事涉案货物的装载工作，与涉案争议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应当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皖湾沚货2884”轮在码头靠泊期间，部分货物滑落长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涉案货物交付承运人后，应由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事故是由于铜陵通达公司的过错造成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铜陵通达公司以涉案货物交付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后，因其管货不当导致货损为由，主张应由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铜陵通达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芜湖炜伦公司或闻强兵在起运港接收货物的重量，也没有证明“皖湾沚货2884”轮抵达目的港后交付货物的重量，要求芜湖炜伦公司或闻强兵承担相应的货差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公估报告》由铜陵通达公司的保险人铜陵中心支公司单方委托民太公估公司制作，其中的《现场勘查记录》上的“闻强宾”与本案被上诉人闻强兵的姓名不符，闻强兵亦不认可该签字。《公估报告》中损失核定的依据，仅限于向被保险人铜陵通达公司、发货方湖北祥云公司和收货方调查之结果，不能证明实际与承运人交接的货物数量。在铜陵通达公司没有提供运单、货物交接单等证据证明实际交付货物数量的前提下，无法确认芜湖炜伦公司或闻强兵在起运港接收货物的重量，应当由铜陵通达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责任。鉴于铜陵通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实际货损的数量，无权要求承运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则其要求闻强兵与芜湖炜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前提亦不成立，相应的上诉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此外，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现场勘查记录》和《公估报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在代理词中专门强调其否认《现场勘查记录》和《公估报告》的原因，不能因为芜湖炜伦公司、闻强兵认可《现场勘查记录》和《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就主张一审判决未将之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65条第1款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违反该办法规定将单位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本案中，闻强兵出借个人银行账户代芜湖炜伦公司收取运费的行为，并不符合上述规定，也不能据此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金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如前所述，闻强兵代收运费并非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出借银行账户之行为。即便如铜陵通达公司上诉所称，构成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也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金，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无权要求闻强兵与芜湖炜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铜陵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35元，由铜陵市通达联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江审判员 戴启芬审判员 曾 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