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81民初2215号 原告：荀延华，男，1952年3月1日生，汉族，现住松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军，吉林迅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昌，松原市兴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金惠英，女，1962年1月1日生，朝鲜族，个体，现住长春市。 被告：王春，男，1962年1月1日生，汉族，个体，现住吉林省。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俊峰，吉林夫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荀延华与被告金惠英、王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荀延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军、王喜昌，被告金惠英及金惠英、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俊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荀延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二被告返还合伙收益2994327.5元人民币（退耕还林补贴及浸没林地林木补偿费合计5988655.00元的50％），并按2963637.5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完毕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型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截止起诉前为30万元，合计3294327.50元；二、要求二被告将合伙财产中的110公顷林地中的50％的林木分割给原告（具体林木、林地面积以测绘为准）；三、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荀延华增加要求二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同时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如不能进行实物分割，以鉴定后林木的价值的一半交付给原告。事实和理由：被告一系扶余市增盛兴发村兴发农场的实际经营者，因经营期间出现资金紧张无法继续经营的状况，就邀请原告投资入股，于2002年3月7日，被告一委托其妹夫即被告二王春与原告签订了关于合伙经营农场的《合伙协议》，被告二代替被告一在《合伙协议》上签字摁印，双方约定：被告方在协议签订前在农场的投入的资金、设备、建筑的房屋、购买的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及缴纳的各种费用均作为被告方在农场的股份；原告方负责农场经营、开发、建设所需流动资金的筹措、借贷，作为原告方在农场的股份；无论农场盈利还是亏损，双方各承担50％；在合伙期间涉及被占地或占用时，双方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合伙期限：从签字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协议签订后，原告方按约履行了《合伙协议》，对农场进行了投资，履行至2004年6月12日，原被告双方对各自合伙投资进行了清算，截止2004年6月12日原告投资少于被告方投资30万元，为达到均股的标准，在原《合伙协议》基础上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联营协议》作为最终的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从此补充协议签字之日起农场由原、被告双方同比例投资进行经营管理；分别管理合伙事务；农场的林木成材收益双方各得50％的利润；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补偿金双方各得50％；在原被告合伙期间，双方的收益和亏损均各承担50％；原告方退给被告方均股资金30万元；协议还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双方在农场合伙经营期间，共计植树造林110公顷，种植杨树及景观树，一部分树地办理了林权证，大部分没有办理林权证，林权证均在二被告手中，其中退耕还林面积为43.85公顷，二被告自2003年起一直到2017年12月末，共计领取合伙林木退耕还林补助款1611503元，以及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浸没林地补偿款4377152万元。双方的《联营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且合伙已到期［见扶余市人民法院（2017）吉0781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及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7民终88号民事判决］，依据《合伙协议》及《联营协议》的约定，上述财产均属于合伙财产，其中50％的份额属于原告应该分得的合伙财产，现二被告将全部合伙财产及收益独吞侵占，拒绝将其中的50％的份额财产分割给原告，已构成侵权，故依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金惠英、王春辩称，一、荀延华起诉合伙纠纷已经扶余市人民法院(2017)吉0781民初1088号及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7民终88号判决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应冉受理其起诉，依法应当驳回起诉。在答辩人诉荀延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人民法院已经对合伙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认定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已经作废，双方应以2004年6月12日《联营协议》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同时认定荀延华没有按照2004年6月12日《联营协议》履行30万元出资义务，两级法院判决荀延华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据此，金惠英与荀延华之间合伙法律关系已经两级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荀延华依据法院已经认定作废的“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提起诉讼，实质还请求是对合伙法律关系重新审理，根据事不再理原则，对此人民法院不应再予受理，受理后亦应驳回起诉。二、金惠英、工春没有签订过所谓“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该协议不真实不合法没有证明力。1、在金惠英起诉荀延华荀延华合伙协议纠纷案审过程中，荀延华抛出了所谓“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金惠英王春当庭表明从没有签订过该协议，且该协议存在诸多疑点(2002年预见2003年交曲友23万元承包费，且2002年3月曲友还未胜诉收回土地)，金惠英王春申请签订该协议真伪，法院认定该协议已经作废没有鉴定必要未予准许。现荀延华再次以该协议为依据提起诉讼，为明确事实辨明真伪，金惠英王春申请对“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是否为二人签署鉴定，如不是二人签署要求法院追究相关人员伪造证据刑事责任。2、在荀延华诉扶余市人民政府林权行政登记一案中，荀延华没有提供“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作为证据，而后在金惠英诉其合伙协议纠纷案中出示该协议。如果“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是真实的，如此有力的证据早就应当在行政案件中出示，无需待到合伙协议案中才向法院提供，故“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有在诉讼中炮制的嫌疑。3、2004年6月12日《联营协议》第7条“此协议签字后此前签订的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据此法院终审认定“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已经作废，双方应以2004年6月12日《联营协议》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所以无论“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是否是金惠英、王春签署，该协议不具有证明客观事实的效力，法院不能依据该协议作出任何事实认定和裁判。三、案涉兴发衣场是金惠英独立投资经营，荀延华没有履行出资30万元约定义务，未取得联营合伙人身份，无权主张合伙权益。以下是本案基本事实:2000年至2004年期间金惠英独立投入170万元经营兴发农场，因还需继续投入巨额资金且短时期内没有收益，曾产生过放弃经营的想法。时逢荀延华想入伙，故在2003年3月31日与曲友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时预先将荀延华列为承包人之一。2004年6月12日以王春名义与荀延华签订合伙协议，荀延华当时没有资金不能平均分担金惠英投入的170万元，金惠英为缓解自身资金困难，同意荀延华以投资30万元取得合伙50%份额，之后各方按照50%比例后续投资并分配收益，这就是所谓“均股”的含义。原告称，金惠英自认170万元中有荀延华投资140万元纯属子虚乌有，其所提供的所谓“证据”是荀延华2002年当年自己承包农场种大豆和其他不知有何而来的票据。荀延华及其代理人以大量与本案无关的票据堆砌，意图造成其投资的假象误导法庭。2004年6月12日《联营协议》签订后，荀延华没有履行30万元出资义务，没有实际参与经营，《联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扶余市人民法院(2017)吉0781民初1088号及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7民终88号判决已经对此事实子以确认。2004年6月12日《联营协议》第1条“从此补充协议签字之日起农场由甲乙双方同比例投资进行经营管理。”第7条“此协议签字后此前签订的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由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双方约定自2004年6月12日起才开始同比例投资，此前是金惠英自己独立投资与荀延华无关。生效判决确认荀延华没有履行出资30万元，更没有后期出资投入。因荀延华违约不履行《联营协议》，金惠英独立投资经营兴发农场，被告提供的大量证据可以证明是金惠英独立投资、独立经营。首先，兴发村委会、增盛镇林业站的证明材料，证明兴发友谊农场是金惠英独立经营，涉及农场相关事宜都是与金惠英对接办理，从来没有与荀延华有过接触;其次，增盛镇人民政府的调解协议可以证明，涉及农场在经营过程中侵权事宜都是由金惠英出面处理，出资赔偿受损农民;再次，退耕还林补偿款已经发放10余年，金惠英办理林权登记也是在10余年之前，如果荀延华实际投资参与经营，那么不可能对上述事实不知情，如果知情不会在10余年后才主张权利。实际情况是荀延华当年没有支付30万元投资款自动放弃参与合伙经营，至2016年因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水淹林木国家给予补偿，荀延华看到巨大利益，因而虚构合伙，意图侵占金惠英财产。第四、农场的工人均证实自2004年至2016年是金惠英个人独立投资经营，平时都是金惠英指挥工人具体工作，工资都是由金惠英支付，根本没有见过荀延华。第五、荀延华提供的所谓投资证据，都是荀延华2002年承包农场土地种大豆投资，此时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协议，该投资与合伙无关。第六、2017年兴发村与金惠英签订兴发农场续包合同，续包合同主体是金惠英不是荀延华，此点可说明荀延华与兴发友谊农场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农场经营人、合伙人。综上所述，金惠英是兴发农场的投资人、经营人，是农场财产的权利人。荀延华没有履行《联营协议》支付30万元投资款，没有出资参与经营，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荀延华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99年9月5日，经增盛镇兴发村村民委员会同意，案外人曲友将承包的427公顷低洼易涝废弃地转包案外人赵生经营，期限自1999年8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转让费25万元。因无力投资,赵生找到金惠英合伙经营，金惠英陆续投入资金170余万元并委托王春代为管理。2000年10月8日赵生与金惠英签订协议，将承包的上述土地和地上附属物转让给金惠英经营，协议约定金惠英负责赵生个人债务15万元，农场归属权为金惠英。2002年因赵生欠曲友转包费15万元未付，曲友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与赵生签订的转让合同，金惠英知道后找到曲友说明情况，曲友表示不知道金惠英是实际投资经营人，虽然法院判决解除转让合同，但是曲友没有能力给付金惠英投资款项，因此双方协商同意由金惠英继续履行赵生与曲友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赵生欠的15万元转让费由金惠英交纳，另外给付曲友8万元，合计23万元。此款实际由荀延华交纳，交纳后曲友出具收据一枚，并以曲友为甲方、王春、荀延华为乙方、扶余县增盛镇兴发村村民委员会为丙方签订了土地承包书，但金惠英认为这23万元是荀延华欠付的土地承包费及大豆种子款。2004年6月12日原告金惠英委托王春与被告荀延华签订了《联营协议》，载明：“甲方：王春，乙方：荀彦华，甲、乙双方就位于扶余县增盛镇兴发村兴发农场面积427垧地，土地所有权为兴发村民委员会，经营使用权为王春、荀彦华，时限为18年（自1999年―2016年）的土地共同承包经营一事，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从此补充协议签字之日起农场由甲、乙双方同比例投资进行经营管理。2.甲方指派总经理兼现金，乙方指派董事长兼会计。农场的一切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执行。3.农场的林木成材收益后甲、乙双方各得50%的利润。4.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的补偿金双方各得50%利润。5.在甲、乙双方投资期间，甲、乙双方的收益和亏损均各承担50%。6.乙方退给甲方均股资金30万元。如乙方一时资金紧张，可以用乙方所建楼房依优惠价抵均股资金30万元，或做为抵押，本年末之前用现金抽回抵押楼房，如乙方不抽回抵押物，抵押物归甲方所有，但乙方必须给甲方提供合法手续。7.此协议签字后此前签订的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8.合同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各自恪守不得违反，如有一方违约，向另一方支付50万元违约金，并赔偿实际经济损失。9.此协议一式两份，此签字之时已生效。甲方：王春(签字)乙方：荀彦华(签字)。”庭审中，金惠英承认被上诉人王春是其妹夫，王春本案中的行为均是代表金惠英。对于协议第6条约定的均股资金同日荀彦华又出具欠据一枚载明：“欠据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2004年10月末还10万2005年12月末还20万欠款人：荀彦华2004.6.12”。协议签订后被告没有给付原告30万元均股款。在庭审中，金惠英提出对2002年3月7日签订《合伙协议》进行鉴定，吉林正达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22日出具了吉正达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14号及吉正达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中“甲方”处“王春”的签名笔迹不是王春和金惠英本人书写，指纹亦不是王春、金惠英捺印。荀延华申请对案涉林木的价值及金惠英投入的款项进行鉴定，对案涉林木价值鉴定，鉴定机构要求补充退耕还林合同、权属证书，因金惠英未提交终结鉴定；对于金惠英对农场的资金投入，因票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为重复诉讼；2.2002年3月7日至2004年6月12日前各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3.2004年6月12日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联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结合各方诉辩主张，本院评析如下： 1.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 是否构成重复诉讼，需从当事人是否一致、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三个方面进行判断。2017年3月10日，金惠英、王春起诉荀延华，要求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12日签订的联营协议，荀延华支付违约金50万元。本案为荀延华要求对合伙期间的收益及林木的价值进行分割，虽案件的当事人一致但诉讼地位不同，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亦不一致，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 2.无法认定2002年3月7日至2004年6月12日前双方存在合伙关系。 荀延华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为2002年3月7日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合伙协议》。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的（2018）吉07民终8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双方在2004年6月12日签订的《联营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此协议签字后此前签订的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而双方均认可此《联营协议》，故2002年3月7日签订《合伙协议》已经作废，进行鉴定无任何意义。因为上一个案件是金惠英、王春起诉荀延华，要求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12日签订的联营协议，荀延华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争议焦点为是否应解除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联营协议》及荀延华是否应支付违约款项，而本案的关键问题为双方是否实际进行了合伙经营，且荀延华提交的票据中大部分为2002年3月7日至2004年6月12日期间的票据，如果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荀延华在此期间的投入即应计入后期联营协议中己方的投入。故在此期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关系到2004年6月12日的《联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问题，故王春、金惠英申请对2002年3月7日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王春签字及指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吉林正达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22日出具了吉正达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14号及吉正达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2年3月7日《合伙协议》中“甲方”处“王春”的签名笔迹不是王春和金惠英本人书写，指纹亦不是王春、金惠英捺印。荀延华虽称是王春、金惠英用事先准备的并已签字的合伙协议让荀延华签字，但并没有相关证据支持，本院对此不予认可。同时此份《合伙协议》是2002年3月7日签订，协议中第六条约定,该地块的承包费，由乙方（即荀延华）负责付给曲友23万元，作为乙方的入股。而曲友与赵生因案涉土地转包费问题发生争议，2002年8月13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松民三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金惠英的丈夫韩拥军知道后找到曲友说明情况，曲友表示不知道金惠英是实际投资经营人，虽然法院判决解除转让合同，但是曲友没有能力给付金惠英投资款项，因此双方协商同意由金惠英继续履行赵生与曲友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赵生欠的15万元转让费韩拥军称由荀延华给付曲友，另外给付曲友8万元。亦即2002年8月13日后各方才达成协议，给付曲友23万元土地承包费。故2002年3月7日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由荀延华给付曲友23万元作为入股资金的说法与事实存在明显差异。且从荀延华提交的资金投入的票据上看，绝大部分并没有合作各方的签字，无法认定其资金支出是用于农场经营。双方如存在合伙事宜，资金、技术、实物等的投入是合作的基础，合伙财产亦应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各方对此必须予以明确约定。本案中各方对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及支出各自为政，互不认可，明显不具有合作的前提基础，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 3.2004年6月12日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联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对于2004年6月12日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联营协议》的真实性，各方均是予以认可的，亦即各方均具有合作的意向，此点从2003年3月31日王春、荀延华与曲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可以体现。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从《联营协议》的内容上看，“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字面理解，必然还存在着其他的协议，是对其他协议的补充。该协议的第七条又约定：“此协议签字后此前签订的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前后存在矛盾之处，但双方均认可此协议是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协议的第一条，亦即本案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从此补充协议签字之日起由甲乙双方同比例投资进行经营管理”，同时该协议第六条约定：“乙方退给甲方均股资金30万元。”同比例投资进行经营管理并不意味着双方实际进行了同比例的投资，只是双方就如何投资达成一致意见，具体还是应以实际投资为准。从荀延华提交的票据上看，无法认定其已进行了实际的投资，且协议中约定的由荀延华退还给王春、金惠英的均股资金30万元，荀延华并未给付。该协议的第二条约定：“农场的一切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执行”，资金的支出是合作的关键性问题，更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现双方提交的票据均是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荀延华提交的票据中还有华鑫公司的票据，更多的则是白条，无法认定是用于农场的支出。从金惠英提交的证据上看，金惠英对农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管理，此点荀延华亦无意见。但其对农场的资金投入，因无法确定票据的真实性，亦无法予以确认。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2004年6月12日王春与荀延华签订的《联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协议约定的年限截止到2016年止，故金惠英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在本院（2017）吉0781民初1088号判决亦没有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对原告荀延华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荀延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155元、鉴定费37754元，由原告荀延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乔文彬 人民陪审员岳春华 人民陪审员陈爱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李         佳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