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53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xx，男，201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法定代理人：李海涛，男，197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系李昀泽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北京市瑞（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中心医院，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700417086356Q。法定代表人：王培山，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晁利娜，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家杰，河南富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昀泽因与上诉人新乡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7）豫0703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昀泽的法定代理人李海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上诉人新乡市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家杰、晁利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昀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新乡市中心医院向李昀泽支付各项损失693558.98元；本案诉讼费由新乡市中心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伪造病历这一事实并没有认定。本案庭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同一时间、胶片内容一致但诊疗结论不一致的MRI检测报告，被上诉人也在庭审中承认确实对先前报告进行了修改。根据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七条之规定“病历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字上，保留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时间，修改人签名。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去除原来的字迹”，被上诉人通过替换的方式为原检测报告增添内容，显然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采取的篡改行为。上诉人在发现被上诉人有上述篡改行为后，申请人民法院对个别几页病历上打印的墨迹是否为打印机一次性形成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均为二次打印形成。在最为关键的有上诉人父亲签名的“病情告知书”上，鉴定机构认为“巨大儿”三字与其他内容并非一次性打印形成。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在产妇生产前根本就没有发现胎儿是巨大儿这明显的生产风险进而导致错误的选择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对胎儿为巨大儿准备不足，无法及时处置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肩难产直接导致上诉人出生即臂丛神经损伤导致伤残。被上诉人清楚的知道其存在过错，但根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十三条“打印病历编辑过程中应当按照权限要求进行修改，已完成录入打印并签名的病历不得修改”，所以采用了二次打印的方式意图逃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历资料”。在本案庭审中，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伪造病历的证据，继而推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也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明其无责任的依据。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明自己无责的证据的情况下仅仅认定被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显然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向背。在已经被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意见书中，有最后关于医疗过错的参与程度的表述“李昀泽胎儿体重巨大…入院时患方已经签字要求顺畅，拒绝剖宫产。上述情况为李昀泽发生臂丛神经损伤的自身不利因素”，可见被上诉人篡改病历隐匿生产前未发现新生儿为巨大儿这一事实对于本案医疗过错认定存在巨大的影响。因此，在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病历内容进行纂改后，应当由被上诉人重新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的举证责任，无法举证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新乡市中心医院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新乡市中心医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新乡市中心医院赔偿李昀泽256353.38元，上诉金额为128176.69元；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昀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新乡市中心医院在入院诊断中，没有确诊李昀泽属于“巨大儿”胎型，没有充分的、有针对性的向患方交代“巨大儿”阴道分娩的风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予认可。因为在入院记录、××程记录、病情告知书及入院病情评估表中，均记录有“巨大儿”，并且在入院病情评估表中，风险病情评估栏中，详细记录有“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锁骨骨折”等风险，且病情告知书上有患者父亲签署的“告知内容已知，要求顺产，拒绝剖宫产”字样。2、一审判决书指出上诉人没有记录解除肩难产方法的记录，是由于当时情况紧急，病程虽未详细记录肩难产的处理方法，但当肩难产发生时，上诉人是严格按照肩难产的诊疗规范处理的，如曲大腿、耻骨上加压法、旋肩法等。3、关于“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果，上诉人不认可，因为这份鉴定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该鉴定结果只是分析为“不是一次连续打印形成”，但并未说明间隔的时间。且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将行基线、缩进距离以及字迹粗细问题进行了全面解释，但并不是被上诉人所言是篡改病历，更不构成《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九条所规定的“伪造”。上诉人没有动机也没有必要“伪造”病历，因为上诉人在首次住院病历中已经记载诊断为“巨大儿”，上诉人也充分认识到了该风险，在诊疗过程中亦是严格按照诊疗规范进行操作的。二、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结果已经对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作出了详尽的分析说明，第四项、第五项：病历书写与被上诉人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医方的医疗过错与被上诉人的损害后果医疗过错系次要责任，参与度拟为40%左右，虽然上诉人对此结果也有异议，但上诉人是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更不愿意看到该事件的发生，考虑到孩子是无辜的，上诉人接受了该鉴定结果，同意承担40%的赔偿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伪造病历继而让上诉人承担60%的主要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是不能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李昀泽辩称：一、针对医院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一大项。因医院对病历进行了篡改，因此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3款推定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一）根据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上海东南（2019）文鉴字第1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医院对病历进行了至少三次篡改。且这三处篡改，正是关系到患儿母亲的生产方式及医院向患儿父亲进行病情告知时的重要信息。没有诊断出“巨大儿”，却在事后进行添加，显然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重大过失。（二）医院自认对核磁共振诊断报告进行了“修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以及在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的陈述中，医院多次自认出现了两张结论不同，出报告时间却完全一致的MRI报告。该报告的存在，再次证明医院对病历进行了篡改。二、针对医院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二大项。首先，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鉴院（2018）临鉴字第21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划分过错参与度的依据。有关鉴定意见书本身的问题，详见一审庭审中患方提交的质证意见和代理词。其次，应推定医院过错并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三款的规定，医疗机构伪造、××历资料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首先可以看到这两种行为的特点：第一，它们是一种事后行为，发生在正常的诊疗行为之后，本身并不是诊疗行为。只有当发生医疗损害纠纷，医疗机构发现自己所保管的病历资料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后果时才会采取这样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免于承担责任。第二，它们是一种间接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患者的损害事实。从程序法的角度看，第58条第2、3款中医疗机构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举证妨害行为或者妨碍证明行为。所谓妨碍证明，一般是指如果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因其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义务，使原本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无法获得证据，则就被妨碍当事人的主张，作出对其有利的事实认定。在医疗损害纠纷中，病历资料是患者能够证明诊疗过程的最为重要的证据，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倘若病历资料的记载没有对医疗机构不利之处，医疗机构提供真实的病历资料就不会给自己造成任何损害，那么医疗机构完全没有必要隐匿或者拒绝提供病历资料，更没有必要伪造、××历资料。医疗机构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表明病历资料中必然是记载了某些不利于医疗机构的内容，会使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增加其败诉的风险。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形下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实际上是针对医疗机构的举证妨碍行为所课以的不利后果。从实体法的角度看，第58条第2、3项款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对医疗机构法定义务的违反，这些针对病历资料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如《侵权责任法》第61条、《执业医师法》第23条，第37条。实践中，有些对病历资料管理较为严格的国家甚至直接把伪造、××历资料等行为定性为犯罪，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此外，《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还对医疗机构的病历书写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于医患双方容易发生争执和误解的环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最后，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推定，不允许医疗机构提出反证来推翻。梁慧星教授在借鉴国外关于“客观过失论”（又叫“行为义务违反论”）的判例学说的基础之上解读第58条规定，主张为了便于法官正确认定是否存在过错，在《侵权责任法》第七章中专门设定了若干条文用以确定医方过错的判断标准，这类判断标准具体包括第55条、57条、58条以及60条等。同时梁慧星教授认为第58条中所谓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属于不可推翻的推定，即医疗机构不得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主张此处的推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过错推定”。据梁慧星教授介绍，法工委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律委”）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思想和民法的基本原理，第58条所列的三种情形或行为本身即是过错，法院对于这类行为应当直接认定医方有过错，且不许反驳。在梁慧星教授看来，第58条中所谓的“过错推定”和真正的推定有明显的区别，它事实上并不是所谓的“假定存在”，而是立法者事先作出的“直接认定”，它的法律效力与“视为”是等同的。如上所述，本案中，因医院存在对病历的篡改行为，就必须对此行为承担后果，推定其在诊疗行为中具有过错且与患方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昀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乡市中心医院赔偿李昀泽各项损失693558.98元；2、本案诉讼费等程序性费用由新乡市中心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9日，李昀泽母亲张艳芳经新乡市中心医院门诊检查，初步诊断：1、××；2、孕39+3周G3P1A1;3、胎膜早破；4、脐带绕颈绕腹；5、巨大儿？2016年10月19日入院。新乡市中心医院对李昀泽告知了“病情告知书”李昀泽委托代理人李海涛（李昀泽母亲张艳芳的丈夫）要求顺产拒绝剖腹产。李昀泽母亲张艳芳顺产，2016年10月21日出院，于2016年10月19日因李昀泽肩难产出生，10月19日转儿科治疗。××例中记录，患儿呼吸困难改善，右侧上肢活动障碍。结合患儿为巨大儿，生产时肩难产，考虑右臂丛神经严重损伤可能。经治疗，李昀泽于2016年12月30日出院。出院记录：入院情况：右上肢活动障碍，反应差62天。治疗经过：营养神经、运动、电疗等康复治疗。出院诊断：右侧臂丛神经麻痹，××恢复期。在2017年1月17日李昀泽在医院处的出院记录：入院情况：右上肢活动障碍，反应差80天。治疗经过：营养神经、运动、针刺等康复治疗。出院诊断同上。2017年3月7日至3月10日，李昀泽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记录：入院情况：生后右上肢活动受限至今。查体：平卧几乎无肩外展及前屈，无屈肘，有屈指，无伸腕指可伸IP，有伸肘，被动可，右侧Horner征（+）。诊疗经过：于2017年3月8日在全麻下行“右臂从神经移植术”等治疗。术中探查见C5、6、7撕脱，C8、T1轻度损伤。出院诊断：右侧臂丛神经损伤。李昀泽住院治疗及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及康复等各项费用：一、在新乡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10月19日—2017年1月17日，共计52天，共花费医疗费28950.77元；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及康复治疗时间为三天，共花费医疗费41858.50元，从新乡至上海的往返交通费17190元，住宿费12087元（交通及住宿均由李昀泽及其父母三人花费产生，其中李昀泽免费）。对于李昀泽病情，李昀泽认为新乡市中心医院对病历进行篡改，应推定李昀泽过错承担全部损害责任。鉴于医疗属于专业性较强的行业，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分别对李昀泽伤情成因、过错责任、伤残等级、病例制作等进行了三次鉴定，结论如下：一、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中，分析说明及结论：（一）关于臂丛神经损伤。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是指在分娩过程中产生的臂丛神经损伤，其发生是多因素的，包括巨大儿、肩难产、助产技术不当、不正确地使用催产素等。本例中，李昀泽出生当日病史记載“右上肢活动障碍，结合患儿为巨大儿，生产时肩难产，考虑臂丛神经损伤”；行肌电图检查提示右臂丛神经严重损伤可能;后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诊断为右臂丛神经损伤，并行手术治疗，术中见C567撕脱，C8T1轻度损伤。据此分析，李昀泽分娩性右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明确；（二)关于胎儿体重与阴道分娩风险。巨大儿是指胎儿体重达到或超过4000g，一般出生后方能确诊。目前尚无方法准确预测胎儿大小，但通过病史、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可以初步判断。巨大儿并非阴道分娩的绝对禁忌证，且并非所有的巨大儿经阴道分娩都会发生肩难产，但是有证据表明巨大儿肩难产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巨大儿，而且巨大儿肩难产处理较困难，新生儿产伤机会多。据病史记载，李昀泽之母张艳芳于2016年10月19日入院后产科检査示“宫高34cm，腹围112cm”，初步诊断“巨大儿?”，并无过错;新生儿实际出生体重为4200g，诊断为巨大儿明确。医方在其陈述材料中表示“入院后多次向产妇及家属讲解病情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阴道分娩造成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锁骨骨折，胎儿窘迫，胎死宫内等”。××人病情评估表》记载了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锁骨骨折等风险因素，并有李海涛签名，但未签署拒绝剖宫产。在李海涛签署了“要求顺产，拒绝剖宫产”的《病情告知书》、××知情同意书》中，未显示医方如其陈述材料中所描述的充分地、有针对性地向患方交待了巨大儿阴道分娩发生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等风险。并且，在《待查记录单》中2次显示“考虑巨大儿，报告值班医生”，但未见值班医生再次评估并告知病情、做出巨大儿肩难产相应准备的记录。综合分析，医方对于巨大儿阴道分娩风险告知不够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方对分娩方式的选择产程中因巨大儿胎头下降延缓，医方未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与本例不良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三)关于肩难产的处理措施。肩难产发生后若处理不当，可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新生儿并发症包括窒息、胎粪吸入、胎头血肿、颅内出血、锁骨骨折、肱骨骨折、臂丛神经损伤等。由于肩难产往往发生突然，胎头已娩出，胎肩嵌顿，胎儿胸部受压，使胎儿不能呼吸，情况危急，常常使得助产者为尽快娩出胎儿而用力牵拉胎头，引起肩颈分离而发生臂丛神经干部分或全部撕裂，导致臂丛神经损伤。据临床资料统计，助产技术不当是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肩难产发生后一般的助产手法多难以奏效，需运用解除肩难产的特殊处理方法来解除，以尽快结束分娩。同时，接产人员应熟悉处理方法，选择会阴阻滞麻醉，使产道松弛，做足够大的会阴切开，以利于助产的操作。本例医方记载了肩难产，但未见会阴切开的记载，亦无肩难产解除方法的记录，因此没有充分的依据显示医方采取了正确的肩难产处理方法。结合本例右臂丛神经损伤(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术中见C567撕脱，C8T1轻度损伤)的损害后果，综合分析认为，肩难产发生后，医方在处理肩难产的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引起肩颈分离而导致臂丛神经损伤。(四)关于病历书写、MRI检验报告单。张艳芳出院时，其产程已结束，其子为巨大儿、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已经发生，医方在出院病历出院诊断中缺少序号5等情况，与张艳芳之子李昀泽的臂丛神经损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委托方提供的头颈部MRI检查电子数据资料光盘1张及MRI片1张为2016年11月29日所摄。该MR1检查发生在李昀泽臂丛神经损伤之后，该MRI报告内容与其臂丛神经损伤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医方于10月26日已结合肌电图检查考虑李昀泽为臂丛神经损伤，一审法院阅委托方提供的MRI检查胶片及光盘资料显示颈6/7右侧椎间孔水平神经根鞘膜囊脑脊液信号影，脑脊液进入神经根鞘膜囊，提示神经根鞘撕裂、臂丛神经节前损伤。委托方提供了两张MRI报告单，检查报告单的诊断与李昀泽臂丛神经损伤的诊断并不存在矛盾，MRI检查及诊断均在李昀泽出生之后进行，与其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依据不足；(五)关于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和参与程度。本例被鉴定人李昀泽出生体重达4200g，胎儿体重巨大，经阴分娩过程中臂丛神经损伤发生率增高，且入院时患方已经签字要求顺产，拒绝剖宫产。上述情况为李昀泽发生臂丛神经损伤的自身不利因素。新乡市中心医院对李昀泽及其母张艳芳的医疗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过错:医方未能充分告知患方本例巨大儿阴道分娩发生臂丛神经损伤的风险;产程中因巨大儿胎头下降延缓，医方未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医方在处理肩难产的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综合分析，医方的上述医疗过错与李昀泽的损害后果(臂丛神经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系次要原因，参与程度拟为40％左右。二、新乡医学院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昀泽右侧臂丛神经损伤致右上肢瘫评为七级伤残。其中院后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为壹人，护理期限拟暂定为伍年。待伍年后根据其实际恢复情况再次进行护理鉴定。三、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一）检材1上检材字迹“巨大儿”与同页面打印字迹不是一次连续打印形成；（二）检材2上检材字迹“6.巨大儿”与同页面打印字迹不是一次连续打印形成；（三）检材3上检材字迹“5.巨大儿？”与同页面打印字迹不是一次连续打印形成。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益，依法受法律的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昀泽的母亲张艳芳因妊娠足月于2016年10月19日入住新乡市中心医院生产，并于当时产道娩出李昀泽。新乡市中心医院病例记载，李昀泽为“巨大儿”，生产时肩难产，右侧臂丛神经麻痹。围绕双方当事人关于过错责任李昀泽的伤残等级及病例制作的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予以鉴定。从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分析说明：（一）李昀泽分娩性右臂丛神经损害后果明确；（二）新乡市中心医院尽管向李海涛送达《病情告知书》、《妊娠期高血压知情同意书》，李海涛签署了“要求顺产，拒绝剖宫产”的意见，但新乡市中心医院没有充分地、有针对性地向患方交代“巨大儿”阴道分娩发生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等风险。在“考虑巨大儿，报告值班医生”，但未见值班医生再次评估并告知病情，做出巨大儿难产相应准备的记录。医方对巨大儿阴道分娩风险告知不充分，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患方对分娩方式的选择；（三）本例医方记载了肩难产，但未见会阴切开的记载，亦无肩难产解除方法的记录。因此没有充分地依据显示医方采取了正确的肩难产处理方法。医方在肩难产的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引起肩颈分离而导致臂丛神经损伤；（四）关于病例书写、MRI检验报告单，病例缺少序号5等情况与李昀泽损伤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五）医方的上述医疗过错与李昀泽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系次要责任，参与程序拟为40%左右，再结合“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对新乡市中心医院病例同页面的检材字迹“巨大儿”不是一次连续打印形成的鉴定结论，新乡市中心医院在对李昀泽母亲张艳芳接诊时，并没有发现巨大儿，也没有将“巨大儿”生产与普通胎儿生产的肩难产风险全面、针对性地告知患者家属。在张艳芳娩产李昀泽出现肩难产时，提前没有预案，接产过程没有采取符合行业规范的有效措施。最终导致李昀泽损伤后果的发生。李海涛尽管与新乡市中心医院签署了《病情告知书》，其中“要求顺产，拒绝剖宫产”，是在李昀泽方对于专业性较强胎儿（李昀泽）当时状况及风险无法准确判断情况下，做出的胎儿生产方式选择。新乡市中心医院作为具有医疗资质的专业性医疗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进行诊疗的活动。按照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八条：“医疗机构应当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例资料。因抢救急危患者，××例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六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第九条：“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料。”第十一条：“在医疗活动中，××例、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第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防范、处理医疗事故的预案，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减轻医疗事故的损害。”的规定，新乡市中心医院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章、条例实施诊疗。在病例制作上，没有按规范书写。在入院诊断中，没有确诊李昀泽属于“巨大儿”胎型，以及如实告知李昀泽的父亲李海涛相关的风险，在出现胎儿“肩难产”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李昀泽右臂丛神经损伤。综上，根据本案事实，在李昀泽损伤结果的发生上与新乡市中心医院有因果关系，对损伤成因的责任上，新乡市中心医院应负60%的主要责任。故对于“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中，新乡市中心医院制作的出院病理诊断中缺少“序号5”等情况与李昀泽臂丛神经损伤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新乡市中心医院过错参与度在40%左右的部分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李昀泽代理人主张，按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医疗机构伪造、××例资料的情形，应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新乡市中心医院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的诉求，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对于侵权责任归责的一种“推定”，而对于受害方的损失，依法应从侵害程度、结果、侵害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各方过错程度综合考虑。因此对于李昀泽代理人的该项主张，有关推定新乡市中心医院有过错的意见，予以采纳。有关由新乡市中心医院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的意见，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五十八条、以及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李昀泽在本次受到伤害后，造成的各项损失如下：1、住院医疗费：从2016年10月19日至2017年1月17日，李昀泽在新乡市中心医院处住院治疗合计52天；从2017年3月份李昀泽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康复住院治疗3天，李昀泽住院时间共55天。住院治疗费用共计28950.77元＋28894.10元＝57844.87元；2、李昀泽进一步治疗费用：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及宝山医院康复治疗，共9次，花费治疗费用12964.40元；交通费9次，李昀泽父母及李昀泽交通费17190元、住宿费12087元；3、李昀泽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5天×50元/天＝2750元；4、李昀泽的营养费：55天×50元/天＝2750元；5、李昀泽的残疾赔偿金，按河南省2019年残疾赔偿数额标准：31874.19×20年×40%＝254993.53；6、李昀泽的精神损失赔偿，按李昀泽七级伤残情况，确定为20000元；7、李昀泽的护理费，考虑李昀泽身体现状、年龄及目前康复程度、以及继续康复治疗的现状，其护理期及护理人数参照鉴定机构的意见，李昀泽护理人数确定一人为宜，期限自李昀泽身体受伤之日，即2016年10月19日开始，到2018年4月10日定残之日止。参照鉴定机构的意见，李昀泽的定残之日以后护理费按一人计算，暂定五年。因此李昀泽的护理费：495天×108.279元/天＝53593.65元，加上39522元/年×5年＝197610元（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总计251203.65元；8、鉴定费：1900元＋7200元＝9100元。综上，李昀泽因人身伤害共计损失640883.45元。按新乡市中心医院的过错责任60%比例，新乡市中心医院应赔偿李昀泽损失总计384530.07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新乡市中心医院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李昀泽住院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住宿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鉴定费，共计384530.07元。诉讼费10735元，李昀泽负担4294元，新乡市中心医院负担6441元。新乡市中心医院的鉴定费7200元，由李昀泽负担2880元，新乡市中心医院负担43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责任划分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新乡市中心医院在对患者母子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了鉴定，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意见为：医方的医疗过错与李昀泽的损害后果（臂丛神经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系次要责任（参与程序拟为40%左右）。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认为新乡市中心医院病例同页面的检材字迹“巨大儿”不是同一次连续打印形成，由此可见新乡市中心医院在病例制作上，没有按规范书写，存在不当。患方认为新乡市中心医院伪造病历应直接推定承担全部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综合案情判决新乡市中心医院承担6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昀泽、新乡市中心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4元，由李昀泽负担6890元，新乡市中心医院负担28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泽华审判员  刘 辉审判员  温双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贺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