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建青，女，196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涛，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明理，男，197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道球，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炳仁，男，195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再审申请人王建青因与被申请人李明理、何炳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01民终572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申216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王建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涛，李明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道球到庭参加诉讼，何炳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青申请再审称，王建青与何炳仁已于1992年3月26日到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协议手续，后何炳仁与王建青多年未联系。一、二审查明何炳仁在1998年开始向李明理借钱，即何炳仁借钱时，王建青与何炳仁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何炳仁所借债务不属于何炳仁与王建青的夫妻共同债务。王建青未收到本案一、二审的通知，无法抗辩。再审请求：一、改判王建青无需对何炳仁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责任；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无需由王建青负担。李明理再审答辩称，不同意王建青的诉讼请求。理由：1、在白云区民政局查档，没有王建青与何炳仁的离婚登记，怀疑离婚证是假的，且离婚协议没有民政局盖章，对财产分割不明确。2、王建青在2013年4月16日在派出所更改户口本上离婚状态，把何炳仁改成非亲属，即王建青与何炳仁的亲属关系是在借款发生之后才更改。李明理怀疑王建青提交的离婚证与真实离婚时间不同。何炳仁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2015年12月3日，李明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炳仁、王建青支付50万元借款及利息（自起诉时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5月16日，借款人处署名为“何炳仁”并盖有“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借款人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明理人民币伍拾万元，金额伍拾万元”。李明理称何炳仁向其借款时刚设立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所以上述《收据》盖有该公司印章。为此，李明理提交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予以佐证，该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0年4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何炳仁。关于借款过程。李明理称，何炳仁最早在1998年9月左右向李明理借款10万元，1999年2月借款9万元，1999年12月借款6万元，2000年5月16日借款25万元。以前每一次都有出具借据，最后一次把原来的借据收走，一次性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每一次借款都是何炳仁到李明理店铺里拿现金，李明理店铺都有现金，家里也会备用现金；2000年5月那次25万元借款是李明理的妻子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其余15万元是李明理从两家“士多”取的现金交给何炳仁。李明理称何炳仁借款后没有偿还过借款，且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一审庭审中，李明理为证明其有支付能力，提交了广州市黄埔区新陶芳士多店个体工商户注销基本资料、营业执照（经营者为何远盟）与新塘镇李明阶商店个体工商户注销基本资料（经营者为李明阶）等资料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具有实践性合同性质，不应单凭借据等单一证据认定借款事实和金额，而应结合其他的资金交付事实予以审查。本案中，李明理主张其分三次先后向何炳仁出借10万元、9万元、6万元、25万元，李明理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收据》。《收据》仅能证明何炳仁是借款人，但该借款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则无法确定。李明理提交的个体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经营者并非李明理，该证据无法佐证李明理所称的大额现金支付方式，李明理亦未能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此外，李明理在何炳仁向其的前几笔借款尚未清偿之前仍出借大额借款给何炳仁以及李明理提交的《收据》载明的出具日期为2000年5月16日，但对该巨额款项李明理至今才主张权利等情形有违常理，故该50万元只有借据而没有实际支付的可能性不能有效排除。现有证据结合上述分析，不足以认定李明理与何炳仁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李明理主张何炳仁、王建青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明理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李明理负担。李明理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炳仁、王建青支付50万元借款及利息（自起诉时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时止）。二审法院查明，2000年5月16日，何炳仁以借款人身份向李明理出具一张编号为116783的《收据》，内容为收到李明理50万元。该《收据》左上方加盖“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何炳仁是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0年4月7日成立。何炳仁与王建青于1983年2月登记结婚。2015年12月3日，李明理以何炳仁未归还上述借款50万元，该借款是发生在何炳仁与王建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李明理陈述借款发生过程：何炳仁最早在1998年9月左右向李明理借款10万元，1999年2月借款9万元，1999年12月借款6万元，2000年5月16日借款25万元，以前每一次都有出具借据，最后一次把原来的借据收走，一次性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每一次借款都是何炳仁到李明理店铺里拿现金，李明理店铺都有现金，家里也会备用现金；2000年5月那次25万元借款是李明理的妻子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其余15万元是李明理从两家“士多”取的现金交给何炳仁；何炳仁借款后没有偿还过借款，且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李明理为证明其具有支付上述借款的能力，一审期间提供经营者为何远盟的广州市黄埔区新陶芳士多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经营者为李明阶的新塘镇李明阶商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二审期间提供经营者为其本人的增城市新塘志成小食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据此，李明理提供何炳仁向其出具的《收据》，能够证明其与何炳仁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在何炳仁、王建青没有提出否认向李明理借款的抗辩的情况下，经审查并结合何炳仁在该《收据》中作出了收到李明理借款50万元的意思表示，何炳仁是该《收据》上所盖财务专用章的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明理对借款发生过程的详细陈述，李明理曾经经营个体工商户、李明理对事隔多年才起诉的解释等事实，确信何炳仁向李明理借款50万元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认定何炳仁向李明理借款50万元的事实存在。因何炳仁、王建青没有举证证明该笔借款债务已经清偿，且该笔借款债务发生在何炳仁与王建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建青没有抗辩该笔借款债务系何炳仁个人债务及提供相应的证据，应当认定该笔借款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李明理要求何炳仁、王建青共同返还借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上述《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故李明理要求何炳仁、王建青共同支付借款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明理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借款事实存在的判断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6087号民事判决；二、何炳仁、王建青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李明理返还借款50万元及支付该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本判决指定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及财产保全3020元，均由何炳仁、王建青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何炳仁、王建青共同负担（李明理同意其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本院不作退回，由何炳仁、王建青共同向李明理迳付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再审期间，王建青提交以下证据：1、离婚证；2、离婚协议，拟证明王建青与何炳仁1992年离婚，何炳仁向李明理所借债务为个人债务；3、王建青户口本，拟证明王建青与何炳仁已经离婚；4、证人证言，证明王建青与何炳仁于1992年离婚，且未再婚。李明理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离婚证真实性不确认，无法核实真伪，白云区民政局没有该离婚登记；2、对离婚协议真实性不确认，需要查实，在同和镇政府离婚登记处没有王建青与何炳仁1992年3月16日离婚的备案登记，户口簿2013年4月16日记载的离婚是借款之后更改的。4、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与协议内容相冲突。何炳仁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亦未提交反驳证据。再审查明，王建青提供了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人民政府于1992年3月16日发放的同离字第2号离婚证，载明王建青与何炳仁于1992年3月16日离婚。再审期间，李明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道球律师持本院（2019）粤01民调令237号律师调查令前往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广州市白云区国家档案馆调查何炳仁与王建青的婚姻状况，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于2019年9月18日出具婚姻登记档案记录，载明：“经查我局2000年10月8日至2019年9月17日的婚姻登记档案记录，并无发现有何炳仁（男，身份证号码：）与王建青（女，身份证号码：）的婚姻登记记录。（备注：此记录不包括本辖区以外的其他记录）”；广州市白云区国家档案馆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经查我馆馆藏婚姻档案电子条目，并无发现有何炳仁（男，身份证：）与王建青（女，身份证：）的婚姻档案。注：以上情况并不包括本档案馆馆藏范围外的婚姻档案情况”。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建青是否应对何炳仁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根据本案现有的事实和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李明理主张借款，提供了何炳仁于2000年5月16日出具的《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明理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借款人：何炳仁”。在何炳仁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收据》证明内容的情况下，二审认定李明理与何炳仁借贷关系成立正确。二审判决何炳仁清偿尚欠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给李明理，合理合法，再审予以维持。王建青提供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人民政府于1992年3月16日发放的同离字第2号离婚证，证明王建青与何炳仁已于1992年3月16日离婚，涉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李明理提供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广州市白云区国家档案馆婚姻登记记录，主张未发现王建青与何炳仁的婚姻登记档案，对离婚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分析上述证据：王建青持有离婚证的原件，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广州市白云区国家档案馆虽然未发现王建青与何炳仁的婚姻登记档案，但仅凭此不足以推翻离婚证的真实性。根据离婚证的记载，王建青与何炳仁于1992年3月16日离婚，涉案借贷关系形成于2000年5月16日，即借贷关系发生时，王建青与何炳仁已解除婚姻关系，李明理涉案借款为王建青与何炳仁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一审表示的除外”。涉案借款金额高达50万元，且何炳仁出具的《收据》加盖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加之李明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李明理主张涉案债务属于王建青与何炳仁共同债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涉案债务发生在王建青与何炳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不能必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虽然涉案借款发生在上述解释之前，但秉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判决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根据再审新证据，王建青的再审请求有理，再审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7）粤01民终57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本院（2017）粤01民终57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何炳仁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李明理归还借款50万元及支付该款的利息（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清偿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李明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及财产保全费3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均由何炳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兰永军审判员  周国庆审判员  张一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倩娜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