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52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波，女，汉族，1964年8月4日出生，现住德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松，吉林瑞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杰，女，汉族，1963年7月7日出生，现住德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萍，吉林天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波因与被上诉人张立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2018）吉0183民初5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薛波偿还借款本金229999.00元；2.诉讼费、邮寄送达费由薛波承担。事实与理由：张立杰与薛波系同学关系。2015年，因需要给孩子安排工作，薛波急需用款在张立杰处借钱四笔，2015年8月21日200000.00元，2015年12月8日49999.00元，2015年12月9日44000.00元，2015年12月10日40000.00元，上述四笔建行转账给薛波，另外2015年12月10日给付薛波现金16000.00元。薛波于2016年12月8日转账给张立杰100000.00元，于2018年5月份偿还给张立杰现金20000.00元，尚欠229999.00元未偿还，诉至法院。薛波原审辩称，张立杰之诉属于虚假的恶意诉讼，没有事实依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诉讼主体错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一、张立杰之诉没有事实依据。薛波是案外人仇亚萍公司会计，张立杰将钱借给仇亚萍及其公司以赚取利息，张立杰由此获利，其绝大部分资金是通过薛波个人账户转入仇亚萍之手，而且仇亚萍亲自给张立杰出具了借据。现张立杰手中既没有薛波出具的借据，也没有借款合同，仅凭银行转账，显然缺少事实根据。二、张立杰之诉没有法律依据。债是当事人之间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最高院法释（2015）18号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仅仅依据银行“转账凭证”起诉是不能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三、张立杰提起的诉讼程序违法，薛波不是当然的承担义务主体，属于告诉主体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被告应当是与原告存在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而事实是，薛波没有占有使用张立杰钱款，双方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债权债务关系。2.薛波是仇亚萍的专职财会人员，与仇亚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代表仇亚萍公司，是职务行为，与薛波个人无关。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仇亚萍是实际借款人及使用人，仇亚萍承认此事实，还给张立杰出具过借据，应追加仇亚萍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直接判决仇亚萍偿还借款。原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立杰曾给薛波转账或给付现金，具体明细，2015年8月21日200000.00元、2015年12月8日49999.00元、2015年12月9日44000.00元、2015年12月10日40000.00元、2015年12月10日16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实际借款人是谁？张立杰、薛波之间存在着巨大争议，张立杰认为是薛波，薛波主张实际借款人是仇亚萍。薛波申请的证人仇亚萍出庭作证证实，薛波系仇亚萍公司会计，因仇亚萍及其公司涉诉较多，银行卡被冻结，薛波系受仇亚萍之托，代为办理借款并收取借款，然后转给仇亚萍，薛波亦对上述证言内容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可以认定仇亚萍与薛波之间形成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仇亚萍是委托人，薛波是受托人，薛波受仇亚萍委托，办理借款事宜并收取借款。在张立杰否认及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张立杰事前是否知道此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依据此规定，张立杰向薛波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应该得到法律支持，即薛波理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及时偿还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审判决：薛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立杰229999.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00元及邮寄送达费112.00元，由薛波负担。宣判后，薛波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薛波不承担还款责任，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立杰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张立杰与仇亚萍既是同学又是好闺蜜。早在2015年初张立杰就分多次借给仇亚萍35万元，此款仇亚萍为张立杰出具了收条。张立杰仅凭银行流水就对薛波进行起诉，原审判决依据银行流水认定张立杰、薛波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在已经查明薛波系受仇亚萍为托，案涉款项全部由仇亚萍收取并使用的情况下，仍然认定薛波与张立杰直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错误的。张立杰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仇亚萍在原审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均证实薛波仅仅是代替张立杰与实际借款人仇亚萍中间联系的一个资金周转环节，薛波不是实际债务人，仇亚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张立杰与仇亚萍已经打了书面借条，针对此事仇亚萍、薛波、张立杰三方还曾经找他人多次调解过，仇亚萍承诺分批还钱三方之间没有委托合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原审程序错误，漏列当事人，原审时薛波已经申请追加仇亚萍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仇亚萍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应当追加而没有追加，属于程序错误。薛波有新证据证明仇亚萍与张立杰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张立杰属于恶意诉讼。被上诉人张立杰二审答辩称，薛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薛波二审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张立杰的爱人杨大君与薛波的短信聊天截屏一份，证明借款是仇亚萍是借款人，张立杰及其爱人杨大君皆对此事实予以认可，并通过薛波联系仇亚萍商量还款事宜；证据2.仇亚萍出具的向张立杰借款的欠据及借据各一张，证明款项是仇亚萍借的，与薛波无关。张立杰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短信聊天确实发生在杨大君及薛波之间，杨大君与张立杰是夫妻关系，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管薛波要钱，薛波说钱在仇亚萍处，等自己的钱回来就把钱还给张立杰。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这个钱如果是仇亚萍借张立杰的，借条不应该在上诉人手里，应该在张立杰手里才对。本院认为，薛波提出，实际借款人是仇亚萍，借款均由仇亚萍使用，其仅仅是居中联系，并提供了短信聊天记录、仇亚萍出具的欠据、借据、仇亚萍证人证言以及薛波本人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张立杰对此主张不予认可，原审时提供了向薛波转款的银行流水以及接收薛波还款10万元的银行流水。综合审查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从款项的流向看，薛波从张立杰处前后接收款项共计349999元，并用其名下银行账户偿还给张立杰10万元。尽管薛波接收款项之后分别向仇亚萍、案外人高青春转款20万元、118000元，但其余款项31999元并未从薛波银行账户转出。原审时证人仇亚萍出庭作证时陈述“通过薛波转给我20万，还给高青春不到11万元，剩余的钱都给薛波了。因为原来我也欠薛波的钱”，证人仇亚萍的陈述表明了本案部分借款由薛波占用，且证人仇亚萍认可其与薛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原审判决对其证人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当。证人仇亚萍所出具的借据、收据系证人单方面所写，并没有张立杰签字确认，无法据此认定仇亚萍与张立杰就本案借款已经达成借贷合意，且在借款未得到清偿的情况下，借据、收据由借款人保管亦不符合常理，薛波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关于短信聊天记录，薛波认为该聊天记录证明实际借款人是仇亚萍，张立杰不予认可并解释称，其向薛波主张债权，薛波告知张立杰，借款在仇亚萍处，待仇亚萍向薛波还款后才能将款项还给张立杰。从该聊天记录所显示的内容看，所体现的是张立杰的丈夫杨大君代其向薛波主张债权的过程，并没有任何免除薛波还款责任或承认薛波仅为中间联系人的意思表示，薛波据此要求免除自己的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薛波以自己的银行账户接收张立杰支付的全部借款349999元，且占用了部分借款未转出，借款之后薛波又使用其本人银行账户向张立杰还款，原审判决认定薛波是借款人且未追加仇亚萍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薛波收到借款后如何使用款项，是否转给其他人员，系其对借款的自行处分行为，不能因此免除其还款责任。如薛波因其所借款项交由案外人使用，进而与案外人产生纠纷，可以另行解决。综上，薛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薛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刘晓希审判员  罗惠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