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4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住所地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路德镇特雷登特接待室邮政信箱146号（TridentChambers，P.O.Box146,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授权代表：何漫波，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之恺，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3层。法定代表人：卢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世智，男，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夏，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以下简称超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集团）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4民初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超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被上诉人泛海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世智、冯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超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超视公司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泛海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提供了重大商业信息，促使泛海集团完成对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DataGroupInc.，以下简称IDG）的收购，泛海集团应按照《聘用协议书》支付居间费用。（1）超视公司在本案居间合同签订之前就向泛海集团履行了合同义务“介绍IDG项目”并告知其自身获取IDG商业信息的渠道，获得泛海集团认可后，双方签订了《聘用协议书》并约定了支付居间费用的方式。（2）超视公司已经完成居间合同的全部义务，并为泛海集团联系IDG卖方提供了必要的协助，未能在超视公司主持之下成行的原因在于泛海集团，并非超视公司原因导致，不应归责于超视公司。（3）超视公司提供的信息并未被证伪，一审判决认定“超视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提出的几项建议亦存在明显错误……正是因为超视公司的建议迅速被证伪”是错误的。（4）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提供的信息足以促使泛海集团完成IDG项目收购，超视公司的前期工作已完成，因此后续无需进一步了解收购进展，只需等待结果。泛海集团与超视公司签订《聘用协议书》目的是锁定超视公司所掌握的重大商业信息。（5）超视公司通过自身的江湖地位、人脉和渠道获取了有关IDG收购的非公开的重大商业信息，对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起到了关键的促成作用。（6）超视公司告知泛海集团上述重大商业信息后，泛海集团背信弃义，一面告知超视公司不想继续收购，一面雇佣中介机构加紧收购工作。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规定的主要义务应理解为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本案超视公司的义务范围应为合同约定的“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具体到跨境并购中，就是提供、梳理收购标的的相关信息、数据，为泛海集团报告收购机会，提供战略层面的分析咨询。（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是居间合同的内容、居间人的义务。一审判决认为“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是本案合同之因，而非本案合同之果”属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结果罔顾双方之间的排他性条款，鼓励泛海集团的跳单行为，会滋长投机心理，不利于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被上诉人泛海集团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超视公司并未履行《聘用协议书》约定义务，不应获得报酬。（1）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提供IDG项目的出售信息，系订立涉案合同的背景，而非合同义务。超视公司提供IDG出售信息系履行其他合同义务。超视公司提供IDG项目出售信息时，因为反复强调其有特殊渠道，故泛海集团才与超视公司签署涉案合同。按照涉案合同之约定，超视公司的义务不包括提供IDG出售信息。IDG项目出售是一个公开信息，价值不高，为此泛海集团已经支付了人民币350万元的高额咨询费用，因此没有将其约定为涉案合同义务，符合等价、公平原则，也符合双方缔约时的具体情况。（2）在签署涉案合同后，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并未履行涉案合同义务。超视公司至少应联系IDG或其顾问，但其完全没有履行。超视公司还应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项目做前期工作，但其也未履行。介绍IDG出售信息时，超视公司提及“营销收入近10亿美金”、“EBITDAmargin达10%”、“不要联系高盛”等内容系介绍项目信息的基本组成要素，并非履行涉案合同义务，更算不上重大财务数据和战略层面建议，何况还被连续证明错误。（3）因超视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义务，亦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更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故泛海集团后来将超视公司排除在项目之外，超视公司未再跟进项目，也未履行义务。2.超视公司要求泛海集团支付巨额费用，明显违背公平、等价原则。综上所述，泛海集团认为超视公司未提供涉案合同约定的居间服务，未对泛海集团成功收购IDG起到任何促进作用，故请求驳回超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超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美元120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一审审理期间，超视公司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美元13358228.77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5日（落款日期），泛海集团（合同甲方）与超视公司（合同乙方）签订《聘用协议书》。合同第一条“聘用内容”约定，乙方向甲方介绍IDG的收购项目，乙方为何林波博士个人公司，甲方聘任乙方何林波博士为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乙方以该身份联系卖方，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合同第四条“乙方职责”约定“……以甲方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同时约定了竞业禁止、保密等义务。该合同还约定，聘任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满一年为止，期满双方商议一致可续聘；聘任期内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提供工作经费；若甲方成功完成IDG项目收购，甲方向乙方支付金额为甲方签约的最终经甲方确认的IDG收购价格的1%的中介费，IDG项目收购成功交割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公司在香港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上述中介费，以收购项目签约货币结算；IDG项目乙方前期工作费用由甲方与乙方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关于法国Oberthur项目的人民币350万元前期工作费用中出支；协议订立、履行以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表示上述协议是泛海集团盖章后邮寄至超视公司工作人员何林波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住所，何林波签字后于2016年4月20日再邮寄回泛海集团。上述协议签订前后，超视公司总经理何林波曾经与泛海集团卢志强（泛海集团法定代表人）、刘冰（泛海集团副董事长）、王兴华（泛海集团国际业务发展部副总裁）等人通过电子邮件及微信进行联络。在何林波与卢志强微信对话中，何林波于2016年4月13日晚间首次向卢志强提出收购IDG项目的建议，其中提到“IDG在德国很大，我有个德国大学同学做TMT行业30多年，和IDG很熟，可以牵上线”，卢志强回复“很好，感兴趣”。2016年4月14日，何林波向卢志强介绍了IDG项目跟进了解到的情况，包括卖方身份及具体负责人、卖方顾问是高盛公司、当前进展阶段以及预计的下一步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操作建议。在当日微信对话中，何林波提到“我同学可以帮忙找前面提到的IDG总裁，运用关系介绍泛海进入投标”、“卖方顾问高盛肯定不愿意新进来人延缓时间，所以这次不能隐式，高调进入，势在必得，才有可能胜算”、“找IDG中国的人建议谨慎，他们知道这东西好，自己组团要买”，卢志强回复“抓紧推进”、“我让刘冰与你联系，必要前往，对方同意我们抓紧尽调，且同时全报价收购”，此后何林波表示“两件事请示：第一，我这德国大学同学是这里一家投行合伙人，他们需要作为买方顾问走下一步，IDG完全私立公司，公开信息极少，时间也紧，有一个对IDG知根知底的买方顾问其实很必要，也值；第二，这事要干好，我不能从这边拿钱，这边也不会付我，所以这个项目还得大哥您给我一个中介合同，这次其实简单，把上个法国Oberthur项目我们的合同文字完全照搬过来，把项目公司名字从Oberthur改成IDGinc.就是”、“他们是一家美国投行，我这同学一直负责与IDG对接，不光德国，全球”，此后卢志强与何林波就中介费标准及前期费用进行了沟通。2016年4月15日，何林波称“刚和刘冰、王兴华开了个电话会，他们先前以为我这德国同学是中国人，不是。……很一板一眼的德国人，做投行的，在那家美国投行负责与IDG的全球关系。我中午见他，落实刚才和刘冰谈的几件事”。2016年4月15日晚间，何林波称“大哥，今天中午谈的有如下进展：我这德国同学Michael同意给卖方代表IDG董事会代表IDG总裁TedBloom写信，今天上午和刘冰电话会上刘冰说请他草拟我们以您名义给对方的信及bankcomfortletter，他也同意了……关于Michael他们这个投行HL做泛海买方顾问合同及有关条件，我说顾问费合同条件泛海好说，现在关键先让卖方让我们进去，不能耽误时间，他同意先抓紧做以上几件事，卖方同意让泛海进局bid，泛海再和Michael他们公司HL签买方顾问合同……咱们进去以前还是保点密，考虑感兴趣的人多包括IDG自己的人，进局以前还是知道的人少点好，包括高盛，高盛只是卖方顾问，我们找卖方以前，先不找高盛可能更谨慎些因为如前面的发的第二个报告所说，卖方顾问可能愿意早干完，不见得愿意因后来人而耽误进程，可能会对后来者持保留态度。进去以前还是保点密好，以免多事，进去后就好办了”。2016年4月16日凌晨，卢志强回应“高盛已同意我们进去，并签保密协议”，此后何林波回复“GS（即高盛公司）欢迎我们进去，证实我前面第二份分析中提到的‘据传卖方对迄今为止的投标水平满意度不高’以及卖方会欢迎连IDGVenture一起报……”。2016年4月17日，何林波称“IDG自己人也在组团投标，但据传IDG内部不是大家都乐见被这些自己人收购。仔细做好每一步，我觉得我们拿下的希望很大”。2016年4月19日至当月23日，何林波在微信中向卢志强抱怨刘冰及王兴华没有将其作为泛海集团IDG项目团队成员、没有将项目信息材料发给他。2016年4月19日晚间何林波对卢志强称王兴华“他们把我和我这个德国同学的公司HL搞混了，泛海和HL目前还没签顾问合同，所以现在还不能给HL他们保密信息，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董事会投资顾问……是泛海这个项目团队成员哪！……我是泛海IDG项目团队成员，项目信息材料得请王兴华发给我”，卢志强未回复。2016年4月23日，何林波再次提出“大哥，刘冰王兴华他们那边IDG的IM等有关材料还没发给我……不知拿到IM后项目进展如何？我只是提醒一下，IDG好东西……机会难得”。2016年4月28日，何林波再次在微信中提到“大哥，IDG项目方便告知一下目前进展？”“我只是想帮您做好这个项目，具体咋做，完全听大哥吆喝”。当天卢志强称“这个项目分析下来主要靠熊（指IDG中国团队负责人熊晓鸽）的资本公司，数据传媒在走下坡路，盈利水平较低，我们总体感觉意义不大”，何林波回复“理解，那我明白了”。2016年4月29日，何林波继续向卢志强建议推进该项目，称“……IDG全靠熊的资本公司支撑这个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做与不做，当然绝对听大哥吆喝”，卢志强回复“明白”。此后双方再没有就IDG项目进行实质性沟通，期间2016年5月间何林波多次给卢志强发微信要求就IDG项目进行沟通，卢志强均未回复。一直到2017年1月超视公司通过市场公开渠道得知IDG项目经美利坚合众国监管当局审批通过后，何林波开始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何林波与泛海集团工作人员王兴华、刘冰的沟通事项也集中于2016年4月15日至当月20日期间以及2017年1月以后。在何林波与王兴华、刘冰沟通之初，何林波同样提出了“找IDG中国的人建议谨慎，他们知道这东西好，自己组团要买”、“我同学Michael是美国投行HoulihanLokey的partner，德国based，负责TMT行业……但此事我建议先不要和HoulihanLokey亚洲的人说，Michael是关键，他做了30年TMT，长期和IDG合作”、“高盛只是卖方顾问，我们找卖方以前，先不找高盛可能更谨慎些”等建议。自2016年4月18日起，何林波曾多次要求王兴华、刘冰向其提供IDG项目的进展情况及相关进度资料，均被“与IDG签署了保密协议”、“此事还在请示中”等理由拒绝。根据泛海集团提交的证据，IDG拟对外出售一事至迟在2016年1月已经成为市场公开信息并由新闻媒体予以报道。泛海集团于2016年4月15日晚间首次与IDG卖方顾问高盛公司进行联络（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23时29分），次日高盛公司项目负责人回复邮件认可泛海集团加入IDG项目收购业务。此后泛海集团及其海外子公司为IDG项目分别聘请了花旗集团全球市场公司（以下简称花旗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瑞格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提供中介服务。最终，IDG项目在按照不同业务领域拆分为两大模块后，于2016年8月由泛海集团（包括泛海集团子公司）与案外人组成投资联合体收购，其中对于IDG媒体和数据业务泛海集团收购占比90%，收购出资美元5.85亿元，对于IDG风投业务泛海集团收购占比约32.7%，收购出资美元224500538元。诉讼期间，一审法院向超视公司询问，其在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的合同义务是什么，以及实际履约情况如何。超视公司答复称，超视公司的合同义务是由何林波代表超视公司为泛海集团提供梳理IDG收购标的的相关信息和数据，为泛海集团报告收购的机会并提供战略层面的分析咨询，并称其已经实际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在一审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超视公司作出进一步阐述，认为其在本案合同项下义务范围仅为“为甲方（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所谓前期工作是有特指的，具体到跨境并购中就是提供、梳理收购标的的相关信息、数据；为投资方报告收购机会，提供战略层面的分析咨询。超视公司并提出，在所有国际并购中，居间中介做的都是介绍项目信息、有关方面情况、收购视角、可能的收购策略、战略考量等等，这些内容超视公司都已经提供给泛海集团了，有的是通过书面微信、电邮方式，有的是通过非书面方式，这些工作并不是从2016年4月15日与泛海集团签署合同才开始，而是从4月12-13日向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介绍IDG项目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泛海集团提交的证据显示，IDG项目卖方主要参与人员，包括IDG时任总裁以及卖方顾问高盛公司项目负责人等，均表示未曾与超视公司、何林波或者与超视公司有关的第三方进行过接触。另查，泛海集团（合同甲方）与超视公司（合同乙方）还曾经于2016年4月1日签订另一份《聘用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向甲方介绍法国Oberthur项目，甲方聘请乙方何林波博士为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乙方以该身份联系卖方公司，为甲方洽谈收购做前期工作。该合同还约定，甲方为乙方开展工作配备专车一部，并向乙方提供人民币350万元作为前期工作经费。在此之前的2015年11月13日，泛海集团已经向何林波提供奥迪A6L机动车一辆。2016年4月8日，泛海集团向何林波支付了人民币350万元。经询，上述法国Oberthur项目最终未实现。本案审理期间，就泛海集团已经支付的人民币350万元，超视公司的意见是作为两份《聘用协议书》项下共同前期费用，每份合同平均分摊人民币175万元。泛海集团则表示不同意进行分摊，称双方是劳务委派关系，该人民币350万元应认定为何林波一年受聘期内的劳务工作费用以及收购项目前期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超视公司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此前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4民初168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民辖终2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就本案管辖权进行过审查，故一审法院不再重复审查。关于本案适用的准据法，因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强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情形，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审查确定本案应适用的准据法。证据显示，本案所涉及的关于IDG项目的《聘用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的订立、履行以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上述约定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在本案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经审查，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该合同的性质，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同意见，超视公司主张涉案《聘用协议书》属于居间合同，泛海集团则主张该合同属于劳务委派合同。就此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劳务委派”，应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劳务派遣制度，两相比较，本案中《聘用协议书》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与劳务派遣确有形似之处，比如超视公司指派其员工何林波为泛海集团提供服务（事实上超视公司在本案中的全部履行行为完全依托于何林波进行），泛海集团给何林波配备了办公设备（车辆）并提供了一定的办公条件（车库出入卡），但本案合同与劳务派遣制度仍具有根本性区别。第一，本案证据显示，泛海集团与何林波之间没有建立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何林波必须执行泛海集团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第二，泛海集团无需定期向超视公司或者何林波支付劳动报酬，按照《聘用协议书》的约定，超视公司或者何林波不是按照个人提供的劳务获取固定回报，而是根据合同完成情况一次性获取佣金，因此超视公司在本案合同项下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其既可能获取巨额佣金，也有可能分文未得。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对泛海集团主张本案合同性质为劳务委派合同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超视公司主张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的意见，一审法院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超视公司的义务（对于超视公司在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义务范围，见一审法院下一段论述）属于“向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与居间合同的特点相符。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的法律性质为居间合同而非劳务委派合同。在分析认定本案合同性质的基础上，一审法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居间服务具体包括两种情形，即“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以及“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当然也不排除二者之结合。但是具体到本案中，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超视公司的合同义务仅限于“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不包括“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一审法院作如此认定，并不是因为一审法院认定超视公司没有完成“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的行为。诉讼中泛海集团称IDG对外进行出售至迟于2016年1月已经属于市场公开信息，并确实提交了相关媒体报道，但一审法院认为“IDG决定对外出售”是否为市场公开信息与泛海集团是否知道该信息之间并不具备对应关系。纵观本案现有证据，没有证据指向在2016年4月13日何林波向卢志强提出收购IDG的建议之前泛海集团已经得知相关信息，遑论形成具体收购意向。事实上，本案中所有证据均显示，泛海集团启动收购IDG项目的工作发生在2016年4月13日即何林波提出建议之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何林波代表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了收购IDG的机会这一事实。但是，上述事实发生于IDG项目《聘用协议书》签订之前，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将此纳入超视公司在合同项下的义务（需要说明的是，IDG项目《聘用协议书》第一条“聘用内容”有“乙方向甲方介绍IDG项目”字样，但一审法院认为该表述与紧随其后的“乙方为何林波博士个人公司”一样仅应理解为合同订立背景，而非合同义务，超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应当以合同第四条“乙方职责”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收购IDG的机会仅仅是订立本案合同的背景事实，也正是因为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了相应信息，方才取得泛海集团的信任，从而使得超视公司享有了缔结本案合同的机会。如果超视公司没有向泛海集团报告IDG正对外出售且具有投资价值这一信息，泛海集团不会与超视公司签订本案《聘用协议书》。换言之，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是本案合同之因，而非本案合同之果。据此分析，一审法院形成前述意见，认定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超视公司合同义务仅限于“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本案中，超视公司依据IDG项目《聘用协议书》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佣金，其理由是超视公司已经履行了该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最终促成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获取相应佣金。对此泛海集团予以拒绝。经一审法院审慎审查，决定对超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超视公司没有适当履行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期间超视公司称其合同义务仅限于战略层面的梳理、分析、建议，所述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根据本案《聘用协议书》第四条“乙方职责”的约定，超视公司应“以甲方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由此可见超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义务除其节选并自认的“为甲方（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之外，还至少包括“联系卖方”，上述约定足以说明超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履行义务至少具有执行层面的事项。超视公司曾经向一审法院解释，乙方职责中“联系IDG或其顾问”并非直接与卖方洽谈，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联系、约谈，而是间接联系，通过相关方获取作为目标资产的IDG的全面信息。但是一审法院注意到，在超视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中，自述超视公司“依约履行，多次会见IDG项目卖方”。一审法院认为，中文表达中的“会见”必然是直接见面，不可能理解为“间接联系”或者“间接见面”，因此超视公司自己的表述都相互矛盾，其将“联系卖方”解释为间接联系过于牵强，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此外，何林波与卢志强等人的对话中反复强调其同学Michael可以与IDG时任总裁直接取得联系，“运用关系介绍泛海进入投标”，上述情形均足以印证合同约定的“联系卖方”并非诉讼期间超视公司辩解的间接联系。事实上，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正是基于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订立背景是何林波声称其有渠道直接联系到IDG时任总裁以及合同条款字面意义上的“联系卖方”。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居间，意为“居二者之间”，居间人所提供的媒介服务就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建立一座联络、说和的桥梁，促成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最终订立合同，具有民间俗称“一手托两家”的特性。如果按照超视公司所述，其合同义务仅限于向泛海集团提供战略分析、咨询等服务而根本不需要联络交易对方，则明显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点，将会落入委托合同的窠臼，如此又会与超视公司自己主张的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的意见相互矛盾。据此，一审法院对超视公司主张其合同义务范围仅为“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超视公司明显没有完成本案合同项下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超视公司或其指派的人员曾经代表泛海集团与出售方（包括IDG及其顾问）进行联系。再退一步说，即便按照超视公司自己的主张，在“战略层面”，超视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提出的几项建议（如一审法院此前所述，超视公司提出的“IDG具有收购价值”的建议属于本案合同订立背景而非合同义务，因此不在本段讨论范围之内）亦存在明显错误，如超视公司先后提出“先不联系高盛公司”、“运用关系介绍泛海集团进入投标”、“不要找IDG中国”等建议，均被连续证实不具有正确性。事实上，正是因为超视公司的建议迅速被证伪，导致泛海集团对超视公司失去信任，自2016年4月18日开始超视公司即已经被泛海集团屏蔽在IDG收购项目之外（对此下文将另行展开分析），亦足以说明超视公司未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其次，泛海集团已经明确拒绝了超视公司继续参与IDG项目。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起意于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15日泛海集团签章后寄往何林波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住所，2016年4月20日何林波代表超视公司签字后寄回泛海集团。但恰恰在这短短几天之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由热转冷，发生了巨大转折。如前所述，由于何林波几次建议均被迅速证伪，导致泛海集团不再信任超视公司，证据显示自2016年4月18日起（此时何林波尚未签署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泛海集团具体项目人员刘冰、王兴华已经不再向何林波提供项目进展信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拒绝态度。实际上，超视公司此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何林波与卢志强的微信对话中，何林波抱怨说是不是刘冰、王兴华等人将其身份搞错了，而卢志强没有正面回复，说明何林波已经明确知晓泛海集团对其屏蔽了项目信息，其已经被排除在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的团队之外。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当2016年4月28日何林波再次向卢志强询问项目进展时，卢志强回应“这个项目……我们总体感觉意义不大”，何林波表示“那我明白了”，次日何林波继续建议购入IDG，卢志强回复“明白”，此后一直到2017年初双方当事人未再就IDG项目进行过实质沟通。对于上述事实，超视公司的解读是“卢志强先生表示不想做（IDG项目）了，但是通过何林波博士和他的交流，卢转变了态度，继续收购IDG项目，这是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基于相同的事实，一审法院看到的却是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先生以较为委婉的方式表达了拒绝态度。一审法院难以想象，作为经营数十年的知名企业家，卢志强先生对涉及数亿甚至十几亿美元的并购项目，意志居然游移不定，如此重大的企业经营事项最终竟然应外人微信对话一言而决。本案证据显示，自2016年4月18日以后，超视公司已经被屏蔽在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以外，对于项目进展情况、具体交易安排、实际成交金额超视公司完全不了解。本案中所有证据均反映出，作为“泛海集团国际投资顾问”，超视公司或者何林波除了泛海集团参与了收购IDG这一事实本身之外，对于项目进展细节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庭审期间超视公司亦自认其系通过公开媒体报道才得知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成交，且由于新闻报道中未涉及具体交易安排及金额，因此超视公司在起诉时甚至只能按照自行估算的交易金额主张佣金数额。上述种种事实，亦可以进一步证明超视公司已经被排除在IDG项目之外，没有实际履行本案合同项下的中介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因此居间人应当基于其提供的有效服务而获取合同报酬，居间合同本身不具有也不应当具有射幸属性。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前述分析意见以及合同法上述规定，在一审法院认定超视公司未履行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居间义务、未对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起到促成作用的情况下，超视公司不具有获取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合同报酬的权利，一审法院对超视公司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佣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超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超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4份新证据。包括泛海集团副总裁王兴华发给何林波的邮件、Michael发给何林波的邮件、Michael发给泛海集团刘冰的邮件、刘冰回复Michael的邮件，用以证明超视公司已履行了合同联系义务。泛海集团对4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1.提交证据时间超过举证期限。2.翻译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起被工商行政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具备开展业务资质。3.Michael发给何林波的邮件超视公司未提供德语部分的翻译，故翻译不完整，不具有证明力。关于提交证据超过举证期限的问题，因超视公司提交的4份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证据的翻译机构英华博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北京法院国际司法协助工作翻译机构，且经核查，该公司已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故不存在不具备开展业务资质的问题。Michael发给何林波的邮件，超视公司虽未提供德语部分的翻译，但并不影响英语部分内容的证明效力。因此，本院对超视公司提交的4份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对于该4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本案当事人超视公司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案涉《聘用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的订立、履行以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上述约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双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对于居间合同报酬的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明确的规定，即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但不得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具体到本案，超视公司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实现，关键要看超视公司是否完成了案涉《聘用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促成了泛海集团对IDG的收购。关于超视公司的职责，在泛海集团作为甲方与超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聘用协议书》中有明确的约定，即“……以甲方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同时约定了竞业禁止、保密等义务。而《聘用协议书》第一条聘用内容中也约定“乙方向甲方介绍IDG的收购项目，乙方为何林波博士个人公司，甲方聘任乙方何林波博士为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乙方以该身份联系卖方，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从上述约定不难看出，超视公司在《聘用协议书》项下的主要义务即是以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的身份联系IDG，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这也是泛海集团支付居间费用的对价。超视公司认为，为泛海集团介绍IDG项目并告知其自身获取IDG商业信息的渠道，亦为履行了合同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介绍IDG项目、告知其自身获取IDG商业信息的渠道并不是《聘用协议书》约定的给付居间报酬的居间服务内容。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居间服务包括“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但如上所述，案涉《聘用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了超视公司的居间义务--以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的身份联系IDG，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判断案涉《聘用协议书》的义务是否完成，应按照《聘用协议书》的约定。其次，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超视公司与泛海集团就IDG项目的接触主要集中在《聘用协议书》签订前，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聘用协议书》签订前，超视公司总经理何林波就已经通过微信将IDG项目及获取IDG商业信息的渠道介绍给了泛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卢志强。然而《聘用协议书》约定的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满一年为止，聘任期满后，双方商议一致，可以续聘。如果如超视公司上诉所称，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介绍IDG项目就视为其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话，到合同签订时，超视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双方也就没有必要再约定一年的履约期限。因此，从合同约定的期限也可以看出，超视公司主要中介服务的提供还是应该在《聘用协议书》签订后。第三，何林波在与卢志强的微信沟通中，反复强调了其德国大学同学和IDG很熟，可以运用关系介绍泛海集团进入投标。结合《聘用协议书》关于超视公司职责的约定，亦可以看出泛海集团更看重的、更需要超视公司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在收购IDG项目进行过程中，超视公司以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的身份联系IDG，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第四，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提供的IDG出售、顾问为高盛公司等信息系公开信息，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泛海集团在此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该信息，但如果超视公司仅仅提供上述信息就可以按照《聘用协议书》中的约定收取中介服务费（超视公司的诉讼请求是美元13358228.77元），显然服务费的标准相对于信息的内容还是过高。参照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中聘请其他中介机构支付的对价，该约定也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价格。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是本案合同之因，而非本案合同之果”正确，超视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是否完成了《聘用协议书》约定的全部义务，超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微信对话记录、往来电子邮件等证据，但这些证据的内容均无法证明超视公司曾以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的身份联系IDG，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而泛海集团提交的证据显示，IDG项目卖方主要参与人员，包括IDG时任总裁以及卖方顾问高盛公司项目负责人等，均表示未曾与超视公司、何林波或者与超视公司有关的第三方进行过接触。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超视公司完成了其中介服务义务，促使IDG项目收购成功。居间人应当基于其提供的有效服务而获取报酬，在超视公司未履行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居间义务、未对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起到促成作用的情况下，无论超视公司未能提供服务的原因是否基于泛海集团，超视公司均不具有获取《聘用协议书》项下合同报酬的权利。超视公司关于泛海集团应按照《聘用协议书》支付居间费用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8138元，由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龚晓娓审 判 员 魏 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