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05行再4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进，男，汉族，1958年1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被申诉人：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申诉人杨进因与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本院(2018)渝05行终287号行政裁定，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渝检行监[2019]239号行政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渝行抗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8)渝05行终287号行政裁定程序严重违法，裁定结果确有错误。主要理由：原审法院在未依法启动特别程序认定杨进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以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杨进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剥夺了杨进应有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且该认定也给杨进烙上了其为精神病，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标识，给其以后社会生活交往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杨进申诉称：其没有精神病，2012年7月4日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相关责任人强制送往精神病医院。杨进于2017年向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书面申请公开其在强制行政措施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以便知道被强制措施的理由，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公开要求的政府信息。2018年2月，杨进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裁定不受理。杨进认为，其有诉讼能力，一、二审裁定违背法律和事实，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对其起诉依法受理。杨进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于2017年9月向被起诉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被起诉人将起诉人送至渝中区大溪沟精神卫生中心一事的行政行为类型、依据（事实和法律）。同年12月12日，被起诉人作出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2017第4号不存告]。据此，起诉人诉求：“确认被告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同时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公开原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提出的事项”。经一审法院审查，起诉人杨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载明，其曾要求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履行法定职责,并于2016年11月11日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2月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1行辖215号行政裁定，指定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碚区人民法院）管辖。北碚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渝0109行初3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认为“本案原告单独起诉，对其身份及诉讼行为能力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自认其于2011年6月7日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躁狂状态’诊断结果，但拒绝被告提出的对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申请，亦未能提供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证据”。北碚区人民法院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认为杨进在没有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故裁定驳回杨进的起诉。嗣后，杨进不服该裁定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6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7行终28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杨进因不服该二审裁定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审查认为，“杨进起诉时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具有行为能力，且系适格的原告，但其起诉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否具备行为能力......原审法院以杨进无诉讼行为能力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据此，认为杨进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遂驳回杨进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在审查起诉人立案材料过程中，发现起诉人提交的精神科住院病历材料显示其被重庆市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心境障碍-狂躁发作”。但在立案材料中，起诉人尚未提供证明其具有诉讼能力的有效证据，故起诉人本人自行提起行政诉讼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不符合受理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起诉人杨进的起诉，不予受理。杨进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受理本案。杨进上诉称，其完全具有诉讼能力，《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病历档案》等证据证明杨进的“狂躁状态”只是初诊、状态诊断，并非疾病诊断。《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证明》中诊断的“人格改变”结果并非国家认定的精神疾病正式名称，原审法院以杨进无诉讼能力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受理本案。经审查，杨进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为被起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起诉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同时判令被起诉人以书面形式公开杨进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提出的事项等。另起诉人于2017年曾起诉请求判令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履行法定职责,该案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管辖后，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渝0109行初37号行政裁定，认为“本案原告单独起诉，对其身份及诉讼行为能力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自认其于2011年6月7日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躁狂状态’诊断结果，但拒绝被告提出的对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申请，亦未能提供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证据”。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认为杨进在没有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故裁定驳回杨进的起诉。杨进不服上诉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7行终289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杨进不服该二审裁定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驳回了杨进的再审申请。本院二审认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的起诉条件。起诉人起诉时提交了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证等材料，该出院证载明出院诊断为“人格改变”，治疗经过“该病人因反复兴奋、话多、骂人、情绪易激怒2年入院,入院测MMPI：受试者前后回答矛盾，提示测图无效，入院后经观察及上级医师查房，考虑人格改变。予心理治疗效果差，抗精神科药小剂量亦无效。”原审法院据此要求杨进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具有诉讼能力，但杨进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具备诉讼能力，原审法院以杨进无诉讼能力、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杨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院再审查明，杨进诉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重庆一中院(2017)渝01行终289号行政裁定，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高院提出抗诉。重庆高院作出（2019）渝行抗2号行政裁定，指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渝01行再2号行政裁定，撤销该院（2017）渝01行终289号行政裁定和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9行初37号行政裁定，指令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杨进诉被告重庆市渝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一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渝0108行初20号行政判决：被告重庆市渝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对原告杨进的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给予书面回复。杨进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2017）渝05行终43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判决并未认定杨进无诉讼行为能力。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没有诉讼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的规定，没有诉讼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确定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须由人民法院通过特别程序进行认定，原诉讼中止。本案中，原审裁定以杨进提交的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证等证据材料显示杨进可能不具备诉讼行为能力，遂要求杨进提供其具有诉讼能力的证据，后以杨进未提交相应证据为由认定杨进的诉讼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不符合受理条件，该处理方式有违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行终287号行政裁定；二、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行初69号行政裁定；三、本案指令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受理。审判长  代贞奎审判员  贾秀春审判员  蒲宏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胡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