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湘01刑终1155号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王建海，男，1955年2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长沙市雨花区，住长沙市雨花区。2016年11月4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7年7月23日刑满释放。2018年3月6日因涉嫌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被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4月10日被决定监视居住。2019年3月5日再次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4月12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白上群，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建海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湘0111刑初58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建海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王建海，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事实2013年以来，被告人王建海因对2006年房屋被拆迁等事项处理不满而多次去北京市上访，后又提出应享受参战退役人员优抚待遇、曾受刑事和行政处罚应得到赔偿等诉求。为此，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雨花分局、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均依法进行了答复。其中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于2015年10月8日书面回复称因被告人王建海所服役的海军高射炮兵部队未被国家确定为参战部队，被告人王建海的个人退伍档案材料内也没有原始参战明确记载，故不能被认定为参战退役人员，不符合享受参战部队退伍人员生活补助待遇的政策条件。被告人王建海仍多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等地区非正常上访，并在被告知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反映问题，中南海周边和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允许滞留或聚集的情况下仍多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和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而多次受到公安机关的训诫，还因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北京市前门地铁出口外等处抛撒传单、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和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而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被告人王建海还因2015年12月10日在天安门广场抛撒传单造成现场秩序严重混乱而于2016年11月4日被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7年7月23日，被告人王建海被释放后又继续前往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非正常上访，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累计进京非正常上访达21次，其中到天安门地区2次、到中南海周边19次，因此多次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被告人王建海还于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2月13日均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人王建海的上述行为严重影响了北京市公安机关的工作秩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扰乱了相关接访单位的正常工作，并造成被告人王建海所在地方政府经济损失10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王建海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报案材料与受案材料，证明2018年2月27日公安机关接到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报警称被告人王建海在多次非访被公安机关处理后，仍继续连续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等非访地区进行上访，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正常信访秩序，给北京和辖区的信访环境造成恶劣影响，遂于次日立案侦查。2、证人肖某、王某1、夏某、杨某、王某2、许某、师某、刘某、王某3、姜某的证言。其中证人肖某（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综治办工作人员）证明被告人王建海多次去北京中南海等地上访，其中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1日期间而被警方训诫4次，自己接到街道通知后就和街道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北京将被告人王建海接回长沙，每次接送的费用都在1万余元。证人王某1（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信访办副主任）证明被告人王建海多次到北京中南海等非正常上访，为此被警察查获，其中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1月21日期间而被警方训诫5次，随即通知街道工作人员去接访。因为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地区都是非访地区，不允许上访人员滞留。每次去接他都要安排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本来去接他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被安排去接他后就没办法完成自己的正常工作。而且每次去接他需要支付工作人员和他的差旅、生活等费用。证人夏某（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主任）、杨某（长沙市雨花区信访局驻北京市工作人员）证明被告人王建海从2013年5月以来就多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非正常上访，均被公安机关训诫，还多次被行政拘留，并因此被判刑。2017年7月他被释放后又持续进京非正常上访，每个月都有非访登记。他上访的诉求是不合理的，街道进行了明确的回复，经常与他解释相关政策，组织相关部门开协调会、答复会，给他解决退伍士兵优抚待遇，并进行信访条例宣讲，必须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问题，不能采取非访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他多次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影响比较严重，牵涉了街道大量精力，经常派多人进京接访劝访，街道的工作任务经常无法按时完成，还花费了交通费、食宿费、伙食费等费用。证人王某2（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井塘村综治专干）证明2017年以来被告人王建海多次到北京非访而被公安机关训诫，自己2017年8月1日与10月1日2次被街道安排到北京把他接回来，每次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给街道的正常上访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证人许某（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综治办工作人员）证明2017年以来被告人王建海多次到北京非访，就是没有通过正规的手续、流程直接跑到非上访重要地区进行上访。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21日他4次去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而被警方训诫，自己就接到街道通知与其他工作人员去把他接回来，每次都要支付差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费用。证人师某（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巡防办工作人员）证明被告人王建海因为拆迁问题开始上访，因为他的诉求不合理，一直得不到解决，之后就多次去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非访地区上访。2017年12月11日自己被街道安排去北京接他返回长沙，但他不配合劝导继续在北京滞留，第2天他又在中南海周边上访，被警方训诫，自己接到通知后再将他接回长沙。他多次到非访地区上访行为给北京当地与长沙辖区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北京当地与长沙辖区的上访秩序，街道每次接他至少要安排2个以上工作人员，每次花费1万元以上，也给自己的正常工作带来很大影响。证人刘某（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巡防办工作人员）证明2017年8月起自己被街道安排到北京接过被告人王建海3次，每次都是因为他在北京非访而被警方抓获，自己接到他并安排他的食宿后做他的工作，劝他返回长沙，给他订火车票，并每次给他100元作为路上吃饭的费用。证人王某3（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证明被告人王建海从2013年5月以来就多次到北京上访，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还被判刑。2017年7月他释放后又持续不断到北京上访，基本上每个月都去了北京。自己与街道领导经常上门做他的工作，劝他通过正常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能非正常上访，还组织过多次协调会，但他还是去北京非正常上访。他每次去街道都要派人去接访，费用都是街道和村上负责，使得很多正常工作无法开展，大量精力都投到他的身上。证人姜某（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信访办信访专干）证明2018年4月被告人王建海多次到北京非访，多次因为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地区非访地区上访而被警方训诫。自己在2018年11月6日与12月24日2次去将他接回长沙。他返回长沙的车费及住宿费、生活费都是街道负责的。3、申请书等被告人王建海上访材料与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雨花分局、本院、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王建海同志信访事项的答复》、《关于王建海同志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关于王建海信访事项的答复》、会议记录、照片等书证，证明2013年以来，被告人王建海因对2006年房屋被拆迁等事项处理不满，后又提出应享受参战退役人员优抚待遇、曾受刑事和行政处罚应得到赔偿等诉求而多次去北京市上访，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雨花分局、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与本院多次进行了处理，并依法进行了答复。其中被告人王建海提出1976年至1980年在海军高射炮兵部队服役期间应享受参战部队退伍人员生活补助待遇。为此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于2015年10月8日书面回复称因该部队未被国家确定为参战部队，而且被告人王建海的个人退伍档案材料内也没有原始参战明确记载，故不能被认定为参战退役人员，不符合享受参战部队退伍人员生活补助待遇的政策条件。4、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王建海进京非访造成的影响》与《王建海非访情况说明》等书证、维稳劝返三联单与调取证据清单，证明被告人王建海采取缠访的方式连续多次到北京非访地区滞留，被告人王建海所在街道均安排人员进京劝返，各级领导也多次进行沟通协商，进行思想疏导，但被告人王建海提出只要政府不满足其诉求就进京非访，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也扰乱了北京的治安秩序，为此花费大量人力物力。5、调取证据清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与《劝返接回通知单》、工作说明、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工作说明与调取证据清单，证明被告人王建海分别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进京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非正常上访21次，其中到天安门地区2次、到中南海周边19次，均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并告知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应当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于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其中2018年3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在中南海地区巡逻时发现被告人王建海上访，进行训诫，被告人王建海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21日期间在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15次。2018年1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在中南海地区巡逻时发现被告人王建海上访，进行训诫。被告人王建海于2018年的9月17日、11月6日、12月24日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4次。2018年10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在天安门地区巡逻时发现被告人王建海到天安门地区上访，遂告知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其行为扰乱了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管理秩序，遂带离现场并进行训诫。被告人王建海于2013年5月18日至2017年9月10日期间被该大队训诫31次。6、调取证据清单、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火车票、出租车票、餐费等票据，证明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办事处为处理被告人王建海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等地区非正常上访事项支付交通费、餐费等10万余元的事实。7、抓获经过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建海因本案于2018年3月5日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8、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6)湘0111刑初564号《刑事判决书》与湖南省岳阳监狱（2017）释字第001171号《释放证明书》，证明被告人王建海因2015年12月10日在天安门广场抛撒传单造成现场秩序严重混乱而于2016年11月4日被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在此前2013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王建海因多次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北京市前门地铁出口外等处抛撒传单、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和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而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9、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雨公（治二）决字[2017]第2383、27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7年10月15日与2017年12月13日被告人王建海因于2017年的8月14日至16日、9月10日至12日、12月10日多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各被行政拘留十日。10、被告人王建海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二）寻衅滋事事实2019年3月5日8时57分许，被告人王建海为制造影响在北京市西城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办公楼前的前门西公交站前的机动车道上双手举着写有“冤”字的状布由西往东逆向行走，引起群众围观，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抓获经过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建海2019年3月5日因在北京市西城区公交站前的机动车道上手举状布行走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因发现被告人王建海是在逃人员，遂于次日移交长沙市公安机关。2、证人纪某、李某、王某4的证言。其中证人纪某（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白纸坊派出所民警）证明2019年3月5日是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自己在北京市南口值守，这里离全国人大新办公楼前的前门西公交车站50米，因为这里是全国人大的办公地点，离开两会的地点不远，是两会车队的必经路线大街，大约9时许两会代表的车队刚经过，就看见有1个大约60多岁的男子手上举着1块白色状布（状布是白布的，上面有黑笔写的很多“冤”字）由西往东逆行在公交车站前的机动车道上，没走多远，因为他举着白色状布在马路上逆行肯定是想引起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也会影响交通安全，还会引起周围群众的围观，还会对全国两会的召开造成不良的影响，自己就跑过去将他带到人行道上，对他进行盘查，他给看了身份证，叫王建海。指挥中心发现他是在逃人员，就将他接走了，自己将从他手上收缴的白色状布一并交给了来接的民警。证人李某证明自己是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派出所荣军保安公司保安，主要根据公司的安排配合西长街派出所进行执勤，执勤的目的就是阻止小摊贩及发现上访人员后向派出所和社区报告，值守点叫“人大办公楼国徽处”，就是位于前门××大街××前门西公交车站后面的人行道上。2019年3月5日7时许自己到达岗位，之后还来了1个民警和2个保安。大约9时许，两会代表的车道从岗位前经过，自己突然发现有1个男子举着状布在公交车站前的机动车道上逆向行走，就连忙向他跑去，并叫民警，后一起在公交车站的东边将这个男子抓住，并带到人行道上。他手里的状布是白布做的，上面有黑笔写了好多个“冤”。民警对他进行盘查，之后将他接到了派出所。证人王某4证明自己是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东交民巷社区志愿者，就是根据社区的安排，在治安重点目标附近进行值班。值班的目的就是进行交通疏导，及时发现那些上访人员后向派出所和社区报告。自己的值守点叫“人大办公楼国徽处”，就是位于前门××大街××前门西公交车站后面的人行道上。2019年3月5日不到9时自己快到岗位时看见派出所的民警和保安一起从公交车站前的机动车道上抓了1个男子来到人行道上，在对他进行盘查时看到他有1块白色的状布。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3月5日9时许，被告人王建海在北京市前门西大街携带上访材料在北京市西城区全国人大新办公楼前的前门西公交站前的机动车道中间手举写有“冤”字的状布逆向行走，随后被抓获。该车道系“代表线路”，且代表车队刚好通过。4、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视频与调取证据清单，证明2019年3月5日被告人王建海手举写有“冤”字的状布在北京市西城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办公楼前的前门西公交站前的机动车道上由西往东逆向行走，随后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的事实。5、案发现场的照片，证明案发现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办公楼前的前门西公交站前的机动车道上。6、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证明长沙市公安机关于2019年3月6日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办案中心提取被告人王建海于2019年3月5日所携带的写有“冤”字的横幅、上访材料与租房收据。7、辨认笔录，证明证人李某、王某4经分别辨认后均指认被告人王建海2019年3月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公交站前的机动车道上手举状布行走。8、被告人王建海的身份、现实表现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建海的年龄、住所等基本信息。9、被告人王建海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建海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被告人王建海采取在公共场所打横幅的手段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建海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王建海在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建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四）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审判决：被告人王建海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上诉人王建海上诉称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本院改判其无罪。辩护人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王建海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的事实不请，证据不足。2、上诉人王建海的行为达不到寻衅滋事罪的立案标准。请求本院改判王建海无罪。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书面阅卷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海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上诉人王建海采取在公共场所打横幅的手段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王建海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上诉人王建海在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上诉人王建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针对上诉人王建海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1、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与《劝返接回通知单》、工作说明、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工作说明及相关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王建海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进京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非正常上访21次，且上诉人王建海本人对上述事实不持异议。2、有街道进京接访王建海费用表、记账凭证、火车票、飞机票、相关发票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明雨花亭街道为进京接访王建海花费了10万余元。3、对上诉人王建海的诉求，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已为此多次进行了处理并作出了答复，而王建海仍然不满，在此情况下其可以按照《信访条例》第十六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之规定以正常、合法途径的进行上访，但其多次前往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法上访，导致雨花亭街道不得不临时调配人力物力多次赴京将王建海接回，严重扰乱了雨花亭街道办事处正常的工作秩序；并在已被公安机关多次训诫和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继续多次前往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法上访，依法应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定罪处罚。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之规定，在信访活动中或者以信访为名，为制造影响或发泄不满，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监察、审判、检察、军事机关，厂矿、商场等企业单位，学校、医院、报社、电视台、科研所等事业单位，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单位，机场、车站、码头等重要交通场站，或者在上述场所周边的其他公共场所，实施自杀、自伤、打横幅、撒传单、拦车辆、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标识等行为，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对在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地区、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国家重大活动举办场馆、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中央军委大楼、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办公场所、外国驻华使领馆、国宾下榻处等非信访场所实施上述行为，认定“造成严重损失”、“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情节恶劣”等入罪情节时，要将上述场所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本案中上诉人王建海在两会召开期间、在人大办公地点附近、在国家重大活动场所周边、在人大代表车队必经路线、在公交车站人群较多场所，以举状布的方式进行非正常信访以制造影响，可以认定系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对两会期间活动周边地区的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依法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王建海举状布的行为时间很短属实，原审判决已予认定。故上诉人王建海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惠宇审判员  周如意审判员  龚 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 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