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7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兴县青先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刘家珍，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洪海，河北海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国刚，男，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焰，四川恒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矿业）因与被上诉人武国刚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4民初1382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鑫矿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4民初1382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被上诉人诉讼，或者依法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以推定的方式将武国刚的债权推定为武国刚债权转股权的成立是错误的。首先，企业债权转股权的前提是企业确实与被上诉人存在实际的债权，如果不存在企业债权，当然就谈不上企业债权转股权问题。四川投资人虽然通过鹏英志生公司投资，但是该投资人的投资既非定向向上诉人进行投资，鹏英志生公司也没有就有关的债权转股权问题与上诉人进行相关的交接。仅仅依靠被上诉人所出具的所谓鹏英志生公司的《四川分公司对账结算清单》复印件来认定债权的成立是错误的。其次，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实际的款项是债权转股权成立的必备要素。上诉人虽然出具了10份《转股凭证》，但这仅仅证明存在向被上诉人开具凭证的事实。而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转股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确实已经给付了上诉人。而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显示，该债权款项是转到了天津天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转给上诉人。天津天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将该款项转付上诉人。因此，《转股凭证》仅仅相当于企业债权转股权的一个合同，但是因没有相应的款项支付而未生效或实际履行，当然不能作为被上诉人成为公司股东的依据。第三，不能不再次强调本案因涉及天津鹏英志生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处理，天津鹏英志生公司非法集资案涉及该债权的申报。四川的投资人均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的申报，在未得到天津市公安机关或者其他相应机构的案件当事人款项处置之前，不应进行民事的法律确认。而一审判决在未具体核实相关案情，被上诉人又无相应证据提供的情况下作出事实认定，的确存在着事实认定的错误。第四，本案所涉及的转股资金，从实质来说无论是定向葛集，还是融资借款，其实质就是民间借贷。我国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利息规定，也明确了相应的上限。就本案情况来说，转股凭证所涉及的款项应当明确实际的借款数额，以及明确法律应当给予支持的利息数额。否则，可能会出现保护高利贷的问题，与法相悖。而作为武国刚所代表的所谓四川投资人也正是因为天津鹏英志生公司给予远远超过正常的民间借贷保护而进行的投资，一审判决不加以细致审理，被上诉人也未说明其合理合法性，一审法院作出如此判决，该判决结果认定事实是否正确，其合法性存在很大问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基于上述认定事实的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的不当，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特此提出上诉，请求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武国刚辩称，首先，本案确实存在实际的债，债的本金是2922万元，这个基础债务在2013年沧州中院一审和河北省高院二审及2015年最高院再审都是确定无疑的，且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承认了这笔债务的存在，其抗辩不是被上诉人本人的，不具有诉权。其次，上诉人的上诉状对《转股凭证》的客观性做了认可，但其理由是说转股凭证只是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了这个凭证。我们认为，上诉人关于这个事实的法律判断是错误的，转股凭证是本案基础债转为上诉人股权的客观证据，故其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是否有诉权和本案是否属于法院管辖的问题，在最高院的2016年36号裁判文书已经给予了回答，即被上诉人有诉权，且本案应由法院审理。所以上诉人上诉的第三点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本案借款数额和利息是清晰的，借款的本金是2922万元，利息是九百多万，本金加利息是3863.1223万元，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过年息2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事实的认定都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武国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债权转被告公司股权成立，其持有的股权凭证真实合法有效；二、判令被告对原告代持股权凭证记载的股东及股权归属进行工商登记；三、判令被告将其未能实际登记股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以3894.92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利息）折算为股权一并进行登记；四、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至2011年8月，原告等四川投资人通过鹏英志生陆续向被告投资累计2922万元。2011年12月31日，经结算，加上利息，原告等四川投资人共投资3863.1223万元。经协商，原告等四川投资人的投资债权按600股/10000元比例转为被告的股权234.6337万股，由武国刚代持。被告分别于2012年2月20日、6月10日、9月10日向原告发放转股凭证10张，转股凭证上载明原告武国刚将债权转成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共计234.6337万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股东与他人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而是属于目标公司与委托持股关系中代持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武国刚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及本案处理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问题，早在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民再36号民事裁定书中已有定论，在此不赘，故本院对被告与此相关的抗辩事由，不予采信。原告等四川投资人依约向被告进行了投资，后被告将包括原告在内所有实际出资人的投资债权转为被告的股权，并向原告一人发放转股凭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实施上述行为，不但表明对原告与其他实际出资人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的明知，同时也是对原告显名股东资格的认可。据此，原告自被告向其发放转股凭证时起，即具有股东身份，理应按照代持被告234.6337万股的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利。原告要求被告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求，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将其未能实际登记股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即以3894.92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利息）折算为股权一并进行登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被告辩称所涉借款涉嫌刑事犯罪，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遂判决：一、确认原告武国刚具有被告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其代持234.6337万股的股权凭证合法有效；二、被告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原告武国刚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三、驳回原告武国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武国刚是否具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及本案处理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问题，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再36号民事裁定书已作出确认，被上诉人武国刚对本案享有诉权，本案应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故对上诉人华鑫矿业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武国刚等四川投资人依约向上诉人华鑫矿业定向募集资金累计2922万元，截至2011年12月1日，本金及红利共计3863.1223万元，按照上诉人华鑫公司债转股通知，转为股权共计234.6337万股，该事实在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沧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立民终字第133号民事裁定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6号民事裁定书已作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上诉人华鑫矿业在原审中不持异议。被上诉人武国刚等四川投资人依约向上诉人华鑫矿业进行了投资，后上诉人华鑫矿业将包括被上诉人武国刚在内所有实际出资人的投资债权转为上诉人华鑫矿业的股权，并向被上诉人武国刚一人发放转股凭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华鑫矿业实施上述行为，不但表明其对被上诉人武国刚与其他实际出资人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的明知，同时亦是对被上诉人武国刚显名股东资格的认可。据此，被上诉人武国刚自上诉人华鑫矿业向其发放转股凭证时起，即具有股东身份，理应按照代持上诉人华鑫矿业234.6337万股的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利。故被上诉人武国刚要求上诉人华鑫矿业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求，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华鑫矿业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华鑫矿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位海珍审判员  赵文甲审判员  高 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苏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