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70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田谊，男，197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振利，男，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嵋，贵州博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晓兴，贵州博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驮蓝山路36号。法定代表人：李锁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雷，江苏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强，江苏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长沙恒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桐梓坡路399号枫桦大厦（时代帝景）1303房。法定代表人：陆凯。原审第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2003号国银金融中心大厦2、7、8、21-27、34层。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曾田谊、董振利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基础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长沙恒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鼎公司）、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田谊、董振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或改判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曾田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曾田谊早在2015年4月28日设备所有权人恒鼎公司知晓同意的情况和上诉人董振利签订了《三方协议》，该协议就涉案设备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权利义务承担人应为上诉人董振利，曾田谊不应承担还款义务。2.曾田谊无需向原告支付租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曾田谊和第三人恒鼎公司、国银公司于2014年10月8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后，就按时支付了51万元首期款，并陆续向恒鼎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设备租赁款；设备被恒鼎公司拖回后，无论是上诉人董振利还是曾田谊都无需支付任何租金，被上诉人明知设备拖回后国银公司不应再向曾田谊或董振利收取租金，仍向国银公司支付在此之后直至起诉之日的租金，就该部分代付租金无权向上诉人曾田谊主张，即使被上诉人不知晓设备已经拖回，责任承担主体应该是恒鼎公司，因为是恒鼎公司未告知国银公司设备拖回从而导致被上诉人支出租金。3.被上诉人并未进行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被上诉人与国银公司之间的债权让与行为，系债权转让合同，具有相对性，受让人不能直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请求债务人给付，被上诉人并未向债务人董振利进行有效通知，债务人有权拒绝履行债务。4.涉案设备评估价格有误，主机被恒鼎公司拖回时是有钻杆的，即使被上诉人以无钻杆价格要求曾田谊支付相应款项，显然钻杆的价格应当扣除。徐工基础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2.上诉人曾田谊系《融资租赁合同》的签约相对方，系融资租赁设备的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租金，被上诉人垫付的租金，有权向其追偿。上诉人曾田谊、董振利系合伙关系，对合伙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义务，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未征得被上诉人同意，仅在其内部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债权人追偿权。3.上诉人曾田谊对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应当承担支付义务，承租人曾田谊未按约定支付租金，被上诉人作为担保方履行垫付义务后，有权在其应承担债务范围内进行追偿。4.上诉人董振利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系法定合伙债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主张的追偿权所涉款项系法定担保追偿权，所涉款项为2017年10月20日之前代垫的4865626.19元应付租金，该部分款项追偿权法律有明确规定，合同也有约定。两上诉人的合伙关系出租人和被上诉人不知晓，租赁设备所有权和剩余债权的转让，债权人已对承租人曾田谊进行有效通知。5.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涉案租赁设备的价值评估报告，上诉人明确表示了不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设备残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1185626.19元垫付租金追偿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恒鼎公司、国银公司未到庭述称，也未提交书面陈述见。徐工基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曾田谊偿还原告垫付融资租赁租金4175526.19元及自2015年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以所欠租金为基数，按日利率0.02%计算，暂计至2018年11月19日为643293.42元，合计4818819.6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即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庭审中，因被告曾田谊申请追加董振利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要求被告董振利对本案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法人独资企业，国银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有关于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的合作协议，其经销商模式下不良融资租赁合同的处理方式为：经销商不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或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承担权益购买义务，权益购买价格=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应付未付租金+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租赁物名义购买价格+其他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实现债权的费用、应付赔偿款项等）。原告系案涉设备的生产商，第三人恒鼎公司系案涉设备的销售商。2014年8月18日，二被告合伙并以曾田谊的名义与恒鼎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R2014HB033，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向其购买徐工牌旋挖钻机（规格型号：XR360，合格证编号：101400837，产品识别代码：XUG0360RLENJ00317，发动机编号：35321117，以下简称涉案机械或案涉设备），合同约定购机款为510万元，其中首付款为10%即51万元，履约保证金5%即25.5万元，办理融资租赁的公证费、保险费、手续费共计3%即15.3万元，合计91.8万元，发车前付76.5万元，余款15.3万元在2014年8月31日前付5万元、2014年9月30日前付5万元，2014年10月31日前付5.3万元。余款459万元由买受人于2014年8月25日前向国银公司办理融资租赁手续，租赁期限为36个月。2014年10月9日，二被告以曾田谊的名义与第三人国银公司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二被告与第三人国银公司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实现融资租赁，实际融资459万元，该款承租人指定出租人支付至出卖人即第三人恒鼎公司账户，租赁期限为36个月，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1.46%，被告按月等额偿还租金，具体金额以附件《租金支付表》的约定为准，并对承租人扣款账户进行了约定。该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第6条中“权益转让”还约定，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承租人的应付全部债务并受让出租人的全部权益。前述合同签订后，二被告向第三人恒鼎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并于2014年10月9日接收案涉设备，同日，原告向国银公司出具《业务确认函》确认对案涉租赁物纳入双方合作协议范围并承诺承担权益购买等义务。国银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向第三人恒鼎公司支付了案涉融资金额。此后，二被告向恒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陆凯支付了部分款项，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国银公司遂按照前述合作协议要求原告垫付相应款项，国银公司出具《租金支付证明》载明，原告自2015年2月3日至2017年10月20日共代被告向其支付租金4865626.19元，2018年9月28日，国银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并通过邮政EMS向曾田谊邮寄送达了该转让通知。前述被告支付给恒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陆凯的款项，原告认可恒鼎公司及陆凯向其转交了69万元，剩余款项原告未得以清偿，故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2015年4月28日，曾田谊（甲方）、董振利（乙方）、恒鼎公司（丙方）签订《三方协议》载明，甲方与乙方合伙于2014年8月18日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丙方购买徐工XR360旋挖钻机，甲方决定从2015年4月28日开始解除与乙方的合作，将该设备转给乙方单独经营，现就甲乙双方的各项权责作出以下约定，“一、在设备转交给乙方单独经营之前产生的融资租赁款及乙方单独接手经营之后的还款都由乙方负责；二、当甲乙双方将该设备的所有欠款和费用还清之后，丙方协助甲乙双方将该设备过户到乙方名下，甲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三、本协议并非设备转让合同；四、在乙方没有偿还该设备所有欠款之前，乙方一旦出现失去联系或藏匿设备，甲方有责任将乙方和设备交还给丙方，丙方将保留向甲方追偿所有欠款及损失的权利；五、原《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所有条款适用于本协议；六、在本协议中，丙方仅做为见证人，丙方不参与甲乙双方的经营，甲乙双方之间及对外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与丙方无关”。因二被告未按时足额支付租金，也未向原告支付其垫付的款项，原告于2016年11月15日通过恒鼎公司将案涉设备主机（无钻杆）收回并二次出售，并委托徐州华兴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其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29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对被告享有追偿权；二、如何计算并支持原告的追偿金额；三、曾田谊是否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一，依被告与恒鼎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被告支付涉案机械总价510万元的10%及相关费用后即取得该机械的远期所有权（待其支付全部价款后方能取得所有权）。为了支付其余90%价款（即459万元），被告与国银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由国银公司向其融资459万元并支付给卖方后，受让该机械的所有权，并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将所买机械交付给被告使用，被告定期交付租金给国银公司作为对价。事实上，国银公司已于2014年10月向恒鼎公司支付了该459万元。国银公司代被告支付该笔款项后，被告与恒鼎公司的买卖合同因结付全部价款而履行完毕，被告因此取得了涉案机械的所有权。同时，被告与国银公司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融资租赁关系，并因国银公司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而取得了该机械的所有权，被告虽仍占有该机械，但实质是占有改定，系从基于所有权的占用变更为基于承租权的占有。作为承租使用国银公司享有所有权机械的对价，被告应依约向国银公司定期支付租金。而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权益购买，现被告未按约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原告代其向国银公司支付了4865626.19元租金，国银公司将本案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并通过邮政EMS邮寄给了曾田谊，该债权转让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取得了该债权，依法应当享有对被告的追偿权。对被告关于不知道也不认可双方系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辩解意见，因被告与国银公司签订了书面的融资租赁合同，被告与恒鼎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也明确约定剩余款项需向国银公司融资，2015年4月28日二被告与恒鼎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也明确二被告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恒鼎公司购买的案涉设备，因此被告的辩解意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融资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租金”由本金和利息构成，租金等额按月支付，每月支付一次，共付36次，即每期租金=当期应付本金+当期应付利息，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1.46%并依通用条款4.2条的约定调整，具体数额已在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租金支付表》中进行明确记载（后期因基准利率下调，国银公司也依约主动下调了每月应还本息额），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经国银公司向原告主张权利并出具《租金支付证明》载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租金4865626.19元，对原告垫付的租金其有权向被告追偿。至于具体可追偿金额，原告认可通过第三人恒鼎公司收到了被告支付的69万元，该金额应予以扣减，同时，原告已收回案涉设备并二次出售，经评估，收回时案涉设备价值299万元，该金额也应予以扣除，因此原告可追偿的金额为4865626.19元-69万元-299万元=1185626.19元。对被告关于已支付的款项大于原告认可的69万元的辩解，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将款项支付给国银公司而是支付给恒鼎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陆凯，原告仅认可收到恒鼎公司和陆凯转交了69万元，其余款项被告是否支付给恒鼎公司以及支付了多少，被告经一审法院多次催促均不提交证据，也不进行对账，因此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被告未及时清偿原告代其垫付的租金，必定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但双方对利息损失未进行约定，原告垫付后也未及时主张被告清偿，因此对原告诉请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酌情参照民间借贷逾期利率6%/年从其为被告垫付完全部租金之日（即2017年10月20日）起、以所欠本金1185626.19元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截止2019年6月20日，逾期利息为118562.62元。关于焦点三，合伙人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系合伙关系，该债务产生在双方合伙期间，相关合同均是曾田谊签订，其与董振利协议解除合作未告知并得到债权人的同意，因此其主张不承担本案清偿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曾田谊承担本案责任后可以依据其与董振利签订的协议向董振利追偿。综上所述，原告对被告享有追偿权，原告诉请追偿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曾田谊、董振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代偿本金1185626.19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所欠本金为基数，从2017年10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截止2019年6月20日为118562.62元）；二、驳回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75元（已减半，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曾田谊、董振利负担7675元，由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交了银行流水两份（曾田谊、董振利向恒鼎公司及恒鼎公司法代陆凯的账户转账）。拟证明在合同签订后，董振利向恒鼎公司支付了相应的租赁款，总金额是45万元。徐工基础公司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至于董振利与陆凯之间是否有其他的经济往来是无法确认的，该部分钱是否在69万里面需要核对，因此对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庭审后，经本院核实，上诉人提交的两份银行流水其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且已经质证，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曾田谊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曾田谊上诉主张，其在2015年4月28日与恒鼎公司、董振利签订《三方协议》，已将案涉设备的权利义务约定由董振利承担，故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此，在曾田谊购买案涉设备时其与董振利系合伙关系，2015年4月28日的《三方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恒鼎公司系见证人，曾田谊与董振利之间以及对外债权债务关系与其无关，而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前的2014年10月9日，曾田谊已与国银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对融资租赁租金的支付方式、支付金额等进行了约定，而《三方协议》的约定并未得到国银公司的认可，故该三方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仅为其与董振利的内部约定，对其债权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故曾田谊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曾田谊与国银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由国银公司向其融资459万元并支付给恒鼎公司后，曾田谊应当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定期交付租金给国银公司，但因曾田谊未按合同约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徐工基础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确认函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关于由徐工基础公司为曾田谊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权益购买的约定，代曾田谊向国银公司支付了4865626.19元租金，国银公司转让债权给徐工基础公司的通知邮寄给了曾田谊，而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通知部分已经明确约定若用书信发出，在邮寄后七天即为送达。因此，曾田谊关于债权转让并未进行有效通知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国银公司向曾田谊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后，该债权转让对曾田谊发生法律效力，徐工基础公司取得了该债权，对曾田谊享有追偿权。曾田谊上诉主张其向恒鼎公司及恒鼎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的89.3万元应当予以扣除。对此，一审中徐工基础公司已认可69万元并由一审进行了抵扣，剩余款项因曾田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当抵扣，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可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曾田谊上诉主张案涉设备拖回后，无需再支付任何租金。对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违约责任部分明确约定承租人违约，出租人有权采取或授权第三方采取相应保全及催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收回租赁物等控制措施。故曾田谊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案涉设备收回后一审也扣除了租赁物的评估价值，曾田谊主张设备拖回时是有钻杆，该钻杆的价格也应扣除。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曾田谊、董振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38元，由上诉人曾田谊、董振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姜彦宏审判员 李云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王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