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民终7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贵，男，1984年7月22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夫彬，男，1982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安贵因与被上诉人董夫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312民初5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贵、被上诉人董夫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贵上诉请求：1、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0312民初547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3年7月起至2014年9月这一时期存在多笔经济往来。但除本案三张借条之外的2013年7月16日上诉人所借被上诉人的10万元没有实际偿清之外，其余所有借款均全部还清。关于2013年7月16日的10万元借款，双方已于2015年4月27日经协商一致并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上诉人所借被上诉人10万元，由上诉人以其所有的沃尔沃210型挖掘机（当时的价值约80万元）作为抵押，定于2015年5月15日归还，挖掘机暂由被上诉人保管，如未能偿还全部借款，被上诉人有权自行处理。在该协议中并没有其他的借款。如果存在其他的借款，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在该协议中体现，而该协议中并没有体现，说明双方之间只剩该笔10万元欠款未还清，其余所有借款均全部还清。另外被上诉人通过转账给上诉人的所有款项中，存在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通过信用卡套现的款项，以及上诉人应被上诉人的要求，为丰富银行流水的款项，该两部分款项的金额约为六七十万余元，这些不是真实的借款款项。被上诉人董夫彬辩称，首先，上诉人提到的本案之外的2013年7月16日的10万元借款，协议上明确标注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5月15日。因为当时问上诉人要钱时，上诉人说最近只能想办法把较早的2013年7月16日的10万元先还上，多了上诉人也凑不够，所以达成了上述协议。而且协议最后一条明确标注2013年7月16日原欠条作废，就说明这个协议只是针对2013年7月16日这笔借款达成的，和其余借款没有关系。其余所欠借款都有借条，应以借条为依据，并没有还清；其次，关于上诉人所说的丰富银行流水，我与上诉人之间除涉案借款外还存在多笔借贷关系，我向上诉人转的钱远远多于他转回来的钱。如果像上诉人所说的丰富银行流水，那么他应该将我给他转的钱转回来，现在没有转回来。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董夫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安贵偿还借款35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贵与董夫彬系朋友关系。安贵曾多次向董夫彬借款，也陆续偿还部分款项。2014年1月30日，安贵向董夫彬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董夫彬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4年3月3日，安贵向董夫彬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董夫彬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4年3月15日，安贵向董夫彬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董夫彬人民币伍万元整。董夫彬以安贵未偿还上述借款为由诉至法院，引发此诉讼。另查明，董夫彬曾向案外人李某借款500000元，双方未立书面字据。该款经董夫彬转借给安贵，案外人李某也认可收到了部分利息。根据董夫彬提议，安贵向案外人李某出具借条三张，内容为：“今借李某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计（100000.00），借款人安贵，2013年7月24日”；“今借李某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计（100000.00），借款人安贵，，2013年8月8日”；“今借李某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计（100000.00），借款人安贵2013年12月1日”。该三张借条背面均注明经手人董夫彬。李某于2015年6月3日以安贵为被告诉至法院，董夫彬为此案第三人，要求法院判决安贵偿还借款30万元。经审理，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日作出（2015）铜民初字第1758号民事判决，判决安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李某借款30万元。后安贵不服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2016）苏03民终417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贵已经于2017年将李某上述30万元借款偿还完毕。2016年9月1日，安贵以董夫彬为被告诉至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2015）铜民初字第17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其将借款30万元直接归还给李某，安贵已经将全部借款及利息偿还给董夫彬，董夫彬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安贵有权向董夫彬追偿该30万元。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苏0312民初755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安贵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16日，安贵向董夫彬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董夫彬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5年4月27日，安贵与董夫彬签订借款合同，内容为：“今借董夫彬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00元）于2015年5月15日归还，用其型号为沃尔沃210型挖机作为抵押，由董夫彬托其他处保管，到期归还其借款时，由董夫彬拖回其原工作场地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由于托后保管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董夫彬负责。还款方式：到期前一日还一半，次日挖机到原其工地归还另一半借款，如挖机到其工地未能归还剩下借款，出借方有权自行处理。如到期以各种理由未按时送回其工作场地，便将此抵押物品出售于董夫彬作为其抵消借其所有借款，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签字即生效。原安贵于2013年7月16日给董夫彬打的借条原件作废。”2018年1月2日，安贵以董夫彬为安贵诉至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双方于2014年签订借款合同中约定，用EC210B的沃尔沃挖掘机作为抵押，但董夫彬未尽到保管义务，擅自使用挖掘机进行营利活动，要求法院判令董夫彬返还价值10万元型号为EC210B的沃尔沃挖掘机一台，并支付在保管挖掘机期间因擅自使用所获得的不当利息66.72万元。2018年6月27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312民初83号民事判决，判决董夫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董夫彬不当得利66.72万元，并返还沃尔沃挖掘机一台。后安贵不服，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此案尚在审理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调阅了（2015）铜民初字第01758号、（2016）苏0312民初7554号案件卷宗，董夫彬在（2015）铜民初字第01758号案件中提供了《安贵借款汇总表》，安贵在（2015）铜民初字第01758号、（2016）苏0312民初7554号案件及本案中均提供了其工行、农行转款汇总表及银行流水。双方提供的相互转款明细如下：董夫彬主张，从2012年9月27日与安贵存在借贷业务，其通过翟伟龙、张焕、尚柯的银行卡向董夫彬转账58笔金额达1953580元，另主张现金给付165500元，合计为2119080元，均系借款；安贵所还款款项均系偿还涉案35万元以外的借款，尚余涉案35万元借款尚未偿还。安贵主张，自2012年5月13日至2014年11月17日，安贵用工行卡通过董夫彬、尚柯的银行卡向董夫彬转账534118元；自2013年10月4日至2014年12月2日，安贵用农行卡通过董夫彬、翟伟龙的银行卡向董夫彬转账385110元（包含2014年3月1日25000元现金）；此外，另向董红兰、张明伟借款10万元支付给董夫彬；董夫彬向安贵的银行转账中包含银行卡套现、丰富银行流水等款项。此外，在本案审理中，安贵申请对其提供的信用卡易宝支付POS签购单“高想来”签字是否为董夫彬所签进行鉴定，以此来证明董夫彬于2014年3月6日向其支付的84000元系其用高想来等人信用卡套现款项。经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易宝支付回单中高想来字迹与提供的董夫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借款本金问题。民间借贷合同生效应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二是出借人履行资金交付的行为。本案中，董夫彬持有安贵向董夫彬出具的借条3张，足以证明双方对于涉案35万元借款的合意。对于借款的支付，安贵对2014年1月30日的20万元、2014年3月15日的5万元借款没有异议，但在庭审中对20万元借款中现金交付的4000元有异议，认为董夫彬没有向其交付4000元现金，是直接扣除的款项；对2014年3月3日的10万元借款交付有异议，认为董夫彬没有实际交付该笔款项，董夫彬于2014年3月6日所转款项84000元系董夫彬支付给安贵的信用卡套现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因安贵认可2014年3月15日的5万元借款，因此对该5万元借款本金予以确认。对于2014年1月30日借款，从董夫彬提供的《安贵借款汇总表中》显示，在借条出具前后并没有4000元现金的支付，对此董夫彬应承担不利后果，应认定此次借款本金为196000元。对于2014年3月3日借款，应认定借款本金为10万元。理由如下：一是，董夫彬仅凭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安贵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性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安贵虽认为1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但未能作出合理性说明，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二是，安贵抗辩称，2014年3月6日转款系信用卡套现，回单上签字都是董夫彬所签，并申请鉴定以此来证明其主张。但经鉴定机构鉴定，安贵提供的易宝支付POS签购单中的签字并非是董夫彬所签，且回签单显示交易总金额为79476元，安贵向高想来打款数额为74600元，与董夫彬向安贵银行转款的84000元数额并不一致。因此，对于安贵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该84000元应为董夫彬向安贵支付的借款。三是，董夫彬提供的《安贵借款汇总表》显示在2014年3月6日向安贵支付现金16000元，董夫彬的陈述与其在（2015）铜民初字第01758号、（2016）苏0312民初7554号案件中陈述一致，具有高度可信性。安贵在（2016）苏0312民初7554号案件2016年11月23日庭审中陈述“录音中欠李某40万元就是指董夫彬今天庭审中提供的35万元的借条，其中3月15日的是指董夫彬自己的”，安贵在（2016）苏0312民初7554号案件2016年10月10日庭审中陈述“对借条3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借条上的借款日期分别是2014年1月30日、3月3日、3月15日，安贵向董夫彬转账的银行流水是截止到2014年12月20日，以上借款均已还清”。从安贵以上陈述看，安贵当时并不否认涉案3笔借款的真实性。四是，2014年3月3日10万元的借条出具在3月15日5万元借条之前，在2014年3月3日10万元借款未实际支付的情况下，安贵向董夫彬借款5万元并另行出具5万元的借条，不符合常理。综上，涉案借款本金应认定为346000元。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已偿还的问题。董夫彬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供的民间借贷纠纷，安贵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安贵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安贵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董夫彬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安贵主张其偿还涉案借款情况为：2014年3月1日向董夫彬农行卡中转2万元、向翟伟龙卡转款2万元、支付董夫彬25000元现金，当天晚上转到朱希帘卡里35000元，朱希帘第二天再把钱转到董夫彬卡里；通过向董红兰、张明伟借款10万元偿还；2014年7月23日向董夫彬农行卡中转款5万元，偿还2014年3月15日的借款。董夫彬认为，对于向其农行卡中转2万元、向翟伟龙卡转款2万元认可，对于2014年7月23日向董夫彬农行卡中转款5万元认可，但认为安贵偿还的是其他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安贵主张上述向董夫彬支付款项系对涉案借款的偿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安贵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已经偿还。安贵抗辩称，董夫彬向安贵打款中部分是为了丰富银行流水，部分是为了信用卡套现，其已经足额偿还了全部借款。安贵认为，董夫彬提供的《安贵借款汇总表》中2012年11月12日90000元、2013年10月16日31400元、2013年10月25日16000元、2014年1月8日10000元、2014年3月6日84000元、2014年2月10日8000元等均系安贵用信用卡在董夫彬处套现的款项，但其提供的信用卡套现凭单上载明套现单位为公司而不是董夫彬个人，且套现的数额与董夫彬转款的数额均不一致，不能证明上述转款系信用卡套现款项。安贵还认为董夫彬提供的《安贵借款汇总表》中2013年12月29日的37000元、2014年1月22日的24万元、2014年2月8日的11万元系丰富银行流水，并提供了董夫彬打款当天董夫彬工行卡37000元、24万元存款情况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前两笔款项虽然安贵于当天取出，董夫彬在当天均有存款行为，但董夫彬在当天存款的数额或多于或少于董夫彬向安贵转款的数额，在安贵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安贵的取款凭证、董夫彬的存款凭证，不足以认定董夫彬当天存款与该两笔转款的关联性。对于11万元转款，安贵仅提供其当天取出该转款的凭证，亦不足以证明该11万元系丰富银行流水的主张。综上，董夫彬、安贵之间除涉案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多笔借贷关系，董夫彬向安贵所转款项远多于安贵向董夫彬所转款项，且未标记交易内容，董夫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所支付款项系针对涉案借款的偿还。其次，借据是借贷关系成立发生的重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从双方交易习惯看，安贵曾向董夫彬多次出具借条，且在部分借款偿还之后亦曾销毁过借条，并在2014年4月27日的借款合同中注明原有借条作废。安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从商经验，应明知还款不销毁借条所要承担的风险及后果。故，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根据民事诉讼证据优势性规则，安贵主张涉案借款已经实际清偿，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利息，董夫彬主张安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利息，因该计算标准可能会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6%，应依法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安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董夫彬借款本金346000元及逾期利息（以346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若超过年利率6%，以年利率6%为准），自2017年6月16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涉及本案三张借条的债权债务数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安贵主张涉及本案的三张借条（借条上显示的金额为35万元）上诉人已全部还清，而被上诉人董夫彬认为涉及本案的三张借条上诉人一分未还。因此，本案的关键是查明关于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和被上诉人已偿还的数额如何认定。关于借款本金数额，双方对2014年1月30日的20万元、2014年3月15日的5万元这两张借条没有异议，并对其中2014年1月30日的20万元实际借款数额为196000元无异议以及2014年3月15日的5万元无异议。双方有争议的是2014年3月3日10万元的借条，安贵认为，该笔10万元的借条，上诉人安贵只写了借条，并未收到相应的款项。而从安贵之后于2014年3月15日书写的5万元的借条来看，如果安贵并没有收到2014年3月3日10万元借条对应的钱款，依照正常的生活经验，安贵应不会在2014年3月15日又打了一张5万元的借条。对此，安贵所作的解释是双方仅是信用卡套现关系，本身就是上诉人的钱款，其解释并不符合常理，亦与借条所标明的借贷合议相违背,也无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涉及本案的三张借条对应的借款数额并无不当。关于涉案的三张借条上诉人是否已还清的问题，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法律效果是确认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存在，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否则不应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安贵主张涉案的三张借条已全部还清，但三张借条仍然在被上诉人处保管，上诉人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主张现金还款的部分，被上诉人亦并不认可。由于双方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总金额在200万以上，有打款记录的在190万左右，且双方在本案之外另有诉讼。因此，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安贵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涉及本案的三张借条对应的金额全部还清。一审法院在核对本案在案证据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安贵仍应承担还款责任及确定的还款金额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安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安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庆审判员 王 峰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