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122号南方大厦A座2-10、17-28层、B座1-4、15-19层。负责人：李振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圣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运（惠州）工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独石村怡发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洪加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前，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育涵，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运（惠州）工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人保深圳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长运公司不是共同被保险人，其应对平移过程中主吊构钢丝绳断裂导致的盾构机主驱动受损承担赔偿责任。一、从保险单中“共同被保险人”的字面意思来看，本案长运公司并非共同被保险人。保险单约定“共同被保险人”：根据与被保险人的合约按照与其各自权利和利益相关的施工合同的规定履行其相应义务的业主、承包商和或分包商和或供应商。(Co—Insured：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sand/orSuppliersundercontracttotheInsuredforthefulfilmentoftheirobligationsaccordingtotheConstruction-contractfortheirrespectiverightsandinterests)。本案中长运公司不是业主、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sand/orSuppliers)，而只是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且英文版本的(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sand/orSuppliers)均由限制性“the”来修饰。很明显，英语中的“the”均为特指及已经确定了的主体，也就是说，签订保险合同之时，“业主、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sand/orSuppliers)”均是已确定的主体。而本案中，《履带吊机租用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4月21日，保险合同的保险时间是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很明显保险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先于《履带吊机租用合同》的签订时间，也就是说，长运公司作为《履带吊机租用合同》的主体(设备出租人)是不可能成为保险合同中已经确定了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的，是肯定排除在外的。再者，被保险人与长运公司签订的是《履带吊机租用合同》并不是施工合同，此条款中的施工合同是指将本工程(S1046盾构机安装工程)承包给工程施工单位的协议。本案中长运公司并没有承包工程项目，被保险人也没有将工程项目移交给长运公司承包，长运公司只是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提供履带吊机和操作人员，履行租赁合同的义务，自始至终就只是出租人的角色，不是合同约定的业主、承包商和或分包商和或供应商。二、从租赁合同和保险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合同双方缔约时的真实意思并没有将长运公司列为共同被保险人。首先，《履带吊机租用合同》第七条可以看出双方缔约的真实意思即长运公司不是共同被保险人。《履带吊机租用合同》7保险条款的约定“7．1乙方设备的运输险、财产险、及机损险由乙方购买并受益。7.2乙方现场人员的人身意外险由乙方购买并受益。7.3甲方人员及现场吊物、现场设施的保险由甲方购买并受益。7.4第三方人员及设备的保险由甲方或第三方购买并受益。”双方明确约定保险各自买各自的，不存在一方成为另一方保险合同中的共同被保险人。其次，保单中保险条款的明细表只列明了被保险人为海瑞克及相关公司，并未列明其它公司。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可见《保险法》要求对被保险人(包含共同被保险人)加以明确列举。此份保险合同中，长运公司不在保险合同列明的被保险人(包含共同被保险人)之中，不能成为被保险人(包含共同被保险人)。再次，保单中关于“共同被保险人”的定义只是保险条款的通用部分，如果存在具体的共同被保险人，必须列明在保单之中，保险实务中任何一份保单关于共同被保险人都是列明的，没有一份保单关于被保险人是定义式概括。本案中保单没有列明共同被保险人为谁，根据保险行业的法律实务，被保险人(包括共同被保险人)属于保险合同必须予以明确的部分，共同被保险人必须以明确的列举的方式罗列在保险合同之中。所以此份保单不存在所谓的共同被保险人。三、根据保险法可保利益原则，长运公司不能成为被保险人(包含共同被保险人)。《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或称可保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得因保险标的损坏(或丧失)或因责任的产生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因保险标的的安全或免于责任而受益。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存在上述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则具有保险利益。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则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不同性质的保险利益必须指向不同的保险险种。具体地说，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失或者因保险事故不发生而免受损失的利害关系；在责任保险中的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与民事赔偿责任相关的一种利害关系。具体到本案，长运公司对涉案保险单中所承保的财产(盾构机)在财产险下不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中的盾构机不属于长运公司的财产，长运公司没有就此投保财产险的资格，不能成为法律上的被保险人(包含共同被保险人)。当然，由于长运公司对盾构机进行吊运，因而具有可能的赔偿责任关系，因此在责任险下长运公司是可以就盾构机购买相应的责任险，也就是长运公司仅可以在责任险下成为被保险人(包含共同被保险人)的可能。但本案长运公司并没有投买相应的责任险。四、如果允许长运公司成为财产险的共同被保险人，则极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从而违背保险的本来意义，对保险人极为不公平，也是对保险法设计的“保险人代位追偿制”的根本性破坏。如果允许长运公司成为共同被保险人，那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即长运公司可以毫不关心其出租设备是否合格或是否胜任所承揽的作业，也不必在意应有的谨慎而毫无顾忌地野蛮操作，因为出现任何损害后果均由保险人人保深圳分公司买单，会引发大量的道德风险。保险制度的设计本意是维护安全生产、分散风险承担，如果哪种保险安排反而会引发风险，则显然就违背了保险的本来意义。在上述情形下，事实上也让保险人在收取一份保险费前提下不仅要为财产的意外损失买单，还要为第三人疏忽大意、玩忽职守甚至故意侵害买单，这是相当不公平的。此时，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却失去了追偿的对象，这也是对保险法下“保险人代位追偿制”的根本性破坏。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案外人广州海瑞克隧道机械有限公司（下称海瑞克公司）就其损失的追索对象是有选择权的，既可以是人保深圳分公司也可以是长运公司。如果当初被保险人选择向长运公司追偿，那么长运公司显然要承担赔偿责任。在人保深圳分公司支付了保险金后行使“代位追偿权”反而被驳回，从法律逻辑上讲是不通的，因为在“代位追偿权”制度之下，保险人取得的法律地位等同于被保险人的。综上，本案长运公司不是共同被保险人，一审法院认为长运公司属于共同被保险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法律的正确实施，请法院支持人保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长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为长运公司属于《安装工程一切险》中约定的“共同被保险人”，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放弃对长运公司行使追偿权的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人保深圳分公司在上诉意见中称，长运公司并非《安装工程一切险》中约定的“共同被保险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人保深圳分公司与案外人海瑞克公司签订的《安装工程一切险》保险单显示，该保险单约定“共同被保险人：根据与被保险人的合约按照与其各自权利和利益相关的施工合同的规定履行其相应的义务的业主、承包商和/或分包商和/或供应商”，以及在第A部分—总则的第7条约定“代位追偿权的放弃，保险人将放弃任何及所有其己或可能取得的针对被保险方和/或其附属公司的代位追偿权或追索权。”正如一审判决中认定长运公司依据与海瑞克公司签订的《履带吊机租用合同》，除向海瑞克公司提供履带吊出租服务外，还为海瑞克公司提供了盾构机起吊、移动等操作服务，显然属于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承包商或供应商(该供应商应包含物质供应商与服务供应商)，符合保险单中约定的“共同被保险人”的定义，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按约定放弃对长运公司的代位追偿权。（二）保单中关于“共同被保险人”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人保深圳分公司在上诉状中关于《保险法》的相关规定适用明显错误。首先，依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虽需要列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相关身份信息，但并未要求列明共同被保险人的身份信息，因此人保深圳分公司以《保险法》第十八条认定长运公司不属于保险合同中的“共同被保险人”属于对法条的理解错误。且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保险条款对被保险人进行概括性规定也不违反上述规定，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该规定显然就是概括性规定。再次，《安装工程一切险》本质上是财产保险，长运公司对案涉盾构机提供起吊、移动等操作服务，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显然是具有保险利益的。二、人保深圳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作出的编号为590846204167号《最终报告(机密)》(公估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出具，但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作出的编号为590846204167号《最终报告(机密)》(公估报告)作为明显的鉴定意见，仅仅是人保深圳分公司委托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对本次意外造成的损失作出的公估报告，用以赔付海瑞克公司所用的。长运公司在事前、事中、事后均未接到任何通知，对评估情况一无所知。其次，该份报告所作出的评估依据的相关材料，均为海瑞克公司所单方面提供，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特别是公估报告第10.2.2条工时费用，在仲裁环节己查明海瑞克公司己于2017年8月7日工厂验收合格，而公估报告第10.2.2条工时费用所列工时所产生的时间均为2017年8月7日工厂验收合格以后，明显与本次意外事故无关；而第6.7条所列主驱动检查的必要性、检查设计等而产生的工时费、材料费以及其他费用(公估报告10.2条)等系列费用，更是被生效的仲裁裁决所驳回。因此，该份公估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一审法院对该公估报告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不管该公估报告是否合法有效，人保深圳分公司都不能对长运公司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一）代位求偿权是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制度，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投保人获得双重赔偿和防止第三者逃避责任，其本质属于债权的法定转移，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当然地、直接地转移于保险人。可见，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应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前提。（二）2018年1月30日，长运公司就海瑞克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用向仲裁委提出仲裁请求，在仲裁过程中，海瑞克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就此次意外事故向仲裁委提出仲裁反申请，请求长运公司赔偿其就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后经仲裁委审理查明，并做出了(2018)穗仲案字第9511号裁决书，该裁决书驳回了海瑞克公司的所有仲裁请求，也即驳回了海瑞克公司对长运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依据《仲裁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仲裁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三）在该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海瑞克公司在新证据(公估报告)产生后，情势已经变更情况下，有权再次向长运公司申请理赔并将请求权让渡给长运公司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首先，该认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其次，该公估报告也不属于新证据。在仲裁过程中，案外人海瑞克公司就知道长运公司己委托公估公司进行评估。该公估报告第1.2条款表明：“我司于2017年5月10日接到贵公司的指示后立即与被保险人(海瑞克公司)联系，并于当日下午赶到现场进行初步查勘。后期我司也多次前往现场跟踪主驱动检测进展”且该公估报告于2018年7月21日出具。而相关仲裁案件是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于2018年8月31日裁决。显然该公估报告不属于新证据。总之，案外人海瑞克公司对长运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经被其自行处分(且因被生效仲裁驳回而实质性消灭)，人保深圳分公司无权可代，无法满足代位求偿权的前提条件，因此其无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虽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但其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人保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维持原判。上诉人人保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长运公司赔偿人保深圳分公司经济损失506576.59欧元（折合人民币3591273.42元）及计付利息损失（自人保深圳分公司向第三人赔付保险赔偿款之日起之日，计至长运公司全部付清之日止）；2.长运公司支付公估费人民币72527.59元、差旅费290.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长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关于涉讼各主体及主要案情。1.人保深圳分公司在起诉状称“第三人”实指案外人海瑞克公司，人保深圳分公司并未将海瑞克公司列作本案诉讼第三人。2.海瑞克公司向人保深圳分公司投保“安装工程一切险”。3.海瑞克公司（甲方）与长运公司（乙方）于2017年4月21日签订编号CON_HTM_2017_142《履带吊机租用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租用350吨履带吊机及500吨履带吊机等设备，乙方须配备操作员（驾驶员）。为履行合同，长运公司向海瑞克公司提供了履带吊机并配备驾驶员，为执行盾构机主驱动安装任务，同年5月9日，在吊运盾构机主驱动单元时，履带吊机主吊钢丝绳发生断裂，导致盾构机主驱动单元从距离地面约10cm高度位置掉落，造成主驱动单元震动，至同年6月20日恢复。4.事故发生后，海瑞克公司的德国母公司派工程师到现场对盾构机主驱动单元进行检测。同时，人保深圳分公司接到保险报案后对事故进行调查，其委托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进行查勘，保险公估公司经调查后出具了2018年7月21日《最终报告（机密）》（下称公估报告）。报告对盾构机主驱动单元的结构、事故过程及海瑞克公司的母公司工程师对盾构机主驱动单元的检测过程进行了记录，又记载索赔范围为被保险人的实际发生费用，即一套驱动单元返回德国检测的运费、报关费用，对驱动单元拆解的吊装费用，德国工程师的工时费用及保险人配合其工作的工时费用，索赔金额607650.36欧元，公估公司定损为531576.59欧元，适用约定汇率1欧元折合7.08930人民币，计得人民币3768505.92元。其中，报告关于检测过程的记录：首先德国工程师先作初步外观检查，未发现明显损坏情况。继而，德国工程师要求对跌落点最近的一套驱动单元进行拆解并返回德国供应商处检测，未发现明显异常，并于2017年6月初将驱动单元运回海瑞克公司并重新装回主驱动。进而，在2017年8至10月间，海瑞克公司组织安排主轴承制造商专家及主驱动装配专家对主驱动进行了拆解、全面检查评估及再装配，经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报告关于各项检测的必要性分析：对最接近跌落点的一套驱动单元的拆解，公估公司分析其必要性如下，整个主驱动含16个驱动单元，根据受力分析该驱动单元受影响比较严重。对主轴承的拆解，公估公司分析其必要性如下，主驱动没有完全拆解的条件下，只能作出初步检查，无法判断主轴承的完整状态；主轴承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一直承受不断变化的重载负荷，任何微小的缺陷均有可能导致整个轴承失效、报废；不打开主轴承的情况下无法对密封进行检查评估，如密封失效可直接导致压力泥水进入主轴承腔，使主轴承失效、报废；考虑到主驱动为盾构机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且盾构机用于海底施工，假如因此次跌落事件导致海底施工发生主轴承失效、报废，则须修建隔离岛进行开挖，然后才能进行修复、更换等工作，必将造成重大施工事故并对工程造成极大损失。报告关于各项索赔项目及其合理性均进行了详细分析。二、关于保险合同的部分条款。保险合同文本使用英文，《安装工程一切险》，由深圳碧海蓝天翻译有限公司提供译件，含以下条款：Co-Insured：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and/orSuppliersundercontracttotheInsuredforthefulfilmentoftheirobligationsaccordingtotheConstruction-Contractfortheirrespectiverightsandinterests.（译件：共同被保险人：根据与被保险人的合约按照与其各自权利和利益相关的施工合同的规定履行其相应义务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Waiverofsubrogation：Theinsurerwillwaiveanyallrightsofsubrogationorrecoursewhichhehasormayacquireagainsttheinsuredpartiesand/oraffiliatedcompanyhereof.（译件：保险人将放弃任何及所有其已或可能取得的针对被保险人和/或其附属公司的代位追偿权或追偿权）。三、关于《履带吊机租用合同》的部分条款。甲方为海瑞克公司，乙方为长运公司。约定长运公司以月结方式向海瑞克公司提供履带式起重机租用服务，一并提供操作人员，如司机、司索员等。各方的保险由各方购买并受益。四、关于仲裁。海瑞克公司已经就本次事故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申请，生效仲裁裁决依法驳回海瑞克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2018年1月30日，长运公司就海瑞克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向仲裁委提出仲裁请求，在仲裁过程中，海瑞克公司就此次意外事故向仲裁委提出仲裁反申请，请求长运公司赔偿其就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后经仲裁查明并作出（2018）穗仲案字第9511号裁决书，驳回海瑞克公司的仲裁反申请，详细理由记载在裁决书第45页“经审查，每日拆解报告和人工费用损失统计表等均为被申请人单方制作，没有第三方或申请人确认，部分工作人员的劳动（劳务）合同无法体现与主驱动摔落或全面拆解主驱动之间的关联性。被申请人主张其全面拆解主驱动，但未通知申请人到场，或对拆解过程进行公证，也没有提供全面拆解后的结论性文件。故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主驱动已实际全面拆解，以及人员费用损失已实际发生。”以上案件事实，有双方举证及陈述在案作证，应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争议焦点为长运公司的各项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具体为：1.公估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效力；2.海瑞克公司对长运公司是否有请求权，即人保深圳分公司从海瑞克公司中受让的请求权是否有效；3.根据保险合同，长运公司是否应认定为共同被保险人，是否有权主张免责。关于第一、二两项争议焦点。公估报告系产生在仲裁庭审之后，且产生后并未作为证据用于仲裁，故仲裁裁决书没有对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分析、评价。长运公司辩称作出公估报告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用作仲裁证据且未获支持，从而应反向推知公估报告不具备证明力，该推理不妥，一审法院认为，公估报告在保险行业中大量使用，一般遭遇理赔金额较大或具争议性理赔事宜时，往往由具备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公估公司对理赔事项的合理性进行核算，公估公司会根据索赔与保险双方的资料及陈述进行综合审查，后作出专业判断。换言之，公估报告并不等同于人保深圳分公司单方资料的拼凑，公估报告中记载更重要的内容是在已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分析判断。本案纠纷发生后，仲裁裁决书明确记载，之所以没有支持海瑞克公司的反申请请求，是因为拆解报告等仲裁证据属海瑞克公司单方制作，没有第三方或长运公司确认，也没有拆解后的结论性文件，换言之系因证据不足，不能证实主驱动已拆解及相关损失。可得知，仲裁庭在未经专业第三方评价的前提下，对海瑞克公司的所提交的自行制作的资料，不予迳行采信并据此裁判，而恰恰公估报告的出具，实际上公估公司已经作为独立第三方对拆解的必要性进行了确认，公估报告已构成拆解后的结论性文件。经审查，公估报告内容详尽，分析细致，且没有证据反映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存在偏颇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既然仲裁裁决是基于证据不足不支持海瑞克公司的反申请，那么，在新证据产生后，情势已变更，海瑞克公司当然有权向人保深圳分公司申请理赔并将请求权让与人保深圳分公司。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依照前段论述，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公估报告合法有效，从而认定人保深圳分公司在向海瑞克公司理赔后依法取得其让渡的请求权，但根据保险合同的两个条款约定（已在查明部分列出）——一审法院在此特别指出，保险合同的原版仅为英文版本，故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不能生搬硬套中文语境的文义去解释合同，应考察英文语境的原本原意对合同作体系解释，本案中，海瑞克公司向长运公司租用塔吊，同时委托长运公司提供操作服务，然后对涉讼盾构机进行吊起、移动，这显然是海瑞克承接工程的其中一个环节，属《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范围之内，长运公司承接起重、移送盾构机的业务，构成Subcontractor，其一并提供操作服务，构成Supplier，符合Co-Insured（共同被保险人）的内涵与外延，那么，根据合同约定，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放弃对长运公司行使追偿权。综上所述，人保深圳分公司通过与案外人签订保险合同的行为，对人保深圳分公司本身设定了对共同被保险人放弃追偿的义务，其应予遵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421.6元，由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证据。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长运公司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共同被保险人而免受追偿。首先，涉案保险合同是安装工程一切险，涵盖了安装工程期间的一切风险。保险人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理应知晓在安装工程中存在诸多为完成安装工程所需的承包、分包、外购服务及外购商品等，在完成安装工程期间，诸多风险将不仅存在于被保险人处，也一并存在于相关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或供应商。海瑞克公司与保险人约定共同被保险人条款，且未列明共同被保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目的应在于分摊工程期间潜在的所有相关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或供应商的风险，期待在保险标的出现意外情况时，能获得保险人的赔偿且不受保险人的追偿。人保深圳分公司称保单中“共同被保险人”只是保险条款的通用部分，未列举即为不存在共同被保险人，实不足信。人保深圳分公司上诉认为保险合同中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sand/orSuppliers均由限制性“the”来修饰，“the”特指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已经确定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但如前所述，本案保险合同签订之时并未列明确定的共同被保险人名单，而整个安装工程不同项目、阶段均可能存在潜在的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如排除订立保险合同后确定的分包商及服务提供商的风险，这实际在极大程度上缩小了“一切险”所覆盖的风险范围，进一步也将严重限制被保险人通过分包、采购等方式完成安装工程的能力，此亦并非海瑞克公司与保险人签订安装工程一切险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图。况且，依据保险合同英文原版上下文意，此处“the”应理解为指特定安装工程中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而非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确定姓名或者名称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当然，在保险实务中，出于对承保风险的预估以及保险费的考虑，保险人与投保人往往会在投保单或批单中对共同被保险人的确定或排除予以明确约定，如列明共同被保险人的具体姓名、名称或明确不属于共同被保险人的具体姓名、名称，但本案保险合同并未在投保单、批单等列明确定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的姓名、名称或住所，也未约定共同被保险人的排除名单，人保深圳分公司以长运公司并非保险合同订立时列明的被保险人而主张长运公司并非共同被保险人，理据并不充分。其次，人保深圳分公司上诉称涉案《履带吊机租用合同》并非施工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中的施工合同，故长运公司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但涉案保险合同约定，“根据与被保险人的合约按照与其各自权利和利益相关的施工合同的规定履行其相应义务的业主、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均属于共同被保险人，虽然《履带吊机租用合同》并非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施工合同，但海瑞克公司为执行施工合同约定的盾构机主驱动安装任务，与长运公司签订《履带吊机租用合同》，将吊运盾构机主驱动单元的工作交给长运公司，《履带吊机租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是为了完成安装工程，即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施工合同的相应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长运公司承接起重、移送盾构机的业务，构成Subcontractor，其一并提供操作服务，构成Supplier，符合Co-Insured（共同被保险人）的内涵与外延，并无不当。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具有不同的保险利益，对于所有权人而言，其对保险标的具有所有权保险利益，对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而言，其对保险标的具有责任保险利益。海瑞克公司投保的安装工程一切险，包括了损失险和责任险，虽然从损失保险的角度，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人，具有所有权保险利益，才是适格的损失保险被保险人，但是涉案保险合同保单部分并未从保险利益角度出发，根据损失保险和责任保险的不同，区别约定共同被保险人，而是直接概括地约定Co-Insured包括TheEmployer，Contractorsand/orSubcontractorand/orSuppliers，在涉案保险合同总则部分，代位求偿权的放弃，也明确放弃对theinsuredpartiesand/oraffiliatedcompany的代位追偿权或追偿权，结合前文theinsuredparties显然包括Insured和Co-Insured，亦未区分损失保险和责任保险的不同。人保深圳分公司仅以长运公司不具有所有权保险利益，而主张长运公司不是共同被保险人，本院亦不予采纳。至于《履带吊机租用合同》关于保险事项的相关约定，双方各自购买保险并不影响具体保险合同共同被保险人的认定。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保险活动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人保深圳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对其所承保风险应有清楚的认识，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后，更应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长运公司是符合涉案保险合同关于共同被保险人约定的共同被保险人，人保深圳分公司在涉案保险合同中明确放弃对共同被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其再诉请对长运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违背其在保险合同中的承诺，一审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21.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 乔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