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鄂01行终9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露，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汉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频，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琳、张翥，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涛，男，1981年4月18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武汉津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七支沟、团结大道北电子设备生产及研发第4单元15层办公1号房（8）。 法定代表人余华强，执行董事。 上诉人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因被上诉人杜频诉其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市规划局向刘涛颁发了鄂（2016）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0010668号《不动产权证》。2017年9月8日，法院受理了杜频与武汉津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汉公司）、刘涛、案外人武汉市长江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3月30日的（2017）鄂0103民初950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关于原告杜频与被告津汉公司、长江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原告杜频与被告津汉公司、长江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履行中，原告杜频已依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被告津汉公司、长江房地产公司已向原告杜频交付了房屋，原告杜频自1998年11月起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至今，……因此，被告津汉公司是明知涉案房屋已出卖给原告杜频而又卖给被告刘涛，其行为属主观恶意。其次，被告刘涛当庭陈述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被告津汉公司告知该房屋由其对外出租，并未到现场察看涉案房屋的具体位置及实际占有使用情况。因此，被告刘涛的购房行为，不符合交易习惯。……综上，被告津汉公司与被告刘涛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杜频的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应认定无效。……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武汉津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涛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刘涛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了（2018）鄂01民终79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频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不动产权证。另查明，根据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武编[2015]169号《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我市不动产登记职责及设立不动产全市机构的通知》的规定，2016年起，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负责本市的土地、房屋、林地等不动产登记行政职责。因此，杜频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列为被告参加诉讼。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武办文〔2019〕25号《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市规划局下设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处（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行使原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关于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的职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市规划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原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杜频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经法院裁判文书确认无效后，市规划局颁发的相应不动产权证是否应予撤销。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本案中，经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杜频与津汉公司、案外人长江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津汉公司、案外人长江房地产公司实际已向杜频交付涉案房屋，杜频在该房屋居住至今，而津汉公司在明知该房屋被出售给了杜频并已付清全部房款的事实的前提下，仍将涉案房屋再次出售给刘涛。因此，是否为真实合法的不动产转移登记及登记行为是否被撤销显然会影响到杜频的合法权益，故杜频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2、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通过买卖方式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提交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本案中，市规划局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期间，审查了刘涛提交的申请和相应材料后，在符合相应登记条件情形下，依法为刘涛颁发了鄂（2016）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0010668号《不动产权证》。之后，经过杜频的主张，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了本案不动产转移的基础《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因此市规划局作出转移登记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故而以此颁发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行为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6年11月对第三人刘涛颁发的鄂（2016）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0010668号《不动产权证》。 上诉人市规划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错误。被上诉人在登记机关作出涉案登记行为之前，并非登记物权人，也未进行过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由法院通知登记机关查封、或举证证明登记机关与债务人有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只是一般的债权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原审法院以合同无效的民事判决项就撤销原登记行政行为于法无据。本案涉及的原登记发证行为，证据充分齐全，程序合法，无任何错误，不存在撤销的任何法定事由，应予以维持。法院仅凭确认合同无效的民事判决判项就撤销原登记，明显于法无据。综上，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杜频辩称:被上诉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津汉公司与刘涛之间的合同无效，被诉转移登记行为应予撤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涛述称：我也是受害者，我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有效，上诉人市规划局的颁证行为正当合法。原审判决认定错误，应该予以撤销。 原审第三人津汉公司未向本院陈述意见。 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对其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 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59号华玻商住楼3号楼1单元4层2室，1998年8月，被上诉人杜频与原审第三人津汉公司、案外人长江房地产公司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将该房屋交付被上诉人杜频，且津汉公司、长江房地产公司应协助其取得房屋权属证书。该合同合法有效，涉案房屋也于同年11月交付给了被上诉人杜频，其一直居住至今。但其后，原审第三人津汉公司却在明知该房屋已经被出售和交付的情况下，仍将涉案房屋再次出售给原审第三人刘涛并协助其办理了本案被诉《不动产权证》。那么，被诉《不动产权证》是否合法、是否应予撤销，显然对被上诉人杜频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因此被诉行为与其具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杜频应当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次，为了规范房屋登记行为，维护房地产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房屋登记机构在办理不动产登记事项时应当进行严格审查，确保登记事项真实、合法、有效。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通过买卖方式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提交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本案中，经已生效的（2017）鄂0103民初9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原审第三人津汉公司与刘涛之间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由此可见，上诉人市规划局作出转移登记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那么，以此颁发的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行为即应予撤销。因此，原审判决撤销上诉人市规划局颁发的被诉鄂（2016）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0010668号《不动产权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汉平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刘 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马颖杰 书记员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