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14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荣光，男，197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峰，广东爱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洧，男，195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陕西海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徐明，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曾荣光因与被上诉人俞洧，原审第三人陕西海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3民初15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荣光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要求确认俞洧侵占海安公司款项、损害海安公司利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作为判决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俞洧在担任海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从公司账上转走3537800元属实。其于2015年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海安公司提供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和财务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供会计师查阅复制，以落实上述款项的下落。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后，其在2016年8月才通过执行程序发现涉案款项没有记载到海安公司财务手续和会计凭证中，其此时才能确认俞洧侵占海安公司款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其持有俞洧捏造的合同原件，因此应该对俞洧的行为知情，不应拖延至2017年7月才向法院起诉，该认定错误。虽然其持有涉案合同原件，怀疑俞洧有侵占行为，但并没有确凿证据，故其多次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直至其起诉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在2016年8月强制执行后，其才知道公司权利受到损害，其于2017年7月起诉本案，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俞洧辩称，曾荣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曾荣光是涉案款项的操作者和事件的亲历者，对公司业务知情，其并未损害公司利益。海安公司述称，对曾荣光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曾荣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俞洧向海安公司返还侵占的财产人民币3537800.00 元;2、俞洧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海安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17日，曾荣光作为海安公司的股东称俞洧在担任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通过捏造虚假合同侵占海安公司财产，对此曾荣光提交了2012年12月28日海安公司与深圳市中警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银行回单及明细，显示海安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向深圳市松光达实业有限公司支付3900000元，曾荣光分别于2013年2月5日及2013年2月6日向俞洧转账共计3537800元。对此俞洧表示海安公司确将款项转账至深圳市松光达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曾荣光，曾荣光给俞洧转账属实，但无法证明该转账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2017年7月5日，曾荣光向宋溢涵发函要求宋溢涵作为海安公司的监事就俞洧侵占海安公司3537800元事宜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7月6日，曾荣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峰亦向宋溢涵发函要求向俞洧追回海安公司财产。2017年7月24日，宋溢涵向曾荣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发出回复函称其于2016年初已不再担任海安公司的监事，无法行使监事职权进行监督或起诉，同时来函中所述俞洧侵占公司财产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曾荣光作为此事的实际经办人对此事十分清楚。海安公司表示2017年公司的监事确不是宋溢涵而是王海英。对此海安公司提交了2016年1月15日的股东大会会议签到表及当日召开的2016年股东会决议，显示曾荣光在会议签到表签名，该股东会决议选举王海英为监事。海安公司表示曾荣光虽拒绝在该股东会决议签字，但曾荣光对于监事变更是知情的。庭审中，宋溢涵作为证人出庭称对于公司前期采购花费的费用无相关发票导致无法入账，曾荣光表示有办法开发票，2016年的股东会决议其已不再担任海安公司监事，只是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当时召开2016年股东会时变更公司监事时曾荣光在场。另查明，曾荣光曾于2015年将海安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海安公司提供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及财务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供曾荣光委托的会计师查阅、复制，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5）雁民初字第0818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曾荣光的大部分请求。庭审中，曾荣光认可签订合同、支付款项、开具发票事宜均是由其办理，但对该款项的用途不知情，直到2015年8月，曾荣光通过法院调阅了海安公司的财务数据看到涉案款项未在海安公司账户显示，故推测该款项由俞洧个人占有。对此，俞洧表示海安公司就是用发票来平账，如该款项再由俞洧账户转入海安公司账户则前期账目无法平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该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曾荣光表示俞洧在担任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通过捏造虚假合同侵占海安公司财产，俞洧及海安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曾荣光向宋溢涵发出函件要求宋溢涵就此事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宋溢涵表示其已不是该公司监事，且召开股东会决议变更监事时曾荣光在场。庭后，海安公司亦提交了2016年的股东会签到表及股东会决议，证明曾荣光虽拒绝在该股东会决议签字，但曾荣光确参加了该会议并对于变更监事是知情的。法院认为，2016年海安公司召开股东会后虽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但根据宋溢涵的证言及海安公司提交的会议签到表及股东会决议可见曾荣光对该公司的监事变更事宜是知情的，在向宋溢涵发函并得到回复后，曾荣光应按照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向股东会决议载明的监事王海英书面提出相应的请求，如王海英存在上述法律规定不提起诉讼的情形，曾荣光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另对于俞洧辩称曾荣光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庭审中，曾荣光表示签订合同、支付款项、开具发票事宜均是由其办理，但其对该款项的用途不知情，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对于曾荣光所述其直到2015年8月通过法院调阅了海安公司的财务数据看到涉案款项未在海安公司账户显示的说法，法院不予采信。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8日，转账时间为2013年2月5日及2013年2月6日，根据《中华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曾荣光在2013年2月将涉案款项转账至俞洧的账户，且曾荣光所述捏造的合同原件亦在其手中，其对此行为应是知情的，但其直到2017年7月才向宋溢涵发函要求提起诉讼，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对于曾荣光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原审遂判决：驳回原告曾荣光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102元，由原告承担。经审理查明，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曾荣光在本案中起诉要求俞洧返还侵占海安公司的3537800元财产。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曾荣光作为海安公司的股东，其提起本案诉讼需要先书面请求海安公司监事向法院提起诉讼，在监事未依法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曾荣光称其于2017年7月6日向海安公司监事宋溢涵发函要求就俞洧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海安公司向法院提交的2016年股东会决议显示，在曾荣光向宋溢涵发函时，宋溢涵已不再担任海安公司监事，结合海安公司2016年股东会决议、股东会签到表、宋溢涵的回函内容、宋溢涵的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曾荣光对海安公司监事变更情况是知情的，故曾荣光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并未依法履行相关前置程序。并且对于曾荣光提出的俞洧通过捏造虚假合同侵害海安公司财产的主张，海安公司并不认可，而曾荣光所称的侵害行为从2012年12月28日签订合同、2013年2月5日、2月6日支付款项到后面开具票据，均由曾荣光办理，曾荣光作为海安公司股东称其对该行为的内容不知情不符合常理，而曾荣光直至2017年才向海安公司监事发函要求提起诉讼，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据此，一审判决驳回曾荣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曾荣光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错误，其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102元，曾荣光已预交，由曾荣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居 文审 判 员  周 向 红审 判 员  王 慧 芳 二○一九年十二月日 书 记 员  张 静 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