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5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阳东区炜航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金山小区XK4。 法定代表人：邵洪良。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洪良，男，197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洸，浙江林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康市远工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蓝天路41号。 法定代表人：周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武，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炜航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航公司）、邵洪良与被上诉人永康市远工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4民初7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炜航公司、邵洪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远工公司的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远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撤销。一、一审法院仅凭远工公司提供的销售清单及录音认定张堂修等人系代炜航公司收取货物并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错误。1、陈从开等人根本就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2、陈从开等人是远工公司在阳江市子卸货点的临时拉货人，也不是上诉人委派的收货人及拉货人。3、陈从开等人并没有将货物拉到上诉人公司，而是将货物拉到远工公司的委托加工单位（吴怀生的电镀厂）进行电镀，再由电镀厂将电镀后合格的产品交付给上诉人及其客户，因此不能以张堂修等人的拉货数量来认定本案交付给上诉人的货物数量，张堂修等人收货拉货行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4、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货物的交付方式及具体过程以及对账的方式。远工公司交付的货物分为已经电镀的产品及未电镀的半成品。已经电镀的产品如发给上诉人公司的，则直接交付给上诉人公司，由上诉人公司签字确认。远工公司将未电镀的半成品拉到阳江市子卸货点后，由其将这些未电镀的货物拉到其委托加工的电镀厂进行电镀加工，电镀厂进行电镀后将合格产品再交付给上诉人及其他客户。远工公司凭上诉人公司的签字单及上诉人在电镀厂的收货签字单来计算双方的业务额，因此不能凭远工公司发货到阳江市子卸货点的数量来认定本案双方的交易额。5、一审中远工公司提供的录音材料不具备证据的形式及实质要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该录音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没有提供双方通话的通话详单。其次，该录音没有头部，也没有尾部，仅仅剪辑了部分内容，不具备证据的完整性要求，许多对上诉人有利的内容，远工公司都进行了剪辑，显然该录音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及完整性。6、陈从开等拉货人的证明内容与收货人阳江市吴怀生电镀厂的收货证明内容是相一致的，都证明他们是代远工公司拉货，并将货物运到吴怀生电镀厂的事实，这足以证明远工公司并没有将货物直接交付给上诉人公司，也就是远工公司的销售清单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收货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至7月期间上诉人公司与远工公司之间的货物交易额为788689元，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客观事实，证据明显缺乏的情况下，根据所谓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上诉人于2018年4月10日汇付的49190元、于2018年4月22日支付的185800元、于2018年7月13日汇付的187952.94元款项是支付2018年4月份以前货款的，继而认为上诉人尚欠远工公司货款为788689元，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在2018年4月至7月期间的交易额为788689元。且一审中查明双方自交易以来一直没有有效及时对账核算，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上诉人尚欠货款为788689元。远工公司认为上诉人于2018年4月10日汇付的49190元系支付2017年10月至11月货物开票的税点找补款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国家税法的规定，更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如果2018年4月22日上诉人公司支付的185800元系支付2017年12月货款，2018年7月13日汇付的187952.94元系支付2018年3月份货款，那么试问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2日汇付的203597.46元、2018年5月18日汇付的326168.88元及2018年6月4日汇付的74334元是支付什么时候的货款？这些与本案直接关联的事实一审法院都没有查明，凭什么认定上述三笔款项不是支付四月份以后的货款。事实上，在2018年4月至7月期间上诉人汇付给远工公司的货款并不是只有三笔，而是六笔（4月4日的213664.22元、4月10日的49190元、4月22日的185800元、5月18日的326168.88元、6月4日的74334元及7月13日的187952.94元，共计1037110.04元），上诉人认为要算清本案双方的交易情况，必须进行对总账方能算清楚。根据上诉人公司财务的核算，2018年4月至7月期间上诉人签字确认的货款356117.30元，在扣除退货部分后，已经基本付清，不存在欠货款的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远工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录音问题。在一审庭审中上诉方对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2、对于货物数量，在一审中远工公司提交了4月份到7月份的销货清单，并且由其委托的陈从开等人签收，事实比较清楚。3、远工公司计算的2018年4月份到7月份的销货价格与上诉方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计算清单上的价格是一致的。4、至于4月至7月份的销货数量在被上诉人的财务与上诉方的法定代表人的微信中均有体现，这也足以证明交易的真实性。5、按照上诉方的说法，与被上诉方在2018年4月到7月交易额只有356117.30元的话，那么其提交的付款凭证多支付了60多万元，这显然也不符合事实。6、在一审庭审中，上诉方明确在2018年4月份到7月份的付款中除在一审中提交的三笔款项外，其他没有再付款，其他的款项与2018年4月至7月的交易是无关的。 远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炜航公司支付原告货款788689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二、判令被告邵洪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份开始，原、被告建立厨房用品的买卖业务，2018年4月前的货款双方已结清。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陆续向原告购买厨房用品，交易过程中由法定代表人邵洪良及被告授权的张堂修、陈从开、王文冰、杨能辉、杨在宁等人签收原告发给被告炜航公司货物，共计货款788689元。被告收到货物后，未有支付货款。被告炜航公司系一人公司，被告邵洪良系投资人。 一审法院认为，远工公司与炜航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确认有效。炜航公司尚欠原告货款788689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原告诉讼催讨货款，被告炜航公司应当支付。被告炜航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邵洪良系投资人，其未能举证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被告邵洪良依法应对被告炜航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炜航公司支付原告远工公司货款7886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8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邵洪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4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炜航公司负担，由被告邵洪良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上诉人炜航公司、邵洪良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7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4份，证明：远工公司认为一审当中认定的炜航公司支付给其的三笔款项是用于双方其他交易的主张是不对的，双方应该对总账，在其他交易时间内炜航公司也有相应的付款。 二、证明5份，证明：远工公司提供的销货清单中的所谓拉货人以及电镀厂的老板证明货物是拉到电镀厂的，不是拉到上诉人公司的。 被上诉人远工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些款项是分别用于支付2018年4月份以前的各个月份交易的，远工公司也向法庭一笔一笔进行了陈述。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并且这组证据与远工公司提交的销货清单证明的事实是矛盾的。 远工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2017年7月份的销货清单、核对账单，证明：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1月9日的付款凭证294458.08元是支付2017年7月份的货款。 二、2017年5月份、6月份的销货清单，证明：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1月20日支付的104400元款项是支付5月、6月、7月税点款。 三、2017年8月份的销货清单，证明：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2月12日支付的203597.46元的款项是支付的2017年8月份货款的。 四、2017年9月份的销货清单，证明：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月12日汇付的248854.76元的款项是支付2017年9月份的货款。 五、2017年10月份的销货清单，证明：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2月5日支付的196255.50元的款项是支付2017年10月份货款的。 六、2017年11月份的销货清单，证明：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4月4日汇付的213664.22元的款项是支付2017年11月份的货款。 七、2018年1月23日两张增值税发票、2018年2月7日两张增值税发票，四张增值税发票总计金额是4099199.72元，税是49190元。 八、2017年12月的销货清单，证明：上诉人2018年4月22日汇付的185800元的款项是支付2017年12月份货款的。 九、2018年1月份的销货清单以及增值税发票，证明：上诉人2018年5月18日汇付的326168.88元的款项是支付2018年1月份货款的，与增值税发票都是相吻合的。 十、微信截图3张、3万元的欠条1份，证明：上诉人2018年6月4日支付的74334元款项是支付3月26日以及4月25日的税点款，计算出来的数额在三份证据上已经写清楚了，主要说明的是税点款是54334.61元，加上以前2015年和2016年的欠款3万元，合计是84334.61元。上诉人于2018年1月4日支付了74334元，还有1万元未支付。该54334元也是通过证据十二微信确认过的。 十一、2018年3月份的销货清单以及3月26日的增值税发票，证明：上诉人2018年3月13日汇付的187952.94元的款项是支付2018年3月份的货款。 十二、微信截图14页，证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至7月发给上诉人的货款总额是788689元，被上诉人对每份销货清单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证据七、证据八、证据十一在一审中已经提交。 炜航公司、邵洪良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法确认，这些货也不是直接送到上诉人公司的，且该证据中的收货单位也不是上诉人，是电镀厂。在2017年7月份上诉人也有另外的付款，一笔是158439.6元，说明双方认为是支付7月份的货款是不对的，而且数量也没有经过上诉人确认。对证据二的清单中收货人没有一个是上诉人的名字，是电镀厂收货的，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送货的数量与上诉人付款的数量是不一致的，上诉人付款的是10万元多，交货单上是13万元多，明显不一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上面没有上诉人任何签字。备注上写得很清楚是“老吴处拿”，说明这些货是交给吴怀生的，不是交给上诉人的。单子上所交付的款项是116338元，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20多万元也是不一致的。证据四销货清单，没有一份是由上诉人签字的，9月2日的收货人是吴怀生，9月8日的收货人也是吴怀生。所以说被上诉人提交的销货清单的数额与上诉人的付款数额是不一致的。对证据五销货清单算出来货款是22万多元，被上诉人方算出来的数字与上诉人算出来的不一致，收货人不是上诉人，是吴怀生签字的。对证据六销货清单也没有上诉人签字，对票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七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八没有上诉人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九，收货人是吴怀生，不是上诉人。对证据十，对账单下面微信截图中这句话是被上诉方添加上去的，上面内容是对的，发货单是通过微信发过的，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收到货。该3万元欠条是2017年年底结账以后被上诉人这方写的，叫邵洪良签字的。其实这3万元是因为以前的账说不清楚了，被上诉人这边说就给3万元就了结了，所以才写了3万元。这3万元已经给被上诉人了。上诉人同样在2017年5月份、6月份有货款支付过，这就是为什么上诉人要求对总账的原因。对证据十一的增值税发票没有意见，3月份的销货清单很多不是由上诉人签字的，且款项数额也不一致。对证据十二微信是发过的，但是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收到这些货，货是交给吴怀生的。 本院认为，上诉人炜航公司、邵洪良提供的证据一中有部分是支付2018年4月份之前货款的凭证，该部分凭证与本案争议的货款无关。对于其中2018年4月10日、4月22日的货款，上诉人在一审中认为是预付货款，该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也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因此该两笔货款与本案争议货款无关。对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的187952.94元货款，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提供2018年3月份的销货清单、转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印证了该款是支付2018年3月份双方交易的货款的。因一审中上诉人认为其于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22日共预付23990元，其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的187952.94元，这些款项是支付本案交易期间的货款的，在一审中其并未主张2018年5月18日其支付的326168.88元款项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而二审中远工公司已提供证据九，该组证据中远工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数额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数额一致，因此可以认定该笔款项与本案交易无关。对于2018年6月4日的款项74334元，上诉人一审中未主张该款是支付本案交易的货款的，且被上诉人二审中已提供证据十及证据十二，也可以证实该款是支付之前交易的税款及货款的，因此该笔款项也与本案交易无关。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作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六与本案争议无关。证据七、证据八、证据十一被上诉人一审中已提供，该部分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九、十、十二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炜航公司与远工公司于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交易的货款数额问题，炜航公司、邵洪良对远工公司提供的经张堂修、陈从开、王文冰、杨能辉、杨在宁等人签收的销货清单有异议，认为这些人不能代表炜航公司，为此远工公司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周斌与炜航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洪良之间的通话录音，炜航公司及邵洪良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录音可以证实张堂修、陈从开、王文冰、杨能辉、杨在宁等人在销货清单中签字的行为系代表炜航公司。远工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曾将对账单及销货清单通过微信发给邵洪良，在微信中邵洪良并未对销货清单等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远工公司提供的销货清单及对账单等证据认定涉案期间双方交易的货款金额，该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炜航公司尚欠的涉案货款数额问题，一审中炜航公司、邵洪良认为其于2018年4月10日、4月22日共预付远工公司货款234990元，该款加上其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的187952.94元，其已付清涉案货款。为此远工公司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述几笔款项并不是支付本案交易货款的，且炜航公司、邵洪良有关预付货款的主张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对于炜航公司、邵洪良于2018年5月18日支付的326168.88元款项，因其在一审中未主张该款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且二审中远工公司已提供其于2018年4月25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载明的货款数额与该笔货款数额一致，结合远工公司先交货，炜航公司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该笔款项与本案交易无关。对于炜航公司、邵洪良于2018年6月4日支付的款项74334元，远工公司二审中也已提供微信记录，证明该款是支付之前双方交易的税款及货款的，该笔款项也与本案交易无关。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可以认定炜航公司、邵洪良尚欠远工公司的货款为788689元。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6元，由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炜航工贸有限公司、邵洪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林军 审 判 员 虞惠珍 审 判 员 韦红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方圆苑 代书记员 胡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