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再1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魏某，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晋中市榆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山西合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曹某，女，197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系魏某之妻，现住晋中市榆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山西合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晋中万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什贴镇什贴村。   法定代表人：田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山西合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某，男，196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晋中市榆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粮粮油山东储运有限公司（原名称：中粮粮油山东储运中心）。住所地：青岛保税港区曼谷路51号312号。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社聿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魏某、曹某、晋中万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江公司）与被申请人林某、原审第三人中粮粮油山东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7民终85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月2日，魏某、曹某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晋民申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魏某、曹某、万江公司及上述三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被申请人林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出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被告魏某、曹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被告万江公司的股东，相关工商档案显示，被告魏某持股比例为40%，被告曹某持股比例为60%。被告万江公司具备向粮食生产者收购粮食所需条件，被相关行政机关授予粮食收购资格。2011年4月7日，被告魏某代表被告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前身青岛保税区中胶粮油储运中心签订了《委托收购玉米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具备粮食收购资格的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委托具备粮食收储资格及装卸存放粮食条件的被告万江公司以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名义收购粮食并进行仓储，委托期限为2011年4月6日到2011年5月31日，委托包干费为每吨50元，合同同时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以上委托收购玉米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为被告万江公司出具两份粮权确认书，其中载明了委托万江公司收购玉米的数量、保管责任及灭失风险。原告林某、被告魏某以及被告万江公司均在该粮食确认书上签名盖章。在被告万江公司的收购点入库统计日报表上，分别有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代表岳政以及万江公司代表林某的签字。原告林某称，被告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的以上委托收购玉米合同，是经其从中介绍后实施的。原告林某与被告万江公司及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均认识，因原告林某没有粮食经营资质，就与被告魏某合作，以被告万江公司的名义共同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开展粮食收储业务，确定利润林某占1/3，被告魏某占2/3，但双方并无书面约定。在粮食收储过程中，原告林某支付过相应的运费、杂费、也垫付过粮款，故与被告魏某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合作期间，二人共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储粮食10993吨，其中8460吨已经发运完毕，另外2533吨已由原告林某向第三人购买。2011年12月初，原告林某和被告魏某进行过对账，并形成对账单，确认魏某欠林某3765421元。被告魏某则称，其与原告是朋友关系，原告林某帮助过被告万江公司开展业务。在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委托收购玉米合同中，原告林某仅是被告万江公司的业务人员，并不参与业务的利润分成，被告魏某也没有与原告林某约定过共同经营粮食收储业务并分配利润的事。被告魏某向法庭提供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9月1日的《收购点入库统计日报表》共计43页，证明被告万江公司共计给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购粮食29733.99吨。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已将粮食价款共计6000余万元汇到了魏某个人账户，魏某支付过原告林某4000余万元，另外万江公司还于2011年12月7日支付过林某148万元，但以上费用均为魏某委托林某收购粮食的款项。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在庭审中称，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委派其员工岳政来山西收储粮食，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对收储方要求要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岳政认识原告林某，林某想以其个人名义与第三人做收储粮食的业务但不符合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要求，林某就介绍岳政认识了被告魏某，因魏某实际控制的被告万江公司有资质，故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与被告万江公司签订并履行了委托收购玉米合同。但该笔业务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其实只针对原告林某，原告林某与被告魏某在该笔业务中是合作关系，但二人如何分成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不清楚。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与被告万江公司所做的该笔粮食收储业务共计29733吨，其中10993吨是与万江公司做的，剩余的粮食是与林某本人做的，但仍然是通过被告万江公司的名义做的。以上业务的相关款项共计64375808.92元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已全部打入了被告魏某的账户。约定的委托包干费1486650元，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也已打入了被告万江公司的账户，魏某支付林某的4000余万元就是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通过被告魏某支付原告林某的货款。2011年12月1日，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与原告林某签订一份玉米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林某向第三人购买玉米2533吨，出库价为每吨2380元，共计6028540元。交货方式为，2011年12月15日前，由原告林某在库内自提。原告林某称该2533吨玉米即为其与被告魏某共同为第三人收储的10993吨玉米中的未发运走的部分，存放于被告万江公司东赵库内。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认可原告林某的以上陈述，并称该2533吨粮食是在2011年11月底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一方的岳政、原告林某、被告魏某三方在万江公司东赵粮库确定粮食存在的情况下，因第三人要清库回笼资金平账，就把该2533吨玉米出售给原告林某，并于2011年12月1日与林某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岳政还给魏某打过电话，告知其以上情况。该2533吨玉米第三人已与原告林某完成了货权交接。被告魏某则不认可万江公司库内有该2533吨玉米的库存。以上合同签订后，原告林某称其联系被告魏某提货，得知该库存玉米已全部被被告魏某出售，遂向被告魏某催要货款，被告魏某在2011年12月1日支付其180万元货款后，其余款项未能支付。被告魏某则不认可支付原告的180万元是赔偿原告的粮食款，而是委托原告收购粮食的收粮款。第三人则称原告与被告魏某出现以上纠纷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曾经从中协调过，该180万元就是被告魏某赔偿原告2533吨玉米的部分粮食款。2012年5月15日，原告林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告魏某私自出售属于其的玉米2533吨，造成其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按诈骗罪追究被告魏某的刑事责任。相关公安机关为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因该案不具备诈骗罪的立案条件，故未立案。原告林某称，2011年12月，其曾找被告魏某进行过对账，并形成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内容为“榆次大票66张，运费355006元；8月3日对账欠林某247021+20万+税费24437=471458；小岳打款1486650给林某148万，欠6650元；东赵发蚌埠六车=370吨，每吨141=52170元；681188+运费355006+471458+6650+52170=1566472元。”其中“东赵发蚌埠六车=370吨，每吨141=52170元”上有勾画痕迹；数字“355006”下方有不同笔迹的数字“345424”；数字“52170”有圈画痕迹；数字“1566472元”下方有“1556890元、”“=1504720元”以及“总计：3765421元”的字样。原告林某称以上添加的数字为其与被告魏某对账时被告魏某所写，其余部分为原告林某本人书写。原告林某在本案原一审过程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该单据中的“345424”、“1556890元、”“=1504720元”以及“总计：3765421元”等内容是否为魏某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并支出鉴定费23000元。一审法院司法技术辅助中心应原告的要求委托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警校鉴定中心”）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有关“345424”、“1556890元”、“1504720元”、“总计3765421元”等字体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上述数字是否为魏某书写。警校鉴定中心于2014年9月10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魏某所提交样本的笔迹与对账单中有关检材的笔迹为同一人所写。经质证，三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被告魏某不认可与原告林某有过对账行为。原告林某诉讼请求的数额为4017404.78元，包括以上对账金额3765421元以及根据原告与被告魏某约定的利润分成183583.1元以及买东赵储备粮的差价利润68400元。原告林某陈述除对账金额3765421元外，其余费用均出自与被告魏某的口头约定。三被告则对原告的以上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可。关于双方的相关账目，原告林某明确表示不申请法院委托相关部门审计鉴定，三被告亦未在指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并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原、被告双方形成的是委托收购粮食关系还是合作收储粮食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起诉的款项。首先，就原告林某与三被告之间属于何种关系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任何有关合作的书面协议，对双方关系的判断只能依据双方提供的各项间接证据。从三被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上看，被告魏某、曹某系夫妻又均为被告万江公司的股东，被告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协议为第三人收购粮食，第三人支付被告魏某及被告万江公司货款，从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上并未体现出原告林某的权利义务。原告林某则提供证据证明其代表被告万江公司参与了被告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粮食收储业务，被告魏某及被告万江公司均支付过其相应款项。三被告则不认可与原告林某有过合作，只认可原告林某与被告魏某系朋友，原告林某帮助过被告万江公司开展业务，所支付原告的款项仅仅是委托原告收购粮食的购粮款。至此，原告林某所提供的证据仍然不能证明其与三被告系合作关系。本案在本次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了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明确提出认可与原告林某发生粮食收储业务，只是使用了被告万江公司的资质开展了以上业务，且通过被告魏某的账户支付过原告林某4000余万元的粮食款。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作为本案中的粮食收购合同的需方，属于原被告之间业务关系的重要知情人与参与人，其意见具有相对较高的证明效力。另外根据三被告提供的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9月1日的《收购点入库统计日报表》，截至2011年9月1日，被告万江公司已为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购入库粮食29733.99吨，此后未再给第三人收购过粮食。而被告万江公司直到2011年12月1日及同年12月7日仍然支付原告林某款项180万元以及148万元，三被告称该款项仍然是委托原告收购粮食的款项显然也与常理不符。原告林某在本案中还提供了一份自称其与被告魏某对账后形成的材料，该材料中并无任何签名及捺印，只记录了一些文字与数字，文字记载了一些款项形成的过程，而数字仅为相加后的总额。原告林某认可以上文字及数字系由其书写完成，但陈述系经过被告魏某核对后，被告魏某又对以上数字进行了修改与添加。经过鉴定，鉴定部门认定了以上材料中添加的“345424”、“1556890元”、“1504720元”、“总计3765421元”等文字与数字出自被告魏某之手。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比对过程客观严谨，法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魏某存在与原告林某对账的行为，并自行书写“总计：3765421元”。根据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林某所主张的其与被告魏某合作，以被告万江公司的名义为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储粮食的事实成立。而粮食收储应当由具备相应收储资质的主体完成，原告林某与被告魏某的以上合作行为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但鉴于被告万江公司基于原告林某与作为被告万江公司股东的被告魏某的合作关系而与第三人签订的相关粮食收储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第三人已支付了被告魏某及被告万江公司相应款项，故原告林某在与被告魏某合作为第三人收储粮食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应损失款项，被告魏某应予偿还。关于原告损失款项的数额，原告主张为4017404.78元，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被告魏某在对账材料中书写的3765421元，包括魏某在对账材料中书写的1504720元以及魏某出售已属于原告林某的2533吨玉米造成原告损失2260701元。原告林某在诉讼中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详细列举了以上费用的形成过程及明细，原告虽无直接证据提供，但根据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对原告购买其2533吨玉米的过程的陈述与举证以及鉴定意见认定的被告魏某在对账材料中书写的内容，并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系合作收储粮食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被告魏某总计欠原告3765421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林某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无相应证据提供，三被告亦不认可，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曹某作为被告魏某的配偶，与被告魏某同为被告万江公司的股东，其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魏某所应支付原告林某的以上债务不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故依法应当与被告魏某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万江公司在本案中直接履行了与第三人签订的粮食收储合同，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原告林某与被告魏某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合作，仅是利用了被告万江公司的资质，基于被告魏某系被告万江公司的股东，被告万江公司在原告林某与被告魏某合作的过程中支付原告的费用应视为代被告魏某支付。被告万江公司作为第三方主体，其履行与第三人之间的粮食收储合同属其正常的业务活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万江公司亦参与了与其的合作，故原告要求被告万江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魏某与被告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付清原告林某欠款3765421元；（二）驳回原告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魏某、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林某与魏某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及是否存在欠付货款一节，倘若林某仅仅是业务员进行收储粮食，则粮食款应由万江公司或者魏某来支付，而非在完成了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粮食任务后，再支付林某180万元和148万元的粮食款；《粮权确认书》的盖章确认也不应当由林某签署名字。因此双方之间应为合作关系。对账单原件现由林某保管，若其为业务员显然不应当由其掌控该对账单；结合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陈述当时情形，也不应当由本案三方在一起对账，故对于魏某欠林某3765421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上述欠款数字已经包括2533吨玉米价款，且魏某未能举证其已经发运2533吨玉米的证据，因此，魏某欠付林某2533吨玉米款项。庭审中，魏某认可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粮食款均打入其个人账户，再由其账户支付林某。林某与魏某的行为借用万江公司资质违反规定，导致合同无效；魏某与曹某既是股东又是夫妻关系，应当对林某的欠款予以清偿。综上，上诉人的各项上诉主张理由不足，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魏某、曹某、万江公司不服二审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1、撤销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7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理由如下：（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晋中万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尚欠第三人2533吨玉米错误。万江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1）再审申请人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委托收购粮食合同》，之后再审申请人万江公司履行完毕《委托收购粮食合同》的全部义务。根据万江公司代表与第三人代表双方签署的从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9月1日《收购点入库统计日报表》显示第三人委托万江公司收购29733吨玉米。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当庭表示支付了再审申请人万江公司6330万元。尚欠再审申请人万江公司运费239112.80元，粮油收购款175808.92元（见2014年12月12日《关于销售林某2533吨玉米的说明》）。（2）2011年11月26日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代表岳政通过QQ邮箱发给万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火车发运结算表》显示万江公司依照第三人指示从2011年5月21日至2011年11月1日发运粮食32555吨到其指定的地方，万江公司履行完毕《委托购粮合同》的义务，万江公司、魏某不欠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一颗粮食，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尚欠万江公司2822吨粮款未付。（3）合同履行完毕后，有证据表明第三人欠万江公司2822吨粮款及运费239112.80元，粮油收购款175808.92元。却毫无诚信的将没有所有权的2533吨粮食“违法”卖给林某（林某个人购粮违法）。万江公司欠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2533吨粮食，是毫无根据，缺乏证据的。（4）本案的疑点：A、被申请人林某个人购买第三人的粮食，是否合法？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作为粮食企业，明知个人无法大量收购粮食，还与被申请人林某签订《玉米销售合同》，不符合常理；B、被申请人林某交了粮款，理应持《玉米销售合同》寻找或起诉第三人索要粮食，或退款。其违背正常规律，在极其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带着诸多疑点（替第三人）状告再审申请人索要粮款，不符合常理。二审法院“主观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无法令人信服。2、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再审申请人魏某履行的是公司职务行为，不存在个人清偿法律责任。（1）再审申请人魏某代表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公司签订《委托收购粮食合同》，再审申请人魏某代表万江公司与第三人中粮公司极力推荐的林某达成一致意见，由被申请人林某代表万江公司收购部分粮食（个人收粮是违法的）履行的是万江公司的公司行为。收购粮食的款项也是再审申请人魏某代表万江公司打款给林某，这一点万江公司在庭审中均已表述。（2）被申请人林某在本案中的经济利益是收粮的差价及火车皮的运输差价。第三人也在陈述中称林某是万江公司的具体承办人，也就是说林某代表的是万江公司。至于其在庭审中称再审申请人魏某与被申请人林某合伙为其收购10993吨玉米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再审申请人万江公司的股东魏某与万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夫妻，没有理由与林某达成所谓的合伙，也不必由法院宣告合伙无效。所以说被申请人林某在起诉状中称与再审申请人魏某是合作关系是没有根据和依据的，一、二审法院在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是对公司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概念混淆。（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实施，其中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被申请人提供证据，其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法院不应支持。而二审法院支持了“曹某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不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故依法应当与被告魏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2、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魏某与再审被申请人林某是合伙关系，万江公司不承担清偿义务，又认定曹某是万江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种法律的适用前后矛盾。也使得本案举证责任倒置，再审申请人曹某不应在本案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法院荒唐依据所谓的没有签字，无法确认时间、事项、内容，无法辨明书写前后顺序的便条，不顾事实真相，缺乏证明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认定：（1）万江公司欠第三人2533吨粮食；（2）林某2011年12月购买第三人2533吨粮食合法；（3）万江公司与第三人《委托购粮合同》合法，偏偏是魏某和林某以个人名义合作完成了万江公司的合同义务；（4）又认为魏某和林某合作非法；（5）所以万江公司的公司行为成了魏某的个人债务；（6）万江公司没有清偿义务，却又因曹某是公司股东而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法院的认定，明显逻辑不清，认定事实前后难以相继，无法自圆其说，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林某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林某与魏某系合作关系正确。1、2011年4月7日，万江公司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的《委托收购粮食合同》是由林某介绍后签订的，因为林某本人没有经营粮食的资质，但是万江公司有资质。签订合同时，林某与魏某协商以万江公司名义共同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储粮食，林某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一，魏某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二。合同履行中，林某与魏某以万江公司名义收购粮食，还支付过运费、杂费、垫付过粮款等，和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结算过费用。林某与魏某个人有合作关系，魏某应承担付款义务。2、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在原审中陈述，委托岳政来山西收储粮食，岳政认识了林某，当时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对收储方是有要求的，收储方需要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林某个人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做收储业务有障碍，林某就介绍岳政认识了魏某，因为魏某名下实际控制的万江公司有资质，但是做业务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其实就是对林某。中粮山东储运公司还认可在与万江公司收购粮食业务中，林某与魏某是合作关系，不是业务员关系，二人如何分成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并不清楚。在岳政写的结算清单中，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与林某做的业务以及与万江公司做的业务总和是29773吨，其中10993吨是与万江公司做的，剩余18780吨是与林某个人做的，但仍然通过万江公司名义进行，相关货款一并打入魏某个人账户，由魏某再向林某支付。原审判决认定，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是粮食收购合同的需方，是林某与魏某、万江公司之间业务关系的重要知情人与参与人，其意见具有相对较高的证明效力，依据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陈述及其他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林某与魏某系合作关系正确。3、从《委托收购粮食合同》项下收储及发运的吨数能够证明林某与魏某系合作关系。原审时，林某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一致认可的事实是：29733吨中的10993吨有8460吨是林某、魏某共同收储并发运至安徽蚌埠（8460吨中林某收储并发运4160吨，魏某收储并发运4300吨），10993吨中剩余的2533吨是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出售给林某。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与林某于2013年12月25日达成的补充协议第二条中明确说明林某个人发运18740吨，因此应当认定29733吨中的18740吨是林某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所做业务，由林某收储并发运，与魏某等没有关联。魏某提供29733吨票据的复印件等证据，不能证明其提出的合同项下收储的29733吨全部由万江公司发运的事实，魏某等主张不能成立。从《委托收购粮食合同》项下收储及发运的吨数能够证明林某与魏某系合作关系，双方共同收储粮食10993吨。4、各方对《委托收购粮食合同》项下付款情况的陈述应认定林某与魏某系合作关系。魏某陈述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将收购粮款打入魏某本人账户，共打入6330万元，魏某将其中4000余万元打给林某，让林某收储粮食。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打给万江公司的6330万元中不包括1486650元委托费，该1486650万元中148万元已由魏某支付林某。林某陈述并举证，魏某应付林某4050万元，其中魏某占用20万元，将剩余4030万元支付林某，鉴定的对账单中有该20万元的显示。另外魏某将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委托费1486650元中的148万元支付林某，剩余6650元未给付。中粮山东储运公司陈述，其与林某发生的18740吨业务是将4050万元打入魏某的个人账户。魏某将其中4030万元转给林某，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也将1486650元打入魏某账户。综上结合各方的陈述可以认定：18740吨粮款4050万元应当全部归林某所有，魏某已将4030万元转给林某，欠付20万元，29733吨粮食的委托费1486650元中的148万元魏某已经支付给林某，剩余6650元未支付。原审判决认定，根据《收购点入库统计日报表》，截至2011年9月1日，万江公司已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储入库粮食29733吨，此后万江公司未再给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储粮食。但在此后的2011年12月1日，魏某支付林某148万元，以上事实能够说明魏某主张林某是万江公司的业务员不能成立，说明林某与魏某是合作关系。5、原审判决采信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警专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14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并认定存在魏某与林某对账行为，魏某自行书写“总计：3765421元”，认定事实清楚。原审判决依据双方提供的各项间接证据最终证明林某与魏某之间是合作关系，是以万江公司名义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收储粮食，该事实认定清楚，应予以维持。（二）原审判决认定魏某欠付林某3765421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2011年12月，林某与魏某对账单内容有五项。第一项为运费355006元，第二项为8月3日对账欠林某471458元，第三项为小岳打款欠林某6650元，第四项为东赵发往蚌埠费用52170元，第五项为双方进行计算的内容。第五项计算内容中，681188+运费355066+471458+6650+52170=1566472元为林某书写，魏某在运费355066下方标注345424，将52170元圈画，在1566472元之下书写1556890元。另魏某还书写“+1504720元”及“总计：3765421元”。2、依据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警专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14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检材（对账单）中“345424、1556890元、=1504720元、总计=3765421元”等笔迹与魏某笔迹样本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依据该鉴定书，可确认对账单中的“345424、1556890元、=1504720元、总计=3765421元”为魏某书写。3、从内容上分析，真实情况是在林某按其主张计算出1566472元后，魏某将运费修改为345424元，计算出总和为1556890元。之后，魏某又将52170元圈画并扣减，再得出总和为1504720元，即1556890元-52170元=1504720元。该1504720元再加上2533吨项下魏某欠林某的2260701元，最后由魏某书写确认“共计：3765421元”。4、从性质上，对账单中明确471458元、6650元是“欠”林某，“总计”也应当是欠款数字的总和累加，故该对账单是双方对账形成的欠款凭证。魏某欠林某3765421元应予认定。基于上述理由，2011年12月林某与魏某的对账单可证明魏某欠林某共计3765421元。（三）魏某应支付林某2533吨玉米的余款2260701元。1、根据2011年12月1日，林某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的《玉米销售合同》，双方约定由林某购买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的2533吨玉米，吨价为2380元，货款总额为6028540元，该合同说明林某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形成买卖关系，合法有效。2、根据中粮山东储运公司2012年6月27日证明，截至2012年6月27日林某已支付中粮山东储运公司5228540元粮款，欠付80万元。根据中粮山东储运公司2014年12月12日《关于销售林某2533吨玉米的说明》及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提供的7份林某付款凭证，证实林某在2012年6月27日之后，于2012年12月11日又付中粮山东储运公司203775.52元，林某共以电汇方式付中粮山东储运公司5432315.52元，以冲抵方式付中粮山东储运公司596224.48元，付清2012年6月27日证明中欠款80万元，林某已将2533吨粮食价值6028540元粮款全部付清。3、根据中粮山东储运公司2012年6月27日证明及该公司业务员岳政于2012年6月5日在晋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询问笔录、2012年5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粮公司已办理粮权交接，2533吨玉米应当属于林某所有。魏某擅自将林某购进的玉米出卖，给林某造成损失，魏某应重新购粮或支付相应的卖粮款。后经协商，魏某同意向林某支付相应粮款6028540元。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当庭陈述，2011年11月底，岳政、林某和魏某同时在场确定将2533吨粮食出售给林某，林某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书面销售合同，中粮山东储运公司通知魏某，林某已履行付款义务，双方账务结清。林某提库时，发现粮食已经没有，遂与魏某发生纠纷。此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进行过协调，协商结果是魏某同意返还林某粮款，于2012年3月底付清。但魏某只付了林某180万元。4、2011年12月5日，魏某通过万江公司支付林某180万元。魏某仍欠林某6028540元-180万元=4228540元。此后由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岳政书写，经林某与魏某双方对账，确认林某应付魏某1967838元，魏某还应支付林某4228540-1967838=2260702元，魏某承诺于2012年3月付清。在2011年12月林某与魏某对账单中可确认魏某共计欠林某3765421元，该3765421元与对账单中已确认的欠款1504720元的差额就是2533吨玉米合同项下应付林某的2260701元的余额。5、2012年3月，魏某承诺的付款日到期后，其未能履行付款义务。2012年5月，林某向晋中市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究魏某的诈骗刑事责任，并要求其支付所欠的4228540元（未扣除约定林某应付魏某的1967838元）。经公安局调查，未予以立案。6、林某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所涉2533吨玉米是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与万江公司所签合同中10993吨中的一部分。将2533吨粮食擅自出售的责任人是魏某，并不是万江公司，魏某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故欠款主体应该是魏某个人。2011年12月1日，林某按魏某的要求出具收到万江公司180万元的收条，但该款是魏某支付给林某的，不能据此认定欠款主体是万江公司。7、魏某未按约定支付林某购进的2533吨玉米余款2260701元，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应判魏某支付林某该款。（四）曹某对魏某欠款应承担连带责任。曹某与魏某系夫妻关系，曹某系万江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由曹某、魏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曹某对魏某欠款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魏某再审申请。   原审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魏某、曹某是否应支付林某3765421元。首先，应对林某、魏某、万江公司、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之间的关系作出认定。魏某作为万江公司股东，于2011年4月7日代表万江公司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签订《委托收玉米合同》，万江公司与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之后双方如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万江公司对魏某代理行为未表示异议，故魏某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法律后果应由万江公司承担。原审判决认定魏某系个人行为，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不当，让魏某承担还款责任欠缺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该项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另外，本案审查期间，万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书面材料，认可魏某系代表公司收粮，承认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因魏某收购粮食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万江公司承担其行为法律后果，让魏某妻子曹某承担责任则无法律依据，对此应予以纠正。而且本案即便认定为魏某个人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林某也未证明该笔债务用于魏某夫妇生活所需或曹某同意共同偿还，在此情形下，让曹某承担债务亦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由魏某、曹某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对于原生效判决判决魏某、曹某支付林某欠款3765421元一项，原一审法院已按法律程序对林某提供的一份没有双方签名的“对账单”进行了鉴定，结论为对账单中添加的“345424”、“1556890元”、“1504720元”、“总计3765421元”等文字与数字出自魏某之手，现没有证据证明该鉴定程序存在违法违规情形，该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依法可以采信。魏某、万江公司对该鉴定报告的一项主要抗辩理由为，对账单中涉及的2533吨粮食已按第三人指令发运，林某要求返还粮款没有法律依据。故2533吨粮食是否已经发运出库是本案待查事实，魏某及万江公司负有对该事实的举证责任。魏某、万江公司为证明该事实向法庭提供几十张铁路提货小票，证明已将2533吨粮食发运，但根据交易习惯，铁路货运应以铁路大票作为依据，林某对魏某所提交提货小票也不予认可，而作为指令发出者的第三人中粮山东储运公司亦明确表示未就该笔2533吨粮食指令魏某或万江公司发运，魏某、万江公司所提供中粮山东储运公司经办人岳政发运清单所记载的粮食发运情况，因是中粮山东储运公司在山西所有业务的记录，不能证明涉案2533吨粮食已发运事实，故魏某、万江公司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存在，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报告内容并结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分析后认定3765421元欠款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但责任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万江公司承担。魏某、万江公司认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晋0702民初1044号民事判决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7民终855号民事判决；   二、晋中万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林某欠款3765421元；   三、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8940元，其他诉讼费480元，鉴定费23000元，共计62420元，由林某负担2137元，由晋中万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02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923元由晋中万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赵凯    审判  员宋霞    审判员韩红斌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佘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