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冀0683行初54号原告李仿彬，男，196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高阳县。委托代理人王御坤，河北兴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阳县公安局，住所地高阳镇东大街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628000827550Q。法定代表人李立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牛文辉，该局法制大队副队长。委托代理人李文生，该局西演镇派出所民警。被告保定市公安局，住所地保定市东风中路11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600000446264G。法定代表人郑建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郑震，该局法制支队工作人员。第三人于桂夕，男，1962年10月4日生，汉族，现住高阳县。原告李仿彬不服被告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保定市公安局作出的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5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通知于桂夕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仿彬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御坤、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牛文辉、李文生、被告保定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郑震、第三人于桂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阳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李仿彬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叁佰元整。原告李仿彬不服，向被告保定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保定市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李仿彬诉称：依法撤销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保定市公安局作出的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和理由：1、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与于桂夕是邻居关系，原告给于桂夕打工，2018年秋收时，原告歇假，于桂夕找到原告家中，让原告去上班，原告因还要种麦子，想再歇两天，于桂夕说难听话，原告让于夕赶紧走，谁知于桂夕在走到原告院子中时，拿了院子中的酒瓶子，在原告一走出房门时，先时打了原告一拳，紧接着用啤酒瓶子砸向原告头部，将原告砸伤。原告母亲已经85岁高龄，当时就摔死过去，原告见于桂夕对母亲动手，情绪激动，仅用菜刀背拍了于桂夕几下，原告完全理出于一种自卫行为，且该行为较轻微，并未对于桂夕造成伤害，于桂夕虽办理了住院手续，但实际上，于桂夕没有住过一天院，从于桂夕病历上也可以看出，其根本没有一次体温记录。于桂夕的儿子还跟原告家人扬言称“你们又没钱，又不认识人，我们与派出所吃吃喝喝，你们就别折腾了。”派出所朱鹏飞与于桂夕妻子是同学，主管拘留。原告认为于桂夕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找到原告家中，无故闹事，将原告打伤，应予以重罚，但高阳县公安局在对于桂夕作出行政处罚后，竟然根本没有实施拘留。相反，却在事隔8个月后，反而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并实施拘留。原告本是受害者，伤情也本属于轻伤害，但因于桂夕与派出所的种种串通与刁难，导致原告鼻骨骨折（保定法医医院已经查明）未被认定。以上种种情节，足可以看出被告高阳县公安局的行为，完成是受贿于桂夕后，不分青红皂白，姑息坏人，惩罚好人的错误行为。2、被告高阳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在2019年7月16日，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打电话说让原告过去一下，商量点事，原告以为是派出所要给调解一下赔偿问题（2019年5月原告已经高阳县人民法院起诉于桂夕民事赔偿），谁知到了派出所以后，在没有告知原告任何权利义务，也并未听取原告任何陈述与辩解的情况下，派出所就吓唬着原告签字并拘留了原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人民警察证，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并通知其家属。公安机关通知被传唤人家属适用本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原告认为，本案中，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应使用传唤证传唤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告知原告传唤的原因，而并非如此诓骗原告到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本案中，原告已经告知被告高阳公安局，原告不认识字，但其只是吓唬着原告签字，并没有向原告告知任何权利义务，更没有听取原告任何陈述与申辩。被告高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程序违法。3、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已经超过追究时效。自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7月16日已经过了8个月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超过六个月的不再处罚。故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在事发后8个月再处罚原告已经超过追究时效。4、原告对被告高阳县公安局的错误处罚决定依法提出了复议，但被告保定市公安局并未查清事实，仍然继续这种错误的认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撤销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保定市公安局作出的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李仿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保定市公安局作出的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于桂夕提交给高阳县人民法院的调取证明申请书（复印件）一份；4、高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向高阳县公安局调取的李仿彬与于桂夕案的卷宗（复印件）一本；5、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与原告是夫妻关系，公安机关提供的家属通知书中的签字不是自己所签，公安机关拘留原告时也没有通知家属；6、证人于某出庭作证，证明与原告是母子关系，事故发生时是第三人于桂夕将于某推倒，并用酒瓶打破原告的头。以上证据拟证明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告知事项均为空白，其没有告之原告有陈述和申辩权力，也未让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违法法定程序。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也没有家属签字，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提交的卷宗中有家属签字，证明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提交的卷宗证据是后补的，且事故发生在2018年11月5日，高阳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是2019年7月16日，已远远超过法定办案期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告高阳县公安局辩称：2018年11月5日18时48分，我局所辖西演镇派出所接李仿彬报警，称在高阳县××福村发生打架，西演镇派出所受理后即展开调查，2019年3月1日作出了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1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于桂夕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2019年7月16日作出了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李仿彬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叁佰元。在我局行政处罚后，李仿彬不服多局作出的处罚，向保定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保定市公安局作出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护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认为：1、我局处罚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程序规定》第十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所以我局有权对本案管辖处理。2、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处罚人殴打他人，我局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3、我局作出的处罚程序合法：接到报案后，我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依法履行了受理、询问、调查等职责，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行政处罚。在作出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处罚人。4、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接到报案后，我局依法进行了调查，根据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病历、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被处罚人在2018年11月5日在高阳县西演镇××村李仿彬家，李仿彬与于桂夕发生口角，后李仿彬用菜刀将于桂夕头部打伤。5、关于李仿彬诉状所称是派出所与于桂夕串通和刁难导致李仿彬鼻骨骨折未被认定的观点。我局是完全按照相关程序委托鉴定机构对李仿彬的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轻微伤。该鉴定结论已依法告知并送达了李仿彬。李仿彬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6、关于李仿彬所称诓骗他到派出所，没有告知其相关权利，吓唬其签字的观点。我局是严格依照办案程序规定要求，依法传唤、依法告知、依法处罚，对与李仿彬打架的于桂夕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不存在偏袒一方的问题。7、关于李仿彬所称超过追究时效的观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本案已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不存在未被发现的情形。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及时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也是公安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对于尚未办结的治安案件，公安不能因为治安案件已经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处理，而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待案件调查终结后尽快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故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我局的处罚决定。被告保定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7月24日，李仿彬不服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我局申请行政复议。我局于当日受理该行政复议，并向高阳县公安局送达《保定市公安局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和李仿彬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2019年7月30日，高阳县公安局向我局提交《行政复议书面答复书》及案件相关材料。我局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5日，在高阳县西演镇××村李仿彬家中，李仿彬与于桂夕因琐事发生口角，后李仿彬用菜刀将于桂夕头部打伤。以上事实有受害人的陈述、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及申辩、证人证言、诊断证明等证据证实。我局认为：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2019年10月22日我局作出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2、2019年7月16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高公（西）行罚决字[20149]01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高公（西）行罚决字[2014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4、2019年7月16日行政处罚审批表；5、延长办理期限审批表；6、2018年12月27日李仿彬提交的调解申请；7、2019年7月16日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8、传唤审批表；9、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拘留回执；10、鉴定聘请书和调取证据通知书；11、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回执及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12、2018年11月6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1日李仿彬的三次询问笔录；13、2018年11月6日、2019年2月2日于桂夕的二次询问笔录；14、2018年11月9日于某的询问笔录；15、2018年11月12日陈群的询问笔录；16、2018年11月5日李某的询问笔录；17、李仿彬的司法鉴定委托书及不予受理通知书；18、于桂夕病历及诊断证明；19、西演镇派出所情况说明；20、李仿彬、于桂夕的身份信息。上述证据拟证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被告保定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和行政复议案件决定审批表；2、行政复议申请书和高阳县公安局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李仿彬身份证复印件；4、高阳县公安局行政复议答复书；5、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上述证据拟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的证据以高阳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为准。第三人于桂夕述称，原告所说与事实不符，而且这事已经公安机关处理，同二被告的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李仿彬对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1、证据1无异议；2、证据2有异议，该笔录是公安机关单方打印，且原告不识字，公安机关并没有向原告宣读，也没有问原告是否提出陈述或申辩，手写的字均是后补的；3、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4、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原告主动申请的，是派出所打印好了让原告签字，派出所没有进行过调解；5、证据4、5、7、8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在原告与第三人在高阳县法院的民事案件中，第三人于桂夕申请高阳县法院调取了派出所的卷宗，原告依法查看了卷宗并拍照，高阳县法院调取的卷宗装订是完整的，但在该卷中不显示4、5、7、8四项证据，且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7的家属通知书，李某的名字也不是李某本人所书写；6、证据9有异议，7月16日的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上的签字不是李树丽本人签字；7、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本应是轻伤，在保定法医医院和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均检查出原告鼻骨骨折和上颌骨骨折，这两项骨折应构成轻伤，但由于高阳县公安局不作为，导致原告没有被认定成轻伤；8、证据15中于桂夕的部分陈述不属实；9、证据17不真实，鉴定委托书是11月9日出具，高阳县司法鉴定中心11月10日签收，但于当日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符合常理，且原告认为伤情已构成轻伤，原告当即找高阳县公安局协调并要求出具委托书到保定进行鉴定，但被告迟迟不出具委托书，导致因为时间较长轻伤变成了轻微伤；10、证据18不认可，第三人并没有住过院；11、证据12、14、16、19、20无异议。被告保定市公安局、第三人于桂夕对被告高阳县公安局证据均无异议。原告李仿彬对被告保定市公安局证据质证意见：1、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2、立案日期为7月24日，而复议决定书是10月22日作出，送达到原告的时间是10月30日，已经超过法定办案期限；3、延长复议期限也只能延长30日，办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被告保定市公安局复议的程序违法。被告高阳县公安局、第三人于桂夕对被告保定市公安局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高阳县公安局、被告保定市公安局及第三人于桂夕对原告李仿彬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称对原告提供的案卷来源的真实性不认可，且该案卷为复印件，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提交的案卷为原件，原件的证明效力要比复印件高。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李仿彬提交的公安卷宗复印件，经与高阳县法院李仿彬民事案件办案法官核实，原告李仿彬提交的公安卷宗是高阳县法院依于桂夕申请调取，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交的卷宗证据均于行政程序中形成，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后可作为案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5日18时48分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所辖西演镇派出所接到李仿彬电话报警，受案后，经调查取证，查明：2018年11月5日，在高阳县西演镇××村李仿彬家中，李仿彬与于桂夕因琐事发生口角，后李仿彬用菜刀将于桂夕头部打伤。据此被告高阳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李仿彬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叁佰元整。并于2019年7月16日至2019年7月23日对李仿彬进行了行政拘留。原告李仿彬对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7月24日向被告保定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批，被告保定市公安局同日受理，后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发送高阳县公安局，通知其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因案情复杂，2019年9月23日保定市公安局决定延长行政复议期限30日，并通知了李仿彬。保定市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高阳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10月30日原告李仿彬收到复议决定书，原告李仿彬不服，遂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对案涉行政案件具有管理职权和管辖权。2018年11月5日，在高阳县西演镇××村李仿彬家中，李仿彬与于桂夕因琐事发生口角，后李仿彬用菜刀将于桂夕头部打伤。有受害人陈述、违法嫌疑人陈述及申辩、证人证言、诊断证明等证据证实，原告构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被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李仿彬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叁佰元整，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但从被告高阳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和原告李仿彬提供的卷宗证据综合分析后来看，被告高阳县公安局在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书前，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亦未让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程序，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以撤销。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对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不妥，亦应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合议庭合议，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高阳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高公（西）行罚决字[2019]0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保定市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的保公复决字[2019]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高阳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梅审 判 员  刘亮亮人民陪审员  刘计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康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