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3民终9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华峰，男，197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黑龙江省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葆华，黑龙江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明明，黑龙江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峰，男，1972年5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舸，男，1967年1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鸡东县。上诉人孙华峰因与被上诉人吕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鸡东县人民法院（2018）黑0321民初1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华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葆华、褚明明，被上诉人吕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华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科佳组合农药是在上诉人商店购买，因为凡在上诉人商店购买的所有农药都出具购药收据。上诉人的组合药是治病防病杀菌剂，生根剂，不是除草剂，不可能打死稻苗，上诉人有各家稻苗视频、照片为证。而且，鸡东县农业局、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家单位都未对上诉人做出行政处罚，同时上诉人有证据证明科佳组合农药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如有药害是由于用户不按用药说明操作造成的，与经营者无关。另外，被上诉人等人主张十六户打死稻苗23850盘，未提供证据证明，或者让上诉人到现场盘查数量或者接访部门实地查验，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2.案涉两份协议书的签订是在鸡东县农业局逼迫下形成，鸡东县农业局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等人稻苗是药害造成的危害，又未对农药和稻苗作出司法鉴定结论，也没有到现场实地查验所谓的“药害实情”的情况下，强行逼迫上诉人签订了该两份协议书。在鸡东县农业局局长的强势支撑下，被上诉人等人到上诉人的商店去闹，上诉人不签字不让商店开业。迫于上述情况，上诉人无奈接连两次与被上诉人等人签订显失公平、违背真实意思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胁迫手段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3.两份协议书是具有关联性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从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可知，协议内容是疑似存在药害问题，在鸡东县农业局逼迫下，上诉人要在问题未经查明前，暂时支付给十六户农民损失，但需要对损害问题鉴定，如果是与上诉人商品有关的药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否则由十六户农民自负，并要将暂时支付的款项返还给上诉人。从中可以知晓，上诉人并未承认自己对所谓“药害”有责任愿意承担后果，而是要通过鉴定等途径，寻求事件真相，确定赔偿是否应由上诉人来承担。所以，在2018年5月18日，鸡东县农业局又恐吓逼迫上诉人与十六户农民签订补充协议，即第二份协议，约定上诉人暂付十六户农民损失的金额与时间，并且间接的约定要求十六户农民不要再上访纠缠等事宜。所以，第二份协议是第一份协议的延续和补充，两份协议是要作为统一整体予以考量的。两份协议是附条件的，在合同所附条件未成就时，一审法院就判定上诉人有过错，不予审理合同条件成就与否，争议的责任原因归责，就判定上诉人要履行第二份协议内容，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吕峰辩称，1.被上诉人等人有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证明是否有胁迫问题，在本案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法官当庭询问上诉人，药是真的为何不做鉴定，为何给农户包赔钱。十六户农户秧苗损失的鉴定是由鸡东县农业局逐户逐棚鉴定的，不是个人鉴定的。2.上诉人提供的六个证人，是否买上诉人的药被上诉人等人不清楚，上诉人所售的农药科佳组合农药与向阳镇所售的科佳组合农药不相符。上诉人所提供的理由都是个人提供，所照的影像资料，都是上诉人父子二人用手机拍摄，而一审中十六户农户的影像资料全是由鸡东县农业局所提供，上诉人说被上诉人等人没买其商店农药，明德乡派出所对上诉人儿子的笔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儿子承认十六户农户在上诉人家买了农药。上诉人说鸡东县农业局胁迫他，有上诉人的签字和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能说明，并不存在胁迫而是孙华峰真实意愿的表达。吕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被告给付原告赔偿款13207元，利息813元（从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7月9日共计385天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延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合计1402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初，原告等十六家农户向被告购买科佳组合农药用于水稻苗床治病，后产生药害，水稻秧苗不能种植，导致原告等十六家农户到鸡东县人民政府上访。在县政府的协调下，鸡东县农业局、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鸡东县明德乡政府介入此事，经过现场调查，明确了原告等十六家农户受害水稻秧苗盘数共计23850盘，其中原告水稻苗床受损数量为4500盘。2018年5月18日，在鸡东县农业局工作人员见证下，原告等十六家农户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于2018年5月18日支付33000元赔偿款，于2018年5月19日支付30000元赔偿款，尾款70000元于2018年6月18日前支付。现原告等十六家农户已收到前两笔水稻秧苗赔偿款63000元，余款70000元被告未支付。经原告等十六家农户确认，70000元赔偿款中原告应分配的赔偿款数额为13207元。2018年10月10日，被告就其与十六家农户签订的协议提起了撤销权诉讼。2018年12月12日，鸡东县法院判决驳回了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2018年5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十六农户协商确认达成的分配明细表、大额汇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复印件一份、鸡东县明德朝鲜族乡人民政府证明一份、2018年7月12日在县农业局现场手机录音一份、票据复印件两张、鸡东县法院（2018）黑0321民初2638号民事判决书、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321民终355号民事判决书及开庭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等十六家农户与被告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以其系受胁迫签订的协议而提起的诉讼已被鸡东县法院生效判决驳回，被告应当按协议约定的数额及时间给付原告等十六家农户水稻秧苗赔偿款，被告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赔偿款应当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一.吕峰等十六家农户与孙华峰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二.孙华峰于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吕峰水稻秧苗赔偿款13207元，逾期付款违约金813元（自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7月9日），2019年7月9日之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本金13207元年利率6%延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为：证据一，农药生产批准证书3份及农药登记证2份。旨在证明，科佳组合农药是经国家批准正规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书，具有安全性、可靠性，现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损失与上诉人销售的药品有关。证据二，四十八个视频和下亮子乡乡长出具的证明。旨在证明，药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药害”不存在。证据三，两个视频及鸡东县明德朝鲜族乡立新村村民委员会和鸡东县明德朝鲜族乡立新村支部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我村村民张舸情况说明》。旨在证明，被上诉人的代表人张舸在农户家的稻苗大棚内教唆农民说假话，虚构发生“药害”事实。证明了所有被上诉人家的稻苗没病。证据四，八个视频。旨在证明，鸡东县农业局副局长领着农户去上诉人家，逼着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钱，否则，副局长就领着人天天来上诉人商店检查，其商店无法正常经营。在农业局局长的强势支撑下，被上诉人到上诉人的商店去闹，上诉人无奈接连两次与被上诉人签订显失公平、违背真实意思的协议。证据五，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及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现场记录》。旨在证明，1.鸡东县政府责成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鸡东县农业局和鸡东县农技推广中心三个部门对该案调查，三个部门现场从外包装标识上看该农药、肥料标识齐全。上诉人销售的农药是合格产品，不能存在药害危险。2.受病的秧盘数量及农户数量是现场调解时，鸡东县农业局记录的农户单方自报结果，并非是鸡东县农业局实测实查结果。3.现场调解时，县农业局副局长明令由上诉人先行付给农民买秧苗的钱，如果将来不是农药问题，农民所得钱返还给上诉人。事后请专家鉴定，再确定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证明签协议时所谓“药害”的责任原因究竟是谁没有确定。证据六（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第一部分：鸡东县明德乡派出所卷宗材料。证实被上诉人中有不存在主体资格的人存在，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实际发生农药购买合同关系。第二部分：鸡东县农业局出具的逐棚进行测量、实地踏查农药损害的苗床的盘数的相关测量记录以及记录测量过程的视频录像和询问笔录等卷宗材料。旨在证明，鸡东县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和鸡东县明德朝鲜族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证据七，证人王某、曹某、范某、刘某、于某、潘某出庭作证，证实2018年购买科佳组合的农户，正确使用药品，使用效果非常好，并无药害发生的事实。证据八，2018年5月16日及18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旨在证明，2018年5月16日的协议是在鸡东县农业局领导逼迫下签订的，该协议不是一份完整的协议，第二份协议是第一份协议的补充和完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异议是，生产企业与上诉人妻子所述不符，上诉人提供的地址是延边自治州，上诉人妻子提供的是河南生产，有上诉人妻子在鸡东县农业局的笔录为证。对证据二的异议是，上诉人录像时被上诉人已把受药害的苗扔了，已经开始第二茬了。上诉人父子提供的影像是个人录的，没有鸡东县鸡东县农业局介入，被上诉人所受药害的影像资料都是由鸡东县农业局提供的。对证据三的异议是，上诉人的视频充分证明对农户的秧苗药害，上诉人父子要和厂家打官司，上诉人说其损失太大了，让张舸到农户家苗床录像，证明农户苗床受到药害。对证据四的异议是，与上诉人签订的赔款协议是在立新村村部，在明德乡乡长和农业局副局长参与下达成的第一份协议，与上诉人所述不符。对证据五的异议是，对农户秧苗核查时是由农业局副局长和其他两名同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两名男同志、一名女同志、乡政府的乡长、书记等人对十六户农户逐棚逐户调查取证，由那名女同志亲自进入棚中核实盘数，并不是农户自己报的。对证据六的异议是，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体现不出来有六户没有在孙华峰处购买农药，在笔录中上诉人的儿子已经承认被上诉人等十六户在上诉人家购买农药，上诉人的儿子在明德乡派出所和供销社都已承认该事实。对证据七的异议是，证人和被上诉人用的科佳组合农药不一样，其中一位证人说已经用了5年，被上诉人接受科佳组合时是2017年到现在。六个证人并不能证明和被上诉人买的农药一样，也并不能证明是一家所生产。对证据八的异议是，该两份协议都是由上诉人亲笔签字不存在胁迫，第一份在立新村村部由明德乡乡长陪同，农业局技术推广中心三名同志在场签订的。第二份由鸡东县农业局副局长主持调解，明德乡乡长和书记在现场签订的。全程有农业局影像资料。本院认证意见为，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和合格证书不能证明所有售出的农药不存在质量问题。下亮子乡乡长的证明和证人证言，证明别的村使用上诉人的农药没有质量问题，不能必然证明本案的质量问题。上诉人单方所录制的水稻苗床视频和鸡东县农业局、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鸡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鸡东县明德乡政府共同现场调查所作出的视频比较，后者更具真实性。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证明》和《现场记录》中阐述，该单位按照县局领导指派，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由鸡东县农业局牵头对鸡东县明德乡立新村农民反映水稻秧苗受药害问题进行调查，因该问题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范围，该局未去立新村农民大棚内查秧苗盘数，没有参与以后鸡东县农业局和鸡东县明德乡政府对该事情的调查调解。该局在《证明》和《现场记录》中还阐述，关于秧苗盘数及农户数是现场调解时，由鸡东县农业局统计，农户及一个叫张舸的自报的。从以上证明内容看，该局既然证明未去立新村农民大棚内查秧苗盘数，没有参与以后鸡东县农业局和鸡东县明德乡政府对该事情的调查调解，却又证明现场调解时对秧苗盘数的统计情况，该证明内容互相矛盾，且该局对以后的调查调解没有在场，不能证明全部调查情况。在明德乡派出所的笔录中，农户吕刚只是按自己的记忆陈述了购买上诉人农药的农户名字，其个人的记忆无法证明没列举到的农户没买上诉人农药，因此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中存在没买上诉人农药的人。上诉人提供证据所证明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约定上诉人先行付给农民买秧苗的钱，如果将来不是农药问题，农民所得钱返还给上诉人，事后请专家鉴定后再确定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该证明内容与第一份协议内容相符，但不能证明第二份协议与此情况相同。上诉人提供两份协议欲证实系受胁迫所签，该两份协议已经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构成胁迫情形。综合上述认定意见，上诉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农药是否在上诉人处购买；本案争议的两份协议是否属受胁迫所签；第二份协议的内容是否附有鉴定的前提。关于案涉农药是否在上诉人处购买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十六人为解决该农药纠纷签订了两份协议，在第一份协议中明确写明上诉人卖给立新村吕峰、李忠香等十六户农民日本科佳组合农药，两份协议上有被上诉人等十六人的亲笔签名。该两份协议已被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协议证实，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等十六人是在上诉人处购买的农药。在鸡东县明德乡派出所对上诉人儿子孙强的询问笔录中也显示，孙强亦承认立新村村民购买过上诉人商店的农药。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的两份协议是否属受胁迫所签问题，上诉人曾以该两份协议系受胁迫所签为由向鸡东县人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经过两级法院审理，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3民终355号终审判决，认定该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受胁迫情形，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份协议的内容是否附有鉴定的前提问题，首先第二份协议上没有注明鉴定的前提，从该协议的内容看，开头写“关于水稻苗床纠纷经双方达成协商如下”，第一条约定了上诉人向十六户农户支付款项的数额和时间，第三条写“甲方（孙华峰）履行义务后，乙方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请求”，第四条写“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应以此为据，全面切实履行本协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结尾处写有“以此协议书代替欠据”。从以上所有内容看，均与上诉人所称的以鉴定为前提毫无关联，且其中“双方应以此为据，全面切实履行本协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的约定，更是与上诉人上诉理由中所称的还需进一步进行鉴定解决此纠纷的主张相矛盾。另外，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3民终355号判决中认定：“关于未做司法鉴定的原因问题，根据现已查明的本案事实可知，经鸡东县农业局等多方调解，上诉人孙华峰要求不做鉴定并同意给付王者全等十六位被上诉人133000元赔偿款，该款已部分履行。”结合以上事实，且上诉人未能提供出第二份协议附有鉴定前提的证据，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华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亚萍审判员  郭卫丽审判员  吴淑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瀚元书记员  曹力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