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赣10刑终269号原公诉机关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龙平，男，196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家住抚州市临川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1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汪根波，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敏，男，1986年9月18日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家住抚州市临川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8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杨金芸，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伟安，男，1976年7月17日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汉族，初中文化，司机，家住抚州市临川区。因涉嫌犯容留卖淫罪于2018年11月14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东乡区看守所。辩护人邓国良、万艺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付万林，男，1984年11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抚州市高新区，家住抚州市高新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1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12月12日经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辩护人吴海兵，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瑜字（化名何力），男，1986年10月8日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家住江西省余干县。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1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朱龙太，江西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安平（绰号“小平”），男，1987年4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1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天丽，女，1993年9月4日出生于云南省丘北县，壮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湖南省涟源市。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1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曾志宏、李三梅，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余海涛（化名林浩），男，1989年2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江西省余干县。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5月21日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审理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以临检刑诉〔2018〕748号起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付万林、何瑜字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杨安平、余海涛、王天丽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赣1002刑初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付万林、何瑜字、杨安平、王天丽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饶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龙平及其辩护人汪根波、上诉人袁敏及其辩护人杨金芸、龚怀、上诉人陈伟安及其辩护人万艺娇、上诉人付万林及其辩护人吴海兵、上诉人何瑜字及其辩护人朱龙太、上诉人杨安平、上诉人王天丽及其辩护人曾志宏、原审被告人余海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7年5月18日，被告人袁敏以网友王某1的名义与抚州市临川区亿明大酒店（又称好睡房酒店，被告人陈伟安系经营者之一）签订了出租合同，承租了抚州市体育西路27号第二层整层房屋，期限五年（2017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17日，签字人周利娟，系陈伟安之妻）。2017年9月4日，袁敏利用王某1的名义以承租的好睡房酒店第二层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办理并领取了抚州市小兵足浴店的营业执照，经营足浴、按摩。同时袁敏对二楼房屋进行了装修。后被告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等人口头协商以袁敏装修好的小兵足浴店为经营场所，合伙经营以按摩、足疗为名的“小兵休闲”卖淫场所，组织被告人王天丽及覃某、祝某、乔某、谭某、熊某、刘某、杨某、刘某兰、谢某等十多名女性在“小兵休闲”从事卖淫活动，从中获利，期间卖淫人员有加入和离开的情况。其中，被告人何瑜字（化名何力）为“小兵休闲”制定卖淫项目、收费标准、提成方式、工作时间、卖淫女的调度、请假、迟到、早退罚款等制度，对卖淫女进行管理；被告人付万林负责收取费用、核算费用、工资发放；被告人杨安平、余海涛（期间化名林浩）及余康琪（另案处理）、“阿文”、“阿杰”（真实姓名不详，）负责招嫖、接待人员等事务；王天丽参与卖淫并负责对新来的卖淫女进行相关事宜的传授。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间，黄龙平主要负责“小兵休闲”的事务，陈伟安参与了对“小兵休闲”的装饰、非法经营的安全事宜等，黄龙平、陈伟安、袁敏等人按双方约定的出资比例分配非法利润。2018年5月20日晚，该卖淫场所被公安机关查获，黄龙平、何瑜字、余海涛、余康琪、付万林、王天丽、杨安平及相关的卖淫人员十人被当场抓获。自2018年4月18日至21日该卖淫场所非法经营额为89500余元。另查明，2018年5月28日，袁敏被抓获。2018年11月14日，陈伟安经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同日被刑事拘留。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归案情况说明、黄龙平发给袁敏“小兵休闲”的收支情况表及技师上钟记录表、袁敏与付万林的通话录音整理材料、何瑜字手机微信的截图、余海涛手机微信的截图、从事性交易女子在“后宫佳丽”微信群聊天的截图照片若干、杨安平与何瑜字微信聊天的截图照片若干、付万林记录的小兵技师上钟记录表、付万林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39）、微信与杨安平往来的记录、叶文华的情况说明及入院记录、被告人常住人口信息表、行政处罚决定书、检查记录、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调取证据通知及调取的相关银行流水、小兵足浴店的工商注册资料、店面出租合同、黄龙平提供的收款收据、调取证据通知书及周利娟建行账户交易情况、情况说明、黄龙平提供的袁敏书写并传递的字条（两张）、陈伟安与黄龙平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书证、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现场方位示意图及现场照片、刘某、谭某1、覃某、祝某、王天丽、杨某、乔某、刘某兰、熊某、吴某、王某1、余海涛、何瑜字、杨安平的辨认笔录、讯问视频、光盘、证人刘某1、谭某、覃某、祝某、杨某、乔某、谢某、刘某兰、熊某、曾某、黄某、陈某、刘某2、吴某、王某1、李某、王某2、陈义高的证言、同案人余康琪的供述、被告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付万林、何瑜字、杨安平、余海涛、王天丽的供述与辩解。原判认为，被告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等人合伙，伙同被告人付万林、何瑜字以经营“小兵休闲”场所为名，累计组织十多名女子在其经营场所卖淫，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余海涛、杨安平、王天丽协助他人组织卖淫，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予以确认。袁敏虽然较少参与实际管理，但其提供已装修好的卖淫场所；黄龙平管理卖淫场所的日常事务，陈伟安参与经营管理事务，被告人付万林、何瑜字在共同犯罪中从事具体的管理工作事项，五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付万林、何瑜字作用相对较小。被告人杨安平、余海涛、王天丽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犯罪，应根据其个人犯罪事实进行定罪量刑。被告人黄龙平、付万林、杨安平、余海涛、王天丽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何瑜字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黄龙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袁敏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陈伟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付万林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何瑜字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杨安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余海涛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王天丽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上诉人黄龙平的上诉意见及辩护人汪根波的辩护意见是：1、原判认定上诉人黄龙平构成组织卖淫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是：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付万林四人合伙将经营中的洗浴中心承包给本案上诉人何瑜字，其他人员是何瑜字招募并服从何瑜字的管理，上诉人黄龙平等合伙人与何瑜字约定不能参与到承包后的洗浴中心管理中，即上诉人黄龙平、袁敏等人不参与小兵休闲日常管理，上诉人黄龙平等合伙人提供场所，收取场所费用，即使构成犯罪，也只能定性为容留他人卖淫罪，故上诉人何瑜字构成组织卖淫罪，应列为第一被告人，陈伟安和袁敏装修好“小兵休闲”场所才找到黄龙平合作，且不认罪，两人的主观恶性大于黄龙平，黄龙平不应该排第一。2、本案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形。理由是：刘某是被抓的当天才开始上班，还未来得及卖淫；且刘某是听其他卖淫女介绍后与覃某某一起到小兵休闲传扬卖淫的，不是何瑜字组织的，故不能认定为本案中的卖淫女。且祝某某陈述自己因阴道口长瘤不能与客人发生性关系，只能实施手交、口交等行为。乔冬芳证实其只和客人发生口交，并没有发生性交行为。因此，后该两人均不能认定为本案的卖淫女。综上，本案中的卖淫女不足10人，达不到情节严重的情形。3、上诉人黄龙平还具有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黄龙平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悔罪，且举报了同案犯陈伟安，有立功情节。上诉人袁敏的上诉意见及辩护人杨金芸、龚怀的辩护意见是：一、原判认定袁敏构成组织卖淫罪证据不充分，难予成立。理由是：黄龙平、袁敏、陈伟安合伙的事实证据不足，且上诉人袁敏没有参与“小兵休闲”的经营、管理，上诉人袁敏装修场所后，在应当知道黄龙平等人在该场所从事犯罪活动而未制止，因而仅构成容留卖淫罪。二、原判认定卖淫女人数达10人，故而认定情节严重，难以成立。因为被查获的10名卖淫人员存在尚未从事卖淫或未以性交方式提供服务的情形，不应计入卖淫人数。三、上诉人袁敏即使构成组织卖淫罪，也应属从犯。理由是：袁敏装修涉案场所是为了经营足浴等业务，并非为了组织卖淫而装修场所；袁敏未参与“小兵休闲”的任何管理；组织卖淫活动是由黄龙平请来的何瑜字的团队实施的，黄龙平不仅经常亲临现场，还专门委派人员（付万林）在现场进行监督和收款，并要求付万林按要求分配款项后将剩余款项转交黄龙平，黄龙平对所得赃款总体把控，这些行为袁敏均未参与，即使袁敏取得赃款，那也是由黄龙平把控分配的，因此袁敏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四、上诉人袁敏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综上，请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陈伟安的上诉意见及辩护人邓国良、万艺娇的辩护意见是：一、原判认定上诉人陈伟安组织卖淫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是：1、没有证据证明陈伟安是“小兵休闲”的股东。只有黄龙平供述陈伟安是“小兵休闲”的股东，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足为证；付万林供述听说陈伟安是股东，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且付万林的供述前后不稳定，有矛盾，不足为证；相反证实陈伟安不是股东的证据有其本人的辩解、袁敏的供述、陈义高的证言，这些证据内容基本吻合，能相互印证；除言辞证据外，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实陈伟安是股东。2、陈伟安也未参与经营管理“小兵休闲”。原判认定陈伟安参与了“小兵休闲”的装饰、非法经营的安全事宜，与客观事实不符。陈伟安与黄龙平就广告或卡片进行沟通及监控的安装仅仅是帮忙介绍广告公司及安装人员，并非参与经营管理。3、相反，本案中袁敏、何瑜字、余海涛、杨安平、余康琪、王天丽的供述及被查获的卖淫女和嫖客的证言中关于“小兵休闲”的老板均没有陈伟安；陈伟安的好睡房酒店与“小兵休闲”签订了两份租赁协议，两份合同均约定了禁止“小兵休闲”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因此，陈伟安与“小兵休闲”是租赁关系，而非合伙关系。综上，陈伟安不具有股东身份，充其量陈伟安仅构成容留卖淫罪。二、即使按一审法院的逻辑，陈伟安在本案中所起作用也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工作，系从犯，应当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三、原判认定本案情节严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理由是：被查获的卖淫女中，祝某某仅提供“按摩服务”，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刘某某兼职卖淫，来去自由，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组织下”的卖淫女；刘某第一天上班且尚未发生卖淫活动便被抓，不属于卖淫女，且“小兵休闲”未对其形成有效的管理及控制，不属于组织下的卖淫女，因此，卖淫女人数不足十人，不属情节严重。综上，陈伟安已如实供述其上述事实，在没有充分证据认定陈伟安构成组织卖淫罪的情况下，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仅能认定陈伟安构成容留卖淫罪，同时陈伟安系于2018年11月14日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系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依法应认定陈伟安具有自首情节。上诉人付万林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吴海兵的辩护意见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付万林没有参与建立卖淫组织，没有对卖淫进行日常管理，只是单纯作为管账人员，对卖淫场所的日常收支进行记录，不是对全局的参与组织，只是对单个环节的参与，没有组织安排卖淫活动，没有参与实施其他任何管理行为，没有介绍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没有招揽嫖客和为卖淫活动安排相关服务等，对整体卖淫活动无决策权，也未参与利益分配，仅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2、卖淫女数量达不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本案中不应将刘某兰、祝某二人纳入卖淫女的范围，卖淫女没有达到十人以上，达不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上诉人何瑜字的上诉意见及辩护人朱龙太的辩护意见是：1、上诉人何瑜字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理由是：何瑜字是受黄龙平雇佣的工作人员，每月领取工资，不享有公司经营收益或分红，不具有组织卖淫的决策地位，更没有控制和组织卖淫的客观行为。仅负责“小兵休闲”会所的日常管理（如对卖淫女进行编号等），具体需要决定性的事务，何瑜字均要听从股东的决定，接受股东黄龙平等人指挥、领导，只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协助股东黄龙平等人从事组织卖淫活动，应认定何瑜字协助组织卖淫罪。2、即使认定何瑜字构成组织卖淫罪，根据何瑜字所起的次要和辅助作用，也应认定何瑜字为从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3、本案卖淫人数不足10人，未达到“情节严重”。其中祝某某、刘某、刘某某3人依法不计入卖淫女（理由同上），且被查获时的10名卖淫女是陆续入所的，因此，卖淫女人数不符合组织卖淫“情节严重”的情形。辩护人朱龙太另外提出辩护意见：上诉人何瑜字具有坦白、初犯、认罪认罚的情节，可从轻处罚。综上，请二审对上诉人何瑜字依法改判。上诉人杨安平提出：1、原判认定2018年1月7日至2018年5月20日付万林微信转给何瑜字的164525元是何瑜字、余海涛和他的收入错误，该笔款是何瑜字和余海涛的业务部提成，他在拔师房上班，业务部的提成与拔师房的工资分开结算。跟他没有关系。2、余海涛是他的领导，他应该排在余海涛的后面。3、他到小兵休闲上班是为了赚工资贴补家用，且系初犯，请二审对其酌情改判。上诉人王天丽的上诉意见及辩护人曾志宏、李三梅提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王天丽对卖淫女如何进行服务嫖客的培训，王天丽只是向卖淫女转达了会所服务嫖客的项目及流程，所起作用小，社会危害性不大。上诉人王天丽有坦白情节，无犯罪前科，原判对上诉人王天丽的量刑过重，请二审依法改判。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出庭意见是：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是：1、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与何瑜字之间的关系不是黄龙平及辩护人所说的承包关系。上诉人黄龙平、付万林、何瑜字的供述，黄龙平发给袁敏“小兵休闲”的收支情况表及技师上钟记录表，付万林记录的小兵技师上钟表及其与黄龙平的对账单等证据充分证实，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合伙经营“小兵休闲”会所，聘请何瑜字、付万林等人进行管理，以经营按摩、足疗店的名义组织他人卖淫。上诉人黄龙平在供述中交待陈伟安等人参与犯罪的事实，属交代同案犯共同参加的犯罪事实，不属立功情节。2、公安机关出警时现场抓获卖淫女十名，卖淫女都供述其卖淫事实，还有多份证据证明上诉人黄龙平等人被抓获时，有几名卖淫女看电影去了没在现场而未被抓获。个别卖淫女交代因身体原因没有与嫖客发生性行为，不影响认定上诉人黄龙平等人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卖淫人员已超过十人属情节严重。3、本案上诉人黄龙平等人合伙经营“小兵休闲”卖淫场所，并聘任何瑜字、付万林对卖淫活动共同进行管理，何瑜字与付万林分工负责，何瑜字负责卖淫场所、招募卖淫人员、制定管理卖淫人员的规章制度、收费标准及对卖淫人员培训，聘请付万林对非法经营的财务进行管理，多名卖淫女在陈述中都认为付万林是“小兵休闲”会所的老板，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何瑜字、付万林五人构成组织卖淫罪。4、上诉人陈伟安否认其在“小兵休闲”会所有股份，但通过一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上诉人黄龙平、袁敏供述亿明大酒店收取黄龙平二楼预付装修款75000元，陈伟安与黄龙平对“小兵休闲”场所招牌的字、名称进行商讨的微信聊天记录、对陈伟安的办公室有对“小兵休闲”会所监控设备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上述证据能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实陈伟安系“小兵休闲”的股东。5、原判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对上诉人杨安平、王天丽定罪处罚，量刑并无不当。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相同，上述证据经均依法举证、质证，对能相互印证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及各自辩护人提出三位上诉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仅构成容留卖淫罪的意见。经查，袁敏与付万林的通话录音资料、袁敏传递给黄龙平的纸条、黄龙平微信发给袁敏“小兵休闲”收支情况表、技师上钟表等在案证据能证实，上诉人黄龙平、袁敏合伙经营“小兵休闲店”，系该店老板。亿明酒店盖了公章的收据证实亿明大酒店收到黄龙平二楼预付装修款7.5万元，对此虽陈伟安辩解是替袁敏收取的装修款，后袁敏叫他以自己的名义借给李某6万元；证人李某证实自己向袁敏借了6万元，是陈伟安转的，但李某证言前后矛盾，第一次证实是向陈伟安借的6万元，与袁敏无关，且袁敏对收取该笔装修款不认可；另上诉人袁敏供述黄龙平或陈伟安购置“小兵休闲”的毛巾、床单、被子；而黄龙平供述上述7.5万元中的6.25万元是按合伙比例分摊的装修费，另1.25万元是分滩的启动资金，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黄龙平供述陈伟安系袁敏一方合伙人的事实。黄龙平作为“小兵休闲”合伙人之一，并具体管理“小兵休闲”，其聘请何瑜字，由何瑜字招聘卖淫女，制定收费制度、组织安排卖淫活动，对卖淫女统一管理，虽然未采取强制、欺骗性手段从人身等方面控制卖淫人员，但以黄龙平等人为首的卖淫组织分工明确、组织卖淫牟利的目的清楚，并为卖淫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人、财、物管理办法，以此规范卖淫人员在“小兵休闲”的卖淫活动，其组织卖淫活动的特征是明显的。同时，上诉人陈伟安作为旅馆业单位人员，明知黄龙平、袁敏合伙组织他人卖淫活动，利用本单位的条件，容留多人卖淫，参与卖淫场所的广告、宣传制作，防盗门及监控设备的安装，对卖淫场所进行监控，为卖淫组织安排相关事务、提供保障条件，与单纯的、仅为卖淫人员提供进行卖淫活动的处所的容留他人卖淫罪有本质的区别，应以组织卖淫罪对其定罪处罚。故对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及各自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付万林、何瑜字及各自的辩护人提出二位上诉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只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意见。经查，上诉人付万林受黄龙平聘请，对收取嫖资、开支等财务进行管理，收款、记账、分发钱款；对卖淫女的卖淫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记录每一个卖淫女上钟情况有供述在卷。同案犯杨安平的供述、杨安平与何瑜字微信聊天能相互印证，证实何瑜字指示杨安平根据“小兵休闲”的管理制度去执行对卖淫人员请假、休假及惩罚等进行考勤管理；上诉人何瑜字还对为卖淫场所招募卖淫人员有供述在卷，上述证据均能与在卷的其他证据相印证，该二人在卖淫组织中系仅次于老板的高层管理人员，其行为均符合组织卖淫罪共犯的特征，均应以组织卖淫罪对其定罪处罚。故对该二位上诉人及各自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付万林、何瑜字及各自辩护人提出本案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意见。经查，公安侦查人员当场查获在该卖淫场所从事卖淫行为的人员有十人，同时有多名证人（即卖淫女）证实在该场所从事卖淫的人员有十多人，上述证据与上诉人何瑜字建立的“后宫佳丽”微信群中的卖淫女人数及上诉人杨安平与何瑜字微信聊天中的小兵晶池技师上钟记录表上卖淫女人数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卖淫人数在10人以上，依法应认定情节严重。故对五上诉人及各自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黄龙平及其辩护人提出黄龙平有立功情节的意见。经查，上诉人黄龙平归案后供述同案犯的犯罪事实，依法不属于立功，故对上诉人黄龙平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袁敏、陈伟安的辩护人提出即使认定袁敏、陈伟安构成组织卖淫罪，应认定袁敏、陈伟安系从犯的意见。经查，黄龙平、袁敏、陈伟安系“小兵休闲”的合伙人，各自股份及分成无法查实，不宜区分主从犯。故对上诉人袁敏、陈伟安的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陈伟安的辩护人提出陈伟安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上诉人陈伟安自动到案属实，但未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自首，故对上诉人陈伟安的辩护人提出陈伟安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何瑜字的辩护人提出即使认定何瑜字构成组织卖淫罪，应认定上诉人何瑜字系从犯的意见。经查，何瑜字积极实施了组织他人卖淫的具体事宜、对卖淫活动参与了具体的管理，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对上诉人何瑜字的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何瑜字的辩护人提出何瑜字有坦白情节和无犯罪前科，可对上诉人何瑜字再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原判已考虑上诉何瑜字的上述情节，并对其从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何瑜字的辩护人提出对何瑜字再从轻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杨安平提出，他作用比余海涛小，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上诉人杨安平受何瑜字的指示，直接参与对卖淫女的考勤等具体管理事务，余海涛负责带客人到房间，并叫小姐上钟，原判认定上诉人杨安平在协助组织卖淫过程中的作用相比余海涛较大，量刑时予以区别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杨安平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天丽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王天丽只是向卖淫女转达了会所服务嫖客的项目及流程，所起作用小，及原判对上诉人王天丽的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卖淫女刘某某、熊某某等证人及上诉人何瑜字证实，上诉人王天丽除了卖淫，还负责为新来的卖淫女就如何服务嫖客进行演示、培训；上诉人王天丽一审庭审时供述她上课就是接一个客多得50元钱；上诉人杨安平证实，王天丽培训新来的卖淫女，对接待一个嫖客可多提成50元。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王天丽积极协助组织卖淫事宜，原判根据上诉人王天丽在协助他人组织卖淫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在法定刑幅度内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王天丽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等人合伙，伙同上诉人付万林、何瑜字以“小兵休闲”足浴店为掩护，累计组织十多名女子卖淫，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杨安平、王天丽、原审被告人余海涛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予以协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上诉人黄龙平、何瑜字、付万林、杨安平、王天丽、原审被告人余海涛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合伙组织他人卖淫，股份无法确定，不宜区分主从犯。上诉人陈伟安自动投案，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对七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余海涛从轻处罚。上诉人付万林、何瑜字在卖淫组织中均系主管人员、积极履行了管理职责，作用仅次于黄龙平、袁敏、陈伟安，量刑时予以区分。上诉人黄龙平、袁敏、陈伟安、付万林、何瑜字、王天丽及各自的辩护人、上诉人杨安平提出的上诉意见和辩护意见。经查与事实、证据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邱小昌审判员  陈凤英审判员  徐 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