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B6号。法定代表人：邱文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天机，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昱，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田锋，男，汉族，1961年5月5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焯，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泰福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国威中路102号西侧A（3楼）。法定代表人：田锋。上诉人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富公司）、田锋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恒泰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福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第一项判决，改判支持上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田锋、恒泰福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诉争的涉案宗地因提升容积率问题，上富公司一共签订了三份协议和合同，一份是2007年6月26日与恒泰福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书》（下称：代理协议）；第二份是2007年12月8日与刘大伟代表的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生产力发展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战略研究会）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第三份是2013年3月18日与北京恒基联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如果加上原审认定的2007年10月26日《合作协议书》（下称：合作协议），则共有四份协议和合同。不论是三份，还是四份，约定的委托事项均是提升宗地容积率。原审认为上富公司在各个阶段与不同主体签订的协议和合同是对2007年6月26日《代理协议书》的实际变更，是认定事实错误。表现为：（一）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2007年6月26日签订的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恒泰福公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上富公司办理好规划许可证（容积率7左右）和国土局的缴款通知单，协助上富公司与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书》；第三条约定，恒泰福公司获取市领导批示和有效的新规划许可证，上富公司支付300万元，待取得国土局低价缴款通知单时再一次性支付300万元；第四条约定，协议期限为三个月，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开始计算，恒泰福公司保证在30个工作日内获得领导批示，90个工作日完成代理事项。上述对恒泰福公司需要完成的委托事项，完成委托事项的期限，即上富公司主张的终止时间2007年10月30日，约定非常明确，恒泰福公司只有在约定时间内完成约定事务，上富公司才支付代理费。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恒泰福公司是没有在代理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委托事项，代理协议在约定的90个工作日届满后就终止。原审认为两个公司与田锋存在关联，上富公司与北京恒基银联公司在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是对代理协议的实际变更，毫无事实根据。签订代理协议的是恒泰福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的是北京恒基银联公司，协议主体不同。根据田锋陈述，代理协议和服务合同是其利用公司名义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开发票提供方便，实际合同权益归其个人所有。田锋虽然是恒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北京恒基银联公司股东，但是，田锋和公司都是独立主体，田锋把自然人股东与公司法人混同，将股东或法定代表人等同于公司法人。田锋的陈述违反了基本法律常识，根本不能成立。从田锋和北京恒基银联公司分开起诉主张报酬，可以证明田锋也认为恒基银联公司的报酬不能由其本人主张。原审认定在2013年3月18日与恒基银联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后，对代理协议进行了实际变更，从而得出代理协议没有终止的错误认定。（二）田锋提供的合作协议是田锋为了不失去巨额代理费，在代理协议到期日之前，以找到有关领导可以解决容积率问题，需要向领导出具一份证明其在项目中有份的协议为由，向上富公司骗取的合作协议。这是上富公司向田锋提供合作协议的背景，也是双方为什么签署时间不同的原因。田锋虽然否认这一事实，但经司法鉴定证明其倒签时间，田锋并没有做出合理解释，原审也没有进一步查明。涉案有四份协议和合同，上富公司对其他三份协议的签署时间没有提出异议，只对合作协议的签署时间提出鉴定是因为合作协议不是上富公司与田锋真实要签订的协议，而是田锋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的。上富公司对合作协议形成背景的陈述，加上证人王芳的证言，以及司法鉴定结论，形成证据链印证了合作协议不是上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完全漠视合作协议形成的背景事实，以证人与上富公司有利害关系为由，错误地认定合作协议有效，且至今没有终止。（三）原审没有查明在上富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又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下，还要与战略研究会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的原因。服务合同约定的事项与代理协议、合作协议基本一致，都是解决涉案地块容积率问题，上富公司与战略研究会签订服务合同背景是田锋无法在深圳完成委托事项，于是推荐上富公司与战略研究会代表刘大伟认识，称刘大伟可以通过北京的人脉完成宗地容积率问题。2007年12月8日，上富公司与战略研究会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将委托事项转给了战略研究会刘大伟办理。从签订服务合同到2009年上富公司报案的一年多时间里，委托事项交由刘大伟负责办理，恒泰福公司和田锋不再参与委托事项。因此，上富公司将委托事项再委托给战略研究会刘大伟后，合作协议事实上就已经终止。原审忽略了上富公司与战略研究会签订服务合同，并且履行了一年多时间的事实，是错误的。（四）2013年3月18日上富公司与北京恒基银联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民事判决，提升涉案宗地容积率是北京恒基银联公司完成的（上富公司并不认可，已上诉），如果该判决最终生效，就可以反证恒泰福公司和田锋没有按代理协议和合作协议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田锋向上富公司索取的费用569万元就应当返还。原审以上富公司与恒基银联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推定上富公司对支付给田锋的费用无争议，这种主观推定毫无逻辑性。如果上富公司对支付给田锋的费用没有争议，那么田锋就不会伪造2013年6月27日《对账单》，冒充邱文益签名。原审没有对田锋伪造签名的动机进行查明。还有，原审认为上富公司在与恒泰福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后，又将委托事项再行委托给田锋的关联公司恒基银联公司，认定这是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协商后的一致实际变更，故代理协议没有终止，是错误的。（五）原审忽略的事实是，在“2007年11月5日至2012年期间”，代理协议已经届满（到2007年10月30日届满），届满后，委托事项就与恒泰福公司无关。就算田锋仍然参与，也是田锋个人行为，与恒泰福公司无关。田锋的个人行为不能等同于恒泰福公司行为。田锋参与委托事项，并不是已完成了委托事项。原审认为田锋持有部分资料原件，是实际参与了委托事项，由此认定代理协议没有终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驳回上富公司的诉讼请求，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因为同一事实产生诉累，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原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意味着代理协议和合作协议至今没有终止，在没有终止的情况下，原审没有明确双方是否要继续履行、如何继续履行的问题。在原审还没有判决之前，田锋就向上富公司发出《继续履约通知函》，要求上富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田锋的目的是为向上富公司主张“容积率面积为准的百分之五的建面（5%）报酬”做准备。依照原审认定，代理协议和合作协议均没有终止，田锋无论是否完成委托事项，都有权主张5%建面报酬，以现时市价计算，5%建筑面积物业的报酬市超过一亿元。如果原审判决生效，上富公司除已付的569万元不能退回外，可能还需按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民事判决向恒基银联公司支付8553300元报酬，还要再向田锋支付5%建筑面积价值超一亿元的报酬。根据田锋在原审和“（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案中的陈述，恒泰福公司代理协议和恒基银联公司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权益都归其个人所有。面对这么巨大的利益，原审错误的认定无疑变相助长了田锋的贪欲，导致上富公司就一个委托事项重复向田锋支付报酬。当事人之间也会因此产生诉累，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三、恒泰福公司没有完成委托事项，无权向上富公司主张代理费。根据2007年6月26日代理协议，恒泰福公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上富公司办理好规划许可证（容积率7左右）和国土局的缴款通知单，协助上富公司与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书》并获取市领导批示和有效的新规划许可证，上富公司才支付300万元，待取得国土局低价缴款通知单时上富公司再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00万元；另约定协议期限为三个月，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开始计算，恒泰福公司保证在30个工作日内获得领导批示，90个工作日完成代理事项。上富公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恒泰福公司没有在90个工作日内完成以上约定委托事项，故上富公司无需向恒泰福公司支付代理费，恒泰福公司和田锋以代理协议名义收取的费用应当返还给上富公司。恒泰福公司和田锋以该费用是保住宗地不被政府收回的解释，没有合同依据，恒泰福公司和田锋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为了保住宗地不被收回有过书面约定。代理协议约定的只有代理费，恒泰福公司和田锋没有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事项，已收的代理费应当依法返还。四、即使合作协议成立，田锋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也无权要求按约定分配5%建面作为回报。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以及原审查明的事实，田锋没有完成委托事项，涉案宗地至今没有“新的规划许可证和办理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没有“办理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及所有一切相关手续”，合作协议约定的田锋获取回报的条件没有成就，上富公司无需履约。也正是因为田锋无法办理委托事项，上富公司才与战略研究会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将委托事项委托给了战略研究会刘大伟办理，上富公司与田锋之间的合作在与战略研究会签订服务合同后就终止。五、被上诉人田锋存在伪造证据行为，违反诚信诉讼原则。田锋为了获得巨额代理费，伪造证据：1.伪造《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时间；2.伪造《补充说明》，利用掌握上富公司盖章的空白信笺纸，随意打印内容，以实现其非法目的；3.冒充上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文益的签名，伪造2013年6月27日《对账单》，造成上富公司拖欠代理费的假象；4.伪造100400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授权时间，将原签发日期2013.3.18涂改为2013.8.28，将原有效期限2014.3.18改为2014.8.28，目的是加长田锋的授权时间，意图覆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出具时间。田锋伪造证据的行为违法，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上述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对田锋伪造证据这一严重违法行为未进行任何调查，也未查实田锋伪造证据的动机。综上所述，上富公司认为原审查明事实不清，对案件核心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针对上富公司的上诉，田锋答辩称：一、本案诉争的主要合同义务并非如上富公司所讲仅为提升容积率，还包括保住涉案土地不被政府回收。二、至于《代理协议书》被实际变更，田锋的上诉状和一审判决阐述的事实及理由已经非常清楚明确。三、上富公司所阐述的恒泰福公司及田锋为了行贿领导制作《合作协议书》的“故事”，无任何证据证明。四、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富公司和刘大为控制的战略研究会签署的协议与本案的诉争有任何关联。五、《咨询服务合同》法院认定已完成工作，恰恰证明本案双方变更了《代理协议书》，将保住地块和提升容积率分别重新签署了协议，《代理协议书》约定的费用为办事成本。六、判决没有认定合同终止，不代表涉案合同永远要执行下去，只要上富公司完成支付义务，那么涉案的《代理协议书》将会因为履行完毕而终止。七、恒泰福公司及田锋完成了委托义务，而上富公司伙同另外合作的第三方一起拒绝支付合同约定的报酬。如果法院支持了上富公司，才是助长上富公司的贪欲和不诚信的行为。八、田锋是否有权按照约定获得5%建筑面积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田锋将会择期提起诉讼。九、没有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和补充说明是恒泰福公司及田锋伪造的，延迟盖章两个月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不能证明其是伪造。补充说明也是从上富公司处直接获取，至于该文件的形成原因不是恒泰福投公司及田锋所应知晓的。针对上富公司的上诉，恒泰福公司答辩称：市政府已将该土地列为闲置用地，即将被收回，因此上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文益多次与恒泰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锋协商，最终达成了三份协议。第一份协议就是《代理协议书》，就是恒泰福公司和田锋签订的代理协议。《代理协议书》生效后，由上富公司向恒泰福支付了部分的经费、办证的费用。经过查证核实后，该土地并不是那么简单，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上富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具备开发条件，没有土地价格，是无虚有的事情。所以上富公司邱文益跟田锋协商，给田锋5%的建筑面积分成，所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之后田锋花了5到6年的时间，跑了6到9个主管部门，参与了多次关于该土地的协调会，最终取得了免收土地闲置费，限期开发的通过文件。在此之后，就按流程申报，该原文件在恒泰福公司，充分的证明这5到6年的工作是已完成的。其他的意见与田锋的意见一致。上诉人田锋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富公司向田锋支付剩余代理费用96万元；2.上富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迟延实属错误，且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支撑，和查明的事实存在矛盾。一、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没有提到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迟延的情况。一审判决书事实查明部分认定对于《代理协议书》原来约定的履行期限双方进行了变更，但判决却认定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迟延，两者间存在矛盾。二、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迟延的情况。1.在《代理协议书》签订之后，田锋发现事情远远没有像上富公司之前介绍那么简单，土地过期未开发原因并非上富公司所说的“由于该宗地没有土地价而无法交地价款”。基于该情况上富公司和田锋在2007年10月26日签署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田锋继续履行《代理协议书》中的主要义务即取得涉案地块的新的规划许可证和办理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通过《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涉案代理事项的代理期限双方做出了变更，且并未约定具体时间。2.上富公司单方出具的《补充说明》再次印证双方就《代理协议书》的期限、效力做了再次的书面约定。上富公司在该《补充说明》中明确承诺将办证时间(合作期限)延长至地块开发建设，验收竣工。最终涉案地块取得免于回收，取得新的规划许可证的时间是在2012年，显然在《补充说明》约定的时间之前，不存在延迟履行的情况。3.从2007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各种事实来看，《代理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未终止且变更后未约定新的履行期限，上富公司也从未提起过田锋存在迟延履行。上富公司从2007年开始至2014年1月26日期间分15次向田锋支付了504万元，而且从未提出过延期一说。从金钱给付这一客观事实来看，上富公司一直在委托田锋实际办理涉案地块重新取得规划许可证的事宜，履约期限已经变更且未约定实际期限，并将《代理协议书》约定的回报变更为《合作协议书》中的建筑面积5%，原《代理协议书》中600万元的回报变更为办事成本，由上富公司按要求随时支付。在2013年6月27日政府发文给上富公司称涉案地块免收闲置费并限期开发之前，上富公司就和田锋实际控制的北京恒基联银公司签署了关于提升涉案地块容积率的委托代理协议，因此，田锋一直在办理涉案地块的免予闲置回收的工作且最终实现目标。《咨询服务合同》中只约定前期费用暂不支付，并未提及因为延期办理不予支付。针对田锋的上诉，上富公司答辩称：一、田锋并非《代理协议书》的主体，补充说明经司法鉴定可以确认是伪造的。那么田锋根本无权以《代理协议书》的内容向上富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更无权提起本案的反诉。其反诉主体不适格。二、《代理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并没有续期，恒泰福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这是客观事实。一审判决认为《代理协议书》经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协商一致，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实质变更，严重缺乏事实根据，如果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协商一致，那么田锋及恒泰福公司就不需要伪造虚假的补充说明，并在补充说明里记载《代理协议书》延期至地块开发建设竣工验收为止。这正好证明了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根本没有就《代理协议书》进行任何变更。《代理协议书》在签订后90个工作日期满终止。三、按照田锋在民事反诉状一审庭审及民事上诉状当中的陈述，《代理协议书》所约定的600万元是办事成本。田锋为了办理委托事项所实际支出的费用，这才称之为成本，但是田锋已经在上富公司处收取了500多万元，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支出与成本。田锋及恒泰福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中没有显示出其为办理委托事项支付了任何费用，所以田锋主张《代理协议书》所约定的600万元代理费系办事成本缺乏事实依据。既然恒泰福公司在《代理协议书》期满后未能完成代理事项，那么理应退还由田锋收取的500多万元。四、按照田锋在一审的陈述，田锋自己主张收文回执仅能正常递交申请文章，并且正常递交申请文书并不能证明提高容积率的问题。一审从国土局处调取了与涉案地块攸关的文件，其中仅有一份由上富公司在2009年出具给田锋的法人委托书，没有与田锋有关的任何文件。姑且认为该2009年的法人委托书是由上富公司委托田锋去递交文件，那么按照田锋的逻辑，这只是正常的递交申请文书，根本不能证明与提高容积率有任何的关联。除了法庭调取的证据外，田锋及恒泰福公司根本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地块是通过田锋或者恒泰福公司的努力而提高容积率。五、上富公司认为上富公司在本案一审中请求法庭确认《合作协议书》终止，那么法庭应当首先审查《合作协议书》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只有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才存在终止与否的问题。按照田锋在民事反诉状一审庭审以及民事上诉状当中的陈述，《合作协议书》是经田锋与上富公司协商一致后在2007年10月26日签署。但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田锋签字的时间是在2007年12月左右，比上富公司盖章签字的时间晚了一个月，这足以证明田锋没有向法庭如实陈述《合作协议书》的形成过程。田锋与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都在同一个城市，签字时间相差一个月显然不符合正常签订合同的惯例，田锋对此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对此上富公司认为应采信上富公司的主张，即《合作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伪造的补充说明及其记载的内容亦可证明其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请求法庭查明事实，支持上富有限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并驳回田锋的上诉请求。针对田锋的上诉，恒泰福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上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之间签订的《代理协议书》已于2007年9月25日终止；2.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共同向上富公司返还费用合计569万元（含田锋2008年3月10日借款5万元、2008年5月14日借款30万元、2009年12月24日借款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田锋、恒泰福公司共同承担。田锋反诉请求：1.上富公司向田锋支付剩余代理费96万元；2.上富公司承担一审本诉及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26日，上富公司（甲方）与恒泰福公司（乙方）签订《代理协议书》，约定：就甲方委托乙方代办甲方名下的深圳市侨香路6号商住用地的相关手续，订立本协议。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甲方办理好规划许可证（容积率7左右）和国土局的缴款通知单，协助甲方与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书》。代理费用：甲方支付乙方费用600万元，乙方获取市领导批示和有效的新规划许可证，甲方付给乙方300万元现金，待取得国土局地价缴款通知单时，甲方将余下的300万元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期限为三个月，本协议书签字盖章生效后计算，乙方保证在30个工作日内获得领导批示，90个工作日完成代理事项。本协议一旦签订，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若有一方违约，由违约方向守约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并承担所有费用。2009年5月18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直属分局向上富公司出具深国房闲通（直）2009-1089号《通知》，载明：根据闲置土地处置有关规定，宗地号为B401-0021，出让合同号（房地产证号）为1995-0056、土地面积为5282.90平方米、出让用途为工业及配套的用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根据市府批准的已批未建地处置方案，对该宗地进行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于2012年向上富公司作出深规土闲置决定（2012）第3号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载明：你单位于1995年4月19日取得位于福田区侨香路与安托山路交汇处、出让合同书号深地合字(1995)0056、宗地号B401-0021、面积为5282.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及配套的国土地使用权。该宗地已构成闲置土地。根据市政府批准的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对该宗地的处置方式为：免收土地闲置费，限期开发，建设安居型商品房。请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建设安居型商品房相关手续。2013年6月27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向上富公司发出深建住保（2013）53号关于上富土石方公司B401-0021地块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关问题的复函，载明：根据市政府对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再次上报上富土石方公司宗地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关问题的请示》（深规土[2013]597号）的批示意见，原则同意市规划国土委提出的B401-0021号宗地建设安居型商品房，由市规划国土委和市住房建设局按规办理后续用地手续。为此，原则同意B400-0021地块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原则下建设安居型商品房。该项目已纳入我市2012新增安排4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计划，请贵司抓紧规划国土部门申请办理用地规划许可等有关手续，待明确规划设计条件后再向我局申报明确具体的建设标准。2013年3月18日，上富公司（甲方）与恒基联银公司（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约定：因甲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B6号（B401-0021)地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及相关的政策法律，市场价情分析等众多的前期咨询服务事项，甲方委托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也愿意受托。委托事项：1、房地产政策咨询，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2、协调相关部门关系，将容积率4.2进行上升调整（以上政府部门批准和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为准）。委托时间：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到期为止。咨询费用的结算方式和时间：1、甲方确保按照容积率4.2的多出部分建筑面积以1000元/平方米计价支付给乙方，作为回报（由乙方向甲方出具咨询服务费发票）；2、容积率的提高获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甲方按总价款的50%，支付乙方费用，余款待甲方施工前一次性付清；3、前期的费用甲方暂不向乙方支付。本合同一旦签订，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由违约方向守约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若甲方到期不能按合同规定支付乙方所得咨询服务费时，乙方有权申请执法部门冻结甲方的部分地产、房产等资产。2013年11月28日，市规划国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向上富公司出具关于B401-0021宗地用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深规土一局函（2013）1581号】，载明：一、经核，B401-0021宗地面积5282.90平方米，属安托山地区法定图则（修编）15-06地块及15-05地块的一部分，15-06地块面积4949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4.2，15-05地块面积3455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共绿地。二、鉴于B401-0021宗地已纳入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经研究，原则同意安托山地区法定图则（修编）15-06地块容积率调整为6.0，用地总建筑面积中住宅建筑面积比例不小于70%，其它商业、办公及公共配套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30%。三、用地位于地铁轨道保护控制区域，开发强度及建设、实施方案应先征求地铁公司意见。四、鉴于用地涉及规划公共绿地，请按有关规定完善用地方案后，再行申报办理用地规划许可手续。本函仅作为你公司开展前期工作之用，最终规划设计条件以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准。上富公司提交收条、转账凭条、汇款回单、银行进账单等付款记录、董福文、王芳、王海英的委托付款证明及证明人身份证，拟证明田锋在未按约定完成事项的情况下，不断以各种理由向上富公司索取巨额费用，造成上富公司巨大经济损失。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所列的付款总金额为534万元，而非上富公司所称569万元，其中2013年8月7日支付的50万元中30万元为涉案地产项目的设计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上富公司向田锋支付的款项合计534万元，其中：2007年7月11日，田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周影现金10万元整（为邱总办事）。2007年8月28日，上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文益向田锋转账付款140万元；田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邱文益先生现金140万整；同日，田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邱文益先生现金59万元。2007年10月24日、10月26日、10月30日，上富公司向田锋汇款共计80万元（3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07年10月29日，田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邱文益先生现金80万元整。2008年3月10日，田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邱文益先生5万元。2008年5月14日，董福文向田锋转账20万元；田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上富公司董事长邱文益先生30万元整，其中，现金10万元，银行转账20万元（据合同办理相关事务）。2010年4月12日，董福文向田锋转账支付50万元。2009年12月24日，邱文益向田锋转账支付5万元。2010年11月4日，王芳向田锋转账支付10万元；田锋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芳现金10万元办证费用。2013年1月10日、2013年4月16日，上富公司为田锋账户存入款项80万元（40万元+40万元）。2013年8月3日，王海英向田锋转账50万元；2013年9月12日，王海英向田锋转账5万元。2014年1月26日，邱文益向田锋转账10万元。上富公司提交2007年10月26日《合作协议书》，拟证明：1.2007年10月26日，恒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锋说已经找到市相关领导可以解决容积率问题，上富公司按照田锋讲的条件草拟了《合作协议书》，田锋称全部汇报都是给有关领导的，目的是取得领导信任；《合作协议书》由公司文员王芳交给田锋，并交代王芳如果田锋来公司索要协议，需要田锋填上期限、签字并盖章；当日田锋来拿协议时，以这份协议只是给领导看看为由未签字盖章就拿走了一份《合作协议书》；事后，上富公司多次要求归还，但田锋一直以未跟相关领导谈妥为由拒绝返还，后来更声称协议已遗失；2.2015年，田锋不断向上富公司索要报酬遭到拒绝后，向上富公司提供了此份未签字盖章的复印件，并称之前说的丢失是不想退回，只要其需要，随时可以在空白协议上签字，上富公司都需要承担责任；3.田锋反诉提供的《合作协议书》是为了此次诉讼才在协议上签字，其形成时间与上富公司盖章显示的时间不一致；4.上富公司提供给恒泰福公司的《合作协议书》，不是要与恒泰福公司签订该协议，也不是与田锋签订该协议，而是恒泰福公司和田锋用来行贿领导，这是非法的证据。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证据表明田锋在2015年还向上富公司提供过田锋手里持有的没有签字盖章的复印件，其证明事实的第二点属于上富公司编造；根据鉴定报告载明，文字的形成时间是2007年12月前后，也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第三点是为了此次诉讼才添加上去，没有证据证明此证据是田锋用来行贿。上富公司提交2007年12月8日上富公司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拟证明：1.2007年12月，由于恒泰福公司无法按照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田锋就介绍上富公司去北京找刘大伟，刘大伟是田锋通过中国民族经济对外合作促进会王会长认识；2007年12月8日，上富公司与刘大伟代表的发展战略研究会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用为400万元，先付一半200万元；由于田锋一直以借款的形式向上富公司要钱，因此上富公司要求田锋先付40万元，上富公司付了160万元；钱付清楚后，容积率的问题仍未解决；2009年上富公司去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抓到刘大伟后，刘大伟同意返还205万元（其中刘大伟返还155万元，其朋友周茜替其退回50万元给上富公司），因为这件实是因田锋而起的，田锋承诺将剩余的5万元付给上富公司，所以才有代王会长付5万元的事；2.证明恒泰福公司在无法完成上富公司的委托事项，上富公司经田锋介绍，将委托事项转给了北京的刘大伟办理，但刘大伟仍然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查明，该《咨询服务合同》签订于2007年12月8日，上富公司为甲方，发展战略研究会为乙方，载明：甲方现有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B6号、宗地号为B401-21的一块地块，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该地块缺少部分相关开发手续，目前该地块被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管理局列入待建地清理范围；甲方持有该地块的相关合同、协议、证书、批文等资料，现申请补办未尽之土地开发手续，并欲在该地块进行房地产建设开发；乙方向甲方提供对该地块之相关事项的咨询服务，并承诺就妥善解决该地块之相关事宜报送深圳市主管市领导签署文件或批文，以便推进甲方申请补办土地开发手续的工作；乙方自收到甲方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后开始工作，在甲方无责的前提下，乙方需于30个工作日左右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咨询服务事项；乙方承诺确保妥善解决该地块补办土地开发手续之相关事宜，先请示报送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有关领导为甲方报告批示或发文，再转发至深圳市主管市领导，由市领导签署文件或批示后，乙方完成咨询服务工作。上富公司提交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表，拟证明经上富公司不断申诉，深圳市政府及国土部门同意将上富公司的土地由“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调整为“免收闲置费，期限开发”，土地用途改为安居商品房用地。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涉案地块重新开发非田锋协调处理的结果。一审法院查明，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表载明，收文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文件标题为《关于再次上报上富土石方公司B401-0021号宗地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关问题的请示》，市规划国土委请示：该委根据许重光副秘书长6月18日协调会议精神，对上富土石方公司401-0021号宗地建设保障性住房相关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考虑到该宗地属拆迁安置用地，土地开发存在配套设施建设滞后、规划调整、高压线及供水管迁移等政府层面原因，且该宗地规划功能已变更为居住用地，结合上富土石方公司诉求，该委建议：1.将该宗地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由“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调整为“免收闲置费，限期开发”；2.该宗地按安居型商品房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建设安居型商品房，由该委和市住房建设局按规定建设安居型商品房，由该委和市住房建设局按规定办理后续用地手续。拟办意见：建议原则同意市规划国土委意见。上富公司提交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收文回执（编号：62-201300749）、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收文回执（编号：62-201301483）、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收文回执（办文编号：62-201302194）、通告及附区位图，拟证明：1、2013年4月24日，上富公司的工作人员姚剑冰代表公司向规土委申请B401-0021地块提升容积率；2013年7月29日，上富公司的工作人员姚剑冰代表公司向规土委申请B401-0021地块提升容积率办理规划许可证的申请；2013年11月22日，上富公司工作人员姚剑冰向规土委申请B401-0021地块的用地方案图调整；2、并不是如田锋反诉中所称，由恒基联银公司代为申请提升该地块容积率，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了咨询合同，但该公司并没有办理提升容积率事项，地块容积率提升申请是上富公司自己完成的，与田锋和恒基联银公司无关。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田锋没有参与协调工作，如果仅凭正常的递交申请文书就可以解决提高容积率的问题，那么上富公司就不必和田锋、恒泰福公司签署相关协议并支付高额回报。上富公司提交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收文回执（办文编号：Y20141585），拟证明2014年8月18日，上富公司与在远投公司因地铁建设将B401-0021宗地与B401-0036宗地合宗事项提出申请，住建局依法向社会公示两宗地合宗方案。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合宗开发事项与本案无关，同时上富公司该行为也违反了补充说明所作承诺。上富公司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远公司证明，拟证明：1.上富公司和在远公司因地铁建设两宗用地合并，以共同用地申请人获得规土委2014年8月14日颁发的用地规划许可证，该申请与恒基联银公司无关，田锋反诉称该许可是其完成的委托事项，与事实不符；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的《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限为一年，在2014年3月17日届满，而宗地合宗和许可获得均不在约定时间内；2.两宗宗地合并和规划许可均是由上富公司和在远公司委托工作人员李艳梅完成，与田锋无关。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容积率的提高是在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至于合宗开发和建设许可证的获得时间不影响容积率提升的客观事实。上富公司提交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地铁7号线从B401-0036宗地项目穿越情况说明的复函【深地铁函（2014）478号】、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B401-0021、B401-0036号宗地地下空间地铁占用面积问题的复函【深地铁函（2014）413号】、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关于核实地铁7号线工程占用B401-0021宗地及B401-0036宗地复函【深规土一局函（2014）1505号】、地铁穿过平面示意图，拟证明：1.上富公司与在远公司两宗地因涉及建设7号线地铁，建设规划均需与地铁公司协调，地铁建设需占用上富公司土地，规土委考虑调整为6.0，也就是说容积率是规土委依照法定图则调整；2.因地铁7号线建设占用上富公司与在远公司土地，政府为了弥补损失，同意在法定图则范围内调整容积率，这与田锋及恒基联银公司无关。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上述文件并没有写明因为地铁占用涉案地块，政府为了弥补公司的损失而同意提高容积率，实际上地铁施工是从地下穿越涉案地块，并未实际占用地块；2.提高容积率的政府复函是在2013年10月28日发出，上述文件均是在此时间点以后产生，两者显然没有关联；3、上富公司在证据目录中反复强调容积率的提升是自己的员工办理完成的，可是至于为什么提升上富公司显然不清楚，否则就不会把容积率的提升和地铁施工、补偿损失这一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联系起来。上富公司提交关于公司职员王芳的《律师调查笔录》，拟证明《合作协议书》系恒泰福公司和田锋为了用来行贿办理审批项目的领导而形成的证据，属非法证据；《合作协议书》上的田锋签字盖章的形成时间与上富公司的签章时间不一致，且田锋故意声称遗失，从而达到其意图威胁上富公司的目的；《合作协议书》并非上富公司与田锋之间就委托办理《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及提高容积率手续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田锋以给相关领导看看为借口骗取上富公司出具的一份单方文件。上富公司提交关于公司职员姚剑冰的《律师调查笔录》，拟证明上述深建住保（2013）53号复函、深规土一局函（2014）1581号复函、深地铁函（2014）478号复函、深地铁函（2014）413号复函、深规土一局函（2014）1505号复函都是由上富公司的工作人员姚剑冰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文益的要求进行办理，与田锋、恒泰福公司及恒基联银公司无关。田锋、恒泰福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两位证人目前仍为上富公司员工，和公司存在利害关系，部分人还存在额外的身份关系，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而且证人王芳提到在2015年没有收到上富公司证据目录中所述的合作协议书的复印件。经上富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准许证人王芳（身份证号码：51102619771214662X）出庭作证，其陈述如下：我是上富公司职员，负责公司的文件起草和打印，入职时是2002年，目前仍在职。确认上富公司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证人没有见过2010年11月20日的补充说明，也没有打印过。该文件当时因为田锋要我们盖章的空白信笺，需找领导办事打报告给北京的领导看，当时我们要田锋在信纸后签字，田锋说不能写字，表示现在不知道给哪个领导看，我说可以在记事本上签名，注明拿走了三空白信纸，但田锋说不用签，说之后把原件拿回给我们，后来我们向田锋催空白信纸，但田锋说已经交给人家了没有留底，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们。2015年其有没有收到过田锋提供的其手里持有的合作协议的复印件。其将盖有章的空白文件交给田锋是老板交代过，没有违反公司相关制度，其不是公司的高管。经上富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准许证人姚剑冰（身份证号码：45242619741107004X）出庭作证，其陈述如下：我是上富公司职员，工作内容是记账和联系客户，于2002年9月份入职，于2015年之后已经很少去公司，但有些事务要求我办理的仍会办理，已没有在上富公司处领取工资，自己购买社保。对上富公司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我与田锋没有交流过，但是田锋到过我公司，我不知道田锋是上富公司副总经理，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姓钟。经上富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合作协议书》落款乙方处“田锋”签名及“20071026”日期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补充说明》内容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补充说明》落款处“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补充说明》落款处“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补充说明》落款处“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该处印刷体文字的朱墨时序；对账单落款处“邱文益”签名与邱文益签名样本是否为同一人所写等鉴定事项进行了司法鉴定。2017年2月10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粤南（2016）文鉴字第40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合作协议书》落款乙方处“田锋”签名及“20071026”日期填写字迹不是其标称时间“2007年10月26日”书写形成，而是形成于2007年12月前后；《补充说明》内容印刷体文字不是其标称时间“2010年11月26日”输出形成，而是形成于2011年4月前后。《补充说明》落款处“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其标称时间“2010年11月26日”形成，而是形成于2011年2月前后。“2010年11月26日”《补充说明》落款处“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0年11月26日”《补充说明》落款处“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该处印刷体文字的时序为：先盖印公章印文，后输出印刷体文字；“2013年6月27日”对账单落款处“邱文益”签名与邱文益签名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田锋、恒泰福公司在异议期内提交鉴定报告异议书。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田锋、恒泰福公司的异议予以复函。上富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田锋、恒泰福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鉴定结论，合作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为2007年12月前后，并非是上富公司所述的为了此次诉讼于2016年才添加的，协议书签字前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关于补充说明，补充说明是上富公司交给田锋、恒泰福公司，文字形成时间、盖章前后顺序和田锋无关，不能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田锋提交关于重新核发用地方案图审批意见的复函【深规直属函（2007）1085号】，拟证明在2007年9月19日深圳市规划局出具复函内容显示，B401-0021号宗地原《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过期失效的原因是上富公司闲置多年未开发，而非上富公司在委托田锋办理此事所说的“由于该宗地没有土地价而无法交地价款”。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无原件，不认可田锋所陈述的证明内容。田锋提交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拟证明上富公司于2007年9月21日向田锋开具委托书，由其继续办理相关委托事项，该委托书的有效期至2007年12月21日。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不能证明恒泰福公司按照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义务。田锋提交合作协议书，拟证明在收到深规直属函（2007）1085号复函后，田锋发现待办事项复杂，上富公司在原《代理协议书》有效期内，与田锋协议，约定由其继续办理原《代理协议书》中的委托事项；双方实际是对原代理协议书进行了变更，由田锋受让代理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且上富公司原办事成本费用600万元外，又承诺了新的回报，委托期限变更为至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为止。上富公司对该证据中上富公司的印章和签署日期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田锋所签署的日期与真实的日期是不一致的，经过司法签订的结果证明田锋签署的时间与实际其填写的时间不一致，合作协议是上富公司应田锋要求，田锋当时向上富公司说已经替上富公司找到了市政府相关领导，可以解决用地手续和容积率的问题，要求上富公司按照其提出的条件起草了合作协议，田锋称该合作协议的用途是给有关领导，取得领导的信任，上富公司按照田锋的要求将合作协议盖章签字交给了公司的文员王芳，并交代王芳在田锋来取协议时，需要田锋盖章签字并填写日期，当日田锋来取协议时，以该协议只是给领导看看为由，看完之后会给回公司，所以在未签字盖章的情况下拿走了一份合作协议。事后上富公司多次要求田锋归还，但田锋一直以未跟领导谈妥为理由拒绝返还，最后田锋更是声称该协议已经遗失，上富公司相信了田锋已遗失协议的说法；经过上富公司提起本诉，田锋反诉时作为证据提交了，该合作协议经鉴定是田锋后签署，时间提前填写，因此我方认为合作协议并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合作协议双方也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查明，该《合作协议书》载明：乙方（田锋）必须负责向国土局及市政府有关部门办好上富公司位于福田区侨香路B6(宗地号B401-21)的地块新的规划许可证和办理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由甲方负责直接向有关部门补交。乙方负责该地块的策划、报建、招标等管理等工作（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负责建好。甲方经董事会一致同意委托法人邱文益签订此有效的协议。乙方为甲方以办理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及所有一切相关手续后，甲方按国土局新的规划许可证的容积率面积为准百分之五的建面(5%)分给乙方作为回报。乙方不需另付款给甲方，但有关一切税收由乙方负责。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生效，甲乙双方必须自觉履行，若有一方违约，由违约方向守约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田锋提交关于B401-0021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深国房直函（2007）549号】，拟证明截止2007年11月5日，田锋仍在继续委托事项。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不同意田锋的证明内容，正是由于田锋的欺骗，在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从而导致了上富公司的用地手续无法完善并被拖延。一审法院查明，2007年11月5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直属分局向上富公司出具关于B401-0021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深国房直函（2007）549号】，载明：你公司《关于B401-0021地块不作为闲置土地处理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局意见函复如下：你公司于1995年4月19日与原市规划国土局签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95]056号），取得了B401-002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但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开发建设，该地块已被列入我市待建地清理范围，须按市政府《深圳市土地处置工作方案》相关程序进行处理。田锋提交补充说明，拟证明上富公司于2010年11月20日确认其与恒泰福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已进行延期，且与田锋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继续生效。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司法鉴定，补充说明是田锋利用上富公司的空白盖章信笺纸，擅自打印内容，该内容不是上富公司的意思表示，补充说明属于非法证据。田锋提交关于交办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来信的函【中信联办督字（2008）3号】、关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应问题的函（粤信督字[2008]8034号）、市新房突出问题案件交办函（深信联案[2008]017号）、关于B401-002的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深国房函[2008]301号）、《对港商一块土地出现两种“口径”深圳国土资源局如何取信于民》新华通讯社文章，拟共同证明在田锋与上富公司签订新《合同协议书》后，一直在通过信访、媒体等方式反映涉案地块的相关问题。上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无原件，而且据代理人向上富公司所了解的情况，前三份函件及新华通讯社文章是北京刘大伟完成的事项，与田锋无关；对关于B401-0021的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深国房函[2008]301号）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与田锋无关。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3月20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向市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关于B401-0021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深国房函（2008）301号】，载明：你办《市信访突出问题案件交办函》【深信联案（2008）017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经查，B401-0021宗地已纳入本次闲置土地清理范围，初步处置方案为政府采用招拍挂等方式确定新的土地使用者，对建设项目继续开发建设，原项目保留，对原土地使用者给予补偿，现人大代表朱文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该地块造成闲置是由于地块上方有高压线等原因，我局在拟定上述宗地处置方案时，将考虑这一情况，但上述宗地的最终处置方案应以经市政府批准的方案为准。田锋提交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上富土石方公司B401-0021地块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关问题的复函，拟证明市住建局于2013年6月27日已同意上富公司在涉案地块开发安居型商品房，该项目纳入了安居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并请上富公司向规划国土部门申请办理用途规划许可等手续。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田锋提交对账单，拟证明田锋与上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文益就在代理协议书约定的代理费进行对账，截至2013年6月27日，上富公司尚欠田锋155万元。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根据鉴定结论，对账单中上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文益的签字非其本人签署，是田锋冒充签署，该证据是田锋假造的非法证据，其目的是想非法占有以各种名义向上富公司索取的费用，这与田锋利用空白盖章信笺纸打印内容一样制造非法证据，其行为是非常恶劣的，是不诚信的，应当依法予以训诫。田锋提交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关于B401-0021宗用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深规土一局函（2013）1581号】、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共同证明市规土委于2013年11月28日已同意上富公司办理规划许可证且容积率由4.2提升为6.0；2014年9月28日，市规土委向上富公司发放《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至此田锋已全部完成委托事项。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这是上富公司和在远公司共同申报完成的，与田锋毫无关系。田锋提交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介绍信，拟证明田锋从2007年至2014年始终有上富公司开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其办理相关事项，并非上富公司在本诉中所称的“田锋通过骚扰、威胁等方式索取费用”。上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复印件不予确认。田锋提交银行交易明细表，拟证明田锋分别于2013年7月28日、8月23日向古海波转款15万元，共计30万元，该款项为支付涉案地块提升容积率设计方案的设计费，该费用根据《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地块的策划等工作费用由上富公司承担，因此该款项应当在上富公司本诉证据2013年8月7日转账50万元中扣除。上富公司对该组证据中的银行流水数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与上富公司无关，不清楚古海波是什么人。田锋提交住院病案及出院小结，拟证明田锋于2014年3月突发脑溢血住院后，上富公司另行委托人员前往政府相应部门进行递文，但关键批文早已下发，上富公司以此否认田锋工作的行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田锋提交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拟共同证明本案为上富公司提出的恶意诉讼，田锋早于2015年10月30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上富公司支付委托报酬，上富公司知道该诉讼后于2015年11月9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若上富公司真的认为田锋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甚至以骚扰、威胁方式索取费用，又为何要在2007年至2014年不断支付代理费，同时也不断开具相应委托书，在2014年1月26日最后一次支付代理费用至今，已近三年，但上富公司在此期间决定诉讼，实际上是为了扭曲事实，拖延时间而提起的恶意诉讼。上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按照田锋的反诉状，其主张委托事项均是由田锋来完成，所以相关协议中约定的报酬应当归田锋本人所有，但是民事起诉状中恒基联银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向上富公司主张代理费，上富公司认为田锋和恒基联银公司之间的主张是重叠和矛盾的。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0月30日，恒基联银公司就与上富公司的委托合同纠纷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支付委托报酬8553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49301.80元（暂计至2015年10月30日）并继续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至实际给付完毕时止，总计9102301.8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田锋提交聘书，拟证明田锋为上富公司单位的副总经理，负责涉案地产的相关事宜，庭审过程中上富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的陈述存在虚假性，证人中有一个工作人员不认识田锋。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富公司与田锋、恒泰福公司在2007年6月26日签订代理协议书，协议签订后才建立合作关系，在建立合作关系前，上富公司与田锋、恒泰福公司不相识，上富公司不可能在2007年6月2日就向田锋、恒泰福公司提供聘书。田锋、恒泰福公司提交保函、身份证，拟证明上富公司的股东就2007年10月26日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提供担保，侧面证明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加盖香港公司印章，对于境外证据应当经过法定委托公证手续后方可作为有效证据在我国境内使用，因此该证据的形式不合法；香港公司出具的有效文件均以公司负责人签字作为效力认定的依据，香港公司的印章并未采用备案制，任何人都可以刻制，因此该印章不能代表公司的意志，该证据无法证明田锋、恒泰福公司想证明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依据。田锋提交关于供水管道改迁的函，拟证明涉案地块并非最早像上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的事实，而是涉案地块没有缴纳地价及存在供水管道等一系列问题，并未将涉案地块未按期开发的真实原因陈述出来。上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富公司不清楚该证据，也没有见过该证据。田锋提交收文回执、法人授权委托书证明，拟证明在2007年至2013年，田锋仍在为保住涉案地块的开发权益，为上富公司进行工作并接受委托向国土部门提交相关文件的事实。上富公司对《收文回执》、《申请材料接受凭证》、2007年9月21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2008年4月26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2011年9月22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上富公司按照田锋的要求出具上述《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供田锋办事使用，但田锋并未完成《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所载明的委托事项；对2013年8月28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除“签发日期”及“有效日期”之外的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实际填写的“签发时间”是2013年3月18日，“有效期限”是2014年3月18日，该证据系上富公司按田锋的要求在2013年3月18日恒基联银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时一并向田锋出具，但田锋并未按照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内容完成载明的委托事项。上富公司在2013年4月24日、7月29日及11月22日均委托上富公司员工姚剑冰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递交相关文件，与田锋无关；田锋擅自修改该证据的“签发日期”及“有效日期”，变更的行为不能代表上富公司的意思表示。经田锋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田锋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焯出具调查令，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调取宗地号B401-0021号土地项下的2007至2013年全部档案资料，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上富公司2007年至2013年的员工社保清单。田锋认为，向规土委调取的档案资料证明涉案土地免于收取闲置费用，现保护涉案土块由田锋实际参与协调完成的，在调取过程中没有看到在2013年11月28日之前，上富公司所谓的工作人员姚剑冰参与保住涉案地块不被回收的相关材料，上富公司提交的关于姚剑冰收文回执是与提高容积率有关，说明涉案地块被保住的实际工作由田锋完成，并非上富公司所述姚剑冰参与；整理档案时，系统内仅会留存相应的复函及跟此复函相关的程序性材料，其余报文的程序性材料均已销毁，不存在系统或纸质档案中，因此调取时仅能查到系统留存的文件；深规土一局函（2010）295号关于协助核查有关B401-0021地块供电设施的函明确载明涉案地块的竣工日期是1996年12月31日前；上富公司的员工社保清单证明涉案期间上富公司从未向任何人缴纳过社保，故田锋就姚剑冰及另一个证人王芳的身份提出异议，他们称分别在2000年、2002年已入职。上富公司对向规土委调取的档案资料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田锋想要达到的证明内容，证据中关于规土委第一分局2010年3月23日出具的复函证明上富公司涉案的土地已被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之所以会被收回土地使用权，因为恒泰福公司在2007年与上富公司建立了委托关系后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完成委托事项，从而导致上富公司涉案土地原本是合法的土地被无限期延误，致使涉案土地在2009年5月18日被国土委认定为闲置用地，才有了2010年3月23日复函认定为涉案土地被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故恒泰福公司违约是根本性原因；供电设施的函、高压线改道函等等这些函证明上富公司在涉案土地被依法认定闲置后，不断地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就该土地所处的现状进行反映，认定由于涉案土地长期处于无法开发的客观条件及政府存在条规等诸多客观原因导致土地根本无法开发，在上富公司将以上事实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后，政府主管部门向供电部门、供电局、水务局等发函查询，前述相关职能部门函复确认上富公司涉案土地存在条规，存在高压线迁移、地下水管铺设等客观原因，基于以上原因，政府主管部门最后确认涉案土地未如期开发原因非上富公司本身，故将原认定为长期闲置用地的改为限期进行开发，该证据证明与田锋、恒泰福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从2007年6月26日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签署代理协议后及后来上富公司与北京刘大伟签署的咨询合同所委托的事项均为提升用地容积率，与国土部门签署国有土地出让权新补充协议等项目开发手续，土地被认定闲置至后来政府收回该决定，与上富公司委托恒泰福公司约定的委托事项无关，故田锋认为涉案土地是经过其努力保住了现有的土地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证据没有提到将闲置用地变为限期开发的土地，而是明确涉案地块处置方案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田锋认为该证据证明其保住地块与事实不符，当时田锋向法庭申请调取的证据有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没有调取到，田锋向法庭申请调取这些文件，是田锋表示向国土局办事时提交上富公司给国土局，所以手上没有原件，调查令调取的证据中没有调取到四份授权委托，2007年9月21日签发、2008年4月26日签发、2011年9月22日签发、2013年3月18日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其中有效期到2014年3月18日，被田锋篡改为2013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8日，该四份委托书均没有调取到，说明田锋没有实际办理这些事项，否则国土部门会留存该些委托书；对调取的上富公司员工社保清单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田锋的证明目的；上富公司的劳动关系不完全是由购买或不购买社保来确定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通过实际的用人及用人单位发放的薪资确定劳动关系，就本案上富公司确认姚剑冰、王芳是其员工，这与其是否替姚剑冰、王芳购买社保没有直接关联性，故田锋无法在社保局查询到上富公司替两员工提交的社保记录，不能否定上富公司与两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恒泰福公司对向规土委调取的档案资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富公司再三强调2010年3月23日复函确定闲置用地，2007年签署涉案协议时已超期，不是在2010年导致超期，恒泰福公司可以调取签署的土地开发合同；上富公司强调其向相关部门反映，恒泰福公司去上富公司的时候没有一个员工上班，经过开会研究认可恒泰福公司提供关于供电部门的证据，供电局第一份认可高压线走廊、水务局排水设施的函均是恒泰福公司办理的，二部门出具的函的原件在田锋、恒泰福公司处；国土局程序规定没有报文回执就拿不到田锋、恒泰福公司手上的盖有红章的七份文件，闲置土地认定书、深国房函（2007）549号等文件；关于上富公司的员工社保清单，劳动法明确规定员工在单位上班一定要社保证明。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31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向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关于协助核查有关B401-0021地块给排水设施的函》【深规土一局（2010）296号】，载明：宗地号为B401-0021地块位于福田区侨香路与安托山六路交汇处，该宗地于1995年4月19日签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95）056号】，土地受让方为上富公司，土地用途为工业及配套，合同约定限自用，不得从事房地产经营，土地面积5282.90平方米，使用年期为30年，从1995年4月19日至2025年4月18日止，约定竣工时间为1996年12月31日前。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调取（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案件开庭笔录（一）、（二）。上富公司与田锋、恒泰福公司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时间为2016年5月11日的（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案件开庭笔录（二）载明：该案的第三人田锋述称，南山法院的案件是恒泰福公司与上富公司签署，田锋认为该代理协议中所约定提高容积率代理费用属于办事的成本，该案中属于完成提高容积率后支付的报酬，两者并不矛盾。田锋陈述，其在南山案件中请求600万元，代理工作就是保住这块地不被收回，当时恒泰福公司与上富公司签订合同时上富公司所陈述的内容均是虚假的，田锋报文给政府以后规土委指出该土地已闲置多年不允许开发，要开发就要征求国土部门的同意，然后田锋就把代理的重点转到了征求国土部门同意开发，再报红线图，还谈不上容积率的提升，《代理协议书》只是以恒泰福公司的名义签订，其实都是田锋本人在负责。一审法院认为：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约定严格履行义务。关于上富公司主张涉案《代理协议书》已于2007年10月30日终止。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直属分局出具的《关于B401-0021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深国房直函（2007）549号】、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协助核查有关B401-0021地块给排水设施的函》【深规土一局（2010）296号】的内容，上富公司于1995年4月19日与原市规划国土局签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95]056号）取得了B401-002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约定竣工时间为1996年12月31日前，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开发建设，才导致该地块已被列入深圳市待建地清理范围，并非因田锋、恒泰福公司违约导致。2013年3月18日，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中田锋在恒基联银公司法人代表人处签名，上富公司称其不知道恒基联银公司与田锋有关联关系，与事实不符。如上富公司所述涉案地块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系因田锋违约导致属实，其一直与田锋合作，并继续委托事项给田锋担任代理人的恒基联银公司，亦与常理不符。其次，田锋持有《关于B401-0021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关于供水管道改迁的函》、《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等资料原件，足以证明在2007年11月5日至2012年期间田锋、恒泰福公司实际参与委托事项。再次，上富公司于2012年涉案地块闲置土地处置方案被调整为免收土地闲置限期开发，建设安居型商品房，田锋提交的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约定，上富公司确认上富公司已保有地块，容积率为4.2；前期的费用上富公司暂不向恒基联银公司支付，且另行约定了收费标准，按照常理可以推定，上富公司向田锋支付的费用双方在2013年3月18日前并无争议。最后，《代理协议书》中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约定恒泰福公司为上富公司办理好规划许可证（7左右）和国土局的缴款通知单，协助上富公司与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书》，但后续上富公司又与田锋、案外人恒基联银公司签订协议办理土地开发手续、提升容积率等事项，而恒基联银公司系由田锋担任代理人，田锋同时系恒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上富公司将相关提高容积率事项再行委托给田锋的关联公司恒基联银公司，并约定前期的费用上富公司暂不向恒基联银公司支付，足以证明上富公司已将提升容积率事宜再行委托，涉案《代理协议书》经上富公司、恒泰福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实际变更，故上富公司主张涉案《代理协议书》已于2007年10月30日终止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富公司基于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田锋、恒泰福公司返还费用569万元，因第一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故该项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基础，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上富公司主张《合作协议书》已于2007年12月8日终止。一审法院认为，上富公司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文书形成时间与标称时间有差别证明《合作协议书》尚未成立或已终止；上富公司称田锋系以欺骗方式取得《合作协议书》，为此作证的证人系上富公司员工，与上富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上富公司称其向田锋出具《合作协议书》系田锋、恒泰福公司用于行贿，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上富公司是否将委托事项再行委托给发展战略研究会，不足以反证田锋未完成委托事务；田锋是否完成该《合作协议书》约定义务，亦非认定《合作协议书》已于2007年12月8日终止的法定构成要件，故上富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未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力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于上富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田锋主张支付代理费96万元的反诉请求。经审查，上富公司提交的收条、转账凭证、汇款回单、银行进账单等证据证明上富公司向田锋支付款项534万元，与涉案《代理协议书》约定的差额为66万元，因田锋、恒泰福公司履约过程中存在迟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田锋主张剩余代理费96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上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田锋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51630元，由上富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6700元，由田锋负担。二审中，上富公司提交证据：编号1004004号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存根，用以证明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对其中的内容和时间进行篡改，以让该授权期限覆盖上富公司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时间。田锋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恒基公司基于与上富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主张上富公司向恒基公司支付委托报酬8553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49301.8元（暂计至2015年10月30日），本院(2018)粤03民终14279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恒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驳回了恒基公司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上富公司请求田锋和恒泰福公司返还费用534万元是基于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之间签订的《代理协议书》已于2007年9月25日终止，且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并未履行《代理协议书》约定义务。田锋主张上富公司支付代理费96万元是基于其已经全部履行了《代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田锋和恒泰福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一、田锋和恒泰福公司应否返还上富公司已付的534万元。首先，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知，上富公司与恒泰福公司最初签订《代理协议书》时，目的是提高土地容积率，但在履行过程中，又发生了案涉地块可能被政府收回的风险，从上富公司又与田锋、案外人恒基联银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内容可知，上富公司在保有土地之后，又委托恒基联银公司提高土地容积率。《代理协议书》和《咨询服务合同》的实际目的均是上富公司委托恒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锋办理案涉地块相关政府审批手续事项，就委托事项内容来看，二者具有同一项，延续性；从委托事项性质来看，是依赖于恒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锋利用其个人的人脉关系实际经办，二者均具有一定程度的人身性，是以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的信赖作为基础订立的合同。故本院认为，应当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基础，结合本案实际案情将委托事项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上富公司主张《代理协议书》于2007年9月25日终止，不能成立，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认同。其次，本案委托合同在性质上属于继续性合同，田锋提交的《关于B401-0021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关于供水管道改迁的函》、《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原件能够证明田锋、恒泰福公司有实际履行合同。而田锋、恒泰福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具有持续性，从《代理协议书》签订之后就一直履行合同义务，推进相关工作，这也与上富公司持续向田锋付款的行为相符。上富公司主张审批事项为其工作人员自行办理，与其继续签订委托合同并持续付款的行为相冲突，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结合委托人的付款进程分析合同具体履行情况，上富公司向田锋支付的款项合计534万元，付款时间自2007年7月一直持续2014年1月，且数额、间隔均比较平均，田锋收到款项以后出具的收据也未写明具体事项及支出内容，即双方未确认上述款项的性质。同时，上富公司持续向田峰付款的行为也与其关于《代理协议书》于2007年9月25日已经终止的陈述不符。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中，对于前期的费用，双方约定上富公司暂不向恒基联银公司支付，并另行约定收费标准，显示上富公司对已经支付给田锋的费用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上富公司所付款项带有预付款的性质，同时也是支付田锋已完成的委托事务的报酬，上富公司主张返还已付的534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田锋能否要求上富公司支付代理费96万元。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3月18日。邱文益最后一次向田锋转账10万元时间为2014年1月26日。2013年11月28日，市规土委已同意上富公司办理规划许可证且容积率由4.2提升为6.0。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田锋在此之后继续为履行《代理协议书》进行了工作，而上富公司与恒基联银公司、田锋在《咨询服务合同》中重新约定未付款项，故该部分应由上述合同调整。双方因《咨询服务合同》产生的纠纷已经由本院(2018)粤03民终14279号生效判决确认，故本院对田峰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富公司、田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30元，由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承担51630元，由田锋承担13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李东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