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瑞梅，女，198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缅文，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文娟，女，195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郭瑞梅因与被上诉人梁文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4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瑞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梁文娟的全部诉求；2.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梁文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扭曲事实，违法将梁文娟代转的工资补偿认定为民间借贷，应予改判。根据郭瑞梅补充提交的郭瑞梅与梁文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梁文娟于2016年10月28日（即在向郭瑞梅转账前）向郭瑞梅发出微信文字信息：“不要客气，出来做事都要讲信用，梁总一时未有，他会记挂着心里的，我收了部分吉声借款现在有，我先给你都一样，不要介意，你给我卡号，我带了柳银卡，明天可以转给你的。”郭瑞梅回复：“娟姐，不可，呢件事要先同梁总商量先，梁总有甘样葛承诺，我已经很感激，而家公司困难，我要理解，所以我唔能就甘样收你滴钱，唔符合我做人原则，收左钱我都唔开心。我开心，感激你对我的好，但呢件事情要征求梁总的同意先。”梁文娟一审陈述，公司欠她十几万。广州吉声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声公司）因经营困难经常发不出工资，其法定代表人梁泽敏因急需会计人员，先向郭瑞梅做出预付30000元作为工资和补偿金的入职承诺，后由梁文娟（公司财务总监）代梁泽敏向郭瑞梅转账30000元，而后郭瑞梅与公司补签《合同补充条款》作为凭证的事实清晰。梁文娟主张涉案款项是民间借贷与事实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郭瑞梅一审当庭多次提出本案是虚假诉讼，而一审判决枉顾事实，不加审查，仅凭一张无任何备注的转账凭证，直接以条款约定的内容不符合一般常理为由推定转账属于民间借贷，导致了最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二、一审程序违法，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且在郭瑞梅当庭多次提出本案为虚假诉讼的前提下，仍未予实质审查，导致错判。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郭瑞梅作为一审被告所承担的是反证义务，所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只需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使得待证的借贷关系这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此时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梁文娟，梁文娟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郭瑞梅在一审期间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合同补充条款》《仲裁调解书》《出纳账对账报告及明细》三份证据材料，均可证明梁文娟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真伪不明，即举证责任已经再次转移至梁文娟，法院应依法要求梁文娟举证，但一审法院却未按法定程序向梁文娟释明并做出要求，而是仅凭一张无任何备注的转账凭证，直接推定郭瑞梅抗辩和举证不合常理。不合常理不等于没有可能，法院直接推定更不能代替梁文娟的举证责任，因此，在梁文娟无法举证说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前提下，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梁文娟承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以推定代替举证，对虚假诉讼不予审慎核实的行为属于程序违法，导致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的错误，应予改判。三、梁文娟将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泽敏转出工资补偿的事实捏造成民间借贷，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的虚假诉讼行为。根据郭瑞梅补充提交的郭瑞梅与梁文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事实和借贷合意。梁文娟通过编造微信信息、虚构诉讼、虚假陈述的方式，恶意将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泽敏转给郭瑞梅30000元预付工资和补偿的事实捏造成民间借贷关系，仅凭一张转账凭证和诸多虚假陈述，已成功骗取一审判决，严重干扰司法，更严重损害了郭瑞梅的合法权益。应当驳回其请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梁文娟辩称：一、郭瑞梅和梁文娟是同事关系，于2016年10月下旬进入吉声公司，担任会计主管工作。郭瑞梅多次向梁文娟讲述家庭经济困难，要供房贷养孩子。梁文娟体谅郭瑞梅的经济状况，于2016年10月30日和郭瑞梅一起去广州从化柳银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柳银银行），从梁文娟柳银银行的工资卡中向郭瑞梅的柳银银行卡转账30000元。梁文娟不是吉声公司股东，无权代表吉声公司对外借款，借款给郭瑞梅纯属私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梁文娟只是希望可以暂时帮助郭瑞梅解决经济问题，平时也经常关心郭瑞梅和其孩子。郭瑞梅在取得公司信任后，公司把单位公章交由郭瑞梅保管，方便郭瑞梅出外办业务。二、2018年郭瑞梅的工资从5000元提高至6000元，梁文娟认为郭瑞梅应当返还之前借用的30000元，但是郭瑞梅以钱已花光为由，不理不睬。现郭瑞梅称30000元是由吉声公司委托梁文娟支付的，但是梁文娟从未收到吉声公司委托支付的证明。梁文娟借给郭瑞梅30000元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告知同事和公司。三、《合同补充条款》是郭瑞梅私自写的。郭瑞梅本人签名日期是2016年11月1日，而单位盖章处没有日期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泽敏签名确认，内容不合常理。吉声公司2019年11月5日出具证明，证明没有与郭瑞梅签订此《合同补充条款》及吉声公司没有委托梁文娟向郭瑞梅支付30000元，该债务纯粹私人债务。郭瑞梅滥用职权，公章私用，写了案涉《合同补充条款》。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文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瑞梅向梁文娟清偿借款本金30000元；2.郭瑞梅向梁文娟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9月7日起算至2019年9月17日为50元，实际计算至全部清偿止）；3.郭瑞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梁文娟提交的银行客户回单原件显示，梁文娟于2016年10月30日向郭瑞梅转账付款30000元。2.郭瑞梅提交的《合同补充条款》显示，若公司一方出现破产、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或其他劳动合同提前终止的任何法定情形，公司一方应支付郭瑞梅半年工资30000元作为离职后找工作补偿金。公司所应承担的其他解约违约金、经济补偿金等法定义务不包括在内，应依法另行计算补发。落款处显示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梁文娟向郭瑞梅转账的30000元是否属于《合同补充条款》约定的30000元。首先，从形式上看，该《合同补充条款》签订于2016年11月1日，即郭瑞梅刚入职的时间，该条款约定的内容不符一般常理；其次，该条款约定的支付条件并未成就，签订时间尚且在付款之后，公司在该条款签订之前、付款条件未成就之前就付款30000元也不符一般常理；再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梁文娟的付款行为属于代替公司的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对郭瑞梅的抗辩不予采信。若该《合同补充条款》真实，郭瑞梅可另案向合同相对方即盖章的吉声公司主张权利。梁文娟向郭瑞梅主张债权30000元，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客户回单佐证，郭瑞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梁文娟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梁文娟主张的借贷关系予以采信，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郭瑞梅依法应根据实际借款金额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故郭瑞梅应自梁文娟主张权利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梁文娟提交的短信记录显示其于2019年7月28日向郭瑞梅主张过债权，现梁文娟主张郭瑞梅自2019年9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郭瑞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文娟清偿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之日止）；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一审案件受理费276元（梁文娟已预交），由郭瑞梅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郭瑞梅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四份证据。证据1郭瑞梅与梁文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该30000元款项系梁文娟代其哥哥即吉声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泽敏向郭瑞梅预付的工资及补偿金，并非民间借贷，所谓民间借贷关系是梁文娟捏造。证据2吉声公司向梁文娟还款请款单、收据、转账明细和证据3柳银银行对账单，拟证明因法定代表人梁泽敏与梁文娟系兄妹关系，吉声公司常年向梁文娟借款或由梁文娟私账对外代付债务，涉案款项为梁文娟代吉声公司转让郭瑞梅的补偿金，郭瑞梅2015年就在吉声公司兼职会计，因吉声公司承诺才于2016年10月正式入职。一审法院“刚入职就给30000元”的推断有误。证据4郭瑞梅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表，拟证明郭瑞梅2016年8月份之前就一直在致通报关公司做全职工作，经梁文娟劝说并由吉声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泽敏的30000元承诺后才与吉声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文娟质证认为，对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微信号是梁文娟的微信号，但是梁文娟已经没有2016年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了，所以梁文娟觉得该微信聊天记录有一部分不是事实。对郭瑞梅当庭提交的其余三份证据真实性确认，吉声公司曾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便组织梁泽敏、梁文娟等兄弟姐妹筹钱还款，梁文娟拿出100000元给公司。截至2016年5月17日，吉声公司仍拖欠梁文娟70000元。故梁文娟与吉声公司之间有账务往来。对于郭瑞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依法审查了原始手机载体。经查，该聊天记录系历史形成。梁文娟和郭瑞梅的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7月20日，梁文娟说：“来吉声全职会计的事，你和先生商量得怎样。你和英姐商量会计工作怎样做好财务运作管理。有什么要求和英姐一同向梁总提出。”2016年10月28日梁文娟说：“不要客气，出来做事都要讲信用，梁总一时未有，他会记挂着心里的。我收回了部分吉声借款现在有。我先给你都一样，不要介意，你给卡号，我带了柳银卡，明天可以转给你。”郭瑞梅回复：“娟姐，不可，呢件事要先同梁总商量先。梁总有甘样葛承诺，我已经很感激，而家公司困难，我要理解，所以我唔能就甘样就收你滴钱，唔符合我做人原则。我开心，感激你对我的好，但呢件事情要征求梁总的同意先。”梁文娟答复：“阿梅，早晨我尊重你，但我还是保留我的提议。”由于梁文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系郭瑞梅伪造，本院依法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二审查明，梁文娟承认吉声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泽敏与其是亲兄妹关系，《合同补充条款》的签章是吉声公司的印章。梁文娟自称在吉声公司担任现金出纳审查员，对财务工作进行事后监督。梁文娟自行向本院提交的其与郭瑞梅2017年1月28日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梁文娟在2019年7月28日之前均未向郭瑞梅提及还款问题，在微信聊天中，梁文娟还向郭瑞梅发送微信红包。本院认为，梁文娟持其向郭瑞梅转账30000元的银行凭证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郭瑞梅否认该30000元为借款，因此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是涉案30000元款项的性质。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梁文娟依据柳银银行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瑞梅抗辩称涉案款项是吉声公司给自己离职后的工作补偿金，而非民间借贷，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郭瑞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0月28日至29日梁文娟一再表示要代吉声公司先向郭瑞梅支付款项，郭瑞梅反而表示在公司困难的情况下拒绝受领。此后，即发生了2016年10月30日梁文娟向郭瑞梅转账30000元的事实。结合郭瑞梅在一审提交的《合同补充条款》等证据，本院认为郭瑞梅提交的证据已能初步证明梁文娟向郭瑞梅划转30000元的原因。在此情况下，依据前述法律规定，梁文娟作为本案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梁文娟除转账凭证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郭瑞梅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因此，梁文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梁文娟主张郭瑞梅欠其30000元借款未予归还，但从其与郭瑞梅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长达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梁文娟逢年过节多次向郭瑞梅发送祝福和微信红包，却从未曾提及还款事宜。这明显不合常理。再则，梁文娟在一审期间辩称，借给郭瑞梅的30000元是个人的钱，是出于好心帮助郭瑞梅，不是代公司发钱，为了尊重郭瑞梅都没告知同事，公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二审期间却辩称，梁泽敏和“英姐”知道涉案款项是私人借款。梁文娟的陈述明显前后矛盾，更无证人到庭作证予以证实。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此外，梁文娟主张《合同补充条款》上的吉声公司的印章是郭瑞梅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的，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梁文娟主张其与郭瑞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有其口头陈述及银行转账凭证，并未就双方之间达成借款合意予以举证证明。而郭瑞梅则提供了相应证据对梁文娟向其划付30000元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在梁文娟未按照法律规定进一步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梁文娟的主张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判令郭瑞梅向梁文娟还本付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依法驳回梁文娟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上诉人郭瑞梅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46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文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2元，均由梁文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施阮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