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民再1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毅克，女，满族，1957年9月10日出生，住南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进，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义堂，男，汉族，1956年7月10日出生，住南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进，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哲，女，汉族，1977年4月10日出生，住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卿，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毅克、姚义堂与被申请人王哲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13民终6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豫13民申332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毅克、姚义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进，被申请人王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义堂、王毅克再审申请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毅克和姚毅堂在案件中仅起到介绍作用,王毅克和姚毅堂不是业务员,也没有从中牟利,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二审改判申请人败诉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认定本案争议的30万元,在刑事案件中予以退赔,申请人从未以此作为自己的权利进行主张。3.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二审中认定申请人对于差额部分存入申请人账户申请人可以随时消费错误。4.申请人再审中提交的证据王毅迪、徐金荣的证言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5.一审判决正确,本案应当移送送司法机关处理,二审改判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徐光勤直接将15万元投资款转入了苏通公司老板迟永成的账号,并且获得了投资利益,与苏通公司形成了直接投资关系。王毅克、姚毅堂没有借款、也没有获得利益,与被申请人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二审庭审程序违法。王哲辩称，1.双方民间借贷的事实清楚，双方按照收条上约定的月还本付息14%、11个月付清，按照双方约定履行了民间借贷的还本付息义务，符合民间借贷案件还本付息的本质。2.申请人与北京苏通公司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申请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系两个不同的案件，被申请人从中是否盈利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3.根据被申请人一二审和再审听证中提交的证据，申请人从北京公司获得的收益是周返还4%共48周，二是储值消费，而被申请人从申请人得到的本息是月息14%，共11个月，合计154%，还有个还本问题。4.申请人的理由说证据是伪造的，那么是谁伪造的呢？储值协议、收据、还款协议、刑事判决书均是申请方在一审和二审中提供的，被申请人仅仅提供了收条和银行转款凭证，上述证据均是不变的证据。所以申请人认为证据伪造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起码被申请人一方不存在。关于要求案件移送公安处理的问题，被申请人认为本案申请人向北京公司投资了96万加5万，一共101万，该案件已经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事判决所认定，该案属于非法集资，申请人不能在通过民事途径去起诉。但是本案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主张的是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是一个按月支付本息的民间借贷关系，且已经履行。所以申请人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申请人认为应该驳回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王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15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11月4日起按月息2分至实际给付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王毅克于2014年11月3日向原告借款现金15万元，约定按月支付本息14%，期限11个月，后经多次催要拒不偿还，故提出如上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1月3日，徐广勤与王毅克的丈夫姚义堂一起到银行，通过徐广勤自己的银行卡向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迟永成的银行卡汇款30.4万元（其中有徐广勤15万元，徐广勤的前儿媳王哲15万元，另0.4万元是多打的，后又返还给了徐广勤），姚义堂向徐广勤交付两张收条，内容分别为：“收到徐广勤15万元，用于投资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属的北京今宫食府，每月返还本息共14%，11个月还清。”、“收到王哲（徐广勤的前儿媳）15万元，用于投资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属的北京今宫食府，每月返还本息共14%，11个月还清。”落款均为王毅克，时间均为2014年11月3日。2014年11月3日，王毅克亦向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汇款10万元。2014年11月3日，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毅克签订借款协议，出借方显示为王毅克（出借10万元）、徐广勤（出借30万元含王哲的15万元），每月返还本息14%，11个月返还完毕，借款人加盖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印章，王毅克在出借人处签上了王毅克和徐广勤的名字。关于本息的返还系通过王毅克的丈夫姚义堂进行，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打给姚义堂，姚义堂再将就30万元应按每月返还的数额打给徐广勤账号。2014年11月8日，姚义堂返还徐广勤30.4万元中的0.4万元，2014年12月5日，姚义堂支付给徐广勤第1个月的14%本息4.2万元，2015年1月15日，姚义堂支付给徐广勤第2个月14%的本息4.2万元。此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未再向姚义堂支付，姚义堂也未再向徐广勤支付。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追究，2017年12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胡德珍作出（2017）京0105刑初73号判决书，认定胡德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退赔投资人经济损失中，包含上述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出借人将款支付给借款人或借款人指定的人，由借款人使用并承诺按期返还本金和约定的利息的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且具有真实的关于款和利息的流转关系。本案中，被告夫妇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为真实的，且收条的落款时间与徐广勤将包含王哲的15万元在内的共30.4万元的现金打给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迟永成账户的时间一致，姚义堂也以自己名义通过自己的银行卡向徐广勤的银行卡将包含王哲的15万元在内的共30万元的每月返还数额打给了徐广勤，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推定原告将款打给被告指定的第三人账号，由被告姚义堂按约定进行返还，从而印证原告和被告之间直接形成了借贷关系。但从姚义堂和徐广勤之间的银行流水看，姚义堂并没有自己使用款项，也没有从中截扣每月应还的本金和利息，姚义堂完全是转付的性质，一般而言，借款目的是通过借款实现自己的利益，姚义堂和王毅克夫妇并没有实际使用款项也没有从中取得利益，不具备借的目的，上述过程并不能体现借的意义和本质。虽然姚义堂和王毅克夫妇出具了收条，但收条没有体现借的意思，其内容显示款用于了向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属的北京今宫食府的“投资”，尽管“投资”的主体不明确，但通过姚义堂和徐广勤之间的银行流水可知，徐广勤（包含其代表的王哲）实际取得了收益，姚义堂和王毅克并没有取得该30万元所产生的收益，这与姚义堂和王毅克的“投资”主体身份不一致。在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毅克签订的借款协议上，王毅克也标明了徐广勤（含其代表的王哲）的出借人身份和出借数额，从而印证姚义堂和王毅克没有直接向徐广勤、王哲借款的真实意思。如果是姚义堂和王毅克直接向徐广勤、王哲借款，徐广勤、王哲就应要求姚义堂和王毅克出具借条而不是收条，而徐广勤、王哲持收条数年也没有提出异议。被告就“原被告之间没有真实的发生借贷关系，而是原告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借贷关系”已在答辩中作出了合理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通过上述分析，本院不宜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通过徐广勤直接将款打给了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并按约定获取了收益（通过姚义堂转付），虽然原告并没有直接和该公司签合同，但根据款项和利息流转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直接形成了事实上的借贷关系。鉴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告可以通过刑事判决要求该公司退赔。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王哲承担。王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116505元及自2014年2月3日起按月息2分给付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经徐广勤办理转款，原始存取款凭条内容均为被上诉人姚义堂书写，被上诉人按约向徐广勤支付了两个月利息，双方借贷关系明确；被上诉人提供的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上诉人从未见过，且该公司给被上诉人出具了40万元的收条，恰恰证明被上诉人与该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一审以推想认定上诉人直接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实属错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违法。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其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今宫食府美食美客文化俱乐部储值消费协议书》，显示：“美食贵宾储值金额400000元”；第一条第2项“乙方自愿加入俱乐部储值消费的贵宾会员分红，享受酒店的贵宾待遇；同时乙方每周享受储值总额4%的本利定额分红，共享受48周，待乙方分红结束后，双方合作协议自动结束……”；第二条第2项“贵宾的定额分红和奖金的20%自动进入酒店储值卡里享受贵宾的待遇。”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王哲就转款相关事宜未直接与被上诉人发生联系，而是通过徐广勤进行，徐广勤认可其转账的款项中包含上诉人王哲15万元，且被上诉人王毅克对王哲出具了15万元的欠条，故上诉人王哲权利主体的身份应予确认。案涉款项虽然由徐广勤银行卡直接汇款至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迟永成账户，但由被上诉人王毅克以自己名义出具了收条，且由被上诉人姚义堂账户向徐广勤支付利息。被上诉人主张出具收条是因徐广勤向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系通过被上诉人介绍联系，故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条据对转款事项进行证明。若该陈述属实，则被上诉人应出具证明条据而非收条。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解释不予认可，从收条形式看，只能说明收款的主体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了其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用于证实徐广勤实际与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被上诉人不能证实该协议书的内容得到了徐广勤的同意。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显示，缴款人仅为王毅克一人，数额为40万元，并未分别向徐广勤及王毅克出具收据。故该收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存在矛盾。另从利息约定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约定为每月返还本息14%，而被上诉人与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协议书中约定周本利为4%，对其中的差额部分，被上诉人解释系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扣除20%用于储值消费、因徐广勤未开户故储值金额计入被上诉人账户、徐广勤也可随时消费，但并无证据证实该解释理由得到徐广勤事前认可。因20%差额系财产性权利，且均存入被上诉人账户，故应认定属被上诉人的盈利。在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判决退赔被上诉人96万元的损失，该损失数额也包含本案争议的30万元借款，说明被上诉人已将本案争议30万元款项作为自己的权利在刑事案件中主张，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委托其报案的理由并无充分证据，不能成立。上述认定足以证实徐广勤将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并向被上诉人指定账户转款，由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约定利息超出法定标准，超出部分的约定无效。对被上诉人已付的本息，应按照月息3%、先扣除当月利息、剩余部分偿还本金的顺序，计算下欠借款数额。被上诉人向徐广勤转款两笔，各42000元，徐广勤与被上诉人王哲均认可该款由二人平均分配，故计入本案的还款数额为2014年12月、2015年1月各21000元。本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11月3日，本金150000元，至2014年12月3日，当月利息4500元，上诉人还款21000元，扣除利息后偿还本金16500元，下余本金133500元；至2015年1月3日，当月利息4005元，上诉人还款21000元，扣除利息后偿还本金16995元，下余本金116505元。之后上诉人未再还款。本院确认上诉人仍下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为116505元，2015年1月3日之后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计付。综上，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1303民初672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毅克、姚义堂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上诉人王哲借款本金116505元，并自2015年1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三、驳回上诉人王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诉人王哲负担335元，被上诉人王毅克、姚义堂负担1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30元由被上诉人王毅克、姚义堂负担。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姚义堂、王毅克提交以下两份证言和一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作为新证据：证人：徐金荣（系王毅克母亲，王哲之姑）称，2014年，徐广勤亲自跑到王毅克家，请托让王毅克办高息。证人：王毅迪称，关于徐广勤诉王毅克民间借贷一案，2014年11月份，徐广勤在王毅克家说投资北京今宫食府的情况，当时我也在场。徐广勤说，我投资今宫食府30万元，其中有王哲的15万元，需要给王哲写一个收条，让王哲知道钱投给谁了。王毅克按徐广勤的要求写了一个收条。当时我提出高息存储不受法律保护。徐广勤说钱直接投到北京，就是让王毅克出个字据。好给王哲（前儿媳）有个说法。两份证言证明徐广勤、王哲明知该款系投资款。王哲和王毅克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哲在同王毅克聊天过程中一直声称该款是投资款。被申请人质证称：证人都是王毅克亲戚，证明效力不足。微信截图中一部分一审已经提交过。不能作为新证据。本院另依职权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关于犯罪嫌疑人胡德珍、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资一案的案卷材料，以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刑初73号刑事判决书中投资人清单一份，着重查明了以下情况：第一，姚义堂向北京警方报案时提交了今宫食府美食美客文化俱乐部储值消费协议书（完整）一份，其中显示投资人仅有“王毅克”签名，投资金额“肆拾万元正”。附件一显示“投资（11万元—50万元）每月连本带息返15%，奖励方案1.直接宣传奖8%，协助宣传奖3%。”。而王毅克、姚义堂原审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今宫食府美食美客文化俱乐部储值消费协议书缺少附件部分，且在投资人签名中，加写了“徐广勤（30万元）”字样，另在空白处填写“月14%，计11个月”字样。第二，侦查卷中司法审计报告显示投资者名单中仅有姚义堂（王毅克）姓名，其中投资金额960000元，返利金额108035元，损失851965元。第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刑初73号刑事判决书中投资人清单显示，姚义堂损失数额851965元。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徐广勤质证称，对刑事卷宗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卷宗正好证明了，姚义堂、王毅克与北京苏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存在非法集资关系。该非法集资关系与徐广勤、王哲没有任何关系。大华会计事务所鉴定报告书第三页显示投资者名称为姚义堂（王毅克），投资金额为96万元，返利为108035，损失金额为851965元，与王哲徐广勤没有任何关系，该损失为姚义堂、王毅克的损失，公安机关对姚义堂询问笔录卷宗第51-52页，显示姚义堂、王毅克共投资苏通公司101万元，迟永成曾给其打过欠条，后来姚义堂报警，该笔录姚义堂、王毅克未提及徐广勤、王哲，故与徐广勤、王哲无关，第55页，迟永成给姚义堂、王毅克打的欠条，显示姚义堂、王毅克损失为87.5万元，利息和饭费以后算账，也与徐广勤、王哲无关。姚义堂向北京警方报案时提交了今宫食府美食美客文化俱乐部储值消费协议书，一共五份。上面均显示乙方为王毅克，签名为王毅克，其中2014年11月3日，卷宗61页显示乙方为王毅克，贵宾储值金额为41万元。上面没有徐广勤、王哲的任何信息，姚义堂、王毅克提供的协议书与本协议书完全不一致。系伪造协议书内容，伪造了徐广勤的签字。分红结算第二条添加了“月14%，11个月”，请求对其伪造证据的行为进行制裁，卷67-68页收据，均显示收到姚义堂、王毅克贵宾储值消费，不显示任何徐广勤、王哲的信息。综上，该卷宗，充分证实，姚义堂、王毅克二人，向北京苏通公司投资储值消费，每周返还储值总额的4%共享受48周这样的非法集资关系。徐广勤、王哲二人与王毅克、姚义堂之间每月返还14%本息，返还11个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刑事判决书后面的投资人名单，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上面没有显示徐广勤、王哲名单，王毅克、姚义堂的损失与徐广勤、王哲没有关系。王毅克、姚义堂质证称，首先，对刑事卷宗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王毅克的解释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只有姚义堂、王毅克与北京苏通公司存在非法集资关系。也不能证明徐广勤和刑事案件没有关系，因为刑事案件的发生是根据被害人报案而来，本案姚义堂是当时携带有身份证的报案人，不是债权人。民事卷宗显示和北京苏通公司签订合同转款的是王毅克和徐广勤，姚义堂未投资分文，却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受害人。其次，大华会计所审计报告第四页显示姚义堂（王毅克）投资金额96万元，返利108035元，损失851965元，其中返利108035元中包含有返还给徐广勤的8.4万元本息，因此可见徐广勤为真正受害人，目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根据北京法院执行局的要求，被害人申请执行必须出具银行转款流水，经过审计部门审定才可以确定受害人的真实身份，才可以具体分配。王毅克已经将自己和徐广勤等人的银行转款流水转给北京法院执行局。徐广勤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来救济。第三，卷宗第55页迟永成出具的欠条，并未注明是姚义堂和王毅克的欠款，姚义堂不是债权人，和北京苏通公司毫无关系，该欠条是王毅克在北京代表徐广勤、王勤、王国勤在内总额96万元的剩余款项予以确认。因此该欠条和徐广勤是密切相关的。第四，报案时，向北京警方提交的今宫食府美食美客文化俱乐部储值消费协议五份显示的乙方为王毅克，但应结合实际转款投资受益人，综合认定徐广勤是实际投资人。其中2014年11月3日，卷宗61页显示乙方为王毅克储值金额为40万元投资款的转款人是徐广勤的30万，王毅克10万元。上面徐广勤（30万）及月付14%，11个月的内容刚才王毅克已经解释。该合同和本案庭审中的争议款项是同一份合同。合同原件案发前一直在徐广勤手里保存。迟永成亲笔填写的内容，也是该合同生效和履行的必要条件。合同也是一直按照该标准执行。任何人不可能伪造。目前迟永成在逃，其字迹也没有人可以仿冒。该合同经过迟永成签批后，才改变了支付方式，按月支付本息14%，实际上履行了两个月，原审原被告均认可。徐广勤领去了8.4万元，两个月本息返款，结合徐广勤庭审时提交的收条，完全印证了事实是徐广勤直接投资北京苏通公司30万元。按月领取14%本息。王毅克、姚义堂没有领取徐广勤投资款30万元本息之外的任何差额。两份合同的不同之处不是矛盾之处。也不能证明是王毅克伪造。恰恰证明了王毅克办事没有心机。如果王毅克有心，可以随时添加徐广勤的名字，却没有添加。40万元合同的原件不仅有徐广勤名字也有迟永成亲笔签批内容，更是改变合同履行方式的重要依据，在场人丁杰、袁铁汉均予以证明。综上，本案争议的40万元投资款合同，按照公司老总迟永成签批后，改变了支付方式为按月领取本息14%，11个月还清，高于按周领取4%，48周领取完毕的约定，具体计算方式已经提交法庭，按月领取利润略大于按周领取。王毅克没有领取徐广勤投资款30万元本息之外的分毫差额，因此可以清楚的证明徐广勤直接投资北京今宫食府的事实。王毅克给其出具的收据内容和合同内容相互印证和徐广勤直接转款30万元的银行流水、徐广勤收到两个月14%，84000元，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清楚的证明了徐广勤是实际投资人的事实。合同总额40万元，徐广勤30万元、王毅克10万元应各自承担各自的投资风险，共同向北京苏通公司追偿，且目前刑事案件已经在申请强制执行，徐广勤没有向王毅克转款，王毅克也没有给其出具借条，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收条内容明确注明是北京今宫食府投资款，按月领取本息14%也是北京公司总经理特批才得以履行。王毅克自始至终是作为亲戚无偿为徐广勤的投资提供帮忙和服务，徐广勤在本案诉讼之前也从未要求过王毅克还款。徐广勤在解释两张收条时说假话，说是王毅克在银行出具，但是为何同时出具的借据会出现两个和转款无关的王哲和姚义堂2个人？为何是两张条据和两人字迹，经过鉴定就可以辨明。事实真相只有一个，隐瞒事实就是在做伪证，王毅克请求法院鉴定并处罚虚假陈述做伪证的徐广勤。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广勤打给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30万元（其中含王哲15万元）的过程中王毅克、姚义堂的行为属于何种民事行为。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徐广勤直接将钱（含王哲15万元）打到北京今宫食府账户上，且姚义堂、王毅克写给王哲的收条上也明确写明案涉款项系投资北京今宫食府的投资款，王哲按期领取王毅克转来的利息。王哲称自己是借钱给王毅克、姚义堂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且不符合常理，第一，王毅克、姚义堂所打收条上已经明确表明案涉款项的用途，此收条不能作为债权凭证来主张对王毅克、姚义堂享有债权；第二，王毅克、姚义堂未向王哲出具欠条、借条等债权凭证；第三，王哲未能就其声称的王毅克、姚义堂借款的用途、还款期限、利息约定等向法庭提交证据或者进行合理解释。基于此，本院认为姚义堂、王毅克二人的行为属于王哲投资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过程中的代理行为。姚义堂在向北京警方报案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及案涉96万元的组成和来源，但是根据其解释，并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并不能推翻王哲投资苏通（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事实。本案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系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再审申请人姚义堂、王毅克的申请理由成立，本院再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豫13民终692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1303民初6725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630元由被申请人王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君审判员  胡书海审判员  张 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马跃忠书记员司光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