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世波，女，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宁艳，女，197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娟，女，196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灝，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珊，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蔚华，女，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因与被上诉人张蔚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5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灝、吴珊、被上诉人张蔚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明、江晓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解除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于2017年1月22日签署的《委托协议书》；2.判决张蔚华返还曹世波投资本金人民币20万元，向宁艳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30万元，向刘庆娟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30万元；3.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张蔚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5年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分别转账给张蔚华的投资款在到期后已经转投深圳市同盈泰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盈泰合企业”）及新疆华大谷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华大”）的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签署《委托协议书》后，张蔚华收到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盈公司”）出具的转单《收款收据》的事实（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7行起）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查明确认的事实是：2016年12月1日同盈公司就向张蔚华出具收到新疆华大农业基金股权投资款的《收款收据》，且该投资为转单，2017年1月22日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才订立了《委托协议书》。签署《委托协议书》时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完全不知该投资为转单，张蔚华一直告知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是其将没有退回的投资款投向了新疆华大，一审法院明显颠倒两个时间的前后顺序，作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委托张蔚华转投新疆华大的错误认定，而掩盖了张蔚华与同盈公司恶意串通，对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进行了虚假陈述，诱导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签署了《委托协议书》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关于“同盈泰合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盈公司向张蔚华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12月1日出具）确认已将上述170万元投资款转投新疆华大投资款，张蔚华实际上已经履行转股并代持的委托事项”事实认定错误。《收款收据》上所写为“新疆华大农业股权基金投资款”，而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签署的《委托协议书》中的投资为“新疆华大谷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明显不同，一审法院将两者相混淆，做出了错误判决。（三）没有关于资金流向或股权转让的任何证据证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资金投入了同盈泰合企业，进而投向了新疆华大。张蔚华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其个人或者同盈公司将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原来的投资转投同盈泰合企业及新疆华大的资金转移凭证。（四）一审法院仅凭一张涉嫌刑事犯罪的同盈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工商登记就对投资事实作出认定，显然是偏袒张蔚华。首先，同盈公司在其已经涉嫌集资诈骗罪被立案侦查后，张蔚华才变更为同盈泰合企业的投资人，该变更不足以证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投资已经完成了转单。2017年6月5日，张蔚华才被变更为同盈泰合企业的投资人，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2017年2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就对同盈公司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一个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真实性在没有资金流向凭证进行佐证时不应被轻易确认。其次，一审法院对同盈泰合企业的真实出资情况并没有进行调查确认，有限合伙的出资登记也没有经过第三方的真实出资审计。而一审法院却在没有任何资金流向凭证的情况下，仅凭一个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在公司被立案调查后进行的工商变更登记，就认定张蔚华完成了对同盈泰合企业的投资事项，严重背离了事实。二、张蔚华作为受托人，对委托人的损失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同意委托张蔚华投资新疆华大是基于对张蔚华的信任，张蔚华身为同盈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及同盈公司高管，作为受托人，在签订《委托协议书》时未向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充分陈述投资风险，且隐瞒资金并未实际投入同盈泰合企业继而投向新疆华大的相关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由于张蔚华的故意行为，张蔚华应对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张蔚华不但未尽受托人的忠实义务，隐瞒受托事项重要情况，且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投资款根本没有转入同盈泰合企业，更未投向新疆华大，一审法院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导致做出错误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蔚华辩称，一、我方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签订委托协议后，同盈泰合企业的执行合伙人同盈公司向我方出具了收款收据，并于2017年将我方变更为同盈泰合企业的投资人，出资了170万，对应的是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投资款80万元及我方投资款90万元。我方已根据委托协议书履行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的行为。同盈泰合企业能否实现向新疆华大投资的目标，取决于同盈泰合企业的后续操作，我方本人不确定，也无法左右。在委托协议书签订后，我方既没有从同盈泰合企业获取收益，也没有在转单过程中获得报酬，而同样作为同盈泰合企业股东的曹世波对于转单能否实现新疆华大的目标以及转单的风险应当有预判。二、在同盈公司无法按期发放分红的情况下，如不转单，风险是始终存在的，而转单则可能降低风险。这也是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我方沟通后一致作出的投资决定。我方本身作为共同投资人，对于转单成功与否无法控制。三、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应当就其投资款不能及时收回承担风险。本案一审判决已查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我方四人间除了存在共同投资关系外，前后还存在两次委托代持关系，一是湖南项目的投资份额代持关系，目的是获取更多分红；二是湖南项目运行十个月后不能到期兑付本金时，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我方四人共同商定，并与湖南项目运行受托管理人同盈公司多次磋商后，将四人湖南项目的投资资金转为同盈泰合企业项目投资份额，并由我方一人充当投资人，代持四人在同盈泰合企业项目的投资份额。在委托协议书中，四人明确同意将款项转为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的投资款，且自愿转股权。同时，四人表示，对于其受让的股份享有权利，承担风险。需要强调的是，本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一方对于整个投资情况是完全知悉的，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曹世波本人就是同盈泰合企业股东之一。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宁艳的丈夫谢曾峰也曾起诉我方，但也被法院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相关证据均证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对于整个投资情况完全知情。整个投资过程仅仅是以我方名义去进行，事实上双方共同投资关系，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应就此投资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四、本案是刑民交叉案件，同盈公司因涉嫌犯罪，已被深圳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资金也已被列入同盈公司犯罪金额。如果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资金在刑事案件中得到补偿，民事部分再支持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请求，那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将会得到双重赔偿，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因此，从刑民交叉看，二审应当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上诉请求。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于2017年1月22日签署的《委托协议书》；2.判令张蔚华向曹世波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20万元，向宁艳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30万元，向刘庆娟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30万元；3.判令张蔚华向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返还上述投资本金的投资收益（从2015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18日，每期每月按月利率1.5%计算）；4.判令张蔚华向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返还上述投资本金自2016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5.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张蔚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达成口头协议，由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向张蔚华提供投资本金80万元，张蔚华按月向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支付投资收益，投资期限为一年。后曹世波向张蔚华转账支付了投资款20万元，宁艳委托案外人谢东锋向张蔚华转账支付了投资款30万元，刘庆娟向张蔚华转账支付了投资款30万元。2015年12月18日，张蔚华（甲方）与同盈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编号：XNY3871359）约定，甲方自愿将自有合法资金委托乙方投资于湖南东泰翔峰叶片有限公司的建设、运营。甲方委托投资金额为170万元。本基金的委托人从其资金到达“同盈新能源投资基金”专用账户时，开始享有基金投资政策。委托期限12个月，自2015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17日。甲方不享有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权，但甲方有权了解本人委托投资的基金项目的管理、处分和收支的基本情况。行使该权利时，以不影响乙方及基金管理人正常运作基金项目为限。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取得分红收益，并在本协议约定期满10个工作日内，赎回投资本金。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基金约定投资期限内，甲方不得提前要求乙方赎回委托资金。甲方投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认购100万元以下12个月预期收益率为15%、100万元（含）以上12个月预期收益率为18%。甲方的收益在委托投资资金汇入“同盈新能源投资基金”的专用账户后开始计算，每月分配一次。基金封闭期满后，委托投资人可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选择赎回本金。乙方指定开户银行为农业银行深圳信息枢纽中心支行、户名为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账号为41×××65的银行账户作为专用账号，供本项目基金下募集资金以及投资收益存放专用。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张蔚华于当日向同盈公司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投资款170万元，同盈公司同时向张蔚华出具了《收款收据》以及《确认函》予以确认。2017年1月22日，张蔚华（甲方）、宁艳（乙方）、曹世波（丙方）、刘庆娟（丁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丁四方经友好协商，就丙方、乙方、丁方委托甲方，同意把同盈公司2015年12月18日签署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编号：XNY（Y）—871359】达成协议如下：甲方、丙方、乙方、丁方分别持有90万元、20万元、30万元、30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投资金额，现转为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进行股权投资。丙方、乙方、丁方明确知悉受让（转股）股权公司现状，丙方、乙方、丁方对其受让的股份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若丙方、乙方、丁方受让的股份获得分红，甲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告知其他三方。甲方应在分红收益到账后3个工作日之内，将其他三方应享有的分红收益转账给各方指定的其本人银行账户。丙方、乙方、丁方委托甲方代持的股份经各方同意发生转让后，甲方应在收到转让款后3个工作日内转账给各方指定的其本人银行账户。丙方、乙方、丁方明确知悉新疆华大现状及转股权意义，自愿转股权。同盈泰合企业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成立日期为2016年8月4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同盈公司。2016年12月1日，同盈公司向张蔚华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张蔚华（转单）交来新疆华大农业股权基金投资款（2015年12月18日收款）金额1700000元”。2017年6月5日，同盈泰合企业进行投资人变更登记，变更张蔚华为投资人，出资额为170万元，出资比例为1.42%。另查明，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8年8月2日发布《案件情况通报》，载明2017年2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对同盈公司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庭审中，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确认有收取张蔚华部分收益，但对张蔚华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不予确认，认为没有提交原件。张蔚华则抗辩因投资款性质转为同盈泰合企业向新疆华大的投资股权，同盈公司基于该转投资的合意将投资协议的原件及相关的收据从张蔚华处收回，但内容与双方的分红及《委托协议书》可以相互印证。上述事实，有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收款截图、银行账户对账单、《情况说明》、《委托协议书》、《案件情况通报》、同盈泰合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张蔚华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收款收据》（2016年12月1日出具）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5年12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经口头协商委托张蔚华投资同盈公司一年并定期获取投资收益，投资本金共80万元。后投资期限届满，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将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上述80万元投资款与张蔚华的90万元投资款共170万元转投至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进行股权投资，并委托张蔚华进行代持。因此，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有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未提交证据证明张蔚华有收取其相关费用，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主张其与张蔚华之间成立行纪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委托协议书》并要求张蔚华返还投资款、支付收益以及利息的问题。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蔚华是否已依约履行《委托协议书》的内容。虽然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对张蔚华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不予确认，但上述证据的内容以及《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编号与《委托协议书》的内容以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已收取部分收益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且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未提交证据进行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于《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张蔚华已根据《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将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以及张蔚华本人的投资款共170万元转账汇入同盈公司的指定银行账号。签订《委托协议书》后，同盈泰合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盈公司向张蔚华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12月1日出具）确认已将上述170万元投资款转投新疆华大投资款，并于2017年6月5日将张蔚华变更登记为同盈泰合企业的投资人，出资额为170万元，出资比例为1.42%。至此，张蔚华实际上已履行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投资款进行转投并代持的委托事项。另外，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张蔚华存在收取收益后未向其转账支付的情形。因此，现未有证据证明张蔚华存在违反《委托协议书》约定的行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要求解除《委托协议书》并返还投资款、支付收益以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双方确认张蔚华从2016年9月26日开始成为同盈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2016年10月后同盈公司不再分红。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在诉状中自认，在同盈泰合企业和同盈公司出现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后，三人已报警，并在公安机关做了登记。另外，目前曹世波为同盈泰合企业的股东，认缴出资额为214万元，持股比例为1.78%。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应为张蔚华是否应向曹世波、宁艳以及刘庆娟返还投资本金80万元。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张蔚华是否已将案涉款项进行了转投资的问题。结合双方陈述以及2017年1月22日《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张蔚华负有将案涉170万元转为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进行股权投资的义务，并代持该股权。张蔚华为证明其履行了该义务，向法院提交了同盈公司出具的收到案涉170万元的《收款收据》，以及张蔚华变更登记为同盈泰合企业股东的工商登记信息。虽然该《收款收据》的日期为2016年12月1日，早于《委托协议书》的签订日期2017年1月22日；《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用途为“新疆华大农业股权基金投资款”，不同于《委托协议书》约定的转为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进行股权投资，且张蔚华亦未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但是《收款收据》已明确该170万元与张蔚华在2015年12月18日投入的17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收款时间与张蔚华变更为同盈泰合企业股东的时间（2017年6月5日）存在先后关系，收款金额与张蔚华认缴的同盈泰合企业的资本金相互吻合。而且，本案的转投资行为实际只是在同盈公司已无法按约分红情况下的转单行为，同盈公司如何出具收款收据，是否实际将案涉款项转给同盈泰合企业，以及同盈泰合企业是否将案涉款项实际用于投资，属于公司的内部操作，张蔚华无法左右。因此，张蔚华提供的上述证据已能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在曹世波、宁艳以及刘庆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张蔚华已履行了《委托协议书》约定的转投资义务，依据充分。关于张蔚华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问题。首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认为张蔚华在转投资的过程中，未充分陈述投资风险，故意隐瞒委托事项重要情况，但除前文其陈述的意见外，三人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张蔚华在执行委托事项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错。其次，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投资款无法收回系同盈公司集资诈骗造成，而现有证据显示张蔚华早在2015年12月18日便已将案涉170万元转给了同盈公司，三人对委托张蔚华投资同盈公司也并无异议。在投资款已因集资诈骗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之后的转投资行为并未扩大该后果，且也经过了三人同意。最后，同盈公司从2016年10月便已无法正常分红，曹世波亦为同盈泰合企业的股东之一，其对相关风险应充分知晓。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蔚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由于未有证据证明张蔚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者其他违反《委托协议书》约定的行为，一审判决驳回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要求返还投资款本金的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