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2356号原告：张万友，男，汉族，生于1967年4月20日，四川省珙县人，住四川省珙县。原告：管洪友，男，汉族，生于1988年4月26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原告：代余兴，男，汉族，生于1984年4月22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龙，彝良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范方琼，女，汉族，生于1970年8月21日，住四川省珙县。被告：彝良县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云南省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06280832650549。法定代表人：范方琼。原告张万友、管洪友、代余兴与被告范方琼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2019年8月29日三原告申请追加彝良县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万友、管洪友、代余兴及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彭德龙、被告彝良县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暨被告范方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万友、管洪友、代余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三原告花椒款23万元及自2019年7月26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占用期的双倍债务利息；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万友系富农合作社的常务理事，被告范方琼系富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20日三原告共同出资合伙收购花椒转卖，因买受方成都溢源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溢源公司）需要出让方开具发票，而张万友系富农合作社成员，经与被告范方琼协商后，便以富农合作社名义开具发票给溢源公司，益源公司将23万元花椒款打入富农合作社帐户后，被告将三原告的23万元花椒款从合作社账户转入自己帐户，三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归还事宜，被告诸多搪塞，拒不归还。综上所述，益源公司将原本属于三原告的23万元花椒款打入富农合作社后，原、被告双方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被告将三原告的花椒款占有拒不归还，严重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起诉至人民法院，恳请判决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为盼。被告富农合作社、范方琼辩称，1.范方琼身体欠佳，富农合作社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出具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本社员工张万友负责富农合作社2019年青花椒收购及销售的相关业务。在员工张万友的努力下，与四川禾茵食品有限公司、成都五丰堂农产品有限公司及溢源公司签下了购销合同。我方在全体专合社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供货后，我方开具发票给溢源公司，溢源公司将货款于2019年7月25日打入我方对公账户。青花椒购销方面的业务，我方委托员工张万友负责，所有资料都在张万友手里，张万友闹情绪后，所有合同、发票原件都被张万友控制，我方只能提供部分照片，无法向法庭提供原件。为了佐证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方法定代表人范方琼打电话向签约公司证实了情况，真实的情况是：溢源公司、四川禾茵食品有限公司、成都五丰堂农产品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是一起经营的，富农合作社与三家公司都分别签订了《青花椒购销合同》并交货后，是由溢源公司向富农合作社账户打了货款。通话中我方还了解到原告并没有与溢源公司签合同。2.三原告提供证据不能采信。张万友提供的证据发票是富农合作社开具的。银行短信通知说明钱是溢源公司打给富农合作社，并不能证明钱是原告的。三原告证据里的挂靠、合伙等行为不合理、不合法。范方琼与张万友之间既是夫妻关系，又是专业合作社上下级合作关系，早有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未经对方许可而让别人加入经营。手机短信，只是我方与员工之间有争执，是内部事务。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代余兴突然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通讯方式间入争吵，无理取闹，不合理不合法。综上所述，三原告诉我方保管合同并不成立。原告张万友、管洪友、代余兴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企业公示信息，证明三原告身份情况及原告张万友属于富农合作社成员等事实；2、花椒收购合同协议原件，证明三原告共同协议出资收购花椒专卖等事实；3、青花椒购销合同原件、发票3张、中国农业银行短信通知，证明三原告与溢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按约定交付花椒，三原告挂靠富农合作社以富农合作社名义向溢源公司开具发票，溢源公司将花椒款233756元打入富农合作社，被告范方琼拥有富农合作社银行K宝将本属于三原告的23万元花椒款转入自己的个人账户等事实。4、手机短信，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要花椒款等事实。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没有与他们三个人之间签订任何挂靠的协议，合作社没有吸收另外两个原告作为成员。证据3核实了三家公司与三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我公司成员，与我公司没有关系，我公司的业务，我都是委托张万友负责，因此这个款项与他们三人没有关系。对证据4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追问我要这笔钱。被告富农合作社、范方琼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5.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证明张万友的行为是单位行为；6.签合同照片及图片，证明答辩方签约的真实性；7.发票及短信图片，证明货款所属；8.光盘、录音文字、签约公司法人信息，证明答辩人交易的真实性；9.婚姻及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张万友不会与人合作或挂靠答辩方；10.答辩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工商信息报告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答辩方的真实性。经庭审质证，三原告认为证据5是范方琼造假，签字按手印只有范方琼一个人的，对三性不认可；证据6不能达到二被告要证明的事实，照片上张万友收购花椒的公司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司并非是同一个公司，我们合作的公司在我们提供的证据上面注明了是溢源公司，所以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三性原则。范方琼提供的合同与我方提供的不一致；对证据7发票是本案的原告张万友拍照发给范方琼的，范方琼又提交法庭，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说明范方琼保管标的款的图片，短信证实了三原告交易的公司与范方琼提供的公司不是一家公司，对打款凭证系溢源公司转给范方琼合作社的款项，同时证明了范方琼擅自将标的款转入自己的私人账户，因此对证据7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第三页的倒数第一项，这段录音是范方琼与别人的对话，胡总的回答以及所说的不具备真实性，因为在签订的合同，三原告签订的合同不是与合作社所签字的，在范方琼与别人的对话中，并不知道三原告与别人签订合同的事情，在通话录音中胡总记不得了，他对合同是模糊的，三原告在以自然人的身份与溢源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被告在后面对录音的整理文字上签字盖章，该组证据与证据9一样，属于造假，不能证明被告的待征目的，不具备证据的三性，张万友与范方琼不是合法意义的夫妻关系，同时双方并没有签订合作协议；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答辩方要占取三原告合伙、投资、委托保管款项的事实。本院认为，证据1与证据10系原告与被告的身份信息，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3、7来源合法，客观真实，相互印证能证明三原告与溢源公司签订了花椒收购协议，由被告富农合作社出具发票，溢源公司将货款支付在了被告富农合作社的账户上，随后被告范方琼将款项从溢源公司账户上将230000.00元转入自己账户；证据4并不能证明三原告向被告索要的即为涉案款项，不予采信；证据5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认可，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予采信；证据6并非本案涉案企业，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8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不予采信。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被告富农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11月19日，现有成员二人，即原告张万友和被告范方琼。被告范方琼为被告富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20日，三原告签订《花椒收购合伙协议》。同日三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溢源公司签订了《青花椒购销合同》。后原告张万友电话告知被告范方琼有一笔款需要出具发票，需转入被告富农合作社。2019年7月23日，被告富农合作社向溢源公司出具了78660.00元、63096.00元、92000.00元的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7月23日溢源公司向被告富农合作社转款233756.00元。被告范方琼于2019年7月26日从被告富农合作社将230000.00元转入自己私人账户。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原、被告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三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形成保管合同，原告张万友庭审中明确该笔款未交付被告保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向被告支付过保管费，双方未形成保管合同。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与溢源公司签订花椒购销合同，该笔款项系溢源公司支付购买花椒的货款。三原告解释该笔款项之所以支付在被告富农合作社的账户上是需要公对公出具税务发票的解释合理。二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与溢源公司之间签订有合同或有其他业务往来合法所得涉案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被告关于本案诉争符合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被告占有该笔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返还三原告，未予返还则属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三原告有权要求返还。关于不当得利返还主体的确定，被告富农合作社账户收到款项后，被告范方琼将款项23万元转入其自己私人账户,被告范方琼虽作为被告富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取得23万元没有合法根据也无合同约定。因此,承担返还责任的主体是被告范方琼。关于三原告请求自2019年7月26日起支付双倍债务利息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三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利息的主张成立，但三原告未明确利息计算方式，本院酌定予以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计算。因三原告与溢源公司约定将该款项给付被告富农合作社系用于开具发票是其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故款项转入当时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三原告主张自款项支付当时起给付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争议款项应在被告范方琼拒绝返还的前提下转化为不当得利,并应在被告范方琼明确表示拒绝返还时起算利息。因三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向范方琼主张过返还,且范方琼拒绝,故本院自2019年10月9日本案初次庭审当日,即被告范方琼明确表示拒绝返还钱款之时作为利息计算的起始日期。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方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万友、管洪友、代余兴货款230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230000.00元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张万友、管洪友、代余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00元，由被告范方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邓 瑛审 判 员  袁述盈人民陪审员  秦振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代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