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7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广辉，男，195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翠英，女，196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辉，系苏翠英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宋英，女，196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洪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聪，男，198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二巷6号309房后房。原审第三人：梁敏怡，女，198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聪，系梁敏怡丈夫。上诉人梁广辉、苏翠英因与被上诉人杨宋英、原审第三人陈聪、梁敏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17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梁广辉（兼苏翠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杨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洪伟，原审第三人陈聪（兼梁敏怡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广辉、苏翠英上诉请求：1.不得执行增城区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2.确认增城区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由梁广辉、苏翠英及梁敏怡共有；3.诉讼费由杨宋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梁广辉与梁敏怡签订“协定”约定：涉案房产首期三成款由梁广辉及苏翠英支付，以后月供由梁敏怡负责，涉案房屋由梁广辉、苏翠英及梁敏怡享有。涉案房产于2011年购买，购房首付款及装修款均由梁广辉及苏翠英支付给梁敏怡，其中240000元的组成是由苏翠英账户取出100000元，并由苏翠英向苏淑媛借款100000元、向李丽娟借款40000元。涉案房屋自购买后一直由梁广辉及苏翠英居住使用，由梁广辉及苏翠英承担物业费及水电费。二、涉案房产属于梁敏怡的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梁敏怡和陈聪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产不应成为陈聪个人债务的执行标的物，陈聪个人欠下杨宋英的债务，应由陈聪个人财产偿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杨宋英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梁广辉、苏翠英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涉案房产是梁敏怡独自向开发商购买，产权登记在梁敏怡个人名下，且在梁敏怡与陈聪结婚后以婚姻共同财产还贷，因此，涉案房产是梁敏怡、陈聪的财产，与梁广辉、苏翠英无关。二、退一步讲，即便梁广辉、苏翠英有出资支持梁敏怡购买房产，也不能认定涉案房产由梁广辉、苏翠英以及梁敏怡共享产权，更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三、自2016年陈聪在民间借贷案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起，梁敏怡与梁广辉、苏翠英轮番利用法律的漏洞已经在区、市、省三级法院提起诉讼，以达到恶意拖延归还债务的目的，严重侵害杨宋英的权利以及浪费司法资源。陈聪、梁敏怡述称：同意梁广辉、苏翠英的意见，涉案房屋是婚前财产，属于梁敏怡与梁广辉、苏翠英的财产。2018年12月17日，梁广辉、苏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不得执行增城市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2.确认增城市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为梁广辉、苏翠英和梁敏怡共有；3.诉讼费用由杨宋英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广辉、苏翠英是夫妻关系，梁广辉、苏翠英生育了梁敏怡，陈聪、梁敏怡是夫妻关系。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6年5月24日出具的《产权情况表》记载：坐落增城市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建筑面积为123.39平方米，抵押状态为合同抵押；确权状态为已确权，登记时间为2013年6月5日；产权人为梁敏怡；他项权利人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权利面积为122.4平方米，登记日期为2011年3月30日；等。杨宋英曾向一审法院起诉陈聪、梁敏怡，要求支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等。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粤0105民初395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审理过程中，根据杨宋英的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查封了梁敏怡名下的房屋产权。该案并判决：陈聪、梁敏怡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杨宋英偿还借款本金196万元及利息；等。该案判决后，陈聪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67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梁敏怡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粤民申14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梁敏怡的再审申请。另查，梁广辉曾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梁敏怡，要求判令增城市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为梁广辉和梁敏怡共同共有房屋。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7）粤0183民初223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0年10月29日，梁敏怡与梁广辉签订《协定》，载明“购买增城永和XX一街4-1403房首期三成款由父母支付，以后月供敏怡负责，房屋父母女三人享有，父母百年后归女儿独有”。该院并认为，梁广辉、梁敏怡签署的《协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我国不动产物权实行的是确权登记制度，因此在涉案房屋现有权属仍登记在梁敏怡名下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梁广辉以其与梁敏怡签订的《协定》为据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梁广辉、梁敏怡共同共有，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案判决驳回梁广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杨宋英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粤0105民初3956号和（2017）粤01民终6762号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以（2017）粤0105执4276号案件立案后，将（2016）粤0105民初3956号案件财产保全过程中依法查封梁敏怡所有的位于增城市XX镇XX家园XX一街4号1403房转为执行案件的查封。梁广辉遂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要求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粤0105执异382号《执行裁定书》，查明：2017年8月3日，一审法院向陈聪、梁敏怡发出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2017年8月28日，梁广辉以其就上述房屋已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确权诉讼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暂缓执行。2017年11月15日，因梁广辉撤回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05执异24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准予梁广辉撤回执行异议。2017年12月22日，一审法院以梁广辉就上述房屋的权属另行提起诉讼且并未发现陈聪、梁敏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本案终结本次执行。另查，因梁广辉不服（2017）粤0183民初2234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梁广辉应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为由判决撤销（2017）粤0183民初223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梁广辉的起诉。梁广辉遂提起本次执行异议。该案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项关于“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的规定，由于涉案房屋仅登记在梁敏怡名下，从物权登记公示原则看，梁广辉所提出的异议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亦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不动产物权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现梁广辉基于与梁敏怡签订的《协定》拟证明涉案房屋为共同共有，但由于并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故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梁广辉以此为由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共同共有的权利，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故裁定驳回梁广辉提出的执行异议。梁广辉就提起本案诉讼。梁广辉就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梁广辉与梁敏怡于2010年10月29日签订的《协定》的复印件，内容为购买增城永和XX一街4-1403房首期三成款由父母支付，以后月供敏怡负责，房屋父母女三人享有，父母百年后归女儿独有；2、工商银行明细；3、苏翠英出具的《借条》；4、梁敏怡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5、梁广辉、苏翠英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6、两页《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诉讼中，梁广辉、苏翠英表示证据1的原件已确实丢失。杨宋英质证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确认，该为梁广辉与梁敏怡父女自己制作的，缺乏客观性；该协定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29日，对涉案房屋的地址写的非常具体，但梁敏怡购买涉案房产是在两个月之后的2010年12月29日，依据常理判断，在2010年10月份涉案房产的买卖行为尚未发生，梁广辉不可能未卜先知的确定如此详细的房产地址。又，该协定既然约定房产为三人共有，苏翠英却没有签名，也不符合常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苏翠英取款的时间为2010年的12月24日、26日，早于购买涉案房产的日期，同时该取出款项未直接支付至开发商账户，不能作为购房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确认。该借条为梁广辉、苏翠英亲属出具，缺乏客观性。所谓借款发生的时间为2010年12月及2011年1月，而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0日，时隔6年之久，明显不合常理；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李丽娟、苏翠媛流入梁敏怡账户的款项并未直接支付至开发商账户，不能认定为购房款，且李丽娟的资金是在梁敏怡向开发商付款7天之后才进入梁敏怡的账户，根本就与购买涉案房产没任何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证明是2018年12月出具的，梁广辉、苏翠英在查册之前已经特意对名下财产进行了转移，涉案房屋并非梁广辉、苏翠英的唯一住房；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梁敏怡是涉案房产的唯一买受人，仅梁敏怡享有和承担买卖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仅梁敏怡是涉案房产的产权人。陈聪、梁敏怡质证表示：对梁广辉、苏翠英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梁广辉、苏翠英于2018年1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梁广辉就为何在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之前先签订《协定》进行解释：由于梁敏怡在2010年9月或10月左右签订了《认购书》，之后其与苏翠英分别给了梁敏怡10万元；由于签订正式合同时梁广辉、苏翠英不在，提前筹钱给梁敏怡支付首期款；而且签订正式合同时需要将《认购书》归还给开发商，所有无法提供《认购书》的原件或复印件。梁广辉还表示：因为苏翠英并在签订《协定》的现场，且苏翠英什么事宜均交给其处理，故苏翠英没有在《协定》上签名。梁广辉、苏翠英还表示没有参与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缴纳首期款项、办理申贷手续及后续的领取相关资料的活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苏翠英此前就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措施并未提出过执行异议，遂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苏翠英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广辉主张与梁敏怡签订了《协定》，对涉案房屋的权属进行了约定，但其未能提交《协定》的原件，故其主张的事实，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即便该《协定》是真实有效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现涉案房屋仍登记在梁敏怡名下，梁广辉以其与梁敏怡签订了《协定》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由其与苏翠英、梁敏怡共有，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广辉据此要求不得执行涉案房屋，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也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2019年6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梁广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梁广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梁广辉、苏翠英称：涉案房屋的首期款和在梁敏怡结婚前的按揭款均由梁广辉、苏翠英支付，之后的按揭款由梁敏怡支付。首期款由梁广辉、苏翠英将款项转给梁敏怡，梁敏怡再向开发商付款。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应审查梁广辉、苏翠英对涉案房屋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梁广辉、苏翠英主张涉案房屋由梁广辉、苏翠英和梁敏怡三人共有，为此，梁广辉、苏翠英提交了梁广辉与梁敏怡2010年10月29日签订的《协定》复印件及银行账户明细、借条等证据予以证明。从上述证据结合梁广辉、苏翠英的陈述分析，其一，梁广辉、苏翠英所主张的支付首期款，并非直接支付给开发商，而是转账给梁敏怡，再由梁敏怡支付给开发商。因此，基于梁广辉、苏翠英与梁敏怡之间的亲属关系，不能排除父母借款或赠与给女儿购房的可能性；其二，虽梁广辉、苏翠英提交了《协定》（复印件）证明其与梁敏怡之间对房屋产权进行了约定，但由于涉案房屋登记在梁敏怡个人名下，而房产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故梁广辉、苏翠英与梁敏怡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综上，梁广辉、苏翠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梁广辉、苏翠英主张涉案房屋为梁敏怡婚前财产的问题，因梁敏怡亦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需承担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故该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综上，梁广辉、苏翠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梁广辉、苏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黄 嵩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旭周凡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