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27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浩，男，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倩，女，该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红，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水锦，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山，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小红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3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小红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拒赔并行使解除权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拒赔并解除合同的行为已经不符合法律规定，认定错误。(1）上诉人拒赔并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正式向上诉人申请理赔的时间是2018年1月3日，且上诉人正式受理被上诉人理赔申请的时间也是2018年1月3日（即上诉人知道有解除事由的时间是2018年1月3日），上诉人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并于2018年1月31日寄出，没有超过《保险法》关于合同解除权除的规定，符合《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在2017年7月24日的报案仅有报案记录，并未正式向公司申请理赔。投保人在2017年7月24日向公司报案后，仅仅向服务其保单的代理人通过微信发送病历资料，与代理人沟通以后决定不申请理赔(在一审庭审时，代理人王某自述），上诉人也确实没有投保人的任何有关理赔申请记录且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理赔申请材料，上诉人不可能知道投保人住院病历材料上面关于投保人有病史的相关记录。（二）被保险人在投保时故意隐瞒多次到医院就诊及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在接受健康询问时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因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而作出解约行为，有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1）投保人故意隐瞒投保前多次到医院就诊的事实，且投保后精神疾病一直持续接受治疗,在接受健康询问时未向上诉人如实告知。首先，投保人在投保前先后4次因精神疾病住院，且投保前与投保后的精神疾病诊断基本一致。投保人因2008年渐起精神异常且于2008年4月29日至2008年7月11日到珠海白云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偏执型分裂症。于2011年5月18日至2011年6月23日到江西省××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于2012年12月16日至2013年1月3日到江西省××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9月22日在江西省××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证明投保人在投保前至投保后的诊断结论基本一致，且本次住院时间距离投保时间不到半年。投保人于2017年2月27日到上诉人处投保，投保后不到半年时间就到江西省××院进行精神疾病就诊，且投保前后的精神疾病诊断基本一致，投保人的精神疾病再投保前已经存在，并且投保后一直持续。其次，上诉人对被保险人进行了书面健康告知，但被保险人在接受询问时，否认过去五年内曾住院检查或治疗（包括入住疗养院、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否认目前患有或过去曾患过××。上诉人已经尽到了询问义务。(2）上诉人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而作出解约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首先，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了在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时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上诉人通过《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明确声明上诉人已经对保险条款进行了说明，投保人已经认真阅读。投保人通过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签名，声明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告知内容均属真实，与投保书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实无误，如有不实告知，上诉人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在投保书上签字确认。投保人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声明“与本次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准确无误。如有不实告知，上诉人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在签名处签名予以确认。在《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中第十条再次确认《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有明确规定，如投保人不实告知，上诉人可解除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投保人签名栏上方也同样书面声明答辩人已尽提示、说明义务，投保人已阅读并理解。在《健康体检报告书》尾部“本人对于贵公司上列各项书面询问，均据实回答，贵公司必要时可随时向被保险人所诊病之医院或主治医师查询有关诊疗记录，如有虚假不实不尽之情形，贵公司可依照《保险法》规定解除本保险契约，不承担给付责任，特此声明如上”。且被保险人在签名处签字予以确认。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2016)条款第7.5条“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中约定，如因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且上诉人通过条款首页“阅读指引”，提示投保人进行阅读。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第8.3条约定，“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适用主险合同条款，且被告通过条款首页“阅读指引”，提示投保人进行阅读。对于保险条款、投保书、投保提示书等内容，上诉人采取多种方式以尽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通过《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形式，以书面方式对投保人产品条款、责任免除、产品说明书的阅读等进行提醒，同时提醒如未如实告知可能面临上诉人解除合同的风险。投保人进行了签名确认。通过《电子投保确认书》中以对《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确认的形式，投保人再次确认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代理人已提供投保人所投产品的条款，并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除上诉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确认其多所投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投保人在最后签字予以确认。通过《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以书面形式再次对投保人进行提醒，投保人签字确认了对产品条款、责任免除、合同解除条款的内容知悉。在保单条款各处以加粗字体、黑字体、加大字号、文字背景色等方式作出醒目的标志，以与其他条款内容相区别。通过电话回访再次提醒和确认了投保人是否阅读了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被上诉人明确回答清楚、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认识，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请求支持上诉请求。刘小红辩称，（一）一审通过传唤上诉人保险代理人王某，查明投保人在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就双相情感障碍向上诉人理赔，并将相关的病历资料发送给王某，王某也将病历资料提交给其所属部门的主管讨论，可见上诉人早在2017年7月至9月期间就已经知道投保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解除合同，故早已超过30天的除斥期间，丧失合同解除权。30天合同解除期限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二）投保人并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且无法证明其已履行了询问义务。（三）即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患者双相情感障碍的事实，上诉人亦应当承担不能举证证明影响其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不利后果。刘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主险《平安福16》保险金20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附加长险《长期意外13》保险金200000元整；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7年2月向被告投保，双方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保险项目包括主险——平安福16（人身身故险，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额20万元），附加长险——平安福重疾16（重大疾病险，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额19万），长期意外13（人身意外险，保险期间为43年，保额20万元），附加一年短期险——意外医疗（意外医疗保险，保险金为2万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3月7日。根据双方约定的《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2016）条款》中载明，如原告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被告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被告有权解除主险合同；上述合同解除权，自被告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双方约定的《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中载明，该附加险适用主险合同条款包括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原告在投保时签署了一份《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该确认书中的条款均用粗体字显示，其中载明原告投保是提供的健康信息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实无误。周某及其保险代理人王某均在该确认书上签字。根据被告提供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显示，该投保书中对周某的健康情况进行了询问，其中周某对“您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或治疗”及“您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患过下列疾病或手术史？A.脑、神经系统及精神方面疾病，例如：××”的选择均为“无”。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于2017年3月3日前往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时原告须签署一份“询问事项”，其中包括：一年内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过去三年内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异常；过去五年内曾住院检查或治疗；您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经患过下列疾病或手术史：脑、神经系统及精神方面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内分泌、血液系统疾病……。对于上述问题，原告在该份表格中均勾选“是”，并在表格末尾签字。在该表格中，周某对前述选择的事项进行了说明，称其于2016年3月曾经因肾结石在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一审另查明，2008年投保人周某曾于珠海白云康复医院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共73天），出院诊断为偏执型分裂症。2011年、2012年、2017年投保人周某因患“双相情感障碍”多次前往江西省××院进行住院治疗。最后一次入院治疗时间为2017年7月20日，出院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原告提供了其与投保时的被告保险代理人王某的对话及聊天记录。以此主张原告于2017年9月已经将患病的情况告知了王某，且要求其协助原告对该患病情况进行理赔，被告此时已经对原告的病情有所掌握，被告应及时解除，但被告并未在除斥期间做出。被告经核查，称原告有两次报案记录，第一次于2017年7月24日，但没有后续的理赔记录。第二次为2017年12月18日，原告后于2018年1月3日申请理赔，被告经审查后依照既定程序于2018年1月31日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解除涉案保险合同，理由为周某在投保前存在有影响被告承保决定的健康状况，而周某并未如实告知。原告收到了该份拒赔通知。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王某出庭作证。其表示周某于2017年7月，即周某入院后，曾向其提出过理赔。周某当时向其通过微信传了部分资料后，由其代为电话报案。但由于周某提供的资料不齐全，王某后将情况告知周某，周某就表示如果不能报就算了。2017年9月，即周某出院后，周某再次向其发送了出院病历等材料，希望向被告申请理赔医疗费用。此时王某方才发现投保人周某有9年的精神疾病史，其明确向周某表示因其在投保时未将该情况如实告知，该理赔可能不会被接受。但王某表示当时仍然接受了周某的材料并上交，当时其将周某的病历资料向其所属部门的主管提交，经内部讨论后，王某回复周某称资料不齐全，后周某回复称如果理赔不了就算了，后续再没有提交相关的资料。一审再查，投保人周某于2017年12月17日因溺水意外不幸身亡。原告为投保人周某目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与被告之间达成的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如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投保人周某是否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若属实，被告是否依法行使其合同解除的权利。通过周某的病历可知，周某在投保前确诊有长期的精神疾病史。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疾病应该深有了解，并清楚该疾病的性质。从江西省××院的出院小结中也记载了周某承认该疾病，对疾病认识尚可。原告称周某因非专业人士对“双相情感障碍”等疾病不可能清楚辨别，该主张有违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周某于2017年3月购买涉案保险，被告在投保时已经通过合理的方式，提示原告应履行其如实告知义务，及相应可能出现的免责情况。被告对原告就医史及患病情况作出了详细的询问，但原告在投保申请的询问事项中，对其是否患过精神疾病及是否在近期因病住院等问题上作出否定的称述。且在被告所安排体检的健康询问中，周某对曾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史只字不提。投保人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系最大限度诚实守信的一项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严重的精神疾病有可能诱使患者做出不合理的行为，是否具有××史足以影响到保险人评估和判断承保风险并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原告对其自身的健康状况在经被告询问后未能如实告知被告，存在重大过失，被告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原告主张周某已于2017年9月向其保险代理人王某提供了其在江西省××院的出院病历资料，用于保险报案，被告对周某未能履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已经知悉，但被告在周某死亡后的第二次报案即2018年1月份才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已经超过了三十日的除斥期间，原告的合同解除权已消灭。被告回应称周某只在2017年7月24日有过一次电话报案，但没有申请理赔的记录。至于2017年9月其向保险代理人报案因该理赔未正式提出，被告对该情况并不掌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系投保人周某指定的保险代理人，在目前保险产品的销售及交易习惯之下，投保过程中保险代理人作为保险公司的员工代为向投保人介绍产品、解释合同，并对合同进行风险提示，对原告的各项情况依法进行询问。投保后，代理人一般会对收取保费及保险合同履行等向投保人提供跟踪服务。对于投保人而言，保险代理人的行为即代表了保险公司。王某作为投保人周某的合法保险代理人，在周某自认为可依据合同向被告申请理赔时均通过王某提出申请，并向王某提供了相应的住院病历，投保人实际上系作出向被告申请理赔的意思表示。王某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在2017年9月周某出院时，收到了周某向其发送的出院病历等资料，投保人周某希望藉此申请理赔。王某在审阅病历后，在2017年9月22日通过微信已明确向投保人表示其可能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形，可能会被拒赔，但其仍然表示将其材料交予其上级。则此时应视为被告已经获悉投保人周某未履行其如实告知的义务的事实。但被告在知道该解除事由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该解除权因被告怠于行使而归于消灭。因此，虽投保人周某在投保时确存在未谨慎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但被告在2018年1月30日方才以此作为理由拒赔并解除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被告行使其权利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被告向原告拒赔并解除合同之行为已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旧合法有效，被告应依约履行其义务。投保人周某因溺水意外身亡，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的，被告应当如约履行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剩余的保险金40万元（身故保险金2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未告知的事实足以影响被告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存在重大过失，被告有权据此行使解除合同权，但被告怠于行使其权利，导致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的赔付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小红支付保险金4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平安保险公司是否超过了三十日的行使合同解除权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对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保险费率的确定的事项，经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告知，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其解除权自知道上述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行使时消灭。本案确定平安保险公司是否超过三十日的合同解除权期间，关键是确定平安保险公司知道解除事由的时间。王某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王某代表平安保险公司与周某签订本案的保险合同。故在本案保险合同范围的事宜，王某代表平安保险公司，王某知道保险合同解除权的相关事由的时间，应当认定为平安保险公司知道保险合同解除权的时间。王某确认在2017年9月收到周某发送的出院病历等资料，王某亦审阅了病历，并于2017年9月22日通过微信向投保人表示可能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因此可以认定王某至迟在2017年9月22日已知道保险合同解除权的事由，也即可以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在该日已知道保险合同解除权的事由，但平安保险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才主张解除保险合同，超过了上述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间。故一审的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该司已预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宏开审判员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