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3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268号宁波国际金融中心A座1楼1号，E座16-21楼。 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生苗，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舟，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1188号。 法定代表人：蒋一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震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英，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宏远路818号。 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善良，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商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电力）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8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商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通商银行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国贸公司、中源电力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遗漏重要事实，认为涉案票据按照《三方协议》进行错误。一审判决遗漏的事实：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的5000万元保贴额度使用完毕，2014年12月12日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之后，中源电力多次向通商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2笔），其中第一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开具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且相关银行承兑汇票中源电力全部提供100%的保证金，存入《三方协议》中约定的中源电力保证金账户。国贸公司也办理多笔商票贴现业务，相关贴现合同均约定使用国贸公司授信额度，与涉案票据一致，其中第一笔商票承兑业务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通商银行在一审中提供了相关证据，且国贸公司、中源电力在庭审中也认可相关事实。以上事实表明，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中源电力实际上均明知在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之后，《三方协议》项下的业务模式已经终止，中源电力的保证金账户也已转作用于其本身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使用，而国贸公司的商票贴现业务转为基于其本身授信而发生的业务，即为国贸公司本身的金融借款业务。国贸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额度，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无论出票人是哪家公司，只要在额度范围内且贴现材料符合要求，均可以得到办理，与《三方协议》约定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2.涉案票据的贴现使用国贸公司本身授信，与《三方协议》及保贴业务模式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三方协议》的履行与保贴额度密切相关，只有在保贴额度项下的票据贴现才与三方协议有关，且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也仅对保贴额度5000万元相关的由中源电力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质押担保。而通商银行授信中源电力的保贴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且不可循环，5000万元保贴额度使用完毕后，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也不再提供质押担保，《三方协议》已丧失履行基础。虽然对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商票贴现和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商票贴现，相关主体相同，即中源电力为出票人，国贸公司为申请贴现人，而通商银行为贴现人。但内容与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首先，“国贸公司依约持中源电力开具的票据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但两种情况下依的“约”完全不同，在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情况下，国贸公司依照《三方协议》约定申请贴现，而在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情况下，国贸公司依照的是《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因此两者合同基础不同；其次，在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时使用中源电力的保贴额度，由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提供质押担保，而在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使用的是国贸公司本身的额度，即以国贸公司自己的信用作保证。3.一审判决依据中源电力与国贸公司贸易合同中约定内容，认为三方在继续履行《三方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贴现银行对贴现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仅作形式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审核贸易的真实性，并不要求贴现银行对材料内容作实质性审查。而对涉案贸易的真实性国贸公司、中源电力没有任何异议，故可以认定通商银行已尽到法定的必要谨慎义务，在材料审核上不存在过错。同时，通商银行并非《煤炭购销合同》的当事人，贸易合同的具体约定内容对通商银行没有约束力，也不影响其票据权利。其次，一审判决确定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之间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关系为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因此国贸公司以基础法律关系进行的抗辩权应限于《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通商银行作为贴现合同的贴现人，已经全额支付贴现款，故无论是依据票据关系还是基础法律关系通商银行均有权向国贸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再次，根据国贸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相关邮件的附件中已明确显示中源电力转入保证金的合同类型为汇票承兑合同，即是为中源电力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保证金，国贸公司应当知道中源电力的保证金并非用于涉案票据的保贴额度，一审判决将邮件作为《三方协议》继续履行的依据错误。4.一审判决不认可“中源电力打入的2000万元保证金并非涉案票据的保证金，而是中源电力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属事实认定错误。5.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三方协议》是中源电力、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该认定错误。 国贸公司答辩称，1.从三方协议的约定及与其他法律文本的关系来看，使用谁的额度并不影响三方协议的适用，一审未遗漏或错误认定重要事实的情形。2.从涉案票据出具的贸易背景看，三方协议是否适用该票据及其票据贴现，关键看具体贸易合同中是否具有提货担保明确约定和三方的履约行为特征是否符合提货担保模式。3.三方协议不适用涉案票据的观点也与通商银行自身的行为相矛盾。在涉案票据对应的业务合同实际履行中，通商银行通知涉案商业承兑汇票保证金已到账，并通知国贸公司释放所有货权。由此说明该账户内的保证金只能是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否则其员工根本无需通知，更无需提醒可释放相应货权。4.保证金一直由通商银行控制和管理，其也曾通知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到账，并通知国贸公司放货，现通商银行声称已经扣除保证金，并认为用于通商银行作为第一付款责任人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清偿或者按照通商银行在上诉状中改称的由商业承兑汇票保证金转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5.通商银行已提取足额保证金，在贴现债务已经清偿的情况下其无权再向直接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综上，国贸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依法审查涉案票据直接前后手的基础关系，即国贸公司对通商银行负有的贴现债务是否有足额担保，结合双方的争议焦点和证据审查三方协议的效力、保证金担保对象、通商银行的保证金通知等履约行为后，从而认定票据追索权的抗辩成立，涉案票据已获清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通商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足，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情形逻辑，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源电力的答辩意见与国贸公司一致。 通商银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支付票据款3187251.62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2.中源电力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贸公司与中源电力存在煤炭购销合同关系，2015年7月20日，国贸公司收到中源电力交付的编号为0010006123901826的商业承兑汇票一份，该汇票载明：出票日期2015年7月20日，付款人中源电力，收款人国贸公司，票面金额1150万元，到期日2015年12月19日，付款人和收款人的开户银行均为通商银行。2015年7月23日，国贸公司持该汇票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汇票贴现，通商银行依《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为其办理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票面金额共计1150万元。该汇票于2015年12月19日到期后，通商银行在其指定的中源电力付款账号内扣款而无果。2015年12月31日，通商银行从被告国贸公司账户中扣款8362000元（其中49251.62元为应计罚息），尚欠票据金额3187251.62元。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11月20日，通商银行多次向国贸公司、中源电力发出《逾期催收通知书》催收案涉票据款及利息，庭审中，中源电力当庭承认已收到通商银行邮寄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但无力付款。 另查明，2014年9月初左右，国贸公司、中源电力与通商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中源电力与国贸公司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时，通商银行给予中源电力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定金额的保贴额度，中源电力承诺其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存入初始保证金，保证金比例最低不少于票面金额的15%（含），具体保贴由中源电力与通商银行另行签订相关合同。中源电力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账号为180××××0002。该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应主动通知通商银行或应通商银行要求而提供相关真实数据。该账户内的所有资金均为通商银行给予中源电力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提供质押担保。《三方协议》还约定，国贸公司有权要求通商银行在工作时间内提供中源电力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上述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通知方式为传真，联系方式为0574-86258310。 2014年9月12日，通商银行与中源电力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通商银行对由中源电力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按通商银行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从2014年9月起至2015年9月12日止，贴现额度不可循环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中源电力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为贴现额度的质押担保，保证金账户账号与《三方协议》约定的保证金账户账号相同。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如通商银行在票据到期时被拒绝付款，通商银行对中源电力拥有票据追索权。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为通商银行授信中源电力最高限额5000万元的保贴额度。 上述5000万元保贴额度用完以后，2014年12月12日，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宁通0103综字第141212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25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从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12月12日；综合授信额度的授信方式包括票据承兑和贴现；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国贸公司使用通商银行授信资金采购后销售的回款应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回到国贸公司在通商银行开立的账户。案涉票据使用的是《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 2015年7月23日，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宁通0103贴字第15072301号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双方就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一事作出约定：贴现的利率为6%，贴现利息由中源电力承担。合同第七条还约定，经通商银行办理贴现的汇票，如在汇票到期时被拒付，通商银行对国贸公司拥有票据追索权，并有权要求国贸公司支付相关金额及费用。该合同注明，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同日，国贸公司持案涉汇票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汇票贴现，通商银行依约支付贴现款，办理相关手续后取得案涉汇票。 又查明，2015年7月3日，中源电力作为买受人（甲方）与作为出卖人的国贸公司（乙方）订立《煤炭销售合同》，约定：乙方按甲方要求，向指定供应商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煤炭品种名称为混煤5,25000吨、兴煤42000吨，数量允许在5%范围内上下浮动。交货时间为2015年7月2日至30日，具体交货期限以双方确认为准。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按合同注明的数量、价格，以宁波通商银行商票形式向乙方支付全额货款，甲方承担贴息等相关费用。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凭通商银行的书面放货指令（即甲方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账号为：180××××0002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的书面数据）转让相应货权给甲方。合同签订后，中源电力向国贸公司开具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以支付货款。之后，在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手续时，该《煤炭购销合同》的复印件交于通商银行备案。 2015年7月24日，通商银行工作人员蒋某通过通商银行邮箱通知国贸公司“中源电力今日打入保证金2000万”。2015年7月27日，国贸公司向镇海港埠公司商务部发出《货权转让》通知“我公司北仑海81/1510航次，货名：煤炭，共装载煤炭63362吨。现将整船煤炭货权转让于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通商银行提交的汇票，记载了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等必要事项，具备汇票的有效要件，该汇票真实有效。通商银行作为持票人，系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连续，通商银行应为案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通商银行依背书取得票据，到期享有付款请求权，并在票据拒付时，享有对于包括贴现申请人在内的所有背书人的追索权，这是作为票据上的被背书人享有的票据权利。现通商银行选择依据票据追索权求偿，国贸公司、中源电力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对通商银行提出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从上述规定可知，票据虽因其无因性和流通性，具有票据行为与产生原因相脱离，效力不受原因关系瑕疵影响的特点，但票据债务人依法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对其持有的票据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约定义务的事实。因此，理清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本案的关键。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之间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关系为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对此并无异议。关键在于国贸公司、中源电力、通商银行三方签订的《三方协议》是否应纳入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之中予以考量，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案涉的《三方协议》是中源电力、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在这个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之下，通商银行与中源电力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与国贸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中《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明确约定了通商银行对由中源电力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并约定中源电力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为贴现额度的质押担保，这些约定与《三方协议》的约定相同。案涉票据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虽然未对通商银行对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和中源电力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出约定，但从查明的事实看，中源电力用案涉票据向国贸公司支付货款，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通商银行为国贸公司办理贴现业务取得案涉票据，这些都是依照《三方协议》的约定进行的。因此，国贸公司依约持中源电力开具的票据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虽然不同的票据使用不同的额度，有的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有的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但中源电力开具的所有商票经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后，其票据基础关系的主体与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中源电力与国贸公司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中也约定了国贸公司凭通商银行的书面放货指令（即中源电力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的书面数据）转让相应货权给中源电力。这个约定与《三方协议》中的约定相吻合。而且，事实上，通商银行也在履行这个约定，通知国贸公司案涉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可释放相应货权，表明中源电力、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在继续履行《三方协议》。通商银行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为《三方协议》之下的一个具体合同，该合同履行后，通商银行再未与中源电力签订过《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因此，《三方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之后，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三方协议》无关。根据查明事实，对通商银行的陈述不予采信。该院认为，《三方协议》关系到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这个基础关系即是案涉票据的贴现，故贴现债权是否实现，应在本案中予以考量。根据《三方协议》约定，通商银行对国贸公司的贴现债权有保证金质押担保。本案中，国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通商银行工作人员通知国贸公司案涉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通商银行称，中源电力打入的2000万元保证金并非案涉票据的保证金，而是中源电力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对此，不予采信。通商银行又称，其工作人员通知国贸公司2000万元保证金已打入，为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非公司行为。通商银行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故认定案涉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案涉票据的债务已经清偿，国贸公司、中源电力的抗辩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通商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298元，由通商银行负担。 二审中，国贸公司、中源电力未提交新的证据。通商银行提交客户保证金转入凭证、保证金扣款凭证及银行水单各一份，拟证明结合其在一审时提交的汇票承兑合同、银行承兑汇票等相关证据，证实涉案保证金系为中源电力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而并非为其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国贸公司、中源电力经质证均认为，上述证据并非二审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新证据，不排除系通商银行事后所补，该账户由通商银行自行控制，且三方协议明确约定该保证金账户内的款项系用于中源电力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只能用于清偿被担保人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贴现债务，故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通商银行提交的汇票承兑合同、银行承兑汇票、转账支票、客户保证金转入凭证、保证金扣款凭证、银行水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保证金扣款凭证明确记载了所偿还票据所对应的票据号，故对其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涉案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已用于清偿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涉案商业承兑汇票记载事项齐全、规范，系合法有效的票据。通商银行以背书转让方式取得票据，背书连续，且已支付对价，系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通商银行根据其与国贸公司签订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依约支付了贴现款，已经履行票据原因关系项下支付对价的义务。现通商银行在票据到期后向中源电力提示付款未获支付，依法可向票据承兑人中源电力及背书人国贸公司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经查明，涉案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已用于清偿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国贸公司和中源电力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已经偿还，故一审认定涉案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已经清偿缺乏依据。 对国贸公司所称的其与中源电力、通商银行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就涉案债务拥有金钱质押担保，且实际业务往来中通商银行依约通知其保证金足额到账，国贸公司遂将相应的货权转让给中源电力，通商银行已提取相应的保证金，故涉案债务已经清偿，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该条规定系指基础关系抗辩，其适用前提是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作为票据关系基础关系的合同关系，且在该基础关系合同项下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负有具体明确的给付义务而未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而涉案三方协议并未约定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给付对价义务，并不构成票据关系的基础关系，故三方协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属于《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指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通商银行与中源电力并非直接的票据前后手关系，亦不存在票据基础关系。当事人之间如果就三方协议的履行或者通商银行就保证金账户信息的提供是否存在过错持有争议，可另案处理，并不属于本案合并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三方协议的履行等事项予以合并审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 综上，在通商银行已支付对价取得票据，且与中源电力不存在票据基础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驳回其诉请，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通商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856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票据款3187251.62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之日止）。上述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2298元，均由被上诉人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惠娜 审判员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黄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