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1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旺边工业村二路2号之一。法定代表人：罗聪典。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嘉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晚元，男，197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先丁，湖南志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晚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邦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的“自2019年1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9年5月31日止”为“以1547359.59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2015年1月4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3561.05元；以1347359.59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5日起计算至2017年1月6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162126.2元；以1184129.59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7日起计算至2017年1月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583.95元；以1147359.59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晚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遗漏了盛邦公司的诉讼请求。盛邦公司在起诉状中及法庭调查前变更的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逾期利息计算时间均表示为“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明确表明只是暂时性的，目的只是明确诉讼标的金额，便于法院计算诉讼费用，由始至终并未表示只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而一审法院认为，盛邦公司只要求逾期利息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遂在判决中明确判令刘晚元对于逾期利息只需支付至2019年5月31日，该判项明显是曲解了盛邦公司的意思表示，使得盛邦公司无法追讨2019年5月31日后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即一审法院的行为属于遗漏盛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严重侵犯了盛邦公司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盛邦公司与刘晚元未书面明确约定货款支付时间，刘晚元则应在收到货物的同时向盛邦公司支付货款，而刘晚元在2014年12月23日之前已经收到了合同标的物，即盛邦公司从2014年12月23日起主张逾期利息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但一审法院却以盛邦公司未向刘晚元催收欠款为由，认为盛邦公司向刘晚元主张逾期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刘晚元答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第4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只约定了逾期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并未对计算时间作出特别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已经明确了刘晚元应当“货到付款”，因此盛邦公司主张按“收货之日”开始计算利息是合法有据的。且为节省司法资源，盛邦公司己经主动调整利息计算时间至最后一次“收货之日”，刘晚元对于双方交易的收货日期也是予以确认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遗漏了盛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且适用法律错误，现盛邦公司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刘晚元辩称，（一）一审判决并没有遗漏盛邦公司的诉讼请求。盛邦公司在一审的起诉状及变更的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逾期利息均明确表示“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并没有“此后利息支付至实际清偿止”的类似表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体现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做出裁判，故一审判决利息计付至2019年5月31日止完全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盛邦公司提出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认为：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的就应“货到付款”认定支付时间，这是盛邦公司对该条款的断章取义错误理解。首先，该条款设置有前置条件，就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即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因在每笔交易后从未就支付时间协议过或者催收过的前置程序，因而无法适用该条款。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适用范围仅仅适用于对支付价款时间所产生的争议处理原则，属确认之诉，在涉及是否承担逾期违约责任的给付之诉并不适用。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该条款己明确了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处理原则。结合本案，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2.双方买卖关系从2010年开始不断交易直到2018年12月对账，期间双方对付款期限未任何约定主要因为盛邦公司期待与刘晚元维持稳定的买卖关系，最终实现盛邦公司的经济效益。这体现私法自治原则，应予以尊重，且不说这是符合盛邦公司所追求的结果，但至少没有违背盛邦公司的真实意思或损害盛邦公司的利益。3.本案中双方既没有约定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盛邦公司又没有催收货款，刘晚元就没有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基础和义务。本案双方在对账之前刘晚元连每单笔买卖价款多少都不明确，而总欠款金额更不明确，故刘晚元无法去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只能凭估算汇付）。又因为在对账之前盛邦公司从没向刘晚元告知过有欠款或催收过货款，甚至在对账时仅仅是双方把历年交易账目核实，盛邦公司没有要求刘晚元履行支付欠款等催收之意思表示。刘晚元不认为也不知道自己构成逾期付款违约或损害盛邦公司的利益，更不知道何时起违约或何时起应承担逾期付款责任。那么本案让刘晚元来承担不知情、不明确的违约责任显然不公平，所以盛邦公司主张从2014年12月23日起计算违约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刘晚元在一审中自愿承担从盛邦公司起诉之日计付利息的处分权利意见，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自2019年1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9年5月31日止完全正确。另，盛邦公司增加一个诉请，没有法律依据。综合上述答辩意见，请二审法院驳回盛邦公司上诉请求。盛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晚元向盛邦公司支付货款1147359.59元，以及利息106908.77元（从2017年1月10日起起算，暂计至2018年12月1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案诉讼费用由刘晚元承担。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31日开庭审理，在法庭调查前，盛邦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为：刘晚元向盛邦公司支付货款1147359.59元，以及利息322437.76元（以1547359.59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2015年1月4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3561.05元；以1347359.59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5日起计算至2017年1月6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162126.12元；以1184129.59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7日起计算至2017年1月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583.95元；以1147359.59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0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156166.64元），合计1469797.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晚元承认欠盛邦公司货款1147359.59元，双方对付款期限没有约定。审理中，盛邦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刘晚元价值1254268.36元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对刘晚元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盛邦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刘晚元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盛邦公司在法庭调查前对利息的诉讼请求增加了金额，一审法院予以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刘晚元承认欠盛邦公司货款1147359.59元，不违反法律规定。盛邦公司诉求刘晚元支付该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对付款期限没有约定，因此，在盛邦公司向刘晚元主张付款前，不能认定刘晚元逾期付款。盛邦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起诉前有向刘晚元催收本案所欠货款，故对刘晚元主张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1月15日起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晚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147359.59元并自2019年1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9年5月31日止；二、驳回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28.17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028.17元，由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052.17元，由刘晚元负担1797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盛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日期为2018年12月17日《货物清单》及《财务对账函》，明确写明了案涉货物名称、数量、金额及刘晚元付款情况，并且确定刘晚元实欠款金额（人民币）为：1147359.59元。盛邦公司与刘晚元均在《货物清单》及《财务对账函》盖章、签字确认。盛邦公司表示对账当时其要求刘晚元尽快付款，但未明确付款日期。刘晚元则表示其会考虑，会尽快解决欠款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盛邦公司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刘晚元应向盛邦公司支付的货款本金没有异议，故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刘晚元是否应向盛邦公司支付利息以及支付利息的起止时间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欠款依托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发生，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未约定刘晚元的付款期限。双方在全部送货结束后，于2018年12月17日签署了《货物清单》及《财务对账函》，对双方交易情况进行了结算。此时，刘晚元最终应付款金额才得以确定。在签署《货物清单》及《财务对账函》中，双方亦未约定付款时间。盛邦公司当时只是要求刘晚元尽快付款，同样没有明确或限定刘晚元的具体付款时间，而刘晚元当时也表示会尽快还款，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从盛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盛邦公司上诉主张从刘晚元最后一次收货之次日起计算利息，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日期的问题，本院认为，盛邦公司在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写明利息“暂计至2018年12月27日”，一审开庭审理的法庭调查前变更的诉讼请求也写明“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且暂计时间为一审开庭审理时间，可以看出盛邦公司在其诉请中均写明为“暂计至”暂时性表述而非“计至”的固定性表述。另，两次明确诉讼请求时的暂计截止时间也是随着案件审理的时间推移进行变化。二审期间，盛邦公司明确其诉请的利息是计算至为刘晚元清付之日止。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盛邦公司在起诉时主张的利息意思表示为暂时计算至某一日期，暂计后的日期是以刘晚元清偿款项之日的时间为止，故一审法院判决利息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止有所不当。本院判决刘晚元应向盛邦公司支付的利息截止时间为刘晚元实际清偿之日止。同时，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亦做相应调整。另外，由于盛邦公司在起诉状中对于涉案利息的论述不够明确，且本案中仅支持了盛邦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故二审案件受理费仍由盛邦公司负担。综上所述，盛邦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盛邦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晚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147359.59元并支付以1147359.5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5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的利息；以1147359.5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计算至刘晚元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的利息；三、驳回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625.42元，由广州市盛邦康体场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