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55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介通，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安全，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荣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迎，江苏筹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钟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荣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6民初9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转包法律关系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转包法律关系的依据仅仅是其他案件中的一句陈述，这样的认定明显依据不足。需要指出的是，(2017)苏0509民初2964号案件，纯粹属于周荣东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同时，周荣东存在伪造公章的行为。案涉工程系专业的智能化施工工程，在工程施工领域，无论工程的中标还是转包，无不采用书面的形式。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是资质借用的法律关系。因为1、正如在原审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苏州分公司负责人韦安全系同村老乡，关系较好，被上诉人做电脑生意，多次找韦安全要求介绍业务。上诉人具有智能化施工资质及其他工程领域的一级资质，但主要从事消防工程施工，故将案涉智能化工程介绍给被上诉人。2、案涉智能化工程施工合同的谈判、报价以及签订，均由被上诉人独立完成。经庭审后核实，案涉智能化工程施工合同上“韦安全”三个字，也是由被上诉人书写的。上诉人并未参与案涉智能化工程合同的签订过程，仅仅是同意被上诉人借用了上诉人的资质和名义签订了案涉智能化工程合同。如果按照原审判决认定的所谓的转包法律关系，那么其所判决的逻辑和数额也是错误的。首先，判决逻辑错误。因为1、上诉人没有和被上诉人签订转包合同，也不存在约定付款的条件。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将甲方支付的38万元工程款全部转交给被上诉人，没有截留一分钱。如果真的存在约定收取10%的费用的约定，那么38万元工程款就不可能全部转给被上诉人。也就是说，上诉人在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后，再转给被上诉人也没有同比例截留款项。现在上诉人并没有收到甲方支付的其他工程款，为什么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这对上诉人来说，明显是不公平的。2、如果确实存在转包，也应该是全部工程进行转包，也不应该是仅就67万的工程进行转包，这明显与常识和逻辑相悖。所以说，原审判决逻辑错误。被上诉人后期把67万的工程增加到102万，其行为也是周荣东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承担付款义务。其次，原审判决计算数额错误。假设存在转包关系，上诉人有多少工程进行了转包，就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承担责任。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了上诉人知道的工程价款为67万元。上诉人认为，如果原审法院一定要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话，也应当在67万转包的合同范围内进行裁判。庭审查明，上诉人共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38万元，已经全部转交给被上诉人。如被上诉人所述，其应当向上诉人支付67000元。假定转包成立，上诉人认为，仅就计算工程款而言，数额也应当是670000-380000-67000=223000元，也不应当是原审判决书所确认的581763.97元。因此，原审判决存在计算的错误。但是，即使是223000元，在上诉人没有收到甲方付款的前提下，也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付款义务。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后期不对案涉工程进行维修，导致德合公司不支付工程款，责任在周荣东个人，与上诉人无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正如前文所陈述，本案中不存在转包的法律关系，其实质是一个借用资质的关系。案涉智能化工程的付款逻辑是上诉人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后转交给被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在工程中获取任何利益，更不存在收款不转交的问题。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应当由甲方支付的工程款项，这对上诉人来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公平的。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周荣东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原审判决。原审原告周荣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审被告支付其工程款581764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星公司原名称为江苏省钟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3月19日，北京筑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筑标公司）就德合新建厂房智能化工程作出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1份，载明该工程施工单位为钟星公司，工程合同金额为670000元，结算送审金额为1252443.45元。该报告书中，筑标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的工程结算审计单载明，工程审定价为1033995.06元，核减额7%以外的审计费用为5231.09元，建设单位实际支付施工单位费用为1028763.97元。钟星公司、德合集团苏州绿色农产品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德合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19日、2014年3月20日在该审定单上盖章确认，周荣东作为钟星公司的经办人签字。钟星公司就该工程陆续支付周荣东380000元。2017年3月6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智远公司诉钟星公司、周荣东承揽合同纠纷一案[（2017）苏0509民初2964号]，智远公司认为其与钟星公司签订了《德合集团物流中心智能化工程建设补充合同》（以下简称为补充合同），约定钟星公司将德合集团物流中心智能化工程建设室外LED显示屏系统及停车管理系统发包给智远公司，总造价为787100元。2013年1月，双方又签订合同，约定钟星公司将德合新建厂房智能化工程发包给智远公司施工，总造价为607000元。上述两个工程，周荣东系工程项目经理。智远公司依约完成工程并验收，原审被告承诺于2016年7月底支付工程余款658000元，周荣东共同清偿上述债务，智远公司故主张钟星公司、周荣东立即支付工程款631000元及利息、律师费。该案审理中，钟星公司称其与智远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关系，智远公司所提供的合同、协议等加盖的其印章系伪造，周荣东找到其要求承包涉案工程，其就把所承包的德合公司全部工程转包给周荣东，其未实际施工。其向德合公司的承包价为67万元，周荣东说支付几万元咨询费给其，其不赚取差价，但其并未收到咨询费，且将德合公司支付的款项全部支付给周荣东。钟星公司还表示和德合公司的结算金额是1028764元，超过670000元以上的部分全部归周荣东。周荣东认为其以607000元的价格自钟星公司处转包了涉案工程，钟星公司在合同价670000元基础上收取10%的费用，增项与钟星公司无关。周荣东还表示智远公司所提供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其签名属实，但其签字时并没有钟星公司的公章。以上事实，由原审原告周荣东提供的工商信息、报告书、工程资料、银行明细、民事起诉状及庭审笔录附卷作证。审理中，钟星公司提供德合公司（甲方、发包人）与钟星公司（乙方、承包人）签订的《德合集团苏州绿色农产品物流中心新建厂房智能化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载明德合公司将德合新建厂房智能化工程发包给钟星公司，工程预估总价款670000元（按原报价下浮8%，实际工程总价按该标准核定，工程量以审计核准为准）。工程采用固定单价合同，除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调整因素外，综合单价不予调整，工程量按审计核算结算。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审计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到经审计核定的工程造价的95%；工程质量保证金为审计核定总价的5%，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2年后7个工作日内付清。工程决算以审计单位为最终审核价格，审计时间确定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等等。合同尾部盖有德合公司、钟星公司合同专用章，韦安全作为钟星公司代表签字。经质证，原审原告周荣东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周荣东、钟星公司表示双方之间未订立书面合同。周荣东认为其与钟星公司之间系转包关系，其就此需要向钟星公司支付67000元，工程增量部分不另外收取费用，故结算总价款扣除67000元外，原审被告应全部支付其。钟星公司认为系周荣东借用其资质与德合公司签订合同，双方之间并非转包，周荣东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未支付过，其在（2017）苏0509民初2964号案件笔录中虽有工程转包的陈述，但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因其系顺着周荣东的陈述来讲，且并没有讲转包的合同关系。周荣东表示其不具备施工资质，智能化工程所需资质系根据发包人要求而确定，本案工程发包人并未要求具体资质。原审被告钟星公司表示其具备施工各项目的一级资质，但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原审原告表示工程于2013年9月16日完工，其自工程结束后就向原审被告催讨，原审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另，原审原告周荣东认为涉案工程已于2013年11月13日移交业主德合公司并提供了由徐骏签字确认竣工移交表为证，周荣东还表示徐骏即为工程资料中的设备移交清单上作为接收单位签字确认的人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钟星公司在（2017）苏0509民初2964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认承接涉案工程后全部转包给周荣东，现又对此予以否认。钟星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周荣东与钟星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钟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具备相应的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且将承接的工程全部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周荣东与钟星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应属无效。因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故周荣东可依约主张钟星公司支付工程价款。经审计涉案工程总价款计1028763.97元，周荣东认为双方约定钟星公司从中以合同价的10%收取67000元，其余款项均应给付其。钟星公司在（2017）苏0509民初296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确认周荣东就此向其支付几万元咨询费，其不赚取差价，超出670000元以上部分全部归周荣东，现又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周荣东不需要向其支付任何费用，陈述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周荣东的意见予以采纳。扣除钟星公司已给付周荣东的380000元，钟星公司还应支付周荣东工程价款581763.97元。现原审原被告双方均未举证证明付款期限的约定，一审法院结合涉案工程已于2013年11月13日由德合公司接收的情况认定钟星公司应支付周荣东以581763.97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周荣东工程款人民币581763.97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4814元，由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依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周荣东与钟星公司在（2017）苏0509民初296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陈述，确认钟星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后全部转包给周荣东实际施工，现钟星公司又对此予以否认，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双方在另案中确认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周荣东与钟星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现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钟星公司应当按照双方确认的工程造价，扣除相应的管理费，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28元，由上诉人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杰审判员  赵 东审判员  周 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陈闵悦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