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4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沂市房屋拆迁安置综合服务中心，住所地新沂市钟吾路157号。法定代表人：陈伟，该中心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女，1964年0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汉信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沂市南京路59号。法定代表人：戴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刚，新沂市盛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沂市市府路37号。法定代表人：颜福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雪，新沂市钟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娟，江苏苏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沂市房屋拆迁安置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拆迁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刘玉、江苏汉信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信公司）、江苏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成公司）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民初6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拆迁中心、被上诉人刘玉、被上诉人汉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刚、被上诉人新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雪、曹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拆迁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民初6874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对刘玉承担赔偿责任及不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上诉产生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是接受汉信公司委托具体实施涉案地块拆迁工作。一审庭审中汉信公司认可前期委托，之后上诉人虽未与汉信公司签订正式委托合同，但双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即上诉人按照汉信公司要求实施拆除行为，汉信公司按照约定支付费用，系彼此接受了对方的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36条之规定，应当认定汉信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成立有效，因此，上诉人行为后果应由汉信公司承担。2、汉信公司接到新成公司提交的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徐执字第0121-3号民事裁定后，汉信公司即委托上诉人按照裁定书向新成公司付款，新成公司委托刘哈林领取了涉案房屋在内的全部款项。上诉人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所实施的行为，责任应由汉信公司承担。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3执监2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认为：“至于刘玉要求确认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归其所有，不在本案审查之列，应另行主张”，该项裁定并没有认定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为刘玉所有。综上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上诉人还是汉信公司都是依据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徐执字第0121号民事裁定支付款项。如其它生效法律文书撤销了上述裁定书，应当由刘玉启动执行回转程序，或者向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获得利益的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玉辩称：一审法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被上诉人汉信公司辩称：1、汉信公司虽然和拆迁中心签订了拆迁前期委托协议，但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委托事项为拆迁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摸底、调查、评估等，所以每份拆迁补偿协议不仅要有拆迁中心的盖章，还有汉信公司的盖章确认才为有效。因此，只有汉信公司盖章确认的拆迁补偿协议，才是汉信公司认可委托拆迁中心对外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若汉信公司未加盖公章则不属于汉信公司的委托授权范围。依据《民法总则》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于刘玉起诉时提供的是一份没有加盖汉信公司公章的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汉信公司对此毫不知情，故无论该协议是否真实，均与汉信公司无关。2、无论拆迁中心与刘玉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由于未加盖汉信公司的公章，事后也未经过汉信公司的追认，且签订的主体是拆迁中心与刘玉，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汉信公司不是适格的一审被告，不应承担责任。3、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08）徐执字第0121号民事裁定，依据该裁定书，新成公司委托案外人刘哈林领取了涉案拆迁款。由于领取该款依据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故汉信公司认可并已支付，已尽到支付拆迁款的义务。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对汉信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新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刘玉的诉讼请求不当。1、本案纠纷系在执行过程中且因执行过程中履行相关手续发生，因而应该在执行程序中解决，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2、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3执监2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系一份错误的裁定，该裁定书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当时是书面审理并未组织双方进行听证。且新成公司通过查阅刘玉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张某某与五交化公司于2005年5月20日签订的回购协议、五交化公司的刘某和曹书记的证明及2006年5月8日盖有五交化公司财务章的8万元收条等材料，发现回购协议中乙方张某某与以往张某某的签名对比有巨大差异，该笔迹并不是张某某签名，且没有加盖康宁公司公章，新成公司怀疑该份协议系虚假的协议。一审中新成公司已经申请法院对是否是张某某笔迹进行鉴定，但是法院没有采纳和回复。现新成公司再次要求对回购协议中张某某的签名进行鉴定，请二审法院予以考量。刘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拆迁中心、汉信公司赔偿损失9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受理五交化公司与康宁公司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03年12月16日作出（2003）徐民一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判令康宁公司将新沂市临青小区营业房A3至A12、住宅房A幢第2、3两个单元中价值197万元部分的房产划付五交化公司，并偿付违约金50万元。判决生效后，康宁公司未有按期履行给付义务，五交化公司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受理。执行过程中，五交化公司与康宁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7月19日作出（2004）徐执字第212号民事裁定，将康宁公司名下的新沂市临青小区营业房A3至A12，住宅房A栋二单元A201、A301、A401、A402、A501、A502作价257.4万元交付五交化公司抵偿债务。（2004）徐执字第212号民事裁定生效后，五交化公司与康宁公司签订一份回售协议，约定五交化公司将其中的A7至A12计6间营业房及A栋二单元A201、A401、A402、A501、A502计5套住宅房回售给康宁公司，康宁公司给付五交化公司150万元。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不在回售之列。2006年5月8日，五交化公司将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玉。刘玉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由于当时房屋尚在建设，未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刘玉从五交化公司处取得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的产权证明书，产权证明书的出具日期为2003年4月30日。2008年12月2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建安公司与康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08）徐执字第0121-2号民事裁定，裁定将康宁公司名下的新沂市临青小区住宅房A栋二单元A201、A202、A301、A302、A401、A402、A501、A502号住宅房及A9、A10、A11号营业房作价153万元交付建安公司抵偿债务。后刘玉对上述裁定中处置房屋中的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提出异议，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7）苏03执监21号之一执行裁定，撤销（2008）徐执字第0121-2号民事裁定书，并裁定康宁公司名下的新沂市临青小区住宅房A栋二单元A201、A202、A302、A401、A402、A501、A502号住宅房，及A9、A10、A11号营业房，归建安公司所有。2012年12月24日，拆迁中心（拆迁人、甲方）与刘玉（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一份《新沂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为临青小区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乙方选择的补偿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甲方提供安置房1号楼2101室，产权调换后，乙方应支付差价款12486元。2013年1月22日，建安公司与拆迁中心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提供了（2008）徐执字第0121-2号民事裁定，主张对临青小区住宅房A栋二单元A201、A202、A301、A302、A401、A402、A501、A502，及A9、A10、A11号营业房共11套房屋的所有权，建安总公司委托人刘哈林领取了上述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款201万元。2010年9月16日，江苏汉信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新沂市人民政府动迁管理办公室签订一份《拆迁前期委托协议》，内容为：“根据甲方与新沂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新沂市南京路东-青年路南-引河北-临沭路西A地块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标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以及新沂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精神，为尽快推进标的项目的拆迁进度，为标的项目正式签订拆迁委托合同提供相关数据，经过甲乙双方的友好协商，就具体事项委托如下：1、甲方委托乙方开展标的项目的拆迁前期准备工作（摸底、调查、评估等），在2010年10月底前出具完整、真实的、能为双方签订正式拆迁委托合同提供相关数据资料的报告和文件；2、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先期预付乙方拆迁前期费用壹佰万元，本协议委托事项的最终结算在双方签订正式拆迁委托合同中予以明确，该预付前期费用并入双方签订正式拆迁委托合同计算范围；3、本协议中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在签订正式拆迁委托合同中予以明确，如有不同之处，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4、甲方在新沂市成立标的项目开发公司后，项目开发公司根据本协议与乙方重新签订协议；5、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则由新沂市人民政府协调解决；6、本协议在双方均盖章后生效；7、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其后，双方未有签订正式拆迁委托合同或重新签订协议。另，拆迁中心与刘玉在《新沂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1号楼2101室已经以796153元的价格另行出售他人。一审法院认为：刘玉从五交化公司处购买了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支付了购房款，取得了产权证明书，由于房屋尚在建设而未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其后，其与拆迁中心签订《新沂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拆迁中心在与刘玉签订《新沂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数日后就同一套房屋与建安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建安公司。拆迁中心未有按照其与刘玉合同约定交付安置房屋，损害了刘玉对安置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导致其丧失了合同正常履行所应当获得的利益。故拆迁中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刘玉的损失。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违约程度、安置房屋的出售价格及合同约定的刘玉应当支付的差价款等，酌情确定为783667元。拆迁中心辩称受汉信公司委托实施拆迁行为，应由汉信公司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拆迁前期委托协议》中记载的委托事项是拆迁前期准备工作，即摸底、调查、评估等，并不包含签订拆迁安置合同；且拆迁中心是以自己名义与刘玉签订合同，拆迁中心未有披露委托情况，也无证据证明刘玉在签订合同时知晓委托情况，故对于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遂判决：一、新沂市房屋拆迁安置综合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玉损失783667元。二、驳回刘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拆迁中心提交新的证据：1、拆迁中心和汉信公司的来往账目。证明汉信公司是涉案房屋拆迁范围内的实际拆迁人。2、城投公司与汉信公司的转让协议。证明汉信公司是涉案房屋拆迁范围内的实际拆迁人。3、拆迁服务中心的营业执照。证明公司仅仅是拆迁劳务公司，并非是拆迁赔偿的主体。被上诉人汉信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没有汉信公司及城投公司盖章，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即使该账目是真实的并不能推翻双方之间签订的前期协议约定的内容。一审中汉信公司已经明确认可汉信公司系涉案地块的实际拆迁人，仅是对于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不予认可，所以未加盖汉信公司公章。上诉人单方与刘玉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既未加盖汉信公司公章，亦也未取得追认，故是其自身行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协议第七条可以体现出城投公司应交付净地，从该协议的内容可以推断出汉信公司仅接受拆迁完毕的土地，所以本案与汉信公司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刘玉、新成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新沂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拆迁中心与刘玉签订，拆迁中心和刘玉是拆迁补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双方在拆迁补偿合同中约定对刘玉的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拆迁后，由拆迁中心提供安置房1号楼2101室予以置换。在刘玉的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被拆迁后，拆迁中心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刘玉交付安置房1号楼2101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拆迁中心上诉认为汉信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汉信公司不是案涉拆迁安置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汉信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违约责任。如拆迁中心认为其和汉信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可基于委托合同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中不予理涉。拆迁中心上诉认为应当由刘玉启动执行回转程序或者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本院认为，案涉房屋A栋二单元A301室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系由拆迁中心支付给建安总公司（新成公司的前身）。在支付依据被撤消后，如需执行回转，亦应由支付人拆迁中心提起，不应由刘玉提起。综上所述，上诉人新沂市房屋拆迁安置综合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新沂市房屋拆迁安置综合服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祝 杰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李 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