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3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营业场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大码头003号。负责人：龙强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林，长沙市望城区宏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月华，女，196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伟德，男，195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星，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珂，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霞，女，195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星，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珂，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日，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星，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珂，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玲，女，197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星，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珂，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建兰，女，195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星，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珂，湖南翰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争光，男，195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上诉人长沙农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以下简称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李月华、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原审被告苏争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由李月华返还贷款本金1599961.73元，支付利息382630.17元（2019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日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8.01125‰的标准另行计算的利息）；2.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由蔡伟德、杨建霞用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恒鑫澜北湾（广福馨苑）22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66.665072万元、该本金所产生利息15.942952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由梁玲、夏日用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64.760356万元及该本金所产生利息15.487439万元及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由黎建兰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产权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的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28.570745万元及该本金所产生利息6.832626万元及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债务应认定为苏争光与李月华的共同债务。2011年6月25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以下简称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分别签订编号为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1号、0625002号、0625003号、0625004号、0625005号、0625006号、0625007号七份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本金限额为350万元。2011年7月1日，李月华出具共同借款人承诺书，系上述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共同借款人。2014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4日，李月华出具了共同借款人承诺书，李月华应为共同债务人。二、一审以涉案贷款在最高额借款期限内，但因《个人借款合同》未明确抵押担保物及抵押担保金额等内容，不能认定系《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是其中一部分为由，认定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对抵押物无优先权错误。综上，请求法院支持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的上诉请求。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辩称：一、《共同借款人承诺书》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也与蔡伟德、杨建霞、梁玲、夏日、黎建兰没有任何关联，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二、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不属于编号为（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2003）号、（06122005）号、（06122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一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法院驳回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的上诉请求。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苏争光、李月华返还贷款本金1599961.73元，支付利息382630.17元及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2.请求判令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对蔡伟德、杨建霞用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恒鑫澜北湾（广福馨苑）22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66.665072万元、该本金所产生利息15.942952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判令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对夏日、梁玲用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64.760356万元、该本金所产生利息15.487439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对黎建兰用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产权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的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28.570745万元、该本金所产生利息6.832626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5.请求法院判令苏争光、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5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分别与苏争光签订编号为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1号、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4号、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三份最高额借款合同的期限均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25日，最高额借款本金金额分别为70万元、68万元、30万元，2011年7月1日，李月华出具共同借款人承诺书，其中载明苏争光、李月华（共同借款人）借款350万元，期限24月，代表人苏争光所签借款合同、所立借据对共同借款人具有同等约束力，所形成的债务为共同债务。随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分别与蔡伟德、梁玲、黎建兰签订了编号为ＮＯ.2002050、ＮＯ.2002051、ＮＯ.2002047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蔡伟德所有的位于开福区恒鑫澜北湾（广福馨苑）22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为最高债权额70万元作抵押，杨建霞出具抵押承诺书；以梁玲所有的位于开福区，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为最高债权额68万元作抵押，夏日出具抵押承诺书；以黎建兰所有的位于开福区，产权证号为长房权证开服字第××号的房屋为最高债权额30万元作抵押。以上三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担保范围均为本金、利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被担保的发生最高债权额期间均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25日。随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依约将70万元、68万元、30万元等贷款共计350万元一次性拨付给苏争光。2013年6月17日，苏争光还清贷款本息。2014年6月13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3）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自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苏争光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70万元的贷款，由蔡伟德提供抵押担保，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注明原双方签订的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1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合同。同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蔡伟德签订ＮＯ.2014247《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约定蔡伟德以其位于开福区恒鑫澜北湾（广福馨苑）22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为苏争光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额为70万元，期限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同时在该合同中还注明：本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担保债务人苏争光与抵押权人签订的（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3）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合同编号为200205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编号为ＮＯ.2014247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日，蔡伟德、杨建霞出具了抵押承诺书和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承诺为借款人苏争光7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6月13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自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苏争光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68万元的贷款，由梁玲提供抵押担保，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注明原双方签订的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合同。同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梁玲签订ＮＯ.2014249《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约定梁玲以其位于开福区，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为苏争光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额为68万元，期限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同时在该合同中还注明：本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担保债务人苏争光与抵押权人签订的（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合同编号为200205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编号为ＮＯ.2014249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日，梁玲、夏日出具了抵押承诺书和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承诺为借款人苏争光68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6月13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自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苏争光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30万元的贷款，由黎建兰提供抵押担保，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注明原双方签订的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合同。同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黎建兰签订ＮＯ.2014261《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约定黎建兰以其位于开福区，产权证号为长房权证开服字第××号的房屋为苏争光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额为30万元，期限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同时在该合同中还注明：本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担保债务人苏争光与抵押权人签订的（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合同编号为2002047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编号为ＮＯ.2014261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日，黎建兰出具了抵押承诺书和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承诺为借款人苏争光3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以上编号为ＮＯ.2014247、ＮＯ.2014249、ＮＯ.2014261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签订后，均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抵押变更）。2014年11月28日，经苏争光申请，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向其发放了金额为230万元的贷款，2015年11月30日，苏争光还清贷款本息。2015年12月1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编号为1801042600-2015-00000295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工程周转，借款金额为195万元，借款期限为7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贷款利率为月利率6.1625‰，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合同签订当日，该行向苏争光发放195万元贷款，该贷款到期日为2016年6月20日。贷款到期后，苏争光分别于2017年10月10日还款4万元，于2017年12月12日还款31万元；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尚欠本金1599961.73元，尚欠利息382630.17元未予偿还。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9月6日，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批复同意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辖内168个分支机构开业，开业的同时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辖分支机构自行终止，债权债务由该行及其辖内分支机构承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权合同》、《个人借款合同》等，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以三个案件进行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三个案件中担保人虽然不相同，但贷款人和借款人均相同，分别为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和苏争光，案涉借款系同一笔债务，即苏争光向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借款195万元，故可以合并审理，一并判决。苏争光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195万元及相应利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因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辖内168个分支机构开业而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承接，故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有权要求苏争光偿还尚欠借款本金，以及所产生的利息、逾期利息和相关费用。李月华于2011年7月1日出具共同借款人承诺书，承诺的期限为24个月，借款金额为350万元，该借款苏争光已于2013年6月17日清偿；案涉195万元借款发生于2015年12月1日，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出具的借款合同上没有李月华的签名，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没有举证证明李月华具有事后追认等行为表示为夫妻共同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苏争光与李月华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要求李月华共同偿还本案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是否应对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主张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无需对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主张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其理由为：第一，虽然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3）号、（0612005）号、（0612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借款期限内，但从合同的性质、内容、抵押物约定等方面均与原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不一致，亦未注明系上述《最高额借款合同》的项下借款，故不能视为系上述《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是其中一部分。第二，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系分别担保（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3）号、（0612005）号、（0612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并办理了相应的抵押变更登记，但上述三个最高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债务已经由苏争光清偿完毕，债权消灭。案涉195万借款的依据来源于《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该合同中虽然约定借款为抵押贷款，但并未明确抵押担保物及抵押担保的债权金额等内容，债权人亦未就该借款与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提交了蔡伟德、梁玲、黎建兰等人房产的抵押权属证明，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该三份房屋他项权证是蔡伟德、梁玲、黎建兰等人为2014年（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3）号、（0612005）号、（0612007）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时所办理的抵押登记，登记内容也与NO.2014247、NO.2014249、NO.2014261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的约定一致。案涉《个人借款合同》虽然签订于最高额借款期限内，但不能直接视为系《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是其中一部分，该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仍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蔡伟德、梁玲、黎建兰等人亦未承诺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且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亦未就此办理抵押登记，因此不发生抵押担保的物权效力，不能认定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为苏争光2015年12月1日的195万元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故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要求对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提供的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要求苏争光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要求李月华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要求对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的房产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苏争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借款本金1599961.73元，并支付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的利息382630.17元（2019年1月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8.01125‰的标准另行计算）；二、驳回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2264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11321.5元，由苏争光负担。二审中过程中，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四份《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拟证明最高额度抵押合同的额度及期限；第二组证据、3份“担保责任通知书”，拟证明各担保人对2015年12月1日贷款的195万元予以认可；第三组证据、3份“共同借款人承诺书”，拟证明李月华为共同借款人。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纳；对《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该证据系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在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时所签，与《个人借款合同》的195万元的借款无任何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与其无关，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苏争光、李月华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对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发现的证据，也非一审不能收集的证据，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逾期提交上述证据应予以训诫，但因上述证据涉及案件的主要事实，故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核。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中均有当事人签字及手印，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及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9月5日，苏争光、李月华签订《共同借款人承诺书》，约定因苏争光工程周转需向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借款230万元，期限12个月，苏争光、李月华作为共同借款人推荐苏争光作为代表人到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办理有关借款的手续，承诺代表人在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所立借据所形成的债务是其共同债务，苏争光、李月华作为共同债务人资源对借款的偿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5年11月14日，苏争光、李月华再次签订《共同借款人承诺书》，约定因苏争光工程周转需向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借款230万元，期限7个月，苏争光、李月华作为共同借款人推荐苏争光作为代表人到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办理有关借款的手续，承诺代表人在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所立借据所形成的债务是其共同债务，苏争光、李月华作为共同债务人资源对借款的偿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4年6月13日，苏争光作为借款人，蔡伟德、杨建霞作为担保人，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确认三方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了最高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4）号）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248），三方一致确认最高额度为借款本金28万元和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同日，苏争光作为借款人，蔡伟德、杨建霞作为担保人，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确认三方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了最高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3）号）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247），三方一致确认最高额度为借款本金70万元和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同日，苏争光作为借款人，夏日、梁玲作为担保人，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确认三方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了最高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249），三方一致确认最高额度为借款本金68万元和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同日，苏争光作为借款人，黎建兰作为担保人，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确认三方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了最高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7）号）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261），三方一致确认最高额度为借款本金30万元和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2016年6月17日，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向梁玲发送《担保责任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您于2015年12月1日为苏争光（借款人）在我行借款壹佰玖拾伍万元整贷款中的陆拾万整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笔贷款于2016年6月20日到期，截至2016年6月17日尚欠贷款本金1950000元，利息3605.06元，现我支行对抵押人进行提前提示催收，提示抵押人履行抵押担保责任”，在通知书底部另载明“望城农村商业银行乔口支行：你行签发的《督促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收悉，我愿意继续为债务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贷款本息还清为止”，梁玲在签收人处签字。同日，蔡伟德、黎建兰也在相应的《担保责任通知书》上签字签收。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庭询以及双方诉辩情况，本案二审各方争议焦点如下：一、李月华是否是案涉债务的共同债务人；二、关于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是否应对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主张的本案债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关于李月华是否是案涉债务的共同债务人的问题。本院认为，苏争光、李月华于2015年11月14日签订《共同借款人承诺书》，约定“因苏争光工程周转需向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借款230万元，期限7个月，苏争光、李月华作为共同借款人推荐苏争光作为代表人到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办理有关借款的手续”，随后，苏争光于2015年12月1日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苏争光为工程周转借款195万元，借期7月”，因此，结合《共同借款人承诺书》及《个人借款合同》的内容，本案的195万元债务可视为苏争光、李月华的共同借款，李月华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是否应对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本案主张的债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认为苏争光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在《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借款期限内，且蔡伟德、梁玲、黎建兰签收了《担保责任通知书》，故应承担担保责任。对于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是否应基于《最高额抵押权合同》、抵押登记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的意见与一审法院的意见一致，不能认定蔡伟德、杨建霞、夏日、梁玲、黎建兰为苏争光2015年12月1日的195万元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理由不再赘述。对于蔡伟德、梁玲、黎建兰是否应基于《担保责任通知书》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该通知书未在通知中详细说明担保的具体合同及相应的抵押合同情况，其签名栏亦为“签收人”，且系格式条款，在蔡伟德、梁玲、黎建兰不应对《个人借款合同》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前提下，不宜仅以《担保责任通知书》要求蔡伟德、梁玲、黎建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故，对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沙农村银行乔口支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二、苏争光、李月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借款本金1599961.73元，并支付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的利息382630.17元（2019年1月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8.01125‰的标准另行计算）；三、驳回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64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1132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644元，共计33965.5元，由苏争光、李月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王力夫审判员  何 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周政国书记员王嘉翌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