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9民终7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国亮，男，196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建勋，广东政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任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陈伟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利、张烨，河北维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学志，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胜、王丽娜，河北维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国亮因与上诉人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方公司）、陈学志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2民初4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国亮上诉请求:1、撤销任丘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982民初4915号民事判决；2、改判解散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不查明和解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事实，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只查明为解决两股东之间的矛盾，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志方公司）股东郭国亮（占50%股权）与陈学志（占50%股权）于2016年9月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于2016年9月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了关于过渡期间相关费用的补充协议（上述三份协议统称和解协议），但却没有查明和解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是否能继续履行。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和解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首先，作为继续履行和解协议的前提--清查财产确定双方可分配利润，和解协议原约定在签订协议之后的30日内完成，但现实是签订协议后到现在已经2年多，双方组织人员对账目进行多次核对，每次都没有结果。郭国亮曾通过诉讼的方式，后又通过中间人调解的方式都未能敦促陈学志配合清查财产。虽然在中间人的协调下，两股东于2017年6月聘请第三方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算，但陈学志仍是不配合，既不将志方公司的收款信息提供给会计师事务所，又提出种种刁难的查账方案，导致又是一年多过去了，仍然没有看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报告。第二、约定的资金共管因为第三人不让客户将志方公司的资金汇到双方设定的共管账户而只实行了3个月（本来约定是要实行到郭国亮拿回90%的利润）。郭国亮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这一事实向银行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不予回答，不做调查。上述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和解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的法律规定，从而错误认定公司经营不存在管理困难，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多方面都存在困难：1、志方公司已持续3年多未召开股东会，亦未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志方公司仅有郭国亮、陈学志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权，拥有对等的表决权，因此，志方公司只有在两位股东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自从2015年5月5日两股东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以来，志方公司就再也没有作出过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股东会决议，讨论公司的经营管理。2、志方公司执行董事管理公司的行为不能体现权力机构的意志。根据志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志方公司不设董事会，仅设执行董事一名，先由陈学志担任，2015年5月5日起至今，由陈学志侄儿陈伟杰担任，但实际上志方公司的一切大小事务完全决定于陈学志。由于出现股东僵局，志方公司股东会不能形成有效的股东决议，无法行使公司章程第七条“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等相关职权，直接导致执行董事无股东决议可依。3、志方公司的监督机构不可能行使监督职权。根据志方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志方公司不设监事会，仅设监事一名”，现为第三人陈学志。这样的监事设计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4、志方公司由一名股东经营是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集中表现。目前志方公司的经营只是一名股东的经营，体现的是一名股东的意志,这种状况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集中表现。5、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和解协议只留下一名股东经营的现象理解为志方公司管理不发生困难，不需要召开股东会或一人开会就行，是对公司经营管理权的错误理解，对股东权利的漠视。签订和解协议只能说明郭国亮是有条件放弃自己的管理权，如果和解协议没有如约履行，郭国亮的利益分配权没有得到满足，他又不能管理公司，就是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的表现。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志方公司的继续存续不会使上诉人郭国亮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本案中，郭国亮虽为持有志方公司50%股权的股东，但签订和解协议后，由于和解协议未能如约履行，郭国亮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未能取得自己的投资利益。如果和解协议如约履行，他可以放弃参加公司管理的权利，但几年过去了，由于陈学志的主观违约，和解协议一直处于无法履行的状态，造成郭国亮处于有权管理公司、想管理公司但却无法管理公司的尴尬境地。如果不解散公司，不对公司进行司法清算，郭国亮的收益分配权将永远不能实现，他作为股东的管理权、决策权及利益分配权将永远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但一审法院却以和解协议签订后郭国亮不对志方公司的盈亏承担责任为依据而错误地认为志方公司继续存续不损害郭国亮的利益，而置和解协议无法继续履行、郭国亮的各项权利已被剥夺的事实而不顾。四、一审法院将签订和解协议与履行和解协议混为一谈。签订和解协议本是解决两股东矛盾的方式，但问题是和解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和解协议已经不能解决股东矛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补充：一、根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陈学志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约定了严格的解除条件，在和解协议书第十条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一方不遵守本协议的约定进行违约，则：……（3）本协议自动解除”，即任何一方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均自动解除协议。二、陈学志存在违反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行为，和解协议书自动解除。三、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不成立，上诉人至今仍然是志方公司的股东。四、上诉人解散公司的请求理据充分，应当支持。志方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所述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能履行与事实不符，只要上诉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完全可以履行的，志方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权益，公司的一切资料是公司的财产，只要上诉人郭国亮将其持有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的2016年8月31日之前的全部真实完整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所有科目明细账、财务报表、采购合同、出入库单据、供应商对账单、销售订单、借货单、备货单、框架合同、收货单等档案资料交回志方公司，我公司就能核算出具体的利润，顺利履行完毕和解协议。反而是上诉人在收到我公司支付的4000万元且实际控制志方公司约4000万元货物的情况下，上诉人的利益已经得到满足，上诉人恶意不履行协议。由于上诉人在公司任职期间导致公司账目混乱，上诉人恐惧查账、不积极配合查账、阻止查账，在沧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期间其发现可分配利润不能达到其预期，马上将要按和解协议约定将股权全部转出的情况下，上诉人恼羞成怒2017年11月29日将其控制的账目全部拉走，其现在既不返还公司账目又不返还公司资产，同时恶意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违反了和解协议的约定。二、上诉人称志方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多方面都存在困难与事实不符。本案上诉人郭国亮和陈学志在2016年9月签订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的矛盾已经解决，而且协议约定上诉人自愿退出志方公司2016年9月1日后的经营管理，由陈学志独自经营，上诉人不享有2016年8月31日后的公司经营利润，也不承担亏损，上诉人放弃经营管理的行为也就放弃了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表决权，协议中的股权转让内容可确定上诉人的身份已从股东转化为债权人，上诉人已经不是持有表决权的股东。所以志方公司的股东决策是不需要上诉人参与的，而且上诉人也无权参与。现公司的决策层、管理层分工明确，完全符合和解协议的约定，符合上诉人郭国亮和陈学志的意愿，志方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经营管理困难的情形。三、志方公司的存续不会使上诉人郭国亮的利益受到任何损失。协议约定郭国亮享有2016年8月31日前的经营利润，该利润是固定不变的数额。2016年8月31日之后公司的盈利与亏损与郭国亮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上诉人本着积极履行和解协议的态度，把真实完整的资料交回志方公司重新审查，公司会确定上诉人最终利润分配金额。上诉人自然会收回2016年8月31日前公司经营利润和投资。更何况上诉人已经实际收回4000万投资利益和控制公司的约4000万的货物，共计约8000万元。上诉人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保障，上诉人实际上已经收回了其全部的投资及利润，公司继续存续上诉人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四、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上诉人郭国亮与陈学志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且没有被解除，公司也积极配合履行，是三方都受益的，只要上诉人拿出诚意积极履行和解协议，是解决双方矛盾的最好途径。上诉人不应一边按和解协议收回投资利益，一边又称和解协议是被迫所签是不公平的协议，又反诬陷另一股东陈学志不履行和解协议，上诉人不应当在其个人利益得到超额满足后，恶意发出解除和解协议通知，随后恶意解散公司损害公司利益、损害股东利益、损害员工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不具备解散公司主体资格且不符合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陈学志辩称，上诉人郭国亮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严重不符，应依法驳回上诉人郭国亮的上诉。一、和解协议尚在履行中也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履行缓慢的原因是上诉人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第二条中的义务，导致财产清查未能顺利完成，是上诉人故意阻止履行协议，意图达到解除和解协议的非法目的。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2016年9月5日双方共同发表声明，2018年9月1日后上诉人退出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第三人单方经营管理志方公司。根据约定第三人单方享有、承担志方公司2016年9月1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利润及所有法律责任。2016年9月9日，志方公司账户实现双方共管，2016年9月6日双方确认往来账款金额，2016年9月28日给上诉人150万元，2016年11月1日支付上诉人1072976.15元，2017年11月27日双方对上述款项签字确认。2016年9月5日至2017年1月10日志方公司支付给上诉人4000万元。按照约定，剩余款项在双方对志方公司财务进行清查并确定后，在20个月内平均支付给上诉人，但上诉人收到了约定款项后至今拒不将其控制的2016年8月31日前的公司账面交还公司清查，拒不将其控制的4000万左右恶意采购的货物交还志方公司，导致货物因更新换代而淘汰。和解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实际取得8000万元左右，其作为志方公司前任经理，控制着财务账目等关键资料，深知如果公司彻底清查其无法得到更多利益，甚至有返还款项的可能，所以故意阻止履行和解协议，达到解除和解协议的目的。为了公平公正的清查，确定2016年8月31日前的利润，双方于2017年6月25日共同委托了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合作期间的利润进行了审计，双方与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协议至今还在履行之中。第三人向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了解到，按现在的审计结果看，上诉人会返还给被上诉人已支付的部分款项，进而上诉人再次阻止清查工作进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向一审法庭提供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没有违约行为，没有在30日内完成财务清查和审计这一事实，双方已经通过补充协议及共同委托第三方审计的行为进行了变更，应按照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履行。履行协议进度缓慢完全是由于上诉人的恶意阻止导致的，因此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二、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16年9月5日签订和解协议，上诉人自愿退出2016年9月1日后的管理，不享有2016年8月31日后的公司经营利润，也不承担亏损，上诉人放弃经营行为也就放弃了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表决权，上诉人已经不是持有表决权的股东，只是工商登记的挂名股东。根据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上诉人只分享2016年8月31日前的利润，其已经放弃表决权股东身份，不再行使表决权，不参与管理，根据公司法规定，不应存在不承担风险、不享受利润的股东，上诉人不参与2016年9月1日后的经营管理及经营风险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自愿从股东身份转换成债权人身份。本案中不存在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上诉人退出经营管理前和第三人形成过多个决议，共同签字确认；和解协议签订后，第三人独自经营志方公司，因上诉人的身份转化为债权人，放弃经营权，并约定股权转让，所以志方公司的股东决策不需要上诉人参与。和解协议签订后，志方公司的经营有长足发展，决策层、管理层分工明确，有严格的公司规章制度。志方公司现有员工155人，供应商约100家，间接带动就业人员约3000人，自2015年以来连续被任丘市评为“纳税标兵”，以上事实均能证明志方公司是一个有活力有着辉煌发展前景的公司。综上，无论是内在实质还是外在表现志方公司都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经营管理困难的情况。三、志方公司的存续不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更不会给上诉人造成损失。根据和解协议约定，上诉人郭国亮分配的是2016年8月31日前的志方公司利润，该利润在上诉人担任总经理期间形成，该利润已经确定，2016年9月1日后志方公司的经营与上诉人无关，既然无关就不会造成上诉人的损失。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志方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2民初4915号民事判决第八页中认定被上诉人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内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志方公司经营管理正常、效益优良，不符合解散条件。二、郭国亮不具备起诉解散公司的主体资格。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郭国亮的身份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1）2016年9月5日郭国亮与陈学志签订和解协议后，郭国亮自愿退出2016年9月1日后的管理，收回投资，不享有2016年8月31日后的公司经营利润，也不承担亏损，自愿放弃经营行为，其已经不是持有表决权的股东。（2）根据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郭国亮只分享2016年8月31日前的利润，2016年9月1日后上诉人的经营利益与郭国亮没有关系，不会给郭国亮造成任何损失，所以郭国亮不具备起诉资格。（3）股东之间和解协议签订后，郭国亮据此退出志方公司，并回收投资、强行占用近4000万的资产，难道全部撤资的“股东”还有资格解散公司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已经收回投资、不具备股东实质资格、与上诉人经营无关、更不会存在利益损害的郭国亮有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与法律规定严重不符。故此上诉，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该错误认定。陈学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2民初4915号民事判决第八页中认定被上诉人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内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不具有解散公司之诉的资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及被上诉人的撤股问题已经于2016年9月5日达成了和解协议，之后又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合法有效，并已经履行。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自2016年9月1日退出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不享受利润，不承担风险，因此根据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被上诉人是自愿不参与经营，不享有表决权，志方公司的经营也不会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况且现在志方公司的经营业绩良好，解决了大量就业，成为本地的纳税标兵。2016年8月31日前的利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被上诉人已经将志方公司的投资回收。被上诉人已经回收投资的情况下允许被上诉人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解散公司的立法精神，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具有解散公司的诉讼资格，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予以纠正。郭国亮辩称，第一、一审法院确认郭国亮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符合法律规定，郭国亮从来没有将拥有志方公司股权转让给任何人。第二、郭国亮是依法足额出资并经法定机关登记的实名股东，郭国亮对志方公司享有50%的股权。第三、郭国亮从来没有放弃前述的股权，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享有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依法提起公司解散之诉。郭国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判令解散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6日，被告志方公司注册成立，住所地为河北省任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股东为陈学志、高俊杰。2013年3月29日，公司变更股东为陈学志、郭国亮。现志方公司股东为郭国亮、陈学志，各占公司5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陈伟杰，系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9月5日，原告郭国亮（乙方）、第三人陈学志（甲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载明“由于甲乙双方在资金使用安排、财务管理等方面发生分歧，影响了志方公司的发展。为此，双方决定由一方独自经营。现对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中对资金拨付、财产清查、偿还欠款、投资回收与利润分配、资金共管、独立经营、股权转让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志方公司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已产生的利润（包括已下单但未履行的订单所产生的利润）作为双方进行分配的应得利润。”第六条第一项约定“自2016年9月1日起，甲方经营、管理志方公司，并享有、承担志方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利润及所有的法律责任。乙方退出管理。”2016年9月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载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2016年9月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现双方就志方公司资金共管一事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对共管资金账户、原告给付被告的款项时间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其他事项以原《和解协议书》约定为准。”2016年9月21日双方签署《关于过渡期间相关费用的补充协议书》，双方对交接过程中有关业务涉及的费用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25日，陈学志、郭国亮共同委托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代编双方合作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确定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利润。2017年11月27日，原告郭国亮书写《关于2016年9月5日和解协议履行情况说明》，确认“2016年9月5日协议签订后，志方公司给付郭国亮款项18笔，￥40000000元（肆仟万元整），明细如下：……”。现原告郭国亮以无法按《和解协议书》退出志方公司，无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志方公司继续存续只会让志方公司和原告利益受到更大损失为由，请求解散志方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原告郭国亮是被告志方公司登记的股东，且投资占注册资本的5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要求，故其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但公司解散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了四种具体情形，即：“(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原告郭国亮、第三人陈学志二股东因个人原因产生矛盾，为便于公司经营管理签订《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关于过渡期间相关费用的补充协议书》，庭审质证时，双方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以上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第三人陈学志已按约定数额支付了原告郭国亮款项4千万元，原告在2017年11月27日对陈学志支付的4千万元款项予以确认，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已经在履行。根据《和解协议书》第四条第二项、第六条第一项约定，双方分配志方公司2016年8月31日之前的利润，2016年9月1日之后原告退出公司经营、管理，故不存在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法定情形。原告郭国亮诉称，被告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被告对此不认可，并提交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中标通知书》、任丘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纳税标兵》证书、《企业信用等级证书》、《企业行业信用等级证书》、《优质供应商》等证书，证实被告志方公司现经营、管理、生产正常进行。故原告郭国亮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原告郭国亮、第三人陈学志作为志方公司的两股东，通过协商解决了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故亦不存在“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综上所述，被告志方公司现经营管理正常，也未给原告郭国亮造成重大损失，不存在解散公司的事实和法定情形，故对原告请求解散志方公司，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郭国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郭国亮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中，郭国亮提供以下证据：1、2018粤肇震东第1743号公证书。2、任丘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及开庭传票。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初22号之四》、郭国亮的《变更诉讼请求书》、陈学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书》、河北省高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初22号之五》。4、《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5、邮件截图6份、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份。6、送货单20份。7、EMS快递单4份、上诉人出具的《请求开票函》。8、2018年10月29日陈学志起诉郭国亮《民事起诉状》。9、志方公司于2017年2月10日、2018年12月20日出具的《河北志方通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10、2018年12月20日、2018年4月22日出具《股东会决议》。11、致郭国亮先生函。以上证据证明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且通过其他途径都不能解决，包括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也没有解决，公司的继续存续对股东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应当解散公司。陈学志质证意见：首先，郭国亮向二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都是在一审法院开庭前就已经形成的证据，不应当作为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郭国亮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根据公司法第182条规定，解散公司，需要达到4个条件。本案中，郭国亮提供的证据，发生在2016年9月5日之前，在2016年9月5日，双方已经通过和解协议解决了之前的争议，只要双方本着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就能够达到双方的共赢效果，根据和解协议，郭国亮退出了志方公司。2016年9月1日后的经营管理，郭国亮不承担风险，不享受利润，郭国亮自愿同意退出经营管理，其又以不通知其召开股东会为由要求解散公司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得到了法院的确认。假如郭国亮与我方对和解协议的履行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也应当属于合同纠纷案件，而不属于公司纠纷案件。证据5-8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志方公司质证意见：同陈学志的质证意见。补充：志方公司经营没有陷入僵局，郭国亮的所取证据也不能证实符合公司解散的标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2016年9月5日之前，两个股东曾经因经营发生分歧，但通过2016年9月5日股东会，2016年9月8日股东会和2016年9月18日、21日股东会并分别形成了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和过渡期间相关费用的补充协议书，股东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恢复了生产经营，郭国亮退出了公司的实际经营，只是以挂名股东存在，所以郭国亮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陈学志提供以下证据：任丘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2民初5609号民事判决书及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诉讼终端机打印的诉讼流程一页，证明陈学志与郭国亮签订的和解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得到了一、二审法院的确认，郭国亮所提出的解除和解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陈学志已经按照和解协议进行了履行。郭国亮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因为陈学志没有完全履行和解协议书，把公司的利润分配给郭国亮。志方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和解协议有效，且在判决中论述了协议约定的给付款项的义务志方公司和陈学志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我方在一审中也提交了履行的证据。从公司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法律对解散公司非常审慎，对此，公司法解释5第五条再次做出了多项不解散公司的规定，最高院民二庭答记者问内容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产生重大分歧，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出现公司僵局时，只要尚有其他途径解决矛盾，应当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从而维持公司运营避免解散，解决公司僵局，一般采取股东离散方式来避免公司解散。本案中，正是采取的股东离散方式避免公司解散，股东双方通过签订和解协议，一方退出经营的方式，符合该法律规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郭国亮与陈学志就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及郭国亮的撤股问题已于2016年9月5日达成了和解协议，之后双方又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合法有效，且经一、二审法院作出确认，并已部分履行。和解协议对资金拨付、财产清查、偿还欠款、投资回收、利润分配、资金共管、独立经营及股权转让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自2016年9月1日起，由陈学志经营、管理志方公司，并享有、承担志方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利润及所有的法律责任。郭国亮退出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解协议的签订使得郭国亮身份发生变化，其已从股东身份转化为债权人身份，2016年9月1日后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与郭国亮无关，不会给郭国亮利益造成损害，故郭国亮不具备解散志方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郭国亮的起诉。综上，郭国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郭国亮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2民初49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郭国亮（原审原告）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退还上诉人郭国亮；上诉人郭国亮、上诉人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上诉人陈学志各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位海珍审判员  赵文甲审判员  高 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苏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