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4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子良，男，197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山东远策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淄博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宁宁，女197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山东远策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张子良之妻，住淄博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东，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富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99号汇金大厦A座6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699670058H。 法定代表人：刘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在亮，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宾，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子良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富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置业）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4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子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宁宁、程晓东，被上诉人富通置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在亮、刘国宾到庭参加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子良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4497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请求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不当。一、关于认定事实错误部分。原审判决认为，“合同约束的双方是刘斌和张子良”“并没有取得被告的授权或事后追认”、“李彬和祁莹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应在其工作职权内工作，超越职权的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以上属认定事实错误。富通置业支付前期居间报酬的行为也是对双方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及其刘斌签字行为的确认或者追认。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中国银行流水明细清单，富通置业于2016年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367975.00元，且在转账时在附言部分注明转账事由为“付款”。富通置业支付款项的行为，属于实际履行涉案合同项下义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对涉案居间服务合同关系的追认。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处表示，李彬等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应在其工作职权内工作，超越职权的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上诉人认为该观点不能成立。其一，李彬系富通置业副总经理，任晓艳系富通置业财务负责人，二人均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范畴，非普通职工，有权就公司日常事务作出认定、处理。其二，被告富通置业本身也并未提出李彬等超越工作职权范围的抗辩，原审法院缘何主动认定李彬等属于超越职权？其三，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相对人，并不知道富通置业对其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设定任何职权范围，属于善意相对人，因此，即使富通置业对于李彬、任晓艳等客观上存在职权限定，也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的上诉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公司法人，除公章能代表公司的意志外，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其基于职务行为所作的一系列意思表示，也可以代表公司的意志，其所作的法律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二、关于庭审不当部分，原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分两次补充提交了相关证据，第一次补充提交了证据8、9、10及其证据目录，说明证据来源及证明内容等，同时提交了《情况说明》，对于庭审中将“李彬”误写为“李斌”的事实予以解释说明。第二次补充提交了证据11、12、13及其证据目录，并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其中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中申请的两位证人，是分别在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三用户明细中以及证据四放款用户明细中各自挑选一位，以进一步证实上诉人向富通置业实际履行涉案居间合同、向富通置业介绍客户并签约的事实，但是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材料及申请，未组织开庭质证，也未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程序不当。三、因本案上诉人一审期间申请财产保全并支付保全费2294.00元，但对保全费的负担问题，原审法院未予处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未综合全面考虑本案证据材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不当。 富通置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 张子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居间报酬26139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78418.50元；3.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刘斌作为甲方、张子良作为乙方（居间人）签订《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书》，约定因甲方为被告汇金大厦项目快速回笼资金，委托居间方对商住楼部分房源进行销售。乙方居间销售成功后，按揭贷款到账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每平方米500.00元（税后）作为居间服务费用，合同对其他条款一并作出约定。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居间款项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原告提交《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书》、信用信息查询网页打印件、被告已付款用户明细及银行流水、居间成功被告未付款用户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结算申请、谈话录音、委托代理合同、收费合同、增值税发票，以证实其诉讼主张。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合同不是被告签订，与被告无关。合同书甲方是刘斌而不是被告，刘斌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合同明确约定由甲方即刘斌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税金由刘斌缴纳，相关法律经济责任由刘斌承担，并没有涉及被告需要承担的义务。合同中没有约定律师费的承担问题。被告提交借据凭证6份，以证实刘斌与被告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原告对被告证据不认可，认为与原告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书》甲方是刘斌，乙方是张子良，合同约束的双方是刘斌和张子良。刘斌并非被告的员工，并没有取得被告的授权或事后追认，因此刘斌无权代理被告，也没有证据证实刘斌构成表见代理。李彬和祁莹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应在其工作职权内工作，超越职权的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况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李彬对本案欠款并未予以确认。原告庭后提交证人作证申请，但因为证人所证明事项对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影响，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子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22.00元，减半收取计3311.00元，由原告张子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淄博高新区法院(2017)鲁0391民初2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一份，该证据是一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8，该判决书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形成，证明（1）富通置业认可李彬是其副总；（2）证明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6即上诉人及其妻子蔡宁宁与被上诉人的副总经理李彬就本案主张的居间报酬的支付情况进行谈判,被上诉人的副总经理认可欠上诉人居间报酬并同意按照结算申请中的方案二(以房抵债)执行；（3）该录音中提到的“小祁”即为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5中微信聊天记录的对方“汇金祁莹”。 证据二、企业变更情况一份及财务负责人信息一份，该证据是一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9，该证据是自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调取，证明任晓艳自2015年10月9日开始担任被上诉人富通置业的财务负责人，属于富通置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证据三、上诉人及其妻子蔡宁宁与富通置业财务负责人任晓艳在2016年3月12日的谈话录音一份，该证据是一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10，证明：（1）任晓艳作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与上诉人就居间费用的支付情况进行谈判、协商，并提出延缓支付居间费及以房顶帐的处理方案，说明被上诉人富通置业知道涉案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承认双方之间存在房地产销售居间合同关系,只是认为合同中约定的费用标准偏高；(2)刘斌在被上诉人公司任职，任晓艳作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认为刘斌在合同上签字接受约定的居间费用标准很不合理,并表示刘斌也很后悔。录音中任晓艳表示对于刘斌签署该份居间合同不理解，也从侧面说明刘斌当时在被上诉人公司任职。 证据四、被上诉人公司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名单一份，该证据是一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11，该证据自高新区社保处调取，证明：（1）任晓艳是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结合刚才提交的证据2、3，可以证实任晓艳作为公司负责人与上诉人就房地产居间合同中约定的居间报酬的支付情况进行商谈的过程,说明被上诉人公司对于房地产居间合同的签订是认可的,同时认可上诉人为其居间介绍房屋的情况；（2）李彬也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结合上诉人一审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8（本案提交证据1）,进一步说明李彬的副总经理身份。由此说明，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6（与李彬的通话录音）中李彬同意用方案二以房顶账形式支付上诉人的居间费用,也能说明被上诉人对于房地产居间合同的追认并且认可其欠上诉人居间费用；（3）祁莹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及结算申请打印件)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就居间报酬索要经过的沟通情况。 证据五、孙红艳等11人的备案房产档案查档证明一套，该证据是一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12，证明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3中的《用户明细》中的房产的基本信息,《用户明细》中11套房屋的面积与备案房产查档证明中的建筑面积一致,总面积是735.95平方米按照合同约定的500.00元/m2的标准计算,居间费为367975.00元,与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数额完全一致,进一步佐证了被上诉人以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认可了涉案房地产居间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辩解说其支付给上诉人的367975.00元，是刘斌的借款，只是在虚假抗辩。 证据六、齐玲云等8人的备案房产档案查档证明一套，该证据是一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13，证明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4中的《放款用户明细》中的8套房产的基本信息及其面积与备案房产查档证明中的建筑面积一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付居间费用261395.00元,是该8套房屋的面积总和522.79平方米乘以合同约定的500.00元/m2计算得来,客观属实。 被上诉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李彬为富通置业普通工作人员，经过富通置业与相关人员核实，他们都不了解具体情况，与上诉人之间的交谈是为了详细了解情况以及上诉人的要求，准备向公司领导汇报，并非认可上诉人的主张和要求，也没有公司授权，无权代表公司认可；对证据二工商登记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被上诉人当庭无法核实真实性，从录音的内容中来看任晓艳对涉案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并不知情，而且对于涉案合同内容明确提出了异议，认为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合同约定的居间费用标准，任晓艳自己就能在一天内将房屋销售完毕，录音中也没有对上诉人的主张和要求进行任何的确认，结合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书》，甲方以及甲方签字均是刘斌签署，而且合同所约定的价款支付、双方权利义务均严格限制甲方，正常来说开发商委托销售商品房，开发商是处于优势地位，不可能签订如此显失公平的合同，在合同的第六条生效条款中，也记载本合同书经我公司法人代表及授权人如实填写并签字盖章（或按手印）即可生效。从合同中来看上诉人主张该合同由刘斌代富通置业签订，但却没有合同中所写的法人代表签字、授权人签字、公司盖章，也没有授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并不符合合同所记载的生效条件；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够证明李彬等人有权代表公司向上诉人作出任何承诺；对证据五和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36万余元款项是刘斌向富通置业借款，富通置业从未委托上诉人销售富通置业开发的涉案房屋。 上诉人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均在张子良介绍下购买汇金大厦的房子，被上诉人认为，两位证人证言仅能证明上诉人介绍他人购买房屋，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销售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本院采信为有效证据，但对其证明效力问题，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一、涉案居间合同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居间报酬。二、一审庭审是否不当。三、一审未处理保全申请费是否不当。 一、关于焦点一： 1、《房地产居间服务合同书》的甲方是刘斌，乙方是张子良，合同载明：兹因甲方为山东富通置业有限公司汇金大厦项目快速回笼资金，特委托居间方（乙方）对商住楼部分楼源进行销售。该合同并未盖有富通置业的公章，只有刘斌和张子良签字确认，而刘斌并非富通置业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居间服务合同明确载明甲方刘斌为富通置业项目回笼资金委托乙方张子良进行销售。故该居间服务合同从合同字面意思理解，只能约束合同的相对方刘斌和张子良，上诉人张子良主张该合同约束被上诉人富通置业，需要举证证明刘斌有权代表富通置业签署该居间服务合同，或者刘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或者刘斌的行为事后得到富通置业的追认。 2、关于刘斌是否有权代表富通置业签署该居间代理合同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换言之，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其他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应当得到法定代表人的授权。而刘斌并非富通置业的法定代表人，在未得到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公司签订涉案居间服务合同。案涉服务合同没有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也没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斌签订该合同时取得了富通置业的明确授权，故刘斌无权代表或代理被上诉人富通置业与上诉人签订案涉居间服务合同。 3、关于刘斌签订该居间服务合同的行为，是否对被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之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斌签订案涉居间合同时，出示被上诉人的委托授权书，合同是以刘斌的个人名义签字，合同中未出现被上诉人的印鉴，刘斌签订案涉居间合同时，并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 案涉居间合同明确载明，“甲方董事会集体商榷同意并郑重向乙方承诺”，“本合同书经我公司法人代表及授权人如实填写并签字盖章（或按手印）即可生效”。上诉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既未审查刘斌是否持有董事会决议或相应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加盖公章，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故，刘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4、关于刘斌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得到富通置业追认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现被上诉人富通置业对刘斌的行为拒绝追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富通置业曾经对刘斌的行为进行了追认，理由如下： （1）案涉居间服务合同违约责任部分，只对甲方违约责任进行了严格约定，而对于乙方即上诉人的违约责任没有任何约定，有悖常理，而且被上诉人的财务负责人任晓艳也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 （2）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均为间接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曾经为案涉居间合同履行问题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进行过沟通协调，但并未得到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员的明确追认。 如上所述，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其他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应当得到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李彬作为被上诉人的副总经理，任晓艳作为被上诉人的财务负责人，祁莹作为被上诉人的一般工作人员，应在工作职权范围内工作，其可以与上诉人就案涉居间合同进行接洽沟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人员具有签订、追认案涉居间合同的职权，也不能证明富通置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上述人员对案涉居间合同进行追认，即使被上诉人的个别工作人员有过承诺，在未得到被上诉人明确授权或追认之前，也不能对被上诉人产生效力。否则，若公司的任一高级管理人员在未得到公司明确授权之前，即可代表公司法人进行民事活动，即与法律规定相悖，也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的混乱。 （3）两位证人证言仅能证明上诉人介绍他人购买过房屋，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销售关系。 （4）即使富通置业于2016年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上诉人367975.00元，转账附言部分只注明转账事由为“付款”，在刘斌没有到庭参加庭审的情况下，该款到底是被上诉人根据刘斌的指示代刘斌支付，还是支付的其他款项，并不具有唯一性，该行为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刘斌的行为进行了追认。 二、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依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应当在案件开庭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收集准备证据,至迟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举证。上诉人在庭审结束后补交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可以根据上述规定不予采纳，并无明显不当。且二审时已经给予上诉人举证质证的机会，一审未采纳上述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并无实质影响。 三、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保全申请费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张子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保全申请费229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22.00元，由上诉人张子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忠熙 审 判 员 苏坤明 审 判 员 王 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宋 戈 书 记 员 耿润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