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0121行初54号 原告阮群堂（曾用名阮国平），女，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长丰县,现居住长丰县。 委托代理人彭贤美，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彤彤，女，199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长丰县，现居住长丰县，与原告阮群堂系母女关系。 原告张成浩，男，199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长丰县，现居住长丰县。 委托代理人阮群堂,女，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现居住长丰县，系原告张成浩母亲。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长丰县水湖镇长丰路1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100300471X5。 法定代表人夏军，镇长。 委托代理人黄祥，安徽进行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阮堂辉，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长丰县，现居住长丰县。 原告阮群堂、张彤彤、张成浩因要求被告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水湖镇）履行拆迁补偿安置法定职责等一案，于2019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阮堂辉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阮群堂、张彤彤及其委托代理人彭贤美、被告水湖镇分管负责人常锋及委托代理人黄祥、第三人阮堂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水湖镇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一、《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长丰县水湖镇房屋搬迁安置登记结算表》、《双墩西路搬迁房屋室内装饰、附属物、构筑物和地上附属物补偿登记表》，证实被告对第三人所有的房屋进行搬迁补偿安置，双方签订有安置补偿协议、附属物补偿结算表、人口登记表等，并经第三人签名按印确认。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阮堂辉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证实第三人阮堂辉户享受诉称的承包土地7.34亩，系适格的安置人口对象。三、阮群堂户口本复印件，证实阮群堂户系单列一户，不在阮堂辉户口本内，未享受承包土地，7.34亩土地在阮堂辉户下。四、阮群堂、张来兵夫妇在水湖镇颜湖社居《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资料》、增减挂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颜湖社区委、分田小组成员村民组长证明，证实1995年二轮土地承包时阮群堂在颜湖社区因与张来兵结婚，在颜湖村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阮群堂户在本镇之前拆迁中，其家庭已获得拆迁补偿。五、水湖镇人民政府水政信（2019）38号《关于水湖镇阮群堂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证实原告在2019年5月向水湖镇信访，水湖镇政府明确告知，如对该房屋的所有权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但至今无相关司法或行政部门能够确认诉争房屋的共同所有权。六、水湖镇《关于印发长丰县水湖镇双墩西路建设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长政（2017）71号】第六条关于安置人口的界定，即作为安置对象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实际居住于被搬迁房屋并对房屋具有所有权；二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是户籍在被搬迁房屋内的常住（祖居）人口。据此，原告不能作为安置人口对待。 原告诉称，一、判令被告对三原告依法作出搬迁补偿安置决定；二、依法纠正被告于2017年12月21日与第三人阮堂辉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面积计算的错误；三、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三原告常住户口登记为长丰县水湖镇阮巷村委会红光组，并且自始未变动，属于祖居，为阮巷村委会红光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6年7月15日前，本案三原告与阮华末（阮群堂之父）及阮堂辉（阮群堂之胞弟）等八人在同一户口本上，阮华末为户主，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经营阮巷村红光组土地7.34亩。2013年8月阮华末死后，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未发生变化，原告阮群堂因子女读书方便，于2016年7月15日分户，原告阮群堂与胞弟阮堂辉从其父阮华末户口本上分开，分别办理了户口本，但住址均未发生变化。三原告未曾获得安置补偿，也未享受保障性生活住房政策优惠待遇，原告阮群堂之夫张克兵在2018年10月26日与水湖镇人民政府的《协议书》中只有对张克兵个人所有的住房折价进行了货币补偿安置，没有将三原告纳入安置人口进行安置补偿。1991年阮群堂与其父阮华末及胞弟共同投资修建住房两间，虽然没有进行产权登记，但以事实行为取得了该两间住房的物权，原告阮群堂是合法的财产共有人，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对此，阮群堂及第三人阮堂辉以及其兄弟姐妹均无异议，当地村民众所周知，在本次拆迁安置中亦认定为拥有产权的合法住房进行安置补偿。但被告以面积小不予分开登记、分户安置，确属错误，应予改正。现因被告拒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故三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望判如所请。 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阮群堂、阮堂辉身份证及家庭户口本复印件、阮堂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原家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证实原告及第三人是一个户口，户口的编号是41，家庭承包的土地是7.34亩，1995年至今没有变化；二、阮堂辉的证明，证明案涉房子的产权及案涉房子的1/2属于原告；三、阮堂辉2010年3月15日的建房申请、水湖镇群众来访呈阅单（2010年4月23日），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居住困难，申请了重建房屋，至今未获得批复；四、2010年4月被强制拆除的建房建筑照片，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在其他地方修建过住房，被违建拆除；五、阮堂辉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协议中被拆迁房屋的权属没有如实登记；六、阮国英、阮松堂、阮堂光等13人的证明，证明原告拥有1/2房屋的事实，在其兄妹及邻居间均予认可；七、《关于水湖镇阮群堂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证实关于房屋问题向政府反映没有得到解决；八、《关于印发长丰县水湖镇双墩西路建设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证明原告符合安置人口的界定，应当予以安置；九、阮群堂丈夫张来兵（张克兵）住宅补偿协议、户口本，证明原告不在其家庭户口内，没有享受到安置政策，全部是货币化补偿；十、张清文（张来兵的叔叔）的证明，证明原告在颜湖大队没有承包土地和建房，张来兵户的土地承包经营底册在颜湖村。 被告水湖镇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法院应判决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政策文件依据明确，合法有效，原告诉求纠正协议书中的面积错误，依法不能成立。根据《合肥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及《关于印发长丰县水湖镇双墩西路建设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对第三人所有的房屋进行搬迁补偿安置，确认第三人家庭房屋面积为60.75㎡，安置人口为阮堂辉户内5人。第三人阮堂辉在《长丰县水湖镇房屋搬迁安置登记结算表》及在《双墩西路搬迁房屋室内装饰、附属物、构筑物和地上附属物补偿登记表》上签名按印；水湖镇人民政府依据上述文件规定，对第三人进行了补偿安置，合法有效。二、原告不应作为安置人口对待，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根据水湖镇《关于印发长丰县水湖镇双墩西路建设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六条的规定，作为安置对象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实际居住于被搬迁房屋并对房屋具有所有权，二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是户籍在被搬迁房屋内的常住（祖居）人口。首先，原告阮群堂虽户籍在水湖镇阮巷村，但由于在1995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已外嫁于水湖镇颜湖村（丈夫张来兵，阮群堂长女张彤彤1994年11月22日出生），在本镇颜湖村已得到承包土地，其在拆迁安置地阮巷村不再享有承包土地。原告提供户籍资料显示，阮群堂系单列一户，其胞弟阮堂辉单列一户，其诉称原大家庭共有8人，承包土地7.34亩，而在2016年其大家庭户主为阮堂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阮堂辉户承包土地计7.34亩。故该7.3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阮堂辉户，而非阮群堂户。其次，水湖镇颜湖村出具的农村土地确权资料显示，颜湖村二轮土地承包时，每人分得土地计1亩，张来兵户家庭人口共计3人应得3亩，大家庭调整后实得承包土地2.90亩，包括阮群堂及其长女张彤彤承包土地，2016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张来兵户原二轮承包土地2.90亩，实际测量7.65亩。故可进一步证实，原告在水湖镇阮巷村红光组未承包有土地，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三、原告诉称其享有被拆迁房屋60.75㎡的共有权，无充分证据证实。2017年水湖镇对双墩西路建设项目中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进行调查登记时，原告并不居住于该房屋内。2019年5月20日，原告阮群堂向水湖镇提出与弟弟阮堂辉共有该60.75㎡房屋的信访事项，水湖镇以水政信（2019）38号《关于水湖镇阮群堂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明确告知，如对该房屋的所有权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至今原告并无相关司法或行政部门能够确认其具有该60.75㎡房屋的共同所有权。故原告诉称其享有被拆迁房屋60.75㎡的共有权，无充分证据证实，依法不应支持。 第三人阮堂辉述称，原告阮群堂、张彤彤、张成浩户口在阮巷村,被拆迁的二间平房有一间属原告阮群堂所有，经阮群堂同意，拆迁手续由我代办签字确认。测量房屋时，我出示了户口本等材料，户口本上是8口人。我家有5口人（夫妻及三个子女），分5个人口的拆迁面积。拆迁时拆迁办人员说面积过小，登记在一户名下。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等款项都在我名下，我已经拿到。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身份证及家庭户口本复印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结算表除面积外，其余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的房屋的权属情况。对证据二，户口本的编号是41，之前户主是原告及第三人的父亲，后续户口的分开是为子女上学，其编号仍然为41号，户主也未发生变化。41号的家庭户包括原告家庭三口人及第三人家庭五口人，分户时间是2016年7月15日。对证据三，证实第三人与原告在一个户口本上。对证据四，协议书中张来兵户是其个人，没有对其他人员进行安置，该房子是张来兵父母遗留，承包清册是只有张来兵及其父亲，没有本案原告，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三原告的土地在第三人的土地权证上，7.34亩土地是1995年户口本上的人员所承包的土地，第三人是在其父亲去世后代表家庭户签字的，承包的土地面积没有改变，三原告没有退出41号户，也没有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张来兵的权证不能证实三原告在阮巷村没有土地，不能达到证明效力。对证据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告去信访是事实，原告信访申请复查后，信访部门不予受理。房屋权属没有争议。对证据六，三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内容的理解和执行有误，没有依据文件规定对原告进行安置。在安置人口的界定上，原告有土地承包经营的事实，户口也一直在本村，只是从其父亲的户下分出，被告没有证据证实二轮土地承包时，三原告没有承包土地。被拆迁房屋属于不动产，是属于阮群堂、阮堂辉及其父亲建成，第三人在登记时也作说明了。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无异议，但其95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已出嫁水湖镇颜湖村，户口本显示原告是单列一户，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确权证，其诉称的承包土地已在2016年确权在第三人名下，经营权证的承包方代表是阮堂辉并非阮群堂，户主为阮堂辉，阮群堂与阮堂辉不在一个户口内，阮群堂不享受阮堂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证据二，阮堂辉是本案第三人，其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且缺少相应证据证实，两间房屋每人1/2与政府间的协议是矛盾的。对证据三，证据目录的名字与实际申请不一致，不能得到证明目的。对证据四，证实当时建房是违章建房，被政府拆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五，三性无异议，该份协议作为房屋的被搬迁人是第三人，面积为60.75平方，安置人口为5人，由第三人确认。阮堂辉自认对60.75平方的房屋具有所有权，享受了相应的安置房。协议书证实阮堂辉的陈述与证明相矛盾，其认为是拥有全部房屋并非与他人共有。对证据六，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证明目的是第三人获得安置补偿后，原告再行获得补偿，不应当作为证据适用。对证据七，证明水湖镇告知原告房屋问题的处理途径，原告并未接受建议去处理。对证据八，三性无异议，根据文件不符合安置条件。对证据九，《协议》，张来兵户签字是原告本人，可以证实原告与张来兵对案涉房屋享受了拆迁相应补偿，佐证原告在颜湖村享受了土地承包及房屋搬迁补偿。对证据十、十一，张清文是原告丈夫的亲叔叔，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同时其证言与我方提供的时任村民组长的证言相矛盾，其证言与当时政策也不一致。95年分田时外嫁女无论户口是否迁移都会分田，在娘家不再分田，是当时长丰县的做法，分田小组负责人的证明更符合客观情况。从原告证据张来兵的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证号为301130614号，发证时间是1999年12月，显示承包方为张来斌，家庭人口四人，承包土地4.1亩）可以看出原告及其子女在颜湖村获得了承包土地。 第三人阮堂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阮群堂与其女儿张彤彤、儿子张成浩等3人户口在阮巷村，测量房屋时，本人出示的户口本上是8口人，我家5口人，阮群堂家3口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水湖镇应当按照事实如实分配。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可作为定案依据，但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阮群堂与第三人阮堂辉系同胞姐弟关系，二人均属同一户内在册人员，其父阮华末为户主，家庭承包土地7.34亩，1991年家庭共同投资修建住房两间计60.75平方（案涉的被拆除房屋）。1993年11月，原告阮群堂与本镇颜湖村村民张来兵（曾用名张克兵）结婚，1994年11月22日，生育长女张彤彤，1998年5月26日，生育长子张成浩。原告阮群堂结婚后，户口一直未迁出，婚生两个子女亦随母阮群堂入户在阮华末同一户内。2013年8月，阮华末死亡。2016年长丰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承包方代表阮堂辉户承包土地计7.34亩，承包期限为1995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2016年7月15日，原告阮群堂及其子女张彤彤、张成浩从阮华末户内拨出，另立一户，但户籍地仍为原住所。2018年10月26日，原告阮群堂丈夫张来兵在水湖镇颜湖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住宅房屋被拆，并就该房屋及附属物的补偿价值与水湖镇签订了协议书。2019年5月，原告阮群堂因水湖镇阮巷村红光组的家庭房屋被拆，三原告未得到补偿安置为由向水湖镇及长丰县人民政府进行信访，经信访释明，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农户，农户中的一人死亡，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原告阮群堂、第三人阮堂辉以及双方父亲阮华末系同一户内在册人员，家庭承包水湖镇阮巷社区居民委员会（红光组）土地7.34亩。2013年8月，阮华末死亡后，阮堂辉作为家庭成员的代表续签了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承包方代表为阮堂辉；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为1995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承包地面积为7.34亩。2016年7月15日，三原告户口从阮华末户内拨出，另立一户，但并未迁出阮巷社区居民委员会（红光组），户籍地仍为原住所，故仍属原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依法对阮堂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享有相应的承包经营权。据此，本院对被告水湖镇辩称，三原告在水湖镇阮巷村红光组未承包土地，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问题。案涉被拆迁房屋系原告阮群堂、第三人阮堂辉与父亲阮华末共同生活期间建造，无产权证书，阮华末死亡后，阮群堂、阮堂辉作为法定继承人，对该处房产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庭审中第三人阮堂辉对此不持异议，并陈述被拆迁的二间房屋，有一间属本案原告阮群堂所有，双方对案涉房屋产权并无争议，故原告阮群堂及第三人阮堂辉对案涉被拆迁房屋各自享有50%产权。综上，本院对原告诉称，被告水湖镇与第三人阮堂辉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面积计算错误，经查属实，依法应予纠正。关于本案三原告在其他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项目中是否获得过补偿安置问题。庭审中，被告依据2018年10月26日，原告阮群堂作为家庭成员与水湖镇签订了张来兵位于水湖镇颜湖社区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协议书，认定原告在该镇颜湖村享受了土地承包及房屋搬迁补偿，亦不能作为安置人口。本院审查认为，该协议只是对张来兵搬迁户搬迁的房屋及附属物的价值进行补偿，并无人口安置事项，且被告水湖镇作为颜湖社区的上级政府机关及被拆迁房屋的具体实施单位，并未举证证明三原告在颜湖社区房屋征收项目中获得过补偿安置的相关书面协议，故本院对被告该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三原告依据水湖镇《关于印发长丰县水湖镇双墩西路建设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六条的规定,可以作为房屋安置对象，予以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据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阮群堂、张彤彤、张成浩履行补偿安置职责。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莉莉 人民陪审员  郑 连 人民陪审员  陈 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 彪 附本案适用的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 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