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3民初1630号原告:丁振宇，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川，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青驰，男，198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川，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树亮，男，198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龙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川，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运胜，男，197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被告：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建设路15号。法定代表人：李青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如棠，河南卓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17号。法定代表人：朱小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满，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男，该公司员工。原告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下称三原告）与被告陈运胜、孙俊士、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及第三人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勘察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川、王博，被告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如棠，第三人中冶勘察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满、王晓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运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三原告自愿申请撤回对被告孙俊士的起诉并经本院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运胜、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连带支付所欠三原告贺家墩KI项目工程款共计221657元及利息；2.判令中冶勘察院在未结算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陈运胜、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与中冶勘察院就本市江汉区常青五路与姑嫂树路交叉口贺家墩C包K项目(远洋心里）签订工程承包合同，被告陈运胜、孙俊士任项目部负责人。随后，陈运胜将该项目部分施工工程转包给三原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中冶勘察院对转包知情并认可。三原告的施工按期竣工并交付使用，但陈运胜、孙俊士、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一直拖欠工程款未予支付。2015年8月4日，陈运胜、孙俊士共同向丁振宇出具欠条一张，写明“今欠丁振宇贺家墩K1项目工程款150196元”、向马青驰出具欠条一张“今欠马青驰贺家墩K项目工程款100572元”、向王树亮出具欠条一张“今欠王树亮贺家墩K1项目工程款37889元”。在三原告多次催要下。陈运胜、孙俊士仅在2016年春节前分别支付丁振宇4万元、马青驰2万元、王树亮7000元，仍欠三原告工程款共计221657元。后三原告一直催促陈运胜、孙俊士支付工程款，被告陈运胜、孙俊士却以各种理由推脱。经查证，陈运胜、孙俊士在中冶勘察院处还有工程款未予结清。现三原告催款未果，特具状提起诉讼。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辩称，中冶勘察院与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关系，案涉贺家墩K1项目的所谓施工分包合同根本不是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与中冶勘察院所签订，更不存在向三原告转包部分项目工程的事实。陈运胜、孙俊士并非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的员工，公司也根本不认识二人。陈运胜、孙俊士系私刻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的公章对外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濮阳东方工程公司承担，故请求驳回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陈运胜未作答辩。第三人中冶勘察院述称，1.2014年11月，中冶勘察院与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签订了远洋项目的施工分包合同，目前该项目已经竣工验收，仅有部分工程款项因陈运胜、孙俊士经多次催促未办理结算手续而未结清；2.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应就其公司印章和合同专用章的唯一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本案中针对印章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判定案涉《施工分包合同》效力的依据；3.除案涉项目外，中冶勘察院与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项目合作，分别签订了多份《施工分包合同》，相关合同上有授权代表孙俊士的签字，所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与本案所涉《施工分包合同》之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相同。同时，工程涉及的部分款项均由中冶勘察院对公账户汇至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在建行××人民路支行开设的对公账户内，足以说明案涉《施工分包合同》是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在案外人陈如华诉濮阳东方、中冶勘察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陈运胜、孙俊士均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濮阳东方工程公司最终承担了相关赔偿责任，可进一步证实案涉《施工分包合同》的有效性；3.即使本案中存在伪造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行政公章与合同专用章参与投标及签订《施工分包合同》的情况，但因濮阳东方工程公司授权代表陈运胜、孙俊士构成表见代理，不影响案涉《施工分包合同》的有效性，其法律后果应由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予以承担；4.中冶勘察院作为案涉工程项目的发包人，仅应在未支付濮阳东方工程公司项目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支付责任。围绕诉讼请求，三原告依法提交了欠条、马青驰与陈运胜，丁振宇与中冶勘察院项目相关负责人的通话记录等证据，还申请自中冶勘察院调取了2014年10月23日《远洋地产贺家墩C包K1地块桩基工程（一标段）投标文件》；中冶勘察院提交了2014年11月、2015年4月、2016年3月31日、4月1日分别加盖有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施工分包合同》及与前述合同相对应的部分工程款转账支付凭证、案外人陈如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在诉讼过程中，针对案涉《施工分包合同》中加盖的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前述投标文件中加盖的部分行政公章与备案印章的同一性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出具了三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WT0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23日，陈运胜以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工程部经理的身份，作为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中冶勘察院远洋地产贺家墩C包K1地块桩基工程（一标段）的项目招标并中标。投标文件中《投标承诺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公司营业执照等重要文件上均加盖有编号为4109020007248的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行政公章。2014年11月，招投标双方签订《施工分包合同》一份，约定由中冶勘察院将工程中钻孔灌注桩施工等项目分包给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合同上加盖有编号为4109020007248的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合同专用章，陈运胜以委托代理人名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记载的分包方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大洲支行，账号57×××56。合同签订后，陈运胜将打桩工程实际交于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三人组织施工。2015年8月4日，陈运胜、孙俊士共同向三原告开具欠条三张，分别写明就贺家墩K1项目工程款下欠丁振宇150196元、下欠马青驰100572元、下欠王树亮37889元。欠条出具后，经三原告多次催要，陈运胜、孙俊士仅于2016年春节前分别向丁振宇还款40000元、向马青驰还款20000元、向王树亮还款7000元，仍下欠丁振宇工程款110196元、马青驰工程款80572元、王树亮30889，合计221657元未再清偿。现贺家墩C包K1地块桩基工程已竣工验收完毕，分包总结算金额为692969.73元。截至2016年10月19日，中冶勘察院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已累计支付工程款604000元，其中50000元汇入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建行××人民路支行41001514810050203597对公账户内，其余款项则汇入案涉《施工分包合同》所记载的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中国银行大洲支行对公账户，目前仍余88969.73元工程尾款，因陈运胜、孙俊士未配合办理结清手续尚未支付。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认为从未参与过中冶勘察院的招标活动并与之订立施工分包合同，陈运胜、孙俊士二人亦非公司员工，所用投标文件及分包合同中的行政公章及合同专用章均系伪造，公司也未在中国银行大洲支行开设对公账户，中冶勘察院汇入人民路支行的工程款系误收。三原告催款未果，导致本案诉讼。对于案涉《投标文件》《施工分包合同》中所盖公司行政公章及合同专用章的真伪性问题，濮阳东方工程公司提供了在濮阳市印章信息管理中心备案的对应行政公章（编号：4109020007248）及合同专用章（编号：4109020007250）作为鉴定比对样本，三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WT0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检材印章与样本印章均非同一枚印章。另查明，2015年4月，2016年3月31日及4月1日，孙俊士以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代表、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分别就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若干桩基施工、劳务等项目，与中冶勘察院签订有三份《施工分包合同》。合同之上加盖的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亦为4109020007248，与案涉《施工分包合同》中的一致。中冶勘察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有向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在建行××人民路支行对公账户支付部分工程款项的情况。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质证认为相关工程款项不排除误收可能。还查明，案外人陈如华曾系上述2015年4月《施工分包合同》施工项目中的劳务人员，因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曾以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中冶勘察院为共同被告在本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陈运胜、孙俊士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因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与陈如华达成庭外和解，由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向受害人支付相应赔偿款项而撤诉结案。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质证认为，因公司代理人出于同情而未及细查合同印章真伪，故直接支付了赔偿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陈运胜、孙俊士向三原告开具工程款欠条行为性质的认定。案涉投标文件、《施工分包合同》中加盖的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行政公章及合同专用章虽经鉴定，与该公司提供的样本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但样本印章是否为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在开展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唯一印章，仍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中冶勘察院提交的证据显示，案涉《施工分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知晓中冶勘察院向其支付部分工程款的情况，但从未与付款人进行交涉或提出异议。在之后发生的经营活动中，孙俊士仍旧使用编号相同的合同专用章与中冶勘察院签订其他《施工分包合同》，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由于上述合同的履行继续自中冶勘察院收取了多笔工程款，仍未提出任何异议，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关于工程款均系误收的质证意见显然与常理不符。此外，在案外人陈如华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起诉状已明确写明了事故发生的工程名称及地点，于濮阳东方工程公司而言，查明是否签订过相关《施工分包合同》，施工项目是否存在，不存在任何障碍，且施工分包合同之上所用合同专用章编号尾数为48，与公司备案的合同专用章编号尾数50明显不同，极易辨识，但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以同情受害人未及审查合同用章真伪作为向受害人支付赔偿款项的理由，也与普通人的一般认知水平明显不符。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定，濮阳东方工程公司知晓并认可陈运胜、孙俊士使用编号4109020007248的合同专用章，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工程、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故陈运胜于本案中使用该争议合同专用章与中冶勘察院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应受该合同的约束。陈运胜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将以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名义承包的部分施工项目转包给三原告，并由其与孙俊士一并开具工程款欠条，行为外观均足以使三原告确信陈运胜、孙俊士开具欠条的行为系代表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濮阳东方工程公司予以承担。陈运胜、孙俊士系分别向三原告开具欠条，三人债权并非同一债权，故三原告要求债务人按债务总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债务性质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濮阳东方工程公司应按下欠工程款数额对三原告分别承担清偿责任。三原告因下欠工程款至今未获清偿，资金被长期占用受有经济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据此请求债务人赔偿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人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中冶勘察院因陈运胜、孙俊士未及时办理结清手续，尚有工程余款88969.73未予支付，三原告请求其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且中冶勘察院不持异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丁振宇清偿下欠工程款110196元、向原告马青驰清偿下欠工程款80572元、向原告王树亮清偿下欠工程款30889元；二、被告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丁振宇的利息损失以110196元为基数、马青驰的利息损失以80572元为基数、王树亮的利息损失以30889为基数，分别自2015年8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分别计算至下欠工程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三、第三人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项被告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在欠付工程款88969.73元的范围内，按债务比例分别向原告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24元，由被告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已垫付本院，被告濮阳市东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随同上述判决款项一并向原告丁振宇、马青驰、王树亮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纪 承人民陪审员  秦汉关人民陪审员  潘理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赵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