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鄂10行赔初15号原告黄勇，男，195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原告朱继成，男，195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监利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荆台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韩旭，该县县长。出庭负责人杨纯华，该县政府党组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北荆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勇、朱继成诉被告监利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监利县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于同年11月23日作出（2018）鄂10行赔初12号行政赔偿裁定，驳回两原告的起诉。两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2019）鄂行赔终40号行政赔偿裁定，撤销本院（2018）鄂10行赔初12号行政赔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重新立案后，于同年11月20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勇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被告监利县政府的负责人杨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5月2日，案外人唐某与案外人潘某1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将其与两原告合建、两原告依约共同享有50%产权的案涉房产转让给了潘某1，由此引发唐某的其他债权人不断上访。为此，监利县政府成立临时维稳专班，居中处置了其中部分债权债务。两原告认为维稳办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其损失，故诉至本院。两原告诉称：被告下设临时维稳专班在处理一起维稳纠纷过程中，将债务人唐某的一处房产抵债卖给了潘某2。因该房产系唐某与原告合建，原告对该房产各占50%的份额，维稳办周某1于2016年9月组织原告和债务人唐某、债权人潘某2进行协商，后因价格等原因协商未果。2017年前后，周某1为尽快处理该事件，故意隐瞒原告对该房屋享有50%份额的事实，向监利县政府报请批准办理该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县政府领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相关文件，指示县政府下设的棚改办公室签发了监棚改发（2016）2号、棚改办文（2017）2号文件。监利县国土资源局根据该文件，将债务人唐某与原告各拥有50%产权的房屋，直接办证到了债权人潘某2名下。周某1的该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处理了公民的合法财产。后经原告反映，县委书记、县长非常重视，安排县政法委廖书记协调处理此事。廖书记了解到维稳办将原告价值约1200万元的房产作价980万元抵债卖给高利贷债主潘某2，并为潘某2在监利县国土资源局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而潘某2仅将400万元转入县信访办账户的情况后，指示信访办先付给原告房款300万元，剩下的房款待维稳办与潘某2之间对接妥善后再行支付给原告（980万元×50%－300万元＝190万元）。故在诉请确认被告案涉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房屋重建合同、合资建房协议、施工承包合同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与唐某系合伙建房，对案涉房屋各拥有50%份额的经过与事实。证据二、监利县棚改办文件、棚改发文件及县政府办公室文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违法处理原告合法财产的经过与基本事实。证据三、1、收条与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仅支付原告部分房款300万元的事实以及被告在错误处理原告合法财产后，未能完全赔偿原告在该事件中的经济损失。2、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被告欠原告房屋差价190万的事实。被告监利县政府答辩称：两原告主张的190万元经济损失系其与唐某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并非答辩人的行政行为所导致，其要求答辩人行政赔偿缺乏依据。两原告与唐某签订的《合资建房协议书》以及唐某将重建后的房屋以9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某1均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答辩人所属维稳办没有实施任何行政干预行为，唐某将房屋转让给潘某1的价格得到了两原告的认可。虽然潘某1将400万元汇入答辩人所属维稳办的账户，但答辩人所属维稳办只是代为保管，随后，两原告申请领取了其中的300万元，另100万元由答辩人所属维稳办转账至监利县人民法院，由法院用于处理唐某的其他债务。至于两原告主张其还应分得的190万元，其应依法通过民事诉讼渠道向唐某主张，答辩人所属维稳办没有实施任何行政行为，两原告主张的190万元损失与答辩人所属维稳办的居中协调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两原告以答辩人所属维稳办临时保管资金便要求答辩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监利县宏伟汽车修配公司破产清算组（以下简称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与唐某签订的《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唐某与潘某1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及《关于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处理意见的请示》、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与潘某1签订的《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两原告书写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唐某承担拆除重建的江城楼以及转让房地产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被告所属维稳办没有实施任何政府干预行为。2、两原告认可唐某以980万元的价格转让房地产，并领取了潘某1化解债务之后实际支付的400万元现金中的300万元。证据二、土地登记资料。拟证明：土地登记系因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与潘某1、余某、王某、李某、文某、孙某、刘平和周某2等八人的申请而作，被告所属维稳办在土地登记中没有实施行为，没有在相关资料上盖章。证据三、银行转账资料。拟证明：被告所属维稳办将临时保管的400万元中的300万元转账支付给两原告，100万元转账给监利县人民法院。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案外人签订民事合同的行为与被告无关；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评价。证据二是办证过程中的文件，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处分原告财产的行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转账是基于原告自己写的情况说明，原告知道维稳办做工作的情况，其自己书写的要求转账300万。维稳办没有实施任何强迫行为，是原告自愿接受300万。维稳办居中调解，借了信访局的账户，在原告写了情况说明后将款项转账到原告账户。欠款190万元不能成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三组证据不能充分说明被告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不足以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居中调解的行为，相反证据三说明了被告违法处理了当事人实体权利，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来处理这个钱，明显是违法的行为。对证据一中破产清算组与唐某签订的《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三性无异议，对《房地产转让合同》和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与潘某1签订的《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三性均不认可。对两原告书写的《情况说明》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中申请审批表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有异议，潘某1不是土地使用者。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潘某1作为受让人的内容不认可，潘某1不是合法受让人。对破产清算组与唐某签订的《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三性无异议，但内容有欠缺。对唐某与潘某1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三性不认可。对国土局的相关文件及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明确显示有县政府领导的签批。对还迁书的三性无异议。对余某等8人的申请书不认可，内容有矛盾之处。对棚改发2016年2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潘某1不是合法产权人。对办证申请的真实性有异议，内容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潘某1不是合法申请人。对出让审批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中潘某1签字部分不认可，潘某1不是合法申请人。对经信局的文件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经济局22号文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证明目的不符。对处理意见请示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2013年2号文件开工通知书三性无异议。对2012年的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证明目的无关联性。对2013年3号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证明目的无关联性。对委托申请书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证明目的无关联性。对余某等人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2004年15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证明目的无关联性。对监利建设局的55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证明目的无关联性。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转账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说明了被告的行为违法，被告无权处分这笔资金。综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唐某与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签订的关于《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与被告提交的该合同内容一致，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因该合同不是本案诉讼标的，对其合法性不予评判。对唐某与两原告签订的《合资建房协议书》，鉴于两原告参与了被告下属维稳专班组织的对案涉房屋转让款分配问题的协调，并实际领取了其中300万元款项的事实，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因该协议不是本案诉讼标的，对其合法性不予评判。对朱继成与贾玉平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以认可。对朱某所出《证明》，因有《合资建房协议书》印证，本院予以认可。证据二均系监利县相关职能部门制作的公文，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是否合法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对证据三，收条、银行转账记录及《情况说明》能证明两原告从监利县信访局领取了300万元房屋转让款的事实，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实被告欠付两原告房屋差价款190万元的事实，对该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被告所举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中唐某与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签订的《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以及两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唐某与潘某1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因两原告实际参与了案涉房屋转让款分配问题的协调并领取了其中300万元转让款，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因该合同不是本案诉讼标的，对其合法性不予评判。《关于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处理意见的请示》是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向监利县政府出具的书面报告材料，其内容与原告所诉内容基本一致，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关于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与潘某1签订的《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因不是本案诉讼标的，对其三性本院不予以评判。《情况说明》与两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相同，本院予以认可。证据二土地登记资料，除对其中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与潘某1所签《县宏伟汽修江城楼危房重建合同》，因不是本案诉讼标的，对该合同的三性不予评判外，对土地登记资料中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因土地登记行为不是本案诉讼标的，对其合法性本院不予评判。证据三系银行转账资料，与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情况说明》内容一致，本院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监利县宏伟汽车修配公司属监利县燃化行业的国有企业。该公司在破产改制过程中，经报批，决定对其位于监利县容城镇江城路41号的危房（江城楼）拆除重建。2010年9月20日，该公司破产清算组（甲方）与案外人唐某（乙方）签订《危房重建合同》，主要内容为：1、甲方将江城楼危房二、三、四楼（一楼门面房改制前已对外出售）和旁边的通道一并出让给乙方重建，危房共占地面积380.732平方米。2、出让价格为108万元，房屋重建后超出380.732平方米占地面积按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由乙方支付给甲方。3、危房重建前后所有税费、规费均由乙方承担。合同签订后，唐某因资金困难向案外人潘某1等多人借款，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对其中部分借款进行担保。2013年5月22日，唐某与两原告签订《合资建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江城楼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工程款盈亏双方各50%。2015年5月2日，唐某与潘某1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双方约定：唐某将江城大楼按现状一口价780万元整体转让给潘某1。其中，潘某1抵扣了唐某所欠481万元债务，实际付款97万元（60万元直接付给唐某，37万元转入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指定的账户代为保管），余款202万元待房地产两证办到潘某1指定人名下后再付给唐某。合同签订后，唐某不知去向，其债权人纷纷要求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偿还借款，并多次到监利县政府上访。为化解社会矛盾，监利县政府成立信访维稳专班，县维稳办于2016年10月25日召集县法院、县经信局、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潘某1、唐某等召开协调会，要求潘某1在其与唐某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价款基础上增加了200万元购房款，连同潘某1实际下欠的购房款共计400万元，全部存入县维稳办指定的账户，专款专用。2018年2月2日，两原告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宏伟汽修江城楼是唐某与朱继成、黄勇于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共同出资建成，双方各占50%份额是实。由于唐某个人民间高息债务的关系（与朱继成、黄勇无关），于2015年5月在其中债主潘某1的逼迫下，伙同当时宏伟汽修公司经理朱某，隐瞒合伙人以780万元低价出让给潘某1（未成）后出逃。2015年12月，由公安局经侦大队以经济合同诈骗罪网上追逃捉回。2016年政府接手处理。通过与唐某、朱某多次协商，同意在原780万的基础上加200万，以980万出让。我们认同得490万元。现结果是从江城楼出让后所剩的400万中暂收300万元整。”同日，两原告出具300万元收款收条，收条中朱继成同意将该款打到黄勇农行卡上。2018年2月5日，监利县信访局转款300万元到黄勇农行账户。同年4月18日，该局转款100万元至监利县人民法院中行账户。2017年3月22日，经宏伟汽修破产清算组及潘某1、余某（除潘某1外，余某等人均为案涉房屋门面还迁人）等人申请，监利县国土资源局同意为潘某1、余某等14户办理土地权属登记。2016年12月20日，监利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对监利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办理监利县宏伟汽车修配公司权属证书的通知》（监棚改发[2016]2号），要求该局为潘某1、余某等人办理不动产权证。另查明：2016年4月，监利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设立。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监利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分别为潘某1、余某等人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产权登记。2017年5月8日，潘某1以其案涉登记房产向监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定了最高额抵押贷款，抵押金额79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分别立案审理。原告诉请本院审查的被告下属维稳办越权处分案涉购房款的行为，本院已依法作出（2019）鄂10行初145号行政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两原告若因该行为造成财产损失，有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但需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两原告认为，案涉房产经其认可总转让价为980万元，按照其与案外人唐某在《合资建房协议书》中关于“从今日签订之日起，江城楼所产生一切费用和工程款盈亏甲、乙双方各50%。”的约定，其应分得490万元，扣除已领取的300万元，其未能受偿的190万元应由被告赔偿。对此，本院审理认为：一、该结论是原告单方计算得出，在两原告与案外人唐某就双方签订的《合资建房协议书》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未结算的情况下，两原告基于《合资建房协议书》应分得的购房款数额并不能确定，即两原告主张的损失不能确定。二、被告下属维稳办协调处分的金额共计400万元，其中300万元由两原告领取，100万元转入监利县人民法院执行账户用于清偿唐某的其他债务。维稳办的该行为是对案涉房款在合同转让方（即债权人：唐某和两原告）内部的分配，未并导致案涉房款总额减少和资金外流。在两原告与唐某就双方签订的《合资建房协议书》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未结算前以及虽经结算，其主张的损失未向唐某追偿的情况下，其债权数额和损失不能确定，两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对两原告的赔偿请求应予驳回。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勇、朱继成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炳松审判员  孙开炎审判员  王 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王文娟（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