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85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苗志兵，任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延子文，阳城县北留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阳城县新阳东街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石庆伟，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平，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法定代表人：苗志兵，任主任。上诉人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郭峪村委）与被上诉人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农商行）、原审被告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郭峪经济合作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峪村委主任苗志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延子文、被上诉人阳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平均到庭接受询问。原审被告郭峪经济合作社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峪村委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的诉讼主体与借款合同不符，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方是北留农村信用合作社，北留农村信用合作社现在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借款方是郭峪经济合作社，并非上诉人，所以本案原被告均不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当事人；2、担保合同的担保人是郭峪煤矿，应将担保人列为本案义务主体；3、贷款催收通知书送达时造成主体错误，催款通知书上列的催收单位不是贷款方北留信用社，且被上诉人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阳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口头辩称：1、北留农村信用合作社因为改制，现变更为阳城县农村商业银行北留支行，属于原告的分支机构，具备权利主体的资格提起诉讼。经济合作社与村民委员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村委会当时设立经济合作社，属于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负责行政事务，经济合作社的公章负责经济事务，因为贷款属于经济事务，所以当时贷款时加盖的是经济合作社的公章。鉴于经济合作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并没有工商登记，其法律后果应该由村民委员会来承担，而事实上，村民委员会现在是村财镇管，办理经济事务仍然用的是经济合作社的公章；2、关于担保人的问题，是否选择向担保人主张权利是债权人的权利；3、原告向被告送达催款通知书，被告村委盖章，是对借款的认可，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债权应受到保护。郭峪经济合作社未到庭亦未答辩。阳城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清偿原告借款本金360000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8年3月22日欠利息308286.32元，本息共668286.32元，其余利息按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阳城农商行由原阳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变更而来。2005年5月26日，被告郭峪经济合作社向原告所属北留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北留信用社）借款360000元，月利率为8.37‰，按季结息，借款期限从2005年5月26日起至2006年5月25日止，借款用途为盘活不良。保证人为阳城县郭峪煤矿。双方签订有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契约。2017年5月28日，原告向郭峪经济合作社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中载明：借款人郭峪经济合作社于2005年5月26日在我行北留支行贷款360000元，期限1年，于2006年5月25日到期，截止目前，拖欠我行本金360000元、利息263389.64元未还。郭峪村委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借款人处加盖了村委公章，在法定代表人签字处加盖了赵军伟的个人印章。同时查明，经济合作社是在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领导下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阳城县北留镇现在实行的是村账镇管，具体由北留镇农村集体财务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对下属各村的资金、资源、资产进行三资管理，北留镇下属各村的财务章现均使用的是村经济合作社会计专用章。郭峪经济合作社并非独立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阳城农商行与被告郭峪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及借款契约均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阳城农商行按合同约定及时向被告郭峪经济合作社发放了贷款，已按约履行了义务；被告郭峪经济合作社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郭峪经济合作社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息。但郭峪经济合作社并非独立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而郭峪经济合作社与郭峪村委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其人员、财务混同，且村委会的财务章现在仍然沿用的是村经济合作社的会计专用章；郭峪村委在贷款催收通知书借款人处签字盖章行为，可以表明其认可经济合作社原债务的存在，属于郭峪村委对该民事债务关系的自认，故郭峪村委对郭峪经济合作社在原告处的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的保护，故原告所主张该笔债务的诉讼时效由此中断，应从中断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所提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作为债权人，其在主张实现债权时，对负连带责任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有权利选择，被告反驳意见与法相悖，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清偿原告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三十六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合同约定从2005年5月26日开始计算至还款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被告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经济合作社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83元，由被告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阳城农商行、郭峪村委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2.郭峪村委在催款通知书上盖章能否认定是其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关于阳城农商行、郭峪村委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本案借款合同中，贷款人一项为“北留信用社”，被上诉人阳城农商行提交工商信息查询件，证明“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留支行”的历史名称为“阳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北留信用社”即本案贷款人，而“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留支行”属于本案被上诉人（即原告）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法人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据此，原北留信用社、现北留支行对外发放贷款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阳城农商行承担，那么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阳城农商行也应该享有与本案有关的一切权利，故阳城农商行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可以作为原告主张涉案借款本息。借款合同借款人一项为“郭峪经济合作社”，该主体虽没有工商登记，但其确实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本地村级组织中存在过，在当时也代表村一级组织行使经济上的权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且在目前村级财务由乡镇政府统一管理的情况下，郭峪经济合作社的公章仍在镇里的经管站保管和使用，故作为与郭峪经济合作社具有不可分割历史和现实联系的郭峪村委，应当作为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关于被上诉人阳城农商行向郭峪经济合作社送达催款通知书的问题。2017年5月28日，阳城农商行向郭峪经济合作社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虽然贷款催收通知书上借款人填写的是郭峪经济合作社，但郭峪村委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借款人处加盖了村委公章，在法定代表人签字处加盖了赵军伟的个人印章，应当认定为郭裕村委对该笔债务的重新确认。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之规定，上诉人所称加盖村委公章不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起诉保证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故本案债权人阳城农商行只起诉了对债务重新确认的郭裕村委，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毕 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牛彦坤书 记 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