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友三路8号。法定代表人：徐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枫毓，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於冠祥（系於娜芳父亲），男，1931年8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凤（系於娜芳母亲），女，1929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洪才（系於娜芳丈夫），男，1958年7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琳霞（系於娜芳女儿），女，1982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解平（受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共同授权委托），宜兴市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男，2004年7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利辛县，现住江苏省宜兴市。法定代理人：耿鑫富，男，1978年4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婷（系耿某继母），女，1986年3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鑫富（系耿某父亲），男，1978年4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英（受耿某、史婷、耿鑫富共同授权委托），宜兴市官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储涛，男，1989年8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超，江苏太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无锡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耿某、史婷、耿鑫富、储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8）苏0282民初13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对顺丰公司的诉请。事实和理由：1、耿某与顺丰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1）耿某作为一名辍学在家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在交警部门所作陈述与其年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不相符合，且与史婷、储涛等利害关系人的表述高度一致，有串供的可能，相关询问笔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交警部门不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有权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耿某在顺丰公司从事收寄快递工作错误，由于顺丰公司并非交通事故的直接当事人，故无法向交警部门提出异议。（3）招用童工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顺丰公司没有任何意愿也没有任何必要这么做。事发前顺丰公司从未听说过耿某其人，也未通过任何途径向其发放过报酬，耿某是否收到过劳务报酬，举证责任不在顺丰公司。（4）事发时耿某属于义务教育对象，耿鑫富、史婷作为其父母未让其接受义务教育，反而携带其外出务工，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储涛玩忽职守，私自招用亲戚并让童工参与工作，也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2、本案事故发生时，耿某未在从事任何与顺丰公司有关的业务活动。根据顺丰公司对王菊芬的走访，结合王菊芬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可以确认：（1）事发当天下午大约17：00前，耿某确系根据储涛要求去过王菊芬处，但在大约17:00-18:05之间耿某一直在高塍网点；（2）耿某从高塍网点再次外出，在高塍网点外不远处便撞上了受害人於娜芳，时间大约在18:10；（3）18:10左右王菊芬向储涛微信转账87元快递费。若耿某还需进一步与王菊芬对账，王菊芬不可能在耿某出事时在与储涛结算快递费，故耿某从高塍网点离开的行为不具有其在该时间点仍在从事快递业务的任何盖然性。一审中，顺丰公司曾要求王菊芬到庭接受询问，但法院未予准许。被上诉人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二审辩称：顺丰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耿某、史婷、耿鑫富二审辩称：顺丰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储涛二审辩称：顺丰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费用1066854元；2、由各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9日18时10分，在宜兴市中桥路口，耿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在为顺丰公司受其员工储涛委派收寄快递过程中，撞到行人於娜芳，致於娜芳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事故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耿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储涛申请事故责任复核，根据新的事故认定书，耿某由于在为顺丰公司派件过程中发生事故，该事故重新认定为耿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耿某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在事故发生时耿某是为顺丰公司收寄快递的过程中致於娜芳死亡，顺丰公司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耿某、史婷、耿鑫富一审辩称：对事故经过和责任认定无异议。但耿某是在为顺丰公司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他人损害，应由用人单位顺丰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请。储涛一审辩称：耿某驾驶的三轮车，车辆所有人顺丰公司未缴纳交强险，故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顺丰公司明知耿某没有取得驾驶证，仍将车辆交给耿某使用，应由驾驶人和顺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店里忙，所以当时的网点负责人孙歆说让各业务员的亲戚朋友过来帮忙，而且孙歆也承认是其点头同意耿某留下的。孙歆同意将电动三轮车交给史婷和耿某收发货时使用，耿某在工作期间也都是直接找孙歆拿的工作服和车辆。储涛和耿某、史婷没有任何劳务关系，事发时耿某在王菊芬的店收寄螃蟹，顺丰公司是按照区域进行相关的业务划分，王菊芬的店和另外一家螃蟹店对应的业务员是叫卢成，储涛根本不在该区域进行任何收派件业务。顺丰公司作为一家国内上市公司，在发生事故后完全撇开责任，将责任推到一个未成年人及员工身上，与其公司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都是不符的。顺丰公司一审辩称：其公司与耿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构成任何用工关系，因耿某事发时未满16周岁，属于国家明文禁止用工的未成年人，其不可能有雇佣其收派快递的意思表示，一旦使用童工将会面临每月6000元的行政处罚。经其公司向案涉网点相关人员及案外人王菊芬询问，事发当日2018年11月9日下午5时30分左右，耿某出现在王菊芬螃蟹店门口，但未与王菊芬发生对话，王菊芬询问后耿某也未予以回应，停留片刻后耿某就离开了王菊芬的螃蟹店，至于其驾驶电动三轮车去做什么了不得而知。其公司不是该电动三轮车所有人。原告及其他被告一再声称该车所有人为其公司应该提供证据。原告及其他被告一再声称耿某事发时为其公司收发快递，也应提供证据。史婷与储涛为亲戚关系，经了解，储涛未经公司同意私自在朋友圈发布招工信息，按日向所招人员发放劳务费，具体金额未知。肇事人耿某及其继母史婷在我网点为储涛提供劳务，我方也不知晓。通过查看宜兴市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可知，耿某及史婷向储涛提供一定量的劳务，其工作内容为储涛的本职业务范围，我司只向储涛支付了其本职工作相对应的薪资，从未向耿某史婷支付过薪酬。其公司的人员招用统一由无锡人事部门进行，无论是网店经理还是储涛本人均无权限招用人员，更不能招用未成年童工。综上，耿某监护人在明知其不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年龄未有任何驾驶资质的情况下放任其驾驶电动三轮车上路行驶，其行驶过程中对道路情况疏于观察，耿某及其监护人的过错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事发时耿某可能存在向储涛提供劳务的行为，故储涛应根据侵权责任法承担接受劳务方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其公司非耿某的用人单位，不应承担用人者的责任。鉴于死者已逝，其公司愿意在人道主义的范围内提供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4日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事故责任作出重新认定：2018年10月10日起，耿某与其继母史婷经储涛（顺丰公司宜兴市高塍营业网点员工、史婷的表弟）介绍至顺丰公司宜兴市高塍营业网点驾驶电动三轮车收寄快递，该电动三轮车事实车主为陈国强（顺丰公司宜兴市高塍营业网点员工），陈国强于2018年1月份至网点上班时将该三轮车带至网点使用，后来网点配发新制式电动三轮车给陈国强使用，陈国强就将该三轮车存放网点，事发前史婷经孙歆（高塍营业网点主管）同意后取得了该电动三轮车后与耿某一起用于收寄快递时使用，2018年10月30日左右史婷辞职回家，后耿某独自一人驾驶电动三轮车收寄快递。2018年11月9日18时10分许，耿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沿高塍镇中桥路由南往北行驶至高塍镇远东大道中桥路路口往南50米处路段时，与非机动车道内步行的行人於娜芳相撞，造成於娜芳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原因为耿某不符合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年龄条件驾驶电动三轮车上路行驶，行驶过程中对道路情况疏于观察，在非机动车道内追尾撞到前方步行的行人。耿某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於娜芳死亡时61周岁,其父亲87周岁，有4人扶养；其母亲89周岁，有4人扶养。一审中，原告提供了耿某在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耿某陈述，事发前是在18时左右驾驶顺丰店里的电动三轮车从高塍顺丰快递店出发到王菊芬的店里准备和她核对顺丰快递的运费的，车辆的钥匙是快递店的人给史婷后再给其的。其第一次在顺丰店里干了三天，是店里的张涣（音）和史婷讲好暂时去帮忙，工资200元一天。一周后其又去了，储涛和店里的经理把其和史婷带到了王菊芬和叶震的毛蟹店，店里的经理帮其的手机里下载了一个专门收件的软件，用的账户信息是储涛的，是经理给其登录好的，后给了其一个打单的机器和包装用胶带，其单独大概做了300单快递。原告提供了孙歆（顺丰高塍营业网点主管）在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孙歆陈述，其和员工说店里忙，让他们可以找亲戚朋友来帮帮忙的，耿某平时干的活就是从事的顺丰快递员的工作，负责王菊芬和叶震两家螃蟹店的螃蟹快递收取工作，耿某的工资不是高塍顺丰网点出，是叫他来的张焕和储涛负责，耿某来帮忙是需要其同意的，其也同意的。耿某手机内“丰小弟”软件是其提供的软件安装二维码，储涛帮登录的。出事使用的电动三轮车是放在网点门口闲置的，之前是老员工陈国强在网点上下班使用的，耿某来了以后，储涛去修理后和其说了下就把车子给耿某使用了，其也看到过耿某使用的。原告提供了2018年11月10日王菊芬在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王菊芬陈述，昨天上午小耿来过，下午四点多、五点多都分别来拿了一次的；晚上六点多他过来和其核对之后他走了，走了几分钟后储涛微信说账不对说要再核对下的。小耿是昨天晚上六点出点头来对帐的，因为其六点十分还转了87元快递费给储涛的，小耿是在这之前过来对账的。原告还提供了叶震、储涛、史婷、耿某等的询问笔录、耿某手机里与王菊芬聊天的记录等。被告耿某、史婷、耿鑫富质证认为，对事故认定书无异议，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对当事人的行为，对引发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行为进行的判定，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综合若干份笔录可以证明耿某是顺丰公司的劳动者，至少也是临时用工人员，因为耿某是经过公司的主管孙歆的同意去工作的，并且由孙歆提供二维码下载了工作软件，事发时是使用由公司提供的车辆，平时工作的内容也是顺丰公司的营业业务。耿某去王菊芬的店也就是他的工作场所也是孙歆带领着去的，该份证据足以证明耿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是执行工作任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耿某的责任应由顺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事故发生时耿某是到王菊芬那里核对快递费的，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其他人损害，用人单位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储涛的笔录中已经证明事故发生时耿某是到王菊芬核实快递费，也就是在为顺丰公司工作中致人损害。被告储涛质证认为，无锡交警支队经过复核后已责令宜兴交警大队重新作出事故认定且宜兴交警大队在重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中并未提到储涛，也就是说把储涛剔除于本案，故储涛不应再作为涉案被告。虽然肇事方耿某是未成年人，没有按照顺丰公司招收人员的规定，这属于顺丰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耿某和顺丰公司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用工劳动关系，并且事发时也从事了顺丰公司所委派的业务，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及身上的工作服均是由顺丰公司提供，只有公司员工才能下载APP，事实上耿某的手机上已经下载了该相应的软件，故顺丰公司认为耿某没有得到公司的正式同意，其不构成劳动关系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从事故发生的事实及许多人的证人证言均证明了耿某是在从事顺丰公司寄送快递的途中致人损害的，故顺丰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顺丰公司质证认为，事故认定书第一页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一栏中所记载内容（从第一行至第四行）有异议，该内容不是道路交通事故应该记载的内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仅是2018年11月9日18时10分许开始的文字，至于18时10分当时耿某是否在进行与其公司业务相关的活动，目前原告、被告均无任何证据能够予以证明。原告被扶养人为农民，不应适用城镇居民相关待遇标准，应适用于农村居民相关待遇标准。对于耿某与其公司的关系，仅靠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单方陈述，无法单独认定其与其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因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相关构成要件，其公司未有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合意，从未发放过任何薪资报酬，耿某在网点活动时不受其公司管理，他提供的劳务为储涛业务范围的一部分。储涛在其询问笔录中虽然说是网店经理孙歆同意耿某与史婷来网点工作，但仅是一面之词，我方不予认可，相关人事运用由人事部处理，孙歆无权处理。关于耿某及史婷的存在，我司也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才得知，孙歆放任网点出现这样的非我公司员工。史婷、耿鑫富作为耿某的监护人，明知耿某尚处于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还让其外出工作，向储涛及网点其他人提供劳务，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孙歆的询问笔录，孙歆是2018年8月才到高塍网点从事经理职务，我方未授权其能够自行招用任何劳务人员。本案所需查明的事实最关键的部分即耿某驾驶车辆事发时是否是在从事与我公司业务相关的活动，从王菊芬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事发前耿某由储涛带领为其螃蟹店从事相关收寄服务，事发时王菊芬与耿某已经完成了全天的相关业务，并无其他业务要求其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起事故是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耿某在本起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耿某与顺丰公司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本院认为，耿某从事了与顺丰公司相关的快递业务，这是各方均认可的事实。耿某从事与顺丰公司相关的快递业务是由顺丰公司网点负责人孙歆同意的，同时也是孙歆让员工去找的，工作中使用的“丰小弟”手机软件也是孙歆提供二维码下载的，工作中使用的车辆也是顺丰公司网点闲置的，车辆的钥匙也是问过孙歆的。即使孙歆无权招录员工或临时工，内部的管理规定并不影响与外部关系的建立，顺丰公司提出耿某的报酬是由张涣和储涛出的，但未能举证证明。顺丰公司庭审中也有“关于耿某及史婷的存在，我司也在交通事故事发后才得知，孙歆放任网点出现这样的非我公司员工”这样的表述，显然，顺丰公司与耿某形成了雇佣关系。耿某从事快递工作时尚未成年，其家长和用人单位顺丰公司均存在违法情形。主要争议焦点二是耿某驾驶车辆事发时是否是在从事与顺丰公司业务相关的活动。关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根据耿某的陈述，事发前是在18时左右驾驶顺丰店里的电动三轮车从高塍顺丰快递店出发准备到王菊芬的店里和她核对顺丰快递的运费的。王菊芬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小耿是昨天（2018年10月9日）晚上六点出点头来对帐的，因为我六点十分还转了87元快递费给储涛的，小耿是在这之前过来对账的。结合储涛等的陈述，耿某在2018年10月9日晚上六点左右仍在从事快递业务具有高度盖然性。关于电动三轮车的性质，目前为止公安交警部门是视为机动车来管理，但并没有强制性要求上牌照和投保交强险。耿某所使用的电动三轮车实际一直是由顺丰公司保管使用，该车辆在事发时是得到了顺丰公司同意后驾驶的。综上，本案事故发生在顺丰公司雇佣耿某从事快递工作期间，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顺丰公司应对耿某造成於娜芳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地区已取消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划分，被扶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城镇居民相关待遇标准，但应扣除农保每年2400元。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未提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职业、收入的证据，故该项误工费标准可参照本地区在岗职工最低年工资标准24240元计算。具体赔偿项目、相应证据及计算方法（标准）、金额（单位：元）等见下表：具体项目原告主张证据、计算方法法院认定医疗费医疗费票据等交通费本院酌定误工费24240/360*21天死亡赔偿金89680047200元/年*19年896800被抚养人生活费5*(27062/4+27062/4)精神抚慰金综合认定丧葬费72684/2原告总损失10668541054087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顺丰公司赔偿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1054087元，上述款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734元减半收取计2867元，由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负担34元，由顺丰公司负担2833元（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同意其预交的诉讼费用2833元由顺丰公司向其直接支付，法院不再退还，顺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支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事发当日耿某在交警部门陈述：“事发之前我是已经从王菊芬的店里核对过一次快递单了，她当时也已经支付过快递费了，我开车也已经返回到高塍的顺丰快递店准备到店后专门充电的地方去充电了，然后那个时候储涛和我说还有一单没有核对到让我再去一趟，我就没有去充电就立即驾驶那辆顺丰店里的电动三轮车从顺丰店里出发准备到王菊芬的店里去的，在去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二审中，各方均认可从高塍网点到王菊芬的螃蟹店距离在1公里多，要通过一个十字路口，即事发时的那个十字路口。二审中，顺丰公司提供高塍网点2018年8月至11月员工工资清单一份，证明事发时间段高塍网店没有耿某、史婷这两个员工。於冠祥、李玉凤、蒋洪才、蒋琳霞、耿某、史婷、耿鑫富、储涛质证认为该工资清单系顺丰公司单方制作，且当时在高塍网点任职的负责人孙歆也不在名单中，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顺丰公司解释称，收派员的工资按照收件（1.5元/件+运费收入的8%+增值服务费的提成）*件数、派件1.5元/件*件数+续重0.1元/公斤*公斤发放，因孙歆系管理人员，没有收派件的要求，故不在该名单中。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工资清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耿某是否系顺丰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次事故发生时耿某是否在执行顺丰公司的工作任务。本院认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顺丰公司高塍网点主管孙歆的陈述，耿某平时从事顺丰快递员的工作，负责王菊芬和叶震两家螃蟹店的快递收取工作，耿某来顺丰公司是经过其同意的，耿某手机内安装的“丰小弟”软件也是其提供的软件安装二维码，出事时使用的电动三轮车亦是网点闲置车辆。而孙歆的陈述与王菊芬、耿某的陈述亦能相互印证。至于事发时耿某未满16周岁，不影响其为顺丰公司提供收派劳务的事实。同时，根据顺丰公司一、二审中的陈述，王菊芬螃蟹店属于储涛的业务范围以及其根据收派业务量支付储涛工资，则其向储涛支付的工资中就包含了耿某工作的部分，等于间接向耿某发放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耿某系顺丰公司工作人员并无不当。关于事发时耿某是否在执行工作任务的问题。事发时耿某穿着顺丰员工服，事发当日其在交警部门的陈述也与王菊芬的陈述相互印证，且事发的路口也正是高塍网点前往王菊芬螃蟹店的必经路口，则事发时耿某系受储涛指示前往王菊芬店里核对账目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王菊芬发现账目确实不对直接将快递费支付给储涛的行为，并不能改变耿某为执行工作任务驾驶电动三轮车的事实。故耿某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因此对於娜芳造成的损害，应由顺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顺丰公司上诉认为储涛以及耿鑫富、史婷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属各方之间的内部关系，顺丰公司可另行主张。综上，顺丰公司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66元，由上诉人顺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吕杰明审判员  李 杨审判员  景 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窦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