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民终20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艳，女，汉族，1978年7月1曰出生，铜仁妇女儿童医院客服部员工，河南安阳市人，住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仁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铜江路9号。法定代表人：朱启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州云，贵州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艳因与被上诉人铜仁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妇女儿童医院）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9）黔0602民初3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艳，被上诉人铜仁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州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艳上诉请求:1.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64603元；2.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按当地实际金额补偿并补交未为袁艳缴纳的社会保险；3.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产假期间工资11746元；4.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失业险补贴10080元；5.判令妇女儿童医院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袁艳经济赔偿金35238元；6.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袁艳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错误。袁艳在入职时，妇女儿童医院要求袁艳在空白文件上签字，否则拒绝其入职，袁艳为了进入妇女儿童医院工作，被迫在空白文件上签字，袁艳虽然在《劳动合同》的结尾部分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双方并未就劳动期限和劳动报酬等内容进行约定，是妇女儿童医院在辞退袁艳后单方将上述内容补齐，袁艳是在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妇女儿童医院未将补充签署好的合同交给袁艳，双方并未对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内容进行协商，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未签订完成，等同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9月13日，袁艳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的事实错误，认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行政部门管理范畴，袁艳并未要求妇女儿童医院直接赔偿给袁艳社保费，而是要求妇女儿童医院赔偿因未缴纳生育险导致袁艳无法享有生育津贴和生产造成的费用6999.38元以及失业补偿共10080元，并为袁艳补交社会保险。妇女儿童医院提供了2017年9月13日签定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根据该协议，袁艳自愿放弃妇女儿童医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权益，妇女儿童医院每月补偿袁艳300元，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妇女儿童医院也提交了该协议，但签订的时间是2016年7月13日，同一份协议，出现两个不同的签订时间，袁艳未签订过该协议，袁艳在劳动仲裁庭上当庭提出质疑，袁艳2016年7月工资只有1800元，没有体现出收到300元补偿，袁艳从未收过到协议约定的每月补偿300元。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通过签保证书的方式来放弃法定义务，因妇女儿童医院未按法律规定缴纳生育险，导致袁艳2018年生产无法享有生育津贴和报销生产费用6999.38元以及失业险补偿10080元。请求判令妇女儿童医院补交未给袁艳交纳的社会保险，以及生产和产检费用和无法享受的失业险补偿。三、铜劳人仲字[2019]43号仲裁裁决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产假期间工资11746元，袁艳认同劳动仲裁委对产假工资的裁定。四、一审认定袁艳与妇女儿童医院未解除劳动关系错误。2019年6月15日，妇女儿童医院以部门解散为由通知袁艳不用上班，袁艳找到医院林进喜院长，表示希望调岗到其他部门上班，林进喜院长通知袁艳到产后康复科上岗，袁艳来产后康复科，但产后康复科唐兴丽主任以没接到通知为借口不接收，袁艳又去找林进喜院长，林进喜告知袁艳和陈明雄去谈辞退补偿。陈明雄以也在办离职为理由，不见袁艳，袁艳只好找妇女儿童医院，妇女儿童医院明确告知袁艳部门解散，没有岗位安排，可以补偿几千元，可以通过微信方式转帐给袁艳。但实际情况是部门已在2019年6月25日正式恢复，袁艳在向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前均无人通知袁艳回原部门上班，妇女儿童医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辩称8月15日支付了3490元工资，该工资是妇女儿童医院在袁艳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到袁艳的账户，与袁艳平时领取的月工资数额不符，该款项不是工资。被上诉人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解除时袁艳尚在哺乳期，《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九条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但是妇女儿童医院却违反规定，依然安排袁艳晚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妇女儿童医院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袁艳经济赔偿金35238元。五、依法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妇女儿童医院辩称，1.袁艳2016年7月9日入职妇女儿童医院，应聘岗位为客服部，2016年7月13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工资待遇为1800元，工资时间为8小时工作制。2.2017年9月13日，袁艳因个人原因，自愿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选择由妇女儿童医院给予社保补贴，放弃向社保机构缴纳社保。3.袁艳主张产假期间工资11746元不符合事实，袁艳产前年平均工资为2563元，而妇女儿童医院按单位规定每月1030元支付了袁艳产假工资，妇女儿童医院只应补7511.5元。4.袁艳自愿放弃社保，选择妇女儿童医院给予社保补贴，且妇女儿童医院并不存在与袁艳解除劳动关系，请求支付失业险补贴没有依据。5.本案不是妇女儿童医院违法违规引起，不应承担诉讼费用。袁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间的双倍工资64603元。2.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按当地实际金额补偿并支付未为袁艳缴纳的社会保险。3.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产假期间工资11746元。4.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支付袁艳失业险补贴10080元。5.判令妇女儿童医院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袁艳经济赔偿金35238元。6.依法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艳于2016年7月13日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正式入职到妇女儿童医院单位从事客服工作，合同约定：固定期限为2016年7月13日至2021年7月12日，其中试用期为1个月，试用期工资为1600元，试用期满后工资标准为1800元。2017年9月13日，袁艳、妇女儿童医院又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合同约定：袁艳自愿放弃2016年7月13日至2021年7月12日期间妇女儿童医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权益；因袁艳自愿放弃社保，妇女儿童医院按照每月300元予以补偿，若袁艳要重新缴纳社会保险，应提前以书面形式向妇女儿童医院人力资源部提出申请，妇女儿童医院收到申请后于次月按相关规定为袁艳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取消经济补偿。2016年8月工资1800元、9月1800元、10月2600元、11月2770元、12月3000元；2017年1月2980元、2月工资2413元+补助587元+100元=3100元……，2018年6月工资2790元+1600元=4390元、7月990元+733元=1723元、10月1030元、11月1030元+100=1130元、12月4620元+1716元=6336元，2019年1月3840元+2990元=6830元、2月4700元+2990元=7690元、3月4730元+3190元=7920元、4月7240元+3320元=10560元、5月5010元+3390元=8400元、6月3340元+3390元=6730元。2018年6月11日至2018年10月1日为袁艳产假期。袁艳从6月15日起未到妇女儿童医院上班。一审法院认为，袁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袁艳要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64603元，完全违背了其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真实事实，其诉求不予支持。袁艳要求妇女儿童医院补偿社会保险，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相违背，且缴纳社会保险属于行政部门管理范畴，不属于法院判决的内容，因此，袁艳的该请求，不予支持。袁艳要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其产假期间的工资，从查明的工资支付情况看，工资流水清单没有体现2018年8、9月份的工资，但自10月份起至2019年6月份的工资远远超过其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基础工资1800元，证明了妇女儿童医院陈述的已给袁艳补发了工资的事实，因此，袁艳要求妇女儿童医院再次补偿该项工资超出了袁艳实际应该享有的工资权利范围，该主张，不予支持。袁艳要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失业保险100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由此可见，失业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由于袁艳已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自愿放弃了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并享受了妇女儿童医院补贴工资的利益，且袁艳在提起劳动仲裁前尚未与妇女儿童医院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袁艳的该诉求有违诚信，不予支持。由于妇女儿童医院没有与袁艳解除劳动合同，袁艳提出赔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诉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诉讼费的承担问题，按照谁败诉谁承担的原则，袁艳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为法律上败诉方，因此，该诉讼费应当由袁艳承担。一审法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元，由袁艳负担。二审中，袁艳提交了如下证据：1.与劳动仲裁委的谈话录音，拟证明劳动仲裁委否认被上诉人称上诉人自愿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书在仲裁庭上提交过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仲裁庭上提供的合同时间是2016年7月13号，在法院提交合同时间是2017年9月13日，合同内容一致，但合同签署的时间不一致。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2016年7月13日至2017年9月13日上诉人已放弃社保。2.与劳动仲裁委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劳动仲裁委承认上诉人自愿放弃社保协议书找到，并且承认签署时间是涂改过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上诉人确实承认自己放弃了社保。3.与财务对话录音，拟证明员工工资组成，且医院的财务不让员工知道工资组成明细。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与唐兴丽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医院将其调到产后康复科，但产后康复科不接收上诉人调岗。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工作排班表，拟证明被上诉人违法安排其上夜班。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且没有单位的盖章，达不到证明目的。6.交社保证明，拟证明被上诉人不交社保是上诉人交社保，2008年开始交的社保，2008年至2014年由河南的单位给我交的社保，2015年及2016年的社保是由自己交的社保。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也印证了因上诉人自己有社保，所以签署了补充协议放弃被上诉人为其缴纳社保，给予其补贴。7.与院长林进喜谈话的短信截图，拟证明2019年8月14日与上诉人谈辞退赔偿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8.生产费用，拟证明上诉人生产的费用。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9.与陈明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明雄向向林进喜申请调上诉人到网络部，以及网络部工资是提成绩效组成。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的时间是2018年，陈明雄不能代表被上诉方，且该微信达不到其证明目的。10.与陈明雄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明雄安排上诉人处理客户投诉阿胶问题。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与劳动仲裁委的谈话录音、与劳动仲裁委的电话录音、与财务对话录音、与唐兴丽的电话录音、工作排班表，均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定；交社保证明，只能证实上诉人在入职妇女儿童医院前原单位已给其交社保的事实；与院长林进喜谈话的短信截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生产费用、与陈明雄微信聊天记录2次，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提交微信聊天截图1份（2页），拟证明院长通过微信通知上诉人来医院上班，上诉人没有明确答复上班时间，被上诉人没有解除合同，是上诉人自己没有去上班。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从该截图聊天的时间看，是在仲裁以后院方才通过微信通知上诉人上班。本院认为，当事双方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袁艳2014年至2015年在河南省机关事务所上班，该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袁艳2015年12月辞职后，其将社保迁来贵州，由袁艳自己缴纳社保。袁艳从2019年6月起未在妇女儿童医院上班，妇女儿童医院已向袁艳支付工资至2019年7月。2019年7月袁艳以妇女儿童医院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三险费用，在其尚处哺乳期的情况下，妇女儿童医院通知其离职而向铜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9月3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铜劳人仲[2019]43号仲裁裁决后，袁艳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2019年9月8日妇女儿童医院通过微信通知袁艳上班，袁艳未去妇女儿童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袁艳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妇女儿童医院应否支付袁艳双倍工资；2.袁艳请求妇女儿童医院补偿并补交未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应否支持；3.袁艳请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产假期间工资、失业险补贴、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应否支持。本院认为，关于袁艳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妇女儿童医院应否支付袁艳双倍工资的问题。袁艳在入职妇女儿童医院时，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了《劳动合同》，袁艳在该合同上已签名捺印，妇女儿童医院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了妇女儿童医院印章，该合同未违法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上诉称其是在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妇女儿童医院未将补充签署好的合同交给袁艳，对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内容未进行协商，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未签订完成，等同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袁艳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劳动合同》上已签名捺印，对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承担责任，其主张系被迫在空白文件上签字，但未提供证明佐证，其主张未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劳动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袁艳请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64603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袁艳在入职妇女儿童医院后，虽然与妇女儿童医院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袁艳自愿放弃2016年7月13日至2021年7月12日期间妇女儿童医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权益，但该约定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能以约定的方式而免除，因此，当事双方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有违法律规定，该协议无效。因袁艳请求判令妇女儿童医院按当地实际金额补偿并支付未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该请求不具体、明确，一审判决驳回袁艳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虽然袁艳在上诉时陈述袁艳并未要求妇女儿童医院直接赔偿给其社保费，而是要求妇女儿童医院赔偿因未缴纳生育险导致袁艳无法享有生育津贴和生产造成的费用6999.38元，并为袁艳补交社会保险，该请求属于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经本院调解不成，袁艳可另行起诉。关于袁艳请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产假期间工资、失业险补贴、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应否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一）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第八条“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规定，妇女儿童医院未为袁艳参加生育保险，应按袁艳产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支付其产假期工资，袁艳产假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329.17元{（4390元+4390元+4930元+4390元+4390元+4400元+4400元+4400元+4400元+4400元+4000元+4000元）÷12月}，袁艳产假期系2018年6月11日至同年10月1日，共计113（98天+15天）符合法定假期限，产假工资应为16306.54元（4329.17元÷30×113天），妇女儿童医院已支付袁艳3783元（1723元+1030元+1030元），妇女儿童医院还应支付袁艳产假期工资12523.54元，因袁艳只主张11746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袁艳产假期满后，于2018年10月2日回妇女儿童医院上班，因袁艳2019年6月15日后未到妇女儿童医院上班，妇女儿童医院已向其支付工资至2019年7月，2019年9月妇女儿童医院仍通知其上班，因此，袁艳称妇女儿童医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其请求妇女儿童医院支付其失业险补贴及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其经济赔偿金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9）黔0602民初3629号民事判决；二、妇女儿童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袁艳产假期间工资11746元；三、驳回袁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20元，由铜仁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金勇审判员  唐正洪审判员  熊亚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翁寿炳书记员张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