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5民终5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翠娥，女，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海明，河南新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星，女，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根顺，河南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阳市五恒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文峰区光华路86号院5号楼北3号。法定代表人：宋栓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利，该公司员工，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林，男，196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系李文林长女，女，199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上诉人宋翠娥因与被上诉人孙红星、李文林、安阳市五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恒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0506民初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翠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孙红星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孙红星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难以表明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共有财产包括案涉房屋”这一结论错误。其一，案涉房屋属于宋翠娥与李文林共同共有，且双方婚内在案涉房屋共同居住数年，不可能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案涉房屋遗漏。宋翠娥在一审中提供了生活缴费票据，以此证明已对房屋单独占有。其二，孙红星提供的天津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显示，天津房屋登记在李文林一人名下，房屋买卖均为李文林一人操作，宋翠娥不知情。一审判决武断地认定天津房屋应当为共同财产，从而武断地认定共同财产的约定应当包含天津房屋，进而认定，难以表明离婚协议约定的双方共有财产包括案涉房屋，属结论错误。其三，关于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如何办理未予以约定的问题，宋翠娥与李文林非法律专业人士，双方协议离婚时未约定转移登记问题实属正常。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共同债务归李文林所有，故李文林继续偿还案涉房屋按揭贷款这一共同债务，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离婚后，李文林户籍一直未从案涉房屋地址迁出，裁判文书中和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显示李文林的户籍所在地，实属正常；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原因及过错的推理及结论错误。其一，案涉房屋系按揭贷款购买的房屋，贷款未清偿，房屋无法更名。其二，一审认定，宋翠娥存在过错错误。上诉人不知晓天津房屋买卖一事，根据买卖合同显示，李文林出卖房屋之时双方早已分居生活数年，宋翠娥不可能知晓李文林有偿还能力。即使李文林有能力清偿房贷，但其每月都在履行离婚协议偿还房贷，虽未一次性偿还，但并不影响宋翠娥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和使用。况且，宋翠娥无权要求李文林一次性清偿房贷，现一审法院武断地认定了宋翠娥这一权利，进而因宋翠娥未及时行使此权利从而认定其在房屋产权变更方面存在过错，实属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宋翠娥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错误。其一，一审认定借款发生之日即为李文林应负法定连带责任之债之时错误。孙红星将两笔借款汇入时任五恒公司财务经理的宋翠娥账户中这一行为，是认可了该汇款系借给五恒公司的，且五恒公司均为孙红星出具了借条。故单独这一行为无法证明李文林滥用股东权利的过错。无法自证借款用于五恒公司经营才是李文林滥用股东权利这一过错事实形成之时，进而才是李文林应承担连带责任之债形成之时，故李文林连带责任之债形成于2018年6月民间借贷案件法院判决之日。孙红星对李文林的请求权是基于2018年6月份法院判决产生，宋翠娥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3年4月份离婚协议产生，宋翠娥请求权成立在前；其二，孙红星对李文林享有的请求权系一般金钱债权而产生，宋翠娥享有的是将案涉房屋变更为自己一人名字的物权请求权，宋翠娥的请求权从内容与性质上更优先。其三，宋翠娥在与李文林协议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后，对涉案房屋一直单独占有至今。一审判决仅因案涉房屋登记在二人名下，认定宋翠娥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明显错误。孙红星辩称，1．孙红星对李文林的债权形成于李文林和宋翠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案涉房屋是登记在李文林名下，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所以孙红星有权申请执行李文林名下的案涉房屋；2．李文林与宋翠娥离婚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及案涉房屋和天津房屋，而且案涉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如何办理等重要内容也未予以约定，再加上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一直由李文林负责偿还，足以证明双方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共同财产不包括案涉房屋，该房产应为李文林个人财产。退一步讲，即使双方的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该房屋，但离婚协议只对离婚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3．在李文林将天津房屋卖出后，完全有能力还清案涉房屋银行按揭贷款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但宋翠娥在离婚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要求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自己名下，明显存在过错；4．关于宋翠娥称其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首先，孙红星对李文林的债权形成于离婚协议之前，法院的判决只是对该债权的确认而已，并不能据此认为孙红星对李文林的债权形成于判决之时。其次，宋翠娥针对案涉房屋根本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在我国的法律中，关于物权的请求权是基于自己享有所有权。李文林是案涉房屋法律上的所有权人，即使宋翠娥对李文林享有请求权，那也不是物权，而是一种非金钱债权，即行为之债。五恒公司辩称，我方同意宋翠娥意见，应当停止执行案涉房屋。宋翠娥在我公司工作时，公司转账都是用的她的身份证。宋翠娥与李文林离婚时基本上除了案涉房屋外无其他财产了。案涉房屋房贷一直是李文林出钱，宋翠娥或我公司财务人员代交。李文林辩称，1．李文林与宋翠娥离婚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2．对于天津的房屋，宋翠娥不知情。孙红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准许执行被告李文林名下位于安阳市××（××开发区）××大道桂花××楼××单元××西户（所有权证号：安阳市房权证开发区字第××号）房产；2．确认2013年4月3日被告宋翠娥与被告李文林离婚协议书中共同财产分配条款无效；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0年1月4日李文林与宋翠娥结婚，其长女李欣于1990年2月20日出生，次女李静于1993年7月12日出生，长子李源于1994年11月17日出生。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文林以个人名义从银行按揭贷款购买了位于安阳市××（××开发区）××大道桂花××楼××单元××西××商品房××套（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并于2010年2月4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产证，李文林、宋翠娥为共同共有权人。2013年4月3日，李文林与宋翠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离婚原因：由于长期感情不和，家庭暴力。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双方共有财产归女方所有，子女归女方抚养；2、双方共有的债务和豫Ｅ×××××凌志车辆归男方所有；3、子女上学期间学费由男方负担。之后，双方在安阳市文峰区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领取了离婚证。该离婚协议书现存档于民政部门。另查明：2009年9月、2011年9月五恒公司分两次向孙红星借款共计45万元，由孙红星账户打入宋翠娥（2008年2月16日至2013年2月15日任该公司财务经理）个人账户。该两笔借款截至2012年4月26日的利息中有部分是由宋翠娥个人账户向孙红星偿付。由于五恒公司未偿还孙红星借款，孙红星将五恒公司、李文林、宋翠娥诉至法院，并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豫0506财保14号民事裁定，查封了李文林名下案涉房屋。2018年3月29日法院对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2018）豫0506民初1号民事判决，判决：五恒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孙红星借款本金302,762元及利息；李文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宋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五恒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豫05民终2334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上诉人李文林对五恒公司向孙红星所借款项及利息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五恒公司向孙红星所借款项均是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李文林时任妻子宋翠娥个人账户进行，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文林提供的五恒公司会计账页也无法证明涉案借款实际用于五恒公司建设项目，故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李文林对五恒公司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五恒公司和李文林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孙红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根据（2017）豫0506财保14号民事裁定，法院依法查封了李文林名下的案涉房屋。在进行继续查封过程中宋翠娥以案外人名义于2019年3月18日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法院经审查作出（2019）豫0506执异14号执行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李文林名下案涉房屋的执行。孙红星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再查明：滑县人民法院（2018）豫0506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5民终2334号民事判决书、滑县人民法院（2019）豫0506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的宋翠娥、李文林的住所地，以及滑县人民法院（2018）豫0506民初1号案件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宋翠娥、李文林的送达地址均为案涉房屋所在位置，且两人所留的联系电话也相同。又查明：2010年12月27日，李文林在天津购买房屋一套（以下简称天津房屋）。2014年3月6日，李文林又将该房屋以240万元价款出卖于他人。李文林、宋翠娥离婚后，案涉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虽然一直由李文林个人偿还，但其并未将该240万元卖房款直接全部用于偿还其案涉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因宋翠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案涉房屋，孙红星不服该执行裁定而引起，本案案由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孙红星提出两项诉讼请求，现分析评判如下。关于孙红星要求判决准许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宋翠娥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单独所有权且该权利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本案中，宋翠娥辩称主张的主要事实理由为：根据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已经归其所有；李文林对孙红星的债务性质为连带责任之债，该债务系基于法院判决，且产生于双方离婚之后。而李文林与宋翠娥离婚在先，孙红星对李文林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具有优先性，并提供了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和离婚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宋翠娥并未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单独所有权。第一，就离婚协议的内容而言，一方面，案涉房屋购买于李文林与宋翠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权登记为二人共同共有，应为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4月3日双方的离婚协议书虽然约定双方共有财产归女方所有，但并未明确共有财产的范围，也未提及案涉房屋和天津房屋；而且，案涉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如何办理等重要内容也未予以约定；另一方面，从双方离婚后案涉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一直由李文林负责偿还，李文林于2010年购买天津房屋后，又于2014年将其以240万元价款出卖与他人，以及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法院裁判文书和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住所地和送达地址均为案涉房屋所在位置等情况来看，也难以表明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共有财产包括案涉房屋。第二，就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而言，夫妻双方因离婚就共有财产范围、数量及其如何分割等权利义务而达成的协议，性质上仍属于一种民事协议。离婚协议虽然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仅在夫妻双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即使李文林与宋翠娥的离婚协议书在民政部门备案，即使李文林对自己在案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的份额作出处分，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宋翠娥所有，但因民政部门并不是不动产产权登记部门，双方并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故宋翠娥对李文林享有的仍仅为债权请求权，并不因李文林的处分行为而当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双方的离婚协议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简言之，宋翠娥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仍然为共同共有权而非单独所有权。第三，就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原因和过错而言，庭审中，宋翠娥和李文林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离婚后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正当原因和理由。事实上，如上所述，双方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真正原因在于离婚协议书中根本就没有约定此项重要内容。退一步讲，即使离婚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若离婚时双方已协商一致将案涉房屋产权由双方共同共有转移登记为宋翠娥单独所有，那么，双方离婚后可及时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然而，在2013年双方离婚至2017年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时间长达4年之久，且李文林具有还清案涉房屋银行按揭贷款经济能力和条件，可以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下，宋翠娥仍未将案涉房屋的共有产权变更登记为其单独所有，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宋翠娥关于因案涉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没有清偿，无法变更为其单独所有的辩称主张理由，与法案查明的李文林出卖天津房屋得到240万元，有能力清偿案涉房屋银行按揭贷款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故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宋翠娥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第一，执行异议所审查的标的物是房产，应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确认房产所有权人及产权变动等相关情况。本案中，案涉房屋的产权仍为李文林、宋翠娥共同共有，李文林在案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并未转移登记至宋翠娥名下，即案涉房屋产权并非为宋翠娥单独所有。因此在李文林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孙红星作为其债权人，要求对其名下的案涉房屋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李文林对孙红星所负债务性质虽然为连带责任之债，且系基于2018年6月26日的法院判决，但从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来看，李文林对孙红星承担法定连带责任的原因在于，李文林作为五恒公司控股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致使五恒公司对孙红星的借款不能偿还而给债权人孙红星造成损害。从表面上看，李文林的连带债务虽然形成于法院判决之时，但实际上，正是由于李文林滥用股东权利的过错行为才导致五恒公司向孙红星借款并不能清偿，故该借款发生之日即为李文林应负法定连带责任之债形成之时，法院判决仅是对其原已存在债务的确认而已，并不能据此得出李文林所负连带责任之债形成于法院判决之时。因此，宋翠娥关于李文林对孙红星的债务形成于法院判决之时，孙红星对李文林的债权请求权不具有优先性的抗辩不能成立，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孙红星要求确认2013年4月3日宋翠娥与李文林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分配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为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若案外人享有该民事权益，则法院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若案外人不享有该民事权益，则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案由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故本案的审理范围应为宋翠娥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本案应对孙红星要求准许执行李文林名下的案涉房屋的主张能否成立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而宋翠娥与李文林签订的离婚协议共同财产分配条款效力如何，并不属于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法院对孙红星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李文林关于孙红星的诉讼请求应当仅限于执行裁定不服的内容，其该项诉讼请求明显与执行裁定内容无关的辩称理由成立，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宋翠娥与李文林同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其并非案涉房屋的单独所有权人，因而其就作为执行标的的案涉房屋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孙红星要求判决准许执行案涉房屋，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孙红星要求确认2013年4月3日宋翠娥与李文林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分配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一、准许执行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2017）豫0506财保14号民事裁定查封的李文林名下位于安阳市××（××开发区）××大道桂花××楼××单元××西户房屋（所有权证号：安阳市房权证开发区字第××号）；二、驳回孙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宋翠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红星提交物业费收据一份，用于证明案涉房屋物业费在2015至2018年都是李文林缴纳；提交河南建业物业桂花居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2019年案涉房屋业主通讯录信息仍登记为李文林的信息；提交从电业局电脑系统下载的客户变更信息一份，用于证明案涉房屋电费缴纳人为李文林，直至本案审理期间才变更为宋翠娥。宋翠娥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费用是以李文林名义交的，钱是宋翠娥出的。李文林质证意见为，其本人一直在外地，最近的电费都是李文林儿子所交。五恒公司质证意见为，费用是李文林孩子所交。关于电力局信息变更证明，一审法院查封房屋后，把电表摘了，因此他们孩子去变更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在案涉房屋执行过程中，宋翠娥以案外人名义提起执行异议，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宋翠娥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理由为：根据离婚协议书约定，且宋翠娥已对案涉房屋单独占有，案涉房屋已经归其所有；宋翠娥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请求权，且在时间上也优于孙红星对李文林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本院认为，首先，宋翠娥并未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单独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宋翠娥与李文林虽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共同财产归宋翠娥所有，但双方关于财产分割的协议仅在夫妻双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即使该离婚协议书在民政部门备案，也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其次，宋翠娥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第一，宋翠娥与李文林未在离婚协议中就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进行约定，在离婚后未及时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其对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存在过错。宋翠娥主张案涉房屋因按揭贷款未清偿无法进行产权登记变更，但2014年3月6日李文林出卖天津房屋得到240万元，在李文林有能力清偿案涉房屋剩余银行贷款，进而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下，宋翠娥仍未将案涉房屋的共有产权变更登记为其单独所有，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第二，宋翠娥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单独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二审庭审中，宋翠娥与李文林均认可在双方离婚后案涉房屋按揭贷款一直由李文林偿还，且根据孙红星二审提交的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物业费、电费，在双方离婚后长期由李文林缴纳。宋翠娥主张在离婚后一直单独占有案涉房屋至今，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本案不能排除李文林与宋翠娥协议离婚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可能。2009年9月、2011年9月五恒公司分两次向孙红星借款，借款到期后未能及时偿还孙红星借款本金及利息，在五恒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李文林与孙红星产生债务纠纷后，2013年4月李文林与宋翠娥协议离婚，且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共同财产归宋翠娥，共同债务归李文林，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同时考虑到，本案中案涉房屋按揭贷款、物业费、电费等长期由李文林支付的事实，本案不能排除李文林与宋翠娥假借离婚转移财产的可能。故宋翠娥未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单独所有权，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也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孙红星要求判决准许执行案涉房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宋翠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宋翠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现华审判员  赵红艳审判员  赵锐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聂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