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5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宇驰，男，199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虹，广东盛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武发，广东盛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诚，男，199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东，广东徒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灵杰，广东徒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唐宇驰因与被上诉人廖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0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宇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45万元不属于借款，一审判决认定涉案45万系借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严重失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证明力认定有误，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1．一审判决对伍某天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认定有误，伍某天的证言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1）一审判决仅凭伍某天参与了相关投资、与被告存在资金往来即认定其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属于认定有误，违背常理。伍某天虽参与了投资，但其未从投资中受益，反而因平台倒闭处于负债状态。如涉案款项认定为借款，伍某天亦可据此向上诉人和投资平台主张还款，对其挽回投资损失只会有利无害；相反，若涉案款项认定为投资款，根据盈亏自负的原则，客观上不利于伍某天挽回投资损失。一审判决所谓的“利害关系”，恰恰说明了伍某天作出的陈述不基于其个人利益考虑，而基于对事实的尊重，该证言可信度极高。(2）伍某天的证言具有极高的证明力。上诉人、被上诉人、伍某天共同确认：被上诉人经伍某天介绍与上诉人相识并磋商投资事宜，这一点亦有聊天记录（证据3、证据4）予以证实。其中伍某天与被上诉人是小学同学和邻居关系，与上诉人仅是高中同学关系。伍某天作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相识、投资的介绍人，对案件事实有直接的认识，对涉案款项转账的前因后果直接知情，其证言具有极高的证明力。(3）一审判决对伍某天证言证明力的认定逻辑，与（2019)粤0305民初14665号民事判决书对吴某佳证言的认定逻辑互相矛盾，明显违背“类案同判”原则。两案的事实部分如出一辙，均是原告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向被告出借款项，要求还本付息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合意，属于同类案件。其中伍某天与吴某佳证言证明力的影响因素如下：            证人              与原被告的关系              所作证言客观上是否对自身有利                  伍某天              与原告是小学同学和邻居，与被告是高中同学。               否，涉案款项认定为借款不利于挽回损失。                  吴某佳              与原被告同为大学同学。              是，涉案款项认定为借款有利于挽回损失。      可见，伍某天证言明显比吴某佳证言更具有证明力和可信度，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在（2019）粤0305民初14665号判决中采纳了利害关系更大、证明力极弱的吴某佳证言,却在(2019）粤0305民初10122号判决中否定了证明力更强的伍某天证言，裁判标准明显互相矛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对统一裁判标准的要求，有失公正，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伍某天证言与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记载，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伍某天商讨维权事宜时称“叫上湖滨那朋友一起去报警先”、“唐宇驰也得帮我们想想怎么追回欠款”（证据13）、“公司名字法人名字和身份证，先发我”、“得尽快想办法追回欠我们的钱”（证据二）、“你让唐宇驰给个期限，什么时候能把钱退回给他”、第一次和朋友合作就出问题”（证据五）等与伍某天证言相互印证，能证明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二、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严重失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起诉，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合意的，被告仅需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证明该转账并非基于借贷产生即可，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包括各方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立案告知书、情况说明在内的一系列证据，并申请投资的介绍人伍某天出庭作证，上列证据均直接或间接证明了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在上诉人承担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后，被上诉人却未能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行进一步的举证，显然不能达到民事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以“被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曾委托被告理财”和“原告提交的被告向其承诺利息的相关聊天记录可佐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标准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是宽待于起诉方而严责于应诉方。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严重失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3.唐宇驰关于相同案件的另案已经审结，黄文耿起诉唐宇驰借款合同纠纷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已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唐宇驰的亲哥哥唐某翔在罗湖法院的借款纠纷与本案的案情基本一致，而且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性，唐宇驰的部分款项是直接转给了唐某翔。在罗湖法院的系列案当中，判决已经生效，同样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相关的规定，同类案件应当同案同判，所以本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廖诚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系借款，认定事实清楚，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有扎实的证据事实予以支撑，且在一审当中已经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转帐记录，以上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而上诉人也口头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利息，以上证据表明双方形成的借款意思表示确凿无疑。同时，对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将涉案款项转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将涉案款项再转给案外人，此系上诉人的自由处分行为，并不能因此来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事实。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得当，且合法合理，故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维持。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虽然上诉人抗辩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进行投资的投资款项，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成立，因此，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一审当中，虽然上诉人提供了案外人伍某天出具的情况说明，但是伍某天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朋友，其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其自身也参与了相关投资，上诉人提交的转帐记录亦显示证人与上诉人存在资金往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伍某天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对被上诉人曾委托上诉人理财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依据证人证言及伍某天提交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抗辩主张。故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得当，且合法合理。廖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借款本金45万元整；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24000元（以4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9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20日，实际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45万元，双方约定由被告按照月息2.5%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告对此提交了其在中信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手机微信转账记录截图予以证明，其中，中信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向被告唐宇驰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号转账45万元，被告的前述账户后又于2018年12月3日和2018年12月31日向原告转账1500元和11250元。原告称被告向其转账的1500元和11250元系被告按照月息2.5%的标准向其支付的2018年11月27日至2018年11月30日及2018年12月份的利息。被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仅依据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涉案转账款项为借款及利息。被告主张涉案45万元系原告委托其向案外人龚某支付的投资款，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金额也仅为投资收益，收益率为每月2.5%，且该收益系由案外人向其作出的承诺，被告在庭审中表示双方虽未就委托投资签订书面合同，但其认为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对此提交了微信账户信息、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被告与案外人伍某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微信群聊记录、原告与伍某天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解协议、谅解书、立案告知书及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其中，除原告与被告、原告与伍某天的微信聊天记录仅为复印件无原件外，其余微信聊天记录均由被告在庭审向一审法院出示手机予以了展示。被告称其提交的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系发生于2019年1月25日。根据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显示，原告向被告表示“放贷的不是你亲戚吗，这个公司11年，就好像出了问题”，被告则称“不是啊，我们也是被人介绍的”，原告则称“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讨论了解决方案……，公司名字，法人名字和身份证先发给我，得尽快想办法，追回欠我们的钱，最近家里手头也紧，好多事，后续怕闹很大”，被告则回复“深圳市罗湖区×××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龚某”；根据案外人伍某天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案外人伍某天曾于2018年1月18日向被告表示“我让廖总加你微信”，及于2019年1月25日称“廖总真的好慌”，被告则表示“到时候带他去报案”，伍某天称“他说你不能一句你没有办法就没下文了……，他朋友那边压力很大要先解决”、“我跟他说了风险这个事，他听不进去”；微信聊天群系前述三人讨论吃饭的聊天记录；原告与伍某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显示，伍某天向原告表示“他这个是公司运营的问题，不是卷款逃跑”、“如果报案的话，真有什么事，抓进去了，我们这钱就彻底废了”，原告则表示“你让唐宇驰给个期限什么时候能把钱退回给他”，并发送了一张截图，称“想想法子先，第一次和朋友合作，就出问题，之前也和唐宇驰说了，大家认识一下，赚了钱给唐之后，唐就约不出来了”；情况说明由案外人伍某天、唐某翔、李某源出具，其中，伍某天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其与原、被告系朋友关系，是其介绍原告参与投资的，2017年9月，其了解到被告参加了一个投资项目，月回报比较稳定，经过磋商，其决定加入投资，在投资几个月后，逐渐有包括原告在内的朋友向其了解该投资，故其向朋友介绍了该项目……，后来原告也决定投资，向被告转账了45万元投资款，再由被告向平台转账；唐某翔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其参加了龚某的投资项目，并介绍了被告唐宇驰参与投资，被告的一些朋友也了解到这个项目，遂向其汇入投资款，委托其一并汇款给龚某；和解协议显示系由被告与案外人罗某楼就案外人委托被告向第三方平台开展投资事宜达成的协议，谅解书亦系由案外人罗某楼向被告出具；立案告知书系复印件，显示系由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向某妍出具，内容为龚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侦查；银行流水系被告唐宇驰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在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1月1日之间的流水记录，记录显示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分别向案外人龚某2及原告转账支付40万元和1500元，被告后又于2018年12月10日向案外人龚某2转账20万元，另外，被告还曾在2018年12月3日向案外人伍某天转账26万元后又于当日收到案外人伍某天25万元的转账。被告称前述龚某2系龚某指定的账户，龚某2是龚某的妹妹。被告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原告与伍某天关于追讨款项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该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转出的投资款，伍某天亦在庭后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其手机中的关于被告庭审及庭后提交的相关微信记录原件。原告除对微信账号信息、群聊记录、银行流水及其与伍某天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外，对其余真实性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或称无法确认真实性。原告确认微信名“×××”、“唐宇驰”及“××”分别系本案原告、被告及案外人伍某天，原告称其系通过其邻居伍某天认识的被告，被告向其表示如果将款项出借给他，则每月有2.5%的利息，其不清楚被告的借款原因及用途，之所以没有出具借条，是因为原告邻居伍某天当时出借款项也没有写借条，出于对邻居的信任，故其亦未要求被告写借条，其一直催促被告归还涉案款项，但被告一直置之不理，因此原告通过伍某天告知被告如果再不还钱就报案；另外，对于被告提交的原告与伍某天的聊天记录中涉及的公司运营，原告称其不认识龚某，是被告在2019年1月24日无法向原告支付利息后才告知原告其将钱投资到了某公司，原告才从被告处知道龚某这个名字，原告在知晓上述情况后向案外人伍某天核实情况，才得知涉案45万元被投入相关运营中了，具体什么公司及如何运营，原告在此前均不知情，且伍某天认识被告在前，其本身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证人资格；原告称其从未委托被告去理财，亦从未委托被告将涉案45万元转给包括龚某在内的任何第三人，其之所以将45万元转账给被告，是因被告告知原告自己有赚钱渠道，并许诺每月将按照2.5%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原告认为这比银行存款好很多才将款项出借给被告的，原告对此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予以证明，并当庭出示了手机中的微信原件。上述微信截图显示，被告在2018年11月26日向原告表示“我会按2.5给你，我再去找点，实在找不到，我找我妈借钱去”。被告对前述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上述约定系龚某给出的收益。庭审中，针对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调取龚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相关报案登记备案材料及龚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立案侦查的立案材料的申请，被告称前述申请调取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原告曾委托其进行投资，但能证明龚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投资平台的存在。原告则表示其并未对涉案款项进行报案，其与龚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没有任何关系。经被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准许证人唐某翔出庭作证，唐某翔在庭审中确认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并表示被告系其弟弟，其在原告委托被告投资后才认识的原告，唐宇驰称被告平时没有借钱习惯，其没有做生意，不需要借款。一审法院于庭后向案外人伍某天就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对其进行了相关询问，伍某天确认上述《情况说明》系其本人出具，并表示原告系在与其聊天过程中了解此项目，表示有兴趣后通过其认识被告的。原告则称对伍某天的前述陈述不予认可，表示其在出借款项时并不知道所谓投资。另查，案外人黄某耿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亦起诉被告唐宇驰于一审法院，案号为（2019）粤0305民初14665号，前述案件目前尚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根据转账凭证主张涉案的45万元系原、被告之间的借款，且被告已按照月息2.5%的标准向其支付了2018年11月27日至30日及2018年12月份的利息1500元和11250元，被告虽对此予以了否认，表示涉案款项系原告委托其向案外人龚某投资的款项，且其向原告的转账亦系案外人向其承诺的每月2.5%的收益款，并非利息，但根据被告提交的无论是具有原件核对或仅具有复印件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未直接显示原告曾作出委托被告投资的意思表示或双方曾对委托投资的项目及其盈亏分配等作出过约定，被告提交的伍某天与原告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亦均发生于2019年原告得知被告无法向其支付利息之后，伍某天在前述记录中虽提及公司、龚某，但原告对此亦作出合理解释，表示其系在2019年因被告无法向其支付利息后才得知龚某这个名字，其在此前对此均不知情；另外，对于被告提交的证人唐某翔的证言及两位案外人伍某天和李某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唐某翔与被告系兄弟关系，一审法院虽在庭后对案外人伍某天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了核对，但伍某天作为原、被告的朋友，其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其自身也参与了相关投资，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中亦显示其与被告存在资金上的往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前述两人均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对于原告曾委托被告理财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依据证人证言及伍某天提交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另外，另一案外人李某源亦未到庭，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亦不可据此推断原告委托被告理财。最后，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虽显示其在2018年11月27日收到原告转账的45万元后分别于2018年12月3日和2018年12月10日向案外人龚某2转账了40万元和20万元，并称龚某2前述账户系龚某指定的收款账户，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唐宇驰、唐某翔就龚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相关报案登记材料等，但其亦在庭审中确认申请调取前述材料仅系为证明投资平台的存在及龚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未能直接证明原告曾委托其进行投资，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在被告未能充分举证双方存在委托投资关系的情况下，对于被告在收到涉案款项转账后如何使用涉案款项，均系其自由处分的行为，且被告向案外人龚某2的转账金额与涉案金额亦并不完全一致，被告在庭后虽表示系因龚某拖欠其欠款其进行了相关抵扣，但并未对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再结合原告在庭审中关于其不认识龚某，未对涉案款项进行报案，其从未委托被告进行投资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龚某是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并无关联，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被告的前述调证申请不予支持。另外，根据被告提交的前述转账记录显示，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通过其建行账号向原告转账1500元其所谓投资收益前，未有证据显示前述案外人龚某或龚某2曾向被告上述账号支付过收益，另根据原告当庭提交的原、被告的微信记录截图显示，被告曾于2018年11月26日在原告转出涉案款项前明确向原告表示“会按2.5给你，我再去找点，实在找不到，我找我妈借钱去”，上述陈述较符合原告主张的被告向其借款并以被告个人名义向其允诺相关借款利息的情形，转账及微信记录均与被告所称委托投资及相关承诺收益的陈述存在矛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曾委托被告理财，且原告提交的被告向其承诺利息的相关聊天记录亦可佐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并认定涉案45万元系借款，被告应对此向原告予以返还。关于利息。原告主张双方约定按每月2.5%的标准计付涉案借款的利息，且被告已实际按照前述标准向其支付了2018年11月27日至30日及2018年12月份的利息，被告对前述标准予以确认，但抗辩称系案外人向其承诺的收益率，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曾就涉案45万元借款作出每月2.5%的利息约定。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前述利息款项，并未超出年利率36%的标准，故一审法院对于已支付的利息不予相应扣减。原告据此主张被告以4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向其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唐宇驰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廖诚归还借款45万元；二、被告唐宇驰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廖诚偿还利息（利息以4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05元，由被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询问唐宇驰关于其在收款前有无向廖诚说明款项性质和用途的问题，唐宇驰回应称“之前的记录因时间较长已经删除了，但是有进行过风险提示，事情也发生太久了，从后面的聊天记录可以体现出之前的事实”。双方均确认除本案款项外并无其他款项往来，本案款项系于2018年11月27日一次性从廖诚账户转出到唐宇驰账户。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唐宇驰与廖诚之间的往来款项是否属于民间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廖诚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唐宇驰抗辩转账系廖诚委托其向案外人龚某投资的款项，唐宇驰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廖诚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虽未提交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书面凭证，但以随后唐宇驰向其转账两笔款项系借款利息为由佐证其主张。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唐宇驰需承担证明案涉转账并非基于借贷产生的举证责任。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二审中陈述，既无显示唐宇驰在廖诚转账之前说明款项性质和用途的聊天内容，又未显示双方就本案款项协商一致为投资款的意向，更何况唐宇驰于2018年11月26日在廖诚转出涉案款项前明确承诺“会按2.5给你，我再去找点，实在找不到，我找我妈借钱去”，故仅凭事后唐宇驰解释款项流向和维权过程的理由，难以认定廖诚系基于委托投资的目的向其转账本案款项。其次，唐宇驰后续向廖诚转账1500元和11250元，其辩称并非支付利息，而是来自案外人龚某的转款，对此也未有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再次，唐宇驰提交了证人伍某天的证人证言，双方均确认与伍某天有同学或邻居关系，伍某天也与唐宇驰有资金往来，基于上述情况，原审认为伍某天与唐宇驰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处理无误。依据证据规则唐宇驰就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义务，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合上述情况，原审认定本案款项为借款，并判决唐宇驰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唐宇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