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法定代表人：曹文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梅，北京市京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旭，北京市京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凤，女，195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审计局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玉芬，女，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门头沟区煤建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玉梅，女，196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门头沟区审计局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玉芳，女，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门头沟区煤建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民，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琰，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培，女，198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京煤集团）与被上诉人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刘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其与刘某4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并非普通意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与刘某4之间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诉讼请求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是依据房改政策执行房改文件，不存在与刘某4恶意串通的故意和行为；根据房改政策，102号房屋在2003年9月4日前尚有其公司的份额，通过签署相关协议其公司的产权部分转移给了刘某1的继承人，其公司未得到任何利益和好处，房改总得落一个继承人名下；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是房管部门，其公司只是履行房改手续，登记在谁名下不是由其公司决定的。被上诉人宋红敏、翟吉春、翟亚琪、翟亚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本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刘培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出上诉。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2003年9月4日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无效。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刘某1与刘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刘某3、刘某4、刘淑凤、刘某5四个子女。刘某1于1996年3月25日死亡，刘某2于1991年8月21日死亡，刘某3于2018年1月3日死亡，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系刘某3之女，刘某4于2015年7月31日死亡，刘培系刘某4之女。刘某1与刘某2生前有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向阳楼12楼4单元102号房屋一套（以下简称102号房屋），房屋产权人为刘某1。刘某1死亡后，刘某4在102号房屋内居住。2003年9月4日，刘某4以刘某1的名义与京煤集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102号房屋出售给京煤集团，当日，刘某4又与京煤集团签订了《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京煤集团又将102号房屋出售给刘某4，房屋随之过户至刘某4名下，2015年，刘培通过继承公证的方式将102号房屋过户至其名下。2003年9月4日刘某1已经死亡，无法与京煤集团签订合同。2017年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将京煤集团诉至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京煤集团与刘某1于2003年9月4日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不成立，经审理，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京0109民初字3892号判决书，确认京煤集团与刘某1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不成立，京煤集团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35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2003年9月4日刘某1将102号房屋出售给京煤集团的合同不成立，因此京煤集团没有取得102号房屋的所有权，京煤集团在明知刘某1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未征求其继承人的同意，与刘某4恶意串通订立买卖合同，将102号房屋出售给刘某4，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合法权益，故提出如上诉讼请求。刘培辩称：不同意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诉讼请求。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并非售房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房屋买卖与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没有关系，且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没有证据证明刘某4与京煤集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刘某4购买房屋不损害他方利益。京煤集团与刘某1签订的《买卖协议》不成立并不导致刘某4与京煤集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刘某4按照房改政策购房并支付房价款，京煤集团将102号房屋出售给刘某4合同合法有效，且刘某4与京煤集团系于2003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距今已16年，现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诉讼请求。京煤集团辩称：不同意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诉讼请求。1、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的售房买卖合同是基于刘某1签订的优惠房改协议签订的，刘某1不享有完整产权，产权人还是京煤集团，且1997年买卖合同依据的是056、071号等文件；2、1997年的购房合同是福利性质的购房合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购房合同，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亦不具有单独可诉性；3、2003年9月4日的回购协议只是房改的一个文件，京煤集团只是履行了房改协议的办理，没有收到购房款和售房款，两份合同是相互抵消的，刘某1还享受了购房优惠；4、依据071号文件规定，是改成本价购房的依据，刘某4是刘某1的代理人并一直使用房屋，其他继承人也同意刘某4代理，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从未就房改问题提出过异议；5、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称刘某1是102号房屋的产权人并不准确。综上，京煤集团只是按照政策办理相关手续，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也没有损害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权益。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某1与刘某2系夫妻，生有刘某4、刘某5、刘淑芬、刘某3四个子女。刘某2于1991年8月21日死亡，刘某1于1996年3月25日死亡，孟玉梅、孟玉芬、孟玉芳系刘某3之女，刘某3于2018年1月3日死亡，刘培系刘某4之女，刘某4于2015年7月31日死亡。刘某1生前系北京矿务局机电厂（以下简称机电厂）员工，2000年北京矿务局改制变更为京煤集团。1996年9月20日，甲方机电厂与乙方刘某1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该契约约定甲方将102号房屋以6358．75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1999年10月9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填发京房权证优门移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证书记载刘某1为102号房屋所有权人。2003年9月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记载，甲方刘某1与乙方京煤集团约定甲方于1993年参加房改，并以优惠价购买102号房屋，建筑面积44．06平方米，并已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优门移字第XXXX号，甲方因调整住房将该房屋按国家有关房改政策买回原产权单位，乙方同意收回该套房屋，退房价以97价每平方米780元收回，卖方处有刘某1字样签名，因2003年9月4日刘某1已经过世，因此合同中刘某1的签名不知系谁所写。2003年9月4日，京煤集团（甲方）与刘某4（乙方）签订了《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102号房屋登记至刘某4名下，京房权证标门移字第XXXX号，2015年8月20日，刘培通过公证继承1-2号房屋，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属证书号X京房权证门字第XXXX号。刘某4于2015年7月31日死亡，刘培作为继承人于2015年8月7日向北京市华夏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北京市华夏公证处作出（2015）京华夏内民证字第856号公证书，公证102号房屋由刘培继承，现102号房屋已登记在刘培名下。2017年6月26日，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作为原告起诉被告京煤集团，请求确认京煤集团与刘某1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不成立，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京0109民初3892号判决确认《买卖合同》不成立，京煤集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京01民终3577号判决，驳回京煤集团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对于以上无争议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刘某4与京煤集团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京煤集团主张该合同只是房改过程中的一个文件，不具有可诉性，非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但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主体、房屋坐落、房屋面积、房屋价格、结算方式、生效日期等，其具备合同应有的要件，应当认定其为民事合同而非政策文件。另外，自然人不应当因其与企业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否认双方系平等民事主体的事实，虽然该售房买卖合同具有福利性质，但是并不改变其为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且京煤集团在另案审理中自认公房销售系其一项经常性业务，京煤集团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无过错，亦可证明京煤集团与刘某4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虽然《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03年，但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系调取了102号房屋档案之后才始知刘某4与京煤集团签订《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的事实，且因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确认合同无效权不属于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京煤集团在明知刘某1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于2003年9月4日与刘某4以刘某1的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并于同日与刘某4签订《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将102号房屋收回并出售给刘某4，该二份合同均未得到刘某1的其他继承人追认，且京煤集团自认签订二份合同，并未收到购房款和售房款，二份合同是相互抵消的，现2003年9月4日与刘某4以刘某1的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合同不成立，据此实难认定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的合同损害了刘某1其他继承人的利益，因此，对于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提出的刘某4与京煤集团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予以支持。京煤集团所提该合同只是房改过程中的一个文件，不具有可诉性，非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主张，于法相悖，不予采信。刘培虽主张签订合同时交纳了相应的购房款，但未举证加以证明，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刘某4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无效。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淑凤、孟玉芬、孟玉梅、孟玉芳所诉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无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对此本院认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理由如下：第一，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在内容上虽涉及工龄折扣，但仅表述了工龄折扣率的数字，对具体如何折抵计算等无具体约定，无法体现单位内部分房的性质；第二，《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基础是基于京煤集团与刘某1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并因与该《买卖合同》在价款支付方面相抵消，故刘某4未交纳《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实付房款，且在案并无刘某4如何使用工龄优惠而抵消掉了《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中的实付房款的相关证据，在同一天刘某4以刘某1的名义将房屋出售给京煤集团，京煤集团又将房屋出售给刘某4，故《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在实质上并未涉及行政隶属关系或职级、福利待遇等因素，应当视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财产关系；第三，京煤集团与刘某1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在此基础上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同理应为无效。一审法院以京煤集团在明知刘某1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于2003年9月4日与刘某4以刘某1的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并于同日与刘某4签订《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将102号房屋收回并出售给刘某4，该二份合同均未得到刘某1的其他继承人追认，且京煤集团自认签订二份合同，并未收到购房款和售房款，二份合同是相互抵消的为由，认定京煤集团与刘某4签订合同时并非善意，且所签合同损害了刘某1其他继承人的利益，进而判决京煤集团与刘某4于2003年9月4日签订的《1997年标准价或成本价售房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寒松审 判 员 张 静审 判 员 梁 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慕林芳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