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中华，男，198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超，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才，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精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法定代表人：仇亚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长亮，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中华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精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视传媒）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中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刘中华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精视传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于刘中华持有精视传媒20%股份这一事实的查明和认定完全正确，但以无证据证明精视传媒形成了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为由驳回刘中华的全部诉讼请求则毫无道理。一、精视传媒欠付刘中华分红款是客观事实，只要此种欠款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支持刘中华主张，机械套用案由或法律关系得出相反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1、精视传媒出具的关于欠付分红款金额的情况说明本质上就是一个大欠条，精视传媒在出具该欠条时并不否认其欠款事实和金额，如其现在否认，应由其充分举证，证明当初所述不实或欠款已结清。2、该“大欠条”并非孤立的，所涉内容与三位实际股东的会议记录完全吻合，与其他证据也可互相印证。3、无论法律关系或案由是什么，基本事实就是精视传媒欠付分红款，任何法律关系或案由的套用都不应否定基本事实，否则就成了本末倒置，逻辑颠倒。非要从股东、可分配利润和股东会决议三个要素进行审查并不妥当。二、即使从股东、可分配利润和股东会决议三要素进行审查，刘中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也应当获得支持。1、股东身份问题，刘中华系持有精视传媒20%股权的股东。关于宋伟辉的股东身份问题，通过刘中华提交的股东会议纪要及通话录音等足以证实宋伟辉系公司实际股东，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郝国辉作为公司的名义股东，从未在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及任何文件上签署过名字；其实际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任何工作。一审法院否定宋伟辉的股东身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可分配利润问题。刘中华举证了精视传媒出具的前述“情况说明”，举证了精视传媒对外使用的审计报告，可以互相印证，证明精视传媒确实具有可分配利润。3、股东会决议问题。本案中的确没有名义股东仇亚军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但是否分红应以实际股东的意思表示为准，仇亚军本就只是精视传媒的名义股东，真实股东另有他人。只不过刘中华认为的股权架构是刘中华20%、武霞5%、宋伟辉75%，精视传媒主张股权架构是刘中华20%、武霞5%、郝国辉75%，双方争议主要在真实的大股东到底是宋伟辉还是郝国辉上。精视传媒主张真实大股东是郝国辉，只有其提供的股权代持协议作为证据，但刘中华主张是宋伟辉，有精视传媒出具的“情况说明”，有宋伟辉与武霞、刘中华的大量股东会会议记录，有宋伟辉与刘中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有证人吕正俊、郭晓童的出庭证言，甚至精视传媒提交的《借条》等证据可以证实。按照证据优势原则，应当支持刘中华的主张。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不但规定了股东要求分配利润必须提交相关股东会决议，同时也规定了没有股东会决议也应支持分配利润的除外情形，即“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除外”。本案无疑就是如此。精视传媒的登记股东从来没有形成过分红的股东会决议，只是在大股东宋伟辉的召集和主持下，形成宋伟辉、刘中华和武霞的会议记录并据此分红，一旦大股东对小股东不满，小股东根本无法获得分红。在有证据证明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不实际分红甚至出现以个人借款名义转移公司资产的情况下，更应当及时维护小股东合法权益。精视传媒辩称，一、精视传媒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的股东为仇亚军，仇亚军系公司的名义股东，公司实际股东为刘中华、武霞、郝国辉，各股东间就股权代持问题与名义股东有股权代持协议，郝国辉的实际股权为75%，武霞的实际股权为5%，刘中华的实际股权为20%。宋伟辉既不是公司的名义股东，也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二、关于刘中华提交的《精视传媒、精准传媒关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情况说明》，公司对该证据的内容不认可。本案不论从法律关系来说还是案件事实来说，均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股东向公司主张盈余分配需要满足法定条件：1.具备股东资格；2.公司具有可分配盈余；3.公司股东会依法作出分配盈余的股东决议或者符合强制分配要件。首先，精视传媒从未出具过该情况说明，且该情况说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名，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当被当做有效证据使用。其次，根据精视传媒的实际经营状况，精视传媒并没有如此大额的可分配利润，精视传媒不可能出具该情况说明，对于该情况说明，公司有充分的理由合理怀疑系刘中华与武霞私自制作并加盖的公司财务章。3、该情况说明从本质上说系公司盈余的分配方案，但是不论公司的名义股东，还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均没有形成合法有效的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因此，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精视传媒无法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刘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精视传媒支付刘中华分红款3839305.52元；2.判令精视传媒赔偿刘中华资金占用损失(以3839305.52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责险费用均由精视传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精视传媒于2015年5月2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仇亚军，注册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福办香山路25-40号，登记股东为仇亚军，认缴出资300万元。2018年3月16日，刘中华、武霞、郝国辉与仇亚军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一份，约定刘中华、武霞、郝国辉委托仇亚军代持对精视传媒的全部股权（其中刘中华占股20%，武霞占股5%，郝国辉占股75%），委托仇亚军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精视传媒至今未变更过股东登记，也未向刘中华、武霞、郝国辉签发出资证明书或将其三人记载于股东名册。一审法院认为，刘中华向精视传媒主张盈余分配，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具备股东资格；2.公司具有可分配盈余；3.公司股东会依法作出分配盈余的股东决议或者符合强制分配要件。对于刘中华的股东资格，精视传媒虽未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或记载于股东名册，但当庭认可刘中华为其公司持股20%的实际股东，故予以采信。因此，刘中华欲使其诉请得到支持，只需证明精视传媒具有可分配盈余并形成了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本案中，刘中华提交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的参会人员均为刘中华、宋伟辉、武霞，与《股权代持协议》中约定的实际股东不符，故无法确认该组会议纪要中参会人员宋伟辉的身份，亦不能依据该会议纪要证明精视传媒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公司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张待证事实存在的当事人负有举证义务，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刘中华诉请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中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中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中华起诉请求公司向其支付分红款，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的规定，其应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精视传媒提交的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能够证实刘中华20%股权、武霞5%股权、郝国辉75%股权由仇亚军代持，该协议有刘中华、武霞、郝国辉的签字，股东中没有宋国辉。鉴于上述股权代持协议同时有刘中华与郝国辉的签字，故应认定刘中华对郝国辉股东的身份是认可的，而刘中华提交的数份股东会纪要形成于2018年1月份至2018年10月份期间，均是宋伟辉、刘中华、武霞三人参加会议情况的记录，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精视传媒、精准传媒关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情况说明”中关于分红的内容是由宋伟辉、刘中华、武霞三人根据上述多次会议而形成的，作为精视传媒股东的郝国辉并没有参加上述会议及作出情况说明，故即便上述情况说明与会议纪要中包含股东分红的具体分配方案，因刘中华不能证明上述包含分红内容的分配方案是精视传媒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的，且刘中华未提交证据证明精视传媒存在《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分配利润的除外情形，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中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600元，由刘中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培森审 判 员 赵永先审 判 员 李平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葛宝玉书 记 员 高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