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33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兴朋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591475242C，住所地宜昌市沿江大道特168-6号（万达广场B座）。法定代表人：赵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魁刚，当阳市恒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华，男，汉族，1968年9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可汗，湖北锋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杨兴权，男，汉族，1960年9月18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当阳市，现住湖北省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魁刚，当阳市恒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宜昌兴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传华、原审被告杨兴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582民初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魁刚，被上诉人刘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可汗，原审被告杨兴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魁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刘传华不具有程序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1、兴鹏公司与刘传华所签合同其性质为探采承包权转让协议，刘传华承继的是兴鹏公司探采承包权，其探采发包权仍为会泽县雄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邦公司）。兴鹏公司与刘传华之间不能独立成讼。2、兴鹏公司在向雄邦公司主张权利时，曾邀约刘传华作为共同原告向雄邦公司提起诉讼，但遭刘传华拒绝，应视为刘传华放弃了权利。3、刘传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获取80万元的销售收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614号之一民事制裁决定书认定该收入为非法收入，并决定收缴。由于刘传华未参加诉讼，被制裁人却错误的被确定为兴鹏公司，该80万元实际是刘传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取得的收入，兴鹏公司不应对此承担责任。4、鉴于兴鹏公司与刘传华之间为探采承包权的转让，兴鹏公司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刘传华，刘传华应当向雄邦公司主张权利。5、兴鹏公司向雄邦公司等交纳的220万元承包费，实际上是为刘传华垫付的。刘传华向兴鹏公司交纳的185万元不足以填平兴鹏公司为刘传华垫付的承包费，刘传华不享有债权。二、认定事实不清。原审认定合同无效属认定事实不清，应当认定为合同有效。1、原审依据《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认定合同无效不当。2、认清探采关系是重点。3、一是雄邦公司作为发包人具有探矿权；二是承包是企业内部发包。不存在《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未取得许可证和交由他人开采的两种情形，其内部管理承包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刘传华辩称，一、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兴朋公司和刘传华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二、双方签订的名称为《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应当认定无效。理由如下：1、根据《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和第六条的规定，可以综合理解矿业权的转让虽然说不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批准作为生效的要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转让人必须有探采权。2、本案案涉的采矿点的原始权利人雄邦公司，本身仅有探矿权，且有效期自2011年8月2日至2013年8月2日止，事后兴朋公司也并没有取得案涉矿业的探采权和其他任何权利，更谈不上进行行政登记。何况，兴朋公司和刘传华签订的《采矿点承包协议》，时间是从2012年10月1日，时间为3年，不可能有效。3、兴朋公司和刘传华签订的表面上是承包协议，实际上刘传华和兴朋公司不具有内部承包的身份要件，其实质就是合同关系。三、关于刘传华以兴朋公司名义采矿石获得价值80万元磷矿石的事情。一审法院根据生效的云南省高院的判决处理非常妥当，因为云南省高院的处理是明确而具体，需要等待暂时不作处理是非常正确的。四、此案本来刘传华也准备上诉，主要是没有判决杨兴权个人承担责任，我方对这点不服，因刘传华经济问题没有上诉。根据我方一审提供的证据，因为出具收条的是杨兴权个人，另外进行了减资的处理，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是足以认定杨兴权个人和公司财产的人格混同，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虽然我方没有上诉，但是二审法院觉得确实有必要进行改判处理的，也可以依法一并处理。杨兴权述称，兴鹏公司的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支持兴鹏公司全部的上诉请求。刘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传华和兴朋公司签订的《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无效；2、判令兴朋公司、杨兴权共同连带返还刘传华合同转让价款185万元，并从2012年9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资金占用损失678317.92元（暂算至2019年3月20日）；3、由兴朋公司、杨兴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雄邦公司享有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银厂铅锌磷矿的探矿权，案外人王燕及兴朋公司与雄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雄邦公司的部分磷矿由王燕及兴朋公司探采。后王燕及案外人张才周与兴朋公司签订《磷矿探采出让协议》，约定王燕及张才周将承包探采雄邦公司的银厂坡磷矿100%开采权及整个矿山公路转让给兴朋公司。2012年10月1日，兴朋公司与刘传华签订《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约定兴朋公司将承包探采雄邦公司的银厂坡磷矿部分采矿点转让给刘传华探采，转让款300万元，合同签订后付款200万元，交接完毕双方签字认可后付余款100万元。刘传华已于2012年9月21日向兴朋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杨兴权支付转让款200万元（100万元现金、100万元承兑）。刘传华探采期间，出售磷矿石80万元。刘传华自认其在履行合同期间接收了兴朋公司价值10万元的设备并应承担承兑付款产生的利息5万元。2012年11月23日至24日，雄邦公司以股权转让为由要求兴朋公司无条件撤出，后经双方协商未果，停产至今。2018年8月3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民终61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前述王燕及案外人张才周与兴朋公司签订的《磷矿探采出让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日，该院作出（2018）云民终614号之一民事制裁决定书，决定收缴兴朋公司在无采矿权的情形下开采磷矿而销售的非法所得80万元。另查明，兴朋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变更注册资本及法定代表人，杨兴权不再任兴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股东，兴朋公司的注册资本亦由2600万元变更为5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刘传华与兴朋公司签订的《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雄邦公司仅持有案涉矿区探矿权，并不享有采矿权，兴朋公司及案外人王燕、张才周既不享有探矿权也不享有采矿权，刘传华与兴朋公司签订协议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均是采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无采矿权的情况下直接进行采矿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刘传华与兴朋公司签订的《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自始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本案，兴朋公司应在扣减刘传华自认的设备款10万元及承兑汇票利息5万元后，返还给刘传华转让款185万元。因《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的签订，双方均有过错，故刘传华主张的转让款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无据，应依法不予支持；2、关于刘传华要求杨兴权对诉争转让款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评判如下：杨兴权作为兴朋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刘传华出具收取转让款收条的行为应系职务行为，刘传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兴朋公司的财产混同；兴朋公司虽有减资行为，但其仅在减资不符合法定程序且公司减资后不能偿付减资前的债务时，相关债权人才可比照公司法的相关原则和规定要求公司股东对不能得到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刘传华目前提交的证据来看，兴朋公司无前述情形发生。故对刘传华要求杨兴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3、兴朋公司辩称其另案被收缴的80万元非法所得应由刘传华承担并应在本案中一并抵扣，兴朋公司应在实际缴付上述80万元后再向刘传华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传华与宜昌兴朋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1日签订的《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无效。二、宜昌兴朋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传华185万元。三、驳回刘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026元，减半收取13513元，由宜昌兴朋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725元，刘传华负担278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已在卷佐证。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的合同双方是否为兴朋公司与刘传华。二、案涉《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的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一、关于案涉《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的合同双方。首先，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614号民事判决确定内容，兴朋公司与雄邦公司之间并非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兴朋公司不是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其次，本案所涉《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系兴朋公司与刘传华签订，其中约定：“甲方（兴朋公司）将承包探采会泽帮雄公司的银厂坡磷矿部分采矿点，转让给乙方（刘传华）进行探采。”据此，该合同并非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而是兴朋公司将其承包探采的雄邦公司银厂坡磷矿部分采矿点转让给刘传华探采，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相对方应为兴朋公司和刘传华，因此刘传华享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有权向兴朋公司提起诉讼并要求兴鹏公司承担责任。至于一审法院对“另案被收缴的80万元”的处理，亦无不妥，本院对兴朋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二、关于案涉《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的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614号民事判决确认王燕、张才周与兴朋公司签订的《磷矿探采出让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而兴朋公司在未取得相应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与刘传华签订案涉《磷矿采矿点承包协议》，将雄邦公司的银厂坡磷矿部分采矿点转让给刘传华进行探采，该合同依法亦应认定为无效。此外，关于刘传华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虽然刘传华在二审答辩意见中提出应改判杨兴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由于刘传华未提起上诉，而二审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因此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兴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50元，由宜昌兴朋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昊审判员 王瑞菊审判员 肖小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余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