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民申499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余家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柴林花园2栋1单元102号。法定代表人：赵家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燕，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琦，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欣，女，198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再审申请人湖北余家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家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杨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鄂01民终9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余家头公司申请再审称，申请人在具备交房条件且按照合同约定通知被申请人收房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拒绝收房，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审回避被申请人没有到申请人处收房这一事实，判令申请人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明显错误。（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没有查明被申请人是否要求交房。一、二审均没有查明相关事实，就武断地认定200余户业主都在2018年10月到合同约定地点收房，该认定完全与事实不符。（1）录音证据不能证明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设置了收房障碍。原审认定申请人设置收房障碍的主要证据是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童长春律师带领几位自称业主的人于2019年3月24日在申请人售楼部录制的录音证据，但该录音证据只能证明可能有4名购房人，而不是案涉全部业主到现场咨询收房手续相关事宜。被申请人当时可能到场，也可能没有到场，如果被申请人以该录音证据主张申请人对其设置了收房障碍，其应承担到场的举证责任。但被申请人在原审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2）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咨询收房事宜不能视为被申请人曾办理收房手续。2019年3月24日，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童长春律师到申请人处咨询收房手续，但该律师只是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收房行为属非诉行为，超出其授权范围，且该律师也没有提供业主委托其收房的授权委托书。2.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模板不能视为生效协议。该协议模板只是申请人起草的尚未正式发出的要约，不能作为认定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设置收房障碍的证据。3.在无法证明被申请人要求收房的情况下，案涉房屋未交付的责任不应归责于申请人。2018年8月、10月、11月的3份书面通知，均由申请人通过快递通知，申请人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告知义务。故在申请人已经具备合同约定交房条件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没有按照约定收房，应自担其责。（二）原审对认定申请人设置收房障碍的主要证据没有进行核实和质证。原审主要依据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3月24日收集的录音证据，认定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设置了收房障碍，但原审没有对录音证据进行核实，且一审也没有释明对录音证据的采信情况。（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案涉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只是申请人起草的尚未正式发出的要约，对被申请人没有拘束力。在本案纠纷成讼前，已有部分业主在没有签订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的情况下，办理了房屋交付手续。申请人在原审已经提交了该部分业主的名单和相应的收房协议等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但原审没有组织质证，也没有作为裁判依据。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对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认定是否错误。现评析如下：（一）关于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据此，本案的基本事实主要包括：第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案涉《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2018年8月31日前申请人将约定的房屋交付给被申请人，但申请人迟至2018年10月才通知被申请人交房，申请人该行为构成违约，毋庸置疑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各方均无争议。第二，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系案涉《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案涉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约定：“出卖人原因造成未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将该房屋交付买受人，则：出卖人从约定交付房屋之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应按日向买受人支付总房款万分之零点五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第三，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对此各方均无争议。第四，被申请人对前述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标准虽然提出异议，但一审宣判后其未提起上诉，视为其认同该支付标准。申请人在一审和上诉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视为认同该支付标准。故，双方对原审认定的违约金支付标准均不持异议。第五，被申请人未办理收房手续。（二）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对于何时应视为收房、即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双方存在争议。收房意味着合同双方就案涉房屋符合条件达成合意，拒绝收房意味着案涉房屋没有达到购房者约定的条件。在一审法院的协调下，余家头公司同意在被申请人不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交付房屋，且于2019年5月18日再次书面通知被申请人收房，原审据此认定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18日。申请人对此持有异议，申请人主张，首先，2018年11月6日案涉房屋已经具备交房条件，申请人数次通知业主收房，但被申请人无故拒绝收房，理应后果自负。其次，原审不应采信录音证据。原审认定申请人设置收房障碍的主要证据是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童长春律师带领几位自称业主的人于2019年3月24日在申请人售楼部录制的录音证据，且该录音证据只能证明可能有4名购房人，而不是案涉全部业主到现场咨询收房手续相关事宜。再次，原审不应采信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模板。该协议模板不能视为生效协议。该事由涉及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采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因此，一旦某一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待证事实具有较大盖然性，法官遵循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运用三段论和逻辑推理，并依据内心确信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系行使法定的自由裁量权，并无不当。本院审查时注意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就及时收房达成合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申请人认为案涉房屋没有达到交房条件而拒收。被申请人在一审法院建议下曾于2019年3月24日到申请人处要求收房，但在被申请人认可案涉房屋达到交房条件的条件下却没有收房。该事实也可进一步印证申请人就收房附加了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等被申请人认为不能接受的条件。进而推知，在2019年3月24日之前，要么案涉房屋没有达到交房条件，要么申请人设置了收房障碍，或者二者兼具。因此，申请人就收房附加了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等条件具有较大盖然性，原审采信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模板，并无不当。基于上述分析，余家头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同意在被申请人不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交付房屋，且于2019年5月18日再次书面通知被申请人收房，即便原审不予采信录音证据和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模板，也可据以认定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18日。质言之，录音证据和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模板无关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综上，余家头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三）关于新证据的认定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认定较为严苛，其目的在于督促、鼓励当事人尽量在一审、二审期间积极充分地行使举证等诉讼权利。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于符合前款规定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再审申请人说明其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本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该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且，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司法成本。生效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因自身主观原因未能在原审提交证据的，不应作为逾期举证理由成立的情形。本案中，余家头公司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在本案纠纷成讼前，已有部分业主在没有签订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的情况下，办理了房屋交付手续。申请人在原审已经提交了该部分业主的名单和相应的收房协议等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但原审没有组织质证，也没有作为裁判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由于该部分业主的名单和相应的收房协议等相关证据已经在原审予以提交，故这些证据均不是本院再审审查期间的新证据。其次，余家头公司申请再审并没有提交该部分业主的名单和相应的收房协议等相关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是法定的再审申请事由。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本案中，该部分业主的名单和相应的收房协议等相关证据并不构成本案的主要证据，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认为，“人无信则不立”，其来有自。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民法乃至整个法的基本原则，理应予以遵守，否则可能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果没有诚信意识，任凭“潜规则”盛行，每个人可能是潜在的作恶者，也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古今中外，概莫论外。且，古今万物归于一端，无外乎情、法、理，否则会视为异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案中，申请人在已经逾期交房的情况下，又以逾期交房违约金冲抵物业费协议，强行作为交房条件，试问，如果角色置换，申请人又会如何对待？该情何以堪？望引以为戒。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余家头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余家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郭龙梅审判员  肖 松审判员  刘 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阳书记员李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