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10民终6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华云，男，汉族，农民，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陕西忠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法定代表人：牛新会，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姣、李思瑜，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来五，又名曹侯明，男，汉族，农民，住山西省太谷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红，男，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刘艳，陕西秦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童曙蒙，男，汉族，农民，住西安市长安区。 上诉人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来五、刘玉红、童曙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州区人民法院(2019)陕1002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华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上诉人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姣，被上诉人曹来五、刘玉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被上诉人童曙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华云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为“由童曙蒙支付曹来五、刘玉红工程款824438元及相应利息；张华云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以毛某某、张福寿签字的一份证明就认定“陕西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商洛项目部承诺工程款由张华云支付”，免除了合同相对人童曙蒙的付款责任，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另外，2014年5月13日的《工程量计量确认单》和《工程量结算单》并不能说明张华云已实际参与曹来五工队工程的验收和结算，也不能证明张华云同意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一审法院没有引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条文，作为突破童曙蒙与曹来五劳务合同的相对性，亦没有引用或论述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张华云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条文，适用法律不当。3、刘玉红既不是童曙蒙与曹来五之间劳务合同的相对方，也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刘玉红和曹来五的合伙关系，更不是张华云或者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却直接加入诉讼成为涉案债权人，属于对原告主体身份认定不当，属于程序违法。 曹来五、刘玉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事实和理由：张福寿和毛云山出具的证明盖有“陕西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商洛项目部”的印章，表明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证明是认可、知情的，况且张福寿是张华云的叔叔，在工地负责张华云不在现场时的相关工作，并且保管项目部的印章，意味着张华云本人对此承认其对外的效力。该证明对张华云和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一审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合理合法。另外，答辩人所干工程的“工程计量确认单”和“工程量结算单”上有张华云本人的签字，也有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商洛项目部的盖章，能够证明张华云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向答辩人支付工程。一审法院判决张华云承担付款责任，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连带付款责任，是基于张华云与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关于刘玉红的诉讼资格问题，虽然刘玉红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但实际上刘玉红与曹来五共同组建了施工队，刘玉红具有原告资格，一审法院认定的诉讼主体资格正确，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童曙蒙辩称，工程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其与曹来五解除了合同，曹来五、刘玉红与张华云直接建立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张华云向曹来五、刘玉红支付工程款正确。对于上诉人提出刘玉红没有原告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刘玉红与曹来五是合伙关系，且有打桩的单子和上诉方付款的单子能够证明上诉方曾给刘玉红付款，上诉方是承认刘玉红的施工身份的。 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张华云的上诉理由。 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为“由童曙蒙支付曹来五、刘玉红工程款824438元及相应利息；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理由与张华云的上诉理由相同，并同时提出：一审法院判决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曹来五主张的劳务费理应由童曙蒙给付，退一步讲，即使张华云承诺由其支付，童曙蒙也不能当然免除责任，张华云最多也是补充付款责任人，而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既没有在“证明”、“工程量确认单”、“工程量结算单”上签字，亦无公司合同印章或行政公章盖章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 曹来五、刘玉红辩称，张华云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挂靠在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判决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正确。况且，在提供的相关证据中有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印章，也有项目负责人张华云的签字，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能以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行政公章为由否认其相关人员对外的法律效力。 童曙蒙辩称，曹来五、刘玉红打桩基产生的劳务费与其没有关系，曹来五、刘玉红也是一直向张华云和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索要劳务费，没有向其主张劳务费，故一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付款责任正确。 张华云同意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 曹来五、刘玉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840438元；2、判令被告以84043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4月19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陕西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其位于商洛市商州区的XX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中地基的基础处理部分，先后与尚诚公司签订土方工程施工合同，与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张华云挂靠)签订了桩基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10月13日，被告张华云（个人）与被告童曙蒙签订《桩基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张华云在商洛市商州区承包XX街商业街桩基工程，承包方式（以包清工形式承包给童曙蒙）、工程造价（工程造价单价为630元/立方米，空桩按110元/米另计算）、承包范围及内容（成孔灌注、钢筋笼加工及安装、资料、放线、现场管理、吊车、挖机、装载机、泥浆外运、桩间土、破桩土）。2013年11月份，原告曹来五（曹来五即曹来五与刘玉红系一个工队）与被告童曙蒙签署《劳务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童曙蒙名称为陕西省商洛市XX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XX街XX街）G区地下车库打桩劳务工程；曹来五钻机负责打孔、下笼、灌注，其他水费、电费、泥浆处理，各种材料都由童曙蒙负担；桩长以地面到桩底为准，单价为120元/米；工程款现金结算，不含税金。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盖章确认（即张华云项目部印章）。原告承包涉案工程后，积极组织工人施工，于2014年4月19日施工完毕。施工期间，原告方实际所完成工程量情况为：桩长15626米（合同约定120元/米）计1875120元、空桩（吊筋或高桩）2182米（审理中协议按110元/米）计240020元、接钢筋笼423套（合同约定20元/套）计8460元、F区增加价（自第五排桩开始增加价300元/根桩、共计151根）计45300元、打降水井64.1米（约定180元/米）计11538元，共计2180438元。施工期间，原告方工队向被告总借资（支）950000元（被告童曙XX户XX队700000元、被告童曙蒙经手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工队250000元，其中包含原告曹来五在被告张华云处拿的21000元），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2月5日代付给原告曹来五工队工人工资156000元，经被告张华云叔父张福寿给付原告曹来五工队110000元，被告张华云给付原告曹来五工队140000元，共计1356000元。2015年6月25日，被告张华云与被告童曙蒙就陕西省商洛市XX街旧城改造项目桩基工程进行结算，总工程款为3352369.726元，借支2052585元（含原告曹来五、刘玉红工队借支950000元），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代付工程款401616.20元（曹来五工队156000元、童曙蒙工队245616.20元，共计401616.20元，为方便记录后声明中明确为401616元，去零存整），2013年至2014年零碎支付732832元，共计3187033元。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共给被告童曙蒙涉案工程项目支付工程款情况（包含原告曹来五工队）：2015年6月25日，童曙蒙确认了2052585元；2013年-2014年，零碎支付的732832元（张华云工队、童曙蒙工队、曹来五工队具体谁用多少未进行结算）；2016年2月5日代付童曙蒙401616元[曹来五工队156000元，童曙蒙工队即童胜全25200元、童占锋8750元、贾志平（梁宏、肖胜涛）24570元、田委超30000元、王栋栋9520元、冯建武30000元、童峰（童小良）15400元、杨建卫（杨颖朝、杨佳俊、周胜峰）36540元、陈高翔（王存宝、白玉龙）34836.20元、童建伟30800元，小计245616.20元，共计401616.20元，为方便记录后声明中明确为401616元，去零存整，以上共计3588649.20元。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18）陕1002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陕西尚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支付桩间土开挖外运工程款580942.48元（具体应由哪个工队承担，各有说法）。原告曹来五、刘玉红工队所施工工程量结算款包含在被告童曙蒙工程量结算款内（工程造价单价为630元/立方米），但不包括合同外，2014年5月13日，由张华云签字并加盖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印章的工程量结算单上确认的56838元（曹来五施工队在商洛市XX工地XX区施工，因地下毛石原因，“我”项目部给施工队自第五排桩开始每根桩增加300元/桩，共计151根，款项45300元；降水井共计64.1米，单价180元/米，款项11538元。总计56838元）。另查明，2014年4月7日，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商洛项目部对原告工队出具证明一张，载明“证明今有曹来五施工队待商洛工地桩全部打完之后，一个星期内付至所完成工程量的80%。待检测全部完成后再付剩余20%。钻机撤场时，预支一部分工程款支付工人工资。工程款由张华云支付。毛山林（本人签名）张福寿7/4（本人签字）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商洛项目部2014.4.7.（加盖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非合同用章）”。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张华云(个人)与被告童曙蒙签订《桩基工程承包合同》，原告曹来五与被告童曙蒙签署《劳务合同》，虽原被告均缺乏资质，所签订合同无效，但合同涉及的位于商洛市商州区的XX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中地基的基础处理部分，已进行交工验收及结算并实际使用，故原告有权依据上述合同及结算结果主张工程款。经结算有证据可认定原告工队人工程款2180438元，已支付1356000元，下欠824438元。对于原告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应以可以认定的欠款824438元为准，并以此为基数，计算自2014年7月1日起（工程量结算单载明：2014年6月底结清工程款）至实际履行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于欠款824438元，其中合同外，由张华云签字并加盖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印章的工程量结算单确认的56838元以及空桩240020元，共计296858元，应由被告张华云支付；对于合同内欠款527580元，被告童曙蒙是与原告签订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对欠付工程款应承担支付责任，但因2014年4月7日陕西建筑基础工程公司分桩基第十分公司商洛项目部出具的证明中承诺“工程款由张华云支付”，且被告童曙蒙作为其的抗辩理由，被告张华云已实际参与了与原告工队工程的验收与结算、工程款项的直接支付以及直接监督管理，该笔工程款由被告张华云支付；被告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张华云的挂靠公司，应对被告张华云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请求的曹来五后期打桩11538元、刘玉红后期打桩16000元以及毛山林证明下欠160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童曙蒙不承担对原告支付工程款的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华云支付原告曹来五、刘玉红工程款824438元，并支付从2014年7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对被告张华云支付原告曹来五、刘玉红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刻章申请单，以证明2013年11月童曙蒙与曹来五签订的《劳务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对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证据2.陕西省建筑基础工程公司《印章管理制度〉，以证明“陕西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非合同用章)”仅作为变更工程项目施工联系单等与施工工序相关的业务使用，不能用于变更合同内容。2014年4月7日《证明》、2014年5月13日《工程量计量确认单》及《工程量结算单》加盖的“陕西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桩基第十分公司（非合同用章）”不对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证据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26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一审法院判决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既无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故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曹来五、刘玉红对以上三份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两份证据系上诉人单方面提供，属于其公司内部的相关管理制度，对外不产生效力。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判决只是体现了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就工程结算及工程款支付的问题，不能证明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童曙蒙对以上三份证据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证明目的。张华云对以上三份证据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可其证明目的。 对于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三份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与证据2系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自制文件，证明力不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但不能达到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证明目的。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华云借用上诉人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建筑资质，以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陕西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商洛市商州区的XX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中的桩基工程。2013年10月13日，上诉人张华云(个人)与被上诉人童曙蒙签订了《桩基工程承包合同》，将其承包的桩基以包清工的方式交由童曙蒙完成。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工程单价为630元/立方米，空桩按110元/米另计算；承包内容为成孔灌注、钢筋笼加工及安装、资料、放线、现场管理、吊车、挖机、装载机、泥浆外运、桩间土、破桩头。童曙蒙在施工期间，因施工进度问题，经陕西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调，以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将童曙蒙承包工程范围中桩间土开挖外运及泥浆外运工作交由陕西尚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完成。2013年11月份，童曙蒙与曹来五、刘玉红达成协议，将其打桩基的部分劳务工作交由曹来五、刘玉红完成，并由曹来五出面与童曙蒙签署了《劳务合同》，合同约定：曹来五钻机负责打孔、下笼、灌注，其他水费、电费、泥浆处理，各种材料都由童曙蒙负担；桩长以地面到桩底为准，单价为120元/米；工程款现金结算，不含税金。曹来五、刘玉红工队于2014年4月19日施工完毕。当日，童曙蒙工队主管童某某对曹来五、刘玉红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经确认曹来五、刘玉红完成的工程量为：有效桩长15626米、吊筋（高桩）2182米、接钢筋笼423套计8460元。2014年5月13日，张华云在曹来五、刘玉红制作的《工程量计量确认单》和《工程量结算单》（其内容为：曹来五施工队因地下毛石原因，我项目部给施工队每根桩增加300元，共计151根桩，计45300元。降水井64.1米，单价180元每米，计11538元。以上两项共计56838元。）上签字确认，并承诺在2014年6月底结清工程款。2015年6月25日，张华云工作人员与童曙蒙就陕西省商洛市XX街旧城改造项目桩基工程进行结算，经结算童曙蒙所承包工程的总价款为3352369.726元（包括曹来五、刘玉红工队所干工程在内）。之后，曹来五、刘玉红多次向童曙蒙、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索要工程款，张华云在2019年1月25日向曹来五、刘玉红出具承诺，其内容为：2019年农历初八毛山林上来对好账，正月十六在华运君城楼下茶秀跟曹来五、刘玉红，把账对清。如属实，必须承担。2019年2月27日，曹来五、刘红玉又通过电话向张华云索要剩余劳务费，并要求张华云出具条据，张华云以“出具条据会出事”为由予以拒绝。在多次索要劳务费无果的情况下，曹来五、刘玉红向商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童曙蒙、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剩余840438元劳务费及利息。 另查明，施工期间，曹来五、刘玉红工队向童曙蒙、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借资(支)950000元（其中向童曙蒙借支700000元、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童曙蒙借支229000元，向张华云借支21000元），施工结束后，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代付给曹来五、刘玉红工队工人工资156000元，张华云叔父张福寿给付曹来五、刘玉红工队110000元，张华云给付曹来五、刘玉红工队14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1356000元。另外，施工期间，童曙蒙向张华云借支2052585元（含曹来五、刘玉红工队借支950000元），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代付童曙蒙工人工资401616.20元。对于张华云提出在2013年至2014年间，其总计向童曙蒙借支732832元，童曙蒙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上诉请求及答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玉红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2、被上诉人曹来五、刘玉红主张的劳务费应由谁支付，一审法院判决张华云向曹来五、刘玉红支付劳务费824438元是否正确；3、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对824438元劳务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刘玉红的原告主体资格及一审审理程序问题。上诉人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刘红玉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将刘玉红列为案件原告，审理程序违法。对该上诉主张，经审理认为，2014年4月19日，童某某出具的工程量结算单，2014年5月13日张华云签字的工程量计量确认单，均承认刘玉红的施工人身份，现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仅以刘玉红未在2013年11月签订的《劳务合同》上签名，而否认刘玉红的施工人身份，认为刘玉红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外，经核实，被上诉人曹来五、刘玉红均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双方各带领一支劳务队共同完成涉案桩基工程的劳务。对于2013年11月签订的《劳务合同》为何只有曹来五一人签字的问题，也做出了合理解释。故二上诉人认为刘玉红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法院判决张华云向曹来五、刘玉红支付劳务费824438元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2013年11月童曙蒙与曹来五签订《劳务合同》，童曙蒙将打桩劳务分包给曹来五、刘玉红来完成，曹来五、刘玉红在完成打桩工程后，2014年4月19日童曙蒙施工队的工作人员童某某与曹来五、刘玉红进行了工程量结算，确定曹来五、刘玉红完成工程量为：有效桩长为15626米，空桩桩长为2182米，接笼费用为8460元。对于双方合同中涉及的劳务费用，依据双方合同约定，有效桩和空桩均应按每米120元进行结算，但在一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经协议空桩每米按110元计算，一审认定曹来五、刘玉红合同中劳务费为2123600元正确。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导致施工任务加大，张华云同意增加劳务费。对于增加的劳务费用，张华云在2014年5月13日进行了签字确认，确认增加的劳务费为56838元(其中F区增加价45300元，打降水井11538元。)。综上，曹来五、刘玉红所完成工程的劳务费总计应为2180438元，扣除童曙蒙、张华云和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已支付的1356000元，曹来五、刘玉红尚有824438元劳务费未得到支付。对于合同签订之后张华云同意增加的56838元劳务费，应由张华云进行支付，但实际上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曹来五所支付的费用远超该数额，故增加的56838元劳务费应认定张华云已支付。对于曹来五、刘玉红请求的剩余劳务费，按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由童曙蒙进行支付，但张华云于2014年5月13日在曹来五、刘玉红出具的《工程量计量确认单》上签字表示愿意在2014年6月底结清，之后又在2019年1月25日向曹来五、刘玉红出具“字据”，表示如果欠款属实愿意承担。故童曙蒙欠付曹来五、刘玉红的劳务费，因张华云曾向债权人曹来五、童曙蒙表示愿意进行支付，该表示属债务加入，张华云应对童曙蒙欠付曹来五、刘玉红的824438元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张华云对以上劳务费承担付款责任错误，欠付曹来五、刘玉红的824438元劳务费应由童曙蒙进行支付，张华云对以上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一审法院判决的824438元劳务费利息的起算时间点及利率问题，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认定。 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对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问题。经审理认为，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既不是曹来五、刘玉红劳务合同的相对方，又不是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也未向曹来五、刘玉红承诺自愿支付拖欠的劳务费，对于拖欠曹来五、刘玉红的劳务费，系童曙蒙与曹来五、刘玉红之间的合同关系产生，并非张华云与曹来五、刘玉红之间的合同关系形成，一审法院判决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童曙蒙与曹来五签订的《劳务合同》无效，但适用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进行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进行判决，故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对于上诉人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没有引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条文，作为突破童曙蒙与曹来五劳务合同的相对性，亦没有引用或论述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张华云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条文，适用法律不当。对该上诉理由，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虽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张华云与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不当，但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华云、陕西建工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19)陕1002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19)陕1002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被上诉人童曙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曹来五、刘玉红824438元劳务费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上诉人张华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19元，由被上诉人曹来五、刘玉红负担200元，被上诉人童曙蒙负担7219元，上诉人张华云负担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8元，由上诉人张华云负担12044元，被上诉人童曙蒙负担120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小平 审 判 员 闫莉霞 审 判 员 叶 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梁石锋 书 记 员 程 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