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1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扶余市。法定代表人：金宝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管延仁，男，1970年11月3日出生，住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敏全，男，1979年2月28日出生，住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余正邦公司）、管延仁、刘敏全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柳河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4民初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扶余正邦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扶余正邦公司一审的各项诉讼请求；2.由管延仁、刘敏全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对销货清单存在争议较大、具体交付时间不明、是否存在违约交付及具体违约交付多少不清等情况下，贸然按照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计算依据确定刘敏全、管延仁承担该项违约金，显然对刘敏全、管延仁不公平。本院认为，对该项违约金的具体数额，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具体交付时间、头数、猪只重量等参数明晰的情况下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因为扶余正邦公司提交猪苗交付的证据为3000头，管延仁虽抗辩说2800头，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其抗辩理由。管延仁对死亡确认单无异议，对其销售的696头猪只也是自认的，在管延仁提交的2019年5月6日的电话录音中也有明确表示，结合刘某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私自销售数量。猪苗总数减去死亡数量再减去管延仁私自出售的剩余数量就是1621头，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量不明晰的情况。2.对于要求管延仁、刘敏全承担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相关猪苗数量，饲料领用金额，兽药领用单等不予认可，但整个诉讼中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不是正邦公司提供的饲料、兽药等证据。3.因为按照合同约定，养户私自销售猪只，应当承担每头猪只3000元的违约金，其数量按照上述第一点上诉理由确定，不再赘述，管延仁、刘敏全应当承担私自出售的违约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第五款之约定，管延仁、刘敏全需要举证证明手中持有的剩余猪只数量，猪只在管延仁、刘敏全处委托养殖，无论从双方的合同约定以及交易习惯来看，都应由管延仁、刘敏全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在管延仁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明确表示猪只数量的留存，属于自认规则的范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正确分配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扶余正邦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管延仁、刘敏全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扶余正邦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销货清单，该销货清单上管延仁、刘敏全不是本人签写。管延仁、刘敏全对扶余正邦公司销售的生猪头数、重量、单价均不知情。一审时，因管延仁、刘敏全经济困难，只对其中一张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不是本人签写。因此，对于扶余正邦公司出售生猪的数量、重量及销售金额，管延仁、刘敏全均不知情，在管延仁、刘敏全对销售数量未经确认的情况下，扶余正邦公司主张私售696头，未按合同交付1219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扶余正邦公司的经理刘某某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自认给管延仁留700至800头，扶余正邦公司出栏后剩了360头左右生猪都是挑剩的、质量差的。合同是管延仁、刘敏全与被调查人刘某某签订的，管延仁、刘敏全没有接触过该公司其他能说的算的领导，因此，管延仁认为留下的生猪就是给管延仁的，用以解决部分工人工资等费用。扶余正邦公司将生猪出栏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与管延仁、刘敏全进行结算，管延仁欠付工人工资、货款将无法进行给付，扶余正邦公司将生猪出栏后，不再供应饲料，将驻地的技术员也撤走了，技术员不在，没有人申请饲料，生猪已无饲料喂养，随时都有可能饿死。工人堵门索要工资及欠付货款，无奈，管延仁零星出售剩余生猪，并用以支付工人工资，具体数量、销售额没有进行统计，随时出售随时赔偿欠付费用。扶余正邦公司留下的生猪是给管延仁的，管延仁可以随时出售，因此管延仁、刘敏全不存在违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每头3000.00元的赔偿金。该合同约定系无效格式条款，该条款也属于罚款条款，扶余正邦公司不是执法部门，无权罚款。管延仁、刘敏全从未阻挠销售，销售单上无管延仁、刘敏全签字，也可证明扶余正邦公司出栏生猪是自由的，因此，管延仁、刘敏全不应支付违约金。扶余正邦公司虽提交了猪苗数量、饲料领用单、兽药领用单等证据，但扶余正邦公司经理刘某某认可猪苗中有300头是残次猪苗、三头顶一头，管延仁、刘敏全提交的电话录音中其也承认，签订单据中也予以了认可。饲料领用单、兽药领用单无管延仁、刘敏全的签名，因经济原因，管延仁、刘敏全只申请鉴定了其中各一份，鉴定结果均不是本人所签写。另外，管延仁、刘敏全无法对全部单据进行鉴定系因扶余正邦公司未结算，导致管延仁、刘敏全无法取得养殖收益所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扶余正邦公司出栏生猪后，技术员撤走，也不再供应饲料，管延仁有理由相信留下的生猪就是给管延仁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未依法认定管延仁、刘敏全违约。因扶余正邦公司一直不对生猪回收，导致生猪超期养殖，超期养殖就会超出料肉比，按照扶余公司的主张，仅料肉比一项罚款就高达25万余元，还有工人工资及货款等，管延仁该一批养殖要损失300多万元，因此应认定扶余正邦公司违约。按照扶余正邦公司的主张，其公司想何时出栏就何时出栏，生猪养殖不可能无限期的养下去，合同设置的185天就没有任何意义。管延仁、刘敏全一审提交和刘某某的微信截图也可以证明，扶余正邦公司是在等待生猪价格的上涨，如一直养下去，生猪长到一定的重量，光吃料很少长肉，管延仁就要接受料肉比的罚款，只赔不挣，该约定不符合事实，应认定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四、扶余正邦公司出栏生猪数量、重量不明确。管延仁、刘敏全不认可销售单。另外，该批生猪为超期养殖，膘好，毛重应在350斤左右，而销售单上均重300斤左右，显然是扶余正邦公司对数量和重量进行了造假，进而造成了销售幅度减少，结算时可以少给或者不给，再依据料肉比的罚款，从管延仁处获得利益，该行为显然坑害农民的表现。五、双方的合同应进行司法审计。扶余正邦公司至今未给付管延仁、刘敏全任何费用及利润，一审法院明确释明扶余正邦公司是否进行审计，但该公司予以撤回，显然是怕司法审计暴露出审计结果是负数。管延仁是养殖户，不但投入人工费、货款等无法收回、还要承受料肉比罚款，从而可以认定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因此在未经审计的情况下，扶余正邦公司销售生猪数量不明、重量不明，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管延仁、刘敏全上诉请求，1.撤销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4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管延仁、刘敏全一审的反诉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扶余正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依法确认扶余正邦公司构成违约。管延仁、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的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约定的出栏天数为185日（35天+150），管延仁超过150日养殖，每日要接受肉料比超期的罚款，由此可以认定养殖期限，但扶余正邦公司未在该期限内回收生猪，已经违反约定，对于该事实管延仁、刘敏全也提供了证人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驳回该诉求不当。二、一审法院认为管延仁违反合同约定不正确。管延仁作为老百姓，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合同的人员为刘某某，履行合同也是与刘某某进行沟通联络。超期养殖后，刘某某承诺给管延仁留700-800头生猪，管延仁无论是签订合同还是履行合同，均是与刘某某沟通，因此对于刘某某承诺具备信赖利益，且留了700-800头生猪后，扶余正邦公司即不再供应饲料，管延仁有理由相信，留的700-800对生猪可以出售。而在管延仁与扶余正邦公司的刘某某的录音中，也能够确认刘某某同意管延仁处分留下的生猪。因此，管延仁未违反合同约定。三、管延仁、刘敏全一审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管延仁养殖该批生猪，扶余正邦公司一直未进行结算，也未给付任何费用，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事项均存在，且超期养殖每天均进行罚款。因此，管延仁、刘敏全依法主张自己的权益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不当。扶余正邦公司辩称，1.合同没有约定养殖期限为185天，不存在超期养殖；2.管延仁应当提供适合的场地，是指适合猪只养殖的场地，应当提供人工，这是合同项下的约定，不存在公司再另行补偿的问题，如再另行补充就是雇佣关系；3.公司没有任何人承诺管延仁将696头生猪出卖，价款归其所有；4.一审法院认定不进行审计无法确认，这个认定事实不正确。因为合同有履行顺序，先履行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约定，先履行合同一方又没有证据证明后履行的一方丧失清偿能力，不能拒绝履行合同的先履行义务，所以养殖公司不能进行结算；5.即便一审认定扶余正邦公司没有进行通知对方交付生猪，不能确定对方违约，但当起诉状副本到达管延仁、刘敏全时，也应当视为交付通知到达对方。扶余正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管延仁、刘敏全就未按合同约定交付部分（1219头生猪）金额的2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44161.60元；2.判令管延仁、刘敏全支付赔偿金（私自出卖生猪696头×3000元）2088000.00元；3.判令二被告赔偿损失1351574.72元；4.判令管延仁、刘敏全阻挠销售罚款5000元，以上合计3988736.32元；5.由管延仁、刘敏全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管延仁、刘敏全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猪舍维修费用暂定12万元（具体数额以鉴定为准）；2.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各项费用808345.48元；3.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应得净利润499200.00元；4.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无法喂养到期时购买仔猪遭受的损失120万元；5.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返还管延仁押金30万元，以上合计2927545.4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间，管延仁与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达成委托养殖生猪关系，双方合作较好。2018年8月29日，管延仁继续与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合作饲养该公司猪只，但因其涉诉执行案件，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为防止公司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相应执行措施，便与管延仁的司机刘敏全签订了《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后因该批生猪的实际饲养者为管延仁，公司又与管延仁后补签了上述合同及附件，两份合同编号均为YZHTNJ×××××。合同约定“甲方（正邦）以记账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乙方（养户）提供适合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甲方负责猪只销售，在该批猪只全部销售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结算款。生猪养殖合作过程中，甲方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以及经饲养而成长的肉猪，均属于甲方财产，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无权处分该财产。猪苗及物料定价标准以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结算方案》为准。猪只回收标准及回收价格按《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委托养殖费用按《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结算款应在结算单签字后7个工作日内转帐完毕。当委托饲养的猪只达到上市条件后，甲方将开始安排销售，甲方根据市场行情有权决定提前或者推后上市，上市时，甲方应提前7小时通知乙方，乙方必须配合甲方按时销售。乙方未按甲方通知卖猪时间及约定质量交付猪只的，如借故阻挠、拖延甲方销售，应承担违约金5000元；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对未交付的猪只，乙方除应向甲方交付未交付猪只的总价值外（以猪只正品回收价计），还需向甲方支付该未交付猪只20%的违约金。乙方私自变卖甲方委托养殖的猪只、提供的物资，乙方必须赔偿，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3000元，变卖饲料每40公斤，赔偿500元，私卖疫苗、药物的，按价双倍赔偿。”等内容，双方签订合同后，扶余正邦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向管延仁、刘敏全交付猪苗3000头，其中二级猪苗300头。管延仁接收猪苗后，开始进行饲养，实际饲养期限为自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4月6日-26日止，饲养时长8个月，期间因病死亡683头（双方签字确认）。2019年2月间，管延仁因该批猪只超期养殖等问题多次与德惠分公司负责人刘某某电话联系，要求公司尽快销售生猪，但公司迟迟未能销售，后在扶余正邦公司准备销售该批猪只时，因管延仁认为该批猪只超期饲养，成本过高，如按合同及结算方案结算，必定赔钱，便要求公司先行结算公司有关领导口头承诺给其的相关费用后再销售该批猪只，否则不让拉猪，德惠分公司负责人刘某某为防止猪只拖延销售，便答应管延仁可留700至800头正品猪只，待其与公司相关领导研究后再做处理，故管延仁于2019年4月6日至4月26日间向扶余正邦公司交付正品猪1621头，扣留部分正品猪只被其私自出售{公司认为其扣留696头（猪苗3000头-死亡683头一销货清单记载1621头）}，双方就已交付猪只及扣留猪只如何结算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引发纠纷，扶余正邦公司将刘敏全、管延仁诉至该院，提出前述本诉请求。在该院受理本案本诉后，刘敏全、管延仁以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在先，致使其超期饲养该批猪只，造成各项饲养成本过高，且公司负责人承诺向其交付猪苗按2800头计算，并答应其可扣留700-800头正品猪自行处理为由，针对本诉提起反诉，请求该院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其猪舍损失、原材料费用、工人工资、应得净利润、预期损失及返还保证金等合计2927545.4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针对本诉的争议一是管延仁、刘敏全是否违反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二是管延仁、刘敏全应否向扶余正邦公司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损失及阻挠销售罚款等合计3988736.32元，三是本案是否存在阴阳合同，四是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是否属于格式条款；针对反诉的争议一是扶余正邦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是管延仁猪舍损失与扶余正邦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否给予赔偿，三是扶余正邦公司应否给付管延仁各项费用808345.48元、应得净利润499200元、预期损失120万元及意向押金30万元。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该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判：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112条规定：“种植、养殖回收合同是指一方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或者种苗产品（种子、动物家禽幼苗），甚至种植、养殖饲料，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喂养、种植，成品由提供技术方保价回收的合同。”本案案涉《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是双方当事人就其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回收方式、结算方案、解决纠纷等方面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并不违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符合《民事案由规定》的规定，故本案案由应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二、关于双方是否存在违约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存在先后履行顺序的情形，按照合同约定，扶余正邦公司应先向管延仁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管延仁作为养户应提供适合公司规定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在其接收猪苗、饲料等物料后，应按公司规定的饲养标准及合同约定喂养猪只，在仔猪成品后向公司交付正品猪只，待公司按照结算方案进行结算后，向其支付饲养费用。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扶余正邦公司已经履行了其应承担的义务，并未存在违约情形，而管延仁在公司要求其交付正品猪只销售时，以该批猪只超期养殖、成本过高为由拒绝交付，要求公司先行结算其付出的相关费用再交付猪只，后在公司负责人允许其扣留部分猪只等待公司研究决定期间私自将扣留的猪只出售，其行为构成违约，虽其抗辩按照合同约定，该批猪只扣除仔猪日龄35天饲养期限为150天，其饲养期间长达8个月，公司存在违约情形，但双方在《委托养殖合同》当中并无明确约定，只是约定“乙方按上市通知时间将回收猪只押运到甲方指定地点过磅”，另在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结算方案》当中约定“累计领料超出6.575包/苗或批次日龄超过185天，继续领料须经公司批准。”并无饲养期限150天的约定，故管延仁抗辩扶余正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因无证据证明，该院无法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阴阳合同问题。所谓“阴阳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内容不相同的合同，一份对内，一份对外，其中对外的一份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以逃避国家税收等为目的，对内的一份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或者口头。本案扶余正邦公司先后与刘敏全、管延仁签订两份内容一致的“委托养殖合同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管延仁涉及其他诉讼案件有可能执行公司财产，故本案两份合同并非“阴阳合同”，而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属于显名代理，且扶余正邦公司是按照单份合同约定的数量交付3000头仔猪，后刘敏全将该3000头仔猪交付给管延仁实际喂养，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期间饲养人为管延仁，扶余正邦公司与管延仁均知道刘敏全与管延仁之间系显名代理关系，故本案不存在阴阳合同。四、关于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是否属于格式条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合同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是双方当事人针对养户出现违约情形订立的违约责任，在签订本合同时，双方均系自愿签订，且管延仁在2017年也是按照该格式合同签订并履行，故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不属于格式条款。管延仁抗辩《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相关约定属于格式条款的目的是其认为该批猪只超期养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推迟上市所造成，并认为公司违约在先，但按双方合同约定并无证据显示公司存在违约情形，而该批猪只确实存在养殖期限较长的事实，只是双方未能妥善处理，直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双方也未能进行友好协商，故该院对管延仁抗辩合同第七条属于格式条款及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在先的主张无法支持。五、关于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及具体责任数额问题。该院在前述评判双方是否违约问题时，已经认定扶余正邦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管延仁、刘敏全存在违约情形，按照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的约定，管延仁、刘敏全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针对扶余正邦公司的具体诉求，该院从以下几方面阐述评判理由：（一）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承担未交付部分违约金544161.60元的诉求，因其是按照刘敏全未全部承认其签名的销货清单并按1219头正品猪只、平均重量310斤、单价7.2元的20%计算所得，但其并未提供公司通知管延仁、刘敏全交付猪只的具体时间及是否存在拖延交付的相关证据，而管延仁、刘敏全实际交付猪只总数为1621头（公司提供结算说明记载），每头猪只重量并不均等，且刘敏全、管延仁对公司提供的销货清单未全部认可，而该院庭审时经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委托审计事务所对该批猪只进行清算，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进行清算，庭后刘敏全、管延仁未提交申请，扶余正邦公司提交了申请，但在委托清算期间，扶余正邦公司于2019年7月6日以合同明确约定结算方案，帐目清楚，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由撤回申请。该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对销货清单存在争议较大、具体交付时间不明、是否存在违约交付及具体违约交付多少不清等情况下，贸然按照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计算依据确定刘敏全、管延仁承担该项违约金，显然对刘敏全、管延仁不公平。该院认为，对该项违约金的具体数额，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具体交付时间、头数、猪只重量等参数明晰的情况下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二）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赔偿其损失1351574.72元的诉求，因其是按照公司统计销货清单1621头、管延仁扣留696头、猪苗领用金额、兽药领用金额、饲料领用金额、料肉比扣罚等数据计算所得，但因刘敏全、管延仁对销货清单、兽药领用单、饲料领用单等部分票据不予认可，且经鉴定机构鉴定，销货清单、兽药领用单、饲料领用单各一张均非刘敏全所签，故扶余正邦公司的计算依据不足，如按该标准确定具体赔偿数额对管延仁、刘敏全显失公平，该院认为，对该项赔偿损失，双方也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双方均核实认可的数据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三）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赔偿私自出售696头猪只损失2088000元的诉求，因该计算标准是扶余正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计算所得，虽管延仁抗辩公司交付猪苗不是3000头，应当按照公司承诺的2800头计算，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再因刘敏全、管延仁对销货清单部分票据不予认可，且经鉴定机构鉴定，销货清单其中一张并非刘敏全所签，故扶余正邦公司按照696头计算该项损失证据不足，该院认为，对该项赔偿损失，双方亦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双方均核实认可的数据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四）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给付阻挠销售罚款（违约金）5000元的诉求，虽然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当中对此有明确约定，但因扶余正邦公司并未提供公司通知管延仁交付猪只的具体时间及是否存在拖延交付的相关证据，故该院无法支持。六、关于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问题对于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扶余正邦公司赔偿其猪舍损失12万元、原材料及工人工资等各项费用808345.48元、应得净利润499200元、预期损失120万元及意向押金30万元合计2927545.48元的诉求，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猪舍损失与扶余正邦公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且其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当中对上述相关费用并未明确约定，该院无法支持；对其主张公司返还意向押金30万元，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公司交付押金的具体数额，而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已返还押金18万元，对是否尚有12万元押金应予返还不明，其应与公司进行清算时进行核对，待清算结束后协商解决或另案告诉。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敏全、管延仁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4866.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0220.00元，由被告刘敏全、管延仁自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管延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三处异议。针对第一处异议，认为管延仁没有阻挠拉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并未有阻挠拉猪的表述。针对第二处异议，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待其与公司相关领导研究后再做处理”管延仁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并未认定管延仁对此知情。针对第三处异议，管延仁认可其已将剩余生猪出售，而针对数量，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量系扶余正邦公司主张的数量。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管延仁申请对其一审时未申请鉴定的另外12张销售单上的刘敏全的笔迹及指纹进行鉴定，因该12张销售单一审法院并未采信，且其在二审申请鉴定超过举证期间，故本院不予准许。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扶余正邦公司的一审诉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扶余正邦公司一审时提出的前三项诉求，需基于管延仁向其公司交付的生猪数量、重量，未交付生猪的数量、重量及市场价格及领取饲料、兽药的数量、金额等事实予以综合计算，而根据扶余正邦公司提交的证据，其中涉及本案基本事实的销售单、饲料及兽药领用单，根据鉴定意见，其中均存在不真实的单据，故一审法院未采信上述三种单据正确，而在一审法院释明双方可通过审计的方式确定结算款的情况下，扶余正邦公司亦没有申请，现双方又对上述基本事实存在争议，所以根据扶余正邦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给付数额，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进行协商或者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者另案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扶余正邦公司一审提出的第四项诉求系按照合同约定要求给付阻挠销售罚款（违约金）5000.00元，因扶余正邦公司并未提交管延仁阻挠销售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该项诉讼并无不当。关于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因管延仁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猪舍损失系扶余正邦公司行为导致，其主张的其他费用合同亦没有明确约定应由扶余正邦公司承担，其主张应返还的押金亦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给付数额，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请求并保留其清算确定应返还押金数额后可另案主张押金返还并无不当。本案诉讼因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而导致。管延仁主张其超期养殖，扶余正邦公司则主张合同对养殖期限没有明确约定。虽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养殖期限，但是按照日常经验法则，委托养殖应存在一定的期限，但该期限的合理区间及如果超过合理区间养殖应如何处置双方均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扶余正邦公司主张管延仁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生猪并私自出售，但扶余正邦公司在生猪出栏时，相关工作人员同意留存部分生猪，并撤走了原养殖技术人员及不再供应剩余猪的饲料，却对留存部分生猪如何处置没有进一步的明确。所以在合同约定不明，双方又未提交的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均应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协商解决或者待清算完毕及相关证据充分后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扶余正邦公司、管延仁、刘敏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930.00元，由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负担38710.00元，管延仁、刘敏全负担3022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盖晓晨审判员  张晓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奕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