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6民终5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9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丘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丘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某，女，198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丘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燕，河南陈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9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郸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郸城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书亮，沈丘县言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某1、王某2、史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沈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4民初5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某及上诉人王某1、王某2、史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燕，被上诉人刘某2及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书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史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显失公正。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供了一段手机视频，视频中的妇女在别人诱导下作虚假证言，该证人没有参加下彩礼的事。出庭证人崔某和刘某3证明下彩礼的经过相互矛盾，有的证明是经过介绍人把彩礼交给王某1、王某2，有的证明是经过媒人的儿媳雯雯交给王某1和王某2。崔某和刘某3与刘某1系亲属关系，作虚假证言，导致错误判决。2、上诉人史某不是案件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让史某承担返还责任不正确，不符合法律规定。史某不知道刘某1与王某1定亲的事，也没有参见过定亲压贴，判决书认定史某返还彩礼于事实不符，显失公正。刘某1、刘某2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适当。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有媒人王秀兰的调查笔录及视频资料，同时下彩礼时直接参与人崔某、刘某3到庭作证。庭审后，法庭对媒人王秀兰的证言及下彩礼的事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实，大量的证据均能相互印证一致，可以认定案件的事实。现上诉人以媒人未出庭作证，证人系被上诉人的亲属为由进行辩解，对证据法规存在曲解。2、一审认定上诉人史某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本案王某1虽然已经成年，但其本人经济不独立，且与史某、王某2共同生活在一起，所收受的彩礼用作家庭共同生活当中。××××年史某与王某2就办理了合法结婚登记，且与王某2、王某1共同生活。2016年农历3月份，被上诉人下彩礼时，史某直接参与了彩礼的收受。无论是不同意亲事，还是后来解决返还彩礼的事宜都是史某出面与媒人或被上诉人进行交涉的。被上诉人起诉史某为被告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99000元、见面礼3600元，共计102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某1与被告王某1于2016年春经人介绍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同年农历3月16日按农村习俗原告向被告下彩礼99000元，见面礼、倒茶钱3600元，共计102600元。后原告刘某1与被告王某1交往期间因故解除婚约，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未果，提起诉讼。被告王某2与史某与××××年办理结婚登记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婚约财产是当事人之间以登记结婚为目的由一方支付给另一方的财产，若登记结婚这一目的未得以实现，接受婚约财产的一方有义务将所接受婚约财产返还给给付方。本案中，原告刘某1与被告王某1经人介绍相识后确立婚约以及原告方到被告家定亲下彩礼99000元、见面礼、倒茶钱3600元的事实，由当天下礼的人员及媒人到庭作证，足以认定。原告刘某1与被告王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婚礼共同生活，双方因故解除婚约，原告刘某1要求被告返还彩礼99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见面礼及其他礼品，属当地习俗的演变，是一方为表示心意，自愿给付另一方的，当不属彩礼的范畴，原告要求返还，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某2、王某1、史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某1、刘某2礼金人民币99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176元，由被告王某2、王某1、史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某1、王某2、史某提供出庭证人王某3、李建华证言，证明本案上诉人并未收取被上诉人所送的彩礼。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质证意见，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询问被上诉人，在下彩礼的时候，该两位证人均未参与，故该两位证人的证言与事实相悖。虽然证人出庭作证了，但是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未下彩礼，只是不知道下彩礼的事。只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婚约存续期间，有下彩礼的事实，王某1与史某生活在一起。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属二审新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婚约彩礼是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在婚约彩礼纠纷中，证明彩礼给付事实及数额的证据形式具有其不同于其他类型案件的特殊性，接受彩礼一方不会向给付彩礼一方出具书面收条，如出具收条，则与风俗习惯不符，也不为接受彩礼一方的感情所接受，不可能存在直接给付的书面证据，证明彩礼给付事实的证据形式大多表现为证人证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参与订婚彩礼给付的各方人员，均与各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如具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等，如与当事人各方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无关人员，也不会参与订婚彩礼给付事宜。因此对婚约彩礼纠纷中的证人证言效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审中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提供证人崔某、刘某3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订婚时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的事实，崔某证明经过媒人的儿媳文文将彩礼交给王某2，刘某3虽当庭证明彩礼是交给媒人，由媒人交给女方家里人，但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中刘某3证明彩礼交给媒人儿媳进行转交，两位证人即使与被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但两位证人作为订婚参与人，在证明被上诉人给付了上诉人彩礼及彩礼数额为99000元的基本事实上是一致的。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对双方的媒人王秀兰的调查笔录，庭审后一审法院对王秀兰进行了调查核实，王秀兰同样证明了被上诉人订婚时经王秀兰儿媳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的事实，王秀兰的证言并未受到他人诱导，是其自由意志的表达。上述证人证言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上，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当地习俗在订婚时有给付彩礼的习惯，结合日常经验法则，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款99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的事实。上诉人上诉称未收到彩礼款与当地风俗习惯不符，其二审证人不能否定收到彩礼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史某称未参与王某1订婚，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崔某证明下彩礼时史某在场，媒人王秀兰也证明下彩礼时史某在场，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某3也证明订婚卸礼品时史某在场的事实，史某作为王某1的继母不参与王某1的订婚这一人生大事与常理不符，其称不在场未参与订婚与客观事实不符。王某1虽已成年，但尚未独立生活，父亲王某2、继母史某与其共同生活，史某参与了王某1的订婚及接收彩礼过程，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判决其承担返还彩礼责任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史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建松审判员  张淮滨审判员  朱发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郭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