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5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福安，男，195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稳柱，海南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列明，男，195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锦育，男，198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载育，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英，女，195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红，男，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光，男，197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小卫，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叶，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福安因与被上诉人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8民初13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福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等人将冒领的拆迁（征收）补偿费935860元支付给周福安，将现存于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账户龙歧村“CA150-3分得框架183.8m2，混合8.97m2及所有附属物”拆迁（征收）补偿费（约67万元）属周福安享有，两项合计1605994元；2.案件受理费由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0年4月18日，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与周福安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提供宅基地、周福安提供建房资金，合作建造七层楼房；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分取两层（1-2层），周福安分取5层（3-7层）；土地使用权不按房屋所占比例分取、周福安只“享有1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周福安出资建设时，为便于屋顶维修维护、在七层之上加建了大半层（约120平方米）。2015年初龙歧村将要“棚改”消息传出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要求分取周福安在七层之上加建的房屋。为此双方经协商确定加建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双方各得一半，土地使用权则按照各得的房屋面积确定各方享有的份额。据此何锦育代表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与周福安在2015年9月29日共同签订“顶半层壹佰贰拾平方，国家征用补偿款甲、乙双方各一半”的补充条款，删除第二条“乙方即享有1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约定。2016年龙歧村“棚改”项目启动后，“棚改”组织单位将本案争议的“棚改对象”土地/房屋产权分割、增加现场编号为CA150。调查确认土地面积181.5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中，框架结构1402.99平方米，混合结构8.97平方米。根据《海口市美兰区龙歧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CA150号181.55平方米土地征收补偿费（含各项奖励、补助，每平方米13980元）2538069元，1402.99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征收补偿费（含各项奖励、补助，每平方米3502元）4913271元，8.97平方米混合结构征收补偿费（含各项奖励、补助，每平方米2619元）23492元，附属物补偿费18589元。与CA150相邻的CA149土地和房屋属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所有，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在其提起的《合作建房协议书》效力诉讼中提交的第6号证据《土地房屋现场调查表》，证明CA150号土地面积大于CA149号土地面积。但在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现场指界确认”下，CA149号土地面积达308.64平方米，而CA150号土地面积只有181.55平方米，竟不足其上房屋的基底面积。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向龙歧村“棚改”组织单位投诉，称周福安不是龙歧村民，不是“棚改”被征收人，CA150号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费仅按181.55平方米计7493421元完全属其所有，征收补偿费应完全向其支付，再由其酌情付给周福安。龙歧村“棚改”组织单位根据海口市政府海府[2015]54号印发的《海口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2012年4月10日《海口市主城区个人住宅规划建设暂行管理规定》施行前建设，区人民政府认定为违法建筑以外的个人住宅房屋及房屋部分予以补偿）规定，认定周福安属被征收人，应给予征收补偿费以及各项奖励、补助。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又称双方已在2015年9月29日删除了“乙方即享有1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约定，土地征收补偿费完全属其所有，房屋征收补偿费则按协议及补充条款约定[其享有两层（第1-2层）和顶层一半的面积]分取。周福安不从，龙歧村“棚改”组织单位主持调解亦无果，遂议定所有征收补偿费暂存于“棚改”组织单位，待双方协商一致，或经仲裁、诉讼得出结果后按裁判分取。但不久“棚改”组织单位经不住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多方纠缠，将CA150土地征收补偿费2538069元支付给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在周福安据理质问下，龙歧村“棚改”组织单位将CA150部分（1219.19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的征收补偿费（含各项奖励、补助）4271127元支付给周福安，留存183.8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8.97平方混合结构房屋及附属物的征收补偿费685749元，称该款项应由周福安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通过诉讼解决，其将按照判决支付。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有：1.周福安权利主张（即诉讼请求）不是限于“该土地相关权益”。首先涉案的龙歧村CA150号“棚改”征收补偿费除了相应的土地，主要是地上由周福安出资建设的房屋；其次周福安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争议的首要事项是尚存于龙歧村“棚改”组织单位的183.8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8.97平方米砖混结构房屋、所有附属物的征收补偿费（共685749元）应属谁享有。正是因为双方有争议，“棚改”征收组织单位才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安置协议”，将补偿费留存在其账户。原审判决没有查明CA150号除了土地、更有1402.99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和8.97平方米砖混结构房屋以及附属物，没有查明争议的征收补偿费分配除了土地补偿、更多的是房屋补偿，对周福安的请求和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的抗辩事实不作必要的厘清。2.国家土地管理法律及政策规定禁止转让农村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其目的是维护农业用地不被非法流转用于非农建设；将买卖农村集体土地的合同认定无效，其目的是将非法流转的土地返还给农民集体用于农业生产。而本案涉及的CA150号土地是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祖遗宅基地，其功能是居住用地而非农业生产用地。2010年前龙歧村已“村改居”多时，2016年已确定进行“棚改”，2017年初便已拆除。CA150号土地本不是农业生产用地，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主张《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目的不是将该地收回用于农业生产，而是获取不法利益、即由周福安出资建设的房屋征收补偿及各项奖励、补助完全属其享有。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裁判原则是：如果因合同无效而将征收补偿权益判予主张合同无效一方，让其享有征收补偿权益，将致失信人获利而让守信人受损，这既违背合同无效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亦不利于维护交易秩序、交易稳定和安全，更与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因此在认定合同无效后，须按合同约定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原审判决不支持周福安的权利主张，驳回周福安按《合作建房协议收》约定的房屋分配比例、分取CA150号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费（含各项奖励、补助）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国家的土地管理法律和政策规定以及无效合同法律制度的本意，违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原则。综上，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涉案的基本事实，没有厘清周福安权利主张和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抗辩理由所关联的事实，教条式适用合同无效法律规定，违背上级法院确定的审判规则，不当维护了失信人不法利益，损害了守信人合法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周福安特依法提起上诉，请依法审处。被上诉人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基于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已经（2018）琼0108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效，因此，周福安主张对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所拥有的农村集体性质的宅基地享有权益，不存在事实依据。周福安在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中主张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向其支付拆迁（征收）补偿费1605994元，实际是宅基地的补偿费。虽然周福安在《民事上诉状》中列举的所谓的“周福安权利主张（即诉讼请求）不是限于‘该土地相关权益’”，但事实上，周福安的诉讼请求就是土地权益。因为，周福安在《民事起诉状》中认为根据《合作建房协议书》其应分得第3-7层面积919平方米，第八层的一半约为58.2平方米，合计应当分得房产为977.24平方米，但是，根据周福安一审所提供的证据8，即其与拆迁部门于2016年6月27日所签订的《货币化安置协议》，其和拆迁部门所签订的征收补偿的面积为1219.19平方米，这1219.19平方米的征收补偿款和各项奖励、补助合计为4271127元，拆迁部门早在2017年初就将前述4271127元支付给了周福安，因此，事实上周福安已经通过不正当手段多拿了241.95平方米（1219.19平方米-977.24平方米）楼房的补偿款和各项奖励款847551元（每平米补偿款和各项奖励款为3503元×241.95平方米）。也就是说，就地上八层建筑物部分，周福安已经多拿钱了，而周福安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认为其还应当享有150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周福安主张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还应向其支付拆迁（征收）补偿费1605994元，事实上就是主张应当属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的土地权益。一审法院鉴于《合作建房协议书》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周福安可以对其损失，也就是合作建造的八层楼房依法主张相应权利，而不能对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依法拥有的集体性质的宅基地主张权利，鉴于周福安所提的诉讼请求不当，一审法院驳回周福安的一审请求完全正确。二、周福安更改一审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定程序。周福安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判令何列明等六被告向其支付拆迁（征收）补偿费1605994元（其中：935860被何列明等六被告冒领，约67万元尚存在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海口市××区房屋征收局处）”，这个诉讼请求是债权请求权。而周福安在《民事上诉状》中第二项上诉请求是判决67万元属周福安享有属于确权请求，和一审的债权请求权是不一致的，二审不应当对其审理。三、周福安的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针对周福安的“判令何列明等六人将冒领的拆迁（征收）补偿费935860元支付给周福安”的请求，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认为，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等六人是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是《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方案》第四条明确规定的“被征收人”，何来的“冒领”？反而是周福安假冒权属人身份和拆迁部门签订《货币化安置协议》，“冒领”、“多领”地上建筑物补偿款和各项奖励款。另外，周福安并没有就地上建筑物和拆迁部门签订过任何补偿协议，只是就宅基地和拆迁部门签订了《货币化安置协议》，周福安所领取的补偿款仅限于宅基地的补偿款，由于周福安不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宅基地的补偿款和周福安没有任何关系，周福安要求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将宅基地补偿款支付给周福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周福安的“判决现存于海口市××区‘CA150-3分得框架183.8m，混合8.79及所有附属物’拆迁（征收）补偿费（约67万元）属周福安享有”的请求，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认为，根据《合作建房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分得合建楼房的第一、第二层，而周福安在诉请中声称的‘CA150-3分得框架183.8㎡，混合8.79㎡及所有附属物’为合建楼房的第一层，属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所有，周福安要求确认第一层的补偿费属于其所有，和《合作建房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严重相悖，可见周福安在本案中多占多要，不尊重事实，不讲诚信。另外，根据《海口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进行安置（实物补偿），就合建楼房的第一层，作为一个趋利避害的理性人，考虑到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行情，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肯定选择实物补偿，但因为至今不服周福安通过不正当手段“冒领”、“多领”地上建筑物补偿款和各项奖励款，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至今未就地上建筑物和拆迁部门签订过任何的安置协议。因此，也根本不存在周福安所声称的“现存于海口市××区‘CA150-3分得框架183.8m，混合8.79及所有附属物’拆迁（征收）补偿费（约67万元）”的事实。四、本案中，是周福安严重违背诚信原则，而不是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违背诚信原则。周福安在《民事上诉状》中声称：“‘棚改’组织单位经不住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多方纠缠，将CA150土地征收补偿费2538069元支付给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在周福安据理质问下，龙岐村‘棚改’组织单位将CA150部分（1219.19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的征收补偿费（含各项奖励、补助）4271127元支付给周福安”，周福安故意歪曲事实，抹黑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根据周福安一审提供的证据7（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所签订的涉案宅基地的《货币化安置协议》）、证据8（周福安所签订的地上1219.19平方米楼房的《货币化安置协议》），周福安和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都是2016年6月27日同一天签订的协议，之后同时拿到的补偿费，签协议和付款时间并不存在先后，而且签协议和付款时间相差二十多天，何来的在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多方纠缠”领取到土地补偿费后，周福安才向棚改单位“据理质问”才拿到合建楼房的补偿费？明显是向人民法院撒谎。周福安在《民事上诉状》中还声称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主张《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的目的不是将该地收回用于农业生产，而是获取不法利益，周福安的说法严重歪曲了事实，颠倒黑白。在涉案宅基地和合建楼房被政府征收过程中，周福安在未和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协商，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造《合作建房协议书》（单方将案外人吴某、周某添加到协议中），冒充被征收人身份，通过不正当手段（原工作组长被撤换，继任的组长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自己和案外人名义和拆迁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且和拆迁部门签订的补偿面积为1219.19平方米，远远超过周福安按照《合作建房协议书》应分得的3-7层、8层半层共计977.24平方米的面积，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多次向拆迁部门提出口头和书面异议，拆迁部门均置若罔闻。周福安严重不诚信的行为激化了双方矛盾，逼迫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不得不依法于2017年3月份提起确认《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以便拆迁部门能够正确认定被征收人的身份和双方权益，作出正确的行政行为。而且至今，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都没有否认依法应当属于周福安的权利，从来没有说过或主张过周福安所声称的“房屋征收补偿及各项奖励、补助完全属其享有”。按照周福安的逻辑，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在利益受到侵犯时，应当自缚双手，任其宰割，才属于讲诚信的表现，未免过于荒唐。综上，鉴于涉案的《合作建房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周福安享有的权益仅限于宅基地上的合建楼房，其权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依法作出认定和处理，但周福安在本案中对属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的农村集体宅基地的拆迁（征收）补偿费提出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周福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向周福安支付拆迁（征收）补偿费1605994元[其中：935860元被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冒领，约67万元尚存在美兰区龙歧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海口市××区房屋征收局）处]；2.案件受理费由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8日，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甲方）与周福安（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座落于海口市××区（面积约200平方米，具体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土地为双方合作建房，乙方提供合作建房的全部资金（具体数额按实际施工所需材料等费用计算）；双方在该地上合建一幢七层楼房，楼房建成后，各方分得的具体楼层分别为甲方分得第一、二层（共计贰层），乙方分得第三、四、五、六、七（共计伍层），乙方即享有1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第三、四、五、六、七层（共计伍层）房屋产权的权利；遇政府征用土地拆迁房屋，乙方有权按本协议书第二条款的约定获得补偿，如以甲方名义申请补偿，甲方应无条件为双方办理申请补偿手续，乙方有权监督。上述协议签订后，周福安即依约投资建房。2015年9月29日，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的代表何锦育与周福安就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删除了原协议第二条中的“乙方即享有1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约定，同时补充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顶半层壹佰贰拾平方，国家征用补偿款甲、乙双方各一半。在房屋建成后，双方合作建房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被列入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对象，对应的被征收的土地编号为CA150号。CA150号土地面积为181.55平方米，该地现场编号分户为CA150、CA150-1、CA150-2、CA150-3，其中CA150分得框架1219.19平方米；CA150-1分得土地81.55平方米；CA150-2分得土地100平方米；CA150-3分得框架183.8平方米，混合8.97平方米及所有附属物。2016年12月16日，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1与何锦育（乙方）签订一份《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土地面积为81.55㎡，补偿总额为1140144元，包括土地81.55㎡补偿款393153元、按时签约搬迁奖励款393153元、提前签约搬迁奖励款353838元。2016年12月16日，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2与何列明（乙方）签订一份《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土地面积为100㎡，补偿总额为1398090元，包括土地100㎡补偿款482100元、按时签约搬迁奖励款482100元、提前签约搬迁奖励款433890元。2017年1月19日，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号与周福安、吴某、周某（乙方）签订一份《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为1219.19㎡，补偿总额为4271127元，包括房屋1219.19㎡框架及装修补偿款3025115元、货币化安置补助及奖励款1219190（按应安置面积1219.19㎡计算）、搬迁补助费26822元（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219.19㎡计算）。另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1尚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安置协议。2019年2月18日，一审法院就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与周福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作出（2018）琼0108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周福安、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已经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双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根据该合同约定，由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提供土地，周福安出资合作建房，即涉案的土地应返还给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鉴于该土地已被国家征收，其相关权益应由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享有。故对周福安主张该土地相关权益不予支持。周福安因此提出的诉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福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52元，由周福安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的“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1尚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安置协议”应为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3尚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安置协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福安主张CA150土地面积应是250平方米以上，其根据合作建房协议计算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应向其支付土地补偿款935860元。但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确定的征收土地面积是181.55平方米，并非周福安所主张的250平方米以上，周福安自行计算的土地补偿款935860元，缺乏证据相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周福安诉请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向其支付该土地补偿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周福安一审时诉请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向其支付CA150-3相应的补偿款约67万元，但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就CA150-3尚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安置协议，补偿对象、方式及数额尚未确定，且周福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何列明、何锦育、何载育、李玉英、何小红、何小光领取了该补偿款，故对周福安此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周福安针对CA150-3补偿款一审时提起的是给付之诉，二审时变更为确认之诉，二审该部分上诉请求已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周福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2元，由周福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志勇审判员 王春芬审判员 杨 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谭文姬速录员 李 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98761,0))》第一百七十条(javascript:SLC(98761,153))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3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4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