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2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秋杰，女，198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广东丰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利峰，广东丰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春雨，男，198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利，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秋杰因与被上诉人潘春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6民初17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秋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法律关系错误。2014年5月27日，上诉人因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上诉人与其丈夫张某一起去到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某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某贷款公司”）申请了汽车抵押贷款15万元，期限为1个月，该贷款事项的负责人是龙某勇，双方谈好事先扣除1个月利息和在汽车上安装GPS等费用共计6750元，实际放款143250元给上诉人。1个月借期将届满时，龙某勇告知上诉人还款至其提供的账户，并在2014年6月23日17时58分用13923710801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给上诉人丈夫张某手机，短信内容是：“招商银行：龙某勇，62××××63”。龙某勇在2014年6月24日再次催促上诉人准备还款，并用另外一个手机号码13××××89又发送了一遍内容相同的短信。之后，上诉人通过妹妹谢某杰的交通银行账户将15万元转账到龙某勇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还款后，上诉人丈夫张某跟龙某勇确认已完成还款并要求其拆除GPS、解除汽车抵押登记，但龙某勇告知南山某贷款公司虽申请了汽车抵押登记，但因手续不全没有办理成功，上诉人丈夫张某也将该情况如实告知上诉人。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对比，上诉人的陈述明显更符合常理。上诉人陈述当时因资金问题到南山某公司借款15万元，龙某勇接待并谈好贷款方案，随后上诉人收到该款。借款期届满时，上诉人按照龙某勇的指定账户还款15万元。被上诉人提供的招行转款凭证中，当天有转给龙某勇1500元，龙某勇当天又转给被上诉人40000元，都说明龙某勇与被上诉人是有资金往来合作关系的。被上诉人转至龙某勇的账户与上诉人还款至龙某勇的账户也是同一账户，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基本吻合，说明两笔款项是有关联性的。其次，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招行转款凭证的用途记载是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说自己是做放贷生意，通过中介拿的需要资金的账号，这说明被上诉人转出的款项就是借款。因此，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错误，应当予以驳回。再次，被上诉人陈述转账错误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主要理由为：其一，被上诉人当时分三笔转出143250元，这说明当时肯定是有明确的借款人，假设被上诉人如果打款错误，那么提供借款账户的中介机构肯定会询问被上诉人为什么没有给借款人放款，被上诉人陈述当时没有发现而是在2018年12月31日释放出来后发现的，这不符合常理。其二，被上诉人作为从事放款生意的个人，即使是中介提供借款信息，该信息中对每笔借款肯定会有具体的借款人姓名、账号和金额，被上诉人必须将借款人的信息准确无误地输入电脑后才能转账，被上诉人庭审中也说当天只有一笔借款，没有多笔借款，不可能搞错。最后，一审庭审中法官要求被上诉人在庭后一个工作日内解释转错款的合理理由，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按审理法官告知履行合理陈述义务，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做出合理解释下作出支持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该判决显然属于没有查清事实的错误判决。总之，被上诉人此次提起的诉讼，是涉及虚假诉讼的诈骗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潘春雨辩称，1.上诉人采用上诉的方式恶意拖延时间，不想返还不当得利款。2.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举证情况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上诉人承认收到被上诉人143250元的转款，但又称双方存在借款关系，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贷的事实。上诉人明确表明与被上诉人并不认识，又没有签订借款等合同，双方不可能形成借贷关系。3.潘春雨的转款凭证是自己标明的借款字样，也是潘春雨借款给他人时习惯性的标注，该标注并不代表双方一定形成借贷关系，毕竟转款当时潘春雨仍然认为是给他人的出借款，不知道该转款竟然转入谢秋杰的账户。4.上诉人与龙某勇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潘春雨的款项转入谢秋杰账户，如果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谢秋杰作为有意识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把借款偿还给其他人。潘春雨转入谢秋杰账户的款项至今没有看到谢秋杰返还给潘春雨的证据。5.潘春雨与龙某勇没有资金业务合作关系，龙某勇曾经在潘春雨处借款，双方之间从来没有建立合作关系。6.潘春雨从来没有接受南山某公司委托进行还款，如有该委托授权，谢秋杰不可能不知道，从上诉人的陈述可知，谢秋杰所谓的还款也并未还款给南山公司，而是由谢某杰转入龙某勇的账户，两账户均不是借贷交易的主体。谢秋杰一直称是向南山某公司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但对借款合同的去向陈述前后不一致。综上所述，上诉人自己与龙某勇之间形成的借款或还款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只要谢秋杰收到潘春雨的转款，又不能证明该转款合法，就应该把转款及时返还给潘春雨，而不是以“拿给其他人的钱”为由来对抗被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来讲，上诉人与龙某勇或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应该另案主张权利，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性。法律也不会认可谢秋杰用此方法作为拒绝归还自己收到、无任何根据的款项。恳请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潘春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43250元及利息（以143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素不相识。2014年5月27日，原告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2××××11向被告名下平安银行账户62××××41分三笔共计转入143250元，“交易摘要”均为“出借款”。原告于2019年3月通过电话要求被告返还该款项，但被告未予配合，遂于2019年6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该笔借款债务已结清，原告无权再要求其返还款项，理由是：其于2014年5月曾向南山某贷款公司申请汽车抵押贷款15万元，期限为一个月，扣除利息及GPS费用共计6750元，实际到手为14250元，即为2014年5月27日收到原告转款的金额，且被告已于2014年6月24日通过案外人谢某杰交通银行62××××63账户归还全部借款15万元。但是，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上，该笔所谓的15万元还款记录，收款人不明；庭审中问及被告其所称的借款合同相对方南山某贷款公司的全称、地址以及15万元还款的具体收款人，被告均称已不记得。被告称该笔借款有签订合同，但在书面答辩状中称该合同已丢弃，而在庭审中又称借款合同在2014年6月24日上门还款时由贷款公司当场收走。庭审中，原告承认自己从事放贷业务，按照贷款公司给的需款人账户信息提供借款，但称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案涉款项应系原告操作失误转错款，被告取得该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素不相识，原告于2014年4月27日向被告名下银行账户转入143250元，虽然该款项备注为“出借款”，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其取得该笔款项的任何法律依据，故被告取得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予以返还。被告所声称的其于相同时间曾向南山某贷款公司借款，因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能够证明该借款事实的证据，而被告提供的所谓15万元还款记录系案外人账户转出，且对应的收款人情况不明，亦未备注款项用途；被告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被告在原告主张权利后仍拒不返还款项，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本案中，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14325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该利息系被告占用原告款项所导致的必然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应自被告收到款项的次日即2014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谢秋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潘春雨款项人民币143250元及利息（利息以143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83元，由被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潘春雨一审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4年5月27日潘春雨账户与龙某勇账户（账号62××××63）互有转账，上述龙某勇账户账号与案外人谢某杰于2014年6月24日转账支付150000元的收款账号一致。谢秋杰二审提交诉讼案件信息查询单显示，潘春雨诉龙某勇及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二审中，潘春雨称“我方认为转错款项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上诉人已收到款项，应当举证证明收到的款项是何性质的款项。至于上诉人与他人的资金往来纠纷，应当另案解决”。为了查明事实，本院根据谢秋杰的申请要求潘春雨提交自2014年1月1日至今的银行流水单,其后潘春雨提交了2013年10月5日至2015年10月4日期间其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其中显示潘春雨与龙某勇在2014年3月15日至2014年11月4日期间有频繁款项往来。本院认为，潘春雨以涉案款项是其误转给谢秋杰为由主张该款项为不当得利，要求谢秋杰返还，故本案性质为不当得利纠纷。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故该类型案件仍适用一般的举证规则，即主张不当得利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应由权利主张方即潘春雨对涉案款项是不当得利承担举证责任。潘春雨主张谢秋杰也应该承担举证责任，属法律认识错误，本院不予支持。诚然，对于“误转”这一主观状态的证明确实存在客观难度，但并非完全不能证明，依然可以通过转款行为发生前后的表现特征予以综合判断。从常理而言，对于个人之间大额款项的转账行为，在转账事实发生前，应当有较为明确的反映转账原因的书面协议或指示；转账时应当有收付款人、经手人的充分沟通；如确系因失误而错转，应当在事后采取及时、主动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且该补救措施不应影响真正的收款方继续收款。而本案中，潘春雨对上述情形的举证并未使本院达到认为涉案款项是其向他人出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具体理由为：1.潘春雨直至二审都不能明确说明与其存在借贷关系的真正收款方信息。对于本案款项，潘春雨不能提供何人要求其出借款项的合同或书面指示凭证。潘春雨自认曾经从事放贷业务，其不认识谢秋杰，按照行业惯例和日常生活经验，其与真正收款人的款项往来应有合同支撑，其称将应借给他人的本案款项误转至谢秋杰账户，仅有银行交易明细，既不符合常理，也无双方款项往来先例可循。2.潘春雨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其向谢秋杰的转款分三次，金额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均备注为“出借款”，当天的其他款项往来中并无同样的备注信息，这表明潘春雨在向谢秋杰转款时特意向其明确了款项性质，能够体现其较为显著的不同寻常特征。3.潘春雨主张其向谢秋杰转款的理由是其误将向他人的出借款转入谢秋杰账户，还称从中介和个人处得知谢秋杰的银行账户信息，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4.本案转款行为发生后，既无证据显示潘春雨再向他人重新支付涉案款项,又无潘春雨后续与他人协商或采取补救措施的证据，潘春雨仅以应由谢秋杰承担举证责任为由回应，理据不足。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潘春雨主张涉案款项为其误转给谢秋杰，未达到证实该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在此情况下，潘春雨向谢秋杰转账本案款项的具体原因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本院认定权利主张方潘春雨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6民初173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潘春雨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83元（被上诉人潘春雨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5元(上诉人谢秋杰已预交，本院予以退回)，均由被上诉人潘春雨负担（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3165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怡欣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