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09行终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孝华，男，196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射洪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市文化路444号。 法定代表人冷红光，该单位队长。 委托代理人马书地，四川君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华燕，四川君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孝华因诉被上诉人射洪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县环监大队）环境监察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9）川0922行初6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崔孝华是射洪县桥头洗车场的经营者，该洗车场于2015年4月27日工商注册登记，属于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是射洪县涪江一桥河东桥头，经营范围为汽车表面护理（洗车、打蜡）。2018年12月28日，射洪生态环境局作出射环扣字〔2018〕3-1号《扣押决定书》以及射环扣字〔2018〕3-1号《行政扣押令》，将射洪县桥头洗车场的洗车相关设施设备扣押在原射洪县大榆镇古井口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扣押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月26日止。2019年1月25日，射洪生态环境局作出射环解扣字〔2019〕3-1号《解除扣押决定书》，对射洪县桥头洗车场被扣押的物品解除扣押。同日，被告县环监大队作出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载明：“崔孝华（射洪县桥头洗车场）：我大队要求你不得再从事违法洗车活动，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对你进行查处。”县环监大队于当日将该通知书张贴于射洪县桥头洗车场的门面处。原告崔孝华对上述《环境监察通知书》不服，遂于2019年7月31日以县环监大队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县环监大队作出的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县环监大队作出的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崔孝华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县环监大队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是否可诉。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县环监大队作出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虽然在崔孝华姓名后面括号里标注了射洪县桥头洗车场，但其标注仅仅是对崔孝华信息的补充。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的行政相对人是崔孝华，而不是射洪县桥头洗车场。崔孝华不服县环监大队作出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有权以其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故崔孝华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关于焦点二。《环境监察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21号）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察机构（以下简称‘环境监察机构’），负责具体实施环境监察工作。”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可以命名为环境监察局。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环境监察机构，也可以分别以环境监察总队、环境监察支队、环境监察大队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县环监大队属于部门规章授权具有相应行政职权的组织，有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崔孝华认为县环监大队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以县环监大队为被告提起诉讼。关于焦点三。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要求崔孝华不得再从事违法洗车活动，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对其进行查处。众所周知，违法活动是任何公民和组织均不能从事的，且县环监大队作为具体负责实施环境监察的机构，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活动进行查处是其职责所在。故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只是县环监大队对崔孝华的一种告诫或者建议行为，属于不发生法律效果的事实行为，对原告崔孝华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驳回原告崔孝华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崔孝华的起诉。对其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上诉人崔孝华上诉称，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9）川0922行初64号行政裁定；2.确认县环监大队作出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环境监察通知书；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详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行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2.一审法院关于焦点三的理由即认为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是一种告诫或建议行为是错误的，因为该通知书是专门针对上诉人作出的，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该通知书发出后，致使上诉人再也不敢从事洗车活动，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该通知书属于不发生法律效果的事实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的认定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县环监大队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崔孝华的上诉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本案基本事实不持异议。2.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本身并未侵犯上诉人自主经营权，被上诉人基于职责所在对违法的经营活动具有告诫义务，该告诫行为对上诉人合法的权利和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应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3.被上诉人作出的射环监函（2019）3-1号《环境监察通知书》系行政指导行为，属于不发生实际效果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性，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的争议焦点为：一、崔孝华是否具有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二、县环监大队作出的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关于争议焦点一，崔孝华是否具有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个体工商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原告，并应当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中，崔孝华是其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射洪县桥头洗车场是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以射洪县桥头洗车场为原告，并注明崔孝华的基本信息。虽然县环监大队作出的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中载明的发送对象崔孝华被排列在射洪县桥头洗车场之前，但不能在法律规定以外确定原告的主体。故本案的适格原告应为射洪县桥头洗车场而非崔孝华。 关于争议焦点二，县环监大队作出的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是否具有可诉性。该通知书体现的内容主要是在通知书发出后不得再从事环境违法行为的要求，以及通知书作出主体对通知书发送对象作出的在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后将进行依法查处的告知。故就其性质而言，该通知书属于告诫、劝告、建议类的观念通知行为，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该通知书载明了“不得再从事违法洗车活动”，其中的“再”包含有曾经从事过违法洗车活动的意义，但亦不能因此对该通知书提起行政诉讼，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也只能是相应行政主体对射洪县桥头洗车场在该通知作出前实施的针对其已经发生的违法洗车行为作出的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崔孝华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崔孝华的起诉应当裁定予以驳回。一审裁定认定崔孝华是本案适格原告错误，本院予以指正。同时，因县环监大队作出射环监函（2019）3-1《环境监察通知书》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崔孝华的起诉亦应当裁定予以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崔孝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谭生斌 审判员  刘晓玲 审判员  蒋熠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姚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