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3民初7798号原告：袁木林，男，汉族，1954年1月8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家玺，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春洪，男，汉族，1966年2月19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被告：丁继梅，女，汉族，1969年3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木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被告刘春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丁继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木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和解协议”）。事实和理由：在履行“盘法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过程中，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和解协议。签订完和解协议之后，原告袁木林才发现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存在严重欺诈行为，并且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隐瞒了巨额财产。原告袁木林在被欺骗的情况签订和解协议，对原告袁木林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被告刘春洪辩称，第一，原被告双方都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达成和解协议时的意思表示真实，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第二，原被告双方在人民法院承办法官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且双方已经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第三，原告袁木林的主张已经人民法院多次审理，并作出裁判，原告袁木林的起诉系重复诉讼。原告袁木林系专门从事放“高利贷”的人员，被告刘春洪实际向袁木林借款的金额为70万元，借款期限为二年，二年内，被告刘春洪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原告袁木林16万元利息。2009年8月8日，原告袁木林带人到昆明市五家堆235号向被告刘春洪催讨借款，被告刘春洪请求宽限一年，原告袁木林予以认可，但是要求支付利息、违约金118万元，加上本金70万元，合计为188万元，被告刘春洪表示将上述款项写为两张借条，一张为70万元，计算利息；一张为118万元，不计算利息；但是原告袁木林不同意，胁迫被告刘春洪出具了一张188万元的借条，并且继续计算利息。2018年5月，原告袁木林得知被告刘春洪获得赔偿300万元，并且知道被告刘春洪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都有被执行案件，害怕无法获得执行款的情况下，多次找被告刘春洪协商，表示只要在2018年8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袁木林68万元，即结清在本院的执行案件，后双方签订和解协议，被告刘春洪向被告丁继梅的大哥丁继文借款68万元用于履行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请求驳回原告袁木林的诉讼请求。被告丁继梅未作答辩。原告袁木林依法提交了和解协议、本院“（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云高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等证据。被告刘春洪依法提交了《情况说明》、本院“（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案款收款凭证》、本院“（2019）云0103执异字第16号”《执行裁定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执复78号”《执行裁定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特征，本院依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采信。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原被告各自主张，本院将在后文予以论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27日，本院受理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陈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审理，本院于2011年4月22日作出“（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刘春洪、丁继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袁木林借款18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9年8月8日至2009年9月8日止按照月息2.5%计算）；由被告刘春洪、丁继梅承担2009年9月8日起至该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月息3.6%计算）；二、驳回原告袁木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袁木林对被告陈艳的诉讼请求。诉讼费30699元由被告刘春洪、丁继梅负担。”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袁木林向本院申请执行。2018年7月11日，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载明：“申请执行人：袁木林，男，1954年1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5301271954××××××××被执行人：刘春洪，男，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嵩明县人，农民，住嵩明县。身份证号码：5301271966××××××××被执行人：丁继梅，女1969年3月22日生，汉族，嵩明县人，农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5301271969××××××××（系刘春洪妻子），被执行人：陈艳，女，汉族，云南省嵩明县人，住昆明市嵩明县。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向盘龙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自愿协商，对（2011）盘法执字第621号执行案件，2018年4月18日（2011）盘法执字第621号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共同信守，绝不反悔：一、现申请执行人同意，被执行人通过盘龙区人民法院一次性支付申请执行人68万元（人民币陆拾捌万元整）案结事了，其他费用均由申请执行人负责，申请执行人完全同意，并自愿放弃不足部分。二、盘龙区人民法院收到上述款项后，申请执行人有义务并办理上述被执行人财产的解除查封或冻结扣划扣押。申请执行人同意，在上述财产解除查封或冻结扣划扣押拍卖或变卖的前提下，方可领取被执行人交至盘龙区人民法院的案款。三、若此笔款项于2018年8月30日前未按时划到盘龙区人民法院名下，则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执行款项金额仍照2018年4月18日（2011）盘法执字第621号执行案件的金额执行。四、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确认之日起生效。五、本协议壹式叁份，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各执一份，报盘龙区人民法院执行和结案壹份，内容相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告袁木林、被告刘春洪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被告刘春洪代被告丁继梅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本院对该和解协议予以确认。诉讼过程中，被告丁继梅表示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2018年8月20日，原告袁木林出具《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载明：“尊敬的盘龙区人民法院，贵院受理的我申请执行刘春洪、丁继梅民间借贷一案，现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在我收到和解协议明确的陆拾捌万元后，我方认可全案执行完毕，我方自愿放弃其它款项的执行。”2018年8月21日，被告丁继梅向本院交纳了68万元执行案款。本院于当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了原告袁木林。本院于2019年9月1日作出“（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以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已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通知“（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已执行结案。2019年4月8日，原告袁木林对本院作出“（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的执行行为不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后，能获得较大的土地赔偿，被执行人在明知该事实后，采取欺瞒、隐瞒的手段与原告袁木林达成和解协议，目的系为了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上述通知适用法律错误，故申请撤销本院“（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并恢复执行“（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云0103执异字第16号”执行裁定，认定双方已按和解协议履行了义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袁木林无证据证明其系因受欺诈、胁迫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达成执行和解；执行和解的主体为双方当事人，其对于和解协议的签订负有审慎注意的义务，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本院对该案结案处理及不恢复对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均无不当；因此裁定驳回异议，维持本院作出的“（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执行行为。原告袁木林不服该裁定，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云01执复7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本院做结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认为如果原告袁木林认为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可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可据此申请恢复执行；因此裁定驳回原告袁木林的复议申请，维持本院“（2019）云0103执异字第16号”执行裁定。另查明，刘春洪与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综执局”）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区综执局强制拆除位于五家堆235号房屋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刘春洪要求判令区综执局赔偿其房屋、屋内物品、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损失共计4300万元的赔偿请求。刘春洪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5）云高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三、由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赔偿刘春洪房屋、装修、物品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0万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四、驳回刘春洪的其他赔偿请求。刘春洪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昆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确认西山区政府收回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新闻路延长线五家堆235号面积为1491.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刘春洪、西山区政府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春洪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回西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并附带审查相关文件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认为判决认定西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并认为刘春洪因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因此裁定驳回刘春洪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袁木林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订立和解协议时，是否存在胁迫行为；3．订立和解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原告袁木林认为和解协议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故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和解协议，本案标的为原被告双方因和解协议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原告袁木林并未就该标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在执行程序中，原告袁木林对本院作出结案处理的执行行为不服，向本院提出异议申请，该案与本案属不同标的。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袁木林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被告刘春洪的相应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原告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曾表示“300万元已被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查封，如果不签订和解协议，一分钱都拿不到”，故被告刘春洪实施了“语言暴力”胁迫。被告刘春洪辩称，行政判决确定的300万元赔偿款直接支付给了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该款项已被执行分配，被告刘春洪并未收到款项。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被告刘春洪确在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及本院存在多个被执行案件，且其所涉被执行案件标的额较大，故被告刘春洪的上述陈述系对相关事实或对执行案件风险的客观描述，是否订立和解协议，取决于原告袁木林对相关情况的综合判断，并据此作出的意思表示，被告刘春洪并未对原告袁木林实施要挟等胁迫行为，被告刘春洪的上述陈述不应认定为胁迫。原告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实施了胁迫行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该规定可知，认定某一行为构成欺诈，需满足以下四个要件：第一，一方当事人实施了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第二，一方当事人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需为故意；第三，另一方当事人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第四，另一方当事人的错误意思表示与一方当事人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袁木林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明确被告刘春洪可通过国家赔偿获得土地赔偿款，证明被告刘春洪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是被告刘春洪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导致原告袁木林误以为被告刘春洪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告刘春洪的行为构成欺诈。本院认为，首先，原告袁木林未举证证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故意告知了虚假情况。双方并未约定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应将“（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诉讼案件情况告知原告袁木林。换言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已于2017年11月13日在“裁判文书网”（××）公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并未改变“（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的结果。当事人享有的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赋予，能否获得国家赔偿，应由赔偿请求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并由相关主体依法作出决定；“（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载明被告刘春洪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系对被告刘春洪赔偿请求权的释明，并非确认或给付裁判，被告刘春洪并未因此取得可供执行的财产；在订立和解协议时，被告刘春洪是否申请赔偿，能否获得赔偿，以及如果获得赔偿，金额为多少，是否足以清偿被告刘春洪名下的债务等事实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被告刘春洪享有的寻求救济的权利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赋予，该权利之取得不以“（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为前提，在订立和解协议时，原告袁木林应当明知该事实，故自不所在所谓故意隐瞒之说。因此，本院认为，不能认定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未将“（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告知原告袁木林的行为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原告袁木林据此认为被告刘春洪可获得国家赔偿，因此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予以隐瞒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及执行案持续时间长达八年，原告袁木林清楚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在其他法院的执行案件情况及其财产状况，也了解被告刘春洪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相关情况，原告袁木林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形后，自愿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订立和解协议；该行为系原告袁木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错误意思表示。被告刘春洪未主动披露、告知“（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与原被告订立和解协议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再次，申言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已于2018年7月30日在“裁判文书网”（××）公布，原告袁木林可通过上述网站获取该文书信息，亦即如果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的行为构成欺诈，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履行和解协议前依法向本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是原告袁木林在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履行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后才提出异议；本院认为，难以认定原告袁木林订立和解协议系在受欺诈后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在订立和解协议时，未实施欺诈行为；原告袁木林据此要求撤销和解协议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自愿订立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对原告袁木林、被告刘春洪有约束力；虽然被告丁继梅本人并未在和解协议上签字，但是被告丁继梅对被告刘春洪代为签字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且对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对原告袁木林、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有约束力。关于原告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原告袁木林利益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原告袁木林主张的该情形不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范畴，故本院不再对该问题进行论述，原告袁木林据此要求撤销和解协议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袁木林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木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袁木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王  臣人民陪审员 李  波人民陪审员 白 云 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 记 员 纪元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