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9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浩，男，1950年4月5日出生，香港永久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顶涛，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威，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红花路99号长平商务大厦2032、2031，统一社会用信用代码91440300745180384B。法定代表人：杨树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雏婉，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浩与上诉人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3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浩上诉请求：一、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信昌公司支付杨浩200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共123个月）期间的税后劳务报酬2169645元；二、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信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杨浩主张2014年7月前劳动报酬已过诉讼时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认定双方于2016年8月解除劳务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双方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不同于普通的合同关系，应参照劳动关系中关于仲裁时效的相关规定，否则对杨浩极为不公平。杨浩作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较为特殊，能否直接适用中国内地关于法定退休年龄的有关规定并无明确规定，尚存在争议。根据杨浩提交的任职证明显示，杨浩自2007年7月1日开始担任信昌公司副总经理，实际是与信昌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在此前提下，杨浩为信昌公司提供劳务期间，应视为劳动法意义上的提供劳动期间，参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劳动报酬产生争议的，不受仲裁时效限制。本案中，杨浩直至2017年8月4日提起劳动仲裁时，都一直在为信昌公司提供劳务，中间一直连续并没有间断，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原审根据民法总则中关于普通民事诉讼的三年诉讼时效规定，直接认定杨浩主张2014年7月之前的劳动报酬超过诉讼时效明显不妥。二、原审认定双方于2016年8月解除劳务关系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杨浩提交的任职证明显示，杨浩任期至2022年6月30日，而信昌公司一直主张在2016年8月口头通知杨浩解除劳务关系，但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根据举证规则，在杨浩已有初步证据证明劳务关系尚未到期且一直在提供劳务的情况下，信昌公司应就其已通知杨浩解除劳务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再根据杨浩补充提交的六份证据显示，杨浩至少一直为信昌公司提供劳务至2018年1月26日信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树人发邮件通知暂停杨浩的工作为止。因此，原审认定信昌公司于2016年8月口头通知杨浩解除劳务关系明显是错误的，实际上，杨浩在2016年8月之后依然在为信昌公司提供劳务，杨浩提交的证据已经完全证实其继续在为信昌公司提供劳务的事实。上诉人信昌公司答辩称：杨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一、杨浩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经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向相关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对此劳动部门已经以双方的法律关系不适用劳动关系的理由予以驳回。因此，杨浩才转而提起了本案劳务合同关系的纠纷，因此本案显然不能适用劳动关系来处理，因此也不存在所谓适用劳动仲裁时效的说法。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实行之前，民法通则关于规定的两年或者一年诉讼期间已经届满的适用民法总则，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信昌公司认为事实上杨浩与信昌公司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事实的劳务合同关系，杨浩作为信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杨某某的子女，之所以由信昌公司出具了相关的工作证明以及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完全是基于杨某某对子女之间的费用安排。三、杨浩主张一直以来截止2018年1月26日，杨浩仍然有向信昌公司提供劳务的主张也是没有事实依据。因为根据原审的认定，劳务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有偿提供服务的法律关系，杨浩要获取相关的劳务报酬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劳务服务。但截止到本案一审审结之日，杨浩并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向信昌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劳务服务。同时根据原审法院所查明的杨浩实际在中国内地一直是自己设立公司且经营，在此情况下，杨浩自己经营投资的行为本身也可以反证杨浩是没有向信昌公司提供相应的劳务服务。原审查明2016年8月信昌公司就已经通知杨浩解除劳务关系的事实，信昌公司认为是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并且是正确的。因此，对于杨浩与信昌公司之间关于是否信昌公司应该在2016年8月之后继续支付所谓的劳务费用的主张，信昌公司认为应当以原审所查明2016年8月双方劳务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认定为准。上诉人信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信昌公司无须向杨浩支付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税后劳务报酬437220元；二、判令杨浩承担案件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在指出原审判决存在问题之前，信昌公司需再次本案的基本事实。1、信昌公司是杨某某先生1993年10月14日香港注册设立的SHINCHANGINDUSTRIALLIMITED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设立的100%全资子公司，并由杨某某一直经营管理至2013年11月。从2013年11月开始，杨某某先生退出公司经营，由其长子杨树人先生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树人先生。杨树人与杨浩同属杨某某先生的儿子。2、在杨某某先生经营公司期间，大概从2007年中旬开始，杨浩在杨某某先生的安排下协助处理信昌公司的一些外联工作（主要是偶尔为作为信昌公司代表接待客户）。根据杨某某先生安排，杨浩从信昌公司每月领取一些费用。除此之外，杨浩并没有为信昌公司提供任何劳务，更不需要按照信昌公司指定方式在指定的场所进行工作。事实上，杨浩自己在深圳、广州实际控制管理多家企业，经营自己的生意和实业。3、从2007年7月至2016年7月，信昌公司向杨浩实际支付的款项合计为1789760(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191115元）。对于杨浩从信昌公司取得的收入，信昌公司一直依法为其每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4、鉴于杨浩并未实际在信昌公司上班，因此根据杨某某先生的安排并经杨浩同意，其每月从信昌公司领取的费用均通过其父亲杨某某或杨树人代为领取的方式，具体如下：（1)由杨浩的兄长杨树人先生代领后由杨树人先生转交给杨浩，杨树人先生转交的方式有现金方式、及由其本人将款项转入杨浩账户或杨浩指定的收款人账户；（2)由杨浩向杨某某先生预先支取，然后由杨某某先生用信昌公司支付给杨浩的费用冲抵。5、2016年6月（即在2016年2月杨某某先生去世之后），杨浩以需向银行贷款为由要求信昌公司配合出具收入证明。信昌公司为了配合其贷款需求，在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务关系情况下，向其出具了《任职证明》及部分工资表。二、根据上述客观情况，可以得出本案如下事实：1、信昌公司向杨浩支付款项，并非基于信昌公司与杨浩之间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纯属于杨某某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子女的财务赠与。2、信昌公司与杨浩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信昌公司出具的《任职证明》，不能作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依据和证据。3、截止2016年7月，信昌公司已经向杨浩支付了合计1789760元的费用。三、信昌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存在以下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依法应予以撤销。1、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信昌公司与杨浩存在劳务关系。综合上述案件事实，信昌公司向杨浩支付的费用是基于信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杨某某先生的安排，杨浩并未向上述人提供实质性的"劳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务关系。杨浩是信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杨某某先生的子女之一，也是信昌公司现实际负责人杨树人先生的弟弟；信昌公司独资股东SHINCHANGINDUSTRIALLIMITED公司实际属于杨某某先生的家族企业；如上所述，自2007年8月起，基于杨某某先生对子女生活的安排及家族企业发展传承的需要，杨浩除了偶尔代表信昌公司接待客户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劳务或在信昌公司上班。杨浩平时都是忙于经营自己在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多家有限公司，其中，杨浩还亲自担任广州盈旺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等事实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信昌公司出具的《任职证明》属于配合杨浩办理贷款手续的文件，不能作为认定信昌公司与杨浩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定案证据。2、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信昌公司未向杨浩支付费用。（1）从上述案件事实看，信昌公司对杨浩并不存在需要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定及约定依据。杨浩所提供的《任职证明》只是信昌公司应杨浩要求为了配合其向银行贷款所出具的，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凭证。（2）即便认定信昌公司与杨浩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信昌公司也已经支付了全部“劳务报酬”。支付金额和支付方式见第一点所述事实。（3）反推，如果信昌公司没有向杨浩每月实际支付款项，信昌公司就不可能每月向税务部门代为缴纳杨浩个人所得税。因为从企业经营角度，在没有实际支付杨浩费用情况下，每月缴纳个人所得税意味着增加企业成本，这不符合企业经营的常理。（4）信昌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供相关银行凭证证明杨某某及杨树人向杨浩转交信昌公司支付的费用等事实。信昌公司向杨浩支付款项的方式是基于杨浩与杨某某先生及杨树人先生特殊的亲属关系，由杨某某先生授意并经杨浩同意的，自2007年起至本案起诉，杨浩既未对支付方式提出过任何异议，更未否认过已经领款的事实。综上，原审判决虽正确认定杨浩的部分诉求已经超过诉时效予以驳回，但对于杨浩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税后劳务报酬437220元的诉求，由于信昌公司与杨浩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劳务关系，且信昌公司已经根据杨某某先生安排实际向杨浩支付了该等金额的费用。故原审判决基于错误事实认定所作出的第一项判决结果，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上诉人杨浩答辩称：一、关于是否存在提供劳务的事实问题，结合杨浩提交的《任职证明》、工资表、完税证明、名片、合同、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杨浩自2007年开始一直在为信昌公司提供劳务，且根据信昌公司刚才的答辩意见，其认可双方劳务关系至2016年8月解除，也证明杨浩提供劳务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本案在2018年杨浩曾经提起劳动仲裁，由于杨浩的年龄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此仲裁机构没有予以受理，实际上双方之间的关系应当参照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基于从保护劳务者一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同时由于信昌公司一直未支付杨浩劳务费，信昌公司的拖欠劳务报酬行为一直是连续存在，因此信昌公司认为本案实际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当按照杨浩主张的自提供劳务开始至2018年1月26日期间，支持杨浩的劳务费请求。三、关于劳务关系解除时间的问题，根据杨浩补充提交的邮件公证书等8份证据，结合杨浩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杨浩提供劳务的终止时间是2018年1月26日，而一审认定2016年8月解除劳务关系，双方均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杨浩为查明本案事实，在一审结束后补充提交后续提供劳务事实的邮件证据，并进行了公证，可以说明杨浩提供劳务终止时间并不是2016年8月，而是2018年1月26日。因此应当支持杨浩提出的截止2018年1月26日期间的劳务费用。综上，信昌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同时支持杨浩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杨浩一审诉请：1.信昌公司支付杨浩自200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1日期间劳务报酬2681400元；2.诉讼费用由信昌公司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浩与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亲兄弟关系，杨浩就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任职证明》，为信昌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并有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其内容为“杨浩先生由2007年7月1日起受聘于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至今，职务为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关及对外联系工作，职务任期直至2022年6月30日。”2、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2016年1至3月、5月工资表，其中记载每月工资发放日期为下月5日，2014年1月始每月应发工资19000元，实发17205元；2015年1月始每月应发20200元，实发18105元；2016年2月始每月应发21800元，实发19305元；3、2007年7月至2009年6月完税证明；4、杨浩的名片；5、杨浩代表信昌公司与客户于2009年4月签订的销售合同；6、杨浩代表信昌公司与客户往来的合影；7、杨浩代表信昌公司与客户交往过程中客户给的名片等证据。信昌公司对证据1、2、3的真实性认可，表明上述证据恰恰证明信昌公司应支付给信昌公司的费用已经支付完毕，且信昌公司也已经根据工资表的金额代杨浩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对证据4-7表示不予认可。信昌公司主张，信昌公司向杨浩支付的费用是基于信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杨某某（即杨浩及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树人的父亲）的安排，杨浩并未向信昌公司提供实质性的劳务，且2016年7月前的费用已通过杨某某或杨树人代领的方式支付完毕，具体方式为：1、由杨树人代领后以现金或将款项转入杨浩账户或杨浩指定的收款人账户；2、由杨浩向杨某某预先支取，杨浩对其对应的费用冲抵。信昌公司就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杨浩2009年8月至2016年8月的税收完税证明；2、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信息，主张2015年12月8日，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杨浩要求，将代领的杨浩在信昌公司处的福利共50万元，支付至杨浩实际控制的广州市盈旺食品有限公司；3、广州市盈旺食品有限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香港恒生银行存款单及恒生银行支票；5、杨树人与杨浩的电子聊天记录；6、中国银行转账凭条，表示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树人曾按照杨浩的要求，将款项转给杨浩指定人的账户。杨浩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但表示信昌公司从未向杨浩支付过劳务报酬。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该款项是信昌公司向广州市盈旺食品有限公司暂付的往来款，后广州市盈旺食品有限公司已委托深圳市盈运达贸易有限公司将款项还给了信昌公司。对证据4，表示杨浩与杨某某的款项往来与信昌公司无关，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给杨浩的款项是杨浩与杨树人因兑换港币而发生的转款，杨浩从未委托任何人在信昌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也没有委托信昌公司向任何人支付其劳务报酬。对证据5不予认可。另查，本案审理过程中，杨浩承认其在香港与广州均设立有公司。信昌公司主张已于2016年8月口头通知杨浩解除双方劳务关系，杨浩对此予以否认，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在2016年8月后有向信昌公司提供劳务服务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劳务关系系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的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的特征在于一方以劳动的形式提供劳务，另一方按约定支付报酬。信昌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向杨浩出具的《任职证明》和工资表表明信昌公司在该时确认杨浩为信昌公司提供了劳动服务，信昌公司并应向杨浩支付劳动报酬。信昌公司主张已向杨浩实际支付了劳务报酬，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信昌公司为杨浩代缴了个人所得税，不足以证明信昌公司已向杨浩实际支付了劳务报酬，故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杨浩于2017年8月10日方诉至原审法院，根据杨浩提交的工资表，当月工资在下月的5号支付，杨浩2014年7月前的劳务报酬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杨浩2007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劳务报酬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信昌公司主张已于2016年8月口头通知解除双方劳务关系，虽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劳务报酬的支付以提供劳务的一方事实提供劳务为必要要件，杨浩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2016年8月后杨浩事实向信昌公司提供了劳务，故原审法院仅支持杨浩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劳务报酬主张，对杨浩2016年8月后的劳务报酬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即信昌公司应支付杨浩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税后劳务报酬为437220元（17205元×5个月+18105元×13个月+19305×6个月），杨浩请求过高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信昌公司支付杨浩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税后劳务报酬为437220元；二、驳回杨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7902.4元（杨浩已交纳），由杨浩负担23277.4元，信昌公司负担462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杨浩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八份证据，证据1为（2019）深证字第143706号公证书（邮件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证明杨浩作为副总经理在2016年9月5日参加了信昌公司的管理层会议，会议决定在2016年9月26日召开董事会议，董事会议程包括讨论补发信昌公司副总经理杨浩2016年1月-8月份工资，说明杨浩在2016年8月以后一直在担任信昌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而且杨浩2016年工资没有发放；证据2为2016年10月11日的电子邮件，证明杨浩作为副总经理了解经营状况及应收账款的债务风险非常重视并提出分析和改善建议，说明杨浩一直在履行本职工作；证据3为（2019）深证字第143705号公证书（邮件时间为2017年7月9日），证明杨浩在得知信昌公司股权被法院冻结后，及时取得相关资料并发送给法定代表人杨树人，并接受杨树人安排协助处理，寻求解决办法；证据4为（2019）深证字第143704号公证书（邮件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证明杨浩作为信昌公司管理人员要求余小姐提供公司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以便于管理层及时处理别决策，说明杨浩一直在履行职务；证据5为（2019）深证字第143703号公证书（邮件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证明杨浩向公司有关人员了解应收账款情况，在邮件中指出还缺少的文件资料，协助公司处理事务，说明杨浩一直在履行职务；证据6为电子邮件（邮件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证明杨浩就深圳信昌公司股权被法院冻结事宜进行调查并向杨树人及公司董事发邮件说明情况，提出解决方案，说明杨浩一直在履行职务；证据7是邮件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的电子邮件，证明杨浩全力投入解决信昌公司股权被冻结事宜，并私人先垫付股权解冻和解款40万元直接支付给公司债权人，同时明确在股权解冻后，该款项应由公司返还杨浩；证据8是（2019）深证字第143702号公证书（邮件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证明杨树人在2018年1月26日发邮件给董事，提出因杨浩追索劳务报酬与信昌公司存在利益冲突，认为杨浩从现在开始不适宜再参与经营管理工作，说明信昌公司认可之前杨浩一直在为公司提供劳务，同时说明正式终止劳务关系的时间是2018年1月26日，而不是一审认定的2016年8月。信昌公司主张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认可公证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但不认可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也不认可其他证据，上述证据也不能证明杨浩在2018年1月26日之前一直向信昌公司提供相应的劳务，该系列证据显示的是杨浩作为杨某某的遗产执行人之一以及香港信昌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身份，与其他继承人对于遗产的继承及遗产处置的事宜（遗产包括了信昌公司的经营事项，进行了继承人之间的商讨），不能证明杨浩在2018年1月26日之前向信昌公司提供了劳务。本院认为，信昌公司在2016年6月15日向杨浩出具了《任职证明》和工资表，上述证据初步证明信昌公司认可杨浩在该时与信昌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信昌公司主张上述证据系因杨浩要办理商业贷款手续而为杨浩提供，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虽然信昌公司主张杨浩未提供劳务，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也没有提供证据对上述《任职证明》和工资表进行反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系杨某某作为信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子女的赠与，信昌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信昌公司也认可杨浩帮忙处理信昌公司的外联工作，并领取费用，本院对其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杨浩在（2018）粤03民终7411号案件中已经认可双方系劳务合同关系，现又主张适用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信昌公司主张已经实际支付了费用，但是信昌公司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并不能证明信昌公司已经支付了劳务报酬，信昌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只能证明信昌公司向其他公司或者个人转账，并不能证明系应杨浩要求，将杨浩的劳务报酬支付至杨浩指定的账户，因此，信昌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信昌公司已经支付了劳务报酬的主张。杨浩在二审提交的（2019）深证字第143706号公证书中，杨浩以信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的身份发出《召开董事会通知》，该通知上载明董事会要讨论的问题包括补发信昌公司副总经理杨浩2016年1月至8月共8个月未发放的工资。杨浩庭后提交说明，主张2016年之前的工资已经由杨树人在未得到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冒领，而2016年1月至8月的工资则尚未领取。因《召开董事会通知》中并未提及2016年1月之前的工资，从杨浩的意见看，杨浩亦认可信昌公司已经发放了2016年1月之前的劳务报酬，至于其主张系由杨树人在未取得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冒领，则属于杨浩与杨树人之间的纠纷，不应在本案中解决。因此，本院认定信昌公司已经支付了杨浩2016年1月之前的工资。杨浩主张双方劳务关系一直存续，信昌公司则主张已经于2016年8月通知杨浩解除双方的劳务关系。从杨浩二审提交的邮件内容中可见，杨浩并非以信昌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在履行职责，而是以信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或者杨某某遗产执行人的身份对信昌公司提出要求。而杨浩提交的（2019）深证字第143702号公证书中，杨树人在2018年1月26日发送的邮件中称“本人认为杨浩先生与‘信昌（深圳）’存在利益冲突，现阶段不适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于杨树人在提及信昌公司时用的是“信昌（深圳）”，而且杨浩主张该邮件系向信昌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发送，因此，邮件中所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应当指信昌实业有限公司，并不能证明杨浩在2018年1月26日之前仍然为信昌公司提供了劳务。因此，杨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信昌公司应支付杨浩2016年1月至8月的税后劳务报酬共计154440元（19305×8个月）。综上，上诉人信昌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杨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35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35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杨浩2016年1月至8月期间的税务劳务报酬为154440元；三、驳回上诉人杨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7902.4元，上诉人杨浩已预交，由上诉人杨浩负担26295.4元，由上诉人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负担16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250.12元，上诉人杨浩已预交20391.82元，上诉人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已预交7858.3元，由上诉人杨浩负担26622.9元，由上诉人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负担1627.22元；上诉人杨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付上诉人信昌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4624.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罗    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刘慎杰(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