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9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东升，男，196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旗，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丽丽，女，198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讯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鹭江西街9号。法定代表人：董丽丽。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万奴，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磊，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东升因与被上诉人董丽丽、广州讯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0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东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董丽丽将其持有讯科公司的35%的股权转让给蔡东升，董丽丽、讯科公司协助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保全费由董丽丽、讯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从《合作协议》记载的内容看，蔡东升与讯科公司的合作为讯飞产业园的项目合作，所涉股权为项目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涉案的合作是讯飞产业园的项目合作，所涉股权为项目股权，则不需办理任何的股权转让、股权变更手续，合作方也不需对股权转让、股权变更的办理进行任何约定。但从《合作协议》记载的内容看，与股权转让、变更有关的条款包括：①第二条第二款“如果甲方(即讯科公司)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蔡东升)即享有该项目35％股权，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②第二条第二款“如果甲方主体未能中标产业园项目：甲乙双方无需办理股权转让和变更手续”；③第三条第二款“本协议在甲方中标产业园项目，与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或甲方未中标该项目，此次投标合作终止后失效”。可见，《合作协议》多处约定了中标产业园项目与办理股权转让、股权变更之间的关联关系，证明《合作协议》所涉的合作为讯科公司的股权转让、股权合作，而不是讯飞产业园项目的合作。既然讯科公司的公章一直由董丽丽掌管，董丽丽肯定知道已使用讯科公司公章盖章签订《合作协议》，也只有在董丽丽同意《合作协议》的全部条款包括股权转让内容的前提下，董丽丽才会使用讯科公司公章盖章签订《合作协议》。（二）一审法院认定“该双方协议未明确转让被告董丽丽的在讯科公司的股权，董丽丽虽为讯科公司法人代表和唯一股东，但讯科公司盖章并不能当然认定董丽丽的意思表示，且讯科公司转让董丽丽股权亦未得到董丽丽追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董丽丽是讯科公司唯一的占100％股权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讯科公司作为拟制人格主体，在为民事行为时，意思表示只能由自然人来表达，而董丽丽是讯科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因此，讯科公司在《合作协议》盖章，表明《合作协议》是讯科公司与董丽丽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表明董丽丽会履行《合作协议》、同意在《合作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后与蔡东升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蔡东升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讯科公司在《合作协议》盖章后其唯一自然人股东董丽丽会履行《合作协议》、同意在《合作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后与蔡东升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如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讯科公司的盖章不能认定为董丽丽的意思表示，那讯科公司的盖章能代表谁的意思表示，难道一人有限公司与其唯一自然人股东对与公司有关的事项能有不同意思表示?（三）董丽丽在一审答辩时声称“讯科公司不是为了投资产业园项目而设立，其有自身独立的经营业务’’不符合事实。讯科公司是董丽丽与蔡东升合作投资运营讯飞产业园项目的项目公司，既然讯科公司已承认蔡东升享有讯飞产业园项目35％的份额，董丽丽、讯科公司应协助蔡东升办理讯科公司3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讯科公司虽在2017年4月13日成立，但一直没有实际经营，股东董丽丽也没有实际出资，这也是蔡东升虽从董丽丽处受让股权却不需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因。直到董丽丽与蔡东升合作投标、投资运营讯飞产业园项目，讯科公司才开始实际经营，讯科公司实际上就是投资运营讯飞产业园项目的项目公司，讯科公司的住所地也在2018年7月27日变更至讯飞产业园项目所在地。董丽丽、讯科公司已回复一审法庭“讯科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时，还没有业务开展，故也没有会计账目等相关资料”、“由于市场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成立后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开展”，对法庭要求的“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投入账目情况于庭后5个工作日内向法庭书面答复”并未回复。即讯科公司除运营涉案项目以外没有其他项目或业务，讯科公司在一审签订《合作协议》时未有任何会计账目资料，讯科公司也没有就涉案项目的运营单独建账，董丽丽、讯科公司变相承认了讯科公司就是投资运营涉案项目的项目公司，己推翻讯科公司原关于“AI产业园仅仅是讯科公司经营的一个项目”的主张。（四）一审法院已考虑到“原告相关投资权益应当如何主张、保护”，并要求董丽丽、讯科公司回复法庭“两被告(即讯科公司)如何向原告兑现投资权益”，但董丽丽、讯科公司未作实质性回复，一审法院未让董丽丽、讯科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却支持了讯科公司的主张，认定蔡东升与讯科公司的合作为项目合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蔡东升的投资权益无从保障。董丽丽、讯科公司仅回复法庭主张涉案项目是蔡东升与讯科公司共同投资，投资权益的分配应按《合作协议》的约定进行，又因《合作协议》的条款是概括性的约定，具体如何实施应由双方补充约定。按董丽丽、讯科公司该主张，蔡东升的投资权益如何实现，需由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否则双方又将卷入漫长的纷争中。蔡东升已按《合作协议》的约定，按35％的股权份额比例，向讯科公司的基本户支付设计方案款项12.5万元、项目投标保证金175万元，及中标项目后追加的投资款140万元，投入巨资，但要实现投资权益时却要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明显对蔡东升严重不公，严重违反蔡东升投资的初衷，蔡东升的投资权益毫无保障。讯科公司主张蔡东升享有涉案项目35％份额，但事实上，讯科公司从未保障蔡东升对涉案项目的合法权益。从2018年7月19日到现在，讯科公司从未向蔡东升披露讯科公司或涉案项目的运营情况，蔡东升对涉案项目的收支财务状况毫不知情。即使一审法院通知董丽丽、讯科公司提交蔡东升与讯科公司之间的投入账目情况，讯科公司也拒绝提供，可以预计讯科公司更不可能自愿向蔡东升提供，董丽丽、讯科公司已严重侵害蔡东升对涉案项目运营、财务的知情权、监督权。董丽丽、讯科公司否认董丽丽与蔡东升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拒绝协助蔡东升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就是要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当阻止蔡东升成为讯科公司的股东，阻止蔡东升以股东的身份查阅讯科公司的会计账簿、了解收支财务状况、监督涉案项目的运营，董丽丽、讯科公司就可滥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私利、侵害蔡东升的合法权益。反之，既然董丽丽、讯科公司已认可蔡东升对涉案项目享有35％份额，而讯科公司又是投资涉案项目的项目公司，蔡东升受让董丽丽持有的讯科公司35％股权，以讯科公司股东的身份分享涉案项目的投资权益和承担义务，已有法律的保障，也未损害董丽丽、讯科公司的任何权益。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蔡东升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董丽丽、讯科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蔡东升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董丽丽与蔡东升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合作协议是由讯科公司单独与蔡东升签订的，并未得到董丽丽的追认和认可，并不代表董丽丽的意志。合作协议从总体文意分析，是双方共同决定开发鹭江西街9号产业园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应具备讯科公司与蔡东升共同出资、共同收益等特征，应认定为双方共同投资协议。蔡东升享有对投资项目的收益权合情合理，其要求变更为讯科公司的股东，已经超出了合作协议约定的范围。蔡东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董丽丽将其持有的讯科公司的35%股权转让给蔡东升，董丽丽协助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董丽丽、讯科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讯科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3日，法定代表人董丽丽，注册资本100万元，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鹭江西街9号，股东为董丽丽一人。讯科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等。蔡东升（乙方）与讯科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就双方共同投资鹭江西街9号讯飞产业园项目达成一致意见；以甲方作为投标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主体，甲方占股65%，乙方占股35%，估计在2018年3月份内才能确定甲方是否中标该项目；在中标该项目前，甲乙双方需要出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和“投标保证金”两笔款项进行前期支出，各方按比例出资，具体支付时甲乙双方均将各自承担的投资额度统一划拨至甲方在招商银行开立的基本户，由甲方账户统一对外支付。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的股权，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乙方支付的投标保证金款项、甲方按原支付路径划回乙方账户；乙方支付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可以直接算作投资款。如果甲方主体未能中标产业园项目，甲乙双方无需办理股权转让和变更手续；乙方支付的投标保证金款项甲方按原支付路径划回乙方账户；乙方支付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该款项为设计服务费用，乙方承担自己支付部分额度的损失。争议协商不成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该协议甲方为讯科公司盖章，无签名。蔡东升委托李静萍向讯科公司支付了如下三笔款项：2018年1月25日125000元，备注为“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2018年3月28日75万元，备注为“讯飞产业园鹭江项目投标保证金（1）”；2018年3月30日100万元，备注为“讯飞产业园鹭江项目投标保证金（2）”。2018年4月13日“鹭江西街9号交易结果公示”载明中标单位为讯科公司。蔡东升委托广州建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向讯科公司转账两笔：2018年7月5日80万元，2018年7月10日60万元。为证实讯科公司与蔡东升的装修合同等事项董丽丽、讯科公司另提交有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蔡东升与讯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该双方协议并未明确转让董丽丽在讯科公司的股权，董丽丽虽为讯科公司法人代表和唯一股东、但讯科公司盖章并不能当然认定董丽丽的意思表示，且讯科公司转让董丽丽股权亦未得到董丽丽追认。从《合作协议》记载的内容看，蔡东升与讯科公司的合作为讯飞产业园的项目合作，所涉股权为项目股权。据此，蔡东升对董丽丽提出本案诉请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蔡东升与协议相关的诉求依法依约可向协议相对方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蔡东升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保全费2270元，均由蔡东升负担。二审中，蔡东升向本院补充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关于助力转型升级、打造新型创业园区的报告，证据2蔡东升的名片，证据3讯科公司的招商银行基本户印鉴，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1.蔡东升在2017年3月起代表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与海珠区凤阳街道办事处、凤和村协商、洽谈涉案项目立项，推动涉案项目在2018年2月11日在三资平台公开招标，蔡东升在2018年1月25日已履行涉案《合作协议》支付“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12.5万元；2.期间讯科公司在2017年4月13日成立，直至2017年10月13日开立招商银行基本户，讯科公司除涉案项目以外没有其他业务，印证讯科公司在一审庭审后回复一审法院的《情况说明》关于“讯科公司在《合作协议》时，还没有业务开展，故也没有会计账目等相关资料”、“成立后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开展”的主张；3.讯科公司中标后将涉案项目命名为科大讯飞产业园、AI创新产业园，讯科公司实为运营涉案项目的项目公司。证据4（沟通汇报）讯飞产业园微信群（群成员包括徐飞、梅咏、蔡东升、熊梓涵），证据5熊梓涵的微信号，证据6熊梓涵的名片，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1.熊梓涵担任讯科公司的总经理，负责讯科公司、涉案项目的协调、招商和日常工作，向徐飞、梅咏、蔡东升汇报进展；2.徐飞、梅咏掌握讯科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银行账户和其他原件，梅咏使用董丽丽的个人账户用于项目的运营，徐飞、梅咏已代表董丽丽的真实意思表示；3.《合作协议》签订后，徐飞、梅咏、董丽丽、讯科公司，已认可董丽丽与蔡东升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已指示熊梓涵办理讯科公司的增加股东、公司章程、地址、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手续，蔡东升已指定案外人李静萍受让董丽丽持有的讯科公司35%的股权，梅咏强调讯科公司账户“只进不出，只用于股东分配”、“公司账务对股东完全公开”，安排股东的增资；4.讯科公司不但没有对涉案项目单独建立财务账，还直接使用董丽丽个人账户用于项目运营，印证讯科公司是运营涉案项目的项目公司，讯科公司与董丽丽的财务混同。证据7熊梓涵与蔡东升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8顺丰快递单，证据9顺丰快递妥投材料，证据10讯科公司在2018年7月17日办理工商变更的档案，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1.熊梓涵作为讯科公司的总经理，在2018年7月代表讯科公司、董丽丽与蔡东升沟通办理董丽丽与蔡东升指定的李静萍之间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包括让李静萍签订讯科公司股东决定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董丽丽将对讯科公司出资的100万元的部分股权35万元转让给李静萍，转让金额为1元，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为：董丽丽以货币形式出资6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5%，李静萍以货币形式出资3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2.蔡东升已将办理董丽丽转让股权给李静萍所需李静萍提交的材料交给熊梓涵，更于2017年7月11日将李静萍在受让方签名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按熊梓涵的要求快递寄给讯科公司代办工商变更登记的朱汉秋，已由朱汉秋签收；3.《合作协议》签订后，讯科公司、董丽丽一直承认董丽丽与蔡东升间的股权转让关系，讯科公司、董丽丽直至2018年7月11日仍然愿意履行《合作协议》将董丽丽持有的讯科公司35%的股权转让至蔡东升指定的李静萍名下；4.收到李静萍签名寄出资料的朱汉秋，已在2018年7月17日到广州市海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讯科公司的住所、经营项目的变更，讯科公司、董丽丽违约拒绝办理将董丽丽持有的讯科公司35%股权转让给蔡东升指定的李静萍的工商变更手续。董丽丽、讯科公司质证认为，蔡东升提交的10份证据，均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已经违反证据规则，超过了举证期限，董丽丽、讯科公司不予质证，但为了法庭查明事实，可发表意见供法庭参考。证据2、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证据10原件与复印件一致。这些证据均不应被采纳，证明内容都与事实不符。证据1、证据3，无原件，不予确认真实性。证据2蔡东升可自行制作。对证据1到证据3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1并无加盖任何公章，蔡东升的身份也没有任何单位予以证明，对证明内容的第一点没有证据支持。证据3恰好可以说明讯科公司在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市场原因未实际开展业务，与董丽丽、讯科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一致。证据4到证据6，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中所有的聊天记录均无董丽丽参与的证据，董丽丽并不在所谓的讯飞产业园微信群中，其对微信群中的所有聊天记录、所称的情况均无法核实真实性。熊梓涵确实是讯科公司的人员。证据6可看出熊梓涵的身份是AI创新产业园的总经理，其在产业园的运营中作为讯科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个人意见不能代表董丽丽作为股东的意志。徐飞、梅咏的身份情况董丽丽、讯科公司在一审的情况说明中已经进行了说明，两人与讯科公司没有实际关系，讯科公司并非由两人控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两人和熊梓涵获得董丽丽的授权代为处分董丽丽的股权。蔡东升自称熊梓涵向徐飞、梅咏、蔡东升汇报工作，并未向董丽丽汇报工作，也未向董丽丽汇报股权转让事宜，恰好证明董丽丽未授权任何人员处分其在讯科公司的股份。董丽丽个人账户仅用于收取商铺租金，蔡东升二审证据有体现。董丽丽个人账户并未收取任何股权转让款或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任何款项，更加证明董丽丽对股权转让事宜不知情。董丽丽作为讯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取商铺的租金，而非股权转让的对价款，足以证明董丽丽并未处分其在讯科公司的股份。不能证明徐飞、梅咏等人代表董丽丽的真实意思表示。蔡东升称董丽丽已经认可与蔡东升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蔡东升后面的证据中梅咏强调公司账户完全对股东公开，以及蔡东升二审证据熊梓涵在聊天记录中也称“我不说了，你们都是股东，你们自己定”，可以表明真实意思是产业园项目有多个实际投资的股东，都是项目股东，并非讯科公司的股东。因为讯科公司只有董丽丽一个股东。蔡东升二审证据梅咏表示“小熊是甲方的总经理，代表我的意见，施工方的施工方案应以她的意见为准……”由此可以看出，熊梓涵并未向董丽丽汇报工作，而是向案外人汇报工作，代表案外人的意见，其从未得到董丽丽的授权处分董丽丽在讯科公司的股份。证据7到证据10，证据7是熊梓涵与蔡东升的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8没有原件，三性不予确认。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9不能证明蔡东升邮寄何种物品、文件，且收件人与董丽丽、讯科公司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讯科公司确实在2018年7月17日变更了住所及经营项目，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蔡东升称熊梓涵将股权转让协议发送给蔡东升签署，但庭审中经核对原始载体手机上的聊天记录，蔡东升二审证据提供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在聊天记录中无法打开，即熊梓涵是否发送了该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给蔡东升，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而在蔡东升二审证据合同落款部位的截图，只能显示合同争议解决的条款，不能显示合同内容，更不能显示是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从该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可以看到，并无转让方的签名，更没有董丽丽的签名，故所谓的股权转让根本没有得到董丽丽的同意。蔡东升称董丽丽一直承认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董丽丽直至2018年7月11日仍然同意履行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至蔡东升指定的李静萍名下，但蔡东升对此未能举证证明。讯科公司一直以来承认基于合作协议，蔡东升享有项目35%的权益，但对于合作协议要将董丽丽持有的讯科公司股权进行转让，讯科公司不认可。李静萍寄出的是什么资料无法证明，蔡东升称熊梓涵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发给蔡东升让李静萍签名的事实，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也无法打开供现场查看。办理工商住所、经营项目的变更与本案股权转让争议并无关联性。综合蔡东升提交的所有证据，通篇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体现董丽丽承诺或追认任何转让讯科公司股权的行为。证据中所有的案外人的意见，并未得到董丽丽的明确授权。讯科公司的工作人员熊梓涵也仅能就产业园项目的经营管理发表意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蔡东升主张董丽丽将其持有的讯科公司的35%股权转让给蔡东升有否依据。对此，本院评析如下：蔡东升与讯科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其内容是双方投资鹭江西街9号讯飞产业园项目，其中载明的“甲方占股65%，乙方占股35%”均是指该投资项目双方的占股比例，即是双方对该项目的盈余分配比例的约定，本质上双方仍是合作合同关系。至于协议约定“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涉及讯科公司能否履行该条款的问题，即讯科公司的行为能否代表其股东董丽丽的行为。讯科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董丽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股权转让的主体为股东，即应为董丽丽本人才具备转让其股权的主体资格。从蔡东升本案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知，涉案项目的合作事宜并非是其与董丽丽接洽进行商定，而是通过他人进行，没有证据证实有关人员就股权转让事宜得到了董丽丽的授权。董丽丽为讯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但由于股权转让只能由股东本人做出同意转让的意思表示才能完成，因此，在涉及股权转让的关系中不能将公司行为与股东行为等同，在董丽丽不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事实上讯科公司无法履行该条款。而董丽丽与蔡东升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做出同意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故蔡东升本案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至于董丽丽作为讯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其公章使用、公司相关经营活动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蔡东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因股权转让行为不规范而无法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使蔡东升要求股权转让的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其仍享有相应的合同权利，对其合法权益可另行主张。蔡东升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蔡东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蔡东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本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