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新隆，男，196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村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933457。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住所地永川区内环南路6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46448W。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新隆与被上诉人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出租分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4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夏东鹏、郝绍彬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该案的审判，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新隆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杨新隆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杨新隆所有。1.从出资情况来看，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由杨新隆独立承担，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只是代杨新隆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杨新隆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杨新隆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杨新隆和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3.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4.从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情况看，购买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证件为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只是基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登记与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是情理之中。同时，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5.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看，该合同除车辆具体信息部分为手填外，包括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在内的所有内容均是事先打印好的，按合同法规定，该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对于排除蒋永田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约定内容应认定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不论从出资金额和情况、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还是基于现行法律关于车辆这一特殊动产和格式合同的规定看，案涉出租车车辆现在的登记权利人并不一定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其只是对涉案出租车是否对外产生对抗效力产生实体权利上面的影响。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杨新隆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其对应的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附属于案涉出租车，属于该车的权利凭证，与该车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一并确认为杨新隆所有。三、一审审判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案由为合同纠纷，但审判却按照物权审判程序在审理。且本案属非财产案件，一审法院按照财产案件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适用法律错误，应予退还。杨新隆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一审审理法律关系混乱，审判范围不清，审判程序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1.杨新隆的一审诉请中，既包含了物权确认之诉，也包含了合同撤销之诉，两个诉请分别属于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的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一理，一案一审”的审判原则，在同一案件中审理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未要求杨新隆明确其诉讼请求是主张物权确认，还是合同撤销，也未尽到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的义务，径直依据物权法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审判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必须以（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裁定中止审理。但该案至今未作出二审判决，故一审法院在中止诉讼的原因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径直作出本案判决，审判程序违法。3.杨新隆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系善意取得，一审法院对杨新隆请求的所有权和附属设施内容未查明，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且错误。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属于附属设施范围，裸车所有权、车辆号牌使用权、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权属于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范围。杨新隆在一审中提交了交付一次性买断款的证据，但该事实未得到认定，该款项系公司利用其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市场支配优势地位，违反国办发（2004）81号文禁止性规定，采取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将涉案出租汽车转卖给了杨新隆，杨新隆取得涉案出租车就是为了正常经营。虽然公司未依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但这不应归责于杨新隆，而是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优势地位，一次性出让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后，为逃避行政监管，而不去履行转移登记义务所致，除此外，无法对杨新隆交付的款项远高于车辆本身价格作出合理解释，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确认所有权。综上，请求将该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杨新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购买价为85800元、发动机号为H4X号的渝X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及该车所有附属设施为杨新隆所有。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后，杨新隆明确附属设施包括：顶灯、计价器、电台、GPS卫星定位系统、治安证、车牌号、使用天然气动力行使的设施设备（气罐等）及随车物品（灭火器、急救包、三角牌、行车记录仪、备胎、千斤顶）；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杨新隆多年来从事出租汽车营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长司于1997年5月23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县内、县际、省际班车客运，普通货运、客运站经营、出租客运等。亨通出租分公司系重长司的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出租客运、汽车零部件销售等。2011年9月15日，杨新隆与重长司签订了《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杨新隆租赁出租车的车型、牌照号、租赁期限、租赁费等。2012年10月8日，杨新隆与重长司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期限延长至2016年8月31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杨新隆租赁的出租车报废，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收回了该车的前号牌、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2017年3月13日，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与亨通出租分公司签订《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授予亨通出租分公司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77个，有效期6年。2017年1月4日，亨通出租分公司与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汇达公司销售合同》，亨通出租分公司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购买长安牌汽车（型号SC7161UY）77辆，单价85800元，总价款为6606600元。其中包含本案争议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为亨通出租分公司。2017年3月23日，亨通出租分公司与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多功能屏销售合同》，约定亨通出租分公司向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多功能屏（4.7寸LCD液晶显示屏，代替出租车行业服务监督卡，集成触摸式+按键式服务评价功能，支持语音调度功能，电召信息确认）77台，单价1300元/台，总价100100元。同时，重长司与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重长司提供车载终端车载终入网到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监控调度系统中并可自行监控调度管理，在通讯营运商的网络覆盖范围内为重长司提供通信网络服务和用户服务，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GPS终端所包含配件为GPS主机、4个摄像头、2张SD卡。另外，亨通出租分公司与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亨通出租分公司向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出租汽车计价器（规格型号CJ102H12型），单价1650元。杨新隆在原租赁经营的出租车即将报废的情况下，为继续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2017年8月28日，杨新隆向亨通出租分公司交纳车辆考核金120000元。2017年9月25日，亨通出租分公司向重庆市永川区国家税务局交纳了长安牌小型轿车（型号SC7161UY、车架号为LSX）的车辆购置税5500元，取得了《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载明的纳税人为亨通出租分公司。2017年9月26日，经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小型轿车（品牌型号为长安牌SC7161UY、车辆识别代码为LSX、发动机号为H4X、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机动车所有人为亨通出租分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载明的业户名称为亨通出租分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公室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治安登记证》。治安登记证上载明的单位名称为亨通出租分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载明的使用单位为亨通出租分公司。另查明，亨通出租分公司对巡游出租车的管理内容为：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学习、培训，对出租车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驾驶员是否安全驾驶进行监督检查，对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进行检查等。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综合以上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出租汽车车辆所有权及附属设施的归属问题。本案中，涉案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涉案车辆购车发票开具的购车人、涉案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开具的纳税人、《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载明的使用人均为亨通出租分公司。附属设施：顶灯、计价器、电台、GPS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终端设备）、使用天然气动力行使的设施设备（气罐等）及随车物品（灭火器、急救包、三角牌、行车记录仪、备胎、千斤顶）系亨通出租分公司出资购买。杨新隆也没有举证证明顶灯系其出资购买。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杨新隆系涉案汽车以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退一步讲，即使杨新隆实际出资购买了涉案汽车，但其允许购车发票的购车人记载为亨通出租分公司，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该车辆所有人为亨通出租分公司，均表明杨新隆并非以获取车辆所有权的意思出资购买机动车。因此，杨新隆请求确认涉案汽车及附属设施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机动车牌照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属于经营权的范畴，是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特定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故杨新隆主张涉案机动车牌照的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治安登记证》系相关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证件。颁证行为系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所有权确认的范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新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70元，由杨新隆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是否应属杨新隆所有。关于一审程序，一审法院虽然对本案曾作出过中止审理的裁定，但后认为本案无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并恢复审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杨新隆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所有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出租车由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购买并办理登记，一审据此认定属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所有，并无不当。出租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机动车辆，只有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车辆才能成为出租车。杨新隆请求确认的出租车所有权不仅包含该机动车辆本身的所有权，同时也包含了该车辆的出租车经营权、号牌使用权等。杨新隆上诉认为，其实际出资购买车辆及其附属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委托购买关系、其向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杨新隆前述上诉理由，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出租车虽交由杨新隆经营，但双方就案涉出租车经营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杨新隆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交付基于买卖合同发生。其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因交付而设定物权的上诉理由，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杨新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1940元，由上诉人杨新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罗 宇书 记 员  母雪桥书 记 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