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9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军，男，196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69号。法定代表人：毛胤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迪，贵州沃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柱，贵州沃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军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2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284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付军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支持付军的原审诉讼请求。一、原审判决将举证责任推给付军是错误的。劳动关系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即举证责任应由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而付军已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如果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已对付军作出“开除”、“辞退”等处理，应由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举证，否则不能否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审判决认为双方以行为表示解除劳动关系也是错误的。双方争议发生在1990年，当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都还没有发布执行，而付军是1981年从部队退伍的越战老兵，因此本案的审理不能排除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付军退伍安置工作后是属于“固定工”，“固定工”是当时特有的名词，它与“合同制工人”完全不同，因此，原审判决简单地以双方以行为表示解除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三、付军于1981年从部队退伍后安置到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处上班，并于1989年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二年停薪留职期满后，付军按照规定，曾多次找到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要求给付军安排相应工作，但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以没有工作岗位为由，拒不安排工作，也不发放工资，付军为了生活，被迫出外打工。付军在外打工期间，也多次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安排工作，但至今无任何处理结果。按照当时国营企业的通常做法，依据本案情况，国营企业会对有关工人作出“开除”、“辞退”等处理，并登报公告，但本案的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国营企业，并未对付军作出任何处理，显然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是有明显过错的。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过错让付军来承担后果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辩称，1、付军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付军在其停薪留职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内并未要求回到原单位工作，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未收到付军任何通知，虽然付军自述两年的停薪留职期满后，其按规定多次找到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要求安排相应的工作，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付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举证后果。根据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计（1983）61号）的规定：“停薪留职期满，本人愿意回到原单位工作，需在期满前一个月向原单位提出申请，原单位应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然而时至今日，付军申请回原单位工作的时间已超过规定的时间长达28年之久，因此付军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为其安排工作的诉请应当予以驳回，且付军在停薪留职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内，既未要求回到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处工作，也未办理辞职手续，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有权按付军自动离职处理，结合本案，付军已自动离职，付军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之间自1990年开始便不存在劳动关系；2、付军从2005年3月至2005年6月期间，已为自己缴纳社保，其以实际行为默认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无劳动关系，不然不会自己去缴纳社保；3、付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两年停薪留职期满后，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其消极不作为，时隔20多年才主张权利，显然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4、付军自认停薪留职期满后，至今未向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任何劳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既然付军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之间无劳动关系，付军也未向公司提供任何劳动，那么付军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其劳动报酬和为其办理五险一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法律及其立法精神也不鼓励不劳而获，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付军的上诉请求及全部诉讼请求。付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付军、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给付军安排相应的工作；2、判令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从1990年至今的工资，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共计人民币655366元；3、判令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给付军办理五险一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军自述于1981年进入贵州省邮电器材公司，1988年付军在贵州省邮电器材公司办理了停薪留职,缴纳相关费用至1989年12月。1990年1月，付军停薪留职期满后未回贵州省邮电器材公司上班，贵州省邮电器材公司也未对付军作出相应处理。根据付军提交的《社会保险证明》显示，付军的养老保险由其个人缴纳，缴纳时间为2005年3月至2005年6月。另查，贵州省邮电器材公司于2000年12月1日申请变更为贵州电信世纪鑫实业公司，贵州电信世纪鑫实业公司于2002年1月15日变更为贵州电信实业公司，贵州电信实业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准予变更登记为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付军向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确认付军与贵州电信实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贵州电信实业公司按社平工资标准支付付军从1990年至2019年3月6日的工资共计人民币655366元；3、贵州电信实业公司给付军办理“五险一金”（1990年至2019年3月6日）。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筑劳人仲裁字[2019]第59号裁决书：驳回申请人付军的所有仲裁请求。付军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认为，付军称在停薪留职期满后回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处要求安排工作被拒绝，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诉称，不予支持。付军认可在停薪留职期满后未向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处提供劳动，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亦未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双方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解除了劳动关系，即双方于1981年至1990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现付军要求确认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工资系劳动者提供劳动后用人单位发放给劳动者的报酬，现付军从1990年就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也未向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动，故其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1990年至今的工资65536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付军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为其办理“五险一金”的请求，因涉及政策问题，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畴，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付军与被告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于1981年至1990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未收取案件受理费。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付军向本院提供了一段通话录音，欲证明一审判定1990年以后双方就不再存在劳动关系，但公司之后还在为付军缴纳公积金，证明本案的双方一直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称：1、该证据作为视听资料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且录音对方应当提供身份信息，但仅仅只有一个名字，对于真实性无法认可；2、付军称录音的对方现在联通公司工作，录音对方都不是电信公司的人，如何知晓双方的事情，对方称交公积金的时候看到付军的名字，但只是称，故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可信度持怀疑，且即使该证据存在一定的证明效力，也仅仅能证明在1998年时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按照政策补缴了所谓的公积金，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支撑付军的诉讼请求。另查明，二审中，付军称其向公司交纳停薪留职管理费至1989年12月，之后未再交纳过，并称付军在停薪留职期满后，曾多次找到公司负责人要求安排工作，公司一直未给予处理，但付军同时称其对此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而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则称付军在停薪留职期满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申请回来上班，公司已按自动离职对付军作出处理，但是因为年代久远，且公司经历过三次变更，相关依据已经无法找到，但付军并未及时找到劳动局、工会等部门反映其情况，双方自1990年1月以后就不存在劳动关系。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同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付军自述其于1981年进入贵州省邮电器材公司工作，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对此未表示异议，而经查明，付军于1988年办理停薪留职后，其停薪留职的相关管理费用仅缴纳至1989年12月底。虽然付军诉讼中称其在两年的停薪留职期满后，曾多次找到公司负责人要求为其安排工作岗位，但付军诉讼中对此并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且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二审中，付军向本院提供了一段通话录音，拟证明公司在1998年时仍一并为付军补缴公积金，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在1990年1月以后即解除。但因该通话录音人员的身份信息不详，且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对该通话录音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故付军二审中提供的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不能达到付军的证明目的。且因付军诉讼中亦称其自停薪留职期满后就未再向公司提供劳动，而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自此后亦未向付军发放过劳动报酬，故综合以上情况，原判认定诉讼双方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解除劳动关系，并据此认定付军与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自1981年至1990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对付军要求确认双方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因本案以现有证据仅能认定诉讼双方自1981年至1990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判以付军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其自1990年至今的工资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而付军要求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为其办理“五险一金”的请求，因涉及政策问题，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畴，原判对其该项请求不予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付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付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