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87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玉，女，195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胜利，河北佳诚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超，河北佳诚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住所地唐山市路南区新华西道60号。负责人：魏宝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静，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天宇，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淑玉因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2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淑玉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霍丽申在伪造案涉保单上“盗盖”被上诉人承保业务专业章行骗，违背客观事实，是对被上诉人印章管理存在重大疏漏的袒护。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能够在2010年至2016年长达7年时间，伪造大量涉案保单并加盖被上诉人承保业务专用章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60多名受害人行骗，绝非是“盗用”印章，而是被上诉人管理印章存在重大疏漏。2、被上诉人印章管理存在重大疏漏，给其工作人员霍丽申长期伪造的大量保单上加盖被上诉人承保业务专用章行骗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依法应当承担本案侵权的全部责任。3、原审判决按30%的责任比例由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对上诉人显失公平。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众多案涉受害人出于对被上诉人系央企的信任，无法预见加盖有被上诉人承包业务专用章的保单系伪造的保单。上诉人未得到投保交款的发票等，不会影响保单效力和履行，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缺乏必要的谨慎之过错，对造成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众多受害人财产损失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请二审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原审法院对侵权责任主体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单位制定了严格的用章管理制度，对用章管理具有很强的防范意识，霍丽申的故意犯罪行为并非严格的用章管理制度足以制止，故上诉人的用章管理制度与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事实是霍丽申盗用公章在伪造的保单上私自盖章，骗取被上诉人财产，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上诉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另外霍丽申并未向被上诉人提供有上诉人单位出具的收据、发票或其他收款、证明投保成功的资料加以佐证，被上诉人是基于对其朋友霍丽申姨婆母的信任而交付财产，与伪造保单上是否存在盗用加盖的上诉人公章无关。2、原审法院对经济损失数额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第一次投保伪造保险产品至今时间较长，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完整的交易流水或转账凭证，无法证明其投保的准确数额。被上诉人自认其曾经收取过收益金，则其目前持有的保单中，不能排除保单数额中包含了收益金或保单金额已全部取出但保单并未销毁的可能。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诉称的计算方式及伪造的保单即认定其经济损失数额，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李淑玉答辩称，保险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依法应予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答辩称，原审原告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上诉状中上诉理由所记载的内容均为原审原告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原告的上诉理由当中所陈述的内容无法律规定可以支持，原审被告在事件发生时并不知情，且具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该侵权责任应由霍丽申本人承担，与我方无关。其余同我方上诉状内容，本案原审原告在向霍丽申交付财务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核实，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责任。李淑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2万元；2.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霍丽申原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古冶支公司工作人员，负责保险销售工作。霍丽申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伪造了投资保障型保险单（以下简称伪造保单）并盗用被告单位承保业务专用章，在伪造的保单上加盖了承保业务专用章。2010年霍丽申开始利用其亲友销售伪造的投资保障型保险。原告持有32万元伪造保单形成过程：原告自2011年开始在霍丽申处“投保”，2011年11月，原告经么文萍向霍丽申转款3万元，霍丽申给付原告投资金额为3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期间一年）的伪造保单一份，2012年11月保单到期后原告取回1万元及收益金2235元，2012年11月霍丽申给付原告投资金额为2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期间一年）的伪造保单一份，2013年11月-2015年11月保单到期后原告各取回收益金共计4470元，将本金2万元继续投保，霍丽申于2015年11月25日为原告出具投资金为2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生效日期为2015年11月26日，保险期间1年的保单一份。2013年2月25日，原告经么文萍向霍丽申转款10万元，霍丽申给付原告投资金额为10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期间一年）的伪造保单一份，2014年2月保单到期后原告取回收益金共7450元，2015年2月保单到期后原告将本金10万元、收益金7450元及2015年2月27日原告向霍丽申转款16.225万元，共计27万元继续投保，霍丽申于2015年2月27日为原告出具投资金为27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期间一年）的伪造保单一份。2016年2月该保单到期后原告取回收益金20115元，将本金27万元继续投保，霍丽申于2016年2月27日为原告出具投资金为27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生效日期为2016年2月28日，保险期间1年的保单一份。2015年6月，原告经么文萍向霍丽申转款3万元，霍丽申给付原告投资金额为3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期间一年）的伪造保单一份，2016年6月保单到期后原告取回收益金2235元，将本金3万元继续投保，霍丽申于2016年6月26日为原告出具投资金为3万元，年收益率6.2%，保险生效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保险期间1年的保单一份。综上，原告共取回收益金36505元，并将一笔收益金7450元作为本金继续“投保”，可知原告收益数额为43955元。2017年1月1日，霍丽申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因犯诈骗罪被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损失是因霍丽申的犯罪行为所致，该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霍丽申骗取原告的资金也由霍丽申占有和挥霍，霍丽申对原告的财产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全部损失，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相悖，应不予支持。被告在承保印章的管理上存在疏漏，给霍丽申在伪造保单上盗盖承保业务专用章造成可乘之机，使霍丽申得以完成诈骗行为，对造成原告损失存在一定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将大额资金交付霍丽申或与被告保险公司无关的霍丽申亲属购买所谓的保险产品，对方未交付收款收据、保险条款等购买保险产品承保方应出具的凭证，原告对自身的财产处分缺乏必要的谨慎，亦是造成其财产损失的重要因素。结合本案实际，综合考量各行为主体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已实际取得及计入下一笔投资金的收益金不应计入原告的损失数额，应从原告计算的损失总额中扣除，故原告的损失数额应为276045元。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理据充足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淑玉损失82813.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原告李淑玉负担2283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负担76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霍丽申利用其保险公司销售经理的身份，并违规使用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的印章，以骗取上诉人李淑玉的信任，导致李淑玉款项损失，其理应为直接责任人。霍丽申诈骗事实已为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3刑初338号刑事判决所确认。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对其工作人员管理不严，对印章的保管不善，使得霍丽申得以完成诈骗行为，对此，上诉人保险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上诉人李淑玉对于霍丽申提供的保险产品和投保流程过于轻信，对于自身财产的处置缺乏必要的谨慎，存在过失，亦是造成其财产损失的重要因素。原审法院综合考量各行为主体的过错程度，以及过错对损失产生的原因力，认定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对李淑玉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另一审法院结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诉人李淑玉提交的保险单、转账凭证等证据综合认定李淑玉的损失数额亦无不妥。综上所述，李淑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28元，由上诉人李淑玉负担4859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负担18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君优审判员 孙申惠审判员 韩美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