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74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敦，男，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观敬，唐县光明路飞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勇，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照，男，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涛，唐县光明路华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红敦因与上诉人闫勇、被上诉人孙红照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7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红敦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再给付上诉人施工款228071.2元。2、一审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上诉人承担。3、一、二审上诉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冀0627民初1824号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法院应改判二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工程款1841772元。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揽承德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住宅工程。孙红敦组织及负责人员在二被上诉人承担的工程从事抹灰、屋面等工作。这一事实二被上诉人均认可。工程竣工后，经二被上诉人的预算员贾秀红作出造价单，上诉人施工面积为24432.2元，协议中载明每平米为140元。后由于增加工程量欠上诉人施工款181265元，总工程款为3601773元，期间二被上诉人共给付上诉人工程款1760000元，总计欠上诉人工程款1841773元。一审中却判决给付上诉人1613701.8元，剩余的228071.2元未支持，以上均有证据证实，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请求予以改判。二、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交纳了保全费5000元，对滦平县幸福家园104.105号楼的保修金进行了保全，一审法院未对此费用予以判决。根据民诉法规，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以上是上诉人要求改判决的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闫勇辩称，孙红敦上诉理由不成立，孙红照出具的欠条没有任何依据，没有常规建筑工地的算账单结账单，资金来源不明。欠条跟我无关，因为他们是亲兄弟。二次结构包含项目很多，他主张的增项部分我不认可，干的远不够。要是想要钱就找合理的人或者中介、鉴定单位算账。在一审中我说了合同是伪造的，包括孙红照的签字都是伪造的，不是其本人书写的，合同形成日期和签字日期不一致，孙红照给孙红敦的欠条与我无关。孙红照辩称，因为本人没有在施工现场监督，至于增项部分应该由我方负责人及上诉人双方签字认可的证据认定是否真实存在。我与被上诉人闫勇为合伙关系，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理应由我们共同承担。闫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7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孙红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如下：第一、原审法院未对二被上诉人间签订的《人工费承包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准确认定：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人工费承包协议书》实际签订时间与协议书载明的时间不符，被上诉人根本不能述明该合同签订的具体情况。而且二被上诉人本就是亲兄弟关系，原审庭审时为规避法庭的调查，被上诉人孙红照未出庭，被上诉人孙红敦也是避而不见，仅凭一份看似毫无破绽的协议欲证明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份协议实则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通过被上诉人孙红敦前两次于工程施工地法院—滦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自认的事实可以证实，该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与其自述不符。孙红敦自述该协议书签订于2014年7月30口，被上诉人孙红照却说是2015年3月5日；本案的证人孙某在滦平县人民法院出庭作证时自述“签订协议时其在场，且协议中孙红照的签名是孙红照本人所签”，但其对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等均不能准确说明。综合以上可以得出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存疑。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孙红敦未提供任何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将该协议书作为证据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次，被上诉人孙红敦、孙红照本就是亲兄弟，存在利害关系，哥俩签订的协议如仅限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任何第三人无权干涉，但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协议书涉及上诉人的利益，二人之间未通过上诉人确认事后伪造，明显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行为，严重损害了第三人即本案上诉人的利益，对上诉人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三，《人工费承包协议书》与现行建筑市场常规严重不符。单价140元每平方米包括的工作内容不合常理，每个单项工程都有其相应的工程量和市场价格，二被上诉人间《人工费承包协议书》所订立的严重超出市场规律，且遗漏的主要一项工程保修，协议书的签订明显的不正常。原审法院法官对工程案件本就不精通，对建筑行业都有不成文的规定不了解。实际上二次结构的抹灰、砌筑、屋面、散水都有详细的工程计价标准，河北预算定额和建筑市场都有其相应的单价。前述协议书约定的140元每平方米不仅仅高出市场价格的一倍，根本就没有任何合理、合法性可言。第二、被上诉人孙红照为孙红敦出具的欠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有三，l、二人系亲兄弟关系，二人存在利益关系，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本案的欠条的出具已具备结算的效力，但被上诉人孙红敦所施工的二次结构工程系上诉人合伙承包工程中的一部分，被上诉人孙红照根本就不懂工程，其无权代表上诉人出具欠条，特别是向其亲哥哥出具；2、欠条载明的已付工程款与被上诉人孙红敦于滦平县人民法院起诉时在给付数额、给付时间等方面均不相符，而且在滦平县人民法院起诉时根本就没有出示过。上诉人认为该欠条确切的出具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1月1日以后，而不是欠条载明的2016年2月15日。如有必要，上诉人申请对该欠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该欠条的出具涉及第三人利益，未经第三人即本案的上诉人确认仅在二被上诉人间有效，对上诉人无效。如果二被上诉人之间此种违背公序良俗的低端做法能够实现目的，无疑是对民法公平正义的最大践踏。第三、证人孙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我们不论孙某证言的真实与否，从本次诉讼的庭审情况来说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孙某作为证人居然于开放的庭审门外参与了全部的法庭调查、质证。上诉人一审时已明确提出孙某因参与庭审不能出庭作证，但因为一审法官的不专业，孙某不但参与了庭审，且对其证言还予以采信，这是对民事诉讼法证人出庭规则的藐视，是明显的违法行为。第四、被上诉人孙红敦在滦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诉请标的与本次诉讼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唯一原因就是在本案中这张欠条的出现，而该欠条明显是为了保全上诉人的财产而虚假出具。因为该欠条不但未经上诉人确认而且对上诉人已付二次结构工程款也予以了忽视，这是非常明显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诉人不否认幸福家园二次结构系被上诉人孙红敦所施工，且一直秉承在发生争议后应对孙红敦完成工程量、工程造价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以最终确定是否应再支付被上诉人孙红敦工程款。在此就被上诉人孙红照出具欠条时忽略的、上诉人经生效判决认定已支付二次结构工程款情况进行述明：此工程建筑面积24097.87平方米，滦平县范围内最高为105元每平方米，总价款2530276.35元。具体如下：l、代孙红敦支付经诉讼的款项：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0824民初2257号，二次结构天棚抹灰工程王秀芝工程款276190元，其中含二次结构工人工资276190元÷10.5元每平米X9元每平米=236734元（证据1)。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0824民初1811号，杨连勇地下室天棚保温抹灰、电梯井保温抹灰中的二次结构人工费117000元X55%=64350元（证据2)。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6)冀0824民初1327号，宋欢乐不锈钢栏杆中的二次结构人工费227895元X40%=91158元（证据3)。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6)冀0824民初1454号，徐宝和粘台阶块料面层中的二次结构人工费20000元（证据4)。本项合计：412242元。2、一二审法院认定支付的二次结构工程款（证据5)：二审判决书（终审）判定：判决书第20页1082笔325元，2014年7月21日支付；1105笔18500元，2014年8月21日支付；1108笔800元，2014年8月21日支付；1123笔10000元，2014年9月6日支付；1132笔1000元，起钉子2014年9月7日支付；1234、1235笔4000元，2014年5月支付；1268笔153210元，2014年11月9日支付抹灰工资；1269笔116300元，2014年11月8日支付二次结构灌柱子工资；1327笔13481元，2015年1月11日支付二次结构工资；1332笔60000元，2015年2月15日支付二次结构木工工资；1405笔4900元，2015年4月21日支付二次结构台阶下挖桩工资；1415笔1000元，2015年4月3日支付二次结构木工借支工资；1460笔800元，2015年5月11日支付二次结构孙红敦借支工资；1477笔4500元，2015年5月6日支付二次结构剔凿工资；1503笔5000元，2015年6月29日支付二次结构工资；1526笔44000元，2015年6月25日支付二次结构电梯口抹灰工资；1566笔77800元，2015年1月11日支付二次结构赵振东抹灰工资；1567笔38000元，2015年6月19日支付二次结构工资；1568笔15840元，2015年6月25日支付二次结构电梯口抹灰工资；1746笔500元，2015年11月23日支付二次结构维修工资；1771笔2000元，2015年12月16日支付二次结构维修工资。以上判决认定部分小计：571956元。二审判决第38页认定，2016年2月6日滦平县劳动保障局支付孙红敦二次结构540000元；2014年11月万达公司宋国军支付190万元，其中孙红照提取82万元，给付孙红敦二次结构工资1080000元，银行转账单已提交法院；第39页二次结构植筋刘霞工资9000元，一审漏掉。第2条合计：2200956元。3、上诉人2014年支付孙红敦二次结构工程款178100元（证据6借条一组7张，其中孙红敦借支112000元，孙小龙借支10500元，木工姜存来借支6500元，钢筋工孙虎君借支22600元，王宏宇堵模板眼借支2000元，刘霞植筋借支10000元二次结构剔凿借支14500元，计178100元，借条已提交法院）。4、2014年11月万达公司宋国军代付二次结构工程款640000元（证据7工资发放及劳动局工资54万元发放表一组8张，刘霞49000元，韩蕊41000元，焦永发270000元，马光明280000元，有银行转账单已提交法院）。5、卖废品款支付给孙红敦50907元（证据8经法庭质证的在闫勇孙红照诉讼卷里，本次证据已提交法院）。6、因孙红敦施工质量问题，万达公司财务垫付二次结构维修款151326元（证据9,已提交法院）。以上1一6项支付孙红敦二次结构工程款：3633531元。此工程已实际支付孙红敦二次结构工程款3633531元。已远远超出被上诉人孙红敦应得的劳动报酬。工程总价2530276元一己付3633531元﹦-1103255元。由此，现在不但不欠孙红敦工程款，因孙红照与孙红敦的亲属关系，孙红照已经多支付给孙红敦1103255元。对于超额支付及孙红照、孙红敦二人串通以虚假工人套取的工资，被上诉人孙红敦、孙红照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应予返还全部非法所得。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孙红敦与孙红照兄弟私下写个欠据，原审法院未曾核实就充当定案依据，工程量未核实怎么能得出工程造价？原审法院过于轻率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2015年6月16日就104、105号楼全部外欠账解决办法达成共识，参加人员有开发商老总、财务总监、晨都公司老总孙连仕、孙红照与答辩人。本工程截止到交工验收人工、材料外欠账280万元，欠税50万元，开发商考虑到后期维修又给了20万元，计给付350万元由孙红照负责还账。孙红照承诺还清所有欠款，如有人再讨要由孙红照本人负责（证据10)。因孙红敦与孙红照系亲兄弟，存在利害关系，孙红照出具的欠款凭证不具有真实性，其二人之间的收据、欠据等均应提供银行流水或其他具有证明力的佐证。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务合同履行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务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用人单位在承德市双桥区，合同履行地在承德市滦平县。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更是将自己无管辖权的案件进行了审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孙红敦辩称，闫勇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孙红敦施工的工程款闫勇和孙红照应该共同给付。一审中只按照协议中的工程款判决，二审应该将增项部分判由孙红照和闫勇共同承担。孙红照辩称，一审认定的我与闫勇共同承担给付劳务费1613701.8元的事实清楚。至于上诉人闫勇诉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孙红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给付原告施工款187758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中，原告孙红敦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证据二，滦平幸福家园实际建筑面积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楼的面积为24432.2平方米。证据三，17张票据，证明除合同外的施工增项费用为181265元。证据四，被告孙红照给原告孙红敦写的欠条一份，证明被告欠原告工人工资2697585元。原告方证人孙某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孙红敦承包了被告闫勇、孙红照在滦平县次结构装修、砌砖、打灰的事实。被告闫勇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一，1、建筑面积与实际不符；2、施工天数与开工竣工天数不相符；3、合同中约定的单价140元每平米与市场价严重不符；4、原告孙红敦提交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但是被告孙红照曾在前两次诉讼中认可是2015年3月份；5、合同中孙红照的签名并不是本人书写。对证据二，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原告承揽的工程施工面积应该是24097.87平方米。对证据三，这些证明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孙红敦二次结构工程增加的工程量的事实，滦平法院两次审理已经证明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为阴保杰、孙某二人同一天书写，并不是随着施工进度进行记载。而且这二人与原告系同乡同族关系，我认为其二人是帮助孙红敦蓄意侵占我的财产。对证据四，本案原告分别两次起诉二被告时均没有出示该证据，且这张欠条与实际情况极度不符。因为：1、原告两次起诉时自认孙红照、闫勇已经向原告给付工程款的数额为3065785元，但是欠条记载数额为940000元。2、我认为该欠条不是2016年2月15日，应该大概是2018年春节以后，是原告孙红敦与被告孙红照之间为保全被告闫勇财产而制作的虚假证据。3、我认为该欠条并非孙红照本人书写，因为该笔迹与我持有的孙红照本人书写的签名有肉眼即可见的差异。对原告证人证言，因证人孙某是原告孙红敦雇佣的工人，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故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被告闫勇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民事诉状两份，证明1、本案之前两次诉讼的时候原告自认的案由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本次却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2、两份诉状中原告孙红敦自认二被告给付工程款为3065785元；3、本次原告起诉的工程款数额与之前的数额存在差异，本次为3637585元，前两次为3420480元，也就是说本案的原告在计算工程款总额时是不确定的，进而可以说明建筑施工协议书中记载的建筑面积及单价与事实是不符的。证据二、滦平县法院的开庭笔录两份，可以证实原告孙红敦认可收到之前两次诉状中孙红照给付2125785元的依据，与本次不符；证实原告孙红敦变卖二被告废品的数额为50907元，孙红敦未向二被告返还，应抵顶工程款；也可以证实证人孙某的证言与本次前后矛盾，故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三、滦平县人民法院的四份调解书、判决书，证明二被告已向孙红敦承包的二次结构的工程支付部分工程款412242元。证据四、工资表三张，证实二被告已向原告雇佣的工人支付250000元工资。证据五、任务单两张，我的发包方万达公司代付给原告的工程款90000元。证据六、借支凭证六张，证实原告雇佣的工人向我借支了78100元。证据七、万达公司质保金使用明细，证明因原告施工存在瑕疵万达公司从我方工程款扣除151326元。证据八、中标通知书一份，证明孙红敦二次施工的面积为24097.87平米，与原告的证据不符。证据九、二被告挂靠的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孙红照认可的在收到万达公司支付的3500000元后清还了全部外帐，不应该出现本案提到的大额外帐。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二，两份开庭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不认可，只是开庭笔录，陈述的内容并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或否定，因此对该证据不认可；对证据五，任务单不认可，因为没有原告的签字，不能证明款项支付给原告；其余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不予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证据一、证据二与被告证据八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及劳务关系认可，对施工面积认定为24097.87平方米，单价为140元/平方米，总承包劳务费为3373701.8元；对证据三，因被告闫勇否认，且没有二被告的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证据四与证据一、证据二及被告证据八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但工资总额（总承包劳务费）认定为3373701.8元（140元×24097.87平方米），因原告证据三中的合同外的施工增项费用181265元不予认定，应予扣除，故剩余工资总额应为2433701.8元；对原告证人孙某的证人证言，因与原告证据一、证据二及被告证据八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证据一、二，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被告证据三，滦平法院的四份调解书、判决书中的工程项目与原告承包工程项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被告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因均为复印件，原告不予质证，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被告证据七、证据九，因均为复印件没加盖公章确认，且原告不予质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被告证据八、因与原告证据一证据二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认定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被告闫勇、孙红照二人为合伙关系，共同挂靠承德晨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承德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滦平县住宅楼工程，原告孙红敦在该工程中组织带领工人从事抹灰、砌体、屋面、散水等工作。至工程完工二被告共欠原告工人工资3373701.8元（140x24097.87平方米），后来二被告陆续给付原告1760000元（940000元+820000元），至原告起诉之日二被告尚欠原告工人工资1613701.8元没有给付（合同外的施工增项费用181265元不在其内）。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受法律保护，原告孙红敦为二被告提供劳务，被告闫勇、孙红照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原告孙红敦起诉被告闫勇、孙红照给付劳务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闫勇、孙红照支付原告孙红敦劳务费1613701.8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孙红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99元，由原告孙红敦负担3050元（已交纳），被告闫勇、孙红照负担18649元，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上诉人孙红敦申请的证人孙某、安某出庭作证称，工程施工中产生了增项部分，其关于卷宗中增项部分的书面证明中的签字均为本人签字。被上诉人孙红照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上诉人闫勇以证人是孙红敦、孙红照同乡、所雇用工人，证人陈述不合常理为由不予认可。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7日，上诉人闫勇与被上诉人孙红照合伙借用承德市晨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资质承包滦平县幸福家园104、105号楼工程后，将二次结构工程劳务部分转包给上诉人孙红敦。上诉人闫勇与被上诉人孙红照双方未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2015年8月30日工程竣工。上诉人闫勇否认与上诉人孙红敦签订过《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2016年7月7日，孙红敦以闫勇、孙红照为被告向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由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案号为（2016）冀0824民初2319号。该案在审理中，因原告孙红敦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该院并作出（2016）冀0824民初2319号民事裁定书。2016年10月19日，孙红敦再次以闫勇、孙红照为被告向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由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案号为（2016）冀0824民初3489号。在该案庭审中，原告孙红敦申请撤诉，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824民初3489号民事裁定书。在该两次诉讼起诉状及庭审中，孙红敦均明确陈述“被告方已给付原告3065785元（其中闫勇给付10万元，通过劳动监察从孙红照卡里支付29万元，通过开发商委托宋国军代二被告付55万元，孙红照给付2125785元）。”且在该两次诉讼中，孙红敦均未向法庭出示过孙红照给其出具的欠条。在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冀0824民初3489号案庭审中被上诉人孙红照陈述：“（《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中）我的名字是在2015年3、4月份左右补签的……”孙红敦申请的证人孙某在庭审中陈述：“（大概在2014年7、8月份）孙红照是在我签完后签的，我是看着孙红照签的，闫勇没在上面签字。”本院又查明，上诉人孙红敦与被上诉人孙红照是亲弟兄。本院再查明，闫勇曾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孙红照、承德市晨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802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后，孙红照不服，向承德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承德市人民法院已作出（2018）冀08民终2240号终审判决。本院所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见一审查明部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就本案来说，一、关于闫勇的上诉请求。（一）关于《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首先，该合同所涉二次结构工程的转包人被上诉人孙红照与上诉人闫勇，是真正的“甲方”。从被上诉人孙红照在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2016）冀0824民初3489号案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其签名是补签的，即是说，该合同签订时代表“甲方”签字的是阴保杰、孙某。但上诉人闫杰否认曾授权该二人代签合同，阴保杰、孙某也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作为“甲方”之一的闫勇在权利与义务约定关系其切身利益甚巨的合同上受权自己代签合同。第二，被上诉人孙红照与上诉人闫勇是合伙关系，在事关合伙利益甚巨的重大事项即合同的签订上依常理应由双方共同签署，特别是合同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孙红照的胞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三，关于合同中被上诉人孙红照的签字时间，孙红照在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庭审中的当庭陈述与孙红敦的证人孙某的当庭证言明显矛盾。第四，被上诉人孙红照与上诉人孙红敦是亲弟兄关系，有共同利益，其中立性不强。第五，该协议中的“甲方”签字人员均为上诉人孙红敦亲弟弟或同村受雇人员，均与本案的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客观性不强。第五，被上诉人孙红照与上诉人闫勇本身是合伙关系，两人之间尚且没订立书面协议，闫勇关于与上诉人孙红敦未签订过书面协议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二）关于欠条的真实性问题。首先，该欠条是被上诉人孙红照给上诉人孙红敦出具，未得到作为合伙人的上诉人闫勇认可。其次，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孙红照与上诉人孙红敦是紧密的弟兄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三，该欠条所载内容与上诉人孙红敦在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两次诉讼中自己认可的事实存在严重矛盾。第四，该欠条显示形成于2016年2月15日，在孙红敦两次向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起诉之前就存在，但作为主张权利最关键的证据孙红敦却均未提交法庭，严重违背常理。基于以上分析，就孙红照目前所举证据来说，其关于《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是闫勇授权他人签订及欠条是真实对帐结果的待证事实均未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上诉人孙红敦以所持欠条为据向上诉人闫勇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支持。鉴于被上诉人孙红照对上诉人孙红敦所持《建筑工程人工费承包协议书》、欠条的真实性及下欠孙红敦劳务数额均无异议，则应由被上诉人孙红照承担其认可的给付义务。至于此是否构成与闫勇的合伙债务，双方可另行解决。就孙红敦的上诉请求来说，首先，其用以证明增项的17张票据没有闫勇及孙红照的的签字确认，且闫勇不予认可。其次，发包人承德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承德市晨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就案涉幸福家园104、105号楼工程所签订的《施工合同书》约定的工程总造价为3456万元，从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8民终2240号民事判决结果来看，最终工程价款完全是按合同约定的该数额结算的，并未显示有增项部分。故一审法院关于“对证据三，因被告闫勇否认，且没有二被告的签字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红敦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闫勇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7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该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孙红照支付上诉人孙红敦劳务费1613701.8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99元，由孙红敦负担3050元（已交纳），孙红照负担18649元，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申请费3800元由孙红照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699元，由孙红敦负担3050元，孙红照负担186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金星审判员  庞 茜审判员  张 力二０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