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3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天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碱泉街。主要负责人：朱越，该律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东升，新疆天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斌，男，196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乌鲁木齐野马集团投资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昌平，新疆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疆天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澈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杨文斌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2民初4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澈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东升，被上诉人杨文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昌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澈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天澈律所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且适用法律有误。因（2016）新0103民初5376号（以下简称5376号案件）民间借贷案件的被告李勇以担保条款效力问题起诉杨文斌，案号为（2016）新0103民初7976号（以下简称7976号案件），杨文斌表示此案因民间借贷案件衍生，由我所代理最为合适，便授权我所的律师替其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约定律师代理费为5万元。2016年11月3日，我所指派的两位律师与杨文斌共同出庭，参加了7976号案件的庭审。我所的律师在庭审活动中充分发挥代理职能，提出有理有据的答辩意见，依法维护杨文斌了合法权益。7976号案件虽然与5376号案件的当事人相同，在客观上也存在关联，但并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案件。5376号案件是因民间借贷发生的诉讼，而7976号案件是因担保合同效力而发生的诉讼。对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而言，不同的法律关系意味着不同的案件，律师所做的工作是不同的，提供的是不同的法律服务。退一步讲，依据交易习惯，律师代理5376号案件时，若该案被告提出反诉，我所仍然会对反诉请求向杨文斌收取律师代理费，而反诉与本诉显然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诉讼。故，7976号案件与5376号案件在客观上存在联系，但这并不能免除杨文斌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一审中，我所提交了大量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我所为7976号案件所付出的工作，7976号案件虽然最终撤诉，但是并不能否认我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代理义务。依据法律规定，合同中当事人对价款约定不明的，可以参照政府指导定价。我所已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杨文斌应当按照《乌鲁木齐市律师服务收费办法》规定的标准支付律师代理费，我所在一审中主张的5万元律师代理费远低于该标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我所的上诉请求。杨文斌辩称，一、我并未口头承诺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双方就7976号案件未签署书面收费协议，我是将民间借贷案件一并委托给天澈律所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二、7976号案件、5376号案件均基于同一事实产生，前后具有关联性，且7976号案件民间借贷案件中诉讼请求系确认担保条款无效，该诉讼请求并无诉讼标的。三、补充协议是在5376号案件、7976号案件发生后订立的，从该协议内容看天澈律所所代理的案件为风险代理，需诉讼请求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并执行到账后支付律师代理费，而5376号案件、7976号案件均是和解撤诉，因此，不具备另行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天澈律所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天澈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文斌向天澈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天澈律所指派朱越律师（该所负责人）、王翠艳律师作为杨文斌与案外人王玉磊、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签订了《律师服务收费合同必备条款》，其中第4条约定：律师费39,000元；注：“如委托方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律师费减半收取，计19,500元”。2016年7月15日，该案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立案，案号为（2016）新0103民初5376号，律师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申请诉讼保全。2016年9月26日律师出庭参加诉讼。2016年10月9日，因5376号案件的被告之一李勇作为原告起诉同案原告杨文斌及另一被告王玉磊确认担保无效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立案，案号为（2016）新0103民初7976号。因7976号案件涉及借款担保合同中保证部分的效力问题，即5376号案件需要以7976号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作出了第一次中止诉讼的民事裁定。2016年11月3日，7976号案件开庭当日李勇撤诉。2016年11月24日，5376号案件第二次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成普通程序。2017年1月6日，杨文斌提出撤销其与李勇、王玉磊签订的和解协议，因5376号案件需要以具体和解协议中具体还款数额为依据，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作出了第二次中止诉讼的民事裁定。2017年4月12日，5376号案件原告杨文斌起诉同案被告王玉磊、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立案，案号为（2017）新0103民初3293号（以下简称3293号案件）。2017年4月13日，5376号案件杨文斌申请撤诉。2017年4月14日，3293号案件杨文斌申请撤诉。在上述诉讼活动过程中，2016年11月19日，杨文斌与王玉磊、李勇签订了对上述债务的和解协议，免除了保证人李勇的连带保证责任，由王玉磊的儿子、女儿代替李勇对杨文斌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和解协议于2017年4月7日进行四方公证。且在和解过程中，均由当事人杨文斌、王玉磊、李勇三人自行协商，律师并未参与和解过程。另,2017年2月17日，朱越律师（乙方）与杨文斌（甲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与李勇、王玉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乙方代理诉讼案件胜诉后，甲方同意追加律师费壹拾万元整；三、本协议所称胜诉：是指杨文斌诉李勇、王玉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标的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和执行到账；五、如乙方代理杨文斌与李勇、王玉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胜诉，但法院取消了李勇的担保义务，甲方有权更换代理律师，本协议废止”。一审法院认为，一、三案是否基于同一事实。首先，5376号案件系杨文斌与案外人王玉磊、李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杨文斌、王玉磊、李勇三方的基础法律关系。7976号案件李勇是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担保部分是否有效的问题进行起诉，庭后撤诉。撤诉的原因是杨文斌、王玉磊、李勇三方当事人自行进行协商，由债务人王玉磊的儿子、女儿替代李勇的担保责任，虽然达成了和解协议，但仅有杨文斌、王玉磊、李勇三方签字，王玉磊的子女并未签字。因王玉磊子女并未签字，杨文斌又在3293号案件中要求撤销该和解协议，该案立案后，杨文斌、李勇、王玉磊及王玉磊的子女私下又签订了新的和解协议并进行了公证，李勇的担保责任被王玉磊的子女二人所取代。因而3293号案件未交诉讼费，未开庭，当事人在立案两天后便撤诉。其次，在5376号案件的审理发展过程中发生两次中止行为：第一次中止时间为2016年10月9日，原因是7976号案件立案；第二次中止时间为2017年1月6日，原因是在三方当事人私下协商担保问题不顺利的情况下3293号案件立案。因此，三方对民间借贷关系认可，仅担保人对担保责任存在异议，即三方当事人对主从合同中的从合同中的担保问题存在争议。从三案的产生原因及客观关联性可知，仅案由发生变化，三案均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且当事人从未发生变化，天澈律所不应机械的理解同一案由才是同一事实。三案在同一事实的基础上，5376和7976号案件为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三案既可以分案处理，也可以在一案（5376）中进行处理。二、《补充协议》是否是仅对5376号律师费进行约定，7976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能否支持的问题。当事人对《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均无异议。从《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上分析，该时间处于5376号案件第二次中止期内，杨文斌、王玉磊、李勇三人私下协商担保协议的期间。7976号案件于2016年11月3日已撤诉结案。在补充协议中虽然没有明确约定7976号案件，但从《补充协议》形成时间上看，双方应当是把7976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包括在《补充协议》中一并进行约定。结合《补充协议》全文分析，有理由相信，《补充协议》是对杨文斌、王玉磊、李勇三方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事实涉及多案的律师费的整体、概括约定，且双方将之前的一般代理合同变更为风险代理合同。故对天澈律所主张代理费7976号案件中5万元律师代理费的理由仅是双方口头约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新疆天澈律师事务所要求杨文斌支付律师费5万元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综上，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天澈律所要求杨文斌支付7976号案件律师代理费5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天澈律所辩称7976号案件与5376号案件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两个案件，且其针对两案已提供了不同的法律服务，应支付律师代理费。同时，杨天斌曾口头承诺向天澈律所支付该案律师代理费5万元。本院认为，1.5376号案件系杨天斌作为原告以王玉磊、李勇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7976号案件系李勇作为原告以杨天斌、王玉磊为被告提起的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虽然两案当事人一致，且均是基于杨天斌向王玉磊出借借款、李勇为王玉磊提供担保这一事实提起的诉讼，但两案中的三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案由均不相同，且天澈律所均多次参加两案的庭审活动，不能简单的依据同一事实即认定天澈律所针对上述两案提供的法律服务系同一法律服务。2.天澈律所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其对权利义务的规范和明确应当更为专业和严谨。对于同一委托人所需的不同法律服务应当订立分项收费的委托代理合同或者订立多份委托代理合同。但本案中天澈律所仅针对其代理的5376号案件签订了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未对其代理的7976号案件订立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3.7976号案件于2016年11月3日开庭，开庭当日李勇即撤回起诉。天澈律所负责人朱越律师与杨文斌于2017年2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并未对天澈律所已代理的7976号案件约定律师代理费，但通过该协议的内容、签订的时间可以反映，只要杨天斌最终收回出借资金时，即向天澈律所追加支付10万元律师代理费，该增加的律师代理费应当系杨天斌基于天澈律所已代理了7976号案件及5376号案件诉讼、执行阶段都完成时支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补充协议》系对杨天斌、王玉磊、李勇三方基于同一事实涉及的两个诉讼案件所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的整体、概括约定并无不当。4.天澈律所主张其所为7976号诉讼案件进行了代理，参加了诉讼活动，对律师代理费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参照政府指导价定价。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文斌与天澈律所之间系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规定，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是委托合同是诺成、非要式、双务合同，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天澈律所在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收取代理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双方没有约定收取律师代理费，本案不属于律师代理费数额约定不明的情形。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由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天澈律所未与杨文斌签订针对7976号案件应支付诉讼代理费的书面委托代理合同，杨天斌亦否认曾与天澈律所口头达成支付5万元律师代理费的合意。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天澈律所针对其该项主张负有民事诉讼举证义务，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对律师代理费达成意思表示一直。天澈律所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合上述理由，本院对天澈律所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天澈律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天澈律所已预交），由天澈律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卫   玲审判员 田       姝审判员 彭   德   翔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古力扎努尔艾合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