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吉02民终29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萍，女，1963年1月16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淑芝（系刘丽萍母亲），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江北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法定代表人：马德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冠桥，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姬美清，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丽萍因与被上诉人吉林江北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江机劳服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3民初16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丽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作出实体判决。事实和理由：刘丽萍与江机劳服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丽萍自入厂以来，一直是江北机械厂的大集体制员工。1986年江机劳服公司成立，统一接管了江北机械厂的全部大集体职工，由其发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管理人事档案，组织岗前及在职培训，江机劳服公司是刘丽萍的用人单位，江北机械厂是刘丽萍的用工单位。2003年，江北机械厂破产后，刘丽萍被迫回家，江机劳服公司没有再为刘丽萍缴纳社会保险和重新安排工作。现刘丽萍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与江机劳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刘丽萍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江机劳服公司辩称，一、江机劳服公司是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的下属单位，是在厂工作的大集体职工管理部门，因入厂的大集体职工的登记表、档案等归江机劳服公司管理，作为管理单位，代替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管理大集体职工，江机劳服公司的行为，是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的行为。二、自1995年1月1日起，国家实行劳动合同制，大集体职工与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直接签订了劳动用工合同。2003年原吉林江北机械厂根据国家军工企业改革脱困方案实施了政策性破产，根据原吉林江北机械厂与集体所有制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的约定，宣告破产或濒临破产或关、停、并、转需精简职工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政策和合同约定，大集体职工与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终止、解除了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年限从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刘丽萍与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终止、解除了劳动合同、领取了补偿金，人事档案移交到吉林市就业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刘丽萍发放了失业金，由此说明，刘丽萍脱离了原吉林江北机械厂，也脱离了江机劳服公司。三、江机劳服公司作为原江北机械厂的劳动服务公司，主要管理其所属的经营实体。即使江机劳服公司具有公司法人身份，因1995年9月刘丽萍与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应视为与江机劳服公司的劳动关系自动解除。综上，在原吉林江北机械厂工作的大集体职工，无论从实际用工，还是签订劳动合同，均与江机劳服公司无关。本次诉讼是因今年国家、省市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而引发，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是原则性很强的工作，改革的文件很多，江机劳服公司需要理解、消化文件精神，并积极向吉林市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办公室反映，尽可能争取有利的政策。刘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刘丽萍自1980年4月起至2008年1月止是江机劳服公司员工，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刘丽萍在2003年江机企业改制过程中身份没有改变；三、判令江机劳服公司给予改制后待遇补偿（刘丽萍代江机劳服公司缴纳养老保险费8,486.59元；独生子女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江机劳服公司系吉林江北机械厂设立的厂办大集体企业，正处在全国范围内厂办大集体改革的进程中。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和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19）21号）规定，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行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不属于企业自主进行的改制。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应当驳回刘丽萍的起诉。经一审法院2019年第16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之规定作出裁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丽萍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刘丽萍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刘丽萍提交证据：证据一、江机劳服公司职能说明一份。证明刘丽萍是江机劳服公司的员工。证据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证明依据文件第4条第10、11、12款相关内容的要求，买断工龄企业必须与员工进行协商，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或工龄满30年，企业应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直至退休。江机劳服公司未依据该份文件执行，故亦不能据此文件认定江北机械厂企业改革是政府行为。证据三、文件清单一份。清单中的所有文件共同证明买断工龄的做法是错误的，刘丽萍仍为江机劳服公司的员工，同时证明企业改制是企业自身行为。江机劳服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陈述的情况不属实，该证据不是由江机劳服公司提供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二，该份证据为2011年出台的文件，原吉林江北机械厂是2003年依据国家军工企业改革脱困方案实施的改革，该文件无法指导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破产。对证据三，2003年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破产是根据国家军工企业改革脱困方案实行的政策性破产，根据原吉林江北机械厂与集体所有制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第6条的约定，宣告破产、或濒临破产、或关停并转需精简职工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参照国营合同工的标准执行，当时大集体身份人员的标准为每年511元，而原吉林江北机械厂破产时对在厂内工作的合同制集体员工，参照国营合同工的标准发放了经济补偿金，标准为每年874.42元。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一，因该证据为复印件且江机劳服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对证据二，江机劳服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三，因系自行制作的文件清单，未充分体现文件内容，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刘丽萍就案涉事宜于2019年9月16日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吉市劳人仲不字〔2019〕第涉案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载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国有企业资助兴办的向主办企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的厂办大集体……为积极稳妥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现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范围界定办法》载明：“参加厂办大集体改革的企业应同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的；（二）有主办单位且主办单位是国有企业，并依附于主办国有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以安置回城青年和国有企业职工子女就业为主要目的的。”江机劳服公司系吉林江北机械厂（国有企业）设立的厂办大集体企业，属于厂办大集体改革的范围。吉办发〔2019〕21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厂办大集体改革是在党委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企业改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对于非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丽萍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刘丽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博轩审判员  李 洁审判员  郝 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