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民再17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西世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飞虹路2号圣淘沙花园2号楼西单元1004号。 法定代表人：幸德珍，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景德镇市锦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通站路59号。 法定代表人：张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艳琦，江西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奇，江西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忠华，男，汉族，1981年10月4日生，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明，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江西世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登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景德镇市锦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余忠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终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赣民申64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世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锦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艳琦、彭奇，余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世登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世登公司提交两份新的证据，《南昌市公安局刊刻通知单》（以下简称《刊刻通知单》）和《关于启用西藏工程项目部公章的函》（以下简称《启用函》），用以证明：第一，《刊刻通知单》上注明的时间是2015年5月29日，《启用函》上注明的时间是2015年6月1日；第二，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藏高院）（2017）藏民终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号生效判决）对上述证据也是认定为“三、《刊刻通知单》、《启用函》。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原件，景德镇公司（锦华公司）和葛洲坝公司均无证据予以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应予以采信。四、通知、确认函。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可证实世登公司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甲玛沟尾矿项目部的章子是2015年5月29日刊刻，2015年6月1日正式启用，上述通知是2014年11月10日形成，确认函是2014年12月30日形成，均早于2015年6月1日，故对上述两份证据，未予采信。”因此5号生效判决已确认了南昌市公安局通知西藏工程项目部公章刊刻和启用的时间均是在2015年，而非二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11月10日，且5号生效判决对锦华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通知和确认函不予采信，而并非不予采信《刊刻通知单》和《启用函》。故上述两份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认定案涉项目部的公章是2015年5月29日刊刻、同年6月1日正式启用，之后又认定《刊刻通知单》形成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启用函》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均早于2015年6月1日，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二审判决援引5号生效判决的内容可以，但援引错误，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2．二审判决认定案涉760万元的构成存在前后矛盾。二审判决认定2014年11月11日至2014年12月2日，通过邵重阳账号陆续向余忠华汇入760万元，二审判决之后又认定案涉760万元的构成为锦华公司通过邵重阳的账户向余忠华转款660万元以及锦华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向余忠华为法人的江西中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翔公司）所汇235万元中的100万元。（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错误，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1．二审判决认定余忠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锦华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公司有理由相信余忠华有权代表世登公司与其签订《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甲玛沟尾矿库系统土建工程基础坝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劳务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且在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前就有理由相信。但二审判决引用的锦华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余忠华以世登公司名义向葛洲坝公司发出的《关于另行制定我公司工程款收款账户的函》（以下简称《指定收款账户函》）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11月12日，也就是在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之后，更何况《指定收款账户函》上加盖的公章还是余忠华伪造的。对上述事实，锦华公司在其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向景德镇市公安局提交的《报案报告》中已予以确认。2．锦华公司在与余忠华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时，应当依法审查余忠华是否具有代表世登公司与其公司签订涉及案涉工程股权转让、转包、分包事项的权利。而其公司也应当知道公司的项目部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只是负责该工程的日常生产、经营等事宜，在没有世登公司的明确授权情况下，案涉工程的项目部与余忠华均无权代表世登公司与锦华公司签订案涉工程项目转让、转包、分包等重大事项的合同。3．二审判决认为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锦华公司知晓余忠华无转委托权是错误的。锦华公司在《报案报告》中称余忠华在与其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前向其公司出示了世登公司与葛洲坝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工程量清单以及世登公司给余忠华的授权委托书。二审判决已查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上明确载明余忠华无转委托权。另世登公司系向葛洲坝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而非向锦华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故锦华公司无权代表世登公司与其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等事项是明知的，对余忠华无转委托权也是明知的，故锦华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在主观上并非善意，其对案涉合同的签订具有重大过错。4．锦华公司在与余忠华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后并未将转让款汇入世登公司的账户，而是全部汇入余忠华的个人账户，世登公司对此并未追认。故锦华公司对余忠华的身份和权限并未尽到审慎审查和合理注意义务，不仅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余忠华有权代表世登公司，对签订案涉合同具有重大过错，且主观上不具有善意，该行为应是余忠华个人行为，与世登公司无关，案涉款项的返还责任不应由世登公司承担。世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再审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锦华公司和余忠华承担。 锦华公司提交意见称，1．世登公司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其提交的两份证据早在2014年就已存在，且世登公司因案涉合同参与的另一起诉讼中（生效5号判决）就已提交了给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拉萨中院）。2．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有关案涉款项金额问题，余忠华代世登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760万元、劳务费479万元。西藏高院5号案件已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关于另行指定我公司工程款收款账户函》、世登公司对邵重阳的授权委托书上世登公司的印章系真实的。并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在世登公司和锦华公司之间成立。该合同仅因违反了建筑法相关规定而无效，并非其他原因。3．世登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锦华公司知晓余忠华无转委托权系认定错误，锦华公司认为本案案情与余忠华是否有无转委托权无关，二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余忠华系世登公司驻西藏工程项目全权负责人，引入投资资金、人员、机械设备对项目工程进行共同施工、管理等，系履行项目工程全面管理的职责，余忠华并未退出工程项目管理，本案不涉及转委托。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基于余忠华的身份，锦华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余忠华有权代表世登公司接收股权转让款。从本案案涉工程的施工过程来看，世登公司客观上具有表见代理的表象。自案涉工程招标阶段开始到与葛洲坝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后，余忠华全面负责工程的经营管理，包括代表世登公司签署投标文件，进行谈判、签订合同、借支劳务费、接受劳务费、采购材料、结算工程量等。世登公司在原二审庭审过程中陈述与余忠华之间系挂靠关系，余忠华有权代表世登公司与锦华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与邵重阳共同对西藏工程的现场施工、财务、资金、费用、机械设备、人员等进行管理。这也表明余忠华对案涉工程项目具有全面的经营权力。对于锦华公司而言，到工商、公安部门核实公章是否真实、是否备案并不是签订合同的必要环节。锦华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审查世登公司印章的真实性。2014年11月12日世登公司向葛洲坝公司公司发出了《关于另行指定我公司工程款收款账户的函》后，葛洲坝公司依该函的要求将原本应汇至世登公司的劳务费汇入中翔公司、锦华公司。该函的真实性已被西藏高院认定。2016年6月20日，世登公司在《葛洲坝集团项目部支付世登公司劳务明细表》上盖章确认了葛洲坝集团项目部支付了世登公司劳务费15430123.5元，其中包括了锦华公司代世登公司接收的劳务费1353606.1元；2014年12月23日锦华公司代世登公司接收的劳务费3446069.04元；2015年1月4日中翔公司代世登公司接收的劳务费1000000元；2015年2月12日中翔公司代世登公司接收的劳务费3407335.95元。这进一步说明了，《关于另行指定我公司工程款收款账户的函》、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得到了履行。葛洲坝公司支付世登公司劳务费都是按余忠华的指示支付。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后，邵重阳代表世登公司与金达盛公司签订协议，将工程分包给四川金达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盛公司），由金达盛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劳务施工。之后，在余忠华管理项目期间以及在熊泉保接受世登公司委托后，金达盛公司一直对案涉工程项目进行施工。从2015年12月13日世登公司（熊泉保为代表）与金达盛公司（邓云为代表）签订的补充协议、2015年12月2日金达盛公司与熊泉保、余忠华签订的补充协议汇总可以得知，世登公司是认可余忠华代表公司与锦华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认可余忠华接收的76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代世登公司接收的。故二审审判决正确。5．锦华公司系分次向世登公司支付760万元股权转让款。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4年12月2日。因此自2014年12月3日起世登公司便开始占用锦华公司760万元资金，世登公司应向锦华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资金占用费。故请求驳回世登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锦华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世登公司立即返还锦华公司诉争款项76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125.4万元（利息自2014年12月3日计算至2017年9月2日，以后的利息按年利率的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余忠华对世登公司的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均由世登公司和余忠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2月1日，世登公司向中国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公司）提供出具给余忠华的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为“代表我单位就（基础坝坝基开挖及坝体石方填筑料开采，挖运工程）（合同编号gjc-xzwkk-2014-007）签署投标文件，进行谈判、签订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无转委托权。”2014年4月15日，葛洲坝公司与世登公司就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甲玛沟尾矿库系统土建工程基础土石方工程签订了《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甲玛沟尾矿库系统土建工程基础坝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劳务合同》。2014年11月10日，余忠华以世登公司代表的名义（甲方）与锦华公司（以邵重阳为该公司代表）（乙方）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世登公司加盖的公章系世登公司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尾矿项目部专用章。合同内容，一、甲方权利与义务。1．甲方需在2014年11月18日前完成对现有施工队的结算并撤场，并要有书面协议移交给乙方保管。如约定时间前施工队没有完成撤场，甲方每天需按照投资额的0.3%赔偿给乙方。……5．乙方在景德镇设立一个银行账户，并经总包葛洲坝公司同意认可，用于本工程一切工程款的接受及结算。签订合同后，一切工程款必须进入本银行账户，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6．甲方出让本工程项目收益的60%给乙方。7．甲方承担工程保证金的退款及工程进度款、结算款的申请及结算。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1．乙方出资1100万元人民币收购甲方工程60%的收益。（含甲方施工保证金及现有项目固定资产的60%）2．双方签订合同后，并得到甲方及葛洲坝公司对乙方景德镇设立的银行账户的认可，乙方支付500万元给甲方。（用于现有施工队的结算及撤场费用）3．乙方管理人员、机械设备在签订合同后一周内进场。4．乙方进场后，乙方支付600万元给甲方。5．乙方正式生产以后，乙方拆借400万元给甲方。6．签订合同后，工程项目现场由乙方统一管理，甲方原有管理人员需积极配合。7．乙方正式生产后，每月生产能力在40万立方以上，除不可抗力或政策原因。甲方需协调总包单位各分包的配合，不能影响乙方的工程进度。合同签订后，余忠华将世登公司对其委托转委托给锦华公司授权的邵重阳。2014年11月11日至2014年12月2日，通过邵重阳账号陆续向余忠华汇入760万元。2014年11月13日，邵重阳代表世登公司与四川金达盛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23日，锦华公司通过九江银行分别收到葛洲坝公司向其汇入的款项1353606.1元、3446069.04元，合计4799675.14元。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23日，锦华公司通过九江银行分别向中翔公司汇入2350000元、3440000元，合计5790000元。中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余忠华，且余忠华为该公司的股东。2015年4月27日，世登公司向葛洲坝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其中载明对余忠华的授权终止及对熊泉保的授权。南昌公安局刊刻通知单，关于启用西藏工程项目部公章的函可证实世登公司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甲玛沟尾矿项目部的章子是2015年5月29日刊刻，2015年6月1日正式启用。2015年6月17日，锦华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拉萨中院起诉世登公司、葛洲坝公司，列余忠华为第三人，要求世登公司与葛洲坝公司连带向锦华公司支付10260000元股权收益。理由是世登公司将与葛洲坝公司签订的《施工劳务合同》转让给锦华公司60%的份额，双方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该工程的利润收益由双方按照4：6的比例分配，但在合作期间，世登公司将上述工程又转让他人。世登公司反诉称，世登公司从未与锦华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协议，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与锦华公司签订协议，锦华公司提供的《劳务股权转让合同》中，所谓世登公司项目部印章是私刻伪造的，该合同是无效合同。世登公司与锦华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2014年11月12日向葛洲坝公司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尾矿项目部出具的《关于另行指定我公司工程款收款账户的函》中，世登公司的公章也是私自刻制的、伪造的。锦华公司利用私自刻制的、伪造的世登公司的公章，从葛洲坝公司骗走世登公司4799675.14元工程劳务费。故世登公司反诉要求锦华公司返还世登公司4799675.14元工程劳务费。拉萨中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5）拉民二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对锦华公司本诉诉请，拉萨中院认为，首先在该案审理中锦华公司未提供其股权转让凭证及履行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劳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是建设工程施工内容，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征，标的完全不同。故涉案《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且因锦华公司无建筑施工的相关资质，认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的规定，合同当事人不能依据无效合同而取得合同利益，现锦华公司依据涉案《劳务股权转让合同》主张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且锦华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无权就工程的施工利益主张权利。故拉萨中院对锦华公司要求世登公司和葛洲坝公司连带支付股权收益10260000元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世登公司的反诉请求，拉萨中院认为，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工程世登公司从葛洲坝公司承包后，再次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景德镇公司，景德镇公司并未实际施工，而将其分包的工程转包给四川金达盛公司，四川金达盛公司进行了实际施工，因此，涉案诉争的工程实际至少有两个实际施工人存在，现因世登公司未提供葛洲坝公司支付反诉涉及的两笔款项的结算凭证，葛洲坝公司也未提供该两笔款的结算依据。故法院无法认定该两笔款项所属的工程，世登公司作为提起反诉的一方，对其不能证明该两笔款项的实际权利人属于自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拉萨中院判决，一、驳回锦华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二、驳回世登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判决后，锦华公司不服，向西藏高院提出上诉，要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世登公司、葛洲坝公司向锦华公司支付10260000元的项目收益。理由是，《劳务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显示，合同双方属合作经营关系，且内容合法，故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至于该合同的履行方面，锦华公司依约汇给世登公司7600000元，并聘请了施工队入场进行了施工，因而锦华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其次，锦华公司所提交的第六、七组证据（包括工资表、劳务结算单、签证单、申请、结算单等），虽是金达盛公司出具，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证据原件均在世登公司、葛洲坝公司处，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世登公司、葛洲坝公司应向法庭提交这些证据原件，否则就应采信锦华公司提交的该两组证据。西藏高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藏民终5号民事判决。在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归纳该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劳务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二审法院对该案的争议焦点解释认为，关于《劳务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劳务股权转让合同》虽约定了双方所需投入的资金、设备以及劳务，但该合同第二条第六、七款约定锦华公司的义务为进行生产，且约定每月生产能力在40万立方以上。从而不难发现，无论双方签订该合同时是以股权转让形式还是以合作经营形式，其真实目的是将工程分包给锦华公司，由锦华公司按总工程量完成生产、施工，其后双方按约定分配总工程项目的收益。故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的认定正确。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锦华公司与世登公司签订的《劳务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无效，锦华公司依据无效合同主张合同利益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锦华公司诉请的认定正确。关于锦华公司提出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的问题。锦华公司所提交的第六、七组证据，即工资表、劳务结算单、签证单、申请、结算单等的证明目的系其诉求中计算的方量。二审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从而未采信该组证据并无不妥，且该份证据的采纳与否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故锦华公司该项诉讼理由不予支持。西藏高院二审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以余忠华为代表的世登公司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尾矿项目部名义与邵重阳为代表的锦华公司签订的《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已被西藏高院二审终审判决认定该合同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且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西藏高院已查明认定2014年11月11日至2014年12月2日，锦华公司通过邵重阳账号陆续向余忠华汇入7,600,000元。现本案争执的焦点是，锦华公司基于《劳务股权转让合同》通过邵重阳账号陆续向余忠华汇入7,600,000元如何返还问题。在确定返还时要认定余忠华以项目部公章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世登公司是否要担责，即余忠华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已被认定实际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是余忠华以世登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分包给锦华公司，故该院认为，首先，原告与他人签订合同，要审查对方是否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项目部作为一个工程的临时机构，只负责该工程日常生产、经营等事宜，涉及工程分包等重大事项，必须由公司或公司授权，项目部并没有这种权利，世登公司给余忠华的授权委托书范围内注明余忠华无转委托权及委托范围，锦华公司在与余忠华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时应了解或知晓余忠华的权限；其次，合同签订后锦华公司款项是汇入余忠华个人账户，并没有汇入世登公司账户，事后也未得到世登公司追认。故该行为应是锦华公司与余忠华个人行为，锦华公司没有充足理由相信余忠华以项目部名义分包合同具有代理权。因此，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即现金7600000元）是余忠华而不是世登公司，理应由余忠华返还。因签订该合同原告与余忠华均有过错，锦华公司请求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支持锦华公司请求返还款项7600000元由被告余忠华负责返还。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余忠华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锦华公司760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锦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世登公司承担返还锦华公司所汇7,600,000元款项及利息的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原判错误地认定项目部不具备与锦华公司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余忠华没有相应的权限。西藏高院的判决已确认涉案合同成立，表明确认了项目部的主体资格和余忠华的代理权限，原判无权对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予以否认。2．世登公司负有返还锦华公司7600000元款项的责任。原判错误地认为“合同签订后原告款项是汇入余忠华个人账户，并没有汇入世登公司账户，事后也未得到世登公司确认。因此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是余忠华而不是世登公司，理应由余忠华返还”。余忠华系世登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中注明“签订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收受款项。涉案项目工程款基本由余忠华收付，锦华公司及葛洲坝公司依据余忠华代表世登公司出具的《关于另行指定我公司工程款收账账户的函》分别将款打入中翔公司和锦华公司，对此西藏高院的判决也作了认定，证明余忠华系世登公司的全权代理人。世登公司与金达盛公司于2015年12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事实上承认了涉案7600000元为世登公司收取。3．原判错误地认定锦华公司与余忠华均有过错，因此判决不支持支付资金占有期间利息的请求。 被上诉人余忠华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世登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其出具给葛洲坝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写明了授权范围并特别注明没有转委托权，上诉人与余忠华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时清楚被上诉人世登公司授权委托的内容，知晓余忠华没有转让股权的授权；2．上诉人的款项汇入余忠华的个人账户，上诉人明知答辩人未收到其款项。 二审期间，锦华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5年12月13日世登公司与金达盛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世登公司承认收到涉案款项；2.2014年12月26日世登公司与金达盛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世登公司收到5000000元工程保证金；3.2015年12月28日金达盛公司的代理人与余忠华以及世登公司的代理人熊泉保签订的协议，拟证明三方均认可余忠华收到了7600000元的款项；4．余忠华代表世登公司向葛洲坝公司出具的借款单、世登公司的劳务费明细，拟证明余忠华和中翔公司均接收过葛洲坝公司支付给世登公司的工程款，因此涉案款项也应视为世登公司收取；5．民事诉状二份，拟证明金达盛公司曾起诉邵重阳、世登公司以及余忠华要求返还5000000元保证金及利息，撤诉后并于今年5月重新起诉邵重阳，要求返还保证金及利息，该案正在拉萨中院审理。 被上诉人世登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2015年12月13日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江西世登公司收到了涉案款；2．对2014年12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系复印件，且甲方公章系伪造，该协议系邵重阳与四川金达盛公司所签，证明邵重阳收取了金达盛公司的5000000元保证金；3．对2015年12月28日的协议无异议；4．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但拒绝质证；5．对二份民事诉状，表示听说过。 被上诉人世登公司二审出示了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的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余忠华因涉嫌伪造公章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审查。 上诉人锦华公司对世登公司出示的证据无异议。 二审法院对锦华公司和世登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审查认为：上诉人锦华公司的第一、二、三组证据，不具证明力，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世登公司承认收取了上诉人的涉案款项；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能否证明被上诉人余忠华收取的涉案款应视为世登公司收取，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进行判断；第五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对被上诉人世登公司所交证据，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对其关联性将结合本案的其他材料予以评价。 二审认可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另查明，葛洲坝公司在（2015）拉民二初字第29号案件中陈述，世登公司系葛洲坝公司的合法分包商，余忠华系世登公司授权的与其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全权代理人；还查明，西藏高院5号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世登公司向拉萨中院所提交的涉及本案的《刊刻通知单》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启用函》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均早于2015年6月1日项目部印章正式启用时间；又查明，被上诉人世登公司当庭认可余忠华与其为挂靠关系；再查明，涉案7600000元的构成为上诉人通过邵重阳的账户向余忠华转款6600000元以及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5日向余忠华为法人的中翔公司所汇2350000元中的1000000元。 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世登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上诉人锦华公司7600000元涉案款项的法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上诉人当庭提交的涉及被上诉人世登公司的三份协议不能证明世登公司认可其收到了上诉人的涉案款，但案外人葛洲坝公司的陈述证实余忠华系世登公司授权的与其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全权代理人。事实上余忠华代表世登公司履行与葛洲坝公司的合同并向葛洲坝公司预借工程款、在其管理期间金达盛公司作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进场施工作业等，表明余忠华对涉案工程具有经营管理权。世登公司于（2015）拉民二初字第29号案件诉讼中向拉萨中院提交的《刊刻通知单》和《启用函》，表明2014年11月10日即余忠华与上诉人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的当日，南昌市公安局就向世登公司发出了刊刻项目部印章的通知，同意世登公司刊刻西藏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两被上诉人间的挂靠关系表示余忠华在交付管理费外涉案工程的所有收益应归其个人所得。余忠华在以世登公司的名义于2014年11月12日向葛洲坝公司发出了盖有项目部印章的《关于另行指定我公司工程款收账账户的函》后，葛洲坝公司依《函》的要求将原本应汇至世登公司的工程款两次汇入余忠华的关联账户中翔公司的账上，另两次汇给上诉人由上诉人转付给余忠华。综上，上诉人锦华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余忠华所持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主观上认为余忠华系代表世登公司在行使经营管理权。本案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知晓余忠华无转委托权，且余忠华是否具有转委托权对本案的处理无实质影响，故余忠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据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世登公司承担。项目部是否具有与上诉人签订《劳务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资格，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西藏高院5号生效判决认定锦华公司与世登公司签订的《劳务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依法应当予以返还。鉴于被上诉人实际占用并使用了上诉人的资金，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时支付从2014年12月3日起到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占用资金期间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应予采纳。被上诉人世登公司二审提交的被上诉人余忠华被立案审查的材料，二审法院认为，余忠华虽因涉嫌伪造印章被立案审查，但与本案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的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二审应依法继续审理。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的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7）赣1103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二、世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锦华公司7600000元，并按年利率支付6%的占用资金的利息（利息从2014年12月3日开始计算）。三、驳回锦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3778元，均由被上诉人世登公司负担。 再审审理过程中，世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即《刊刻通知单》和《启用函》，用以证明：二审判决认定：“南昌市公安局刊刻通知单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的11月10日，关于启用西藏工程项目部公章的函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均早于2015年6月1日项目印章正式启用时间”，这一段事实认定错误，系二审判决在援引相关法律文书时发生的错误。 锦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刊刻通知单》、《启用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两份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因上述两份证据在拉萨中院的29号案和西藏高院5号生效判决中均得到经认定，在原来的两次审判当中都已经对原来的公章的合法性予以认定，所以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达到世登公司的证明主张。 余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同意锦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补充一点，不管是案涉公章的启用时间是否晚于《刊刻通知单》和《启用函》，对于锦华公司来讲，它既没有能力审查，也加大了锦华公司的法定义务。应结合本案所查明的所有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余忠华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余忠华是否有权代表世登公司签订相关合同的权利，我方所说的事实及证据包括授权委托书、施工合同及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应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锦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即西藏高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2019）藏民终30号民事裁定书（原件），用以证明：案涉的760万元中的500万元处于未决状态。锦华公司请求这两个案子的处理应该有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防止同一笔钱做两次处理，以免产生对当事人不利的后果。从庭审安排上看，本案应该先产生结果。世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本案没有影响。本案所涉锦华公司与余忠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之后履行合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问题。本案世登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余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系。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西藏高院的5号生效判决所涉案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锦华公司作为原告向拉萨中院提交了一系列相关证据，其中的第四组证据系通知、确认函，拉萨中院作为一审法院经过分析和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可证实世登公司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甲玛沟尾矿项目部的章子是2015年5月29日刊刻，2015年6月1日正式启用，上述通知是2014年11月10日形成，确认函是2014年12月30日形成，均早于2015年6月1日，故对上述两份证据，未予采信”。从上述内容可知，该组证据非世登公司提交的《刊刻通知单》、《启用函》，而是锦华公司提交的证据。本案二审判决在援引西藏高院的5号生效判决时发生了错误的理解，导致认定“《刊刻通知单》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启用函》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均早于2015年6月1日项目部印章真实启用时间”的相应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将在再审“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纠正。世登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刊刻通知单》和《启用函》，均是二审判决生效前已形成的证据，且在西藏高院5号生效判决的一审诉讼过程中已向法院提交，上述两证据显示的内容是关于项目部公章的刊刻和启用时间，对于世登公司主张余忠华在案涉项目的运行过程中使用私刻项目部印章的问题，在余忠华作为案涉项目部经理的身份及世登公司受托人的情况下，应属于世登公司对其项目部负责人监管不力、公司管理混乱的情况，作为与余忠华就案涉项目进行磋商、洽谈的相对方无法辨别印章的真假，故不能据此以本案所涉文件上所盖印章系假印章的理由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世登公司应该承担返还案涉款项760万元及相关利息的责任。故对世登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二审判决查明的错误事实予以纠正，但对因余忠华使用项目部印章系私刻的，应免除世登公司返还案涉款项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对锦华公司提交的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因本案与其提交的裁定书所涉的案件属于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和不同的诉请内容，从锦华公司主张的处理顺序上看不存在其提交的文书所涉案件是本案处理的前提，故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 再审审理查明：西藏高院5号生效判决认定：“世登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为《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复印件）、《南昌公安局刊刻通知单》（原件）、《关于启用西藏工程项目部公章的函》（原件）各一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上的公章是私刻和伪造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了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刊刻通知单》、《启用函》，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原件，锦华公司和葛洲坝公司均无证据予以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应予以采信。” 再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2014年11月11日至2014年12月2日，通过邵重阳账号陆续向余忠华汇入760万元的”转款情况予以纠正。二审判决查明了760万元的转款情况，应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余忠华是否有转委托权？二、余忠华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世登公司是否应对案涉款项76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承担还款责任？4、二审判决未认定余忠华对案涉款项760万元承担返还的责任是否正确？ 本案系合同纠纷，从诉争的《劳务股权转让合同》内容可知，该合同是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则是案涉工程项目中劳务分包性质的合同，应为无效。西藏高院5号生效判决也认定该合同无效。一、二审判决均确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正确。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转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为实施代理权限内的全部或者部分行为，以自己的名义选定他人担任自己的被代理人的代理人，并由该他人代理被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的情形。本案世登公司与葛洲坝公司签订的《西藏驱龙铜过金属矿甲玛沟尾款库系统土建工程基础坝土石方施工劳务合同》中规定，案涉工程项目的发包方是葛洲坝公司，葛洲坝公司将案涉项目的土石方工程发包给世登公司。世登公司作为承包人承接项目后据此成立案涉工程项目部，并委派余忠华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为此世登公司向葛洲坝公司出具了关于余忠华作为该公司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上明确载明了余忠华没有转委托权。从锦华公司提交的意见看，可知锦华公司对上述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知晓的，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余忠华无转委托权，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系二审判决对转委托权的认知错误。同时二审判决认定余忠华是否具有转委托权对本案的处理无实质影响缺乏法律依据。余忠华虽是案涉工程项目施工的全权责任人，但该身份是针对葛洲坝公司而言；而对于锦华公司而言，余忠华的身份应是案涉工程项目承包人世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代理人明确其不具有转委托权的情况下，对外将涉案涉工程项目的劳务分包用股权转让的形式委托他人完成，且没有征得被代理人世登公司的事后追认，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和责任，不应由世登公司承担。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表见代理，谓代理人之代理行为，虽无代理权，而有可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权之事由，因而使本人对于相对人负授权人责任之无权代理。表见代理与转委托代理虽然都是代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却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案涉授权委托书上明确载明了禁止转委托，本案不存在锦华公司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余忠华为无权代理的情形，更不存在锦华公司有理由相信的情形，所以锦华公司作为相对人并不存在善意无过错的情形，故本案不应适用表见代理。二审判决直接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与本案案情不相符。锦华公司依据余忠华以世登公司名义向葛洲坝公司发出的《指定收款账户函》主张余忠华构成表见代理，因该函在案涉务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后，不能据此认定之前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的余忠华是否有代理权限的问题。二审判决认定余忠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再审予以纠正。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九条“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代理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人的除外”的规定，余忠华作为世登公司委托代理人，在明知没有世登公司授予的转委托权的情况下，仍与锦华公司签订分包内容的合同，存在过错。锦华公司也认可知晓案涉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在未确定世登公司是否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与余忠华所在的项目部签订案涉工程项目分包性质的合同，亦存在一定过错。且案涉款项全部转入余忠华或余忠华所开设的公司账户内。故世登公司不应承担案涉款项的返还责任。锦华公司提出余忠华与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谈判前后均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本案案情不存在转委托的情形。即便余忠华没有转委托权，但是基于余忠华是世登公司任命的案涉项目的负责人和项目经理，锦华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余忠华与其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有权限的。本院认为，因案涉项目部是世登公司设立的临时机构，即便案涉工程项目的所有资金都是由余忠华掌控，这些都不足以对抗授权委托书中确定的余忠华没有转委托权的内容，故锦华公司在余忠华没有转委托权的情况下，未征得被代理人世登公司的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要求世登公司返还案涉款项理由不能成立。锦华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均不能对抗法律的明文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审判决世登公司承担的返还责任中包含利息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均予以纠正。余忠华在自身代理行为被禁止转委托的情况下，仍将代理事项转委托给锦华公司，应对锦华公司支付的案涉款项负有返还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余忠华对案涉款项760万元负有返还义务正确，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未予支持锦华公司的利息主张并无不当，再审予以维持。 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判决余忠华个人对案涉款项760万元负有返还给锦华公司的义务。一审判决作出后，余忠华并未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余忠华未上诉且锦华公司的诉请内容包含了要求余忠华对案涉款项承担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免除余忠华在本案的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世登公司对案涉款项7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承担返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余忠华系无权代理行为人，且是案涉款项760万元的受益人，对案涉款项负有返还的义务。一审判决余忠华负有返还的义务，余忠华并未提起上诉，二审判决免除余忠华的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终1550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7）赣1103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3778元，共计147556元，由锦华公司负担17556元，余忠华负担13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 伟 审判员 胡爱菊 审判员 黄声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吴军 书记员夏志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九条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代理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人的除外。 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人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