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9民终2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濮阳市华龙区宗盛商务酒店，住所地濮阳市华龙区五一路与京开路交汇处东70米路南。经营者：岳雷峰，男，198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世功，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普盛酒店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京开道与五一路交叉口东100米路南。法定代表人：刘燕娜，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娜，女，198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燕，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仕锋，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濮阳市华龙区宗盛商务酒店（以下简称宗盛酒店）与被上诉人濮阳普盛酒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盛酒店）、刘燕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8）豫0902民初4377号民事判决，宗盛酒店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豫09民终788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豫0902民初6705号民事判决，宗盛酒店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宗盛酒店经营者岳雷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世功、王宁，被上诉人普盛酒店及刘燕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盛酒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普盛酒店、刘燕娜向宗盛酒店支付酒店转让金58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自2017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8月8日300万元合同及此后转让性质的合同均不是真实的买卖合同，而是让与担保（借贷关系）的外在形式，直至2017年10月19日双方协议一致，将借款抵押关系变更为买卖合同关系，转让价款为900万元。1、2017年8月28日的协议作为双方在前期借贷法律关系中所形成的最后一份协议，明确揭示了双方前期的真实意思为借贷而非买卖，刘燕娜在原一审中自认前期300万元为借款，转让行为是为借款担保，故一审驳回宗盛酒店的诉讼请求错误。2、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将原300万元的借款抵押关系变更为900万元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普盛酒店、刘燕娜未完全履行该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应当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故普盛酒店应支付余款580万元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合同法的法律规定，普盛酒店在合同上盖章，合同即已成立并生效。本案中，普盛酒店在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就应认定合同有效。2、一审违法地倒置了举证责任。一审让宗盛酒店证明印章加盖人为刘燕娜，违背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普盛酒店加盖公章已足以证明其受合同约束，若普盛酒店、刘燕娜在一审中对该证据持异议，应由其举证反驳，而非由宗盛酒店继续举证。三、人民法院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一审通过推理判决，侵害了宗盛酒店的合法权益。宗盛酒店提交的证据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一审未予认定，却从宗盛酒店没有钱付房租、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款如何得来、酒店何时交付等情况推论事实，又以不同意评估、鉴定、重新协商酒店价格等理由对宗盛酒店的主张进行否定，脱离了证据，与事实不符。普盛酒店、刘燕娜辩称，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买卖合同是以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为生效要件。本案争议的格林豪泰酒店五一路店的特许经营权为岳雷峰个人所有，岳雷峰已将酒店的一切财产权利及特许经营权转让给刘燕娜。宗盛酒店并非争议格林豪泰酒店的特许经营权及财产权利的所有人，即便是，也因该酒店于2017年9月1日交付给刘燕娜占有使用和处分而完成了买卖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转移，故宗盛酒店起诉普盛酒店、刘燕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宗盛酒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普盛酒店、刘燕娜支付酒店转让金58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11月30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3日，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甲方）与岳雷峰（乙方）签订了《格林豪泰酒店特许经营合同》、《格林豪泰酒店特许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及《特许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二》等一系列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并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特许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三》，确认乙方加盟甲方格林豪泰酒店连锁酒店。2017年8月8日，转让方岳雷峰（甲方）与受让方刘燕娜（乙方）签订了《酒店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一、位于濮阳市××大道与××路交汇处东××路南的格林豪泰酒店转让给乙方使用，酒店总面积约5000㎡，甲乙双方同意按酒店现状进行转让和移交。二、甲方以总价300万元转让给乙方。三、甲方与原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作为合同的附件转让给乙方。四、该宾馆转让给乙方后，乙方同意代替甲方履行原租赁合同约定的条款，该宾馆现有装修、装饰、工具及其它所有设备全部无偿归乙方使用。五、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该宾馆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的变更登记手续，但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六、乙方接手该宾馆（2017年8月8日）前所有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接手后的一切经营行为、安全事故及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后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甲方）与岳雷峰（乙方）、刘燕娜（丙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乙方将原合同中有关乙方的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给丙方，由丙方继续履行原合同，乙丙双方就履行原合同及本转让协议产生的任何纠纷由乙丙方自行解决，与甲方无涉。2018年8月17日，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在酒店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岳雷峰与刘燕娜协商一致，将原合同中权利义务转让给刘燕娜。而后我司与岳雷峰、刘燕娜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系2017年8月16日签订。2017年8月26日，岳雷峰（甲方）与刘燕娜（乙方）签订《财务结算与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将格林豪泰酒店五一路店所有权转让给乙方，自2017年9月1日起，酒店所产生的利润归乙方所得，酒店运营成本由乙方支出。若后期有特殊情况变动，甲、乙双方协商后可另行签订合同。2017年8月28日，刘燕娜（甲方）与岳雷峰（乙方）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还本付息方式。1、甲方出借2017年8月8日合同300万人民币给乙方使用，乙方以酒店100%的股权作为抵押；2、甲方每月按其所占股份抽取酒店利润，作为本金回收；3、待甲方对酒店利润的抽取金额累计达到甲方出借本金额度后，甲乙双方再继续以此种方式经营酒店半年，此半年期间，甲方所获取的酒店利润额，作为其出借本金应获的利息，届时此合同结束。甲方应及时归还乙方所抵押股份，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宗盛酒店提交2017年10月19日《协议书》一份，拟证明涉案酒店的转让金额由300万元变更为900万元，普盛酒店尚欠580万元酒店转让金未支付。该协议的内容为甲方（卖方）：宗盛酒店。乙方（买方）：普盛酒店。甲乙双方就乙方收购甲方酒店一事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根据甲、乙双方合作的真实意愿，原双方法人于2017年8月8日签订的《酒店转让合同》和2017年8月17日，甲乙双方法人及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三方所签订的《转让协议》继续履行，原合同约定的转让金额叁佰万元变更为玖佰万元，2017年8月28日乙方即刘燕娜出借给甲方285万元，及乙方代甲方偿还支付的甲方所欠酒店房东35万元，合计320万元作为定金。剩余款项580万元，乙方于2017年11月30日之前支付给甲方。若乙方未能按时支付，超出时间按月息贰分计算。若2017年12月31日前乙方仍未支付剩余款项给甲方，定金不予退还，乙方须赔偿甲方剩余款项10%的违约金。甲方处加盖了宗盛酒店公章，乙方处加盖了普盛酒店公章。普盛酒店、刘燕娜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辩称涉案酒店的特许加盟权、经营权在该协议签订之前已转让为刘燕娜所有，宗盛酒店根本无权对其进行处分，并由普盛酒店申请对该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真伪及朱墨时序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目的包括：1.对该证据中公章形成时间与协议书内容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及比对；2.对该证据中的两枚公章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及比对。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3日出具补充样本和缴费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经初检，委托事项1中印文与字迹形成时间不具备可比条件；委托事项2中印文不具备形成时间鉴定条件，故该中心决定终止此项鉴定。后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了[2018]鉴字第32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上“乙方”处的“濮阳普盛酒店服务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宗盛酒店为个体工商户，岳雷峰为其经营者，成立于2014年4月1日。普盛酒店工商登记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500万元，住所设在濮阳市××区××与××交叉口东××），刘燕娜为其法定代表人，其成立日期为2017年8月9日。在申请设立普盛酒店时，刘燕娜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刘燕娜，委托代理人岳雷峰，委托事项及权限为办理普盛酒店的设立手续，委托的有效期限自2017年8月9日至2017年9月8日。岳雷峰提交了多组涉案酒店的投资、经营期间的利润及其它材料等复印件，用于证明“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所转让宾馆的价值为900万元及宾馆当时经营状况良好。双方争议宾馆的房屋房主管泽敏、管振兴原一审到庭作证：2013年7月1日，其父亲生前与岳雷峰签订了十年房屋租赁协议，约定房租每年17万元，按年支付，当时房屋门窗和装修均是岳雷峰装的，因岳雷峰在经营期间的2016年7月1日到2017年7月1日断断续续支付过七万元租金，租赁期间尚欠房租25万元（一说27万元）未支付、欠卫生费7000余元亦未支付。与岳雷峰解除了房屋租赁，又与刘燕娜签订了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岳雷峰欠付的租金和卫生费均由刘燕娜支付给房主了。在本案审理期间，普盛酒店、刘燕娜再次向一审法院提出对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上的签章与打印的字迹进行朱墨时序鉴定，并对双方宾馆当时转让的财产价值进行评估。宗盛酒店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述申请，不同意评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宗盛酒店系个体经营户岳雷峰为经营所起的字号，在本案诉讼中是以个体经营户岳雷峰还是其所起的字号为诉讼主体，当事人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个体工商户在依法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享有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经营活动中，个体工商户与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事主体一样，可以以字号的名义申请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行政许可证照、刻制印章、开设银行账户、对外签订合同等，其更多地以个体工商户的字号、招牌或店铺来识别并对外发生经济往来。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均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因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特殊经济发展体制下的产物，也是我国民法主体制度中的特殊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经营与诉讼主体资格也得到了进一步确立和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修订颁布后，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应公布实施执行。而该解释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显然，宗盛酒店作为个体经营户的字号为本案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普盛酒店、刘燕娜认为宗盛酒店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本案中，岳雷峰与刘燕娜先后于2017年8月8日签订《酒店转让合同》、2017年8月16日双方与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转让协议》、2017年8月26日签订《财务结算与转让协议》、2017年8月28日签订协议，均是岳雷峰个人与刘燕娜作为民事主体，对其二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并已履行。在此基础上，由岳雷峰帮助刘燕娜申请设立了普盛酒店。虽然宗盛酒店提供了多组其酒店投资、经营等相关材料来证明双方发生关系时酒店的状况及其价值，但普盛酒店、刘燕娜并不认可。酒店的房主与宗盛酒店解除房屋租赁关系一方面是基于宗盛酒店与普盛酒店之间产生了法律关系，另一主要方面是酒店原经营者岳雷峰欠房主20多万元租金一直不能支付，甚至连两年的卫生费几千元亦不能按期支付，除资金不足外，当事人未提供除资金以外的其他原因的证据予以证明。这与宗盛酒店与普盛酒店负责人签订《酒店转让合同》、宗盛酒店与普盛酒店负责人与格林豪泰签订三方《转让协议》及宗盛酒店与普盛酒店负责人签订《财务结算与转让协议》的原因和目的相一致。加上此时宗盛酒店对转让酒店已不享有权利，其没有权利再处置已转让的财产。宗盛酒店提供2017年8月28日刘燕娜（甲方）与岳雷峰（乙方）签订的另一份协议，用于证明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存在抵押借款关系，这与岳雷峰、刘燕娜前期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其双方与格林豪泰签订的转让协议相矛盾，亦与本案宗盛酒店提供的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主张的事实相矛盾，宗盛酒店亦未提供合法借款抵押的证据，故宗盛酒店称以上协议是借款抵押关系显然与事实证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宗盛酒店称对转让价款进行了重新协商后签订了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普盛酒店、刘燕娜称该份协议是宗盛酒店私自制作的，上面的印章有可能是岳雷峰接触公章期间加盖的，上述协议并没有经过双方协商的事实，普盛酒店、刘燕娜原一审中书面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是印文为真，朱墨时序无法鉴定。宗盛酒店未提交证据证明刘燕娜参与了重新对转让酒店的价款进行再协商并同意上述价款后并加盖普盛酒店公章的其他佐证来印证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岳雷峰不承认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上普盛酒店处的公章系其加盖，而在本案民事诉讼中，现有证据亦不能认定该协议书上普盛酒店处的印章系岳雷峰加盖。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上普盛酒店的公章系岳雷峰加盖，但该协议书中价款的变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宗盛酒店亦没有进一步举证予以证实，该协议书的主体和形式与2017年8月8日《酒店转让合同》等主要证据的主体均不一致。既然宗盛酒店坚称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系与刘燕娜协商的结果，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为何不让刘燕娜签字确认？刘燕娜受让该酒店已支付了300余万元价款并取得了酒店所有权和加盟经营权后，为何再同意加付宗盛酒店转让款至900万元？这900万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除不符合形式要件，亦不符合交易规则和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的产生过程的合意、合法。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酒店转让价格的变更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宗盛酒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宗盛酒店仅主张在2013年涉案酒店成立时的投入成本为1000余万元及其他证明材料，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酒店交付时的物件种类、数量及其相应的市场交易价。根据购买年限、使用情况、剩余残值等因素综合考虑，一审法院原一审时主持双方对涉案酒店的转让价格进行协商，但宗盛酒店予以拒绝。在本案重审中，一审法院建议对双方酒店转让时的转让财产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宗盛酒店坚决不同意评估，欲通过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求证当事人纷争的事实，因当事人不同意而无法实现。普盛酒店、刘燕娜对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朱墨时序再次申请鉴定，宗盛酒店坚决不同意再次鉴定。综上，普盛酒店、刘燕娜所提供的《酒店转让合同》、《财务结算与转让协议》、格林豪泰酒店加盟权转让合同、普盛酒店开办设立的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而宗盛酒店仅仅依据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及开设酒店时的投资材料等证据材料，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宗盛酒店请求判令普盛酒店、刘燕娜支付酒店转让金58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濮阳市华龙区宗盛商务酒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40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濮阳市华龙区宗盛商务酒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宗盛酒店主张的转让金580万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宗盛酒店主张转让金580万元及利息的证据为2017年10月19日宗盛酒店与普盛酒店签订的协议书，普盛酒店、刘燕娜对该协议提出异议，故2017年10月19日协议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是本案审查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委托鉴定，2017年10月19日协议书上加盖的普盛酒店的印章真实，但印章真实，不能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因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重点审查该协议是否系普盛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代表普盛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普盛酒店系法律上的拟制主体，对外由法定代表人或普盛酒店授权委托的人员代表其实施民事行为，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上加盖有普盛酒店的印章，却无相关人员的签字，不足以证明代表普盛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区别于之前协议的签订形式。2017年8月8日，岳雷峰与刘燕娜签订了《酒店转让合同》，2017年8月9日普盛酒店设立后，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2017年8月26日签订的《财务结算与转让协议》，均是岳雷峰与刘燕娜以个人名义签订，而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系普盛酒店与宗盛酒店加盖公章签订。第三，2017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中约定转让价款由300万元变更为900万元，不符合常理。岳雷峰经营的宗盛酒店其场所系租赁，2017年8月8日岳雷峰与刘燕娜签订《酒店转让合同》，双方约定转让款为300万元。随后于2017年8月16日双方与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转让协议》、2017年8月26日双方签订《财务结算与转让协议》。刘燕娜取得酒店的特许经营权受让酒店，支付300余万元价款后，再同意加付宗盛酒店转让款至900万元，不符合常理。第四，宗盛酒店主张转让价款为900万元的合理性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原一审时欲根据年限、使用情况、剩余残值等因素综合考虑，主持双方对涉案酒店的转让款进行协商，宗盛酒店予以拒绝，在本案重审中，一审法院建议对双方酒店转让时的转让财产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宗盛酒店亦不同意，一审法院欲通过专业机构求证转让价款为900万元的合理性无法实现。宗盛酒店主张2013年该酒店成立时投入成本为1000余万元，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酒店交付时的物件种类、数量及其相应的市场交易价，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宗盛酒店主张转让价款为900万元具有合理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后果。第五，本案中不能排除岳雷峰有接触普盛酒店印章并加盖印章的可能性。刘燕娜在申请设立普盛酒店时，刘燕娜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岳雷峰办理普盛酒店的设立手续，故不能排除岳雷峰有接触普盛酒店印章并加盖印章的可能性。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2017年10月19日协议书系宗盛酒店与普盛酒店协商一致的结果，宗盛酒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未将2017年10月19日协议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宗盛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29元，由濮阳市华龙区宗盛商务酒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凌燕审判员  李 辉审判员  刘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郭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