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5826号 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4711153249A）。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昌兴街1号。 法定代表人：楼成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熊瑶，安徽天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允元，男，1963年8月1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王祖旦，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少凡，上海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公司）与被告杨允元、王祖旦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两被告实施了财产保全。本案于2019年7月3日、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瑶，被告杨允元，被告王祖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费少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杨允元立即赔偿原告损失12330745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被告王祖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2年1月8日，天星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市信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明公司）达成合作，共同开发象山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以下简称涉案项目）。2002年4月8日，天星公司将涉案项目转让给宁波嘉和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允元所有，此后杨允元挂靠天星公司，并引进合伙人王祖旦，合伙对涉案项目进行经营。2009年11月16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高院）协调达成调解，信明公司支付天星公司涉案项目转让总价款2800万元，其中1800万元支付给杨允元及其账户，剩余1000万元汇入天星公司账户。2012年12月3日，信明公司向天星公司支付上述1000万元，杨允元得知该情况后于当天通过转账支票取走该笔1000万元。2016年6月20日，王祖旦就与天星公司合同纠纷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天星公司与王祖旦均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7）浙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王祖旦向宁波中院申请执行，共计执行天星公司12330745元。本案中，两被告系合伙关系，同时涉案项目实际获得权益款共计2800万元由项目合伙执行人杨允元获得，两被告获得上述款项后又额外的从天星公司执行12330745元。两被告从天星公司获取12330745元的行为给天星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故被告杨允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祖旦作为杨允元的合伙人，应当对天星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杨允元答辩称：第一，天星公司在2002年4月8日将涉案项目转给嘉和公司和答辩人，不存在原告诉状中所称的杨允元再挂靠天星公司的事情；第二，王祖旦非答辩人引进，王祖旦是天星公司于总的朋友，与答辩人不认识，当时天星公司跟王祖旦出了说明书，谈到答辩人与王祖旦的比例，但上面没有答辩人签字，答辩人不认可；第三，既然涉案项目转给答辩人，浙江省高院调解结束款项转给答辩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后面承诺涉及到税和债务的问题让答辩人来承担；第四，王祖旦起诉天星公司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王祖旦答辩称：第一，被告王祖旦对天星公司主张杨允元已于2012年12月3日通过转账支票取走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不予认可。支票存根联本身并不能证明对应1000万元的资金已经实际汇出，天星公司需要进一步提供能够足以证明该笔资金实际支出与汇入的银行流水记录；第二，即使天星公司已根据转账支票存根联所记载的路径将1000万元汇入“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账户，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信明公司支付给天星公司的项目转让款。天星公司提供的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联显示，该笔10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而非项目转让款。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查明，天星公司仅向杨允元以委托付款的方式，将2800万元项目转让款中的1800万元支付给了杨允元，而从未将另外的1000万元支付给杨允元或其指定账户。该判决作出之日为2018年7月3日。事实上，王祖旦与天星公司之间有关2800万元项目转让款所涉35%权益分配的纠纷，自2013年诉讼开始，天星公司就从未以任何形式主张其已将其中的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支付给杨允元或其指定账户。宁波中院受理的（2018）浙02民初2239号案件中，杨允元向该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再次明确，信明公司支付给天星公司的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仍保留在天星公司。上述起诉状的形成日期记载为2018年11月13日。杨允元在宁波中院受理的（2018）浙02民初2239号案件中提交的“象山新象家园项目税务审查报告”（不代表王祖旦对该报告书的认可）也表明，天星公司仅以委托付款的方式向杨允元支付项目转让款1800万元，并未记载另行支付1000万元给杨允元或其指定账户。由此可见，天星公司并未将其从信明公司收取的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支付给杨允元或其指定账户。即使天星公司与杨允元或其指定账户之间存在1000万元的往来款，也绝非是天星公司从信明公司收取的项目转让款。第三，即使本案争议的1000万元由天星公司汇入“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账户属实，也与王祖旦无关。根据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原告天星公司曾于2004年8月16日出具《声明书》，该《声明书》载明，涉案项目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全额风险承包，并按65%和35%的比例分别拥有该项目的权益。又根据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原告天星公司本应将其中的915万元款项支付给王祖旦。若天星公司将项目转让款中的1000万元擅自汇入杨允元指定的“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账户，则严重违背了《声明书》的承诺，其法律后果应由天星公司自行承担。正是考虑到上述单方汇款行为的风险，天星公司声称其已要求杨允元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不代表王祖旦对该承诺书的认可）。为此，杨允元承诺，因该汇款行为产生的问题、风险或债务纠纷，均由杨允元承担。王祖旦之前从未见到过该承诺书。若该承诺书属实，只能说明这么一个事实：在明知存在《声明书》的情况下，天星公司仍向“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支付1000万元，是该公司与杨允元或“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之间的约定，而从未征求过王祖旦的意见。综上，王祖旦认为，天星公司将涉案1000万元汇入“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账户的行为，与其主张的所谓合伙关系无关，完全是天星公司与杨允元或“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之间独立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王祖旦无关。第四，天星公司诉请的争议款项，系王祖旦依据生效判决依法获得的权益款。根据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原告天星公司应支付王祖旦权益款人民币915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该款项由王祖旦申请强制执行后，于2019年1月依法受偿。天星公司主张王祖旦对所谓的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身并不成立，同时也是对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的否定。第五，王祖旦与杨允元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根据浙江省高院（2003）浙民一终字第275号判决书，涉案项目已由天星公司于2002年3月29日和4月29日从嘉和公司收回项目投资款175.5万元，并收取一次性补偿款20万元，并进一步认定，天星公司已将项目转让给嘉和公司。尽管根据本判决，涉案项目最终归信明公司所有，但嘉和公司向天星公司支付投资款及补偿款的事实未曾改变。对上述事实，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第25页作了相同的认定。同时还查明，2002年5月9日，杨允元以嘉和公司名义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王祖旦投资款1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杨允元对涉案项目进行了出资，尤其在涉案项目地块拍卖成交之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从上述事实看，王祖旦与杨允元个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根据天星公司出具的《声明书》，王祖旦与天星公司之间系风险承包关系，王祖旦依法享有涉案项目35%的权益。对该权益，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已作出确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1000万元的项目转让款，天星公司或杨允元在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案、宁波中院受理的（2018）浙02民初2239号案及本案中所作出的陈述或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综上所述，被告王祖旦认为，原告天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依法驳回。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1.浙江省高院（2003）浙民一终字第275号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天星公司已经将涉案项目转让给嘉和公司及杨允元经营，涉案项目天星公司并无实体权利，在本案中仅属于被挂靠企业的事实。被告杨允元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涉案项目转让给嘉和公司是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既然已经转让给嘉和公司就不存在挂靠天星公司的事实。被告王祖旦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省高院的判决解除了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的合作协议，该判决书看不出天星公司只是被挂靠企业； 2.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终545号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杨允元和王祖旦共同投资经营涉案项目，涉案项目仅以天星公司名义开发，杨允元直接向信明公司获取18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接收主体为天星公司的事实。被告杨允元无异议；被告王祖旦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份判决书没有涉及到杨允元投资的证据； 3.企业信用信息、补充凭证、转账支票存根联、收条一组，拟共同证明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系杨允元所经营企业，杨允元获得涉案项目转让款2800万元，天星公司并未获得任何权益的事实。被告杨允元对此无异议；被告王祖旦对于企业信用信息及信明公司支付给天星公司的1000万元没有异议，对于转账支票存根联、收条有异议，认为其有证据证明杨允元没有承认收到过1000万元，故原告应当进一步提交银行流水。即使该笔款项已经支付，对于关联性也有异议，存根联上载明是往来款，并未明确是涉案项目款，不能证明该笔1000万元就是2800万元的组成； 4.结案通知书一份，拟证明王祖旦申请宁波中院执行，共计从天星公司执行12330745元，该笔款项实际超出涉案项目权益款，该行为严重损害天星公司利益的事实。被告杨允元无异议；被告王祖旦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笔款项是王祖旦根据省高院545号判决书向宁波中院申请执行以后的执行款，对王祖旦来说这是他应得款项，不存在构成原告方的损失，至于原告跟杨允元之间关系不清楚，对王祖旦来说这是一笔合法收入； 5.承诺书一份，拟证明杨允元承认已收取2800万元，并承诺因权益款引起的纠纷由其负责的事实。被告杨允元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当时收到2800万以后做账涉及到税收上面的事情，原告让其承诺2012年度税务引起的任何问题和风险由本人承担，下面又写了一个除了给天星公司管理费外均已转入其账户，由此款所引起的债务纠纷由其负责。被告王祖旦认为杨允元已承诺由2800万元所引起的债务纠纷由其负责，原告没有理由再来起诉王祖旦，否则就是对浙江省高院545号判决书的否定； 6.银行交易流水，佐证证据3拟证明天星公司于2012年12月3日从信明公司收到项目往来款1000万元后，于同日转给杨允元的事实。被告杨允元无异议，被告王祖旦认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该笔汇款性质不明，且未经王祖旦同意，不具有合法性。 被告王祖旦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及原告质证意见如下： 1.声明书（复印件，原件在省高院545号案）一份，拟证明王祖旦与天星公司属于风险承包性质，享有35%的项目权益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声明书提到即日起对外发生与该项目有关的诉讼、洽谈及办理职能部门手续等涉及的所有事宜均委托杨允元全权办理，从该句表述来看原告将涉案2800万均支付给杨允元是没有错误的，也是满足声明书所描述的内容。被告杨允元认为该声明书由天星公司出具，其对内容不认可，项目本身都是其付出的，具体由法院认定； 2.民事起诉状（复印件，原件在宁波中院2239号案）一份，拟证明杨允元确认涉案争议的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仍由天星公司保留的事实。原告认为在该案审理中已经举证证明其将1000万元支付给杨允元，不能证明这笔1000万元还在原告处。被告杨允元认为浙江省高院在545号判决中将2800万中的1000万判给王祖旦，其在向宁波中院的起诉状中主张这笔1000万应当判给杨允元，并不是说这1000万元没有支付给杨允元，这是理解错误； 3.报告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天星公司自己的税务审查报告也未显示该公司已将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支付给了“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不代表王祖旦对该报告书的认可）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1000万元还在原告处，只是对原告将1800万元直接支付给杨允元及其账户认为不规范，并未提及1000万元的事情。被告杨允元对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向双方出示了（2019）最高法民申380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02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380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22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杨允元与王祖旦形成事实上的合作关系；被告杨允元无异议；被告王祖旦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380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认定“天星公司在向杨允元支付了1800万元的基础上还向其支付了剩余的1000万元款项，属于未经王祖旦同意的私自处分行为，不足以证明天星公司没有向王祖旦支付35%收益款的义务”，原告在本案中属于重复起诉；对22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杨允元、王祖旦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有异议，而且已经提起上诉。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原告证据1-2，均系浙江省高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3，补充凭证、转账支票存根、收条等能够互相印证，原告又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相佐证，被告杨允元亦当庭认可其从原告处收到了项目款1000万元，共收到280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原告证据4，两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5，被告杨允元当庭认可承诺书系其出具，说明具有真实性，内容与本案所争议的项目款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6，本院与原件核实后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与原告证据3能够互相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王祖旦的证据1，声明书已在浙江省高院545号生效判决中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被告王祖旦的证据2，杨允元已当庭认可收到天星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且有原告证据3相佐证，仅凭该份起诉状中的陈述不能推翻上述事实，况且被告王祖旦并未向本院提交宁波中院针对该起诉状作出的生效判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被告王祖旦的证据3，该报告书系针对税务问题所作的审查报告，不能反驳原告证据3以及被告杨允元的当庭陈述，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2019）最高法民申380号民事裁定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存在一定关联，本院予以确认；（2018）浙02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具有真实性，但该判决书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故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02年1月8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一、项目概况：开发象山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事宜；二、地块权属，天星公司同意仅以信明公司名义在象山参加土地使用权拍卖；三、出资比例及资金运作：项目投资比例按最高额25000000元总额内，信明公司出资70%，天星公司出资30%，本项目所有对外支付款项均以每次信明公司和天星公司各支付总额的70%、30%进行支付；四、开发形式及管理：项目交由天星公司进行开发总承包，工程单体竣工期限为2003年8月30日，综合验收时间在2003年10月30日；五、承包利润及支付方式：天星公司承包开发经营须向信明公司支付承包利润4000000元（净利），产生的所得税由信明公司自理。2002年1月11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通过竞买方式与宁波市商品拍卖中心象山拍卖行签订了象山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书载明成交金额为19500000元，拍卖佣金为390000元。2002年1月8日，天星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授权王祖旦为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所签编号为“2002-1-8”合同的执行全权代表，全权处理象山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共同拍卖所得地块的与项目有关的开发、经营等一切事宜。2002年8月30日，宁波天诚拍卖有限公司出具对拍入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付款确认书，确认：信明公司、天星公司分别于2002年1月25日之前支付第一期价款4095000元和1755000元；2002年6月21日之前，信明公司支付第二期土地价款5733000元，天星公司在2002年6月24日之前以现金及他人名义支付第二期土地价款2360000元；2002年8月20日，信明公司支付第三期土地价款4095000元，天星公司于2002年8月22日之前以现金及他人名义支付第三期土地价款1969000元；信明公司实际支付土地价款13650000元、佣金273000元，合计13923000元，天星公司名义实际支付土地价款5850000元，佣金117000元，合计5967000元。 2003年1月30日，信明公司向宁波中院起诉天星公司，认为双方于2002年1月8日就象山县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项目开发事宜签订《协议书》，但天星公司未按约给付资金，且无视合同约定，擅自将整个项目转包给嘉和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终止）解除合同，并由天星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天星公司则反诉要求信明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向天星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及应退还的土地款59130元。宁波中院于2003年10月27日作出（2003）甬民一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9号民事判决），判令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继续履行，并驳回信明公司、天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信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9日作出275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19号民事判决，并判令：解除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于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驳回信明公司、天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275号民事判决在阐述理由部分（第18页）写明“《协议书》解除后，土地价款、项目前期开发补偿及房屋预售等其他事宜，可另行解决”。2004年，天星公司向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9月18日颁发给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编号为象国用2002-01-2617号土地使用权证并另行颁发天星公司和信明公司共同共有的土地使用权证。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纠纷历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宁波中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09年11月16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调，达成编号为20091106号《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信明公司未向天星公司支付过任何为消除该地块项目产权纠纷的资金款项，天星公司始终对该地块项目拥有30%的产权。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来解决相互间的产权纠纷，天星公司同意将自己在该地块项目中的全部权益或称全部债权转让给信明公司，信明公司同意以信明公司原股东郭彦明、张华与信明公司新股东之间的信明公司股权及产权转让的实际价格为基础，受让天星公司在该地块项目中的全部债权。天星公司原向信明公司主张返还地块项目竞拍开发金及补偿款40110126.27元，双方协商，达成债权转让计算方法及债权转让总金额如下：1.项目竞拍投入资金5967000元；2.2002年1月12日至2009年12月底，八年的利息补偿6000000元；3.项目前期开发费用4033000元；4.按照以信明公司新股东与信明公司原股东张华、郭彦明的公司股权及产权转让的实际价格为基础补偿12000000元。以上形成债权转让总价款28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该款项已经包含该地块项目中的相应的征地补偿费、拆迁费、土地出让金及土地出让相应的税收，前期已经支付的费用，以及债权转让之前天星公司为该项目支付的银行利息、订房户款项返还及其利息、补偿等。上述款项分三期支付给天星公司。第一期：协议签订3日内支付给天星公司600000元整；第二期：信明公司以该地块项目向有关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或向其他单位融资获得资金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信明公司向天星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21400000元整，如贷款未成，信明公司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所获得的定金及预付款应首先支付给天星公司上述款项；第三期：天星公司在收取信明公司上述第二期债权转让款价款后，并且在天星公司处理完成与该地块项目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后，信明公司再向天星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6000000元整。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天星公司不再主张对该地块项目的任何产权要求，信明公司系该土地的唯一合法使用人并拥有该地块项目的完整权益。协议同时约定，信明公司如未能按上述规定支付该地块项目债权转让款，则从逾期付款之日起，信明公司每日应向天星公司缴付应付款项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天星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天星公司有权向信明公司追偿赔偿款。 在上述行政案件处理期间，天星公司于2004年8月16日出具《声明书》一份，载明：由自然人杨允元和王祖旦全额风险承包该司在象山育才路地块象山职高项目的所有权属问题，经研究决定该项目由于特殊情况，即日起对外发生的与该项目有关的诉讼、洽谈及办理职能部门手续等涉及的所有事宜均特别委托杨允元全权办理。以前授权杨允元、王祖旦的授权书从本发文之日起一律作废。杨允元、王祖旦从内部风险承包开始分别拥有该项目的权益65%和35%。 20091106号《协议书》签订后，天星公司于2009年11月18日向信明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明确：鉴于杨允元为该项目代天星公司先后垫付了该地块项目开发的各种前期费用、拆迁赔偿款、订房户赔偿款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已超过18000000元。为便于处理该地块项目上的结算问题，特此委托信明公司直接将该地块项目的土地价款、项目前期费及项目补偿款中的18000000元支付给杨允元及其账户。其余款项均打入天星公司账户，统一由公司处理。信明公司如约支付了第一期债权转让款。但第二期和第三期债权转让款，信明公司一直拖延支付。天星公司遂于2010年7月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信明公司，要求支付债权转让款27400000元。2010年11月3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甬海商初字第1717号民事判决，对天星公司诉称事实予以认定，并判令信明公司支付天星公司27400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178800元。宣判后，信明公司未上诉，该判决已于2010年11月26日生效。上述28000000元由天星公司于2012年12月3日获得10000000元，杨允元获得18000000元。天星公司于2012年12月3日将其获得的10000000元转入被告杨允元开设的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同日，被告杨允元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天星公司转来的项目往来款10000000元。2017年6月30日，被告杨允元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由信明公司支付给天星公司的项目款28000000元的资金收支均由杨允元完成，此款除了给天星公司的管理费外，均已转入杨允元户头，由此款所引起的债务纠纷均由杨允元负责。 2016年6月20日，宁波中院立案受理原告王祖旦诉被告天星公司，第三人杨允元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2民初762号，请求判令：天星公司支付支付收益款9800000元，并赔偿自2009年11月19日起至天星公司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3年4月2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损失为4388682元，之后按照该档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诉讼过程中，王祖旦将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变更为2012年12月3日。宁波中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判决：1.天星公司支付王祖旦权益款4396900元，并赔偿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4396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驳回王祖旦的其他诉讼请求。王祖旦、天星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为，涉案项目实际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出资并经营开发，本案需要解决的争议系天星公司因涉案项目转让所获得的收益2800万元的分配问题，天星公司因自认未进行实际项目开发而没有法定理由或合同依据获取或留存因涉案项目所产生的权益。根据天星公司出具的《声明书》，杨允元享有65%的权益，王祖旦享有35%的权益，鉴于王祖旦移交了关于涉案项目的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信明公司象山公司为此支付了100万元，该费用属于涉案项目取得的收益，应按比例计入，即在王祖旦应得的权益款中扣除，即2800万元×35%-100万元×65%=915万元，综上，浙江省高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7）浙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1.撤销宁波中院（2016）浙02民初762号民事判决；2.天星公司支付王祖旦权益款915万元，并赔偿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9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上述54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王祖旦向宁波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月31日，经强制执行，天星公司向王祖旦支付权益款及利息合计12330745元。2019年，天星公司因不服浙江省高院作出的（2017）浙民终545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天星公司再审中提供的用以证明杨允元获得全部2800万元的收条等证据，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天星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客观原因导致其在原审庭审结束前无法发现或无法提供该证据，其次，天星公司在《声明书》中自认了2800万元的项目款由王祖旦占35%，杨允元占65%，在此前提下，天星公司在向杨允元支付了1800万元的基础上还向其支付了剩余的1000万元款项，属于未经王祖旦同意的私自处分行为，不足以证明天星公司没有向王祖旦支付35%收益款的义务，综上，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天星公司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系信明公司为涉案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9日作出275号民事判决，解除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于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后，王祖旦与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于2004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一份，说明鉴于涉案项目的开发现状及王祖旦在该项目前期开发等其他事项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双方约定王祖旦向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移交关于涉案项目的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并协助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办妥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销售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支付王祖旦该项目开发补偿等事宜费用7000000元。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协议签订当日，王祖旦移交了关于涉案项目的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于2004年9月15日、9月17日各支付王祖旦500000元，合计1000000元。2010年3月1日，王祖旦以其已向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移交了约定的文件和资料，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可以正常办理协议所称的各类证书为由诉至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要求信明公司及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按约支付其剩余6000000元费用。后王祖旦因故撤回该案的起诉。 再查明：2012年12月3日，天星公司根据杨允元的要求向杨允元控制的宁波海曙月湖精舍鲍翅馆转账1000万元，杨允元出具收条1份，载明收到天星公司象山项目转来款项1000万元。截至2012年12月3日，天星公司将从信明公司处所得的项目收益2800万元全部支付给了杨允元。然而，自2013年4月，王祖旦起诉要求天星公司支付涉案项目权益款980万元起至浙江省高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7）浙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之日止，天星公司及杨允元均未向法院提出涉案的2800万元天星公司已经全额向杨允元进行支付的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杨允元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商事纠纷，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各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内地法律，故本院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 涉案项目实际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出资并经营开发，根据天星公司于2004年8月16日出具的《声明书》，杨允元、王祖旦从内部风险承包开始分别拥有涉案项目的权益为65%和35%，以上事实已经由生效的（2017）浙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关于天星公司因涉案项目的转让所获得的收益2800万元的分配问题，生效判决也已作出认定，天星公司应当按照35%的权益，向王祖旦支付915万元（已计入王祖旦另行获得的资料款100万元）。在本案诉讼中，天星公司提出其已将获得的全部收益款2800万元支付给杨允元，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天星公司在分配涉案项目收益款的过程中有无损失，该损失是谁的过错所导致，两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首先，关于天星公司的损失。根据前述生效判决已认定的事实，涉案项目实际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出资并经营开发，故天星公司在收到信明公司支付的涉案项目转让款2800万元之后，应当对杨允元、王祖旦进行分配，对此天星公司应当是明知的，故天星公司特委托信明公司将其中的1800万元直接支付给杨允元。后天星公司在收到信明公司支付的余款1000万元后又将其支付给杨允元。此时，天星公司已将其从信明公司处获得的收益款2800万元全部支付给杨允元。而王祖旦作为涉案项目的出资人及开发人，并未获取上述2800万元中的任何收益，故王祖旦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星公司支付向其支付应收收益，后浙江省高院作出生效判决，支持了王祖旦的诉讼请求，要求天星公司支付王祖旦2800万元中的915万元及相应利息。经过强制执行，天星公司向王祖旦支付了收益款及利息合计12330745元。至此，天星公司收取了涉案项目的收益2800万元，对杨允元、王祖旦共计支出了40330745元。天星公司存在12330745元的损失。 其次，造成天星公司的上述损失是谁的过错。第一，原告天星公司明知涉案项目由杨允元、王祖旦出资并经营开发，王祖旦享有涉案项目35%的权益，但其在未经王祖旦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项目的收益款2800万元全部支付给杨允元。并且，自2013年4月王祖旦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星公司支付2800万元收益款至浙江省高院对上述2800万元收益款的分割作出最终判决之日止，天星公司从未向法院提起过其已经将2800万元全额支付给杨允元的事情，故本院认为天星公司对其自身的损失存在过错。第二，被告杨允元明知涉案项目系其与被告王祖旦共同经营开发，但其仍从天星公司将全部权益款2800万元转入其个人名下，并向天星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因该款引起的债务纠纷由其负责，故被告杨允元对于造成天星公司的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王祖旦作为涉案项目的开发人之一，其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天星公司主张涉案项目2800万元的收益款，由于天星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未向法院披露其将另外的1000万元已经支付给杨允元的事实，且无证据证明王祖旦对该情况知晓，最终王祖旦根据省高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执行到本金及利息合计12330745元，王祖旦对于天星公司的上述损失并无过错。第四，天星公司基于王祖旦与杨允元之间的合伙关系主张王祖旦对于天星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中，天星公司主张的损失并非“合伙的债务”，而是在分配合伙收益款的过程中，由于天星公司与杨允元的过错对于天星公司造成的损失，属于合伙内部权益的分配问题，不构成合伙债务，故原告天星公司要求被告王祖旦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杨允元应赔偿的损失金额，本院认为，被告杨允元因受领了权益款2800万元中的1000万元导致天星公司的损失，而天星公司对其损失本身也有一定的过错，故被告杨允元应当承担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天星公司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0万元； 二、被告杨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全费5000元； 三、驳回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95784元，由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8105元，由被告杨允元负担77679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王祖旦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杨允元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丙丽 人民陪审员  柯亚顺 人民陪审员  严 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代书 记员  何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