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9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2号。法定代表人：孙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凤，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飞，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8-1号。法定代表人：田益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成，辽宁邦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夫，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公交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友谊集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公交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凤、赵鹏飞，友谊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成、杨国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交集团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一、公交集团公司与友谊集团公司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均系双务合同。友谊集团公司取得土地收储补偿款均是附有合同条件的，即案涉土地被依法征收且友谊集团公司应促使其控股的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一处具有使用功能的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及不少于600平方米的生产调度用房。但友谊集团公司未依约参与案涉土地摘牌，丧失了协议履行的可能性，导致上述合同条件无法成就，友谊集团公司的合同义务并未履行完成，其无权主张土地补偿款。1、2005年合同和2013年合同均以友谊集团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提供一块新的场地为合同条件。公交集团公司与友谊集团公司在2005年签署的合同书的核心权利义务为公交集团公司放弃原有地块，友谊集团公司负责公交集团公司最终获得一块异地安置的新场地及5000万元的整体搬迁补偿费用；同时，作为对价公交集团公司同意基于原有地块的收购、动迁补偿费用全部归友谊集团公司所有。2、由于2005年合同无法履行，2013年合同将提供一块异地安置场地变更为还建原有场地及房屋，此约定内容是合同条件，更是友谊集团公司取得土地补偿款的前提条件。由于友谊集团公司并没有按照2005年合同约定最终促使公交集团公司进行异地搬迁安置，双方无法继续履行2005年合同，故双方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经另行协商，于2013年签署了一系列新协议。2013年协议的核心权利义务是公交集团公司放弃异地获得一块新场地的想法，改为双方同意通过共同组建新的项目公司（友谊集团公司与公交集团公司股权占比为8:2，友谊集团公司绝对控股）的方式对原有地块进行联合开发，以使得新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一处具备使用功能的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及不小于600平方米的生产调度用房。但是，2013年协议签订后，友谊集团公司又出于其单方原因考虑未能参与项目土地摘牌，导致双方最终无法对原有地块进行联合开发，公交集团公司也无法获得由项目公司还建的具备使用功能的停车场及生产调度用房，即2013年协议的合同条件最终也未能成就。3、公交集团公司因没有获得具备使用功能的停车场及生产调度用房，故不得不另外自行委托他人予以建设。该投资建设资金来源应为公交集团公司所获得的土地收储补偿款，此点根据公交集团公司与友谊集团公司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第7条即可确认。基于此，友谊集团公司也无权要求获得全部土地补偿款。二、因双方签署的协议均未能履行完毕，经双方协商已达成返还本息的善后处理协议，该协议系双方自愿合意而成，合法有效，应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合同依据。1、由于双方此前签署的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下去，故公交集团公司在双方就善后事宜的协商过程中，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提出了解除合同的主张，友谊集团公司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2、公交集团公司在提出解除合同主张的同时，向友谊集团公司提出了关于善后处理的要约，即同意向友谊集团公司返还本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友谊集团公司最终于2018年1月17日向公交集团公司回函，明确表示：“同意双方所商定的由公交集团公司一次性返还我公司的全部出资款本金，即40,923,925.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返还利息，即18,994,777.18元。”，从该回函内容可知，友谊集团公司对公交集团公司提出的要约做出了有效承诺，即“同意”；且其所“同意”的内容是经“双方所商定”的，即是双方共同商议并最终确定的；其所“同意”的本息金额及利息标准也是具体明确的。可见，双方对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已一致，友谊集团公司回函之时即是双方之间新合同成立之时。故而，双方已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后的善后事宜达成了新的合同。友谊集团公司应根据此新的合同内容主张权利，而无权再按照原合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本问题上均存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处理。友谊集团公司答辩称：一、1、关于第一项2005年的合同和2013年的合同均以友谊集团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提供一块新的场地为合同条件，被上诉人认为与事实不符，没有合同依据。首先在双方签订的五份合同当中，从来没有过一份合同约定过友谊集团公司需要为公交集团公司，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提供新的场地、还建新的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实际上上诉人混淆了合同约定的搬迁改造计划和27号文之间的关联性，在所有的合同当中并没有以友谊集团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返还土地作为合同的先决条件。在2013年所签订的合同当中，还建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也并非友谊集团公司的合同义务，而应该是双方新设的项目公司的合同义务，并且新设的义务有先决条件，即在合同中清楚的约定摘牌取得土地开发权后，将由项目公司为乙方还建5000米的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的生产调度用房。由此可知还建停车场与生产调度用房的义务主体为最终双方没有设立的项目公司，而并非友谊集团公司或者是友谊公司的子公司友谊合升。同时根据合同的约定，还建地下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属于附条件的义务，义务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双方必须要成功摘牌，并且要取得该宗土地的开发权。因此还建义务并没有实际发生，上诉人不能以还建义务没有实际发生的约定来对抗上诉人给付义务。2、上诉人主张2013年的协议签订后，友谊集团公司出于单方原因考虑未能参与项目土地摘牌，导致双方最终无法对原有地块进行联合开发，这节上诉理由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符。通过一审的法庭调查，已查清一个基本的事实，项目公司没有最终成立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上诉人因为公司的人事变动，导致双方对协议约定没有实际履行，所以没有成立项目公司并非友谊集团公司的责任，而恰恰是上诉人的责任。3、上诉人生产调度用房和停车场委托建设的义务人应当是最终的土地摘牌人。也就是既然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作为了摘牌的条件，那么就是谁最终是摘牌的主体，就应当由实际的摘牌人进行翻建生产调度用房和停车场。所以关于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的合同约定与本案的土地款补偿返还的这种约定没有实际的对应关系。上诉人以此为理由抗辩被上诉人的土地补偿款返还的合同义务没有依据。4、双方在第五份合同中约定的还建5000平停车场和600平生产建设用房，是指由项目公司进行还建并且约定该部分款项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本案中该停车场及生产调度用房，最终在挂牌文件中已经明确由摘牌人负责建设，建设费用由公交部门支付，在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二部分证据第五组第一份证据中有明确的证明，也就是说停车场还建和办公用房建设费用的承担，双方的协商是成立项目公司后，向土储中心申请，争取由土储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但实际上最终土储中心没有同意该项申请费用仍然由公交集团公司承担，所以该笔费用与双方争议的动迁补偿款没有任何关系。二、关于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以及合同解除后异议诉讼的问题。首先，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且恰恰是公交集团公司严重的违背诚信原则、违反法律的规定，滥用、误解法律和合同的行为。关于解除权，无论是法定的解除权或者是约定的解除权，法院均应该严格审查行使解除权的法定理由是否成立。上诉人在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并且取得了1.14亿的土地补偿款后，在合同从05年签订达十年之久之后，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要约是一种毁约行为。上诉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上诉人应当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向被上诉人给付土地款的合同义务。所以双方的合同合法有效并没有解除，上诉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履行。三、关于是否构成了要约和是否做出了有效承诺的问题。一审中对此已经查清，自2016年起，友谊集团公司已经就该宗土地补偿款的给付事宜与公交集团公司进行了多次的致函协商，但是公交集团公司始终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在资金短缺急需现金流的情况下，只能对追索款项的数额不断做出让步，以求解决燃眉之急。详情从所有双方往来函件中已经可以充分地表达。事实是友谊集团公司在往来函中的意思表示是要约行为，友谊集团公司的要约表示是在上诉人明确拒绝给付义务的前提下，情非得已的让步过程，并非认可上诉人拒绝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更绝非是对该五份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实质性变更，并且上诉人从来没有对我方的要约进行过任何的实质性承诺，即使上诉人在上诉理由当中提到的所谓友谊集团公司对公交集团公司的要约进行过同意的表示，也只是说同意双方对返还本息进行协商，并没有同意，或者说上诉人从来就没有给过一个返还本金和利息的一个具体的标准和数额，所以根本不存在同意之说。另外，双方也从来没有就具体的解决方案达成过任何的一致意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友谊集团公司才提起了本案的诉讼。因此，友谊集团公司认为上诉人的此项抗辩理由和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被采纳。友谊集团公司最后两份回函分别是2017年12月8日和2018年1月17日，两份回函中都明确要在限定时间内付清本金和利息，则同意解除各项合同。该两份回函最多是要约，并且对付款时间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公交集团公司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复也没有按要求时间给付本金和利息而是在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在友谊集团公司起诉之后公交集团公司提出给付本金和利息，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违背了基本的诚信原则。友谊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公交集团公司支付1.14亿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费；2、公交集团公司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费下发之日起至实际支付友谊集团公司之日止的利息；3、公交集团公司按合同约定每日一万元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全部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25日，大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甲方）与友谊集团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以下简称第一份合同），就甲方汽修厂搬迁及双方联合开发土地事宜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甲方搬迁改造地块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占地面积42000平方米；第二条，甲乙双方同意联合开发该土地，并共同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手续，具体为：甲方负责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计划；乙方负责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该搬迁改造计划和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的规划审批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第四条，补偿费用及支付，1、甲乙双方同意，大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所属汽修厂整体搬迁补偿费总计为人民币5000万元整；2、该补偿费包括该地块范围内甲方企业、人员的动迁补偿安置、甲方设备拆除、运输、安装费等甲方搬迁过程中甲方应支付的费用；第五条，搬迁补偿费用的支付，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搬迁补偿费2500万元，其余款项乙方根据甲方搬迁进度和手续办理情况分期给付甲方；第六条，甲方土地的交付，甲方保证在收到搬迁补偿费2000万元后三个月内，自行负责汽修厂搬迁，并按交付标准将土地和建筑物等交付乙方，土地平整由乙方负责；第七条，相关事宜，1、双方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该地块土地挂牌出让过程中，甲方应当获得的补偿费，按本协议约定标准一次性包死，不再调整；2、大连市土地储备部门收购该土地使用权的，甲方同意收购、动迁补偿费用全部归乙方所有，由乙方负责与大连市土地储备部门具体协商，补偿费用无论是否高于本协议约定的搬迁补偿总额，其风险均由乙方自行承担；3、甲方作为土地使用人与土地储备部门签订有关协议如涉及收购、搬迁补偿费用标准、支付方式等内容，均需征得乙方同意；4、土地储备部门支付或由政府工业办转付的款项（包括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如有），如果不能直接支付给乙方，应存入甲乙双方共管账户，均在土地储备部门支付后次日转付乙方；第九条，违约责任，如甲方延期交付土地或逾期履行义务的，每延期一日（不可抗力原因除外），应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万元作为违约金。2006年4月3日，大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甲方）与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关于联合开发二汽汽修厂土地的补充合同(以下简称第二份合同)，该合同系针对双方于2005年12月25日签订合同书的补充，主要内容为：1、双方就补偿费的支付条款做出以下调整，乙方先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万元，并作为预先给付的补偿费，补偿费余额在甲方按合同约定标准交付净地后10日内，乙方扣除甲方应承担的费用后，向甲方一次付清；2、本补充合同签订后，甲方于二个月内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企业搬迁改造计划，乙方负责办理具体事项，办理过程中，甲方应积极协助并提供相关材料；3、在取得搬迁改造计划批准手续后，乙方开始办理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及开发改造的规划审批等相关手续，乙方争取本项目列入2007年开发计划；4、如甲方延期交付土地或逾期履行义务的，每延期一日（不可抗力原因除外），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壹万元。2013年2月23日，友谊集团公司（甲方）与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华东路26号公交车场改造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第三份合同)，主要内容为：第一条，双方共同推进华东路26号公交车场的搬迁、土地收储、挂牌等相关事宜，争取在2013年6月土地挂牌；第二条，土地挂牌后，双方联合参与摘牌，双方配合确保摘牌成功，摘牌完成后，双方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改造开发；第四条，其他，该项目的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委托甲方先期进行，争取摘牌后尽快达到开工条件；第六条，甲乙双方可根据开发需要将本协议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各自指定的子公司。2013年9月19日，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第四份合同)，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同意对华东路26号地联合摘牌，摘牌成功后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二、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甲方出资8000万元，占80%，乙方出资2000万元，占20%。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双方按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借款或由项目公司贷款解决。2013年9月19日，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合升公司）与公交集团公司（乙方）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第五份合同)，针对2013年2月，甲乙双方就公交集团所属车辆维修分公司地块——华东路26号合作开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据战略合作协议精神，现就搬迁补偿事宜签署如下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一条，乙方同意将所属车辆维修分公司搬迁至甘井子区后革街652号乙方所属大连现代轨道有限公司电车工厂院内；第二条，甲方同意乙方关于对大连现代轨道有限公司电车工厂内部分厂房进行维修改造的要求，并完成上下水、暖、电等的配套，以满足车辆维修分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第三条，维修改造方案和要求由乙方提出，甲方负责维修改造和配套，费用由甲方支付；第六条，甲方承诺摘牌获取土地开发权后，将由项目公司为乙方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其建设标准和使用功能要求由乙方提出，竣工后也由乙方验收；第七条，乙方同意甲方支付的维修改造费用和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计入动迁成本中。其中维修改造费用按审计结果向土地储备中心申报，并在动迁补偿或安置款中向甲方支付。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友谊集团公司于2006年1月5日、2006年1月25日、2007年3月9日分别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人民币5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合计2000万元。2013年1月，公交集团公司向大连市交通局请示向大连市政府呈报改造建设案涉华东路26号公交停车场及开发利用周边土地。2013年1月30日，大连市交通局向大连市政府请示改造建设案涉华东路26号公交停车场及开发利用周边土地。2013年8月至2014年2月，合升公司对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顺利收储、挂牌前进行了勘察设计、规划设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工作，投入资金429163元。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合升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下属公司电车工厂内部厂房改造等共投入建设资金22901453元。诉讼中，公交集团公司认可友谊集团公司下属合升公司投入的包括前述建设资金等行为是友谊集团公司为履行合同的出资行为。2014年4月12日，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与公交集团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土储中心收储案涉甘井子区华东路26号宗地，收储费用总额为114000000元，收储补偿费包含但不限于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可拆运设备相关费用和土地使用权等相关综合补偿，除上述补偿费外，土储中心不再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其他任何费用。2016年12月6日，土储中心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前述协议约定的土地补偿费114000000元。诉讼中，公交集团公司确认收到土储中心支付的前述土地补偿费。2016年10月4日，案涉华东路26号宗地挂牌出让，后被大连金万科置业有限公司摘牌并取得该地块开发建设权。2006年7月3日，大连市第二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汽公司）经大连市政府批准，划归公交集团公司，并由公交集团公司承接二汽公司的权利义务。2016年6月28日以前，友谊集团公司是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合升公司是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诉讼中，友谊集团公司对其尚有部分没有出资到位的款项7098547元，同意从公交集团公司应付土地收储补偿款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由于二汽公司经大连市政府批准，划归公交集团公司，并由公交集团公司承接二汽公司的权利义务，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因此，本案中，二汽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均由公交集团公司承继。又由于友谊集团公司与公交集团公司在诉讼中均认可合升公司的行为是代表友谊集团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故可以认定合升公司的行为视为友谊集团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合升公司与公交集团公司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是否替代了二汽公司与友谊集团公司于2005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同书》以及2006年4月3日签订的《关于联合开发二汽汽修厂土地的补充合同》；二、友谊集团公司是否有权取得案涉土地补偿费。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应从双方签订的五份合同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从双方合同目的看，双方签订的五份合同的目的是搬迁改造二汽公司所属汽修厂即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的搬迁改造以及搬迁后共同开发该地块，其中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是二汽公司的汽修厂搬迁，完成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的收储工作，取得土地储备部门支付的土地收储补偿费；第二个步骤是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摘牌取得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的土地开发权。其次，从双方合同内容看，基于前述合同目的，二汽公司与友谊集团公司于2005年12月25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中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友谊集团公司的义务是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5000万元的汽修厂搬迁补偿费，并负责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该搬迁改造计划和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的规划审批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公交集团公司的义务是负责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计划；友谊集团公司的权利是案涉汽修厂搬迁并在土地被收储之后，获得土地储备部门支付的动迁补偿费并自担风险，即土地储备部门支付的动迁补偿费无论是否高于或低于其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的汽修厂搬迁补偿费5000万元而风险自担。公交集团公司的权利是获得友谊集团公司向其支付的5000万元汽修厂搬迁补偿费。二汽公司与友谊集团公司于2006年4月3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即第二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补偿费的条件进行了调整，并对公交集团公司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办理企业搬迁改造计划的时间进行了约定。双方于2013年2月23日签订的第三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共同推进案涉华东路26号公交车场的搬迁、土地收储、挂牌等相关事宜，土地挂牌后，双方联合参与摘牌，摘牌完成后，双方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改造开发。双方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的第四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拟联合摘牌成功后成立合资公司并对合作开发公司的出资以及人事安排等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双方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即第五份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公交集团公司同意将其所属车辆维修分公司搬迁至甘井子区后革街652号公交集团公司所属大连现代轨道有限公司电车工厂院内；友谊集团公司对公交集团公司所属的大连现代轨道有限公司电车工厂内部分厂房进行维修改造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友谊集团公司承诺摘牌获取土地开发权后，将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公交集团公司同意友谊集团公司支付的维修改造费用和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计入动迁成本中。从双方签订的前述五份合同的主要内容看，双方均是在围绕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的搬迁改造以及成立合资公司拟联合对该地块进行开发而进行的磋商，继而签订合同。这也是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公交集团公司主张第五份合同发生变更的主要依据是该合同第六条和第七条约定的内容“第六条，友谊集团公司承诺摘牌获取土地开发权后，将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第七条，公交集团公司同意友谊集团公司支付的维修改造费用和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计入动迁成本中，其中维修改造费用按审计结果向土地储备中心申报，并在动迁补偿或安置款中向友谊集团公司支付。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从第五份合同的具体内容看，其核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友谊集团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合升公司对于公交集团公司所属电车工厂内部分厂房进行了维修改造，诉讼中，公交集团公司亦认可合升公司前述维修改造公交集团公司的厂房的行为系友谊集团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双方针对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取得了土地开发权之后的合作事宜的安排，即友谊集团公司摘牌获取案涉土地开发权之后，承诺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但还建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的责任是项目公司而非友谊集团公司，且还需要在双方共同摘牌案涉土地并取得土地开发权的情况下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而对于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仅仅是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但并没有约定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包括在案涉土地的收储补偿费之中。因此，双方签订的第五份合同仍然是围绕友谊集团公司如何履行出资义务以及双方共同摘牌取得案涉土地的开发建设权之后，对土地开发的成本如何处理以及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等相关事宜进行的磋商，该份合同并没有改变以前双方合作目的和计划，首先是搬迁汽修厂，其次是对汽修厂搬迁后的土地摘牌后联合开发建设，并没有对双方以前签订的四份合同内容进行实质性改变。公交集团公司该项抗辩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该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交集团公司应该向友谊集团公司支付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的土地收储补偿款。第一，双方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5000万元的汽修厂搬迁补偿费的对价是获得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搬迁之后而能够获得的土地动迁补偿费，且土地储备部门支付的动迁补偿费无论是否高于或低于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的汽修厂搬迁补偿费5000万元而风险自担，从双方签订第一份合同开始至签订第五份合同时止，跨度长达8年的时间，双方均未对华东路26号地块被搬迁之后获得的土地收储补偿费应支付给友谊集团公司而提出过异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仍然在积极配合，通过不同的方式促成华东路26号地块的搬迁收储工作，并为此而签订了五份合同进行约定；第二，友谊集团公司获得该土地补偿费的前提是该地块被政府部门收储且支付了土地补偿费，现该地块已经于2014年被大连市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并于2016年12月6日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费114000000元，公交集团公司已表示其已经收到了该笔款项；第三，友谊集团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在签订合同后，在案涉土地被收储前，友谊集团公司为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进行了勘察、规划设计以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工作，使该地块具备了收储条件。截止2016年2月，友谊集团公司已经通过支付现金或者为公交集团公司改造厂房等方式合计出资42901453元，虽然尚有部分资金没有到位，但并非友谊集团公司主观原因未完全出资，且友谊集团公司明确表示该部分资金7098547元（50000000元-42901453元）可以从前述土地动迁收储补偿款中予以扣除。关于公交集团公司主张友谊集团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计划的审批手续、汽修厂未能列入政府搬迁改造计划的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而导致2013年有关各方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了重大变更，根据变更后的约定内容，友谊集团公司只有权请求实际发生费用，无权请求应由其承担但实际未发生的还建地下停车场及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一节，虽然友谊集团公司负有履行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计划的审批手续以便汽修厂能尽快列入政府搬迁改造计划的合同义务，但政府部门何时能够对案涉汽修厂进行搬迁改造，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无法预见，从双方2005年签订第一份合同开始至案涉土地被实际收储之日，相距十余年时间即可佐证。是否摘牌取得案涉土地的开发权仅仅影响的是双方合作开发，而合作开发仅仅是双方的战略合作意向，双方签订的第三、第四、第五份合同的“前言”中对此均有明确的表述，且双方能否合作开发成功并没有作为合同成立生效的前提条件。即便双方未能共同摘牌从而取得案涉土地开发权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也并不影响收储案涉地块并获得土地补偿金的合同目的。此外，前述已论述，双方签订的第五份合同并没有对其他合同的内容进行实质变更，且在该第五份合同中约定的条件是，友谊集团公司摘牌获取案涉土地开发权之后，承诺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但还建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的责任是项目公司而非友谊集团公司，且还需要在双方共同摘牌案涉土地并取得土地开发权的条件下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而对于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仅仅是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但并没有约定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包括在案涉土地的收储补偿费之中。而土地储备中心与公交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中也没有约定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费114000000元应包含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因此，公交集团公司的该抗辩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据此，公交集团公司应向友谊集团公司支付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的土地收储补偿费为106901453元（114000000元-7098547元）。关于友谊集团公司主张公交集团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每日一万元标准向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节，双方在第一份和第二份合同中约定的支付违约金的条件是，公交集团公司延期交付土地或逾期履行义务的，每延期一日（不可抗力原因除外），应向友谊集团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一万元，由于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何时能够搬迁，何时能够列入政府的拆迁改造计划，双方均无法控制，案涉土地被征收后，公交集团公司已经向土地收储中心交付了案涉土地，并无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虽然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于2016年12月6日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了动迁补偿费，但双方仍然在协商相关事宜，公交集团公司并非故意不支付款项，故友谊集团公司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友谊集团公司要求公交集团公司自土地补偿费下发之日即2016年12月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节，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双方在第一份合同中约定公交集团公司应在收到政府部门支付土地收储补偿费的次日将款项转付给友谊集团公司，虽然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但友谊集团公司在公交集团公司收到土地补偿费之后曾多次商量给付款项的问题，公交集团公司未及时将土地补偿款支付给友谊集团公司，在此情况下，友谊集团公司才诉之法院，结合本案双方合同履行的情况，公交集团公司应自友谊集团公司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为宜，友谊集团公司该项诉请，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友谊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公交集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友谊集团公司土地收储补偿费106901453元及利息（以106901453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该106901453元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友谊集团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16800元，由友谊集团公司负担61800元，公交集团公司负担55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11月29日，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解决大连公交客运集团与友谊集团华东路项目合同书遗留问题的函》，主张根据2005年签订的合同书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给付政府支付的1.14亿元动迁补偿款，友谊集团同时向公交客运集团支付剩余的约865万元等。2016年12月20日，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发出《关于华东路26号项目有关事宜的复函》，表明由于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公交集团公司随函提议并通知友谊集团公司解除合同书及补充合同。2017年2月21日，收到上述复函后，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华东路26号项目有关事宜复函的意见》，提出：一、贵我两司于2005年签订的华东路26号项目《合同书》并《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友谊集团陆续出资约4135万元，系按合同约定履行的投资行为。二，鉴于目前友谊集团与公交集团未摘盘，不能联合开发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并贵司复函所述相关意见，我司提议：贵我两集团理清双方账目。以友谊集团近年来在大连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平均年化收益率水平（约20%）作为投资回报计算标准，按友谊集团实际向公交集团支付和代付资金金额、时间，计算友谊集团应得投资回报，由公交集团将友谊集团投资本金和投资回报一并支付给友谊集团等。2017年3月3日，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发出《关于华东路26号项目有关事宜的复函》，表明：在双方均未实现合同目的情况下，要求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支付投资回报，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公交集团公司建议在理清账目后，公交集团公司返还友谊集团公司本金并支付必要的合理的利息。友谊集团公司如有其他意见，双方可继续协商，在合法规范基础上争取妥善解决。2017年4月11日，友谊集团公司在收到2016年12月20日和2017年3月3日公交集团公司的复函后再次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的再次致函》，载明：一、双方订立的合同应作为解决该事宜的基本依据，双方均应遵照并继续履行，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未履行完毕、该事宜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贵司提议的合同解除或终止，条件并不具备，也无实际意义；二、我司已实际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并协助完成搬迁、土地收储，动迁补偿费已确定，公交集团公司履行义务条件已具备，应按约定支付动迁补偿款1.14亿元。从公平合理角度而言，因合同约定已包含了风险自担原则，亦不存在有失公允情形。至于贵司是否能享受搬迁改造政府，并非约定支付动迁补偿款的前提条件，亦非我方能力所及和义务范围，故不应在成为贵司拒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的理由。三、鉴于贵司不同意我司提出的按房地产开发项目平均年化收益率20%作为投资回报计算标准的意见，我司同意贵司提出的求大同存小异的解决原则，建议按照年化18%的标准计算资金回报。此意见敬请回复。2017年8月8日，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发出《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相关事宜的复函》，回复称：一、2005年贵公司和原大连市第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补充合同》与2013年上市公司友谊股份控股、贵司参股的友谊合升和我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搬迁补偿协议》，在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内容上均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法律关系的善后，我集团公司认为应区别情况分别处理。二、《合同书》《补充合同》中，明确由贵司负责办理将华通路26号列入政府搬迁改造计划，由于未能列入搬迁改造计划，我司未享受到土地置换的搬迁改造政策。贵我双方均未实现合同目的是基本事实，贵司在双方均未实现合同目的，没有投资收益情况下，要求我司支付投资收益，无论数额多少均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三、就贵司作为合同主体的《合同书》《补充合同》部分，我司可在履行“三重一大”程序，向国资管理部门报备确认后，返还贵司交付给原二汽的资金，并争取按同期利率支付相应利息。2017年11月3日，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提请大连公交客运集团尽快返还大连友谊集团出资款的函》，表明目前友谊集团公司正在进行一项转型发展的项目，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特提请公交集团公司能尽快返还友谊集团公司的出资本金约4135万元，以解当前的燃眉之急，余下款项待双方继续本着友好协商，规范可行的原则，力争早日寻求最终解决方案。并请公交集团公司尽快落实。2017年11月15日，公交集团公司收到友谊集团上述函件后，向友谊集团公司发出《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的复函》，内容与2017年8月8日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发出《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相关事宜的复函》的内容基本相同。2017年12月8日，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大连友谊集团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复函的复函》，在该函中友谊集团公司重申：2005年至2013年，其根据《搬迁改造合同》《补充合同》《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已向公交集团公司陆续出资4135万元。针对上述出资款项，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提出了解决建议。在该函第四条中，友谊集团公司恳请公交集团公司在2017年12月底前一次性返还友谊集团公司的出资本金及利息，以解当前的燃眉之急。第五条载明，上述本金及利息到账后解除双方所签署的各项合同、协议。该函尾部亦请公交集团公司尽快函复。2018年1月17日，友谊集团公司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的建议》，内容为：友谊集团公司及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全面推动完成公交集团公司所属华东路26号项目的搬迁改造工作，公交集团公司及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向公交集团公司陆续出资40,923,925元，合升公司已将其对公交集团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友谊集团公司。针对上述出具款项，本着尊重历史、友好协商、依法依约的原则，贵我双方已进行多次协商，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解决意见。一、同意双方所商定的由公交集团一次返还我公司的全部出资款本金即40,923,92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返还利息，即18,994,777.18元。同时一并支付应由我公司支付（尚未支付）的施工方质保金1,977,528元。上述总合计61,896,230.18元。二、2005年在大连第二公交汽车公司经营面临极为严重困难时刻，友谊集团给予了急需的资金支持及后续发展的资金支持。目前友谊集团正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经营严重困难的问题。请贵公司在2018年2月10日前一次性返还我公司上述第一项所列的全部款项，以解当前的燃眉之急。此意见敬请尽快回复。上述事实有《关于解决大连公交客运集团与友谊集团华东路项目合同书遗留问题的函》《关于华东路26号项目有关事宜的复函》《关于华东路26号项目有关事宜复函的意见》《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的再次致函》《关于提请大连公交客运集团尽快返还大连友谊集团出资款的函》《大连友谊集团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复函的复函》《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的建议》及一、二审庭审笔录载卷为凭，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足资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友谊集团公司取得案涉土地补偿款是否附有条件，应否取得土地补偿款；二、公交集团公司提出的解除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条件，友谊集团公司是否就公交集团公司的解除要约进行了承诺，案涉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一、关于友谊集团公司取得案涉土地补偿款是否附有条件，应否取得土地补偿款的问题。上诉人公交集团公司在上诉中主张，友谊集团公司取得土地收储补偿款是附有合同条件的，即案涉土地被依法征收且友谊集团公司应促使其控股的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一处具有使用功能的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及不少于600平方米的生产调度用房；其上诉理由第一条第1项中又主张，2005年合同和2013年合同均以友谊集团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提供一块新的场地为合同条件。根据案涉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05年12月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约定：双方同意联合开发大连市甘井子区，并共同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手续。具体由公交集团公司负责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汽修厂搬迁改造计划，友谊集团公司负责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该搬迁改造计划和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的规划审批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双方同意，汽修厂整体搬迁补偿费总计为5000万元整…本协议签订后，由友谊集团公司一次性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搬运补偿费2000万元，其余款项友谊集团公司根据搬迁进度和手续办理情况分期给付。第七条第1款约定，双方确认在该地块土地挂牌出让过程中，公交集团公司应当获得的补偿费按协议约定标准一次性包死，不再调整；第2款约定，大连市土地储备部门收购该土地使用权的，公交集团公司同意收购，动迁补偿费用全部归友谊集团所有，…补偿费用无论是否高于协议约定的搬迁补偿总额，风险均由友谊集团公司自行承担。2006年4月3日的补充合同即案涉第二份合同，内容主要是对补偿费支付的额度和时间作出调整。2013年2月23日，双方签订的第三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共同推进华东路26号公交车场的搬迁土地收储、挂牌等相关事宜。土地挂牌后，双方联合参与摘牌，后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改造开发等。2013年9月19日案涉第四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确认双方同意对华东路26号地块联合摘牌，成功后成立合资公司，并约定合资公司的性质，注册资本以及各自的出资和占股比例。2013年9月19日，双方间签订的第五份合同，是针对2013年2月双方就公交集团所属华东路26号合作开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搬迁补偿事宜所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公交集团公司同意将其所属的车辆维修分公司搬迁到电车工厂；友谊集团公司同意公交集团公司关于对电车厂内部厂房进行维修改造的要求，维修改造方案和要求由公交集团公司提出，由友谊集团公司负责维修改造；第六、七条中约定，友谊集团公司承诺摘牌获取土地开发权后，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下停车场和生产调度用房；上述维修、改造费用和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计入动迁成本中，在动迁补偿或安置款中向友谊集团公司支付，还建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费用则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根据上述五份合同内容，虽然第五份合同中约定了由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不小于600平方米生产调度用房，但并未约定此为取得土地补偿款的条件，且系由双方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而非友谊集团公司，而还建的停车场，生产调度用房的费用，亦协商土地储备中心向项目公司支付，非由友谊集团公司或项目公司无偿建设。且在该份合同中，是公交集团公司同意“将所属车辆维修分公司搬迁至甘井子区后革街652号乙方所属大连现代轨道有限公司电车工厂院内”。纵观上述五份合同，任何一份合同中均没有友谊集团公司取得土地补偿款附“友谊集团公司应促使其控股的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还建一处具有使用功能的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及不少于600平方米的生产调度用房”这一条件的约定，也没有友谊集团公司须为公交集团公司提供一块新的场地的约定。因此，公交集团公司关于友谊集团公司取得案涉土地补偿款是附条件的，条件为“友谊集团公司应促使其控股的项目公司为公交集团还建一处具有使用功能的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及不少于600平方米的生产调度用房”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案涉2005年12月25日的《合同书》第七条中明确约定：双方确认在该地块土地挂牌出让过程中，公交客运集团应当获得的补偿费按协议约定标准一次性包死，不再调整；大连市土地储备部门收购该土地使用权的，公交集团公司同意收购，动迁补偿费用全部归友谊集团所有，…补偿费用无论是否高于协议约定的搬迁补偿总额，风险均由友谊集团公司自行承担。双方在后续订立的各份合同中均未对该条款内容作出变更。因此,一审判决友谊集团公司取得土地补偿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解除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条件；被上诉人是否就上诉人的解除要约进行了承诺，双方的案涉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案涉各份合同约定内容可知，双方在合同中没有对解除合同的条件做出约定，因此，应审查本案是否具备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形。公交集团公司主张，因其未被列入政府搬迁改造计划，故其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但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基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的前提是，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且该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案涉证据，双方签订第一、二份合同后，友谊集团公司自2006年1月5日至2007年3月9日共计向公交集团公司支付人民币合计2000万元；双方签订第三份合同后，自2013年8月至2014年2月，合升公司对案涉华东路26号地块顺利收储、挂牌前进行了勘察设计、规划设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工作，投入资金429,163元；第四、五份合同签订后，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合升公司为公交集团公司下属公司电车工厂内部厂房改造等共投入建设资金22,901,453元。由此可知，对于上述五份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义务，友谊集团公司均依约履行，不存在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的情形。且纵观上述合同内容，均无将公交集团公司列入政府搬迁改造计划系友谊集团公司合同义务的约定。因此，不存在其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归责于友谊集团公司的情形。故公交集团公司关于其具备法定解除条件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公交集团公司主张其在提出解除合同的同时，向友谊集团公司提出了关于善后处理的要约，即同意向友谊集团公司返还本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友谊集团于2018年1月17日回函，对公交集团公司提出的要约做出了承诺，故双方经协商已达成返还本息的协议，该协议应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根据案涉证据，公交集团公司于2017年3月3日向友谊集团公司发出的《关于华东路26号项目有关事宜的复函》中相关内容为：“建议在理清账目后，公交集团公司返还友谊集团公司本金并支付必要的合理的利息。友谊集团公司如有其他意见，双方可继续协商，在合法规范基础上争取妥善解决”；2017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相关事宜的复函》的相关内容为：“…向国资公司报备确认后，返还原二汽的资金，并争取按同期利率支付相应利息。”显然，上述内容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要约的规定，故公交集团公司向友谊集团公司所发函件内容不能认定为要约。友谊集团公司亦否认其2018年1月17日的回函系对公交集团公司的承诺。友谊集团公司自2016年11月起至2018年1月17日，多次致函公交集团公司，要求公交集团公司依约向其支付1.14亿元动迁补偿款，在公交集团公司拒不给付、其面临资金严重短缺困难的情况下，友谊集团公司将其给付1.14亿元动迁补偿款的要求，不断让步，期间曾仅要求先返还出资本金而不得。2018年1月7日，友谊集团公司发出的《关于解决华东路26号项目事宜的建议》中，虽有“同意…”的字样，但该函件中对于返还款项的本金数额、利率标准及按该标准计算所得的具体数额、其他应付款项的具体数额及返还的时间等内容均作出非常明确、具体约定，同时，友谊集团公司在该函尾部表述“此意见敬请尽快回复。”如果友谊集团公司的该函件是对公交集团公司的承诺，其仅需回复“同意”二字即可，其在该函中作出上述明确具体的表述，其后又表述“此意见敬请尽快回复”，显然不是对公交集团公司作出的承诺，而是向公交集团公司发出的要约。因此，公交集团公司关于其在提出解除合同的同时向友谊集团公司提出了关于善后处理的要约，友谊集团公司于2018年2018年1月17日向公交集团公司回函做出了承诺，双方经协商已达成返还本息的协议的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公交集团公司主张双方应以该协议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合同依据，不能成立。综上，公交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307.27元，由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静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