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89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子珍，男，195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富乐小区北里二十四号。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李子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连东，男，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兰，女，195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亚立，女，197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保华，北京市星元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清芝，女，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原审第三人：于红莲，女，197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原审第三人：王素红，女，196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上诉人李子珍、上诉人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飞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连东、被上诉人王淑兰、被上诉人齐亚立及原审第三人孙清芝、原审第三人于红莲、原审第三人王素红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6民初6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子珍、上诉人北京飞腾公司工商登记中的法定代表人李子珍、被上诉人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保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另，周福强主张其系北京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吕武茂、孙金华作为北京飞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子珍及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作出的“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成立。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仅书写李子珍系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错误的，李子珍是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二、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李子珍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是错误的。李子珍认为其2013年9月4日辞职报告不是单独的辞职行为，是为了2013年8月17日和2013年9月2日李子珍两次在董事会和班子会上口头辞职被拒绝后的配合归档行为，从李子珍在辞职报告上书写“请存档”文字就可以证实。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董事在任期内辞职的情形是错误的，应适用该条中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的情形。三、一审判决认定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在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签署、是否进行笔迹鉴定问题，与本案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已无实际意义，故无需鉴定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是错误的。李子珍在一审中明确表示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上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是真实的签名，如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认为该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署，应由其申请签名真实性的鉴定，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明确向法庭申请了笔迹鉴定。一审法官在庭审中口头驳回了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的笔迹鉴定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明，属于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另，李子珍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的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周福强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只是对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有异议，不同意李子珍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鉴于各方都认可2001年8月1日的股东大会没有召开，那么鉴定签字是否真实就没有异议，一审的做法是合理的。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子珍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鉴于各方都认可2001年8月1日的股东大会没有召开，那么鉴定签字是否真实就没有异议，一审的做法是正确的。李子珍主张其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仅有意思没有表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他提交了完整的辞职报告。另外，李子珍辞职与否与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无关。周福强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吕武茂、孙金华作为北京飞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可以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参加诉讼，李子珍并非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参加诉讼。2.本案的上诉费由李子珍承担。李子珍及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辩称，不同意周福强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李子珍是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只有李子珍才能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周福强无权代表北京飞腾公司。一审法院已经释明在审理中不允许召开决议性会议，如果一定要召开必须经过法院同意。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辩称，答辩意见与针对李子珍和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未到庭，亦未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作出的第一届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北京飞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子珍、吴有增等42名股东共同出资，改制设立北京飞腾公司，注册资本2588万元。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工商登记中显示的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子珍。2000年12月28日北京飞腾公司章程显示，李子珍、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为该公司股东，持有北京飞腾公司股份。2000年12月28日北京飞腾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载明，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四）审议批准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九）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十）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十一）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二）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载明，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章程也没有规定，班子会有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职能。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1年8月1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为公司四楼会议室，主持人为李子珍，记录人为孙占臣，应到股东42人，实到股东42人，代表股额100%，该次会议以电话形式通知各单位股东参加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全体股东对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三位股东股权转让的议案，经反复讨论，全体股东通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孙清芝同志将其在公司持有股份29.71万元全部转让给李子珍；同意于红莲同志将其在公司持有股份19.81万元全部转让给李子珍；同意王素红同志将其在公司持有股份9.9万元全部转让给李子珍，李子珍同志同意接收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三同志转让的股份。该决议后附《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1年8月1日股东大会实到会股东签字》，其上有李子珍、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的签名。2001年8月2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形成了包括但不限于“同意李子珍同志在原投资356.55万元和接收孙清芝转让29.71万元股权；于红莲转让19.81万元股权；王素红转让9.9万元股权的基础上，此次增资807.34万元，李子珍同志共有股本1223.31万元”等决议。2013年8月17日李子珍在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会、班子会决议记录上写明，“坚决辞去法人董事长（金脉公司和飞腾公司）大家不同意，我辞去工作”；2013年9月2日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会、班子会决议记录上李子珍写明，“本人坚决辞去北京法人（金脉公司董事长和法人职务）辞去北京飞腾房地产法人董事长职务”；2013年9月4日，李子珍提交《辞职报告》。在2014年8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民警对李子珍的《讯问笔录》中，李子珍在民警讯问“辞职报告中的内容是你自己真实的意愿吗”后，回答“辞职报告中的内容我看过，是我自己真实的意愿”。2013年9月17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班子会，并通过如下决议：第一，同意李子珍辞去董事长；第二，同意周福强辞去副董事长；第三，同意李建国代理董事长职务，行使法定代表人权力。该次董事会、班子会决议，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643号判决认定为不成立。2018年3月1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1.追认同意李子珍在2013年9月4日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追认同意周福强辞去北京飞腾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给予确认。2.全体出席会议董事一致同意李建国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同时履行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利。该董事会决议，经怀柔法院（2018）京0116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将第一项决议中“追认同意李子珍在2013年9月4日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追认同意周福强辞去北京飞腾公司常务副董事长”的决议予以撤销；第二项决议被确认无效；对于李子珍要求确认第一项决议中“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给予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该判决结果经（2019）京03民终424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针对，（2019）京03民终4242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一审法院认为部分中“但2018年3月16日董事会决议中的‘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部分，是对李建国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李子珍要求确认该部分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内容，庭审中各方对上述裁判文书中的内容理解上有较大争议。审理过程中，经询问该案件的一审承办法官，对于上述文字表意进行说明，“是对李建国的职务行为予以确认”是指北京飞腾公司通过该项决议自身对李建国履职行为的确认，法院仅是对事实进行客观表述，但是由于该项决议不存在公司法上决议无效的情形，故对于李子珍的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2019年2月2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班子会，通过五项决议，其中第一项，全体班子成员一致推选李建国同志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负责人，主持全面经营工作；第二项，对北京飞腾公司原委托环亚律师所证照、公章、合同等自2019年2月26日起，继续由环亚律师所按过去流程托管管理。依据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提交的证据3显示，（2018）京03民终643号判决书认定，从组织机构、历史上的运行管理模式、法律效果三个方面对于班子会的法律地位并不认可，同时认为北京飞腾公司的班子会不同于公司法法定的组织机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北京飞腾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孙金华、吕武茂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该授权委托书上有委托单位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和李建国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一审庭审中，李子珍、孙金华对于谁能够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有异议。一审再查明，经法庭询问，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李子珍、孙金华均认可2001年8月1日北京飞腾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但对股东会决议上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签名是否为本人签署有争议，李子珍及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认为涉案决议上的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所签名字确属本人签署。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表示不是本人签署，并表示同意申请笔迹鉴定。另外李子珍陈述，在2001年8月2日北京飞腾公司通过的第一届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中包含了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因此涉案股东会属于不需实际召开，仅由股东签字同意即为成立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谁能代表或代理北京飞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第二，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一、谁能代表或代理北京飞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子珍有权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第一，虽然李子珍曾有辞职行为并向北京飞腾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表示其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且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表示《辞职报告》是其真实意思，但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北京飞腾公司的工商登记中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仍是李子珍。第二，2013年9月17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班子会并通过“同意李子珍辞去董事长；同意李建国代理董事长职务，行使法定代表人权力。”的决议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6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不成立。2018年3月1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董事会并通过的决议，经怀柔法院（2018）京0116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将该决议中“追认同意李子珍在2013年9月4日辞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的决议予以撤销；对“全体出席会议董事一致同意李建国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董事长，同时履行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利。”的决议确认无效；该案中，对李子珍要求确认此决议中“对于2013年9月17日后至今李建国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给予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经向一审承办法官询问，因是北京飞腾公司通过该项决议自身对李建国履职行为的确认，法院仅是对事实进行客观表述，但该项决议不存在公司法上决议无效的情形，故对李子珍的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2019年2月26日，北京飞腾公司召开班子会通过“全体班子成员一致推选李建国同志担任北京飞腾公司负责人，主持全面经营工作”的决议，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6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从组织机构、历史上的运行管理模式、法律效果三个方面对于班子会的法律地位并不认可，同时认为北京飞腾公司的班子会不同于公司法法定的组织机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根据法律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应依法登记，变更时应办理变更登记。故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飞腾公司通过的上述班子会决议，并不能产生选举出公司法上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效果。而且，通过班子会选任的公司负责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定代表人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地位。综上，北京飞腾公司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并未选举出合法有效的董事长任职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中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仍是李子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董事与公司之间，从民事法律关系上定性为委托合同关系，董事和公司均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关系，但是由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董事不仅是拥有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履行董事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虽然董事可以基于自身辞职而导致委托合同关系解除，但是在公司并未选举出新的董事之时，原董事基于信义义务也应当履行相应职责。尽管上述条文仅规定了董事，但是对于董事长这一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享有更多权力和负有更多义务的公司职能部门，董事长也应当即使在辞职后选举出新的董事长之前基于信义义务履行职责。因此，李子珍虽在2013年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但在北京飞腾公司未选举出新的董事长就任法定代表人之前，李子珍仍应当履行原董事长职务。而2000年12月28日的北京飞腾公司章程规定，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兼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基于李子珍履行原董事长职务这一前提，北京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应当是李子珍。故李子珍有权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孙金华、吕武茂委托授权手续上有北京飞腾公司公章，但并未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有效公司决议，上述二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李建国有权代表北京飞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故其二人虽持有盖有北京飞腾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但二人不能代表北京飞腾公司行使诉讼权利。二、关于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李子珍及其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孙金华在庭上的陈述意见，均为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实际未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属于上述规定涵盖的范围内，同时，2000年12月28日北京飞腾公司章程第十二条中规定的股东会职权并未涉及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因此涉案股东会不属于公司法或北京飞腾公司章程规定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情形。2019年9月29日的庭审中，李子珍作为第三人表示，北京飞腾公司未就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形成任何决定或书面规定。2001年8月2日北京飞腾公司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会议内容是否涵盖了8月1日会议的内容，均与本案诉争的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无关。关于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在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签署、是否进行笔迹鉴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笔迹鉴定与本案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已无实际意义，故无需鉴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确认北京飞腾公司于2001年8月1日作出的“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福强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1份新的证据：2019年10月9日北京飞腾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用以证明北京飞腾公司已经召开董事会，重新选举了周福强作为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周福强的身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吕武茂、孙金华参加本案诉讼是受周福强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的委托。李子珍已经辞去了北京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职务，但因李子珍不配合工商登记变更，因此现在北京飞腾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李子珍。北京飞腾公司2019年2月26日召开班子会选举李建国担任北京飞腾公司的负责人，但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说北京飞腾公司截止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并未选举出合法有效的董事长任职法定代表人，故确认李子珍仍是法定代表人。北京飞腾公司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重新召开董事会选举了周福强作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李子珍及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对前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决议是违法的。第一，北京飞腾公司的公章在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手中，其可以随意让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不管合法与否；第二，李子珍确实有两次辞职并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存档，但是大家都不同意，李建国利用了这份辞职报告，在不通知李子珍的情况下篡权控制了北京飞腾公司，一审最终认定了选择李建国作为北京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不成立，所以北京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李子珍。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认可，认为这属于北京飞腾公司内部事务。李子珍及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对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三位股东股权转让的议案，经反复讨论，全体股东通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孙清芝同志将其在公司持有股份29.71万元全部转让给李子珍；同意于红莲同志将其在公司持有股份19.81万元全部转让给李子珍；同意王素红同志将其在公司持有股份9.9万元全部转让给李子珍，李子珍同志同意接收孙清芝、于红莲、王素红三同志转让的股份。”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01年8月1日股东会未实际召开，但李子珍和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认为2001年8月2日的股东会实际召开会议内容涵盖了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且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由张连东、王淑兰、齐亚立签字，属于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十）修改公司章程；（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根据前述规定和北京飞腾公司章程，本案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属于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情形。由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未实际召开导致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在此情形下，一审认定股东会决议是否由本人签字已无实际意义故裁定驳回鉴定申请并无不当，李子珍和李子珍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认为一审此举违反程序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诉讼中，李子珍、周福强分别称自己为北京飞腾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全面查明事实，本院准许了李子珍和周福强代表的北京飞腾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分别陈述意见，双方因谁能代表或代理北京飞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产生争议。根据前述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北京飞腾公司2001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论述，因各方均认可2001年8月1日股东会未实际召开，故李子珍和周福强对北京飞腾公司代表权的争议与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结果无关。综上所述，李子珍、北京飞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子珍负担35元，由北京飞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蒙 瑞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郭妍子书 记 员  赵婷婷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