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民辖终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A座3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04580071。法定代表人：邓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沛然，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臻，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帮的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鞍山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467649127。法定代表人：温松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帮的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帮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2019）皖02民初63号之二驳回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江铜公司上诉称，撤销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2民初63号之二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具体理由为：一、《合同书》上的公章不是江铜公司的真实公章，《合同书》不能作为确认本案管辖法院的依据，原审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西南政法大学《鉴定意见书》足以证明《合同书》上加盖的江铜公司公章不是江铜公司的真实公章，该公章系伪造，江铜公司没有签署过《合同书》。2、《合同书》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并非江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约定管辖权的依据，原审依据虚假意思表示的《合同书》确定管辖权错误，本案应按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二、本案应当依据《合作协议》和《代理采购协议》确定管辖法院，原审以《订单合同》确定管辖权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合作协议》和《代理采购协议》约定了涉及帮的公司本案诉请的各项权利义务，而《订单合同》仅用以确定货物暂定价款，与帮的公司在本案的诉求并没有直接关联。2、帮的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主张的货物数量、付款金额与《订单合同》完全不能匹配，进一步说明帮的公司并非基于《订单合同》提起本案诉讼。3、不同的《订单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并不一致，由于帮的公司是基于整个交易过程提起诉讼，不应当仅依据帮的公司选择性提交的部分《订单合同》来确定本案管辖权。4、帮的公司提交的13份《订单合同》存在明显拼接痕迹，其真伪尚无法确定，本案应当以双方均确认真实性的《代理采购协议》等框架性合同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三、根据《合作协议》、《代理采购协议》，由于未约定管辖法院，本案应当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江铜公司另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428号裁定书》用于证明其上诉理由。帮的公司答辩称：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充分的管辖权，江铜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为：一、《合同书》是否伪造对于本案的影响属于实体问题，不宜在管辖权异议阶段解决。1、江铜公司提交的《鉴定意见书》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2、江铜公司从印文“不一致”推导出相关印章系“伪造”理由不充分。3、江铜公司提出的案例在本案中不适用。二、江铜公司曲解了相关交易文件的相互关系。1、相关交易文件的包含关系应当从权利义务内容而非合同标题上进行界定。2、江铜公司曲解了帮的公司提交销售合同的证明目的。三、江铜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案例在本案中没有适用空间。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所涉合同之间的关系；二、所涉合同中的约定管辖能否成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三、《合同书》中的约定管辖是否有效。关于第一点：帮的公司起诉提交的与管辖有关的合同共有《合作协议》、《2011年3月份购销合同》、《代理采购协议》、《产品销售合同》、《合同书》。江铜公司因管辖异议提交了《产品销售订单》。经对上述合同审查，3份《合作协议》系恒宝昌（上海）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宝昌公司）、帮的公司、江铜公司三方签订的铜材交易合同，虽未约定管辖法院，但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协议当事人可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2011年3月份购销合同》系帮的公司、江铜公司为执行《合作协议》而签订的月份两类铜材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原告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代理采购协议》系恒宝昌公司、帮的公司、江铜公司三方于2014年1月签订的铜材采购、销售、仓储合同，未约定管辖。12份《产品销售合同》系帮的公司、江铜公司为履行《代理采购协议》等合同签订的月份铜材销售合同，月份自2012年11月至2015年3月，其中包括2014年7月至12月份，合同均约定“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书》系帮的公司、江铜公司2015年1月就履行《代理采购协议》、《产品销售合同》等合同于芜湖市签订，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同意，无论业务合同如何约定，本合同签署后，因业务合同或本合同产生的或与业务合同或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应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书》中明确“业务合同”包括《代理采购协议》等合同。5份《产品销售订单》系帮的公司、江铜公司签订的具体铜材月份订单，月份自2014年7月至12月份，该订单条款中明确为《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项下有效组成部分。综上分析，《合作协议》、《代理采购协议》系恒宝昌公司、帮的公司、江铜公司三方签订的合同；《产品销售合同》系帮的公司、江铜公司双方签订履行《代理采购协议》等的合同；《合同书》系帮的公司、江铜公司双方签订履行《代理采购协议》、《产品销售合同》等的合同；《产品销售订单》系《产品销售合同》项下的具体订单。故上述合同之间并非总体与部分、框架合同与子合同的关系，而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合同。关于第二点：在《合作协议》、《代理采购协议》中，合同三方未就管辖法院进行约定。在本案双方为履行《代理采购协议》而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中对管辖法院作出约定，虽然12份月份《产品销售合同》不能涵盖双方交易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帮的公司起诉的全部事实依据、理由和诉讼标的，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对管辖法院的约定并不与其他约定相矛盾。江铜公司提出该12份《产品销售合同》是帮的公司为确定管辖法院选择性提交，却未能举证双方另有其他管辖约定。至于《产品销售合同》的真伪，不属于本案形式审查范畴。在《合同书》中，本案双方对管辖法院再次作出明确约定，且明确该约定管辖适用于《代理采购协议》。由于《产品销售合同》、《合同书》约定的管辖在本案中不冲突，故应当作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关于第三点：《合同书》经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合同文本上加盖的“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印章复制件与江铜公司留存在公安机关印鉴卡上及其他文件上印章复制件或原件“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但该文本上江铜公司授权代表人签名与《2011年3月份购销合同》上江铜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名相同。从《合同书》的内容看，双方系对之前签订的合同作出补充规定，确定双方新的权利义务，而不仅仅是约定管辖。故对因印章真伪导致的《合同书》真伪、效力的判明属于实体审理，而不应在管辖权异议审查中予以确定和处理，《合同书》应作为本案确定管辖法院依据之一。经对江铜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审查：《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已在一审中提交，并作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组成部分予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428号裁定书》确定管辖权以起诉时为标准，结合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形式要件审查的裁判原则，与本案审查原则相一致。综合上述争议焦点的审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江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帮的公司的答辩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贾晓云审判员  潘少华审判员  夏传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谢娟书记员付丽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