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1刑初8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洪涛，男，196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人，硕士研究生，原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住合肥市包河区。2018年9月27日，被安徽省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8年12月26日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决定拘留，同日由滁州市公安局执行，2019年1月4日被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滁州市公安局执行。现羁押于全椒县看守所。 辩护人姚吉明，安徽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崔爱国，安徽中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滁检刑诉（201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洪涛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2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俊、张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洪涛及其辩护人姚吉明、崔爱国到庭参加诉讼。经依法延期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05年至2017年，被告人胡洪涛利用担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的职务便利，或利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32.18万元、美元0.5万元。其中收受张某112万元购物卡；收受詹某10.5万元购物卡、60万元现金；收受边某3万元购物卡、2万元现金；与汪某共同收受杨某250万元以及单独收受杨某100万元现金；收受王某15万元现金；收受陈某110万元现金；收受代某2万元现金；收受马某20万元人民币、0.5万美元及一辆价值19.68万元的丰田凯美瑞轿车；收受陈某235万元现金；收受吴某1.5万元购物卡；收受方某2万元消费卡、0.5万元购物卡及2万元现金；收受胡某15万元现金；收受邵某2万元购物卡。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相关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胡洪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胡洪涛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不知道汪某收受杨某250万元；其向杨某借款100万元不是受贿；收受胡某1的5万元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上述均不构成受贿罪。对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其辩护人提出：1、汪某并非胡洪涛特定关系人，杨某给予汪某解除施工合同补偿款250万元，不能认定胡洪涛受贿；2、胡洪涛向杨某借款100万元后主动归还杨某50万元，杨某虽推辞未收，但胡洪涛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该100万元属民间借贷，不构成受贿；3、胡洪涛和徐某之间没有职务联系，胡洪涛收受亲戚胡某15万元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也没有利用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构成受贿。综上，胡洪涛受贿177.18万元，0.5万美元，数额巨大。胡洪涛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赃，请法庭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胡洪涛于2004年11月19日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2008年3月26日任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2014年9月29日任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自2005年至2017年，被告人胡洪涛利用担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的职务便利，或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5年，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原安徽省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会年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被告人胡洪涛系调查组负责人。原安徽开源路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1因涉案担心受到查处，遂通过马某（另案处理）请托胡洪涛帮忙在调查中给予关照，并通过马某送给胡洪涛6万元商场购物卡，胡洪涛承诺帮忙并收受该6万元购物卡。为感谢胡洪涛在调查期间给予关照，自2006年至2008年，张某1先后三次共计送给胡洪涛6万元商场购物卡。 二、2005年8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原安徽省交通厅基建处处长汤运泽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被告人胡洪涛系调查组负责人。詹某1因向汤运泽行贿等问题接受调查，期间与胡洪涛结识。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詹某1为感谢胡洪涛在调查中给予关照，送给胡洪涛0.5万元商场购物卡。 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詹某1为承接安徽省交通厅、省高速总公司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请托胡洪涛帮其疏通关系，并先后两次送给胡洪涛现金共计40万元，胡洪涛承诺帮忙并收受该40万元。 2009年7月，詹某1以安徽开源路桥有限公司名义投标安徽芜雁高速工程4标段，在得知其挂靠公司评标分数为第二名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中标，詹某1请托胡洪涛帮忙向省高速总公司相关人员疏通关系，并先后两次送给胡洪涛现金20万元，胡洪涛承诺帮忙并收受该20万元。 三、浙江商人边某为了与时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监察二室副主任胡洪涛拉近关系，自2007年至2009年共计送给胡洪涛3万元商场购物卡。2012年底，安徽省纪委对省康源电力集团原董事长李真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边某曾给李真送过钱物担心受到查处，遂请托胡洪涛向调查组打招呼给予关照，胡洪涛答应。为表示感谢，边某送给胡洪涛现金2万元。2014年2月，六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六安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力生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边某因向魏力生行贿接受调查。2017年5月，安徽省纪委对合肥市原副市长王翔违法违纪问题进行初核，边某接受调查。上述两个案件调查期间，边某均请托胡洪涛向调查组打招呼在调查过程中给予关照，胡洪涛均予以承诺。 四、2011年6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原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治淮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被告人胡洪涛系调查组负责人。调查期间，经他人检举时任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某1存在经济问题。王某1因担心被查处，遂通过马某请托胡洪涛帮忙在调查中对其关照，胡洪涛予以承诺。2011年10月省纪委调查组调查结束后，王某1为了感谢胡洪涛，通过马某送给胡洪涛现金5万元及一块灵璧石。 五、2011年6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张治淮违纪违法问题调查期间，陈某1因向张治淮行贿接受调查，为了不被追究责任，陈某1通过马某请托胡洪涛帮忙在调查中给予关照，胡洪涛答应。陈某1为了感谢胡洪涛的帮助，于2012年春节期间的一天，送给胡洪涛现金10万元。 六、2011年6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张治淮违纪违法问题调查期间，代某因向张治淮行贿接受调查，为了不被追究责任，代某通过原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惠请托胡洪涛在调查期间给予关照，并送给胡洪涛现金2万元，胡洪涛承诺帮忙并收受该2万元。 七、2011年，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原省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张长顺、原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治淮案件。马某多次为涉案人员杨某、陈某1、王某1向被告人胡洪涛说情，请胡洪涛在调查过程中对上述人员给予关照，胡洪涛均答应。为表示感谢，马某先后于2011年6、7月份、2012年送给胡洪涛20万元人民币、0.5万美元及价值19.68万元的丰田牌轿车一辆。2018年5月，被告人胡洪涛得知省纪委干部监督室核查其相关问题时，将该车归还马某。 八、2011年2月，四川商人陈某2为承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安徽的工程项目，请托时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监察一室副主任胡洪涛帮忙为其疏通关系，并送给胡洪涛现金10万元。胡洪涛介绍陈某2与时任中铁四局纪委副书记王胜华结识，并请王胜华在工程项目承揽上对陈某2给予关照。 2015年，陈某2为承揽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请托时任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胡洪涛帮忙为其疏通关系，并送给胡洪涛现金20万元，胡洪涛承诺帮忙并收受该20万元。为了能够在承揽工程等方面继续得到胡洪涛帮助，自2015年至2016年，陈某2先后四次共计送给胡洪涛现金4万元。 2017年5月，陈某2为和中铁二十四局承接宣城市河道治理ＰＰＰ项目，请托胡洪涛为其向宣城市领导疏通关系，胡洪涛将陈某2引荐给宣城市市长张冬云。为表示感谢，陈某2送给胡洪涛现金1万元。 九、2012年2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原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超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被告人胡洪涛参与该案的查办工作。吴某因向郭超行贿接受调查，为感谢调查期间胡洪涛对其关照，自2013年至2015年，先后三次共计送给胡洪涛1.5万元商场购物卡。 十、2012年2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郭超立案调查后，同年3月23日，省纪委对方某与郭超有关问题立案调查并对方某采取“两规”措施。调查结束后，方某为了感谢胡洪涛在调查期间对其关照，于2012年11月份的一天，在其经营的“银滩绿洲浴场”送给胡洪涛2万元银滩绿洲消费卡及0.5万元商场购物卡；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方某在“儒林第”酒店宴请胡洪涛并送给其现金2万元，被告人胡洪涛均收下。 十一、2012年12月，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原安徽省军工集团董事长黄小虎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被告人胡洪涛系调查组负责人，调查结束后该案交由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办理。2013年8、9月份的一天，黄小虎妻子邵某通过常合兵请托被告人胡洪涛，向淮南市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打招呼，退还办案期间省纪委多扣押的款物，并送给胡洪涛1万元商场购物卡，胡洪涛承诺帮忙并收受该1万元购物卡。胡洪涛将此事告知时任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高广山，后淮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退还给邵某372万元。为表示感谢，邵某在2015年、2016年，先后两次共计送给胡洪涛1万元商场购物卡。 上述十一起事实，被告人胡洪涛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且有任职文件、归案经过，户籍信息资料、营业执照、情况说明、企业注册信息查询单、银行记账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凭证、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案卷材料，证人张某1、詹某1、边某、王某1、陈某1、代某、马某、陈某2、吴某、方某、邵某等人的证言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二、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胡洪涛亲戚胡某1为其子范磊就业一事请胡洪涛帮忙，并送给胡洪涛现金5万元。胡洪涛请托时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徐某帮忙，徐某答应后，违反规定将范磊招录到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工作。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户籍材料及情况说明：证实胡某1与范磊系父子关系。 （2）营业执照、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文件：证实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2006年1月21日至2016年11月7日，徐某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 （3）华电国际电力关于开展2012年毕业生招聘工作的通知：分为校园招聘和网络招聘两种方式，在招聘过程中，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杜绝弄虚作假、营私舞弊。 （4）李小刚关于招聘范磊入职的情况说明：证实华电公司招聘流程分为网上招聘和现场招聘，2012年上半年，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徐某告诉其，省里领导打招呼要求在毕业生范磊到华电芜湖公司就业方面给予关照。范磊招聘不属于网上招聘或校园招聘，简历是2012年初就直接交到办公室。核查期间，范磊所学专业对口，考虑到有领导打招呼、其本人又想就近到华电芜湖公司工作，便安排芜湖公司人力资源部进行面试，签订承诺书，拟订到录用名单中，经公司总经理审核后，报华电国际总部得到批准。 2、被告人胡洪涛的供述：2012年上半年，亲戚胡某1为其儿子范磊就业一事找其帮忙，送给其5万元。其找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徐某帮忙，把范磊安排到华电芜湖公司工作。 3、证人徐某证言：2012年上半年，胡洪涛找其帮忙将范磊安排到华电芜湖电厂工作。其就将范磊简历交给办公室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李小刚，并告知是省领导打招呼的，经过招聘程序批复后，安徽华电芜湖公司与范磊履行用工手续。范磊招聘的启动不属于华电国际规定的校园招聘和网络招聘，他是通过领导打招呼进来的，不需要通过竞争就获得这个岗位，客观上讲对其他报名人员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证人胡某1证言：2012年上半年，其找胡洪涛帮忙解决儿子范磊就业问题，送给胡洪涛5万元。后胡洪涛说给范磊安排到芜湖三山电厂工作。 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本起事实的定性提出异议，认为胡洪涛和徐某之间没有职务联系，胡洪涛收受亲戚胡某15万元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也没有利用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构成受贿罪。 关于收受胡某15万元是否构成斡旋受贿的问题，针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被告人胡洪涛、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评判如下：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即我国刑法理论上的斡旋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纪要》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行为人因自己的职权、地位对被其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的影响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行为人身居较高职位、拥有较为广泛的职权，从而对那些并不隶属于他领导或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产生影响。另一类是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因工作联系而影响到对方的职务行为。这种工作联系又可以分为纵向的工作联系和横向的工作联系。所谓纵向的工作联系，通常是指上级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下级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行为上的联系。所谓横向的工作联系，通常是指在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互之间有公务关系的不同部门、单位之间，这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与那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利用职务行为上的影响关系，一方可以凭借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左右或者影响另一方，使其利用职权为请托人办事。上述均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胡洪涛作为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为使胡某1之子范磊能顺利被聘到华电芜湖发电公司工作，利用其职务行为上的影响关系，找到时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国有独资）总经理徐某帮忙打招呼，破坏了国有公司、企业招录行为的公平竞争性，属于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受贿罪。对于胡洪涛及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十三、2009年4月14日，被告人胡洪涛妻子王某2成立安徽德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09年8月1日胡洪涛亲戚汪某（另案处理）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胡洪涛为该公司承揽了安徽华都苑置业公司、安徽中城联盟置业公司等外墙涂料业务，并为汪某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出面向詹某2、方某借款。2013年7月15日，王某2退出该公司经营并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 2011年，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原安徽省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张长顺、原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治淮案件。江苏两淮盐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某曾因向该二人行贿，为了不被追究责任，遂通过马某多次请托胡洪涛帮忙在调查过程中给予关照，胡洪涛答应并向杨某提出在工程承揽方面给汪某提供关照。同年11月，杨某将连云港市同科•汇丰国际二期中的两栋高层商住楼交由汪某施工，但因汪某无承建资质导致该工程迟迟未能开工从而影响工程总体进度，杨某、马某遂向胡洪涛提出让汪某退场，汪某借机向杨某索要补偿款。为感谢胡洪涛在查办张长顺、张治淮案件中多次给予关照，并为了今后能继续得到胡洪涛的关照，杨某于2012年9月18日向马某公司股东史孔彬的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请马某将该钱转给汪某。马某私自截留50万元后，安排史孔彬将剩余的150万元转给汪某；同年10月8日，杨某又转账100万元给汪某。汪某在收到上述250万元后将此事告知胡洪涛，胡洪涛未表示反对。 2012年10月，杨某通过马某请托胡洪涛帮忙举报原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副局长丁宝军违法违纪问题，胡洪涛答应帮忙。2013年3月，省纪委对丁宝军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胡洪涛系调查组负责人。同年5月，在丁宝军被省纪委采取“两规”措施期间，胡洪涛向杨某提出借款100万元。杨某按照胡洪涛要求将100万元转账给汪某，汪某按照胡洪涛的要求将该款用于归还胡洪涛欠张述芳的100万元欠款。2014年4月，胡洪涛安排王某2向汪某转款50万元用于归还杨某，但杨某推辞未收，汪某将该情况告诉胡洪涛，胡洪涛将该50万元存放在汪某处至今。2014年3月，省纪委对原省煤田地质局局长李学文违法违纪立案调查。同年7月，杨某因涉案接受调查，多次通过马某请托胡洪涛帮忙，胡洪涛均予以承诺。至案发时，该100万元未归还杨某。 自2010年至2016年，汪某为被告人胡洪涛偿还公积金贷款15万余元、购买价值20余万元的贵州茅台酒供胡洪涛使用、为胡洪涛之子胡某2支付2万元生活费用、为胡洪涛家庭购买价值19余万元的家具并为其装修房屋支付费用。胡洪涛将其受贿款10余万元存放于汪某处。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上述350万元均不构成受贿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评判如下： （一）关于指控胡洪涛伙同汪某收受杨某250万元的定性问题 对于胡洪涛提出其不知道汪某收受杨某250万元；其辩护人提出汪某并非胡洪涛特定关系人，杨某给予汪某解除施工合同补偿款250万元，不能认定胡洪涛受贿的意见。对于本起的性质，还需要结合客观行为来分析。首先厘清下列问题： 1、胡洪涛与杨某之间有无请托事项 被告人胡洪涛供述“2011年，省纪委一室调查张长顺、张治淮案件，其是负责人之一。杨某是行贿人，他通过马某请其帮忙；2013年，杨某举报丁宝军，请其帮忙查处；2014年下半年，李学文案件涉及到杨某，他又通过马某请其帮忙。” 证人杨某证言“2011年至2014年，安徽省纪委在办理张长顺、张治淮、丁宝军，李学文案件期间，因其是行贿人，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均通过马某请胡洪涛帮忙关照。” 证人马某证言“2011年至2014年，安徽省纪委在办理张长顺、张治淮、丁宝军，李学文案件期间，涉及到杨某，杨某通过其找胡洪涛帮忙关照。” 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张长顺、张治淮、丁宝军、李学文等案件的案卷材料。 上述被告人胡洪涛的供述，证人杨某、马某的证言及在卷书证，均可证实在胡洪涛组织、参与调查张长顺、张治淮、丁宝军、李学文相关案件时，杨某是涉案人员，杨某多次托马某请胡洪涛在办案中给予关照，胡洪涛均答应，二人之间有明确的请托事项。 2、胡洪涛有无为汪某介绍争取相关工程 胡洪涛供述“其和杨某讲汪某是其亲戚，做外墙涂料，如果有合适的工程关照他。2011年11月份，汪某跟其讲杨某给他一个连云港的项目。” 证人杨某证言“胡洪涛多次跟其说汪某是他很近的亲戚，希望能够把连云港的工程安排一部分给汪某做。2011年下半年，张治淮父子被安徽省纪委调查，其怕被追究刑事责任，便让马某请胡洪涛帮忙。为了讨好胡洪涛，同时也是胡洪涛多次要求其给汪某找工程做，其就对胡洪涛讲把连云港两个高层楼盘的施工交给汪某做，胡洪涛当时很满意。” 证人马某证言“胡洪涛对其讲他曾向杨某提过把连云港的工程给汪某做一些，让其再和杨某说一下。2011年下半年，省纪委一室在调查张治淮案件时，杨某和张治淮之间也有经济问题，他又通过其请胡洪涛帮忙不要处理他。其正好和杨某说胡洪涛很关心汪某的事，让他把连云港的工程安排一部分给汪某。” 证人汪某证言“杨某因张长顺、张治淮等案件，被省纪委调查，找胡洪涛帮忙。2011年下半年时，胡洪涛跟其讲他跟杨某讲过让他分出一部分工程给其做。后杨某安排同科汇丰国际项目两栋高层建筑给其施工并签订合同。” 上述证据证实胡洪涛与杨某结识后，将汪某介绍给杨某，请杨某在工程建设方面给予汪某关照，杨某为感谢胡洪涛在查办案件过程中的关照，将连云港的工程交给汪某承建。 3、汪某收取杨某250万元是否有正当理由 在卷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证实“2011年11月18日，安徽德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挂靠总承包单位（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同科汇丰国际二期工程D7D11号楼施工工程，德广公司未经发包人同意无故不施工超过七天，甲方有权选择要求承包人在七日内无条件退场。” 被告人胡洪涛供述“汪某公司没有建筑资质及能承建该工程，迟迟未能施工，拖延工程进度，是不应该补偿的，即使要补偿也应该在汪某投入的范围内补偿，超出部分肯定是不应该补偿的。” 证人杨某证言“汪某根本没能力没资质做这个工程，拖延了总体工期，是汪某不能履行合同，不存在补偿他损失的情况。” 证人汪某证言“杨某口头表示帮其协调赊购事宜，因经销商不同意，协调没成功。其没有做过建筑工程，更不具备在连云港海淤地质建设高层建筑的技术条件。” 证人陈某3、傅某、韩某1、韩某2、罗某、宋某、张某2、赵某等人的证言“汪某为承建该工程，做了一些前期投入工作。最终因不具备在连云港海淤地质建设高层建筑的技术条件等自身原因，导致迟迟未能开工，拖延整体工程进度，无奈退场，后来进场接手人员补偿支付汪某11万元。” 根据汪某与杨某签订的协议及上述证人证言等，证实汪某无权向杨某提出补偿。 4、胡洪涛对汪某收受的250万元是否知情，是否具有共同故意 被告人胡洪涛供述“汪某跟其说杨某的工程他可能干不了，没多久杨某也到合肥告诉其因客观原因汪某干不了这个工程。其当时说干不了就不干了，你们把后续的事妥善处理好。杨某、马某都是聪明人，其说这话的意思他们都清楚，汪某虽然没做成，但前期有点投入，杨某看其面子不可能不补偿，只会给汪某多些补偿，不会亏待汪某。具体他们怎么协商，其没参与。2012年下半年，马某打电话跟其说杨某补偿了几百万元，具体数额其记不清了。后来汪某也跟其讲钱拿到了，当时可能跟其讲拿到多少钱，因汪某讲话啰嗦，其没在意。杨某肯定是看在其以前帮过他才这么做的，不然不会补偿汪某这么多，这也是杨某感谢其对他的帮忙。” 证人杨某证言“因为汪某迟迟不能开工，且不具备施工资质，其就将情况告诉马某，马某让其向胡洪涛解释。其就专程到合肥与胡洪涛见面汇报了这个情况，胡洪涛让其与汪某好好商量，要处理好后续的事情。其与汪某多次商谈终止合同事宜，马某从中多次沟通，最终确定补偿给汪某300万元。汪某根本没有能力承建高层楼盘，还拖延了两个月的工期，按协议约定根本不存在补偿的事。因胡洪涛、马某多次让其处理好与汪某之间的利益问题，其本着不想得罪胡洪涛的想法，还有之前在张长顺、张治淮案件中胡洪涛多次帮忙，其也很感谢他，其在安徽将来有事还需要胡洪涛帮忙，所以就以补偿款的名义送给胡洪涛300万元。” 证人汪某证言“其告诉胡洪涛在连云港的工程可能没办法做，先期投了几十万元进去。胡洪涛说不做就不做了，并讲杨某是大老板，不要担心。后杨某电话约其谈退场的事，其先提出预期利润50%补偿，大约在700万左右，后又提出30%补偿，杨某还是不同意。后来，其把与杨某谈的情况告诉了胡洪涛和马某，胡洪涛让其不要再过问，他让马某跟杨某协调退场的事。2012年9月份，马某打电话说杨某答应给250万元补偿款，收到钱后其告诉胡洪涛杨某补偿了250万，胡洪涛说他知道了。250万元之所以转到其名下，一是因为胡洪涛是领导干部，这样操作可以掩人耳目；二是杨某这个工程给其做，纯粹是看胡洪涛的面子，如果没有胡洪涛不可能接到这个工程，也拿不到补偿款。” 证人马某证言“杨某告诉其连云港的工程汪某干不了，提出让汪某退场。其让杨某到合肥亲自向胡洪涛解释，胡洪涛让杨某和汪某妥善处理好双方的利益问题，胡洪涛的意思讲白了就是不能亏待汪某，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汪某白干，要给汪某一些钱。杨某多次讲他不应该补偿汪某，其就对杨某说看在胡洪涛帮过他忙的份上，给汪某一些补偿算了，杨某也是没有办法才答应给汪某300万元。其打电话告诉胡洪涛杨某给汪某300万元，胡洪涛当时很高兴，并跟其说别看杨某个子不高，还挺会办事。杨某害怕这300万元将来出问题，就通过史孔彬账户转了200万元，其留了50万元，转给汪某150万元。另外100万杨某直接打给汪某了。” 上述证据证实汪某向杨某索要补偿，胡洪涛明知汪某不应获得补偿仍通过马某协调，杨某为了感谢胡洪涛在查办案件中给予的关照，以补偿款名义给汪某300万元（汪某实得250万元）。事后，汪某、马某将此事告知胡洪涛，胡洪涛未表示反对，也未要求退还，该款一直存放于汪某处。 5、胡洪涛与汪某是否属特定经济关系人中＂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被告人胡洪涛供述“2010年初，汪某与王某2共同经营安徽德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期间帮他们承接了不少工程。外出应酬经常带着他，想把他带入其朋友圈。汪某因资金紧张，还帮他向别人借过钱。汪某帮其还过大概15万多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帮其买过一套红木家具，帮忙装修过房屋。大概2010年，其有十几万元现金，也放在汪某处，后来还让汪某给了胡某22万元。2014年，王某2打给汪某50万元准备还杨某，杨某没要，也放在汪某那里。汪某人老实，其考虑到胡某2上学、结婚都需要花钱，就想把一部分钱放在汪某那里，并且当时听汪某讲他资金紧张，就让他先用着，到时再说。” 证人汪某证言“其与胡洪涛妻子共同经营德广公司，胡洪涛为该公司承接工程，并帮其借款周转使用。其和胡洪涛一直有经济往来，帮他归还过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具、装修房屋、购买茅台酒使用、给胡某22万元生活费。胡洪涛还将十几万元现金及用于归还杨某的50万元都放在其处，杨某支付的250万元补偿款，其认为这笔钱扣除掉在连云港的开支花费，剩余的就是给胡洪涛的。胡洪涛愿意把钱放在其处，是对其绝对放心，而且钱放在这里王某2也不知道，以后胡洪涛和前妻的孩子胡某2结婚买房子时，胡洪涛用钱也方便。” 证人王某2证言“2009年与汪某共同经营德广公司，2010年正式退出，2013年7月将股份全部转给汪某了并办了工商变更手续。公司业务基本都是胡洪涛介绍的。汪某曾替我们归还过公积金贷款，购买过家具、装修过房子。”证人胡某2证言“2011年，听父亲胡洪涛说，让汪某给其转了2万元用于韩国留学的生活费。” 证人詹某2、方某证言“胡洪涛帮其亲戚借过钱，借款转账到安徽德广工程有限公司账户。”证人边某、石某证言“胡洪涛曾介绍汪某做其公司的外墙涂料工程业务。” 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证实2009年4月14日，王某2成立安徽德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新安，股东王新安、王某2、王献峰、王伟。2009年8月1日，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汪某。2013年7月15日，公司股东由汪某、王某2、王献峰变更为汪某、汪京京。 银行流水、交易明细等书证，证实汪某与王某2之间的银行转账情况、借还款情况；汪某为胡洪涛归还公积金贷款等开支情况。 通过对上述证据梳理，可以证实胡洪涛妻子王某2与汪某共同经营德广公司，直至2013年7月15日，王某2才退出公司股东身份；胡洪涛为德广公司承接相关工程、向他人借款帮助汪某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胡洪涛将受贿款10多万元及应归还杨某的50万元存放于汪某处；汪某为胡洪涛本人及其家庭进行部分支出。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对于“共同利益关系”的理解，应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纯粹的同学、同事、朋友关系不属于共同利益关系；二是共同利益关系不限于共同财产关系，可以是共同的物质利益关系或精神利益，也可以是共同的合法利益或非法利益。对近亲属、情妇（夫）以外的其他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只要符合意见规定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条件，就可以推定他们属于有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虽然在形式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财物，但由于两人事先有过意思联络（这种意思联络的方式多种多样，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只要双方意会即可），二人有着共同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配合的行为，尽管国家工作人员不清楚具体情形或收受的数额，但收受财物行为并未超出两人共同的故意范围，且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不影响受贿共同犯罪的认定。 综上，胡洪涛虽对汪某收受杨某250万元的具体过程不知情，且未参与具体数额谈判，但汪某明知杨某系胡洪涛查办案件的涉案人，在其不应当获得补偿的情况下，向杨某索要补偿，且补偿数额从700万元谈至300万元，远远超出其实际投入。被告人胡洪涛明知汪某不应获得补偿，仍要杨某妥善处理，并通过马某积极协调。可见二人事前达成向杨某索要补偿的合意。杨某在汪某不应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因之前在张长顺、张治淮案件中胡洪涛多次帮忙关照，考虑在安徽将来有事可能还需要胡洪涛帮忙，遂以补偿款的名义给胡洪涛300万元。汪某和马某告知杨某已支付补偿款，胡洪涛未表示反对和退还。胡洪涛与杨某达成心照不宣的行受贿合意。被告人胡洪涛与汪某以亲情关系为纽带，逐渐发展成为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特定关系人，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相互交织，彼此信任且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利用胡洪涛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汪某收受钱款的共同故意，其行为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汪某收受杨某的250万元计入胡洪涛受贿数额。 （二）关于指控胡洪涛单独收受杨某100万元的定性问题 2003年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专门规定了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该文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胡洪涛利用职务之便，向杨某借款100万元，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胡洪涛向杨某借款100万元后主动归还杨某50万元，杨某虽推辞未收，但胡洪涛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该100万元属民间借贷，不构成受贿。区分该100万元是民间借贷还是刑事受贿，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评析如下： 1、借贷主体双方地位关系考察 “借款”型受贿犯罪中,借贷双方往往具有某种职务或业务上的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出借人一般是利用借款人的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借款人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为出借人谋取利益，且借款行为与利用职务之便为出借人谋取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即借款的实现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被告人胡洪涛供述“2013年5月份，省纪委调查丁宝军案件，丁宝军是杨某举报查处的，其是丁宝军案件的负责人。当时想到借张述芳炒股的100万元没有还，就想到向杨某借100万元还给张述芳。找杨某借钱，一是因为杨某在张长顺、张治淮以及丁宝军案件中多次通过马某找其帮忙，二是杨某有经济实力。” 证人杨某证言“其当时有事正求胡洪涛帮忙，并且之前张长顺、张治淮案件中也多次找胡洪涛帮忙，不可能不借给他，其明白这100万元就是胡洪涛以借款名义向其要的钱。” 2、分析借款人是否具有归还的意愿 被告人胡洪涛供述“2014年4、5月份，汪颖还给汪某50万元，其让汪某还给杨某。汪某跟杨某联系后说杨某说以后再说。其就跟汪某说这50万元先放在他那里。并对王某2说汪某的50万元要的话就还，他不提就不要还。后来其没有向杨某或汪某提出再还钱，他们也没有提过。” 证人杨某证言“2014年上半年，汪某打电话说胡洪涛给他账上转了50万元，说是还这100万元的。其没想到胡洪涛会还这笔钱，就跟汪某说不急，又不缺这50万元用，先放着吧，等你们不紧张时再说。从这以后，汪某和胡洪涛再也没有提还这笔钱。给胡洪涛这笔100万元，从来就没想过让他还，其还有项目在安徽这边，不能得罪他，更何况他也帮其办过些事，就还他人情了，所以没有要。” 证人汪某证言“2013年5月份，胡洪涛和杨某联系好借100万元，由其出面办理。2014年4月份，胡洪涛让王某2给其转50万元，让还给杨某。其打电话给杨某说胡洪涛先还50万元，杨某推辞未要。其把杨某暂时不要50万元的事告诉胡洪涛，胡洪涛将钱放于其处先用着。” 综上，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认定2013年5月，省纪委在办理丁宝军案件期间，杨某系涉案人员之一，胡洪涛系调查组的负责人，利用杨某找其帮忙之际，向杨某提出借款100万元，杨某考虑其找胡洪涛帮忙不得不借。杨某在出借以后，考虑到胡洪涛曾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或期望以后继续得到关照，在汪某告知胡洪涛准备归还50万元的情况下，推辞未要，后来也没有催讨行为。胡洪涛在得知杨某推辞未要还款的情况下，告知王某2剩余的50万元要的话就还，不提就不要还，后来也没有再向杨某或汪某提出还钱。其基于非法占有他人钱款的故意，在具备还款能力及条件的情况下，长达5年多时间，直至案发，一直未予归还，并将钱款放于和其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汪某处。杨某、胡洪涛对该100万元的贿赂性质心知肚明，杨某本就是想将钱送给胡洪涛,也不指望对方还钱；胡洪涛在杨某推辞未要后也没有真实归还意愿，且长达多年也没有归还行为。二人心照不宣、达成默契的行受贿合意。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该100万元构成受贿罪，计入胡洪涛受贿数额。 另查明，被告人胡洪涛归案后，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从汪某处扣押涉案款350万元；从胡洪涛妻子王某2处扣押涉案款246.82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综合证据证实： 1、户籍证明：胡洪涛、王某2、胡某2等身份情况。 2、胡洪涛任职文件：证实胡洪涛于2004年11月19日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2008年3月26日任安徽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2014年9月29日任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 3、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省纪委纪检监察室对口联系省直单位的通知：证实2002年至2009年，安徽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对口联系省交通厅、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省电力总公司等单位；2009年4月17日，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对口联系省交通厅、省高速公路总公司、省电力公司等单位，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对口联系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4、安徽省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证实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9月27日对胡洪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同日对胡洪涛决定留置。 5、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胡洪涛归案经过的说明》：证实2018年8月，安徽省监察委员会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对胡洪涛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同年9月27日，对胡洪涛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立案前，审查组掌握胡洪涛单独收受杨某100万元以及伙同汪某收受杨某210万元的问题。胡洪涛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如实坦白与杨某之间的经济问题，并主动交代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其他违法犯罪事实。 6、扣押通知书、扣押财物清单等书证：证实2018年12月15日，从汪某处扣押涉案款350万元；同年12月25日，从胡洪涛妻子王某2处扣押涉案款246.825万元。 对于本案量刑情节，辩护人提出胡洪涛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针对胡洪涛是否构成自首抑或坦白的问题，结合案件事实及证据，评析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本案归案情况说明证实胡洪涛并非主动投案，其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供述了办案机关已掌握的单独收受杨某100万元以及伙同汪某收受杨某210万元的事实，并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的违法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辩护人提出构成自首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关于胡洪涛是否构成坦白的问题。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规定，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所谓如实供述是指如实交代案件事实，至于辩解其主观上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故意，或自认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强调实施该行为的各种主客观原因等，均属于对其行为的一种合法辩解，是其正常行使辩护权的一种表现，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如实供述的核心内容在“客观事实”而非“主观心理”。合理辩解与不如实供述的区别在于不承认或者推翻有罪供述的内容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事实，如果行为人不否认或基本不否认犯罪行为的客观事实，而仅否认主观内容，不论是否认其主观犯罪的故意，还是否认其客观行为的犯罪性质，均属于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同理，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庭审中对其主观故意或者是行为性质提出异议，不影响其坦白的成立。本案，被告人胡洪涛庭审中对伙同汪某收受杨某的250万元予以否认，辩解其不知道。但其到案后及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收受张某1、詹某1、边某、王某1、陈某1、邵某等人共计177.18万元、美元0.5万元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对于收受胡某15万元、收受杨某100万元的事实也予以了供认，只是辩解其不构成受贿罪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属于对主观故意或者是行为性质提出异议。综上，胡洪涛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构成坦白。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洪涛利用担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或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32.18万元、美元0.5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胡洪涛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依法从胡洪涛亲属及汪某处扣押了涉案全部款物，对胡洪涛酌情从轻处罚。对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胡洪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留置的，羁押、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9月27日起至2029年3月26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缴纳。） 二、对被告人胡洪涛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532.18万元、美元0.5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  樊朝勇 审判员  陈 丽 审判员  陈晓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群英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