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6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亿基地大卫城华商（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17号楼（D座）26层2603室。法定代表人：郝金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东亚，威县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翀，男，1977年7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亿基地大卫城华商（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5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商公司上诉请求：1.确认华商公司、徐翀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9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华商公司无需支付徐翀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90元；3.华商公司无需支付徐翀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的工资26530.34元；4.华商公司无需支付徐翀经济补偿金8000元。事实与理由：徐翀于2018年4月4日入职华商公司，华商公司对徐翀视为己出、恩惠尤佳，期间已多给徐翀一万多元，徐翀还向华商公司借款19000元，徐翀不但没有对华商公司感恩戴德，反倒做工作松懈懒散、玩世不恭，入职以来没有出一点业绩，华商公司为了不再一直亏损下去，与徐翀协商一致从2018年9月25日转为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即如果徐翀有资源，与徐翀共享资源，共同盈利），此后徐翀再没有到华商公司处上班。在一审诉讼期间，仅支持了华商公司部分诉讼事项。综上所述，双方劳动关系存在至2018年9月24日，之后不会再产生工资，由于多支付了一万多元，不存在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请求法院明察秋毫，支持华商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徐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华商公司的上诉请求。华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华商公司、徐翀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9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华商公司无需支付徐翀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90元；3.华商公司无需支付徐翀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的工资26530.34元；4.华商公司无需支付徐翀经济补偿金8000元。就本案劳动争议，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2592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华商公司与徐翀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华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翀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90元、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的工资26530.34元；三、华商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翀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8000元；四、驳回徐翀的其他仲裁请求。华商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经询，徐翀对上述仲裁结果并未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翀于2018年4月4日入职华商公司处，担任副店长，双方约定月工资标准8000元，每月10日以银行打卡形式支付上月自然月工资，2018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各月华商公司向徐翀分别支付工资7655元，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每月代扣个人所得税数额分别为345元、345元、345元、90元，2018年5月及6月未缴纳个税，在职期间华商公司未为徐翀缴纳社会保险。徐翀主张其于2018年11月13日以华商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克扣及拖欠工资为由，向华商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华商公司表示收到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但不认可解除理由。华商公司提供《劳动合同变更书》及证明，用以证明双方于2018年9月24日协商一致将劳动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徐翀自2018年9月25日不出勤。其中，《劳动合同变更书》载徐翀作为药浴养生项目的发起人，因徐翀对市场潜力缺乏了解等一系列原因，为华商公司带来投资巨额亏损，原徐翀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一致：徐翀与华商公司自2018年9月24日后，2018年9月25日起双方从劳动关系转为合作关系。徐翀对于《劳动合同变更书》及证明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表示《劳动合同变更书》的签字确实是徐翀，但当时签劳动合同时最后一页是空白页，《劳动合同变更书》的内容系在空白页上打印的。庭审中，华商公司在曲某案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徐翀曾陈述：“咱们已经说了就是到二十四号之前咱们就截止了，咱们以后合作归合作”，徐翀表示当时与华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宣谈过，但是谈崩了，王明宣称徐翀没有资格和他们合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徐翀于2018年4月4日入职华商公司处，华商公司提供了《劳动合同变更书》及聊天记录主张双方于2018年9月24日协商一致将劳动关系转为合作关系，上述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一审法院确认华商公司与徐翀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9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2018年5月至7月期间徐翀每月工资实发数额及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经核算，华商公司应当支付徐翀2018年5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工资差690元（8000*3-7655*3-345）。华商公司主张徐翀于2018年9月25日不再出勤，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华商公司基于劳动关系正常出勤至2018年9月24日，故华商公司应支付徐翀2018年8月1日至9月24日期间工资12827.24元（8000+8000÷21.75*15-345-345）。因华商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确有拖欠徐翀工资及未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故徐翀要求华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经核算为4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华商公司与徐翀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9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华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徐翀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六百九十元；三、华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翀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24日期间的工资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七元二角四分；四、华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翀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四千元；五、驳回华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在一审庭审中，华商公司称项目发起人就是曲某，其与曲某签订过《劳动合同变更书》，但找不到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华商公司上诉主张其已足额支付了徐翀工资，但其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情况判令华商公司支付徐翀2018年5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工资差690元、2018年8月1日至9月24日期间工资12827.24元并无不当。因华商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确有拖欠徐翀工资及未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其依法应支付徐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令华商公司支付徐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并无不当。华商公司另上诉主张根据《劳动合同变更书》，双方不存在工资、补偿金、社会保险等任何争议。徐翀不认可《劳动合同变更书》的真实性，认为《劳动合同变更书》的内容系在空白页上打印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劳动合同变更书》载明徐翀的出生日期为1977年1月15日，与徐翀的实际出生日期不符；其次，《劳动合同变更书》记载徐翀为药浴养生项目的发起人，但徐翀的身份为华商公司的职员，在一审中华商公司亦称项目发起人为曲某，无证据显示徐翀系项目发起人；再次，在华商公司与曲某劳动争议案件中，华商公司并未就其与曲某签订过《劳动合同变更书》提交相应证据，其不与曲某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反而与徐翀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不符常理；又次，华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巨额亏损且其亏损系因徐翀的行为造成的；最后，华商公司并未就双方曾就公司亏损及徐翀放弃工资、补偿金、社会保险等问题进行过协商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难以认定徐翀放弃了工资、补偿金、社会保险等权利。双方对一审法院确认华商公司与徐翀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9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华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亿基地大卫城华商（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蒙 瑞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