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9）鄂01委赔20号赔偿请求人：徐松，男，1980年7月9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小学教师，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徐大顺（系徐松之父），195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范桂芝（系徐松之母），1953年6月9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陆家街299号。法定代表人：付斌，该院检察长。委托代理人：陈红林，该院干警。委托代理人：彭艳玲，该院干警。复议机关：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云林街28号。法定代表人：彭胜坤，该院检察长。赔偿请求人徐松因无罪逮捕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的昌检控申赔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向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逾期未作复议决定，徐松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徐松向本院提出申请称，一、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在其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公开向赔偿请求人徐松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登报致歉；在赔偿请求人徐松所在单位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原解放桥小学及现工作单位复兴路小学和居住小区、街道（石洞、黄鹤楼）等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二、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赔偿徐松人身自由赔偿金18008.58元（315.94元/日×57天），冤狱期间相关生活费20000元；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赔偿徐松因冤假错案而遭受的财产重大损失1000000元（含已支付的调解赔偿款170000元及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款700420元）及利息；四、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赔偿徐松因虚假刑事案被错误通缉羁押导致的工资、奖金损失约150000元；五、赔偿徐松因公安机关虚假刑事案造成身体伤害的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后期治疗费等1500000元；六、赔偿徐松在长达近八年维权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费用560000元及近期复印、打印资料费用近千元；七、赔偿徐松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八、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调取与本案有直接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当庭质证；九、请求依法追究崔某及参与办理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的相关人员的刑事及民事责任。事实与理由如下：本案是办案人违法侵权故意捏造的虚假刑事案。一、本案祸起于桂正秀、于乐河婚外情。桂正秀与于乐河、于乐涛、崔某、桂习章五名凶手致徐松的父母轻伤重型，伤残九级血案，导致徐松提出离婚，桂正秀作为过错方，面临着不分或少分婚后共同财产的情形，为撤销离婚百万财产分割案、撤销五名凶手所涉刑事案（以下简称“两案”）及讹回刑事赔偿款而捏造2012年5月10日虚假伤害案。二、崔某为撤销“两案”，伙同他人制造了“解放桥小学虚假伤害案”。三、为使徐松受到刑事追究，元凶崔某用诈病诈伤的方法在省人民医院神经科“挂床”住院九天，骗取了虚假病历及虚假诊断，入院当天检查均全部正常，五天后，医生伪造病历、编造假诊断、篡改、隐匿医学文书，为法医制造假检材，一条龙作假。四、为使徐松受到刑事追究，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暗箱操作，违反有关规定将崔某的委托鉴定移送公安机关内部作法医鉴定，相关的鉴定人员故意以腰椎陈旧伤为崔某作出其伤情为轻伤的鉴定结论。五、该案在定性抓人之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拒不准许徐松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准许取保候审申请，特别是徐松的委托代理人向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提交2012年8月1日协和医院、同济医院专家陈旧伤诊断书及2012年5月15日陈旧伤原始CT片报告单等新证据后，公安机关仍不准许重新鉴定。六、公安机关违法上网通缉在岗教师徐松，拒不准许徐松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准许取保候审申请，不依法送达《法医鉴定书》、《鉴定结论通知书》、《释放通知书》、《撤销案件通知书》，目的就是防止日后翻案留下凭据，封锁阻断一切相关文字及信息。七、在法医饶向东明确告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有多名专家诊断崔某的伤是陈旧伤”的情况下，拒不依法作重新鉴定，竟违法批捕明知没有犯罪事实的徐松，威胁徐松，充当崔某掩盖诈病诈伤真相的帮凶。八、本案不是正常的自然刑事案件，既没有致害人，也没有被害人，而是典型的人情案、关系案、权力案。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答辩称，一、导致本案的原因在于原案中两份司法鉴定意见被声明无效即徐松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重大证据发生变化，其后果不应当由办案机关承担，不应适用“赔礼道歉”。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仅被徐松原工作单位的特定人群知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并未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宣传报道案件。二、赔偿请求人徐松被通缉期间的人身自由并未被剥夺。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赔偿请求人徐松适用了刑事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并未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侵犯其财产权的措施，不存在侵犯赔偿请求人徐松财产权的情形。四、本案中、赔偿请求人徐松仅人身自由权被剥夺，其身体健康权并未在羁押期间遭受侵害，其释放后即恢复工作，因此，不存在赔偿其误工损失。五、本案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法行使职权，造成赔偿请求人徐松身体伤害的行为，不应赔偿其身体受到伤害的损失。六、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其在维权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材料打印费、邮寄费、律师费、咨询费、鉴定费、会诊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均属于间接费用，不是直接损失，不属于赔偿范围。七、赔偿请求人徐松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长，影响后果有限，其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并未认定疾病与被羁押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未详细述明疾病的原因，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八、赔偿请求人徐松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调取与本案有直接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的审查范围。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刑事赔偿中的追偿是在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之后，由有权机关依法处置，赔偿请求人徐松请求依法追究崔某及参与办理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的相关人员的刑事及民事责任，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维持昌检控申赔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0日，崔某（徐松原岳母）到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小学，请求见徐松，称要与徐松谈其女桂正秀与徐松的离婚事宜。崔某与徐松在解放桥小学会议室见面，双方发生纠纷后报警。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接警后，先后开展了询问崔某、徐松及相关证人等工作。同年5月22日，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物证鉴定室法医鉴定，“崔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2012年6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决定对崔某被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因徐松对崔某的伤情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于2012年6月21日重新作出鉴定，“被鉴定人崔某的损伤程度属轻伤”。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2012年8月21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徐松刑事拘留，同年8月27日，以徐松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请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9月4日决定批准逮捕徐松，次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执行逮捕。2012年9月5日，经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徐松之父徐大顺受徐松的委托与崔某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由徐松赔偿崔某医药费、后期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6万元，返还桂正秀购房款11万元，共计人民币17万元。二、崔某不再追究徐松的刑事责任。三、双方自行承诺订于2011年9月6日的协议，徐松自动撤回中级法院上诉离婚案，并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崔某主张徐松撤案）。四、双方此次调解赔偿、返还财产为一次性终结。五、双方以后不得以此次纠纷为借口发生新的纠纷，否则将承担一切民事、刑事责任”。2012年9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因被害人崔某不再追究徐松的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同日，释放徐松。随后，徐大顺、范桂芝认为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是假案，持续到省、市、区相关部门投诉信访。2013年11月8日，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关于对崔某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函》：“鉴于湖北省司法厅（鄂司罚字[2013]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在2012年6月19日至2012年6月21日期间，接受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白沙洲派出所的委托，对崔某‘损伤程度’鉴定，鉴定程序违规。故鄂科司鉴[2012]省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无效”。2016年10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声明》：“根据2014年3月11日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在《关于徐大顺举报省人民医院有关情况调查处理的报告》：省人民医院在崔某原始病历中，反映患者的病情描述多处矛盾，治疗措施与诊断结果不符，作出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左眼视神经损伤的出院诊断依据不足，患者腰椎压缩性骨折需明确是否为陈旧性骨折的意见。我中心特声明《武公昌技法门[2012]第026号》法医鉴定书无效”。鉴于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的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均已被鉴定机构声明无效，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2018年7月4日作出《纠正徐松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撤销案件决定书〉依据和理由的决定》，对原《撤销案件决定书》的依据和理由纠正如下：“徐松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的规定予以撤销”。2019年4月11日，徐松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9月4日对其批准逮捕之后，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为由，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5月14日充分听取了赔偿请求人徐松的代理人徐大顺、范桂芝的意见，并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数额进行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徐大顺、范桂芝坚持认为徐松在刑事赔偿申请书中的诉求都是原故意伤害案造成的损失，如果检察机关将徐松在刑事赔偿申请书中提出的崔某、鉴定人、办案人等相关人员全部调查处理，其在刑事赔偿申请书中提出的经济诉求项目的数额才可以协商，否则，对徐松刑事赔偿申请书中的各项诉求不接受协商。最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与赔偿请求人徐松的代理人徐大顺、范桂芝未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以徐松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徐松，后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是徐松申请刑事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徐松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1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原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的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均是依据当时合法有效的证据依法作出的处理，执法行为无过错。之所以会导致本国家赔偿案件，是基于原案中的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声明无效，即徐松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重大证据发生变化。故此，其后果不应当由办案机关承担，不应适用“赔礼道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并未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宣传报道案件。徐松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所涉及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关于案件的报道中以“徐亮”、“徐某”、“小徐”、“武昌区一所小学”、“武昌区一名教师”作称谓，并未明确指明徐松的身份信息及工作单位。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仅被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小学的特定人群（案发时的现场证人）知悉，对徐松的名誉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结合客观事实，应当在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小学及上级主管部门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的范围内为徐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2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徐松被羁押的时间是2012年8月21日至同年9月6日，共计17日，其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日赔偿标准应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在2019年5月15日通知的日赔偿标准315.94元，共计315.94元/日×17日=5370.98元。徐松被通缉期间的人身自由并未被剥夺，其认为遭到通缉的40日应当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的请求不符合该条款的规定，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3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徐松适用了刑事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并未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侵犯其财产权的措施，不存在侵犯其财产权的情形。因此，徐松的此项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财产权赔偿范围，不予支持。徐松可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4项、第5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徐松仅人身自由权被剥夺，其身体健康权并未在羁押期间遭受侵害，不存在赔偿其身体伤害损失及产生的误工损失，其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6项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办公室关于对周福林刑事赔偿一案请示的批复》（[2000]高检刑赔发第1号），“刑事赔偿中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予以赔偿，赔偿请求人所支出的律师诉讼费、交通费、住宿费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不应予以赔偿”的规定精神，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相关费用支出系间接损失，不属于刑事赔偿范围。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7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针对徐松遭受精神损害的情况，在审查其第1项请求时，已经根据客观事实适用“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规定。徐松称其因故意伤害案导致抑郁症。但是，综合评判原故意伤害案的办理情况，徐松被羁押的时间为17日，之后恢复工作，并且胜任其教师岗位。徐松在申请材料中提供的病例诊断材料显示，距离徐松在2012年9月6日被释放的时间最近的一次诊断时间是2014年1月1日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徐松提供的病历诊断材料，未详细述明其疾病的原因与被羁押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徐松关于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徐松提出的第8项、第9项请求，不属于本刑事赔偿案件的审查范围，不予支持。徐松可向有权处置机关反映诉求。综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如下：一、支付赔偿请求人徐松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5370.98元（315.94元/日×17日）。二、在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小学及上级主管部门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的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徐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三、赔偿请求人徐松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施。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过程中，对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徐松作为人民教师，其从事的职业具有特殊性，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徐松的决定，对徐松的名誉权造成了损害，对其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不良的负面影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除应在一定范围内为徐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外，还应向徐松赔礼道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中综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中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原则上精神抚慰金的具体数额不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应向赔偿请求人徐松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879.84元，其赔偿请求中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徐松被通缉期间的人身自由并未被剥夺，其认为遭到通缉的40日应当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徐松提出的赔偿请求中涉及到的其他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对于本案中徐松提出的其他赔偿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昌检控申赔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第二、三项；二、维持昌检控申赔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第一项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支付赔偿请求人徐松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5370.98元（315.94元/日×17日）；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在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小学及上级主管部门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的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徐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徐松赔礼道歉；四、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支付赔偿请求人徐松精神损害抚慰金1879.84元；五、驳回赔偿请求人徐松其他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决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