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6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英，女，195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发明，男，195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玫，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璐，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红，女，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上诉人刘桂英因与被上诉人徐发明、刘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桂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桂英在15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上诉费由徐发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桂英应当只对指定银行收款账户中收到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刘桂英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明确列明了借款的收款方式，借条中对于收款方式，借条中对于收款方式的约定应当是担保条款之一，即在借款关系、担保关系建立时各方对担保人只对“62×××28，刘桂英的建设银行卡”收到的借款进行担保达成了合意。并且担保人在借条上约定了收款账户，主要的原因是对借款进行监督，因为徐发明与刘红之间还存在其他借款，防止二人恶意串通让担保人在实际借款金额之外承担担保责任。同时，徐发明并无出示充分证据证明交付15万元现金的事实。2.在借条上未约定担保的范围包含利息，刘桂英不应对逾期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在调查中，刘桂英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王某与徐发明系夫妻，一审不应采信王某的证言；2.担保人对其不知情的债务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于现金支付15万元，刘桂英并不知情，即使真实，亦超出约定方式的行为，加重了担保人责任，刘桂英不应承担责任；3.一审对代理人制度和代理人的发言不予考量，违反了法律规定。 徐发明辩称，1.借条上注明的收款账号已经经过刘桂英、徐发明、刘红的三方共同确定进行变更，也即徐发明在现金支付借款时刘桂英在现场见证现金借款的支付，该事实足以证明借条上的借款账号并非收取借款的唯一方式；2.刘红与刘桂英系亲姐妹关系，而本案的借款是基于刘桂英的担保而出借，不存在虚假借款的事实；3.刘红收到借款后徐发明的妻子王某通过短信告知了刘桂英，刘桂英亦予以回复，确认了该事实，并且在短信中确认借款金额的事实再次印证已变更了借条中约定的银行账号收取借款的事实；4王某是本案借款的经手人，其以徐发明的名义出借该资金，双方是夫妻关系，财产上的共同共有的关系均不足以改变其身份，无论是证人证言的陈述还是作为当事人的陈述，其陈述的事实都是真实、合法的，能达到证明本案事实的目的；5.刘红对借款30万元的事实认可，且其在2017年9月21日出具的借条中备注已明确了其收取了30万元出借款项的事实，结合刘桂英三次短信确认借款金额的事实，可以反证刘桂英提出的其不知情不是事实，是其在推托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刘红述称，向徐发明借款30万元属实，王某当时拿了10万元现金是用编织袋装的，拿10万元时候，刘桂英在场，第二天通过转账15万元给刘桂英的收款账号，当日下午三点过，王某约我在龙泉驿工行门口拿了5万元现金，王某给我5万元现金时，刘桂英未在场。 徐发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红偿还借款300000元及给付利息，刘桂英对此借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红、刘桂英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借条1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徐发明人民币现金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此款用于资金周转。借款人刘红2017.9.20担保人刘桂英（担保到还款为止621700381XXX6309028建设银行刘桂英）”；在该借条背面，刘红于2017年9月21日书写如下内容：“注明：收到现金150000（大写壹拾伍万元）转账150000（大写壹拾伍万元）”； 2.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各1份，反映出王某于2017年9月21日10：48：54向621700381ＸＸＸ6309028（户名刘桂英）转款150000元； 3.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凭证1份，反映出王某于2017年9月21日14:35:42取款49900元； 4.证人王某的证言，基本内容是：和徐发明是夫妻，和刘桂英是多年朋友，二人丈夫曾系成都市龙泉驿区某局同事。之前刘红就已经欠下证人100多万元。这次先后借给刘红的80万元，是证人找他人所借，每月要向他人付利息14000元，所以也要求刘红给付同样利息，这是证人发短信给刘桂英说明了的。这80万元包括本案30万元，是刘红打的条子，另50万元是刘桂英打的条子，但证人已经说明钱是借给刘桂英的。这30万元，是刘桂英开车在龙泉驿滨河花园接到证人后，在龙泉商业后街一咖啡厅内，当着刘桂英、刘红姐妹先给的10万元现金，之后刘红打的条子，打条子时刘红还问借款人写哪个的名字，证人说随便写哪个（徐发明与证人）都可以；之后，通过银行转了15万元，又在银行取了钱，差100元才够5万元，证人从包里拿了100元凑足，打电话叫刘红来银行门口给的。借钱后，利息每月14000元是给了的，有时转账，有时现金，但今年只付了两个月。 对于上列证据材料，刘红质证称无异议，刘桂英认为，承认书证的真实性，借条中限定了借款的交付方式，表明了担保责任仅限于借条上写明的账号下接受的借款，对于刘红在借条背面记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关于证人证言，一是其在本案中更接近于案件原告的地位，二是其与本案徐发明有利害关系，故不应作为本案证人，其言辞不应被采信。 刘红、刘桂英在一审庭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一审评析如下：徐发明上列证据材料为本案证据，且具有相应的证明能力。理由在于：第一，对于借条，转账凭证、取款凭证、账户清单等4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双方并无争执，刘红、刘桂英对于证据的表现形式、取得形式等合法性问题上以及与讼争问题的关联性问题上均无异议，表明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具有本案证据资格；第二，借条反映出双方借款合意之达成，转款凭证和账户清单均表明150000元已交付，于此双方本无争执；第三，关于证人资格，即便刘红、刘桂英所谓证人更偏向于具有本案原告地位之说成立，即便证人与徐发明系属夫妻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但依法王某并不丧失本案证人地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首句：“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规定中并无相关限制，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五）项“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这一规定中也无排除性规定，该司法解释的规范性功能只是在于证据力大小比较而已。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案诉讼各方对于证人王某客观上经办了案涉款项的出借事务这一事实并无异议，由于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排除这一经办人的证人地位，发现案件事实就可能落空；第四，刘红的陈述依法理已构成事实自认，该自认厚植了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强化了证人证言的证明能力，除非有证据证明刘红与证人之间具有损害担保人利益的共谋之存在，证人证言的证明能力难以质疑。 通过上述证据评论，一审认定事实如下：刘红作为借款人、刘桂英作为担保人于2017年9月20日出具借条后，经徐发明之妻王某经办，徐发明出借300000元，于2017年9月20日交付现金100000元，于次日通过银行转账150000元且交付现金50000元。刘红借款后，除给付部分利息外，借款等至今未归还。 一审认为，虽然诉讼双方于借款时未明定借款时间，但依法徐发明有权随时要求刘红归还借款，要求刘桂英履行担保责任。对于双方争执的实际借款金额问题，一审于上述证据分析一节已予叙明并于事实认定一节作出明定。对于刘桂英的担保责任，因双方在借条上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为连带责任保证。至于保证范围，虽然刘桂英的诉讼代理人努力为其争辩称，责任范围只及于621700381XXX6309028账号项下所接受的借款150000元，而不及于刘红所接受的其他借款以及本案所涉借款之利息，但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对于在借条上写明接受借款账号这一行为的真实意思，作为行为人的刘桂英应当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仅仅由诉讼代理人进行推论性的解释是不够的，刘桂英应当到庭就其行为本为是什么意思进行说明，行为人自己不说明，其他人难以探究其本意；第二，即便刘桂英明示这一行为具有案涉借款接受方式限制之意思，作为出借人的徐发明以现金作交付，并不违法，自然人之间借贷时以现金为交付，为通常理念所认可、与一般作法相符合，如果双方借款时不作交付之特别明示，或者有此明示但无特别之理由，那么，就不能否定现金交付之法效果；第三，双方借款对于担保无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担保责任及于借款利息、债权实现费用等。因此，一审不采纳有关刘桂英保证责任范围的抗辩意见。而考察徐发明要求从2019年3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计息这一主张，既在时间上与刘红实际付息情况相衔接且并无重复，又在额度上有法规范支撑，一审予以支持，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综上所述，一审对于徐发明的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徐发明归还借款300000元，并给付利息，该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日起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之日止；二、刘桂英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审中，徐发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刘桂英与王某分别于2017年9月21日、9月22日、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1、2、3日，2019年2月21日之间的短信。拟证明，1.2017年9月21日，王某将借款30万元交付给刘红之后告知了刘桂英，刘桂英回复认可。在2018年5月1日刘桂英让王某将借款50万元和30万元的借条发给她，再次印证刘桂英对案涉借款30万元是知情的。2018年5月3日，刘桂英再次主动发送短信给王某，让王某不要将借款80万元告诉她的老公张国斌，这一事实亦能印证刘桂英知晓30万元事实并未提出异议。2.刘桂英与刘红可能存在共同做生意的关系。2019年2月21日，刘桂英在王某催要利息和款项时回复的内容中反映她们多处有工程款未收回，可以反证她们之间借款和担保的原因是因为她们之间存在共同经营行为。 经质证，刘桂英认为，手机短信的内容是真实的，同时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徐发明证明目的，并表示刘桂英未参与刘红的生意。 本院认为，徐发明出示的2019年9月21日的短信内容与本案认定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徐发明出示的其他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7年9月21日，王某向刘桂英发短信称“刘桂英，打搅了，刘红做生意的叁拾万已全给他，你是个象妈一样的姐，多提醒他，同时也把刘红当成自己的妹努力帮他，......”2017年9月22日，刘桂英向王某回复称“谢谢华玉！在刘红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让我很感动！再次表示感谢！......”，2018年5月1日，刘桂英向王某发短信称“请把上次借的50和30的借条拍照发给我，到时才晓得啥时到期”，2018年5月3日，王某向刘桂英发短信称“刘桂英，你明天安排一下我们见面说，切记！”，同日，刘桂英回复称“如果明天张国斌过来，千万不要说你借给刘红80万由我担保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在于：刘红与徐发明之间的具体借款金额以及刘桂英对刘红债务承担的担保范围。其一，刘桂英认为刘红与徐发明之间通过现金交易15万元没有真实发生，而作为债务人的刘红确认其与徐发明之间借款是30万元，其中15万元系通过徐发明爱人王某支付的现金完成交付。对此，本院认为，刘红的陈述具有真实性即徐发明与刘红之间发生30万元的借贷关系。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刘桂英与徐发明之间借条上约定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而非15万元，同时，通过刘桂英与王某之间短信聊天记录能反映，刘桂英并未对刘红与徐发明之间发生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提出任何异议，而是主动要求把30万元的借条拍照予以谨记还款期限；其次，虽借条上载明刘桂英的账号，但并未明确约定银行转账系借款30万元唯一的支付方式，不能排除徐发明采取支付现金的可能；再次，证人王某虽系徐发明爱人，但其在一审的陈述与二审徐发明提交的王某与刘桂英就案涉借款的短信聊天记录内容能相互印证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其证言能够予以采信，能确认刘红与徐发明之间发生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综上，作为债务人的刘红对借款本金为30万元予以确认，作为担保人刘桂英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徐发明与刘红之间的借款仅发生通过转账支付的15万元，故一审对刘红与徐发明之间的借款本金认定为30万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其二，刘桂英是否应对刘红的债务即30万元本息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刘红尚欠徐发明的借款本金为30万元，刘桂英担保范围并未明确仅限于转入其账号的借款金额，同时，刘桂英还特别明确担保到还款为止，而刘红应向徐发明还款的借款本金为30万元，故刘桂英应对刘红的借款本金3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对于借款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刘桂英并未在借条上明确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仅为借款本金，故刘桂英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适用法定保证范围，即刘桂英应当对刘红尚欠徐发明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即刘桂英应该就刘红尚欠徐发明的主债权及其利息等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一审认定刘桂英对刘红尚欠徐发明的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刘桂英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桂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  敏 审判员 王 晓 川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