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亚非，男，196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四川寰视乾坤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赫，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三街1号楼3层A段。法定代表人：黄洲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男，女，该公司人事行政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兴山，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亚非与上诉人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阳爱普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7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亚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赫、苏文，上诉人凌阳爱普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男、单兴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亚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确认罗亚非与凌阳爱普公司于2008年12月1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凌阳爱普公司向罗亚非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0元；3.凌阳爱普公司向罗亚非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28日工资51000元。事实和理由：罗亚非自2008年10月6日起一直在凌阳爱普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3月10日，凌阳爱普公司召开董事会，经董事长黄洲杰提出，罗亚非同意辞去总经理一职。罗亚非于2018年3月12日发邮件给所有公司员工声明“自己还会在公司，还会竭尽全力和大家一起战斗……”。罗亚非辞去总经理一职后从未以任何形式向凌阳爱普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在沟通中多次提到仅辞任职务而非解除劳动合同。罗亚非在2018年3月10日之后仍然继续在凌阳爱普公司上班，为该公司提供劳动，后被该公司强行收走电脑、取消门禁权限、停发工资、停缴社会保险、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罗亚非一直正常出勤至2018年5月2日并于当日办理工作交接。一审法院仅以凌阳爱普公司在2018年3月12日取消罗亚非微信群权限，进而收回电脑、取消门禁卡的权限，以其行为表示与罗亚非解除劳动合同，并以此确认劳动合同的解除日为2018年3月12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解除日应为2018年5月2日。凌阳爱普公司辩称，不同意罗亚非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凌阳爱普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无需支付罗亚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劳动合同解除后双方未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凌阳爱普公司也无需支付罗亚非工资。凌阳爱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凌阳爱普公司无需支付罗亚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2619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凌阳爱普公司对罗亚非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罗亚非作为凌阳爱普公司的原始股东之一,知晓该公司成立之初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明确规定的“不在公司经营管理机构任职的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金”的内容,此条约定的基本出发点是公司并不聘用董事作为一般员工，是基于身份和职位上的考量。罗亚非辞去职务之前的身份是“总经理”,其从“总经理”变成“普通员工”的身份变化会导致公司无法有效管理,也是凌阳爱普公司对公司董事身份在劳动法上的唯一限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应视为有效的适用于该公司任何董事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包括适用于罗亚非。罗亚非应当知晓其主动辞任总经理的后果,即不会再继续发放工资，这也意味着其辞任总经理的决定会因此导致与凌阳爱普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其继续与凌阳爱普公司的身份关系仅限于该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基于其总经理一职发放的薪金自然也就没有再继续支付的依据了。二、在凌阳爱普公司董事会上辞任总经理后，罗亚非随后也通过邮件确认其系因个人身体原因（已接近退休年纪且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了）主动申请离职，凌阳爱普公司充分考虑了总经理一职系该公司重要的职能岗位,故董事会一致同意并依程序公告，该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任何主观故意。罗亚非在职期间与凌阳爱普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唯一岗位及职责都是关于总经理一职的任职要求和岗位职责,罗亚非主动辞任总经理一职，直接表明其与凌阳爱普公司之间的唯一劳动关系自此提前终止，系罗亚非主动提出且经凌阳爱普公司同意的双方合意的结果。罗亚非主张其系依凌阳爱普公司董事长黄洲杰的要求而作出的离职表示，没有证据支持，也与实际的董事会决议记载不符。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双方可以就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和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进行协商，但本案中，双方虽进行协商，但都没有意愿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罗亚非仅要求凌阳爱普公司支付法律规定外更高的经济补偿金，并没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意愿。凌阳爱普公司代理人林执行长在与罗亚非沟通股权退出以及召集其他股东共同商议公司后续安排等问题,但因多方面原因一直未谈妥,故罗亚非因此产生反悔心理且不认为其已经作出辞职的意思表示了。此外，双方没有完整的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也是罗亚非单方面不再配合后续手续所致。三、罗亚非曾任总经理的职务,其任职和离职均由董事会决定,凌阳爱普公司相关部门按照董事会的决议予以执行，取消微信群、收回电脑、取消门禁等行为属于劳动者离职后用人单位的正常交接手续，不应因此判定凌阳爱普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本案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主动提出离职,经用人单位同意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凌阳爱普公司不应支付罗亚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罗亚非辩称，不同意凌阳爱普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凌阳爱普公司单方违法解除与罗亚非之间的劳动合同并非仅依据该公司取消微信群、收回电脑、取消门禁等行为，而是因为该公司在罗亚非从未口头或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停付了罗亚非的工资，停缴了其社会保险，并以该公司单方行为使罗亚非无法正常提供劳动，虽然该公司并未向罗亚非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但上述行为已明确表示该公司单方解除与罗亚非之间的劳动合同，因此罗亚非要求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2.凌阳爱普公司陈述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双方就支付补偿金进行协商，并称罗亚非要求支付法律规定外更高的经济补偿金，从该表述知晓该公司也认为应向罗亚非支付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金，只是因为双方就所谓法律规定外的经济补偿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该情形也可证明凌阳爱普公司事实上违法解除了与罗亚非之间的劳动合同。罗亚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罗亚非与凌阳爱普公司于2008年10月6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凌阳爱普公司向罗亚非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0元；3.凌阳爱普公司向罗亚非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28日工资5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亚非于2008年12月1日与凌阳爱普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岗位为总经理，该岗位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有聘任和解聘的权利，罗亚非还是凌阳爱普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凌阳爱普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召开了董事会，会上罗亚非辞去总经理一职，双方均认可工资支付至2018年3月12日，罗亚非月工资标准为25500元，其中包含300元话费补助。凌阳爱普公司董事会在2018年3月12日作出《人事令》（显示发文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内容为：罗亚非先生因身体原因卸任总经理一职，凌阳爱普总经理职务由林某1先生代理兼任。此令自2018年3月12日起生效）。2018年3月12日下午2:30，罗亚非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显示：“Dearall:……我已经接近退休年纪了，随着年纪的增长，近期身体不如以前了，今天把凌阳爱普总经理的职位交给webber先生，希望大家能积极配合把爱普做好。我还会在公司，大家有啥问题或需要罗老师经验的地方，可以找罗老师交流。罗老师还会尽全力和大家一起战斗”。凌阳爱普公司已经履行了仲裁裁决第二项，向罗亚非支付了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的工资差额105.34元。罗亚非主张凌阳爱普公司董事长黄洲杰在董事会上因公司2017年经营状况不好要求其卸任总经理，其表示同意辞去总经理职务，但是从未申请过离职。开完董事会后，其在2018年3月12日便无法登录微信群，2018年3月29日电脑被收走，2018年4月18日门禁卡权限被取消，工资也被停发了，在其询问公司后，凌阳爱普公司说其辞去总经理故劳动合同因此而解除。其担任总经理岗位至2018年3月10日，在2018年3月11日至2018年3月16日期间其在做之前的付款、跟其他股东谈股权问题，在2018年3月16日之后其在与公司谈工作安排及如果公司解除的后续补偿，直至2018年5月2日其一直到公司出勤，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其没有工作可以做。鉴于其办理完工作交接的时间为2018年5月2日，由此其认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5月2日，凌阳爱普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凌阳爱普公司应支付其2018年3月13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为证明其主张,罗亚非提交了录音、电子邮件、微信截屏予以佐证，其中2018年3月13日林某1与罗亚非的录音内容显示，罗亚非曾在对话中提到：“没有说，始终没有说让我走……后面如果他们小孩需要经验，需要我站台了，这种事我说还是可以的”、“我是辞经理不是辞工作”、“辞总经理不等于工作不在，我还上班的”；2018年4月2日罗亚非与林某2的录音内容显示，罗亚非在对话中提到：“然后也有录像、也有录音吧，应该董事会有录音，这个呢你可以看，我绝对没有说辞职……”；2018年4月11日罗亚非与林某2的录音内容显示，罗亚非在对话中提到：“我跟你说我给你解释多少次了，现在劳动合同还没解除……”；2018年5月2日罗亚非与凌阳爱普公司执行长助理林某2的录音内容显示，罗亚非在对话中提到：“我就说董事会上是辞任，没有说辞职吗！然后也没有说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3月21日的电子邮件显示：“……你可能不太清楚大陆的法律，辞任总经理是辞职务，是公司法的事，董事会可以决定的。是不是员工是劳动法的事，有劳动合同保障的……”；微信截图显示：“收了罗老师的办公电脑，明早上班的时候，罗老师来我们这边找电脑，我们怎么个说法呢？”……“林特助，尊您指示，已经将罗老师在爱普的办公电脑收回库房，请知悉”。凌阳爱普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2018年3月10日开董事会，会上涉及公司经营状况一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罗亚非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总经理一职，但其公司和罗亚非对外宣布的理由是身体原因主动辞任总经理。罗亚非虽然在2018年3月10日之后也去其公司，但是不再从事总经理的工作，也不从事其他工作，其公司亦认可收走电脑、取消门禁卡和微信群权限的相关事宜，同时主张罗亚非与林某1就辞任的沟通，不是合法有效的沟通，不能对抗公司董事会的决议，罗亚非是公司的董事，参与公司管理及关心公司工作是合理正常行为，罗亚非离职后，公司将其从门禁系统移除属于合法合理的行为。为证明其公司的主张，凌阳爱普公司提交印信转移单（显示：“印信转移日为2018年2月26日，印信种类：公章、法人章”，原印信持有人处显示有罗亚非签名）、建设银行U盾交接（显示：“2018年3月16日罗亚非先生将北京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上地支行主管U盾移交给林某1先生。”底部显示有“罗亚非”与“林某1”手写签字）、《员工手册》（显示：第15条因工作需要员工需在部门之间调动，由调入部门主管填写“人事异动申请表”，依职务授权办法逐级签批，并由员工本人签字同意”）、《员工手册》签核文件（显示有罗亚非手写签名）、百度辞任解释截图（显示为辞去职务、工作等）予以佐证。罗亚非对《员工手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百度辞任解释截图真实不认可，对其它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罗亚非以要求凌阳爱普公司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仲裁委员会裁决：一、确认凌阳爱普公司与罗亚非于2008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凌阳爱普公司支付罗亚非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05.34元；三、驳回罗亚非的其他仲裁请求。罗亚非不服此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罗亚非辞任总经理的职务是否等同于解除劳动关系一节，罗亚非在董事会上辞任总经理职务，是凌阳爱普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相应规定而做出的解聘高管职务的行为，该行为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并不相同，解除劳动关系必须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由此可知职务与劳动关系并不必然挂钩。现有证据显示罗亚非于2018年3月12日发送邮件以及董事会发布的《人事令》内容均为罗亚非辞任总经理职务，而且通过罗亚非发送的电子邮件的内容亦可知其并没有与凌阳爱普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凌阳爱普公司亦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罗亚非有与其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凌阳爱普公司在2018年3月12日取消罗亚非微信群权限，进而收回电脑、取消门禁卡的权限，凌阳爱普公司以其行为表示与罗亚非解除了劳动关系，而该解除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故法院确认凌阳爱普公司在2018年3月12日违法将罗亚非解除，由此法院确认罗亚非与凌阳爱普公司之间于2008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凌阳爱普公司应支付罗亚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2619元。关于罗亚非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一节，因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凌阳爱普公司已经向罗亚非支付了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的工资差额105.34元，法院亦不持异议。关于罗亚非主张的2018年3月13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一节，鉴于法院已经确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12日解除，故罗亚非主张2018年3月12日之后的工资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凌阳爱普公司与罗亚非于二○○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凌阳爱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罗亚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2619元；三、凌阳爱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罗亚非二○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工资差额105.34元（已执行）；四、驳回罗亚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罗亚非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和电子邮件截图打印件，用以证明在其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并未解除劳动合同，仍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与其他员工沟通工作，并按照凌阳爱普公司董事长指示与其他股东洽谈股份回购事宜，继续向该公司提供劳动；2.罗亚非申请年休假及销假的系统截图打印件，证明罗亚非于2018年3月21日通过凌阳爱普公司休假系统申请休年休假7天，该申请得到董事长审核通过，2018年3月26日罗亚非在休假系统申请销假，故其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并未解除劳动合同；3.落款为2018年5月2日的《罗老师交接执行长室相关清单》原件，证明罗亚非在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并未解除劳动合同，一直在凌阳爱普公司工作至2018年5月2日进行最后交接。凌阳爱普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因证据1、2未提交原件，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罗亚非从辞去总经理职务开始一直在办理工作交接，到2018年5月2日才把所有工作交接完毕。本院经审查认为，罗亚非未提交证据1、2的原始载体，本院无法对打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凌阳爱普公司亦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双方均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工作交接的时间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凌阳爱普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凌阳爱普公司一直与罗亚非沟通补偿金及股权回购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意见，罗亚非因此对林执行长进行威胁；2.罗亚非在其他公司任职工作的照片，用以证明罗亚非从凌阳爱普公司离职后即入职其他公司。经询，凌阳爱普公司主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为2018年7、8月份。罗亚非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主张聊天记录系经人为截取，不能体现完整聊天内容；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并主张该照片拍摄于2019年，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凌阳爱普公司未提交证据1的原始载体，本院无法对打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罗亚非亦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形成于本案诉争期间之后，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如下事实：1.凌阳爱普公司与罗亚非签订有期限自2008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并续签至2015年3月3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期限自2015年4月1日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两份劳动合同均约定罗亚非“从事总经理岗位工作”，并在劳动合同中详细约定了总经理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罗亚非的工资标准为10620元。2.双方均认可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之前和之后，双方均未就罗亚非新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劳动报酬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事实，还有劳动合同、二审期间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事实和法律认定。在事实认定层面，罗亚非主张其在凌阳爱普公司董事会上经董事长黄洲杰提出而同意辞去总经理一职，但该主张与双方认可真实性的《人事令》内容（“罗亚非先生因身体原因卸任总经理一职”）及罗亚非向员工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我已经接近退休年纪了，随着年纪的增长，近期身体不如以前了，今天把凌阳爱普总经理的职位交给webber先生”）不相一致，故本院对罗亚非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进而采信凌阳爱普公司的主张，认定罗亚非主动辞去总经理职务并经董事会同意。在法律认定层面，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并获得董事会同意，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做出的解聘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行为，该行为与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确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岗位直接决定了其工作内容和劳动报酬等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核心要素；针对某些行业，劳动者的岗位亦会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其他权利义务的重要要素有所影响。所以，岗位与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具有直接关联，对岗位的取得、履职和处分是判断劳动关系建立、履行、解除（终止）的重要指标。本案中，罗亚非与凌阳爱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罗亚非的岗位为总经理，并针对该岗位约定了岗位职责、工作要求、劳动报酬等内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已被特定化，并与罗亚非的岗位具有不可分性。本案中，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是其对自身职务的处分行为，而双方均认可在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之前和之后，双方均未就罗亚非新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劳动报酬达成一致意见，故未发生双方之间变更或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内容之合意，那么罗亚非辞去唯一职务（岗位）的行为，必然导致对劳动关系一并处分的法律效果。从相反的逻辑来说，劳动者单方面辞去特定职务或岗位，用人单位并不负有重新为其提供新的职务或岗位的法律义务，这是对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的尊重，也是对人事管理客观规律的尊重。综上，本院认定罗亚非辞去总经理职务并获得同意，发生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劳动合同因此解除。罗亚非虽主张其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仍然为凌阳爱普公司提供了劳动，并主张以工作交接结束时间认定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凌阳爱普公司安排以劳动者身份从事工作，且考虑到罗亚非具有凌阳爱普公司股东和董事的身份，故本院对罗亚非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凌阳爱普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同意罗亚非卸任总经理职务的《人事令》，且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劳动关系起始时间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08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鉴于双方劳动合同因罗亚非提出解除而解除，故罗亚非主张凌阳爱普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对一审法院的该项判决予以纠正。鉴于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3月12日解除，故罗亚非主张2018年3月12日之后的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凌阳爱普公司支付罗亚非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105.34元并无不当，且双方已经执行，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罗亚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凌阳爱普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790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7900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三、驳回罗亚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罗亚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罗亚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丽蕊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何 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湉书 记 员 杨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