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47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超强，男，198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万力，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钰红，女，198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宏建，郑州市新郑市新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贺超强因与被上诉人孙钰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2民初4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超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孙钰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被上诉人亲哥孙XX（村委成员）与被上诉人孙钰红串通，提供虚假证据，必须追究孙钰红及高夏村村委会、孙某的行政或刑事责任。截止到上诉日期，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从未出台过任何关于上诉人需要补交费用的政策文件。上诉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明确显示，上诉人符合原安置房购买条件，且明港办事处已按照协议扣除4.8万元回购款。但高夏村村委会及明港办事处在没有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增加购房款，并拒绝向上诉人分配房屋，造成上诉人无法交付房屋。现其他被拆迁人的安置房基本已经分配完毕，上诉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安置房屋，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事实上也无法履行，故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支持。2、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郑港【2017】126号文件所针对的对象是“非农业人员、公职人员或公职离（退）休人员”，而贺超强户口一直在农村，属于农业人员，并不在上述人员之列，故明港办事处和村委会的补交通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考虑安置房分配早已开始分的情况下，贺超强未能分配房屋这一重要事实，反而采纳高夏村村委的一纸虚假证明，未深入调查，造成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孙钰红辩称：上诉人所说与事实不符。上诉请求第一项改判或发回重审，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第二项，事实理由当中说要追究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追究被上诉人及高夏村村委、孙某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该案件属民事案件，不属行政、刑事审理范畴，显然属滥用诉权，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双方陈述的很明确，一审卷宗内法庭调查的事实很清楚，被上诉人证据很充分，上诉人未提供新的证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贺超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3月22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价值6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将《征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返还于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贺超强自愿把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高夏村第十村民组60平方米房屋转给孙钰红，孙钰红在签完协议时，必须付清贺超强房屋转让款60000元。协议签订后，孙钰红已经向贺超强支付了房款60000元。另查明：原告贺超强于2000年7月31日将户口从高夏村迁至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赵庄。2013年12月31日，贺超强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高夏村村民委员会签订《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村民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第四条第三项约定，按政策要求，贺超强家符合安置条件1人，可购买安置房60平方米，需支付明港办事处安置房回购款48000元，实际支付了48000元。2019年10月15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高夏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显示贺超强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高夏村于2013年12月31日拆迁时享受宅基地一处，回迁安置房60平方；后因政策规定，贺超强需退回房款和过渡安置费共计36800元，至今贺超强拒不退还，但贺超强享受的回迁安置房仍在高夏村留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贺超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向该院申请解除合同。在案证据表明，贺超强已经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签订了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约定贺超强符合安置条件，可以以48000元价格购买安置房60平方米。同时根据被告提交的高夏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贺超强享受的回迁安置房仍在高夏村留存。目前，被告已按约向原告支付了60000元购房款，原告并未向有关部门实际缴纳相关费用。同时，对于原告诉称的明港办事处通知其退还的过渡安置费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鉴于被告作为非违约方仍坚持继续履行合同，故原告以自身购房条件变化而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贺超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原告贺超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上诉人的居民户口簿一份，证明上诉人至今仍是农村户口。2、郑港【2017】126号文件，显示该文件针对的是非农业人员、公职人员或公职离休人员回购安置房出台的政策，依据该政策上诉人显然也不适用该政策。第二组证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村民中前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证明当时上诉人符合购买村民安置房的条件，该协议对村民的安置补偿以及回购房屋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在该协议约定有效的情况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办事处高夏村村民委员会要求上诉人补交48000元，单方变更合同，导致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无法履行，并且因政策规定是在2017年出具的规定，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在2013年12月31日签订的，上述政策不对上诉人发生效力。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1、户口簿该证据属于复印件，不是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该案与上诉人户籍无任何关系。2、郑港【2017】126号文件，该文件属于复印件，不是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上诉人所指文件用途与本案无关，因上诉人年幼时、父亲死亡后随母另去他乡，家中有老宅一处，该拆迁安置是由老宅处所安置的房屋，与上诉人所说的文件无关。第二组证据安置补偿协议书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供3份新证据均属于复印件，不能作为该案证据使用，请求法庭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2019年12月7日明港办事处高夏村委证言一份，证明：高夏村党支部书记雷战彬一审案件诉讼时村委出具的证明中雷战彬的名字是经过本人同意后找人代签的，证明一审卷宗内高夏村的证明内容属实，确认该两项内容。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一审中高夏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其本身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115条之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的印章，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必须符合上述形式要件才有证明效力。两份证明均不符合上述民事诉讼法解释，并且单位出具证明应该是很严格的。而在一审中雷战彬的签字是孙某代签的。首先该份证明的效力一审法院就不应该采信，而我们一审法院依然采信了上述一个错误的证据。在开庭过程中，被上诉人又提交了高夏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在一审中证明上面签字不是雷战彬本人所签。那么证明文件里面不是本人签字，其效力应如何认定。在二审中只是补交了一个证明，证明一审中的证明是找他人代签，法院应该不予确认，并且该份证明也没有高夏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制作人相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在房屋转让协议的相对方孙钰红已经完成了房屋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的情况下，贺超强未提出有力证据举证证明存在协议解除的事由。其提出的要求解除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3月22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并将《征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向其返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贺超强以自身购房条件变化而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贺超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贺超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志民审判员  张向军审判员  侯军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宋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