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9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雅士利乳业（马鞍山）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立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梓湘，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之韵，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江市罗山光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志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峰，福建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福建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雅士利乳业（马鞍山）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晋江市罗山光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阳食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7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上诉人光阳食品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雅士利公司向光阳食品公司支付应付余额658375.38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2、判令雅士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判决：一、雅士利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垫付款658375.38元支付给光阳食品公司；二、雅士利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欠款的利息（以658375.3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2月14日起计至款项清付之日止）支付给光阳食品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84元，由雅士利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雅士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雅士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光阳食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光阳食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雅士利公司和光阳食品公司双方对促销活动及相关费用报销等已有详细的流程约定，光阳食品公司并未证明其主张的代垫费用真是发生且符合双方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销售合同书》已约定促销活动需按雅士利公司促销管理制度及审批流程执行，《营销支持协议》促销活动费用的报销约定了具体详细的流程，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光阳食品公司是雅士利公司在福建省晋江市的指定奶粉产品经销商，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书》第15.1条约定：“乙方需要在当地市场协助甲方进行促销活动，促销活动必须按甲方促销管理制度及审批流程执行。”结合经销模式的特点可知，该类促销活动应由光阳食品公司根据雅士利公司的需求安排，而非光阳食品公司自主进行，也正是基于此，雅士利公司才会对光阳食品公司产生的相关费用给予报销。根据附件四《营销支持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的约定，光阳食品公司在执行促销活动前，应收到雅士利公司的批复、通知，接受雅士利公司的委托；在执行促销活动时，应与第三方签订促销活动协议，保留相关的活动证明；在报销促销活动产生的费用时，应以雅士利公司为抬头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向雅士利公司提交结算材料，且费用总额不能超出审批总额等。由此可见，双方对于执行促销活动及报销相应费用已明确约定了事前、事中、事后的详细流程，该等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予以履行。（二）对于代垫费用真实发生且经过委托、审批、开票等的举证义务属于光阳食品公司，光阳食品公司有责任也有能力进行举证。本案一审中，光阳食品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雅士利公司支付代垫费用和利息，故其对于主张的费用真实发生且符合双方约定，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相关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1.雅士利公司总部审批通过光阳食品公司提出的促销活动申请并下达的同意开展促销活动的相关批复；2.雅士利公司向光阳食品公司发出的书面通知；3.雅士利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签订的委托促销活动协议；4.光阳食品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促销活动协议；5.照片等相关活动证明；6.光阳食品公司向第三方支付费用的付款凭证、收据；7.光阳食品公司向雅士利公司开具的发票及发票寄送记录等。此外，若该等费用真实发生，则无论是否经过了约定的全部流程，光阳食品公司也至少可提供与促销活动直接关联的部分证据材料，如促销活动协议、相关活动证明、付款凭证、发票等，对此光阳食品公司应完全有能力进行举证。而且，在光阳食品公司主张的对账单中存在“雅士利公司支付了部分的代垫费用”的内容，那么，光阳食品公司应当进一步对其所支付金额的转账凭证等进行举证，从而证明对账单真实，且光阳食品公司确实按照对账单所列向第三方进行了付款。但光阳食品公司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综上，光阳食品公司仅提供未经雅士利公司和光阳食品公司双方盖章确认的代垫费用对账单，除此之外无法再向法院提交任何其他证据材料予以佐证，简单的一份对账单，显然无法支撑起光阳食品公司所要证明的其主张的事实。对此，光阳食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光阳食品公司举证的代垫费用对账单有诸多疑点，不应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光阳食品公司举证的代垫费用对账单未经双方盖章，明细中显示的大量费用用途也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可报销范围，如空岗费、陈列费、管理费、折扣费、新店费、新品进场费、DM费、旧货处理费等。另需注意的是，根据《销售合同书》第3.1条的约定，光阳食品公司2018年的年度销售目标为“总销售额35万元”，具体为6月至12月每月5万元。而从光阳食品公司举证的费用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的对账单来看，部分月份的代垫费用已高达数万元，旧货处理费超过16万元，总额合计近66万元。如此一来，双方的盈利空间已所剩无几，明显与商业交易常理相违背，与事实不符。因此，光阳食品公司起诉要求雅士利公司支付高额费用，却仅仅提供了不符合双方约定且不具有合理性的对账单。在光阳食品公司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代垫行为符合约定，且不排除该对账单是光阳食品公司倒签文件、与彭柄程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等可能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彭柄程在对账单中手写注明已经全部收到了代垫费用相对应的票据”为依据，作出光阳食品公司实际己支出相关代垫费用的事实认定，极大地降低了光阳食品公司的举证义务，导致其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完全错误。二、彭柄程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光阳食品公司明知彭柄程未经授权无权对对账单进行确认，仍与彭柄程签订对账单，其行为属于恶意行为。对账单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雅士利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营销支持协议》第五条约定：“未经甲方营销副总裁或营销副总裁授权代理人书面批复，任何甲方业务人员对乙方的口头承诺费用、打白条承诺，借款均属无效，否则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除以甲方名义与乙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外，甲方任何人私自与乙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均属无效，甲方不予认可。”据此，雅士利公司的任何业务人员与光阳食品公司处理涉及款项收付等事宜，均须事先经过营销副总裁批复后授权，否则不属于该业务人员的职权范围内，相应行为对雅士利公司不发生效力。因雅士利公司负责雅士利全线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业务，各类事务繁多，可能存在个别人员未经授权擅自收付款甚至职务侵占等风险，前述第五条约定利于有效管理，不仅具有合法性，亦完全具有合理性。本案中，彭柄程仅是负责业务对接的联系人，其未经授权擅自在代垫费用对账单上签字，不构成职务行为。彭柄程与光阳食品公司对代垫费用进行对账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营销支持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彭柄程与光阳食品公司对账代垫费用的行为并没有违反《经销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雅士利公司对该等对账单的相关情况并不知情，根本不可能提出异议。一审判决以“雅士利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之间的业务一直系彭柄程与光阳食品公司进行对账，但现有证据无从证实过雅士利公司对此提出过异议”认定对账单内容的真实性，完全没有事实基础。反观光阳食品公司这一方，光阳食品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完全知悉且同意雅士利公司对业务人员职权范围限制的约定，且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也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因此，光阳食品公司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前述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光阳食品公司在明知彭柄程无权对对账单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仍以仅有彭柄程确认的对账单为据，向雅士利公司索要高额的促销代垫费用，是罔顾客观事实，企图浑水摸鱼的恶意行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账单，不具有合法性，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仅凭光阳食品公司提供的不符合双方约定，也不存在合理性的代垫费用对账单，便认定彭柄程有权签字且雅士利公司需据此支付高额费用，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共认定雅士利公司需要向光阳食品公司支付“垫付款”658375.38元及其利息，且垫付款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业务对接人进行划分，包括了“王伟”确认的408832.47元，以及“彭柄程”确认的249542.91元。两部分金额的事实认定均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并未查明“王伟”在2016年4月前是否作为雅士利公司业务对接人、是否有权对账的事实，其认定雅士利公司应支付“王伟”确认的代垫费用408832.47元，毫无依据。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所述的“2016年4月前，主要由被告的员工王伟与原告进行业务对接……2016年4月27日，两人办理了在福建泉州办事处业务的交接手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过程中，雅士利公司经核实后己明确表示涉案合同的雅士利公司原业务人员名为“陈议清”，所属部门是“营养品事业部”，岗位为“商超业代”，否认名为“王伟”的员工负责与光阳食品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同时，光阳食品公司并未提供与王伟对接业务的证据，甚至未能提供王伟的邮件、短信、微信、QQ等最为直接且极易获取的沟通记录，完全不能证明王伟对接业务乃至王伟与彭柄程交接工作的事实。在王伟的身份都无法得到确定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却将显示了“王伟”、彭柄程于2016年4月27日签字的对账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认为雅士利公司应向光阳食品公司支付“王伟”确认的代垫费用数额高达408832.47元，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给雅士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光阳食品公司提交作为证38元，一审判决也据此认定雅士利公司应向光阳食品公司支付相同的金额及其利息，但对于该对账单上显示的字样“上述费用相对应合规票据，已经全部收到”是否真实，以及如此大笔金额的合规票据究竟有多少、对应了什么项目的费用、是否经过审批、是否已支付等事实，一审判决并未进行任何查明。另外，接近66万元的代垫费用与光阳食品公司的销售情况严重不符，明显不是正常的商业活动会产生的合理成本，仅从金额看也不具有任何合理性。2、几份对账单显示的王伟交接期初余额存在不一致，2017年11月10日、2017年9月8日、2017年3月15日彭柄程签字的三份对账单显示的王伟交接期初余额均为408832.47元，而2016年4月27日“王伟”签字的对账单显示的其确认的余额为326607.4元，两者有8万余元的差距，光阳食品公司对此并未解释和加以证明。这体现了对账单金额的随意性及其不真实，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2017年3月15日签字的对账单在“201612-201703费用支出（商超）”一栏显示的支出143074.8元、结算余额是189250.13元，而2017年9月8日、2017年11月10日签字的对账单显示的相同项目的支出是139474.8元、结算余额是185650.13元，前后不一致。4、2016年5月11日签字的对账单是由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4月后才对接业务的彭柄程，确认发生在2015年8月至12月的代垫费用，明显与事实不相符，也根本不能对雅士利公司产生约束力。5、2016年4月27日签字的对账单显示“除上列之本月客户应付未付余额，双方不再互欠任何费用”，但其所附的明细表又显示字样“返点承担4000元”，前后不一致。6、从光阳食品公司提交的几份对账单所附的几页明细表来看，其中显示了“规格记错”、“转档费”、“管理费”、“彭主任答应”、“补报客诉”、“新品进场费”、“制服费”、“空岗费”、“新店费”、“旧货处理”等内容，名目非常随意，也不属于营销支持费用的范畴，彭柄程无权对其进行确认。而“彭主任答应”、“旧货处理”等名目竟可以纳入营销支持费用，也完全脱离了雅士利公司对经销商营销支持的本质，印证了该等费用的不真实及不合理性。7、光阳食品公司举证的对账单左下角均有“厂方确认”一栏，充分说明了对账行为需要经过雅士利公司的确认，雅士利公司的任何业务人员的签名都不能代表雅士利公司。8、对账单在“备注”一栏显示“详见附件明细”，但光阳食品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全部明细。由此可见，光阳食品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并不真实。一审判决据此认定雅士利公司欠付高额的所谓代垫费用，己严重损害了雅士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不符逻辑之处，二审应予以纠正。1、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销售合同书》及附件《营销支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另一方面又认定光阳食品公司明显与双方约定不符的行为有效，认定“彭柄程与原告对账代垫费用的行为并没有违反《经销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完全是自相矛盾。而一审判决直接以未经授权的彭柄程签字的有诸多疑点的对账单为依据，认定雅士利公司欠付高额的代垫费用，这明显与双方约定相悖，损害了雅士利公司的合法权益，甚至不能排除光阳食品公司倒签文件、与彭柄程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等可能性。在雅士利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书》中，附件二《授权委托书》上并未显示雅士利公司授权彭柄程作为代理人，故其无权代理雅士利公司。具体到销售行业，由于存在很多区域网点的业务人员为保证自身销售业绩，未经授权而擅自对经销商承诺返点或核销推广费用的情况，在实践中业务人员与经销商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比比皆是，所以才会有上述“业务人员未经授权的任何承诺均属无效”的特别约定。如果本案在《营销支持协议》已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仍然以只有业务人员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签字的对账单这一单一证据，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则会给营商环境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给包括雅士利公司在内的众多实体经济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2、在雅士利公司对光阳食品公司举证的对账单及其所谓的代垫费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却认为“被告与原告之间的业务一直系彭柄程与原告进行对账，但现有证据无从证实过被告对此提出过异议”，完全不符合逻辑，恳请二审予以纠正。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光阳食品公司无法证明对账的代垫费用真实发生，这也正是雅士利公司为何在公司层面并不知悉对账行为、未提出异议的原因。雅士利公司既然不知情，那么也根本不可能对其提出异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并未查清光阳食品公司所主张代垫费用的相关事实，采信了光阳食品公司存在诸多疑点的单一证据，进而作出了错误的认定。恳请法院依法改判，维护雅士利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光阳食品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结果，不同意雅士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雅士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依据。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二审庭审中，光阳食品公司要求提交对账表明细单6作为二审新证据，拟证明一部分的结算情况，对应说明4月12日的旧货处理部分明细，截止时间是2018年2月28日应付代垫费用明细清单。明细单6对应的是原审结账单的第六部分，拟证明彭柄程在结账单上有签字，他是雅士利公司的员工，两笔加起来刚好是16万多元，明细部分由两部分组成，2016年11月3日彭柄程签字确认的129743.14元和同日经彭柄程签字确认的30920.4元，两笔合计是旧货处理部分的160663.54元。雅士利公司质证称：不同意作为二审新证据，如果合议庭认定属于新证据予以采纳，那么雅士利公司对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而且雅士利公司保留申请鉴定的权利。雅士利公司对总表的证明力不予确认，经核实对总表彭柄程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六份明细表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核实的时候彭柄程本人仅对总表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明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这种市场营销费用，是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经过经销商将进行促销的费用上报给雅士利公司，雅士利公司进行审批后由经销商开展相应的促销活动，经销商要把产生费用的合法票据提交给雅士利公司，雅士利公司对相关的金额进行审核，如果符合相关内容的予以核销，垫付费用的具体核销方式是通过在下一次发货的款项中进行抵扣，结算应当有雅士利公司加盖公章并进行确认才能构成雅士利公司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雅士利公司是否应支付光阳食品公司主张的代垫付费用。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认定双方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并签订了《销售合同书》及附件《营销支持协议》，由光阳食品公司为雅士利公司在福建晋江市的奶粉经销业务提供产品销售服务，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光阳食品公司主张合同履行中因产品进入商城售卖产生进场费、货架费，因举办促销活动而产生随货搭赠以及旧货处理等费用合理，虽然雅士利公司主张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促销活动费用、代垫费支出需要经其审批，但雅士利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合同履行中，基于合同履行产生的垫付费用向光阳食品公司出具相关审批文件，因此应认定双方以实际履行变更了前述约定。其二，雅士利公司主张彭柄程仅仅是该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的业务联络员，无权代表雅士利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进行业务结算，但雅士利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其已经授权他人代理该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长期业务往来款项的结算工作。其三，根据光阳食品公司为证实其主张的垫付费用提供的对账单显示，彭柄程作为雅士利公司安排与光阳食品公司进行业务销售接洽的业务人员，在光阳食品公司经销雅士利公司产品期间，因商超、促销、随货搭赠等活动而产生的相关垫付费用的结算明细上签字确认，并在最后一次即2018年4月12日账单中手写注明“已经全部收到了代垫费用相对应合规票据”。光阳食品公司就该结算明细中各分项金额与总表金额可以对应所作解释合理。彭柄程在一审中出具证明称其为了光阳食品公司尽快支付2018年货款而被迫在前述结算明细中签字，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雅士利公司以该结算金额明显高于其销售目标，且无法排除彭柄程与光阳食品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对该结算金额不予确认，但雅士利公司既未举证证实其所称的恶意串通行为，亦未举证证实该公司与光阳食品公司在同期已就相关费用完成结算，并已经向光阳食品公司结清全部款项。原审法院采信该结算证据，判决雅士利公司向光阳食品公司支付尚欠的垫付费用并无不当，雅士利公司上诉主张无需支付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雅士利公司虽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有误，但有鉴于雅士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雅士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4元，由上诉人雅士利乳业（马鞍山）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薛淑婷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