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住所地大竹县周家镇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724MA6580CG3G。经营者：黄治国，男，汉族，1948年12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园，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明，男，汉族，1972年4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大竹县，系经营者黄治国的儿子。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红灯笼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莲塘鹏基工业区713栋六楼西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3855121E。法定代表人：鲁德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国强，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向华，女，汉族，1971年9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国强，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礼波，女，197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大竹县，上诉人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以下简称仪富利服装辅料）、上诉人深圳市红灯笼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灯笼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向华、原审第三人张礼波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富利服装辅料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红灯笼公司、陈向华支付富利服装辅料货款人民币144004.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44004.5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红灯笼公司、陈向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陈向华无须对富利服装辅料承担付款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陈向华为本案的实质交易主体。自2013年始，陈向华通过网络寻求与富利服装辅料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借用红灯笼公司的名义，告知以红灯笼公司的名义下单。但实践中，上至联系下单，下至指定收货地点、签收货物、对账、支付款项、协商争议等全部环节均是陈向华独自进行。二、红灯笼公司、陈向华虽否认与富利服装辅料进行交易，但却从未提出陈向华为作为红灯笼公司的股东，系履行职务行为的抗辩意见，甚至认可富利服装辅料向陈向华提出相关诉求。三、退一步而言，即便法院认定案涉交易对象系红灯笼公司，陈向华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应当对富利服装辅料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案涉违约金应自2015年8月1日起计算。因本案货款产生于2015年3月至6月期间，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月结30天，违约金应自2015年8月1日起计算。即便依富利服装辅料员工张礼波与陈向华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双方对清货款并在一个星期内结清，但因陈向华拒绝对账，拒付货款的行为方引起本案诉讼产生。结合本案货款的产生时间较早，且因陈向华的过错行为导致协议未能履行，基于公平原则也应自2015年11月26日起算。综上，陈向华借用红灯笼公司的名义从事个人经营行为，系本案的实质交易对象，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即便陈向华成功利用公司法人制度逃避个人债务，也因其与红灯笼公司人格混同，存在过度控制公司行为，依法也应承担连带责任，故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红灯笼公司、陈向华答辩称：一、陈向华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其代表的是红灯笼公司，在送货单上客户有明确显示是红灯笼公司。在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2015）粤商法民三终字424号民事判决书中，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自己都承认货物是存放在红灯笼公司，可见陈向华是履行职务行为而非其个人的贸易。在陈向华与张礼波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有多次体现是红灯笼公司的货物。但是协议书签订张礼波所代表的主体根本不是本案的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而是深圳市富利隆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二、对于本案，红灯笼公司属于有两个股东构成的公司，并非一人有限公司。若富利服装辅料认为红灯笼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应当承担举证的责任。根据目前富利服装辅料提供的财产混同的相关证据，根本无法证明红灯笼公司与股东鲁德升、陈向华存在财产混同的行为。三、“FL富利服装辅料厂”经手人袁丽是代表香港富利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与红灯笼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与本案的富利服装辅料以及张礼波没有任何关系。两张“富利花边厂”抬头并显示张礼波、陈向华签字的单据，与本案富利服装辅料没有任何关系。张礼波声称说是富利服装辅料经营者黄治国的儿媳妇，代表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签订文件，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因为红灯笼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地点全部在深圳，与本案富利服装辅料相隔甚远，不可能与富利服装辅料发生业务往来。四、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单据，没有原件，红灯笼公司、陈向华均不予认可。综上，红灯笼公司、陈向华均认为富利服装辅料不是本案合适原告，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请驳回富利服装辅料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红灯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富利服装辅料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富利服装辅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红灯笼公司完全不认识远在四川省的富利服装辅料。红灯笼公司的业务主要在广东地区，与富利服装辅料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原审法院认定红灯笼公司与富利服装辅料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严重与事实不符。富利服装辅料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真相，严重损害红灯笼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原审法院认定陈向华与张礼波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是代表红灯笼公司与富利服装辅料签订，进而认定的适用三年诉讼时效规定，完全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张礼波不是代表富利服装辅料与红灯笼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张礼波在（2018）粤0303民初642号的案件中，也提交了相同的《协议书》，张礼波在该案件中明确表示其是“深圳市富利隆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明的老婆，其签字的《协议书》是代表“深圳市富利隆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而非本案的富利服装辅料。本案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有关显示有“陈向华”签字的送货单据显示时间都在2015年9月底之前，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诉讼时效均已达到2年，不适用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总则的诉讼时效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早己届满。三、原审法院也未能查明张礼波与陈向华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从内容上来看是委托加工合同，而非本案的买卖合同。重点是只有在张礼波返工、核对数据等达到质量合格的前提条件下，合同相对方才有付款义务的。协议书中已设定了张礼波为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在张礼波尚未先履行协议义务之前，无权要求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付款义务。四、红灯笼公司根本不拖欠富利服装辅料乃至张礼波的任何款项。富利服装辅料庭审中提交了大量虚假、单方手写篡改的送货单以及快递单据，来虚构富利服装辅料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虚构与红灯笼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欠款的事实，已经严重违法，属恶意起诉。综上，为了维护红灯笼公司和陈向华的合法权利，特提出上诉，望判如所请。富利服装辅料答辩称：一、富利服装辅料与红灯笼公司、陈向华存在合同关系，富利服装辅料主体适格，一审认定正确。二、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正确。三、红灯笼公司、陈向华拖欠富利服装辅料货款144044.5元。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红灯笼公司的上诉，并支持富利服装辅料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富利服装辅料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灯笼公司、陈向华连带向富利服装辅料支付拖欠货款144004.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6031.5元（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5年8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暂合计16003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红灯笼公司、陈向华承担。原审查明认定以下事实：一、2015年11月26日，陈向华与张礼波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第9条约定，对清2015年双方所发生的加工款和花边款，网布款和棉杯款后，减去陈向华已经付过的款项（包含陈向华付给张礼波指定的账号以及陈向华付给福建的网布款），该结清的余款，由张礼波交回所有陈向华签字的资料，在一个星期内结清给张礼波本人。富利服装辅料及张礼波主张签订《协议书》后，双方并未按照约定对账，红灯笼公司也未支付尚欠的货款。二、富利服装辅料提交了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富利花边厂”与“红灯笼”的对账单，对账单显示货款合计200476.57元。富利服装辅料主张红灯笼公司、陈向华已经支付56471.9元，尚欠货款144004.67元。为证明对账单的金额，富利服装辅料提交了“富利花边厂”与“红灯笼”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有陈向华的签名。红灯笼公司、陈向华主张2015年6月4日、6月6日、6月9日、6月26日、6月29日的送货单无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余送货单对陈向华的签名予以确认，但对送货单上书写的内容不予确认。富利服装辅料确认2015年6月4日至6月29日的送货单无原件，主张原件在红灯笼公司和陈向华处。同时，富利服装辅料主张根据2015年6月4日至6月29日的送货单记载的货物金额，合计为56471.9元，陈向华已经于2015年7月6日支付。经法院核对，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的对账单与送货单的内容一致，且2015年6月4日至6月29日的送货金额合计为56471.9元，陈向华于2015年7月6日转款给张礼波的丈夫黄永明。三、张礼波陈述其为富利服装辅料经营者黄治国的儿媳，代表富利服装辅料与陈向华发生买卖关系。陈向华为红灯笼公司的股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富利服装辅料是否为适格主体；二、由谁履行支付义务；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焦点一，法院认为，虽然陈向华主张其是与张礼波签订的《协议书》，但根据张礼波的陈述，其是富利服装辅料经营者的儿媳，是代表富利服装辅料与陈向华发生买卖关系，“富利花边厂”也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因此，富利服装辅料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根据张礼波与陈向华签订的《协议书》，双方应对2015年的交易情况进行对账，但双方并未按照约定进行对账。根据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有陈向华签字的送货单，送货单上记载的内容与富利服装辅料主张的事实一致。虽然2015年6月4日至6月29日的送货单无原件，但复印件记载的金额与陈向华实际履行给付的金额一致，法院对该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向华对其他送货单上的签名予以确认，对内容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法院对其他送货单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送货单的记载金额扣除陈向华已经支付的金额，与富利服装辅料主张的尚欠货款金额一致。因此，法院采信富利服装辅料的主张，尚欠货款的金额为144004.5元。针对焦点二，法院认为，送货单显示的客户为“红灯笼”，陈向华亦为红灯笼公司的股东，陈向华应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富利服装辅料主张红灯笼公司、陈向华共同承担支付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实际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主体应为红灯笼公司。红灯笼公司须向富利服装辅料支付尚欠货款144004.5元。富利服装辅料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5年8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法院认为，张礼波与陈向华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2015年的交易进行对账，对账后一个星期内结清支付给张礼波。但张礼波与陈向华并未实际对账，结清付款的时间亦未予以明确，因此应自富利服装辅料起诉之次日即2018年1月4日起开始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对富利服装辅料请求超出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三，法院认为，张礼波与陈向华于2015年11月26日进行协商，对对账及付款事宜进行约定。因此，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深圳市红灯笼服装有限公司须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支付货款144004.5元，并以144004.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4日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1元，由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负担350元，深圳市红灯笼服装有限公司负担3151元；公告费440元，由深圳市红灯笼服装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富利服装辅料和红灯笼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争议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富利服装辅料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陈向华是否应对红灯笼公司涉案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一，关于富利服装辅料和红灯笼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红灯笼公司上诉主张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有陈向华签字的送货单抬头注明是“富利花边厂”，因此富利服装辅料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送货单上客户明确显示为红灯笼公司。红灯笼公司确认陈向华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其代表的是红灯笼公司。因此，陈向华签字的送货单，应由红灯笼公司履行支付义务。虽然送货单抬头注明是“富利花边厂”，但“富利花边厂”未进行工商登记，且该送货单在富利服装辅料处，故对富利服装辅料主张其是用抬头“富利花边厂”的送货单向红灯笼公司送货，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富利服装辅料是本案适格的主体。红灯笼公司上诉主张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2015年6月4日至6月29日的送货单无原件，但该送货单复印件记载的金额与陈向华实际履行给付的金额一致，且富利服装辅料请求红灯笼公司支付的尚欠货款金额中没有包括该送货单复印件记载的金额。陈向华对有原件的送货单上的签名予以确认，虽然其对送货单的内容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原审确认送货单的真实性，核算送货单的记载金额后，判令红灯笼公司应支付富利服装辅料尚欠货款144004.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红灯笼公司上诉主张富利服装辅料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其无需支付富利服装辅料货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陈向华是否应对红灯笼公司的涉案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红灯笼公司有两个股东，并非一人有限公司。且富利服装辅料提交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陈向华应对红灯笼公司的涉案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富利服装辅料上诉主张陈向华应对红灯笼公司的涉案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富利服装辅料确认张礼波是其经营者的儿媳，张礼波是代表富利服装辅料与陈向华发生买卖关系。张礼波与陈向华于2015年11月26日进行协议，约定对2015年的交易情况进行对账及对账后一个星期付款，但双方并未按照约定进行对账，付款期限并未确定。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红灯笼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红灯笼公司支付富利服装辅料尚欠货款利息违约金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三人张礼波代表富利服装辅料与陈向华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2015年的交易进行对账，对账后一个星期内结清支付。但第三人代表富利服装辅料与陈向华并未实际对账，结清付款的时间亦未予以明确，因此原审判令自富利服装辅料起诉之次日即2018年1月4日起，红灯笼公司开始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富利服装辅料与红灯笼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681元，由上诉人大竹县周家镇富利服装辅料负担3180元，由深圳市红灯笼服装有限公司负担35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彭  建  钦审判员 蔡  雪  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朱温岛(兼)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