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11943号 原告：杨爱丽，女，195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铨，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霞，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彩情，女，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大荣，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楼建军，男，196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钓锋，浙江道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国强，男，196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倩，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高薇，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杨爱丽与被告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闫龙会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先后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爱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铨、被告俞彩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大荣、被告楼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钓锋、被告金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爱丽向本院起诉要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的古董买卖合同关系无效；2.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古董款826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19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杨爱丽变更诉请为：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古董买卖合同；2.要求判令原、被告之间双向返还，即三被告返还原告古董款826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19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原告将古董返还给三被告（现在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事实与理由：被告俞彩情、金国强原系夫妻，二人与被告楼建军系朋友关系。2013年间，被告俞彩情利用原告杨爱丽信任金国强的心理，串通楼建军、金国强，以向原告销售古董的方式骗取原告的财产。具体为，金国强将古董交给俞彩情，俞彩情又将古董交给楼建军，再由楼建军虚构系祖传古董卖给原告，原告将古董拿给金国强鉴定时，金国强隐瞒其系古董所有权人，对古董来源和价格作虚假陈述，借此从原告处骗取财产共计826000元。原告认为，三被告恶意串通，以出售古董的方式取得原告财产，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俞彩情答辩称：1.其曾委托楼建军销售古董给杨爱丽，但未与楼建军、金国强进行串通，也未实际损害原告合法利益。2.本案所涉的古董系特殊商品，其交易价格不能参照国家或行业指导价，双方系自愿买卖，当场验货、钱货两清，交易风险应各自承担，原告杨爱丽不得反悔。3.其出卖给杨爱丽六件古董，原告所提供清单中的双耳瓶和玉壶春不包括在内，其也未收到原告诉称82万余元古董买卖款。 被告楼建军答辩称：1.原告要求确认古董买卖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没有串通设局骗取原告钱款。2.对原告诉称交易古董数量为8件有异议，现原告持有古董，其要求返还82万余也缺乏法律依据。3.原告购买古董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未认定三被告构成犯罪，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所涉古董系假货，故原告无权要求返还货款。4.其与金国强不认识，原告在向楼建军购买古董时，也未说明拿给金国强鉴定。本案中，杨爱丽系基于金国强意见购买古董，至于所涉古董是否系祖传，对古董买卖行为不产生任何影响，故也不能认定楼建军存在欺诈行为。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金国强答辩称：1.金国强和原告不发生古董买卖合同关系，其也不认识楼建军，不可能与楼建军互相串通。其与俞彩情虽原系夫妻，但离婚后其长期在上海居住，而俞彩情居住在诸暨，古董是放在诸暨家中，具体是由俞彩情处理，与金国强无关，其也未与俞彩情进行串通。2.原告确曾拿过古董给金国强鉴定，金国强也凭借自身经验给出建议，但仅仅是参考意见，而不是权威论断。3.金国强对原告与其余二被告之间所发生的古董买卖具体情况不清楚，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返还古董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杨爱丽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并经庭审质证如下： 1.申请出示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对杨爱丽、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所作询问笔录1组，用以证明三被告互相串通、欺骗原告购买假古董，损害原告合法利益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俞彩情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相关笔录系被撤销的涉嫌诈骗一案中所作的陈述，系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形成，鉴于目前刑事案件已经撤销，不能作为民事诉讼中的有效证据；同时，陈述内容存在不稳定性，金国强也始终否认参与设局，不能证明三被告互相串通。被告楼建军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亦否认存在串通情形，其余质证意见与俞彩情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金国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并否认与其余二被告存在串通情形。 2.申请出示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对钱灿民、孙淦平所作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三被告利用原告信任被告金国强，将仿制水平低劣的假古董出售给原告的事实。经质证，三被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有关陈述系证人根据自身经验得出的结论，其没有古董鉴定资质，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3.清单1份、照片8份、银行账户明细和转账记录1组，用以证明原告与三被告发生古董买卖行为，所涉古董数量为8件，交易金额为826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俞彩情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已收到826000元古董买卖款。被告楼建军认为各被告未在照片中签名，对真实性有异议。至于其余证据材料，仅认可收到138000元，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被告金国强对真实性均有异议，否认参与古董交易过程，至于2014年3月17日的8万元，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系原告与金国强之间另行发生的业务关系。 庭审中，本院依法出示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终止侦查决定书和扣押清单，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如下： 4.终止侦查决定书3份、扣押清单1份。经质证，原告及三被告对终止侦查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扣押决定书，三被告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扣押清单中的古董就是出售给杨爱丽的古董。 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出示、质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证据材料1，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对有关当事人所作的讯问笔录，本院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定。至于证明力，在2017年8月13日和8月14日的讯问笔录中，俞彩情陈述：“具体怎么商量的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让他拿古董出来，我去通过楼建军卖给杨爱丽，杨爱丽找他鉴定的时候让他说很值钱什么的，高价卖给杨爱丽”；“古董我不懂行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古董卖给别人是没人要的，卖不出去的，所以就利用杨爱丽信任金国强的心理，把这些古董卖给杨爱丽了”，（古董）是金国强去上海拿来的，东西是金国强在诸暨的宾馆拿给我的，……”；在2017年8月9日、8月10日和2018年6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被告楼建军陈述：“我就按照商量好的，骗杨爱丽，说古董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好东西，实际上这些古董都是俞彩情的”，“东西本身就是金国强和俞彩情店里的，结果还是金国强在看，这摆明就是在骗杨爱丽了”，“卖给杨爱丽总共骗了她六、七十万元钱，现在我自己想起来，有点对不起杨爱丽的”，“（总共卖给杨爱丽）大概七、八件，卖了七、八十万”；在2017年8月9日、8月14日、8月23日和8月31日的讯问笔录中，金国强陈述：“每次杨爱丽都是打电话给我，我去她家里看的，有几次是看一件，有几次是看两件。总共有8件古董，我是去帮杨爱丽鉴定，有一只盘，是个元代的龙泉大盘，一只明代釉里红玉壶春，一只民国粉彩六棱盖罐，一只清代吴双谱人物笔洗，一只清代双耳瓶，一只清代轧道花鸟赏瓶，一只清代粉彩青花碗，一只清代寿山石弥勒佛”，“实际上这些东西（指古董）都是我店里的东西，除了那只明代釉里红玉壶春、清代双耳瓶我不清楚”，“杨爱丽买的古董都是我店里的，除了那只六棱盖罐、青花碗是我自己买的，其他古董都是我朋友郦建峰放在我店里的”，“她（杨爱丽）主要问哪样东西多少钱收藏值不值，东西什么年代的。我都跟她说都是好东西，有收藏价值的。这个我肯定有私心的，有钱赚大家肯定都喜欢赚的”，从上述讯问内容来看，三被告的陈述虽有部分出入，但基本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证实被告方通过俞彩情互相串通，并共同实施欺诈行为，故本院对原告方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但根据原告杨爱丽2017年7月30日询问笔录中的陈述：“2014年3月份的一天下午，金国强来我绿城家里找我，说有只古董碗拿给我看。金国强说这只碗很好看的，以后会很值钱的，让我藏着。他说他自己没钱，有钱的话他自己就买下了。我是很相信金国强的，所以我就以八万元的价格把这只碗买下了”，根据上述陈述内容，该青花碗系原告直接自金国强处购买，故本案中原告与楼建军实际共发生7件古董买卖关系。证据材料2，本质上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材料3中的银行账户明细和转账记录，其中主要系交付给被告楼国军，因被告楼国军认可“（总共卖给杨爱丽）大概七、八件，卖了七、八十万”，且有关陈述可与银行账户明细相印证，故本院对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证据材料4中的终止侦查决定书，双方无异议，本院作为有效证据认定。扣押清单与证据材料3中的清单和照片相印证，本院对真实性亦予认定。至于证明力，因涉及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本院在判决理由中再予综合分析、说明。 综上，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 被告金国强与俞彩情原系夫妻，俞彩情与楼建军系朋友关系。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被告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互相串通，利用原告杨爱丽与金国强认识且杨爱丽比较信任金国强的古董鉴别能力的条件，向原告出售主要来自于金国强处的古董。具体为：2014年12月，仿元代龙泉窑大盘1个，价格为20万元；2014年1月，现代仿寿山石弥勒佛1个，价格为138000元；2014年3月，仿道光人物笔洗和仿乾隆轧道赏瓶各1个，价格共计290000元；2014年6月，仿乾隆祭红釉双系尊1个，价格为80000元；2014年10月，仿元代釉里红玉壶春和仿清代粉彩六棱盖罐各1个，价格共计38000元。2014年3月，原告杨爱丽另从金国强处购买仿道光官窑四开青花粉彩碗1个，价格为80000元。2017年7月，杨爱丽以三被告涉嫌诈骗为由，向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后，对三被告多次进行讯问，并制作多份讯问笔录。2017年8月9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涉案古董进行扣押。2018年12月17日，诸暨市公安局作出终止侦查决定书，决定终止对三被告的侦查。2019年4月29日，原告杨爱丽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原告杨爱丽与三被告发生古董买卖合同关系，从本案标的物性质上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根据查明事实，三被告互相串通故意隐瞒古董真实来源，而原告本身对于古董真伪和价值情况不清楚，其主要系基于对被告金国强的信任关系，从而与被告楼建军达成古董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故即使本案古董真伪无法查明，亦可认定三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以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为由，主张涉案古董买卖合同关系无效，本院认为，因恶意串通系指合同相对的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合同外他人的利益；通谋虚伪行为是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本案中仅存在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内部通谋串通行为，杨爱丽也系合同当事人，故杨爱丽的相关主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诉状，其主张三被告存在恶意串通和故意欺诈，经本院释明后，其变更第一项诉请为要求解除合同，在庭后所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又主张撤销与三被告的买卖合同。对此，本院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三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且该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在不清楚真伪和市场行情的基础上，向被告楼建军购买古董，故本案所涉古董买卖合同关系应予以撤销。至于原告与金国强2014年3月所发生青花粉彩碗买卖关系，未有证据显示存在欺诈行为，且与其余二被告无关，本院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三被告应返还原告杨爱丽古董买卖款746000元，由原告同时返还本案所涉其余7件古董。至于利息损失部分诉请，原告相应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因双方发生古董买卖行为的具体时间不明，仅能确定大致发生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而原告也主张自双方最后一次买卖行为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故本院酌情支持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至于计算标注，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和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杨爱丽与被告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之间所发生的古董买卖合同； 二、被告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应返还原告杨爱丽货款746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利息以746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原告杨爱丽应在收到上述第二项中的款项后，立即将七件古董【详见本判决书所附古董明细清单】返还给被告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 四、驳回原告杨爱丽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060元，依法减半收取计6030元，由原告杨爱丽负担530元，由被告俞彩情、楼建军、金国强负担5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闫  龙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为龙（代） 古董明细清单 编号 名称 数量 现代仿寿山石弥勒佛 壹个 仿元代釉里红玉壶春 壹个 仿乾隆轧道花鸟瓶 壹个 仿清代粉彩六棱盖罐 壹个 仿乾隆祭红釉双系尊 壹个 仿道光人物笔洗 壹个 仿元代龙泉窑大盘 壹个 （注：以上古董现扣押于诸暨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