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9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亚斌，男，195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挺，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芬，女，195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辉，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徐婷，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江，男，198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浙江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亚斌因与被上诉人王雪芬、王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民初2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亚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被上诉人王雪芬与王江于2013年1月2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差错百出，并在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予以判决，实属不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导致本案错误的判决结果。1.事实认定有误，并对不属于本案认定范围的证据加以认定。（1）上诉人江亚斌曾于2013年4月15日、12月26日两次起诉离婚，而不是被上诉人王雪芬，第三次也是上诉人于2014年再次起诉，不是王雪芬。（2）2015年8月24日上诉人以王雪芬为被告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法院因王雪芬申请追加江奔为第三人，而不是上诉人起诉时就将江奔列为第三人的。（3）虽然上诉人作为关联证据向法院提供了王江与中国BP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P公司）租赁合同复印件，但BP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BP公司也没有派人参加诉讼，上诉人不知一审法院依据那条法律对该合同进行认定。（4）虽然上诉人作为关联证据向法院提供了BP公司与黎江涛租赁合同复印件，但BP公司和黎江涛均非本案当事人，BP公司和黎江涛均未参加本案诉讼，上诉人不知一审法院依据那条法律对该合同进行认定。上海市一中院的判决中也没有明确该合同的效力，只是认为上诉人方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不成立。2.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判决缺乏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系债权合同，认为“债权合同签订的目的在于创设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得根据该债权合同要求合同相对方为特定行为或给付的请求权，其并不要求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物有处分权，合同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仅可能对合同履行构成障碍”。上诉人不清楚一审法院该法律观点来自何方。本案系合同效力确认之诉，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本案应适用第二种情形和第五种情形。第五种情形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五条“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授权地方政府制订租赁政策，而《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二）共有房屋，未经全体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上诉人起诉的法律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一审法院关于“合同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仅可能对合同履行构成障碍”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没有处分权或没有完全的处分权，这个合同还有效力？共有房屋未经共有人书面同意的租赁在上海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而不是债务合同或物权合同的问题。（2）本案存在虚假租赁合同关系，系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上诉人在起诉状和代理意见中进行了大量的陈述分析，上诉人认为本案二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一次性支付20年520万元租赁费的事实，其租赁事实是虚假的。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对于上诉人提供的二被上诉人间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作了认定，然二被上诉人代理人辩称合同签订后其租金支付方式变更为一年一付，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并称庭后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但至法院判决仍未提供证据。20年一次性支付租金与租金变更为一年一付是一个什么概念，520万元按年5%利率计年利息就26万元，与年租金相同。一审法院因被上诉人王雪芬、王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致使本院在租金支付方面存在一定怀疑，但同时认为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并且系恶意串通损害江亚斌利益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方，认为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以认定。上诉人庭后向法庭申请二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然一审法院不予同意，并以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方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王雪芬答辩称，王雪芬与王江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王江与BP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均为有效，被上诉人没有串通隐匿房屋租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江答辩称，被上诉人王雪芬与王江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与本案合同是否有效不能等同，合同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 江亚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王雪芬与王江于2013年1月2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江亚斌与被告王雪芬于2006年8月11日登记结婚。浦明路房屋的产权于2007年5月15日登记在原告江亚斌与被告王雪芬两人的名下。原告江亚斌与被告王雪芬于2012年10月彻底分开。2013年1月27日，被告王雪芬与被告王江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王雪芬将浦明路房屋出租给被告王江；房屋建筑面积为253.78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3年1月28日至2033年1月27日止；年租金为260000元，合计租金共为5200000元，房屋租赁押金为100000元，被告王江在签订本协议时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被告王雪芬允许被告王江在租赁期间内对房屋进行转租等。被告王雪芬曾于2013年4月15日、12月26日两次起诉离婚，未获一审法院支持。被告王雪芬于2014年再次起诉离婚，一审法院受理后，作出(2014)台椒民初字第2399号民事判决，准予原告江亚斌与被告王雪芬离婚。被告王雪芬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浙台民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8月24日，原告江亚斌以被告王雪芬为被告、江奔(系原告江亚斌与被告王雪芬之子)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5)台椒民初字第20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浦明路房屋归原告江亚斌所有。原告江亚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浙10民终16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29日，被告王江与BP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约定，被告王江将浦明路房屋出租给BP公司；房屋建筑面积为253.78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5年12月30日至2033年1月1日止；年租金为265000元，合计租金共为4770000元，房屋租赁押金为150000元，BP公司在签订本协议时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被告王江允许BP公司在租赁期间内对房屋进行转租等。2017年8月6日，BP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黎江涛作为承租方、乙方，被告王雪芬作为担保方、丙方，签订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BP公司将浦明路房屋出租给黎江涛；黎江涛向BP公司承诺，租赁该房屋作为住宅使用，并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房屋使用和物业管理的规定；BP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前向黎江涛交付该房屋；房屋租赁期自2017年8月18日起至2018年8月17日止；该房屋每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租金为4.7元，月租金为36000元；黎江涛支付租金的方式为押一付三；租金支付时间如下：黎江涛应分别于2017年8月15日、2017年11月15日、2018年2月15日、2018年5月15日前支付租金108000元。黎江涛为支付上述合同项下租金，分别向BP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即案外人孙琳璐付款如下：2017年8月9日支付36000元，2017年8月16日支付108000元，2017年11月16日支付108000元，2018年2月28日支付54000元(18000元+36000元)，2018年3月23日支付18000元，合计324000元。BP公司就上述款项出具收条四张，载明该公司已收到黎江涛支付的浦明路房屋租赁押金36000元、2017年8月18日至2017年4月17日期间租金合计288000元。浦明路房屋于2018年2月11日变更登记至原告江亚斌一人名下。2018年4月3日，原告江亚斌通过手机号码150××××0156拨打110报警电话，报称有一男一女在其浦明路房屋中赖着不走，引起纠纷，请民警到场处理。2018年4月12日，原告江亚斌以上述事由将纠纷诉至浦东法院。2018年8月16日，BP公司出具租房同意书，载明该公司同意黎江涛从2018年8月18日起在浦明路房屋继续居住，居住期间的租金由双方协商或根据续租合同确定。2018年10月9日，黎江涛与BP公司签订合同终止协议，约定，双方同意终止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黎江涛于2018年11月5日返还BP公司浦明路房屋；双方于2018年11月5日前结清租金及押金。(2018)沪0115民初36602号民事案件审理中，原告江亚斌陈述，其原本知道被告王雪芬将浦明路房屋出租他人使用，在双方于2012年分居之后，其对该房屋出租情况不再了解，其与被告王雪芬在离婚诉讼中未分割双方共有房产，在双方离婚后财产诉讼终审生效后，其持生效判决书于2018年初来沪办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同年2月10日该房屋产权登记至原告江亚斌一人名下，后其至现场看房，从他人处了解到该房屋仍由他人租用。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合同签订的目的在于创设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得根据该债权合同要求合同相对方为特定行为或给付的请求权，其并不要求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物有处分权，合同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仅可能对合同的履行构成障碍。租赁合同为债权合同，该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债权行为、负担行为，同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所涉的被告王雪芬与被告王江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至于该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签署是否已经征得共有人即原告江亚斌的同意，或者原告江亚斌是否知晓，因该节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关于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效力认定的处理结果，且也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进一步的审理、评价及认定。原告江亚斌主张被告王雪芬、王江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并且系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江亚斌的利益，并且被告王雪芬、王江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履行，故应认定为无效。虽然被告王雪芬、王江均陈述，双方房屋租金为一年一付，并以现金的方式，且未能就租金的支付情况提供相关的证据，但综合考虑被告王雪芬与王江于2013年1月27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被告王江与BP环保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BP环保公司、黎江涛、被告王雪芬三方于2017年8月6日签订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对案涉的浦明路房屋的出租、转租等进行约定，黎江涛支付租金，原告江亚斌于2018年4月3日通过手机号码150××××156Ｏ拨打110报警电话，称有一男一女在其浦明路的房屋中赖着不走，引起纠纷，请民警到场处理，原告江亚斌于2018年4月12日以上述事由将纠纷诉至浦东法院，BP环保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出具租房同意书，同意黎江涛从2018年8月18日起在浦明路房屋继续居住，以及2018年10月9日，黎江涛与BP环保公司签订合同终止协议，终止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等情况，应当认为，虽然，因被告王雪芬、王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致使本院在租金的支付方面存在一定的怀疑，但根据证明责任的相关规定，原告江亚斌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义务，现原告江亚斌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使一审法院确信其主张的被告王雪芬、王江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并且系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江亚斌的利益的该节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即其提供的证据尚未达到证实其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且依照中华人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根据案件的相关证据，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亦应由证明责任人即原告江亚斌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江亚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告江亚斌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亚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江亚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被告王雪芬曾于2013年4月15日、12月26日两次起诉离婚。被告王雪芬于2014年再次起诉离婚”以及“2017年8月18日至2017年4月17日期间租金合计288000元”有误，本院纠正为“原告江亚斌曾于2013年4月15日、12月26日两次起诉离婚。原告江亚斌于2014年再次起诉离婚”与“2017年8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租金合计288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雪芬与王江、王江与BP公司以及BP公司与黎江涛之间就案涉房屋先后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已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3342号生效判决所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争执焦点在于：王雪芬、王江于2013年1月2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是否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中有关未经全体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出租共有房屋的规定，其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反规定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监管强度等方面，不具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性质，江亚斌据此主张案涉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江亚斌主张王雪芬与王江订立涉案协议系恶意串通，其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观本案，将居住房屋一次性出租20年，与常理不符，但江亚斌与王雪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有巨额资产，王雪芬也曾出租案涉房屋且江亚斌对此明知；王雪芬与王江之间于2013年签订的租房合同与王江与BP公司之间于2015年签订的租房合同，格式上相一致，但依据该情节无法确认上述合同即系伪造，而且BP公司于2017年已将案涉房屋转租给黎江涛，且黎江涛已实际租用并支付了租金。另外，合同双方陈述的房租支付期限与合同约定不一、BP公司的注册地注册时间、王雪芬以担保人身份出现于BP公司与黎江涛租赁合同等情节，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系王雪芬与王江恶意串通签订。一审判决据此确认由江亚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江亚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江亚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胡正元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