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13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玉军，男，196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封丘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自军，男，196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封丘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伟，河南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朋，男，197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敬华，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上诉人于自军、付玉军因与被上诉人徐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2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玉军、于自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伟，被上诉人徐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敬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自军、付玉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劳务工程承包关系认定正确。但是，对于上诉人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相应劳务费用，一审法院并没有如实认定，而是让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其中的7万元劳务费，并不是代替卢某支付的劳务费。其中的有4万元是由上诉人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工人的彩板安装费，也算劳务费，因为被上诉人没有工人，按期完不成工期，所以另找的人，上诉人就直接支付。还有2万元吊车费用，直接支付给吊车司机了。另有14910元是上诉人直接刷信用卡给被上诉人，刷到被上诉人的卡上。还有2万也是刷卡给被上诉人。另外在北大学城甲方直接支付1万元现金，以上共计174910元。另外在郑州北三环15000元劳务费并不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劳务费，只是给被上诉人介绍的业务，不能让上诉人承担该笔款项。一审法院并没有将以上费用进行扣除，而是让上诉人非常冤枉的承担。一审法院在审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纠纷当中，并没有听取上诉人的陈述，而是单纯听取被上诉人的诉求，所以导致上诉人承担莫名的债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对上诉人的权利是一种剥夺。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及证据的前提下就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所以导致一审的错误判决。本案适用合同法60条有偏袒被上诉人的意图。本案根据法律规定，应当适用合同法91条，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结合本案来看，上诉人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已经包含了被上诉人的诉讼的请求，根本已经不再拖欠上诉人的任何款项。徐朋辩称，一、原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民权下地脚螺栓施工（人工）费4000元及2018年东三环黄河东南角顶板施工施工（人工）费15000元，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其中民权下地脚螺栓施工（人工）费4000元是记载于上诉人于自军写给被上诉人的拖欠劳务费清单中，原审法院没有认可，属于认定事实有误。2018年东三环黄河东南角顶板施工施工（人工）费15000元，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与上诉人付玉军微信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主张该笔费用，上诉人以他人未支付其费用为由让被上诉人再等等，这些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该笔劳务费存在，由于被上诉人不愿再支付上诉费用，故未上诉。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多次自认，双方支付劳务费均是通过双方银行转账，并不存在其他支付方式付款，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支付给他人的4万元彩板安装费、2万元吊车费是被上诉人的劳务费及1万元现金不存在，与原审陈述不符，证明上诉人为逃避债务虚构事实。三、关于代卢某支付给被上诉人7万元劳务费这一事实，原审证人卢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将支付给徐朋的7万元劳务费支付给付玉军，让付玉军支付给徐朋，并且这7万元劳务费所涉工程全部是徐朋承包完成，对此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也承认收了证人卢某7万元劳务费。故这7万元劳务费应当从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总数额中扣除。四、关于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付玉军向被上诉人借款事实及数额，对此在原审中上诉人均认可，现在上诉人在上诉理由里予以否认，自相矛盾，属于虚构事实以期望逃避债务。五、原审法院未认定崔新登支付给付玉军劳务费5万元，让其代其支付给被上诉人，属于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这一事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拖欠原告劳务费23702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22日至全部支付全部本息时止，2017年3月22日至2019年6月30日拖欠利息为26441.69元），共计263461.6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的施工费决算明细表显示：截止2017年3月21日决算欠施工费施工（人工）费190000元；2017年11月砼德上街厂房施工（人工）费30000元；2018年3月份新密砼德厂房施工（人工）费136000元；2018年8月北大学城二层钢构施工（人工）费32000元；2018年新密砼德活动房施工（人工）费10000元；2018年花卉市场楼梯施工（人工）费3000元；民权下地脚螺栓施工（人工）费4000元；2018年东三环黄河东南角顶板施工施工（人工）费15000元；2018年花卉市场钢构施工（人工）费111310元；合计金额施工（人工）费531310元，已付款284290元，东区公安局提成已付款10000元，总共合计欠施工费531310元-294290元=237020元。原告提交的《钢构施工合同》及《工程承包合同》六份。其中2014年4月14日的《工程承包合同》系原告与李胜利签订，其余五份均系原告与被告于自军或付玉军签订，被告付玉军或于自军作为发包方，原告徐朋作为承包方。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多次向被告付玉军讨要工程劳务费。被告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流水显示向原告转账：2017-04-09网转50000元，2018-02-12网转30000元，2018-04-02网转9000元，20108-04-02网转40000元，共计129000元。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向原告转账：20170328转账10000元，20170401转账60000元，20170508转账10000元，20170604转账2000元，20170706转账5000元，20171204转账5000元，20180305转账200元，20180325转账5000元，20180325转账5000元，20180421转账5000元，20180502转账3000元，20180502转账2000元，20180605转账20000元，20180701转账400元，20180701转账5000元，20180716转账10000元，20180728转账5000元，20181016转账10000元，20181019转账20000元，20181022转账7000元，20181030转账10000元，20181031转账10000元，20181115转账5000元，20181201转账10000元，20181214转账20000元，20190120转账20000元，20190129转账20000元，共计289600元。被告提交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截屏显示被告自2018年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向原告转账1000元、4000元、1000元、100元、7950元、10000元、2500元、150元、1000元、2000元、70元、5000元，共计34770元。原告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其向被告付玉军转账记录：2018-03-10网转14910元，2018-03-01网转20000元，2017-04-03网转10000元，共计44910元。原告提交的支付宝转账截屏显示原告自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向被告付玉军转账3000元、7000元、4000元、600元、30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200元、200元，共计21300元。原告申请证人卢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付玉军代替证人卢某向原告徐朋支付劳务费70000元，该笔款项应在被告提供的流水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徐朋主张被告付玉军、于自军欠其工程劳务费237020元，被告付玉军、于自军辩称已经将相应劳务费支付完毕。原、被告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提供了施工费决算明细单、施工劳务费结算单、微信聊天记录及交易流水等证明其劳务费共计531310元，被告已经支付294290元，尚欠237020元。被告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及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其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所有的劳务费。被告在质证时对于原告施工费决算明细单中的“民权下地脚螺栓施工（人工）费4000元；2018年东三环黄河东南角顶板施工施工（人工）费15000元”不予认可，施工费决算明细单中其余的施工予以认可。该决算单系原告单方编制，且原告提交的有于自军签字的明细单中“民权下地脚螺栓施工（人工）费4000元”在“合计211000元”和于自军签字、日期的下方，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施工费决算明细单中的“民权下地脚螺栓施工（人工）费4000元；2018年东三环黄河东南角顶板施工施工（人工）费15000元”系其未被告提供劳务的费用，故被告该项意见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原告的全部劳务费应系512310元（531310元-4000元-15000元）。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知，二被告在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共支付给原告453370元（129000+289600+34770=453370元）。原告于2017年4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共支付给被告66210元（44910+21300=66210元）。根据全案证据结合原、被告当庭质证、陈述意见，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70000元系被告代替卢某支付的劳务费、被告微信支付给原告款项中的22600元（10000+7950+2500+1000+150+1000=22600元）系原告替被告购买材料及代被告付玉军支付给原告姐夫的工程款。上述资金共计92600元（70000元+22600元）不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劳务费。故一审法院确认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劳务费294560元（453370元-92600元-66210元），被告尚欠原告劳务费217750元（512310元-29456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拖欠原告劳务费217750元，原告诉请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利息以217750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原告诉请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算利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付玉军、于自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徐朋支付劳务费217750元及利息（利息以217750元为基数，自原告2019年7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朋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626元，由被告付玉军、于自军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任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钱已经支付给两位证人，这部分钱应当扣除。王某法庭陈述称：“2018年三四月份，付玉军让我去帮忙，我报完价就让我去做了，我当时派了一二十人去做，工程做完之后付玉军就把工钱4万元左右打给我了。我确实收到了这笔钱”。任某法庭陈述称：“我证明盖房的吊装费是付玉军支付给我的（2018年4月18日）2万。我记不清谁来找我干的活了”。被上诉人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对两个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两个证人的证人证言与上诉人在原审自认的情况相互矛盾。2、即便两个证人证言的工程款是存在的，都是上诉人结算，跟被上诉人没有关系。第2个证人的是吊车费，不是劳务费。通过两个证人所说的能够看出来上诉人付玉军承包的工程很多，他们之间也经常有合作，并非仅仅包给徐朋。所以即便这两个证人的这两笔款项存在，也有可能是上诉人承包给这两个证人，和徐朋没有任何关系。3、这两个证人出庭作证，不属于新的证据，没有提前三天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被上诉人二审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中，证人卢某出庭作证，证明付玉军代替卢某向徐朋支付劳务费70000元，故该笔款项应在付玉军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扣除。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两个证人并不能证明付玉军向其支付的4万元及2万元应视为已支付给徐朋的款项，故该6万元款项不能认定为已支付徐朋的劳务费。一审中，徐朋并未要求支付“郑州北三环15000元劳务费”，其要求支付的“2018年东三环黄河东南角顶板施工施工（人工）费15000元”，并未得到一审法院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相关证据，认定付玉军、于自军拖欠徐朋劳务费21775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于自军、付玉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2元，由于自军、付玉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培伟审判员  赵玉章审判员  秦 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丰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