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华。上诉人（原审被告）：贺茂松。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来，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卫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鹄、廖燕妃，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屈华、贺茂松因与被上诉人肖卫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屈华、贺茂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肖卫刚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肖卫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切实履行，是错误的。依据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第二条2.（2）的约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要件是股权的转让登记，以工商部门的登记为生效要件。但本案中，肖卫刚一直没有对所转让的股权进行变更登记，致使《股权转让协议》一直没有生效。二、双方没有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是肖卫刚的故意所在，是肖卫刚无意转让股权所致，与屈华、贺茂松无关。屈华、贺茂松在2016年11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经按照双方约定，屈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万元（因屈华欠贺茂松20万元，故支付的30万款有20万元转成贺茂松转让肖卫刚的股权款）、贺茂松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万元，但肖卫刚并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时进行变更登记，没有将相应的股权登记到屈华、贺茂松名下，更有甚者，肖卫刚在2016年12月9日、2017年12月7日、2018年5月17日办理广州嘉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刚公司”）的变更，但肖卫刚并没有通知屈华、贺茂松进行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充分说明肖卫刚从始就没有进行变更登记的意思所在，也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该《股权转让协议》对于双方而言，根本没有生效。三、肖卫刚在2018年3月22日的函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诉讼而产生的一种虚假行为。依据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肖卫刚在该协议签订之后，就应该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但在之后肖卫刚的行为中，可以看出，肖卫刚的股权转让根本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待屈华、贺茂松将资金投入嘉刚公司后，根本不谈变更登记，一直采取欺诈与拖延的方式，让屈华、贺茂松为其进行无偿的工作与无义务的投资，当嘉刚公司出现危机时，则采取补救措施对屈华、贺茂松进行追偿股权转让款。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2016年12月9日嘉刚公司的章程修改中，并没有将屈华、贺茂松的股权转让进行章程修改，反而在其修改中依然按前例进行设置，充分说明肖卫刚无意进行实质性的股权转让。原审法院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严格审查，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同样属于强制法律规范，当事人不得违反。被上诉人肖卫刚答辩称：《股权转让协议》由屈华、贺茂松与肖卫刚真实签名，该协议已经部分履行，屈华、贺茂松主张协议书没有生效没有事实依据。屈华、贺茂松认为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未完成是肖卫刚故意造成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经肖卫刚催告，屈华、贺茂松收到变更登记的邮件未予回复，屈华、贺茂松存在违约行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屈华、贺茂松没有提出解除之诉，应当继续履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屈华、贺茂松的上诉请求。肖卫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屈华向肖卫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00000元；2.贺茂松向肖卫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000元；3.屈华、贺茂松协助肖卫刚办理嘉刚公司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4.屈华、贺茂松向肖卫刚支付违约金60000元；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屈华、贺茂松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嘉刚公司于2009年11月25日成立，成立时是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肖卫刚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肖卫刚实缴货币出资50万元，持有100%股权。2012年9月18日，肖卫刚转让嘉刚公司50%的股权给苏红红，转让款为25万元。2012年9月1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嘉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肖卫刚及苏红红，其中肖卫刚出资额为25万元，持股比例为50%，苏红红出资额为25万元，持股比例为50%。2014年1月17日，嘉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202万元，其中肖卫刚出资177万元，持股比例87.62%，苏红红出资25万元，持股比例12.38%。广州粤恩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恩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成立，成立时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经营期限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7年12月16日，冯宝明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冯宝明认缴货币出资600万元，出资时间至2038年12月31日。2015年6月27日，冯宝明向苏健辉转让10%股权，转让款为60万元，向肖卫刚转让90%股权，转让款为540万元。经工商变更登记后，粤恩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苏健辉及肖卫刚，其中苏健辉认缴出资60万元，持股比例10%，肖卫刚认缴出资540万元，持股比例90%，出资时间均至2038年12月31日；苏健辉为粤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肖卫刚为监事。2016年11月1日，转让方肖卫刚（甲方）和受让方屈华、贺茂松（均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肖卫刚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嘉刚公司和粤恩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屈华、贺茂松。合同第二条各方陈述与保证中，甲方陈述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第三条约定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20万元，屈华受让目标公司40%的股份，受让价为80万元，贺茂松受让目标公司20%的股份，受让价为40万元；待目标公司60%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后10日内，由乙方将股权转让款分次支付给甲方。合同第六条约定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损失仅指一方的直接的、实际的损失，不包括其他。同日，嘉刚公司股东苏红红出具一份《放弃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书》，表示无条件放弃对肖卫刚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017年1月4日，肖卫刚、屈华、贺茂松召开嘉刚公司股东会议并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1、2017年2月30日前筹集公司运营资金，由肖卫刚承担20万元，屈华承担15万元，贺茂松承担10万元；2、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肖卫刚占股35%、屈华占股35%、贺茂松占股30%，其中贺茂松30%的股份是以现金60万元购入原股东肖卫刚的30%股份，屈华是以现金70万元购入原股东肖卫刚35%的股份。屈华在2016年10月30日前已付10万元，欠款60万元根据双方协商从屈华所持的股份分红中分2年付清给肖卫刚，直到扣完60万元为止。3、股份调整后，原股东应在2017年3月前完成工商、税务的变更手续。肖卫刚、屈华、贺茂松在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7年2月20日，转让方肖卫刚、苏健辉和受让方屈华、贺茂松签订了一份关于粤恩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苏健辉将原认缴出资60万元对应的10%股权转让给贺茂松，转让款0元；肖卫刚将原认缴出资540万元中的210万元对应的35%股权转让给屈华，转让金0元，将原认缴出资540万元中的120万元对应的20%股权转让给贺茂松，转让金0元。粤恩公司于同日做出股东会决议并于次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粤恩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双准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为肖卫刚、屈华、贺茂松，其中屈华认缴出资210万元，持股比例35%，肖卫刚认缴出资210万元，持股比例35%，贺茂松认缴出资180万元，持股比例30%，出资时间均至2038年12月31日。贺茂松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屈华为监事。2017年2月21日，肖卫刚将嘉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等移交给屈华。2018年3月22日，肖卫刚向屈华、贺茂松发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催告函》，要求屈华、贺茂松收到通知后三日内配合肖卫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嘉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屈华、贺茂松确认收到催告函。贺茂松于2016年11月18日向肖卫刚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于2017年1月4日、6日、13日向屈华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0万元，贺茂松主张该账户为嘉刚公司日常经营所用，根据2017年1月4日三方达成的协议约定，肖卫刚需支付运营资金20万元，三方协商由贺茂松代肖卫刚支付，以此抵扣贺茂松欠肖卫刚的股权转让款，故该2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另，贺茂松主张通过案外人田虎向肖卫刚支付了20万元股权转让款。肖卫刚确认贺茂松已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但不认可贺茂松向屈华转账的20万元是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肖卫刚和屈华确认屈华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60万元未有支付。屈华称是因嘉刚公司长期亏损，并不存在分红，故一直无法以分红抵扣剩余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认为：肖卫刚与屈华、贺茂松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肖卫刚与屈华、贺茂松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虽然肖卫刚和屈华、贺茂松于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肖卫刚所持有的嘉刚公司及粤恩公司60%的股权转让和转让价款进行了约定，但在股权转让实际履行过程中，肖卫刚和屈华、贺茂松分别另行达成了关于嘉刚公司及粤恩公司的股权转让约定。原审法院分述如下。第一，根据2017年2月20日肖卫刚、苏健辉和屈华、贺茂松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苏健辉将粤恩公司10%股权转让给贺茂松，肖卫刚分别将35%股权转让给屈华，将20%股权转让给贺茂松，上述股权转让款均约定为0元。次日，粤恩公司办理了变更名称为双准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将屈华、贺茂松登记成为双准公司股东。因此，关于双准公司（即粤恩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各方对此亦并无争议，予以确认。第二，2017年1月4日，肖卫刚、屈华、贺茂松三人召开会议，虽其时嘉刚公司的另一名登记股东苏红红并未出席，该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实质上并不具备股东会决议效力，但该决议有肖卫刚、屈华、贺茂松的签字确认，反映了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视为肖卫刚、屈华、贺茂松达成的协议，三人合意变更了2016年1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嘉刚公司的股权转让比例及价款的约定，约定肖卫刚向贺茂松转让30%股权，转让款为60万元，肖卫刚向屈华转让35%股权，转让款为70万元。因苏红红已明示表示放弃对肖卫刚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故肖卫刚、屈华、贺茂松的上述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切实履行。肖卫刚确认贺茂松已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贺茂松于2017年1月4日、6日、13日向屈华银行账户转账的20万元，肖卫刚不予确认是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认为，该20万元是支付至屈华个人银行账户，即使如贺茂松所述该银行账户是嘉刚公司日常经营所用，股权转让款也不应由公司收取而应由股权转让人收取，贺茂松并未进一步举证证实其向肖卫刚支付了20万元股权转让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屈华、贺茂松主张由贺茂松代肖卫刚支付运营资金20万元，以此抵扣贺茂松欠肖卫刚的股权转让款，仅为屈华、贺茂松口述，并无相关证据证实，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肖卫刚和屈华确认屈华仅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此，贺茂松尚欠肖卫刚股权转让款20万元，屈华尚欠肖卫刚股权转让款60万元。2017年1月4日的约定虽然变更了股权转让比例和价款，但是并未对转让款支付时间有明确约定，故仍应遵照2016年1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待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后10日内，由乙方将股权转让款分次支付给甲方”的约定。股权过户需要双方配合，肖卫刚已于2018年3月22日发函催促屈华、贺茂松配合办理，但是屈华、贺茂松收到催告函后并未配合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肖卫刚有权要求屈华、贺茂松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因此，肖卫刚诉请贺茂松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诉请屈华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予以支持。贺茂松及屈华拖欠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肖卫刚诉请依照2016年1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以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计算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肖卫刚的损失主要是屈华、贺茂松欠付股权转让款所造成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转让总价款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显失公平合理，且肖卫刚并未举证证实发生了其他实际损失以及损失数额，故依法调整违约金为未付股权转让款的5%。经计算，贺茂松应支付的违约金为10000元，屈华应支付的违约金为30000元，肖卫刚诉请的违约金超出部分，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肖卫刚诉请屈华、贺茂松协助办理嘉刚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2017年1月4日的协议约定股份调整后应在2017年3月前完成工商、税务的变更手续，故肖卫刚的该项诉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屈华应协助肖卫刚办理将肖卫刚名下持有的嘉刚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至屈华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贺茂松应协助肖卫刚办理将肖卫刚名下持有的嘉刚公司30%股权变更登记至贺茂松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屈华、贺茂松关于肖卫刚转让股权时隐瞒目标公司股东情况及实际资产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屈华、贺茂松作为受让人应尽一定审慎义务，受让股权前可自行做好调查，如通过行政管理部门查询目标公司股东及资产情况等，且即使肖卫刚确实并非持有公司100%股权，实际上亦未对屈华、贺茂松受让股权造成障碍，屈华、贺茂松亦未提出撤销或解除合同之诉，故对该抗辩不予采纳。屈华、贺茂松的其他抗辩均是认为肖卫刚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意见，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若确有纠纷，屈华、贺茂松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判决：一、屈华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卫刚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0元及违约金30000元；二、贺茂松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卫刚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违约金10000元；三、屈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肖卫刚将肖卫刚名下持有的广州嘉刚物流有限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至屈华名下；贺茂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肖卫刚将肖卫刚名下持有的广州嘉刚物流有限公司30%股权变更登记至贺茂松名下；四、驳回肖卫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00元，由肖卫刚负担288元，由屈华、贺茂松共同负担12112元。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屈华、贺茂松于二审期间提交嘉刚公司的工商材料，拟证明肖卫刚在2016年12月9日办理了嘉刚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12月7日办理了嘉刚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5月18日也办理了嘉刚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均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说明肖卫刚无意履行股权变更登记。肖卫刚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016年11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所以肖卫刚未进行办理嘉刚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是正常的；后期办理变更登记是需要双方配合的，后期肖卫刚有发函，但是屈华、贺茂松没有配合，肖卫刚已请求法院判决屈华、贺茂松配合肖卫刚进行变更登记。本院认为：屈华、贺茂松与肖卫刚就嘉刚公司的股权转让签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屈华、贺茂松自愿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有效。至于签订合同后有无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屈华、贺茂松以肖卫刚未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屈华、贺茂松主张肖卫刚故意不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实际上无意转让股权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2017年1月4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确定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在2017年3月前完成，但无证据证实屈华、贺茂松在此日期后向肖卫刚催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肖卫刚于2017年2月21日已经将嘉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等移交给屈华，足以表明肖卫刚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此后，肖卫刚于2018年3月22日发函要求屈华、贺茂松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屈华、贺茂松未配合肖卫刚予以办理，屈华、贺茂松主张肖卫刚是为诉讼而做出的虚假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屈华、贺茂松主张肖卫刚以实际行为表明其不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屈华、贺茂松作为股权受让人理应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本案中肖卫刚也提出了屈华、贺茂松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宜，故待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可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屈华、贺茂松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认定。屈华、贺茂松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屈华、贺茂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50元，由上诉人屈华负担10100元，上诉人贺茂松负担4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