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行终34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胜利，男，197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代理人魏静，河南泰豫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方续辉，河南泰豫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槐街6号。法定代表人王新亭，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郭玲敏，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桥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庆合，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胜利因诉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变更行政协议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3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胜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方续辉，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郭玲敏、张庆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3年11月10日，郑州市中原区沟赵乡后庄王村第四居民组作为甲方（土地所有方）与刘胜利（乙方）签订《租地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后庄王村南地，南北宽116米，东西长125米的土地，约21亩出租给乙方，租期为19年。刘胜利原系升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升大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该公司已注销。2013年庄王村开始实施合村并城改造项目，并制作了《后庄王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告》（第三号）。2016年3月14日，刘胜利、升大公司在庄王村二期改造中由升大公司工作人员闫维维与双桥办事处庄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庄王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改造补偿协议》），约定“拆除乙方房屋的拆工费，根据建筑结构不同，经核算拆工费共计为2,304,632.3元”。双方对地上房屋进行了调查，制作了《非宅基地建筑物调查表》、《村庄改造拆工费费用结算表》，闫维维予以签字确认。另查明，2015年11月6日，闫维维预支70万元补偿款；因升大公司、刘胜利与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沟赵信用社借款纠纷，2016年12月28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开法执字第（2116-2120）-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拨升大公司、刘胜利在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的拆迁补偿款140万元整，2016年12月29日，该院从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账户划拨1,400,000元，并于2017年1月10日向申请执行人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沟赵信用社发放了该款；2016年4月26日，因贾广林与刘胜利合伙纠纷，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据（2013）开法执字第2007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从高新区管委会下属的庄王村合村并城项目指挥部扣划被执行人刘胜利的执行款1,075,304.77元。后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提起民事诉讼，向刘胜利、吴培娟、升大公司追偿，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刘胜利、升大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1,075,304.77元及利息。刘胜利认为2016年3月14日闫维维与双桥办事处庄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改造补偿协议》未按照郑政文［2014］142号的补偿标准对其进行补偿，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变更上述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刘胜利所诉事项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基于刘胜利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相关表述，刘胜利诉请变更协议系针对行政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存在异议，而对于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范围，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采用不完全列举的开放架构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予以界定，同时该法第十三条对于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亦予以规定，所涉事项并未包含本案刘胜利诉请变更协议事项。故高新区管委会辩称刘胜利所诉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二）关于刘胜利提起的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而与相对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关系到本案涉诉的《改造补偿协议》纠纷，故刘胜利于2018年4月26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尚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关于刘胜利要求变更《改造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对于刘胜利所称关于漏补附属物补偿款616,197元的问题，刘胜利当庭表示协议中未对该部分内容作出约定，而判决协议变更的前提应限于协议约定的标的物范围，故对于附属物是否应予补偿及如何补偿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亦不符合上述应予变更协议的法定情形。另外，《改造补偿协议》载明：“……被拆迁人（乙方）建筑物及附属物在庄王村改造拆迁范围内，根据《郑州高新区庄王村改造涉及的非宅基地厂院内建筑物及附属物拆迁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就乙方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迁，达成如下协议……。”上述协议与闫维维签字确认的《非宅基地建筑物调查表》及协议所附《村庄改造拆工费用结算单》相互印证，显示该《改造补偿协议》系针对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补偿问题进行约定，且刘胜利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确有其所称遗漏的附属物项目、数量的事实。故刘胜利所称因漏补附属物补偿款而应变更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其次，对于未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的规定予以补偿是否应予变更合同的问题。刘胜利当庭表示涉案房屋未办理相关的建设手续，而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应仅限于合法权利。基于涉案房屋建成已久的客观实际，高新区管委会按照《后庄王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告》（第三号）确定的补偿标准，并根据《非宅基地建筑物调查表》及《庄王村二期安置区改造外围附属物补偿登记汇总表》载明的房屋情况，经双方协商后签订涉案《改造补偿协议》，并无不当。刘胜利称其房屋尚有钢结构及框架等结构形式，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未能举证证明《改造补偿协议》在订立过程中存在符合上述规定所明确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而以标准过低为由要求变更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刘胜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行初355号行政判决：驳回刘胜利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刘胜利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上诉人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求，一审认定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错误。（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2013年存在征收项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2016年征收上诉人房屋的行为合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款缺少法律规定。（三）上诉人应当获得补偿的项目，在未被登记补偿的情况下拆除，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有权诉请法院增加遗漏附属物的补偿。（四）上诉人已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不予认定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五）被诉拆迁补偿协议对上诉人不公平，存在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答辩称：（一）被诉拆迁补偿协议系高新区管委会与刘胜利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刘胜利已根据协议得到协议约定的利益。（二）刘胜利主张以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计算其应得利益，不符合协议约定及被拆迁附属物的实际情况。（三）刘胜利代理人已签署《村庄拆迁资源放弃财产保证书（企业、商户）》，表明刘胜利在协议之外再无利益，其主张遗漏附属项目缺乏根据。被诉拆迁补偿协议不存在变更事由，刘胜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双方所签的拆迁补偿协议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请求变更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订立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之情形。本案中，升大公司工作人员闫维维与双桥办事处庄王村村民委员会就被拆迁人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迁，签订了《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庄王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约定拆工费共计2,304,632.3元；闫维维在《非宅基地建筑物调查表》、《村庄改造拆工费费用结算表》上进行了签字确认，《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庄王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和《非宅基地建筑物调查表》、《村庄改造拆工费费用结算表》能够相互印证，对于闫维维的上述行为，本案上诉人刘胜利均予以认可。上诉人亦认可其已收到70万元和204,632.3元，另有140万元已通过人民法院执行程序划拨给另案申请执行人。至此，双方约定的补偿款，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如果认为拆迁补偿协议中遗漏附属物补偿款和钢结构、框架结构房屋的补偿，可以通过双方协商、申请仲裁或者另案起诉等方式另行主张，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应予变更的法定情形。对于未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的规定予以补偿是否应予变更合同的问题，上诉人认可涉案房屋未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基于涉案房屋建成已久的客观实际，被上诉人按照《后庄王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告》（第三号）确定的补偿标准，并根据《非宅基地建筑物调查表》等载明的房屋情况，经双方协商后签订涉案拆迁补偿协议，并无不当。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拆迁补偿协议具有法律规定的应予变更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胜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凤强审判员  姜立恒审判员  卢 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宋光远书记员刘慧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