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5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先成，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定安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蓓，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永盈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海秀路38号一层A-3号铺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693183320Y。法定代表人：叶彩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欣，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彩梅，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海，男，1988年9月15日出生，壮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郑先成因与被上诉人海南永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盈公司）、韦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16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先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不得执行海口市国贸大道24号海涯国际大厦第29层2901房（产权证号为XXXX）；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永盈公司、韦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郑先成并非海口市国贸大道24号海涯国际大厦第29层2901房的实际所有权人，认定事实错误。郑先成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益，一审法院不应执行涉案房产。首先，郑先成已通过债务抵销方式将涉案房产的购房款全额支付给韦海，郑先成系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法院不应执行涉案房产。韦海向郑先成借款896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2010年12月1日，韦海向郑先成出具收据确认借到郑先成896万元，其中银行转账800万元，现金支付96万元，并承诺2011年2月28日前还清。因韦海未按约定时间还款，2011年6月21日，韦海向郑先成出具授权书，授权郑先成全权处理包含涉案房产在内的十套房产。授权范围包括出售（签合同、缴税、过户、银行贷款等一切手续）或者出租（签合同、收取租金等一切手续）。授权时间自2011年6月21日起至处理完毕上述房产止。2011年12月12日，韦海向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申请对《委托书》进行公证，公证内容包括对涉案房产在内的十套房产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房地产过户、办理房地产的抵押登记、解除他项抵押、领取房地产证等。委托期限自2011年12月12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韦海实际上已通过委托方式将涉案房产的处置权全部交给了郑先成，郑先成取得涉案房产的处置权后，其与韦海之间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也随之抵销，郑先成实际上已经取代韦海成为了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其次，郑先成享有涉案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系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如前所述，郑先成通过债务抵销的方式支付了涉案房产的对价，郑先成从而取得涉案房产的处置权。为便于郑先成处置涉案房产，韦海出具了公证委托书。郑先成据此将涉案房产进行出租，所得租金亦归郑先成所有，郑先成系涉案房产的实际受益人。第三，在法院查封之前，郑先成已与韦海达成了以物抵债的合意，郑先成已完成了支付涉案房产购房款的义务，并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产，系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对涉案房产享有处置权，因一审法院对涉案房产进行查封，致使郑先成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上述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法院不应继续执行涉案房产。综上，郑先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郑先成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永盈公司辩称：一、以物抵债协议不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规定排除强制执行，郑先成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依据。本案中，郑先成认为其已经与韦海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以涉案的房屋抵偿韦海拖欠郑先成的借款，故其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这一主张没有任何依据。郑先成这一主张的前提实际系以物抵债协议能够排除强制执行，但实际上这一前提并不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可知，立法者立法的本意所要保护的权益是买受人基于购买不动产的目的而成立的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所对应形成的债权（即请求交付该不动产实际交付的债权及请求办理权属变动手续的债权）。而以物抵债协议与以购买不动产为目的而签订的买卖合同完全不同，以物抵债协议以消灭协议当事人之间存在的金钱债务为目的，不动产的交付仅是债务人偿还金钱债务的方式，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买受人，在完成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之前，不过是以物抵债协议中出卖人的普通债权人，仅凭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令该债权人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权益，如果认定以物抵债协议能够使得所谓的买受人享有排除出卖人的其他金钱债权人对抵债物的强制执行，则无异于该买受人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获得了优先于出卖人的其他普通金钱债权的法律地位，使得本应处于平等受偿地位的普通债权仅因以物抵债协议的签订就产生了优先与劣后之别，这将导致严重冲击债权平等的基本原则，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普通债权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优先受偿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助长对抗强制执行的不诚信乃至违法行为。因此，以物抵债协议不应当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无论以物抵债协议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本案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能否排除执行的情形，郑先成不能排除永盈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可知，合格的买受人只有符合上述四个条件才能够排除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对房屋的执行，暂且不论郑先成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及郑先成是否为合格买受人的问题，郑先成也根本不符合上述能够排除执行的条件。首先，在本案一审中，郑先成已经认可其提交的莫某代韦海与郑先成签订的落款显示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的《房屋买卖协议》是2017年年底签订的，而一审法院早在2014年就查封了涉案房屋，不符合上述第二十八条中“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条件。其次，郑先成一直主张其通过将涉案房屋出租的方式已经实际占有房屋，但根据郑先成一审中提交的《授权书》、《公证书》及《房屋租赁合同》可知，实际上郑先成是基于韦海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郑先成受韦海委托代为出租房屋的行为并不能被视为合法占有房屋。且根据郑先成一审在《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可知，涉案房屋一直到2017年才首次被出租，而一审法院早在2014年就查封了涉案房屋，明显出租行为在后，也不符合上述第二十八条中“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条件。综上，无论以物抵债协议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本案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形，郑先成不能排除永盈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三、永盈公司认为本案是一起虚假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追究郑先成虚假诉讼、妨害执行的法律责任。郑先成在就本案涉案房屋的提出执行异议时，虽主张韦海拖欠其借款896万元，却未能提供银行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出借款项的真实情况；但在郑先成之后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郑先成却又能提供其中800万元的转账凭证了，既然有这一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为何在执行异议中不提交？且郑先成在本案一审中还提交了案外人莫某代韦海与郑先成签订的落款显示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的《房屋买卖协议》一份，用于证明其早在2012年8月27日就与韦海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在庭审中其明确表示该份协议是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但在永盈公司向法院申请对该份协议中落款的签名、签署时间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其又改口称这份协议是在2017年年底倒签的。上述种种情况已经足以说明本案就是一起虚假诉讼，郑先成以虚假证据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明显是为了阻挠、妨碍涉案房屋的执行，恳请法院对此进行审查并依法追究郑先成的责任，捍卫法律权威。综上，郑先成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护永盈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韦海未答辩。郑先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海口市国贸大道24号海涯国际大厦第29层2901房（产权证号为XXXX）;2.本案诉讼费用由永盈公司、韦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2012）龙民一初字第971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韦海向永盈公司返还668000元及利息损失（计算方式: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付至判决限定履行之日止）。因韦海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永盈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首次立（2014）龙执字第420号案件处理，并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2014）龙执字第420-1号执行裁定对涉案的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224号海涯国际大厦第29层2901房（不动产权证号：XXXX）进行了查封。后于2016年3月11日作（2016）琼0101执恢6号执行裁定续封涉案房屋。之后，再次恢复执行，立（2018）琼0106执恢359号案件，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在一审法院（2018）琼0106执恢359号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郑先成对涉案房屋提出书面异议。2018年10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琼0106执异17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郑先成的异议请求。2018年11月21日，郑先成对一审法院（2018）琼0106执异170号《执行裁定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遂成本讼。2010年12月1日，郑先成向韦海转款7000000元。2010年12月10日，郑先成向韦海转款1000000元。2010年12月1日，韦海向郑先成出具一份《收据》，内容写明：收到郑先成借款8960000元，其中银行转账8000000元，现金960000元，定于2011年2月28日前全额还清。2011年2月18日，郑先成与韦海签订《房产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一、郑先成（甲方）向韦海（一方）出借89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2月18日至2011年3月31日，月利率1.85%；2011年2月28日前归还960000元。二、乙方以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24号海涯国际大厦的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号）九套房产作为借款抵押。2011年2月24日，郑先成与韦海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抵押权登记，登记证号为海口市房他证海口市字第T014113号，涉案房屋在上述九套房产内。2011年6月14日，郑先成与韦海签订《追加抵押物协议》，将原《房产抵押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展期至2011年9月30日，韦海同意在原《房产抵押借款合同》的基础上追加抵押房产一套，房产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XXXX号，面积为214.39㎡。2011年6月21日，郑先成和韦海就《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内约定的九套房屋和《追加抵押物协议》内追加的一套房屋，共十套房屋，办理了抵押权登记，登记证号为海口市房他证海房字第T018056号。同日，韦海就该十套房屋向郑先成和案外人莫某出具《授权书》，授权范围为对十套房屋的出售和出租的一切手续，授权时间为2011年6月21日起至处理完毕上述房产。2011年12月12日，韦海与案外人莫某就上述十套房产代理委托事项进行公证，委托书内容写明：韦海委托案外人莫某全权办理：一、代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房地产的过户、评估和收取售房款、办理交/退税手续等一切相关事宜；二、代为签订上述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办理公证并同意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办理房地产的抵押登记、解除他项抵押、领取房地产证；三、可代为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的挂失、补证和领证等一切相关事宜；四、代为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管理该房产，收取租金等一切相关事宜；五、代为办理上述事项有关的公证事宜。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就上述委托事项出具了（2011）市椰海证内字第3140号《公证书》。2017年，郑先成称已与韦海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韦海以上述十套房屋的价值抵销上述借款8960000元及利息。为办理十套房屋的过户手续，遂先办理了上述十套房屋的解除抵押登记的手续。2017年11月29日，上述十套房产中除涉案房产被法院于2014年3月20日进行第一次查封后，无法办理过户，其余九套房屋均由韦海名下过户至郑先成名下。郑先成认为其以物抵债的形式已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法院不应将涉案房屋作为韦海的财产予以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处理意见如下：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本案的审理重点是郑先成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合法真实的实体权利。郑先成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郑先成提交的向韦海转账的记录，双方签订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追加抵押物协议》，以及双方办理韦海名下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十套房产的抵押登记的事实，仅能证明郑先成与韦海之间存在借贷和担保的法律关系。郑先成与韦海没有签订书面的以物抵债协议。登记在韦海名下的，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十套房屋的市场价值具体数额，双方也没有进行鉴定。郑先成不能就其与韦海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内容进行举证，而涉案房产已于2014年3月20日被一审法院查封，若就现有证据认可郑先成已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成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很有可能损害申请执行人即永盈公司的合法权益。郑先成称与韦海达成以物抵债协议，韦海已经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十套房屋所有权抵销郑先成对其享有的债权，为了办理十套房屋的过户手续，才于2017年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十套房屋的抵押权予以解除。对于郑先成的这一说法，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法院对房产的查封信息是公开的，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对相关信息是可以进行查询的。涉案房产于2014年3月20日已被一审法院查封，2017年郑先成对涉案房产的抵押权进行解除时，应该清楚该房产已经被一审法院予以查封的事实。再次，郑先成于2017年对涉案房屋抵押权的解除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直接证明郑先成已经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成为了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郑先成称，2017年9月1日已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海南德睿信用咨询有限公司并收取租金，其已经合法实际占有了涉案房屋。但根据郑先成提交的《授权书》和《公证书》内容显示，郑先成系基于韦海的授权、委托，才可代表韦海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相关事宜。在涉案房屋租赁期间，韦海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综上所述，郑先成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合法真实的实体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郑先成称其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在一审法院执行阶段，韦海一直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郑先成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郑先成可就其与韦海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先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郑先成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判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予以综合分析。本案中，郑先成与韦海就涉案房屋存在抵押借款关系，郑先成称其于2017年与韦海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并于同年将涉案房屋进行出租，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但涉案房屋于2014年3月20日已被一审法院查封，郑先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韦海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故郑先成就执行标的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符合法定要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郑先成诉请停止涉案房屋的执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先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郑先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志勇审判员 王春芬审判员 杨 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谭文姬速录员 符雪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98761,0))》第一百七十条(javascript:SLC(98761,153))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3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4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