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71行终28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冯艳，女，198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委托代理人杜琳琳，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根儒，女，194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法定代理人覃某，系原告王根儒女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桂春路南二里4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宁，该局局长。 第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主路35号。 负责人叶松华，该分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冯艳、王根儒因诉被上诉人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宁市人社局）工伤认定，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广西分公司）为第三人一案，不服南宁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桂7102行初1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冯艳系李伟奇妻子，王根儒系李伟奇母亲。 2012年8月2日，李伟奇与电信广西分公司签订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约定：1.电信广西分公司安排李伟奇从事通信及相关工作，电信广西分公司可以根据本企业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对李伟奇工作岗位进行调整；2.李伟奇工作地点为广西及所辖各地，电信广西分公司可以根据本企业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变更李伟奇工作地点。合同签订后，李伟奇被派往电信北海分公司工作，任职副总经理。 2018年8月30日下班后，李伟奇在办公室与同事钟某谈论工作相关事宜至19点30分左右，钟某离开后，李伟奇继续留在办公室内。根据李伟奇日常使用的办公笔记本电脑工作日志显示，李伟奇分别于当晚18点55分、19点15分处理会议纪要签发及合同审批工作。 2018年9月1日上午约11时，李伟奇被同事发现其吊在其本人所有的健身器材上无反应，同事拨打110报警电话，其后医护人员到达现场经确认李伟奇已死亡。 2018年9月1日，北海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出具《出警经过》，载明：“2018年9月1日12时许，建设所接到市局指挥中心称‘在四川路电信大院报称其是电信员工，其公司副总疑似在办公室自杀’。接警后建设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后，我所民警进到副总办公室，见到一名男子悬吊在健身器材上，初步认定排除他杀，生前缢死，出警民警马上拨打120急救中心，同时通知分局值班室和分局值班领导，十分钟后，120医护人员到现场和分局法医到现场查验，证实这名男子已经死亡。经了解，死者叫李伟奇，生前系电信北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9月12日，北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作出《关于李伟奇死亡的情况说明》，载明：“2018年9月1日中午，我大队接到建设派出所转接警情称在北海市海城区四川路电信大院办公区三楼有一员工在办公室死亡，经调查证实该员工为电信北海分公司负责营销的副总经理李伟奇，我大队技术员和法医对现场及李伟奇的尸体进行检验，尸体悬挂于健身器材上，颈部前侧见一处长条状的缢痕，周围可见生活反应，经双耳后上提，体表检验可见机械性窒息征象，初步判断符合生前缢死。现场检验未见明显打斗痕迹，结合外围走访的情况可初步排除他杀可能。根据走访调查未反映死者生前有轻生迹象，结合家庭状况未发现明显异常，初步排除死者自杀可能。根据家人及同事的反映死者有颈椎病多年，并时有在办公室锻炼，牵引关节的习惯。综上所述，基本排除李伟奇死亡系他杀及自杀可能，倾向于意外死亡。” 2018年9月21日，电信广西分公司向南宁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南宁市人社局对李伟奇进行工伤认定。南宁市人社局收到申请表后，向电信广西分公司发出《补正通知书》，要求电信广西分公司补充提供工伤认定相关材料。电信广西分公司补正材料后，南宁市人社局于2018年9月30日依法受理李伟奇工伤认定申请。 2018年11月28日，南宁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载明：由于北海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和刑侦支队技术大队调查后出具了两份书面材料，两份材料中对李伟奇死亡的结论定性内容不一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南宁市人社局决定从2018年11月20日起中止电信广西分公司申请的工伤认定办理时限，待北海市公安局提交对该案件重新作出生效的结论定性后，被告将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工伤认定中止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规定期限内。该通知书于2018年12月13日送达电信广西分公司。 2018年11月29日，电信广西分公司向南宁市人社局提交《李伟奇工伤认定申报补充材料》，其中包括李伟奇办公室照片，并载明：“经电信北海分公司信息安全管理部安全工程师核查，2018年8月31日下午18时以后李伟奇的办公电脑行为日志，没有发现其办公电脑有文件修改日志，电脑使用过程中如不修改文件并保存，则无相关处理记录。” 2018年12月3日，南宁市人社局向北海市公安局发出《市人社局关于请协助调查李伟奇工伤认定案件的函》，恳请北海市公安局就北海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和刑侦支队技术大队针对李伟奇死亡事故出具的两份不同结论的书面材料作出最终结论性意见。 2018年12月29日，北海市公安局作出一份北公函〔2018〕118号《关于协助调查李伟奇工伤认定案件的复函》，主要内容为：“1.2018年9月12日，技术大队出具了《关于李伟奇死亡的情况说明》中“倾向于意外死亡”。意外死亡为死亡性质。2.死亡原因，简称死因，是指直接、间接促进死亡的疾病或损伤；缢死的定义为利用自身或部分体重，使颈部压迫套在颈部的绳索或者其他类似物而引起的死亡。死亡性质一般分为他杀、自杀、意外、自然死亡。3.2018年9月1日建设派出所出具《出警经过》中“初步认定排除他杀，生前缢死”系对李伟奇的死因作出的一个判断；而技术大队于2018年9月12日出具的《关于李伟奇死亡的情况说明》中“基本排除李伟奇的死亡系他杀及自杀可能，倾向于意外死亡”系对李伟奇的死亡性质作出的一个判断；两者为不同的概念，是对李伟奇死亡的不同描述。” 2019年1月10日，南宁市人社局作出南人社工伤认字〔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认为李伟奇在办公室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时意外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冯艳、王根儒认为李伟奇的意外死亡应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南宁市人社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南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南宁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南宁市人社局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本案中，南宁市人社局具有受理电信广西分公司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责。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8年8月31日下班后，李伟奇在办公室与同事钟某谈论工作相关事宜至19点30分左右，钟某离开后，李伟奇继续留在办公室内。李伟奇日常使用的办公笔记本电脑工作日志显示，李伟奇分别于当晚18点55分、19点15分处理会议纪要签发及合同审批工作。由此可知，李伟奇下班后继续留在办公室加班。次日上午约11时，李伟奇被同事发现其吊在健身器材上无反应，后经医护人员到达现场确认其已死亡，经公安部门认定，李伟奇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证实李伟奇下班后继续在办公室加班，但加班至何时无法查实，李伟奇的死亡时间亦无法查实。根据北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作出的《关于李伟奇死亡的情况说明》、冯艳、王根儒提交的《北海市中医医院CT检查报告书》及证人钟某的证言，李伟奇患有腰椎间疾病，其在办公期间有使用办公室内健身器材进行锻炼及牵引关节的习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其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既包括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导致的事故伤害，也包括在工作过程中职工临时解决合理必需的生理需要时由于本单位不安全因素造成的意外伤害。本案中，李伟奇在办公室内的健身器材上死亡，不属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导致的事故伤亡。且该健身器材是李伟奇个人购买的私人物品，其在办公室内私人所有的健身器材上死亡，亦不属于在工作过程中职工临时解决合理必需的生理需要时由于本单位不安全因素造成的意外事故。此外，现有证据亦无法证实李伟奇的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的情形。综上，被告作出的南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冯艳、王根儒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冯艳、王根儒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否认李伟奇的死亡在工作时间内是错误的，本案中有诸多证据均可证明李伟奇在死亡时处于持续加班的工作状态。2018年8月31日下午，按照以往，李伟奇应该在下班后离开北海返回南宁的家中。由于第二日上午要去校园参加营销活动，李伟奇当日17点40分结束营销动员会议后并未离开，而是回到办公室与同事钟某谈论工作相关事宜直至19点30分左右。钟某离开后，李伟奇继续留在办公室加班。根据电信广西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李伟奇在当晚18点55分、19点15分分别处理了会议纪要签发及合同审批工作，此后并没有退出电信办公0A系统。另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死亡现场照片显示，李伟奇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处于开机状态，在该笔记本电脑下，还有一张未完成的工作手稿。以上证据可证实，李伟奇的工作处于尚未完结并且还要继续的状态。虽然李伟奇确切的死亡时间无法查实，但结合上述证据，足以说明李伟奇在死亡之前，没有离开办公室，也没有结束工作。再者，职工在工作间隙、办公场所内进行短暂的、必要的休整，应视为工作时间的一部分。职工因长时间持续工作所进行的短暂休整，这与完全脱离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下班休息不同，应视为工作时间的一部分。本案中，对于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李伟奇而言，更需要在工作的间隙适当休整，进行拉伸舒缓，以便继续工作。李伟奇在工作过程中的间歇放松和休整不应当与工作时间断然割裂，理应视为工作时间的一部分。二、一审法院认为李伟奇在健身器材上死亡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系对事实认定和法律理解的偏差。首先，李伟奇从2013年就被诊断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系长期工作积劳成疾所致。为缓解病痛，需适时进行颈椎以及腰椎的拉伸舒缓。因此，李伟奇在办公桌旁设置了一台用于腰椎牵引的器材。这是为了及时舒缓疼痛以便继续工作，属于李伟奇工作过程中的辅助工具，与平常他人用于强身健体或娱乐的器材不能相提并论。虽然该器械为李伟奇个人购买，但其已放置并使用多时，期间用人单位从未制止、反对或提出过任何异议。第二，李伟奇的死亡与其超负荷工作且没有适当休息有关。李伟奇平时工作认真负责，长时间加班工作已成为常态，导致颈椎、腰椎都有不同程度的病症。当晚，李伟奇在结束会议之后，并没有片刻休息，而是继续工作，对于腰椎长期病痛的李伟奇来说，身体已吃不消。而他为了继续完成工作，只能借助器材进行必要的休整，缓解病痛。从正常的成年男人的角度来说，在办公室牵引关节是不可能会引发意外死亡的，只有因劳累过度引起身体机能衰弱才可能会引发这样严重的后果。不能因此认定这是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结合以上事实，李伟奇的意外死亡系在加班处理工作事务过程中发生的，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工伤认定情形，以及第十五条第一项视同工伤认定情形。三、南宁市人社局在没有充分调查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导致错误的认定，应予以撤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南宁市人社局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南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4号）之前，没有到公安机关查阅《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死亡现场照片，没有向李伟奇生前接触的最后一人钟某进行调查询问，更没有向电信广西分公司调取李伟奇笔记本电脑工作记录以及其他工作记录，仅凭李伟奇的办公室台式电脑没有文件修改日志就片面认定李伟奇在当天18点以后没有进行工作以及没有在工作岗位上，过于草率和片面。事实上，从一审庭审时法院调取的证据来看，李伟奇在18点下班后仍留在办公室继续加班直至死亡前一刻。然而，上述证据在南宁市人社局作出决定书前就已经存在，南宁市人社局应当调取却没有调取。由此，南宁市人社局在没有对本案事实进行充分调查及了解的情形下就认定李伟奇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李伟奇的意外死亡应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过于机械和片面，由此导致错误的判决。因此特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南宁铁路运输法院（2019)桂7102行初115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撤销南宁市人社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认定书》（南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4号）；3、依法认定李伟奇的死亡属于工伤；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南宁市人社局承担。 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答辩称，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南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2018年9月30日，电信广西分公司向南宁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要求认定其员工李伟奇为工伤，经补正后递交了工伤认定的相关材料。南宁市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法受理了其工伤认定申请。经南宁市人社局调查后查明，电信广西分公司于2012年8月2日与李伟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安排李伟奇从事通讯及相关的工作，李伟奇担任电信北海分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8月31日17时50分左右，李伟奇参加完会议后返回其办公室。次日上午约11时，其同事发现其吊死在健身器材上无反应，急呼120抢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医护人员闻讯到达现场后确认其已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停止。南宁市人社局依法向公安部门调取材料，因工伤认定需要公安部门的结论为依据，南宁市人社局依法作出中止工伤认定决定，在北海市公安局回函后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北海市刑侦支队称“基本排除李伟奇的死亡系他杀及自杀的可能，倾向于意外死亡”。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工伤认定调查笔录》、李伟奇办公室照片、电脑使用记录、院前急救病历、《关于李伟奇死亡的情况说明》、《关于协助调查李伟奇工伤认定案件的复函》、《中止认定通知书》、出警经过、《关于李伟奇死亡情况的说明》等证实。据此，李伟奇在办公室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时意外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南宁市人社局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据此，南宁市人社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南人社工伤认字〔2019〕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冯艳、王根儒主张李伟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事发时李伟奇并非在工作。根据电信广西分公司报送的补充材料2018年8月31日下班的电脑使用记录载明“2018年8月31日下午18时后李伟奇的办公室电脑行为日志没有发现其办公电脑有文件修改日志”，同时李伟奇从走上健身器械的那刻起，就说明其已经不是在上班时间，且是从事与上班无关的工作。其次，李伟奇意外身亡时并非在工作岗位上。李伟奇是缢死在健身器材上，健身器材上不是工作岗位。他的职位是电信公司广西分公司的电信北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工作内容应是处理与通信有关的工作，但李伟奇当时所做的事情与工作无关，其所做的事情也非单位指派，因此李伟奇不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的情形。（二）冯艳、王根儒认为南宁市人社局没有进行调查就作出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是“可以”不是“必须”。李伟奇的工作状况有电信广西分公司的补充书面材料证实，更重要的是李伟奇是在自己所购买的健身器材上死亡，被发现时的状态是用长袖外套的袖子绑结形成的圈套，脖子挂在圈套中呈直立状态。对于公安部门的不同表述，南宁市人社局还发函进行核实，并对电信广西分公司北海分公司的总经理陈健毅、办公室管理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做调查笔录，故南宁市人社局已经进行充分调查。综上所述，冯艳、王根儒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第三人电信广西分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 二审期间，冯艳、王根儒、南宁市人社局、电信广西分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李伟奇的死亡时间无法查实，其受伤时间是否在工作时间，无直接证据证明。关于“因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职工系因从事本职工作而受伤。本案中，李伟奇是在办公室内其个人购买的健身器材上死亡，经公安部门认定倾向于意外死亡，与其从事本职工作并无直接关联性，因此其死亡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实李伟奇的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的情形。因此，南宁市人社局根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南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对该决定书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冯艳、王根儒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冯艳、王根儒（冯艳、王根儒已缴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 妙 审 判 员  彭 博 审 判 员  韦圆圆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谢 瑜 书 记 员  黄泽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3）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4）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