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7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琪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 法定代表人：吴建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鼎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 法定代表人：张益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志学，江苏联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露露，江苏联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肥琪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琪迅公司）与被上诉人南通鼎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9）苏0623民初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琪迅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623民初5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琪迅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鼎峰公司货款50000元。(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为4737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和2014年10月23日三笔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三笔货款对应三份独立的《购销合同》，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和2014年10月23日三笔货款均是独立的、应当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至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时早已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法定诉讼时效。2.上诉人认为，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及基本事实，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和2014年10月23日三笔货款显然均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支持一审判决认为上述三笔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上明显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未依法对上诉人持有异议的2016年12月5日的43800元货款相关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直接认为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认定该笔业务发生的事实存在，不具有客观公正性，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与2015年7月5日和2017年1月10日两笔交易相关的包括购销合同、解货单、聊天记录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明确表示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该两笔交易，请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1)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电子数据“QQ聊天记录”系截图打印件，被上诉人应当在法庭上使用电子设备等原始载体，借助互联网登录相应软件展示电子证据内容，与提交的固定电子证据形成的图片、音频、视频进行核对，以证明QQ聊天记录的内容真实、完整、无删减添加和篡改，一审法院当庭亦向被上诉人提出该要求，但被上诉人一直未能提供核对，且无正当理由。故该电子数据“QQ聊天记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依法不应采信。(2)2017年1月10日《购销合同》的抬头及“需方”均为“安徽琪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名称不一致，且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该名称；两份《购销合同》“备注”栏明确约定“本合同未经供需双方盖章无效”。因此，该购销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应当不予采信。(3)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月10日的解货单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其抬头为“南通益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解货单上签名的万元华系上诉人指定的收货人，上诉人实际收到了被上诉人交付的43800元货物。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称万元华“负责送货，就是从南通送到合肥，”明显与双方的交易流程不符，双方实际完成的交易情况是：上诉人根据境外客户的需求，与被上诉人就购销货物的品名、数量、价格等达成一致并签订合同，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安排托运，将货物直接发给境外客户，不可能要求被上诉人将43800元的出口货物从南通运至合肥交给上诉人。(4)被上诉人直至起诉也未向上诉人开具2017年1月10日的43800元货款的发票，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2.一审判决在未对上述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提出异议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在判决书中阐明是否采纳的理由的情况下，即直接认定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实该笔业务发生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 鼎峰公司辩称：第一，首先根据双方的业务往来，从2011年至2017年，双方通过书面或者网络方式订立合同发生了健身器材及配件的业务往来，从2013年11月12日至2015年11月18日，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53份，总额是2128996.12元。上诉人分16次付款2078996.12元。上诉人付款并不是逐笔付款，而是整体付款，因此一审认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具有整体性、难以分割的特性是正确的，且上诉人实际上在2017年也付过款。其次，关于诉讼时效两年、三年的问题，已有相关规定，从2017年2月开始计算时效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第二，关于2016年12月5日也就是2017年1月10日送货的那一笔货款43800元，一审认为对2016年12月5日的货款43800元根据解货单、聊天记录、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南通仓库、2017年1月10日不是被上诉人送货，结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聊天记录证据，形成了证据锁链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不具有客观公正性，认定事实错误毫无道理。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四个方面的证据，第一是2016年12月5日的合同约定，货款为43800元；第二，2017年1月5日至1月8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张总进行聊天的记录，上面写得很清楚，聊天记录都有图片，而且当庭进行了核对；第三，提供了送货地点、电话号码；第四，解货单上有万元华签字，开庭以后被上诉人到南通找了万元华，万元华写了证明，这是庭后取得的证据，联系其过来，其没说过来也没说不过来。综上被上诉人认为43800元这笔业务，一审认定并没有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鼎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货款152206.61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鼎峰公司陈述起诉状陈述的内容有误，双方累计发生了多次往来，时间是2013年11月30日至2017年1月10日，货款总计二百余万元，且2014年12月13日161626.67元这一笔款项已经支付，实际主张的欠款金额为14057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鼎峰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健身器材、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琪迅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体育用品、工艺品、电子产品、包装制品销售及咨询服务。 2013年至2017年期间，鼎峰公司与琪迅公司通过书面或网络方式订立合同，发生健身器材及配件的买卖业务，鼎峰公司向琪迅公司供应产品，开具增值税发票，琪迅公司支付货款。自2013年11月12日至2015年11月18日期间，鼎峰公司累计向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十余份，总金额2128996.12元，琪迅公司自2014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16次向鼎峰公司给付货款合计2078996.12元，对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款，琪迅公司尚欠50000元未支付。 除上述已经开票的业务外，双方还存在三笔样品业务往来，分别是：2013年9月12日金额560元，2014年9月23日金额2110元，2014年10月23日金额900元。 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进行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鼎峰公司与琪迅公司发生买卖健身器材及配件的业务往来，双方就此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1.琪迅公司结欠的货款数额；2.鼎峰公司主张的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3日货款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结欠货款数额问题。鼎峰公司主张的货款140570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已经开具发票尚未付款的50000元，二是三份样品买卖合计3570元（560元+2110元+900元），三是2015年6月12日的43200元，四是2016年12月5日的43800元。1.对于已经开具发票尚未付款的50000元，双方对该数额均无争议。琪迅公司辩称系因鼎峰公司的违约行为而未付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2.对于金额为3570元三份样品买卖，鼎峰公司提供了合同，琪迅公司对收货的事实无争议，对此亦予以确认。3.对于2015年6月12日的43200元，鼎峰公司仅提供了打印的2015年6月12日金额为43200元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上无双方任何签名及印章，鼎峰公司也未能提供供货的相关证据，故对该证据难以采信，对该部分货款不予支持。4.对于2016年12月5日的43800元，根据鼎峰公司提供的合同、解货单、聊天记录，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南通仓库，鼎峰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送货，结合鼎峰公司与琪迅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的聊天记录，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锁链，能够证实该笔业务发生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该43800元予以支持。综上，法院确认琪迅公司结欠的货款金额为97370元。 第二，关于鼎峰公司主张的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3日货款有无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虽鼎峰公司提供的合同中约定了付款的具体时间，但实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订多份买卖合同，分数十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琪迅公司亦分多次进行付款，且付款并不与发货、开票一一对应，故本案双方买卖合同履行为滚动支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具有整体性和难以分割特效，不应将该三笔货款单独对待，应当与整体货款结合起来看待，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琪迅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7年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三笔货款鼎峰公司起诉诉讼时效并未超过。 据此，一审判决：一、琪迅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鼎峰公司货款97370元。二、驳回鼎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4元，保全费1270元，合计4614元，由鼎峰负担1200元，由琪迅公司负担3414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万元华出具的证明、万元华的名片，并申请证人李某,4出庭作证，证明对于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43800元货物已完成交付义务。 琪迅公司质证认为：对万元华出具的证明、万元华的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名片很随意就能制作，上面写的万先生，姓名不详。万元华出具的证明是打印件，上面内容应该是被上诉人单方打印然后由万元华签名，具体是否本人签字也无法确认，手写的身份证号码也没有身份证原件用于比对，真实性不清楚，手写的两行字的表述也是含糊不详，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证据形式属于证人证言，万元华应当出庭接受双方质询及法庭提问，但该证人无正当理由并未到庭接受质询，故该份证明作为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不予采信。对于李某,4的证言，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在本案显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提交该证据，但在二审采用证据突袭的形式，从形式上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采信。该证人主要为被上诉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无法排除受利益因素影响按照被上诉人要求到庭为其出具有利的证人证言。该证人根本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当天案涉货物是由其负责运输并送交给万元华，解货单上也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出和该证人有关联性，如果该证人证言都能作为证据采信，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找其他驾驶员到庭作证说该货物由其运输。 本院对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问题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双方签订的多份合同中，均约定合同未经供需双方盖章无效，但其中有部分合同实际上未经供需双方盖章却已实际履行。多份合同中，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南通港口，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南通仓库，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上海仓库，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工厂交货，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需方指定地点交货。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催要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60件货物。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3日货款有无超过诉讼时效？2.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43800元货款是否属实？ 本院认为，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3日货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于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43800元货物，被上诉人已履行交付义务，上诉人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认为，2013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3日的合同系独立合同，双方之间各合同分别结算，不存在难以分割的情形，应当单独计算诉讼时效，但其未能提供证明一一对应结算货款的相关证据。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本案中虽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中约定了付款的具体时间，但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签订多份买卖合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十余次，上诉人亦分16次进行付款，显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付款与发货、开票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双方买卖合同履行为滚动支付，债权债务具有整体性且难以分割，当然不应将该三笔货款单独认定，一审认为应当将整体货款结合看待，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7年1月6日，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该三笔货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关于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43800元货款是否属实的问题。依照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这一规定是我国民事诉讼关于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规则”。所谓高度盖然性规则，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到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就是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相关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2016年12月5日的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南通仓库）、解货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催要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60件货物，如果被上诉人没有交付，按照常理，上诉人应当继续催要，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继续催要货物的证据），并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综合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锁链，能够证实该笔业务发生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上诉人认为抬头及需方均为“安徽琪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名称不一致，且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该名称，对此，因本案中不存在被上诉人与“安徽琪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发生业务，故被上诉人称此系笔误符合常理。上诉人认为合同备注栏明确约定“本合同未经供需双方盖章无效”，对此，双方签订的多份合同中，均约定合同未经供需双方盖章无效，但其中有部分合同实际上未经供需双方盖章却已实际履行。上诉人认为双方实际完成的交易情况是上诉人根据境外客户的需求，与被上诉人就购销货物的品名、数量、价格等达成一致并签订合同，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安排托运，将货物直接发给境外客户，不可能要求被上诉人将43800元的出口货物从南通运至合肥交给上诉人，对此，双方签订的多份合同中，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南通港口，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南通仓库，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上海仓库，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工厂交货，有的约定交货地点为需方指定地点交货，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单一交货模式。综上，上诉人的反驳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通过对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的审查，并结合双方交易方式以及交易环节中的相关情况，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2016年12月5日合同项下的43800元货物的交付义务，上诉人应承担给付该笔货款的责任。 综上，上诉人琪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5元，由上诉人合肥琪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志刚 审判员  戴志霞 审判员  陈 卓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