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普格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248民初29号 原告：柴彪，男，出生于1969年11月2日，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城镇居民，现住云南省宣威市。 委托代理人：张明乐，云南乐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沐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沐川县沐溪镇城北路4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9740034433T。 法定代表人：胡正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云峰，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任培华，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甘增敏（以下简称甘），男，出生于1969年6月16日，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村民，现住云南省宣威市。 第三人：陈定能（以下简称陈），男，出生于1970年12月28日，汉族，四川省宁南县人，村民，现住宁南县。 第三人：魏成权（以下简称魏），男，出生于1965年4月28日，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城镇居民，现住云南省宣威市。 原告柴彪诉被告沐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沐川公司)、第三人甘增敏、陈定能、魏成权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柴彪及其诉讼代理人、被告沐川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第三人甘增敏、陈定能、魏成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柴彪诉称：被告沐川公司于2014年12月收到普格县XW05普三公路普格段县乡道路改造工程的《中标通知书》，于2015年3月17日与发包人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签订了建设施工《合同协议书》，由被告沐川公司授权甘增敏等人组建了普格县XW05普三公路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沐川公司项目部）。我经确认沐川公司中标这一事实后，与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及沐川公司负责人陈定能协商一致，由我负责组织民工为该工程进行施工。随后我向沐川公司提供工程履约保证金3，000，000.00元和民工工资保证金500，000.00元，共计3，500，000.00元的保证金（以下统称保证金）。我同意被告沐川公司的要求，并于2014年12月26日与被告沐川公司项目部签订了《劳务施工承包合同》。自合同签订后，我分别向沐川公司项目部指定的账户先后存入保证金3，150，000.00元（其中有35，000.00元现金是交到陈定能手上）。而上述两部门所收取的两项保证金仅为2，500，000.00元（其中普格县公路管理局收取2，000，000.00元、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收取500，000.00元），至此我也未交付剩余的保证金350，000.00元，沐川公司项目部也未继续追要。在签订合同和交付保证金后，我于2015年2月26日组织人员准备进场施工，由于发包人存在诸多原因，导致工程一直不能如期开工，延期到2015年9月10日才正式进场施工。在工程施工期间由于发包方未能与沿途村民协调好关系导致工期多次停工，并且发包方和沐川公司未按约定期限给予工程计量和拨付工程进度款，致使原告资金断裂，拖欠民工工资长达数月。我于2017年5月向沐川公司项目部反映要求停工，沐川公司项目部也向发包人提出停工要求，但未获得发包人同意。在我的多次要求下，于2017年7月30日对该工程量进行了结算。经结算认定我方劳务费为4，206，784.65元。由于被告一直未支付我任何费用，我迫于2017年9月2日正式停工，等待被告协调处理后再行复工。结果沐川公司不但不积极配合我解决问题，反而更换项目负责人重新组织施工队伍继续施工，对前期遗留的问题不闻不问，以实际行为单方擅自终止与我签订的《劳务施工承包合同》。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曾于2018年1月10日向贵院提起诉讼，经贵院审理后，依法作出了（2018）川3428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因被告沐川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该二审法院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具的受案回执载明：“沐川建筑公司报称的甘增敏等人职务侵占一案，已经受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甘增敏在案涉工程中的行为已经被公安机关纳入侦查范围并正在处理过程中”为由，以（2018）川34民终122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贵院一审判决，并驳回我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经公安机关受理调查后，于2018年12月18日依法作出了：“甘增敏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的决定”。因前诉裁决生效后又发生了新的事实，现再次起诉到贵院，请求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被告沐川公司辩称：一、本案已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且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原裁定应当申请再审，原告柴彪再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当驳回。二、本案应以沐川公司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目前刑事自诉案件尚未审结，即便普格县人民法院再次审理了原告柴彪本应申请再审的民事案件，依法也应当中止审理。三、沐川公司与陈定能之间是工程挂靠关系，陈定能并非公司工作人员，在本案中，陈定能系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方主体。四、柴彪以项目负责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和办理事务，是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五、沐川公司作为名义中标人，按惯例没有插手项目管理，柴彪与甘增敏等人实施的行为均是实际施工人才会实施的，柴彪即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六、甘增敏不是沐川公司员工，而是柴彪的聘用人员，其根本无权代表沐川公司与柴彪签订合同或进行结算。七、《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及《工程结算单》均是柴彪与甘增敏利用其掌握的项目印章伪造的。八、柴彪及其指定的收款人已经超额领取了工程款。九、柴彪从未向沐川公司缴纳过保证金，无权要求退还，柴彪主张的保证金种类和金额也反映出其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十、柴彪个人银行卡用于项目部收支明显不合理。十一、柴彪无权主张律师代理服务费。 第三人甘增敏述称：2014年11月，经人介绍找到自称是沐川公司工作人员的陈定能，我、柴彪、陈定能三人协商由柴彪负责劳务施工的工作，陈定能负责拨款、转款等财务方面的工作，我负责技术工作。当时陈定能在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工地的经济，我在该项目部负责施工管理、技术方面的工作。关于缴纳保证金的问题是由我、陈定能、柴彪三人协商后，由柴彪垫付的履约保证金，发包人普格县公路管理局打款（工程款）给沐川公司，沐川公司又打款给陈定能，陈定能又打款给柴彪，因此，柴彪名下的农业银行卡一直由沐川公司项目部保管使用。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共计拨付工程款20，210，000.00元给沐川公司，沐川公司又拨给我们14，000，000.00元，其中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直接拨付工程款1，840，000.00元给沐川公司项目部（此款项是含在总工程款中的）。沐川公司项目部公章是制作完成后由陈定能在普格县五道箐交给我的。2014年12月26日我们进场进行复测，沐川公司当时出具了委托书，委托我为项目负责人。复测后组建项目部，2015年2月机器设备进场，我们把劳务、机器、砂石、路面铺装分包出去。 第三人陈定能述称：一、我从沐川公司转包案涉工程后，经范开阔介绍将将工程整体转包给柴彪，柴彪是项目的前期实际施工人，但柴彪仅作了部分工程后就中途退出了项目的施工。2014年12月，我与沐川公司凉山分公司协商，约定由我借用沐川公司资质中标普格县XW05普三公路普格段县乡道路改造工程并作为实际施工人负责项目的全部施工。2015年3月17日，沐川公司与发包人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签订了建设施工《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我具体负责项目的整体运作事宜，沐川公司凉山分公司为我的工作提供协助并向我收取管理费用。在完成了一定工作量后，沐川公司与我签订了《内部承担协议书》。在施工过程中，经中间人范开阔介绍，我又将项目整体转包给了柴彪（中间人范开阔向柴彪收取了中介费）。柴彪只作了部分工程，就以资金周转问题单方面停工，并退出了项目施工，我只有继续接收剩余工程继续施工。 第三人魏成权述称：2015年3月，柴彪把我介绍给甘增敏处，从事财务工作，同时负责采购工作，我在工作中听从甘增敏、陈定能的安排。该项目停工时，我把所有账本、凭证移交给了甘增敏。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柴彪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协议书（均为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普三公路”改造工程由沐川公司承包并施工。 被告（代）：无异议。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授权委托书》两份（2015年3月11日、2015年11月6日沐川公司授权甘增敏作为项目负责人），证明案涉工程项目部一开始是由沐川公司进行组建，并授权甘增敏为项目部负责人。 被告（代）：针对2015年3月11日的《授权委托书》由于是复印件，没有原件在卷佐证，无法识别真伪，故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对2015年11月6日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要说明一点是沐川公司应陈定能的要求出具给甘增敏，目的是接洽项目技术事宜，并认定甘增敏为施工员，便于开展工作。该《授权委托书》是陈定能在沐川公司分公司工作人员处办理的，也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与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沐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2016年1月26日）一份，证明陈定能与被告沐川公司是内部管理关系。 被告（代）：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该《协议书》是一份挂靠协议，即陈定能与被告沐川公司是挂靠关系。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XW05普三公路普格段县乡道路改造工程业主文件回执单》、《XW05普三公路普格段县乡道路改造工程合同进度款拨款申请》各一份。证明沐川公司承包该项目后，设立了项目部、制作了项目部公章，并使用该公章代表沐川公司与业主单位进行业务往来。 被告（代）：对设立项目部、制作公章无异议，由于《业主文件回执单》、《合同进度款拨款申请》均是复印件，无法证明事实真相，故不予认可。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合同进度款拨款申请》有原件是事实，予以认可。对《业主文件回执单》无异议，但项目部是柴彪组建，而不是沐川公司组建。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劳务施工承包合同》（2014年12月26日）一份。证明柴彪是同沐川公司项目部签订了该合同，由柴彪组织民工对该项目进行施工，并对交纳保证金、劳务施工的价款分别进行了约定。 被告（代）：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合同不是真实的。2014年12月26日，沐川公司还未取得该项目施工资格，与业主单位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3月17日，并且项目部公章是2015年8月才制作完成交给甘增敏保管使用的。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与被告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六组证据：1、银行转款单据（6份）。证明柴彪及其妻子通过银行给陈定能转账3，150，000.00元用于支付合同履约保证金及民工工资保证金（含柴彪现金支付给陈定能的35，000.00元现金）。2、结婚证壹本。证明二人是夫妻关系，柴彪委托其妻子向陈定能转款。3、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缴纳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陈定能于2015年1月29日以沐川公司名义缴纳了民工工资保证金500,000.00元；2015年1月22日陈定能向沐川公司转款2，000,000.00元用于缴纳工程履约保证金，2015年1月26日沐川公司向业主单位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000.00元。4、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证明陈定能向沐川公司转款2，000,000.00元，沐川公司又向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转款2，000,000.00元。被告（代）：1、对原告妻子向陈定能转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恰恰证明是与陈定能个人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而非沐川公司。两项保证金共计2，500，000.00元，但原告柴彪却向陈定能转款3，150，000.00元，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系，公司不清楚，也与公司无关。3、对原告出具的结婚证无异议。4、原告柴彪如果只是劳务分包人，其只需要缴纳民工工资保证金，2，0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是实际施工人才有资格缴纳的。中标项目的工程量造价是6，000，000.00元，而原告柴彪自称缴纳了3，500，000.00元，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行业规律。对柴彪交给陈定能35，000.00万元现金的事实，我公司不予认可。5、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出具给沐川公司履约保证金收据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7日，而沐川公司转款给普格县公路管理局2，0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的时间是2015年1月26日，这两个时间不符，与柴彪转给陈定能的款项无关，是我公司自己缴纳的。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我的确以个人名义收取了柴彪3，150，000.00元的保证金，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七组证据：《项目开工令》、《停工通知》各一份。证明此项目开工时间是2015年9月10日，停工时间是2017年5月10日，正式停工时间是2017年9月2日。 被告（代）：对《项目开工令》无异议，对《停工通知》有异议，因为是原告的单方行为，是原告用项目部公章私自制作的，我们不予认可。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对《项目开工令》无异议，《停工通知》不清楚。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八组证据：《工程计量表汇编》（7、8两期）、工程量清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在施工期间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该工程量是经过项目部、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和该局现场工程师、该工程监理部门等多家单位现场验收的实际施工量。 被告（代）：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工程量与原告无关，是被告沐川公司完成的工程量。工程量的结算应该是原告与被告进行确认，所以该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与被告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九组证据：《工程结算单》一份。证明原告柴彪在承包劳务施工期间承担的劳务款等总结算。工程量的依据就是第八组证据中的实际工程量和部分未进行计量，但这是项目部与原告柴彪共同认可的计量。备注栏“实际施工完成尚未签证：第3项、第4项更改为第4、项、第5项”，该工程总劳务费是6，536，190.65元，已支付劳务费2，329，406.00元，还尚欠劳务费4，206，784.65元。 被告（代）：对该组证据的性质与劳务施工合同一样，因为项目部公章是在原告柴彪控制之下，甘增敏是原告柴彪的聘用人员，该结算单是原告柴彪自导自演制作的一个虚假证据严重不符合事实，该结算单据载明原告柴彪只收到工程款2，329，406.00元，但我们有证据证明原告柴彪在该工程中仅个人就收到了高达10，000，000.00余元的工程款，还不包含甘增敏收到的工程款。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结算单据恰恰是原告柴彪与甘增敏的犯罪证据。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陈定能，即便要结算，也应当由陈定能签字进行结算。涉及到原告柴彪完成的工程量是远远达不到该结算单据上的工程量，而且还有原告柴彪退场后其他劳务班组参与的施工。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与被告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十组证据：1、2018年6月8日普格县人民法院民庭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6个问题“原、被告双方确认陈定能通过两张银行卡（尾号分别为775、014）转到原告柴彪名下银行卡共计19笔款项，金额是8，283，039.30元”。2、《工程款明细表》。3、甘增敏提供的资金收支明细（2015年—2017年），载明项目部收到陈定能、宋平的转款，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的转款及借款，舒永高的借款，总金额是17，704，231.00元，支出金额是17，694，384.82元，剩余金额是9，846.18元。证明收到的工程款几乎由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转给沐川公司，沐川公司转给陈定能，陈定能转给柴彪和魏成权，这些转款时间相互对应，资金全部用于整个公路的施工建设，不可能全部是支付给柴彪的劳务费。该项目的工程监理部门认定该工程总造价已经达到25，000，000.00余元，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作为业主方按80%拨付工程款，已经拨付到沐川公司的工程进度款是20，200，000.00元，但通过陈定能与宋平转到该项目部的金额仅为17，700，000.00余元。整个项目部用17，700，000.00余元资金完成了25，000，000.00余元的工程，充分说明被告声称原告柴彪多领取几百万元工程款且构成犯罪的事实，是被告的谎言。 被告（代）：1、对2018年6月8日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可，对笔录中的总金额提出异议，应以银行流水为准。2、《工程款明细表》是甘增敏和魏成权制作的，该明细表中收入部分仅是工程款其中一部分，并不完整、支出部分是虚假的，原告柴彪收到的工程款资金大于这个数字。原告柴彪称自己仅是劳务分包人，沐川公司的账户与他没关系，也无权过问这个事情的。从原告柴彪自己陈述转款流程说明原告柴彪是从陈定能手上转包的工程，陈定能才会向原告柴彪支付相应的工程款，而魏成权是柴彪指定的收款人，魏成权出具的收条上均有备注“代柴彪收取”。原告柴彪个人银行卡收到的工程资金远大于其该得的劳务费总额，该明细表推翻了原告柴彪与甘增敏联手炮制的《工程结算单》。原告柴彪个人银行卡上的金额不可能全部用于该工程项目的开支，该明细表恰恰证明原告柴彪所谓劳务费用的领取早已超过几百万元。原告柴彪提供的表格遗漏了甘增敏与柴彪共同签字从业主单位借支的材料款2，001，000.00元、遗漏了陈定能于2015年6月4日向原告柴彪两笔转款共计1，500，000.00元、遗漏了2016年5月21日柴彪以现金方式领取的资金1，192，585.00元、遗漏了业主单位直接转到原告柴彪账户上的1，902，063.00元。 第三人（甘）：《资金收支明细表》中普格县公路管理局打入我个人账户上的零星借款资金是1，200，000.00元而不是1，300，000.00元，已用于工程施工建设，其中有200，000.00元是我个人设计费的报酬。对《工程款明细表》无异议。 第三人（陈）：与被告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十一组证据：普格县人民法院（2018）川3428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34民终1225号民事裁定书（二审）、普格县公安局普公（刑）不立字［2018］7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各一份。证明普格县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甘增敏等人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因此原告柴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重复诉讼。 被告（代）：1、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34民终1225号民事裁定书是生效的二审法律文书，同一个案件在二审法院出具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况下，原告不服应申请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该案不应再次由一审法院受理，在程序上有问题。2、普格县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我方申请了复核，复核结果尚未出来，原告便又到法院起诉。我方又进行了刑事自诉，在刑事自诉结果尚未出来时，本案再次进行审理，确实不当。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不清楚。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十二组证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手续费客户回执、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各一份。证明2015年4月柴彪和陈定能之间有另一个共同招投标的合作意向，柴彪邀约其朋友向陈定能转款共计3，000，000.00元，作为其他项目招投标资金，因其他项目流标，陈定能退还给柴彪2，000，000.00元，至今还有1，000，000.00元没有归还。 被告（代）：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柴彪与陈定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 第三人（甘）：不清楚。 第三人（陈）：与被告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不清楚。 第十三组证据：甘增敏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2017年7月30日）。证明原告柴彪与甘增敏签订劳务合同的详细经过及其具体情况。 被告（代）：该证据属于第三人陈述，内容我们不予认可，且从原告举证的目的及甘增敏陈述中看出，项目部公章是2015年8月才制作完成后，盖在2014年形成的协议上，可见甘增敏在滥用公章，请求法庭对加盖项目部公章的所有证据均不予采信。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与被告沐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十四组证据：（2018）20号案件中普格县人民法院依职权在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调取的沐川公司授权给甘增敏16份授权委托书（含介绍信）。证明甘增敏是沐川公司和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认可的项目负责人。 被告（代）：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甘增敏是项目负责人，沐川公司给甘增敏出具授权委托书只是让其替沐川公司办事情。介绍信盖有沐川公司公章，由陈定能拿给甘增敏，委托其去办事。委托书盖有项目部公章，该公章本身就在柴彪的控制中，恰恰证明甘增敏是受柴彪的委托去办事。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盖有沐川公司的章无异议，但甘增敏不是项目部负责人。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十五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证明本案收取律师费用的依据。 被告（代）：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魏）：无异议。 被告沐川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凉山日报》登报声明一份（复印件）。由于无法收回项目部公章，为了限制原告等人滥用项目部公章，于2016年10月14日，在该报登报声明沐川公司项目部公章遗失，此后再使用该公章的行为均是无效行为。 原告（代）：对该份证据质证意见：1、登报声明的程序不合法。2、被告声称为了限制原告滥用项目部公章而登报进行遗失的说法是虚假的，若不能收回，应登报作废。3、项目部公章即便在登报遗失后，在陈定能协助下一直由甘增敏使用，同时也证明被告方多次说项目部公章处于柴彪控制下是毫无依据的。 第三人（甘）：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二组证据：陈定能的农业银行卡转款凭证。证明转包人陈定能向实际施工人柴彪及其指定收款人魏成权支付超过10，000，000.00元的工程款。陈定能是项目部负责人，其代表项目部向柴彪等人进行转款。 原告（代）：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与（2018）川3428民初20号案件中2018年6月8日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一致，共计19笔转款。陈定能向柴彪转款（两笔750，000.00元，共计1，500，000.00元）是普格县城北教育园区工程未中标而退给柴彪的保证金，在该工程上柴彪先行给陈定能转款3，000，000.00元，与本案无关。在该《询问笔录》中柴彪与陈定能已经认可这1，500，000.00元与本案无关。针对1，192，585.00元的《收条》是有两张，但属于同一笔钱重复由柴彪和魏成权出具给陈定能的。 第三人（甘）：不清楚。 第三人（陈）：是有两份收条，但为同一笔钱，是打给他买机器设备的。 第三人（魏）：不清楚。 第三组证据：《情况说明》三份。证明原告不是简单的劳务承包人应是实际施工人。 原告（代）：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形式不合法，是复印件不是原件，内容不真实。与柴彪及本案无直接关系。本案属于劳务纠纷，而不是机械方面的纠纷。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四组证据：银行转账凭证、顾发辉、徐顺勇出具的《证明》两份、甘增敏与魏成权出具的领条、收据等（原一审卷正本证据卷53页-129页、132页、134页-252页）。证明：沐川公司已经向柴彪退还全部保证金，超额支付了工程进度款，柴彪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证明目的与原一审证明目的一致）。 原告（代）：与原一审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甘）：与原一审质证意见一致，107页、108页两页的《收据》不是我出具的，即金额1，560，000.00元和金额30，000.00元《收据》中的签名不是我出具。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甘增敏质证意见一致。2016年5月22日的《收条》是我本人出具的，当时是陈定能让我这样写的。 以下是被告沐川公司向本院提供的新证据： 第五组证据：沐川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份、陈定能领款《收据》9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3张、《委托书》一份。证明陈定能与沐川公司是挂靠行为，陈定能不能代表沐川公司。 原告（代）：1、对《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是被告在工程开工后才补齐的。2、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被告沐川公司与陈定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请求法庭要求被告沐川公司具体明确表述。3、对《收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沐川公司与陈定能之间的流动金额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甘）：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六组证据：柴彪及其指定收款人甘增敏、魏成权、高药从陈定能处领取工程款的《收据》。证明柴彪是从陈定能处转包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甘增敏、魏成权是其雇佣人员。 原告（代）：从该证据中看不出谁是实际施工人，看不出谁是项目负责人。陈定能与甘增敏共同负责该项目，陈定能直接负责管理，柴彪从陈定能处领取民工工资恰恰印证了柴彪是劳务分包人。 第三人（甘）：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七组证据：（2018）川34民终1225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1、案涉项目是陈定能转包给柴彪。2、甘增敏从未与沐川公司有过直接接触，并不是沐川公司工作人员，更非项目负责人。其持有的授权委托书以及项目部公章均是处于工作需要，由陈定能向沐川公司协调后交付其使用的。3、甘增敏与柴彪向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借支的2，001，000.00元材料款，甘增敏全部交给了柴彪。 原告（代）：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方的上述主张。1、案涉项目陈定能是否转账给柴彪不是陈定能通过庭审中的陈述就能证明。2、甘增敏是否是沐川公司的人，有没有与沐川公司的人接触，不是甘增敏能否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依据，而应通过事实和法律认定，不能谁说是就是，谁说不是就不是。陈定能和沐川公司在2018年一审庭审和二审庭审所作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3、甘增敏将钱转到柴彪账户是因为柴彪的银行卡是放在项目部使用，不能证明是给柴彪个人使用。 第三人（甘）：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向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借款2，001，000.00元，是多次借款的总金额。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八组证据：案涉工程《用电申请》、《用电申请批复》、《供用电合同》、《供用电安全管理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柴彪是以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和办理事务，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而非劳务分包人。 原告（代）：所有合同均是我签的，但是甘增敏让我去办理的，普格县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让我在代理人一栏签名。在上面签字不代表我就是项目负责人，除非被告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第三人（甘）：《用电申请》是我写的，我让柴彪代我去办理，费用是魏成权交纳的。 第三人（陈）：不清楚。 第三人（魏）：与甘增敏质证意见一致。 第九组证据：（2018）川34民终122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二审法院已经对本案作出终审裁定，且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原告应当申请再审。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08条，“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本案应当驳回原告柴彪的全部起诉。 原告（代）：这个不属于证据范围，属于辩论阶段和法律适用问题。 第三人（甘）：与原告代理人意见一致。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不清楚。 第十组证据：普格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2019）川3428刑初23号《刑事裁定书》、《刑事上诉状》EMS邮寄凭证、《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各一份。证明本案刑事自诉部份尚未审结，民事部份的审理应以刑事自诉审理结果为依据，即便本案受理了原告应当申请再审的案件，本案也应当中止审理。 原告（代）：对普格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及复核无异议。被告提起刑事自诉，尚未立案，谈何中止本案审理，不具备中止本案审理的条件。 第三人（甘）：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不清楚。 第三人甘增敏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第三人陈定能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第三人魏成权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被告沐川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特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出具的六份证据（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以沐川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向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借支钱款用于购买水泥、钢筋，从而侧面印证原告不仅是单纯的劳务承包。在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的批复中已明确原告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原告以承包人的身份确认并领取了工程款，因此原告应该是该工程的总承包人，并非劳务承包与事实不符。沐川公司对甘增敏的每次授权均有明确的授权范围及有效期限，我公司从未授权甘增敏对外有签订合同的权利，甘增敏填写的拨款申请大部分都是以项目经理欧强的名义填写的。因此，甘增敏自称是我公司项目部经理与事实不符。 原告（代）：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项目部负责人理由如下：1、以项目部名义借款，部分收条上有柴彪、甘增敏的签名是因为该款项由项目部借款后打入柴彪名下的银行卡，所以有柴彪与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的共同签名，至于打款的用途也在前次开庭中作了说明。2、关于沐川公司给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出具的转款委托书（2016年1月29日）中，有关人员在该《委托书》上的批复是柴彪为现场负责人，是单方行为，因为该款项是为解决2016年春节期间民工工资而拨付的，所以必须有柴彪的签名，柴彪的签名恰恰证明其是劳务承包人。3、上列证据中有关甘增敏的授权委托书是每一次拨付工程款的单项委托书，不能抗辩甘增敏作为项目全权负责人的事实，相反，上述授权拨款申请也证明了甘增敏是项目负责人的事实。4、有关拨款申请书中表格内写明项目负责人是欧强，是因为沐川公司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项目负责人是欧强，按照合同约定和行业规定，项目负责人是不能单方变更的，他们为了规避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的违约行为，才填写欧强的名字，但欧强从未到过施工现场，也未实施过项目管理，所以沐川公司每次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账务往来中都单独授权甘增敏。5、这组证据可以证实沐川公司项目部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的业务往来中都有甘增敏作为负责人的签名，进一步验证了甘增敏为项目部实际负责人的客观事实。 第三人（甘）：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由于项目部授权我管理工程，所以我认为工程结算也是属于工程管理的一部分工作。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第二组证据:柴彪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普格县支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时间覆盖面是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1日）证明目的：1、甘增敏与柴彪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柴彪在庭审中陈述与甘增敏没有经济往来与事实不符的。如果甘增敏是项目部经理，其就不可能转款给柴彪，也不可能从柴彪处收款。2、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柴彪庭审所述该银行卡是交到项目部，由项目部使用并保管的说法不成立，在银行交易记录中表明该卡记录了柴彪与本案无关人员的大量经济往来足以说明柴彪向法庭的陈述不是事实。3、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于2016年2月2日、2016年4月1日两次向柴彪支付工程款1,900,000.00元，足以证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认可柴彪为该工程实际总承包人而非劳务分包人。 原告（代）：1、我方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上述主张，甘增敏与柴彪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可能还有其他的私人交往。2、柴彪与其他人的经济往来也与本案无关联性，柴彪陈述该银行卡交项目部保管并使用，只表明由沐川公司转入柴彪个人账户款项的支配权在该公司项目部，并不表明该卡是项目部的专用卡，至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转款1，900，000.00余元到柴彪个人账户上是沐川公司和其项目部指定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转入的，该款转入后也是由沐川公司项目部支配使用的。 第三人（甘）:无异议，柴彪的农业银行卡及密码一直由项目部保管并使用。 第三人（陈）：甘增敏、魏成权就是原告的工作人员。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原、被告双方又向法院出示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由原告方提供：《工程明细表》、《收支明细表》各一份。证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总拨工程款20，210，000.00余元，项目部收到沐川公司转款和向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借款以及个人借款共计17，700，000.00余元，工程项目支出17，690，000.00余元。上述款项证明陈定能所主张保证金3，150，000.00元已经退还给我不是事实。 被告（代）：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相关款项应当以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账目往来及银行交易记录为准，原告的证明目的不成立。 第三人（甘）：情况属实，工程已完工，但未验收。 第三人（陈）：与沐川公司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由被告方提供：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2018年4月19日）。证明该改造工程截止2018年4月19日尚未完工，原告要求支付劳务费（工程款）的请求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相悖，应当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才能主张。 原告（代）:根据我今天去英雄坡看另一案现场所知，该路面工程已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至于是否组织过验收不知情，被告代理人所主张的法律观点，我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针对发包人与总承包人及非法转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法转包人向发包人索要工程总款时因其非法转包，所以需待工程验收合格后予以支付，本案是承包人内部分包的问题，由于本案原告仅承担简单的劳动力，因此不适用该司法解释。 第三人（甘）：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魏成权是我自己找的项目部财务人员。 第三人（陈）：我对上述三组证据进行质证，我认为柴彪是总承包人，甘增敏和魏成权都是柴彪聘请的，在转款交易记录中说明，陈定能转款在柴彪卡上后，柴彪将此款转给甘增敏及魏成权，足以说明甘增敏和魏成权不是我公司的人而是柴彪聘请的人员，因此，柴彪与甘增敏、魏成权写的这些合同是内部签订的、虚构的，是骗取公司财务的，我方不予认可这些合同。 第三人（魏）：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如下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5）7号《通知》落款时间2014年1月29日是笔误，应更改为2015年1月29日。 原告：无异议。 被告：无异议。 第三人（甘）：无异议。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沐川公司交纳的工程履约保证金2，000，000.00元用于抵扣沐川公司应交纳而未交纳的开工预付款的一部分。 原告（代）：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内容合法性有异议，公路局仅支付了80%的工程款，其余尚未结清，不存在用保证金抵扣预付款的情况，也不符合工程结算审计支付的相关政策。 被告（代）：对证据三性无异议，相关款项应视为支付给柴彪的工程款，应当予以扣除。公路局实际上已经全部退还了保证金。 第三人（甘）：不清楚。 第三人（陈）：无异议。 第三人（魏）：不清楚。 第三组证据：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退还民工工资保证金500，000.00元的领条。证明该保证金已由陈定能领取，并作为民工工资进行发放。 原告（代）：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我们认为该工程尚未结算，民工工资也未完全支付，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就将民工工资保证金全部退还是不合法的，同时也证明陈定能的个人账户是沐川公司授权进行收付工程款的交易账号。 被告（代）：对证据三性无异议。正是由于柴彪未给其雇佣的民工支付工资，导致民工向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经该大队同意，该笔民工工资保证金已全部用于支付柴彪所雇佣民工的工资，理应视同该笔民工工资保证金已全部退还给原告。 第三人（甘）：不清楚。 第三人（陈）：无异议，是柴彪手下的工人领取的。 第三人（魏）：不清楚。 被告沐川公司经原告同意，提交《转款证明》一份。证明在原告的认可下陈定能从柴彪工程款中转款200，000.00元给范开阔。 原告：我对这个转款事实予以认可，是因为范开阔是陈定能的亲戚，他们之间有账务往来关系，陈定能让我给其补个收条，证明他没有占用该笔款项。 第三人（甘）：不清楚。 第三人（陈）：是事实。 第三人（魏）：不清楚。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上证据（含当事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及法院自己依职权调取），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法院现在进行如下认证: 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由原告柴彪提交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2015年3月11日和11月6日出具两份《授权委托书》，本院认为沐川公司给甘增敏出具的两份《授权委托书》，该公司明确了对甘增敏的授权范围及授权时间、表明甘增敏是该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本院对两份《授权委托书》予以认可，其可以证明甘增敏是该项目部负责人。2、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沐川公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本院认为《业主文件回执单》，是沐川公司与发包人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之间的工作往来函件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合同进度款拨款申请》，本院认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必然联系，故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必然联系，故予以采信。4、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劳务施工承包合同》一份。本院认为原告柴彪在没有施工劳务资质的情况下签订该合同，从而导致该合同自始无效。5、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原告夫妻通过银行转款的回执单6张、结婚证一本、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2015）7号《通知》、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工程履约保证金《收据》、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本院认为符合证据“三性”，且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必然的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6、原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项目开工令》、《停工通知》各一份，本院认为除去《项目开工令》这一证据与本案审理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外，《停工通知》与本案审理无关联，故对《停工通知》不予采信。7、原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工程计量表》（7、8两期）、工程量清单，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且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必然联系，故予以采信。8、原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工程结算单》一份，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且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必然联系，故予以采信。9、原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2018年6月8日《询问笔录》、《工程款明细表》、甘增敏提供的资金收支明细（2015年-2017年）各一份，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认可陈定能转款到柴彪银行卡上的钱供沐川项目部使用，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工程款明细表》、甘增敏提供的资金收支明细（2015年-2017年），虽然该组证据形式要件不符合证据规则，但证明内容中涉及陈定能与柴彪之间的转款次数和金额相吻合，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参照采信。10、原告提交的第十一组证据：2018年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不予立案通知书，对2018年一审、二审判决书，认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不予立案通知书与本案有关联，符合本案立案受理条件，本院予以采信。11、原告提交的第十二组证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手续费客户回执、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一份。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审理无关联，不予采信。12、原告提交的第十三组证据：甘增敏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2017年7月30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是由甘增敏出具的证人证言，理应由原告柴彪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甘增敏又是本案的第三人，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13、原告提交的第十四组证据：（2018）20号案件中法院在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依职权调取沐川公司授权给甘增敏16份授权委托书（含介绍信），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中涉及16份委托书（含介绍信）是对第三人甘增敏在沐川公司的身份进一步的确认，故予以认可采信。14、原告提交的第十五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本院认为原告委托律师代理民事诉讼并非法定事由，律师为其进行有偿法律服务是原告的个人行为，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不是法院处理的范围，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 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凉山日报》遗失声明一份。本院认为，沐川公司项目部公章属于沐川建筑公司内部的一枚公章，如该公章不慎遗失，应由沐川公司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到遗失地所辖派出所报案，领取报案证明；再由沐川公司持该报案证明原件、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在市级以上每日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做登报声明，声明该公章作废；而被告仅仅提供了《凉山日报》登报遗失声明，不符合公章遗失登报声明及补办的流程，故不予采信。2、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陈定能向柴彪及魏成权的银行转款凭证，经当庭询问原告柴彪与第三人陈定能双方当庭核准后认可的转款款项有17笔，共计8，283，039.30元，本院认为，第三人甘增敏在庭审及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这17笔转款，共计8，283，039.30元，虽然是全部转款在柴彪名下的银行卡上，但已全部用在项目部作为工程款进行开支使用，由于第三人甘增敏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是沐川公司“普三”项目部负责人，第三人甘增敏对该组证据进一步证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情况说明》（2018年2月8日）三份，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理应由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银行转款凭证、顾发辉、徐顺勇出具《证明》两份，对银行转款凭证，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认可转款均供项目部开支，本院认为该转款凭证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2017年12月30日和2018年1月31日的两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理应由被告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采信。5、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份、陈定能领款《收据》9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3张、《委托书》一份，《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仅能证明陈定能是从沐川公司处承包了该项目，该组其他证据由于只有陈定能个人签字，没有柴彪的授权故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6、被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柴彪及其指定收款人甘增敏、魏成权、高药的《收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7、被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2018）二审庭审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故本院不予采信。8、被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用电申请》、《用电申请批复》、《供用电合同》、《供用电安全管理协议书》，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仅凭格式合同上的签名，而无沐川公司的相应授权不足以认定柴彪是项目部负责人，且通过沐川公司给甘增敏出具的16份授权委托书（含介绍信）已认定甘增敏是项目部负责人，柴彪作为实际施工人是到电力公司为该工程办理相关用电事宜得到，故本院不予采信。9、被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二审民事裁定书一份，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10、被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刑事裁定书、刑事上诉状、EMS邮寄凭证、《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各一份，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本院进行如下认定： 第一组证据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于2018年5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可采信。第二组证据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于2018年6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对柴彪转款1，842，063.00元凭证。证明沐川公司交纳的工程履约保证金2，000，000.00元已用于抵扣开工预付款，相当于已退还沐川公司，2016年春节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受沐川公司的委托转款给柴彪用以发放民工工资。本院认为，由于普格县公路管理局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工程履约保证金2，000，000.00元直接退还给沐川公司，故本院认为普格县公路管理局没有退还该笔工程履约保证金给沐川建筑公司，而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对柴彪转款1，842，063.00元这一证据，由于第三人甘增敏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是沐川公司“普三线”项目部负责人，在庭审中明确认可虽然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转款1，842，063.00元在柴彪名下的银行卡上，但已全部用在项目部作为工程款进行开支，第三人甘增敏对该组证据进一步证实，故本院予以认可采信。第三组证据：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领条》。证明陈定能以沐川公司的名义领取民工工资保证金500，000.00元。本院认为，领取保证金500，000.00元是事实，用于向民工发放工资也是事实，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笔钱作为民工工资发放给原告柴彪手下的工人，且原告柴彪对此也不予认可，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故不予采信。被告沐川公司提交的《转款证明》一份。本院认为陈定能经柴彪同意，从自己银行卡中转款给范开阔200，000.00元是事实，并且原告柴彪对此事也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柴彪经中间人范开阔介绍与沐川公司工作人员陈定能（实为沐川公司项目协调人）相识，双方达成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的意愿，陈定能要求柴彪向沐川公司项目部交纳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工程履约保证金共计3，500，000.00元，柴彪同意支付上述款项。2014年12月26日原告柴彪与被告沐川公司普三公路改造项目经理部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该份合同上印章为“沐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普格县XW05普三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由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与原告柴彪共同签署。原告柴彪在没有施工劳务资质的情况下，以自然人的名义与该项目部签订合同，其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名为“劳务承包人”实为“实际施工人”。原告柴彪为获取该项工程同意替沐川公司项目部垫资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工程履约保证金（以上两项保证金实为垫资款项）3，500，000.00元，随后原告妻子钱爱红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及柴彪名下的银行卡给陈定能（实为沐川公司项目协调人）转款共六次，转款起止时间（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2月12日）共计3，115，000.00元，柴彪又在普格县直接给付陈定能现金35，000.00元，综上原告柴彪及其妻子实际通过第三人陈定能支付给沐川公司履约保证金共计3，150，000.00元（分别是直接转款和直接现金交付给陈定能）。2014年12月27日沐川公司向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交纳工程履约保证金2，000，000.00元、2015年1月29日陈定能以沐川公司名义向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交纳民工工资保证金500，000.00元。在庭审中原告柴彪当庭陈述，由于实际给陈定能转款3，150，000.00元，陈定能没有给柴彪出具收条，经原告柴彪催收后陈定能向其出具以上两项保证金的书面凭据交由柴彪保管，用以证实收取柴彪的3，150，000.00元转款中有2，500，000.00元是替沐川公司交纳了保证金，沐川公司对其行为当庭予以认可。原告柴彪于2015年9月带工人实际进场施工，于2017年7月30日与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签订《工程结算单》，2017年9月2日柴彪单方停工。经原告柴彪与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结算后确认施工的总价款是6，536，190.65元，被告沐川公司已支付2，329，406.00元，还有4，206，784.65元尚未支付，由于在2019年7月19日普格县法院《询问笔录》第7页中柴彪认可陈定能直接给付范开阔200，000.00元工程款，认可沐川公司代项目部支付给吴永昆民工工资40，000.00元，因此原告柴彪同意上述两笔款项应在总的施工劳务费4，206，784.65元中一并予以扣除，综上沐川公司还需向柴彪支付3，966，784.65元施工劳务费。陈定能在原告柴彪停工的基础上带工人继续进行施工。2016年5月21日和2016年5月22日陈定能分别让柴彪和魏成权出具《收条》，证明“收到民工工资1，192，585.00元”，陈定能当庭认可虽然收到两张《收条》，但陈定能只支付了一次工程款即1，192，585.00元。 另查明，陈定能当时是沐川公司项目协调人。陈定能于2015年8月24日至2016年12月21日代表沐川公司给柴彪转款17次，共计人民币8，283，039.30元。普格县公路管理局于2016年2月2日和2016年4月1日分两次给原告柴彪转款1，842，063.00元和60，000.00元。第三人甘增敏作为沐川公司“普三线”项目部负责人，对第三人陈定能转款给原告柴彪的8，283，039.30元和普格县公路管理局转款给原告柴彪的1，842，063.00元，明确表示认可虽然这两笔款是转在柴彪名下的银行卡上，但该卡及其银行密码一直交由项目部保管并使用，这些钱全部用于项目部作为工程款开支使用。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证实2016年4月1日普格县公路管理局给原告柴彪转款60，000.00元是事实，但普格县公路管理局在下一次的工程计量款中予以扣除。 又查明，被告沐川公司出具给第三人甘增敏的授权委托书（含介绍信）共计有16份，其中署名授权委托书的有10份，署名介绍信的有6份，时间覆盖面为2015年3月11日至2017年8月15日。根据2015年11月6日沐川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认定甘增敏实际是沐川公司项目部的负责人。原告柴彪在“普三”公路改造工程中实际施工时间是2015年9月10日至2017年9月2日，于2017年9月2日原告柴彪单方终止施工行为，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对此予以认可。经合议庭向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释明要求做“工程造价鉴定”，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做工程造价鉴定。在《合同进度款拨款申请》、《计量支付月报表》、《工程量清单》等证据中所有涉及“欧强”的签名，均系甘增敏作为项目部负责人代替其行使签名的行为，对此甘增敏当庭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有如下四个争议焦点：1、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务施工承包合同》是否存在解除问题。原告柴彪在没有施工劳务资质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与被告沐川公司项目部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从而导致该《劳务施工承包合同》自始无效，因此不存在解除《劳务施工承包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且本院向原告柴彪释明其应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柴彪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因此对原告柴彪要求解除《劳务施工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下欠施工劳务费问题，原告柴彪与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原告柴彪于2015年9月带工人实际进场施工，第三人甘增敏作为沐川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已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柴彪作为实际施工人有理由相信其能够代表公司进行工程结算，于2017年7月30日与原告柴彪共同对该工程进行结算并制作《工程结算单》，原告柴彪施工总价款是6，536，190.65元，沐川公司已支付2，329，406.00元，还有4，206，784.65元尚未支付，由于原告柴彪当庭对陈定能直接支付给范开阔200，000.00元工程款和沐川公司代项目部直接支付给吴永昆民工工资40，000.00元均予以认可并同意在总的施工劳务费4，206，784.65元中一并予以扣除，综上沐川公司尚欠原告柴彪施工劳务费3，966，784.65元。2017年9月2日原告柴彪中途退场单方停止施工，陈定能带工人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施工。在审理中被告沐川公司对工程质量未提出异议，被告沐川公司又在原告施工的基础上继续施工，且该工程已交付业主方使用，视同为对原告柴彪已完成的工程量及质量予以认可并验收合格，故认为该《工程结算单》的结算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且与本案审理结果有直接关系，虽然陈定能认为该施工劳务费已经通过8，283，039.30元的转款中予以返还给原告柴彪，但项目部负责人甘增敏对此事予以否认，认为陈定能所转款项是用于整个工程施工中各项开支，并不是专门给原告柴彪的劳务费和合同履约保证金。被告沐川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施工中的其他工程费是如何支付的，陈定能对此也没有直接证据进行佐证，故对被告沐川公司下欠原告柴彪施工劳务费4，206，784.65元这一诉讼请求予以认可；3、原告柴彪要求被告沐川公司返还交付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共计3，150，000.00元，这笔款项中的2，500，000.00元在本案中属于原告柴彪为签订合同通过陈定能以沐川公司名义交纳的合同履约保证金（在2019年7月19日普格县法院《询问笔录》第7页中沐川公司对交纳给普格县公路管理局2，000，000.00元工程履约保证金、交纳给普格县劳动监察大队500，000.00元民工工资保证金均予以认可，是陈定能在收到柴彪3，150，000.00元银行转款中以沐川公司名义进行的交纳，但对剩余650，000.00元不予认可，认为是柴彪与陈定能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公司没有关系）。在本案中陈定能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柴彪作为实际施工人，在陈定能手持沐川公司的《中标通知书》与其协商工程承包合同时，有理由相信陈定能是沐川公司的重要工作人员可以代表公司向其收取合同履约保证金，因此在柴彪于2017年9月2日单方停止施工中途退出后，理应由沐川公司对该两笔保证金（即履约保证金）的本金共计2，500，000.00元予以返还；对履约保证金的资金占用利息，由于原、被告双方约定“工程竣工验收期间不计利息”，该工程目前尚未竣工验收，故本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4、关于原告柴彪要求被告沐川公司赔偿本案的律师代理服务费100，000.00元的问题，由于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原告委托律师进行民事诉讼，非法定事由，属个人自愿行为，并且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不是法院处理的范围，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沐川公司给付原告柴彪施工劳务费3，966，784.65元，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给付。 二、由被告沐川公司返还原告柴彪合同履约保证金2，500，0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给付。 三、驳回原告柴彪其他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581.00元，由原告柴彪负担14，916.20元，由被告沐川公司负担59，664.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令 狐 锴 审判员 刘   波 审判员 阿支乃古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