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1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伟峰。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卫东。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锦基。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官胜，广州金鹏（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伟峰、曾卫东因与被上诉人刘锦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伟峰、曾卫东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曾伟峰、曾卫东无须向刘锦基偿还货款113360元及利息；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刘锦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1.曾卫东、曾伟峰没有与刘锦基发生胶水等货品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的欠款系案外人冯某平、刘某英夫妻两人经营一家某音箱厂时所拖欠的债务。一审法院仅单凭刘锦基提供截取的一小段微信对话认为刘锦基向曾卫东催收货款，而曾卫东不回复或表示欠银行很多钱，未有否认欠款就认定刘锦基与曾卫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依据。事实上，刘锦基仅选取了片面的微信聊天录音，冯某平、刘某英在2018年新年前回四川老家后不再回来且电话也停机,刘锦基未找到冯某平要本案的货款，就向曾卫东催收。曾卫东多次明确表示不是自己欠款，欠款人是冯某平，要求刘锦基向冯某平追偿。曾卫东也曾提到自己透支银行信用卡的钱给冯某平使用，但冯某平未还款，曾卫东也是受害者，其也找不到冯某平，可与刘锦基一起向冯某平追偿。故一审法院仅凭片面零散的微信录音认定曾卫东与刘锦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再者，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可以通过电话、QQ、微信等交易沟通方式，但刘锦基并未能提供以上电话、QQ、微信等其与曾卫东交易的证据。相反，在(2018)粤0114民初4038号案中，刘锦基承认了本案货款由冯某平下订单，刘某英或冯某平签收货物及入仓，以上具体交易环节均是与冯某平、刘某英经手。刘锦基陈述其有同时分别向冯某平、曾卫东、曾伟峰进行胶水买卖交易，但刘锦基未能对其与冯某平、刘某英之间订货、签收手续及其与曾伟峰、曾卫东之间的订货、签收手续有何不同作出说明。因此，本案货款实际购买方是冯某平、刘某英，本案货款系其两人在2015年经营无证的某音箱厂期间欠刘锦基的胶水货款。2.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市快高电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高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4日，股东分别为：曾卫东，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冯某平，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属认定事实错误。从一审庭审刘锦基举证的《快高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及曾伟峰、曾卫东的陈述质证均可证明：快高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4日，成立时股东分别是：曾绍君，出资4万元，占20％股份；曾卫东，出资16万元，占80％股份。直到2017年1月23日，冯某平通过受让股份才成为快高公司的股东，其并不是公司设立时最初股东。即使曾卫东与冯某平合作经营快高公司，也是在2017年1月23日之后的事情，2017年1月23日之前两人没有合作关系。而本案的货款发生在2015年期间，系冯某平、刘某英经营无证的某音箱厂时欠刘锦基的货款，送货单也是备注“海明厂”。如果是曾卫东20l5年向刘锦基购货，应该以“快高公司”或“曾卫东”作为购买方与刘锦基交易，而本案的送货单客户是“海明厂”，且下订单是冯某平，签收货物及入仓也是冯某平、刘某英。刘锦基也承认同时分别与冯某平及曾卫东、曾伟峰交易送货。冯某平2015年12月成立广州林音公司后，其就用林音公司开具的支票支付海明厂2015年间欠刘锦基的货款(即本案货款)。以上种种，均直接并充分指向冯某平、刘某英是本案货款的购买方及实际欠款人，本案的购买方并非曾卫东或曾伟峰。3.一审法院应认定曾伟峰在2015年受聘于冯某平，在海明厂任财务一职，曾伟峰向刘锦基出具的《欠条》是在冯某平授权下，代表冯某平签署并确认货款债务的，曾伟峰该行为属职务行为。冯某平在2015年12月成立广州林音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音公司）后，继续聘请曾伟峰在林音公司任职财务，且在冯某平授权下，使用林音公司公章及冯某平私单，填写支票内容，用支票交付给刘锦基，用于支付冯某平2015年经营海明厂时欠刘锦基的货款(即本案货款)。一审中，曾伟峰已提供了证人证言，林音公司的劳动合同，工资袋等证据予以证明，其所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且在刘锦基2018年3月29日与曾伟峰的微信语音内容中显示：刘锦基先是问曾伟峰，冯某平去了哪里，并且承认知道曾伟峰与其叔叔在冯某平的林音公司任财务出纳职务。客观事实是，刘锦基是先向冯某平追讨本案的货款，但因无法找到冯某平，故起诉曾卫东、曾伟峰，要求两人偿还冯某平拖欠的货款。在曾伟峰代表冯某平向刘锦基出具欠条的当天或前几天，冯某平必定有与刘锦基的电话通话记录，主要内容是通知刘锦基过来海明厂对账。故曾伟峰、曾卫东申请法院调查冯某平电话(135××××9698)、刘锦基电话(133××××8829)在2015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期间的通话纪录，以证实冯某平通知刘锦基到海明厂与曾伟峰对账的事实。4.曾伟峰、曾卫东在一审提供的《收据》，证明了刘锦基于2014年1月25日收到海明厂(冯某平)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该笔款项在冯某平与刘锦基2015年底对账时(即曾伟峰代表冯某平向刘锦基出具《欠条》时)未进行扣减，一审时曾伟峰、曾卫东主张扣减本案货款。而刘锦基则提供了《收条》一份，证明该支票100000元在2014年6月份对数，不存在抵扣问题。一审庭审时，刘锦基陈述《收条》的内容全部由其书写，曾卫东本人在其收条最后落款处签名。但曾卫东否认见过该张《收条》，并否认《收条》上落款“曾卫东”系其本人签名。一审法院向刘锦基释明是否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刘锦基表示同意，但事后并无做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对此并无作出说明。曾伟峰、曾卫东在一审补充证据电话录音中显示：刘锦基亲自承认如果曾伟峰拿到收款收据，可以用于抵扣本案货款。因该份证据可直接影响支票100000元是否可以抵扣本案货款，属案件关键证据，曾伟峰、曾卫东现申请二审法院对《收条》上落款“曾卫东”签字是否是曾卫东亲笔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显示落款“曾卫东”并非其本人亲笔签名，请求二审法院将《收据》中的支票付款100000元抵扣本案的货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曾伟峰、曾卫东的上诉请求。刘锦基辩称，我方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曾伟峰、曾卫东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锦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曾伟峰立即向刘锦基支付货款163360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货款全部偿还清为止）；曾卫东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曾伟峰、曾卫东承担。一审诉讼中,刘锦基变更诉讼请求为：1.曾伟峰立即向刘锦基支付货款113360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货款全部偿还清为止）；曾卫东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曾伟峰、曾卫东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林音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冯某平，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XX；快高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曾卫东，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1房，股东（发起人）分别为：曾卫东，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冯某平，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曾卫东与曾伟峰是父子关系。刘锦基主张,曾伟峰、曾卫东向其购买化学胶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一般交易习惯为电话下单，由刘锦基本人送至曾伟峰、曾卫东指定的厂房，不定时对账。曾伟峰、曾卫东与案外人冯某平、刘某英有合作，使用同一个地方的厂房，其两人也帮曾伟峰、曾卫东签送货单。2015年12月30日，曾伟峰签名出具《欠条》一张交由刘锦基收执，《欠条》载明：“今欠刘锦基货款￥163360元壹拾陆万叁仟叁佰陆拾元正曾伟峰2015.12.30.”一审庭审中，曾伟峰、曾卫东否认与刘锦基有买卖交易往来，而辩称刘锦基自2012年起就与冯某平、刘某英有胶水生意往来。曾伟峰确认其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欠条》给刘锦基，但辩称其在2015年受聘于冯某平在“海明厂”（后成立林音公司）任职财务，受冯某平通过电话的授权出具《欠条》给刘锦基，关于其受聘情况，曾伟峰提交劳动合同复印件、工资表、工资袋、证人证言拟证明其主张。曾伟峰辩称，其持有林音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冯某平的个人私章，以林音公司的名义分别于2016年4月23日、2016年5月21日出具了金额均为50000元支票各一张交给刘锦基用以支付货款，其中一张已被承兑，另一张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但认为应按两张支票的金额扣减货款，且认为货款均为冯某平、刘某英所欠，应由冯某平、刘某英支付。对此，刘锦基表示，快高公司与林音公司厂房紧邻，有合作，曾卫东有时也会拿林音公司的支票支付快高公司的欠款，其不清楚两公司内部之间如何运作，其收到支票或货款，出具收条为证，支票入账后对账谁出具收条即扣除谁的欠款，2015年12月30日，《欠条》出具后，曾伟峰、曾卫东交付了两张支票用以支付货款，其中2016年5月21日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支票号17430475）一张，该支票已入账，另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支票号00345815）一张，该支票因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因此，扣除已入账的50000元，现曾卫东、曾伟峰尚欠货款为113360元。刘锦基并表示，假如法院认定其与曾卫东、曾伟峰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不变更诉讼请求，坚持要求曾卫东、曾伟峰承担偿还货款责任。经一审法院当庭要求曾卫东出示手机微信核对，曾卫东确认刘锦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刘锦基与其的聊天记录。从刘锦基与曾卫东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刘锦基多次通过微信向曾卫东催要货款，询问其为何不按时打款，要求其安排付款，曾卫东或者不回复，或者表示其欠银行很多钱，未有否认欠款。另，刘锦基曾于2018年4月17日对冯某平、刘某英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冯某平、刘某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4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冯某平、刘某英支付货款82930元及逾期利息，该判决书已于2018年12月3日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并非必须买卖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实际交易中经常有通过电话、QQ、微信等灵活的交易沟通方式，交易双方结算后仅持有欠条或其他欠款凭证的情况，实属常见。虽然本案刘锦基提交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为“海明厂”（曾卫东、曾伟峰主张为林音公司前身，无营业执照），综合双方陈述及工商资料显示，林音公司与快高公司注册地址紧邻左右，曾卫东与案外人冯某平均为快高公司的股东，关系紧密，并不能排除刘锦基陈述的曾卫东与冯某平合伙做生意或曾卫东亦使用“海明厂”名义对外经营的意见；其次，在曾卫东之子曾伟峰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欠条》给刘锦基后，刘锦基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向曾卫东催收货款，询问其为何不按时付款，要求其安排付款，曾卫东或者不回复，或者表示经济困难，其也有很多银行欠款，曾卫东从未否认欠款。如按曾卫东在一审庭审中辩解的其并未欠刘锦基货款，则其三年间多次收到刘锦基微信催款消息时，完全可以在微信中明确否认买卖关系、否认欠款，而非不回应或陈述经济困难，曾卫东的辩解显然不符合常理，可见，曾卫东本身亦清楚知悉其有拖欠刘锦基的货款并提出其也经济困难，故曾卫东的抗辩意见，不足采信。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刘锦基与曾卫东之间存有买卖关系。关于曾伟峰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曾伟峰的抗辩，均不能推翻其向刘锦基出具《欠条》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其陈述的受聘于冯某平的意见，理由如下：首先，从《欠条》内容看，曾伟峰明确确认欠刘锦基货款，而非代他人或公司确认欠款；其次，曾伟峰主张其代冯某平出具《欠条》给刘锦基，但其提交的劳动合同为复印件，未经登记备案，工资表、工资袋无法确认真实性，证人证言不足采信，也没有冯某平的确认，不能证明其受聘于冯某平在林音公司任职，刘锦基对此亦不予确认；再者，退一步讲，即使曾伟峰确受聘于冯某平在林音公司任职，曾伟峰亦未提交证明其出具《欠条》时已向刘锦基披露该情况，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取得冯某平的授权或追认并经刘锦基认可才向刘锦基出具《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曾伟峰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曾伟峰抗辩的刘锦基在不同案件出示同一支票作为证据的问题，对此，交付支票用以承兑的行为只是付款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就此认定支票出票人就是买受人，也不能仅凭交付支票就确认已付款，刘锦基关于支票陈述的瑕疵并不能否定曾伟峰出具《欠条》的事实。曾伟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冯某平委托与刘锦基交易、对账、付款。相反，曾卫东与曾伟峰是父子关系，其有交付支票给刘锦基，曾伟峰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悉签名出具《欠条》交给刘锦基的法律后果，《欠条》明确了其欠刘锦基货款的事实，亦应视为其自愿加入其父曾卫东拖欠刘锦基的债务，对于曾伟峰出具的《欠条》所载货款，曾卫东应承担付款责任，曾伟峰亦应承担付款责任。至于曾卫东、曾伟峰与冯某平、刘某英或林音公司、快高公司的关系，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曾卫东、曾伟峰可另循途径解决。关于欠款金额。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曾伟峰交付的支票，仅成功承兑一张，故扣除已入账的50000元，余款113360元，曾卫东、曾伟峰应予支付，利息一审法院酌定自2018年4月4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5日判决：一、曾卫东、曾伟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锦基偿付货款113360元及利息（以1133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4日起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锦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57.2元，由刘锦基负担1490元，由曾卫东、曾伟峰负担2567.2元。本院另查，曾伟峰、曾卫东表示对一审查明部分有如下异议：1.一审判决第5页最后一段第3行中有关描述快高公司股东变更的情况有误，2017年1月23日曾卫东才与冯某平进行股权转让，曾卫东将快高公司的股权转给冯某平，冯某平于2017年1月23日才正式成为快高公司的股东，并非如一审所述快高公司设立时就有两个股东。2.一审判决第7页第2段“对此刘锦基表示快高公司与林音公司厂房紧邻，有合作…欠款”的陈述并不属实。3.一审判决第7页第3段中有关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的问题，刘锦基提交的其与曾卫东的聊天记录不完整，为片面截取，曾卫东曾否认欠刘锦基货款，要求刘锦基直接向冯某平追偿，也表示自己也有透支信用卡的钱借给冯某平，自己是受害者。4.一审判决第7页最后一段刘锦基另案起诉的（2018）粤0114民初4417号案中，当时庭审时陈述的是冯某平把支票给到刘锦基。刘锦基则表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二审期间，曾伟峰提交了如下证据：1.曾伟峰和刘锦基的微信聊天视频光盘及文字概述，拟证明刘锦基在2018年3月23日找不到冯某平才主动添加曾伟峰微信，冯某平承认并知道曾伟峰任冯某平的财务一职，刘锦基找不到冯某平支付其拖欠货款，故要找曾卫东、曾伟峰催收货款。刘锦基一直追问曾伟峰是否知道冯某平的下落。2.快高公司工商内档资料（企业开业通知书、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拟证明快高公司于2013年1月成立，原始股东曾卫东（持股80%），曾绍君（持股20%），后曾卫东于2017年1月22日将50%股份转让给冯某平，冯某平在2017年1月23日才成为快高公司的股东。刘锦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该证据因过了举证期限，一审也提交过了类似的材料，故不属于新证据。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刘锦基一直有向曾伟峰追款，刘锦基认为属于冯某平承担的债务就应冯某平承担，属于曾伟峰承担的债务就应曾伟峰承担。曾卫东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刘锦基提供的《收条》上落款为“曾卫东”的字迹进行笔迹鉴定。该《收条》内容为：“2014年1月份收到海明转付亿鑫，张彦平4月19日入账支票NO11893133人民币壹拾万元正。2014年6月份已对数曾卫东。”一审期间，刘锦基提供曾卫东向其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两份，拟予证明其与曾卫东有多年的生意往来，曾卫东与曾伟峰并非受雇于冯某平。曾卫东表示相关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其与刘锦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是冯某平的业务员并受冯某平的指示向刘锦基转账支付货款。同时，刘锦基主张其既与曾卫东、曾伟峰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与冯某平、刘某英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曾卫东、曾伟峰的订单一般也是通过冯某平、刘某英向其下单，送货至曾卫东的厂房处后或由刘某英签收，或由曾伟峰签收，或由冯某平签收，其不定期对账，属于曾卫东、曾伟峰的货款就由曾卫东或曾伟峰出具欠条。再查明，刘锦基为证实曾伟峰、曾卫东的尚欠货款情况，提交了2015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的部分送货单，抬头的收货单位为“海明”，尾部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刘锦基；曾伟峰提供了上述送货单的回单联和对应的进仓单作为证据，相关送货单的回单联尾部收货单位、经手人和进仓单的制单人均为刘某英，予以证明上述货物并非送货给曾伟峰、曾卫东，而是送货给刘某英，刘某英与冯某平共同经营海明厂。在（2018）粤0114民初4417号案中，刘锦基主张刘某英与冯某平拖欠货款的相关证据为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6月7日期间的送货单和进仓单，送货单抬头的收货单位亦为“海明”，相关送货单的回单联尾部收货单位、经手人和进仓单的制单人亦为刘某英。一审判决中第6页第一段“冯某平，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中的“2013年1月5日”应更正为“2017年1月22日”。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曾卫东、曾伟峰是否应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责任。二、2014年《收条》中的10万元应否予以抵扣。一、曾卫东、曾伟峰是否应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责任（一）关于曾伟峰的责任问题曾伟峰主张其向刘锦基出具案涉《欠条》是履行职务行为。但是，曾伟峰所提交的劳动合同为复印件，工资表和工资袋上没有制表人，无法证实是冯某平所制；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核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证人证言也没有冯某平的确认，故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曾伟峰其曾受聘于冯某平在林音公司任职。再者，曾伟峰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向刘锦基出具《欠条》时已取得冯某平的授权或追认并经过了刘锦基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曾伟峰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反，曾伟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在《欠条》上签名，该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真实有效，对曾伟峰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从《欠条》的内容分析，曾伟峰明确承认欠刘锦基货款，而非代冯某平等他人或公司确认欠款。因此，可以认定曾伟峰以出具《欠条》的行为对刘锦基作出支付货款的承诺，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一审认定曾伟峰向刘锦基支付货款11336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曾卫东的责任问题首先，刘锦基主张其与曾伟峰、曾卫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与冯某平、刘某英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刘锦基未能对其与冯某平、刘某英之间的订货、签收手续和其与曾伟峰、曾卫东之间的订货、签收手续有何不同作出说明。而且，从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回单联和入仓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进仓单的制单人方面也无法直接区分哪些是曾卫东、曾伟峰所订的货、哪些是冯某平、刘某英所订的货。事实上，刘锦基并不能明确说明曾卫东、曾伟峰与冯某平、刘某英之间是何关系，为何收货单位均为海明厂。其次，即使如刘锦基所述，其与曾卫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根据刘锦基与曾卫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刘锦基并未在双方的聊天中明确要求曾卫东偿还案涉《欠条》中的货款且曾卫东予以认可。曾卫东虽然表示经济困难，也有很多银行欠款，但不能以此就推定其确认案涉货款与其有关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综上，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欠条》中的货款是基于刘锦基与曾卫东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形成，刘锦基主张曾卫东偿还案涉欠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要求曾卫东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曾伟峰与冯某平、刘某英、曾卫东或林音公司、快高公司的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曾伟峰承担本案债务后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二、2014年《收条》中的10万元应否予以抵扣案涉货款发生的时间是在2015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而刘锦基确认已收到的10万元货款发生在2014年6月前，即案涉货款产生之前。现曾卫东、曾伟峰主张将该10万元抵扣案涉的货款，明显有违常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曾卫东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无论该《收条》上的签名是否为曾卫东本人所签，该10万元均不能用于抵扣案涉的货款，因此，相关的鉴定结论并不能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对曾卫东的该项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曾卫东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曾伟峰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曾伟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锦基偿付货款113360元及利息（以113360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三、驳回刘锦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57.2元，由刘锦基负担1490元、曾伟峰负担256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67.2元，由曾伟峰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丹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祥瑞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