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2民初11031号 原告：周兰英，女，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婷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凯，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虞金鑫，男，196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民，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虞惠珍，女，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虞晓峰，男，198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吕露萍，女，198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军，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兰英与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傅多娇独任审判，后本案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9月11日、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兰英（第三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婷婷、何宇凯（第一次、第二次），被告虞金鑫（第一次、第二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民（第二次、第三次）、被告虞晓峰（第一次）、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兰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支付货款人民币2982862元并自2018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事实与理由：第一、二被告系夫妻关系，第三、四被告系夫妻关系，第三被告系第一、二被告的儿子。原告与第一、二被告素有生意往来。2015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与第一、二被告达成口头买卖约定，由原告长期为第一、二被告提供袜子等货物，并按被告方要求送到伊朗的指定收货点，由被告方确认后发往伊朗。截至2018年6月5日，原告共为第一、二被告提供货物价值总计4857862元，期间第三、四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总计1875000元，仍有货款2982862元未付。2018年6月5日，原告与第一被告双方进行了对账，对于所欠2982862元货款的事实，经第一被告虞金鑫核实无误，有被告虞金鑫亲笔签字确认的“现金日记账”一份。2019年4月26日，原告通过QQ与第二被告进行了对账，并经第二被告核实，确认无误。原告多次向被告方催款，被告未付。 被告虞金鑫、虞惠珍答辩称：原告与第一、二被告之间系代理销售的关系，并不是货物买卖的关系，原告发给被告的货物许多均不是一、二被告订购的货物，而是原告私自发给一、二被告销售的，录音中讲到所发的货物是库存的货物，是工人发给被告的，要求降价处理。对于2018年6月5日第一被告的签字，当时签字的时候账单中并没有“截止2017年11月30日……”等内容，这些字是原告事后添加的，并不是一、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内容上看，不符合正常书写情况，我们申请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对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双方一直没有直接对账。QQ聊天记录中的内容也是与原告方所讲的内容不相符的，因为当地的信号差，原告将账单发给被告，事隔几天被告才发的回函，并不是对当时账目的确认，被告认为一直没有完成对账，要求原告本人与被告对账。原告发给被告的货物尚有大量库存，很大一部分货物是原告自己发给被告的，规格不符合当地的要求，多次降价处理，对于货物的价款不能按照原来的价款计算。原告私自发货行为对被告造成巨额损失，货物由于不符合质量及规格要求而滞销，对第一、二被告造成巨大损失。 被告虞晓峰、吕露萍答辩称：第三、四被告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三被告有自己的工作，第四被告在家带小孩，并未参与代理销售的行为中，只是应第一、二被告要求向原告支付货款，并未与原告形成货物买卖关系，请求驳回对第三、四被告的起诉。 原告周兰英补充：1、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明确。2、欠条的形成是原、被告双方的合意，在出具欠条之前，在原、被告共同提供的聊天记录中，从2017年11月开始有聊天记录，原告就向第二被告进行催讨，2017年12月18日，第二被告陈述货早就卖完了，因为汇率的问题没有支付货款。聊天记录中，2018年2月28日，原告就将被告欠付的货款数额发给第二被告，第二被告是认可的，因为被告证据是当庭提交的，我们没有提供最早的聊天记录，当时原告陈述“老板娘，前账3082862元减去2月27日工行来款10万元等于2982862元”，说明双方的钱款往来很明确，与2018年6月5日出具的欠条相对应。3、针对第三、四被告主体问题，原告认为四被告系共同经营，第一、二被告与原告联系接洽的更多，第三、四被告负责去原告处看货、收货，并将货物发往伊朗，支付货款，系分工合作。4、业务往来从始至终都有对账，从2017年开始原告就不断的进行催讨，四被告一直以伊朗局势不稳、汇率问题不予支付，并未对双方的账目提出异议。在双方聊天记录中，2018年5月24日，原告再次提到总计应支付货款2982862元，被告也是认可，称“那都没关系的，账清楚就是”，之后仍以各种理由拖欠货款。5、被告提出的库存问题，原告认为与原告无关，被告向原告处拿货均是由第三被告确认的，确认好之后由原告送到第三被告指定的托运处，由第三被告自行办理托运事宜，从原告向被告催讨的聊天记录中，被告也从未提出过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且被告以实际行动签收认可了货物，故被告库存应自行承担。 原告周兰英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婚姻关系证明两份，证明第一、二被告系夫妻关系，第三、四被告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2、对账单一份，现金日记账一份，QQ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四被告尚欠原告2982862元货款的事实，双方往来一直有对账，被告对收货数量及金额认可。 3、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一份，证明第三、四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事实。 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质证认为： 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 2、对证据二中对账单真实性有异议，对账单中的金额和数字都是原告事后添加的，并非当时形成的，“截止2017……”的内容是事后添加的，上面的前账一栏也是事后补的，不符合现金日记账的习惯，我们申请对这些内容是否在同一时间形成的进行司法鉴定。对QQ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由于信号不好，传的时候对方不一定接收的到。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发给被告的账单有时候由于信号不好，被告并不是第一时间收到的，可能是两三天后才收到，跟当时的意思不一样，对账应该由双方面对面的对账，QQ对账可能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聊天记录中讲到很大部分货物是原告员工发错掉，要求被告降价处理，对于还未处理完的货物应该是代理销售的行为，所以现在库存的货物所有权还是原告的，降价的货物应该以降价处理的货款减去被告支付的仓储费、人工费等，对于货款金额双方应该按照实际情况结算。 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以第三、四被告付款来说与第一、二被告共同经营是牵强的，第三、四被告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应该有书面证据证明，以汇款来证明是证据不足的。 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为证明自己的辩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银行流水与证明、户口本各一份，证明被告虞晓峰与被告虞金鑫、虞惠珍是分家立户的，并不是在一起的，从银行流水看被告虞晓峰是做翻译的，工资奖金可以证明被告虞晓峰在外贸公司上班的，并未参与被告虞金鑫、虞惠珍的业务。 2、QQ聊天记录一份，第六、七、八页中都有记录表明原告是同意降价处理的，证明原告与被告虞惠珍有关对账的情况。 3、被告处现有货物及库存统计表一份，证明第一被告收到货跟原告说的差不多。2015年处理货物卖完的差价由于规格等不符合，在原告要求下降价处理，2015年没有处理的库存还有66万多，2017年还有21万多库存，按照被告的统计未付货款是129万多。货物是原告单方面发给被告要求被告帮忙处理销售的，对于库存和降价销售的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损失，由于伊朗现在局势紧张，要求原告尽快处理仓库中尚存的80几万的货物，如不处理，货物的安全性无法保障。 4、录音一份，证明货物是原告的工人发错的。 原告周兰英质证认为： 1、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银行流水记录是与翻译公司发生的，与本案无关。第三、四被告有其他经营，也不能否认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 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截取某些片段曲解了双方的真实意思，原告因催讨无果，所以跟被告商量如何才能付款的方案，并不能理解为是代理销售行为。原告不免除被告及时付款的义务。 3、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被告的经营好坏应自行承担，与原告无关。 4、对证据四，对真实性无异议，在现金日记账中有记载这两个型号一共多少货，在库存中是否存在这两个型号的货也不确定。8929是2017年7月26日发的，959是2017年7月30日发的。被告以自己的行为签收了原告的货物，并在日后结算时予以认同，应当支付货款。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QQ聊天记录2份共28页，证明双方往来一直有对账，被告也是认可的，被告对收货数量及金额是认可的。 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质证认为：原告和被告虞惠珍QQ聊天记录中，从2018年9月12日可以看出，原告说便宜点卖了吧，2018年9月17日原告也说把数量整理出来，2018年9月14日原告跟被告说“表姑没关系的，按行情卖……”，是原告对被告可以按行情自由买卖的授权。从原告与被告虞金鑫聊天记录看，是原告员工发错，金额是50多万元，被告是代理销售，这部分货款应当是货物处理完毕之后进行结算，原告应该为发错货物支付清关费用、仓储费用及人工费用，应该在货款中予以扣除。双方对货款是否处理完毕一直没有进行结算，原告没有权利现在就向被告主张支付货款。对于原告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从内容看，第一被告在2018年6月5日签署的名字，这些字并非第一被告本人所写，在2018年2月27日还有付款10万元，之后余款是2982826元，为什么是截止2017年10月30日，应该是2018年2月27日，所以欠条主文是原告事后添加的。QQ中的原还剩21541条是按照2.5元/条卖掉的，原价是10元每条，这个价格是原告同意处理的，不能按照原价计算货款。 被告虞金鑫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本案案件性质来说，第一被告认为双方是代理合同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在原告与第二被告QQ聊天中，原告本人多次提到把库存盘一下，如果是买卖合同关系，不会存在让对方盘库存的情况。第二被告所处理的货物也都是按照原告本人的授权，在2018年9月17日的QQ聊天记录中里，清楚说明“表姑，你把数量整出来……”，被告所处理的货物均是按照原告的授权处理的。原告所发上来的对账单，仅是按照其单方的记录制作的，就在庭审中，原告方认可的21541条货物，其所记录的也是不正确的，金额相差86164元。从原告与第一被告的QQ聊天中可以反映出原告有将货物发送给被告处理的事实。 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份，证明第三、四被告与第一、二被告是共同经营的。 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录音中的内容与事实有差距，原告带有目的性诱导，许多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不足以采信。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的是第一、二被告，从微信内容看，里面的账也是原告与第一被告的，第一被告叫第三或第四被告汇款给原告的。从时间上看，原告与第三、四被告的微信是在2016年7月、8月之后开始联系的，原告与第一、二被告的业务往来是在2015年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可以表明第三、四被告未与原告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往来，第三被告有自己的工作，第四被告在家带小孩的，第三、四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应该驳回对第三、四被告的起诉。 被告虞金鑫质证认为：原告第三次庭审提供的证据即使与原件核实过，对方是否真的是第三、四被告，我方也不清楚，所以对真实性有异议。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1、该证据中原告的提问具有诱导性，不足以认定与第三、四被告发生交易；2、原告先前的聊天记录及被告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买卖合同是原告与第一、二被告发生的，第三、四被告仅是按照一、二被告的指示操作的。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于原告周兰英提供的证据。对证据一，被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二，关于对账单，系原告单方制作，但结合其他证据可得出总货款为2982862元的事实；关于现金日记账，原告认可“截止2017年11月30日……”系原告方书写，双方虽对该内容与“虞金鑫”签名内容的先后形成顺序有争议，但被告虞金鑫认可其签字时上面有内容，并非在空白页上签字，可见双方至少对“前账3177862元”是认可的，因双方对后期的付款无争议，可以得出截至2018年6月5日，原告在被告处的货款为2982862元的事实；关于QQ聊天记录，被告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聊天记录中，原告与被告虞惠珍进行对账，并多次发送对账内容，被告虞惠珍进行认可，对账行为发生在2018年6月5日之后，可以认定双方进行了对账。对证据三，被告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QQ聊天记录，被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聊天记录是原告与被告虞惠珍进行对账，原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讨货款的过程，其中包括被告向原告订货的过程，可见原、被告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对于原告第三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庭后原告提交原件进行核对，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中银行流水、户口本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明的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对证据二QQ聊天记录，系原告与被告虞惠珍的聊天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通过双方的对账，原告最终于2019年4月24日得出结论“总货款-库存-差价=您的应付款”，并得出“总货款2982862元-600328（2015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181236元（2017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245298元（2015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90240元（2017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1865760元”的结论，被告虞惠珍对对账内容予以认可，可见双方无争议的货款金额为1865760元。证据三，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以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证据四，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虞金鑫与虞惠珍系夫妻关系，被告虞晓峰与吕露萍系夫妻关系。被告虞晓峰系被告虞金鑫、虞惠珍的儿子。原告与被告方曾有生意往来，被告方向原告购买货物，货物由被告虞金鑫或虞晓峰接收后，办理货运发往伊朗。双方交易期间，原告与被告方通过QQ或微信进行业务联系，并通过QQ与被告虞惠珍进行对账。2017年9月12日，原告与被告虞金鑫的QQ聊天记录中，被告虞金鑫向原告抱怨货发得太多，货物规格太小，原告认可959、8929号型号货物发错，对于该些货物，原告称让被告用劲点卖掉。2018年6月5日，被告虞金鑫在原告的现金日记账中确认前账为3177862元，双方认可“虞金鑫”签字前的“截止2017年11月30日止，账目已核对无误，总欠货款2982862元”为原告周兰英所写，并非由虞金鑫所写，虞金鑫称该内容为事后添加，原告方称该内容出具后由被告虞金鑫签字确认，被告虞金鑫曾于2019年8月9日申请对“截止2017年11月30日止，账目已核对无误，总欠货款2982862元”与“虞金鑫”签名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后于2019年9月12日申请撤回上述鉴定申请。2019年4月，原告通过QQ与被告虞惠珍进行对账，经过双方对账后，原告于2019年4月24日向被告虞惠珍发送“总货款2982862元-600328（2015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181236元（2017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245298元（2015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90240元（2017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1865760元”对账内容，于2019年4月26日询问被告虞惠珍“我发你的帐对好了吗”，被告虞惠珍称“好了”，原告询问“我发的那个账对了吗”，被告虞惠珍称“对的”。后原告向被告虞惠珍发送“截止2019年4月26日客户虞金鑫已卖完货的应付款：1865760元（客户已核对且确认已减差价）”，“虞金鑫客户现在应付货款1865760元，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并让被告保存该账目。上述款项，被告方至今未付。另，根据原告与被告虞惠珍2019年4月24日的QQ聊天记录，可见型号959的库存货物有6件，价值17280元，型号8929的库存货物有21件，价值40320元，共计57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的应付货款为多少？2、四被告是否是适格的被告？对于第一个问题，通过原告与被告虞惠珍2019年4月26日的QQ对账内容，可以确认截至2019年4月26日，被告方尚欠的货款为“客户已核对且确认已减差价”的1865760元及“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根据双方的合意，被告方应及时支付1865760元，至于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被告是否应该支付？“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包括了2015年库存600328元及2017年的库存181236元，原告主张支付，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被告辩称双方间是代理销售行为，但双方的库存货物往来并不当然等同于代理销售，被告应对其辩称予以举证证明。对于2015年的库存部分，除聊天记录外，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而聊天记录中关于库存的对账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是代理销售行为，对于2017年的库存部分，被告方辩称原告多发、发错的部分应该是代理销售，并提供了证据三做为证据，该证据显示被告虞金鑫向原告抱怨原告发货太多，原告认可其中959和8929货物系错发，但仅凭该证据被告方无法证明原告多发了多少货物，型号为多少，库存中是否还存在该批货物，且发货行为发生在2017年，货物由被告方自行发往伊朗，被告虞金鑫在伊朗收到货后虽曾向原告抱怨，但在原告解释并让其进行销售后，被告方并未与原告就该些货物如何销售或者处置进行特殊的约定，而是直接对货物进行了销售，应视为对货物的接收，但对于发错的959及8929库存货款57600元，考虑到原告确实错发，在被告未销售完成前原告主张支付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虽在原告与被告虞惠珍的聊天记录中，原告方有同意扣减部分差价，让被告盘点库存的行为，但该行为发生在双方交易完成后原告向被告催讨货款时，原告解释为多年催讨债权无果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同意对被告便宜处理部分相应扣除差价，该解释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现因被告方未及时支付应先支付的1865760元，原告诉至本院，以诉讼的方式向原告主张债权，考虑到对于差价的扣除须经过原告的同意，而原告以实际行为表明对于剩余未处理的货款不再同意扣除差价，故债权金额已明确，被告应予以支付。被告方尚欠原告货款共计2589724元（1865760元+781564元-57600元），被告方应及时支付，未及时支付的，尚应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损失可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原告与被告虞金鑫、虞惠珍的聊天记录来看，可以确定被告虞金鑫、虞惠珍系合同相对方，主体适格。被告虞晓峰系被告虞金鑫、虞惠珍的儿子，参与货物的查收，办理清关手续，支付货款等，被告吕露萍与被告虞晓峰系夫妻关系，通过其微信向原告订货，支付货款等，且被告方已支付的1875000元货款中绝大多数是被告虞晓峰与吕露萍支付的，故应认定被告虞晓峰、吕露萍与被告虞金鑫、虞惠珍共同经营，被告虞晓峰、吕露萍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综上，原告之诉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兰英货款2589724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自2019年6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周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702元，由原告周兰英负担3702元，由被告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负担28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傅多娇 人民陪审员  黄以清 人民陪审员  何正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刘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