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9行初79号 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住所地：容县容州镇同古村。 法定代表人梁裕，队长。 委托代理人潘海玲，广西五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容县容州镇北门街87号。 法定代表人李唐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马华文，容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陆剑枝，广西千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厚海，男，汉族，1944年7月15日出生，住容县。 委托代理人李科林，广西梁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以下简称中心一队）诉被告容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容县政府）、第三人何厚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心一队的委托代理人潘海玲，被告容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马华文、陆剑枝，第三人何厚海的委托代理人李科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容县政府于2018年12月3日颁发桂（2018）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3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第063509号承包证），第063509号承包证登记的内容为：发包方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承包方代表何厚海，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合同代码450921100205130003J，承包期限1994年10月31日至2029年10月30日止，面积4.24亩，地块共19块。 原告中心一队诉称，第三人何厚海是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二队村民，其一直在该队分有承包地。因经济发展需要，原告的部分土地被政府征收，其中包括原告村民原已故五保户梁伟林承包的部分土地。因梁伟林已于1993年7月死亡，原承包土地收归回原告集体所有，现所得的相关征地款也统一拨到原告集体账户，归原告集体所有。2019年7月15日，何厚海和其妻子彭瑞珍向容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中心一队返回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补助80381.5元，常规青苗补偿费2424.5元，误工费828.06元，合计83634.06元，还提供了容县政府于2018年12月3日颁发的第063509号承包证。至此，原告才知道本队村民已故五保户梁伟林承包的所有土地已全部由何厚海承包并取得承包经营权证。原告认为，何厚海是中心二队村民，不是一队村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因此何厚海无权承包属于原告方的土地，而且，何厚海（彭瑞珍）户同时在中心二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有土地，何厚海、彭瑞珍故意隐瞒其是同一户的事实，分开名字欺骗容县政府办理分别是中心一队、二队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何厚海在民事诉讼中提出梁伟林是其继父，但事实上，何厚海的母亲刘国超改嫁给梁伟林时何厚海已成年，梁伟林与何厚海没有任何抚养关系，不属于《继承法》上所说有继承关系的继父母关系。而且刘国超先于梁伟林死亡，承包期内有家庭成员死亡的，死者承包的土地份额由家庭内部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承包户中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发包方有权收回土地。因此原刘国超的土地份额也不会发生继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涉案的土地都不应当由何厚海承包。在程序上，容县政府没有认真审核何厚海提交的身份材料，没有征求原告村民的意见，没有事先经原告方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就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包，明显是错误的。因此，被告颁发的第063509号承包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原告请求撤销第063509号承包证。 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部分（一）：证据1、同古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中心一队起诉时的队长是封聚新；证据2、何厚海身份证、同古村委会及容厢派出所的证明，用以证明第三人何厚海是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二队村民，何厚海（彭瑞珍）户现有四口人，分别是彭瑞珍、何厚海、梁咪、李倩倩；证据3、容厢派出所的证明，用以证明涉案土地原户主梁伟林、刘国超是五保户，均已故，梁伟林死亡时间是1993年7月，刘国超先于梁伟林死亡；证据4、第063509号承包证，用以证明被告容县政府于2018年12月3日颁发给第三人何厚海的第063509号承包证，涉案土地是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所有；证据5、《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第三人何厚海（彭瑞珍）户同时在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二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有土地，何厚海、彭瑞珍故意隐瞒其是同一户的事实，分开名字欺骗被告容县政府办理分别是同古村中心一队、二队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据6、民事起诉状，用以证明2019年7月15日，第三人何厚海和其妻彭瑞珍向容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返还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常规青苗补偿金、误工费。 第二部分（二）：证据1、（2019）桂0921民初1649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何厚海、彭瑞珍与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土地承包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因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提起行政诉讼撤回起诉；证据2、（2019）桂0921行初10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与被告容县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何厚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因容县不动产登记局不是适格被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撤回起诉；证据3、容县城厢公社管委会文件（83）民（1号），用以证明按当时的文件规定，五保户逝世后，责任田收归集体所有作为机动用，因此涉案的承包地原是原告村民五保户梁伟林的，在其逝世后，其所有的责任田应收归原告中心一队所有作为机动用；证据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现涉案的承包地由何厚海的妻子彭瑞珍代签字申请承包，不符合程序，而申请书陈述家庭人口共有1人，与事实不符，村民小组长梁海堂于2017年7月的签名是不能代表原告中心一队的，因为2017年7月的队长（村民小组长）是涂建同、涂建钢而不是梁海堂；证据5、2019年8月24梁裕等人的证明、中心一组村民的自我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中心一队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队长（村民小组长）是梁裕，梁海堂是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队长（村民小组长），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队长（村民小组长）是涂建同、涂建钢。 被告辩称，容县政府作为发证的机关主体合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实行家庭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实行其它方式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经依法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体工作。”容县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第三人的程序合法，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法律依据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符合材料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补正。（三）县级以地方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容县政府在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过程中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12条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需要实地查看的，应进行查验。容县政府根据原告生产队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公示结果归户表、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户口本等资料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登记造册、发证。原告在起诉书的诉称有多处不是事实。梁伟林于1993年7月死亡，之后，其名下承包的责任田一直没有收归原告生产队集体，而是一直由第三人户经营管理，直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都没有村民提出过异议。原告诉称，因民事诉讼2019年7月15日何厚海提供了第063509号承包证，才知道第三人取得容县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不是事实。容县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何厚海，提交申请材料的主体是原告，材料主要包括：原告生产队与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登记申请书等，每一份材料的内容都明确了承包19处责任田，共4.24亩，公示结果没有人提出异议等等，每一份材料都有原告生产队队长梁海堂的签名确认，有同古村委会盖章确认，所以，答辩人的发证行为不是凭空进行，也不是暗箱操作。何厚海能领取到原告生产队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因为其对梁伟林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同古村委会也确认了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容县政府颁发第063509号承包证给何厚海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容县政府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容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发包方（中心一队）与承包方（何厚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生效；证据2、承包地块调查表、公示结果归户表声明书、证明、身份证、户口本，用以证明发包方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公示结果等材料提供给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证据3、登记册封面及目录，用以证明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证据4、登记申请书，用以证明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证据5、登记簿，用以证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第三人何厚海述称，本案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在有客观事实依据。现争议的土地原是梁伟林耕作的，何厚海的母亲刘国超改嫁给梁伟林，梁伟林在法律关系是何厚海的继父。由于当年刘国超改嫁时，何厚海已经成年，刘国超和梁伟林未生育有子女。后，刘国超在1988年病故，原村大队干部李英宗考虑到梁伟林没有人照顾，指定何厚海为梁伟林的承保人，何厚海也兢兢业业，照顾梁伟林的生活起居。在梁伟林病故后，何厚海出钱出力出人处理。从上述客观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何厚海作为村指定的承保人，类似现行的遗赠抚养协议的制度，何厚海已经按照村委会的指定，尽了遗赠抚养的义务，故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何厚海是有权享有受遗赠人的权利的。原告的行为是极其不道德，且违反了公平原则、违反公序良俗。梁伟林于1993年病故，距离现在2019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何厚海一直管理和耕种梁伟林的田地，原告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直至土地被征收了，原告才提出异议，原告不顾该村一直保持良好的公序良俗，为了征收款，提出了无耻的要求，对何厚海是极其不公平的，其行为是极其不道德的。当年村为了解决梁伟林这个五保户的问题，指定了何厚海做为梁伟林的承保人，何厚海按照村委的约定，照顾好梁伟林的生活起居、生老病死，并承担了一切费用，但是作为原告在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就要收回土地，目的是为了得到那点征收补偿款，申请撤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难免出现全心全意付出的人不能获得任何回报、未付出的人却不劳而获这一显失公平、为世人所不能接受之结果。原告提起本诉讼，强占征地款，违反了公序良俗、村规民约。在26年里，原告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村里稍微年纪大点的村民对此事均表示十分不妥。因为，在本村不单单只有何厚海这一户曾经做为承保人，还有其他几户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本案的判决，变相的剥夺了何厚海取得财产的权利，那么其他的几户承保人的必然会有思想负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序良俗、村规民约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辅助。所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维护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的最有力保障。在2019年3月4日的《征地协议》中，何厚海是作为户主代表与容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征地协议》的，证明原告也认可何厚海作为该土地的户主，且在2019年6月4日《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村民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表》中，也明确表示，经户主会议讨论，一致同意按谁耕种的土地，征收款归谁所有的原则。故，原告企图通过起诉撤销何厚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达到剥夺何厚海取得征收款的目的的基础不存在。容县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客观的事实。综上所述，容县政府颁发第063509号承包证给何厚海是依据当年村委会指定何厚海为梁伟林的承保人的客观事实，以及根据上述土地是属于何厚海耕种的事实进行颁发证书，并经过公示程序，所以何厚海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合法，且容县政府颁证程序合法。据此，何厚海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何厚海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证据2、提议，用以证明第三人中的村民对中心一组做出的行为十分不满，强烈反对；证据3、征地协议，用以证明第三人作为户主代表与容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征地协议，被答辩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证据4、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村民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用以证明中心一组村民户主会议，一致同意按谁耕种的土地，征地款归谁所有的原则；证据5、同古村委会的证明3份，用以证明容县容州镇同古村证明第三人取得梁伟林土地的事实；证据6，1994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用以证明在1994年的时候何厚海妻子已经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据7，2002年公粮入库情况表，用以证明该田地一直由何厚海夫妻进行耕种与管理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对被告容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这份合同是无效的，里面发包方梁海堂的签名，是原告不认可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7月，梁海堂并不是队长。原告方有提交当时是涂建同、涂建钢为队长的证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不能证明容县政府的证明内容，因为这些证据里面内容显示何厚海的家庭总数共一人，实际上彭瑞珍是他的妻子，所以这份证据与事实不符，承包调查表，地界指认都是彭瑞珍指认，彭瑞珍也不是原告的村民，里面完全没有何厚海的签名，只有彭瑞珍的签名，地块与彭瑞珍无关，调查表还有公示结果等都是彭瑞珍代为签字，还有村民小组是梁海堂，当时梁海堂也不是队长，这些证据是不符合程序和事实的，签名里面已经有两个家庭成员，但是声明书只有何厚海，与事实不符，页码18页与事实不符，真实性有异议，递交的身份证按照第三人所说，是二队，原告是一队的，明显是不同的集体。常住人口只有何厚海一页，没有其他信息，不完整，何厚海是故意隐瞒身份信息，对于容县政府递交的证据2部分，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符，不符合程序，而且没有对申请材料尽到审查义务；对证据3里面的内容与第二的内容是一样的，程序不符合规定，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与事实不符，其他内容的意见与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页码23登记申请书里面梁海堂的签名，当时不是他做队长。与事实不符，程序不符；对证据4、5的质证意见与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身份证的情况恰恰证明何厚海不是原告方的村民，是二队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也不能证明他的主张，里面所签名的只有六个人，六个人是不能代表原告方的村民的，不能认为是原告方村民同意把补偿款安置费等给第三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是不能代表答辩人在里面签名被答辩人没有提出异议，里面户主是各签各的，里面不是谁去签字土地就是谁的，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证明内容；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内容有异议，村民会议大会上，里面的村民是指本集体，是同古村中心一队的村民，不是外来人，所以才会提出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明的是历史问题，除了村委会盖章没有其他村干部的签名证实他的合法性，第三人何厚海证明刘国超是母子关系，刘国超和梁伟林是夫妻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关系，里面迁入中心队，按照户籍何厚海是二队不是一队，至于梁伟林是否为五保户，都没有任何的存档，但是村民都知道谁是五保户，梁伟林作为五保户待遇才分了这么多土地。里面说的内容指定何厚海作为承保人，村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认可何厚海是承保人，而且何厚海没有与梁伟林同吃同住过，涉案土地原来很多都是出租给厂承包是收租金的，没有说耕种，对于这部分如果没有民事诉讼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租金，对于额外收租金的问题，是属于原告的，里面说的山林由何厚海耕种管理是有异议的，这份证明与事实完全不符；对证据6、7，首先证明婚姻关系不能村委会证明，身份关系也不能以村委会证明，对真实性有异议，彭瑞珍本身也是中心二队的人，不是一队的，可以看出承包不应当放在彭瑞珍的名下，合作社的土地承包所有人是中心一队，彭瑞珍是二队的人，不能承包中心一队的土地，现在已经是重新发包，之前94年的证全部失效了，不认可也不同意彭瑞珍承包中心一队的土地，对公粮入库情况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认可交了公粮承包权就是何厚海的，不能以交公粮确认权属。 %1、被告容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第（一）部分：对证据1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五保户应该专门有文体证明的，确认程序没有这么简单的，对这个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4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何厚海、彭瑞珍他们为同一户人，不存在欺骗行为；对证据6三性没有异议。第（二）部分:对证据1、2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方他说证实这一户是五保户的事实是不成立的，有关五保户的证明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对证据4承包合同说何厚海妻子代签是事实，申请陈述家庭人口共一人，何厚海承包中心一队梁伟林名下的土地，所以是以他一人的名义，没有故意隐瞒的情况，这个事实政府也是知道的；对证据5中2014年至2015年是梁海堂为中心一队队长没有错误，当时的签字时间也都在梁海堂的任期之内。 被告容县政府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 3、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目录（一），对证据1、2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何厚海是刘国超的儿子，是带过去，刘国超不是五保户，是带着儿子嫁过去。顶多只是梁伟林为五保户。具体由政府认定；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并没有欺骗的行为，对起诉状没有异议；证据目录（二）：对证据1、2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下面的规定内容不具体，只选择了有利的部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份证据写的内容，解决五保户的问题，写了里面的继承人接管，首先村里面对这份东西指定了何厚海为梁伟林的承保人，何厚海照顾了梁伟林的生老病死，从梁伟林过世到土地被征收之前，村里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说这个已经超过诉讼期限，不符合文件精神，这份文件就是为了解决五保户问题；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全队人都为梁海堂签字，其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对容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承包调查表既有调查员的签字，也有村民梁海堂的签字，签字的时间他还是小组长，对后面的证据，政府已经尽了调查的义务，办证是漫长的过程，有这种情况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证据3，证明政府已经尽了审查义务，经过公示等程序，程序合法是正确的；对证据4、5的三性均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并且与原告所要证明事实相关联，能证明容县政府颁发给何厚海的第063509号承包证所登记的土地属于中心一组集体所有的事实，能证明何厚海是中心二组的村民，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被告容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能证明第063509号承包证所登记的土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五保户梁伟林死亡后一直由何厚海承包经营的事实，能证明其根据中心一组与何厚海签订的承包合同颁发第063509号承包证的事实，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第三人何厚海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能证明第063509号承包证所登记的土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五保户梁伟林死亡后一直由其承包经营的事实，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何厚海是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二队的村民，何厚海的生父病故后，其母亲刘国超改嫁给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的村民梁伟林，刘国超和梁伟林生前未育有子女，刘国超于1988年病故，之后，梁伟林成为同古村的五保户。为了照顾梁伟林的生活，同古村委会指定了何厚海为梁伟林的承保人，并由何厚海履行对梁伟林的生养死葬义务。梁伟林于1993年7月死亡，此后，其户所承包的土地由何厚海继续承包经营，并于1994年8月1日由何厚海的妻子彭瑞珍作为户主取得了土地承包使用证，原告中心一队一直没有异议。为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015年，容县政府组织进行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工作，经过调查核实，原告于2017年7月10日与何厚海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J，合同括注为：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共19块，面积4.2亩，承包期限为1994年10月31日至2029年10月30日，共35年。合同签订后，由何厚海提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申请，经原告当时的村民小组长梁海堂签字确认，同古村委会、容州镇人民政府、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容县政府最后审查批准，并于2018年12月3日颁发了第063509号承包证给何厚海。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上述第063509号承包证所登记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因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归属及分配问题，原告和第三人何厚海发生了纠纷，原告遂提起了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容县政府颁发第063509号承包证的主要事实根据是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被告颁证的目的只是对当事人双方已经存在的承包法律关系进行确认而已。原告如果认为属于其队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进行承包调整，可以另行通过解除承包合同的方式收回所发包的土地，如果解除双方的承包关系后，可直接申请注销即可。因此，原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依法解除前，其起诉请求撤销第063509号承包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被告颁发的第063509号承包证不予撤销。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撤销第063509号承包证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队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或者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能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 判 长  庞 忠 审 判 员  蔡 文 审 判 员  梁文全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吕 博 书 记 员  陈兰芳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修正) 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