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12民终112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贾某1，男，汉族，1962年7月5日出生，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贾某2，男，汉族，1970年1月3日出生，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汉族，1982年11月12日出生，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原审被告：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三社。法定代表人：焦某，任该村委会主任。原审被告：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一社。负责人：贾某2，任该社社长。上诉人贾某1、贾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被告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民委员会、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一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康县人民法院(2019)甘1224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某1、贾某2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发回重审。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王某家庭承包的四宗土地是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通过1992年9月22日召开的会议研究决定，将已迁往外省的黄某承包的四宗土地收回后承包给王某2属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1992年村委会给王某2承包土地的合同签订程序违法。2、该份承包合同是被上诉人的父亲王某2与其弟弟王某3、王某4私自书写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份承包合同是当时被上诉人的父亲王某2从第三人父亲手中借种黄某的土地后，与任村干部的二位弟弟私自写的承包合同，合同上有王某3、王某4、焦某2等人的签名。但根据时任村文书的焦某2的证言“关于承包合同我不清楚”可以证实，当时的这份承包合同就连时任的村文书都不知情。3、1987年左右黄某回山东时并没有将全家户口迁往山东。第三人的姐夫黄某和妻子回山东老家，留下了姑婆贾某和一个小女儿黄某2，黄某21995年考入成县师范时才将户口转走。而被上诉人提供的1992年承包合同上却说黄某全家都已迁往山东，明显这是当时上诉人父亲为了将借种的土地占为已有而伙同时任村干部的弟弟捏造的。二、关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贾家湾村《会议记录》一本，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定。村委会的会议记录应当由村委会负责保存。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这本会议记录从1992年开始至今却一直由被上诉人家保存，现任的村主任都没有见过这本会议记录。因为贾家湾村的文书从1995年开始由被上诉人父亲王某2担任，一直到2005年又由上诉人担任到2016年，在卸任时并没有将该本会议记录交给村委会，而是一直自行保管。一审法院却以这份会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记载的承包地1．33亩与诉争土地亩数不符的问题，原审认为是与第二轮土地登记工作不细致、为少交农业税等理由有意压缩申报登记土地面积等情况有关完全是主观猜测，没有证据证实。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编号为19050114号农业承包合同书上记载的承包地只有1．33亩，没有地名和四至界线，但被上诉人提交的1992年承包合同上记载的仅承包黄某的就有10．8亩，而在2016年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时，测量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两家争义的四块土地为6．17亩，经上诉人在农经局查询，卫星测绘图上显示的双方争议地块仍属黄某。从以上数字来看，前后完全不一致。1999年被上诉人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记载的土地是1．33亩，且合同未到期，现在只能按原承包合同颁发土地确权证，而不是随意改变土地亩数。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家土地使用证上的1．33亩与农经局测量的6．17亩差距属工作不细致造成的与事实不符。四、原审法院将上诉人提交的一份焦某2出具的证明没有作为证据写进原审判决。焦某21992年时任贾家湾村文书，被上诉人提交的承包合同书上有焦某2的签名，但经上诉人询问焦某2，焦某2对承包合同一事并不知情。五、原审判决贾家湾村委会按本次农村土地登记规定履行与被上诉人家庭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和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所需的前期相关书面资料不符合法律规定。l、原告原审判决的结果是以司法权强令农村经济组织与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及相关土地承包经营的规定。被上诉人的父亲与村委会签订的原土地承包合同只有1．33亩，如确有错误，只是对原有土地承包权经营证书的更正，该更正权力应属于原发证机关康县人民政府。2、原审判决突破了司法权的界线，以司法权替代了行政权，同时也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违法。上诉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特提起上诉，望发回重审王某辩称：第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本案中争议土地于1992年，由村委会承包给答辩人的基本案件事实。被答辩人承于上诉状中自己都予以确认。其次，争议土地于1992年向答辩人发包的事实，不仅有1992年承包时的原始资料证据，而且还有当时的村文书焦某2、村主任许某的证实，足以认定。其三，被答辩人虽然提出的异议，但至今连一份有效的证据来反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证据都没有。最后，经过一审法院多次明确询问调查，本案争议土地自1992年至2016年11月份，答辩人经营耕种承包地20多年，被答辩人均没提出任何异议。第二，1992年村委会对当时村民迁走后的土地再次承包是否违法，不在本案审查范围之内。第三，被答辩人在上诉中说1992年的承包合同是答辩人的父亲及兄弟私下写的，完全是假话，实际上合同是当年的村文书焦某2写的。一审法院已作调查，本人已向法院确认，真实性不容置疑。第四，本案争议土地为6.17亩，但在前承包合同中登记为1.3亩多，但根据本案事实和农村土地当时土地登记惯例，这1.3亩就是争议土地的全部，根据如下：首先，土地登记时，为了减少承包人的支出，一般都仅登记“计税面积”，对“不计税面积”，都没有登记在内。这一基本事实，答辩人向法院提交了全部的承包资料，同时向法院补交了本次土地承包的部分村民的登记资料。所有的社员在1999年承包时，承包合同的土地面积均非常少，而且本次土地确权登记的面积均倍增于1999年承包合同的土地面积。其次，发包给答辩人的争议土地虽然登记面积小，但是被告却连任何的争议土地的承包合同都没有。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清楚，证据充分、使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王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编码为621224103205010015J涉及吴家沟、碾子坡、纸场背四块土地共6.17亩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和相关资料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9月22日，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民委员会（参加人：村支书王某3、村主任许某、调解主任焦某3、文书焦某2并做会议记录、一社社长贾某3、二社社长朱某、三社社长王某4），经会议研究决定：因村民黄某举家迁回到山东省的老家，其原在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的户口被注销，决定将原由黄某承包的岸门口镇贾家湾村的土地10.8亩[包括碾子道(又称碾子坡）一块、吴家沟两块、贾家湾坝里（以称纸场背）一块]转包给王某2（系原告王某之父）。遂后村委会由村文书焦某2起草《承包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因黄某人已回山东，户口注销，现将其承包的土地拾亩零捌分，由村委会转包给王某2（该合同上有当时参加的村干部许连仲等人签名并加盖有该村委会公章）。此后，上述涉案四块土地一直由王某2家承包经营。自2008年起，王某家在其所承包的碾子道的地里先后修建房屋，该房屋履行了相关审批手续后，该宗地部分转化成其宅基地，所剩部分王某家继续用于种菜等。2010年4月原告王某之父王某2去世，上述四宗土地由原告王某继续承包并实际经营。2016年11月，第三人贾某1、贾某2兄弟对王某承包经营的土地（原村民黄某地块）提出争议，双方发生纠纷。2016年11月18日，贾家湾村在支部书记巩涛主持下，对王某与贾某1、贾某2争议的承包地纠纷进行调解未果，于同年12月25日出具书面调解证明上报岸门口镇司法所。2017年4月7日，岸门口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组织村社负责人对双方涉诉土地纠纷再次进行调解未果，遂于当日提出调解意见：1.涉及纠纷的三块地：碾子道1.5亩，吴家沟4.5亩，贾家湾坝里2亩，因双方都无法提供证据，暂交村委会管理；2.王某与贾某1双方都不能在上述三块地上种植或生产、建房；3.贾某1种植黄宝（保）东面山里的一块地一并交由贾家湾村集体管理。但双方均未按司法所意见落实，两家各自继续耕种经营原有土地。此后，双方就此土地争议多次向镇政府反映。2017年11月6日，康县岸门口镇人民政府作出《康县岸门口镇人民政府关于贾家湾村王某与贾某1贾某2申请土地确权的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认定：“争议土地（有《康县农业承包合同书》，编号19050114）包括其中的所含宅基地（有《宅基地审批表》康政土建发（2011）11号文件）权属情楚，不存在权属不清的确权事由；另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乡（镇）人民政府不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法定主体。”遂作出：一、对双方当事人（王某和贾某1）提出的土地确权申请不予处理；二、双方争议事项，当事人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处理意见送达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按告知的诉权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自2017年起，康县人民政府启动并落实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由主管单位原康县农牧局（农经局）委托的甘××队开展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情况进行登记确权登记工作期间，王某向该工作组申报了自家承包土地情况。2018年7月13日，原告王某从康县农经局确权办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甘〔2017〕康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39834号）》（以下简称《第039834号经营权证》)，该证载明王某（家庭承包）四块地：碾子坡0.7亩（又称碾子道），纸场背（又称贾家湾坝里）2.45亩，吴家沟两块分别为1.16亩和1.86亩，共计6.17亩。后因第三人贾某1、贾某2对王某承包地权属提出异议并找有关部门请求处理等原因，经岸门口镇政府汇报后，康县农牧局（农经局）组织相关人员对此进行了复查，发现其委托的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康县项目部）上报的王某一户的调查材料中前期的调查登记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上仅有王某本人签名，无发包方村民委员会（即贾家湾村和第一社）公章和负责人签名等，遂以王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手续不齐全（前期调查登记资料）为由，要求煤田项目部（康县）技术负责人郭某于2018年8月10日收回了已颁发给王某的《第039834号经营权证》。2018年9月10日，原告王某以被告康县农牧局、康县岸门口镇政府、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民委员会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文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2月7日，文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甘1222行初1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王某要求发放已办好的《第039834号经营权证》的诉讼请求。此后，因二被告没有和原告王某家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家庭承包方式）合同书》（康县人民政府印编号：621224103205010015J）等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需的前期资料等，康县农牧局以此为由，拒绝了王某家庭申请颁发涉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方代表王某编号：第039834号）的请求。为此，原告王某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自1982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以来，我国法律和国家有关政策对土地承包期都作了明确的限定。1993年指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时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1997年指出土地承包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5年3月2日）(以下简称《颁证方案》)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整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原则是把握政策、确保稳定。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要以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台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权益归属。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非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势出现的情况下，发包方不得收回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方的耕地和草地。”本案中，原告王某家庭承包的四宗土地，是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通过1992年9月22日召开的会议研究决定：将已迁往外省的黄某承包的岸门口镇贾家湾村的四宗土地收回后转包给王某2（系原告王某之父）家的，该四宗土地自转包之日起由其家庭实际持续承包经营至今。在当地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王某家庭承包土地也继续得到了确认。虽然其家庭持有的《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字第910号）内记载的土地面积（1.33亩）与其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不相符，地块位置和四至均未填写明确。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贾家湾村汇总表（农户承包土地情况）》记载：王某2，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7.34亩，原计税面积1.34亩。这与当时当地开展第二轮土地登记工作不细致，部分村民认识不高，为少交农业税有意压缩申报登记土地面积等实际状况有关，这也是我国要开展本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和完善清查土地面积的主要目的和初衷，故应按已查明的农户实际承包经营的实有土地面积为准。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政策，王某家庭承包的土地期限亦应在延长三十年的规定内。虽然自2016年起，第三人贾某1、贾某2对原告家承包土地提出了争议，但其所提出的争议并未获得相关有权部门的确认和支持。第三人主张诉争土地系其姐夫黄某留给他家后被原告之父借种并占有应归还他们的主张，因本案涉诉土地系康县岸门镇贾家湾村集体所有，村民黄某举家迁回山东后其个人并无权处分或决定承包地的归属，涉案土地必须依法经原发包方贾家湾村委会集体认可或决定才有效。根据《贾家湾村汇总表（农户承包土地情况）》记载和现有实际情况，贾某1、贾某2两户在该村落实土地承包中均有自家各自的承包地。故第三人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按照本轮土地登记相关规定，本次登记主要是对二轮承包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不改变二轮承包时期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和权属关系。不是推倒重来，更不能打乱重分。本次登记是在保持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开展的,严禁借机违法调整和收回农户承包地。综上所述，被告贾家湾村委会、贾家湾村一社作为该社土地承包经营的发包方和管理人，有义务按本村农户王某家庭实际承包经营的土地情况，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配合相关登记机关完善资料的义务。据此，原审法院判处：限被告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民委员会和被告岸门口镇贾家湾村一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本次农村土地登记规定履行与原告王某家庭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家庭承包方式）合同书》（包括：吴家沟1.16亩、碾子坡0.70亩、吴家沟1.86亩、纸场背2.45亩，面积总计6.17亩。即：编号621224103205010015J承包合同）和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方代表人：王某）所需的前期相关书面资料的义务。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讼争土地系1992年期间，被上诉人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原村民黄某举家外迁至山东省，其在该村的户口被注销后，经康县岸门口镇贾家湾村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原由黄某承包的该村土地收回并承包给被上诉人王某的父亲王某2承包经营，上述收回土地并重新发包行为系在该村村委会原村支书、村主任、村文书及原各社社长参加下进行，会后王某2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王某及家庭成员的承包土地继续得到了确认，并由王某及家人承包经营至今。2016年以来，上诉人贾某1、贾某2对本案讼争土地提出了异议，主张诉争土地系其姐夫黄某留给他家后被王某2借种，但二上诉人未能提供其对讼争议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使用权的相关证书，黄某亦无权处分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上诉人称讼争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程序违法，该合同系王某2与时任村干部的弟弟王某3私自所签、焦某2称并不知情等。为此，原审法院对在该合同中签字的人员逐一进行了调查核实，所有参会人员均对认可村委会研究讨论调整承包地一事，焦某2明确认可当时的村委会纪录是其所做，土地承包合同也是其起草，据此，二上诉人的上述请求无证据支持。据此，本案讼土地系康县岸门镇贾家湾村集体所有，黄某举家外迁后，应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贾家湾村委会、贾家湾村一社作为该社土地承包经营的发包方和管理人，有义务按本村村民王某家庭实际承包经营的土地情况，继续履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配合相关登记机关完善资料的义务。综上，贾某1、贾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贾某1、贾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彩霞审判员  安武民审判员  李海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龙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