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24行初70号 原告裘一苇，男，194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城路369号。 法定代表人陈君，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啸，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嵊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683678427788Q，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南马路78号。 法定代表人任红阳，主任。 委托代理人任别克、成伟钦，嵊州市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裘一苇诉被告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第三人嵊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供销社”）社保行政确认一案，于2019年5月22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申请异地管辖。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次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裘一苇、被告人社局副局长陈玉萍、委托代理人马啸、第三人供销社委托代理人任别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裘一苇诉称：我于1962年随母从城关镇下放至农村，1981年按政策返城成为城镇待业青年。1984年4月1日，供销社为了发展销售事业，根据省政府浙政（1984）16号文件精神，把我从当时的“嵊县毛纺厂”（属临城区办企业）作为技术员工引进供销社工作，并被安排在其下属企业嵊县日杂废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办理了相关手续，成为供销社非农合同制工。1985年被评为系统内先进工作者，并于同年参加县社职工工资调整。1986年8月省政府浙政（1986）52号文件，“要求各企事业单位所使用的合同制工实行统筹，统一归劳动部门管理”，并规定从86年10月1号开始执行。我单位根据县劳动服务部门的统一指导和布置，一边向劳动部门为现有的合同制职工从10月其缴纳社保费，一边根据省政府浙政（1984）16号文件精神向县劳动部门申请把原来符合要求的合同制工转为长期工。我在1986年11月14日得到批准，成为供销社合同制长期工。2000年单位改制破产，我被下岗失业，失业金的领取是1984年至2000年1月共15年8个月，共计20个月的生活费。此后个人档案全部由供销社移交人社局。2009年退休，在办理手续时，我发现少给32个月的工龄，其中办事员出示的社保手册（由社保局管理）的缴费记录中有被划去2个月的涂改，但参加工作日期1984年4月未被涂改。经供销社交涉，人社局不承认供销社所认同的工龄。2015年我从杭州回嵊，听说有退休多年的辅导员补办了原来没有计算的工龄，遂向供销社问询并得到证实。供销社支持我向人社局维权。2015年11月15日开始，我向人社局信访，但结果不尽如人意，遂以人社局为被告，于2017年6月9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7年11月14日嵊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双方争议焦点集中在1984年4月至1986年9月期间我是临时工还是合同制工，供销社是否有权自主招工。因双方均未拿出权威性文件，被告当庭表示我拿到文件之后，如符合条件可以办理。休庭后，我于2017年11月16日查到浙政（1984）16号文件并提交法院。人社局收到文件后，同意办理并建议我撤诉。撤诉后我向供销社领导汇报了情况，供销社于2017年12月19日向人社局发送要求按政策给予办理的公函。2018年5月我接到供销社电话，说人社局办理时发现缺少招聘时的材料以及签订的合同。随后我在人社局的档案室找到了我的个人资料。2018年6月5日，供销社向人社局发出要求复议的公函及佐证材料，以后又多次沟通联系，人社局未以文字形式回复。2019年1月28日，供销社又向人社局发出要求行政复议的公函。2019年4月9日，人社局领导承认我是1986年前的供销社非农合同制工，并邀我同去绍兴市人社局请示。2019年5月3日，我与人社局干部到绍兴市人社局，被告知不能办理，其理由与人社局口径一致。 我和供销社领导多次与人社局沟通，人社局多次口头答复，不予办理的依据是浙政（1986）52号文件和浙劳险(1993)143号文件，不予办理的理由有四条，但均不能成立。 被告的第一个理由是，根据浙劳险（1993）143号文件“用工单位和劳动合同制职工本人从招收录用之月起，均应按省政府（1986）52号文件的规定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并以此计算劳动合同制工人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对固定职工因非本人原因改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以及原下乡知青，复退军人，精减退职工和被企业辞退的固定工，被招用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招用或改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之前的工作时间，凡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可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可视作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本通知从下文日（1993年9月15日）起执行。过去有关劳动合同制工人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处理规定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原告认为，文件主要针对原固定工改制为合同制工而发，供销社已在文件发布前为原告按浙政（1986）52号文件规定交纳了社保养老基金，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的第二个理由是，原告单位没有按浙政（1986）52号文件规定补交1984年7月至1986年9月的基础养老金。原告认为，原告是供销社合同制工人，非国营单位合同制工人，是1986年6月30日前批准的合同制工人。浙政（1986）52号文件规定“关于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是否比照执行国务院四项《暂行规定》和省政府的实施细则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和地区公署研究确定，并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执行”。在该期间没有绍兴公署的文件，供销社按浙政（1984）16号文件执行是没有错的。因此，被告该理由错误。 被告的第三个理由是，1986年10月前经劳动局批准的都是固定工，不是合同制工，只有固定工才能视同缴费年限，所以原告1984年4月至1986年9月不能视同缴费年限。浙江省劳动人事厅《关于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劳动合同制工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1、全民所有制单位从社会上招收工人（含招收退休职工了女）均实行劳动合同制，分别为长期工、轮换工、临时工、季节工；2、本《暂行规定》从文到之月起执行，在此之前招用的长期工，其各项待遇低于本规定的可按本规定执行，社会保险基金，在社会保险实施颁发前，由各单位按月提取专款存入银行。原告认为，被告理由极不负责任。 被告的第四个理由是，供销社补交过费的合同制工，有名册在劳动局，名册上没有原告名字，所以不能计算退休工龄。如果要补办的话，必须补交1984年7月至1986年9月的缴费。原告查证，供销社1986年10月批准的居民合同制工都是从10月开始由单位缴费，没有补交记录。补交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合同制工，为改变解除合同后一次性拿生活费而补交，一种是已到退休年龄但未满15年工龄而补交。被告依据经不起调查，不可采信。 综上，请求重启行政诉讼，补办省政府浙政（1986）52号文件发布前批准的合同制工（非农）在社保办理退休时遗漏的从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共计32个月在供销社工作的连续工龄。庭审中，原告进一步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其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可以补交养老金。 被告人社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认定缴费年限的决定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政策法规正确。原告系1984年4月进嵊县日杂废品公司的临时工，1985年3月转为日杂废品公司合同工，1986年11月14日经劳动局同意，被招收为原嵊县供销社集体合同制长期工，仍分配在嵊县日杂废品公司工作，1986年12月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2009年7月退休。因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合同工（临时工）的连续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也不能计算视作缴费年限，故被告认定原告缴费年限为1986年12月至2009年7月，共22年8个月，该认定符合相关政策、法规，是完全正确的。二、被告没有否定原告1984年4月1日至1986年11月的工作时间，但原告要求确认1984年4月1日至1986年11月的工作时间可视同缴费年限或给予补缴于法无据。原告要求补办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计32个月在嵊县供销社工作的连续工龄，实质是想将转正前在原单位工作时间计算为视作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或给予补缴。1、关于视作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问题。浙江省劳动厅《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年限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浙劳险[1993]143号)第一条规定“用工单位和劳动合同制职工本人从招收录用之月起，均应按省政府浙政（1986）52号文件的规定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并以此计算劳动合同制工人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第二条规定“对固定职工因非本人原因改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以及原下乡知青、复员退伍军人、精减退职职工和被企业辞退的固定工，被招用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招用或改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前的工作时间，凡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可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可视作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第四条规定“本通知从下文之日(1993年9月15日）起执行。凡过去有关劳动合同制工人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处理规定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由于原告不属于该文件第二条规定的“固定职工因非本人原因改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以及原下乡知青、复员退伍军人、精减退职职工和被企业辞退的固定工，被招用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情形，所以原告在此前的1984年4月1日至1986年11月工作时间不能视作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2、关于可否补缴退休养老基金的问题。1986年8月30日公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浙政[1986]52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本《细则》公布前招用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单位未按浙江省劳动人事厅、浙江省财政厅浙劳人险（84）295号、（84）财企1126号文件规定缴纳退休养老基金的，均应按规定如数补缴，并由原单位所在开户银行限期代为扣缴。其中，1984年6月底以前的时间，视作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也就是说在1986年8月30日前被招用的劳动合同制工作，单位未按规定缴纳退休养老基金的，均应按规定如数补缴，其中，1984年6月底以前的时间，视作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年限。而原告系1986年11月14日经劳动局同意，才被招收为原嵊县供销社集体合同制长期工，不符合浙政（1986）52号文件补缴和视同缴费的规定。三、浙政（1984）16号文件对原告的缴费年限的认定没有影响。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由于找到新的文件依据，要求重启行政诉讼，补办省政府浙政(1986)52号文件发布前批准的合同制工（非农）在社保办给办理退休时遗落的从1984年4月86年11月计32个月在嵊县供销社工作的连续工龄”的诉求，结合其在“事实与理由”中的陈述，被告理解后认为原告所指“新的文件依据”应该是指《浙江省人民政府批转省供销社的通知》（浙政[1984]16号）。在该文件“（二）改革人事、劳动制度”中规定“招收长期工的计划，应报省联社审批，由县联社按规定条件统一考试，择优录用。季节工和临时工，由基层社按县联社审批的计划就地招用。基层社招用的合同制工人，今后不再向当地劳动服务部门缴管理费。县以上企业招用长期工，暂限在富阳和长兴县试点，招收对象为城镇待业青年，招工计划由省联社审批下达”。由于原告有“在1984年4月进嵊县日杂废品公司的临时工，1985年3月转为日杂废品公司的合同工”的事实存在，故原告认为找到了浙政（1984）16号文件，就可推定其在1984年4月起应已被正式招录为合同制工人了。被告认为其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浙政（1984）16号文件明确指出对于县以上企业招用长期工，仅仅是在富阳和长兴县进行的试点方案，效力并未涉及嵊县。2、浙政（1984）16号文件同时又指出，长期工的招工计划必须由省联社审批下达，按县联社规定条件，统一考试，择优录用。季节工和临时工，由基层社按县联社审批的计划就地招用。本案中没有与原告有关的当时省联社或县联社审批下达的招工计划等材料的存在。3、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但要有“正式”工作，就先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是指国家在劳动力计划内允许用人单位增加新职工的名额。一般由国家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到市、县，再由市、县下达到主管部门，最后由主管部下达到用人单位。按照原告现在的讲法，在1984年4月进嵊县日杂废品公司是根据（浙政[1984]16号）文件规定办理的，那么他当时的“招工指标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使按该文件规定，招工指标不需要当时的县劳动局下达了，但招工手续还是需要到劳动局办理的。那么1984年4月的招工手续又在那里？相反，根据原告提交的《新招工人录用通知书》显示，原告是在1986年11月被嵊县劳动局审查批准为集体所有制工人介绍到嵊县供销社分配工作。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原告早在1984年4月已经被正式招录为合同制工人了，为何还要在1986年11月又一次被招录，为何要办二次招工录用手续？这充分说明原告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原告虽于1984年4月开始进嵊县日杂废品公司做合同工（临转)但其在1986年11月14日经劳动局同意，才被招收的是集体合同制长期工。被告没有否定原告1984年4月至1986年11月的连续工作年限，只是这期间的工作年限，根据浙劳险（1993）143号、浙政（1986）52号等文件规定不能视作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不能计发基本养老金待遇，同时也不能通过补缴方式办理。为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供销社述称：首先，我方根据客观事实，认同原告阐述在供销社的工作年限。即：原告系1984年4月进嵊县日杂废品公司作为临时工，1985年3月转为日杂废品公司合同工，1986年11月14日经劳动局同意，被招收为原嵊县供销社集体合同制长期工至2009年7月退休。其次，我方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我方根据1986年8月30日公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贯彻执行国务院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浙政[1986]52号）文件及浙江省劳动厅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年限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浙劳险[1993]143号）文件，已经为原告依法缴纳了退休养老基金。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不存在漏缴的情况，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作出缴费年限认定的职权部门，具体认定和适用法律法规系其依职权作出。故，我方的行为未对原告权益造成实质影响，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并且，我方也积极配合原告向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补办工龄进行行政复议。最后，我方对法院依据查明的客观事实后，依据法律法规作出的判决表示尊重。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出。本案中，原告裘一苇于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被告在确认缴纳养老保险费工作年限时少算了32个月，原告立即找第三人供销社与被告进行交涉，但被告不承认供销社认同的工龄，认为原告所称的32个月工作年限不能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能通过补缴方式办理。后，原告按要求办理了退休手续。2015年开始，原告针对此事向被告及相关部门问询，希望将遗漏的32个月工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于2009年已经知道被告不予办理其申请事项的决定，至2017年6月首次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二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裘一苇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旭峰 审 判 员  张兆刚 人民陪审员  吕 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盛 瑛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的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