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6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中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刘东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军，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田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黄钦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广东普罗米修（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单雪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新三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谢惠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中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田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原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佳信公司）、广州市新三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三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田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田原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中启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剥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依法应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或发回重审。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1.一审判决未查明田原公司与谁建立了合同关系，由谁履行了合同，向谁进行了结算等事实。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增值税发票就认定所谓的欠款，明显依据不足。事实上，金佳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财务负责人均因发票问题，而被刑事拘押。作为（2018）粤0112民初5920、5922号经办法官，其曾在看守所对田原公司进行过询问，因此，在无证据佐证，且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之间存在多个纠纷的情况下，以发票认定欠款，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一审判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田原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履约单据证明其欠款的真实性。本案中，田原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显示，田原公司与中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即买卖合同关系。由田原公司提供产品与中启公司，中启公司销售相关产品。作为案涉货款最重要的送货单等单据，田原公司依据合作协议约定本应存在的证据，田原公司并没有提供。基于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之间存在系列纠纷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理应审查相关的履约单据，但一审判决并没有对此进行审查。在庭审过程中，金佳信公司亦明确田原公司所起诉的案涉货款并非增资协议项下的货款，因为增资协议项下的应付款的截止日期是2016年5月，本案案涉货款是2016年6月份以后。因此，田原公司应当举证证明相关履约事项，明确是谁的债务，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后果。3.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之间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上述认定与生效法律文书相违背。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以所谓的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丧失了法人的独立财产等理由判决中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事实上，中启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显示，中启公司承担或支付了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的应付款及职工工资等近3500万元资金，作为对价，中启公司应全部取得相应的裕港大厦一层物业使用权及相应门店（注：实际为转租权，均为租赁合同）。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金佳信公司等违反合同约定，仅履行了部分义务，给中启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启公司收购金佳信公司门店资产属于资产并购，而不是收购公司，资产并购因经营的连续性，必然存在过渡期，必然存在共管情况。一审判决以此为理由，偷换概念，做出明显与本院（2019）粤01民终5529、5530、5531号民事判决及一审法院（2018）粤0112民初4104号民事判决相违背的认定，违背法律规定。在有生效法律文书证明的情况下，理应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进行认定。（二）本案存在程序错误。在本案中，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没有确认而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许某的微信记录真实性并没有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采用许某的微信记录明显不当。事实上，在庭审过程中，经办法官明确要求田原公司提交相关的原件及补充提交相关诉讼请求依据，但上述原件及依据并没有向中启公司出示，剥夺了中启公司的知情权与辩论权。故本案应发回重审或驳回田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田原公司辩称，不同意中启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第一，田原公司一审提交的各项证据都经法庭审核，也经过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过本案的各当事人质证，真实有效，予以认可。第二，本案无论是从管理人员、财务、资产、债务、库存、工作人员各方面都可以证实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是人格混同。双方在新的股东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合作完成之前是没有分开的，之后他们内部是怎么处理对他们之外的第三人来说是不清楚的。第三，中启公司和金佳信公司不管是重组或者是入股的约定，系其双方约定，对因业务往来的债权人不发生效力，按照法人的资产和债务统一的相关规定，权利义务必须统一，所以田原公司认为中启公司和金佳信公司人格混同，不能独立，中启公司和金佳信公司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述称，首先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同意一审判决。第一，本案的债务是发生在田原公司与中启公司之间，签订合同的进货一方是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所以本案的债务应该是由中启公司承担。第二，在案涉的增资协议中，附件中明确约定，本案田原公司的债务是由中启公司负责偿还，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金佳信公司的人财物租赁的店面，以及所有的通讯业务，全部转入中启公司。如果中启公司不承担本案债务，金佳信公司目前在资产转移之后，剩余的资产根本无法清偿本案的债务，这对金佳信公司、田原公司都是非常的不公平。那就变成中启公司拿走了金佳信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但并不承担约定的债务。第三，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构成公司人格混同。虽然此前有其他判决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案的证据与此前的案件证据并不相同。结合增资协议、印章交接表，尤其是本案中有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在三家公司之间，人员业务资产都是混同的。所以就本案的证据而言，是能够认定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三家公司人格混同。基于以上三点理由，由中启公司承担本案债务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田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连带支付所欠货款177682.83元及违约金53304.85元，共计230987.68元；2.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原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田原公司给予中启公司提供三星笔记本产品销售，包含进驻天河城店、正佳店，每月销售额的8.7%支付给中启公司，如果客户刷卡结算，加收1%刷卡手续费；每月结算货款3次，当月1日、11日、21日为双方结算付款日，如遇周末或重大节假日可后延；结算前田原公司必须提供与结算金额相等的增值税发票给中启公司，如未能依时、足额提供增值税发票的，中启公司有权拒付当期货款；中启公司必须按时支付货款给田原公司，不得逾期，如违反，田原公司有权要求中启公司支付总货款按日3‰计算违约金；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该协议没有落款时间。田原公司提供了其开具给金佳信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分别欠付2016年6月1-10日、8月1-10日、8月11-20日、8月21-31日、9月1-10日、9月11-20日各期间的货款。上述发票具体情况如下：2016年6月16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90、491、492、493）票面金额共计35500.36元；2016年8月17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10、411、412）票面金额共计25616.33元；2016年9月7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13、414、415）票面金额共计26116.23元；2016年9月7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16、417、418、419）票面金额共计28820.77元；2016年9月18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20、421、424、425、426、428）票面金额共计44560.37元；2016年9月23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29、430）票面金额共计17068.77元。上述发票票面总金额为177682.83元。另，田原公司提供了其于2016年3月15日开具给金佳信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64、465）票面金额共计12820.79元，于2016年3月24日开具给金佳信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67、468）票面金额共计11646.89元。田原公司提供的《广州银行明细对账单》显示金佳信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22日、31日支付了上述款项。田原公司提供了其于2016年12月19日开具给中启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32、433、434、435）票面金额共计27657.28元。田原公司提供的《广州银行对账单》显示中启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支付了该款项。田原公司提供了2016年6月-9月的《商品销售保修单》（一批），以证明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的财务及责任并未明确区分。该批保修单上盖有“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票据专用章”和“广州市新三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三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对上述保修单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不确认关联性或无法确认关联性。田原公司申请了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是：何某在中启公司和金佳信公司处均任过职，田原公司与中启公司或金佳信公司存在真实交易；许某、姚某分别是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的财务和采购人员；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不独立，可以互相调货；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的业务都是一起办；2016年11月后，中启公司曾多次对各门店财务、现金、固定资产、货物等任何东西进行盘点。田原公司提供了其员工与许某2016年9月5日-11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财务并未明确区分独立，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欠款数据的事实，合作过程中要求田原公司配合与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签订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的主要内容包括进货、对账、开票、付款，聊天中还提到田原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协议的事宜。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确认许某2016年10月1日前是金佳信公司的财务。中启公司确认许某2016年10月1日入职中启公司，任职商务人员，2018年4月20日离职。2016年，案外人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陈某（甲方二）与谢某（乙方一）、陆某（乙方二）、吴某（乙方三）、周某（乙方四）、中启公司（丙方或目标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广州市中启能源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增资协议》确认，谢某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质享有公司100%股权。陆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在工商登记资料享有目标公司40%股权，吴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在工商登记资料享有目标公司30%股权，周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在工商登记资料享有目标公司30%股权。《增资协议》约定，甲方按约定对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以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56%的股权。甲方一向目标公司缴付现金投资款2048.74万元，甲方二向目标公司缴付现金投资款445.38万元。《增资协议》第三章第1条约定：实际控制人将其所持有或控制的门店全部装入目标公司，门店清单见附件7（附件7所列示的全部门店以下称门店）。即目标公司将原来在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的门店及门店的固定资产在未来半年的时间内全部转入目标公司。相应的租约亦全部转入目标公司，具体租约详见附件6；第三章第2条约定：自2016年10月1日起，实际控制人的全部门店的运营收入及运营成本核算进入中启公司，全部通讯零售的运营人员的劳动关系及成本转至目标公司。人员清单详见附件3。附件10所列示的供应商应付款转入目标公司。附件8所列的应付员工薪酬、应付租金转入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拥有的价值的存货全部转入目标公司，附件5所列的资产转入目标公司。……；第三章第3条约定：原股东与新股东一致同意，对附件3所列示的负债、附件10所列示应付供应商货款、附件9所列示各项应收款由新股东及新股东公司一并承担；第四章第2条约定：金佳信公司同意将其注册的“金佳信”商标授权给新股东公司免费使用五年。在协议生效的十五日内金佳信提供资料，各方签订授权使用协议，由新股东公司向工商局提交授权使用备案；第九章保密条款约定：未经对方同意，甲方、目标公司和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非关联第三方披露及/或泄漏本次投资的任何信息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知悉的对方的商业信息、商业秘密以及本增资协议内容。各方的此项义务是无限期的。上述《增资协议》所附的《应付账款清单》显示，截止2016年8月31日，金佳信公司应付给田原公司的货款为271674元。2016年11月21日，新三一公司和金佳信公司与中启公司签署了《金佳信及关联控股公司相关印鉴章类交接表》和《金佳信及关联控股公司行政章类交接表》，两表显示，新三一公司和金佳信公司将其公司及部分分公司、营业厅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移交给了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其从来都是主张与中启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田原公司主张的货款是否真实；2.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责任承担问题。关于货款是否真实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田原公司提供了其于2016年6月-9月期间开具给金佳信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尾号分别为490、491、492、493、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4、425、426、428、429、430)，票面金额与田原公司请求的金额一致即177682.83元，金佳信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上述货款，故一审法院确认金佳信公司尚欠田原公司货款177682.83元，田原公司请求金佳信公司支付上述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新三一公司和中启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述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应从公司的人员、财产、经营范围等多个表征来进行判断。田原公司主张金佳信公司与新三一公司人格混同的依据主要是其提供的一批《商品销售保修单》。该批保修单上均盖有“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票据专用章”和“广州市新三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田原公司出具给金佳信公司发票以及金佳信公司实际付款行为来看，上述保修单只能证明田原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存在实际交易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故田原公司要求新三一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田原公司主张金佳信公司与中启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其主要依据是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收款专用章放在一起的照片及本院(2018)粤01民终1316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的收款专用章存放在一起的照片不足以认定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而(2018)粤01民终1316号《民事判决书》第29页明确表示“至于中启公司与新三一公司、金佳信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对此本院不予评述。”也就是说该判决书并没有对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作出认定。综上分析，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关于中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中启公司与田原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有效期自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而在此期间，田原公司正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金佳信公司；其次，从《增资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协议约定将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的门店及门店的固定资产在未来半年的时间内全部转入中启公司，相应的租约亦全部转入中启公司，自2016年10月1日起，实际控制人的全部门店的运营收入及运营成本核算进入中启公司；再次，新三一公司和金佳信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将其公司及部分分公司、营业厅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移交给了中启公司；最后，证人何某表示，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并不独立。综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自2016年6月1日起已丧失了法人的独立财产，两公司的财产和经营实际已由中启公司所控制，金佳信公司向中启公司转移财产及印章的行为已侵害了作为债权人田原公司的利益，故田原公司请求中启公司对金佳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前述，金佳信公司的实际经营已由中启公司控制，因此，金佳信公司与田原公司于2016年6月1日之后的交易应受到《合作协议》的约束。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每月结算货款3次，当月1日、11日、21日为结算付款日，如遇周末或重大节假日可后延，因此，田原公司所主张的货款最迟应于2016年10月8日支付。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逾期付款，按每日3‰支付违约金。上述货款已逾期近三年，田原公司按所欠货款的30%请求违约金即53304.85元，该请求数额未超出合同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判决：一、金佳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田原公司支付货款177682.8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53304.85元；二、中启公司对金佳信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田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64.8元，财产保全费1675元，两项共计6439.8元，由金佳信公司、中启公司共同负担。（田原公司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并同意由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迳付田原公司。）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启公司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为广东省国税局网站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内容，拟证明金佳信公司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加刑事责任。证据二为（2019）粤01民终5529号、5530号、5531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该三份生效的判决书均已认定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要求中启公司对金佳信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田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关于证据一，真实性确认，但是关联性不认可，是否虚开发票，与本案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对债务承担责任无关。其开发票是对外销售，而本案是田原公司向中启公司提供货源，中启公司代为销售。关于证据二，对其真实性认可，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坚持一审的说法，证据不一样，会导致认定不一样。其他案子判决认定其不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证据不足。本案一系列证据和出庭证人当庭对所有证据逐一核实，确认了相关内容，所以足以认定人格混同。金佳信公司、新三一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这几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一，税收违法的信息，并不能够证明本案证据中的发票也属于虚开，实际上无论是税局还是其他部门均没有认定本案中相关的发票有虚开的情形。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二，本案中的证据与这三份判决并不完全相同，本案是有证人出庭，并且是有大量涉及到具体经营操作过程的书证。本案应当独立审查，依据现有的证据对是否存在人格混同进行判断，本案的证据，在这三个案里均没有出现。另查明：（一）在本院审理的（2019）粤01民终5529号上诉人朱某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中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佳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朱某主张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该案经审理、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朱某关于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主张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定属于公司法律制度的例外情形，需证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或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人员、管理、财务等多方面的高度混同，达到令交易相对人难以准确区分交易对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的程度。该案中，朱某、金佳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中启公司干预金佳信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可能影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但相关证据并未能达到足以认定两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程度。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家公司之间人员混同。首先，从中启公司作出的《告金佳信公司及中启能源全体员工书》来看，其只是邀请原金佳信公司员工入职中启公司，而金佳信公司部分员工于2016年11月起转至中启公司处参保，亦说明相关员工在两家公司的任职时间是存在先后顺序的，并非同时兼任两家公司的职务。其次，朱某二审提交的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虽载明中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为单雪平，监事曾包含单雪平、谢某，但该情况发生于2016年4月28日之前。截至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开展合作时，单雪平、谢某已不再担任中启公司的董、监、高等职务，不存在公司管理层的人员混同。第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家公司之间经营管理混同。金佳信公司将公章、合同章、人力资源章等印章交由中启公司管理，客观上确实影响了金佳信公司的自主经营权，但中启公司抗辩该行为系其为完成对金佳信公司部分业务收购而采取的过渡期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均确认金佳信公司事后取回了该公司的公章。因公章系公司经营的核心要件，故在此情况下，中启公司已无法实际控制金佳信公司，达不到经营管理混同的效果。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家公司之间财务混同。主张公司法人财务混同，应当证明公司法人之间拥有相同财产且相互之间存在资产任意转移情形，或者存在公司账簿混同使用，无法单独确定责任财产并进而影响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等情形。朱某主张金佳信公司存在向中启公司大额转账的事实，不足以认定两家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第四，朱某向金佳信公司出借案涉款项时，金佳信公司与中启公司尚未开展合作，不存在令朱某难以准确区分交易对象的事由。朱某应当清楚知悉案涉款项仅出借给金佳信公司一方，与中启公司无关。综合上述分析，朱某在该案中就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故中启公司应对金佳信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举证不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若朱某认为中启公司、金佳信公司在签订及履行《增资协议》过程中存在其他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二）二审中，田原公司明确其要求中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第一是人格混同，第二是中启公司接受了金佳信公司的资产，而且田原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金佳信公司拖欠田原公司货款的事实，能否认定；二、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中启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争议焦点一，金佳信公司拖欠田原公司货款的事实能否认定的问题，中启公司主张田原公司存在虚开发票的可能，提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足以认定欠付货款金额。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款金额为177682.83元，金佳信公司未就此提起上诉，应视为认可涉案欠付货款金额为177682.83元。其次，田原公司提交了2016年3月15日的增值税发票以及金佳信公司相应的付款凭证；2016年12月的增值税发票以及中启公司对应的付款凭证。上述事实反映出交易双方存在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支付货款的惯例。现金佳信公司、中启公司未能举证其已经支付了2016年6月-9月的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货款。再次，田原公司提交的《商铺销售保修单》，证实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即金佳信公司已经在实际销售合同约定货物。最后，依据2016年案外人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陈某与谢某、陆某、吴某、周某、中启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所附《应付账款清单》，记载截止2016年8月31日，金佳信公司应付给田原公司的货款为271674元。该证据证实了金佳信公司欠付田原公司货款的事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田原公司的证据能够证实涉案货款未予清偿的事实，而金佳信公司、中启公司未能举证证实所欠付货款少于177682.83元，故一审认定涉案未付货款为177682.83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争议焦点二，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中启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人格混同的问题，本院（2019）粤01民终5529号已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朱某、金佳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中启公司干预金佳信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可能影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但相关证据并未能达到足以认定两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程度。”并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家公司之间人员混同、经营管理混同、财务混同。故田原公司在本案中关于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主张与已生效判决的认定相冲突，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但中启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签订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付款义务。如前所述，现有证据增值税发票、《商铺销售保修单》《增资协议》所附《应付账款清单》证实了田原公司已经履行涉案合同，而金佳信公司作为收货方未履行支付货款的责任；中启公司作为合同签订方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再结合《增资协议》约定将金佳信公司的门店及门店的固定资产全部转入中启公司，以及对协议所附《应付账款清单》中应付供应商货款的承担的约定，一审判决中启公司对涉案货款和违约金承担支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许某的微信记录，一审并未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而中启公司主张一审违法采信该证据与事实不符。中启公司据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理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但一审判决在认定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中启公司与金佳信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三款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64.8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中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