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19）琼行赔终13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   法定代表人张长丰，市长。   委托代理人林云，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韩玮，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跃川，男，汉族，1965年5月10日出生，住海南省东方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才栏，女，汉族，1965年9月3日出生，住海南省东方市，系苏跃川妻子。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紫阳，男，汉族，1985年7月10日出生，住海南省东方市，系苏跃川长子。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紫芸，女，汉族，1987年8月10日出生，住海南省东方市，系苏跃川长女。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紫平，男，汉族，1995年2月4日出生，住海南省东方市，系苏跃川次子。   上列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孟强，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方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方市政府）与上诉人苏跃川、王才栏、苏紫阳、苏紫芸、苏紫平（以下简称苏跃川五人）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行赔初1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12日，东方市政府强制拆除了苏跃川五人位于××道房及相关铁皮棚建筑物。苏跃川五人不服，在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东方市政府向苏跃川五人赔偿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致其损失的333.3万元（其中，房屋及相关建设成本172.8万元，物品损失117.5万元，停业损失30万元，精神抚慰金8万元，过渡安置款5万元）。   一审查明，2012年1月3日，苏跃川与东方市板桥镇利章村第六生产队部分群众签订了《井穴（水塘）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位于国道（225线）东，卜蜂虾塘路口对面，电线杆上标有“镇上5#公变低压A-11”字样处的井穴（水塘）（四至范围为东至关贻石、关贻能田，西至国道，南至关贻石、关贻能田，北至关贻石、关贻能）转让给苏跃川使用。苏跃川家庭于2015年至2016年间，在涉案土地上修建钢结构三层楼房，面积约800平方米。2019年3月12日，东方市政府在未经认定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违建等情况且未履行任何程序情况下强制拆除了苏跃川五人位于××道房及相关铁皮棚建筑物。苏跃川五人不服，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行政确认之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琼97行初68号行政判决，以东方市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为由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另查明，东方市政府拆除涉案房屋前未通知苏跃川五人，强制拆除时未要求苏跃川五人在现场，亦未依法对涉案房产及屋内外财产进行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苏跃川五人签字确认，导致涉案房屋价值及室内外财产价值无法具体估算。苏跃川五人自行列出了其财产损失的清单即《2019年3月12日未收到政府及相关部门任何拆房通知，强制抓全家人禁闭，导致房内可拆卸物品未及时搬出导致巨大损失》，载明被损坏的财产及价值情况如下：顶楼的增压器、储水罐、太阳能共计3.5万元；三楼的大厅玻璃门、房间门、厕所门共计5万元；钢化玻璃窗、铝合金防盗网共计3.5万元；床、桌椅、空调、风扇、家电共计3万元；热水器、喷头、水龙头、灯具、电线共计2万元；二楼的大厅玻璃门、房间门、厕所门共计5万元；钢化玻璃窗、铝合金防盗网共计3.5万元；床、桌椅、空调、风扇、家电共计3万元；热水器、喷头、水龙头、灯具、电线共计2万元；一楼的红色木纹加厚大卷门、房门共计6万元；钢化玻璃窗、铝合金防盗网共计2万元；楼梯扶手共计5万元；厨房的灶台、抽烟机、热水器共计2万元；饭桌椅、门窗共计2万元；床上用品、衣物、首饰、脑梗药物等物品共计5万元；现金5万元；二楼一张黄花梨木大床、一张黄花梨靠椅共计60万元，合计117.5万元。   一审认为，一、关于东方市政府是否应承担赔偿苏跃川五人财产损失的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东方市政府对苏跃川五人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已被一审法院（2019）琼97行初6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故东方市政府违法拆除苏跃川五人涉案房屋及铁皮棚构筑物，造成苏跃川五人财产的损失，东方市政府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一）赔偿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根据东方市政府提供的东方市《2017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图（顺德家具城）》及《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图（顺德家具城）》，证实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属于规划的基本农田及耕地，且苏跃川五人与农民私自转让土地后在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土地的农业用途改为建设用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建设用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第六十二条第三款：“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规定。而苏跃川五人以当地农民建房都未办理建房许可为由，主张涉案房屋不属于违法建筑，显然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虽然东方市政府对苏跃川五人涉案房屋及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已被一审法院（2019）琼97行初6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由于苏跃川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经当地政府审批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仅提供土地转让协议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这不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及构筑物是合法的、经审批的建筑，故苏跃川五人主张赔偿被拆除的涉案房屋及构筑物损失，不予支持，但可利用的建筑材料应属于合法财产，依法应予赔偿。此外，对涉案房屋内的合法动产，亦应予以赔偿。对于苏跃川五人主张的停业损失30万元、精神抚慰金8万元和过渡安置款5万元均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东方市政府组织拆除苏跃川五人房屋时未依法对涉案房屋及屋内外财物进行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苏跃川五人签字确认，致使苏跃川五人无法对涉案财物价值及受损情况提交具体证据证明，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东方市政府承担举证责任。苏跃川五人主张财产损失并提供《2019年3月12日未收到政府及相关部门任何拆房通知，强制抓全家人禁闭，导致房内可拆卸物品未及时搬出导致巨大损失》清单及相关的凭证等作为赔偿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据该财产损失清单，苏跃川五人主张赔偿金额共计117.5万元，结合本案当事人过错责任，并参照市场行情及生活常理，酌定东方市政府应赔偿苏跃川五人财产损失项目包括可拆卸再次利用的财产及屋内物品的损失。具体为：1.涉案被拆房屋及铁皮棚的建筑材料即红砖、钢筋、铁皮等，赔偿款共计30万元；2.顶楼的自动增压器、储水罐、太阳能，赔偿款共计3.5万元；3.三楼和二楼的大厅玻璃门、房间防盗门、卫生间门、钢化玻璃窗、铝合金防盗网、空调、风扇、家电、热水器、喷头、水龙头、灯具等，赔偿款共计27万元；4.一楼的红色木纹加厚大卷门、房间防盗门、钢化玻璃窗、铝合金防盗网、楼梯扶手等，赔偿款共计13万元；5.厨房的灶台、抽烟机、热水器、饭桌椅、门窗等，赔偿款共计4万元；6.屋内其他物品包括床、床上用品及生活用品等共计10万元，均系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且东方市政府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些物品不存在，故对苏跃川五人主张的物品种类、数量及价值应予以认定，但对苏跃川五人主张黄花梨大床及靠椅价值60万元，已超出市场正常价格范围，其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床及靠椅的材质、形成时间及价值与同类实木有何不同等，不予支持。但出于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考虑，结合目前同类材质床及靠椅市场价格，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酌定该黄花梨大床及靠椅价值8万元。即该项屋内物品赔偿金共计18万元（10+8=18万元）。以上6项赔偿数额合计95.5万元（30万元+3.5万元+27万元+13万元+4万元+18万元=95.5万元）。   综上，东方市政府因违法行政行为致使苏跃川五人财产损失，依法应责令东方市政府给予苏跃川五人赔偿。苏跃川五人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责令东方市政府赔偿苏跃川五人财产损失95.5万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   东方市政府上诉称：一、东方市政府认定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苏跃川五人建房的土地来源是非法买卖取得。苏跃川五人建房的××镇民转让的农用地，非苏跃川五人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建房前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也未报建，永久性破坏土地的农业用途。（二）苏跃川五人称其在桥北村没有居所不符合客观事实。苏跃川五人在桥北村已有一套住宅，被拆除的涉案房屋并非为了居住，而是租给他人卖家具盈利。（三）苏跃川五人建房用地占用基本农田事实清楚。经套入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图，苏跃川五人建房占用基本农田0.18亩、耕地0.46亩。二、东方市政府强制拆除苏跃川五人的房屋有法可依。苏跃川五人占用基本农田建房且未报建，东方市政府发现后及时拆除、恢复土地原状，保护农田用地不被非法侵犯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合理的。一审判决支持苏跃川五人的请求会导致村民效仿，等同于鼓励村民违法占地、建房。板桥镇人民政府2017年9月18日责令苏跃川五人停止占用农用地建房的行为未果，东方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拆除涉案房屋有法可依。三、一审判决责令东方市政府向苏跃川五人赔偿95.5万元缺乏事实根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苏跃川五人的诉讼请求。   苏跃川五人上诉称：一、一审认定赔偿范围错误，涉案房屋属于苏跃川五人的合法财产或权益，其主张的停业损失、精神抚慰金及过渡安置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涉案房屋属于苏跃川五人的合法财产，一审判决不予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相关政府部门从未以任何理由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即便行政机关要认定建筑违法，行政相对人也有权通过陈述、申辩、听证或者通过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权和申诉，或者补办审批手续使有关建筑符合相关规定。其次，认定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是行政权不是司法权，一审判决直接认定涉案房屋是违法建筑属于超越职权。最后，涉案房屋在被拆除之前从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在被错误拆除后，东方市政府主张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是为了掩饰、隐瞒自己的错误行为。（二）苏跃川五人主张的停业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苏跃川五人将涉案房屋一楼租与他人经营家具生意，涉案强拆行为导致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承租人已另案起诉要求苏跃川五人退还租金并赔偿损失。（三）苏跃川主张精神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苏跃川五人并未触犯任何法律法规，但2019年3月12日、3月14日、3月15日、4月初，苏跃川五人及家庭成员被东方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扣押，践踏苏跃川五人的公民合法权利，影响了有关人员的身体健康并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四）苏跃川五人主张的过渡安置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苏跃川五人修建涉案房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一家13口的居住问题，涉案房屋被强拆之后，苏跃川家庭居无定所，应当尽快得到安置。二、涉案房屋被强拆，苏跃川五人并无过错，一审判决按当事人过错责任，酌情认定赔偿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苏跃川五人没有过错，一审判决既已确认强拆行为违法，又根据当事人过错责任进行裁判，前后矛盾。其次，涉案强拆行为导致苏跃川五人财产或权益损失，应当全额赔偿2013120元，对建筑材料的价值认定应当经过司法鉴定，但东方市政府清理建筑材料导致证据灭失，应承担证据损毁的不利后果。最后，涉案强拆行为导致苏跃川五人的黄花梨大床和靠椅损毁，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错误要求苏跃川五人承担举证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跃川五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东方市政府作为新证据提交2组证据材料：1.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的（2019）琼东方证字第2822号《公证书》，拟证明东方市公证处对涉案房屋被拆除前的现状进行证据保全，且经该处现场勘验，涉案房屋一楼房内无物品，二楼房内无物品，走廊处有一张短沙发，三楼房内无物品；2.《东方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2014年修改）局部》，拟证明涉案房屋占用基本农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东方市政府于2019年3月12日即已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至本院二审才于2019年11月7日提供对涉案房屋被拆除前的现状进行证据保全的公证书，并不具有正当理由；其二审提供《东方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2014年修改）局部》亦不具有正当理由。东方市政府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提交而在二审提交上述证据，本院对其不予接纳。   苏跃川五人作为新证据提交7组证据材料：1.琼府函[2018]156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东方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拟证明海南省人民政府2018年12月1日批复同意实施的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不应适用于苏跃川五人2015年5月开始建造的涉案房屋，东方市政府认为涉案房屋占用土地是耕地和基本农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东府[2016]52号《东方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方市农村居民建房审批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拟证明该通知于2016年8月22日印发，印发实施之后未报建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苏跃川五人2015年5月开始修建的涉案房屋早已竣工，属于合法建筑；3.万伦见出具的《关于苏跃川房屋建设材料费用情况的说明及证明》以及送货单和收据，拟证明涉案房屋修建过程中购买的钢材、水泥、红砖等各类材料为其合法财产，共计1669887元；4.黄花梨大床照片，拟证明黄花梨大床和靠椅真实存在，东方市政府未限期搬离，未制作财产清单进行公证，违法强拆造成该床毁损，东方市政府应承担赔偿责任，按市场价值60万元予以赔偿；5.往返东方市、海口市的车票、住宿发票、海南省人民医院检查报告，拟证明因东方市政府推诿及扣押、拘留导致苏跃川五人时常往返东方、海口两地，向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东方市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后造成苏跃川五人巨大精神压力，无故进行关押、拘留，致使苏紫阳生病入院治疗，造成经济损失；6.（2019）琼9007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东方市政府的强拆行为造成其租金损失68917元；7.编制日期为2019年11月的《海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预算书》，拟证明被拆除房屋重建价格为2596924.52元，东方市政府应按照该价格赔偿。本院认为，第1、2组证据，系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仅据此并不能认定涉案房屋占用土地合法及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第3组证据，因苏跃川五人在一审已提供万伦见出具的《关于苏跃川房屋建设情况的说明》，该说明载明“土建工程包工包料，装修部分只是包贴瓷砖、美缝、涂涂料、刷油漆、简单的水电装修（不包含灯具、电视机、空调、电冰箱、风扇、厨具等家用电器）”，并附万伦见的收款记录及收据等，从上述证据可见万伦见系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包涉案被拆除房屋的土建工程及其说明所列装修部分，且从其提供的收款记录及收据来看，均系以“工程进度款”的名义收取，可以佐证包工包料的事实，并不涉及购买具体的钢材、水泥、红砖等项目的支出事实。苏跃川五人二审提供的万伦见出具的《关于苏跃川房屋建设材料费用情况的说明及证明》，系对房屋建设材料、数量、价值予以说明，属于无正当事由未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应不予接纳；且从万伦见承包工程系包工包料来看，相关材料系由万伦见购买，其二审提供的送货单和收据却以苏跃川五人名义购买亦不符合常理，加之苏跃川五人承认其二审提供的送货单和收据全部系补开的，并无原始凭据核实。综上，对第3组证据，本院不予接纳。第4组证据，苏紫平在本院询问时称照片中所摄床和靠椅并非其所主张的黄花梨床和靠椅，而是其到板桥镇桥北村其爷爷家拍摄的同款黄花梨床和靠椅。因照片所摄并非苏跃川五人主张的黄花梨床和靠椅且未摄于被拆除房屋，据此照片并不能证明与其爷爷家同款的床及靠椅存放于被拆除房屋且因东方市政府实施强制拆除导致其灭失，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第5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时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本案苏跃川五人有权取得的国家赔偿亦是东方市政府违法强制拆除时对其财产造成损害的赔偿，非因违法强制拆除时造成的财产损害，不属于本案苏跃川五人有权请求赔偿的范围。苏跃川五人提供的车票、住宿费、住院费等与东方市政府实施强制拆除时造成的财产损害无关，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第6组证据，东方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7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未取得合法建设手续而判决苏跃川与陈亚金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判决苏跃川向陈亚金返还租金58971元。苏跃川所返还租金与东方市政府实施强制拆除时造成的财产损害无关，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第7组证据，2019年11月制作的《海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预算书》拟证明的是房屋重建价格，不能证明东方市政府实施强制拆除时造成的财产损失，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   苏跃川五人还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1.苏运山，男，住海南省东方市××镇，系苏跃川之父；2.周民雄，男，住海南省东方市××区，无业。以上两位证人出庭拟证明黄花梨大床及靠椅真实存在以及黄花梨大床和靠椅的价值。本院认为，黄花梨大床和靠椅真实存在与真实存在于被强制拆除房屋中，是两个不同的事实。苏运山系苏跃川之父，有利害关系，其有关黄花梨大床及靠椅系其制作并送给苏跃川的证言并不足以证明苏跃川五人所主张的黄花梨大床和靠椅在强制拆除时存放于被强制拆除房屋内且因强制拆除而灭失；周民雄称其2008年在苏跃川家见过黄花梨大床和靠椅并谈过价格，但苏跃川五人称2016年被拆除房屋才建成居住，故周民雄的证言亦不能证明苏跃川五人所主张的黄花梨大床和靠椅在强制拆除时存放于被强制拆除房屋内且因强制拆除而灭失。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均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一、苏跃川与万伦见签订的《房子施工承包合同》载明工程概况为全框架结构三层。二、2019年3月15日，苏紫阳与东方市板桥镇人民政府干部、东方市板桥镇桥北村民委员会第六村民小组干部代表等对被拆除房屋现场进行测量，测量的房屋地基长24米、宽12米，大棚长29米、宽12米。三、苏跃川五人提供的照片显示，支撑铁皮棚顶的系钢架结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苏跃川五人在对东方市政府于2019年3月12日强制拆除其位于××道房及相关铁皮棚建筑物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东方市政府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已经一审法院（2019）琼97行初68号行政判决及本院（2019）琼行终65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时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东方市政府在违法强制拆除时如造成苏跃川五人的财产损害的，苏跃川五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并非所有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均可获得国家赔偿，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才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对于造成的财产损害的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其他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综上，本案应对苏跃川五人请求赔偿的事项是否属于东方市政府违法强制拆除时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及请求赔偿金额应否予以支持进行审查。   1关于苏跃川五人请求赔偿房屋及相关建筑的建设成本。本案中，虽然无行政机关对苏跃川五人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及铁皮棚等建筑物作出行政决定认定为违法建筑，但是苏跃川五人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及铁皮棚等建筑物是否属于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是苏跃川五人是否依法有权就此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六十二条第二、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农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协议将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本案中，被强制拆除的房屋所占用土地系苏跃川于2012年向东方市板桥镇利章村第六生产队部分群众购买而来，苏跃川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购买集体所有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未办理审批手续，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苏跃川五人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所建的三层楼房及铁皮棚等属依法应予限期拆除、恢复土地原状或予以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不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苏跃川主张其所建三层楼房及铁皮棚等属于合法建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未支持苏跃川五人该项赔偿请求，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苏跃川五人建房所用的红砖、钢筋、铁皮棚等属于不能认定为合法权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组成部分，依法本不应予以赔偿。但鉴于东方市政府系在未限期苏跃川五人自行拆除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拆除，苏跃川五人提供的照片显示支撑铁皮棚顶的系钢架结构，该钢架确可拆卸并可回收利用。结合铁皮棚的占地面积、铁皮棚的使用时间、即便由苏跃川五人自行拆除亦不能保证完全不受损害等情况，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铁皮棚钢架价值的情况下，酌情由东方市政府赔偿苏跃川五人铁皮棚钢架损失1万元。一审对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的认定及酌定赔偿30万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苏跃川五人请求赔偿物品损失。本案中，东方市政府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但东方市政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后登记造册，并进行了妥善处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及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东方市政府的违法强制拆除，苏跃川五人提供《2019年3月12日未收到政府及相关部门任何拆房通知，强制抓全家人禁闭，导致房内可拆卸物品未及时搬出导致巨大损失》清单及相关凭证等证明其物品损失，已尽到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结合苏跃川五人物品损失的主张及所提供的清单及相关凭证，本院确定东方市政府应赔偿苏跃川五人主张的物品损失数额如下：1.顶楼增压器、储水罐、太阳能。苏跃川五人提供的清单中顶楼增压器、储水罐、太阳能列明金额虽为3.5万元，但其提供的收据及商家的出货单载明购买2台增压器（单价1250元）、1个储水罐（单价5100元）、1台太阳能（单价7200元）款项共计为14800元，根据上述收据及商家出货单可认定苏跃川该项支出数额应为14800元。一审酌定该项损失数额为3.5万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2.一楼红色木纹加厚大卷门、房门、楼梯扶手；二楼、三楼大厅玻璃门、房间门、厕所门、钢化玻璃窗、铝合金防盗网、空调、风扇、家电、热水器、水龙头、灯具、电线；厨房门窗等。苏跃川五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及出货单载明：不锈钢门20个，合计30000元；防盗网木纹色1.2厚、窗等合计金额96000元；格力空调润典1.5P5台、65寸液晶屏电视2台、落地扇4台、五叶落地扇5台等合计41066元；楼梯扶手64米、楼门1个，合计54460元；电动铝合金卷闸门四个合计39500元；五金配件4项合计1584元；五金配件15项合计49620元；购门款合计121516元等。前述收据及商家出货单显示苏跃川上述各项支出数额应为433746元。3.苏跃川五人提供的购买单据载明：格力集成灶台3台、油烟机3台、自来水过滤净水器2台合计25860元。以上购买单据显示上述各项支出数额应为25860元。结合苏跃川五人所建的建筑为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的事实，其主张上述物品损失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认定。上述物品因客观原因已无法鉴定，故结合苏跃川五人未能出具发票、上述物品一经使用便失去其原有价值、使用时间、自行拆除的费用、自行拆除的损耗等因素，酌定按照苏跃川五人主张的赔偿数额的90%予以赔偿，东方市政府应赔偿苏跃川上述三项物品损失为（14800+433746+25860）×0.9=426965.4元。4.苏跃川五人请求赔偿的床、桌椅、床上用品、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尽管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物品具体的数量、材质、购买物品发票、使用时间等，但因属于生活必需品，并不能否定其存在，故本院一并酌定东方市政府赔偿苏跃川五人上述物品损失数额为10万元。对于苏跃川五人所主张的5万元现金、一张黄花梨木大床、一张黄花梨靠椅等，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根据常理亦不足以推断其必然存在于被强制拆除房屋中，故苏跃川五人请求东方市政府予以赔偿，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在苏跃川五人所主张的床和靠椅是否为黄花梨材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仍酌定苏跃川五人所主张的“黄大梨大床和靠椅”价值8万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东方市政府应予赔偿苏跃川五人物品损失的数额为：426965.4+100000=526965.4元。   三、关于苏跃川请求赔偿停业损失、精神抚慰金和过渡安置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以上请求赔偿事项并非东方市政府违法强制拆除涉案三层楼房及相关铁皮棚建筑物时致财产损害造成的直接损失，故不属本案东方市政府依法应予赔偿的范畴，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东方市政府依法应赔偿苏跃川五人可拆卸铁皮棚钢架损失1万元及物品损失526965.4元，合计536965.4元。一审判决认定东方市政府应赔偿苏跃川五人财产损失数额为95.5万元，存在事实不清，本院对东方市政府应予赔偿的数额予以变更。一审仅对苏跃川五人的赔偿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但未对其他赔偿请求予以驳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行赔初1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2责令东方市人民政府赔偿苏跃川、王才栏、苏紫阳、苏紫芸、苏紫平财产损失536965.4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   3驳回苏跃川、王才栏、苏紫阳、苏紫芸、苏紫平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华审判员刘利   审 判 员 黄  胜  敏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  励  云   书 记 员 王  菊  青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修正）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