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7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杏军，男，195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博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根，男，197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彦知，女，197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国市。上诉人王杏军因与被上诉人刘建根、王彦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3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杏军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将耕种的上诉人的6亩土地返还上诉人，并协助上诉人办理6亩土地的确权变更登记到上诉人名下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承包的6亩土地没有被村集体收回，上诉人仍然享有该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即使农户进城落户，发包方也不能收回承包土地。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1993年时任村主任李国欣的证明，根据该证明可知，1993年本村调地时每人1.2亩，上诉人家共计五口人，分得了6亩承包地，并且村委会对此也盖章确认。虽然之后上诉人家有人陆续迁出，但发包方并未将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收回，而是上诉人将该6亩土地交给了其哥哥王杏昌代为耕种。到1999年二轮延包时，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村里未对各家承包地数和地块进行调整，在原承包地基础上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的大哥王杏昌将上诉人交与他代耕的六亩地与他原有承包地合在一起订立合同，因此上诉人承包的6亩地仍然存在。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耕种着上诉人承包的6亩土地，被上诉人应当返还。通过被上诉人王彦知于2002年给上诉人写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二轮土地延包后，王彦知仍然认可其耕种着上诉人的承包土地。但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当庭认可的书信证据却未采信，制造了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的假象，故意遗漏，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根据时任村主任李国欣的证明可以看出，南娄底村于1993年调地时的政策是每人1.2亩。1999年二轮延包时各户的土地面积及位置均未改变。被上诉人户内共计4口人，按每人1.2亩计算，应分得承包地4.8亩，但其现在的承包土地面积竟有12.5亩之多，这明显包含上诉人的6的亩承包土地。最后，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在2018年确权过程中，被上诉人王彦知将王杏昌名下所有承包地和丈夫刘建根所有承包地合在一起，向村委会申报确权，村委会未仔细核实即进行了确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仍然享有涉案6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且被上诉人王彦知也认可其耕种着上诉人的承包地，现上诉人要求其返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刘建根、王彦知答辩称，1994年—1997年，上诉人全家迁往新疆建设兵团，并享受兵团职工权益，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承包的土地弃耕、撂荒，农业税无人交，三提五统无人拿，当时村干部要求我进行承包，我家承包近20年，并且已经确定权利证书。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杏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二被告将耕种的原告的6亩土地返还原告；2、要求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六亩土地的确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杏军一家五口人（妻子姚春景、女儿王玉红、儿子王玉东和王玉杰）的户口于1998、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均已迁出安国市南娄底村，其家庭成员均未与安国市南娄底村民委员会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2018年6月15日安国市人民政府给被告刘建根颁发冀（2018）安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44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被告刘建根以家庭承包（成员为刘建根、王彦知及长子刘保帅、次子刘帅奇）的方式与安国市南娄底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130683201200000176J），承包地块9块，承包总面积12.25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另查明，原告及其妻子、儿子户籍所在地现均在新疆博乐市塔斯尔哈布拉格89团4连，其女儿王玉红户籍所在地在河北涿州市。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具有物权的一般特性，其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二被告耕种的12.25亩承包地中包含着自己六亩承包地，但其未提交该六亩土地的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未能提供被告耕种的土地里有自己六亩承包地的证据，且被告提交了安国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明二被告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将六亩土地返还原告，并协助原告办理确权变更登记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杏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王杏军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另查明，上诉人在新疆建设兵团承包了土地进行耕种。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拥有其请求的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首先，（一）、上诉人不能提供该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能提供土地承包合同，也不能提供村委会的底账；（二）、其提供的李国欣及南娄底村委会2019年8月18日的证明，说明1993年曾有上诉人一家五口的地，但没有具体位置，且2019年9月5日李国欣又为被上诉人出具了证明称，关于王杏军的证明材料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单位，前后矛盾，且李国欣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予以核实，本院不予认定。（三）、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的信件中王彦知称，种了上诉人的地，但具体多少亩并没有写明；(四）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8月19日南娄底村委会的证明载明，被上诉人家庭现有承包地12.39亩，与冀（2018）安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44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亩数12.25亩基本吻合，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有上诉人6亩土地。（五）、上诉人将户口从南娄底村迁到新疆后，在新疆建设兵团承包了土地进行耕种。综合以上五点，上诉人称其拥有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上诉人称将其承包的6亩土地交付其大哥王杏昌代为耕种，但未提供证据，且被上诉人不认可，故对其请人代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冀（2018）安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44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为刘建根，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代表其妻子王彦知、长子刘保帅、次子刘帅奇，承包亩数为12.25亩，四至分明。该证书系安国市人民政府出具，且该证书目前未被撤销，具有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认定其效力并无不当。第四、关于上诉人称2018年土地确权时，被上诉人王彦知将王杏昌名下所有承包地和刘建根所有承包的地合在一起向村委会申报，村委会未进行核实就进行了确权的问题，冀（2018）安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44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由安国市人民政府发放，如果上诉人认为该证书有未核实的内容，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王杏军请求被上诉人返还6亩土地及协助其办理6亩土地的确权变更到上诉人名下，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杏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道忠审判员  于纪芳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杨占军书记员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