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3行终3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刚，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淄博市公安局张南分局民警，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36号。 法定代表人孙中华，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张店区人民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于海田，市长。 委托代理人赖成兵，淄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家，淄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公祥菊，女，196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刚，男，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 原审原告高燕，女，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系上诉人何刚之妻。 上诉人何刚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被上诉人淄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行初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1月5日上午，原告到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工作窗口提交（2012）新民初字第457号民事判决书、（2013）淄民一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书等文件，要求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撤销登记在第三人公祥菊、张刚名下“淄博市阳光花园4号楼1单元6层西户”房屋(产权证号淄博高新字第××号)登记行为。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未答复。原告不服，向被告淄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4月25日，被告淄博市人民政府作出淄政复[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的复议申请，并于27日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1、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依据原告申请履行法定职责作出答复；2、撤销被告淄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淄政复[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另查明，2010年4月19日，原告何刚、高燕与第三人公祥菊、张刚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2010年4月29日，原告何刚、高燕与第三人公祥菊、张刚共同向淄博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提出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要求将原告高燕名下的淄博市阳光花园4号楼1单元6层西户房屋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公祥菊、张刚，双方签订《淄博市存量房买卖协议》。2010年4月30日，市房管局将坐落于淄博市阳光花园4号楼1单元6层西户的房屋所有权转移到第三人公祥菊、张刚名下。2011年1月12日，原告何刚、高燕向法院提起（2011）新民初字第183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第三人公祥菊、张刚2010年4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4月11日，原告何刚、高燕向本院提起（2012）新民初字第457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第三人公祥菊、张刚2010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淄民一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5月7日，原告向法院提起（2015）新行初字第5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淄博市房管局注销公祥菊、张刚持有的涉案房屋权属证书，撤销涉案房屋权属转移为公祥菊、张刚的房屋登记。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发回本院重审。2016年12月9日，法院作出（2016）鲁0391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两年保护期限，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后原告上诉，2017年6月5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3行终9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申请再审。2018年10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行申65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赋予权利救济途径，即针对该登记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从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亦已遵循上述法定途径寻求救济，人民法院均驳回其请求。本案中，原告又向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一个要求撤销登记行为的履职申请，但该申请并非基于新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也未提出新的证据。在此情况下，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不予答复在性质上即系驳回原告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表面看来，原告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判令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对其申请的答复职责，而非直接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行政行为，但原告通过履职之诉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与直接要求撤销并无实质不同，人民法院对此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对于原告的申请不予答复，并无不当。因此，原告对被告淄博市人民政府淄政复[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起诉，亦应一并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何刚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何刚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何刚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应依法改判。上诉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驳回请求和驳回起诉概念不同。原裁定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原告亦遵循上述法定途径寻求救济，人民法院均驳回其请求”，而原裁定“另查明”事实恰恰证明，涉案不动产登记机关无论是房屋转移登记的“作为”，还是“不予答复”撤销登记申请的“不作为”，其合法性一直未实体审判。唯一“驳回诉讼请求”的仅为（2015）新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不算（2018）鲁行申657号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在内的话，前诉共开庭审理2次，不开庭审理4次，历经两级法院最终生效（2016）鲁0391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却是驳回起诉。2、本案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不予答复行为，无论实体是程序均不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不属于“驳回原告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原审裁定由此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认定本案实质是撤销与前诉构成重复起诉，而这两种情形在法理逻辑上明显不可能并列。3、原审裁定书错误记述为“淄博市阳光园4号楼1单元6层西户”，相关证据记载为“淄博高新区阳光花园4号楼1单元6层西户”。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本案情形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即“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告诉诉讼受案范围。2、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根据“行诉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要求同时符合三个法定条件。本案是要求被告淄博市自然局履职之诉，在诉讼类型上与前诉根本不同。3、原审裁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前提的认定依据是“原告又向被告提出一个要求撤销登记行为的履职申请，但该申请并非基于新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也未提出新的证据”。这种释法说理即建立在把“申请”编撰成“申诉”的错误事实上，更建立在对《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中“行政行为”法律概念的曲解上。三、原审裁定严重违法法定程序。1、原审剥夺上诉人申请回避的权利。2、原审法官违反回避制度。3、原审法官违反证据规则。4、原审法官违背公正立场。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证据2中的《淄博市存量房买卖协议》被认证为“真实合法”，而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证据1中的（2012）新民初字第457号民事判决书却认为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避税”。被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证据1中的（2012）新民初字第45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第三人曾当庭陈述包括《淄博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在内2010年4月29日签订的两份合同都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2012）新民初字第457号民事判决书是复制件依然被认证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而对上诉人前诉中提交的该判决书副本确认没有证明力。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不批准上诉人的证人出庭，理由是有关事项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出庭人员完全能解答，但该人员“登记行为具体内容”、“买卖协议标的物”都拒绝回答。5、原审裁定书中何刚、高燕都是原告，但只裁定驳回何刚的起诉。裁定驳回起诉不应当收取诉讼费用，但一审裁定由上诉人负担50元的诉讼案件受理费。综上，原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特提起上诉，请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淄博市自然资源局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淄博市人民政府辩称，经一审法院查明，何刚、高燕已经就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过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均驳回请求。何刚、高燕再次向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提起履行撤销涉案房屋登记法定职责申请，并以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未履行撤销涉案房屋登记法定职责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行为，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 本院认为，本案何刚、高燕均是原审原告，但原审法院仅裁定驳回何刚的起诉，未就高燕的起诉作出处理。另，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应当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因此，原审裁定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行初25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荣明潇 审 判 员 陈 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吴 昊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