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8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穗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子富新村五街1号一楼二楼单元。法定代表人：蓝棋婷。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征华，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华芳，女，196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广州市穗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穗雄公司）与被上诉人黄华芳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穗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司与黄华芳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黄华芳诉请确认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的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黄华芳称其于1998年入职我司，于2005年4月离职，至今已经14年之久，早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一审我司辩称“由于时间久远，没有找到案件当事人的相关资料”，应当视为提出了仲裁时效抗辩。即使一审我司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但现有证据证实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我司没有一名叫黄华芳的员工。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二十八的规定，应当视为“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仲裁请求权已过时效期间的情形”。二、刘励枫与黄华芳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系孤证，且无证明力，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首先，黄华芳提供的证人只有一位，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言的真实性。其次，黄华芳在一审庭审时称其要求刘主任和银行行长帮忙打印银行流水，由此可见其与证人存在特殊关系，其证言可信性偏低。最后，就证言本身而言，有多处经不起推敲。刘励枫称，天河区府1998年搬入现址，其就在4号楼2楼信息中心工作，基本见到黄华芳在那里搞卫生，直至2002年或2003年离开4号楼2楼。即使刘励枫见到黄华芳在那里搞卫生，也不能认定黄华芳是我司管理的清洁工，因为当时还有一家公司和我司共同承担天河区政府的保洁工作，黄华芳可能是其他公司的员工。况且区府刚搬入有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聘请各种岗位的临时工处理各项事务。而且刘励枫称其于2002年或2003年离开4号楼2楼，故无法证明2004年至2005年黄华芳是否在4号楼2楼搞卫生。三、一审法院要求我司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反驳的证据，实为强人所难。2005年至今已经14年之久，我司的法人代表和领导层多次更换，早期资料已经销毁，无法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后的劳动合同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我司没有义务保存相关资料如此之久，以供举证。四、一审法院未将刘励枫的询问笔录交我方质证，而且该证人也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黄华芳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黄华芳起诉请求：确认其与穗雄公司于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黄华芳于2019年3月13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当日以黄华芳属于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形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黄华芳不服该通知书，提起本案诉讼。在庭审中，黄华芳陈述：我刚好没有工作，就去天河区政府找工作，我知道天河区政府刚开张，我问天河区政府的门卫能否让我进去找份清洁工做，当时刚好有穗雄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门卫处搞卫生，我跟穗雄公司的员工称能否让穗雄公司的老板介绍我做清洁工，他们带我进去就见到唐文倩，唐文倩称可以，要求我立即上岗。天河区政府信息中心的刘力枫主任可以证明我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在那里工作，做清洁工。一审经办法官于2019年7月19日向刘励枫（现任天河区棠下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了解情况，刘励枫陈述：这个人我认识，她确实在天河区府4号楼2楼打扫卫生。我当时在信息中心，自新区府搬入时就见到黄华芳在那打扫卫生。天河区府大约1997年底至1998年左右搬入现址的，当初4号楼的人都见过她。另查明，穗雄公司于1998年3月9日成立，成立时的住所地为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1号天河区政府6号楼1楼。一审法院认为：穗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和黄华芳作为劳动者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黄华芳主张劳动关系，而穗雄公司否认劳动关系，黄华芳需要提交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从黄华芳的陈述以及法院调查的情况可以证明，黄华芳自1998年始在天河区政府担任清洁工工作，而此时穗雄公司的住所地亦为天河区政府6号楼1楼，至此，黄华芳已完成了劳动者的初步举证，穗雄公司否认劳动关系则需要举证反驳，但穗雄公司未能提供反驳的证据，故认定黄华芳与穗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据黄华芳的主张，认定黄华芳、穗雄公司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确认黄华芳与穗雄公司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由穗雄公司负担。二审庭询前，黄华芳提交自己书写的字条，称唐文倩、唐雪丰、刘邮文、黄贵用、邓高珍、方见华、何正开、陈丽红、用苏兰等都是其的工友，因其不识字，所以写的名字是谐音。庭询后，黄华芳又提交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确认其与穗雄公司在1998年4月至2009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庭询时，穗雄公司提交：1.单位职工社保缴费名册；2.单位职工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拟以此证明其司并无黄华芳。穗雄公司还申请公司员工温明慧出庭作证，称自2002年6月入职至今其一直在穗雄公司工作，在天河区政府工作到2006年，并未见过黄华芳。黄华芳确认证据1、2，称名册中的唐文倩是老板，唐雪锋是其主管，黄贵容是其工友。经查，在上述名册中有“黄贵容”、“唐雪锋”、“唐文倩”的名字。黄华芳则提交了：1.案外人梁某某的宅基地使用证和该人出具的售房收据、说明，拟证明其在穗雄公司工作时认识该案外人，并购买了该人的房子，该人当时在天河区政府工作；2.银行流水（未显示对方账号），拟证明其的工资收入情况。穗雄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另查明，2019年7月26日，一审法院组织穗雄公司代理人唐杰到庭就刘励枫的笔录进行质证，穗雄公司称因不熟悉刘励枫，故对其所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黄华芳与穗雄公司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关于黄华芳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仲裁时效的问题。因穗雄公司在仲裁和一审期间均未提出黄华芳的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应视为穗雄公司放弃了该程序性抗辩权利，因此穗雄公司在二审时再以黄华芳的诉讼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为由提出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黄华芳是否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期间与穗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黄华芳主张上述期间在天河区府担任清洁工工作，而穗雄公司的注册地址在该地址，而且在此期间该司亦承担了天河区府的清洁工作，同时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情况，黄华芳在此期间与穗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二审时，黄华芳提出的同事名称又和穗雄公司提交的职工社保缴费名册中的部分员工可对应。因此，综合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黄华芳所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其与穗雄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穗雄公司并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黄华芳的主张、支持己方主张，故一审法院确认黄华芳与穗雄公司在1998年4月至2005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穗雄公司上诉主张同时期还有其他公司承接了天河区府的清洁工作，但该主张在二审时才提出，且并未举证证明，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穗雄公司二审时还对刘励枫的笔录提出异议，但其一审时已经对该笔录进行质证，而且该证据属法院的调查笔录，并非证人证言，因此其司对该笔录的异议亦均不成立。最后，对于黄华芳提出的追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因其并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故对其提出的请求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穗雄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穗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泽如郑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