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8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磊，女，1968年5月13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敏，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芳，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薛嘉琛，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予威，系该公司法务经理。 上诉人袁磊与被上诉人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莱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691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磊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重要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首先，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约定来看，其第十一章之(三)的原文是：激励对象在本计划有效期内退休的，且退休年度经考核合格的，其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根据本计划继续有效，自退休之日起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对激励对象进行返聘，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授之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本计划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限售；若激励对象在退休后因不接受公司的返聘而离职，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这与授予协议第十条之3是基本一致的，其含义有两层，一是激励对象在本计划有效期内退休的，且退休年度经考核合格的，其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根据本计划继续有效，而上诉人完全满足这一条件；其二关于返聘的具体说明，也列举了激励对象也可能存在不返聘的情形。其次，对于一审判决中提到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问题，上诉人在授予协议签订之日时已经年满49周岁，离被上诉人认为的50周岁退休年龄只差不到一年，而授予日期只可能在签订日后而不可能在前，故退休年龄的问题明显是被上诉人早已预见的，综合前述的返聘条款及被上诉人实际未提出返聘，足见一审判决第7页中最后一段关于被上诉人不存在欺诈的论断是错误的。第三，关于授予协议以及激励计划中的“退休”概念，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退休”的实际含义来进行解释，即劳动者退出工作而享受社保发放养老金的状态，除此之外关于“退休”这个法律概念也无其他解释。到目前为止仍无任何行政认定、司法判决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已经退休，因此上诉人仍旧符合授予协议以及激励计划的条件。除“退休”外，授予协议与激励计划中其他约定的激励对象资格丧失情形均已一一列举，且都与上诉人的实际情形无关。既然被上诉人在对外公告中已经明确上诉人的情况属于“退休”，那么就应当围绕着是否“退休”来加以判定上诉人是否仍旧具有激励对象的资格而非其他，故原审判决第8页最后一段中关于上诉人因在50周岁后非属被上诉人或其子公司的在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从而被排除为激励对象的论述也是错误的，这属于对合同的扩大化解释。上诉人认为，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予以履行，不能做超出合同约定以外的解释，更何况激励计划系被上诉人单方制定，如果再按照有利于被上诉人的立场去解释，对于上诉人来说显失公平。 罗莱公司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符合事实，符合法律的约定，应当予以维持。 袁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莱公司对袁磊持有的30000股罗莱生活（002293）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予以解锁（购买价值193800元）；2、诉讼费用由罗莱公司承担。庭审过程中，袁磊明确要求解锁12000股的股票，并变更请求为：罗莱公司对袁磊持有的30000股罗莱生活（002293）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中的40%（第一期）予以解锁（购买价值775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莱公司（甲方）与袁磊（乙方）签订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约定：1、授予对象资格。乙方须在甲方全职工作，已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并领取薪酬，且属于甲方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甲方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授予限制性股票。经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在授予日乙方具备本协议书约定的授予资格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条件的，由甲方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分配情况向乙方一次性授予限制性股票。3、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6.46元，乙方应根据甲方的指示及要求支付本次限制性股票认购款。4、解除限售安排及考核条件。乙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满12个月后分3期解除限售，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应与乙方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安排如下：第一次解锁期，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比例40%；第二次解锁期，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比例30%；第三次解锁期，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比例30%。乙方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还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解除限售：（1）甲方业绩考核目标……（2）乙方绩效考核目标，根据甲方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乙方进行考核。乙方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全部解锁当期权益，届时具体解除限售的情况如下：评定结果为优秀（S）、良好（A）、正常（B），解除限售比例为100%；不合格（C），解除限售比例为0%。若乙方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则甲方将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乙方当期解除限售额度，限制性股票由甲方按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在解除限售日，如乙方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则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甲方回购注销。5、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乙方因出现《激励计划》所列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股权激励计划资格的，则乙方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甲方回购后注销。6、乙方因辞职、甲方辞退而离职，由甲方董事会决定对乙方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甲方回购后注销。乙方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退休的，且退休年度经考核合格的，其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根据《激励计划》继续有效，自退休之日起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甲方回购并注销。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对乙方进行返聘，乙方因《激励计划》获授之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限售。若乙方在退休后因不接受甲方的返聘而离职，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除限售，由甲方回购后注销。7、乙方承诺，如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激励计划》所规定的不能成为激励对象情形的，自不能成为激励对象年度起将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并不向甲方主张任何补偿；但乙方可申请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尚未确认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甲方回购并注销。在落款处，袁磊注明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 2017年4月1日，罗莱公司公布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包括袁磊，注明为核心业务人员。 2017年4月，罗莱公司制定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内容包括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限制性股票的来源、数量和分配、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解除限售条件、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等，其中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为6.66元/股。上述内容与袁磊、罗莱公司之间签订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内容基本一致。 2017年6月8日，罗莱公司发布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6月6日，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6.66元/股调整为6.46元/股，并注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5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部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激励对象为48人。 2018年6月14日，罗莱公司发布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注明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44名，除三名激励对象已经离职及一名激励对象已经退休。 另查明，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10日出具工作证明，载明袁磊自2002年11月25日加入该公司，现任研发部首席设计师职务。2018年5月8日，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罗莱公司）向袁磊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鉴于袁磊于2018年5月13日年满50周岁，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5月13日依法终止，请于2018年5月13日依法办理劳动合同终止手续。袁磊于2018年6月11日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海罗莱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该委员会对袁磊的请求不予支持。后袁磊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后认为，上海罗莱公司以袁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并无不当，遂于2018年12月3日判决驳回袁磊的诉讼请求。袁磊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还查明，2017年6月6日，袁磊向罗莱公司转账支出193800元。2018年5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深市）显示，袁磊持有罗莱公司（证券代码002293）股权激励限售股30000股。 一审法院认为：袁磊、罗莱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莱公司是否有权以袁磊于2018年5月13日已退休为由不予解禁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关于袁磊认为罗莱公司对于首次授予日与袁磊年满50周岁之间不足一年系明知的，罗莱公司存在欺诈。一审认为，从罗莱公司制定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来看，罗莱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目的是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业务）员工的积极性。激励对象限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该协议的签订系罗莱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将公司的发展福利让渡与袁磊享有，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回购与注销等，协议条款并未限制袁磊的主要权利或加重袁磊的义务，且协议书签订时授予日暂未确定，罗莱公司亦无法预知授予日与袁磊年满50周岁之间的时间差。即便袁磊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退休，罗莱公司依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袁磊进行返聘，袁磊所取得的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限售。因此，罗莱公司在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对袁磊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限制性股票解禁的条件，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6月6日，故2018年6月6日起已满足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禁的时间条件。从罗莱公司发布的公告来看，罗莱公司已经满足了解除限售的条件。对袁磊而言，必须满足绩效考核条件，同时不存在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根据袁磊、罗莱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结合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必须是在公司（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对激励对象的工作业绩也有相应的考核要求。在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禁日期前，袁磊所任职的上海罗莱公司已经向袁磊送达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虽然袁磊否认退休的事实，但是袁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年满50周岁后仍然属于罗莱公司或其子公司的在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故形式上袁磊在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禁时已并不属于激励对象。根据双方协议书第七条第三款的约定，袁磊失去参与股权激励计划资格，袁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罗莱公司回购后注销。同时，根据协议书第十条第三款的约定，自退休之日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罗莱公司回购并注销。综上，袁磊要求罗莱公司解锁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袁磊袁磊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罗莱公司不予解禁袁磊所持有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从案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来看，被上诉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目的是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业务）员工的积极性。激励对象限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该协议的签订系被上诉人在一定条件下将公司的发展福利让渡与上诉人享有，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回购与注销等。根据案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约定，上诉人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退休的，且退休年度经考核合格的，其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根据激励计划继续有效，自退休之日起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被上诉人回购并注销。该条规定的仅是上诉人退休时，可以向公司提出解除限售的申请，但对于申请后是否能够解除限售或公司是否同意解除限售，该条并未约定，亦即该条并未规定公司具有无条件同意解除限售的强制缔约义务。在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禁日期前，上诉人所任职的上海罗莱公司已经向上诉人送达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虽然原告否认退休的事实，但生效裁判文书已认定上海罗莱公司以袁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正确，其实质上已经退休。故在上诉人申请解除限售时，被上诉人不予解禁并不违反案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约定。对于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本院认为，协议条款并未限制上诉人的主要权利或加重其义务，且协议书签订时授予日暂未确定，被上诉人亦无法预知授予日与上诉人年满50周岁之间的时间差。即便上诉人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退休，被上诉人依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上诉人进行返聘，上诉人所取得的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限售，故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行为。 综上，上诉人袁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8元，由上诉人袁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志刚 审判员  戴志霞 审判员  陈 卓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