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民初158号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东环工业园28号。法定代表人：陆川，系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郭志辉，系公司法务。被告：李平，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都昌县。被告：袁方清，男，198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委托代理人：熊铁钢，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傅燕萍，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邱欣雾，女，198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徐工公司”）与被告袁方清、邱欣雾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赣04民初264号民事判决，袁方清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赣民终37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8）赣04民初26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辉、被告袁方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铁钢、傅燕萍、被告邱欣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袁方清向其支付垫付款13561908.23元及利息203万元；2、被告邱欣雾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袁方清、邱欣雾承担本案诉讼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13日，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与袁方清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袁方清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从国银公司租赁32台徐工牌NXG5650DT挖掘机；设备裸机价格为1952万元，其中，首付租金195.2万元，保证金87.84万元，分24个月支付，首个月租金付款日为2013年11月15日。合同同时约定租赁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的利率方式来进行计算。邱欣雾系袁方清配偶，袁方清承租设备产生的债务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邱欣雾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合同签订后，国银公司依约交付了车辆，但袁方清在支付部分租金后便不再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徐工公司根据约定承担了本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袁方清对国银公司所负债务的权益购买义务，徐工公司因此为袁方清垫付13561908.23元租金。袁方清辩称，一、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1、被告没有和原告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并非合同相对方，且原告没有向被告交付机械设备。2、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国银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并未通知被告。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其债权转让行为对被告不发生效力。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垫付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所谓的债权转让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权益转让的条件。3、从国银公司单方制作的租金支付表可以看出，国银公司并未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购买机械设备的义务。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性质，融资租赁合同具有“融资”“融物”的双重属性，才有了出租人收取租金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租金由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及合理利润构成。在本案中，国银公司既没有出资，也没有购买租赁物，其也就无权收取租金，原告也就无法购买国银公司的权益。二、被告不是适格被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求。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是2013年，被告李平因承建工程需要大量挖掘机和货车，找到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要求租赁设备，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和国银公司告诉李平，其个人作为自然人没有办法租赁这么多设备，每个自然人承租限额不能超过2千万元。在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和国银公司共同出谋划策下要求李平可以借一些人的名字来签合同，责任由李平承担就可以办成这样的事情。因此，2013年7月13日李平找到被告去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在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室，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和国银公司的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被告只要签字就行，不要承担任何责任，就是借用一下被告的名字，所有的责任由李平个人承担，就是走走过场，于是被告在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和国银公司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在留有空白的材料上签了名。同时，在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和国银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下提供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卡复印件。签订合同前，被告没有参与任何合同谈判与协商，该合同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国银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对被告交付机械设备，被告也没有使用机械设备。本案中，被告仅仅受李平委托，代为签名，且出租方及出卖方在合同签订前均知道实际承租人系李平。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即使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有效，也只能约束国银公司和李平。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自租金被停止支付，原告没有采取任何催讨行为，本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其权益不再受法律保护。四、国银公司未按合同第15条第1款约定进行必要的催收，对于扩大的损失应该由其自行承担。邱欣雾辩称：一、被告不是本案合同签订主体，原告将其列为本案被告属于错误。二、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即使袁方清签字行为有效，该笔欠款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不必承担任何还款责任。李平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徐工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国金租【2013】租字第（XG-5490011）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证明被告与国银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双方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证据二，客户接车登记表即《租赁物接收确认函》，证明被告已接收涉案设备。证据三，《业务确认函》，证明该融资租赁业务已经原告确认并实际发生合同效力。证据四，《租金支付证明》，证明原告已向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履行垫付义务，有权向被告进行追偿。证据五，袁方清、邱欣雾结婚证复印件，证明袁方清与邱欣雾系夫妻关系，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债务人。证据六，合同协议即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证明原告依据该合作协议向国银公司支付垫款，有相应的义务。证据七，全国工商企业信息查询网上的查询信息。证明合作协议中，原告与各主体之间的母子公司关系。被告袁方清质证认为，对融资租赁合同三性均有异议，整个融资租赁合同并不是袁方清本人的意思表示而签订的，所以对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有异议，事实上，该组证据反而证明了以下两点。1、案涉合同主体为国银公司（出租人）与被告袁方清（承租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出卖人）；案涉合同存有两个法律关系，（1）国银公司与九江徐工之间构成机械买卖合同关系；（2）在国银公司向九江徐工购买机械后，国银公司向被告袁方清出租工程机械，国银公司与被告袁方清构成租赁关系。2、合同专用条款的第2条显示：出租人向承租人购买的租赁物为工程机械，其总价款为人民币1952万元，分两期向承租人支付，其中：首期款人民币195.2万元，承租人支付首期租金195.2万元即视为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了与承租人应付出租人之首期租金；后期款人民币1752.8万元由出租人将其支付至工程机械生产厂商。但是国银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支付了后期人民币1756.8万元的凭证。对证据二，当事人确认当时签接收登记表的时候是空白表，没有任何信息，所以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后面信息都是原告自行填写上去的。我方会提交调查笔录，李平自己也承认，这些车在接收确认函签订以前已经接收完毕了。对证据三，业务确认函，对该组证据，我方未曾见过，同时该组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四，《资金支付证明》三性有异议，如此巨额的租金仅仅只有一个单方制作的表格，没有相应的流水予以支撑，无法证明原告垫付资金的事实。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案涉合同与被告邱欣雾无任何关联，邱欣雾自始至终不知道案涉纠纷事宜，其不应承担本案相应责任。证据六，我方自始至终均不知晓该协议，对其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七，对企业信息没有异议。被告邱欣雾同被告袁方清的质证意见一致。二、袁方清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国金租2013租字第XG-549011号《融资租赁合同》一份（源于原告提供）。证明：1、案涉合同主体为国银公司（出租人）与被告袁方清（承租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出卖人）；案涉合同存有两个法律关系，（1）国银公司与九江徐工之间构成机械买卖合同关系；（2）在国银公司向九江徐工购买机械后，国银公司向被告袁方清出租工程机械，国银公司与被告袁方清构成租赁关系。2、合同专用条款的第2条显示：出租人向承租人购买的租赁物为工程机械，其总价款为人民币1952万元分两期向承租人支付，其中：首期款人民币195.2万元，承租人支付首期租金195.2万元即视为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了与承租人应付出租人之首期租金；后期款人民币1752.8万元由出租人将其支付至工程机械生产厂商。但是国银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支付了后期人民币1752.8万元的凭证。证据二、2019年5月4日对被告李平个人形成的《调查笔录》。证明：经调查被告李平确认以下事实：1、被告李平因做煤矿及土方工程而需要大量工程车等，但因国银公司内部规定自然人融资授信在2000万元以下，被告李平为达融资目的，被告李平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合谋由被告李平假借被告袁方清之名而签订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故邵杰、李奇、袁方清、江志伟、陶晓卫、郑华松六人，及其被告李平自己，与国银公司分别签订了7份融资租赁合同，其中包括案涉融资租赁合同。2、上述7份融资租赁合同中涉及的工程车的实际使用人也是被告李平，所以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含被告袁方清的租赁合同），被告李平将每月的租金及保证金汇至被告袁方清名下开办的银行卡上，再由国银公司划扣款项。3、在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前，案涉工程车已经由徐工公司于2013年4月份开始就陆续向被告李平发放了，融资租赁合同只是一个补办手续而已。事实上，除国银租赁合同中的车辆，还有其他工程车，徐工公司总计向被告李平发放了330台工程车，款项共计为31378.8万元。这330台工程车办理情况如下：（1）因被告李平个人资金有限，为达融资目的，被告李平因此与国银、徐工租赁、民生租赁公司分别达成199台融资租赁约定，其中36台工程车由被告李平与徐工租赁公司达成了融资租赁协议，合同金额8927万元；50台工程车由被告李平与民生租赁达成融资租赁协议，设备金额为3170万元；113台工程车则是上述7份国银融资租赁合同所含。（2）有19台未办理融资租赁或分期贷款业务，由被告李平转给了北京裕华公司使用；（3）有112台工程车自始没有办理融资租赁或者分期贷款等业务手续，设备金额为5605.8万元，由于被告李平未及时支付该款项，徐工公司因此向被告李平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18苏03民初3号）。4、就上述330台工程车，被告李平与徐工公司发生多次对账事宜，经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3月11日，被告李平对徐工公司总欠款为273406845.07元，而徐工公司为及时止损要求向被告李平回收车辆，截止2018年3月份，徐工公司已收回202台工程车，尚有128台工程车未收回。被告李平与徐工公司对账过程中形成了2015年6月11日、2015年8月22日、2016年10月15日、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3月11日等时间的约谈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对账确认函等材料。向徐工公司对账材料中，被告李平对被告袁方清等人代为签订合同事宜予以追认确认，同时徐工公司与被告李平达成了相应的还款承诺及回收车辆计划。5、本案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徐工公司从被告李平处回收了，只是原告与被告李平没有达成价格确认。证据三、被告袁方清的《个人活期明细》，证明：被告袁方清名下卡号为62×××61银行卡中被国银公司系统自动划扣的3期租金均为被告李平转入，进一步证明被告李平才是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证据四、原告与被告李平、李文之间的（2018）苏03民初3号案卷材料（来源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具体如下：1、原告的证据清单；2、原告提交的2016年10月15日《李平、李文整体应付情况》；3、原告提交的被告李平《承诺函》及附件《计划返厂设备明细》；4、原告提交的2016年10月15日《李文、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5、原告提交的2016年10月17日《李文、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6、原告提交的2016年12月26日《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7、（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原告提交的2016年10月15日《李平、李文整体应付情况》明确显示以下内容：被告李平对徐工公司及各业务平台总债务为32662.67万元，使用工程车共计330台，其中国银租赁原为113台，因有3台回购已销账，事实上国银租赁方式为110台、徐工公司租赁36台、民生租赁50台、业务未办112台、转移设备19台。2、被告李平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及《计划返厂设备明细》表明：（1）其于2012年、2013年向原告购买了工程车330台；（2）被告李平就其购买的330台工程车因经营困难而做出相应的承诺及车辆返厂计划；（3）《计划返厂设备明细》表明被告李平计划返厂144台设备，其中该表中2016年5月返厂时间中的第41号、42号、43号、44号整机编号分别为LC1AMMAF0D0008208、LC1AMMAF0D0008372、LC1AMMAF0D0008384、LC1AMMAF0D0008391就是被告袁方清与原告案涉32台租赁设备中的其中4台（见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附件一租赁物接收确认函清单），同时被告李平手中剩余设备160台。（4）由此可知，案涉融资合同中租赁物事实上就是由被告李平购买并占有、使用，同时被告李平也决定这些设备的处置权，而徐工公司对该事实完全知晓。3、被告李平就其向徐工公司购买的330台工程车（含本案所涉32台），一直与徐工公司在协商购买330工程车款项如何偿还事宜，双方为此分别形成了2016年10月15日《李文、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2016年10月17日《李文、被告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2016年12月26日《被告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4、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上述事实均已查明。证据五、原告与被告李平、李文之间的（2018）苏03民初3号案件的执行案件材料（来源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1、（2019）苏03执273号执行通知书；2、（2019）苏03执273号案件《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被告李平设备拖回明细》、21张《设备交接及车况检查单》；3、（2019）苏03执273号之一裁定书。证明：1、原告与被告李平、李文之间的（2018）苏03民初3号案件现已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号为（2019）苏03执273号，执行法官之一为王磊法官。2、（2019）苏03执273号执行案件中，经原告提供财产线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了被告李平名下的21台矿卡设备（徐州中院为方便执行并根据原告的意见将这21台设备由山西盂县运往了原告指定的包头场所处并进行了查封），其中《被告李平拖回设备明细》表中第4号、第5号设备，编号分别为LC1AMMAF6D0008209、LC1AMMAF6D0008310就是被告袁方清与原告案涉32台租赁设备中的其中2台（见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附件一租赁物接收确认函清单）。3、上述21台设备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中解除了查封扣押。4、由此可知，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被告李平，车辆为被告李平占有使用，而原告自始均知晓！证据六、2015年6月11日《九江徐工大客户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一份、2016年10月17日出具的《关于承担合同义务的承诺书》三份（源自原告内部材料）。证明：1、2015年6月11日，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李平形成会议纪要确认被告李平截止2015年6月11日，被告李平购买了330台工程车，设备金额为31378.8万元。被告李平自行向国银租赁支付两期租金1010万元左右。2、被告李平于2016年10月17日向原告、九江徐工、国银租赁公司承诺，就2013年，江志伟、李奇、邵杰、陶晓卫、袁方清、郑华松分别与国银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含案涉合同），被告李平系所有设备的实际承租人，其自愿承担应承担的租金支付义务等。证据七、《李平设备明细》（源自原告内部材料）。证明：案涉的所有租赁设备在原告内部系统中均登记为被告李平设备，而且案涉的设备在合同签订前即2013年3月19日、4月2日全部已发出；同时也证实原告也明知设备为被告李平实际使用、占有等。证据八、2017年3月11日《九江徐工大客户李平债权事项约谈会议》及附件一份（源自原告内部材料）。证明：原告与被告李平于2017年3月11日达成债权债务偿还事宜，附件中设备含有案涉的32台租赁设备。证据九、2018年3月约谈时李平设备及欠款情况（源自原告内部材料）。证明：截至2018年3月，被告李平向原告购买的330台工程车中已有202台已收回，18台其他收回，仅有128台设备未收回。证据十、（2019）赣04民初14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1、经本院对原告、邵杰之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该案与本案系同类性质的系列批案之一）的重审一审审理核实确认邵杰并非融资租赁合同中设备的实际使用人，一致确认被告李平才是真正的使用人，为此被告李平承担所有责任。2、本案中被告袁方清也替被告李平签订了相同性质的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由此，被告袁方清与国银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也系虚假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李平系本案中真正的设备使用人，所有责任应由被告李平予以承担。综合上述所有证据证明：1、被告李平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为达成被告李平融资租赁之目的，三方合谋由被告李平假借被告袁方清之名而签订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原告及国银公司、九江徐工公司自始均知晓上述事实。如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签订系被告袁方清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以虚假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隐藏了被告李平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达到融资租赁车辆的目的，被告李平才是案涉履行合同的真正主体，被告李平自始占有使用、控制所有设备。2、国银公司根本没有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支付购买设备款1756.8万元，国银公司与九江徐工之间未成立购买合同关系。3、基于国银公司没有向九江徐工支付后期购货款1756.8万元，原告自始也无法提交向国银公司垫付了所谓租金的凭证，原告事实上未向国银公司替被告袁方清垫付所谓的逾期租金；4、案涉32台的设备大部分从被告李平处回收（也包含通过徐州中院执行实现了部分），只是被告李平与原告未确定回收价格。5、原告明知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系虚构的合同意思表示，实际合同主体为被告李平，且案涉设备已大部分回收，且其根本未垫付租金，却仍然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行为明显构成恶意诉讼。原告徐工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如果国银公司没有向被告袁方清支付合同价款，为何会产生后期银行扣划款项的事实，这与被告袁方清的陈述是相矛盾的。针对证据二，三性均有异议。被告袁方清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对外签订合同等协议，应当有清晰认识，且该调查笔录中，李平与邵杰存在利害关系，李平也只是陈述，找该六人签署了合同，签署合同后，是否会产生被告袁方清实际占有的并使用涉案设备的情况，从而使融资合同的实际承租人就是被告袁方清。另，李平又特殊声明，邵杰、李奇、江志伟、陶晓卫没有参与其中。而没有提被告袁方清没有参与，恰恰证明不能排除被告袁方清实际占有和使用设备的情况。被告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应视为对合同权利的无限授权，相应的责任应该由其承担。针对证据三，不能排除银行卡内的资金是被告袁方清向李平借取。针对证据四，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徐州中院原告与李平的案件系双方之间因为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所产生的纠纷，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五，如被告袁方清认为徐州中院执行案件存在问题，可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针对证据六，会议纪要系原告与李平之间其他债务达成的协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至于李平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只能理解为其对债务的加入，不能免除被告袁方清的还款责任义务。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均为复印件，没有原告方签字。而经李平的确认，而且确认的附件明确载明是包括袁方清在内的各主体为合同相对方。针对证据证据十，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不能依据原告与其他合同主体之间关于债权债务的调解来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因为，本案的事实，与原告与其他主体之间关于债权债务处分的事实是不一致的。被告邱欣雾对被告袁方清提交的十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对被告袁方清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袁方清提交的证据二、六、七、八、九，原告徐工公司均不认可，但根据被告李平在其与原告、郑华松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与本案系同类性质的系列批案之一）庭审中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因这些证据都与被告李平有关联性，且李平是利害关系人，李平对这些证据均予以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13日，出租人国银公司、承租人袁方清、出卖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签订国金租[2013]租字第（XG-5490011）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明确载明：本合同项下租赁本金计入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额度，其中，合同通用条款第7.1约定：“出卖人向承租人交付工程机械即视同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了租赁物。承租人应在验收工程机械后出具《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的出具即视为出租人已向承租人交付了租赁物以及承租人已确认租赁物验收合格。承租人受领租赁物后自行承担租赁物的保管和运往租赁物使用地点的责任、风险和运输费、保险费等一切费用。”另，合同专用条款约定：1、“合作协议”指出租人与工程机械生产厂商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1本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为附件一所列的工程机械，出卖人应于本合同生效且具备交付条件之日起1月内向承租人交付该批工程机械，交付地点为出卖人经营场所，提取方式为承租人自提；2.2本合同项下的工程机械总价款分为首付款与后期款，首付款按合同专用条款第4.3条的约定支付，后期款即实际融资金额为人民币17568000元，由出租人支付至工程机械生产厂商收款账户，收款方收到上述款项时即视作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完毕全部购买款项；3、租赁期限为24个月；4.1租金构成，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与工程机械总价款金额相同；4.2租赁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并根据本合同通用条款第4.2条的约定（即按季调息）调整；4.3首期租金，为1952000元，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首期租金支付给出卖人；4.4后期租金，后期租金的支付方式、周期、数额、时间以《租金支付表》的约定为准，等额按月偿还租金即每1个月支付一次租金，共付24次，每期租金金额=当期应偿还租赁本金+当期应偿还租赁利息；4.5出租人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扣承租人后期租金及租赁物转让名义价款，承租人扣款账户如下（略，为袁方清在中国建设银行都昌支行营业部开户的账号）；6、风险控制措施，连带责任保证：九江徐工挖掘机有限公司为承租人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担保证责任后，即有权以自己名义向承租人进行追索。权益转让：承租人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时，权益购买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出租人支付承租人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与权益购买方。承租人确认：权益受让方或保证责任承担方向出租人支付完相关款项后，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承租人提起诉讼及/或其他方式予以追索，包括但不限于拖机、锁机、收回租赁物、变卖租赁物等救济措施。承租人应配合权益受让方采取上述措施，若因此产生涉议，承租人与权益受让方应自行协商解决，与出租人无关。合同附件1即《工程机械购买订单》载明，融资租赁设备为其他机械，具体为：NXG5650DT32台，质量标准标配，每台61万元；合计1952万元；出卖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出租人国银公司、承租人袁方清在该附件上签章。2013年10月13日即融资租赁合同签订的当日，袁方清在合同附件2即《租赁物接收确认函》上签名、摁手印，确认当日收到上述32台融资租赁设备且验收合格。因国银公司对个人融资额有不得超过2000万元的限制，为达到融资目的，李平找了袁方清等六名公司员工替其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均由李平实际履行。合同签订后，2013年11月19日，李平向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扣划账户转账110444.16元，次日该笔金额作为2013年11月租金被扣划；2013年12月20日，李平向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扣划账户转账103541元，同日该笔金额作为2013年12月租金被扣划；2014年1月22日，李平向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扣划账户转账106993元，2014年1月25日该笔金额作为2014年1月租金被扣划。自2014年2月起，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支付账户未再有租金款项可供扣划；截止2015年12月，出卖人即经销商九江公司垫付袁方清名下的租金共计5160302.7元，徐工公司作为厂商垫付袁方清名下的租金共计13561908.23元。另查明，一、2012年11月10日，国银公司作为甲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在金融租赁及工程机械销售方面的优势，共同拓展国内市场；甲方国银公司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出租人，《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的生产厂商包括乙方、乙方下属子公司、丙方、丙方下属子公司；经销商指乙方、丙方、乙方下属子公司、丙方下属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授权经销商；经销商模式指由入围经销商作为出卖人与承租人、出租人共同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权益购买方指为“不良《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权益购买承诺并支付权益购买价款的法人主体；《融资租赁合同》指纳入本协议合作规模项下的每笔《融资租赁合同》，包括经销商模式与厂商模式；“甲方”、“乙方”、“丙方”、“下属子公司”、“经销商”、“承租人”根据上下文应包括其各自的继承人、允许的受让人及得到该称号的任何人；由甲方利用其在金融及资金方面的优势，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为乙方及其下属子公司、丙方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或销售的全部工程机械系列产品销售回款提供配套租赁服务，具体每笔《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以《业务确认函》的约定为准；权益购买方履行完毕权益购买义务后或经销商履行连带责任保证后，有权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承租人追索或在其所在地法院直接对承租人提起诉讼行使追偿权。该《合作协议》中，关于经销商模式下“不良《融资租赁合同》的处理”的约定为：如经销商未能在甲方发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完全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甲方有权向权益购买方（乙方或丙方）发出《权益购买通知书》，权益购买方则应在《权益购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购买甲方在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并足额支付权益购买价款；权益购买方支付完毕全部权益购买价款后，甲方应将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剩余权益全部转让给权益购买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物权、债权、担保权益、保险权益及其他相关权益），并配合权益购买方办理相关手续，权益购买方履行权益购买义务后，有权要求承租人履行支付义务及要求经销商履行连带责任保证。该《合作协议》中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授权条款的约定为：“经各方协商一致，在本合同及纳入本合同项下的每笔《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期限内，乙方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下属子公司作为乙方的委托代理人，代理乙方出具《业务确认函》，乙方下属子公司在《业务确认函》上盖章即视为乙方及乙方下属子公司共同发出，做出了共同的意思表示，乙方及乙方下属子公司均接受相关条款的约束，并承诺无条件对《业务确认函》所确认的融资租赁业务履行权益购买义务。二、2013年10月9日，原告向国银公司出具《业务确认函》，内容为：“袁方清已通过我司审批，同时我司已取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有效授权，以下声明代表我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意贵司（作为出租人）与该客户（作为承租人）开展租赁业务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并将该《融资租赁合同》纳入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合作额度内。我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按《合作协议》约定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权益购买义务。本函构成《融资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不可撤销、撤回，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三、袁方清、邱欣雾于2007年7月19日登记结婚，2015年12月11日登记离婚。四、原告徐工公司是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涉议焦点为：一、被告袁方清、邱欣雾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二、李平在本案中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对上述涉议焦点，本院分别作出如下论述意见：一、关于焦点一，因国银公司对个人融资额有不得超过2000万元的限制，为达到融资目的，李平找了袁方清等六名公司员工替其签订合同，合同均由被告李平实际履行。对此，国银公司、徐工公司均知情，被告袁方清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的行为均系代理行为，其实质是达成李平、国银公司、九江徐工挖掘机有限公司之间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合意，故该合同对被告李平应具有约束力。被告李平系实际承租人，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均由李平享有和承担，被告袁方清签订合同的行为系代理行为，该合同对被告袁方清不具有约束力，原告主张被告袁方清与被告李平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袁方清的妻子邱欣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焦点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2号民事裁定确认应追加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李平为本案被告，本院依职权追加李平为本案被告，并向原告徐工公司释明其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但在本案诉讼中，原告徐工公司坚持诉请要求被告袁方清、邱欣雾承担还款责任，未对被告李平提出诉请。因原告徐工公司在本案中对被告李平未提出诉请，本院对被告李平就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付款责任在案中不宜做出处理。综上所述，本案《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配套协议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徐工公司作为权益购买方在依约履行了权益购买义务后依约有权直接向实际承租人李平追索债权，因其未对被告李平提出诉请，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徐工公司诉请给付垫付款利息、由被告袁方清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由被告邱欣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3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20351元，由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小江审判员  刘克曙审判员  曹 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