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陕10刑终122号 原公诉机关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瑞英，女，1976年6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陕西省渭南市，现住西安市雁塔区，系陕西炫瑞财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9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阳县看守所。 辩护人赵远涛，陕西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仲瑜，男，1958年3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汉族，大学文化，住商洛市商州区，系商洛市商务局退休职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12月27日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12月28日被商州区人民法院重新取保候审。 辩护人吴娟，陕西善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商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瑞英、李仲瑜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8）陕1002刑初11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瑞英、李仲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6月，被告人王瑞英为吸收公众存款在商洛市成立炫瑞公司，王瑞英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口头任命被告人李仲瑜为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及日常事务。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期间，炫瑞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商洛市商州城区以1%至1.5%的利息为诱饵，面向商州群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吸收资金全部汇入王瑞英账户，由王瑞英支配，资金主要投资于王瑞英注册的西安市雁塔区圣济大药房。经陕西铭建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炫瑞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9407000元，已兑付本金2152000元，已兑付利息665295元，扣减已兑付本金、利息后尚欠集资参与人员本金6627355元。被告人李仲瑜以其弟李某某名义向炫瑞公司投资100000元，以其妻赵某某名义向炫瑞公司投资590000元。 据上事实，商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瑞英、李仲瑜违反法律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直接或间接发展业务员，宣传公司实力，以高息为诱饵，面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9407000元，其中被告人李仲瑜参与非法吸收资金8717000元，数额巨大，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瑞英、李仲瑜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王瑞英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被告人李仲瑜在审判阶段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二人可依法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的事实、情节及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对被告人王瑞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对被告人李仲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王瑞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二、被告人李仲瑜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三、责令被告人王瑞英退赔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6627355元。 王瑞英上诉提出，1、李仲瑜是吸收存款的具体操作者，负责公司全盘事务，对其量刑不应重于李仲瑜；2、本案未退还的集资数额小于该院处理的其他同类案件，而量刑方面体现不明显，量刑过重。 王瑞英的辩护人提出，1、王瑞英集资数额应扣减李仲瑜及其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投资数额，一审认定王瑞英集资数额为9407000元不正确；2、王瑞英在案发后能坦白交代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好；且本案的发生与当时监管机关未及时打击治理有关，使集资人误认为集资行为合法，故请求对王瑞英宽大处理。 李仲瑜上诉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其是副总，没有文件，不应认定；2、其是公司的业务员，没有负责公司全盘事务；3、一审认定其参与吸收资金8717000元，与事实不符；4、其犯罪情节轻微，应做无罪处理。 李仲瑜的辩护人提出，1、李仲瑜的主观恶性较小；2、无充分证据证明李仲瑜担任“副总”或负责人职务；3、李仲瑜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较小；4、李仲瑜系初犯偶犯；5、李仲瑜具有自首情节。故应对李仲瑜判处较轻的刑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王瑞英、李仲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清楚、正确，有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的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到案经过、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单、营业执照、炫瑞公司商洛分公司理财合同明细表、账本、王瑞英银行账户明细、圣济大药房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圣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李某某证明材料，证人崔某某、谷某某、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刘某丁、毛某某、南某某、岳某某、刘某戊、刘某已、王某某、刘某庚、李某甲、李某乙、范某某、李某丙、李某丁、刘某辛、惠某某等人证言，陕西铭建司法会计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及原审被告人王瑞英、李仲瑜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瑞英以设立财务咨询管理公司之名，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通过招募的工作人员及业务人员向社会公开宣传，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9407000元；李仲瑜受雇于王瑞英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8717000元；未退还资金6627355元。王瑞英、李仲瑜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属犯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依法应予惩处。二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属主犯。对李仲瑜的辩护人提出李仲瑜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王瑞英的上诉理由，经查，1、王瑞英雇请李仲瑜实施非法集资，且实际占有、支配集资款，致使集资人的集资款无法退还，故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显然大于李仲瑜，按照罪责刑相一致的刑罚适用原则，王瑞英的刑罚应当重于李仲瑜，对王王瑞英就量刑重于李仲瑜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2、一审法院对王瑞英的量刑符合法律规定，量刑适当。故对王瑞英提出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王瑞英的辩护人的意见，1、对辩护人提出王瑞英集资数额应扣减李仲瑜及其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投资数额，一审认定王瑞英集资数额为9407000元不正确的意见。经查，王瑞英设立公司，雇请李仲瑜负责管理向公众集资，对于李仲瑜及其共同财产利益的家庭成员的投资款，李仲瑜既是集资者，又是组织集资者，身份混同，应对李仲瑜及其共同财产利益的家庭成员的投资从李仲瑜的犯罪数额中予以扣减，但王瑞英的辩护人提出对王瑞英也应予以扣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2、对辩护人提出王瑞英在案发后能坦白交代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好的意见，经查成立，但一审法院已经据此对王瑞英从轻处罚，故本院不再从轻。3、对辩护人提出本案的发生与监管机关未及时打击治理有关，使集资人误认为集资行为合法，请求对王瑞英宽大处理的意见。经查，王瑞英明知其集资行为与公司登记内容不符，仍为筹措资金而非法集资，王瑞英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辩护人提出因监管打击不力应对王瑞英从宽处理于法无据，故不予支持。 对李仲瑜的上诉理由，经查，1、众多集资人的证言均提到李仲瑜说他在公司上班，是公司管事的，是公司副总；集资人也是基于李仲瑜对公司宣传的信赖才投资的，李仲瑜能吸纳到存款基于其自身的宣传，而不在于是否被明文任命。李仲瑜受雇于王瑞英组织集资，其在共同犯罪中亦系主犯，故李仲瑜否认副总的称谓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李仲瑜提出其是公司的业务员，没有负责公司的全盘事务的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经查，王瑞英长期在西安居住，李仲瑜受雇于王瑞英在商洛主持工作、组织集资，故对李仲瑜提出其仅是业务员，没有负责全盘事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3、一审法院认定吸收存款的数额有集资人的证言、集资合同、银行转账记录、账本、审计报告等，一审判决对吸收存款数额认定正确，对李仲瑜提出的集资数额异议，本院不予支持；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李仲瑜受雇于王瑞英吸收存款8717000元，未退还资金数额6627355元，属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李仲瑜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对李仲瑜提出其犯罪情节轻微、应当对其改判无罪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对李仲瑜的辩护人提出李仲瑜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原判认定李仲瑜不构成自首并无不当，对辩护人提出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李仲瑜系初犯、偶犯，本次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的意见，经查，李仲瑜之前无违法犯罪行为，本次受雇于他人实施经济犯罪，本人及亲属亦有投资，李仲瑜不占有、支配集资款，故对辩护人提出主观恶性小的意见予以采纳，但一审法院已综合考虑了李仲瑜的犯罪事实、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等，对李仲瑜从轻处罚，量刑适当，故对辩护人提出对李仲瑜改判较轻的刑罚或免于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立新 审 判 员 余高奇 审 判 员 周鹏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庞 娟 书 记 员 李 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