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恒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陈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俊，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新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金志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俊，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境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张坤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俊，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龙口市海滨盛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法定代表人：张培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敬武，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恒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柏公司)、上海新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江公司)、上海高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龙口市海滨盛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盛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俊、夏英，被上诉人海滨盛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曲敬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海滨盛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5月17日上海市政府清理整顿商业办公项目全面暂停办理销售方案备案证明，导致三上诉人无法按约办理大产证，三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为三上诉人事实上可以也应当在合同限定时间内取得大产证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两次要求法院依职权调查，一审法院未予采纳。本案大产证的逾期办理系政府政策原因造成的，非三上诉人的原因造成，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错误。(二)本案涉案项目大产证的办理与付款进度实际是挂钩的，三上诉人根据海滨盛达公司的付款进度在2017年5月启动办理销售方案备案及随后的大产证并无拖延。测绘报告在2017年5月16日取得，如果政策不变化，取得测绘报告后三上诉人有足够时间办理大产证。(三)涉案项目大产证逾期办理的情况符合合同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三上诉人应予免责。(四)假设三上诉人违约，海滨盛达公司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假设三上诉人违约，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亦过高，三上诉人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办理大产证是合同的次要义务，海滨盛达公司没有确切的实际损失，违约金应予以调低。海滨盛达公司辩称，(一)2017年5月17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住建委)《关于开展商业办公项目清理整顿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整顿工作意见》)的出台不构成不可抗力。本市对商业项目的集中整改在系争合同签订前已经发生，《整顿工作意见》的出台并非不可预料。产证迟延办理的根本原因是上诉人的懈怠履约。涉案项目绿地云都大厦不属于商办“类住宅”整改范围。系争合同第9.7条是双方之间责任的分摊，不能将违约责任的归责局限于违约方的主观过错。(二)海滨盛达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有明确的合同依据。违约金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是对等的。由于涉案房屋没有大产证，海滨盛达公司实际无法进行出租、出售或者融资，实际损失客观存在。(三)办理大产证是上诉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海滨盛达公司请求驳回上诉。海滨盛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向海滨盛达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6,034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以合同价款5亿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2018年的3月19日，按照0.5‰日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承担。恒柏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海滨盛达公司支付恒柏公司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50万元；2.判令海滨盛达公司支付恒柏公司违约金177,5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海滨盛达公司承担。新江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海滨盛达公司支付新江公司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判令海滨盛达公司支付新江公司违约金142,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海滨盛达公司承担。高境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海滨盛达公司支付高境公司第三期股权转让款50万元；2.判令海滨盛达公司支付高境公司违约金35,5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海滨盛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3月28日，三上诉人作为甲方与海滨盛达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上海新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上海新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琪公司)100%股权(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分别持有新琪公司50%、40%、10%的股权)以5亿元的价款转让给乙方；合同签订后2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2亿元；上述款项支付完成后，甲乙双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并向产交所申请交割单；在产交所出具交割单后5日内或不晚于2017年4月29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二期交易价款2.95亿元；上述步骤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目标公司取得大产证后5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三期交易价款500万元，该款为股权转让款，分别是向恒柏公司支付250万元，向新江公司支付200万元，向高境公司支付50万元；由甲方负责为目标公司办理涉案项目的大产证相关手续，乙方应积极配合，及时提供大产证办理所需资料、证照文件等，甲方应在2017年6月28日前为目标公司办理完成大产证；如乙方未能按时支付第三期交易价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其应付未付款项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原因未能按时办理完成大产证，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乙方已付款项的0.5‰支付违约金等。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海滨盛达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三上诉人支付多笔款项，合计4.95亿元。2017年4月，海滨盛达公司与三上诉人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于2017年6月21日完成股权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沪(XXXX)虹字不动产权第XXXX号(编号为XXXXXXXXXXX)的不动产权证书、沪(XXXX)虹字不动产权第XXXX号(编号为XXXXXXXXXXX)的不动产权证书，系涉案项目项下房产的产权证，于2018年3月15日颁发。2018年3月19日，三上诉人向海滨盛达公司移交上述两份不动产权证书的《移交清单》。《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合同各方之间往来多份函件，包括：2017年6月28日，恒柏公司向海滨盛达公司寄送《情况告知函》，载明：《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方及新琪公司于2017年5月将申领涉案项目大产证的材料递交上海市虹口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但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发布《整顿工作意见》要求全面梳理商业办公项目，商业办公类项目的房地产权证暂缓办理。故发函告知海滨盛达公司，以上不可预见的政府政策原因将导致涉案项目大产证办理延迟，在该业务开放办理后会尽快予以落实。海滨盛达公司收到上述函件后，向恒柏公司发送《回复函》，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大产证办理的约定是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恒柏公司在内的“转让方”有义务无条件予以履行，否则构成违约应支付约定的违约金；恒柏公司以商业办公类项目的房地产权证办理工作因《整顿工作意见》而暂缓作为涉案项目房地产权证延迟办理的理由，并归为不可预见的政策原因的说法，不能成立。之后，恒柏公司也回复海滨盛达公司，认为清理住宅类新政策的发布及政府部门行为的调整属于不可预见的事项范围，故大产证延迟办理不可归责于恒柏公司的客观原因所致。2017年8月29日，海滨盛达公司向三上诉人发送《催办函》，表示三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办理涉案项目大产证的原因，不属于不可抗力情形，且海滨盛达公司因没有及时取得大产证，自2017年7月1日起无法正式签订租赁合同发生巨额损失，故要求三上诉人尽快明确大产证的交付时间，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2018年3月19日，海滨盛达公司向三上诉人发送《支付违约金请求函》，载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海滨盛达公司严格按照约定支付了合同价款，而三上诉人违反上述合同关于大产证取得期限的约定，于2018年3月19日才向海滨盛达公司交付大产证，造成海滨盛达公司与第三方的物业租赁合同迟迟无法生效履行，造成重大损失。故海滨盛达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三上诉人主张违约金6,534万元。2018年4月23日，海滨盛达公司向三上诉人发送《律师函》，载明：三上诉人就办理大产证的合同义务完成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逾期天数264天，三上诉人应当支付违约金6,534万元；鉴于三上诉人未能先行履行违约金支付义务，海滨盛达公司决定根据法律规定，将应付的第三期交易价款500万元与上述违约金作抵销；该抵销不影响海滨盛达公司向三上诉人主张剩余6,034万元违约金的权利，三上诉人应当在收到该函件后十日内支付。2017年1月7日，上海住建委网站发布了《本市集中清理核查商业办公项目，在此期间暂停此类项目的网上签约》(以下简称《清理商办项目暂停网签》)；2017年5月17日，上海住建委网站发布了《整顿工作意见》。一审中，三上诉人持法院调查令至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调查涉案项目大产证办理所涉文件。2018年10月11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作出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1.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答复书》载明：经审查，您(单位)要求获取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26日向上海住建委报送《虹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绿地云都大厦”清理整顿意见的函》(以下简称《涉案项目整顿意见函》)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基于便民原则，本机关先将该文件《涉案项目整顿意见函》提供给您。2.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答复书》载明：经审查，您(单位)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涉案项目整顿意见函》的上海市房屋管理局的回复文件不存在。同时，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复印件形式的文件，标题为《涉案项目整顿意见函》，主要内容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致函给上海市住建委，表示根据商办项目清理整顿要求对新琪公司开发的涉案项目进行实地核查，不存在“类住宅”情况，不属于清理整顿范围，故商请准予办理该公司销售方案备案及网上备案手续，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三上诉人表示该复印文件是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交付的，无法提供原件，也无法加盖该局的确认印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三上诉人是否存在逾期办理大产证的违约行为，如认定违约，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二、海滨盛达公司是否存在逾期给付股权转让价款500万元的违约行为，如认定违约，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一)三上诉人是否存在逾期办理大产证的违约行为，如认定违约，应如何承担何种违约责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海滨盛达公司与三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涉案项目的大产证于2018年3月15日颁发，于同月19日由三上诉人移交给海滨盛达公司，超过合同限定时间即2017年6月28日。鉴于该大产证的办理义务在于三上诉人，故海滨盛达公司向三上诉人主张逾期办理大产证的违约责任，有充分的合同依据。为此，三上诉人主要提出了以下抗辩理由：一是主张大产证逾期办理是由于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而非三上诉人的原因。但从合同履约前后情况来看，三上诉人事实上可以也应当在合同限定时间内取得大产证。首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与涉案项目大产证的办理结果显示，涉案项目不存在“类住宅”情形，不属于需被清理整顿的商办项目，理应可以在合同限定时间内取得大产证。其次，三上诉人关于其在2017年5月曾向房管部门提交申办大产证的材料被拒收的主张，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最后，商办项目清理整顿要求不足以成为三上诉人逾期办理大产证的法定事由。三上诉人在2017年3月28日合同签订前后应当清楚其承担大产证办理的责任风险，负有对相关权证办理政策的合理注意义务，以确保履行合同义务、实现合同目的。现海滨盛达公司提供了2017年1月7日发布的《清理商办项目暂停网签》，据此主张商办项目清理整顿要求在签约前即有表象，故2017年5月17日《涉案项目整顿意见函》的发布不属于突发情况，三上诉人是在明知或应知存在清理整顿商办项目动向的情况下自愿接受《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大产证办理的期限限制要求，海滨盛达公司的该项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涉案合同是在涉案项目房产完工符合申办权证的情况下约定了三个月的履约期，即使后期出现权证政策变动，但在2017年3月28日合同签订至2017年5月17日《整顿工作意见》发布前的区间内，也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供三上诉人及时办理大产证。另，即使确实因上述清理整顿要求导致无法按期取得大产证，三上诉人也应当及时与海滨盛达公司沟通协商以期达成合同变更等，但现有证据显示三上诉人是在2017年6月28日即合同约定的最迟期限才发函告知海滨盛达公司。因此，三上诉人提出的商办项目清理整顿要求事由并不足以对抗三上诉人办理大产证的合同义务。故三上诉人的第一项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是主张海滨盛达公司完成第一期、第二期付款义务是三上诉人履行大产证办理义务的前提条件，故三上诉人有理由不在2017年4月28日之前去办理大产证。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先行付款再办产证的限定条件，合同方应当各行其是，同步履行各自义务，且海滨盛达公司的前期付款行为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内容，故三上诉人的第二项抗辩理由不成立。三是主张海滨盛达公司未积极配合大产证办理要求，且海滨盛达公司可以自行办理大产证。但《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了办理涉案项目大产证的义务人是三上诉人，未注明大产证办理所需材料另有义务方，故应当认定三上诉人本身即负有确保大产证办理时各项文件手续齐备的义务。且从合同签约后直至本案诉讼前，特别是发生逾期办理大产证的事实后，三上诉人在往来函件中始终认可自身是大产证办理的义务方，从未提出海滨盛达公司不积极履行配合义务、海滨盛达公司应当自行办理大产证等异议。从履约结果来看，大产证也是由三上诉人取得后移交给海滨盛达公司。故三上诉人的第三项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是主张涉案项目大产证办理所需的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在2017年5月16日出具，故三上诉人无法提前办理大产证。但测绘报告的取得属于三上诉人办理大产证的履约内容，三上诉人理应确保大产证办理所需文件齐备且有时效性，三上诉人因其自身较晚取得测绘报告导致大产证办理时间后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故三上诉人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成立。综上，三上诉人关于其不应承担涉案项目大产证办理逾期违约责任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涉案大产证于2018年3月15日颁发，但相关《移交清单》显示三上诉人是于2018年3月19日完成大产证的移交，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约内容和合同目的，宜以三上诉人向海滨盛达公司实际交付大产证之日即2018年3月19日作为三上诉人完成大产证办理义务的时间节点，据此海滨盛达公司主张三上诉人逾期天数为264天，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要求以已付价款4.95亿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0.5‰计算，最后得出违约金金额为6,534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上诉人主张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鉴于《股权转让协议》在约定逾期办理大产证的违约赔付责任时，是将三上诉人作为一个主体，未具体明确三上诉人的分担比例，故海滨盛达公司主张三上诉人共同承担违约金的支付义务，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若三上诉人对其各自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存有争议，可另行主张。(二)海滨盛达公司是否存在逾期给付股权转让价款500万元的违约行为，如认定违约，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新琪公司取得大产证后的5日内，海滨盛达公司应向三上诉人支付第三期交易价款(属股权转让款性质)，具体付款金额是向恒柏公司支付250万元，向新江公司支付200万元，向高境公司支付50万元。上述约定内容结合前述关于三上诉人实际履行大产证办理义务的事实认定，足以认定海滨盛达公司应在2018年3月25日前向三上诉人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虽然此时三上诉人已经发生逾期办理大产证的违约行为，海滨盛达公司可以要求违约赔付，且其也实际于2018年3月19日提出了6,534万元违约金主张，但海滨盛达公司仍应及时履行付款的合同义务。因海滨盛达公司是在2018年4月23日发送的《律师函》中作出违约金与股权转让款抵销的意思表示，而三上诉人确认该函件于同月25日收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海滨盛达公司与三上诉人互负到期金钱债务，不存在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故海滨盛达公司上述主张抵销的通知在到达三上诉人时发生效力。由此，应当认定海滨盛达公司逾期付款天数为32天(即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4月25日)，其应以分别欠付三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为基数，按照日利率0.5‰计算可得其应向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分别支付违约金4万元、3.2万元以及0.8万元。故海滨盛达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关于海滨盛达公司承担违约金的主张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亦予部分支持。另，联系本案当事人的本诉请求、反诉请求，海滨盛达公司关于三上诉人应当共同支付违约金6,034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已将三上诉人欠付海滨盛达公司6,534万元的违约金与海滨盛达公司合计欠付三上诉人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进行抵销的结果，且三上诉人应当共同承担该付款义务；但三上诉人在本案中就各自应收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违约金提起了反诉，要求海滨盛达公司进行分别给付。有鉴于此，一审法院对海滨盛达公司的本诉请求金额重新调整为6,534万元，再行判决海滨盛达公司对三上诉人的对应股权转让款与违约金支付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滨盛达公司支付违约金6,534万元；二、海滨盛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柏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以及违约金4万元；三、海滨盛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新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以及违约金3.2万元；四、海滨盛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境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以及违约金0.8万元；五、对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343,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48,500元，由恒柏公司、新江公司、高境公司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0,655.50元，由海滨盛达公司负担29,081.22元，恒柏公司负担787.14元，新江公司负担629.71元，高境公司负担157.43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涉案合同约定，不可抗力事件指受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无法预料或即使可预料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并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后出现的，使该方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义务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的任何事件。……上海住建委于2017年1月7日已全面暂停了全市商办项目销售方案备案证明及大产证的办理。2017年10月26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给上海住建委《涉案项目整顿意见函》中记载，“经我区商业办公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推进组核实，该项目不存在“类住宅”的情况，不属于商办项目清理整顿范围。为此，商请贵局准予该公司办理销售方案备案及网上备案手续。”2018年3月8日，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新琪公司颁发了系争的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证明。2018年3月15日新琪公司取得了系争的大产证。三上诉人主张，海滨盛达公司如有损失，仅为租金的损失，经测算租金损失为971万元。海滨盛达公司则主张，其存在融资成本和租金两部分损失，融资成本6,220万元，租金2,939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三上诉人逾期办理大产证是否构成违约？如构成违约，三上诉人能否免责？以及涉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应予调整？(一)根据合同约定三上诉人应在2017年6月28日前为新琪公司办理完成大产证。实际履行中，三上诉人于2018年3月19日才向海滨盛达公司交付大产证。三上诉人迟延履行，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二)上海市于2017年1月7日已全面暂停了商办项目销售方案备案证明及大产证的办理，而非2017年5月17日《整顿工作意见》发布之际。实际上，在2017年3月28日涉案合同签订之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2017年6月28日完成大产证的办理，已经是履行不能。签约之时，双方当事人对政策的解读都存在认识不足。其次，2017年1月7日《清理商办项目暂停网签》一文的表述含糊，难以得出商办项目的大产证亦属于暂停办理之列。且系争商办项目事实上并不存在需清理的“类住宅”现象。因此，本院认为，涉案大产证的逾期办理主要系受政策的影响。但政策的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之范畴，三上诉人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责，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违约金的数额，三上诉人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海滨盛达公司则认为，其存在融资成本6,220万元和租金2,939万元两部分损失，实际损失远高于约定的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海滨盛达公司主张的融资成本与涉案大产证的逾期办理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并非三上诉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房屋的租金损失可作为产证迟延办理的实际损失，同时，主张的租金损失均远低于约定的违约金，故本院对约定的违约金予以调整。综上，本院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判令三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500万元。综上，三上诉人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变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上海恒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高境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龙口市海滨盛达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50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8,500元，由上诉人上海恒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高境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184,250元，被上诉人龙口市海滨盛达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84,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川审判员 夏 青审判员 范 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丁振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