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08民申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女，1974年7月21日出生，哈尼族，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现住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白某，男，197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人，现住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鑫，云南新南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白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云08民终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某申请再审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理由如下:1、二审判决所采信白某提交的证据有的系非法证据、有的并非是涉及本案的证据。首先，王某在为墨江供电有限公司制作广告业务的几年中，该公司并未要求签订合同，按所定做业务完成后，分批按清单验收后，公司领导审批可以付款后，再由王某开具正规税务发票收款。而白某所提交的多份《协议》复印件，协议一方为墨江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永智，后由许建担任），另一方为墨江创新广告制作部，而《协议》复印件双方签字人既非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又无公司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等，故该《协议》复印件均无效，王某不认可。二审法院未严格审查即予以采信，不合法。其次，白某提交的《证明》，是白某与该单位有关人员合谋私下出具，系非法证明。一是该《证明》是用墨江供电有限公司名义于2019年01月15日出具的，而该公司早于2018年即不再使用该名称，既然是2019年出具的《证明》，当然应当使用现行单位名称和印章，这显然是未经单位领导审核私下出具的。二是该证明内容“墨江创新广告制作部是白某先生经营的”是伪证，谁是经营者或企业负责人，必须以《营业执照》为准。二审法院却采信白某提交的非法证明，确定白某是墨江创新广告制作部的经营者，属采信证据错误。再者，该《证明》关于“应白某先生要求将2016年8月的广告费48066.50元，发票号：00083717，转入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账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即“白某先生”拿王某开具的发票，要求墨江供电公司(购货方）按发票付款再正常不过的了，可二审法院却因是白某提交的“证明”就认为是白某的钱，认定是白某还款错误；2、二审判决将王某的正常业务收入款项认定为是白某还款是错误的，其所采信证据不是涉及本案的证据。首先，王某早于2000年初创立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后，多年来与有关单位（包括墨江供电有限公司）和个人开展了业务往来，一般情况下完成业务后要等相当一段时间才收得到款。墨江供电有限公司经常是上一年做的业务下一年收款，最快也要等一个季度或半年，二审中王某诉讼代理人及审判员当庭询问证人李某时得到了证实（看法庭记录）。而二审法院回避了这一事实，竟然以签订离婚协议日期2016年7月27日作为划分标准，将王某之前应收款认定为白某还款，显然错误。如，2016年9月收墨江供电有限公司广告业务款47031元，就是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的正常业务项目收入。退一步讲，按照白某说法，其于2016年1月10日（即王某与白某签离婚协议半年前）与墨江供电有限公司签协议所做业务收入，二审法院也认定为是白某个人收入明显错误。对另两笔业务收入也一样，虽然时间上推后了一点，二审法院也认定为是白某个人收入并于还款亦错误。其次，白某还款70000元，一审期间白某答辩时说，是由罗志权以现金形式亲手交给王某，而收钱按常理是要写收据的，所以在一审庭审中罗志权当庭作证时也承认未交给王某，是交给白某。后来又改口说是他亲手交给王某，因没有任何凭据，再后来二审时，白某又再次改口说是由白梦芮支付给王某。王某从未承认收过此款（假如说庭审记录说我承认过，那也是记录错误，王某始终未承认过），事实上也没有收过此款。二审法院居然也认定王某收到此款。关于2016年7月29日收取罗志权转创新广告服务部业务款20000元，此款项是创新广告服务部于2016年3月5日与罗志权签订《宣传公示栏制作安装承包合同》（总价款为90000元）所做的业务，且收到此款后也是用于购置创新广告制作部的机器设备，完全与白某清偿债务无关。而二审法院却依据之后白某与罗志权于2016年9月5日签订的《宣传公示栏制作承包协议》（协议总价款为156800元，与涉案款项90000元不是一回事）来推定之前的收款也是白某自己的业务，用后期新签订的承包协议来认定以前的事，采信与本案款项无关的证据，不合法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涉及罗志权应付款项的证据就是创新广告服务部于2016年3月5日与罗志权签订《宣传公示栏制作安装承包合同》合同总价款为90000元，是创新广告（双方离婚前）的正常承包业务收入（只是其中70000元由白某拿走了，服务部账户上只收到转账20000元），并非是二审判决采信罗志权于2016年9月5日签的《宣传公示栏制作承包协议》总价款为156800元，这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明显错误。第三，王某诉请还款151877.23元，二审法院却帮白某计算出了已还款233270.50元，二审的认定完全不在常理范围；3.二审判决自相矛盾、错误。首先，二审法院既然釆信白某与墨江供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及《证明》，并据此认定白某是墨江创新广告制作部的经营者，甚至认定白某还是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主要经营者，那本案所涉及广告业务均是在王某与白某未离婚前完成，白某所做业务应得收入（债权）变成白某一方个人财产，并可以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这显然违反《婚姻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自相矛盾。其次，二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并未记载双方当事人有共同债权或因共同经营广告业务而共同享有应收账款”，就断然推定现实中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实，即“不能认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这样推定和认定显然错误。第三，二审判决既采信白某与墨江供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及《证明》，据此认定白某是墨江创新广告制作部及服务部经营者，却又将据此经营业务得来的收入说成是案外人的收入，是白某借来还款，逻辑错误，自相矛盾。在二审质证中，白某承认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和制作部是合并经营，且“在离婚前也一直是由白某经营管理”，而本案中的那么多业务和收入绝不可能是白某离婚后几天就能完成的。所以，既然是夫妻共同经营收入，自然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不能因为离婚协议中遗漏了此项内容（未说明要如何处理），即否定该事实的存在。为此，二审判决完全错误的。故请求再审本案，撤销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8民终37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某一审诉讼请求，并由白某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白某提交意见称，1、二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对离婚后至2017年1月期间，先后收到现金或白某指示案外人转账款项合计233270.50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仅称上述款项系王某经营收入，但王某根本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罗志权或墨江供电公司存在广告业务关系。而根据白某提供的《广告制作、安装协议》、《宣传公示栏制作承包协议》、《办公用品采购清单》、单位证明、证人证言、发票、收据、银行流水等多份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33270.50元款项系白某与案外人发生广告业务后产生的收入，后以现金方式或根据白某指示由案外人给付王某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签订后白某向王某支付现金及王某账户收取的资金，已超出王某实际支付银行贷款数额，本案中白某不应当再向王某给付资金。另根据《自愿离婚协议书》所载，白某身份为“个体（创新广告）”，王某身份为“下岗在家”，根据王某提交的农村信用社对公印鉴卡和变更卡所载，银行留存的相关印鉴为白某，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均可相互印证本案双方当事人离婚前，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实际经营者为白某。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白某需要向王某承担的金钱给付义务为300000元，包括两笔银行贷款各100000元、经济帮助金100000元，白某向王某给付233270.50元并未超出协议约定债务。涉及经济帮助金100000元的案件，已由墨江县法院（2018)云0822民初16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白某需向王某支付经济帮助金100000元。白某认为与王某纠纷中，相关款项应予计算清楚，该抵扣的应当予以抵扣，尽快依法平息纠纷；2、二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3、王某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王某企图通过大量毫无逻辑、颠三倒四的言辞说明白某提交的证据系非法证据、并非涉及本案，二审判决的错误。但王某在一、二审庭审中均认可收到了涉案款项，二审庭审均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且王某根本无法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请求裁定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1、根据一、二审当庭举证质证并采信的证据及庭审调查，王某对2016年7月28日收到白某交付现金70000元，2016年7月29日收到罗志权转账20000元，2016年8月、2016年11月、2017年1月分别收到墨江供电公司广告业务费47031元、48066.5元、48173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仅称上述款项是自己经营的广告业务收入，但根据王某提交的在案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与罗志权或墨江供电公司有广告业务关系。相反，根据白某提交的《广告制作、安装协议》、《宣传公示栏制作承包协议》、《公用品采购清单》、单位证明及证人证言等多份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上述款项系白某与案外人发生广告业务后产生的收入，后以现金方式支付王某或根据白某指示由案外人支付王某，王某主张上述款项系其自己经营的广告公司业务收入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撑，不予支持；另，王某在再审申请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本院不认为是本案新的证据，不予采信；2、根据白某与王某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白某的身份标注为“个体（创新广告）”，王某的身份则标注为“下岗在家”，该身份标注情况与王某提交的农村信用社对公印鉴卡和变更卡相互印证，证实在2016年9月9日之前“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营业执照上经营者虽登记为王某，但银行留存的私人印鉴系白某，即在本案双方当事人离婚前，“墨江创新广告服务部”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系白某。同时，双方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子女抚养、房产分割、债务处理及经济补偿等问题，但离婚协议中并未记载双方当事人有共同债权或因共同经营广告业务而共同享有应收账款，故上述离婚后白某以现金方式支付王某或根据白某指示由案外人支付王某的费用，不能认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结合离婚协议中约定应由白某承担的银行贷款实际借款人均为王某，白某不能直接向银行偿还贷款的客观实际，因此，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上述款项系白某根据离婚协议向王某支付偿还贷款资金的款项。因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后白某向王某支付现金及王某银行账户收取的资金，已超出王某实际支付的银行贷款数额，对王某要求白某根据离婚协议向其支付偿还银行贷款资金151877.23元的诉请，不予支持。故，二审判决据此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并无不当。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应予维持。王某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的再审再由不成立，本院不予再审本案。王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国权审判员  邹春林审判员  雷斯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郭梦媛书记员杨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