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1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诉讼代表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波，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平，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农垦总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陈少平，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陈少平，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男，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华，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先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农垦总局（以下简称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公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0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先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向先达公司补缴出资人民币61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17.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1994年4月5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先达公司所提交的有关实收资本金额为382.7万元的公司原始财务账册足以证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至少欠缴出资617.3万元，而一审判决对此故意不予确认，明显偏袒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本案先达公司为破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为先达公司的开办单位及主管部门。虽然，先达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知晓该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为人民币1000万元，但因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一直拒绝向破产管理人移交先达公司的原始财务资料，故破产管理人在本案起诉时都无法准确知道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究竟为多少。直至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于一审开庭前的2018年6月28日向破产管理人移交了先达公司的财务资料后，先达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才准确知道该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时的2002年的实收资本仅为382.7万元。先达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过仔细查阅该公司的原始账册（总账）看到：该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额设立时是80万元，1995年增加至102.7万元，1997年最终增至382.7万元，此后就再未增加（实收资本的变化情况，从该公司1994年成立至2002年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间所有会计年度的财务总账中均有完整而连续的记载）。正是基于上述原始财务资料，先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确信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仅为382.7万元这一事实是客观真实的。然而，一审判决却以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会计所）出具的《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产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错误地认定：“因为无法进行实收资本审计，无法证明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额，即无法证明农垦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额。”否定了先达公司实收资本为382.7万元的事实。先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该份《情况说明》是应破产管理人要求所进行的专项审计，其目的是核实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情况。因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保管先达公司财务资料不善，导致部分账册和原始凭证缺失，无法获取足够的审计证据，而使得会计师无法出具审计意见，但该《情况说明》由始至终都并未否定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额为382.7万元的事实，只是表明从会计专业角度，无法给出审计结论而已。退一步而言，若一审判决认为因无法进行实收资本审计，就无法证明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额这一观点能够成立，那该公司的实收资本也理应为零，相应的，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欠缴出资的金额应为人民币1000万元。但一审判决却以该企业递交给工商部门的年检报告中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出资额记录为参考，选择性地不采纳先达公司原始账册记载的真实出资额，并认为先达公司举证不能，这是错误的。（二）先达公司1994年至1998年度的多份《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所载明的出资金额前后矛盾，且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一审判决将其作为定案证据错误。先达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并未移交所保管的先达公司财务账册，故在一审起诉时，先达公司只能根据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即1998年度的年检报告所记载的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869万元，反推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欠缴出资131万元来提出诉讼请求。后在一审过程中，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向破产管理人移交了财务账册后，先达公司才准确知悉公司财务账册中记载的实收资本实为382.7万元，故也相应地调整了诉讼请求为617.3万元。事实上，先达公司每一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及随附的资产负债表，所记载的出资金额都是各不相同的，比如：1994年度实收资本是869.8万元（见资产负债表）；1995年度实收资本是819万元（见年检报告）；1996年度实收资本是1000万元（见年检报告）；1997年度实收资本是819.1万元（见资产负债表）；1998年度实收资本是869万元（见年检报告和资产负债表）。而在一审过程中，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先达公司的出资人却无法解释为何该公司的实收资本会出现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情况，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提交给工商部门的年检报告与原始账册记载的实收资本382.7万元严重不符。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查明和解释，就选取1996年度年检报告所载明的出资金额1000万元，来认定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已经出资到位。退一万步说，即使要以年检报告记载的实收资本来反推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欠缴出资金额，那也应该以最后一次年检1998年度的年检记录为依据才符合常理，而不应避重就轻的选取有利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1996年度的年检报告。故此，先达公司认为因1994年至1998年的多份年检报告所记载的实收资本（出资金额）前后矛盾，且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所以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相较而言，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保管的先达公司的原始财务账册所记载的公司实收资本因多年来都前后一致，且金额自1997年起就一直固定为382.7万元，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三）一审判决将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与先达公司的“借款”“往来款”等全部认定为对先达公司的出资，违反法律规定。一审过程中，农垦集团公司为证明其已实际完成了对先达公司的出资义务，向法庭提交了多份用途为“往来款”“借款”的《收款收据》、支票存根、《银行送票回执》和《记账凭证》等证据，总金额合计1700余万元。但事实上，除了先达公司认可的382.7万元实收资本外，这些“往来款”“借款”根本不能依法被认定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出资。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88）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的来源只包括财政部门或者设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而并不包括所谓的主管部门的“借款”和“往来款”。其次，用“借款”“往来款”抵扣应缴出资款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规定：债务人股东以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与其欠缴债务人的出资相抵消的，债务人的管理人提出异议，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一审判决将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对先达公司所谓的“借款”“往来款”全部冲抵作为对先达公司的欠缴出资是违法的。第三，即便先达公司尚欠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借款”或“往来款”，那上述借款或往来款此前根本没有经过法院判决确认，全部是内部往来凭证，大部分连银行转账记录都没有，如何确定上述款项是否实际发生。即使实际发生，上述“借款”或“往来款”也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又如何能与欠缴出资相冲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上述这些“借款”“往来款”可以被认定为实收资本（出资款），那中联会计所在出资专项审计中早就应该认定。因此，一审判决以所谓“借款”和“往来款”来抵扣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所欠先达公司的出资款，不仅没有事实依据，更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四）农垦总局与农垦集团公司实为同一主体，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农垦总局与农垦集团公司应共同对先达公司承担补缴出资的义务。首先，农垦总局是先达公司设立时的开办单位和实际出资人，即便农垦总局在1995年按照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粤府办（1995）14号文设立农垦集团公司承继其经济职能后，农垦总局依然在1995年和1997年分两次对先达公司以22.7万元对鸿燕印务有限公司的股权和280万元财政补贴款进行了出资。一审中的相关证据已经明确无误的显示该两次出资均来源于农垦总局的“总局财务处”。这就说明，虽然农垦集团公司已于1995年成立了，但是先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还是农垦总局。其次，农垦总局自己已经明确表明了农垦总局与农垦集团公司是同一主体的特殊关系：“1994年转为经济实体，成立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同时保留广东省农垦总局牌子，实行“一个机构、两个牌子”运作，“广东农垦是中央直属垦区，实行‘部省双重领导、以省为主’‘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的管理体制”（见农垦总局官方网站：××/gk_zjgk/jtgk/）。此外，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为同一主体的特殊关系，从两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陈少平也可以得到印证。按照公务员法和国家政策，公务员禁止经商也不得兼职，而陈少平同时合法的既担任农垦总局局长，又担任农垦集团公司董事长，唯一的解释就是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特殊主体。综上所述，先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欠缴617.3万元出资的事实不予认定，而将所谓“借款”“往来款”冲抵成对先达公司的出资，实为偏袒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由此也导致一审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应向先达公司补缴出资人民币617.3万元及欠缴出资期间的利息。农垦集团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先达公司上诉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先达公司承担。（一）先达公司是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法关于“出资不实”的治理规则不适用于先达公司。1．先达公司不是有限公司，不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根据公司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判决已认定先达公司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而非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本身不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2．公司法关于“出资不实”的治理规则不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公司法解释（一）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本案中，先达公司以“出资不实”等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而股东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人格混同法律责任的认定，系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作出的特别规定，不能适用于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3．同类司法案例也认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不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2016）粤0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的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来审查其出资及法人人格问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已查明先达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出资不应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先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注册资金来源应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不适用公司法。1．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农垦集团公司仅为主管单位，而非出资单位，不负有出资义务。（1）从法律规定看，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存在出资单位，仅有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不等于出资单位。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财产归全民所有，主管单位不是出资人或财产所有人，不负有出资义务。（2）从章程约定看，先达公司的《章程》已经明确了农垦集团公司仅为主管单位，并非出资单位。先达公司的《章程》并没有“股东”或“出资单位”的概念，只有“主管部门”的描述。（3）从出资来源的法律规定看，主管单位也不是出资方。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88.12.01实施）第31条规定，“注册资金来源包括单位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由此可见，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金形式不限于设立企业的出资，还包括设立企业的单位投资（如借款）、社会集资以及财政部门的拨款、投资。从注册资金来源看，出资单位可以是社会企业、财政部门或主管单位，但并非只有主管单位。综上所述，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农垦集团公司仅为主管单位（上级单位），而非出资方，不负有出资义务。2．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的审查应结合《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进行认定，即包括了拨款、投资、社会集资等方式投入的资金。（1）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来源广泛，并不仅限于“资本金”。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7月1日实施）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另外，《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1条还规定，“企业法人代表注册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部门或者设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由此可见，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金来源不限于设立企业的投资，还包括设立企业单位投资（如借款）、社会集资以及财政部门的拨款、投资。（2）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的投入单位也不是设立企业、股东，而是包括财政部门、设立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本来源广泛，主管单位并非出资单位，也非出资的唯一来源，先达公司诉请主管单位承担出资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先达公司提供的工商档案以及财务账册足以证明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其上诉请求违背客观事实。1．先达公司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足以证明注册资金已经缴足。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金”不等于公司的“注册资本”，而企业根据管理财产的数额的动态变化进行描述，故出现了先达公司提交的各个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显示的不同金额。值得注意的是，先达公司提供的1996年的年检报告中显示实际出资额为1000万元，即先达公司的出资早已完成。2．根据先达公司的原始财务资料，先达公司已经取得超过1000万元的出资款，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缴足。如前所述，正因为先达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所以应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金来源的规定查看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否足额到位。根据农垦集团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6至证据26可知，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通过上级拨款、投资、社会集资（借款）等方式予以筹集，且先达公司收到的注册资金已经超过1700万元，远远大于工商注册的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庭后到破产管理人处调取的原始凭证显示，农垦集团公司举证投入的1700多万在先达公司的原始凭证中均由显示，且每笔款项均是一一对应的。换言之，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早已全部足额、超额到位。3．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本包括借款也已经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在最高人民法院（1997）经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7）琼民一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其注册资金只要符合《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1条的规定即可，且当时法律并未禁止借款作为注册资金的一种形式。即先达公司注册资金的认定应包括拨款、投资和社会集资，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出资款，先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的理由显然违背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先达公司本身的企业性质。（四）先达公司管理人理应对先达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在其无法证明“出资不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先达公司作为原审原告、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出资不实”，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先达公司根本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先达公司存在“出资不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先达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显示已足额出资。先达公司未完成举证。先达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承认其提供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的实收资本是自相矛盾的，更直接承认先达公司1996年度实收资本是1000万元，故《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不能作为认定出资不实的依据，也无法完成自证。（2）先达公司提供的《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也无法证明先达公司存在“出资不实”。该《情况说明》的结论是“无法审计”，而非“出资不实”，且《情况说明》也表明了出资形式包括了“货币出资”、“股权出资”、“债权转股权出资”即通过“借款”等方式投资是符合出资规定和会计准则的。（3）根据先达公司一审提供的《原告对被告证据的情况说明》显示，农垦集团公司举证的所有“投资款”均在先达公司“账簿”或“原始凭证”中有记录，足以证明先达公司出资已到位。综上所述，先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请的“出资不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先达公司管理人负有清理债权债务的义务，其作为管理人也有义务对先达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梳理、举证。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5条第2、3款的规定，管理人负有“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等义务，先达公司作为管理人，理应对先达公司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并完成相应的举证。3．先达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册也已经由管理人接管，管理人有能力完成举证。先达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册均已移交管理人保管，且根据农垦集团公司到先达公司管理人处核查情况显示，先达公司的账簿、财务账册均是完整的，农垦集团公司举证的证据均在管理人处有原件一一予以对应，先达公司管理人作为账册保管单位，有义务、有能力完成核查及举证，且根据其一审提供的《原告对被告证据的情况说明》已足以证明“投资款”均是真实的，且已到达先达公司账户，并可在先达公司的账簿、财务资料中予以反映。（五）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1．从组织层级看，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是上、下级单位的关系，两者在组织结构、经营范围、业务以及财务设置上均相互独立，不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正如农垦总局提交的一审证据农垦集团公司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可知，两机构不仅不存在混同，且农垦总局还是农垦集团公司的上级单位、设立单位。从组织形式来看，农垦总局是事业单位法人，农垦集团公司是企业法人主体，二者主体性质不同，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农垦总局作为事业单位行使管理职能的目的主要为“承担广东农垦资源开发和管理”。而农垦集团公司自身具有营业执照，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经营范围主要为从事投资经营活动。两单位确实是独立核算、独立经营的主体，不存在混同。假设部分人员一人分任多职也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不能仅以此认定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存在人格混同。2．“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是认定法人人格混同的标准，关键需要从人员、业务、财务上是否均存在混同等标准进行认定，而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在业务、财务上均相互独立，先达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混同的情形，其上诉主张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不应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农垦集团公司只是主管单位，不是出资方，不负有出资义务；退一步而言，先达公司的出资也已到位，该部分资金也一直由先达公司管理、使用，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为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尊重历史，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先达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农垦总局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先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先达公司承担。（一）农垦总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先达公司的主管单位是农垦集团公司。根据《广东省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和《广东省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粤发［1994］1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在1994年开始对省内党政机构进行改革，先达公司原为农垦总局设立企业，其后，农垦总局为响应广东省政府的政策，组建了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而先达公司也在农垦集团公司设立时转为由农垦集团公司管理，并由农垦集团公司履行主管单位的职责。由上可知，农垦总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依法应驳回先达公司对农垦总局的起诉。（二）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治理规则，先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1．根据公司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判决已查明先达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不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2．关于“股东出资不实”是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作出的特别规定，而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即不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治理规则。3.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工商登记的主管部门也并非出资人或财产所有人，先达公司要求农垦集团公司承担出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以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1条早已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金”、“注册资金来源”的概念予以明确，其不同于公司法的注册资本，不能以股东的出资义务进行类推。综上所述，先达公司并非有限公司，“出资不实”等公司特有的治理规则不能用于规制全民所有制企业，本案不适用公司法。（三）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属于两个独立的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农垦总局是农业部下属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宗旨是承担广东农垦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农垦集团公司则是由农垦总局于1995年5月创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股权及项目投资、资产经营及重组等。两个机构的设立时间、宗旨（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均各不相同，且财政独立、各自领取了独立的法人机构证书，属于两个不同的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先达公司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先达公司要求农垦总局承担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先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向先达公司补缴出资人民币61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17.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1994年4月5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先达公司于1994年4月4日成立，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类型为内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罗炳威，主管部门为农垦总局。先达公司章程约定：经济性质为全民性质，并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依法纳税、自负盈亏。总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农垦总局，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来源主要是上级拨款。法定代表人经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总经理为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总公司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专门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制定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建账，定期提供各成员方审核，如有异议，可按国家规定的有关程序组织审计。总公司如因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决定终止时，其所有资产及债权债务由上级主管部门组成财产清理小组进行核查清算，并按其出资比例分配或承担。清理结束后，签订有关文书向原批准及注册登记部门申请注销登记。1995年1月2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粤府办〔1995〕14号《关于部分行政机构转为经济实体后名称问题的通知》载明：省直部分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性公司将转为经济实体。原省农垦总局改名为省农垦集团公司。待经济实体转制方案确定后，再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工商规范注册登记。1995年4月25日，农垦总局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开办农垦集团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先达公司登记为农垦集团公司分支机构。2002年4月22日，先达公司因不按规定办理2000年度企业年检，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先达公司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2015年12月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朱贵高对先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案号为：（2015）穗中法民破字第25号］，并指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为先达公司的管理人。2017年4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摇珠确定并委托中联会计所对先达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中联会计所于2018年7月20日出具《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载明：本司查阅了管理人接管的先达印务账册，认为先达印务会计账册缺失严重，无法进行审计。就管理人关注的先达印务实收资本能否审计事宜，本司认为由于账册缺失，无法实施实收资本审计程序，无法对先达印务实收资本情况出具审计意见。根据审前调查所阅资料，先达印务截至2002年底，实收资本3827000元（货币出资800000元、股权出资227000元、债权转股权2800000元），均无法进行审计。先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先达公司1995年度、1996年度以及1998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其中，1995年度的报告书中载明实际出资额为819万元，出资者名称为广东省农垦集团总公司；1996年度的报告书中载明实际出资额为1000万元，出资者名称为省农垦总局集团公司；1998年度的报告书中载明实际出资额为869万元，出资者名称为广东省农垦总局财务处。农垦集团公司为证明其已实际完成出资义务。提交了1994年4月21日金额为3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开办费）以及先达公司给农垦总局财务处的报告，证明已出资30万元；提交了1994年5月3日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开办费）以及先达公司给农垦总局财务处的报告，证明已出资50万元；提交了1996年10月15日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50万元；提交了1996年11月26日金额为10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00万元；提交了1997年2月20日金额为10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00万元；提交了1997年4月17日金额为1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50万元；提交了1997年4月25日金额为1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借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50万元；提交了1997年12月19日金额为30万元的《特种转账传票》，证明已出资30万元；提交了1998年8月18日金额为4万元的《银行送票回执》，证明已出资4万元；提交了1998年8月17日金额为3185763.04元的《银行送票回执》，证明已出资3185763.04元；提交了《收据》、《关于投入法人资本金的通知》以及1996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证明已出资307340.8元；提交了1995年6月30日《记账凭证》、《转贷协议书》以及1997年8月7日金额为24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亚行贷款）以及《收据》，证明已出资7128856元。上述合计17261959.84元。对此，先达公司于庭后提交了公司的相关《记账凭证》以及财务账册明细证明已支付部分借款。庭审中，先达公司确认收到三笔投资款分别为80万元、280万元以及22.7万元。另外没有归还欠款的凭证，因为账目很多，没有账可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本案系因先达公司在破产清算过程而产生的对先达公司出资人提起的有关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先达公司要求农垦总局补缴出资的问题。根据本案上述查明的事实，虽然先达公司于1994年4月4日成立时的主管部门为农垦总局，但农垦总局已于1995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粤府办〔1995〕14号《关于部分行政机构转为经济实体后名称问题的通知》的要求，设立了农垦集团公司承继其经济职能，并将先达公司登记为农垦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先达公司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亦有显示出资者为农垦集团公司，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亦确认先达公司的出资人应为农垦集团公司。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先达公司的出资人已变更为农垦集团公司，现先达公司再要求农垦总局补缴出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先达公司要求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617.3万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因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达公司破产清算阶段已委托中联会计所对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进行审计，为减少诉累，本案已无必要对先达公司重新进行审计。中联会计所于2018年7月20日出具《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载明经查阅了管理人接管的先达印务账册，认为先达印务会计账册缺失严重，无法实施实收资本审计程序，无法对先达印务实收资本情况出具审计意见。根据审前调查所阅资料，先达印务截至2002年底，实收资本3827000元（货币出资800000元、股权出资227000元、债权转股权2800000元），均无法进行审计。根据上述情况说明可知，先达公司的现有账务资料仅能证明已实收资本为3827000元，但因会计账册缺失，无法进行实收资本审计，无法证明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额，即无法证明农垦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农垦集团公司为证明其已实缴出资，提交了相应的出资凭证以及先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虽然部分出资凭证注明的用途为往来款或借款，但先达公司对此未有提交相应的还款凭证进行还款证明，其提交的公司内部《记账凭证》以及财务账册明细不足以证明其已还款的主张。另外，先达公司提交的三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亦显示农垦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并不仅为3827000元。1996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更是载明实际出资额为1000万元。因此，先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农垦集团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出资的金额为其主张的金额，应由先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先达公司要求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617.3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先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10元，由先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先达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农垦集团公司（农垦总局）官方网站首页—走进广垦—集团概况，拟证明自1994年农垦总局转为经济实体后，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就一直施行的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的管理体制。2．农垦集团公司（农垦总局）官方网站首页—走进广垦—管理团队，拟证明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的管理人员都是同一的，陈少平既是农垦集团公司董事长，又是农垦总局局长，其他管理人员也是同样如此。3.农垦集团公司（农垦总局）官方网站首页—走进广垦—联系我们，拟证明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在同一地址办公经营。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纳；如合议庭作为新证据采纳，则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2．对实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针对农垦集团公司与农垦总局的关系，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已经提交工商登记档案及相关主体资质证书予以证明，二者关系应以工商登记为主，网上资料具有随意性且宣传人员不具有相应法律常识，对于真实的机构性质及法律地位是不清楚的，故不能以网上介绍作为认定机构性质的依据。3．针对合法性，我国法律未禁止一个人在多个公司兼职，故假设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部分领导人员存在兼职，不能以此推定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机构人员混同。4．对于关联性，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是否混同应从人员、业务、财务是否混同认定，农垦集团公司和农垦总局已经提供资质证明文件，证明其是独立法人，内部人员、财务等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事实。农垦集团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民事判决书三份，拟证明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属于有限公司，公司法关于出资不实等治理归责不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人员部分交叉不能作为评判公司人格混同的标准。先达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而言，没有提交原件，若来源于裁判文书网则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具有关联性，每个案件案情不一致。二审中，先达公司申请专家辅助人中联会计所注册会计师何群芳、中级会计师王志宏出庭，陈述先达公司实收资本情况说明的制作过程及相关认定依据。专家辅助人陈述：（一）中联会计所接到审计委托后，按照审计程序先调查，再评估是否能够承接业务，审计过程中，在破产管理人处接受的资料完整性不足以作出审计意见，故无法审计；实收资本主要反映为3部分，其中3部分的相应资料均不完整；审计过程中查阅了工商内档的资料，但缺失资料太多无法确认；中联会计所只是审前调查，没有全面评估、审计，审前调查说明是无法对事项进行审计的说明，不是审计报告。（二）有注意到先达公司1995年、1996年、1998年工商登记记载实缴出资的情况，但根据中联会计所接触到的一些老企业，当时这些报告是企业负责人手填（工商局到企业中去做年检，企业人员填写），不一定与账务有关联性，故没有专门在情况说明中提及。（三）审计过程中认定企业实收资本的标准首先是验资报告，其次还有工商内档资料，包括资金信用证明等；审前调查时注意到先达公司性质及相关出资的法律规定及财务制度，先达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资本实缴的历史原因与现在不同，因审前调查时没有看到验资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正式出资证明文件，无法证明是否存在上述文件，故无法发表审计意见。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关于先达公司主张农垦总局补缴出资是否成立的问题；二是农垦集团公司出资是否到位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先达公司于1994年4月4日成立时的主管部门为农垦总局，但农垦总局已于1995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部分行政机构转为经济实体后名称问题的通知》要求，设立了农垦集团公司承继其经济职能，并将先达公司登记为农垦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农垦集团公司、农垦总局均确认先达公司出资人已变更为农垦集团公司，且《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有显示出资者为农垦集团公司，故一审法院确定先达公司出资人为农垦集团公司并无不妥。其次，关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有无人格混同。现并无证据证实二者存在财产混同，先达公司仅以部分管理人员一致为由主张混同理据不足。据此，先达公司请求农垦总局补缴出资，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注册资金是企业法人的偿债基础，根据《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等规定来看，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不实，主管部门、开办单位虽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但仍应在欠付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故农垦集团公司具有相应出资义务。其次，中联会计所出具《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表示因资料缺失无法实施实收资本审计程序，即无法通过审计程序对农垦集团公司实际出资金额进行认定。《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前后载明出资金额不一，亦不足以证实农垦集团公司欠缴出资。再次，破产的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属于公司法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先达公司设立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部门或者设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出资形式及来源均与公司法要求有所区别，当时法律法规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借款作为注册资金亦无禁止性规定。本案中，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向先达公司支付了超过注册资金的款项，虽部分款项凭证记载用途为往来款或借款，但并无证据证实上述款项先达公司已经予以返还，可见款项已实际由先达公司管理使用，用于先达公司经营活动，农垦集团公司既未擅自抽回，也未曾向先达公司主张索回，应视为先达公司注册资金属实。据此，先达公司请求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先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10元，由上诉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露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