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32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焕梁，男，汉族，1989年11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昭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震峰，男，汉族，1979年7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婷，女，汉族，1989年9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彭石浪，男，汉族，1982年9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昭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焕梁因与被上诉人罗震峰、刘文婷及原审第三人彭石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88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焕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裁定由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罗震峰在签订《租房经营商场协议书》时明知是彭石浪代彭焕梁所签订，一审裁定关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罗震峰知晓彭石浪系代理彭焕梁签订租赁协议的事实认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在隐名代理关系中，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为：第三人清楚地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在本案中，彭焕梁一审所提交证据足以证明罗震峰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彭焕梁与彭石浪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彭焕梁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行使介入权，请求罗震峰、刘文婷承担合同无效后产生的民事责任。首先，2012年2月27日彭焕梁在案涉物业设立了深圳市宝安区西乡XX百货商场（个体工商户）的事实，足以认定罗震峰知晓彭石浪系代彭焕梁签订案涉协议。案涉《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21日，但在协议签订前的2011年12月20日，为配合彭焕梁在案涉物业处办理设立个体工商户，罗震峰所在的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XX社区居民委员会即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了《场地使用证明》，同意彭焕梁以案涉物业进行经营场所使用。虽然该《场地使用证明》并无罗震峰签名，但依据惯例，足以认定居委会出具场地使用证明的行为系经罗震峰同意或认可。其次，虽然办理《房屋租赁凭证》的有关备案文件中的罗震峰签名经鉴定并非其本人签名，但依据房屋登记的相关规定，《房屋租赁凭证》应为罗震峰亲自签署，即使不是罗震峰亲自签署，彭焕梁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签字行为是经罗震峰授权的相关人员办理。在《房屋租赁凭证》备案文件中，包括罗震峰所在的西乡街道黄麻布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4年7月29日出具的《宝安区自建房使用权利证明》，足以表明该证明是在罗震峰同意的情况下所出具，进一步表明租赁备案行为是经过罗震峰认可的。备案文件中的《宝安房屋租赁登记表》载明备案机关实地察看意见为“符合备案条件”，即表明彼时租赁备案机关已对出租人意见进行确认及核对。再者，从《协议书》的履行情况来看，亦足以表明罗震峰知晓的事实。在案涉协议书签订后，彭焕梁在案涉物业处设立个体工商户并进行多年的工商经营的事实，表明罗震峰知晓彭焕梁即为物业的实际承租人。根据《协议书》第九条“协议签订后，乙方对商场内外的装修装饰需经甲方核定同意，装修费用由乙方承担”之规定，承租人对物业的装饰装修需要罗震峰核定同意，根据本案材料，彭焕梁在入驻案涉物业后先后两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装修，表明该等装修是经罗震峰核定同意的，表明罗震峰知晓彭焕梁即为物业实际承租人、彭石浪仅为代理人的事实。此外，案涉租金均由彭焕梁支付，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代缴租金，但罗震峰接受彭焕梁支付租金而并未要求彭焕梁出具有关代付说明或确认，表明其知而不宣，是默认行为。罗震峰辩称不知情，显然不符合生活常识，从盖然性角度出发，更反映出罗震峰明知彭焕梁为案涉物业的实际承租人。（二）即使认定罗震峰不知道彭焕梁与彭石浪为委托代理关系，彭焕梁亦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使介入权，即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在判断彭焕梁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时，应适用该条第一款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但一审裁定却以该条第二款为由否定彭焕梁的原告主体资格，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在隐名代理关系中：该条第一款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行使条件，提起诉讼的主体是委托人，相对人是第三人；该条第二款规定了第三人的选择权行使条件，提起诉讼的主体是第三人，诉讼相对人可为受托人或委托人。基于上述文义分析可知，第一款与第二款分别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诉讼，如提起诉讼的主体为委托人，则应以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作为判断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如提起诉讼的主体为第三人，则应以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作为判断原、被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彭焕梁提起本案诉讼属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诉讼构造，本应以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作为认定彭焕梁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即一审法院应审查的内容为，彭焕梁所提交的证据能否满足该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介入权行使条件，如满足，则应认定彭焕梁可行使介入权，即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如不满足，则认定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但一审裁定却错误以该条第二款作为法律依据，认为罗震峰已经在（2017）粤0306民初4172号案件中选择彭石浪作为相对人，并进而否定彭焕梁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对法条文义及相互关系的错误理解。（三）本案诉讼系彭焕梁依法行使介入权的行为，彭焕梁有权请求罗震峰、刘文婷承担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财产返还、折价补偿及损失赔偿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在隐名代理关系中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包括：第一，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二，当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接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这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第三，因受托人的披露，委托人可以行使介入权，直接请求第三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彭焕梁已经具备了行使介入权的全部条件，有权向罗震峰、刘文婷主张相应的权利。其一、案涉《租房经营商场协议书》系由彭石浪以自己的名义与罗震峰所签订。其二、因罗震峰不履行义务，彭石浪已向彭焕梁披露了罗震峰。在（2017）粤0306民初4172号案件中，彭焕梁一审所提交的《说明》足以证明彭石浪向彭焕梁进行了披露，彭石浪在一审庭审中所作陈述亦足以证明。其三、因彭石浪的披露，彭焕梁即依法有权行使介入权，具体而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在《租房经营商场协议书》被确认为无效合同后，彭焕梁所主张的合同权利表现为请求罗震峰、刘文婷承担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折价补偿及损失赔偿的民事责任。罗震峰、刘文婷辩称，签订合同并产生租赁关系的是罗震峰与彭石浪，这是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生效判决具有法律既判力。该生效判决并未支持彭焕梁是实际租赁人的主张，至于彭焕梁是否从彭石浪获得租赁房屋的使用权，是另一法律关系，但彭焕梁与罗震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已根据彭焕梁的请求，向有关部门调取了备案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及档案中的《承诺书》，并进行了司法鉴定，证实其上签名并非罗震峰所为，一审法院还调取了派出所的笔录，证实回答民警问题的系彭焕梁并非罗震峰，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前案生效判决的认定和本案调取的相关证据，结合查明的相关事实，裁定驳回彭焕梁的起诉，已尽谨慎尽责的审查义务，有理有据。彭石浪述称，同意彭焕梁的上诉意见。彭焕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震峰向彭焕梁返还租赁押金3万元、水电押金2万元；2.罗震峰向彭焕梁返还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支付的租金170，727元；3.罗震峰赔偿彭焕梁的直接经济损失3，095，054元，包括：转让费损失146万元，装修损失1，288，200元、消防工程损失119，445元、空调工程损失94，309元、员工工资损失133，100元；4.罗震峰赔偿彭焕梁库存损失1，128，420.89元；5.罗震峰赔偿彭焕梁营业利润损失150万元；6.刘文婷对前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诉讼费用由罗震峰、刘文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12月21日，彭石浪与罗震峰签订《租房经营商场协议书》，约定罗震峰将其深圳市宝安区XX路58号综合楼的一楼出租给彭石浪经营商场使用，租赁房屋的建筑使用面积为一楼992平方米，租期为10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止，每月租金为15，000元，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按原价递增10%，每3年按原价递增一次，以此类推。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承租人应在每月10日前将当月租金上交出租方，不得拖欠，逾期滞纳金每天按月2%收取。如连续拖欠超1个月，作中途退出协议处理。（二）2017年1月23日，罗震峰主张彭石浪拖欠其租金达1年之久，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中，彭石浪主张其是受彭焕梁委托，替彭焕梁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彭焕梁承受。该案一审（2017）粤0306民初417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租赁证是在罗震峰、彭石浪签订租赁协议后形成的，彭石浪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在罗震峰同意的情况下将物业进行转租，或者彭石浪与彭焕粱之间重新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无法确定租赁证的真实性。该判决确认罗震峰与彭石浪于2011年12月21日签订的《租房经营商场协议书》无效，判令彭石浪腾空涉案房屋交付给罗震峰，由彭石浪向罗震峰支付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商铺使用费、2017年1月1日起至腾房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及利息，并支付水电费、管理费及电信费等费用。彭石浪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民终430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彭石浪系以自己的名义与罗震峰签订的涉案协议，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彭石浪称其代彭焕梁签订协议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即使彭石浪与彭焕梁系代理关系，因彭石浪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罗震峰在订立涉案协议时知道彭石浪与彭焕梁系代理关系，该合同不直接约束彭焕梁与罗震峰，即使彭石浪与彭焕梁系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罗震峰也有权选择彭石浪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该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了彭石浪的上诉。（三）彭焕梁本案主张罗震峰自始知道涉案协议的履约主体为彭焕梁，彭石浪系代理彭焕梁签约，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房屋租赁凭证》、已备案的宝BI005381（备）《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向罗震峰支付租金的转账记录、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证人彭永鑫的证人证言、彭石浪与罗震峰的通话录音等证据。罗震峰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并申请对宝BI005381（备）《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签名及纳印进行鉴定。经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房屋租赁合同书》中“罗震峰”签名非罗震峰签字，备案登记档案的《承诺书》中“罗震峰”及纳印均非罗震峰所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焦点是彭焕梁是否是涉案租赁协议的合同主体。彭焕梁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罗震峰知晓彭石浪系代理彭焕梁签订租赁协议，理由如下：首先，备案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及档案中的《承诺书》经过鉴定证实并非罗震峰所为，无法证明罗震峰协助彭焕梁办理租赁备案登记，由此取得的《房屋租赁凭证》也无法证实罗震峰知晓彭焕梁系合同主体并协助彭焕梁办理租赁备案登记。其次，派出所询问笔录仅记载彭焕梁于2017年12月8日报案的过程，回答民警问题的系彭焕梁并非罗震峰，无法证实罗震峰知晓彭石浪的代理行为。证人彭永鑫系彭焕梁的胞弟，与彭焕梁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彭石浪与罗震峰的录音通话发生在2017年11月25日，此时（2017）粤0306民初4172号案件已经判决，该案中彭石浪已经向罗震峰披露委托人，而罗震峰并未选定彭焕梁作为相对人变更合同主体。最后，彭焕梁主张租金系由其缴纳，罗震峰应当知道合同主体已经变更，一审法院认为，支付租金并不能当然成为变更合同主体的事由，法律并不禁止代缴租金的行为，即便由彭焕梁缴纳涉案协议的租金，也无法认定罗震峰知道且同意合同主体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罗震峰事先知道彭石浪系彭焕梁的委托代理人，在（2017）粤0306民初4172号案件中彭石浪向罗震峰披露彭焕梁为委托代理人的情况下，罗震峰选择彭石浪作为相对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涉案租赁协议的主体应为彭石浪与罗震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彭焕梁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彭焕梁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3，409元，一审法院予以退还。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1，800元，由彭焕梁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就彭焕梁本案起诉所依据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本院（2018）粤03民终430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合同主体为彭石浪，而未采纳彭石浪关于其系代理彭焕梁签约的辩解，并判令彭石浪向罗震峰承担合同责任。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具有既判力，非经审判监督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程序，人民法院既不得对生效判决中的诉讼标的再次进行实体审理，也不得作出与该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相矛盾的判断。因此，彭焕梁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如其坚持认为其系涉案合同关系主体，亦应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所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等案外人救济程序，而不得另行提出意在否定生效判决结果的普通民事诉讼，其本案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所述，彭焕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蔡  妍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林晓翔（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