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0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美玉，女，195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小斌，男，198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天球，男，197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祁，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就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祖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住所地：祁阳县浯溪中路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原武装部）四楼。法定代表人：邓开利，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男，汉族，1964年6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智，湖南齐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祁阳县浯溪街道办事处浯溪中路175号。法定代表人：陶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保平，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祁阳县行政中心陶铸图书馆一楼。法定代表人：金彪，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芳明，男，汉族，1957年1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枫林三路1028号。法定代表人：雷孝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峰，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湖南大学一舍三楼。法定代表人：邓铁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峰，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祁阳县征补办”）与被上诉人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红公司”）、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祁阳县城建投”）、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大设计院”）、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祁阳县政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70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六判项。二、依法将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704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变更为“五被上诉人立即共同向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及其他合理费用合计626142.72元。”三、五被上诉人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五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一、二、三、四无需承担责任明显是错误的,本案应当由五个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1.祁阳政府为涉案项目的征收人,对于本案的事故发生应当承担责任。首先，涉案场地物权已经转移给祁阳政府，祁阳政府对涉案场地应当具有监管义务、安全保证义务。祁阳政府于2016年12月22日已作出《祁阳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见被上诉人祁阳政府第一组证据1,被上诉人拟证明祁阳政府征收的合法性):“决定依法征收该项目规划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附属物。”“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并且该征收决定书已依法公告(见上诉人证据4)祁阳政府对涉案场地己依法进行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之规定,祁阳政府的征收决定已依法生效,相关场地的物权已依法转移给被上诉人四祁阳政府,被上诉人祁阳政府对涉案项目场地应当具有监管责任。其次,退一步而言,假设涉案场地物权未转移,祁阳县政府亦应当对涉案场地具有监管责任。其一,祁阳政府表示对涉案场地绝大部分已经进行征收,涉案现场附近6栋-2-13号已经由被上诉人祁阳政府依法征收,且事故发生地为过道区域。其二,祁阳政府在答辩状认为“自2016年12月22日县政府下达房屋征收决定书启动以来,大部分住户陆续签约,祁阳县政府于2017年3月19日在该棚改项目范围外的附近建立了临时过渡市场,并将该棚户项目范围内的经营户全部迁出到临时过渡市场经营”,祁阳政府已经实际管理涉案项目场地。祁阳政府对涉案场地明显具有监管义务。再次,祁阳政府亦明知其具有监管义务。祁阳政府表示祁阳县王府坪改造项目指挥部(政府临时机构)已张贴警示公告履行保障安全的义务。进一步证明祁阳政府明知其具有监管义务。2.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一、二、三由于项目未移交,因此该三被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明显是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二祁阳县投资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建设单位、被上诉人一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施工单位,被上诉人三作为共同体投标承包人,对于本案的事故发生应当承担责任。其次,案发时涉案项目现场已经进行了部分拆除,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表示涉案项目中的工业品市场1-3栋已经正在施工。该1-6栋为同一施工项目,假设4-6栋暂未开始施工,亦不应当免除其监管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一、二、三应当对本案承当责任。二、原审法院酌定被上诉人祁阳县征收办公室对文佐勋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过错责任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至少应承担70%比例。1.根据第一部分所述,被上诉人对涉案现场均具有监管责任，安全保障义务。2.各被上诉人明知其具有监管责任,安全保障义务。(1)对于被上诉人一东方红公司、被上诉人三湖南大学设计公司,其作为项目中标确定的承包单位,应当明知其对项目承包范围具有监管责任,安全保障义务;(2)对于被上诉人二祁阳县投资公司,其作为涉案项目的建设单位,并且整体第一期项目的部分工程被上诉人亦认同已经施工,应当明知对涉案项目具有监管责任,安全保障义务;(3)对于被上诉人四祁阳政府、被上诉人五祁阳征收办公室,被上诉人认同的绝大部分已经征收完毕;并且其主张已经张贴警示标志的行为;被上诉人四、五应当明知其具有监管的责任;(4)在事故发生后,涉案现场已加装防护栏,明显被上诉人亦明知其具有监管责任。3、五被上诉人明知其具有监管义务,但却不履行监管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受害人的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至少应承担70%的过错责任比例。(1)涉案项目场地管理不规范,事故发生时涉案项目场地能够随意进出;2.事故发生位置楼梯亦未有栏杆,并且事故发生位置更未设有警示标志、安全通道等安全措施;(2)被上诉人祁阳政府认为项目范围仍有居民居住,项目现场更应当做好相关的安全保障工作;(3)在庭审中,各被上诉人均表示其不具有监管义务、安全保障义务,至今被上诉人方仍未提出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三、关于诉讼请求索赔款项的金额及计算问题,原审法院明显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一并非文佐勋法定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因此未支持上诉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是错误的。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抚养是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唐美玉为受害者的妻子,原审法院以抚养义务为基础作出认定明显错误。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亲属…”,受害人作为唐美玉的丈夫，明显对唐美玉具有扶养义务,并且在事故发生时已达64岁,为退休人员已不具有劳动能力。因此,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要求被上诉人至少承担70%的过错责任比例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2754.4元(146792元的70%)。2.关于误工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明显是错误的。首先,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依法享有带薪休丧假的权利”,被上诉人不承担误工损失明显是错误的,原审法院的认定即认为任何劳动者都无法主张误工损失明显错误。其次,参照《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一、职工本人结婚或职工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和子女)死亡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由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酌情给予一至三天的婚丧假。”之规定,国营企业亦仅仅给予一至三天的丧假。在实际生活中,办理丧葬相关事宜时间远超3天。再次,上诉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工商登记信息、银行流水、劳动合同、车费票据等已足以证明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3.关于受害人亲属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之规定,上诉人可主张其他合理费用。受害人亲属实际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应当予以支持。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仅支持了12000元,明显不合理。受害人为上诉人的直系亲属,上诉人在受害人去世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并且庭审中亦能明显看出被上诉人方相互推诿责任,从来没有与受害人家属友好协商赔偿事宜,进一步加深了对受害人家属的精神损害。据此,上诉人一审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被上诉人至少应当承担70%的过错责任比例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祁阳县征补办辩称，一、原判判决祁阳县征补办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文佐勋究竟是病故还是摔死的，至今死因不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笔录》并没有做出结论。死因不明即无法认定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赔偿义务主体。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受害人文佐勋死因的举证责任在被答辩人。二、被答辩人上诉称答辩人对涉案现场具有监管责任，证据不足，明显错误。1.受害人文佐勋死亡现场照片的地点是：祁阳县王府坪棚改范围内的工业品市场5-6栋之间。2018年10月，4-6栋还有几十户被征收人未签约，未搬离，正常居住、生活在该房屋内，一、二层商铺尚在继续营业。当时，处于棚改、征收、签约前期协商、处理阶段。依照法律规定未签约，未搬离、腾房，其房屋所有权、管理权未发生转移，仍属于房屋被征收人或原市场管理人所有和管理。所以答辩人对4-6栋楼层没有法定监管权或管理权。2.答辩人的职能是根据“祁编发[2016]43号”文件确定。只是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及政策、法规、法律宣传。非具体实际实施人，更非直接管理人。受害人文佐勋死亡与答辩人法定的职能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三、被答辩人提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损失、亲属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抚慰金”之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如被答辩人唐美玉虽已64岁，但身体状况良好，农村有责任田、土、山，城镇有房，完全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法定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其次，丧葬费包含了办理丧事宴席等支出，被答辩人要求另外计算办理丧事宴席等支出费用，有悖法理。另外，没有谁干预被答辩人对丧事办理？更没有谁规定被答辩人对丧事办理的时间。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带薪休丧假的权利，所以不存在计算误工费。祁阳县政府辩称，一审法院判决祁阳县征补办赔偿文佐勋死亡相关费用175797.75元，与事实完全不相符。1.文佐勋死因不明。王府坪工业品市场第五栋的居民李良球、王伟明等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10时在第6栋2楼走廊处发现文佐勋的尸体，并及时向民生路派出所反映此情况，当时民生路派出所、县公安局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勘察。没有做出死因结果。文佐勋死亡既无司法机关尸检报告，也无公安机关出具死亡结论，是他杀、自杀、病死、摔死，还是在其他地方死亡被转移到此地的，事实不清，死因不明，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认定文佐勋是“摔死”明显错误。2.文佐勋死责自负。文佐勋死在王府坪工业品市场5-6栋之间，该处房屋现只有部分征收户已签订了征收协议，还有大部分征收户未签协议，仍在此正常居住和营业。死者文佐勋不是居住在本征收范围内的居民，此处也不是死者的必经之地。更不是指挥部和征收办雇请的临时工作人员。因此，文佐勋的死亡与征收办没有任何关系。3.赔偿主体不相符。原王府坪工业品市场房屋征收是由王府坪棚改指挥部下设的房屋征收科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他的权限只负责房屋征收签约补偿。根据县政府财政实力现状，5、6栋近两三年内还不会拆除改造。其管理权、居住使用权、经营权都没有发生变更，所有设施原貌未变。1至2楼市场经营管理权属县市场服务中心管理，在此居住的所有居民归王府坪社区第9联组管理。根据“祁编发[2016]43号”文件规定，征补办的职责只是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及政策法律法规宣传，不负责房屋拆除和施工管理，其王府坪棚改项目旧房拆除施工管理及所有工程建设由祁阳县城建投全面负责。因此，与县征收办毫不关系，要征收办负责死者的赔偿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死亡方索赔无理。2018年10月11日死者文佐勋的弟弟、妻子及亲属都及时赶到了现场，并没有告知指挥部、县征收办及有关部门。当时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自行将死者装回了老家，安葬数日后突然到指挥部提出赔偿，是完全无理的。祁阳县城建投辩称，我们对上诉人的上诉，上诉人以我方为建设单位为由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我公司虽然是项目建设单位，但是作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先由政府完成征收拆迁再交给建设单位，本案事发区域尚未完成拆迁，该项目没有移交给我方，所以要求我们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祁阳县人民政府征收决定生效就完成征收与法律不符，政府决定是一个行政命令，分步实施棚户改造，这些房屋是否征收完成需要签订安置补偿协议，针对具体房屋要适用民事法律法规，要根据当事人的意志你的物权是否交给政府改造。4-6栋的已经撤销了安置补偿协议，证明4-6栋没有征收补偿完成，所以所有权还是老百姓在经营和适用。上诉人认为征收决定生效征收就完成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东方红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被答辩人是涉案的施工单位与客观事实不符。虽然两答辩人祁阳县王府坪棚户区改项目（第一期）EPC的承包人，但答辩人仅是该项目的改造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承包人，并不包含原建筑物的征用和拆迁内容，而文佐勋发生死亡地点位于未被拆除的原工业品市场6栋2楼的12和13号房前过道处，该建筑物目前还未全部办理征用手续，也未被拆除。二、答辩人未对死者实施侵权行为。根据答辩人与发包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约定，答辩人的义务仅是对改造项目进行设计和施工，对未拆除的事发房屋无任何法定的或是约定的管理义务，故无论被答辩人亲属文佐勋因何故而死亡，答辩人均对此没有任何过错。同时答辩人的设计行为和施工行为与文佐勋的死亡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答辩人不构成侵权。三、要求答辩人对文佐勋的死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律的规定，连带责任只是在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下才可适用，而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于侵权的连带责任已作了明确的规定，答辩人既然未实施侵权行为，又不是本案的共同侵权人，显然不符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在此情况下要求答辩人对文佐勋的死亡承担连带责任显然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湖大设计院辩称，本案是普通民事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我们在本案中有过错，但上诉人没有列出我们有过错，他们要求我们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论是过错还是无过错责任需要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们作为建设单位和没拆除的建筑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要求我们承担于法无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主张死者是摔死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死者是摔死的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祁阳县征补办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条“限被告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自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75797.75元”之判决,依法改判,即驳回被上诉人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主要事实认定错误。1.原判决认定:“上诉人明知该区域正在进行拆迁、基本无人居住、且有部分楼梯无栏杆等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情况下,未对该区域采取与风险相当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不是事实。①事发时,该区域没有进行拆迁,时至今日,仍旧没有拆迁,仍未进入拆迁、施工期(以现场照片为证)。②事发时,该区域并非“基本无人居住”,事实是还有几十户被征收人未签约,未搬离,还在待征收的房屋内居住、生活,尤其一楼部分商铺还在从事经营活动(名册)。为不引发社会矛盾，方便未搬离者进出,上诉人对该区域还不能采取围档、拦截等禁止居民通行的强制措施。③上诉人对拆迁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在拆迁工作动员会上,反复强调了安全,工作启动后,上诉人在拆迁区域的每栋楼房的醒目处张贴了大量的“严禁无关人员擅自进入该区域内从事一切活动,不得擅自拆除已征收签约补偿房屋设施及附属物，违者一切责任后果自负”的警示公告。④原判认定“有部分楼梯无栏杆等设施”不客观。事实上,在征收前,该区域部分楼梯栏杆就已被损害,事故地段的栏杆就已缺失。这与上诉人无关,且与文佐勋的死亡更无因果关系。2.原判决认定:尽管文佐勋本身有诸多疾病,但综合本案事实和派出所的现场勘验,文佐勋系摔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证据不足,有悖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原则。文佐勋究竟是病故还是摔死的?至今死因不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笔录》并没有作结论。死因不明即无法认定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赔偿义务主体。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受害人文佐勋死因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若仅凭“文佐勋尸体在祁阳县土地征补办正在进行征收的工业品市场",就要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那如果有人突发意外病亡在某个地方,其土地、房屋的所有者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合理合法吗?原判只凭文佐勋的尸体在该区域内即判处上诉人担责赔偿，有悖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原则,对社会存在极大的负面影响。二、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受害人文佐勋死亡现场照片的地点是:祁阳县王府坪棚改范围内的工业品市场5—6栋之间。2018年10月,4—6栋还有几十户被征收人未签约,未搬离,正常居住、生活在该房屋内。当时,尚处于棚改、征收、拆迁前期协商、处理阶段。依照法律规定未签约,未搬离、腾房,其房屋所有权、管理权未发生转移,仍属于被拆迁征收人。所以上诉人对4—6栋楼层没有法定监管权或管理权。上诉人是祁阳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上诉人的职能是根据“祁编发[2016]43号”文件确定的,只是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受害人文佐勋死亡与上诉人法定的职能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辩称，1.根据我方提交的照片显示，涉案6-2-13的房屋已经征收完毕并进行了部分拆除。2.如果征收办认为还有人在里面居住就更应该做好相关监管，其标识已经贴了警示公告也表明其自身明知有安全保障义务和监管责任。3.对于楼梯的问题，在我们一审提及的补充证据的对比照片，事故发生之后加装了很多安全防护栏，其明知自身具有安全保障义务。4.对于民事诉讼，适用证据优势规则，并非需要完全排除怀疑，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是摔死的是正确的。征收办认为一审判决对社会存在负面影响，我方认为事故发生之后，各方相互推脱责任，没有作为政府部门履行社会义务的态度是极度恶劣的，对方的行为才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5.征收办是一个适格主体，对于本案的发生应当承担责任。征收办作为征收部门，其项目尚未完全征收，其作为征收部门更应当承担监管的责任。涉案的现场已经拆除，根据祁阳县王府坪棚户区改造征收方案，征收部门对于项目的监管工作也是清楚地。对方没有证据证明在征收决定生效的情况下，房屋所有权属于被征收人，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涉及物权的问题。东方红公司、祁阳县城建投、湖大设计院、祁阳县政府对祁阳县征补办的上诉未发表意见。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方红公司、祁阳县城建投、湖大设计院、祁阳县政府、祁阳县征补办立即共同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及其他合理费用894489.6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13772元、丧葬费300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6792元、医疗费3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28085.1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840.5元、受害人亲属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736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东方红公司、祁阳县城建投、湖大设计院、祁阳县政府、祁阳县征补办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东方红公司、祁阳县城建投、湖大设计院、祁阳县政府、祁阳县征补办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美玉（1954年5月21日出生）与死者文佐勋（1952年8月20日出生）原系夫妻关系。文小斌、文天球、文祁系唐美玉与死者文佐勋之子。2016年12月23日，因祁阳县王府坪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需要，祁阳县政府作出《祁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公告》，征收范围为：王府坪棚户区改造范围北起人民路、南至南司街、东至南长街、西至县前街范围内规划需要进行房屋征收地块上的房屋及构筑物。分二期进行改造：第一期改造范围包括三吾大厦、原浯溪镇政府大院、王府坪农贸市场、工业品市场；第二期改造范围包括紧临王府坪市场的南长街、南司街和县前街临街房屋与构筑物（具体以祁阳县王府坪棚户区改造规划红线为准）。房屋征收部门为：祁阳县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该棚户改造区的建设方为祁阳县城建投。2017年9月12日，湖大设计院、东方红公司分别中标成为该棚户改造项目的设计方，和采购、施工总承包方。2018年10月11日，死者文佐勋被人发现倒在王府坪棚户改造区工业品市场6栋6-2-13号处。经祁阳县120急救中心确认，文佐勋已经死亡。该6-2-13号门面东侧是6-2-12号门面，南侧是过道，西南侧是楼梯，该楼梯处已无栏杆，死者尸体位于楼梯和6-2-13号门面的夹角地面。根据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祁阳县公安局民生路派出所的报警案件登记表显示的简要案情为：“2018年10月11日09时许，张良求……我们民警赶到后马上通知了医院和刑侦大队过来，当时医生过来确定了老人已经死亡，刑侦大队高群峰和段颂做了现场勘察，认定死者是摔死的。后来死者的妻子唐美玉来到现场，确定死者是文佐勋……”。此外，工业品市场1至3栋现已经拆迁完毕，施工单位为东方红公司。而工业品市场4至6栋因少数住户不同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故该部分区域仍在拆迁谈判、签约过程中，尚未进行拆迁施工。但该部分区域未进行围挡，居民可在该区域内自由进出，仅在该房屋外墙张贴了公告，内容为：“王府坪工业品市场1—6栋房屋征收工作正在进行，绝大部分被征收户已签约腾房。但目前尚未拆除，为了确保安全，严禁无关人员擅自进入该区域内从事一切活动。不得擅自拆除以征收签约补偿的房屋设施及附属物。违者，一切责任后果自负”。另查，祁阳县征补办是2016年5月31日注册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登记的宗旨为：为房屋拆迁提供服务。业务范围：房屋拆迁管理服务工作。死者文佐勋生前一直与唐美玉居住在祁阳县。此外，死者生前有多种疾病。根据祁阳县中医医院2018年9月12日的住院病历之出院记录记载：中医诊断：1、消渴症、肾阴亏虚症。西医诊断：1、2型糖尿病、糖尿病性肾病Ｃ、慢性肾功能不全ＫＤ3期、高血压病3级、肺气肿、颈动脉硬化、肝囊肿、肾结石。文小斌、文天球及其妻子为回家办理丧事花费交通费共计1840.5元。文佐勋被发现死亡后，花费救护车费用300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要求祁阳县征补办、祁阳县城建投、祁阳县政府、东方红公司、湖大设计院承担侵权责任，要满足如下构成要件：第一，被告对原告实施了侵权行为。第二，被告存在过错。第三，原告要有损害后果。第四，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必须举证证明上述四个要件全部具备，才能要求对方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关于祁阳县城建投、东方红公司、湖大设计院、祁阳县政府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本案中，死者文佐勋死亡所在地为工业品市场6栋6-2-13号门面，该栋的房屋尚未完成拆迁签约，尚处于拆迁协商、签约过程，尚未将该区域移交施工，故祁阳县城建投、东方红公司、湖大设计院还无权对该区域进行管理、施工。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主张该三主体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祁阳县政府虽然为该区域棚户改造项目的征收者，但征收过程中的协商、签约等事宜系由祁阳县征补办负责，且祁阳县征补办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对于在拆迁协商、签约工程中的发生的各项事宜应当由祁阳县征补办负责，由此产生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应由祁阳县征补办承担。故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主张祁阳县政府未尽到监管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祁阳县征补办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该案中，文佐勋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明知工业品市场正在进行棚户改造的拆迁工作，且市场外墙上均贴有公告，但其仍然进入该拆迁区域，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是导致自己死亡的主要原因。祁阳县征补办作为进行拆迁工作的负责单位，在明知该区域正在进行拆迁、基本无人居住、且有部分楼梯无栏杆等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情况下，未对该区域采取与风险相当的安全措施，致使死者在进入该区域后摔倒死亡，祁阳县征补办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对文佐勋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文佐勋的死因尽管没有进行鉴定，但文佐勋摔倒在祁阳县征补办正在进行拆迁的工业品市场系不争的事实。尽管文佐勋本身有诸多疾病，但综合本案事实和派出所的现场勘验，文佐勋系摔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综上，综合全案因素及祁阳县征补办过错程度，该院酌定祁阳县征补办对文佐勋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的各项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1.死亡赔偿金，文佐勋已经死亡，其死亡前在城镇居住、生活，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主张死亡赔偿金513772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参照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计算，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主张丧葬费3008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3.医疗费。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主张支付了300元的救护车费用并提供的相关票据，该院予以支持。4.误工费及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文小斌、文天球及其妻子均在广州工作，为回家办理丧事花费交通费共计1840.5元并提供了相应的票据予以证明，故对该部分费用该院予以支持。文祁、文小斌、文天球主张因回家办理丧事其及妻子共计产生了误工损失28085.1元。该院认为，根据相关的劳动法律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带薪休丧假的权利。同时，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真实的误工时间和误工损失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5.受害人亲属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主张其为办理丧事宴席等支出了共计73620元，该院认为，该部分费用包含在丧葬费中，该院已经支持了丧葬费请求，故对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6.被抚养人生活费。唐美玉主张其与死者系夫妻关系，唐美玉不是文佐勋法定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故对唐美玉的该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祁阳县征补办的过错责任比例，祁阳县征补办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63797.75元（545992.5×30%＝163797.75元）。文佐勋的死亡确实给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该院结合全案情况及被告的过错程度综合衡量，酌定祁阳县征补办支付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综上，文佐勋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175797.75元。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75797.75元；二、驳回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对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对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对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五、驳回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对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人民政府的全部诉讼请求；六、驳回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4772元，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负担3342元，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负担1430元。二审过程中，祁阳征补办提交了两份证据：1.住户证明及居民小组、居民委员会证明各一份。2.照片8页。（共18张照片）证明祁阳县王府坪工业平市场5-6栋至今未拆除，原有楼房设施和房屋原貌没有改变；目前还与部分住户未签约，仍在房屋内居住、营业、生活等事实。文祁、文天球、文小斌、唐美玉认为这些属于逾期证据，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才形成的，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请求法院不予采纳。1.对第一份证明，这些都是个人签字，不清楚是不是5-6栋的住户，而且也看不出哪些是第六栋的，也有可能都是第五栋的，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但是没有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也无法证明签字的人在涉案区域实际居住，里面写的原有楼房、设施没有改变不是事实，附近门面早已拆除。对于第二份证明，其内容与第一份证据表述相似，是对方当事人刻意制造的证据，不认可该证据的三性。涉案的位置是六栋2楼，那里不是商铺。2.对于照片，我方认为这些照片不是原件，没有办法反映照片是否篡改，这些照片没有办法显示是在涉案第六栋。且第一张照片，与祁阳县政府和我方提供的照片位置明显不一致，照片明显不真实。相关区域没有签订补偿协议也不影响征收决定的效力。东方红公司、祁阳县城建投、湖大设计院、祁阳县政府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祁阳征补办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二审请求，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祁阳县征补办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的问题。本案中，祁阳县征补办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登记证书载明业务范围为房屋拆迁管理服务工作，涉案的5、6号楼正是在其管理范围内，祁阳县征补办对这两栋楼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其对该建筑物具有管理职责。湖大设计院作为该拆迁项目的设计单位，祁阳县城建投、东方红公司分别作为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因涉案建筑并未进入施工阶段，上述主体均对涉案建筑不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其对该建筑物不具有管理职责。祁阳县政府的监管责任属于行政责任的范畴，而本案是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故，本案中仅祁阳县征补办对涉案建筑具有管理职责。涉案建筑正在进行拆迁，虽尚未进行拆迁施工，但该建筑周围系居民区，该建筑部分楼梯无栏杆，存在安全隐患，祁阳县征补办未采取足够对应的措施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具有过错。二、关于祁阳县征补办的过错与文佐勋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派出所的现场勘验，认定文佐勋系摔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本院亦予以认可，祁阳县征补办的过错与文佐勋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三、文佐勋的近亲属因文佐勋的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唐美玉没有提供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扶养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一审判决在其他赔偿项目、数额的确定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祁阳县征补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554元，由唐美玉、文小斌、文天球、文祁负担4777元，祁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负担47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赵康宁审判员  匡梓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张奕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