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镇钟南大道1号9幢2-38、2-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066160103U。负责人：秦志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男，196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宁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2013年8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织金县。法定代理人：吴某1，男，196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宁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银伍，男，196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光艳，女，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训和，酉阳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明，男，1989年6月30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余文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2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受理后，于2019年9月11日对上诉人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被上诉人余文明，被上诉人吴某1、曾银伍及吴某1、曾银伍、吴某、钱光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训和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2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不应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余文明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记载，事故发生于2016年10月28日01时00分，事发后余文明弃车离开现场。余文明并没有立即报案，也没有积极救助伤者，系害怕承担责任的逃避行为。事故认定书能充分证明余文明在事发后明知发生事故却故意逃离现场，其逃逸行为为逃避法律责任，同时也造成伤者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而导致死亡。在本次事故中，余文明主观意识上明知发生了碰撞事故且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既未报警也未救助，而是在案发后12小时才承认违法事实，从主客观行为表现均系逃逸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也就是说驾驶人有逃逸行为的，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而不属于商业险的赔偿范围。根据商业险条款的规定，因驾驶人的逃逸行为，我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余文明驾驶的车辆实际投保人是余文明，且我公司将保险凭证等交于余文明，并将保险相关的免责事由及保险条款一并交于余文明，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应视为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余文明的逃逸行为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二、因本案余文明受到刑事处罚，因此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三、本案事故认定书记载了另外两个车系无责，应当由该二车在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原告自愿放弃追加无责车，应自行承担该部分赔偿份额。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五、逃逸以及未年检免责并没有加重被保险人的义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逃逸就是全责。所以合同约定对双方都是公平公正的。六、被保险人事发以后离开了现场，交警因为此行为认定了他全责。被保险人造成了全责的后果，他的行为构成逃逸。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原因无法确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责任。此条款中的“及时”说明了时效性，被保险人是在事发后12小时才如实供述，结合事故认定书记载可知，从事故失控的状态来看，我方怀疑被保险人处于醉酒状态，他12小时以后才供述，导致无法对事故的原因、性质进行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被保险人不是亲自签字，但是缴了费而且保险单上对保险条款进行加黑就视为保险公司进行了告知义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的合法权益。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辩称，1.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没有认定余文明有逃逸行为；2.余文明的全责并不是因为逃逸；3.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中说余文明延误了第一时间的救治才导致受害者死亡，但是实际上受害人是当场死亡，不存在伤者，是死者。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是将伤者和死者混淆；4.120救护车是直接把受害人拉到了殡仪馆，而不是医院；5.精神抚慰金的问题，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精神抚慰金属于交强险优先赔偿范围内，不存在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讲的由于余文明被判刑就能抵销余文明的赔偿责任；6.事故发生时是余文明撞到了曾萍，然后车子继续前行撞到了路边停放（并没有移动）的两辆车，不存在无责赔偿问题。一审法院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余文明辩称，保险公司是不想赔这个钱。1.事故发生时，我撞人以后由于惯性再撞到了另外两车。但是我拨打了120救护车,120救护车来了以后说受害者已经死亡，我并没有走，一直在车里等。我朋友让我去筹钱，我就走了。早上9点多我就筹到钱到交警队去了。2.缴纳保险的时候，我当时缴了保险费，他们前台收银员帮我签的字，我没有看到保险条款，我没有签字，我也没有收到什么东西。3.我不存在逃逸和酒驾行为。如果我存在逃逸行为，一审不会判得这么轻。4.事故发生的经过我都跟交警队交代过。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余文明赔偿吴某1、曾银伍、吴某、钱光艳丧葬费31046元、死亡赔偿金544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9587元、车旅费1852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扣除余文明已支付的用于处理安葬等事宜的50000元后共计854,28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支付。2.判决由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吴某1、曾银伍、吴某、钱光艳损失，不足部分由余文明按责任比例赔偿吴某1、曾银伍、吴某、钱光艳损失。3.由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余文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8日，余文明驾驶渝HB8×号小型轿车，沿桃花源大道北路由桃花源广场往泉孔方向行驶，凌晨1时00分许，行驶至桃花源大道时代山水嘉园小区路段时，与行人曾萍发生刮撞后，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分别与其同向停放在右侧车道内的孙秋芬所有的川AM0×号小型轿车、袁超所有的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碰撞，造成曾萍当场死亡，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7年1月13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渝公交认字[2016]第002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文明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曾萍、袁超(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所有人)、唐辉旭（川AM0×号小型轿车驾驶员）不承担此次交通事故责任。肇事车辆渝HB8×号小型轿车登记所有人为何朋峰，2012年12月，何朋峰与余文明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何朋峰以14万元的价格将此车转让给余文明，但该车至事故发生前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该车辆转让后一直是余文明在管理、使用。该肇事车辆在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保险金额500000元），并投了不计免赔率责任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7月3日18时00分至2017年7月3日17时59分止，事故发生在该保险合同期限内。川AM0×号小型轿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其他险种；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其他险种。交强险责任限额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无责任限额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应余文明的申请，酉阳县人民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3日”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名/签章”部位“余文明”署名字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5日受理鉴定，于2018年4月8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00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依据目前样本，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3日”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落款“投保人签名/签章”部位“余文明”署名字迹与供检的余文明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余文明为此支付鉴定费1000元。曾萍生于1987年5月6日，生前户籍地为贵州省织金县×镇×村×组，曾萍丈夫吴某1，1962年10月18日出生，曾萍与其于2013年11月30日共同生育一女吴某。曾萍之父曾银伍，生于1967年9月4日，曾萍之母陈茂平生于1965年7月6日，二人共同生育长女曾萍、次女曾丽、三子曾凡军。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渝酉检刑诉[2017]1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文明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该刑事案件未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酉阳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渝0242刑初119号判决书，载明“事故发生后，余文明下车到被害人旁边，在120到现场确认被害人死亡后，余文明弃车离开现场，当日12时许，余文明到酉阳县交巡警大队投案自首并筹集50000元赔偿款交给交巡警大队民警。2016年10月29日被害人亲属领取50000元赔偿款，被告人余文明另支付被害人遗体殡仪费10948元。”，认为“被告人余文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文明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及罪名成立。余文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已赔偿被害人亲属部分费用，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判决“被告人余文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8月30日起至2018年4月29日止）”。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以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不是余文明本人签字以及保险费未交予原告为由，2018年5月28日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与余文明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酉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8）渝0242民初2355号,以余文明足额缴纳保险费用应视为其对保险合同约定的追认为由，驳回了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侵权人曾萍已经死亡，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系其近亲属，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死者曾萍的户籍性质；2.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应否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关于死者曾萍的户籍性质问题。贵州省织金县公安局珠藏派出所于2017年11月16日出具证明：“曾萍生前户口由安顺学院迁回，户籍性质属于城镇居民户口性质，根据《贵州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细则》（黔公通〔2015〕27号），贵州省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区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职业统一登记为粮农，实际曾萍应享受城镇居民户口待遇”。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举示了劳动用工合同、法人代表的身份证、财务档案、户籍变动信息、房产证复印件、租房协议、贵州省纳雍县雍熙街道办事处安居社区居委会证明、贵州省纳雍县雍熙街道办事处沿河社区居委会证明等一系列证据对曾萍长期居住生活在城镇、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予以了充分证明，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余文明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故认为曾萍的户籍性质为城镇居民。关于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应否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问题。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辩称被告余文明在事故发生时存在弃车逃逸现场的行为，故不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2018）渝0242民初23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保险合同因余文明实际交纳保险费的行为而生效，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并不能据此证明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就免责条款尽到了特别提示和充分说明的义务，而且（2017）渝0242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余文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有逃逸行为，故对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对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各项损失，分别评述如下：1.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丧葬费31046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计算方式为2015年职工年平均工资62091元÷12个月×6个月＝31046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死亡赔偿金54478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曾萍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受害人曾萍死亡时29周岁，死亡赔偿金应计算20年。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计算方式为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239元×20年＝54478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67,239元。受害人曾萍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受害人曾萍死亡时，曾银伍。钱光艳均未满60周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故对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曾银伍、钱光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事故发生时，吴某为2周岁11个月，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计算方式为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742元×15年（3周岁，计算15年）÷2（2名扶养义务人）=148065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本案死亡赔偿金总额为692845元。4.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18522元。鉴于处理丧葬事宜时间较长，死者亲属在距离较远两地往返、结合举示车费票据等情况，酌定办理丧葬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5.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办理丧葬支出的住宿费2700元。鉴于处理丧葬事宜时间较长，死者亲属在两地往返，确需支出住宿费，酌定办理丧葬支出的住宿费2000元。6.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抗辩认为余文明已因本次交通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该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包括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或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交通肇事者余文明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能免除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等其他赔偿义务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曾萍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给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对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予以支持。据此，对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因曾萍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计算如下：1.丧葬费31046元；2.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692845元；4.办理丧葬支出的交通费费用3000元；5.办理丧葬支出的住宿费2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768891元。由于渝HB8×号小型轿车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涉及另案孙秋芬拖车费、维修费、误工费、交通费损失59477元的赔偿，两案损失之和已超过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赔偿数额。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下支付原告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110000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下支付孙秋芬2000元，在商业险限额下支付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500000元×[658,891元÷（658,891元+57,477元）]=459,883.05元，支付孙秋芬500,000元×[57,477元÷（658,891元+57,477元）]=40,116.95元。对于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辩称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撤回对无责车辆川AM0×号小型轿车、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的诉讼，应扣除部分赔偿金额的辩论意见。交强险无责赔偿应当以无责车辆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前提，即应考察无责车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实际产生了作用力，本案中曾萍是因余文明所驾驶车辆刮撞导致死亡，事发后，肇事车辆继续向前行驶，与停放在右侧车道的无责车辆相撞，这两辆无责车辆与死者没有接触，且并未处于有人驾驶使用的状态，故与曾萍的死亡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的该辩论意见不予采信。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应在商业险限额内支付原告459883.05元，剩下的199007.95元应由余文明支付，扣除余文明已垫付给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的60948元，余文明仍应支付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138,059.95元。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的其他诉讼请求，超出相关规定的赔偿标准，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的负担问题，余文明为证明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所举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投保人签名/签章”部位“余文明”署名字迹不是自己所书，申请了笔迹鉴定，并支付鉴定费1000元，鉴定意见认定“投保人签名/签章”部位“余文明”署名字迹不是余文明本人所书，已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应当由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负担鉴定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各项损失110000元，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各项损失459883.05元；二、余文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各项损失138059.95元。三、驳回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67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335.5元，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在立案时因经济困难申请缓交，予以准许，现由余文明负担案件受理费2335.5元。鉴定费1000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负担，因余文明已预先支付鉴定费1000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应负担的1000元鉴定费直接给付余文明。上诉人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在二审中举示了一份“投保人声明”，被上诉人余文明认为该“投保人声明”上的笔迹不是余文明本人书写。上诉人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申请了对该“投保人声明”上的笔迹进行鉴定。本院委托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进行了笔迹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50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质证认为,对司法鉴定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余文明没有收到合同条款，因为我公司的保单背面就是合同条款，二者是一体式不可分离的，余文明收到保单必然就收到条款，不可能只收到保单而收不到条款，故余文明在庭审陈述只收到保单没有收到条款的观点不能成立；余文明、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质证认为，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50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7月3日”、投保人为“余文明”的“投保人声明”原件“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迹、投保人签章处“余文明”署名字迹、日期处的“201673”字迹与供检的余文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为：一、一审是否漏列了袁超所有车辆(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及唐辉旭所驾车辆（川AM0×号小型轿车）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为当事人，该保险人应否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支持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得当；三、余文明是否存在逃逸行为，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虽然袁超所有车辆(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及唐辉旭所驾车辆（川AM0×号小型轿车）被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纳入了事故责任的评价范围。但从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来看，余文明驾驶的车辆系先与行人曾萍发生刮撞后，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分别与其同向停放在右侧车道内的孙秋芬所有的川AM0×号小型轿车、袁超所有的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碰撞。即曾萍的死亡与川AM0×号小型轿车、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均无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袁超所有车辆(渝HK0×号轻型普通货车)及唐辉旭所驾车辆（川AM0×号小型轿车）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不应当对曾萍的死亡承担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予追加是正确的。关于焦点二。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虽然余文明已经被判犯交通肇事罪，但其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吴某1、吴某、曾银伍、钱光艳向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确定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首先，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基于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主张余文明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而免责，其前提是余文明收到该保险条款，而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对该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而本案中，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保险单”及二审中举示的“投保人声明”经鉴定均不是余文明本人签字确认，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举示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将保险条款交付给余文明，更不能证明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其次，虽然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二审中主张其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是附着在保单后面的与保单不可分离，但其在一审中举示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系并非附着在投保单的直接背面，且一审中举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背面“余文明”的签名经鉴定不是本人所签，不能证明该投保单已经交付给余文明，余文明在一、二审均未明确认可收到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交付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即使余文明存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也不能主张免除其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再次，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主张余文明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原因无法确定，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免责。本案中，虽然余文明并未将保险事故发生的事实及时通知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和责任已经查清，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据此主张免责的理由也不成立。故，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免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安诚财保酉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9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负担。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酉阳支公司支付的鉴定费2000元，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刘文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陶善春书 记 员 石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