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84民初2444号 原告：刘碧英，女，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思位，四川金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崇安路699号。 法定代表人：汪雷，职务不详。 被告：汪雷，男，196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上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支陵，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志洪，男，197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李碧英诉被告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客公司）、汪雷、李志洪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刘耿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碧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思位、被告君客公司、汪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支陵到庭参加诉讼，李志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碧英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汪雷、李志洪于2013年2月27日签署的《出资协议》；2.判决被告君客公司返还原告726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3年2月28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时止的利息（截止2019年2月27日，利息共计本金利息共计1045.44万元），汪雷、李志洪对该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及申请保全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君客公司成立于2009年，在2013年2月27日之前，君客公司股东有两名，分别是刘碧英持有49%的股份，李志洪持有51%股份。汪雷从2012年3月至今担任君客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在2012年至2014年3月期间担任君客公司总经理；李志洪在2009年至2012年3月期间，2014年3月至今担任君客公司总经理。2013年2月27日，原告与李志洪、汪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向汪雷出让16%股权、李志洪向汪雷出让2%股权，君客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李志洪持有49%股权、刘碧英持有33%股权、汪雷持有18%股权。在股权转让的当日，三方签署《出资协议》，约定：三方按照持股比例对君客公司追加投资，其中：刘碧英、李志洪、汪雷分别追加出资726万元、1078万元、396万元作为君客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共计2200万元，增加出资须于2013年2月28日前完成实际出资。《出资协议》签署后，原告依据《出资协议》追加了出资726万元，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原告对君客公司债权400万元、汪雷应支付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320元（由汪雷直接支付给君客公司），以及原告现金支付6万元。完成出资后，君客公司于2013年5月2日向原告签发了《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此后，君客公司由汪雷和李志洪实际控制，原告享有33%股权，不再参与君客公司的经营管理。自2013年后，李志洪、汪雷控制君客公司，原告被排除在公司经营管理之外，原告无法知晓公司的经营情况，亦没有享受过分红，原告股东权利名存实亡。后原告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2017）川01民终8709号民事判决，支持原告的知情诉请，但因被告汪雷、李志洪控制君客公司且一直阻挠原告行使知情权，直到2018年8月6日，在崇州市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原告才得以对君客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经查阅君客公司提供的并不完整的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才发现李志洪、汪雷并未履行《出资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公司也没有相应的出资记录。基于上述事实，刘碧英认为：刘碧英与李志洪、汪雷签署了《出资协议》后汪雷及李志洪没有履行追加出资义务，二人控制的君客公司也没有催告二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且又不在会计账薄、报表中记载刘碧英的追加出资事项，足见二人通过追加出资的方式欺诈原告刘碧英。《出资协议》的签署及《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的签发，其目的在于逃废君客公司对原告的400万元债务、帮助汪雷无对价受让原告刘碧英的16%的股权，原告认为，李志洪、汪雷串通合谋利用君客公司通过追加出资的方式损害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原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4条、第58条的规定，向三被告依法主张权利，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判如所请。 君客公司、汪雷向辩称，对2013年2月27日之前君客公司股权结构及君客公司总经理的更替没有异议，认可在2013年2月27日刘碧英与李志洪、汪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出资协议》后将君客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李志洪持股49%、刘碧英持股33%、汪雷持股18%，同时约定三股东在2013年2月28日前按照持股比例对君客公司追加投资2200万元，即刘碧英、李志洪、汪雷分别追加投资726万元、1078万元、396万元。 李志洪未作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认定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现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出资协议》真实性的问题 刘碧英向本院提交了《出资协议》，君客公司和汪雷抗辩《出资协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出资协议》虽然为复印件，但结合刘碧英提交的《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收据》均为原件，且载明的内容与《出资协议》内容相互印证，签署的时间符合逻辑顺序，故足以证明《出资协议》的真实性,本院对《出资协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可以达到证明三股东在2013年2月28日前按照持股比例对君客公司追加投资2200万元，即刘碧英、李志洪、汪雷分别追加投资726万元、1078万元、396万元的证明目的。 二、关于三份《收据》的真实性问题 本院认为，君客公司在2013年5月2日向刘碧英出具的三份《收据》均加盖了君客公司财务专用章，且收据记载的内容与《会议纪要》《出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的内容》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三份《收据》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三、关于刘碧英对君客公司享有400万元债权以及对汪雷享有3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债权真实性问题 本院认为，《出资协议》第二条约定了刘碧英向君客公司追加出资726万元。刘碧英以转让其两笔到期债权与君客公司以及向君客公司交纳了现金6万元的行为履行自己新增出资的义务。转让的两笔到期债权分别是：1.受让其前夫荣其权对君客公司的借款到期债权400万元；2.向汪雷转让其持有君客公司16%的股权股权受让人汪雷应付股权转让款到期债权320万元。前述事实有三份《收据》和《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予以证实并同《会议纪要》《出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刘碧英履行了新增出资726万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认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认购产生的纠纷，规范的是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除股东出资纠纷以外的相关纠纷。刘碧英与汪雷、李志洪于2013年2月27日签署的《出资协议》约定按照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追加投资2200万元。本案中刘碧英请求判令撤销《出资协议》，同时由君客公司返还刘碧英726万元和相应的资金利息并由汪雷、李志洪对该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本案系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刘碧英与汪雷、李志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于2013年2月27日签署的《出资协议》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故合法有效。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刘碧英已经按照《出资协议》履行了自己新增出资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志洪、汪雷在签订《出资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刘碧英的行为；如果李志洪、汪雷存在欺诈行为，《出资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意见，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刘碧英认为李志洪和汪雷系利用《出资协议》进行欺诈而非不履行《出资协议》。本院认为，要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可得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现具体分析如下： 其次，欺诈行为既可表现为积极行为，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8条的规定，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均系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本案中，对存在欺诈行为即李志洪和汪雷“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应当由刘碧英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其对该欺诈行为的事实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供，故本院对刘碧英主张李志洪和汪雷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不予认可。 然后，欺诈方是否有欺诈故意的行为而使被欺诈方陷入错 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而该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欺诈故意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之故意；二是使对方陷于错误判断并基于错误判断而作出意思表示之故意。即民通意见第68条所规定的“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对于“欺诈故意”的认定，只有在当事人这一主观状态具有外部表现形式，能够举证证明其主张成立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可撤销的认定。本案中刘碧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签订《出资协议》的前提条件进行充分了解，并清楚订立《出资协议》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刘碧英不仅订立且在《出资协议》与李志洪、汪雷共同约定：“2013年2月28日之前，三方的出资应按时转入公司账户”、“各方应保证各自的出资及时到位，任何一方的出资没有按时到位，应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可见，刘碧英在签订《出资协议》时清楚法律后果，作出追加726万元的意思表示并没有违背其真实意思。由此，难以得出李志洪和汪雷对刘碧英有欺诈故意而实施欺诈行为导致签署涉案的《出资协议》是由于刘碧英基于陷入错误认知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 最后，刘碧英在本案中主张的李志洪和汪雷有下列行为：1.在签订《出资协议》后通过李志洪、汪雷控制的君客公司向其出具《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的行为；2.在签订《出资协议》后其被排除在君客公司经营管理之外，君客公司被李志洪和汪雷控制从而无从知晓君客公司的盈亏，也未享受分红，没有召开股东会议，没有查看会计资料等等；3.在签订《出资协议》后李志洪和汪雷控制的君客公司向其出具出资证明和收据导致其认为其出资已经到位也错误认为李志洪和汪雷已经出资到位，同时李志洪和汪雷没有向其通报追加出资的使用情况并在公司债务报表中没有记载等等足以推定李志洪和汪雷有隐瞒事实和欺诈的故意。本院认为，《出资协议》是否被撤销，应当向本院主张是否受到欺诈而签订了《出资协议》。刘碧英在本案中的主张其受到的“欺诈”的事实均发生在《出资协议》签订之后，均系主张李志洪和汪雷违反《出资协议》约定的问题，故其主张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综上所述，刘碧英在本案中主张其受到李志洪和汪雷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从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订案涉《出资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的撤销《出资协议》并有君客公司返还726万元出资款及其资金利息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并由汪雷、李志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碧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263元，由刘碧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 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张 攀 书 记 员  罗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