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世华，男，1976年6月6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权，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某，女，199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芬良，女，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凤庚，男，196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静婷，女，201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法定代理人：申某，女，199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梓涵，女，201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法定代理人：申某，女，199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笃峰，广东懿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小青，男，1983年12月28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彪，广东向日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广东向日葵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鑫锦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金湾大道3088号顺生物流园江淮4S店旁。法定代表人：韦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生，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世华因与被上诉人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赵小青、深圳市鑫锦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锦程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世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刘世华与曾某为劳务合同关系错误。1.承揽合同是一种双务、有偿、诺成、非要式合同，承揽合同并不要求一定采取书面形式，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均可以成为承揽合同。2.从本质上来讲，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相似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关系是一种事实法律行为。类似地，劳务关系也应当是一种事实法律行为，劳务关系是一种实践合同，劳务关系的成立以提供劳务的事实发生为依据。3.综上两点，可分析得出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五大要点。一是看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承揽关系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而劳务关系类似于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二是看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劳务关系由接受劳务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而承揽关系中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三是看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劳务关系一般定期给付或者一次性按照工作天数给付劳动报酬，承揽关系则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四是看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劳务关系一般是继续性提供劳务，承揽关系则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五是看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是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是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所提供的劳动一般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是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承揽关系中承揽方的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是经营活动。4.结合以上三点理论分析以及融入本案事实情况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1）刘世华与曾凤庚通过协商确定了1600元一车完成搬货的诺成合同。（2）刘世华只是通知了时间和地点以及相配合的车辆，通过报酬换取曾凤庚的劳动成果。刘世华与死者曾某不相识，未建立任何直接联系，在搬运当天，刘世华在仓库内进行清点，搬运工作全由曾凤庚安排，具体为八人的分工、整个完成过程刘世华并不参与任何指示，刘世华只将报酬给付给曾凤庚；其次，根据证据“询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刘世华多次组织这些人员进行搬运货物的工作，不仅仅服务刘世华，其身份类似民间俗称的“包工头”，其已经形成固定的零工团体，只是未成立法人单位，所以真疋处于支配地位和控制地位的为曾凤庚。（3）刘世华与曾凤庚为一次性结算报酬，不存在定期结算。（4）刘世华与曾凤庚之间达成的是一次性的合同，只需当天完成搬空仓库货物即可，不存在持续性。（5）本次搬离仓库，为曾凤庚独立承接的业务，如上所述，其形成的固定团体完成固定任务的经营活动。与曾凤庚之间实为承揽关系，与死者曾某不构成直接的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中认定，刘世华与死者之间构成劳务关系，所以其当庭向一审原告释明了其认定的法律关系，本案主张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不当，应当为劳务关系，适用雇主责任，并当庭进行更改。但一审法院在一审原告变更案并未重新制定举证期限，也未征得刘世华的任何意见，单方主动进行了变更和判决，是对刘世华诉讼权利的侵犯，也失去了法院审理案件的中立性。三、一审遗漏重大事实未进行审查。刘世华曾在第一次开庭审赛中明确提出，本案中死者曾某死因未明，其死亡后未进行死因鉴定，其真实死亡原因不可知。其于2019年3月4日送往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抢救，2019年3月7日转入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3月15日死亡，整个过程长达11天，期间刘世华还前去探望过死者。所以受伤只是死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而并非根本原因，其死后被立即火化是对证据的销毁，法院据此断定事故为死者的死因无理无据。四、在死因确定为事故的前提下，刘世华认为本案案由不应更改，相关当事人应按责任划分定责。如上述，刘世华认为其与死者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其与曾凤庚为承揽关系，出现该事故，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刘世华作为定做人具有选人上的失误。其次，死者曾某与曾凤庚之间才应当是雇佣关系。再次，死者曾某违反了尾板的操作规则，在没有相关经验的前提下，错误站立于尾板上操作尾板，致使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其自身存在重大失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赵小青作为司机，其作为车辆和运输负责人，其应当对车辆的使用进行管理，在事发时上厕所并不关停车辆的行为，放任了结果的发生，同时根据笔录显示，其并未提示各工人不得操作尾板且并未阻止死者曾某操作尾板，在其上厕所之前也是任由死者曾某独自完成尾板的操作，其个人在驾驶室玩手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车用起重尾板假装与使用技术要求》，其应对死者的死因承担责任。最后，鑫锦程公司作为挂靠公司，其在收取赵小青管理费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相应的安全培训和管理，但根据一审查明其并未举证证明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义务，故此在此原则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车辆尾板是否符合质量安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相应安装是否合理也是死者死亡的原因之一，车辆的尾板的隶属公司也应当为本案的相关责任人。五、退一步讲，如坚持认定刘世华与死者曾某为劳务关系，则法院定责也不公平。根据一审查明，曾某在没有司机指导的情形下私自操作尾板，且站立于尾板上，存在重大过失，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法院要求刘世华承担80%的责任，显然不合理。六、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标准。根据起诉资料可知，其计算依据皆按照广州市城镇准进行主张。首先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家属未提供其长期于城镇居住或工作的证据所以不能按照此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死者家属同样未举证证明两被抚养人在广州生活，其户口也不是广州户口，所以应当按照其户籍所在地的标准进行计算。本案证据均不能直接体现死者在广州居住一年以上，不管是证证明力和证据的三性上也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个别证据可以完全排除。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辩称，不同意刘世华的上诉请求。一、曾某与刘世华之间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曾某在向刘世华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刘世华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赵小青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鑫锦程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事故与我方没有利害关系。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世华、赵小青、鑫锦程公司共同向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支付因曾某人身损害赔偿款项1503692元，2.判令刘世华、赵小青、鑫锦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日，刘世华联系曾凤庚让其帮忙搬货，约定费用为一车1600元，并另联系了赵小青由其驾驶粤Ｂ×××××号重型厢式货车将货物运走，费用为4340元。2019年3月4日清晨七点半左右，曾凤庚、死者曾某及案外人陈某1、刘某、罗福玉、颜新良、盛玉锋、张清添等八人来到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亨元石羊二巷15号处，赵小青则将货车倒入该地点的小巷内，降下了货车车厢的尾板，打开车厢门，刘世华遂吩咐曾凤庚等人开始搬货。具体搬货流程为将货物在仓库放上小推车，将小推车推到货车的尾板上，然后升起尾板，再将小推车推到车厢内，将货物在车厢内码好。上午约八点半左右事故发生时，盛玉锋、张清添、陈某1、刘某、曾凤庚等五人在车厢内背对车厢位置码货，曾某则站在尾板上，而曾某母亲则带着曾某的两个女儿在车旁边玩耍。曾凤庚等人突然听到曾某及曾某母亲的哭喊声，回头发现曾某被尾板夹住，当时曾某上身在车厢外，下半身在车厢内，众人合力推尾板，但是推不动，约30秒至一分钟时间，尾板自动降下。曾某受伤后，立即被送往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于2019年3月7日转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继续抢救，终因抢救无效于3月15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刘世华、赵小青、曾凤庚、陈某1、刘某、罗福玉、颜新良、盛玉锋、张清添等均先后接受了黄埔区南岗街安监中队的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刘世华在笔录中称认识曾凤庚有两三年了，期间多次请过来搬货，需要时电话联系，商量好价格然后由曾凤庚找人，钱都是现金支付，只告诉曾凤庚货物量有多少，具体找多少人及找什么人均由曾凤庚决定。事故当日搬货的费用共1600元，已经通过其他人结算给曾凤庚。事故发生时，其并不在场。刘世华称与赵小青合作过两次，本次事故为第二次，第一次系通过货拉拉平台下单与结算，本次为直接私下联系并用微信转账支付。曾凤庚在笔录中称系刘世华让其帮助找8个人搬货，每人200元，事故发生后刘世华通过罗福玉向其支付了800元（包括曾某与陈某1、刘某四人）搬运费。开始装货时其并不知道是谁放下的尾板，事故发生时也没注意到是谁在操作尾板。其并不知道赵小青在搬货期间在做什么。陈某1在笔录中称其与曾某为同事关系，系曾某叫其帮忙搬货，大概一车200元。事故发生当天，赵小青停好车并放下尾板后便离开了，并未对众人交待过任何事项。搬货的过程当中系曾某在操作尾板，但并不清楚系谁指示曾某操作尾板，事故发生时曾某站在尾板上，但并不清楚是谁操作了尾板。刘某在笔录中称其与曾某为同事关系，系曾某叫其帮忙搬货，并未提及报酬，只说干完活后请大家吃饭。事故发生当天，赵小青并未对众人交待过任何事项。搬货的过程当中系曾某在操作尾板，但并不清楚系谁指示曾某操作尾板，其他人也有操作过，但记不清楚具体是谁。事故发生时曾某站在尾板上，但并不清楚是谁操作了尾板。张清添在笔录中称系曾凤庚叫其帮忙搬货，报酬为一车1600元，一共8个人平分。事故发生当天，赵小青停好车并放下尾板后便离开了，并未对众人交待过任何事项。搬货的过程当中不清楚是谁在操作尾板。颜新良在笔录中称系曾凤庚叫其帮忙搬货，因合作过多次，故按之前惯例支付报酬。搬货的过程当中看到曾某在车旁用遥控操作尾板，并未见到其他人操作过，搬货过程当中并未见到司机赵小青，搬货过程当中也无人向其交待注意事项。盛玉锋在笔录中称系罗福玉叫其去搬货，报酬为每车每人200元。事故发生当天，曾某主要负责升降尾板，但并不知晓是谁叫曾某操作尾板的。搬货期间没有见到赵小青，作业期间也没有人告知注意事项。罗福玉在笔录中称系曾凤庚叫其去去搬货，报酬为每车每人200元。事故发生当天系曾某在操作尾板，搬货过程中司机赵小青并不在场，作业中也没有人告知注意事项。赵小青在笔录中称事故当天，其停好车放下尾板后，叮嘱搬运工不得擅自操作尾板，后来便离开去吃早餐，回来后看到工人在操作尾板，再次告知不得操作，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出来时事故就已经发生了。赵小青称其会每半个月到维修店给尾板加黄油，一个多月会检查一下尾板线路。鑫锦程公司为粤Ｂ×××××号重型厢式货车的登记所有权人，赵小青为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及控制人，双方于2018年5月25日签订了《车辆挂靠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由赵小青将上述车辆挂靠在鑫锦程公司名下，每年缴纳管理费800元。曾某生前为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工作内容为业务员，双方于2018年3月27日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公司出具《证明》称曾某的收入为每月4483元。曾某于2016年4月14日起至事故发生时居住在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东园一街26号705房。曾某与配偶共生育了女儿曾梓涵（2012年8月24日出生）及曾静婷（2016年5月9日出生）。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称处理曾某丧葬事宜的为家属申某、曾彩霞及曾玲玲。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提交由永丰纸业（广州）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称申某的收入为税前收入平均每月5500元；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提交由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收入证明》，称曾玲玲的月均收入为6000元（含社保和公积金）；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提交曾彩霞与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上载明曾彩霞每月的收入为基本工资2900元，浮动奖金2900元。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申请证人刘某、陈某1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曾某与其二人同为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及事故发生当天现场相关情况，该二位证人庭上证言与其在安监局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还申请了证人陈某2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曾某系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事故发生后，刘世华已垫付了医疗费55000元。以上事实，有户口本、报警回执、派出所情况证明、诊断证明、死亡证明、医疗费发票与清单、劳动合同、收入证明、流动人口信息表、行驶证、驾驶证、出生证、社保缴纳明细、工资卡银行流水、安监局询问笔录、《车辆挂靠经营合作协议》、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系雇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由于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同时起诉雇主及侵权第三人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明确选择主张雇主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有：一、确定本案的承责主体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二、对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总损失的确定。关于焦点一，曾某与刘世华之间是否构成劳务关系。刘世华辩称自己与曾凤庚之间形成承揽关系，而曾某系由曾凤庚雇佣，对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曾凤庚与曾某等人所提供是单纯的劳务，即将货物从仓库搬至车上堆放，且是单次的，简单的，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向定作人交付的是劳动成果，即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与持续性，劳务只是完成劳动成果的一种手段。其次，本案中曾凤庚与曾某等人何时开始搬货，搬到何处等均是受刘世华的直接指示，而非由曾凤庚对其他七人作出指示与安排，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主要对劳动成果提出要求，而承揽人对如何完成该成果与完成时间等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不完全受定作人的指示与安排；再次，本案中刘世华与曾凤庚约定一车货1600元，后曾凤庚又找到了曾某、陈某1、罗玉福、张清添等共八个人在搬货，在联系此几人时均表明报酬为200元一车，事故后，刘世华也对部分搬货人员分别按200元一车的标准进行了结算，由此可见，虽然参与搬货的人员均系由曾凤庚找来，但是曾凤庚并未从中获利，而是与其他参与搬货的人员平分与刘世华谈定的1600元，即曾凤庚只是作为介绍人促成刘世华与其余七人及自己达成劳务合同关系。综上，曾某与刘世华之间构成劳务关系，曾某在向刘世华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刘世华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考虑到死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物流公司员工，应知晓操作货车升降尾板系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为，且根据在场人员笔录，在事故当天，主要系曾某在操作尾板，且事故发生前，曾某系站在尾板上，增加了发生事故的机率，即曾某本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其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过错。结合刘世华及曾某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力、防范和避免的能力、成本、受益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刘世华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自行承担20%的责任。关于焦点二，对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的损失数额，各方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各项损失的计算标准应以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上。根据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提交的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曾某劳动合同、工资流水、收入证明、社保缴纳证明、证人证言等，已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曾某于事故发生前已在广州市生活、居住了一年以上，故对各项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进行计算。对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核定如下：1.医疗费121502.72元。其中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发生医疗费36730.53元，广东省人民医院发生医疗费84772.19元。此部分费用有相应的医疗费票据、费用清单、病历及诊断证明等相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53290元。按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六个月计算：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53290元。3.死亡赔偿金841320元。如上所述，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总额为：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4.交通费酌定2000元。受害人曾某在事故死亡，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为必然支出，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主张交通费为2000元，金额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误工费1134.18元。曾某受伤后至死亡前共住院抢救了11天，其所在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称其每月收入为4483元，又根据其工资卡银行流水，其在死亡当月的收入为1107.12元，由于曾某在当月与其所在单位的劳动关系因其死亡原因仅存续了半个月，故曾某在死亡前因住院而减少的误工费为1134.18元（4483元÷2-1107.12元）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另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且称处理丧葬事宜的为家属申某、曾彩霞及曾玲玲，并分别提交了上述三人的劳动合同或收入情况，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仍未提交以上三人的用人单位出具的因误工实际收入减少的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材料，即不能证明其有实际发生误工费，对其主张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6.护理费1650元。曾某受伤后住院抢救了11天，由于其伤势严重，期间应有一个陪护为宜，一审法院按15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其护理费为1650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385000元。曾某女儿曾静婷被抚养年限为182个月，曾梓涵被抚养年限为138个月，抚养人为两人。如上所述，曾某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市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其被扶养费总额为385000元（28875元/年÷12个月×320个月÷2）。8.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曾某受伤后住院抢救了11天，有权请求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按100元/天的标准确认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100元（100元/天×11天）。9.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曾某的死亡必将使其近亲属即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遭受精神痛苦，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另主张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但并未提交住宿费发票予以证明，且根据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提交材料，曾某的众近亲属常住地均为广州，并不存在异地住宿情况，故对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主张的此部分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1-9项损失共计1506996.9元。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刘世华应向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赔偿损失1205597.52，由于刘世华已垫付了费用55000元，故其还需实际赔偿1150597.52元。一审判决：一、刘世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150597.52元；二、驳回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60元，由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负担2111元，刘世华负担6049元。上述费用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已预缴4080元，由刘世华在履行判决主义务时迳付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1969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天内向一审法院缴纳408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及庭审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世华与曾某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刘世华应承担责任比例以及赔偿标准的认定。关于刘世华与曾某之间法律关系认定的问题。本案二审争议在于双方是存在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所谓雇佣合同，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合同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完成一定的劳动为标的，至于工作成果则不是合同的标的。二是雇员的工作不具有独立性。雇员一般以雇主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受雇主的指挥管理来完成工作。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合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二是标的物具有特定的性质，以满足定作人的特殊需要；三是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承揽人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亲自完成约定的工作，不受定作人的指挥管理。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存在如下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1）提供劳务一方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不以接受劳务一方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进行工作；（2）提供劳务一方未受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管理，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3）提供劳务一方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并非单纯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根据双方提交证据及陈述，本院认为曾某与刘世华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为雇佣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从工作的完成时间来看，何时从事搬运是按照刘世华的指示要求进行办理。即曾某所从事的搬运工作要受到刘世华的指挥和管理，具有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具有人身依赖性。其次，从曾某完成的工作任务分析。曾某从事的是搬运，提供的是简单劳务，符合雇佣关系中以提供劳务为目的的特征。并非是在承揽合同中以提供劳务为手段，完成某一项具体的工作成果的特征。再次，从生产工具的提供主体来看，刘某在黄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现场搬运时系从刘世华处拿手推车从仓库把货运出去。曾凤庚和刘世华在二审庭询中也确认，手推车由刘世华提供。即涉案搬运过程中需使用的工具手推车系由刘世华提供，并非是由曾凤庚等人自带。最后，关于刘世华主张曾凤庚应为曾某雇主的问题，根据本案一同从事搬运的张清添、盛玉锋、罗福玉等人在黄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600元是按照从事搬运的8名人员进行平分，曾凤庚并未从中获利，故曾凤庚并非属于曾某的雇主。关于曾某的死亡后果与涉案事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刘世华主张未经尸检，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的因果关系，曾某在受伤后即送至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监护室，之后因病情严重转至广东省人民医院进行继续治疗，根据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患者因“挤压伤后意识障碍1天”住院，可认定曾某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治疗与其因涉案事件受伤存在因果关系。曾某之后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死亡，虽然未进行死因鉴定，但根据涉案事件所导致曾某受伤的部位，以及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医院住院明细项目中所载明的诊疗经过和广东省人民医院所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曾某的死亡后果与涉案事件存在因果关系，申某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刘世华主张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应该由其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刘世华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系由其他原因造成了曾某的死亡结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刘世华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刘世华应承担责任比例的认定，曾某从事雇佣劳务的过程中受伤导致死亡，作为雇主的刘世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因曾某操作尾板不当导致，曾某本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亦应承担一定责任。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刘世华及曾某的过错程度、受益程度等因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刘世华承担80%的责任比例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刘世华承担60%的责任。关于赔偿标准是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的问题，申某等人提供了《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显示从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死者所在单位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为其缴纳了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另结合陈某1、刘某等人陈述，曾某生前系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结合工资发放流水、劳动合同，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可认定曾某事发前一年在深圳市××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认定并无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的损失为1506996.9元，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院认定的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刘世华应向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赔偿损失904198.14元，扣除刘世华已垫付的费用55000元，刘世华还需赔偿849198.14元。关于本案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民事案件案由系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来确定。申某等人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即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受理本案，本案法律关系认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2019年5月30日向刘世华作出了《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和举证期限，并未侵犯刘世华的举证权利。至于刘世华上诉称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申某等人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明确选择先对刘世华主张雇主责任，该主张并不影响本案案由的确定，也无需再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经审查，一审审理程序合法，本院对刘世华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刘世华主张其他人员应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申某等人已经明确选择先对刘世华主张雇主责任，故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判令刘世华承担本案赔偿责任，适用法律并无错误。如本案还存在侵权的第三人，刘世华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综上所述，对于刘世华的上诉理由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由不足的，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世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49198.14元。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18元，由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负担3316元，刘世华负担43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53元，由申某、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负担1533元，刘世华负担43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印 强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唐亚玲陈培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