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民终19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桂芳，女，汉族，1962年9月25日生，无职业，现住乾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全，男，汉族，1968年4月20日生，现住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起，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孔臣，男，汉族，1960年7月2日出生，无职业，现住乾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达，男，汉族，1986年4月7日出生，个体工商户，现住乾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海波，吉林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艳亮，男，汉族，1983年12月4日出生，个体工商户，现住乾安县。 原审第三人：张风立，女，汉族，1969年4月10日出生，个体工商户，现住乾安县。 上诉人孙桂芳因与被上诉人刘孔臣、刘达、原审被告张艳亮、原审第三人张风立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乾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3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桂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全、白云起、被上诉人刘达及与刘孔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海波、原审被告张艳亮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风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终结。 孙桂芳上诉请求：一、撤销乾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3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判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被上诉人补偿款义务。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或者发回重审。1、上诉人孙桂芳并未实际获得案涉征地补偿款，在征地合同和征地补偿款领取确认单中均为张凤涛签字，是其自行领取，并使用的。张凤涛领取钱款后就经常出走各地，一部分补偿款有可能进行了看病花销，因为张凤涛生前确有各种疾病，但并没有住院记录，很大一部分是怎么花的上诉人也不知情，在张凤涛领取补偿款后的两年时间里，没有人知道张凤涛生前是如何处理该笔案涉款项的，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在上诉人手里或者上诉人共同使用了该笔款项。原审法院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判决了上诉人承担给付义务是明显错误的，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原审原告起诉时以原审二被告继承了张风涛遗产为由起诉的，并未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来起诉，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责任承担只限于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被上诉人并未举出上诉人继承了张凤涛何种遗产的证明。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而且超出了原审原告的诉请求，依法应予撤销或者发回重审。2、原审法院在庭审时，要求被上诉人在庭后一周内提交上诉人孙桂芳领取的88944元的补偿款中包含张凤荣所得的份额证据。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因此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就明显不足。如果提交了该项证据，那么原审法院并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另行开庭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不应被采信。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原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或者发回重审。上诉人孙柱芳认为在张凤涛身故后上诉人领取的88944元占地补偿款是以14.5人口来计算的补偿款，并非是以6.5人口来计算的，被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笔钱款是6.5人口的还是8人口的补偿款，应当由原审原告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应得具体份额，而不是笼统的将所有款项平均分配，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就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义务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的主要原因。 被上诉人刘达、刘孔臣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张艳亮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张风立辩称，既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刘孔臣、刘达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返还占地补偿款56130元。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父子关系，原告刘孔臣与张凤荣（已去世）系夫妻关系，原告刘达与张凤荣（已去世）系母子关系。二被告系母子关系，与张凤涛（已去世）系夫妻与父子关系。二轮土地承包中，张凤涛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在乾安县余字乡宙字村村民委员会分得共计6.5口人承包地。包括张凤贤1人、张凤荣1人、张凤立1人、张凤涛1人、张桂芳1人、张艳亮1.5人共同承包，未确定每人单独地块位置。在哈达山水利工程施工中，从2016年起占用上述部分承包地，向张凤涛支付占地补偿款人民币256627.08元。因张凤荣系上述地块的共同承包人，有权取得上述占地补偿款，但该笔补偿款已被张凤涛私自支取，故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因张凤荣已死亡，刘孔臣和刘达为其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上述财产份额。同时张凤涛已死亡，孙桂芳和张艳亮为其法定继承人，依法应当返还原告相应财产。原告多次与上述二被告协商解决上述事宜，均遭到拒绝，故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返还占地补偿款39481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孔臣、刘达增加诉讼请求：孙桂芳在诉讼期间又支取了88945元，我们对这笔钱也要求一并分割，要求被告孙桂芳给付二原告占地补偿款13683元，张艳亮支取了补偿款19278.6元，要求被告张艳亮按照原告应得份额予以返还2965元。 孙桂芳、张艳亮辩称：二被告不同意返还二原告征地补偿款，理由如下：一、我国农村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的，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本案中二原告并非案涉户内成员，而且都是城镇户口，不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的，户内某个家庭成员去世，但户内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则此时不产生继承问题。因为此时该户内还有其他经营权人，应当由其他承包人继续经营至承包期满。虽然本案中张凤荣（已故）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二原告不具备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也就更不具备继承征地补偿款的权利。案涉土地被征用，也并非户内所有人的土地，而是当时户内分得的第一块土地，按照二轮土地承包方式和顺序，应从户内户主开始分地，因此案涉土地应是张凤涛（已故）所应分得的个人承包地，并非张凤荣及其他人的土地。征地补偿费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组成，是对使用被征用土地的集体成员和村集体以后生产生活的经济补偿，因此征地补偿款并不属于遗产范围。本案二原告以案涉财产份额为张凤荣遗产进行继承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二被告并未实际获得案涉征地补偿款，在征地合同和征地补偿款领取确认单中均为张凤涛（已故）签字，是其自行领取，并使用的。而且在发放案涉款项时张凤涛和张凤荣均在世，张凤涛（已故）在世时也给过原告及张凤荣（已故）一家案涉补偿款，但二被告对具体数额不清楚，由此可以推定原告及张凤荣（已故）对此种分配方案是认可默许的，当时原告及其家人并没有向二被告及张凤涛（已故）提出过任何异议。另外，本案案涉补偿款是张凤涛2015年和2016年分几次支取的，而张凤涛是2017年9月份去世的，从领取补偿款到张凤涛死亡已经一、二年之久，原告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一、二年时间里张凤涛是如何处理的这笔款项。被告孙桂芳体弱多病，对于家庭钱财方面从来不过问；被告张艳亮自2002年结婚后，就已和父母分家单过了，户口也是独立户口，且一直在外打工，直到父亲去世时才回老家，二人对案涉具体款项都不知情。张凤涛生前患有各种疾病，一直在做各种治疗，其将征地补偿款领取之后连同家里其他家产全部用于治病以及相关花销，基本已经倾家荡产，因此二被告并未继承其任何财产，反而是欠下了不少外债。原本二原告就案涉征地补偿款应向张凤涛主张，无奈张凤涛已经身故，本着人亡诉息的立法精神，二原告的主张不应再得到支持。另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责任承担，只限于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本案中，二原告应对二被告是否继承以及所继承的遗产范围进行举证，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今，张凤涛已经身故，又未留下任何财产，在二被告原本就身心和物质上都已经伤痕累累的境遇之下，如果还要判令二被告承担返还二原告征地补偿款，那么着实是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显失公平。请法庭予以公正裁判，维护二被告的合法权益。 孙桂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全在庭审中答辩意见：一、从2015年11月5日起哈达山占地款村委会公开宣布，占谁地谁签字，张凤涛是2017年9月初去世的，况且占地款下来之时，张凤荣还在世，（张凤荣是2016年5月去世的）我认为张凤涛生前已经和张凤荣结清了钱款，（况且上次开庭时对方律师已承认张凤涛与张凤荣结过帐），刘孔臣、刘达为啥在张凤涛死后二年多的时间才开始向我要钱。二、补偿款是张凤涛2015年和2016年支取的，而张凤涛是2017年9月去世的，在这二年里占地款是怎么处理的，我根本不知道，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是张凤涛说了算（况且签合同时村里找的都是张凤涛）。三、张艳亮是在他父亲病重后才把父亲接到县城的，但没有住在一起，户口是单独的，资金也是单独的。四、我们所支取的补偿款是按国家政策领取的，况且是经村委会同意我们才得到的。五、哈达山占地款最后一批是2018年4月份下来的，我们队没有补给占地户，而是被我们队的村民分了，当时我们家几口人都得到了，为啥村委会没有分给张凤荣，因为村委会是按文件规定处理的。五、二轮土地发包时，我家屯北这块土地是从西往东发包的，张凤涛是户主，我们家自然是第一号，况且自从分地开始我们家就种的西边，而且这次占地也是占的西边，所以根本没有占张凤荣的土地，占地款自然就没有张凤荣的。 第三人张风立未到庭未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张风涛为代表的张风贤、张风荣、张风立、张风涛、孙桂芳、张艳亮六人在乾安县余字乡宙字村共分得6.5口人承包土地46.6亩，其中张艳亮分得1.5口人土地，未确定每人的土地位置。2015年，松原灌区乾安工程征收了其中部分土地，后张风涛领取了补偿款256627.07元，孙桂芳领取了补偿款88945.5元，刘孔臣、刘达在原审中自认张风涛在领取此款后已给付其200元。2.张风涛与孙桂芳为夫妻关系，与张艳亮为父子关系，张风涛于2017年9月12日去世。张风荣与刘孔臣为夫妻关系，与刘达为母子关系，张风荣于2016年4月27日去世。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张风贤已于征收该土地前去世。张风立在本院追加其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对上述补偿款提出分配请求。3.张艳亮于2018年4月1日领取了人口数为11的征地补偿资金8倍发放补偿款19278.6元，根据张艳亮所提交的乾安县余字乡宙字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此款由宙字村全体村民（三队）按实际人口平均发放，张风荣因死亡没有分得此款。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本案中，张风荣作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之一，在案涉土地被征收后，依法享有获得相应补偿款的权利，张风荣死亡后，刘孔臣、刘达作为其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张风荣所应当获得的相应补偿款。张风涛及孙桂芳在领取相应补偿款后，应当将张风荣所应当获得的补偿款份额给付张风荣的继承人刘孔臣、刘达，因张风涛与孙桂芳为夫妻关系，且孙桂芳、张艳亮在抗辩中承认张风涛所领取的征地补偿款用于张凤涛治病以及相关花销，故因此所形成的债务属于张风涛与孙桂芳的夫妻共同债务，且孙桂芳亦领取了部分补偿款，故孙桂芳应当将刘孔臣、刘达所应当获得的张风荣的补偿款份额给付刘孔臣、刘达。刘孔臣、刘达要求张艳亮共同承担给付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艳亮所领取的补偿款19278.6元之中并未包含张风荣的份额，故对于刘孔臣、刘达要求分割此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张风立未对该补偿款提出分割主张，故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刘孔臣、刘达作为该补偿款的按份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故本院对刘孔臣、刘达要求孙桂芳返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桂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原告刘孔臣、刘达补偿款52965元；二、驳回原告刘孔臣、刘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9元，由被告孙桂芳负担1124元，由原告刘孔臣、刘达负担5元。 经本院审理查明，张凤涛与张凤祥系兄弟，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凤涛、张凤祥以各自的承包户分得耕地。本次征收土地张凤涛与张凤祥的承包地均有征用，张凤祥征地补偿款均由张凤涛代领。刘达本案认可张凤祥补偿款共计144092元。张凤涛户此次征地每个人应得的份额为30997.00元【（256627.07元+88945.50元-144092.00元）／6.5】。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按照此规定张风荣应得相应份额为30997元，张风荣死后，刘孔臣、刘达作为遗产继承人有权对该笔补偿款予以主张。 关于上诉人孙柱芳认为占地补偿款应以14.5人口来计算问题。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凤涛、张凤祥以各自的承包户分得耕地，所得的补偿款亦应按照各自的承包户人数进行分配，原审按照6.5人口计算分配是正确的。孙柱芳认为占地补偿款应以14.5人口来计算既没有事实根据，亦未有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张风涛与孙桂芳夫妻存续期间领取相应补偿款后，用于张凤涛治病及家庭相关开销，所欠张风荣补偿款应属于张风涛与孙桂芳夫妻共同债务，刘孔臣、刘达作为张风荣的遗产继承人有权向孙桂芳主张该补偿款。原审判决孙桂芳承担责任正确。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但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乾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3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孙桂芳于本判决生效之后立即给付被上诉人刘孔臣、刘达补偿款30997元； 三、驳回原审原告刘孔臣、刘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元，计2258元由孙桂芳负担1246元、由刘孔臣、刘达负担10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牟凤桐 审判员  魏 巍 审判员  王丽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宁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