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1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支涛，男，198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山东公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杨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香妃，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太，山东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支涛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押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4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支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因振邦押运公司未与支涛签订劳动合同，而应向支涛支付双倍工资：11个月工资64350元（每月5850元）；2.司法鉴定费用由振邦押运公司承担；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振邦押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振邦押运公司私自剥夺支涛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已经侵害了支涛的合法权益。而该权益被侵害的时间点应当以司法鉴定确定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为起算点。支涛自2003年9月1日起在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从事守护金库工作。自2019年3月起，公司开始增加工作时间不发放加班补助，逼迫员工离职。振邦押运公司向支涛出具了《劳动合同》，此时才发现劳动合同中公司已经由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变为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支涛从未见过此合同，并且该合同上“支涛”签字及手印更不是支涛签署。在一审法院庭审中，支涛申请就《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书》中支涛签字及手指印模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已确定并非支涛签字，支涛与振邦押运公司双方并未签署过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侵害了支涛的合法权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支涛是在2019年3月份才知道振邦押运公司私自变更劳动单位，并没有与支涛签订劳动合同，此时才知道权利被侵害，在经过法庭司法鉴定后才有确定证据证明了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支涛依法向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并未以证据和支涛知道权利受侵害的时间为依据，就推断认为超过了一年的劳动仲裁时效，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支涛在岗工作多年，对金库办公室的工作环境及监控设备情况非常清楚，支涛在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12日左右的某一天上班时，同事告诉支涛劳动合同单位给放办公桌上了，支涛当天才知道有人假冒支涛签了劳动合同还按了手印，那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侵权之日就是这天。金库使用的是360°无死角视频监控，监控分辨率很高，可以拉近视频图像，看到“劳动合同”几个大字，所以该份监控视频系还原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仲裁委及一审法院应当调取而拒绝调取，导致支涛败诉，显失公平。二、一审法院认定振邦押运公司属于分立成立，应当继承分立前的权利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据支涛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振邦押运公司与济南振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没有任何的股份、合作及关联关系，振邦押运公司为新设立单位，并没有任何分立的事实登记。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据法定工商登记信息为依据，仅仅依据振邦押运公司的叙述就推翻了法定工商登记信息，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振邦押运公司伪造劳动合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采纳振邦押运公司有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的行为，实为不妥。对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人证言的利害关系人，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国家强制性规定，经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得出，用人单位伪造劳动合同，在支涛申请仲裁后以支涛旷工为由予以辞退，该行为是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且振邦押运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员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以及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及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依法追究其提供假证的责任。一审法院发现振邦押运公司证据造假后，在判决书中对其违法行为只字未提，视而不见，有失公允。振邦押运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支涛与振邦押运公司连续5次签订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单位分立后各为独立法人，有工商登记、振邦押运公司和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共同上级能够证明，符合事实依据。3.最后一次劳动合同虽然不是支涛本人所签，但是支涛本人委托别人签的，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也承认，而且这份合同支涛在申请商业意外险时曾向保险公司提交过。支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因振邦押运公司未与支涛签订劳动合同，而应向支涛支付双倍工资：11个月工资64350元（每月585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振邦押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支涛自2003年9月1日起在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工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主要从事金融押运，公司发放了用枪持枪证。到期后于2006年9月1日第二次和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三个月的《劳动合同》；到期后于2010年1月1日第三次和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到期后于2013年和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签订了第四份合同，该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12月，根据上级要求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开始脱钩改制，2014年11月完成改制，更名为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8月武装押运业务从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分离出来，成立了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10月1日，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支涛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因公司分立解除合同，同日，振邦押运公司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当天支涛出发回不了公司，电话委托同事季伟代签名、代按手印，事后没有补写书面委托书，对此其同事王乐天、苏晓东予以证明。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为支涛发放了工作证和用枪持枪证，有效期限至2020年11月7日。2019年3月25日，支涛作为申请人以振邦押运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历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并提出2016年10月1日《劳动合同》非其本人所签，被申请人应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11个月工资64350元。2019年5月17日，该仲裁委作出济历城劳人仲案［2019］282号裁决书，裁决双方于2019年4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并以申请人要求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其要求双倍工资的仲裁请求。2019年4月10日，振邦押运公司向支涛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支涛连续旷工16日，公司决定于2019年4月11日与支涛解除劳动合同。支涛不服仲裁结果，于2019年6月6日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1.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原为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2014年11月完成改制，变更为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安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振邦押运公司为中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设立的用于经营武装押运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将承接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武装押运业务。3.中安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中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均为中信旗下深圳市中安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控股子公司，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振邦押运公司为同一实体控制的中信旗下子公司。4.支涛在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经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并连续签订三次《劳动合同》，符合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支涛自2003年9月1日起与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连续三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次，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分立后，原劳动合同应由承继其权利义务的振邦押运公司继续履行，故支涛与振邦押运公司之间并非未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再次，支涛工作时的持枪证及工作证显示单位是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并且振邦押运公司自2016年10月起为支涛缴纳社保，支涛称其不知晓在何处工作，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支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鉴定费9600元，由支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支涛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4月份至11月份支涛在山东省中医院门诊病历及病休证明。2.2016年3月份山东省立医院的门诊病历和入院证明。拟证明一审认定支涛上述时间内在出差中与事实不符，当时支涛一直在病假中，振邦押运公司并没有向支涛通知变更服务单位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2019年3月份，支涛与振邦押运公司因调整工作岗位及加班未能达成一致时，振邦押运公司才将写有“支涛”字样的劳动合同递交支涛，支涛才知道是振邦押运公司私自填写了或伪造了该劳动合同，剥夺了支涛的合法权益。经质证振邦押运公司认为，支涛提交的4份病休证明涉及的是2016年4月、5月、8月、11月，但诊疗记录只有4月和11月，而支涛与振邦押运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在2016年10月签订的，支涛不在病休期内。振邦押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该公司门口标识的照片；2.《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互助基金管理办法》，后附自愿加入及自愿不加入互助基金职工签名表；3.支涛持枪证（复印件），上面有支涛本人签名，原件一审已经质证过；4.支涛及另外两位员工的公务用枪审批登记表三张，上面有支涛本人的签字，办理日期是2016年9月底。上述证据拟证明支涛称不知自己的工作单位不属实。经质证支涛认为，证据1的拍照时间无法确定，支涛在工作时并没有见过此标识，支涛在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金库内从事保管工作，照片中显示的是支涛在2003年9月1日起服务的济南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变更为的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振邦押运公司与上述公司并没有任何分立及股份合作或者关联关系，工商登记信息证实上述各公司均是完全独立的法人单位。证据2中的《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互助基金管理办法》支涛从未见过，自愿不加入互助基金职工签名表是支涛本人在2019年时签字，证据3、4中均非支涛本人签字。支涛称自己未委托任何同事代签劳动合同，2016年11月份休完病假回到公司，正常领取了工作证和持枪证进行工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支涛工作时应当持有的持枪证及工作证均显示单位是济南市振邦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并且振邦押运公司自2016年10月起为支涛缴纳社保，支涛称其不知晓自己的工作单位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支涛起诉主张的因振邦押运公司未与支涛签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属于惩罚性赔偿，不属劳动报酬，故其该项主张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至2019年3月25日支涛申请仲裁之日，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驳回其要求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支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支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梅审判员 许海涛审判员 曹 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孙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