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41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潇灿，女，199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竹，女，196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邑县。于上诉人母女关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昔，石家庄市高邑银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乾，男，199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 上诉人刘潇灿因与被上诉人杨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7民初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潇灿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高邑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7民初75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乾立即偿还刘潇灿借款45000元。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中对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书中第三页写道：“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后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杨乾、刘潇灿均生于1995年，在2014年9月22日，均未达到法定婚龄，根据现行的《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二人是非法同居关系，不是事实婚姻，不存在离婚的权利。因此，判决书上的“协议离婚”是错误的表述，是对原、杨乾共同生活的错误定性。即使到了2017年7月24日，二人达到法定婚龄，因为没有到高邑县民政局领取结婚证，仍然是非法同居关系，不是事实婚姻关系，还是不能协议离婚。2.一审判决书在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中第三页写道“杨乾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拟证实杨乾父亲曾借给刘潇灿40000元用以买车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原、杨乾陈述、微信转账记录、治安调解书、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首先三位证人的出庭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一审开庭前，杨乾并未提出书面申请，故从法律程序上，三位证人不具备出庭作证的资格。（2）从内容上来说，第一位证人秦某，自述根本不认识刘潇灿，具体的场景、时间、数额都不能说清，采用推测的方式作证，故不具备作证的资格。第二位证人杨某，和杨乾系同村，且受雇于杨乾父母，与杨乾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且具体的交接时间（包括上午，下午都不能说清）其证言有明显的偏向性，只是对交易的具体上午下午时间没有串好供，故不知所措，不能回答，故对其证言不能采信。第三位证人邢某，系杨乾的亲老姨，她的证言内容也不一致，自相矛盾，证人秦某证言系杨乾的爸爸从抽屉里拿出钱；证人杨某证言杨乾从收钱的门市拿的钱，好像是杨乾妈妈给杨乾的，杨乾给了她媳妇，证人邢某证言杨乾爸爸和杨乾妈妈从我这拿了一万元，从合伙里拿了三万元，说是给杨乾和他媳妇买车。因此，三位证人都是杨乾一方自己授意而来，并非是法院通知而来，不仅存在利益、隶属、亲属关系，且存在自相矛盾，关键的人物、时间、交接过程互不一致，且在庭审证人出庭质证过程，杨乾一方不断地截断、教唆证人发言（有当庭录像可以证实），故依照法律解释以及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于杨乾提供的三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三名证人均使用了推测性语言（证人秦某使用了‘可能、大概、记不准、听说、好像’这些推测性语言，而且秦某也不认识原审原告。证人杨某使用了‘记不清楚、也记不清楚、好像’这些推测性语言，而且距离十多米远，根本就看不清楚有多少钱。证人邢某三次使用了记不清楚’这个推测性语言。）这三个证人并没有客观的陈述亲身感知的事实，故三名证人的证言不应采纳。而且，证人2杨某一方面是杨乾的乡亲，同乡关系，另一方面又是雇员和雇主的雇佣关系，二者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关系，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人3邢某和杨乾既是亲属关系又是合伙人的关系，同样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关系，她的证言同样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3、被上诉人不具备向法庭如实陈述事实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故意地提供虚假证据。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2017年8月12日的落款签字为“刘潇灿”字样的书证一份，该份书证是一份虚假的书证，上诉人向法庭明确表示该份书证是虚假的证据，并申请了法庭进行司法鉴定，进一步证实被上诉人敢向法庭提供虚假的书证的心理动机，同时也印证了被上诉人敢于教唆自己的亲友作假证词的事实。故依据上述，被上诉人主张的向上诉人刘潇灿借款40000元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做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在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若原告坚持主张本案所涉款项是借款，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现原告未继续举证证明与杨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自2017年7月24日经高邑县公安局城区分局协议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以后，上诉人刘潇灿就到石家庄市上班去了。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借给被上诉人的45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是当庭认可的。这45000元是上诉人积累的工资。并且，原审杨乾一方的三个证人是为了证明案外人杨彬虎曾经向刘潇灿、杨乾二人出借现金一事，不论是否成立，与本案诉争的纠纷无关。在法律上，案外人杨彬虎所谓的“向刘潇灿、杨乾二人出借款项”与刘潇灿向杨乾出借款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混淆了这两个法律关系。本案中，案外人杨彬虎的身份是刘潇灿诉杨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杨乾的诉讼代理人。杨彬虎的身份不能既是杨乾的诉讼代理人，又是杨乾的父亲。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审杨乾的代理人承认收到原告45000元，而且原审杨乾并没有向原审原告出借过任何款项，显而易见，原审杨乾收到45000元就是从原告处借贷的款项。被上诉人杨乾辩称前后几次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并且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不应予以采信。一方面，杨乾提交的2018年7月18日的“答辩反诉状”中辩称“2018年1月2日晚因其精神思想的慌张，在十分钟内向反诉人（杨乾）转账四次，超过其借款数额五千元，出于良心和对事实的尊重，反诉人在凌晨2时许，将其多转之款如数退还给她（刘潇灿）”。另一方面，杨乾在2019年8月19日开庭当天再次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中却又称“4万元还款人证物证具在，至于那个五千元，也是偿还刘潇灿向杨乾先借后还的款项”，则这两种辩称在事实上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杨乾一方对于基本事实的陈述的矛盾，进一步说明杨乾的辩解不能成立。因此，刘潇灿主张杨乾偿还借款45000元，杨乾的辩驳意见是:该45000元是为了偿还之前曾经借杨乾的家长的借款。说明该微信转账的45000元款的性质就是借贷交易的性质，而非其他性质。在已经查明杨乾的主张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于刘潇灿的主张应当依法予以支持。第三，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1、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判决书载明“原告申请本院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杨乾提交的2017年8月12日签有刘潇灿字样的书面材料进行字迹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原、杨乾的陈述，该份书面材料是否为刘潇灿所书写，与本案的关键事实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无关联，故原告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那份所谓的“书面材料”，正是被上诉人一方蓄意谋划的阴谋，和本案关系重大。由于那份书面材料系伪造的证据，因此被上诉人一方为了维持同居关系而编造的谎言就不攻自破。被上诉人的父亲出借给上诉人四万元现金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故而，被上诉人收到的、来自于上诉人那里的四万五千元就是从上诉人那里借到的款项，借贷关系成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上诉人在一审请求司法鉴定，对签名和材料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可是，原审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对上面那份书面材料的内容和刘潇灿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所以要求，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一审判决违反《民法总则》第六条的公平原则，处于劣势的原告，即女方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和侵害，法律是为法官提供的裁判规范。公平原则的本质是追求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和结果公平。本案，在一审的时候，杨乾提交的那三个证人的不合乎法律规定的证言均被一审法院采纳，而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原告向被上诉人出借45000元款项的事实，法院却还要上诉人补充证据来证实存在借贷关系。显然违反公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出借人是上诉人，借款人是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存在严重错误，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杨乾立即偿还从刘潇灿那里借来的45000元。 杨乾未提交答辩意见。 刘潇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杨乾偿还刘潇灿借款45000元；二、全部诉讼费由杨乾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潇灿、杨乾于2014年9月22日在高邑县前怀安村举行了婚礼，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双方举行婚礼仪式之后，共同生活。后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2017年7月24日经高邑县公安局城区分局调解，双方自愿达成治安调解书。调解书对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在杨乾父亲东关住宅内共同经营服装批发门市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及双方其它财产分割做出了约定。刘潇灿称2018年1月2日通过微信借给杨乾45000元，并提交微信转账交易记录。杨乾认可收到刘潇灿微信转款45000元，但辩称2017年11月13日杨乾父母借给刘潇灿40000元让刘潇灿买车用，刘潇灿诉称的45000元性质不是杨乾借刘潇灿的款项而是刘潇灿偿还之前的债务。杨乾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拟证实杨乾父母曾借给刘潇灿40000元用以买车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刘潇灿、杨乾陈述、微信转账记录、治安调解书、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潇灿、杨乾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刘潇灿仅依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转账交易记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杨乾抗辩该转账系刘潇灿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并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杨乾否认刘潇灿的转账是借款，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若刘潇灿坚持主张本案所涉款项是借款，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现刘潇灿未继续举证证明与杨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刘潇灿的主张不予认可，对刘潇灿要求杨乾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刘潇灿申请本院委托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对杨乾提交的2017年8月12日签有刘潇灿字样的书面材料进行字迹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杨乾提交的签有刘潇灿字样的书面材料，欲证明刘潇灿、杨乾经高邑县公安局城区分局调解后，并未分开，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到2018年初。刘潇灿申请鉴定的目的是确认该书面材料是杨乾伪造的。根据刘潇灿、杨乾的陈述，该份书面材料是否为刘潇灿所书写，与本案关键事实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无关联，故刘潇灿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刘潇灿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潇灿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刘潇灿与杨乾于2014年9月22日在高邑县前怀安村举行婚礼，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后因感情不和，2017年7月24日经高邑县公安局城区分局调解，双方自愿达成治安调解书，解除同居关系。一审认定双方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表述不当予以纠正。其他查明事实与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在刘潇灿以民间借贷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微信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杨乾抗辩该转账系刘潇灿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杨乾负有提供证据证明款项支付系因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借款关系的义务。杨乾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刘潇灿之前曾向杨乾父母借款40000元用以买车，综合杨乾提交证据，一审法院对杨乾主张予以认可，刘潇灿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审中，刘潇灿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对借贷事实进行证明，故本院对于刘潇灿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一审中刘潇灿的鉴定申请。刘潇灿申请鉴定的书面材料与本案中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无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于刘潇灿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潇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5.0元，由上诉人刘潇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 虹 审判员 李 超 审判员 刘明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赵亚坤 书记员刘建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