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26民初1137号原告：王诗词，男，195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铜鼓县人，农民，住铜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兰花，铜鼓县永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诗忠，男，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铜鼓县人，农民，住铜鼓县。原告王诗词（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王诗忠（以下简称被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兰花、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山羊20只或折价24,000元（按每只平均40斤，每斤价格30元计算），以及三年内所产生相应利润20,000元，合计4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间原告自养山羊40多只，因当地周边造林封山无法放养，决定出卖。被告上门求购，但其无法全额支付货款，向原告提出合伙饲养，经协商，双方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了一份《关于合伙养山羊的合同书》。合同约定，由被告全权负责饲养，利润对半分成，三年后归还原告所有山羊。原告如期将山羊46只（母羊38只，公羊8只，其中种羊一只，10斤以下的小羊4只）交给被告，由其进行饲养，一年后山羊发展至80多只，出现了好的势头，可是好景不长，被告却以山羊死亡为由多次变卖山羊，并不给原告分成。后在2017年9月间因山羊发病，死亡23只之后，被告交回原告26只山羊，剩余38只，其经常出卖且不告知原告。至2017年冬山羊只剩26只，同时又谎称死亡10多只，于是双方产生纠纷，原告多次找到镇政府和高桥派出所要求调处，均无结果。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剩余的20只山羊时，被告却谎称山羊全部死亡，原告要求指认掩埋山羊的地点时，被告却无法指认完全，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2016年三月初三原告是装了46只羊到我这里，到6月份羊开始产仔，饲养期间，原告在我这里拿走3只公羊（大的公羊一只，中等公羊两只），2016年8、9月份山羊得病（胸膜××）出现死亡，10月份原告装走了30只羊，其余的羊都死了。我没私自卖合伙的羊，山羊是因病死亡，我不应该对其损失承担责任。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一）《关于合伙养山羊的合同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在2016年4月20日签订养山羊的合伙协议书，原告交给被告46只山羊，同时约定3年后由被告归还原告山羊46只，三年的利润双方平分；（二）高桥乡动物防疫检疫站动检员吴某证明一份、图片8张，证明死亡山羊总数是11只；（三）郑程辉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原告在被告处装走山羊26只。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原告带人去现场看了是事实，但是没通知我去，可以证明是因病死了羊，但是死羊的数量不止这么多，且他们去看后还继续在死羊；证据（三），不属实，是装走了29只羊。被告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本院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一）2017年1月9日棋坪派出所对王诗词、王诗忠的现场调解协议书；（二）2016年12月28日棋坪派出所对王诗忠的询问笔录。对本院出示的上述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一），棋坪派出所要我去调解是事实，但是羊的数量不是30只，也没有形成调解协议；证据（二），询问笔录是被告要求派出所去处理这件事主动联系派出所的，原告不在场，上面记载的都是被告单方面说的，不能作为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无异议。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被告无异议，确认其证据效力，并作为认定原、被告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合伙饲养山羊协议、原告交付被告46只山羊，同时约定3年后由被告归还原告山羊46只，三年的利润双方平分的事实依据；证据（二），被告确认原告带人到现场查看，证人身份与证言相符，证言内容与图片相互印证，故确认其证据效力，并作为认定被告饲养期间山羊发病死亡的事实依据，但从证言内容及时间分析，此后仍有山羊死亡，且原告诉状称被告饲养期间山羊死亡23只，故不能作为认定死亡山羊总数的依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三），被告不予认可，证人未到庭作证，证据形式缺失，故不确认其证据效力。对本院调查并出示的证据，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材料，具有法律效力，确认其证据效力，并作为认定铜鼓县公安局棋坪派出所对被告进行了询问及召集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调解但未达成协议的事实依据，但公安机关对被告的询问笔录只能认定为被告陈述，调解协议未达成，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争议事实的依据。综上认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4月间原告自养山羊40多只，因当地周边造林封山无法放养，决定出卖。被告经人介绍到原告处购买，因被告资金不足，向原告提出合伙饲养，原告表示同意，于是被告将原告的46只山羊运至被告处饲养。双方于2016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三）签订了一份以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的《关于合伙养山羊的合同书》，合同约定“……1、甲方出羊交给乙方饲养。2、乙方保证把羊饲养好。3、甲方现有山羊大小共46只，其中大小公羊8只（种羊一只10斤以下的山羊4只），母羊38只。两年至三年内所产生的利润双方平分，在三年内乙方归还甲方现有的46只山羊。……5、乙方在饲养期间如果遇到发病情况，乙方必须及时通知甲方……8、如有意外死亡，乙方第一时间通知甲方……”等内容。被告饲养初期，羊群繁育比较正常，高峰期达到七、八十只（原告陈述有87只，被告陈述有72只，原、被告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饲养期间，原告以亲戚做酒等为由，在被告处拖走大公羊三只。中秋节前夕，被告饲养的山羊开始发病，出现死亡，被告电话通知了原告。中秋节后两三天，原告请兽医到被告处为山羊进行了治疗，但治疗效果不好，山羊继续死亡，农历9月份，山羊大量死亡，被告通知了原告，原告于2016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十一日）邀请高桥乡动物防疫检疫站人员及乡干部到被告处进行查看，发现确实有山羊死亡，部分被掩埋，死亡山羊不详（证人吴某证言“从图片看有11只死羊”，不能证实山羊当时死亡数量）。山羊出现大量死亡后，原告认为被告谎报了山羊死亡数量，怀疑其私自售卖了山羊，双方协商解除合伙，由原告将存栏的山羊拖走。2016年11月21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原告将在被告处饲养的山羊拖走，当时山羊存栏27只，原告运走26只，均为母羊，留了1只10多斤的小公羊给被告。之后，原告听人说被告羊圈里还有其他羊，认为受到了欺骗，向棋坪派出所报了案。2016年12月28日被告到棋坪派出所反映情况，棋坪派出所对其做了询问笔录，但未查实被告是否存在隐瞒侵吞合伙饲养山羊的事实。2017年1月9日召集双方到棋坪派出所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另查明，2016年间当地市场价格，公羊24元/斤左右，老母羊16元/斤左右，没生育的母羊也是24元/斤左右。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合伙养羊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后因山羊大量发病死亡，原、被告于2016年11月21日经协商解除合伙，原告将在被告处饲养的羊拖走，应当认定原、被告合伙关系依法解除。散伙时，原、被告已处理和存栏的山羊数量不足于投入数量，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在饲养期间私自售卖了合伙饲养的山羊以及散伙后隐瞒侵吞了合伙饲养的山羊，应当认定合伙期间没有产生利润，而是形成了亏损，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按三年期限支付合伙利润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在合伙协议中未约定对合伙亏损的承担，应当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对合伙亏损共同承担，依据“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约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的法律规定，原、被告约定合伙利润平分，故对合伙亏损，原、被告应平均分担。关于合伙亏损的认定。合伙时原告投入公羊8只、母羊38只，共46只。合伙期间，原告处置了3只公羊，散伙时，原告收回山羊26只母羊，并留下一只小公羊给被告。被告辩解散伙时原告收回29只山羊，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应以原告认可的数量认定收回数量。原告投入46只羊，收回26只，自行处置3只，留给被告的1只小公羊属于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认定实际亏损山羊数量为16只。原、被告合伙至散伙，有7个月时间，山羊能自然生长长大，均以成羊计算为宜。亏损山羊价值，酌情按照2016年当地公母羊市场均价20元/斤、每只40斤计算，亏损金额确定为12,800元。审理中，经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合伙亏损款6,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元，减半收取计450元，由原告负担300元，由被告负担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江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洪建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