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兴斌，男，196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黄真树，四川英特信（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客运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50450B。法定代表人：蔚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展、旷文静，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兴斌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永川区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达运输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3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兴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黄真树，路达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展、旷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兴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支持邓兴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路达运输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从出资情况看，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邓兴斌独自承担，路达运输公司只是代邓兴斌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邓兴斌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邓兴斌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邓兴斌与路达运输公司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3.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邓兴斌于双方交付行为完成当时即取得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的实际所有权；4.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5.从《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看，该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对于排除邓兴斌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约定内容应认定为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6.邓兴斌与路达运输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路达运输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邓兴斌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邓兴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依法应予以撤销；7.一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路达运输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案涉出租车所有权应归属路达运输公司，并不归属邓兴斌；2.邓兴斌在一审中主张的行驶证等均属于权利凭证，属于行政许可范畴，不属于民事确权的范畴，一审判决依照物权法的规定认定前述权利凭证不属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围，法律适用正确；3.计价器和GPS卫星定位系统等已安装在涉案车辆中，与出租车构成了一个整体，单独确权会破坏出租汽车的完整性和实用性，一审判决认定正确；4.案涉合同的签订不存在胁迫，其内容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案涉合同不应被撤销。邓兴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及该车所有附属设施为其所有；二、撤销邓兴斌、路达运输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庭审中，邓兴斌将前述诉求中的附属设施明确为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治安登记证、加气证和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4日，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以下简称“永川运管所”）同意路达运输公司渝X号、渝X号等10辆出租汽车更新。2011年5月26日，邓兴斌与路达运输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邓兴斌承包出租车的车型、牌照号（渝X，行编号X）、承包期限、承包费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2017年5月16日，邓兴斌承包的出租车报废，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收回了该车的前号牌、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同时查明，2017年3月7日，路达运输公司向重庆上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车辆识别代码为X的长安牌启悦（型号X）小型轿车，单价85800元。同月13日，永川运管所（甲方）与路达运输公司（乙方）共同签订了《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甲方授予乙方的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55个，有效期6年等内容。5月5日，永川运管所作出“永道运发〔2017〕149号”批复，同意将路达运输公司2017年5月到期的包含渝X号在内的10辆出租车重新投放给该公司，经营有效期和车辆使用年限均为6年。与此同时，永川运管所又向路达运输公司发放了《重庆市营运车辆购置告知书》（其中用途载明“车辆新增”，指标编号X）。5月12日，重庆上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路达运输公司开具并交付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紧接着路达运输公司为该车购买了保险。5月17日，路达运输公司作为纳税人交纳了车辆购置税5500元，并取得该车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5月18日，路达运输公司为该车办理了渝X号的行驶证，后又办理了道路运输证等。前述发票、证件中登记的使用单位以及保单中的被保险人均为路达运输公司。同时查明，邓兴斌在原承包经营的渝X号出租车即将报废的情况下，为继续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于2017年3至5月期间向路达运输公司支付现金共计12万元。2017年5月，路达运输公司将车辆证件及经营手续齐全有效的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交给邓兴斌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同月17日，路达运输公司（甲方）与邓兴斌（乙方）又共同签订了《出租车单车风险承包合同》（《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主要约定了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机动车辆运行技术标准的车辆一辆（车辆由甲方购买），乙方在履行本《出租车单车风险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进行营运的相关事宜。其中，该合同明确约定承包车型为长安牌X，牌照号为渝X，车架号为X，行编号X；合同期限为2017年5月17日至2023年5月16日为止；甲方负责办理车辆有关营运手续，乙方按每月1200元的标准向甲方缴纳承包费，甲方向国家有关部门实际缴纳各种税费后，余下部分为管理费，此标准的承包费不含保险费、车船税；承包经营车辆的产权、经营权、管理权、指标所有权属甲方所有，乙方通过向甲方按合同约定时间足额缴纳承包费，获得车辆承包经营使用权等。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邓兴斌的签字捺印。目前，该车仍由邓兴斌经营。同时查明，2016年8月19日，路达运输公司与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路达运输公司购买出租汽车计价器，每套1650元等。同年12月2日，路达运输公司与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冀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销售服务合同》，约定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路达运输公司名下包含涉案出租车的车辆，安装使用其提供的车载卫星定位终端设备，数量共计56台，每台3130元等。另查明，路达运输公司于1996年12月17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县内班车客运、普通货运（不含危险化学品）、出租客运、县际班车客运（以上范围按道路运输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乘用车）、汽车配件销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出租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还查明，路达运输公司对巡游出租车的管理内容为：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学习，对出租车进行日常检查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邓兴斌、路达运输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二、涉案出租汽车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的归属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一、邓兴斌、路达运输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不应当被撤销。首先，出租汽车承包经营系永川区出租汽车行业多年形成的经营模式，理应予以尊重。其次，《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目前，路达运输公司认可裸车所有权归邓兴斌所有，系双方对裸车所有权形成了新的合意，变更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中关于出租汽车所有权的约定，邓兴斌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其行使撤销权的情形消失。此外，《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出租车的处分、收益均归实际车主，该约定没有损害邓兴斌的所有权。最后，邓兴斌没有举证证明胁迫的事实存在，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胁迫的情形存在，故邓兴斌以路达运输公司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二、涉案出租汽车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应为路达运输公司享有。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涉案车辆是出租车，出租车不是一般的机动车辆，而是须经行政机关许可的经营车辆。与此同时，涉案出租车的购车发票、完税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行驶证等，均开具或者登记为路达运输公司；再结合该车系经永川运管所审批许可，具有6年的经营期限，相关批复文件及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登记的主体也均为路达运输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理应认定路达运输公司享有涉案出租汽车的车辆所有权以及获准期限内的经营权。邓兴斌诉称其全额支付了购车款等款项，进而理应享有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的诉求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邓兴斌实际出资购买了涉案汽车，鉴于前述《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经其签字确认，不存在被撤销的法定事由，故系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合法有效。如前所述，该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涉案车辆的产权、经营权归公司所有。据此可见，邓兴斌已经在签订该合同时，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等进行了处分，亦即已经自愿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等让渡给了路达运输公司所有，以换取该车的承包经营使用权。与此同时，由于邓兴斌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上的行车记录仪、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由其出资购买，故理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另鉴于出租车顶灯、出租车号牌系出租车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标志。出租车特许经营权是指经营者经政府行政许可取得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特许经营权的归属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同理，道路运输证、加气证（即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行驶证的注册、登记、变更等，均属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管理职能或者实施行政许可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所有权确认的范畴，更何况该部分权利凭证也未登记在邓兴斌名下。据此，邓兴斌要求确认前述附属设施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另考虑到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由路达运输公司购买和安装，且已和行车记录仪等一并与涉案出租汽车构成了一个整体，若再单独确权无疑将会破坏出租汽车的完整性与使用性，故一审法院对邓兴斌的该项诉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兴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路达运输公司的相应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判决：驳回邓兴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05元，由邓兴斌自行负担。二审中，路达运输公司就其一审中所述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归邓兴斌所有的涵义作出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解除或撤销承包经营合同，只有在邓兴斌继续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其才认可邓兴斌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该出租车裸车所有权仅体现为：在对应出租车的特许经营许可期限届满时，该出租车裸车报废或裸车处置后的残值归邓兴斌所有。若邓兴斌拒绝与其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或不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其不认可邓兴斌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当被解除；案涉出租车裸车及其附属设施（包括车辆号牌）是否应属邓兴斌所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审法院虽然对本案曾作出过中止审理的裁定，但后认为本案无须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并恢复审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邓兴斌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当被解除。出租汽车承包经营系一种特殊经营模式，对此参与出租汽车承包经营的各方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经营模式的特殊性以及各方享有的民事权利或承担的民事义务。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系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路达运输公司对裸车所有权归属的认可，并不能作为邓兴斌请求撤销合同的理由。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邓兴斌并无证据证明其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或者存在路达运输公司利用邓兴斌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等致使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系路达运输公司以胁迫、欺诈等手段使邓兴斌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因此，邓兴斌请求撤销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出租车裸车及其附属设施（包括车辆号牌）的所有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出租车由路达运输公司购买并办理登记，一审据此认定属路达运输公司所有，并无不当。虽然路达运输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表示同意祼车可以归个人所有，但路达运输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在案涉出租车的特许经营许可期限届满时，该出租车裸车报废或裸车处置后的残值归邓兴斌所有；若邓兴斌拒绝与其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或不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其不认可邓兴斌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同时，出租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机动车辆，只有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车辆才能成为出租车；出租车裸车一旦脱离出租车经营权，也就不能作为出租车使用。出租车车辆号牌是车辆作为出租车使用的标志，其与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直接关联，不能脱离该经营权而独立存在或使用。在双方存在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情形下，案涉出租车不是单纯而独立存在的机动车，并不宜脱离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和车辆号牌使用权而独立确认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归属。邓兴斌上诉认为，其实际出资购买车辆及其附属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路达运输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委托购买关系、其向路达运输公司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邓兴斌前述上诉理由，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出租车虽交由邓兴斌经营，但双方就案涉出租车经营存在其他合同关系，邓兴斌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交付基于买卖合同发生。其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因交付而设定物权的上诉理由，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邓兴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0元，由邓兴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永鸿审 判 员 黄 淳审 判 员 柳光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熊学敏书 记 员 彭夕弋书 记 员 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