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32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房县恒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房县城关镇房陵东路142号。法定代表人：赵国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向红，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明富，男，195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北省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华，女，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娟，女，198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全斌，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翔，湖北陵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经营场所：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南路63号。代表人：宋久伟，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冉义波，男，该支公司职工。上诉人房县恒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代明富、代华、代娟、代全斌（代明富等四人）、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5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漏列诉讼主体，程序违法，本案直接承担民事责任人是联少斌。该起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另一死者家属以客运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因联少斌的车辆挂靠在恒通公司，一审法院判决联少斌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恒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却只判决恒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就同一事实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2.一审判决实体错误。死者李某生前系农村户口，职业是农民，其丈夫代明富也是农村户口，职业也是农民，赔偿标准应当参照农村户口标准赔偿，一审法院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代明富等四人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代明富等四人的亲属李某在2018年11月5日乘坐恒通公司的客运车辆，双方形成客运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某死亡，恒通公司依法应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二、恒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1.恒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漏列诉讼主体，程序违法，该意见于法无据。恒通公司称李某乘坐的车辆系联少斌所有，联少斌是直接责任人。该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违背法律规定。李某乘坐的车辆登记在恒通公司名下，形成旅客运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李某与恒通公司。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该规范的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不得挂靠经营，不得违法转租、转让客运车辆和线路牌。恒通公司作为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公然违背法律规定，转嫁责任，对客运车辆实施挂靠经营，其错误的内部经营方式不能改变李某与恒通公司的法律关系。联少斌不是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一审判决不存在漏列主体。2.一审判决对赔偿标准的适用没有错误。恒通公司坚持以农村标准赔偿代明富等四人的损失与客观事实不符，违背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界定赔偿标准的前提是权利人是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及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而不是户籍性质。一审庭审已经查明李某的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为房县青峰镇青峰街居委会，系法定的城市范畴，因此应当认定李某为城镇居民。农村户籍的居民仍然可以成为城市居民。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十七项明确规定：改革人身损害赔偿机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述称，1.一审中该公司的诉讼地位是第三人，本案案由是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该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如要求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则保留向涉案交通事故主责方追偿权。2.针对恒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以法庭调查认定的事实为准。代明富等四人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通公司赔偿其四人各项损失共计683276.50元；2.判令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在承运人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付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5日16时40分，李某乘坐驾驶员联少斌驾驶的鄂Ｃ×××××号小型普通客车往房县青峰方向行使，行驶至上安线1387公里100米（房县红塔镇李家湾村委会路段）时，与案外人吴丰超驾驶的鄂Ｃ×××××号自卸低速货车相撞，造成含李某在内的二人当场死亡、多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吴丰超负此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联少斌负此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李某无事故责任。事发后，代华、代娟、代全斌从务工地深圳赶回房县处理母亲后事。一审另查明，1.鄂Ｃ×××××号小型普通客车的车辆登记信息所有人是恒通公司。2.李某户口本上写明其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但其生前系房县青峰镇青峰村常住居民且无土地，青峰村城乡代码是121，属于城镇。3.代娟就职于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月工资平均约3700元。4.恒通公司先行垫付50000元（驾驶员联少斌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李某乘坐恒通公司的小型客车前往房县青峰镇，双方已建立有效的客运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的恒通公司应当将旅客安全地运输到约定地点，并依法对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恒通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李某死亡，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恒通公司辩称肇事车辆是联少斌挂靠在恒通公司，法院已经做出过判决，联少斌负赔偿责任，恒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驾驶员联少斌与恒通公司签订有客车经营合同书，但这属于恒通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故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代明富等四人要求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在其道路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辩称本案为客运合同纠纷，而其与恒通公司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其不是本案合同相对方，不应追加其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故恒通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保十堰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本案不予一并处理，由恒通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庭审中，恒通公司辩称代明富等四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根据庭审调查结合李某生前居住、生活情况，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对于代华的误工费，因其提供证据不能充分认定其工资收入标准，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94.40元/天计算其误工损失，对于代全斌的误工费，因其收入不固定，按交通运输业标准196元/天计算误工损失，对于代娟的误工费主张，按3700元/月计算误工损失。对于误工时间，酌定为7天。对于交通费，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代明富等四人提供的证据，酌定交通费为4816.50元。综上，一审法院核实代明富等四人的经济损失为：李某死亡赔偿金：34455元/年×20年=689100元、丧葬费：60561元/年÷2=30280.50元、误工费：2896.10元、交通费：4816.50元，合计727093.10元，对于代明富等四人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恒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代明富、代华、代娟、代全斌经济损失727093.10元，减去已支付50000元，尚应给付677093.10元；二、驳回代明富、代华、代娟、代全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34元，减半收取5317元，由恒通公司负担。恒通公司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代明富等四人已经预交，在执行时连同执行款一并向代明富等四人结算。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联少斌为本案被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根据恒通公司提交的客运经营合同书，线路运输特许经营许可的主体系恒通公司，而非联少斌。即，本案中客运合同的双方主体系恒通公司与李某。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代明富等四人选择向恒通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并未遗漏诉讼主体，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死亡赔偿金适用标准问题。李某生前居住地为房县青峰镇青峰村，经查询其统计用城乡分类区划代码，属于城镇，且根据代明富等四人一审提交的其居住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加盖的行政公章显示的名称为“房县青峰镇青峰街居委会”，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恒通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34元，由房县恒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鸣审判员  李君审判员  张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柏媛媛书记员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