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10民终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翔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法定代表人：尤再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华，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沱江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法定代表人：张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茂，四川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林，男，195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李科，重庆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重庆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友才，男，195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上诉人海南翔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翔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沱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沱江律所）、张庆林、原审第三人王友才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18)川1011民初1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南翔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华、被上诉人沱江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茂、被上诉人张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原审第三人王友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南翔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二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诉讼费、代理费、误工费、差旅费等本息合计21500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997年6月，海南翔龙公司的员工王友才委托沱江律所的律师张庆林办理海南****有限公司欠海南翔龙公司工程款一事。虽然王友才在办理该案时没有与沱江律所及张庆林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张庆林实际履行了该代理事项，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83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渝高法民申字第1483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王友才与张庆林之间的事实代理关系成立，而张庆林代理的具体事情就是海南翔龙公司起诉海南****有限公司偿还工程款一事。1997年6月8日，张庆林拿着上诉人与海南****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却擅自亲笔手书以内江市****（集团）有限公司名义起诉海南****有限公司的起诉状，张庆林是专职律师，对委托代理合同的注意义务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其在明知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还要在该院起诉，是一种恶意代理行为。同时，张庆林在没有签收法院送达回证的情况下，拿了一份虚假判决书给王友才，这是一种欺骗行为。一审法院在明知重庆市两级法院已认定王友才与张庆林之间事实代理关系成立的情况下，且张庆林代理的事项就是海南翔龙公司与海南****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却去追究海南翔龙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没有书面代理合同认定事实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海南翔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沱江律所答辩称，沱江律所成立时间是2001年，在1997年时并未成立。海南翔龙公司陈述沱江律师所在1997年接受海南翔龙公司的委托办理工程款诉讼的事实并不存在，海南翔龙公司与沱江律所没有形成任何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也与之前的国办所四川内江沱江律师事务所没有形成任何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庆林答辩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海南翔龙公司与被上诉人达成任何的委托关系，且张庆林是代书行为，不等同于代理行为。海南翔龙公司在一审中举出赔偿损失的证据与海南翔龙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且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期间海南翔龙公司未向张庆林主张过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海南翔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王友才述称，王友才和海南翔龙公司各有50%的债权，海南****有限公司欠工程款一事，全程都是王友才在办理。当时由王友才的战友带王友才找沱江律所的张庆林，张庆林让其交4500元的费用给他们，后来发现判决书是假的，王友才给张庆林打电话，张庆林把4500元退给了王友才。重庆高院认可了王友才和张庆林之间的代理合同成立，且张庆林在重庆高院时也承认了存在代理关系。海南翔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沱江律所、张庆林承担连带赔偿海南翔龙公司诉讼费、代理费、误工费、差旅费等本息合计215000元；2.判令沱江律所、张庆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庆林系四川内江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1997年，王友才因收取海口**游乐有限公司工程款一事通过他人认识张庆林，并表达了欲通过诉讼收取工程款。同年9月15日，雷某出具暂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友才交来法院诉讼费用4500元。同年，张庆林书写了原告为内江**实业公司，被告为海口**游乐有限公司的起诉状和缓、免交诉讼费的申请书各一份。1997年10月，王友才收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1997）内东经初字第9-4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6年7月20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作出海口**游乐有限公司支付海南翔龙公司工程款52万元及利息的判决。一审另查明：沱江律所成立于2001年，是由宁某某、闵某、马某某三人发起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本案诉讼是否是海南翔龙公司提起的。本案中，海南翔龙公司提供的《民事起诉状》上加盖的是繁体“龍”的印章。根据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民事起诉状》上加盖的海南翔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与海南翔龙公司在海口市工商局备案的《私营企业变更申请登记表》、《私营企业年检报告书》上加盖的海南翔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由此可见海南翔龙公司曾使用过简体“龙”和繁体“龍”的两枚印章，并且海南翔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尤再清亦确认，提起本案诉讼是海南翔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应确认是海南翔龙公司提起的诉讼。二、海南翔龙公司与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是否建立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案中，海南翔龙公司诉称，依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83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渝高法民申字第148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海南翔龙公司与张庆林之间委托关系成立。张庆林辩称，（2009）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838号《民事判决书》并未确认海南翔龙公司与张庆林之间建立了委托关系，张庆林亦未与王友才订立过任何关涉海南翔龙公司与海南天鹏公司债权追偿一案的代理合同，王友才也未出示过海南翔龙公司的委托书，因此，张庆林与海南翔龙公司既无合作关系，也无代理关系。沱江律所亦否认与海南翔龙公司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王友才辩称，1997年，因海南翔龙公司与海南****有限公司发生债权纠纷，海南翔龙公司委托王友才负责追偿债权。因此王友才找张庆林代理诉讼，是受海南翔龙公司的委托进行的，而张庆林是沱江律所的律师。因此海南翔龙公司与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83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渝高法民申字第1483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的是张庆林与王友才之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并未认定海南翔龙公司与张庆林之间委托关系成立，且张庆林亦否认与海南翔龙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海南翔龙公司也未提供与张庆林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王友才也未向张庆林出示过海南翔龙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其次，王友才当庭陈述，海南翔龙公司在1997年就将海口**游乐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王友才，因此王友才是作为债权人找的张庆林，而非受海南翔龙公司委托；再者，1997年，王友才在向海口**游乐有限公司追债时，加盖的是内江**实业公司的印章，显然王友才不是作为海南翔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进行民事活动。从而也反证了张庆林的主张即王友才没有向张庆林出示过海南翔龙公司的委托书的事实。综上所述，海南翔龙公司与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没有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三、沱江律所、张庆林是否应该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因海南翔龙公司与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没有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故张庆林不存在涉嫌恶意代理，且海南翔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沱江律所、张庆林应赔偿其所主张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认举证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海南翔龙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之规定，即只要海南翔龙公司提供了被告明确的主体身份信息，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的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本案中，海南翔龙公司起诉沱江律所符合起诉条件，沱江律所应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但因沱江律所未与海南翔龙公司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海南翔龙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沱江律所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故对海南翔龙公司要求沱江律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认举证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并围绕海南翔龙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海南翔龙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建立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亦未提供证明沱江律所、张庆林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海南翔龙公司要求沱江律所、张庆林承担赔偿诉讼费、律师费、误工费、差旅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海南翔龙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3元，由海南翔龙公司负担；鉴定费15000元，由张庆林负担。二审中，海南翔龙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18）川1011民初35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王友才不是诉沱江律所、张庆林的适格主体，主体应是本案上诉人海南翔龙公司；第二组证据，2014年11月28日海南翔龙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海南翔龙公司及其员工王友才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在追索债权，并未过诉讼时效。沱江律所、张庆林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定书是对王友才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作出的裁定，并不能就此证明海南翔龙公司就是适格主体；对第二组证据认为系海南翔龙公司自己书写的，其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虽然有法院盖章，但只是证实海南翔龙公司提起了申诉，并不是对其内容本身的证实。王友才质证认可该两组证据。王友才提交了一组证据：1993年6月30日的介绍信和1997年1月13日的协议书，拟证明整个过程从跑工程开始都是王友才在办理。海南翔龙公司质证意见是对王友才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债权转让是事实，债权在1997年8月已全部转让给了王友才。沱江律所、张庆林质证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的认证意见是，海南翔龙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在原审中均已提交，不是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王友才提交的1993年6月30日的介绍信和1997年1月13日的协议书与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无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纳。沱江律所、张庆林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海南翔龙公司与被上诉人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委托代理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沱江律师、张庆林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赔偿上诉人海南翔龙公司215000元。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83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渝高法民申字第148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是王友才与张庆林之间委托代理关系成立，并未认定海南翔龙公司与张庆林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且张庆林亦否认与海南翔龙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王友才也未向张庆林出示过海南翔龙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海南翔龙公司也未与张庆林之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而王友才在一审中当庭陈述（其在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诉讼时亦是如此陈述），海南翔龙公司在1997年就将海口**游乐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王友才，因此王友才是作为债权人找的张庆林，而非受海南翔龙公司委托。故海南翔龙公司与沱江律所、张庆林之间没有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由海南翔龙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对海南翔龙公司要求沱江律所、张庆林承担赔偿诉讼费、律师费、误工费、差旅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海南翔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上诉人海南翔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发会审 判 员 何中明审 判 员 夏 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夏 源书 记 员 张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