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19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善都省聊城市。法定代表人：于荣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立敬，男，1991年8月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山东省聊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振亚，男，199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山东省阳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凯，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万斯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阳县。法定代表人：张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迪，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万斯达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张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迪，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安公司）、山东万斯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斯达集团）、山东万斯达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斯达科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3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聊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变更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改判认定《补充协议》对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合法有效，并由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承担还款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聊建集团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且认定《补充协议》系为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与实不符，纯系歪曲，断章取义，置客观事实而不顾，完全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讲，即使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充其量也应以《补充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本案原告及善意第三人为理由而进行判决，而不应以《补充协议》无效，且认定《补充协议》系为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为理由，进行裁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聊建集团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补充协议》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鉴于上诉人聊建集团系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一级资质大型施工企业，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为了提升其下属关联企业“山东万斯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斯达工程）的资质等级，增加企业竞争力，扩大承建范围，于2014年6月16日与上诉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拟通过无偿将其下属万斯达工程的49%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的方式，进行升级资质。2014年8月份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拟参与投标承建涉案工程，但《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目标公司尚未设立，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因缺少承建涉案工程的一级资质证书要求而无法投标，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便要求上诉人联合参与涉案工程的投标，由于工程信息资源及前期沟通联系均系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出面，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要求上诉人只收取涉案工程总造价2.5%的管理费，上诉人的工程管理人员的工资及报销费用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负责，工程盈亏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自行负责，但上诉人不再享有涉案工程的任何利润分配，同时不允许上诉人在得知涉案工程信息后单独参加投标侵害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的利益。在此客观事实背景下，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要求上诉人，首先，于2014年8月15日签订了一份《联合投标协议书》，主要约定了上诉人不得单独投标等相关事宜；其次，在涉案工程《港新园公租房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签订后于2016年9月14日又签订了一份《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对于前期沟通的管理费收费标准、管理费的扣除方式、利润分配等相关事宜进行了书面约定；最后，因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拒不履行上述《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约定的管理费支付义务，且私自挪用大量工程款，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及其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于2018年2月份将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起诉至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起诉后经各方协商一致，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上述《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的主旨意思进行了重复约定，并对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补充约定。上述《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是总包方之间签订的内部协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万斯达科技公司本身就是共同总包人，根本不具有建筑法规定的转包行为，也更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且上诉人聊建集团也从未以上述两份《补充协议》为名拒绝履行《港新园公租房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工程质保等一切相关合同义务，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仅仅是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根本没有侵害建设方及其他任一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充其量理解为内部协议依法不能对抗第三人，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之间是完全合法有效的。所以，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违反建筑法及其合同法规定而无效显然错误，明显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补充协议》系“为达成和解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补充协议》约定的客观事实，一直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从始至终的主旨意思，并没有因为上诉人将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起诉而致使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为达成和解作出妥协改变原各方的本意，上诉人第一条讲到，正是因为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不履行先前签订的《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约定义务才起诉至法院，且起诉后达成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主要内容，就是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本就应该依据《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履行的合同义务，根本不具有因妥协而改变各方合意及其原协议主旨意思的事实，更不具有任何侵害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时庭审中，被上诉人孚安公司也提供了因涉案工程产生的其他诉讼案件的民事调解书，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在调解书中均自愿与上诉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更进一步足以说明并反映了两份《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及其客观事实，难道这也是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为达成和解妥协作出的调解吗？所以，《补充协议》当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以此认定《补充协议》系为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显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充其量《补充协议》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本案原告及其善意第三人而已。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聊建集团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且认定《补充协议》系为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的基本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变更认定认定《补充协议》对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合法有效。孚安公司辩称，一、上诉人针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部分的上诉理由具有合理性，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1、本案一审三被告系作为涉案项目的共同债务人，共同承担项目工程的合同义务。本案涉案工程系济南市政府公租房工程，需要有建设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施工，而万斯达两公司集团系新材料施工一体化的供应商，适用于本案工程的需要，为此，双方达成协议作为共同投标人，联合投标，最终中标。聊建公司作为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可以办理施工的许可、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控制、验收备案等手续需要，万斯达两公司作为新型材料供应商，是主要建筑材料供应商主体，按联合体招标及协议，负有工程最终的质量、债务承担。对外关系上，聊建公司是法律关系的对外承担人，而实体上，万斯达两公司则是涉案项目工程款支付的承担人，二者是共同的债务人，尤其是2018年2月11日的《补充协议》，再次确认二者的项目合伙人身份。形式上，应当由聊建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实体上，由万斯达两公司承担本案项目的连带支付责任。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观点部分正确，但没有充分说明二者的法律关系和经济责任承担关系，其一审的抗辩理由偏颇，其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下列事实错误。1、认定涉案市政府港新园公租房项目系聊建公司转包给万斯达两公司，违反建筑法最高院建工司法解释第四条，导致双方为结算工程款而达成的《补充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本案涉案工程系联合投标取得的施工权这一前提。因前述已说明本案工程的来历，是聊建公司与万斯达两公司共同投标后中标的施工项目，是合法的施工联合体，是施工资质与材料供应有机结合的新型施工方案，是公开的，经招投标确立的合法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借用资质或非法转包的事实，符合投标法的规定，不违反建筑法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与法律相违背，是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2、一审认定：原告提供的高新区法院（2018）鲁0191民初1462号民事调解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错误的。因涉案项目供应商因聊建公司没有依据合同履行付款义务而起诉到法院，该案也是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万斯达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中万斯达两公司认同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同材料供应是为港新园工程建设而使用，与本案具有相同的事实依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是被生效的法院调解书确认的事实，且该案万斯达两公司已主动履行完毕，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其内容作出的认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判决。3、认定补充协议形成于涉案工程结算之后是错误的。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完成于2016年5、6、7三个月份，而补充协议形成在2018年2月11日，协议约定的关于支付工程款的内容也不是针对聊城东昌府案件的，因此，一审法院这一认定是罔顾事实的。4、一审认定万斯达两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相对方的认定是错误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涉案工程是万斯达两公司与聊建公司以联合体中标的，协议中聊建公司对涉案的工程盈亏及工程款支付不承担责任，仅是收取2.5%的管理费。因此，从经济责任承担上，万斯达两公司具备完全的支付责任。这是因为，涉案建筑工程最终形成的工程款由万斯达两公司享有，而本案的工程款是原告投资形成的资产，是万斯达两公司享有工程款的组成部分，即万斯达两公司享有了原告物化的工程款的所有权，其应当负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从联合体招标的角度也是成立的。从事后达成的项目的款项的支付补充协议也认可这一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仅认定聊建公司是涉案工程款的支付方是错误的，是仅从工程承包合同形式上得出的结论，是简单的合同相对性的观点，与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这一认定是形而上学的，是片面的，与联合体招标不相符，与事后达成的结算支付协议内容相违背，且认定该协议符合联合体的情形与认定万斯达两公司不是涉案工程款支付的相对方相矛盾。5、一审关于聊建公司与万斯达两公司提供的共管账户付款系万斯达两公司对外承担项目付款责任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因被答辩人之间系共同投标的联合中标主体，双方约定聊建公司仅收取管理费，其他款项由万斯达两公司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又有事后形成的补充协议约定由万斯达两公司支付工程款，因此，上述共管账户就是用于支付涉案工程款专门设置的。一审法院无视这一约定，仅凭万斯达两公司单方的不诚信的抗辩理由否定聊建公司的这一符合事实的主张是故意的偏见行为。严重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损害了被答辩人之间形成的诚信协议，也必将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且后果严重。6、一审关于认定原告主张的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自双方对账之日起一个月之日起支付是错误的。本案是工程合同纠纷，本案证据《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了工程款的支付期限，是明确的具体的，即合同第8.1.2条，自主体工程验收完毕后一月内付清。原告于2016年7月20日、06月14日2015年11月23日，将施工完毕的工程全部验收合格，自此日期起一个月内应当全部支付完毕，其中原告方已经放弃了进度款的支付逾期违约责任和达到完工之日起付款达到95%的差额部分的违约责任。被答辩人没有在验收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就形成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被告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如此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而以实际对账之日后一个月之日起计算没有任何依据。一审认定的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起算时间违背事实、违背法律，是无效的判决。而对账日期是对工程款项的数额的确定，并不影响被告承担逾期支付义务与责任。对账与不对账均不影响被告的支付义务的行使。因此，一审认定以对账之日起计算违约金的支付期限是对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对此，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作出了规定。结合本案，合同中约定了工程支付的期限，因此，属于约定明确，孚安公司也是按约定计算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因此，符合建工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这一逾期支付工程款的事实，错误理解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更正。7、一审否定万斯达两公司在本案中连带责任认定是错误的。基于事先的共同联合体的中标行为，后有补充协议约定的关于涉案工程的付款责任的分配，本案原告的工程款支付要求万斯达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这一事实的，符合被答辩人之间的协议，一审认定原告要求万斯达两公司支付工程款无依据与上述事实相背；一审不予认定负连带责任的理由，认为不符合无权代理的观点与本案的事实不符。认定补充协议无效更是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因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引用、理解、适用法律条文错误。本案补充协议是基于对项目的工程付款作出的，不是仅仅因其之间的纠纷单独作出的。因此，适用建筑法、最高院建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四条与本案不适用的。且正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导致认定补充协议无效，也就直接导致本案万斯达两公司不承担责任和不承担连带责任的错误根源。一审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7条认定原告提供的调解书及补充协议不作为有效证据适用是错误的。该条的适用前提是一个诉讼案中因当事人之间为达成和解和调解等所作的让步达成的协议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该后续的诉讼仍然是已经开始的一个诉讼。本案中孚安公司提供的调解书是与本案有类似的欠付材料款的事实及被答辩方认可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款支付。与本案不是同一诉讼，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四、一审判决文书错误多处。综上，本案原告的主张有合同、工程验收、对账单、有被答辩人之间形成的涉案项目的工程付款补充协议、及类似案件的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事实证据等作为事实依据，又有建筑法及最高院建工司法解释规定的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法律依据，因此一审判决不按验收之日一个月内支付全部工程款之日作为起点应当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及判决万斯达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部分上诉理由正确，万斯达两公司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170条一款二项规定，依法改判一审的错误判决，并一并改正一审判决中的错白字，纠正一审的认定事实的逻辑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与万斯达集团公司和万斯达股份公司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其为无效协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上诉人和万斯达股份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签署并向港新园项目发包人城投公司提交的《联合投标协议书》，上诉人作为联合投标的主体单位，负责港新园项目工程的土建、安装工程的施工、竣工及保修工作，万斯达股份公司作为联合投标的参加单位，仅负责港新园项目主要构配件的制作、运输。而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由万斯达股份公司主导工程项目，上诉人仅收取工程总价款2.5%的管理费收益，工程项目的盈亏及施工期间产生的费用由万斯达股份公司和万斯达集团公司承担。《补充协议》的上述约定实质为上诉人将其总承包的工程项目转包给万斯达股份公司，上诉人不再承担工程项目的风险和费用，仅收取管理费作为收益。根据《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分工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体一方不进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类似费用的，视为联合体一方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给联合体其他方。”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方，将工程项目全部转包给不具备工程总承包资质的万斯达股份公司，该非法转包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显然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协议。且上诉人将工程项目转包给万斯达股份公司的行为未经发包人城投公司同意，违反了中标合同的约定，且该转包行为亦应为无效。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所谓的“客观事实背景”完全是无稽之谈，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是万斯达集团公司和万斯达股份公司为达成和解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符合客观事实。1、在2018年2月11日《补充协议》签署之前，双方并未约定由万斯达股份公司和万斯达集团公司承担港新园项目的工程的总包责任、承担工程费用，工程项目一直处于联合体合作的承包模式，上诉人一直在工程项目中作为总承包方履行其工程管理的义务。双方于2016年9月14日签署的《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上诉人无需承担总包责任。之后，由于上诉人总包管理不力导致项目亏损，上诉人方才以主张2.5%的管理费用为由诉至法院，并申请了财产保全，万斯达股份公司和万斯达集团公司在春节临近且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签署了《补充协议》，同意承担后续工程的施工责任。但《补充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并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工程交接，直接擅自离场，万斯达股份公司不得不在工程未竣工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后续工程的施工义务。但上诉人离场前，本案所涉及的1、2、3号楼工程早已完工，并经发包人城投公司确认认可，万斯达股份公司仅进行了该项目中6号楼的部分施工。2、《联合投标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在本项目中单独参加投标”本身就是联合投标的强制性的规定，并非双方之间可以自由约定的事项，上诉人称此约定系万斯达股份公司和万斯达集团公司限制其参与工程项目的约定，完全是编造虚假事实。《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联合体各方在同一招标项目中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投标的，相关投标均无效。《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3、《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由万斯达股份公司或万斯达集团公司承担工程施工费用，反而在第一条中约定工程款项由“两家共同监督，确保工程顺利交付”、出现损害双方声誉及利益的事情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上述约定体现了2016年9月14日签署《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时，双方仍然处于联合体承包的正常的合作模式中；且《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万斯达负责构件设计、生产等，聊建负责现场施工”，完全符合《联合投标协议书》的约定。因此，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孚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孚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聊建公司支付孚安公司工程劳务款711058.1元；2.请求判令聊建公司支付孚安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自竣工验收一个月之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至2019年8月31日已产生违约金为119941.66元；3.请求判令聊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4.请求判令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孚安公司与聊建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港新园公租房建设项目?东地块居住组团；孚安公司分包1#、2#、3#楼地上一、二层、地下室负一负二层、车库工程主体结构施工，工程造价约735万元。另合同约定：本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完成后1个月内，并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要求后，聊建公司付至劳务值的95%。主体验收完成后1个月内付清。另查明，孚安公司分包的涉案工程1#、2#、3#楼分别在2016年7月20日、2016年6月14日、2016年5月8日完成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并形成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盖章确认的验收报告。另查明，聊建公司与万斯达科技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双方就港新园公租房建设项目施工（第一标段）招标项目有关事宜，达成协议，约定：聊建公司负责涉案项目工程土建、安装工程的施工、竣工及保修工作；万斯达科技公司负责涉案项目主要构配件的制作、运输等工作。后聊建公司中标。另查明，聊建公司因万斯达科技公司、万斯达集团欠付其涉案项目及其他项目管理费及垫付资金，将万斯达科技公司、万斯达集团诉至法院，在上述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并签订《补充协议》后，聊建公司撤回起诉。另查明，经聊建公司与孚安公司对账，聊建公司尚欠孚安公司涉案工程劳务款711058.1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4年孚安公司与聊建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一、涉案施工项目劳务款项支付的相对方。首先《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聊建公司与孚安公司签订的，虽聊建公司抗辩虽系其签订，但真实客观的合同相对人系万斯达集团和万斯达科技公司，其该抗辩内容依据的系2018年2月11日聊建公司、万斯达科技公司、万斯达集团因涉案项目及其他项目管理费及垫付资金纠纷，为达成和解所妥协签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该《补充协议》约定事实，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在聊建公司未能提交其他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其该抗辩不成立，故依据《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涉案施工项目的相对方系孚安公司与聊建公司。其次，就涉案工程劳务款项的结算及支付，依据庭审中现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结算及对账均系孚安公司与聊建公司之间进行的，包括在2018年2月11日聊建公司与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之后，亦系孚安公司与聊建公司之间就涉案项目进行对账。另，虽聊建公司抗辩其向孚安公司付款，需经过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的批准，但依据庭审中其提交的付款申请表、银行申请表，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再次，即便相关付款需要经过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的批准，也符合双方之间就涉案工程为联合体的情形，但均不足以证实就涉案劳务款项的支付，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为相对方。综上，涉案施工项目劳务款项支付的相对方聊建公司。综上，结合孚安公司与聊建公司之间的对账函、对账单，孚安公司主张聊建公司向其支付工程劳务款711058.1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另，关于孚安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并未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具体计算方式作出约定，但其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进行计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不超出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就总欠款数额711058.1元，系双方于对账所得，该数额于2019年8月1日双方盖章确定，即双方的涉案权利义务于2019年8月1日确定，故孚安公司以该数额平均分配后，自竣工验收一个月之日起开始计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因涉案对账单及对账函中均未约定还款日期，且孚安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在本案立案前向聊建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故支持聊建公司支付孚安公司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11058.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另，关于孚安公司主张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对聊建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首先，本案中并不存在孚安公司主张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规定的情形。其次，孚安公司因案外人、聊建公司、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之间的纠纷，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同意就聊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达成的调解书，为其主张本案中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无法律依据。再次，虽聊建公司、万斯达科技公司为涉案工程共同投标的联合体，但不足以认定万斯达科技公司应为所签订并实施的涉案合同承担连带责任。最后，因万斯达科技公司与聊建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无效协议，且系双方为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妥协而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上，孚安公司主张万斯达科技公司、万斯达集团对聊建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劳务款711058.1元；二、被告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11058.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济南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被告山东万斯达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万斯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济南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10元，减半收取6055元，由被告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聊建公司提交证据一、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拟证明本案涉案工程的主导方为万斯达集团公司和万斯达科技公司，本合作协议可以看出，聊建公司仅仅是通过技术、资质、业务指导进行合作，但对外的债权债务及收益聊建并不享有。证据二、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港新园公租房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三页，拟证明与发包人签订合同的相对人为聊建公司和万斯达科技公司联合体，并非仅仅聊建公司，同时可以说明在涉案工程中，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和聊建公司，并非聊建公司单独承担责任。证据三、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及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2018年2月11日上诉人与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为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妥协，而系对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该二份协议的主旨意思为相同的；同时该两份协议可以看出，在本案涉案工程中，上诉人聊建公司仅享有2.5%的收益，其他债权债务均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实际承担。证据一、三综合证明本案涉案工程中万斯达集团公司、万斯达科技公司为工程的承包方，故聊建公司与万斯达之间的两份补充协议系对双方之间合作事宜和责任分配的明确，系对本案所涉工程的对外垫资、管理费用、利润分配、争议管辖等相关事宜而签订的协议，合同仅仅是上诉人与万斯达二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之约定，且协议的主旨意思非常明确，并不存在法律禁止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事宜。孚安公司陈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在2014年就具有合作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与发包人形成的施工总承包合同系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的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进行联合体中标与施工，双方尽管是各自的法人单位，但是从联合体投标的角度，依据招投标法三十一条，属于合伙性质的联合体，也就是说上述联合体对涉案项目的质量、债权债务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被上诉人孚安公司要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之间合作协议中已经明确表述聊建仅仅收取2.5%的管理费，其他的项目的构建等均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来承担负责，工程的工程款项也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来承继，因此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负有支付涉案工程款、材料款等义务。对证据三中的2018年2月11日的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之间在涉案工程中对外承担经济责任的分配，也就是说涉案中的工程款、材料款等均由被上诉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来共同承担，因此本案孚安公司要求万斯达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陈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在一审阶段并未提交证据一，现在提交应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协议仅是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与聊建公司曾就合资合作进行的约定，与本案并无关联，该协议中并未约定本案涉及的港新园项目工程款或本案工程款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负担。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建设单位与聊建公司、万斯达集团签署，并未约定由万斯达集团单独承担项目工程费用，根据聊建公司与万斯达集团签署的联合投标协议书的约定，聊建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应当承担工程的施工责任及相关费用，根据本协议约定聊建公司与万斯达集团共同承担责任的对象是建设单位而并非就本工程项目对外承担共同责任。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2016年9月14日所签署的关于万斯达集团和聊建公司联合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在一审阶段并未提交，现在提交应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该协议中双方约定项目工程款由两家共同监督，如出现损害声誉及利益的事情，双方共同承担责任，该约定符合聊建公司与万斯达集团进行联合体合作承包工程的事实，且协议第二条约定万斯达集团负责构建的设计生产等事宜聊建负责现场施工。对于证据三中2018年2月11日签署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违反禁止转包和无资质的施工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二、聊建集团与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孚安公司系与聊建集团签订承包合同，且孚安公司起诉主张欠付工程款的对账函，系孚安公司与聊建集团之间进行的对账结果，因此孚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应为聊建集团。而且，聊建集团与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能作为孚安公司向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因此，一审判决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聊建集团（甲方）与万斯达集团（乙方）、万斯达科技公司（丙方）于2018年2月11日就涉案工程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第一条约定，“以上工程丙方主导，甲方配合。并由甲方收取工程总价款的2.5%作为收益，上述工程盈亏及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工程垫资、人工费、材料费、租赁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乙、丙双方共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聊建集团在一审答辩意见中陈述，聊建公司与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工程由万斯达集团主导进行施工，聊建公司仅负责现场管理，为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提供技术指导，聊建公司仅收取工程款的2.5%作为收益，该工程的盈亏均由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享有或承担，与聊建公司无关。因此，2018年2月11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为聊建集团收取管理费、负责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该约定明显与2015年4月17日《联合投标协议书》、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关于山东万斯达集团和山东聊建集团联合体承包的装配式施工项目的补充协议》约定的聊建公司负责施工，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负责涉案项目配构件等工作的内容相悖。故，2018年2月11日《补充协议》，约定聊建公司将未完工工程交由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万斯达集团、万斯达科技公司负责施工，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补充协议无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聊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10元，由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