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8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崇盛，男，1962年4月22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军，江苏苏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益彬，男，1984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杨娇，执行董事。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楚楚，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大同宝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 法定代表人：黄兵，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梁卉，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加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群，江苏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建群，江苏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伯军，男，1981年5月13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崇盛、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大同宝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南通市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川公司）、杭伯军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崇盛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崔益彬所欠的262500元工程款是崔益彬以百川公司的名义承包。因大同公司未付清工程款，大同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大同公司提供的两套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其已付清工程款的事实。根据永川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复印件，大同公司至少有450万元未支付给永川公司。二、即使该工程系崔益彬以永川公司的名义承包，因永川公司是挂靠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永川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崔益彬、百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杭伯军将工程发包给田桂龙，并签订合同，全程参与了施工的管理，部分工程款付给百川公司后被用于偿还杭伯军的债务。杭伯军与崔益彬是合伙关系，应承担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仅凭欠条，要求崔益彬、百川公司偿还债务，依据不足。袁崇盛需提供施工图纸、施工日志、工程签证文件、竣工验收资料等证明工程款数额。 被上诉人大同公司答辩称，袁崇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袁崇盛在诉状中自认欠款是以永川公司名义承建工程所欠，现推翻该陈述，没有证据可供证明。大同公司已足额支付了工程款并与崔益彬签订结账协议。如崔益彬签订的结账协议不具有证明力，那么崔益彬向袁崇盛出具的欠条也同样不具有证明力。 被上诉人永川公司答辩称，袁崇盛、崔益彬共同确认所欠27万工程款是水池工程所欠，与永川公司无关。崔益彬以自己的名义与袁崇盛履行合同，作为被挂靠人的永川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对永川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杭伯军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杭伯军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正确，请求维持对杭伯军的判决结果。 袁崇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杭伯军、崔益彬给付工程款262500元及利息（以2625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自2017年1月27日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大同公司在未给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3、判令永川公司对杭伯军、崔益彬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4、判令百川公司对杭伯军、崔益彬的给付义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5、判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1月26日，大同公司与永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大同公司将其2-6号厂房、1号办公楼工程发包给永川公司施工，工程内容以施工图纸及统一口径为准：土建、水电安装等；开工日期为2014年2月，竣工日期为2014年9月，工期总日历天数180天；合同价款采用固定总价合同，价款为2915万元等。该合同所附的大同公司新建厂区工程投标报价口径对厂房和办公楼土建、安装工程的报价口径进行了明确。 2015年11月10日，大同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百川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大同公司将其废水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发包给百川公司；开工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合同价款为2508000元；付款方式为池子做底30万，6米基础正负零30万，池子结束50-60万，余下付款再议。崔益彬在承包人落款处签名。 2017年1月27日，崔益彬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大同公司袁崇盛木工工资人民币27万元，还款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前，逾期不还，按银行利息三倍支付。”在上述内容下方还写明：“另3号厂房一层另补6.5万元整，办公楼屋顶构架3.9万元整，二号厂房北侧二次脚手11×2002200元整，活动板房防护5×2001000元整，20万元承兑银行贴息4000元，10万元承兑贴息2000元整。合计总金额叁拾捌万三千贰佰元整”欠条中，崔益彬以欠款人身份签名确认。 2017年9月25日，崔益彬及百川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大同宝富工程人工工资，名单如下：田桂龙98.32万元，王世其76.7万元，杭松旭14万元，袁崇盛26.25万元，卢从君12.8万元，储开雨9万元。以上欠款本人自愿以百川公司名下两子公司工业土地为担保（提供两子公司副本复印件)，等两公司土地证办定之日(2017年11月5日）付清，土地证不能按时办理出来，到期还不上，本人无条件以本人及百川公司旗下车子、土地折价赔付，如违约本人无条件服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及百川公司承担。付款时以原欠条金额、承诺为准。及来回海安的费用。此据每人一份。”崔益彬在欠款人处签名，百川公司在欠款人下方公司盖章处加盖公章。欠条内容下方还加盖有江苏云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乔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 诉讼中，大同公司为证明其已付清工程款，向法院提交了永川公司出具的放弃优先受偿权承诺书、2017年4月14日的协议及付款凭证、永川公司向大同公司开具的两份发票（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合计金额2915万元）及收条、付款凭证等。该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大同公司办公楼及2号至6号厂房已于2014年9月30日竣工交付使用，因该项目工程款已结清，永川公司不主张此项目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等。 2017年4月14日的协议系大同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崔益彬、第三人王其才、崔晓虎所签，主要内容为：崔益彬在投资兴建企业，通过永川公司承包大同公司厂房建筑等（由崔益彬具体施工结付工程款等）；崔益彬帮大同公司接洽征地、办理房产证手续等；崔益彬承包大同公司厂区水池及围墙的外粉刷等。现就双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工作成果等达成协议如下：1、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包括永川公司承包建筑工程款及其代付未付的监理费，总计费用41992877元，其中涉及永川公司的工程款2950万元已结清，另乙方帮助甲方征地、办理房产证等以及修建水池、围墙外粉刷等费用12492877元，截止2017年4月14日甲方已付款41134727元（含永川公司工程款），尚余858150元未付……4、乙方曾承诺帮甲方兄弟黄伟征地，黄伟曾付50万元作为劳务费，现时间长达3年，乙方并没有帮忙征地。黄伟不需要乙方帮忙征地，乙方同意退还50万元，双方承诺互不承担对方损失。且甲乙双方均同意从甲方应付乙方的款项中抵减。抵减后该费用由甲方支付。5……上述1至5项相抵减后甲乙双方账目结清……7、乙方承包甲方工程，相关质量维护由甲方自行负责，与乙方无涉等。 大同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崔益彬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3日三份收条分别载明，崔益彬确认已收到大同公司付永川公司预付款1540万元、已收到大同公司外坊款项330万元、已收到大同公司项目办理款项47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6日的收条载明，崔益彬确认已收到大同公司付永川公司建筑款630万元。以上收条所涉金额合计为297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7日的收条载明，崔益彬确认收到大同公司的工程款41134727元。另外，大同公司还提供了其中38208920元的付款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崔益彬出具欠条后应当按照欠条载明的金额向袁崇盛履行付款责任，逾期应按约支付相应利息。杭伯军未以欠款人身份在欠条中签名，故杭伯军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百川公司承诺对案涉工程款与崔益彬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依法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关于大同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大同公司作为总发包方，其仅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崔益彬的案涉债务承担责任。本案审理中，大同公司向法院提供了相关收条及付款凭证、协议等拟证明其已与崔益彬结清了工程款。法院认为，大同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已经付清了办公楼及厂房工程的工程款2950元。从袁崇盛提供的欠条来看，可以认定案涉欠款系办公楼及厂房工程所欠款项。故袁崇盛要求大同公司承担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永川公司的责任问题。从本案审理的情况来看，虽然崔益彬系挂靠永川公司承接案涉厂房及办公楼工程，但是袁崇盛未举证证明崔益彬是以永川公司的名义向袁崇盛分包案涉工程的，故袁崇盛要求永川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 综上，崔益彬和百川公司应当按照欠条约定共同支付袁崇盛工程款及相应利息。但是，欠条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前，故袁崇盛的主张的利息应当自2017年5月30日开始起算。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大同公司已与崔益彬结清了厂房及办公楼工程的工程款，袁崇盛要求大同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系崔益彬，且杭伯军未以欠款人身份对欠款进行确认，故杭伯军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袁崇盛与永川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未举证证明崔益彬分包工程时系以永川公司的名义进行，故其要求永川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袁崇盛要求原审被告承担保全保险费100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该费用的负担并未进行约定，故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共同给付袁崇盛工程款262500元及相应利息（以262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自2017年5月30日起算至实际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袁崇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38元，诉讼财产保全费2270元，合计7508元，由袁崇盛负担2619元，由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889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缴至法院。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杭伯军与崔益彬的法律关系，双方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杭伯军称,崔益彬将工程分包给他，他再分包给田桂龙，但后来崔益彬撇开他而与田桂龙直接结算，他只能算现场施工人员。崔益彬陈述，开始时将工程分包给杭伯军，但后来双方是合伙关系。经审查双方证据本院认为，因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从目前的证据看，虽然杭伯军与田桂龙签订分包合同，但在最终结算时，由崔益彬与田桂龙等直接结账并出具欠条，杭伯军仅作为见证人签字，与双方的合伙关系不符，本院凭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应认定为杭伯军签订分包合同后，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崔益彬。故崔益彬要求杭伯军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 崔益彬与田桂龙等结算，确认瓦工、木工、钢筋工组的人工费共639300元，在此基础上，崔益彬两次出具欠条，确认欠款的事实。袁崇盛凭上述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崔益彬、百川公司支付欠款，证据充分，合法有据。崔益彬、百川公司主张袁崇盛需提供施工图纸、施工日志等证明工程款数额，因双方已结算完毕，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崔益彬2017年1月27日出具欠条的性质问题，崔益彬与袁崇盛在诉讼中均确认其中的27万元是水池木工款。该主张与施工顺序及崔益彬与田桂龙等人的结账情况相吻合。因厂房施工在先，工程款的给付也在先。如欠条上的27万元是厂房木工款，表明崔益彬不欠水池木工款，与工程款的给付情况及他人的结账情况明显不符。故袁崇盛在诉状中的陈述与实际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欠条所载欠款是办公楼及厂房的劳务费，属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欠条总额为383200元，在出具第二张欠条时为262500元，说明崔益彬在此期间偿还部分欠款。因欠条所载的两笔欠款应负担相同，而厂房、办公楼施工在先，工程款的给付应优先给付。崔益彬所还款项应当先冲抵厂房、办公楼部分的劳务费，所余262500元仍应为水池部分的劳务费。该部分不在永川公司被挂靠施工的范围内，永川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大同公司作为本工程的发包方，在本案中提供了与崔益彬的协议、崔益彬的收条、部分付款凭证等，证明已与崔益彬结清工程款。崔益彬对大同公司的付款数额不持异议。因发包方和承包方均认可工程款已结清，且形成书面协议，法院不能以大同公司未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认定双方仍存在欠款关系。袁崇盛方也无权在书面结账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否定崔益彬已认可的大同公司的付款数额。故大同公司在本案中不欠工程款，无需承担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38元，由袁崇盛负担2619元，崔益彬、南通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6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季建波 审判员  罗 勇 审判员  杨 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施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