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鄂09行终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楚天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孝感市孝南区朋兴乡朱紫园14号。法定代表人朱传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万银，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代为举证、质证、辩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签法律文书。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先砦，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应城市汉宜大道47号。法定代表人许明，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代树平，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松，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湖北楚天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其他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2019）鄂0921行初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湖北楚天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审诉称，原告诉湖北丽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5）鄂孝南民初字第0259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孝南区法院拟查封湖北丽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应城市瑞丰国际城已经竣工验收备案的2栋234号、243号、134号、143号、137号、140号底层门面房及3栋157号、158号、159号、160号、161号、162号底层门面房，共12套商铺。查封前，孝南区法院于2017年1月11日向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上述商铺的查封、抵押信息，该中心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证明拟查封的商铺均无查封、无抵押。孝南区人民法院遂于2017年1月11日裁定查封上述商铺，期限三年。随后对12套商铺进行网拍，并于2018年3月25日结束网拍变卖抵债。2018年11月8日，湖北丽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孝南区人民法院属于重复查封，无权采取拍卖的执行措施。孝南区人民法院驳回其异议。丽群公司上诉，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鄂09执复60号执行裁定，认为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孝南区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措施之前，已先行裁定查封该12套商铺；孝南区人民法院查封行为在后，属轮候查封，该院无权采取执行措施，遂撤销孝南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原告认为，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认定事实有误，由于该中心在协助执行过程中无视案件事实，违法出具权属证明，扩大执行范围，给原告造成损害，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17年1月11日出具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是对人民法院查询的回复，属于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的一份证据，并非被告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就特定事项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单方的，直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政行为，因此，《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湖北楚天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湖北楚天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上诉称，（一）一审裁定错误地限定了行政案件的诉讼标的，从而错误地将本案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本案讼争行政行为是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的行为。一审裁定认为该行为“并非被告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就特定的事项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单方的，直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政行为”，进而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从表述上看，一审裁定将行政诉讼的标的限定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就特定的事项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单方的，直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政行为”。这一观点显然是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精神与规范的。首先，从语源上考察，一审裁定的观点源自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6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部分“受案范围”第1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当年，在旧行政诉讼法框架之下，行政诉讼的标的确实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为统一法律适用，专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解释，将其界定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对比之下，一审裁定对行政诉讼标的的理解与最高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几无二致。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规范性文件是针对旧行政诉讼法所做的解释。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后，行政诉讼的标的已由“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为“行政行为”。针对旧行政诉讼法所做的前述解释也早在2000年3月10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废止，在新行政诉讼法架构之下更无适用的余地。其实，在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一系列单行司法解释或司法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不断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体行政行为”早已不是行政诉讼的唯一标的。一审裁定对行政诉讼标的的变化视而不见，采用一种刻舟求剑的方式将本案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其次，行政诉讼标的从“具体行政行为”到“行政行为”的变化，意味着除具体行政行为之外，一部分双方行政法律行为（行政协议）和一部分行政事实行为也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也就是说，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再只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单方行为”，也不再强调一定要“直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否则就无法解释行政协议这种双方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侵权等不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变动的行政事实行为缘何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69号指导案例“王明德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确立的裁判要旨甚至将一个不成熟的程序性行政事实行为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在新行政诉讼法的架构之下，行政主体实施的公权力行为，只要没有被法律明确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都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裁定对行政诉讼标的的限定过于狭隘，于法不合。最后，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能够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并不限于“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公权力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早已将行政机关的部分协助执行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司法解释虽已被废止，但废止的理由并非不再适用，而是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08]1号）所吸收（具体条款就是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通知作出的协助执行行为并不属于“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行政职权”实施的行政行为，但这种行为如果扩大执行范围或采取违法方式实施，同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见，一审裁定将可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限定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明显过于狭隘。总之，一审裁定沿用一种早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抛弃、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定的观点作为理论前提，最终得出讼争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错误结论。（二）一审裁定错误地认定讼争行政行为的性质，从而错误地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1.一审裁定将本案争议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属于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的一份证据”，这一定性有失偏颇。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执行案卷来看，本案中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确实只是一份证据，但在本案中它不应当被如此定性。因为，证据是相对于待证事实而言的，本案中上诉人并不是将该结论书作为某一待证事实的对象表示不服。该结论书对执行法院来说只是一份证据，但对寻求救济的上诉人来说，它是一个行政行为的载体。一审法院将其定性为证据，是站在了执行法院的立场上，而不是本案行政纠纷裁判者的立场上。2.一审裁定将讼争行政行为定性为对上诉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这一定性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裁定认为，本案讼争行政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上诉人认为，这一观点是对司法解释条款的曲解，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讼争行政行为不仅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法律上的影响，而且产生了事实上的影响。首先，前引司法解释条款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有特定的含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观点，此处“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是指“观念通知行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52页），具体表现为告诫、劝告、建议、通知、初步意见等，通常由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作出。尽管这一理解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有权解释，但可以作为理解相关条款的重要参照。本案中，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的行为并不是行政主体向相对人作出的一种观念通知，而是公权力主体之间的一种公务协助行为。一审裁定将该行为界定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司法解释条款的本意。其次，讼争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法律上的影响。鉴于讼争行政行为并非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般行政行为，而是司法执行中的协助执行行为，判断该行为是否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能孤立地看待行为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明确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协助执行行为之所以通常不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因在于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完全听命于人民法院，自身缺乏独立的意思表示。此时，协助执行行为虽由行政机关实施，但应当认为是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具有可诉性。但如果行政机关在此过程中实施了具有自主意思表示的行为，则应将该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判断协助执行行为的性质不能脱离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二者不能相割裂。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有两个理由使讼争行为具有可诉性。其一、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证明不必受到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的限制，该中心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具有自主的意思表示。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房屋权属的实际状况比人民法院更清楚，这是其职权职责使然。在人民法院并不知晓案涉房屋权属的情况下，其法律文书自然无法对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构成限制。其二、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结论书直接推动人民法院执行措施的实施，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了法律上的影响。结论书本身没有执行力，但其作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采取强制措施的直接依据，假人民法院之手对相关房屋的物权产生了影响。而人民法院所采取的措施又是为了执行裁判文书的内容，实现上诉人的权利。当结论书出现错误时，人民法院势必被误导，其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意义，从而对作为执行申请人的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和事实上的影响。最后，讼争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事实上的影响。其一、上诉人已经胜诉的债权得不到实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其二、上诉人为推动胜诉判决的执行增加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之东流。基于对讼争行政行为的信赖，上诉人放弃了保全债务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机会，将实现债权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人民法院根据讼争行政行为而保全的债务人财产上。为推动胜诉判决的执行，上诉人无数次往返于应城与孝南之间，实地考察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现状以防止债务人违法租赁或出售房屋，催促人民法院对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申请法院对已经网上拍卖而流拍的房屋“以物抵债”。上诉人体力上的付出、精神上的煎熬自不待言，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等直接支出也颇为可观。这些都是基于对被上诉人、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信赖而支出的，都是讼争行政行为误导人民法院、误导上诉人的直接后果，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之，无论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条文来看，还是从其立法精神来看，讼争行为都不属于“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该行为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本案讼争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裁定的结论于法不合。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列举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论证讼争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关注。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中的除外条款以外，上诉人还可以找到讼争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其他依据。为最大限度地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详列如下：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除了十一项确定的列举情形之外，还有一项不确定的兜底条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也就是说，即便不属于前十一种情形，只要对行政机关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不服，行政相对人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扩大受案范围、解决立案难这一立法精神的体现。本案即可归入这一类型。其次，即便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本案也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虚假登记，损毁、伪造不动产登记簿，擅自修改登记事项，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条款的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显然是行政赔偿责任而非民事赔偿责任。而行政相对人追究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责任，自然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因此，这一行政法规已经赋予原告对被告错误出具结论书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本案当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也可视为相对人不服房屋登记机构就查询房屋权属事项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一审裁定将上诉人置于明知行政行为违法却无法寻求救济的境地，背离了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定位。本案讼争行政行为发生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是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的直接依据。从表面上看，具有执行力的不是讼争行政行为，而是人民法院的后续执行行为，但实际上二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本案讼争行政行为本身的错误是客观存在、显而易见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讼争行政行为的错误误导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最终使上诉人在信赖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和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的前提下坐失保全并执行债务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良机，债权无法实现，胜诉判决成为法律白条。在现行法律体系之下，对于一个被行政机关误导的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行为，上诉人是无法寻求救济的，既不能向该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不能提起上诉，更无法申请再审；讼争行政行为也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寻求救济。于是，一审裁定就制造了一个极为尴尬的结局：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通过一个被误导的司法行为导致胜诉判决得不到执行、合法债权得不到保护，上诉人对作为前提的违法行政行为无法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对作为后续的司法行为更是缺乏救济渠道。如此，本案中的行政纠纷将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酵，这无益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背离了行政诉讼解决行政纠纷的功能定位。（五）一审裁定忽略了上诉人因讼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进一步的损害。从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7年1月11日向执行法院出具执行标的房屋无查封、无抵押的结论书那一刻起，上诉人就对该行为产生了信赖利益，上诉人放弃继续寻找并保全债务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就是信赖该行为的表现。很显然，上诉人的信赖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应当得到保护。一审裁定将讼争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在上诉人债权长期无法实现的基础上，剥夺了上诉人就信赖利益寻求保护的资格，给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进一步的侵害。这一裁定一方面违背了行政诉讼法扩大受案范围、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也背离了行政诉讼作为权利救济渠道的基本属性。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讼争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独立的意思表示作出，并通过误导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产生了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影响，该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当被依法撤销。上诉请求：1.撤销安陆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2行初21号行政裁定；2.指令安陆市人民法院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错误地限定了行政案件的诉讼标的以及错误地认定讼争行政行为的性质，将本案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行政诉讼标的是行政事项中的涉及到的权利关系，以及诉讼案件中涉及到的相关义务情况等,个案原告的起诉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一审裁定认为“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17年1月11日出具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是对人民法院查询回复，属于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的一份证据，并非被告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就特定事项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单方的，直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政行为。”该裁定认定的内容明确指向的是“行政行为”，而非上诉人称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所谓“行政行为标的从具体行政行为到行政行为变化”的论断，曲解了原裁定书应有之意，为其主观臆断的观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已经废止，不应当在本案中适用。从该批复请示的内容看：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房产行政登记机关，根据人民法院制送的民事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人的违章建筑，规划、登记在民事案件案外人的私人名下，向其颁发规划许可证、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院的批复为：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第七项“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的行为，不属于该司法解释适用的范围。3．上诉人诉称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行为，对其产生法律上的影响，并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影响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事实上也不可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更不可能对上诉人产生所谓的法律上的影响。其次，造成上诉人债权未能及时实现的直接或根本原因，系上诉人的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造成的，与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再次，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知晓相关情况后，及时与查封法院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孝南区人民法院进行告之和说明，并进行了更正登记，将不动产登记系统中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对案涉不动产的查封为首封，孝南区人民法院的查封更正为轮候查封。最后，讼争的行为对上诉人的不产生实际影响行为。（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采取列举的方式作出了十二项明确规定，并且在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它行政诉讼案件”。从此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必须要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诉请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上述受案范围的规定。2．上诉人诉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已经废止，不应当适用。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第七项“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该规定是指对被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情形，在本案中不适用。4．上诉人还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受案范围第二款（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十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虚假登记，损毁、伪造不动产登记簿，擅自修改登记事项，……）本案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认为上述法条属于物权登记条款与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不是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法条规定的查询主体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指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与查询的不动产有物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上的利害关系，本案案涉行为系应城市不动产管理中心是向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的行为，查询的主体为孝南区人民法院，而非行政主体直接对公民、法人出具查询的行政行为。故该条款在本案中也不能适用。（三）上诉人不是本案的行为的相对人。应城市不动产管理中心出具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是向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并不是向本案上诉人出具的，该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还认为行政诉讼的标的虽然为行政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均具有可诉性，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如果得到二审的支持，无疑是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系事业单位独立法人，主管单位为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但两单位均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对外独立地承担责任。案涉《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加盖有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专用章，系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答辩人虽然为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主管部门，但并不是涉案行为的适格主体。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孝南区法院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出具《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之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本案中，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上诉人的债务人所属房产在先，孝南区人民法院查封在后为轮候查封，被诉《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是应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孝南区人民法院查封执行过程中，向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房产查询档案，不具有对外性，并非行政机关自身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为，也不具有处分性，不具备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查询不动产档案，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范围。一审认定被诉《房地产权属档案咨询结论书》属于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并无不当。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祁国华审判员  张耀刚审判员  彭 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吴冬梅书记员左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