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静，女，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彦，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守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秀强，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高唐农业银行职工，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克平，山东天地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传东，男，1967年3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燕，高唐姜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平，山东金城法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淑静因与被上诉人蒋秀强、王传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3民初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淑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淑静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蒋秀强、王传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综合一审提交证据及庭审情况，足以认定本案是高利贷、套路贷案件，蒋秀强作为职业放贷人，通过现金收款、指定第三方收款等方式收取高息。为了彻查本案事实，让高利贷各参与方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王淑静在一审时提出追加孙玉兰、王述达等人为被告的申请，被一审法院以应另案起诉为由予以驳回，一审驳回追加被告申请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凭蒋秀强提出的“垫付资金、收取佣金奖金、保险合作”等反驳理由，否认双方高利贷的基本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蒋秀强反驳称垫付资金收取高额佣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也没有具体说明是怎么合作的，所谓佣金比例是多少，何时支付佣金,共收取了多少佣金，所谓的合作如果亏损怎么处理，为什么用第三方账户收款等关键问题。高利贷惯用的套路就是以各种佣金、奖金、服务费、合作分红等借口隐瞒高利贷的实质。需要指出，本案中，从王淑静与蒋秀强、王传东、王述达、孙玉兰等人的资金往来记录看出，王淑静向对方转款金额巨大，全国范围内任何保险公司都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此暴利的保险合作佣金比例，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来判断，本案就是高利贷案件，足以证明蒋秀强为规避责任的反驳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没有综合本案事实与证据，认为蒋秀强的反驳理由有可信度及足以推翻王淑静主张的事实，明显错误。三、关于王传东出借银行账户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王传东涉案银行卡为蒋秀强私自办理，王传东不知情。一审判决该认定仅凭王传东和蒋秀强二人的陈述，并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相印证，二人存在利益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四、关于本案的案由，本案在立案之初，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是因为蒋秀强为了隐瞒、转移、获取年利率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的高利贷利益，而采取了向其控制的王述达、王传东等账户转移上述款项的行为，其目的是从表面上看，形成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的款项往来，无法显示高利贷存在，但经过案件调查，蒋秀强在公安机关的证据和在原二审中的证据，都已充分显示王淑静向其支付5953040元，蒋秀强仅向王淑静支付2871200元，双方存在3081840元的巨额差距，在一审足以认定双方存在高利贷关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案由对王淑静进行释明，原告应该根据查明的案由和法律关系变更诉讼请求，如果王淑静拒不变更，一审法院才有权利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特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蒋秀强辩称，一、一审法院驳回王淑静追加孙玉兰、王述达为共同被告的申请正确。王淑静作为一审原告起诉的是王淑静2014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4日通过银行账户转账至王传东名下银行账户21笔款共1609200元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诉讼。审理中法院认为蒋秀强是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被告人，依职权追加蒋秀强为共同被告。法院追加被告后的审理中，王淑静申请追加该1609200元以外的当事人孙玉兰、王述达为被告。更为重要的是，王淑静申请追加被告所涉纠纷正在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民初字44号案件审理中。因此，一审法院驳回王淑静追加孙玉兰、王述达为共同被告的申请正确，不影响王淑静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与诉求。二、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1.王淑静提交的汇款明细、交易流水能够反映王淑静与王传东账户之间往来情况，但因数额不固定、时间无规律，无法直接判断转款原因。王淑静提交高唐县人民法院（2017）鲁I526民初字207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涉案转款系按照高玉华指示用于清偿高玉华的款项，因高玉华否认，故王传东、蒋秀强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其提交的判决书没有认定本案转款系高玉华指示，也未认定本案款项的性质、发生原因，其证明主张不成立。2.蒋秀强提供的十三份反驳证据，有蒋秀强等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及与王淑静银行账户之间频繁的资金往来，有蒋秀强与王淑静的通话录音证明欠款问题的交流内容，有经过公证的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的进行的微信、短信交流款项支付的事实，高唐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王淑静存在经营性融资。反驳证据能够证明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足以动摇上诉人王淑静主张的事实，达到了反驳证据的证明要求。三、王传东不存在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在王淑静未能证明本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况下，根本涉及不到王传东是否对王淑静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综上，原审判决正确，王淑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王传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王淑静的主张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判决公平公正。王淑静在一审的起诉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从一审中王传东提交的涉案银行卡存款凭证、记账凭证均可证实该卡不是王传东办理。从王淑静与王传东亲戚冯金英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王淑静对王传东不是该卡的持有人和使用人是知情的，且认可该款项是与他人来往账目，与王传东没有任何关系。王传东从未办理、持有、使用该银行卡，也未从中获得任何利益。王传东并非银行账户的出借人，其对涉案银行账户的使用无过错，且未获取任何利益。一审法院以王淑静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驳回王淑静的诉讼请求，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淑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蒋秀强返还不当得利1609200元，并自占用之日到还清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判令王传东在上述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王淑静提交的汇款明细、交易流水一宗，拟证明王淑静向王传东账户汇款1609200元以及利息计算起止时间。蒋秀强认为仅能证明转款的事实，不能证明转款原因。王传东认可交易流水的真实性，但称自己没办理过该银行卡，否认该证据与其自身的关联性。经审查，交易流水可以反映王淑静与王传东账户之间的往来情况，但因数额不固定、时间无规律，无法直接判断转款原因。对王淑静提交的高唐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王淑静按照高玉华的指示，向王传东账户转款，用于清偿高玉华的款项。高玉华对此予以否认。判决书要求王淑静另行向王传东主张权利。故王传东和蒋秀强均无法律依据取得并占有上述款项，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述案件起诉日期为2017年1月16日，王淑静以此判决为依据向王传东、蒋秀强主张权利，不超诉讼时效。王传东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淑静的证明目的。蒋秀强认为判决中并未确认相关款项系按照高玉华指示进行。经审查，该判决中仅认定本案所涉资金往来，与高玉华、殷强无关，要求王淑静另行主张权利，并未认定本案所涉转账系高玉华指示进行，亦未认定本案款项的性质、发生原因。对王淑静的证明目的，法院依法不予认可。至于诉讼时效问题，待确认双方法律关系后再予以论证。对王淑静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及管理办法，拟证明出借账户是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王传东作为出借人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王传东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明，且王传东并未出借银行账户，是蒋秀强利用职务之便办理的。蒋秀强同意王传东质证意见，并补充称，该章程、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本案。经审查，中国农业银行确实曾就金穗借记卡印发过相关章程及管理办法，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也确属违规行为。但本案中，王传东对涉案银行卡的办理毫不知情，蒋秀强自认该银行卡系其私自以王传东名义办理并使用。同时王淑静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银行账户借用的事实。故王淑静提供的该章程及管理办法及其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均不适用于本案。对蒋秀强提交的十三份证据，有蒋秀强、王述达、王传东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证明三者之间及三者与王淑静银行账户之间均存在频繁资金往来，有王淑静与蒋秀强的通话录音证明二人关于欠款问题的交流内容，有公证书证明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进行微信、短信交流款项支付的事实，有高唐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王淑静存在职业融资、经营性融资的事实。王淑静虽然对多数证据均提出异议，但无法解释上述证据形成的原因，即无法否认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王淑静在庭审之初提出涉案款项系无法律依据或根据由蒋秀强占有，后更改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要求法院按照查明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王淑静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本就存在疑问，蒋秀强向法院提供了更多的双方资金往来的证据。法院认定王淑静与蒋秀强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对王淑静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的不当得利关系，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义务就自身的主张提供证据。王淑静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又在庭审中称系借贷。其在诉讼中不如实陈述的行为，既不诚信，也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蒋秀强与王淑静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双方就资金往来的原因各执一词。王淑静称系借贷关系，支付了高额利息，要求返还。蒋秀强称系垫付资金关系，取得了佣金、奖金，非高额借贷。王淑静对自身主张的高息借贷的本金数额及高利息支付的详细情况，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亦无法做出明确的陈述与合理的解释。同时，蒋秀强所称二人之间系垫付资金、“保险合作”关系，具有一定可信度，其提供的证据足以动摇王淑静所主张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王淑静主张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已确认不存在，其嗣后主张的高息借贷事实亦因蒋秀强的举证以及王淑静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不充分的举证而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王淑静主张的双方之间系高息借贷且已支付远超法律保护限度的利息的事实，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王传东主体资格，王传东并非银行账户的出借人，其对涉案银行账户的使用无过错，且未获利益，其不应承担责任。因王淑静尚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故不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综上所述，王淑静要求王传东、蒋秀强返还不当得利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王淑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83元，由王淑静负担。本院二审中，王淑静提交证据一、从裁判文书网检索的判决书两份、执行裁定书两份，证明：蒋秀强本人的职业是农业银行职工，往年存在一些涉及借贷的诉讼案件，是职业的放贷人；证据二、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的微信记录共70页，证明：在微信记录中显示双方的借贷关系以及利息的计算方式，是一天百分之一—千分之八，来源于公安机关。王传东对上述证据质证称，王淑静陈述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均未涉及王传东，不发表意见。蒋秀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淑静想要证明的问题，一方面判决书所载明的借款数额较小，仅为25000元，对本案纠纷的性质没有影响，对另一份判决书意图证实蒋秀强为银行职工，蒋秀强在回答自己的身份时，已经如实陈述自己银行职工的身份，该身份对王淑静的诉求没有任何证明力。王淑静提交的证据二，微信记录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王淑静称该证据来源于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该证据来源的不合法性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公安机关侦查卷宗不是对社会公开的文件材料，王淑静称其自身取得该材料，其自称的来源渠道不合法，因此该证据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从该证据的内容看，双方之间的交流内容，能够证明双方的资金往来，但不能证明蒋秀强对王淑静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事实和理由。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从一二审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来看，双方的确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但双方对资金的性质、用途、转款的原因等各执一词。王淑静主张其与蒋秀强之间系高息借贷关系，高息部分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而蒋秀强则主张双方存在垫付资金关系，其取得佣金、奖金等，并非高额借贷。王淑静对其主张的高息借贷的本金数额及高息支付的详细情况，无法作出明确的陈述与合理解释。从双方提交的大量证据及法院查明的情况来看，虽然其中有关于借条或利息的陈述，但蒋秀强转给王淑静的款项有部分是其所借亲戚朋友的款项，不足为奇，另从其他关联案件中也能证明该事实。故蒋秀强所举证据足以反驳王淑静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认定蒋秀强的主张更具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王淑静针对自己的主张，证据不足，其诉求应予驳回。其可待证据充分或发生新的事实后另行主张权利。经查明能够认定王传东对涉案银行卡的办理及使用不知情，均系蒋秀强所为，故王淑静要求王传东承担责任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一审中王淑静申请追加孙玉兰、王述达为被告并追加诉求，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因本案款项仅系通过王传东名下账户支付，而其他款项系通过孙玉兰、王述达名下账户支付，且涉及孙玉兰、王述达账户案件已另案处理，故一审未予追加，并不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淑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83元，由上诉人王淑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繁奎审判员  石 鑫审判员  孙久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王蕾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