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华清，女，197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桂林，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上诉人丈夫），男，1972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曹驰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三水街道南京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685349802F。法定代表人：陈艳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珊珊，江苏清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维，男，1983年7月24日出生，住泰州市姜堰区。上诉人许华清为与被上诉人泰州市曹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曹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苏1204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华清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为“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剩余货款8320元后十日内向上诉人交付13件（每件6瓶）38度水晶剑南春酒”。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欠款单的记载顺序认定有误：一审判决书认定：“……在‘未付款88320-×××’的右侧记载‘补发7张券’。后被告工作人员石维将‘335270:20000’予以涂销，将该笔款项转到案外人邓会平的名下，并在案外人邓会平的《欠款单》（提货单）上记载335270:20000。”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的过程，并不能认定该欠款单的记载顺序。这是法官的主观想象。案件事实是，上诉人和案外人拟临时拼单购买400箱酒，以享受更为优惠的奖励政策。案外人陈善华欲支付40000元，支付20000元后因为余额不足，想回家取款（因为平时只要支付少部分款项，余款在送货时再行支付；但本次订货会多缴货款可以领取更多的奖券）。上诉人询问情况后便为其代缴20000元，该20000元通过支付宝缴纳，支付码为335270。支付完毕后，被上诉人案场会计人员石维登记了支付码，随即，上诉人将单据交给另一会计登记，该会计指出，不许多领奖券（其以为上诉人在单据上多记的目的是为了多领奖券），该份欠款单据上已超过付款金额，应转登记到其他单据上。上诉人便要求石维将该20000元付款转记至另一份拼单的邓会平的欠款单上，并由另一会计在邓会平欠款单的下方进行了确认和记载。其后，上诉人去领券处领取奖券，工作人员记载“补发7张券”。上述情况更符合生活逻辑。因为如果上诉人不是当场要求石维进行转登记，石维作为一名从事会计工作多年的从业人员，是不会贸然在单据上进行更改的。况且，即便不认可上诉人的该陈述，也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书作出的前述事实认定。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上诉人主张已支付货款80000元，提供被上诉人开具的欠款单加以证明。该单据上载明，上诉人应付的款项为88320元，逐一扣减缴纳款项后，尚欠款8320元。单据上的字迹为被上诉人会计所写。该份证据是原始书证，且是直接证据，证明该账单已付款项8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抗辩）该欠款单记载错误，在20000元转记至另一单据时，被上诉人的案场会计未能在下方划去20000元。对于该事实，被上诉人也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全部为间接证据。证据一为案外人邓会平和上诉人的欠款单，以证明从上诉人的单据上转款20000元至案外人邓会平的欠款单上。对这一事实，上诉人是认可的，且有证据加以证明。但显然，如果如被上诉人庭审中陈述，“单据上记载的‘40000(现）’包含该20000元”，涂销“335270:20000”时理应在下方划去20000元，才为合理。证据二为微信和支付宝支付货款的记录，但该证据对交付现金的情况没有记载，从该证据并不能知道上诉人一共缴纳多少货款，有无少缴货款。证据三为在派出所调解时的谈话录音，以证明被告无法说清货款交给谁了，其实交给谁并不重要，只要货款缴纳的情况及时记载，有错误当场纠正即可，该证据与案件的要件事实无任何关联，证明力极其微弱。证据四以证明缴纳现金、刷卡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均可记为现金。对此，我方也予以认可，但用现金支付同样记载为现金方式。综合被上诉人的证据，并不能得出我方少缴20000元货款、欠款单的记载确有错误的结论，也无法确切证明下方的20000元应该划去但没有划去。显然，我方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更强。对我方提供该强有力的欠款单，如被上诉人认为欠款单记载有误，显然应由被上诉人加以举证证明。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因为买受人负有交付货款的义务，所以只要发生货款争议都应由买受人举证，所以买受人要举证证明在涂销前支付×××0元（在支付宝支付20000元前已支付80000元）货款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从而导致实体判决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曹驰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方认为一审法院对欠款单记载顺序有错，我方不认可。一审法院基于双方在庭审中举证及证人出庭情况，进行综合认定的事实。2、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不予认可。本案双方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买方应当承担证明其支付货款及以及如何支付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上诉人并无不当。3、从上诉人刚才接受二审法院询问所作的回答内容，并结合一审上诉人庭审陈述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在支付3万元现金后有没紧接着支付2万元现金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结合一审及二审调查事实，上诉人一方所作的相关解释违反常理，相关观点我方一审已经阐述和抗辩。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提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一审许华清的诉讼请求：1.曹驰公司向许华清交付40箱（每箱6瓶）38度水晶剑南春酒；2.曹驰公司赔偿许华清迟延交付损失2790元；3.曹驰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0日，曹驰公司在黄河大酒店举办剑南春订货会，许华清订购38度水晶剑南春酒40箱，货款88320元，经现场结算确认，许华清付款8万元，尚欠货款8320元。数日后，曹驰公司突然与许华清交涉，称许华清少付2万元货款，并以此为由至今未交付货物。曹驰公司拒绝交付货物的行为损害了许华清的合法权益，导致许华清产生损失。一审曹驰公司辩称：订货会当日，虽然曹驰公司在结算的欠款单上载明许华清已付款8万元，但由于许华清称其多付款2万元，曹驰公司工作人员石维审核不严，将其中2万元转到案外人邓会平名下，许华清实际仅付款6万元。曹驰公司当日晚上盘账时发现差错，随后即与许华清交涉，但许华清不予认可。由于许华清未全额付款，曹驰公司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暂不交付货物。许华清主张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许华清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0日，曹驰公司在黄河大酒店举办剑南春订货会。在订货会现场以现金、微信、支付宝和借记卡(现金卡)付款的，每1万元奖励2瓶酒，以信用卡（透支卡）付款的，每2万元奖励2瓶酒，订货数量达到400件（箱）的另有奖励。曹驰公司工作人员在《欠款单》上记载订货人支付的款项，特别是以微信、支付宝支付的，每一笔均记载支付码和金额，同时根据记载内容进行结算汇总，载明已付款金额和未付款金额。为了达到400件，许华清与案外人邓会平等人拼单。许华清以自己名义订购100件，订货会之前已订购60件，订货会当日又订购40件，其中包括案外人孙丘明、陈善华每人订购的20件。订货会现场，许华清先以微信支付1万元，曹驰公司工作人员在一式几联的《欠款单》上进行记载，内容为：许华清，38度水晶40件，单价2208元，金额88320元；“032853微信×××”，“未付款88320-×××/下欠78320”。记载完毕后，曹驰公司工作人员将《欠款单》提货联交给许华清。后许华清又继续付款，曹驰公司工作人员在许华清持有的《欠款单》（提货联）上继续进行记载，在“下欠78320”的下面记载“-30000（现）/下欠48320”，接着下面记载“-40000（现）/下欠8320”；在“032853微信×××”右侧记载“335270:20000”，在“未付款88320-×××”的右侧记载“补发7张券”。后曹驰公司工作人员石维将“335270:20000”予以涂销，将该笔款项转到案外人邓会平的名下，并在案外人邓会平的《欠款单》（提货联）上记载“335270:20000”。关于许华清40件货款的支付，双方没有争议的是：1.12时23分10秒，许华清通过微信成功支付1万元，支付码为032853；2.许华清支付现金3万元；3.12时34分24秒，案外人陈善华用自己的借记卡为许华清支付2万元；4.12时38分0秒，许华清通过支付宝成功支付2万元，支付码为335270。双方有争议的是，许华清有没有在支付现金3万元后，接着再支付现金2万元。许华清主张其微信支付1万元后，又将随身携带的3万元现金交给曹驰公司工作人员，曹驰公司工作人员在其持有的《欠款单》（提货联）上记载“-30000（现）/下欠48320”，接着案外人孙丘明又交给其2万元现金，加上案外人陈善华刷卡支付的2万元，合计4万元，《欠款单》上记载的“-40000（现）”就是这4万元，最后以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是多付的，曹驰公司发现后就转给了案外人邓会平。曹驰公司主张许华清微信支付1万元、现金支付3万元后，没有再接着现金支付2万元，《欠款单》上记载的“-40000（现）”系案外人陈善华刷卡支付的2万元和许华清最后以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括注的“现”，不仅包括现金支付，还包括微信、支付宝、借记卡支付的，括注“现”是为了让发放奖券的工作人员识别，因为以现金、微信、支付宝、借记卡支付的，每1万元发1张奖券，以信用卡支付的每2万元发1张奖券。曹驰公司工作人员石维是在许华清提出多付2万元后，由于审核不严，才将最后支付的2万元涂销，并按许华清要求转到案外人邓会平名下的。订货会当晚，曹驰公司盘账发现账目有差错，核查后认为许华清的账目有2万元差错，与许华清对账，许华清不予认可，双方发生纠纷。2018年12月24日，在公安机关调处时，许华清陈述由于案外人陈善华卡里的余额不足，她才以支付宝支付2万元的。警察一再追问2万元现金交给曹驰公司哪位工作人员，许华清以现场太乱、曹驰公司工作人员统一着红色服装为由，回答不知道。案外人陈善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也证明其20件的货款大约4万元，由于其卡内余额不足，其仅刷卡支付2万元，另2万元是许华清以支付宝支付的。诉讼过程中，许华清未说明在《欠款单》已注明下欠8320元的情况下，为什么继续以支付宝再支付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许华清、曹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许华清的义务是向曹驰公司支付货款，在双方对支付货款的金额发生争议时，许华清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曹驰公司工作人员石维将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涂销前已支付货款10万元，但许华清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首先，许华清提交的《欠款单》（提货联），如果曹驰公司工作人员石维没有将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涂销，根据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只能证明许华清订购的40件货款已支付8万元，不能证明其已支付货款10万元，许华清现场付款的目的是获得奖品，《欠款单》（提货联）上记载“补发7张券”，也说明其在微信支付1万元后付款7万元，如果许华清诉称属实，《欠款单》（提货联）上应当记载“补发9张券”；其次，其诉称先支付的3万元现金是其随身携带的，未举证证明，之后支付的2万元现金是案外人孙丘明的，但仅有孙丘明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如果案外人孙丘明确实向许华清交付了2万元，不排除许华清支付的3万元现金包含案外人孙丘明的2万元，因此许华清主张其先后支付现金5万元，证据明显不足；第三，曹驰公司工作人员括注的“现”肯定不是仅指现金，因为按照许华清自己的陈述，《欠款单》上记载的“-40000（现）”包括案外人陈善华刷卡支付的2万元；第四，许华清和案外人陈善华一致陈述，许华清最后以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是由于案外人陈善华卡内余额不足，许华清代陈善华支付的，这一事实足以排除许华清最后支付的2万元是多付的；第五，公安机关调处时，许华清不能说明其诉称的2万元现金交付给曹驰公司的哪位工作人员；第六、诉讼过程中，法庭多次要求许华清说明在《欠款单》上已明确记载下欠8320元的情况下，为什么继续支付2万元，许华清未说明原因或理由。综上，在许华清同意将最后以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转到案外人邓会平名下，作为案外人邓会平支付的货款后，许华清实际向曹驰公司支付的案涉订单的货款为6万元，许华清要求曹驰公司交付其订购的40件酒，尚应向曹驰公司支付货款28320元。曹驰公司对许华清已支付6万元货款的事实无异议，曹驰公司应当及时将相应的货物交付给许华清，曹驰公司未交付应承担赔偿许华清损失的责任，由于许华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损失金额，参照6万元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加之曹驰公司管理不当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之一，对许华清要求曹驰公司赔偿损失279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泰州市曹驰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许华清交付27件（每件6瓶）38度水晶剑南春酒；二、泰州市曹驰商贸有限公司在收到许华清剩余货款28320元后十日内向许华清交付13件（每件6瓶）38度水晶剑南春酒；三、泰州市曹驰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许华清损失279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4元，由许华清负担458元，泰州市曹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626元（许华清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剩余的1626元，由曹驰公司向其直接交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曹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许华清）。二审中上诉人代理人补充陈述：1、奖券是在款项缴纳后到另一处领取的，交款和领券的位置有一定距离。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庭审提出的重要问题未予回应，被上诉人认为单据记载的减4万（现）包含的款项为陈善华刷卡支付的2万元，和上诉人通过支付宝（支付码335270）的2万元，而两次支付的时间间隔为3分36秒，当时已经过了午饭并且现场交款人数多，会计会不会耐心等待，将两笔款项记为一笔，这么重要的问题法官未予理会，判决书中未予回应。许华清陈述交款过程：在开会之前我就和邓会平商议凑一个大单，享受优惠政策，我到现场后，我的单子可以开100件小单，邓会平单子可以开300件，比较划算。之后去曹驰公司开单据，前期有个60件可以算这次活动里，所以我单据只能开40件，金额88320元，我想交个1万元定金就可以了，他们说1万只能领1张奖券，他们让我干脆直接把剩下的款项全部交齐，我交了1万，包里还有3万现金，是陈夕发和王后芳给的货款，我在交3万元之后孙丘明看到我交款，没几分钟，他就拿了2万元现金给我，我也交给被上诉人的会计，因为陈善华在和我讲话，我没有注意交给谁。陈善华要刷4万元，但他卡上只有2万元，就先刷了2万元，说要回去取钱，我说时间不早了，我支付宝上有，帮你垫交一下，所以我支付宝刷了2万元，他会计发现多了，说账单上不好多交，这时候邓会平也在交钱，我跟邓会平讲把2万元转给他，当时姚某也想把钱打到我账上，看到我账上不好打，也就转到邓会平的账单上，我的钱交好以后到另外一名会计那里领8张奖券。以上就是我交的全部过程。……因为400件让一个人拿不出80多万，所以要找人拼。活动前没有商量，是现场才商议的。上诉人申请证人姚某作证：我当时在打款的吧台前，和我一起打款的老陈因为卡里钱不够，要回去了，许华清说你不要回去拿，我帮你打，我在旁边听到也看到了。她先去的，我去送货去的晚点，本身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后面打，去早了也没有用，老陈在我后面去的。我是在活动过程中看到她交款，我打款慢点，我打款之前看到她交款的。有（语言交流）。她说她有现金，把现金都交了，而且她确实也交了，具体交多少、交给谁我也不知道。她拿了一沓钱，从包里拿出来交，老陈过来之后，她又去交钱，我没有跟着他们。印象中她交了两次，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有一段时间。应该都在陈善华交之前。被上诉人曹驰公司提交现场记账底单及陈善华的2万元刷卡底单，说明就是记账底单上POS机栏下刷的现金卡2万。上诉人许华清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如果这份证据是真实的，如此重要证据，为什么在一审被告方没有向法庭提交，如果是真实的这是一份直接证据，无需通过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没有交纳2万元现金。其次在这份证据上有改动的笔迹，许华清现金卡上面写的4万元，后面改成2万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现场是很混乱的，完全可能把现金和POS机记在一起，回去在进行改动，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作为原始凭证理当一审中提出，形成时间无法确认，许华清名下10万元，曹驰公司将现金卡40000元改成20000元，邓会平30000元的一笔账不知记到何处，账目混乱。本院对一审确认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亦予确认。对双方举证的真实性及是否达到据证人的目的，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予以分析。本院认为：一、曹驰公司在促销活动现场，对收取现金不另据票据，财务管理混乱，是导致办案讼争的主要原因，且在发现账目误差后，扣留多人货物，有违商业信用。且从事促销活动时，未完善活动规则，允许现场涂改，导致现场管理混乱，曹驰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二、在曹驰公司发现账务误差后，经过核对与许华清发生纷争。本案的主要焦点是2018年12月20日许华清欠款单-40000元（现）的组成？许华清主张系其缴纳了20000元现金和陈善华的20000元刷卡构成。曹驰公司认为系陈善华的20000元及许华清的20000元支付宝转账构成。基于此主张曹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一是“欠款单”上的“（现）”不仅代表现金，还代表除信用卡支付之外的缴费，都可以作为现金获得活动奖励；二是原始记载证明12月20日并不存在现金误差，只是账目记载有误。因许华清支付宝转账的20000元记账到邓会平名下，故在其单据上划去。对曹驰公司证明的第一点，双方基本认同，因该40000（现）中，包含陈善华的转账20000元同样不是现金支付，另邓会平在一审作为证人也说明，知道活动规则所以才拼单，且许华清也存在微信付款、现金付款、支付宝付款多种形式，且领取了奖励劵，故能确定“-40000元（现）”不是必须现金组成。对曹驰公司据证的第二点，许华清质证认为，作为原始凭证理当一审中提出，形成时间无法确认，许华清名下10万元，曹驰公司将现金卡40000元改成20000元，邓会平30000元的一笔账不知记到何处，账目混乱。本院亦认为，该记账为曹驰公司单方记录，非双方签认，且为二审审理中，应本院要求提供，仅可作为本案审理的参考。本院详细核实了该记账，所有改动部分（除许华清、邓会平）均为开票金额、核销到账后，对未付款部分的改动，现金收取均有挂零现象。2万元以上现金缴纳仅许华清与邓会平，而邓会平在一审中对单据上3万元被划去的回答是：“大约是第三天下午，曹驰会计到我这儿来对账，其他都对应到，但是将这些数字相加时，就超过了我已付的44万元，变成了47万元，查我的付款，也就只查得到44万元，而我也确实这个3万元没交，所以他就认为这个3万元是多写的。他就将这个3万元划去了。”从邓会平的证言反映，曹驰公司在活动现成较为混乱，在活动后进行过必要的核对。而对照许华清名下的记载，现金30000、微信×××、支付宝20000、POS机现金卡40000，现有划痕将现金卡40000的4划去改成2，明显可见争议的是现金卡40000元的确认问题。该意见与公安部门参与处理时的陈述一致，曹驰公司自始认为系40000元现金卡争议，否认收到现金20000元；而按照许华清的说法现金部分应该记载为50000元。故许华清对主张缴纳20000元现金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许华清所主张的20000元现金的缴纳，来源与孙丘明。1、根据孙丘明的陈述其“听说交现金的话还有奖励”“12点出头（回家）（返还现场）10多分钟”，为了优惠订了20箱，“我看到许华清在排队，她问我带现金没，我就将2万元给了原告”“具体账目没算，没结账，酒没拿到”。而许华清自始只说明孙丘明给了2万元，没有说明其要求拼单，也没有要求过孙丘明给付多少钱款；对陈善华要求拼单的20箱双方有沟通和协商且存在代付款行为，双方陈述经过基本一致，因此本院对孙丘明的证言存疑，孙丘明对现金的解释有局限性，且根本不能清楚陈述20箱酒的价款是多少，以及其与许华清的关系、如何协商及协商结论。2、许华清陈述20000元现金缴纳在30000元后，而孙丘明看到许华清在排队，如一次性且以许华清一人的名义缴纳，应当记载为50000元，而欠款单上记载现30000，说明两笔款项并非一次性缴纳；而许华清陈述缴纳20000元时与陈善华在说话，没有注意交给了谁，但陈善华陈述，“我之前不认识孙丘明，他好像在我之前交钱的，我是后来和孙丘明一起去要钱的时候认识他的”。二审证人姚某陈述：印象中她交了两次，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有一段时间。应该都在陈善华交之前。许华清及证人所陈述12点23分以后许华清微信支付×××元至12点38分许华清支付宝支付20000元共15分钟期间，现金交付30000元、现金交付20000元，陈善华刷卡20000元，所发生的事情，除陈善华的协商一致外，其他无法印证，而30000现金的缴纳还进行了记账确认，故许华清缴纳20000元现金的主张不能得到确认；3、虽本案纠纷所购买的酒拖延了交付。而许华清领取了8张奖券，陈善华说明“那两瓶酒是许华清带给我的，我交完款就走了。”邓会平陈述“原告给我酒了，另外曹驰商贸扣了我10箱酒。”说明因纠纷时间拖延，各拼单人员还是对已经明确的部分进行了交付。而孙丘明陈述“具体账目没算，没结账，酒没拿到”，即从活动后的交往情况，许华清未成认为收到孙丘明20000元现金应当有给付其奖励，由此不能推定孙丘明有参与拼单并给付现金的行为。综上，上诉人许华清的上诉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综合考虑本案标的的价格变化及平衡双方的利益，判令曹驰公司在收到货款同时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并赔偿许华清损失合情合理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8元，由上诉人许华清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云审判员 李志霞审判员 李 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