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0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466号神舟新天下华赛工业区1号楼3楼301。法定代表人：庄少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辉，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华鲁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伯乐路288号3楼301。法定代表人：时文，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历下安科电子产品经营部，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花园庄东路39号达盛鑫苑3号楼1—306。经营者：王世萍，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萍，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济南市市中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春华，山东国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华鲁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通公司）、济南历下安科电子产品经营部（以下简称安科经营部）、王世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三被上诉人返还款项20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还款之日止）；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1.游某或李某不是安尼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具有法定的代表权。游某或李某均以个人名义与华鲁通公司达成相关事项，未有证据可充分证明为代理安尼公司进行的代理行为，费用明细记载的主要债务均为李某个人所应承担，为其个人与案外人吕宝森的借款，游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与安尼公司没有关系。2.对账程序及内容应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账务，不应包含个人债务，且应由公司财务人员核对，最终加盖公章或财务章进行确认。3.游某或李某从未作为安尼公司代理人与华鲁通公司为与湛江华讯公司垫资的相关民事行为或持有代理权的证书。华鲁通公司知道安尼公司借用其银行账户为湛江华讯垫资，明知或理应知道游某没有安尼公司的代理权。如此大金额的账目核对及对双方会产生较大影响后果的行为，华鲁通公司也未向安尼公司财务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核实或要求加盖公章或财务章进行确认，存在一定过失，不应受到保护。4.原审判决仅依据安尼公司未向华鲁通公司提出异议或催讨辨得出构成表见代理的结论，有失公允。5.安尼公司向华鲁通公司转账450万元为操作错误所致，实际上是安尼公司通过华鲁通公司的银行账户为湛江华讯公司进行垫资。华鲁通公司将尾号5669的银行账户交由安尼公司于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独立掌控使用，上述银行账户的授权管理人为安尼公司的财务人员，华鲁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认可上述银行账户由安尼公司掌控使用。华鲁通公司与湛江华讯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约定的“税额费用补偿”足以说明安尼公司通过华鲁通公司银行账户垫资的事实。安尼公司汇款项时明确备注为“遂溪项目工程款”，表明该笔款项的用途湛江华讯公司垫资使用，本意是转入尾号5669的银行账户。被上诉人华鲁通公司辩称，1.华鲁通公司与安尼公司合作业务多年，安尼公司告知华鲁通公司李某是公司法人、董事长、总经理及公司大股东，游某是安尼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业务，并且持有该公司一定股权。安尼公司与华鲁通公司合作业务期间均由游某代表安尼公司与华鲁通公司联系、沟通业务，华鲁通公司除了游某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李某外，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接触，有理由相信游某有代理权。2015年10月20日游某代表安尼公司从深圳来到山东济南专门解决450万往来款问题，双方对账完毕，游某在对账过程中多次现场电话请示安尼公司，在公司同意后在费用明细表上签上李某的名字，游某作为处理事件的证明人亦在明细表下方签字。游某签字后表示华鲁通公司把剩余的250万返还后两公司就该450万往来款之事全部了结。2.费用明细表的标题是安尼公司应当承担的费用，安尼公司主张该费用为李某个人债务不是事实。游某是安尼公司的副总经理，代表安尼公司对账，负责公司全面事务。对于李某和吕宝森的个人债务在明细表亦明确注明，与安尼公司和华鲁通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没有关系。3.安尼公主张华鲁通公司知道借用其银行账户为湛江华讯垫资，明知或者理应知道游某没有代理权及《项目合作合同》中约定的税额费用补偿的事实与本案无关，是安尼公司的主观臆断。被上诉人安科经营部、王世萍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维持。本案是合同纠纷，安科经营部、王世萍和安尼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和款项往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安科经营部、王世萍不应当为本案被上诉人，不应当向安尼公司承担责任。安尼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被告华鲁通公司、安科经营部、王世萍共同返还款项200万元；2.判令三被告华鲁通公司、安科经营部、王世萍共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还款日的利息；3.判令三被告华鲁通公司、安科经营部、王世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安尼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以遂溪项目工程款名义向被告华鲁通公司账号为74×××00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4500000元。被告华鲁通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向原告安尼公司返还了50万元。2015年10月20日，原告安尼公司副总经理游某（亦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之一）在被告华鲁通公司提出的《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上欠款人处签署了“李某”名字并在证明人处签署了其个人姓名。费用明细中列举项目分别为“所交税款706349.81元”、“已付340000元利息8个月40800元”、“未付款366349.81元利息10个月54952.47元”、“李某还吕宝森本金843373.76元”、“李某还吕宝森欠款利息843373.77元”、“深圳安尼应缴税款14500000元×0.015=217500元”合计2000000元。明细表下方注明：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打来往来款450万元整，扣除其应承担款项计200万，余款250万元返还，另外截止到2015年10月30日，深圳李某欠吕宝森本金1861746.24元、利息863924.09元，本金月息2分，由李某继续借用，按月付息，累积到2015年10月底所欠利息863924.09元，每月至少还1.5万元，并按月签字确认所欠款项，所有利息不按期还款将会于次月按2分计息。当日，被告华鲁通公司向原告安尼公司转账返还了200万元。2017年7月12日，原告安尼公司向被告华鲁通公司发出了一份催款函，以被告华鲁通公司将原告安尼公司因工作疏忽汇入的450万元据为己有拒不返还为由，要求被告华鲁通公司于收函后7日内返还款项。被告华鲁通公司未予回应，原告安尼公司遂于2017年9月30日向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该院裁定移送至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另查，原告安尼公司与被告华鲁通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合同》，约定双方就遂溪县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开展业务合作，合同系统信息服务费总价19440000元。合同约定了被告华鲁通公司的收款账户为账号81×××01的招商银行账户。原告安尼公司与被告华鲁通公司均确认，被告华鲁通公司该银行账户于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由原告安尼公司使用，并于2016年12月销户，期间原告安尼公司以遂溪工程款名义向该账户转款800万元并随即将款项转出。诉讼中，原告安尼公司主张上述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的关系仅是原告安尼公司委托被告华鲁通公司向案外人支付垫资款，被告华鲁通公司对原告安尼公司的该主张不予确认。另查，被告华鲁通公司2015年10月12日收到原告安尼公司转来450万元后，随即将款项支付给了被告安科经营部，被告安科经营部又将其中400万元转账支付给了被告王世萍。另查，原告安尼公司为香港安普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李某于2012年10月9日受让该公司94%股权成为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之后经多次股权转让，2015年4月15日，李某出资比例降低为47.57%并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仅担任原告安尼公司董事、总经理。吕宝森于2014年6月30日成为被告华鲁通公司出资比50%的股东，之后经增资其出资比例降低为8.62%。诉讼中，游某称其签署《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时对于明细表中所有款项均汇报李某取得确认后才署名的。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华鲁通公司提出的《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记载的抵扣及返还款项内容、被告华鲁通公司实际返还250万元的行为均可以反映原告安尼公司与被告华鲁通公司就涉案450万元本属被告华鲁通公司应予返还的款项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游某代李某签署的《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的法律后果是否应由原告承担的问题。经审查，原告安尼公司在向被告华鲁通公司转出涉案450万元后，并未指派其他人员与被告华鲁通公司进行交涉，仅由其公司副总经理游某签署被告华鲁通公司拟定的《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可以推断游某与被告华鲁通公司进行交涉属其履行原告公司职务行为。游某陈述其对明细表中所有款项均经原告安尼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时任原告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李某确认后署名，且游某签署《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当日被告华鲁通公司按该明细内容返还款项后近两年时间，原告安尼公司并未向被告华鲁通公司提出异议或催讨，即便游某上述署名行为实际上超出了原告安尼公司的授权范围，被告华鲁通公司也有理由相信游某的上述行为可以代表原告，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原告安尼公司与被告华鲁通公司就涉案450万元的处置已形成合意。原告安尼公司向请求被告华鲁通公司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安尼公司就该款项与其股东李某、行为人游某之间发生的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原告安尼公司请求被告安科经营部、王世萍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安尼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安尼公司自行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另查明，安尼公司与案外人湛江市华讯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迅公司）签订《关于遂溪县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合作合同》及《协议书》，约定安尼公司通过华鲁通公司将工程预付款1944万元及作价856万元的设备材料依约交付后，安尼公司即完成协议约定的垫资义务。2015年5月28日安尼公司向华鲁通公司账户账号79×××69转款1000万元。华讯公司于5月29日出具收据以兹证明收到安尼公司通过华鲁通公司转付工程预付款1000万元。再查明，华鲁通公司提交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实安尼公司支付华鲁通公司信息服务费13921999元，安尼公司尚欠支付5518001元。原审法院认定安尼公司与华鲁通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约定华鲁通公司收款账户账号81×××01存在差错，该账号系安尼公司账户账号，华鲁通公司账户账号为79×××69。本院认为，《安尼公司应承担费用明细表》表明安尼公司向华鲁通公司汇款450万元后，安尼公司与华鲁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李某就该450万元的返还事宜进行了结算，该明细表体现的款项内容既有安尼公司的应缴税款也有安尼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某与案外人吕宝森的个人债务结算，安尼公司副总经理游某经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某同意，代表李某在《安尼公司应承担费用明细表》上签名确认，游某作为证明人亦签名确认，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1.游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游某在《安尼公司应承担费用明细表》上代表李某签名是代表安尼公司还是代表李某个人；2.华鲁通公司取得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对此，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游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致使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行为，行为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本人承担的代理。本案中，游某作为安尼公司副总经理在明细表上签名时知道李某已经不是安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明细表上代表李某签名已不能代表安尼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游某确认代表李某签名系得到李某而非安尼公司的认可。游某本人特地以证明人而并非以代理人的身份签名，且在代李某签名后另外以括弧内书写‘代李某’的文字，表明游某本人并没有用行为或语言对外以安尼公司代理人自居的意思表示，同时亦无其他证据显示游某系以安尼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华鲁通公司为民事行为；反之，华鲁通公司即使不知晓安尼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发生变化，但其对游某以证明人而非以代理人身份签名的行为应当具有足够的认知和判断，尤其在与游某处理的不仅仅是安尼公司的债务还包括李某个人债务的情况下，华鲁通公司仍然同意游某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名，足以表明其明知游某仅代表李某个人而非安尼公司。因此，尽管游某专门就450万元汇款的返还事宜与华鲁通公司进行协商，但并不表明游某系代表安尼公司就450万元汇款返还事宜与华鲁通公司进行协商。华鲁通公司称游某多次代表安尼公司专门负责处理450万元汇款事宜，但仅有证据证明游某处理了450万元汇款，没有证据证明游某代表安尼公司，而华鲁通公司在诉讼中称游某的身份及处理专门事项的行为足以使其相信游某的行为代表安尼公司，这与游某仅代表李某签名的事实不符，只能表明华鲁通公司没有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综上，游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不构成表见代理。2.关于华鲁通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致使他人受有损失的事实。现有证据表明，安尼公司与华讯公司、华鲁通公司均签订项目合作合同，合同中约定的项目名称、实施地点相同，应为同一工程项目，根据合同约定，安尼公司应向华讯公司支付工程预付款1944万元，应向华鲁通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1944万元。2015年5月28日安尼公司向华鲁通公司账户账号79×××69转款1000万元（双方确认该账户账号于2015年5月至12月期间由安尼公司使用），华讯公司于5月29日出具收据以证明收到安尼公司通过华鲁通公司账户账号79×××69转款1000万元，该款项表明安尼公司履行了与华讯公司的合同约定。安尼公司称与华鲁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华鲁通公司仅配合安尼公司向华讯公司付款，华鲁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安尼公司向其支付了信息服务费，其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系本案合同中安尼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产生的税费。而2015年10月12日安尼公司向华鲁通公司账号为74×××00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50万元备注为遂溪项目工程款，并非信息服务费。由此可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安尼公司与华鲁通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已实际履行。华鲁通公司取得安尼公司的450万元汇款并无合法依据。鉴于安尼公司在2015年5月至12月期间使用华鲁通公司账户账号向华讯公司转款的事实，安尼公司称因工作疏忽将450万元汇入了华鲁通公司另一账户的理由具可信性，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安尼公司向华鲁通公司汇款450万元后游某与华鲁通公司签名确认《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游某的行为仅代表李某个人而不是安尼公司，《深圳安尼应承担费用明细》不能作为安尼公司与华鲁通公司债权债务结算的依据，华鲁通公司取得安尼公司45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其仅返还250万元，尚有200万元不予返还，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20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济南华鲁通科技有限公司返还上诉人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2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10月13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负担8800元，由被上诉人济南华鲁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负担8800元，被上诉人济南华鲁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志坚审判员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魏思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