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04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卢国义，男，196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臻，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官欣，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黄锦容，男，195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山，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云，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伍佑明，男，195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小云，女，195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两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有声，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卢国义因与被申诉人黄锦容、伍佑明、姚小云财产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01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272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抗19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许远洲、书记员王威祖出庭履行职责。申诉人卢国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臻、李官欣，被申诉人黄锦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山、陈剑云，被申诉人伍佑明、姚小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有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认定卢国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房屋产权名为伍佑明、姚小云所有，实为卢国义所有，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本案中，卢国义掌握诉争房屋所占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票据及缴费单据原件、《设计施工图纸》、综合月报表、工程结算单等材料，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出资建房的事实。而伍佑明、姚小云除提供房管部门登记的档案资料外，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讼争房屋的自建情况，并且在（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820号案（以下简称820号案）庭审中伍佑明、姚小云也表示并不清楚房屋的建设过程，不持有任何房屋建设使用的原始凭证。据此，难以证明两人有出资建房的事实。且房屋建成后，一直均由卢国义占有使用，长达十几年，伍佑明、姚小云一直不清楚不关注房屋的使用情况，明显有悖常理。对此，伍佑明、姚小云亦未能给出合理解释。相反，伍佑明更是和卢国义在《协议书》中约定诉争房屋权属归卢国义享有。虽然《协议书》上对房屋地址的描述与诉争房屋地址存在差异，但伍佑明、姚小云并未提出《协议书》上房屋为其他房屋的异议，其仅提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且对该抗辩也未能提出合理抗辩。据此，尚不足以推翻《协议书》的效力。综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卢国义为诉争房屋真实权利人，伍佑明、姚小云关于诉争房屋为其自行购买兴建的主张明显缺乏依据。综上所述，（2017）粤01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卢国义原再审请求为：1.依法撤销（2017）粤01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判决，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l号民事判决书的所有判项，即判决被申诉人伍佑明、姚小云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过户到卢国义名下；驳回被申诉人黄锦容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申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涉案房屋已经被政府有关单位征收拆除，当庭变更再审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原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的权益归卢国义所有。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上诉审中的有限审查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二审法院仅能围绕上诉请求对案件进行审理。本案中，仅有黄锦容提起上诉，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并由卢国义、伍佑明和姚小云协助办理过户。因此，二审法院仅能围绕黄锦容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50％的产权份额进行审理。卢国义作为被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请求，二审法院却作出了驳回卢国义诉讼请求的判项，明显超出了诉讼请求。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卢国义是诉争房屋真正的权属人。1.根据卢国义与伍佑明、姚小云签订的《协议书》，卢国义才是诉争房屋的真正权属人。卢国义与伍佑明、姚小云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关于坐落在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别墅××产权一事，经卢国义同意，用伍佑明、姚小云夫妻名义登记。该房产属卢国义所有，今后一切权属关系与伍佑明、姚小云无关，若有产权变动，伍佑明、姚小云无条件配合产权变更手续，口说无凭，特立此据。”从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清楚地约定了卢国义为诉争房屋的真正权属人。伍佑明、姚小云在一审判决后也没有提出上诉，可以看出伍佑明、姚小云对诉争房屋只是代持的事实没有争议。2.诉争房屋由卢国义购地自建。卢国义提交了向原番禺市新造镇曾边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和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委，以及原番禺市新造镇国土所支付的土地开发基金、征地管理费、土地管理费、垦复金额、土地罚款等项目费用的发票和收据原件，证实为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所支付土地费等对价的情况。卢国义还提交了设计施工图、综合月报表、工程结算单等一系列证据，证明诉争房屋由其购地自建的情况。伍佑明和姚小云均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出资建设过房屋，对房屋的建设情况也不清楚；黄锦容亦否认出资建设诉争房屋。法院判决皆认定诉争房屋由卢国义出资购地自建。但二审法院却在认定卢国义出资购地自建诉争房屋的基础上，否认卢国义对诉争房屋所占土地享有土地使用权和对诉争房屋享有产权，显然是不合理的。3.诉争房屋由卢国义长期占有、居住。伍佑明、姚小云及黄锦容皆未曾占有、居住过诉争房屋，且对房屋的情况一概不知。4.黄锦容在早先的《报案书》中并未对诉争房屋属于卢国义提出异议。根据《报案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黄锦容在2008年4月13日之前，仅对房地证××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和房地证××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提出了权属异议，对诉争房屋的权属没有提出异议，未在其中主张自己享有50％的产权份额。表明黄锦容一开始并未否认卢国义是诉争房屋的真正权属人。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证据规则。1.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及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的，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伍佑明、姚小云虽称《协议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编造的签署该《协议书》的理由也有悖常理，二审法院却以伍佑明、姚小云曾否认该《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姚小云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名，而直接认定《协议书》不能起到变更诉争产权的作用，这样的认定显然违反举证责任规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伍佑明和姚小云系夫妻，卢国义有理由相信《协议书》是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2.二审法院违反了证据的高度可能性标准和优势证据规则，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中证据的证明标准和证明力采取的高度可能性标准和优势证据规则，卢国义提交的购地票据等证据，虽然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手续过程中，出让对象为伍佑明、姚小云，但票据原件等皆由卢国义持有，推定卢国义实际享有土地使用权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而二审法院却认定卢国义主张其以伍佑明、姚小云名义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缺乏证据证实，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就黄锦容提交的《合建房屋协议》，再审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皆认定该证据存在重大不合理瑕疵，不予采信，但二审法院却没有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肯定卢国义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进而驳回了卢国义的诉讼请求，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卢国义申请监督程序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二次抗诉不会造成检察院的重复抗诉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前次申请抗诉的对象是820号民事判决，而此次抗诉的对象是4425号民事判决。前次抗诉请求是由案外人黄锦容提出的，而此次抗诉申请是由卢国义提出，内容也有很大区别。五、二审判决使诉争房屋的产权重新陷入混乱，没有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黄锦容虽然在1992年同新造镇曾边村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书》，并支付了相应的补偿款，非法取得了包括诉争房屋所占用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但上述土地已在1999年被国家征用，由集体土地变为了国有土地，并由国家国土部门分别出让给了黄锦容、黄锦才和伍佑明。黄锦容已支付土地补偿款一事，使黄锦容享有要求卢国义偿还其代支付给新造镇曾边村土地补偿款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已在卢国义为其建造房屋时通过建房款抵扣而予以消灭，故而也就不存在黄锦容享有诉争房屋50％的产权的事实。此外，黄锦容和伍佑明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也存在重大瑕疵而不被法院采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卢国义表示赞同。然而，二审法院认为，卢国义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卢国义就是国有土地的出让对象和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属人，因此驳回了卢国义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结果使得本案诉争的房屋权属重新陷入混乱之中，没有发挥法院定纷止争的作用。综上，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改判。被申诉人黄锦容辩称：一、坚持（2017）粤01民终4425号案的上诉请求和上诉意见。黄锦容对案涉房屋享有50％所有权是有事实依据的。（一）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是黄锦容取得的。案涉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是黄锦容1992年向曾边村合法取得的，有《补偿屋地协议书》、《新造镇曾边村委会收入发票》和曾边村《函复》为证，其中《函复》是曾边村对黄锦容土地使用权的确认。1999年，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性质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如果此时黄锦容的土地使用权被征收再出让给伍佑明和姚小云，那曾边村理应会向黄锦容支付补偿，否则，黄锦容的权利就无缘无故的灭失。但黄锦容没有得到补偿，原因是黄锦容的土地使用权转化为对案涉房屋的合建投入，黄锦容出地，伍佑明出资，房屋所有权各占一半。（二）根据《合建房屋协议》足以确认黄锦容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所有权。伍佑明作为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人和《合建房屋协议》的当事人，其确认《合建房屋协议》真实性，姚小云也不持异议。《合建房屋协议》所载内容明确了黄锦容和伍佑明就案涉房屋的权属分配为各享有50％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房屋的建设产权登记手续尚未完成，无法确定诉争房屋具体的建筑面积。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2001年12月5日才审核确定诉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确定房屋建筑面积为597.2平方米，建基面积为222.9平方米。但《合建房屋协议》记载签署时间为1999年3月10日，协议已经记载房屋首层建筑面积为22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97.2平方米具体内容，明显与房地产权证诉争房屋资料数据一致。从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可见，《合建房屋协议》落款时间1999年3月10日时是不可能知晓诉争房屋详细的产权信息数据，证据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瑕疵，因此《合建房屋协议》不能视作为伍佑明、姚小云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伍佑明、姚小云对诉争房屋权属处分意见，不能作为诉争房屋权属来源的定案证据”，这一论证并不足以否定《合建房屋协议》的效力。1.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黄锦容必须先和合作方伍佑明谈妥“建怎么样的房屋”，“房屋建好后如何分配”，才会用伍佑明的名义去报建房屋。否则，还没签《合建房屋协议》就用伍佑明的名义去报建，黄锦容投入土地使用权后，其利益无法得到保障。2.《合建房屋协议》的数据和房地产权证上的数据，都是根据《合建房屋协议》建房草图计算出来的，案涉房屋房地产权证上的房屋平面图就是采用《合建房屋协议》所附的草图，所以两个数据就是一样的。这恰恰证明《合建房屋协议》是真实的。案涉房屋是村屋，对实际建设面积没有进行严格的确认，采用的是建房人申报的数据，当时当地的操作与现在的操作不一样，用现在的常识去否定当时的事实，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3.黄锦容提出诉讼请求和证据事实，伍佑明和姚小云作为被诉方没有反对意见和反驳证据，按照证据规则，黄锦容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三）卢国义不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其提供的建房证据与案涉房屋无关。二、不同意卢国义再审意见。（一）卢国义从未持有过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如果卢国义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属人，且由其办理各项报建申请手续，为何房产证会一直在伍佑明和黄锦容手上。（二）《协议书》不是伍佑明、姚小云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卢国义最初是表示其与伍佑明于1999年9月5日签署的《协议书》，其后才承认《协议书》实际签署于2003年。2.如果《协议书》是伍佑明、姚小云的真实意思表示，2003年时已经有房产证，双方应该将房产证的要素都写在《协议书》上，但是《协议书》所载的房屋地址和房号均不曾存在，也没有房产证号。原因就是卢国义当时还没见过房产证，他写不出来。伍佑明也只是想帮助卢国义，但不想丧失自己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所以不写明确。3.如果卢国义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属人，其借用伍佑明和姚小云的名义登记案涉房屋，那么《协议书》必然签署在房产证出具之前，否则卢国义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4.如果伍佑明、姚小云和卢国义都同意案涉房屋登记在伍佑明、姚小云名下，卢国义必然会要求姚小云也一起签署《协议书》，而不会仅仅伍佑明来签署就能代表夫妻两人的意思。事实是，卢国义当时欠了很多债，伍佑明让他建房，建房款当是帮他资金周转。卢国义甚至还不认识姚小云，所以卢国义无法控制伍佑明，更无法控制姚小云也配合签署《协议书》。所以，如果卢国义真的是案涉房屋权利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其更应该借用他近亲属的名义进行登记，而不是借用他完全无法控制的一人名义。5.从《协议书》签字效力分析，姚小云作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其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也没有对《协议书》进行追认。《协议书》反映，卢国义明知案涉房屋登记在伍佑明和姚小云两人名下，其明知姚小云有签名确认的必要。三、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与卢国义没有一点关联。卢国义再审申请称“案涉房屋由其购地自建”，是荒谬的。曾边村村委《函复》说明“就黄锦容、伍佑明、卢国义是否在我村委会所辖范围内购买过地皮（土地使用权）进行核查。只有黄锦容先生在我新造曾边村购买地皮（土地使用权：新造镇曾边村地籍图48.00-39.15）土地面积4.524亩。2007年12月20日”。这是在案涉房屋转为国有用地后才出具的复函，说明卢国义在历史上没有在曾边村购买过任何土地。在曾边村没有土地，既不可能建房，也不可能办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手续，因为这些事情都必须村里认可。村里只认可黄锦容，只有黄锦容到村里报备建房，村里才不来阻止，也只有黄锦容用伍佑明、姚小云的名义去递交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的资料，村里才会往上报批。卢国义本来在村里没有土地，他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办得了转国有土地的手续。所以，无论案涉房屋原来所占的是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都与卢国义无关。卢国义持有的土地开发基金等票据，只能证明他代伍佑明去交了这些费用，并不能证明他是土地出让对象。而且，这些费用并不是“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和“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的费用”，要先在村里有集体土地，再补足这些费用，集体土地才能合法转为国有土地。卢国义既不是土地出让对象，也没有集体土地，他不可能凭空消灭了黄锦容的土地使用权，取而代之。四、卢国义长期非法侵占案涉房屋并不能改变案涉房屋的权属。伍佑明表示，案涉房屋是借给卢国义躲债住进去的。将闲置物业借给需要帮助的朋友，是正常的事情，且还可以有人帮忙看护偏僻的闲置物业，合情合理。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以登记为准，卢国义能够长期占用案涉房屋，但并不因其长期占用而享有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香港被英国占领了99年，但香港仍然是中国领土。卢国义经济拮据，欠债很多，要不他一个广州人，不会躲到曾边村这个偏僻的地方居住。如果卢国义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他在2003年时让伍佑明签了《协议书》之后，已经收取了他人定金的卢国义可以将案涉房屋继续出售，但案涉房屋最终也没有被卢国义出售，这足以倒推卢国义并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案涉房屋对于黄锦容家庭来说只是投资的物业，伍佑明提出要借案涉房屋给卢国义住的时候，黄锦容没有反对也没有同意，而伍佑明最终还是帮助了卢国义。因此，2008年黄锦容向公安报案时，因为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在伍佑明手上，伍佑明也表示当初是同意借给卢国义住，他不想报公安，黄锦容才没有就三栋房屋一起向公安报案。五、卢国义提交的建房资料与案涉房屋无关，是其利用经营房地产公司的便利拼凑的。（一）卢国义当时没有经济能力购地建房。1997年7月起卢国义拖欠黄锦容借款，一直没有还清，最多的时候欠款高达190万，黄锦容几经追讨，卢国义才还了6万元。卢国义欠付的其他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更是不计其数，卢国义820号案庭审中亲口承认当时负债累累。（二）卢国义提供的建房证据是伪造的。卢国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显示“未建设房屋，却先有门牌号”是不合常理的。房屋建设前是一块荒地，不可能有公安门牌号，房屋建成后经过业主申请才可以取得门牌号。这份合同是伪造的。卢国义建房成本明显过高，不合理。1999年的时候，曾边村地处偏僻，建一栋三层村屋，毛坯成本最多是40万。而卢国义建房成本一栋将近122万，以案涉房屋597.2平方米倒推，每平方米造价高达2043元，在当时的曾边村投入三倍的成本建房是不合理的。这反映合同签署的背景根本不是1999年。卢国义大部分建房票据均是出具给广州成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裕公司），这是卢国义使用其经营成裕公司的便利而拼凑出来的，该等证据全部是来源于成裕公司的经营性单证和成本发票图纸，而且材料款、土地开发基金等均以成裕公司的资金支付的，足以证明不是卢国义个人出资。哪怕是卢国义控制成裕公司，都不能证明出资是属于卢国义个人的。其施工合同与发票存在矛盾，施工合同约定是包工包料承包工程，但发票又显示成裕公司出资购买了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甚至还显示卢国义直接向分项工程承包人付款结算。如果是包工包料承包工程，则不应该出现上述情况，此矛盾反映上述证据是拼凑形成的，卢国义控制成裕公司，其有足够的便利。根据发票显示，其为建设案涉房屋共购买了上千吨水泥，5万多元钢材，6吨铝材，明显不合常理。卢国义提供的设计施工图纸是来历不明的，不应采信。黄锦容曾向广东省华侨建筑设计所调查，该所的档案无法显示该所有案涉房屋的设计工程。卢国义提供的成裕房地产公司向该设计所支付过12万元设计费，但并不能显示设计费指向案涉房屋。而且案涉房屋的设计费用需要12万元是明显过高。设计图没有楼层、房间的间隔及使用功能说明，专业的设计所不可能没有这方面设计要素，按照这个设计图不可能建设出案涉房屋。六、卢国义实际施工并不能成为房屋所有权人。（一）案涉房屋的报建、变更土地性质、申请房产证都是以伍佑明、姚小云的名义依法进行，伍佑明和姚小云是案涉房屋的登记物权人。（二）伍佑明有向卢国义施工支付相应对价，即使没有，卢国义也仅是与伍佑明形成欠付工程款的关系，并不能成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伍佑明发包给卢国义建设的是毛坯房，为此向卢国义支付40万元足以抵付工程款。即使卢国义为自己借住案涉房屋进行装修，也不能改变案涉房屋权属。（三）如果施工人能因为自己提供了施工资料而被认为是房屋所有权人，国家土地管理制度和房屋建设制度将会极为混乱，对社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七、检察院抗诉本案存在程序违法。本案抗诉程序违反《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一条第六项。八、民事抗诉书的结论与举证规则不符。（一）检察机关在抗诉书中认为“终审判决认定卢国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房屋产权名为伍佑明、姚小云所有，实为卢国义所有，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这是与举证规则不符的。卢国义作为原告，有责任举证证明“案涉房屋产权名为伍佑明、姚小云所有，实为卢国义所有”。原审判决认为“卢国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房屋产权名为伍佑明、姚小云所有，实为卢国义所有”的结论，完全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二）伍佑明没有主张案涉房屋不是卢国义建设的，只是主张卢国义提供的建房证据是伪造的，这些证据与案涉房屋无关。（三）如果房屋因卢国义施工和占用就认为案涉房屋属于卢国义的，是生活常识的颠倒，对国家法律和制度的颠倒。伍佑明支付了40万的工程款给卢国义，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但是房产证最终由伍佑明持有，这就是房屋权属的最好证明。伍佑明已经取得最终房屋权属证明（即房产证），根本无必要保留或索要建设过程的凭证。（四）《协议书》未经姚小云认可，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案涉房屋是伍佑明、姚小云的共同财产，《协议书》即使是伍佑明的真实表示，仅由伍佑明签字也不发生处分物权的效力。更何况，从《协议书》的内容、形成原因可以说明《协议书》不是伍佑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向天河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查证“是否有卢国义被刑事投诉的事实”，即可以证明伍佑明所述是否真实。如果卢国义当时真有被刑事投诉，而案涉房屋最后没有被出售，足以说明《协议书》就是伍佑明帮助卢国义而出具的。综上，恳请驳回卢国义的再审请求。被申诉人伍佑明、姚小云辩称：一、讼争房屋建设所用的土地是黄锦容的。黄锦容在1992年4月以祖屋地补偿得来的农村土地共3015㎡（4.5281亩），1999年3月10日，将其中的300㎡土地与伍佑明合建别墅，而不是给卢国义的，也不是伍佑明再转让土地给卢国义的。二、如果房屋是属于卢国义的，为什么要一直挂在伍佑明、姚小云夫妻的名下。卢国义与我都是城市户口的广州市人，而我既不是当地原籍人，也在当地无任何亲戚和朋友，他自己的房屋为什么要挂在我的名下呢？事实上，卢国义如果一时不方便自己建房屋，但他有自己的妻子、子女、父母、岳父母，亲弟弟等人可帮忙挂名，根本不须用伍佑明夫妇挂名，而且还不认识我妻子姚小云，挂名前既没有任何协议，建好房屋后4年也没有任何的协议，更加不去办理房屋过户，连房产证都不在他手上，他会放心吗，这么做合理吗？三、卢国义使用我的房屋仅7年不到，不是十几年。伍佑明房屋不是由卢国义占有使用长达十几年，而是2001年才借用的，至2008年上半年诉讼开始最多也是七年。伍佑明不是不清楚不关注房屋的使用情况，这是因为卢国义要借用入住，由卢国义来装修后才能居住，大约也要十万八万元的，抵个十年八年的使用费是差不多的。2004年以后，卢国义与黄锦容二人的矛盾爆发，大家都是朋友，伍佑明不去趟这一潭浑水，双方均不得罪，更不好收回房屋，唯有任由卢国义继续居住使用。四、卢国义提起诉讼的大量材料都是伪造的。经调查番禺市规划局和国土局的档案，本案房屋的建设用地与自建的批准时间均在1999年8月份，申请时间是1999年6月6日，与本人与黄锦容合建房屋签下的《合建房屋协议》的1999年3月10日是相符的。卢国义伪造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各类票据，将时间推前了整整一年，卢国义提交大量属于他公司的票据用来作假，房屋的《设计施工图》也是伪造的。五、《协议书》是为了帮卢国义解决困难而签订的。在2003年9月，卢国义说他被公安机关调查，他之前把一座别墅卖给他，收了定金至今无房屋给人，要伍佑明帮忙，以书面协议形式帮他证实别墅是他的。鉴于当时是要好的朋友，房地产权证已在2001年办好并在我本人手上，就依约去到卢国义办公室，卢国义拿出已打好内容的《协议书》要求伍佑明签名。姚小云对签名毫不知情。希望法院查明事实真相，公正审判。卢国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伍佑明、姚小云履行协议在十日内办理房屋过户给卢国义的全部手续（过户费用由卢国义承担；房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屋价值约50万元）；2.卢国义同意承担本案诉讼费。黄锦容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黄锦容对本案讼争的房屋拥有50%的产权份额；2.卢国义、伍佑明及姚小云将涉讼房屋的50%的产权份额过户至黄锦容名下；3.诉讼费用由卢国义、伍佑明及姚小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29日，卢国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为820号案，卢国义要求伍佑明、姚小云按双方在2003年9月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将自编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后岗街12号别墅A3栋”、以伍佑明、姚小云名义登记的产权房屋过户至卢国义名下。伍佑明在820号案诉讼中辩称，不同意卢国义的诉讼请求，卢国义提交的《协议书》是伍佑明在2003年9月1日应卢国义的要求出具给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局的调查人员，目的是为了帮卢国义解决被人投诉诈骗的事件；《协议书》中姚小云的签名并不是姚小云本人所签，是伍佑明代签署，《协议书》并不是伍佑明与姚小云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或可申请撤销，卢国义提出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姚小云在820号案诉讼中辩称，其没有在卢国义提交的《协议书》上签名，在1999年就知道伍佑明已经取得卢国义诉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之后出资四十至五十万元建设房屋，至于找何人建房其就不清楚，伍佑明、姚小云是卢国义所称房屋的共有人，无论《协议书》如何产生都不能剥夺伍佑明、姚小云对房屋共有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卢国义的诉讼请求。后该案审理查明，卢国义与伍佑明原是朋友关系。伍佑明与姚小云是夫妻关系。该案讼争房屋位于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屋登记的权属来源为2000年新建（其中建筑面积和住宅面积登记为597.2㎡，共用地面积登记为240.3㎡），原登记的权属人为伍佑明与姚小云。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及共有证现在由卢国义持有。该房屋自建成至今一直由卢国义使用。2003年9月，卢国义与伍佑明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关于坐落在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别墅××产权一事，经卢国义同意，用伍佑明、姚小云夫妻名义登记。该房产属卢国义所有，今后一切权属关系与伍佑明、姚小云无关，若有产权变动，伍佑明、姚小云无条件配合产权变更手续，口说无凭，特立此据。”伍佑明代姚小云在《协议书》上署名。《协议书》上记载的签订时间是1999年9月5日。该案中，卢国义与伍佑明均确认《协议书》是在2003年9月签订的，但双方对《协议书》的签订原因及效力产生争议，卢国义称《协议书》是伍佑明确认讼争房屋属于卢国义所有，承诺无条件配合卢国义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伍佑明称：1.其不清楚《协议书》上记载的“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后岗街12号别墅A3栋”房屋是否是该案讼争的房屋，其在番禺区新××镇除讼争房屋外，没有其他房屋；2.《协议书》签订的原因是卢国义于2000年间与别人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将后岗街12号A3栋别墅出售，卖价为124万元，卢国义收取了24万元房款后没有房屋交付给买方，被买方投诉诈骗，在这种情况下，其为了帮助卢国义，于2003年9月1日带上讼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和共有证到卢国义的办公室替卢国义向公安部门作证，并签订了《协议书》交给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其不知道什么原因卢国义保留了《协议书》原件；3.《协议书》不是其与卢国义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或可以申请撤销的。姚小云称《协议书》不是其签署的，无论该协议如何产生，都不能剥夺其对讼争房屋的共有权。2008年7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820号民事判决，判决：伍佑明、姚小云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过户到卢国义名下；过户费用由卢国义自行负担。其后上述判决生效。2008年10月23日，卢国义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上述820号案民事判决，一审法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08）番法执字第6625号。一审法院于2009年3月31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2008）番法执字第662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诉争房屋权属人变更为卢国义。其后黄锦容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08）穗中法民申字第641号。2009年6月10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黄锦容的再审申请。后黄锦容再次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案号为（2009）穗中法民申字第414号。2010年6月11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黄锦容的再审申请。之后，黄锦容向检察机关申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11日作出穗检民抗字（2011）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抗申字第6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该案认为案外人黄锦容提交证据证明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为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村民委员会补偿予黄锦容，该案原审判决结果可能涉及黄锦容的利益，故黄锦容在该案中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未追加黄锦容参加诉讼，程序不当，遂于2011年10月25日作出民事裁定：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82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重审。2012年2月7日，一审法院追加黄锦容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2012年6月15日，黄锦容向一审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的房屋一座（产权证号为Ｃ0××91），并提供黄锦容、陈金绸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屋一座（产权证号06××90）作为担保财产。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裁定，并采取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卢国义出示820号案的证据：证据1、《协议书》原件1份，证明伍佑明、姚小云应无条件办理诉争房屋过户给卢国义的手续；证据2、《房地产权证》（编号粤房地证字第××）复印件1份，证明诉争房屋具备办理过户的条件；证据3、《房地产权情况证明》原件1份，证明协议房屋的地址已被他人使用；证据4、《设计施工图纸》原件1份，证明诉争房屋是卢国义在1998年所设计；证据5、《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原件1份共七页，证明诉争房屋是卢国义出资建造；证据6、水电费票，水费收据原件6份（编号：0002572、0001124、0001129、0000887、0000062、0000474），电费发票原件6份（编号：1486843、0095486、0894873、3077055、0247636、0247635），专用收据原件一份（编号：0369546），以证明诉争房屋是卢国义自行使用；证据7、办理房产证的票据，《发票联》原件四份（编号：0013681、0013682、001913、0008332）、收据原件两份（编号：0037562、0317221），证明诉争房屋的地价及办证款是卢国义支付。卢国义另提供证据8、建房的各类票据原件，证明卢国义在建房期间产生的设计、钢材、水泥、装修等费用支出；证据9、各施工队的票据原件，证明诉争房屋各分包工程的具体承包施工单位；证据10、综合月报表原件，证明卢国义在建房期间逐月产生的部分工程费用及施工单位；证据11、工程结算单原件，证明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三栋房屋部分工程明细及工程造价的预结算；证据12、照片原件4张，证明诉争房屋建好后即由卢国义居住至今的情况；证据13、《报案书》原件1份，证明黄锦容在2008年4月13日之前对伍佑明房屋属于卢国义是无异议的，该报案书也没有提到黄锦容有与伍佑明合建50%房屋的事情；证据14、（2008）穗中法民申字第641号民事裁定书原件1份，证明黄锦容以补充证据为由第一次申请再审，被本院认为其与伍佑明之间的纠纷可另案解决而驳回其请求；证据15、（2009）穗中法民申字第414号民事裁定书原件1份，证明黄锦容以同样证据第二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本院以黄锦容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为由再次驳回其申请；证据16、（2011）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原件1份，证明黄锦容通过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抗诉，本院未认定黄锦容提交的证据效力，而仅以程序不当为由裁定发回重审；证据17、《征用土地协议》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复印件，证明黄锦容在1992年向新造镇曾边村村委非法购买的3015.69平方米集体土地，在1999年8月被番禺市国土局征用为国有土地，并分别按259.86平方米、259.86平方米、240.3平方米的面积出让给黄锦容、黄锦才、伍佑明三人，即本案伍佑明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来源于国家国土部门的合法出让，不存在黄锦容在1992年所谓的购地问题，黄锦容无权基于土地的权利主张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其应向伍佑明追讨代支付给新造镇曾边村的土地补偿款；另外诉争房屋所有权的纠纷主要针对两部分，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本案在一审、二审及与本案相关联案件均已确认地上的建筑物是由卢国义所承建，上述证据同时证实黄锦容在1992年向新造镇曾边村委购买集体土地，无论购地的行为是否合法，但国土部门与村委、伍佑明在1999年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变更了黄锦容在1992年购买诉争房屋的土地，伍佑明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时间在1999年，并非黄锦容在1992年所购买的集体土地；基于上述的法律事实，已经改变黄锦容对于涉案土地的相关权利，根据征用土地协议的约定，黄锦容在1992年向新造镇曾边村委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实际已转为征用土地协议第2条的土地补偿款，即土地在1999年被国家征用及出让后，原法律规定黄锦容、黄锦才、伍佑明需将征用土地的补偿款支付给新造镇曾边村委，该补偿款在实际中并不需要支付（因1992年黄锦容代为支付），故黄锦容对于涉案土地仅剩土地补偿款代支付的义务，无法基于1992年与新造镇曾边村签订的土地买卖协议对诉争房屋主张权利；同时征用土地协议表明，1992年黄锦容购买土地的行为非法，因征用土地协议中被征地单位已明确为新造镇曾边村，若黄锦容在1999年前是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被征土地的单位应为黄锦容，而非新造镇曾边村委，因此伍佑明和卢国义在1999年已合法获得诉争房屋土地的使用权。黄锦容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没有参与协议的签订，但在820号案的庭审笔录上包括卢国义在内，均确认《协议书》上“姚小云”的签名不是姚小云本人签名，该协议是卢国义为了证明诉争房屋是伍佑明、姚小云通过协议书的形式赠与给卢国义，协议书第一段记载“座落在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后岗街12号别墅A3栋”的内容是对房屋地址的确认，与黄锦容提交的《房地产权证》记载“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的房屋的地址并不同的，不是同一栋房屋；在820号案诉讼中已审理查明，该《协议书》的时间是倒签，即黄锦容提供的2001年11月5日产权证记载的地址已经确认。因此，协议书上所确定的房屋并非指诉争房屋；另外在820号案中，伍佑明提交的答辩状中写明，这不是一个转让或买卖的协议，而是为了帮本案卢国义基于诈骗的问题逃避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局对卢国义的调查；诉讼中伍佑明、姚小云共同确认，协议上姚小云的签名并非其签名，假使该协议书内容是伍佑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两人为夫妻关系，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伍佑明未征得姚小云的同意签订协议书亦属无效。对于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清楚，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9至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房屋是卢国义建设，房屋的产权不当然为卢国义所享有。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清楚。证据13与本案无关，该报案书是针对黄锦容及黄锦才名下的两套别墅，不是本案讼争的房屋。对于证据14至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无法证实卢国义所要证明的内容。在820号案中，姚小云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番禺区私有房地产权登记申请表调查表》1份；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911910）1份；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F2370）1份；4、《个人自建住宅建设用地批准书》（番国土个住用字［1999］第2353号）1份。卢国义质证认为，坚持其在820号案中对上述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也是在1999年8月30日才合法取得，之前属于违法使用。黄锦容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本案一审中，黄锦容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补偿屋地协议书》原件1份，证明黄锦容合法取得诉争房屋的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证据2《新造镇曾边村委员会收入发票》（NO.0000152）原件1张及《补偿曾边村第叁生产队社员杉树》清单原件1张，证明黄锦容为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支付了相应的补偿款给曾边村委会的事实；证据3、《合建房屋协议》及附图原件1份，证明黄锦容与伍佑明合作建房，黄锦容享有诉争房屋50%的产权的事实；证据4、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民委员会的《函复》原件1份，证明本案中只有黄锦容向曾边村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证据5、《个人自建住宅建设用地批准书》（用户姓名伍佑明、姚小云）原件1份；证据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日期为1999年8月3日、用地单位为伍佑明、姚小云）原件1份，证据5、6证明黄锦容与伍佑明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书》后，双方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的情况；证据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911910、建设单位为伍佑明、姚小云）原件1份、证据8、《广州市番禺区私有房地产权登记申请书、调查表》复印件（盖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查阅资料专用章、申请人为伍佑明等二人）1份；证据9、办理房产证费用票据两份；证据10、粤房地产证字第××号产权证及地籍图原件1份。其中证据5至证据10与在820号案中姚小云所提交的证据一致。卢国义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协议不是黄锦容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依据，协议牵涉的土地既不是宅基地，也不是国有用地土地，协议内容属于虚构，黄锦容不是曾边村的村民，不可能取得该村的宅基地建设，该协议只是黄锦容为将来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而预付给村土地使用款，即黄锦容要取得土地的合法使用权，要承担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补偿款，因此黄锦容要先预付土地的补偿款；根据土地管理相关规定，黄锦容与新造镇曾边村委达成上述的协议，其应支付土地补偿款，但并不代表其已获得土地的使用权；黄锦容和卢国义等共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后，经国土部门审核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与该协议书记载的土地面积并不相同。对证据3为黄锦容与伍佑明共同伪造的协议，协议记载三层房屋的面积数与房产证记载的面积完全相同，任何人在建房之前估算建房的面积都是大概的数字，但协议上记载的面积与房产证实测的面积完全吻合，且协议书的建筑草图均是抄袭房产证面积及附图；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1999年3月，当时诉争房屋只是建造一半以上，还未全部完工，可以证实协议为事后伪造。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函复》是在2007年12月20日出具，记载只有黄锦容在曾边村购买过土地4.525亩，但实际是黄锦容在1992年与曾边村委签订《补偿屋地协议书》后，卢国义建设了房屋，1999年黄锦容、黄锦才、伍佑明与曾边村委和番禺市国土部门共同签署了征地协议及土地出让手续，《函复》否认伍佑明和黄锦才申请办理过土地出让手续的客观事实并不属实。对证据5至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一审诉讼中，卢国义认为，《合建房屋协议书》并不是1999年9月10日黄锦容与伍佑明所签订，是协议书记载的时间之后所签，其向一审法院提起书证鉴定的申请，申请对黄锦容提交的《合建房屋协议书》的“黄锦容”及“伍佑明”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证据注明的日期（1999年3月10日）是否吻合予以鉴定。一审法院根据卢国义的申请依法委托了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在2012年9月24日作出编号为穗司鉴字2012060090003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黄锦容提交的《合建房屋协议》中“黄锦容”、“伍佑明”签名与标称日期“1999年3月10日”是一致的。对于鉴定结论，卢国义认为，受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是笔迹同一性鉴定结论，不是申请人申请文书形成时间鉴定结论；笔迹同一性鉴定结论已违反了《笔迹鉴定规范》第3部分第4.5条的结论表述的禁止性规定；两鉴定人证件已过期，属程序性违法。黄锦容对《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无异议。对于讼争土地及房屋的来源情况，卢国义认为，黄锦容并不是曾边村的村民，没有祖屋地在该村，其只是在1992年先向村委预支付了土地补偿款，而土地使用权需要向曾边村支付土地补偿款，以及土地管理部门与村签订征用土地相关协议后，实际用地人再支付国有土地出让金才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1992年黄锦容为取得土地使用权，于是向曾边村预支付了部分的土地补偿款；1999年8月31日卢国义委托伍佑明作为代表，与曾边村委及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并支付了相应的土地出让金等款项后取得涉讼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其中征用土地协议中涉及卢国义应支付给曾边村的补偿款，因黄锦容在1992年已经预支付款项，因此诉争房屋的土地补偿款在卢国义为黄锦容建造房屋的相关工程款中扣除冲减。黄锦容认为，1992年其与村签订了《补偿屋地协议》合法取得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协议中约定是补偿黄锦容的祖屋地用地，土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屋后岗，土地面积为3015.69平方米，但由于土地的性质属于集体，黄锦容向曾边村委支付了203894.33元的屋地差价和青苗款，另外土地上种植了树木，要支付树木补偿费11800元，上述的费用支付完毕，而诉争房屋的位置位于整块土地的西南角。卢国义认为，黄锦容陈述土地的来源过程并不属实，现实中部分的基层村委存在非法买卖或转卖土地的行为，黄锦容提交的协议书虽然属实，但属于非法无效。黄锦容认为，卢国义认为协议书无效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曾边村委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处置其管理的土地，由于曾边村占用黄锦容家的祖屋地，村另行赔偿转让另一块宅基地给黄锦容使用是合理、合法，卢国义在没有证据情况下推定该协议无效是不成立的，黄锦容是否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国土部门会进行审查，因此黄锦容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是合法的。对于诉争房屋土地的使用权问题，卢国义表示不确认黄锦容取得诉争房屋土地的使用权，黄锦容为将来获得合法土地使用权提前向村委支付了土地补偿款，在伍佑明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的《征用土地协议书》第二条可以反映，征地补偿支付涉及到给村的补偿款、青苗款等，这些费用都是取得使用权所需支付的费用，黄锦容为了将来合法获得该土地，事先支付相关的土地补偿费用，因此1999年8月31日村委同意与伍佑明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确认；由于黄锦容在1992年已支付了相关的土地补偿费用，卢国义仅需要再支付土地出让金等费用。黄锦容反驳认为，其与伍佑明在1999年3月份的签订协议书已注明，伍佑明出资建设房屋，所以黄锦容给予一半房屋产权，至于卢国义出资多少，与其无关。对于涉讼房屋的建设情况，本案一审诉讼中，黄锦容认为，1999年3月10日，其与伍佑明签订了《房屋合建协议书》约定在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后岗土地的4.524亩以内靠西南角处划出300平方米由伍佑明出资建房屋。当时国家政策规定作为个人只能建一套宅基地房屋，本来黄锦容拟在4.524亩的土地建设三套宅基地房屋，因此只能以借用伍佑明、姚小云的名义建设房屋，由伍佑明出资建设并负责办理所有手续，负担所有的报建费用；后来宅基地房屋土地可以转为国有土地，伍佑明申报的宅基地亦可变更为国有用地；《个人自建住宅建设用地审批表》在1999年5月24日填写，1999年8月31日土地批准转为国有，基于《合作建房协议书》的约定，房屋建设的所有申报手续由伍佑明、姚小云去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记载用地项目土地是宅基地，1999年8月31日转为国有土地性质，恰恰证明黄锦容与曾边村委签订的协议是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卢国义不同意黄锦容的上述的陈述意见，提交了《番禺市个人自建住宅建设用地审批表》（盖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查阅资料专用章）证明黄锦容上述的陈述不属实。卢国义认为，诉争房屋申请的土地使用权最早的时间在1999年3月20日，当时房屋已基本建成，伍佑明、姚小云向国土部门申请，土地管理部门认定用地房屋的面积超过正常宅基地房屋面积不符合国家规定，但基于房屋已经建好，可通过罚款形式同意继续使用，《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合法取得诉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该合同与黄锦容与村委签订的协议书没有任何关联性，土地管理部门不认可也无需审查黄锦容与村委签订的协议；涉讼房屋权属登记的时候，所有的费用由房屋实际使用人缴纳，《征用土地补偿协议》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证明诉争房屋的土地使用人为伍佑明、姚小云。黄锦容认为，其在宅基地建设房屋及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性质已经村委的同意承认，黄锦容为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权人。对于诉争房屋的居住情况，本案一审中卢国义称其从1999年开始一直就在诉争房屋居住。黄锦容认为，伍佑明与卢国义关系很好，所以诉争房屋给了卢国义居住至今。对于820号案中，卢国义提交的时间记载为1999年9月5日《协议书》签订情况。本案一审诉讼中，卢国义认为，1999年诉争房屋申办房产证后，卢国义与黄锦容约定，黄锦容将伍佑明和黄锦才的两套房屋权属过户给卢国义，但黄锦容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后，一直拒绝将黄锦才和伍佑明的两间房屋过户给卢国义，双方多次协商不成；2000年后卢国义与黄锦容因几间房屋的归属问题产生矛盾，卢国义担心原来挂靠在伍佑明、姚小云名下的诉争房屋产生争议，基于卢国义与伍佑明之间的关系尚未破裂，双方没有争议，所以卢国义与伍佑明在2003年签署了《协议书》，证明诉争房屋的使用情况；诉争房屋办证的时间是1999年8月份至11月份期间，为了证明伍佑明在办房地产权证时已知道诉争房屋实际属于卢国义所有的事实，所以双方将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倒签为1999年9月5日；《协议书》上“伍佑明”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而根据伍佑明的陈述“姚小云”的名字是伍佑明代其书写。黄锦容认为，《协议书》并不属于诉争房屋真实的转让合同，属于一个证明行为，姚小云在820号案中也陈述《协议书》产生的过程，陈述内容更具公信力，伍佑明表示《协议书》是因卢国义涉及经济犯罪而出具并非事实。对于黄锦容陈述《补偿屋地协议书》记载包括诉争房屋土地向曾边村委受让的3015.69㎡土地内建设的其余两间房屋，及本案诉争房屋产生的纠纷过程情况如下：1.2008年9月8日，卢国义以黄锦才、李绮云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号为（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2730号，卢国义诉称黄锦才、李绮云名下的房屋是卢国义出资自建的，要求确认涉诉房屋为卢国义所有，黄锦才、李绮云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卢国义名下。2008年11月15日，黄锦容以其是讼争房屋的实际权属人，该案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参加该案诉讼。2008年11月21日，黄锦才、李绮云提起反诉，要求卢国义停止侵权，搬出讼争房屋并支付占用费。该案认为黄锦才房屋虽然登记在黄锦才、李绮云名下，但黄锦才、李绮云已否认是房屋的权属人，卢国义与黄锦容均表示黄锦才房屋是其出资建造的，并就建造黄锦才房屋提供了工程合同、图纸或草图、结算凭证、付款收据等作为证据。但黄锦容提供证据存在疑点，比较卢国义与黄锦容各自的陈述及举证，黄锦容的证据及陈述疑点重重，不符合一般的生活逻辑，采信黄锦才房屋是由卢国义出资建造。卢国义在该案中确认该房屋的用地属于黄锦容所有，且并未举证已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该土地。黄锦才房屋是黄锦容提供土地，卢国义出资兴建，双方由此形成事实上的合作建房法律关系。卢国义称其与黄锦容在合作建房时约定黄锦容用地上建设的三间房屋的分配方式是黄锦容要黄锦容房屋，其要另外两间房屋，但卢国义对此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且卢国义自己也以另行起诉要求黄锦容支付黄锦容房屋建房费用的方式推翻了其前述说法。鉴于并无证据证实双方曾就合作建房的分配方式作出过约定，卢国义要求独占合作建成的黄锦才房屋，理据并不充分，不予支持。建成后房屋的产权应当属于卢国义、黄锦容共有。黄锦容与卢国义在该房屋中各自所占的份额，应当通过协商或另行提起析产诉讼解决。由于房屋的共有人黄锦容并未提出过户请求，故对房屋过户问题暂不予处理。房屋析产后，取得房屋的一方可以要求黄锦才、李绮云直接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关于反诉问题，黄锦才、李绮云已确认黄锦才并非房屋的权属人，因此，其俩人对该房屋并不享有实体权利。该案于2010年8月19日作出判决：一、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屋一间（初始确权登记在黄锦才、李绮云名下，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归卢国义与黄锦容共有；二、驳回卢国义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黄锦才、李绮云的全部反诉请求。判后卢国义、黄锦才、李绮云及黄锦容均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案号（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18号。该案认为，黄锦才、李绮云已明确否认二人是黄锦才房屋的权属人，该房屋的粤房地证字第××号的房地产权证权属登记显然并不属实。卢国义及黄锦容均表示黄锦才房屋由其出资建造，并各自提供了工程合同、图纸或草图、结算凭证、付款收据等作为证据，原判经比较卢国义与黄锦容的陈述及举证，认为黄锦容的证据及陈述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不予采信，而采信黄锦才房屋由卢国义出资建造，上述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支持。卢国义在该案中确认黄锦才房屋用地属于黄锦容所有，且其并未举证其已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该土地，故原判关于黄锦才房屋是黄锦容提供土地，卢国义出资兴建的认定正确，予以确认。但认为卢国义与黄锦容合作建房，并约定黄锦容用地上建设的三间房屋的分配方式是黄锦容要黄锦容房屋，其要另外两间房屋，但卢国义对上述主张并未能提供合建书面协议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其以另行起诉要求黄锦容支付黄锦容房屋建房费用的方式推翻其前述说法，黄锦才房屋由卢国义出资兴建并不意味着卢国义就当然取得该房屋的产权，卢国义出资兴建黄锦才房屋并不必然产生该房屋属于与黄锦容共有的唯一法律后果。故原判认为黄锦才房屋的产权应当属于卢国义、黄锦容共有不当。于2012年5月25日作出判决：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2730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二、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273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三、驳回上诉人卢国义的全部诉讼请求。2.2009年6月19日，黄锦容以伍佑明、姚小云、卢国义侵害其在伍佑明房屋的所有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09）番法民三初字第1259号，请求判令：1、确认黄锦容与伍佑明于1999年3月10日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有效；2、确认黄锦容拥有与伍佑明合建的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屋（房地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的50%产权份额；3、伍佑明、姚小云、卢国义停止侵权行为，将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屋产权（房地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的50%份额返还给黄锦容；4、诉讼费用由伍佑明、姚小云、卢国义承担。该案查明，1998年以后，“黄锦容用地”上建设了三幢房屋，一间建基面积222.9平方米，建筑面积597.2平方米，房管部门登记房屋的权属来源为2000年新建，权属人为伍佑明、姚小云，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该房屋下称为“伍佑明房屋”；另一间建基面积259.9平方米，建筑面积714.2平方米，房管部门登记房屋的权属来源为2001年新建，权属人为黄锦才与李绮云（黄锦容与黄锦才是兄弟关系，黄锦才与李绮云是夫妻关系），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该房屋下称为“黄锦才房屋”；第三间建基面积259.9平方米，建筑面积707.5平方米，房管部门登记房屋的权属来源为2001年新建，权属人为黄锦容，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该房屋下称为“黄锦容房屋”。三间房屋登记的房地坐落均为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土地使用权来源均为1999年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性质均为国有。三间房屋建成后，其中伍佑明房屋、黄锦才房屋一直由卢国义占有使用；黄锦容房屋一直由黄锦容占有使用。黄锦容诉请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与伍佑明、姚小云就伍佑明房屋产生的合作建房法律关系；另一种是与卢国义就伍佑明房屋产生的合作建房法律关系。由于已生效的820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定伍佑明、姚小云并非伍佑明房屋的权属人，据此黄锦容主张的前一种法律关系，实际上已经过法院处理，黄锦容如认为法院的该项处理不当，应当循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而不应另行起诉。因此黄锦容要求确认其与伍佑明于1999年3月10日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有效及其依据协议享有伍佑明房屋50%产权份额的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本案不作处理。虽然，已生效的820号案民事判决书已确认伍佑明房屋属于卢国义出资兴建，但是卢国义在本案中确认该房屋的用地属于黄锦容所有，且并未举证已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该土地。因此，伍佑明房屋是黄锦容提供土地，卢国义出资兴建，双方由此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作建房法律关系。卢国义称其与黄锦容在合作建房时约定黄锦容用地上建设的三间房屋的分配方式是黄锦容要黄锦容房屋，其要另外两间房屋，但卢国义对此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且卢国义自己也以另行起诉要求黄锦容支付黄锦容房屋建房费用的方式推翻了其前述说法。鉴于并无证据证实双方曾就合作建房的分配方式作出过约定，因此，黄锦容要求确认其在该房屋中的合作建房权利，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伍佑明房屋由黄锦容与卢国义合作建成，产权依法应当属于其俩人共有。至于黄锦容与卢国义在该房屋中各自的所占的份额，应当通过协商或另行提起析产诉讼解决。2010年8月19日，该案作出判决：一、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房屋一间（初始确权登记在伍佑明、姚小云名下，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项下房屋）归卢国义与黄锦容共有；二、驳回黄锦容的其余诉讼请求。后卢国义、黄锦容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案号（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577号，该案认为，该案讼争的是登记为粤房地证字第××号伍佑明名下房屋的权属问题，该房产权属原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820号民事判决已有判定，但该生效判决现已被裁定撤销。鉴于该案已经依法发回重审，当事人的权益均可在该重审中进行主张，根据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不宜再对涉案房产权属问题另行审理。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9）番法民三初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锦容起诉。3.2009年9月24日，卢国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09）番法民三初字第1921号，请求黄锦容、陈金绸支付黄锦容房屋的建造费用1607472.64元及利息。2012年7月18日，卢国义以该案诉讼请求与另案合作建房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及该案黄锦容、陈金绸否认合作建房的分配约定，为整体明晰卢国义、黄锦容、陈金绸之间的一系列合作建房的判决处理为由，申请撤回该案的诉讼请求，相关权利另案解决。4.2012年9月11日，卢国义起诉黄锦容、陈金绸至一审法院，案号（2012）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743号，请求法院判决分割卢国义与黄锦容、陈金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的合作建房的房屋产权份额（现房产登记人是黄锦容、陈金绸，房产证号为粤房地产证字第××），其中卢国义占93%份额、黄锦容、陈金绸占7%份额（房屋价值估计为2500000元）；黄锦容、陈金绸承担诉讼费用。2012年11月19日，卢国义撤回该案的起诉。5.2012年9月11日，卢国义起诉黄锦容、陈金绸、黄锦才、李绮云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2）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744号，请求法院分割卢国义与黄锦容、陈金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的合作建房的房屋产权份额（现房产登记人是黄锦才、李绮云，房产证号为粤房地产证字第××），其中卢国义占93%份额、黄锦容、陈金绸占7%份额（房屋价值估计为2500000元）；黄锦容、陈金绸承担诉讼费用。2012年11月19日，卢国义撤回该案的起诉。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房屋权属人登记为伍佑明、姚小云共同共有，卢国义认为其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的法律依据820号案民事判决，已被本院依法作出的（2011）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所撤销，因此卢国义享有诉争房屋的依据已不存在。本案中，卢国义与黄锦容均对诉争房屋主张物权，一审法院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进行认定。一、诉争房屋的土地来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卢国义在820号案诉讼中提交了办理诉争房屋向原番禺市新造镇曾边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和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曾边村民委员会，以及原番禺市新造镇国土所支付的土地开发基金、征地管理费、土地管理费、垦复金额及土地罚款等项目费用的《发票联》和收据原件，证实其为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所支付土地费等对价的情况。伍佑明、姚小云在820号案庭审质证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而黄锦容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补偿屋地协议书》《新造镇曾边村委会收入发票》和《函复》，虽然不能直接证明黄锦容为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而支付了相关款项的事实，但根据本案及各方当事人系列诉讼案件诉争内容可见，黄锦容亦为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人之一，由此可推定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的款项来源为卢国义（以伍佑明、姚小云名义）及黄锦容。二、对于诉争房屋的建设情况。对于房屋建设方面，卢国义提交了《设计施工图纸》、购地发票、房屋建成后使用情况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其对诉争房屋购地自建的情况。伍佑明、姚小云在820号案中虽称诉争房屋由其购地自建，但除提供房管部门登记的档案资料外，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涉案房屋的自建情况，并且在820号案庭审中伍佑明、姚小云并不清楚房屋的建设过程，不持有任何房屋建设使用的原始凭证，房屋建成后多年一直不清楚不关注房屋的使用情况。本案诉讼中，伍佑明、姚小云对于黄锦容提交的《合建房屋协议》并未出庭予以质证，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出资建设诉争房屋的证据。黄锦容亦否认出资建设诉争房屋，可以认定诉争房屋均由卢国义出资兴建。三、诉争房屋占有使用情况，卢国义与伍佑明、姚小云在820号案中确认，诉争房屋建成后一直由卢国义使用。本案中黄锦容亦确认诉争房屋由卢国义使用至今，故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一直由卢国义占有使用。四、关于卢国义提交的《协议书》及黄锦容提交的《合建房屋协议》证明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与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持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在820号案中，卢国义提交的《协议书》签订时间记载为1999年9月5日。该案中，卢国义和伍佑明确认，伍佑明自行以其与姚小云的名义和卢国义在2003年9月5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涉讼房屋权属归卢国义享有，并将协议签订的时间故意倒签为1999年9月5日。而诉争房屋在2001年12月5日已取得房地产权证，确认伍佑明、姚小云为房屋权属人。虽然伍佑明在820号案中称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伍佑明对此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伍佑明陈述签署《协议书》的原因亦有悖常理（伍佑明称因卢国义擅自将其与姚小云共有的诉争房屋以卖给他人，其为了帮助卢国义，在《协议书》中假称讼争房屋是卢国义的）。因此，伍佑明称《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理据不充分，不予采信。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而本案中，黄锦容提交的《合建房屋协议》，合同签订人上亦只记载为黄锦容与伍佑明，但没有姚小云的签名，伍佑明、姚小云没有出庭应诉确认《合建房屋协议》为其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追认协议的效力。而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协议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只是认为《合建房屋协议》中“黄锦容”、“伍佑明”签名与标称日期“1999年3月10日”是一致，并非证实协议签订的时间就在1999年3月10日。另外，根据卢国义提交的向番禺市新造镇曾边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和番禺市新造镇国土所交纳的诉争房屋土地的土地管理费和相关的土地罚款等单据，证实支付房屋土地费用款项的时间在1999年8月31日；卢国义和黄锦容提交的诉争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广州市番禺区私有房地产产权登记申请书、调查表》，证实上述证件和手续批核和申请时间为1999年8月3日至2001年11月6日期间，其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911910）批准的建设规模为新建三层、混合结构602平方米。诉争房屋的建设产权登记手续尚未完成，无法确定诉争房屋具体的建筑面积。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2001年12月5日才审核确定诉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确定房屋建筑面积为597.2平方米，建基面积为222.9平方米。但《合建房屋协议》记载签署时间为1999年3月10日，协议已经记载房屋首层建筑面积为22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97.2平方米具体内容，明显与房地产权证诉争房屋资料数据一致。从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可见，《合建房屋协议》落款时间1999年3月10日时是不可能知晓诉争房屋详细的产权信息数据，证据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瑕疵，因此《合建房屋协议》不能视作为伍佑明、姚小云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伍佑明、姚小云对诉争房屋权属处分意见，不能作为诉争房屋权属来源的定案证据。综合上述，诉争房屋的土地来源、出资建设和使用情况，证实诉争房屋土地的出让土地使用权费用以及转国有土地性质的费用均由卢国义以伍佑明、姚小云的名义出资，卢国义并出资建设房屋，以伍佑明、姚小云的名义办理了房地权证，卢国义一直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而伍佑明、姚小云对820号案件的判决结果没有提起上诉或进行申诉，根据物权登记原则，卢国义提出其为诉争房屋实际权属人的诉讼主张较为可信。本案中黄锦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820号案的判决结果，提出其享有诉争房屋的50%的产权份额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黄锦容述称其支付了土地差价、青苗款和补偿费等费用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与本案诉争房屋权属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黄锦容应另循法律途径进行主张。伍佑明、姚小云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及举证的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伍佑明、姚小云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过户到卢国义名下；过户费用由卢国义自行负担；二、驳回黄锦容的全部诉讼请求。（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820号案件受理费44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卢国义负担。本案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黄锦容负担，鉴定费7000元由卢国义负担。黄锦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我方对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号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3.依法改判卢国义、伍佑明及姚小云协助将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号房屋50%的产权份额变更至我方名下。事实和理由：一、《合建房屋协议》是我方与伍佑明、姚小云共同签署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该份协议也作出了笔迹一致性的鉴定结论。合建协议中各层房屋面积的约定是基于双方已经在该协议签署前对建房方案进行了确定后作出的，故与之后的审批文件中确定的面积不一致也并非存在重大不合理。二、我方作为涉案房屋所涉土地的持有人，通过伍佑明代名持有涉案房屋50%的产权是符合《物权法》原始取得的规定的，故我方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支持。三、卢国义与伍佑明2003年9月签署的《协议书》不能对抗我方对涉案房屋享有50%的产权。因为1.卢国义与伍佑明及我方是朋友关系，卢国义明知涉案房屋的土地来源于我方，还与伍佑明签署《协议书》，故其对房屋并非善意取得。2.涉案房屋目前并没有实际过户至卢国义名下。3.卢国义对涉案房屋的建设并不必然产生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的法律后果。4.即使卢国义与伍佑明2003年9月签署的《协议书》产生物权的法律后果，由于该协议的成立时间在我方与伍佑明的《合建房屋协议》之后，不能对抗我方因该协议而享有的涉案房屋50%的产权，且也应该在2003年9月才形成物权法律后果，在此之前卢国义与伍佑明因涉案房屋产生的是债权。四、卢国义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的证据形成于2003年9月，其本人在涉案房屋的多起案件中对于涉案房屋的取得存在矛盾的陈述。且本案的伍佑明、姚小云也否认卢国义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卢国义出资建设、支付国有土地出让金等事实认定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的权利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我方全部诉讼请求。卢国义二审答辩称：我方同意一审判决。本案黄锦容上诉并没有提出新的事实与证据，涉案房屋是由卢国义建设，这在本案以及其他生效判决中均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我方借用伍佑明的名义取得房屋，即借名的争议，伍佑明对于涉案房屋由我方建设、使用，产权归我方所有的事实没有争议。我方在一审中所述黄锦容出土地合建，但材料显示涉案房屋所涉土地已经变更为国有土地，黄锦容当年取得土地属于非法取得。无论房屋的归属是谁，在该房屋所涉土地办理国有土地征收及出让后，涉案土地已经由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涉案土地是我方借用伍佑明的名义取得。伍佑明、姚小云二审答辩称：我方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我方没有提起上诉。涉案房屋确实为卢国义所建，涉案土地确实由黄锦容取得的，房屋建设过程中，伍佑明参与在现场监督建设。房屋建好两年以后，卢国义要求装修房屋使用，卢国义请求把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协议书是2003年形成的，而房产证和共有证从一开始至今一直都在我方手上，没有给过卢国义。房产证是黄锦容去办理的。伍佑明借给了卢国义40万元，建设房子的钱大概就是卢国义借的40万元，拿到房产证以后我就没有保留借钱的证据。本案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诉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现由伍佑明持有。经审查，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3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本案诉争房屋的查封措施。本院二审认为，本案诉争房屋，卢国义主张拥有100%产权，黄锦容主张其拥有50%产权。卢国义主张产权的依据主要有三：一是房屋由其兴建，二是其以伍佑明、姚小云名义办理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三是其与伍佑明签订了《协议书》，确认诉争房屋产权归其所有。黄锦容主张产权的主要依据是其与伍佑明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关于卢国义的主张，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分析，诉争房屋所占土地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过程中，出让对象为伍佑明、姚小云，而非卢国义。卢国义主张是其以伍佑明、姚小云名义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但缺乏证据证实，伍佑明、姚小云不予认可，本院二审不予采信。卢国义提供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的票据及缴费单据，并不能当然证明国有土地出让对象为卢国义。卢国义与伍佑明签订的《协议书》上对房屋地址的描述与本案诉争房屋地址存在差异，且协议书上姚小云签名并非姚小云本人所签，姚小云不予追认，伍佑明也坚持协议书上内容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不能起到变更诉争房屋产权的作用。因此，卢国义虽然兴建了诉争房屋，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诉争房屋产权登记在伍佑明、姚小云名下，卢国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房屋产权名为伍佑明、姚小云所有，实为卢国义所有。因此，本院二审对卢国义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黄锦容依据其与伍佑明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约定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50%产权的问题。虽黄锦容与伍佑明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约定，黄锦容出地，伍佑明建房，二者各占50%的产权。但一审综合全案证据形成时间认定《合建房屋协议》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10日存在重大不合理瑕疵，不认可为伍佑明、姚小云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妥。并且，诉争房屋所用土地原为黄锦容取得的集体土地，但在征收以后作为国有土地出让时，出让对象为伍佑明、姚小云，土地性质及使用权人均发生了变更，故黄锦容不能据前述《合建房屋协议》再行主张对诉争房屋享有50%的产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锦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上诉人上诉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驳回卢国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00元，由卢国义负担8800元，黄锦容负担4400元；一审财产保全费3020元，鉴定费7000元由卢国义负担；一审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黄锦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黄锦容负担。再审中，卢国义提交的证据有：一、《协议书》，拟证明伍佑明、姚小云应无条件办理房屋过户给卢国义。二、《房地产权情况证明》，拟证明涉案房屋的地址被伍佑明、姚小云使用。三、《房产权证》复印件，拟证明房屋具备办理过户的条件。四、《设计施工图纸》，拟证明讼争房屋是卢国义设计。五、《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讼争房屋是卢国义出资建造。六、《水电费票据》，拟证明讼争房屋是卢国义自行使用。七、办房产证的票据，拟证明讼争房屋的地价及办证款是卢国义支付。八、建房各类票据，拟证明卢国义在建房期间发生的设计、钢材、水泥、装修等费用。九、各施工队的票据，拟证明涉案房屋各分项工程的具体承包施工单位。十、综合月报表，拟证明卢国义在建房期间逐月发生的部分工程费用及具体施工单位。十一、工程结算单，拟证明涉案三栋房屋的部分工程明细及工程造价的预结算。十二、照片，拟证明涉案房屋建好后即由卢国义居住至今。十三、《报案书》，拟证明黄锦容在2008年4月13日之前对伍佑明房屋属于卢国义是无异议的，该报案书也没有提到黄锦容有与伍佑明合建50％房屋的事情。十四、（2008）穗中法民申字第6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黄锦容以补充证据第一次申请再审，被广州中院认为其与伍佑明之间的纠纷可另案解决而驳回。十五、（2009）穗中法民申字第41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黄锦容以同样证据第二次向法院申请再审，被广州中院以黄锦容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而再次驳回。十六、（2011）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黄锦容通过市检抗诉，广州中院未认定黄锦容证据的效力，而仅以程序不当裁定发回重审。十七、《征用土地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拟证明黄锦容在1992年向曾边村委非法购买的3015.69㎡的集体土地，于1999年8月被番禺国土局征用为国有土地，并分别按259.86㎡、259.86㎡、240.30㎡出让给黄锦容、黄锦才、伍佑明，即本案伍佑明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来源于国土部门的合法出让，已不存在黄锦容于1992年所谓购买的土地权利。黄锦容无权基于土地权利主张房屋的所有权，黄锦容仅存在向伍佑明追讨代为支付给曾边村委的土地补偿款。该部分证据原审已经出具并已质证。黄锦容质证称，希望核对卢国义提交的证据四、五、六原件，由于复印件并不清晰，代理人希望能对原件核对，我方现在与原审有不一样的意见。对证据四，三性不予认可，黄锦容原代理人曾亲自向设计所调查过，该所反馈没有所涉及的工程，卢国义提供的三张图纸显示的是挡土墙和围墙的工程，并不能反映是案涉房屋的建设工程。该设计图没有楼层，没有房间间隔及使用工程说明，专业设计所不可能没有上述涉及要素，该设计不可能用于建设房屋。对证据五，三性不予认可，合同显示是没有房屋、门牌号不合常理，根据该点，合同是卢国义后来形成。合同与发票相互矛盾，合同约定是包工包料承包工程，卢国义提供的发票显示是公司出资购买建筑材料，甚至显示卢国义向承包人付款结算。合同内约定不符合当时的事情，详见合同第二页第4.3条，复印件复印模糊，原文工程应该是包通煤气，1999年曾边村不可能有煤气，可见该合同条款是后来借鉴其他合同。该份合同是后来伪造的，820号案中卢国义主张涉案房屋值40万元，可是合同显示案涉房屋建设款项达到120万元，高于当时建房的3倍，与当时经济情况、实际情况不相符。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伍佑明陈述是其借给卢国义居住，恰好说明伍佑明所述的2002年后才给卢国义居住，而非一直给卢国义居住。黄锦容提交的证据有：一、曾边村委会《函复》，拟证明只有黄锦容在曾边村拥有土地使用权，卢国义在曾边村没有土地使用权，其不可能有权自建房屋。二、《补偿屋地协议书》，拟证明黄锦容向曾边村取得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并为此支付过对价，卢国义不可能凭空消灭黄锦容的土地使用权。三、《合建房屋协议及建房草图》，拟证明黄锦容出地与伍佑明合建案涉房屋，黄锦容享有案涉房屋50%的所有权。建房草图与房产证所附的房屋各层平面图是一致的。如果卢国义提供的广东省华侨建筑设计所的设计施工图纸是真实的，房产证不可能不采用专业设计所出具的图纸。结合《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穗司鉴字20120600900038号），可以确认《合建房屋协议》是黄锦容和伍佑明在1999年3月签署的。四、《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穗司鉴字20120600900038号）及《函》，拟证明《合建房屋协议》是黄锦容和伍佑明在1999年3月签署的。《函》中鉴定中心已明确说明上述鉴定结论。五、案涉房屋《房地产权证》（附房屋平面图），伍佑明和姚小云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伍佑明擅自处置共有财产的行为无效。房地产权证上所附房屋平面图就是《合建房屋协议》的建房草图。六、案涉房屋房地产权证原件《回执》，拟证明案涉房屋房地产权证在2001年就取得，如果卢国义是案涉房屋的权属人，经伍佑明和姚小云同意借用两人名义登记，卢国义应当持有房地产权证原件。如果当时伍佑明和姚小云不将原件给卢国义，正常来说卢国义立即就会诉求两人交出原件，而不会在2003年还要伍佑明一个人只写《协议书》而不交出原件。七、伍佑明、姚小云《陈情书》，拟证明伍佑明、姚小云均认可与黄锦容合建房屋，黄锦容对案涉房屋有一半所有权的事实。八、卢国义欠款《借据》，拟证明卢国义在案涉房屋建设前后一直负债累累，卢国义没有经济能力建房。最多的时候欠黄锦容190万元。卢国义分别于1997年7月欠黄锦容45万元、1999年5月借款16万元、1999年8月借款128万多元。其欠付的其他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更是不计其数。所以，他一个冼村村民才要躲债到曾边村案涉房屋借住。卢国义质证称，证据八为本案的新证据，三张借据与本案没关系，无法看出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即使卢国义有借别人款项，不能代表当时卢国义无能力建房。伍佑明、姚小云质证称，这是卢国义与黄锦容之间的事情，与我方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伍佑明、姚小云提交的证据有：一、补偿屋地协议书，拟证明讼争房屋的建设用地是本案第三人黄锦容的。二、复函，拟证明土地所在地的村委会2007年证明讼争房屋的建设用地只有黄锦容一人购买过，卢国义根本无地。三、合建房屋协议，拟证明伍佑明委托卢国义建设房屋，是先与黄锦容以合建形式取得了建房的土地，与卢国义毫无关系。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取得了番禺规划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时间是1999年8月3日。五、个人自建住宅建设用地批准书，拟证明取得了番禺国土局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时间是1999年8月31日,根本不是卢国义举证的建设时间1998年9月1日。六、发票，拟证明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是伍佑明、姚小云自己去办理并领取的，讼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房地产权共有证》从始至终在伍佑明手里。七、房地产权共有（用证），拟证明诉争房屋《房地产权证》《房地产权共有证》从始至终在伍佑明手里。证据四、五、六为本案新证据。卢国义质证称，除了证据六是原审并未出示、质证，其他的证据均在原审中出示并质证，原审笔录均有记载，不重复发表质证意见。820号案伍佑明的陈述也是1998年开始建房，规划许可证并不妨碍何时建房。实际上伍佑明今天的陈述均是其单方推断，无法证明卢国义的证据是伪造的。整个诉讼过程中，除了一审中伍佑明有参与诉讼，其他均未上诉。对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房子是借用伍佑明、姚小云名字挂名，发票开了伍佑明、姚小云名字属于正常。真实意思应以协议书为准。本案原审及再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均无争议，再审予以确认：涉案土地最早为农村宅基地，由黄锦容取得，1999年8月涉案房屋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性质，土地使用权人为伍佑明、姚小云。房屋自建好后至拆除之前，房屋产权登记在伍佑明夫妻名下，一直由卢国义居住、使用。再审另查明，现涉案房屋已于2017年被广州国际创新城新造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办公室予以征收及拆除，全部拆迁权益现由该办公室封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房屋的产权究竟归属谁。再审中，三方当事人均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其中:卢国义主张享有涉案房屋全部产权；黄锦容主张一半产权归伍佑明，一半归自己；伍佑明认可黄锦容的主张。本院再审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结合诉辩各方意见，对本案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黄锦容主张涉案房屋产权一半归自己的主要证据为其与伍佑明于1999年3月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该协议约定由黄锦容出地，伍佑明出资，以伍佑明夫妻名义报建，合作建设涉案房屋，产权各占50%。卢国义称该协议为黄锦容与伍佑明共同伪造的，协议记载三层房屋的面积数与房产证记载的面积完全相同，任何人在建房之前估算建房的面积都是大概的数字，但协议上记载的面积与房产证实测的面积完全吻合，且协议书的建筑草图均是抄袭房产证面积及附图；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1999年3月，当时诉争房屋只是建造一半以上，还未全部完工，可以证实协议为事后伪造。再审认为，在涉案房屋尚未建设完成的情况下，双方不可能对房屋建设的每一层面积都能精确计算，即使房屋建成后签订的协议，也不可能与产权证载面积完全一致，显然该协议系根据房产证登记内容而事后作出的。本院再审认为，根据该证据内容，确系事后根据产权证书载明内容制作而成，虽然协议双方均认可协议内容，但因该协议系对协议双方均有利的证据，在无其它证据佐证情况下，并不能成为双方主张房屋产权的依据。原审对该协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并无不妥，再审予以确认。伍佑明支持黄锦容的主张，称与黄锦容签署了《合建房屋协议》，而如前述，《合建房屋协议》为重大瑕疵证据。且还有以下三方面事实与伍佑明主张涉案房屋产权，不合逻辑，伍佑明也缺乏合理解释。一是本案最初由一审法院作出820号判决，确认房屋产权归卢国义，在此情况下，伍佑明以不相信司法公正为由放弃上诉权。后该案由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而伍佑明、姚小云经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再次放弃答辩及举证的权利。二是伍佑明庭审中，确认对房屋建设情况并不了解，若其为合作建房当事人、亦系房屋产权人之一，对涉案房屋如何建成的都不清楚，不合常理。三是房屋长期由卢国义占有、居住，伍佑明、姚小云包括黄锦容均未采取合理行动以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不合常理。卢国义主张涉案房屋全部产权，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支付涉案土地使用有关费用的发票和收据，证明其为取得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支付了相应的代价；2.建设房屋所涉及的施工图纸、采购建材等方面的资料及发票，证明涉案房屋由其所建；3.与伍佑明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其为真正产权人。黄锦容和伍佑明虽不确认卢国义提交的房屋建设有关证据，但二人均确认自己没有参与房屋建设，亦不能说明是谁建设了涉案房屋，故再审对卢国义作为实际建房人的主张予以采信。关于土地有关使用费用的问题，黄锦容提供了其最早从曾边村获得涉案宅基地的证据，但该土地性质后来已变更为国有土地，卢国义提供了支付国有土地使用费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为使用涉案土地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至于是以伍佑明夫妻名义办理农转用手续，并不影响对卢国义支付上述款项的事实的认定。关于卢国义和伍佑明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性问题，二人均确认为2003年签订，但对签订的背景有不同解释，伍佑明主张该协议为帮助卢国义而向公安机关作出的虚假协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该协议明确房屋产权由伍佑明、姚小云代持，卢国义享有全部产权，意思表达明确，伍佑明若只为帮助卢国义，只需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即可，没必要签订该协议，故该辩称不能合理解释签订协议的原因。该《协议书》与前述《合建房屋协议》均为倒签而成，但因该《协议书》系代持人伍佑明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并能够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其证明力可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卢国义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支付了土地使用费用、房屋建设费用，参与房屋建设全部过程，并持有证明其享有产权的协议书，卢国义在建好涉案房屋后，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黄锦容和伍佑明未提出相反证据，亦未采取合理行动主张权利。相反的是，黄锦容和伍佑明为支持自己主张而提交的证据本身存在重大瑕疵，故本院再审对黄锦容享有涉案房屋一半产权的主张不予采纳，对卢国义主张涉案房屋全部产权的诉求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申诉人卢国义再审请求成立，检察机关抗诉有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再审予以纠正，并鉴于涉案房屋已经被有关单位征收拆除，本院对申诉人卢国义变更诉讼请求的意见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粤01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原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项下房屋的权益归卢国义所有；三、驳回卢国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黄锦容的全部诉讼请求。（2008）番法民三初字第820号案件受理费44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卢国义负担；（2012）穗番法民三重字第1号案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黄锦容负担，鉴定费7000元由卢国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黄锦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国庆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高宝韫刘立郭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