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民终97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五大连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五大连池市朝阳乡。法定代表人：于会勇，该乡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生，男，该乡纪检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慧，黑龙江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文喜，男，196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五大连池市。上诉人五大连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乡政府)因与被上诉人张文喜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2019）黑1182民初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朝阳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生、王文慧，被上诉人张文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朝阳乡政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文喜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文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过程中张文喜提供的终止合同协议书，虽然能体现出之前签订过承包合同，但是却无法体现出原合同的内容及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周扬柱的证言中称2001年的合同是时任乡长的王彦波与张文喜签订的，但经了解，根本没有此事，张文喜也未能提供原合同。根据终止合同协议书，双方因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对终止合同协议双方也是认可的。终止合同协议书所体现原合同是2001年3月20日签订的，但肖某所签订的部分收据及借据确实在签订合同之前，明显不符合常理。肖某2001年1月11日出具的借据，明确体现是肖某的个人借款，不是收取的承包费用。肖某2001年2月8日收取的14,000元，经原朝阳党委书记周扬柱证实，在2001年肖某承包张文喜土地，承包费为14,000元，此款因朝阳乡政府欠肖某往来费用，便由朝阳乡政府与张文喜结算，这种抵顶的方式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该款也不是张文喜交纳的承包费用。时任朝阳党委书记的周扬柱和时任朝阳乡长的张明的证言只能是其个人证实，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代表朝阳乡政府，肖某也否认承包土地的事实，肖某2002年5月份签订合同时也不在朝阳工作，合同是由张文喜书写的，肖某只是签名。肖某在2001年时任朝阳财政所所长，但是财政所不是朝阳乡政府的内设机构，而是五大连池市财政局的派出机构，因此朝阳乡政府和张文喜是否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张文喜是否交纳承包费都缺乏直接性、实质性、关联性的证据予以证实。如双方存在承包关系，但是涉案土地是归属于朝阳朝阳村，应当由村集体向村民直接发包，而不应当由朝阳乡政府作为发包方，且张文喜之前收取的承包费也是由朝阳村向其支付的，因此朝阳乡政府与张文喜不具备合同关系。在承包过程中，朝阳乡政府是因为有村民上访才介入的，朝阳乡政府为了平息村民上访配合信访局工作，才进行了相关活动，即使应当交付承包费也应当由朝阳村委会支付。约定利息的承包合同是由肖某个人与张文喜签订的，朝阳乡政府没有集体研究通过并得到上级的批准，朝阳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机关，利息的约定侵犯了国家利益，不应予以保护。张文喜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已经丧失请求权。一审判决利息计算也出现错误，利率推定为年利2分，应是本金数额乘以0.02才正确，一审判决将本金乘以0.2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张文喜辩称，在与朝阳乡政府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之前，朝阳乡政府找张文喜，让张文喜自愿解除承包朝阳乡政府101地块三年的合同，将该地块40公顷土地使用权转给蒋立伟，蒋立伟再按照朝阳乡政府对外承包土地的价格500元每公顷转包给张文喜，承包期一年，承包费20,000元，但此费用由朝阳乡政府在之前欠张文喜两年承包费及利息中与蒋立伟结算。终止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张文喜将终止的承包朝阳乡政府101地块三年的承包合同交给了时任朝阳乡长的张明。之后蒋立伟反悔了，将张文喜找到其在朝阳乡政府的办公室称101地块土地不是蒋立伟的，是朝阳乡政府的，蒋立伟和张文喜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朝阳乡政府盖章，在法律上不生效。张文喜立即找张明乡长，要求取回其承包101地块三年的承包合同，张明乡长没有给张文喜，张文喜又找到时任朝阳党委书记的周扬柱，但也没有处理。因此张文喜无法提供其从朝阳乡政府承包101地块三年的承包合同，张文喜之后也没有再耕种该40公顷土地，朝阳乡政府之前欠张文喜的承包费也没有得到冲抵。现在张文喜能提供当时与蒋立伟签订的合同。2001年1月中旬，张文喜与当时朝阳乡长王彦波签订了承包101地块土地承包合同，面积70公顷，每公顷承包费500元，承包期限为一年。此合同是当时朝阳党委秘书于学良书写的，王彦波签的字，并盖了朝阳乡政府的公章。2001年3月20日张文喜和王彦波又重新签了一份承包101地块土地的承包合同，承包期为三年，此合同是王彦波书写的，也盖了朝阳乡政府的公章，王彦波将之前签订的承包期为一年的合同收回，因此肖某所书写的部分收据和借据是在2001年3月20日前，是张文喜签订承包一年期合同交的费用，当时乡党委书记周扬柱知道此事，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证明材料。2001年1月11日，周扬柱、王彦波、肖某等人到张文喜家向张文喜个人借款，用于春节给乡里老干部开工资，当时由于张文喜不相信朝阳乡政府的偿还能力，便由肖某以其个人名义借的款，因当时张文喜系奋斗村村主任，为了解决朝阳乡政府的实际困难，当时周扬柱、王彦波、肖某都同意用此借款抵顶张文喜承包土地的承包费。2001年肖某承包了张文喜101地块土地20公顷，承包费每公顷700元。因为朝阳乡政府与肖某个人有往来账，当时朝阳领导决定从肖某的往来账中用14,000元抵顶了张文喜的承包费，至于此种做法是否违反财经纪律，与张文喜无关。周扬柱向一审法院书写的证明材料也能证实该事实。当时朝阳党委书记周扬柱和接替王彦波任朝阳乡政府乡长的张明都能证实此事是经过开会研究的。虽然周扬柱和张文喜有亲属关系，但周扬柱证实的事都是事实，周扬柱没有营私舞弊，其于2002年11月调离朝阳。2002年肖某找到张文喜称其受朝阳党委、政府委托，经研究决定从张文喜承包101地块中返包128亩土地，分给朝阳村村民孙利，补给孙利责任田。当时张文喜同意可以少种点地，但张文喜要求返包土地的承包费要现金，2001年朝阳乡政府从张文喜处返包的18公顷土地的承包费说抵顶张文喜2002年的承包费，但由于法院执行，也没抵顶上。但经过肖某做张文喜思想工作，并答应此返包土地费用一定抵顶张文喜2003年的承包费，最后张文喜同意朝阳乡政府返包土地，分给孙利。朝阳乡政府2001年返包张文喜的18公顷土地，是为了解决朝阳村村民上访问题。朝阳乡政府让张文喜张罗出18公顷土地交给朝阳村，由朝阳村向各农户发包，并不是朝阳乡政府直接发包给各农户的。2002年朝阳乡政府又向张文喜返包128亩101地块的土地。两次返包土地都是朝阳党委、政府决定的，周扬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明材料写得很清楚，也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之后朝阳村给张文喜1,000元钱也是朝阳乡政府领导让支付的。时任朝阳村书记的刘占权也说这钱是其替朝阳乡政府垫付的。周扬柱、张明、刘占权都能证实是朝阳村向各农户收取承包费交到朝阳乡政府，再由朝阳乡政府交给张文喜，虽然是给朝阳村解决问题，但是应由朝阳乡政府与张文喜结算，与朝阳村没有关系。张文喜承包朝阳乡政府101地块土地的承包费都是其支付高额利息借来的。当时张文喜再向外转包该土地是按当时市场价750元每公顷，且承包费给付的都是现金，但朝阳乡政府要返包土地不但不给张文喜抵顶当年的承包费，也不给张文喜利息，张文喜就不同意朝阳乡政府返包土地，因此朝阳乡政府研究决定拖欠张文喜的承包费按2分计算利息，此事朝阳有会议记录，当时周扬柱也有批示。肖某是受朝阳党委、政府的委托办理的此事，并不是其个人行为。自从朝阳乡政府与张文喜终止承包101地块合同后，朝阳乡政府拖欠张文喜两年的返包土地的承包费及利息，张文喜就开始找在职和离职的朝阳党委书记和乡长，每年都找几十次，张文喜因此花费的车费、食宿费不计其数。2014年张文喜到五大连池市信访局解决此事，经调解未果，最后告知张文喜走诉讼程序。2014年，张文喜在哈医大二院住院，朝阳党委书记李乃勋给张文喜3,000元。因此张文喜此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张文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朝阳乡政府给付土地承包费19,900元，并给付利息84,099元，合计99,999元；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朝阳乡政府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的诉讼请求：要求张文喜给付朝阳乡政府101地块土地承包费3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月中旬，张文喜与朝阳乡政府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朝阳乡政府将其管理的101地块70垧耕地承包给张文喜耕种，期限为一年。每垧地承包费为人民币500元，即每年承包费35,000元，每年种地前缴纳。2001年3月20日，张文喜与朝阳乡政府又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期限由原来的一年变更为三年，其他协议内容没有改变。2001年、2002年种地前后，张文喜通过交现金、顶抵债权、转账、法院执行朝阳乡政府到期债权等形式向朝阳乡政府缴纳土地承包费70,000元。上述款项除法院执行到期债权11,000元和时任乡长张明收到10,000元外，余款均由时任朝阳财税所长肖某出具的借据或收据。2001年4月和2002年5月，朝阳乡政府为解决朝阳村民就土地上访问题，决定从承包给张文喜的土地中分别返包回18垧和8.53垧，分给朝阳村村民，并与张文喜分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每垧地承包费为人民币750元，此款按2分计息，一切费用由朝阳朝阳村向各户收缴解决。”该合同由时任朝阳党委书记周扬柱指派财税所长肖某与张文喜沟通，并签订的土地返包合同，未加盖朝阳乡政府印章。该合同未将朝阳村委会列为合同主体，朝阳村委会未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张文喜按时将土地返还给朝阳乡政府，肖某曾口头答应张文喜乡理应给付的承包费，可在张文喜下年承包土地交费时冲抵。因朝阳乡政府为另案被执行人和被告，法院以朝阳乡政府到期债权，强制执行张文喜11,000元，原朝阳乡政府乡长张明在法庭开庭调解案件，通知张文喜送到法庭承包费10,000元，致使双方顶抵承包费未果。2002年9月，朝阳乡政府与张文喜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2001年3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张文喜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被朝阳乡政府收回。至此，张文喜承包给朝阳乡政府26.53垧土地，朝阳乡政府既未顶抵张文喜的承包费，也没有按约定给付张文喜承包费。张文喜曾多次找朝阳乡政府和市信访部门解决此事。2002年12月周扬柱调离朝阳工作，离任时曾给接任乡领导写过张文喜承包土地的情况说明。说明2001年、2002年张文喜承包乡政府土地的费用已全部结清，朝阳乡政府返包张文喜的土地费用，由朝阳村收取多地户零散土地款付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与张文喜结算。朝阳乡政府返包张文喜承包的土地费用应为19,897.5元。2002年前后，朝阳领导告知朝阳村委会给付张文喜承包费，时任朝阳村书记刘占全向张文喜支付1,000元。2014年11月，朝阳乡政府蒋立伟给付张文喜土地承包费3,000元，余款张文喜多次找朝阳乡政府索要，朝阳乡政府以该款应由朝阳村给付为由拒付。张文喜诉至法院要求朝阳乡政府给付土地承包费，并按约定给付利息。朝阳乡政府以张文喜拖欠土地承包费为由，提出反诉。反诉张文喜给付土地承包费3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张文喜虽未向法院提交原土地承包合同，但其向法院提交了2002年9月与××乡签订的终止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双方2001年初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客观存在的，朝阳乡政府称张文喜未承包其土地的理由不能成立。合同履行期间，双方签订的两份返包土地合同，虽然朝阳乡政府未在合同上印有公章，但该合同是由时任朝阳主要领导指派肖某签订的，且双方已实际履行，予以确认。该合同未将朝阳村委会列为一方当事人，涉及朝阳村委会的决定（约定），按照合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对各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虽然朝阳村刘占全向张文喜支付1,000元承包费，但都是乡领导与朝阳村领导沟通后给付的，且原朝阳党委书记周扬柱离任时，给接任领导写的情况介绍及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都证实，给付张文喜的承包费，由村里负责与乡里结算，乡里与张文喜结算或村里直接与张文喜结算。且双方签订返包合同时，原合同正在履行当中，返包回来的土地承包费，顶抵张文喜履行原合同期间内承包费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因出现法院执行朝阳乡政府的到期债权等情况，顶抵承包费未果。故朝阳乡政府称，返包张文喜的土地费应由朝阳村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朝阳乡政府反诉张文喜欠其土地承包费，本案本诉查明的事实表明，张文喜实际承包朝阳乡政府土地二年，应缴纳土地承包费为70,000元。张文喜通过交现金、抵账、转账、法院执行到期债权等形式已全部交付完毕，且与周扬柱2002年12月写给接任乡领导的情况介绍，相互印证。2014年乡政府给付张文喜3,000元土地承包费，如张文喜欠乡政府土地承包费，事隔十年后，又给张文喜土地承包费于情理不符。张文喜给付朝阳乡政府70,000元土地承包费，除法院执行乡政府到期债权11,000元有财税所的印章外，其余59,000元，分别有时任财税所长肖某、乡长张明书写的收据（借据），符合朝阳乡政府当时财务管理的现状。肖某当时作为朝阳乡政府财税部门的负责人，其对外从事与其工作相关的事务，且得到朝阳主要领导的认可，其民事行为应由乡政府承受。朝阳乡政府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瑕疵，与其自身存在的管理不规范有关，与合同相对人张文喜并无关联，故朝阳乡政府辩称肖某给张文喜出具的收据（借据）是个人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反诉张文喜欠其土地承包费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反诉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张文喜诉请朝阳乡政府给付土地承包费19,900元，事实清楚、计算有误，应予部分支持；其要求按合同约定给付欠款期间的利息，因合同没有约定利息的起息时间，且原土地承包合同和返包合同双方都在互相履行中，酌情确定利息从双方解除原合同，即2002年9月16日开始计息，之前张文喜收到1,000元及2014年11月收到3,000元土地承包费，应从本金中扣除。合同中没有约定利率2分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综合本案实际按年利率2分，分段计算至2019年6月26日。综上所述，张文喜要求朝阳乡政府给付土地承包费及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部分支持；对朝阳乡政府要求张文喜给付承包费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朝阳乡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文喜土地承包费15,897.5元，并给付欠款利息56,259.57元（18,897.5元×0.2利率÷365天×4441天=45,964.35元与15,897.5元×0.2利率÷365天×1182天=10,295.22元之和）。二、驳回朝阳乡政府反诉张文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朝阳乡政府负担802元，张文喜负担348元。反诉费338元，由朝阳乡政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朝阳乡政府向本院申请证人肖某出庭作证。证明1.2001年1月11日肖某向张文喜借款10,000元并出具借据，是肖某个人借款，与朝阳乡政府无关；2.本案的两份朝阳乡政府返包张文喜101地块土地的合同是肖某签字的，合同内容是张文喜书写的；3.2002年肖某并没有承包张文喜20公顷土地。张文喜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陈述的事实不真实，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院经认证认为，证人肖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与肖某2001年1月11日出具借据备注的内容相互矛盾，因无其他证据与该证据相互印证，无法确定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朝阳乡政府上诉状中写明的事实和理由、2002年9月15日朝阳乡政府与张文喜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及分别于2001年4月15日、2002年5月10日签订的两份朝阳乡政府返包张文喜101地块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可以证实2001年初张文喜与朝阳村签订合同承包101地块70公顷土地的事实存在。虽然2001年4月15日和2002年5月10日朝阳乡政府返包张文喜101地块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上未见朝阳乡政府的盖章，但该两份土地承包合同有时任朝阳财政所所长肖某的签字，合同空白处有时任朝阳党委书记周扬柱的签字和备注，且先后两次返包回的18公顷土地和128亩土地，均由朝阳乡政府分别交付给朝阳村村委会和孙利。故应认定该两份返包土地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朝阳乡政府应按该两份合同约定的承包价格和利息向张文喜支付承包费及利息。朝阳乡政府称张文喜承包101地块70公顷土地两年，至今仍拖欠朝阳乡政府承包费35,000元的主张，因张文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肖某出具的收据和借据，张明出具的收条等证据可证实张文喜已向朝阳乡政府实际支付了承包费，故朝阳乡政府要求张文喜支付101地块土地承包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朝阳乡政府上诉主张张文喜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张文喜每年多次向朝阳乡政府领导主张权利，故本案诉讼时效多次中断，朝阳乡政府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朝阳乡政府也认可朝阳村书记刘占权和朝阳乡政府工作人员蒋立伟先后两次向张文喜支付4,000元。朝阳乡政府上诉主张一审推定双方约定的利息为年利2分，一审判决将本金乘以0.2计算利息是错误的，经调查了解当地民间借款习惯，民间借款约定年利2分，系债务人向债权人每年支付本金的20%作为利息，故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正确无误。综上所述，朝阳乡政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五大连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柳怡审判员  满国石审判员  张 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