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道书，女，197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四川英特信（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真树，四川英特信（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村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933457。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住所地永川区内环南路6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46448W。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道书与被上诉人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出租分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4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夏东鹏、郝绍彬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该案的审判，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道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黄真树，被上诉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道书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刘道书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刘道书所有。1.从出资情况来看，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由刘道书独立承担，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只是代刘道书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刘道书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刘道书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刘道书和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3.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4.从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情况看，购买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证件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只是基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登记与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是情理之中。同时，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5.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看，该合同除车辆具体信息部分为手填外，包括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在内的所有内容均是事先打印好的，按合同法规定，该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对于排除刘道书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约定内容应认定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不论从出资金额和情况、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还是基于现行法律关于车辆这一特殊动产和格式合同的规定看，案涉出租车车辆现在的登记权利人并不一定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其只是对涉案出租车是否对外产生对抗效力产生实体权利上面的影响。（二）刘道书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系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刘道书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刘道书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1.从双方的社会地位看，由于政府部门对出租车行业管理的需要，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在出租车行业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刘道书只能将车辆登记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2.从案涉出租车购车款支付情况、经营风险承担情况和经营收益情况看，刘道书实际支付了购车款等所有的经营成本，也实际承担车辆的经营风险，还享有经营收益，案涉车辆的实际权利人为刘道书。3.从《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内容看，除了案涉出租车的车牌号、车架号等关于车辆的信息为手填外，其余均为事先打印好的内容，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部分的约定内容明显排除了刘道书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无效。4.挂靠经营关系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经营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刘道书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其对应的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附属于案涉出租车，属于该车的权利凭证，与该车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一并确认为刘道书所有。刘道书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原一审程序存在瑕疵。本案是基于永川法院作出的中止裁定而中止审理，该中止的理由是基于梁飞案件在五中院二审未能裁决为理由，永川法院在没有获得梁飞案件的判决书情况下，解除中止恢复审理作出判决违法程序，一审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支持上诉请求。重长司、亨通出租分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刘道书称案涉出租车的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刘道书所有，这与法庭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1.从出资情况看。根据销售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车辆及附属设施并非刘道书自行购买，而是亨通出租车公司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单价为85800元（个别车辆比如卢如玉、刘道书、陈利刚等经营的车单价为82000元）；车辆的购车款（含订金1万元）、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均由亨通出租分公司支付。GPS车载终端、计价器、多功能屏（显示器）等附属设施也是亨通出租分公司分别与亿程信息公司、青岛恒星公司、重庆冀繁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购买，款项也是由亨通出租分公司支付，车辆及附属设施均系亨通出租分公司购买，所有权均系亨通出租分公司。刘道书称系代购，在一审刘道书没有提交代购合同或委托手续，刘道书没有提交相应证据。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1）出租车对外发生交通事故，法院判决由车辆经营者与车辆所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侵权责任法》的特殊规定，旨在更切实有力地保护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这一弱势主体，这与车辆的所有权归属是两码事。各地法院均判决车辆经营者和车辆所有人在交通事故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从没见过法院判决将交通事故车辆的所有权确定给出租车经营者。3.关于车辆的交付问题。汽车销售商按照汽车销售合同的约定，将车辆及附属设施交付给亨通出租车公司，亨通出租分公司即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亨通出租分公司将车辆交付给刘道书经营，该交付系买卖合同的交付行为，刘道书和亨通出租车公司的交付是基于双方所签《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刘道书仅取得车辆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刘道书混淆了车辆所有权与车辆经营权。4.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的所有人均为亨通出租车公司。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机动车登记为物权登记，具有物权对抗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正确。5.根据双方所签《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车辆所有权属于亨通出租车公司。不论合同的范本是哪一方提供，双方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刘道书都是经营出租车多年、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对合同条款不至于产生歧义，且刘道书在多年的车辆租赁经营过程中也未对车辆登记的权属问题提出异议。综上，刘道书的各项理由均不能成立，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不属于刘道书，而属于亨通出租车公司。二、刘道书称，双方所签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亨通出租车公司胁迫刘道书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依法应予撤销，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是指经营者经政府行政许可取得有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亨通出租车公司与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签订了《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依法取得了包括案涉出租车在内的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刘道书作为自然人，没有取得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于是刘道书通过与亨通出租分公司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方式，从事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双方建立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绝对优势地位。双方基于租赁经营合同都会获得相应的收益，也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2.不存在显失公平。本次合并审理的45个案件的当事人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具有长年经营出租汽车的经验，大多数当事人早在2011年左右就与亨通出租分公司签订过同样条款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并且6年租赁期满后也有多名当事人与亨通出租分公司签订目前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有些当事人虽然没有续签书面合同，但实际仍按原合同约定的条款在继续履行，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对于永川区出租汽车行业的运营状况，经营出租车的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均具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与亨通出租分公司签订合同，其并不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六年的经营，刘道书认为继续签订相同条款的合同，自己能够获得预期利润，才会重新与亨通出租分公司签订合同，否则如果会亏损或者风险过大的话，相信刘道书是不会继续签订合同或者事实上继续租赁经营的。从合同条款可以看出，亨通出租分公司的利润，并非来源于首付租赁金，而是来源于每月收取的租赁费，1100元-340元代缴的税费，剩余760元，再扣除公司每月支付的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在内的费用成本，亨通出租分公司的利润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亨通出租分公司要获得政府部门的出租车经营指标，也是通过多年的积累，具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办公、管理人员的硬件条件才能获得的，这也应当计算进成本里面；刘道书虽然签约时要一次性付出11万多元，但其营运收入中，除了向亨通出租分公司每月缴纳1100元租赁费，其他的营运收入都归自己所有，其每个月的利润应当不低于重庆市职工平均工资，并且刘道书自己没有取得特许经营权指标，才通过租赁经营的方式取得了经营权，所有双方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是互利共赢的，也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不存在显失公平。3.关于签订合同时刘道书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形。刘道书在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没有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刘道书在签订合同时遭受胁迫，且二审阶段也没有提交新证据，证明其签约时受到胁迫。民事诉讼应当遵守民事诉讼规则，以事实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而不能仅凭自己单方面的陈述。从双方连续两次签订内容一致的合同，且第一次合同期6年已履行完毕这一客观事实，可以反推出双方签订合同时完全出自真实意愿，并未出现胁迫情形这一结论。综上，双方签订合同时不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刘道书要求对合同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道书在上诉状所陈述的理由，与其第一（一）3、4中陈述的观点一致，在前面已经予以反驳，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道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道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购买价为96400元、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及该车所有附属设施为刘道书所有。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刘道书明确附属设施包括：顶灯、计价器、电台、GPS卫星定位系统、治安证、车牌号、使用天然气动力行使的设施设备（气罐等）及随车物品（灭火器、急救包、三角牌、行车记录仪、备胎、千斤顶）；2.本案诉讼费用由重长司、亨通出租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长司于1997年5月23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县内、县际、省际班车客运，普通货运、客运站经营、出租客运等。亨通出租分公司系重长司的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出租客运、汽车零部件销售等。2015年6月3日，亨通出租分公司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了5辆长安牌汽车，单价82000元。其中包含本案所涉的车架号为X，发动机号为X的长安牌汽车（出租车）。2015年6月4日，刘道书与重长司签订了《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刘道书租赁出租车的车型（发动机号X）、牌照号（渝X）、租赁费等。租赁期限自2015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合同第一条约定：租赁经营车辆由甲方（重长司）全额出资购买，是甲方法人财产，其财产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均属甲方所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为亨通出租分公司。之后亨通出租分公司分别向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了多功能屏（4.7寸LCD液晶显示屏，代替出租车行业服务监督卡，集成触摸式+按键式服务评价功能，支持语音调度功能，电召信息确认）。同时又向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重长司提供车载终端车载终入网到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监控调度系统中并可自行监控调度管理，在通讯营运商的网络覆盖范围内为重长司提供通信网络服务和用户服务。2015年5月14日，刘道书向亨通出租分公司交纳一次性车辆折旧费及有偿使用费210000元。2015年6月9日亨通出租分公司向重庆市永川区国家税务局交纳了长安牌小型轿车（型号X、车架号为X）的车辆购置税，取得了《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载明的纳税人为亨通出租分公司。2015年6月10日，经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小型轿车（品牌型号为长安牌X、车架号为X、发动机号为X、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机动车所有人为亨通出租分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载明的业户名称为亨通出租分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公室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治安登记证》。治安登记证上载明的单位名称为亨通出租分公司。经重庆市永川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亨通出租分公司取得了渝X巡游出租汽车的《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载明的使用单位为亨通出租分公司。另查明，亨通出租分公司对巡游出租车的管理内容为：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学习、培训，对出租车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驾驶员是否安全驾驶进行监督检查，对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进行检查等。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综合以上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出租汽车车辆所有权及附属设施的归属问题。本案中，涉案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涉案车辆购车发票开具的购车人、涉案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开具的纳税人、《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载明的使用人均为亨通出租分公司。附属设施：顶灯、计价器、电台、GPS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终端设备）、使用天然气动力行使的设施设备（气罐等）及随车物品（灭火器、急救包、三角牌、行车记录仪、备胎、千斤顶）系亨通出租分公司出资购买。刘道书也没有举证证明顶灯系其出资购买。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道书系涉案汽车以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退一步讲，即使刘道书实际出资购买了涉案汽车，但其允许购车发票的购车人记载为亨通出租分公司，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该车辆所有人为亨通出租分公司，均表明刘道书并非以获取车辆所有权的意思出资购买机动车。因此，刘道书请求确认涉案汽车及附属设施归其所有，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机动车牌照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属于经营权的范畴，是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特定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故刘道书主张涉案机动车牌照的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治安登记证》系相关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证件。颁证行为系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所有权确认的范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道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05元，由刘道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是否应属刘道书所有。关于一审程序，一审法院虽然对本案曾作出过中止审理的裁定，但后认为本案无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并恢复审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刘道书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所有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出租车由亨通出租分公司购买并办理登记，一审据此认定属亨通出租分公司所有，并无不当。亨通出租分公司不同意祼车归个人所有，刘道书的一审诉讼请求未对出租车作裸车和经营权的区分，而是要求确认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归其所有。出租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机动车辆，只有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车辆才能成为出租车。刘道书请求确认的出租车所有权不仅包含该机动车辆本身的所有权，同时也包含了该车辆的出租车经营权、号牌使用权等。亨通出租分公司不同意裸车归刘道书所有的陈述亦无解除双方之间关于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意思。在双方存在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情形下，案涉出租车不是单纯的机动车，亨通出租分公司该陈述并非承认刘道书的一审诉讼请求。刘道书上诉认为，其实际出资购买车辆及其附属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亨通出租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委托购买关系、其向亨通出租分公司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刘道书前述上诉理由，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出租车虽交由刘道书经营，但双方就案涉出租车经营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刘道书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交付基于买卖合同发生。其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因交付而设定物权的上诉理由，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刘道书上诉称亨通出租分公司利用行业优势地位胁迫其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经营合同》，但其并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以采信。综上，刘道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2210元，由上诉人刘道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母雪桥书 记 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