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7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爱萍，女，195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寒晖，河北陈丽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德芬，女，194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磊（系上诉人之女），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强（系上诉人之子），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上诉人范爱萍因与被上诉人朱德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3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爱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寒晖、被上诉人朱德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磊、孟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爱萍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本息，对案件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还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双方的法律应为委托投资法律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借款，发生在上诉人在上海杨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期间。被上诉人以理财客户的身份在被上诉人任职的公司听完产品介绍后，再将现金交由上诉人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为了记账，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打下了本案中的借条，上诉人按约定购买了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返利时，上诉人再通过投资平台取现，然后交由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打下的借条实质是为了记账的收条，并非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证据，双方未就借款一事达成过合意，不能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与案件基本事实不符，借条不能作为唯一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依据。二、一审程序中虽然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提供证据的关联性，一审判决也据此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予采信，但是上诉人提供的各项证据相互照应，能够清晰地还原案件原本事实，应当作为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证据。上诉人出示了劳动合同以及工作单位同事、领导的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谈话录音，完全可以证实原告是以客户的身份多次到上诉人工作的公司处参加各类活动，上诉人提供的公司活动照片与证人证言完全相互印证。因此案件情况绝非被上诉人所陈述，是因为上诉人因个人投资原因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公司参加产品说明会也并非仅仅为了领取所谓奖品。谈话录音中，被上诉人对事实的陈述也印证了因公司出售的理财产品出现了问题，无法按约定返利，被上诉人这才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提交的投资协议与银行流水同样很好地显示了上诉人收取款项以后资金的去向，与上诉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完全相符。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作为公司客户委托上诉人购买理财产品并通过上诉人享受收益的事实。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呼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一审法院应当给予采信，从而还原案件事实。三、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目的进行核实，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也未能对借款目的进行解释说明，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依据不足。在诉状中被上诉人称是因上诉人个人投资原因才向上诉人出借借款，但是被上诉人的说辞明显与生活中的习惯常识不符。双方非亲非故，被上诉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向上诉人多次提供大额资金用于对方个人的投资，明显有违常理。被上诉人虽不认可上诉人提供证据的关联性。但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说明借款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仅没能提供相关证据，也未能对将钱款借给上诉人的理由给予任何说明。因此，一审法院未能对双方借款合意以及借款目的进行核查，从而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存在错误。四、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也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提供的立案通知书虽为复印件，但是结合上诉人工作单位法定代表人刘昊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上诉人所在公司代为销售的理财产品，确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已经涉嫌非法集资被立案调查，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不应得到支持，同时被上诉人所获得的利息、分红，应当折抵本金。因此，一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未予查实，即使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也不应再承担利息，被上诉人已经获得的红利应当折抵本金。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程序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中判令上诉人承担保全费2327元。但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却未曾收到法院作出的任何保全裁定，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存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还重审。朱德芬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明确的个人借款关系，所谓委托投资关系不成立。上诉人本人分6次分别手写的借条上明确注明了借款标题、出借人和借用人姓名、借款金额、借款日期、还款期限、以及约定利息并按手印。被上诉人6次均以现金形式将借款交付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个人借款关系明确有效。上诉人将钱款用于投资理财产品的具体操作均由上诉人通过自己或他人注册账号进行，而非被上诉人本人直接操作，操作时被上诉人亦不在现场，实际投资的金额、时间、期限、收益以及后续的兑付，被上诉人均不得而知。被上诉人与投资公司之间从未签订任何协议、合同，与投资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也从未签订任何委托投资协议或达成口头委托协议，因此上诉人提出与被上诉人是委托投资关系完全不能成立。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所写借条的法律效力显然十分清楚，出具借条则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了明确的个人借款关系，其投资理财产品行为的风险或收益只与上诉人相关，由上诉人承担或享有，无论其投资行为收益增减或风险产生，均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依法拥有依据借条约定要求上诉人到期还款的权利。如系委托投资关系上诉人理应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风险和收益，同时不会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明确的个人借款关系，所谓委托投资关系完全不成立。被上诉人依法拥有依据借条约定要求上诉人到期还款的权利。二、上诉人所列其他上诉理由均不成立。1、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显然清楚借条和收条在法律意义上的区别，其上诉理由提出所写借条实为收条，显然有悖事实，毫无依据。2、上诉人作为上海杨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理财专员，将其公司小管家等理财项目向被上诉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推介，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的个人佣金提成和薪金报酬，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则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了明确的个人借款关系，由上诉人本人直接操作的投资行为的收益或风险均由上诉人个人承担，无论其投资的最终结果是收益还是亏损均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依法拥有依据借条约定要求上诉人到期还款的权利。同时，上诉人所在投资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法律后果亦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与投资公司之间从未签订任何协议、合同，与投资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因此，投资公司被立案调查的法律后果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不产生影响，约定借款利息依然有效。3、上诉人提交的投资协议和银行流水与被上诉人毫无直接关联性，未涉及任何被上诉人的姓名，签字等个人信息，无法证明任何与被上诉人相关的事实。4、谈话录音中没有任何有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的内容，反而多次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存在欠款义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明确的个人借款关系，被上诉人与投资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毫无依据，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被上诉人依法拥有依据借条约定要求上诉人到期还款的权利。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维持原判。朱德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范爱萍返还原告朱德芬借款本金共计33万元人民币及约定利息3.14万元人民币；2、诉讼费由被告范爱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向原告出具了6张借条，分别是：2017年10月31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朱德芬现金10000元，年息12%，一年还本还息”；2017年11月22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朱德芬现金50000元，年收益9.8%，一年还本还息”；2018年1月8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朱德芬现金50000元，年息10%，一年还本还息”；2018年7月6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朱德芬现金100000元，年化收益率10.5%，一年还本还息”；2018年8月28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朱德芬现金20000元，年利率10.2%，一年还本息”；2018年9月14日的借条，载明“今借朱德芬现金100000元，年息10.5%，存期一年半（半年返一次利息5250）”。以上借条本金总额为33万元。被告已偿还原告1万元，原告将1万元的借条退给了被告。现原、被告对该1万元偿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出具的投资协议、银行流水等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委托被告投资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本金33万元，并约定相应的利息、借款期限。被告也承认收到原告主张的33万元，但辩称该33万元系原告委托其理财的款项，并非借款。原、被告对自己的主张和抗辩，均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六张借条均明确载明被告“今借朱德芬现金…”，该表述具有明确的借款的意思表示。被告虽对借款的意思表示予以否认，但其提供的五份投资协议签字人为被告及张舒，均非原告，也无原告明确委托其理财的意思表示；其他证据亦不能证实原告与其主张的理财产品具有关联性。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被告偿还的1万元，原告将借条退还的行为表明该笔债权的偿还，一审法院认为偿还的是2017年10月31日借条的借款。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不能按期还款，原告有权对未到期的款项主张预期违约。因此，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2万元及利息31127.7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为：本金50000元，自2017年11月22日至2019年5月7日按年利率9.8%计算为7148.83元；本金50000元，自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按年利率10%计算为6666.67元；本金100000元，自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5月7日按年利率10.5%计算为8779.17元；本金20000元，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5月7日按年利率10.2%计算为1416.67元；本金100000元，自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5月7日按年利率10.5%计算为6795.83元，共计30807.1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范爱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朱德芬借款本金32万元及利息30807.17元。二、驳回原告朱德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21元，减半收取3360.5元，保全费2327元，由被告范爱萍负担案件受理费3262元、保全费2327元，原告朱德芬负担案件受理费98.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范爱萍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朱德芬之间应为委托投资关系，但其一审中提交的五份投资协议签订人是上诉人及张舒，被上诉人未签订过投资协议，且上诉人未提交书面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与其主张的理财产品的关联性。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六张借条证实借款事实，上诉人认可收到借款33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购买的理财产品涉嫌非法集资被立案调查，利息不应得到支持，其依据是一审中提交的立案告知书。但该立案告知书为复印件，且存在多处涂抹，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关联系未予采信，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范爱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21元，由上诉人范爱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鹏壮审判员  张 力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马巧灵书记员甄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