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29民初2088号原告：饶振刚，男，汉族，1973年8月20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贵芳，江西正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熊春生，男，汉族，1959年04月05日出生，住江西省余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松秀，余干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原告饶振刚与被告熊春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饶振刚、被告熊春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饶振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付购买原告鞭炮款人民币14146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6年6月26日至2016年10月23日陆续购买原告鞭炮，共计货款人民币203969元，被告口头承诺陆续付款，最迟在2017年农历12月底付清。可是，被告违反承诺，截止到2017年农历12底被告仅偿付原告货款人民币62000元，尚欠原告货款141469元至今未付，此款经原告多次催偿，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被告熊春生答辩：1.原告诉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主体不合法。被告是余干县供销合作社古埠供销社的在职主任，也是烟花爆竹配送中心的法人代表。2016年6月-10月期间，被告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仅代表本单位（余干县供销合作社古埠供销社），不属于个人的行为。2.如果说起诉供销社的话，被告作为余干县供销社古埠供销社的负责人可以证明2016年度所欠的原告烟花爆竹货款仅是4万元钱。诉状上说的欠141469元，早就在电话里沟通好了。农历2018年大年三十在村民张某家里，已经结清，最后打了一个4万元的欠条。3.原告到现在为止没有提供合法经营许可的有效证据，原告是非法经营，产品严重超标，违反了烟花爆竹的相关管理规范。因为原告没有合法手续，余干县烟花爆竹公司对被告处罚了8.4万元，造成很大的损失，应当由原告承担50%。4.从2016年至今已超过了收款的诉讼时效两年。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有：1.原、被告身份信息，证明诉讼主体资格。2.出库通知单六张，证明2016年10月23日销货10152元、2016年10月9日销货145042元、2016年10月8日销货13150元、2016年10月11日销货11045元、2016年10月19日销货12144元、2016年6月26日销货12436元，合计货款203969元。记录的是万数乘以个数再乘以箱（件）数。10月19日原来记的是83箱，后面补了4箱，熊春生自己签字确认了是87箱；10月23日涂改的，熊春生也汇总了216件。有修改的地方，被告都自己确认了。3.原告陈述：原、被告鞭炮买卖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是口头协议。货到了被告处，被告验收合格就签收，不合格就拉回来，当时是这么口头约定的。从出库通知书来看，收货人不是经销社，而是被告签收的，其中有一张是被告雇请的人签收的。出库通知单签收原、被告就达成买卖关系。被告总共进货六次，价值203969元，2016年年底前付了4.2万元，2017年过年前付了2万元，收的现金，打了收条给被告。2018年原告也到被告处问钱，2018年年底也到问钱，没有过诉讼时效。被告说在2018年大年30的时候结账后出具了4万元的欠条，没有这回事。原告是2019年2月3日到那里，没有拿到一分钱。开始是打电话说过去拿些钱，被告没说没有钱，过去以后被告就说没有钱，打个欠条，当时没有谈好，就没有打欠条。被告质证意见：1.对货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理由一是被告代表的是供销社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当时交货发货应该是要有公章的。二是有一张10月11日的出库单，签单人王安英是原供销社的正式职工，已经退休了。其他货单签字是我本人签的。但2016年10月19日的货单不同颜色字迹是后面加上去的，2016年10月23日的票据有涂改，涂改的按照规定应该按手印。三是六张销货单上记的鞭炮的数量不是事实，货款金额203969元也不是事实。我要求单价是43元，对方要求44元，从来没有47元，签字的时候上面都没有写金额。2.2017年11月份在龙虎山还给了10000元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两份文件，一份证明被告是供销社的主任，一份证明是供销中心社党支部书记。2.两张出、入库单，证明熊春生2016年11月16日经手了1900件烟花爆竹入库到余干县供销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3.承诺保证书，证明因为非法经营受处罚8.4万元。4.申请证人张某到庭作证：被告与原告经营爆竹生意，我不知道熊春生总共买了饶振刚多少鞭炮，也不知道熊春生还欠饶振刚多少鞭炮款，价格问题我不太清楚。我没有去龙虎山，但是饶振刚打电话告诉我拿了一万元。去年过大年那一天熊春生在我家打了4万元钱欠条。熊春生没有给现金给饶振刚。我没有参与，我拿的纸笔给他，只知道打了条子，什么内容我没有看。5.庭后补充王安英工资领条2张、古埠供销社烟花爆竹各批发网点通讯录1张。原告质证意见：1.对两份供销社的文件，因为没有提供原件，就是有原件的话，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不是以单位的形式出现，是以个人的形式出现，供货单上也没有公章，都是个人签字，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两份出、入库单只能证明被告的烟花爆竹入库到公司，原、被告之间买卖最迟入库也是10月，11月没有卖鞭炮给被告，有可能是被告在别人处进货的。3.承诺书与本案没有关联，并不能证明因为是谁的鞭炮罚款，因为被告本身就是做鞭炮生意的，不是只在原告处进货。4.证人不能证实本案的案件事实，证人对原告买卖的数量、金额都不清楚，说打了欠条，条子的内容也不清楚。所以我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能证实本案的事实。5.工资领条和通讯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王安英是古埠供销社的职工，也不能证明2016年10月11日签单的出库通知单是古埠供销社进的货，如果不是熊春生个人做生意，供销社应当有进出货实物账、给付原告鞭炮款的财务账和尚欠原告鞭炮款的财务账。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后予以确认，并存卷佐证。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被告熊春生于2016年6月26日、2016年10月8日、2016年10月9日、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0月23日六次向原告饶振刚购买爆竹，总价款203969元。之后，被告熊春生支付货款62000元，余款至今未付。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被告熊春生还是余干县供销合作联社古埠供销社。被告辩称原告诉求的买卖合同相对人应该是余干县供销合作联社古埠供销社。经查，被告熊春生虽是古埠供销社的主任，但被告在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时，并没有以古埠供销社的名义订立买卖合同，也没有要求原告发货到古埠供销社；在收到货后，被告没有入库到古埠供销社的证据，也没有古埠供销社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证据，相反每次付款是由被告个人支付现金，在原告多次催要货款时，也未告知或带原告去向古埠供销社催收货款。被告熊春生走私爆竹被查后，其走私爆竹并未入库到古埠供销社，而是入库到余干县供销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所以，被告辩解其与原告之间的买卖行为是代表余干县供销合作联社古埠供销社的职务行为不成立，不予支持。二、原、被告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货款总额及所欠货款数额。原告饶振刚在销货清单、出库单上均注明了爆竹的万数、个数和件（箱）数，并记明单价和货款数额，被告熊春生本人或者其委托仓库保管员王安英在销货清单、出库单上签名确认，应当确认销货清单、出库单上记载的单价、数量和货款金额为双方交易数量和价款，即原、被告买卖合同总价款为203969元。被告辩称约定的单价为44元，签字的时候上面都没有写金额，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原告饶振刚自认2016年共收到货款42000元，2017年共收到货款20000元，收的现金，打了收条给被告。被告熊春生辩称2017年11月份在龙虎山还给了10000元原告，但被告没有提供原告所出具的收条，不能证明在龙虎山给的10000元不在原告自认的20000元内，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熊春生辩称2016年度所欠的原告烟花爆竹货款仅是4万元。诉状上说的欠141469元，早就在电话里沟通好了。农历2018年大年三十在村民（也就是证人张某）家里，已经结清，最后打了一个4万元的欠条。其申请的证人张某证实原告2018年大年三十在他家向被告催要货款，但其没有参与算账，不知道买卖数量、价款，也不知道欠多少货款，又没有看到被告给付了货款，仅是提供了纸笔。其所谓的知道打了4万元欠条，并没有当场看过欠条上的内容，那只能是听被告说。结合原告的陈述，仅能证明被告提出打4万元欠条，不能证明双方就货款结算后形成欠4万元货款的结算凭证。被告辩解原告没有合法经营许可，是非法经营，产品严重超标，导致被告被处罚了84000元，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原告承担50%。但被告提供的烟花爆竹出、入库单和承诺保证书，只能证明2016年11月3日被告熊春生在承诺书中主动坦白2016年8月进了一批走私鞭炮1526件、烟花374件，共计1900件，进价单价133.69元，共计254004.5元，自愿按进货全额爆竹加价32%、烟花加价43%的利润84813元进账入公司财务，2016年11月16日将这1900件烟花爆竹入库到余干县供销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首先，被告没有提供其上交84813元的凭证。其次，被告主动要求上交的84813元不是罚款，而是其非法利润。其三，被告交待的入库的走私烟花爆竹时间、数量、进货单价均与原告所出售爆竹的时间、数量、单价不符。被告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上交的1900件烟花爆竹为原告所出售，也未提出反诉，故对其辩解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应当支付买卖合同总价款为203969元，已支付62000元，尚欠141969元。三、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原、被告的买卖关系成立于2016年6月、10月，双方没有在货单上记明付款时间，也没有证据表明曾约定付款时间，买卖合同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也就是说被告应当在收到每一笔货物时支付货款，即2016年6月26日支付12436元、2016年10月8日支付13150元、2016年10月10日支付145042元、2016年10月11日支付11045元、2016年10月19日支付12144元、2016年10月24日支付1015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收到货款之日起三年。原告认可被告在2017年11月之前已支付62000元，即付清第一、二笔货款，第三笔货款尚欠108628元，被告也认可在2017年11月最后支付过10000元货款，此时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被告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诉讼时效重新计算。2019年2月4日（大年三十）原告向被告催收货款，再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自2019年2月4日起重新计算，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至2022年2月4日止。原告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辩解从2016年至今已超过了收款的诉讼时效两年，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被告熊春生向原告饶振刚购买爆竹，视为双方订立口头买卖合同。原告饶振刚向被告饶振刚交付了货物，被告熊春生应当支付价款。被告熊春生欠原告饶振刚货款141969元，原告仅主张141469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熊春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饶振刚支付货款141469元。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29.38元，减半收取1564.69元，由被告熊春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2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抚州抚河支行)，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款单复印件递交本院，如在上诉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陈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