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民终1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万勇，男，1990年1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邦海，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元桂，女，1959年2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雷波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禄才（又名向六才），男，1955年8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雷波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帮发，男，1963年9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雷波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忠勇，男，1992年8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雷波县。 被上诉人伍帮发、伍忠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兵，四川全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原告：向万海，男，1986年2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雷波县。 上诉人向万勇、黄元桂因与被上诉人向禄才、伍帮发、伍忠勇及原审原告向万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雷波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7民初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在向向万海送达二审开庭传票时，向万海称其并未提起上诉，并称书面上诉状上“向万海”并非本人真实签名及捺印。因此，向万海提起上诉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向万海不能作为本案的上诉人，只能作为本案的原审原告。同时，经审查向万海向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委托书》，委托人处“向万海”亦非其本人的真实签名及捺印，系他人代签及代为捺印，向万海并非真实、合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应视为其未委托诉讼代理人。本院在审理过程中，经审查黄元桂向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委托书》，委托人处“黄元桂”并非其本人的真实签名及捺印，系他人代签及代为捺印，黄元桂并非真实、合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应视为其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同时，黄元桂作为上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按黄元桂自动撤回上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向万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判决三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田地买卖协议书》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向禄才未经家庭成员的同意，擅自将家庭联产承包地（小地名：柯家大土）5分地永久卖给伍帮发、伍忠勇。伍忠勇是居民，且当时是未成年人。该协议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都违反了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作出枉法裁判，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相抵触。1.一审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实际上是土地转让协议。协议的标题、内容均是非法买卖。2.一审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是土地转让，上诉人认为不符合转让的形式要件和特征。土地转让必须按规定的法定程序。伍帮发、伍忠勇是青杠村7组村民，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法律规定，转让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分之二的人同意，且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转让权。伍帮发、伍忠勇未经集体开会同意，也未经村委会同意盖章，就按转让行为推定，也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这是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按上述法定程序签订的合同明显违法，系无效合同。3.一审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经村小组组长签字同意，纯属无事实依据。青杠村3组组长陈华顺、7组组长陈华强在《田地买卖协议书》证明人位置上签字是事实，但并无任何是否同意流转的意见，并不代表村民的集体意见，事实上也未经全体村民讨论，也未开会通过表决，该二人的签字不能代表集体意见，该二人也不是法律上的发包人。4.一审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经过公示，应属伍帮发、伍忠勇永久使用，系违法认定。公示通常以三榜定案，公示是一种听证行为，征求有无异议行为，并不是确认行为。2018年确权，当上诉人得知自己权利被侵害时，立即向乡土地确权办提出书面申请。事实上，伍帮发、伍忠勇以及3组、7组的组长也从未征求过上诉人对0.5亩土地确权给伍帮发、伍忠勇有无异议。将3组的土地确权给7组，直接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的硬性规定，侵犯了3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5.一审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是家庭户向禄才签字，协议合法有效，这一认定也是违法的。田地买卖不同于其他商品买卖，不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向禄才的行为直接侵犯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6.一审法院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系枉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系典型的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判决向禄才与伍帮发、伍忠勇签订的《田地买卖协议书》属无效合同。 被上诉人向禄才未到庭进行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伍帮发、伍忠勇辩称，1.双方签订的《田地买卖协议书》虽名为买卖，但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这一事实不仅体现在协议书的内容中，在本案一审时还为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及其代理人所确认。2.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向禄才与伍帮发、伍忠勇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是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全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其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当时，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在协议上签字进行了确认，黄元桂在场亲自见证了协议签订的过程，且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向禄才均对该转让行为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3.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不是专业发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自己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无需村民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所确认，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向禄才将自己的承包地转让给伍帮发、伍忠勇，得到了作为发包方的村民委员会的同意，也为村民小组和全体村民所认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且在长达12年多的时间里，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向禄才也未表示反对。在2018年的土地确权登记中，作为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单位的雷波县农牧局，经过公示和登记，再次确认了转让土地为伍帮发的承包地，该确权登记行为再次确认了2007年土地转让行为的合法效力。因此，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与伍帮发、伍忠勇签订的《田地买卖协议书》虽然名称上和表述上有瑕疵，但并不影响该协议确定的土地承包权转让的事实，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与伍帮发、伍忠勇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向万海未出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 原审原告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向禄才与被告伍帮发、伍忠勇签订的《田地买卖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向万勇、向万海系原告黄元桂与被告向禄才儿子，四人同为四川省雷波县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27）。2007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四），被告向禄才、原告向万勇、向万海与被告伍帮发、伍忠勇达成书面《田地买卖协议书》，将自家地块名称为“王家岩边”地块编码为“00096”（小地名柯家大土）的承包地转让给被告伍帮发、伍忠勇经营使用。协议书由第三人草拟，向禄才、向万海、向万勇、伍帮发、伍忠勇在各自名字上按捺手印确认，青杠村3组组长陈华顺、青杠村7组组长陈华强及青杠村村民刘运才、伍帮才、向万奎在证明人栏的各自名字上按捺手印确认，向万奎在按捺手印后补签本人名字。黄元桂在协议现场，但没在《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签字按捺手印。2007年3月22日签订协议后，一直由伍帮发、伍忠勇耕种使用该土地，青杠村村、组对两家转让土地的行为一直予以认可和确认。原告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在被告伍帮发、伍忠勇经营使用转让土地期间未对该土地的转让向乡、村、组提出异议。现原告以被告向禄才私自处分及永久买卖土地不合法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田地买卖协议书》、《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及原、被告的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土地流转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向禄才、原告向万勇、向万海与被告伍帮发、伍忠勇达成书面《田地买卖协议书》，将自家地块名称为“王家岩边”地块编码为“00096”（小地名柯家大土）的承包地转让给被告伍帮发、伍忠勇经营使用。原告黄元桂虽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但现场参与了协议书的签字；且在被告伍帮发、伍忠勇经营土地十余年间，原告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未向作为土地发包方的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村、组提出异议；故对原告提出的被告向禄才私自与被告伍帮发、伍忠勇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未经家庭内土地承包经营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田地买卖协议书》内容“一切使用权归伍帮发家使用”来看，该协议书名为田地买卖，实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田地买卖协议书》上虽没有村、组公章盖章，但在协议书证明人处有雷波县组长按捺手印，且青杠村村、组一直对该土地的转让认可和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向禄才家与伍帮发、伍忠勇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向禄才家与伍帮发、伍忠勇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禄才、原告向万勇、向万海与被告伍帮发、伍忠勇达成《田地买卖协议书》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确认协议有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07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四），上诉人向万勇、被上诉人向禄才、原审原告向万海作为甲方与被上诉人伍帮发、伍忠勇作为乙方签订了《田地买卖协议书》，主要约定：“1.由甲方柯家坪载好脐橙树田一块，边界连唐朝明家处。甲、乙双方协定总价壹万元正（10000.00元），永久卖给伍帮发家，一切使用权归伍帮发家使用。2.此田地从二ｏｏ七年农历二月初四起由伍帮发家永久经营使用，今后与向六才家无任何关系。假如田地有调整，此田地永久是伍帮发的，与甲方无任何关系。3.此田地协议双方永久执行，绝不反悔，长期有效。如双方谁反悔，一切损失加倍赔偿。此合同共三份保存。”协议甲方处有向六才、向万海、向万勇的签名捺印，乙方处有伍帮发、伍忠勇的签名捺印，证明人处有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7组组长陈华强、雷波县组长陈华顺、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7组村民刘运才和伍帮才、雷波县村民向万奎的签名捺印。黄元桂虽未在《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但其在现场参与了《田地买卖协议书》签订的整个过程，且未提出异议。签订协议后，伍帮发向向禄才支付了土地转让款10000.00元，同时向禄才向伍帮发交付了案涉土地，且由伍帮发、伍忠勇种植脐橙至今。现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以《田地买卖协议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为由，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1.2019年7月16日，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2007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四），雷波县向禄才将位于雷波县村民伍帮发、伍忠勇，双方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当时转让该土地时，向禄才家庭成员向禄才、向万海、向万勇、黄元桂均在场，五官乡青杠村3组组长陈华顺、五官乡青杠村7组组长陈华强在场见证了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也同意双方的土地转让行为。当时双方转让的土地上栽有脐橙树。转让后，一直由伍帮发、伍忠勇耕种该土地，村、组对两家转让土地的行为一直予以确认。伍帮发、伍忠勇接管该土地后，将土中原脐橙树全部更换重栽，现有脐橙林全是伍帮发、伍忠勇重新栽种和培育，不再是之前的脐橙树。”《证明》上加盖有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民委员会公章及青杠村3组组长陈华顺、青杠村7组组长陈华强的签名捺印。2.《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载明：“发包方全称：雷波县；承包方代表姓名：向六才；承包方住址：雷波县；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27；承包期限：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种植业；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向六才、黄元桂、向万海、向万勇；承包地总面积：5.13亩；承包地块总数：3；承包地块情况：①何家塆1亩基本农田。②柯家大土1亩耕地。③石梯子3.13亩耕地。”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载明：“发包方名称：五官乡青杠村7组；发包方负责人：陈华强；合同／权证编号：513437228201070066Ｊ；承包起止日期：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承包方（代表）姓名：伍帮发；承包方地址：四川省雷波县；承包地块总数共8块3.46亩；非承包地块总数共10块4.30亩；编码为00096的王家岩边地块面积为0.43亩；土地用途：种植业。”4.2019年7月11日，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我村村民向禄才，男，汉族，身份证号码5134371955××××××××，在填写承包证时，或签订合同时被简写为向六才，实际为同一人”。5.2019年7月12日，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我村村民向禄才与黄元桂系夫妻。向万东、向万付、向万海、向万勇系向禄才和黄元桂的子女。”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于2007年3月22日签订的《田地买卖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协议。经查明，2007年3月22日，上诉人向万勇、被上诉人向禄才、原审原告向万海作为甲方与被上诉人伍帮发、伍忠勇作为乙方签订了《田地买卖协议书》，约定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将家庭承包取得的位于柯家坪种植了脐橙树的一块约0.5亩的耕地永久出卖给伍帮发、伍忠勇经营使用。此处的买卖应为转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进行流转。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主张《田地买卖协议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田地买卖协议书》签订时，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系雷波县村民，而伍帮发、伍忠勇系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7组村民。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黄元桂所承包案涉土地的发包方系雷波县。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转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必须经过发包方雷波县的同意。经查明，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与伍帮发、伍忠勇签订《田地买卖协议书》时，作为发包方负责人的雷波县组长陈华顺在《田地买卖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名捺印。陈华顺的签名捺印行为应视为履行雷波县的职务行为，意即作为发包方的雷波县是同意承包人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流转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还查明，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向伍帮发、伍忠勇流转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发包方的雷波县是同意双方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所在村、组对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一直予以确认。再者，在伍帮发、伍忠勇经营使用案涉土地期间，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黄元桂均未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向乡、村、组提出过异议。因此，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向伍帮发、伍忠勇流转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田地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田地买卖协议书》约定的永久转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第三项的规定，即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因此，本院认为，《田地买卖协议书》在案涉土地承包期内有效，而案涉土地的承包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因此，《田地买卖协议书》在2028年12月31日前有效。向万勇上诉提出：“作为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的黄元桂未在《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签名，同时《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的‘向万海’并非本人的签名捺印。因此，《田地买卖协议书》未经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的同意，属于无效协议。”经查明，虽然作为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的黄元桂未在《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签名，但雷波县五官乡青杠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实签订《田地买卖协议书》时黄元桂在场。基于此，充分证明黄元桂在现场参与了《田地买卖协议书》签订的整个过程，且未提出异议，证明黄元桂是同意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向万勇上诉提出：“《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的‘向万海’并非本人的签名捺印。”但向万勇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交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田地买卖协议书》上的“向万海”并非向万海本人的签名捺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向万勇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查明，在伍帮发、伍忠勇经营使用案涉土地期间，向万勇、向万海、向禄才、黄元桂均未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向乡、村、组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向万勇上诉主张《田地买卖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和采纳。一审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认定《田地买卖协议书》系有效协议，并判决驳回向万勇、向万海、黄元桂的诉讼请求，正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向万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向万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永亮 审判员  杨发蓉 审判员  刘志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吴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