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9行初69号 原告容县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符灿贤，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剑枝，广西千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韦韬，市长。 委托代理人姚波，玉林市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唐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颖秋，容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伟冰，容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第三人容县石寨镇古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盘德泉，组长。 委托代理人盘绍广，男，194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容县。 原告容县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三村民小组（以下分界三组）不服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9】第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7号《复议决定》）土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列诉讼参加人除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韦韬、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李唐明未到庭参加诉讼外，其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2月7日，容县人民政府作出容政处〔2018〕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下称〔2018〕4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场地名为“禾子熟长排”，座向为坐西向东，其四至界址为：“东以山脚田边为界；南以爽面岭崎为界；西以子生坪边为界，子生坪两边以天水分流为界；北以夹坑为界。”面积勾图为73亩。争议山场在1952年“土改”时期是石城大队的牧场地。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大队把牧场地分落到各生产队管理，但现石城村委会查找不到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落实山林（包括牧场地）的原始证据材料。分界三组提供有其称是符国光（“三包四固定”时的文书）的日记一页，该页记载的是“三、一九六一年冬至一九六二年春贯彻小队核算时，有关我村的牧场地处理最后落实分界一组分得牛尿化、黄坭化至子熟顶，子熟长排里面部分。分界三组分得子熟爽底和子熟长排外面部分。该页只是该记录的其中一页，其它的已缺失，没有符国光的签名及签署的曰期，也没有加盖有任何公章。另分界三组提供有其本组的覃忠鲁1966年的日记本，里面记录有“子熟”的管理事实。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石城大队对各生产队的山界进行了落实和登记，并颁发给分界一组林证字第N0.0054209、0054210、0054211、0054212、0054215号山林权证书，颁发给分界三组林证字第N0.0057328、0057329、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分界一组的林证字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中登记“座落：分界一；地名：禾子熟冲；面积：800亩；四至：东以双面石双小化石城忠梅山界，南以石级尾双面岭岐直上天花水流界，西北以天花水流界”，该林权证登记的范围包含了争议山场，是发生争议后2010年6月由村委会干部覃世业发给的。分界三组的林权证没有登记争议山场，但其提供的1982年10月17日“容县石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山林权证书”中登记有：“座落：坐西向东；地名：子熟长排；面积：10亩；四至：东本队田界，南双面大化界，西岭顶水流为界，北以夹坑本队田头化坑直上界。”该证登记的范围包含了争议山场。分界一组提供有1984年7月1日“容县石寨公社石城大队分界一生产队林业生产责任承包合同协议书”，该“承包合同协议书”中登记了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分界一组已把该争议山场落实到各户管护收益。2007年4月分界一组盘德初、盘绍湘户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在“子熟冲”的砍伐申请，经批准后由容县都峤林业勘测设计队进行伐区设计，在其出具的容林设字[2007]182号设计书中的“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一组伐区位置图”的5、6采伐小班的范围在现争议的山场范围内，之后分界一组的村民进行了砍伐并在次年进行了造林。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分界三组没有把该争议山场落实到各户，其称是作为集体的公山使用。1982年“林业三定”落实山林后一直是分界一组管护收益。2003年分界三组凭“三包四固定”时的大队干部覃厚昌、覃厚炎、符国光等人的证明材料提出有异议，当时村委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协议。2009年“林改”期间，分界三组又提出有异议，再次发生权属纠纷，后经村委会、石寨镇人民政府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也没有达成协议。2011年2月18日分界一组向本机关提出确权申请，请求将争议山场权属确权归其集体所有。2014年7月7日本机关作出了容政处〔2014〕第5号《容县人民政府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下称[2014]第5号《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山场确权为分界一组所有,分界三组于2014年12月29日向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3月16日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分界一组的1982年林证字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该证虽然登记了争议山场，但该证书并没有依法核发;且1982年“林业三定”时的山林权证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理、登记行为，不属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行为;分界一组在争议期间的采伐行为不能作为管理争议山场依据。为此，判决撤销〔2014〕第5号《处理决定书》。该案经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2018年4月2日分界一组再次向本机关申请将该争议山场权属确权归其集体所有。经本机关派员召集双方到现场进行多次调解，由于双方坚持己见，无法达成协议。容县政府审查认为：争议山场在1952,年“土改”时期是石城大队的牧场地。容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容行初字第3号中认定分界一组林证字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并没有依法核发不能作为证据，并且也认定了1982年“林业三定”山林权证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理、登记行为，不属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的行为；分界一组在争议期间的采伐行为依法不能作为管理争议山场的依据。而分界三组提供的《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是由当时石城大队覃厚昌、大队长覃厚炎、文书符国光签名盖章出具，并有石城村公所盖章确认，证明内容在容县人民法院(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中被认定为可作为本案确认权属的参考凭证，且分界一组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否认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此《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实了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给分界三组。〔2018〕4号《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是：争议山场地名为“禾子熟长排”，座向为坐西向东，其四至界址为：“东以山脚田边为界；南以爽面岭崎为界；西以子生坪边为界，子生坪两边以天水分流为界；北以夹坑为界”，面积勾图为73亩。此界址范围内的山林权属归分界三组集体所有。详见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与分界三村民小组“禾子熟长排”争议山场范围图。根据本决定制定的“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与分界三村民小组‘禾子熟长排’争议山场位置图”（见附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分界一组不服〔2018〕4号《处理决定》，申请玉林市人民政府复议。玉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日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与容县人民政府〔2018〕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基本一致。玉林市人民政府复议认为：双方均认可争议山场在土改时属牧牛地。没有确实证据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大队把牧牛地落实到哪个生产队管理。分界一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登记了争议山场，1984年7月1日《分界1生产队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记载分界一组将争议的山场承包给各农户经营管理，2007年4月盘德初、盘绍湘户申请砍伐“子熟冲”林木并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分界三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7328、0057329、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并没有登记争议山场。虽然（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认定《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但(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并没有认同（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的认定，而是认为（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采信一方证据否认另一方证据不当，存在认定事实部分不清的情形。容县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时，并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分界一组和分界三组提供的证据，而是以（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已认定《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实争议地山场在“四固定”时固定给分界三组为由，作出〔2018〕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山场处理给分界三组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基于以上事实，〔2018〕4号《处理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27号《复议决定》处理结果是：撤销〔2018〕4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原告分界三组诉称，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重要证据《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不予采信，这是错误的。该证据证实了1961－1962年冬，分界片四个生产队决议和落实子熟爽底山场的归属情况，明确了“分界三组分得子熟爽底和子熟长排外面部分。分界三组所分得的山场，长期来管理种树、割脂、砍伐、种茄等，这众所周知。”该证实材料，是石寨乡石城村公所当时的支书覃厚昌、大队长覃厚炎、文书符国光签字盖印，并且有石寨乡石城村公所盖章，一致证明的事实，足以证实原告对本争议山场享有权属。玉林市人民政府对此证据没有足以审核其效力。原告提供有如下证据：1、“三包四固定”时的大队文书符国光的日记，证实了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场是分给原告的；2、1966年原告队社员覃忠鲁的日记本，证实了1964年原告生产队点松米，1966年砍伐林木、整木薯车种木薯等；3、1982年10月17日“容县石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山林权证书”，证实争议山场是划入原告的申请范围。而分界一组仅提供了石城大队1982年12月颁发给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作为依据证实争议山场是其所有。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从时间来说，原告提供的证据要比分界一组提供的早，是最早的有关争议山场的证据；从证据效力来说，原告提供的是原始的书面证据，效力比任何传来证据要强。分界一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仅是当时石城大队与其单方面形成的，并未经过原告当时在四面界址确认，其证明效力很低。分界一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不能作为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确权依据。该证书是1982年12月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颁发给个人或者集体的山界林权，是人民政府在“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清理、登记行为，不属于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的行为，且当时人民政府的普遍做法是在空白的山界林权证上先盖章，后逐级发放到自然村或者生产队由其自行填写，最后也没有让相关联的各方签字确认，发证的程序存在瑕疵。所以，该山林权证书，不能作为争议山林的确权依据。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三包四固定”时的大队文书符国光的日记本，以及覃忠鲁日记本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两份证据没有违反行政法诉讼证据规则，能充分证实涉案山场是原告所有。法律规定，证据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但只要是能证明案件事实的，都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考量和评定，而不能简单就予以否定。符国光的日记本和覃忠鲁日记本是个人记录，是最原始的书面材料，反映了本案争议山场最初始的权属和使用状况，这些事实与本案的权属密不可分，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对此两方面证据不予采信是错误的。综上所述，27号《复议决定》是错误的。原告请求本院撤销27号《复议决定》，维持容县人民政府〔2018〕4号《处理决定》。 原告分界三组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目录一的证据：证据一、石城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分界三组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证据二、石城村公所于1990年的证明，用以证明分界三组分得子熟爽底和子熟长排外面部分，并长期经营管理该山场，争议山场是分界三组所有；证据三、符国光日记，用以证明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场是固定给分界三组的；证据四、覃忠鲁记录，用以证明1964年分界三组点松米，1966年砍伐林木、整木薯车种木薯等管理争议山场的事实；证据五、石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山林权证书，用以证明分界三组的山林权证底册登记有争议山场；证据六、覃厚镇、陆觐兆证言两份，用以证明1982年林业三定时，分界三组与分界一组发生权属争议，一直未处理到现在。目录二的证据：证据一、27号《复议决定》，证据二、[2018]4号《处理决定书》，用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证据三、玉林中级法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证据四、（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证据五、玉政复决字[2014]第48号决定书；证据六、[2014]第5号《处理决定书》，用以证明政府和法院对本案纠纷处理经过和处理情况。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27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争议山场在土改时属牧牛地，没有确凿证据证实1962年“四固定”时大队把牧牛地落实到哪个生产队管理。分界一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1984年7月1日《分界1生产队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2007年4月盘德初、盘绍湘户申请砍伐“子熟冲”林木并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可以证明分界一组对争议山场长期管理的事实。分界三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7328、0057329、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并没有登记争议山场，《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明争议山场“四固定”时分给第三人所有，虽然（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认定《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但（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并没有认同（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的认定。容县人民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时，并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实争议地山场在“四固定”时固定给原告为由，作出〔2018〕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山场确权给分界三组，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综上，27号《复议决定》正确合法，〔2018〕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分界三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玉林市政府为证明27号《复议决定》具备合法性，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二、立案审批表，证据三、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四、提出答复通知书，证据五、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据六、送达回证，证据七、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八、分界一组意见书，证据一至八用以证明27号《复议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证据九、林权证，用以证明分界一组的林权证登记了争议山岭，分界三组的没有登记；证据十、承包合同协议书，用以证明分界一组将争议林地承包给组内村民经营；证据十一、石城村委会调解书，用以证明石城村委会对该纠纷进行调解；证据十二、砍伐设计审核表，用以证明分界一组村民经批准砍伐争议林地树木；证据十三、石城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石城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争议林地的情况；证据十四、《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用以证明争议地的四固定情况；证据十五、符国光日记，用以证明争议地的四固定情况；证据十六、鲁国忠日记，用以证明原告曾在子熟经营；证据十七、石寨镇山林权证书，用以证明该证登记争议地属无效登记；证据十八、[2014]第5号《处理决定书》，证据十九、玉政复决字[2014]第48号复议决定，证据二十、（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证据二十一、（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一用以证明该纠纷的处理经过；证据二十二、二十三为调解笔录，用以证明容县政府重新调查情况。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述称，〔2018〕4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分界三组提供的《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实了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时期已划给分界三组。覃忠鲁1966年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分界三组对现争议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而石城村分界一组林权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虽登记有争议山场，但是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是没有核发的。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在2010年6月由村委会干部覃世业发给分界一组的，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容县人民政府收到分界一组的确权申请书后，依法组织了争议双方进行现场勘查，界定争议四至界址，并进行了调查取证。之后，召集争议双方进行了调解。经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一）、(四）、（七）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2018〕4号《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分界一组提出撤销〔2018〕4号《处理决定》的理由不成立。分界一组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并没有依法核发，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证据。并且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权证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理、登记行为，不属于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的行为。分界一组在争议期间的采伐行为依法不能作为其管理争议山场的依据。容县人民政府请求本院依法维持〔2018〕4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8〕4号《处理决定》，用以证明容县人民政府处理认定和处理决定情况、程序；证据二、《行政复议答复书》，用以证明行政复议中容县人民政府依法进行答辩、程序；证据三、《山场权属纠纷确权申请书》，用以证明分界一组提出确权申请；证据四、山林权证书第NO:0054209、0054210、0054211、0054212、0054215号林权证书；证据五、分界一生产队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证据六、管理事实证明；证据七、分界一组伐区设计说明书、审核表、伐区位置图；证据八、采伐小班调查设计汇总表；证据九、分树种蓄积现状调查表；证据十、土地房产存根；证据十一，山场情况证明；证据十二、山林权证书第NO：0057328、0057329、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证据十三、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据十四、覃忠鲁1966年的日记本；证据十五、陆觐兆1982年的工作日记，证据四至证据十五，用以证明争议山场属于分界三组所有；证据十六、（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证据十七、（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证据十六至证据十七用以证明法院生效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的情况；证据十八、调查、调解笔录，用以证明容县政府对本案事实重新调查处理的情况及程序。 第三人分界一组述称，原告起诉无事实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覃厚昌、覃厚炎、符国光三人于1990年8月30日《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以下简称三人证明)是孤独的证据，主张争议山场的权属，〔2018〕4号《处理决定》及（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仅凭这三人证明且未经进一步调查核实，就认定争议山场在四固时已划分给分界三组所有，这是明显错误的。三人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理由如下：1、三人证明陈述的事实与山场在1952年已为分界一组所有的历史事实不符，根据当时的政策，该山场不可能当作牧场地来分配，况且“牛尿化”山场在当时并不是牧场地，因此，三人证明陈述分界一组当时分得“牛尿化”山场，明显与事实不符，不具有真实性。根据《关于分界三组与分界一组座落在禾子熟长排山场纠纷调解书》的解调情况，当时村委会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并调查证人、原林业三定时有关当事人、原村长，证明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争议的禾子熟长排山场已落实，界址清楚，认为双方的山林权证书登记界址清楚,没有重叠现象，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否定了三人证明；认定争议山场按林业三定时属谁的谁管理，即认定争议山场的权属归分界一组所有。石城村委出具的《事实证明》，也证实了自林业三定之后，争议山场由分界一组管理收益。经石城村委会调查三人证明中唯一在世的覃厚炎及分界四队原队长覃厚林。覃厚炎证实：小队核算时牧场地分配情况，分界一组分得石级尾岭崎至子熟顶（即禾子熟冲）、禾潦化至黄泥化，分界三组分得牛栏化至大化对面（石城界）、石级尾（即石禽尾）、爽底。覃厚炎证实的内容与分界一组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及分界三组的林证字第NO.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登记的界址内容是一致的，争议山场在分界一组登记的《山林权证书》范围内，分界三组当时分得的“石级尾”山场位于禾子熟长排外面，根本不存在〔2018〕4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争议山场在四固定时已划给原告”的事实。因此，三人证明及当时石城村公所附加的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分界一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由政府工作队员审核填写登记，具有法律效力，当时尚没有需要相邻各方签名确认的规定，并不存在需要相邻各方签名确认的问题。《山林权证书》登记后统一存放在村委会保管还是发放到各村民小组保管，并不影响《山林权证书》的效力。 第三人分界一组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52492、52493、52506、52507号，用以证明第三人在土改时已分得“牛尿化”山场，用以证明“三人证明”在小队核算时石城大队将“牛尿化”山场作为牧场地分给分界一组不是事实；证据二、分界一组的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用以证明争议山场登记在分界一组的《山林权证书》范围内，也证明了分界一组的禾子熟冲山场南面与分界三组0057331号的《山林权证书》的北面石禽尾山场相邻；证据三、分界三组的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用以证明原告的《山林权证书》中石禽尾山场，位于分界一组《山林权证书》中禾子熟冲范围内的禾子属长排南面（外面），界址清楚；证据四、1984年《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用以证明分界一组作为发包人享有对争议山场的权属，将争议山场发包给本组村民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五、2003年《石城村委会对该纠纷的调解书》，用以证明石城村委会经集体讨论否认“三人证明”，认定争议山场属分界一组所有；证据六、石城村委会事实证明，用以证明1、“三人证明”分牧场地不写有“石级尾”山场与事实不符，2、证明分界一组的山林权证书依事实填写，3、证明分界一组管理争议山场的事实；证据七、石城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1、村委会调查“三人证明”中唯一在世的覃厚炎，覃厚炎证实在四固定时分界三组根本没有分得争议山场（禾子属长排外面部分）的事实；证据八、伐区设计书审核表及伐区位置图，用以证明分界一组砍伐林木、管理山场的事实。 原告分界三组对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八是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没有异议；对证据九、十，是片面反映案件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且证据九的林权证，当进是把空白的林权证颁发到村委会处，由各生产队自行填写，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调解不成，不能作为权属来源依据；证据十二、不能因分界一组砍伐树木就能证明争议山场属其所有，这证据恰恰证实了分界一组对原告存在侵权行为；证据十三，村委会对争议林地出具的证明，已反复有多份，这两份证明欲阐述的观点不明确，证明内容反映的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十四，由法院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对证据十五、十六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这恰恰证实这争议山地属于原告所有；证据十七，真实登记了争议林地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属于证实本案经过处理，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对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原告上述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补充意见：证据九不能证明玉林市人民政府所要证明的目的，林权证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没有核发；证据十二，砍伐的事实发生在争议期间，不能证明分界一组对争议山林拥有合法的权属。 第三人分界一组对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十五符国光日记补充：日记是假的，内容跟事实不符，是伪造的，没有时间、签名；对证据十六覃忠鲁日记，是他个人的日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日记内容涉及禾子熟冲，但禾子熟冲范围很大，没有指明在禾子熟冲的具体位置。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分界三组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单凭该证明不能认定争议地是原告所有。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记录方式不像是日记形式，更像是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证据五不具备合法性，镇政府无权发林权证，该证书也不符合林权证书的格式样板。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对目录二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分界三组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分界一组对原告分界三组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原告分界三组提供的证据或属虚假或属伪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原告分界三组对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分界一组对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三的证明目的没有意见；证据四至十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证据十二至十七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十八，对盘绍广、盘德泉、覃忠远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召开调解是事实，调解笔录中我方的陈述是正确的。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二、三、五至九、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四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其他林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是否有关联性由法院认定。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林权证登记的山岭不包括争议山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十三、十四、十六至十八与对原告提供的目录二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该日记记载与其于2012年11月10日出具的证人证词有矛盾之处。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分界一组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至四、六、八与容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相同，质证意见与对容县政府的这些证据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五和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 原告分界三组对第三人分界一组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分界一组欲用这几个证来推翻“三人证明”是不可能的；对证据二不能证实其的证明内容；证据三由法院认定，需到现场查看才能确认；对证据四，因不是原件，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证据五，用2003年的调解书来否定三包四固定时的事实是很荒谬的；对证据六、七不能证明争议的山场分界一组享有份额；证据八，是发生在双方对争议山场处理期间的行为，不能证明所砍伐的树木就是分界一组的，分界一组强行砍伐，存在侵权的行为。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分界一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看不清楚，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些房产证的户主是不是现在分界一组的，不能证明该证上写的石城村是不是现在的分界一组；证据二的林权证在林业三定时期没有核发，是有争议后村干部拿出来，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三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村委会的调解书并不能证实争议山场属于分界一组所有；证据八分界一组的管理事实是在争议发生之后，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山场有合法权属。 本院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 原告分界三组提供目录一的证据来源真实，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目录二的证据是政府和法院作出的有关本案处理的法律文书，可以证明政府和法院对本案纠纷处理经过和处理情况，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依据。 第三人分界一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是土改时期的土地登记情况记载，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证据认定或否定四固定时期的土地固定情况。分界一组提供的《山林权证书》没有依法核发，该类林权证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理、登记行为，不属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行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类林权证认定争议山场的权属。分界一组提供的《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石城村委会对该纠纷的调解书》、伐区设计书审核表及伐区位置图等，虽可证明分界一组对争议山场有一定的管理事实，但分界一组对争议山场的管理行为属于在纠纷期间，不是长期、合法、无争议的管理使用，此类证据和事实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 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提供与原告分界三组、第三人分界一组相同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见前述。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调查、调解笔录，可以证明容县人民政府对本案事实重新调查处理的情况及程序。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作出27号《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2018〕4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一致。容县人民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时，再次对本案作了事实调查、调解工作，并对本案证据作了进一步的审查核实和认定。分界一组不服〔2018〕4号《处理决定》，申请玉林市人民政府复议。玉林市人民政府作出27号《复议决定》撤销〔2018〕4号《处理决定》。原告分界三组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在本案诉讼中，本院对本案到案证据进一步审查核实：《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的共同证明人覃厚昌、覃厚炎、符国光分别是参与当时“四固定”工作的原石城大队的支书、大队长和文书，该证据证明内容中涉及“四固定”时石城村分界片山场划分固定情况与现分界一、二、三、四组的现管山场情况基本吻合，符国光日记本、覃忠鲁日记本从日记的载体和日记记录内容等方面分析，不能排除其真实性。对于其他证据，〔2018〕4号《处理决定》所作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对于本案到案证据并没有作出肯定或否定性结论，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在重新处理时对证据需慎重、进一步调查核实后才作出认定，不属于否定（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认定的证据。 本院认为，争议山场在1952年“土改”时期是石城大队的牧场地。分界三组提供的《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证实了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固定给分界三组。该证据是“四固定”时参与当时“四固定”工作的原石城大队支书覃厚昌、大队长覃厚炎、文书符国光共同出具的证明材料，经证明人签名盖章，并有石城村公所盖章确认“情况属实”，该证据来源真实、符合可采信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明内容中涉及“四固定”时石城村分界片山场划分固定情况与现分界一、二、三、四组的现管山场情况基本吻合，且该证据与符国光日记本、覃忠鲁日记本等原始材料记录的事实，容县人民政府调查、调解材料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应当采信该证据证明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固定给分界三组的事实。第三人分界一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山林权证书》、《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石城村委会对该纠纷的调解书》、伐区设计书审核表及伐区位置图等证据，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作用，本院在对当事人证据的认证意见部分已作阐述，此类证据证明效力较低，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四固定时期的土地固定情况，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场权属及长期合法管理的依据。本案纠纷历经容县人民政府的多次确权处理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对本案相关事实，容县人民政府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因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已很难再进一步查清，在此情形下，容县人民政府根据调查的材料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容县人民法院(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证据和事实，认定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固定给分界三组，作出〔2018〕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分界三组并无不当。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主张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争议山场1962年“四固定”时的落实情况，分界一组对争议山场长期管理，本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并没有认同（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认定的证据，容县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时，并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经本院审查，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分界一组主张争议山场属其所有并长期经营管理，证据不足，证据的证明效力较低，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7号《复议决定》撤销〔2018〕4号《处理决定》的理由不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备合法性。原告诉请撤销27号《复议决定》理由正当。为此，本院对27号《复议决定》依法予以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日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9）第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或者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能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 判 长  蔡 文 审 判 员  梁文全 审 判 员  林慧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陈广进 书 记 员  陈兰芳 附：一、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