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50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永鲁，男，198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凌霄、孔祥阳，山东邦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志立，男，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严飞，济宁高新黄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珂，男，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徐永鲁因与被上诉人郭志立、刘玉珂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891民初1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永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霄、孔祥阳，被上诉人郭志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玉珂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永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志立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刘玉珂返还租赁物并支付租赁费用。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本案不存在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郭志立工程夹板车的事实。上诉人在此次租赁过程中只起到协助被上诉人刘玉珂接收租赁物并代交租赁押金的作用。二、上诉人曾多次与被上诉人郭志立电话联系，被上诉人郭志立也多次告知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联系刘玉珂并承认均系刘玉珂所为。郭志立明知承租人为刘玉珂，且涉案租赁物也一直在刘玉珂处，上诉人不是租赁合同的主体，上诉人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返还。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刘玉珂没有到庭应诉，也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诉，一审判决中采纳刘玉珂的书面答辩意见，显然程序违法。郭志立答辩称：郭志立不认识也未见过刘玉珂，只是上诉人自称受刘玉珂委托租赁，现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为刘玉珂授权委托租赁车辆。郭志立将车辆交付给上诉人，双方形成租赁关系，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自认收到了车辆，认可月租为5500元，至今未交付车辆也未支付租赁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郭志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工程夹板车一辆；2、判令二被告给付租赁费33000元并赔偿损失；3、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0日，原告（收款人）向被告徐永鲁（受委托人）出具《收据》，内容如下：“今收到刘玉珂调挟板机一台交付押金伍仟元整￥5000元受委托人即经办人徐永鲁支付该款项从2018年8月10日起”。当日，原告将夹板机交付给被告徐永鲁。2019年2月4日，原告到被告徐永鲁家催要出租的夹板车和租金，被告徐永鲁对租赁事实和拖欠租金的事实予以认可。2019年2月15日，被告徐永鲁打电话给被告刘玉珂对涉案租赁事宜进行确认，被告刘玉珂对与原告之间的租赁关系不予认可。2019年5月17日，原告因本案起诉通知被告徐永鲁，且双方对租金5500元/月的标准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徐永鲁出具的《收据》中，虽然将被告徐永鲁列为“受委托人”、“经办人”，但被告徐永鲁并没有被告刘玉珂委托的相关证据，且被告徐永鲁与被告刘玉珂的通话记录中，被告刘玉珂对与原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其次，在原告与被告徐永鲁于2019年2月4日的录音中，被告徐永鲁对租赁事实和拖欠租金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因此，应当认定原告与被告徐永鲁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的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徐永鲁仅在《收据》中确认租赁自2018年8月10日开始计算，但未约定租赁期限，双方的租赁应为不定期租赁，原告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被告徐永鲁返还租赁物、支付租赁费。对于租赁费的数额，在原告与被告徐永鲁于2019年5月17日的录音中，双方对5500元/月的租赁费标准予以确认，且原告起诉仅要求33000元的租赁费，即6个月的租赁费，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因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各方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原告与被告徐永鲁之间存在不定期的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将租赁物交付给被告徐永鲁后，被告徐永鲁作为承租人应当履行交纳租赁费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徐永鲁经原告催要后仍未支付租赁费，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徐永鲁返还租赁物并支付6个月租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徐永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郭志立返还租赁物；二、限被告徐永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郭志立支付租赁费33000元；三、驳回原告郭志立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元，减半收取计313元，由被告徐永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永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录音光盘以及录音的书面材料一份，证实在一审诉讼前以及诉讼中，上诉人与郭志立之间多次就被上诉人刘玉珂不返还租赁车辆进行联系，能证实郭志立知道与其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被上诉人刘玉珂。证据二，刘玉珂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微信转账凭证一份，刘玉珂转给上诉人10000元，证实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刘玉珂的委托将租赁费、押金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又将该押金交付于被上诉人郭志立。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证据一，其中上诉人徐永鲁与被上诉人郭志立之间的通话，只是上诉人徐永鲁单方向被上诉人郭志立陈述工程夹板车的租赁人为被上诉人刘玉珂，且刘玉珂在一审答辩中不认可授权上诉人徐永鲁租赁工程夹板车；上诉人徐永鲁与与案外人车磊的通话，案外人车磊亦没有认可刘玉珂租赁的工程夹板车。因此，两份通话录音均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刘玉珂为车辆的实际租赁人。对于证据二，转账说明中载明该款用途为“鲁子东平款”，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刘玉珂交付的钱款为租赁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郭志立与上诉人徐永鲁之间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应当由上诉人徐永鲁承担返还租赁物及支付租赁费的责任。依据被上诉人郭志立出具的《收据》，被上诉人郭志立交付上诉人徐永鲁工程夹板车一台，虽然《收据》中载明上诉人徐永鲁接受被上诉人刘玉珂的委托实施租赁行为，但被上诉人刘玉珂并未在《收据》中签字，《收据》中仅有上诉人徐永鲁的签字，且被上诉人刘玉珂在一审审理中不认可授权上诉人徐永鲁租赁工程夹板车，因此，实际接受租赁物的上诉人徐永鲁应为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综上，被上诉人郭志立与上诉人徐永鲁之间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现被上诉人郭志立要求上诉人徐永鲁返还租赁物并支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5元，由上诉人徐永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红审判员  张 涵审判员  董 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