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73民终119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若良，男，汉族，1962年9月25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联华文（北京）社科图书咨询中心。法定代表人：樊景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中联学林文化发展中心（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里二泗村121号。法定代表人：张金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若良与被上诉人中联华文（北京）社科图书咨询中心（简称中联华文中心）、北京中联学林文化发展中心（简称中联学林中心）出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6民初28960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陈若良、中联华文中心与中联学林中心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到本院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若良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上诉人2019年5月9日至11日期间赴北京参加二审的交通费、住宿费等2260元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该案的责任、性质等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回避了被上诉人非法印刷和发行的问题。涉案图书的侵权损害，主要不在出版，而是在印刷发行。三、一审孤立、片面地理解和运用法律：一审认为上诉人的名誉损害、精神损害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一审孤立地看待和轻易否定网络截图所显示的被上诉人发行涉案图书的证据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违约出版和发行涉案图书损害了上诉人、出版社和社会公共利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责任明晰。一审对关键事实的回避和审查错误，减除了被上诉人几乎所有的违法、违约责任，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秩序，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中联华文中心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陈若良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驳回。中联学林中心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陈若良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驳回。陈若良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确认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已经于2016年5月25日解除；2.判令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联系光明日报出版社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收回并销毁已经对外发行出售的全部质量不合格图书；3.判令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退还陈若良出版服务费人民币23800元整；4.判令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赔偿陈若良违约损失人民币100800元整；5.判令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支付因违约出版发行质量不合格图书给陈若良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整；6.判令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承担陈若良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公证费5000元、交通住宿费8051元、邮寄费302元、勘误费2783元；7.本案诉讼费由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6月11日，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陈若良委托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联系光明日报出版社（以下简称“光明社”）以单独书号形式出版、发行陈若良所著的《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一书（以下简称“涉案图书”）。合同第二条约定：“根据本合同出版发行的作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出版的法律规定。”2012年6月18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提交了供评职称用的样书的书稿。直至2012年底，经陈若良催问，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才答复涉案图书的出版工作已经完成。随后，也是在2012年底，陈若良依合同约定先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支付了出版费用人民币20000元整，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交付了10册赠书。2013年底，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再次向陈若良交付了90册赠书，陈若良也将出版费用余款3800元支付给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2016年1月6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来函称，上述图书被评为其单位的优秀出版物，要求全额资助再版涉案图书。陈若良欣然同意，并考虑对原书进行修改完善以交付再版。2016年3月初，陈若良停止其他工作，开始着手对涉案图书的修改工作。在对原版涉案图书进行查阅时，却发现涉案图书存在文字、标点方面的严重错误，已经超过《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合格标准。根据《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第八条“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第九条“坚持责任编辑制度”和第十一条“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相关规定，图书交付印刷出版前，应由具有编辑职称的专业责任编辑对书稿进行审稿，履行稿件三审责任制度，并由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校对人员对书稿进行“三校一读”，以对书稿中可能出现的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保证图书质量。显然，在涉案图书交付印刷出版发行前，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及出版社完全没有遵照《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要求，履行基本的审编校对工作，“三审责任”、“责任编辑”、“三校一读”职责完全缺失，最终导致涉案图书被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质量不合格出版物。2016年5月3日，在陈若良的强烈要求下，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出示了其于2012年7月13日与光明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补充协议”部分第4条约定：“本协议所涉系列图书由乙方（即中联华文中心）在甲方（即光明社）指导下具体承担编校工作，并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保证图书的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相关校对费用由乙方承担。”由前述约定可知，光明社只负责提供书号并负责出版涉案图书，而将该书的重要编校责任完全转移给了并不具备资质与能力的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对此亦是明知。由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一方面未遵守国家出版法律相关规定，另一方面也疏于履行其与光明社的合同约定，对涉案图书未履行最起码的校对职责，使涉案图书差错率超过了万分之五以上，属于《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所指的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更为严重的是，该存在严重文字错误的涉案图书已经进入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各省市及各大学图书馆。同时，该涉案图书在全国众多实体书店，以及当当、亚玛逊、京东等各大网上书店均有发行销售，至今已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对陈若良的名誉、信誉也造成了恶劣影响。另外，根据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签订的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乙方（即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出于商业目的，印数超过3001册部分，需按照该超出部分印数码洋6%向甲方（即陈若良）支付版税。”第十六条约定：“乙方重印、再版上述作品时，应将印数通知甲方。”而事实上，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存在重印、加印涉案图书的情形，但既没有依据合同约定通知陈若良；也未按合同约定按6%向陈若良支付印数超过3千册部分的版税。综上,两陈若良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给陈若良造成巨大的名誉和经济损失。2016年3月7日，由于涉案图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陈若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正式函告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终止对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出版发行授权，且强烈要求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迅速下架市场上全部质量不合格涉案图书。但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置之不理，并在明知自己违法违规且违约的行为已经对陈若良合法权益及公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销售涉案图书并获取非法利益。至今，涉案质量不合格图书仍在各网上书店及实体书店销售，在全国及各高校图书馆仍可供读者查阅，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的违约行为所致后果对陈若良及公众的损害仍在持续。综上，为了维护陈若良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陈若良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6月11日，陈若良（甲方、著作权人）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乙方、代理人）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作品名称为《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作品署名为陈若良著。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以图书、信息网络传播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经甲方同意，上述作品以单独书号的形式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二条根据本合同出版发行的作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第六条上述作品的学术水平应达到出版要求，提交稿件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等应符合图书出版“齐、清、定”的要求。第七条乙方在收到甲方对上述作品的确认“同意出版印刷，不再做修改”的签字确认清样后，两个月内出版甲方著作。（2012年7月11日前提交样书一册）第八条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意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第九条乙方尊重甲方确认的署名方式。乙方如需变更上述作品的名称，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征得甲方同意，并经甲方书面确认。第十条经排版，甲方的作品实际印张为14印张，版面字数为23万字。经核算上述著作出版费用为22800元。第十一条付款方式为甲方著作出版后，乙方先发给甲方一册成品图书，经甲方确认后，甲方需要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到乙方指定的账户，如逾期每30天需支付10%的违约金给乙方。乙方收到款项后，再将赠书发给甲方。第十三条甲方同意放弃稿酬，乙方应向甲方赠书100册。乙方出于商业目的，印数超过3001册部分，需按照该超出部分印数码洋6%向甲方支付版税。第十六条乙方重印、再版上述作品，应将印数通知甲方。第十九条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六年。经查，陈若良为涉案图书出版发行共支付出版服务费23800元。2012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出版社（甲方）与中联学林中心（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作品名称为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以下简称“作品”），作品署名为陈若良著。第一条乙方授予甲方在中国大陆以图书、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出版及数字出版物形式出版、复制、发行、翻译、信息网络传播上述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的专有使用权。合同补充协议另约定：1.乙方负责组稿，甲方负责出版。4.本协议所涉系列图书由乙方在甲方指导下具体承担编校工作，并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保证图书的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2012年9月，《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图书出版，版次为2012年9月第1版，印次为2012年9月第1次印刷，书号为ISBN978-7-5112-2950-2，作者为陈若良著，定价为42元，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庭审中，表示其就涉案图书共印刷过两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为首印，第二次印刷是因陈若良要求修改封面而发生，两次印刷只是封面和版次上作了修改。陈若良表示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出版发行之前未将印刷版次和印数通知过陈若良，所以其对具体印刷版次并不清楚。2014年5月7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短信，称：“陈老师：您好！100册图书都收到了吧！余下的书款请尽快汇来，双方一定要讲究诚信啊！”陈若良回复称：“100册图书终于全部收到，书虽然封面颜色比样书深，但基本无其他质量问题，谢谢！后续问题，我明早发E-mail详谈。请到邮箱查看。”案件审理过程中，陈若良表示，其共收到过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寄来的两次样书，第一次于2012年底收到10册，第二次于2014年初收到90册，两次收到的都是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图书。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就涉案图书的出版发行情况发送邮件沟通如下：2012年6月7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称：“陈老师：您好。补充内容已经收到，尽快排版好发给您，谢谢。”2012年6月18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主任：您好！今天将我的书稿提交给贵社，已经是定稿，文字和标点都无需再改了。为节省时间，可以直接出版！对排版有几个建议：一，文章中的段落之间有不少空行，可能的话，希望保留，因为很多章节是用所谓《论语》体写的。二，章节大标题和段落的小标题你们排得很好，没有问题，只是有些中标题比如‘学习演奏还需具备一定的心理条件’、‘练琴的要素’、‘慢练是最重要的练琴方法’等，似乎以安排在每行的顶右为好。”2012年7月31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你好，上周电话上张主任说要销售我的书，我需要说明一下，这本书是主要是为了赶上评职称，当初并没有想推向市场，因此书中还留存着很多问题。如果你们要上市场销售的话，我还需要再用一周时间认真细致的校改一次。否则如果将有问题的书推到市场上，会对出版社、中联学林以及我这个作者都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样书请按时交付给我用于职称评定，而正式销售的书请推迟一星期我改好后再付印好吗？”2012年8月20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主任：你好！现将书稿的补充段落发给你们，它是第七章的第三节内容。请查看附件。另外，在封面内页的‘作者简介’中，请去掉‘2005年论文手风琴学习中的错觉与误解获全国首届手风琴教学论文评比三等奖’这句话。还有，其中的英文：M??FlaminiDario中少了一个m，请改成M??FlamminiDario。在全书最后一页，即222页文字的第7行‘课题导师:意大利阿尔弗来多??卡色拉音乐学院M??弗拉米尼??达利沃教授’请改成‘课题导师:意大利AlfredoCasella音乐学院M??FlamminiDario先生’；222页的倒数第6行文字：‘也向卡色拉音乐学院院长布鲁诺??卡里奥迪、’中的外国学院名和人名用原文，改成：‘也向Casella音乐学院院长BrunoCarioti先生、’。这本书的出版由于情况特殊，问题非常多，很抱歉！今年初我已经在写着一本《器乐演奏心理学》的书，准备后年10月份出版，届时还和你们合作，那是你们绝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情况了！”2012年9月2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主任：你好！我的手稿《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封面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修正，是英文标题其中的一个单词：strumental，请将它修正为instrumental。准确的英文书名是：‘Theexplorationtoprincipiaofinstrumentalperformance’。封面颜色调整后，希望发给我看一看，我想确定封面的颜色是否合适！”2012年9月9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主任：你好！这两天我考虑了一下，我书封面的英文缺陷还是订正为好！你们已经付印的封面作废，封面重新印，不要嫌麻烦。因为赶时间引起的这些问题，由我买单，我再追加一千，出书付你们总价款26800元……除了将strumental修正为instrumental外，我多次说过最后书稿的封面色彩，担心灰色太深，你们重印封面前发一份给我，看后再复印！”2012年9月10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主任：你好！封面的最后订正发给你们，请查收。封底内折页增加的文字，如果不够，可把字号尽量缩小。”2013年7月9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称：“陈老师：您好。90册成书质量以最后一次快递两本图书为标准，衬页没有资助字样，整本图书干净整洁。请尽快汇来6800元余款，我们收到款项后，及时发90册图书到陈老师单位所在地，请放心，一定会让陈老师满意，谢谢。”2013年12月11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称：“陈老师：您好！近期会寄样书给您，谢谢。”2014年5月7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主任：你好！书已经收到，虽然封面颜色稍深，但质量基本没有问题了，谢谢！书的交付耽误太久了，如果你们能在合同规定的3个月内，或至少在去年寒假课题经费结账前交付成书的话，我不用出一分钱，就能完成书稿的出版，而贵公司也完全可顺利获得全部酬劳。当初，由于书稿的出版完全是公费，所以我承诺追加经费。现由于书的延误，课题经费已结账，近7000元（6800元）不能报销。这7000元全由我个人承担我认为不太公平，因为回头想想成书的延误原因主要是贵方最后的衬页问题未能及时圆满更正。现在我个人已承担了近4000元（3800），余下的3000元贵方似不宜再收取。双方应以高出合同约定1000元的最后费用即23800元结束此书的出版行为。”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就涉案图书重新出版推广及争议解决情况发送邮件沟通如下：2016年1月6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附件内容为《关于对已出版的著作进行重新出版推广的商洽函》。2016年1月9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编辑，你好！论著再版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获得更好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非常支持，不过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3.时间上一定要在2月20日前交稿吗？我这部论著中有些地方确实需要修改，以使其更加完善，但我近期正忙于自己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后修改，准备春节前后将它同时交付长江、凤凰、台湾信昌等各家出版集团联系出版发行事务。因此，近期没有时间顾及这部学术论著的修改再版，到四、五月份再说可以吗？我今天倒是想顺便问问你们公司，是否对出版文学作品感兴趣？我现在修定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我希望寻找风险投资……贵公司可对文学作品的出版做些市场调研，如对文学作品出版感兴趣，我们再详细商谈!”2016年1月11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称：“陈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与支持，您的著作书名可以调整，封面也会重新设计，请于3月20日前将修改定稿发来，谢谢。”2016年2月24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编辑，你好！有个事想你们帮忙！你们能否免费帮我在中国戏剧出版社申请书号，出版我的销售《今夜心》（卷一）……你们免费帮我出版这部小说第一卷，作为补偿，我授权你们在《乐器演奏基本原理》第二版增加两千册印数……《器乐原理》第一版当时是为了赶时间，存在很多瑕疵，我不好意思宣传和扩大影响。我几年来早就有认真修订后再版获利的想法，今年你们刚好推动了这件事情。我想认真修改后出的第二版销售只会更好。这点你们可以相信我的。《器乐原理》第一版有错误，但是销售比较理想，我们当时的合同约定你们只印三千，而我一个在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的朋友，他在北京有自己的律师所，他帮我了解了一下，《器乐原理》的市场实际印数已经远超3000册，我不是想追究那些加印的码洋利润，出版业的潜规则我们都知道，都要加印的。这书教育部已经给了我近九万元，我也不在乎加印的那点版税。对我来说，小说才是大头。望细加斟酌，尽早回复为盼！”2016年3月1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称：“您的小说《今夜心》（卷一）需要免费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版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会安排，但时间要求在3月份交稿，否则我们将会放弃。由于再版数量有限，现在稿件很多，请考虑，谢谢。”2016年3月7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2012年10月，我收到你们发来的《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后，只粗略看了一下，虽然发现有问题，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最近你们通知再版，我开始逐字逐句修改时才发现书的问题要比我预料的严重得多！我初步看了一下，仅从前言到书的前30页，就有错漏字和标点符号的不规范使用错误共119处。现在看来你们和光明日报社没有做任何审查校对终审等出版方必须要做的最基本工作。而对此你们当时并没有告知我，否则我一定会自己做这些事情，你们说已经通过审查了，我因而就签字同意出版印刷……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到此为止!”2016年4月15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称：“张编辑：你好！今正式通知你们，我的论著《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一书再版的事正式终止……另外，再次请你们书面正式声明：该书第一版的实际印数是多少。”2016年4月18日，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向陈若良发送邮件，称：“陈若良老师：您好！您2016年4月5日的邮件已收悉，对邮件中的相关问题我公司已认真核实，现将相关事项报告如下：一、该书于2012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并于2012年9月4日印刷（印刷编号：ZLHW152），印数为2100册（赠送您100册书），使用纸张为30.45令纸。二、该书于2013年12月4日在征得您同意后加印了1500册，印刷编号：SH157（赠送您100册书）。三、该书到2016年4月15日共印刷3600册，其中赠送您200册，出版社样书50册。该书我公司共有效入库数为3350册，根据协议超过3001的部分，按6%支付稿费。”2016年5月25日，陈若良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邮件，附件《通知》内容为：“张编辑：我们双方曾于2012年6月签订了有效期至2018年6月的有关《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一书的‘图书出版合同’。鉴于你们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未尽到代理人的应尽义务，并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作为委托人正式通知你们：该份‘图书出版合同’中的第一条、第八条及第十六条从今天0点起正式废止，其他条款继续有效。即，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拥有印刷、发行、销售该书的一切权力。但你们仍需承担你们过去发行、销售所有该书的全部责任。”2016年12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就陈若良所举报的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一书存在编校质量不合格、相关单位非法印刷发行等问题予以回函。函件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已责成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对“中联华文”、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等所涉印刷发行单位组织开展调查。2017年1月3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作出京文执罚[2016]第101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2016年11月22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依法对中联华文（北京）图书有限公司进行行政执法检查，现场发现你公司正在发行的《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现场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手续，你公司有涉嫌发行其他非法出版物的行为。现已查实，你公司于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发行上述非法出版物639册，违法经营额5481元，无违法所得。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出版物贰佰叁拾壹册；2.罚款人民币贰万元。庭审中，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表示，其与中联华文（北京）图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上述行政处罚是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履行与陈若良涉案《图书出版合同》印刷涉案图书所导致。2017年4月20日，陈若良的委托代理人在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及公证人员的监督下，使用公证处电脑，登录有路网、孔夫子旧书网、京东商城、当当网、天猫网等网站，搜索查询《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图书在各网站的销售情况。针对上述公证过程，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于2017年4月28日出具（2017）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6944号公证书。陈若良欲以上述公证书证明有路网、孔夫子旧书网、京东商城、当当网、天猫网上显示的涉案图书的库存数量达到4237册，已经超过3600册，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印刷出版发行涉案图书数量巨大，因涉案图书质量不合格给陈若良造成重大名誉损失。庭审中，陈若良提交其自行制作的涉案图书《勘误表》，表格载有一般性文字错误、语法错误和标点符号错误三类，其中显示一般性文字错误数量为101个、语法错误数量为17个、标点符号错误数量为122个。陈若良主张，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附件《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第三条“图书编校差错的计算方法”第1项“文字差错的计算标准”，分别计一般性文字差错量101个差错量、语法差错量34个、标点符号差错量12个，总计涉案图书的差错量为147个；涉案图书总计字数为26.1万字，用147个差错量除以26万字，计算得出的差错率为万分之5.65，超过《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差错率不应超过万分之一的规定，因此涉案图书为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表示，涉案图书为专业性极强的纯学术研究著作，陈若良作为作者应对著作的语言文字负责；陈若良提出的《勘误表》中所列的存疑点大部分都是对器乐演奏的专业知识理解角度不同而造成的，毫无疑问作者更为专业，编辑人员很难对所有的专业知识一一掌握；作者提出的勘误表系作者单方面提出，不应予以认可；中国文字向来具有多义性，且作者的个人写作风格自成一体，陈若良最初交稿时并未就书中的存疑点提出更改要求，故编校人员充分尊重作者的写作内容与写作风格，充分尊重著作权法的规定和编辑加工整理的原则；涉案合同的履行是先出版，后付费，作者确认样书质量无误后，再交付出版费用，然后才完成出版工作；作者在短信和邮件中均已明确认可自己书稿的编辑结果等。陈若良表示，涉案《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包括出版和发行，因为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就涉案图书的发行行为一直持续到2016年，违约行为导致的后果一直在持续，所以本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陈若良另提交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快递单、收据、收条若干，欲证明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5万元、公证费5000元、交通住宿费8051元、邮寄费302元及勘误费2783元。案件审理过程中，陈若良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主张其已经于2016年5月25日向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故主张确认涉案《图书出版合同》于该日解除，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违反了《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约定。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属于消除影响和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任承担方式。第三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违约损失是指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违约而给陈若良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计算依据是：陈若良提交的（2017）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6944号公证书显示网上已经出售的不合格图书达到4000多册，合同期限为6年，所以计算出2万册，如果是正版图书，则陈若良已经有版税；如果是不合格图书，应该重印，该重印数应以之前已经印刷的2万册的册数为标准，故也应是2万册，以上共计4万册，则按照合同约定的版税，计算得出是100800元。第五项诉讼请求中，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违约出版不合格图书，读者买到书后对作者的评价降低，导致陈若良的名誉受损，这是陈若良在出版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精神损害的法理依据。上述事实，2012年6月11日《图书出版合同》、2012年7月13日《图书出版合同》、《器乐演奏基本原理的再认识》图书、短信打印件、公证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司局函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勘误表》、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快递单、收据、收条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陈若良主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存在两种违约行为，第一种违约行为是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代理出版发行的涉案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第二种违约行为是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重印加印涉案图书但没有将印数通知陈若良，也没有向陈若良支付超过3001册部分的版税。对于陈若良所主张的第一种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陈若良发送给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的邮件，陈若良于2012年6月18日已经明确表示“今天将我的书稿提交给贵社，已经是定稿，文字和标点都无需再改了。为节省时间，可以直接出版”，又于之后2012年7月31日、2012年8月20日、2012年9月2日、2012年9月9日及2012年9月10日发送的邮件中，表示出书稿中还有一些内容包括封面的问题需要修改并已通过双方的沟通修改完毕。经查，陈若良于2012年10月第一次收到样书，此后，又于2014年5月7日再次收到样书，并表示“书已经收到，虽然封面颜色稍深，但质量基本没有问题了……双方应以高出合同约定1000元的最后费用即23800元结束此书的出版行为”。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陈若良多次对于涉案图书最后出版的书稿内容表示认可。第二，在2016年陈若良、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对已经出版的涉案图书重新出版推广的恰商过程中，2016年1月9日陈若良发送的邮件明确表示“论著再版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获得更好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非常支持......我这部论著中有些地方确实需要修改，以使其更加完善”，2016年2月24日陈若良发送的邮件明确表示“《器乐原理》第一版当时是为了赶时间，存在很多瑕疵，我不好意思宣传和扩大影响。我几年来早就有认真修订后再版获利的想法，今年你们刚好推动了这件事情。我想认真修改后出的第二版销售只会更好”，从上述邮件可以看出陈若良明确知晓涉案图书的出版发行由于赶时间的原因确实可能存在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由此，陈若良应对其自身在明知图书可能存在需要修改完善的问题的情况下，认可同意出版发行的行为承担责任。第三，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规定，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不合格。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图书质量管理工作，依照规定实施图书质量检查，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检查结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图书质量管理工作，依照规定实施图书质量检查，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检查结果。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根据上述规定，已经出版的涉案图书，图书质量是否达标，需经主管部门检查认定，且即使是图书质量不合格，直接承担相应责任的应为图书的出版社而非作为图书出版代理方的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综上，在涉案图书已经予以出版发行的情况下，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已经履行了涉案合同的主要合同义务，陈若良主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代理出版发行的涉案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以及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足以导致合同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陈若良所主张的第二种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第十三条约定，乙方出于商业目的，印数超过3001册部分，需按照该超出部分印数码洋6%向甲方支付版税。第十六条约定，乙方重印、再版上述作品，应将印数通知甲方。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自认其先后印刷过两次涉案图书，印数超过了3001册，但是并未依照合同约定向陈若良支付版税，且直至陈若良在2016年4月发邮件询问实际印数时，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才将印数告知陈若良，故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上述行为构成违约，但正如一审法院上文所述，在涉案图书已经予以出版发行的情况下，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已经履行了涉案合同的主要合同义务，其上述违约行为较为轻微，不构成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亦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陈若良以此主张合同解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陈若良就涉案合同享有解除权，故陈若良关于要求确认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此基础上，其要求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退还出版服务费、联系光明日报出版社收回并销毁已经对外发行出售的全部质量不合格图书的诉讼请求，以及在出版合同纠纷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若良所主张的关于版税的违约损失，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应向陈若良赔偿超过3001册图书的版税，关于具体册数的认定，陈若良所提交的（2017）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6944号公证书所显示的网上书店的库存数量不足以证明实际存在的图书数量，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亦未提交涉案图书的委印单，故一审法院将结合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对于印数的自认情况，以及京文执罚[2016]第101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非法出版物的册数，对已经印刷的超过3001册的具体册数予以酌定，对陈若良所主张的按照2万册计算已经印刷图书的版税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关于二次印刷并非基于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替换首印剩余的库存量，不满足涉案合同第十三条所约定的应支付超印部分图书版税条件的抗辩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陈若良所主张的因涉案图书为不合格图书故应重印，并依据重印2万册另计算版税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陈若良所主张的其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交通住宿费、邮寄费及勘误费，因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违约行为，故应对陈若良维权支出的成本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对于具体数额，一审法院将根据在案证据并结合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必要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酌情予以支持。另，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主张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在案证据可知，在2012年10月陈若良第一次收到样书与2014年5月7日第二次收到样书之间，陈若良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就样书质量尚有沟通，2014年5月7日陈若良确定图书“质量基本没有问题”之后，最早于2016年3月7日，陈若良即发邮件明确提出图书质量有问题，要求图书的出版发行到此为止，此后双方就图书质量、图书印数及版税支付等问题不断交涉，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因此陈若良于2016年12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赔偿陈若良违约损失2000元；二、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赔偿陈若良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交通住宿费、邮寄费、勘误费等费用共计10000元；三、驳回陈若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上诉人陈若良提交了如下证据：往来邮件和事实过程摘要，用以证明在2012年12月之前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过图书。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经审查，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甲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是中联学林中心（乙方）。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法院关于《图书出版合同》（简称涉案合同）不予解除的认定是否正确；二、一审法院关于版税违约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三、一审法院关于其他经济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四、陈若良关于二审期间发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合同不予解除的认定是否正确本案中，陈若良主张二被上诉人出版发行的涉案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且重印加印并发行涉案图书，但没有将印数通知陈若良，亦未按照规定向其支付版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解除涉案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陈若良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约定：“根据本合同出版发行的作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上述作品的学术水平应达到出版要求，提交稿件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等应符合图书出版“齐、清、定”的要求。”该合同并未约定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涉案图书编校的义务。同时，《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出版物的规格、开本、版式、装帧、校对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图书质量管理规定（2004年）》第十一条规定：“图书出版单位应当设立图书质量管理机构，制定图书质量管理制度，保证图书质量合格。”尽管光明日报出版社（甲方）与中联学林中心（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涉案图书由乙方在甲方指导下具体承担编校工作，并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保证图书的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但如果涉案图书出现质量不合格的情形，承担相应责任的应为图书的出版社而非作为图书出版代理方的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最后，《图书质量管理规定（2004年）》第九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图书质量管理工作，依照本规定实施图书质量检查，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检查结果。”陈若良主张涉案图书因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属于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其提交的证据是自行制作的涉案图书《勘误表》，并非出版行政部门的检查结果，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作出京文执罚[2016]第101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中联华文公司发行涉案图书进行行政处罚的理由是中联华文公司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手续，有涉嫌发行其他非法出版物的行为，亦非涉案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综上所述，陈若良关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代理出版发行的涉案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以及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足以导致合同解除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根据涉案合同第十六条约定，乙方重印、再版上述作品，应将印数通知甲方。本案二被上诉人重印涉案图书且未依约支付版税的行为构成违约，但在涉案图书已经予以出版发行的情况下，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履行了涉案合同的主要合同义务，其前述违约行为不构成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亦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陈若良以此主张合同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基于二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陈若良主张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陈若良要求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退还出版服务费、联系光明日报出版社收回并销毁已经对外发行出售的全部质量不合格图书的诉讼请求，以及在出版合同纠纷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陈若良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关于版税违约损失的判定是否正确关于陈若良所主张的关于版税的违约损失，陈若良所提交的（2017）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6944号公证书所显示的网上书店的库存数量不足以证明实际存在的图书数量，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亦未提交涉案图书的委印单，故一审法院将结合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对于印数的自认情况，以及京文执罚[2016]第101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非法出版物的册数，对已经印刷的超过3001册的具体册数予以酌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陈若良所主张的按照2万册计算已经印刷图书的版税的主张，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此外，陈若良所主张的因涉案图书为不合格图书故应重印，并依据重印2万册另计算版税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一审法院关于其他经济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对于陈若良一审期间主张的其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交通住宿费、邮寄费及勘误费，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并结合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必要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酌情确定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四、陈若良关于二审期间发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对于陈若良主张的二审期间新发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作出后，陈若良自行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陈若良因上诉发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应当由陈若良自行承担。因此，对于陈若良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期间发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若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61元，由陈若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洁审 判 员  宋 鹏审 判 员  李志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田 芬书 记 员  申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