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6民终20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吉永，男，汉族，1976年7月11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华，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子强，男，汉族，1969年10月1日生，住蒙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超，安徽京奇律师事务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树林，男，汉族，1970年3月14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原审被告：单树行，男，汉族，1970年3月14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原审被告：卓洪静，女，汉族，1977年2月26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徐州经济开发区。 上诉人张吉永因与被上诉人邵子强、单树林及原审被告单树行、卓洪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2民初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吉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华、被上诉人邵子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超、被上诉人单树林、原审被告卓洪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单树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吉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邵子强、单树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张吉永与邵子强相识，两人之间有过买卖小麦的生意往来。邵子强与张吉永联系好销售小麦的事宜。按照张吉永的指示将小麦送到苏豪公司”由此认定两车小麦是卖给张吉永的事实有错误，理由如下：一、在2013年11月16日邵子强给张吉永打电话，说有一车小麦送到华升面粉厂，在质量不合格被退货。让张吉永给帮着处理掉，张吉永出于好意，就帮忙联系了单树林，因单树林经营着一家“苏豪米厂”，单树林让送到“苏豪米厂”后张吉永又打电话告诉了邵子强，说给联系了买家，是单树林的“苏豪米厂”。张吉永把单树林同意收购的价格（因为质量不好，所以比当时的市场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告诉了邵子强，邵子强同意后，就安排他的司机将质量不合格的两车小麦送到了单树林经营的“苏豪米厂”，“苏豪米厂”收到两车小麦后出具了收条，本来邵子强只是让张吉永帮忙处理一车华升的退货，后来在张吉永不知情的情况下，拉去了两大车小麦。2013年11月17日单树林又出据欠条一份给邵子邵。从欠条内容：“欠条今欠邵子强小麦款叁拾肆万壹仟柒佰元整”来看，邵子强和单树林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和张吉永没有任何关系，张吉永只是作为中间人进行了联系。所以一审法院判决341700元货款由张吉永和单树林共同承担毫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邵子强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案中从邵子强提交的证据来看，张吉永并没有与邵子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因而张吉永无需支付货款。1.根据邵子强提交的的欠条显示，欠条的书写人是单树林，且两车小麦是送到单树林所经营的徐州苏豪米厂，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同性，张吉永不需要支付货款。2.根据邵子强提交的何传龄的询问笔录显示，两车小麦是送到苏豪米厂，送到后，苏豪米厂的一个领导打有收条，当时何传龄给邵子强打电话说：“收条，没有盖印，也没有签名字”。邵子强说没有事……”。从这份询问笔录来看，何传龄是邵子强的司机，是听从邵子强的安排把小麦送到苏豪米厂的，后小麦送到苏豪米厂后，苏豪米厂也给打了收条。所以邵子强所说的是听从张吉永的安排把小麦送到苏豪米厂的没有证据证实。3.根据邵子强提交的单树林的讯问笔录显示，单树林认可欠邵子强的小麦款341700元，并愿意偿还。之后邵子强也持该欠条找单树林要钱，所以邵子强也认可了是单树林欠的该笔货款。张吉永认识邵子强和单树林，其只是作为中间人，介绍他们进行小麦交易。后邵子强也将两车小麦送到了单树林经营的苏豪米厂，苏豪米厂也给邵子强写了收后，后单树林本人也给邵子强写的欠条，故张吉永并没有和邵子强发生过任何交易，因此不需要支付任何货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邵子强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张吉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悖理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作支撑，建议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和依据如下：张吉永是本案小麦买卖合同的买方而不是中间介绍人。2013年11月份张吉永联系邵子强要购买小麦两车，货到付款，邵子强即组织车辆驾驶员按照张吉永的指示及安排路线把两车价值341700元的小麦送到了张吉永指定的徐州苏豪米厂院内，徐州苏毫米厂办公室人员收到邵子强两车小麦后出具了收条，收条内容载明“今收到张吉永小麦66420ｋｇ（陆万陆仟肆佰贰拾公斤），车号皖Ｆ×××××，徐州苏毫米厂，2013年11月16日。”同日徐州苏毫米厂又出具证明一张证明内容载明“今收到皖Ｓ×××××小麦净重67110ｋｇ，大写陆万柒仟壹佰壹拾公斤”，后邵子强多次向张吉永催要小麦款，张吉永带着邵子强找到单树林，而在此之前邵子强既不认识单树林也无业务往来，并按照张吉永的要求让单树林给邵子强出具了一张欠条。一审法庭调查时单树林明确确认自己不认识邵子强也没买过邵子强的小麦，是张吉永卖给自己的小麦，当时说好的现在没有钱等有钱了才能给款，小麦款的数额及数量是张吉永同单树林公司工作人员商谈确定的。后来张吉永让打欠条，欠条内容都是按照张吉永的意思写的，张吉永是当时任长江桂柳生物科技集团采购经理，该公司同单树林签的有购销合同，购买小麦拉到徐州苏豪米厂是张吉永购买的，单树林只认可欠张吉永的小麦款不欠邵子强的小麦款，该事实还有蒙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对单树林所作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证实。邵子强同张吉永多年多次的通话录音证实邵子强一直在向张吉永催要小麦款，张吉永一直推托并承诺单树林不给张吉永给邵子强小麦款的事实。故，本案张吉永购买邵子强的小麦，二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单树林辩称，对张吉永的上诉无异议。 卓洪静述称，对张吉永的上诉无异议。 邵子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吉永、卓洪静、单树林、单树行连带清偿原告小麦款3417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自2013年11月17日起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2.判令张吉永、卓洪静、单树林、单树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吉永以前是长江桂柳公司的采购员，张吉永到蒙城县采购小麦时与邵子强相识，两人之间有过买卖小麦的生意往来。张吉永促成长江桂柳公司与徐州苏豪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公司）于2013年6月份签订收购合同，委托苏豪公司收购小麦，苏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单树林。2013年11月16日，邵子强与张吉永之间联系销售小麦事宜，按照张吉永的安排，邵子强分两车将133530公斤小麦送往苏豪公司，由苏豪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具收条两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吉永小麦66420ＫＧ（陆万陆仟肆佰贰拾公斤）车号：皖Ｆ×××××，徐州苏豪米厂，2013年11月16日”，“证明，今收到皖Ｓ×××××＃小麦净重：67110ＫＧ,大写：陆万柒仟壹佰壹拾，徐州苏豪米厂，2013、11、16”，收条未加盖印章。当时对小麦的价款均是张吉永与单树林及苏豪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邵子强与单树林之前不相识，也未与单树林联系销售小麦的事宜。事后，单树林按照张吉永的指示，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欠条，今欠邵子强小麦款叁拾肆万壹仟柒佰元整341700元，单树林。”邵子强自2014年以来多次向张吉永、单树林催要小麦款，至今未收到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邵子强和谁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谁应履行付款义务。本案中，张吉永与邵子强相识，两人之间有过买卖小麦的生意往来。邵子强与张吉永联系好销售小麦的事宜后，按照张吉永的指示将小麦送到苏豪公司，苏豪公司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收到张吉永的小麦，庭审及公安机关问话中，单树林陈述其与邵子强不认识，案涉小麦的数额和价款是张吉永和其以及工作人员商谈的，从收条的出具及对小麦价格的商谈中可以看出，苏豪公司并没有与邵子强之间有买卖小麦的意思表示，邵子强亦没有与苏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工作人员有过买卖小麦的意思表示；应是邵子强按照张吉永的指示将小麦送到指定地点，并与张吉永确定小麦价格，本案应为邵子强与张吉永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因邵子强未能收到小麦款，经催要，张吉永后来让单树林出具欠条，并由其转交给邵子强，欠条是对应付货款价格的确认。邵子强与张吉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后，邵子强交付了货物，张吉永应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单树林出具欠条是对该债务的自愿负担，其应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卓洪静、单树行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不应对该货款承担履行义务。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邵子强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吉永、单树林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邵子强货款341700元及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从2013年11月17日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邵子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2元，减半收取1606元，由张吉永、单树林负担。 张吉永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如下：第一组：1.邵子强在一审提交的与张吉永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2.张吉永提交的与邵子强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3.张吉永提供的与邵子强短信沟通内容；4.张吉永与单树林弟弟单树行的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张吉永应邵子强的请求，帮邵子强将其送往华升检验不合格的小麦卖给了单树林，案涉小麦不是张吉永主动打电话给邵子强要的，而是邵子强请张吉永帮忙找买家处理的；邵子强跟张吉永说帮忙处理的是一车小麦，实际上却拉了两大车小麦过去；单树林电话里答应三四天给麦款，但一直未给；邵子强曾打电话问单树林要麦款，也曾由张吉永带着去找单树林要麦款；张吉永一直在帮邵子强讨要小麦款，邵子强多次对张吉永说：“我找不到单树林，就只有找你要”；邵子强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资料里多次出现“我向张永吉催要小麦款”字眼，与其通话录音的内容大相径庭，系故意提供虚假证据。第二组：1.卓洪静与胡金港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1份；2.张吉永与胡金港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1份。证明^胡金港在苏豪原粮部或单树林的授意安排下打了“收到张吉永小麦66420ｋｇ”的收到条；张吉永对苏豪米厂打收条一事毫不知情，既不知道打条人是谁，也不知道是谁让胡金港打的；胡金港只是负责苏豪公司办公室文职工作，不接触经济账目，并没有与张吉永沟通小麦的数额和价款。第三组：卜某的证言及出庭作证。证明张吉永曾在2013年11月份时给其打过电话，说安徽朋友（指邵子强）的一车小麦被华升退货，给联系六朝松后对方又嫌路远，问其要不要；张吉永带邵子强找单树林、单树行要小麦款时，卜某因与单树行及其村里人相熟，曾三次带他们去找过单；张吉永帮处理一车小麦，邵子强擅自拉去两车小麦的事实；张吉永不做小麦生意，张吉永并未买邵子强的小麦，只是帮邵子强联系了买家单树林。第四组证据：1.（2014）铜郑民初字第01895号民事裁定书及卷宗材料；2.（2015）蒙民一初字第01600号民事裁定书及卷宗材料；3.邵子强本次诉讼的一审诉状。证明邵子强于2014年4月16日以单树林为被告向铜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单树林偿还小麦货款341700元，邵子强在该诉状中称“由张吉永经手”、“到目前为止，货款单树林一分都未支付”，但在2015年4月25日的诉状中又称“被告张吉永作为担保人负责给原告结账”，而在本次诉讼中又改口称是张吉永要买他的麦，从以上三份诉状中陈述的内容可以看出，邵子强对于小麦是卖给单树林的这一事实是明知且认可的；邵子强2014年4月起诉单树林时，单树林尚未入狱，邵子强在诉状中的陈述，是他最初最真实的意思表达，也是本案的事实真相；邵子强向法院递交的三份诉状内容各不相同，所做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邵子强的陈述不可信。第五组证据：1.陈某的证言；2.吴某的证言。证明邵子强曾于2019年1月21日去卓洪静的单位闹事，声称张吉永欠他麦钱不还，卓洪静单位的领导出面了解情况后，对邵子强的“碰瓷”行为进行了教育，邵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2.邵子强当着卓洪静及其单位同事、领导的面，亲口说“我找不到单树林了，只能找张吉永”，这和邵子强在以往与张吉永通话中的口吻如出一辙。第六组证据：张吉永与孙峰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1份。证明张吉永将华升面粉厂的老总闫君和釆购孙峰介绍给邵子强，其后邵子强便开始与华升做小麦生意，但因为华升对小麦质量要求高，邵的小麦时常被退货，于是邵子强打电话给张吉永，让其帮忙处理小麦。第七组证据：1.卓洪静与周传仁（六朝松采购）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1份；2.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的财务资料。证明张吉永将六朝松的采购周传仁介绍给邵子强，其后邵子强开始与六朝松做小麦生意，张吉永在邵子强的小麦生意中，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牵线搭桥，从未与邵子强做过小麦生意。第八组证据：1.张吉永与黄林通话录音文件及同步录音文字整理材料1份；2.刘某证人证言。证明在单树林之前，张吉永还曾联系黄林帮邵子强处理华升退回的小麦，黄林与刘某均帮邵子强处理过华升退回的小麦；张吉永是帮邵子强将华升退回的小麦处理到单树林处，不是要买邵子强的小麦。第九组证据：1.徐州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证明；2.徐州市粮油质量监测所出具的证明；3.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4.张吉永江苏银行账户流水；5.张吉永农业银行账户流水。证明张吉永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单位上班，先后在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徐州市粮油质量监测所、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丰县子公司、江苏三仪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工作，工资收入是其唯一的经济来源；张吉永从未从事过小麦生意，更未与邵子强做过小麦生意，一审法院认定“两人之间有过买卖小麦的生意往来”错误。证据十、邵子强与赵凌合影、张吉永照片、卓洪静照片，证明2013年10月份左右，邵子强夫妻俩来徐州时，张吉永两口子曾带他们一起游玩，邵子强在诉状中称“后经多方打听了解，才知道被告卓洪静是张吉永的妻子”不属实，邵子强故意掩盖两家曾关系要好的事实。 邵子强对以上证据质证如下：1.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该证据是邵子强一审时向法庭提供的，张吉永及其代理人在一审时已充分发表的质证意见，因此不符合新证据要求，其证明对象依法不能成立。2.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胡金港是不是案件的执行人以及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核实，该录音不能否定原始书证、收条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该收条明确记载收到的是张吉永小麦66420公斤，该证据不能认定张吉永是所谓的介绍人而不是合同的买受人。3.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邵子强不认识卜某，不存在张吉永介绍买卖小麦的事实，因为张吉永是当时长江桂柳公司的采购员，而该公司与单树林之间存在着收购合同法律关系，委托苏豪公司收购小麦，苏豪公司的法人是单树林；另外，卜某的当庭证言内容虚假，同公安机关及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互矛盾。4.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且该证据也不是新证据，邵子强诉请的及法院查明判决的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不能以诉状诉请的来否定法院的判决事实。5.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相反证据证明邵子强长时间多次找张吉永索要小麦款的事实。6.第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7.对第七、八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实张吉永是本案的介绍人而不是买受人。8.第九、十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张吉永没有购买过邵子强的小麦，只是证明张吉永在单位的表现，做什么工作及同邵子强出去旅游过，不能证明张吉永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介绍人而不是买受人。 单树林对以上书面证据表示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人卜某的当庭证言有异议，认为单树林与卜某并不熟悉，也未购买邵子强的小麦，购买的是张吉永的。 卓静洪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张吉永申请调取了蒙城县公安局的卷宗材料，庭审中组织各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张吉永质证如下：对于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应当区别对待。其中单树林所做的陈述基本上与事实相符，能够反映案涉小麦交易的真实情况；邵子强在笔录中所做的陈述与其在本案一、二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邵子强一直在撒谎，从未如实向公安机关和法院陈述事实；《呈请张吉永涉嫌诈骗不予立案报告书》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应当作为证据采信；《刑事控告书》的内容均是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不应当采信。一、对何传龄、楚效身、邵子强、单树林四人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1.邵子强在笔录中所做的陈述真假掺半、自相矛盾；邵子强在笔录中对两车小麦交易情况的陈述与其在铜山县法院、蒙城县法院起诉张吉永时所做的陈述不一致、自相矛盾，邵子强的陈述不可信，张吉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够证实邵子强在撒谎。2.单树林的笔录真实地还原了当初交易的情况，这是单树林在2015年3月20日面对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时所做的陈述,是单树林最早对小麦交易情况所做的陈述，可信度较高，也能印证单树林在一审中所做陈述不实；单树林笔录中的部分陈述不属实，小麦价格是张吉永电话里问单树林愿意多少钱收，单树林说完后，张吉永又转述给邵子强的，并非张吉永与胡金港联系确定的价格，对此张吉永提交的卓洪静与胡金港的通话记录能够证明。3.何传龄关于收条的陈述与邵子强在一审中的陈述不符；何传龄是邵子强的司机，与邵子强关系密切，鉴于何传龄是目前已知的了解收条出具情况的唯一证人，为查清事实，法院应让何传龄到庭接受质询。4.楚效身在笔录中称“我们两人（指邵子强、楚效身）经常做生意”、“我们经常有生意来往”，说明邵子强与楚效身关系亲密，在楚效身未出庭接受质询，也无其他证据能够与其证言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法院应谨慎采纳该证据。二、《呈请张吉永涉嫌诈骗不予立案报告书》的正文“理由与依据”部分记载的内容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且该报告书的叙述不客观、不真实，完全听取了控告人邵子强的虚假陈述却对被控告人单树林和张吉永的陈述视而不见、听而不信；该报告书是公安机关的内部呈文，不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不具有优先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三、对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该欠条是单树林所打，是证明单树林与邵子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最直接的原始书证，结合邵子强与张吉永的历次通话录音、张吉永与单树行的历次通话录音，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与邵子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是单树林，不是张吉永。四、对收到条、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出处不明、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苏豪公司收到的两车小麦是张吉永的小麦，也不能证明邵子强与张吉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邵子强质证如下：公安卷宗一审时已提交，该公安卷宗中单树林的笔录也是陈述不认识邵子强，购买的是张吉永的小麦。涉案的条据是张吉永找到单树林写的，由张吉永交给邵子强的。 单树林质证如下：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小麦是单树林购买的张吉永的，单树林并不认识邵子强。 卓静洪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无异议。 其他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张吉永对邵子强一审证据补充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3收到条、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其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邵子强的主张，达不到其证明目的。2.对证据4、5、6何传龄、楚效身、邵子强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合法性与关联性，该组证据来源不合法，不是一审法院从蒙城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而笔录仅是刑事控告档案中的—部分，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案件全貌，达不到邵子强的证明目的。3.对证据7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认可的，该欠条是单树林所打，单树林在一审开庭和询问笔录中均认可。欠条是证明单树林与邵子强之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最直接的原始书证，结合邵子强与张吉永、张吉永与单树行之间的历次通话录音，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是邵子强与单树林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邵子强与张吉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4.认可证据8单树林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是一审法院从蒙城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不能真实地反映事情全貌，不能达到邵子强的证明目的。5.认可证据9小麦合作收购储存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其关联性，不能达到邵子强的证明目的。6.认可证据10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其合法性，录音文字整理材料根本不是音频资料的实录,录音文字整理材料过于简化、断章取义，而且歪曲事实。7.不认可证据11蒙城县人民法院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能达到邵子强的证明目的。张吉永作为该裁定书的被告，从未收到过该裁定书，也从不知道邵子强在2015年起诉他。 经审查，张吉永举证的证据一中张吉永与邵子强的录音、短信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张吉永与单树行的录音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二，录音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三、卜某的证言，其关于买卖双方的陈述系听邵子强所说，但邵子强对此不予认定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四、裁定书及卷宗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五、证人陈某、吴某未到庭接受质询，不予认定；证据六、七、八、录音无法核实真实性，财务资料与本案无关，证人刘某未到庭接受质询，均不予认定；证据九、十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予认定。本院依申请调取的公安卷宗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张吉永是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否承担还款责任？ 邵子强主张其出售案涉小麦时系与张吉永联系，张吉永是买受人，其按照张吉永的指示将小麦运至单树林所在的公司，单树林亦表示其在收购小麦前不认识邵子强，系与张吉永电话联系后达成合意并安排工作人员出具了收条，收条中明确载明收到张吉永的小麦66420KG，故一审认定邵子强与张吉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单树林事后按照张吉永指示补写的欠条系对债权额的确认，载明债权人为邵子强构成债务加入，并不能否定张吉永购买邵子强小麦的事实，故一审判令张吉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张吉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24元，由张吉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胜 审判员 朱晓非 审判员 周甜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欧阳萍 书记员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