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1民终14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达华，男，194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危莲，女，194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仰贤，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理，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芳，女，192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辉，男，192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恩惠贸易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市霭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68号401房自编B423。 法定代表人：陈翠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震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227-3号首层商铺自编之一。 法定代表人：陈俊彪。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志斌，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惠全，男，193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39号自编之六。 法定代表人：陈俊雄。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志斌，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达华、危莲因与被上诉人杨芳、饶辉、罗惠全、广州市恩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惠公司）、广州市震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蓉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建公司）之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0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达华、危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确认饶辉、罗惠全、杨芳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3.判令梁达华、危莲在本案判决生效后的七天内相互配合，恢复安建公司在2016年1月26日前的工商登记状态。4.判令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 事实与理由：一、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达华、危莲一审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梁达华、危莲一审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为此，梁达华、危莲已经举证证明了饶辉等人与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梁达华、危莲的利益的行为。第一、梁达华、危莲向合议庭提交的证据显示，2016年1月7日，安建公司股权恢复登记在饶辉等人名下，以及饶辉等人在2016年1月26日背着梁达华、危莲将股权变更过户至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之日，正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重字1号民事判决，确认梁达华、危莲为安建公司股东之时段。因此，一方面，饶辉等人当时将股权变更过户，明显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另一方面，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在饶辉等人处于一审败诉的状态下，受让其股权，显然不合常理。除非受让股权的两家公司当时已经知道二审法院会改判的结果。第二、梁达华、危莲向合议庭举证证明了霭德公司的大股东为广州市创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为创都公司)，而创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孟志斌，是饶辉等人及第三人的代理律师。因此，饶辉等人将股权出让给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第三，经过法庭调查，至一审辩论结束时，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均不能向合议庭提交已经向饶辉等人支付受让股权对价款的证据；值得引起法庭重视的是，饶辉等人与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以及安建公司均委托同一代理律师，竟然不能向法庭提交付款凭据。可见，饶辉等人与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存在虚假交易的情形。第四，业经另案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一是梁达华、危莲与饶辉等人早在2005年11月22日、2006年11月6日、2008年5月7日与梁达华签订了《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之二》；二是饶辉等人已经早在2006年11月13日，已经将“安建雅苑项目”经营管控权全部交付给梁达华、危莲接管；三是前述合同文件，已经约定饶辉等人不得将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转让给任何的第三方，或与任何第三方合作。第五、梁达华、危莲与饶辉等人签订《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及相关的补充协议，梁达华、危莲的合同权益是通过受让安建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取得“安建雅苑项目”的开发经营权，以获取开发项目的利润回报。可见，饶辉等人与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的恶意串通，直接导致梁达华、危莲丧失了合同权益。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不存在损害梁达华、危莲利益，显然违反了适用法律的规则。二、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将本案的案由定位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相对应的争议焦点归纳为，饶辉等人与霭德公司和震蓉公司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安建公司利益的情形。但是，在判决书的判词却偷换了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所指的“安建公司”，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法律并无设定特殊的条件，更不需要具备“股东”身份。本案中，尽管梁达华、危莲因不服广东省法院作出的(2016)粤民终872号民事判决，已经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5月23日，最高法院也开庭审理梁达华、危莲申请再审一案。但是，广东省法院否定了梁达华、危莲安建公司股东地位，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审法院也不能因为梁达华、危莲丧失了安建公司股东地位，就可以不依照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任意改变争议焦点和审理的方向，甚至作出“既然原告没有取得股东权利，无论被告是否恶意串通，都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错误判断。因此，对于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的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三、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问题。2019年5月15日，合议庭开庭审理本案，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当庭向合议庭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权益转让合同》和《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权益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显示签订日期均为2013年9月30日。合议庭采纳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的意见，将前述两份文件视为“新证据”，当庭核对原件，并核准梁达华、危莲在5月20日开庭审理时，再另行发表质证意见。5月20日开庭时，梁达华、危莲针对该项“新证据”，向合议庭申请对《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权益转让合同》和《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权益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进行与真实性有关的鉴定，该项“新证据的骑缝印”，明显出现经过变造的痕迹。但是，一审法院合议庭当庭驳回梁达华、危莲的申请。基于被申请人的“新证据”，结合张希国(安建公司的原股东之一)已经于2016年1月25日前去世的事实，梁达华、危莲质疑，其一，形成于2016年1月26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相关的“安建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法律文件，张希国已经去世了，签字有可能是造假的；其二，“新证据”形成于2013年9月30日，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当时就预见到2016年1月26日办理安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当时也能预见到最终胜诉的结果，显然不合情理。为此，梁达华、危莲申请对形成于2016年1月26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张希国签字的真伪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法院合议庭也当庭驳回梁达华、危莲的申请。梁达华、危莲对于合议庭驳回己方的数项鉴定申请以及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表示尊重合议庭的决定。但，梁达华、危莲代理律师也当庭直言提请合议庭注意，本案正在审理的讼争合同，有可能是虚假合同；且表示如果庭审审查的是不具有真实性的讼争合同，那么，本次庭审就毫无意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因此，合议庭驳回梁达华、危莲提出的鉴定申请，有悖于法律规定。四、关于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实际上承认了非善意转让与受让股权的问题。一审法庭调查，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当庭自述，2013年间和2016年间，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在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相关的法律文件时，不但已经清晰知晓饶辉等人已经与梁达华、危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项目转让合同，而且还清晰知道饶辉等人、安建公司与梁达华、危莲存在“股权确认纠纷”诉讼尚未结案，更加明知饶辉等人已经将安建公司唯一核心资产“安建雅苑项目”交付给梁达华、危莲管控、开发、经营的情况。故，从法理的角度说，善意取得的重要法律特征之一，是“不知情”，即不知道交易标的存在他项权利。但是，经过法庭调查，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不但承认“知情”，而且也没有证据否定创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孟志斌。可见，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之间转让和受让安建公司股权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五、关于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与本案有关的基本事实的问题。纵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是抄袭摘录广东省高级法院(2016)粤民终872号案的判词。实际上，(2016)粤民终872号案与本案，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和纠纷。(2016)粤民终872号案审理的是“股权确认纠纷”，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安建公司股权归属问题。而本案，是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符合法定无效的问题，需要解决问题是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签订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是否损害了合同外第三方利益的问题。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 杨芳、饶辉、恩惠公司、震蓉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饶辉等人将安建公司股权转让给震蓉公司、霭德公司系有权处分。1.有生效仲裁裁决认定饶辉等人是安建公司股权的合法持有人，饶辉等人于2010年4月5日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于2010年5月11日亦受理执行。2.2013年7月1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23号民事判决，及2015年10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粤高法民撤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再次确认饶辉等人是安建公司股权的合法权利人。3.虽然2010年3月梁达华、危莲以其已从饶辉等人受让了安建公司的股权为由提起了股权确认纠纷之诉，但该案原一审驳回了梁达华的诉讼请求，而且该案终审判决最终认定因梁达华、危莲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饶辉等人转让款，故其从饶辉等人处受让安建公司股权的条件不成就，故驳回了梁达华、危莲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该终审判决亦已认定梁达华、危莲与饶辉等人之间现仅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饶辉等人当时是安建公司股权的合法权利人。综上，2013年9月30日饶辉等人与震蓉公司、霭德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将安建公司的股权及项目权益转让给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属于有权处分。二、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受让安建公司股权属于善意取得。1.震蓉公司、霭德公司与饶辉等人签订转让合同时，饶辉等人是安建公司股权的合法权利人，有权处分安建公司的股权，上述事实亦证明当时饶辉等人有权处分安建公司的股权。因此，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2.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受让安建公司的股权是依据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权益转让合同》及《安建公司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权益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双方约定安建公司100％股权及“安建雅苑”项目100％权益转让总价为2.74亿多元(包含安建公司的债务)，对价合理。而且该合同对梁达华、危莲可能存在的债权亦进行了维护。3.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饶辉等人转让款1400多万元，已超过安建公司的股东出资额。因此，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已支付完股权对价款。4.安建公司的股权已变更登记到了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名下，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已实际取得了安建公司的股权。 罗惠全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梁达华、危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饶辉、罗惠全、杨芳与恩惠公司、震蓉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2.判决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协助梁达华、危莲将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梁达华、危莲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建公司于1995年1月16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广州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饶辉、张希国、罗惠全、温忠炳，法定代表人为张希国。1995年6月1日，温忠炳与饶辉、张希国、罗惠全签订《转让股份协议书》，温忠炳将持有安建公司的25％股权转让给饶辉、张希国、罗惠全，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1996年7月8日，饶辉、张希国、罗惠全与杨芳签订《转让部分股份协议书》，饶辉、张希国、罗惠全将自身持有安建公司的股权部分转让给杨芳，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转让后，饶辉、张希国、罗惠全、杨芳（以下简称饶辉等四人）各持有安建公司25％的股权。1999年5月24日，饶辉等四人与张粤红、梁荫棠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饶辉、杨芳将各自持有安建公司的25％股权分别转让给张粤红；张希国将持有安建公司的15％股权转让给梁荫棠，罗惠全将持有安建公司的25％股权转让给梁荫棠，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转让后，张希国持有安建公司10％的股权，张粤红持有安建公司50％的股权，梁荫棠持有安建公司40％的股权。2000年5月22日，安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张粤红。 2001年4月23日，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受理了饶辉等四人对张粤红、梁荫棠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仲裁申请。饶辉等四人仲裁请求解除双方于1999年5月24日在广州市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由饶辉等四人立即依法收回根据上述协议书转让给张粤红、梁荫棠的股权等。双方在仲裁庭审理期间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第一条）就股权转让，乙方（即张粤红、梁荫棠，下同）在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将其持有的安建公司的全部股权（含“安建雅苑”项目）转让给甲方（即饶辉等四人，下同）。其中，张粤红将持有安建公司的25％股权转让给饶辉，其余的25％股权转让给杨芳；梁荫棠将持有安建公司的15％股权转让给张希国，将其余的25％股权转让给罗惠全。转让后，饶辉等四人各持有安建公司25％的股权；（第二条）对原协议的处理，双方同意于本协议书签订之后，在乙方履行向甲方转让安建公司全部股权及乙方向甲方移交安建公司和“安建雅苑”项目的全部手续的同时，解除双方在1999年5月24日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且除本协议书另有约定外，双方就该协议已履行或未履行的事项不再产生任何支付或返还义务；（第三条转让手续）甲、乙双方按照广州工商局的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委托甲方（或甲方中任一人）全权办理，但乙方负有密切配合的义务；（第八条）本协议书签订后向广州仲裁委提交，并请求广州仲裁委根据本协议书依法制作裁决书或调解书。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2003年8月19日，双方请求仲裁庭按《和解协议》制作裁决书。同月30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01）穗仲案字第148号裁决，认为《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有关规定。该《仲裁裁决书》裁决的内容包括了上述《和解协议》内容。 2004年8月9日，安建公司向广州工商局提供饶辉等四人与张粤红、梁荫棠于2004年8月1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资料，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广州工商局于2004年9月8日核准了该变更。变更后，安建公司的股东为饶辉等四人，四人各占25％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饶辉。2004年10月至2006年间，张粤红多次向广州工商局投诉认为该次《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的“张粤红”签字是伪造的，要求恢复其为安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登记。2006年9月3日，张粤红以广州工商局未尽审查义务等为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河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广州工商局2004年9月8日对安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变更登记。该案经天河区法院一审［（2006）天法行初字第67号］及原审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162号］二审判决后，原审法院于2009年6月15日作出（2008）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天河区法院（2006）天法行初字第67号行政判决和原审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16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广州工商局于2004年9月8日核准安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2010年2月3日，安建公司向广州工商局提交《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申请书》，请求依据原审法院（2008）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2号行政判决，撤销2004年9月8日安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的登记事项。广州工商局撤销变更登记后，恢复安建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张粤红，股东为张希国（持股比例10％）、张粤红（持股比例50％）、梁荫棠（持股比例40％）。 2005年11月22日，饶辉等四人与梁达华签订《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该合同书第二条转（承）让条件约定，饶辉等四人将其在安建公司中的全体股东的出资总额和相关“安建雅苑”项目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梁达华，其条件是：梁达华按时支付给饶辉等四人应回收的款项共5800万元所有债权人债务。第三条第（一）款第5项约定，在安建公司的全部股权已由饶辉等四人转让给梁达华并由梁达华担任法定代表人时，饶辉等四人负责将安建公司和“安建雅苑”项目的有关证照、批文、报表等文件资料（原件）和公章及场地移交给梁达华使用，并交由梁达华负责开发、建设、经营“安建雅苑”项目。第八条约定，本合同书经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双方代表签字，加盖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双方公章，并在饶辉等四人收到梁达华支付给其的第一批应回收款700万元和梁达华已按穗国地出合（2004）351号合同书的规定向广州市国土局缴纳第二期国土费及其契税费和滞纳金时生效。该合同书落款处有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的签名。 2006年11月6日，饶辉等四人与梁达华签订《补充协议》，其中明确，在履行《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过程中，梁达华已按约定缴纳了土地出证金、契税和滞纳金共计人民币8977943元，支付了饶辉等四人应回收款共计人民币24136181元。同时，梁达华还预付了人民币4500000元给饶辉等四人，用于清偿银行债务。该协议落款处有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的签名。 2008年5月7日，饶辉等四人与梁达华签订《补充协议之二》。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饶辉等四人与梁达华确认截至本补充协议之二签署之日，梁达华已支付给饶辉等四人的应回收款合计人民币45049196.82元，尚存人民币12950803.18元未支付。第四条约定，饶辉等四人于2008年4月1日已向梁达华提供迄今为止的饶辉等四人尚未偿还的债务清单，梁达华应从尚需支付给饶辉等四人的应回收款中拨出该债务清单所列共人民币5290653元（注：2008年4月5日已拨付16万元，4月24日再付3万元），由梁达华将该还债款项直接拨付给相关债权人的银行存折或银行账号中。在梁达华拨付该款之前两天，双方应按广州工商局的规定，将办理安建公司首次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上报文件、资料全部填写清楚，交由梁达华到广州工商局确认所有文件资料均填写齐全、完整，符合变更登记要求之后，饶辉等四人则在该批文件、资料中应由其签署之处加以签署，并暂由饶辉等四人保管。另外，在饶辉等四人确认梁达华已将人民币5290653元的还债款全部拨付到所有债权人的银行存折或银行账号时，饶辉等四人应立即开具人民币5100653元的收据（注：梁达华于2008年4月5日、24日已收到饶辉等四人合计19万元收据），交给梁达华。同时，双方应在饶辉等四人确认梁达华已经将该款拨付到所有债权人的银行存折或银行账号的当天，共同到广州工商局办完安建公司首次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手续。第五条约定，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同意在办理安建公司首次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饶辉等四人将张希国、罗惠全、杨芳的股份全部转给梁达华及梁达华指定的第三人，饶辉转让其15%的股份给梁达华，余下10%股份待日后具备转让条件时立即办理转让给梁达华的手续。该协议落款处有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的签名。 2008年6月18日，梁达华向饶辉等四人寄出《致函》。该函告知饶辉等四人，梁达华至该日为止，已按合同和协议履行相关义务，并支付了人民币45049196.82元。同时，梁达华也已按《补充协议之二》约定准备好人民币5100653元用于清偿安建公司未偿还的债务，已完全达到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条件。梁达华在该函中还要求，饶辉等四人务必在2008年6月25日前与其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 2008年6月20日，饶辉等四人就上述《致函》回复梁达华称，（一）关于执行《补充协议之二》的问题：其早已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各项材料上签了名，张希国也已赶回广州，只待约定时间到广州工商局签名而已，但饶辉等四人从6月11日起多次约谈，梁达华一直未能应约面议。（二）关于“安建雅苑”项目未能正式开工问题：饶辉等四人早已按照《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于2006年11月13日将安建公司和“安建雅苑”项目所有的有关证照、批文、报告等文件资料的原件以及安建公司所有印章，全部移交梁达华保管使用，同时亦将清理好的场地全部移交给梁达华，由梁达华正式负责开发、建设和经营。 2008年8月20日，梁达华向危莲出具确认函，将其受让的安建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危莲。 2010年3月8日，张粤红将其持有的安建公司20%股权转让给刘颖。同月9日，张粤红将其持有的安建公司30%股权转让给通合公司。同日，梁荫棠将持有安建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通合公司。同日，安建公司向广州工商局提供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等资料，申请办理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广州工商局核准变更后，安建公司的股东为刘颖、通合公司、张希国，法定代表人为温杰浩，监事为刘颖。 2010年4月15日，饶辉等四人以广州仲裁委（2001）穗仲案字第148号《裁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2010）穗中法执字第1020号］。该执行案在执行期间，张粤红、梁荫棠于2010年9月27日提出执行异议，认为（2001）穗仲案字第148号《裁决书》不具有可执行性，请求撤销对该裁决的执行。本院审查后认为，饶辉等四人于2010年4月27日请求强制执行上述裁决，依法仍在有效申请执行期间内，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于2010年12月17日作出（2010）穗中法执字第1020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张粤红、梁荫棠的异议。 2011年3月7日，刘颖与将持有安建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赵志峰。同日，安建公司向广州工商局提供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等资料，申请办理股东、监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广州工商局核准变更后，安建公司的股东为赵志峰、通合公司、张希国，监事为孙跃国。 2011年5月3日，通合公司将持有安建公司的70％股权转让给赵志峰。同月4日，安建公司向广州工商局提供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等资料，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广州工商局核准变更后，安建公司的股东为赵志峰、张希国。 2011年8月9日，饶辉等四人起诉张粤红、梁荫棠、通合公司、刘颖、赵志峰、安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天河区法院审理，于2013年2月7日作出（2011）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54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张粤红与刘颖于2010年3月8日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张粤红与通合公司于2010年3月9日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三、梁荫棠与通合公司于2010年3月9日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四、刘颖与赵志峰于2011年3月7日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五、通合公司与赵志峰于2011年5月3日签订的《广州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六、赵志峰于该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将持有安建公司的90%股权全部返还给饶辉等四人，张粤红、梁荫棠、通合公司、刘颖、赵志峰协助饶辉等四人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张粤红、梁荫棠、通合公司、刘颖、赵志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7月17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23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该判决已于2013年7月17日生效。 2015年11月5日，安建公司《商事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贺凤羽，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安建公司的股权于2016年1月7日登记在了饶辉、张希国、罗惠全、杨芳名下。 2016年1月26日，饶辉、罗惠全、杨芳、张希国与霭德公司、震蓉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饶辉、罗惠全、杨芳将在安建公司的认缴出资转让给霭德公司、震蓉公司，现安建公司100%股权转移登记至霭德公司、震蓉公司名下。 梁达华、危莲曾于2010年3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梁达华、危莲为安建公司的合法股东(其中梁达华所占股权为90％，危莲所占股权为10％)；2.判令安建公司及第三人饶辉、张希国、罗惠全、杨芳、张粤红、梁荫棠、刘颖、通合公司、赵志峰、多快好省公司协助梁达华、危莲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名称的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安建公司及第三人饶辉、张希国、罗惠全、杨芳、张粤红、梁荫棠、刘颖、通合公司、赵志峰、多快好省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梁达华、危莲为被告安建公司的股东(其中梁达华占股权为90％，危莲占股权为10％)；二、被告安建公司及第三人饶辉、张希国、罗惠全、杨芳、张粤红、梁荫棠、刘颖、通合公司、赵志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梁达华、危莲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名称的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原告梁达华、危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多快好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后，被告安建公司及第三人饶辉、罗惠全、杨芳、梁荫棠、刘颖、赵志峰、张粤红、多快好省公司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6)粤民终8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查明，张希国于2016年1月25日死亡。张希国的法定继承人李锦华、张静茵、张翼翔、张静波于2017年7月21日向法院出具了《声明》一份，声明如下：1、张希国原持有安建公司的股权在2008年6月7日经安建公司股东会决议已全部转让给罗惠全，此后张希国对安建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承担任何义务，张希国仅是代罗惠全持有；2、关于张希国在本案中的诉讼，今后放弃参与诉讼。 该判决认为，关于梁达华、危莲是否已通过股权转让合同受让取得安建公司股权的问题。首先，关于梁达华、危莲与饶辉等四人的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据本案事实显示，涉案《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落款处有饶辉等四人和梁达华的签名，而梁达华已经按约定缴纳了土地出证金、契税和滞纳金8977943元，并向饶辉等四人支付了应回收款24136181元，该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符合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该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第二，关于梁达华、危莲与饶辉等四人的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饶辉等四人确认已按照《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于2006年11月13日将安建公司和“安建雅苑”项目所有的有关证照、批文、报告等文件资料的原件以及“安建公司”所有印章，全部移交梁达华保管使用，同时亦将清理好的场地全部移交梁达华，且由梁达华正式负责开发、建设和经营。根据饶辉等四人与梁达华签订《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第二条关于转（承）让条件的约定，饶辉等四人将其在安建公司中全体股东的出资额和项目权益转让给梁达华的条件是梁达华按时支付给饶辉等四人应回收的款项共5800万元，梁达华在本案中支付了45239196.82元，尚欠12760803.18元至今未付，梁达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转让条件履行付款义务，且根据梁达华与饶辉等四人签订《补充协议二》第四条的约定，在饶辉等四人确认股权转让款5100653元到账后，方才办理首次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手续，但梁达华至今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5100653元的义务，另根据《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第四条其他约定第2款、第3款、第4款，《补充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补充协议二》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的约定显示，股权发生转让以办妥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为条件，在办妥股权变更登记前，安建公司的实质经营管理权仍属于饶辉等四人。从上述双方履约的情况看，梁达华在本案中的履行并不符合合同约定。第三，梁达华的履约行为是否具有实际取得安建公司股权的法律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虽然饶辉等四人确认已按照《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于2006年11月13日将安建公司和“安建雅苑”项目所有的有关证照、批文、报告等文件资料的原件以及“安建公司”所有印章全部移交梁达华保管使用，同时亦将清理好的场地全部移交梁达华，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安建公司的股权一直未变更至梁达华名下，且在2006年11月13日之后仍发生多次转让纠纷，直至2016年1月7日股权登记在饶辉等四人的名下，尔后2016年1月26日再次发生股权变更，现登记在案外人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名下。从上述事实可知，虽然饶辉等四人将有关公司的证照批文甚至将公司的土地交付给梁达华去经营，但双方的补充协议同时约定了限制性条件，即需5100653元股权转让款到账后，方才办理首次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手续，因5100653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中已经受让公司股权的要求，故饶辉等四人将股权转让给梁达华的条件尚不成就。据上说明，双方在转让中限制了梁达华经营管理公司的权限，也就是说饶辉等四人并没有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或者说并没有将公司的控制权全部交给梁达华，且2016年1月26日安建公司的股权再次发生转让变更并登记在了案外人震蓉公司、霭德公司名下后，梁达华、危莲为此于2016年12月15日对饶辉、罗惠全、杨芳、震蓉公司、霭德公司提起了诉讼，亦可证明梁达华并未对安建公司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故此，梁达华在本案中并未实质取得股东权利。原审法院关于梁达华已经实质取得股东权利的认定有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梁达华与饶辉等四人在涉案转让合同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依法另循途径解决。 判决：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为驳回梁达华、危莲的诉讼请求。 另查，上述案件两原告梁达华、危莲于2010年3月12日起诉后，本院于2011年5月5日作出（2010）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高院作出（2011）粤高法民二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依法撤销（2010）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广州市中院重审。 此外，一审法院根据梁达华、危莲的申请，于2017年1月12日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裁定查封恩惠公司、震蓉公司在安建公司所持有的价值1000万元的股权。 诉讼中，梁达华、危莲主张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梁达华、危莲与饶辉等四人签订的《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已经由生效的判决认定为有效，对梁达华、危莲及饶辉等四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饶辉等四人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又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本案并存的两份转让合同，标的物均为安建公司股权，因此饶辉等四人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生效和履行与否，势必影响梁达华、危莲的合同权益，双方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梁达华、危莲起诉请求确认饶辉等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其也具备梁达华、危莲的诉讼主体资格。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抗辩梁达华、危莲不具诉讼主体资格，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梁达华、危莲主张饶辉等四人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损害其合法权益。从梁达华、危莲梁达华与饶辉等四人签订的《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内容来看，梁达华、危莲意在取得安建公司的股权，故本案主要审查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损害梁达华、危莲的股东权益。根据生效的判决认定，梁达华、危莲梁达华与饶辉等四人签订的《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后，梁达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转让条件履行付款义务，在办妥股权变更登记前，安建公司的实质经营管理权仍属于饶辉等四人，梁达华在本案中并未实质取得股东权利。既然梁达华、危莲没有取得股东权利，无论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是否恶意串通，都不存在损害梁达华、危莲利益，其要求确认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其亦无权要求杨芳、饶辉、罗惠全、恩惠公司、震蓉公司恢复安建公司在2016年1月26日前的工商登记状态等。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达华、危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86800元（受理费8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梁达华、危莲负担。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梁达华、危莲以最高人民法院已受理(2016)粤民终872号案的再审申请，正进行审查为由，向本院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梁达华、危莲还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张希国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饶辉、罗惠全、杨芳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效力问题。 关于上述争议，梁达华、危莲认为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由饶辉、罗惠全、杨芳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其合法利益，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判决的认定，梁达华与饶辉等四人于2005年11月22日年签订《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后，梁达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等义务，安建公司的股权未移转至梁达华，梁达华也未对安建公司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及实质取得安建公司的股东权利。可见，饶辉等四人仍为安建公司实质权利所有者，有权对安建公司的股权进行处分，其与恩惠公司、震蓉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其对自身股权的处分行为，且并无证据显示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恶意串通所为，故梁达华、危莲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梁达华认为饶辉等四人履行《股东出资额和相关项目转(承)让合同书》的行为损害其利益，其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同理，梁达华、危莲关于恢复安建公司在2016年1月26日前工商登记状态的诉求，本院一并驳回。 关于梁达华、危莲二审中再次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申请鉴定、增加诉讼请求等问题。本院认为，(2016)粤民终872号案仍处于再审申请受理审查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决定再审，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此时梁达华、危莲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梁达华、危莲申请的鉴定事项，与本案处理并无必然关联，本院不予接纳。梁达华、危莲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其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梁达华、危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梁达华、危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陈珊彬 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蔚 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