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终38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洲，男，195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华，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立森，男，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上诉人王绍洲因与被上诉人徐立森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绍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徐立森偿还借款60000元及利息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将4277号案件中徐立兵于2013年4月12日出具的借条，和徐立森于2010年4月25日所出具的60000元借条混淆，无论是从时间节点和跨度，还是给付方式，都可以明确看出是不同的两笔借款，并且徐立森出具的借条写明了是“今借到，王绍洲现金陆万元整”，一审庭审中证人王某也证明了是以现金方式给付的，证人证言客观真实，但一审判决书对证人王某的证言只字未提，所以一审判决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具有证明力。而一审判决对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及时间未加认真审核，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事实情况下，无视上诉人的原始、直接证据，证人证言，即作出对两个法律关系不同的借条系同一笔款项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明显是主观臆断作出带有感情色彩的判断，从而导致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徐立森答辩称：王绍洲上诉称被上诉人向他借款六万元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绝无此事。（2015)聊东民初字第4277号调解书中明确写明徐立兵借款4万元，2012年8月9日借款10万元，2013年4月12日借款6万元，均约定利息2.5分，徐立兵出具三张借条，其中2013年4月12日的借款徐立森曾出具一份借条，因该款是被告徐立兵所用，被告徐立兵在2013年4月12日又出具的借条。原因是当时徐立兵的公司经营情况不好，在王绍洲的胁迫下写的借条，该借条是在鲁南监狱开庭时徐立兵亲自告诉被上诉人的，在场人员有一审法院的承办法官。在鲁南监狱开庭回来后，被上诉人直接向王绍洲要该借条，王绍洲说暂时不给，等拿到判决书的钱后再给。2010年4月25日，被上诉人是通过徐立兵介绍才认识王绍洲的，之前并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是徐立兵的堂叔伯哥哥，由于平时关系不错，二叔已过世，当时被上诉人考虑个人经济还可以，便答应了徐立兵提出的要求，替他在2010年4月25日向王绍洲打了6万元的借条。记得当时是在机械局楼下一个饭店门口前签的借条，现场只有被上诉人、徐立兵和王绍洲三人。之后，六万元钱是王绍洲直接给徐立兵。在2013年4月12日之前，王绍洲等人看到徐立兵的公司经营情况不是多好，便要挟徐立兵写下了6万元借款条。 王绍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徐立森偿还借款6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徐立兵分别于2011年12月13日向原告借款4万元（该款项由徐立森提供担保）、2012年8月9日借款10万元（徐立森在该借条中签名）、2013年4月12日借款6万元，原告王绍洲就该3笔借款于2015年12月1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被告为徐立兵、聊城祥润包装有限公司。在该案卷宗中的调解笔录第二页徐立兵答辩称：“借款属实，三张借条40000元、100000元、六万元都是我写，六万元的条徐立森还写了一份，原告没有出示，他那个条应该作废了。”当时原告代理人称回去核实有无徐立森的欠条，之后原告的代理人未对此辩称意见予以否认。案经一审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徐立兵于2017年元月15日前偿还原告王绍洲借款本金20万元，原告放弃利息。二、被告聊城祥润包装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三、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被告承担。2016年12月15日，一审法院制作(2015)聊东民初字第427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另查明，案外人徐立兵与徐立森系堂兄弟关系。原告现就其手中持有的2010年4月25日的徐立森出具的借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徐立森偿还借款6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在于原告所主张的2010年4月25日被告徐立森出具的借条与（2015)聊东民初字第4277号案件中徐立兵于2013年4月12日出具的借条是否系同一笔款项。庭审中，原告称借给徐立兵的6万元是在出具借条当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该款项转至案外人徐立兵的会计张同立名下，而徐立森所借的款项是通过现金交付。被告徐立森抗辩其并未收到该款项，且结合4277号案件中调解笔录中徐立兵答辩意见中所提到“六万元的借条徐立森还写了一份”，及原告在4277号案件中的诉称部分自认“2013年4月12日的借款徐立森曾出具一份借条，因该款是被告（徐立兵）所用，被告（徐立兵）又出具的借条”，原告未就该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将6万元已实际交付给被告徐立森，故徐立森于2010年4月25日所出具的借条与4277号案件中徐立兵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系同一笔款项具有高度可能性，针对原告的诉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绍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元，由原告王绍洲负担。 二审查明，2013年4月12日，徐立兵向王绍洲借款6万元，同日，王绍洲向张同立（徐立兵公司的会计）的账户转款54000元。王绍洲和徐立森共同确认：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5）聊东民初字第4277号民事案件（王绍洲诉徐立兵偿还20万元）由徐立森负责起诉办理，王绍洲并未实际参加诉讼，在该案调解笔录中，法院问徐立兵为什么让王绍洲将借款转至张同立名下，徐立兵回答说因为张同立为公司会计，所以转到他名下。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绍洲所诉本案借款与2013年4月12日徐立兵给王绍洲出具的6万元借款是否同一笔。一、从证据看，王绍洲起诉的本案借款，有2010年4月25日徐立森给王绍洲出具的借据，显示借到现金6万元。而徐立兵出具给王绍洲的2013年4月12日的借款，同日有王绍洲转账至徐立兵会计张同立名下的54000元为证，徐立森对该转账无法解释，虽然其称与2010年4月25日为同一笔，但徐立森没有证据否定2013年4月12日王绍洲转款54000元的事实。二、从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5）聊东民初字第4277号民事案件看，虽然徐立兵称关于6万元的条徐立森还写了一份，但徐立兵并没有明确说明2013年4月12日的借据就是徐立森2010年书写借据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以此推定为同一笔借款亦没有事实根据。结合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5）聊东民初字第4277号民事案件由徐立森全权负责办理，王绍洲没有参与诉讼的事实看，王绍洲对徐立兵所说的徐立森还书写了一份6万元借据没有充分表达质证权利，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绍洲凭借据起诉徐立森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王绍洲请求判令徐立森支付利息，因借据中没有约定利息，故本院酌定自王绍洲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2019年4月23日起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徐立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绍洲借款6万元及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均由被上诉人徐立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曙昉 审判员  刘晓光 审判员  徐红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肖倩 书记员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