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9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叶思源，男，197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阿平，女，196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锋，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德耀，男，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叶春霞，女，1976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思源、陈阿平因与被上诉人刘德耀、叶春霞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思源、陈阿平共同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叶思源、陈阿平仅需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分红206250元；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德耀、叶春霞承担。事实与理由：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在一审中共同确认双方合伙已于起诉前终止，合伙各方并没有进行清算，一审法院对合伙经营的资金、每人投入多少、投入总额多少、经营收入、成本支出未具体查明即判决叶思源、陈阿平需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分红，属于事实不清、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刘德耀、叶春霞并无证据证明其向叶思源、陈阿平支付了20万元，叶春霞记录的现金日记账也无对应的记载，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德耀、叶春霞将该20万元支付给叶思源、陈阿平有误。其次，刘耀德原负责仓库的搬运，后于2014年9月自行退伙，不再参与合伙，合伙档口不得已专门另行聘用工人负责档口仓库的管理、打包、搬运等，额外支出工资累积192000元，该损失应由刘德耀、叶春霞承担。最后，合伙档口尚有拖欠的货款28500元未付，其中一半应由刘德耀、叶春霞承担。（二）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因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在一审中确认双方合伙已于起诉前终止，合伙双方并没有进行清算。刘德耀、叶春霞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刘德耀、叶春霞向陈阿平转账支付了《联营合同》约定的20万元。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刘德耀、叶春霞于2014年7月向陈阿平转账支付了20万元。刘德耀、叶春霞在一审时提交了证据一《联营合同》，该合同正文的第二段载明：乙方即刘德耀、叶春霞出资的70万元，其中现金20万以2014年7月13日转账到陈阿平账户，另50万元向甲方即叶思源和陈阿平借用，直接交由陈阿平手上……从《联营合同》的内容来看，刘德耀、叶春霞转账支付20万元到陈阿平账户的时间在前，叶思源、陈阿平在确认收到20万元的《联营合同》上签署姓名并按上手印的时间在后。叶思源、陈阿平在一审庭审质证时，没有否认《联营合同》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叶思源、陈阿平在签订《联营合同》之前，已经收到刘德耀、叶春霞转账的20万元。一审庭审中，刘德耀、叶春霞称20万元是在2014年7月6日通过P0S机转账支付到陈阿平的账户上，并非《联营合同》载明的时间2014年7月13日。刘德耀、叶春霞提供了叶春霞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该证据显示2014年7月6日从叶春霞的账户转出20万元，并注明是POS交易。虽然，《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没有载明收款方，但是该证据与刘德耀、叶春霞在一审的当庭陈述及《联营合同》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充分证明刘德耀、叶春霞于2014年7月6日向陈阿平转账支付了《联营合同》约定的20万元。叶思源、陈阿平虽否认收到20万元，却没有否认《联营合同》的真实性，更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对其收到刘德耀、叶春霞转账20万元的事实予以反驳。而且，在《联营合同》履行4年4个多月期间，合伙人多次进行分红，散伙时叶思源给刘德耀、叶春霞出具《分红确认书》和借款还清证明，都没有对刘德耀、叶春霞欠付20万元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刘德耀、叶春霞向陈阿平转账支付了《联营合同》约定的20万元。第二，刘德耀既没有退伙，也没有给合伙经营造成损失。刘德耀、叶春霞提供的证据证明了其与叶思源、陈阿平之间合伙合同关系成立生效、履行、散伙清算，以及叶思源向叶春霞出具《分红确认书》的全过程。叶思源、陈阿平称刘德耀自2014年9月起退伙，并给合伙经营造成损失，既非客观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按照叶思源、陈阿平的观点，合伙人没有在营业时间时时刻刻待在档口和仓库就是单方退伙的话，叶思源、陈阿平岂不是早就退伙了，因为叶思源、陈阿平从来就没有在合伙经营的女装档口全程值班过，也不是每天都去合伙经营的档口上班，其在合伙经营女装档口的同时，自个还经营了多家男装店铺。刘德耀、叶春霞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六《合伙经营账簿》充分证明自2013年9月份起，合伙经营档口即开始聘用仓库工人。叶思源、陈阿平称因刘德耀于2014年9月起单方退伙，致使合伙档口不得已另行聘用工人发生损失192000元，这一说法是罔顾事实。第三，合伙经营终止时，合伙人进行了清算，截止于2018年12月12日，合伙档口没有外债。叶思源、陈阿平上诉称合伙档口尚有拖欠的货款28500元未付，这既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德耀、叶春霞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六《合伙经营账簿》证明2018年9月30日之后，合伙经营档口不再产生营业收入，从那时起，档口的女装产品全部清空，没有库存，也不再进货；截止于2018年12月12日，经过清算，合伙盈余为1565851元；刘德耀、叶春霞应分得合伙盈余的一半即782925.5元，此金额减去刘德耀、叶春霞应分担的档口租赁押金的一半105000元、借用档口零用钱500元和应上交的档口营业收入64854元后，叶思源、陈阿平应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612571.50元，这与刘德耀、叶春霞一审提交的证据三由叶思源出具的《分红确认书》载明的刘德耀、叶春霞应获得的分红金额是一致的。（二）一审判决没有支持刘德耀、叶春霞诉请叶思源、陈阿平支付迟延分红利息的请求，有失公允。《合伙经营账簿》证明2018年9月30日之后，合伙经营档口就停止营业了，合伙人持续清算至当年12月12日，最终确认合伙盈余为1565851元。由于合伙经营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及领取营业执照，故合伙期间没有开设专门的银行账户，合伙人出资和合伙营业收入均存入陈阿平的个人银行账户；合伙期间的分红款项都是由陈阿平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刘德耀、叶春霞。因刘德耀、叶春霞没有法律知识和合伙经营的经验，故《联营合同》没有约定掌管合伙经营资金及存款的叶思源、陈阿平应当自散伙清算完毕之日起多长时间内将分红支付给刘德耀、叶春霞。合伙经营档口于2018年10月1日即停止营业，散伙清算工作至当年12月12日完毕，经核算确定了散伙时合伙经营的盈余金额，因为合伙经营的资金一直存放在陈阿平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故自散伙清算工作完毕之日即2018年12月12日起，叶思源、陈阿平负有向刘德耀、叶春霞及时足额支付分红的义务。刘德耀、叶春霞多次且强烈要求及时支付分红款项，叶思源不得已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分红确认书》，单方面决定分两次即2019年2月1日和2019年9月30日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分红。刘德耀、叶春霞在一审时将《分红确认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目的是证明叶思源、陈阿平认可应支付给刘德耀、叶春霞的分红金额，但《分红确认书》是叶思源单方面作出的，不代表刘德耀、叶春霞同意其支付分红的时间、次数和方案。当初，刘德耀、叶春霞向叶思源、陈阿平借钱用于合伙出资时，依约向叶思源、陈阿平支付了高额利息。时至今日，叶思源、陈阿平仍然未将散伙时的分红支付给刘德耀、叶春霞。刘德耀、叶春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叶思源、陈阿平立即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合伙经营的分红612571.50元；2、判令叶思源、陈阿平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迟延分红的利息（利息从2018年12月1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月12日金额为12251.43元，实际应计算至款项清付之日止）；3、判令叶思源、陈阿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叶思源、陈阿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本案各方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的《联营合同》无效；2、判令刘德耀、叶春霞退回叶思源、陈阿平发错的40万元店铺分红。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德耀、叶春霞称其与叶思源、陈阿平自2013年6月起合伙出资200万元（各出资100万元）在白马服装批发市场经营女性服装，因其没有资金，故向叶思源借款100万元作为资金投入合伙。为此，刘德耀、叶春霞提供了一张没有借款人签名，打印日期为2013年6月19日的《借据》：本人因与叶思源合伙在广州做服装生意需要，现向叶思源借用人民币现金100万元整（大写：壹佰万元整），以实际到账为准。并约定如下：1、自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限1年。2、利率结算分两次付给（首次结算到2013年12月30日，共6个月应付利率为￥72000元整，二次结算到2014年6月30日，共6个月应付利率为￥72000元整）；3、为让出借人放心，借款人将自家房契放在出借人处，作为信用担保等。刘德耀、叶春霞称上述《借据》出具后，叶思源并无实际将该借款100万元交到刘德耀、叶春霞手上，而是由叶思源直接将双方合伙的总投资200万元投入到合伙的档口中，该事实体现在叶春霞记账的现金日记账中。根据叶春霞所作的现金日记账记载，该记账自2013年6月30日开始，至2018年9月30日结束，其中开始记载“13年7月1日，摘要：总投资、叶思源、借方：200万元、余额200万元。”同时根据该现金日记账显示，投资款主要用于支付档口租金、支付货款、营业收入、工人工资、吃饭、仓库租金、出差、分红等费用。叶思源、陈阿平对现金日记账并无异议，并自认目前系持有刘德耀交付的房契一份，但称2013年投资的200万元系自己用于在广州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档口的经营，而叶春霞、刘德耀系其妹妹和妹夫，在家没有工作和收入，基于亲人关系，故才让刘德耀、叶春霞两人到档口帮忙记账、收钱等工作。2014年因看到生意有所发展，客户需求量加大，故又拿出140万元追加投资。刘德耀、叶春霞则称双方自2013年合伙经营以后，因对2014年的市场环境不乐观，且其需要向叶思源、陈阿平支付100万元的借款利息，故经过双方协商，双方同意将2013年6月合伙的投资额200万元减资到140万元，同时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了一份《联营合同》。根据刘德耀、叶春霞（乙方）与叶思源、陈阿平（甲方）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的《联营合同》记载：甲乙双方经协商合伙在广州做女装生意，双方各出资人民币70万元，共投入人民币140万元。货款由陈阿平管理，账目由叶春霞管理，（若在经营期间资金不够，甲乙双方各按50%比例进行增资。）乙方出资的人民币70万元，其中现金20万以2014年7月13日转账到陈阿平账户，另人民币50万元向甲方借用（另附打印借条一张），直接交由陈阿平手上，并约定如下：借款时间（2014年7月13日-2015年1月13日）6个月；2、利率为每月人民币6000元；6个月共计人民币36000元，利率结算时间为2015年1月13日。照此类推，6个月归还利率1次，直至归还本金为止。3、乙方将位于福建省××山前街道南××号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还款当日将收回房契。4、为能延续合作和及时还款，甲乙双方应在借款到期的前3个月协商接下去的生意计划。5、还款时间，若出现生意亏损（甲乙双方各按50%比例负责）必要的情况下，乙方将把自家房屋在2015年5月30日前出售折现还款。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在叶思源承租的广州市越秀区白马服装批发市场3103档合伙经营女装生意（注：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在该档口的合伙经营没有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经营），签订协议前双方则在3316档经营。其中叶思源主要负责档口的整体经营，包括工厂订货、联系客户等，而陈阿平负责进货、收取货款、支付工厂来去款、档口工人安排等，叶春霞则负责记账、刘耀德则负责仓库的搬运等。庭审中，刘德耀、叶春霞称其合伙出资的70万元，其中20万元是在2014年7月6日通过POS机转账支付到叶思源妻子即陈阿平的账户上，并非《联营合同》中载明的时间2014年7月13日，刘德耀、叶春霞为此提供了叶春霞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显示2014年7月6日转出20万元，并注明是POS交易，但未有载明收款方。另外的50万元刘德耀、叶春霞则称是向叶思源借款，但该款亦没有过手至刘德耀、叶春霞手上，而系由叶思源直接投入到合伙的档口中。叶思源、陈阿平则称其没有收到上述20万元。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双方将广州市越秀区白马服装批发市场经营的3316档转到3419档继续经营，2017年8月至2019年8月则转到3417档口经营。2018年9月30日，双方结束经营。根据现金日记账记载，在广州市越秀区白马服装批发市场3103档经营期间，自2015年7月2日第一次记载分红起截止至2018年6月7日，刘德耀、叶春霞共获得分红款1172000元。而至2018年12月12日现金日记账最后一日为止，现金日记账显示盈余为1565851元。另外，在现金日记账中除记录有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过分红的事实外，没有显示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工资的记录。据现金日记账其中记载的2015年7月2日的分红内容：“春霞分红572000元”“思元分红572000元”。2015年7月3日，陈阿平通过其账户向叶春霞的账户转账支付了45万元。刘德耀、叶春霞称叶思源、陈阿平之所以仅支付45万元，是扣除了7.2万元用于支付借款的利息，同时扣除了刘德耀、叶春霞因平日生活开支借用档口的资金5万元。同时称其向叶思源所借用于投资的款项已经通过扣除分红等形式偿还。诉讼过程中，刘德耀、叶春霞表示根据现金日记账显示至2018年12月12日止，合伙的盈余为1565851元，故其应分得合伙盈余为782925.5元，在扣除刘德耀、叶春霞分担的租赁档口租赁押金的一半105000元、借用档口的500元和档口营业收入64854元后，刘德耀、叶春霞实际应分得的分红款为612571.50元。2018年12月13日，叶思源称刘德耀、叶春霞到其档口闹事捣乱，造成周围的人对其有负面的看法，故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报了警。2018年12月17日，叶思源向刘德耀、叶春霞作出书面字据《分红》：1、2019年2月1日付分红：212571元（贰拾壹万贰仟伍百柒拾壹元正）付给叶春霞。2、2019年9月30日分红400000（肆拾万元正）付给叶春霞。2018年12月19日，叶春霞（乙方）与叶思源（甲方）签订《档口转名协议》：1、甲、乙双方共同合租站前路白马大厦3楼3417档，现因其它原因，现分开经营。2、甲方把白马3417档转让给乙方经营，在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4、转让时间从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止等。同日，叶思源出具《证明》：兹有2013年向叶思源、陈阿平借款￥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借据1张。2014年向叶思源、陈阿平借款￥50万（伍拾万元）借据1张。同时有刘德耀父母房契1份、遗嘱1份押在叶思源处。现2笔款已还清，2张借据不小心丢失。特此证明！庭审中，叶思源、陈阿平称刘德耀、叶春霞自2013年起至2018年止实际未有出资一分钱也没有投入任何技术，故刘德耀、叶春霞不具备合伙资格，无权参与分红，并称联营合同是2018年因刘德耀、叶春霞到其档口闹事，受刘德耀、叶春霞胁迫才签订，而非2014年签订；同时称上述分红的书面字据和档口转名协议以及证明均是因为刘德耀、叶春霞到其档口捣乱闹事才被迫作出，故这些材料是虚假、无效的；同时否认其与刘德耀、叶春霞之间存在借款、还款的事实。在叶思源作出书面的分红字据后，刘德耀、叶春霞于2019年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2019年2月1日第一笔分红付款时间届满，叶思源、陈阿平没有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上述事实，有刘德耀、叶春霞、叶思源、陈阿平提供的联营合同、借据、分红确认书、档口转名协议、证明、现金日记账、房契、联营协议等证据证实，刘德耀、叶春霞，叶思源、陈阿平当庭陈述在案。一审法院认为，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签订的《联营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在各方合伙经营结束后，根据现金日记账显示合伙存在盈余，且叶思源、陈阿平亦书面表示同意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分红，虽然在刘德耀、叶春霞提起诉讼时，尚未至分红付款时间，但在诉讼过程中，第一笔分红付款的时间已经届满，第二笔分红付款的时间虽然现在尚未届满，但因叶思源、陈阿平在庭审中已表示不同意支付全部分红款，故刘德耀、叶春霞现主张要求叶思源、陈阿平支付分红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支付的金额根据分红字据记载应为612571元。由于刘德耀、叶春霞在付款期尚未届至就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其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叶思源、陈阿平认为刘德耀、叶春霞没有投入任何资金或技术，且《联营合同》是2018年受刘德耀、叶春霞胁迫才签订的，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以及《联营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以及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规定，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之间就合伙事项签订有书面协议，并且刘德耀、叶春霞有现金投入亦有参与合伙档口的经营事项，虽然投入的现金是以叶思源的名义投入，但刘德耀、叶春霞提供了其向叶思源借款且将该款作为投入合伙的依据，且叶思源亦出具书面确认涉案借款刘德耀、叶春霞已经还清，同时根据现金日记账的记载，刘德耀、叶春霞在参与涉案档口经营至结束，叶思源、陈阿平从没有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过工资，却有多次的分红，且每次分红的数额与叶思源、陈阿平的一致，而在涉案档口经营结束后，叶思源亦向刘德耀、叶春霞出具书面字据同意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盈余分红款项，故上述事实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刘德耀、叶春霞、叶思源、陈阿平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合伙关系。据此，叶思源、陈阿平认为其与刘德耀、叶春霞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已经支付的40万元分红款是发错要求返还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叶思源、陈阿平认为《联营合同》是基于刘德耀、叶春霞2018年12月到其档口捣乱，其被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的，对此，叶思源、陈阿平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同理，叶思源、陈阿平认为书面分红字据以及证明亦是基于上述原因被胁迫下才作出，同样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对此抗辩理由不予接纳。故叶思源、陈阿平认为《联营合同》是无效或不成立的诉讼请求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判决：一、叶思源、陈阿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分红款612571元支付给刘德耀、叶春霞；二、驳回刘德耀、叶春霞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叶思源、陈阿平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9938元，由刘德耀、叶春霞负担198元，叶思源、陈阿平负担9740元。一审反诉受理费3650元，由叶思源、陈阿平负担。二审中，叶思源、陈阿平向本院提交了货款对账单，证明其与刘德耀、叶春霞合伙经营期间拖欠货款28500元的事实。经质证，刘德耀、叶春霞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举证已超过期限。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叶思源、陈阿平上诉主张只需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分红款206321元的理由是否成立？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在刘德耀、叶春霞与叶思源、陈阿平签订的《联营合同》中，双方已确认刘德耀、叶春霞为合伙经营出资20万元。虽然合同记载的付款时间有别于刘德耀、叶春霞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但刘德耀、叶春霞已作出解释并提交证据加以佐证。叶思源、陈阿平否认上述事实，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承担不利的后果。退一步来说，假若叶思源、陈阿平未收到上述出资，其在合伙经营期间或者合伙有盈余时，完全可以要求刘德耀、叶春霞补足。但事实上，双方已进行多次分红，叶思源在2018年12月17日还向叶春霞出具了《分红》的字据，期间均未提及20万元的出资问题。鉴于以上情况，本院对叶思源、陈阿平关于未收到刘德耀、叶春霞20万元出资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叶思源、陈阿平上诉称刘德耀已于2014年9月单方退伙，但分红记录显示，截至2017年12月8日，陈阿平仍在向刘德耀支付相应的分红款。况且，叶思源、陈阿平主张刘德耀退伙导致其额外雇请工人支出工资192000元，但双方提交的现金日记账显示所涉工人的工资系从2013年9月15日起支付，显然不能证明是另行雇请。故叶思源、陈阿平上诉请求从刘德耀、叶春霞的分红款中扣除192000元无理，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叶思源、陈阿平上诉称合伙档口尚有28500元欠款未付，要求刘德耀、叶春霞承担一半，但除了货款对账单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述欠款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以上分析，叶思源、陈阿平上诉主张其只需向刘德耀、叶春霞支付分红款206321元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叶思源、陈阿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93.75元，由上诉人叶思源、陈阿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