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民终59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苏锦国，男，194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澳大利亚籍，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奥本市奥本路18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济春，内蒙古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陕西晅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文景南路9号。负责人：来锋，该办事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西安市电子仪器厂清算工作组，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70号。负责人：林强，该清算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敏，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锦国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红庙坡街办）、西安市电子仪器厂清算工作组（以下简称清算组）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锦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济春、李娜、被上诉人红庙坡街办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被上诉人清算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罗雪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锦国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961号民事判决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锦国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查明事实不清，无证据支持。；2、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确认的证据不顾。第一、一审判决仅以企业登记性质认定电子仪器厂的性质，否认企业出资人权益，忽略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实属不当；第二、一审判决认为苏锦国在一审中提交的会计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证据真实性存疑，即使真实，证明力也较低，这一认定属枉法裁判。西安新时代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作为国家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是经被上诉人指定认可委托的，双方对相关证据均认可，其应具有证明力，而一审判决却未予采信;第三、1977年9月9日无线电厂给苏锦国出具的《收条》，证明苏锦国进行了实物出资，双方并非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对该收条的性质认定有误；第四、2008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出具证明承认其未对西安电子仪器厂出资，而一审判决仍判定电子仪器厂为集体所有制；第五、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企业出资人权益而非确认土地所有人，就土地征用问题，上诉人是否出资与上诉人的诉请并无关联。；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红庙坡街办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西安市电子仪器厂（以下简称：电子仪器厂）系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莲湖分局批准，依法设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综上，上诉人的确权诉求属企业自治范围，与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红庙坡街办无关。清算组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据；2、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电子仪器厂的投资人，更无法证明该厂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3、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证明，电子仪器厂自设立至今，无论是土地性质，还是财产，均属集体企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苏锦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苏锦国个人是电子仪器厂的唯一出资人；2、确认苏锦国个人享有电子仪器厂的出资权益（包括企业管理、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及选择管理者等权利）；3、红庙坡街办、清算组向苏锦国归还其非法占有电子仪器厂的所有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财物。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1977年6月10日，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公社变流器厂经批准更名为公社无线电厂。1980年12月3日，红庙坡公社党委作出关于无线电厂领导成员的批复，载明宋玉娥任无线电厂政治指导员，苏锦国任厂长。1984年8年13日，无线电厂经批准更名为电子仪器厂并在西安市莲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该厂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另根据西安市工商局莲湖分区调取的下列档案分别显示：《工业企业普查登记表》记载，红庙坡无线电厂负责人为宋玉娥，开业日期是1975年6月，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89年9月9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中载明：电子仪器厂上级主管部门是服务公司。西电仪（1989）020号文件《西安市电子仪器厂企业组织章程》中载明：为了解决待业青年就业，并为电子工业服务，我们经红庙坡街办、服务公司报请区工商局批准成立电子仪器厂，本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本厂现有资金来源为本企业积累，法定代表人的产生通过民主选举，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1989年10月24日，《企业法人注册资金出资证明书》载明：电子仪器厂注册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服务公司作为出资单位盖章并批复上级拨款企业投资情况属实。2004年12月15日，电子仪器厂被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莲湖分局行政处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8年11月14日，服务公司作为电子仪器厂的主管上级，决定对电子仪器厂进行清算，并以莲红司发【2008】4号、5号文件决定成立清算组，负责接管电子仪器厂的清算工作。审理过程中，苏锦国为证明电子仪器厂系其个人投资，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情况说明，其中第五条第（二）项关于苏锦国出资的详细情况载明，苏锦国于1974年10月至1975年5月期间，经红庙坡街办生产组组长段玉琦引荐，辞去北关街道办事处无线电一厂电工工作，来到红庙坡街办，用自己和家里陆续凑集的2000余元研制的五台可控硅灯光调光器产品及其与西安市五金交电公司签订的报销合同，投资创办了红庙坡变流器厂；西安新时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3月12日出具的西新审计字（2008）033号专项审计报告载明：依据红庙坡街办2008年1月16日出具的证明、林楠等人的证明等获得的资料，未发现电子仪器厂存在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应按规定程序办理产权界定及工商行政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本报告仅限贵厂改制。该报告附件中有收条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收到苏锦国1975年6月投资研制的可控硅灯光调光器五台价值贰仟元，款未付，落款处有红庙坡无线电厂盖章，日期为1977年9月9日；2008年3月西安市枣园法律服务所出具给电子仪器厂的法律意见书载明：该厂设立至今，没有任何国有和集体资产投入，实质上名为集体实为自然人出资的企业，现有的职工均与电子仪器厂没有任何产权纠纷，因此电子仪器厂的产权应当属于出资人苏锦国所有，待红庙坡街办批准产权界定行为后，电子仪器厂可工商行政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属涉澳案件，苏锦国与红庙坡街办、电子仪器厂均选择适用我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为实际出资人主张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电子仪器厂为服务公司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服务公司已注销的情况下，红庙坡街办作为服务公司的主管部门，其被告主体适格，对红庙坡街办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的理由不予采纳。电子仪器厂自设立、变更直至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企业性质一直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征为其资产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所有。本案中，苏锦国要求确认其是电子仪器厂的唯一出资人，首先与该企业的性质与特征相违背；其次，苏锦国提交的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证据，是其在任电子仪器厂法定代表人期间为了该厂改制而委托，其真实性及目的存疑，且以上证据所依据的均是单位或个人的证明，即使真实，其证明力也较低；再次，苏锦国出具其投资的最直接的证据是专项审计报告附件中的收条，该收条显示的内容证明苏锦国投资研制的调光器价值2000元，电子仪器厂未付款，其与电子仪器厂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该款为苏锦国投资设立电子仪器厂；最后，苏锦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通过何种方式对电子仪器厂进行出资，且该厂现在占有的土地性质为国有，是以电子仪器厂的名义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征用的土地，苏锦国亦无证据证明其曾对该土地征用进行过出资。综上，苏锦国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系电子仪器厂的实际出资人，对苏锦国要求确认其是电子仪器厂唯一出资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一审法院未确认苏锦国是电子仪器厂唯一出资人，其要求享有电子仪器厂的出资权益及红庙坡街办、清算组向其归还其非法占有电子仪器厂的所有财产、印章等财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原告苏锦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35元，由原告苏锦国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另查明，关于苏锦国是否有投资。1977年9月9日，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无线电厂（电子仪器厂的前身）给苏锦国打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苏锦国1975年6月投资研制的可控硅调光器五台价值贰仟元，款未付。”落款处有该无线电厂盖章。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虽然两被上诉人因盖章不清楚不予认可，但对收条的真实性，因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否定，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表明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无线电厂认为该2000元系苏锦国投资的意思表示。1989年9月9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记载，电子仪器厂经营期限自1975年6月23日开始，对此事实，清算组没有异议。二审中，上诉人申请4位证人出庭，分别为张春年、王腊花、林楠、段玉琦，前3位证人均为红庙坡街办派往电子仪器厂的工作人员。张春年证明她本人是生产生活管理站派往电子仪器厂的工作人员，林楠是当时的领导。王腊花证明她1975-2008年一直在该厂任会计，苏锦国一直任厂长，在她任会计的33年间，没有上级主管单位拨款，并证明该厂生产舞台调光器，期间苏锦国没有将出资撤回。厂子成立初期由苏锦国筹集资金。段玉琦证明他本人当时担任红庙坡街办生产组组长时，引进人才苏锦国，他来后建立了电子仪器厂，后来该厂征地6亩多。林楠证明苏锦国成立电子仪器厂时，政府没有投入资金。另，上诉人还提供土地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用以证明虽均登记在电子仪器厂名下，但投资人是苏锦国。被上诉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权属均登记在电子仪器厂名下，且土地是划拨土地，与上诉人个人无关。关于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是否有原件问题。上诉人提供“收条”系西安市工行信托投资公司1993年7月20日书写，该收条记载，“收到《国有土地使用证》及《西安市房屋所有权证》各一份，以上系我行贷款抵押物。两证由我公司保管。”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理由是未提供该信托公司营业执照。关于红庙坡街办和电子仪器厂的职工是否投资。西安新时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西新审计字（2008）033号审计报告记载审计意见为：依据以上获得的资料我们未发现电子仪器厂存在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应按规定程序办理产权界定及工商行政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上诉人以此证据证明该厂不存在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被上诉人红庙坡街办及清算组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审计报告仅是为了企业改制而制作，结论也未明确与苏锦国有关。上诉人进一步举证认为，该审计事务所是莲湖区街道办指定的审计机构，系2008年4月25日红庙坡街道办事处写给市矛调中心、市信访局的“关于处理西安市电子仪器厂离厂人员上访事件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指定，其中报告记载：“积极与审计部门联系，选择有资质、有实力的审计事务所对该厂1975年以来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做好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工作，于10月19日下发了红庙坡生产生活服务公司审计通知书（莲红生字[2007]2号）。经过多次考察，最后确定由西安新时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基准日为2007年10月31日，同时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为下步工作打好基础。2008年4月初，专项财务审计报告、清产核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均已形成，有待于在依法清理债权债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启动企业改制或破产清算事宜，方可安置离厂人员。”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另， 2008年1月16日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该证明记载：“经调查了解，我街道办事处多年来一直未给西安市电子仪器厂进行任何投资，包括资金投资与实物投资。”对该证据，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为改制出具，而不代表政府没有投资，要尊重工商登记。上诉人还出具18名职工的“声明”，“声明”中记载：未对西安市电子仪器厂有过任何投资。经查，以上18份声明均是审计报告的后附页。被上诉人为否定上诉人该“声明”证据，在工商莲湖分局调取1989年9月9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该注册书记载从业人数为110人，被上诉人认为仅有18人出具“声明”不能代表该厂全部职工110人的真实情况。上诉人对该注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被上诉人调取的工商文件中，1989年10月24日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生产生活服务公司盖章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出资证明书》中记载：“西安市电子仪器厂注册资金132万元，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0元，行政经费0元等，出资单位意见为：上级拨款，企业投资。”认为该《出资证明书》中显示并无财政拨款，没有其他单位或个人给电子仪器厂投资。但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显示电子仪器厂的投资状况为：上级拨款，企业投资。本院经查，被上诉人自工商局调取的材料显示的投资的状况为：电子仪器厂注册资金132万元，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0元，行政经费0元等，但出资单位意见又为：上级拨款，企业投资。工商材料有相互矛盾之处。工商材料与改制审计材料也有不契合之处。关于仪器厂清算组成立的经过。2008年7月1日莲红司发（2008）2号、2008年8月1日莲红司发（2008）3号文件系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生产生活服务公司给电子仪器厂下发。2号文件记载的内容为：“你厂报来资产清查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申请，请按有关制度办理。”3号文件记载的内容为：“你厂报来的经会计事务所完成的清产核资报告及财务审计报告收悉。经研究，予以批准，请按有关制度执行。”对以上两份文件，清算组对其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08年11月14日下发的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生产生活服务公司莲红司发（2008）4号“关于西安市电子仪器厂依法进行清算的决定”以及（2008）5号“关于成立西安市电子仪器厂清算工作组的通知”记载：“目前，原法人代表已经辞职，根据大多数职工的诉求，根据国务院以及国家工商局有关规定，由主管上级红庙坡生产生活服务公司依法组织清算，自本决定宣布之日起，该厂由清算工作组接管。”5号文件通知了清算组成员以及清算组的主要职责。以上两份文件系红庙坡街办提供，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是在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对苏锦国等人立案侦查之后，主管上级单位对该厂决定清算，有趁人之危之嫌。关于苏锦国被通缉的经过。2014年12月20日，西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给上诉人苏锦国发了《致苏锦国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当初对你以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不能成立，我们已责成莲湖分局撤销案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红庙坡街办、清算组予以认可。关于对苏锦国撤销案件的有关事实。本院第一次庭审后到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调取有关档案材料，有《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西安市公安局关于境外逃犯苏锦国的情况汇报》等材料，查明以下事实：2008年10月20日，该局对“涉嫌职务侵占案的苏锦国等人”立案侦查，后于2014年11月28日，因证据不足，撤销此案。关于杂志报刊记载苏锦国有关情况。1985年第五期《支部生活》杂志登载《从待业青年到优秀企业家》文章，记载：1975年6月，在家待业的苏锦国，终于如愿以偿，在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他同三个待业青年和四个街道妇女白手起家，办起了红庙坡无线电厂。上诉人提供此证据用以证明电子仪器厂是上诉人投资兴办。关于苏锦国是否有辞职情况。经询问上诉人，上诉人称没有写辞职信，只是清算组4号文件中提到。关于土地征用情况，上诉人提交了1988年8月20日《征用土地协议书》，用以证明电子仪器厂用地系征用取得。征地单位为：西安市电子仪器厂，被征单位为：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大队。该协议中含耕地补偿款及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两项合计共近14万元，上诉人称已支付上述款项，但未提供票据。被上诉人认为土地取得方式各方均无异议，本案是苏锦国主张对电子仪器厂确权，土地使用权是电子仪器厂而不是苏锦国个人。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苏锦国是否是电子仪器厂的唯一出资人。本案为上诉人主张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电子仪器厂自设立、变更直至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企业性质一直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征是其资产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所有。本案中，苏锦国要求确认其是电子仪器厂的唯一出资人，首先与该企业的性质与特征相违背；其次，苏锦国提交的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证据，是其在任电子仪器厂法定代表人期间为了该厂改制而委托所作；再次，苏锦国出具其投资的最直接的证据是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无线电厂收条，该收条显示的内容证明苏锦国投资研制的调光器价值2000元，电子仪器厂未付款，其与电子仪器厂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设备系苏锦国投资于电子仪器厂；最后，苏锦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通过何种方式对电子仪器厂进行出资，且该厂现有占有的土地性质为国有，是以电子仪器厂的名义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征用的土地，苏锦国亦无证据证明其曾对该土地征用进行过出资。综上，苏锦国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系电子仪器厂的实际出资人，对苏锦国要求确认其是电子仪器厂唯一出资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基于未确认苏锦国是电子仪器厂唯一出资人，其要求享有电子仪器厂的出资权益及红庙坡街办、清算组向其归还非法占有电子仪器厂的所有财产、印章等财物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未予支持也并无不当。综上，苏锦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5735元（上诉人苏锦国已预交），由上诉人苏锦国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同惠会审  判  员    宋小敏审  判  员    涂道勇  二O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五日 法 官 助 理  罗红涛             闫建军书  记  员   李调霞 （院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