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7民终23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227号。法定代表人：何义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治国，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迎明，辽宁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宝君，男，196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住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菊，锦州市古塔区站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春，辽宁燕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义县义州镇北环城路15号。法定代表人：吕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晶超，男，195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住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麒越、王海滨，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利，男，1973年10月7日出生，满族，工人，住义县。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住所地义县朱瑞路840号。负责人：孙庚华，该公司项目经理。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武宝君、张晶超、刘永利、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2019）辽0727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治国、戚迎明，被上诉人武宝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菊、蔡晓春，被上诉人张晶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麒越、王海滨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永利，被上诉人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辽0727民初98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武宝君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武宝君的原审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应予撤销，具体如下：一、原审认定的事实错误。1.认定“被告负责购山、协调相关部门，道路交通运输等”错误，《施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为：“甲方(张晶超）负责购山，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道路运输等”；第七条约定：“施工期间出现任何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而影响工程进度”。此处认定错误，直接导致排除村民阻碍施工的义务被强加于上诉人，进而成为判决上诉人承担对被上诉人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2.认定张晶超、刘永利将该土石方路基工程转包给武宝君没有证据支持，张晶超承认部分分包给被上诉人武宝君，而不是全部转包。《施工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证明，武宝君在施工过程中始终以“土方五队”的名义干活，支持了张晶超关于部分分包的说法。事实上，上诉人对于张晶超与武宝君是何种关系并不知情。此错误，导致赔偿责任主体错误。3.认定被上诉人武宝君“出面和垫付补偿款的方式，才使日后的工程得以顺利的进行”错误。根据三沟村委会和九道岭村委会的书面证明：“村上多次与村民协商未果，最后由十一局给付村民一次性补偿，后道路开通”，证人李某证言与此相同。此处错误，导致造成损失结果的主观过错被错误认定和分配，进而由上诉人承担了背离事实的、不应有的过错责任。4.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武宝君存在1073501元的经济损失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武宝君的损失证据漏洞百出、矛盾重重。(1)2017年5月27日武宝君与张晶超签订《施工协议书》，此后才取得了土方工程的分包施工权利。但在案证据显示，2017年5月5日和8日，武宝君便与11人签订《机械租赁合同》，租赁行为产生于其取得分包施工权之前22天。(2)土方工程具有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特点，被上诉人却于2017年5月5日和8日同时与11人签订15台机械租赁合同，仅其中7台设备月租金就高达219000元（不计另外8台设备租金和人员工资），当时按期施工的收益尚不确定，却先行投入数十万元设备租金，其真实性、合理性何在？(3)以上损失的证据，原审仅有内容完全相同的《机械租赁合同》和主观性很强的证人证言，无其他客观证据支持，同时与证人王某于2017年7月3日在义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所称“有二台钩机、七、八台翻斗车、一台铲车，别的没有了”相矛盾。其次，认定95天误工时间没有证据链支持。事实上也不存在长达95天的连续误工。5.认定原审被告项目经理部“明知工程由被告张晶超转包给原告武宝君施工”错误。6.认定被上诉人武宝君有“为避免损失扩大的”行为错误。相反，证据显示，武宝君不但没有避免损失扩大的行为，还有人为扩大损失的行为。二、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各方当事人合同关系清晰：(1)中铁十一局与项目经理部：工程总包后的内部指派合同关系；(2)项目经理部与义县工程公司：劳务分包合同关系；(3)义县工程公司与刘永利、张晶超：工程挂靠关系；(4)张晶超与武宝君：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由此可见，上诉人与武宝君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原审将没有合同关系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武宝君之间建立联系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完全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基本法律规定。2.认定“原告武宝君和被告张晶超、刘永利、义县建筑工程公司无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据此，当事人签订合同之前，有义务保证自己的履约能力。没有履约能力，不应盲目签订合同。本案工程为路基土石方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就是运输、装载、碾压设备，既然没有从事土石方工程的基础性机械设备，为何盲目承揽工程？此节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武宝君的过错。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确有错误。被上诉人武宝君辩称，原审判决是正确的，请二审维持原判。因为上诉人是工程的发包方，在施工过程中对因施工造成的村民占地，给村民造成的污染，补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由于上诉人的义务没有完成导致施工延误而造成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把涉案工程承包给我方，上诉人完全是清楚的，罗莱文已经出证证实我方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还有其他打款、零活签证单可以证实上诉人知道这个活是我方干的，上诉人说这个活包给我方不清楚这一点是错误的。施工过程中有我方替垫付的钱，上诉人通过村民委员会调解给村民的钱，给钱的方式足以说明补偿的义务是上诉人的，我方在施工过程中替上诉人垫付钱，这一事实是属实的。本案我方2016年11月末已经知道干这个活，在干活之前就已经把相应设备进行租赁，应该是先租车后干活，所以租赁协议与干活之间有偏差是正确的，大型活也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上诉人不能以签订合同来否认客观事实，根据我方与张晶超签订的协议标注了单价，我方对这个活的工期和将来这个活挣多少钱是清楚的，所以才雇佣的这些车辆，上诉人说这个工程看不到利益收益是错误的，95天的损失时间是正确的，误工时间不是连续的，上诉人说的错误。行政诉讼有40多天的是连续的，其余时间是累计的。上诉人是发包方，我方施工成果是由发包方来取得，上诉人和实际施工人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和发包的关系，由于上诉人过错导致施工人没有顺利施工，而给施工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司法解释及合同法第283、284条相应规定。上诉人说我方没有能力承接此工程，上诉人是国营企业，国有企业是有能力完成此项工程的，所以就不应该发包给其他人承揽，由于上诉人没有在短期内承包活的能力所以把活发包给我方的。被上诉人张晶超答辩称，本案上诉人是发包方，法律明确规定发包方的法律义务，发包方应保证施工场地符合施工要求。上诉人有义务支付当地民众补偿款，因未及时支付补偿款上诉人与当地民众协调不利，致使民众阻拦，导致施工未如期进行，因张晶超未占用百姓的土地故没有义务支付当地民众的补偿款，损失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与我方无关。所以请二审维持原判。武宝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225500元；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人民币3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晶超与被告刘永利系合伙关系。2017年3月份，被告张晶超、刘永利通过关系承包了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承建的锦阜高铁新邱至义县当中的二沟、三沟至九道岭中桥路段的土石方路基工程。因被告张晶超、刘永利无相应的资质，故被告刘永利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借用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签订了《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地点义县，劳务分包范围路基土石方工程，工程履行期至总工期至本工程结束，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1081800元，同时对工程量的计价、工程量的质量、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作了另行约定。”该合同订立后，被告张晶超、刘永利于2017年5月27日又将以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名义承包的该土石方路基工程转包给原告武宝君。对此，被告张晶超与原告武宝君又签订《施工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土石方工程量大约40万立方米，工程质量以三方验收数量为准，施工所需装载、运输、碾压等所有的施工车辆均由原告武宝君负责，工程质量以中铁十一局验收合格为准，土石方的价格是一公里之内每立方米为人民币7.7元，每增加一公里价格增加1元。结算方式每月结算一次，每月按工程量的80％结算，验收合格后，结算全部工程款。被告负责购山、协调各相关部门，道路交通运输等，在施工期间出现任何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工程进度。”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武宝君即开始组织各种人力、物力准备对该土石方路基工程进行施工建设。由于原告武宝君无施工建设所需的各种运输、装载、碾压等设备，遂于2017年5月5日分别与案外人李英宝签订225型三一重工挖掘机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24000元；与案外人马占国签订沃尔沃360型挖掘机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40000元；与案外人刘飞签订神钢350型挖掘机一台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40000元；与案外人吴江签订小松360型挖掘机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40000元；与案外人王冠川签订山椎160型推土机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27000元；与案外人罗明宇签订220型路通压路机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24000元；与被告刘永利签订50型铲车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月租金24000元；与案外人马占国签订辽Ｊ×××××号、辽Ｊ×××××号、辽Ｊ×××××号、辽Ｊ×××××号、辽Ｊ×××××号290型自卸翻斗车5台租赁合同一份；与案外人刘力文签订辽Ｇ×××××欧曼310型自卸翻斗车一台租赁合同一份；与案外人夏万强签订辽Ｊ×××××号北方奔驰自卸翻斗车一台租赁合同一份；与案外人孙洪勇签订辽Ｇ×××××号290型自卸翻斗车一台的租赁合同一份。上列租赁的翻斗车的租赁合同中均约定租赁自卸翻斗车的价格按车计算，如因原告武宝君的原因造成车辆停工，原告武宝君每日每车付租金500元。所有的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自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此后，原告武宝君在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派人进场监督的情况下，开始对义县二沟、三沟至九道岭中桥路段的路基土石方工程进行施工建设。自2017年5月份至2017年9月份，原告武宝君在运输土石方的过程中，因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与施工路段的当地村民就征地补偿、道路运输、运输途中的污染的相关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补偿协议，导致运输路段的村民阻拦原告武宝君的运输土石方的车辆、挖掘机、铲车等设备累计误工长达95天，其中三沟路段误工60天，九道岭路段误工26天，四方台路段误工9天。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武宝君先是多次找阻拦路段的村民委员会协调处理此事，后又向义县城关派出所报了案。2017年7月3日，义县公安局以（2017）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阻止施工的三沟村村民李玉清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2017年12月11日，李玉清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以（2018）辽0727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义县公安局作出的锦公义（治）行罚决字（2017）186号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判决书送达后，义县公安局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26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辽07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作出了：“一、撤销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2017）辽行初4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玉清的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由于原告武宝君的误工损失未获得赔偿，原告武宝君便诉至本院。根据原告武宝君向本院提交的村委会证实材料、相关的证人证言、租赁合同、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的证实材料以及本院（2018）辽0727行初43号行政卷中所载的证据材料可确认，原告武宝君的损失为：1、租赁李英宝挖掘机损失76000元（月租金24000元／30天＊误工95天）；2、租赁马占国挖掘机损失126667元（月租金40000元／30天＊95天）；3、租赁刘飞挖掘机损失126667元（月租金40000元／30天＊95天）；4、租赁吴江挖掘机损失126667元（月租金40000元／30天＊95天）；5、租赁王冠川推土机损失85500元（月租金27000元／30天＊95天）；6、租赁罗明宇压路机损失76000元（月租金24000元／30天＊95天）；7、租赁刘永利铲车损失76000元（月租金24000元／30天＊95天）；8、租赁马占国五辆翻斗车损失237500（日租金500元＊5辆车＊95天）；9、租赁刘立文翻斗车损失47500元（日租金500元＊1辆车＊95天）；10、租赁夏万强翻斗车损失47500元（日租金500元＊1辆车＊95天）；11、租赁孙洪勇翻斗车损失47500元（日租金500元＊1辆车＊95天）。以上损失合计为人民币1073501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一、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新邱至义县工程项目经理部是否是适格主体以及其所为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由被告中铁十一局承担的问题。二、被告张晶超、刘永利借用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资质与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及被告张晶超与原告武宝君签订《施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三、原告武宝君的经济损失有谁承担的问题。一、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是否是适格主体以及其所为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由被告中铁十一局承担的问题。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是被告中铁十一局的派出机构，其所从事的签订合同、承揽业务等行为，是受被告中铁十一局的指派从事业务范围的行为，因其因无营业执照，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也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中铁十一局是合法的诉讼主体和责任主体。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在从事中铁十一局指派的业务活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被告中铁十一局承担。二、被告张晶超、刘永利借用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资质与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及被告张晶超与原告武宝君签订《施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建设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本案的被告张晶超、刘永利系合伙关系，被告刘永利以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与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是，该合同的签订是被告张晶超、刘永利借用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的资质与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所签订合同，实际承包人的被告张晶超、刘永利。此事实不仅被告张晶超和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当庭表示承认，而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既未派人进行施工建设，也未收取被告张晶超、刘永利的任何费用，同时被告张晶超还以转包的方式将该土石方路基工程以《施工协议》的方式转包给无任何资质的原告武宝君，故被告张晶超、刘永利借用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资质与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及被告张晶超与原告武宝君签订《施工协议书》均为无效合同。三、原告武宝君的经济损失有谁承担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原告武宝君提交的证据和本院及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上看，原告武宝君在实际施工中，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在明知被告张晶超、刘永利是借用被告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的资质签订的《土石方劳务分包合同》以及将工程由被告张晶超转包给原告武宝君施工的情况下，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予以纠正，而且还派人进场进行监督并向原告武宝君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当发生当地村名阻止原告武宝君施工车辆的事件后，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既未及时就征地补偿、道路运输、运输途中的污染的相关问题与当地村民达成补偿协议，也未通知原告武宝君及时退场停工，以致造成原告武宝君向租赁的车辆、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轧道机的车主支付相应的租赁费用。相反，原告武宝君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先是选择找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出面进行协调，后又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最后通过其出面和垫付补偿款的方式，才始日后的工程得以顺利的进行。故造成原告武宝君的经济损失的发生，其过错在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原告武宝君和被告张晶超、刘永利、义县建筑工程公司无过错。由于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是被告中铁十一局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其所从事的活动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应由被告中铁十一局承担。故原告武宝君的经济损失应由被告中铁十一局予以赔偿。关于被告中铁十一局新义段项目经理部和被告中铁十一局抗辩的原告武宝君的经济损失应由实际侵权人即阻止施工的当地村民赔偿的抗辩理由问题。因原告武宝君的经济损失不仅是基于合同产生的，而且是因为该二被告的自身的过错造成的，故该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武宝君索赔30万元的可得利益损失问题。因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武宝君因施工建设误工车辆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73501元；二、驳回原告武宝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146元，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146元，原告武宝君负担100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武宝君提交了其名下的农业银行卡记录，证明中铁十一局以征地拆迁费的事由向其转账31500元，证明存在合同关系。对此证据中铁十一局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中铁十一局提交了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向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返还工程质保金206050元的建设银行汇款凭证，证明双方的工程款已结算完毕。上述事实有在卷的农业银行卡记录、建设银行专用回单及庭审笔录佐证，足资认定。原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此条内容是要求当事人依合同履行义务也是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具体表述。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此条内容是要求当事人应当具备订立合同的能力。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项内容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条内容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建设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此条内容是认定缺少施工企业资质的当事人订立施工合同的法定无效情形的具体论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此条内容是发包人仅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具体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此条内容是二审案件审理范围的具体规定。现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应予撤销，上诉人不应赔偿被上诉人武宝君经济损失的上诉理由。经查，案涉的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工程项目属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该标段的工程施工是由中国铁道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包给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下属的新义段项目经理部在施工过程中将部分土石方工程项目分包给被上诉人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被上诉人刘永利以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并持授权委托书代表义县建筑工程公司与上诉人的项目经理部订立了《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订立合同后并未实际施工，仅是工程完工后利用其账户结算了工程款。刘永利取得分包合同后，由张晶超将分包合同中的部分土石方工程转包给了武宝君，张晶超与武宝君订立《施工协议书》后由武宝君施工了该工程，武宝君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当地村民阻碍施工的事件，导致武宝君多支出了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轧道机等设备的租赁费。诉讼中，因刘永利和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均认可，刘永利借用了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的资质，故据此可以认定《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和刘永利在合同订立过程在均有过错。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义段项目经理部与有资质的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订立分包合同，因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无过错，故无需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在无效合同订立后的实际施工过程中，与义县建筑工程公司无代理关系的被上诉人张晶超又将部分土石方工程以个人的名义与武宝君订立《施工协议书》将案涉工程违法转包给武宝君。因张晶超和武宝君均不具备施工资质，故该施工协议书亦属无效合同。订立该施工协议的张晶超和武宝君都有过错。本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关系是，被上诉人武宝君为实际施工人，张晶超为违法转包人，义县建筑工程公司为分包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为承包人，新义段项目经理部系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该建设工程完工后，武宝君以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义县建筑工程公司、刘永利、张晶超等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其所述称的因为当地村民阻止施工造成所延误工期期间的设备租赁费损失100余万元，但其未能提供能够证明误工损失的签证单或完工证等有效索赔证据。根据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锦阜高铁路新邱至义县段工程项目经理部向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返还质保金的事实，可以认定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结清了全部工程款。根据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新义段项目经理部与被上诉人张晶超、武宝君无合同关系的事实，可以确定武宝君与张晶超签订的《施工协议书》对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无法律约束力，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不需向武宝君承担民事责任，即使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被推定为发包人（业主），但在其不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亦无需向施工人武宝君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判决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向武宝君赔偿因施工建设误工车辆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73501元的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因一审宣判后，本案其他当事人均未上诉，故本院围绕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剩余其他当事人之间就案涉工程如有诉求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2019）辽0727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武宝君对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1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146元，合计30292元，由被上诉人武宝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宇辉审判员  安剑凌审判员  王 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佳乐书记员高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