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再15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宜昌市丽豪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渭河四路86号。法定代表人：刘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冲，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国楚，男，汉族，1965年7月7日出生，该公司执行董事，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全勇，男，汉族，1965年11月27日出生，住湖北省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天勇，男，汉族，1972年5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修锋，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梅，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湖北楚都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城市小河镇王旗营。法定代表人：杨小林，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宜昌市丽豪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豪公司）、陈全勇与被申请人林天勇、一审第三人湖北楚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都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由林天勇向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城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8月7日作出（2014）鄂宜城民二初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林天勇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666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宜城法院重审。宜城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12月21作出（2016）鄂0684民初第243号民事判决。林天勇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诉。襄阳中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鄂06民终1540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丽豪公司、陈全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鄂民申283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丽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冲、聂国楚，再审申请人陈全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被申请人林天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修锋、吴红梅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楚都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丽豪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经查询宜昌中院档案材料，发现（2014）鄂宜昌中执字第00039号《案件情况说明》和2016年3月31日的《情况说明》，证明宜昌中院已经依法及时采取了保全措施，控制了300吨基酒，保全时间为2012年7月16日。即在被申请人林天勇的《基酒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已被法院控制，限制了所有权的转移。该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有关林天勇基于合同取得了基酒所有权的认定。（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基酒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以物抵债协议，基酒所有权转移应以实际交付、转移占有为标志。2.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该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不合常理之处，该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为无效。3.二审判决认定林天勇已接受基酒并实际占有的证据严重不足。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林天勇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林天勇承担。陈全勇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林天勇提交的《基酒买卖合同》显属伪造，不能证明其已取得了基酒的所有权。林天勇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自2012年起雇人看管酒罐的证明明显超过举证期限，且真实性存疑。（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认定林天勇基于占有改定取得了基酒所有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林天勇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林天勇承担。林天勇辩称，在宜昌、宜城两地法院查封楚都公司基酒之前，林天勇已依据《基酒买卖合同》取得了案涉基酒所有权，权利真实合法，能够排除强制执行。请求驳回丽豪公司、陈全勇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2014年9月26日，林天勇将陈全勇、楚都公司、丽豪公司诉至宜城法院，请求：1.判决确认林天勇是楚都公司3#、6#、9#、10#、11#、12#、13#、14#酒罐及30个大酒坛内储存的基酒（总量为745吨）的所有权人，依法停止对该基酒的执行；2.判决陈全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宜城法院一审查明，陈全勇诉楚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2年11月2日诉至该院，陈全勇于2012年11月9日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鄂宜城民一初字第64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楚都公司的3#、5#、6#、9#、10#酒罐中的基酒进行了财产保全查封，并附有查封清单，在查封过程中，楚都公司没有表示该酒已转移给他人，在审理、查封过程中，楚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小林亲自参加诉讼，也没有提出过该酒已进行抵偿。在这期间，也没有任何人主张对查封基酒的权利。该案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2年12月31日宜城法院作出（2012）鄂宜城民一初字第64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内容为：楚都公司欠陈全勇借款2100000元，于2013年1月15日偿还1100000元；2013年1月30日偿还1000000元。该调解书生效后，楚都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2013年2月1日，陈全勇依法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后，于2013年4月20日作出（2013）鄂宜城执字第0004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诉讼中保全的楚都公司所有的3#、5#、6#、9#、10#酒罐中储存的基酒、成品酒进入评估、拍卖。2013年10月14日，宜城法院在评估、拍卖之前，依法于2013年10月14日委托湖北大容量襄阳计量检定站和宜城市价格认证中心分别对3#、5#、6#、9#、10#、11#、12#、13#、14#酒罐的总容量，酒罐里的基酒的酒液总质量、酒精度及基酒的单价进行鉴定，湖北大容量襄阳计量检定站分别作出了鉴定证书，宜城市价格认证中心作出宜价鉴定字（2014）01号价格鉴定结论书认定3#罐基酒56058．3kg，酒精度54.4°，评估单价9000元／吨；5#罐基酒20531.039kg，酒精度42.4°，评估单价7000元／吨；6#罐基酒53954．325kg，酒精度66.8°，评估单价22000元／吨；9#罐基酒55872.9kg，酒精度66.8°，评估单价22000元／吨；10#罐基酒34101.7kg，酒精度65.3°，评估单价22000元／吨；11#罐基酒56667.6kg，酒精度66.8°，评估单价22000元／吨；12#罐基酒60137.95kg，酒精度65°，评估单价13000元／吨；13#罐基酒59694.245kg，酒精度65.3°，评估单价22000元／吨；14#罐基酒41174.88kg，酒精度62.3°，评估单价22000元／吨。上述鉴定完毕后，该院作出（2013）鄂宜城执字第0004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基酒进行拍卖处置时，2013年5月29日林天勇向宜城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2012年7月25日，林天勇与楚都公司签订了一份《基酒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楚都公司，乙方林天勇。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互惠就基酒买卖事宜达成协议：一、甲方向乙方出售基酒745吨，品格及价格：3年以上基酒205吨，单价12000元／吨，计款246万元；3年基酒250吨，单价10000元／吨，计款250万元；3年以下基酒290吨，单价7000元／吨，计款203万元。价格总计699万元。上述数量以实际计量为准。二、本合同项下的基酒现存放于甲方位于王旗营酒厂酒库，具体存储罐号为：品种3年以上基酒，罐号（3#酒罐，存储量90吨；12#酒罐，存储量100吨；30个大酒坛，存储量15吨，合计205吨）。3年基酒，罐号（13#酒罐，存储量130吨；14#酒罐，存储量120吨，合计250吨）。3年以下基酒，罐号（6#酒罐，存储量75吨；9#酒罐，存储量75吨；10#酒罐，存储量50吨；11#酒罐，存储量90吨，合计290吨），数量总计745吨。三、交付方式：上述基酒以散装方式销售，本合同签订后上述基酒所有权即转移至乙方，乙方可随时提货。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任何事实和理由处置上述基酒。四、质量保证：甲方确保上述基酒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数量符合合同约定。乙方提货时可对基酒进行检验，如规格、品质及数量与约定不符，可提请襄阳市技术监督局等管理部门按国家酒类相关标准检验裁决。五、存放期限：甲方免费为上述基酒提供三个月存放期，期满乙方如未按上述基酒全部提走，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后续存放保管费用。存放期间若发生人为损失和意外事故由甲乙负责赔偿。六、付款方式：甲方从2011年8月21日至2012年3月20日间，多次向乙方借款，至今仍有1630万元本金未还，双方约定该1630万元中的699万元借款抵作乙方购酒款。上述基酒一直存放于楚都公司仓库至今为由，向宜城法院主张查封将拍卖的基酒属其所有，要求该院停止执行。宜城法院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2013）鄂宜城执字第0004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林天勇的异议。林天勇不服该裁定，向该院提起异议之诉，导致纠纷发生。宜城法院一审另查明：丽豪公司诉楚都公司、案外人宜城市楚瓶贡酒商贸有限公司一案，于2012年7月11日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昌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宜昌中院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2012）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2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楚都公司所有的基酒300吨。另对楚都公司每罐基酒的评估鉴定的数量、价格、品质与林天勇和楚都公司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内容对比，3#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以上基酒90吨，单价12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仅有56.0583吨，酒精度数为54.4°，单位为9000元／吨；6#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以下基酒75吨，单价7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仅有53.954吨，酒精度数为66.8°，单价为22000元／吨；9#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以下基酒75吨，单价7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为55.873吨，酒精度数为66.8°，单价为22000元／吨；10#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以下基酒50吨，单价7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为34.1047吨，酒精度数为65.3°，单价为22000元／吨；11#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以下基酒90吨，单价7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为56.6676吨，酒精度数为66.8°，单价为22000元／吨；12#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以上基酒100吨，单价12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为60.13795吨，酒精度数为65°，单价为13000元／吨；13#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基酒130吨，单价10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为59.694245吨，酒精度数为65.3°，单价为22000元／吨；14#罐基酒，买卖合同签订属3年基酒120吨，单价10000元／吨，而实际鉴定为41.17488吨，酒精度数为62.3°，单价为22000元／吨。其中13#罐鉴定的总容量为101.174立方米，而买卖合同签订装有130吨基酒，14#罐鉴定的总容量为101.161立方米，而买卖合同签订装有120吨基酒，然而这两个酒罐的容量根本装不下买卖合同上签订的那么多吨位的酒。宜城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系林天勇与楚都公司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的效力和该合同是否真实。纵观本案查明的事实，该《基酒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的“付款方式”来看，该买卖合同的购置款系楚都公司用其欠林天勇的借款进行的抵偿，从这一抵偿行为来看充分说明，林天勇与楚都公司所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为以物抵债的代物清偿行为。所谓代物清偿是指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而使合同关系消灭的法律行为，以物抵债属实践性法律行为，根据债法原理，清偿是消灭债的最主要方式，只有物权转移给债权人，债务方消灭，因此，仅有合意，而未实际履行交付占有物权转移的，债务并未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物抵债的几个载明观点及其适用依据》，第1点明确意见：当事人在债务已届清偿期约定以物抵债，其本质为代物清偿。代物清偿属于实践性法律行为，若仅有代物清偿合意，而未实际履行物权转移的，原债务并未消灭，在实际履行物权转移后原债务同时消灭。第3点意见：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实际履行，当事人诉请法院确认物权并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经释明，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原债权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纵观本案，林天勇与楚都公司虽然达成了以物抵债协议，形成了代物清偿行为，但双方没有办理基酒移交转移手续，林天勇并没有实际占有控制买卖合同上约定的基酒，该基酒仍由楚都公司实际占有控制，没有实施交付，办理移交手续，不符合物权具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属性，故该基酒的物权没发生转移。因该基酒属动产，物权法明确规定，动产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林天勇与楚都公司之间对基酒未发生移交的交付行为，不符合动产所有权转移的交付占有要件。因此，该合同内的基酒物权未发生转移，应属楚都酒业有限公司所有，林天勇诉请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楚都公司的基酒物权，判决履行《基酒买卖合同》，与最高人民法院所规定的指导精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加之，该《基酒买卖合同》内容，存在严重瑕疵，每个酒罐的基酒数量、品质及价格，以及基酒的总价值与事实严重不符，《基酒买卖合同》中签订的13#、14#罐酒的数量，该两个酒罐根本装不下，完全违背买卖和抵债的日常交易常理。林天勇与楚都公司所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从合同的实质性质来说，回避以物抵债事实，虚拟成买卖合同，从合同的签订内容来说，与实际实物完全不符，难道林天勇与楚都公司所要交易的基酒，既不看酒的品质，也不清点数量，连每灌酒的数量、质量和价格都不清楚和核准，就实施交易吗？由此可见林天勇与楚都公司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应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虚假合同。更为滑稽的是该合同还经过公证处公证，而公证处根本没到现场核实，对合同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就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文书，该公证行为违反公证的实质精神而无效。综上所述，林天勇与楚都公司签订《基酒买卖合同》因虚假而无效，双方所发生的以物抵债的代物清偿行为，因未实际履行交付占有，林天勇不享有楚都酒业有限公司基酒的物权。在楚都公司的基酒物权未发生转移，人民法院在执行楚都公司欠款案件中，依法查封、评估、拍卖楚都公司的基酒清偿楚都公司的债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林天勇诉请该院，要求确认该院查封待处的楚都公司合同内的3#、6#、9#、10#、11#、12#、13#、14#酒罐及30个大酒坛内的基酒（总量为745吨）属其所有及要求该院停止对该基酒的执行，事实不符，于法相悖，依法不予支持。2017年12月21日，宜城法院作出（2016）鄂0684民初第243号民事判决：驳回林天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30元，由林天勇负担。林天勇不服，提起上诉。襄阳中院二审期间，林天勇提交了以下证据：劳务合同二份；林天勇自2012年7月26日开始至2016年6月3日，每月给雇佣人员支付看管基酒工资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雇佣人员的工资收条。用以证明林天勇与楚都公司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经过公证后，林天勇雇佣了两人（王家常、梁令贵）在楚都公司的仓库看管所购买的基酒，以证实交付占有的事实。陈全勇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其申请查封之前，林天勇就已经雇佣了人员在楚都公司的仓库看管，而且不止林天勇，还有其他债权人也雇佣了人员在该厂看管，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林天勇为买酒而雇人看场的主张。林天勇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襄阳中院审查，认定如下：林天勇雇请人员在楚都公司常驻看管相关财产，并支付工资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并存在连续性，且陈全勇对该客观事实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已认定其他事实属实，该院予以确认。襄阳中院二审另查明，丽豪公司依据（2012）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36号民事判决，申请对楚都公司强制执行一案，宜昌中院于2014年5月4日委托襄阳中院执行。襄阳中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鄂襄阳中执他字第00017号民事裁定，指定宜城法院执行。宜城法院于2014年6月4日执行立案。二审还查明，宜昌中院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的（2012）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22号民事裁定书，于2012年8月3日作出查封公告，8月8日向宜城市楚瓶贡酒商贸有限公司送达。襄阳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林全勇于2012年7月25日与楚都公司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确定的基酒所有权的转移，能否阻却陈全勇基于生效法律文书享有对楚都公司的债权，对涉案基酒的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第二十七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结合本案事实，首先，林天勇与楚都公司于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属有效合同。该合同对交付方式约定“上述基酒以散装方式销售，本合同签订后上述基酒所有权即转移至乙方（林天勇），乙方可随时提货。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楚都公司）不得以任何事实和理由处置上述基酒”。并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落款处楚都公司加盖了印章，林天勇签字。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可以认定双方《基酒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基酒（即3#、6#、9#、10#、11#、12#、13#、14#酒罐及30个大酒坛）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发生了占有改定。其次，陈全勇因与楚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申请一审法院进行诉讼保全。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鄂宜城民一初字第646-1号民事裁定书，对楚都公司3#、5#、6#、9#、10#酒罐的基酒予以了查封。被查封的基酒包含在林天勇所购买基酒范围之内，但查封时间在林天勇与原审楚都公司签订《基酒买卖合同》之后。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车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本案现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体现的事实：1.林天勇于2012年7月25日与楚都公司签订包含本案涉案基酒的《基酒买卖合同》，并约定合同生效即为交付。2.宜昌中院依据丽豪公司的申请，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诉讼保全裁定，查封楚都公司所有的基酒300吨，8月3日作出查封公告并于8月8日予以送达。无明确的查封扣押清单，是否与林天勇购买的涉案基酒产生冲突无法确定，且保全时间亦在林天勇与楚都公司签订《基酒买卖合同》之后。且在2014年6月4日，该案由一审法院受理后，未再采取进一步明确的执行保全措施。3.按照陈全勇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民事裁定查封了本案涉案的基酒。本案诉讼产生的缘由系陈全勇申请执行楚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需对涉案的基酒予以变卖，而导致林全勇提起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前述已经确认林天勇与楚都公司在2012年7月25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属有效合同。且合同约定了出卖人继续占有的交付方式，即约定生效交付，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动产占有改定交付的规定。并且涉案基酒为普通动产，非需登记尚能确定物权转移的特定动产。故按照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应当可以认定林全勇与楚都公司之间的基酒买卖已完成交付。同时，林全勇自2012年7月26日即开始雇请人员常驻楚都公司看管所购买基酒，亦可加强印证其对基酒占有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林天勇不能阻却执行的理由为“其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因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虚假合同而无效，双方所产生的以物抵债的代物清偿行为，因未实际履行交付占有，而不享有对基酒的物权”。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林全勇与楚都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但均系对认为不合理情节的综合分析判断，缺乏客观确凿的证据印证，亦不足以推翻现确定的案件事实。同时，一审法院对涉案基酒的交付认定亦与前述关于动产交付占有改定的法律规定及本案认定的事实相悖。故此，综合上述分析，林全勇在陈全勇对本案涉案基酒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取得并占有涉案基酒，系合法的基酒权利人。其可以阻却陈全勇对涉案基酒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该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林天勇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2018年6月13日，襄阳中院作出（2018）鄂06民终1540号判决：一、撤销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16）鄂0684民初第243号民事判决；二、林天勇对楚都公司内的3#、6#、9#、10#、11#、12#、13#、14#酒罐及30个大酒坛内存储的基酒享有所有权；不得执行前述基酒。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0730元，均由楚都公司负担。丽豪公司、陈全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2018年9月4日，本院作出（2018）鄂民申2839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再审期间，丽豪公司提交了6份证据：1.2014年5月4日宜昌中院出具的（2014）鄂宜昌中执字第00039号《案件情况说明》复印件。2.2016年3月31日宜昌中院执行局向丽豪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宜昌中院在林天勇签订《基酒买卖合同》以前就已依法及时采取了保全措施，控制了300吨基酒，保全时间为2012年7月16日。3.（2012）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22号民事裁定书、公告的送达回证两份，送达时间是2012年8月8日，签收人是楚都公司会计祁学群，拟证明宜昌中院已向楚都公司送达查封案涉基酒的法律文书。4.对账函复印件，拟证明祁学群身份合法有效，能代表楚都公司签收法律文书。5.祁学群出具的基酒处置情况说明。6.楚都公司生产部长章良逊出具的基酒处置情况说明。陈全勇对丽豪公司提交的6份证据均予认可。林天勇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从产生时间来看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为复印件，证明内容与证据3的送达时间不一致，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能够证明该执行裁定和公告是2012年8月8日向楚都公司送达；证据4为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5、6均为证人证言，但祁学群未出庭，证言真实性不能确定，章良逊虽然出庭作证，但证明内容与祁学群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真实性存疑，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能达到。陈全勇提交了1份证据：2018年8月25日楚都公司仓库主管李育生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陈全勇申请法院查封时，有多家债权人在楚都酒业仓库看管基酒。丽豪公司对陈全勇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林天勇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李育生未出庭作证，且李育生2016年后才到楚都公司工作，此前的情况并不了解，证明内容不真实。林天勇提交1份2012年8月29日其与楚都公司达成的《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双方协商基酒免责存放期限至2013年4月25日。丽豪公司、陈全勇质证不予认可。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丽豪公司提交的证据1《案件情况说明》仅说明“保全查封了基酒300吨”，在无明确查封扣押清单具体释明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是否与《基酒买卖合同》所涉基酒产生冲突。证据2载明“（宜昌中院执行局）于2012年7月16日到该公司（楚都公司）送达，该公司无人签收文书”，故不能证明保全时间是2012年7月16日。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证据3陈全勇、林天勇均无异议，依法应予采信。证据4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法不予采信。祁学群未出庭，对证据5依法不予采信。章良逊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清楚楚都公司用基酒对外抵债的情况，与证据6的内容相反，对该份证据及章良逊的庭上证言，依法均不予采信。陈全勇虽提交李育生的《证言》，但李育生未出庭，其证言依法不予采信。林天勇提交的2012年8月29日《补充协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法不以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一致。结合已查明的事实，丽豪公司、陈全勇的申请再审事由、请求以及林天勇的辩称意见，本院再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基酒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能否排除人民法院对基酒的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本案系楚都公司下欠多方债务，因偿债能力有限而引起的执行异议纠纷。丽豪公司、陈全勇均主张案涉《基酒买卖合同》因楚都公司与林天勇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确认为无效，依据主要基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合常理的情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的规定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双方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隐藏于双方当事人的内心，一般需要从合同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客观行为来进行分析认定。从司法实践来看，债权人要以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通谋损害其利益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其主要障碍是举证问题，而因为恶意串通的法律后果比一般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更为严重，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也十分严格。首先，债权人应当举证证明恶意串通的合同双方均明知存在某种情形，在主观上有损害债权人的意图；其次，债权人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合同双方必须有相互勾结和串通的行为。回归本案，丽豪公司、陈全勇只有在举证证明林天勇与楚都公司在明知案涉基酒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情况下仍然签订《基酒买卖合同》以酒抵债，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有关《基酒买卖合同》系楚都公司与林天勇恶意串通，应为无效合同的主张才能成立。从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丽豪公司提交的宜昌中院出具的《案件情况说明》仅说明“保全查封了基酒300吨”，在无明确查封扣押清单具体释明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是否与《基酒买卖合同》所涉基酒产生冲突。2012年7月16日宜昌中院到楚都公司送达（2012）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22号民事裁定书，该公司无人签收，故当日该查封裁定对楚都公司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宜昌中院的两份送达回证载明2012年8月8日楚都公司及楚瓶商贸有限公司的会计祁学群签收了（2012）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22号民事裁定书、公告，不论祁学群是否为楚都公司会计，亦不论祁学群是否有权代楚都公司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在此之前，即2012年7月25日楚都公司已与林天勇签订《基酒买卖合同》，以酒抵债。在丽豪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林天勇已知宜昌中院查封300吨基酒，仍与楚都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即便《基酒买卖合同》约定的基酒数量、度数与一审鉴定结果不一致，亦属林天勇对自身债权的处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足以确认林天勇与楚都公司恶意串通，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意图和行为。丽豪公司、陈全勇还主张案涉基酒尚未实际完成交付，林天勇已接受基酒并实际占有的证据严重不足。本院认为，《基酒买卖合同》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属有效合同。该合同对交付方式约定“上述基酒以散装方式销售，本合同签订后上述基酒所有权即转移至乙方（林天勇），乙方可随时提货。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楚都公司）不得以任何事实和理由处置上述基酒”，并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落款处楚都公司加盖了印章，林天勇签字。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可以认定双方《基酒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基酒（即3#、6#、9#、10#、11#、12#、13#、14#酒罐及30个大酒坛）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发生了占有改定。合同签订后，林天勇即派员看护案涉基酒，且林天勇非酒类生产、销售、仓储从业者，其有关无合适场所存放基酒、待联系好买家后再行提取的辩称意见，并不违反常理。基于上述分析，二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有关“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认定案涉基酒自《基酒买卖合同》签订之日即完成交付，林天勇取得基酒所有权，并无不当。林全勇在人民法院查封涉案基酒之前，已经合法取得并占有涉案基酒，系合法的权利人，可以排除人民法院对涉案基酒的强制执行。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缺席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民终1540号民事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按二审判决确定的数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婷审判员 李为民审判员 余 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张阳书记员左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