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再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正喜，男，197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平，女，198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辰，湖南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驰，湖南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268号吉联商业中心6栋25楼。法定代表人：黄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粟沙，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欣晨，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正喜、章平与被上诉人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5）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章平不服并提起申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湘0111民监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9年9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湘0111民再5号民事判决。尹正喜、章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正喜、章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2019）湘0111民再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国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国中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严重违背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依法应发回重审。国中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而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明显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国中公司提出解除合同诉求后，与尹正喜达成调解协议，由原来请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变更为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但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已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且国中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发出的律师函并未送达给尹正喜、章平，合同解除缺乏形式要件。三、一审判决据以执行的原调解书已被撤销，涉案商品房的合同备案手续应当恢复原状，即尹正喜、章平已实际取得诉争房产的物权，本案已不具备解除合同的客观条件，一审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国中公司答辩称：一、国中公司在一审再审庭审中，已口头将诉讼请求明确为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已经解除，解除日期为2015年12月19日，一审判决没有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由于尹正喜、章平一再拖延支付购房款，在达到合同解除条件后，国中公司已经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解除通知函，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在此前提下，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双方之间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在该解除通知函到达之日已经解除，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2015）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因章平主张其不知情，已经通过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该份调解协议书中双方的意思表示不再具有任何效力，一审法院对此已经查明，并在一审判决中进行了说理，并非查明事实不清。即便是按照这份调解协议，尹正喜、章平没有在宽限期内支付房款，也达到了合同解除条件。三、一审判决认定国中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于2015年12月16日送达并确认该日期为合同解除时间，认定事实清楚，有理有据。四、涉案房屋系国中公司新建的房屋，物权始终登记在国中公司名下，既未向尹正喜、章平交付，也因尹正喜、章平一直拖欠房款，未办理产权登记到尹正喜、章平名下，尹正喜、章平至多基于和国中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享有一定的债权，其上诉请求恢复原状就是要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国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国中公司与尹正喜、章平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二、判令尹正喜、章平向国中公司支付违约金12200元并由国中公司在尹正喜、章平已付房款中予以扣除；三、判令尹正喜、章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合同情况。2014年9月13日，国中公司与尹正喜、章平签订《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30682102。该合同约定：尹正喜、章平共同购买国中公司开发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吉联小区（推广名称“红墅湾”）第84栋102房；该商品房屋为住宅，地上3层地下1层，建筑面积331.24平方米；该商品房单价为7856.82元／平方米，双方约定购房总金额为2470000元，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750000元，剩余房款1720000元于2014年12月28日支付；买受人逾期付款但未超过30日的，由买受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买受人逾期付款超过30日的，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1%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合同继续履行，买受人按日万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出卖人应当于2015年6月30日前将经验收合格并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买受人使用；出卖人逾期交房但未超过30日的，出卖人按已付房款的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出卖人逾期交房超过30日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30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出卖人每日按已付款的万分之一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等等。合同共26页，含附件5个，分别是《房屋平面图》、《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装饰、设备标准》、《合同补充协议》、《业主临时管理规约》。《合同补充协议》对送达事宜约定如下：因《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所发出的包括但不限于通知等文件均应以中文的书面文字为准，采用传真、挂号邮件、ＥＭＳ、报纸公告等方式传达，通知日以通知发出的邮戳日或报纸公告刊登日为准，收件地址以《买卖合同》所列的地址为准，若一方地址发生变更的须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否则，邮寄到变化前的地址仍视为有效送达（不论退件与否）；《买卖合同》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下列情形下视为已送达：1．该通知已交付对方的，2．该通知以邮递方式发出后7天的，3．以传真、电话或其它类似方法通知后对方以适当的形式确认的，4．报纸公告刊登后3天的。《买卖合同》载明尹正喜、章平联系地址均为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打卦岭组318号。章平在再审中自述因签合同时自己抱着小孩，该《买卖合同》上“章平”的签名均系尹正喜代签，但自己予以认可。二、合同履行情况。双方签订合同前尹正喜、章平于2014年7月25日交付了购房定金100000元；签订合同当天，尹正喜、章平交付了购房款650000元和产权登记费200元；签订合同后，尹正喜、章平分别于2015年2月17日交付了购房款200000元，2015年11月22日交付了购房款300000元，2015年12月30日交付了购房款100000元；尹正喜、章平于2014年9月23日还向长沙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局缴纳了契税98800元、向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交纳了物业维修资金24843元。三、国中公司通知解除合同情况。2015年12月9日，国中公司通过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向尹正喜、章平发出《律师函》，告知尹正喜、章平自即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尹正喜、章平办理商品房房款、违约金、损失赔偿金清算交接手续。该《律师函》通过1003629249518号邮政特快专递向尹正喜、章平送达，送达地址为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打卦岭组318号，该邮政特快专递处理情况为“2015年12月10日揽投；2015年12月14日、15日、16日、17日为未妥投；2015年12月19日为他人收退件”。四、原审审理情况。2015年12月18日，国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尹正喜、章平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尹正喜、章平支付违约金12200元；一审法院通过尹正喜、章平在《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留的电话号码133××××6817电话短信通知尹正喜、章平领取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尹正喜、章平未领取。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9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向尹正喜、章平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并于2016年6月1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尹正喜、章平均未到庭；2016年6月14日，尹正喜、章平主动到法院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被告尹正喜、章平在2017年1月26日前向原告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吉联小区第84幢102号房屋剩余购房款112万元，《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30682102）继续履行；二、如被告尹正喜、章平未履行上述支付义务，双方于2017年1月27日解除《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30682102），被告尹正喜、章平同时向原告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协助办理合同解除手续，在合同解除手续完成后，原告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返还被告尹正喜、章平已付购房首付款（扣除20万元违约金后还应支付115万元）；三、原告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其他无争议。受理费因调解减半收取53元，保全费142元，公告费560元，共计755元，由原告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有“尹正喜、章平”签名，一审法院据此作出了（2015）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尹正喜、章平的调解书均由尹正喜签收。五、原审执行情况。因尹正喜、章平未按（2015）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支付剩余购房款，国中公司于2017年3月1日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湘0111执974号，因当时涉案房屋由于尹正喜另案纠纷被查封，经过执行协调，2017年11月13日国中公司将购房款1150000元退付至一审法院案款账户，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向长沙市住建委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撤销尹正喜、章平关于涉案房屋的网签。国中公司付至一审法院的1150000元，因尹正喜系另案被执行人，已被本院采取执行措施。六、章平在原审民事调解书执行后以原审送达程序违法、章平本人未到庭也未授权他人调解、有证据证明调解协议和调解笔录“章平”签名非其本人签署等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诉，要求撤销本院（2015）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并提供了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一审法院本案原审2016年6月14日调解协议“章平”的签名和样本“章平”的签名是否系同一人所写进行了鉴定，结论为：送检的2016年6月14日的《调解协议》中“章平”的签名与样本上“章平”的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尹正喜陈述本案原审2016年6月14日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章平”的签名均系其代签，并表示因他当时已将章平交给其支付购房款的资金挪作他用，不想让章平知道，所以没有告诉章平国中公司起诉和2016年6月14日调解的情况。章平还称她已将全部购房款交给尹正喜，自己没有接到过国中公司的催款通知，因此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七、另查明，尹正喜与章平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国中公司于2019年6月1日与案外人陈某签订了《长沙市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将涉案房屋认购给案外人陈某，案外人陈某已交付购房定金2000000元。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一、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一审法院制作（2014）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所依据的2016年6月14日《调解协议》上“章平”的签名非其本人书写；尹正喜承认该“章平”的签名系自己所为，但没有取得授权；且章平嗣后对调解内容不予认可，该调解协议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故原审（2014）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应予以撤销，由一审法院重新判决。二、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款2470000元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750000元，于2014年12月28日付清，尹正喜、章平至国中公司2015年12月18日提起诉讼时共支付购房款1250000元，尚欠1220000元（后2015年12月30日又支付了100000元），已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章平主张购房款已全部交给尹正喜故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尹正喜未及时足额交纳购房款项，章平与尹正喜作为房屋共同买受人应当一并向国中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尹正喜、章平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外部当事人，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确因尹正喜的行为导致同为购买方的章平损失，此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依法解决。合同对购房款支付时间有明确约定，章平关于国中公司没有提醒催告支付购房款故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其中之一为：买受人逾期付款超过30日的，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1%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尹正喜章平迟至国中公司2015年12月18日提起诉讼时（应付款期限为2014年12月28日）尚欠购房款1220000元，国中公司要求解除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国中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于2015年12月9日向尹正喜、章平邮寄送达，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对送达事宜的约定，该通知在邮件发出后7天即2015年12月16日视为送达，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已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尹正喜、章平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国中公司虽于原审调解过程中曾有附条件继续履约的表示，但相应协议已经撤销，自始不具法律效力。四、因系尹正喜、章平违约行为导致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被解除，应当依据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累计应付款的1%，尹正喜、章平截至国中公司主张解除合同之时应付房款为1220000元，国中公司主张尹正喜、章平应支付违约金12200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恢复原状。涉案商品房的合同备案手续应当注销，该事项已通过原审调解协议的执行程序办理；尹正喜、章平所交契税与物业维修资金，可依政策规定向相关部门办理清退手续，国中公司理当协助配合；就尹正喜、章平已付购房款、产权登记费等清退事宜（注：部分房款已作执行案款），因本案双方未有相应主张且可能涉及具体结算清理争议，由各方自行协商解决或另循法律途径处理，但国中公司主张从中扣除违约金，符合抵销权行使要件，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法院（2014）雨民初字第06823号民事调解书；二、确认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与尹正喜、章平2014年9月13日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30682102）及附件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三、尹正喜、章平应支付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违约金12200元，该款由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从其应退尹正喜、章平的购房款中扣除。案件受理费106元，保全费142元，共计248元，由尹正喜、章平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在一审法院再审庭审中，国中公司将原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确认国中公司与尹正喜、章平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已经解除。根据国中公司陈述，其主张解除合同的时间为国中公司以邮递方式向尹正喜、章平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后7天。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审判决是否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二、涉案合同是否达到了解除条件，是否应当判决解除。关于焦点一。虽然原审判决没有载明国中公司对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但经本院二审查实，国中公司在一审法院再审庭审中，已将原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确认国中公司与尹正喜、章平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已经解除，且国中公司陈述，其主张解除合同的时间为国中公司以邮递方式向尹正喜、章平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后7天。据此，原审判决确认国中公司与尹正喜、章平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并未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关于焦点二。首先，涉案《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系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在《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购房款为2470000元，尹正喜、章平应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首付款750000元，剩余房款1720000元应于2014年12月28日付清。合同同时还约定，尹正喜、章平逾期付款超过30日的，国中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合同履行中，尹正喜、章平至国中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前的2015年12月8日仍未付清购房余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且逾期付款已超过30日，根据以上合同约定，涉案合同已达到了解除条件，国中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其次，国中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按照《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列的的地址向尹正喜、章平邮寄送达了解除合同的通知，该送达符合双方《合同补充协议》关于送达事宜的约定，该通知在邮件发出后7天即2015年12月16日视为送达，据此，原审判决确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已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并无不当。再次，虽然国中公司在原审调解过程中曾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双方也在调解协议中约定，如果尹正喜、章平未在调解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期限支付剩余购房款，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解除《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调解协议因“章平”的签名非其本人书写，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而应予撤销，已对双方没有约束力，故原审判决确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已于2015年12月16日解除并未违背客观事实。综上所述，尹正喜、章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6元，由尹正喜、章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 颖审判员 杨 雅审判员 肖志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聪书记员刘胜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