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文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望，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康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成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钦明，北京天驰君泰（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丹，北京天驰君泰（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上述两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寿根。上诉人吴文龙因与被上诉人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11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文龙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王康平、顾成超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关于王康平、顾成超、吴文龙、徐寿根4人实际出资情况认定错误，王康平、顾成超未出资30万元。王康平、顾成超的证据仅能证明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3人实际出资21万元，王康平未能举证证明其支付给徐寿根12万元。关于徐寿根出资的12万元是否全是王康平出资，一审法院未予查明。王康平仅提供转账给徐寿根女儿徐琴8万元的转账凭证，其余4万元如何支付未说明。在王康平未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王康平出资8万元。关于出资额，王康平、顾成超和徐寿根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各方关于王康平、顾成超的实际出资额均存在争议。此外，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2018年4月20日的50万元收据是虚假的，在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时帝凯乐的经营者并未收到50万元。王康平、顾成超有关吴文龙、徐寿根的出资陈述前后矛盾。徐寿根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故意虚假陈述王康平、顾成超、吴文龙都已经全额出资，目的就是为了把4人承包说成是3人承包，以此逃避自己出资的法律责任，徐寿根的陈述是虚假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转让协议因符合解除条件而终止，一审判决判令吴文龙支付王康平、顾成超118914元承包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转让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吴文龙、王康平、顾成超及徐寿根4人承包帝凯乐之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未能盈利且存在亏损，在改变经营方针自救的过程中，4人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为了减少损失，吴文龙提出自己承包，但对于是否能转亏为盈，吴文龙也具有不确定性，故在协议约定了如未能按期付款，协议之中终止的条款。后在吴文龙实际经营过程中未能转亏为盈，加上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未按约定足额支付15万元承包费，导致帝凯乐经营者收回经营权，无法继续经营。2018年10月吴文龙未按照转让协议支付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承包费时，双方的转让协议就已经因符合解除条件而终止，吴文龙无需再支付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2018年10月及之后的承包费。一审判决认定吴文龙未能保证王康平、顾成超收回经营权无事实依据。按照合同约定，王康平、顾成超应主动行使收回经营权的权利，本案是王康平、顾成超怠于行使收回经营权的权利，与吴文龙无关。帝凯乐会所被收回，吴文龙没有过错。关于转让协议解除后的违约责任，合同约定的仅是一个月押金不予退还。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是，对于吴文龙可能违约造成的损失已经有所预见，即该损失无非是继续亏损已经投入的租金，一审判决吴文龙支付王康平、顾成超118914元承包费违反了合同法有关违约金上限的规定。三、转让协议未约定吴文龙承包到2019年4月26日，一审判决书判决吴文龙支付承包费到2019年4月26日无依据。此外，即便转让协议2018年10月未解除，王康平、顾成超起诉时间是2018年11月20日，其只能起诉至2018年11月20日的承包费。四、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是导致吴文龙无法继续经营的原因，王康平、顾成超违约在先，其无权要求吴文龙继续履行转让协议。王康平、顾成超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徐寿根辩称：服从一审判决。王康平、顾成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文龙支付转让款152000元；2.吴文龙承担诉讼费。审理中，王康平、顾成超说明，吴文龙每月应支付其转让款19000元，自2018年7月7日至合同到期之日2019年4月26日止为9个月19天，计算转让费9.5个月金额合计应为180500元，吴文龙已支付61586元，尚欠118914元，因为徐寿根未按约定出资15万元，构成违约，所以诉请其承担连带责任，故变更诉请为：1.吴文龙、徐寿根连带支付118914元；2.吴文龙、徐寿根承担诉讼费。王康平、顾成超说明，如合同不认定为终止，则吴文龙、徐寿根应支付转让费118914元，如认定合同提前终止，则吴文龙、徐寿根应支付转让费及损失赔偿款，总金额仍为118914元，因为即使因吴文龙未能按期付款，协议被自动终止，而吴文龙未及时将经营权归还转让方，且原租赁期限为一年，故吴文龙仍应承担租赁期满前的其预期利益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王康平、顾成超、吴文龙、徐寿根四人约定每人各出资15万元，合伙承包帝凯乐会所。2018年4月20日，吴文龙出面（乙方、承包方）与帝凯乐会所（甲方、发包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帝凯乐会所承包给乙方经营，承包经营期限自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为期一年，甲方原现设施交予乙方自主经营，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经营，但有监督和协助权。乙方承包费交与甲方每月2万元，年承包金计24万元整。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及时交甲方全年的房租及承包费，即房租36万元，承包费24万元。乙方自负盈亏，房租年租金36万元，签订本合同时即付，并出具收据。2018年7月7日，王康平、顾成超、吴文龙、徐寿根（甲方，其中徐寿根的姓名非其本人所签，系王康平代签）与吴文龙（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就帝凯乐会所经营转让一事约定：一、协议期间乙方需要支付给甲方转让费用3.8万元/月，协议日期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4月26日（王康平、顾成超提交的协议此处“2019年4月26日”系王康平手书添加，吴文龙持有的协议此处为空白）。二、付款方式：交一押一，2018年7月8日前乙方付于甲方7.6万元，于2018年8月8日前付第二月转让费，以此类推。三、协议期间，如乙方未能按期付款，协议自动终止。甲方收回经营权，一个月押金不予退回。四、签定本协议前甲乙双方结清之前账目，协议生效后帝凯乐运营产生一切问题由乙方负责，协议期间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经营行为。五、乙方付清首笔转让费及押金后，协议立即生效。六、本协议未经事议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四份，四方各持一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吴文龙于2018年7月7日支付42586元、2018年8月22日支付10000元给王康平，又于2018年8月30日支付9000元给顾成超朋友小陈，以上转让费用支付61586元。另查明，吴文龙向王康平、顾成超出示的帝凯乐会所2018年4月20日收据反映，帝凯乐会所收到吴文龙50万元，其中“房租”36万元，“租金”14万元。再查明，关于《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费支付标准。审理中，王康平、顾成超与吴文龙一致确认，协议本意是由吴文龙每月支付王康平、顾成超每人9500元，合计19000元/月。以上事实，有承包经营协议书、转让协议、收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关于出资情况审理中，王康平、顾成超陈述：《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四位合伙人委托吴文龙签订的，当时帝凯乐会所给吴文龙出具了收据表明收到房租50万元。《转让协议》签订时其已付清投资款合计30万元（其中顾成超直接支付帝凯乐会所9万元，另21万元均给了徐寿根，有理由相信徐寿根已全部投入到帝凯乐会所），其不知道徐寿根、吴文龙未出资，徐寿根、吴文龙也未明确说未出资，是吴文龙主动要求独自承包经营的。吴文龙付了2个月转让费后不再支付时，大概是2018年9月份，王康平即找徐寿根、陈超（顾成超的代表）与吴文龙协商，此时其才听说徐寿根、吴文龙未出资，徐寿根当即表示不再做下去，但吴文龙不同意，要求继续经营。首次庭审答辩时，吴文龙陈述：王康平、顾成超实际投资到账金额不足，到帝凯乐会所账户的只有徐寿根的12万元、顾成超的9万元，总共21万元，按比例其也只投资了7万元。虽然出租方开具50万元收据，但其未付50万元给出租方。首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前期间的质证时，吴文龙陈述：其在王康平、顾成超投资21万元时还未投资，直到2018年9月底左右，因为之前的21万元折算房租后已不够租金，所以其交了三个月的租金15万元。徐寿根陈述：王康平、顾成超合计出资30万元是事实，其中21万元转给帝凯乐会所老板娘（其中顾成超付了9万元，吴文龙所称其支付的另12万元也是王康平、顾成超付给其后由其代付的），还有8万元用在第一个月装修，所缺1万元在经营中应也补齐到位了。吴文龙就另外的30万元投资款也已全部投资了,否则不可能有帝凯乐会所开具的50万元收据。既然王康平、顾成超付了21万元，那么吴文龙应该付了29万元，两项加起来才是50万元。至于吴文龙究竟投资多少，只有吴文龙自己清楚。关于出资的方式，吴文龙陈述：各方约定，王康平、顾成超出资可以直接支付帝凯乐会所，也可以支付其或徐寿根再转付。王康平、顾成超陈述：其出资是现金或转账给徐寿根的。第二次开庭时，王康平、顾成超提交两人银行转账记录，反映顾成超于2018年4月19日向王佳静（出租方）转账9万元；王康平于2018年4月19日经建设银行转给徐寿根女儿徐琴5000元，4月23日经建设银行转给徐琴1万元，2018年4月18日经苏州银行转账1万元给徐琴，4月19日经苏州银行转给徐琴55000元，主张前期合计支付了21万元投资款，其余是微信转账或现金。吴文龙质证表示，对王康平、顾成超前期付款21万元认可。王康平、顾成超提交徐寿根的账本关于2018年4月28日的记录，上面记载“前期费用68381即日结算清”，以证明徐寿根经手并记载的装修费用68381元，是其支出的。王康平、顾成超说明，另2万多元之后已陆续给了徐寿根，其已共出资30万元。吴文龙质证表示，前期装修费用6万多元属实，但账本记载的是4月28日之前发生的，与客观情况不符，因为4月28日时刚刚开张，不可能立即结账的，后期王康平、顾成超确实可能会给徐寿根钱，但徐寿根将钱用在什么地方其不清楚。王康平、顾成超提交徐寿根账本一页，反映2018年6月12日徐寿根记载收顾成超5000元，并说明其余给付徐寿根的费用1万多元，目前账本不全。吴文龙质证表示，徐寿根收这5000元具体用到何处，其不清楚。王康平、顾成超提交两份录音光盘一张及文字整理资料，其中第一份录音是转让协议签订后，吴文龙不付租金，四人协商的内容，据以证明，徐寿根明确讲明王康平、顾成超的30万元均投入进来，同时徐寿根表明自己也是合伙人，吴文龙表态要继续经营下去；第二份录音是徐寿根自述，主要证实四人合伙情况，同时徐寿根也明确表示当时徐寿根、吴文龙没有投资，对其隐瞒了。吴文龙质证表示，对徐寿根说的话部分不认可，其没有骗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未按约出资，也有责任。二、关于经营情况吴文龙首次庭审答辩时陈述：徐寿根的12万元、顾成超的9万元、其7万元，已付租金28万元，而半年租金高达30万元，所以连半年租金都不够，因此合同2018年10月24日到期，帝凯乐会所就转给别人经营了。王康平、顾成超陈述：吴文龙称经营到2018年10月24日不属实，前次调解时吴文龙还说在经营。首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前期间的质证时，吴文龙陈述：两原告出资的21万元，加上其出资的15万元,合计支付租金36万元，而每月租金是5万元，应该可以经营7.2个月，从2018年4月27日计算，应可经营至2018年12月2、3日左右，但因未足额按期提前支付租金及承包费用，所以应提前一个月终止经营，因此其实际仅经营到2018年10月24日。此后，帝凯乐会所老板又将会所转给其介绍的其经营时的收银员郑晓雅经营了。郑晓雅未与帝凯乐会所签合同，租金付给帝凯乐会所老板陈志平他们后，郑晓雅又继续经营下去，大概做了一两个月后，郑晓雅因生意不好又关门了，后又由其他人在经营。王康平、顾成超陈述：不认可吴文龙陈述。终止经营应有书面合同，而吴文龙未提供任何合同证明。徐寿根表示不清楚经营情况。经一审法院询问，首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前期间的质证时，吴文龙又陈述：郑晓雅并非直接向帝凯乐会所老板交钱。郑晓雅付给其7.5万元，按2个月计算房租、承包费，本应付10万元，郑晓雅说手头紧，先给其7.5万元，其转给了帝凯乐会所老板陈志平他们。至于另外2.5万元，之后郑晓雅是否付给陈志平他们，其不清楚。其答辩时称其只投资了7万元，表述不准确，2018年4月20日至今其共给了帝凯乐会所老板7.5万元，是通过转账支付的。其前面另说的2018年9月底付给帝凯乐会所15万元是其认为其应付给帝凯乐会所的金额，而其实际付的是7.5万元，另7.5万元其未支付，原因是帝凯乐会所老板朱国华欠其工资，其之前在朱国华经营的二手车公司上班。所以其跟朱国华妻子王佳静说了此情况，王佳静收了7.5万元，默认其先经营着再说，当时朱国华已被拘留。第二次开庭吴文龙提交如下证据：1.帝凯乐会所2019年7月3日《声明》一份，内容为：“吴文龙于218年4月20日与帝凯乐签定租赁承包合同租期为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月租金60万当时开据票据50万只有到了21万和后来吴文龙交给陈志平7万5(其中5千是物业费)，期间多次催缴未果故按全额租金与已交租金推算吴文龙只能经营到2018年10月15号所以在2018年10月24日帝凯乐收回了吴文龙的经营权。”2.苏州市吴中区甪直迎宾馆2019年6月30日《证明》一份，内容为：“在2018年10月31日收到帝凯乐吴文龙房租柒万伍仟元整￥75000.00元。(其中转账65000元，现金10000元)。特此证明。”3.转账凭证，反映其2018年8月27日支付“陌（*明芳）”（吴文龙说明系房东朱国华的堂姐朱明芬）30000元，2018年10月31日支付“平”（吴文龙说明系陈志平）6900元、5000元、3600元、20000元，以上合计65500元，主张合计支付房东75000元，差额9500元是现金给付陈志平的。王康平、顾成超质证意见：证据1、2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据1完全是按吴文龙意思所写，帝凯乐会所在2018年4月份曾给吴文龙出具50万元票据，证实收到了费用是50万元。而《声明》中却讲只到账21万元，两者矛盾，同时对于收回经营权情况也不予认可。因为有正式的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一年，如提前收回也应有正式的合同解除手续，而非由吴文龙找帝凯乐会所后补一张声明，因为吴文龙与帝凯乐会所关系特殊。徐寿根称吴文龙与朱国华是亲戚。证据2说明收到帝凯乐吴文龙房租75000元，其中转账65000元、现金1万元，与证据3转账记录也不能印证。证据3中的转账究竟是何费用，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吴文龙否认与朱国华系亲戚，称证据1是居惠民盖的章，证据2是陈志平盖的章。一审法院要求吴文龙当庭拨通居惠民电话138××××6220。电话中居惠民表示，吴文龙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就被收回了经营权，给了另一个股东赵虎生经营了，2018年4月20日吴文龙50万元的收据是真实的。吴文龙表示，居惠民未说当天收到了其50万元，收据的意思只是说其需要付50万；其不经营之后两三个月由郑晓雅经营，郑晓雅不做以后关门了几个月，过完年可能由赵虎生和丁老板接手了。三、关于吴文龙所提及的后半年度租金未付帝凯乐会所的问题王康平、顾成超陈述，没有人与其提到需要（在投资款各15万元之外）另付后半年度租金之类的费用。关于在2018年10月24日前后租金已到需支付下半年的阶段，吴文龙是否要求合伙人与其一起支付租金，是否告知合伙人如不付租金经营权将丧失的问题，吴文龙陈述，其跟王康平、徐寿根讲过，顾成超很少到帝凯乐会所，不怎么参与经营。关于其停止经营且介绍郑晓雅继续经营帝凯乐会所是否告知并与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进行协商的问题，吴文龙陈述：其不再付转让费时，就已跟王康平、顾成超说经营到期了，可能要交房租，后王康平、顾成超去找徐寿根谈怎么补齐房租，后徐寿根一直没来，王康平称其必须要付王康平转让费，其要求把事情弄清楚后，该付的钱其自然会付。后王康平说要关门，其表示用不着关门，王康平恐吓其不给钱就回不了胜浦，后王康平开了徐寿根抽屉把最初四人同时经营的2个月账单带走，之后王康平再也没找过其。其打不通徐寿根电话，郑晓雅再经营多久其不清楚。王康平、顾成超陈述：吴文龙称经营要到期、要再补交房租及吴文龙转给别人继续经营的情况，其概不知情。王康平当时去找吴文龙要求不要承包了，吴文龙不同意。徐寿根陈述：其只是参与经营了第一个月，之后的情况其再也未过问。四、关于王康平代徐寿根在《转让协议》上签名的情况王康平称，是签协议时是其与徐寿根通电话后，徐寿根让其代签的，录音中徐寿根对协议认可。徐寿根表示，确实是通过电话，但其电话里明确表示其不过问合伙事情，与其无关，所以其不会去现场签的。吴文龙陈述，当时徐寿根没来，其说改天签，要等徐寿根到场。后王康平给徐寿根打了个电话，内容其记不清了。徐寿根表示，其没有投过钱，所以也没资格签字。一审法院认为，王康平、顾成超与吴文龙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行。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期间，吴文龙应支付王康平、顾成超19000元/月的转让费。吴文龙仅支付两个月的转让费及部分押金，之后停止支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吴文龙的抗辩意见是，未支付出租方足够的租金，导致经营的会所被出租方收回，其认为王康平、顾成超出资不到位，但现有证据表明王康平、顾成超已按约出资30万元，其反复强调支付出租方的只有徐寿根的12万元、顾成超的9万元，而事实上徐寿根说明该21万元均系王康平、顾成超出资，其余9万元也已通过装修及后期经营中得以补足，不存在出资未到位的情形。因此，该抗辩意见不足以否定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事实是吴文龙本身未能出资到位，且吴文龙于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之日取得的收据明确反映其已付租金、承包费等合计50万元，其向王康平等人提供该票据本身即已让王康平等人有理由相信该50万元已付出租方，而既然各方起初即约定每人投入15万元即可，没有理由再要求王康平、顾成超于30万元投资款外另承担所谓下半租赁年度的租金、承包费。《转让协议》第四条更是明确约定，签定协议前双方结清之前账目，协议生效后帝凯乐运营产生一切问题由吴文龙负责，明确表明之后所谓的下半租赁年度租金等问题由吴文龙自己负责。依据《转让协议》的约定，王康平、顾成超可在之前既已投资的现状的基础上获得19000元/月的转让费回报，且无需承担任何额外成本，即便王康平、顾成超出资果如吴文龙所述不到位，也应如此。吴文龙辩称《承包经营协议书》2018年10月24日到期，帝凯乐会所即转给别人经营，即使该陈述属实，责任也不在王康平、顾成超。《转让协议》上的协议到期日“2019年4月26日”虽为王康平添加，但对双方法律关系并无实质影响，即便无该约定，王康平、顾成超也有理由期待获得截至《承包经营协议书》到期日2019年4月26日前的全部转让费。虽然《转让协议》约定，协议期间，如吴文龙未能按期付款，协议自动终止，但该条同时约定王康平、顾成超收回经营权，而吴文龙辩称其不付转让费，《转让协议》即终止，其无需支付之后的转让费，但其并未能保障王康平、顾成超收回经营权，且即如吴文龙所说会所被出租方收回，责任也不在王康平、顾成超，吴文龙以此拒付转让费理由不能成立。即便认定《转让协议》终止，吴文龙也应承担违约责任，赔付王康平、顾成超的合同利益。此外，吴文龙关于自己的投资情况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其所作的解释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其对50万元收据所作的解释亦与常理不符，王康平、顾成超甚至连徐寿根对吴文龙部分陈述所提出的怀疑并非全为捕风捉影。因此王康平、顾成超主张9.5个月转让费/损失赔偿款金额合计180500元，扣除吴文龙已付的61586元，诉请吴文龙支付11891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寿根未参与《转让协议》的签订，其也不认可王康平代其签名，其不受《转让协议》的约束，本案系合同纠纷，王康平、顾成超诉请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吴文龙认为徐寿根未按约出资，构成违约，与本案无关，吴文龙如认为其因此受到损失，应依法另行主张。徐寿根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应抗辩权利。综上所述，王康平、顾成超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吴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康平、顾成超118914元；二、驳回王康平、顾成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78元，由吴文龙负担。此款王康平、顾成超已预交，一审法院退还王康平、顾成超2678元，由吴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2678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王康平、顾成超与吴文龙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转让协议虽未明确约定到期时间，但转让协议涉及的是帝凯乐经营权，而根据吴文龙代表四人签订的帝凯乐娱乐会所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相应的承包期限至2019年4月26日终止，故一审法院采信王康平、顾成超有关转让协议的到期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的主张并无不当。现吴文龙仅支付了两个月转让费及部分押金，之后即未再按照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转让费，吴文龙构成违约。至于吴文龙有关王康平、顾成超未按约足额出资导致出租方因租金问题提前收回会所的上诉主张，因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帝凯乐运营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吴文龙负责，吴文龙系代表四人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对于租金的支付情况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其与王康平、顾成超签订了转让协议，故相应的约定对吴文龙具有约束力，转让协议生效后的租金问题应由吴文龙负责，故本院对吴文龙该主张不予采信。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如吴文龙未能按期付款，协议自动终止，由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吴文龙收回经营权。现吴文龙由于其应负责的租金问题导致承包经营被提前收回，进而导致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吴文龙无法收回经营权，应由吴文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转让协议有关一个月押金不退回的违约责任约定是针对王康平、顾成超、徐寿根、吴文龙收回经营权的情况下，在经营权由于吴文龙原因无法收回的情况下，王康平、顾成超要求吴文龙承担的违约责任包含转让协议可以顺利履行所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审法院支持王康平、顾成超有关吴文龙支付转让费118914元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文龙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78元，由上诉人吴文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斌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姚冰馨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