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6436号原告：常福昌，男，196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楼立均、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云华，男，195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利生，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福昌诉被告朱云华、陶明华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5日召开庭前会议，于2019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其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24日、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立均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生均到庭应诉，原告常福昌以及被告朱云华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诉讼过程中，被告提出反诉，本诉以及反诉中原告与被告均撤回对陶明华的起诉，本院均口头裁定予以准许，不再另行出具书面裁定书,其后被告撤回反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20867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判令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素有建筑工程项目合作。2019年4月4日，被告委托案外人樊雪祥与原告对账，并由樊雪祥代表被告签署常福昌与朱云华合作工程对账结算单（以下简称结算单）一份，载明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人民币2086700元。但原告至今未收款，故成讼。被告辩称：被告曾经委托案外人是事实，但案外人没有经过详细核对，并且没有与被告确认，即擅自与原告签署结算单，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被告知情后就一直提出异议，并已经向派出所报案，该结算单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客观事实反映，是原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的结果，且该结算单也经过原告擅自涂改，被告向公安报案时提交的材料没有手写的字体，而原告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有手写的字体。被告补充答辩意见为：第一，从本案的庭审调查可以发现本案涉及的人员不仅仅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还涉及到案外人即原来的被告陶明华，以及当时作为被告委托人及本案重要证据的书写人樊雪祥、以及樊雪祥的搭档蔡森洋，反诉中被告也将陶明华列为被告，陶明华利用被告的善良，以向法庭提供感谢书为条件，让被告撤回对陶明华的起诉，开庭的时候原告也撤回了陶明华的起诉，使陶明华诉讼地位消失。法院在庭审中要求陶明华出具感谢书，他以没有这个感谢书为由拒绝出庭，但从被告向法庭提供的手机微信照片可认定，陶明华将感谢书和其他资料都通过微信发给了被告，周利生也从陶明华手里获取过本案重要证据并将复印件提交法庭。这两个证据证明了本案的重要证据都由陶明华掌管，但由于其狡猾，又伙同原告撤回了诉讼，使其诉讼地位消失后，没有义务出庭陈述事实。樊雪祥以同意出庭作证并出具原件为诱饵向被告骗取人民币14万元，又是在诉讼过程中利用被告善良进行诈骗的活动。因此本案是一个连锁的骗局，到目前为止被告已经支付了押金人民币100万元，和之后的14万元。原告以虚假的证明和虚假的结算单向法院提起诉讼，构成了虚假诉讼。所以请求法院确认结算单无效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委托樊雪祥与原告对账。2、结算单一份，证明经对账，被告应支付原告2086700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第一次写给樊雪祥的委托书并不是这一份。当时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第一次授权委托书内容不够完整，要写全权委托，故被告出具了该授权委托书。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首先樊雪祥签字未经被告允许或者确认，其签字后打电话并发微信给被告后，被告立即提出强烈异议，认为对账是明显错误的。其次，证据2与樊雪祥提交的材料有许多更改的地方，“1361.66万元”、“417.34万元”处的指印系事后添加，主文手写部分“2086700元”以及相应的大写数字在原结算单中也不存在。案外人陶明华签字在原结算单中也不存在。原告原本将陶明华作为被告，但在其提交的材料中又有樊雪祥和陶明华的补签内容，可以侧面看出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事实。因此该结算单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认为，证据1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认可其委托樊雪祥的事实，故本院对其三性均予以认定。被告虽对证据2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该证据系原件，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议。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授权委托书（被告自行出具）照片打印件一份，系被告签字后拍摄留存，证明被告自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与原告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不同。2、承诺书复印件两份，系陶明华于2019年5月9日在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生事务所处复印给周利生，证明被告需给陶明华押金100万元，原告需给陶明华押金200万元。3、感谢书两份（一份为复印件，一份为微信照片打印件，两份内容相同），复印件为原件复印件，系陶明华在周利生事务所处复印给周利生，照片打印件系陶明华、樊雪祥通过微信转发给被告。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7日向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表示感谢，同意将款项的50%作为报酬，双方存在恶意串通。4、汇款凭证一份，证明被告已经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将100万元押金汇给陶明华。5、立案侦查报告一份，证明被告已经于2019年5月4日向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公安分局稽山派出所（以下简称稽山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对朱云华和樊雪祥做了询问笔录，要求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6、未经修改的对账单手机照片一份，证明原告提交的结算单是其私自修改的。7、樊雪祥书写的情况说明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对账经过。8、录音光盘、录音文字整理资料、以及照片打印件一组，证明案件事实经过以及樊雪祥以可以向法院和公安机关作证为由向被告收取14万元款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被告提交的证据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质证。证据6对账单是有的，经对账发现金额有误，于是再次对账后手写修改形成原告提交的结算单。证据7不予认可。对证据8，根据被告陈述在诉讼过程中给予樊雪祥14万元，从而得到感谢书等证据，这是让樊雪祥作伪证的行为。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认为，证据1、2、3虽无原件，但能够与本院调取的陶明华、常福昌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被告打款记录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原告已提交原件，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证据5经本院向公安机关核实，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以本院查明事实为准。证据6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7无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三性不予认定。证据8中的录音内容多数为非完整录音，且根据被告陈述并非由被告直接录制，对其证明力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照片打印件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被告陈述其已经向稽山派出所报案，本院依职权向该所了解情况，并调取朱云华询问笔录两份（询问时间：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2月3日）、陶明华一份（询问时间：2019年10月10日）、常福昌一份（询问时间：2019年12月3日）。原告质证称：对常福昌的笔录没有异议。对陶明华的笔录没有异议，从陶明华笔录分析我们主要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关于感谢书是怎么来的，2019年4月4日对账是已经对好了，对账的过程陶明华没有参与。对账对好后，被告要反悔，就于2019年4月6日密谋让原告写感谢书，所以感谢书是双方对账以后3、4天形成的。被告让陶明华以卧底诱骗的方式去骗取感谢书，说是要给他们分好处费。另外关于收条，2019年8月30日被告纠结了其女婿、还有樊雪祥、蔡森洋密谋，让原告写一个收条。当时原告写收条的意思是押在陶明华那里的100万元给他，所以给原告写了收条。但事后陶明华没有把这个100万元给他，所以把收条撕了。感谢书和收条都是发生在对账之后的，在对账过程中和对账签字的时候原告从来没有说要给参与对账人以50%的好处费，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好处费。恰恰是从笔录中可以得知，被告给对账人3万、5万获取打官司的证据。朱云华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我们也收到了，对询问笔录中第3页所说的授权委托书是原告起草这个不是事实，授权委托书并不是常福昌起草的。第4页“每人3万元”可以看出被告是以贿赂的形式把重要证据骗回。第二份笔录第3页中间写着原告要给樊雪祥、蔡森洋两个人好处费，就是最后讨来款项的30%，第5页他说的内容也是和陶明华符合的，他是要2019年4月4日对账后，要反悔，要陶明华打入到原告内部做卧底，要原告写感谢书，并答应给他们好处费。第6页也有被告给他们几个人好处费的情况。另外第7页中间蔡森洋有一个录音给原告，原告自己说他是认为蔡给他听这个录音，只是向他要点钱，自己也不相信这个录音，这个录音他自己也是不认可的，所以这个录音我们认为不应作为证据，这是大家都不认可的。第8页上面和下面都有被告要给他们每人3万元以及后面要给他们50万好处费，要他去骗取原告，说原告是高额回报骗取对账，并且要骗取感谢书，要樊雪祥写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是被告以贿赂证人的方式获得，来否认结算单。以上两个笔录上可以看出套取证据、骗取证据是被告所为，原告自始至终均没有给他人好处。无论感谢书也好、收条也好，均是发生在对账之后，对账之前和对账之时并不存在串通、诈骗被告的行为，也就是说对账是合法真实的过程对账的，并不存在被告所说的诈骗，这个感谢书是被告和陶明华他们几个人密谋，以诱骗的方式获得的，并且是事后的行为，这个事后的行为并不影响对账单的合法性。被告质证称：对询问笔录的来源、真实性无异议。对朱云华的询问笔录内容无异议，但该笔录着重指控陶明华骗取100多万元押金，以及樊雪祥敲诈勒索被告钱财。本案的具体情况，被告已经在向公安机关提交的立案报告中进行了详述。对于陶明华的笔录，被告认为陶明华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可从原告处通过虚假诉讼获得50%好处费，因此其笔录中所推卸责任的内容被告不予认可。但陶明华承认确实存在过感谢书的原件和确认存在50%好处费的内容，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完全一致。该感谢书确实存在，被告对此无异议。陶明华陈述原告会给樊雪祥30%的好处费，足以说明原告与樊雪祥之前就约定了给其30%的回报，只是在陶明华的参与下，好处费由30%上升到50%，足以说明原告与樊雪祥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事实，可认定结算单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诉请依据不足，且结算单已构成虚假诉讼。对于原告的询问笔录，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合作关系的过程，被告无异议，但对于工程结算过程有异议。笔录中原告也承认与樊雪祥、陶明华、蔡森洋一起书写了感谢书，陶明华还拍了照片，足以证明被告所提交的感谢书复印件是完全真实的。对于该感谢书是否被撕毁，陶明华和原告陈述不一致，显然是因为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本院对上述询问笔录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3月4日，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朱云华因与常福昌合伙承接绍兴市检察院（宝业）、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宝业）、绍兴文理学院（中成）、绍兴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中成）共四个相关花岗岩装饰装潢工程，上述工程早已全部完工，涉案工程款累计14769030元已全部结清。现就朱云华与常福昌二人关于上述四个工程的内部合伙对账清算事宜，朱云华全权委托樊雪祥代其参加对账清算，受托人樊雪祥的一切行为视为朱云华的意思表示，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对账单等一切书面文书、委托第三方审计、代为收取款项及支付款项等。委托人向受托人提交所有对账清算事宜所需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朱云华在委托人处签字捺印，樊雪祥在受托人处签字捺印，陶明华在证明人处签字捺印。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的由原告书写的承诺书载明，原告承诺同意由陶明华作为证明人，并转给陶明华押金200万元，如经对账后原告需支付被告款项，则由陶明华直接支付给被告；如经对账后被告需支付原告款项，则由陶明华直接支付给原告，并退回押金。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2日的由被告书写的承诺书载明内容与原告书写的承诺书内容基本相同，不同处为押金100万元。两份承诺书中，陶明华均用手写字体载明其承诺不收任何费用，只对对账真实负责。2019年3月13日，被告向陶明华账户中汇款100万元。2019年4月4日，樊雪祥与原告签订结算单一份，载明：“……现今双方实际核对人（朱云华授权委托人：樊雪祥），常福昌。绍兴市检察院、宝业元培学院、中成文理学院的总收入为944.32万元、支出1361.66万元，常福昌实际多垫付417.34万元。多垫付的一半由朱云华承担，现准确核对数据为朱云华应支付给常福昌人民币：大写：贰佰零拾万陆仟柒佰元。小写：2016700元。此款经双方签字同意由中间付款人陶明华支付给常福昌。若陶明华不予支付给常福昌，则常福昌有权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朱云华及中间支付（人）陶明华……”。上述字体均为打印字体，同时在“大写：贰佰零拾万陆仟柒佰元。小写：2016700元”处下方用手写字体变更为“贰佰零捌万陆仟柒佰元正，?2086700.00”，并有捺印。该结算单中有樊雪祥、常福昌、陶明华三人签字捺印。被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7日感谢书载明：“本人常福昌为感谢陶明华及朱云华的授权委托人（樊雪祥、蔡森洋）三人，在常福昌与朱云华就绍兴市检察院、中成文理学院、宝业元培学院、绍兴市档案馆四个工程长达十年之久的账终于结算完结，在公平、公证对账的立场上作出了正确结果，本人为此工程款的对账结果已消耗很多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现本人为感谢三人的参与对账，本人愿意拿出此结算尾款的50%作为感谢费感谢三人。在拿到朱云华应付常福昌尾款后支付给三人，特此感谢。备注：尾款200万元正。”在庭前会议以及庭审过程中，本院要求原告明确是否书写过承诺书和感谢书，原告代理人以及原告本人均予以否认。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因陶明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承办人电话联系陶明华，其表示感谢书不存在。2019年5月29日，被告向稽山派出所报案称被人合伙骗了100万元。关于结算单,被告陈述为2006年至2010年期间，原、被告有建筑工程合作项目。2019年3月，经陶明华介绍，被告委托樊雪祥与原告进行对账，并向樊雪祥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但原告不认可，由其另起草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由樊雪祥带回给被告签字。2019年3月11日，陶明华提出其作为中间人，要求被告提供100万元押金，原告提供200万元押金，均汇入陶明华卡中。樊雪祥在接受被告委托后，未履行其代理人职责，在没有任何基础资料的情况下，也没有向被告进行询问或征求意见，即于2019年4月4日私自与原告签订了结算单，并在当日电话通知被告，告知经对账被告欠原告200余万元的工程款，被告当即表示不可能要支付给原告。2019年4月6日，陶明华将结算单出示给被告，被告即提出异议。其后陶明华又向被告提供了原告书写的感谢书等原件，并复印给被告的代理律师。该感谢书载明原告愿意拿出100万元感谢陶明华、樊雪祥以及樊雪祥的同行人蔡森洋。被告另补充陈述结算单签署后，樊雪祥要求被告支付其以及蔡森洋辛苦费各3万元，被告同意，但要求樊雪祥将结算单拿回。之后樊雪祥说结算单已经拿回，并要求被告付款，被告以在陶明华处有100万元押金为由，要求等取回该笔款项后再支付辛苦费，樊雪祥说被告说话不算数，并表示会将结算单还给常福昌。2019年5月10日，蔡森洋告知被告，说被告被陶明华套路了，被告将100万元汇入陶明华账户中后，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和常福昌商量如何分得100万元，但是因为蔡森洋没有收到之前与陶明华约定的款项，故蔡森洋来告诉被告，并给被告听了相关录音，因此被告报警。被告在2019年10月29日形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被告因做石材生意和陶明华比较熟悉，所以中间有几年被告叫他参与和原告之间的对账。2018年12月的时候，陶明华说他认识两个人可以帮助参与对账。2019年1月，陶明华介绍被告认识樊雪祥和蔡森洋，四人协商如果对账成功，被告要将讨来的钱的30%支付给樊雪祥和蔡森洋作为好处费，当时樊雪祥和蔡森洋说对账的时候会有专职律师和会计参与，被告当时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2019年3月4日，樊雪祥拿出一份授权委托书要求被告重新签字确认。过了几天陶明华说常福昌和樊雪祥协商，对账需要押金，并拿出一张常福昌写的承诺书，意思是被告交付押金100万元，常福昌交付押金200万元，要求被告也写一张。因为陶明华之前向被告借过100万元，被告和陶明华商量让他还款，陶明华说他也没钱，最多凑70万元，并要求被告在借条中写明70万元已经归还。其后陶明华将70万元转入被告卡中，被告又加上30万元，总共100万元转回陶明华卡中。2019年4月4日，樊雪祥电话告知被告说对账结果为被告要给常福昌钱，被告提出异议。第二天陶明华对被告说他们已经签好结算单，但陶明华表示他不在的话不会给他们签订，并通过微信发送了结算单图片。几天后，被告电话联系樊雪祥表示终止全权委托。在此期间，被告和陶明华商量要求陶明华像电视剧一样作为卧底。2019年4月7日，陶明华发了一张感谢书给被告。过了几天，被告约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协商，樊雪祥表示已经签掉结算单，如果撤回结算单，要求被告给樊雪祥和蔡森洋每人3万元好处费。之后被告一直要求陶明华返还100万元押金。直到2019年5月8日，被告找到陶明华并在周利生处协商，要求陶明华重新书写一张借条，意思是被告一共借给他130万元，陶明华最终出具了对账清单一份。2019年5月10日，蔡森洋对被告说要给他听一些录音，意思是蔡森洋觉得可能会闯祸，录音里面有他们几个人商量从被告处拿到钱后如何分账的内容。2019年7月，被告、樊雪祥、蔡森洋进行协商，樊雪祥、蔡森洋表示只要被告支付他们两个各3万元，会去说清楚事实，被告于2019年7月13日取了6万元现金分别交付给二人。2019年8月2日，樊雪祥又单独约见被告，表示其才是全权委托人，要求被告再给他3万元，于是被告直接转账给樊雪祥3万元。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又和樊雪祥、陶明华协商，樊雪祥写了一张情况说明，意思是常福昌拉拢樊雪祥并许以高额回报，在没有对账的情况下和常福昌签订了结算单。但当时樊雪祥仅让陶明华拍了张照片，并谈好费用为5万元。被告于开庭前一天晚给了樊雪祥5万元现金，樊雪祥答应会将情况说明交付给陶明华带到法庭中。陶明华在2019年10月10日形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为其和原、被告都认识，故被告经常要其作为中间人与原告对账。2018年12月2日晚，陶明华约了蔡森洋、樊雪祥两人和被告进行协商。之后被告出具了一张授权委托书，并要求陶明华看一下。但原告对该授权委托书不认可。2019年3月4日，被告给陶明华发了一张全权委托书并表示已经签字。第二天，陶明华在全权委托书中证明人处签字。之后各方约定要原告给陶明华转账200万元作为押金，被告给陶明华转账100万元作为押金。找原告要押金的事情应该是樊雪祥和原告协商的，但原告没有交付押金。因为陶明华之前欠被告100万元，故陶明华凑了70万元，被告凑了30万元转入了陶明华的账户，陶明华出具了一张凭证给被告。2019年4月4日，樊雪祥电话告知陶明华说账已经对好并签字确认，陶明华到场后发现结算单中被告需给原告200余万元。樊雪祥电话联系被告，被告表示他怎么会要给原告钱。陶明华对被告说感觉原告有钱给樊雪祥。2019年4月6日，被告找陶明华帮他，相当于卧底过去，让陶明华和原告说陶明华也要分钱，让原告写感谢书，意思是拿到钱后要分钱给陶明华、樊雪祥和蔡森洋。之后陶明华找到原告，原告写了一封感谢书给陶明华，陶明华通过微信发给了被告和周利生。后来陶明华将感谢书撕毁。2019年4月7日，原告向陶明华要钱，陶明华按照被告指示没有给。当天晚上，陶明华、案外人朱春明、被告以及朱春明的朋友一起协商，让陶明华假装将押金100万元给了原告，让原告写收条，相当于押金的钱已经给原告，然后原告又作为感谢书里的酬劳付给陶明华。第二天陶明华到原告处，原告出具了一张100万元的收条，两人各凑了50万元现金放在陶明华车内拍了张照片，但是陶明华感觉不对就将50万元还给了朱春明，并将收条当着原告面撕毁。2019年5月9日，被告叫陶明华至周利生处，要求陶明华归还押金，陶明华说钱已经用掉，并按被告要求写了一份对账清单，意思是将押金转化为借款。2019年8月30日，被告、陶明华、樊雪祥协商，被告要求樊雪祥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次日，樊雪祥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写明原告多次与樊雪祥沟通并许诺高回报，所以随意签订了结算单，陶明华用手机拍照后发给了被告，但该情况说明在谁那里陶明华不知情。原告在2019年12月3日形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原、被告因为工程款的问题一直有纠纷。到了2019年2月份左右，樊雪祥电话联系原告说受被告委托来和原告对账，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2019年3月11日，陶明华要求原、被告将保证金转入其账户中，以保证按照对账结果打款，当时原告同意并签署了承诺书。之后原告发现被告只需100万元押金而原告需要200万元，故原告未实际转账给陶明华。2019年4月，樊雪祥、蔡森洋、陶明华和原告对账，原告拿出原始账单和复印件给对方看，等对方对好账后，就将复印件给对方，并收回了原件。双方对了有4、5次。2019年4月4日，对账结果为被告要支付原告2086700元，樊雪祥、陶明华都打电话给被告，被告表示没关系，之后樊雪祥签订了结算单。当时结算单中金额打错，双方进行了修改后樊雪祥捺印确认。2019年4月7日，原告、樊雪祥、蔡森洋、陶明华一起时，陶明华表示账对好了，原告总要感谢一下的，于是原告就写了一张感谢书，表示愿意拿出结算尾款的50%作为感谢费。当时陶明华拍了一张照片后，当面将感谢书给撕毁了。原告解释因为其和陶明华关系很好，所以半开玩笑地写下感谢书。之后因未收到款项，原告起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的关键证据为其所提交的结算单，但根据目前查明事实，该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瑕疵：一、从对账过程分析，原、被告通过中间人陶明华约定，双方应各自将押金汇入陶明华的账户中，作为双方对账的保证金，但对账前仅被告按约转账，原告在出具承诺书后未按约交付保证金，双方缺乏对账基础；二、根据各方陈述，可认定感谢书确实存在，尽管其形成时间发生在结算单出具之后，但其载明的高达50%的“感谢费”畸高，已超出了正常的酬劳或者人情往来。同时根据各方陈述，无论原告或是被告均有承诺给参与对账人所谓好处费的情形，以上事实使本院对于结算单是否建立在充分、公平、合法的对账前提之上产生了合理怀疑；三、原告经本院多次询问均否认感谢书系其所写，但原告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又陈述曾“半开玩笑”地写了一份感谢书，而最后一次庭审中原告又陈述即使有感谢书，两份感谢书也是不一样的，以上陈述有悖常理且自相矛盾。陶明华经本院多次传票传唤均拒绝到庭应诉，经本院电话联系后又否认感谢书的存在。以上事实均导致本院对原告以及陶明华关于结算单出具经过的陈述可信程度产生怀疑，从而进一步影响结算单的证明力。据此，本院认为结算单作为原、被告之间对账凭证的证明力不充分，原告的主张依据不足，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福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诉讼费23494元，由原告常福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震锋人民陪审员  娄校香人民陪审员  陈 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海峰书记员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