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2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志荣，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怡，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桂华，男，汉族，1963年4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萍，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增城市世乐贸易有限公司，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镇。法定代表人：吴金阳。原审第三人：增城市港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镇。法定代表人：谭志荣。上诉人谭志荣与被上诉人洪桂华、原审第三人增城市世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乐公司）、增城市港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港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志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谭志荣无需向洪桂华返还贷款413150元及支付利息；2．判令洪桂华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及的贷款纠纷系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之间发生的法律纠纷，并非谭志荣与洪桂华之间的货款纠纷，洪桂华不能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而谭志荣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从签署的两份合同分析，签约的双方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根据1998年7月24日，世乐公司（签约代表：洪桂华）与港伦公司（签约代表：谭志荣）分别签订《购销汽配合同书》、《委托报关合同书》，该两份合同的签约主体相同、签订的时间相同、内容相同、合同金额相同，尽管《委托报关合同书》中落款处世乐公司及港伦公司并无盖章，但该合同的抬头有明确列明了签约的甲方为“增城世乐贸易有限公司”乙方为“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落款处“甲方代表洪桂华”、“乙方代表谭志荣”。因此，本案的洪桂华及谭志荣仅仅是签约的代表而已，并非合同的签约主体，否则，双方均无必要将公司列明为合同的甲乙双方。2．从港伦公司出具的《收条》分析，付款方为世乐公司，收款方为港伦公司。根据洪桂华提交证据《收条》“今收到世乐公司洪桂华先生交来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捌仟肆佰元正（￥1898400元）订购货款。此，港伦公司，谭志荣98．7．28”，从《收条》的内容看，是与前述双方签订的《购销汽配合同书》、《委托报关合同书》相吻合的。综上，从该《收条》看，本案的洪桂华及谭志荣均认可该付款及收款行为均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的公司行为，否则，双方无必要将公司名列在签约代表的名字之前。3．从洪桂华的起诉状看，将港伦公司列为被告，在诉状中也称“我向被告订购一批汽车配件并交付货款1898400元给被告……”，从该诉状看，洪桂华也认为港伦公司是合同签约主体。4．从一审的庭审笔录看，洪桂华自己也承认谭志荣是代表港伦公司签署合同及收条的。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01年7月4日3时0分至4时0分的《法庭审理笔录》第三页第六行内容看“？谭志荣与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有何关系？原：谭志荣是增城市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洪桂华在签订《购销汽配合同书》、《委托报关合同书》及付款过程中均认可谭志荣是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地位的。综上，连洪桂华本人也承认谭志荣是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署相关文件的。综上所述，本案的原告应为世乐公司，被告应为港伦公司，洪桂华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谭志荣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从而导致错误适用法律，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1998年7月24日，世乐公司（签约代表：洪桂华）与港伦公司（签约代表：谭志荣）签署了《购销汽配合同书》及《委托报关合同书》，由此可以看出世乐公司与港伦公司才是合同的当事人，此外，再结合谭志荣代表港伦公司出具的《收条》“今收到世乐公司洪桂华先生交来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捌仟肆佰元正（￥1898400元）订购货款。此，港伦公司，谭志荣98．7．28”，《收条》进一步印证谭志荣代表港伦公司收取了洪桂华代世乐公司交来的款项1898400元，谭志荣及洪桂华均不是合同的当事人。综上，两份合同和收据的当事人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而非本案的谭志荣及洪桂华，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洪桂华并非适格原告，而谭志荣也并非适格的被告。（三）一审法院对谭志荣与洪桂华之间的书面证据及此前的事实陈述完全视而不见，单向选择对洪桂华于本案一审庭审中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对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购销汽配合同书》、《委托报关合同书》及《收条》三份证据反映的事实。首先，上述三份证据是证明本案货款纠纷事实的最核心、最重要的证据。三份证据内容、金额及时间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故三份证据的真实性被诉讼双方一致认可。虽然《收条》并未加盖公章，但其对购销双方主体的描述非常清晰：“世乐公司洪桂华”、“港伦公司谭志荣”，与此前两份合同中署名落款完全一致。且记载《收条》的便签明确注明为“增城市世乐贸易有限公司”。前两份证据为因，后一份证据为果。结合上述三份证据，该购销关系建立于世乐公司与港伦公司之间的合理性明显高于建立在洪桂华与谭志荣个人之间的说辞。需要注意的是，（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案中，即本案双方争议标的纠纷最早形成的案件中，洪桂华起诉的被告为二人，即谭志荣及港伦公司，无论其诉讼请求或事实与理由陈述，将谭志荣与港伦公司皆视为一体。在该案一审庭审笔录中就法官所问：“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有何关系？”洪桂华明确表示：“谭志荣是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在签署《收条》时，洪桂华认为谭志荣的身份是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论其时谭志荣是否为港伦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署《收条》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之所以由谭志荣签署收条，皆因谭志荣既是两份合同签约代表，在洪桂华的认知中，谭志荣也是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条》的签署是基于对港伦公司的信任，而非是对谭志荣个人的信任。虽没有加盖公章，但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为公司行为，这不仅在社会实践中，于司法实践中也是基本常识。况且，在谭志荣签名处上方明确署名了“港伦公司”。根据本案上述三份最核心证据，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延续性的角度出发，其公司行为的证明力远高于个人行为。将三份证据简单割裂，仅因《收条》未加盖公章，就认同洪桂华的一面之词，有悖于本案事实，也有悖于日常认知。2．关于本案中除《收条》外，洪桂华补充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在本案一审中，除《收条》外，洪桂华还补充提交了谭志荣出具的《承诺书》、（2016）粤0183执恢字第159号案询问笔录、该执行案的《执行裁定书》以及洪桂华所写的《情况说明》，以此一系列证据欲说明货款纠纷发生于谭志荣与洪桂华二者之间，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谭志荣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谭志荣为本案真实债务人。恰恰相反，该系列证据足以证明谭志荣在被迫的情况下，违心地承诺代港伦公司（谭某）清偿债务。因此，该部分证据完全不具备洪桂华主张事实的证明力。首先，通过三份一审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内容可知，谭志荣从未确认本案债务为其个人债务；其次，一审法院在执行笔录中明确告知谭志荣“不能与洪桂华达成付款协议，我院将依法对你采取拘留措施”，在谭志荣已再三明确表示其并非本案债务人，且已就此提起再审，但执行法官仍以上述告知要求谭志荣承诺还款。由此可见，谭志荣作出的所谓《承诺书》表示承担本案债务的意思是基于被迫，不是其真实意思，更不可能作为本案用于认定谭志荣为债务人的事实依据。再次，谭志荣作出愿意承担债务承诺后，在执行笔录中明确表示该承诺是代偿还责任。因（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案及因此而受理的（2016）粤0183执恢159号执行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重大错误被依法予以撤销。而谭志荣出具《承诺书》是基于上述两案为生效判决，其不还款会随时被拘留的状态下，被迫作出的承诺。因此，因上述两案的撤销，该《承诺书》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既不能作为谭志荣为实际债务人的事实依据，更不能作为债务人加入的事实依据。根据上述证据材料，谭志荣认为无法产生证明其为本案债务人的证明力，一审法院罔顾《承诺书》形成的事实始末及该承诺书有非法证据之嫌的可能，未加任何事实论述及分析，就单独直接以该书内容作为事实依据，认定谭志荣承责，明显有违公平，对谭志荣明显不公。此外，《购销汽配合同书》及《委托报关合同书》于原执行案中，由洪桂华提交法院，以证明债务来源。在本案中，为将债务强加于人，洪桂华谎称提交该两份合同的目的在于核对谭志荣的身份。但该两份合同中对谭志荣的身份信息记录完全与收条一致，除谭志荣签名外，未有任何其他身份信息披露。洪桂华的这一说辞根本站不住脚，但却被一审法院错误采信。3．本案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缺席审理，不产生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同意洪桂华诉讼请求的事实结论，更不可能产生谭志荣需因此承责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在本案中对于洪桂华的诉讼请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故采信洪桂华的主张，但一审法院判断两公司对洪桂华的诉讼请求没异议无任何事实依据。若基于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缺席而得出这一结论，其办案思路存在明显逻辑漏洞。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缺席审判，只产生其放弃抗辩权的后果，但不代表其对案件事实的认可，更不代表其同意任一方的主张。即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缺席，只能认为其对本案事实及主张的态度无从了解，而不导致得出支持某一方的结论，因此对本案事实查明只能限于现有证据。由于就现有证据而言，本案中债务是真实存在的，且债务人非谭志荣，即为港伦公司，属非此即彼。虽然谭志荣为港伦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但该公司实际为谭某所有，谭志荣仅为挂名。因此，即使港伦公司认可洪桂华的主张，基于趋利避害的角度，也不能就此认定港伦公司的陈述属实，而仍应以本案全部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唯此方能还原事实。综上所述，本案纠纷基于两份合同形成的购销汽配件关系，在收到洪桂华因该两合同约定的货款时，谭志荣出具收条予以确认。虽然收条并未加盖公章，但收条既载明为世乐公司、港伦公司交割款项，且付款人为世乐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作为收款人的谭志荣既为港伦公司签约代表，且在洪桂华认知中为港伦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案为两公司之间的行为，洪桂华并非适格原告，因港伦公司应缴注册资本全部到位，故谭志荣也非债务人。因谭志荣拥有的财产足以清偿本案债务，且处于被一审法院错误查封、冻结状态。为收回款项计，作为世乐公司实际所有人的洪桂华歪曲其于本案一审中陈述的事实，以图不当牟利。为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判准谭志荣的上诉请求。洪桂华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谭志荣的上诉理由及事实理由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予以查清，洪桂华也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对相关问题予以回应，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谭志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洪桂华不知道谭某是港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知道谭志荣是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代表其知道世乐公司与港伦公司之间的贸易。港伦公司、世乐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洪桂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谭志荣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利息从1998年7月29日起至还清日止，按银行利息办法计算）；2．诉讼费用由谭志荣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洪桂华称其在1998年7月28日向谭志荣订购一批汽车配件，谭志荣收取了其订购汽车配件的货款人民币1898400元，谭志荣向其出具了《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世乐公司洪桂华先生交来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捌仟肆佰元正（￥1898400元）订购货款。”洪桂华并称由于该宗生意没有做成，谭志荣没有交付汽车配件，其向谭志荣催款，谭志荣的哥哥谭某先后七次向其返还了货款共1485250元，尚欠货款413150元（1898400元－1485250元）没有返还。洪桂华向谭志荣催款未果，在2001年2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洪桂华提起诉讼时将谭志荣及港伦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请求谭志荣及港伦公司共同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在2001年7月5日，洪桂华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港伦公司的起诉。在2001年8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谭志荣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归还洪桂华货款413150元及利息（利息从1998年7月2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谭志荣负担（洪桂华已预交受理费5050元，本院不予退回，由谭志荣退回给洪桂华）。”该判决生效后，由于谭志荣逾期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洪桂华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已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02）增法字第1366号。在2016年5月31日，一审法院对该案立案恢复执行，案号为（2016）粤0183执恢159号。在2016年6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83执恢159号《执行裁定书》，依法冻结谭志荣在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番禺碧桂园支行账户62×××13的存款人民币413150元，并扣划谭志荣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大石朝阳支行账户62×××00里的存款13720.51元。谭志荣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在审查谭志荣提出的执行异议过程中，谭志荣在2016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报财产并作出书面付款承诺，承诺履行（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判定义务，分期向洪桂华支付货款本金413150元及利息10万元，具体分期如下：在2016年9月26日前支付5万元，在2016年12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在2017年3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在2017年6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在2017年9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在2017年12月26日前结清。在2016年9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83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本院认为谭志荣一方面承认其是（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案件的义务承担主体并承诺履行判决所确定义务，另一方面却提出执行异议，否认其为执行所依据的（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案件查明的被告，行为前后不一，明显有失诚信。谭志荣坚持提出的执行异议，但未提出足以推翻其作出履行判决义务承诺的相反证据，故本院认为谭志荣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并予以驳回。…”该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恢159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行为。”之后，谭志荣以不服一审法院在2001年8月2日作出的（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在2017年8月，本院作出（2017）粤01民再1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本院再审认为，一审法院未对谭志荣的身份信息进行查明核实，在没有穷尽所有送达方式的情况下即对谭志荣、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公告送达诉讼文书，程序错误。洪桂华在一审起诉时被告是谭志荣和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2001年7月5日，洪桂华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回对增城市港伦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不作处理，程序不当，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该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由一审法院重审后予以确定。谭志荣预交的再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本院予以退还。”在一审诉讼中，洪桂华在2017年10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谭志荣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以本金4131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1998年7月29日起计至还清日止，暂计至2017年10月28日的利息为2007909元）。但洪桂华没有依法向一审法院预交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受理费。谭志荣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购销汽配合同书》（复印件）和《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到庭，证明两份合同签约的双方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洪桂华是世乐公司的签约代表，谭志荣是港伦公司的签约代表，本案的适格原告是世乐公司，适格被告是港伦公司。该《购销汽配合同书》（复印件）载明：世乐公司指定香港某公司的汽车配件，由港伦公司负责购买并办理一切运输及报关手续，货物总价值人民币1898400元，合约签订日期：1998年7月24日。该《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载明：世乐公司在香港自购整车配件，委托港伦公司负责办理一切运输及报关手续，并将货物从香港运往增城市世乐公司指定的地点。洪桂华以世乐公司的代表在上述两份合同书上签名并盖上了世乐公司的印章，谭志荣以港伦公司的代表在上述两份合同书上签名并盖上了港伦公司的印章。在一审庭审中，洪桂华及谭志荣均确认谭志荣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购销汽配合同书》（复印件）和《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是属于洪桂华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执恢159号执行案件中所提供的证据。洪桂华质证时称由于当时谭志荣作为被执行人时提出其不是（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谭志荣，为了证明谭志荣的身份以及其收取了洪桂华的货款，因此洪桂华才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该《购销汽配合同书》（复印件）和《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洪桂华并称因为当时谭志荣要求以个人名义与洪桂华做生意，所以上述两份合同书的原件已经撕毁了，故上述两份合同书与本案无关。洪桂华提供了谭志荣在2016年9月20日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到庭，证明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执恢159号执行案件中，谭志荣在2016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付清（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中货款本金413150元及支付利息10万元。该《承诺书》载明：“本人谭志荣承诺付清（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金413150元，另外利息本人愿意支付10万。本人承诺一个季度支付10万，直至付清为止，具体支付方案如下：1、2016年9月26日前支付5万元；2、2016年12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3、2017年3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4、2017年6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5、2017年9月26日前支付10万元；6、2017年12月26日前结清。…”以上事实，有洪桂华、谭志荣的陈述，有洪桂华提供的《收条》、《承诺书》（复印件）、（2016）粤0183执异45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等证据，有谭志荣提供的《购销汽配合同书》（复印件）和《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货款纠纷。谭志荣在1998年7月28日收取了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人民币1898400元，并出具了《收条》给洪桂华收执。并且谭志荣提供的《购销汽配合同书》（复印件）和《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充分证明谭志荣收取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人民币189840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谭志荣收取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1898400元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属于代表港伦公司行为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洪桂华代表世乐公司、谭志荣代表港伦公司在1998年7月24日共同签订了《购销汽配合同书》和《委托报关合同书》，约定世乐公司指定香港某公司的汽车配件，由港伦公司负责购买并办理一切运输及报关手续，货物总价值人民币1898400元；洪桂华以世乐公司的代表在上述两份合同书上签名并盖上了世乐公司的印章，谭志荣以港伦公司的代表在上述两份合同书上签名并盖上了港伦公司的印章。但是谭志荣在1998年7月28日收取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1898400元，出具给洪桂华的《收条》上就没有盖上港伦公司的印章，谭志荣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取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1898400元已经交给了港伦公司。并且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在本案中对于洪桂华的诉讼请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故洪桂华主张由于当时谭志荣要求以个人名义与洪桂华做生意，已经撕毁了《购销汽配合同书》和《委托报关合同书》的原件，因此谭志荣出具给洪桂华的《收条》上就没有盖上了港伦公司的印章，谭志荣收取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1898400元是属于个人行为。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谭志荣抗辩称本案原告应为世乐公司，被告应为港伦公司，洪桂华、谭志荣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谭志荣收取洪桂华支付的订购汽车配件货款1898400元后，没有交付汽车配件给洪桂华，洪桂华向谭志荣催款，谭志荣的哥哥谭某先后七次共返还了货款1485250元给洪桂华，尚欠货款413150元（1898400元－1485250元）没有返还。洪桂华向谭志荣催款未果，在2001年2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在2001年8月2日作出（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谭志荣归还洪桂华货款413150元及利息（利息从1998年7月2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执恢159号执行案件中，谭志荣在2016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付清（2001）增法经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中货款本金413150元及支付利息10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谭志荣尚欠洪桂华货款413150元。洪桂华请求谭志荣返还货款41315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货款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因涉案《收条》没有约定返还货款需要支付利息，洪桂华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要求谭志荣返还货款时需要支付货款利息，且洪桂华在2001年2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谭志荣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谭志荣应向洪桂华支付货款413150元的利息（以货款413150元为基数，从2001年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款日止）。洪桂华起诉请求谭志荣从1998年7月29日起支付所欠货款413150元的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洪桂华在本案诉讼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谭志荣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以本金4131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1998年7月29日起计至还清日止，暂计至2017年10月28日的利息为2007909元）。因洪桂华没有依法向一审法院预交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受理费，故一审法院依法按洪桂华自动撤回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处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涉案《收条》没有约定返还货款的具体时间，故洪桂华在2001年2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谭志荣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谭志荣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世乐公司、港伦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谭志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洪桂华返还货款413150元及支付利息（以货款413150元为基数，从2001年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洪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洪桂华负担100元，谭志荣负担1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谭志荣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港伦公司利润分配协议，拟证明港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谭某，谭志荣在港伦公司任职期间为1997年2月至1999年8月，本案买卖合同发生在1998年7月24日，谭志荣为港伦公司该笔业务的经办人，该笔业务的实际交易主体为港伦公司，与谭志荣无关。2．恒达车行车辆买卖合约复印件，3．锦龙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约复印件，4．汇款凭证复印件；证据2至4拟证明世乐公司1997年7月24日与港伦公司签订《购销汽配合同书》、《委托报关合同书》后，该份买卖合约载明买方“增城世乐”内容为“三菱太空车15台，合计港币168万元”，另注明世乐公司分别于1998年7月25日划款港币100万、1998年7月27日划款港币40万、1998年7月29日划款港币28万，合计港币168万到港伦（香港）公司于南洋银行账户户名KONGLUNTRADING(HK)CO.账号04×××08；因港伦（香港）公司无汽车交易拍照，故由谭某持有的恒达车行代办；恒达车行向锦龙汽车有限公司支付了港币162万元用于购买世乐公司所需的15台三菱太空车配件。5．谭某名片，拟证明港伦（香港）公司至今仍在正常经营中，洪桂华随时可以联系到港伦（香港）公司。6．谭某证人证言，谭某到庭陈述：我弟弟谭志荣被人告，他让我说清楚经过，我有三间公司，其中两间在香港，一个是恒达公司，一间是港伦（香港）公司，还有一间是港伦公司。1995年成立港伦公司，当时我是香港人不可以作为持牌人，法律上不能注册公司，我让两个员工代为持股。后来到1998年，我让谭志荣作为持牌人。我们一直与世乐公司有商业往来，一共合作了两批配件生意。1998年7月份左右做了一批生意，洪桂华把钱汇到港伦公司，港伦（香港）公司向恒达车行订购15台汽车；洪桂华分三批将钱打给港伦公司，港伦（香港）公司通过恒达车行买配件，洪桂华其实是汇钱到香港。当时汇的钱是港币168万元，买了15套汽车配件；在年后，我拿到168万元就去锦龙汽车有限公司买15套配件，每台配件港币10.8万元；在买卖之后当时法律不允许汽车散件进口，故我把全部的钱退给世乐公司的老板洪桂华；当时双方有生意来往，故我没有让谭志荣拿回当时签的欠条；我在1998年9月份就将涉货款还给洪桂华，一两个月就还清了，是以内地账户转给世乐公司账户，还有一部分是现金支付的，但因时间较久，现金给了多少忘记了；是我自己拿现金到世乐公司给洪桂华，但洪桂华没有给我收据，时间太长忘记了转账的账户，现在已经没有欠洪桂华的钱了，洪桂华也一直没有向我催债；拟证明港伦公司与世乐公司进行交易，是世乐公司分三笔向港伦公司支付了168万元港币，该168万元港币是与《委托报关合同书》上人民币金额一致的，洪桂华也有陈述，在生意没有做成时也是谭某向洪桂华返还货款的，不清楚谭某是否有全部返还完，谭志荣是没有还款给洪桂华的。洪桂华质证认为：1．对5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5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2．证据1，该协议无法显示是港伦公司还是港伦（香港）公司，或者是其之间另外的公司。但从分配协议内容看，谭志荣是有占30%的股份，与谭某及谭志荣当庭陈述谭志荣只是挂名股东是不符的。3．证据2没有原件，也没有洪桂华或世乐公司的签名及盖章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4．证据3、4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5．证据5，谭某有经营别的公司有名片，不代表其有将联系方式给洪桂华，而且谭志荣是与洪桂华交易，洪桂华没有必要去找谭某。6．对证据6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听说过谭志荣与谭某的关系，但不清楚是否亲兄弟；谭某是否为港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其单方陈述，案涉货款是谭志荣与洪桂华之间的交易；谭某刚刚陈述1995年就成立了港伦公司，在1995年谭志荣满了26岁，可以一开始就由谭志荣作为持牌人，谭志荣是否作为持牌人不确认，但谭志荣是否作为港伦公司的持牌人或股东不影响其与洪桂华之间交易的事实；谭志荣在之前否认其出具欠条该给洪桂华，在洪桂华出具相关证据后，谭志荣就改了其说辞说是代表公司；谭某也承认是应谭志荣要求出庭作证，可以印证谭志荣与谭某是可以联系的，但谭志荣与谭某在一审均没有到庭陈述，直到一审判决后，谭某才说明其是港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把所有责任推给了已注销的港伦公司，谭志荣与谭某串通是为了逃避责任，按照谭某的说法退还了人民币180多万元给洪桂华，但却不收回收条，有悖常理。世乐公司、港伦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洪桂华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吴金阳出具的《声明》，载明“原世乐公司在我本人经营期间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至于世乐公司之前以及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我本人无任何关系”，拟证明世乐公司清楚洪桂华的起诉，涉案货款与世乐公司无关。谭志荣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吴金阳与本案关系，而且签名也无法核实是吴金阳本人的签名。世乐公司、港伦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谭志荣在（2016）粤0183执恢字第159号案2016年9月20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没有代表个人或代表港伦公司收取过洪桂华的订货款；没有代表个人或代表港伦公司返还过洪桂华订货款；欠款是谭某欠下的，我只不过是代谭某承担涉案债务，欠款本金41万元我愿意付清，另外利息我愿意支付10万元，我承诺一个季度支付1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如果谭某刑满释放的话，我希望洪桂华协助我向谭某追还这笔欠款；我已就本案提出异议及申请再审，法院正在审理。二审中，谭志荣于庭后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及陈某出具的《证明》，陈述港伦公司实缴资本由谭某全额投入，公司经营由谭某实际控制，公司股东一直由他人挂名；并申请本院联系陈某核实上述情况并认定谭某是否为港伦公司实际控制人。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谭志荣是否为涉案合同关系相对方，洪桂华主张谭志荣返还货款是否成立。对此，首先，涉案《收条》载明收到“世乐公司洪桂华”交来货款，落款为“港伦公司谭志荣”，如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与世乐公司、港伦公司完全无关，则并无必要在两自然人姓名前冠以公司名称，故谭志荣辩称《收条》是其代表港伦公司出具符合与收条文义相符。其次，洪桂华曾向一审法院提交《购销汽配合同书》和《委托报关合同书》复印件，两份合同载明的交易相对方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购销汽配合同书》亦加盖有两公司公章。虽然现各方均未能提交原件，但各方均认可曾经签署上述两份合同。洪桂华陈述因各方事后达成协议以个人名义进行交易，故撕毁了两份合同的原件且未由港伦公司在《收条》上加盖公章。对于洪桂华上述解释，一方面与《收条》中在自然人姓名前冠以公司名称的表述不符，另一方面直接撕毁原两公司之间的合同而两自然人之间又未另行签署合同，亦不符合交易常理，对于上述解释，本院难以采信。在此情况下，洪桂华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交易实际履行及解除过程仅发生在两自然人之间。据此，谭志荣上诉主张涉案交易相对方为世乐公司和港伦公司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谭志荣二审中申请本院联系陈某核实港伦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港伦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接纳。再次，虽然港伦公司是涉案交易相对方，但谭志荣在（2016）粤0183执恢159号案执行过程中在认为其不是欠款人的情况下，仍然表示愿意承担涉案债务付清欠款本金及支付10万元利息，应当视为债的加入。本案二审中谭某虽到庭陈述已经付清全部涉案欠款，但谭志荣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欠款已经付清，谭某亦无法陈述具体还款情形，本院不予采信。据此，谭志荣应当基于债的加入而在其自愿承责的范围内，向洪桂华承担支付欠款本金及10万元利息的还款责任。最后，洪桂华虽然是以其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但一方面世乐公司在已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未对洪桂华的起诉提出异议，另一方面洪桂华二审中亦提交了世乐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吴金阳出具的《声明》，故洪桂华以其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予以认可。综上，谭志荣应向洪桂华返还货款413150元，并支付利息100000元，洪桂华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合同相对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谭志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8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8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谭志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洪桂华返还货款413150元及利息100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洪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谭志荣负担5666元，被上诉人洪桂华负担44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97元，由上诉人谭志荣负担4206元，被上诉人洪桂华负担329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露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