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5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200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恒通，山东品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曾用名马自亮），男，200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泗水泗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1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减少返还彩礼数额30000元；2．二审诉讼费用由马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彩礼的数额和彩礼的项目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李某返还给马某60000元彩礼款数额明显不当。1、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彩礼的数额和项目错误，原审法院将4400元点烟钱及四金认定为彩礼错误。李某与马某经人介绍认识，双方定亲当日李某收到马某66000元彩礼，李某对此予以认可。对于点烟钱4400元，系李某对马某的亲友、长辈点烟后，其亲友、长辈对李某付出劳动后的回馈。不管是该点烟钱给付的主体，还是点烟钱给付的性质，均不应认定为马某向李某支付的彩礼范畴。原审法院将点烟钱4,400元认定为彩礼错误。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四金（金挂坠、金耳饰、钻石戒指、金项链），应属于马某对李某的赠予，更不应认定为彩礼，不应判决予以返还。2、原审法院在认定马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同居关系的情况，再判决李某返还给马某60,000元及四金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彩礼应当返还，但实践当中返还的数额还应根据当地风俗习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双方是否具有同居事实等其他因素综合考虑。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及李某提交的视听资料来看，定亲当天及定亲后，双方确实存在多次同居关系，马某亦承认与李某同居的事实。李某一方无过错，也从未向马某提出过解除婚约，媒人亦对退亲事宜毫不知情，原审法院认定经媒人调解退亲事宜未果明显与事实不符。马某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李某的心理及今后的婚恋观，以致李某以后的婚姻家庭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较严重的损害后果。为此，本案彩礼款退还数额应综合考虑当地风俗习惯、过错、同居、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等因素，而原审法院判令李某退还的彩礼数额60000元，明显过高。李某认为返还彩礼款30000元较为合适。二、马某无故解除婚约的行为对李某及家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一般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中，案件的争论焦点为返还婚约财产及返还数额的多少，但往往忽略对作为女性的受害人身心受到伤害的这一因素。本案中，马某解除婚约在先，李某作为本案的受害人，年仅19岁，对婚约财产的范围及马某给付的婚约财产数额都予以承认，从未有过任何隐匿或否定婚约财产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但马某的悔婚的确对李某心理上造成了不可估计的伤害。李某身为女性，对待与马某之间的感情真挚，自发生本案后心理及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李某父母现也因本案的发生患病卧床不起，感情上亦受到伤害。因此，李某及家人在本案中受到的身心伤害亦应作为酌情退还彩礼数额的考虑因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由李某返还彩礼款60,000元数额明显过高，判决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马某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李某的上诉。原审法院认定彩礼的数额及定亲时给付的四金和购买的其他财物均是事实，一审法院在查清给付和购买财物的情况下，判令返还彩礼6万元及四金，并无不当。一审中已经查明李某与马某截止到今天二审开庭是第5次见面，两人相处的时间总共不超过36个小时，根本不存在同居共同生活的事实。在二人定亲后，发生的其他关系是属于李某自愿，并且发生关系后并没有按照农村的习惯共同生活，作为李某以此狡辩认为不应返还马某彩礼及四金，这种辩解不能成立。对于李某主张马某存在过错情况，这一事实更不存在，一审时马某提交了双方聊天记录，该记录证实了双方不能结为夫妻导致退亲是李某的过错并非是马某的过错。从本案看，李某与马某定亲仅彩礼就索要了66000元，还有定亲时购买的衣物、手机、手表、四金等贵重物品，再加上定亲当天亲属给的点烟钱，数额属于巨大，这一做法与国家提倡的移风易俗、一切从简相违背。虽然一审判决作出后，马某认为判决对自己也存在不公，但是为了解决事情，息事宁人，并且马某还是在校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提起上诉。因此，李某的上诉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某的上诉，维持原判。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索要彩礼现金70400元及贵重物品金挂坠一个、金耳饰一对、钻石戒指一个、金项链一个、手机一部、手表一个；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某、李某经媒人介绍认识确立恋爱关系后定于2019年2月16日订婚，2019年2月14日，马某在临沂为李某购买OPPOR17手机一部、格雅手表一只，2019年2月16日订婚当天，马某在泗水县周大生珠宝店为被告购买编号为F001759059的1.64g足金挂坠一件、编号为F001759065的1.94g足金耳饰一对、编号为J004851162的2.03g金750钻石戒指一个、编号为M035792441的0.16ct金750项链一件，并于订婚当日给付李某彩礼款66000元、点烟钱4400元。后马某、李某双方因琐事产生矛盾，婚约无法维持，双方经媒人调解退亲事宜未果。另查明，马某、李某订婚当天曾有过同居行为。上述事实主要依据当事人陈述、购物保单及销售凭证予以认定，且均已记录在卷。一审法院认为，彩礼系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男方按照风俗给付女方的财物。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农村习俗给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马某、李某经媒人介绍认识后确立恋爱关系，2019年2月14日系情人节，节日当天原告为被告购买的手机及手表应认定为赠予。订婚当日，马某给付李某彩礼款66000元、点烟钱4400元及四金，上述钱款及物品系马某为缔结婚姻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李某的财物，应当认定为彩礼，后双方解除婚约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彩礼应由李某依法予以返还。但就本案而言，李某系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订婚后曾有过同居行为，马某提出解除婚约将会对李某将来的婚姻家庭造成一定的影响。本院认为，本案应综合考虑当地风俗习惯并兼顾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是否返还彩礼及具体返还的数额。就本案而言，李某应返还马某彩礼，但应在原彩礼的基础上酌情减少，本院酌定返还彩礼款60000元及四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马某彩礼款60000元并返还马某在周大生珠宝店为其购买的编号为F001759059的1.64g足金挂坠一件、编号为F001759065的1.94g足金耳饰一对、编号为J004851162的2.03g金750钻石戒指一个、编号为M035792441的0.16ct金750项链一件；二、驳回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0元，减半收取780元，由马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李某的上诉请求，结合马某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彩礼的数额及李某应向马某返还的数额为多少。关于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彩礼是按照传统习俗，以结婚为目的向确定婚约关系的对方赠送一定数额的礼金。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前双方相互赠送的礼品，一般不属于彩礼的范畴。本案中，双方订婚前，马某给李某购买的OPPOR17手机一部、格雅手表一只，系马某赠与给李某的礼品，且上述礼品因实际使用存在折旧的情况，故不宜认定为彩礼。关于四金是否认定为彩礼的问题，虽然四金也是马某为增进个人感情而赠与给李某的礼品，但考虑到双方在媒人介绍几天后就定亲，定亲后双方就见过两次面，沟通交流较少，没有建立一定的感情；在马某已经赠与手机和手表的情况下，在本案中认定四金为彩礼较为妥当，符合公平原则。故李某应当返还四金。双方对于订婚当日马某给付李某彩礼款66000元、点烟钱4400元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前述规定中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以共同生活的情形。给付彩礼方要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本案中，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在定亲之后仅见过两次面，从双方订婚到产生矛盾时间较短，双方虽存在同居情形，但不存在共同生活的情况。故一审法院酌情判令李某返还60000元，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庆忠审判员  宋汝庆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瑞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