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文杰，男，196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与津静公路交口。法定代表人：张东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弟，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杰，天津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文杰因与上诉人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同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791民初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文杰，被上诉人天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东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文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冀0791民初204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天同公司给付我代理费1828506.11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从2016年11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三计算，直至还清止，3、涉诉一二审费用由天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我与天同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有效，应当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支付代理费1828506.11元，并且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依照最高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的通知，明文规定我方收到缴纳诉讼费通知7日内缴纳，到今天为止没有收到一审法院任何的让我交诉讼费的任何通知。所以法院要求不支持违约金的诉讼费是不对的。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我要求的是给代理费并且支付违约金，代理费是给付之诉，违约金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诉讼费应交了，确认之诉再让我交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广东天海司法鉴定的结论来看没有否认不是2015年7月签订的，结果是2015年11月前后，基本这个合同是2015年7月签订的，那么鉴定的11月前后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通过鉴定来看，样本和样本存在的不一样，产生误差也是有可能的，一审法院以鉴定结果判决剩余的违约金不认可是不正确的。请求法院予以改判。天同公司辩称，我们和郭文杰签订了4份合同，起诉的时候郭文杰提交了9份合同。有5份是他自己做的。2013年8月19日我们签订的真实的，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真实的，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真实的，2015年7月10日签订的真实的。一共是43万元的代理费，有三个项目是没有做的，泰利机械，郭文杰也知道没有做这个，也没有立案。保定红星也没有做，我们写了个协议没有立案。我们不差郭文杰代理费。剩下的5份都是郭文杰自己编的，郭文杰手写的打印的都是他自己编造的，偷盖我们公章我们也向公安局立案。天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冀0791民初20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文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撤销之诉判决没有生效的情况下直接判决，程序违法。本案郭文杰诉请的代理费数额大部分是以4个虚假合同为前提的，我公司已经就此提起了撤销虚假合同的诉讼，因此，本案应当中止诉讼，等待撤销虚假合同的判决生效后再依据该判决结果做出本案判决。但该诉讼的判决尚未生效，本案就做出了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判决中也陈述“再查明：天同公司另案拖欠撤销之诉，要求撤销其不认可的5份委托合同（承诺书）”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但一审判决直接认定本来应在撤销之诉中认定的事实，在撤销的5个合同（承诺书）的判决并没有生效的情况下，本案中就按有效进行判决。因此这个判决程序违法，应当撤销。本案一审法院管辖的依据是第二份虚假合同中有管辖的约定。但这份合同已经被鉴定为书写日期与盖章日期相差4.5个月。而鉴定前法官做的笔录中郭文杰明确叙述合同是当时盖的章。而且判决书也认定这个合同中所述执行事项已经在签订日期前完成，说明这是郭文杰一手炮制的虚假合同无疑。而就在这个合同中“约定”了不合常理的管辖。而且这个管辖约定在庭审中确定是后添加上的。这点从郭文杰起诉状中的落款“此致，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中可以看出。当法官问为什么要大老远来张家口打官司时，郭文杰脱口而出“西青法院不给立案”。当时法官、书记员、陪审员都在场。也就是说郭文杰先是在天津西青区法院立案，由于没有立成，故在他已经做好的虚假合同中加上了管辖的约定，在他被开除的法院立案，并指定到原审法院审理。故这个管辖是虚假合同中约定的，现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管辖约定是在西青法院不立案的情况下郭文杰自己添加的，因此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三、一审判决数额缺乏依据，重复计算，明显偏袒一方。应该说本案经过历时2年多的审理，法庭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了。判决中对郭文杰制作虚假合同的事实已经充分表述，但是结果却是对认定的事实视而不见，硬是认定虚假合同有效，对所谓执行回款按20%的标准计算，且对我公司已经支付的代理费只要对方不予认可，法院也不予认可，完全按郭文杰的一面之词作出判决。(一）同一天签订了第五份、第六份两个内容重叠、但代理费相差6倍的合同。一审判决竟然两个合同全盘认定。让我公司为一个案件给郭文杰两份代理费。(二）对于双方都认可的第二份合同，我公司提交的原件包括执行，而郭文杰提交的原件将“执行”二字划掉，而且郭文杰当庭承认是他事后划掉的。这种明显作假的行为也被法院认可。而且有证人出庭作证，是我公司派人与对方协商取得的执行款。法院也不认可。四、一审判决结果不但出乎我公司预料，也超出郭文杰的心理预期。郭文杰用虚假合同欺诈我公司，随着审理进程，他作假的事实越来越清楚，他害怕判决对自己不利，提出了50万元的调解意见。当然被我方拒绝。但这说明郭文杰是心虚的，他提出的调解数额只是他诉讼数额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就是担心败诉。在庭审结束时郭文杰还向法庭提交了裁判文书不上网的申请，这种公开审判的案件，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为什么害怕上网呢？结论只有一个，心虚！但法院却不顾审理中逐步查清的事实，一审判决完全偏袒郭文杰，对查清的事实不予认定，对我公司提供的符合撤销条件的充分的证据不予认可。即使是鉴定结论也不认可。司法公正何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判决内容只根据郭文杰的一面之词认定，显失公正，恳请贵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郭文杰辩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管辖权问题，依照合同起诉的案件，原告可以在被告所在地也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起诉，我是按照合同规定的履行地起诉的。一审法院也是按照回避制度审理的，与我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本案本身就是一个案件，天同公司为了案件的复杂化，其目的就是不想给付代理费，通过上诉状来看天同公司说的很明确，对方认为一审法院通过两年多的审理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明清楚，双方合同中所载明的案件诉讼程序已经完毕，有各类法院的仲裁调解等已经完毕了，一审法院庭审中质证的工程款已经到了天同公司的账目，所以事实已经查明天同公司还要求发还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是在基层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至于天同公司说的调解意见，就压根没有调解，一审中天同公司提出了证据要求检测指纹，但是法院鉴定的时候天同公司又把检测指纹取掉了，2017年1月到2018年8月期间，时隔两年。所以我们认为天同公司只是用上诉拒绝给付代理费的推脱。郭文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天同公司支付劳动报酬（代理费）1828506.11元，并支付违约金；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天同公司负担。庭审中，郭文杰明确违约金以1828506.11元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三标准，从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郭文杰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天同公司负担鉴定费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文杰提供劳动合同书一份，欲证明天同公司聘请郭文杰从事诉讼及清欠工作。该劳动合同书的相关内容载明“用人单位为天同公司，劳动者为郭文杰。本合同为固定期限三年，从2014年2月7日起至2017年2月6日止。具体工作内容为诉讼清欠。按双方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报酬。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7日”。天同公司对该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郭文杰的证明目的，并陈述“郭文杰不是天同公司单位职工，因法院要求，所以在郭文杰代理案件过程中我方出具的劳动合同”。郭文杰提供委托合同七份、协议书一份、承诺书一份，欲证明天同公司欠其代理费1828506.11元。该七份委托合同中第一份委托合同载明“委托人为天同公司，受托人为郭文杰。内容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办理委托人与唐山曹妃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欠款一案，总标的2402920元，委托人向受托人支付人民币5万元，支付方式为立案后一次性支付3万元，剩余2万元于一审结果或仲裁完毕后一次支付。该委托合同左下方委托人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右下方受托人处有郭文杰签字。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19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予以认可，并陈述该代理费5万元已支付。第二份委托合同载明“委托人为天同公司，受托人为郭文杰。内容为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与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人全权委托受托人办理，授权范围如下：起诉、应诉、上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法庭调解（需经理张东亮同意）。诉讼标的6363918.3元，委托人一次性支付受托人代理费12万元，如果二审上诉，代理费减半。该委托合同左下方委托人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右下方受托人处有郭文杰签字。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予以认可，并陈述该代理费12万元已支付。该委托合同中授权范围写有“……执行”，代理费下方写有“如需委托人执行，代理费另行协商”，但该语句均已被划掉。天同公司认为该委托合同中已包含了执行，郭文杰将“执行”二字涂掉，意图掩盖中玻案件中的执行内容。郭文杰则陈述“2014年7月19日的委托合同中已写明以前约定的执行条款作废”。第三份委托合同载明“甲方为天同公司，乙方为郭文杰。甲方与保定红星高频设备有限公司、绥中老虎重装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兰建材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承包纠纷案件，甲方委托乙方办理诉讼。授权范围：起诉、应诉、上诉、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法庭调解等特别授权。总标的为7635211.14元。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152700元。支付方式，立案后支付一半，另一半结案后一次性支付。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该委托合同书左下方甲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右下方乙方处有郭文杰签字。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书予以认可，并陈述“代理费没有完全支付，原因是代理案件没有诉讼完”。第四份委托合同载明“甲方为郭文杰，乙方为天同公司。乙方与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曹妃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两件）、保定红星高频设备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乙方全权委托甲方执行（包括与三个单位协商执行和法院申请执行），乙方按执行回工程款的13%支付甲方作为费用和代理费，以前约定的执行条款作废。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后生效。该委托合同左下方甲方处有郭文杰签字，右下方乙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19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不予认可，并陈述“我方没有委托郭文杰进行执行，我方没有和郭文杰约定过按回款13%支付代理费，该委托合同下方所盖公章应该是我们的，但我方认为是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其中保定红星案我方没有启动过诉讼”。第五份委托合同载明“甲方为郭文杰，乙方为天同公司。乙方与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天津市泰利机械有限公司、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5家单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乙方委托甲方办理诉讼，授权范围：起诉、应诉、调解、承认、变更、放弃诉讼等权利，乙方支付甲方代理费10万元，总标的为4177447.15元。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后生效。该委托合同左下方甲方处有郭文杰签字，右下方乙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予以认可。第六份委托合同（执行合同）载明“甲方为郭文杰，乙方为天同公司。乙方与秦皇岛海兰建材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天津市泰利机械有限公司、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6家单位）承包合同工程纠纷案，乙方全权委托甲方解决，甲方采取调解的形式或诉讼的形式要回款项，乙方按要回来款项的13%给付甲方作为代理费和费用。本合同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后即生效。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纠纷，由甲方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包括之前签订的5个合同）。该委托合同左下方甲方处有郭文杰签字，甲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右下方乙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乙方落款时间为7月18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执行合同）不予认可，并陈述“该委托合同是虚假的，因同一天签两份委托合同不合常理，该委托合同的内容与上一份委托合同的内容重合，该委托合同下方所盖公章应该是我们的，但我方认为是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其中提到执行内容但是并没有执行，题目和内容矛盾”。第七份委托合同载明“甲方为天同公司，乙方为郭文杰。因甲方按照2016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履行给付乙方代理费的义务（总计应支付1069274.17元），双方就代理费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再次签订如下协议：1、一审阶段的案件已经都有了结果，甲方欠乙方代理费152700元不变。2、乙方为甲方追回的工程款7050570.55元，原来按13%支付代理费变更为按20%支付代理费，即甲方应支付乙方代理费1410114.11元，以后追回的工程款就按此标准支付代理费。3、如履行中发生纠纷，由乙方户口所在地法院处理。4、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5、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该委托合同左下方甲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右下方乙方处有郭文杰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不予认可，并陈述“该委托合同也是假的，代理费从13%变更为20%不合常理，也没有约定过20%代理费，下方所盖公章应该是我们的，但我方认为是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郭文杰提供的上述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郭文杰。乙方为天同公司。乙方委托甲方办理的案件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审理阶段的代理费乙方欠甲方162700元，因天津泰利机械有限公司未办理减1万元，实欠152700元；办理的案件中甲方为乙方追回工程款7050570.55元（其中唐山曹妃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449740元、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5100000元、秦皇岛市海兰建材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400000元、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500830.55元、保定红星高频设备有限公司600000元），按照约定乙方应支付代理费916574.17元，以上两项总计乙方欠甲方1069274.17元。以上款项乙方承诺于2016年4月底全部还清，如乙方不能还清，每天按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此协议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书左下方甲方处有郭文杰签字，右下方乙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无落款时间”。天同公司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可，并陈述“该协议书是虚假的，用圆珠笔书写不合常理，作为天同公司也不会为圆珠笔书写的协议书盖章，协议书内容不真实，没有全部办理完案件，代理费数额也不真实，追回款项也不真实，协议书也没有落款时间不合常理，另外公章是先加盖在纸张上后书写的字，下方所盖公章应该是我们的，但我方认为是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郭文杰提供的上述承诺书载明“本单位依照与郭文杰签订的委托合同，截止到2016年10月10日，郭文杰总计为我公司要回工程款8444030.55元，按20%支付代理费为1688806.11元，加上其他代理费152700元，总计为1841506.11元。其中2016年9月14日支付了3000元，9月30日支付了10000元，尚欠1828506.11元，我公司承诺于2016年10月底还清，否则我单位同意按每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该协议书右下方承诺人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9日”。天同公司对该承诺书不予认可，并陈述“该承诺书是虚假的，因其中20%代理费不合常理，约定日万分之三违约金也不合常理，我们没有约定过此内容，下方所盖公章应该是我们的，但我方认为是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诉讼中，天同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申请对上述第四份委托合同（即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19日）的文字打印时间、盖章时间、郭文杰签字及落款日期的形成时间，并对上述第六份委托合同（执行合同）（即乙方落款时间为7.18）的笔迹形成时间、盖章时间、落款时间进行司法签订。经该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粤南[2017]文鉴字第8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了鉴定过程、分析说明等内容，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显示标称时间为“2014.7.19”的《委托合同》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与标称时间基本相符。标称时间为“2014.7.19”的《委托合同》落款处“郭文杰”、“2014.7.19”等手写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与标称时间基本相符。甲方标称时间“2015.7.10”、乙方标称时间“7.18”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内容及落款日期手写文字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1月前后。甲方标称时间“2015.7.10”、乙方标称时间“7.18”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落款乙方处“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1月前后。天同公司为申请该鉴定支付鉴定费57131元。诉讼中，对于郭文杰提供的委托合同所涉案件情况。1、与唐山曹妃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唐山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2月25日出具的（2013）唐仲调字第023号调解书及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日出具的（2014）曹民初字第492号民事调解书，上述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上述（2013）唐仲调字第023号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2014年1月31日给付20万元，余款249740元于2014年10月1日前付清。该调解书所涉案件的回款情况：第一笔2014年1月回款20万元；第二笔郭文杰陈述2014年11月以承兑汇票回款249740元，天同公司则陈述2014年10月1日左右以承兑汇票回款249740元。共计回款449740元。天同公司提供的承兑汇票显示出票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对此，郭文杰陈述“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法院执行，但是我要回来的上述款项”，天同公司则陈述“上述款项是对方自动履行的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是正常回款，不是郭文杰要回来的”。天同公司并提供了武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协议书，但该证人证言及协议书所涉内容为上述法院诉讼案件而非仲裁调解案件所涉纠纷，且协议书签订时间及证人证言出具时间分别为2017年3月及2017年4月。郭文杰对此亦不予认可。2、与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9日出具的（2014）蓟民初字第5089号民事调解书，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该案件的回款情况：第一笔郭文杰陈述2014年10月左右以承兑汇票回款50万元，天同公司则陈述2014年9月10日以承兑汇票回款50万元；第二笔2015年1月16日以承兑汇票回款130万元；第三笔郭文杰陈述2015年12月以承兑汇票回款330万元，天同公司则陈述2015年12月31日以承兑汇票回款200万元；第四笔天同公司陈述2016年1月27日以承兑汇票回款70万元；第五笔天同公司陈述2016年3月31日以承兑汇票回款60万元。共计回款510万元。对此，郭文杰陈述“该案经过法院三次执行，该案款项是我执行回来的”，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确实经过法院执行，执行也是郭文杰代理的，但执行代理费已包含在2014年2月27日委托合同的代理费中，不应另行计算执行的代理费”。该案经本院向蓟县人民法院调取卷宗资料显示执行程序中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亦为郭文杰，代理权限为全权负责执行工作。天同公司另提供武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欲证明该案的工程款是天同公司组织人员追回的。对此，郭文杰亦不予认可。3、与保定红星高频设备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陈述“该案在诉讼之前经过我与史建新向对方追回工程款，共计回款60万元，该案没有经过诉讼和执行，但是款项是我要回来的”。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没有经过诉讼和执行，是准备要诉讼，对方来人同意分期给付，具体是2014年8月29日给付30万元、2015年2月13日给付20万元、2016年2月2日给付10万元，共计回款60万元，该案回款不涉及郭文杰所做的工作。所以委托合同中的代理费不应支付”。4、与绥中老虎重装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辽宁省绥中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出具的（2014）绥民二初字第00364号民事判决书及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出具的（2015）葫民终字第0155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对于该案，郭文杰陈述“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判决，没有经过执行，我也没有代理过执行”。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一审诉讼后，二审被驳回诉讼请求，不涉及执行，也没有回款”。5、与秦皇岛市海兰建材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出具的（2015）秦开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该案的回款情况：第一笔2015年7月13日以转账回款10万元；第二笔2015年7月21日以转账回款3万元；第三笔郭文杰陈述2015年7月29日以转账回款26万元，天同公司则陈述2015年7月29日以转账回款268682元，天同公司并提供转账凭证予以佐证，共计回款398682元。对此，郭文杰陈述“该案经秦皇岛法院判决后，经协商调解回款40万元，没有经过执行，在执行前是我要回来的款”。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经过秦皇岛法院一审判决后对方上诉，但又撤诉，撤诉同时答应付款，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上述几笔款均是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约定的时间内给付的，没有经过执行，诉讼阶段确实是郭文杰代理的，但后期双方调解郭文杰没有参与，都是对方主动给付的”。天同公司并提供了上述调解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7日，并约定付款期限为2015年8月1日之前。6、与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0日出具的（2014）蓟民初字第5972号民事调解书，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对于该案，郭文杰陈述“该案经过法院调解，没有执行”。天同公司陈述“该案确实经过蓟县法院调解，没有执行，没有回款，调解阶段确实委托了郭文杰”。7、与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秦皇岛海港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的（2015）海民初字第531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显示天同公司诉求于法无据，被驳回起诉。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对于该案，郭文杰陈述“该案经过诉讼被海港区法院驳回起诉，诉讼是我代理的，没有回款也没有执行”。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经过诉讼，但2016年11月11日开庭时，郭文杰没有去，导致我方被迫撤诉，没有经过执行，也没有回款。因其开庭没有去，给我方造成诉讼费损失2987元、车票损失240元、住宿费损失120元，应从代理费中扣除，而且代理费7459元也不应给付”。8、与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陈述“该案在津南区法院起诉，经过法院调解对方给付了工程款，后来天同公司撤诉。2015年8月28日回款500830.55元”。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在津南区法院起诉，但是在开庭前对方同意给付500830.55元工程款，后我方撤诉。撤诉之后2015年8月28日回款500830.55元。诉讼阶段是郭文杰代理的，当时起诉之后史建新与郭文杰一块去法院撤诉拿钱，协商的过程是我方史建新与对方办公室主任进行的，没有郭文杰参与，郭文杰参与了起诉和撤诉”。经郭文杰申请，本院调取了该案在津南区法院的案件资料，显示该案起诉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后天同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撤诉，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撤诉笔录亦为郭文杰代表天同公司所做。本院并向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郝凯进行了询问，郝凯陈述“……该案在法院组织下给了对方工程款，对方撤诉，具体天同公司经办此项事项的人我记得有一个叫史经理的人常来，当时天同公司办理此事的有没有一个叫郭文杰的我确实记不清了，当时该款项是天同公司将发票给我，我方给天同公司款项，发票存根显示当时是天同公司的史建新在存根联签字，没有郭文杰签过字”。该支票存根联显示2015年8月28日史建新签字，领取上述款项500830.55元。9、与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出具的（2015）南民初字第719号民事判决书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出具的（2016）冀06民终1162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对此，郭文杰陈述“该案经过了诉讼，我代理了该案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没有经过执行”。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经过了诉讼，郭文杰确实代理了一审、二审及发回重审，但现在案件仍在上诉中，没有结案，没有执行，也没有回款。诉讼阶段代理费应该扣减3566元”。10、与天津市泰利机械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陈述“该案我没有代理诉讼和执行，该案件与我没有关系”。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件郭文杰确实没有代理诉讼和执行，所以代理费应该在总代理费中减去15406元”。11、与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纠纷案件。郭文杰提供了霸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的（2015）霸民初字第3391号民事判决书及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6日出具的（2016）冀10民64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显示天同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郭文杰。对此，郭文杰陈述“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及执行，于2016年9月27日执行回款1405249元，包括工程款和诉讼费，该款也是我执行回来的”。天同公司则陈述“该案经过诉讼判决，于2016年10月8日执行回款1393460元，郭文杰代理了诉讼和执行，但执行阶段的代理费包含在诉讼代理费中”。天同公司提供转账凭证显示2016年10月8日霸州市法院向天同公司转款1405249元。对于该笔1405249元，郭文杰陈述“其中工程款有1393460元，其余为诉讼费”。对于代理费的支付情况。天同公司陈述已支付代理费282560元，并提供了支付郭文杰代理费明细表及报销凭单、转账凭证复印件共计12张。郭文杰则陈述其只认可收到代理费26万元。天同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载明的付款时间从2013年8月22日至2016年9月30日，共13笔款项，金额共计282560元。郭文杰认为天同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为天同公司自行制作的报销凭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复印件部分转账凭证内容无法辨识。对于其中2014年6月21日报销凭单载明的32000元，天同公司说明系支付保定红星、绥中老虎、秦皇岛海兰案件诉讼代理费，天同公司并陈述该笔代理费打入了郭文杰妻子甄艳花账户，因天同公司未提供相应转账凭证，该报销凭单亦无郭文杰签字，郭文杰表示不清楚。另查明：郭文杰提供协议书、公函各一份，欲证明天同公司欠其代理费抵顶的情况。该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郭文杰。乙方为天同公司。乙方因资金紧张，无力一次性支付甲方代理费，同意将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所欠工程款抵顶代理费。此工程款是甲方追回的工程款，此事办理中，甲方付出了大量劳动，乙方同意按原协议（即追回工程款的20%）支付甲方代理费。上述协议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书左下方甲方处有郭文杰签字，右下方乙方处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天同公司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可，并陈述“该协议书内容不真实，没有落款时间不合常理”。该公函载明“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与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经霸州市人民法院判决贵公司欠我单位工程款1393460.6元。因我单位欠郭文杰代理费1562814.11元，我单位同意将工程款汇入郭文杰个人账号，以抵偿欠款，望见公函后办理。该公函下方盖有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印章”。天同公司对该公函亦不予认可，并陈述“该公函不是我方出具的，该公函也没有落款时间”。郭文杰提供由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3月27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出具的权利义务告知书，欲证明其所提交本案证据的真实性。天同公司对郭文杰提供的该鉴定意见书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诉讼中，天同公司提供郭文杰名片、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08）东刑初字第115号刑事判决书、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张刑终字第148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欲证明郭文杰存在对天同公司隐瞒真相、进行欺诈的事实。郭文杰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天同公司提供盖章申请表两张，欲证明2014年7月11日、2014年4月11日在办公室主任李鸿弟不在的情况下，郭文杰直接申请盖章。此时间与郭文杰提供的2014年7月19日的委托合同时间相近，郭文杰是利用这个机会盖的章。郭文杰对此亦不予认可。诉讼中，天同公司申请证人武某及李鸿弟出庭作证，证人武某向法院陈述“我原系天同公司的销售经理，现已离职。天津中玻公司和曹妃甸公司所欠工程款都是我追回的，中玻公司中郭文杰参与过一回，其他项目就没有参与了，都是我要回的。我要账时已经不在天同公司工作，但是张总找到我，要我帮忙要账，所以没有出具手续。我是销售对公章不清楚，我们有销售部业务专用章，我们一般没有拿公司公章出去的情况”。证人李鸿弟向法院陈述“我系天同公司办公室主任。我作为办公室主任期间，郭文杰在天同公司从2013年8月20日到2016年11月11日工作期间需要在诉讼资料上盖章都是我经手的，开始是郭文杰告诉我需要准备什么资料，都是我去准备好盖好章给了郭文杰，熟了之后委托合同都是我经手，流程是郭文杰拿来委托合同，填写申请表，领导签字完再盖章。2013年8月19日委托合同是我经手的、2014年2月27日委托合同是我经手的也是真实的、2014年5月20日委托合同是我经手的也是真实的、2014年7月19日委托合同没见过、2015年7月10日委托合同是我经手的也是真实的、2015年7月10日委托合同（执行合同）我没见过、圆珠笔写的协议书没见过，不是我经手的。2016年6月15日委托合同没见过，不是我经手的。2016年10月19日承诺书没见过不是我经手的。公函没见过，也不是我经手的。协议书没见过，不是我经手的。公司公章都是我公司财务部管理。对于郭文杰有无自己携带公章出去的情况我不知道，有郭文杰与我一块出去但是我携带公章的情况，有没有郭文杰和别人出去携带公章的情况我不清楚，在我印象当中，海兰公司诉讼结束付款签协议需要公章，我借出公章给了郭文杰，他使用时我们在一块，使用完到酒店后给的我。委托合同一般是郭文杰书写，有时是我打印，打印出来盖章。委托合同一共四份，都有日期，都是先写公司名称后盖章，2013年8月19日委托合同及2014年2月27日委托合同是郭文杰书写的”。郭文杰认为上述两个证人为天同公司员工，证言可信度不高。诉讼中，就本案所涉情况，郭文杰陈述“对于2014年7月19日委托合同的形成时间，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这个委托合同的内容是我和张东亮商量的，具体是见面商量的，还是电话商量的我记不清了，委托合同是我让别人打印，至于在什么地方打印的记不清了，打印好了由我交给公司的李鸿弟或者史建新，至于交给谁我记不清了，一般是委托合同先盖章我后签字。对于2015年7月10日的委托合同，具体的形成过程我记不清了，这个委托合同的内容是我与张东亮商量的，具体是电话还是见面商量的，我记不清了，这份委托合同的内容是我写的，但是记不清在哪写的，当时怎么商量的我也记不清了，这份委托合同应该交给李鸿弟去盖章，因为2015年后半年我是和李鸿弟进行合作，后面的2015年7月10日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是我在2015年7月10日一天写好的，这份委托合同（执行合同）也是交给李鸿弟去盖章，这份委托合同是在2015年7月18日盖的章，这两份委托合同甲方郭文杰的字是我先签好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同一天盖章我也不清楚。对于协议书是在2016年4月8日写的，这份协议书也是我写的，内容也是和张东亮商量好的，至于是电话还是见面商量的我忘记了，这份协议书也是由我交给李鸿弟去盖章，这份协议书我签字和盖章应该是同一天。这份协议书是在什么地方写的我记不清了。对于2016年6月15日委托合同也是我和张东亮商量好的，至于见面还是电话商量我记不清了，该委托合同的形成过程，我也记不清了，这份委托合同也是由我交给李鸿弟去盖的章。对于2016年10月19日的承诺书，是2016年10月8日要去霸州法院取工程款，但是当时天同公司欠我很多代理费，我本身不想去，当时打电话商量，要去天同公司承诺什么时候给我代理费，给不了代理费怎么办，当时承诺书中的数额及怎么计算出来尚欠1828506.11元也在电话中说明了，商量好了，我打印的，在哪打印的我记不清了，这份承诺书是在2016年10月8日打印好的，打印好了由我直接给张东亮，当天我和李鸿弟去了霸州拿工程款，拿了工程款后，李鸿弟回了公司，我回了家，后来2016年10月19日我和李鸿弟去保定市莲池区法院开庭，开完庭回来去公司取得，我从张东亮手中拿的承诺书，后来因为天同公司没有支付代理费，我就没有再去开庭。关于天同公司出具的公函及协议书应该是2016年7、8月份，当时因为天同公司欠我代理费，准备拿工程款抵顶，后来也没有办成，这份协议书及公函也和张东亮商量好的，至于是电话还是见面商量的我记不清了，这份协议书和公函也是我在外面打印好的，至于交给谁去盖的章我记不清了。对于我主张的代理费是按照要回工程款的标的8444030.55元的20%计算的，这8444030.55元是在2016年4月8日的协议书中写明的7050570.55元再加上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工程款1393460元，其他代理费152700元是审理阶段剩余未付的代理费，这1688806.11元是执行阶段的代理费，该1688806.11元加上152700元总计为1841506.11元，扣除2016年9月14日支付的3000元及9月30日支付的10000元，尚欠1828506.11元”。天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东亮陈述“对于2014年7月19日的委托合同，郭文杰没有和我商量过，没有和我见过面或者电话商量过，李鸿弟是我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史建新是公司的工程部经理，李鸿弟、史建新没有和我说过对委托合同盖章的事，也没有这回事。对于2015年7月10日委托合同（执行合同）郭文杰说的不属实，我不认可，没有找我商量这回事，协议书及2016年6月15日的委托合同也没有找我商量过，不认可郭文杰说的内容，对于2016年10月19日的承诺书我也不认可郭文杰说的内容，郭文杰也没有在2016年10月8日打过电话，也没有和我说过上面代理费数额等情况，这个承诺书也没有交给过我，我也没有盖过章，对于郭文杰陈述的公函及协议书的内容我也不认可，没有说过拿工程款抵代理费的情况。天同公司的公章就一枚，公章统一在财务部保管，平时盖章就是谁用谁写申请单，写了后找我签字，签完字由申请人拿去财务盖章，但是本案郭文杰委托合同是李鸿弟申请，由李鸿弟找我签字，签完字，由李鸿弟拿着去财务盖章。如果公章需要外出携带，是申请人写申请，找我签字，签字后去财务领章，没有公章监督使用人，我公司的公章一般不往外携带，只是在诉讼过程需要的话申请，我知道诉讼过程中有四次把公章借出去了，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李鸿弟陈述“公司公章外出携带有过四五次，这四五次都是我和郭文杰外出，公章是郭文杰提前说诉讼需要，我向张东亮请示，按照流程借出来，借出来由我先携带，到了住的地方我将公章交给郭文杰，由他去使用，有一次是海兰公司工程款需要盖章，我是亲眼看他使用，其他几次都是我将公章交给他，由他使用，具体用没用，怎么用，我也不清楚，我也不在旁边”。再查明：天同公司另案提起撤销之诉，要求撤销其不认可的5份委托合同（承诺书）。另，郭文杰对于其主张的违约金及增加的鉴定费之诉讼请求，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补交相应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根据郭文杰与天同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双方的陈述内容，可以证实郭文杰以天同公司职员的身份代理了天同公司部分诉讼、执行案件，双方亦签订了委托合同，天同公司亦支付了部分代理费。现郭文杰以天同公司拖欠代理费为由起诉要求天同公司给付代理费（劳动报酬）1828506.11元，郭文杰并提供了委托合同、协议书、承诺书等证据，天同公司对其中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19日、2014年2月27日、2014年5月20日、2015年7月10日的四份委托合同予以认可，对其余三份委托合同及协议书、承诺书均不予认可，并认为系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天同公司公章。且天同公司对其中标称时间为2014年7月19日的委托合同及甲方标称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乙方标称时间为7月18日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的文字打印时间、盖章时间、笔迹形成时间等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2014.7.19”的《委托合同》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落款处“郭文杰”、“2014.7.19”等手写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与标称时间基本相符。而甲方标称时间“2015.7.10”、乙方标称时间“7.18”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内容及落款日期手写文字的形成时间、落款乙方处“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则为2015年11月前后。但天同公司未对其不认可的2016年6月15日委托合同、协议书、2016年10月19日承诺书所涉相关事项进行鉴定。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陈述内容，可以看出郭文杰主张的代理费（劳动报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完成诉讼、调解、仲裁等工作所发生的代理费，一部分为完成追款工作，按回款金额一定比例所发生的代理费。因双方对代理工作的完成、款项的追回、代理费的约定等事项存在较大争议，本案中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陈述的内容、审理查明的事实并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对郭文杰所主张的上述代理费分析认定如下：一、对于诉讼、调解、仲裁等工作所发生的代理费，郭文杰提交的证据主要涉及2013年8月19日、2014年2月27日、2014年5月20日、2015年7月10日四份委托合同及相关判决书、调解书、仲裁书等法律文书。该四份委托合同涉及案件主体11家，案件12件，代理费共计422700元。1、对于其中与唐山曹妃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纠纷案，郭文杰代理并完成了该案在唐山仲裁委员会、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的仲裁及诉讼调解工作，有相关法律文书予以证明，故依照约定，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该案代理费5万元。对于天同公司辩称涉及该案委托合同尚有一案未结的意见，因天同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天同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2、对于其中与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纠纷案，郭文杰代理并完成了该案在天津蓟县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工作，有相关法律文书予以证明，故依照约定，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该案代理费12万元。对于天同公司辩称该代理费包含执行代理费的意见，虽然该案委托合同授权范围写有“……执行”，但代理费处亦写有“委托人一次性支付受托人代理费12万元，如果二审上诉，代理费减半。如需受托人执行，代理费另行协商”，即使从该约定内容亦可说明上述12万元代理费并不包括执行代理费，且该委托合同涉及上述执行内容的语句已被划掉，天同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述意见，故对天同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3、对于其中与保定红星高频设备有限公司纠纷案，该案未进行起诉，郭文杰亦未代理诉讼等相关事项，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明，故对该案的代理费，应在上述总代理费中相应扣减，因双方均未明确该案的标的数额及代理费的计算依据，故按照该案回款数额600000元/总标的额7635211.14元×代理费152700元=12000元确定扣减金额较为合理；4、其中与绥中老虎重装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兰建材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纠纷案，郭文杰代理并完成了上述三个案件的相应诉讼、调解工作，有相关法律文书予以证明，故依照约定，对该三个案件的代理费152700元-12000元=140700元，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5、其中与天津市泰利机械有限公司纠纷案。双方均认可郭文杰未代理该案的诉讼等相关事项。天同公司认为该案代理费应按15406元予以相应扣减，郭文杰则认为应按后期双方协议书约定的1万元予以扣减，因双方并未明确该案所涉标的数额或实际欠款数额、回款数额等相关情况，且对于协议书约定的1万元扣减金额，天同公司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天同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对郭文杰按照1万元作为该案代理费扣减金额的意见，予以采纳；6、其中与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纠纷案，郭文杰代理并完成了上述四个案件的相应诉讼工作，有相关法律文书、卷宗材料予以证明，故依照约定，对该四个案件的代理费10万元-1万元=9万元，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对于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纠纷案，天同公司辩称因郭文杰开庭未去，造成其被迫撤诉及相关损失，代理费不应给付。因郭文杰提交的法院裁定书显示该案系“诉求于法无据被驳回起诉”，而非未到庭按撤诉处理的结果，且天同公司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天同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纠纷案，天同公司辩称该案仍在上诉中，代理费应扣减3566元。因郭文杰提供的法院判决书显示郭文杰已代理并完成了该案的一审、二审及发回重审工作，而天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案件现仍委托郭文杰在进行办理或者仍存在郭文杰受天同公司委托未完成的代理工作，且天同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案存在扣减郭文杰代理费的正当事由，故对天同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完成诉讼、调解、仲裁等工作所发生的代理费合计为5万元+12万元+140700元+9万元=400700元。二、对于完成追款工作，按回款金额一定比例所发生的代理费，郭文杰提供的证据主要涉及2014年7月19日委托合同、甲方标注时间2015年7月10日、乙方标注时间7月18日委托合同（执行合同）、2016年6月15日委托合同、协议书、承诺书及相关执行文书、转款凭证等。该委托合同涉及案件主体9家。1、对于其中与唐山曹妃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案，该案经仲裁委调解，调解书确定曹妃甸公司于2014年1月31日前给付20万元、余款249740元于2014年10月1日前付清。本案中，双方陈述该案未经过执行程序，具体回款情况为第一笔2014年1月回款20万元、第二笔以承兑汇票方式回款249740元，承兑汇票出票日为2014年12月16日。郭文杰主张是其要回的上述款项，天同公司则主张是正常回款，不是郭文杰要回的款项。对于第一笔20万元回款，因在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付款期限内完成、亦在郭文杰提供的委托合同签订日前完成，郭文杰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经其追回，故对于该笔款项，郭文杰主张系其追回的意见，不予采纳。对于第二笔249740元回款，结合出票日期可以认定该笔款项应在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付款期限之后完成，且在郭文杰提供的委托合同签订日之后完成，但天同公司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其未委托郭文杰追要，且天同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在与郭文杰签订委托合同后系自动回款的情况，故对天同公司关于该笔款项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对郭文杰主张该笔款项的回款意见，予以采纳；2、对于其中与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案，该案经法院调解后，天同公司委托郭文杰进行执行，执行回款情况为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共计回款510万元，有双方陈述、承兑汇票、案件卷宗资料予以证明。对于该笔回款的执行代理费，天同公司主张已经包含在2014年2月27日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中，不应另行计算执行代理费。因2014年2月27日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虽然授权范围写有“……执行”，但代理费处亦写有“委托人一次性支付受托人代理费12万元，如果二审上诉，代理费减半。如需受托人执行，代理费另行协商”，可以说明执行代理费双方另行协商，并不包含在2014年2月27日的委托合同代理费中，且天同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案执行款项系其要回，故对天同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3、对于其中与保定红星高频设备有限公司案，该案未经过诉讼及法院执行程序，该案回款情况为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共计回款60万元，对于上述回款，郭文杰主张系其与史建新在诉讼之前向对方追回的款项，天同公司则主张该款项系对方来人同意分期给付，而不是郭文杰要回的款项。因上述款项回款时间均在郭文杰提供的双方签订委托合同日期（2014年7月19日）之后，但天同公司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款项其未委托郭文杰追要，且天同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在与郭文杰签订委托合同后系自动回款的情况，故对天同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因郭文杰认可该款项为其与史建新要回，故按照回款金额的50%即30万元确定郭文杰回款工作的金额较为合理；4、对于其中与秦皇岛市海兰建材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案，该案经法院判决后，未经过法院执行。回款情况为从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29日分三笔共回款398682元。对于上述回款款项，郭文杰主张系其在判决后与对方协商要回的款项，天同公司则主张双方协商调解过程没有郭文杰参与，都是对方主动给付的款项。天同公司提供的调解协议载明海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为2015年8月1日之前，双方调解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7日。本案中，上述回款均在调解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之前已完成，且经鉴定机构鉴定，郭文杰提供的该案所涉委托合同（执行合同）形成时间为2015年11月前后，上述回款亦在该案委托合同（执行合同）形成时间之前已完成，郭文杰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其追回，故对于上述回款，郭文杰主张系其追回的意见，不予采纳；5、对于其中与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案，该案被法院驳回起诉后，没有执行回款情况；6、对于其中与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限公司案，该案经诉讼、调解，滨海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付款500830.55元，同日天同公司撤诉。对于该案，诉讼与回款基本同时完成，但天同公司则主张协商调解过程是天同公司史建新与对方办公室主任进行的，郭文杰并未参与。经向滨海公司办公室主任核实，其亦陈述“天同公司经办此事项的人我记得有一个叫史经理的人常来，当时办理此事的有没有一个叫郭文杰的记不清了……”且该案回款凭证发票存根亦为史建新签字，并无郭文杰签字。且该款项回款亦在该案所涉委托合同（执行合同）形成时间之前完成，郭文杰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其追回，故对郭文杰主张该款项作为执行回款金额计算代理费的意见，不予采纳；7、对于其中与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案，该案双方确认尚未发生执行回款情况；8、对于其中与天津市泰利机械有限公司案，双方确认该案未委托郭文杰进行诉讼、执行；9、对于其中与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案，该案经郭文杰代理诉讼和执行，并于2016年10月8日执行回款1393460元。对于该笔执行回款代理费，天同公司主张包含在2015年7月10日委托合同所涉代理费中，因2015年7月10日委托合同并未载明关于执行代理费的相关事项，天同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故对天同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郭文杰完成追款执行工作的回款金额为249740元+510万元+30万元+1393460元=7043200元。对于追款执行工作的代理费，郭文杰提供的2016年6月15日委托合同及2016年10月19日承诺书载明按回款金额的20%计付代理费。天同公司对该委托合同及承诺书均不予认可，并认为系郭文杰利用出差办案机会自己加盖的天同公司印章，郭文杰则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在民事活动及司法审判实践中，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般以民事行为能力及意思表示外化所实施的签章行为予以判断，本案中，天同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按其法定代表人及办公室主任的陈述，其对公章的管理亦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现郭文杰提供的上述委托合同及承诺书均盖有天同公司印章，应视为天同公司意思表示的外化行为，比较天同公司认可的四个委托合同，委托人处亦只加盖有天同公司印章，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其他方式予以区分，且本案中天同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印章系郭文杰私自加盖，虽然天同公司对甲方标称时间2015年7月10日、乙方标称时间7月18日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了鉴定，但该委托合同（执行合同）标称时间与形成时间的差异亦不足以推翻或否定上述2016年6月15日委托合同及2016年10月19日承诺书中对代理费按回款金额20%计付的约定，故根据证据规则，天同公司的上述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按照该委托合同及承诺书对代理费的约定，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完成追款执行工作的代理费为7043200元×20%=1408640元。对于代理费的支付情况，天同公司主张已支付282560元，郭文杰只认可收到代理费260000元，但郭文杰起诉状中陈述天同公司已支付273000元。因天同公司提供的报销凭证、转账凭证为复印件，且部分转账凭证复印件内容无法辨识，郭文杰对其中一笔32000元款项亦不予认可，天同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按郭文杰起诉状中认可的273000元确定本案中天同公司的付款金额。综上，天同公司应给付郭文杰代理费为400700元+1408640元-273000元=1536340元。对于郭文杰主张的违约金及增加的鉴定费之诉讼请求，郭文杰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补交相应的诉讼费用，故对郭文杰的该两项诉讼请求，不予进行审理。综上，本案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文杰代理费（劳动报酬）人民币1536340元；二、驳回郭文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256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17860元，郭文杰承担3396元；保全费5000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鉴定费57131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28565.5元，郭文杰承担28565.5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郭文杰起诉主张天同公司支付其劳动报酬（代理费）1828506.11元，其提供了与天同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七份、协议书一份、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双方的报酬约定。天同公司对郭文杰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2013年8月19日的委托合同、2014年2月27日的委托合同、2014年5月20日的委托合同、2015年7月10日的委托合同予以认可。对其余2014年7月19日的委托合同、2015年7月18日的委托合同（执行合同）、2016年6月15日的委托合同、无落款日期的协议书、2016年10月19日的承诺书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另行起诉主张撤销双方签订上述3份委托合同及协议书、承诺书，该案案号为（2017）冀0791民初1306号，该案经一审法院审理驳回了天同公司的诉讼请求，天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9）冀07民终957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撤销情形或符合合同撤销条件。天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本案双方诉争的报酬，本院认为，需结合郭文杰的工作性质综合判断。一、郭文杰提供的其与天同公司签订的《天津市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工作内容为诉讼清欠。工资具体支付办法、标准及有关内容约定为按双方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报酬。天同公司对该劳动合同陈述为系为郭文杰代理诉讼案件而出具。结合该劳动合同内容及郭文杰工作的性质，郭文杰提供的劳动（劳务）并非天同公司的工作组成部分，郭文杰系以自己的技能、知识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或服务。其与天同公司约定的报酬支付方式为约定的诉讼代理费，其与天同公司没有身份隶属关系，并不受天同公司的管理或支配，故郭文杰与天同公司并不属于劳动关系，其与天同公司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二、关于郭文杰主张的报酬问题。本案中，郭文杰并非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系一般身份的公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答复》（2010年9月16日）规定：“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保护。”上述答复的精神并未全然否认公民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的效力，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院对郭文杰主张的报酬认定如下：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及双方陈述，结合郭文杰在案件中的参与情况，对天同公司尚欠郭文杰的报酬认定为1536340元符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本院参考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结合本案中郭文杰在接受委托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劳动，为天同公司挽回很大经济损失，天同公司也因郭文杰付出的劳动而受益，根据公平原则，本院对郭文杰的剩余报酬酌情认定为460902元（1536340元×30%）较为合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791民初2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的驳回郭文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791民初2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文杰剩余报酬人民币46090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256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10628元，郭文杰承担10628元；保全费5000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鉴定费57131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28565.5元，郭文杰承担2856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938元，由天津市天同钢结构有限公司13469元，由郭文杰负担134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建龙审判员  成 进审判员  梁金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王向东书记员李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