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2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某1，男，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立弘，江苏秦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某，男，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景雅路119号130室。法定代表人：许巧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明，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施某2，男，汉族，系施某1之父，住江苏省高邮市。上诉人施某1、王某因与被上诉人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海粮油公司）、原审第三人施某2股权转让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18)苏1084民初6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某1上诉请求：1、撤销高邮市人民法院（2018)苏1084民初662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判决，驳回芦海粮油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芦海粮油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未依法分配举证责任，认定事实不清，且程序违法，具体如下：一、芦海粮油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对本案所谓虚假公章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应予纠正。庭审己经发现，除本案争议的公章外，芦海粮油公司至少还有三枚明显不同的公章在同时使用。第1枚公章为2016年7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公章；第2枚公章为芦海粮油公司起诉状使用公章；第3枚公章为2016年5月1日由芦海粮油公司股东张瑛、卢某2签名并加盖芦海粮油公司公章的《股权代持协议》、2017年1月18日《购销订单》。上述事实证明，芦海粮油公司对外一直使用多枚公章，现仅以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中加盖的公章与其银行预留的公章不一致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系伪造，理由并不充分。二、施某1没有必要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芦海粮油公司欠施某1的货款远远超过股权转让款，该事实有2018年5月23日双方达成的股权回购协议内容予以证明，在双方互负债务的情况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支付环节，债务可以依法抵销。三、2018年5月23日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回购）协议已经证明了股权转让的真实性。该股权转让（回购）协议的真实性，芦海粮油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卢某1均已认可，如果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行为虚假，那么逻辑上就不可能存在2018年5月23日这份协议的。四、芦海粮油公司没有出资，意图通过诉讼方式实现非法目的，应予制裁。2016年6月，施某1设立芦海米业公司，之后芦海粮油公司有入股投资意愿，2016年7月13日受让施某1股权，修改章程将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但认缴时间推迟至2036年7月。因为芦海粮油公司一直没有实际出资，就连受让股权应当支付给施某1的3万元至今没有支付，所以芦海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没有变更，施某1受委托负责公司经营。从公司设立至今，无论是固定资产的投入或日常流动资金的筹借均由施某1负责，芦海粮油公司没有参与其中。因芦海粮油公司资金缺乏，无力顾及该企业经营，于2018年2月9日主动将股权又转让给施某1。因施某1公司的日后销售，仍然需要长期依赖于芦海粮油公司，为了回报芦海粮油公司的帮助，施某1才同意以200万元作为股权对价。然而，在此次转股不久，芦海粮油公司内部出现分歧，新负责人有意回购施某1持有的扬州市芦海米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并要求施某1退出，另行委派其他人员管理。为此，在多次沟通的基础上，于2018年5月23日张总委派包括原法定代表人卢某1在内的三人前来敲定具体回购条件，并形成了书面条款。事后因为芦海粮油公司变卦，双方发生矛盾，芦海粮油公司捏造事实，恶意诉讼。五、2018年7月16日第三人王某受让股权属于“让与担保”行为，依法有效。在2016年7月日-2018年2月9日期间，施某1担任芦海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外借款和赊欠农户的稻谷款，勉强维持芦海米业公司营运，因第三人王某催款甚急，为了稳定第三人的情绪，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2018年7月16日施某1同意将股权转至其名下，待还清其欠款后赎回，所以不可能发生现金支付。六、芦海粮油公司出庭人员身份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卢某1一直以芦海粮油公司老板身份与施某1联系，直到2018年5月份才告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瑛，但张瑛一直没有与施某1联系过，对于本次诉讼的真实性，施某1表示怀疑，曾要求芦海粮油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但芦海粮油公司出庭人员以张瑛并非实际负责人为由拒绝。为此，在庭审中，施某1多次对以芦海粮油公司职工身份出庭的特别诉讼代理人吕洪平的真实身份提出质疑。请求二审法院查明该人的真实身份。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高邮市人民法院（2018)苏1084民初662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判决，驳回芦海粮油公司诉讼请求；2、芦海粮油公司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截至2017年底，芦海米业公司欠我100多万元，在催款时，施某1让我不用怕，说不久公司股权转给他个人了。2018年夏收，应他的请求，我又帮他垫付了送粮户粮款几十万元，再次催款时，他说如果你怕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股权转给你，等我逐步还清了欠款再赎回。为此，在2018年7月份，双方办理转股手续，因为施某1本身欠我钱，我不可能再向他支付什么“对价”。在接受股权时，我并不知道芦海粮油公司与施某1存在什么矛盾，我也从未与芦海粮油公司有过接触，芦海粮油公司诉称我恶意接受股权以及一审判决认为不构成善意取得，违背客观事实。至于2019年2月24日我部分转股给第三人施某2，是因为芦海粮油公司正在通过法院主张股权，而我本无意以股权抵债，仍然要求施某1还款。在此情况下，施某2同意为施某1分担30万元，为此，双方办理了60%股权转让手续。一审判决以该30万元施某2暂未支付倒推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芦海粮油公司辩称，1、一审审理的程序合法；2、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晰，符合客观实际，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关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印章是否真实、协议是否有效，此争议：（1）到目前为止纵观全案无证据证实2018年2月9日芦海粮油公司的印章是合法加盖；（2）无任何证据证实在2018年2月9之前，上诉人与芦海粮油公司就所谓的股权转让问题进行过磋商协调定价；（3）本案中出现许多违背生活常理，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形，当中包括如果是真实交易，至少会出现芦海粮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授权委托、支付过协议中涉及的转让价款，但在本案中都没有。对股权转让交易的意见如下：1、王某上诉状就可以看出王某本身并无受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2、王某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施某2，而施某2与施某1是父子关系，且约定的转让对价也严重的不对等，不符合常规。另王某受让股权协议中的签名不真实，王某转让施某1股权中签名与出庭的签名不是一人所签。股权转让是要求当事人本人必须到场，还有摄像留证。可见，后续转让反映为了造成所谓的第三人的情形而故意再次进行转让；一审诉讼中，又进行了股权变更进一步证明了王某与施某1之间存在恶意。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维持。施某2述称，同上诉状意见。芦海粮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8年2月9日芦海粮油公司、施某1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2、请求确认2018年7月16日施某1与第三人王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3、请求确认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某与施某2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4、本案诉讼费由施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的股权在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后有三次变更登记行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中显示分别为2018年2月9日，芦海粮油公司与施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芦海粮油公司将其持有的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海米业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施某1，同日，芦海米业公司出具股东决定一份，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2018年7月16日，施某1与第三人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施某1将其持有的芦海米业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王某，同日，施某1在芦海米业公司股东决定上签字，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某与第三人施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第三人王某将其持有的60%的芦海米业公司股权以人民币3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第三人施某2，同日，王某在芦海米业公司股东决定上签字，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对上述三次股权转让行为，芦海粮油公司、施某1各执一词。芦海粮油公司认为，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中加盖的印章与芦海粮油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完全不同，且芦海粮油公司并未收到施某1的任何转让价款，该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后续股权转让亦当然无效。芦海粮油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2018年2月9日、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决定，《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决定中印文“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与芦海粮油公司送检样本印文“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施某1对鉴定结论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芦海粮油公司单方申请的鉴定，芦海粮油公司提供比对样本是新刻制的公章，得出的鉴定结论肯定与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不符。芦海粮油公司还申请证人卢某1、卢某2、周某,4到庭作证。施某1认为，案涉股权转让真实有效，施某1对外融资盘活芦海米业公司资产，双方在高邮市协商决定将股权转让给施某1，芦海粮油公司人员专程回上海汇报，并派人携带公司公章办理转股手续。施某1提供证据：1、2016年7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芦海粮油公司诉状中三枚公章的对比，诉状中印章“上海”两字相连，明显与前两枚公章不同，证明芦海粮油公司为谋求非法利益，故意使用不同印章提起虚假诉讼。2、2016年6月29日芦海粮油公司与淮安市洪祥粮食机械公司签订的《大米生产设备购销合同书》、2017年9月26日芦海粮油公司与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公司签订的《提货申请确认单》，证明芦海粮油公司对外使用公章均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公章一致。3、2016年7月13日芦海米业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芦海粮油公司尚未对芦海米业公司实际投入。4、2018年5月23日芦海米业公司致芦海粮油公司张总股权转让协议文本，证明芦海粮油公司、施某1双方曾就芦海粮油公司收购芦海米业公司股权进行商谈，芦海粮油公司同意于2018年底陆续付清施某1投入资金4920190元，但是芦海粮油公司并未履约。5、芦海粮油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卢某1为芦海粮油公司前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23日代表芦海粮油公司前来确定收购股权。6、芦海粮油公司四枚不同的公章式样图，证明芦海粮油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印章。7、申请证人张某,4、姜某,4到庭作证。一审法院依照芦海粮油公司申请，于芦海粮油公司开户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芦海粮油公司设立登记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带有芦海粮油公司印章的备案材料。另查明，芦海粮油公司、施某1及第三人均无证据证明已实际收取案涉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芦海粮油公司申请证人卢某1、卢某2、周某,4到庭作证，三证人均否认接受芦海粮油公司委托参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事实，同时三证人亦否认曾回上海芦海粮油公司取回公司印章在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印章的事实。同时查明，根据2016年12月2日的《代持股份确认书》登记张瑛名下的芦海粮油公司80%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张媛，张瑛接受张媛的委托，作为该80%代持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股东相关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芦海粮油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媛称自芦海粮油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卢某1变更为张瑛（变更时间为2016年12月份）后，芦海粮油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是从卢某1处取得后一直沿用至今，且仅使用过此一枚印章。卢某1到庭作证时称，其在经营芦海粮油公司时，公司存在两枚印章，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卢某1将其中一枚公司印章交给张瑛，另一枚印章存放于朋友处。而涉案的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上加盖的有“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仅凭肉眼直观观察并与芦海粮油公司诉状中、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变更预留签章通知书中、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材料中加盖的芦海粮油公司印章以及一审法院赴芦海粮油公司调查时留存的芦海粮油公司印章样本比对，上述四份印文为【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中均为“粮”、“油”相连，“上”、“海”相连，字间距紧凑。而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加盖的印章中“油”、“上”之间字间距较大，“上”、“海”两字间不相连，“海”、“有”之间字间距较大的特点，两枚印章存在明显不一致之处。芦海粮油公司否认曾在案涉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加盖印章的事实，且否认与施某1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庭审中，施某1不能举证证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使用的这枚带有芦海粮油公司字样的公章是芦海粮油公司授权加盖的，亦无法证明在芦海粮油公司或芦海粮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公章是如何加盖到协议书中的。虽然施某1提供了多份合同及提货单等，在这些合同及提货单上面带有芦海粮油公司字样的公章也存在不一致处，但施某1的该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芦海粮油公司存在多枚公章的事实。对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200万元，施某1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芦海粮油公司对涉案股权转让不予认可，其所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查获取的证据均证明芦海粮油公司一直使用的印章与协议中加盖的印章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排除是同一枚印章的可能性。同时施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芦海粮油公司曾使用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印章一致的印章签订其他合同并实际履行的证据，并据此证明芦海粮油公司存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加之施某1未实际交付对价，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无芦海粮油公司的签字或者盖章，对芦海粮油公司无约束力，属无效协议。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基于同样的情形，亦无效。而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的两次股权转让，受让方均未支付约定的对价，系施某1与第三人，或第三人之间恶意串通形成，故不能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8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2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亦属无效协议。对应的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的两次《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2018年2月9日，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与施某1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二、2018年7月16日，施某1与王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三、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某与施某2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60元，由施某1承担。二审中，芦海粮油公司提供了资产明细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芦海米业公司有1200余万元的资产。经质证，施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证据当中也没有反映出芦海粮油公司对芦海米业公司有投资的迹象，芦海米业公司的所有资产都是施某1本人自筹自建，没有芦海粮油任何的投资。王某和施某2均表示对该份证据不清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是否系芦海粮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后的两次股权转让效力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现有证据已能证明，涉案的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上加盖的有“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芦海粮油公司的备案公章以及芦海粮油公司对外使用过的公章在印文字体、排版等方面均存在不一致之处，显然并非同一枚印章所形成；同时，施某1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印章芦海粮油公司曾在其他场合使用过且芦海粮油公司认可其效力。此时，对于合同效力的审查应当主要看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且该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应由主张合同法律关系发生的施某1承担。根据施某1的陈述，与其商谈股权转让事宜以及在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印章的均不是芦海粮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而是卢某1、卢某2、周某,4等人。对此，首先，卢某1、卢某2、周某,4到庭作证均否认接受芦海粮油公司委托参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以及回上海取回芦海粮油公司印章并在协议书上盖印。其次，即便确实是卢某1、卢某2、周某,4等人与施某1经办的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事宜，施某1也未能举证证明卢某1、卢某2、周某,4等得到了芦海粮油公司的授权；尽管卢某1曾经是芦海粮油公司的股东，卢某2在当时是芦海粮油公司的小股东，但涉及对芦海粮油公司100%股权（认缴资本达3000万元）转让的重大交易，现有证据表明施某1既未审核授权情况，亦未查询股权状况，更未向芦海粮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解、确认，其主观上存在过错，故也不存在适用表见代理的情形。据此，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印章不能认定为系芦海粮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欠缺“意思表示真实”这一有效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应认定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基于同样的理由，2018年2月9日的《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亦应认定无效。至于施某1提到的2018年5月2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从其内容看只是芦海米业公司的单方报价，既看不出转让股权的合意，也看不出芦海粮油公司对之前转让股权行为的追认，芦海粮油公司对此文件的形成也能做出相应解释，故不能据此确认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由于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其后于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发生的两次股权转让，均属于无权处分，且权利人对处分行为拒绝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2018年7月16日和2019年2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对应的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的两次《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均应认定为无效。同时，受让方王某、施某2受让股权并非基于善意，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取得股权的所有权。原因在于：施某2系施某1父亲，且其认可与卢某1等谈业务都是他去谈的，故其对涉案股权的实际状况应当明知；而王某系施某2好友，其自述本无受让股权的意思，对于为何约定2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也表示不清楚且约定的对价也未支付，不符合交易常识，特别是2019年2月24日的转让发生在一审诉讼期间，其在明知涉案股权存在争议，而施某1、施某2均未偿还其分文也未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又将60%的股权转让给施某1的父亲施某2，明显不合常理，其关于转股给施某2是为了保证自己债权早日实现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因此，王某与施某2均不能认定为系善意的合同相对人，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迄今，芦海粮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对本次诉讼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也已依法审查了诉讼代理人的授权手续，故施某1对本案程序方面提出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施某1、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不准确，但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施某1、王某共同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毅审判员 苏岐华审判员 韩 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