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吉01民终52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3888号。法定代表人：盛翠利，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2677号。负责人：黄剑文，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法定代表人：李晓鹏，董事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林，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春都律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都律所原审诉请：1.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支付律师代理费68000元；2.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逾期支付代理费的利息（2016年7月1日起至执行终结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春都律所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口头约定《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就案外人长春市精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一案代理，由于当时时间紧没有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同意律师代理费按《吉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收取，由于春都律所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没有计较先签订书面协议，为了顾全大局参加了该案诉讼代理，春都律所在代理中履行了应尽的义务，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6日下发了（2015）长执异字第3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长春市精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异议，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申请长春市中级法院扣划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的保证金200万元有效。2015年7月24日春都律所接到《执行裁定书》后，即向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要求补充书面《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68000元律师代理费，但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以向光大银行请示为由拖延支付代理费，直至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了与春都律所的法律顾问协议也没有支付。光大银行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法人单位，对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不讲诚信的行为承担责任。现春都律所向贵院诉请，维护春都律所的合法权益。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原审辩称：1.本案案涉法律服务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与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汤某1某、辛某某、赵某、张某、沈某某、蒋某某、于某某、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娄某某、汤某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执行阶段的执行异议事项，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与春都律所签订了《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委托春都律所代理案涉纠纷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执行等直至该案执行终结后两年，并约定了律师代理费的计算和支付方式。在执行程序中，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申请执行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的账户内资金，案外人长春精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该账户资金系其交存的保证金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因此该执行异议是执行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在双方签订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代理范围内。因执行程序律师代理费已经包含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中，执行异议不再另行单独支付律师代理费。因此，春都律所所述没有书面代理合同与事实不符。2.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已经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春都律所对此不认可，为此春都律所已经于2018年6月向长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已经受案。因此，本案属于重复告诉，人民法院应直接驳回春都律所的起诉。光大银行原审辩称：答辩意见同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日，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与春都律所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由春都律所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提供法律服务，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总价款为50000元，春都律所担任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法律顾问期间的诉讼、仲裁和非诉讼案件代理费的收费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收费程序》的规定，春都律所对在担任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法律顾问期间个案代理费的收取予以优惠。2013年12月18日，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为其与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汤某1某、辛某某、赵某、张某、沈某某、蒋某某、于某某、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娄某某、汤某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与春都律所签订了《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由春都律所作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合同约定：“代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执行等，直至该案执行终结后两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按案件诉争标的额的0.5%向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6.5万元，该代理费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5%；在终审胜诉后支付5%；案件执结时并收回全部诉讼标的额时支付剩余的90%。”2014年5月1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年长民四初字第00101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申请冻结了恒远担保公司在中国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账户中的钱款，中国交通银行四平支行在执行程序中提出异议，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长执异字第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长春市精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异议。2018年6月，春都律所就其所代理的上述案件的代理费向长春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2018年8月3日，长春仲裁委员会受理该案，该案现正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认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诉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汤某1某、辛某某、赵某、张某、沈某某、蒋某某、于某某、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娄某某、汤某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长春精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长执异字第32号执行裁定书仍属于案件的执行过程，不属于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关于春都律所主张的上述案件执行异议过程中的代理费一节，春都律所、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双方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已对代理范围进行了详细约定，其包括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等，直至该案执行终结。另，春都律所、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双方未对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重新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约定代理费用的收取，故春都律所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及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原审庭审中查明，春都律所已就其所代理的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诉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汤某1某、辛某某、赵某、张某、沈某某、蒋某某、于某某、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娄某某、汤某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费一案已在长春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但春都律所称仲裁申请中未包含执行异议部分，故春都律所主张不属于重复告诉，原审法院应予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春都律所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春都律所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春都律所原审诉请；2.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原审认定（2015）长执异字第32号执行裁定书仍属于案件的执行过程，不属于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九条规定，执行异议案件应独立立案审理，是执行异议审查程序，是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执行”，特指向借款合同的实际回收（即执行实施类案件），不包括执行异议审查程序的案件；双方对执行异议审查程序案件没有约定。本案双方是口头约定。二、原审判决前后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执行”涵盖全部执行过程，但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主张《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在长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属于重复诉讼的事由，而原审判决又认定本案的执行异议审查程序原审法院应予审理，故驳回春都律所的诉讼请求。既然认定《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执行”程序，该合同又已经提起仲裁，就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非判决驳回起诉。因此，应认定本案与《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执行”是两个法律程序，应按双方约定支付春都律所代理费。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答辩称，维持原判。二审中，春都律所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长执异字146号执行案件的风险代理清收委托协议，证明：该案异议在本案之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在该案之前，本案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在《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执行程序。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2013年12月18日《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春都律所代理案件中的一审、二审、执行等，代理费为16.5万元，合同生效后10日内付5%，终审胜诉后5%，剩余90%在案件执结并全部收回后支付，如未全部收回按比例支付。如果后续再签订其他合同，是为了激励春都律所争取好的执行结果，但并不否定原合同中其应代理执行程序的约定。如春都律所以2014年12月20日风险代理委托协议为根据，要求支付律师费是另外案件而不是本案。证据二、仲裁裁决书，证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已委托其他律所，案涉案件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终止了与春都律所的合同，另行聘请其他律师代理，所以不存在继续代理执行的问题，所以执行异议案件的代理费不在本案中。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春都律所在仲裁中没有单独提出本案诉请，但其诉请包括一、二审及执行程序，因此春都律所再提诉讼应当是与仲裁重复。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与春都律所曾于2014年12月20日签订风险代理清收委托协议，委托盛翠利代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处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支行保证金账户查封异议一案，约定如有权法院终审裁定支持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全部诉请，自裁定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春都律所提供合格发票，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按全部诉请金额189万的5%支付风险代理费（与原正常代理发生重叠部分不再支付代理费），否则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不支付任何费用。再查明，春都律所就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曾于2018年6月31日向长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83500元及逾期利息等，长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裁决。本院认为，关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应否支付春都律所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委托代理费的问题。首先，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系基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与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汤某1某、辛某某、赵某、张某、沈某某、蒋某某、于某某、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娄某某、汤某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法院扣划前述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被执行人账户资金提出的异议。春都律所主张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就前述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口头约定委托代理，但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不予认可，春都律所亦未举证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春都律所对自己的前述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对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代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执行等，直至该案执行终结后两年”的理解问题，春都律所主张其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代理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不在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执行”范围内，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则主张案外人执行异议亦应包含在“执行”范围内。本院认为，该条款表述为“代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从文义角度理解，应做扩大解释，即代理范围包含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全部诉讼程序，案外人执行异议是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尚包含在执行程序中。结合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关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约定“案件执结时并收回全部诉讼标的额时支付剩余的90%”，如春都律所不能全部收回诉讼标的额亦无法得到全部律师代理费，处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亦是为了能够顺利收回诉讼标的额所做的工作，由此综合合同条款的前后文义，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应包含在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执行”代理范围内并无不当。最后，关于春都律所本案诉请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并应裁定驳回的问题。春都律所虽就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向长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但其申请仲裁的事项是要求裁决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支付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83500元，其亦在原审明确该83500元与其本案诉请的68000元是不同标的，主张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不在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范围，诉请68000元代理费是依据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口头约定的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的代理费，然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春都律所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之间存在上述关于执行异议委托的口头约定，导致本案的关键在于对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范围应如何界定，鉴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因此，在春都律所无法证明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存在其他口头委托的情况下，对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事项应由长春市仲裁委员会裁决，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退还上诉人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常 菁审判员  王 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