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辽06行终1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家兴，男，200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丹东市振安区。 委托代理人：孙玲（系上诉人母亲），女，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系水利水电部第六工程局退休工人，住丹东市振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青山沟路196号。 负责人：隋玉国，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井，女，1992年7月3日出生，满族，系该局法制大队科员，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婆娑府西街2号。 负责人：张涛，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谈景敏，男，198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系宽甸满族自治县司法局政府法律事务室科员，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孙亚平，女，1963年1月9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刘家兴因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辽0624行初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家兴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玲，被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宽甸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刘井，被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宽甸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谈景敏，原审第三人孙亚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原、被告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2018年11月29日19时许，第三人孙亚平乘王某驾驶的三轮车来到原告父亲刘希武家索要工资。第三人孙亚平与原告父亲刘希武因工资问题发生争吵，第三人孙亚平在刘希武家被殴打受伤。当晚，永甸派出所接到了第三人报案，立即出警并于次日立案受理。第三人孙亚平于案发当晚到宽甸××自治县中心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头皮擦伤、头皮血肿、左颜面擦伤。 嗣后，被告宽甸县公安局下属的永甸派出所民警对该案进行了调查，民警对孙亚平、王某，原告刘家兴及其父亲刘希武和三伯刘喜德多次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第三人孙亚平称原告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王某于2019年1月18日和2月18日两次在永甸派出所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均称原告殴打了第三人。王某系第三人丈夫的朋友，与原告三伯刘喜德系同学关系，与原告和第三人均无亲属关系。原告及其父亲刘希武、三伯刘喜德均称原告未殴打第三人。被告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民警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因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的要求，被告宽甸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刘家兴拘留七日并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并送达给原告。 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被送入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2019年5月27日，原告以其欲提出行政诉讼为由向被告宽甸县公安局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被告宽甸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8日对原告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决定暂缓执行对原告的行政拘留。原告不服被告宽甸县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向被告宽甸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宽甸县政府履行了受理、调查等程序，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之规定，二位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之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本案中，被告宽甸县公安局在认定证人证言方面，主要采信了证人王某的证言。王某与原告和第三人均无亲属关系，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优于与原告有亲属关系的刘希武和刘喜德的证言，证人王某在公安机关两次的询问中，均陈述了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除王某的证言外，被告宽甸县公安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时还综合了受害人陈述及医疗诊断等证据，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可以相互佐证。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本案证人王某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下达后又称原告未殴打第三人的问题。证人证言是证据法定形式的一种，是知晓案件有关事实的人所作出的陈述。由于证言是证人主观对客观事实和认识的反映，因此受到证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证人本身的感受能力、记忆能力、感情因素等都有可能对证言的真实性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证人作出证言的时间距案发时间越近，其感受能力越强，记忆越清晰，受感情因素和其他客观因素影响越少。本案中，公安机关在2018年1月28日和2月28日，两次对证人王某依法进行询问，两次询问均在永甸派出所内进行，无外界因素干扰。询问前，办案民警均依法告知了证人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询问结束后，询问笔录均交由证人王某签字捺印确认无误。而王某于2019年7月14日又出具了一份声明，该声明否认了之前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此时，距案发当日已七个多月，无法排除证人在此期间受记忆力、感情因素和其他客观因素影响而作出相反证言的可能。同时，原告也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与该份声明相佐证，该声明未达到可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效力，不足以推翻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性一节，被告宽甸县公安局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传唤、询问、告知、作出处罚决定和送达等法定程序，故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关于原告诉称被告未告知其有申请暂缓执行拘留的权利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一）被处罚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件的名称和号码、住址；（二）违法事实和证据；（三）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五）对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该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的六项内容是法律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需在决定书中列明的，关于享有权利的告知暨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需在决定书中一并列明。而第一百零七条关于暂缓执行行政拘留是由被处罚人欲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时自行向公安机关提出。其与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不同，法律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负有在决定书中列明或告知该项权利的义务。故原告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行政复议程序方面，被告宽甸县政府依法履行了受理、调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及送达等法定程序，故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家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家兴负担。 上诉人刘家兴上诉称，被上诉人宽甸县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处罚决定中认定上诉人打人的事实的依据之一是“行为人供述”，但上诉人从来没有供述称自己打了原审第三人孙亚平，也没有任何一份材料能证明上诉人供述打了孙亚平，该事实依据属被上诉人宽甸县公安局无中生有。认定上诉人打人事实的依据还有“证人证言”，证人王某的证言严重违反客观事实和逻辑，事发时是2018年11月29日晚8点，因为当时已是冬季，上诉人家窗户已经结满冰霜，同时上诉人家窗户上还贴着塑料窗花，并拉着窗帘，证人根本不可能从屋外看见屋里发生的事情，况且证人所陈述的“上诉人是在刘希德进屋之前殴打孙亚平”与原审第三人孙亚平自己陈述的“刘希德进屋之后刘家兴用铁器击打其头部”是相互矛盾的。另外，证人王某和原审第三人是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自述其与原审第三人的爱人是朋友，朋友关系自然会有倾向性，其证言自然会偏袒原审第三人，因此王某的证人证言属于应当补强的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作为辅证的情况下，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证人王某一共在被上诉人宽甸县公安局作证五次，前两次是派出所传唤其到场调查取证，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未向证人交待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导致证人作出伪证。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将原审第三人孙亚平打伤，但对于上诉人如何打的、打的部位等相关情况没有任何记录。刘希武和孙亚平在笔录中均承认其互相撕打，公安机关不予认定，反而认定是上诉人将原审第三人打伤。行政处罚决定对上诉人处以拘留七日的处罚，但确定的执行期限确是八天。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询问和记录为同一人，签字笔迹为同一人笔迹，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宽甸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告知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也没有听取上诉人的意见，更没有对上诉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一审法院没有对被诉行政行为认真审查，未认真听取并采信证人出庭所陈述的证人证言，武断的认定证人王某出庭陈述的证言不真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宽甸县公安局答辩称，被上诉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进行调查取证，先后两次对证人王某进行询问，对证据进行固定，最终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上诉人存在殴打原审第三人的违法事实。处罚决定作出后，证人王某改变了证词，并出庭为上诉人作证，其证言内容与上诉人说法如出一辙，且其观点已无从查实。证人王某在被上诉人案件结案后作出的证人证言，不排除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了真实性和客观性。一审中，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时处于病重状态，是由其儿子用轮椅推至法庭，其陈述证言只是只言片语，且有部分“记不清”的表述，其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言语表达能力较弱。被上诉人在对证人王某进行询问时，虽没有在询问笔录中列明作伪证的法律后果，但向证人王某交代了需要如实回答问题，证人王某也表示：清楚。从证言内容看，并不具有倾向性，而且未列明作伪证的法律后果不会直接导致证人王某作伪证。在对证人进行询问过程中，被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由两名正式民警进行询问，由其中一名民警同时担任询问人和记录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拘留期限的计算问题，以投送日的当时至次日的同时，经24小时为满一日，故被上诉人表述5月23日至5月30日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权问题，上诉人一直不配合被上诉人工作，拒绝签字，不出具申辩材料，只是口头表示对处罚决定不服，被上诉人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在相关文书上注明，被上诉人不存在程序违法。关于对该起治安案件中另外两名违法行为人的处理问题，并非是被上诉人不作为，而是因刘希武不配合做精神疾病鉴定，导致程序中断，待精神疾病鉴定结果出具后，将依法对相关人员作出处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处罚决定中认定上诉人打人的事实依据之一是“行为人供述”问题，在本次治安案件当中，行为人共有三人，分别是刘希武、刘家兴、孙亚平，所以处罚决定中列明“行为人供述”并不是特指刘家兴本人，只是将案件全部证据概括列明。 被上诉人宽甸县政府答辩称，被上诉人宽甸县政府行政复议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且职权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判决已对被上诉人宽甸县政府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且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复议程序并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一审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一审时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与原审认证意见一致。 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刘家兴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 1、照片一张，来源于2019年5月28日上诉人拍摄，证明王某从屋外无法看清屋内情况； 2、照片一张，来源于2019年5月28日上诉人拍摄，证明原审第三人孙亚平头伤是衣帽架断裂刮伤所致，不是上诉人打伤。 3、2019年11月7日证人王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在2019年1月18日和2月18日两份询问笔录中始终由一名民警林琪忱做笔录，并没有两名民警在场。 4、在民情网投诉的电话录音，证明民警林琪忱与上诉人父亲刘希武有过节，所以才冤枉上诉人，并对上诉人强行拘留； 5、2019年11月2日衣龙柱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其陪同王某2019年5月24日下午两点到派出所要回笔录，又陪同王某到公安机关递交内容为上诉人未打人的《声明》，该《声明》交给民警，但公安机关说交给政府。后交给政府，政府也没有接收，让交给公安机关； 6、孙亚平医药费单，证明公安机关不是因为上诉人打人对上诉人拘留，而是因为医药费问题对上诉人拘留。 两名被上诉人对上述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号证据照片是上诉人采集，采集时间是结案后，据今半年时间，并非是案发时第一时间采集的证据，所以该证据证明力存疑，不应当被采信；2号证据照片，是上诉人用自己制作的证据证明自己想要证明的问题，不是官方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也不是医疗机构出具的伤情意见，所以没有证明力；关于3号证据，王某作为成年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后亲自确认笔录相关内容，当时并没有对询问过程和询问人提出异议，并且该证言出具时间是在结案后，在一审中都没有提出该观点，王某本人签字捺印从法律上说是对该笔录认可，因此该证言内容不应当被采信；关于4号证据，上诉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想要证明的观点，也不能推翻上诉人存在殴打他人的事实，被上诉人是在掌握其他证据前提下作出处罚决定，如果上诉人认为办案民警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可以向纪检部门投诉，但不影响案件事实定性；关于5号证据，衣龙柱证言内容与本案事实无关，也不影响案件定性，不具备证明效力；关于6号证据医药单，如果上诉人愿意给原审第三人承担医药费，双方达成互相谅解，可以进行调解，如果上诉人不愿意承担医药费，按照法律规定，在现有证据情况下，被上诉人可以依法对上诉人采取行政拘留，法律上没有强制拘留，只是上诉人不服处罚决定，所以声称被强制拘留。 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刘家兴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5号证据衣龙柱出具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1-4号、6号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庭审辩论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有无事实根据，对被诉行政行为和原审判决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各方当事人的辩论观点与其上诉和答辩观点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刘家兴是否存在殴打原审第三人孙亚平的违法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宽甸县公安局认定上诉人刘家兴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的主要事实依据为原审第三人孙亚平询问笔录和证人王某的询问笔录。因证人王某在行政复议程序及行政诉讼一审程序中作出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事实相反的证人证言，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上诉人刘家兴是否存在殴打原审第三人孙亚平的违法行为问题产生争议。关于如何采信证人王某前后陈述内容完全相反的证人证言问题，虽王某自认其是在公安机关询问中陈述不实，但究竟是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不实，还是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伪证，现已无法通过其自认方式来判断，需要综合分析其前后两次陈述时各种因素来综合判断，对此，原审判决论理部分已经充分的分析阐述。另外，通过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证人王某出具的《声明》可以看出，证人在《声明》中所陈述的是因其“口误”，导致讲述了错误的事实。但是通过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可以发现，其在接收被上诉人询问时，对事发当时现场情况讲述的非常细节，并非是因“口误”这么简单可以导致讲述事实错误的，也不应因其如此简单的一个理由就可以推翻其在公安机关两次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事实。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行政处罚为拘留七日，而执行期限为八天问题，被上诉人宽甸县政府在答辩中已经予以解释，其解释理由合理，故本院对上诉人该诉讼观点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证人王某询问笔录中询问人和记录人为同一人，签字也为同一人笔迹，程序违法一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但并无法律规定不可以由同一人同时进行询问和记录工作，按照上诉人所提到的询问笔录的记载，由两名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询问笔录中两名工作人员签名为同一人书写，因此，上诉人的该诉讼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上诉人刘家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晓欣 审判员  李 莉 审判员  仲莉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