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民终2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延军，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丹东市振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娜，辽宁卓政（丹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元宝区古城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柳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萍，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延军因与被上诉人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1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延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发放拖欠股东红利4500元及支付延期违约金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依据丹东东发（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九条：本公司的股东有柳忠安等210人；第六章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第十条：股东的权利。一、依其股份领取股利及所有股东签字。二、胡延军于2002年12月28日出资15000元购买丹东东发（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并发有股权证。三、自2003年开始至2017年每年分的股利，有丹东市税务证明。同时，2018年的股利所得税己经上缴。另外，一审庭审中双方均未提及企业集资款，一审判决自己创设该集资款是不当的。一审判决否认上诉人股东资格显属不当。 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释法说理充分，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延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发放拖欠的股东红利45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发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延期违约金，暂定112.5元；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2年，原告出资15000元成为被告的股东，被告为原告颁发了股权证。原告自2003年起开始享受股东红利直至2017年。2019年1月30日，被告为股东发放2018年度的股东红利，但未给原告发放，原告向被告索要，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认为，作为被告的股东，应享有与其他股东相同的权利，被告无故扣押原告的红利，违反了公司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系被告单位员工，2019年1月，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在职期间，2002年12月28日，其参加被告单位的集资活动，并实际出资15000元。被告收到原告缴纳的该笔款项后，给其出具一份名称为“股权证”的出资证明书，其中的内容载明：“出资证明书股东姓名或名称：胡延军、公司名称：丹东东发（集团）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空白）、总股权数：（空白）、入股金额：壹万伍仟元、占总股本比例：（空白）、出资日期：2002年12月28日”，该出资证明书的下方加盖有被告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小印鉴。从2003年开始直至2017年，原告每年都在被告处领取金额不等的红利。 另查，在工商机关登记档案中，其备案的被告公司股东人数为七名，原告并不包括在这七名股东之中。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于被告未给其分配2018年当年的红利，原告若要分配红利，其必须退出全部股本，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纵观本案，原告向被告实际出资15000元确实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笔资金的性质究竟是属于被告公司的企业集资款，还是被告公司股东的入股股金，从本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看，该笔资金既不在公司股本总额占有比例，也不在公司总股权数占有比例，而且也不在公司总股本中占有比例，该笔资金的属性其实质是被告公司的企业集资款。被告每年根据其当年的经济效益，通过发放出资红利的方式，给出资员工谋取一定程度高于银行利息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原告的该笔出资款项并非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入股股金，其也不具有被告公司的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资格。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其向被告提出给付4500元股东红利的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建立在其享有股东身份的基础之上。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延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胡延军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210人股东签名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2018年红利分配明细表六页、被上诉人企业信用信息工商公示报告。证明：上诉人确实是股东之一，有权领取股利。被上诉人在2008年进行过名称变更，将公司性质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2002年时被上诉人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股份，并不影响2002年被上诉人作为有限公司给上诉人颁发的股权证的效力。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关于210名股东参加的章程修正，是在2005年2月3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效益股东大会修改的公司章程，该章程没有在工商局登记备案，该章程210名股东中有六名是发起人股东，有204名是效益股东，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该章程规定股东离开本企业时由企业按原价收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并至离开本企业之日起不再享受股东的权益也不享受当年的红利分配，在企业收购期收回股份时按同期贷款利率收购股份利息，该规定证明204名效益股东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204名股东只是在企业内部承担股东权利享受股东义务，小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范围。恰恰证明上诉人和向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必须交出股权证和企业退回投资证明书，先退后结算。对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在工商登记备案股东无论是东发有限公司股东还是东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都是这些人。证明上诉人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关于红利分配明细表，以一审被上诉人陈述为准。由于未提供原件，对真实性持有异议。关于企业信用信息工商公示报告，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后，发起人仍是这几个股东，股权数额是固定的，204名效益股东未在章程中体现。上诉人仅是被上诉人企业内部投资股东，相当于企业集资，给上诉人分得利润。 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被上诉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用。 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一、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变动表及1999年和2008年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证明：该表中东发（集团）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1999年公司章程和2008年的公司章程的股本总额，只是七名发起人股东的实际投资总额，并没有204名企业效益股股东认缴出资额，说明上诉人胡延军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股东。包括胡延军在内的204名企业职工投资资金，实际上只是企业内部效益股投资，一审判决认定这种资金的“属性其实质是公司的集资款”，公司“每年根据其当年的经济效益，通过发放出资红利的方式，给出资员工谋取一定程度高于银行利息的经济效益”，恰如其实。证据二、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效益股股东情况表。证明：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离职效益股股东有33人、退休股东有90人、在职股东74人。离职股东和退休股东123人均终止了与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退回了股权证，领取了投资款，唯有陈震、胡延军、苏天宇等五人离职而未交回股权证。证明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效益股股东离职应退回股权证，解除股东关系，是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的，已被实践证实。上诉人否定公司章程的该项规定的合法有效性没有法律依据。证据三、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效益股股东中辞职股东和退休股东办理退股领取股本金情况表。证明：抽取的两名离职股东退股手续的是孙启相和徐慧，两名退休股东手续的是张继荣和宋长华。证明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辞职或退休等效益股股东，均须先写退股申请，交回股权证，然后才能领取退股资金及红利。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81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民事裁定书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与股东约定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之外的其他回购情形。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并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达成股权回购的约定”。证据五、最高法院关于公司和股东间可以自主约定股权回购事项的一组典型裁判案例简述。证据六、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证明：第25条明确约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遇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等情况，可由企业按企业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处理”。证据四至六证明：被上诉人让上诉人交回股权证后再办理领取退股资金和调转结算手续合法有据。 上诉人质证意见：关于公司章程，根据被上诉人所举的五份章程，只有两份1998年2008年进行工商备案，意义在于对抗公司以外的善意第三人。虽然备案并没有210人包括上诉人的签字，但上诉人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属于被上诉人的股东之一，上诉人属于隐名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有权获取公司利润。关于证据二、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仅能证明公司其他股东退股、离职的情况，与本案无关。关于证据四、五、六，我们国家是大陆法系，之前的案例并无参考性，也不存在可用性。同时上海市法律法规不能适用于辽宁省。所以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能够证明在工商机关登记档案中，其备案的被上诉人股东人数为七名，上诉人并不包括在这七名股东之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三、四、五、六，因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用。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发放股权红利4500元及违约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发放股权红利4500元及违约金的前提是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出资15000元属实，但该资金不在公司股本总额、总股权数、总股本中占有比例，且在被上诉人工商机关登记档案中，备案的被上诉人股东人数为七名，上诉人并不包括在这七名股东之中，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被上诉人公司股东。在此前提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发放股权红利4500元及违约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即使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股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上诉人不通过股东会直接请求法院分配红利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延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延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军 审判员 李大为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