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0行初330号原告国关生，男，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0001770685），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5号。法定代表人王岫遐，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健，该分局新立派出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刘焕亮，该分局法制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000125495G），住址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2号。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蕊，该局法制总队民警。第三人聂明起，男，196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国关生因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以下简称“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新）行罚决字[2019]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9]2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4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聂明起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关生，被告东丽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健、刘焕亮，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蕊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聂明起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5日，被告东丽分局作出丽公（新）行罚决字［2019］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5月5日7时许，在天津市东丽区新立小学附近，违法行为人国关生与聂明起因停车挪车问题发生口角，二人相互殴打对方，后国关生跑至其驾驶车辆前侧，聂明起追上前并用手殴打国关生，后聂明起离开现场，国关生的伤情为轻微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国关生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因国关生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复议，天津市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9］2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新）行罚决字［2019］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国关生诉称，2019年5月5日7时许，原告在天津市东丽区新立小学附近送孩子上学，将轿车停放在校门口附近，违法行为人聂明起无故进行驱赶，双方发生口角后，聂明起动手殴打原告，原告跑至轿车尾部，聂明起尾随并继续殴打，事后聂明起逃离现场，原告报警。整个过程中，原告并未殴打聂明起，只是出于自卫目的进行抵挡和自我防卫。且原告此前因受过重伤，根本不具备主动伤害对方的能力。但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却认定二人相互殴打对方，并以殴打他人为由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现已执行完毕。原告认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且显失公平，故于2019年8月26日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但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仍然未能查明案件事实，于2019年10月22日下达津公复决字［2019］2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政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故意包庇第三人，且显失公正。综上，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新）行罚决字［2019］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9］2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照片六张。其中三张证明原告车辆的停放位置不影响交通，另外三张证明原告车辆前后左右有摆摊的，事发当日幸福路上被摆摊卖货的占满了，但第三人不阻止这些摆摊的，却阻止原告送孩子上学，被告东丽分局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了处罚。2.行车记录仪视频光盘二张。证明原告没有还手，只是自卫性质的在原告车辆周围跑动；证明第三人聂明起辱骂恐吓原告，并想置原告于死地；证明原告的车周围有车停放，被告东丽分局认定事实不清。3.询问笔录（张某）。证明原告没有还手。4.司法鉴定书（国关生）。能证明原告的身体不具备和聂明起相互殴打的能力。5.录音U盘及文字材料（原告与民警石胜磊）。证明被告东丽分局对聂明起有包庇行为，因为聂明起逃跑后，原告提醒民警石胜磊拿着聂明起的照片去丰年村和新立村找聂明起，可是民警石胜磊告知原告，两个村都没有这个人，但后面查明，聂明起就是上述村的人。6.照片二张。证明学校门口路太狭窄，每天都有交警指挥交通，原告作为学生家长，把车停放学校西100米左右的空地上，是学校许可的，被告对聂明起有包庇行为。被告东丽分局辩称，2019年5月5日7时许，在天津市东丽区新立小学附近，违法行为人聂明起与违法行为人国关生因停车挪车问题发生口角，二人相互殴打对方，后原告跑至其驾驶车辆前侧，聂明起追上前并用手殴打原告，后聂明起离开现场。经法医学鉴定，原告外伤致面部软组织挫伤为轻微伤。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国关生本人陈述、违法行为人聂明起陈述、证人证言、现场视频及截图、受伤部位照片、医院诊断证明、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实。本案原告国关生因其车辆停放问题与驾驶途经此地的聂明起发生争吵，言语争执后双方相互殴打对方，国关生在事发过程中有殴打聂明起的行为，也存在殴打他人身体的故意，应当认定是二人的互殴行为而非防卫行为，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2019年7月15日，被告东丽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丽公（新）行罚决字［2019］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国关生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东丽分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明东丽分局下属的新立派出所于2019年5月5日受理案件及违法行为人到案的情况。2.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被告东丽分局依法受理了案件，并依法延长了办案期限。3.传唤审批表、传唤证及传唤通知家属记录、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和第三人进行了传唤。4.询问笔录（国关生）。证明被告对原告国关生的询问情况。2019年5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其当天送孩子，将车停在路中间，一名男子让他挪车，原告没有挪，双方发生口角。对方男子先骂了原告，然后打了原告的头面部，原告也用拳头打了对方的脸和肩，之后对方男子追打原告，原告坐在地上报警。2019年6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第三人先用手打他的左脸，原告也还手打了对方左脸一拳，用手推了他肩部一下，之后对方又追打原告，掐原告脖子，将原告按倒在地。2019年7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对鉴定结果表示认可，并陈述事发后报警将对方抓获的经过。5.询问笔录（聂明起）。证明被告对聂明起的询问情况。在2019年5月29日抓获当天的询问笔录中陈述，5月5日7点半左右，因为原告停的车子挡在路中间碍事了，且拒绝挪车，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聂明起用手拽了原告一下，然后原告打了他的面部，然后聂明起也打了原告的面部和肩部，并追打原告，之后原告坐在了地上。在2019年6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聂明起当时拽着原告，原告打了他一拳之后，其打了原告的脸，之后原告往行车记录仪方向走，聂明起又追了上去打了原告。2019年7月15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被抓获的经过。6.询问笔录（张某）。证明被告对证人张某的询问情况，其陈述事发时该地在堵车，看到原告和第三人发生了争吵，第三人打了原告，原告坐在地上。7.受伤部位照片、医院诊断证明、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回执及鉴定意见告知书。证明原告国关生的受伤情况及本案伤情鉴定耗时15天。8.现场视频。证明事发时，原告将车停在路上，双方发生争执，并且产生肢体冲突。9.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东丽分局在处罚前，对国关生、聂明起进行处罚前告知的程序，双方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10.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证明东丽分局于2019年7月1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国关生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给予聂明起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国关生对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新）行罚决字[2019]749号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8月26日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当日依法受理。2019年8月30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被告东丽分局开具了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提交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2019年9月6日，被告东丽分局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19年10月22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经审查，作出维持东丽分局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申请接受凭证。证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依法受理原告复议申请。3.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天津市公安局依法向东丽分局开具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东丽分局依法提交了答复书及证据材料。5.津公复决字[2019]2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天津市公安局依法作出复议决定。6.邮寄凭证。证明天津市公安局依法送达了复议决定。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东丽分局对原告国关生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为事后拍摄，不能证实事发时的情况，并且别人摆摊不能成为自身违章停车的理由；证据2的视频不完整，主要记录的是聂明起追打原告的过程，且有原告出去找第三人的情节；证据3的证言不能证实原告是正当防卫；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身体比较弱，能够证实其在打架过程有可能处于劣势，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攻击的能力，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实民警有包庇行为，被告对聂明起已经处以拘留7日并罚款200元的处罚；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上下学道路拥堵，途径车辆更不能违章停车，否则会带来交通隐患，不能证实原告停车的合法性，况且，学校也没有权力允许别人占路停车，原告在此情况下应当说明其停车的理由，而不是采取激化矛盾的方式，其行为不能构成正当防卫。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东丽分局。原告国关生对被告东丽分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不知情，东丽分局延长办案期限，没有通知原告，故不认可；对证据3、4无异议；对证据5中聂明起的陈述有异议，其陈述不属实；对证据6-9无异议；对证据10中的通知家属的证据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对原告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对被告东丽分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国关生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但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对维持决定不认可。被告东丽分局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1，不能证明系事发时的照片，和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能够证明事发时，原告车辆的停放位置、周围拥堵及双方争执的过程，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东丽分局亦提交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不能证明其没有攻击的能力，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5，不能证明被告对第三人具有包庇行为；原告提交的证据6，不能证明原告停车行为的合法性；被告东丽分局提供的证据真实、形式合法、能够证明东丽分局作出处罚的证据、依据和履行的程序，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采纳；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作出复议决定的过程及结果，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5日，被告东丽分局接到原告报警，称其于2019年5月5日7时许，因停车挪车问题与他人发生口角，致使发生打架，被告东丽分局于当日以行政案件立案受理。后被告东丽分局传唤原告、第三人到案进行调查，对证人进行询问，并调取了行车记录仪的录像。原告在两次询问中，均陈述因停车、挪车问题，与第三人发生口角，第三人殴打原告后，原告进行了还击。第三人陈述，其与原告因停车问题发生争执后，原告对其进行了击打，其对原告进行了还击。东丽分局调取的录像，能够反映事发时，车辆停于路中，周围较为拥堵的客观环境，且第三人有追打原告的行为。2019年5月31日，被告东丽分局依法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5日、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9日，被告委托鉴定机构对国关生的伤情进行了鉴定。2019年7月15日，被告东丽分局告知原告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当日，被告审批后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并于当日送达原告及第三人。2019年8月26日，国关生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当日受理。2019年8月30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被告东丽分局送达了复议通知书，要求东丽分局提交书面答复、证据和依据。东丽分局于2019年9月6日提交书面答复及证据。2019年10月22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涉案复议决定，维持东丽分局的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东丽分局对辖区内的治安工作具有行政管理职权。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为东丽分局的上一级机关，对原告不服东丽分局处罚决定的复议申请，有复议的职责和职权。在行政处罚程序方面，被告东丽分局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处罚前告知、审批、决定、送达、延期和鉴定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天津市公安局于原告提出复议当日，受理复议案件，并履行了通知、审查、决定、送达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方面，原告和第三人均陈述双方有相互击打的动作，能够相互印证。且本案起因，系原告停车不当引发口角，并造成击打行为的发生，双方对此均有过错，被告认定双方系互殴，证据确实充分。本案原告辩称其为自卫，但纵观事发过程，原告在停车不当的情况下，采取了激化矛盾的做法，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标准。原告主张正当防卫，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天津市公安局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亦无不当。关于法律适用和处罚幅度方面，考虑第三人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加害时间较长，且主观恶意较大，在对第三人处于七日拘留、200元罚款的情况下，对原告处以较轻的三日拘留，符合比例原则，本院对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关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国关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浩天人民陪审员  胡金荣人民陪审员  黄志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君怡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