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6民终30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涡阳汽车站，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乐行路南侧与天静宫路西侧交叉处。 法定代表人：程广志，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恒，安徽众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成献，男，汉族，1969年2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安徽智立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禹，男，汉族，1963年1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涡阳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淮中大道富通汽车站院内城西交管站办公二楼。 法定代表人：刘怀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桑事涛，男，汉族，1980年10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亳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涡阳汽车站（以下简称涡阳汽车站）、商成献因与被上诉人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涡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1民初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涡阳汽车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恒，上诉人商成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王天禹，被上诉人桑事涛及其与亳汽涡阳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王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涡阳汽车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针对涡阳汽车站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称所谓的涡阳汽车站未尽到在安检处安装防护措施和安全警示标志的义务、涡阳汽车站存在过错的观点，均缺乏事实依据。涡阳汽车站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同时，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涡阳汽车站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故涡阳汽车站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理本案。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并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错误。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提供在证据不能证明涡阳汽车站未尽到在安检处安装防护措施和安全警示标志的义务，不能证明涡阳汽车站存在过错。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把本应当由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承担的举证责任，强行地、错误地分配给涡阳汽车站，并导致认定事实的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显然，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不是上述司法解释中适格的主体。故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并判令亳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涡阳汽车站承担责任显然存在错误。三、一审判决判令涡阳汽车站承担赔偿责任，存在错误。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与涡阳汽车站签订的《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约定：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进站经营，必须认真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经营过程中因安全事故及其他原因造成己方及他人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的，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甲方先行垫付的资金或赔偿的费用，甲方有权向乙方（原告）进行全额追偿。故涡阳汽车站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无视上述《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并判决涡阳汽车站承担责任，显然存在错误。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在本案中，假设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是适格的主体，那么其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实施侵权行为的张保威作为共同被告。一审判决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张保威作为共同被告，属于漏列当事人。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商成献对涡阳汽车站的上诉无异议。 商成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桑事涛、亳汽涡阳公司对商成献的起诉；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均由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官隐匿法庭查明生效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一）桑成献不负本案安全生产事故民事责任。2019年2月25日一审法庭审理查明：在2015年12月9日早8时左右，张保威驾驶皖Ｓ×××××号客车，在涡阳县，将涡阳汽车站车辆安全例检人员周绍利撞伤致死事件（以下简称“涡阳汽车站‘2015•12•9’例检人员伤亡事故”），是本案民事追偿纠纷渊源。而且，根据《安全生产法》《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涡阳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涡阳汽车站‘2015•12•9’例检人员伤亡事故”事故调查组，及在调查取证等结束后曾作出相应《涡阳县‘2015•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同时，这份没有调查人员签名的《涡阳县‘2015•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也没有认定商成献应当承担本案事故民事责任。不仅如此，按照《道路运输条例》和《汽车客运站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工作规范》《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技术规范（试行）》等规定，本案张保威在涡阳县汽车站车辆检测场所发生周绍利伤亡事故，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同时，《涡阳县‘2015•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也充分、确实地证明“涡阳汽车站‘2015•12•9’例检人员伤亡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样一来，根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2号］“对当事人因重大责任事故遭受人身、财产损失而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能够确定具体责任人的，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不能确定具体责任人的，由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等有关规定，在《涡阳县‘2015•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没有认定桑成献承担本案安全生产事故直接责任情形下，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人只是涡阳汽车站和周绍利、张保威三人。这样一来，在本案中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向桑成献行使追偿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系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本起事故既不是交通事故也不是安全生产事故，而是被公安机关定性为案外人张保威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张保威也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涡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张保威为了能争取宽大处理，利用和解的方式补偿给受害人亲属82万元。该款的补偿与桑事涛和亳汽涡阳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故本案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无权向任何人追偿。（二）桑事涛在法律事实上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在法律事实上，由生效并执行终结的涡阳县人民法院（2016）皖1621刑初486号刑事判决、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6民终2182号民事判决等，都是判决张保威赔偿申银珍经济损失。特别是生效并执行终结的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7）皖1621民初2119号：“身为该车售票员的被告人张保威私自驾驶该车至院内六队车辆检测站检测，在经过检测沟时，因未观察前方路况，将在检测沟内打扫卫生的周某撞伤，后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本案民事部分已和解，被告人张保威己赔偿被害人周某的遗属申某人民币八十二万元，被害人的遗属对被告人予以谅解”《民事判决书》及涡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勘验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及涡阳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涡）公（尸）鉴字［2015］27号《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等证据充分、确实地证明：“涡阳汽车站‘2015•12•9’例检人员伤亡事故”是一起标准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案。并且其《涡阳县‘2015•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证明：一是本案侵权民事损害责任人是张保威，而不是桑事涛；二是张保威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赔偿了被害人周绍利家属申银珍经济损失人民币八十二万元，而桑事涛没有从自口袋里拿一分钱赔偿给被害人周绍利家属；三是桑事涛在张保威与被害人周绍利家属申银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中既不承担民事责任，也没有赔偿申银珍直接经济损失法律义务。即“涡阳汽车站‘2015•12•9’例检人员伤亡事故”案件纠纷赔偿，被害人周绍利家属申银珍应当得到经济损失赔偿及死亡赔金等，桑事涛没有任何经济损失。这样一来，关于案外人张保威补偿给受害人亲属82万元的性质问题如何理解？依据《刑诉法解释》第138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解释第164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本案中死者周绍利的近亲属并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另行起诉中也没有把张保威列为被告。该解释第155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结合本案受害人的近亲属依法只能得到丧葬费的赔偿，至于案外人张保威补偿给受害人近亲属82万元，完全是出于自身的考虑，争取从轻处罚。没有法律依据，系自愿补偿，不能成为本案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向商成献追偿的依据。总之，一审判决中的“鉴于桑事涛已向受害人家属赔偿820000元…商成献应赔偿桑事涛损失计款177500元”是既有悖事实、又违反法律的枉法裁判。由本案的起诉状及其涡阳县人民法院受理、审判本案事实知，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本次是在2019年1月9日提起的民事诉讼，涡阳县人民法院并于当日受理立案。但是，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所谓的向另一案受害人支付赔偿款时间是2015年12月。至此，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于2019年1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的批复》（法释［2014］15号）等规定，显然超过《民法总则》规定民事诉讼三年诉讼时效。总之，一审判决中“被告涡阳汽车站辩称两原告的诉请已超出诉讼时效，根据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民法总则》的规定，两原告的诉请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是既有悖事实、又违反法律的枉法裁判。三、一审裁判严重超过审理判决期限。本案是2019年1月9日立案，但是，直到2019年9月23日方收到涡阳县人民法院本案（2019）皖1621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书，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9号）规定，系超期审判。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商成献与桑事涛系无偿帮工关系，一审认定其系雇佣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因商成献和桑事涛之间只有口头协议，故在法庭上对该关系的认定只能依据双方的陈述。商成献陈述的基本事实是其和桑事涛系亲戚关系，在商成献帮其开车之前该车系桑事涛本人驾驶、并没有聘请驾驶员，该车辆即将报废，之所以找商成献帮其开几天车，是因为桑事涛夫妇要到厦门购买新车回来代替该车，加之桑事涛奶奶去世，在家里忙几天丧事，这些事实在庭审时已经被核实。而桑事涛陈述的是其聘请的商成献为其开车，每天工资50元，没有提供工资支付证明，据了解，在当地开这种车辆每天工资50元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顾到驾驶员，该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但一审法院偏听偏信被桑事涛的说法，明显是偏袒桑事涛一方。（二）一审判决在本院查明的事实中有叙述“另，即使双方系无偿帮工关系，但帮工人在帮工时存在重大过失的，仍需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可见，一审法官在表面上对商成献与桑事涛是帮工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是确定不了的，但在其内心确信是无偿帮工关系的前提下，运用了偏袒桑事涛的自由裁量权的判法，故出现了上述看似矛盾的表述。（三）商成献在帮工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从一审中桑事涛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案发时商成献把车点火后按照惯例预热一会，其车辆处在制动状态的前提下，下车接个电话，身为该车售票员的张保威私自驾驶该车至车辆检测站检测，导致事故的发生，事故认定书认定张保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桑事涛与张保威系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故桑事涛如果可以追偿的话，也只能向案外人张保威追偿。向商成献追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商成献与桑事涛系无偿帮工关系，故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商成献作为帮工人不存在重大过失，无须和桑事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便商成献有重大过失，依据该条规定，也只有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才予以支持，但是赔偿权利人并没有要求商成献承担赔偿责任，故桑事涛无权向上诉人追偿。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判决商成献承担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涡阳汽车站辩称，案涉调查报告不应该采信，涡阳汽车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其他的无异议。 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针对涡阳汽车站、商成献的上诉讼综合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判令涡阳汽车站、商成献向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承担赔偿责任合法，理由如下：一、桑事涛与商成献之间是雇佣关系，商成献作为肇事车辆当时的司机，其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未能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被答辩人商成献的答辩）。周绍利死亡事故的发生是由张保威的过失驾驶、商成献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未能完全履行亲自安全驾驶的义务，涡阳汽车站作为车站的管理者，其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多重因素导致的。赔偿82万元是根据死者及其家庭情况，结合当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如实得来，并不是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私自确定，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提交的费用清单能够看得出来；且该笔款项不是为了刑事谅解而支付，试想刑事谅解款项必然要比82万元高出很多，周绍利家属的谅解仅仅是对其已得到足额赔偿的表示，张保威以及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甚至涡阳汽车站、商成献都不想有人伤亡，周绍利家属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出具了谅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冋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桑事涛作为实际侵权人张保威的雇主，与张保威以及商成献在民事责任上是连带责任，该款项实际是桑事涛所支付。既然桑事涛已经支付，当然亦视为张保威已实际赔偿受害人家属，这才有周绍利家属对张保威的谅解，故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有权向商成献追偿。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地位是中立的，审理案件只会依据事实和法律来作出判决，商成献在上诉状中主张一审法院法官有悖事实，违反法律枉法裁判是对人民法院的一种亵渎，是对法律一种不尊重的体现。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的诉讼请求未过时效，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实际还有张保威）与死者妻子迖成赔偿协议是在2015年12月14日，根据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于2018年1月12日初次起诉涡阳汽车站、商成献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且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一直在向涡阳汽车站、商成献主张权利，商成献的此项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并未超过审理判决期限。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一审起诉时间是2019年1月9日，判决结案日期是3月10日，并未超过简易程序规定的三个月审限。至于商成献收到判决书的日期究竟是什么时间，并不能得出一审超过审理判决期限的结论。一审认定商成献与桑事涛之间是雇佣关系正确。事发五天前桑事涛因外出购买新车于是和商成献迗成口头的雇佣协议，约定商成献为桑事涛驾驶皖Ｓ×××××客车，工资按当时当地约定成俗的习惯每天150元计算，工资月底结算，需要时也可以临时结算；另商成献事发前一直到现在都以为别人开车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和其他车主开车也都按照习俗没有签订书面雇佣合同，另商成献为其亲侄子开车也是按照交易习惯收取工资。庭审中其也对上述事项均予以认可。《合同法》第61条规定明确合同可以按交易习惯确定。商成献与张保威同样是答辩人的雇员，因二人在事故中均具有重大过失，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有权向二人追偿，故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有权起诉商成献；至于没有起诉张保威则是因为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的权利，且起诉商成献的数额已是扣除应由张保威承担的部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查明桑事涛与商成献系雇佣关系，故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来确定商成献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二、涡阳汽车站作为车站的管理者，其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涡阳汽车站的答辩）。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与涡阳汽车站签有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亳汽涡阳公司所有的经营客车进涡阳汽车站停车、安检，被涡阳汽车站为进站车辆提供管理、车辆停放、安检等服务，亳汽涡阳公司及桑事涛向涡阳汽车站交纳进站费、安检费等管理费用。事发前至事发时涡阳汽车站提供的服务一直不规范、不合格，安检台没有安装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警示标志、安检人员没有尽到安检职责；事发时死者打扫卫生时也没有放置提示标志，涡阳汽车站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是造成本案事故的原因之一。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八条规定，涡阳汽车站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责任范围内对死者承担赔偿责任。事故的发生是多方原因造成的，涡阳汽车站作为车站的管理者，其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与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是涡阳汽车站提供的格式合同，且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一直遵守法律，雇佣的司机也有相应驾驶资格，该协议书第八条加重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义务、排除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权利的条款无效。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基于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的诉求作出审理，严格遵循了民事审判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属于漏列当事人；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本案中张保威不属于上述意见第43条、第46条第2款、第47条、第50条、第52至第56条情形，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漏列当事人。另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张的赔偿数额也是根据各方责任分比例承担，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没有在一审中将张保威列为被告不影响涡阳汽车站、商成献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涡阳汽车站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并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三、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已与死者家属迗成赔偿协议，并以实际赔付死者妻子申银珍及其家属82万元人民币，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对涡阳汽车站、商成献享有以上费用的赔偿请求权。本案事故的发生是由张保威的过失驾驶、商成献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未能完全履行亲自安全驾驶的义务，涡阳汽车站作为车站的管理者，其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多重因素导致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事发时张保威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驾驶人造成周绍利死亡，其作为实际直接侵权人理应赔付死者家属各项费用；亳汽涡阳公司和桑事涛作为肇事车辆的名义车主及实际车主在事故发生后勇于承担相关责任，积极与死者家属协商并迗成赔偿协议，并实际为张保威垫付赔偿款82万元人民币，上述款项均交至死者妻子申银珍手中，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对涡阳汽车站、商成献享有以上费用的赔偿请求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涡阳汽车站、商成献的上诉请求。 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涡阳汽车站承担经济损失213000元；2．判令商成献承担经济损失142000元；3．本案受理费用由涡阳汽车站、商成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9日早8时许，在位于亳州市涡阳县涡阳长途客运站院内，驾驶员商成献将其驾驶的车牌照为皖Ｓ×××××客车预热，预热期间，商成献因接打电话下车离开，该车随车售票员张保威遂私自驾驶该车至院内六队车辆检测站检测，商成献当时对张保威驾驶车辆的行为并未制止。其后，张保威驾车途经该检测站检查沟时，因未注意观察前方路况，不慎将在检查沟内打扫卫生的检测员周绍利撞伤，导致周绍利经抢救无效死亡。该皖Ｓ×××××号客车实际车主为桑事涛，挂靠于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涡阳有限公司，双方签有车辆运营合作合同书，由桑事涛自购符合运营条件的车辆承包原告客运涡阳县公司的旅客运输业务。商成献系桑事涛临时雇请的驾驶员，张保威亦系桑事涛临时雇请的跟车售票员。事故发生后，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涡阳有限公司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由桑事涛向被害人家属申银珍赔偿710000元，保险公司赔偿110000元，合计赔偿款为人民币820000元。庭审中亦查明，涡阳汽车站与桑事涛签订的《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汽车站）为乙方（桑事涛）进站车辆提供安全检查服务，并收取车辆安全检查服务费。检测费每次2元，一月收取60元。事故发生地点为涡阳汽车站院内六队车辆检测站，该检测站未在安检处安装防护措施、警示标志等。张保威因不具有驾驶事故车辆的资格而被涡阳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观本案全部案情，本案中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应为张保威、商成献和涡阳汽车站。张保威在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驶事故车辆进行安检，因未注意观察前方路况，将在检查沟内打扫卫生的周绍利撞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桑事涛作为事故车辆实际车主及张保威、商成献的雇主，已代上述三赔偿责任主体对受害人家属依法赔偿了820000元（包括110000元交强险），该事实有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本案立案案由确定为追偿权纠纷并无不妥。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桑事涛与涡阳汽车站签订的《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涡阳汽车站为桑事涛进站车辆提供管理、车辆停放、安全检查等服务，安全检查收取车辆安全检查服务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涡阳汽车站收取服务费，应设立相应的警示标志、防护措施，而其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商成献明知张保威不具备驾驶客车的相应驾驶资格，而于张保威私自驾车安检时，其作为该车辆驾驶员有义务制止却未予制止，从而导致周绍利死难事故的发生，因此，商成献在本次事故中具有重大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事故发生后，桑事涛作为雇主及事故车辆实际车主，已向受害人家属赔偿相应损失，桑事涛依法可以向商成献追偿。由于涡阳汽车站和商成献在本次事故中均存在过错，故均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纵观本案，商成献系桑事涛雇佣的驾驶员，张保威系桑事涛雇佣的售票员，张保威在不具有相应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导致受害人周绍利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商成献明知张保威不具有驾驶资格而未予阻止，应承担次要责任；涡阳汽车站在安检处并未设立相应的警示标志、防护措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亦应承担次要责任。鉴于桑事涛已向受害人家属赔偿820000元，扣除交强险110000元，下欠710000元，根据公平原则，除去应由桑事涛代张保威承担主要责任部分的一半外，下余部分可由涡阳汽车站和商成献依照其过错责任共同分担。故涡阳汽车站应赔偿桑事涛损失计款177500元［（820000元-110000元）×25%］；商成献应赔偿桑事涛损失计款177500元［（820000元-110000元）×25%］。因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在其诉请中仅向商成献主张142000元，根据当事人自愿处分原则，可从其意愿。涡阳汽车站辩称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的诉请已超出诉讼时效，根据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的诉请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商成献辩称其与桑事涛系无偿帮工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商成献与桑事涛系口头达成的合同，商成献之前就从事驾驶员工作并获得工资，在给桑事涛开车期间，每天工资为50元，雇佣时间同该车售票员张保威一样。另，即使双方系无偿帮工关系，但帮工人在帮工时存在重大过失的，仍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故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涡阳汽车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桑事涛损失计款177500元；二、商成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桑事涛损失计款142000元；三、驳回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25元，减半收取3312.5元，由涡阳汽车站、商成献各负担1656.25元。 商成献二审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一、涡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涡阳“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证明本案事故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该报告阐明了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证据二、涡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公安局对桑事涛的询问笔录。证明桑事涛与商成献之间系无偿帮工关系。涡阳汽车站对以上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加盖调查单位的印章，也没有调查人员的签字，不能证明涡阳汽车站在事故中存在过错。2．证据二应由法庭核实它的证明目的。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对以上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事故调查报告是由安全部门出具，处理结果是自身部门对行政责任的划分，不能得出否认民事责任承担的目的，第五条中也对各方过错人进行了简述。2．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询问笔录中桑事涛的回答在现有生活中的回答并不是帮工，后面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商成献是专业的驾驶员。其他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商成献二审提交证据一、予以认定，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程序是否合法；2．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商成献与桑事涛是否存在雇佣关系；4．桑事涛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5．涡阳汽车站是否存在过错。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张保威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诉讼参加人，一审未列张保威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2，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受害人支付赔偿款时间是2015年12月，其第一次向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立案受理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案号为（2018）皖1621民初238号，该案上诉至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被发回重审，后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申请撤回起诉，后又于2019年1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3，商成献在本案一审中陈述其给张保威开车时签的有合同，与其在（2018）皖1621民初238号案件中的陈述“给张保威开车没有合同”相矛盾。商成献系涉案车辆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作为从事专业营运工作的驾驶人员，为桑事涛开车，其主张与桑事涛系无偿帮工关系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4、5，根据《涡阳县‘2015•12•9’汽车站事故调查报告》中第五项责任分析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本院酌定由张保威承担桑事涛损失的60%、商成献和涡阳汽车站各承担桑事涛损失的15%、亳汽涡阳公司、桑事涛各承担桑事涛损失的5%为宜。涡阳汽车站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管理责任，存在过错。鉴于桑事涛已对进行了赔偿，故其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商成献和涡阳汽车站应承担赔偿桑事涛损失的数额各为106500元［（820000元-110000元）×15%］。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1民初253号民事判决； 二、亳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涡阳汽车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桑事涛损失106500元； 三、商成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桑事涛损失计款106500元； 四、驳回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涡阳有限公司、桑事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625元，减半收取3312.5元，由亳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涡阳汽车站、商成献各负担1656.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990元，由亳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涡阳汽车站、商成献各负担34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亮 审判员 朱晓非 审判员 刘 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欧阳萍 书记员张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