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渝0105行初205号原告练丰华，男，汉族，1944年11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代理人魏华建，重庆翔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河湾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4699270425F。法定代表人游章华，主任。委托代理人杜流洪，男，重庆市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田荣华，重庆德功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重庆市铜梁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河湾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MB16772678。负责人欧朝刚，局长。委托代理人亢宗飞，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被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683930038U。法定代表人王晓芹，执行总裁。委托代理人李晓刚，男，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工作人员。原告练丰华不服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简称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被告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铜梁区规资局）、被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简称重庆土交所）行政给付一案，于2018年6月4日向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将本案报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交叉指定管辖，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7月5日受理后，于2018年7月10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5日、8月30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华建、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人袁云兰、委托代理人杜流洪、田荣华，被告铜梁区规资局委托代理人亢宗飞，被告重庆土交所负责人王晓芹及委托代理人李晓刚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曾于2018年12月10日中止审理，现已恢复审理终结。原告练丰华诉称：2011年7月15日，原告与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七宝村9社三方共同签订了《铜梁县转户农村居民宅基地及建（构）筑物自愿退出协议》（可复垦版）（简称《协议》）。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和被告铜梁区规资局于2012年1月12日向原告支付三笔补偿费用共计99457.07元，具体组成是（1）原告退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3341.73元（159.13平方米×21元/平方米）；（2）房屋及构（附）着物合并补偿费（房屋补偿费用）76115.34元(350.90元/平方米×172.95平方米+238.70元/平方米×64.63平方米=60688.16元+15427.18元）；（3）购房补助费20000元（5000元/人×4人）。该笔补偿费经由原告当地镇村社三级单位七天以上（8天）公示后，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三笔补偿费用（拆除房屋）99457.07元。2014年5月10日，被告重庆土交所对外公示的原告直拨地票价款（退出宅基地复垦费）为140371.17元（221.9307元/平方米×632.50平方米），原告于2014年5月15日收到被告重庆土交所直拨票价款（退出宅基地复垦费）40914.10元，被告重庆土交易所至今还有99457.07元直拨地票价款未依法支付给原告。对于99457.07元这笔费用，原告认为并不是被告重庆土交所所说的直拨地票价款（或宅基地复垦费）预付款，而是原告依法获得的拆除房屋补偿费用。而且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铜梁区规资局、重庆土交所根本没有提前预付任何退出宅基地复垦费（直拨地票价款）给原告。原告自2011年起至今，近7年的时间到处找相关部门和单位处理，但未解决好，三被告对于该问题更是相互踢皮球、互相推诿，至今未将99457.07元的直拨地票价款支付给原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直拨地票价款99457.07元（退出宅基地复垦费，永远退出宅基地和附属设施用地土地使用权补偿费）。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辩称：第一，2011年原告参加户籍制度改革及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退出，根据《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铜府发[2010]13号）的规定，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依法与原告签订《协议》。根据《重庆市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及《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铜府发[2010]13号）中关于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房屋补偿费、购房补助费相关计算标准要求，确定原告户三项补偿费用共计99457.07元，原告收到该笔款项并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2011年12月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为维护转户居民合法权益，以《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处置有关事宜的通知》（渝办发[2011]353号）统一和简化价款计算方式，将原告计算转户居民退出宅基地收益的方式由原来的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房屋补偿费、购房补偿费相关计算标准合并为：“统一按地票价款政策，以宅基地加附属设施用地面积计算价款”。按此标准，在项目完成地票交易后，原告应得价款为632.5×221.9307=140371.17元。另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处置利用等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2]255号）第三条的规定，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支付协议中约定的99457.07元，在地票交易后重庆土交所向原告支付直拨款40914.1元。2014年5月10日，被告重庆土交所在其门户网站上对原告等户拟直拨的地票价款进行了公示。原告共计领取价款140371.17元。地票价款已支付完毕。第二，原告曾于2016年1月就同一事实及理由起诉本案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及铜梁区规资局，铜梁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后，原告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中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原告又以同一事实及理由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诉称我中心还有直拨地票价款未支付的事实不成立，且原告属于重复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铜梁区规资局辩称：原告练丰华于2011年7月15日与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协议》，协议双方的签订主体分别是原告和本案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与我局没有任何关系，我局非适格的被告。而且根据重庆市铜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铜编[2014]107号),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是隶属于我局的下属事业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有其特定的职能职责。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土交所辩称：第一，原告地票价款140371.17元已全部拨付。2010年7月，重庆市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原告于2011年初申请参加户籍制度改革后整户转为城镇居民，7月份申请宅基地退出，并与集体经济组织（少云镇七宝村9社）、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协议》，11月经铜梁区人民政府批准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退出。随后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按照协议约定以“三项补偿”向原告支付99457.07元。原告的宅基地被包括在铜梁县少云镇七宝等（6）个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项目中，经验收发证后原告减少的建设用地面积为632.5平方米，该复垦项目于2013年4月经被告铜梁区规资局向我所申请地票交易。我中心按照渝国土房管发[2011]162号文件并结合渝办发[2012]255号文件明确的“就高不就低”价款结算原则，核算该批地票交易应直拨价款等情况，并于2014年5月在门户网站发布《铜梁县东城办事处青羊村等71个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地票价款直拨公示》（渝农地所直拨示字[2014]26号），按221.9307元/平方米计算原告应得地票价款为140371.17元。根据铜梁区规资局提交的申请地票交易资料显示，被告铜梁区规资局已预付99457.07元，本次拨付40914.1元。第二，原告属于重复起诉。原告曾于2017年1月就同一事实及理由起诉我中心，诉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南岸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后，原告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五中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向重庆市高院申请再审，高院经审查后依法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现原告又以同一事实及理由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我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支付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我中心的职责是组织地票交易活动，交易完成后将根据区县国土部门提供的各个权利人的复垦面积、已预付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价款拨付核算，我中心并不具有在支付时对相关基础信息进行行政审查的职责，即使产生争议，也是由区县国土部门进行处置，我中心也不具有异议调处的职责。而且我中心未与原告签订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双方间没有形成农村建设用地复垦行政法律关系，按照《协议》的约定，地票交易后的净收益应当由协议签订方，即被告铜梁区土地储备中心向原告支付，我中心并无向原告支付地票价款的义务。地票交易完成后的价款拨付行为，是为了减少支付环节、保障款项及时到位而设置的，并未改变付款主体及性质，我所委托银行向原告支付地票交易余款属受托行为。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15日，练丰华与铜梁县少云镇七宝村9社、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签订《协议》，协议内容约定：“练丰华放弃位于七宝村9社农村宅基地及其范围内房屋等构筑物、附着物所有权，自行腾退搬迁并交出房地产权证，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向练丰华一次性支付退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房及构（附）物合并补偿费、购房补助费共计99457.07元。宅基地复垦按建设用地复垦项目管理规定执行，由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对宅基地进行复垦，宅基地复垦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应及时支付复垦费用给复垦人。”2012年1月12日，练丰华领取了一次性支付退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房及构（附）物合并补偿费、购房补助费共计99457.07元，并按约定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范围内的房屋等建（构）筑物、附着物所有权，宅基地复垦面积确定为632.5平方米。2014年5月10日，重庆土交所在门户网站公布《铜梁县东城办事处青羊村等71个农村地票价款直拨公示（渝农地所直拨示字[2014]26号）》，其附件中载明练丰华一户复垦土地632.5平方米，应付款140371.17元，已预付款99457.07元，2014年5月16日，重庆土交所通过农村商业银行将剩余费用转账至原告名下40914.1元。现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直拨地票价款99457.07元（退出宅基地复垦费，永远退出宅基地和附属设施用地土地使用权补偿费）。原铜梁县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和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经整合设置为重庆市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依据渝国土房管发[2011]162号《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复垦管理实行地票价款直拨的通知》，对复垦后衍生的地票由区县国土部门向重庆土交所申请地票交易，地票交易属市场交易，交易成功与否、交易价格多少由市场决定。重庆土交所作为复垦地块交易平台，不具有对复垦权属面积、应得价款金额的审核以及对权利人提出异议作出处理的职责。以上事实，有（2016）渝0151行初19号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渝01行终367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渝0108行初16号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渝05行终285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渝行申575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等证据及庭审记录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三被告是否该向原告支付直拨地票价款(退出宅基地复垦费，永远退出宅基地和附属设施用地土地使用权补偿费)99457.07元。综合本案证据，原告与铜梁县少云镇七宝村9社、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签订了《协议》，按照《协议》内容，原铜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已预先支付了退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房及构（附）物合并补偿费、购房补助费共计99457.07元。通过地票交易后，原告也实际领取了剩余的40914.1元，原告共计获得地票交易价款140371.17元。关于原告认为被告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铜梁区规资局、重庆土交所还应共同支付地票价款99457.07元的意见评析如下：第一，被告铜梁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铜梁区规资局依据《协议》已将退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房及构（附）物合并补偿费、购房补助费共计99457.07元支付给原告，后又将地票交易的剩余部分进行了补足，现原告仍然要求二被告支付地票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根据《协议》第七条的规定，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对宅基地进行了复垦，故原告认为宅基地复垦费应包含在直拨地票价款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关于原告认为被告重庆土交所应支付地票价款的意见。原告与被告重庆土交所未签订协议，原告自愿复垦的宅基地衍生的地票交易系被告铜梁区规资局委托被告重庆土交所进行的地票交易，地票交易价款也是严格按照铜梁区规资局提交的支付资料进行支付。依据渝国土房管发[2011]162号《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复垦管理实行地票价款直拨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对复垦后衍生的地票由区县国土部门向重庆土交所申请地票交易，地票交易属市场交易，交易成功与否、交易价格多少由市场决定。重庆土交所作为复垦地块交易平台，不具有对复垦权属面积、应得价款金额的审核以及对权利人提出异议作出处理的职责。重庆土交所向原告支付地票交易余款属于受托支付。该行为未与原告发生行政法或民法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告要求土交所支付地票价款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练丰华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柳幸人民陪审员  陈 刚人民陪审员  高 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王明辉书 记 员  龚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