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2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洪涛，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侠，女，197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博，丰县凤城中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侯振立，男，1971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县。原审被告：杨朝臣，男，1957年3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县。原审第三人：江苏省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法定代表人：李元彬，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侯洪涛因与被上诉人侯侠、原审被告侯振立、原审被告杨朝臣、原审第三人江苏省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侯洪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2015）丰宋民初字第0106号案件审理时杨朝臣完全否认从侯立报处接到涉案承包地。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侯立报通过时任岳庄村二组组长杨朝臣，将承包的土地暂时交由侯洪涛、侯振立耕种”，且暂时交不可能由上诉人实际耕种二十年。2、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于1988年嫁到丰县宋楼镇，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已经在丰县宋楼镇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3、被上诉人提交的200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内容不真实，形式不合法，且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标明的地块不包括争议的承包地。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上标明的共有人是已经分户的两家人，且是两个户上两个组的成员，明显不真实，侯立报是一组成员，侯先芝是二组成员，证件颁发时二组承包人侯先芝，侯张氏已不在人世，侯侠已出嫁，都不再具有承包人资格。侯先芝、侯张氏去世后，侯立报、侯侠从没有向村集体表示过继续承包的意愿，也没有向上诉人要求过承包耕种，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标明地块都是侯立报在一组的承包地块，并不包含争议地块。4、一审查明的侯立报被征用土地流转协议及补偿、缴纳一事一议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已实际耕种争议土地20多年，也一直缴纳该土地上的各项费用，一审法院依据一事一议费用的缴纳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成立。5、证人侯某,4的证言是传来证词不能为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耕种的是被上诉人的土地。6、一审判决返回争议地块中二块已经被政府征收，返回已经不能实现。7、现争议地块四邻的确权证书已经发放，上诉人的证件虽然被收回作废，但是争议地块四邻证件的四至仍然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侯侠辩称，一、关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被上诉人虽已出嫁，但发包方从没变更承包合同，更没剥夺其承包土地的资格，被上诉人一直享有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5月26日，侯立报作为承包户代表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且于同日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且村委会是依据各户的土地承包存档清册填写。岳庄村委会的证明详细地介绍了诉争土地的来龙去脉，并清楚地证明了养猪厂东地现由上诉人侯洪涛种植，武装部东地、东西路南由上诉人侯洪涛种植，路北由侯振立种植。一审法院对李元彬、侯立贵所作的询问笔录及调取的农户清册等，均与村委会的证明相吻合。证人侯某,4，原生产队长杨朝臣均向一审法院作了涉案承包地是被上诉人的陈述。涉案承包地的补偿费用至今一直由被上诉人享受，一事一议的交纳等义务也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交纳的费用是自己家庭承包户的费用，与本案无关。三、上诉人占有涉案土地于法无据，是一种侵权行为。虽然上诉人基于杨朝臣的许可而耕种涉案土地多年，但村委会并没有对其另行发包，上诉人更没有获得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2017年农村在丈量和发放土地经营权证的过程中，上诉人误导测量小组，把被上诉人的土地面积填写进了上诉人的土地证里，丰县农办经核实发现有错，该证没有发放便予以作废。上诉人的证件既己作废，邻居四至出现的瑕疵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作了明确规定：“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村委会对涉案土地并没有另行发包，因此上诉人应依据法律规定把涉案土地返还给被上诉人。侯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侯洪涛、侯振立、杨朝臣返还给侯侠承包地共三块，第一块南北宽约11米、东西长约60米，该地南靠苏崇理、西靠皇甫会领、北靠苏崇波、东靠路，第二块南北长约170米、东西宽约8米，该地北靠水沟、东靠侯先义、西靠苏崇波、南靠路，第三块位于，大约6分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立报生前为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1组村民，侯立报作为承包方代表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依法承包了岳庄村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在1997年底左右，侯立报通过时任岳庄村二组组长杨朝臣，将承包的土地暂时交由侯洪涛、侯振立耕种，1998年初，侯洪涛、侯振立在土地上栽种了梨树，并且一直经营管理至今。目前，地块一南北宽约11米、东西长约60米，该地南靠苏崇理、西靠皇甫会领、北靠苏崇波、东靠路，该地块由侯洪涛种植管理；地块二南北长约170米、东西宽约8米，该地北靠水沟、东靠侯先义、西靠苏崇波、南靠路，该地块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小路南侧的土地南北长约70米，由侯洪涛种植，小路北侧的土地南北长约100米，由侯振立种植。另查明：2008年5月26日，侯立报作为承包方代表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又签订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依法承包了岳庄村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并且于同日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为苏X。上述证书记载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包括侯立报、侯先芝（侯立报之父）、侯张氏（侯立报之母）、侯三巧（又名侯侠，系侯先芝女儿）、侯永文（又名侯四毕，系侯立报儿子）、徐秀芝（侯立报之妻）。2013年2月15日，侯立报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侯立报被征用土地0.543亩，一次性补偿金额为21721元，地面附属物有杨树36裸，补偿720元。2013年9月10日，侯立报再次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侯立报被征用土地0.457亩，一次性补偿金额为18280元，地面附属物有杨树30裸，补偿600元。2013年3月21日和2014年1月26日，侯立报交纳了一事一议款项，一审立案受理本案后，侯立报于2015年5月份因病去世，侯四毕于2015年11月28日交纳了一事一议款项。还查明：目前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村民实际所经营管理的承包地块数、面积、四邻等大多与农户清册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不相一致，实际所种植的土地面积一般都多于承包合同和证书上面的记载。又查明：涉案农业承包土地补贴费用一直发放给侯侠家人，2016年、2017年该村其他村民均按实际面积进行了确权并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侯洪涛、侯振立亦办理了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在诉讼中被原有关部门撤销并宣布作废。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已的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第一是关于侯侠诉讼主体身份是否适格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是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作为一个家庭的农户享有，而不是家庭中的某一个人。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侯立报、侯先芝、侯张氏、侯侠、侯四毕、徐秀芝所组成的这一农户家庭，而并非仅属于该家庭中的某一个人，侯立报、侯先芝、侯张氏虽已去世，但这并不影响该家庭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经审理已经查明，侯侠系侯先芝女儿，侯侠提交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承包地位置、面积和块数虽然与实际情况不相一致，但是上述两份证据能够证明侯立报生前作为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村民在岳庄村有承包地，而侯侠作为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侯侠作为该农户成员推选的人进行诉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确认。第二是侯侠在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有无承包地的问题。本案中，侯侠主张侯洪涛、侯振立所种植的承包地在2001年左右经由杨朝臣办理，侯侠所提供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形成于2008年，结合侯侠提供的江苏省农民承担费用专用票据、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证明和对李元彬、侯立贵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调取的农户清册等证据，能够证实侯侠在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有承包地。第三是侯侠要求侯洪涛、侯振立、杨朝臣返还承包地共三块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国家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土地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本案一审期间，侯洪涛、侯振立于2016年5月9日开庭审理过程中申请证人侯某,4出庭作证，针对侯侠发问，侯某,4回答：“知道是原告的地，我说被告他们最好别种，队长杨朝臣说侯立报把土地交给村里了，村里有权利再重新分地。”(2016年5月9日开庭笔录第7页第8、第9行）杨朝臣在2016年12月13日开庭审理过程中陈述：“两被告的土地是分得侯先芝的，当时我是岳庄二组的组长，村长是苏高强，当时他说侯先芝的地不种了，也不要给他要提留款了。”（2016年12月13日开庭笔录第4页第2、第3、第4行)。2018年8月29日，对侯立贵的询问笔录中，证实侯侠家人一直领取涉案承包土地的补贴，其他农户均已于2016年、2017年按实际面积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此外，侯洪涛、侯振立对于目前所种植管理的涉案土地未能提供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证实获得该土地经营权的合法途径。综合本案中证据，结合上述侯某,4的证人证言和杨朝臣的陈述，能够认定目前侯洪涛种植的土地（地块一南北宽约11米、东西长约60米，该地南靠苏崇理、西靠皇甫会领、北靠苏崇波、东靠路；地块二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8米，该地北靠小路、小路北侧为侯振立、东靠侯先义、西靠苏崇波、南靠路）为侯侠所承包；同样能够证明目前侯振立种植的土地（该地块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8米，该地南靠小路、小路南侧为侯振立、东靠侯先义、西靠苏崇波、北靠水沟）为侯侠所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用益物权，该权利的取得或流转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尽管侯洪涛、侯振立基于杨朝臣的许可而耕种涉案土地多年，但是，其并不能因此就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侯侠有权要求侯洪涛、侯振立返还土地、排除妨害。综合以上分析，侯侠在本案中要求侯洪涛、侯振立返还上述承包地，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侯洪涛、侯振立应在清理树木后将上述土地返还给侯侠。侯侠要求侯洪涛、侯振立、杨朝臣返还位于侧的承包地六分，目前该地块并非为侯洪涛、侯振立、杨朝臣实际经营管理，侯侠亦自认该地目前由侯立杰种植，故侯侠在本案中要求侯洪涛、侯振立、杨朝臣返还该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侯侠如有相关证据证实对该地块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可以向实际侵权人主张权利。侯侠在本案中要求杨朝臣返还土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朝臣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侯洪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侯侠位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的土地两块（地块一南北宽约11米、东西长约60米，该地南靠苏崇理、西靠皇甫会领、北靠苏崇波、东靠路；地块二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8米，该地北靠小路、小路北侧为侯振立、东靠侯先义、西靠苏崇波、南靠路)，同时并清理上述土地上的树木等。二、侯振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侯侠位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的土地一块（该地块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8米，该地南靠小路、小路南侧为侯振立、东靠侯先义、西靠苏崇波、北靠水沟），同时并清理上述土地上的树木等。三、驳回侯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承包方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发包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取得，本案中侯侠向法院提交了其父亲侯立报作为承包方代表与丰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及办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明侯立报承包户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现侯侠作为该承包户代表主张侯洪涛、侯振立返还涉案土地，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侯洪涛虽不同意返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侯洪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演亮审 判 员 杜 林审 判 员 周美来法官助理 周 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李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