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4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秀丹，女，198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继元，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肖发明，男，198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广东赋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盼，广东赋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秀丹因与被上诉人肖发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0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秀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一”、“补充协议书二”、鸿盛恒辉项目核算清单；3.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一”、“补充协议书二”、××××项目核算清单（以下简称“涉案合同”）文件中虚列行政费用支出，使得上诉人陷入错误认知，误以为被上诉人确已实际支出该部分费用，基于此错误认知签署涉案合同文件同意分担该行政费用，属于被欺诈而签署的合同，依法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且被上诉人事后解释此部分行政费用系用于疏通行政关系的费用，在被上诉人对此费用缺乏起码的合理解释时，该行政费用系明显涉嫌行贿等不法给付，涉案合同对于不法给付的约定依法也应归于无效，被上诉人无权通过法院民事起诉要求上诉人分担其不法给付。一审判决对涉案合同所涉“行政费用”是否实际发生、是否合法、是否受到法律保护均未予以查明，甚至未要求主张取得此“行政费用”的被上诉人对其主张作出起码的事实阐述，如该行政费用如何支出，支付给谁，反而将全部举证责任推给上诉人，以一句简单的“上诉人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则草率认定此部分行政费用客观存在且合法受到保护，并最终判令上诉人分担此部分未实际发生且严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政费用”，有意回避对敏感但关键的争议事实查明，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与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双方争议的涉案合同文件项下“行政费用”是否真实合法并受到法律保护，不仅关系到涉案合同文件的效力，也直接关系到被上诉人基于此“行政费用”承担而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此事实，明显不当。上诉人陈秀丹向被上诉人肖发明就此“行政费用”提出疑问时，肖发明陈述此部分费用系用于疏通行政关系的费用。若如肖发明所述，此笔费用则明显涉嫌行贿等犯罪，即算肖发明有实际支出此部分不法给付，也无权要求陈秀丹分担。一审法院有意回避此问题，在事实调查环节甚至未要求被上诉人对此费用的具体构成与发生作出说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二、退一步说，即算被上诉人在本案所主张的“行政费用”不属于不法给付，但该部分费用是否真实发生也是本案争议的关键事实，若该项费用未实际发生，则肖发明在涉案文件中虚列该项费用骗取陈秀丹签名即构成欺诈，涉案文件依法应予撤销，肖发明无权依据涉案文件要求陈秀丹支付相应款项。一审判决将此行政费用未实际发生的举证责任全部推给上诉人，明显不当。1.本案所争议的“行政费用”并非法律上、财务上、经营中的常规概念，被上诉人诉请提出此行政费用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公司或当事人双方就此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与解释。被上诉人诉称支出了此“行政费用”并要求上诉人承担一半，在当事人双方对此发生争议时，作为提出诉讼请求及相应事实主张的一方，应当首先对此作出事实陈述，再根据其承担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双方举证完毕后若该事实能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方适用举证责任规定认定相应法律后果。但这不等于被上诉人对其支出行政费用的事实主张完全不用提交任何证据甚至无需作出任何说明。2.本案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虚构未实际发生的行政费用，骗取上诉人签署分担该行政费用的合同文件，构成欺诈。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并非上诉人有无在上述文件上签名确认，而是上述文件内容(行政费用）是否客观、真实。被上诉人提供的明细显示该行政费用明显不合理，该行政费用是否真实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由上诉人签字与否决定，即算上诉人有签字确认，该签字也仅是对行政费用如确有发生后如何承担进行约定，但如该行政费用根本未实际发生，则根本不存在如何承担的问题。被上诉人为提出主张一方，应当就其事实主张详细阐明该费用是否存在、如何支出。3.本案所争议的行政费用有无实际支出是一个客观事实，该客观事实的存在必然留有客观凭证，正如本案证据微信记录中肖发明所称“这都是有财务数据可查的”，那么本案中却不存在任何的相应证据如财务账册已证实该项行政费用的实际支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涉案行政费用支出发生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有无实际发生应可通过财务数据反映，且被上诉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也通过微信表示这都是有财务数据可查，那么作为提出该争议事实发生且掌握证据的被上诉人一方，依法应当提交相应额证据如财务账册等予以证明，否则应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成立。4.针对此争议焦点，上诉人已在答辩状、反诉状中详细列举了该行政费用极不合理，如“20、登泰”，该项目合同金额是38万元，行政费用竟然高达25万元，已收款却为0元，又如“9.兆维讯”，该项目合同金额仅为8万元，行政费用却高达5万元等。上述合同金额及行政费用支出的构成极不合理。而针对上诉人的质疑，被上诉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乃至庭审过程中一直未予正面回应，如该项数额高达100万元的行政费用具体是如何支出，向谁支出，对该行政费用的客观存在即实际支出没有作出任何的事实主张，如何时何地付给何人数额多少的行政费用，仅以申诉人有事后签名确认即反推该行政费用有实际发生缺乏事实依据，也犯了明显的逻辑错误。综上，在行政费用是否发生存在争议时，被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及主张行政费用客观存在以诉请要求上诉人分担该笔费用且掌握相应事实证据的当事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义务，退一步说也应当由其对此作出合理、详细的事实陈述，否则仅凭上诉人一个签名即认定此存在极大疑点与争议的100万元行政费用客观存在，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与证据裁判原则。被上诉人肖发明辩称，一、上诉人声称被上诉人在涉案合同中虚列行政费用支出，系歪曲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项目核算清单》中所列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的所有费用，均是由上诉人、周某及其他财务人员统计核算并制表，并且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名，并非虚构。同时要强调一点是：这些行政费用大部分是由上诉人及蒋某、周某等人员的实际支出，只是由被上诉人垫付。二、补充协议二也能证明以上事实。三、被上诉人并未参与涉案恒辉公司的实际经营。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七、八、九均表明，涉案的恒辉公司是由上诉人及案外人蒋某实际经营，行政费用也是由上诉人与蒋某二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这一情况在多次的股东会议中对行政费用的支出均予以确认。因此行政费用支出是经过全体股东确认，并非被上诉人虚构。肖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代为垫付资金398456.32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50000元（其中，垫付资金194700元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为10万元；垫付资金203756.32元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为15万元，自2018年4月16日起，每迟一个月支付，支付5万元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7月16日止，共3个月，实际计至被告付清借款为止）及利息损失27258元（以垫付资金1947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7日起，按每月2%计算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27日，共计7个月，实际计至被告付清借款为止）；3.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27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反诉诉请：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目核算清单；2.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并认为：一、合同订立情况：（一）2017年3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基于被告、蒋某与原告2016年8月22日签订承诺书，承诺事项详见《承诺书》，原告共向广州市恒辉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深圳市鸿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盛公司）投入资金32万元，进而拥有以上2家公司34%的股权，原告参与股东会议，但不参与该2家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蒋某于2016年5月-10月从恒辉公司私自转走131万元（具体详见蒋某签字画押的银行对账单），之后失联，被告经与原告商量，由深圳市明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远公司）完成鸿盛公司相关订单，出于道义，原告同意此方案，同时让被告进入明远公司工作，负责市场部门；为完成相关订单，加上之前32万，原告为此投入100多万（详见财务数据）；被告2017年3月17日突然提出离开明远公司，自己经营鸿盛公司。鉴于以上，原告与被告友好协商，约定如下以共同遵守：1.被告将自己获取的（不含之前恒×公司、鸿×公司的相关订单），与明远公司签订的所有订单，被告负责将其转到鸿×公司完成，并承担所有责任；2.被告与××公司总经理周某对之前恒×公司、鸿×公司的相关订单（××投资给予的订单除外），进行成本、利润清算（原告投资资金按照6%月利率计算成本），按照原被告双方各50%比例核算成本，享受收益，原被告对于清算结果的成本，在当天内无条件以现金方式，向对方支付；3.鸿×公司，原告仍以自己名义或前海××名义占33%股份，在本协议签订的15天内完成股份变更，鸿×公司经营启动自己预算为5万，本协议签订的2天内双方按股份，将资金转让××公司账户管理，在股份变更后转入鸿×公司；4.本协议签订后，被告自行签订的以及其经营鸿×公司的所有合同订单，扣除采购，无条件优先分包给××公司完成；5.鸿×公司经营所有资金往来，被告承诺全部进入鸿×公司对公账户，并承诺不再参与鸿×公司经营范围有重复的任何公司，被告承诺每月15日前如实向原告提交银行流水与账目，本协议签订6个月后，每月核算利润并按股份分配；6.若被告违约以上协议相关条款，被告无条件向原告支付50万元用以弥补相关损失。（二）2017年3月2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一》，双方对于深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环境高新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进行核算，商定由原告垫资（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甲方垫付资金12.7万元，深圳市××××建设有限公司甲方垫付资金6.77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确认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194700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12月26日，约定时间未还需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同时按每月复利2%计算，直至本息均还完为止；借条还约定如逾期未归还借款本息，被告承诺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率费等）。（三）2017年4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二》，约定双方根据2017年3月27日签订协议第2条结算，确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利润款项203756.32元，上述款项最迟应于2018年4月15日支付，每迟一个月支付，应支付违约金50000元，违约金按月累加，直至本金加违约金支付完毕。二、被告反诉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在签订协议及核算清单中虚构了行政费用的支出，骗取被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一》、《补充协议书二》、《××××项目核算清单》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对此也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述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三、被告付款情况：从被告提供的经双方认可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电子银行回单、微信记录可以证实原告收取了被告20万元款项，该款原本并非用于偿还涉案欠款，但原告未退回该款，主张作为欠款予以抵扣，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鉴于涉案借款先到期，该款优先抵扣借款后尚有3000元，抵扣利润款后尚欠利润款200756.32元。鉴于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二》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考虑被告违约程度，原告的实际损失，基于公平的原则，酌情调整为以欠款金额200756.3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8年4月1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由于涉案借款被告已经提前偿还，故原告基于借条的约定主张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陈秀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肖发明支付利润款200756.32元；二、被告陈秀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肖发明支付违约金（以200756.32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标准，从2018年4月16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肖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陈秀丹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27元、反诉受理费3638.42元，由原告肖发明承担6806元，被告陈秀丹承担10642.42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二审中双方确认被上诉人没有参与恒×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还查明，被上诉人一审起诉日期为2018年9月，上诉人一审反诉日期为2018年11月。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虚列行政费用支出，其被欺诈而签署合同，请求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一”、“补充协议书二”、“××××项目核算清单”，对此，上诉人应举证证明该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其主张欺诈事实的，其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具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方可予以认定。所谓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本案中，双方签订上述一系列协议时，双方均确认被上诉人并没有参与恒×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而上诉人作为涉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者有能力也有义务核实支出费用用途和数额，在上述一系列协议中双方对业务承接、成本利润核算、股份变更、特别承诺等作出安排，并无前后矛盾或重大瑕疵之处。其中“××××项目核算清单”列明了各个项目支出的行政费用数额，上诉人在其上签字和捺指模，视为其对此类费用支出予以确认，现上诉人质疑上述协议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在签订协议书时被上诉人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故上诉人以其系在被上诉人欺诈之情形下订立协议缺乏事实依据。此外，从本案协议签订时间、双方提起本案起诉、反诉的时间来看，即便上诉人享有撤销权，但因上诉人提起反诉时已过除斥期间，其撤销权消灭。原审驳回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7元，由上诉人陈秀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