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29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影，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654号首层自编168室。负责人：李军，该所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萍，广东泉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金成。原审第三人：徐东源。上诉人于丽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及原审第三人金成、徐东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赔偿于丽因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5号案、（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案申诉、诉讼所发生的损失79402元（包括：政府信息公开费、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鉴定费）；3.改判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赔偿于丽名誉及精神损害费30000元；4.改判李军、赵明对上述于丽的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改判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共同办理委派为峰律所的律师为于丽应诉”是事实认定错误。1.徐东源与金成签署《协议书》的内容并不涉及委托金成代为寻找律师打官司，徐东源也不认可其委托金成打官司。2.《协议书》更没有任何内容显示于丽委托为峰律所或金成代理诉讼的意思表示。3.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清楚地显示金成委托为峰律所代理诉讼并支付律师费。4.徐东源称《协议书》由杨春苑制作，而杨春苑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如果徐东源当时表示愿意授权金成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事宜，那么制作的《协议书》中必然会有授权的意思表示。但《协议书》里没有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5.徐东源和金成当日都在为峰律所，但徐东源不签署《委托代理合同》说明其不信赖为峰律所，也没有同意进行委托，《协议书》是金成单方的委托行为。二、徐东源、金成共同委托为峰律所的律师为于丽应诉之行为超出了夫妻间互为代理的范围。夫妻间互为代理，是指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家庭共同生活的目的代理另一方进行民事行为，仅限于夫妻之间的家事代理，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列入家事代理范围。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事务，不是家庭共同生活所必须的，所以不属于夫妻互为代理事务范围内。且徐东源在原审当庭称其系在于丽未授权、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协议书》，已表明其没有取得于丽的授权进行委托诉讼。三、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均答辩称于丽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于丽签署后再通过金成转交给姚勇律师，上述陈述属于虚假陈述。1.姚勇在最初开庭的时候曾当庭承认其不知道《授权委托书》是否为于丽签署。2.李军、赵明之前并未参与接受委托代理于丽诉讼的事宜，二人原审当庭答辩中均称其不知该案的委托情况，但原审判决书中却载明李军、赵明也陈述于丽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于丽签署后再通过金成转交给姚勇律师。3.徐东源答辩称其本人没有签署《授权委托书》，也没有看见是何人签署的，但该《授权委托书》确实是在为峰律所制作完成的。4.于丽并不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没有提交《授权委托书》给法院便代理于丽参加庭审，属于无权代理的侵权行为，且当庭作出对于丽不利的虚假陈述，进而致使于丽被认定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被判决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更恶劣的后果是因姚勇、杨春苑作出的虚假陈述，导致于丽无法通过其他正当途径纠正错误的民事判决。于丽在二审庭询中另补充，金成提交的《答辩状》清楚写明《授权委托书》是杨春苑代于丽签名，这与徐东源的陈述吻合，证明了姚勇在原审时作了虚假陈述。从《授权委托书》的字迹来看，“于丽”签名的字迹与杨春苑字迹是一致的，杨春苑与姚勇均实施了侵权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于丽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姚勇辩称：徐东源与金成一同前往为峰律所聘请姚勇作为代理人，徐东源在本案中作虚假陈述。依据原审判决第12页徐东源的陈述，可以认定于丽对565、566号案是自始至终知情的，对委托其作为代理人也是知情的，于丽提起本案诉讼是于丽与徐东源、金成之间恶意串通造成的，属于恶意诉讼。本案中，姚勇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一心一意帮于丽维权。对于丽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均不予认可，请求法庭予以驳回，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赵明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徐东源述称：第一，徐东源与金成所签的《协议书》是债权债务的协议，其并没有委托金成聘请律师。第二，徐东源没有参加白云法院的第一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时于丽不在广州，而是在老家东北，原审法院认定徐东源将《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于丽签名与事实不符。第三，徐东源与金成均未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杨春苑代于丽签字。姚勇称徐东源和金成共同委托其办理于丽的授权，又称徐东源将《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由于丽签名，其前后陈述相互矛盾。原审第三人金成提交书面意见称：徐东源在收到罗炳威起诉于丽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后，找金成并让其处理此事。金成便联系了为峰律所。次日，徐东源与金成一同前往为峰律所。徐东源、金成均未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是姚勇的助理杨春苑在《授权委托书》上代于丽签字的。同时，金成和姚勇达成委托事宜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律师费用也是金成支付给姚勇。之后徐东源再未出现，金成也联系不上徐东源和于丽，所以金成在一审官司输了后继续让姚勇帮忙代理二审，结果二审也输了。后来于丽回广州后联系金成，金成才将二审判决书给于丽。于丽看到后便质问金成为何在于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委托律师为于丽打官司。被上诉人为峰律所、杨春苑、李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于丽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共同向于丽赔偿因进行涉讼555、556号案申诉诉讼所产生的损失79402元与精神损害费30000元；2.李军、赵明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日，于丽向原审法院提起涉讼266号行政诉讼（该案的被告为白云工商分局，第三人为淼融投资公司、劳智彪、蓝林、林泳、钟绮满及罗炳威，于丽在该案的委托代理人为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金慧律师），以于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冒用身份申请注册成立了淼融投资公司，而于丽从来没有签署淼融投资公司的出资协议、没有履行过出资义务，有关淼融投资公司章程上“于丽”字样的签名均系伪造等为由，要求撤销白云工商分局在淼融投资公司设立登记中将于丽登记为股东的工商登记。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9月16日对该案作出（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行政判决，其中“审理查明”部分的内容包括：“2007年8月14日，淼融投资公司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注册资本为50万，实收资本为10万），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了：指定代表人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共同委托余汉明作为委托代理人申请设立登记，有于丽签名），2007年8月1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落款全体股东签字处有于丽签名），分期出资协议（有于丽签名），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于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为一代身份证，其他均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于丽为公司监事，落款处有于丽签名）……等材料”“2007年8月21日，白云工商分局作出企业开业通知书，核准设立淼融投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蓝林，登记的股东为蓝林（出资5万元，占股10%）、劳智彪（出资5万元，占股10%）、林泳（出资5万元，占股10%）、于丽（出资30万元，占股60%）、钟绮满（出资5万元，占股10%）”“2007年9月10日，淼融投资公司委托代理人邓芳向白云工商分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将该公司的实收资本由原来的10万元变更为50万元。淼融投资公司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指定代表人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分期出资协议等材料，上述材料上均有于丽的签名”“2007年9月14日，白云工商分局核准了淼融投资公司的变更实收资本登记申请”“2011年3月9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淼融投资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该公司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决定对其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第三人罗炳威向原审法院起诉淼融投资公司、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要求淼融投资公司偿还罗炳威定金150000元及利息、延期履行判决的利息、执行费、诉讼费等，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诉讼中，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勇、杨春苑到庭参加诉讼，于丽本人未到庭。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蓝林、于丽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罗炳威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于2014年8月15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对被告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分期出资协议》、《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上于丽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双方协商，原审法院指定广东明鉴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材料中的笔迹进行鉴定，并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鉴定，经鉴定，上述材料上‘于丽’的签名均不是于丽本人所写……”以及“原告称，对于罗炳威起诉淼融投资公司及包括于丽在内的5名股东的案件，其在二审判决前一直不知情，后经了解，是其丈夫（当时已分居）在于丽家门口看到法院张贴的传票，没通知于丽就去法院领了资料，后其丈夫看到资料中有认识的金成的名字，就找金成帮忙处理此事，因为于丽和丈夫一直分居，互不联系，于丽的丈夫联系不上于丽也没有再理会这件事。后来二审判决结果出来金成才告诉于丽，于丽才知道被冒用身份证注册股东的事，遂委托律师提起撤销股东资格的行政诉讼”等内容，法院并根据淼融投资公司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的文件上“于丽”字样的签名并非为于丽本人签名，即淼融投资公司在向白云工商分局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不真实，判决撤销白云工商分局于2007年8月21日在淼融投资公司设立登记中将于丽登记为股东的工商登记。白云工商分局（已变更名称为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案号：（2016）粤71行终73号，以下简称73号案，于丽在该案的委托代理人亦为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的金慧律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粤71行终73号行政判决，其中“审理查明”部分除确认了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外，注明有“另查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罗炳威诉淼融投资公司、于丽等人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一案，于丽在该案中委托了律师参加诉讼，其在庭审中确认淼融投资公司没有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在诉讼过程中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并没有否认其是淼融投资公司股东，且对其以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身份作为该案被告参加诉讼亦未提出异议。……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书，……于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于丽在上诉状中陈述：淼融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21日……注册成立……其中于丽投资30万元……，淼融投资公司是为运营东宝项目而成立，各股东也为项目运营投入了大量资金，后因各种原因，项目停止……”等内容，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以淼融投资公司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的文件上“于丽”的签名虽非其本人签名，但于丽在涉讼566号案及556号案中均未对其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身份提出异议，且于丽在上诉中承认其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为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上述事实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即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于丽承认其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并参与淼融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等为由，改判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行政判决、驳回于丽的诉讼请求并要求于丽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各50元。2013年4月10日，罗炳威作为原告曾向原审法院提起两起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之诉（案号分别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及（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两案被告均为淼融投资公司、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即本案原告于丽）及钟绮满）。罗炳威起诉认为，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在涉及当事人的另案诉讼（案号分别为（2009）越法三初字第1810号及（2009）越法三初字第1809号，两案涉及的债权人均为吴顺清）中，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判决淼融投资公司需分别向债权人吴顺清返还定金各15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要求罗炳威对两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罗炳威在淼融投资公司没有履行上述判决所涉清偿义务的情形下，已履行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了上述两案涉及债务164137.34元及160335.34元的清偿责任；因淼融投资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既未办理注销手续，也没有进行清算），故要求淼融投资公司在涉讼565、566号案中分别向罗炳威偿还164137.34元、160335.34元及相应利息，而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则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涉讼565、566号案的诉讼期间中，因经邮递送达，案件诉状副本材料未能向于丽成功送达，故送达人员曾于2013年7月16日在于丽的住所地（即广州市海珠区凤安三街45号904房）处张贴了相应通知；2013年7月18日，第三人徐东源持结婚证、于丽的户口簿等身份材料到原审法院代于丽领取了涉讼565、566号案的诉状副本材料；其后，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的姚勇律师及杨春苑（即本案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两案诉讼（于丽本人未到庭），其对两案的答辩意见均包括“罗炳威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认识罗炳威，不清楚淼融投资公司与吴顺清及担保人罗炳威间的涉讼协议，也不认识涉讼协议的签约代表金成”以及“罗炳威的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事实依据与于丽没有法律关系”等；上述两案的庭审过程中，对于罗炳威作为证据出示的（2009）越法三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书、（2009）越法三初字第180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淼融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姚勇律师并没有异议。2016年11月21日、11月28日，原审法院先后对上述两案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以及（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认为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在淼融投资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怠于履行其成立清算组并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法定义务，致使罗炳威在履行担保责任后依法追偿的权利无法实现，故在判决淼融投资公司需要在两案中分别向罗炳威偿还164137.34元及相应利息与160335.34元及相应利息的基础上，要求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需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案件宣判后，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表达了对涉讼565、566号民事判决的不服并对两案提起上诉（案号分别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5号、（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案件的另一当事人蓝林亦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涉讼565、566号民事判决，驳回罗炳威在两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意见包括“淼融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21日经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万元，投资人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共五人，其中于丽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60％，其他各投资人投资额都是5万元，均占总投资比例的10％，蓝林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淼融公司是为运营东宝项目而成立，各股东也为项目运营投入了大量资金，后因各种原因，项目终止，损失惨重，股东们也无心再将公司经营下去。因公司没有盈利，也就没有在银行开立基本账户，也没有其他债权债务。2011年3月9日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上诉人及其他被告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在淼融投资公司被吊销执照而解散的情况下，其承担的应是清算责任，而不是对淼融投资公司的债务直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4年6月5日，本院以淼融投资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作为公司股东的蓝林、于丽、劳智彪、钟绮满、林泳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成立清算组对淼融投资公司进行清算，致使罗炳威无法向淼融投资公司主张权利，且至诉讼时，因蓝林、于丽、劳智彪、钟绮满、林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已导致淼融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等为由，对上述555、556号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案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4年9月1日，罗炳威就上述生效555、556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分别为：（2014）穗云法执字第5597号及（2014）穗云法执字第5596号，执行标的分别为182830元及178952元，两案的被执行人均为淼融投资公司、蓝林、于丽、劳智彪、钟绮满及林泳）。原审庭审中，于丽承认，虽然上述强制执行案现尚未执行完毕，但由于于丽同为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故上述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将是于丽可以预见的必然损失。原审另查，2016年10月12日，于丽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涉讼555、556号案件中涉及当事人“于丽”委托姚勇、杨春苑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两份《授权委托书》落款处“于丽”字样的签名进行文书司法鉴定；该中心经鉴定后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编号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1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6640元），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作为检材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上落款处“于丽”字样的签名与提供的样品同名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其后，于丽因不服涉讼555、556号民事判决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案件再审（案号分别为：（2016）粤民申7342号、（2016）粤民申7343号，于丽在上述两案的委托代理人为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的金慧律师），以其被冒名登记为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而淼融投资公司在白云工商分局内档中涉及“于丽”字样的签名经鉴定也非于丽本人签署，涉讼555、556号案的一、二审诉讼也均是在于丽不知情、未授权的情况下由他人代理诉讼等为由，请求撤销涉讼555、556号案的一、二审判决，再审案件，并判决于丽无需对淼融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4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裁定驳回了于丽对上述两案的再审申请。原审诉讼中，于丽表示，正是由于姚勇、杨春苑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理于丽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案的民事诉讼，造成于丽因上述四案被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导致于丽承担了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和遭受巨大精神压力，因此，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应就其上述过错行为共同赔偿于丽因进行涉讼555、556号案申诉诉讼所产生的损失79402元【含查询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损失的政府信息公开费、提起诉讼的诉讼费、涉讼266号案及73号案的公告费600元、司法鉴定费14640元（含广东明鉴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8000元及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6640元）、律师费64000元（含已支付的16000元及尚未支付的48000元）】与精神损害费30000元等。对此，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表示，是于丽的丈夫徐东源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诉讼材料后与第三人金成共同来到为峰律所要求聘请律师进行相应诉讼的，在第三人徐东源、金成为此签订一份《协议书》后，第三人金成就当场与为峰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为峰律所代理于丽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一二审诉讼行为（姚勇作为为峰律所的律师具体负责上述案件的代理事宜，杨春苑则是作为姚勇律师的助理协助工作，两人均在履行职务），并当场支付了代理费用；随后，第三人徐东源、金成更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交给为峰律所；因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均表示于丽本人当时并不在广州，故姚勇律师就向徐东源、金成提供了四份《授权委托书》要求其交由于丽本人签名，数天后第三人金成向为峰律所提供了有于丽签名确认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于丽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由于相关委托手续是由于丽的丈夫与第三人金成共同办理，而第三人徐东源、金成也为此在涉讼《协议书》上明确由金成承担可能涉及于丽的民事赔偿责任，且《授权委托书》上涉及于丽的签名与涉讼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有关签名也相符（工商登记显示于丽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故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信任有关委托手续的真实性；此后，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就正常地参与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代理期间，第三人徐东源、金成从没有主张于丽不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代理人也没有明确陈述于丽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反而是从法律关系上为于丽行使抗辩权，相关的代理行为明显是从维护于丽的利益方面行使代理权，并不存在损害于丽合法利益的过错行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结案后，代理人也已将有关判决书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给于丽。为此，姚勇提交了《协议书》与《委托代理合同》等材料。查，上述《协议书》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签约人为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协议书》注明“甲方：于丽（签约代理人：徐东源，系于丽的丈夫））”、“乙方：金成”，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因（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于丽作为本案的第五被告，基于甲、乙双方是朋友关系，现双方协调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如果于丽在（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需承担任何的民事责任，该民事责任全部由乙方代为承担，同时，乙方有义务对该民事责任及时清偿。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书》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等”；《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签约人为第三人金成与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协议书》注明“甲方：金成”、“乙方：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协议内容为“甲方因与（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姚勇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的事项如下：……代书答辩状并代提交有关法院……出庭代理原审诉讼……出庭代理二审诉讼……，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代理费8000元等”。原审再查，于丽与第三人徐东源原为夫妻关系，两人于2010年11月22日登记结婚，后双方于2016年12月14日在民政部门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另，为峰律所为普通合伙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原名为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姚勇、李军、赵明。原审诉讼中，于丽承认其至今为止并未就涉讼事件向淼融投资公司或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主张权利。以上事实，有（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行政判决书、（2016）粤71行终73号行政判决书、（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5号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申7342号民事裁定书、（2016）粤民申7343号民事裁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案卷笔录资料、《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工商登记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在过错责任原则制度下，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时有过错，而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于丽主张姚勇、杨春苑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理于丽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案民事诉讼的无权代理行为存在过错，并认为上述过错行为侵害了于丽方合法权益。由于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已明确表示，姚勇（为峰律所的律师）、杨春苑（作为姚勇律师的助理）之所以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因受于丽的丈夫徐东源及第三人金成之共同委派而介入，为此并提供了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在办理上述委托代理事宜时签署的《协议书》及《委托代理合同》为证；而结合上述《协议书》及《委托代理合同》的具体约定情况以及当事人对事件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特别是考虑到于丽与第三人徐东源在涉讼事件发生时仍属于夫妻关系这一特性，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所述于丽的丈夫徐东源在代于丽领取人民法院送达的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诉讼材料后，与第三人金成共同办理委派为峰律所的律师应诉之行为，确实符合夫妻间互为代理的原则，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上述意见也与相关证据互相能印证；由此，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主张姚勇、杨春苑是在确信得到当事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才代理相关诉讼行为的意见合理。同时，纵观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在案件原审阶段或是案件二审阶段，作为于丽委托代理人的姚勇、杨春苑一直均是主张于丽不应对上述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民事案件承担清偿责任，并先后提出诸如“罗炳威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罗炳威的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事实依据与于丽没有法律关系”以及“承担的应是清算责任，而不是对淼融投资公司的债务直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抗辩理由，期间并无作出主动承认于丽需承担案件清偿责任或放弃于丽实体权利等代理行为，其在诉讼中也仅是对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所公示的信息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于丽在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中被人民法院判决需要承担案件的连带清偿责任，是不能归咎于姚勇、杨春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上述民事诉讼的代理过错。另外，即使如于丽所述，其最终将根据生效的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必然需承担相应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究其原因，也应是其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未及时履行股东清算责任与义务所致，或是基于于丽提及的其在不知情之情况下被他人冒用身份注册成立淼融投资公司成为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这一侵权行为所致，也并非由姚勇、杨春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诉讼的代理行为所造成；至于所谓于丽为进行对涉讼555、556号案申诉诉讼而产生的诸如查询工商登记资料费用、诉讼费用、公告费用及司法鉴定费用等损失，也应属于于丽所述被他人冒用身份注册成立淼融投资公司并成为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这一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范畴，也同样并非由姚勇、杨春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诉讼的代理行为所造成。综合上述理由，由于案件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姚勇、杨春苑在作为于丽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诉讼行为中存在侵害于丽方合法权益的过错行为，因此，对于于丽方据此要求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在本案中共同向于丽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第三人金成因下落不明，经原审法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无到庭应诉及参加本案的庭审活动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于丽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488元，由于丽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案件卷宗中一份于丽作为委托人与姚勇、杨春苑作为受委托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记载：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为我方与罗炳威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申请执行的委托代理人。另外，还有一份《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所函》，记载：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现于丽委托本所姚勇律师、杨春苑律师（助理）为其诉讼的代理人。二审庭询时，徐东源称于丽的身份证复印件系其与金成一同前往为峰律所时自行提供给姚勇的。本院认为，徐东源系台湾居民，故本案为涉台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依法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于丽主张的侵权行为发生在我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本院依法确认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侵权责任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第一，徐东源案发时作为于丽的丈夫，代于丽前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领取涉讼565、566号案件的诉讼材料，并持于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与金成一同前往为峰律所，委托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处理涉讼565、566号案件，而且由金成支付了相应的律师费。同日，徐东源还作为于丽的签约代理人，与金成在为峰律所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于丽在涉讼565、566号案件需承担的民事责任全部由金成承担。在此情况下，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完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徐东源是代表于丽处理涉讼565、566号案件具体事宜的。第二，虽然授权委托书上“于丽”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双方各执一词，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签名是何人所签，为此也不能以“于丽”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认定该过错在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第三，徐东源称其与于丽的关系不好，故其并未将涉讼565、566号案件的事情告知于丽，于丽对涉讼565、566号案件及已委托为峰律所的姚勇、杨春苑律师代理该案的事宜完全不知情。但既然徐东源与于丽的关系不好，其自述主动代于丽前往法院领取涉讼565、566号案件诉讼材料，且与成金一同前往为峰律所进行法律咨询，且作为于丽的签约代理人与金成签订案涉《协议书》，但一直未告知于丽。这显然与常理不符，本院对徐东源的该陈述不予采信。第四，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处理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时，并不知道淼融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中“于丽”的签名是伪造的，徐东源、成金亦未告知姚勇、杨春苑该事实，为此姚勇、杨春苑在上述案件庭审时未提出该项抗辩，而仅是围绕于丽不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方面进行抗辩，过错并不在姚勇、杨春苑。第五，于丽主张其损失为查询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损失的政府信息公开费、提起诉讼的诉讼费、涉讼266号案及73号案的公告费600元、司法鉴定费14640元、律师费64000元及精神损失费30000元，但上述费用均非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处理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的代理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而是基于于丽是否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所需发生的费用；且律师费640000元并非全部实际支出；同时于丽主张精神损失费亦缺乏依据；故本院对于丽主张的上述损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均不予支持。另外，于丽上诉认为涉讼565号案件无授权委托书。但经本院查明，因涉讼565号案件与566号案件为系列案，565号案件的授权在566号案件中有体现，故本院对于丽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而且于丽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因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的行为而遭受损失，故原审法院认定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的行为对于丽不构成侵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军、赵明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由于为峰律所不构成侵权，作为其合伙人的李军、赵明亦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于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8元，由上诉人于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伍静怡王嘉宝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