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民再42号抗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学东，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传钊，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金龙，男，197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平（张金龙的弟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宁夏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朱学东因与被申诉人张金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终62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宁检民（行）监[2019]6400000003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宁民抗2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刘晓娟、书记员贺建华出庭。申诉人朱学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传钊，被申诉人张金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平、王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终62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一、终审判决认定朱学东与张金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张金龙提供了朱学东向其出具的欠条欲证实其与朱学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朱学东称与张金龙存在买卖关系的是宁夏荣亨达特色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亨达公司），其向张金龙购买饲料的行为系其作为荣亨达公司总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朱学东在原审和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提供了相应证据，从其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荣亨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任命书、《关于成立荣亨达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质量领导小组的决定书》等证据，可以证实荣亨达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25日，营业期限至2020年11月14日止；朱学东系荣亨达公司总经理，履行总经理职责。其次，《燕子墩乡汪家庄村高庙湖集体土地承包协议书》可以证明荣亨达公司于2011年8月23日承包燕子墩乡汪家庄村高庙湖用于水产品养殖业务，张金龙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供应饲料的地点在高庙湖。再次，2015年6月28日和2015年7月13日的荣亨达公司饲料入库单上送货人处有王某某的签字，两份入库单与张金龙提交的朱学东于同日出具的欠条记载金额一致，张金龙对上述两份入库单也予以认可。第四，2014年1月29日张金平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荣亨达交来饲料款现金壹拾万元整”，证明其收到了荣亨达公司支付的饲料款。第五，一审审判长问张金龙向朱学东交付鱼饲料后如何出具发票，张金龙回答，其没有发票，但可以要求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北农公司）代开，而朱学东提供的2013年6月7日大北农公司向荣亨达公司出具的两份发票与张金龙在庭审中认可大北农公司代其开具发票的事实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荣亨达公司向张金龙购买饲料并由大北农公司代开发票的事实。朱学东提供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与张金龙存在买卖关系的是荣亨达公司而非朱学东，故法院认定朱学东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不足。二、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原审认定涉案欠付金额为517471元的事实。根据张金龙提供的欠条和原审认定的事实可知，涉案欠付饲料款的行为发生于2013年5月30日。庭审中，张金龙认可共交付十五次鱼饲料，价款合计为825970元，已支付的款项分别为其收取的10万元现金和以鱼顶款208499元，下剩517471元为未付款。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朱学东提供了2013年9月29日、9月30日、2015年2月15日，其通过网银分三次向张金龙转款18万元的单据；2013年9月29日张金平（张金龙之弟）在金额为5万元、票号为22816662的承兑汇票下方签署收到该承兑汇票的单据；2014年5月15日张金龙在金额为15万元，票号为24918821的承兑汇票下方签收到汇票的书证，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除张金龙认可的以鱼抵款和现金外，朱学东和荣亨达公司又分别向张金龙支付了相应材料款，故朱学东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认定涉案欠款是517471元的事实。综上所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终62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朱学东申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与张金龙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荣亨达公司，朱学东是公司员工，朱学东出具欠条是职务行为。本案应当追加荣亨达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才能查清事实。原审判决按照张金龙单方陈述认定朱学东欠付饲料款数额也不准确，张金龙向法庭虚假陈述。二、原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原审法院认为朱学东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与事实不符，也不能让朱学东信服。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荣亨达公司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二审时荣亨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以朱学东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并明确表示本案合同买方是荣亨达公司，朱学东也向法院申请追加但不被准许，本案遗漏必要诉讼参加人，原审应当依职权追加荣亨达公司参加诉讼。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三十条认定朱学东是合同的买方及欠付金额显然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法律适用错误，故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张金龙的诉讼请求。张金龙辩称，张金龙是大北农公司经销商，独立经营，如果张金龙是代销商，朱学东出具的欠条应该是打给大北农公司，而不是打给张金龙。张金龙是从大北农公司平价进货，再加价给客户送货，在这个过程中张金龙一直与朱学东单独核算，在送货、拉鱼、收款上，从来没有与朱学东之外的任何公司人员打过交道或做过经济手续，所有送货或拉鱼手续上没有公司公章。张金龙与朱学东在2013年5月30日第一次送货直到2015年，朱学东从来没有对张金龙说过朱学东是为荣亨达公司采购，给张金龙所打的欠条上也只是朱学东个人欠款行为，欠条上没有写荣亨达公司朱学东，从头到尾全是朱学东一个人负责单独与张金龙结算。至于银行承兑汇票，它是无记名承兑汇票，只要不是假的，谁拿到手就是谁的，朱学东交给张金龙是其个人行为，只能是给付张金龙饲料款或给付张金平药品款，不能认定是荣亨达公司给付的。荣亨达公司从来没有给张金龙开具过银行现金支票或银行转账支票，给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最少已经流转六家以上，张金龙也从来没有与朱学东所说的荣亨达公司的会计、出纳接触过。张金龙与朱学东发生的业务全部是朱学东欠付张金龙的债务，账务清楚，每次送货有时朱学东当场出具欠据，有时朱学东不在场，由朱学东的伙计即喂鱼人员给张金龙的司机出具饲料编码和吨位数，上面没有标价。随后，朱学东亲自到张金平的店里给张金龙补写欠据，并标注价格，认可欠账数目。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朱学东与张金龙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荣亨达公司无关。2017年8月16日，一审原告张金龙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学东支付拖欠张金龙的饲料款56847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363070元（按月利率2%自欠款之日起分别计算至2017年8月15日），共计931541元；并要求按照月利率2%偿付利息至全部债务履行之日；案件受理费由朱学东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张金龙系个体饲料经销商，经营大北农渔业饲料。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5年9月11日，朱学东通过口头订立买卖合同形式陆续购买张金龙的渔饲料，张金龙共交付15次渔饲料，价款合计为825970元。朱学东每次均在张金龙出具的“欠条，今欠到张金龙饲料款大写____元（￥____元），定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前付清，逾期未付清，自欠款之日起，每日承担欠款利息为同期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四倍，逾期三个月未付清，债权人可向债权人所在地法院起诉。（注：！！！如未约定还款日期，发生纠纷时，承担利息时间为欠款日期起，利息约定同上）。欠款人：____欠款日期：____”中用圆珠笔填写购买金额的大小写，并署名和书写日期。朱学东后向张金龙付款。期间，朱学东以鱼抵顶饲料款208499元，给付张金龙现金10万元，下剩517471元未付。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宁0122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朱学东给付张金龙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5年9月11日期间十五次买卖合同中的未付饲料款517471元，朱学东承担违约金155241.3元，合计672712.3元，于判决生效次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8元（已减半收取），由张金龙负担1822元；由朱学东负担4736元。朱学东不服一审判决，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张金龙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张金龙承担。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朱学东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朱学东未按约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亦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朱学东所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判决依据张金龙提交的欠条凭证和陈述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朱学东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认为朱学东应继续履行给付下剩货款的义务并无不当；朱学东签字的欠条载明如逾期三个月未付清欠款债权人可向债权人所在地法院起诉，且一审朱学东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朱学东所提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二审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宁01民终6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27元，由朱学东负担。在再审审理过程中，朱学东先后向法庭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1.2008年6月23日任命书；2.荣亨达行管字[2011]第01号文件；3.2011年6月23日任命书；4.2011年8月1日任命书；5.宁荣特字[2012]10号文件；6.2013年8月21日股东会决议、任命书；7.2011年10月30日车辆使用的规定（补充）；8.宁荣字[2014]02号文件；9.用电协议；10.2018年12月3日证明。证据来源是从荣亨达公司调取。用以证明荣亨达公司承租高庙湖鱼塘经营水产养殖。在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期间，朱学东系荣亨达公司经理，履行公司管理职责。第二组证据包括：1.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流水二页、2013年9月29日交易单、2015年2月15日支出凭证；2.2013年9月29日张金平收取5万元承兑汇票；3.2013年10月30日张金平出具收据；4.2014年1月29日张金平出具的收条；5.2014年1月张金龙收取的15万元承兑汇票；6.2014年12月10日10万元的承兑汇票；7.高庙湖收入明细；8.2016年8月12日过磅单二页。证据来源是从荣亨达公司调取。用以证明：1.朱学东2013年9月29日、2013年9月30日、2015年2月15日分别向张金龙银行转款5万元、5万元、8万元；2013年9月29日张金平收取5万元承兑汇票；2013年10月30日张金平收取荣亨达公司用鱼抵账款54600元；2014年1月29日张金平收到荣亨达公司现金10万元；2014年1月张金龙收取承兑汇票15万元；2014年12月10日收取10万元承兑汇票；2014年7-9月用鱼顶账129445元；2016年8月12日用鱼顶账78934.7元。荣亨达公司共向张金龙支付842979.7元。2.在付款凭证上张金龙或张金平手书“荣亨达”三字，荣亨达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与一审时朱学东提交的有张金龙司机“王某某”签字的荣亨达公司入库单，共同证明张金龙或张金平认可荣亨达公司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双方进行鱼饲料交易。3.朱学东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其是履行荣亨达公司的职务行为。第三组证据包括朱学东与张某某的微信通话记录五张（微信截图四张，整理的微信通话记录一张）、光盘一张及张某某的证明一份。补强2016年8月12日这份过磅单，用以证明张某某受张金龙委托拉鱼，张某某将鱼款直接支付给张金龙，张某某与张金龙已经结算完毕，该鱼款是荣亨达公司与张金龙之间的顶账款。第四组证据包括宁夏银行通用凭证一张，背书粘单一张、托收凭证一张，该组证据从宁夏银行丽景支行调取，是针对庭审中提交的24654790号银行承兑汇票补充提交。用以证明24654790号银行承兑汇票系荣亨达公司支付给张金龙，张金龙将这张汇票给了大北农公司。张金龙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与原始档案记载不一致，部分证据是伪造的，应以原始档案为准，原始档案里面有的内容我方认可，原始档案在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荣亨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某是朱学东的儿子。对第二组证据中的24654790号银行承兑汇票有异议；对以鱼顶账的事实认可，对数额不认可，我们认可的是208499元，其中张某某签字的过磅单不认可；对该组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张金龙收到钱了，事实是认可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是否是张某某出具无法确认，如果是证人证言应由张某某出庭作证。张金龙没有在2016年8月12日过磅单上签字，说明张金龙不在场；如果在场的话，张金龙一定会签字，应当以签字为准。如果这一笔确实存在，还应当提供张某某给张金龙的转账记录。该证据同时证明这些行为都是朱学东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如果收到了这么大额的汇票，一定会给对方出具收据。当庭提交的其他汇票，我们都是出具了收据。背书情况都是公司之间，没有张金龙给对方出具的收据，背书也没有张金龙签字，与张金龙无关。张金龙向法庭提交一组证据即荣亨达公司的工商档案66页（复印件并已盖章），证据来源是从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用以证明朱学东并未在荣亨达公司任职；荣亨达公司在2014年5月以后才经过股东会决议发展水产养殖业；朱学东的涉案行为均是个人行为，与荣亨达公司无关。朱学东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工商档案记载的是公司章程、经营范围以及股东情况，朱学东仅是荣亨达公司的聘用经理，并非股东；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一般性质的，并非需要国家特别授权的，2011年荣亨达公司承租高庙湖鱼塘进行水产养殖，2014年荣亨达公司通过工商变更仅仅是履行法律上的手续，在变更经营范围前法律上并未有限制性规定。在庭审相互发问阶段，朱学东要求张金龙向法庭提交张金龙持有的七张入库单第二联，一审庭审中朱学东已将自己持有的该七张入库单第一联向法庭提交，该七张入库单抬头是荣亨达公司，证明张金龙与荣亨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朱学东。本院认为，对于朱学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张金龙提交的证据，因朱学东是否系荣亨达公司经理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故对该两组证据在本案不做认定；对朱学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2016年8月12日两张过磅单和第三组证据，由于涉及案外人张某某，且张某某未出庭说明情况，故本案不予采信；对朱学东提交的第二组中的其他证据和第四组证据，因张金龙对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朱学东要求张金龙提交的七张入库单第二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审理查明，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5年9月11日，朱学东通过口头订立买卖合同形式陆续购买张金龙的渔饲料，截止张金龙起诉时，张金龙持有朱学东给其所打十五张购买渔饲料的欠条，价款合计为825970元。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本案中，朱学东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陈述，每次送货，均由其打电话给张金龙，朱学东向张金龙打电话要货即是朱学东向张金龙表示了希望与张金龙订立购买饲料的意思表示，张金龙发货表明张金龙接受了朱学东与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在再审庭审中朱学东虽又称是张金龙到荣亨达公司商议购买饲料的事宜，并在法院历次审理过程中相继提交了任命书、荣亨达行管字[2011]第01号文件、《燕子墩乡汪家庄村高庙湖集体土地承包协议书》、2015年6月28日和2015年7月13日的荣亨达公司饲料入库单等证据证明朱学东系荣亨达公司经理，其订购饲料是履行公司管理职责。但张金龙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是与朱学东商议购买饲料事宜，在送货、拉鱼、收款上没有与朱学东之外的任何公司人员有交往，写收条也是按朱学东要求书写。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朱学东未提交其与张金龙在荣亨达公司商议买卖饲料的相关证据来推翻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亦未向法庭提交其在与张金龙商议购买饲料时明确表明其系荣亨达公司总经理和代表荣亨达公司购买饲料的相关证据；事后，从朱学东给张金龙所打的十五张欠条来看，也只有朱学东本人的签字，荣亨达公司并没有加盖印章对朱学东购买饲料的行为予以认可；在朱学东提交的付款凭证中，除张金平书写的收据记载有荣亨达公司外，银行承兑汇票反映不出荣亨达公司，银行明细单中则显示由朱学东个人账户向张金龙打款；朱学东提交的两张增值税发票，虽系大北农公司开具给荣亨达公司，但不能排除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现实交易相分离的可能，不足以证明是大北农公司代张金龙开具、张金龙与荣亨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朱学东所提交证据仅能表明朱学东的身份情况、荣亨达公司承包水产品养殖水域与张金龙供应饲料地点均在高庙湖、张金龙将饲料送至荣亨达公司仓库等情况，并不能排除张金龙在履行交货义务、书写收条时是基于朱学东的要求办理，朱学东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荣亨达公司与张金龙之间就买卖饲料事宜达成合意，故应当认定朱学东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张金龙主张朱学东应付其欠款的请求是否支持的问题。本院再审认为，一审庭审中，张金龙向法庭提交了十七张欠条，一审法院认定了朱学东所打的十五张欠条，价款合计为825970元，张金龙在再审庭审中对一审认定的数额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朱学东在再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付款凭证，主张已向张金龙付款842979.7元，张金龙除对24654790号银行承兑汇票、张某某签字的票据不予认可外，对朱学东所提交的其他付款凭证均认可，并表示其已从供应的饲料款中扣除。对于朱学东提交的24654790号银行承兑汇票，张金龙未签字认可收到，背书人和最后承兑人均没有张金龙，朱学东认为大北农公司最后承兑该款系张金龙交付没有证据支持，该笔款不能认定为朱学东的已付款，从张金龙主张的欠款数额中扣除。对于朱学东主张张某某的拉鱼款78934.7元属其已支付给张金龙的款项，对此，张金龙不予认可，张某某也未出庭说明情况，朱学东亦未向法庭提交张某某就该笔款项已支付给张金龙的相关证据，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朱学东的已付款，从张金龙主张的欠款数额中扣除。对于朱学东提交2014年1月29日收据10万元，张金龙认可应从其主张的欠款数额中扣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除张某某的拉鱼款78934.7元外，朱学东还主张其以鱼顶账两次共184045元，现张金龙自认朱学东以鱼顶账款共计208499元，应以张金龙自认以鱼顶账款208499元为准，从张金龙主张的欠款数额中扣除；对于朱学东提交的其他付款凭证，从朱学东给张金龙出具的欠条和朱学东向法庭提交的付款凭证内容来看，朱学东于2013年5月30日出具121180元欠条一张、2014年5月15日出具51400元欠条一张，而朱学东在2014年5月15日之前即向张金龙支付6笔款项，共计454600元，朱学东出具欠条的时间、金额与朱学东付款的时间、金额不能相互印证，且从欠条的内容看双方交易应是先交货出具欠条后付款，故朱学东在庭审中辩称其付款后未将欠条收回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张金龙认可的其他已付款项不应从张金龙主张的欠款数额中扣除。故朱学东应当支付欠付张金龙饲料款本金517471元（825970元-100000元-208499元）。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朱学东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1民终62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艳审判员 吴 军审判员 梁益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艳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