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3民终2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跃英，女，195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豫，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29号。法定代表人：王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晴，天津天关（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跃英、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长芦智美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1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跃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吕跃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长芦智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借款数额为37万元，且审计报告亦予以确认，应认定本案借款数额为37万元；2．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为：“按照银行贷款年利率上浮10%，还本付息”，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长芦智美公司辩称，不同意吕跃英的上诉请求。同时，长芦智美公司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吕跃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长芦智美公司不认可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其已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吕跃英等人不能作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且职工集资并未取得公司股东认可或同意，涉案借款协议应属无效。此外，吕跃英的诉讼请求亦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长芦智美公司的上诉请求。吕跃英辩称，不认可长芦智美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其上诉请求。吕跃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芦智美公司偿还吕跃英借款37万元及自借款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央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10%，其中10万元自2009年1月21日计算至2014年1月28日，15万元自2009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7万元自2010年3月31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万元自2010年8月6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7万元自2010年8月11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5万元自2010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1.5万元自2010年12月31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诉讼费用由长芦智美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原系国有控股企业。原告吕跃英原系被告公司办公室员工。原告自述，2009年至2011年期间，因公司自身资金不足，加之市场扩展需要，造成运营资金紧缺，因此包括原告在内的多位中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出纳、办公室、生产部门经理等）陆续以2万、3万、5万、7万、10万、15万不等的数额多次多笔向被告出借资金，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支付供应商货款等日常经营。被告当庭表示未经股东会决议，因此对借款事宜毫不知情。2009年1月21日，吕跃英出借给被告10万元，双方签有借款协议，会计账簿中存有兴业银行现金存款凭证。2011年1月15日，范旭、张毅强、吕跃英、王悦、张炳林与被告将2009年4月17日至2011年1月15日期间各笔出借资金汇总为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中载明：1．公司因生产需要，向个人借款，借款金额及日期见附表；2．借款期限为借款日期一年；3．被告同意按银行贷款年利率上浮10%，还本付息；4．在本合同项下借款清偿前，公司有任何一种改变经营方式的行为（包括承包、租赁、合并、分离、股份制改造、联营等），应最迟于改变经营方式前三十天通知个人，并保证借款本息的清偿；公司发生重组、改制、歇业、解散等时，保证立即归还借款的本息；公司客观上有危及借款安全情况时（包括涉及诉讼等），保证借款本息优先偿还给个人。附件中载明出借金额为：范旭合计34万元、吕跃英37万元、张毅强20万元、王悦14万元、张炳林5万元。其中吕跃英各笔出借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出借15万元，2010年3月31日出借7万元，2010年8月6日出借3万元，2010年8月11日出借7万元，2010年9月30日出借3.5万元，2010年12月31日出借1.5万元。2012年6月30日，被告原国有股东天津市长芦盐业有限公司，为出售国有股权，聘请第三方机构天津市中和信诚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进行审计，该审计报告附件八其他应付款明细表中载明：张毅强审定金额252962.37元，范旭审定金额44万元，李凤巧10万元，王悦14万元，吕跃英510843.55元，张炳林5万元。被告原国有股东最终依据上述审计报告，将所涉股权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并于2013年完成交易。2013年6月、10月、12月、2014年3月-12月期间，原告及其他案件中原告分别向天津市长芦盐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市长信箱、中国盐业总公司等就上述借款还款问题进行了书面的反映。2014年4月，被告原国有股东中盐天津市长芦盐业有限公司委托时为天津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职工集资款情况、注册资金使用情况及主要供货商采购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在该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对2009年-2011年职工集资情况审计如下：张毅强企业账面金额25万元，范旭账面金额44万元，李凤巧账面金额10万元，王悦账面金额12万元，吕跃英账面金额47万元，张炳林账面金额5万元。该报告显示：一、吕跃英的各笔借款入账时间分别为：2009年1月21日10万元，2009年9月15日12万元，2009年9月29日3万元，2010年3月30日7万元，2010年8月11日3万元，2010年8月27日7万元，2010年9月30日3.5万元，2010年12月31日1.5万元；二、吕跃英2010年8月27日借款7万元，无现金汇入凭证。账面用途为被告以现金8208.68元及该笔借款支付前欠工资78208.68元。但后附明细中仅有工资白条28张合计金额62800元，与凭证数额不符。且工资白条显示的时间均为2009年12月，与借款时间相差较久。三、账面中2010年12月30日的借款，用于支付力通成业货款，该笔借款后附白条收款条及收据3张，金额为王悦借款2万元、张炳林借款2万元及吕跃英借款1.5万元。但明细账中没有钱款入账记录也没有力通成业的收货款记录。针对以上，会计王悦陈述称：一、工资于2009年12月借款发放，直至2010年8月被告始终无法偿还原告，故于2010年8月27日记账转化为借款。工资白条可能存在少收回的情形，具体原因无法解释。二、2010年12月30日支付力通成业货款应有其5万元的收据，可能错放在其他凭证中，因会计凭证保存在被告处，原告无法保证该会计账簿的完整性。除上述争议外，其余各笔借款均有银行现金存款凭证。2014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偿还了2009年1月21日借款10万元。2014年12月22日，吕跃英就本案诉请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将案件移送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审理。2015年5月，被告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控告张毅强、王悦涉嫌贪污罪。东丽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企业，原告起诉债务发生于原告在被告公司任职期间……原告可能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现被告已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举报相关线索，该院业已接受……故在本案被告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移送检察机关处理。2017年5月25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津丽检反贪不立（2017）10号不立案通知书，认为“未发现举报信所反映的张毅强、王悦涉嫌贪污的犯罪事实”。2018年1月，吕跃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借款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借款合同的本息数额如何认定；三、原告主张是否已过时效。一、关于借款的真实性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主张双方借款行为系基于公司经营不善，故向职工筹集资金应急，用于生产经营。其借款的意思表示有借款协议为证。被告虽辩称原告原系公司管理人员，身份特殊，被告董事会对此行为不知情故被告并无借款的意思表示，上述借款不真实。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原告身份特殊，但借款协议的确由原、被告签订，形式上不存在有瑕疵。被告虽不认可2011年1月15日的借款协议中所载2009年至2011年出借款项，但被告已偿还了同样因经营所需的部分借款，说明了被告亦认可其的确有因经营之需向原告借款的情形存在。且被告自2014年起就认为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借款不真实，部分人员存在贪污行为，并据此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但该院已于2017年出具不立案通知书认定了上述人员无职务犯罪事实。其次，从会计账簿看，原告的绝大部分借款均有现金的汇入。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的现金汇入不真实的情形下，可以证明原告的确完成了部分现金出借资金的行为。关于两次审计报告，被告2013年的审计报告是国有股东为了股权转让，委托第三方做的审计，并在产权交易所公示该审计报告以完成挂牌交易，而在该报告中对于各原告的借款亦予以了详细审计并作为应付款项纳入报告，应当认定被告认可了上述借款行为的真实性并对外公开。而被告第二次所做的专项审计，是在原告要求被告还款后，被告所作的专项审计，范围不及第一次的全面审计。专项审计报告虽提出了出借数额上的质疑，但从其结论看，其亦未否定其他由现金汇入的借款的真实性。故原告的借款虽有疑点，但目前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借款事实，故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依据约定，主张借款偿还期限早已届满，被告应立即还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借款合同的本息数额认定首先，本金部分。吕跃英主张其各笔借款为：2009年1月21日出借10万元，2009年9月30日出借15万元，2010年3月31日出借7万元，2010年8月6日出借3万元，2010年8月11日出借7万元，2010年9月30日出借3.5万元，2010年12月30日出借1.5万元。经庭审中对账，原、被告均认可了专项审计报告附件中所列与会计账簿记录一致。则应依据专项审计报告所依据的会计账簿信息甄别借款的数额及时间。关于各笔借款时间，应根据专项审计报告中会计账簿记载的现金凭证存入时间确认，原告主张借款时间晚于会计账簿的，一审法院照准。原告当庭确认借款协议中记录的2010年8月11日借款3万对应借款协议中2010年8月6日3万元，2010年8月27日借款7万元对应借款协议中2010年8月11日7万元。上述7万元借款及2010年12月30日的1.5万元借款无现金支出凭证且吕跃英无法举证证明其垫付了与借款数额一致的工资及货款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证据，故该部分借款数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余各笔合计28.5万元均有现金存款凭证，数额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利息，虽吕跃英主张依据借款协议，双方约定利息为银行贷款利率（六个月至一年期）上浮10%，但本身该借款系基于公司经营不善而产生，签订借款协议时，公司主要管理者均在列，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基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借款利率及逾期利息利率不应上浮，应按银行六个月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故，已偿还的10万元应自2009年1月21日计算至2014年1月28日为29860元，15万元自2009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7万元自2010年3月31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万元自2010年8月6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5万元自2010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上述原告借款发生在2009年-2010年期间，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签订借款协议对上述借款的还款日期等予以了明确，被告2012年的审计报告对上述借款本金予以确认，2013年、2014年原告通过信访、面谈、电话沟通等方式一直在催要借款，2014年原告起诉至法院，案件陆续经法院审理、检察院审查、原告再次起诉审理至今，应当认为构成时效中断。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吕跃英借款28.5万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吕跃英利息。（其中2009年1月21日借款10万元应自2009年1月21日计算至2014年1月28日为29860元；2009年9月30日借款15万元应以央行六个月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0年3月31日借款7万元应以央行六个月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0年8月6日借款3万元应以央行六个月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0年9月30日借款3.5万元应以央行六个月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吕跃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26元，由原告负担2189元，被告负担7337元，被告负担部分，由其在履行本判决第一项时径行给付原告。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吕跃英主张长芦智美公司偿还其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涉案借款金额为28.5万元及吕跃英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长芦智美公司主张不予返还吕跃英借款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吕跃英主张涉案借利息应按双方约定计算，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论述清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吕跃英、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65.59元，上诉人吕跃英负担7342.69元，上诉人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负担6022.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俊审判员 田 雷审判员 李玉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底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