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02民初271号原告（执行案外人）曲国华，男，汉族，1969年5月18日出生，住抚顺市顺城区。被告（申请执行人）张兴明，男，汉族，1964年4月4日出生，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代理人暨被告（申请执行人）王振英，女，汉族，1964年12月12日出生，住抚顺市新抚区。以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李荣贵，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被执行人）王洪波，男，汉族，1977年12月2日出生，住抚顺市东洲区。被告（被执行人）李志民，男，汉族，1950年12月19日出生，住抚顺市东洲区。第三人刘爱梅，女，汉族，1962年7月30日出生，住抚顺市新抚区。原告曲国华（执行案外人）与被告张兴明（申请执行人）、王振英（申请执行人）、王洪波（被执行人）、李志民（被执行人）、第三人刘爱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7）辽0402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张兴明、王振英提出上诉。案经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辽04民终9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曲国华，被告张兴明委托代理人暨被告王振英，被告张兴明、王振英的委托代理人李荣贵，被告李志民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洪波、第三人刘爱梅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购买和所有的23台车辆的执行行为，解除相关查封措施；2、确认上述查封被告所有的23台车辆归原告所有；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李志民、刘爱梅、沈敬贤三人协商一致同意合资开办抚顺市东部驾校。三人签订协议第七条约定：驾校所有车辆是三个股东分别购买，但是为了开办驾校都以法人的名义办理手续，但其所有权、使用权、所有费用和肇事责任均由各股东个人负责，其他股东无权也无责。协议第八条规定：驾校招收学员名额按车辆多少配置，每个股东经济上独立、自招学员、自己培训、所需经费、所得收入均由各股东个人管理。在股东刘爱梅名下有后来的肇事的车辆辽Ｄ×××××号。2008年12月31日，曲国华将沈敬贤东部驾校的股权买入，并与李志民和刘爱梅三人共同投资经营“抚顺市东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同时签订“抚顺市东部驾校协议书”，其基本内容再次约定与上述协议中第七、八条中约定的一致。2012年7月16日零时许，在股东刘爱梅名下的辽Ｄ×××××号车辆，由王洪波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经法院判决王洪波有期徒刑二年半，并附带民事赔偿85万余元。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没有判决东部驾校为赔偿主体，驾校是我与李志民特殊的合伙关系。法律规定的个体工商户民事责任可以由经营者个人承担民事责任，指的是一个人的经营财产混同，并没有规定可以扩大到合伙人身上。属于我的车辆与李志民的车辆可以明确地分开和析产，应执行李志民的个人财产。我是被查封的23辆车的实际所有人和占有人，法院不能基于公安机关关于车辆所有权人的登记确定物权和所有人，所以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将我所有的登记在驾校和李志民名下的车辆作为李志民的财产予以查封和执行是错误的。被告张兴明、王振英辩称：我们认为原告执行异议之诉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抚顺市东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自2007年3月6日设立之日起到原告提起异议之诉之日始终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志民，在此期间工商登记没有变更。原刑事案件判决时，附带民事诉讼营业执照登记的业主为诉讼当事人，且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对外的债务由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因此该判决才列李志民为被告，并判决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原告所述的事实及证据不能证明贵院执行裁定中所列23台车辆为原告所有，原告诉状中自认该23辆车登记在东部驾校及李志民名下，且该部分车辆实际交付给东部驾校，恰如原告诉状中所述车辆作为不动产其所有权交付即转移，足以证明23台车为东部驾校所有。无论原告曲国华、被告李志民及第三人刘爱梅是否签订了合伙协议，其约定属于三方内部约定，对答辩人以及协议方之外的人没有约束力。综上，原告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人民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12条第2项之规定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王洪波未答辩。被告李志民辩称：原告申请将其所有车辆划出被执行之列不合法。东部驾校是三人共同投资修建，应共同承担利益与责任。原告在明知刘爱梅有一台肇事车辆，仍然和我合伙协商购买了车辆。此23台车辆中有刘爱梅的车辆，在股东协议中详细说明了。原告和我共同收购了刘爱梅的股份，我们各收购50%。现在按照2012年个体工商户司法解释，所有责任应由个体户承担。2015年的司法解释规定有字号以字号为被告，我和原告各承担50%权利，不应区分。原来我认为王洪波购买车辆挂靠在刘爱梅名下，车辆收益归刘爱梅所有，所有违法行为应由刘爱梅承担。我们签订合同约定，谁的车辆肇事责任由谁承担。刘爱梅卖给我们的股份时约定从出售给我的股份之前的责任由其自行承担，出售给我们之后的责任由我们承担。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已经将责任最终判决为东部驾校。目前对这个案件经济赔偿由东部驾校暂时赔偿，只有大家协商，不能落在我自己头上。我认为原告的23台车辆不应划拨出去。请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案件没有终结之前，不能将原告23台车辆划拨出去。第三人刘爱梅未答辩。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6日，抚顺市东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东部驾校）成立，工商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李志民。东部驾校成立之初，被告李志民（甲方），沈敬贤（乙方）及第三人刘爱梅（丙方）签订《抚顺市东部驾校股份制协议书》。2008年12月19日，原告曲国华（乙方）与沈敬贤（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将东部驾校的股份转让给乙方；甲方将股份及教练车辆辽Ｄ×××××、辽Ｄ×××××，大货辽Ｄ×××××等七台转让给乙方。”2008年12月31日，被告李志民（甲方）、原告曲国华（乙方）与第三人刘爱梅（丙方）签订《抚顺市东部驾校股份制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驾校为三方共同投资合办，在驾校办理过程中所用一切费用由三人均摊。每方占驾校三分之一股，每个股东对驾校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2、驾校的名义法人由甲方李志民暂时担任，法人只对驾校拥有事务的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为三个股东共同拥有。…7、驾校所有车辆是三个股东分别购买，但为了办驾校都以法人的名义办理手续。但其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所用经费和肇事责任均由各股东个人负责，其他无权也无责。8、驾校招收学员名额按车辆多少配置，每个股东经济上独立、自招学员、自己培训、所需经费、所得收入均由各股东个人管理、但学员招收不得超过自己车辆分配的名额。如超招了可和其他股东协商，如其他股东有名额可暂借或给一定的补偿。9、驾校为了工作方便可雇佣相关人员、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三个股东均摊，工资每月末上交。各股东不得借口拖延不交，否则其他股东有权停止工作进行。”协议签订后，被告李志民与原告曲国华各投入7辆车，第三人刘爱梅投入8辆车用于驾校经营。2013年2月8日，第三人刘爱梅与被告李志民及原告曲国华三人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一份，约定以总价60万元（李志民与曲国华每人向刘爱梅支付30万元）的价格将刘爱梅在东部驾校的股份及刘爱梅所有的8台驾校车辆（大型车辆2台：辽D0593学、辽D0687学；小型车辆4台：辽D0690学、辽D0679学、辽D0706学、辽D0576学；办公车辆小型辽Ｄ×××××、大巴辽Ｄ×××××）转让给李志民与曲国华二人。刘爱梅向曲国华及李志民各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二人股份转让款各30万元。同时三人还约定，“刘爱梅所有的教练车辆在转让之日前的违章行为及经济纠纷，由刘爱梅负责，转让之后由李志民、曲国华负责。”原告曲国华、被告李志民、第三人刘爱梅三人在共同经营东部驾校期间，所需的税费、人工、公共支出等费用由三人均摊，李志民虽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但曲国华与刘爱梅也均不向李志民交纳管理费等费用。另查明，2012年7月16日0时许，王洪波酒后驾驶辽Ｄ×××××号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至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时，将在人行横道线上行走的张兴明、王振英撞倒，后经鉴定“张兴明颅脑损伤评定为三级伤残，需部分护理依赖；左下肢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颅骨缺损评定为十级伤残。王振英左膝关节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交警机关认定王洪波醉酒驾驶机动车，负此起事故全部责任，王振英、张兴明无责任。本院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2）新抚刑初字第003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波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王洪波赔偿王振英经济损失55607.72元、张兴明经济损失1093706.56元，被告李志民（系东部驾校经营者）对王洪波承担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志民对附带民事赔偿部分不服，提出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抚中刑二终字第0015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附带民事部分，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7月8日作出（2014）新抚刑初字第000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王洪波驾驶的辽Ｄ×××××号车辆在2006年抚顺市东部驾校成立时，由王洪波个人全部出资购买，作为教练车以挂靠形式加入东部驾校，登记在东部驾校校长李志民名下，同时王洪波作为驾校教练使用该车在东部驾校培训学员。判决内容为：“一、被告人王洪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振英经济损失人民币55607.72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兴明经济损失人民币806866.56元（已支付人民币11000元）；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志民（系东部驾校经营者）对上述被告人王洪波承担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志民不服，提出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抚中刑二终字第001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李志民不服该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6）辽刑申35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了李志民的再审请求。被告王振英与张兴明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来本院申请民事赔偿部分的强制执行，在本院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登记在李志民及东部驾校名下的教练车。本案原告曲国华向本院执行机关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我院查封的教练车中有23辆车（辽D0441学、辽D0577学、辽D0680学、辽D0683学、辽D0586学、辽D0618学、辽D0598学、辽D0679学、辽D0687学、辽D0690学、辽D0695学、辽D0705学、辽D0715学、辽D0716学、辽D0720学、辽D1031学、辽D1145学、辽D1368学、辽D1458学、辽D1507学、辽D1519学、辽D1528学、辽Ｄ×××××）为其个人所有，不应予以执行。本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辽0402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曲国华的异议请求。案外人曲国华对该执行异议裁定不服，以诉称理由来院诉讼。原告曲国华提交购车发票、车辆保险单、保费收据、买卖车辆的协议、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完税证明、完税证明证书、发票等证据（以上证据原件均由原告保管）证明本院查封的东部驾校教练车中有23辆车为其个人购买及所有。审理中，本院查明原告曲国华主张的23台车辆中有17台车辆（辽D0441学、辽D0577学、辽D0680学、辽D0683学、辽D0695学、辽D0705学、辽D0715学、辽D0716学、辽D0720学、辽D1031学、辽D1145学、辽D1368学、辽D1458学、辽D1507学、辽D1519学、辽D1528学、辽Ｄ×××××）登记在东部驾校名下，其余6台车辆（辽D0586学、辽D0618学、辽D0598学、辽D0679学、辽D0690学、辽D0687学）登记在被告李志民名下。再查明，庭审中原告曲国华提交2013年2月8日李志民作为甲方、其本人作为乙方重新签订的《抚顺市东部驾校合伙经营协议书》，该协议有原告与被告李志民签字按手印确认，并盖有东部驾校公章及被告李志民明章，但被告李志民对此份协议不认可，主张与原告曲国华未单独签订过协议。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发票、车辆保险单、保费收据、买卖车辆的协议、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完税证明证书、完税证明、收据、收条、协议书（3份）、股份转让合同、税收缴款书、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记帐凭证复印件等；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交证据。另有（2014）新抚刑初字第000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4）抚中刑二终字第001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6）辽刑申35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2017）辽0402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我国实行车辆登记制度，车辆应以相关管理部门登记公示信息确定权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等特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指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物权发生了变动的其他人）。原告诉请的23台车辆登记在被告李志民作为经营者的东部驾校及李志民名下，他人有理由相信此23台车辆即为东部驾校及李志民所有。虽然原告曲国华提交了购车发票等相关证据欲证明此23台车辆为其所有，并提交其与被告李志民及第三人刘爱梅或是其单独与被告李志民签订的《抚顺市东部驾校股份制协议书》予以证明各方约定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由各个股东个人承担、个人负责，但三方或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均属于协议各方内部约定，效力范围只限于协议当事人之间，对协议各方之外的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曲国华，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亦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的诉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曲国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原告曲国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是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蕊人民陪审员  高健人民陪审员  王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代书 记员  徐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