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81行初74号 原告李小红，男，196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男，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系原告李小红所在单位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推荐。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政府路22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琳，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真，男，198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该局民警。 原告李小红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以下简称郫都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20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小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小红诉称，原告李小红于2018年11月28日在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配合犀浦镇政府执法过程中，被郫都区公安分局强制传唤至办案中心。传唤过程中，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强行索要原告手机开机密码、不许上厕所等。后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以原告李小红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为由，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辩称，针对原告李小红提出，被告将其传唤到办案中心后，强行索要手机开机密码、不许原告上厕所等问题，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在办案区合法合规办案，并无原告所称的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2号），载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对李小红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2.证人出庭申请书及书面证人证言、被鉴定人为张志香的《司法鉴定意见书》；3.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被告处录音录像证据的申请书；4.案件庭审视频链接地址及郫都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行政诉讼答辩状》；5.询问笔录2份，其中一份载有“询问笔录”字样的仅为一页；6.录音资料及《收条》；7.证人王某1在（2019）川0181行初50号、53号原告周某、冯勇军诉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两案出庭作证的证言。 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和成都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是，1.证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2.对证2中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5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3.证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4.证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5.证6与本案无关。 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到案经过》；2.《受案登记表》；3.违法行为人分别为周某、冯勇军、李小红、王某1的《行政处罚决定书》；4.违法行为人分别为周某、冯勇军、李小红、王某1的《执行回执》；5.违法行为人分别为周某、冯勇军、李小红、王某1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6.《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7.《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8.《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练某的询问笔录、《四川省行政执法证》；9.《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黄某的询问笔录；10.《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罗某的询问笔录、《四川省行政执法证》；1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周某、冯勇军、李小红、王某1的询问笔录；李小红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听说有人拆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房子，我于2018年11月28日早上7时许，骑一辆共享单车到桂香庭12号的现场。到现场后，王芳就在名为“星河建材现有员工群”的微信群里说：“这个房子要是拆了，你们芳姐我就一无所有了，在成都我就那么一套房子”，当时我还回了一句“兄弟姐妹扎起”。警察来的时候，我站在桂香庭12号的二楼，看见警察来了，我就下楼给何某打电话让他把车开走，并把现场的情况向王芳汇报……；王某1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到了以后是厂长李小红让我去了3楼，给我一个高音喇叭让我去放，还让我注意安全……；12.现场指认照片及现场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载明：李小红拿着手机在现场打电话；13.《君临天下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案现场平面图》；14.《规建行政执法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决定书》（编号：郫规责停［2017］第52号）及送达回证、《规建执法行政处罚（处理）事先告知书》（郫规建罚告［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行政执法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编号：郫规建责拆决［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执法履行规建行政决定催告书》（编号：郫规建执催［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郫规建强拆决［2018］第2号）、《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公告》（郫规建执拆公［2018］第2号）、《成都市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关于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违建处理报告》、《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依法对周兴和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的请示》、《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收文批办单》、周兴和违法建筑现场照片、执法人员现场照片、下达自行拆除决定书现场及当事人签字张贴照片、下达自行拆除催告书当事人签字照片及文书照片、送达时的现场照片、召开专题会的照片风险评估调查照片、拆除前车辆停放照片；15.君临天下强制拆迁现场视频资料三份及说明，一份为民警钱宇的执法仪视频，一份为民警孟韬执法仪视频，一份为视频集合。视频集合第50分起载明：李小红站在桂香庭12号二楼的平台上，拿着手机，观望楼下情况，并在该二楼小窗口处用手机拍摄楼下情况。 原告冯勇军的质证意见是，1.到案经过合法性有异议，对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到案经过与事实不符，当天是被强押上车，且该到案经过无负责人签字，程序违法；2.《受案登记表》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该《受案登记表》明确载明李小红等人的姓名，显然是询问在前，受案在后，程序违法，且未制作受案回执，该表领导签名均为打印体，不符合要求；3.《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合法性不予认可，未载明具体违法事实；《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形式上的合法不能掩盖事实上的违法；4.对练某、黄某及罗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5.对冯勇军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该笔录不是真实的，冯勇军及另案当事人赵某都没有在笔录上签字，且在笔录上添加原告的个人意见，但被告将冯勇军的笔录全部撕毁；对李小红的询问笔录，合法性有异议；6.现场图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7.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行政执法文书，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犀浦街道办具有执法资格，对于该执法群体是否具有执法权，原告已经提起另案诉讼，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8.视频资料来源不合法，视频集合不能证明李小红滞留在建筑内并阻碍执行职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书及调取证据申请书，不能证明案件待证事实，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鉴定对象是张志香，与本案无关。2.原告提交的证4与本案案件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3.原告提交的证5两份询问笔录中，其中一份询问笔录只有一页，并不完整，其来源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4.原告提交的证6录音资料及收条，其来源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5.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在（2019）川0181行初50号、53号原告周某、冯勇军申请证人王某2、李小红出庭作证，并作为证人证言。其中，李小红是本案的当事人，其在庭审中的陈述不符合本案证人证言的法律规定，其陈述不能作为本案证人证言使用；另一证人王某1的陈述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6.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关于被告提交的视频集合，被告辩称：其提供的视频资料已经记录违法行为人现场的违法行为及犀浦派出所民警、郫都区城管部门的执法活动，因当日现场有多名违法行为人且分散在违建各处，因此被告除了民警佩戴执法仪对现场记录外，还组织多部摄像机对现场摄像。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视频集合”就是多部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取证的现场情况，因需要将多部摄像机的内容刻录在一张光盘上，所以会出现视频中不连贯或镜头重复出现的情况，但这真实的记录了现场情况。法律并未对现场视频要求不间断录音、录像，且当日案发时参与违法行为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任何摄像器材的存储均有限，不能做到全程不间断录像，目前提交的视频资料系现场全部录音录像。被告辩称具有合理性，且其载明的内容中关于“李小红站在二楼，经民警劝阻后，并未离开现场，而是站在建筑楼前、警戒线内的空地上打电话”的这一段视频资料真实、连贯，与本案有关，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2.《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告载明执法主体为犀浦镇政府，违法行为系“集合在该建筑内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本院认为，被告不具有审查执法人员资格的职权，对执法主体描述不准确，且事发当天建筑内及建筑周边聚集人数较多，被告对“集合在建筑内”还是“集合在建筑周边”描述不准确，但该描述不准确并未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属于程序瑕疵，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3.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李小红于2019年11月18日申请案件全部相关执法民警（包括不限于李江、钱宇、任克恒、李俊宝、杨涛、姚明亮等，另有个别案件执法人员因签名过于潦草，故请被告核实后协调其出庭、最主要的是要江赵某带出的询问补录载明的执法刑警王某、魏琳出庭）、证人练某、黄某、罗某到庭说明情况并就案件法律事实、执法程序、违法行为定性等问题出庭接受原告询问。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该案待证事实，原告要求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显无必要，故本院不予准许。 原告申请本院调取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在案发当日的全部录音录像、及针对原告在内的所有违法人员在办案中心的全部询问录音录像。本院通过电话方式告知被告调取。被告陈述：1.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因本案中对大部分违法行为作出警告或者罚款的处罚，只有四人使用较轻的行政拘留处罚，故被告并未对询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2.被告在办案区依照相关规定设置监控系统，且案发后监控系统录像被保存。但至2019年4月15日原告提起诉讼时，监控录像已超过四川省公安厅规定的监控录像强制保存三个月的时间期限。且冯勇军虽在处罚告知笔录中表示“视情况确定是否诉讼”，并要求被告保存同步录音录像，但处罚决定作出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原告等人既未提出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至原告起诉时，被告保存的监控超过保存期限被覆盖，故无法提交监控录像。 原告李小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6月6日申请十名违法行为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以电话形式进行回复，告知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中四名证人分别是冯勇军、何某、赵某、周某，均系2019年6月18日开庭审理的四个案件当事人，均会作为原告参加到庭审中，如再到其他当事人的庭审中出庭作证，证言易受影响，不易作为证人当庭作证。其余六人可以申请一至二名证人代表出庭作证，其余未出庭人员以书面形式陈述。在冯勇军、周某诉郫都区公安局及何某、赵某诉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犀浦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四案庭审中，原告冯勇军申请王某1、李小红出庭作证，并提交其余人员签名的书面证言。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业主周兴和系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李小红系该公司职工。 原成都市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于2018年3月23日对周兴和作出《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郫规建强拆决［2018］第2号），载明：“……经查，你在郫都区使用新型装配式建筑材料修建房屋，面积约500㎡，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属违法建设……现本机关决定如下：将于2018年9月23日后依法对你所修建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报批后，决定于2018年11月28日进行对案涉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原告听公司的人说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建筑要被拆除，其2018年11月28日前往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 当日上午，执法人员在现场用扩音器告知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违法建筑要被强制拆除；被告接报警后，到现场处警并用扩音器告知无关人员离开现场，拒不离开将采取强制措施。但李小红在案涉建筑物二楼平台及二楼一房间的窗口前对现场情况用手机拍摄，经执法人员劝说，下楼后，拒不离开现场，站在案涉建筑物周边警戒线拦起的范围内以打电话的方式逗留现场，导致多名工作人员滞留现场劝说，致使拆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且王某1称，李小红将一个事先准备了播放内容的高音喇叭交给王某1，并唆使其站在案涉建筑物三楼播放高音喇叭的内容。同日，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将原告带至犀浦派出所对其进行询问。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法定职权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对在其所辖地区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依法具有管辖权。 二、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秩序，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扰乱这些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将受到处罚。 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系国家机关，承担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处罚职权。当事人如对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处罚结果不服，应依法行使相关权利以获得救济。 本案中，原告李小红明知道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于2018年11月28日将被拆除，仍滞留在案涉建筑的二楼用手机拍摄现场状况，拒不离开现场。在执法人员劝阻下，原告李小红下楼后仍站在即将被强拆的建筑区域周边警戒线拦起的范围内，以打电话的方式逗留，拒不离开现场。其站在即将被拆除的建筑区域内及周边的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且其逗留现场的行为，导致多名工作人员滞留现场劝说，扰乱拆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受案并经调查后，结合李小红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三、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是否正当。 一是被告口头传唤是否正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人民警察证，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以及法律规定可以强制传唤的其他违法嫌疑人，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传唤。强制传唤时，可以依法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本案中，事发当天，君临天下小区桂香庭12号建筑物内及周边聚集人数较多，且该建筑物前停放多辆用阻挡器拴住的汽车。被告在接到报案后到达现场，身着制服并佩戴警号，副所长钱宇通过扩音器表明其身份及接报警到现场处警的事由。被告在本案现场，虽未出示警官证，但其使用扩音器告知的方式已经达到表明身份的目的，并未影响原告的实际权利，且被告在询问笔录中已经注明传唤方式系口头传唤。 原告诉称，被告系强制传唤，没有使用传唤证。本院认为，传唤方式包括口头传唤和书面传唤，在口头传唤或者书面传唤过程中，违法嫌疑人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可以采用强制方式传唤。强制传唤不影响口头或者书面传唤方式的实施。本案中，现有证据能证明被告对将采取强制传唤方式已尽到告知义务。原告不仅不离开现场，导致执法人员滞留现场进行劝阻，致使拆迁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被告对其阻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采用强制措施并口头传唤至办案区域的方式并无不当。且本案中，事发当天犀浦派出所行政负责人均在现场，其当场批准并告知的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诉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是传唤时间是否合法。被告辩称，违法行为人李小红与周某等人均是同一时间到达传唤场所，并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填写收到时间，该时间能证明其已经离开传唤场所，且违法行为人周某的到达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11时，据此证明原告到达和离开传唤场所并未超期。本院认为，被告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在对原告李小红的询问笔录中注明其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且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传唤原告的确切时间，其传唤程序违法。 原告称犀浦街道办不具备现场执法主体，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点的认定错误，且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桂香庭12号是违法拆除，被告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为治安管理机关，并无实质审查执法主体资格的职权。且事发当天，建筑内或建筑周边聚集人数较多，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的描述不准确系瑕疵，并未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产生实际影响，被告在今后的行政行为中需尽到审慎义务。 综上，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第4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传唤时间不明确，程序违法，但因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不需要被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第4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李小红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蓉 人民陪审员 王 莎 人民陪审员 黄丽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唐 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