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5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军，男，1965年3月1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诗军，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艳，女，1954年7月10日生，汉族，现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永，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启传，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毅红，女，1968年4月1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张启军因与被上诉人周艳、原审被告沈毅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2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启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诗军、被上诉人周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永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沈毅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启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艳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落款时间2016年11月24日的《借条》是在周艳胁迫下出具的，并且有报警记录，该《借条》应当予以撤销。周艳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以及《借条》上显示的330万元欠款的具体核算由来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张启军提供了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及周艳书写的相关《收条》，证明针对周艳的600万元委托投资款，张启军已经向其偿付1489.8万元。周艳于2019年7月2日补充提交了几份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转款凭证，称总计已向张启军支付11,974,103元人民币；于2019年9月3日再次补充提交多份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转款凭证，并附表称总计已向张启军支付22,131,150元人民币。一审庭审中已查明，该22,131,150元款项中，只有600万元系支付给张启军的委托投资款，其余款项均系周艳用于购买外汇（美元）的交易款项，与本案的争议无关。2009年至2012年间，周艳分四次合计支付600万元委托张启军参与投资业务（包括2009年5月11日100万元、2011年1月12日100万元、2011年3月9日200万元、2012年200万元）。每次收到周艳付款后，张启军均出具欠条或借条为证。后来在陆续还款过程中，针对大额还款，周艳亦出具收条并将张启军之前出具的欠条或借条原件交还给张启军。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委托投资法律关系，上诉人之前向被上诉人所出具的欠条或者借条只是证明被上诉人委托投资的金额，并不是对双方借贷关系的确认，因此在相关的借条以及欠条上面并没有体现相关的利息约定。周艳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委托投资关系正确。从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证来看，周艳提供了2016年11月24日张启军本人出具的《借条》一份，该借据载明了双方认定一致的欠款数额为330万元；张启军则提供了2009年至2011年间多次为周艳出具的《借条》，并自认从周艳手中收到600万元款项；2017年10月12日，张某代张启军出具还款计划书。从周艳提供的视听资料来看，无论是张启军和沈毅红夫妇，还是张某，在与周艳交涉的过程中从未对应还款项的数额提出过异议，更没有提到过是委托投资款。从双方的行为方式来看，有周艳向张启军或张启军的姐姐张某交付款项的行为，有张启军本人或通过其姐姐张某向周艳还款的行为，有以房屋折抵借款的行为，有双方核对一致后将原始借条抽回重新出具借条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民间借贷的典型行为方式。张启军虽然声称双方是委托投资关系，但没有提供任何与委托投资有关的证据，仅凭张启军在庭审中的单方陈述不能认定双方达成过委托投资的合意。况且，投资是一种存在风险的商业行为，张启军在第一次庭审时声称“因所投资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被项目公司股东挪用，该项目资金仍处于净地状态，所需巨额社会融资目前尚无力偿还”。既然投资失败，没有获利，张启军称能够向周艳支付高额的投资回报显然不合情理。二、一审法院以2016年11月24日的《借条》中记载的330万元为基础，确认尚未归还的借款数额为179万元，认定事实正确。因为双方自2008年就开始经济往来，相互之间转账活动频繁，数额巨大，涉及的人员众多，再加上银行管理系统的升级改造等问题，即便是双方当事人也难以清楚地一一说明。但可以认定的是，周艳向张启军支付的款项高达3000余万元，远远超过了张启军向周艳支付的1400万元。2016年11月24日，张启军出具的《借条》是对借款仍未偿还部分的自认，是双方在清理借款还款数额后重新达成的一致意见。张启军声称是受胁迫出具的《借条》，但是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受胁迫人可以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张启军显然没有行使此项权利。证人张某是张启军的姐姐，与张启军有利害关系。在第一次庭审时，张某明确表示与周艳及周艳的儿子没有其他经济关系。但是第二次庭审又出具了自相矛盾的证言，声称收取周艳的款项是买卖外汇的款项，向周艳等人支付款项则是替弟弟张启军还款。对于张某自相矛盾、明显不合情理而且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的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也是完全正确的。沈毅红二审未予答辩。周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9万元；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借款利息至其实际履行之日（以上述金额179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2月14日起）；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二者债权债务的书面凭证：（一）被告张启军提供2009年5月11日其出具的《借条》，载明借用原告100万元；被告张启军提供2011年1月12日其出具的《借条》，载明借用原告100万元；被告张启军提供2011年3月9日其出具的《欠条》，载明欠原告200万元。张启军认可其还出具《欠条》，载明欠原告200万元，但欠条原件未找到。上述共计600万元，被告张启军认可原告已向其支付，并主张系原告委托其投资的款项。（二）2013年8月13日原告为被告出具《收条》，载明今2013年8月11日收到张启军200万元；2013年12月13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启军1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启军100万元；2016年11月23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启军70万元；2017年1月10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启军30万元；2017年1月20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启军20万元；2017年6月20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启军50万元。以上共计570万元。上述收条的真实性，原、被告均无异议。（三）原告提供2016年11月24日被告张启军书写的《借条》一份，主张该借条系其与被告对账后被告确认对其所欠的借款，借条载明：张启军欠周艳人民币330万元。被告张启军认可该借条为其本人签字，但认为其系在原告胁迫下签写。二、关于原、被告资金往来一节：（一）针对原告主张其向被告支付的款项。根据原告提供的存款凭条、银行交易明细、转账凭条，原告周艳向被告张启军姐姐张某账户进行了四笔转款，原告儿子宋仁贵向张某账户进行了三笔转款，原告二弟周根起向张某账户进行了一笔转款，原告员工张守文向张某账户进行了七笔转款，张守文向张启军账户进行了一笔转款。原告另主张张某携原告银行卡取现后转账至张某账户三笔款项；张守文存入张某账户一笔款项。原告主张宋仁贵、张守文、周根起系代原告向张启军指定的张某账户进行转款，系对被告张启军的借款。上述有银行流水凭证的款项共计1613.115万元。原告主张除上述款项外，加上被告提供的借条、欠条中的600万元，其共向被告出借2213.115万元。被告仅对借条、欠条中的600万元予以认可，并主张其已全部偿还，被告认为该600万元不包含在有银行流水凭证的1600余万元之中，被告主张向张某的转款系原告与张某进行外汇交易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张某认为其收到的原告的转款系与原告进行外汇交易的款项，张某先以现金形式付给原告美元，原告再转给张某人民币。（二）针对被告主张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1、张启军于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5月10日期间通过张某向宋仁贵转款合计75.6万元。2、张启军于2011年5月21日至2012年12月10日期间通过张某向原告转款合计356.2万元。3、张启军于2012年9月11日至2013年11月11日期间通过其尾号为2150个人账户向原告转款合计398万元。4、张启军于2013年12月9日至2015年9月21日期间通过其尾号为5088个人账号向原告转款合计439万元。此外，张某代张启军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载明张启军拿王昭青房产一处，大连市中山区麒麟西巷12号1-1-6作价抵顶周艳人民币50万元整。原、被告认可被告张启军以其姐姐张某的该房产抵债50万元。被告张启军主张该50万元加之上述2010年11月22日至2015年9月21日转账款项，以及2016年11月23日收条记载的70万元、2017年1月10日收条记载的30万元、2017年1月20日收条记载的20万元、2017年6月20日收条记载的50万，2018年2月13日支付的1万元，均为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计算上述款项共计1489.8万元。原告认可其收到了1490余万元，并认为其中786.3万元系被告从事金融外汇业务时因资金短缺从原告处的垫款或因向原告直接借款而偿还的本金，其余均为其所偿还的利息。三、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于2016年11月23日晚到二被告家中向二被告主张债务。根据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桃源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当晚被告张启军报警称有人闹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张启军间的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2、原告主张2016年11月24日被告张启军出具的《借条》系双方对账凭证，并以此为据要求张启军承担借条剩余债务的还款责任，有无依据；3、被告沈毅红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针对焦点一，应认定原告与被告张启军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本案现有书面凭证，被告张启军多次为原告出具借条，均表述为其向原告借款，且被告还为原告出具了《还款协议书》；同时，原告所回款项大量由张启军直接向其支付。在被告张启军既未提供其与原告的委托合同，亦未提供相关投资理财协议的情况下，无法得出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系委托被告进行投资的结论。针对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2016年11月24日的《借条》系双方对账凭证，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承担剩余债务的还款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无法通过原、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交易凭证认定原、被告各自借款、还款的数额和性质。针对出借部分，原告能够提供的银行流水或凭证总计1600余万元，其中包括直接向张启军支付的部分，也包括向张某支付的部分，该1600余万元加上被告认可的600万元，共计2200余万元，原告主张均为对被告张启军的借款。但张启军及张某均称原告与张某间还有其他外汇业务往来，张某认为其收取的款项系与原告进行外汇交易的款项，并非代张启军收款，但张启军或张某均未能提供书证等其他证据。而张启军提供的还款明细中也包含张某向原告支付的部分，张启军及张某认为张某支出的部分均为替张启军向原告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在张启军还款的时候参与其中，代张启军还款，而对从原告处收取的款项则界定为与案涉借款无关的其他业务往来，且未能举证，鉴于张某与张启军的亲属关系，一审法院对张某作出的有利于张启军的证言不予采信，即被告对2200万元中转给张某的部分全部否定了其借款的性质，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同样，原告主张该2200万元均为对被告的借款，同样无法确认：一则该2200余万元中可能确实包含了原告与张某间的其他款项往来；二则若如原告所述，其借出2200万余元，收回1490万余元，在不考虑偿还部分是否包含利息的情况下，二者尚有巨大的差额，被告的欠款将远远超双方对账后所确认的330万元。因此，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的数额无法通过银行流水、交易凭证查清。针对还款部分，被告举证证明了其本人或张某向原告或原告指定账户支付1490万元左右还款，原告在主张其出借数额为2200余万元的前提下也认可收到1490万元左右还款，但因双方是否约定利息存有争议，所还款项中是否包含原告与张某的外汇往来并不明确，该1490万元左右款项是否均为被告对原告所还的本金无法确认。故一审法院无法通过银行流水、交易凭证来确认原、被告各自借款、还款的数额和性质，进而确定被告尚欠款项数额。鉴于双方资金往来时间久远，账目较乱，被告张启军手中还持有其为原告出具的借条、欠条的原件，原告提出其与被告张启军进行了对账并形成了2016年11月24日《借条》的这一主张，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也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抗辩其与原告债务早已结清，并举证证明了其向原告还款1489.8万元。但该《借条》形成于1489.8万元还款发生之后，即在偿还1489.8万元后，被告又于2016年11月24日出具借条确认尚欠原告330万元，被告未能对该330万全部清偿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最后，被告主张其签订上述《借条》系受原告的胁迫，但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证明原告存在胁迫行为，且330万元数额巨大，被告张启军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知晓签署借条的后果。被告主张其仅向原告借600万元，但其在所还款项远超所借款项的情况下仍为原告出具330万元的欠款凭证，且此后又在2017年1月10日至2018年2月13日间陆续向原告偿还共计101万元，还用其姐姐的房子抵债50万元，明显与常理不符。被告称借条系其受胁迫所签，依据不足。由此，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2016年11月24日《借条》系双方对账凭证这一主张予以采信，认定截至2016年11月24日，被告张启军尚欠原告款项330万元。因原告认可被告后续已向其还款151万元，一审法院判令被告张启军应向原告还款179万元。针对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借条中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支持被告张启军支付自原告起诉时即2018年3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针对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所涉欠款数额远超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系二被告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沈毅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之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张启军偿还原告周艳借款本金人民币179万元及利息（以17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周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1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91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张启军负担25,000元，由原告周艳负担910元。被告负担部分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一审判决未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各方均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关于张启军上诉主张与周艳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周艳以张启军出具的330万元借条为依据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张启军也提交了多份向周艳出具的借条原件。张启军主张两者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张启军应对其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张启军称双方系口头达成的委托理财协议，但对委托理财协议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均不能予以明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张启军上诉主张2016年11月24日出具的借条系受胁迫所签，非系双方对账凭证，本院认为，张启军提交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仅提及2016年11月23日午夜有张姓男子通过报警自称有人在家中闹事，并且周艳在报警当日还向张启军出具了一份70万元的收条。而330万元的借条系在报警之后的第二日形成，张启军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述借条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出具。在借条出具前，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往来款项。在借条出具后，张启军还分别于2017年1月10日向周艳转款30万元、2017年1月20日转款20万元、2017年6月20日转款50万元、2018年2月13日转款1万元，此外还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还款协议书，以房抵债50万元。周艳的女儿在借条形成当日的录像资料中称“就这些以前的那个借条什么都作废，就你这些做条然后都写成这一个了，就占这些钱了，对吧”。张启军称“完了就是完了，总的债就是330”。张启军手中持有此前向周艳出具的借条、欠条原件，符合民间借贷双方在对账重新确认债权后将此前的借条返还给借款人的通常做法，与录像中提到的以前的借条作废也能够互相印证。张启军在2017年5月26日双方会谈的录像资料中称“330，不是给你50了吗？”，周艳女儿称“不是，6月20日给50万，然后把房子”，张启军称“房子顶50万”。周艳女儿称“现在还剩多少钱？还剩180，好，行”。张启军称“你俩还能剩个180”“剩180，咱们就好说了”。以上谈话内容与张启军在330万借条出具后的还款行为及还款方式均可互相印证。综合以上分析，张启军在借条出具当时及之后均认可双方对账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偿还了部分欠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述330万元借条是双方对账凭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启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10元，由上诉人张启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欣欣审判员  刘丽媛审判员  于长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