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0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科，男，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健志，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伟川，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237号601A单元。法定代表人：龙科。上诉人龙科因与被上诉人谢伟川、原审第三人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货柜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甘健志，被上诉人谢伟川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签署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并确认谢伟川为运货柜公司的隐名股东；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谢伟川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曲解涉案《隐名股东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的合同目的，错误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属事实不清，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原协议第8条约定：“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谢伟川作为合伙企业股东”是原协议解除的条件，而非“合同目的”。一审判决无视涉案的股权转让交易已完成，合同正在履行的事实，错误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龙科与谢伟川签署的《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依据原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于2016年初业已完成。原协议第七条也约定：合同目的在于谢伟川作为隐名股东投资运货柜公司，并以其持股比例为依据，享受股东红利分配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谢伟川的合同目的也是以成为合伙企业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此外，原协议第8条约定“上述合伙企业股东工商登记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再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依法作为合伙企业股东…。此时本协议有效期结束，双方终止履行”。由此可见，谢伟川成为合伙企业登记股东是原协议终止的条件，并非合同目的，一审判决对于双方约定的事实曲解，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2．原协议未对“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谢伟川作为合伙企业股东”的实现进行任何时间限制或约定，且在谢伟川的配合下，龙科可以随时办理相应程序。事实上，运货柜公司目前正常经营，公司全体股东均认可谢伟川实际持有公司股权，龙科按照原协议履行合同。即使原持股平台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以下简称鹏合物流)不能存续，在谢伟川的配合下，龙科可以重新成立新的合伙企业并将谢伟川作为合伙人进行显名登记。而从一审判决认定的谢伟川的事实来看，是谢伟川在拒绝拖延协议的履行。可见，一审判决以此为由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与事实及原协议约定相违背，应予以撤销。二、谢伟川以种种理由拖延或拒绝认可协议，希望解除合同，仅是其逃避投资风险的表现，其行为不符合诚信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更不应成为解除合同的合法借口和理由。鹏合物流2015年12月25日登记成为运货柜公司股东，谢伟川在庭审中确认对此完全知情，但不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3月24日，谢伟川参加运货柜公司临时股东会，披露其作为公司隐名股东事宜。运货柜公司所有股东均在场且无异议，龙科亦明确表示同意办理显名工商登记。但其后谢伟川一直拒绝对龙科的通知进行任何回应或配合，导致相关手续搁置。2017年底，谢伟川为否认《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性，煽动其他投资者诬陷龙科“非法集资”，希望以刑事犯罪为借口拒绝继续履行协议。2018年2月1日、2018年11月1日，谢伟川多次发函，要求龙科回购股权或解除原协议，却均没有任何明确的事实依据或合理的理由。谢伟川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拖延拒绝认可原协议，仅是其不愿面对投资风险的表现，不能成为其解除合同的合法借口或理由，更不符合公平诚信原则。三、本案事实不符合法定的“迟延履行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一审判决曲解合同目的，违背了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属错误判决。鉴于原协议第8条并无时间限制，即使鹏合物流不能存续，在谢伟川的配合下，龙科可以重新成立新的合伙企业并将谢伟川作为合伙人进行显名登记，原协议的合同目的也不存在不能实现的情形，谢伟川解除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协议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约定解除”的情形，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谢伟川所称“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明，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龙科的上诉请求。谢伟川辩称，一、《隐名股东协议》的合同目的就是协议的第8条，龙科把合同目的和合同终止的条件割裂开来，合同第8条约定合伙企业成立以后协议终止，这恰恰证明成立合伙企业是本合同的核心目的。二、成立合伙企业的履行期限在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但是谢伟川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龙科有口头承诺款付清后一个月内办理合伙企业工商登记手续，而且在2017年3月24的临时股东会上，会议记录也载明谢伟川提到过龙科答应在2016年1月办理合伙企业和变更登记，相互印证证明双方在协议之外是对合伙企业的成立时间有约定的，谢伟川提交的补充意见证明龙科和运货柜公司在融资时给投资人提供的目标是2017年上市，上市公司是不允许有股东代持，这证明成立合伙企业才是合同的目的，隐名股东只是过渡。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龙科的上诉请求。运货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到庭应诉，也无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龙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签署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2.确认谢伟川为运货柜公司的隐名股东；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谢伟川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运货柜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3日，龙科为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鹏合物流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龙科于2015年12月17日登记成为其合伙人，鹏合物流于2015年12月25日成为运货柜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12月9日，龙科(甲方)与谢伟川（乙方）签订《隐名股东协议》，载明鉴于运货柜公司（协议中简称为“公司”）是于2015年2月3日设立的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公司有两名股东，分别为甲方和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广投公司），甲方持有公司78%的股份。经甲乙协商，就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投资公司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甲方合法持有的公司0.5%的股权，具体受让价格按照每股作价1200万的价格转让，乙方应支付人民币600万元。鉴于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暂不进行工商登记，甲方应缴纳税金（按照每股240万元计）部分暂不支付，乙方应先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48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的30%，于2015年12月31日支付剩余70%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第4条约定，甲方收到上述全部转让价款视为本合同交易完成，甲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确认函，乙方收到确认函即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以甲方的名义对公司持有上述股权，若乙方逾期未付齐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乙方未支付部分股权认购自动失效，不发生法律效力，乙方按照其实际支付比例持股。第5条约定，如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期间，因任何原因主动或被动披露股东身份，甲方有补缴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金的必要，乙方同意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补齐上述税款。第7条约定，投资入股后，乙方作为公司隐名股东，以其持股比例为依据，享受股东红利分配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乙方认可，其持股比例的股东表决权、决策权及其他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股东权利永久的授权甲方代为享有，该授权在乙方持有上述股份期间永久生效，不得撤销。第8条约定，乙方投资入股后，甲方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及进行工商登记。甲乙双方认可，以乙方成为该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股东的方式实现乙方对该公司上述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乙方需协助甲方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所需手续，无需另行缴纳合伙企业入股费用。上述合伙企业股东工商登记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再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合伙企业股东。仍以其上述受让股权比例享受公司股东红利分配，承担相应义务。此时本协议有效期结束，双方终止履行。同日，龙科(甲方)与谢伟川（乙方）签署一份《股权回购权确认》，约定乙方有权在2016年12月期间向甲方提出按照乙方实际支付给甲方的金额作为回购价格对甲方名下乙方所持有的运货柜股份（或与甲方相关的合伙企业股权）进行回购，甲方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实现对乙方所持上述股份的原价回购。乙方上述要求回购的权利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签订协议后，谢伟川于2015年12月11日向龙科转账支付144万元，于2015年12月16日转账支付336万元，共计480万元。2017年3月24日，运货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谢伟川列席会议。会议中，谢伟川披露了其与龙科签订代持协议的情况，明确是对运货柜公司的投资，要求根据协议变更工商登记，龙科表示谢伟川是鹏合物流的隐名股东，不是运货柜的股东，但其愿意配合办理显名股东等事宜的工商登记。2017年3月30日，龙科通过EMS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该告知函载明，龙科已收到谢伟川要求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将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一、如贵方所知，龙科已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成立合伙企业鹏合物流，并已完成该合伙企业对运货柜公司的显名持股，持股比例为38.42%。二、龙科同意谢伟川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按照原合同约定通知谢伟川，收到本函之后，可提前七个工作日与龙科（助理）约定时间，办理谢伟川成为鹏合物流显名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双方书面确认办理手续时间。若谢伟川无书面确认，视为谢伟川暂不要求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手续。同时，按照合同约定，上述手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需要，请谢伟川书面确认办理后３个工作日付清。三、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回购权确认》，谢伟川要求回购的权利已经于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特此再次书面告知。谢伟川收到该函，并未书面回复确认。2017年，鹏合物流合伙人孟泉忠等七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申请对鹏合物流进行强制清算。广州中院作出（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申请人不服上诉。2017年11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广州中院立案受理申请人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广州中院受理后依法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鹏合物流清算组。2018年3月19日，谢伟川认为龙科涉嫌集资诈骗向黄埔公安局报案。黄埔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谢伟川向黄埔公安局提起复议申请，黄埔区公安局于2018年7月20日维持原决定。2018年5月7日，龙科在一审法院起诉谢伟川，案号为（2018）粤0112民初2370号。龙科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谢伟川向龙科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2018年7月2日，因龙科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依法裁定按龙科撤诉处理。2018年11月1日，谢伟川向龙科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因龙科种种违法及违约行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谢伟川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隐名股东协议》即日解除，要求龙科返还960万元。龙科于2018年11月17日向谢伟川回复《关于的异议及通知》，称谢伟川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不予认可，《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法继续履行。龙科、谢伟川于一审庭审中确认在签订《隐名股东协议》时，并未确定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第8条所指的合伙企业。龙科称其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后，拟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所指的合伙企业，但因为鹏合物流内部有争议，现已进入清算程序，故不可能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如果谢伟川配合，可以另行成立合伙企业，继续履行《隐名股东协议》。谢伟川则表示如果龙科有诚意履行协议，早就应另行成立合伙企业办理工商登记，但至今已过去三年多时间，现谢伟川不同意另行成立合伙企业，要求解除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龙科所诉争的主要事实是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而龙科对该解除通知行为提出异议并诉至一审法院，故案涉纠纷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龙科与谢伟川签订的《隐名股东协议》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谢伟川对于案涉《隐名股东协议》是否依法享有解除权。解除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案涉《隐名股东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合同解除条件，龙科、谢伟川也未对此协商一致，则谢伟川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案涉《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龙科负有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进行工商登记，登记谢伟川为合伙企业股东实现对公司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的合同义务。从该协议内容来看，谢伟川的合同目的也是以成为合伙企业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龙科确认在签订案涉协议后未成立合伙企业，拟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第8条所指的合伙企业，但鹏合物流现已经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无法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谢伟川已不可能通过成为鹏合物流的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虽然一审庭审时龙科称可以通过成立其他合伙企业来履行协议第8条的约定，但谢伟川明确表示拒绝，可见双方已经失去了信任基础，无法再协商一致，也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实现谢伟川的合同目的。另外，对于龙科称其于2017年3月30日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要求谢伟川配合办理成为鹏合物流股东的工商登记手续，谢伟川未书面确认，应视为谢伟川暂不要求办理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龙科在明知鹏合物流的合伙人之间已就鹏合物流的解散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形下，仍发函告知谢伟川办理鹏合物流的显名登记，其主观意图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龙科的该项意见不能成为其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合理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分析，在双方签订《隐名股东协议》后，龙科迟延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谢伟川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龙科诉请要求确认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至于龙科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龙科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于2019年8月6日判决：驳回龙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龙科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龙科二审提交以下证据：1.运货柜公司股东信息；2.深圳前海深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人信息。拟证明龙科持股48.95%的深汇投资是有限合伙企业，系运货柜公司股东，可以作为持股平台以继续履行《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所约定的义务。经质证，谢伟川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前海深汇虽然是运货柜公司股东，但并不符合《隐名股东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因有二：1.在《隐名股东协议》签订之前其已经成立；2.自始至终，从《隐名股东协议》签订至今将近四年时间，龙科从未提过将前海深汇作为持股的合伙企业，一直到2018年5月，龙科在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时，当庭表示《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约定的合伙企业就是指鹏合物流，这时鹏合物流已经进入解散程序，所以龙科现在提出可以把前海深汇作为履行协议的主体是没有任何诚意的表现。谢伟川二审提交以下证据：运货柜项目推介资料，拟证明龙科在投资推介会上承诺运货柜公司以2017年上市为目标，该材料是2015年12月在《隐名股东协议》签订之前，龙科针对投资人作出的投资说明会，俗称“路演”。经质证，龙科的意见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龙科与谢伟川签署的运货柜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本身并无法律关系。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龙科、谢伟川均确认双方签订《隐名股东协议》时未就协议第8条约定谢伟川投资入股后就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数量、投资的金额及项目、办公场所等进行过协商。2.鹏合物流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合伙人分别为甘秀荣、龙利丽，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关于合同效力，经审查，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认定，故予以维持。综合龙科的上诉及谢伟川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谢伟川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有效。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首先，龙科主张涉案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依据是否充分。根据协议约定，谢伟川支付龙科960万元款项的对价是成为运货柜公司的股东。若以传统的股权转让模式来看该约定，应是龙科在收取谢伟川款项后，将其持有的运货柜公司股份按股价对应的比例转让给谢伟川，但谢伟川不作工商显名登记；而涉案协议第8条则约定，谢伟川投资入股后，龙科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工商登记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生效之日起，谢伟川作为合伙企业的显名股东予以登记，并按股权比例享受公司股东红利分配及承担相应的义务。由协议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于涉案协议中约定的显名股东代隐名股东持股的方式并非传统模式。龙科称协议第8条上述约定的“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但根据鹏合物流工商登记设立的时间来看，该企业设立的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而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则为2015年12月9日，时间晚于该企业设立时间将近一年。若涉案协议约定的目标合伙企业为鹏合物流，那么龙科作为收取谢伟川款项及协议第8条约定的成立合伙企业主体的一方，完全可以于该条款中明确约定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而非约定“龙科将与公司高管成立为工商登记的合伙企业”。因此，龙科称协议上述第8条中约定的企业即为鹏合物流，本院不予采信。龙科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次，谢伟川主张涉案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是否充分。龙科、谢伟川于2015年12月9日签订涉案协议，龙科作为协议第8条约定义务的履行方，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8年11月1日谢伟川向其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之前，就协议约定的成立合伙企业所需的办公场地、资金、项目等已达成基本意向，或者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其为设立该企业已做了充分的工作，是由于谢伟川的原因或其他免责事由导致该企业未能成立。因此，谢伟川主张涉案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龙科依据充分。第三，谢伟川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由前述分析可知，涉案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龙科。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谢伟川作为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其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及其他事实认定正确，本院均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龙科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龙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袁绿凡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