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3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格利恩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村朱朝东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1N4T078H。法定代表人：朱秋松，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文，男，1973年7月29日生，汉族，住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丹，江阴市达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江阴格利恩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利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进文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4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格利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进文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进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进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格利恩公司结欠其价款的事实。1.李进文用于证明其诉请价款的2018年4月24日结算凭证与2018年8月13日移交清单均无原件，也无格利恩公司盖章或格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李进文提交的前述证据均来源于俞磊，俞磊亦向一审法院作相关陈述，但其并未出庭接受质证，故俞磊所作陈述亦不能作为定案证据。3.俞磊与李进文之间可能也存在加工关系，结合李进文自认其收到的原材料由俞磊发货且俞磊签收部分送货单的陈述，存在俞磊将其自己应付的加工费转嫁给格利恩公司的可能性。4.李进文仅提供2018年度的送货单，从其提供的送货单反映的加工数量，即使按照李进文自认的最高的加工费单价来计算，亦仅有2万余元，远远低于其主张的2018年期间的加工费62127.36元。5.俞磊无权代表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签订加工合同并向李进文出具结算凭证，其擅自以格利恩公司的名义与李进文之间发生加工往来对格利恩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李进文答辩称，俞磊与格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秋松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李进文与格利恩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及结欠价款金额真实、明确，请求驳回格利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李进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格利恩公司给付加工费142175.36元；2.本案诉讼费由格利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格利恩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21日，股东为俞磊、朱秋松和黄某。2018年4月24日，俞磊向李进文出具结算凭证1份，载明：“2017年1月1239、2月1715……12月14400，合计150048元，已付6万，余欠90048元；2018年1月14328、2月3906（105件）另算……”。2018年4月26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格利恩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朱秋松和俞亚娟。李进文围绕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8月13日应收应付款账目移交清单复印件1份，载明：“……外加工：②李进文2017年80048元（8.2付1万后余80048元）；2018年25563.6+36563.76（送货单）=62127.36元……应收款：①无夕爱奇特……移交人：俞磊2018.8.13，接收人：黄某8.13”，俞磊在清单复印件“移交人：俞磊2018.8.13”右侧书写“本人是经办人”并签名。2.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送货单28份，载明送货单位“李进文”，收货单位“格利恩”，其中11份由陶磊签收、11份由俞磊签收、6份由杜某签收。3.李进文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4378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格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秋松于2017年7月15日、8月15日各转存1万元，于2017年11月4日转存2万元。经质证，格利恩公司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俞磊向黄某出具材料，俞磊未在其公司任职，亦不参与其公司经营，无权代表其公司对外确认债务。证据2，送货单签字的陶磊是其公司员工，陶磊签收的是俞磊向其公司的供货；杜某是送货司机，其公司认可杜某签收的规格为8218KSI的货物，但该货物也是俞磊向其公司的供货。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朱秋松是根据俞磊的指示向李进文转账，朱秋松本人表示李进文在2017年上半年为格利恩公司做过加工，但格利恩公司已经付清加工款，部分付款是银行转账。格利恩公司认为其与李进文之间不存在加工关系，俞磊的行为不能代表其公司，并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4.职工录用登记备案及参保花名册、江阴君创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燕君）考勤表和工资单、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用以证明俞磊系君创公司的员工。5.结婚证、病历资料，用以证明朱秋松的妻子范燕君于2017年患恶疾，期间朱秋松无暇顾及公司经营，故不能为俞磊擅自以格利恩公司名义对外签约承担责任。经质证，李进文对除考勤表以外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审理中，俞磊向一审法院陈述称：其和黄某、李进文、朱秋松原先都是江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同事，后4人先后离职。2015年，黄某介绍其至朱秋松开办的君创公司工作，后在朱秋松的提议下成立了格利恩公司从事汽车排气管加工业务，股东是其和朱秋松、黄某3人。排气管加工有4道工序，其中第1道和第4道工序是发给李进文做的（李进文离职后从事个体机械加工），具体由其负责和李进文对接，加工款由其报给朱秋松审阅后由朱秋松支付。其确实在君创公司工作过，但不清楚朱秋松以君创公司还是格利恩公司名义为其缴纳社保，格利恩公司成立后其就不在君创公司工作了。2018年4月24日的结算凭证是其写给李进文的，载明的“已付6万”都由朱秋松支付；2018年8月13日的移交清单是其从格利恩公司离职时与黄某交接的，原件交给了黄某，同时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朱秋松1份，移交清单上载明的“8.2付1万”是2018年8月2日其代格利恩公司收取业务单位天龙重工的应收款12975元后支付给李进文的，余款2975元其转账给了朱秋松。移交清单上“本人是经办人俞磊”系李进文在2019年让其补签。为此，俞磊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6.俞磊和朱秋松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如下：俞磊：“天龙加工款收到了，一共12975，付了李进文1万余下给你。徐羽一那里还有3万多加工款，最好也结点他”，朱秋松：“现在也没钱”，同时朱秋松收取了俞磊微信转账的2975元。7.格利恩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发给无锡爱奇特汽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特公司）的通知函，载明：“由于本公司业务之前均由俞磊与贵公司对接，现因其个人原因已于2018年8月起不再代表我司处理贵司业务，且其一切相关业务已移交给本司员工黄某（身份证：），故本司现特通知贵司，即日起相关业务均由我司以上相关人员对接”。8.2017年对账清单复印件，载明：“+销售额：……天龙零件¥12975……-外协费用：李进文：¥150048（已付6万，余90048），徐羽一：¥112185（已付67794，余44391）……”。对于俞磊的陈述，格利恩公司称：俞磊到君创公司工作后，跟朱秋松说有汽车排气管加工业务，于是朱秋松开始向俞磊拿货加工，然后按照比例给俞磊提成，并且在其公司成立时将俞磊列为公司股东，后因公司经营不善，俞磊就退出了。但俞磊不参与其公司经营，也从未代表其公司与其他任何单位做过业务，俞磊和黄某一直都在君创公司工作。对于俞磊提供的证据，格利恩公司质证认为：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12975元是俞磊应当支付给其公司的加工款，俞磊转给朱秋松2975元，但不清楚为何要支付给李进文1万元。证据7，其公司向爱奇特公司发过通知函，但俞磊从未代表其公司与爱奇特公司做过业务。证据8，对账清单是朱秋松写给俞磊的，清单上记载的是其公司为俞磊加工的业务，上面所有的业务单位都是俞磊告知朱秋松的。上述事实，有李进文提供的送货单、结算凭证、移交清单、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工商登记信息，格利恩公司提供的职工录用登记备案及参保花名册、考勤表、工资单、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俞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通知函、2017年对账清单等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格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秋松在庭审中的陈述，李进文于2017年上半年为格利恩公司加工过产品，结合李进文提供的由格利恩公司股东俞磊和员工陶磊签字的部分送货单，以及朱秋松向李进文转账的事实，对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这一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加工款的数额，李进文提供了由俞磊出具的结算凭证和账目移交清单，其中结算凭证所记载的2017年加工款总金额150048元、已付款6万元、欠款90048元与朱秋松本人出具的2017年对账清单载明的李进文的外协费用完全一致，结合俞磊是格利恩公司股东的身份、俞磊在送货单上签字，以及俞磊和朱秋松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俞磊向李进文付款的内容，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俞磊系代表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往来并结算，故对俞磊向李进文出具的结算凭证及账目移交清单所确认的欠款数额予以认可，即2017年欠款80048元、2018年欠款62127.36元，合计142175.36元，格利恩公司对该款应负偿付之责。关于格利恩公司称俞磊系君创公司员工，不参与其公司经营，不能代表其公司确认债务的意见，该院认为：俞磊系格利恩公司股东，即便其同时系君创公司的职工，与其是否参与格利恩公司经营无关联性；格利恩公司对俞磊提供的爱奇特公司通知函予以认可，通知函载明的内容能够证明俞磊参与格利恩公司经营的事实；格利恩公司关于俞磊从未代表其公司与其他任何单位做过业务的陈述与通知函内容不符。综上，对格利恩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格利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李进文加工款142175.3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572元，由格利恩公司负担。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格利恩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1.证人黄某的证言：格利恩公司代理人向黄某调查时所作的谈话笔录及黄某本人到庭作证。黄某向本院陈述：①其与俞磊、朱秋松3人原系格利恩公司股东，后其与俞磊一起退出公司。爱奇特公司的业务系俞磊接回，格利恩公司成立初期由于没有设备，由李进文为格利恩公司加工，2017年初购买设备后，李进文继续做一部分加工。②因爱奇特公司业务系俞磊接回，所有的产品数量、规格、价格等均由俞磊负责与爱奇特公司和外协单位对接，外协单位由俞磊和朱秋松确定。2017年下半年，朱秋松曾召集黄某、俞磊开会，会议主要内容为将爱奇特公司的业务收回，不再发给外协单位做，黄某将会议内容告知过李进文，但此次会议后，因爱奇特公司的业务及外协单位仍由俞磊联系，俞磊还是继续给李进文发加工业务。③2017年期间，李进文与格利恩公司在同一个车间，李进文加工第1道和第4道工序，双方交接材料时没有交接手续，数量均由俞磊告知；2018年1月左右，格利恩公司搬离原车间，李进文仅加工其中1道工序，加工好以后，李进文将材料运至格利恩公司，有时候李进文自己开面包车送货，有时候叫卡车或三轮车送货；格利恩公司没有固定人员对接，有时是公司员工签收，有时是驾驶员签收，有时俞磊应该也会签收。④据了解，2018年2月左右，俞磊自己买了设备做业务，俞磊大约在2018年7月左右从君创公司离职，此后就不再与黄某和朱秋松联系，而是与李进文一起为爱奇特公司做加工。⑤2018年8月13日账目移交清单上“黄某”的字样是其本人所签，是俞磊将该清单与其他一些东西一起交给其的，但其没看，也没和朱秋松交接。2.证人杜某的证言：格利恩公司代理人向杜某调查时所作的谈话笔录及杜某本人到庭作证。杜某向本院陈述：①其系司机，在江阴市跑运输业务。李进文和俞磊都曾让其运输材料，具体谁的材料送到哪里记不清楚了。②李进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处签有“杜某”字样的是其本人所签，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原在一个车间，格利恩公司搬走以后，李进文让其送货，其将材料送到格利恩公司后，有的送货单由其自己签收，有的送货单由格利恩公司的人签收，具体是谁记不清楚，其拿着签过字的送货单和李进文结算运费。③俞磊也从事排气管加工业务，俞磊是否是跟格利恩公司分别做业务不清楚，当时黄某、朱秋松、俞磊、李进文都是在一个车间的，他们之间具体什么关系不清楚，谁找其送货其就找谁结算运费。经质证，李进文对证据1，证人黄某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黄某向格利恩公司代理人所作笔录中的陈述与向二审法院的陈述相互矛盾，其向二审法院的陈述实际已经反映了俞磊为格利恩公司接业务及格利恩公司将部分业务发包给李进文的事实。对证据2，杜某向二审法院的陈述真实性予以认可，杜某的陈述反映其对俞磊、李进文、朱秋松和黄某4人的内部关系不清楚。二审另查明，李进文向本院陈述其为格利恩公司加工期间，2017年及2018年年初没有送货单，其系与俞磊进行结算对账；2018年1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格利恩公司搬走后，李进文用自己的面包车送货，也没有送货单，2018年2月26日开始，经沟通，李进文送货均会制作送货单。格利恩公司陈述，2017年期间确实没有送货单，但2018年1月格利恩公司搬走后，不可能存在没有送货单的情况。二审中，格利恩公司表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原来非常信任俞磊，其在账上记载的数字均由俞磊告知，但现发现李进文主张的价款金额与其提供的送货单上对应的价款有巨大差异，而俞磊又给李进文提供了相关的对账和结算凭证，且在其与爱奇特公司对账时也发现数量和金额有差异，故可以推断俞磊将自己的债务转嫁给其公司。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李进文与格利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加工业务往来；二、若双方存在加工业务往来，格利恩公司结欠李进文价款金额是多少。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李进文与格利恩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加工业务往来。格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秋松和原股东黄某的陈述、朱秋松向李进文的转账记录、格利恩公司自认的其公司员工陶磊签收的部分送货单以及朱秋松在格利恩公司内部对账时作出的2017年对账清单等证据，足以证明李进文与格利恩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加工业务往来。格利恩公司关于系俞磊将加工业务分别发给其公司和李进文，其公司与李进文之间不存在加工业务往来的陈述与前述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如朱秋松本人关于2017年上半年李进文为格利恩公司加工过产品的陈述，黄某关于其与俞磊、朱秋松3人曾开会要将爱奇特公司的业务收回，不再发给外协单位做，李进文作为外协单位为格利恩公司做加工等的陈述，均可证明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由李进文为格利恩公司完成排气管加工的部分工序。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格利恩公司结欠李进文价款金额为142175.36元。首先，俞磊系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之间加工业务往来的实际经办人。虽格利恩公司否认俞磊参与其公司的经营，但结合其公司在二审中的陈述和其公司原股东黄某的陈述，以及格利恩公司发给爱奇特公司的通知函等证据，足以证明俞磊系格利恩公司与李进文、爱奇特公司之间业务的经办人。其次，2017年期间的加工款欠款金额为80048元。俞磊于2018年4月24日向李进文出具的结算凭证中载明的2017年期间的加工款总金额、已付款及欠款金额与朱秋松在格利恩公司内部对账时作出的2017年对账清单中载明的李进文外协费用完全一致，结合俞磊提供的其与朱秋松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向李进文付款的内容，足以证明2017年期间的加工款欠款金额为80048元。格利恩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其亦表示2017年期间的往来双方确实无送货单等交付凭证，且其公司由俞磊负责经办与李进文之间的业务，故本院对其公司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第三，2018年期间的加工款欠款金额为62127.36元。2018年8月13日账目移交清单虽仅有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已经得到该移交清单的移交人俞磊和实际接收人黄某的确认，故本院对该账目移交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账目清单系俞磊在离职时交由格利恩公司当时的股东黄某，其中明确载明了李进文2018年期间的加工款为25563.6+36563.76（送货单）=62127.36元，黄某接收后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格利恩公司关于李进文提供的送货单反映的加工款远低于62127.36元的意见，根据双方二审中关于送货单使用的陈述以及前述账目移交清单的加工款计算明细来看，李进文在2018年期间为格利恩公司加工的业务部分有送货单，部分没有送货单，故格利恩公司的该项意见不足以推翻李进文的主张。格利恩公司关于俞磊将自己的债务转嫁给其公司的意见，系源于俞磊自己单独做业务后的猜疑及与爱奇特公司、李进文之间账目不清楚后的推断，并未进一步举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格利恩公司该项意见，况且，即使格利恩公司所述属实，其可另行与俞磊进行结算。综上所述，格利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元，由格利恩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馨叶审 判 员 胡 伟审 判 员 王俊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包梦丹书 记 员 荀奕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