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1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延明，男，196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延安，男，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延丰，男，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榕卉，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昌统，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国基，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浦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成，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淼，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郭延明、郭延安、郭延丰（以下简称郭延明三人）因与被上诉人柳国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延明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郭延明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柳国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债务是北京恒丰万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万骏公司）与许文开的债权债务，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形成债权本金为6708600元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民间借贷的限制、禁止性规定及关于民间借贷审理内容的要求，回避审理本案借款关系的实际主体、借款金额、高利计入本金再计算利息等基础事实，纵容非法高利贷债务合法化。且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借贷双方存在复利计算，郭延明三人归还的利息超过法定标准，柳国基无权取得，却以双方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为由，驳回郭延明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显然一审法院是将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的借贷关系与其他借贷关系混同的错误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具体如下：一、2007年5月28日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债务人及债权人实际就是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错误认定该笔借款的债权人为许文开，进而纵容非法高利贷债务合法化。一审法院对双方间债权本金的认定错误。（一）2007年5月28日的借据是本案项下借款的初始债权凭证，其实际出借人为柳国基而非许文开。1.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在一审中将2007年5月28日的借据作为己方证据提交，其真实性是确定的。2.借款发生之前，郭延明三人仅是找柳国基借款，应其要求书写许文开为名义出借人的借据，该笔借款实际的出借人应是柳国基，许文开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在一审庭审中，许文开确认其自始至终不认识郭延明三人，在郭延明三人向柳国基出具借据时许文开本人也不在现场，此后也未见过郭延明三人。由此印证许文开并非上述20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仅是柳国基借用其名义向郭延明三人出借款项。因此，2007年5月28日借据项下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应是柳国基，应确定其为债权人，一审法院认定许文开为债权人，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许文开为200万元债权的债权人，柳国基于2010年1月28日代郭延明三人向许文开偿还款项，自此柳国基与郭延明三人设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1.许文开的名字能够出现在借据上，是柳国基安排的结果。借款债务不是郭延明三人与许文开进行设定的，实质上属于柳国基的债权。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于2010年1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恒丰万骏公司于2007年5月28日向许文开出具的借据作废”，印证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的借款关系起始于2007年5月28日出具的借据，初始借款本金即是200万元，二者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但一审法院却无视此事实，仅以前后债权凭证形式上记载的主体不一致为由，否定双方借款的起始金额为200万元的事实，认定片面且错误。2.即使柳国基从许文开手里接收债权，并不是新设债权，也应是债权转让，是原借款债权的延续，原债权的相关约定对柳国基具有约束力。根据合同法之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根据原合同约定向债权受让人提出抗辩。因此，郭延明三人可以就本案初始利率设定和债权转让前利率不合法问题向柳国基提出抗辩。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柳国基接收债权时该债权本息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超出法律强制性规定对高利及利滚利的限制，而是简单的认定柳国基接收债权时的金额作为柳国基与郭延明三人间新的债权本金，纵容了高利及利滚利的违法行为。3.许文开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柳国基是在2010年向其支付款项”，显然与借据内容“此款于2009年5月26日由柳国基还清许文开”相互矛盾，表明柳国基和许文开的这部分陈述不可信，柳国基并没有实际向许文开付款（柳国基也未向法庭提交其付款给许文开的证据），所谓的代还款不属实，由此印证了本案借款出借人为柳国基。一审法院认定柳国基的债权起算时间从其接收债权时起，依法不能成立。4.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5月28日发生借款的主体是恒丰万骏公司与许文开，借贷主体既不是郭延明三人也不是柳国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郭延明三人并非该笔债务的借款人，那么也就不存在柳国基所谓的代郭延明三人向许文开偿还该笔债务的需要。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均不是该笔债务的借贷主体，另一方面却认可柳国基关于代郭延明三人偿还该笔债务的主张，该认定前后矛盾，违背事实。因此，2007年5月28日发生的借贷关系，事实上的借贷主体即是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本案初始借款本金是2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借贷金额为6708600元错误。二、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的债权本金为6708600元，以年利率36%计算利息，郭延明三人所偿还的款项也已超付，柳国基应予返还。一审法院未对双方间债权债务进行计算，仅是简单的一语带过，缺乏事实依据。即使本案原始借款本金200万元的出借人为许文开，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的债权本金及借款期限起算日按柳国基从许文开处接收债权时的6708600元计算，自2010年1月28日起按月利率3%计息，截至2014年5月6日，郭延明三人已向柳国基偿还1630万元，也已偿还全部本息且超付330403.02元，该部分款项亦应予以返还。而一审法院在未经计算的情况下，简单以郭延明三人家庭与柳国基家庭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为由，驳回郭延明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三、郭延明三人的还款均是汇付给柳国基本人，系用于偿还与柳国基本案的借款，与案外借贷关系无关，一审法院以双方家庭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为由，要求郭延明三人进一步证明系归还本案借款，倒置举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仅存在本案的借贷关系，郭延明三人提交的总额为1770万元的还款证据，均是由郭延明三人的账户直接汇付至柳国基的收款账户，用于偿还本案的借款本息，且有超付。如柳国基主张郭延明三人的还款，部分是用于偿还案外借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柳国基应对其抗辩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柳国基应举证证明其与郭延明三人间的其他借款真实存在，包括举证债权凭证及实际向郭延明三人出借款项等证据，但柳国基在本案中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其他借款关系，柳国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2、柳国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四借款协议与证据六借款协议，实际上属于郭延明三人与柳国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证据材料。郭延明三人已在一审提交了“（2014）莆民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柳国基提交的上述两份借款协议已在该案中作为柳国明的债权凭证使用，同时该两份借款协议在该案中属于过程性材料，既不是初始债权的凭证也不是最后的债权凭证，该案中的债权人为柳国明，与柳国基无关。即柳国基与该案的借款债务无关，柳国基主张与郭延明三人存在其他借款关系，显然不能成立。3、本案中，郭延明三人已举证证明与柳国基仅存有本案借贷关系，郭延明三人偿还的款项均是汇至柳国基本人账户，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已尽举证责任；柳国基虽抗辩郭延明三人的还款部分是用于偿还案外借款，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均表明案外借款与其无关，不能将其收到的还款作为案外借款的还款。但一审法院却以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家庭、所开设企业间存在案外借贷关系，要求郭延明三人进一步举证，属举证责任倒置。四、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借贷双方存在复利计算，郭延明三人归还的利息超过法定标准，柳国基无权取得，却以双方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认为本案借贷关系仍未清晰，显然是将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间的借贷关系与其他借贷关系混同的错误审理。首先，一审法院审查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提交的证据后，已认定本案借贷双方存在复利计算，郭延明三人归还的利息超过法定标准，柳国基无权取得，即郭延明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但一审法院却未予支持，属于明显的审判错误。其次，一审法院认定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所在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仅是依据柳国基的单方抗辩，却未有确实证据支持，其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即便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所在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也是属于另案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而不能作为一审法院不予详细审理本案借贷纠纷的理由。一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郭延明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显然是将多次主体间不同法律关系混同，却无视本案清晰明了的借贷事实，致使裁判错误。再次，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本案借贷关系明晰，而非一审法院所谓的“经济往来错综复杂”、“借贷关系交织不清”、“本案借贷关系仍未清晰”。关于本案借贷关系，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均认可原始借款仅一笔，双方仅是关于初始借款本金金额存在不一致的说法，而非借款关系不清，且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本案原始借款本金为6708600元，则该事实从一审法院认定的角度，也是有结论的；同时，郭延明三人合计已向柳国基偿还款项1770万元，即便柳国基仅认可还款总额为1630万元，一审法院在郭延明三人还款金额可以审理清晰、借款本金可以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确定郭延明三人偿还的款项已足额清偿借款本息且有超付的事实，却以案外借贷关系复杂为由驳回郭延明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判决。综上所述，郭延明三人仅向柳国基借款200万元，已全额还清借款本息，且有超付，柳国基无权收取郭延明三人支付的超过法定标准部分的款项，应向郭延明三人返还，郭延明三人的一审诉请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柳国基的抗辩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支持。柳国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争议焦点为：许文开与恒丰万骏公司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郭延明三人与许文开并不认识，是柳国基介绍许文开借款给恒丰万骏公司，一审法院认定200万元是许文开与郭延明三人间的债务正确。柳国基替恒丰万骏公司向许文开还款200万元是第二个借贷关系，即柳国基与郭延明三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利息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实际上郭延明三人还有欠款并未还清。郭延明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柳国基返还郭延明三人超付的款项11532000元及利息（该利息共分10笔计算，自2013年2月9日起按各笔超付款金额为基数，基数总额为11532000元，计算至柳国基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由柳国基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延明三人系兄弟关系；2007年5月28日，恒丰万骏公司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据1张，该借据载明：“向许文开同志借款现金贰佰万元整（￥200万）用于归还庄德贵。借款期限三个月，月息4分（月4%），计息日期自2007年5月28日起。若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三个月到期后可续借，但以前三个月的本息合计数的余额为基数计算应付利息直至还清本息为止。此据。备注：此款项于2007年5月28日直接汇入庄德贵个人账号。”借款人处由恒丰万骏公司盖章，经办人处由郭延明签字，担保人处由郭延丰签字，借款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在该借据底部书写：“此款于2009年5月26日由柳国基还清许文开，该款项今后还给柳国基即可。郭延丰、郭延明。2009.6.17”；在该借据底部同时还书写有：“郭延安，12.17.2008”，并加盖有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福泽公司）的印章。2010年1月28日，郭延明三人（甲方）、柳国基（乙方）、江西福泽公司（丙方）、福建莆田方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丁方，以下简称莆田方龙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借现金6708600元，月利息按4%计算，每3个月结算一次利息和本金，合计金额为基数计算下个月的利息，直至还清本息为止；各方约定丙、丁双方均为甲方担保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该次借款金额的确认，协议中约定：“3.本协议中的借款金额为此前恒丰万骏公司于2007年5月28日向许文开出具借据的借款计至2010年1月28日的本息和，若发现有误，甲乙双方应重新对账确认（此款项确认无误）。4.本协议签订后，恒丰万骏公司于2007年5月28日向许文开出具的借据作废。5.2010年春节前甲方偿还的部分款项直接汇入柳国基指定的银行账户，同时对本协议中的借款金额作相应调整”；在该协议的落款处，各方签字盖章确认。2010年4月28日，郭延明三人（甲方）、柳国基（乙方）、江西福泽公司（丙方）、莆田方龙公司（丁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借现金7513632元，月利息按4%计算，每3个月结算一次利息和本金，合计金额为基数计算下个月的利息，直至还清本息为止，借款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各方约定丙、丁双方均为甲方担保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直至该协议项下的所有本息还清止；关于借款金额的确认，协议中约定：“原甲方向乙方借现金6708600元……的借款协议及原恒丰万骏公司于2007年5月28日向许文开出具的借据全部作废”；在该协议落款处，各方签字盖章确认。2013年12月15日，郭延安、郭延明与柳国基签订“君子协定”；该协议载明：“2013年12月15日，柳国基、郭延明、郭延安三人共同就有关债务问题达成以下君子协定：郭延丰、郭延明、郭延安三人原欠柳国基的债务计算至2013年12月18日的本息余额经协商确认为1600万元整（壹仟陆佰万元整），该款项最后还款期限商定为2014年7月31日，期间该款项不计息。若郭延丰、郭延明、郭延安对上述债务逾期偿还，逾期债务部分则按月百分之三利率计算，每月复利计算”；在协议落款处柳国基、郭延明、郭延安三人签字确认。2013年11月18日，郭延明手写1张字条；该字条载明：“国基：您好！现按您所说的合同到期按3分利息3个月计算复利。待本人与延安商定，并筹划按排。本周内给您完整的答复”。2013年12月28日，柳国基（甲方、出借方）与郭延明三人（乙方、借款方）、江西福泽公司（丙方、担保方）签订“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鉴于甲方自2006年以来，多次向乙方（郭延丰、郭延明、郭延安三人共同向甲方借款）提供借款支持，乙方期间也有部分还款行为，为了避免借还之间产生的票据资料繁杂，不利于保存，甲乙双方经对账后，确认截止2013年12月28日止，乙方尚欠甲方借款壹仟陆佰万元整，还未还清。乙方承认拖欠甲方壹仟陆佰万元整未还情况属实。甲乙双方对该结算内容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此结算单将作为甲方请求乙方支付的有效凭证，此前的所有有关该借款的借还款往来凭证，一律因该结算单的存在而作废。丙方愿意为乙方拖欠甲方的该笔借款的还款承担担保之责”；在结算单落款处各方签字盖章确认。2014年8月15日，郭延明出具“承诺书”1份，该承诺书载明：“原方龙公司下区35亩土地补偿款，每次政府拨款按比例60%付给柳国明，总金额伍仟万元整（封顶）。承诺人：郭延明”；上述正文中“柳国明”下方书写有“基”字。柳国基提交于2010年2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2006年8月26日莆田市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房产公司）向柳国明、柳金池借款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用以证明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之间还有其他借款。在于2010年2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郭延明三人（甲方）与柳国明、柳国基、柳金池、柳金魁（均为乙方）及江西福泽公司（丙方）、莆田方龙公司（丁方）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2185万元，自借款之日起每月利息按2%计算，借款期限自2010年1月26日至2011年7月26日；各方约定丙、丁双方均为甲方担保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直至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本息还清止；各方约定，原甲方向乙方借31737600元的借款协议和原莆田市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柳金池、柳国明于2008年12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与该笔借款的相关协议或借据全部作废；在协议落款处协议各方签字盖章确认。郭延明三人认可上述两份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但主张2010年2月18日的借款，实际出借人为柳国明，与柳国基无关，且该笔借款系针对2006年8月26日的1000万元借款双方结算本息后重新出具的借款协议。针对上述1000万元借款，郭延明三人收到了柳国明及其名下的北京奥威科力商贸有限公司的500万元，该款项转账至湖南东和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郭延明三人名下的产业），后来郭延明三人名下的恒丰房产公司针对这500万元的转账，与柳国明、柳金池签订了2006年8月26日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后来郭延明三人陆续还过一些款，在2010年2月28日针对这笔500万元的转账，郭延明三人再次与柳国明、柳国基、柳金池、柳金魁签订借款协议，但是该协议于2013年12月26日重新签订，出借人变为柳国明1人，借款人为郭延明三人。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柳国基向郭延明三人提供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可以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虽然对还款情况存有争议，但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在于提供借款情况。关于诉争的1笔借款本金，根据双方于2007年5月28日签订的“收据”、许文开的证言以及2010年1月28日，郭延明三人（甲方）、柳国基（乙方）、江西福泽公司（丙方）、莆田方龙公司（丁方）签订“借款协议”，可以认定对于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自2010年1月28日形成，借款本金为6708600元；郭延明三人虽主张最初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但该200万元系恒丰万骏公司作为借款人向许文开所借，系恒丰万骏公司与许文开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借贷的主体既不是郭延明三人也不是柳国基，故对郭延明三人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之间该笔借贷关系的初始借款本金为6708600元。通过审查各方所提交证据可以认定，本案借贷双方存在复利计算，对所归还利息中超出法定标准部分，出借人无权取得。但是，必须指出，虽然一审法院认定了该笔发生在2010年1月28日的金额为6708600元的借贷，但正如柳国基答辩时所指出，双方当事人、所在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除上述借款外，还存在其他交织不清的借贷关系。本案各方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发生资金往来多年的自然人，均有能力认知签订借款协议、承诺书、君子协定、结算单等文件的法律后果，而上述书证可以证明除上述一笔6708600元的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大额借款，双方当事人及所在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曾发生大量资金往来，诚实信用既是经济生活又是日常交往的基本准则，在签订多份金额巨大的借款协议、结算单等并多次还款的情况下，郭延明三人应就理清所涉各项借贷法律关系及柳国基占有还款的非法性负较大证明责任，而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所涉借贷关系仍未清晰，并不能充分证明柳国基所收取还款已超出依据各项借贷关系所应收取法定本息限额，郭延明三人就其主张所提交证据材料，仍不能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对郭延明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实难支持。综上所述，对郭延明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郭延明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审理（2015）大民（商）初字第17878号案件中，许文开于2016年11月16日庭审中经柳国基申请出庭作证，证明其不认识郭延明三人，其与柳国基是好朋友，当时郭延明三人经济困难通过柳国基向其借钱，2007年其将钱打给一个姓庄的人，柳国基还给其700多万元，转账300多万元，其余为现金。柳国基替借款人还清了借款，其就将借据给柳国基了。借据签订时其不在场，柳国基给其打电话让其出借款项，也替其收了借据，其资金充足，出借了钱。对于借据中关于“2009年5月26日柳国基还清许文开钱”的记载表示钱确实还了，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对于其把借据还给柳国基时是否有左下角的内容，其表示时间太长，想不起来了。郭延明三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借据签订时许文开不在场，许文开不认识郭延明三人，证明在柳国基的安排下许文开向郭延明三人出借款项，柳国基应该在2009年向许文开还款，而不是2010年。柳国基提出，经其介绍，郭延明三人向许文开借款，出借款项由许文开支付，不存在借名借款的事实，柳国基确实将借款本息还给了许文开，才存在借款协议的内容。在该次开庭审理中，柳国基认可郭延明三人提交的证据6至17中1630万元的还款证据，不认可没有证据的140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提交了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莆田中院）（2014）莆民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郭延明三人提出该判决书可以证明柳国基在本案中提交的2010年2月18日借款协议和2006年8月26日借款协议是该案柳国明与郭延明三人之间借款纠纷的证据，不能作为柳国基对其三人的债权凭证。本院查明，柳国明与郭延明三人在莆田中院有三个案件，其中（2015）莆民初字第238号、（2014）莆民初字第278号案件的原告为柳国明，被告为郭延明三人及江西福泽公司，（2015）莆民初字第721号案件的原告为郭延明三人，被告为柳国明，上述判决均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4）莆民初字第278号案件发回重审重新立案后，柳国明撤回对郭延明三人及江西福泽公司的起诉，在（2015）莆民初字第238号案件发回重审后重新立案的（2019）闽03民初48号案件中增加诉讼请求，将原（2014）莆民初字第278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并到该案中一并主张。在上述案件的审理中，柳国明诉讼请求依据的证据为2013年12月16日柳国明与郭延明三人及江西福泽公司签订的结算单和还款协议书，上述文件载明，柳国明自2006年以来不断向郭延明三人提供借款,经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2月16日郭延明三人欠柳国明借款8500万元，福泽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郭延明三人原欠柳金池、柳金魁等人的债务全部转移到柳国明名下，原有关借款凭证无效。上述债权中包括了柳国基在本案中提交的2006年8月26日恒丰房产公司与柳国明、柳金池签订的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2010年2月18日郭延明三人与柳国明、柳国基、柳金池、柳金魁、江西福泽公司、莆田方龙公司签订的2185万元的借款协议。经本院审查，上述借款协议与本案所涉借款没有关联。（2015）莆民初字第721号案件发回重审后重新立案，案号为（2019）闽03民初49号。该案系郭延明三人起诉要求判令柳国明返还其超过法定借款利率36%标准支付的利息2232余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该案证据与前述柳国明作为原告的案件均一致。莆田中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闽03民初48号、（2019）闽03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后，郭延明三人已提起上诉。一审审理中，柳国基提供了其提取现金的银行交易明细、自己手写记账，证明其与郭延明三人还存在其他多笔现金借款，但未提供郭延明三人确认借款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郭延明三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柳国基提交了许文开确认2010年5月14日收到柳国基向其偿还借款本息7240584.6元的收据，并提交情况说明，表示截至2010年1月28日，郭延明三人经营的恒丰万骏公司共欠许文开6708600元，其2010年5月14日偿还许文开7240584.6元中多出部分是支付的逾期还款利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2007年5月28日借据所载内容及许文开的证人证言，以及郭延明三人、江西福泽公司及莆田方龙公司与柳国基于2010年1月28日签订借款协议的内容，可以认定：2007年5月28日，恒丰万骏公司向许文开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庄德贵，郭延丰系担保人，郭延安及江西福泽公司于2008年12月17日对上述情况予以确认；郭延丰、郭延明于2009年6月17日确认该笔借款由柳国基于2009年5月26日还清许文开，该款项今后的债权人为柳国基；2010年1月28日，郭延明三人、江西福泽公司及莆田方龙公司与柳国基共同确认前述借据作废，该借据项下借款至该日本息之和6708600元，为郭延明三人向柳国基的借款。由此可以确定签约各方的意思表示为郭延明三人向柳国基借款6708600元代恒丰万骏公司向许文开偿还借款，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之间于2010年1月28日成立67086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院认定郭延明三人与柳国基之间借贷关系的初始借款本金为6708600元。郭延明三人主张其与柳国基最初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郭延明三人虽与柳国基签订了多份借款协议、结算单并自2011年10月13日至2014年5月6日多次还款共计1630万元，但上述协议中结算的借款金额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本院依据该法律规定核定郭延明三人应偿还借款本息的金额。经本院核算，柳国基所收取还款已超出法律保护民间借贷的利息限额，超出部分郭延明三人要求柳国基予以返还，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计算，截至2014年5月6日，郭延明三人超额偿还柳国基340726元，其上诉状中自认的以6708600元作为债权本金、以2010年1月28日起算，其超付金额为330403.02元，该金额并未超出本院核算的金额，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但其要求柳国基支付超付款项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郭延明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柳国基辩称，其与郭延明三人之间、双方所在家庭、所开设企业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抗辩主张，且郭延明三人对此不予认可，本院亦对另案柳国明与郭延明三人之间的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证据进行了审核，并未发现与本案相关联，柳国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郭延明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二、柳国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郭延明、郭延安、郭延丰超付款项330403.02元；三、驳回郭延明、郭延安、郭延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883元，由郭延明、郭延安、郭延丰负担97347（已交纳），由柳国基负担253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99883元，由郭延明、郭延安、郭延丰负担97347（已交纳），由柳国基负担253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红娜书 记 员 陈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