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53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李国华，男，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奇，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邱桂桐，男，196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桂桐因与上诉人李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邱桂桐向李国华支付剩余未付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5072666.66元(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据》中每笔借款所约定的时段利率、违约金计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8月13日)；2.邱桂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一审案件受理费85599.2元、保全费5000元、出具保函费用6817.45元、律师费100000元和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16.65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邱桂桐应支付的本金及利息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为有效合同，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年利息6％，自2015年11月16日起计息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未按《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所约定的计息时段、计息利率及违约金标准计算所对应的每笔借款的本息、违约金是错误的。1.《借款合同》(编号：广借字续150302)、《借款补充合同》(编号：广借字续150302—1)、《借条》约定：借款人邱桂桐借款金额50万元，借款时间2014年11月26日及2014年12月4日，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6年9月1日前，月利率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3月1日前为免息期，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月息为2％，借款人邱桂桐支付的资源占用费及手续费，按月利率自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为1％；其中约定了若本息于2017年1月1日前全部偿还即无需再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支付违约金，按逾期未还款金额每天千分之贰计收利息。《借款合同》(编号：广借字20150301)、《借款补充合同》(编号：广借字20150301—01)、《借条》约定：借款人邱桂桐借款金额150万元，借款时间2014年11月26日及2014年12月4日，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6年9月1日前，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3月1日前为免息期，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月息为1.5％，借款人邱桂桐支付的资源占用费及手续费，按月利率自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为1％；其中约定了若本息于2017年1月1日前全部偿还即无需再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支付违约金，按逾期未还款金额每天千分之贰计收利息。2.以上《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签订前后，出借人按约定向邱桂桐实际支付了约定借款，但邱桂桐未按期偿还本息。双方借款约定之后，李国华于2014年1月24日通过史某农业银行账户向邱桂桐转款70万元，2014年5月29日李国华从自己工商银行账户取10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邱桂桐，2014年6月6日李国华通过自己的工商银行账户向邱桂桐转款20万元，2014年11月26日李国华通过史某农业银行账户向邱桂桐转款100万元，至此，上述约定的200万元借款已实际支付完成，李国华一审时已提交证据证明。但上述借款发生后，邱桂桐却未按约偿还应付的本息。(二)一审判决未对李国华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以及转款支付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认定和采信，错误以《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作出的时间2015年11月16日作为开始计息日，且按6％的年利率计算，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中的担保人李国华已将上述借款偿还出借人林勇武，故李国华依法享有向借款人邱桂桐追偿的权利。综上，李国华、邱桂桐与林勇武之间签订《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前后，林勇武与李国华通过不同方式向邱桂桐支付了所约定的借款，但邱桂桐却未按约定偿还本息。在李国华作为担保人向出借人林勇武代为偿还借款的情况下，李国华有权向邱桂桐追偿，一审判决未采信《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合同》、《借条》等证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李国华的上诉请求。邱桂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李国华向邱桂桐返还人民币297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李国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11月16日邱桂桐欠款并非608万元，应当根据银行流水如实计算，邱桂桐己还款459万元，截止2015年11月16日欠款应为349万元。一审判决以2015年11月16日出具的《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再结合2013年12月27日120万元本金己还等内容认定至2015年11月16日邱桂桐尚欠款608万元，这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为《邱桂桐还款明细》前16笔与本案无关或已进行抵扣，无事实根据。邱桂桐签署《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仅认可收到款项808万元，并没有认可至2015年11月16日欠款金额为608万元。对于欠款具体金额，必须根据双方银行流水予以查清，而不能仅靠上述凭证认定。根据邱桂桐提交的银行流水及《邱桂桐还款明细》，截至2015年11月16日，邱桂桐共还款459万，即《邱桂桐还款明细》1-16笔。其中15笔收款人是朝参汇茶叶商行，经营者是史某，结合李国华多笔资金由史某账户提供，且李国华对邱桂桐返还资金到史某账户也予以认可，故应当认定15笔资金是邱桂桐还款。此外，至2015年11月16日邱桂桐欠款应为9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欠款为608万元错误，2015年11月16日以后欠款相应也计算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没有事实根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没有约定利息，不应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双方因合作项目，李国华向他人筹集了8080000元作为项目资金，无息提供给邱桂桐。李国华通过其控制的李国华、史某等账户向邱桂桐转账，提供上述资金。后因项目业主单位出了问题，项目未能按预期进行。之后李国华要求邱桂桐退回筹集的项目资金，邱桂桐陆续全额退回后，李国华还继续多次通过黑社会人员上门向邱桂桐索取根本没有约定的利息，甚至以限制邱桂桐人身自由相威胁，导致邱桂桐被控制失去人身自由。邱桂桐迫于无奈，在李国华提供的《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上签名并先后通过转账、支票、现金、POS机刷卡共还款12550000元。之后邱桂桐报警，由越秀区东山派出所接警处理。综上，邱桂桐在李国华的无理纠缠恐吓下早己超额返还所有款项，李国华已收回其提供的所有资金，超出李国华所提供资金部分是因李国华非法胁迫邱桂桐取得，理应返还。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邱桂桐的上诉请求。双方对对方提出的上诉请求未发表答辩意见。李国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邱桂桐向李国华支付本金608万元（2019年3月19日增加请求本金1561916.26元后又撤回）及利息（以608万元为基数按照每笔借款约定的利率计至全部还清之日止）。邱桂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李国华向邱桂桐返还297万元（起初要求返还447万元后减少至297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16日邱桂桐出具《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显示：2013年12月15日58万元、开收据（陈总）；2013年12月27日120万元、工行转账、开收据（陈总）本金已还；2013年12月28日25万元、工行转账、开收据（陈总）本金已还；2013年12月30日55万元、开收据（陈总）本金已还；2014年1月1日50万元、李总；2014年1月17日50万元、工行转账、李总；2014年1月23日80万元、工行转账、李总；2014年1月24日70万元、工行转账、李总；2014年1月24日70万元、农行转账、林勇武（已签借款合同）；2014年3月15日100万元、工行转账、史某；2014年5月29日现金10万元、李国华代付、林勇武（已签借款合同）；2014年6月6日20万元、工行转账、林勇武（已签借款合同）；2014年11月26日100万元、林勇武工程款、林勇武（已签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的2015年11月16日至2016年12月16日邱桂桐还款情况如下（括弧内为对应的《邱桂桐还款明细》笔数）：2015年11月18日10万元（17笔）、2015年12月11日150万元（19笔）、2016年1月4日32万元（20笔）、2016年1月29日70万元（21笔）、2016年2月4日30万元（25笔）、2016年2月5日50万元（26笔）、2016年7月8日10万元（27笔）、2016年7月29日10万元（28笔）、2016年8月19日11万元（29笔）、2016年8月25日10万元（30笔）、2016年9月14日6万元（31笔）、2016年9月23日7万元（32笔）、2016年10月19日6万元（33笔）、2016年11月10日9万元（34笔）、2016年11月16日15万元（35笔）、2016年12月16日10万元（36笔），上述还款合计436万元。除上述笔数外，邱桂桐在《邱桂桐还款明细》列明的2015年11月16日后还款笔数情况如下：第15笔为2015年10月24日15万元、收款人为朝参汇茶叶商行、POS机刷卡支付；第18笔为2015年12月2日50万元、收款人李国华、支票支付；第22笔为2016年1月30日70万元、收款人李国华、支票支付；第23笔为2016年2月1日10万元、收款人陈旭明、现金支付；第24笔为2016年2月2日30万元、收款人陈旭明、现金支付；第37笔为2016年12月29日200万元、收款人广州承富贸易有限公司、转账支付。李国华认为：第15笔，我方不是收款人，不予确认，此款项为邱桂桐在商行所拿商品的货款，与此次借款无关；第18笔、22笔我方并未收到，相应的支票也非我方签名，故不予确认；第23笔、第24笔为现金支付且我方并非收款人，故与此次借款无关；第37笔收款人是广州承富贸易有限公司，与我方和此次借款无关。李国华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李国华工商银行广州沙溪支行银行流水，证明向邱桂桐提供借款510万元。2.陈某银行流水、借据（李国华），证明我方委托陈某向邱桂桐转账58万元作为借款。3.李国华银行流水，证明我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某归还58万元。4.史某农行番禺五金塑料城支行流水、史某工行华南沙溪支行，证明我方委托史某于2014年1月24日通过工商银行向邱桂桐转款140万元、2014年11月26日通过农业银行向邱桂桐转账100万元作为借款。5.《邱树洞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证明邱桂桐2015年11月16日对借款日期、金额进行了确认，承认所欠的借款。6.史某工行广州沙溪支行、中国银行番禺海怡半岛支行账户收款银行流水，证明邱桂桐2015年10月23日至2016年12月16日以转账方式向李国华还款共643万元。7.证人陈某、史某出具的证明材料（陈某一份、史某三份），证明2013年12月15日我方委托陈某向邱桂桐转账58万元；2014年1月24日我方委托史某向邱桂桐转账70万元；2014年1月24日我方委托史某向邱桂桐转账70万元；2014年11月26日我方委托史某向邱桂桐转账100万元。8.对应编号为20150301的借款合同、补充合同、借条、网上银行交易详情，证明李国华系150万元借款的中间人及利率、手续费情况。9.对应编号为302的借款合同、补充合同、借条，证明李国华系50万元借款的中间人及利率、手续费情况。10.银行流水，证明8-9的借款李国华作为担保人已全部偿还故具有诉权。邱桂桐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收款人账号不清晰，圈起部分的交易记录对方账号不是本人。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证明委托陈某转账给我方的，我方不认识陈某。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证明委托史某向我方转账，2014年10月26日向我方转账的100万、2015年1月24日转账是林勇武的款项。证据5三性确认，证明李国华提供的资金多数是林勇武的资金。证据6三性确认，证明我方还款远不止643万元，我方已还款1255万元。证据7三性不确认，史某、陈某与李国华写的文书，我方不清楚具体情况，我方收到款项时不清楚是哪个账户转来的，内容中涉及的2014年1月24日70万元及2014年11月26日100万元是属于林勇武的款项，《受委托收款情况说明》中显示我方共还款643万元，实际我方已还款超过643万元详见我方还款明细。证据8对银行交易详细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转账人及收款人均不是邱桂桐，与我方无关；其余证据三性均不确认，邱桂桐与林勇武未见过面且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李国华提交的证据均不属实，林勇武没有向邱桂桐支付过任何借款，借款合同与补充合同的背景与我方反诉所述一致，即李国华、邱桂桐因合作项目，李国华的一部分款项是林勇武投资的，李国华拿着这几份合同称只需要邱桂桐配合签字，由林勇武将资金支付给邱桂桐，且李国华阻止邱桂桐与林勇武见面；从实际资金往来显示款项是林勇武打给李国华的，本质上双方是合作关系并非借贷关系。证据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8。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李国华向承富公司转账根本不等于李国华将款项还给林勇武，我方不清楚李国华与林勇武有无其他法律关系及债权债务，这些款项均与本案无关，我方对承富公司和林子荣支付的212万元就是邱桂桐根据李国华的指示向林勇武支付的，本案事实很清晰，我方收到808万元，但已经还了1255万元，李国华与林勇武不可能同时向我方主张同一笔款项。邱桂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转账凭证、支票、现金收据、POS机交易凭条，证明我方共还款1255万元。2.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勤参贸易商行营业执照。3.名片。2-3证明朝参汇商行为史某经营。4.广州承富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林勇武持有广州承富贸易有限公司。5.广州翔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证明我方持有广州翔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6.报警回执，证明我方受黑社会威胁报警。7.四张支票，分别是2015年6月19日63万元、收款人广州市海珠区粤卓兴五金电工照明经营部，2015年9月16日58万元、收款人广州首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2月3日50万元、收款人是广州市海珠区粤卓兴五金电工照明经营部，2016年1月30日70万元、收款人广州承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上四张支票出票人均为广东翔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邱桂桐是法定代表人，当时只盖章和填写金额，收款人和背书人为空白，当时填好就交给李国华了，因此收款人可以由李国华随便填写。8.五份受理通知书，证明我方就四张支票及2016年12月29日转款200万元均对收款人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另我方请求法院中止本案审理。李国华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三性不确认，大部分是打印件及转账小票，没有回单章，数额不确认，邱桂桐应该提供银行转账流水。证据2-6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证据7三性不确认，四张支票收款人均不是李国华本人，我方未收到该款项故与我方无关。证据8五件诉讼我方均不是当事人，故与我方及本案均无关，中止审理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其一，《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由李国华持有及邱桂桐认为已超额向李国华还款的意见，足以证实邱桂桐欠款的相对方确为李国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二，李国华提供的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1-4）与《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内容可以印证，且邱桂桐对收到该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以《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为基准、以2015年11月16日为时间界点认定本案基础事实。其三，《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的内容可以证明2013年12月27日120万元、2013年12月28日25万元、2013年12月30日55万元的本金已归还，与2015年10月28日还款200万元也可对应，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2015年10月28日还款200万元也可证明《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确为至2015年11月16日的最新欠款明细，即至2015年11月16日欠款合计608万元。其四，因《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乃2015年11月16日出具，故一审法院仅审核《邱桂桐还款明细》中第17笔至37笔与本案的关联性，之前的16笔则或与本案无关或已进行了抵扣（例如第13笔、14笔、16笔等）；对于《邱桂桐还款明细》的第17-37笔，现当事人均确认第17笔、第19-21笔、第25-36笔合计436万元属本案还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而第18笔、第22笔、第23笔、第24笔、第37笔，支票、现金、转款的收款人实际并非李国华，现李国华亦否认收到款项，故一审法院均认定与本案无关，综上还款合计436万元。其五，考虑《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乃2015年11月16日出具，即2015年11月16日才最终明确款项性质为借款，之前则无证据显示双方的款项为借款，且更无证据显示有约定利率，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利率自2015年1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其六，以60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6年12月16日，即13个月利息合计为39.52万元。其七，邱桂桐的还款436万元，扣除利息39.52万元，实际归还本金396.48万元，剩余未还本金为211.52万元（利息则应自2016年1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另一审法院已就相关事实、证据作出了认定，中止审理并无必要，故对邱桂桐中止审理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除本案认定的款项外，李国华、邱桂桐对其余款项有异议的均可另案予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邱桂桐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李国华借款本金2115200元及利息（以21152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国华的本诉其余请求。三、驳回邱桂桐的反诉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5599.20元，由李国华负担65599.20元、邱桂桐负担20000元，本诉保全费5000元由邱桂桐负担；反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5280元由邱桂桐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林勇武作为出借人，邱桂桐作为借款人，李国华作为担保人，曾经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借款合同》、《借条》各两份，约定林勇武出借款项共200万元给邱桂桐，李国华作保。林勇武将200万元款项打到合同指定的李国华的银行账户，李国华也先后转款给邱桂桐200万元（注：根据李国华的自述和银行流水显示，其中，李国华转给邱桂桐的100万元是在林勇武转款给李国华的同日，但李国华转给邱桂桐的另100万元却是在林勇武转款给李国华之前发生）。二审庭审过程中，林勇武到庭表示其后来收到李国华的200万元本金和6万元利息的还款，李国华对此予以确认并出示了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但邱桂桐认为林勇武和李国华之间的转款与己无关，并坚持《邱桂桐还款明细》中李国华所称出借给邱桂桐的808万元（包括上述借款合同中的200万元）不是借款，是合作投资款项。针对邱桂桐的上诉请求——其并非欠款608万元而是349万元。本院认为，邱桂桐提出的截止2015年11月16日已还款459万元，即《邱桂桐还款明细》第1-16笔还款，尚欠349万元。因一审法院已查明这16笔或与本案无关或已进行了抵扣（例如第13笔、14笔、16笔等），故邱桂桐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李国华的上诉请求：第一，李国华认为《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中标注有《借款合同》的四笔借款，因其已经代邱桂桐向出借人林勇武还本付息，故该四笔借款邱桂桐应按《借款合同》、《补充借款合同》、《借条》的约定向李国华还本计息。本院认为，根据林勇武、李国华和邱桂桐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他们彼此间的银行转款记录显示，基本可以认定李国华陈述的事实，即林勇武通过李国华账户借款给邱桂桐，李国华作担保，后李国华代邱桂桐还款给林勇武进而取得原林勇武对邱桂桐的债权。虽然上述转借事实中有100万元的出借过程不符合常理（林勇武作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转款给中间人李国华，发生在中间人李国华转款给借款人邱桂桐之后），但因邱桂桐最后在《邱桂桐以项目融资名义借款凭证》中认可收到808万元（包含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200万元），故不管上述200万元是李国华代位取得的债权还是原生债权，均不影响本案的最后处理。现李国华主张其代邱桂桐还款给林勇武，林勇武认可该事实，且邱桂桐亦认可收到该200万元，故邱桂桐理应还款200万元给李国华以及李国华已还给林勇武的6万元利息。因李国华已代邱桂桐还款给林勇武，上述《借款合同》和《借款补充合同》已实际清偿完毕，该合同归于消灭，合同约定的利息支付内容也同时消灭，不可能再转移给邱桂桐，邱桂桐尚欠李国华的款项的还本付息也不必按照已消灭的合同内容履行。综上，根据一审法院查明内容，邱桂桐还款的436万元，扣除利息39.52万元，实际归还本金396.48万元，剩余未还本金为211.52万元（利息则应自2016年1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和6万元代还利息。第二，李国华主张的出具保函费、律师费，因无合同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国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邱桂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6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6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邱桂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上诉人李国华借款本金211.52万元及利息（以211.5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和6万元；三、驳回上诉人李国华的其他本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5599.2元，由上诉人李国华负担65599.2元、上诉人邱桂桐负担20000元；本诉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邱桂桐负担；反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5280元，由上诉人邱桂桐负担。李国华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0元，由上诉人李国华负担34900元，由上诉人邱桂桐负担100元；邱桂桐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280元，由上诉人邱桂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肖晓丽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丽娴王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