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6民终12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民风，女，196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培，男，198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陶彩，女，192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权，广西精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志文，男，1984年10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贵港市覃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意，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祖连，女，1963年8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贵港市覃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兴贵路135号（港宁花园住宅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03226129158。 责任人：曾哲韬，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培权，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韦志文因与被上诉人何祖连、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韦志文、何祖连连带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各项经济损失667367元（死亡赔偿金610040元、住院费14000元、办理丧葬误工5000元、办理丧葬及住院期间交通费2000元、被扶养人彭民风抚养费183490元、被扶养人刘陶彩抚养费943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元873967元，扣除韦志文已付206600元余下部分即为667367元；3.改判人寿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优先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各项经济损失547367元（扣除交强险667376元-120000元=547367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韦志文、何祖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韦志曼在保险合同签字视为何祖连的投保代理人签字，保险公司已经尽到提示义务，免责条款有效，认定事实错误。韦志曼在代替何祖连签订保险合同时，韦志曼系保险公司的员工，其代何祖连签订保险合同属于履行工作职责范围，不具有代表客户签字的权利，即便韦志曼与何祖连是亲属关系，也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告知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何祖连对本案事故不承担连带责任。何祖连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对车辆未尽到保管责任，将车辆出借给其儿子韦志文驾驶，韦志文醉酒驾驶导致事故发生致使郑某死亡，何祖连过错明显，根据法律规定，车辆出借人未尽到合理保管车辆和安全提示注意义务的，出借人与借用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郑某为农村居民，按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郑某生前与郑国培（儿子）一起居住在城镇港口区东兴东湾桃花苑小区，居住时间五年之多，渔洲坪社区和居住物业公司的证明足以证明郑某已经连续在城镇居住五年以上。结合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于一审法院申请调取郑某申请使用手机在城镇使用基站发射信号，以上足以证明郑某生前居住城镇与儿子一起生活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拒不调查，也未到社区和物业公司调查核实郑某在城镇居住信息，错误认定社区证明、物业证明、房产合同证明不足以认定郑某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再者从事故发生的时间来看，交通事故发生在2018年9月16日早上的6:02分，如果郑某不在城镇居住生活为何这么早就在城市出入被车撞死。因此，郑某属于城市居民，应按城市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标准。四、一审判决应支持彭民风的抚养费。彭民风是郑某的妻子，肢体二级残疾，不能干重货粗活，只能帮忙带小孩，无外出务工的能力。严重缺乏经济来源，一直以靠丈夫郑某和子女抚养为生，如今郑某因事故死亡，生活来源只能靠子女抚养，一审判决以彭民风未做劳动能力进行鉴定而错误否定彭民风的该项请求。 韦志文辩称，一、人寿支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成立，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何祖连未认可是韦志曼签字，仅认可韦志曼是人寿支公司员工，但实际韦志曼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支公司的业务员，故，无论按照法律规定还是事实和证据要求，本案人寿支公司商业险免赔不能成立。二、本案何祖连并非车辆实际所有人，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已交与韦志文在2018年9月1日使用，何祖连不对车辆管理存在瑕疵责任，无法预测车辆在2018年9月18日的使用情况，对车辆的使用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未能提交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年以上居住、生活在城镇的证据，未提供其他与城镇生活紧密相关的关联性证据，其一审所提交的两份证明不符合证据合法性要求。一审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正确。四、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彭民风被抚养人依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 韦志文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人寿支公司在商业险部分承担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17437元，并要求人寿支公司、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连带返还韦志文已垫付的费用合计206600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人寿支公司、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保险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保险合同（包括保险条款）真实性无法查实，开庭时保险公司也未就保险合同是否交付投保人何祖连进行真实性说明；且保险公司也表明保险合同的免责说明处的签字并非投保人何祖连本人签字。(一）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人寿支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未能体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且人寿支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就保险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何祖连作出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不能对投保人产生效力。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第二项，即使保险合同将醉驾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保险公司也必须对以上条款作出提示，免责条款方可生效。本案中，人寿支公司尚未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所以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二）本案不存在何祖连将购买保险的事宜委托韦志曼的情形，双方不成立委托代理关系。1.韦志曼并非人寿支公司正式员工，而仅为一般保险业务员且未接受过任何培训，对保险业务知之甚少，其收入来源均为业务提成，从未稳定从人寿支公司中获取固定利益。2.韦志曼自2017年开展个人的保险业务员兼职工作，因在人寿支公司中结识了冯志峰，其告知韦志曼，车险业务均可以“挂在”韦志曼名下获取业务提成，于是每份业务单据中载明韦志曼的身份为“经办”，实际上该落款仅为韦志曼获取业务提成的标识，并不能证明韦志曼系何祖连的委托人而导致保险公司免责义务已经履行完毕。3.韦志曼于2017年已离开贵港前去上海市从事餐饮行业，其未参与涉案车辆保险购买事宜。4.涉案车辆的保险购买过程为：韦志文的哥哥得知车辆保险准备到期，让其爱人到人寿支公司购买保险，当其来到人寿支公司，前台收取保险费后第二天通知其前来领取保险单，人寿支公司未有任何人向韦志文一家人中的任何一人解释或者提示保险条款，因此保险公司所说的解释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商业险免赔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人寿支公司仍需要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合计120000元的赔偿金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受害人郑某在治疗期间所支出的全部医疗费均系韦志文与其配偶冯丽丽支付，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未曾支付郑某在治疗期间的医疗费，该事实已在韦志文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案号为：（2019)桂0602刑初31号】中予以确认，也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由郑国培确认。因此，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的10000元医疗费用不应当再由人寿支公司支付给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三、韦志文已支付的费用应当由人寿支公司与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予以返还。韦志文及其家属已共同垫付赔偿金合计206600元。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人寿支公司系本案赔偿义务主体，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韦志文一方向受害人家属支付赔偿金的行为系代人寿支公司在保险合同范围内进行的垫付行为，人寿支公司应将韦志文一方的垫付金额予以返还。另，即便按照一审判决内容，韦志文在所谓“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20000元”“剩余117437元由韦志文承担”“韦志文共向原告（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支付206600元”，韦志文也多支出了赔偿金，超过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金额，所以韦志文已支付的费用应当由人寿支公司和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予以返还。四、本案应确定基本赔偿款。一审法院确认的12万元赔偿款属于交强险部分，其中一万元为医疗赔偿限额，但本案医疗费全部由韦志文支付，所以即便支持也只能是11万元。 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辩称，人寿支公司未能举证已对何祖连进行了免责解释说明，保险合同由何祖连女儿代签，但不能因有亲属关系就免除免责说明义务，人寿支公司仍需在商业保险里面承担责任。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在一审判决确认的韦志文及其家属垫付的206600元重复计算多2万元，实际为186600元。 人寿支公司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韦志文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人寿支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人寿支公司已举证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里有重要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4.被保险人……”该提示内容已明确提示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收到保险合同时及时查看保险合同是否齐全,并特别指出详细阅读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在保险合同签订时,人寿支公司已交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给被保险人,且本合同在生效后至今，人寿支公司亦未收到被保险人办理变更或补充条款等手续的申请,更印证人寿支公司已将保险条款在内的所有保险合同材料交付给被保险人的事实。此外,保险条款中关于责任免除部分均采用加黑字体,明确区分于其他一般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人寿支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再根据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结合喝酒不开车的道路交通安全共识，人寿支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免责条款生效，人寿支公司不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若法院判决人寿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赔偿受害人损失,在人寿支公司履行赔偿责任后应享有向侵权人主张追偿的权利。 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韦志文、何祖连连带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经济损失共计90719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10040元、丧葬费33228元、住院治疗及医药费14000元，办理丧葬误工费5000元、办理丧葬及住院期间交通费2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292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人寿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经济损失120000元；3.人寿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经济损失787195元；4.由韦志文、何祖连、人寿支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9月16日6时02分，韦志文醉酒驾驶桂Ｒ×××××号小轿车沿防城港市港口区四川路由东往西行使至，左转越过道路中间单实线驶入对向车道逆向行驶时，与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亲属郑某（已故）驾驶桂Ｎ×××××号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郑某死亡，上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2018年10月18日防城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港口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志文负事故全部责任，郑某在此事故中无责任。 2018年9月16日，郑某在广西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同日，郑某因特重型颅脑损伤、多器官衰竭死亡。 另查明，何祖连系桂Ｒ×××××号车辆的所有人。涉案的桂Ｒ×××××号车辆在人寿支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为100万元。刘陶彩（1926年3月22日出生）系郑某的母亲，其共生育有三男二女五个子女。 再查明，本案受理前韦志文共向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支付206600元（赔偿款120000元、遗体处理费2300元、支付宝转账共计22000元、医疗费12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人寿支公司、韦志文、何祖连承担责任的问题。韦志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及第三十五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之规定，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其行为存在过错，而死者郑某不承担责任。另人寿支公司提交了涉案车辆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保险单等材料，且各方对涉案车辆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人寿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予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诉称，何祖连、韦志文均辩称投保人何祖连在第三者商业险保险单上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字，人寿支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人寿支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先予赔偿。人寿支公司辩称，何祖连委托其女儿韦志曼（人寿支公司员工）代签了第三者商业险保险单，免责条款有效。在一审庭审中，何祖连认可保险单上系其女儿韦志曼代其签署的事实。经查，韦志文系在醉酒驾驶案涉车辆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而人寿支公司提供的《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免责条款中确有“驾驶人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驾驶机动车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mg/100ml的”免责规定。涉案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何祖连”的签字虽为韦志曼代签的，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投保人何祖连委托韦志曼签订保险合同，且支付了保费，涉案的第三者商业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人寿支公司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人寿支公司不应在第三者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另因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未提供证据证明肇事车辆的车主即何祖连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则认定何祖连不应承担责任。因此，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所造成的损失应先由人寿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赔偿后，由韦志文承担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其他各项损失。 %1、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请求的各项损失的问题。1.医疗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请求支付医疗费14000元，但未提供任何医疗票据。则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请韦志文、何祖连、人寿支公司支付医疗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丧葬费的问题。本案中，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及韦志文均提交的《交通事故丧葬费用协议书》中显示，韦志文在2018年9月19日向被害人家属支付50000元的丧葬费，则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再请求丧葬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3.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由于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未提供证据证实办理郑某的丧葬费事宜费用的票据等情况，但办理丧葬事宜确实会产生必要的费用，结合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住所地等情况，酌情认定该费用为1500元=（100元/天×5人×3天）。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超过的该项请求费用，不予支持。4.交通费。由于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未提供被害人住院期间其家属的交通费票据，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5.被抚养人生活费。对于刘陶彩的抚养费。鉴于刘陶彩系1926年3月22日出生（事故发生时有92周岁），且共有五个子女。其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计算为9437元=（9437元/年×5年÷5个人）。对于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请求韦志文、何祖连、人寿支公司支付其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彭民风提供的证据仅证实彭民风系肢体贰级残疾，但未对其劳动能力进行鉴定，则请求彭民风作为郑某的被抚养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6.死亡赔偿金。本案中，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仅提供了渔洲坪街道渔洲社区居委会及被害人儿子郑国培居住的东湾桃花苑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不能证实被害人生前系城镇工作人员，则对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即死亡赔偿金为226500元=（11325元/年×20年）。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请求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郑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因韦志文的侵权行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手段、侵害所造成的后果等，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以30000元为宜。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请求的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各项损失共计237437元（死亡赔偿金226500元、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1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437元），人寿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损失120000元，剩余117437元由韦志文承担。另因韦志文提供的证据显示，韦志文共向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支付206600元（赔偿款120000元、遗体处理费2300元、支付宝转账共计22000元、医疗费12300元）。韦志文向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支付的上述费用与韦志文应承担的费用予以折抵，即韦志文不需再另行向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支付费用。 韦志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并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判决：一、人寿支公司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共计120000元；二、驳回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71.95元、减半收取6435.98元，由人寿支公司负担698.96元，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负担5737.02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彭民风为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贰级。韦志曼系何祖连女儿。人寿支公司提交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打印载明经办人为韦志曼。人寿支公司认可其提交《投保人声明》中的“何祖连”并非何祖连本人所签。 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人寿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要求何祖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是否有权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4.彭民风主张抚养费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韦志文是否有权在本案中要求人寿支公司及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等返还垫付的费用。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与韦志文均主张人寿支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并非何祖连本人签字，且本案何祖连未委托韦志曼购买保险，双方不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人寿支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向何祖连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生效，其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人寿支公司认为韦志文饮酒驾驶属于商业保险免赔情形，并提交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及《投保人声明》拟证明已向何祖连就该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本院认为，因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系人寿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规定，免责条款必须经人寿支公司做出明确提示后才能生效。经查，人寿支公司认可《投保人声明》处的签字非何祖连本人所签，且其提交的保险单（副本）仅打印载明韦志曼作为人寿支公司的经办人，韦志曼虽与何祖连为亲属关系，但人寿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何祖连将购买保险事宜委托给韦志曼的情形，故，人寿支公司关于韦志曼与何祖连于本案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再者，人寿支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送达给投保人何祖连或其委托代理人。综上，人寿支公司未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何祖连做出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条款不生效，人寿支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规定，涉案车辆登记在何祖连名下，但损害发生时由韦志文实际驾驶，何祖连作为被保险机动车车主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未能举证证明何祖连对涉案车辆疏忽管理、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关于要求何祖连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3，关于本案受害人郑某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应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本案受害人郑某户籍登记虽为农村居民，但根据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提供的渔洲坪街道渔洲社区居委会、郑某儿子郑国培居住的东湾桃花苑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结合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与地点，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关于郑某随其儿子郑国培长期生活在城镇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据此，确认郑某死亡赔偿金应按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部门公布的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02元计算20年，共计610040元。一审判决按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郑某的死亡赔偿金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4，彭民风主张因肢体残疾贰级，无外出务工能力，缺乏经济来源，一直由受害人郑某及子女扶养，于本案中主张扶养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查，彭民风为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贰级。本院认为，肢体残疾等级不等于伤残等级，彭民风虽肢体残疾贰级但并不一定丧失劳动能力，在彭民风未提交证据证明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对其要求韦志文支付扶养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5，因韦志文在本案一审时并未对此提出诉讼请求，属于二审中增加的独立诉讼请求，且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不同意由本院进行一并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对韦志文的该上诉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 一审判决支持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1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43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驳回其关于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被扶养人彭民风生活费的其他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的各项损失共计650977元（死亡赔偿金610040元、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43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人寿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损失110000元，剩余540977元由韦志文承担，根据韦志文提交的证据显示，韦志文已向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支付206600元（赔偿款120000元、遗体处理费2300元、支付宝转账共计22000元、医疗费12300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剩余的334377元，因何祖连在人寿支公司处为涉案车辆投保了100万元（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以上334377元应由人寿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偿。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主张韦志文仅向其支付186600元而非206600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韦志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中心支公司赔偿上诉人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共计444377元。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6435.98元，由上诉人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负担4819.61元，上诉人韦志文负担1616.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73.67元（上诉人韦志文已预交6160.55元），由上诉人彭民风、郑国培、刘陶彩负担3499.61元，上诉人韦志文负担6974.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大亮 审 判 员 刘帅武 审 判 员 李元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邹采伶 书 记 员 曾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