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7民终2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诗登，男，199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英，女，193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系林诗登父亲），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东，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市人民医院，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大通路21-1号。法定代表人：羊轶驹，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幸，该医院医务科科员。上诉人林诗登、刘桂英因与被上诉人儋州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3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诗登、刘桂英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3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改判儋州市人民医院赔偿各项费用共计2171573.71元；2.案件受理费由儋州市人民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998年10月5日,林诗登、刘桂英亲属王琼花因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入院，当晚行阑尾切除术，术中出现昏迷经抢救一直没能苏醒，且一直在医院抢救治疗，而家属一直24小时不间断护理陪护(包括定时翻身、协助医生护士治疗、喂水、喂饭、排泄物处理等)，经双方努力，患者仍因出现多种并发症于2018年1月2日死亡。1999年9月8日,琼垦局医发(1999)1号《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关于王琼花医疗纠纷的鉴定意见》，认定属于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医院有主要责任。其中内容包括目前诊断：1.急性缺氧性脑病(恢复期)。2.尿路感染。3.二度营养不良。鉴定后，林诗登、刘桂英表示要起诉医院，但医院及其上级农垦机关领导一直劝说患方不要起诉，患者有治好的可能，并承诺医院负责将患者治好并承担全部治疗费用和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实际上近20年来，医院从来没有要求患方交医疗费，且已支付其他各项费用320000元。期间患方一直配合治疗并长期安排1-2人进行生活护理和基础护理。患者出事后到死亡，给家庭成员造成巨大的精神打击。近二十年来，全部家庭成员身心都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煎熬与艰辛。林诗登、刘桂英于2018年3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医院赔偿各项费用共计2171573.71元。2018年3月26日立案，审理期间法院曾向林诗登、刘桂英释明应就医院后期(植物人期间)治疗过错与死亡因果关系举证(申请有关司法鉴定)，但林诗登、刘桂英没有申请该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在1999年9月8日鉴定为二级甲等医疗事故起一年内起诉，2018年起诉远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故驳回了林诗登、刘桂英的诉讼请求。另外认为林诗登、刘桂英应就鉴定后至死亡期间医院过错和死亡之间因果关系举证(申请司法鉴定)，林诗登、刘桂英没有申请，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驳回林诗登、刘桂英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请求是围绕医院医疗行为过错导致患者死亡有关损失的诉讼请求，当然是从死亡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过错和伤残认定时间起算是错误的，患者是2018年死亡的，林诗登、刘桂英不可能在1999年或2000年起诉请求死亡赔偿金、1999年至2018年护理费等损失。所以说本案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林诗登、刘桂英一审诉讼请求有关事实已有充分证据证明。1.1999年“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结论足以证明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双方对此没有异议，一审以该证据超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2.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1)1998年10月5日患者因急性阑尾炎入院进行治疗到2018年1月2日死亡，过程虽然漫长，但这还是一个住院医治过程，不是两个或多个。林诗登、刘桂英诉讼请求与整个过程有关，并不是只与鉴定前阶段或鉴定后阶段有关，本案不能割裂成两个过程。(2)在这个医疗过程中，1998年10月5日手术及术后抢救存在过错并导致患者植物人状态，1999年9月8日的报告确定了上述事实，没有争议。也就是说医院医疗行为过错与患者植物人状态存在因果关系，医院有主要责任。(3)鉴定报告中还明确脑萎缩、去大脑皮质状态四肢肌肉明显萎缩、估计预后并不乐观等，因此，该植物人状态病情十分危重，后续难以救治恢复，很可能植物人状态持续或死亡。事实上，医院进行了正常的救治后仍然阻止不了死亡的到来，医院也不承认后续治疗有任何过错，也就是说，患者死亡是前期病情危重(植物人)的正常演绎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患方护理费。患者植物人状态近20年，家属基本是始终24小时不间断陪护在身边，一直住在病房，每天需完成定时翻身、按摩、洗澡、喂饭、喂水和处理排泄物等基础护理工作，当然还得配合医生护士的各项治疗护理工作，一个人做十分艰苦，有时得两三个人轮班。一审阶段，医院辩称“从未派专人看护”“食物和营养液等均已包含在医疗费中”不存在伙食补助和营养费问题，不符合医院实际情况。四、医院明确表示承担全部医疗费、护理费(不包含家属部分护理费)，如果医院现在主张医疗费不应得到支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最后一次开庭辩论是2019年5月22日。当然适用2018年的数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是错误的，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儋州市人民医院辩称，一、医院的医疗行为对于患者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法不承担死亡赔偿责任。1999年9月8日，由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琼恳局医发（1999）年1号鉴定意见，认定王琼花医疗事故属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而二级甲等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为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王琼花的死亡与医院诊疗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自1998年王琼花发生医疗事故时起至2018年死亡这20年来，医院调集全院之力，用尽最好的医疗手段和药物对其治疗，故医院依法不承担患者王琼花死亡的责任。林诗登、刘桂英诉讼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近20年来，医院为王琼花支出3445231.8元，其中医疗费2373375.8元，草药及其他药费101440元，生活费266800元，护理人员费用650416元，王琼花儿子林诗登学费、生活费53200元。鉴于患者王琼花几近植物人的实际情况，其中伙食补助和营养费并不存在，都包含在医疗费中，故医疗费高达237万元；王琼花的护理都系医院雇请护工照顾，请求护理费不应得到支持。二、受害人应在遭受医疗事故侵害事实确定后一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而林诗登、刘桂英到2018年3月26日才提起诉讼，且又未举证证实该项诉讼请求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林诗登、刘桂英并未就医院在1999年9月8日至2018年1月2日期间的医疗行为与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申请司法鉴定，林诗登、刘桂英应承担无法举证医院对患者王琼花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及王琼花死亡与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恳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诗登、刘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儋州市人民医院向林诗登、刘桂英赔偿各项费用共计2171573.71元；2.案件受理费由儋州市人民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诗登系患者王琼花的儿子、刘桂英系患者王琼花的母亲。1998年10月5日王琼花因病到儋州市人民医院（原名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儋州市人民医院于当晚对王琼花实施手术治疗，在手术过程中王琼花出现昏迷，之后持续在医院进行抢救治疗但并未恢复。1999年9月8日，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琼垦局医发（1999）1号《关于王琼花医疗纠纷的鉴定意见》，认定王琼花医疗纠纷属于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定性理由为“1.临床诊断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明确。2.手术指征明确。3.麻醉选择穿刺部位、麻醉药物选择、用量、辅助用药等无明显过失。4.麻醉中的管理过程，能发现病情变化，但处理不够得力，对病情发展估计不足，技术处理不够成熟，造成麻醉后缺氧性脑病（临床上有急性脑缺氧的表现和后果，已造成急性不可逆性脑缺氧）。5.造成急性缺氧性脑病有关因素与麻醉过程的管理有明显缺陷有关。治疗过程也有加重脑缺氧的可能。总之，麻醉医师临床经验不足（手术医师也存在着临床经验不足）。虽然做出了相应的治疗措施但未能阻止急性脑缺氧的发生、发展过程，急性脑缺氧的发展与其亲属未能充分合作也有一定的关系。王琼花医疗纠纷，经过专家组反复讨论认定，医院有主要责任，该病例主要是技术原因造成的急性缺氧性脑病。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1989）2号文《海南省贯彻国务院的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属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在前述鉴定意见作出后，王琼花继续在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一直呈植物人状态，医院自行负担王琼花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同时，医院自1999年7月开始向王琼花的亲属（包括王琼花母亲刘桂英及前夫林峰）支付王琼花生活费、中草药费、林诗登的学费及生活费至2017年12月止。2018年1月2日，王琼花被宣告临床死亡。在审理过程中，针对在1999年9月8日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意见后至王琼花于2018年1月2日死亡期间内医院对王琼花的治疗和护理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院在该段时间内的医疗行为与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林诗登、刘桂英述称其认为医院在该段时间内的医疗和护理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据此要求医院对王琼花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未提供能够直接证实其主张的证据，经一审释明林诗登、刘桂英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林诗登、刘桂英可申请对医院在前述期间对王琼花的治疗和护理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行为与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大小等问题申请司法鉴定，如林诗登、刘桂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后，林诗登、刘桂英仍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另查明，林诗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系王琼花的前夫，一审法院已于2005年3月30日作出（2005）儋民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准许林峰与王琼花离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中林诗登、刘桂英就王琼花1998年10月5日在儋州市人民医院处就诊过程中遭受医疗过错侵害、后经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代）于1999年9月8日作出鉴定意见确认该次医疗纠纷为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的事实提起诉讼，林诗登、刘桂英该项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患者王琼花于1998年10月5日在儋州市人民医院处接受手术治疗，在手术过程中昏迷，经后续抢救治疗亦未能恢复，经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代）于1999年9月8日作出鉴定意见确认该次医疗纠纷为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和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在本案中，截止1999年9月8日王琼花医疗纠纷的鉴定意见作出时，王琼花因遭受医疗事故侵害的损失已经确定，林诗登、刘桂英至迟应于知晓该鉴定意见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对造成王琼花遭受医疗损害，而林诗登、刘桂英直至2018年3月26日才起诉，且又未举证证实其该项诉讼请求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儋州市人民医院提出的林诗登、刘桂英该部分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成立，对林诗登、刘桂英就王琼花1998年10月5日在儋州市人民医院处就诊过程中遭受医疗过错侵害、后经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代）于1999年9月8日作出鉴定意见确认该次医疗纠纷为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的事实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其次，关于在1999年9月8日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代）作出鉴定意见后至王琼花于2018年1月2日死亡时为止的期间内，儋州市人民医院对王琼花的治疗和护理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儋州市人民医院是否应对王琼花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如林诗登、刘桂英认为儋州市人民医院在1999年9月8日后至2018年1月2日止的期间内对王琼花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林诗登、刘桂英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如林诗登、刘桂英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可就相关事项申请司法鉴定予以明确，在本案中，林诗登、刘桂英并未就儋州市人民医院在1999年9月8日至2018年1月2日期间的医疗行为与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证实，在释明举证责任后，林诗登、刘桂英仍拒绝对儋州市人民医院在相应期间的医疗行为与王琼花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申请司法鉴定，故，认为林诗登、刘桂英并未就其主张的儋州市人民医院在1999年9月8日至2018年1月2日期间对王琼花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的事实尽到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林诗登、刘桂英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林诗登、刘桂英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林诗登、刘桂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58元，由林诗登、刘桂英共同负担。二审中，儋州市人民医院没有提交新证据。林诗登、刘桂英提交证据1王琼花《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王琼花直接死亡原因是感染性休克，根本原因是缺血缺氧性脑病，医疗机构的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证据2三张像片，证明患者十九年来由家属护理的事实。儋州市人民医院经质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审查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儋州市人民医院于2018年1月9日对王琼花死亡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诊断致死的主要疾病1.感染性休克；2.脓毒血症；3.肺部感染（双肺）；4.缺血缺氧性脑病；直接死亡原因是感染性休克；根本原因是缺血缺氧性脑病。王琼花于1967年12月8日出生，非农业户口，住院前为海南省国营西流农场中心小学教师。林诗登于1994年7月15日出生，非农业户口。刘桂英于1937年3月5日出生，非农业户口，系海南省国营西流农场退休工人。儋州市人民医院于2017年12月前已陆续支付王琼花亲属生活费、中草药费、林诗登学费等32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损害责任比例如何确定，各项损失如何计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受害人王琼花于1998年10月5日20时在儋州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实施阑尾炎手术后出现昏迷，经过抢救治疗未能恢复，于2018年1月2日16时20分死亡。王琼花从受损害到死亡的治疗是持续的，期间从未中断过，其死亡是遭受损害后病情发展的结果，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王琼花死亡时开始计算。儋州市人民医院对本案请求权提出超过诉讼时效抗辩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以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于1999年9月8日作出鉴定意见，确认为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时，王琼花因遭受医疗事故侵害的损失已经确定，认为王琼花遭受医疗损害部分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琼花在儋州市人民医院实施阑尾炎手术受到损害后，海南省农垦总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于1999年9月8日作出的琼垦局医发（1999）1号《关于王琼花医疗纠纷的鉴定意见》，认定王琼花医疗纠纷属于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主要是技术原因造成急性缺氧性脑病，医院有主要责任。之后，患者王琼花呈脑死亡、植物人状态持续住院治疗直到2018年1月2日死亡。儋州市人民医院于2018年1月9日对王琼花死亡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诊断直接死亡原因是感染性休克；根本原因是缺血缺氧性脑病。综上，儋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造成王琼花急性缺氧性脑病，持续住院治疗后，因缺血缺氧性脑病、感染性休克死亡，因此，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儋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主要责任。鉴定意见认为急性缺氧性脑病的发展与王琼花亲属未能充分合作有一定关系，故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参与程度，本院酌定由儋州市人民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王琼花自负20%的责任。林诗登、刘桂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身体需要平常饮食以外的营养品而支出费用、遭受损害治疗期间支出的伙食超过平时伙食费用，故对请求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不予支持。患者王琼花呈脑死亡、植物人状态持续住院治疗期间，医疗机构已为王琼花雇请护工，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另行需要他人护理支出费用，故对请求护理费不予支持。王琼花身体损害前为学校教师，有固定收入，林诗登、刘桂英未能证实无法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收入，故对请求误工费不予支持。林诗登已成年，刘桂英为退休人员，而且医疗机构于2017年12月前已陆续支付生活费、中草药费、林诗登学费等320000元，故对请求被抚养人生活费、学费不予支持。儋州市人民法院已免除王琼花医疗费、其他药费及护理人员费用，已支付生活费、林诗登学费等320000元，本院予以照准。根据林诗登、刘桂英主张及提供证据，参照海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度统计数据，确认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林诗登、刘桂英主张569060元；按照海南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666980元（33349元×20年）；林诗登、刘桂英主张少于该标准，应视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照准。儋州市人民医院承担80%赔偿责任，故承担死亡赔偿金455248元（569060元×80%）。2.精神损害抚慰金,林诗登、刘桂英主张100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因王琼花死亡对亲属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但主张100000元过高，结合本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支持30000元，对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儋州市人民医院应赔偿数额为485248元（455248元+30000元）。综上所述，林诗登、刘桂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3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二、儋州市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林诗登、刘桂英损失485248元。三、驳回林诗登、刘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8元，共22316元；由林诗登、刘桂英负担17329元，由儋州市人民医院负担49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慧明审判员 周翼腾审判员 雷琼艳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曦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共3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