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246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锡忠，男，196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艟，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106号。法定代表人：曾幼文，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802室。法定代表人：李正东。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曾远文，男，196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兰香，女，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曾幼文，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东，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路翠湖街2-5号中庭负一层商场。法定代表人：李兰香，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岳秋，男，196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该公司员工。一审第三人：广州市华易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30号首层。法定代表人：李远峰，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艟，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斐然，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广州市炫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东平大道1号东泰大厦819房。法定代表人：曾良珍，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斐然，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黄康钜，男，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艟，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斐然，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胡泽峰，男，汉族，1983年3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斐然，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周锐城，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上诉人李锡忠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公司）、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广州市华易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公司）、广州市炫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琳公司）、黄康钜、胡泽峰、周锐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2日进行庭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锡忠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粤0112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并直接改判支持李锡忠全部诉讼请求。1.判令南国公司偿还本金7870万元、利息983.75万元(按月息2.5％计算，从2015年3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24日)、逾期利息(按月息3％计算，从2015年8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隆仕公司对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李锡忠对隆仕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猛涌村105国道西侧(综合楼)的房产(建筑面积16873.94平方米，产权证号：粤房地权穗字第0210227237)享有第二顺位优先受偿权；3.判令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对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的案件保全费、律师费（其中首期律师费人民币10万元及诉讼保全担保费用24万元）等由南国公司、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共同承担。二、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南国公司、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存在错误，且存在严重漏查情况。1.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借款之前的六笔旧债的真实情况，根据李锡忠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已经能充分证明华易公司作为实际出借人与南国公司等之间在涉案借款前就已经存在合计共六笔旧债尚未归还。截止2015年3月25日（划款日），六笔旧债务的本息合计为人民币78700001元（其中本金人民币7295万元，利息人民币5750001元）；李锡忠与南国公司等签署《联保借款合同》的目的在于归整六笔旧债，避免混乱，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审查属于严重查明事实不清及遗漏查明事实的情况。2.一审法院漏查涉案借款的真实原因。本案是各方通过民间俗称的“借新还旧”方式将六笔旧债务规整为一笔债务，假设并非此用途的话，前期已经存在7870万的债务尚未归还，华易公司根本不可能以李锡忠名义重新向南国公司等出借金额相同的7870万元的款项用于其他用途，显然也不符合客观逻辑。而南国公司等提供的证据无论从时间、事实方面都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其陈述的是为缴纳佛山市禅城区汾江路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及前期开发费用。一审法院在未能清楚查明借款原因的情况下而作出判决，明显属于错查和漏查主要事实情况。3.南国公司等关于将银行卡、身份证、银行密码、U盾移交胡泽峰的理由自相矛盾，也与客观事实和历史交易情况不符。（1）南国公司等在一审庭审时关于将银行卡、身份证、银行密码、U盾移交胡泽峰的理由是自相矛盾的；（2）即便根据南国公司陈述的“为了方便李锡忠及华易公司预先扣除900多万的借款利息”，而根据证据显示对方账户中并不存在900多万存款，且如需要提前扣除根本不需要曾幼文将银行密码、U盾等交付胡泽峰。（3）华易公司与南国公司等自2012年开始产生民间借贷关系，此前的全部借款中均未出现过提前扣除利息的情况，同时根据后续的转账情况，包括金额、备注用途都可以明确该款与六笔旧款的关系，而并不存在提前扣除利息的可能。4.根据相关证据及庭审情况，南国公司等明显是同意并知道该涉案借款7870万元是用于偿还旧债的客观事实。具体如下：(1)根据从银行调取的相关证据显示，曾幼文尾号1712账户办理了“手机短信告知业务”，即银行对该账户的所有交易信息（包括进账和出账）肯定第一时间推送给曾幼文，而曾幼文完全知道该信息的存在及交易事实，但曾幼文在原一审、二审自称不知情显然是说谎。(2)南国公司等持有农业银行的“《业务委托书》”客户联的原件。该银行资料实际是胡泽峰办理完银行交易手续后交付给南国公司等的，南国公司等也明确在2015年3月26日即收到上述银行资料。该“《业务委托书》”中对于款项的去向、金额、用途均描述的非常清晰，南国公司等显然已第一时间知道上述转款的真实过程及情况，根本不可能存在南国公司等陈述的一直不知道转账的事实，南国公司等对此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和争议，显然上述转款符合南国公司等的委托要求。(3)如果胡泽峰违背南国公司等的意愿转款，显然不可能第一时间将该农业银行的“《业务委托书》”客户联的原件交付南国公司等，南国公司等也不可能掌握该原件。综上证据及理由，结合南国公司等自相矛盾、也严重不符合逻辑的陈述，进一步证明了各方之间执行民间俗称的“借新还旧”方案规整涉案借款符合客观逻辑。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案件情况，虽曾幼文账户余额最后未有明显变动，但此也正好符合涉案借款确实是“通过借新还旧方式规整旧债”的目的，一审法院仅根据此来判定借款人未实际收到借款明显缺乏依据。2.新、旧债务实际主体相同，金额相同，应当认定为“借新还旧”。(1)新旧债务的表面出借人虽为华易公司、炫琳公司、黄康钜、李锡忠，但实际出借人为华易公司，各方也明确了该华易公司为规避监管而利用各表面出借人名义出借的款项，这也是审判中法院确认的事实。同时，实际的借款人也为南国公司等，曾幼文、曾远文利用南国公司等名义进行借款并相互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仅简单粗暴地以主体不同而认定为不同的借款关系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法院法定的审判、核查职能。(2)根据证据中的银行账单记录可知，在曾幼文账户收到款项后的各笔划出金额及备注情况可知，新债务的金额为7870万元，与旧债务的本息总金额相同，该金额的产生是各方通过原借款合同约定利息结合出借本金、期限计算出来的，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核算以确定该金额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客观性，而不应仅以南国公司等不确认该金额为由而否认其准确性。事实上按照旧债务的统计，截止至涉案借款的划转日，该旧债的本息金额确实是78700001元，与新债的7870万元金额基本一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而错误的将旧债与新债割裂开来判断而作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李锡忠的合法权益，鉴此，恳请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支持李锡忠的上诉请求。后李锡忠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案涉六笔旧债的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还款人均具有同一性，具备归整成新债的事实基础。（一）六笔旧债的实际出借人为华易公司。虽然六笔旧债的名义出借人为华易公司、炫琳公司、黄康钜，但一审法院已查明，“李锡忠与华易公司、黄康钜、胡泽峰、炫琳公司均确认该几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均为华易公司，并确认所有涉案的债权人的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华易公司”。所以，六笔旧债的实际出借人具有同一性，均为华易公司。（二）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身份混同，并且通过股权投资及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关系形成利益一致的债务主体。六笔旧债中，借款人、指定收款人、担保人身份混同，一般互为借款人或担保人。曾远文在不以借款人身份出现的情形下，其均作为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包括案涉《联保借款合同》项下，曾远文也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隆仕公司在案涉第五笔旧债中作为借款人，在案涉第四、五、六笔旧债中均为指定收款人，且其在案涉第三、六笔旧债中及案涉《联保借款合同》也作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李兰香不仅是案涉五笔旧债作为担保人，也是案涉《联保借款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上述主体关系密切，金诚公司的股东是曾远文与李兰香，二人系夫妻关系，曾娜与曾超系其二人的子女，隆仕公司与南国公司的大股东分别为曾超（90%）与曾娜（99%）。同时，曾幼文作为曾远文与李兰香指定的代理人，虽不持有隆仕公司、南国公司的股份，但在2016年之前担任隆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担任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锐城是曾远文的员工，曾丽是曾远文的女儿。曾远文等通过股权投资、相互间亲属关系形成了利益一致的关联主体。综合上述人物关系亦可见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或指定收款人还款人身份混同，通过投资关系、夫妻、父母子女等关系形成利益一致的债务主体。（三）新债的债务主体一致，只是借款人、担保人进行了互换，但在实际承责方面是一致的。在案涉第三、五、六笔旧债中，南国公司作为担保人为曾远文、隆仕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责任。在新债中，南国公司从担保人变为借款人，而前述借款人则变成担保人。从案涉六笔旧债对应《贷款联保担保合同》约定的内容看，借款人直接还款责任与担保人连带责任在实际承责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先后与主从之分，并且《贷款联保担保合同》均约定借款展期无需经联保人同意，联保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尽管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还款人具有表面上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已联合成一致债务行动人，与六笔旧债的出借人认可六笔旧债的同一性，使得六笔旧债具备规整为新债的事实基础。二、华易公司与债务主体参照银行“借新还旧”交易方式对旧债进行清理，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为了规避监管，参照银行“借新还旧”交易方式，六笔旧债规整为《联保借款合同》项下的新债。六笔旧债中，五笔旧债的金额均超过500万元，由华易公司直接出借的两笔旧债金额高达5500万元，而华易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根据《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其出借给同一贷款人的借款金额不得超过500万元。同时，六笔旧债的名义借款主体过多，债权债务关系容易混乱。为了逃避监管和处罚以及方便管理借款关系，经与六笔旧债的债务主体协商，将六笔旧债规整成一笔新债。经各方确认，六笔旧债截止至2015年3月25日的剩余借款本息合计78700001元。因此，2015年3月25日，由华易公司指定李锡忠与六笔旧债的债务主体指定的南国公司签订《联保借款合同》，将旧债78700001元统一成一笔新债7870万元，利息维持旧债的标准2.5%，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编码规范》明确我国金融机构的范围不仅涵盖传统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金融机构，同时也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借新还旧”是商业银行在收、放贷过程中常见的操作方式。华易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参照商业银行“借新还旧”交易方式对案涉六笔旧债规整为《联保借款合同》项下的新债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二）华易公司于《联保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出借义务。根据《联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出借款项应支付至曾幼文在农行金碧华府支行的账户62×××12。华易公司按照约定于2015年3月25日分四次支付至前述账户，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出借义务。（三）曾幼文以实际行为偿还了案涉六笔旧债。曾幼文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U盾均交由华易公司的员工胡泽峰，由胡泽峰代曾幼文操作偿还旧债的手续。根据李锡忠一审提交的原债务统计表以及南国公司一审提交的曾幼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可知，2015年3月25日从曾幼文账户的每笔还款数额均与六笔旧债一一对应，相应注明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也与六笔旧债一一对应，除曾幼文自身偿还案涉第四笔旧债没有进行转账备注外，其余代金诚公司、周锐城、曾远文、隆仕公司还款的八次转账均有明确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三、曾幼文的收款、还款行为印证了各方存在事实上“借新还旧”合意。（一）曾幼文知道旧债的存在并代表南国公司缔结新债的合同。如前所述，曾幼文与南国公司等关系密切，案涉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还款人身份混同。曾幼文在2016年之前担任隆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一直担任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第四笔旧债中，曾幼文作为借款人，并指定隆仕公司作为收款人，而隆仕公司亦是案涉第五笔旧债的借款人；案涉第三、五、六笔旧债中，曾幼文作为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签订三份《贷款联保担保合同》。由此可见，曾幼文清楚知悉旧债的存在。本案新债的借款人是南国公司，曾幼文作为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李锡忠签订《联保借款合同》，同时作为隆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联保借款合同》及《借款抵押合同》上签字。（二）胡泽峰根据授权完成偿还旧债的手续应视为曾幼文本身从事的交易。如前所述，曾幼文提前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以及U盾交给胡泽峰，曾幼文交付上述物件的行为应视为对胡泽峰的无限授权。经咨询经办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若受托人持有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以及密码，无需委托人到场或者出具书面文件，受托人即可完成委托人委托的事项。其中，若转账金额超过50万元，银行会致电委托人核实情况后方可进行相应的转账操作。无论从委托代理亦或是银行交易规则，胡泽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曾幼文承受；即曾幼文在收到华易公司的借款后，又完成了案涉六笔旧债的还款；曾幼文的行为是在实现各方主体达成的借新还旧的合同目的。而且胡泽峰在手持曾幼文账户、密码、U盾等的情况下，其本可以在电脑中完成六笔旧债的偿还事宜，但仍前往银行柜台，由中立的第三方银行完成汇款事宜，且仅完成六笔旧债的偿还事宜。（三）曾幼文事中以及事后的行为也再次确认“借新还旧”的合意。根据李锡忠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曾幼文“个人消息服务合约查询”显示，曾幼文账户办理了“手机短信告知业务”，金额起算点为0元，即只要曾幼文账户有超过0元的交易，其手机能立即收到相应的交易信息。案涉新债转入和旧债转出的金额超过了1亿元，银行一定会及时地将信息推送给曾幼文，而曾幼文一直知悉正在进行交易的实际情况。其次，曾幼文的账户余额在借款当天发生了变化，而并非其所称的第二日到银行查询账户余额并未发生变化。因还旧债金额为78700001元，新债金额为7870万元，当“借新还旧”手续完成后，曾幼文的账户余额从4609.96元变成4608.96元。如前述，该余额变化已超过0元，银行一定会将该余额变化信息推送给曾幼文。再次，曾幼文账户余额仅有4609.96元，根本无法用于偿还或预扣900多万的利息。更何况，合同约定每月20日结算利息，且六笔旧债并无预扣利息的习惯。因此，曾幼文全程知悉“借新还旧”转账事实的存在，但并未向银行投诉或者要求银行停止手续的办理，而其为了逃避债务，不惜多次变更其关于将身份证、银行卡等交给华易公司。（四）南国公司等的陈述以及行为确认“借新还旧”的存在。1、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时，南国公司等能清晰地还原“借款还旧”的过程。原审一审第一次开庭前，李锡忠与南国公司等提交的关于“借新还旧”的银行凭证仅有李锡忠转账给曾幼文、曾幼文转账还款给黄康钜、华易公司的银行凭证，未有任何材料显示黄康钜曾将款项回转给李锡忠。但是，南国公司等在原审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却能清楚地陈述曾幼文将款项转账给黄康钜之后，黄康钜将款项转给李锡忠，且南国公司等非常确定李锡忠出借的起始金额仅有2500万元。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南国公司等清晰地知悉“借新还旧”合意的存在，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支持其说法时，清晰地还原“借新还旧”的过程。2、南国公司等称其持有的曾幼文农业银行账户“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的客户联原件系从银行调取，是虚假陈述。曾幼文对此问题前后多次陈述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原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曾幼文陈述其于第二日就已取回相关材料去银行进行查询；原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又称材料是其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去银行调取出来的；重审一审时，曾幼文又改称，胡泽峰完成三角转账之后很久才把上述材料交给曾幼文。众所周知，银行办理柜台业务时均会向客户出具客户联原件。由于“借新还旧”的手续系胡泽峰办理的，且根据银行规定，该客户联原件本应由办理业务的客户即胡泽峰持有，银行留存其他联。无论是曾幼文的何种说法均无法合理说明其为何持有“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的客户联原件，但南国公司等却持有原件，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也就更加印证了胡泽峰关于办理转账手续后，当即将身份证、银行卡包括客户联原件等材料归还给曾幼文的说法。也就是说，曾幼文于第二日就已取得客户联原件，但其没有向银行投诉、举报，说明南国公司等授意“借款还旧”的进行。鉴此，华易公司相关主体与南国公司等的共同行为已经明确地表明各方存在“借新还旧”的合意。四、重审一审判决无视发回重审裁定的具体要求，武断地割裂旧债与新债间明确的联系，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一）原二审裁定对案涉借贷关系的审查方向作了明确要求。原二审裁定认为，“涉案借款金额巨大，款项流转及多人多环节，一审李锡忠与被告对涉案借贷关系发生的原因、款项来源、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陈述不一致，一审未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综合判断，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因此裁定发回重审。（二）重审一审判决机械地割裂旧债和新债的关系，仅对《联保借款合同》的构成要件进行表面的判断，违反原二审裁定的要求。本案重审一审已查明，新债以及六笔旧债的实际出借人均为华易公司。正是各方约定“借新还旧”，在六笔旧债大部分未偿还的情况下，华易公司才同意通过李锡忠的名义再次出借7870万元，而各方才会配合新债的借出以及不厌其烦地多次通过曾幼文的账户偿还六笔旧债，而且六笔旧债的借款人也不再向六笔旧债的名义出借人偿还款项。也正因为各方约定“借新还旧”，在原一审李锡忠败诉的情况下，李锡忠遵守各方的约定，仍然坚持本案诉讼，而非立即针对六笔旧债另行起诉。但重审一审判决仍采取原一审的态度，完全无视原二审裁定中的指示，完全无视旧债与新债的诸多关联关系，机械地割裂旧债和新债的关系，仅凭旧债与新债表面上的借款人、担保人的主体不一致认定各方之间不构成“借新还旧”，导致判决错误，严重地损害了李锡忠的合法权益。综上，李锡忠与南国公司等存在“借新还旧”的合意，双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锡忠已将款项实际出借给南国公司等，借款早已到期，南国公司等依法承担向李锡忠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李锡忠的全部上诉请求。南国公司辩称：其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本案是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涉案合同虽然约定借款7870万元，但是实际上是用2500万来回三角转圈，转了三圈半，最终全部资金都被李锡忠以及华易公司指派的人划走，全部资金回到了李锡忠账户。其没有借到一分钱，指定的账户也没有发生变化。从证据看，出借人不具备7870万元的出借能力，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也没有出具借到款的凭证，不是一个真实的借贷，出借人没有履行出借的义务。二、借新还旧不成立。理由如下：一、新旧债务的出借人、借款人、保证人等主体不同，其在6笔债务中并不是借款人，南国公司因为资金困难，在佛山的土地没有资金交土地出让金，所以才想再借7870万。二、在三角转账时，李锡忠所称的旧债有3笔没有到期，不存在借新还旧。三、旧债和新债的金额不同。6笔旧债并无对账，也无结算，如果没有偿还，旧债的债权人可依法提起诉讼，李锡忠的统计没有任何依据。四、李锡忠没有举证证明新旧债务的各方签订代付代还协议，而且新旧债务的主体不一样，李锡忠并无证明履行了任何一个手续。五、胡泽峰是华易公司的员工，即李锡忠的同事，也是李锡忠的一个代理人，因此曾幼文事前并无授权胡泽峰将款项划走或者还旧债，事后也没有追认该行为。因此，应由华易公司、李锡忠、胡泽峰自行承担划款责任。六、华易公司、李锡忠也是专业贷款人，为何不签订各项代付代偿或转让协议，抵押房产登记，也没有南国公司提供的借到款的确认书或者借据，李锡忠的所谓规避监管完全有违常理。案涉款项金额巨大，如何规避监管，李锡忠起诉时没有披露三角转账的事实，为何多次开庭后，其才披露三角转账的事实，而且是由其同事划走。最后，南国公司在涉案借款之前，已经拍下了佛山的一个地块，在一审期间也提交了土地出让合同，还有关于地块的复函作为证据，但李锡忠没有履行出借义务，因没借到钱，地块也没有开发，损失惨重。其不是旧债的借款人，不可能放弃地块而为他人还旧债，与事实和法律不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锡忠的全部诉讼请求。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经本院合法传唤，其没有到庭也没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曾幼文辩称：一、其同意南国公司的答辩意见。二、1.关于李锡忠所谓的无限授权说法，是不成立的。授权的法律行为，一般情况下必须有书面授权，尤其是本案，涉及巨额的款项，尤其得有书面授权。为何银行能够在没有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是曾幼文本人，而是持有其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就能完成转账，是由于银行本身制度决定的，不是由于授权。即便这些是偷来的，银行也一样认。所以，无限授权是不成立的。为何曾幼文的身份证等原件会交给对方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扣利息方便，二是因为债务人的弱势地位造成的。2.关于借新还旧不成立的理由：原一审时在李锡忠的三角转账被揭穿之前，其对所谓的借新还旧只字未提，揭穿之后才说是借新还旧。所谓借新还旧，李锡忠的补充上诉意见里说到了合意，其实合意从来没有的。依据合同法等法律，合意的形成必须有书面，但目前仍没有相关书面文件。3.本案借款是虚假的，是套路贷。相关钱款从李锡忠账户出来后，在曾幼文的账户过一下，李锡忠就来起诉。金诚公司辩称：其同意南国公司及曾幼文的答辩意见。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非常清楚，李锡忠的主张纯粹混淆视听，没有证据显示李锡忠与金诚公司之间存在旧债。即使按照李锡忠的主张，华易公司是实际出借人，那么，金诚公司与华易公司仅仅有一笔旧债，其他所谓的五笔旧债与金诚公司也毫无关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组织各方对所谓六笔旧债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并在判决书中作了相应的认定，不存在漏查的问题。二、李锡忠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其认为“新旧债务实际主体相同、金额相同，应当认定为借新还旧”。金诚公司认为其主张明显不能成立。(一)李锡忠主张的涉案借款(新借款)纯属走帐，而不是真正的借款。李锡忠实际上没有履行《借款合同》的出借义务。李锡忠及第三人黄康钜、胡泽峰均系第三人华易公司的员工，李锡忠、黄康钜的涉案帐户都是华易公司控制和使用的帐户。黄康钜、胡泽峰在同一天极短时间内，操作多次来回转帐，每笔转帐时间仅相差几分钟。李锡忠以帐上仅有的2500万元，先从李锡忠帐户转入曾幼文帐户(黄康钜经手办理)，再从曾幼文帐户即时转入黄康钜帐户或华易公司帐户(胡泽峰办理)、再从黄康钜帐户转入李锡忠帐户(黄康钜经手办理)，然后再进入下一转帐循环；李锡忠分别以2500万元、2500万元、2500万元、370万元转了三个半来回，在曾幼文的帐户走帐凑足帐面流水7870万元。最后5243667元款项转回华易公司帐户，其他款项全部转回李锡忠帐户，最终结果在曾幼文帐户没有留下一分钱借款。显然，李锡忠主张的所谓涉案借款纯属走帐，实际上是在华易公司操控下的虚假借款，而不是真正的借款。(二)本案根本不存在“借新还旧”的问题。事实理由如下：l.新、旧债务的借款主体完全不同。李锡忠与南国公司是本案新债的借款关系的主体，与李锡忠主张的所谓六笔旧债“金诚公司、周锐城、曾远文、曾幼文、隆仕公司、曾远文分别欠华易公司、炫琳公司、黄康钜、炫琳公司、华易公司、炫琳公司的债务本息合计为7870万元”的借款关系的主体，两者完全不同。南国公司不是6笔旧债的借款人，且只有其中三笔旧债南国公司属于担保人，而金诚公司只是其中一笔旧帐的借款人，其余五笔根本与金诚公司无关。2.新、旧债务金额不同。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7870万元，而李锡忠主张的所谓六笔旧债的本息为78700001元。事实上，旧债是否还欠帐，有待各方对帐结算。但这些旧债的本息金额是李锡忠单方为了本案诉讼凑合统计的结果，其统计本息未经各方对帐结算，也忽略债务人已经偿还的款项，完全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旧债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已还款项从未结算过。债权债务金额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且金诚公司作为其中一笔大额借款的债务人都不清楚有人替自己还债，说不上“借新还旧”。3.涉案新债的借款用途明显不是用于借新还旧。从李锡忠提供与南国公司的借款合同可以看出，用途明显用于流动资金，不是还款。而且其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借款用途也是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解决公司的资金困境。说明“借新还旧”是李锡忠的单方说词，完全不符合双方约定，也就是说所谓的借新还旧根本不存在。4.新、旧债务的各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债权债务转让或代偿协议。李锡忠主张借新还旧，在如此复杂的借款主体情况下，当事人并没有形成任何借新还旧的多方协议。也就是说，借新还旧根本无从谈起。5.各方也没有签订任何“委托支付协议”。从李锡忠提供的所谓旧债的借款材料中可以看出：借款需要经过特别授权才能转给第三人。而作为新债的借款人南国公司，并没有出具书面意见或委托，也没有按华易公司通常的操作规则订立“委托支付协议”，让李锡忠去偿还上述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债务。6.所谓的“借新还旧”，表面上好像有人替金诚公司还债，金诚公司应该高兴才对，但其实不然。因为金诚公司与华易公司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为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后肯定有多次还款。然而这种所谓“借新还旧”需要金诚公司背负7870万元的债务，李锡忠其行为明显在损害债务人的权益。金诚公司既不知道，也不同意。综上所述，金诚公司与华易公司的借款关系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完全与本案无关，李锡忠主张的“借新还旧”也根本不存在。因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李锡忠的上诉请求。华易公司述称：其同意李锡忠的意见。炫琳公司述称：其同意李锡忠的意见。黄康钜述称：其同意李锡忠的意见。其在原审一审时并无提交其账户的明细，但是南国公司等在原审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却能清晰陈述曾幼文将款项转给其之后，其再将款项转给李锡忠，这显然是无法成立的，只能说明南国公司等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各方是存在借新还旧的合意。胡泽峰述称：其同意李锡忠意见并补充如下：各方均确认曾幼文将各资料交给其，而合同法关于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合同可以以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以及事实行为确定合同关系。曾幼文将该身份证、银行卡、密码、U盾交给其，就是以事实行为对其无限授权。根据最高院的规定，空白的授权委托交给相对方都可视为对合同的无限授权。曾幼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悉其法律后果。结合银行相关规定，曾幼文是无限授权胡泽峰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偿还款项。周锐城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李锡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南国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870万元、利息983.75万元（按月息2.5%计算，从2015年3月25日起计至2015年8月24日）、逾期利息（按月息3%计算，从2015年8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二、判令隆仕公司对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李锡忠对隆仕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猛涌村105国道西侧（综合楼）的房产(建筑面积16873.94平方米，产权证号：粤房地权穗字第0210227237)享有第二顺位优先受偿权；三、判令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对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南国公司、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锡忠是第三人华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及公司监事。2015年3月25日，华易公司以李锡忠的名义与南国公司、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签订《联保借款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南国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李锡忠借款人民币78700000元，期限为五个月，自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止，借款指定划入曾幼文在农行金碧华府支行的账号62×××12，月利率为25‰，按日计息，每月20日结息支付，逾期在原借款利息基础上加收30%。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对南国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南国公司欠息达两个月（含）以上的，李锡忠有权宣布合同立即到期，立即偿还所欠贷款本息，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向李锡忠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同日，华易公司又以李锡忠名义与南国公司及隆仕公司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主要内容为：“隆仕公司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猛涌村105国道西侧(综合楼)的房产(建筑面积16873.94平方米，产权证号：粤房地权穗字第0210227237)抵押给李锡忠”。南国公司称其借款目的为用于缴纳其拍下的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汾江路东侧、城门头路南侧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并提交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于证明其主张。李锡忠与第三人华易公司、黄康钜、胡泽峰、炫琳公司称签订《联保借款合同》系为了将与华易公司及众被告相关联的多笔借款进行归整，以使混乱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化，并以此使华易公司逃避国家对小额贷款上限的相关监管与处罚。李锡忠与华易公司、黄康钜、胡泽峰、炫琳公司均确认该几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均为华易公司，并确认所有涉案的债权人的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华易公司。此几笔借款具体如下：一、华易公司借款50000000元给金诚公司，借款期限为8个月（自款项实际到账日起算），月利率为2.5%，担保人为曾远文、李兰香、曾东方、李运新，借款本金分别于2012年7月27日（转账10000000元）及9月17日（转账40000000元）已支付；二、炫琳公司借款1500000元给周锐城，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款项实际到账日起算），月利率2.5%，担保人为曾远文，借款本金已于2014年3月7日支付；三、黄康钜借款5200000元给曾远文，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款项实际到账日起算），月利率2.5%，担保人为隆仕公司、南国公司、李兰香，借款本金已于2014年9月29日支付；四、炫琳公司借款6000000元给曾幼文，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款项实际到账日起算），月利率2.5%，借款本金已于2013年9月18日支付。五、华易公司借款5000000元给隆仕公司，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款项实际到账日起算），月利率1.7%，另有每月0.8%的咨询服务费，担保人为南国公司、李兰香、曾远文、曾丽、曾超，借款本金已于2014年12月29日支付；六、炫琳公司借款5250000元给曾远文，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款项实际到账日起算），月利率2.5%，担保人为隆仕公司、南国公司、李兰香、曾丽、曾超，借款本金已于2014年12月29日支付。李锡忠提交《原债务统计表》一份，上载明以上六笔借款至2015年3月25日时的本息共为78700001元，与《联保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一致；南国公司、曾幼文及金诚公司对该统计表不予认可，因为该统计表系李锡忠单方面制作，未与六笔债务的借款人及担保人等进行对账确认，且部分债务人在期间有还过部分款项。《联保借款合同》签订当日，曾幼文即将其银行卡、密码、身份证、U盾等资料交给胡泽峰。曾幼文称系李锡忠与华易公司要求其将上述资料交给胡泽峰，原因在于为了方便李锡忠及华易公司预先扣除900多万的借款利息。李锡忠与华易公司、黄康钜、胡泽峰、炫琳公司则称是为了按约定完成“借新还旧”。《联保借款合同》签订当日，黄康钜从李锡忠账户转账25000000元到曾幼文的账户，胡泽峰立即从曾幼文账户该款分五笔（分别为：6475000元、5611667元、1618750元、5630625元、5663958元）转回黄康钜账户，黄康钜将该25000000元转入李锡忠账户，其中5611667元转账用途备注为“代曾远文还款”，1618750元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周锐城还款”，5630625元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还款”，5663958元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还款”。完成上述操作后，黄康钜又从李锡忠账户转账25000000元到曾幼文的账户，胡泽峰立即从曾幼文账户将该款转回黄康钜账户，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还款”，黄康钜又再将该25000000元转入李锡忠账户。完成上述操作后，黄康钜再从李锡忠账户转账25000000元到曾幼文的账户，胡泽峰立即从曾幼文账户转账23294375元至黄康钜账户，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还款”，黄康钜又再将该款转入李锡忠账户。完成上述操作后，黄康钜再次从李锡忠账户转账3700000元到曾幼文的账户，胡泽峰立即从曾幼文账户转账5243667元至华易公司账户，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还款”，转账161959元至黄康钜账户，转账用途备注为“代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利息”。黄康钜称其以上操作均系受华易公司的指示，胡泽峰称其以上操作系受南国公司等主要是曾幼文的委托。曾幼文、金诚公司与南国公司均否认授权胡泽峰进行上述操作，并称不知晓胡泽峰的上述操作行为。李锡忠称隆仕公司与南国公司在2015年3月时的法定代表人是曾幼文，而实际控制人是曾远文，股东有曾超、曾娜。金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兰香，股东有李兰香与曾远文，实际控制人为曾幼文。曾娜和曾超是李兰香与曾远文的子女，李兰香与曾远文是夫妻关系。周锐城是曾远文的员工。《借款抵押合同》中约定的由隆仕公司提供用于抵押的房产并未由双方当事人办理抵押登记。以上事实有《原债务统计表》、《借款合同》、《贷款联保担保合同》、《保证合同》、《委托支付协议》、银行业务委托书、《融资咨询服务合同》、《借款抵押合同》、三份股东会决议、情况说明、农业银行交易对手信息申请表与明细清单、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原审笔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证据及双方当庭陈述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锡忠与南国公司、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及李锡忠与南国公司及隆仕公司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约定过高外，其余条款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华易公司才是《联保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李锡忠只是在合同上署名的名义上的出借人，但华易公司明确表示同意李锡忠以李锡忠身份起诉，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锡忠与华易公司是否已按《联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借款人南国公司履行了支付借款本金的义务。首先，从李锡忠账户及双方当事人指定的收款人曾幼文的账户变动情况来看。李锡忠账户上只有2500万元，于当日分多次短时间内由黄康钜操作转到了曾幼文账户上，但是又通过胡泽峰持有的曾幼文的网银、U盾、身份证等资料，立即转出至黄康钜账户，再由黄康钜转回给李锡忠，该款来回转账，均是华易公司员工黄康钜与胡泽峰操作，南国公司、曾幼文及金诚公司均表示不知情。曾幼文账户在一天之内经过多笔转入与转出，最后余额并未有任何变动，亦即单从帐户情况来看，借款人并未实际收到《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7870万元。其次，李锡忠及华易公司所称的“借新还旧”是否存在。“借新还旧”是指旧的借款到期后不能收回，双方当事人合意产生一笔新的借款用于归还或者部分归还原借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就本案案情来看，并不成立“借新还旧”，理由如下：一、新债与旧债的主体不完全相同。六笔旧的借贷的出借人分别为华易公司、炫琳公司、黄康钜，借款人分别为金诚公司、周锐城、曾远文、曾幼文、隆仕公司，担保人分别为曾远文、李兰香、曾东方、李运新、隆仕公司、南国公司、曾超、曾丽；《联保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为李锡忠，借款人为南国公司，担保人为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隆仕公司、金诚公司。即使新、旧债的出借人之间、债务人之间与担保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各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在法律意义上均为独立的个体或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并对自己的行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能因为存在关联关系就将其等同混淆。二、李锡忠未举证证明新债与旧债金额相同。李锡忠与华易公司称旧的六笔借款通过《联保借款合同》的签订已清偿完毕，但是旧的六笔借款金额不同，借款期限也不同，出借人、借款人与担保人也不同，李锡忠仅提供了一份其单方面制作的《原债务统计表》，称六笔旧债务截止至2015年3月25日的本息总和与《联保借款合同》的本金一致，但该债务统计表并未得到六笔旧借款的借款人的确认，借款人及担保人在期间是否有过部分还款，利息计算是否准确等情况，均未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对账。三、李锡忠未举证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就“借新还旧”达成了合意。“借新还旧”的核心要素需要旧债的当事人之间、新债的当事人之间，且新、旧债的当事人之间就“借新还旧”达成了一致意见。就现有情况来看，仅华易公司一方，含李锡忠、黄康钜、胡泽峰、炫琳公司单方面称《联保借款合同》系为了清偿与归整旧的债务，但是借款人一方南国公司、曾幼文、金诚公司均明确表示不知晓借新还旧事宜，而华易公司未提供任何书面文件证明各方当事人就借新还旧达成了合意，胡泽峰也未提供书面文件证明其对曾幼文账户的操作系经过了曾幼文的授权。《联保借款合同》中未提及任何借新还旧事宜，新债借款人南国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也明确了新债借款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解决公司资金困境”，而非清偿或代其他旧债债务人清偿旧债务。仅凭华易公司一方的单方面陈述，而无任何合意的书面文件，不能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就借新还旧达成了合意。同时，由于新借款与旧借款的出借人与借款人并不完全一致，即使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之间存在关联，但如上所述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之间均为独立个体，各自借（或担保）的金额也不尽相同。《联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与旧的六笔债务中的借款人之间实质为债务转让关系，而《联保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与旧的六笔债务中的出借人之间实质为债权转让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李锡忠并未举证证明由南国公司承受旧的六笔借款债务，及原债务人将债权转让给李锡忠事宜已通知了南国公司及各担保人，李锡忠称曾幼文账户的变动情况已经收到了银行发出的通知，首先李锡忠未举证证实曾幼文确系收到了账户变动通知；其次，即使收到了通知，该通知也系一种事后的通知，而非事前；再次，即使曾幼文确已收到了通知，在身份证、银行卡和U盾等资料均在胡泽峰控制的情况下，且在一天之内的短时间内，其并无法阻止胡泽峰的操作行为；最后，即使曾幼文确系收到了通知，但并不能代表其他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也收到了通知。综上，该债权转让对《联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及担保人其实并未生效。四、李锡忠所称的“借新还旧”操作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1.本案借款涉及本金7870万元，金额巨大，但是却没有任何“借新还旧”的书面合意文件，也没有借款人出具的收据等，也未对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即使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真如李锡忠所述是多年的老乡与朋友关系，但涉及如此巨额借款的“借新还旧”而无书面文件，明显不符合常理。2.如果是“借新还旧”，只需要且核心内容也是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以新的借款归还旧的借款即可，而不需要真的在表面上完成新的借款本金的支付。但本案中华易公司一方在没有书面合意的前提下，却以2500万元，多次转入曾幼文账户，而又通过三角转账的方式转回华易公司控制的李锡忠账户，有“多此一举”之嫌。3.旧的六笔债务涉及的借款人与担保人更多，且当中不乏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担保人，但是《联保借款合同》中涉及的担保人明显少于旧的六笔借款的担保人，而抵押房产也未办理登记，从贷款回收的保障性来说，旧借款要优于新的借款，这也不符合常理。综上，虽然李锡忠与南国公司等之间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与《借款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李锡忠并未实际履行《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的支付借款本金的义务，其所主张的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支付借款本金的主张也并不成立，其要求南国公司等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求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锡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448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李锡忠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南国公司成立于1980年3月20日，曾幼文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曾娜、李育环为该公司股东，曾娜持股比例99%，李育环持股比例1%。二、金诚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2日，李兰香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李兰香、曾远文为公司股东，曾远文持股比例60%，李兰香持股比例40%。三、隆仕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16日，李正东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曾超、李正东为公司股东，曾超持股比例90%，李正东持股比例10%；2016年1月16日，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由曾幼文变更为李正东。四、曾远文与李兰香系夫妻关系，五华曾氏宗祠重修纪念册《宗圣重光》一书记载，曾丽、曾娜、曾超系两人子女。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和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迁移证及户成员信息显示，李兰香与曾丽、曾超的户籍住址一致，均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仙台路1号东风雅台6座5A，李兰香与曾丽是母女关系，李兰香与曾超是母子关系。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显示，曾远文与曾娜是父女关系，曾远文为户主。曾幼文确认其与曾远文系堂兄弟关系。五、李锡忠主张六笔旧债的还款情况如下：1、2012年12月20日，金诚公司向广州市科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霖公司）付款1250000元；2、2013年1月21日，曾丽向科霖公司付款1291667元；3、2013年2月25日，曾娜向黄康钜付款490000元；4、2013年3月22日，曾娜向科霖公司付款1176667元；5、2013年4月22日，曾娜向科霖公司付款1291667元；6、2013年5月21日，曾娜向科霖公司付款1250000元；7、2013年6月20日，金诚公司向科霖公司付款1291667元；8、2013年7月22日，曾娜向科霖公司付款1250000元；9、2013年9月3日，隆仕公司向炫琳公司付款1291667元；10、2013年9月23日，金诚公司向科霖公司付款1291667元；11、2013年10月24日，曾娜向黄康钜付款1415000元；12、2013年11月20日，隆仕公司向科霖公司付款1446667元；13、2013年12月25日，曾娜向黄康钜付款1400000元；14、2014年1月23日，金诚公司向科霖公司付款1446667元；15、2014年2月27日，曾娜向科霖公司付款1000000元；16、2014年2月28日，曾娜向科霖公司付款446667元；17、2014年9月2日，隆仕公司向华易公司付款82667元。对上述六笔旧债的偿还问题，南国公司称其不是借款人，其只是部分笔借款的保证人，无法统计有无还款，也不清楚借款人和其他保证人有无还款；曾幼文表示其没有还过款；隆仕公司称其还过款，但没有对账，不清楚还了多少。华易公司确认科霖公司所收的上述款项系代其收取。另查明：华易公司以李锡忠的名义与南国公司、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约定：“保证范围为本借款保证合同乡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发生的一切费用等。”2015年8月21日，李锡忠与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李锡忠委托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本案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一、二审诉讼；合同还约定首期律师费10万元，二期律师费按李锡忠实际受偿金额的2%计提等。签订该合同当日，李锡忠支付了首期律师费10万元给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2015年8月25日，李锡忠与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约定因李锡忠拟为涉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由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李锡忠所提保全申请提供有偿担保，李锡忠支付了首期担保费16万元。2016年3月4日，李锡忠与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采取包干形式，由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一次性收取担保费8万元。2016年3月10日，李锡忠支付了担保费8万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迁移证、户成员信息和五华曾氏宗祠重修纪念册《宗圣重光》记载，应认定曾丽、曾娜、曾超系曾远文和李兰香子女。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李锡忠和华易公司是否按照《联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支付借款本金的义务。二、涉案借款是否存在借新还旧问题。关于焦点一。李锡忠与南国公司等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由李锡忠向南国公司借款78700000元，借款指定划入曾幼文在农行金碧华府支行的账号62×××12。合同签订当日，黄康钜分四次从李锡忠的账户共转账78700000元到曾幼文上述账户。根据查明的事实，李锡忠系代表华易公司与南国公司等签订借款合同，黄康钜系受华易公司的指示从事上述操作，上述款项亦足额从李锡忠账户汇入《联保借款合同》指定的曾幼文账户，故应认定李锡忠和华易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支付借款本金的义务。虽然华易公司的员工胡泽峰在黄康钜转账到曾幼文账户后，即从曾幼文的账户将款项转出，最终曾幼文的账户显示，该账户并没有因黄康钜转账而增加款项，但其一系列操作却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曾幼文的账户收到《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二是由曾幼文代金诚公司、曾远文等人偿还了六笔旧债。关于焦点二。李锡忠主张案涉借款发生原因系各方当事人一致就六笔旧债进行债务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借新还旧。所谓借新还旧，系指贷款到期后不能按时收回，又重新发放贷款用于归还部分或全部原贷款的行为。借新还旧的本质是对原借款合同中贷款期限、利率等条款的变更，其实质内容是对借款期限法律契约上的延长。其特殊之处在于该笔借款仅用于偿还前一笔到期借款，借款人并不真正获得新的借款，其仅需继续向贷款人支付利息。由上可见，借新还旧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双方存在真实存在的旧债；2、前一旧债已经到期；3、存在借新还旧的事实；4、借款人并没有真正获得新的借款。本案已经查明，华易公司、炫琳公司、黄康钜曾分别向金诚公司、周锐城、曾远文、曾幼文、隆仕公司、曾远文转账5000万元、150万元、520万元、600万元、500万元、525万元，合计7295万元，双方存在真实存在的旧债。李锡忠与华易公司、黄康钜、炫琳公司均确认该几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均为华易公司，并确认所有涉案的债权人的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华易公司，即六笔旧债真实合法存在，其实际债权人是华易公司。六笔旧债中，借款人、指定收款人、担保人身份混同，一般互为借款人或担保人。曾远文在不以借款人身份出现的情形下，其均作为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包括案涉《联保借款合同》项下，曾远文也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隆仕公司在案涉第五笔旧债中作为借款人，在案涉第四、五、六笔旧债中均为指定收款人，且其在案涉第三、六笔旧债中及案涉《联保借款合同》也作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李兰香不仅是案涉五笔旧债作为担保人，也是案涉《联保借款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上述主体关系密切，金诚公司的股东是曾远文与李兰香，二人系夫妻关系，曾娜、曾超、曾丽系其二人的子女，隆仕公司与南国公司的大股东分别为曾超（90%）与曾娜（99%）。同时，曾幼文虽不持有隆仕公司、南国公司的股份，但在2016年之前担任隆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担任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涉案合同约定的收款人。虽然六笔旧债的名义借款人是金诚公司、周锐城、曾远文、曾幼文、隆仕公司，但债务人大多是通过曾娜、曾丽、隆仕公司向实际债权人华易公司或其指定的收款人支付利息。曾娜、曾丽并非金诚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隆仕公司并非第一笔旧债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但其均与曾远文、李兰香存在亲属或实际控制关系，因此为金诚公司作为借款人的第一笔旧债支付利息。曾远文等通过股权投资、相互间亲属关系形成了利益一致的关联主体。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或指定收款人还款人身份混同，通过投资关系、夫妻、父母子女等关系形成利益一致的债务主体。债务人通过其关联主体偿还利息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南国公司、曾幼文、曾远文、李兰香、隆仕公司、金诚公司是一致行动的利益共同体。新债的债务主体一致，只是借款人、担保人进行了互换，但在实际承责方面是一致的。在案涉第三、五、六笔旧债中，南国公司作为担保人为曾远文、隆仕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责任。在新债中，南国公司从担保人变为借款人，而前述借款人则变成担保人。从案涉六笔旧债对应《贷款联保担保合同》约定的内容看，借款人直接还款责任与担保人连带责任在实际承责方面是一致的，都为连带责任人，没有先后与主从之分，并且《贷款联保担保合同》均约定借款展期无需经联保人同意，联保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尽管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还款人具有表面上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已联合成一致债务行动人，与六笔旧债的出借人认可六笔旧债的同一性，使得六笔旧债具备规整为新债的事实基础。上述六笔旧债中，华易公司借款5000万元给金诚公司、炫琳公司借款150万元给周锐城、炫琳公司借款600万元给曾幼文已经到还款期限；黄康钜借款520万元给曾远文接近到期；华易公司借款500万元给隆仕公司、炫琳公司借款525万元给曾远文均未到期。虽然上述六笔旧债中，只有三笔借款到期，但这三笔借款金额占比较大，且六笔旧债名义借款人、担保人较多，鉴于六笔旧债债务人的主体一致性，出借人华易公司主张对六笔旧债进行规整为新债，较符合常理，本院予以认可。从金诚公司、曾娜等人的付款看，付款时间自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逐月支付款项，且与金诚公司和曾幼文所借的5000万元和600万元应付的利息基本一致，李锡忠、华易公司主张系金诚公司、曾幼文支付六笔旧债中两笔借款的利息，金诚公司、曾幼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六笔旧债的还款情况，故本院对李锡忠、华易公司的该主张予以确认。因没有证据证明金诚公司和曾幼文等人在2014年9月2日后至2015年3月25日签订本案《联保借款合同》间曾向华易公司或者其指定的收款人支付过涉案六笔旧债的本金和利息，华易公司、李锡忠主张双方商定以旧债本金加所欠利息加以规整成本案《联保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7870万元，符合常理，本院亦予确认。南国公司等以其行为印证各方存在“借新还旧”的合意，而且李锡忠已实际履行了新债项下的出借义务。虽然华易公司未与南国公司、金诚公司等签订借新还旧协议，以明确协议的形式对之前六笔旧债进行规整，但南国公司、曾幼文以其行为印证各方存在“借新还旧”的合意。1、李锡忠已实际履行出借义务。《联保借款合同》以李锡忠作为名义出借人，南国公司作为借款人，合同同时约定出借款项应支付至南国公司指定的曾幼文在中国农业银行金碧华府支行的账户62×××12。李锡忠按照合同约定于2015年3月25日分四次合计支付7870万元至曾幼文账户，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出借义务。2、曾幼文知道旧债的存在并代表南国公司缔结新债的合同。曾幼文与南国公司等的关系密切，案涉六笔旧债的借款人、担保人、还款人身份混同。曾幼文在2016年之前担任隆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一直担任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第四笔旧债中，曾幼文作为借款人，并指定隆仕公司作为收款人，而隆仕公司亦是案涉第五笔旧债的借款人；案涉第三、五、六笔旧债中，曾幼文作为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签订三份《贷款联保担保合同》。由此可见，曾幼文清楚知悉旧债的存在。本案新债的借款人是南国公司，曾幼文作为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李锡忠签订《联保借款合同》，同时作为隆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联保借款合同》及《借款抵押合同》上签字。3、曾幼文授权胡泽峰完成偿还六笔旧债的手续。曾幼文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U盾均交给胡泽峰，却未进行相应的限制，应视为对胡泽峰利用其账户进行民事活动的无限授权。事实上，胡泽峰将李锡忠转至曾幼文名下的款项，按照《原债务统计表》记载的六笔旧债本息金额分批偿还给实际债权人，完成借新还旧手续后，曾幼文一直未对此提出异议。曾幼文主张其不知道其账户出现交易变化不符合事实。根据李锡忠提交的证据，曾幼文办理了其账户“手机短信告知业务”，只要其账户超过0元交易，其手机立即收到相应的交易信息。而曾幼文账户在2015年3月25日当天，账户交易频繁，交易数额巨大，曾幼文不可能不知道该交易过程，而曾幼文并未向银行投诉或者要求银行停止办理交易手续。曾幼文在一审庭审中亦解释，其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U盾交给胡泽峰的原因系由李锡忠扣回“之前所欠的利息”900多万元，可见，曾幼文一直知悉正在进行交易的实际情况，亦授权李锡忠扣回之前所欠款利息，故曾幼文知道旧债存在。虽然曾幼文在二审中改称系扣本案欠款900多万元的利息，但其未提供证据证实，违背诉讼中禁止反言规则，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曾幼文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U盾交给胡泽峰的原因，曾幼文在二审中解释为应李锡忠的要求，需要先扣涉案借款5个月利息900多万元。但该解释与曾幼文在一审庭审中解释系“之前所欠的利息”不一致；且李锡忠在借出款项前，款项由其自己控制，如需先扣利息，无须先汇入曾幼文账户，再持曾幼文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U盾等进行划扣利息；如南国公司、曾幼文所述，则李锡忠按合同约定将款项转入曾幼文账户后，又转出款项超出900多万元，南国公司、曾幼文却未提出异议，不合常理。因南国公司、曾幼对此的解释前后矛盾，亦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4、涉案转账“附加信息及用途”也与六笔旧债一一对应。根据李锡忠一审提交的《原债务统计表》以及南国公司一审提交的曾幼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可知，2015年3月25日从曾幼文账户向黄康钜转账的每笔还款数额均与六笔旧债一一对应，相应注明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也与六笔旧债一一对应。另胡泽峰在办理从曾幼文账户转款到黄康钜、华易公司账户时，将款项分为数额不等、精确至个位数的金额，分别作了不同的备注。而备注代还款方与六笔旧债的原借款人及所欠的数额一一对应。胡泽峰在办理上述转款手续时，系受曾幼文的授权进行的，华易公司、李锡忠和曾幼文之间尚未发生争议，胡泽峰不会为日后可能发生的诉讼故意在转账附言上作出如此精确的备注。故胡泽峰所做的备注真实可信。5、南国公司、曾幼文从未催告李锡忠履行出借义务。涉案《联保借款合同》约定，李锡忠应向南国公司出借7870万元，但李锡忠向指定收款人曾幼文支付合计78700000元借款后，得到曾幼文授权的胡泽峰将六笔旧债对应的本息合计78700001元偿还给华易公司，各方已履行完毕“借新还旧”的手续。虽然曾幼文账户表面上没有增值，账户余额甚至从4609.96元变成4608.96元，但南国公司、曾幼文却未曾向李锡忠催告履行出借7870万元的义务，明显与常理不符。可见，各方不仅有“借新还旧”的合意，并已实际完成“借新还旧”的手续，南国公司、曾幼文以默示的形式确认了李锡忠已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曾幼文也以实际行为清偿了六笔旧债的本息。借款人并未真正获得借款，旧债得以偿还。《联保借款合同》签订后，李锡忠将款项转入合同指定的账户曾幼文账户，胡泽峰即将曾幼文账户内的款项按照六笔旧债需要偿还的金额分别转回黄康钜或者华易公司的账户，所转款项与六笔旧债尚欠本金及利息的金额一致，也与涉案借款金额一致。至此，新借的款项用于偿还旧债，借款人南国公司并没有获得新的借款，之前的六笔旧债得到偿还。至于南国公司抗辩称其签订《联保借款合同》是为了交纳土地出让金，但仅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不足以证明其抗辩的内容属实，其也未能对借款金额为787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故南国公司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所述，李锡忠与南国公司的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因曾幼文表示其未还过款，南国公司、隆仕公司等均无法证明其在签订《联保借款合同》后是否存在还款及具体还款情况，应认定南国公司至今未向李锡忠返还借款本金7870万元及利息，李锡忠上诉请求予以返还，应予支持。但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均超过年利息24%，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隆仕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金诚公司为涉案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锡忠与隆仕公司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依法成立，隆仕公司依该合同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猛涌村105国道西侧(综合楼)的房产(建筑面积16873.94平方米，产权证号：粤房地权穗字第0210227237)抵押给李锡忠，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李锡忠对该抵押物不享有抵押权，故李锡忠上诉请求对该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用和诉讼保全担保费用问题。《联保借款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约定，保证范围包括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发生的一切费用。而律师费和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属于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且李锡忠已经提交了支付首期律师费用和诉讼保全担保费用的依据，故李锡忠的该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锡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返还借款78700000元及该款利息（从2015年3月25日起，按年息24%计至清偿之日止）给上诉人李锡忠；三、被上诉人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追偿；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100000元给上诉人李锡忠；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诉讼保全担保费用240000元给上诉人李锡忠；六、驳回上诉人李锡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84488元，由李锡忠负担4488元，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8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6187.5元，由李锡忠负担6187.5元，被上诉人佛山市南国商贸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隆仕贸易有限公司、曾远文、李兰香、曾幼文、广东金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8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官润之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黄丽娴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