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5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兰，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平，广东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负责人：温小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俊，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珏，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张朝晖。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思薇，女，198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该司员工。上诉人袁秀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秀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袁秀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都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袁秀兰在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有多笔理财，多次办理该类委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多次收到本息。所有业务的办理都是在银行营业场所，多名银行工作人员参与、甚至多名工作人员代为操作。袁秀兰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VIP，每次去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多名工作人员都是热情接待，填表、转账等等都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场所代为进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袁秀兰只要签字，输入密码即可。这种情况下，袁秀兰不可能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产生质疑，且根本无法分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副行长是骗子。理财业务所涉及的合同非常专业，非常复杂，都是专有名词，袁秀兰无法分辨合同是否伪造以及操作过程是否有诈。袁秀兰即便是有投资理财的经验，也无法区别银行副行长、大量为袁秀兰操作理财的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办公区的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银行行为。即便是对于一个有投资理财经验的人来说，银行副行长和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区域的营业行为，当然一定是代表银行的，也就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行为，魏某等人的行为，在职权性、时间地点、职位身份等方面，都是典型的职务行为。特别强调的是，袁秀兰的理财，并非只有魏某、林某经办，而是有其他多名银行工作人员共同操作，而且办理的地点，并非只有魏某的行长办公室，或者银行的VIP室，还有柜台等其他银行办公区域。袁秀兰仅仅是客户，仅仅是消费者。在专业服务中地位严重不对等。袁秀兰作为客户，不能苛求袁秀兰像银行专业人员一样，去熟悉银行的职权分工、产品权限，银行工作人员的权限等等，特别是面对一个副行长的时候。作为袁秀兰最主要的义务是交付款项的义务。本案属于典型的专业服务机构对消费者进行的诈骗，极大的伤害了社会信任关系。二、袁秀兰并无过错，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应对袁秀兰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双方责任比例的划分严重失当。一审判决忽视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以下明显的过错行为：（一）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柜面业务流程控制形同虚设。根据银监会规定，柜面办理大额资金汇划应坚持前后台分离、岗位制约原则，实行远程复核（授权）的银行，办理金额超过一定标准的资金汇划业务应实行现场审核与远程复核（授权）相结合的方式；对办理重要业务的客户实行交叉回访；对资金汇划异常的账户，要切实加强布控，及时预警监测异常交易。但是，本案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资金汇划、账户资料变更以及网上银行开通等柜面业务的授权等等都缺乏控制和监督制度。在办理柜面业务时，转账单的签字都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人员代填写，不但没有通过各种方式告知袁秀兰其办理的业务性质、没有提示了解袁秀兰办理业务的真实意愿。（二）没有尽到对客户的账核实义务。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应加强对账管理。银行应加强新开户企业、企业注册地与对账地址不一致、短期内资金异动等账户的对账工作，必要时应上门、面对面进行对账核实；加强对账结果分析，对于当期未实现有效对账的账户，下一期应采取措施保证有效对账；提升服务水平，采取多种方式提供资金变动通知服务，便于客户实时掌握其账户资金变动情况。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但不进行对账，而且对异常情况听之任之。袁秀兰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账户从开卡之日起，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就与袁秀兰签订了一个叫做“理财DJ”的产品。该产品由古镇支行操作、购买理财产品。袁秀兰的多个平安银行的账户，都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操作理财产品，袁秀兰根本无法区分。导致袁秀兰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账户的各种理财数据信息非常混乱。而且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从来不通知袁秀兰到底是哪个理财有了收益。（三）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账户的监控缺失。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完善异常、可疑交易核查制度，对系统发现的异常交易或潜在风险点，应明确核查、反馈和处理工作机制，且应由独立于前台业务部门的人员予以核查。及时总结风险事件特点，合理设定并动态更新风险监测指标和模型，提升系统的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理应发现袁秀兰业务办理中的大量可疑现象，但没有采取任何的监控措施。客户的当日转账限额的根本性，在于保护客户合法权益，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人员，很轻易的可以做到多次提升客户的单日转账限额，同一天之内，提升袁秀兰当天转账最高限额超过了1000万，轻而易举突破防线，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分工配合。（四）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不足。根据银监会的规定，银行应以滚动屏幕显示、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张贴“风险提示书”等方式，告知客户购买金融产品有风险、私售产品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危害，提高客户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其风险知情权。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但没有提示，而且故意向袁秀兰隐瞒知情权。（五）录音录像监控缺失。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营业网点现金区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录像资料回放应清晰辨别银行员工和客户的面部特征，显示业务办理全过程；录音资料应完整、清晰记录业务办理过程中双方的交流过程。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和职责。善用科技手段，提前堵住漏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已经存在的廉洁风险点，特别涉及到审批、贷款、理财等核心环节和关键岗位的廉洁风险点，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要坚持目标导向，抓住关键少数、重点环节、重要节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六）营业场所管理混乱。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负有对营业场所、营业秩序的管理职责；上级行应加强对网点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定期采用神秘人检查、抽查录音记录、调阅监控录像、查询文档资料等多种方式对网点进行风险排查。但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并没有做到。（七）员工行为管理机制缺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没有严格执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务和员工行为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57号）有关要求，没有制定完善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制度，没有落实机构负责人对员工的管理、教育和监督职责。魏某在刑事案件中多次表示，魏某的这种做法，在银行具有普遍性，是公开的秘密，是银行的潜规则。由此可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部分员工没有任何的职业操守，没有做到切实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从而对于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声誉风险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八）员工的监督举报机制缺失。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鼓励员工主动举报违规行为，及时、深入核实员工举报信息，有效保护举报人，充分发挥员工监督的积极作用。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副行长魏某搞“飞单”，并持续数年，竟然没有人来进行监管和监督，才使其诈骗行为得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没有发现异常，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员工，即便是发现了副行长的违规行为，也是基于上下级关系，隐瞒不报。听之任之。林某的笔录说的，魏某多次让林某提高客户转账额度，林某有质疑，但最终还是照做了。（九）大额交易和可疑支付的报告的检测机制缺失。《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目的是加强对人民币支付交易的监督管理，规范人民币支付交易报告行为。20万元就属于大额。据《办法》规定：大额转账支付由金融机构通过相关系统与支付交易监测系统连接报告，由各金融机构于交易发生日起的第2个工作日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额现金收付由金融机构通过其业务处理系统或书面方式报告，由金融机构于业务发生日起的第2个工作日报送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并由其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关于明确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关执行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48号）《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金融机构通过系统自动抓取报送大额交易，通过客户身份识别、留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开展交易监测分析，发现并报送可疑交易报告。以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为基础，人民银行开展主动分析、协查分析和国际互协查，依法向执法部门移送案件线索，与相关部门一起预防、遏制洗钱、恐怖融资，维护金融安全。以“合理怀疑”为基础的可疑交易报告要求，新增建立和完善交易监测标准、交易分析与识别。大额转账交易统计方式和可疑交易报告时限。对系统预警的异常交易开展及时、有效的分析处理，还是随时关注国内外涉恐名单调整情况，及时开展回溯性调查，都对机构人员的专业性和数量充足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当高度重视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配备足够的专职人员负责相关工作，并通过优化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流程，做好客户身份识别、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基础工作，完善交易监测指标设置和相关系统功能等配套措施，保障专职人员有效开展监测分析工作。但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并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十）发生事故后推卸责任，在司法程序中隐瞒事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要在魏某事发后，收回了另一个理财客户袁佩建的合同和卡。对公安的几份《调取证据通知书》隐瞒事实，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没有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做出矛盾的陈述。事故发生之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完全是一副撇清责任的态度，试图把一切都推给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面对袁秀兰的巨额损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不但没有任何的歉疚，而且刻意的隐瞒自身的行为过失，袁秀兰就连自己的账户信息都没法全面打印。一审判决对过错比例、原因力大小的划分严重失当，对袁秀兰明显不公。对于同类型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非常明确，现代商业银行不仅具有传统的经济功能，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我国的金融体制之下，商业银行在普通社会公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赖度和诚信度，进而享有极高的信誉和声誉。普通人到银行办理业务时，因为营业环境、科技手段、规范的服务等方面让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储户获得了安全感，相应的注意义务也会降低；另一方面，在大量的专业术语、繁琐的流程等服务面前，普通人想要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在客观上也难以实现。更多的义务意味着更大的责任，银行应该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对客户负有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加强内部管理。银行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在为自然人办理业务时，居于明显的、支配的优势地位，而自然人则处于相对的、被支配的弱势地位，故银行工作人员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理应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业务操作规范，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特别是，案涉业务是银行业面向社会开展的一项为客户理财的金融业务，具有风险大、利息高、监管严等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储蓄存贷业务，更应严加要求。三、同类型的案件，各地的法院已经判了很多这种类似的案件。广州市的各级法院也已经判了非常多的对案情高度相似的同类型的案件，本案一审判决银行承担15%的责任，这一比例也是创造了银行责任的最低纪录。包括一审的审判长，也曾经判过银行承担30%责任的一个同类型的相似的案件。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辩称：一审判决中关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论述是案涉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袁秀兰要求其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无异议。对于袁秀兰在上诉状中未提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任何过错，虽然袁秀兰要求支持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是在上诉状中没有提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知道，其明白该案件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无关。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中关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判决部分予以维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辩称：一、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并没有开展过案涉“委托贷款业务”，也无相关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理财产品，袁秀兰从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签订和履行就应该知道该业务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关，本案损失是其轻信魏某导致，应由其本人承担相应后果。首先，从信任基础看，袁秀兰与魏某私人关系密切，是基于对魏某个人的信任，轻信魏某，其并非信任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本案中，袁秀兰陈述，其于2012年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业务时与魏某熟识，期间也涉及“委托贷款”业务，袁秀兰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对魏某产生信任。后来魏某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离职，前往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任职后，该信任关系又延续到魏某前往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任职期间。袁秀兰前往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开设银行账户、办理业务，完全是因为魏某，完全是基于二人长期建立的私人关系，并不因为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信任，才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办理相关业务的。其次，袁秀兰在谋求高收益的利益驱动下忽视自身应尽的注意义务，被魏某的犯罪行为所利用，导致自身的损失。袁秀兰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前往银行办理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因为其是银行的VIP客户，均是热情接待，也不会因为办理业务需要而让袁秀兰在银行大厅来回跑动；作为VIP客户，不需要查看合同内容，只需要签字确认即可，这是身为VIP客户应享受到的服务。在一审询问袁秀兰，签订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情形时，袁秀兰回答其签署的是魏某拿给袁秀兰的空白合同，在合同经过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盖章后，寄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再由魏某给袁秀兰已经签署的合同。一审再次询问，既然是空白合同为何要签署、有否看过合同内容时，袁秀兰的答复是看过合同内容，但是因为自己眼睛有600多度近视，且合同内容太专业太复杂，由工作人员代为填写合同内容即可。且也是因为充分信任银行，作为银行的VIP客户不需要了解太具体。银行针对VIP客户的服务质量是会比一般普通客户的服务质量要高，但是即便是VIP客户，其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还是不能忽视的。袁秀兰既然看过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在一审庭审中也是认可该合同有效的，应明确了解基于该合同的条款，特别是在委托人无法收回款项时，银行对委托人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诸如此类的，合同条款约定内容与袁秀兰在操作案涉所谓的“委托贷款理财业务”时的相关行为不符之处诸多，此处不再赘述。而袁秀兰对于所投资内容事先不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核实，仅以其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投资理财时的经验套用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想当然的认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业务和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业务模式是完全一样的，而使其认为两家银行业务模式一致的原因在于魏某对其的陈述。由于魏某与袁秀兰十分熟悉，袁秀兰太过相信魏某，对其个人极其信赖，而被魏某实施诈骗所利用，致使袁秀兰损失。在办理案涉委托贷款业务时，袁秀兰自愿签署空白合同，对签署空白合同可能存在的风险置之不理，并且在一审庭审中自认自己是看过魏某提供给她的已经填好委托金额、盖好银行行长章、银行公章的合同的。既然看过合同内容，袁秀兰就应该了解自己在该合同业务项下的转账行为与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明显不一致的情况，对此瑕疵袁秀兰从未提出质疑；合同内容专业、复杂、有专有名词，袁秀兰完全可以向银行工作人员咨询，至自己弄清楚搞明白后再行签署合同都是可以的，但是袁秀兰从来没有向魏某以外的银行人员咨询过，只听信魏某的一面之词，在自身资金损失时，仅以自己不是专业人士，眼睛近视，对于合同的专业性不了解，身为VIP客户无需了解具体情况，只需负责签字、转账即可等托词，推卸自身的责任，降低或免除自身在办理上述业务中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其本身存在的过错是导致其损失的重要因素。再次，袁秀兰曾购买过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理财产品，对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操作流程也是了解的。该等收益率远低于案涉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收益率。其在一审庭审时也表示，看到哪个产品利润回报率高就去投哪个产品，这是袁秀兰的理财经验。正是由于袁秀兰追求高额收益的观念驱动，只关注收益率高的产品的投资回报，未重视其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应尽的注意义务和风险，加之对于魏某过分的轻信，才会被魏某实施犯罪所利用，导致最终损失。由此可知，袁秀兰的损失因为过分信赖魏某个人，追求高收益投资回报的心理被其利用导致的，加之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是其受损的唯一原因。二、魏某不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副行长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袁秀兰主张魏某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副行长与在案事实严重不符。第一，魏某从未担任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副行长的事实清楚，不存任何争议。魏某刑案中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还有法院审理阶段，均查明魏某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任职情况，魏某只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普通员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袁秀兰主张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第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魏某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任职经历，魏某的工作范围由始至终不涉及理财业务，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袁秀兰的理财经理不是魏某。更为重要的是，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不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没有开展过委托贷款业务，魏某也不是理财经理。若袁秀兰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随机客户，根本不可能与魏某产生其所称的委托理财关系。因此，袁秀兰之所以相信魏某并不是因为其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职务，而是因为两人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期间就建立的良好私人关系，是基于魏某通过操作民间高利贷给袁秀兰带来高额收益所形成的私人委托的信任关系。三、袁秀兰主张魏某相关行为构成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依据，袁秀兰完全没有理由相信魏某代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或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一，魏某实施案涉行为根本没有得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授权。本案中，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加盖的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章（该章经鉴定为伪造的章），自始至终未出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盖章，即可知魏某因未能获得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授权，无法在案涉的合同上盖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章，故伪造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章，据此可以了解，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并未授权魏某签署案涉合同。同时，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没有案涉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业务，故不可能授权魏某开展该等业务。魏某在平安银行未任职过理财经理职位，不能获得为袁秀兰等客户提供理财产品的资格。第二，魏某实施案涉行为不具有履职的外观表象，目的不是为了履行职务及单位利益。本案中袁秀兰签订第一笔《委托贷款委托合同》（通过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柜台直接汇款给第三方借款人）时，袁秀兰是在柜台办理的转账业务，填写的转款用途为“往来”，这印证袁秀兰清楚知道案涉款项就是通过魏某操作的民间借贷，其主张魏某具有职务行为的表象缺乏理据。其次，魏某通过案涉行为获取的袁秀兰的资金从未进入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账户，袁秀兰也没有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开立委托贷款账户，也没有指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向借款人出借贷款，更没有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案涉交易从签订到履行根本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关。反而，以上种种事实证明，袁秀兰基于与魏某私人关系的信任而操作案涉交易，只不过因投资失败且向魏某追讨无果，遂提起本案企图将风险转嫁银行。第三，魏某从心里上就未曾想过其案涉行为是为了单位受益。魏某的案涉行为，使得魏某获取到袁秀兰的资金对外转贷或者占有挥霍获益，从未以银行名义行事，也未有想使银行受益的主观想法。故魏某的行为无职务行为的内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案涉款项无法回款时，袁秀兰是直接找到当时已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离职的魏某（袁秀兰知道魏某已离职），与魏某签订了二十份借款合同，由魏某个人名义偿还案涉款项，袁秀兰是在了解到魏某无法还款的情况下，才起诉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由此，袁秀兰在案涉交易全过程乃至案发后都没有找过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或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不存在职务行为的外观。综上，在案证据清楚的证明，魏某没有以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名义行事，袁秀兰对其损失具有严重的过失，其根本没有理由相信魏某代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袁秀兰只是信任魏某个人，不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袁秀兰主张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四、委托贷款业务中，银行不承担任何资金风险，即便案涉合同有效，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亦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袁秀兰请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合同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不予支持。首先，即使案涉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案涉合同第1条“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是指甲方（袁秀兰）作为委托人提供资金，由乙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根据甲方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理甲方发放并协助甲方收回的贷款，贷款风险由甲方承担，乙方只收取相应的委托贷款手续费”。和第22条“根据我国有关委托贷款法律规定，甲、乙双方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风险由甲方承担。若甲方指定的借款人在借款到期未能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债务，乙方对甲方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赔偿或担保责任，甲方无权要求乙方返还部分或全部委托贷款资金。”由此可见，即使案涉合同有效，根据上述约定，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其主张按照案涉合同主张利息、罚息等缺乏事实依据。因此，袁秀兰主张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具有约束力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而且与案涉合同的约定相悖。五、袁秀兰办理的业务是个人转账汇款业务，对此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予以办理，已尽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任何过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开展过委托贷款业务，袁秀兰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应为其办理案涉虚假合同承担严格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本案中袁秀兰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办理的业务是个人转账业务，其第一笔转账填写为“往来”的用途，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向袁秀兰核实，是经袁秀兰本人确认（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一审提交的个人转账汇款凭证）的，其他均为网银转账，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为其办理转账业务过程中，严格按照袁秀兰指示和银行操作流程办理，没有任何过失。第二，案涉合同是袁秀兰与魏某私下签订，签订地点除了在银行营业场所外，还有在袁秀兰本人所经营的门市，是魏某根据袁秀兰指示从事的民间借贷业务，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此也并不知情。况且，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开展过委托贷款业务，不存在对该非法委托贷款业务监管职责的基础和前提。第三，即使案涉合同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真实业务，案涉合同，文字简单，通俗易懂，不存在所谓的“在大量的专业术语、繁琐的流程等服务面前，普通人想要尽最大的注意义务在客观上难以实现…”，且袁秀兰作为具有丰富投资经验且长期经商的高风险投资者，非常清楚委托贷款的法律性质和风险、后果，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在上诉状中详细论述本案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即使存在过错也与其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兹不赘述。六、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员工履职行为监管到位，切实落实对员工选任、合法合规培训等内部控制制度，也采取了必要和适当的风险提示和防范措施力图避免客户遭受损失，并未忽视对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本案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提供了大量证据，以证明对员工选任已经尽到了最大限度的审慎注意义务，也对员工的履职行为采取了必要的监管措施；且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落实具体明确，并非流于形式，在营业场所以简明、清晰、易懂的方式对客户进行了警示和风险指引，引导客户合理理性投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尽安全防范义务和管理职责。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录用魏某前未发现魏某不符合录用条件，其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相应资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尽到对员工选任最大限度的审慎注意义务录用魏某，且录用后，为保证魏某符合岗位的要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魏某以及其他员工均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合规培训等。因此，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员工选任方面并无过错，且对员工也进行严格的监管。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仅在营业场所防止宣传正确理财的宣传册以及汇款时汇款人应注意的事项，还通过在大屏幕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提示消费者防范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劝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理财观念”、“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引导理性投资。因此，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落实具体明确，已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袁秀兰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袁秀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袁秀兰损失是魏某犯罪行为所致，而魏某的行为并不涉及理财产品“飞单”交易，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是魏某虚构的，并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一审判决混淆了委托贷款与理财产品的区别，并将魏某诈骗袁秀兰的行为套用“飞单”交易模式，以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飞单”监管和预防的缺失为由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明显错判。首先，所谓理财产品的“飞单”，应是指银行员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将非本银行自主发行或承销的第三方机构理财产品冒充成本银行发行或承销的理财产品，销售给客户的行为。“飞单”中涉及的理财产品，应是真实的第三方机构理财产品，如果银行员工向客户非法销售停售或虚假的第三方机构理财产品，直接造成客户财产受损的，已经完全脱离“飞单”的内涵，严重的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调整。魏某被刑事起诉后，在原（2016）粤2072刑初1667号的《刑事判决书》中就被认定为构成诈骗罪。故而魏某行为已不能认定为是“飞单”交易。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合同主体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并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且经公安机关鉴定上盖的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公章是伪造的。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至今未开展过个人委托贷款业务，无相关委托贷款合同，故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是魏某虚构的合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于虚构、伪造的业务和操作方式是不知悉的，事前也无类似的案例发生，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根本无法提前提示银行工作人员因伪造的“委托贷款业务”的相关风险，根本无法做到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一审判决以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没有对“飞单”交易采取有针对性、有实际效果的防控措施，也没有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以其他有效方式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飞单”风险教育和提示为由，认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进而认定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本案中具有过错，是混淆了“飞单”交易和案涉虚假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区别，将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默认为理财产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多次强调，委托贷款的实质是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银行不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与银行根据约定兑付投资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并无与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相对应的理财产品。故一审判决生搬硬套“飞单”的风险防控，以此认定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忽视防控风险，具有过错，太过于牵强。其次，本案中，袁秀兰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备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社会阅历，具有大专学历，其签署的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是指甲方（袁秀兰）作为委托人提供资金，由乙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根据甲方确定的贷款对象…，贷款风险由甲方承担，乙方只收取相应手续费”，和第22条“根据我国有关委托贷款的法律规定，甲、乙双方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的风险由甲方承担。…乙方对甲方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赔偿或担保责任，甲方无权要求乙方返还部分或全部委托贷款资金。”其应该了解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需承担其资金风险，故在案发后其也是直接责问魏某并进行追讨，还与魏某签订20份借款合同。并未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主张任何权利。充分证明袁秀兰清楚知道案涉合同约定内容，认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需为其损失承担责任的，其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将其投资失败的风险强行转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袁秀兰损失应由其本人承担，且即便在上述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尚且无需承担责任，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本案无论如何均不应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员工履职行为监管到位，切实落实对员工选任、合法合规培训等内部控制制度，也采取了必要和适当的风险提示和防范措施力图避免客户遭受损失，并未忽视对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一审判决认为“……同时，从魏某的履历上看，即便其不是该支行副行长，也是信贷部门重要岗位的领导，由此反映被告古镇支行在选人用人上过于看重员工业绩，而忽视了对其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因此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原告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损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认为，一审法院上述的认定缺乏证据证实，与在案证据亦相矛盾，应予以纠正。一，本案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提供了大量证据，以证明对员工选任已经尽到了最大限度的审慎注意义务，也对员工的履职行为采取了必要的监管措施，对员工履职行为进行了长期、系统的排查和监控。业务能力强、业绩良好的人员是每家企业选聘员工时重要的考察依据。企业重视员工的业务能力和业绩情况无可厚非。且在魏某入职时，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通过自己以及第三方机构对魏某的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专业资质、就业记录、就业表现、犯罪记录、民事诉讼记录、金融违规记录及其他不良记录作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并未发现魏某不符合录用条件，魏某此前在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任职期间也没有发现有违法违规的记录，同时魏某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相应资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尽到对员工选任最大限度的审慎注意义务录用魏某，且录用后，为保证魏某符合岗位的要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通过《平安银行员工行为守则》、《魏某合规承诺书》、《魏某个人信用调查问卷》、《魏某自律承诺书》、“魏某十禁默写”、《魏某平安银行员工“十项禁令”案防合规承诺书》、《平安银行印章管理办法》、《平安银行有价单证及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办法》等材料严格按照银监会的和总行的规定对魏某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合规培训等。也证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还经常开展对所有员工合法合规培训和考核工作，尤其对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频发的非法集资、非法民间借贷、代客理财等违法违规现象，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进行了相应的排查和监控，如对员工账户非正常资金往来等建立了监测预警系统，严格避免员工账户与客户账户非正常资金往来，同时严格按照规定保管和使用公章，对重要空白凭证进行了严格管理等诸多监管措施，以此最大限度预防和避免员工有违法违规的可乘之机。而魏某正是忌惮行内审查，才会不直接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而通过操控“徐伟贞”等案外人的账户，利用袁秀兰的资金进行转贷或自身消费，以规避行内对其银行账户的审查。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员工选任方面并无过错，且对员工也进行严格的监管。一审法院以魏某被录用后个人出现的犯罪行为就推定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选任用人上过于看重员工业绩，而忽视对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缺乏证据支持，与在案证据相矛盾，理由牵强，无法令人信服。第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落实具体明确，并非流于形式，在营业场所以简明、清晰、易懂的方式对客户进行了警示和风险指引，引导客户合理理性投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尽安全防范义务和管理职责。近年来银行“飞单”事件频发不假，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银监会监管规定加大对从业人员监控力度。本案一审阶段，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补充提交的《关于定期开展员工行为风险排查的通知》、《中山分行关于开展2014年员工行为风险排查的通知》、《关于开展2014年下半年员工行为排查的通知》、《员工行为排查报告》、《关于全面开展加强内部管控遏制违规经营和违法犯罪专项检查的通知》、《关于加强分行对公团队、支行员工管理会议纪要》、《平安银行中山分行关于召开全员案防合规宣导大会的总结报告》等证据充分证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重视对员工日常履职、员工行为的监管，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制度并落实。实际上，银监会和各大金融机构早已意识到金融投资者盲目追求高收益才是上述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因而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采取措施提示消费者防范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仅在营业场所大屏幕上提示客户注意常见的违规行为，还劝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理财观念”、“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引导理性投资。反观本案，不正是袁秀兰为了追求高息回报，轻信魏某以及其虚构的案涉合同，未理性选择投资渠道，盲目追求高收益，忽视自身应注意的风险，最终导致了自身遭受损失。另外，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还制作了简明、易懂、方便查看的宣传手册，提示客户注意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汇款时汇款人应注意的事项。因此，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落实具体明确，已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三、本案袁秀兰主张的是侵权纠纷，判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是否承担责任的重点是审查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袁秀兰的损失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在案证据显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已尽到监管职责，并无过错，且至今袁秀兰未能举证证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存在侵权行为。本案损失系由魏某犯罪行为和袁秀兰本人重大过失所致，即便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确有用人不当之处，与袁秀兰损失不成立相当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仅认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选人用人上忽视对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就认定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有过错，需承担一定比例损失，应予以纠正。根据我国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要判令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过错、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根据本案事实，一审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依据，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如前所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平常经营过程中，已就员工选任和日常履职行为履行了监督检查义务，并持续开展对员工违法违规行为的排查和治理，已经尽了作为金融机构最大限度注意义务和措施防范员工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已经具体落实，在此不再过多赘述。一审判决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没有侵权行为且与袁秀兰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混淆委托贷款和理财产品的性质，仅以未对“飞单”交易采取有针对性、有实际效果的防控措施、忽视了对其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为由认定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需对袁秀兰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并无事实依据，而且在法律、法规均无规定的情况下，无限扩大了银行的义务，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表现。第二，关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是否对袁秀兰损失的过错认定，应考察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袁秀兰交易的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而不是所谓对员工履职的监管。本案中，袁秀兰与魏某通常单独私下进行沟通，且其过于轻信魏某，为了追求高额利息回报，轻易将网银盾等交付魏某操作，对于自身资金的风险不加注意，事前事后均未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核实案涉合同的真实性，有意避开银行的监管，在客观上对魏某隐藏、掩盖其违法行为起到了帮助和配合的作用。而且，在柜台转账时，袁秀兰的转账用途均备注为往来款，属于正常的个人转账业务，不触发银行的预警机制。对于隐蔽性强、没有异常迹象的资金交易，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从发现，也无法监管。而且，袁秀兰通过柜台进行转账时的转账用途仅填写往来，其并未向柜台人员告知其真实的转账意图，展现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面前的是一个正常的个人转账业务，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袁秀兰身份等进行了核实后根据袁秀兰的指示，履行转账操作，并无过失。因此，根据在案事实，袁秀兰与第三方款项往来无法触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对可疑交易的内部预警机制，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袁秀兰案涉损失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归责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第三，即便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确实存在选人用人有欠缺的情况，也与袁秀兰本案损失不成立相当因果关系。本案中，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袁秀兰具备足够的能力发现并避免案涉不正常交易的发生，魏某的犯罪行为和袁秀兰本人的严重过失的结合是导致袁秀兰损失的根本和唯一原因，即便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履行了所谓监管管理义务，袁秀兰基于对魏某个人的信任和盲目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的心理驱动下也会有意识地避开上述监管措施，同样无法避免其本案损失发生。由此可见，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即便存在监管过失，用人不当的行为，但该等行为并非袁秀兰损失的原因，不成立相当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并没有证明对‘飞单’交易采取了由针对性、有实际效果的防控措施，也没有举证证明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以其他有效方式对投资真进行了必要的‘飞单’风险教育和提示。……古镇支行在选人用人上过于看重员工业绩，而忽视了对其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因此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原告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损失”的认定理由牵强，论证漏洞百出，无法令人信服。综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人员选任和日常履职管理并无不当之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是否存在过错对袁秀兰的损失也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在文明社会，任何监管都是有限度的，法院对于银行监管义务的理解不应无限放大，否则，将侵害金融消费者的存取款自由、隐私权等权益，也将导致巨额的监管成本，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利益和冲击整个金融消费秩序。四、本案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具有过错，与袁秀兰的损失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对袁秀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袁秀兰的款项直接转账至魏某控制的账户或案外第三人，从未进入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账户内，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负有返还款项或支付利息的义务，一审判决要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向袁秀兰赔偿利息以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纠正。如前所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认为自身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的行为，对袁秀兰的损失不存在主观过错，与袁秀兰的损失也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即便一审法院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需要赔偿袁秀兰部分损失，但是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还应赔偿袁秀兰利息损失，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袁秀兰的损失是因为魏某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其与魏某签订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其实质是民间借贷。袁秀兰的案涉资金都是直接转账至案外第三人或者是魏某控制的相关账户内，其利息的损失也应该是向实际使用其款项的案外第三人或者魏某进行主张。袁秀兰并未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进行转账，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也未占用其任何款项，不负有向其返还款项或支付利息或者资金占用费等义务。袁秀兰在诉请中要求按照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约定主张利息，但该合同经公安机关鉴定其上盖的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公章是伪造，故该案涉合同是无效的。既然该合同无效，则根据该合同约定要求不是合同当事人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赔偿利息也是不合理的。即便一审判决调整了合同约定的利率，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向袁秀兰赔偿自2015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实际付清之日止，并要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还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也是没有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五、程序上，袁秀兰损失可被刑事案件判决退赔处理，袁秀兰的损失应向犯罪分子魏某进行刑事追赃，袁秀兰应该向有关部门申请启动退赔程序，无权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主张，更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刑事判决生效后，在受害人享有退赔权利的情况下，无权再次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所受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袁秀兰损失可以通过退赔程序予以获得救济，袁秀兰本案的损失与刑事案件中魏某应退赔的损失属于同一损失，在刑事案件已经对袁秀兰损失进行处理的情况下，任何时候，只要发现魏某有财产，司法机关均可依法追缴或者强制执行，袁秀兰也可主动申请法院启动退赔，袁秀兰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否则就会造成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的重复、冲突，也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因此，袁秀兰所涉7800万元的损失应该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或由该院主动执行并获得救济，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关，不能纵容袁秀兰将魏某应承担的责任无故转嫁给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与魏某涉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诈骗罪刑事案件之间虽有牵连，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告有权选择或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抑或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并获得损失填补。魏某的不法行为固然是造成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应对给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终局责任，而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也理应为其人员选任及使用监督上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再行向最终责任人追偿。”虽然，一审判决中认为袁秀兰有权选择或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或刑事追赃程序追究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并获得损失填补，但是未曾考虑到如果袁秀兰同时启动相关程序追索赔偿款项，可能会出现使得袁秀兰重复受偿的情况。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诚如刚才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所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是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与袁秀兰的损失是无因果关系的。但是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判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15万元的赔偿款及利息是有问题的。所以袁秀兰的损失是魏某诈骗行为所导致，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无关。如果要援引也是援引该法条的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即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袁秀兰辩称：一、袁秀兰的损失本质上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尽监管义务所致，而不是魏某的犯罪行为所导致。如果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尽到监管义务，就不可能有魏某的犯罪行为，袁秀兰就不可能有如此巨额的损失。因此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过错。一方面在于没有通过有效的手段，切实防范自己的高管诈骗客户，另一方面在于没有尽到最大的义务，切实保障袁秀兰这样的客户的合法权益。魏某利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副行长的身份以及职务的便利，对袁秀兰实施诈骗并且签订理财合同，即便是袁秀兰所签订的理财合同，并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袁秀兰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仍然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二、尽管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但本案民事诉讼审理的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与袁秀兰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另案刑事诉讼审理的是魏某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两案的法律关系、救济的法益、以及当事人均不相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救济方式也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对被害人进行退赔民事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向刑事被告人追偿。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过错非常明显。一审判决认定银行有监管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过错，这是准确的。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过错远不止于此，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过错不但是具体的，而且是概括的过错。袁秀兰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均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营业场所和工作时间内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工作人员配合完成。而魏某作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副行长，工作职责包括了出售理财产品的相关工作。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增加了其侵权行为的可能性与危险性，特别是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副行长，这一身份更加增加了其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有危险性。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职员利用特殊身份侵权行为，应具有更高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应当采取完善的措施，确保群众利益不受侵害。而在魏某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内部管理不善，监控存在重大漏洞，导致魏某长达两年半时间的犯罪，未发现袁秀兰多达20多笔的交易，也没有发现遭受了7800万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魏某是受其虚构的理财产品属违法违规操作。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的情形，更加暴露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未履行其应尽的监管责任，过错非常明显。三、袁秀兰完全是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信任，而不是对魏某个人的信任而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袁秀兰对银行的信任是全方位的，包括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以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一）袁秀兰本身一直以来都非常相信银行的公信力，觉得银行不可能造假，银行的副行长不可能是骗子。（二）袁秀兰相信银行的员工在银行的行为必然代表银行。特别是副行长魏某的行为，更加能够代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三）袁秀兰曾经在未经任职期间购买的多笔理财产品都得到了兑现，这更加加重了对银行的信任。（四）袁秀兰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VIP客户。在袁秀兰看来，VIP的概念就是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解释合同条款，节省时间签字，享受尊贵的服务，然后最终的签名或者输入密码即可。袁秀兰根本无法分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这些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中有骗子，而且骗子是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副行长，在这种情况下更加不可能对银行产生质疑。一个VIP客户是更加充分的信任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的。袁秀兰的VIP身份以及其在银行享受到的多年的理财服务客户的体验，都更加加重了袁秀兰对银行的信任。四、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袁秀兰的侵权行为证据充分，银行的侵权行为足以造成袁秀兰的全部损失。首先，袁秀兰的损失是在银行的工作期间在银行的账户由银行的工作人员分工合作，配合操作，利用银行的软件硬件系统进行的理财行为，其次，银行放任对自己的职员的违法行为，银行的行为与袁秀兰7800万元的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袁秀兰提交的证据以及刑事案件中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所有的理财业务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都有巨大的空间，放任自己的员工钻空子。而且魏某也在刑事案件中说其这样的行为，在银行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实际上是在配合自己的职员做私单，做飞单。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证明委托贷款业务中多名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人员分工配合，完成袁秀兰的理财，而且之间有共同的意思表示，至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职员之间的是心照不宣的。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操作不是魏某一个人能够操作的。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比如证人林某的证言，证人杨某的证言，都证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人员对袁秀兰个人委托贷款业务，这与理财产品的深度参与与密切配合。五、袁秀兰的损失并非正常的商业风险所导致。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上诉中是故意地偷换概念，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监管不力，导致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高管诈骗客户的内部控制的风险，偷换成正常的投资理财产品的商业风险，是银行的内控风险，跟理财产品的商业风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银行内部的内控风险导致客户的损失，银行是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的。六、袁秀兰在平安银行股份支行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过错。（一）对于袁秀兰来说，哪家银行的利息高，回报高，就去购买哪家银行的理财产品，这是非常正常的人之常情。（二）袁秀兰购买的理财产品，利率跟之前的袁秀兰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利率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在一审判决中已经是查明了的。因为袁秀兰最高的时候的利率，真实理财合同的利率也能够达到9%点多。所以说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率并不高，并非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所说的，袁秀兰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率购买理财产品，袁秀兰的理财产品，它的利率处于正常的水平。（三）袁秀兰投资经营的是实业，袁秀兰是在古镇做了20多年30年的灯具的加工制造，灯具的销售，辛辛苦苦赚的是做灯卖灯的钱。对银行金融理财等等这些金融产品是非常的不熟悉的，而且袁秀兰也仅仅只有高中文化，并非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所说的大专文化，而且袁秀兰对现代化的银行的这些优盾等等支付工具的科技手段，都是非常的陌生的。连通过网银转账都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工作人员协助进行。这一点也是魏某和林某等人的供述，都足以证实袁秀兰是不会操作这些东西的，让袁秀兰去辨别合同根本不现实。而且基于对银行的充分信任，不可能相信银行会蒙骗人，而且银行的合同都是长篇大论，太专业太复杂，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专有名词，袁秀兰也根本看不懂，并非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刚才所说的合同很简单。（四）袁秀兰作为VIP其实是不需要了解具体的每一个合同条款的细节的。而且从法律上来说，银行作为专业机构，本应当是银行要详细地向客户袁秀兰去解释，每一个合同的条款去说明，每一个专业术语去落实每一个条款的细节。（五）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做理财的时候，袁秀兰也是签完合同由民生银行古镇支行自行将合同邮寄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盖章确认，然后再返还给袁秀兰，这种操作模式已经成了惯例。因此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签订理财合同的时候，再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邮寄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盖章之后再返还给袁秀兰，这也是符合一直以来的操作惯例的。这一点也是让袁秀兰更加不可能产生对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怀疑。（六）袁秀兰在魏某案发后多次的去找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并非如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所说的从来没找过，这个是完全说假话来的。找过很多次，刚开始还是会提供一点帮助，到最后全都躲起来了，每次都是领导出差了，所以说综上袁秀兰在购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的过错的。七、根据高度相似的同案同类判决，特别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份的最新判决。（2018）粤01民终23133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的事实跟袁秀兰的案件的事实相似度能达到95%以上，但是该判决认定银行承担百分之百的过错，只是认定消费者不审慎审核交易文件，在巨额资金支出过程中未尽到审慎态度有关联，酌情确定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如果说袁秀兰有过错的话，就是袁秀兰当时没有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认认真真的去看那份合同。按照现在最新判决的精神，最多利息得不到支持，本金是应该百分之百支持的。综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上诉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上诉。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辩称：同意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全部上诉请求。袁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向袁秀兰赔偿本金损失10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月27日按年利率10%计算，自2015年10月2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2、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秀兰在中山古镇当地经营灯饰生意，资金实力雄厚，具有常年在银行投资理财的习惯。自2012年起，袁秀兰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开户购买理财产品，并结识该行理财经理助理魏某。魏某于2011年9月2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就职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先后任职理财经理助理、客户经理，主要负责营销、存款和贷款业务。后于2013年12月16日入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任零售个贷业务部总经理，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任该行小企业业务一部总经理，小企业业务二部总经理、客户经理。其对外印发的名片所记录的职务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副行长。2015年11月案发时其任中信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筹建组组长。自结识魏某后，到魏某案发前，袁秀兰均通过其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办理投资理财业务。2015年11月16日，袁秀兰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魏某使用《委托贷款委托合同》诈骗7500万元。次日，魏某前往公安机关投案。中山市公安局立案后，委托鉴定机构对袁秀兰提供的26份平安银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和5份民生银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上加盖的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公章及负责人私章予以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印章与两银行送检的真实印文并非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前述合同对应的委托贷款本金为1.17亿元。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中山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中山市第二人民检察院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诈骗罪等对魏某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刑事判决，以魏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40万元，以魏某犯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30万元，同时责令魏某退赔袁秀兰7800万元。魏某不服该判决，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以原审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现该案仍在重审一审阶段。中山市公安局在侦查过程中，委托广东执信司法会计鉴定所根据袁秀兰的账户流水，审核袁秀兰未能收回的7800万元资金去向。根据该鉴定报告显示，根据《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放款条款，在对应的银行账户流水单中，均能找到与合同签订的委托时间、贷款金额、贷款对象相一致的银行交易记录。袁秀兰未到期收回资金具体流向包括：转贷给借款人（金额为2718万元）、偿还袁秀兰已到期的旧债、用于魏某及其关系人的消费及取现，另有部分资金汇入不明关系人的账户。转贷给借款人的资金流向呈现以下特点：1、部分款项先转入徐伟贞（魏某的兄弟）的账户，再转给借款人。2、袁秀兰已收回的资金回笼时，部分款项由徐伟贞账户代为支付，来源于袁秀兰后期出借的资金及借款人支付给徐伟贞的还款，而非从借款人账户直接转入。但没有直接从借款人付至袁秀兰账户的情况。3、徐伟贞的账户具有收放贷款资金的作用，属于魏某控制的转贷业务资金池，当转贷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时，由该账户代为偿还。4、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转出资金摘要信息为“私人银行产品划款”，转入资金摘要信息为“委贷本金转回”，应转至袁秀兰在该行的资金归集账户，再转到袁秀兰的账户。根据前述鉴定报告证实，本案涉及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项下的借款已支付，还款未到账。本案所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借款人为张恩普，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年利率10%，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贷款期限自2014年10月27日至2015年10月27日。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应在委托贷款发放前，在乙方开立结算账户作为‘委托贷款资金账户’，用于发放委托贷款和收取贷款本息”。而实际款项则是由袁秀兰以网银转账方式汇至张恩普账户。而前述《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对应的付款方式分为网银转账和柜台转账两种方式。其中柜台方式以填写《个人转账汇款凭证》方式从袁秀兰普通账户直接汇入借款人账户，与袁秀兰在该行购买的正常的理财产品摘要信息为“理财认购”不同，转账摘要信息为“往来”。每次转账汇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均为袁秀兰本人填写，但袁秀兰对于汇款凭证上其余内容主张不是其本人填写。网银转账同样由袁秀兰的普通账户直接汇入借款人账户，在转账过程中需要使用网银U盾，袁秀兰主张每次网银转账均由魏某安排其下属林某在银行VIP室代其操作。袁秀兰同时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账户办理了短信通知业务，每一次转账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均会向袁秀兰预留的手机发送相关交易短信。袁秀兰于2013年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过该行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该行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的流程为委托人办理贷款时提交相应申请资料和证明，经办人审核上述资料并填写调查报告，审查人员进行审批终审后，经办机构与委托人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人把资金足额存入专户，经办机构与借款人签订合同，发放贷款、还款。在袁秀兰办理的委托贷款业务中，其中一笔融资金额为3000万元，年利率为9.5%，融资期限为1年。在此过程中，袁秀兰签署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私人银行客户理财委托书》、《项目融资撮合确认单》，先将资金存入其尾号为8261的个人账户，再由银行个贷系统操作，转入其名下对应的专户中，随后转入借款人名下账户。还款时，款项先转入袁秀兰对应专户，再转回袁秀兰尾号为8261的账户。但袁秀兰在该行办理的虚假的委托贷款业务，流程却与此完全不符。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则称该行从来没有针对个人开展过此项业务。另据魏某的下属林某（该下属受魏某提拔，一直跟随其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调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后又随其调往中信银行任古镇支行筹建组副组长）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袁秀兰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办理业务时，每次都是直接到魏某的办公室里面聊，具体内容其不知情。魏某不在时，曾安排其接待袁秀兰，并教她通过网银转账，袁秀兰向谁转账、转账给谁，其已记不清楚，但印象中有一笔超过1000万元。据袁秀兰的助理兼司机张聪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袁秀兰每次到银行办理业务都是在魏某的副行长办公室与其面谈，谈好后，魏某拿出合同让袁秀兰签名并带其到柜台转账，在柜台人多需要排队时，魏某就安排林某帮袁秀兰通过网银直接转账。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原审中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对员工的监管职责，并无过错：《平安银行员工行为守则》、《魏某合规承诺书》、《魏某个人信用调查问卷》、《魏某自律承诺书》、“魏某十禁默写”、《魏某平安银行员工“十项禁令”案防合规承诺书》、《平安银行印章管理办法》、《平安银行有价单证及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办法》。重审中，其补充提交了《中山分行关于开展2014年员工行为风险排查的通知》及排查报告、《中山分行关于开展2015年员工行为风险排查的通知》及排查报告，平安银行“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的通知、方案、图片、活动统计表及总结报告。一审庭审中，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袁秀兰主张因魏某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金额不持异议。一审另查明，袁秀兰依据相应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另案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号分别为（2017）粤0106民初16220、16221、16223、16224、16225、16226、16227、16228、16229、16230、16231、16232、16233、16234、16235号，连同其在本案主张的本金损失金额，其主张的本金损失合计78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员工魏某利用袁秀兰基于其银行职员身份而产生的信任，伪造虚假合同骗取袁秀兰资金，谋取个人非法利益所引起的侵权纠纷。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袁秀兰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结合袁秀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魏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一、关于魏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案涉的委托贷款合同蹉商、签订，袁秀兰资金的划付均发生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经营场所，魏某也具有该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从魏某刻制假银行印章及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袁秀兰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自身消费，可知其行为不仅不利于增进和维护单位利益，反而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明显有悖，其资金并未交付给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或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其行为必然也未经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授权或许可。因此，魏某的行为既未获得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授权和许可，其目的也非为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并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二、关于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的问题。首先，袁秀兰在交易过程中的疏忽大意，缺乏对自身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是其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本案中，魏某的违法手段具有隐蔽性，根据林某和张聪涛的陈述，每次交易的蹉商、合同的订立均利用了魏某的办公室这一封闭的空间，并由魏某与袁秀兰单独进行。而袁秀兰又对魏某过于信任，对于如此巨额频繁的款项划付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仅在空白汇款单据上签名后任由魏某填写并操作，或将网银盾轻率交付魏某或林某进行转账操作，这无疑在客观上对魏某隐藏、掩盖其违法行为起到了帮助和配合的作用。同时，转款的用途均备注为往来款，属于正常的个人转账业务。对此种隐蔽性强、没有异常迹象的资金交易，于银行而言存在预警和监控上的难度。而袁秀兰并非普通的银行储户或金融消费者，不仅具有多年经商的经历，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类业务的经验，风险防范的意识和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理应高于常人。相关案件所涉的资金金额和交易的频繁程度，亦决定袁秀兰在追求高额、稳定理财收益的同时，对其资金的安全更加不应忽视。然而，袁秀兰不仅没有在事前对相关业务和合同的真实性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进行必要核实和查证，在事后对资金走向和实际用途提出过质疑和异议。相反，其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尚且成功办理过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的经历，然而在签约流程和资金流向完全不同的虚假委托贷款交易面前，竟然完全没有应有的警觉意识和识别能力。不仅如此，即便按照虚假合同上约定的交易流程，贷款款项也应先行进入结算专户再向借款人发放，每次收款人信息和转账摘要信息银行已作短信提示，袁秀兰对转账细节是明知的，从其随意签署空白转账凭证或将网银盾交付他人操作，对资金转账和回款上的种种不合常规的迹象毫无警觉，可见其对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一切仅因魏某具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而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创新和银行业自身的发展，银行自营或代售的金融产品可谓推陈出新、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复杂性也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轻易搞清弄懂，加之部分银行职员职业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致使近年来“飞单”事件频频爆发、屡禁不止，不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对银行业的整体信用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将风险防范的责任全部归诸于投资者不仅不利于消除“飞单”隐患，对投资者也有欠公平。为了应对新的形势，银行业有义务加强内部管理和创新风控措施。例如，强化对员工选任和日常履职的管理，加大对营业网店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利用业务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常态化的监测预警，通过对客户资金异动、员工可疑行为的监控、筛选和分析，持续开展对“飞单”交易的排查和治理。不仅如此，针对“飞单”隐蔽性强、形式多样、不易监控的特点，应当加大对投资者风险教育和提示，在大堂、理财室等主要营销场所以简明、清晰、易懂的方式对加强对客户的警示和指引，充分揭示“飞单”交易的常见做法和严重危害，力求防患于未然。在“飞单”交易风险的防范中，只有依靠银行与投资者各尽其责，才能有效消除此类风险对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和对银行业声誉造成的损害。反观本案，袁秀兰的过失自不待言，但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举证而言，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并没有证明对“飞单”交易采取了有针对性、有实际效果的防控措施，也没有举证证明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以其他有效方式对投资者进行了必要的“飞单”风险教育和提示。同时，从魏某的履历上看，即便其不是该支行副行长，也是信贷部门重要岗位的领导，由此反映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选人用人上过于看重员工业绩，而忽视了对其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因此，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袁秀兰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损失。鉴于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综合分析讼争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袁秀兰自行承担损失的85%，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袁秀兰损失的15%。袁秀兰要求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按照虚假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袁秀兰的利息损失。另需指出的是，本案与魏某涉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诈骗罪刑事案件之间虽有牵连，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袁秀兰有权选择或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抑或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并获得损失填补。魏某的不法行为固然是造成袁秀兰损失的根本原因，应对给袁秀兰的全部损失承担终局责任，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也理应为其人员选任及使用监督上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再行向最终责任人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秀兰赔偿1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至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袁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40元，由袁秀兰负担14320元，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负担19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魏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以及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涉案委托贷款合同的签订以及款项的划付均发生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营业场所内，魏某也具有该支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魏某私刻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袁秀兰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个人消费，其行为并未获得单位授权和许可，显然也并非为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故一审法院认定魏某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之二。本院认为，袁秀兰在交易过程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涉案委托贷款交易的显著异常未能及时察觉，对资金安全风险疏于防范，是导致其涉案损失的主要原因。首先，从合同缔结过程来看。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并无隶属关系，魏某作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员工，却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名义与袁秀兰签订涉案《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与一般常理不符。其次，从款项划付过程来看。袁秀兰曾经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购买过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曾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过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应该知晓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应先转入其个人在银行开办的理财专户，再流向具体的使用用途。袁秀兰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的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的转账备注为“私人银行产品划款”、“委贷本金转回”，即正规理财资金转账备注应可以明确看出与银行理财相关。反观袁秀兰涉案资金的划付，均是直接划付给借款人个人，回款也是从个人账户转回，而且是从多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回款，转账备注均为往来款，与正规的银行理财资金划付流程有显著的区别。袁秀兰作为一个在中山古镇当地经营灯饰多年的商人，有丰富的从商经验，具备高等学历，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项业务的经历，风险防范的意识和对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应高于常人。然而袁秀兰却对上述种种缔约和款项划转流程的异常均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是袁秀兰轻信魏某，以及被涉案委托贷款业务所约定的高息所吸引的后果，相应的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用人失察，对涉案大额资金的划付未尽到核查义务，也是导致袁秀兰涉案资金损失的原因之一。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对员工日常履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其员工魏某在职期间实施巨额诈骗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处理。袁秀兰在长达两年时间里通过柜台转账和网银转账方式转出多笔高达数百万元的款项，转账过程有除魏某外的其他银行员工参与。对其大额资金划付的异常行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其他员工和上级管理层未能及时发现，可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大额款项划付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审法院对双方过错的分析与论述正确充分，本院不再赘述。综合上述，本院认为，鉴于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酌情认定袁秀兰自行承担损失的85%，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袁秀兰损失的15%，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应向袁秀兰赔偿15万元及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存款利息损失。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责任后，可向魏某追偿。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袁秀兰上诉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出任何事实和理由，本院对其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秀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40元，由上诉人袁秀兰负担14320元，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负担19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 瑶廖舒婷黄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