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津01刑终618号原公诉机关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曹连增，男，1968年10月22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2月16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3日被逮捕。羁押于天津市蓟州区看守所。辩护人何春景、邵俊峰，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曹连增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8）津0119刑初88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曹连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被害人付某系蓟州区水务局下属企业职工，又系“欢乐送”电子商务平台蓟州区代理人，2016年10月，付某向被告人曹连增介绍“欢乐送”电子商务平台，后曹连增将其经营的北京市共享共赢科技有限公司汽车营养素蓟县推广服务站在该平台注册为联盟商家。该电子商务平台系由“欢乐送”（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开发，其经营模式为：吸揽社会上的经营商品商户通过注册成为该平台的联盟商家，吸揽到商户购买商品的消费者通过注册成为该平台的会员，买卖双方注册后通过该平台进行交易，联盟商家将交易额10%作为促销服务费上交至该平台，促销服务费满1000元以上该平台再以“欢乐币”（又称红包）的形式不定期、不定额向联盟商家、会员返现，向联盟商家返现钱数累计相当于促销服务费为止，向会员返现钱数累计相当于消费额为止。被告人曹连增在该平台注册为联盟商家后，用其亲属身份注册会员，进行虚假消费即直接向该平台投资消费额10%的促销服务费。蒙某（另案处理）亦在该平台注册为会员并通过被告人曹连增的联盟商家进行“虚假消费”。到2017年9月底，该平台不再对联盟商家、会员返现。曹连增注册的联盟商家投资金额为191938.50元（其中包括蒙某投资本金93950元），平台先后给曹连增返现4万多元，曹连增实际损失约为57988.5元，蒙某实际损失41350元。后曹连增与蒙某为挽回损失找到付某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曹连增等人向公安机关举报付某，公安蓟州分局于2017年12月7日以付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曹连增向公安机关报案后与蒙某以付某装病不上班、违规办三产等为由向相关部门信访对付某施压，要求付某给付其从“欢乐送”平台应得的款项。付某于2017年11月16日给付蒙某人民币6万元，蒙某得款后表示停止信访。蒙某所写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付某买断‘欢乐送’会员两个6万元整。付某不上班的事纯属虚构，保证不再乱讲。”被告人曹连增得知此事后，继续以上述理由向相关部门信访，以此为要挟，后付某被迫同意给付曹连增50万元，于2017年12月4日付某携带现金50万元驾车找到曹连增，曹连增给其打一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付某现金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此笔金额作为收购‘欢乐送’赠送权，同时保证不再追究付某假病一事。特此保证。”后因与付某同去的刘某1报警曹连增未得逞。被告人曹连增后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一、书证1、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实，该案于2017年12月4日由刘某1报警而案发，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于2017年12月7日立案，同年12月16日将被告人曹连增电话传唤到案。2、公安蓟州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民警出现场，到现场经核实系刘某1报警，付某称曹连增敲诈其五十万元，未让曹连增离开。当时付某持有大量现金。3、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20日曹连增举报信各一份及诊断证明8张证实，曹连增曾举报付某造假病条吃国家空饷、做一些类似传销和非法集资类的勾当，骗取很多人的钱，为瞒天过海，拿钱堵住蒙某的嘴，让他撤诉；付某作为水务局下属公司污水处理厂员工，利用天津市鑫隆瑞泰服务有限公司骗取国家保证金及补贴款，作为事业单位员工经营三产等。4、蒙某2017年11月16日出具的收款条一份证实，今收到付某买断“欢乐送”会员两个6万元整。付某不上班的事纯属虚构，保证不再乱讲。5、2017年12月4日曹连增出具的收条证实，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付某现金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此笔金额作为收购‘欢乐送’赠送权，同时保证不再追究付某假病一事。特此保证”。6、宣传材料一张、商户话术一份证实，付某对外宣传称“欢乐送”电子商务平台消费多少赠送多少，平台会员零成本消费，在平台联盟商铺累计消费满1000元，额外赠送红包，赠送额满为止，消费越多，红包越大，红包满100元提取现金。7、律师函两份证实，“欢乐送”（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向曹连增发出律师函，曹连增的行为涉嫌虚假交易，骗取“欢乐送”平台赠送的红包，金额较大，停止红包赠送。8、蒙某与被害人付某微信聊天截图，付某与蒙某、曹连增通话谈话录音及文字版证实，曹连增对付某敲诈50万元一事中，曹连增和蒙某合伙以在“欢乐送”促销平台做虚假消费赔钱为借口，以举报不上班为理由，对付某进行敲诈，索要50万元，曹连增负责举报、吓唬，并提出索要50万元的要求，命令付某与蒙某联系，蒙某假装以中间人的身份，吓唬付某与其谈如何给付他们50万元。9、被告人曹连增与“欢乐送”平台代理人付某签订的联盟商家协议，付某与“欢乐送”平台签订代理合作协议，曹连增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欢乐送”账户交易记录部分截图，付某相关商铺投资清单证实，付某系“欢乐送”电子商务平台蓟州区代理人，曹连增系“欢乐送”电子商务平台的联盟商家，“欢乐送”电子商务平台的联盟商家和会员在“欢乐送”交易中禁止“虚假消费”即不实际进行商品交易直接向该平台投资消费额10%的服务费及曹连增账户投资金额为191938.50元。10、蒙某“欢乐送”账户投资部分明细三张及蒙某证言证实，蒙某实际总投资是93950元，实际总返回52600元，总损失41350元。其中93950元是通过曹连增的注册商家投资或交易的。11、被告人及相关人员常住人口居民信息表证实，被告人曹连增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身份情况。二、证人证言1、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我报警是因为曹连增以付某病假不上班为由告付某，向付某索要钱财。2017年12月4日上午付某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出去一趟。上车后他让我看着车上的钱别丢了，我一看有几十万。他驾车到开发区立交桥那，曹连增在那等着。车停下后曹连增上了付某的车，当时我坐后面，曹连增坐副驾驶。付某说：“大哥，这回给你这钱，咱们这事就算过去了吧”。曹连增说的大概意思是不去告状了，这时我才明白应该是曹连增一直在告付某，后他俩就商量怎么给付某打条，大致就是给完这钱就不追究不上班这事了。付某说这条咋写都行，别告我就行了。付某说：蒙某拿了我钱还说不去告了呢，你又去告。曹连增就开始打条，付某让我看看这条怎么回事。我看完条后上网搜，这是违法行为，就报警了。报警后曹连增就找各种理由想走，被我拽住了。我制止了付某付钱，当时钱就在我手里攥着。我报警后，让付某将钱存起来，去银行存的时候，我知道具体数目是五十万元。如果我不报警，付某肯定把钱给曹连增。“欢乐送”赠送权没有价值，“欢乐送”联盟商家是免费加入免费获得赠送权。2、证人曹某证言证实：我是蓟州区水务局信访办工作人员，付某是我们水务局下属污水处理厂员工。有个叫蒙某的女的和一个叫曹连增的信访付某，信访的问题是付某病假的事。信访问题我们正在调查中。3、证人张某证言证实：我在“欢乐送”（北京）商务有限公司法务部工作。我们公司在天津市有专门的运营商，叫付某。“欢乐送”平台是一种线上服务平台，平台面向全国所有地区，付某负责在天津市地区推广“欢乐送”平台，相当于是公司在天津地区的负责人。公司通过向一些商户、公司推广“欢乐送”平台，让他们注册成“欢乐送”平台的联盟商家，后这些商户将他们的公司情况、照片、商品情况上传到“欢乐送”平台，平台为这些商家提供这个平台，使平台的会员能在平台上看到这些商户及商户产品、地址等，以致平台的会员通过平台或会员直接到商户的实体店进行消费，公司对这些在联盟商家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会员及联盟商家赠送红包。每人都能成为平台会员，但得提供个人信息，平台会弹出会员服务协议，只有同意这份协议才能成为平台会员。没有纸质的协议，都是网上电子合同。只有会员在联盟商家购买商品，联盟商家在向平台交了销售额10%的促销服务费后，才向他们赠送红包，且红包是不定期不定额的。比如一个会员在一个商家消费1000元后，商家将1000元中的10%作为促销服务费交给平台，平台给会员返红包最多不会超过1000元，给商家最多不超过100元。我们不允许商家、会员在没有真实购买、销售商品情况下向平台交促销服务费以得到平台赠送的红包，这种情况在会员服务协议、联盟商家服务协议上都有体现。商家向平台交的促销服务费打到公司的对公账户及杨锋的账户，支付宝账户。支付宝账户向会员、商户返红包。我们按公司约定的会员消费额的千分之八给付某支付费用。付某在天津地区推广“欢乐送”肯定是以公司的名义，我们没在天津地区设立分、子公司。我们公司没融资的资质。公司是想将平台运作成像“京东”“淘宝”这样的大平台。4、证人吴某证言证实：2017年2月到6月，付某招我成为“欢乐送”业务员，我负责发展商户和会员，付某是“欢乐送”天津市总运营商。我发展商户和会员就是挨家挨户的串，向他们宣传，让他们注册成为“欢乐送”的会员，然后再注册商户。注册会员和商户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店铺的照片等通过手机注册。将照片和银行卡信息、身份证等发给付某，付某审核给注册。我向客户宣传说如果客户在商家购买商品，花10000元钱，商家拿出百分之十的金额给“欢乐送”平台，也就是1000元，然后次日平台会给消费者按照消费金额的千分之一反红包，每天都反红包，红包金额应该是10元钱，一直返到够10000元为止。并且也按照消费金额的10％的千分之一给商户反红包，也就是说每天返回1元钱的红包，一直返到够1000元为止，这就是“欢乐送”平台正常赠送的模式。我一共发展了六个商户。我也注册会员了，我妻子武红梅还注册商户了，并且投资了20000元左右，目前返回10000元左右，实际损失10000元。我大姐吴彬彬投资20000元，返回9000元，损失11000元。实际上都是我操作的，都是我投的钱，现在损失共计21000元。另外我自己做假单投资14万元，但是我没有赔钱，都返回了，这样总算账，我共计投资180000元，亏损21000元。我自己做假单投资了，我是听刘某1聊天说过后做假单的。我们的宣传口号是消费多少，额外赠送多少。付某让我这样宣传的。5、证人赵某、邹某、刘某2、牛某、胡某证言证实，付某、刘某1以高额返利诱惑我们投资“欢乐送”，使我们上当受骗，目前受害人众多，损失惨重。付某是“欢乐送”天津市的总代理，刘芳是会计。孙东君、刘某1也是蓟州区“欢乐送”的组织者，他们负责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他们肯定是骨干成员，有活动都是他们组织的。付某宣传“欢乐送”是个消费返利的平台，消费多少就能返利多少。注册成商家会员后，如果客户在平台商家购买10000元钱商品，平台商家拿出百分之十的金额给“欢乐送”平台，也就是1000元，然后次日起每天平台给商家按照消费金额的千分之一返红包，也就是说每天返回10元钱的红包，一直返到够1000元为止。并且也按照消费金额的10％的千分之一给会员返红包，也就是说每天返回1元钱的红包，一直返到够10000元为止。但是后来变成直接投资了。直接投资是刘某1教会我们如何使用“欢乐送”之后告诉我们的，可以给任何人做单买商品，但是绝对不能给自己做，因为不能自己买自己的商品，可以给其他任何人注册成会员做单。也就是说不用客户购买商品，直接按照商品价格的10％交给商户，商户直接将这10％的钱打款给“欢乐送”的平台账户，这样商户和我们就都能得到返利、商户得到返利10%，客户得到十倍的返利，也就是说投资1000元，能得到返利10000元。直到2017年8月起就开始不能提现了，红包应该给几百元红包的变成给几块钱了，所以我们有的来报案。我们商铺或者会员都没有实际商品消费而是直接做单消费，是付某指使的。6、证人蒙某的证言证实：我和曹连增是朋友，以前一起合作开餐厅，付某是“欢乐送”平台天津总代理。我大概是2017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加入的“欢乐送”平台，八月份就不返钱了。付某承诺，如果“欢乐送”平台出现问题，不再赠送了，由他来赠送，我才加入“欢乐送”。我都是通过曹连增的商铺投资，我给曹连增1000元钱，由曹连增交给平台，就证明我在曹连增那购买了10000元的汽车营养素。我知道我们这种行为是虚假交易，都是付某让我们这样做的。我实际总投资93950元，平台返回52600元，实际损失41350元。付某是水务局污水处理厂的正式员工，付某做假病历不上班，我有权利向有关部门反映此问题。曹连增知道我反映付某的事，我们俩写过很多次举报信，大部分都是以我的名义，有时候以曹连增的名义。但自从付某补偿我60000元后，就停止反映了，并且给付某写了个条，说以后不再上付某单位找去了，也是付某要求这样写的，为了是让他们单位不再查这事，保住他的工作。付某给我钱的事是我跟曹连增说的。付某为了解决与曹连增之间的事总是找我，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准备了五十万。我只是帮付某的忙，劝了劝曹连增，我只是给付某争取几天时间。三、被害人陈述被害人付某陈述证实：我是天津市蓟州区水务局职工，2017年3月我在家休病假，这期间做了“欢乐送”平台网站代理。2016年11月，我与“欢乐送”（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我成为“欢乐送”平台蓟县代理商。公司总部注册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欢乐送”平台的性质是商户先和我签署联盟商户协议，商户向我提供商铺的照片，我们代理商通过“欢乐送”平台ＡＰＰ给商户注册，注册后商户就成为“欢乐送”平台的联盟商家。消费的人通过扫描公司宣传单上的二维码成为平台的会员，成为会员后可以查看平台上的联盟商户，可以购买商品。会员在联盟商户购买商品消费后，商户要将消费额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上交平台，然后平台向商户和会员不定额返红包。“欢乐送”平台有“消费多少、赠送多少”的宣传单，这个宣传单是“欢乐送”总公司提供的。给商户和会员赠送红包没有下限，平台可以绑定支付宝、银行卡、微信。如会员在联盟商户消费一千元，商户向平台交一百元服务费，之后平台向会员不定期不定额返一千元红包，向商户不定期不定额返一百元红包。平台先给会员和商户返“欢乐币”，会员和商户可以通过平台ＡＰＰ把欢乐币提现到微信上，一个“欢乐币”提现相当于人民币一元。总公司按照会员消费额的千分之六的比例给我返现金。曹连增是“欢乐送”平台的注册联盟商家，蒙某是注册会员。曹连增与蒙某在平台上做虚假交易，也就是蒙某通过曹连增直接向平台交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他们之间没有真实消费。“欢乐送”平台所在的公司因虚假交易给曹连增、蒙某发过律师函，后公司把他们的账号封了。虚假交易是曹连增、蒙某自己研究出来的。2017年9月“欢乐送”平台因为系统升级不能返红包了，过了一个月左右又能返红包了，不过红包金额比之前的少了，从2017年年底我就不再关注平台了。我给蒙某六万元钱后，平台还能返红包，我没有登录过蒙某的会员号，没领过她的红包。2017年8、9月份，因为虚假消费，总公司也不给我返现金了，之后也没有给我。2017年11月上旬，单位找我谈话，说蒙某来单位举报我休假病假，在外做生意，我就联系她问为什么举报我，蒙某就说：“想让我不举报你，给我8万元。”经协商，蒙某同意我给她6万后，她向水务局、人事局、信访办解释她举报我的问题是假的。于是2017年11月16日下午2点左右，我在蓟州区小区门口，给了蒙某6万现金。她给我打了一个条，写着：今收到付某买断“欢乐送”会员账号两个6万元整，付某不上班的事纯属虚构，保证不再乱讲。我没从蒙某那买断会员号，“欢乐送”会员号是实名制的，没办法买卖。蒙某是以这个理由为幌子，主要是想以我休假病假不上班，在外做生意为由告我，敲诈我的钱。2017年11月17日，单位给我打电话说：“蒙某诬告你的事情，她已经澄清了”。2017年11月下旬，水务局又找我，说曹连增又举报我装病，不来单位上班，在外做生意。我就电话联系曹连增，曹连增说我叫他和蒙某一块利用“欢乐送”平台做虚假消费，结果赔钱了，让我给他50万元，他就不再找我麻烦，并向水务局、人事局、信访办澄清对我所有的诬告，不然就让我下岗、进监狱。12月1日那天我给曹连增打电话，他说我死定了，还说让我三天内准备钱，准备多少给多少，我说尽量借，后打电话曹连增就不接我电话了。后我就打电话、发微信让蒙某替我向曹连增求情，少要点，缓几天。蒙某表示不愿意管，让我自己看着办，还说不和曹连增解决好这件事会倒霉的。我怕曹连增继续告我，就在2017年12月3日支取了50万元，第二天早约8点多给曹连增打电话约好在蓟州区开发区立交桥东北侧见面，因我一人带太多现金不安全，就让同学刘某1跟我一起去。我和曹连增见面后，他上我车，我给他看了钱后问他告我装病请假的事怎么弄，他就向我保证给他50万元后，他给我澄清此事。我不放心，让曹连增给我写个收条，他给我写了张50万的收条，内容是：今收到付某现金500000元，作为“欢乐送”赠送权，同时保证不再追究付某病假一事，上面有他签名和手印。我把收条给刘某1看，他说这是敲诈勒索，就报警了。后曹连增想下车，被我俩拽住了，在我们车上我看见曹连增用微信和蒙某聊天，让蒙某找人该咋办咋办、举报我之类的话。我听见蒙某用语音说话，她告诉曹连增别害怕，她马上去水务局告我之类的话，后民警到场后让我们双方到派出所了。曹连增没有把“欢乐送”赠送权给我，赠送权是平台的，根本不是曹连增的。我没有把500000元现金给曹连增。第一次被敲诈6万元时，不知曹连增是否参与。第二次被敲诈时，蒙某一直当中间人，促成我给曹连增钱，她连哄带吓唬，让我赶紧把钱给曹连增，把事情平了，所以我才认为他俩是一伙的。我跟曹连增、蒙某没有经济纠纷、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我不愿意给蒙某6万元，但她老去单位告我，我迫不得已才给，不给蒙某肯定会继续向相关部门告我，影响我工作关系，给我家庭造成矛盾。50万没给曹连增刘某1就报警了，不报警我就给钱了。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曹连增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我和蒙某是同事、朋友关系。2016年10月份左右，付某和我们介绍“欢乐送”平台，付某说往里投资一千，能回来一万。经付某多次介绍和示范，我才同意加入的。后来付某说自己可以买自己的产品，每天可以领取两个红包，商家领一份，会员领一份，而且付某组织蓟县商铺与会员在老电车等好几个地方开会，有一个“欢乐送”平台的讲师给我们讲课，当时那个讲师就说：知道你们自己买自己的商品，深入的我就不说了，有比你们大的多着呢，你们也就赚点小钱的事，再往深了说，公司总监知道了不好。我累计投资了十九万多。我用蒙某、我儿子的、媳妇的、外甥的身份证注册的会员在我的商铺里买东西，我自己操作，有一部分是真实买卖。按照他们的宣传承诺，如果公司没问题的话，我能领取190万元的红包。蒙某注册了购物会员，她投资的几万元都是在我那里买货物。其实就是通过我的商铺，直接往平台打百分之十的服务费，领取红包。蒙某大约累计投资了七八万元，网站平台返还我4万多元就不给发红包了，蒙某也跟我领的差不多，我实际损失15万左右。平台在2017年8月7日平台周年庆典的时候就停了，我和蒙某就找到付某，付某说：“哪天咱们找几十人，我带着你去北京‘欢乐送’总部拉横幅去，给他们关了，你就找人吧”。我说：“我也不认识‘欢乐送’的人，要是‘欢乐送’的人找我，我还不做这事呢，因为你是蓟县人，相信你才做的”。付某说你们俩的损失，我退给你们。我跟付某要过，付某说我是虚假消费，公司还要告我，说我骗公司钱。我说：是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都是你们教的。付某说：“你有啥招自己使去”。从2017年9月中旬开始去公安蓟州分局经侦反映的“欢乐送”平台，10月开始反映付某不上班的事情。我没有向付某索要财物，我就是一直维权，告付某“欢乐送”平台，告付某作假病历不上班。因为在之前，付某在吃饭的时候就和我们说他自己在水务局上班，自己弄了个假病历就不上班了，白拿工资，而且还说认识蓟县组织部的人。我去水务局反映付某作假病历不上班，蒙某去劳动局反映，我们俩往检察院、人事局写信反映付某，因为我和蒙某长期一块待着，付某就认为是蒙某告呢，认为这件事蒙某说了算，就找蒙某把这件事解决了，蒙某找到我，和我说她要把这件事撤销了，付某找到她私下解决了。但是我的事一直没有解决，我也没找相关部门撤销告付某这件事。我和蒙某一开始是往水务局打的电话反映付某，水务局督促付某主动联系我们，蒙某的事情解决完之后，我就自己亲自去水务局反映付某作假病历这件事，之后付某就时常打电话给我。在2017年11月底，付某约我在蓟州区新城州河湾见面，问我怎么解决，付某直接问我：“大哥你就说吧，想要多少钱”。我说：“消费多少赠送多少，你自己算吧”。付某说：“那也太多了，我去哪弄那么多钱去”。我说：“这事就公事公办就行，经侦那边说赔偿我多少，就赔偿多少”。付某说：“大哥你就开出个价来吧”。我说消费多少赠送多少，按“欢乐送”来说，我总共应该领一百九十多万，你给我一百万得了。付某说：“大哥，你差不多就得”。我说再给你往下来点，给五十万得了。付某说过两三天联系我，但也没有联系我，一气之下蒙某我们俩又拿着付某的病假条照片去医院查，医院说肯定是假的。回去之后，我和蒙某直接去水务局信访办了。信访办的意思是赶紧联系付某找我解决。之后付某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解决，说：“不就是要五十万么，我给你，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去准备钱”。我不同意，要求先给我点，付某让蒙某当中间人，付某和蒙某定12月4日中午十一点之前，肯定给我钱。那天早上八点左右付某给我打电话，他说钱还没借够，再去借点，让我再等一会。我开车就出来了，我告诉付某我在立交桥底下，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付某就到了。刘某1从副驾驶位置上下来，去副驾驶位置后边的座位坐着去了，我就上付某的车，坐副驾驶位置上了。付某说钱在后边兜里呢，付某让我打条，我就给付某打条，大致内容是：“今收到付某现金五十万，此现金作为“欢乐送”的补偿和不再追究付某单位的事情，特此保证”。写完之后，付某说不行，说怎么诬陷的都得写上，我就把这个条撕了想下车，说不解决了，经侦咋赔我我认了，我等着公事公办。付某就拽住我，说爱咋写咋写吧，我又按照第一次打条的内容又打了一遍给付某了，然后付某拿出印台来了，我按了手印。付某把条拿给刘某1说：“你看看这条，有问题么。”刘某1问我这是什么钱，我说是“欢乐送”的补偿钱，按照消费多少赠送多少。刘某1说这叫敲诈，付某说：“这还叫敲诈呢咋着，大哥，报警”。当时我掏手机，刘某1说：“大哥，别让他打电话，给他把手机摔了。”想抢我手机，但是没抢过去，把我按车里不让我走，报了警。蒙某我们俩基本上每天都在一起，关系很好，她有事我跟着她，我有事她跟着我。这五十万元，如果支付给我了，我也不能给她，她自己的解决了。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曹连增明知向被害人付某索要平台应返的红包钱无合法依据，仍以付某装病不上班、违规办三产等为由向相关部门举报相要挟，使付某心理上产生恐惧，勒索其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予惩处。本案的犯罪数额应将曹连增因加入“欢乐送”平台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从50万元中扣减。经查，被告人曹连增通过注册的“欢乐送”平台联盟商家投资金额为191938.50元，减去蒙某投资本金93950元，减去“欢乐送”平台给曹连增的返利约4万元，曹连增的实际损失应为57988.5元，则曹连增的犯罪数额为442011.5元。被告人曹连增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被告人曹连增当庭自愿认罪，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曹连增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曹连增不服，以原判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上诉人曹连增的辩护人认为：1、原判认定曹连增有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曹连增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尚不明确。蒙某与付某微信聊天截图不能反映曹连增具有敲诈勒索主观故意；付某与曹连增、蒙某的通话记录文字版系付某单方面整理，完整录音未经法庭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刘某1、曹某的证言不能反映出曹连增具有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曹连增在“欢乐送”平台虚假交易是在付某和刘某1的教授和指使下完成，曹连增认为其应获收益190余万，最后双方协商一致以50万元作为曹连增的投资回报，曹连增向付某所提要求是以投资人的身份向“欢乐送”公司天津负责人提出的要求。2、曹连增没有要挟被害人索要钱款的行为，曹连增向付某单位信访的行为系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的方式。3、不排除付某故意设置陷阱对曹连增进行打击报复的可能。4、付某宣传推广“欢乐送”平台涉嫌违法犯罪。5、二审期间曹连增提出新的事实，其索要50万元系受到郭春红、牛某、胡某等人的委派，应收集、调取上述证人的证言。6、“欢乐送”的赠送权可以进行交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曹连增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显系错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与原审一致。关于上诉人曹连增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在案被害人付某的陈述，证人刘某1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来源、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明，曹连增以举报付某装病不上班，在外做生意为要挟向付某索要50万元，付某让蒙某替其求情，蒙某让其看着办，付某因害怕曹连增继续举报就准备了50万元，后与刘某1一同与曹连增见面，付某让曹连增打收条，刘某1看过收条后认为曹连增的行为是敲诈遂报警。曹连增所写举报信、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曹连增举报、信访付某的情况。证人蒙某的证言证明，其与曹连增一起向相关部门反映付某做假病历不上班，付某给其6万元后其不再反映，其将付某给其钱的事告诉了曹连增，付某为解决他与曹连增之间的事总让其劝曹连增。曹连增给付某所写收条证明，50万元作为收购“欢乐送”赠送权，同时保证不再追究付某病假一事。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曹连增以信访、举报付某做假病历休病假，在外经商相要挟向付某索要钱款，付某被迫给付钱款的事实，曹连增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关于付某与曹连增、蒙某的通话录音，经查，原审庭审提出该录音在侦查阶段已播放，录音于庭下播放，原审辩护人可让曹连增查看播放录音笔录，曹连增无异议。且被害人根据录音整理的通话记录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曹连增未提出异议。曹连增与蒙某为在“欢乐送”平台获利进行虚假交易，无论是否为付某指使，曹连增对交易虚假的情况系明知，其认为应获利190余万元没有依据，且若其所称收益有合法依据，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案证据证明，任何人都可注册为“欢乐送”平台的会员，会员满足在平台进行交易等条件后可以获得返利；刘某1的证言证明，“欢乐送”赠送权没有价值，联盟商家是免费加入免费获得赠送权。曹连增所写收条证明，50万元作为收购“欢乐送”赠送权，同时保证不再追究付某病假一事。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曹连增在“欢乐送”平台投资的损失情况，其实际损失为57988.5元。曹连增以信访、举报付某休病假问题相要挟，索要的钱款数额远远高于其在“欢乐送”平台损失的数额，足以证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使信访、举报权利和付某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均不能成为曹连增进行要挟并索要钱款的理由，不影响对曹连增行为的认定。郭春红、牛某、胡某均是“欢乐送”平台投资人，在案上述证人的证言均未提及委托曹连增索要钱款的情况，曹连增在侦查期间及原审庭审中也从未提出该辩解。且曹连增索要50万元系受上述人员委派；曹连增认为其应获收益190余万，经与付某协商一致以50万元作为曹连增投资回报，以上两点辩护意见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根据法律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判根据曹连增的犯罪数额、手段等犯罪事实、情节，同时考虑其犯罪未遂及当庭自愿认罪，已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量刑适当。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曹连增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颖审判员 张善密审判员 李草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璇书记员杨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