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7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原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310号。法定代表人：沈新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云，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1061094。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春，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51096359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南路麒龙中央商务大厦一期办公楼12层。法定代表人：丁劲松，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耀辉，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81051291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131628。原审第三人：贵州高速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1号贵州高速公路办公楼8层。法定代表人：邹刚，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云，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1061094。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春，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510963595。上诉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路集团）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广告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高速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传媒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16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判决；2、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16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即由被上诉人支付截止2018年8月19日媒体使用费7729367.76元，并判令被上诉人按现行价格体系计算至广告媒体全部下架之日，并向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160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案涉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到期后，上诉人已通过书面函件等方式提出异议，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的租赁关系为不定期租赁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涉及玉凯线的媒体经营权于2016年10月29日到期，贵遵扎南路段的媒体经营权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提议按原有的价格体系计算该两条路线的媒体资源使用费，上诉人认为应按照新的价格体系执行，双方发生争议。之后第三人高速传媒公司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沟通、协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高速广告媒体高杆的权利归属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审法院在案涉广告媒体设施作出任何评估前提下，认定被上诉人修建的广告媒体设施具有“巨大价值”超越一审法院审理范围，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贵州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案涉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到期后，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继续租赁媒体设备经营权的行为未提出异议，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租赁关系为不定期租赁合法、有据。被上诉人在玉凯线，贵遵线扎南段两条线路租赁合同到期后，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约定的沿线媒体租金计算标准向代上诉人高速集团公司行使管理权的原审第三人高速传媒公司缴纳租赁费，原审第三人高速传媒公司收到该笔租赁费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原合同付费标准的认可。被上诉人积极配合媒体设施的移交事宜，玉凯线和贵遵线南段线路沿线广告媒体设施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是被上诉人是否按照新价格体系支付租金的前提，至今各方仍未对该两条线路媒体设施的移交方式达成一致意见，案涉广告媒体设施未能移交责任不在被上诉。此外，一审判决无未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原审第三人贵州高速传媒有限公司二审述称，同意上诉人上诉事实和请求。案涉广告媒体设施的合同已经于2016年到期，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的3号向被上诉人致函主张租赁期限到期后，在新的计费计算周期按照现行价格体系计算费用，且至今仍被上诉人仍然在经营、使用案涉广告媒体设施。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经营玉凯线、贵遵线扎南段沿线广告媒体，并责令被告立即下架媒体上的广告内容；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至2018年8月19日媒体使用费7,729,367.76元，并判令被告按现行价格体系计算至广告媒体全部下架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6万元，并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28日，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即原告前身，以下简称高开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广告公司（乙方）签订了《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贵州省高等级公路权管范围内，除清镇高速公路安顺段（45KM-90KM）和贵新高速麻江-都匀段之外的所有广告媒体租赁经营权委托乙方独家代理，期限十年。2005年7月18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明确代理范围为贵遵线、贵新线、凯麻线、贵毕线、水黄线、关兴线、遵崇线，并对每条线路的数量、单价、总租赁费进行了详细约定。2005年11月17日，双方再次就前述二份合同中所涉及的清镇高速、遵崇高速的范围进行明确，在此范围之外的点位另行计算。2005年11月20日，双方就所签订的前述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进行了公证。2006年4月6日，甲、乙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即将开通的玉山线、凯三线、镇胜线、扎南线、贵开线、国道主干线贵阳过境公路、都新线复线交由乙方独家代理，期限十年（开通之日为起始之日）。同日，高开司向被告广告公司出具经营授权书，将前述所有线路户外广告经营权授权给广告公司经营。2015年6月28日，第三人传媒公司为规范高速公路户外媒体代理商的销售行为，下发了《代理商管理办法》，对代理商资格、价格体系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同年2015年6月1日，上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清镇高速线路租赁经营期限到期，因原合同中并未对合同到期后该如何处置相关资产等问题进行约定，故第三人作为原告的代管人，受原告委托，与被告广告公司经协商后，确定了处理该线路到期后的后续事项。即双方共同委托贵州天创资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资评公司）对该线路沿线由被告出资修建的户外媒体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天创资证公司评估后于2015年8月24日出具黔天创资证报字［2015］0715号评估报告，载明清镇高速沿线62座户外媒体价值6,509,704.36元，之后由第三人传媒公司与被告广告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签订了《清镇线高速户外媒体购买及移交协议》，由第三人传媒公司以评估价格出资购买上述媒体。同日，双方还就被告代理清镇高速线路沿线59座媒体事宜签订了《贵州高速传媒有限公司媒体代理合同》（合同编号1509-09），双方对代理期限和代理费用等进行了详细约定。之后，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所涉及的凯麻线、东北绕城线、贵遵线（一级）、汕昆线（二组）、遵崇线（二级）陆续到期，第三人与被告亦同样按照清镇高速线沿线户外媒体处置方式，委托天创资评公司对此五条线路沿线户外广告媒体价值进行评估，天创资证公司则于2015年10月29日就上述五条线路沿线户外广告媒体价值出具黔天创资证报字［2015］1112号（贵遵线）、1121号（遵崇线）、1122号（东北绕城线）、1124号（汕昆线）和1125号（凯麻线）评估报告，载明五条线路户外媒体价值分别为6,480,006.44元（贵遵线59座媒体）、3,231,884.23元（遵崇线39座媒体）、353,556.16元（东北绕城线6座媒体）、186,355.88元（汕昆线2座媒体）、2,496,076.57元（凯麻线26座媒体）。2015年11月26日，第三人与被告分别签订户外媒体购买协议，以前述评估报告评估价格购买了凯麻线、东北绕城线、贵遵线沿线由被告投资建设的广告媒体设施。次日，双方又就此三条线路的沿线广告媒体分别签订《媒体代理合同》，对代理期限及费用等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凯麻线选定的广告媒体计25座、东北绕城线选定的广告媒体计6座、贵遵线选定的广告媒体计54座。2016年2月24日，第三人与被告又就汕昆线和遵崇线签订户外媒体购买协议，同样是约定以前述评估报告评估价格购买此两条线路沿线由被告投资建设的广告媒体设施，同日，双方还就此两条线路的广告媒体分别签订《媒体代理合同》，对代理期限及费用等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汕昆线选定的广告媒体计2座、遵崇线选定的广告媒体计55座。本案中所涉及的玉凯线广告经营权于2016年10月29日到期，在该线路广告经营权到期前，被告与第三人已就线路到期后的移交问题开展了前期工作，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但因双方在媒体评估、代理情况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直至2017年10月，双方仍未能办理移交手续并按前述已到期的6条线路处理方式签订新的媒体代理合同。2017年12月31日，案涉贵遵扎南段线路的广告经营权到期，而双方对此路线到期后的媒体回收移交也同样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此期间，被告继续使用了该两条线路沿线媒体经营广告并对沿线媒体进行了巡查和维护。2018年8月28日，第三人向被告发函，提出若被告需继续对玉凯线、贵遵扎南线媒体经营，要求被告在收到函件后三日内与其签订《广告发布合同》，若不愿继续经营，则要求对方立即停止媒体经营活动，并将玉凯线、贵遵扎南线沿线媒体无偿移交给第三人，逾期不移交，其将通过司法诉讼程序维权。因被告不同意无偿移交此两条线路上的媒体设施，同时对签订新的《广告发布合同》的价格等问题与第三人相佐，故双方亦未能签订新的《广告发布合同》。虽然双方未能签订新的《广告发布合同》，但因被告一直在使用上述两条线路媒体经营广告，故被告于2018年8月24日按照双方原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标准，以汇款方式向第三人支付了两条线路广告媒体的使用租金，当天被告共计向第三人汇款三笔，其中两笔每笔31万元计62万元，分别备注为玉凯线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及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租赁费，另一笔250万元，备注为扎南线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租赁费。2018年11月15日，被告再次向第三人汇款31万元，注明为玉凯线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租赁费用。2018年12月29日，被告向第三人汇款二次，每次125万元计250元，均注明为扎南线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租赁费用。第三人认可收到上述被告汇款，但表示被告所付款项仅仅是应付费用的一部分，计算至2018年8月19日，被告还需支付7,729,369.76元。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原告遂以前述事实及理由诉至一审法院。庭审后，被告与第三人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费用计算清单，双方认可自2018年起，被告尚在使用的高杆媒体78座（其中双面高杆77座、三面高杆1座），跨线天桥22座。原告认为应按照其新发布的办法按照双面高杆媒体12万元/座、三面高杆14万元/座、跨线天桥10万元/座计算租赁费用，但被告认为应按照原协议高杆媒体5万元/座、跨线天桥3万元/座计算，并且应按前期履行情况区分公益媒体以及付费媒体情况，其实际使用了34座公益高杆媒体、44座付费高杆媒体、12座公益跨线天桥、10座付费跨线天桥，其中公益类媒体是免费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就贵州境内高速公路广告租赁经营事宜于2005年至2006年期间先后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来看，未约定合同到期后相关公路路段上广告媒体设施的归属问题，而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这些广告媒体设施均由被告投资修建，根据被告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可知，即便经营权到期后，由被告在这些路段沿线投资修建的广告媒体设施也仍具有巨大的剩余价值，在经营权到期后，若被告无偿移交给原告或第三人，或者当即拆除，显然对双方均不利，基于此，被告与第三人经协商后，同意对经营权到期的路段沿线上被告投资修建的媒体设施由第三人以评估价格回购的方式处理，并前后就贵遵线、凯麻线、遵崇线等多条到期线路的回收和代理签订了合同，本案所涉及的玉凯线及贵遵扎南线的广告经营权到期后，原告不同意按之前已经到期路线形成的处理方式解决两条路段上媒体设施回收问题，而被告则认为应该按之前双方已经形成的惯例来解决合同到期后媒体设施回购问题，并在解决该问题后再协商签订新的合同，双方因此发生争议并导致一直未能签订新的合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认可在案涉两条线路广告媒体经营权到期后被告仍在继续使用媒体进行经营，同时原告亦认可收到被告支付的租金，但认为其支付的租金不足，表明原告及第三人对于被告继续使用租赁物经营并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原租赁合同转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原告现要求被告立即停止经营玉凯线、贵遵线扎南段沿线广告媒体，并要求被告立即下架媒体上的广告内容之诉请，虽然未明确提出要求解除合同，但诉请本质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且亦给了被告合理的期限，符合法律规定，此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双方未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对租金等问题进行约定，虽然本案所涉租赁合同中到期的六条线路经协商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但这些线路所签订的合同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本案原告现在诉请的两条线路，其虽然发布了《代理商管理办法》，但此为原告的单方行为，在未与被告签订新的合同确认使用该办法中规定的租金标准之前，该管理办法中所约定的租金标准同样并不对被告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双方原租赁合同中就本案所涉两条线路的内容而言已经转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理由见前，且被告亦按照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原告支付了使用期间的租金，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代理商管理办法》规定的租金新标准计算案涉两条线路到期后产生的租金，并向其补足所谓不足部分，显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的问题，双方纠纷的发生是在合同期限届满后因后续事宜处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并非被告违约所致，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其支付16万元律师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经营玉凯线、贵遵线扎南段沿线广告媒体，并下架媒体上的广告内容；二、驳回原告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126元（原告预交67,126元），由原告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7,000元，被告贵州高速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27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一并向本院提交新证据：(2019)黔01民终4933号、(2019)黔01民终493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知道现行价格体系，应当按照现行价格体系进行支付费用。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知晓现行价格体系，但是适用现行价格体系计算费用的前提是上诉人完全收购案涉广告牌的产权后，才能按照现行价格体系计算费用。本院对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评议如下：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纳。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案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5年3月28日签订的《贵州高速公路户外广告租赁合同》、2005年7月18日签订的《贵州高速公路户外广告租赁补充协议》以及2005年11月7日签订的《贵州高速公路户外广告租赁补充协议（二）》仅约定了租赁期限及租赁期内的费用及付款办法，未约定合同到期后相关公路路段上广告媒体设施的归属问题，也未约定相关广告媒体点位的计费标准。案涉广告媒体设施经营权到期后，上诉人不同意按此前已经到期路线形成的处理方式解决媒体设施回收问题，被上诉人要求按照惯例来解决合同到期后媒体设施回购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并一直未能签订新的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租赁期限到期后，案涉广告媒体设施按照《贵州高速公路户外广告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标准计算费用还是按照上诉人的现行价格体系计算费用。从双方多次致函、复函以及会议纪要的内容看，双方一直就案涉广告媒体设施经营权的回收及计费标准进行协商，原审第三人也实际接收了上诉人按照《贵州高速公路户外广告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计费标准支付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之规定，双方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现行价格体系为由，主张被上诉人按照现行价格体系计付服务费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以双方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有权按照《贵州高速公路户外广告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标准计付费用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按照现行价格体系计付费用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经本院审查原审判决并无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7126元，由上诉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可审判员 刘 佳审判员 庞 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余琼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