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4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君，女，1980年7月23日出生，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那，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来宏，男，1961年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保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勇，男，1968年11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张艳君因与被上诉人杨来宏、于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5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艳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车辆识别代号为×××、发动机号为×××奥迪牌×××的车辆为张艳君所有，停止对该车辆执行并解除执行措施。事实和理由：1.机动车登记证书并非机动车所有权证书，涉案车辆虽然登记在于勇名下，使用的是于勇的小客车配置指标，但该车由张艳君购买、使用、保养，应当归张艳君所有；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物权法》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时，不能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虽然于勇赠予张艳君车牌的行为无效，但不能据此判定张艳君对自己出资购买的小客车丧失物权。杨来宏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艳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于勇辩称，对于一审判决及张艳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无意见。张艳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对车牌号为×××奥迪车（车辆识别代号为×××）的查封和扣押；2、判令车牌号为×××奥迪车（车辆识别代号为×××）归我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2日，张艳君自北京国服信奥兴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兴公司）购买奥迪Q5小客车一辆，张艳君通过刷自己名下银行卡的形式向奥兴公司支付购车款及增值税等费用共计为417400元。杨来宏因与于勇的民间借贷纠纷，将于勇诉至法院。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做出（2019）京0109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于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杨来宏借款本金39.6万元及相应利息（以39.6万元为本金，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24%的标准计算）。判决生效后，因于勇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杨来宏于2019年4月11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扣押车牌号为×××的奥迪车，于2019年7月19日向北京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送达（2019）京0109执12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上述车辆，查封期限为两年。2019年7月24日，张艳君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对该车辆的查封、扣押。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做出（2019）京0109执异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艳君的异议请求。张艳君不服该执行裁定书，于2019年8月12日起诉至法院，要求1、依法解除对车牌号为×××奥迪车（车辆识别代号为×××）的查封和扣押；2、判令车牌号为×××奥迪车（车辆识别代号为×××）归我所有。另查，根据编号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显示，注册登记机动车为奥迪牌×××型号黑色小型普通客车，车辆识别代号为×××，车牌号为×××。该证书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于勇，居民身份证号为×××。对于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一审审理中，张艳君主张诉争的车牌系于勇赠与，并提交书面证据，显示内容为“本人将车牌×××赠予张艳君”，下方有于勇的签字，日期为2017年2月7日。经质证，于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称因其欠张艳君钱，其就将原来的捷达车给张艳君使用，后来张艳君自己出钱购买了新车。杨来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赠与无效，车牌不能赠与。张艳君还提交短信记录、处罚决定书、修理费发票、账户交易明细等，用于证实诉争车辆保险费的交纳、车辆的修理、违章处理都是其本人办理的，诉争车辆一直由其使用。杨来宏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于勇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一审审理中，于勇称不认可（2019）京0109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书，但未提供推翻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上述规定表明，机动车应登记在所有人名下，否则，机动车登记制度将丧失其意义，机动车管理亦将陷入混乱。且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后，在本市购车需有车辆配置指标，方可办理车辆所有权登记。张艳君明知自己目前不符合本市购车资格，即使购买车辆也不能办理车辆登记手续，仍接受于勇的赠与借名购车，以此方式规避机动车登记规定，明显违反了上述机动车登记的规定，构成对机动车登记管理公共利益的损害，其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故法院认定张艳君与于勇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在此情况下，即使张艳君举证证明其支付了购车所需相应款项，但因其不符合购车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虽为车辆的实际出资人，亦无法律上的合理理由要求确认其对车辆的所有权。另型号为奥迪牌×××黑色小型普通客车、车辆识别代号为×××的执行标的登记在于勇名下，杨来宏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该车所有权人为于勇。现于勇因未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法院依法定程序查封其名下依法登记的车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张艳君要求确认上述车辆为己所有，终止执行之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法院可以继续执行车辆，张艳君之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艳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涉及以下二焦点问题，现分别评述如下：关于车牌赠与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于勇和张艳君的陈述，于勇将车牌号赠与张艳君，张艳君接受了赠与，双方之间形成了赠与合同关系。但是，众所周知，在《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出台后，在北京市购车需有车辆配置指标，这已经成为北京市车辆管理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本案中，双方的赠与行为事实上避开北京市的机动车牌号管理政策，对其他遵守该规定的人员而言，该行为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对北京市机动车管理中的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故双方的赠与行为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理应被认定为无效。关于张艳君是否具备对车辆的物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张艳君出资购车的行为基于其与于勇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车牌赠与行为而产生，故其针对车辆的物权，亦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应被认定为不合法。故张艳君以其是系车辆实际出资人的理由对抗杨来宏对于勇的执行请求，并无法律依据。但张艳君针对案涉车辆的出资款应作为对于勇的债权处理，张艳君有权要求于勇予以返还。综上所述，张艳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61，由张艳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陈 伟审 判 员 张 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唐兴华法官助理 谢冰伦书 记 员 郭孟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