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琼97行终235号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琼97行终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佟斯扬，男，满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南，海南为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住所地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全新建，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良驹，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志雄，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佟斯扬因与被上诉人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以下简称儋州市社保局)社会保险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的（2019)琼9003行初4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佟斯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南、被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良驹、符志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海花岛建设项目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境内，由恒大海花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海花岛公司）开发建设，该公司现更名为恒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旅游公司)。儋州祥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州祥雷公司)系恒大海花岛公司的关联公司，负责对恒大海花岛公司指派到海花岛建设项目工作的职工进行管理、使用及发放工资与其他福利待遇等。2016年1月6日，恒大海花岛公司(甲方)与佟斯扬(乙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主要内容：(1)合同期限从2016年1月6日起至2018年12月14日止；(2)乙方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应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甲方指派的任务；(3)甲、乙双方按照国家和相关省、市的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乙方依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其中乙方应缴纳部分由甲方从乙方工资中代扣代缴；(4)乙方同意其工作地点包括甲方的住所地、甲方投资的企业所在地或甲方投资企业项目所在地，乙方亦同意服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对其进行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以及相应工资标准的调整。上述合同签订后，佟斯扬被派往海花岛建设项目工作，由祥雷公司负责管理、使用及发放工资与其他福利待遇等。祥雷公司向儋州市社保局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佟斯扬因而在儋州市社保局参加了社会保险，由祥雷公司依法代扣代缴其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佟斯扬自2016年至2019年4月止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基本情况如下：(1)2016年3-12月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同年1-2月欠缴社会保险费，缴费10个月；(2)2017年6-12月缴纳社会保险费，同年1-5月欠缴社会保险费，缴费7个月；(3)2018年1-12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12个月；(4)2019年1-4月缴纳社会保险费。在此之前，佟斯扬无其他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2016年11月21日，佟斯扬因患左突发性耳聋、右感音神经性耳聋及高脂血症，在海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1月28日出院，花医疗费共计人民币4717.52元，全部由其个人支付。2016年11月30日，佟斯扬因患突发性耳聋、单侧感音神经性耳聋及焦虑状态，在海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2月16日出院，花医疗费共计人民币15207.46元，全部由其个人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7日，佟斯扬因上述病患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花医疗费共计人民币5166.91元，全部由其个人支付。2017年9月6日至2017年9月18日，佟斯扬因上述病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五医院住院治疗，花医疗费共计人民币5751.60元，全部由其个人支付。2017年9月28日至2017年10月17日，佟斯扬因上述病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五医院住院治疗，花医疗费共计人民币5832.32元，全部由其个人支付。另查，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先予执行。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当庭予以驳回。佟斯扬认为其与祥雷公司并无劳动关系，祥雷公司在儋州市社保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其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侵害其合法权益，儋州市社保局登记、征收其社会保险费的行政行为无效，特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一、儋州市社保局重新审核佟斯扬社保关系，停止对佟斯扬征收社会保险费，并作出书面答复；三、儋州市社保局及时足额退回佟斯扬于2016年3月-2019年4月间个人缴纳社保费部分，合计：34312.25元；四、儋州市社保局及时足额支付佟斯扬于2016年11月-2017年10月间自费医疗的损失，合计：36675.81元；五、儋州市社保局向佟斯扬登记、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行政行为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为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由此可见，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属于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佟斯扬受恒大海花岛公司(现更名为恒大旅游公司)指派到该集团公司的关联公司祥雷公司工作，符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1项“乙方同意其工作地点包括甲方的住所地、甲方投资的企业所在地或甲方投资企业项目所在地，乙方亦同意服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对其进行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以及相应工资标准的调整”的约定。佟斯扬在祥雷公司工作，该公司对其负责管理、使用，发放工资与其他福利待遇，因而亦由该公司向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既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亦符合所签订《劳动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甲、乙双方按照国家和相关省、市的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乙方依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其中乙方应缴纳部分由甲方从乙方工资中代扣代缴”的约定。佟斯扬已经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可以依法进行转移登记，累计计算缴费年限。鉴此，原告诉请被告重新审核其社保关系及停止征收其社保费以及确认被告登记、征收其社会保险费的行政行为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擅自更改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费率，导致少收或者多收社会保险费的，由有关行政部门责令其追缴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或者退还不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佟斯扬多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佟斯扬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依法汇入其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和社会统筹基金账户，用于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佟斯扬主张儋州市社保局退还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享受个人账户待遇和统筹基金支付待遇。参保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连续缴费满1年方可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连续中断缴费3个月或者累计中断缴费6个月的，停止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恢复缴费后，连续中断缴费3个月的，在连续缴费满6个月后方可重新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累计中断缴费6个月的，在连续缴费满1年后方可重新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在本案中，佟斯扬在2016年开始参加社会保险至患病治疗，连续缴费未满1年，其医疗费不能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其自参加社会保险后又累计中断缴费6个月，中断期间患病治疗费不能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而且佟斯扬未经定点医疗机构提出并经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而异地治疗，不符合《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得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鉴此，佟斯扬患病治疗费用不能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其提出被告足额支付自己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间医疗费损失人民币36675.81元，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上述医疗费应由佟斯扬本人自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佟斯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佟斯扬负担。上诉人佟斯扬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支持佟斯扬原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从举证责任来看，被上诉人仅提供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部分规范性文件，未能提供其行政行为的证据，原审法院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根据儋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社会保险经办事项办理流程一览表》，被上诉人行政行为的证据至少应包括：有关机关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人员增减表、社会保险缴费汇总申报表等缴费申报材料。但在原审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上述证据，属于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从关键事实劳动关系来看，被上诉人行政行为，应当以上诉人与祥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上诉人与之并无劳动关系，仅与恒大旅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但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用人单位(即劳动关系)迳直作了错误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五十七、五十八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一、二、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关系以劳动关系为基础而存在，社会保险费征缴遵循属地管理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参照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原审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认定上诉人受祥雷公司管理、使用，即存在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登记、征收社会保险费。与之相反，上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恒大旅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而上诉人应当在广州市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享受广州市医保待遇，即缴费次月即可报销医疗费(在儋州需缴满一年)。至于工资和福利待遇等由谁发放，决定权在用人单位，非上诉人所能控制。三、从涉及上诉人劳动关系的其它相关案件来看，原审法院对本案用人单位(即劳动关系)和部分事实作了错误认定，并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最终作出了错误判决。1.关于劳动关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0969号案、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穗劳人仲案[2019]4561号案、儋州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3民初4745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8372号案均可直接或间接证明，上诉人的用人单位是恒大旅游公司，而不是祥雷公司。2.对《劳动合同》相关条款的解读认定，存在曲解法律，混淆、偷换工作地点与用人单位(即劳动关系)概念；按《劳动合同》约定，上诉人的工作地点调至儋州，而并非用人单位(即劳动关系)转为祥雷公司。上诉人的用人单位一直是恒大旅游公司，也就是劳动关系一直在广州，理应在广州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享受广州医疗保险待遇，而非儋州。欲使本人证明与祥雷公司无劳动关系，也不合常理。3.认定同年1-2月欠缴社会保险费存在错误，上诉人在石家庄缴纳社会保险费，但用人单位未已依法告知。4.认定上述医疗费应由佟斯扬本人自付存在不当，基于不同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仍有请求支付医疗费的权利，并非应自付。四、从生活经验和逻辑关系上看，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广州是一线城市，儋州是五线城市，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保政策差异巨大。在全国范围来讲，恒大集团是知名企业，不是劳务派遣公司，而祥雷公司知名度几乎为零。2016年1月6日，上诉人从恒大地产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调动至恒大旅游公司海花岛项目工地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受其管理、使用。上诉人只是工作地点从石家庄(北京公司项目所在地)变化至儋州，劳动关系并未发生改变，按照法律规定和事实，劳动关系仍然在广州，理应在广州参保。但原审法院却违背事实，错误认定“上述合同签订后，佟斯扬被派往海花岛建设项目工作，由祥雷公司负责管理、使用。按照原审认定事实，上诉人刚与恒大旅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随即受其指派转到祥雷公司工作(实际上仍然受恒大旅游公司的管理和使用)，劳动关系变更至儋州，社会保险也在儋州参加，放弃广州的社会保险关系，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受损。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首先，根据双方原审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原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6日与恒大海花岛公司（现已更名为恒大旅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正式建立劳动关系，随后被该司派往海花岛项目工作。祥雷公司作为恒大旅游公司在儋州市的关联公司，统筹管理工作事务及相应待遇。被上诉人作为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工作职能及权限为社会保险申报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等。在祥雷公司向被上诉人处为上诉人办理社保缴费业务后，上诉人依法为其办理相关登记记录业务，并无任何不当。其次，退一步讲，上诉人认为其与祥雷公司不存在书面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不同意由祥雷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该争议应属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保费，为法律规定赋予用人单位之义务，且采用的方式为企业自主申报。若上诉人认为祥雷公司为其申报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则应当由恒大旅游公司和祥雷公司诉至法院索赔，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九十条及《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可知，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符合法定退费情形，且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可知，参保人需连续缴费满一年后方可享受相应保险待遇，但上诉人尚未满足前述规定的条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支付其医疗费用，显然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被上诉人作为法定社会保险工作的管理部门，对于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的争议或纠纷事宜，客观上不存在查证的可能及权限，且社会保险费的申报及缴纳为企业自主申报。被上诉人在审核其提交的材料符合登记要求后依法予以记录，并无任何不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符合本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二审中，上诉人佟斯扬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4561号《裁决书》；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0969号《民事判决书》；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9051号《民事判决书》；4.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7民终1715号《民事裁定书》；5.（2019）琼97民终1715号案庭审笔录，证据1-5证明：1.上诉人只与恒大旅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上诉人不在祥雷公司工作，也不受其管理、使用，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3.祥雷公司不是上诉人的用人单位，上诉人也不是其从业人员；4.原审法院捏造部分相关事实，认定事实明显错误。6.职业病鉴定中止通知书；7.劳动保障监察中止调查决定书，证据6、7证明上诉人只与恒大旅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8.海花岛产业集团成立、更名通知；9.工作调令、工作证；10.董照阳案二审判决书，证据8-10证明上诉人工作地点从河北调至海南，为恒大集团内部调动，与祥雷公司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11.广州市社会保险参加凭证，证明上诉人劳动关系在广州，被上诉人向广州职工作出行政行为，明显越权，应属无效；12.用人单位制度清单；证据13.儋州社保缴费记录，证据12、13证明上诉人与恒大旅游公司存在用人劳动关系。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被上诉人认为其与本案所需要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诉人所提的上诉请求并无关系。同时证据5在证据中没有看到，所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交由法院认定。证据6、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恒大旅游公司及祥雷公司的实际关系；证据8-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内容补充说明，即便上诉人与恒大旅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了应当服从工作地点及工作岗位的调换，但具体是否与祥雷公司存在用人劳动关系，该三份证据无法证明；证据11-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补充说明，上诉人在广州的缴费记录是2019年11月开始，与本案审理的2016年至2019年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并无冲突，不能认定其劳动关系在广州或者被上诉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系无权或越权。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佟斯扬提交的证据1-1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恒大旅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祥雷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无效。此外，双方当事人二审中未提交其他证据。二审另查明，2019年11月始，佟斯扬及恒大旅游公司在广州市为佟斯扬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此外，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社会保险费的登记、征缴及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根据上诉人佟斯扬的上诉主张，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间为2016年3月-2019年4月，因此，应当适用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并参照当时发生法律效力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门规章《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审查确认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据《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管社会保险登记。儋州市社保局具有本案登记管理佟斯扬社会保险费的法定职责，其作出本案对佟斯扬社会保险费登记管理的行政行为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以及《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有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缴费单位具有异地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一般应当作为独立的缴费单位，向其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跨地区的缴费单位，其社会保险登记地由相关地区协商确定。意见不一致时，由上一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登记地。”本案应当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事人为佟斯扬及其用人单位恒大旅游公司。鉴于恒大旅游公司系恒大海花岛公司更名而来，其主营业务地点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的海花岛，恒大旅游公司在儋州市社保局为其在儋州市海花岛工作的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未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应予确认。关于恒大旅游公司委托其关联公司祥雷公司向儋州市社保局为佟斯扬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其申请主体虽有不妥，但其登记程序及缴纳结果并未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亦符合佟斯扬与恒大旅游公司所签订《劳动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的约定，且未因此损害佟斯扬在儋州市应享有的社会保险费相关权利的行使，故被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行政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定条件，佟斯扬请求确认儋州市社保局对其登记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行政行为无效，并诉请儋州市社保局重新审核其社会保险关系及退回相关社保费、支付医药费损失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至于佟斯扬认为因儋州市社保局对其社会保险费进行登记管理，导致其未能在广州市参加社会保险，无法享受广州市的社保待遇，本院认为，鉴于佟斯扬的用人单位恒大旅游公司注册登记地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其依法可以选择在广州市参加社会保险，同时，恒大旅游公司的主营业务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其公司主要经营场所位于儋州市，包括佟斯扬在内的公司职工的工作生活地点和工作内容及工资的取得，均在儋州市境内，故佟斯扬及其用人单位亦可选择在儋州市社保局缴纳社会保险费。虽然佟斯扬及恒大旅游公司自2019年11月始在广东省广州市依法为佟斯扬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此前在海南省儋州市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合法性，亦不能据此认定因两地存在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差异，在先登记管理佟斯扬社会保险费的儋州市社保局应当对佟斯扬给予赔偿。故原审判决驳回佟斯扬诉讼请求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佟斯扬的上诉理由及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佟斯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万贤审 判 员 张成信审 判 员 孔凡勇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 治书 记 员 李伟源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