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初1095号原告：杨森，男，汉族，1980年3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告：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宝深路109号国民技术大厦1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844811。法定代表人：孙迎彤。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禄，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森诉被告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森，被告国民技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杨长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国民技术因未依法披露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投资）与深圳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旗隆）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关于设立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1》），于2016年3月签订的《关于设立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2》），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以（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国民技术予以行政处罚。国民技术于2017年12月15日公告收到深圳证监局《调查通知书》，公司股价急剧下跌，原告因之前买入国民技术股票而发生亏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国民技术赔偿由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合计27706.05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被告国民技术辩称，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补充协议1》和《补充协议2》的行为不属于虚假陈述行为。即使认定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原告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国民技术对原告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国民技术于2010年4月30日在深交所上市，证券代码为300077.SZ。2015年11月23日，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国民投资与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旗隆）签订《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国民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亿元，北京旗隆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50万元，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泰旗兴），约定了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摊机制。2015年11月27日，国民投资与前海旗隆签订《补充协议1》，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国民投资与北京旗隆依其签订的《合伙协议》而合作设立国泰旗兴合作事宜达成以下补充共识：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前海旗隆为国泰旗兴的有限合伙人国民投资资金本金安全提供担保，前海旗隆承诺在合伙企业到期或者合伙人一致同意退伙时，若国民投资认购出资的本金出现亏损，则由前海旗隆对相应亏损进行等额补偿；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前海旗隆承诺，保障国民投资资金自缴纳之日起每年5%的固定收益，如合伙企业未能实现上述收益，则由前海旗隆补足，且按年支付。2016年3月，国民投资、北京旗隆和国泰旗兴签署《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追加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追加投资协议》），约定国民投资向国泰旗兴追加投资2亿元。针对《追加投资协议》，国民投资和前海旗隆签订《补充协议2》，就国民投资的2亿元追加资金进行了补充约定，协议内容基本与《补充协议1》相同。国民技术分别于2015年11月9日、2016年3月2日将《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事项公告披露，但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相关事项。2017年11月29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称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国民技术于2017年11月28日晚间已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尚未收到公安机关是否予以立案的通知。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2017年12月15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暨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称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深圳证监局立案调查，并收到了相关《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7〕140号）。国民技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1.11.3条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和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2017年12月19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20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如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相关人员的失联事件进一步明确并且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后，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将对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致使2017年度业绩亏损。2017年12月20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暨全资子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称国民投资向国泰旗兴的出资5亿元，均来源于向国民技术的借款。国民技术预计未来无法收回国民投资对国民技术的5亿元借款，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国民技术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5亿元。经测算，本次对国民投资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国民技术上述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经合并抵销后，将减少2017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5亿元。2018年4月22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2018年5月2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深圳证监局（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国民技术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相关事项，直到2018年1月30日，才通过深交所官网“监管信息公开”栏目，以《国民技术：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对上述两份补充协议相关事项进行说明。《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分别作为《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的补充，与《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为一揽子协议。根据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公司2015年、2016年分别至少享有125万元、1991.78万元的固定收益，分别占公司2014年、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2.32%、23.16%。补充协议约定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但公司未依法披露。国民技术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已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罗昭学作为公司董事长，筹划并主导上述投资事项，授权喻俊杰签署案涉两份补充协议；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喻俊杰负责投资事项的具体实施，签署案涉两份补充协议，二人均未依法及时报告董事会并督促公司披露，系对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红晶负责组织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其知悉、参与了案涉补充协议的签订，却未依法及时报告董事会并督促公司披露，系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一、对国民技术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二、对罗昭学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三、对喻俊杰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四、对刘红晶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另查明：根据已生效的张怀玉诉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判决[本院一审（2018）粤03民初151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2019）粤民终1786号]认定，案涉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的《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属于利好消息，国民技术延迟公布利好消息的行为，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不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应予赔偿的虚假陈述行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国民技术股价的下跌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故投资者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起诉要求国民技术赔偿投资损失，不应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张怀玉诉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判决[本院一审（2018）粤03民初151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2019）粤民终1786号]认定，案涉国民技术虚假陈述行为属于诱空型，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国民技术股价的下跌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故原告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起诉要求国民技术赔偿投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2.65元，由原告杨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