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琼行赔终6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田勇相，男，197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缙云县东方镇皋头村人，养殖个体户，现住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湖山乡下东村。 委托代理人：朱剑武，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宇锋，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惠民路112号政府大院。 法定代表人：王晓桥，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允，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泽东，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勇相因其诉被上诉人文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昌市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6行赔初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27日，文昌市政府向田勇相作出文府﹝2018﹞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限期3日内拆除田勇相建设的养殖池及设施。2018年10月下旬，文昌市政府强制填复了田勇相位于文昌市锦山镇湖山村委会下东村2口面积共计约61亩的鱼塘（以下简称涉案鱼塘）。2018年11月8日，田勇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撤销文昌市政府于2018年9月27日对田勇相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确认文昌市政府填复田勇相承包的坐落于文昌市锦山镇下东村小溪旁边上洋的61亩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提起本案赔偿诉讼，请求：判令文昌市政府赔偿田勇相各项损失共计1021900元。 一审查明：2009年7月2日，田勇相与王斌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王斌将位于文昌市锦山镇下东村小溪旁边上洋的东至溪床、西至鱼塘、南至鱼塘、北至瓦房的2口面积61亩的鱼塘租赁给田勇相，租赁期限二十年，从2009年7月2日至2029年7月1日。租金为每年每亩水面510元，二十年租期分三次付款，分别应于2009年7月5日付清2009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九年租金共计279990元；于2016年7月1日付清2018年7月2日至2024年7月1日期间六年租金共计186660元；于2022年7月1日付清2024年7月2日至2029年7月1日期间五年租金共计155550元。田勇相付清全部租金以后，王斌要给田勇相全部原始合同；第三次付租金同时扣除剩下村里的全部租金由田勇相代付。合同签订后，王斌于2009年7月13日出具收据表示收到田勇相缴交的租金279990元。2009年11月27日，田勇相与王斌签订《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王斌将坐落于下东村上洋溪边、双雄坡村、旧坡村，总水面积为61亩，己承包给田勇相，并再次确认了二十年租期等合同中约定的条款。《补充协议书》签订当日，王斌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田勇相缴交租金45000元。锦山镇湖山村民委员会下东村民小组于2014年3月4日出具收据表示收到田勇相代云雄缴交承包上洋鱼塘租金39000元。田勇相经营上述二口鱼塘用于水产养殖，并在其中一口鱼塘边上修建了一处平房。 2018年9月27日，文昌市政府向田勇相作出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田勇相在文昌市锦山镇湖山村湖山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建设的二口鱼塘及一处平房，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现有的污染防治设施达不到环保要求，二口鱼塘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遇到大雨或暴雨，污染物会间接或直接排入水库，对湖山水库饮用水源质量影响极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责令田勇相限期3日内拆除涉案养殖场及平房。2018年10月22日，文昌市政府对涉案鱼塘实施拆除，文昌市政府在开挖涉案鱼塘的部分堤坝后便停止了拆除工作。 田勇相认为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强制填复鱼塘的行为违法，导致其承包的鱼塘的鱼苗全部死亡及基建、设施、设备毁损，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遂于2018年11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撤销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确认文昌市政府填复涉案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文昌市赔偿其各项损失1021900元。田勇相主张的损失1021900元，分别为鱼苗损失504000元、4间房屋损失120000元、增氧机损失22400元、饲料台损失12000元、排水管15000元、总电线设施70000元、发电机23000元、饲料机6500元、固定水泵15000元、鱼塘开挖费150000元、租金84000元。一审法院分别立案[即（2018）琼96行初279号和（2018）琼96行赔初19号]后，将两案合并进行审理，并作出（2018）琼96行初279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确认文昌市政府拆除涉案二口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 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进行现场勘查，涉案二口鱼塘未完全填复，涉案平房并未拆除。 还查明，文昌市政府提供的《湖山水库违法挖塘位置示意图》中载明田勇相二口鱼塘占地面积分别为33.717亩和26.45亩，合计60.167亩，文昌市政府当庭确认田勇相养殖的二口鱼塘实际占地面积以该示意图载明的为准。 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受害人申请行政赔偿必须以所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及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本案系田勇相对文昌市政府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案件，田勇相提起的确认涉案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已被一审法院（2018）琼96行初279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本案的审查重点为田勇相关于文昌市政府赔偿其损失1021900元的诉请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田勇相应提供证据证明文昌市政府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本案中，田勇相主张文昌市政府拆除涉案鱼塘的行为造成其鱼苗、增氧机、饲料台、排水管、总电线设施、发电机、饲料机、固定水泵及鱼塘开挖费的损失，却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田勇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田勇相主张的房屋损失，因房屋并未拆除，田勇相主张的房屋损失并未发生，该主张无事实根据。至于田勇相主张的租金损失，田勇相可另行向出租人主张，该损失并非必然发生。综上，田勇相主张的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田勇相的赔偿请求。 田勇相上诉称：一审判决已判决撤销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确认文昌市政府拆除涉案鱼塘的行为违法，田勇相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赔偿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文昌市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是否造成了田勇相的财产损害及损害的数额。一、文昌市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已造成田勇相财产损害毋庸置疑。田勇相系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户，而非建设者。文昌市政府拆除涉案鱼塘，不能侵害养殖鱼苗及养殖设施设备。文昌市政府前期调查过程中已经确认涉案鱼塘正在养殖罗非鱼。强拆前，文昌市政府应将鱼苗及养殖设施设备移除而后再拆除涉案鱼塘。但文昌市政府没有对鱼苗及养殖设施设备进行核对、清点、登记、造册，更未迁移，便直接强制拆除涉案鱼塘。本案一审庭审中，文昌市政府亦表示拆除涉案鱼塘确实会造成田勇相财产损害。二、田勇相遭受的财产损失数额应依法通过鉴定或公平合理原则确定。田勇相遭受财产损害属于不争的事实。（一）田勇相未能提供损失证据系因文昌市政府违法强拆涉案鱼塘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应由文昌市政府对田勇相遭受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二）文昌市政府确认田勇相遭受损失，但对田勇相主张的损失金额不予确认，依法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以确定损失价值。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征求当事人双方是否申请鉴定，仅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田勇相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三）即使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一审法院亦依法应依公平合理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而不应简单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田勇相的诉讼请求，草率结案。（四）即便一审法院无法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亦可以参照《海南省2018-2019年度退塘还林（湿）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退塘还湿20000元/亩的补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三、田勇相主张的财产损失数额具有合理性。（一）文昌市政府在前期调查中已经确认涉案鱼塘正在养殖罗非鱼。根据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内容，田勇相未在限期内拆除涉案鱼塘，并不会产生涉案鱼塘立即被强拆的后果，田勇相不具有迁移鱼苗的紧迫性。且2018年中下旬，因文昌市政府及文昌市税务局等部门对湖山水库周边鱼塘进行集中整治，大量鱼塘需要捕捞，田勇相根本聘请不到工人捕捞鱼苗。文昌市政府强拆涉案鱼塘，导致约12万斤鱼苗死亡、逃亡，按照当地鱼苗价格4.2元/斤标准计算，鱼苗损失约为504000元。（二）涉案鱼塘原塘坝距离路面约有一米之高，塘坝已被推平，与路面同高，文昌市政府称未填复涉案鱼塘，仅是挖开塘坝缺口与事实不符。即便只是挖开塘坝缺口，鱼苗必然顺着水体逃亡，不能避免田勇相的鱼苗损失。另即便鱼苗已全部迁移，田勇相也必然遭受搬迁费损失。（三）虽然涉案鱼塘未完全填复，但塘坝已被推平，水体已经干涸，根本无法达到水产养殖需要。涉案鱼塘未完全填复并不足以否认田勇相遭受的鱼苗损失。（四）田勇相是水产养殖专业户，承包了近百亩鱼塘，在从事水产养殖过程中，必然需要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田勇相提供的相关照片显示涉案鱼塘中有饲料台和投料机，后因拆除涉案鱼塘而损坏并被随意丢弃。看管用房、发电机、固定水泵、总电线设施虽未被拆除，但因涉案鱼塘被强拆而丧失应有使用价值。因强拆涉案鱼塘而导致的养殖设施设备损毁灭失或者丧失应有使用价值，文昌市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5.田勇相已向王斌付清了20年的承包金（含挖塘费用15万元），并向相关村小组支付承包金至2019年7月。扣除已使用年限的承包金及挖塘费用15万元，未使用年限租金约84000元。因涉案鱼塘被强拆已无法实际使用，田勇相已支付的未使用年限承包金属于田勇相直接损失。涉案鱼塘无法继续使用系因文昌市政府违法强拆所致，并非发包方违约行为，田勇相要求发包方返还租金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文昌市政府对此应予赔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将文昌市政府违法行政的不利后果全部由田勇相承担，判决不公，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田勇相的诉讼请求。 文昌市政府答辩称：一、涉案鱼塘和房屋占地没有相关手续，建设未办理审批手续，本身属于违建，不应获得赔偿或补偿。二、田勇相在本案中未履行基本举证义务。涉案鱼塘的建设行为缺乏合法性，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能确定涉案鱼塘的承包关系。田勇相诉称的养殖设施设备亦缺乏基本证据证明其在现场存在及其价值。三、本案拆除前已与田勇相充分沟通，在等待其搬离相关物品后才进行拆除，且一审现场勘查明确，涉案鱼塘仅是堤坝被开挖，未对鱼塘进行完全填复，亦未填埋任何设施设备。从现场照片看，明显可以看出部分设施设备遗留在现场。本案中，不存在因文昌市政府原因导致田勇相无法举证的情况，田勇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二审中，文昌市政府补充提供相片若干张，拟证明：（一）文昌市政府在2018年9月12日已经发布公告决定对湖山水库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畜禽、水产养殖场（塘）进行依法处置，请相关业主自公告之日起10日对养殖产品自行处理；（二）涉案鱼塘的开挖过程及开挖情况。田勇相补充提供银行账户明细、损失清单明细及相关凭证，拟证明：（一）2014年亚马逊台风造成涉案鱼塘损失，政府部门对田勇相进行了救济补偿，政府部门对田勇相承包涉案鱼塘及在涉案鱼塘从事水产养殖没有异议；（二）文昌市政府填复涉案鱼塘造成了田勇相损失及损失的数额。 本院经审查认为，文昌市政府与田勇相二审补充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证据不真实、不客观，故这些证据可以作为本院二审查明、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二审查明：一、文昌市政府强拆涉案鱼塘采取的是用挖掘机挖平、挖低四周堤坝及在堤坝上开设缺口的方式进行。挖平、挖低堤坝所产生的泥土就地打平。二、涉案二口鱼塘系并列位置，中间由一条共用堤坝隔开。二审现场勘查可见，涉案鱼塘四周堤坝除用作道路及部分布设电线杆的地方外，其他大部分被挖低、挖平，并在与河沟相邻的地方开挖有两处（每口鱼塘一处）宽约2米、深度基本与塘底持平的缺口与河沟连通。三、二审现场勘查时（2019年10月30日），涉案鱼塘现场可见折断的电线杆及散落的投料台部件。四、二审询问及现场勘查时，田勇相确认文昌市政府强拆涉案鱼塘直接损毁的设施设备仅有电线杆十几根，投料台6个；增氧机、发电机、固定水泵等并未损毁，但因涉案鱼塘被拆除而丧失使用价值。五、除涉案鱼塘及2口附属小塘（面积共约20亩，用于鱼苗培育）外，没有证据显示田勇相在文昌另有其他鱼塘用于水产养殖。六、2019年5月8日，田勇相购买鱼苗23万尾，单价0.14元。七、文昌东路合益鱼虾饲料店（以下简称合益饲料店）提供的客户对账单显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17日，田勇相欠饲料款545280元（含2018年5月欠款14000元）；2018年10月20日、21日，合益饲料店收购田勇相罗非鱼40000斤、36000斤，共计76000斤，单价2.8元/斤，鱼收购款共计212800元；鱼收购款冲抵饲料款后，截至2018年10月31日，田勇相欠饲料款332480元。八、二审中，经询问，田勇相述称涉案鱼塘养殖密度约3000-4000尾每亩，一个养殖周期约七八个月，养大的鱼1斤/尾，每斤4.2元；涉案鱼塘拆除时里面的鱼约五个多月大，每尾大概八九两，价格为2.8元/斤；23万尾鱼苗，成活率约为21万尾。田勇相上述陈述的养殖密度、成鱼大小、成鱼单价等与2019年5月《水产热点》文章《全面起底罗非鱼养殖模式之海南篇：最高亩产可达7000斤，海南罗非精养备受推崇》中所述文昌罗非鱼养殖的养殖密度、成鱼大小、成鱼单价等情况一致。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合法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2018年9月26日，文昌市政府作出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田勇相限期3日内拆除涉案鱼塘。2018年10月下旬，文昌市政府对涉案鱼塘实施了强制拆除。针对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文昌市政府强制拆除涉案鱼塘的行政行为，本院已经作出（2019）琼行终392号行政判决，确认文昌市政府强制拆除涉案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但认定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故本案中，因文昌市政府违法强拆涉案鱼塘造成的田勇相财产损害部分，属于本案中田勇相有权请求文昌市政府赔偿的财产损害范围，因文昌市政府作出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造成的田勇相财产损害部分，不属于本案中田勇相有权请求文昌市政府赔偿的财产损害范围。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在不能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且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据此，因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故涉案鱼塘的挖建费用及已支付尚未使用的租金不属于本案中田勇相有权请求赔偿的财产损害范围。田勇相自认看管房屋、增氧机、发电机、固定水泵、排水管等并未因文昌市政府强拆行为而损毁，故这些设施设备田勇相亦无权请求文昌市政府赔偿。 从当事人陈述及本院现场勘查的情况看，文昌市政府强拆涉案鱼塘造成的田勇相直接财产损害主要为两部分，一是养殖鱼死亡、逃亡损失，二是电线杆及投料台毁坏损失。涉案鱼塘里的养殖鱼及涉案鱼塘周边布设的电线杆与投料台，属田勇相合法正当财产。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田勇相限期3日内拆除涉案鱼塘，同时明确告知田勇相如不服该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该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该处罚决定的，文昌市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文昌市政府在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不足30日内，即自行组织人员对涉案鱼塘实施了强制拆除。显然，若文昌市政府严格遵循上述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的强拆程序与期限，涉案鱼塘里的养殖鱼及电线杆、投料台，田勇相完全可以在文昌市政府依法强拆之前自行处理完毕，并不会必然发生养殖鱼及电线杆、投料台损害。现因文昌市政府未遵循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的强拆程序和期限，违法强拆，田勇相主张发生了上述相关损害并请求文昌市政府赔偿，文昌市政府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关于养殖鱼及电线杆、投料台损害是否发生及损害的具体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本案中，在因文昌市政府的原因导致田勇相无法举证证明其损害的情况下，应由文昌市政府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本案审理情况来看，田勇相系罗非鱼养殖专业户，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涉案鱼塘从事罗非鱼养殖，至2018年10月下旬涉案鱼塘被强拆，其在涉案鱼塘进行罗非鱼养殖已达约九年时间。而本案中，田勇相关于涉案鱼塘养殖密度（3000-4000尾/亩）的陈述与相关水产养殖文章中所述文昌罗非鱼养殖密度一致，亦与其在本案中陈述、主张的其于2018年5月8日购进罗非鱼鱼苗23万尾、成活率约为21万尾、涉案鱼塘面积约61亩等情况相吻合、印证，故可以认定涉案鱼塘正常养殖密度为3000-4000尾/亩。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涉案鱼塘被强拆时，未进行养殖或者养殖密度低于正常标准，故应认定涉案鱼塘被强拆时处于正常养殖状态。因此，取正常养殖密度中间值3500尾/亩计算，涉案鱼塘面积60.167亩，应认定被强拆时涉案鱼塘正在养殖罗非鱼3500尾/亩×60.167亩=210585尾。田勇相自述强拆时涉案鱼塘里的鱼已经养了五个多月、每尾重约八九两、一个养殖周期约七八个月、养殖周期届满后每尾鱼可达一斤，结合有关水产养殖文章所述文昌罗非鱼养殖周期、成鱼大小等情况，应取强拆时涉案鱼塘每尾鱼八两计算，故210585尾鱼应为0.8斤/尾×210585尾=168468斤。本案中，文昌市政府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强拆时涉案鱼塘里的鱼已经全部捞完，而田勇相自证已捞取76000斤，故应认定涉案鱼塘里未捞取的鱼量为168468斤-76000斤=92468斤。按照田勇相自证当时该规格鱼的价格2.8元/斤计算，应认定强拆时田勇相未捞取的鱼直接价值损失为2.8元/斤×92468斤=258910.4元。 四、关于电线杆和投料台损毁。本案中，田勇相自述投料台系2009年建设，每个造价约2000元，共计6个，全部损毁；电线杆2014年建设，损毁共计十几根，每根140-150元。本院现场勘查可见，田勇相主张损毁的电线杆及投料台所在的堤坝被全部挖低，且现场可见被挖低的堤坝上折断的电线杆及散落的投料台水泥柱，故可以认定文昌市政府强拆涉案鱼塘时造成了田勇相的部分电线杆损毁和投料台全部损毁。至于具体数量和价值，因没有证据证实且现场已经很难具体确定，故根据田勇相主张的合理性、本案现场勘查情况、有关强拆时的照片显示情况，在文昌市政府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酌定损毁的电线杆按8根计，投料台按6个计。同时，根据田勇相自认情况，投料台已使用约9年，电线杆已使用约5年，结合二审询问时田勇相自述电线杆可以迁移，但一般不迁移，投料台水泥柱（每个投料台16根水泥柱，每根水泥柱价值约80元）可迁移等情况，本院酌定电线杆按70元/根计算其损毁价值，8根共计560元，投料台按每个500元计算其损毁价值，6个共计3000元。据此，电线杆和投料台损毁价值可认定为共计3560元。 综上，文昌市政府因违法强拆涉案鱼塘应向田勇相赔偿造成的田勇相财产损害258910.4+3560=262470.4元。文昌市政府主张其强拆行为没有造成田勇相财产损害，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与强拆现场情况反映的事实不符，亦与一般生产、生活实践与常理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田勇相主张的超过262470.4元部分的财产损害，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根据，故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其已经作出判决撤销文昌市政府作出的1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确认文昌市政府强拆涉案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认定田勇相主张的损失全部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田勇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6行赔初19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文昌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田勇相财产损害价值人民币262470.4元； 三、驳回田勇相的其他赔偿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华 审 判 员  黄胜敏 审 判 员  刘利二 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励云 书 记 员  王菊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