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法定代表人：晏春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喜，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崔国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宏达，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容邵云，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嘉美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5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嘉美乐公司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之间交易金额通过一审庭审查明已经非常明确，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对此并无争议。自2014年至2017年交易往来中从未约定不用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且开具增值税发票系江南公司的法定纳税义务，江南公司单方制作的(不含税)价格表时江南公司单方意思表示，并未得到源嘉美乐公司认可，也无源嘉美乐公司签字!江南公司唯一提交的具有我方签字的价格表(2016年度中的一张)上也并未标明(不含税)，该价格表上的“不含税”系江南公司后期手写添加的!但一审法院仅以江南公司这一张价格表而以偏概全，认定江南公司2014年至2015年均不需要依照国家税法相关规定向源嘉美乐公司履行开票义务，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二、源嘉美乐公司曾多次向江南公司主张要求开具发票，江南公司只是拖延但从未表示过其不承担开票义务。一审庭审中，江南公司辩称其与源嘉美乐公司约定好不用开具税务发票，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在源嘉美乐公司向江南公司主张开具发票时，江南公司只是拖延并且要求源嘉美乐公司先尽快付款，如果江南公司已经与源嘉美乐公司约定好不用开票，江南公司为何从未向源嘉美乐公司主张其没有开票义务!显然不符合逻辑!江南公司不仅不依法承担开票义务，还想使用非法手段让第三方公司为源嘉美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在源嘉美乐公司提交上述事实相关证据时，一审法官认为上述关于催开增值税发票的聊天记录无法认定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之间具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意!对于江南公司辩论称聊天记录中有关江南公司向源嘉美乐公司发送的“如您需要开票”字样，而断定江南公司与源嘉美乐公司之间早已约定无需开票，源嘉美乐公司的开票要求是临时提出的。江南公司辩称，不同意源嘉美乐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源嘉美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南公司赔偿源嘉美乐公司因未开增值税发票导致的经济损失525971.62元；2.江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9日，源嘉美乐公司（需方）与江南公司（供方）签订《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年货销售协议及合同》，约定：“一、供方授权需方为2016年江南食品年货及台湾宝岛系列在湖北省武汉市的经销商；二、产品价格，具体品种价格见供方价格表；四、付款方式，全部执行现款现货（即款到发货）；十、与本协议有关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妥善解决，可根据合同法条例相关法律程序向供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上述合同加盖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的公章，并有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法人代表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上述合同附件为《订货单》，该订货单载明了食品名称、单位、规格、条形码、单价、订货数、金额等内容，《订货单》上有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并加盖源嘉美乐公司公章。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均确认该份《订货单》列明的食品及单价及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品种和价格，但江南公司不确定真实的交易数量是否为《订货单》上所列。2016年6月22日，源嘉美乐公司（需方）与江南公司（供方）签订《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约定：“一、供方授权需方为2016年江南月饼在武汉市的经销商，本年度最低销售额为壹佰万元；二、产品价格，具体品种价格见供方价格表；四、付款方式，全部执行现款现货（即款到发货）；十、与本协议有关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妥善解决，可根据合同法条例相关法律程序向供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上述合同加盖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的公章，并有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法人代表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确认双方之间不只签订以上两份合同。截至目前，源嘉美乐公司称其已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2319479.5元，尚欠江南公司货款金额为1300442.8元，江南公司庭后核实称源嘉美乐公司已向其支付货款2192613.2元，源嘉美乐公司尚欠江南公司货款1290555.6元。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均确认源嘉美乐公司已付清2014年和2015年的货款。江南公司已就源嘉美乐公司未支付货款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围绕自身主张，源嘉美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双方之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对账单及江南公司2017年向源嘉美乐公司的送货单。其中，2017年送货单上均备注“不含税”。江南公司对源嘉美乐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根据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确认的对账单显示，2014年双方的交易金额为584594.4元，2015年双方的交易金额为1003845元。江南公司庭后陈述称2014年双方之间的交易额为583978.4元、2015年为1013584.2元。一审庭审中，江南公司抗辩称，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约定的交易价格均为“非税价”，江南公司无需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江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相关月饼、饼干、礼盒等单价表，其中，2014年、2015年、2017年单价表上列明为“不含税单价”，2016年单价表上列明含税单价、不含税单价两种价格，且2016年单价表上均有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并有手写内容“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执行”的内容。源嘉美乐公司对于江南公司提供的单价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单价表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称手写内容“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执行”是崔国兴所写，刘国喜签名时并无上述手写内容。其中一份《2016年中秋月饼产品价格表》打印备注内容“以上价格为不含税单价”。源嘉美乐公司提供的2016年《对账单》上列明的单价均不高于江南公司提供的单价表列明的非税价格。再查，2016年11月15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公司开户信息，并发送微信“刘总早晨，您如需开税票请汇分开479000到洛阳以上单位”。2016年11月25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微信“已收到10万，余下请尽快为盼”。2016年12月1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开票信息，并发送微信“刘总，前期洛阳的三个开票信息作废，现以以上洛阳晋乐园开票资料回款，请尽快为盼！急”。2016年12月5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微信“刘总早晨，关于货款，供应商每天催我日夜难眠，坐立不安，你今天办，明天办，就是办不妥，今又周一，可否办妥？再则洛阳税票已浪费40几万未开，造成浪费！现晋乐园又天天催我，千万别再浪费了，40几万的税费也要2万几千的，大家合作重在一个信字，望重考虑为盼”。源嘉美乐公司表示，上述微信聊天显示，源嘉美乐公司一直就江南公司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进行催告，且江南公司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属于法定义务。江南公司表示，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一直约定按照非税单价进行交易，江南公司无需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之所以提到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因源嘉美乐公司拖欠江南公司货款，江南公司向源嘉美乐公司催讨货款，源嘉美乐公司则要求江南公司就未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江南公司为拿到货款，便同意由源嘉美乐公司将货款汇至相熟的第三方公司账户，由第三方公司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且相关的费用和税点由源嘉美乐公司承担，但源嘉美乐公司一直未支付货款，故江南公司及第三方公司便未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以上事实，有《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年货销售协议及合同》、邮件对账记录、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货物单价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因江南公司提供的2016年货物单价表上有源嘉美乐公司法人代表刘国喜的签名，且源嘉美乐公司提供的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的对账单、应收账款等单据上列明的货物单价均不高于江南公司提供的货物非税单价，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是按照非税价格执行。另，因源嘉美乐公司提供的2017年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的送货单上备注为“不含税”，故一审法院亦认定2017年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亦是按照非税价格执行。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2014年、2015年的交易是否约定按照非税价格交易。一审法院认为，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双方2014年、2015年交易价格亦是按照非税价格执行。首先，自2014年以来，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即存在买卖关系，源嘉美乐公司一直未就已付货款向江南公司主张开具增值税发票。其次，源嘉美乐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视为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双方之间存在江南公司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意。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开票事宜针对的是源嘉美乐公司尚拖欠江南公司的款项，同时，根据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的“如您需开税票”等内容，可推测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双方之间并事先约定江南公司需向源嘉美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是源嘉美乐公司临时向江南公司提出的要求。综上，江南公司关于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答应给源嘉美乐公司开具税票是江南公司为尽快收取源嘉美乐公司一直拖欠江南公司的货款的陈述更为可信。故一审法院认定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双方2014年、2015年的交易亦约定按照非税价格执行。如上所述，由于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就是否开具税票有过约定，且根据双方约定，源嘉美乐公司按照较低的非税价格买入货物，源嘉美乐公司已在交易中获取一定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源嘉美乐公司、江南公司之间关于江南公司无需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约定是否有效没有论述的必要，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关于江南公司无需开具发票的约定无效，双方之间的约定亦并未损害源嘉美乐公司的利益，源嘉美乐公司并未因江南公司没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遭受损失，故源嘉美乐公司不能要求江南公司赔偿因江南公司未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遭受的损失。综上，源嘉美乐公司要求江南公司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源嘉美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30元，由源嘉美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另案审理的（2019）粤0111民初991号案中，江南公司起诉要求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支付2016年6月22日合同订立后交易货款1300442.8元。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源嘉美乐公司向江南公司清偿上述货款及利息。江南公司因刘国喜的责任承担问题提起上诉。本院认为，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源嘉美乐公司主张江南公司赔偿其因2014年至2017年期间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造成的损失525971.62元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从2014年开始即已持续多年发生买卖交易，且在交易期间每年均会就当年度发生的交易款项进行对账核算。而在2014年至2017年的对账过程中，源嘉美乐公司从未提出因江南公司未开具发票导致其无法进行税款抵扣损失的问题。特别对于2014、2015年度的交易，根据源嘉美乐公司自行提交对账单显示，该两年度交易总额1588439.4元，涉及税款已达27万余元，但源嘉美乐公司不仅在2014、2015年交易期间从未向江南公司提出开具发票的要求，并已按对账金额结清货款、交易完结，此后与江南公司进行2016年、2017年交易对账也从未主张其前期税款损失问题。由此反映，源嘉美乐公司实际已认可江南公司无需就前期交易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确认相应税负由其自行承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源嘉美乐公司与江南公司之间的交易实际均按不含税价格进行结算，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源嘉美乐公司主张其存在税费损失明显有违双方真实交易事实，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至于源嘉美乐公司上诉所称江南公司作为商品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其法定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江南公司未依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是否有违国家税务管理规定应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但在源嘉美乐公司尚未按照含税价格向江南公司补足前期交易货款差额的情况下，其主张江南公司违约，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源嘉美乐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6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