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05民初3325号 原告：储文彪，男，197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现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菲，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蓉，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维正，男，196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嵊州市，现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幸，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妍，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建政，男，196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菲，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蓉，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储文彪与被告张维正、第三人张建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储文彪及其与张建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菲，被告张维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储文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协议；2.判决被告返还投资款3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从原告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事实及理由：2014年初，被告张维正声称其与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诸安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邀约原告储文彪及第三人张建政共同在渝北区设立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并共同以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名义在重庆开展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等业务。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4年6月1日召开了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一届股东会议，选举张维正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会召开后，张维正称诸安公司不同意成立重庆分公司，但可以以诸安公司景渝分公司开展工作，于是三人于2014年6月签订了诸安公司景渝分公司章程，该章程确定景渝分公司首次出资1000000元，张维正、张建政及储文彪分别出资6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由张维正全面组织景渝分公司工作。章程签订后，原告储文彪陆续向张维正支付了投资款350000元。在此期间，张维正一直以加盖“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公章的联系函与诸安公司联系，以景渝分公司名义工作，以至于原告储文彪相信景渝分公司已经成立，但原告后得知景渝分公司实际并未成立。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系合伙协议关系，现景渝分公司未成立，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诸安公司也不认可原告储文彪的身份，故原告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张维正辩称，2014年1月，被告张维正与诸安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合同，诸安公司同意被告张维正以分公司的名义承包经营，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协议约定在重庆设立诸安公司的分公司并对外开展业务。诸安公司起初将被告张维正承包的分公司命名为景渝分公司，并刻制景渝分公司印章交由被告使用，但其后在工商登记时发现“景渝分公司”的命名不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中第十四条第二项“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其名称应当标明所在地行政区划名称或者地名”的规定，故诸安公司最终决定在重庆地区对外登记命名为重庆分公司，并于2014年7月10日办理了工商设立登记。此后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均参与了重庆分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储文彪还代表重庆分公司对外进行了工程投标，只是为方便管理，在与诸安公司联系时仍用原来景渝分公司的公章，但对外均以重庆分公司名义开展工作。后因原告储文彪及第三人张建政拒绝补交投资款，被告停止向诸安公司支付承包管理费，被告与诸安公司的合作关系终止。综上，原告所称分公司未设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均不属实，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建政认可原告储文彪所述属实，对其诉讼请求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8日，张维正与诸安公司签订《2014年度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诸安公司内部建立经营承包组织，张维正以分公司的名义进行承包经营，承包期间张维正作为相应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外签订工程承建合同需诸安公司的法人代表签字（盖章）后有效；承包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年承包费用为500000元。其后诸安公司又分别与张维正就2015年、2016年、2017年的承包经营签订了对应的经营承包合同，四份合同内容基本一致。2018年3月14日，诸安公司出具《关于“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的情况说明》，说明中，诸安公司认可张维正向其交纳了前述四年的承包费用2000000元；诸安公司声称，合同履行期间，为了便于公司内部管理，将张维正内部承包经营的组织命名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并刻制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印章交于张维正使用，后张维正向诸安公司申请办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为了便于业务单位对分公司经营区域的有效识别，且为了符合工商登记有关分公司的命名要求，诸安公司决定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对外登记命名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并授权张维正办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工商登记等事宜。储文彪、张建政不认可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认为系诸安公司与张维正恶意串通所作出。 2014年，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签订《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章程》，协议约定由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共同出资设立诸安公司景渝分公司，分公司住所重庆市渝北区红石路X号聚兴广场X栋X-X、X、X室；公司首次出资资本1000000元，由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分别出资60%、20%、20%，三人在2014年6月15日前一次性足额缴纳。章程另参照公司法约定了股东会、股权转让、执行董事、经理、监事等事宜，但并未约定职务由谁担任。该章程并未载明具体的签约日期，原告储文彪声称该章程签订于2014年6月初，被告张维正则声称该协议签订于2014年5月。 2014年，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签订《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一届股东会议》，该会议纪要载明，公司设综合办公室、财务部、经营部、工程管理部，三人选举张维正为执行董事，聘请张维正兼任公司总经理，聘请张建政任公司副经理兼总工，储文彪任副经理，监事由下次会议决定，财务负责人待定；总经理张维正负责全面工作并主管财务部，副经理张建政负责生产技术安全，主管工程管理部，并协助总经理做好全面工作，副经理储文彪负责经营及后勤工作，主管经营部和综合办公室并协助总经理做好全面工作。会议纪要另约定了股东自营项目和联营项目的不同提取管理费标准，且自营项目由股东自行负责所有费用，自负盈亏；会议纪要另约定了员工招聘、财务报销等事宜。该会议纪要文首打印字体载明会议时间为2014年6月1日21:00，但文末三人签字落款的时间则为2014年6月14日。原告储文彪声称该协议三方于2014年6月1日通过网络联系后已达成一致，后于2014年6月14日补签字，故该重庆分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在前，景渝分公司章程在后；被告张维正则声称该协议就是签订于2014年6月14日，文首2014年6月1日系笔误，景渝分公司章程在前，该会议纪要在后。 2014年5月29日，张维正以景渝分公司名义向诸安公司作出申请报告，报告内容称因景渝分公司在重庆地区办理营业执照、备案等相关事务需总公司各部门协助，望总公司予以支持。 2014年6月10日，诸安公司为办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设立手续，出具《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委托张建政办理重庆分公司的设立，并同意张建政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同意张建政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和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同意张建政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张建政在该文件上签字。 2014年7月10日，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成立，登记营业场所为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石路150号聚信广场1幢26-20、21、22、23，负责人为马黎明。张维正称马黎明只是诸安公司派出的挂名人，并称在张维正承包期间，马黎明并不负责重庆分公司的具体经营。 2014年7月15日，张建政领取了重庆分公司的营业执照。 另查明，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并未实际办理工商登记。 2014年5月27日，储文彪在名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项目登记表”中签字。 2014年6月14日，储文彪申请报销房租、装修、家具、空调、电脑等费用合计152819元，该报销单上载明的票据用途为“诸安重庆分公司开办费用”。该报销单经办人为储文彪，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张维正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2014年6月16日，储文彪申请报销办公桌、复印件等费用7300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诸安重庆分公司”，经办人为储文彪，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张维正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2014年6月16日，经办人为刘亚申请报销办公室物管及水电费411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诸安建设重庆分公司”，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储文彪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2014年6月17日，储文彪申请报销钢制文件柜2400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诸安重庆分公司”。该报销单经办人为储文彪，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张维正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同日，储文彪申请报销打印机柜300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诸安重庆分公司”。该报销单经办人为储文彪，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张维正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2014年6月23日，张维正申请报销空调安装费1600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诸安重庆分公司”，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储文彪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2014年7月10日，储文彪申请报销文件柜、茶杯等费用430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诸安重庆分公司”。该报销单经办人为储文彪，报销部门为综合办，张维正在“领导审批”处签字。 2014年7月30日，张建政申请报销刻公司章、财务章费用490元，该报销单抬头单位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张维正在“领导审批”处签字。2014年8月至10月，张建政亦作为领导审批了部分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物管费、电费、快递费等费用。 2014年10月15日，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与重庆唯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筑企业入渝代理协议》，张建政作为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代表签字。 2015年1月15日张建政以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名义报销了接待费2760元，张维正作为总管签字。 2015年2月5日，景渝分公司向诸安公司发出《封标联系函》。 2016年1月9日，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签订《补充说明》协议，协议内容系对《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一届股东会议》中有关股东自营项目管理费进行了重新明确。 2016年3月15日，景渝分公司向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发出《关于给分公司交股金的通知》，通知称截至2015年12月末，景渝分公司资金余额339065.68元，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应补交股金660934.32元，通知要求2016年3月31日，张维正交190000元、张建政交60000元，储文彪交60000元，2016年6月30日前，张维正交206561元、张建政交72187元、储文彪交72187元。 另查明，2014年6月30日，储文彪支付给张维正160000元；2015年1月15日储文彪支付给张维正70000元；2015年7月1日储文彪支付给张维正70000元；2015年10月27日储文彪支付给张维正50000元，合计向张维正支付了350000元。张维正认可前三笔300000元系合伙投资，但认为2015年10月27日储文彪支付给张维正的50000元实际是储文彪交纳的用于投标四川电力三公司发包的山西晋煤工程，后因未能竞得该项目又于2016年1月11日将款项退还，并在庭审中举示了转账流水、诸安公司付款申请单予以证明，其中2016年1月11日诸安公司江北大庆村支行账户向储文彪转账的50000元摘要为“投标保证金”，附言为“山西晋煤工程”，庭审中储文彪不能合理解释该款项用途。 上述事实，有《2014年度经营承包合同》《2015年度经营承包合同》《2016年度经营承包合同》《2017年度经营承包合同》《关于“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的情况说明》《关于给分公司交股金的通知》、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一届股东会议会议纪要、《补充说明》《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渝分公司章程》、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银行转账凭证、封标联系函、《建筑企业入渝代理协议》《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诸安公司重庆分公司各类报销单及所附报销凭据、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项目登记表、申请报告、内部转账通知单、付款申请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当事人质证，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中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三人名义上是开办分公司，但分公司乃系总公司的分支机构，张维正、张建政、储文彪作为公司以外的自然人无权设立，故三人之间实际为合伙纠纷，其合伙的目的就是挂靠诸安公司，以诸安公司重庆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承接工程，因此，认定被告张维正在合伙协议中是否存在违约、合伙目的是否无法实现的标准就是看诸安公司在重庆是否设立了分支机构、诸安公司是否授权张维正独立经营管理该分支机构以及张建政、储文彪是否参与到了该分支机构的管理中，至于该分支机构究竟叫何名称，并不影响三人合伙目的的实现。本案中，诸安公司与张维正连续四年签订承包协议，并设立了重庆分公司，重庆分公司登记的负责人虽非张维正，但诸安公司认可实际由张维正独立经营管理，从现有证据看，张维正、储文彪和张建政也确实均参与了重庆分公司的部分设立和日常管理工作，依靠该重庆分公司，张维正、储文彪和张建政可以达到合伙目的，且从诸安公司向储文彪转账的50000元投标保证金来看，与储文彪向张维正转账的50000元，结合银行流水和付款申请单，足以证明储文彪也曾利用诸安公司的平台对外竞标，享受了合伙权利。原告储文彪和第三人张建政辩称重庆分公司与其无关，但不能合理解释为何要参加重庆分公司的相应工作，储文彪也不能合理解释诸安公司为何向其转账50000元并注明系投标保证金。另外，诸安公司未以书面形式对储文彪和张建政予以任命，其原因在于诸安公司仅与张维正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储文彪和张建政并非是承包经营合同当事人，诸安公司没有义务对储文彪和张建政在三人合伙协议中约定的权利进行确认，储文彪和张建政未得到诸安公司的权利确认也不影响三人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分工义务、享受权利。 至于诸安公司景渝分公司和重庆分公司的关系，诸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了明确的解释，该说明的内容符合常理、逻辑及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储文彪有关三人合伙约定的分支机构未成立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综上，原告储文彪诉称三人合伙的分公司未成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原告储文彪主张的解除合伙协议，因合伙属人合性组织，其存在的前提系合伙人的共同意愿，现储文彪、张建政均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且三人自2018年起即已未再开展合伙业务，该合伙存在已无依据和必要，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解除时间以原告起诉之日为准。张维正在2015年至2018年四年内共计向诸安公司交纳了承包费2000000元，按照三人合伙比例，储文彪应承担400000元，而其实际仅向张维正支付了300000元，其支付的合伙款项尚不能覆盖承包费，更不必说三人在合伙期间的装修、租金和日常开支等，原告储文彪亦未举证证明三人合伙期间存在合伙收入，故对原告储文彪要求返还投资款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张维正、储文彪、张建政三人的合伙协议关系于2018年1月30日解除； 驳回原告储文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05元，由原告储文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亮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关超 书 记 员 许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