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增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310号。法定代表人：卢泰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经济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15号三楼。法定代表人：陈潮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叔宝，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理，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增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经济发展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增福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增福公司赔偿场地占用费损失1,950,000元；3.改判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增福公司赔偿装修损失（装修损失以法院最终评估确认的装修损失为准，暂计2,127,450元）；4.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310号厂房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过错在经济发展总公司一方，增福公司自始至终都无过错。原审判决认定增福公司“不宜认定为善意承租人”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己查明经济发展总公司在明知涉案房屋处于法院执行阶段、依法不能对外出租的情形下，仍然主动与增福公司签订涉案租赁合同，且未向增福公司主动告知存在查封情形，经济发展总公司显然在一开始就具有重大过错。而原审判决认为增福公司“不宜认定为善意承租人”的理由在于“查封公告具有对外性，增福公司作为承租方亦应对于承租标的物是否存在查封、抵押等情况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增福公司认为，这一理由并不成立：首先，查封公告固然具有对外性，但该拍卖公告发布时间为2012年3月15日，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也即，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比拍卖公告发布时间晚了一年多，且该拍卖公告仅仅是直接送达被执行人，增福公司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无法通过专业渠道即时了解涉案房屋的拍卖公告，既是客观事实也符合常理；其次，增福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曾向增城区房屋管理局查询涉案房屋是否存在司法查封情形，被告知并不存在查封。且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7年2月26日出具的(2017)1xx号复函明确载明：涉案房产于2011年11月9日查封，查封期限二年，法院到期后并未办理续封。只不过因房管局业务系统操作问题“显示为查封状态”。也即，增福公司在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时，该涉案房屋的司法查封事实上已处于失效状态。在增福公司已向有关房屋管理部门查询涉案房屋是否存在查封情形且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客观上确实不存在有效的司法查封的情况下，增福公司认为，增福公司已尽到了承租方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对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此外，租赁合同签订后，增福公司一直都依约按时向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租金、管理费等，严格履行租赁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从未有过任何违约行为。鉴此，从租赁合同的签订到租赁合同的履行，增福公司作为承租方，自始至终都无过错、违约行为，完全是善意承租人。相反，经济发展总公司从签订合同之初就已存在重大过错，且正是因为这一过错导致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最终无法继续履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均有过错是错误的。二、因经济发展总公司对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存在过错，故经济发展总公司依法应赔偿增福公司场地占用费损失。1.《310号厂房租赁合同》第八条A“甲方的责任”第1款约定“甲方应确保对上述房屋享有合法所有权，若因此造成乙方损失，应由甲方承担(政府建设规划需要、“三旧改造”项目需要、司法处置或甲方列入改造、重组计划等原因除外)”，该条款仅仅是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且增福公司作为承租方，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已查询过涉案房屋并无查封，对“司法处置”这一事件出现概率的预判等同于该条款中“政府建设规划需要”“三旧改造”等其他事件出现概率的预判，也即，签订租赁合同时增福公司认为“司法处置”事件几乎等同于不可抗力因素，并不一定会出现，只是可能出现。然而，经济发展总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己清楚知悉涉案房屋在不久后一定会被司法处置。也即，在经济发展总公司已明确知悉存在“司法处置”必然出现的情形下仍然签订所谓的排除违约责任条款，显然构成刻意隐瞒甚至欺骗，这对增福公司而言极为不公，经济发展总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增福公司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签订的违约责任条款，并不能推导出增福公司自愿接受司法处置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所产生的后果。2.增福公司与三某公司达成继续使用租赁物并支付相应费用的协议且协议数额高于原租赁合同的租金数额，这并非增福公司与三某公司完全自由平等协商所达成的意思表示，而是增福公司与三某公司在三某公司就(2018)粤01民终9996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后所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也即，高于原租赁合同的租金数额差额是基于生效判决文书基础上协商而来的。且增福公司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的场地占用费损失并非是增福公司向三某公司支付的全部租金，仅仅是其中一半费用。在增福公司是善意承租人的情形下，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赔偿部分场地占用费损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3.原审判决在认定经济发展总公司对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却认为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后果与经济发展总公司无关，由增福公司一方独自承担，显然自相矛盾。增福公司认为，既然经济发展总公司存在过错，且是重大过错，那么其就应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所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为增福公司不构成善意承租人且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过错，故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损失缺乏依据，是错误的。增福公司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场地占用费的部分损失，具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以支持。三、增福公司现己确定搬离日期，在经济发展总公司存在过错的情形下，经济发展总公司依法应承担涉案房屋的装修损失。原审判决审理时，增福公司因暂未能找到新的经营场地，故无法确认具体的搬离日期。但增福公司一直未与三某公司签订新的租赁协议或房屋使用协议，增福公司向三某公司按时支付房屋占用费系增福公司履行(2018)粤01民终999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义务，且三某公司一直明确要求增福公司必须搬离涉案房屋。增福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系2019年3月20日做出，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3月1日。原审案件立案受理日为2019年4月4日，开庭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尽管评估基准日在原审案件立案之前，但时间相隔不久，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差距对评估结论事实上影响并不大。现增福公司已确定搬离日期，涉案房屋的装修损失己确定，故增福公司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涉案房屋装修损失具有充分的依据，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法律适用均有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支持增福公司的上诉请求。经济发展总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增福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增福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元；2.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增福公司赔偿场地占用费损失1,950,000元；3.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增福公司赔偿装修损失2,127,45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经济发展总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3月15日，一审法院发布公告，内容为：依据生效的（1999）增法民初字第525号等民事判决书，债权人已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现一审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经济发展总公司所有的位于荔城大道308号、310号、312号杜岗岭的土地及房产（土地证号：1××8-0027243-01250114183、1××8-0027284-01250114184、1××8-0027318-01250114258、1××8-0027317-01250114257、1××8-0027333-01250114273、1××8-0027319-01250114259、1998-C0100001、1998-××4；房屋证号：16××88-16XX499、402XX98、402XX99等）财产进行强制拍卖，现已进入评估程序，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对上述房地产进行转让、受让、出租、转租、扩容、投资、改造、装修等。否则自行承担法律责任。2012年3月20日，一审法院送达此公告给经济发展总公司。2013年12月1日，增福公司（乙方）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甲方）签订《310号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同意将座落在增城市荔城大道310号的厂房（包括厂房围墙范围内的场地）出租给乙方用作汽车销售和维修、仓储及其他合法用途使用，其中房产所有权证号：粤房字第××号，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粤房字第××号，建筑面积1271平方米。二、租赁期限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期限为5年。三、租金及交纳方法：租金前三年（即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每月15,000元（其中厂房租金占60%，设备租金占40%）。从第四年起（即从2016年12月1日起），在原上一轮租金的基础上递增5%。每月10日前交付当月租金。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5天内付贰拾万元人民币给甲方作押金。该押金至合同期满前从月租金中冲减。八、甲乙双方责任甲方责任：1、甲方应确保对上述房屋有合法所有权，若由此造成乙方损失，应由甲方承担（政府建设规划需要、三旧改造项目需要、司法处置或甲方列入改造、重组计划等原因除外）。九、如发生合同违约，则守约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并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支付违约金30万元等内容。2014年1月1日，增福公司（乙方）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甲方）签订《310号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载明“一、在合同期内，除按《310号厂房租赁合同》第三条缴纳的租金外，乙方每月再向甲方缴纳场地管理费6000元（从2016年12月1日起递增5%，以后满三年后再从前管理费的基础上递增5%，如此类推）。付款形式按原合同不变。二、5年租期后，如不受政府建设规划和司法处置影响，双方同意按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管理费标准继续租赁，租赁期限可延续到10年。……。”2014年2月27日，增福公司（乙方）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甲方）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在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登记备案，备案号为穗租备2014B83001xxxxx号。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增福公司出具《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19张，载明增福公司向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份的厂房租金、设备租金、管理费。2014年6月30日，增福公司（甲方）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乙方）签订《关于建立广州增城区百花路口移动通信基地站的合同》，将涉案部分租赁的厂房、房屋转租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使用。2015年4月21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两份《增城市房地产权查册表》，载明“房屋坐落：荔城镇某某（威某厂办公车间），建筑面积3400.08平方米，建基面积1117.50平方米，产权人增城市经济发展总公司，房产证号16××88，他项权利人增城市德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他项权证号027xxxx，权利部位：全部（与土地面积2955平方一齐贷款），抵押起止2001-08-01至2006-08-01，文号（2001）增法执协字第2195号之二协执、裁定，查封起止日2015-01-27至2017-01-26，原告中国银行增城支行。”；载明“房屋坐落：荔城镇某某，建筑面积1271.60平方米，建基面积238平方米，产权人：增城市经济发展总公司，房产证号16××97，他项权利人：河南省南阳棉纺织厂，权利部位：全部（证号1643495/16××97一起贷款），抵押起止：1999-04-19至2000-04-19，文号：（2001）增法执字第2195号之一，查封起止日2015-01-23至2017-01-22。”2016年3月24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登记簿查册表》，载明“宗地面积：3430.67平方米，权属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坐落：荔城镇某某，权利人增城市经济发展总公司，土地状态说明：查封。”；出具两份《增城市房地产权查册表》，载明“房屋坐落：荔城镇某某，产权人增城市经济发展总公司，他项权利人：河南省南阳棉纺织厂，权利种类：抵押权；文号：（2001）增法执字第2195号之一，正式查封，查封起止2015-01-23至2017-01-22，（2015）穗增法执恢执字第212号之一，轮候查封，查封起止2016-01-12至2019-01-11。”；载明“房屋坐落：荔城镇某某（威某厂办公车间），产权人增城市经济发展总公司，他项权利人：增城市德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权利种类：抵押权；文号：（2015）穗增法执恢执字第212号之一，轮候查封，查封起止2016-01-12至2019-01-11，（2001）增法执字第2195号之一协执、裁定，正式查封，查封起止2015-01-27至2017-01-26。”2017年4月26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出具穗国土规划协查【2017】1xx号《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协助核查相关房地产情况的函》，载明“经核查，现函复如下：一、经查询业务系统，房产证号为16××88号、16××97号的厂房所在地块的土地证号为1××8第0027319-01250114259。二、房产证号为16××88号、16××97号的厂房及土地证号为1××8第0027319-01250114259的地块均于2011年11月9日，根据增城法院（2001）增法协执字第2195号之一协执、裁定及查册资料办理查封登记，查封期限二年。因我局业务系统不对查封期限已满，法院未办理续封手续的案件进行自动解封，所以以上地块在2013年12月时在系统中仍显示查封状态。”2016年2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01）增法执裁字第219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经济发展总公司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某某的涉案房地产[土地证号：1××8-0027243-01250114183号、1××8-0027284-01250114184号、1××8-0027318-01250114258号、1××8-0027317-01250114257号、1××8-0027333-01250114273号、1××8-0027319-01250114259号；房产证号：1643488-××号、40××98号、40××99号]。三某公司以46,770,770元的最高价竞得。2016年4月13日，三某公司以增福公司为被告，经济发展总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增福公司交付涉案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83民初1858号民事判决，判决增福公司将涉案房屋扣除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使用的租赁物部分交还给汕头市濠江区三某水产品冷冻有限公司，并支付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2017年11月3日止的占用费1，989，532.89元。从2017年11月4日起至交还房屋日止的占用费按广州市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计付。增福公司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01民终9996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增福公司交付涉案房屋的判决。变更支付涉案房屋占用使用费的判项为：增福公司支付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该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按广州市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计付）；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至交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按照上述标准支付。判决生效后，三某公司与增福公司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增福公司一次性向三某公司支付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的房屋占用费390万元。二、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增福公司交还房屋之日止，增福公司每月向三某公司支付占用费15万元。2019年1月3日，增福公司以经济发展总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310号厂房租赁合同》及于2014年1月1日、2014年1月2日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2、经济发展总公司返还增福公司已支付的涉案厂房商铺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的租金587，650元和返还押金200，000元。经一审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一、增福公司、经济发展总公司双方确定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310号厂房租赁合同》及2014年1月1日签订的《310号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1月2日签订的《310号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二、经济发展总公司在2019年2月26日前向增福公司返还2016年2月24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租金587,650元以及返还押金200,000元；三、如经济发展总公司不按上述内容履行的，增福公司可向增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四、案件受理费64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4470元由增福公司负担。2019年3月20日，增福公司委托广东信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装修进行评估。广东信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增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估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和设备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确认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3月1日，评估价值为2,127,450元。2019年4月4日，增福公司以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涉案房屋在租赁期间届满前被司法处置，增福公司无法按原租赁合同继续使用房屋。增福公司向三某公司支付的房屋占用费高于增福公司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增福公司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租赁合同被解除，造成增福公司巨额装修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300,000元违约金，赔偿租金差额损失1,950,000元，并赔偿装修损失费。一审法院认为：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增福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310号厂房租赁合同》以及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经济发展总公司将处于查封拍卖阶段的涉案房屋出租给增福公司占有使用。三某公司通过竞拍成功后依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并据此要求增福公司搬离涉案房屋以及支付房屋占用费等事实，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在此不再赘述。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增福公司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违约金，以及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赔偿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根据（2016）粤0183民初185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于2011年11月9日被查封，一审法院于2012年3月15日发布拍卖公告并送达经济发展总公司，且经济发展总公司亦清楚知悉涉案房屋已处于法院执行阶段。在上述拍卖公告中已经明确告知不能进行出租、转租、装修等行为。因此经济发展总公司在与增福公司签订《310号厂房租赁合同》《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时，其行为已经违背上述一审法院拍卖公告之内容，同时，一审法院查封公告具有对外性，增福公司作为承租方亦应对于承租标的物是否存在查封、抵押等情况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综合双方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增福公司不宜认定为善意承租人。因此《310号厂房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均有过错。同时，因上述合同中明确约定司法处置的情形排除违约金的适用，故在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增福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经济发展总公司存在恶意隐瞒或欺诈的情形下将涉案租赁物出租给增福公司，增福公司据此主张违约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增福公司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损失。增福公司认为，因经济发展总公司违约导致其向三某公司支付的房屋占用费高于其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约定的房屋租金价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增福公司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合同中约定了司法处置情况下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排除适用违约责任，可见增福公司在签约时对涉案租赁物被司法处置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有了合理的预测，并自愿接受因上述因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所产生的后果。其次，增福公司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合同已经解除，增福公司与新的物权登记人三某公司达成继续使用租赁物并支付相应费用的协议，是三某公司与增福公司之间的意思表示。三某公司与增福公司达成的上述协议的数额高于经济总公司与增福公司之间原合同的租金数额的差额，本应构成增福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但在增福公司不构成善意承租人且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增福公司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损失，缺乏依据。综上，增福公司主张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损失1,95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增福公司主张的装修损失。增福公司自行委托评估作出的评估报告的基准日系在本案立案之前，增福公司又一直在涉案房屋营业并按时缴纳房屋占用费给三某公司，且其未明确表态具体搬离日期。因此在增福公司不对涉案房屋装修残值申请评估的情况下，其主张以其自行评估的评估报告要求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其支付装修损失2,127,45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广州增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10元，由广州增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另查明，增福公司已于2019年9月搬离涉案租赁场地。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经济发展总公司在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二、对增福公司支付的租金差额部分，经济发展总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三、因涉案租赁合同被解除导致的装修损失应否由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关于经济发展总公司在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1.经济发展总公司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其有权对涉案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增福公司签订涉案房产租赁合同后，已依约向增福公司交付了租赁物，履行了合同义务；2.涉案房屋在出租时已被司法查封，经济发展总公司在未得到查封法院许可的前提下，无权出租涉案物业。但经济发展公司的该违法行为是针对法院采取的强制措施而言。因司法查封导致租赁合同不能履行，经济发展总公司应当承担的是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3.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增福公司于2013年12月签订的《310号厂房租赁合同》及2014年1月1日签订的《310号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如因政府建设规划需要、三旧改造项目需要、司法处置或列入改造、重组计划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经济发展总公司予以免责。涉案租赁合同被解除并非经济发展总公司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导致，一审法院认定经济发展总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增福公司支付的租金差额部分，经济发展总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1.根据双方的约定，对于涉案租赁合同因司法处置导致增福公司的损失，经济发展总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在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增福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合同中，多次将“司法处置”作为合同约定所附条件，如关于因“司法处置”造成的损失约定，如关于在无“司法处置”的前提下，租赁期限的约定等。本案中，增福公司支付给三某公司的占用费高于支付给经济发展总公司的租金，由此造成增福公司的成本损失，正是由于涉案厂房及地块被法院依法拍卖，三某公司竞拍成为涉案厂房及地块的所有权人，三某公司要求依照市场价格支付占用费的结果。该项损失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由增福公司自行承担；2.经济发展总公司并不存在隐瞒涉案租赁物被法院查封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明确提到在“司法处置”情形下，损失责任的承担及租赁合同的约定等问题，经济发展总公司刻意隐瞒涉案房产被司法查封的依据不足。即便经济发展总公司未能明确说明查封情况，增福公司作为承租人，也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首先，涉案房产于2013年之前即被法院查封，增福公司在签订合同前，完全可以到房管部门进行查册。根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涉案房产虽处于未续封状态，但实际对外显示的仍是“查封状态”。且备案资料中对于抵押、诉讼情况均有记载。其次，涉案房产建筑面积达近5000平方米，但支付的租金仅为每月15000余元，该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格。结合租赁合同内容的约定，增福公司显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租赁物存在司法查封的状况。增福公司以侥幸的心态承租涉案房产，由此导致的风险，应当由增福公司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增福公司非善意承租人，对于增福公司预期利益的损失，应当由增福公司自行承担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增福公司主张经济发展总公司隐瞒涉案租赁物的查封状况，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的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关于因涉案租赁合同被解除导致的装修损失应否由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除上述所述理由外，增福公司与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原约定的租期为五年。双方约定可续约十年的租赁期，也是在未进行司法处置的前提下的约定，故增福公司对于涉案房屋投入的装修，应当是按照五年的期间进行投入。增福公司于2019年9月搬迁，原合同期限事实上已到期。租赁合同到期后，也不存在由出租人补偿装修损失的约定。现增福公司实际使用租赁房屋的期限已经届满，其投入的装修应已折旧完毕，不应再计算装修损失费用。一审法院对增福公司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增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20元，由上诉人广州增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婷婷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