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终2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常裕，男，196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湘良，湖南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群红，男，197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运，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常裕因与被上诉人贺群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2019）湘0381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常裕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双方实际发生了十次生猪交易，争议的就只是货款是否给付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是否履行该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足额支付了货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原判认定“双方在微信聊天时，并未结算货款”与事实不符，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体现：2018年11月12日上诉人对11月4日至12日被上诉人未支付的货款进行了结算，被上诉人共计欠185810元；2018年11月14日上诉人再一次将结算单发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欠货款230800元；2018年12月7日上诉人对12月3日至5日的交易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共欠248800元，上诉人于2019年1月7日再次将该结算清单发送给被上诉人，要求其支付货款。以上均是结算凭证，被上诉人均没有否认，且以上几笔货款金额巨大，采用现金支付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已支付上述货款。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与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货款的支付情况一致，能清楚地体现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上诉人安排人员将生猪运送至伟鸿屠宰场，事后被上诉人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整个交易期间，上诉人仅仅收取了一次现金，也在清单上予以注明。四、被上诉人拖欠货款时，上诉人多次电话要求被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以手头紧、货款没有回笼要求缓一段时间支付，由于上诉人年纪较大，无法在微信上顺利地书写文字，而是采用电话沟通，故没有体现在微信聊天记录上。同时，鉴于被上诉人一直承诺货款回笼就会付款，为了双方的友好合作，上诉人也没有强烈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之类的凭证。五、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明确要求双方在五日内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五天时间未到，一审判决就下来了，说明一审法院没有查看完整的微信记录就判决了。贺群红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2018年10月7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发生生猪交易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并不代表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主张的所有交易事实。原判的表述仅认可双方在此期间发生过多笔生猪交易事实，但不表示原判认可了上诉人所主张的交易次数、数量、金额及价款。二、判断一笔交易是否实际发生，不能仅凭上诉人在微信中发的几张图片或几张单据，还要看作为交易另一方的被上诉人是否认可，从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对多笔所谓的交易都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对2018年11月5日、8日、12日、14日、12月3日下午、4日的交易均不认可，其中，被上诉人未对11月5日、8日、12日、12月3日下午的交易进行任何形式的回复，被上诉人未在意上诉人给其发图片的意图，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实际发生了该笔交易。对2018年11月14日的交易，被上诉人明确回复“你把当天送的发过来就行了，付过了的就别鬼发了”，接下来的11月15日、20日、21日、23日及12月1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转账后明确告知其“付清”，对于12月4日的交易，被上诉人在微信中回复“那135180元已转给你，只欠180元没付……我怀疑你是不是神经病，没送猪发单子送了猪，我也只服你”，足以说明上诉人确实存在乱发单子的情况。另外，从交易习惯看，如果双方存在几十万的争议，出卖人必定在下一次交易前对清帐，而非稀里糊涂地继续进行交易。三、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除最后一笔交易外，被上诉人均已付清货款。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被上诉人对于真实发生的交易，均是在当日或次日付清款项，甚至还存在预付的情形，2018年11月14日后，被上诉人发现上诉人存在乱发单据的现象，就在每次付款后注明“付清”或欠付多少。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张常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55571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对在2018年10月7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发生生猪交易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双方发生的前十笔交易的货款是否给付的问题。原告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生猪检验检疫证明作为证据。被告对证据本身实际上并未提出异议，但被告质证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反而可以说明被告的货款支付方式并非仅有转账支付，原告也并非仅有一个银行账户，被告也有现金支付的情形，原告就是以被告现金支付的金额反复向被告主张权利。另原告在微信当中所发的单据有重复现象和涂改现象；生猪检验检疫证明与争议的交易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被告围绕争议焦点申请证人谢某1、李某1出庭作证，原告质证认为，原告仅认可12月21日有过一次81740元的现金交易，其余均不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常裕仅凭微信聊天记录起诉被告贺群红，证据不够确实充分。首先，微信聊天记录不能排除贺群红现金支付货款的情形，至少张常裕认可双方有过一笔81740元的现金交易；其次，双方在微信聊天时，并未结算货款，聊天记录并不能清晰地体现贺群红拖欠了货款555713元；再次，双方的单次交易金额都比较大，张常裕在贺群红已经拖欠货款的情形下，仍然继续向贺群红发货，甚至未要求贺群红提供欠条再发货，不符合常理；最后，为了保障交易秩序，促进交易繁荣，也不能仅凭并不清晰详尽的聊天记录而否定之前的十笔交易已完成。综上，对于贺群红尚有最后一笔交易款60760元未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张常裕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贺群红支付原告张常裕货款60760元；二、驳回原告张常裕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9元，由原告张常裕负担4000元，由被告贺群红负担679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人沈某、李某2、谢某2的证言，拟证明被上诉人作出的是虚假陈述，2018年11月8日的12头猪、2018年11月12日的14头猪、2018年12月3日的60头猪都是没有支付货款的，证明三笔交易真实存在。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人的陈述与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陈述相矛盾。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贺群红是否尚欠上诉人张常裕生猪款555713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欠其生猪款555713元，应当提交被上诉人出具的收到其所送相应生猪头数的凭证或其他相应证据证实，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仅有其拍摄的单据或生猪图片，并没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送生猪头数全部予以确认的回复，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生猪头数均予以认可。证人沈某、李某2、谢某2虽证实生猪检验检疫单据上开具的是被上诉人的名字，但同时认可并未直接将生猪交付给被上诉人，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收到了相应数量的生猪。在双方生猪交易往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方式有转账和现金支付，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被上诉人拍摄的银行转账凭证图片和“付清”字样，上诉人并未在微信中回复被上诉人尚有货款未付清，上诉人称其“年纪较大，无法在微信上顺利地书写文字”不符合客观实际。另外，既然双方单次交易金额较大，则在被上诉人上一笔货款尚未付清的情况下，上诉人既不要求被上诉人结清货款，又不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且还继续多次为被上诉人提供生猪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除被上诉人认可的尚有最后一笔生猪款60760元未支付外，对上诉人主张的其他款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常裕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79元，由上诉人张常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任 莉审 判 员  曾波毅审 判 员  周 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陈 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