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2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程界西村南社。负责人：李国垣，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秀芬，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永强，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硕，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揭涵，男，197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东，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明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石东三社）因与被上诉人龙永强、揭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8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东三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石东三社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全部由龙永强和揭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为由，不予采信石东三社关于与龙永强双方就案涉土地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故应视为不定期租赁的陈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承包场地合同》内容与龙永强实际租期起始日期不符，差异近三年时间为出租给案外人广州市天龙制衣有限公司的租赁期间、与龙永强实际支付的租金标准、支付期限不符、与龙永强实际支付承包定金的情况不符。该合同为变造的文件，不是真实有效的合同。（二）石东三社与龙永强双方就案涉土地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应视为不定期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对于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并且石东三社已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了龙永强解除合同，还通知了作为次承租人的揭涵，因此，石东三社已依法解除与龙永强关于案涉土地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三）龙永强应当将涉案土地以及上盖物腾空交还给石东三社，龙永强、揭涵因此向石东三社支付解除案涉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后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2018年3月揭涵已经将涉案土地以及上盖物返还给龙永强，所以对涉案标的物只有龙永强有腾空返还的义务。占有使用费要求龙永强、揭涵支付的原因是因为2016年11月8日到2018年3月4日期间，龙永强、揭涵需要共同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2018年3月4日之后因为只有龙永强占有涉案土地以及上盖物，就由龙永强一人承担。龙永强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石东三社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揭涵二审答辩称，1.本案诉争范围是石东三社和龙永强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揭涵并非该租赁合同当事人，与其无关；对于石东三社和龙永强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相关事实，揭涵不发表意见；2.石东三社将揭涵列为被告，并主张要求揭涵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驳回上诉。石东三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石东三社与龙永强已于2016年11月8日解除关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码头程界西大田基南地块（以下简称案涉土地）及全部上盖建筑物（以下简称案涉建筑物）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2.龙永强、揭涵共同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腾空并返还给石东三社；3.龙永强、揭涵共同向石东三社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每月85000元的标准计算至龙永强、揭涵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腾空并返还给石东三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龙永强、揭涵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石东三社与龙永强就案涉土地形成的租赁合同关系的租赁期限是否为不定期的问题。第一，石东三社及龙永强在一审诉讼中均确认龙永强是石东三社就案涉土地的租赁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尊重。第二，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共3页）虽为复印件，但石东三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该证据是石东三社签订；结合天河建（）字第00789号《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的内容及龙永强持有该证原件的事实、龙永强向石东三社交纳租金且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出租给揭涵使用的情况，一审法院对上述《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依法予以采信。第三，龙永强为证明上述租赁期限并非不定期而提供了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承包期自2000年4月15日至2030年4月14日；共3页）。石东三社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否认其签署过该证据。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检材《承包场地合同》（即龙永强提供的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是否均在同一打印机一次性整体打印形成；2.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第9条的打印字迹与该页其他打印字迹是否同一打印机一次性整体打印形成；3.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落款处甲方“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印章真伪；4.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落款处甲方“李沛泉”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写；5.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落款处甲方印章及代表签名的形成时间与比对样本中同名称印章及签名是否同时期形成。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2.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第九条的打印字迹与该页其他打印字迹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3.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甲方代表处“李沛泉”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李沛泉样本笔迹（YB1-2、YB3-2、YB4-2、YB5-2、YB6-2）是同一人的笔迹；4.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甲方处“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印文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1-1、YB2、YB3-1、YB4-1、YB5-1、YB6-1、YB7、YB8、YB9、YB10、YB11、YB12、YB13、YB14）是同一枚印章盖印；5.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甲方处“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印文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5-1、YB6-1）的盖印时间（即2000年4月12日）相近。石东三社、龙永强、揭涵均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一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且石东三社和揭涵、龙永强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予以采信。一方面，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的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的内容，可认定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上的内容系石东三社盖章确认及其代表李沛泉签名确认，一审法院对《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的内容予以采信。另一方面，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的第1条内容显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石东三社对此认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是变造的文件，不是真实有效的合同，其中约定的租期、租金标准、租金支付期限、定金支付等内容与实际不符，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证明龙永强认为与石东三社签署了《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主张不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龙永强对此认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是李沛泉最后签字盖章后交给其，其收到后没有再做修改，为何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需问李沛泉，需由石东三社解释，石东三社故意隐瞒2000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场地合同，如石东三社认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不是真实有效的，则石东三社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应拿出真实有效的合同来对质，没有相反证据就不能否认龙永强该证据的证明力，即便它存在形式的瑕疵。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双方均有举证证明合同内容的责任。其一，在日常生活中，以打印方式形成的合同文稿，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是由同一台打印机制作形成，少数情况下会是由不同的打印机制作形成。虽然《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但并不必然表明第1、2页系一方事后变造，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其二，以目测、手触的方式检查《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可见其纸张（共3页）的陈旧程度并无明显差异。其三，《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的第1、2页并无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也未见该合同有骑缝章或骑缝签名；《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亦存在上述相同情况，从签约操作模式上看，二者的操作习惯相似。《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第四条和《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四条（位于第2页）均约定应在每月的五号前支付当月承包款且超过一定期限（前者为两个月，后者为一年）不缴交承包款时石东三社可终止合同；而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均表示石东三社实际是按照一年的方式收取场地承包费。可见，二者均存在租金实际支付期限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相同情形。其四，将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各自提交的关于案涉土地租金交纳的书面说明内容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内容对比，可发现龙永强实际支付的2007年度至2013年度的每年度租金金额（32400元/年度）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2000年4月15日至2005年4月14日期间租金为2700元/月，每下一个五年依次为3000元/月、3300元/月、3600元/月、3900元/月、4200元/月）确实不同，但龙永强实际支付的2014年度租金的金额39600元（石东三社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了相应收据）则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一致、实际支付的2015年度租金的金额43200元（石东三社称其无法原路退回该款而作挂账处理）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不一致、实际支付的2016年度租金的金额43200元又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一致。龙永强对此解释称每年年底12月到次年1月期间，石东三社的出纳会主动打电话通知其缴纳这一年的租金，其就主动带现金找出纳，出纳向其开具多少钱金额的收据，其就支付多少钱给出纳，历来都是如此，其他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向石东三社缴纳承包款，除了其以转账方式支付的承包费之外，其他的承包费都是按这样的方式缴纳，所以事实上，双方从来都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来履行；其并不是天天会拿合同看，原来的时候，石东三社开具多少钱的收据其就缴纳多少钱的承包费，后来到2014年的承包费缴纳时，其就自己拿了合同出来看，因为其觉得合同是约定承包费递增的，但石东三社每年收款项却没有递增，所以其自己看了合同，按照合同里面的约定缴纳了承包费，以前是石东三社出了错。石东三社则称其确实是按照一年的方式收取场地承包费，通知收取的金额是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约定的金额（按照第二阶段4.5元/平方米/月，年租金32400元）通知龙永强交款，龙永强一直到2015年3月30日前支付2013年及之前的承包款均是按照32400元/年标准来付，到了2015年3月30日支付2014年的场地承包款时，因为此时石东三社已口头通知（通知时间大约在2014年年底）龙永强解除租赁合同，并对其出示的《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指出该合同与龙永强实际支付的租金标准不一致之后，龙永强才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支付不一样的租金金额（39600元/年），后续2015年及2016年的现金汇款金额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龙永强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支付了对应的租金金额（43200元/年）。从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双方的履行行为及各自的解释来看，石东三社在收取租金过程中——该过程是一个较长的期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龙永强作为交款义务人通常是按照石东三社通知的金额及时间进行交租。从日常经验判断，石东三社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不排除存在因内部相关人员变动等因素引致后签订的合同遗失而按照之前签订的合同金额通知交租的可能；而龙永强作为支付租金的义务人，面对少交租金和多交租金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不排除存在对前者放任而对后者警觉的可能，况且，在石东三社在收租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不排除龙永强未发现租金金额差异的情况存在。而从2014年度租金的收付情况来看，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又是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约定的金额来付款和开具相应收据，可见双方对于合同的履行随意性较大。其五，龙永强于2015年9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97号案件要求解除与次承租人揭涵的租赁合同及要求揭涵交还房屋、支付欠租时，已在立案之时将《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复印件作为其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拟证明其对出租的房屋（即案涉建筑物）拥有所有权。该时间比石东三社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早近一年半的时间。由此可见，并不存在龙永强为了本案诉讼而虚假制作《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的情况。其六，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的内容予以采信，该页第八条第三款约定“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石东三社作为在该页盖印及签字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否认龙永强提供的《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内容情况下，却未能提供己方所持合同予以反驳，故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七，根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的内容，结合龙永强持有天河建（）字第00789号《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原件及向石东三社交纳租金且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出租给揭涵使用的情况，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龙永强关于在2000年4月15日与石东三社就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较长租赁期限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依法予以采信。因此，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看，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一审法院对其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石东三社关于其与龙永强双方就案涉土地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故应视为不定期租赁的陈述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石东三社的第一项诉请，石东三社系基于认为其作为出租人有权随时解除与龙永强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关系而向龙永强发函解除合同，但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石东三社关于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故应视为不定期租赁的陈述未予采信，故石东三社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石东三社的第二、三项诉请均是基于其第一项诉请获得法院支持为基础，鉴于一审法院并未支持石东三社的第一项诉请，故石东三社该两项诉请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保全费1370元、鉴定费33400元，均由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龙永强实际支付的2015年度租金的金额43200元（石东三社称其无法原路退回该款而作挂账处理）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约定的金额一致。除此之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龙永强并非案涉土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石东三社、龙永强就案涉场地形成的是土地承包关系还是土地租赁关系的问题。现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土地属于农用地，龙永强并非案涉土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论是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的《承包场地合同》还是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均载明“承包方”须向“发包方”缴纳租金，石东三社向龙永强开具的收据中载明收到龙永强交来的租金，龙永强在向石东三社转账时亦注明款项为“地租”，由此可见，龙永强、石东三社之间就案涉场地形成的是土地租赁法律关系。本案中，石东三社、龙永强对于案涉土地以及案涉建筑物系由龙永强向石东三社承租并无争议，只是对双方之间是否为不定期租赁存在争议，石东三社、龙永强对各自主张负有举证的义务。龙永强为证明石东三社与其之间并非不定期租赁，提供了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经鉴定，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所盖石东三社印章的真实性并未被否定，石东三社并无提供足以反驳的其他证据，故该第3页的真实性应予确认。该第3页第八条第三款载明“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由此可推定石东三社亦持有其中一份合同。虽然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1页、第2页经过鉴定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但该第1、2页与第3页的内容基本能够衔接，合同载体表现出来的新旧程度相近，并无明显突兀之处。石东三社认为该第1、2页系龙永强变造、伪造，石东三社应提供该社所持有的合同版本予以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石东三社并无提供其所持有的合同予以比对，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承包场地合同》第1页、第2页系龙永强伪造、变造的材料，本院对龙永强关于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1、2、3页均为龙永强与石东三社所签合同内容的主张予以采信。石东三社关于不应采信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1页、第2页的内容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石东三社、龙永强之间实为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故双方所签《承包场地合同》实为场地租赁合同。根据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1页的记载，石东三社、龙永强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00年4月15日至2030年4月14日，石东三社主张该社与龙永强之间为不定期租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前述《承包场地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三十年，故超过二十年（即2020年4月15日之后）的部分，应为无效。现石东三社与龙永强之间的租赁期限尚未届满，石东三社以该社与龙永强之间为不定期租赁为由主张该社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然龙永强于2016年11月8日收到石东三社发出的解除合同的通知，但是石东三社是以该社与龙永强之间为不定期租赁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如前所述，石东三社与龙永强的租赁期限至今尚未届满，故该通知并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该社关于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自2016年11月8日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石东三社系基于租赁关系解除而提出要求龙永强腾空交还案涉土地、案涉建筑物以及按照每月85000元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交还案涉土地、案涉建筑物之日止的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现石东三社关于该社与龙永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并无得到支持，一审法院驳回石东三社该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石东三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静审判员  张怡审判员  余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贾妍胡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