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38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祥，男，197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泊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芹，河北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州建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张辛庄村中心街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55556743U。负责人：陈招瑞，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招瑞，男，1971年1月31日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冀立江，枣强县大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永祥因与被上诉人九州建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1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永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芹，被上诉人陈招瑞及二被上诉人九州公司、陈招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冀立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永祥的上诉请求：一、撤销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981民初1943号判决；二、依法改判请二被上诉人连带给付拖欠上诉人买卖合同尾款121597元，并自2013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迟延付款期间的违约金。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在2013年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主张自2013年1月1日至今没有收到过上诉人任何货物，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然而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陈招瑞一直使用个人账户给付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已实际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远远超出双方2012年产生的业务额，如果双方2013年后没有发生买卖行为，被上诉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上诉人付款，此行为明显违背常理。二、上诉人将货物交付承运人，被上诉人去承运人处取货，属于日常交易习惯。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的独立个体，其和案件处理无利害关系，一审判决未采纳物流公司证明是错误的。上诉人经营场所在泊头市，而被上诉人在北京相距较远，双方的货物通过每日往返的物流运输更为便捷及时，且费用较低。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的规定，承运人系独立于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独立承运人，只挣取运费，对于双方的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关联性，本案中的货物运输至今长达五年的时间，如果承运人没有按时运到货物，无论是上诉人或被上诉人均及时知道并采取适当措施补救，不会等到双方对簿公堂。因此按照常理来说，本案的处理结果无论哪方胜诉，均和承运人无关，因此本案中的承运人泊头市京油物流公司和本案无利害关系。一审判决未采纳该公司证明是非常错误的。三、本案中二被上诉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法院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上诉人价值十多万元的货物，二被上诉人拒不承认收到货物且不支付相应价款，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行为，客观上实施了拒不支付货款的行为，其行为涉嫌诈骗犯罪，法院应将此案资料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让说谎者原形毕露，严厉惩处恶意扰乱正常司法审判程序的不良人士。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行证据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做出公正裁决，支持上诉人的各项诉求。被上诉人陈招瑞、九州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期限已经超过15日，上诉无效。上诉人上诉状日期是2018年12月10日，而该判决，下发的日期是2018年9月29日，时间相差三个多月。上诉人应该在收到判决以后超过15日提起了上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永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永祥与九州公司、陈招瑞从2012年2月4日发生业务，刘永祥给九州公司、陈招瑞供应泵管。以上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刘永祥主张截止到2013年12月16日货款合计599709元，九州公司、陈招瑞已付款478112元，尚拖欠货款121597元；其中2013年刘永祥与九州公司、陈招瑞之间累计发生33次业务，九州公司、陈招瑞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4年2月14日，付款20000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刘永祥举证如下：1、销货清单32张、物流公司托运单33张和电子邮件2份，用以证明双方在2013年期间共发生33次业务往来，刘永祥均按时发货，托运公司安全准确送达；2、电话录音9份，其中2015年9月22日证人刘某（与刘永祥系叔侄关系）与陈招瑞的通话录音证明证人刘某针对双方争议的121597元货款进行协调，九州公司、陈招瑞同意按80000元给付，剩余的因为九州公司、陈招瑞一直说货有质量问题，就以货抵给九州公司、陈招瑞；2016年11月17日、18日、19日和12月2日刘永祥与陈招瑞的录音以及2016年11月26日和12月1日、4日、7日刘永祥与九州公司职工董士兴的录音内容均为刘永祥向九州公司、陈招瑞追要货款；3、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双方在2013年存在业务往来并有货款未结清，证人曾帮刘永祥向陈招瑞协调催要货款。九州公司、陈招瑞质证称：1、托运单、销货清单没有九州公司、陈招瑞及工作人员的签字和盖章，不能说明九州公司、陈招瑞收到该货物；2、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九州公司、陈招瑞曾向刘永祥要货，而刘永祥没有交付；3、刘永祥与董士兴的电话录音内容不能说明双方之间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并且刘永祥根据录音整理的书面材料与录音实际内容并不完全相符；刘永祥与陈招瑞的电话录音没有提到欠款的问题，不能证明九州公司、陈招瑞拖欠刘永祥货款；证人刘某和陈招瑞的电话录音内容显示刘某在通话时一直在给陈招瑞赔礼道歉，并认为有质量瑕疵的货物给九州公司、陈招瑞造成经济损失100000余元，同意给九州公司、陈招瑞80000元货物来折抵该损失。刘永祥根据该录音整理的书面材料与录音完全不符，纯属编造的材料，该录音不能证明九州公司、陈招瑞拖欠货款，反而能证明刘永祥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合伙人刘某同意以货折抵九州公司、陈招瑞损失。刘永祥称，刘永祥与证人刘某系叔侄关系，没有生意关系，并且证人刘某在与陈招瑞电话录音中的意思是陈招瑞付款给刘永祥80000元，该事实有证人刘某的证言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证据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确认。当事人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据双方陈述，可以确认刘永祥与九州公司之间在2012年2月后确实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就刘永祥供应货物的数量以及2013年后是否仍在供应货物存在争议，刘永祥提供的2013年的销货清单、京泊物流托运单等未经九州公司、陈招瑞确认，电子邮件仅为九州公司、陈招瑞向刘永祥发出的发货要约，泊头市京泊物流公司系利害关系人，该公司出具的刘永祥货物已安全准确送到九州公司指定地点的证明的客观性有待其他证据佐证，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刘永祥向九州公司、陈招瑞发货的数量。证人刘某与刘永祥有利害关系，且双方对其与陈招瑞通话录音的内容为存在争议，该录音资料不足以证明九州公司、陈招瑞拖欠刘永祥货款121597元。综上所述，刘永祥作为合同的供货方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向九州公司、陈招瑞交付货物具体时间、数量等事实，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其要求九州公司、陈招瑞给付货款，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永祥对九州建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陈招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2元，由刘永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永祥提交证据如下：一、2012年销售清单45张，证实2012年2月4日起至2012年12月27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通过京泊物流运输货物30次，合款302144元，被上诉人陆续支付货款240432元，2012年年底拖欠数额为61979元；二、2013年托运单及出货单各26组、销售清单7份，证实2013年2月22日起被上诉人至2013年12月17日，上诉人通过京泊物流为被上诉人运送货物33次，接货人为被上诉人处员工董世兴（电话133××××6009)，货款合计297298元，被上诉人陆续支付了237680元，2013年被上诉人拖欠数额为59618元。三、京泊物流证明一份，证实上诉人提供的托运单均是由京泊物流托运，已全部送达，回执单因暴雨被毁，无法提供。四、银行回单两份，证实被上诉人陈招瑞通过其名下卡号为62×××17的银行卡，先后2013年5月23日和2013年6月6日向上诉人员工刘某转款40000元，于2013年10月l1日和2014年l月29日向上诉人支付货款40000元。上诉人现能查询出来的，被上诉人的打款数额已超出了2012年拖欠数额，印证双方2013年还有业务往来的事实。五、董世兴QQ号27×××12与上诉人员工尹姗QQ号16×××71的QQ邮箱往来邮件四份，证实2013年6月19日，上诉人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员工董世兴发去邮件，载明发货规格及数量，与上诉人2013年6月21日销货清单相符。2013年6月28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发送对账单，载明发货时间价款与托运单相符。2013年11月4日，董世兴向上诉人发送要货信息，上诉人2013年11月8日出库送至京泊物流托运。2013年12月91日上诉人员工为董世兴发送邮件，载明2013年11月27日销售清单，与2013年11月27日销售清单及托运单相符。2013年12月11日销售清单与2013年12月11日托运单附后销货单一致。六、陈招瑞QQ号99×××63与上诉人员工尹珊QQ号61×××71的QQ邮箱往来邮件两份，证实2013年7月23日上诉人员工根据陈招瑞电话索要的货物规格，向陈招瑞发送邮箱确认货物规格，陈招瑞确认无误后，上诉人于2013年7月25日安排出库，并委托京泊物流运输。2014年1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2013年对账单，对账单运货时间及金额与托运单相符。七、电话录音及摘要，证实上诉人员工刘某向被上诉人催讨货款。八、证人刘某出庭证言如下：“2012年开始我在刘永祥处从事工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由我洽谈。货款都是陈招瑞个人银行卡转账，2012年的钱都打到了我的卡上。2013年5月23日和2013年6月6日，陈招瑞给我转款各2万元，是2013年的货款。我收到陈招瑞的货款后已转交刘永祥。我与陈招瑞除了这个业务外，没有其他业务。也不存在个人债务。到2014年陈招瑞就不从刘永祥这拿货了，刘永祥通过我向陈招瑞要账，陈招瑞说有一批货物有质量问题，陈招瑞欠刘永祥货款12万多元属实。但要求刘永祥赔偿质量不行的损失，一直没有谈拢，在后来陈招瑞就不承认欠钱了”；九、刘某名下卡号62×××13农业银行卡2012年、2013年银行流水记录。1、证实2012年3月13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5万元，2012年4月10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5万元，2012年5月31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5万元，2012年7月13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3万元。以上合计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18万元，以货抵账20432元，共计付款200432元。结合2012年销售清单，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货物价值302411元，被上诉人截至到2012年12月31日，拖欠上诉人货款数额为101979元。2、2013年2月8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4万元，2013年5月23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2万元，2013年6月6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2万元，2013年8月31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4万元，2013年9月22日陈招瑞向刘某转账付款4万元，合计转账付款16万元，超出2012年被上诉人拖欠数额58021元。3、结合原来提交的2013年10月11日陈招瑞向刘永祥付款2万元，2014年1月29日向刘永祥付款2万元，合计付款4万元。加上刘某收到的16万元，共计收到20万元，超出2012年被上诉人拖欠数额98021元。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2013年没有产生新的业务往来，被上诉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多次向上诉人转账付款，被上诉人转账数额超出2012年拖欠数额的事实，足以推翻被上诉人辩称2013年没有业务往来的虚假辩解。4、上诉人为被上诉人2013年提供货物价值297298元，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汇款20万元，以货顶账抵顶77680元，合计付款277680元，2013年拖欠19618元。5、被上诉人2012年年底拖欠数额101979元，2013年新拖欠数额19618元，合计拖欠121597元。6、上诉人共为被上诉人提供货物302411+297298=599709元，被上诉人汇款（含退货、抵账款）200432+277680=478112元，累计拖欠数额为599709-478112=121597元。被上诉人陈招瑞、九州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于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发表意见如下，证据一、对2012年销货清单，有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异议。因为时间比较长了，也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对销货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五、对邮箱往来的四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要约承诺的要件，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签订了合同，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把货物交给了被上诉人。证据六、QQ号与上诉人所说的职工尹珊有QQ邮箱往来，被上诉人并不清楚。被上诉人也不认识尹珊，即使有QQ邮箱往来也不能说明双方实际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九、对该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的事实，该证据对于本案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刘永祥的证据说明不是事实。上诉人刘永祥想推理出一个欠款的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刘永祥与九州公司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关系，自2012年开始，刘永祥与九州公司协商好货物名称、规格、价格后，刘永祥通过京泊物流托运至九州公司指定的地点，九州公司通过陈招瑞银行卡向刘某银行卡支付货款。陈招瑞为九州公司的负责人，九州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独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当事人对于2012年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刘永祥主张双方2013年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九州公司、陈招瑞不予认可并主张其并未收到货物，根据刘永祥提交的托运单据、双方之间的银行账户来往明细、通话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可以证实刘永祥与九州公司之间2013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九州公司欠付刘永祥货款。刘永祥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后，九州公司应当及时给付货款。九州公司未给付剩余货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违约责任，也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按照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刘永祥主张的延期付款违约金应得到支持。因九州公司最后一次给付货款日期为2014年2月14日，且该日之后双方之间再无业务往来，故刘永祥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4年2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刘永祥主张陈招瑞出借个人账户，应承担给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陈招瑞系九州公司的出资人，应当与九州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1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二、九州建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陈招瑞共同给付刘永祥货款121597元及利息（自2014年2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本院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上给付内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32元，均由九州建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陈招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秉华审判员  郭亚宁审判员  毕文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孙 伟书记员  苗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