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22民初2131号 原告：邵某，男，1975年2月18日出生，瑶族，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全州县。 原告：邵翠英，女，1943年7月17日出生，瑶族，住广西资源县。 原告：邵丽君，女，1998年2月23日出生，瑶族，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全州县。 原告：邓某，男，2007年4月25日出生，瑶族，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全州县。 法定代理人：邵某（父亲），身份信息同上。 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永，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恒，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广，男，1977年11月25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良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骏，广西作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红雨，男，197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政，广西宏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与被告苏广、邓红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庭后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邓红雨为本案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邵某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永、唐恒，被告苏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骏，被告邓红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苏广、邓红雨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总和的40%，即302,335.4元（包括死亡赔偿金610,040元，丧葬费33,228元，被扶养人邵翠英的生活费18,349元，被抚养人邓某的生活费64,22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755,838.5元×40%=302,335.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16日，原告邵某根据梁峰委托的邓红雨的指派，临时组织受害人胡春艳和邵和秀、闫九端、邵桂花等七人为被告卸钢丝和水泥桩，同时委托廖世志负责运输钢丝和水泥桩到被告的果园。16日晚，廖世志用其所有的两辆重型仓栅式货车（车号分别是桂Ｃ×××××和桂Ｃ×××××）装好货物后，与其雇请的司机黄玉及另一名司机驾驶两辆货车从兴安县出发，往南宁市武鸣区宁武镇方向行驶。2018年5月17日7时许，黄玉驾驶的桂Ｃ×××××货车（搭载邵某、胡春艳、邵和秀）开到。按照分工，邵某去买菜，胡春艳等三个女的负责煮饭，闫九端等三个男的负责卸钢丝。卸完钢丝后，黄玉根据被告的指引，将还载有水泥砖的货车开往距工棚约0.5公里的果园场旁边一条斜坡机耕路上停下，然后黄玉搭乘被告驾驶的电动车离开，到被告住的地方与胡春艳等民工一起吃早餐，胡春艳提出要到车上去拿水，黄玉听后未做否定表示。早餐后，邵某等人陆续走路去工地准备做事，而胡春艳走到桂Ｃ×××××货车停放处，见车门没有锁死，就从左侧进入驾驶室去拿昨天放在驾驶室后排没有喝完的王老吉（黄玉站在距车辆左前方约30米的公路上看到胡春艳上车），胡春艳上车后，邵桂花发现车辆在溜动，就大喊：“邵和秀，快跑了，车子在走路了！”胡春艳听到喊声，马上从左侧车门下车避险，因车子太高，脚未站稳，滑倒在机耕路下面，然后货车失控驶出机耕路外，碰撞前方电杆后向胡春艳逃生的一侧侧翻，碾压到胡春艳致其当场死亡。事发后，经南宁市交警支队十五大队调查、鉴定，桂Ｃ×××××号车辆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存在安全隐患，不合格。综上所述，被告苏广与受害人胡春艳等民工之间存在雇佣劳务关系，被告依法应对雇员在劳务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邓红雨的委托内容看，邵某为被告苏广联系货源、组织劳务人员为苏广提供劳务，材料、食宿地点等都由苏广提供；而指定货车停放地点和从货车上卸钢丝及水泥桩并非邓红雨委托的工作内容是被告苏广的管理人员梁峰的临时安排，以每根水泥桩0.5元计算劳动报酬，卸钢丝另外计算。因此，胡春艳等人为苏广提供的是单纯劳务，而不是工作成果，双方具有明显的人身支配性。从被告苏广自认的“包工不包料”的情况看，“包工”就是一种纯劳务性工作，没有较高技术含量，也不需要特定资质，具有较强替代性。“不包料”就是提供劳务者所使用的材料是苏广提供的。因此，从技术含量看，足以认定被告与胡春艳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而邵某与胡春艳等人之间是一种平等主体的劳务提供者，不存在邵某承包果园劳务工作的情况。另，现有证据证明苏广和邓红雨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成立，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被告苏广、邓红雨对原告自负部分的4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恳请法院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作出公正判决。 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拟证明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的基本信息及邵某的家庭成员情况；2.证明，拟证明邵翠英的家庭成员情况；3.绍水镇完小《证明》，拟证明原告邓某自2014年8月31日在绍水镇完全小学读书至今，说明邓某在城镇连续生活一年以上；4.2015.4.26《房屋租赁合同》及房东身份证、结婚证、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原告邵某一家四口自2015年4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租住房东唐琼姣、唐少军位于桂黄路G322线加油站对面的房屋，说明胡春艳在城镇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5.绍水市场社区《证明》，拟证明邵某、胡春艳一家四口自2015年4月至今租住在绍水社区桂黄路；6.《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拟证明被告黄玉的基本信息和桂Ｃ×××××号货车所有人是廖世志及案件的主要事实；7.《尸体检验鉴定书》，拟证明胡春艳因车辆挤压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8.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意见书及告知书，拟证明桂Ｃ×××××号货车防护装置不合格，行车制动存在安全隐患不合格，驻车制动存在安全隐患不合格；9.黄玉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停车位是被告方指引确定的，胡春艳的死亡原因及黄玉存在的过错；10.邵桂花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邵桂花和胡春艳等人一起为被告提供劳务及事故发生经过；11.黄玉、廖世志的上诉状，拟证明被告与胡春艳存在雇佣劳务关系，被告存在指使停车位不当、未尽现场监管和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12.通话录音及文字说明，拟证明事后被告苏广就本案赔偿问题与邵某协商。 被告苏广提出如下答辩意见：1.苏广与邓红雨有承揽约定，与原告的亲属胡春艳没有任何约定。2018年3月份，苏广欲在承包的田地搭建大青枣架子，经人介绍邓红雨后与之达成约定，苏广将88亩地的搭架工作发包给邓红雨，按一亩550元的价格支付报酬，邓红雨包工不包料。双方约定后，由邓红雨代购材料。2.胡春艳等人的工作、伙食均不是苏广安排的，苏广仅提供一间房间给他们住宿和煮饭用。3.苏广与胡春艳等人没有任何对接。苏广只知道邓红雨，由邓红雨对接，不管邓红雨找人做还是自己做，苏广都不管，只看结果付钱。4.苏广的场长梁峰建议停车的位置没有任何过失。该路段可以停放长13米、载重25吨、前四后八的卡车；涉案车辆的司机有丰富的驾驶经验，其察看地形后，经过自己的判断才将车停放在该位置，车停稳后四十分钟之久都没有发生车辆溜动的问题；车辆侧翻完全系受害人擅自爬入驾驶室造成，跟停车位置没有任何关系。5.苏广与胡春艳等人没有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私有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劳动关系，是指受雇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动，并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结合本案的事实及法律来分析，苏广和胡春艳等人明显不存在雇佣关系。请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苏广为证实其上述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一份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苏广指示李昆祥向邓红雨支付材料费，双方是承揽合同关系，苏广与胡春艳等人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邓红雨提出如下答辩意见：1.邓红雨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可证明邓红雨与本案无关，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被告苏广辩称邓红雨与其存在劳务关系，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苏广的意见无事实依据。2.原告请求各项损失按城镇标准计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原告要求邓红雨与苏广对本案诉请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告邓红雨为证实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一份银行存款历史明细查询，拟证明邓红雨仅是帮苏广代购材料，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综合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可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2.被告苏广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4、5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邓红雨对于原告的证据3无异议，对于原告的证据4、5的关联性有异议，但二被告均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经查，上述证据具有合法性，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且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与本案相关的事实，具有较强的证明能力，本院予以采信。3.二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7、8、9、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证明受害人的死亡原因是交通事故所致，无法证明被告与本案有任何法律关系，民事责任应由车主及司机承担。经查，上述证据亦可相互印证，证实本案的基本事实，至于双方当事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将在论述部分予以阐述。4.被告苏广对于原告的证据12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实苏广与邵某等人存在雇佣关系，至于赔偿5,000元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赔偿责任。经查，该证据无法证明本案的法律关系，且当事人在协商过程中作出的妥协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5.原告对于被告苏广、邓红雨分别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且二被告的证据与原、被告的陈述相符，证实与案件相关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苏广欲在其承包的果园搭建大青枣架子，经人介绍后联系被告邓红雨，协商由邓红雨找人进行施工，按每亩550元的价格计算报酬，工作报酬在交付劳动成果后一次性支付，同时委托邓红雨代购工料。邓红雨将该项目介绍给原告邵某后，邵某同意承接，并召集包括受害人胡春艳在内的临时施工队，联系购买工料水泥桩、钢丝等。2018年5月16日，原告邵某与案外人廖世志约定，由廖世志负责用其所有的车牌号为桂Ｃ×××××和桂Ｃ×××××的两辆重型仓棚式货车将工料运送到工地。当晚，案外人廖世志、黄玉等人分别驾驶两辆货车从桂林市兴安县出发，往南宁市武鸣区宁武镇方向行驶。其中，廖世志驾驶的桂Ｃ×××××号货车搭载邵某、胡春艳、邵和秀，另一名驾驶员驾驶桂Ｃ×××××号货车搭载黄玉，两车行至武平高速公路一服务区时，廖世志因疲劳换由黄玉驾驶桂Ｃ×××××号货车继续前行。2018年5月17日7时许，黄玉驾驶的桂Ｃ×××××号货车到达武鸣区宁武镇华山村一组的果园，在苏广的果园场长梁峰的指引下，黄玉将尚载有工料的货车停放在离工棚不远处的一条微陡的机耕路上，后在没有做好辅助防范措施即没有在车轮下垫置阻挡物的情况下离开现场。黄玉与受害人胡春艳、原告邵某等人在工棚吃早餐时，胡春艳说到“刚烧的水太烫，没法喝，车上有瓶水，等下再去拿”之类的话，在场人员包括黄玉在内都听到了胡春艳的话，黄玉未置可否。约半个小时后，邵某等人吃完早餐陆续走路去工地准备干活，胡春艳走到桂Ｃ×××××号货车停放处，自行进入该车驾驶室取水，这时货车发生前溜，胡春艳见车辆无法控制后从打开的左侧驾驶室门跳车避险，随后货车失控驶出机耕路外，碰撞前方电杆后向胡春艳逃生的一侧侧翻，碾压到胡春艳致其当场死亡，电杆、电缆及涉案桂Ｃ×××××号货车损坏。 事故发生后，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五大队（以下简称“十五大队”）到场展开调查。经十五大队委托，南宁市公安局交通事故技术鉴定所于2018年6月5日作出《胡春艳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胡春艳系因车辆挤压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经十五大队委托，南宁狮山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8日作出《桂Ｃ×××××号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驻车制动操作手柄拉起时不能正常锁止，存在锁止不到位后自行回位释放的安全隐患，不符合GB/T18274-2017《汽车制动系统修理竣工技术规范》中第4.6.1条规定要求。驻车制动操纵手柄位于锁止位置时驻车制动功能有效……。”鉴定意见：“1.该车防护装置不合格。2.该车行车制动存在安全隐患不合格。驻车制动存在安全隐患不合格。3.该车转向系功能有效。4.该车行驶系功能有效。5.该车照明信号装置功能有效。”黄玉、廖世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亦反映：涉案货车的手刹如果没有刹死会回到原位。手刹锁死后，只用轻轻往上抬手刹，手刹就可以松开。事发前，黄玉和廖世志均驾驶过该车辆，对车辆的性能比较熟悉等。十五大队通过调查，因事故现场无有效监控，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判定，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于2018年9月5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另查明，原告邵某与受害人胡春艳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8年2月23日生育原告邵丽君，于2007年4月25日生育原告邓某（随爷爷姓氏）。原告邵翠英系受害人的母亲，出生于1943年7月17日，其生育有长子黄忠林、二女黄小娟、三女黄小华、四子黄忠辉、五女黄艳玲、六女胡春艳六子女。自2015年4月26日起至事故发生前，受害人胡春艳与丈夫邵某在广西全州县绍水市场租房居住；原告邓某于2014年8月31日在绍水镇完全小学就读至今。 又查明，廖世志是涉案桂Ｃ×××××号车辆的实际车主，黄玉受廖世志雇佣驾驶车辆。事故发生后，廖世志已先行垫付赔偿款32,120元给受害人家属。桂Ｃ×××××号车辆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灵川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2018年9月29日，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平保灵川支公司先行在其承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限额的损失由黄玉、廖世志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778,235元。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由受害人胡春艳自担60%的民事责任，被告黄玉、廖世志共同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四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731,725.03，上述损失，依照交强险和侵权责任人的赔偿次序，由平保灵川支公司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110,000元。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即死亡赔偿金580,062.03元、丧葬费33,228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435元，共计613,725.03元，由被告黄玉、廖世志承担40%的连带赔偿责任即245,490.01元，并承担精神抚慰金8,000元，共计253,490.01元。该案目前在二审审理阶段，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与受害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民事责任应当如何划分？2.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有何依据，应当如何计算？ 关于被告苏广与受害人胡春艳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受害人胡春艳与被告之间是否雇佣关系存在分歧意见，经分析，本院认为被告苏广与胡春艳之间是承揽关系，被告邓红雨与胡春艳之间不存在雇佣或承揽关系，理由如下：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接受劳务并支付报酬一方为雇主，提供劳务并接受报酬一方为雇员，雇佣关系以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和受雇主支配、管理、监督为实质特征，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承揽关系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的一方为承揽人，接受承揽人的工作并给付报酬的一方为定作人，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工作报酬为交付劳动成果后一次性给付，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定作人只有在不影响承揽人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对承揽人的工作情况进行指示、监督和检查，双方人身依附关系很弱甚至没有。结合本案，被告苏广欲将果园搭架项目发包出去，工作报酬在交付劳动成果后一次性支付；邓红雨将该项目介绍给邵某，邵某即负责组织临时施工队，并联系代购工料，由施工队人员自行携带工具并提供技术、劳务到苏广的果园进行施工，在施工中占有主导地位。根据原告邵某的自述，此前邵某组织的施工队人员曾多次共同进行过项目施工，本次按照以往惯例共同商量工作事宜、决定各自分工，利用所具有的技术和经验进行作业，工作时间较灵活自由甚至可以各自决定是否参与施工，工作报酬在交付劳动成果后平均分配或按劳分配。由此可见，受害人胡春艳等人组成的临时施工队与苏广之间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庭审中，邓红雨和邵某均认可，二人不存在长期、固定合作关系，此前邓红雨曾介绍项目给邵某，并收取一定的介绍费，但不参与实际施工。本案亦是如此，邓红雨仅是将项目介绍给邵某，由邵某自主决定是否承接，邓红雨与邵某等人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受益关系，接受劳务结果即直接受益人是苏广，故邓红雨与胡春艳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或者承揽关系。关于原告提出被告苏广临时安排受害人等人卸载水泥桩及钢丝，以每根水泥桩0.5元的价格计算劳动报酬，因此，受害人等人为苏广提供的是单纯劳务，而不是工作成果，双方具有明显的人身支配关系的意见，经查无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不予认定。综上分析，原告方主张胡春艳与二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被告苏广的场长梁峰指示司机黄玉停车的地点不当，存在安全隐患，且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即离开现场，这是导致车辆前溜、侧翻并压死胡春艳的根本原因的意见。经查，梁峰建议货车司机停车的地点是一条带有坡度的机耕路，但无证据证明该路段不宜停放车辆，该建议本身并无不当；且该建议并非对承揽人完成定作事项作出的指示，而是对货车司机作出，货车司机有对车辆的实际操控权，即是否在此处停车以及如何安全停放，主动权掌握在司机手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定作人苏广不存在指示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邓红雨在胡春艳死亡事件中亦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苏广、邓红雨对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35元，由原告邵某、邵翠英、邵丽君、邓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慧 人民陪审员  谢记生 人民陪审员  潘 稔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 助理  陈 景 书 记 员  韦佳健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