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39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杜学辉，男，1971年12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波，男，1979年3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传利，男，1973年11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松，江苏九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泗洪县东升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青阳街道中皇城24栋1-2号。法定代表人：刘丙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耀，江苏祥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学辉、朱波、崔传利因与被上诉人泗洪县东升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升农机合作社）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公开进行了听证，上诉人杜学辉、朱波、崔传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松，被上诉人东升农机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学辉、朱波、崔传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和视频可以清楚反映秧苗缺株，照片反映的地点与上诉人实际承包地一致，至于没有证据原始资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2）《泗洪县农业生产技术事故鉴定申请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插秧不符合合同要求，导致水稻减产，因被申请方陈某勇不配合鉴定，不应认定该鉴定系上诉人单方委托。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案外人陈某勇系机插秧的实际作业者，一审法院应当追加陈某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接受法院及上诉人询问，但一审法院仅在庭后找陈某勇谈话，违反法定程序，二审应当追加陈某勇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东升农机合作社辩称，上诉人申请鉴定未经东升农机合作社同意，系上诉人单方面进行鉴定，鉴定报告对东升农机合作社没有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升农机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学辉、朱波、崔传利给付插秧费10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杜学辉、朱波、崔传利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东升农机合作社赔偿损失222561元并承担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2日，东升农机合作社与杜学辉签订《机插秧作业合同》一份，约定为杜学辉提供水稻插机作业，地点在泗洪县；面积约1000亩（以实际面积为准）；栽插时间大约在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6月30日；作业费标准为达质量标准机插价格240元/亩（含子种）；质量标准为行距30厘米、亩有效穴8万苗、亩穴有效苗3-5株，确保亩有效基本苗8万苗。合同签字后，东升农机合作社在合同约定的栽插时间内为杜学辉提供水稻插秧作业。后经双方确认，面积共计550亩。在此期间，杜学辉给付合作社插秧费24000元。经东升农机合作社催要，杜学辉未给付剩余插秧费108000元，双方因而成讼。朱波、崔传利与杜学辉合伙承包涉案土地用于水稻养殖，经东升农机合作社申请，追加朱波、崔传利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机插秧作业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在本案中，东升农机合作社在合同约定的栽插时间向杜学辉提供插秧作业服务，杜学辉抗辩称东升农机合作社存在迟延作业的情形，但根据杜学辉自认的实际插秧作业的时间即2018年6月22日来看，该时间亦在双方合同约定的栽插时间范围之内，故对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因双方均认可涉案的插秧面积为550亩，故按双方合同约定的240元/亩计，杜学辉应对东升农机合作社的剩余插秧费108000元承担给付责任。朱波、崔传利与杜学辉合伙承包土地经营，应对合作社的插秧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关于杜学辉、朱波、崔传利主张东升农机合作社提供的插秧作业不符合标准并导致水稻减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水稻存在减产的事实，但对于减产的原因，可能涉及育苗、插秧、管理、天气、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如杜学辉、朱波、崔传利主张减产的原因系东升农机合作社插秧存在质量问题而直接导致，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涉案水稻早已经收割、出售完毕，杜学辉、朱波、崔传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东升农机合作社的插秧作业不符合同约定及水稻减产与插秧作业存在直接关联性。故对杜学辉、朱波、崔传利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杜学辉、朱波、崔传利给付东升农机合作社插秧费108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驳回杜学辉、朱波、崔传利对东升农机合作社的诉请。本诉案件受理费250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合计3658元，由杜学辉、朱波、崔传利负担。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其在一审举证的照片、视频原始载体，被上诉人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的认定，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提供的插秧作业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是否存在秧苗缺株的问题。2.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陈某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构成程序违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插秧作业存在秧苗缺株的问题。根据《机插秧作业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育苗插秧作业的标准为亩有效穴基本苗8万苗、亩穴有效苗3-5株。现上诉人主张秧苗缺株，并提供了照片、视频和《泗洪县农业生产技术事故鉴定申请表》予以证明。关于照片、视频能否证明被上诉人秧苗缺株的问题，虽然上诉人在二审提供了上述证据的原始载体，但无论照片还是视频内容均反映的是田地局部情况，均不足以直接证明案涉田地插秧普遍存在秧苗缺株问题。关于《泗洪县农业生产技术事故鉴定申请表》能否证明被上诉人秧苗缺株的问题，该鉴定系上诉人单方委托，鉴定申请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启动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此时距插秧作业已达5个月，已经无法准确还原插秧作业时秧苗数量，且鉴定结论仅得出案涉田地每亩平均穴数为1.8万的结论，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插秧作业未达到亩有效穴基本苗8万苗的合同约定标准。上诉人主张在插秧作业期间即发现秧苗缺株，因无法联系被上诉人，向案外人陈某勇主张过，但陈某勇并非合同相对人，且陈某勇对此也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期限内向被上诉人提出过异议。此外，涉案田地共有550亩，插秧作业是一个连续作业的过程，如果普遍存在秧苗缺株问题，上诉人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采取终止合同、要求采取补救措施等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其直到秧苗成熟即将收割时方才申请鉴定，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插秧作业存在秧苗缺株的问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案涉田地减产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反诉请求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陈某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构成程序违法。首先，被上诉人系《机插秧作业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且上诉人前期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款项，故陈某勇并非案涉合同相对人，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其次，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对陈某勇进行了谈话，上诉人亦提交了质证意见，故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陈某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违反法律规定，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杜学辉、朱波、崔传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8元，由上诉人杜学辉、朱波、崔传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 飚审 判 员  王治国审 判 员  赵振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王 旺书 记 员  刘 佳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