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22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某1,女,201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周某2，男，198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周某1之父。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周某1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上群，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吴某2,男，198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一审被告）:蓟某,女，198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洁淼，北京浩天信和（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吴某1,男，201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吴某2，系吴某1之父。法定代理人：蓟某，系吴某1之母。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杨林村岭上屋组。法定代表人：唐明，该小学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贤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蔚珍，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某1因与上诉人吴某1、吴某2、蓟某（以下简称吴某1等三人）及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以下简称杨林小学）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3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周某1所有的人身损害赔偿；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周某1发生事故时，尚不满6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上诉人作为幼儿学前班的开设和管理者，应当结合自身的教学环境、条件恪尽更高标准的教育、管理与保护职责。本案一审中已认定被上诉人的安全教育管理制度文件、工作记录等存在诸多问题，其安全教育与管理确实存在疏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认为，在能够认定被上诉人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对周某1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方面，被上诉人确已认定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在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确定是否一定是吴某1直接导致周某1伤害的情况下，认定吴某1因此承担30%的责任，从而减轻被上诉人的30%的责任，对上诉人与吴某1均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对吴某1同样存在监管责任，对其在教育期间的活动予以充分监管，假定确有来自其伤害，也是因为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疏于管理，存在过错，故而不应减轻被上诉人的责任。再一方面，上诉人的父母完全是根据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的要求送往医院治疗，而被上诉人本身就未按照其自定应急预案将上诉人送往中心医院治疗，存在明显延误治疗的情形，这是被上诉人的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应由上诉人父母承担20%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所受伤害确系发生在被上诉人的教育机构，被上诉人也未充分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其应当承担上诉人所有的人身损害赔偿。吴某1等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周某1所受原始伤害直接源自上诉人吴某1，属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证据不能证明伤害系上诉人吴某1所致。原审中，被上诉人杨林小学仅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周某1受伤系源自上诉人吴某1，但原审整个诉讼程序中杨林小学都未提供该录音的原始介质，未经法庭核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被上诉人杨林小学并没有提供诸如现场监控视频等其他客观证据，且在杨林小学的《事件报告》中显示，事件经过是周某1不慎摔倒，与录音证据矛盾。同时，录音证据本身还存在录音对象未出庭接受质证、两个以上录音对象同时在场、录音内容不完整不连贯、录音系老师诱导下进行等等问题。在上述种种情况下，原审判决未经与原件核对，据此认定周某1受伤系上诉人吴某1所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前述事实的其他依据也是错误的。首先，周某1在刚受伤时并没有达到鉴定结果的严重程度，其严重后果系延误治疗所致;且事发地点系台阶处，与平地造成的伤害程度是有差异的。其次，后续三方协议与基层组织调解，整个过程中上诉人吴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周某1所受伤害的直接原因都是处于不明状态，从始至终都是被上诉人杨林小学单方声称是由上诉人吴某1所致，而吴某1一方参加调解的行为也不代表对该事实的默认，而基层组织调解未成功，也恰恰说明吴某1一方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不认可的。退一步说，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侵权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吴某1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吴某1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首先，根据原审证据，不能证明伤害系上诉人吴某1所致，不能证明上诉人吴某1系侵权人。其次，原审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吴某1有任何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上诉人吴某1没有过错。第三，退一步说，三方协议显示:本案事实是与另一孩子碰撞意外碰撞摔倒，证明本案是一场不能归责于碰撞双方当事人的意外事件，双方当事人是没有过错的。综上，上诉人吴某1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杨林小学承担全部责任。事发时，周某1和吴某1均就读于被上诉人杨林小学开设的学前班，均未满6周岁，均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根据原审证据可以证实，杨林小学明知自身不具备办学资质仍无证办学、违法办学，不但没有配备专门的保教人员对幼儿在校生活期间的行为举止进行教育、引导和提示，也没有根据幼儿学前班学生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特点，采用更高标准的教育内容和管理、预防措施，连最基本的教育、管理要求都没有达到，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依据《侵权行为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周某1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由于杨林小学对本案的发生具有重大的过错，故应承担本案全部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吴某1的责任份额为30%、杨林小学只承担50%的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1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而被上诉人杨林小学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林小学辩称，一、对两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总的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周某1的损害系另一上诉人吴某1的冲撞所致，为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其责任分担也是公平合理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事发时，正值学生餐后自由活动时间，上诉人吴某1从教室跑出来时将正站立在教室外的另一上诉人周某1撞倒，从而导致其太阳穴着地并引发后续的严重损害后果。答辩人在一审中通过四份证据的举证、质证，即突发事件的报告、还原事件的师生录音资料、后续三方协议、基层调解证明，真实完整连贯地再现了事发时的全过程，并清晰地将本案的直接侵权人指向上诉人吴某1，一审法院在其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表述为“被告杨林小学提出原告系被告吴某1冲撞致伤，所提交的录音证据虽有形式瑕疵，但是能够结合原告具体伤情、后续三方协议、基层组织调解等情况予以综合认定”，这一事实认定完全遵循了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二、分述答辩意见。（一）针对上诉人周某1的答辩意见。上诉人周某1在其上诉状中以答辩人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为由,从而片面地认为答辩人应当承担此次全部赔偿责任,这显然是有背事实与法律的。一方面，本案事实已经确认致使上诉人周某1受伤的直接侵权行为人为被答辩的吴某1，虽然上诉人周某1不主张吴某1的相应赔偿，但并不能因此导致答辩人丧失对吴某1相应赔偿责任的减轻。另一方面，上诉人周某1的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在对事发时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周某1送医救治的过程中，本应履行更为严苛的监护人职责，但其却怠于行使从而导致治疗延误，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二）针对被答辩人吴某1的答辩意见。上诉人吴某1在其上诉状中围绕周某1的伤害究竟是否为吴某1所致进行了一系列毫无依据的根本性否认，但这无法推翻本案的基础事实，即上诉人吴某1为直接侵权人，具体理由见前述第一部分。也正因如此，上诉人周某1所受原始伤害直接源自于吴某1，其具有法定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即便上诉人周某1放弃对吴某1的赔偿请求也并不等同于其责任的免除。此外，上诉人作为农村小学开设的学前班，是基于当时当地特殊的教育需求与合法的政策文件决定的，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且由于设施条件有限，已尽到与该条件相匹配的教育与管理职责，并不存在重大过错。综上，答辩人作为教育机构，虽对上诉人周某1、吴某1均存在教育管理职责，但事发时为课间休息，且上诉人周某1的受伤为吴某1直接导致，受伤后答辩人及时处置并通知了家长，在送医过程中，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并未充分意识到伤害的严重性导致治疗有所延误，答辩人已尽到与之相匹配的教育管理职责，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某1向一审法起诉请求：判令杨林小学、吴某1等三人赔偿周某1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422426.64元。一审庭审中，周某1增加请求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33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林小学附设有学前班，周某12016年9月起就读于此。2017年5月25日中午约12：35的餐后自由活动时间，有学生发现周某1倒地受伤，告知同读本校的周某1之姐，周某1之姐报告老师，老师到场后发现周某1头部右侧太阳穴处存在肿包，遂于12：45与周某1母亲取得联系，13:00左右周某1父母到校，周某1在其父母陪同下由杨林小学安排车辆送至跳马镇卫生院求治，因逐渐出现意识障碍而转入融城医院，头部ＣＴ检查发现颅内血肿，周某1出现呕吐以及持续性昏迷不醒，16：06被送至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当即转为住院治疗并行开颅手术，至2017年12月28日出院，共住院217天，出院诊断为：1、创伤性硬膜外血肿；2、创伤性脑疝；3、颅骨骨折；4、头皮血肿；5、失血性休克；6、急性失血性贫血；7、代谢性酸中毒；8、低钾血症；9、上呼吸道感染，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并预防跌倒、佩戴踝足矫形器正足下垂及膝过伸、继续康复治疗并动态复查等。周某1曾委托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躯体与精神伤残等情况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2月分别作出【2018】临鉴字第19号与【2018】精鉴字第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前者鉴定意见为：周某1本次损伤躯体伤残评定为八级伤残、后期治疗费预计约需0.5万元或以实际发生为准、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营养期限为6个月；后者鉴定意见为：周某1诊断为脑挫裂伤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周某1为此共支付鉴定费用4900元。另查明：1、周某1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用153627.49元，扣除医保统筹与大病报销，实际支付46969.84元。2017年12月27日，周某1为购买活动式托足板花费2400元；2019年4月20日，周某1为购买外固定支具花费3380元。2、2017年5月31日，杨林小学分两笔各为周某1预缴住院费用20000元、4000元，后者的会计凭证备注来源为“师生捐款”，其本案明确放弃抵扣。2017年6月15日，杨林小学申请并领取雨花区教育基金会发放的周某1大病慰问款10000元，其当日缴存至长沙市中心医院。另曾以周某1伤情名义发起轻松筹，周某1称其实际收到筹款44035元。3、事发现场无监控，亦无教师在场，杨林小学称周某1系被同班同学吴某1撞倒受伤，为此提交部分同学录音为证，但称受法律能力所限导致原始介质灭失，吴某1的法定代理人因此对证据采集程序、提交形式及其证明内容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询问，周某1表示吴某1及其监护人是否有责由法院认定，但其在本案不主张相应赔偿责任。4、2017年6月9日，周某1、吴某1等三人、杨林小学三方签署《协议》，载明：“因周某1小朋友需报销农村医疗保险，申请书需写为‘周某1在校不慎摔倒’而事实为‘与另一孩子意外碰到摔倒’（5月25日中午发生）”。2018年11月16日，三方在村镇主持下再次进行调解，基本达成调解方案后，吴某1家庭以缺乏经济负担能力为由未予最终签署，该协议上记载周某1系因与吴某1相互碰撞受伤。周某1受伤后，吴某2与蓟某曾付周某12000元，但双方均称系看望费用。5、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等出具情况说明，称杨林小学系农村小学，2015年后由雨花区教育局接管，为解决周边村民幼儿教育实际需要，根据教基［1991］8号政策文件开办学前班，由学校与教育局负责管理，后据湘教发［2018］31号文件于2018年停办。6、杨林小学为证明其对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已尽职责，提供了安全工作计划、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学前班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教育活动记录表、会议记录等相关材料，周某1与吴某2、蓟某等对此提出形成时间、内容重复、年份套改等诸多质疑。其中《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中“意外伤害事故”部分规定有值日人员向校长报告、校长向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报告、与110、120等联系救援、安全主任通知全体应急小组成员到位、班主任告知家长赶赴现场、医疗救护小组进行急救同时送往中心医院等处理程序，杨林小学称其条件受限未配备专职医务人员，值班老师亦系全校巡查，事发后派车送至当地卫生院系征求学生家长意见，周某1法定代理人称其虽未提异议，但送往何处就医由学校决定，校车将周某1转送至融城医院后离开。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在校证明、住院病案、入出院记录、疾病诊断书、住院结算单、住院收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残疾人证、器具发票、住院预缴款收据、情况说明、协议、证明等。一审法院认为：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的照料和协助。涉案事故发生时，周某1不满6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林小学作为农村学校虽有自身实际困难，但既然开设幼儿学前班，理当恪尽更高标准的教育、管理与保护职责，并应依法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杨林小学虽提交了安全教育管理相关的制度文件与工作记录，但诸多证据疑点不能合理解释，且据事发现场情况，反映出其安全教育与管理确存疏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杨林小学提出周某1系受吴某1冲撞致伤，所提交的录音证据虽有形式瑕疵，但能够结合周某1具体伤情、后续三方协议、基层组织调解等情况予以综合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该事实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即周某1所受原始伤害直接源自吴某1行为，其于本案虽不主张相应赔偿，但因此应当减轻杨林小学的赔偿责任，一并考虑杨林小学亦对吴某1所负教育管理职责，相应份额酌情认定为30%。事故发生后，杨林小学的现场处置与通知行为尚在合理范围，但其未充分认识到受伤部位所致伤情的危险性，亦未按自定应急预案要求及时送往中心医院救治，存在明显的延误治疗情形，造成了损害后果的扩大，对此周某1父母亦有过错，一审法院酌情减轻杨林小学20%的赔偿责任。据上分析认定，杨林小学应对周某1受伤事故承担的赔偿比例为50%。就周某1的具体损失情况，一审法院分别依法核定如下：1、周某1实际花费医疗费46969.84元，有入出院记录、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住院结算单等为证，予以认定。2、经鉴定，周某1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参照当地护理人员收入情况按120元／天计算，为26040元（120元／天×217天）。3、周某1住院治疗217天，按照60元／天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3020元（60元／天×217天）。4、周某1后期治疗费经鉴定为5000元，当事人同意一并处理，予以认定。5、经鉴定确定营养期为6个月，结合周某1具体伤情与医嘱情况，酌情按30元／天计算，即营养费为5400元（30元／天×180天）。6、周某1主张交通费2000元，虽未提供交通费票据，但系必然发生费用，结合住院时长，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周某1系未成年人，无误工发生的事实基础，其主张的误工费用于法无据，所称监护人陪护成本，已经在护理费中合理支持。8、经鉴定周某1构成躯体八级伤残、精神九级伤残，伤残赔偿指数为33%（30%＋3%），按照2018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6698元标准计算20年，残疾赔偿金为242206.8元（36698元／年×20年×33%）。9、周某1主张辅助器具费5780元，提供了相应发票为证，亦符合周某1具体伤情与医嘱情况，予以支持。10、周某1诉前委托进行鉴定，实际发生鉴定费4900元，有票据为证，且系因维权发生，应计入损失范畴。以上周某1各项物质损失合计351316.64元（医疗费46969.84元＋护理费260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20元＋后期治疗费5000元＋营养费540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242206.8元＋鉴定费4900元＋辅助器具费5780元），根据前文认定责任比例，杨林小学应承担175658.32元（351316.64元×50%）。周某1受伤并致躯体与精神双重伤残，必然遭受精神痛苦，且实际影响将来生活学习，结合本案各方责任认定，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本院酌情确定杨林小学赔偿15000元。据上，周某1可向杨林小学索要人身损害赔偿金合计190658.32元（175658.32元＋15000元），其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杨林小学对所付4000元师生捐款放弃抵扣，予以认可；周某1通过轻松筹所获款项，系社会爱心人士慈善帮扶行为，根据公序良俗原则，不能以此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杨林小学实际已付30000元，予以扣减，即其尚应支付160658.32元（190658.32元-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周某1人身损害赔偿金160658.32元；二、驳回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6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某1人身损害责任承担及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关于吴某1等三人对周某1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查并结合录音证据、周某1伤情、后续三方协议及基层组织调解等情况综合认定周某1所受伤害直接源自吴某1的跑动冲撞行为这一事实并无不妥。吴某1等三人虽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另,事发时吴某1不满6周岁，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应承担责任。由于吴某1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该事故发生于吴某1在杨林小学学习生活期间，杨林小学对吴某1负有管理、教育职责，而杨林小学提交的安全教育管理文件、工作记录及本案事故发生后现场的情形均证明杨林小学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存在疏漏,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酌情认定因吴某1等三人的责任而相应减轻杨林小学30%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妥。吴某1等三人及周某1均主张杨林小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林小学对周某1人身损害责任的承担。本案中周某1受伤时，值班老师及学前班老师均未在场，经由学生及周某1在同校就读的姐姐转告，老师才得知，老师到达现场并检查周某1右侧太阳穴处出现小包的情况后并未送医治疗而是报告学校行政及联系周某1的父母来校，学校相关领导及老师到场后仍未按学校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将周某1马上送长沙市中心医院救治，而是等家长赶来后，安排家长喊校车司机来校送周某1就医，就医过程中，学校未派老师陪同。从上述过程可看出，杨林小学在本次事故处理上明显不当，存在明显的延误送医情形。关于在后续送医治疗过程中，周某1的父母是否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形。杨林小学主张是应周某1的父母的要求送往跳马镇卫生院，周某1的父母表示其只是在学校送往镇卫生院时没有予以反对，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镇卫生院接诊后因其不具备做ＣＴ的条件，隧开具介绍信介绍周某1的父母将周某1送到融城医院（水电八局医院）做ＣＴ，校车司机开车送至融城医院后离开，融城医院的医生接诊并做了ＣＴ后告知周某1的父母，周某1的情况比较严重而该医院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周某1的父母即叫救护车将周某1送到中心医院治疗。从以上过程来看，周某1的父母在后续的送医治疗过程中并无明显过错，不管是送往融城医院还是送往长沙市中心中院，周某1父母均是信赖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医生，只是在从学校送往镇卫生院时未对学校的意见表示反对。另,从镇卫生院送往融城医院时，周某1逐渐出现呕吐、意识障碍，此时周某1父母没有马上改送能行开颅手术的长沙市中心医院，但从杨林小学与镇卫生院及与长沙市中心医院、镇卫生院与融城医院之间的距离结合送医过程中展现的损害进程看，一审法院判令周某1父母承担20%的责任过重，综合本案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周某1的父母承担10%的责任，杨林小学承担60%的责任，杨林小学应向周某1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195789.98元【（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351316.64元×6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杨林小学已支付30000元】。综上所述，周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吴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31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31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长沙市雨区杨林小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周某1人身损害赔偿金195789.9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06元，由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12元，由长沙市雨花区杨林小学负担726元，由周某1负担480元，由吴某1、吴某2、蓟某负担12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华审判员  欧旭辉审判员  李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