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苏06民终27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钱春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静雨，男，该公司法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铃铃，女，1979年9月23日生，住江苏省海安市。 上诉人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铃铃债权转让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2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司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唐铃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融资租赁而非民间借贷。1.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嘉合公司）与唐铃铃订立的合同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和内容。恒通嘉合公司系买受人及出租人，唐铃铃是出卖人及承租人，恒通嘉合公司开展的是售后回租业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规定，一审以承租人和出卖人均系唐铃铃为由否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错误。2.商业抵押贷款与售后回租均属于合法业务经营模式，唐铃铃有权选择售后回租模式融资。3.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转让其车辆所有权进行融资，并非占用他人资金购车。4.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物权自交付之日起转移，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恒通嘉合公司、唐铃铃约定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车辆，恒通嘉合公司已经合法取得车辆所有权，并向唐铃铃交付租赁物，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5.《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出租人可以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实际肯定了抵押权人与所有权人同一的情形。6.本案车辆价值及租金、租金费率等未超过法定范围，也未违背社会一般认知及公平原则。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出租人收取租金的总额一般会超出租赁物价值，获取较高的租金利益是行业标准。本案中唐铃铃每年承担的费率是融资金额的0.156倍，符合标准。二、一审漏判租金82557.21元。融资租赁合同采取等额年金法。案涉租金总额为215811元（5994.75元/月*36月），因唐铃铃逾期付款构成违约，我司请求自违约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合法有据。唐铃铃应向我司支付租金、违约金共计261503.81元。三、我司对案涉车辆享有抵押权。我司从恒通嘉合公司合法取得对唐铃铃的全部债权，则抵押权相应转移。恒通嘉合公司、唐铃铃在车辆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任何第三人基于一般注意义务即可知晓案涉车辆已办理抵押的事实，本案并不存在所谓善意第三人对案涉车辆主张权利。一审以善意第三人可能提出抗辩为由，否定我司的抵押权属于任意扩大审理范围。 唐铃铃辩称：本人被朱敏军诈骗，就此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本人不清楚何谓法律关系，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尽快找到朱敏军，以弥补中犇公司损失。 中犇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唐铃铃一次性支付剩余租金215811元及违约金暂计45692.81元，合计261503.81元；2.判决中犇公司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对登记在唐铃铃名下的牌号为苏Ｆ×××××的沃尔沃轿车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6日，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签订《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唐铃铃将其自有的车牌号为苏Ｆ×××××的沃尔沃牌汽车出售给恒通嘉合公司，车辆购车款总额为193000元；融资首付款为46320元；车辆购车款总额193000元扣除融资首付款46320元后的剩余购车款146680元支付至唐铃铃指定的账户后，恒通嘉合公司即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唐铃铃将涉案车辆出售给恒通嘉合公司后，再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从恒通嘉合公司处承租涉案车辆；租赁期限为36个月，从2018年3月26日起至2021年3月26日止，每月租金为5994.75元；合同还约定，承租人如果连续两期或累计三期未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控制车辆，要求承租人即刻付清全部剩余租金及其他合同约定之应付款项；同时，如果承租人未按时支付租金，出租人除采取上述措施外，还有权按应付租金或款项4‰/天的标准向承租人收取违约金。同日，恒通嘉合公司与唐铃铃还签订了《汽车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唐铃铃将车牌号为苏Ｆ×××××的沃尔沃牌汽车抵押给恒通嘉合公司，担保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违约金、赔偿金等。 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唐铃铃未向恒通嘉合公司支付过租金。2018年5月23日，恒通嘉合公司与中犇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9年2月27日，恒通嘉合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中犇公司，转让价款为164788元。 一审另查明，融资首付款46320元未实际支付给唐铃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需要按照先刑事后民事进行处理；2.是否需要追加朱敏军和恒通嘉合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3.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是融资租赁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如认定民间借贷关系，利息应如何确定；4.债权转让给中犇公司后，中犇公司是否享有对涉案车辆的优先受偿权；5.债权转让的标的如何认定。 1.朱敏军诈骗案虽然被公安机关立案受理，但唐铃铃没有举证证明朱敏军与中犇公司、恒通嘉合公司共同犯罪的证据，而且恒通嘉合公司将涉案的146680元转账给唐铃铃，而后唐铃铃再转账给朱敏军，所以即便朱敏军构成犯罪，也不影响恒通嘉合公司对唐铃铃权利的主张，恒通嘉合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中犇公司后，中犇公司即依法取得该权利。 2.中犇公司、唐铃铃对案件发生的事实并无争议，且朱敏军和恒通嘉合公司对诉争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无需追加朱敏军和恒通嘉合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 3.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之间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首先，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其概念来分析，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是三方关系，而本案只存在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两方关系，即使按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售后回租”具有正当性，但从标的物的性质来衡量，唐铃铃作为标的物车辆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已经取得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无需再占用别人的资金购置车辆使用，即便唐铃铃因其他用途需要资金，完全可以办理商业抵押贷款；从车辆的价值为193000元、实际融资的数额为146680元、三年的租金为5994.75×12×3＝215811元进行对比分析，租金已经超过车辆自身价值20000余元，超过融资金额0.47倍，这还不包括车辆三年后的价格因素，双方的融资租赁业务明显超越一般社会认知，有悖常理，也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其次，本案从表象上看，涉案车辆是“售后回租”，但双方并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相反该车辆却以唐铃铃的名义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恒通嘉合公司，由此可见，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仍然是唐铃铃，合同中约定的“售后回租”是客观不存在的，唐铃铃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始终没有转移占有。 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其租金的约定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月息不得超过2%，年息不得超过24%，计算至债权转让之日即2019年2月27日，借款十一个月的利息为1466680×11×2%=32269.6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主合同转让从合同一并转让，但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在主合同转让后，是否需要办理变更抵押登记，法律对此没有作出规定。虽然《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从文字推敲而言，受让人似乎已经取得该债权的抵押权，由于《物权法》对动产抵押和不动产作出不同的规定，不动产抵押应当办理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而动产的抵押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不动产抵押一经登记，即产生公示效力，第三人不能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善意取得方式作为所有权人登记该物权，而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规则是以交付为转移，因而动产抵押权在随主合同转让过程中，如果债权受让人不办理变更抵押登记，势必产生第三人以善意取得方式取得该动产的物权，并以此抗辩债权受让人受让的该抵押权，从而导致债权受让人对抵押物丧失主张优先受偿的权利。 5.中犇公司主张租金期限计算至2019年2月27日，以此为节点，其受让恒通嘉合公司的债权本息合计为178949.6元。中犇公司主张的45692.81元违约金，已经超过法律规定24%年利率标准，故法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债务人对让与人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唐铃铃作为债务人，在恒通嘉合公司将其债权转让后，可以直接向债权受让人即本案的中犇公司进行抗辩。本案中，在债权转让前，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恒通嘉合公司对唐铃铃享有的债权总额只有178949.6元，中犇公司主张的租金及违约金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对其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涉案车辆在主合同转让后，作为抵押合同的从合同没有办理变更抵押登记，不能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中犇公司对该车辆主张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唐铃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中犇公司债权转让款178949.6元。二、驳回中犇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等。 本院审理查明：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订立的《汽车租赁合同》载明，融资总额壹拾陆万肆仟柒佰捌拾捌元整（164788元）。对于实际交付融资款及约定融资款的差别，中犇公司二审陈述，约定的融资款数额除实际交付的融资款以及GPS费用外，还包括因中犇公司提供订立合同的门店、恒通嘉合公司需向中犇公司支付的中介费。 本院认为：《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本案中，首先，从恒通嘉合公司与唐铃铃之间法律关系看，所谓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即使在《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规定的承租人和出卖人为同一人的售后回租型法律关系中，也应包括转移资金的融资行为以及租赁的融物行为。而本案恒通嘉合公司虽与唐铃铃订立《汽车租赁合同》，但案涉车辆始终登记在唐铃铃名下，所有权未实际转移至恒通嘉合公司名下，双方仅存在资金转移而未移转财产物权，并不符合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定义。其次，从《汽车租赁合同》本身看，合同载明车辆购置价193000元，融资金额164788元，而唐铃铃实得融资资金仅146680元。恒通嘉合公司在车辆购置价基础上折价约85%计算融资金额（164788元/193000元），在融资金额基础上又另扣除所谓门店中介费用等18108元（164788元-146680元），该项扣除费用已占到约定融资金额的10.9%（18108元/164788元），显然存在高比例的当扣情形。此外，合同违约金条款还反映，一旦唐铃铃违约，其应支付的违约金标准为租金或款项4‰/天（即146%/年），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合法范畴。第三，从租金、违约金数额及实得款项看，唐铃铃因需要使用资金而与恒通嘉合公司订立《汽车租赁合同》，但其在仅融资146680元的情形下，如按照中犇公司主张，则唐铃铃在合同期限尚未届满时，即需支付全部租金215811元及对应违约金（自2018年4月27日暂计至2019年3月14日计322天，中犇公司主动调低至按年利率24%计算）合计261503.81元，照此折算后的实际年利率标准已高达69.05%【（261503.81元-146680元）/146680元*322天/365天】，显然亦超出了合法范畴。因此，虽然恒通嘉合公司采用债权转让的方式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中犇公司，中犇公司依据合同向唐铃铃主张债权，但综合前述分析，唐铃铃与恒通嘉合公司订立的合同并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定义，且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恒通嘉合公司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套路贷犯罪，并不因债权转让行为而发生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本案目前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受理条件，依法应驳回中犇公司的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中犇公司可在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依法主张权利。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20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223元减半收取2612元，退还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诉人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223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 卓 审 判 员  戴志霞 审 判 员  张志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胡 皓 书 记 员  黄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