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2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71年9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茂远，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天馨，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42年3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女，196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3，女，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4，男，196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张店区海宝汽车维修服务部业主，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博，山东正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2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的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王某1及其丈夫孙启君将其位于淄川区的房屋(以下简称“旧房屋”)出卖后，于1999年4月5日出资40000元购买淄川区映泉路48号房屋一套……”与客观事实和证据不符。本案的实际情况为：案涉房屋购买时间为1998年，办证时间为1999年4月5日，旧房屋实际是在上诉人孙某1购买案涉房屋之后被上诉人王某1才出卖的，时间上晚于1998年。首先，案涉房屋购买时间为1998年，四被上诉人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已经认可，上诉人也没有异议，故原审判决对于“1999年4月5日出资40000元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认定错误。其次，证人李某提交的证据显示旧房屋出售时间为1999年9月17日，也是在案涉房屋购买时间1998年之后，故原审判决对于“王某1及其丈夫孙启君将其位于淄川区的房屋出卖后”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认定亦属错误。2、原审判决采信了高某、王某2、李某之间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直接导致了判决的错误。高某、王某2、李某三人之间的证言相互矛盾，具体体现在如下：（1）一是关于旧房屋出卖价款的数额，三人之间的说法明显相互矛盾。为了证明购房款中王某1出资20000元的资金来源，被上诉人主张“我母亲卖了房子20000元，不够”；证人王某2证明“王某1旧房子卖了一万多，凑了凑”；证人李某证明“我将现金贰万陆仟元付给王某1、孙启君”。二是关于旧房屋出卖的时间，证据显示在案涉房屋购买之后，故原审判决的相关事实认定逻辑错误。李某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我和我丈夫孙兆树(已去世)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购买了王某1、孙启君共有房产一处…”。案涉房屋购买在前，旧房屋出卖在后，显然被上诉人王某1不可能将卖旧房屋的钱用于购买案涉房屋。（2）关于购房款中孙某2出资20000元的资金来源，证人王某2陈述“……我大姐的钱也不够，孙某2就说为了让我大姐方便，出了20000元钱……”。很明显王某2并未直接见到孙某2出资20000元的事实，仅是转述了被上诉人孙某2的陈述。关于孙某2出资20000元的证据实质上仅仅有被上诉人孙某2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3）关于案涉房屋的交易过程及过户过程，证人高某陈述“我买的时候3万多。购房款40000元是我大姨夫(即孙启君)给的我现金。是我母亲(及王某2)办理的房屋过户手续”。证人王某2陈述“购房款40000元是王某1直接给了余俊业。买房子过户的时候不清楚，不在场”。通过上述内容来看，两证人关于40000元购房款交付情况以及房屋过户情况的陈述，均南辕北辙，自相矛盾。鉴于上述三证人高某、王某2、李某对于案涉房屋的交易过程、过户情况、资金来源等方面的陈述互相矛盾，不具有证明效力。在此种情况下，原审法院不加甄别，盲目采信，导致原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对本案其他相关事实的认定，亦存在多处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及其他有关条文规定的物权法定、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权属证书具有推定效力，若因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首先应推定为真实物权人。本案中，案涉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孙某1名下，因此案涉房产应首先推定上诉人孙某1为真实物权人。被上诉人王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认为涉案房产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权利状况不一致，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但纵观全案证据，被上诉人仅提供了高某、王某2、李某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除此之外，再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未正确适用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查明本案事实，依法纠正原审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共同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原审判决合理合法合情。上诉人违背社会公德，将一个近80岁的老人赶出家门，使老人流浪街头，上诉人的上诉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社会公德。请求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王某1占有淄川区映泉路48号60%份额，其余原、被告各占10%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1及其丈夫孙启君将其位于淄川区的房屋出卖后，于1999年4月5日出资40000元购买淄川区映泉路48号房屋一套，房屋登记面积为96.93平方米。房屋购买后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孙某1名下。购买房屋时，孙某1已工作多年，一直与王某1、孙启君夫妇居住在一起，其他子女均结婚成家，不再与王某1、孙启君夫妇共同生活。淄川区映泉路48号房屋购买后，王某1、孙启君及孙某1在该套房屋共同居住，后孙某1在该房屋结婚成立家庭。王某1与孙启君夫妇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1。孙启君于2009年8月6日去世。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房屋所有权审批表一份、房产证复印件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高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人高某、王某2、李某当庭作证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淄川区映泉路48号房屋购买时，孙某1已工作多年，一直与王某1、孙启君夫妇生活在一起，虽然购买房屋是由王某1与孙启君出资，但孙某1工作多年，为家庭生活作出了相应贡献，淄川区映泉路48号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应认定为王某1、孙启君、孙某1的共同共有财产，现该房屋登记在孙某1名下，实际所有权与登记所有权不一致，应予更正。孙启君去世后，孙启君在96.93平方米房屋所占的三分之一份额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王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1依法继承，继承后王某1占有淄川区映泉路48号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的五分之二，孙某1占有淄川区映泉路48号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的五分之二，孙某2、孙某3、孙某4各占十五分之一。四原告主张淄川区映泉路48号的房屋面积为222平方米，因除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外，其余房屋建设未依法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并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该部分房屋的所有权及继承问题不予审理。因本案系不动产所有权确认及法定继承纠纷，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故被告孙某1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四原告要求继承淄川区映泉路48号房屋并确认份额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王某1占有淄川区映泉路48号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的五分之二，孙某1占有淄川区映泉路48号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的五分之二，孙某2、孙某3、孙某4各占淄川区映泉路48号登记的96.93平方米房屋的十五分之一。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1840元，原告孙某2、孙某3、孙某4各负担306.7元，被告孙某1负担18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四被上诉人提交卖房协议书一份，称该协议来源于买房人孙兆树的配偶李某处，孙兆树已经去世。该卖房协议书载明：“孙启君原宅房壹处，北屋五间、厨房壹间、栏壹间、门楼壹间。全宅东西长壹拾肆米……出价贰万陆仟元整，九月十七日现款交付卖于北邻孙兆树卖主孙启君当面收讫。……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立”。孙某1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落款时间为1997年9月17日，该处房产的实际出卖时间在1999年。该证据与上诉人在淄川泉龙村买的房屋时间1998年相互矛盾。买淄川房子时上诉人还在该证据所证实的昆仑镇西龙角村的房屋居住，该证据是伪造的。孙某1在质证时口头要求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本院审查，四被上诉人提交的卖房协议书载明内容与被上诉人及证人李某在一审中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一致，孙某1虽主张该协议书系伪造、卖房事实发生在1999年，系发生于案涉诉争房屋购买之后，但对其所陈述的该事实孙某1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现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孙启君、孙兆树均已经去世，作为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的配偶王某1、李某关于房屋买卖事实的陈述相较于孙某1关于房屋出卖事实的陈述更具有高度可能性，四被上诉人提交的卖房协议书能够补强印证被上诉人王某1、证人李某所陈述的房屋买卖事实，但该证据并不是能够证实案涉诉争房屋资金来源的唯一证据。由此，在综合本案查证情况已经能够对于案涉诉争房屋购买取得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的情形下，对于卖房协议书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故对于孙某1对四被上诉人提交的卖房协议书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该卖房协议书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予以采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购买案涉诉争房屋之前，孙某1与王某1、孙启君未分户，共同居住在淄博市淄川区。1997年9月17日，孙启君与孙兆树签订卖房协议书，将该房屋作价26000元出卖给孙兆树。二审中，对于诉争淄博市淄川区映泉路48号房屋登记在孙某1名下的原因王某1陈述称因办理房产证时其身份证找不到了。孙某1称办房产证时其本人未前往办理，由其母王某1与姨妈持其身份证办理，为何办理到其名下其也不知道。对于案涉房屋购房款的交付情况，孙某1称其挣的钱都交给父母了，不知道买房时交钱的情况。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房屋于1998年购买。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应当分割的共有财产。孙某1主张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应当首先推定其为真实物权人，四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权属证书记载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权利状况不一致，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不动产真实的权利状况应当从当事人对不动产的取得、占有、使用、处分等各方面综合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房屋系于1998年购买取得。案涉房屋登记在孙某1名下，房屋登记资料所附合同购买人亦载明为孙某1。但对于案涉房屋的购房过程尤其是房款支付情况及权属登记的办理情况，孙某1在二审中均称不知道。即对于案涉房屋的交易和权属登记孙某1并未参与。在案涉房屋购买时，孙某1与父母并未分户，即孙某1与父母系同一户中的家庭成员。对于案涉房屋的交易情况及款项来源，四被上诉人尤其被上诉人王某1对于案涉房屋的购房过程、房款来源等均作出了明确陈述，并有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再结合四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卖房协议书，能够印证王某1所述系将原有淄川区昆仑镇龙角村的房屋出卖后所得房款和其筹措的其他款项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因此，案涉房屋系孙启君、王某1、孙某1原共有的位于淄川区昆仑镇龙角村的房屋出卖后的款项所购买的不动产。再结合孙某1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房屋系其本人全部出资购买，且购房后，由孙启君、王某1、孙某1在案涉房屋中共同居住生活的客观情形，能够认定案涉诉争房屋属于孙启君、王某1、孙某1的共有财产。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实际所有权与登记所有权不一致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原审据此对于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房屋所享有份额进行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永成 审判员  李兴民 审判员  侯 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