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民终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武，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新疆嘉盛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墉，北京朗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继磊，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余蒙，男，197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新疆光友贸易有限公司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刚贵，新疆巨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民，新疆巨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疆地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333号。 法定代表人：郑光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江，新疆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晖，新疆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晓武因与被上诉人项余蒙及被上诉人新疆地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01民初52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1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晓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墉、魏继磊，被上诉人项余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刚贵、耿民，被上诉人地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江、邓朝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晓武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胡晓武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根据胡晓武提交的上诉状和补充上诉状，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程序违法。1.胡晓武一审提出三项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仅就第一项请求即《代持股协议书》的效力进行了论述和判决，对其他请求只字未提，属漏项。2.一审颠倒被告项余蒙和第三人地王公司的主体身份，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对《借款协议》和《代持股协议书》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胡晓武与项余蒙在《借款协议》和《代持股协议书》中的约定和履行行为清楚地表明，胡晓武将其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项余蒙名下是为借款提供的担保，股权过户并非股权转让，应当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行为。《代持股协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代持股期间权利义务而签订，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股权转让而非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与事实不符。2.《借款协议》部分约定无效。《借款协议》第五条约定系流质契约，为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物权法所明确禁止，应属无效。项余蒙代胡晓武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应始终属于胡晓武所有，项余蒙一审称因胡晓武没有按期还款，所以股权实际转移为正式持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胡晓武将股权转让给了项余蒙，从而确认该股权属项余蒙所有，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3.2016年6月30日项余蒙给胡晓武的借款存在重大瑕疵。首先，收取4843.54万元的银行卡并非胡晓武办理和所有，该银行卡中的交易行为亦不是胡晓武所为。一审法院仅凭项余蒙出示的两份转款凭证就认定其交付胡晓武4843.54万元，认定事实不清。其次，一审法院混淆款项性质，认定上述4843.54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缺乏依据。一审中项余蒙认可2016年6月30日转给胡晓武的4843.54万元是借款，股权过户也是为该借款作担保。再次，本案真实的出借人是地王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光友，项余蒙只是受郑光友委托办理借款事宜，而且上述借款、汇款行为涉嫌经济犯罪。4.地王公司多名股东均清楚胡晓武办理股权过户就是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签署股权过户相关文件就是为了办理形式上的股权过户需要，并非真实的股权交易，且地王公司2016年6月净资产达15亿元，胡晓武所持18.63%股权的价值至少达2.8亿元，《借款协议》中约定4843.54万元就是按照股权比例按地王公司注册资金折算出来的，并非股权实际价值。综上，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双方借款关系、股权让与担保关系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错误地将借款认定为股权转让款，错误地认定《借款协议》中流质条款有效，严重损害胡晓武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支持胡晓武的上诉请求。 项余蒙辩称，一、一审法院根据胡晓武的诉讼请求审理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胡晓武一审中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是基于第一项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为前提，在《代持股协议书》有效的情形下，一审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程序合法。一审中胡晓武并未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故将项余蒙列为被告不存在诉讼主体错误的情形。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晓武提交补充上诉状超出法定上诉期间，其对于《借款协议》提出的上诉意见也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依法应当不予审查。本案并不存在委派借款或经济犯罪行为，如胡晓武认为涉嫌犯罪应向公安机关报案。项余蒙与胡晓武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并且进行了公示。项余蒙现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仅为2.69%，其余部分已再次转让，胡晓武一审中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客观上不能成立。综上，本案《代持股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胡晓武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地王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1.胡晓武一审中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是基于第一项诉讼请求而来，一审已驳回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对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没有必要再进行表述。2.本案并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胡晓武起诉时即将地王公司列为第三人，故一审不存在错列诉讼主体地位的情形。二、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1.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而非代持股关系。从2016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一、股东会决议二、股权交割证明来看，是标准的股权转让。三份文件均有胡晓武亲笔签名，同时全体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胡晓武亲自在工商机关作了股权转让备案登记。上述行为都是胡晓武自愿所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借款协议》是胡晓武与项余蒙二人之间的约定，地王公司并不知晓，也未作为股东会和股东会决议的附件，无法对抗其他股东。胡晓武上诉称“多名股东清楚办理股权过户就是为借款提供担保”，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胡晓武一审诉讼请求并未要求确认《借款协议》的效力，故《借款协议》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三、胡晓武的补充上诉状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期限的规定，且内容超出原上诉状，不应视为其上诉理由或只能按代理意见对待。四、胡晓武将其股权转让给项余蒙后，公司股权结构、比例已发生变化，非经股东之间再次转让并经股东会决议再次通过，地王公司无权进行股权转让变更。目前，项余蒙持有的股权已再次发生转让，因此，胡晓武要求地王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既无任何理由和依据，客观上也无法实现。请求维持原判，驳回胡晓武的上诉请求。 胡晓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胡晓武与项余蒙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无效；2.确认项余蒙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价值暂估4843.8万元）归胡晓武所有；3.地王公司协助将项余蒙持有的18.63%股权变更至胡晓武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6月29日，胡晓武与项余蒙签订一份《代持股协议书》。协议中约定，鉴于乙方（项余蒙）为地王公司的股东，持有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双方确认乙方持有的18.63%股权系甲方（胡晓武）委托乙方代持。本次由乙方无偿代持标的为甲方在地王公司中占公司总股本18.63%的股份。甲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约定：在代持期间，获得因标的股权而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分红、配送股等，由甲方按出资比例享有。如地王公司发生增资扩股，甲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增资扩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约定：在代持期间，乙方作为标的股权形式上的拥有者，以乙方的名义在公司工商股东登记中具名登记。在代持期间，乙方应保证所代持股权权属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处置标的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或在该等股权上设定质押等。乙方应当依照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受托义务，并接受甲方的监督。该协议签订后，地王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一）中载明：全体股东同意胡晓武持有的地王公司股权4843.5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8.63%）转让给新股东项余蒙。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此决议决定后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股东会决议（二）中载明了地王公司各股东认缴情况，其中项余蒙认缴总额为4843.5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8.63%（于2016年6月30日由原股东胡晓武股权转让4843.54万元）。当日，胡晓武与项余蒙出具股权交割证明，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后，地王公司各股东的股权结构及持股比例已发生变化，项余蒙所持股权比例亦发生变化。 2.2016年6月29日，胡晓武与项余蒙签订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中约定，甲方（项余蒙）同意出借给乙方（胡晓武）4843.54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29日，借款利率为月息2.5%。乙方自愿以所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共计4843.54万元）作为上述借款的股权担保。……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将所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由甲方代为持有。乙方承诺如果借款到期后，不能按时给甲方全额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或在借款期内累计三个月不能按期支付利息，则甲方替乙方代持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以4843.54万元的价格抵偿给甲方，以冲抵乙方欠甲方的借款4843.54万元。该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属于甲方，与乙方再无任何关系。《借款协议》签订后，项余蒙于2016年6月30日分两笔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胡晓武尾号为97725的银行卡内汇入4843.54万元。之后，双方于2017年7月5日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协议，对原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顺延三个月，借款利率变更为月息2%，支付利息日为每月15日，并对收取利息、本金的账户进行了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代持股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胡晓武与项余蒙对双方于2016年6月29日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的事实均无异议。胡晓武称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自协议签订至今并未提出撤销之诉。其次，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或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再次，胡晓武与项余蒙签订《代持股协议书》后，地王公司应胡晓武的要求召开股东会。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看，地王公司的各位股东放弃优先受偿胡晓武股份的权利，一致同意胡晓武将其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转让给项余蒙。为此，地王公司向工商部门出具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胡晓武与项余蒙亦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发生的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非股权代持。另，地王公司当庭陈述，其并不知晓两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据此，一审法院认为胡晓武与项余蒙虽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但并未依约实际履行。最后，从《代持股协议书》签订的背景看，在该协议签订当日，胡晓武与项余蒙还签订一份《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中约定，项余蒙在向胡晓武提供借款时，胡晓武应将其持有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无条件变更至项余蒙名下。如果胡晓武不能按时偿还借款，则项余蒙替胡晓武代持的股权以4843.54万元的价格抵偿给项余蒙。从上述约定的内容可知，《借款协议》与《代持股协议书》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现胡晓武与项余蒙对《借款协议》的履行情况亦存在很大的争议，且根据胡晓武的诉讼请求，《借款协议》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鉴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在《借款协议》中所涉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胡晓武要求确认《代持股协议书》无效，显然无法支持其诉求。综上所述，胡晓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胡晓武的诉讼请求。胡晓武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83990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胡晓武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邱士春的股权交割证明；2.何庆平的股权交割证明；3.2013年8月12日《股东会决议》；4.2016年6月30日《股东会会议决议（一）》和《股东会会议决议（二）》。该组证据拟证明：2016年6月30日地王公司在工商局办理股权过户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上邱士春、何庆平、潘大力、潘春梅的签名均系伪造，从而说明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不是股权转让关系。第二组证据：5.2016年6月30日尾号为7725的银行卡的明细单复印件，拟证明：该银行卡不是胡晓武开立和持有，该卡在2016年6月30日一天之内发生的13笔业务往来均不是胡晓武所为，从而说明胡晓武仅收到1950.2667万元。胡晓武同时请求法庭向公安部门调取该证据原件。 项余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1至4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认可，但该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是新证据。对其证明问题不认可。如果邱士春等股东的签名不真实，应当由其本人进行确认或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胡晓武认为签名不真实没有事实依据。此外，签名是否本人所签并不能导致股东会决议无效，胡晓武至今也未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过诉讼，因此股东会决议不存在无效之说。证据5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银行卡记载的持有人就是胡晓武，其用自己的银行卡交易单来证明交易不是自己所为无事实依据。 地王公司同意项余蒙上述质证意见，同时认为证据3、4即两份股东会决议上胡晓武本人的签名真实，其他人的签名是否真实不应由胡晓武来主张；对于证据5，其认为即使调取原件，因公安机关已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故胡晓武所证明的问题亦予本案无关。 本院对第一组证据1至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证据1、2属第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证据3、4非属新的证据。以上证据材料来源于胡晓武的股权变更至项余蒙名下时地王公司提供给工商部门的资料。该资料中相关股东的签名是否真实、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是否侵害第三方的权益，均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故对于胡晓武提供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因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胡晓武提供的证据5系复印件，项余蒙与地王公司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1.胡晓武一审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2016年6月29日，胡晓武与项余蒙签署了《借款协议》，约定了借款金额及借款期限，并约定胡晓武用其所有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同日，双方又签署了《代持股协议书》，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借款期内，胡晓武依照合同约定偿还了项余蒙部分款项。根据以上事实，胡晓武认为其与项余蒙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书》及胡晓武将其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变更至项余蒙名下的行为无效，该股权应归胡晓武所有。” 2.一审庭审中，胡晓武明确表示其主张《代持股协议书》无效的理由是：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虚假意思表示的规定表明《代持股协议书》双方不具有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该约定就是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系流质条款，因违反了担保法及物权法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无效。 3.本案一、二审诉讼中，胡晓武与项余蒙均认可项余蒙已向胡晓武交付案涉4843.54万元，但对于款项性质双方各执一词，胡晓武认为其收到的是借款，项余蒙认为其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 4.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项余蒙现仅持有地王公司2.69%股权，其他股权已转让案外人。 另，本院庭审中，胡晓武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尾号为7725的银行卡开卡、转账相关证据，用以证明该卡的开立和转账均不是胡晓武本人办理。因庭审中胡晓武对收到项余蒙4843.54万元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至于该款到账后又转出是否胡晓武本人所为以及相关转款情况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胡晓武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针对胡晓武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基于《代持股协议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效力如何认定。2.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的《借款协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效力如何认定。3.胡晓武主张项余蒙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归其所有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胡晓武要求地王公司协助将项余蒙持有的18.63%股权变更至其名下有无法律依据。5.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一、关于《借款协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以及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因《借款协议》《代持股协议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效力。本案中，胡晓武主张其与项余蒙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书》是双方基于《借款协议》中有关担保的约定而签订，该协议并不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其实质是胡晓武通过将其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共计4843.54万元）变更登记至项余蒙名下、由项余蒙代为持有的方式为胡晓武4843.54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因该约定中存在流质条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项余蒙与地王公司则认为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并非股权代持关系，而是股权转让关系，且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借款协议》与股权转让行为无关，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认为，在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及性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对合同约定主要条款的分析，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目的，并结合有关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依法综合认定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及其效力。 首先，由于胡晓武向项余蒙借款4843.54万元，为在约定期限内保证偿还借款本息，胡晓武与项余蒙于2016年6月29日签订《借款协议》，其中约定胡晓武自愿以其所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共计4843.54万元）作为上述借款的股权担保并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项余蒙名下，由项余蒙代为持有。如到期不能全额偿还借款本息或在借款期内累计三个月不能按期支付利息，则项余蒙代持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以4843.54万元的价格抵偿给项余蒙，以冲抵胡晓武所欠借款4843.54万元，该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属于项余蒙，与胡晓武再无任何关系。为此，胡晓武与项余蒙于同日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确认项余蒙持有的18.63%股权系胡晓武委托项余蒙代持。在代持期间，胡晓武获得因标的股权而产生的相关收益并有权自主决定（公司）是否增资扩股。项余蒙作为标的股权形式上的拥有者，以自己的名义在公司工商股东登记中具名登记并保证所代持股权权属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非经胡晓武书面同意，项余蒙不得处置标的股权。从上述《借款协议》《代持股协议书》的内容可知，双方通过《借款协议》《代持股协议书》的安排，确保胡晓武在借款清偿期届满前及时偿还所欠项余蒙4843.54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并通过上述协议，以胡晓武所持有的地王公司的18.63%股权保障项余蒙享有的债权，具体为未届借款清偿期前，股权代持人项余蒙无权对股权获得收益和进行处置，当借款清偿期届满胡晓武未能按约偿还借款本息时，项余蒙可以4843.54万元的价格取得上述股权的所有权。这种股权安排体现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担保意图，即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的股权代持约定实质是为保证项余蒙的借款债权得以实现而通过代持股权的形式提供的股权让与担保。因此，胡晓武与项余蒙基于《借款协议》《代持股协议书》形成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地王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进行了股权变更记载、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但以上行为所产生的公示效力是在权利外观上使项余蒙成为地王公司股东，不能因此成为判断胡晓武与项余蒙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而是应当根据胡晓武与项余蒙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故一审将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定性为股权转让不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特征，应予纠正。项余蒙辩称其向胡晓武支付的4843.54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如前所述，《借款协议》是本案的基础协议，《代持股协议书》是基于《借款协议》中的担保条款而订立，胡晓武在一审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也对上述协议的签订背景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其虽未对《借款协议》提出明确诉讼请求，但在主张《代持股协议书》无效的同时已明确表示《借款协议》的相关流质条款无效。可见，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的《借款协议》与《代持股协议书》在逻辑上存在关联，《借款协议》对双方借款关系与担保关系均作出约定，系主合同；《借款协议》中的担保条款与《代持股协议书》共同形成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系从合同，不能将两个法律关系割裂开来。因此，《借款协议》依法应属本案理范围。1.《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最终对案涉主债务有关借款本金、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的约定为双方当事人真实合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第六十六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根据上述规定，流质契约为法律所明确禁止，即禁止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当然确定地取得担保财产的所有权。案涉《借款协议》第5条约定，“乙方（胡晓武）承诺如果借款到期后，不能按时给甲方（项余蒙）全额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或在借款期内累计三个月不能按期支付利息，则甲方替乙方代持的地王公司18.63%的股权以4843.54万元的价格抵偿给甲方，以冲抵乙方欠甲方的借款4843.54万元。该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属于甲方，与乙方再无任何关系。”按照这一约定，如胡晓武到期不能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则其用以提供担保的股权归项余蒙所有。该约定显然为流质条款，因违反上述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即使《借款协议》第5条属流质条款自始无效，该条款的无效也不当然否定双方借款和担保法律关系的整体效力。胡晓武与项余蒙基于《借款协议》第3条、第4条及《代持股协议书》形成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性担保，并非创设一种单独的担保物权，其权利义务内容并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胡晓武主张双方股权让与担保合同整体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纠纷系因《借款协议》及《代持股协议书》订立及履行产生，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 二、关于项余蒙持有的地王公司18.63%股权是否应归胡晓武所有，地王公司应否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因胡晓武与项余蒙基于《借款协议》及《代持股协议书》形成的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故根据双方《代持股协议书》中关于项余蒙持有的18.63%股权系经胡晓武委托代持以及在代持期间项余蒙是标的股权形式上的拥有者等各自权利义务的约定，结合项余蒙并未实际支付股权对价的事实，可以判定项余蒙作为担保权人，其仅是地王公司名义股东，而非实际股东。但是，由于项余蒙代为持有的18.63%股权中的大部分股权已被其转让，地王公司股权结构、股东持股比例已再次发生变化，在此情形下，确认争议股权的归属涉及到案外人的权益。因此，对胡晓武在本案中要求确认项余蒙代为持有的18.63%股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地王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 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 1.一审认为胡晓武与项余蒙之间《代持股协议书》的性质为股权转让虽有不当，但认定协议有效正确。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驳回胡晓武的全部诉讼请求，却未充分阐述驳回其第二、三项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确实存在瑕疵，但不属于漏判。2.本案诉讼系合同纠纷，并非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一审法院根据胡晓武的诉讼请求将合同相对人项余蒙列为被告，将与双方争议有利害关系的地王公司列为第三人，确定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并无不当。因此，胡晓武上诉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胡晓武不服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之后在补充上诉状中对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出补充意见，补充上诉状的内容并未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在开庭前已将补充上诉状同时送达对方当事人，二审亦是围绕胡晓武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上述行为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项余蒙与地王公司认为胡晓武提交补充上诉状违反上诉期限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胡晓武上诉主张案涉借款、汇款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对此，其可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之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3990.00元（胡晓武已预交），由胡晓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 敏 审判员 陈建红 审判员 韩雅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丛雅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