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3520号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新联村大山塘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7769076119。法定代表人刘志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姜，广东鹏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澳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98948946G。法定代表人梁望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全基，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欧金昌，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诉被告东莞市澳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澳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银海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姜，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委托代理人徐全基和欧金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银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支付拖欠货款238020元给原告银海公司并以该款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2.判决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银海公司长期向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供应油漆涂料产品，至今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拖欠2017年10月至2019年1月货款238020元。欠款事实有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签收的《销售单》、《对账单》和《微信沟通记录》等为证。原告银海公司多次索款未果，特具状于法院，请求支持原告银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银海公司对其诉称提交了如下证据：1.销售单；2.对账单；3.微信记录；4.付款明细；5.商品验收对账回单；6.银行转账记录；7.深圳市澳格思整体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澳格思公司）及深圳奥格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澳格公司）工商信息。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辩称，原告银海公司起诉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没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结合本案原告银海公司与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原告银海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是深圳澳格公司；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从深圳澳格公司获得的证据可以证明深圳澳格公司已经向原告银海公司付清自2017年1月至今的货款，从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得知，每次深圳澳格公司向原告银海公司购买油漆时，原告银海公司都要求付清款项，然后发货，这也可以证明根本不存在长期欠款；从其聊天记录，原告银海公司也承认欠款是2017年之前深圳澳格公司所欠的，跟本案没有关联，从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体现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有任何合同义务。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对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及社保记录；2.增值税发票；3.平安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4.转账截图；5.付款清单；6.案外人深圳澳格公司已付清涉案货款的明细清单；7.案外人深圳澳格思整体家具有限公司财务廖常艳的华夏银行刷卡记录；8.案外人深圳澳格公司工资表（2017年8月-2019年5月工资表）；9.深圳商报关于深圳澳格公司发生命案的报道文章；10.原告银海公司与案外人的购销合同；11.原告银海公司向案外人深圳澳格公司出具的销售单；12.支票；13.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与深圳市鸿国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书》；14.东莞艺伟木业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深圳澳格公司签订的厂房出资合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银海公司称被告东莞澳格公司高管廖常艳向其下订单采购油漆，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因此欠付其货款238020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银海公司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销售单、对账回单及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销售单载明收货单位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货物签收人是廖常志、李名升及陈星光等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廖常艳长期向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达订单，双方在微信中对账，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催要货款，廖常艳转账支付部分货款。其中部分微信记录显示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7月18日向廖常艳发送2016年3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11060元），廖常艳于2017年7月24日微信支付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11000元，并表示3月份货款已付清。2017年8月21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发送2016年4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21202.50元），该款项于2017年9月13日通过刷卡方式支付21200元。2017年10月27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发送2016年5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22629.50元），廖常艳于2017年10月27日和11月9日分别微信付款10000元，共计20000元给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12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表示2016年5月份尾款￥2629,2016年6月￥30426，合计￥33055。同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发送2016年6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30426元）和2016年7月份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40707.50元）。廖常艳表示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承诺要打折，不要发票。廖常艳于2017年12月12日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私人账户32000元（33055元×0.97），并将当日深圳澳格公司转账40000元到原告银海公司账户的凭证拍照发给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还需转账700元，廖常艳则表示太小气了，700元还要转账，700元就不支付了。2018年2月1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发送2016年8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27795.50元）和2016年9月份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金额为19865元）。当天，深圳澳格公司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27000元。2018年4月2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常艳发送2016年9-12月份商品验收对账回单发给廖常艳（其中2016年10月金额为28174元、11月金额为7404.50元、12月份金额为43897.50元）。同日，廖常艳把深圳澳格公司于当天转账27200元到原告银海公司账户的凭证拍照发个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表示支付2016年9月和11月货款。深圳澳格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7日和5月17日相应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40000元、32000元。2018年5月17日，廖常艳表示2016年货款已结清。2018年7月9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廖常艳支付2017年1月份货款16235元。2018年7月13日，廖常艳把深圳澳格公司当日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16235元的转账记录拍照发给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2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把2017年1月-2019年3月份对账单［载明需方为东莞澳格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横塘新兴路83号，2017年1月-2019年3月货款合计396007元，前期付款明细：2018年7月13日付款（对公转账16235元、2018年8月15日付货款（支票）30000元、2018年9月22日付货款（支票）20000元、2018年10月22日付货款（支票）25400元、2018年12月8日付货款（刷卡）15000元、2019年1月10日付货款（支票）33600元、2019年3月21日付货款（对公转账）17752元，合计应付金额为238020元］发给廖常艳，让廖常艳核对并催要货款。2019年5月9日，廖常艳又下达订单，并表示上述货款是之前拖欠的，因资金紧张无法支付，现在订购就现金支付。廖常志、李名升及陈星光签收的送货单显示，2017年3月份货款合计12339.50元，2017年4月份货款合计6177.50元，2017年5月份货款合计12207.50元，2017年6月份货款合计20235.50元，2017年7月份货款合计19805元，2017年8月份货款合计28989.50元，2017年9月份货款合计28447.50元，2017年10月份货款合计19985元，2017年11月份货款合计17710元，2017年12月份货款合计23224元，2018年1月份货款合计10240元，2018年3月份货款合计14912.50元，2018年4月份货款合计28129.50元，2018年5月份货款合计28170元，2018年6月份货款合计348元，2018年7月份货款合计23035元，2018年8月份货款合计14442元，2018年9月份货款合计10080元，2018年10月份货款合计14915元，2018年12月份货款合计13314.50元，2019年1月份货款合计15312.50元，2019年3月份货款合计17752.50元。廖常艳还将付款人为深圳市凯禾粤名家具有限公司的支票交给原告银海公司用于清偿货款［其中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1月21日、2019年2月26日相应承兑到账300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3、4月份货款及5月份保费货款11483元）、200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5月份余款724元及2017年6月份部分货款19275.50元）、254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6月份余款960元及2017年8月份部分货款4635元）、336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8月份余款9354元、2017年9月份部分货款24246元））。2019年3月21日，深圳澳格公司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17752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9月余款4201.50元，2017年10月份部分货款13550.50元）。此外，原告银海公司还称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于2018年12月8日通过刷卡方式支付货款150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8月份部分货款）。原告银海公司就上述深圳澳格公司付款款项开具了购买方为深圳澳格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提供的工资表用于证明李名升、陈星光及廖常志是深圳澳格公司员工。该工资表的抬头载明深圳澳格公司工资表，其中有李名升、陈星光及廖常志签名。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在2019年11月27日的书面质证意见时再次重复该主张。另查明，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于2012年6月21日注册成立，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是梁望昌，梁望昌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廖常艳任该公司监事。深圳澳格公司于2006年7月27日注册成立。2009年11月5日，深圳澳格公司的股东由梁望昌变更为廖球英，执行董事、总经理由梁望昌变更为廖球英，监事由廖常艳变更为廖常良。深圳澳格思公司于2009年11月24日注册成立。2017年10月-2019年5月期间，深圳澳格思公司为廖常艳参保缴费。庭审时，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自述其负责收货的人员是陈星光。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还称该公司没有业务，没有生产。因为深圳澳格公司2016年11月份出现凶杀案，当时厂房被查封，所以深圳澳格公司就转移至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处生产经营，未挂深圳澳格公司的牌子。此外，本院依法要求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书面回复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负责采购人员情况并提供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放表，逾期未回复或者未提供相关材料，将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至今未回复，亦未提供相关材料。庭后，原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用于申请调取被告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在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塘厦分局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本院依法发出调查令。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盖章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显示被告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为陈星光参保缴费。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此问题的实质涉及对廖常艳的采购、对账及付款行为的性质认定，即廖常艳是否属于履行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的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定廖常艳的此行为属于履行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的职务行为。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廖常艳由深圳澳格思公司参保缴费，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亦未书面授权廖常艳与原告银海公司进行交易或者加盖公章，但廖常艳同时是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的监事，且原告银海公司一直将货物送至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处，送货单及对账单均载明交易的相对方为被告东莞澳格公司，廖常艳及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从未就此提出异议，此举有违常理。原告银海公司亦有充分理由相信廖常艳取得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的授权或者认可。第二、被告东莞澳格公司一再主张货物签收人陈星光等人是深圳澳格公司的员工，同时又自述其负责收货的人员是陈星光，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的陈述显然前后矛盾，亦与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塘厦分局出具的有关陈星光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不符。第三、虽然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自述深圳澳格公司因为2016年11月份出现凶杀案，当时厂房被查封，故深圳澳格公司就转移至被告处生产经营，未挂深圳澳格公司的牌子，但原被告之间自2015年就已存在交易，交易习惯与本案交易相同（廖常艳向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达订单，双方进行对账，销售单及对账单的格式及送货地址均相同），货物签收人依然是陈星光，且微信记录前后衔接紧密，被告东莞澳格公司的主张自相矛盾。第四、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至今未回复其负责采购人员情况，亦未提供工资发放表，理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基于上述理由和分析，并结合原被告的举证情况及证据载明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本院依法采信原告银海公司提出的有关原被告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至于货款金额及利息问题。原告银海公司已与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进行了对账，并确认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欠付原告银海公司2017年10月-2019年3月份货款共计23802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东莞澳格公司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显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院对原告银海公司提出的有关要求被告东莞澳格公司支付货款238020元及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原告银海公司主张的利率计算标准不当，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24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澳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8020元及利息（以23802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24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35元（已按规定减半收取），由被告东莞市澳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思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宇文书记员  文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