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0民终6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18号院1号楼5层0511-051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351574401W。负责人：郑素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轩，河北子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子建，男，1969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作舟，河北金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赖超，男，199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连防局职工，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杰、尹佳楠，河北燕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子建、原审原告赖超之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8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一、二项，改判杨子建赔偿赖超损失30000元；二审诉讼费由杨子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杨子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事故发生时用保险标的从事营运活动，属于商业险条款规定的免责范围。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对相关事项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故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杨子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子建并未收到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针对免责条款的书面、口头及任何明显的提示，因此免责条款不应当作为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拒赔的理由。赖超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上诉，维持原判。赖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杨子建赔偿车辆维修费300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31000元；2.判令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9日17时20分许，杨子建驾驶京Ｎ×××××号轻型货车，沿燕顺路由北向南行驶至燕顺医院门口时，与由北向南同车道行驶的赖永明驾驶赖超所有的京Ｙ×××××号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赖超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13108242019000237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子建负全部责任，赖永明无责任。杨子建驾驶的京Ｎ×××××号轻型货车在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50万不计免赔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针对自己的商业三者险拒赔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机动车辆保险调查询问笔录，证据来源于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查勘员，证明本案杨子建承认事故发生时要去进行营运活动，并且日常经常在从事营运活动。证据二，事故现场照片及杨子建车辆照片6张，证据来源于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查勘员，证明事故发生时的现场情况及杨子建车辆在车身显著位置贴有货拉拉标识，该车辆从事营运活动。证据三，商业险保险条款一份，证明该条款第4页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被保险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属于明确的责任免除，商业险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赖超对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供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是，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就免责条款举证证明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或说明，否则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杨子建对证据一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是该证据是由保险公司提供，其问话内容具有倾向性，另仅凭该证据不能证实杨子建将该车辆作为营运车辆进行经营，并完全改变该车辆的用途，因此，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以此为由拒赔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二，仅凭杨子建驾驶车辆车身标有货拉拉的标识，同样不能证实杨子建对该车辆的用途完全改变，货拉拉本身并非运输公司，只是作为平台提供相应的运输服务，因此，不能以此认定杨子建驾驶车辆以营运为主业。对于证据三，同样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公司如果不能举证证明对杨子建进行了明确的提示义务，那么该免责条款不应当予以适用，从而作为拒赔的理由。关于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称，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提交的保险条款，对其责任免除事项已经尽到了《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的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识作出提示。由此可见，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杨子建作为车辆的驾驶人，并且明知其车辆属于非营运车辆的前提下，仍然进行营运活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运输条例》，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并处相应的罚款。由此可见，杨子建的营运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行政规章。因此，杨子建在质证阶段所陈述的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义务的相关意见不能成立。赖超表示没有新的意见。杨子建称，保险公司未履行明确的解释说明义务，并且保险公司不能以违反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进行免责。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第五十条，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不适用本规定。一审法院经查，提交法庭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是电子保单。保单的“特别约定”栏注明“本保单项下的车辆为非营业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应用软件预约出行的‘出租汽车’、‘专车’、‘拼车’等形式）时发生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特别约定”栏的字体与保单上的其他字体大小、颜色等没有区别。“重要提示”栏注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重要提示”栏的字体与保单上的其他字体大小、颜色等没有区别。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交法庭的保险条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交给了杨子建。赖超经济损失如下：1.修理费。赖超主张30000元，并提交了北京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结算单、维修费发票及中国工商银行支付凭证。杨子建、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对赖超就该项主张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对赖超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赖超主张的修车费数额予以确认。2.交通费。赖超主张1000元，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杨子建、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又不同意赔偿。一审法院认为，赖超该项请求于法无据，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杨子建驾驶的车辆与赖永明驾驶的赖超所有的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赖超车辆损坏，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应当承担与交通事故责任相当的民事责任，对赖超合理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赔偿。因杨子建驾驶的车辆在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率的商业三者险，事发在保险期间，所以，赖超主张的修车费应由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害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故本案的关键是如何确定交强险未赔偿部分的赔偿义务人，焦点问题是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杨子建注意的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意见是：保险条款中已经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并且，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认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电子保单上注明了保险合同包括保险条款，但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将保险条款交付杨子建；电子保单上的特别约定部分虽有免责条款的文字，但文字与保险单其他字体、颜色等没有区别，不能认为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对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从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得出其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结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到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对照上述规定，结合查明的事实，应当认定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就免责条款对杨子建未作出足以引起其注意的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杨子建不产生效力，至于是否认定杨子建从事了营业性运输，不影响对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也就是说，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为交强险未赔偿部分的赔偿义务人。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害赔偿限额内赔偿赖超修车费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赖超修车费28000元，以上共计3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二、杨子建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赖超其他诉讼请求。赖超的收款方式：户名，赖超；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通州永顺潞苑支行；卡号，6222020200026329033。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75元，减半收取计288元，由杨子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案涉电子保单上的特别约定部分虽有免责条款的文字，但文字与保险单其他字体、颜色等没有区别，无法认定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就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虽然电子保单上注明了保险合同包括保险条款，但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将保险条款交付杨子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但审查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得出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结论。故，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条款对杨子建不产生效力，并无不妥。一审法院认为，至于是否认定杨子建从事了营业性运输，不影响对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泰山财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充分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心冰审判员  宋 强审判员  赵洪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宋巍书记员于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