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辽02行终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珍，女，193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瓦房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静，女，196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瓦房店市。委托代理人刘永波（系上诉人徐静之夫），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瓦房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霍雨佳，女，199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瓦房店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于东平，瓦房店市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瓦房店市世纪广场一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81777299363P。法定代表人王大勇，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栾健，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传科，系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秀珍、徐静、霍雨佳诉被上诉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行初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的（2019）辽0283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上载明：原告刘秀珍、徐静、霍雨佳诉被告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受理。三原告诉称，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于2000年9月28日颁发的瓦农房执字第××号的行为违法。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742234.50元。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行初30号行政裁定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位于瓦房店市××办事处××房屯，房产执照编号为瓦农房执字第××号，登记所有权人为冯万治。1994年4月8日，冯万治与徐永珍签订立卖房契，将案涉房屋以2万元价款卖给徐永珍。同日，冯万治与徐孝春签订立卖房契，将案涉房屋以21500元价款卖给徐孝春。2000年9月28日，徐孝春就案涉房屋取得3702821号房照,登记共有人4人。2016年1月11日，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关于注销徐孝春瓦农房执字第××号房产执照的决定》,认定徐孝春在办理上述房产执照时提供的契税收据的实际纳税人并非徐孝春，且徐孝春并非案涉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买房契约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决定注销徐孝春名下的3702821号房照。徐孝春等5人不服该决定，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6）辽0281行初4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徐孝春等5人的诉讼请求。徐孝春等5人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辽02行终324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徐永珍于2002年3月去世，其生前与原告刘秀珍系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两个女儿，徐霞及原告徐静。徐霞于2001年2月14日离婚，于2015年2月死亡，徐霞育有一女即原告霍雨佳。徐永珍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2016年10月17日刘秀珍、徐静、霍雨佳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三原告所有。2017年9月4日，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81民初5498号民事判决，判决位于瓦房店市××办事处××房屯（建筑面积98.5平方米、房产执照编号为瓦农房执字第××号）4间瓦房的所有权归刘秀珍、徐静、霍雨佳所有。徐孝春不服上述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8）辽02民终38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原告自认于2018年3月下旬收到该判决。另查，三原告曾因案涉房屋登记一案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起诉，该院经审理作出（2012）瓦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00年9月28日核发给徐孝春的瓦农房执字第××号房产执照。三原告不服，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大行终字第5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2）瓦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驳回刘秀珍、徐静、徐霞起诉。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行初30号行政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系房屋登记行为，该登记行为并非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于2000年9月28日，该房照于2016年1月业经行政机关自行注销，至2017年法院判决案涉房屋所有权归三原告所有，三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前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权益，故三原告不具有要求确认在此之前的房屋登记行为违法及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三原告曾于2012年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房照，则至迟于此时三原告已经知道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及内容。三原告自认在2018年3月下旬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的判决，现三原告于2019年3月21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业已明显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对三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故对三原告关于对案涉房屋出租租金标准进行评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上诉人刘秀珍、徐静、霍雨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辽0283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其上诉理由与事实：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2000年9月28日被上诉人为案外人徐孝春出台的3702821号的房产执照，其行政行为违法。原审法院在裁决书中不作任何表述,既不作肯定，又不作否定，明显带有倾向性。徐孝春向被上诉人申请办照时，提交了一份撕掉纳税人姓名部分，编号为0069285号的大连市契税征收凭证，该征收凭证纳税人是王春丽，且该税票凭证出台的日期是2000年11月5日。依据《契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应当持契税完税凭证和其它规定的文件材料，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纳税人未出具契税完税凭证的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有关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被上诉人为徐孝春提交的与实际不符的契税征收凭证,为徐孝春登记发照的行为属于违法登记，应当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上诉人虽然在2018年3月下旬收到了涉案房屋归三上诉人所有的（2018）辽02民终字3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收到后，上诉人先向被上诉人请求赔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请求于2018年12月5曰作出“关于刘秀珍因房屋确权纠纷上访答复意见”，该意见告知“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上诉人便于2019年3月份通过司法途径提起了行政诉讼。所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第39条、第46条规定，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三、原审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和本院认为部分明显有错。1、查明事实部分。裁定书的第七页下数第十二行至六行，明显有错。（2012）瓦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属于三原告胜诉，该判决书已经撤销了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00年9月28日为第三人为徐孝春核发的瓦农房执字××号房产执照。此判决书并不是三原告不服，而是第三人徐孝春不服提起上诉的，上诉后因上诉人与案外人冯万治购买的涉案房屋没办理过户登记，为此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撤销了一审判决。2、关于原审裁定书的本院认为部分。裁定书的第七页下数第五行至第八页上数第八行，其事实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结论三上诉人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法的利害关系，这一结论与事实不符。需指出涉案房屋经法院确认为三上诉人所有，并不是2017年而是2018年的2月份。该裁定书本院认为“……三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权益。”这一结论明显是错误的。2016年1月19日注销案外人徐孝春的房照之后，于2016年10月三原告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提起诉讼。该判决书已确认涉案房屋归三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己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权益。2016年1月19日注销案外人徐孝春的房照之前，三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曾于2011年10月份提起了诉讼。该判决已确认徐永珍与冯万治为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有效，上诉人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权益。被上诉人所谓注销了案外人徐孝春的房照，是因上诉人控告之后不得不作出。2015年5月5日上诉人刘秀珍的委托律师王大友、王强二位律师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递交过律师函，提出被上诉人的行为违法，应当立即给予徐孝春房照予以注销。所以原审结论三上诉人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不具备行政法利害关系，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上诉人的诉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第25条、49条的规定。四、2017年法院民事判决案涉房屋归三上诉人所有，可以证明自2000年9月起，案涉房屋就是三上诉人所享有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用益物权，案涉房屋自始就是三上诉人所具有的物权，因此，三上诉人无论是行政法、民法上都具有法律关系。依据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在2018年12月5日出具了《关于刘秀珍因房屋确权纠纷上访答复意见》，三上诉人在2019年3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超过六个月时效，我们认为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此节事实。五、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应予赔偿：1、房屋租金损失为258000元（前十年每月为1000元，后七年零八个月每月为1500元）。对其房屋租金部分曾申请原审法院进行评估，原审法院不作为，未给评估；2、诉讼费用损失4949元；3、鉴定费损失4800元；4、复印费损失1551.40元；5、交通费损失2987.88元；6、误工费损失40000元（每年按4000元计算，共10年）；7、被上诉人为徐孝春办理房照，导致徐孝春将徐永珍撵走，为此导致徐永珍自缢死亡，应赔偿2534442元（享年66岁,18103元/年X14年）；8、因被上诉人为徐孝春办理的违法房照，又导致徐永珍的女儿徐霞死亡，赔偿871000元（享年45岁，43550/年X20年）；9、徐永珍火化费1055元；10、徐霞抢救费1854.22元；11、徐霞火化费2595元；12、三上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0元，合计为1742234.50元。综上，应依法撤销（2019）辽0283行初30号行政裁决书，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赔偿上诉人各种实际经济损失1742234.50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又查，本院（2018）辽02民终382号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2月10日以EMS（1024446008592）向本案三上诉人即刘秀珍、徐静、霍雨佳送达，委托代理人刘永波签收。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依据上述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有两种选择，一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二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具体到本案，由本诉一审诉求即一审三原告诉求一确认颁发的瓦农房执字第××号的行为违法、二请求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可见本案一审审理诉求属“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亦即本案属于上述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依据上述第二十三条规定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三上诉人于2018年2月10日收到本院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的终审民事判决书，即（2018）辽02民终382号民事判决书，在本诉一审起诉时三上诉人于2019年3月21日向一审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属于超过起诉期限，据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2018年12月5日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的《关于刘秀珍因房屋确权纠纷上访答复意见》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无关，不是起诉期限起算点。本案是在程序上审理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诉是起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法院应一并受理，即本案起诉人诉求的行政赔偿依附于行政诉讼。在已经确认本案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前提下，上诉人诉请对行政赔偿予以实体审理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三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许其睿审判员 张国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 媛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１９９７〕１０号）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行政案件的原告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后至人民法院一审庭审结束前，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