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29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伟，男，197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维，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宏斌，男，197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立平，女，197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上诉人韩伟因与被上诉人徐宏斌、徐立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韩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维、徐宏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徐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伟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54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徐宏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韩伟在与徐立平签订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合同》后，徐立平仅将新场村50亩及其地上附作物1000棵杨梅树交付韩伟管理，白河村的80亩土地至今未交付韩伟管理，一审判决韩伟返还白河村80亩土地并赔偿该部分土地2016年7月2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本案存在双重法律关系，一是徐宏斌与韩伟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二是韩伟与徐立平之间的合作经营合同关系。无论徐立平与徐宏斌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否成立，徐宏斌与徐立平均自认其两兄妹间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关系，徐立平在受托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还与韩伟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即使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协议》无效亦不影响《合作经营协议》的效力。依据该《合作经营协议》，双方应当对合作经营的后果按比例分配，共享利润，共担风险，韩伟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先后向杨梅园投入达60多万元，自身存在重大损失，徐宏斌在已经从《合作经营协议》的履行中获取收益的情况下主张韩伟按租金标准赔偿其损失与《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不符。因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徐宏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徐宏斌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徐宏斌和徐立平之间仅为雇佣关系，即徐宏斌雇请徐立平对涉案土地上的杨梅园进行日常的经营管理，并未授权徐立平对杨梅园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外出租，徐立平私自将杨梅园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出租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日常经营管理的范畴。二、徐立平与韩伟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与本案无关，对徐宏斌没有法律约束力。三、韩伟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白河村80亩土地的收益，对该部分土地2017、2018年度的收益与徐立平进行了分成。徐宏斌作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没有获取任何利益，其由此产生的损失理应由二人承担。徐立平述称：徐宏斌只是雇请徐立平对杨梅园进行经营管理，确未授权其对外处置该杨梅园。虽然徐立平与韩伟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白河村的80亩由徐立平实际管理，但韩伟已实际对该部分土地的收益依合作协议进行了分成。徐宏斌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韩伟与徐立平2016年7月20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2.判令韩伟、徐立平立即返还徐宏斌承包经营的位于夷陵区鸦鹊岭镇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2000棵杨梅树和新场村50亩及其地上附着物1000棵杨梅树。3.判令韩伟、徐立平共同赔偿徐宏斌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8年4月25日的损失176164元,并据此标准赔偿徐宏斌损失至实际返还土地及附着物之日止（一审庭审中，徐宏斌将该项请求变更为：判令韩伟、徐立平参照协议约定的租赁费标准共同赔偿徐宏斌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9年3月27日的损失268219元,并据此标准赔偿徐宏斌损失至实际返还土地及附着物之日止）。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03年10月8日和10月14日，徐宏斌的父亲徐淼先后分别与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新场村民委员会和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白河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和《土地租赁承包合同书》各一份，取得了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新场村50亩土地和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白河村80亩土地的租赁承包经营权，租赁承包期限均为50年。徐淼病逝后，其子徐宏斌于2007年11月12日先后分别与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新场村民委员会和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白河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各一份，约定原与徐淼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继续有效，由徐宏斌继续租赁承包经营管理，承包期间内按原合同内容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变，不再签订新合同。因徐宏斌一直在武汉生活居住，且有固定的工作收入，没时间经营管理上述土地，便雇请其胞妹徐立平对上述租赁承包土地及地上种植的杨梅树进行生产经营管理。2016年7月20日，徐立平（出租方）以自己的名义与韩伟（承租方）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将徐宏斌租赁承包的上述土地及地上约3000棵杨梅树一并转租给韩伟，由韩伟使用、收益，转租期限为上述《土地租赁协议书》和《土地租赁承包合同书》剩余租赁期限，租金分别为每年60000元和40000元，合计100000元／年，支付时间为每年10月15日，第一年租金于2017年10月15日支付。2016年7月22日，韩伟与徐立平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由双方在韩伟租赁的上述土地上合作经营及种植杨梅树，并约定了收益、费用的分配及承担，双方一直经营至今。2017年12月，徐宏斌回宜昌向徐立平查看杨梅园经营状况时方得知其租赁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被出租流转的事实。之后徐宏斌一直要求韩伟、徐立平立即返还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未果，遂于2018年5月2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同时认定，韩伟、徐立平二人在签订《土地租赁协议》时，均明知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徐宏斌所有的事实，徐立平与韩伟签订协议应取得徐宏斌的授权而实际未取得其授权，徐宏斌事后亦未对该协议予以追认。韩伟、徐立平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并实际经营至今，未向徐宏斌支付租金。一审法院认为，韩伟、徐立平承认徐宏斌的诉讼请求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徐立平是否有权代理徐宏斌与韩伟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出租方”徐立平不具备“受托人”身份，其只是受雇进行生产经营，最多是接受徐宏斌委托进行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并未取得案涉标的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对此，韩伟、徐立平事先明知，亦可从二韩伟、徐立平在签订协议时要求律师草拟一份授权委托书以便让徐宏斌签字授权中得到印证。在徐立平取得处分权或权利人的徐宏斌对韩伟、徐立平签订的协议予以追认前，该协议为效力待定。而在合同订立后，徐立平一直未取得处分权，韩伟、徐立平亦未在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催告徐宏斌追认，事实上，徐宏斌也一直拒绝追认。另外，徐立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也是韩伟、徐立平所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韩伟、徐立平明知徐立平没有代理权，且徐立平以自己的名义而非被代理人徐宏斌的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徐立平的行为客观上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韩伟作为合同相对人主观上也不具有善意且无过失的特征，且其本人也认为本案不涉及表见代理。故徐立平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韩伟、徐立平于2016年7月20日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徐宏斌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并要求韩伟、徐立平返还徐宏斌承包经营的位于夷陵区鸦鹊岭镇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2000棵杨梅树和夷陵区鸦鹊岭镇新场村50亩及其地上附着物1000棵杨梅树的主张成立，应当予以支持。韩伟关于徐宏斌将承包地的所有生产经营全部委托徐立平办理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支持。韩伟关于徐立平取得了徐宏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支持。韩伟称该委托书系徐立平向其提供的主张没有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实，且徐宏斌和徐立平均对此予以否认，不应予以支持。韩伟关于韩伟、徐立平所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而直接约束徐宏斌与韩伟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韩伟、徐立平明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徐宏斌且徐立平未取得其委托授权，双方仍然签订合同，并对徐宏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长期占有、使用、收益，损害了权利人徐宏斌的合法权益，理应向徐宏斌赔偿损失。徐宏斌要求韩伟、徐立平赔偿损失的主张成立，应当予以支持。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徐宏斌关于比照韩伟、徐立平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中约定的年租金100000元标准计算，即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9年3月27日的损失268219元,并据此标准赔偿徐宏斌损失至实际返还土地及附着物之日止的主张，合情合理，应当予以支持。因此。徐宏斌要求确认韩伟、徐立平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返还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并赔偿损失的主张，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韩伟与徐立平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二、韩伟、徐立平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徐宏斌承包经营的位于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其地上种植的杨梅树约2000棵和宜昌市××区××镇××50亩土地及其地上种植的杨梅树约1000棵。三、韩伟和徐立平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徐宏斌自2016年7月21日起至2019年3月27日止的损失268219元，并按100000元/年的标准自2019年3月28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土地及地上种植的杨梅树之日止向徐宏斌赔偿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法院并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5323元，由徐立平负担2661元，由韩伟负担2662元。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同时查明，徐立平及韩伟在履行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的过程中，新场村50亩土地上的杨梅园由韩伟具体负责管理，白河村80亩土地上的杨梅园由徐立平具体负责管理。两块土地2017年的杨梅收入由韩伟统一掌管，尚未与徐立平进行分配，两块地2018年的杨梅收入已由二人均分。杨梅的成熟季为每年6月，即每年6月杨梅采摘结束。白河村80亩土地上的杨梅园已于2018年8月由徐宏斌收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的效力问题；2.徐宏斌请求徐立平、韩伟返还新场村50亩土地及白河村80亩土地及地上杨梅园应否予以支持；3.徐宏斌请求徐立平、韩伟赔偿损失的理由是否成立及损失的标准问题。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处理。其次，本案所涉两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杨梅园属徐宏斌所有，徐立平在徐宏斌雇佣其经营管理涉案土地上的杨梅园期间未经徐宏斌同意擅自以个人名义与韩伟签订案涉《土地租赁协议书》，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要求律师草拟一份授权委托书以便让徐宏斌签字授权的签约过程来看，双方对徐立平应当取得但签约当时实际尚未取得徐宏斌的授权应为明知，但双方并无串通以损害徐宏斌利益之恶意。因此，本案不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认定案涉《土地租赁协议书》无效，而应作为无权处分行为处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徐宏斌以徐立平对案涉土地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土地租赁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本案因徐宏斌对徐立平与韩伟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的行为拒绝追认而使得该协议履行不能，则韩伟亦不能依该协议取得案涉土地及其上杨梅园的使用收益权。因此，韩伟以涉案土地及其上杨梅园再行与徐立平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同样构成无权处分，该经营协议因《土地租赁协议书》履行不能、韩伟最终不可能获得案涉土地及其上杨梅园的使用收益权而同样处于履行不能状态。韩伟主张因徐立平为徐宏斌雇请的涉案土地及其上杨梅园的经营管理人员，徐立平有权就其就涉案土地及其上的杨梅园的经营管理问题与韩伟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因此，本案所涉《合作经营协议》对徐宏斌有约束力。但从《合作经营协议》的内容来看，韩伟与徐立平二人的本意是韩伟意图通过《土地租赁协议书》先行获得案涉土地的占有、使用及收益权，然后再行以其获得的案涉土地的占有、使用及收益权与徐立平合作，而非徐立平直接以徐宏斌所拥有的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其上杨梅园与韩伟合作经营，韩伟的主张与本案所涉《合作经营协议》的内容不符，不能成立。且即使徐立平系直接以徐宏斌所拥有的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其上杨梅园与韩伟合作经营，也因该合作涉及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其上杨梅园的处分而未经徐宏斌同意，同样应认定为无权处分行为。因此，本案所涉《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均因涉及无权处分行为而不能继续履行，但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徐宏斌请求确认《土地租赁协议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因履行不能是否应予解除及解除的后果问题，应由合同当事人徐立平与韩伟另案解决，与徐宏斌无涉。二、关于徐宏斌请求徐立平、韩伟返还新场村50亩土地及白河村80亩土地及地上杨梅园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七条亦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徐立平及韩伟未经徐宏斌同意擅自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对本案所涉两块土地及地上杨梅园予以占有、使用和收益，徐宏斌作为涉案两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及地上杨梅园的所有人，有权请求徐立平、韩伟返还涉案土地及地上杨梅园并要求二人赔偿相应的损失。韩伟主张其一直未实际占有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地上杨梅园，经查该地块及其上杨梅园虽在《合作经营协议》的履行过程中由徐立平具体管理，但该地块及其上杨梅园的收益已纳入二人合作经营的总收益中（2017年度的收益二人尚未分配、2018年的收益二人已分配），韩伟主张其对该地块及其上杨梅园不应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的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但鉴于徐宏斌实际已于2018年8月收回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其上杨梅园，故徐立平、韩伟对该地块及其上杨梅园不再负有返还义务，其仅需对徐宏斌收回该地块及其上杨梅园前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遗漏了徐宏斌实际已于2018年8月收回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其上杨梅园的事实，致使其判决结果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其次，由于杨梅种值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徐宏斌于二审诉讼中亦自认每年6月中下旬杨梅即已成熟收获，因此，一审参照《土地租赁协议书》所约定的年租金标准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日计算徐立平与韩伟应当赔偿的损失金额不符合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而应当结合杨梅成熟及收获的具体时间确定。具体而言，本案所涉合同虽然签订于2016年7月20日，但此时当年度的杨梅已经收获，该年度的收益已由徐立平受雇于徐宏斌经营管理过程中单独获取，徐宏斌于该年度并无损失，韩伟、徐立平不应向徐宏斌赔偿该年度的损失（至于徐立平获取的2016年度的收益是否实际交付给徐宏斌，属于二人雇佣合同关系的履行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由于《土地租赁协议》及《合作经营协议》实际履行跨越了2017年度一整年，故对于2017年度徐宏斌的损失可参照《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的年租金标准100000元由韩伟、徐立平二人承担。对于2018年度，虽然徐宏斌已经于2018年8月实际收回了白河村的80亩土地及其上杨梅园，但此时该年度的杨梅早已成熟收获，故韩伟、徐立平二人仍需以《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的年租金标准100000元向徐宏斌承担损失。对于2019年度，由于徐宏斌仅有新场村50亩土地及其上杨梅园尚未收回，且目前早已过杨梅收获季，故韩伟、徐立平需参照《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的该地块的年租金标准40000元向徐宏斌承担损失。如本院判决后韩伟、徐立平实际返还新场村50亩土地及其上杨梅园的时间超过下一年度的杨梅收获季（6月末）的，则二人应继续依《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的该地块的年租金标准40000元向徐宏斌承担该年度的损失（以后年度依此类推）。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部分存在遗漏，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第540号民事判决；二、韩伟、徐立平向徐宏斌返还位于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新场村的50亩土地及其地上种值的杨梅树约1000棵；三、韩伟、徐立平赔偿徐宏斌2019年度以前的损失共计240000元，如二人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返还义务超过下一年度的杨梅收获季（该年6月末），则二人还需按40000元/年向徐宏斌赔偿该年度的损失（以后年度依此类推）。四、驳回徐宏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均限10日内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未依本判决所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事人未依照本判决所确定的期限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323元（徐宏斌已预交），由徐宏斌负担1600元，韩伟、徐立平负担37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23元（韩伟已预交），由徐宏斌负担1600元，韩伟、徐立平负担37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红洲审判员  聂丽华审判员  关俊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戴倩倩书记员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