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初676号原告：熊治民，男，1966年9月19日出生，台湾居民，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平，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易景明，男，196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松，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拉萨市粤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2-1路以北（通站路）、铁路派出所以东。法定代表人：黄凌虹，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熊治民与被告易景明、拉萨市粤通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粤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熊治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平、刘剑，被告易景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松，被告粤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治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易景明立即向熊治民返还熊治民为易景明垫付的款项人民币2000万元；2、判令易景明立即向熊治民支付垫付款项的利息1500万元；3、判令粤通公司和易景明对本案所有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易景明和粤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易景明因开发粤通公司名下的拉萨市柳悟新区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项目存在资金短缺，主动找到熊治民并与熊治民约定由熊治民代为支付工程项目所需的周转资金，后易景明与熊治民于2015年3月15日签订《确认书》，确认熊治民已垫付的资金款为人民币2000万元，并约定工程完工后易景明需向熊治民返还资金款2000万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即收益）人民币1500万元，现案涉粤通公司名下的拉萨市柳悟新区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项目（下简称宏御广场）已经完工并已对外进行了销售，故易景明应依约履行案涉款项的返还及相应利息的支付义务。后熊治民多次要求易景明支付前述款项，但易景明都予以拒绝。熊治民与易景明、粤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上述款项实际性质为借款。因易景明签署前述《确认书》时为粤通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一人有限公司）和法定代表人，案涉款项实际也为粤通公司名下的拉萨市柳悟新区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项目所用，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2款之规定，粤通公司应对易景明在本案中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易景明辩称：一、熊治民主张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易景明本人从来没有收到过熊治民主张的2000万元借款或工程垫付款，易景明与熊治民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建设工程承包或分包协议，也从来没有与熊治民签署过任何委托付款协议，熊治民之所以参与了宏御广场项目的管理工作，是因为熊治民受赵明静的派遣,负责管理监督宏御广场项目，并根据赵明静的意见开展一切项目工作。因此熊治民的行为是代表赵明静，并且熊治民自认赵明静投入项目4500万元中的3500万元是熊治民经办，且分别支付给易景明、刘付国清以及直接支付宏御商业广场项目款，因此即使熊治民支付了宏御商业广场项目款其也是拿了赵明静的钱，代表赵明静支付，而不是熊治民自己的钱，而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统计，金额没有达到6110万元，所以原告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哪些钱是熊治民自己的钱投入项目的，哪些钱是代表赵明静支付，又以什么标准来区分是赵明静的钱还是熊治民的钱。关于熊治民是否有投资到宏御广场项目中，易景明、赵明静、熊治民三方于2017年1月9日签署的《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下简称《转让协议书》）已经明确确定了熊治民的直接投资为610万元。因此，虽然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有部分转账给易景明的记录，但也应当要么是熊治民经办赵明静那3500万元的转款，要么是包括在三方己经确认的610万元之内的。其次，熊治民提交的银行流水并没有经易景明签字确认，熊治民主张的支付其他人的工程款，既没有提供工程承包或施工合同，也没有提供相关工程款或工资的确认文件，无法证明工资或工程款的真实金额，更没有提供谁委托熊治民付款的、付多少款的依据，所有的一切均是熊治民自己认为是工程款或工资，而且提供的银行流水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显示收款方的名字或对方账号信息。最后，原告提供的所有银行流水并没有银行系统中显示资金用途，均是熊治民自己认为的资金用途，但易景明无法核实也没有签字确认，况且其手写的资金用途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零用金”，而何为零用金，并没有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所以，易景明认为熊治民所提交的银行流水及统计，均不能证明其发生的真实性，金额的真实性，而熊治民依据该银行流水主张相关垫付工款金额理据不充分，何况三方于2017年1月9日签署了《转让协议书》确定各方的实际出资金额，并且约定在2017年1月9日之前所有债权债务文件全部作废。二、要求易景明向熊治民支付垫付款项的利息1500万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而熊治民与易景明之间并没有任何借款合同、借据、借条、收条等可以证明是直接借款关系的文件。所有关于2000万元的借款本金都无法确定，并且双方没有任何文件显示借款利息是1500万元，本案之所以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是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的只约定分红而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投资视为借款的规定确定的。三、熊治民、赵明静、易景明三方于2017年1月9日在东莞长安签署的《转让协议书》，能够证明三方是投资转股权的关系，并且该投资转让协议己经就熊治民、赵明静、易景明及莫荣枝、陈柱尧等人在该项目中的出资、占股等重大事项进行了对账、确认，并签署了协议文件，并且有专业的法律人士在场见证，对其转让行为、签字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理。该文件可以视为各方对该项目进行了离场结算，并且确定各自可以得到的权益收益。因此该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当根据最终签署的这份协议文件主张自己的权利义务。四、三方2017年1月9日签署的《转让协议书》明确规定，在2017年1月9日之前，各方持有的所有文件均作废，并且不得主张除转让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外的任何债权债务。因此原告提交的所有文件发生的时间均是在2017年1月9日之前，所以是三方约定的作废文件。同时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熊治民现在主张的民间借款债权属于转让协议规定的不可主张的债权债务。熊治民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又是签署投资转让协议的丙方，因此，作为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及权利的人，不应当随意违反当初签署的协议文件。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当初签署协议是被迫被逼的，或者当初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之人，否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签署的文件应当遵守，并受法律保护。五、原告熊治民自认自己是赵明静派遣负责管理、监督宏御商业广场开发工作，并且直接按照赵明静的意见开展一切项目工作。六、熊治民主张在2015年3月15日之前就己经代易景明垫付工程款2000万元，但并未提供工程合约、委托付款及充分的转账付款文件，且金额也没有2000万元，故熊治民所主张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同时根据熊治民自己提交的银行流水经不完全统计，赵明静向熊治民直接转款的金额至少是2106万元以上，因此，关于如何证明哪些钱是熊治民垫付的，哪些钱是熊治民代表赵明静垫付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原告熊治民承担举证责任。七、三方并没有签署书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建设工程承包分包合同，也没有签署委托付款协议，即使三方在宏御广场项目中确有相关资金往来，并且三方可能曾经彼此出具过收据、收条、确认书等文件或字据，正是因为相关文件字据的混乱，也无法确认究竟有多少张字据，也无法查明是否有重复开出，因此三方为解决各自的出资问题，2017年1月9日三方签署的《转让协议书》中才予以明确，确定原告熊治民的直接投资金额为610万元，并且约定在2017年1月9日以前立具或持有的有关债权债务文件全部作废。八、证人欧某证实原告熊治民是赵明静在宏御广场项目的代表，证实熊治民的直接出资只有610万元。通过熊治民自己出具的情况证明及熊治民提交的银行流水中赵明静的转款记录、通过熊治民向易景明转发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证明熊治民就是赵明静在宏御广场项目的代表，负责监督管理工程项目并向易景明、刘付国清支付或直接支付宏御商业广场项目款。况且三方签署的投资转让协议中也确定管理宏御广场工程建设的管理酬金500万元，更能证明熊治民的工作就是代表赵明静管理监督宏御商业广场工程建设，因此三方签署的协议才规定是管理酬金，而不是承包劳动费或施工工程款。九、根据原告熊治民自己主张借款2000万元、其自认赵明静投资入4500万元中3500万元经其手，三方签署的投资转让协议中确定的直接投资为610万元的规定，三项共计6110万元，熊治民必须提供6110万元的银行转款记录才能主张其可能有部分交易没有在三方签署的协议中处理，而事实上，熊治民至今未能提供其在2017年1月9日之前己经付款6110万元的有效凭证，因此，熊治民的主张不能成立。十、从时间上来看，熊治民主张发生借款或垫付工程款的时间是2015年3月15日，而三方签署投资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1月9日，原告熊治民也作为签署投资转让协议的丙方，对于投资权益转让的事实知情并且参与了，明知原告主张的借款人易景明己经把所有投资权益转让给了赵明静，已经退出宏御广场房地产项目，为何在三方签署的投资转让协议书中没有确认原告熊治民在本案主张的2000万元借款，只是确认了赵明静的投资款4500万元，如果真有本案熊治民所主张的2000万元的借款存在，也一定会在三方签署的协议书确认，之所以确认原告熊治民直接投资为610万元，而不是2610万元，是因为根本没有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存在。三方于2017年1月9日签署投资转让协议后至本案熊治民起诉时也己经有二年多之久，原告亦从未向易景明提出要求还款，不符常理。十一、如果从2015年3月15日起算，熊治民主张的2000万元借款，已经超过法定的3年诉讼时效。十二、根据熊治民曾向易景明提供的银行流水的统计，三方签署投资协议后，易景明就退出宏御广场项目，易景明原有的投资占股及莫荣枝、陈柱尧的占股均被赵明静收购，三方签署的投资转让协议规定关于易景明的占股赵明静以人民币5000万元的对价收购，但易景明至今才收到赵明静支付的股权对价500万，还剩余4500万元至今没有支付，为此，易景明依据三方协议书的约定提起了仲裁。十三、根据易景明提交的证据10银行流水来看，经统计熊治民的账户所收到的宏御广场房地产项目出售房屋款就已经有人民币5900万元，如果熊治民所主张的借款是2000万元，其通过宏御广场项目所得的收入5900万元也己经远远超过原告熊治民的主张了。十四、易景明签署三方投资转让协议后，赵明静委托的熊治民(经查询熊治民是拉萨市粤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及其他人员完全控制、管理、销售该项目的房屋，经查询在管理期间开具了1.4亿的不真实发票，后被税局发现后主动作废，因此被罚款人民币40万元。综上，原告熊治民的主张并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粤通公司辩称：一、熊治民没有实际借款给易景明。是否存在借款必须以银行汇款或其他充分证据为准，熊治民对此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二、即使熊治民和易景明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也已经清洁，这在2017年1月9日的《转让协议书》第四条中已经非常明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条是对当事方之前的债权债务的特别确认和约定，并对之前的债权债务文书申明了作废。三、熊治民本人也没有实际投入2000万资金到宏御广场工程之中，其所支付的部分款项不是其本人投入，这点在熊治民签名的《情况证明》第二条有充分表述。四、熊治民、易景明与本公司之间只存在工程发包和承包关系；熊治民和易景明是合伙承包本公司工程。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本公司无关。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熊治民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确认书》，证明熊治民在本案主张的垫付款事实；证据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证明易景明签署《确认书》时为粤通公司（一人有限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证据3、《协议书》，证明2015年3月13日熊治民以800万元受让案外人刘付国清已支出的工程款及工程收益的事实；证据4、《熊治民垫付工程支出情况表》（向易景明转账），证明易景明、粤通公司向熊治民借款308万元用于工程款支出的事实；证据5、《熊治民垫付工程支出情况表》（直接支出），证明熊治民自工程入场施工至2015年3月15日前直接支付工程款8612054元；自2015年3月15日后至2016年12月24日直接支付工程款5797140元；证据6、《银行流水明细》，证明上述支出情况表对应的转账情况；后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责令原告提供其支付到宏御广场项目的证据，原告遂在庭后补充提供了：证据7、熊治民垫付2000万工程款的情况汇总、刘付国清出具的收据和熊怡民向刘付国清付款250万元的凭证，证明熊治民垫付案涉2000万工程款的情况；证据8、熊治民1610万股金投资款的情况汇总和相关单据，证明熊治民支付投资款的情况；证据9、熊治民代理赵明静投入3500万元的情况汇总和相关流水，证明其代理赵明静投入3500万元的具体情况。其中证据1、3有原件，证据4、5为原告方自己制作的表格。证据7-9中情况汇总为原告自己制作的表格，单据部分，刘付国清的收据无原件，支付工程款934万和506万部分见证据4-6，其余单据有原件。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易景明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拉萨市宏御商业广场项目入股股权调整框架协议》（下简称《框架协议》），证明案涉项目的原有出资人为易景明、刘付国清、陈柱尧、莫荣枝；证据2、《协议书》，证明赵明静带资兴建宏御广场项目，熊治民不是项目工程的承包人；证据3、熊治民出具的《情况证明》，证明熊治民自认是赵明静派遣的负责管理监督宏御广场开发工作的人，并自认赵明静投资的4500万元中有3500万元是赵明静安排他经办；证据4、易景明、赵明静、熊治民签署《转让协议书》时的见证书，证明熊治民在本案提交的《确认书》的时间在《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是三方确定的作废文件，以及三方具体持股情况；证据5、莫荣枝、陈柱尧、赵明静签署《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转让协议》时的见证书，证明莫荣枝、陈柱尧在该地产项目的出资情况以及转让给赵明静的情况；证据6、接受公章出具收据，证据7、所有财务移交清单、宏御商业广场证件文件，该两份证据拟证明易景明根据协议的约定与赵明静进行交接；证据8、熊治民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拟证明熊治民作为一名台湾人被赵明静派遣到西藏拉萨负责管理宏御广场房地产项目，工作单位为粤通公司，职业为总经理；证据9、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行政处罚，拟证明易景明2017年1月9日退出后粤通公司面临的行政处罚情况；证据10、熊治民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熊治民在出售案涉项目所建楼房时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卖房款5900多万元。上述证据中，证据1-4部分单据有原件，证据5-7、10有原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易景明申请证人欧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欧某发表证言称：易景明、赵明静、熊治民签署的《转让协议书》及莫荣枝、陈柱尧、赵明静签署的《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转让协议》，欧某作为该两份协议的见证人，草拟了上述协议；就案涉房地产开发项目，本来是由易景明来收购赵明静的，后在协议签署前几天，因易景明没钱，变更为由赵明静进行收购，并最终由赵明静签订协议收购项目；赵明静的投资款及借款都是通过熊治民投入到建设中，其中熊治民自己也投入了610万元到其中；赵明静原来投入的钱算是易景明的借款，若易景明不能按期归还本金及利息，则后面就把赵明静的借款转化为投资款4500万元，其中包含了借款本金和利息，占宏御广场30%的份额；对于易景明、赵明静、熊治民签署的《转让协议书》中第四条第1款约定的“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甲方易景明在此以前立具给乙方、丙方或由乙方、丙方在此以前持有的与甲方有关的债权债务文件全部作废，除本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外，甲方与乙、丙方之间不再有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包含了2015年3月15日易景明向熊治民出具的《确认书》，证人欧某表示不清楚具体包括哪些文件，赵明静的投入都是通过熊治民的账户或通过支付工程款、购买材料等方式投入，易景明说在这个过程中写了很多确认书、借条或结算文书等，当时说把这些文件全部拿来销毁但易景明不记得到底写了多少，而且概括不了，欧某建议既然双方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结算清楚，干脆写之前的文件全部作废，不留后患，所以全部销毁就改成全部作废。粤通公司无证据提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熊治民提供的证据，被告易景明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只有签字部分为原件，内容部分为复印件，无法确定该文件文字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2、3、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5，三性不认可；证据7-9系原告庭后补交，不确认三性,向易景明的转账款项均是来源于赵明静，阮圣浩是案外人，与原告、被告无关，且易景明从未收到熊治民所谓的转账300万美元。被告粤通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只是初步意向，不能证明发生了借款事实；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3-6真实性无法确定，银行流水记载信息不全面，也无法确定银行流水的收款方与相关工程是否有关；证据7-9不确认真实性、关联性，即使真实也是熊治民代表赵明静支付的，其中阮圣浩的款项即使真实也是代赵明静支出，美元部分没有合法的形式要件，看不出熊治民向何人支付，即使向易景明支付也是代表赵明静支付。对被告易景明提供的证据，原告熊治民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5-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原告并非协议的签订方；证据3-4、7、10，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证据8-9均为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证人欧某的证言，熊治民认为，粤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赵明静，而欧某曾经是赵明静和粤通公司的代理人，与粤通公司存在明显的利益关系，故欧某的证言在本案中有明显倾向，没有公信力，不应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被告粤通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5-7，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证据3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部分内容关联性不确认；证据8，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与本案无关；证据9，无法核对该书证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与本案无关；证据10，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完整性，与本案无关；对于证人欧某的证言，被告粤通公司认为，证人证言有绝大部分为主观推断，对于主观推断的部分不予认可，特别是证人陈述赵明静清楚刘付国清诉讼的证言不予认可。综合讼争各方在证据交换和开庭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对方当事人不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以及证据的关联性及能否支持各方主张方面，将结合本案事实认定及有关争议问题加以阐述。经审理查明：被告易景明提供的显示签署日期为2014年9月18日的《拉萨市宏御商业广场项目入股股权调整框架协议》（下简称《框架协议》）载明，经易景明、刘付国清、陈柱尧、莫荣枝四人协商，一致同意陈柱尧、莫荣枝入股粤通公司的宏御商业广场项目，共同制订框架协议条款如下：该协议涵盖地下室和地面以上十层，建筑面积约47000平方米，项目作价总值13000万元，开发税金另计，十一楼加层另计；陈柱尧、莫荣枝入股10%；股权调整后，各股东的股权份额分别为：易景明45%、刘付国清45%、陈柱尧5%、莫荣枝5%；土地暂按2000万元整估价，地下室暂按2000万元整估价，地面以上框架工程每层进度估价暂按600万元整估价；至签约时已完成额估算价值为5200万元整，陈柱尧、莫荣枝入股出资按已完成额比例到位，签约之前已付200万元整，本框架协议签订后20日内再付320万元整，以后根据月进度完成额按股份比例出资。原告提供的刘付国清作为甲方、熊治民作为乙方、易景明作为见证人于2015年3月13日订立的《协议书》载明，原甲乙双方共同出资承建施工粤通公司宏御商业广场项目，现因甲方个人原因中途退出，不再继续参与本工程的施工承建工作，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原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和乙方原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整，共同施工承建该工程项目，完工后可收回投资承建的出资及工程收益共计人民币3500万元；二、现因甲方退出，乙方以人民币800万元购买甲方的施工承建的全部工程投资及工程收益，并承担甲方全部工程承建的权利义务，完工后，3500万元投资及收益全部归乙方所有；三、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一个月内支付550万元给甲方指定账户，待工程资金回本后再付人民币250万元。2015年3月15日，易景明作为甲方与乙方熊治民订立《确认书》，载明：甲方确认乙方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承建粤通公司位于宏御商业广场工程项目，双方协议于工程完工后，甲方先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人民币予乙方，资金回收后支付1500万元人民币工程收益予熊治民。该确认书除了落款处“易景明”和“熊治民”的签名和指模为原件外，其他内容为复印件。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庭审中确认，上述《确认书》中确认的款项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是同一笔款项。2015年8月5日，易景明出具《收据》，表示收到赵明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万），利息按每月1.3%（年息按15.6%）计算，每三个月付一次利息，但此款中其他相关收据作废。被告易景明提供的其与赵明静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双方一致确认，粤通公司开发的宏御商业广场项目系由易景明投资开发建设的项目，本工程易景明占有全部权利义务的85%，赵明静为带资兴建本工程之承包人，因工程需要，易景明同意赵明静出资人民币4500万元，占易景明全部股份的30%，易景明确认赵明静工程带资人民币1500万元及易景明向赵明静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计入已到位股金，剩余人民币1000万元股金，于2016年1月底前到位，后续不足资金，视销售状况及工程进度，以借款方式处理。易景明向本院提供了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为易景明、赵明静与熊治民签订《转让协议书》出具的见证书一份。该见证书载明，2017年1月9日，甲方易景明与乙方赵明静、丙方熊治民签署《转让协议书》，约定易景明将其粤通公司及在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项目的全部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投资权利义务按现状全部转让给赵明静，各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转让标的及现状，1.粤通公司由易景明持股100%，注册资本为2010万元…3.乙方赵明静已经实际投资到位4500万元，占股30%；4.莫荣枝、陈柱尧各占股7.5%；5.甲方以宏御广场建设用地出资并承担了部分建设项目费用和全部公关费用，占股35%；6.丙方熊治民占股20%，其中2016年间易景明向赵明静借款500万元用于宏御广场建设，该500万元根据易景明与熊治民之间的协议，由熊治民负责偿还给赵明静，此借款视为熊治民的投资（此借款通过熊治民账号收款并由熊治民负责专款专用于项目工程，其中200万元已由易景明以粤通公司名义出具了借条给赵明静），熊治民直接投资共计人民币610万元；熊治民其他投入为管理宏御广场工程建设的管理酬金500万元；7.开发项目截止本协议签字之日止，欠各施工队工程款、工人工资等共计人民币约2500万，除此之外，粤通公司及宏御广场房地产项目无其他任何债务，如果是存在其他债务则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8.与刘付国清的诉讼正在进行中。二、转让对价。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自愿将粤通公司和其本人在宏御广场项目上的全部投资及投资形成的所有权益按现状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税后价人民币5000万元，乙方同意按此对价受让甲方投资和所占股份权益。2.甲方于2016年12月7日与莫荣枝、陈柱尧签订了《宏御商业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甲方在该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义务按协议约定条件转让给乙方。三、转让流程及付款方式……四、债权债务，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甲方易景明在此以前立具给乙方赵明静、丙方熊治民或由乙方赵明静、丙方熊治民在此以前持有的与易景明有关的债权债务文件全部作废，除本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外，易景明与赵明静、熊治民之间不再有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协议落款处分别有易景明、赵明静、熊治民签名及指模。2018年9月11日，熊治民本人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1月9日前其受赵明静派遣负责管理、监督宏御广场开发的工作，其直接按照赵明静意见开展一切项目工作，赵明静与易景明及熊治民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确定的赵明静已经实际投资的4500万元中有3500万元是由赵明静安排熊治民经办的，分别支付给易景明、刘付国清以及直接支付到宏御广场项目款。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责令原告熊治民向本院提供银行流水信息拟证明其垫资2000万工程款、投资1610万元投资款以及代理赵明静支付350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上述银行流水显示，熊治民在2014年8月-9月向易景明转账308万元，在2015年5月到2016年5月向易景明转账781万元，另在2015年9月6日、10月27日和2016年1月31日共向易景明转账610万元，上述转账中，熊治民称第一笔308万元系支付其在本案主张的垫资款，第二笔781万元是代理赵明静支付的3500万元工程款的一部分，第三笔610万元是《转让协议书》中确认的其对涉案工程的直接投资款。此外，熊治民主张其尚有如下付款：1.2015年4月30日向刘付国清支付500万元，以及指示熊怡民向刘付国清转账250万元，原告为此提供署名为刘付国清的收据复印件一份，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载明收到熊治民550万元粤通公司宏御广场项目购买股权金；原告提供的付款记录则显示，熊怡民于2013年9月11日向刘付国清汇款100万元，于2013年12月3日向刘付国清付款150万元；被告易景明、粤通公司不确认上述付款真实性和关联性；2.2014年4月到2015年5月22日期间支付工程款934万元，原告在开庭时表示其中截止2015年3月15日前的付款约861万元系支付的《确认书》项下的垫资款，庭后原告提供补充证据时则表示上述共934万元款项均系其在本案主张的《确认书》中垫资款的一部分，熊治民提供了该部分付款的银行流水，部分流水显示收款人为邓复根、刘小金、范大鹏等个人，部分显示收款人为广告公司、门业公司等公司，部分未显示收款人，原告在相关流水后手写备注“工资”“零用金”“土方工程款”“防火门”等。易景明认为其并未与原告签订相关施工合同或委托付款协议，原告也未提供相关付款结算文件，上述付款用途均是原告手写，并无相关备注为证，该证据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粤通公司认为该证据无法确定与案涉过程有关，即使有关，根据原告的《情况说明》，该款项也是代赵明静支付的项目款，并非原告自己付款。3.2015年5月26日到2016年12月24日期间支付工程款506万元，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表示因工程款具有一定滞后性故该款亦是《确认书》中垫资款的一部分，庭后提交补充证据时则表示该款是《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熊治民收到赵明静支付的借款500万元后支付的工程款，银行流水具体情况与上述934万元工程款的银行流水情况一致。熊治民另提供银行流水证明其接受赵明静的500万元付款的时间为2016年5月13日收到200万元、2016年8月1日收到300万元，对于上述506万支付时间从2015年5月到2016年12月，其中2016年5月13日之前有39笔共300多万元，熊治民称工程款支出存在提前由其垫支的情况，其提供该证据仅为了表明借款用途是支付工程款，并不表示该506万工程款支出是收到借款后才实际支出的。易景明不确认该款项关联性，并表示即使真实也是代表赵明静支出的。4.2016年1月指示阮圣浩支付工程款793万元，熊治民主张该款项系其经办的代赵明静支付的3500万元工程款的一部分，熊治民提供的客户回单显示，阮圣浩在2016年1月15日至19日期间，向邓复根、陈衍昌、谭勇、刘世龙、保洁合作社、何芷萱、粤通公司、易景明账户共支付791万余元，其中，向粤通公司和易景明账户支付290万元。对于熊治民和阮圣浩、赵明静的关系，熊治民称阮圣浩是赵明静公司的员工，熊治民是阮圣浩的领导，该款是由熊治民先转给阮圣浩再由阮圣浩支付工程款，但熊治民向阮圣浩的转账记录无法提供；易景明不确认上述款项为熊治民代理赵明静支出。5.熊治民代赵明静支付美元300万元，但熊治民能够提供凭证的为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支付的148万美元，其提供的凭证均为上海商业银行旺角分行的凭证且未经过公证认证，收款人为HSIUNGCHIH-NIN(MR)，熊治民确认该账号为其所有，HSIUNGCHIH-NIN(MR)为其英文名，易景明不确认该款项为向其支出并称其从未接受过美元汇款。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易景明于2019年9月7日向本院申请追加赵明静为第三人，因赵明静并非原告据以起诉的《确认书》的当事人，故本院并未准许易景明该申请，但为查清本案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赵明静调查了解相关情况，赵明静委托蔡皓程到庭述称，熊治民在本案提供的《确认书》上记载的2000万元的工程款是赵明静通过熊治民投入到宏御广场项目的，是熊治民经办的3500万元的一部分，3500万元并非准确数字，估计有三千七八百万元的样子；熊治民向易景明转账支付的308万元、610万元、781万元均是代赵明静的支出，阮圣浩也是赵明静的员工，和熊治民无关。熊治民对上述笔录质证认为，赵明静并非本案当事人，也不是当事人申请的证人，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赵明静与熊治民有纠纷在法院处理，双方有利害关系，且赵明静是粤通公司的大股东，与粤通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被告易景明称其认可赵明静的上述陈述，熊治民支付给易景明的款项基本上都是先收到赵明静的转款再转给易景明的。被告粤通公司称其基本认可赵明静的陈述。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以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院认为，原告根据其与被告易景明签署的《确认书》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被告易景明对此不予确认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因本案系原告和被告易景明之间的合同关系所引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本案原告熊治民为台湾居民，故本案属涉台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一致同意适用大陆法律处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应适用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原告熊治民根据2015年3月15日的《确认书》主张其与被告易景明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被告易景明对此不予确认，称该《确认书》中的款项系熊治民代表赵明静投入宏御广场项目且该《确认书》已经作废，并提供其与原告、案外人赵明静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为证。因此，本案应对《确认书》是否属于《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已经作废的债权债务文件，以及被告是否需要根据该《确认书》向原告偿还款项进行审理。首先，根据原告熊治民的主张，在宏御广场项目中，其共投入如下三笔款项：一是《确认书》所确认的其垫付的2000万元工程款；二是《转让协议书》所确认的其投资的1110万元，其中500万元原为赵明静出借的款项，另有610万元为熊治民直接投入款项；三是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确认的赵明静投入案涉工程的4500万元中有3500万元系赵明静安排熊治民经办，分别支付给易景明、刘付国清和直接支付项目款，上述款项合计6610万元。而根据被告的主张，被告认为除了《转让协议书》中确认的原告的投入共1110万元，其余投入均系代赵明静投入的3500万元，二者合计4610万元。根据本院责令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原告在2014年到2016年5月期间，直接向易景明账户转账的款项共计1699万元，向案外人支付的各项付款合计约1440万元，即使该款项全部属于原告主张的投入到涉案工程的款项，二者合计亦只有3139万元。其余款项中：1.原告虽然提供“刘付国清”出具的收据复印件称收到“购买股权金”550万元并主张该笔款项为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垫付款2000万元的一部分，但并未提供付款记录，且该收据确认收到的是“购买股权金”，与原告主张的其垫付款和股权投资款是不同款项的主张不一致，更和原告自己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赵明静的4500万元投资中有3500万元是安排原告支付给刘付国清等人的陈述互相矛盾。2.熊怡民在2013年9月和12月向刘付国清支付的250万元，该两笔款项的付款时间远远早于刘付国清和原告签订《协议书》的时间，和《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亦不相符。3.案外人阮圣浩在2016年1月期间向案外人及两被告支付的款项共计791万元，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原告支付给阮圣浩的款项，或者是赵明静安排原告支付的款项。4.原告在香港银行账户取款共计约148万美元，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的去向或该款项与本案有关。因此，原告关于上述4笔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共向宏御广场项目投入其主张的6610万元。其次，熊治民、赵明静、易景明三方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自该协议签字之日起，易景明在此以前立具给赵明静、熊治民或赵明静、熊治民在此以前持有的与易景明有关的债权债务文件全部作废，除该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外，易景明与赵明静、熊治民之间不再有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熊治民认为该《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仅是其对宏御广场股权投资的部分，而《确认书》约定的是其对宏御广场项目垫资的部分，熊治民该主张与《转让协议书》的上述约定明显不符，熊治民认为《转让协议书》中的“与易景明有关的债权债务文件全部作废”“不再有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仅指股权投资关系，并不包含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垫资关系，显然不能成立。同时，根据前述熊治民付款情况，其亦未举证证明其除了《转让协议书》中确认的投资款1110万元和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经办的赵明静的投资3500万元之外，尚有投入属于宏御广场垫资部分的款项。综上，根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熊治民在本案提供的2015年3月15日的《确认书》属于已经作废的文件，熊治民现根据该份《确认书》主张易景明向其支付该《确认书》项下的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治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16800元由原告熊治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易景明、拉萨市粤通贸易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熊治民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思泳李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