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5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7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某2，男，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莉，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继伟，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某，女，196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主送，福建真诚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某3，男，198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审第三人：刘某4，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上诉人刘某1、上诉人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洪某、原审第三人刘某3、刘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1民初6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上诉人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莉、郑继伟，被上诉人洪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主送、原审第三人刘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洪某全部诉讼请求，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案涉惠安县官住村南侧安置的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系刘某1父亲即被继承人刘其南与洪某共有财产，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案诉争的崇武龙西官住南侧安置的Ａ-01至Ａ-05房产，虽然之前基建一幢房产，但是该房产的土地有两宗，一宗登记在刘其南名下，另一宗登记在刘某1弟弟刘某2名下。尽管办理该宗地相关用地手续时刘某2尚未成年，但是刘某2成年后该宗地至今仍在其名下，按照法律规定，该宗地应为刘某2名下的合法财产。基建房屋时刘某2也出资出力。一审简单认定拆迁时全部房产属于刘其南与洪某的共有财产，显然与事实不符。刘某2曾在一份《房屋继承书》上签字，但该《房屋继承书》仅针对的是案涉惠安县官住村南侧安置的Ａ1-01房产即门牌××楼房屋，并不包括案涉惠安县官住村南侧安置的Ａ1-01房产门牌××楼一层商铺部分。一审判决显然对刘某2不公，而且社会影响非常不好。刘某2作为刘其南亲生儿子，在刘其南与洪某再婚后也是接受父亲再婚事实，对洪某尊重有加。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刘某2将会被扫地出门，居无定所。如此一来，日后家庭关系将会变得非常复杂，矛盾将会加剧，给整个和谐社会带来不合拍声音。 针对刘某1的上诉，洪某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刘某1对于原审判决给其份额没有上诉。刘某1替刘某2上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涉案的房产一幢，在拆迁前办有两本土地使用证，一本在刘某1的弟弟刘某2名下，原因在于洪某和刘其南在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围基占地225ｍ²建房，1996年被罚款补办手续，由于受一户一宅120ｍ²的限制，借用儿子刘某2名义办了一本。刘某2于1982年6月8日出生，洪某和丈夫围基占地建房至1996年5月被罚款补办土地审批手续时，年仅13岁。刘某1上诉状称“基建房屋时刘某2也出资出力”与事实不符。因为在原审，双方共认围基建房—平屋一座的时间是1992年间，斯时，刘某2年仅10岁，不可能为基建房屋出资出力，这是常识。“旧村改造”时，旧房被拆迁，获安置店面181.08平方米，这是因洪某和刘其南共建房屋被拆迁获“产权置换”而取得。原审把安置的商铺认定为洪某和刘其南夫妻共有的财产，并无不当。刘某1认为“刘某2在一份《房屋继承书》上签字放弃对刘其南遗产的继承权，针对的是安置的Ａ1-01房产之××房不包括××，××是刘某2的房产”，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层两个门牌号，按各号占二分之一，把××作为刘其南的遗产，××作为洪某的财产，并无不当。符合《婚姻法》一般均等分割的规定。刘某1认为“一审判决显然对刘某2不公，而且社会影响非常不好”，没有事实根据。刘某2念及继母洪某帮助刘其南把其抚养长大成人并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自愿把其继承父亲遗产的份额给继母洪某，这是知恩图报。原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刘某1认为“原审判决是把刘某2扫地出门”，更是没有理由。因为洪某和刘其南还有共建的三层楼房一座，建筑面积310ｍ²，如果刘某2对洪某有孝心，洪某会把继承刘其南遗产的份额给刘某2的。刘某1不必为刘某2操心。 针对刘某1的上诉，刘某2答辩称，同自己的上诉状。 刘某2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洪某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中的门牌××楼一层商铺的一半享有五分之四的继承权及刘某1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中的门牌××楼一层商铺的一半享有五分之一的继承权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诉争的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系刘其南与洪某共有财产，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以及《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涉及的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安置房系由两部分宅地基组成的房屋拆迁获得，其中一半登记在刘某2名下，应归刘某2个人所有。刘某2曾在一份《房屋继承书》上签字，但该《房屋继承书》仅针对的是案涉惠安县官住村南侧安置的Ａ1-01房产即门牌××楼房屋，并不包括案涉惠安县官住村南侧安置的Ａ1-01房产门牌××楼一层商铺部分。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中的门牌××楼一层商铺对应的土地使用权是刘其南早在1996年就已经赠送给刘某2，所以刘其南才会将该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刘某2名下，因此相应土地安置的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中的门牌××楼一层商铺属于刘某2个人所有的财产。2004年11月5日，刘其南代表刘某2就刘其南名下房产及刘某2名下房产的拆迁补偿事宜与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拆迁后获得崇武龙西官住南侧Ａ1-01至Ａ1-501的被拆迁安置房产也是两宗，登记的门牌号分别为“龙西村官住××”及“龙西村官住××”。其中，龙西村官住××平时由洪某及刘某3居住、龙西村官住××由刘某2居住生活，刘某2在公安机关登记的住所地也是在龙西村官住××，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印证龙西村官住××房产为刘某2所有。洪某无任何证据证明刘其南将房产权属登记在刘某2名下是属于借名申请，而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房产拆迁前的房子早在1989年5月及1990年3月就已经违法基建，1996年补办土地使用登记手续时完全可以将产权全部登记在刘其南个人名下，正是因为刘其南已将其中的一半赠与给刘某2，所以才会将其中一半产权登记在刘某2名下。《房屋继承书》载明刘其南遗留的房产仅为惠崇路南侧官住段××建筑，并不包含××。正是因为《房屋继承书》载明刘其南的房产仅为××，洪某以办理房产证需要为由，事先就将《房屋继承书》中的内容填好后提供给刘某2的，就连《房屋继承书》中刘某2的名字都是事先就已经书写好的，刘某2没有签名，指纹是否为刘某2所捺已记不清。上面的内容并不真实，且存在多处错误：首先，××房产的面积并未达到1075.96平方米，但是《房屋继承书》却错误的将××房产的建筑面积写为1075.96平方米；《房屋继承书》记载的××建筑面积是多少刘某2并不清楚，因为不管洪某在《房屋继承书》上写××房产的建筑面积有多少，都仅仅是××房产中的一部分，都不会把××房产变成××的一部分。其次，刘某2并非洪某所生育，但是《房屋继承书》却将刘某2写为洪某与刘其南所生育；再次，《房屋继承书》是洪某单独拿给刘某2签的，其他继承人并未到场，而《房屋继承书》却载明“所有家庭成员均到位签章，情况属实。”最后，从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18行洪某陈述的内容也可以得到印证：“《房产继承书》不是原告提供，是建筑开发商提供的。”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印证《房产继承书》仅是为了办理产权证才签署的，而非刘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现一审判决仅以《房屋继承书》上载明官住××建筑面积1075.96平方米，而Ａ1-01至Ａ1-501的总面积为1023.76平方米，在无任何证据佐证情况下，仅以刘某2签署了仅记载××房产的《房屋继承书》就推定刘某2认可“该宗宅基地虽登记在其名下，但并非其个人所有，”该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及××房产为洪某及刘其南的共同财产前提下，将刘某2列为第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0条：“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继承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不再列为当事人。”的规定，继承纠纷案件，继承人只能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仅依据洪某提供的××房产的《房屋继承书》，在错误认定××及××房产为洪某及刘其南的共同财产的前提下，就认定刘某2明确放弃全部实体权利，错误地将刘某2列为第三人，变相剥夺了刘某2的诉讼权利。 针对刘某2的上诉，洪某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原判。刘某2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刘某2引用《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及《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主张“本案涉及的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安置房系由两部分宅基地组成的房屋拆迁获得，其中一半登记在刘某2名下，应归刘某2个人所有”存在两大错误：“Ａ1-01”安置房至今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刘某2主张依《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规定“其中一半登记在刘某2名下，应归刘某2个人所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Ａ1-01”设有两个门牌号××、390”并排钉在门上。刘某2放弃继承的××”是刘其南的遗产，没有涉及“390”，这是“390”属于洪某应得的个人财产的缘故。没有写入《房屋继承书》，符合情、理、法。如果把××、390”两号都列为刘其南的遗产，那是错误的!因为在1989年至1990年围基建房屋至1992年建成房屋时，除了刘其南和继母洪某外，再也没有什么人“出资出力”共建。刘某2没有提供除刘其南和洪某外还有谁“出资出力”的证据。刘某2于1982年6月8日出生，在刘其南和洪某夫妻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围基占地建房时只有7-8岁，1996年5月被罚款让补办土地使用证时，刘某2只有13岁。为什么会出现把用地一半112.5ｍ²办在13岁的刘某2名下原因在于：刘其南和洪某夫妻围基占地225ｍ²，超过“一户一宅120ｍ²”之规定。刘其南和洪某以两人已有三个儿子（即刘某2、刘某4、刘某3）为由，请求村、镇、县照顾多给宅基地，获准一分为二，一半办在刘其南名下，面积112.5㎡，一半借用儿子刘某2名字，面积是112.5ｍ²，共两本土地使用证。刘某2上诉称是刘其南己将一半房产赠与给其，不符合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是土地不能赠与；二是刘其南和洪某没有人明确表示要赠与刘某2这名当时年仅13岁的儿子，三是土地使用证没让刘某2持有；四是房产并没有转移。拆迁时，是刘其南签的安置补偿合同。将刘某2列为“第三人”的，是洪某起诉时列的，不是原审法院。洪某其所以把刘某2列为“第三人”，原因在于：刘某2书面表示放弃继承刘其南的遗产，让洪某继承；为利于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原审把刘某2列为第三人让其参加诉讼。刘某2主张没有放弃继承，没有在《房屋继承书》捺手印没签名，原审也予以审查。审判长还征求刘某2的意见，是否就签名申请笔迹鉴定，刘某2当庭表示不申请。原审据此认为刘某2对放弃继承的反悔证据不足，不予承认，并无不当。 针对刘某2的上诉，刘某1答辩称，同自己的上诉状。 针对刘某1、刘某2的上诉，刘某3述称：原审判决确认刘某1享有刘其南遗产的继承份额，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 洪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洪某享有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面积181.08平方米）中属于刘其南遗产的五分之四即建筑面积90.54平方米中的72.432平方米的物权；刘某1享有其中五分之一即18.108平方米的物权。 一审认定事实：刘其南系离异，其与洪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刘其南与前妻收养刘某4，生育刘琼花、刘某1、刘某2，刘琼花于1992年农历4月25日去世，洪某与刘其南生育刘某3。刘其南以其名义于1996年5月10日申请坐落于惠安县村官住西山头宅基地一处，面积为112.5平方米，以刘某2的名义申请坐落于惠安县村官住西山头宅基地一处，面积为112.5平方米，其上分别载明1990年3月和1989年5月违法基建用地，罚款处理以后予以登记。1992年间在该两处宅基地上基建平房一座，即讼争拆迁的房屋。2004年11月25日刘其南（乙方）与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双方就该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有一住房，在南侧的改造区域内，面积278.74平方米，框架结构。甲、乙双方在签订正规协议的基础上，经协商，自愿达成下列补充协议，即一、乙方自愿在规定时间内搬迁，拆除该整幢住宅。二、甲方在整体规划许可下，原地建造底层的商铺给乙方作为补偿，而乙方则失去正规协议所规定的所有补偿安置的权利。……四、甲方在建造给乙方的商铺上，加层到五层。乙方要得到该部分的房产，需支付给甲方（二至五层）的实际工料款……。刘其南于2005年1月1日去世，2005年1月4日火化。刘其南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洪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2007年3月15日，洪某支付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00000元，该公司将底层商铺即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交付，2012年5月17日洪某又支付100000元给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将Ａ1-201和Ａ1-301房产交付，2019年7月11日洪某再次支付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300000元，该公司将Ａ1-401和Ａ1-501房产交付。2019年7月18日，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刘其南原房屋拆迁安置的说明》一份，其上主要载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至Ａ1-501的面积分别为：Ａ1-01为181.08平方米，Ａ1-201为273.33平方米，Ａ1-301为273.33平方米，Ａ1-401为148.01平方米，Ａ1-501为148.01平方米，面积合计1023.76平方米，改造后已经安置;由于刘其南家庭成员意见不一致，致该公司至今无法履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协助办理国家允许的产权证；经结算，二至五层实际工料款为522579元，该公司决定按500000元收取，洪某于2007年3月15日、2012年5月17日、2019年7月11日分三次全部交清。刘某2和刘某3于2012年5月20日出具《房屋继承书》一份，其上主要载明崇武镇龙西村村民刘其南有址在惠崇路南侧官住段××建筑面积1075.96平方米，产权人已经过世，现经与全部继承人共同磋商，一致同意此房产由妻子洪某继承，永久己业，龙西村委会加盖公章，载明情况属实。2019年4月26日，刘某4出具《声明》一份，表示自愿放弃刘其南位于惠崇路南侧官住段南侧××建筑面积1075.96平方米的继承权，由洪某全权处理。刘某3提交书面民事答辩状并当庭表示其继承刘其南的份额由洪某享有，刘某4提交书面答辩状表示其继承刘其南的份额由洪某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1及刘某2均以涉讼的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安置房产系由两部分宅基地组成的房屋拆迁获得，其中一半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一半登记在刘某2名下，故该安置房产的一半系刘某2所有。对此，根据刘某2提供的登记在其名下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和《地籍调查表》中主要载明，权属性质集建，家庭人口5人，1989年5月违法基建用地，罚款处理以后予以登记住宅用地，结合我国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实际情况，宅基地登记在家庭成员名下，并不必然就是该登记者个人所有，且第三人刘某2出生于1982年6月8日，该宗宅基地系1989年5月违法基建用地，期间其尚年幼，在双方共认的建房时间即1992年间也才10岁，尚未成年，不可能参与建房，况且两宗宅基地所建的房屋系一整幢框架平房，又2004年11月25日刘其南与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系刘其南个人与该公司签订的，并系关于该幢房屋的整体补偿安置协议，而且刘某2于2012年5月20日出具《房屋继承书》明确表示放弃建筑面积1075.96平方米的继承权，而Ａ1-01、Ａ1-201、Ａ1-301、Ａ1-401、Ａ1-501的总面积为1023.76平方米，若刘某2拥有其主张的拆迁安置房产的一半产权就不会出具该《房屋继承书》，这一事实能够进一步印证其也认可该宗宅基地虽登记在其名下，但并非其个人所有，故洪某主张该宗宅基地系刘其南借用刘某2名义登记，理由根据充分，应予认定。刘某2主张其对涉讼的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安置房产拥有一半的物权，依据不足，不予采纳。鉴于该被拆迁的位于惠安县建造框架结构房屋一座系洪某与刘其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1989年5月间违法基建用地及1992年间建造，系洪某与刘其南的夫妻共同财产，鉴于刘其南于2005年1月1日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和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故洪某对因该房屋拆迁安置获得的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拥有一半的物权，另一半物权系刘其南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刘其南的继承人为洪某、刘某1与刘某2、刘某3、刘某4，故洪某、刘某1与刘某2、刘某3、刘某4分别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的一半各享有五分之一继承权。鉴于刘某2于2012年5月20日出具《房屋继承书》一份，明确表示将涉讼房产由洪某继承，因其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作出的民事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且该《房屋继承书》上加盖惠安县村民委员会公章，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刘某2诉讼中虽予以翻悔，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的理由根据不足，不予支持，对其翻悔不予承认。故刘某2继承刘其南的遗产份额依其出具的《房屋继承书》，应由洪某继承。刘某2主张该《房屋继承书》放弃的房产是官住南侧××并不包含××，虽然该《房屋继承书》上只载明××，但其明确放弃建筑面积1075.96平方米，而Ａ1-01、Ａ1-201、Ａ1-301、Ａ1-401、Ａ1-501的总面积为1023.76平方米，且刘其南仅有本案涉及的该房产并系作为一个整体拆迁安置，故刘某2的这一主张，理由根据不足，不予采纳。刘某3、刘某4均明确表示其继承刘其南的遗产份额由洪某享有。故洪某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的一半享有五分之四的继承权；刘某1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的一半享有五分之一的继承权。至于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201、Ａ1-301、Ａ1-401、Ａ1-501房产是否属于刘其南的遗产，洪某未予主张，刘某1没有提出反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法院不予审查确认。刘某1及刘某2的辩称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刘某4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洪某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面积181.08平方米）的一半享有五分之四的继承权；刘某1对刘其南的遗产即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即门牌××、××楼一层商铺，面积181.08平方米）的一半享有五分之一的继承权。案件受理费17023元，由洪某负担13619元（多预交的3404元予以退回）；刘某1负担3404元，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交。 二审期间，刘某1、刘某2与洪某、刘某3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一审法院将刘某2列为第三人，是否存在程序违法；诉争房产是否属于洪某与刘其南的共有财产；刘某2是否放弃对诉争房产的继承。 本院认为，本案系被继承人刘其南的继承人洪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之间因继承刘其南房产引起的纠纷。洪某在起诉时将刘某1列为被告，将刘某2等人列为第三人，因此，被继承人刘其南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均已经作为诉讼主体参加了诉讼。刘某2上诉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规定：“继承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不再列为当事人。”但前述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有的继承人在诉讼发生时没有参加诉讼，与本案情形不同，故本案不适用前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存在审理程序违法。本案诉争的位于惠安县官住南侧Ａ1-01房产，来源于2004年11月25日惠安县联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刘其南签订《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载明：“乙方（刘其南有一住房，在南侧的改造区域内，面积278.74㎡，框架结构。”“甲方在整体规划许可下，原地建造底层的商铺给乙方作为补偿…”即Ａ1-01房产源于刘其南住宅的拆迁安置。该住宅系刘其南与洪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当时刘某2仅10周岁，不可能出资参与建设，故可以认定该建筑物是刘其南与洪某出资所建。虽然住宅上的土地使用权分别登记在刘其南与刘某2名下，但该住宅包括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因拆迁安置已转化为Ａ1-01房产及第二至五层（即Ａ-201、Ａ-301、Ａ-401、Ａ-501）。2012年5月20日的《房屋继承书》载明：“崇武镇龙西村村民刘其南有址在惠崇路南侧官住段××＃建筑面积1075.96㎡产权人已过世，现经与全部继承人共同磋商，一致同意此房产由妻子洪某继承，永久己业。”刘某2在放弃人“刘某2”处捺手印，且惠安县村民委员会在该《房屋继承书》上签署“情况属实”，故应当认定该《房屋继承书》是刘某2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刘某2已将拆迁安置权益给予洪某行使。结合前述《补充协议书》，可以认定该《房屋继承书》记载的“崇武镇龙西村村民刘其南有址在惠崇路南侧官住段××＃建筑面积1075.96㎡”指的是《补充协议书》拆迁后安置的Ａ1-01及第二至五层房产。另一继承人刘某3同样在《房屋继承书》上放弃人处签字、捺印。另一继承人刘某4亦在事后作出放弃的书面意思表示。由于另一继承人刘某1未作出放弃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判决Ａ1-01的一半的五分之四由洪某继承和Ａ1-01的一半的五分之一由刘某1继承，并无不当。综上，刘某1与刘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7023元，由刘某1、刘某2各负担851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海清 审判员  陈志杰 审判员  郑昭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赖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