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52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女，汉族，1992年10月20日出生，住海南省文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日录，北京市大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住所地海口市白龙南路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60000742550933K。法定代表人：赵微，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峰，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智，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丽婷，女，汉族，1985年11月1日出生，住海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堉丰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国贸玉沙路1号百金城5号楼1302室。注册号：460100000149750法定代表人：孙丽婷，负责人。原审被告：黄聪，女，汉族，1987年4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原审被告：周芳君，女，汉族，1988年1月25日出生，住海南省琼海市。原审被告：李心宽，男，汉族，1985年3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沛县。上诉人韩某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以下简称省人力资源局）、孙丽婷、三亚堉丰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堉丰公司）及原审被告黄聪、周芳君、李心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2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上诉请求：依法改判由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全部承担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韩某不承担该案件的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首先，该案件程序错误。韩某今年五月份收到法院的传票，定于2018年5月9上午八点半开庭，为此，韩某的代理人5月8号从北京坐飞机赶到海口，后来一审法院打来电话说有个别原审被告没有通知到，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后来韩某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开庭传票和通知。直到2018年11月2日韩某的代理人打电话到一审法院获知，该案件已经开完庭，可是韩某的代理人问询了该院承办案件的周大虎书记员，周书记员说该案件已经8月9日送传票给韩某，案件已经于8月13日开完庭。韩某的代理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马打电话核实韩某，韩某从来没有接到过法院的开庭通知，也没有人签收过传票，与韩某同住的成年亲属也没有接到过法院的任何传票，所以也就无从知晓开庭的时间。韩某认为贵院的案件审理程序错误，在没有确定传票送达，也没有公告送达的情况下草率缺席审理不合法，其已经剥夺了韩某申辩的权利，无法查实事实的真相，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对于韩某递交的代理手续以及代理词一审法院也只字不提，因此韩某认为一审审理程序错误，应予纠正。其次，韩某的代理人接受该案件的代理工作后，经过询问韩某，仔细的审查了省人力资源局提交的证据，发现该案件有如下几个事实需要二审审理时引起注意:1，除了2010年6月3《海南省小额担保借款合同》是韩某签字之外，其它所有的借款文件都不是韩某签署，是别人代替韩某签署的，是别有用心的孙丽婷为了骗取银行的贷款，利用当时还是未成年人的韩某的名义贷款而冒名签署的文件;2，该贷款的所有操作都是由孙丽婷和一位姓杜的男子操作的（有两份录音为证），是当时候孙丽婷和杜姓男子钻政策空子，利用韩某年幼无知的特点哄骗韩某为其贷款谋财的卑鄙行为，所有的款项都没有经过韩某的手，银行贷款打到以韩某名义开立的银行卡上时，钱和卡都交由孙丽婷和杜姓男子取出挥霍，与韩某无关;3，提请法庭注意，韩某是1992年10月20日出生，签订借款合同的日期是2010年6月3，也就是说，签订借款合同时韩某还是未成年人，对于跟银行贷款十万元如此巨大的贷款额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可是我们审查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没有看到韩某的法定代理人同意的书面意见，韩某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这一切都是孙丽婷与杜姓男子所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全部由行为人承担;4，该案件韩某认为行为人孙丽婷和杜姓男子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应该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省人力资源局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按照刑事案件处理，而不应该起诉民事处理。综合以上两点意见，韩某认为一审草率处理行为欠妥，望二审法院本着尊重事实，注重证据的原则谨慎处理本案，依法改判，由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省人力资源局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经省人力资源局向一审法院了解，一审法院已在一审开庭三日以前依法向韩某送达开庭传票，并有当事人签收传票的送达回证。因此，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韩某诉称的没有依法送达开庭传票的所谓“程序错误”。二、农信社与韩某的借款合同合法成立，韩某逾期不还借款并由省人力资源局代偿，韩某应当向省人力资源局偿还代偿款项的本息。2010年6月3日，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农信社”）作为贷款人、省人力资源局作为保证人、韩某和黄聪作为借款人签订《海南省小额担保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韩某、黄聪向农信社借款10万元，借款存入韩某账户，省人力资源局为该借款提供保证担保。2010年6月3日，农信社依约发放贷款，将10万元贷款存入韩某账户。以上事实，有省人力资源局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据》等书证为证，韩某上诉状中对上述签署借款合同、农信社发放贷款至其自身账户等事实亦予以确认。既然韩某已签署借款合同，贷款又已发放至韩某账户，韩某已经取得贷款，当然应当依约偿还借款。然而，借款期限届满后，韩某未按期归还贷款，经催收仍未偿还。2012年8月30日，农信社从省人力资源局担保基金专户扣划10万元，用于代偿韩某借款。省人力资源局履行担保责任后，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借款合同、反担保合同约定，均有权向韩某追偿，韩某依法应偿还省人力资源局代偿的款项并支付利息。韩某主张除《借款合同》外，其他文件非其所签，但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佐证，亦未申请笔迹鉴定，其主张不成立。退一万步讲，只要韩某签署了借款合同，农信社依约向其发放贷款，无论其他文件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借款关系均已合法成立，韩某均负有还款责任，在省人力资源局代韩某还款后，韩某当然应向省人力资源局偿还代偿的款项、支付利息。韩某又称，贷款发放至韩某账户后，由孙丽婷与杜姓男子取出挥霍，与韩某无关，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该主张错误！韩某签订借款合同后，农信社是将借款支付至韩某名下的账户，韩某已经实际取得该笔借款，若将该笔借款转交他人使用，本身就是一种取得款项后对款项的使用、处置。并且，若韩某将款项转交给他人使用，还违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由此产生的风险和责任当然应当由其自身承担。因此，无论韩某取得借款后是否将借款是否转交给孙立婷、杜某使用，都不影响韩某应承担偿还本案债务的责任。三、韩某签署的借款合同有效。韩某诉称其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属于未成年人，其所签合同未经法定代理人书面同意，故合同无效。其主张错误。依据《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韩某在申请贷款时已超过17岁，根据韩某2010年3月27日签订的《股份分配协议》及韩某所提交的“电话录音”、“通话录音”，韩某申请贷款时已经与他人合作创业，在服装公司任职，还投资入股，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上述规定，韩某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四、韩某主张孙丽婷、杜某涉嫌犯罪没有相应证据，并且其二人是否涉嫌犯罪不影响本案审判。韩某提供的所谓录音不能证明是谁的谈话录音、不能证明是否有剪辑、是否变造、是否完整，更不能证明其录音的谈话内容符合事实，该录音资料不能为证。退一万步讲，该录音能够为证，充其量也只能证明韩某签订合同、取得借款后将借款转交给孙丽婷、杜某使用，不能证明孙、杜二人涉嫌犯罪。再退一步，即便孙丽婷、杜某涉嫌犯罪，也不会改变韩某与农信社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成立、韩某没有偿还借款的事实，不会改变韩某在该合同关系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影响本案的审判。故，韩某称本案应按刑事案件、而不应按民事案件起诉处理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韩某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人力资源局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韩某、黄聪偿还省人力资源局97980元，并就该偿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韩某、黄聪按月利率7‰向省人力资源局支付本金97980元自2012年8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7年8月30日为41151.6元），并就该支付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周芳君、李心宽、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对以上诉讼请求中的韩某、黄聪偿还款项及支付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韩某、黄聪、周芳君、李心宽、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承担。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黄聪、周芳君、李心宽均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省人力资源局于2007年3月28与农信社签订《小额担保贷款合作协议》，约定省人力资源局为下岗失业人员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提供担保，农信社向下岗失业人员发放小额贷款，扶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提高效率，双方不再对每次贷款签订担保协议，以本协议为担保主体协议，省人力资源局每次出具《小额贷款担保通知书》后，以农信社签署《小额担保贷款合同》为准，即视为该次贷款担保成立；贷款逾期3选个月，借款人仍未还款的，省人力资源局回复《担保赔付通知》作出代偿承诺后，农信社有权从省人力资源局担保基金账户上扣划相应资金代偿到期债务。2010年5月，韩某、黄聪共同向省人力资源局提交《海南省省本级就业贷款担保申请表》，申请省人力资源局为其提供小额贷款担保，用于经营服装生产销售项目，贷款金额为10万元。周芳君、李心宽、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向省人力资源局出具《反担保人授权承诺书》，承诺为韩某、黄聪提供反担保，并承诺：“若借款人未按《小额担保借款合同》规定还本付息，本人愿意代为偿还”。2010年5月31日，省人力资源局作为借款担保人，韩某、黄聪作为借款人，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作为借款反担保人，三方还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省人力资源局为韩某、黄聪向经办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向省人力资源局提供反担保。根据以上反担保人承诺书及反担保合同，反担保范围包括该项贷款本金、利息、罚息以及扣划工资所产生的应由借款人承担的银行费用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并放弃作为反担保的保证人的任何抗辩权；反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人与经办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之日起，至还清该项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扣划工资所产生的应由借款人承担的银行费用止；若经办行按规定从省人力资源局的担保基金账户扣收担保基金代偿韩某、黄聪债务后，省人力资源局有权向借款人、反担保人双方（即韩某、黄聪、周芳君、李心宽、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追偿。2010年5月20日，省人力资源局向农信社发出《就业贷款担保通知书》，同意为韩某、黄聪小额贷款提供担保，请该社给予办理贷款手续。2010年6月3日，农信社与韩某、黄聪签订《海南省小额担保借款合同》（小保借字[2010]第003号），约定：农信社向韩某、黄聪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1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6月3日至2012年6月3日，到期一次性归还贷款本金；省人力资源局为韩某、黄聪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本合同发生纠纷由贷款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010年6月3日，农信社依约发放贷款，将10万元贷款存入韩某账户。2012年6月3日借款期限满后，韩某、黄聪二人未按期归还贷款，经催收仍未偿还。2012年7月5日，省人力资源局向农信社发出《担保赔付通知书》，同意从省人力资源局担保基金账户上扣划相应资金代偿韩某、黄聪二人借款。2012年8月30日，农信社从省人力资源局担保基金专户扣划10万元，用于偿还韩某、黄聪二人借款。省人力资源局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多次催告韩某、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黄聪、周芳君、李心宽偿还款项。然而，韩某、黄聪在省人力资源局代偿款项后至2017年9月期间，仅分两笔合计向省人力资源局偿还2020元，其余97980元款项至今仍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一系列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法律予以保护。农信社已依约向韩某、黄聪发放了贷款10万元，贷款期限届满，韩某、黄聪未偿还借款，致使农信社追究省人力资源局的担保责任，从省人力资源局账上扣划了10万元。省人力资源局在履行担保责任后，向韩某、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黄聪、周芳君、李心宽追偿。韩某、黄聪只于2017年9月间偿还了2020元，尚余97980元本金及利息未偿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省人力资源局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韩某、黄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清偿省人力资源局9798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自2012年8月30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月利率7‰计算）；二、周芳君、李心宽、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83元，由韩某、孙丽婷、三亚堉丰公司、黄聪、周芳君、李心宽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一审中，韩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通话录音及整理的文字资料，该两份通话录音分别是韩某和孙丽婷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韩某的丈夫吴刚和孙丽婷之间的通话录音，由于韩某在一审中未到庭，一审法院未予组织质证。二审中，韩某主张该两份通话录音证明涉案的贷款并非韩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韩某当时在孙丽婷和案外人杜某所开立的海口百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齐公司）实习，年龄未满18周岁，没有经济收入，上学费用和生活费用由其父母支付，韩某对该笔贷款的事实和用途均不清楚，两份通话录音中孙丽婷均表示如果省人力资源局起诉就把事情全部推到孙丽婷身上，说明这笔贷款实际由孙丽婷和杜某掌控。经质证，省人力资源局认为该两份通话录音及文字资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并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韩某未能提交证据原件，省人力资源局无法确认该通话录音是否经过剪辑、拼接，且从整理的文字资料内容看，这是韩某在接到法院传票后于孙丽婷商量怎样转嫁债务或责任，该谈话内容不能够证实客观事实，也恰恰证明了韩某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二审中，申请了证人邢福桓和宋桃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是百齐公司的员工，拟证明韩某只是在百齐公司实习，涉案贷款是百齐公司利用韩某的身份办理的，并由百齐公司使用。经质证，省人力资源局对两份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两位证人均陈述未亲眼目睹韩某办理贷款的过程，其关于对贷款使用方式的证言都是自己推测或者听说而来，没有真实性和关联性，尤其是证人宋桃于2011年才进入百齐公司工作，而韩某于2010年就办理了涉案贷款业务并签订贷款合同，宋桃无从了解贷款过程。两份证人证言均不能采信。本院认证如下，韩某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及整理的文字资料，均系韩某在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应诉材料后与孙丽婷商量如何承担责任的内容，不能证明韩某办理贷款的真实情况。对两位证人证言，宋桃是在韩某办理涉案贷款业务后才入职百齐公司工作，其在韩某签订涉案贷款合同时并不认识韩某；邢福桓的证言中也表示其对韩某申请贷款的细节并不清楚，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韩某确认文昌市锦山镇排港村委会排港中村是其原来的家庭住址，韩某与其父母同住。2018年3月7日，一审法院向韩某的上述地址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材料，韩某确认其已收到。该次传票中一审法院通知当事人于2018年5月9日开庭审理，但一审法院因故并未于该日开庭审理本案。2018年8月4日一审法院再次向韩某的上述地址邮寄送达开庭传票通知韩某于2018年8月13日应到庭参加诉讼，该法院专递邮件被退回，理由是“本人外出，家人拒收”。因韩某未按一审法院传唤的时间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进行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是否合法；2.韩某是否应对省人力资源局主张的97980元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一、关于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问题，韩某主张其在2018年8月13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并未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一审法院也未进行公告送达即缺席审理，剥夺了韩某申辩的权利，属于审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7日向韩某的家庭住址文昌市××排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韩某予以签收，可见该地址是韩某接收法律文书的有效地址。2018年8月4日一审法院再次向韩某的该地址邮寄送达法律文书时，韩某未予签收，也未指定其家人签收，韩某的该行为构成规避送达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七、八条的规定，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一审法院据此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并无不当。二、关于韩某是否应对省人力资源局主张的97980元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韩某、黄聪与农信社签订《海南省小额担保借款合同》，约定韩某、黄聪向农信社借款10万元，省人力资源局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之后，农信社依约向韩某发放10万元贷款并将该款存入韩某的银行账户。韩某、黄聪二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按期归还贷款，省人力资源局代韩某、黄聪二人向农信社承担了还款责任后，有权向韩某、黄聪进行追偿。韩某、黄聪在2017年9月间偿还了2020元，尚余97980元本金及利息未偿还，一审法院判令韩某、黄聪向省人力资源局连带清偿9798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关于韩某上诉主张其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尚未年满18周岁，系被他人利用后借其名义冒名签署贷款文件的问题，本院认为，韩某在办理申请贷款过程中，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学校的毕业证明、毕业证书以及其与百齐公司签订的《股份分配协议》等一系列资料，并签署相应的申请书、借款合同等，韩某并无证据证明上述资料并非其本人提供，也无证据证明上述资料中的签名系被他人冒签。尤其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账户是韩某本人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是由韩某本人到银行亲自办理开户手续，韩某收到银行发放的贷款后如何处分该笔款项是其本人的意思表示。关于韩某未年满18周岁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韩某申请的贷款是由国家的专项资金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的小额贷款，韩某申请贷款用于与百齐公司合作经营，并参与股权分配，其签订《海南省小额担保借款合同》时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韩某主张借款合同未经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应为无效合同的上诉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韩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3元，由韩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桂华审 判 员 韩 芬审 判 员 周 玲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晨曲书 记 员 叶苗芳速 录 员 黄晓霞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七、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八、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的，可以同时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3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4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风险提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权利人在诉前或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在查封或冻结的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申请继续查封或冻结，以避免保全财产自行解封或解冻，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