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2895号原告:何顺山,男,生于1956年1月6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云南省大关县。被告:何世军,男,生于1982年3月5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云南省大关县。原告:何仕先,女,生于1984年7月14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云南省大关县。原告：何世春，男，生于1989年9月1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云南省大关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正光，男，生于1969年5月7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与四原告系亲戚关系。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彝良县中医医院。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榨房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431673506R。法定代表人：郑世辉，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云南联宇（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何顺山、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诉被告彝良县中医医院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仕先、何世春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正光、被告彝良县中医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顺山、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向本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四原告386689.25元（死亡赔偿金669760.00元、丧葬费52038.50元、彝良县龙头山殡仪馆所支付费用158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773378.5元。在本次事故中被告应承担50％的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何顺山之妻付某（系原告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之母）于2019年8月16日因头昏、头痛前往彝良中医院入院治疗，入院中医诊断头痛病；西医诊断为：神经性头痛、脑梗死后遗症、颈椎病、双膝关节炎、慢性胃炎。经诊断后于当日就住院治疗，护理级别为二级护理。2019年8月21日05:30分患者家属发现患者不在病房。家属将情况告知值班护士，医护人员和家属在医院内进行寻找均未发现患者。值班护士上报了护士长和联系了保卫科查看了监控资料，监控显示患者于2019年8月21日03:21分离开住院部大楼，从医疗废弃物处置处走去，于2019年8月21日03:23分患者身影消失。2019年8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有市民发现怡良半岛旁边河沟头（情人桥上面约50米处）有一具死尸，经患者家属确认，死者已被确认是彝良县中医院住院患者付某。根据监控视频资料显示，当天的温度是22到35度的气候情况，病房内又无空调与风扇的情况推断，患者可能是因事发当天天气炎热，到外面的花台边乘凉不慎跌入河中致死，并且被河水冲走数百米远的距离。事发后对彝良县中医院事发处的花台高度进行测量，花台高度不足45厘米，不足以起到安全防范的作用。根据卫生部关于印发《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的通知要求，二级护理必须是：两小时巡视患者一次，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根据患者病情，测量生命体征；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给药措施；根据患者病情，正确实施护理措施和安全措施；提供护理相关的健康指导。但院方并未按照护理要求进行护理，以致患者处于无人护理的状态。综上，一、院方首先没有为病人提供舒适的病房，导致病人到病房外乘凉；二、院方在医疗过程中未按照相关护理的要求进行护理，按时巡视患者，任其患者四处游荡；三、院方的建筑设施安全防范措施高度不到位。四、院方有二十四小时上岗的保安人员，病人到了危险地带，没有及时提醒病人。五、此处没有提示有危险的标语。以上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院方依法应当赔偿由此给患者造成的损失。为此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求。被告彝良县中医医院辩称，被告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赔偿金额的计算过高，殡仪馆的费用已经在丧葬费中，属于重复计算，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死者付某的个人行为造成的，与被告无关。原告何顺山、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彝良县中医院住院病历原件18页，证明付某在被告方住院的事实，以及在医院场所内发生事故的事实。2、照片打印件五张，证明付某跌落水中的位置，该位置没有安全提示标语，且围栏只有40公分，达不到安全保障的标准。以及安保人员没有对死者进行安全提示。3、2019年8月20日、21日的天气预报打印件2页，证明事发两天彝良的天气情况。4、彝良县龙头山殡仪馆所开的增值税发票原件一张，证明付某死亡以后，由殡仪馆的车辆将遗体运送到大关县的运输费用为1580.00元。5、大关县天星镇双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张、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死者是非农业人口。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从病历记载来看，付某是农村户口，根据病历记载，付某有脑梗死后遗症。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死者死亡的具体位置。且照片中花坛的真实长度并不是如原告所说只有40公分，实际上有1.6米的长度；对证据3中有提示“该数据仅供参考”，事件发生在凌晨，温度是最低的时候，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是矛盾的。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费用已经包含在丧葬费中，属于重复计算。对证据5“三性”不予认可，出具单位应该是派出所，并不是村委会，出具证明的证明单位应当有经手人签字，而该证明没有，该证明的形式不符合证明作为证据的格式要件。所以“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户口本复印件“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中证明死者属于农村户口不是城镇户口，相关金额计算标准应当以农村户口进行计算。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从彝良县公安局角奎派出所调取了下列证据：6.询问何顺山笔录一份，主要内容：我到派出所来反映我妻子死在河里面的情况。我妻子是付某，今年58岁，我家是大关的，我妻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我于2019年8月16日陪她来彝良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住在彝良县中医院5楼5床的，因为病房里面很热，也没有空床，所以昨晚23点过，我就去到医院大厅里面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等我醒来的时候是今天（2019年8月21日）凌晨一点过，我醒了后就回我妻子住的病房，我妻子都在5床上睡起的，他还叫我和她在病床上趟一下，我说热的很，所以我又回医院大厅的椅子上睡，等我三点过醒来回我妻子的病房，我妻子就不在病房里面。我以为她上厕所去了，就去卫生间找，没有找到，后来我去中医院的门卫室找保安调监控，我继续在医院附近找，后来保安来医院后面找到我，叫我不要找了，说我妻子从停放摩托车坝子的台子上跳下去了，保安告诉我说我妻子是3点20左右爬上中医院停放摩托车的坝子的台子的，爬上台子后就不再监控范围了。我赶紧在停放摩托车的台子附近找，后来医生告诉我说听人些讲在铁板桥有一个尸体，我就赶往铁板桥了。我到了铁板桥看到已经有好些人在铁板桥了，我妻子的尸体当时是扑在水里面的，但是从她穿的衣服我能肯定就是我妻子。后来公安民警些来了把我妻子从水里面拉到水沟边，我和我女儿及儿媳妇都确认了是我妻子。后来我就来角奎派出所向你们反映情况了。我妻子到彝良中医院住院是因为我妻子说她心里面一下子会火辣辣的，手这些会发抖，所以我们才来医院住院的，到了彝良县中医院后医生说我妻子有点脑梗塞，没有其他什么病。我妻子平时还会头昏、头痛，眼睛看不到亮，除此之外就是医生说有点脑梗塞。出现这些情况有一个多月了。我妻子是从中医院停放摩托车的坝子的台子上跳在河沟里面被水淹死的，这个死因我没有什么异议。我不要求法医对我妻子的尸体进行解剖。我马上联系车将我妻子的尸体运回家，让她入土为安。我妻子昨天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我与我妻子结婚将近40年了，我们夫妻感情一直都很好的，我们从来没吵过一句嘴，更没有打过架。我们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子女些都结婚生子的了。7.询问兰得宣笔录一份，主要内容：我是来向你们说明我母亲付某死亡的事情。我母亲付某因为头晕眼睛看不了亮，在2019年8月16日从大关县天星镇送到彝良县中医院治疗。住在中医院502室。兄弟媳妇刘艳华到中医院照顾付某。白天都是由我公公何顺山照顾。付某8月21日清晨3点，从中医院停车那里跳进河里。是我们今天7点过从中医院的监控上看到的。当时她不在中医院了，我们就到处找，我兄弟媳妇打110报案后，就在彝良县城的一条河内发现了付某的尸体。随后彝良县公安局的同志对尸体进行拍照后将尸体从水里拉了上来，并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检查尸体时我也在场的。我对付某的死亡原因没有意见。不需要对付某的尸体进行检验和解剖。平时付某的情绪是很平稳的，就是记忆能力不好平时付某和何顺山都是在何世春家住的，是何世春和刘艳照顾他们，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都是出钱给她治疗。这两天她就是要闹着回去，跳河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是我看了中医院的监控视频后，没有人害她，是她自己跳河而亡的，因此，对她的死因我没有意见。8.彝良县中医院的护理巡视记录单复印件一份。经质证，四原告对何顺山和兰得宣的询问笔录中说到付某是自己跳下去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监控，是中医院的保安给何顺山和兰得宣的说的付某是自己跳下去的，所以他们就按照保安的说法向公安机关做了陈述。事实是付某在花坛处乘凉不慎跌入河中死亡的。被告认为该证据是公安机关向受害者家属进行的询问，家属陈述是真实的，所以对“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能证明付某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系国家税务发票，能证明付某死亡后由殡仪馆的车辆将遗体运送到大关县的运输费用为158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中“大关县天星镇双河村民委员会证明”能证明付某的家庭成员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户口本复印件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原告的待证目的；证据2、6、7、8相互印证，能证明付某系死亡原因及事发地点等，家属不要求对付某尸体进行解剖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本院确定本案事实如下：死者付某系原告何顺山之妻、原告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之母，2019年8月16日付某因头痛、头晕、手发抖等病在彝良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中医诊断为：头痛病，西医诊断为：神经性头痛、脑梗死后遗症、颈椎病、双膝关节病、慢性胃炎。2019年8月21日凌晨何顺山发现付某不在病房内便四处寻找，经彝良县中医医院保安调监控察看，发现付某从住院大楼出来后往医院停放摩托车的方向走去。当天上午10时左右，有市民发现彝良县“怡良半岛”小区旁边河里有一具死尸，经何顺山、及其儿媳兰得宣等进行辨认，确认死者正是付某。经彝良县公安局角奎派出所现场勘验并对何顺山、兰得宣等进行询问，二人均称付某系跳河自杀，对死因无异议，不要求对付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本院认为,本案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四原告向本院起诉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该条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案证据中证人的陈述，死者付某于事发当日凌晨3时许去往被告停放摩托车处的花台，付某的丈夫及儿媳都认可其为跳河自杀。付某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决定和判断自己的行为及行为的后果,事发前付某曾向其家人表示不想住院的想法,因此付某的死亡结果系其自身行为所致。对于付某跳河的行为,被告无法预料和控制,案发花台高度不足、事发当日气温、医院护理义务尽到否并非是原告跳河自杀的原因,付某跳河后,被告积极配合其家人寻找,采取了必要的帮助措施。所以，应当认定不存在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付某死亡的事实,被告对付某的死亡不具有过错。因此,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付某的死亡导致的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顺山、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00.00元，由原告何顺山、何世军、何仕先、何世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劲审 判 员  钟 娅人民陪审员  夏荣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夏大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