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5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男，1976年2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华，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琪，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某，女，1981年6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雪峰，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某因与被上诉人邹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27884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不支付被上诉人30万元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第一次申购虽然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但申请3-1-903房屋后并未到交款日期，仅仅是取得编号，房屋并未实际拥有。两限房编号虽然未发生变化，但是房屋背后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次申购后原申购房屋已经失效，也表明被上诉人自愿放弃该房屋的权益。且二次申购也不需要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未出资，对于申购房屋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未作出实际贡献，房屋权益应归上诉人和唐某1所有；2.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可享有的部分权益等同于离婚协议中的3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6-1-903的取得前提是上诉人重新申请了购房，上诉人依据自身购房资格购买的房屋已经与被上诉人无关，因两限房政策的原因，摇号确定的房屋编号不做更改，但实际房屋位置已经发生变化，该房并不是双方共同参与摇号的房屋。邹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选定房号，无论我是否退出申请，上诉人均具备已选定房屋的购买资格；2.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协议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是正确的；3.上诉人向我支付30万元的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婚后购买的房屋与婚前摇号确定的房屋是同一个房屋。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某立即向邹某支付30万元；2.诉讼费由唐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某与邹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唐某与前妻育有一女唐某1。2011年8月3日，唐某作为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唐某1、邹某以家庭为单位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展览路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科申请限价房（登记编号：×××）取得配售资格，并选定位于昌平区×××3号楼9层1单元-903号房屋面积86.99㎡二居室房屋一套。2014年11月18日，双方在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同时签订《离婚协议书》，对于财产处理部分约定为：“（1）双方共同参加摇号的×××两限房一套，离婚后如男方购买或转让此号需向女方支付30万元。（2）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离婚协议签订当日，唐某（代唐某1）与邹某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展览路街道住房保障科提交《申请家庭变更申请书》，内容为“......我家庭轮候期间，因感情不和于2014年11月18日离婚，申请变更：邹某因感情不合于2014年11月18日离婚，自愿退出限价房申请。”该申请书落款处由唐某（代唐某1）、邹某本人签字确认。此后，唐某作为申请人重新填写《北京市家庭购买限价商品住房申请核定表》，申请人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变更为“申请人唐某，男，婚姻状况离异，身份证件编号×××2735......之女唐某1，女，婚姻状况未婚，身份证件编号×××2023......。”2014年12月16日，经有关部门审批并出具《申请家庭情况变更核定表》，显示：“申请家庭人口变化，仍符合申请条件，原3人，现2人。调整配租配售方案，经初审，同意该家庭办理变更手续，不调整配租配售方案。申请人离婚，减去邹某，3人变更为2人，居室不变。经复审，同意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变更申请。不调整配租配售方案”。2015年1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展览路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科向唐某下发《北京市展览路街道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告知唐某家庭符合北京市申请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条件，准予备案，备案编号：×××，备案日期：2011-08-03。家庭申请人口2人，即唐某、唐某1，配售一套2居室。2015年3月6日，唐某（买受人）与开发商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定向安置房销售合同》（合同编号：DX1673369），购买坐落于昌平区×××3号楼9层1单元-903号房屋面积86.99㎡二居室房屋一套，合同总价款1236784元，同时完成网上签约及联机备案程序。2015年10月25日，唐某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就上述房屋销售事宜签订《关于实测面积的补充协议》，确定原房号变更为昌平区×××1号楼9层1单元903号，房屋实测面积87.29平方米，确认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1241049元。唐某于2017年5月26日取得了北京市昌平区×××1号楼9层一单元903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该房屋所有权为唐某单独所有。庭审中，邹某述称，因唐某已经购买双方共同参与摇号选定的两限房，即应按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向其支付30万元。唐某对于《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虽不持异议，但以邹某自愿退出选房申请，现唐某名下两限房系其与女儿唐某1重新申购所得，与邹某无关为由提出抗辩，不同意向邹某支付30万元。邹某认为上述房屋的购置虽发生于双方离婚后，但其所购房屋坐落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选定的房屋坐落一致，该房屋亦存在邹某的财产权益。唐某另以本案系一般性合同纠纷而非离婚后财产纠纷，存在案由错误；《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唐某向邹某支付30万元条款无效；如果30万元的给付约定有效，亦属自然债务及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由否认邹某的主张。邹某对此均不予认可。诉讼中，邹某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要求冻结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30万元，并已提供担保。2018年7月20日，法院对于上述账户存款4.70元予以冻结。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唐某与邹某于2014年11月18日办理离婚手续当日即已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协议，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离婚协议约定，如果唐某离婚后购买或转让双方共同参加摇号的×××两限房，则应向邹某支付30万元。换言之，唐某向邹某支付30万元以其购买或转让双方婚后参与摇号的×××两限房为前提。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2011年8月3日，唐某与邹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以家庭为单位申购限价商品住房并获批准，且经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备案编号：×××），选定位于昌平区×××3号楼9层1单元-903号两居室房屋一套（即×××两限房），邹某虽因与唐某离婚退出该限价房的共同申请人，转由唐某及其女唐某1二人重新申请，但仅为家庭人口由三人变更为二人，有关部门未因此调整配租配售方案，后续审批材料中的备案编号均为×××，与此前相同。也就是说，唐某二次申购两限房的权益并不受邹某退出共同申请人的影响。退言之，由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已选定房号，则无论邹某是否因离婚退出限价商品房申请人，唐某均具备已选定房屋的购买资格，故邹某对于该房屋亦享有部分权益。鉴于唐某在离婚后购置并取得所有权的北京市昌平区×××1号楼9层一单元903号房屋与双方离婚前共同参与摇号确定的昌平区×××3号楼9层1单元-903号房屋为同一房屋，法院认定唐某向邹某支付30万元的条件已经成就。现邹某主张唐某支付30万元，理由正当，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唐某所述，因邹某自愿退出限价房申请，致使其重新参加选房摇号，即与离婚后购买的限价商品住房无关一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唐某其他各项答辩意见，依据不充分，法院均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唐某给付邹某三十万元。如果唐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唐某应否给付邹某30万元的问题。本案中，唐某与邹某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了离婚手续，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据协议约定履行。根据该协议的约定，离婚后如果唐某购买双方共同参加摇号的×××两限房一套或转让此号需向邹某支付30万元。唐某上诉主张因其在与邹某离婚后重新进行了二次申购，其之后购置取得所有权的北京市昌平区×××1号楼9层一单元903号房屋并非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两限房一套。但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8月3日，唐某与邹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家庭为单位申购限价商品住房并获批准，且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摇号并选定房屋；双方离婚后唐某所做变更仅为《申请家庭情况变更》，并非重新申请，且备案编号亦与此前相同；另根据购房合同及协议等内容可知，北京市昌平区×××1号楼9层一单元903号房屋与唐某与邹某离婚前共同参与摇号确定的昌平区×××3号楼9层1单元-903号房屋为同一房屋。故，对于唐某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唐某应向邹某支付30万元。综上，唐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唐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广辉审 判 员 屠 育审 判 员 宋 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科书 记 员 毕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