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士勇，男，197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涂清凤，女，197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兵，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施辰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董于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昌润，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士勇、涂清凤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施辰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1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士勇、涂清凤共同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施辰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施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施辰公司诉称，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施辰公司为服装供应商，刘士勇、涂清凤为服装零售商，刘士勇、涂清凤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施辰公司批量订购服装，双方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确定服装的款式、数量、价格，刘士勇、涂清凤需就订购的服装向施辰公司支付货款。但刘士勇、涂清凤尚拖欠货款，故要求刘士勇、涂清凤支付拖欠货款。按照施辰公司的说法，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事实上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之前是有合作过，但与施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士勇、涂清凤作以下三点说明：（1）刘士勇、涂清凤为服装批发商，而非施辰公司所说的服装零售商；（2）根据服装行业的交易方式，及服装行业受到电商冲击的大环境影响，服装批发商都是以代销的形式来经营的，刘士勇、涂清凤也只以代销的形式来做服装批发；（3）施辰公司只提供了一张没有刘士勇、涂清凤签名的对账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施辰公司作为法人单位，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过程中一般都有买卖合同、采购订单、报价单、送货单、收货单、对账单、发票等单据凭证。而具体到本案却没有任何的单据凭证，就连交易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议价等关键环节也缺失。那么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合同关系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代销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实际中通常表现为代销方接受供应方的委托，为其代为销售产品货物等，代销方对代销货物没有所有权，货物的所有权仍归属于供应方，其先行销售，售出后进行结算，已售出的支付货款，未售出的应原物原数返还的一种销售方式。而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对标的物则享有所有权，不论货物是否销售完毕，其均应依约定按期如数向出卖人支付货款，这是代销关系区别于买卖关系的根本标志。就本案而言，施辰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代销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判决刘士勇、涂清凤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施辰公司主张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士勇、涂清凤予以否认。如施辰公司所称属实，其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理应持有买卖合同，或能提供证明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其他相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施辰公司没有任何的交易单据凭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与刘士勇、涂清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只提供了一张没有刘士勇、涂清凤签名的对账表和一些微信聊天记录。而根据服装行业的交易方式，服装批发商都是以代销的形式来经营的；根据服装行业的交易习惯，如果是买卖合同关系一般都有买卖合同、采购订单、报价单、送货单、收货单、对账单、发票等交易单据凭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施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该由施辰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判决刘士勇、涂清凤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是适用法律错误。刘士勇、涂清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判决驳回施辰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审庭审中，补充提交南昌市西湖区万马服饰广场大头服饰行（以下简称大头服饰行）税务登记及营业执照打印件，拟证明其主体不适格，以及现还剩很多衣服。施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施辰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构成优势证据，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且刘士勇、涂清凤已经承认拖欠施辰公司案涉货款并承诺支付。刘士勇、涂清凤要证明双方存在代销关系，则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不应得到支持。2.刘士勇、涂清凤当庭增加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提供的税务登记证及服装库存表不属于新证据。税务登记证上显示的大头服饰行与施辰公司无合同关系。施辰公司仅与刘士勇、涂清凤间存在合同买卖关系，刘士勇、涂清凤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施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士勇、涂清凤向施辰公司支付货款123632元；2．判令刘士勇、涂清凤自2019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向施辰公司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3．判令刘士勇、涂清凤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施辰公司员工多次在群聊名称为“南昌施辰沟通群”的微信群中发送《订/发货单》。2018年11月6日，微信备注为“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在群中对发送的衣服尺码提出异议。2019年1月8日，施辰公司员工发送的《订/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南昌大头，订货日期为2019年1月8日，上次所欠货款150146元，本次货款43400元，所欠货款193546元；收到货后，请即验货，货物如有问题于一星期内通知，逾期本公司恕不负责，已收订金不可以退。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施辰公司员工与微信备注“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的微信聊天内容如下：1．2018年12月25日，“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通知施辰公司员工“补5881黑色M/5、L/10、XL/10、XXL/10”。2．2019年1月27日，施辰公司员工询问“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什么时候结算货款，并要求提供老板电话。“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建议施辰公司员工打老板娘电话181××××9881。3．2019年1月31日，“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发送银行转账凭证，告知施辰公司员工“老板给你转了30000，本来转50000的，限制额度转不出去，明天帮你转”。2018年8月16日至2019年3月17日，施辰公司员工与微信备注为“刘士勇（南昌大头）”（该微信号绑定手机号码139××××7086）进行了微信聊天，主要内容如下：1．2018年10月30日，施辰公司员工询问有无收到货，“刘士勇（南昌大头）”回复“好像收到了2个款”。2．2018年10月30日，施辰公司员工通知“刘士勇（南昌大头）”大力推销涉案衣服，“刘士勇（南昌大头）”回复“好的，你也知道，我是主力你家的”。3．2018年12月7日之后，施辰公司员工一直在微信上催要货款，但“刘士勇（南昌大头）”没有回复。庭审中，刘士勇确认手机号码139××××7086为刘士勇持有使用。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3月29日，手机号码135××××5887的机主向手机181××××9881的机主催要货款，其中手机181××××9881的机主在2019年3月22日回复称“钱不会少你”“会给你，放心”“刚刚看到信息，老板娘”“谦你12万，要缓点给你”“做了这么年的生意是吧，去年家里去了一点事情，手头比较紧张，等松了慢慢都会给你”“欠别人的我也不舒服”。庭审中，涂清凤确认手机号码181××××9881为涂清凤持有使用。2018年12月24日，刘士勇向施辰公司员工毕丽丽银行转账50000元；2019年1月31日，涂清凤向施辰公司员工毕丽丽银行转账30000元；2019年2月3日，刘士勇向施辰公司员工毕丽丽银行转账30000元。施辰公司主张上述款项为刘士勇、涂清凤向施辰公司支付的涉案货款。另查明，根据施辰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2019年5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1民初21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刘士勇、涂清凤名下价值123632元的财产。庭审中，经当场向刘士勇确认，刘士勇与涂清凤为夫妻关系。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施辰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和刘士勇、涂清凤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施辰公司、刘士勇、涂清凤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二是如果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刘士勇、涂清凤应向施辰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关于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施辰公司为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微信聊天截图。刘士勇、涂清凤主张双方没有交易凭证，也没有议价等关键环节，应为代销合同关系。庭审中，刘士勇、涂清凤对施辰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微信号“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曾向施辰公司发送涂清凤的手机号码，并明确涂清凤为老板娘，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为刘士勇、涂清凤员工。刘士勇确认微信备注“刘士勇（南昌大头）”绑定的手机号码139××××7086为刘士勇持有使用，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微信备注“刘士勇（南昌大头）”为刘士勇。“刘士勇（南昌大头）”和“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均加入了微信群“南昌施辰沟通群”，施辰公司员工在该微信群发送了《订/发货单》，应视为施辰公司向刘士勇、涂清凤发送了该送货单据。此外，微信备注“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也通过微信向施辰公司下单补货。综上，刘士勇、涂清凤向施辰公司订货，施辰公司发货后通过微信发送送货单据的事实与施辰公司关于双方交易通过微信、电话进行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在刘士勇、涂清凤无法详细陈述双方的代销交易细节，且无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代销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刘士勇、涂清凤应付货款金额的问题。一方面，施辰公司员工发送的2019年1月8日《订/发货单》载明了双方交易以来尚欠货款193546元，刘士勇、涂清凤并未按照该《订/发货单》载明的在一个星期内提出异议，应视为刘士勇、涂清凤确认截止2019年1月8日尚欠施辰公司货款193546元。另一方面，涂清凤确认手机号码181××××9881为涂清凤持有使用，涂清凤通过该手机号码发向施辰公司发送短信承认欠付货款12万多元。而施辰公司确认2019年1月8日之后，刘士勇、涂清凤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60000元，且由于涉案货物质量问题减免货款9914元，即刘士勇、涂清凤尚欠施辰公司货款123632元，涂清凤确认欠付货款与施辰公司主张货款基本吻合。综上，一审法院依法采纳施辰公司的主张，刘士勇、涂清凤应支付货款123632元。至于施辰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由于双方并未约定涉案货款的支付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刘士勇、涂清凤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立案之日（2019年5月22日）向施辰公司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至于刘士勇、涂清凤是否共同承担债务的问题，刘士勇确认其与涂清凤为夫妻关系，涂清凤向施辰公司支付过涉案货款，且也通过短信向施辰公司确认过涉案欠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欠付货款为刘士勇、涂清凤共同生产经营产生，刘士勇、涂清凤应共同向施辰公司支付货款123632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刘士勇、涂清凤共同向施辰公司支付货款12363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23632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施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6元、财产保全费1138.16元，均由刘士勇、涂清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士勇、涂清凤提交了：1.大头服饰行税务登记及营业执照打印件，拟证明刘士勇、涂清凤的主体不适格，本案适格主体是大头服饰行。2.库存表；拟证明现还剩很多衣服，刘士勇、涂清凤是大头服饰行的员工，并非老板。施辰公司质证认为：刘士勇、涂清凤提供的并非新证据，不予确认。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服饰行于2017年6月16日被注销，而案涉服装买卖时间是在2018年，因此恰好证明施辰公司与刘士勇、涂清凤存在买卖关系，而与该服饰行没有关系。库存情况表为刘士勇、涂清凤单方制作，施辰公司不予认可，该情况表能够证明刘士勇、涂清凤购买施辰公司的服装后自行销售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士勇、涂清凤提交的证据1为案外人大头服饰行的税务登记及营业执照打印件，在涉案聊天记录中，也有小邓（南昌大头店小妹）的备注名称，即使该南昌大头店指向的就是大头服饰行，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交易期间该大头服饰行已被注销，其主体地位已不存在，则也不发生刘士勇、涂清凤是其员工，涉案交易由不存在的大头服饰行负担的法律效果。且在聊天记录中该小邓明确告知施辰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老板娘电话号码归属于涂清凤，亦可印证交易行为的后果应由刘士勇、涂清凤负担。刘士勇、涂清凤提交的证据2是其单方面制作的库存情况，对施辰公司没有约束力。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刘士勇、涂清凤是否为本案争议的适格主体？2.若主体适格，刘士勇、涂清凤与施辰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合同关系？施辰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案涉款项？关于刘士勇、涂清凤是否为本案争议的适格主体的问题。一审中，刘士勇、涂清凤抗辩中并无否认是合同相对方，只是对涉案合同关系是买卖合同还是代销合同提出异议。刘士勇、涂清凤二审提出其不是合同相对方，属于否认一审自认事实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本案中，就其反言行为，刘士勇、涂清凤一则提交了大头服饰行税务登记及营业执照打印件，二则解释称一审中不清楚大头服饰行的注册信息。刘士勇、涂清凤的解释显然不成立，其是否为职务行为不应以是否了解大头服饰行的注册信息为前提。至于其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并无关联。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士勇、涂清凤雇请的工作人员将涂清凤的电话号码作为老板娘的手机号码告知施辰公司的工作人员亦可印证刘士勇、涂清凤并非以大头服饰行职员的行为履行职务行为。此外，涂清凤的短信中明确确认了欠款，也从无否认老板娘的身份亦可进一步印证。则，本院对刘士勇、涂清凤就主体不适格提出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士勇、涂清凤与施辰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合同关系以及施辰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案涉款项的问题。首先，在南昌施辰沟通群中，施辰公司工作人员发送了涉案交易项下的单据，刘士勇、涂清凤均在该群中且并无就欠款金额提出异议。其次，刘士勇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涂清凤在短信记录中，都认可欠钱应当予以归还，并有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是对涉案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再次，刘士勇、涂清凤诉讼中主张是代销，实质上是主张接受施辰公司的委托对外进行销售，没有销售的部分有权予以退款。但刘士勇、涂清凤并无就此主张完成举证责任，且也未能对既为代销，为何确认欠款作出合理解释，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的代销不予认可。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施辰公司有权向刘士勇、涂清凤主张涉案的款项。综上所述，刘士勇、涂清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2元，由上诉人刘士勇、涂清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朝晖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罗永娟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