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3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金药路69号。法定代表人：张光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乔贵，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朝荣，男，1966年6月6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国庆，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水秀，系樊国庆之妻。上诉人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黄朝荣、樊国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乔贵、樊国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水秀及黄朝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云2628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1)被上诉人从来就不是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没有与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入职证明，即没有办过任何与上诉人发生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手续，并且，多年来，也没有从上诉人处领取过一分工资，其只是从上诉人处购进药品进行转卖、销售，赚取中间的利润差，只是其销售时是挂靠在上诉人处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销售。(2)二被上诉人在2003年底最后与上诉人核对确认所欠货款后，因上诉人改制后急于抓生产、抓销售，所以忽略了对各个片区销售人员所欠货款的追讨，被上诉人于是认为有机可乘，便躲避起来，以此来逃避应该归还给上诉人的货款。2、错误认定了《经销协议书》、《区域代理协议书》的性质。(l)两份协议书并不是委托代理合同，而是买卖合同。根据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被上诉人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是自己直接联系客户，自己与客户确定单价，自己与客户结算算及收款，上诉人并不接触被上诉人的客户，也不参与被上诉人与其客户之间的合同磋商及签订过程，并且被上诉人销售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宣传费、运输费、差旅费、工资等）上诉人均不负担，被上诉人获取的利润是其销售货款与进货成本的差价以及将进货成本返还上诉人后的剩余货款，这种模式是典型明确的买卖经销模式。(2)协议书是被上诉人是挂靠上诉人进行药品销售的一个药品销售合同。因2000年时候的药品销售市场并不规范，上诉人片区药品经销商并没有严格的选取当地具有药品销售许可证的企业，而是直接由个人打着上诉人的名义对外进行销售，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挂靠经营，所以，对外，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授权经销人员，以上诉人的名义销售药品，对内，则是严格按照协议书的约定由上诉人将药品按照内部结算价（最低成本价）卖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以远远高于内部结算价的价格对外销售，以获取最大的利润，所以，《经销协议书》才约定会回款率必须达到70%或75%，而《区域代理协议书》更约定了被上诉人必须现款现货，即先支付货款然后上诉人才发货。而被上诉人销售过程中的亏损风险是由其自己承担的，也就是说货物一旦发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必须按照内部价返回货款或者货物。2、错误认定了双方结算单的性质，结算单是二被上诉人的欠款确认单，不是所谓办事处未收回的款项。(1)一审表述的“太原办”及“北京办”并不存在，该两个主体实际就是二被上诉人，“截止2003年底，太原办和北京办共计有1445296.81元药品款未能收回，黄朝荣、樊国庆作为办事处负责人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表述错误。被上诉人在经销上诉人药品的过程中，每年均会进行结算对账，由被上诉人确认欠付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以此逐年累计直至停止进货。本案中，二被上诉人2003年两次与上诉人进行对账并结算，确认了欠款金额，被上诉人在结算单的欠款人处签字确认，这是明确的欠款债权凭证，而这些欠款在被上诉人处是由哪些客户欠付或者已经全部收回，只有被上诉人自己知道，并且，一审所表述的办事处实际就是被上诉人。所以，这些欠款金额非一审法院认为的是“太原办和北京办共计有1445296.81元药品款未能收回，黄朝荣、樊国庆作为办事处负责人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那么简单。(2)被上诉人实际经销品的过程中，上诉人作为被挂靠的约品销售企业，是极为配合被上诉人的药品销售的，如果被上诉人必须与客户签订合同，则上诉人会配合在合同上盖章，而如果有欠付被上诉人货款的客户需要起诉，则上诉人也会配合其进行起诉，但是，从2004年至今多年过去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向上诉人提及有任何坏账损失需要上诉人配合采取诉讼行为，所以，该部分结算单确认的货款根本就是已经被被上诉人收回的款项，只是由于拖欠时间太长，被上诉人产生了赖账的念头，所以，才找出各种理由拒绝支付给上诉人。4、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历年来股利分红行为均不知情的事实。(1)被上诉人出资成为上诉人的自然人股东，这是上诉人改制重组的一件大事，因为当时出资成为上诉人股东的人数众多，多达130多人，而其中很多人均是像被上诉人一样的挂靠上诉人经销药品的人员，相互之间经常联系，所以，公司的经营状况、亏损还是盈利、是否分红等等，与上诉人有关联的所有人（包括员工、股东）均是知道的，所以被上诉人抗辩不知道历年的股利分红是虚假陈述。(2)上诉人从2002年开始，至2015年，共计进行7次股利分红，第一次2002年的股利均是股东自己领取了分红款，这包括了被上诉人自己。从2005年后，所有欠付上诉人货款的股东的股利分红款均没有发放给欠款人（包括被上诉人），所以，2005年股利分红发放以后，被上诉人没有领取到分红款就已经知道是冲抵其欠付上诉人的货款了，随后，上诉人又公开进行了五次股利分红，所以，被上诉人陈述不知道其股利用于冲抵其欠付上诉人的货款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认定其不知情是错误的，多年来，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提起股利分红款是因为其欠付上诉人巨额的货款，历年的分红款与欠付货款相比实在太少了，其想逃避支付货款所以一直躲避。二、一审法院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认定严重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严重错误。l、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具有的是委托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经销协议书》明确约定上诉人将药品按照内部结算价供应被上诉人对外进行销售，销售过程中的一切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负责把货款收回交给上诉人，而事实履行中双方也是按照该协议履行，协议书到期后，双方进行了结算，明确被上诉人的欠款金额，这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错误的适用了《合同法》及《民法总则》中有关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条文，进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三、本案的判决与上诉人之前起诉的同样类案件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属于明显的“同案不同判”，严重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司法权威，动摇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1、上诉人改制之前，曾经有几十个人分布在全国各地销售上诉人的药品，其中很多人后来均成为了上诉人的股东，而这些销售上诉人药品的人员均与上诉人签订了经销协议书，约定的相同的内容，履行过程也是一模一样，而每年均进行对账结算，确认欠付上诉人的药品款，在协议书履行完毕后，欠付款项的大多数入均已经还清款项少部分（有六个案件）上诉人通过诉讼法院也已经按照买卖合同关系认定并进行了判决，并且四个已经执行完毕，尚有两个还在执行当中，六个已经结案的案件中有三八就是上诉人的股东。然而，时隔几年同样的案件、同样的证据、同样的事实起诉至同一个法院，得出的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这不能不让当事人感觉到蹊跷。2、本案从上诉人起诉立案时，一审法院就无理的不予受理，经上诉人上诉后，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其受理审理，其才受理审理。但是审理后，却不顾其本院、文山州中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同样案件的判决案列，做出与已经生效的判决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这不能不令当事人对法律的公平、公正产生想法。3、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一旦成立并生效，那么，必然导致之前上诉人起诉后已经生效并正在执行或已经执行完毕的判决中的被告重新向法院申诉，要求更正之前判决，这将导致法律完全混乱，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综上，上诉人依法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樊国庆答辩称，1、按照《药品销售法》我们是该公司的销售员工，我们不是买卖合同关系。2、定价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定价，才能在各省销售。3、我们作为该公司的销售人员，销售是合法的。2003年结算的数额在2004年、2005年已经全部回款（北京市场），入驻北京市场在2002年，以收据票据为证。4、分红没有通知，我们电话、地址没有变。黄朝荣的答辩意见同樊国庆的意见一致。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朝荣、樊国庆立即支付药品款1429203.45元给血塞通公司；2、由黄朝荣、樊国庆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血塞通公司前身为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黄朝荣早年系公司的员工。1999年8月1日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与黄朝荣签订为期三年的《经销协议书》，双方约定：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委托黄朝荣在陕西省（除咸阳市、榆林地区、延安地区、安康、汉中、西安市省人民医院、省妇幼保健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五医院、省中医院）销售其“三七总甙”系列制剂，公司按照内部价与黄朝荣进行结算，以及一些其他的权利义务。后期黄朝荣实际转为负责公司在山西太原办的销售工作。2001年3月6日，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改制为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7日，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樊国庆签订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区域代理协议书》，双方约定：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樊国庆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海淀区、昌平区、丰台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延庆区代理销售其产品“血塞通片”、“血塞通颗粒”，并由樊国庆负责上述区域内招投标工作、目标医院的开发及维护、相关商业流通企业的选择、维护和承担促其回款的责任，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做了相应约定。委托销售期间，黄朝荣、樊国庆对外均以公司驻太原办事处、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为其销售药品并以公司名义进行药品买卖合同的签订。经过双方几次结算，截止2003年底，太原办和北京办共计有1445296.81元药品款未能收回，黄朝荣、樊国庆作为办事处负责人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2001年3月6日，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改制为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朝荣、樊国庆先后均作为员工持股31400元成为公司自然人股东，因此公司一直在用黄朝荣、樊国庆的年度分红款对上述欠款进行冲抵，经过六个年度分红款的冲抵，仍有1429203.45元药品款未能结清，但黄朝荣、樊国庆对公司的上述行为均不知情。公司经过几次内部股权调整，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最后更名为血塞通公司。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血塞通公司特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中，血塞通公司分别与黄朝荣、樊国庆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区域代理协议书》，分别授权黄朝荣、樊国庆作为公司驻太原办事处、北京办事处负责人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各种药品买卖合同，黄朝荣、樊国庆亦以公司名义销售药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具有委托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黄朝荣、樊国庆作为血塞通公司销售的代理人员，其以被代理人血塞通公司的名义从事授权范围内的民事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故黄朝荣、樊国庆与血塞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血塞通公司依据买卖合同关系要求黄朝荣、樊国庆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63元，由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的意见，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以下异议：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黄朝荣早年系公司的员工”有异议，认为黄朝荣不是公司员工，是公司的股东；2、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销售期间”有异议，认为不是委托销售关系；3、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黄朝荣、樊国庆作为办事处负责人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有异议，认为事实上并没有以两个办事处的名义签字；4、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公司一直在用黄朝荣、樊国庆的年度分红款对上述欠款进行冲抵……但黄朝荣、樊国庆对公司的上述行为均不知情”有异议，认为黄朝荣、樊国庆是知情的。黄朝荣、樊国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第1点和第2点的事实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析。对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第3点异议，本院认为，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第2组证据来看，落款时间为2003年12月8日的《黄朝荣（太原办事处）销售公司药品结算单》及《黄朝荣（北京办事处）销售公司药品结算单》“欠款人”处分别系樊国庆本人的签字，并未加盖其他任何公章。此事实经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与当事人进行核对，樊国庆代理人当庭陈述系樊国庆本人签字，且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黄朝荣经质证后对此两份结算单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黄朝荣、樊国庆以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签订无事实依据，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此项异议成立，樊国庆系本人签字，未见以办事处名义签字的形式表现。对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第4点异议，结合樊国庆在2003年12与8日以“欠款人”的角色签字的两份结算单上载明的总金额为1445296.81元，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主张的数额为1429203.45元的两个事实，结合樊国庆经一审法院传票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以及黄朝荣当庭认可上述两个金额的情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在黄朝荣、樊国庆已经认可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金额的情况下，又提出公司用股权分红款扣减并不知情，且没有提交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依照民事诉讼举证规则，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第4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本案法律事实，本院重新认定如下：1996年5月至2004年底，黄朝荣、樊国庆以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名义对外在山西太原及北京等地对外销售三七总甙及黄藤素片。1999年8月1日，黄朝荣与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书》，其中约定“二、甲方（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黄朝荣）提供的药品一律按内部结算价结算”、“五、乙方对外销售的价格由乙方与客户洽定……无论乙方销售价格多少，甲方只按一下价格承担税金……超过此价格的税金由乙方支付”、“十、乙方调出的产品五个月内（即从发货日算起）必须把货款扣除提成外的运杂、税金等货款收回甲方”。2001年3月6日，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改制为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9月29日，樊国庆与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2003年度区域代理协议书》，其中约定“五、结算方式：现款现货，乙方（樊国庆）每次付款必须将货款以电汇、支票或者汇票的方式支付至甲方（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十一、乙方权利和义务：1、乙方负责代理甲方产品在代理区域的销售、推广、组织、宣传及其管理运作，并承担其费用”。2003年12月8日，经双方结算后，樊国庆分别在《黄朝荣（太原办事处）销售公司药品结算单》及《黄朝荣（北京办事处）销售公司药品结算单》欠款人处签字，确认截止到2003年9月30日，共欠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及税款分别为1350068.81元及95228.00元。后黄朝荣、樊国庆均成为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股东，因此该公司一直在用黄朝荣、樊国庆的年度分红款对上述欠款进行冲抵，经过六个年度分红款的冲抵，仍有1429203.45元药品款未能结清。2012年3月23日，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1日又更名为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双方系买卖关系，黄朝荣、樊国庆主张双方系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首先，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安排和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动关系最本质特征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和人格上从属于用人单位,即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时间、地点必须听从于用人单位的安排,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的目的在于从劳动者的劳动中获得经济利益。从黄朝荣和樊国庆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几个事实：在黄朝荣、樊国庆北京、太原等地销售三七总甙和黄藤素片期间，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不发放工资给二人，不为二人缴纳社保。黄朝荣、樊国庆在整个销售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往返路费、食宿费、房租费、药品的运输费以及自己请工人的工资）均为二人自行负担，药品的销路、结算和销售所产生的利润分配均为二人自行负责及决定。以上事实并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当事人之间不是劳动关系。故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第1点事实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其次，从黄朝荣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99年8月1日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上约定的“二、甲方（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黄朝荣）提供的药品一律按内部结算价结算”、“五、乙方对外销售的价格由乙方与客户洽定……无论乙方销售价格多少，甲方只按一下价格承担税金……超过此价格的税金由乙方支付”、“十、乙方调出的产品五个月内（即从发货日算起）必须把货款扣除提成外的运杂、税金等货款收回甲方”条款，以及樊国庆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03年9月29日签订的《2003年度区域代理协议书》中约定的“五、结算方式：现款现货，乙方（樊国庆）每次付款必须将货款以电汇、支票或者汇票的方式支付至甲方（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十一、乙方权利和义务：1、乙方负责代理甲方产品在代理区域的销售、推广、组织、宣传及其管理运作，并承担其费用”条款，以及樊国庆在2003年12月8日签字确认的《黄朝荣（北京办事处）销售公司药品结算单》上所记载的“截止2003年9月30日共欠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及税款：玖万伍仟贰佰贰拾捌元零角零分（95228.00元）”，樊国庆在2003年12月8日签字确认的《黄朝荣（太原办事处）销售公司药品结算单》上所记载的“截止2003年9月30日共欠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及税款：壹佰叁拾伍万零陆拾捌元捌角壹分（1350068.81元）”等事实。结合黄朝荣、樊国庆在二审诉讼过程中陈述的药品在当地的销售（中标）价格与金泰得公司签订合同的价格并不一致的情况，本院认为，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朝荣、樊国庆之间建立的是买卖法律关系，双方对于买卖的方式及付款时间作出了特别的约定。原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委托法律关系不当。故对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第2点事实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故黄朝荣、樊国庆应当按照结算金额支付尚欠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款，现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经过冲抵后仍欠1429203.45元，要求黄朝荣、樊国庆赔还的，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黄朝荣、樊国庆与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在二人对起诉的金额并不持异议的情况下，黄朝荣、樊国庆即应当按照诉请的金额进行赔还。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二、由黄朝荣、樊国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429203.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663.00元，由黄朝荣、樊国庆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7663.00元，由黄朝荣、樊国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张雯静审判员  张文科审判员  刘 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