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民终69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熊善水，男，汉族，1962年10月15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烨，上海毅也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岚，上海毅也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胡越美，女，汉族，1997年7月5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育林，男，汉族，1951年1月3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凌燕，广东方则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西昌泰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555号东方巴黎1栋A200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51116477Y。 法定代表人：胡育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凌燕，广东方则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赣州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开发区东江源大道以东、粮食城项目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3087135206P。 法定代表人：周军。 一审第三人：黄若舟，男，1987年7月30日生，住上海市黄浦区。 一审第三人：深圳市九铭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更名前为深圳市九铭地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市花路19号港安大厦6B(西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MNG377。 法定代表人：欧阳昊，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一审第三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24、2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698475840Y。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熊善水、胡越美因与被上诉人胡育林、江西昌泰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间称江西昌泰公司）、赣州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昌泰公司），一审第三人黄若舟、深圳市九铭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铭公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熊善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烨、徐岚，上诉人胡越美的委托诉讼法代理人李栋，被上诉人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凌燕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赣州昌泰公司，一审第三人黄若舟、九铭公司、中航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熊善水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实际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依法改判确认赣州昌泰公司向上诉人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按股权比例向上诉人支付红利。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胡越美、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赣州昌泰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清相关事实，错误认定《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错误认定焦宇没有追认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处分涉案股份，错误认定焦宇没有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2013年5月22日，上诉人与江西昌泰公司、胡育林签订的《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内容约定：本合作协议基于江西昌泰公司与赣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4月29日签订的《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投资合同》。证明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在与赣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磋商期间，上诉人系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的发起人。2013年11月20日，江西昌泰公司、胡育林与赣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订了《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投资合同》。2014年1月7日，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违反2013年5月22日与上诉人签订的《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约定，胡育林授意其女婿焦宇，与一审第三人黄若舟另行成立赣州昌泰公司，此时，焦宇实缴出资990万元，持股33%。2014年2月28日，江西昌泰公司、胡育林与上诉人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如下：“一、甲方（江西昌泰公司）在所投资赣州昌泰公司中拥有该公司33%股权，对应该股份甲方投资注册资本1650万元。该公司目前拥有赣州开发区土地108.21亩，土地价值4.6亿元，公司流动资金1.4亿元，总资产6亿元（详见资产负债表）。甲、乙双方对该公司全部情况完全了解，并自愿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因该公司未来投资盈利或亏损而终止此协议。二、甲方的投资股权委托自然人胡越美代持，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者，以代持股份为限，根据法律及该公司章程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三、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同意转让其所在赣州昌泰公司投资33%股份中的15%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15投资股权并将其投资股权委托自然人胡越美代持，甲方委托胡越美代持股权15%的股东权利及义务即转移给乙方。股权代持协议由代持人与乙方另行签订。四、本协议所涉及协议的投资股权转让款双方已经结清。”为保护上诉人600万元投资款，2014年3月11日，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与上诉人儿子熊梅竹坛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约定如下：“经股东会议同意，焦宇同意将所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熊梅竹坛，熊梅竹坛同意受让。”2015年7月29日，胡越美与上诉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熊善水拥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胡越美代持15%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为熊善水，胡越美（胡育林女儿）系根据本协议代熊善水持有代持股份，代持15%股份相关收益归熊善水所有。非经熊善水书面同意，胡越美不得处置代持股份。”由此可以断定，胡育林授意其女婿焦宇、其女儿胡越美与上诉人及上诉人儿子签订的一系列文件有力证明了熊善水是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所有协议有效且形成完整证据链。赣州昌泰公司股东焦宇追认了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处分涉案股份。赣州昌泰公司股东焦宇及焦宇之后的股东胡越美均有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隐名股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定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区红利。故赣州昌泰公司应向上诉人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按股权比例向上诉人支付红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 针对熊善水的上诉，胡越美答辩称，1、涉案股权转让是虚假的，其真实目的是为熊善水向胡育林提供的9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熊善水未支付《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股权投资款，不是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第一，原审法院对《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1200万元投资款是否实际出资这一关键事实未予查明。2013年5月和2013年9月熊善水曾向胡育林提供900万元借款，胡越美在2015年7月30日才成为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胡越美不可能提前两年就收到熊善水的投资款，该款项的性质是“借款”，不是“投资款”，涉案股权转让是虚假的。第二，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时，江西昌泰公司不是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时，胡越美不是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投资转让协议书》和《股权代持协议书》均涉及无权处分，正因为双方都明白股权转让只是走个形式，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只是对熊善水收回借款的一个保障，所以双方没有在意合同细节。上述两份协议还侵犯了赣州昌泰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及未经质权人同意，属于无效合同。第三，股权对价极其不合理。熊善水从未实际支付《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熊善水是在此前向胡育林提供了900万元借款。而这笔借款对于赣州昌泰公司当时的总资产6亿元来说，15%股权对应的是9000万元价值。短短几个月内，900万元借款=价值9000万元的股权？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做这种明显亏本的生意。显然，双方之间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第四，时间节点也能印证熊善水当时并没有成为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意愿。如果熊善水转款900万元的真实目的成为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享有赣州昌泰公司的股权。那么，在支付借款后，熊善水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成为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第一次是2014年1月7日，赣州昌泰公司成立的时候。第二次是2014年6月6日中航公司进入赣州昌泰公司之前，熊善水完全可以要求去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是熊善水并没有这么做，说明涉案股权转让的目的并非是熊善水成为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而是有其他目的。结合本案借款的前因后果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可以得出本案股权转让并非真实，应按真实发生的法律关系即借款关系处理；2、熊善水不具备赣州昌泰资产公司的股东身份，无权确认持有赣州昌泰资产公司15%的股权。第一，熊善水在赣州昌泰公司注册设立的过程中，没有实际出资行为，在《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也没有实际支付过股权转让款，熊善水向胡育林支付的900万元款项性质实为借款。因此，熊善水不是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第二，一审判决已查明赣州昌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均不同意将熊善水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表明公司其他股东不承认熊善水的股东身份。第三，无论《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有效还是无效，这两份协议均属于熊善水和胡育林（胡越美）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对外产生效力，即对赣州昌泰公司不产生效力，熊善水无权向赣州昌泰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综上，熊善水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针对熊善水的上诉，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答辩称，1、熊善水认为其是赣州项目的发起人，焦宇追认了向其转让涉案股权，故《投资转让协议书》有效的这一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均属于无效合同，且两份合同项下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款。第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熊善水是赣州项目的发起人。熊善水不是赣州昌泰资产管理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也没有缴纳该公司设立时的出资，《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下称“赣州项目合作协议”）仅为具有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实际上，熊善水付的600万元后来转为借款，熊善水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赣州昌泰公司的设立与该份合作协议实际上没有任何关联，该600万元也不是赣州项目保证金性质。第二，涉案的《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焦宇与熊梅竹坛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不能证明熊善水是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及隐名股东。熊善水对两笔款项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其在一审补充提交的关于300万元款项的证据《借条》，内容均清楚地表明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怎么就变成了“投资款”？一审判决作出的“2013年5月30日，熊善水通过其配偶万梅珍向胡育林转款600万元，应当认定熊善水依据该合作协议支付了600万元保证金”很明显是错误的，请二审法庭查清事实。《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根本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款，熊善水不是赣州昌泰资产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至于，焦宇与熊梅竹坛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双方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且约定的股权比例10%与本案涉案股权比例不一致，不能排除双方存在其他交易的可能，该协议也未约定对价金额，生效条件存在问题。第三，没有证据证明焦宇追认其向熊善水股权转让，不存在焦宇追认胡育林和江西昌泰公司处分涉案股权的事实，焦宇和其他人都是独立民事行为主体，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混同。《投资转让协议书》和《股权代持协议书》实际是为涉案借款提供的担保，涉及无权处分、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以及未经质权人同意的问题，上述合同应属无效合同。2、本案不是隐名投资关系，而是借款关系。熊善水不是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更不具备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身份，无权确认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的股权，不享有股东权利。第一，熊善水不是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认定实际出资人股东身份时应当以其是否有投资的意思表示及是否实际出资为标准进行判断。本案中，熊善水从未向赣州昌泰公司直接出资或认缴出资，也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明确约定承担投资风险，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未实际享受股东权利，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应按真实发生的法律关系即借款关系处理。第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在处理股东权纠纷的相关问题中的处理意见中规定“1.当事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人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虽然这是上海高院就此类案件的处理意见，但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和公司法原理是一样的。就本案而言，即使熊善水就涉案股权存在实际出资行为，也不能直接确认其股东身份。因为，无论《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是有效还是无效，这两份协议均属于熊善水和胡育林（胡越美）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对外产生效力，即对赣州昌泰公司不产生效力，熊善水无权向赣州昌泰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而且熊善水从未参与过赣州昌泰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表决权等重大决策。一审判决也已查明赣州昌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均不同意将熊善水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表明公司其他股东从未承认熊善水的股东身份，没有明确的股东身份何来股权？因此，熊善水对赣州昌泰公司不享有15%的股权，更无权主张仅有股东才能享有的权利。综上，熊善水对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既没有实际出资行为，更没有得到赣州昌泰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径行起诉要求确认享有赣州昌泰公司15%的股权并要求赣州昌泰公司向其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支付红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胡越美上诉请求：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中对《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及性质作出的错误认定，依法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依法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为担保合同性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未予查清，错误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有效，就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第一，2015年7月29日，胡越美和熊善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时候，胡越美不是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当时的股东是焦宇。胡越美当时无权签署该协议，该协议应属无效；第二，胡越美与熊善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未征得公司当时其他股东的同意，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同时，胡越美持有的赣州昌泰公司33%的股权当时已质押给股东中航公司，未经过质押权人中航公司同意。因此，该《股权代持协议书》应为无效；第三，一审判决认定《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而将与此关联的《股权代持协议书》认定有效，这存在“自相矛盾”之嫌。本案实为借款法律关系，《投资转让协议书》和《股权代持协议书》均系为涉案900万元借款提供的担保。一审法院未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未看到本案法律关系的本职，割裂了两份担保协议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将《投资转让协议书》认定为无效，一方面却承认《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一审判决对《股权代持协议书》效力的错误认定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了本案的法律关系，对《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认定错误。本案实质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为对涉案借款提供的让与担保。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为胡越美与熊善水双方之间就涉案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达成的代持协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胡越美与熊善水签订该协议时存在以股权为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这一认定错误。第一，熊善水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均说明涉案90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具而言之，《情况说明》提到“2013年5月30日我通过妻子万梅珍账号将600万元转账至胡育林账上，2013年9月16日，我通过我侄子熊玉明将300万元转账至胡育林账上，当时口头约定月息3分”，这表明熊善水本人亦认为本案900万元转款的性质为借款性质，否则不存在利息一说。熊善水在庭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借条》，其中约定的借款性质及利息，虽然该份借条无原件，但是借条上的内容足以表明本案相关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性质；第二，熊善水并无入股赣州昌泰公司的意思表示。熊善水从未支付《股权代持协议书》及《投资转让协议书》项下的出资款，熊善水也未举证证明赣州昌泰公司向其出具收款收据或者出资证明，涉案900万元款项是借款性质，不能视为对赣州昌泰公司的出资。一审法院对《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1200万元出资款是否实际出资这一关键事实未予查明；第三，因胡育林当时资金紧张，短期内无力还款。熊善水要求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股权对价极其不合理。熊善水并未实际支付《投资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熊善水是在此前向胡育林支付了900万元借款，而这笔借款对于赣州昌泰公司当时的总资产6亿元来说，是明显非常低的价格。熊善水提供900万元借款的时间是2013年5月30日和2013年9月16日，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时间是2014年2月28日，短短数月的时间，即使算上极高的利息也不可能达到当时赣州昌泰公司的15%股权对应的9000万元价值。因此，表面上的股权转让并非双方真实合意，双方真实合意是为9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其次，时间节点也能印证股权转让是为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如果熊善水转款900万元的真实目的以股东身份进入赣州昌泰公司，享有赣州昌泰公司的股权，那么，在支付借款后，熊善水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成为赣州昌泰公司的股东：第一次是2014年1月7日赣州昌泰公司成立的时候。第二次是2014年6月6日中航公司进入赣州昌泰公司之前，熊善水完全有条件可以要求去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是熊善水并没有这么做，说明熊善水受让涉案股权的真实目的是为9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再次，本案交易模式可以印证担保的事实。正因为熊善水希望以赣州昌泰公司的股权为9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由于当时相关股权已经质押给了中航公司，无法再次办理质押，所以熊善水接受以让与担保的方式为涉案900万元借款债权提供担保。综上，本案实质法律关系是借款关系，涉案股权代持协议的性质是担保合同性质，且该代持协议无效。熊善水从未向赣州昌泰公司出资，更不是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依法驳回熊善水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胡越美的上诉，熊善水答辩称，关于胡越美提到的基础法律关系，熊善水认为一审正确确立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而非借贷关系。首先本案案涉多份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协议，这些协议均表明了胡越美和熊善水之间是股权转让的一个基础法律关系。胡越美以及胡育林均知悉流质抵押是无效的，因此双方之间不可能产生借贷的法律关系。同时，一审也正确认定了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本案当中胡育林、胡越美、焦宇以及胡永红均属于一个家族的成员，其是本案的股权转让的一致行动的人，那么在相应的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屡次签署的转让协议，均是客观真实的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关于一审当中未予认定的投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熊善水认为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在该股权投资转让协议书签署后，2014年3月11日，焦宇与熊梅竹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排除在本案事实认定的范围，属于事实认定的遗漏，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的全貌，同时焦宇作为赣州昌泰公司成立之初的股东，作为胡育林、胡永红、胡越美的一致行动人，其对于熊善水是公司股东，是知悉且同意的。该投资转让协议书应当是合法有效的。 赣州昌泰公司、黄若舟、中航公司、九铭公司未答辩。 熊善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熊善水实际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将熊善水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上；胡越美等依法协助熊善水在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将胡越美代持股份过户至熊善水名下。二、依法确认赣州昌泰公司向熊善水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按股权比例向熊善水支付红利。三、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上述胡越美等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30日，熊善水通过其配偶万梅珍中国银行账户向胡育林转款600万元；2013年9月16日，案外人熊玉明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胡育林转款300万元。2013年9月16日，胡育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熊玉明先生人民币叁佰万元整（转中国银行），借款时间3个月，利息4%/月”，该借条中“4%”有涂改痕迹。 2013年5月22日，江西昌泰公司（甲方）与熊善水签订《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由双方共同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发区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承接‘项目合同’的法律主体，负责开发运作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经济中心项目，股份比例为各占50%，由熊善水担任该公司法人，前期注册资金由乙方垫付。……三、在开发土地过程中，甲乙双方秉承按照股份比例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原则进行。四、本协议签订后在本月底前乙方向胡育林支付人民币六百万元作为履约协议保证金，支付后本协议即生效。如果未通过招拍挂拿到该土地，自动转为借款由甲方在一周内予以归还，并按照月利息2%支付相应利息；如果拿到土地，该笔款项做为乙方向甲方支付对于前期工作的奖励，甲方不予偿还”。 2013年11月20日，赣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甲方）与江西昌泰公司（乙方）签订《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经济中心项目投资合同》，合同约定“1、项目用地面积约108.21亩，位于东江源大道（原105国道）以东、粮食城项目以北，具体面积和四处界址以本项目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90个工作日内，乙方在赣州开发区内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负责项目开发运作。……2、乙方在赣州开发区注册成立法人企业后，将全面继受本合同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4年1月15日，赣州市国土资源局（出让方）与赣州昌泰公司（受让方）签订编号36201311020032K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宗地坐落于开发区东江源大道东侧，犹江路南侧，总面积72140㎡。 2014年2月28日，江西昌泰公司以转让方名义（甲方）、熊善水以受让方名义（乙方）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甲方在所投资赣州昌泰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中拥有该公司33%股权，对应该股份甲方投资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650万元。该公司目前拥有赣州开发区土地108.21亩，土地价值人民币4.6亿元，公司流动资金人民币1.4亿元，总资产人民币6亿元。……二、甲方的投资股权委托自然人胡越美代持，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者，以代持股份为限，根据法律及该公司章程规定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三、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同意转让其所在赣州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33%股份中的15%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15%投资股权并将其投资股权委托自然人胡越美代为持有，甲方委托胡越美代持股权15%的股东权利及义务即转移给乙方，任何人不得侵犯，股权代持协议由代持人与乙方另行签订。四、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股权转让款双方已结清”。 2015年7月29日，熊善水（甲方）与胡越美（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甲方拥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对应该股份甲方投资人民币1200万元，该股权投资款乙方已确认从甲方陆续收取，该股份由乙方代为持有。二、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乙方目前在工商登记中拥有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其中15%股份的投资款系由甲方提供，只是由乙方以其自己的名义代为投入赣州昌泰公司，故代持15%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为甲方，乙方系根据本协议代甲方持有代持股份。三、乙方声明并确认，由所代持15%股份产生的或与代持15%股份有关之收益归甲方所有，在乙方将上述收益交付给甲方之前，乙方系代甲方持有该收益。四、甲方作为代持15%股份的实际拥有人，以代持股份为限，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重大决策等公司章程和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七、一旦条件允许，信托资金撤出，质押股权解除质押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在当地工商移交所代持股权，变更到甲方名下”。 据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赣州昌泰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7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住所地为赣州开发区东江源大道以东、粮食城项目以北，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黄若舟（出资2010万元人民币，持股67%，实缴出资2010万元）、焦宇（出资990万元人民币，持股33%，实缴出资990万元）。2014年4月15日，赣州昌泰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为黄若舟（出资3350万元人民币，持股67%，实缴出资0万）、焦宇（出资1650万元人民币，持股33%，实缴出资0万）。2014年6月6日，赣州昌泰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黄若舟（出资1350万元人民币，持股27%，实缴出资0万）、焦宇（出资1650万元人民币，持股33%，实缴出资0万）、中航公司（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持股40%，实缴出资0万）；2015年7月30日，赣州昌泰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黄若舟（出资1350万元人民币，持股27%，实缴出资0万）、胡越美（出资1650万元人民币，持股33%，实缴出资0万）、中航公司（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持股40%，实缴出资0万）。 另查明，熊善水与万梅珍系夫妻关系；熊玉明与漆文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30日，第三人九铭公司的名称由“深圳市九铭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九铭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投资转让协议书》、《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2014年2月28日，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时，赣州昌泰公司已经成立，江西昌泰公司、胡越美并非赣州昌泰公司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江西昌泰公司并无转让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处分权利，熊善水主张该《投资转让协议书》签订时，焦宇持有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焦宇系胡育林的女婿、系胡越美的姐夫，故胡育林系登记在焦宇名下的33%股权的实际控制人，但焦宇、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均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主体，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焦宇授意或追认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处分涉案股权，故上述《投资转让协议书》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2015年7月29日，胡越美与熊善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时，胡越美虽非赣州昌泰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但2015年7月30日，赣州昌泰公司原登记于焦宇名下的33%股权变更登记至胡越美名下，胡越美在与熊善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后的第二天取得了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的处分权，该《股权代持协议书》应属有效。 （二）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问题。2013年5月22日，江西昌泰公司（甲方）与熊善水（乙方）签订《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在本月底前乙方向胡育林支付人民币六百万元作为履行协议保证金，支付后本协议即生效”，2013年5月30日，熊善水通过其配偶万梅珍向胡育林转款600万元，应当认定熊善水依据该合作协议支付了600万元保证金。依据该合作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发区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股份比例为各占50%，由熊善水担任该公司法人，前期注册资金由乙方垫付”，熊善水主张赣州昌泰公司即其与江西昌泰公司约定成立的企业，但熊善水并非赣州昌泰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证明熊善水依约履行了垫付3000万元注册资金的义务。另案涉《投资转让协议书》虽无效，但该协议书的内容可以证明熊善水与江西昌泰公司之间预建立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熊善水在代理词中亦明确认可其与江西昌泰公司之间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故熊善水并非赣州昌泰公司设立时的实际出资人，及江西昌泰公司均未完全履行上述合作协议，熊善水主张其在上述合作协议中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不予采信。胡越美并非赣州昌泰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其持有的赣州昌泰公司的股权系因原股东焦宇转让所得。该《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乙方（胡越美）目前在工商登记中拥有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其中15%股份的投资款系由甲方提供，只是由乙方以其自己的名义代为投入赣州昌泰公司”，尚无证据证明焦宇有向熊善水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或对上述代持协议内容明知，故该《股权代持协议书》应当认定为胡越美与熊善水双方之间就案涉赣州昌泰公司15%达成的代持协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胡越美与熊善水签订该《股权代持协议书》时存在以股权为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胡越美主张该《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为担保合同，不予采信。 （三）关于熊善水是否享有对案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所有权的问题。赣州昌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资两合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虽有效，但该协议属于胡越美与熊善水之间的内部约定，仅仅在胡越美与熊善水之间产生法律约束，不能发生对外效力，即在外部法律关系上，赣州昌泰公司涉案15%股权的权利主体为胡越美。熊善水无权主张对涉案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主张享有完整的股权所有权。本案中，赣州昌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均不同意将熊善水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主张，熊善水请求确认对案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所有权、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办理工商登记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熊善水在本案中请求确认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将其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上；胡越美等依法协助其在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将胡越美代持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主张，不予支持。因熊善水并非享有完整权利的公司股东，熊善水无权向赣州昌泰公司主张股东才享有的查阅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决议及要求支付红利的权利，熊善水主张确认赣州昌泰公司向其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按股权比例向原告支付红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三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熊善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8800元，由熊善水负担。 二审中，胡越美、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赣州昌泰公司、黄若舟、中航公司、九铭公司均未提供新证据。熊善水提供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关于赣州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收支情况核查事项说明》。证明被核查对象赣州昌泰公司包括中航公司对于熊善水是公司股东均知晓且同意；第二组证据：江西昌泰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证明胡育林、胡越美、焦宇、胡永红均是一致行动人；第三组证据：江西省华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证明熊善水为履行《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于2013年10月，注册成立公司。该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熊善水和焦宇各持股50%，符合当初的协议约定。胡越美质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参与人员都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依据该证据无法推论出胡越美、焦宇、胡永红均是一致行动人；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看出熊善水设立江西省华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本案的关联性。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一致行动人并非法律概念，它在投资领域里面会用到，有些没有家庭成员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也可能会成为一致行动人。对方的证明不符合逻辑；对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足以证明对方的目的。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第一组证据《关于赣州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收支情况核查事项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因在该说明上署名的人员均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故本案中对该说明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江西昌泰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第三组证据江西省华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来源于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胡越美、胡育林、江西昌泰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未予否认，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则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江西昌泰公司于2003年6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00万元，股东有胡育林（持股68%）、焦宇（持股32%）。2013年5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江西昌泰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赣州昌泰公司于2014年1月7日注册成立后，于2014年1月10日通过网上拍卖出让方式竞得赣州市开发区东江源大道东侧，犹江路南侧（章江新区A9地块）。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4年2月28日，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的《投资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2、2015年7月29日熊善水与胡越美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性质和效力如何？3、是否可以确认熊善水实际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并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4、赣州昌泰公司是否应向熊善水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按股权比例向熊善水支付红利？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2014年2月28日，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的《投资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投资转让协议书》系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协商一致签订，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根据赣州昌泰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江西昌泰公司并非赣州昌泰公司的注册股东，但《投资转让协议书》明确确认江西昌泰公司拥有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其投资股权委托自然人胡越美代持，结合江西昌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育林与胡越美之间系父女关系，2015年7月30日以后胡越美持有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以及胡越美持有该33%股权刚满18周岁等事实，可以认定江西昌泰公司系该33%股权的实际拥有者，故江西昌泰公司有权处分该33%股权，2014年2月28日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的《投资转让协议书》应认定有效。一审判决以江西昌泰公司对案涉33%股权无权处分为由，认定该《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确有不当，二审予以纠正。 关于2015年7月29日熊善水与胡越美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性质和效力问题。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胡越美上诉认为本案实质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为对涉案借款提供的让与担保。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为胡越美与熊善水双方之间就涉案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达成的代持协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胡越美与熊善水签订该协议时存在以股权为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属事实认定错误。经查，2013年5月22日，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一份《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在赣州市开发区注册成立独立企业法人（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承接项目合同的法律主体。本协议签订后在本月底前，熊善水向胡育林支付人民币600万元作为履行协议保证金，支付后本协议即生效。如果未通过招拍挂拿到该土地，自动转为借款由江西昌泰公司在一周内予以归还，并按月利息2%支付相应利息；如果拿到土地，该笔款项做为熊善水向江西昌泰公司支付对于前期工作的奖励，江西昌泰公司不予偿还。2013年5月30日，熊善水通过其配偶万梅珍转款600万元至胡育林账户。2013年9月16日，案外人熊玉明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胡育林转款300万元。同日，胡育林向熊玉明出具一张300万元的借条。2013年11月20日，赣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甲方）与江西昌泰公司（乙方）签订《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经济中心项目投资合同》，合同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90个工作日内，江西昌泰公司在赣州开发区内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负责项目开发运作。江西昌泰公司在赣州开发区注册成立法人企业后，将全面继受本合同中江西昌泰公司的权利和义务”。2014年1月7日，焦宇（胡育林女婿）、黄若舟注册成立赣州昌泰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焦宇占33%股份，黄若舟占67%股份。2014年1月10日通过网上拍卖出让方式竞得赣州市开发区东江源大道东侧，犹江路南侧（章江新区A9地块）。2014年1月15日，赣州市国土资源局（出让方）与赣州昌泰公司（受让方）签订编号36201311020032K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分析上述事实，2013年5月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形成合作关系，为此，熊善水向江西昌泰公司支付了600万元款项。江西昌泰公司依据其与赣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以其股东焦宇名义与黄若舟共同设立赣州昌泰公司。赣州昌泰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摘牌取得项目土地。根据熊善水与江西昌泰公司的约定，上述600万元转化为熊善水对项目的投资款。故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之间并未形成600万元的借款关系。2014年2月28日，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投资转让协议书》明确了三个基本事实：一是以焦宇名义持有的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实际由江西昌泰公司拥有；二是江西昌泰公司将该33%股权中的15%转让给熊善水，投资股权转让款双方已结清；三是熊善水受让的15%股权由熊善水委托胡越美代持。结合熊善水按其与江西昌泰公司签订的《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对赣州开发区港台国际总部中心项目投资600万元，胡育林向熊善水侄子熊玉明借款300万元、熊善水自认该300万元借款转化为投资款等事实，可以认定，自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时起，熊善水于2013年5月30日支付给江西昌泰公司（胡育林）的600万元、熊玉明于2013年9月16日支付给胡育林的300万元共计900万元，已经转化为熊善水受让江西昌泰公司实际持有的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股权转让款。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或者熊玉明之间不再存在借款关系。既然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性质则不可能是对案涉借款的让与担保。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如上所述，原由焦宇持有后改由胡越美持有的赣州昌泰公司33%股权，实际权利人是江西昌泰公司。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的《投资转让协议书》明确该33%股权由胡越美代持。虽然2015年7月29日该《股权代持协议书》签订时胡越美尚未持有该33%股权，但是在2015年7月30日胡越美即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了该33%的股权，从而在形式上也具备了处分该33%股权的权利。结合江西昌泰公司与熊善水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的《投资转让协议书》的相关内容，《股权代持协议书》系熊善水与江西昌泰公司（胡越美）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胡越美上诉认为《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是否可以确认熊善水实际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并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的问题。如上，根据案涉《投资转让协议书》和《股权代持协议书》，可以确认现登记在胡越美名下、由胡越美代持的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实际应由熊善水拥有。但熊善水持有的该15%股权能否显名、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则要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隐名股东显名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参照相关法理，隐名股东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或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但截止二审开庭之日，赣州昌泰公司的其他股东尚无同意熊善水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的明确意思表示。熊善水尚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公司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并行使过股东权利的事实，故熊善水作为实际持有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的实际投资人（隐名股东）尚不具备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的条件。其在本案中诉请将其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待相关条件具备后，熊善水可另行请求。 关于赣州昌泰公司是否应向熊善水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按股权比例向熊善水支付红利的问题。如上，熊善水目前尚不能请求将其记载于赣州昌泰公司股东名册，其实际拥有的赣州昌泰公司15%股权由胡越美代持，其股东权利也只能通过胡越美代为行使。故赣州昌泰公司无义务向熊善水提供财务报表、股东会分红决议及支付股权红利。如熊善水有证据证明江西昌泰公司（胡越美）领取了应归属于熊善水的红利，可另行向江西昌泰公司（胡越美）主张。 综上，胡越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虽然熊善水关于《投资转让协议书》有效的上诉理由成立，但因其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投资转让协议书》有效并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故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600元，由熊善水负担93800元，胡越美负担93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国运 审 判 员   吴玉萍 审 判 员   李 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陈 慧书 记 员 张 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