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仁河，男，196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博，山东博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联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常艺刚，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楚超，山东众成清泰（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仁河因与被上诉人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仁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没有法律效力，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向于仁河支付剩余未支付的经济补偿金45574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存在错误。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没有法律效力。1、根据于仁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录音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于仁河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过程中向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提出“其1984年1月进入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工作，厂龄或者工龄为34年，经济补偿金数额应当按照34年计算”。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对于仁河提出的要求明确予以拒绝毫无协商的余地，并且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答复“如果不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单位拖欠的九个月工资和1996年3月至2018年9月30日的经济补偿金不予发放”。由于于仁河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乘人之危，以此作为胁迫，逼迫于仁河与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根据于仁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和多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证据能够证明，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过程中，双方之间没有协商一致，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单方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文本系格式合同，排除了劳动者的主要权利，特别是“有关于仁河的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和剥夺了于仁河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争议的法定权利”。二、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应当向于仁河给付剩余未支付的经济补偿金45574元。根据于仁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于仁河是1984年1月进入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工作，1996年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之间自1984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有关经济补偿金数额是按照于仁河1996年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劳动关系计算的经济补偿金。1984年1月至1996年期间的劳动关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未计算相应的经济补偿金，也没有向于仁河支付。该协议书中有关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存在遗漏。 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辩称，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于2018年9月30日与于仁河解除劳动关系，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自愿签订，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形，而且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已经向于仁河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协议书中的各项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规定，协议书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现于仁河主张协议书部分内容无效并要求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另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于仁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于仁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自1984年1月起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确认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没有法律效力；3.依法判决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向于仁河支付剩余未支付的经济补偿金45574元。 一审法院查明： 1、1995年4月4日“青岛市北海帆缆器材厂”变更名称为“青岛市北海油漆厂”，2009年6月15日“青岛市北海油漆厂”变更名称为“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 2、2018年9月30日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终止双方劳动关系。 3、2018年9月30日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日内，乙方按甲方规定工作交接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款项共计人民币【捌万玖仟壹佰陆拾捌】元（￥【89168】元，含税）……五、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乙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内及劳动合同的解除等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养老补助）处理完毕，双方之间再无任何争议；双方均同意不再向对方及任何机关或部门等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双方均认可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4、于仁河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1995年4月4日青岛市北海帆缆器材厂变更为青岛市北海油漆厂；2009年6月15日青岛市北海油漆厂变更为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证据二、工资原始凭证(1984年1月至1988年12月),证明：于仁河于1984年1月进入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前身青岛市北海帆缆器材厂工作，由青岛市北海帆缆器材厂按月给于仁河发放工资，双方自1984年1月起存在劳动关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对上述工资原始凭证予以盖章确认；证据三、海军北海舰队装备部器材处出具的证明,证明：于仁河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职工，于仁河自1989年1月至1996年3月借调到原青岛基地帆缆处涂装站工作，在此工作期间于仁河的工资直接由原帆缆处给予发放；证据四、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复印件,证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于2018年9月30日解除与于仁河的劳动合同,结合证据二工资原始凭证能够证明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劳动关系自1984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止(其中1984年1月至1996年3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应计算34个月数额为134742元（3963元/月×34个月）；证据五、录音证据四段书面整理笔录,证明：1、于仁河1984年进厂参加工作，截止2018年9月30日厂龄或者说工龄为34年，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领导对于该事实予以认可。2、按照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解除劳动合同的政策经济补偿金按照厂龄或者工龄计算。3、由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所保管的于仁河的档案中遗失1984年的招工登记表，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及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坚持按照1996年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来计算工龄或厂龄22年，并以此来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年限。4、有关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第五条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协商一致，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单方面拟定的格式合同条款且不容许于仁河修改。5、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在与于仁河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过程中，于仁河提出“其1984年1月起进入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工作，厂龄或者工龄为34年，经济补偿金数额应当按照34年计算”。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对于仁河提出要求明确予以拒绝，毫无协商余地，并且答复如果不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单位拖欠的九个月工资和1996年3月至2018年9月30日的经济补偿金不予发放。由于于仁河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为尽快领到拖欠的工资和部分经济补偿金，于仁河被逼无奈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特别在第二份录音中8份33秒，由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拖欠于仁河九个月工资，致使于仁河家庭经济陷入困难，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强调在9月30日不签协议，之后经济补偿金和工资就不管了，第一份录音中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明确说关于解约补偿金不能更改，是已经定好的，这说明双方之间关于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没有经过协商一致，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以强势方要求于仁河签订，第四份录音中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明确表示，如果去古镇口上班也没有工资；证据六、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多份,证明：1、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与于仁河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且不容许于仁河修改。2、该合同第五条排除了于仁河的主要合法权益和维权救济途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3、合同协议书记载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明显低于实际应当补偿数额，差额为45574元，该协议明显存在显失公平，其不具有法律效力。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对于仁河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证据二中公章是我公司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内容不完整，既没有会计签字也没有复核签字、领导签字，对证据来源有异议，并且该证据不应该加盖的是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公章，而是加盖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变更前工厂的公章；对证据三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不是我单位出具，所以无法证实真实性，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于仁河工资的发放情况；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是于仁河偷录的，该录音中于仁河与厂长和书记的谈话并不是完整谈话内容；对证据六中于仁河和刘新材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原件真实性无异议，其余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事项有异议，并不是格式化协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内容不同，协议第五条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协议中经济补偿金按实际厂龄计算，远远高于国家法律规定的数额，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于仁河、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双方已于2018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二、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认可仲裁裁决中双方1993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仁河对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于仁河提交的证据六以及录音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该协议系格式合同，未经过于仁河的同意和协商，该协议条款并不是于仁河的真实意思表示，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强迫、乘人之危，与于仁河签订，该协议违反《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该协议所计算的经济补偿金是从1996年开始计算，对之前1984年至1996年，于仁河的实际厂龄不予计算，其经济补偿金少计算四万余元，明显显失公平，第五条剥夺了于仁河向任何机关及部门进行司法救济的途径，其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向有关机关和部门寻求司法裁决属于法定权利，不应被剥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裁决认定事实与实际不符，在于仁河举出大量证据证明于仁河是1984年进入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工作，1984年至2018年9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但是该裁决书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在80年代有关劳动争议的法律规定是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该规定就有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表述，于仁河在举出录音证据证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与于仁河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仲裁委对该证据和事实没有明确认定，该裁决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于仁河举出相关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系格式合同，存在相同性，但是仲裁没有确认。 5、2018年于仁河以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1、确认双方1984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第5条没有法律效力；3、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支付经济补偿差额45574元。”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于仁河的申请进行了审理后，作出青劳人仲案字[2018]第1150号裁决书，裁决：“确认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1993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于仁河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下发后，于仁河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未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劳动关系时间的问题。双方对1996年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异议，但于仁河主张其自1984年1月就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建立了劳动关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并不认可，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称档案里没有于仁河1984年1月至1996年期间的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也搞不清楚这段时间于仁河是否在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工作，从于仁河提交的加盖有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印章的工资报销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装备部器材处出具的证明以及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的法定代表人厂长常艺刚、党支部书记张岳舰的谈话录音可以证实1984年1月于仁河已到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工作。我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可以依据劳动合同中载明的日期来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期限；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入职时间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于仁河作为劳动者已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自1984年1月入职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采信于仁河的主张，确认1984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关于协议书第5条法律效力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2018年9月30日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约定“……。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日内，乙方按甲方规定工作交接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款项共计人民币【捌万玖仟壹佰陆拾捌】元（￥【89168】元，含税）。……。五、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乙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内及劳动合同的解除等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养老补助）处理完毕，双方之间再无任何争议；双方均同意不再向对方及任何机关或部门等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双方均认可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于仁河已经领取协议约定的经济补偿金89168元。虽然于仁河主张双方并未协商一致,系在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胁迫下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提交了其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厂长及书记的谈话录音予以证明,但该谈话录音中并未载明有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认可系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于仁河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相关内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之规定,双方均在协议书上盖章、签字捺印，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侵害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该遵守，现于仁河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第5条没有法律效力,并支付经济补偿差额4557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1984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于仁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于仁河负担。 二审期间，于仁河提交以下证据：手机拍摄的案外人曹俊柱、尹萍分别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二份的打印件，证明上述两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与本案涉及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一致，特别是协议第5条的约定内容一致，这充分说明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格式合同由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单方拟定，没有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条款不允许于仁河修改。该协议的第5条排除了劳动者的主要权利，特别是“有关于仁河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和剥夺了于仁河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争议的法定权利”。 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曾经与相关人员签署过类似协议书，但所有协议均系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与相关人员协商一致达成的，期间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而且于仁河及其他人员适用相同的合同条款并不能表明侵害了于仁河的权益。 本院认为，于仁河提交的两份证据，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证明于仁河主张的格式合同排除合同相对方主要权利的事实，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8年9月30日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故按照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经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的，劳动者应得经济补偿的计算年限自其入职之日起，以2008年1月1日为界分段计算，2008年1月1日之前计算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案中，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于仁河对该协议中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月平均工资无异议，双方均认可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按照22个月计算于仁河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而根据于仁河的实际情况，无论于仁河的入厂时间为1984年还是1993年，2008年1月1日之前计算经济补偿的年限依法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故计算于仁河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年限共计22年。综上，于仁河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标准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于仁河上诉主张是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乘人之危胁迫其签名、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于仁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用人单位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时，应当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而于仁河提交的录音中并不能证明青岛舰海船舶器材厂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于仁河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相关内容,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应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于仁河上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第5条没有法律效力、并支付经济补偿差额4557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于仁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明 审判员 王化宿 审判员 潘红燕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高仁青 书记员栾才玉 书记员胡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