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0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乐乐，男，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春波，男，1980年5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玉，广东保得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98号之一41。法定代表人：姚冬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鹄，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汇亨皮具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合成村自编团结一队横沙庄路3号。经营者：王威。上诉人高乐乐因与被上诉人余春波、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汇亨皮具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7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汇亨皮具厂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高乐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691934.04元给余春波；二、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余春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965元，由余春波负担376元，高乐乐、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0589元。上诉人高乐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春波对高乐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高乐乐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事故发生在其履行职务过程中，应由其所在的广州市花都狮岭汇亨皮具厂（以下简称汇亨皮具厂）及其经营者王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汇亨皮具厂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138号案余春波与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宸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开庭笔录》中第5页第三段文字中，余春波确认“2016年1月15日……由业务合作方汇亨皮具加工厂派车，该厂老板叫王威，余春波及加工厂老板娘坐在车上…．”和事故发生后“…加工厂出了3万5”的医药费用，第6页第三段、第11页第三段及该案件《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中，余春波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多次确认高乐乐与以王威为经营者的汇亨皮具厂存在劳动关系，高乐乐是在履行送货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致同车乘坐人余春波受伤，同时高乐乐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均明确证实在高乐乐发生交通事故时与证人是同属于汇亨皮具厂的员工，是同事关系；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20712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中，余春波再次确认高乐乐是受汇亨皮具厂的指派，在履行送货职务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高乐乐应确定为是在履行职务期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应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但原审法院无视已被其他法院依法查明、认定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判决。二、汇亨皮具厂在事故发生后已与余春波协商解决并足额赔了余春波的损失。事故发生当天，汇亨皮具厂的老板王威已支付35000元医药费[余春波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20712号中已作自认]，事后余春波所在的金宸公司扣留汇亨皮具厂的货款180000元作为赔偿费用，并经各方约定今后互不追究责任。同时，从余春波在2016年1月15日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起，直到2018年9月18日，在长达2年时间之后，其才向高乐乐主张赔偿可以反证得知，其在事故发生后，因已得到了汇亨皮具厂的足额赔偿，双方达成不再就此事故向高乐乐及汇亨皮具厂主张任何权利。因王威已无法联系，原审时王威也没有出庭而无法当庭质证，但是不能就此否认高乐乐与汇亨皮具厂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否认汇亨皮具厂已足额赔偿余春波。三、关于诉讼时效，高乐乐在原审期间已经明确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是原审法院并没有对该答辩给出任何的解释说明，也没在判决书中作出任何的回应。余春波在2016年1月15日事故发生后，住院至2016年3月4日出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的规定，2016年3月4日出院时伤势已明显确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应为一年。在余春波2018年9月18日起诉时，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且没有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诉讼时效已过，不应该再向高乐乐主张任何权利。四、在二审庭审中，高乐乐明确对以下赔偿项目提出异议：（一）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有异议，认为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二）对医疗费有异议，对产生的医疗费通过报销后仍主张的部分应予以扣除，包括2017年1月16日，2016年5月13日，有注明个人先支付5%，说明社保那里已经报销95%了；2018年10月30日和2017年9月19日这两张单应该是通过社保报销，报销到85%，报销过的医疗费应全部扣除。余春波重复住院期间的费用应该扣除，包括第二次住院，即2016年11月4日到2017年1月16日，医疗费是38638.36元，2017年7月5日至2017年7月27日58432.4元都应该扣除。（三）精神抚慰金费用过高，应为10000元。（四）护理费费用过高，对护理费标准没意见，对护理费天数有意见，实际住院是150天，但是只认可第一次住院的49天需要护理。（五）误工费的标准过高，应按照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40975元计算，误工时间应计算为6个月。被上诉人余春波辩称，不同意高乐乐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余春波各项损失方面的认定的问题。从医疗费的收费票据可以证实所有的医疗费都是余春波个人支付，高乐乐的代理人所提到的费用明细清单后面的备注部分存在有广州医保字样，这是高乐乐的代理人对这个内容的误解，备注只是标明了该种药是属于医保范畴或者属于自费范畴。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疗费里有标注甲、乙或自费，这些均是对该药品是属于医保范畴还是自费范畴的归类。关于误工费，余春波在原审提交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粤01民终2071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另案生效判决），已证实余春波每月工资为6000元。上述判决书有认定余春波的收入状况和工作情况，因此原审判决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有事实依据。关于护理费方面，原审法院根据余春波的相关的病历和住院证明等证据，证实余春波住院期间需要进行护理，所以判定要支付护理费依法有据。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余春波提起诉讼的时候，还在治疗的过程中，而且伤残鉴定也是在提起诉讼前一个月才作出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治疗终结开始计算。在治疗过程中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高乐乐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是否受汇亨皮具厂雇佣，余春波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从未见到过高乐乐和汇亨皮具厂的有关人员到医院，仅仅是听到金宸公司的股东安佳成说交到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疗费当中有35000元是汇亨皮具厂支付的，余春波对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综上所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辩称，对高乐乐的上诉没有意见。被上诉人汇亨皮具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各方对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余春波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作证，拟证明余春波于2015年1月至同年7月底在广州市森琳皮具有限公司工作；2.广州市森琳皮具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资料；3.开户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狮岭支行在2015年1月至同年12月的个人账户对账单，其中2015年4月18日、5月16日、6月23日、7月18日、9月19日有五笔摘要为“工资”，对方户名为“朱佑森”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为4000余元至7000余元不等，拟证明余春波在广州市花都区有工作、有收入；4.撤回部分仲裁请求申请书，拟证明余春波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已撤回了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等请求。高乐乐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证据1工作证上面没有工作时间的起止日期；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能证明该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是余春波本人且只有部分月份有工资收入，支付人是“朱佑森”，无法证明余春波在广州居住和工作；证据4无法证明余春波已经撤回了上述申请，即使撤回了申请，也即意味着余春波在本案中已经放弃了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实施，2009年修正）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次事故发生在2016年1月，但余春波因伤又于2016年11月、2017年7月和同年9月多次住院治疗，2018年8月27日经鉴定确定构成九级伤残后于同年10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余春波的治疗行为具有持续性，应自最后一次出院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上述规定，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余春波后经鉴定构成伤残后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高乐乐提出本案诉讼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高乐乐是否在履行汇亨皮具厂的职务过程中发生涉案交通事故的问题。本案庭审中，高乐乐主张在事故发生一年多前已经在汇亨皮具厂从事送货司机的工作，为此在原审中申请证人陈某到庭作证，该名证人虽然陈述高乐乐事故发生时是汇亨皮具厂的员工，但该名证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汇亨皮具厂的关系，故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高乐乐与汇亨皮具厂的关系；余春波在另案及本案诉讼中陈述其是乘坐汇亨皮具厂的车出差时发生事故，且汇亨皮具厂曾为其垫付过医疗费，但根据余春波的陈述，该垫付医疗费的事实是余春波通过案外人安佳成获知的情况，余春波在庭审中亦表示不清楚高乐乐与汇亨皮具厂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余春波的陈述也不足以证实高乐乐与汇亨皮具厂之间的关系。原审法院关于高乐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汇亨皮具厂之间的关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次事故中高乐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事故发生有重大过错，原审法院判令由高乐乐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事实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另外，高乐乐主张金宸公司扣留汇亨皮具厂的货款180000元作为赔偿费用，各方约定今后互不追究责任，但对此没有举证证明，故本院对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医疗费的问题，经查，余春波因本次事故导致右侧胫骨骨干骨折等伤情，首次住院期间行内固定手术，其后三次住院均系治疗骨折内固定物植入感染、内固定物取出及骨折断端清理等与事故所致伤害相关的手术及治疗，高乐乐有异议的医疗费单据上的结算方式处均载明是自费，未注明为社保报销的情况，高乐乐主张余春波重复住院的医疗费事实依据不足，其主张应扣除医疗费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护理费的问题，事故导致余春波四次住院治疗累计150天，原审法院结合其伤情及医嘱，确定上述期间确有护理必要，并按照每天80元的标准支持余春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与劳动纠纷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受害人有权依法取得侵权损害赔偿的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高乐乐主张余春波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撤回部分请求，则视为余春波在本案中放弃相应诉讼请求的质证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误工费的问题，误工费标准方面，原审法院按照另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工资收入标准确定余春波在事故发生前有固定工作，月工资6000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误工时间方面，余春波虽然因伤导致多次住院，但误工时间计算2年过长，根据余春波实际住院天数及出院医嘱，本院酌情确定误工时间为240天。因此，误工费损失共计48000元（6000元/月÷30日/月×240日）。关于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问题，另案生效判决已经确定余春波在事故发生前即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间在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工作，余春波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账单显示其在2015年有在广州市花都区开设银行卡并有工资交易记录，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余春波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居住生活并有相应工作的事实，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乐乐主张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已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高乐乐仍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事故导致余春波九级伤残，其在事故中没有责任，原审法院结合事故导致的损害后果及余春波的过错程度，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各方对于原审法院核定的余春波的其他损失项目和金额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余春波的各项损失包括：1.医疗费260684.0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0元；3.护理费12000元；4.误工费48000元；5.交通费800元；6.营养费1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8.鉴定费1950元；9.残疾赔偿金163900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72600元。以上损失共计595934.04元。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对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判令高乐乐向余春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误工时间的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高乐乐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73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73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73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高乐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595934.04元给余春波。四、驳回余春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10965元，由余春波负担1846元，高乐乐、广州悦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连带负担91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9元，由高乐乐负担9120元，余春波负担14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汇文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卢燕清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