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9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200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法定代理人：邹丹，女，汉族，1964年7月3日生，系黄某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慧君，女，193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华，云南恒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采莲路共信时代广场写字楼24-26楼。法定代表人：王小刚。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键，男，回族，1995年10月28日生，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黄某、朱慧君因与被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9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某、朱慧君的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98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赔付保单号212301292707的保险单按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金162450元；2．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被保险人黄剑的死亡属于意外事故，属于理赔范围，应予以赔付，理由如下：一、被保险人黄剑属于窒息死亡，不是醉酒死亡。酒后只是其死亡前饮过酒，窒息才是其死亡原因。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窒息死亡不属于保险理赔的免责范围。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保险人死亡时处于醉酒状态或过量饮酒状态。饮酒伤身，但被保险人没有预见饮酒会致命。窒息，百度词条为“窒息（asphyxia）：人体的呼吸过程由于某种原因受阻或异常，所产生的全身各器官组织缺氧，二氧化碳滞留而引起的组织细胞代谢障碍、功能紊乱和形态结构损伤的病理状态称为窒息。”窒息是呼吸过程中受阻或异常，被保险人无呼吸道疾病，受阻或异常就来源于外在因素，因此，被保险人的死亡符合意外死亡的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定义。被上诉人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答辩称，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与黄剑签订了书面的保险合同，向黄剑全面履行了合同的告知义务，双方建立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黄剑死亡后，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保险理赔款。黄某、朱慧君以意外伤害为由，要求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但黄剑系酒后窒息死亡，不符合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在申请理赔时仅提供了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从内容上来看只证明有人报案称黄剑因酒后窒息，该证明属于家属的自证，如果是呼吸道异物卡喉致死，需尸检证实。原审原告黄某、朱慧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按保单号为212301292707保障单向黄某、朱慧君赔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162450元；二、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承担律师费3000元及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剑系朱慧君之子，黄剑父亲已于2004年死亡。黄剑于1998年9月16日与邹丹登记结婚，婚后于2004年8月20日生育一女黄某，后黄剑与邹丹于2015年2月16日离婚。黄剑与董江丽于2016年9月16日登记结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云南省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记载：2017年11月1日，董江丽发现黄剑饮酒后呼之不应、无呼吸、无呕吐，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黄剑已死亡，无抢救机会。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海源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其中记载：2017年11月1日，黄剑因酒后窒息在家死亡。2010年6月29日，黄剑（投保人）填写《泰康金满仓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投保单》，其欲投保金满仓B款叁拾份，并确认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的投保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后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签发了保险单号码为212301292707的《保险单》，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黄剑，险种为泰康金满仓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泰康金满仓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中记载：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泰康公司承担生存保险金、满期保险金、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泰康公司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保险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保险金额×被保险人身故时交费年度数。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身故，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2018年11月20日，邹丹以黄某、朱慧君系本案所涉保险受益人为由，向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2019年2月1日，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作出《理赔批单》，决定同意承担保险责任，支付保险金162450元、分红金额17894.95元，212301292707号保险合同终止。原被告双方在本案审理中一致确认：若黄剑死亡属于本案所涉保险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还应为162450元。黄剑死亡后未进行尸检。另，一审法院通过案外人董江丽到一审法院提交询问，董江丽称不参加本案诉讼，其另行对本案所涉合同主张权利。以上事实有黄某、朱慧君共同提交的保险合同、居民身份证、死亡证明、理赔交接凭证、理赔批单、生存金领取批单、民事调解书，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提交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保险单、泰康金满仓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死亡证明、理赔询问笔录、受益人约定书、理赔申请书、理赔批单，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某、朱慧君共同提交的不预交执行费用通知书、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其记载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该部分证据材料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当事人举证、质证，结合法庭调查，本案争议焦点应为：黄剑死亡是否属于本案所涉保险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对此，一审法院综合评析如下：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所涉保险条款的约定，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身故。在本案中，第一，黄剑家属发现黄剑饮酒后呼之不应、无呼吸、无呕吐后，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黄剑已死亡，事后亦未进行尸检，由此来看，公安机关确认黄剑系酒后窒息死亡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第二，黄剑作为完成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过量饮酒于身体有害，及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应根据自身情况控制是否需要饮酒及饮酒的数量。第三，黄剑系酒后窒息死亡，而饮酒系黄剑主观上的选择，显然并非是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导致。综合前述几个方面来看，黄剑死亡的不属于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故一审法院对黄某、朱慧君要求泰康人寿云南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某、朱慧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均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其主张的保险金？被上诉人与死者黄剑签订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承担意外身故的保险责任，对此双方争议在于黄剑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按照保险合同释义部分载明的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身故，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该规定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首先应履行提供与确定保险事故原因有关的初步的证明和资料，但从本案查证的事实来看，首先，黄剑家属发现黄剑饮酒后呼之不应、无呼吸、无呕吐后，在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黄剑已死亡，并未记载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因饮酒之外的意外因素；其次，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死因系家属的陈述，其并未直接认定黄剑的死因为排除酒之外的其他意外因素导致的死亡，故死者家属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黄剑的死亡过程中，除酒之外还有其他外部因素介入，也就不能证明黄剑的死亡属于意外；最后，喝酒过量有害身体健康属于生活常识，黄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可以控制是否需要喝酒及喝酒量的多少，故喝酒行为本身不符合意外伤害定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黄剑的死亡不属于意外身故的保险责任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50元，由朱慧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杨章亮审判员 李 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莹书记员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