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4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60号15、16、17、27、2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890350458F。负责人：石合群，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女，197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宇翔，男，200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法定代理人：梁某，身份情况同上，系陈宇翔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秋云，女，195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逸，广东谢氏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文斌，广东谢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四明，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番禺欣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721715B。法定代表人：廖开源，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冰冰，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12249C。负责人：陈业雄。委托代理人：卢聪，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丽君，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宇翔、梁某、朱秋云、邓四明、广州番禺欣达运输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4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733432.20元给原告梁某、陈宇翔、朱秋云。二、驳回原告梁某、陈宇翔、朱秋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8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梁某、陈宇翔、朱秋云共同承担本案受理费1925元、财产保全费82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4952元、财产保全费4175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保险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平安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争议金额：733432.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涉案粤Ａ×××××号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时，平安保险公司已将保险条款交予广州市番禺欣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运输公司”），此为不可否认的事实。1、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该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该保险单中“重要提示”栏处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4、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5、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可见运输公司已收到了平安保险公司寄送的保险条款和投保单。2、案外人莫康明是平安保险公司员工，其负责运输公司名下车辆的投保、续保等事宜。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莫康明与运输公司员工谢小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谢小姐于2018年12月11日就该涉案车辆续保向莫康明询价，并告知莫康明运输公司已支付该涉案车辆续保的保费。2018年12月12日，莫康明用顺丰快递邮寄该涉案车辆保险单、保险条款和投保单给谢小姐。以上有顺丰快递单、微信聊天记录和莫康明出庭作证予以佐证。3、该涉案车辆在2009年12月11日初始登记，该车年检到期日为2019年12月11日。根据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载货汽车10年以内每年检验一次，该涉案车辆上一年审有效期为2018年12月止。众所周知，交强险保单是年审必须提交的必要资料。否则车辆不可能通过年审。既然该涉案车辆已在2018年末的年审中通过了2019年的年审，说明运输公司收到了莫康明寄送的该涉案车辆的保险资料，否则该涉案车辆车辆不可能通过年审。以上证据和证人陈述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运输公司收到保险条款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二该涉案车辆驾驶员邓四明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根据法律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不承担赔偿责任。1、逃逸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仅需尽到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逃逸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平安保险公司仅需要对驾驶人逃逸商业险免赔这一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该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已加黑加粗提示。2、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由运输公司盖章的该涉案车辆的投保单(保险期限：2014年12月21日-2015年12月20日)，根据法律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1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11]4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9条第3款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险种向同一保险人再次或多次投保，且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曾经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被保险人以本次投保中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以上法律规定和指导意见，证明了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向广州市番禺欣达运输有限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三、车辆续保，仅为保险期限的延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法律关系、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除时间延续外其他并未改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核心理解在于，被保险人对于免除条款认知的延续性和覆盖性，保险人在前合同中履行说明义务的效力应及于后合同，对于重复投保的行为，保险人曾经履行过免除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本次投保中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免除了。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是从2014年开始使用的保险条款，该条款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经过保监会的审核备案，通用至今，未发生过变动。运输公司名下挂靠的多台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多年，其投保行为应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公司行为，平安保险公司对运输公司名下车辆承保并对运输公司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行为亦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公司行为。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基本作用在于明确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为了剥夺被保险人享受保障的权利，而责任免除条款是从外延上对承保风险进行具体的界定，不属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不公平条款。“逃逸”是法律和道德上不能容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受害者人身权利，破坏了道路交通安全和秩序。若从法律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使得被保险人特别是本案中的运输公司免于经济赔偿，对交通安全存在巨大隐患。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请二审法法查明相关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判准平安保险公司之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梁某、陈宇翔、朱秋云（该三被上诉人以下简称为“一审原告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是客观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对于平安保险公司上诉提出的观点，因对平安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运输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不清楚，故不做答辩。被上诉人运输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未向保险公司送达案涉粤Ａ×××××车辆有效期内的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更未就涉案车辆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的相关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相关免责条款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下称“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应当履行法定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一审庭审情况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截至本案二审庭审之日，平安保险公司仍未提交加盖运输公司公章的案涉车辆有效期内的投保单或者保险单，且运输公司已举证证明平安保险公司曾经有送达错误的保单给运输公司的事实，证实平安保险公司未就案涉车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履行送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2、平安保险公司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额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主张其已经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认为本案不符合指导意见规定的适用情形：（1）平安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曾经就免责条款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5份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所涉保险条款指向不明，平安保险公司当庭出示并据此拒赔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未曾在投保单中表述，该保险条款也未加盖运输公司公章，更没有与投保人声明、投保单、保险单一起加盖骑缝章。该5份投保单仅能证明运输公司曾经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不能表明平安保险公司已就《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当中的免责条款曾经履行过送达、提示以及明确说明义务。（2）《指导意见》针对多次、连续投保的情形，在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曾经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仅免除保险人对有效期内保险单所涉保险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但未免除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向投保人送达保险条款是履行提示义务的前提条件和事实基础，故平安保险公司主张适用上述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首先应举证证明其已向运输公司履行了送达保险条款的义务。然而平安保险公司向运输公司送达错误的保险单，且运输公司亦否认收到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平安保险公司未履行送达义务，何谈已履行提示义务。（3）《指导意见》将未尽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保险条款当中免责条款的效力概括为无效，与保险法以及保险法解释对该类型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认定不一致，该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已明显违反了上位法的司法精神，依法不应被采纳。综上所述，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因保险合同生效而自动对投保人生效，也不因投保人连续投保同一保险公司且上一年度保险人己履行相关提示义务而免除保险人对本年度免责条款应尽的提示义务。具体到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未举证证实其就案涉车辆保险单及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条款履行送达、提示义务，更未举证证实其已就或者曾经就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运输公司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不符合平安保险公司引述的《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同时因《指导意见》对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认定与《保险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相一致，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基本原则，该《指导意见》依法不应被采纳。二、邓四明肇事后离开现场的行为并非交通肇事逃逸，其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同时根据《保险法》“近因关系原理”，保险人主张免责时，保险事故必须与免责条款的情形之间具有近因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以邓四明交通肇事逃逸为由拒赔，则必须证明该行为是造成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事实上，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受害人在车行道横卧，以及邓四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涉案机动车因保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肇事逃逸免责事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肇事逃逸是事故发生后的驾驶行为，并非事故发生的成因，且受害人亦是当场死亡，肇事后离开现场的行为未导致事故成因查明不清，也未扩大事故损失，基于《保险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邓四明肇事后离开现场的行为,非法律规定的肇事逃逸情形，也并非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不符合平安保险公司依据“肇事逃逸”拒赔条款规定的情况。且平安保险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其曾经向运输公司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也未举证证明就案涉车辆有效期的保险单及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履行送达、提示义务，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相关免责条款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一审认定一审原告方的损失，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平安保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免责条款已经向投保人运输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保险条款；并另提交5份投保单，以证明其主张的运输公司在2018年12月就涉案车辆续保前，已多次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并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收到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平安保险公司在运输公司在涉本案保险合同续保前已经多次向运输公司送达相同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保险条款，并已经向运输公司对该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的事实。在该5份的投保单中，平安保险公司均在“投保人声明”一栏中用打印的文字注明“本人确认已收到了《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内容，并没有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相关文字内容。对此，平安保险公司表示投保单注明的《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就是指《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该《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简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在运输公司投保涉本案商业三者险时已经把该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涉本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送达给运输公司的事实认定问题。虽然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已经提交了涉本案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并申请了其员工出庭作证，以证明其主张的已经将上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送达给运输公司。由于运输公司否认收到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且平安保险公司的员工与平安保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能排除该员工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从而只陈述已经向运输公司送达该保险条款以及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向运输公司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等对平安保险公司有利的证言的可能性，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员工上述的对平安保险公司有利证言的证明力。本院经审查，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包括上述涉本案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都不能佐证该员工上述对平安保险公司的有利证言。因此，平安保险公司关于已经把涉本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送达给运输公司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没有把涉本案的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运输公司，认定事实清楚，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就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运输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的事实认定问题。本院经审查，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运输公司在2018年12月投保本案商业险之前，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的5份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一栏中用打印的文字注明“本人确认已收到了《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保险条款名称，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其主张的涉本案商业险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保险条款名称不符。故该5份投保单不能用于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就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免责条款已经向投保人履行过提示义务。如上所述，在平安保险公司没有向运输公司送达该保险条款情况下，不能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就该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向运输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能够以驾驶涉案车辆的驾驶人邓四明在事故发生后逃逸为由拒赔的问题。审查一审认定邓四明在事故发生后逃逸，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如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没有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运输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对运输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平安保险公司不能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免责条款以邓四明在事故发生后逃逸为由拒赔。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134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刚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褚程足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