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9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古志辉，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芬，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阳慧，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绍荣,男，195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义，男，195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上诉人古志辉因与被上诉曾绍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古志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曾绍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曾绍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曾绍荣对于委托收回的款项用于抵销欠古志辉夫妇的债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双方就债务抵销已达成一致意愿。具体表现：1.曾绍荣签订委托书给古志辉夫妻，未约定款项返还期限。曾绍荣并不是家财万贯的大富翁，其投入玉德堂公司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民间集资，面对成百上千的实际投资人追讨债务，曾绍荣若纯粹委托古志辉夫妇收款的话，必然会约定款项返还期限，除非所收回的款项曾绍荣已再没占有的依据。2.委托古志辉夫妇到玉德堂公司收款，为零报酬。从曾绍荣到玉德堂公司收款的经历可见，到玉德堂公司收款是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古志辉夫妇并非职业收款人，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义务替曾绍荣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根本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曾绍荣在一审时所称，古志辉夫妇代收款的好处是可免费占用资金一年，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款项返还曾绍荣，曾绍荣的辩称实为无稽之谈。3.曾绍荣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委托古志辉夫妇收回的款项要直接打入古志辉的账户而不是自己的账户。4.委托古志辉夫妇收款后，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曾绍荣一直没有向古志辉夫妇催款。（1）曾绍荣委托古志辉夫妇收款后，双方一直有交往，而且在此过程中曾绍荣既向古志辉夫妇借款，也因向案外人借款而请求古志辉为其作担保人，并最终因为无力偿还欠款而要古志辉夫妇被迫为其承担担保责任，但曾绍荣从来没有向古志辉夫妇催收过委托收回的款项。（2）曾绍荣作为玉德堂公司的投资人，与玉德堂公司存在紧密的联系，古志辉夫妇何时从玉德堂公司收回款项、收回多少款项，曾绍荣非常清楚，但从2010年至2013年曾绍荣首次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整整长达三年的时间，曾绍荣并未向古志辉夫妇催过款。从曾绍荣的上述行为表现，足以证明曾绍荣对于委托收回的款项用于抵销欠古志辉夫妇的债务心知肚明的事实。（二）古志辉与曾绍荣双方的债务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债的抵销的规定，可实现抵销。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1.曾绍荣向古志辉夫妇借款171万元，且约定了借期利息，事实清楚。另外，古志辉夫妇还为曾绍荣代偿了142多万元担保债务。尽管关于担保追偿权的案件最终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但根据我国民法理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属于自然债权，其本质在于“不能通过诉讼程序强制债务履行”，并不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更不是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故曾绍荣拖欠古志辉借款及代偿款本金就高达300多万元，且均已届履行期。2.关于债的抵销，法律并没要求为同一法律关系，只要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便可。本案的代收款，与曾绍荣对古志辉的借款及代偿款，种类相同，即同为支付金钱，实现抵销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三）一审法院关于古志辉的欠款，主张古志辉通过另案起诉主张权利，不应在本案中直接抵销，完全是增加诉累，违背法律的宗旨。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认定错误，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曾绍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曾绍荣辩称，不同意古志辉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曾绍荣与古志辉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债务抵偿。1.曾绍荣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委托书清楚地表明：曾绍荣委托古志辉向玉德堂公司收回本人的投资款……本人同意直接转入古志辉的建行账户。在委托书中根本没有“用于抵债”四个字，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2.古志辉一审提交的证据：借何月好76万元已经（2017）粤0113民初7885号和（2018）粤01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生效判决。古志辉提交的证据3、证据4在（2017）粤0113民初7884号和（2018）粤01民终1314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生效判决，不在本案审理之中。3.一审中古志辉提供的所谓债权的借条均属虚构。所谓向古志辉借95万元的借据，出具借据的时间是2003年8月30日，借据清楚地写明“借人民币95万”，而不是“借到人民币95万”，一字之差实质不同，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95万元的借据只是曾绍荣与古志辉之间的借贷合意，由于古志辉无法提供借款给曾绍荣的证据，该笔借款根本不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双方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如果古志辉2003年8月30日借给曾绍荣95万元是真实存在的话，2010年1月13日曾绍荣委托古志辉代收曾绍荣的投资款项时，思维敏捷的古志辉，为什么不让曾绍荣与其签订还款协议或在委托书中要求曾绍荣写明收回投资款代为抵债呢？显然该借款纯属子虚乌有。古志辉提供的一张10万元的借据，该借据上面约定还款时间为2010年7月30日，不管该笔借款是否真实存在，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他的所谓曾绍荣的借款，古志辉连曾绍荣的借据都无法向法庭提供，故不存在曾绍荣向古志辉借款。4.古志辉称双方就债务抵偿已达成一致意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曾绍荣根本不存在欠古志辉所谓的借款，曾绍荣分别在2013年、2015年、2017年向南沙区人民法院、南沙区公安通过诉讼、控告和刑事自诉主张曾绍荣的权利，并要求追究古志辉拒绝归还曾绍荣的代收款项的法律责任。因古志辉代曾绍荣向玉德堂公司收取了曾绍荣的投资款288.6万元，且该款项已经掌握在古志辉手中，如果曾绍荣向古志辉借款成立的话，古志辉完全可以要求双方就抵销债务达成书面协议，但到目前为止，古志辉无法向法庭提交所谓双方就债务抵偿已达成一致意愿的书面证明材料，且在一审庭审中问：被告，上次庭审中主张有明确告知收取的款项用于抵债……古志辉回复有告知但书面证据没有。以上充分证明，古志辉称双方就债务抵销达成一致意愿，纯属虚构事实。（二）古志辉将委托合同关系与民间借贷关系混为一谈，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是曾绍荣起诉古志辉要求古志辉归还曾绍荣的委托代收款项，属于委托合同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古志辉在一审法庭中向法庭提交的何月好诉曾绍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粤01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书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认定：代收款问题属于委托关系范畴……本院对代收投资款不作处理，双方可就委托关系另诉解决争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民间借贷案件中，已经认定民间借贷与代收款项属不同的案件，不能并案处理。综上，古志辉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前后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应当予以维持。为维护曾绍荣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驳回古志辉的上诉请求。曾绍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古志辉一次性返还曾绍荣委托古志辉代理收取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下称玉德堂公司）投资及投资收益288.6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7月2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以288.6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受理费由古志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5日，曾绍荣与古志辉签署《委托书》，内容为：“全权委托古志辉（身份证号码略）办理收回自己投资广州市南沙玉德堂有限公司福位第十一排……第十八排……两排共15块，由玉德堂公司返回本金，本人同意直接转入古志辉建行账号……。特此委托。”同日，曾绍荣与古志辉及案外人何月好（系古志辉配偶）、陈炳洪签署《委托书》，内容为：“全权委托何月好（身份证号略）陈炳洪（身份证号略）古志辉（身份证号略）等人办理收回自己投资广州南沙玉德堂公司‘华侨墓地’担保书补贴本金的三年共30%物价上涨价，担保书日期由2006年2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特此委托”。曾绍荣、古志辉及案外人何月好、陈炳洪分别在委托人和受托人处签名并捺指印。2010年1月30日，玉德堂公司与古志辉及案外人何月好、陈炳洪签订《协议书》，约定：曾绍荣购买公司产品的补贴款在与公司友好协商后，公司同意负责该款项，补贴总金额为205.2万元，分别由以下受托人收取（已办理委托手续）：1.何月好……2.陈炳洪……3.古志辉（身份证号码略）本金为人民币222万元正，补贴金额为人民币66.6万元。2014年8月24日玉德堂公司向广州市南沙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关于曾绍荣资金情况说明》，载明：本案曾绍荣为其2003年投资客户，2008年11月由于曾绍荣购买的墓地开始陆续到期，其开始追钱。2010年1月13日，曾绍荣授权委托本案古志辉、案外人何月好、陈炳洪三人代为收取墓地退位款及三年补偿款，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共支付古志辉333.25万元。2013年8月27日，本案曾绍荣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起诉本案古志辉及案外人何月好、陈炳洪，以与本案相同理由要求上述三人返还投资款本金及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8日以曾绍荣在该案主张的事实中玉德堂公司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安机关也已立案侦查为由，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4年10月18日，经一审法院审理，就玉德堂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作出（2014）穗南法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判决玉德堂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生效后，公安机关未对涉及曾绍荣投资款项问题进行处理。2015年11月3日，曾绍荣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提出控告被合同诈骗，该分局于2015年12月2日发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有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发生”为由决定不予立案。2017年5月24日，本案曾绍荣作为自诉人以本案古志辉犯侵占罪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控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1月22日依法作出（2017）粤0115刑初28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本案曾绍荣对本案古志辉的起诉。本案曾绍荣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月29日依法作出（2018）粤01刑终7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法庭询问本案古志辉：“你以曾绍荣的名义向玉德堂收取款项多少钱？”，本案古志辉回答：“上述曾所说的是对的，玉德堂公司是通过银行转账转给我的，一共转了332.5万元。”法庭复问：“这三百多万都是你代曾向玉德堂公司收取的吗？”答：“是的，用以抵扣曾向我借的钱和利息。”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古志辉仅确认其代曾绍荣收到玉德堂公司支付的款项共计275.3万元，并主张其受曾绍荣委托收取的款项系用于偿还曾绍荣欠古志辉的借款，并已口头向曾绍荣告知。为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古志辉提供有曾绍荣签名的数份借据以证实。曾绍荣否认委托古志辉收款系用于偿还其欠古志辉的款项，也否认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案外人何月好于2017年9月18日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曾绍荣，要求偿还借款，所提供的证据即包括有本案古志辉提供的有曾绍荣签名的借据。该案经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分别为（2017）粤0113民初7885号、（2018）粤01民终1807号］，终审判决本案曾绍荣向案外人何月好清偿借款76万元及利息。另本案古志辉及案外人何月好于同年共同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曾绍荣，要求归还代清偿的欠款。该案经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分别为（2017）粤0113民初7884号、（2018）粤01民终13143号］，终审判决驳回该案古志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曾绍荣、古志辉双方签订有《委托书》，明确约定了委托事项，本案系因曾绍荣委托古志辉向玉德堂公司代收取款项引发的争议，属于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古志辉收取的款项是否系用于抵销曾绍荣欠古志辉的款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所谓“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曾绍荣为主张本案所涉权利，曾于2013年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古志辉及案外人返还代收取的款项，但是一审法院并未作出实体裁决，而是因涉嫌玉德堂公司的犯罪事实而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至于曾绍荣曾经向一审法院提起的刑事自诉案件，一审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决驳回曾绍荣的起诉，审理的是古志辉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处罚问题，并非本案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案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目前玉德堂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已经侦查完毕，并经一审法院依法审理作出生效判决，认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曾绍荣起诉涉及的法律关系系曾绍荣、古志辉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公安机关接受一审法院移送后亦未对此作出相应处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角度而言，曾绍荣有权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相关民事权利。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古志辉应当证明双方就抵销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而本案所涉款项属于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的代收款，古志辉所主张的曾绍荣欠款属于借款以及代偿款性质，与本案款项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亦不能直接抵销，因此古志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古志辉所主张的欠款问题，其中部分已经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就没有处理的部分，古志辉唯有通过另案起诉主张相关权利，不应在本案中直接主张抵销。至于古志辉实际代曾绍荣收取的款项金额认定问题，虽然古志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仅承认代曾绍荣收取了玉德堂公司支付的275.3万元款项，但是其在前案中明确承认所代收取的款项为332.5万元，该陈述为其就同一事实问题的自认，也与玉德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基本相符。古志辉对在本案中作出的与前案相矛盾的陈述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依法采纳其在前案中确认的对其不利的事实，即古志辉基于与曾绍荣的委托关系代为向玉德堂公司收取了超过288.6万元款项的事实。古志辉基于受曾绍荣委托的原因向玉德堂公司收取了相应款项，理应转交曾绍荣。曾绍荣起诉要求古志辉返还所收取的款项288.6万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古志辉的违约行为造成曾绍荣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应予赔偿，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确定从曾绍荣首次起诉之日（即2013年8月27日）起，以288.6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判决：一、古志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曾绍荣返还代收款288.6万元；二、古志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曾绍荣支付利息（以代收款288.6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曾绍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700元，由曾绍荣负担2983元、古志辉负担35717元。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时，古志辉称本案是有2份以上的委托书的。2010年1月5日的委托书是代收上涨款的。原始的委托书曾绍荣手里的日期是2010年1月13日，而古志辉的是2010年1月10日，并非2010年1月5日。曾绍荣则称虽然时间不一样，但委托的款项和项目是一致的。古志辉对此表示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古志辉主张收取的款项应用于抵销曾绍荣欠古志辉的款项有否依据。曾绍荣向古志辉出具《委托书》，委托古志辉向玉德堂公司收款，双方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现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古志辉实际向玉德堂公司收取了超过288.6万元款项并无不当，故曾绍荣要求古志辉返还288.6万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古志辉以其收回的款项用于冲抵曾绍荣欠其款项为由予以抗辩，曾绍荣则予以否认有欠付古志辉款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合同分有偿委托合同和无偿委托合同，古志辉愿意以无偿委托的方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进行相关工作是其自身考量的结果，属于其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体现，与委托目的是否为抵销曾绍荣的债务没有必然的关联关系。曾绍荣在《委托书》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是曾绍荣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体现，不足以证明是因抵销债务才有此约定。此外，如按照古志辉的主张，其认为曾绍荣欠付其高额款项，用于抵扣涉案款项，对如此重大事宜却不在《委托书》中予以明确亦不符合常理，故对于古志辉主张通过《委托书》的内容可以证明委托收款是用于抵销欠款，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古志辉有通知曾绍荣抵销有关款项并得到曾绍荣的确认。事实上，古志辉、何月好也通过另案向曾绍荣追讨有关款项。故一审法院认为古志辉如认为其对曾绍荣享有债权的可另行主张的处理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古志辉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就有关债务达成抵销的合意，古志辉主张曾绍荣委托其收取的款项用于抵销曾绍荣的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古志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700元，由上诉人古志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