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民终109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于吉江，男，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婷，黑龙江刘云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逄兴秋，男，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黑龙江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吉江与被上诉人逄兴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2018）黑1181民初25号民事判决，判后，逄兴秋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黑11民终339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黑1181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判后，于吉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吉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婷，被上诉人逄兴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吉江上诉请求：撤销北安市人民法院(2019)黑1181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后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1.于吉江提交协议书内容为“今有爱辉区天轮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烘干塔让给逢兴秋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逄兴秋投入最低50万。有崔月海帮忙投入大约300万；有刘某帮忙投入最低50万。去掉烘干塔产生的一切费用，所剩盈利先还逄兴秋原欠崔月海款，最后由逄兴秋署名，该协议书说明逄兴秋自2016年9月22日自愿经营案涉合作社；该协议书中写明所剩盈利先行还逄兴秋原欠崔月海款，而事实上逄兴秋所欠崔月海欠款与案涉合作社也有关，从而证明逢兴秋在此之前就应当是实际经营者;该份协议书签订后，逄兴秋已实际履行40万元的投资义务，包括刘某也履行了部分责任，投入11万元。因此，该份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故在庭审中逄兴旺称没同意该份协议不属实，且在该份协议签订后对逄兴秋的实际经营行为始终予以认可，并未主张过任何异议。因此，合作社的实际经营者为逄兴秋，并非逢兴旺。2.谢家明的雇主无论是崔月海、逄兴旺或是逄兴秋，与于吉江无关。因谢家明与崔月海存在利害关系，故即使谢家明系崔月海雇佣，也与于吉江无关，因在雇佣过程中，于吉江因与逄兴秋系同学关系，与崔月海及逄兴旺并无相识，故于吉江是受逢兴秋所雇佣。一审审理时避开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且逄兴秋系实际经营者的事实，对谢家明的认定等同了对于吉江的认定，对于吉江显失公平。请二审法院深入审理，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于吉江变更上诉请求为逄兴秋按2016年黑龙江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52,435元计算，支付工资26,217.5元。逄兴秋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于吉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书只有逄兴秋的签字，没有其他人的签字，说明该协议书未被认可，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没有履行正确，且协议书中也没有烘干塔的所有权人逄兴旺的明确意思表示，故不能认定逄兴秋依据该协议对烘干塔有经营行为。2.于吉江认为其与逄兴秋是同学关系，就应存在雇佣关系认知错误，因于吉江在一审中提供录音，证实逄兴秋并没有承认雇佣的事实，于吉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逄兴秋经营烘干塔，故一审判决认定逄兴秋不存在经营行为，与于吉江没有雇佣关系符合事实，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于吉江的上诉请求。于吉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逄兴秋给付工资款50,000元；2.要求逄兴秋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合作社于2014年11月4日注册登记，其法定代表人为逄兴旺，该合作社于2016年9月8日办理了注销登记。2015年逄兴旺经营该合作社时向崔月海借款3,000,000元，该笔借款由逄兴秋作担保。逄兴旺经营期间，崔月海雇佣解家明在该合作社管理账目。崔月海称因逄兴旺借款数额较大，而崔月海不参与经营，所以需要一个信任的人在该合作社“管钱”，故雇佣解家明在该合作社做会计，其工资由崔月海支付。上述借款到期后，逄兴旺与崔月海进行结算，逄兴旺称其欠崔月海本息合计295,000元，崔月海称欠700,000余元，二人陈述的数额不一致。2.于吉江与逄兴秋、刘某系同学关系。2016年9月时，逄兴秋找于吉江、崔月海、解家明、刘某吃饭。于吉江庭审时称，在吃饭过程中，逄兴秋提出雇佣于吉江、解家明为其管理烘干塔，工资按塔上最高工资计算。证人刘某对该情况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与于吉江所述一致。逄兴秋称其没有提出雇佣于吉江、解家明管理烘干塔，逄兴秋也未实际经营过该合作社。3.一审庭审时于吉江向法院提交了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今有西岗子天轮粮食种植合作社烘干塔让给逄兴秋经营。在经营过程中：1.有逄兴秋投入最低50万；2.有崔月海帮忙投入大约300万。3.有刘某帮忙投入最低50万。4.以上所有投资款项按短期2分利计算。5.去掉烘干塔产生的一切费用，所剩盈利额先还逄兴秋原欠崔月海款。若当年仍有欠款未还清，崔月海有权继续经营，直到还清为止。6.若当年还款有剩余，三人均分。7.此烘干塔所有经营权归崔月海所有，其他人不予干涉。当事人签字：逄兴秋，2016年9月22日”。逄兴秋称出具该协议是因2015年时逄兴旺经营合作社欠崔月海钱，逄兴秋是担保人，后崔月海找逄兴秋，逄兴秋提出以该协议约定的方式偿还崔月海欠款，但崔月海没有同意，该协议也未履行，且该协议只有逄兴秋一个人签字，故不生效。崔月海称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崔月海没有签字是因其不经营，就不需签字。同时称该协议中第五条、第七条约定此烘干塔崔月海有权继续经营及所有经营权归崔月海所有，其他人不予干涉等内容属于保障性约定，其已按协议书实际投钱，但是没有实际经营。4.合作社于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经营期间由解家明负责管理账目，对此逄兴秋称系崔月海雇佣，崔月海称解家明系逄兴秋雇佣。崔月海称因2015年解家明为崔月海管理账目，故2016年解家明也需对崔月海负责，解家明为崔月海控制其投入的资金及逄兴秋在合作社投入的资金，合作社经营期间崔月海合计向合作社投资了4,800,000余元，因经营事项逄兴秋全权委托解家明管理，合作社经营需要资金时，由解家明联系崔月海，崔月海将所需款项汇给解家明个人账户，崔月海不需要与逄兴秋进行沟通，合作社经营有收入时，由解家明将款项返还崔月海。崔月海在（2019）黑1181民初1062号案件庭审时一次出庭接受询问，称经结算，合作社实际未偿还其本息合计200,000多元，二次出庭接受询问时，称只偿还其本金4,600.000元，利息未偿还，对返还其投入款项数额前后陈述不一致问题，崔月海称其记错了；对协议约定崔月海投入3,000.000元，而崔月海实际投入4,800.000元的问题，崔月海称解家明要求其投入，其就按要求投入；对解家明为崔月海控制逄兴秋投入的资金的问题，崔月海未明确予以说明，其称“反正就是控制了”。5.于吉江庭审时提交的于吉江与逄兴秋及其妻子的谈话录音，该录音内容系于吉江向逄兴秋索要工资的谈话过程，逄兴秋在录音中称：“不带差的，庞三（逄兴旺）不给你，我都给你”、“不带差的，你放心得”、“不是，不能给你拿，得向庞三要，怕我给了向庞三要不来”。该录音中逄兴秋未明确表示同意支付于吉江工资。6.逄兴秋庭审时提交的“账目明细”系崔月海出具，崔月海称系解家明将合作社经营期间的账目给崔月海，由崔月海依据解家明的账目制作的该“账目明细”，对为何解家明会向崔月海提供账目的问题，崔月海称其相信解家明，解家明就给其提供账目。该明细右上角处“跟逄兴旺算账”系崔月海书写，但崔月海称是书写错误，其想写的是“跟逄兴秋算账”；该明细中载明“崔月海转账给逄兴旺交电费拿走6,000元”，崔月海称是其转给逄兴旺的，是解家明要求其支付的该项费用，解家明要求了，崔月海就转钱；该明细中载明“租塔30万元”，崔月海称不了解该情况，该内容是在解家明的账本上抄来的。7.于吉江在合作社工作期间，使用的车辆系崔月海所有，本案庭审时于吉江称车辆确实为崔月海所有，但是逄兴秋让于吉江去崔月海处取的车，2017年3月20日左右于吉江将车辆返还给崔月海，是于吉江主动返还的车辆，还车时没有与逄兴秋联系。庭审时称其没有让于吉江去崔月海处取车。8.于吉江在合作社工作结束后，逄兴旺给付于吉江10,000元，其中7,000元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另3,000元为现金交付。于吉江庭审时于吉江称逄兴旺说于吉江在合作社干的好，该款是逄兴旺给于吉江报销的医药费，不能算于吉江的工资，与于吉江工资没有关系。逄兴秋称该款为逄兴旺向于吉江支付的工资。9.于吉江庭审时称其在合作社工作期间，逄兴秋没有去过合作社，崔月海去过合作社两次，逄兴旺去过合作社多少次记不起来。2017年3月合作社经营结束后，逄兴旺、崔月海、解家明曾在于吉江家中对账，于吉江当时在场，逄兴秋没有参与，当时是逄兴秋联系的于吉江，要求在于吉江家中与崔月海对账。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逄兴秋是否是于吉江于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在合作社工作期间的雇主。对此，应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予以判断。1.于吉江提交的协议书有“今有西岗子天轮粮食种植合作社烘干塔让给逄兴秋经营”的内容，但该协议第五条中有“若当年仍有欠款未还清，崔月海有权继续经营，直到还清为止”、第七条中有“此烘干塔所有经营权归崔月海所有，其他人不予干涉”的内容，协议前后内容矛盾；且该协议仅有逄兴秋个人签字，庭审过程中逄兴秋称该协议其他几方未签字，故未实际履行，而崔月海称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崔月海不签字是因其不经营，二人陈述内容不一致，且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为逄兴旺，协议书内容也未体现出逄兴旺向哪方转让了经营权，故该协议书体现的内容无法确定烘干塔实际由哪方经营。2.合作社经营期间，由解家明负责管理账目，崔月海称合作社经营期间其合计向合作社投资了4,800.000元，该数额已大幅超过协议书中约定的投入3,000.000元，对此崔月海解释称，因经营事项逄兴秋全权委托解家明管理，合作社经营需要资金时，由解家明联系崔月海，由崔月海将款项汇给解家明个人账户，崔月海不需要与逄兴秋进行沟通，合作社经营有收入时，由解家明将款项返还崔月海，同时称因2015年时解家明为崔月海管理账目，故2016年解家明也需对崔月海负责，解家明为崔月海控制逄兴秋投入的资金及逄兴秋在合作社投入的资金。因逄兴秋称其与解家明是受逄兴旺雇佣，但崔月海的投入的资金解家明却不需与逄兴秋沟通，同时还为崔月海控制逄兴秋的投入，对此，崔月海未作出合理解释。而雇佣法律关系是指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指示、监督下提供劳务，解家明的上述行为与逄兴秋之间不符合正常的雇主雇员关系，故以此无法确认逄兴秋为于吉江、解家明的雇主。3.2017年3月合作社经营结束后，解家明将其制作的经营期间的账目交给崔月海，崔月海依据该账目制作了“账目明细”，如于吉江、解家明的雇主为逄兴秋，则解家明没有义务向崔月海提交账目。该明细中载明“崔月海转账给逄兴旺交电费拿走6,000元”、“租塔30万元”，对为何崔月海要交纳合作社经营期间所欠的电费及“租塔30万元”的支出是向谁交付，崔月海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在崔月海制作的“账目明细”右上角处有“跟逄兴旺算账”内容，该内容系崔月海书写，对为何要与逄兴旺算账的问题，崔月海称这是书写错误，其想写的是“跟逄兴秋算账”。事实上，合作社经营结束后，系逄兴旺、崔月海、解家明在于吉江家中进行的对账。4.于吉江在合作社工作期间，其使用的车辆系崔月海所有，于吉江称系逄兴秋要求其去崔月海处取的车，但于吉江在合作社工作结束后，返还车辆时未与逄兴秋进行沟通，自行决定返还车辆，如逄兴秋为于吉江的雇主，于吉江向崔月海返还车辆应经逄兴秋同意，故于吉江做法不符常理。5.于吉江在合作社工作结束后，逄兴旺给付于吉江10,000元，其中7,000元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另3,000元为现金交付。于吉江称逄兴旺认为于吉江在合作社干的好，该款是逄兴旺给于吉江报销的医药费，不能算做工资，按于吉江所称，逄兴秋为其工作期间的雇主，其受逄兴秋雇佣从事雇佣活动，则其工作期间的表现如何与逄兴旺不应存在关系。而逄兴旺不是于吉江的雇主，却因于吉江工作表现好而给其10,000元医药费，于吉江该说法不符常理。6.在于吉江与逄兴秋及其妻子的谈话录音中体现了于吉江向逄兴秋索要工资的谈话过程，逄兴秋在录音中所述并未明确体现认可于吉江系其雇佣并同意支付工资的内容，逄兴秋仅表示工资不会不给付，并告知于吉江向逄兴旺索要工资，该录音无法证明逄兴秋为于吉江的雇主。7.崔月海在（2019）黑1181民初1062号案件庭审时的证言及刘某在本案中出庭作证于吉江系逄兴秋于2016年9月吃饭时提出的雇佣，后于吉江去合作社工作，逄兴秋为于吉江的雇主。因上述证言为言词证据，其证明内容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仅凭其证言不足以确定逄兴秋即为于吉江的雇主。综上，于吉江在合作社的工作行为，无充分证据能够证实其是受逄兴秋的指示、监督下作出，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逄兴秋即是雇主，且逄兴秋不认可其为于吉江的雇主，故于吉江要求逄兴秋给其支付工资5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于吉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于吉江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于吉江主张其在合作社管理烘干塔系由逄兴秋雇佣，对此事实逄兴秋予以否认，于吉江未提供实际工作期间由逄兴秋支付过劳务报酬的证据，因本案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为逄兴旺，且在于吉江与逄兴秋通话录音中，能够证实逄兴秋亦表示帮助于吉江向逄兴旺主张工资报酬，于吉江虽称其系与逄兴秋之间商谈的雇工事宜，逄兴秋对此不予认可，且不能以此认定逄兴秋为雇主及于吉江工资标准的问题。于吉江提交的协议书中，仅有逄兴秋一人签字，在处理合伙事务时，其他合伙人均应签字确认来认定协议效力，该协议书并未实际签订履行，无法证实合作社由逄兴秋经营。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于吉江的雇主为逄兴秋，于吉江主张的支付工资款的事实，无法确认给付。综上所述，于吉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于吉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柳怡审判员  满国石审判员  梁天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王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