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元和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恒丰路2号D栋3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5415102H。法定代表人：林耀彬，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素光，广东尚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燕，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烈燕，女，汉族，1990年1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山，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林，男，汉族，1965年8月4日出生，住所地：江苏省邳州市。上诉人深圳市元和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和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烈燕、被上诉人刘金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元和堂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元和堂公司不予支付苏烈燕货款40万元及利息；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费用以及司法鉴定费均由苏烈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仅通过苏烈燕提供的一张来源不明且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名片，即认定刘金林具有对外代理元和堂公司进行交易的职权是错误的。该名片有可能系苏烈燕与刘金林恶意串通，建立虚假买卖关系以侵害元和堂公司的合法权益而制作。（二）印章鉴定的意见证实刘金林伪造印章的违法事实，不排除苏烈燕与刘金林恶意串通，虚构买卖合同关系，以侵害元和堂公司的合法利益。苏烈燕在庭审中提供的元和堂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上均盖有“仅供_____存档与原件相符再复复印无效”的矩形印章，该三份证件照上加印的矩形印章，经庭审核对明显是再复印件，苏烈燕拿着三份明确无效的再复印件称是合法有效的证照，主张由此相信刘金林有代理权，更让元和堂公司怀疑苏烈燕与刘金林恶意串通，虚构买卖关系侵害元和堂公司合法权益。退一步说，即使不是恶意串通，苏烈燕也应清楚知道该证照是再复印件，上面已注明再复制件属无效证照，而苏烈燕却未尽到谨慎合理注意义务，明显存在重大过错。（三）一审法院认定苏烈燕将涉案货物交至元和堂公司中药仓库内，刘金林也在该仓库向苏烈燕出具《收条》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元和堂公司采购药材的正常流程，其收货流程必须是由仓库管理员专门验收，再出具入库单，入库单是正规的单证，不是随意手写的。邮单显示送货地址并不是元和堂公司仓库，苏烈燕主张是在仓库交货且由元和堂公司授权刘金林签收的事实，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刘金林在仓库向苏烈燕出具《收条》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在整个庭审中，通过几次庭审笔录可以显示，苏烈燕对涉案货物的交货时间、交货地点、交货现场的陈述前后不一，一审法院该认定事实不具有合理性。（四）即便交易为真实，苏烈燕也知道其是与刘金林个人在进行交易。根据苏烈燕当庭陈述，其货款均是由刘金林个人支付，2015年9月23日签订的《回款协议书》也是刘金林以个人名义作出。一审法院认定刘金林的行为系表见代理是错误的，苏烈燕在与刘金林进行个人交易时，多处未尽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认定为善意的，无过失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要认定刘金林的行为系表见代理，苏烈燕需充分举证证明其与刘金林在交易过程中系善意的，无过失的。但本案中，苏烈燕所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苏烈燕知道且应当知道刘金林没有代理权。被上诉人苏烈燕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刘金林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苏烈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和堂公司支付苏烈燕货款4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3月2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元和堂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10日，刘金林作为元和堂公司中药部的代表，在元和堂公司的中药仓库内，与苏烈燕签订《供货合同》，约定：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向元和堂公司中药部供应各种规格的“三七”中药材共计1550公斤，货款金额为831000元；由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负责运输；付款方式为货物签收后一个月内付款；收款账号为苏烈燕的平安银行账号等。上述合同上盖有“元和堂公司中药部合同专用章”，但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并未于上述合同上盖章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前，刘金林向苏烈燕提供《名片》，该名片载明：刘金林系元和堂公司中药部经理。上述合同签订时，刘金林还向苏烈燕出具元和堂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复印件，上述复印件上均盖有“元和堂公司”印章，且写有“仅供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存档”字样。上述合同签订后，苏烈燕于2014年2月13日通过霄邦物流将涉案货物从昆明市运至元和堂公司的注册地址即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恒丰路。物流单载明该批货物于2014年2月14日被签收，签收人为“刘金井”。苏烈燕认为物流单上签收人“刘金井”系笔误。并提交刘金林于2014年2月15日向其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苏烈燕“三七”中药材，货款金额为831000元等。且上述收条上盖有“元和堂公司中药部财务专用章”。2015年9月23日，刘金林与苏烈燕的丈夫陈某签订《回款协议书的补充（二）》，约定刘金林分7期付清货款余款48万元，其中最后一期的付款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该协议签订后，刘金林仅支付货款8万元，尚欠货款40万元未付，苏烈燕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一审庭审中，元和堂公司提出抗辩称，其根本不存在“元和堂公司中药部合同专用章”、“元和堂公司中药部财务专用章”等印章，且上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复印件上盖印“元和堂公司”也系伪造。为此，其已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并申请对上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盖印“元和堂公司”的真伪进行鉴定。2016年12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向原元和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耀彬出具《立案告知书》，载明：元和堂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该局已立案侦查。2017年11月20日，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出具《声明书》，载明：苏烈燕与元和堂公司中药部签订合同时拟借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的名义进行，但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不同意，后苏烈燕以其本人名字与元和堂公司中药部签订合同，其行为与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苏烈燕与元和堂公司的案件，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不参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全部由苏烈燕承担，与昆明市官渡区宝鸿中药村经营部无关。2018年6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六约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该派出所于2016年10月18日接到元和堂公司老板林耀彬报警称，该公司离职员工刘金林私刻公司印章与他人做生意，后刘金林欠货款逃逸，导致与刘金林做生意的客户起诉公司。该所已立案侦查，目前暂未将犯罪嫌疑人刘金林抓捕归案，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2018年7月17日，广东龙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盖印“元和堂公司”与《深圳公司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上留印“元和堂公司”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另查，元和堂公司于2012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为刘金林购买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刘金林任职于元和堂公司期间，在元和堂公司中药仓库内，以元和堂公司中药部的名义与苏烈燕签订《供货合同》。该合同签订前，刘金林向苏烈燕提供的名片显示，其系元和堂公司中药部经理。该合同签订时，刘金林还向苏烈燕提供了盖有“元和堂公司”印章的元和堂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证件复印件。该合同签订后，苏烈燕将涉案货物交至元和堂公司的中药仓库内，刘金林也在该仓库向苏烈燕出具《收条》。综上，苏烈燕主张其有理由相信刘金林有代理权且刘金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刘金林与苏烈燕所签订的《供货合同》对元和堂公司具有约束力。现元和堂公司尚欠苏烈燕货款40万元未支付。故苏烈燕请求元和堂公司应向其支付货款40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回款协议书的补充（二）》约定的最后一期付款时间即2016年3月2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金林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元和堂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苏烈燕货款40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3月2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8006元，鉴定费7071元，由元和堂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关于苏烈燕系在元和堂公司的中药仓库内与刘金林签订合同，及刘金林在仓库内开具收条的认定，依据的是苏烈燕的单方陈述及苏烈燕对仓库布局所作表述与现场基本相符这一事实。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元和堂公司的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及元和堂公司应否为此承担责任。根据苏烈燕陈述，其通过网络获知元和堂公司信息，并通过拨打公司官网电话，经前台转接而认识刘金林。其与刘金林之间进行过两次中药材的买卖，本案为第二次交易，第一次交易金额390250元已付清。关于货款的支付方式，苏烈燕称大部分是转账，小部分是现金，但其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无法提供支付凭证，本院在二审调查中明确要求其提供，其始终未能提交。关于收货问题，苏烈燕称第一次交易为安全起见，收货人写的是其本人，由物流公司运到元和堂公司所在地，其本人签收后再交付至元和堂公司中药仓库，当时还有元和堂公司员工罗牡丹在场。但经核，元和堂公司提供的前述交易期间的员工社保缴交记录中未能查询到此姓名。苏烈燕提供的第二次交易的运单查询信息显示收货人仍为苏烈燕，签收人为刘金井。苏烈燕解释称，因其本人当时未能及时赶到收货地点，故联系了刘金林，由其直接签收，签收人“刘金井”应为刘金林。苏烈燕自认除本案提及的与刘金林的两次交易外，其在此前及此后并未与他人有其他的中药材交易。基于已查明的前述事实，本院无法采信苏烈燕主张的其与刘金林之间存在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理由如下：首先，无证据证明付款事实。本案合同货款为831000元，苏烈燕称刘金林尚欠40万元，即刘金林已付款431000元，加上已付清的第一次交易金额390250元，刘金林已付货款加总超过80万元，主要是通过转账支付，苏烈燕却未能提供任何付款凭证予以证明，不合常理。其次，无充分证据证明货物已交付。苏烈燕提交的两次运单查询信息，收货人均为其本人。第一次由其本人签收，第二次有可能系刘金林。不管是运单还是《收条》，所有货物的收取信息均不涉及元和堂公司的其他人员。苏烈燕所称在场收货的其他工作人员，亦没有证据证实。再次，苏烈燕作为中药材供应商的身份，无其他证据可予以佐证。苏烈燕自认除与刘金林的两次交易外，无任何其他中药材交易的经历，也即苏烈燕向他人提供中药材并非其生活的常态。结合前述，本案除苏烈燕的陈述，及“刘金林”签订的合同、收条外，并无涉案买卖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证据。虽苏烈燕可对元和堂公司的中药仓库布局作出陈述，但该事实至多能证明苏烈燕到过现场，并不能证明苏烈燕所为何事。运单证据虽较为客观，但苏烈燕是否基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托运货物，因无任何付款凭证相佐，亦难以确认。本院认为，苏烈燕依据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货款的前提是货物买卖合同存在且实际履行，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项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应由苏烈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请货款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元和堂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苏烈燕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06元、鉴定费70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06元，均由苏烈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蔡妍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龙灵美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