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7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1，男，194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筠，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梓欣，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4，男，195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2，女，194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3，女，195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戴某2、戴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维民（戴某2、戴某3弟弟），基本情况同前。上诉人戴某1因与被上诉人戴某4、戴某2、戴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广州市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戴某某、张某某两人的份额由戴某1一人继承；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戴某4、戴某2、戴某3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案涉房屋是被继承人戴某某及戴某1作为广州市水务局职工而共同获得单位分配的房改房，并且该房产由戴某1个人全部出资购买，因此该房产属于被继承人戴某某、戴某1的家庭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被继承人戴某某、张某某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继而对案涉房屋直接进行继承分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房屋应该先析出属于被继承人戴某某、张某某的份额，然后这些份额再进行继承。被继承人张某某2010年9月13日所立的《遗嘱书》也证明了案涉房屋原是广州市水务局分配给被继承人戴某某、戴某1两人的福利住房，1992年9月房改中，由戴某1出资，只登记被继承人戴某某一人的名字而已。被继承人戴某某亲笔书写《约定书》也证明了案涉房屋是房改房时戴某1出资。根据物权法，产权登记人不一定就是实际产权人，要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材料确定实际产权人。本案中，登记在被继承人戴某某名下的案涉房屋实际上是被继承人戴某某、戴某1的家庭共同财产，并非被继承人戴某某、张某某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二、被继承人张某某在2010年9月13日所立的《遗嘱书》为有效遗嘱，应当按照该《遗嘱书》处理被继承人张某某的遗产，将案涉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张某某的份额判由戴某1一人继承，一审对《遗嘱书》不予认可是错误的。首先，《遗嘱书》是被继承人张某某自愿订立，被继承人张某某订立该《遗嘱书》的真实意思是在其去世之后，将案涉房屋中属于其的份额由戴某1一人继承所有，这是被继承人的遗愿。其次，该《遗嘱书》具有法律效力，《遗嘱书》上有立遗嘱的时间，有立遗嘱人的签名按捺，有两个见证人签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如今，绝大部分文件材料都是电脑打印而成，极少部分手写，印制文字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普遍的形势，无论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都不应该只局限于手写文字、手写日期，本案《遗嘱书》已经注明了年、日、日，可以得知立遗嘱的时间，《遗嘱书》上日期为打印形成并不影响、削弱其法律效力，法律并没有规定代书遗嘱需要注明代书人，一审对《遗嘱书》不予认可是错误的。三、被继承人戴某某亲笔书写的《约定书》强烈表示其把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居住权、使用权给戴某1的愿望，这点在被继承人张某某所立的《遗嘱书》也得到印证，《遗嘱书》写到“戴某某离世前就表示，这套(即案涉房屋)由长子戴某1继承”。由此观之，被继承人戴某某的意愿就是希望戴某1能拥有案涉房屋的全部产权，包括他把案涉房屋中属于他的份额给戴某1，并且被继承人戴某某希望他人不要干涉戴某1对案涉房屋拥有全部产权。法院将被继承人戴某某在案涉房产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去判决是错误的。四、戴某1一直与两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两被继承人年老时戴某1承担了主要的赡养责任，尽心尽力照顾两被继承人的起居饮食，让两人晚年过得无忧。本案中，两被继承人的遗愿就是把案涉房屋属于他们的份额给戴某1，希望戴某1能获得案涉房屋的全部产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广州市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戴某某、张某某两人的份额由戴某1一人继承。戴某4、戴某2、戴某3意见一致，共同答辩称不同意戴某1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遗嘱见证书是由戴某1一手策划的，并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戴某4有证据证明母亲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住了十多天的医院，其根本不可能去法律咨询服务部。戴某1当时也承认是他用手推轮椅推着母亲过去的，但有可能是哄骗母亲过去的。其次，文件材料很多都是打印的，比如日期等，考虑签名和指模可能是真的，所以戴某4、戴某2、戴某3没有去辨别真伪，但假如文书是伪造的或者是戴某1哄骗母亲订立的，那性质就不同了。当然，戴某4、戴某2、戴某3并没有去追究这一点，一审也没有采信戴某1该点主张。但是戴某4、戴某2、戴某3认为《遗嘱书》和《见证书》是不可信的，法律服务部存在利益关系，上述文书用钱就可以获取，当时一审庭审时戴某1也承认当时花了不少钱。另外，戴某1陈述父亲分房是按照人口分配的，这一点是不属实的，戴某1应提交完整的证据证明。其实，分房是广州市水务局分的，按照职位的级别分，而父亲是局级干部，不可能按照人口来分房，也并不是人口多就分大一点。戴某4也是国企单位的职工，对这种情况是清楚的，戴某4也去过广州市水务局调查，确实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分房的，而不是按照人口来分的。戴某4、戴某2、戴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继承人戴某某名下广州市越秀区寺右南路15号40l房由戴某2、戴某3、戴某1、戴某4四人合法继承，即每人继承1/4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戴某某与张某某为夫妻关系，婚后育有戴某4、戴某2、戴某3及戴某1共四名子女，无收养子女。戴某某于2007年9月15日去世，张某某于2014年2月11日去世。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表示上述两被继承人的父母均先于两人去世，除了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外无其他合法继承人，两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被继承人戴某某生前没有立下遗嘱。戴某1提出被继承人张某某生前于2010年9月13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君和法律业务咨询部办理了一份见证书，属于代书遗嘱，故应按该遗嘱处理张某某所占的房产份额。戴某1为此提交《见证书》及《遗嘱书》（均为电脑打印）各一份，其中《见证书》反映张某某作为立遗嘱人接受见证人孙某、涂某的相关询问。另《遗嘱书》中显示广州市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为广州市水务局分配给戴某某、戴某1的福利住房，1992年9月房改中由戴某1出资、以戴某某名字购买，因戴某某与张某某、戴某1同住，戴某某离世前表示上述房产由戴某1继承，张某某据此立下遗嘱确认在其身后房屋由戴某1一人继承。落款处“见证人”一栏有“孙某、涂某”的手写签名字样，及加盖有广州市越秀区君和法律咨询服务部印章；另“立遗嘱人”一栏有“张某某”手写签名字样及指模，时间打印为2010年9月13日。戴某4、戴某2、戴某3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表示该服务部已不存在，且张某某无权处理全部房产，该遗嘱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一审法院另查，广州市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以戴某某作为申请人于1992年8月28日向广州市水电局购买所得，并登记在戴某某一人名下。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均确认上述房产为戴某某、张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各占1/2份额。房屋现在由戴某1一家使用。戴某1提出涉案房产为其与戴某某两人共同参与单位房改分配所得，且由戴某1一人出资支付购房款项，戴某某生前已确认房屋归戴某1所有。戴某1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手写字据一份。内容记载：“寺右南路15号401房是物资公司分配给我宿舍108平方米，现在长子戴某1儿媳李某跟我住在一起，现在房屋改革，以我的名义享受，我同意由戴某1出钱购买，房屋购买后，所有权和居住权、使用权、永远属于戴某1所有。此约立约人戴某某”。戴某1表示该文书由戴某某写后交由戴某1保管，书写时间应为1992年后。二、《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落款时间为1992年8月28日）以及《房价款申请书》，显示戴某某作为申请人向广州市水电局购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南路15号40l房，其家庭成员包括张某某、戴某1及戴某1妻女，计算房价款时使用了戴某某的工龄43年及其配偶的工龄32年。戴某4、戴某2、戴某3对证据一的三性有异议，表示虽然字迹有点像父亲所写，但没有日期和捺印；证据二无异议，但只能证明房屋使用人，不能证明房屋是分配给戴某1的。一审庭审中，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认可戴某1与父母自90年代起同住至父母去世，父母住院期间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均有轮流照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本案中，广州市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登记在戴某某一人名下，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确认房屋属于戴某某与张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两人各占1/2所有权份额，故上述房产应可作为两人的遗产由其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戴某某所占的房屋份额应否属于戴某1的个人财产。戴某1主张涉案房产由其个人出资、戴某某生前已表示上述房屋归戴某1所有，审查戴某1就此提交的证据，其中《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及《房价款申请书》均显示房屋为戴某某作为申请人向单位申购的房改房，且仅使用了戴某某、张某某两人的工龄，与戴某1无关。即使戴某1确为房屋出资购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亦不影响房屋为戴某某名下财产的性质。而戴某1所提交的手写字据是否为戴某某本人书写有待证实，如该字据确为戴某某本人所书，依法其对房屋的处理意见应属于戴某某将房屋产权赠与戴某1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上述字据在形成后至戴某某死亡前，所涉房产均未办理过户更名手续，故赠与行为尚未完成。现戴某某作为赠与人亦已去世，上述赠与行为已无继续履行的条件。因此，戴某1据此要求取得戴某某所占房屋份额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戴某某未立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其所占房屋1/2所有权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张某某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戴某1提出张某某生前立下代书遗嘱并提交了相应的《遗嘱书》为证，但该书据除落款处签字外，其余内容均为电脑打印形成，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故一审法院接纳戴某4、戴某2、戴某3的意见，上述《遗嘱书》不能作为处理张某某所占房屋产权份额的依据，相应遗产也应按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争议焦点之三为涉案遗产应如何继承分配。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从张某某所立《遗嘱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见，两被继承人生前均与戴某1长期共同生活，期间戴某1较戴某4、戴某2、戴某3多尽了赡养义务亦属常理，戴某1要求多分得涉案遗产，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确认戴某4、戴某2、戴某3可各继承涉案房产的23%所有权份额，戴某1可继承取得31%所有份额。双方应按上述比例分担本案的受理费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戴某某名下的位于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由戴某4、戴某2、戴某3各继承取得23%所有权份额，戴某1继承取得31%所有权份额。戴某4、戴某2、戴某3、戴某1应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协助对方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二、驳回戴某4、戴某2、戴某3其余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5680元（戴某4、戴某2、戴某3已预付），由戴某4、戴某2、戴某3各负担5906.4元，戴某1负担7960.8元。本院二审期间，戴某1提交了如下证据：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涉及严研究院“关于广州市越秀区XXXXXX15号401单元问题的调查报告”，拟证明涉案房屋再分配的时候是分配给被继承人戴某某和戴某1的，该房屋由被继承人夫妇和戴某1夫妇共有。戴某4、戴某2、戴某3均不同意戴某1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共同发表意见如下：戴某1必须提供当年单位分配给父亲房屋的完整档案资料。据了解，涉案房屋是在1992年8月5日时分配到的，调查报告说的是2001年12月因为当时单位要解散分流，戴某1才到设计研究院，那怎么可能分给他和父亲？所谓的新证据，从一审到二审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提交，二审庭询时匆匆忙忙戴某1才拿出来作为新证据，是有疑点的，是通过什么关系获取的无从得知。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戴某1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张某某所立《遗嘱书》的效力及戴某某手写立约字据的效力。首先，关于张某某所立《遗嘱书》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分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继承法的颁布施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电脑等信息技术并未普及，书写主要表现为笔墨手书，故条文未对打印形式的遗嘱作出规定，而科技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电脑打印已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书写方式。书写方式的变化也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在生活中以电脑打印的方式立下遗嘱的情形普遍存在。无论是用电脑打印立下遗嘱，还是用笔墨手书立下遗嘱，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当与时俱进地予以确认，不能因为书写方式的不同而轻易地否定打印遗嘱的有效性，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也未明确禁止采取打印的方式立遗嘱，而对普通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允许。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打印遗嘱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书写形式就认定打印遗嘱为无效遗嘱，打印遗嘱可视为立遗嘱人以外的他人代书的遗嘱，应当结合遗嘱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予以综合评定。本案中，张某某的《遗嘱书》虽然是打印件，但有广州市越秀区君和法律业务咨询部《见证书》及该咨询部两名工作人员孙某、涂某见证遗嘱书内容为张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某本人在遗嘱书上签名，两名见证人也在该遗嘱书上签名见证，故该《遗嘱书》可视为由张某某以外的他人代书的遗嘱，经审查《遗嘱书》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合法有效。因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为张某某与戴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张某某仅可处分其所占有的产权份额，该房屋的1/2产权依《遗嘱书》由戴某1继承。戴某某生前没有订立遗嘱，但其立下字据“XXXXXX15号401房是物资公司分配给我宿舍108平方米，现在长子戴某1儿媳李某跟我住在一起，现在房屋改革，以我的名义享受，我同意由戴某1出钱购买，房屋购买后，所有权和居住权、使用权、永远属于戴某1所有”。即表明戴某某生前将其权利赠与让渡给戴某1。赠与及撤销均是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形成，具有专属性，非法律规定或委托授权，赠与及撤销的权利仅限于赠与人本人，戴某某生前并未撤销该赠与，故其继承人无权行使撤销权，戴某某的赠与表示仍然合法有效，戴某某占有涉案房屋的1/2产权由戴某1取得。综上，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应归戴某1所有。至于戴某4、戴某2、戴某3对广州市越秀区君和法律业务咨询部的《见证书》、张某某的《遗嘱书》及戴某某的立约字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未提供证据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予以推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戴某4、戴某2、戴某3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506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XXXXXX15号401房归戴某1所有；三、驳回戴某4、戴某2、戴某3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5680元，由戴某1负担。二审受理费17719.2元，由戴某4、戴某2、戴某3各负担590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