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822民初1809号 原告：卓云白，男，1955年2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廷发，桑植县华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邓忠逊，男，1968年2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鸣国，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桑植县人潮溪镇南滩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30822ME11455957，住所地湖南省桑植县人潮溪镇南滩村。 法定代表人：张德胜，该村主任。 原告卓云白与被告邓忠逊、第三人桑植县人潮溪镇南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滩村委会）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云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廷发、被告邓忠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鸣国、第三人南滩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张德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卓云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坐落于桑植县人潮溪镇李坪村青龙组“青岩尖”林地公益林补偿款归原告所有；2、判决第三人返还截留原告公益林补偿款12775.50元（截至2019年12月份）；3、判决被告及第三人承担原告追偿公益林补偿款的误工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等损失100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1984年以家庭承包形式取得“青龙尖”林地承包经营权，承包人口8人，共同承包了坐落于桑植县白石乡李坪村青龙组“青岩尖”自留山，其四邻界址为东邻岩沿；西邻溪沟心；南邻王家垭分水脊岭对茅坡脊岭口岩尖至糖梨树垭脊岭分水；北邻黑槽塆下至小河塔沟心，面积约300亩。原告管理执业至2009年时，桑植县林业局将原告承包山林纳入国家公益林范畴；并逐年按政策拨付公益林补偿款。2010年8月10日，桑植县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了桑林证字（2010）第165346号《林权证》；2011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邓忠逊以继承权为由提出异议，导致第三人将原告部分应得公益林补偿款予以截留至今。原告为领取该款项花费各种费用约10000多元。综上，原告家庭承包自留山权属清楚，有法定的行政登记，应属法律保护。被告的异议无任何事实依据，第三人截留公益林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邓忠逊辩称：1、青岩尖林地原系季问之、张金香夫妇的承包责任山林，张金香和季问之于2001年相继死亡后由赡养人邓忠逊、卓彩红依法进行了继承续包。当时的李坪村委会对季问之、张金香承包的山林予以分配，原被告每人一半，公益林的补偿款应由原被告共同分割；2、作为人潮溪镇南滩村委会不存在截留公益林补偿12775元，这个数字不客观，公益林款只有400多元。本案被告的公益林补偿款被告已依法领取，不存在对本案原告的公益林补偿款进行侵权；3、本案的原告要求本案被告及第三人赔偿公益林款的误工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10000元于法无据，本案的被告及其第三人没构成侵权，其损失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 第三人南滩村委会述称：1、公益林补偿款现在只有400多元，去年处理时就给他们分了，有800元邓忠逊的就取走了，卓云白的就没拿；2、其他的那些钱都已经打在原告和被告各自的账上的，不存在村里截留，是由财政所按村里交给林站花名册的底子直接打到账上的；3、每年分的时候原被告都有争议，都没有搞清楚，钱最后都是打到他们账上，不存在哪个村干部拿他们的钱；4、村里没拿他们的钱，村干部给村民处理问题后村里不存在承担原告所称的10000元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关联事实如下： 1、1981年，原告的父母季问之、张金香夫妇与原告在一个家庭生活，共有家庭人口8人，共同承包了原李坪村委会青龙组的山林田土，青岩尖旱地13.2亩，承包期15年；青岩尖自留山20亩，房屋四周自留地1.4亩。1983年，因家庭纠纷，原告与季问之夫妇分家。1985年，以原告卓云白为户主核发的《土地使用证》，记载房屋四周自留地1.4亩、青岩尖自留山20亩（四至界限：东邻岩沿；西邻溪沟心；南邻王家垭分水脊岭对茅坡脊岭口岩尖至糖梨树垭脊岭分水；北邻黑槽塆下至小河塔沟心）、青岩尖地13.2亩、田坐落地名8块面积共计2.44亩。1987年季问之夫妇主动将年满14岁的孙女卓彩虹（原告胞兄卓云清之女）从湖南省石门县迁到原李坪村青龙组的家中与其共同居住，以期将来由孙女卓彩虹对其夫妇养老时的生活照顾。1988年，在季问之夫妇的要求下，原李坪村委会从1981年下户时与原告为户主共同承包经营管理中的山林田土份额中，将季问之夫妇应得的份额由其夫妇单独经营管理耕种，并就此与原李坪村委会签定《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即包括本案争议的土地在内：承包稻田2丘0.8亩，旱地2块4.2亩，山林3块3亩等。1991年，经季问之夫妇撮合，卓彩虹与非本组的被告邓忠逊（入赘）结婚，与季问之夫妇共同居住生活，并经营耕种季问之分得的田地山林。1993年，季问之又因与被告夫妇家庭不和产生矛盾。此后，原告负责季问之的生活，被告负责张金香的生活。季问之夫妇所承包的上述田地由原告和被告各自耕种管理，其中，被告邓忠逊耕种白果树墩地0.42亩、红薯地0.61亩、自留地0.15亩、老菜园1.27亩（其中0.2亩岩荒地未用），总面积约2.1亩，其余土地由原告耕种管理。1996年调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时，原告家中有6口人，被告家中有3口人，两户均承包了相应的土地，但原告与被告就季问之夫妇的承包地如何填证发生争议，原告系原青龙组田土划调小组成员之一，以1984年的田土分配方案，季问之夫妇分得的上述田土均被纳入了原告的承包地分配范围。该争议一直持续，2000年9月，原李坪村委会召集季问之、原被告三方进行调解，确定被告夫妇在季问之夫妇应得的田土中，对案涉争议的田土有经营管理使用权，并有赡养一个老人的义务的协议，该协议季问之、原告均未签字。2001年9月张金香病逝，过世后的后事均由被告方负责。同年12月季问之病逝，原告负责对其进行了安葬。2005年2月，原告将被告一直耕种的原季问之夫妇承包土地中的一块栽种马铃薯，经原村委会和原白石乡相关人员调处答复，该地应由被告耕种。2006年2月，原告又将该地栽种了马铃薯，原村委会作了同样答复，被告便将该地翻耕载烟。2006年5月2日，原告用牛耕毁了被告在地名为红薯地的地块上的备载烟地，并在地名为白果树地墩地的地块上栽种苞谷。被告为此申请村委会和原白石乡人民政府处理。2006年6月，《桑植县白石乡人民政府关于邓忠逊、卓云白侵权赔偿纠纷的处理意见》认为：案涉争议地老菜园地1.27亩、红薯地0.61亩、白果树墩地0.42亩共计2.1亩（其中0.2亩为岩荒地未利用、还有0.15亩自留地）仍归被告管理使用；原告赔偿被告毁地损失600元。2006年8月7日，桑植县人民政府作出桑政复决字（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桑植县白石乡人民政府关于邓忠逊、卓云白侵权赔偿纠纷的处理意见》。 2、被告提交的2007年的《桑植县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对原告卓云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记载为7人，其中包括季问之1人，在其年龄栏目内备明为“已故”字样，将案涉争议地以白果树地0.4亩、大地坎下1.16亩、红茹地0.6亩地等记载在该登记表上，并在前述三块记载的表格三行的末尾分别备明“争议”字样，根据该登记表，承包地7块总面积15.61亩，田9块2.62亩；原告提交的1996年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案涉争议地以“白果树0.4亩、大地坎下1.16亩、下湾1.8亩（2007年登记表分为：霞塆1.2亩、红茹地0.6亩）”进行登记，其中承包地6块面积15.61亩、田9块总面积2.62亩；被告提交的2007年的《桑植县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对被告邓忠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记载为3人，其中不包括张金香1人。 原告提交的桑林证字（2010）第165346号林权证，将地名为“青岩尖”、面积146.4亩（四至界限：东，岩沿与西莲乡交界；南，王家垭分水脊岭对茅坡脊岭口岩尖至梨树垭脊岭分水；西，河沟大沟中心交严家山界；北，黑槽塆下至小河塔沟心交莲花村界）、主要树种“杉枞”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均登记为原告。林地使用期为70年，终止日期为2054年12月31日。 另，根据被告提交的原被告的2007年的《桑植县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记载，原被告所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均为原白石乡李坪村民委员会。 3、2009年，原白石乡李坪村青龙组（现人潮溪镇南滩村青龙组）将本组农户承包山林上报国家公益林若干亩，根据文件规定，青龙组按一定时间止出生的全组总人口数进行分配，以确定人平多少亩的面积，按国家每年每亩的补偿标准补偿到户。 本院认为，被告夫妇在原告所在村组安家落户的初衷，系为赡养照顾原告的父母而起，1987年原告父母季问之夫妇的主动参与下，将已在石门县落户居住的原告胞兄之女卓彩虹接回来，1991年又经季问之撮合，被告入赘与卓彩虹结婚，此时第一轮田土山林承包已经完成。在被告夫妇和季问之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经营耕种管理1988年从原告卓云白为户主的承包山林田土中分得的季问之夫妇应得的部分山林田土份额，实为当时季问之夫妇分家后赖以生产生活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是卓彩虹能回来居住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为消除争议，确保被告夫妇安心赡养照顾季问之夫妇，季问之又就此分割山林田土单独与所在村委会签定《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应视为季问之夫妇与卓云白就承包田地山林的经营权已在家庭内部分户进行了明确分割，又在外部单独和发包方进行了明确公示，该承包合同和其他包产到户的承包合同应产生相同的对内对外的法律效力。结合其他事实表明，1983年因季问之夫妇与原告家务纠纷，而分家单独生活，后在1993年之前又由共同居住的被告夫妇实际对该分得的田地山林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可以证明田土山林分割时，原告、季问之夫妇、被告等各方对此行为并无异议，该分家析产行为各方应予尊重。 至1993年，季问之又与居住在一起的被告发生家务矛盾，再次分家析产，被告负责张金香的生活，原告负责季问之的生活，季问之夫妇前述分割的承包地一分为二由被告耕种管理约2.1亩，其余由原告耕种，但未涉及前述山林的再次分割。该再次分家行为也经过了原村委会的调解处理。此行为应视为对原1988年的分家析产行为的延续和变更。且此后，虽有季问之、原告方有异议，但未有证据证明张金香也有异议，且张金香在此期间与季问之分开，单独由被告负责其生活。至1996年第二轮土地续包，被告依法因调整土地，其名下登记土地不包括本案争议并由其实际耕种的2.1亩土地，但根据第二轮承包时对第一轮承包山林未予变动的政策，被告在第二轮承包中未有山林承包权属登记在其名下，导致被告家庭在调整田地承包权时，对外造成“有地无山”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农村生产生活，其因遗赠行为从原告所承包的山林中分得的部分山林承包权一直由其作生产生活使用，结合1993年被告由赡养季问之夫妇两个老人到赡养张金香一个老人而再次分家时，被告原实际耕种的由季问之夫妇分得的田地4.2亩均分成现在的争议地面积2.1亩，而季问之夫妇的山林份额未予分割的事实，被告对季问之夫妇的山林份额至少应分得一半才趋于公平合理。但根据1988年分家时季问之夫妇从与原告户下分得的山林田土份额并一直由被告夫妇实际经营管理从事生产生活的事实、季问之夫妇又以此份额和发包方原李坪村委会单独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得到村委会的认可的事实、该分家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告夫妇在原告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安家落户的事实、加之1993年再次分家时未对山林进行分割的事实、被告作为已经安家落户的农户现对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备案登记上“有地无山”不利于农村生产生活的事实，被告山林部分应参照和沿袭第一次下户承包时的承包期限和政策对1988年季问之夫妇从原告户下分得的山林继续承包为宜。 本案的焦点即在于，是以原告提供的林权证书登记的权利为准，还是以查明的事实所确定的实际权利为准。 1、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非从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设立生效，也非登记生效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因此，已经登记在原告1985年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名下争议的自留山及2010年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林权证的山林，其承包合同关系自1988年即已因季问之夫妇与村委会的《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发生变更，其中涉及的“三块3亩的山林”即已经发生权利变动。原告2010年的林权证书原袭原告在第一轮山林承包时“青岩尖自留山20亩”为原始权利基础，不足以证明2010年权属登记时原告与被告对所登记的全部山林权属没有争议，且作为发包方原李坪村委会对原告登记的全部山林1988年已经分给季问之夫妇的部分，同意由被告一直经营管理的理由具有合理的历史来源事实。原告持有的1985年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所登记的青岩尖山林自留山的四至界限和2010年林权证所登记的四至界限基本一致，即为原告下户时所承包的全部山林，该山林在1988年因分家已经产生了实际权利的对内对外的变动，即包含被告所实际享有和管理的部分。故对原告的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被告夫妇被季问之夫妇以赡养为目的将其安家落户在原李坪村青龙组，并据此将分户得到的田土山林由其耕种，实质上为被告夫妇的遗赠行为，且得到发包方的认可，原告方初始的默认，被告也尽到了对张金香的主要赡养义务，其因此而享有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之一的季问之夫妇应享有的原分家时所得的山林权属份额并无不当。 综上，本案争议的实质系用益物权，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对案涉争议山林的经营管理享有明确清晰且与林权登记簿相一致的权属证书作为原告方请求权基础的事实依据。而原告提供的1985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2010年的林权证书无视因赡养行为引起的分家析产事实所导致争议山林的实际权利的变动，将1984年下户承包时包括季问之夫妇在内的大家庭所承包的山林继续登记在其林权证书下。被告的抗辩具有合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本案仅以原告提供的1985年的土地经营权证和林权证书作为其享有物权的依据，可能导致物权外观主义的泛化和滥用，本案原被告因赡养问题在一个大家庭中自始至终参与争议山林土地的权利主体的变更过程，被告山林承包经营管理权的取得显然不属于权利外部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情形，本案处理的而是实际权利人和名义权利人的纠纷，应注重物权的实质性归属认定。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与被告对登记在其名下的山林权属产生争议后，对其原初始下户承包时的全部山林仍享有实质性权利归属缺乏事实依据。 本案原告诉争的标的实质即为判决确认其1985年初始承包时包括季问之夫妇在内的所有涉及青岩尖自留山的山林的公益林补偿款全部归其所有，并以此为基础，判决第三人村委会将截留的未全部到位的公益林补偿款返还给原告，并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追偿前述款项的误工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等。上述请求的第一项即全部公益林补偿款由原告所有的基础应基于其对案涉所有山林具有无争议的实际权利，经过庭审查明事实和前述说明，被告的该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他请求当然应予驳回。 另，根据《湖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是指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给我省和省财政设立的用于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资金；第七条规定：经济补偿费用用于对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管护公益林的补偿；第十四条规定：市州、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应按隶属关系与承担管护任务的国有林业单位、集体和个人签订公益林区划与禁伐、限伐管护合同，乡镇人民政府应与护林员签订公益林管护协议；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单位、集体和个人应按照管护合同履行规定义务，根据管护合同履行情况领取补偿基金。由此而见，公益林补偿款应当是基于划入公益林而限制采伐，从而减少受益，因此而给林木受益人造成相应的损失，国家根据相关政策对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相应补偿的政策性款项。补偿的对象为一定期限内公益林的受益人和实际管护人。该补偿基金应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查核实后才能确定发放对象和发放数额，是对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管护公益林生产受益减少而进行的补偿。因此，该补偿基金的获得首先应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查为条件，是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限制采伐而对实际经营管护林木的对象施行的激励政策，将该利益归于实际管护、投入的对象才符合政策目的。因此涉案山林地的公益补偿款应由相关行政部门确定为宜。另外，原告没有提交第三人截留其公益林款的证据，仅提供自抄写清单及说明，对其全部山林应分得的公益林补偿款及未获得的部分进行说明，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卓云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0元，由原告卓云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安华 人民陪审员  陈政军 人民陪审员  贾慈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代 恋 代理书记员  彭 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