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民终3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青太，男，1954年7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上郭乡中陈庄村二组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婷，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东街。 法定代表人：闫金荣，该学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淇，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1，女，201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汤里村11组居民。 法定代理人：唐某2，男，198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系被上诉人唐某1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莎，山西庆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青太、上诉人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以下简称东街学校）因与被上诉人唐某1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青太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唐某1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将上诉人的病情错误地认定为被上诉人唐某1的病情明显错误。二、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的案由为运输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唐某1将相关费用交付给东街学校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唐某1并不相识，更没有形成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仅是依据雇主被上诉人东街学校的指令，在规定的时间，按照固定的路线接送学生。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唐某1和被上诉人东街学校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东街学校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再结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从未有过形成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唐某1之间不可能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主观的将上诉人纳入运输合同中的运输主体，并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法律条款，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原审法院混淆了校车服务提供者和校车驾驶员的概念。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依法设立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以及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可以提供校车服务。本案中，上诉人仅是作为东街学校的雇员，依据东街学校的指令接送学生。至于校车是否符合规定，是否给校车安排老师，以及申请校车标志，都是被上诉人东街学校的义务，而非作为雇员和驾驶员的上诉人应注意的义务。3、上诉人和东街学校形成雇佣关系。从雇佣关系的特点来看，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雇员在受雇期间执行雇主指派的工作可视作雇主行为的延伸，雇主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是基于风险和收益相一致原则，雇佣活动的收益归属雇主，相应的风险和责任也应由雇主承担。本案中，上诉人按照东街学校指令接送学生的行为，实质上是东街学校行为的延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唐某1的伤残赔偿金，并支持被上诉人的交通费、伙食补助费明显错误。1、被上诉人唐某1属于农村户口，计算伤残赔偿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但在一审判决中，被上诉人的护理费按农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伤残赔偿金却又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明显错误。2、被上诉人在住院期间，所有的医疗费、交通费及生活费均是上诉人垫付的，这一点被上诉人唐某1均认可，但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仍然计算交通费和伙食补助费，明显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愿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唐某1辩称，1、上诉人认可张青太在上诉事实与理由中的第一项，被上诉人唐某1在运城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被确诊位右侧额部、颞部硬膜外血肿、右侧额叶脑挫裂伤、额骨凹陷性骨折、颅底骨折、颅内积气、脑脊液鼻漏、应激性溃疡、头皮裂伤等伤情。2、上诉人与东街学校之间签订了租车合同，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获取资格证、投保保险，在行驶过程中未尽到安全驾驶的义务，其陈述与学校之间系雇佣关系无任何法律依据。作为承运人享受了合同权益便应履行合同义务，应对被上诉人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3、上诉人上学的地点即东街学校所处地点便是城镇，其生活消费标准都是按城镇执行的，伤残赔偿金理应按成镇计算。 上诉人东街学校辩称，一、张青太与答辩人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首先、张青太与答辩人之间签有校车租用合同，张青太提供校车服务。校车服务中包括车辆和驾驶车辆的人员服务，车辆和人员在校车服务中密不可分。第二、答辩人每月支付张青太费用，是双方约定支付校车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答辩人支付张青太的费用需要根据其每个月实际提供校车服务的来往次数才能最终确定数额。第三、答辩人对张青太不具有人身属性的管理权，张青太依据校车租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提供接送学生的服务，其是在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履行职务。第四，本案中的车辆属于张青太个人所有，在校车租用合同中答辩人明确要求张青太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座位险，也明确约定张青太应当保证其提供的车辆符合校车技术标准，因此张青太才是保证车辆符合校车技术标准的义务人。结合以上，张青太与答辩人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二、本案有明确的侵权人，答辩人不是侵权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引发本案的原因是张青太在提供校车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张青太因超速驾驶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晋Ｍ×××××号轿车驾驶人解松负主要责任。从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可以明确，唐某1的损害有明确的侵权人且责任明确，答辩人对唐某1的损害没有任何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东街学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划分责任不明确，导致判决不公。1、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原告唐某1系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的在校学生，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给学生提供校车接送服务并收取学生交纳的交通费的事实，证明该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客运合同运输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第8页）”，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本案客运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被上诉人唐某1和被上诉人张青太，上诉人是在征得学生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与被上诉人张青太订立运输合同。由于教育配备短缺的现实情况，上诉人学校没有专用校车接送学生，让每个学生家长单独、逐个与被上诉人张青太之间协商、签订运输合同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主体，代为协商、签订了客运合同，并针对学生居住地方划分线路，且在每次开学初对需要乘坐接送车辆的学生明确说明，在学生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代为收取费用。第二，上诉人收取学生交纳的交通费，也是基于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收取。事实上，上诉人所收取的交通费全部转交给实际承运人（即本案被上诉人张青太），上诉人在本案的运输合同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因此，上诉人在整个运输合同中仅是代理人身份，代理每个需要乘坐校车的学生家长签订客运合同，代为收取并转交交通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客运合同的承运人与事实不符。2、一审认定“张青太所驾驶的车辆不符合校车的相关规定，未取得校车许可”，因此认为上诉人作为共同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首先，张青太所驾驶的车辆未取得校车许可，不是张青太故意不予取得，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相关部门办理相关的事项。第二，此次张青太所驾驶的车辆虽然没有取得校车许可，但是其驾驶的车辆本身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张青太也有相关的驾驶执照。根据交警队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张青太因超速驾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与车辆是否取得校车许可没有因果关系。结合以上，上诉人仅是作为代理人身份代为签订了客运合同，并且在客运合同代理行为没有任何的获益，事故发生也是张青太个人原因造成，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是共同承运人为由，判决上诉人与张青太共同承担责任，实属认定错误。二、一审认定的赔偿数额明显过高，且没有证据支持。1、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证据支持。唐某1的户口本明确载明“唐某1系运城市盐湖区安邑汤里村11组居民”，且一审中唐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提供其在城镇的合法暂证证明以及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的证据，故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2、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700元，没有证据支持。以唐某1看病过程中，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张青太已经实数支付唐某1看病所有的交通费用，一审法院再次酌定交通费实属重复认定。3、一审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1450元、营养费4500元”中，没有考虑被上诉人张青太支付的费用，认定过高。一审中，张青太已经当庭举证，证明在唐某1治疗过程中曾支付给唐某14000元，这4000元应当从唐某1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营养费中予以扣除。三、上诉人投保校方责任险，为更好地维护被上诉人唐某1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申请追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责令其在校（园）方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2017年9月1日，上诉人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公司处购买了校（园）方责任保险，依据校（园）方责任保险，如因上诉人的责任造成学生伤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校（园）方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以便更好地保证唐某1的合法权益，但一审法院以“原告唐某1”不同意为由，拒绝追加。上诉人认为，追加保险公司更便于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保证唐某1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再次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划分责任错误，进而作出错误判决。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唐某1辩称，1、本案中不存在责任划分不明的情形。上诉人东街学校以自己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车费，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实际客运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东街学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运输合同中的身份是代理人，也无法证明其在运输合同中没有获利；2、学校与张青太签订的租车合同明确约定了承运人关于资质、保险及相关权利义务等内容。但二上诉人均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东街学校未对张青太的资质等进行监督，原审认定二上诉人未共同承运人符合实际情况。故对被上诉人造成的伤害均应承担赔偿义务。3、关于东街学校提出追加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的问题，本案案由为运输合同纠纷，二上诉人为本案适格主体，且本案为校车发生事故，是否符合校方责任险、是否在保险理赔的范围内，这是东街学校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事宜，与本案无关。东街学校陈述学校的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但在上诉状的前半部分陈述其没有责任，自相矛盾。4、原审认定的各项赔偿金额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上学的地方即上诉人东街学校就处于城镇，各项生活消费标准都是按照城镇标准执行的，原审法院按城镇标准支持被上诉人的伤残赔偿金应子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上诉人张青太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东街学校与学生之间形成客运合同关系，答辩人与东街学校形成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完全正确。根据山西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仅有学校、依法设立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其他依法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单位和组织，可以提供校车服务。答辩人明显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可以作为提供校车服务的主体。而且山西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第九条之规定，学校长期租用校车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应当与乘坐校车的学生监护人签订安全乘车协议，协议内容应当包括双方权利、义务、安全保障措施、接送路线、乘车的时间地点、交接方式、服务时限、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因此对使用租用的校车提供校车服务的学校，学校应当与学生的监护人代表学生签订安全乘车协议，双方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收取了车费，不影响其与学生间已成立事实的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东街学校租用答辩人车辆，同时雇佣答辩人提供驾驶服务，故答辩人与东街学校系雇佣关系。答辩人在东街学校管理下对外以东街学校的名义接送学生，按其规划的线路行驶停靠，履行东街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运输合同。且答辩人开车接送学生确保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开展是东街学校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东街学校聘请的个人保安，个人清洁工的性质一样。二、一审判决认定东街学校与答辩人成为运输合同的共同承运人，共同负有安全接送学生的运输合同义务，属于认定错误。我国现行法律中，并不存在共同承运人的概念，只有单式联运或多式联运中存在两个及以上的承运人，而本案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况，本案系东街学校租用答辩人的车作为校车，东街学校是运输合同中唯一的承运人，答辩人仅是的东街学校雇佣的驾驶人员，这与租的是答辩人的车辆还是其他人的车辆无关。三、同意上诉人第二、三项事实理由，一审认定的赔偿数额明显过高，且没有证据支持，唐某1属于农村户口，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而且答辩人已支付的29409.47元应当退还给答辩人。另致使唐某1受伤的直接侵权人为解松，解松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东街学校作为运输合同唯一的承运人对唐某1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唐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失抚慰金、鉴定费等费用151034.4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某1现年九岁，系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的学生。2017年12月15日，原告乘坐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租用的被告张青太驾驶的晋Ｍ×××××小型普通客车，在上学途中与解松驾驶的晋Ｍ×××××号轿车发生碰撞，致使原告唐某1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唐某1被送往运城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右肱骨中下段骨折、左外踝骨折、右尺神经、中正神经、桡神经损伤、闭合性腹部外伤、小肠破裂、腹腔积血、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肝脏多发囊肿、左肾囊肿，住院29天，花费医疗费25064.47元，该医疗费由被告张青太支付。2018年1月8日，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盐公交认字［2017］第17119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青太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无责任，晋Ｍ×××××号轿车驾驶人解松负事故主要责任。2018年10月18日，山西省稷山县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稷山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鉴字第197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原告唐某1右侧周围性面瘫评为九级伤残；面部皮肤裂伤并瘢痕形成评定为十级伤残；护理期评定为90日，营养期评定为90日，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用2500元。同时查明，被告安邑东街学校与被告张青太于2017年9月1日签订了一份《盐湖区安邑东街学校校车租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即安邑东街学校）聘请乙方（即张青太）为学校学生提供校车服务”，具体内容为：一、乙方车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上级暂定的校车技术标准。（二）依法办理了机动车登记和安全技术检验。（三）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座位险。二、乙方驾驶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有相应准驾车型三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二）最近三年内任一记分周期内没有累计记满12分的记录。（三）未发生过致人死亡且负有责任的交通事故。（四）驾驶证依法经公安部门审验合格。（五）身心健康、言行文明，无嗜酒等不良喜好，无传染性疾病，无癫痫、××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病史。（六）无犯罪和严重违法记录。三、乙方的工作职责：（一）服从学校的管理，接送学生按时到位，不得随意延时误期。（二）驾驶人按学校规定的线路行驶、停靠，根据路况选择安全时速，车停稳后上下学生，行驶中关好车门、车窗。（三）对车辆技术状况要经常性检修保养，确保车况良好。（四） 严禁酒后驾车、疲劳驾驶、超员。 （五）乙方与学生家长保持沟通、服务到位，积极主动化解因接送学生产生的矛盾。（六）车辆行驶及行车安全由乙方当事人全面负责。四、甲方工作职责：（一）甲方应定期付清乙方的接送费用。（二）建立和落实校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制度，督促驾驶人员规范操作，文明行车，保证安全车速。（三）甲方应监督纠正校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防止校车出现超速超载，乱停靠上下学生等情况。（四）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学生乘车安全及沿途安全。五、事故责任界定：（一）甲乙双方按各自工作要求履行职责，谁违反谁承担一切责任后果及一切费用。（二）学生上车之后，下车之前的安全由乙方全权负责；若发生意外，费用及协调工作由乙方负责，学校不承担任何费用。 六、租用时间及费用： 时间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5日。费用：由学校、司机及家长协商确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张青太驾驶晋Ｍ×××××H909小型普通客车开始接送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的学生，但被告张青太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购买座位险，也未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购买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仅购买了交强险；其本人也未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取得校车驾驶资格证，所提供的车辆也未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和校车车牌。一审认为，唐某1告唐以珊系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的在校学生，被告安邑东街学校给学生提供校车接送服务并收取学生交纳的交通费的事实，证明该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客运合同运输的法律关系，因此被告安邑东街学校对学生负有安全接送的合同义务。而被告安邑东街学校与被告张青太之间成立的名为校车租用合同，但其合同内容包含了驾驶人的聘用、管理和车辆的租用、管理等双重权利义务内容，该合同不仅仅是物的租赁关系，还包括了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双方之间合同成立后，对乘坐该车的学生而言，二被告成为运输合同的共同承运人，共同负有安全接送学生的运输合同义务。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保障学生乘坐校车安全，并要求使用校车应当依照该条例取得许可，取得校车标牌，校车驾驶人不仅应当有符合所驾车型的驾驶执照，还应当取得校车驾驶资格证，同时要求校方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必须制定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规定做好校车的安全维护，建立安全维护档案，保证校车处于良好技术状态，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要求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指派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严格禁止聘用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校车。对此，被告安邑东街学校有责任审查和选任符合条例要求条件的校车和校车驾驶人，但被告张青太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所提供的车辆未取得校车许可，也未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二被告均未给校车指派随车照管人员，上述一系列行为严重违反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导致包括原告在内的乘车学生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二被告均具有过错，且不能尽到安全接送学生的运输合同义务，依法应当共同向原告承担合同违约的赔偿责任。二被告各自辩称其不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与二被告在运输合同中均享有各自合同利益、均应承担合同义务的基本事实不符，其观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青太关于其已经向原告支付的医疗费应由被告安邑东街学校作为雇主返还给自己的观点，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属于二被告之间的校车租赁合同纠纷，该费用的最终承担，应另行提起诉讼处理。被告张青太关于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明知校车不符合规定而乘坐该车，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观点，因学生家长并非从事校车运输行业的职业人，并非应当知道国家对校车的强制性要求，被告张青太无证据证明原告方明知其车辆存在的问题，其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依据其提供的证据和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原告应获得的各项赔偿数额为住院伙食补助费1450元（50元/天×29天）、营养费4500元（50元/天×90天）、护理费12780元（山西省2017年城镇单位农、林、牧、渔业行业从业人员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51930元÷365天×90天），残疾赔偿金122354.4元（山西省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32元×20年×21%），交通费酌定为700元，鉴定费2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149284.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与被告张青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唐某1告唐以珊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14928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21元，由被告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与被告张青太共同承担。 二审审理查明：唐某1人唐以珊的伤情被医院确诊为：右侧额部、颞部硬膜外血肿、右侧额叶脑挫裂伤、额骨凹陷性骨折、颅底骨折、颅内积气、脑脊液鼻漏、应激性溃疡、头皮裂伤等。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证据证实唐某1人唐以珊作为上诉人东街学校的在校学生，与上诉人东街学校形成了客运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东街学校作为承运人应当保障学生的乘车安全，负有将唐某1人唐以珊等学生安全接送的合同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东街学校通过对外租用车辆为唐某1人唐以珊等学生提供校车服务，该校车驾驶员（亦为该车车主）在驾驶过程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唐某1人唐以珊遭受损害，此时，唐某1人唐以珊依法可以对相关当事方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或者违约损害赔偿，鉴于唐某1人唐以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违约损害赔偿，因此，作为客运合同的承运人，上诉人东街学校依法应当对唐某1人唐以珊的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张青太与上诉人东街学校的租赁合同约定的内容，认定二上诉人为雇佣关系、认定二上诉人为案涉客运合同的共同承运人均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同时，鉴于案涉校车是上诉人东街学校与上诉人张青太通过签订租赁合同获得，双方对各自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对发生事故的责任承担等有明确约定，因此，上诉人东街学校在对唐某1人唐以珊的责任承担后，可以依约向上诉人张青太主张权利。另外，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将上诉人张青太在事故中的伤情表述为唐某1人唐以珊的伤情，明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再，由于唐某1人唐以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部分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青太非客运合同的相对方，其上诉称不应对唐某1人唐以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在本案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中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唐某1人唐以珊各项损失计144284.40元； 三、驳回上诉人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的上诉请求； 四、驳回唐某1人唐以珊的其他原审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72元，合计9893元，由被上诉人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学校负担6607元，由唐某1人唐以珊负担32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勇 审判员 梅智勇 审判员 席少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陆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