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722民初1018号原告：谢立三，男，汉族，1958年9月21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农民，住永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丽，云南灵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王绍锦，女，汉族，1963年8月10日生，小学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农民，住永胜县。原告：谢某1，男，汉族，2013年2月23日生，云南省永胜县人，学生，住永胜县。原告兼谢某1法定代理人：李春红(谢某1之母），女，汉族，1985年12月18日生，本科文化，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教师，住永胜县。被告：杨从虎，男，汉族，1971年6月12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农民，住永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云南桑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谢立三、王绍锦、李春红、谢某1与被告杨从虎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9年10月23日进行了补充质证。原告谢立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丽、原告王绍锦、原告兼谢某1法定代理人李春红到庭，被告杨从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立三、王绍锦、李春红、谢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医疗费32545.00元，2、死亡赔偿金669760.00元（33488元/年×20年），3、丧葬费52038.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754343.00元，由被告承担50%即377171.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谢立三、王绍锦之子谢某2原系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申公司）负责人,该公司系永胜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子公司。2016年6月，阳光公司承接了移民局在涛源金移村的一个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就指派谢某2到涛源具体负责该项目，因被告系涛源镇金江村委会书记，经被告再三要求，谢某2碍于情面就将这个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中关于道路的铺设和围栏基础工程承包给被告，被告从2016年6月开始施工，到2017年4月工程结束后，施工期间按工程进度，龙申公司通过谢某2向被告分期支付了部分道路工程款，工程结束后，经双方结算，2017年9月5日龙申公司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工程款，剩余30169.00元未付。不久后因谢某2遗失了2017年9月5日被告出具给谢某2的一张5万元的《收条》，为此谢某2无法向龙申公司财务部门提交付款凭证，谢某2请求被告补开一张收条，被告得知谢某2遗失收条后不但没有向谢某2补开收条，反而拒不承认原告已支付的5万元工程款，之后被告多次恐吓威胁谢某2及其家人，为了家人安危，迫于无奈谢某2向刘应棠借款5万元，于2018年2月14日支付给了被告80169.00元（含2017年9月5日已支付的5万元）。因谢某2无法承受他人的指责及被告的欺诈、恐吓等行为因素，2018年2月23日13时许，谢某2在阳光公司宿舍服下毒药，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4日上午死亡，谢某2在医院抢救期间共产生医疗费32545.00元，已由原告支付。2018年3月1日，原告李春红到丈夫谢某2在涛源的办公室找到2017年9月5日被告写给谢某2的5万元收条后，向永北派出所报了案，永北派出所以被告涉嫌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后经永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原告认为，如果没有被告对谢某2的欺诈、胁迫、恐吓等行为，谢某2则不会服毒自杀。因谢某2的死亡给原告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如今谢某2父母及儿子即原告谢立三、王绍锦、谢某1无人抚养，家庭生活困难。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上列诉讼请求。被告杨从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辩称，一、被告从来没有威胁、恐吓、胁迫过谢某2，杨从虎不存在民事违法行为。原告方没有举证证明被告对谢某2进行了威胁、胁迫、恐吓的行为。阳光公司的会议记录的事实没有任何一方证据予以印证，根据谢某2在会上发言的内容，时间是2018年2月13日，2018年2月14日杨从虎打了一份收到龙申公司8万多元款项的收条，说明阳光公司及时将问题处理好了。二、本案中谢某2服毒导致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谢某2为什么要服毒，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要服毒，我们都不知道。李春红当庭陈述了谢某2打电话给李春红说他要辞职，他对不起李春红，从语言文字上理解和习惯上都不能理解为被告导致谢某2死亡。谢某2的死亡结果与杨从虎没有任何关系。三、本案的施工合同是龙申公司和杨从虎的民事法律关系，与谢某2本人没有关系，工程款的结算也是龙申公司与杨从虎之间结算，从收条上也可以看出，谢某2仅是工作人员，承办这件事情，是否需要谢某2自己掏腰包来支付款项，原告方也没有举证说明，工程款也仅需要龙申公司支付，不是谢某2支付。四、从主观上说，杨从虎没有任何过错。施工合同是和龙申公司签订的，杨从虎为什么要去敲诈、威胁谢某2，如果有经济上的差错，可以跟公司反映，由公司与被告进行结算，如果公司搞不清楚，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杨从虎返还。对于杨从虎的行为，永胜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永胜县人民法院以及丽江市中院不予受理谢立三、李春红等人提起的诈骗自诉案件，由于没有犯罪事实，又缺乏罪证，所以两级法院均对谢立三、李春红等人提起的诈骗自诉案件不予受理。杨从虎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而原告方仅引用了永胜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来起诉。五、关于损失，谢某2家在农村，结合谢某2父亲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在出院证上明确记载了谢某2的职业为农民，住址在，谢某2户口应是农村户口，应以农村居民来计算损失。综上，从过错责任的角度来说，原告方举证不能，原告方没有举证证明杨从虎有什么行为导致谢某2死亡产生损害后果，也没有举证证明杨从虎有什么行为是导致谢某2死亡的原因，杨从虎没有过错。从公平责任的角度来说，依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明显不属于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情况，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所以，杨从虎没有过错，没有造成损害的行为，请人民法院驳回本案原告方对被告杨从虎的所有诉讼请求。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一）被告杨从虎是否对死者谢某2实施了强迫、威胁、恐吓等行为？（二）被告杨从虎对于谢某2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三）谢某2的死亡是否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四）本案谢某2死亡的损失应按何种标准计算？为支持自己的请求，四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四份，拟证明四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和基本信息。第二组：证明（原件)、结婚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谢某2与四原告的身份关系（谢某2是原告谢立三、王绍锦的长子，原告李春红的丈夫，原告谢某1的父亲）以及谢某2属于居民户系城镇居民。第三组：出院证（原件）一份，拟证明：2018年2月23日，谢某2服毒自杀后，送至永胜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无效在次日19时死亡。第四组：云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原件）一张、门诊收费票据(原件）两张、住院病人汇总清单（原件）一份，拟证明：谢某2住院治疗1天，共产生医疗费32545.11元。第五组：收条（原件）两张，拟证明：2017年9月5日，谢某2代为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工程款5万元。2018年2月14日，谢某2再次代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工程款80169.00元（该款项中包含被告强迫谢某2再次支付的工程款5万元）。第六组：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在永胜阳光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召开的“2017年年终总结会议”中，被告为了让谢某2重复支付5万元的工程款，曾以不付工程款就带着工人到家中闹事来恐吓、威胁谢某2，给谢某2施加压力，从而强迫谢某2支付工程款的客观事实。第七组：丽江市永胜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在被告诈骗谢某2一案中，经永胜县公安局侦查终结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通过强迫、恐吓、欺诈等行为手段，致使谢某2重复支付5万元工程款得逞后与谢某2服毒自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八组：中共丽江市委政法委员会涉法涉诉信访办理情况登记表、中共永胜县委政法委员会涉法涉诉案件转办单（原件）各一份，拟证明：此案系经原告多次上访后，由丽江市委政法委转永胜县委政法委请求司法机关办理及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经质证，被告杨从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发表以下意见：对第一、二、三组证据没有意见；第四组证据中住院发票没有意见。而门诊收费收据及永胜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申请单、救护车费用的单据显示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2日，与2018年2月24日谢某2死亡的时间矛盾，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对病人住院费用清单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具备关联性，从证据上说，我方认为从住院发票到住院费用清单、出院证据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第五组证据系收条，认可真实性，不具备关联性，不能确定是否为合法取得，这两张收条都是被告收到龙申公司款项的收条，为什么由原告方出示？证明方向上看，收条只能证明金额的变化，不能证明被告有强迫行为，收条上也没有强迫的字眼，不认可证明观点；第六组证据，来源不明，内容是否真实也不知道，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所谓的会议记录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第七组证据，由于该案后来永胜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对永胜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作了否定，起诉意见书是一份不成立的起诉，根本不产生法律效力，起诉意见书所查明的事实不成立，该起诉意见书从法律上说其所称的事实站不住脚，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第八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至于政法委如何办理与本案没有关系，第八组证据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审理，不应受到政法委有关函件的影响而影响到本案的公正处理，该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使用。第一次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第六组证据即会议记录本原件、永胜阳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质证，被告杨从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发表以下意见：原告提交的会议记录的来源不明确，仅会议记录第一页有阳光公司的印章，不能说明是永胜阳光公司的会议记录本，对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无从判断，即便真的是阳光公司的会议记录本，但会议记录人的记录内容与发言人的发言是否一致不清楚，当天谢某2在会议上的发言，会议记录人是否完全记录下来也不清楚。会议记录本上没有参加人员的签名予以确认，是不是客观事实无从判断，对该笔记本以及笔记本上所记录的2018年2月13日的内容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对2019年10月17日永胜阳光公司所出具的证明，出证主体是永胜阳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永胜阳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什么关系不知道，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证据“三性”上来说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被告杨从虎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检察院永检公诉刑不诉[2018]23号不起诉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关于永胜县公安局对被告拟提起公诉，永胜县检察院对杨从虎不予起诉的事实。第二组：被告与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6日签订的施工合同，拟证明：被告是与龙申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与谢某2无关，涉及工程的有关事项包括工程款的结算主体都是龙申公司和被告，并不是谢某2与被告之间的个人恩怨。经质证，原告谢立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丽、原告王绍锦发表以下意见：第一组证据的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对证明观点不认可，不起诉决定书对永胜县公安局查明的基本事实未予否定，只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永胜县人民检察院不予起诉，同时可以证明公安局查明的事实是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第二组证据，虽然合同的甲乙双方不是谢某2，但当时阳光公司指派谢某2负责该项目，这份施工合同上也有谢某2的签字，后期都是谢某2代公司向杨从虎支付工程款。原告兼谢某1法定代理人李春红发表以下意见：第一组证据既然侦查机关移送给永胜县人民检察院，就已经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移送的，所谓证据不足是指缺乏被告多收了五万元的证据，事实很清楚；第二组同意张星丽律师的意见。通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经本院分析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第一、二、三组证据被告均无异议，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来源合法，治疗情况与谢某2服毒的情况相吻合，虽然该组单据上的日期均为2018年12月12日，但医院已注明为补开，对此原告也作了合理说明，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质证时被告认可其真实性，后来虽对2017年9月5日出具的收条提出怀疑，但表示不申请鉴定，故对两张收条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强迫行为；第六组证据是阳光公司的会议记录，原告补充提交了原件及对原件的说明，且谢某2的发言与永胜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相吻合，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系起诉意见书，虽然检察机关已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检察机关并没有说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有错，只称事实不清，被告表示该起诉意见书中除了“2017年3、4月份完工”的陈述不准确、“谢某2不付8万元，杨从虎就带人去谢某2家闹事”不如实外，其他载明的事实是如实的，说明该起诉意见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故对该起诉意见书，本院将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予以采信；第八组证据虽是真实的，但只能证明原告方进行了上访，与本案的审理无关，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原告补充提交的2019年10月17日永胜阳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所出具的证明，当时的会议记录人在上面签名，且公司盖了公章，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中，第一组证据是检察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原告方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与本案有关联，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谢某2系永胜阳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系原告谢立三与王绍锦之子、李春红丈夫、谢某1之父。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与永胜阳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怀昌。2016年6月，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涛源的一个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李怀昌指派谢某2到涛源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实施。2016年10月，丽江龙申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被告杨从虎签订《施工合同》一份，将位于涛源镇沿江村委会金移村的金沙江中游移民后扶产业综合培训示范园区内的道路工程承包给被告施工，谢某2作为龙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并按了指印。合同约定工程施工总价款为101666.00元，付款方式为开工后支付工程款的30%作为工程预付款，其余按照施工进度进行支付，如有超深、超高的挡墙，按实际方数结算。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款的给付方式为：龙申公司将款项拨付给谢某2，再由谢某2支付给杨从虎，由杨从虎出具收条给谢某2到龙申公司入账处理。工程结束后，经结算，谢某2分几次将工程款付给杨从虎，2017年9月5日谢某2将龙申公司拨付的5万元工程款支付给杨从虎，杨从虎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收条条收到丽江农业龙审发展有限公司道路工程款伍万元（50000.00元）整收款人：杨从虎2017.9.5”。剩余工程款3万多元未付。后谢某2找不到该收条无法入账，谢某2就要求杨从虎重新写一张收条，但杨从虎未向谢某2重新出具收条并且不承认谢某2已经于2017年9月支付5万元工程款的事实，要求谢某2再支付8万多元给杨从虎。2018年2月13日，阳光公司召开了“2017年年终总结会议”，谢某2在会上发言，称“关于下面基地杨丛虎的工程款还差着三万多元，年前必须付清，包括现在他不承认的己经付了给他的五万元也必须付清，要不然他要把工人领到我家过年”。2018年2月14日，谢某2向杨从虎转账支付80169.00元，杨从虎向谢某2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条条收到丽江龙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道路工程款捌万零壹佰陆拾玖元（80169.00元）整收款人杨从虎2018年2月14日”。2018年2月23日，谢某2在阳光幼儿园宿舍内服毒自杀，后经永胜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共支付抢救费32545.11元。2018年3月1日，谢某2的妻子李春红到谢某2在涛源办公的地方收拾遗物时，在谢某2的办公桌内找到了2017年9月5日杨从虎写给谢某2的收据，李春红遂报案。永胜县公安局永北派出所于2018年3月1日将该案受案初查，于2018年3月5日立为杨从虎涉嫌诈骗案进行侦查。2018年3月27日，杨从虎将多收的5万元交给永胜县公安局，由永胜县公安局将该款转交给了李春红，并由李春红出具了收条。2018年7月6日，永胜县公安局移送永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永胜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永胜县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杨从虎不起诉。后原告谢立三、王绍锦、李春红及谢荟（谢某2之妹）向永胜县人民法院起诉杨从虎犯诈骗罪，永胜县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谢立三、王绍锦、李春红及谢荟不服，上诉至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3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谢立三、王绍锦、李春红及谢荟的上诉。现四原告诉至本院，请求被告赔偿谢某2死亡产生的损失人民币377171.00元。在庭审过程中，四原告认可以下事实：谢某2没有特殊疾病，对于本案的纠纷，在李春红找到杨从虎2017年9月书写的借条以前并未请求有关部门解决过。原告李春红称“2018年2月22日谢某2说给我他写了辞职信，不在阳光公司干了，阳光公司也没跟我说过，我不知道谢某2有没有辞职了。2018年2月23日中午一点左右，他打电话过来说他对不起我，他吃了药了，我问他在哪点，他没说，他一直跟我说他对不起我。谢某2的遗书主要内容为：他对不起我，没有提及杨从虎。”被告杨从虎称“对于所做的工程，都没有记账，如果找不到2017年9月5日的收据，就不会退款给李春红等人”。本院认为，一般侵权行为需具备行为违法、产生了损害结果、行为人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要件。本案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看，应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判断被告是否侵权，应从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来考量。双方当事人对杨从虎是否对死者谢某2实施了强迫、威胁、恐吓等行为，被告杨从虎对于谢某2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谢某2的死亡是否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存在争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本案认定的事实，评判如下：一、关于杨从虎是否对谢某2实施了强迫、威胁、恐吓等行为。谢某2虽在阳光公司2017年总结上发言称“关于下面基地杨丛虎的工程款还差着三万多元，年前必须付清，包括现在他不承认的己经付了给他的五万元也必须付清，要不然他要把工人领到我家过年”，应视为谢某2在年会上向阳光公司的领导汇报工作情况，仅系谢某2个人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确实说过要将工人领到谢某2家的话，被告杨从虎也未实施过该行为，故不能认为被告对谢某2实施了强迫、威胁、恐吓等行为。二、被告杨从虎对于谢某2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本案被告在谢某2称收条遗失的情况下，对谢某2于2017年9月5日支付的5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确实存在不诚信的行为，但谢某2于2018年2月14日将所欠款项付给被告杨从虎，2018年2月23日服毒自杀，前后间隔10天时间，杨从虎在谢某2自杀前并未对谢某2实施其他的不当行为，被告不可能预料到谢某2会自杀，故被告杨从虎对于谢某2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三、谢某2的死亡是否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谢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毒自杀，但究竟是何种原因服毒，在案证据无法确定。根据原告李春红在庭审中的陈述，谢某2在自杀前已向阳光公司提交辞职申请，而在其遗书中也未提及被告杨从虎，只是称对不起李春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无法确定谢某2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四、关于本案适用公平责任还是过错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不具备法律规定的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情形，不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而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导致谢某2服毒自杀，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谢某2的服毒自杀系被告杨从虎的行为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谢某2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谢某2的服毒自杀行为，在案证据无法确定导致谢某2服毒自杀的具体原因，对于其不珍爱自己生命的冲动之举，只能表示惋惜，其自杀行为给其家人带来的精神痛苦亦只能表示同情。被告杨从虎的对于已支付款项予以否认的行为，属不讲诚信的行为，但该行为不必然导致谢某2自杀的结果，即杨从虎的行为与谢某2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从法律角度来讲，谢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服毒致死的结果以及如何终止自杀行为，理应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和足够清楚的认识，谢某2的死亡是其自己放弃生命权的结果，从法律上来讲是故意行为，其损害后果系谢某2自己造成的，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相关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立三、王绍锦、李春红、谢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6.00元，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芮昌雷审 判 员  刘雪松人民陪审员  刘国怀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冯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