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春侠，女，196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军辉，广东国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水仙，女，196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利鹏，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春侠因与被上诉人张水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春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水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张水仙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争议《协议》属于代销合同性质，张水仙违背交易习惯，强卖代销货物，关春侠不予接受，只承担返还货物义务，拒绝支付张水仙强索的货款3万元。所谓3万元的由来是关春侠代销的标价合计27000元的八个流金马及一套盔甲，被强索为3万元后写入所谓“协议”中的，并非实际拖欠货款。因未代销成功，张水仙借此逼迫关春侠强买代销货。一审法院也已认定本案属于代销合同，根据代销合同的性质，关春侠主张将货物退回给张水仙，无需支付货款，才是本案正确处理方式。《协议》中3万元是针对代销货物价值标注的金额，与张水仙承认的实际对应货物价值27000元不一致，足以反映张水仙强索性质。既然是代销合同，货物在关春侠处又未灭失，协议未限定关春侠只能是货币支付，法律又无禁止，关春侠完全具有以退货解决此纠纷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定性“代销方购买代销货物并无不妥”不符合事实，关春侠在一审中多次表达始终不承认拖欠张水仙货款，坚决不同意购买代销货物支付货款，一审错判关春侠货币支付3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二、《协议》是在关春侠受威胁逼迫情况下签订，而非在派出所主持下达成调解的，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强迫交易的非法目的，应当归于无效。2017年1月17日晚上，关春侠来到张水仙店内退货，张水仙收货后不肯销账也不写收条，关春侠担心账不清起纠纷，双方发生争执，关春侠要求去派出所报案解决，因属于民事纠纷，派出所未介入谈判，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在调解室自行解决。张水仙及其儿子逼迫关春侠“拿三万，货拿走；不拿，拿回货，挑断脚筋”，关春侠被逼无法脱身才违心签了协议，否则人身安全受威胁。协议不是关春侠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无效的。一审判决认为是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协商一致由代销方直接向供货方购买代销的货物，完全不符合事实，关春侠在一审庭审中对此坚决否认，一审认定有误。张水仙辩称，一、张水仙认为本案实质上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关春侠应当向其支付相应货款；且即使本案在提货时为代销合同关系，合同履行中双方已经构成实质的买卖合同关系。1．本案合同主体明确、权利义务清晰、客体确定，关春侠存在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记账、催要标的物价款、关春侠庭审中也确认曾支付过合同价款（非涉案工艺品）等客观事实，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特征，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可见认定是否成立买卖合同，需要结合交易主体是否明确、权利义务是否清晰、交易客体是否确定，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案件客观事实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规律综合判断。结合本案，关春侠从张水仙处提货时，由张水仙记账载明交易时间、货物名称、价款，由关春侠签字确认且交易页载有关春侠的手机号码，关春侠提货后对货物的储存方式、交易对象、售卖价格等均与张水仙无关，关春侠也没有证据证明交付货物后张水仙仍对货物有支配权，因此关春侠提货后货物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关春侠在庭审中确认曾支付过合同价款（非涉案工艺品）的客观事实，且张水仙也提供证据证明了以电话、微信、申请公安机关调解等方式催要货款的记录。综合上述交易过程和本案客观事实，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等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不能的责任承担方式。本案张水仙已经举证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结合张水仙举证及庭审笔录，足以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至于《协议》中“代销”二字并非合同法意义上的“代销合同”范畴，而仅是在工艺品行业交易过程中出售方允许在一年的合理期限内退货的民间变通说法。因工艺品行业的特殊情况，出售方通常会给买受人一年的合理期限供买受人销售工艺品，一年内未成功销售可以退货。允许在合理期限内退货是工艺品行业的惯例和正常情况，仅有“代销”二字不足以认定双方是代销合同关系，因此关春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代销合同区别于买卖合同的通常特征为“标的物不发生转移”“出售方对标的物有支配权”“出售方需向代销方支付劳务费或按照最终销售金额比例提成”，本案不符合上述特征，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属于代销合同。代销合同是受托方接受委托方的委托，为其代为销售产品货物等，并收取劳务费或按照销售金额比例提成而签订的一种无名合同，其本质是双方成立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结合本案，首先如前所述，关春侠提货后标的物已经发生转移。其次，关春侠提货后，对工艺品的储存、交易对象、销售价格均有完全自主权，张水仙对工艺品没有任何支配权。最后，关春侠提取工艺品己明确约定价款金额，且提货时就应当支付价款，只是张水仙考虑到双方的朋友关系容忍了关春侠多次延迟付款的情形；且张水仙从未向关春侠支付过“代销劳务费”或按照关春侠销售金额比例给予关春侠提成，关春侠也从未要求张水仙支付“代销劳务费”或按照销售金额提成，因此原关春侠双方并不成立代销合同关系。二、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影响关春侠需向张水仙支付价款的责任承担。无论本案是买卖合同还是代销合同，均在合同法规范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为代销合同，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春侠也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向张水仙支付涉案工艺品的款项。就本案而言，关春侠在提货后长达十余年时间没有销售成功、也没有向张水仙退货，本身即不符合情理和实际情况。张水仙多次催促关春侠付款，直至由派出所介入关春侠才提出退货，这明显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和交易秩序，且长达十余年时间，不排除关春侠已经将涉案工艺品通过展览、销售、陈列等途径获得相应价值，也不排除关春侠在销售工艺品十余年后进行回收、掉包等客观情形。鉴于上述情况，结合关春侠退货时间明显超出合理期限，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无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代销合同纠纷，关春侠均应当向张水仙支付涉案工艺品款项。三、关春侠拖欠张水仙3万元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广州市荔湾区逢源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对关春侠需向张水仙支付款项进行了明确约定。首先，张水仙记账本载明涉案工艺品名称数量和合同价格。记账本载有关春侠签字确认和手机号码，关春侠在其提交的一审《民事答辩状》中也确认“关春侠确认接收的工艺品数量、品种后进行签名确认”，因此上述交易数量和合同价款应当予以确认。其次，关春侠庭审中对上述交易工艺品名称数量和金额均予以认可，且承认涉案四款工艺品均在关春侠处，因此对涉案工艺品总价32900元应当予以确认。关于关春侠声称已经支付了帽子2100元、灯台3800元的主张，关春侠并未提出证据证明支付过相应款项。结合关春侠庭审中声称“曾向张水仙支付过其他工艺品的价款”的事实，即使关春侠自行制作了还款记录或支付记录，也不足以认定为系对涉案帽子、灯台等工艺品支付的款项。最后，双方签订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关春侠应当依照《协议》的约定向张水仙支付3万元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关春侠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签订的《协议》是在派出所调解下达成，且协议内容也是经派出所民警调解后打印，双方一致同意后签字确认的，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关春侠声称张水仙在派出所威胁、胁迫关春侠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生活常理，关春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因关春侠违约，依照《合同法》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等规定，关春侠还应向张水仙支付相应利息。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在一审过程中，关春侠并非在举证期内提交全部证据，而是在开庭后多次提交，本身即属于拖延法院审理进度、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的不当行为，且在其证据中多次对张水仙及张水仙代理人进行人格侮辱。另外，2019年9月，关春侠以莫须有的“荔湾法院让其签署空白庭审笔录”为由在荔湾法院故意滋事，经法院调取监控、张水仙代理人出具《情况说明》等核查，关春侠系故意扰乱法官审理案件、拖延诉讼时间的恶意行为。请求二审法院对关春侠上述不当行为进行司法制裁。张水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关春侠向张水仙支付欠款3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3237.91元（从2017年4月19日开始计算，计算至货款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30000元为本金，暂计至2019年7月15日）；2.判令关春侠承担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水仙从事工艺品销售。2008年7月26日，关春侠从张水仙处提走盔甲一套价值7000元，帽子六个每个350元共计价值2100元，八骏马一套价值20000元。另有灯台价值3800元，关春侠自认于2009年4月17日提走。张水仙主张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关春侠则认为是代销关系。双方均确认关春侠提货时没有支付货款，张水仙主张是考虑到双方的朋友关系容忍了关春侠多次延迟付款的情形，关春侠则认为需待其将货物出售后再与张水仙进行结算。对于前述四样货物，关春侠称帽子六个的价款2100元于2009年6月17日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水仙，并主张因张水仙儿子结婚故于同日向张水仙支付了与涉案货物无关的10000元；价值3800元的灯台已经清货，关春侠已经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货款给张水仙；盔甲一套和八骏马一套曾于2009年8月7日退货，退货当天关春侠支付了10000元给张水仙，该10000元并非涉案四样货物的货款，2013年5月时又重新拿货，直至2017年1月18日当晚想退货，但没有成功，至今该两样货物均在关春侠处。张水仙对曾经退货以及已经清货的情况均不予确认，确认货物现保存于关春侠处，并主张2017年1月18日关春侠声称退货的盔甲一套和八骏马一套并非张水仙提供的货物，货物已经破损不堪且存在掉包的情形。2017年1月18日，关春侠、张水仙签订《协议》，载明：关春侠和张水仙自2008年以来合作做生意，关春侠为张水仙代销工艺品，双方存在债务关系，经协商结算清楚；关春侠确认欠张水仙30000元，并自签订当天起三个月内付清；本协议一式两份。对于该《协议》，张水仙主张：该30000元是前述四样货物的价款，价款原价合计32900元，在调解过程中，双方达成30000元的协议，张水仙免除了关春侠10000多元的利息；《协议》中的代销，只是工艺品买卖行业对货物在合理期限内允许买方退货的民间说法，并认为工艺品行业公认的退货时间是一年。关春侠则认为：2017年1月17日，关春侠将替张水仙代销的工艺品八骏马和一套盔甲因卖不掉（第二次）退回给张水仙，这次退货，张水仙并未按代销工艺品约定俗成的规矩，把其记账本上所记的提货清单划掉，张水仙谎称记账单被其孙女撕掉，关春侠让张水仙写收条，张水仙也不写，所以双方因代销工艺品发生纠纷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关春侠随民警陈警官到了调解室，陈警官询问相关情况并问关春侠“你把货送回去有什么证据？”关春侠称除了张水仙二儿子在没有其他证据，陈警官称：“这里离张水仙的铺头有一站多路，到了那里，找不到货怎么办？谁能证明你把货送回去了？”此时，张水仙的大儿子进来询问关春侠其母亲张水仙要的是什么钱，关春侠称是八骏马和一套盔甲的价款，张水仙的大儿子称：“时间也太长了吧，房子十年前什么价，现在什么价？十年前拿走的八骏马和一套盔甲价值27000元，现在还27000元吗？”关春侠称：“是你妈让我把货又拿回来让我代销的，是让我给她换成钱，但是我实在卖不出去，就退回来了。”关春侠的丈夫也称：“这是代销的货卖不了就退货，没有给钱的说法。”张水仙的儿子说：“没你的事，今天晚上给三万，货拿走，不给三万，你们想来拿回货，就挑你们脚筋。”陈警官遂告诉张水仙儿子：“你敢挑脚筋，我就拘捕你。”这时张水仙将其儿子从调解室叫出去，走到了派出所大门。张水仙儿子拉着张水仙走到派出所大门准备回家时，对关春侠丈夫称：“我给你提两个条件，接着说，不谈了，不谈了，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要了。”又说：“你们拿三万，货让你们拿走。”关春侠丈夫考虑到，如不答应该条件，张水仙及其儿子一走，代销纠纷到了明天就更不好解决，货在张水仙处，张水仙不划清账单，也不写收条，关春侠手中没有任何退货证明，万一张水仙不承认退货，关春侠最少损失提货价27000元，弄不好张水仙还会要更多的钱，不如答应张水仙，给张水仙30000元，先把货拿回来，只要货拿回来，证明张水仙曾收了货，就能说明代销卖不了货就存在退货的事实，而不存在给钱的事实，即便跟张水仙签了《协议》，也不会按协议给张水仙30000元，因拿走的是张水仙没给关春侠写收据的货，货应仍属关春侠所有，再把货从张水仙处拿回时是不应该出30000元的，张水仙拿关春侠的货向关春侠要30000元是非法的，是不劳而获所得；而且，自17日中午从珠海送货没吃饭到半夜，关春侠身体已支持不住，当关春侠丈夫劝关春侠签《协议》时，关春侠已没精力，张水仙说关春侠的丈夫不能签字，所以关春侠在《协议》上签了名，并拿回了货；该《协议》是张水仙无理单方面将代销艺术品变更为买卖交易，同时采取威胁手段，是违背关春侠真实意思表示签的合同；至于签完《协议》后关春侠为何没向警方言明真实意思，是因为签完《协议》已经是18日，关春侠已身心疲惫，考虑到马上推翻《协议》，警察也一宿别睡了，所以先回珠海，要钱决不给，拿回货接着卖，卖不了就退货，张水仙起诉就应诉；从该《协议》上看，张水仙和关春侠为代销关系，该《协议》上下条款没有必然联系，该《协议》阻止了关春侠把代销的货物返还张水仙违背了协议的公平性原则。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均有自行制作记账本的习惯。张水仙提交的记账本中记载上述四样货物的页面，除了有该四样货物的名称、单价外，还有“搞坏要赔钱”、“等于八骏马一套一单的一点钱没清”、“马拉车没有拿回来”等的手写字样。其中，涉案四样货物的名称和价款均已用横线划掉，张水仙称是在2017年1月18日达成《协议》时，张水仙、关春侠在《协议》上签字后，关春侠承诺向张水仙支付30000元货款后划掉的。关春侠提交的记账本中，也有涉案四样货物名称和价款等的记载，其中，灯台3800元和帽子6个的价款2100元均已划掉，关春侠以此主张盔甲一套和八骏马一套共计27000元至今未代销成功。2019年6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派出所在张水仙持有的前述《协议》下方注明：“关春侠和张水仙曾因生意纠纷向派出所要求调解，在派出所里，关春侠和张水仙自己达成协议，议定以上协议并签约”。2019年8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派出所在关春侠持有的前述《协议》下方注明：“关春侠和张水仙因生意纠纷要求派出所调解，民警无法清楚双方的交易情况，以上协议是关春侠和张水仙两人协商好议定的。并签约”。庭审中，张水仙陈述：如果胜诉或部分胜诉，同意诉讼费由关春侠直接支付。庭审后，关春侠提交了盔甲和八骏马的照片。张水仙质证认为：对关春侠现持有盔甲、帽子、八马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其持有的工艺品并非张水仙供货，关春侠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持有的货物为张水仙提供，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关春侠不能证明其持有的工艺品系张水仙提供，且长达十余年中关春侠从未向张水仙主张过退货，即可证明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又足以证明关春侠已经销售完毕，且不排除关春侠通过展览盈利、定期回收、以次充好掉包等情形存在。关春侠又补充提交了其主张是与案外人饶接龙、荷花、祺新莹、副勤的录音，拟证明十多年来关春侠与该些人员做生意都是代销，和张水仙的记账本是一样的，都写明了代销货物的时间、货物的名称、货物的价钱，当货物卖不出去时是可以退货的。张水仙质证认为：关春侠向四个案外人打电话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本案成立法律意义上的代销合同关系；与饶接龙的对话，全程均是关春侠自己陈述或诱导性发问设问，饶接龙仅承认自己的货是代销，并陈述“你们两个人的事，我们不管”；与副勤的对话，全程均是关春侠自己陈述或诱导性发问设问，副勤陈述“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你们的具体怎么搞的”；与祺新莹的对话，全程均是关春侠自己陈述或诱导性发问设问，祺新莹陈述“也有买断的”（即买方应当场支付货款）；与荷花的对话，全程均是关春侠自己陈述或诱导性发问设问，荷花陈述“……不管这事……时间长了……”（即关春侠从张水仙处提货时间长）。关春侠于2019年8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一审法院前往派出所找陈警官调查：1.调查2017年1月17日关春侠是因货已退回张水仙，但张水仙收到货没划账，这一事实证明关春侠去派出所议谈，直到同意签协议，张水仙才同意将货给关春侠；2.陈警官能证明“挑脚筋”即威胁一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张水仙、关春侠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抑或代销合同关系？第二，张水仙诉请关春侠支付30000元及利息是否有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张水仙主张与关春侠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关春侠则认为是代销合同关系。对于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一审法院评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代销合同是无名合同，即代销方接受供货方的委托，为其代为销售货物或产品等的合同，代销方需就成功出售的货物或产品向供货方支付货款，未售出的则原物返还。以代销方收取报酬的方式作为区分，代销合同主要有三类，一类直接约定劳务费；二类是以出售金额按比例提成；三类是代销方和供货方约定结算价格后由代销方赚取差价。由此可见，买卖合同与代销合同的主要差别有二：一是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买卖合同须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便是所有权保留买卖，在买受人履行完毕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时，标的物的所有权须从出卖人转移至买受人；代销合同的生效可能导致标的物发生转移，即代销方从供货方处提货，但标的物的所有权仍属于供货方所有，代销方在销售过程中需妥善保管标的物，导致标的物破损或灭失的需向供货方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货物的出售情况是否与供货方有关。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受领标的物后若用于转售牟利，能否转售及转售后是否有利可图均与出卖人无关；代销合同中货物的出售情况与供货方息息相关，因代销方只是代为销售标的物赚取提成、劳务费或差价，代销方出售标的物后需向供货方支付标的物价款，出售不成功则将标的物退回供货方。结合本案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张水仙、关春侠之间是代销合同关系。第一，张水仙、关春侠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载明“关春侠为张水仙代销工艺品”，张水仙并未对该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且该协议表述清晰、明确，足以表明双方之间的代销合同关系。张水仙认为该“代销”的表述只是工艺品买卖行业对货物在合理期限内允许买方退货的民间说法，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该行业习惯或民间说法，且“代销”从文义上理解，即代为销售，与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允许退货显属不同概念，张水仙的该主张难以采信。第二，张水仙自行制作的记账本中有“搞坏要赔钱”的字样，进一步印证双方之间的代销合同关系。该字句存在于记账本中，记账本的性质决定该字句有别于店铺中用于警示顾客的标语，而应是对需在记账本中签名确认的合同相对方的告示。如若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张水仙出售货物给关春侠后，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货物损坏甚至灭失均与张水仙无关，不应存在损坏要赔偿的问题；但在代销合同中，货物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关春侠提货后，张水仙对代销过程中货物的运输、保管等难以监管，故其有提醒关春侠或其他代销方“搞坏要赔钱”之必要。第三，双方自行制作的记账本中均有涉案货物名称、价款的记载，但该特征并非买卖合同专属。代销合同中代销方需从供货方提货，故约定货物名称甚至有签收的记录均属正常；至于标的物的价款，因代销合同并不排除代销方与供货方先行约定货物结算价格由代销方赚取差价的交易方式，故在记账本中先行约定标的物价款亦无不妥。该些记载均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的代销合同关系。第四，代销方获取的“代销费”并非必须通过供货方向代销方支付款项的方式实现。如前所述，双方约定的“代销费”可能是劳务费、以出售金额按比例计算的提成，或代销方赚取的差价，代销合同的性质决定了买受人通常将标的物价款支付给代销方，再由代销方与供货方进行结算，双方在结算过程中，供货方应付代销方的“代销费”可以在代销方返还供货方的标的物价款中予以抵扣，亦可以通过代销方赚取差价的方式直接实现，故张水仙没有向关春侠支付“代销费”或关春侠没有要求张水仙支付“代销费”，均不能成为否定双方代销合同关系的理由。结合双方记账本中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约定的“代销费”是通过关春侠代销货物赚取差价的方式实现，故张水仙无需直接向关春侠支付“代销费”，关春侠亦无需向张水仙请求给付。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张水仙、关春侠之间的代销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关春侠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张水仙诉请关春侠支付30000元及利息是否有依据的问题。首先，关于涉案《协议》的效力问题。关春侠主张涉案《协议》无效，又认为《协议》是张水仙或其儿子通过恐吓、逼迫、威胁的方式使关春侠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故《协议》的效力可从是否无效及可撤销两个方面予以分析。第一，《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关春侠主张的事由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协议》存在前述情形，故关春侠主张《协议》无效理据不足。第二，《协议》是否可撤销的问题。关春侠主张的前述事由以及诉讼过程中提到的《协议》内容违背公平原则，是否导致涉案《协议》可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认定显失公平应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是否明显不公平；二是合同订立中一方是否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等情形。本案中，张水仙、关春侠协商确认关春侠欠张水仙30000元，张水仙在签订《协议》后已将双方确认未成功代销的盔甲一套价值7000元及八骏马一套价值20000元的记录在记账本中予以划掉，盔甲一套及八骏马一套仍由关春侠持有，故即便双方对关春侠是否已支付帽子六个价值2100元及灯台价值3800元的价款存在争议，但结合代销的时间、货物的性质以及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予以考量，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的内容及履行结果均不存在明显不对等或严重失衡的情况。一审法院虽已认定双方是代销合同关系，但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协商一致由代销方直接向供货方购买代销的货物，并无不妥。而且张水仙、关春侠均长期从事工艺品销售，对该行业均有丰富的交易经验，不存在张水仙利用关春侠没有经验订立《协议》的情形。因此，涉案《协议》不构成显失公平。至于涉案《协议》是否“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的问题。关春侠主张的“恐吓、威胁、逼迫”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其认为张水仙的儿子称要“挑脚筋”；二是认为当时已将盔甲一套及八骏马一套交付给张水仙，但张水仙未划掉记账记录亦未出具收条。对于“挑脚筋”的情况，关春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水仙的儿子曾经说过该话语；退一步说，即便张水仙的儿子当时说了该话语，根据关春侠的陈述，现场的“陈警官”已即场告知张水仙的儿子“挑脚筋”的法律后果，而且说话的地点在派出所，结合说话的地点及在场人员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该话语即便确有发生，亦不能构成胁迫，故一审法院对关春侠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接纳。至于盔甲一套及八骏马一套的交付情况，如果关春侠确已将盔甲一套及八骏马一套交付给张水仙，张水仙却未予认可，双方可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货物的持有情况亦不足以构成法律上的胁迫。双方各自请求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派出所在各自持有的《协议》上注明的内容，说明双方协商议定《协议》并签约，从侧面亦可反映《协议》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因此，涉案《协议》亦非可撤销的合同。需要指出的是，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结合关春侠的庭审陈述和其提交的书面意见，即便涉案《协议》是可撤销的合同，关春侠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应为《协议》签订之日，关春侠至今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该《协议》，撤销权已然消灭。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协议》的内容并非关春侠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关春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更是有多年从商经营的商事主体，理应对自己签名的行为负责。在关春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协议》无效及可撤销，亦未在法定1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协议》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现张水仙依据《协议》主张关春侠支付3000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亦无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春侠要求向张水仙返还盔甲一套和八骏马一套以解决本案纠纷，与双方《协议》的约定不符，张水仙亦不同意，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由于张水仙自认《协议》中约定的30000元价款已包含帽子六个价值2100元和灯台价值3800元，故不论该两样货物在《协议》签订前关春侠是否已结清货款，在《协议》签订后，张水仙无权就该两样货物再行向关春侠主张权利。其次，关于利息。《协议》约定关春侠需在签订当天起三个月内还清30000元。双方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协议》，故关春侠依约应于2017年4月17日前向张水仙支付30000元。关春侠至今未付款，已经构成违约，现张水仙诉请从2017年4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是张水仙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关春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水仙支付30000元；二、关春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水仙支付利息（以3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1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5元，由关春侠负担（受理费张水仙已预交，一审法院不予退回，由关春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张水仙）。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张水仙依据2017年1月18日签署的《协议》主张关春侠支付货款30000元是否成立。首先，关于双方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效力认定问题。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该《协议》虽系双方因退货问题发生纠纷而在派出所调解期间形成，但根据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派出所在各自持有的《协议》下方注明内容，已充分反映该《协议》是经双方自行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在签约过程中并无证据证实存在胁迫或强迫交易的情形，故关春侠上诉主张该《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关春侠是否应当向张水仙支付案涉货物价款30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虽从《协议》内容可以反映双方此前交易性质属于代销关系，但《协议》中已订明“经协商结算清楚，关春侠确认欠张水仙30000元，并自签订当天起三个月内付清。”该条款文义清晰明确，并不存在任何歧义，已充分证实关春侠已确认在三个月内向张水仙付清该批工艺品价款30000元。而双方关于由代销方直接向供货方支付货款的结算方式，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关春侠在其已作出付款承诺的情况下又以此种结算方式违背交易习惯为由，拒绝支付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春侠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0元，由上诉人关春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