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赣11行赔终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发，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代理人刘雪英，女，1972年11月25日出生，系上诉人朱金发妻子。委托代理人周楚强，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弋阳县弋江镇中山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926014787748Y。法定代表人刘振兴，该镇镇长。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熊福俭，该镇副镇长。委托代理人王谋才，江西碧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金发与被上诉人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9行赔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金发的委托代理人刘雪英、周楚强，被上诉人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熊福俭、委托代理人王谋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2月2日，弋阳县人民政府以弋府办字（2009）11号文件成立杭南长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弋阳县铁办）。2012年1月18日，弋阳县铁办与原告朱金发签订了《铁路弋阳段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偿费用共计546080元，该款于2012年2月29日已经通过中国银行弋阳支行全额转账支付给原告朱金发。同日，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与原告朱金发又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甲方为拆迁人弋阳县铁办，代理人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乙方为朱金发）协议约定除第一份协议中约定的补偿费用546080元外，被告应于2012年4月15日前将位于弋阳县弋江镇大树村委会占家村小组袁海高房屋旁边一块1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办理好建房审批手续）及位于弋阳县弋江镇大树排前村小组和谐家园后面第三排一块1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办理好建房审批手续）交付给原告建房使用，同时还约定若延期30日以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0万元违约金。被告未能按照协议约定于2012年4月15日前向原告交付建房手续齐全的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经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00元，该违约金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由于北京仲裁委员会（2014）京仲裁字第0772号裁决书对被告未履行宅基地交付部分没有进行裁决，原告遂诉至弋阳县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判决被告将位于弋阳县弋江镇大树村委会占家村小组袁海高房屋旁边一块1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办理好建房审批手续）交付给原告，将位于弋阳县弋江镇大叔排前村小组和谐家园后期第三排一块1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办理好建房审批手续）交付给原告。弋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超越法定职权与原告于2012年1月1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属于无效行政协议，遂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赣11行终2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以被告系恶意逃避合同责任，违背诚信原则，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未向原告交付1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及1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所造成的损失16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诉称因被告未向其交付1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及1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给其造成了土地价值损失1600000元，由于原、被告在2012年1月1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是被告超越法定职权签订的，已经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无效，意味着原、被告在该协议中关于被告应于2012年4月15日前将位于弋阳县弋江镇大树村委会占家村小组袁海高房屋旁边一块1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办理好建房审批手续）及位于弋阳县弋江镇大树排前村小组和谐家园后面第三排一块1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办理好建房审批手续）交付给原告建房使用的约定无效，故原告主张的因被告未向其交付1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及1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所造成的土地价值损失不成立，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金发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朱金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1月18日，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作为征收地块区域的基层人民政府代表弋阳县铁办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任镇长丁立明为经办人，同时被上诉人作为保证人也加盖了公章。在签订该协议同时，丁立明镇长又与上诉人签订了《铁路弋阳段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空白内容协议，声称是为了方便上报县铁办拨付546080元补偿款的形式需要所为，实际补偿方案以《房屋拆除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准，签订两份协议时，自始至终没有弋阳县铁办的任何人参与签约。因此，一审法院将两份同一时间同一合同签订主体的两个协议签订行为割裂成不同时间不同主体经办人的两次签约行为，主观上存在误导，从而使得弋阳县铁办无须承担交付两块建设用地的法律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姑且不论（2017）赣11行终2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是否正确，但是作为签订该协议的被上诉人很明显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法律责任，即对不能交付两块建设用地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更何况上诉人连办理两块建设用地的审批费用86080元已经交纳。一审法院以损失不成立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际上纵容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任意许诺、欺骗被拆迁户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与法治精神相悖。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在庭审中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对上诉人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已经全部到位，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是被上诉人与其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而该协议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无效。被上诉人签订无效协议确实是错误的，但被上诉人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上诉人不存在其他任何损失。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被上诉人弋阳县弋江镇人民政府超越法定职权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被本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若因此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认定上诉人因案涉协议无效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案诉讼系因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所引起，而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认定，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方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的对象为信赖利益，即无过错方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为了准备履行合同而支出的经济费用，不包括预期可得利益，即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因履行合同而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因被上诉人未向其交付两块建设用地所造成的损失160万元，系在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在有效履行情形下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属于合同无效后的损害赔偿范围，故上诉人本案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是否存在其他信赖利益损失，可另行主张。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 晓审判员 余细花审判员 王 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