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11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丁从华，男，藏族，1952年2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啟斌（系丁从华之子），男，藏族，1978年1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马尔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友军，四川辞合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家锋，男，汉族，1965年12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露（系王家锋之子），男，藏族，1989年12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波（系王家锋之儿媳），女，汉族，1989年12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川县。 再审申请人丁从华因与被申请人王家锋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32民终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丁从华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2002年1月15日，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对其他权利义务、期限、违约责任等基本条款没有约定，沙耳乡村委会也未盖章。2.《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尾部注明的“0.4亩自留地随王家锋所有”字样是事后添加上去的，是变造的。3.《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中约定的流转方式为转包，而沙耳乡村委会签署意见的流转方式却改为转让，且系同一天办理的事情，《农业承包合同书》中沙耳乡村委会签署意见的时间记载为“1月16日”，《承包土地变动登记》的日期为“1月17日”，其存在变造证据的可能性。4.一审中，丁从华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王家锋存在违约和侵权的事实，但原审判决未作评判，存在认定事实漏项。(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方式和法律后果并不相同。而案涉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双方确立的是转包关系，并非沙耳乡村委会签署意见中的转让关系，原审判决混淆了转包和转让的法律关系。被申请人王家锋实际已经将部分承包土地改为公路，永久性改变了土地用途，毁损主要的经济林木，侵害了丁从华承包土地上的财产所有权，已经实际构成违约。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未对违约情形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王家锋不存在违约，不支持丁从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第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王家锋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被申请人王家锋与沙耳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沙耳乡村委会没有理由为其变造证据，且丁从华也没有证据证明有变造证据的事实存在。2.丁从华与王家锋之间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有偿转让,在其转让之前，其相关凭证均在丁从华处，王家锋并不具备变造证据的基础。3.本案系丁从华混淆转包和转让的概念。①王家锋以36000元的收据为证，双方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系有偿转让；②丁从华与王家锋的转让行为是经沙耳乡村委会同意并批准的,且在《土地使用权证》上将丁从华已更名为王家锋。同时，有《农民税费缴纳监督手册》和2002年12月17日《农业税发票》为证，从2002年以后，国家的税费和集体提留均由王家锋负责，转让后的农田税也由王家锋缴纳。③根据2002年金川县当地的交易习惯，该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本质为转让，且当时，地随房走，且土地使用权也为永久性转让。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是伪造的；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等问题。 一、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是伪造的问题。再审申请人丁从华以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中的尾部注明的“0.4亩自留地随王家锋所有”系事后添加，沙耳乡村委会在《农业承包合同书》中擅自签署意见将承包土地的流转方式从转包改变为转让，并将双方在2002年1月16日同一天办理的事情，却将承包土地变动登记的日期改为2002年1月17日为由，主张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以及结合再审申请人丁从华在申请再审中再次所举示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农业承包合同书》及《承包土地变动登记》所载明内容看，丁从华不仅将自已所属的房屋出卖给了王家锋，还将其承包的水地1.5亩和旱地0.3亩转包给王家锋,双方于2002年1月15日签订了《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首先，从该协议书尾部注明有“0.4亩自留地随王家锋所有”的字样看，虽与该协议书上书写内容的字迹上存在差异，但丁从华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该字迹是谁事后添加的，且在原审以及申请再审中，丁从华也未将双方所签该协议书的原件对于是否有该添加的内容进行比对和对该事实予以查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即使该“0.4亩自留地随王家锋所有”字样所载明的内容也不能直接证明改变了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的内容。其次，从《农业承包合同书》载明的内容看，丁从华承包沙耳乡一村三分社的水地1.5亩和旱地0.3亩，其承包的期限为30年，从1999年6月12日起至2029年6月12日止。由于丁从华将其自有的房屋出卖给了王家锋，双方又于2002年1月15日签订了《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故协议签订后，丁从华于2002年1月16日到沙耳乡村委会进行了备案。在《农业承包合同书》第七条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列入的其他条款中载明了“因本户丁从华的房屋出售给王家锋，所以集体承包的土地本户同时流转至2029年6月12日。2002年以后国家税费和集体提留由王家锋负责。经村委会研究同意流转给王家锋”内容，虽该载明的内容系沙耳乡村委会签署的意见，但是经承包方丁从华与发包方沙耳乡村委会集体组织协商一致的意见而签署的，且在《承包土地变动登记》上进行登记并加盖了沙耳乡村委会的公章。梁万林虽作为沙耳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签署的意见时间在2002年1月16日，其《承包土地变动登记》上登记日期是2002年1月17日，但该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改变承包方与发包方协商一致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存在伪造的事实。丁从华对此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再审申请人丁从华主张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是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转包关系，并非沙耳乡村委会签署意见中的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关系，原审判决混淆了转包和转让法律关系，且王家锋已改变承包土地的用途，擅自砍伐果园树木已构成违约，应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并赔偿损失，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首先，作为一审原告丁从华的起诉请求是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并由王家锋返还转包的土地及赔偿相应的损失。从丁从华的起诉请求上看，丁从华是以王家锋存在违约行为为由，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并由王家锋赔偿损失，而并非起诉要求对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故一、二审法院没有对双方所签合同的性质是转包，还是转让进行定性和分析，而是围绕原告丁从华的诉讼请求，对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是否予以解除，王家锋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其中对于《关于土地转包协议书》是否能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该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其中第二、三、四项是对当事人违约行为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所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在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及再审审查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协议书》中，只有对转包承包地界进行了约定，并没有对转包期限和双方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故丁从华主张王家锋存在违约没有事实依据。同时，根据原审查明，双方签订合同后，王家锋向丁从华支付购房款和其他款项计36000元，即王家锋已支付了相应对价，已履行了其主要义务。据此，丁从华主张王家锋存在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丁从华对此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丁从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六项所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丁从华申请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丁从华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碧芳 审 判 员 陈 红 审 判 员 何 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尤战洪 书 记 员 刘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