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0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9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平，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5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8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芬，北京市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2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平，被上诉人李某2及其与李某3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赠与合同有效。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聂某1生前处分自己的财产，不需要征得李某2、李某3的同意，也未侵犯李某2和李某3的财产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李某2、李某3有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2、李某4头脑清醒，每次去建委和公证处都知道目的，一审法院否定李某4跟随聂某1一起办理北京市海淀区1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赠与手续是错误的；3、李某4并未丧失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看的懂合同，不需他人叙述合同全部内容，也知道去建委的目的，我无需隐瞒涉案房屋已过户的事实，李某4在合同上捺手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追认了赠与，赠与合同上的涂改内容不涉及实质性内容，赠与合同有效。李某2、李某3辩称，我们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我们作为李某4、聂某1的法定继承人，赠与协议是否有效关系到涉案房屋是否属于李某4夫妻遗产，从而影响我们对房屋的继承权，因此我们与房屋具有利害关系，是合法的诉讼主体；2、李某1主张在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赠与期间李某4跟随聂某1一起办理手续没有事实依据；3、李某1在本案中提交的李某4生前视频显示，李某4在赠与合同上按手印时已经不能自理，行动困难，难与人正常交流，已经不具备审阅并赠与房产的能力，且李某1隐瞒了涉案房屋已经过户至其名下的事实。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聂某1与李某1于2015年12月4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4与聂某1育有李某5、李某2和李某6三子。李某5于2012年11月5日去世，其与妻张某1育有一子李某3。李某6育有一子李某1。聂某1于2016年6月21日去世。李某4于2017年2月19日去世。2002年5月29日，聂某1与其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涉案房屋。购房时使用了聂某1与李某4的共同工龄优惠。2002年5月30日，涉案房屋产权证下发，登记在聂某1名下。2015年12月4日，聂某1（赠与人）与李某1（受赠人）签订《赠与协议》，有关内容如下：本人聂某1是坐落于海淀区102号的房产所有权人，房产证号为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XXXX号。现本人自愿将以上房产无偿赠与给李某1个人所有；受赠人李某1接受赠与。同日，李某1委托李某6与聂某1共同前往北京市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提交《赠与协议》等相关材料，申请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二人在不动产登记询问笔录中的“申请登记不动产或份额是否为夫妻共有？”一项均答“否”。2015年12月7日，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1名下。2015年12月19日，李某1携《房屋赠与合同》两份在李某4、聂某1处进行视频录像，视频相关内容如下：李某1向李某4讲述《房屋赠与合同》大概内容，未告知房屋已过户至其名下事实，李某4以“嗯”“啊”回应，后在李某1引导下于合同底部按捺手印；聂某1经李某1询问称自愿将涉案房屋赠与李某1，后在合同底部签自己姓名，并在李某4手印处签“李某4”名称。《房屋赠与合同》有关内容如下：甲方（赠与人）：聂某1、李某4；乙方（受赠人）：李某1；甲方自愿将其下所有的不动产房产赠与乙方。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赠与房产协议如下：第一条：甲方自愿将其房产赠与乙方，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第二条：经协商一致甲方愿将该房屋赠与乙方，并在乙方能办理过户手续时积极协助办理。第三条：甲方保证房屋在此赠与合同签订前以及合同签订后一直到过户完毕期间该房屋权属状况完整和其他具体状况完整，并保证房屋不受他人合法追索。第四条：甲方赠与乙方房产，本合同在双方签订经公证处公证后不可撤销。第五条：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到公证处公证之日起生效。第五条后被涂改液涂改，手写改为“本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签字后生效”，修改处加盖有“聂某1”人名章。2019年5月29日，李某2、李某3的证人寿某1出具证人证言称：我与本案李某3是小学及初中同学，同学关系一般，初中毕业后就很少来往了。我要证明的情况如下：2015年6月初，我和小学同学李某7约好晚上在海淀区人大西门骨头庄吃饭，我们到了之后，点完菜，李某7说：李某3家不是在这附近住？记得小学时李某3说过，能联系上他吗？也叫他来咱们一起喝点呗。我回答：对，李某3家就在隔壁那栋楼上住，小学时我去过他家两次，但，我好多年已经没和他联系过，没有他电话，要不我去他家找找他？李某7同意。于是，我两三分钟就走到了李某3家4门102（中门），敲门，是李某3的奶奶开的，进屋后，我就说：奶奶，我来找李某3，奶奶说：李某3结婚了，不在这住了，但是经常回来看望爷爷奶奶。我就问候了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奶奶说她自己身体还可以（我感觉奶奶好像有哮喘似的），爷爷身体不好，奶奶就带我去小卧室看了看爷爷，爷爷在床上躺着，很瘦，光头，脸上、手上胳膊上有斑（看着好像是白癜风）。我叫他爷爷，他就冲我傻乐，问他吃了吗，他还是傻乐，始终一个表情，不说一句话。奶奶说：爷爷整天这样卧床，下不了地了，吃喝拉撒都不知道了，傻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等。2019年6月11日，李某2、李某3的证人刘某1出具证人证言称：我是李某2先生之女李某8的高中同学，我和李某8是2015年9月1日开始一起在学校就读认识的，我要证明的情况如下：2015年9月初（记得是一个周末）的上午（与李某8刚认识几天），我与李某8聊天时，提到10号就教师节了，给老师送礼物的问题。李某8说她爷爷家这边的城乡商场有卖礼物的，咱们可以去那里看看。于是，我们约好下午在李某8爷爷家见面。下午，我去了李某8爷爷家，李某8带我去了爷爷屋（小卧室），我发现爷爷躺在一张单人床上，瘦骨嶙峋，我叫了一声爷爷，他没有任何反应，目光呆滞，再给他说什么话，他都不答应，都是同一种表情。后就去了大卧室，问候了一下奶奶。这时就听见爷爷：啊啊的声音，我们就跑到爷爷屋里，就闻到一股臭味，奶奶掀开被子一看，爷爷褥子上都是屎尿，我连忙帮奶奶及李某8给爷爷收拾清理，爷爷一边看着我们清理，一边在那儿傻乐，奶奶一直在念叨爷爷：走走不了，吃喝拉撒也不知道，就知道傻乐等等。待我们收拾完，刚走到大卧室没一会儿，就听见爷爷屋又掉东西的声音，过去一看，发现放在床边桌子上的水瓶被爷爷弄到地上了，水撒了一地，我就帮着把水瓶拾起来，并用拖布把地拖了，李某8又给爷爷倒了一瓶水放在桌子上。期间，我给爷爷说话，爷爷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一直在那傻笑。2019年6月11日庭审中，李某2、李某3提交了主张为拍摄于2015年5月5日、7月15日、9月8日、11月1日的四份视频，均是张某1给李某4喂饭的过程。第一段和第二段视频中，张某1在喂李某4食物和饮料的过程中提醒李某4注意进食速度，李某4一直在进食，没有回答。第三段视频中，张某1掀开被子，可见李某4非常消瘦，张某1说“你看你这瘦的”，李某4没有反应。第四段视频中张某1在给李某4喂饭，李某4在吃食物，双方没有交流。李某1提交了拍摄于2016年6月23日、7月2日的两段视频资料。第一段视频中，李某1给李某4穿上鞋子，拉着他的手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李某4说“上外”。第二段视频中，张志梅让李某4抬起脚穿上鞋子，李某4未配合抬脚，后来吃力地移动。李某4对张志梅和李某6的言语有简单的应答，经李某6询问模糊回答“不饿”，并按照提示活动双手，后口齿模糊地询问二人聂某1下落。2019年8月27日庭审中，李某2、李某3申请证人寿某1、刘某1出庭作证，证明李某4老年痴呆。李某1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李某4的表象是需要人陪伴，但精神层面和认知能力没有问题，证人无法证明李某4平时状态。关于《房屋赠与合同》第五条涂改问题，李某1称之所以涂改是因为合同签订后就去了公证处，公证很繁琐，需要去多次，跟老人商量后，在聂某1的家里当着两位老人的面就涂改了，并加盖聂某1的人名章；李某4不会写字，所以未在合同上签名；之所以未重新签协议是认为建委网签的合同是签字生效，所以认为签字就生效了；2002年李某6出钱以老人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购房发票、所有购房手续均在其处。李某2和李某3称李某5和张某1也出了7000元购买涉案房屋，聂某1生前没有刻过私人印章，且会自己签字，之所以加盖所谓聂某1的人名章，是因为聂某1去世后，李某1觉得合同有问题，用涂改液涂改第五条，盖了所谓聂某1的人名章。李某1称不清楚为何聂某1没有在修改处签字，因为已经签过字了，为了更正式就盖章了，没有意识需要在旁边再签字；其不清楚聂某1人名章下落。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赠与协议是否有效，关系到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聂某1和李某4的遗产，从而直接影响李某2、李某3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故对李某2、李某3具有利害关系，二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李某1对二人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涉案房屋原系登记在聂某1名下的聂某1和李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聂某1与李某1对此应当知情。李某1虽主张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李某4一同前往房屋管理部门，对涉案赠与协议知情并同意，但未能举证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李某1主张李某4对涉案赠与协议进行了追认，并提交了《房屋赠与合同》及相应视频，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李某4对涉案赠与协议进行了追认，理由如下：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李某4生前视频显示，李某4在《房屋赠与合同》捺手印时已难以生活自理，行动困难，需别人照顾，且基本丧失语言能力，难以与人正常沟通交流。李某1在向李某4说明事先准备好的《房屋赠与合同》内容时，只说明了合同大概内容，未复述合同全文，且隐瞒了房屋已过户至其名下的事实，李某4在李某1向其说明时无法作答，只能以“嗯”“啊”回应，后在李某1引导下于合同底部按捺手印，视频中亦未见李某4授权聂某1代其在捺手印处签名，上述情形使法院难以判断李某4是否系在明白合同内容情况下按捺手印，且李某4捺手印和聂某1签字的《房屋赠与合同》第五条原文约定该合同系附条件生效的赠与合同，即到公证处公证之日起生效，该第五条被涂改为签字后生效，但涂改处并无李某4的手印，亦无聂某1签名，只有聂某1的人名章，李某1虽对此异常情形进行解释，但不足以使法院认定该修改有效，故《房屋赠与合同》因不符合生效条件而未能生效，综上，聂某1与李某1在明知涉案房屋系李某4与聂某1夫妻共同财产情况下，未经李某4同意或追认，擅自签订涉案赠与协议，且在过户登记时作出虚假陈述，否认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所有，二人主观上明显存在恶意，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李某2、李某3的合法利益，故李某2、李某3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判决：确认聂某1与李某1于2015年12月4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如下事实：2019年4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3536号李某1与张某1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的询问笔录记载:法官问：“李某1，房屋过户时谁去了？”李某1回答：“我和我奶奶。”法官问：“爷爷去了吗？”李某1回答：“没有。”法官问：“为什么？”李某1回答：“因为我们问了，房屋是谁的就谁去就可以，房屋写的是我奶奶的名字，就我奶奶去的。”本院认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涉案赠与协议是否有效关系到涉案房屋能否作为李某4与聂某1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李某2、李某3作为李某4与聂某1的继承人，与涉案赠与协议的效力有直接利害关系，能够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李某1上诉主张李某2、李某3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聂某1与李某1签订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赠与李某1。但涉案房屋系聂某1与李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聂某1与李某1签订赠与协议未经李某4同意，事后李某4亦未进行追认，故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上述赠与协议无效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李某1上诉主张涉案房屋登记在聂某1名下，故聂某1有完全的处分权，但涉案房屋系聂某1与李某4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使用了聂某1与李某4的共同工龄优惠，即使登记在聂某1一人名下，亦属于其与李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聂某1不具备完全的处分权。李某1上诉主张在建委和公证处办理房屋赠与手续时李某4都随行且知晓目的，但其在2019年4月9日的另案诉讼中曾明确认可办理赠与手续时李某4并未随行，李某1本案中的事实表述与其另案中的表述相互矛盾，有悖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李某1上诉主张赠与合同已经李某4追认，但其提交的视频证据显示，李某4在当时已无法生活自理，难以正常表达意愿，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交流，李某1在告知《房屋赠与合同》内容时未复述合同全文，且未告知房屋已过户至其名下的事实，李某4仅以“嗯”“啊”的方式予以回应。李某1上诉主张李某4并未丧失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习惯通过“嗯”“啊”的方式表达意愿，但房屋的赠与属于重大财产的处分，其意思表示必须清晰明确，再结合证人证言的内容，无法确认李某4对涉案房屋赠与一事是知情并明确表示追认的。因此，李某1上诉主张赠与协议有效，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辛 荣审 判 员  王爱红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湘羽书 记 员  舒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