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5民终15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波，男，汉族，1954年6月25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北京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铉，男，汉族，1967年12月21日出生，住云南省腾冲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彪，云南萃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荣波与被上诉人范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腾冲市人民法院（2019）云0581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在本院220号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荣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被上诉人范铉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荣波上诉请求：1.撤销腾冲市人民法院（2019）云0581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出现明显且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予认定，而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判决，属于非常明显且重大的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上诉人要求返还公司证照的依据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是本案的审理焦点，但一审判决却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内容进行审查，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虽然上诉人提交了《股东会决议》，但因为本案属于返还公司证照纠纷，并非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因此对《股东会决议》效力不予评述，一审判决的上述论述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虽然本案案由并非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但上诉人是依据《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公司证照的，因此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应当予以审查并认定，进而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但一审法院却在并未审查上诉人要求返还公司证照的依据即《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前提下，就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要求返还的依据合法，因此一审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2）在同类案件中，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事务中，均将原告要求返还公司证照的法律依据即《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作为审理的焦点之一，只有在查明《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后，才能认定上诉人要求返还公司证照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否则判决根本就不具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菲尔德成衣有限公司与赵某、朱某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该案经过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如下论述：“争议焦点一、联汇公司所发更换董事通知是否有效……据此，本院认定联汇公司有权代表成衣香港公司向原告发出更换董事通知，该通知依法对原告具有法律效力；争议焦点二、2008年12月23日原告特别董事会议决议是否有效……故被告赵某以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特别董事会关于选举新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决议无效没有依据”。在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陕西安康化工有限公司与薛进步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该案经过审理，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陕民终333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如下论述：“本案审理的焦点是薛进步是否有权保管、持有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现已查明薛进步为化工公司的股东，2011年2月1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薛进步持有公司印章。2017年3月13日，化工公司应薛进步的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其中第四项决议内容为由薛进步返还公司印章。薛进步辩称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不同意公司收回印章。根据《陕西安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七条及第十七条确立的公司股东会表决机制，查文君占有化工公司69%的股权，股东会决议经查文君表决同意即生效，薛进步未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不影响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且薛进步并未就股东会议决议提起变更或撤销之诉，该股东会议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决议对查文君及薛进步均具有约束力，薛进步述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现公司股东会以决议的方式收回公司印章，薛进步再占有、控制属于公司的印章已不具合法性，应当予以返还”。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在查明原告要求返还公司证照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或被告保管、持有公司证照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时，均应当对《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进行审查，进而据此认定原告或者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依据。（3）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临时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合法，经代表全体股东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决议，被上诉人继续控制公司的证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一审法院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EMS快递单两份、召开股东会通知二份、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杜娟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临时股东会会议签到表、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临时股东会表决表、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股东会会议决议、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股东会会议记录、反对召开股东会决议议题的告知函、授权委托书2份、身份复印件2份（被告、董凌）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EMS快递单、通知等12份证据，证明：2019年5月5日，上诉人通过法定程序召开并主持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临时股东会会议，会议作出并通过以下决议：第一、2019年5月6日将公司公章、财务章等公司印鉴交由公司马光伟保管。第二、将公司成立时起的财务账薄、财务凭证等所有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总账、明细账、日记帐、其他辅助性帐薄、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被查的有关资料）置于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区186号3层305财务办公室，由公司执行董事派专人保管。第三、将授权公司执行董事王荣波代表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各项诉讼。股东会议的召集程序合法、《股东会决议》经代表全体股东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是合法有效的决议。因此，被上诉人拒绝履行生效决议的内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举证责任，通过上诉人的举证完全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即被上诉人拒绝返还公司证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应当返还。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予审查，而直接认定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控制杜鹃王房地产公司，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杜鹃王房地产公司的证照、印鉴、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由被上诉人持有，而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判决，属于非常明显且重大的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着杜鹃王房地产公司，对公司的证照、印鉴、会计账薄、会计凭证具有控制权和支配权。因此，被上诉人能够返还相关证照。一审判决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已经提交出警记录等证据证明：2018年10月4日，被上诉人带人将保管在杜鹃王房地产办公室地址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区186号财物办公室中的财务资料、证照、印章搬走，上诉人予以报警，腾越派出所民警予以出警，同时2019年被上诉人代表杜鹃王房地产公司在腾冲市人民法院向上诉人提起返还原物纠纷之诉，要求上诉人返还部分财务资料可见被上诉人控制和管理着杜鹃王房地产公司的相关证照、印章、财务资料，具有相关证照、印章、财务资料的返还能力。公司证照、印鉴（包括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法人章、财务章）、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属于公司所有。本案中，原、被告均是涉案公司股东，原告系涉案公司执行董事，被告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双方的争议实质是公司内部控制权的争议；被告现仍是法人对外公示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仍代表公司，而原告提交的2019年5月股东会议决议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形成的，其效力未经确认；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证照、印鉴、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由被告范铉个人持有。因而，原告主张被告将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证照、印鉴交由原告助理马光伟保管及将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交由原告专人保管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荣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王荣波负担。（2）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同样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相关证照、印章、财务资料，但一审判决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的张辉强、林丽琼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该案经过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如下论述：“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物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2019年5月5日，杜鹃王房地产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为：杜鹃王房地产公司公章、财务章等公司印鉴应当交由公司马光伟保管；杜鹃王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时起的财务账薄、财务凭证等所有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总账、明细账、日记帐、其他辅助性帐薄、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相关资料）应当置于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区186号3层305财务办公室，由公司执行董事派人专人保管。被上诉人控制和管理着公司的相关证照、印章、财务资料已经违反了《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所形成的决议相当于公司的宪法，而被上诉人拒绝返还公司证照，事实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属于非法侵占。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证明了被上诉人在没有明确章程或有效公司内部决议授权的情况下，无权继续控制或管理相关证照、印章、财务资料。但一审法院判决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2019年5月股东会决议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形成的，其效力未经确认”，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股东会决议》是否形成在股东发生争议前后来判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也明显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的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所提交的2019年5月《股东会决议》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5月5日召开的股东会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成立。成立的《股东会决议》从做出时就具备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却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2019年股东会决议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形成的，其效力未经确认”属于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以发生在股东争议前后来认定。因此，一审作出的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证明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5年5月5日召开股东会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有效，但一审判决认为该《股东会决议》效力未经确认，而事实上一审法院也并未对《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作出审查，而直接认定效力未经确认，明显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作出的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因此判断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5月5日召开股东会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要看其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第一、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发召开股东会通知有效。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由上诉人、被上诉人、董凌三名股东出资设立，执行董事由股东王荣波担任，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2019年4月14日，执行董事王荣波将召开股东会通知发给放给范铉、董凌，履行了书面通知义务。上诉人有权代表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向范铉、董凌发出召开股东会通知，该通知依法对范铉、董凌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杜鹃王房地产公司所做的《股东会决议》有效。鉴于上诉人已就召开股东会事宜向范铉、董凌发出了书面通知，因此该通知对范铉、董凌具有法律效力。据此，依据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诉人作为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执行董事有权召集股东会会议。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事实上上诉人已经在股东会召开15日前通知了范铉、董凌，并且范铉、董凌也委托他人实际参会，应视为对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合法的认可，故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19年5月5日《股东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是2019年5月6日将公司公章、财务章等公司印鉴交由公司马光为保管；二是将公司自公司注册成立时起的财务账薄、财务凭证等所有材料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薄、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置于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区186号3层305财务办公室，由公司执行董事派专人保管；三是授权公司执行董事王荣波代表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各项诉讼。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过半数表决的股东通过。2019年5月5日《股东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并非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66.67%）的股东通过的事项，只需经代表全体股东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范铉、董凌作为股东已经委托他人参会，并明确表示反对决议内容，但上诉人所持股份比例共计51%，已经达到过半数的表决权，故该《股东会决议》已经经过股东会会议通过，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5月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属有效。退一步讲，既然一审判决认为2019年5月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效力未经确认，那么一审法院就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股东会决议》效力，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主动审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本身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却并未审查，而是以《股东会决议》发生在股东争议之后来认定效力未经确认，属于严重的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出现明显且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提交的4份《说明》作为本案最重要的定案依据，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如上文详细论证分析，被上诉人提交的4份《说明》根本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取得的方式也不合法；内容相互矛盾，不具有可信性和客观性，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定案依据，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至今仍然占有案涉动产。一审判决对此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第14页认为“2019年5月5日，杜鹃王房地产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但其内部矛盾未得到解决”、“2018年10月20日开始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因内部矛盾引发公司、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相互之间的民间借贷[（2018）云05民初58号、（2019）云05民初3号、（2019）云0581民初443号]、股东知情权[（2019）云0581民初1239号]、损害公司权益[（2019）云0591民初28号]、公司证照返还[（2019）云0581民初2272号]、合资合作开发[（2019）云05民初16号]、返还公司证照纠纷（本案）等数起民事纠纷。”该事实认定显属错误。（1）本案系上诉人代表杜鹃王房地产公司与其法人范铉之间的纠纷，与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内部矛盾并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且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8年10月20日开始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因内部矛盾引发公司、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产生纠纷，除合资合作开发[（2019）云05民初16号]纠纷案外，没有任何一起纠纷与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有关系，与其内部矛盾有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以上事实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2）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内部矛盾是什么、一审判决也并未对矛盾的成因、矛盾的形成发展过程、矛盾的主体进行阐述，就贸然认定存在内部矛盾，数起民事纠纷系内部矛盾引发。一审判决如此认定，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3）2019年5月5日，被上诉人曾召开股东会，就公司印鉴、证照、财务资料归谁保管、置于何处；谁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已经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因此，如果不认可2019年5月5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另行提取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即应当在2019年7月5日之前提起撤销之诉，但在2019年7月5日前被上诉人并未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所以杜鹃王房地产公司的各股东应受2019年5月5日《股东会决议》的约束。一审判决通篇没有对杜鹃王房地产公司2019年5月5日召开股东会的决议内容程序予以阐述，也没有进行审查，其贸然认定“但其内部矛盾未得到解决”，一审判决对此也是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认为“马光伟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与本案无关联性。”该事实认定显属错误。上诉人作为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执行董事，享有公司的人事任免权，虽然公司与马光伟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但马光伟作为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一直在协助上诉人进行工作，已经与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且，因公司章由被上诉人予以掌控，但上诉人已经对马光伟继续在公司任职一事予以认可，且其认可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故马光伟至今仍是公司员工，职务为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因此，一审判决认为“马光伟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与本案无关联性”该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两个方面均出现明显且重大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将上诉请求更正为：1.撤销腾冲市人民法院（2019）云0581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范铉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口头答辩：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结果公平、公正。本案的案由是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一审原告、被告对案由没有争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经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再审案件指令，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之中应当以非法持有、侵占公司印章及证照为前提，它就是一种侵权纠纷，而上诉人上诉状所列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等等，完全将本案引向了确认之诉，而非通过侵权之诉予以返还。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确定案由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否持有公章，是否有事实证明作为一个物权，而评判结果是没有侵权，被上诉人并没有持有公章。正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范铉）以职权持有管理公章，被上诉人范铉是基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而不是个人非法占有管理使用，被上诉人坚持一审观点，本案诉讼没有法律依据。2.公司证照所有权属于公司，而不是股东以及原告作为自然人所有，公司证照只能返还给公司的权利人。本案中，上诉人及原审的原告均以自然人身份，而不是公司名义要求返还证照，上诉人没有解决该问题，无权提起诉讼，只有公司才有权。上诉人一审诉状中引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作为法律依据，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指的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上诉人有什么事实证明了被上诉人范铉侵占了公司的证照，一审法院经调查没有事实证明。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适用前提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它是一种侵权行为，要有损害后果，而且在履行职务行为。该规定，与公司证照返还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及《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也没能事实依据。3.上诉人要求对《股东会决议》确认效力，属确认之诉，而不是上诉人一审诉请的侵权之诉（公司证照返还）。上诉人要求对《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评判，已超出诉讼范围。4.上诉人在上诉状所列案例，首先我国不实行判例法。其次所列案件不适用本案，这些案例所谓的要求返还的持有人，是一种非法占有行为，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存在非法持有或非法占有。本案中被上诉人同时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的日常经营及管理均由担任总经理的被上诉人负责。上诉人认为公司的证照、印章等虽然存放在公司办公场所，由不同人负责保管，但认为是实际由负责日常管理的被上诉人个人掌控。上诉人自认，公司的证照、印章等均存放在公司的办公场所，由公司所持有，与本案的被上诉人持有是两个概念。5.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公司内部矛盾发生诸多纠纷，认定该事实有人民法院的立案案号及判决书案号等证明，该事实情况确定发生，在这些案件中上诉人以是公司作为被告的。如果按照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将公司的证照、印鉴等全部由他个人保管并由他代表公司进行诉讼，那就是上诉人左手和右手的一个复播行为。上诉人王荣波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将其控制的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所有证照、印鉴交由原告助理马光伟保管；2.判令被告立即将其控制的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包括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置于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区186号3层305公司财务办公室，由原告派专人保管；3.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2009年10月13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范铉、董凌，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铉。2016年5月31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王荣波（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负责将土地使用权人由“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乙方以入股“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形式与甲方合作开发该项目，其中甲方已取得的176亩土地以46万元/亩包干作价与乙方合作。2017年6月16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召开《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了七项内容，其中第三项：王荣波持有公司51%股权、范铉持有公司42%股权、董凌持有公司7%股权；第六项：通过修改后的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并由公司全体股东签署。2017年6月23日经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铉。由于双方在履行《合作开发协议》的过程中，发生矛盾。2019年1月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以王荣波、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2016年5月31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与王荣波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2019年5月5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但其内部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另查明，从2018年10月20日开始，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因内部矛盾引发公司、范铉、王荣波相互间的民间借贷[（2018）云05民初58号、（2018）翼0632民初1758号、（2018）翼0632民初1759号、（2019）云05民初3号、（2019）云0581民初443号]、股东知情权[（2019）云0581民初1239号]、损害公司权益[（2019）云0591民初28号]、返还原物（公司会计凭证）[（2019）云0581民初1372号]、合资合作开发[（2019）云05民初16号]及本案公司证照返还等数起民事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证照、印鉴（包括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法人章、财务章）、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属于公司所有。本案中，原、被告均是涉案公司股东，原告系涉案公司执行董事，被告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双方的争议实质是公司内部控制权的争议；被告现仍是法人对外公示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仍代表公司，而原告提交的2019年5月股东会议决议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形成的，其效力未经确认；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证照、印鉴、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由被告范铉个人持有。因而，原告主张被告将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证照、印鉴交由原告助理马光伟保管及将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交由原告专人保管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荣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王荣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向本提交如下证据：1.腾冲市人民法院（2019）云0581民初4223号《传票》、《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上诉人就案涉的2019年5月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向腾冲市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效力，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该案审理完毕之后本案再进行审理。2.岳朝宋2019年10月23日《证明》，证明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今一直租赁岳朝宋的房屋，租赁期限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1日止，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租岳朝宋的房屋用作办公经营。2019年5月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要求将公司的财务凭证等资料放置于经营场所（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186号），其实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放置在公司的办公场所。经质证，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案案由是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本案是返还公司证照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审查被上诉人是否构成侵权，上诉人中止本案审理的观点不成立，请法庭依法继续审理本案。该组证据恰恰反映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该组证据相矛盾，上诉人一方面举证证明该《股东会决议》效力通过另案诉讼确认，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该《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评判确认，甚至还要求二审法院进行评判确认。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据形式不合法，证人也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或通过公证方式进行。需要说明的是，公司曾经向岳朝宋租赁房屋，但租赁关系已依法解除，对租金及解除费用进行了处理，公司现在与岳朝宋没有租赁关系。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而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2，证明公司曾向证人租赁房屋的事实，与本案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均合法，予以确认，并确认一审审判程序合法。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13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范铉、董凌，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铉。2017年6月23日，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变更公司相关事项向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登记、备案，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铉。另，一审法院认定部分裁判文书字号有误：（2018）翼0632民初1758号、（2018）翼0632民初1759号、（2019）云0591民初28号，本院分别予以纠正为：（2018）冀0632民初1758号、（2018）冀0632民初1759号、（2019）云05民初28号。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荣波要求被上诉人范铉返还的云南腾冲杜鹃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证照、印鉴等，依法属于公司所有，应当由公司占有、管理和使用。被上诉人范铉系公司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占有、管理、使用公司的证照、印鉴，该占有、管理、使用也是公司的占有、管理、使用。且现查明，公司证照、印鉴等均存在放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住所地（云南省腾冲市腾越镇热海社区观苑小84号），并未脱离公司控制、管理和使用范围，故上诉人王荣波的起诉无事实依据。本案中，上诉人王荣波作为公司执行董事，依据股东会决议提起返还证照、印鉴的诉请，是股东会决议的执行，双方为证照、印鉴的占用、使用的冲突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该问题不应由人民法院处理，应由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处理。另，上诉人王荣波也未举证证实被上诉人范铉作为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存在履行职务不当，侵害公司合法权益。据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公司证照、印鉴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称2019年5月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和本案是否中止审理问题，该《股东会决议》的实质是双方对公司内部控制的争议，如前所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对《股东会决议》不予评价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中止审理本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云南腾冲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时间和部分裁判文书字号有误的部分事实，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上诉人王荣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延武审判员  杨明朗审判员  田 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赵梧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