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24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魏天彪，男，197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明，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文辉，男，196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鸿飞，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晓燕，曾用名刘小燕，女，197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鸿飞，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魏天彪与被申诉人刘文辉、刘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01民终1081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237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粤民抗1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许远洲、书记员王威祖出庭。申诉人魏天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明，被申诉人刘文辉、刘晓燕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鸿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存在口头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的问题。首先，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限于书面形式。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以上规定中对借款合同形式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视作带有指引性质的管理性规定。即对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民间借贷，原则上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作为借款合同重要内容的利息应该有书面记载。但自然人之间的私人借款，不一定采用书面形式，可以由出借人与借款人以其他形式约定。因此，虽然涉案《借款收据》中并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但并不排除出借人与借款人口头约定借款利息的可能。如果确有证据证实本案存在“口头约定借款利息”的事实，法律并不禁止此约定形式。其次，借款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口头约定借款利息”各执一词，并不能直接推定为“约定不明”，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排除对此事实的查明，是否“约定不明”，即使法官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比如，认为应当对某些“职业放贷人”以各种手段规避法律关于民间借贷利息限制性规定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审查，也依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是否属于“约定不明”进行一定程度的查明。如果主张有借款利息约定的一方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并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则可以认为存在约定；如果对于是否存在利率约定难以查清的，才视为“利息约定不明”，对其诉求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刘文辉、刘晓燕与魏天彪之间存在每月2.5%借款利率的口头约定并已实际履行。事实一：刘文辉、刘晓燕向魏天彪付款的规律性和金额相对固定，与魏天彪提出的存在每月2.5%借款利率的口头约定相吻合。从2013年9月28日起至2015年4月9日期间，刘文辉向魏天彪每月支付的款项来看，款项数额有变动，但符合当月本金×当月2.5%借款利率的计算结果。具体是：在2013年9月28日魏天彪出借200万元后，刘文辉、刘晓燕即开始在每月29日前后向魏天彪支付5万元；2014年5月31日刘晓燕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后，刘文辉、刘晓燕每月支付的款项即变为2.5万元；而在2014年10月9日魏天彪再次出借200万元后，刘文辉、刘晓燕即在其后每月9日前后向魏天彪支付5万元；在2015年2月10日魏天彪再次出借100万元给刘文辉后，刘文辉、刘晓燕于每月9日前后支付的金额则变更为7.5万元。虽然，《借款收据》上没有载明借款利息，但上述刘文辉、刘晓燕付款的规律性和金额相对固定，每月付款金额与尚欠借款本金的比率与魏天彪所主张的每月2.5%借款利率相吻合。事实二、从刘文辉向魏天彪出具的两份《借款收据》所涉借款金额与刘文辉、刘晓燕实际偿还情况来看，与魏天彪提出的存在每月2.5%借款利率的口头约定相吻合。刘文辉在2015年1月29日向魏天彪出具确认收到100万元借款的《借款收据》，2015年2月9日再次向魏天彪出具确认收到300万元借款的《借款收据》。若如刘文辉、刘晓燕所称上述每月的转账均为偿还本金，则刘文辉、刘晓燕偿还的总金额已达1784700元，从本金中扣减后，仅欠魏天彪3215300元，而刘文辉却仍先后向魏天彪出具涉案的两份总金额达400万元的《借款收据》，显然不符合情理。但如按刘文辉、刘晓燕每月转款为利息进行计算，则与《借款收据》所载借款金额相一致。事实三：在2015年12月16日，魏天彪电话向刘文辉追讨欠款时，刘文辉明确表示尚欠魏天彪310万元，这与魏天彪提出的存在每月2.5%借款利率的口头约定相符，也与魏天彪所主张的还款时间和性质相吻合。对于以上事实，终审判决也认为一审法院结合刘文辉、刘晓燕还款情况认定双方之间实际存在口头约定“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可信性”，但认为月利率2.5%超过了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不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予支持。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自然人之间口头约定借款月利息2.5%并非法律所禁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自然人之间借款利率的约定，年利率在24%至36%之间的约定是自然债务，已支付的不退还，未支付的不得主张支付。如上所述，刘文辉、刘晓燕与魏天彪之间存在每月2.5%借款利率的口头约定并已部分履行，刘文辉、刘晓燕辩称每月转账给魏天彪均为偿还本金的异议显然不符合情理；双方口头约定的每月2.5%借款利率并未超过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对于刘文辉、刘晓燕已实际支付的利息，终审判决认定为归还本金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涉案借款到期后剩余未清偿的借款本金数额以及逾期利息的问题。魏天彪共向刘文辉、刘晓燕借款500万元。刘文辉、刘晓燕已经支付魏天彪359.67万元，双方并无异议。即使终审判决对于本案借款存在“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不予认定，将已偿还的359.67万元全部认定为偿还借款本金，以140.33万元为基数、以2015年8月10日作为逾期利息起算点来计算逾期还款利息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刘文辉、刘晓燕是分期还款，确定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基数，应当按照刘文辉、刘晓燕分期还款后尚未清场的本金为基数，比对《借款收据》确定的借款期限，分段计算逾期利息。虽然刘文辉、刘晓燕认为该两份《借款收据》并未实际履行，但根据《借款借据》形成的时间以及借款数额，比对此前双方借款、还款情况，结合最后一份《借款收据》签订后第二天双方又形成新的借款等事实，该两份《借款收据》是对双方旧借款、新借款的一揽子约定。按照两份《借款收据》约定的借款期限，借款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7月29日和2015年8月9日。因此，自2015年8月10日后的还款应当认定为逾期还款。2015年8月14日至2016年4月30日，刘文辉分七次向魏天彪还款160万本金属于逾期还款，终审判决认定借款期限内还款359.67万元中包含了该160万元，应当予以剔除。在魏天彪的诉讼请求中主张了该160万元为逾期还款，并一直未明示予以免除逾期利息。终审判决免除该160万元的逾期利息并统一以2015年8月10日作为逾期利息。起算时间点不准确，应当按照偿还数的变化分段计算逾期利息。因此，即使认定涉案借款没有口头约定利息，截止2015年8月9日，刘文辉、刘晓燕未清偿的借款本金也应当认定为300.33万元，计算逾期利息应当以此数额为起点，按照其后偿还数的变化分段确定逾期利息计算基数以及逾期时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魏天彪述称，同意抗诉意见。刘文辉、刘晓燕辩称，不同意抗诉意见。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魏天彪的再审请求。魏天彪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刘文辉、刘晓燕共同向魏天彪偿还借款本金240万元及自2015年8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从2015年8月10日起至8月13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14日起至12月14日止以3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5日起至12月16日止以31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7日起至2016年1月30日止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31日起至3月3日止以28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4日起至2016年3月29日止以26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至4月29日止以2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30日起至5月7日止以2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刘文辉、刘晓燕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8日，魏天彪委托案外人梁玉琼、盖建锋分别向案外人刘锦城尾号为2764的账户转账支付借款100万元，合计200万元。次日，刘锦城向刘晓燕尾号为5693的账户转账支付四笔5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3年10月29日、11月29日、12月29日、2014年1月29日、3月1日、3月29日、4月29日，分别由刘文辉、刘晓燕及刘锦城向魏天彪转账支付5万元；2014年4月11日，刘晓燕向魏天彪转账支付1.2万元；2014年5月31日刘晓燕向魏天彪转账支付105万元；2014年6月29日、7月29日、8月29日、9月29日、10月29日，分别由刘文辉、刘晓燕及刘锦城向魏天彪支付2.5万元、1.8万元、2.5万元、2.5万元、2.5万元。魏天彪主张上述转款中，2014年5月31日的105万元中有100万元为归还第一笔200万元借款的本金；2014年4月11日支付的1.2万元为刘文辉、刘晓燕偿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与本案无关；其余于每月支付的款项为刘文辉、刘晓燕按照口头约定的2.5%月利率支付的利息，其中2014年7月29日支付的金额为1.8万元，是因扣减了代魏天彪买烟的7000元。刘文辉、刘晓燕则辩称上述款项均是其代刘锦城向魏天彪偿还的借款本金。2014年10月9日，魏天彪委托案外人曾凡枢、曾海云分别向案外人刘锦城尾号为2764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合计200万元。同日，刘锦城向刘晓燕尾号为5693的账户转账支付48.4万元，向刘文辉尾号为0057的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次日，刘锦城向刘晓燕尾号为5693的账户转账支付两笔50万元。2014年11月9日、11月29日、12月9日、12月30日、2015年1月10日、1月29日，分别由刘文辉、刘晓燕及刘锦城向魏天彪转账支付5万元、1.67万元、5万元、2.5万元、5万元、2.5万元。魏天彪主张上述转款为刘文辉、刘晓燕按照口头约定的2.5%月利率支付的利息，其中2014年1月29日支付的金额为1.67万元，是因扣减了代魏天彪买烟的8300元。刘文辉、刘晓燕则辩称上述款项均是其代刘锦城向魏天彪偿还的借款本金。2015年1月29日，刘文辉向魏天彪出具《借款收据》一份，其上载明：“今收到魏天彪（身份证号：）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80天（自2015年1月29日至2015年7月29日）。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出借人魏天彪。此据借款人签名指模：刘文辉身份证号码：日期：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9日,刘文辉向魏天彪出具《借款收据》一份，其上载明：“今收到魏天彪（身份证号：）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小写￥3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80天（自2015年2月9日至2015年8月9日）。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出借人魏天彪。此据借款人签名指模：刘文辉身份证号码：日期：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0日，魏天彪委托案外人曾海云向刘锦城尾号为2764的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次日，刘锦城向刘晓燕尾号为5693的账户转账支付1元、1元、49.99万元，向刘文辉尾号为0057的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2015年2月9日、3月1日、3月9日、3月29日、4月9日，刘文辉、刘晓燕分别向魏天彪转账支付5万元、2.5万元、7.5万元、2.5万元、7.5万元。魏天彪主张上述转款为刘文辉、刘晓燕按照口头约定的2.5%月利率支付的利息。刘文辉、刘晓燕则辩称上述款项均是其代刘锦城向魏天彪偿还的借款本金。2015年8月14日、12月15日、12月17日、2016年1月31日、3月4日、3月30日、4月30日，刘文辉分别向魏天彪转账支付60万元、3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10万元，合计160万元。魏天彪确认刘文辉、刘晓燕共计还款359.67万元，上述160万元是偿还涉案两份《借款收款》所涉400万元借款的本金，剩余款项除2014年4月11日刘晓燕支付的1.2万元外，其余于每月9日和29日前后支付的款项均为支付借款期限内的利息。魏天彪因向刘文辉、刘晓燕追讨剩余借款未果，遂于2016年5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根据魏天彪提供的其与刘文辉电话通话录音内容反映，在2015年12月16日魏天彪向刘文辉催讨还款时，刘文辉称保证偿还本金给魏天彪，且确认尚欠魏天彪310万元；在2016年4月7日魏天彪再次向刘文辉催讨还款时，刘文辉确认欠魏天彪钱，且表示一有钱就向魏天彪偿还，每月最低还款10万元，等。再查明：刘文辉、刘晓燕是夫妻关系，于2001年3月1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其一，魏天彪与刘文辉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其二，刘文辉、刘晓燕及刘锦城向魏天彪偿还的总额为359.67万元款项的性质。关于魏天彪与刘文辉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刘文辉于2015年1月29日、2月9日先后向魏天彪出具两份《借款收据》，刘文辉虽辩称魏天彪并未实际支付《借款收据》项下的款项，但根据其上记载的内容，刘文辉已确认收到魏天彪借款100万元和300万元，且刘文辉在2015年1月29日出具《借款收据》后，若没有收到借款100万元，却仍于2015年2月9日再次向魏天彪出具确认收到300万元借款的《借款收据》，也有悖常理。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在魏天彪委托案外人梁玉琼、盖建锋、曾凡枢、曾海云向刘锦城账户转账支付涉案的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的当天或次日，刘锦城的账户均有数目一致或相差无几的金额转入刘文辉、刘晓燕账户，且在魏天彪支付上述借款之后，刘文辉、刘晓燕即开始有规律逐月向魏天彪归还款项，刘晓燕还曾于2015年5月31日偿还100万元，刘晓燕的还款频率和还款金额与魏天彪所陈述的借款事实及《借款收据》记载内容基本相吻合。最后，魏天彪与刘文辉之间的电话通话录音中，刘文辉已明确对拖欠魏天彪款项和金额进行确认，并表示愿意偿还。基于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涉案借款并非直接转入刘文辉的账户，但结合刘文辉出具的《借款收据》、刘文辉与魏天彪间往来转账流水、魏天彪与刘文辉的通话记录以及双方关于借款、还款经过的陈述，已能够认定，魏天彪委托案外人梁玉琼、盖建锋、曾凡枢、曾海云汇入刘锦城账户的500万元即为支付涉案两份《借款收据》项下的借款，故魏天彪与刘文辉之间的借贷关系自魏天彪付款之日成立。关于刘文辉、刘晓燕及刘锦城向魏天彪偿还的359.67万元的性质。首先，对于2014年5月31日、2015年8月14日、12月15日、12月17日、2016年1月31日、3月4日、3月30日、4月30日，刘文辉、刘晓燕向魏天彪支付的100万元、60万元、3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10万元，合计260万元。魏天彪、刘文辉、刘晓燕均确认为归还涉案500万元借款的本金，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扣减后刘文辉尚欠魏天彪借款本金240万元。其次，对于剩余款项，魏天彪主张除2014年4月11日的1.2万元之外，其他款项均是按照约定的2.5%月利率支付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刘文辉则辩称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均为偿还借款本金。对此，一审法院的意见是，在2013年9月28日魏天彪出借200万元后，刘文辉、刘晓燕即开始在每月29日前后向魏天彪支付5万元；2014年5月31日刘晓燕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后，刘文辉、刘晓燕每月支付的款项金额即变为2.5万元；而在2014年10月9日魏天彪再次出借200万元后，刘文辉、刘晓燕即在其后每月9日前后向魏天彪支付5万元；在2015年2月10日魏天彪再次出借100万元给刘文辉后，刘文辉、刘晓燕于每月9日前后支付的金额则变更为7.5万元。虽然，《借款收据》上没有载明借款利息，但上述刘文辉、刘晓燕付款的规律性和金额相对固定，每月付款金额与尚欠借款本金的比率与魏天彪所主张的每月2.5%借款利率相吻合，且至2015年2月10日，魏天彪出借的款项总计500万元，若如刘文辉、刘晓燕所辩称上述每月的转款均为偿还本金，则刘文辉、刘晓燕偿还的总金额已达1784700元，从本金500万元中扣减后，刘文辉仅欠3215300元，而刘文辉却仍先后向魏天彪出具涉案的两份总金额达400万元的《借款收据》，显然不符合情理。此外，在2015年12月16日，魏天彪电话向刘文辉追讨欠款时，刘文辉明确表示尚欠魏天彪310万元，这也与魏天彪所主张的还款时间和性质相吻合。因此，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一审法院对魏天彪关于上述款项每月还款均为支付涉案借款借款期限内的利息的主张予以采信。至于，刘晓燕于2014年4月11日支付的1.2万元，魏天彪已确认收到，且无证据证实是归还涉案借款之外的其他款项，故一审法院亦认定为归还涉案借款利息。基于以上分析，魏天彪出借500万元后，至《借款借据》约定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8月9日），刘文辉共计偿还借款本金26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240万元没有支付，刘文辉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魏天彪诉请刘文辉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并仅要求刘文辉支付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利率标准，从2015年8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妥，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债务发生于刘文辉、刘晓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晓燕多次向魏天彪归还借款，表明其对涉案借款知晓并同意偿还，故涉案债务应作为刘文辉、刘晓燕夫妻共同债务，由刘晓燕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刘文辉、刘晓燕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魏天彪偿还借款本金240万元，并从2015年8月10日起至2015年8月13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12月14日止以3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5日起至2015年12月16日止以31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7日起至2016年1月30日止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3月3日止以28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4日起至2016年3月29日止以26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6年4月29日止以2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给魏天彪。如果刘文辉、刘晓燕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092元，由刘文辉、刘晓燕共同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由魏天彪预交，魏天彪同意由刘文辉、刘晓燕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魏天彪。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刘文辉、刘晓燕与魏天彪均确认，魏天彪实际交付给案外人刘锦城的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整。刘文辉向魏天彪出具了两份共计400万元的《借款收据》后，魏天彪并未直接向刘文辉或刘晓燕的账户支付借款。刘锦城与刘文辉、刘晓燕系亲属关系。综合本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关于刘文辉、刘晓燕与魏天彪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刘文辉、刘晓燕认为，其与魏天彪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魏天彪是与案外人刘锦城发生借贷关系。刘文辉虽然向魏天彪出具了400万元的借款收据，但魏天彪实际并未向刘文辉、刘晓燕交付借款。对此本院二审认为，首先，魏天彪虽然是向案外人刘锦城交付借款，但每次向刘锦城交付借款后，刘锦城均将大部分借款转入刘文辉、刘晓燕的个人账户，刘文辉、刘晓燕实际占有了款项；其次，刘锦城与刘文辉、刘晓燕系亲属关系，刘锦城代刘文辉、刘晓燕收取借款符合常理；第三，刘文辉、刘晓燕向魏天彪偿还了部分借款；第四、刘文辉向魏天彪先后两次出具借款凭证，但却未另行收取借款，表明刘文辉系就此前魏天彪支付给刘锦城的借款进行确认，刘文辉系实际借款人。刘文辉虽抗辩称该两份借据系拟另向魏天彪借款，但刘文辉在前一借款未收到的情形下，又再次向魏天彪出具借据，且事后也未向魏天彪索回，显然有悖常理。刘文辉、刘晓燕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采信。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的约定，刘文辉、刘晓燕清偿的款项应清偿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借款收据》中对于利息未进行约定，但刘文辉、刘晓燕每月在较为固定时间向魏天彪支付一定金额的款项，该款项随着借款本金的变化而变化，金额与魏天彪主张的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2.5%支付利息基本一致。一审法院据此采信魏天彪的主张，认定刘文辉、刘晓燕清偿的359.67万元款项中，除160万元系清偿本金外，其余款项系清偿利息。刘文辉、刘晓燕上诉认为，双方对于利息的给付并无约定，刘文辉、刘晓燕清偿的款项均应视为清偿借款本金。对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所涉借贷关系的主体均系自然人，刘文辉出具的借据中并未约定利息。虽然实务中大量存在发生于自然人之间的经营性借贷虽未有利息约定，但实际仍需支付利息甚至是支付高额利息的情形。一审法院结合刘文辉、刘晓燕还款情况认定双方之间实际存在口头约定虽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可信性，但根据《合同法》第211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表明立法的本意不仅在于鼓励自然人之间提供具有互助精神的无息借贷，对于某些“职业放贷人”以各种手段规避法律关于民间借贷利息限制性规定的行为也不予以保护。魏天彪主张双方实际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5%，即超过了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刘文辉、刘晓燕实际还款情况，推断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利息约定并不适用于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借贷的情形，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院二审依法予以纠正。关于剩余未清偿的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刘文辉、刘晓燕尚欠借款本金240万元，并应按年利率6%偿还逾期还款利息。刘文辉、刘晓燕认为双方之间对于利息未约定，不应当承担借款期内的利息。对于借款期外的利息应按年利率6%计付。对此本院二审认为，刘文辉、刘晓燕已经支付魏天彪359.67万元双方并无异议。因双方对于利息无约定，刘文辉、刘晓燕于借款期内偿还的款项均应视为清偿借款本金。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文辉出具给魏天彪的借款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分别为2015年7月29日和2015年8月9日。359.67万元还款中，除其中160万元系在2015年8月9日后支付给魏天彪，其余款项均是在2015年7月29日前支付。而在2015年8月9日后支付的160万元，双方已明确是归还本金。故该359.67万元应当视为是归还借款期内的本金，因此剩余本金应为140.33万元。因双方对于借期内及逾期还款均未约定利息，魏天彪主张自2015年8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支持魏天彪的该项主张，刘文辉、刘晓燕对此亦未上诉提出异议，故本院二审对此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刘文辉、刘晓燕关于涉案借款关系不成立的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二审予以驳回。关于涉案借款未有利息约定，清偿款项应为清偿本金的上诉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3672号民事判决；二、刘文辉、刘晓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魏天彪偿还借款本金140.33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8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40.3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三、驳回魏天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2092元，分别由刘文辉、刘晓燕共同负担一、二审各25674元，魏天彪负担一、二审各6418元。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诉讼中，双方确认还款总额359.67万元。但魏天彪认为其中2014年4月11日支付的1.2万元不是还本案借款，刘文辉、刘晓燕则认为该笔款是还本案借款。本院再审期间，刘文辉、刘晓燕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银行明细信息》，证明早在2010年起，刘文辉、刘晓燕均有向魏天彪的账户（62×××24）转账的记录，证明了双方在本案发生前已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2.开户申请书，证明账号62×××24的账户属魏天彪的事实。魏天彪质证称，1.对证据1《银行明细信息打印》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反映魏天彪与刘文辉、刘晓燕在2010年已经认识，且有大额的款项往来，双方并非如刘文辉、刘晓燕一审时所称只是简单相识而非朋友的关系。经银行查询，工商银行账户62×××24的确为魏天彪所有，但早在2012年已经注销，在本案的借贷发生前，双方不存在未清结的债权债务，魏天彪认为是当时有出借款项给刘文辉、刘晓燕，银行流水反映的是刘文辉、刘晓燕向魏天彪归还借款，另可以确定在2012年至2013年9月28日期间，双方不存在经济往来。对于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若证据1显示的款项与本案有关，刘文辉、刘晓燕应当在一审、二审时提交该证据，但两人怠于提交证据的表现说明款项与本案无关，而且两人先前不提交证据的目的在于不想被证实与魏天彪的借款关系;其次，上述证据中显示的款项发生时间距今八年，但双方没有就上述款项发生诉争，魏天彪认为款项是刘文辉、刘晓燕向魏天彪借款，有约定利息，而且款项已经清结，不存在纠纷;再次，本案的争议源于2013年9月28日后的借贷行为，魏天彪已经提供证据证实2013年9月28日至2015年2月9日期间出借的本金为500万元，刘文辉、刘晓燕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上述期间的还款证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文辉、刘晓燕在借款时偿还的款项是否为利息，而不是争议上述期间以外的款项与本案的款项是否存在关联性。最后，刘文辉、刘晓燕提交的补充证据1与两人每月规律性还借款利息无任何关联性，若刘文辉、刘晓燕认为其偿还款项涉及补充证据中显示的款项，那么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实。2.对于证据2《开户申请书》的三性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双方确认还款总额359.67万元，魏天彪认为其中2014年4月11日支付的1.2万元不属于本案还款，但未能举证证实，再审维持原审对该款的认定，即本案中，刘文辉、刘晓燕已向魏天彪还款359.67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双方是否约定利息，二是2015年8月9日后归还的160万元是否应分段计付逾期利息。关于双方是否约定借款利息。首先，本案中，魏天彪分别向刘文辉、刘晓燕转账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期间刘文辉、刘晓燕偿还了100万元，从第一笔借款出借后至2015年4月9日，除了其中1.2万元、1.8万元、1.67万元外，刘文辉、刘晓燕每月均向魏天彪偿还款项，还款的数额恰好是当月欠付本金数额的2.5%，而上述的1.8万元、1.67万元，魏天彪陈述刘文辉委托其购买香烟分别付款7000元、8300元后的余款，相加数额也恰好是当月欠付本金的2.5%，表明刘文辉、刘晓燕一直按每月2.5%的比例支付款项，符合按期按比例归还利息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其次，魏天彪与刘文辉、刘晓燕于2015年1月9日、2015年2月9日分别签订《借款收据》，约定刘文辉、刘晓燕分别向魏天彪借款100万元、300万元，而在签订两份《借款收据》前，刘文辉、刘晓燕均已按期按当月2.5%的比例支付完毕，从未拖欠当月依习惯按照2.5%比例应付的款项，加上魏天彪于2015年2月10日向刘文辉、刘晓燕支付的100万元，刘文辉、刘晓燕欠付的本金恰好是400万元，与双方签订的两份《借款收据》约定的借款数额相符，一方面表明双方通过两份《借款收据》对借款本金400万元予以确认，一方面表明之前归还的是利息；再次，2015年8月14日、12月15日，刘文辉向魏天彪分别偿还本金60万元、30万元，根据魏天彪提交的录音资料反映，刘文辉于2015年12月16日确认欠魏天彪310万元，与之前欠本金400万元减去该两次偿还本金90万元后本金余额310万元相符，再次印证了之前按期按比例归还的是利息的事实。最后，两份《借款收据》约定的借款期间分别为2015年1月29日至2015年7月29日、2015年2月9日至2015年8月9日，两期间刘文辉、刘晓燕一直按期按比例还款，且若该款不是利息是本金，在《借款收据》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前，刘文辉、刘晓燕一直偿还借款本金，并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及双方交易习惯，应当采信魏天彪主张的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2.5%。本案争议焦点二是2015年8月10日后偿还的本金160万元是否应分段计付逾期利息的问题。再审认为，两份《借款收据》分别载明借款期满日为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9日，因两份《借款收据》分别对应100万元、300万元的借款，本应依据不同的借款合同分别从期满次日计付利息，但魏天彪主张所有欠款均从第二笔借款期满次日即2015年8月9日开始计付利息，是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的放弃，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允许。2015年8月10日后，刘文辉、刘晓燕分别于2015年8月14日、12月15日、12月17日、2016年1月31日、3月4日、3月30日、4月30日，向魏天彪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3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10万元，合计160万元；因该160万元均是借款期满后逾期支付的本金，应计付相应期间的逾期利息，二审判决以欠付本金总额140.33万元全部从2015年8月10日支付逾期利息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应予以改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粤01民终1081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3672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2092元,由刘文辉、刘晓燕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一扬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谭晓君余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