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3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中成，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村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933457。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住所地永川区内环南路6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46448W。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中成与被上诉人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亨通大酒店出租车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3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夏东鹏、郝绍彬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该案的审判，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龚中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被上诉人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中成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龚中成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龚中成所有。1.从出资情况来看，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由龚中成独立承担，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只是代龚中成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龚中成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龚中成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龚中成和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3.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4.从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情况看，购买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证件为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只是基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登记与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是情理之中。同时，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5.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看，该合同除车辆具体信息部分为手填外，包括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在内的所有内容均是事先打印好的，按合同法规定，该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对于排除龚中成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约定内容应认定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不论从出资金额和情况、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还是基于现行法律关于车辆这一特殊动产和格式合同的规定看，案涉出租车车辆现在的登记权利人并不一定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其只是对涉案出租车是否对外产生对抗效力产生实体权利上面的影响。（二）龚中成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龚中成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龚中成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1.从双方的社会地位看，由于政府部门对出租车行业管理的需要，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在出租车行业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龚中成只能将车辆登记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名下。2.从案涉出租车购车款支付情况、经营风险承担情况和经营收益情况看，龚中成实际支付了购车款等所有的经营成本，也实际承担车辆的经营风险，还享有经营收益，案涉车辆的实际权利人为龚中成。3.从《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内容看，除了案涉出租车的车牌号、车架号等关于车辆的信息为手填外，其余均为事先打印好的内容，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部分的约定内容明显排除了龚中成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无效。4.挂靠经营关系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经营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龚中成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其对应的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附属于案涉出租车，属于该车的权利凭证，与该车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应一并确认为龚中成所有。龚中成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一审审理法律关系混乱，审判范围不清，审判程序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1.龚中成的一审诉请中，既包含了物权确认之诉，也包含了合同撤销之诉，两个诉请分别属于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的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一理，一案一审”的审判原则，在同一案件中审理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未要求龚中成明确其诉讼请求是主张物权确认，还是合同撤销，也未尽到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的义务，径直依据物权法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审判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必须以（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裁定中止审理。但该案至今未作出二审判决，故一审法院在中止诉讼的原因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径直作出本案判决，审判程序违法。3.龚中成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系善意取得，一审法院对龚中成请求的所有权和附属设施内容未查明，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且错误。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属于附属设施范围，裸车所有权、车辆号牌使用权、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权属于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范围。龚中成在一审中提交了交付一次性买断款的证据，但该事实未得到认定，该款项系公司利用其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市场支配优势地位，违反国办发（2004）81号文禁止性规定，采取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将涉案出租汽车转卖给了龚中成，龚中成取得涉案出租车就是为了正常经营。虽然公司未依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但这不应归责于龚中成，而是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优势地位，一次性出让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后，为逃避行政监管，而不去履行转移登记义务所致，除此外，无法对龚中成交付的款项远高于车辆本身85800元价格作出合理解释，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确认所有权。综上，请求将该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共同答辩称，1.龚中成认为一审应适用普通程序，但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应当由法院依职权判断，并不违法，在长达1年的审理过程中龚中成也没有提出要求简转普，该上诉理由不成立。2.龚中成称本案违背一案一理，并没有释明，但龚中成的诉讼请求系专业律师书写，请求不清是当事人的责任，不是法院的责任。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可能限制龚中成的诉权，而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对其每项诉讼请求是否合法，进行裁判程序并不违法。一个案件是否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是由法院依职权确认。一审法院不以9713案件为依据，恢复审理重新开庭程序是合法的。4.龚中成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一审未认定，龚中成系善意取得。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已明确对车辆所有权进行了认定，对于车辆底灯等附属设施并不是没有认定，而是在判决中进行了确认。综上，龚中成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中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及该车所有附属设施为龚中成所有；2.撤销龚中成、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一审庭审中，龚中成将前述诉求中的附属设施明确为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治安登记证、加气证和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3.本案诉讼费用由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系重长司的分公司。2011年2月28日，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以下简称“永川运管所”）同意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渝X号出租汽车提前更换。2011年3月22日，龚中成与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签订了《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龚中成承包出租车的车型、牌照号（渝X）、承包期限、承包费等。后该车到期。同时查明，2017年1月4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了发动机号码为X的长安牌启悦小型轿车，单价85800元。2017年3月13日，永川运管所（甲方）与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乙方）共同签订了《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甲方授予乙方的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77个，有效期6年等内容。3月28日，永川运管所作出“永道运发〔2017〕83号”批复，同意将重长司2017年2月到期的渝X号等出租车重新投放给该公司，经营有效期和车辆使用年限均为6年。与此同时，永川运管所又向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发放了《重庆市营运车辆购置告知书》（其中用途载明“车辆新增”，指标编号160683）。5月12日，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向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开具并交付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紧接着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为该车购买了保险。5月15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作为纳税人交纳了车辆购置税5500元，并取得该车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5月17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为该车办理了渝X号的行驶证，后又办理了道路运输证等。前述发票、证件中登记的使用单位以及保单中的被保险人均为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同时查明，龚中成在原承包经营的渝X号出租车即将报废的情况下，为继续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于2017年3月期间向重长司支付购车款项共计12万元。后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将车辆证件及经营手续齐全有效的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交给龚中成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2017年5月17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甲方）与龚中成（乙方）又共同签订了《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主要约定了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机动车辆运行技术标准的车辆一辆（车辆由甲方购买），乙方在履行本《出租车单车风险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进行营运的相关事宜。其中，该合同明确约定承包车型为长安牌X，牌照号为渝X，车架号为X，行编号683；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0日至2023年4月11日为止；甲方负责办理车辆有关营运手续，乙方按每月1200元的标准向甲方缴纳承包费，甲方向国家有关部门实际缴纳各种税费后，余下部分为管理费，此标准的承包费不含保险费、车船税；承包经营车辆的产权、经营权、管理权、指标所有权属甲方所有，乙方通过向甲方按合同约定时间足额缴纳承包费，获得车辆承包经营使用权等。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龚中成的签字捺印。目前，该车仍由龚中成经营。同时查明，2015年9月1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与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服务协议》，约定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提供GPS车载终端及相应的售后服务，数量共计5台，每台1350元等。2016年7月27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与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购买出租汽车计价器，每套1650元等。同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与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多功能屏销售合同》，约定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名下包含涉案出租车的车辆，安装多功能屏，数量共计77台，每台1300元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龚中成、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二、涉案出租汽车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的归属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一、龚中成、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不应当被撤销。首先，出租汽车承包经营系永川区出租汽车行业多年形成的经营模式，理应予以尊重。其次，《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系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目前，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方认可裸车所有权归龚中成所有，系双方对裸车所有权形成了新的合意，变更了《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中关于出租汽车所有权的约定，龚中成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其行使撤销权的情形消失。此外，《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出租车的处分、收益均归实际车主，该约定没有损害龚中成的所有权。最后，龚中成没有举证证明胁迫的事实存在，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胁迫的情形存在，故龚中成以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二、涉案出租汽车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应为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享有。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涉案车辆是出租车，出租车不是一般的机动车辆，而是须经行政机关许可的经营车辆。与此同时，涉案出租车的购车发票、完税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行驶证等，均开具或者登记为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再结合该车系经永川运管所审批许可，具有6年的经营期限，相关批复文件及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登记的主体也均为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理应认定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享有涉案出租汽车的车辆所有权以及获准期限内的经营权。龚中成诉称其全额支付了购车款等款项，进而理应享有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的诉求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龚中成实际出资购买了涉案汽车，鉴于前述《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经其签字确认，不存在被撤销的法定事由，故系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合法有效。如前所述，该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涉案车辆的产权、经营权归公司所有。据此可见，龚中成已经在签订该合同时，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等进行了处分，亦即已经自愿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等让渡给了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所有，以换取该车的承包经营使用权。与此同时，由于龚中成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上的行车记录仪、加气罐等加气装置及设施由其出资购买，故理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另鉴于出租车顶灯、出租车号牌系出租车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标志。出租车特许经营权是指经营者经政府行政许可取得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特许经营权的归属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同理，道路运输证、加气证（即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行驶证的注册、登记、变更等，均属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管理职能或者实施行政许可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所有权确认的范畴，更何况该部分权利凭证也未登记在龚中成名下。据此，龚中成要求确认前述附属设施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另考虑到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由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购买和安装，且已和行车记录仪等一并与涉案出租汽车构成了一个整体，若再单独确权无疑将会破坏出租汽车的完整性与使用性，故一审法院对龚中成的该项诉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龚中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方的相应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龚中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00元，由龚中成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龚中成举示如下新证据，1.民事裁定；2.（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民事判决，案件必须以9713号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法中止审理，恢复审理条件不具备，审判程序违法。3.2008年张德宽区长解决出租车罢运音频，承认个体挂靠经营，允许转让，同意到期延续经营。因为年代久远，原始载体坏掉，明确无法修复，目前音频系转存，并进行了文字整理整理人系秦治文。4.2017年7月20日区交委办公室接访录音，公司威胁不签公司的霸王合同，就不让接车。参与人交委领导、驾驶员车主、被上诉人公司领导。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公司共同质证称，1.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两段音频应提供原始载体才能明确来源合法，该证据没有原始载体，且由于没有播放，不能确定录音的内容和书面文字是否完全一致。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假设区长的音频真实，系个人的观点，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经审查龚中成举示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2.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予撤销；3.案涉车辆的裸车及该车的附属设施所有权是否归龚中成所有；4.案涉出租车经营权是否归龚中成所有。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龚中成上诉提出，一审法院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本院认为，龚中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并不属前述法律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龚中成上诉还提出，龚中成的一审诉请中，既包含了物权确认之诉，也包含了合同撤销之诉，两个诉请分别属于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的物权和债权法律关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未要求龚中成明确其诉讼请求是主张物权确认，还是合同撤销，也未尽到对当事人进行释明的义务，径直依据物权法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审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龚中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龚中成在一审中虽然提出了多个诉讼请求，但各个诉讼请求均是围绕着案涉出租车展开的，其诉讼请求所涉及的相对方也均为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一审法院对龚中成的诉讼请求一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还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龚中成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必须以（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裁定本案中止审理，但该案至今未作出二审判决，故一审法院在中止诉讼的原因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径直作出本案判决，审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龚中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虽然曾作出过中止本案审理的裁定，但本案并非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恢复本案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龚中成上诉称，案涉《载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龚中成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龚中成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本院认为，龚中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龚中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以胁迫的手段使龚中成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龚中成以胁迫为由主张撤销案涉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在双方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出资购买的车辆租赁给龚中成经营，龚中成获得租赁经营车辆的使用权，合同内容并无显失公平的情形。龚中成以案涉合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三、关于案涉车辆的裸车及该车的附属设施所有权是否归龚中成所有的问题。龚中成上诉称，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龚中成所有，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龚中成独立承担，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只是代为购买、代付费用，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龚中成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本院认为，龚中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龚中成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并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龚中成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前，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即与销售商签订合同购买了案涉车辆以及GPS终端、出租汽车计价器等附属设施。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举示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载明的购买方均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涉案出租车的《治安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上载明的机动车所有人也为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龚中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及附属设施系重长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受龚中成委托购买的，也未举示证据证明龚中成向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附属设施的费用。在龚中成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其出资购买的车辆租赁给龚中成经营，财产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均属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所有，龚中成获得租赁经营车辆的使用权，龚中成向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缴纳首付租赁金和租赁经营期间的月租赁费。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在租赁期满后，龚中成要将车辆牌照、行车执照、营运证、治安许可证、车辆购置附加费证及车辆的各种相关手续全部交还给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将案涉车辆、附属设施交付给龚中成使用是基于双方合同的前述约定，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的转移，龚中成并不因其对案涉车辆及附属设施的使用而取得车辆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故龚中成要求确认案涉车辆（裸车）及附属设备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四、关于案涉出租车经营权是否归龚中成所有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问题，在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签订之前，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即与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签订了《永川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协议》，取得了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在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之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与龚中成签订《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将案涉车辆租赁给龚中成使用，龚中成仅仅是取得了案涉车辆的使用权。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关于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授予的，龚中成并不能基于其与重长司亨通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取得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故龚中成要求确认案涉车辆的经营权属于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龚中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2200元，由上诉人龚中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母雪桥书 记 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