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行终1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某1，男，194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代理人龙某2，女，197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上诉人女儿。委托代理人龙某3，女，197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系上诉人女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227号。法定代表人舒志清，局长。委托代理人吴玉婷，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某1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区资规局）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上诉人龙某1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行初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龙某1在长沙市××城区××桥街道金坪社区老屋湾组建有房屋，总面积582.88平方米，该房屋于2005年以家庭（人口3人）办理了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望国土字第0002608号），批准占地面积100平方米。2011年6月1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2011）政国土字第744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望城县星城镇月亮岛社区、银星村、回龙村、黄金镇三益村、金坪社区39.1154公顷土地，用于望城县2010年度统征建设用地第7批次（2010报部项目）项目建设。龙某1家庭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在用地红线范围内。2019年4月4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对龙某1家庭户成员及房屋进行调查，龙某2在调查情况表及房屋调查表上签名确认。2019年4月24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望征（2019）18号］。2019年6月21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作为甲方与乙方龙某1（龙某2）户签订了《望城县2010年度统征建设用地第7批次（2010报部项目）项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补偿合同》。合同在龙绍云家签订，龙绍云本人在场，由龙某2在合同上签字，并有当地街道及社区居委会人员作为见证方签字盖章。合同载明乙方房屋总建筑面积582.88平方米（其中合法面积200平方米，违章建筑面积382.88平方米），补偿安置总金额580803元。合同还约定乙方签订合同是其家庭全体成员真实意愿的表达，乙方负责协调处理家庭成员内部各种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案中，湖南省人民政府（2011）政国土字第744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望城县星城镇月亮岛社区、银星村、回龙村、黄金镇三益村、金坪社区39.1154公顷土地，用于望城县2010年度统征建设用地第7批次（2010报部项目）项目建设，龙某1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土地的公告，望城区资规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备对龙某1房屋及附属设施实施征收的法定职权。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望城区资规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系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的法定实施主体，将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的事务性工作委托给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具备与龙某1户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的法律责任由望城区资规局承担。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无效。”本案中，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在征收的过程中与龙某1家庭户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对龙某1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确定的补偿金额是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和有关文件的规定进行调查核实并核定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龙某1的合法权益，该协议合法有效。龙某1提出签订协议时未授权给龙某2，龙某2是在某种压力下私下签订的协议无效的主张。经审查，农村集体房屋是以家庭户进行征收的，涉案房屋系龙某1以家庭3人名义于2005年办理建房用地许可，该协议是在龙某1家中签订，协议中载明乙方为龙某1（龙某2）户，签订协议时龙某1本人在场对签订协议的情况知情，并有当地街道及社区居委会人员在场见证，因龙某1年事已高，由其成年女儿龙某2代替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应当视为龙某1家庭户的真实意思表示。龙某1提出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龙某1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龙某1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没有对涉案主体进行审查、规避上诉人是涉案主体的审理。1、上诉人在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老屋湾组拥有合法建造的房屋一栋，并持有望城县人民政府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上诉人没有授权任何人对上诉人上述房屋进行处理，被上诉人以长沙市望城县2010年度统征建设用地第7批次（2010报部项目）项目启动对上述房屋进行征拆。上诉人获知女儿是在某种压力下将上诉人上述房屋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综上，一审错误认定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在征收过程中与上诉人家庭成员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明显错误。综上，请求：一、依法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12行初69号行政判决书；二、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望城区资规局辩称：一、龙某2作为上诉人家庭户的成年女性，有权代表其家庭与答辩人签署拆迁合同。农村集体房屋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在征拆实务中，由于家中公安户登记的户主年事已高，对政策和法律难以理解，由家中已成年的子女作为该户的实际户主与征拆部门签订拆迁合同的情况非常常见，也符合双方的客观需要。而上诉人家庭户在征拆职能部门入户调查时也默许上诉人的女儿龙某2作为户主在农村房屋调查表以及房屋调查情况表上签字确认。由此可见，龙某2作为上诉人家庭户的成年女性，有权代表其家庭与答辩人签署拆迁合同。二、涉案房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的《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结合征拆程序中已调查公示的补偿数据，并征求龙某1户成员同意，在街道、居委会的共同见证的情况下签订，合理合法，并保障了上诉人家庭户的实体权益，并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涉案合同真实有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在本院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四张照片作为证据，拟证明被上诉人强迫龙某2签订协议。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相反照显示龙某2与工作人员在没有冲突、和平的情况商议补偿事宜。本院认为上诉人于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畴，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但一审认定的“合同在龙绍云家签订，龙绍云本人在场”的事实不当，应认定为“合同在涉案龙某1房屋内签订，龙某1本人在场。”本院另查明，龙某2实际居住在涉案被征收房屋。本院认为，本案中，被诉《补偿合同》系被上诉人为履行其征收补偿安置职责，依法委托其内设机构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的范畴。因行政协议兼具行政行为与民事合同的双重特征，可综合适用行政及民事法律法规判断其效力。本案中，望城区人民政府依法发布了涉案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望城区资规局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委托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被征收人就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签订合同，并无不当。同时，集体土地征收以户为单位进行，涉案房屋建设用地许可系龙某1以其家庭户成员名义办理，在龙某1本人在场，并由当地街道及社区居委会人员见证的情况下，其女儿龙某2（亦为房屋实际使用人）就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事宜与被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签订的协议，可视为龙某1家庭户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涉案《补偿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同时，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龙某1起诉请求确认涉案《补偿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上诉人释明，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补偿合同》，上诉人拒绝变更其诉讼请求，坚持要求确认无效。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属于无效情形，未经释明直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其程序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指出。上诉人在二审否认其父亲在场的事实，不认可其一审庭审陈述。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陈述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代理人两次表示在签订涉案《补偿协议》时龙某1在场，一审确认该事实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代理人在二审中否认该事实，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一审陈述内容，故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事实的确认。上诉人提出涉案《补偿合同》系被上诉人强迫其女儿签订。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胁迫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胁迫事实存在，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龙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陈蔚宇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卿艳丹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