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5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集镇新城居委会上榨村民组，负责人：郑小升，系该村民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河南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小黄，女，1971年4月1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洋，女，2000年8月6日生，汉族，与阮小黄系母女关系，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东焱，男，2008年11月20日生，汉族，与阮小黄系母子关系，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治光，系阮小黄丈夫，焦洋、焦东焱父亲，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原告：焦治光，男，1971年2月28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新集镇新城居委会上榨村民组（以下简称上榨村民组）因与被上诉人阮小黄、焦洋、焦东焱、原审原告焦治光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3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榨村民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被上诉人阮小黄、焦洋、焦东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原告焦治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榨村民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被上诉人经济收入不是以农业生产所得为主，未与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并具有延续性的联系，属于空挂户，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集体成员权。被上诉人阮小黄系出嫁女，其户口一直登记在上诉人处，根据其在原审中的诉状及庭审中承认其是毕业近30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其对外开办幼儿园近30年，且根据教育局证明被上诉人阮小黄开办的新县新集百草园幼儿王园（北园）人数达90人，本人及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且已形成稳定生活来源，并且阮小黄及家人在城镇居住生活多年。家庭至少拥有两处房产及一所幼儿园。被上诉人焦洋、焦东焱户口虽迁入航空路，但未取得该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视为空挂户，且因其父母不依靠集体土地抚养他们，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上诉人经全体村民表决，作出规定，被上诉人均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及相关村民待遇。且上诉人村民组做出的决定是依据新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安置方案对出嫁女不安置且经村民组会议通过，是有事实依据的。综上，被上诉人不具有集体成员权，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焦治光、阮小黄、焦洋、焦东焱辩称：（一）上榨村民组不具备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上榨村民组对上诉事宜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开会讨论，不是村民组多数村民的真实意愿。（二）阮小黄本人的户口自出生就落户于上榨村民组，结婚后户口也未迁出，始终生活在该村民组，依赖于村民组的土地谋生，阮小黄婚后土地一直未重新调整，利用父母宅基地盖起房屋办幼儿园谋生。承包田由年迈父母代耕，是家庭成员合理分工，且阮小黄在村民组的许可下，获得了农村宅基地。同时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阮小黄所在的村民组村民已经不再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保障，而是以其他职业为生。组长郑小升也长期在水厂务工，承包地也由长辈耕种。阮小黄在村民组的土地上开办民办幼儿园，仍然依赖村民组的土地生存。阮小黄的子女出生后随母亲落户于该村民组，理应具备该村民组的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三）上榨村民组虽然在村民代表会议中决定了安置分配方案，对“出嫁女”家庭不予安置，但该方案的该部分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四）一审中原告四人已经提供了户口本，宅基地使用证，开设幼儿园许可证、阮小黄、焦洋、焦东焱参加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缴纳记录，相应的水电费缴纳记录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原告一直在村民组的土地上生活，一审法院依据以上证据确认阮小黄、焦洋、焦东焱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符合法律规定。（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几点事实严重失实。1、阮小黄是初中生，户口本有记录，虽然参加了成人自考但未全部通过，未取得毕业证书，并非毕业近30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也不是政府安排工作的对象，否则她应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与医疗保险而不是参加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阮小黄新办的新县新集百草园幼儿王园（北园）招生人数仅61人而不是上诉人所说90人，阮小黄原来办的幼儿园最低招生108人，此次棚改中已被拆除，这证明阮小黄在此次棚改中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配合全村棚改尽了成员义务，理应享受棚改中的各种权益。新园在大量投资下仍然是五六十人保本运营，且面临同行竞争，证照三年一审随时可能停办，这不能为她提供充分生活保障，老园被拆就是例子，村民组提供的土地以及棚改的相关安置才是她稳定延续性的生活保障基础。3、《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新县上榨区域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中未提及“出嫁女”家庭不是村集体成员和不安置的表述，上诉人称不给“出嫁女”安置待遇是依据新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安置方案不是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焦治光、阮小黄、焦洋、焦东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焦治光、阮小黄、焦洋、焦东焱具备被告上榨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其他村民组成员享有同等的安置补偿待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阮小黄与焦治光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8年元月12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有两个子女，即原告焦洋、焦东焱。原告阮小黄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被告村民组，且被告村民组一直未对阮小黄家庭的承包地进行调整，亦未明确表示收回其名下的承包地。2018年8月4日，根据新县县城整体规划和新政办[2018]24号文件的要求，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对上榨区域进行改造，需征收新集镇新城居委会上榨、洞坪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和地上附着物，涵盖被告村民组所有区域。县政府征收被告土地后被告村民组村民可按村民组上报的原住村民名单每人享受无偿安置20㎡的商铺和每户3人一个停车位的拆迁补偿政策。后因被告村民组村民认为四原告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向棚户区改造专项指挥部报送四原告名单，导致四原告未能分得门面房及停车位，引起诉讼。另查，原告焦治光系山东省昌邑市北孟镇高阳东村人，1990年3月入伍，1991年考入长春市装甲兵技术学院，1993年军校毕业后，其所在的村民组取消了其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资格，收回了其名下的承包地及其他经济分配权。2005年12月1日是焦治光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有关规定退出现役（复员），庭审中焦治光称“我自己选择复员，安置费高些，比转业费高4万元”。退役后焦治光随其妻子阮小黄落户新县。2017年9月后焦治光在新县羚锐集团从事临时工。原告阮小黄与焦治光结婚后，为解决住房问题，2006年经县武装部、新集镇武装部及居委会及组织各方协商。被告村民组同意给原告阮小黄解决建房地皮一块，双方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协议约定“一、这块地皮坐落在上榨组下去北青蛙石下边，北与新城办安置户接邻；二、四界确定：南北宽壹拾米，东西长壹拾贰米。面积是壹佰贰拾平方米；三、作为本组出嫁姑娘，又是军人男到女家落户，本着拥军优属为原则，决定将这块地皮优先优惠给乙方，定价叁仟元整，一次性付清，即可开工。”，后原告阮小黄支付3000元取得该建设用地，该块地的许可证号为新农宅字（2012）第01222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原告是否具备被告村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四原告是否具备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考虑：1、四原告是否依法取得了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2、四原告是否长期在被告村民组生产和生活；3、四原告是否依赖于被告村民组所分配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4、四原告是否尽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阮小黄出生并落户于被告村民组，婚后亦未将户籍迁出，原告阮小黄婚后，被告上榨村民组并未对承包地进行调整或单独收回其承包地，被告阮小黄婚后亦未在其丈夫出生地的原村民组取得承包地，其仍然依赖于被告上榨村民组所分配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且婚后其仍然与丈夫及家人一起在被告村民组所在地生活；虽然随着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被告村民组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对所属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逐步弱化，但这并不能改变现阶段土地仍然属于农民基本生产资料的这一客观事实；庭审中，被告上榨村民组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阮小黄未履行村民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故，原告阮小黄具备被告上榨村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公民出生后随父或母落户后，便当然的具备其父或母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阮小黄的子女焦洋、焦东焱取得被告上榨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焦治光婚后基于婚姻关系落户被告上榨村民组并随妻子阮小黄在被告村民组生活，并非基于被告上榨村民组接纳为村民组成员而落户，且落户后并未在被告上榨村民组分配有承包地，并非依赖被告村民组的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且依据国家政策，其退伍后本应享受工作安置，但其本人自愿放弃安置工作的待遇，选择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费，并自谋职业；故，原告焦治光并不具备被告上榨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被告上榨村民组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在被告确定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时原告阮小黄、焦洋、焦东焱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安置补偿待遇。被告上榨村民组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后作出的安置分配方案虽在程序上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村民是否具有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否享受安置补偿待遇系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属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范围，该分配方案及表决结果与现行法律、政策相违背，侵害了原告阮小黄、焦洋、焦东焱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阮小黄、焦洋、焦东焱具备被告新集镇新城居委会上榨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与其他村民组成员享有同等的安置补偿待遇；二、驳回原告阮小黄、焦治光、焦洋、焦东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四份证据，《2002年6月2号清查原有人口及山坡油菜承包面积表》复印件一份；有上榨村四名村民代表签字和新集镇新城居委会加盖印章的《情况说明》一份；对于四名村民代表身份的《证明》一份；签发日期为2005年8月的阮成厚家庭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阮成厚家庭只有阮小黄的父亲阮成厚和母亲熊光凤二人享有承包山坡油菜地菜园面积，阮小黄不享有承包地，2002年6月2号再次分配时，只有阮小黄的父亲、母亲、弟弟、弟媳、侄子五人享有，阮小黄也不享有承包地。被上诉人质证称，阮成厚家庭户口本不是1999年的，拿现在阮成厚家庭的户口本证明不了分地时的家庭成员状况，不能证明阮小黄没分配土地，即使当时不给阮小黄分配土地也是错误的，侵犯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新县城区幼儿园和小学预防接种证查验责任单位划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其新园招生人数为61人，老园招生为108人；阮小黄单科合格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阮小黄参加的是成人自学考试，不是国家安排工作对象；三是签发日期为2005年8月的阮小黄家庭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阮小黄家庭成员情况及阮小黄文化程度为初中。上诉人质证称，第一二份证据恰恰说明阮小黄是靠开办幼儿园生活，不依靠该集体土地生存，户口本不能证明学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家庭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被上诉人阮小黄出生于1971年，1999年土地承包时其为阮成厚家庭成员，享有其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二审中上诉人上榨村民组提交阮厚成家庭户口本和被上诉人提交阮小黄家庭户口本的签发时间均为2005年8月，说明2002年再次分配土地时阮小黄尚未分户，其仍为阮成厚家庭成员，仍享有其家庭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上榨村民组上诉提交证据证明阮小黄未取得榨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应视为空挂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阮小黄出生后户籍一直在上榨村民组，婚后亦未将户籍迁出，上榨村民组并未对其承包地进行调整或单独收回，阮小黄亦未在其丈夫出生地的村民组取得承包地，阮小黄仍然依赖上榨村民组的分配土地作为其基本生活保障。由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作为上榨村民组村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逐渐弱化，但阮小黄婚后与家人一直在上榨村民组所在地生活，其开办的幼儿园亦建立在上榨村民组土地上，其和子女与上榨村民组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故上榨村民组上诉称阮小黄靠开办的幼儿园生活，不依靠该集体土地生存，阮小黄及其子女已不具备上榨村民组集体成员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查《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新县上榨区域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中，并没有关于“外嫁女”不安置的规定，且经过村民议定程序决定的事项亦不得违背法律规定，故上榨村民组上诉称对“出嫁女”不安置是依据新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安置方案且经村民组会议通过，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榨村民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上榨村民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红莉审判员  沈继红审判员  彭 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井超书记员熊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