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新乐市新开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4807952037W。负责人：高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强，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薪，男，199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定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海燕，女，199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定兴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志强，河北创奇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仲臣，河北创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任胜盖，男，199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定兴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新乐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薪、于海燕、原审被告任胜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兴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6民初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予以改判。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为316336元。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所承保的冀Ｆ×××××车驾驶人即原审被告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驶离现场，根据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依法不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之间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载明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对于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条款虽然属于免责条款，但不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所规定的“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不应认为无效条款，且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所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的规定，是驾驶人员应当知晓的基本常识，因此，适用上述因逃逸而不负责赔偿条款时不应苛求保险人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故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中的上述不负赔偿条款应为有效合同条款。在原审被告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而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况下，原判决判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当。在发生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况下，判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会造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人没有经济上的违法成本，显然不利于减少或者防止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加黑、加粗字体作为明显标志作出了提示，应当依法认定上诉人履行了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只规定了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并未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提示义务负举证责任。原判决以上诉人未按照规定履行法定提示义务，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显然不能成立。二、被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依法不应支持。由于冀Ｆ×××××车驾驶人即原审被告负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事故造成姚欣岳死亡，原审被告依法构成交通肇事罪，姚欣岳系受到犯罪侵犯死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原判决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予以支持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不应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姚薪、于海燕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本案双方虽然系合同关系，但作为原审被告任胜盖未收到任何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及商业保险合同，只是收到保险单，所以对于保险条款中所有的免责条款均不清楚，由于没有收到保险条款及保险合同，同时也没有接到上诉人的书面提示或说明，所以不适用上诉状中所称的保险法解释问题；2、作为违反交通安全法规是交警部门处理当中认定事故双方责任的法律依据，只有在投保人或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承担责任时保险公司才承担保险责任，所以该点根据上诉人上诉请求，以任胜盖明显违反交通法规为由要求不承担责任的说法不能成立；3、关于精神抚慰金，应当得到支持，作为上诉人采用的是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具有特别规定，其中第一百五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应当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同时依据上述规定，及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明确指出了交通安全法中76条的各项范围，其中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上诉人所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4、案件受理费不属于上诉范围。根据诉讼费缴纳办法，案件受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适用法律正确。任胜盖未答辩姚薪、于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抢救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51976．9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二原告变更第1项请求数额为378159．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姚薪、于海燕系姚欣岳的父母。2018年11月30日，任胜盖驾驶冀Ｆ×××××号小型轿车沿易定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14KM＋450M处，与同向行驶杨秀花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杨秀花受伤、电动自行车乘车人姚欣岳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任胜盖驾驶冀Ｆ×××××号车驶离现场。此事故经定兴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处理，认定任胜盖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经查，冀Ｆ×××××号车在人保新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同为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2月29日，因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1、二原告提交定兴县高里乡高里店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实原告姚薪、于海燕系死者姚欣岳的父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人保新乐支公司认为应以户口本记载为准。经与户主为姚进财的户口本原件进行核实，该证明与户口本记载一致，本院予以确认。2、二原告提交姚欣岳的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1份、户口本复印件1页、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复印件1份、死亡注销证明复印件1份，用以证实姚欣岳出生于2014年9月1日，因交通事故于2018年11月30日死亡。被告人保新乐支公司认为应提交证据原件。经核实，上述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本院予以确认。3、人保新乐支公司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1份，用以证实任胜盖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并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情形符合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据该规定，应免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二原告及被告任胜盖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保险公司并未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说明。本院认为人保新乐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属于格式合同，且由保险公司自行保管，并无投保人签字，不具有特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可以免除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但保险人仍负提示义务。因人保新乐支公司无证据证实其已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或已对其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过提示，故人保新乐支公司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并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冀Ｆ×××××号小型轿车在人保新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本次事故导致车外人员姚欣岳死亡，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现原告姚薪、于海燕要求人保新乐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因本次事故同时造成车外人员杨秀花受伤，并已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应在交强险各分项限额内为杨秀花预留相应份额，考虑杨秀花伤情较重，以预留1／2为宜。人保新乐支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后，被告任胜盖未依法采取措施，并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依据免责条款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任胜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予以谴责并受到法律制裁。但免责提示义务属于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若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即使投保人知道该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亦无从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人保新乐支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履行法定提示义务，故其主张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院对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姚薪、于海燕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二原告主张抢救费2823．94元、死亡赔偿金280620元、丧葬费35816元，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原告主张救护车费3900元，有正式票据证实，应予认定；二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人保新乐支公司认为数额过高，本院酌定1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二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丧失幼女，必已遭受严重精神痛苦，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上述损失中，抢救费2823．94元，未超出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1／2，由人保新乐支公司在该责任限额内全额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救护车费、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71336元，由人保新乐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承担55000元（110000元×1／2），超出的316336元，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应由人保新乐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全额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向原告姚薪、于海燕赔偿抢救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救护车费、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74159．9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姚薪、于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72元，由原告姚薪、于海燕承担74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承担689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因原审被告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驶离现场其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免责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可以免除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但保险人对该条款仍负提示义务。人保新乐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属于格式合同，且由保险公司自行保管，并无投保人签字，人保新乐支公司无证据证实其已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或已对其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过提示，故人保新乐支公司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并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意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被告依法构成交通肇事罪，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不应再赔偿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刑事法律的立法目的是惩罚犯罪兼顾保护人权，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因原审被告的过失造成姚欣岳死亡，姚薪、于海燕夫妇痛失爱女，心灵遭受了极大痛苦，应认定为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关于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案件受理费的问题。案件受理费不属于上诉范围。根据诉讼费缴纳办法，案件受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负担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7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娟审判员 田 苗审判员 万丙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