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8民终3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文，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斌，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东，男，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金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玉潭，江苏柏玉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小文因与被上诉人刘卫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9)苏0831民初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小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斌，被上诉人刘卫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玉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小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借条是被上诉人被迫所写，被上诉人涉嫌犯罪，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2、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上诉人就本案向金湖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目前也正在调查，本着先刑后民的原则，一审法院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被上诉人刘卫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卫东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张小文立即归还刘卫东借款335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日）；2、本案的诉讼费由张小文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刘卫东与张小文系朋友关系，因经营需要，张小文于2012年5月21日和2012年7月23日两次向刘卫东借款85万元和30万元，合计115万元。2012年11月16日、11月22日、12月28日、12月29日张小文通过收款的账户分别归还刘卫东借款10万元、5万元、10万元、10万元，合计35万元。2014年3月27日，刘卫东向张小文索款，张小文向刘卫东出具228万元的借条，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2016年3月1日，张小文向刘卫东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卫东人民币叁佰叁拾伍万元整。本人与刘卫东以前的借款借条作废。利息按月息2%计取。”后刘卫东多次索要，张小文一直未付，刘卫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刘卫东与张小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有刘卫东提交的借条和张小文的自认，足以认定。张小文应归还刘卫东的借款本金并承担利息。关于双方借款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刘卫东主张335万元，其中80万元按照张小文指示转账给刘丹，因张小文不认可，刘卫东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汇款80万元给刘丹是张小文的指示，刘卫东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关于刘卫东提出175万元是现金交付的主张，由于175万元属于大笔现金，刘卫东应当举证证明现金的来源和具体支付日期，以便一审法院进一步审查其真实性，刘卫东未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关于借款是否约定利息问题，虽然从2014年3月27日的条据中看，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但是2016年3月1日的借条中明确约定月利率2%。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来看，民间借贷出借人获取的利益是比银行利率高出的利息。出借人和借款人在出借时没有约定利息，不能排除双方在索要款项时重新约定或者在条据载明之前口头约定的利息，2016年3月1日刘卫东向张小文索款时在条据中载明月利率为2%，该利率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刘卫东也是主张从2016年3月1日主张利息，之前的利息并未主张，张小文抗辩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并不能免除双方重新约定所要承担的利息，张小文抗辩不承担利息与常理和现有证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335万元借条的形成不影响张小文民事责任的承担。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作出判决：一、张小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卫东借款本金80万元并承担利息（从2016年3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刘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600元，刘卫东负担25576元，张小文负担8024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新证据：短信聊天记录、2016年10月31日的建设银行转账1万元短信通知，证明在本案335万元借条出具之后，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借款1万元以及被上诉人还按照上诉人指示向案外人王金海汇款，汇款数额记不清楚。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主张出借335万元中有50万元是替上诉人还款给案外人周杰，但上诉人辩称由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借款未还，因上诉人无钱归还，被上诉人称可以为他向案外人周杰借钱周转，但周杰并未直接将借款给张小文，有可能是直接汇给了被上诉人，现被上诉人以替上诉人向周杰还钱为由头又将款项转回至周杰，而上诉人并未拿到借款。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刘卫东主张向上诉人张小文出借335万元，其中银行转账给张小文本人115万元，按照张小文指示转账给刘丹80万元、周杰50万元，在上诉人已还款35万元的基础上，又现金出借100多万元给上诉人。对此，上诉人张小文只认可收到银行转账115万元，并且已经归还35万元，其他都是高利息滚动形成。第一，被上诉人主张出借335万元中有80万元是经上诉人指示转账给案外人刘丹，但上诉人表示不认识刘丹，对此，被上诉人并无指示交付的证据；第二，被上诉人主张出借335万元中有50万元是替上诉人还款给案外人周杰，但上诉人不予认可，辩称未收到周杰借款，对此，被上诉人亦未提供指示交付证据，也未提供上诉人欠付周杰款项的证据；第三，被上诉人主张出借335万元中有100多万元是现金交付，但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四，被上诉人主张本案335万元借条系双方在2014年3月27日228万元借条的基础上结算形成，但对228万元如何结算形成以及由228万元如何结算形成335万元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主张两者差额部分就是被上诉人在228万元借条出具后又向上诉人出借的款项，但也未能提供款项出借的证据。第五，上诉人主张案涉335万元借条系其被胁迫出具，且被上诉人在索债过程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综上，本院认为刘卫东在本案中款项出借行为涉嫌“套路贷”违法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刘卫东现有证据证明出借款项115万元，在上诉人张小文陆续还款共计35万元后，也不出具凭证、不归还借据，却以335万元借条再次主张“权利”涉嫌恶意垒高“债务”数额的套路。第二，在刘卫东无证据证明转账给刘丹、周杰的款项是经张小文指示交付的情形下，张小文对款项形成过程的抗辩却反映被上诉人存在银行转账给其关联关系人，涉嫌制造资金虚假给付事实的套路。第三，根据上诉人主张刘卫东讨债过程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表明刘卫东还有可能存在暴力讨债的现象，涉嫌“套路贷”中通过各种方式非法讨债的行为。综上所述，本案刘卫东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上诉人张小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刘卫东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一审判决对此未能审查，进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二审依法予以纠正。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案件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9）苏0831民初6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卫东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3600元，退还给刘卫东；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0元，退还给张小文。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勇审判员 刘 弘审判员 吴志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