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30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8号广德大厦。法定代表人：陈文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爱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雄文，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石新大道179号二楼。法定代表人：龙裕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少翔，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04民初22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与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合同》，约定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向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购买服装，虽《采购合同》约定合同的标的是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客户与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共同的要求向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购买的，但实际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并未与外商签署买卖合同，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外商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在海关进行了报关出口；由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可知，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向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交付了货物，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系将货物直接交付给外商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同时，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还作为购货人收取了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作为销货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双方为联营出口合作合同，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主张。故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与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与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应为买卖合同关系。《采购合同》约定，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到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按交货数量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及收到客户的货款后5天内付款给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收取了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确认收到外商支付的货款，故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应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至于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提到的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经营异常、欠付税款等问题，现上述情形都已不存在；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被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纳入风险供货企业名单，但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并未因本案交易受到处罚，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风险名单也并无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的盖章及说明，故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现并无证据证实其有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事由存在，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仍拒不支付货款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存在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就本案货款，支付了25066.78元，尚欠货款247028.42元。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与被告同意将被告于2017年3月31日向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支付的用于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补缴税款的259098.60元款项按签订合同的顺序来进行抵扣被告欠付的货款本息，而本案系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起诉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十七件案件中按顺序排列的第一件，抵扣后就本案而言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已不欠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货款，故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主张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支付247028.42元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44.48元，由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合同性质认定错误。本案合同为进出口代理合同，而非一审认定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对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对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应仅从合同的名称来认定，而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和一般行业规范来认定。首先，从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所签订的《采购合同》内容来看，由被上诉人负责商品出口所需的码头费用等，并由被上诉人保证其出口产品不侵犯第三方商标权及其他工业产权，并保证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本合同的标的（货物）是按客户与被上诉人的要求购买，而且货物的质量交期等引起的一切责任均由被上诉人自负，货款也在上诉人收到客户的货款后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述这些由被上诉人负责及保证的内容，实质是商品出口出卖方的义务和责任。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采取“采购”之名，但合同内容符合进出口代理合同中出口代理合同的主要特征，货物由委托人（即被上诉人）和客户决定，进出口代理公司（即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代为出口，但进出口代理公司（上诉人）不承担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义务，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义务包括货物质量、交货期等由委托人（即被上诉人）承担，进出口公司（即上诉人）也不承担买方的付款义务，只是代收货款。其次，从纺织品行业的实践来看，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为无进出口经营杈的企业代理进出口业务也是纺织品行业的常见情况。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订立的合同更符合我国纺织品行业实践中常见的外贸代理合同的特征，本案合同应当定性为进出口代理合同。（二）一审法院对合同付款情况认定错误关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支付了合同款项，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存在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也无证据显示上诉人支付了案涉《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合同不含退税款部分的款项。2、一审法院在不认可上诉人对案涉《采购合同》的付款与《采购合同》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应当对全部53分采购合同付款情况进行总体的审计，不进行总体的审计无法查明本案付款情况，也是错误的。3、只需对双方全部的53份合同交易进行简单的总体核算，也能得出一审法院认定的付款情况与付款事实不符的结论。4、即便一审法院不认可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付款证据、认定付款与合同不能一一对应，在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出口货物全部53份合同中，双方是滚动付款结算，对53份合同付款情况进行总体审计，其中三份合同未收汇（未收汇事实可通过外管局查实），对剩余的50份合同，上诉人已付款金额认定为支付其中的哪部分合同款，均不影响双方的结算，也不影响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经核算，53份合同账面上总未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转交货款金额为610541.47元。一审被上诉人诉请的17份《采购合同》账面上未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转交货款金额为466983.30元。（三）一审法院对于支付案涉合同剩余的与退税款等额部分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认定错误。除前述款项支付之外，对于案涉合同剩余的与退税款等额部分的款项的支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暂不能予以支付。本案合同性质上是进出口代理合同，系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限公司委托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代理货物（衣物）出口，货物是作为代理人的上诉人按照客户与被上诉人共同的要求向被上诉人购买的，货物的质量交期等引起的一切责任（这些货物销售方的责任）由被上诉人自负，货款也只是由上诉人代收，在上诉人收到客户的货款后再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是本案合同标的物的真正销售方，是委托人；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出口代理人：客户是被上诉人的客户，被上诉人与客户有紧密的联系，虽然形式上是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外销合同，但实质是代理被上诉人出口货物。但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提供办理出口退税的全部的有效文件，其中有些出口退税接受查验所需的备查单据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要上诉人支付与退税款等额部分款项的转交款，需要举证证明其已经提供全部的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否则，被上诉人举证不能，付款条件不成就，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与退税款等额部分转交款的诉请应被驳回。而一审法院直接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存在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也无证据显示被告（上诉人）支付了案涉《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作出“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结论。既是对付款事实的错误认定，也是对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举证责任的错误分配，最终推导出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错误结论。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前述基础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基于原判决对合同性质以及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等事实的错误认定，其援引《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文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均是错误的。综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104民初2255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审理期间，依上诉人的请求，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53份采购合同的付款情况，依据双方约定的滚动付款方式，委托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按照采购合同的签约日期先后顺序依次抵扣收付款项，分别审计出对应的合同收款情况。双方对审计结论中合同对应的付款情况均无异议。上诉人为其垫付了审计费50000元。同时，上诉人在二审期间表示涉案《采购合同》，均已办理了出口退税事项。上诉人称案涉代理费标准是“以货物出口价款为基数，按每美元0.05元人民币的标准收取的”，此是通过双方已经发生的大量交易以及本系列案所涉《采购合同》金额与报关单上外销货值金额，根据“采购合同标的额=出口货物价款折合人民币货款（即采购合同对应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货物总价x参考汇率）+税费（出口退税金）-代理费用。”公式核算出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为合同的性质及是否符合约定的付款条件。首先，对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应仅从合同的名称来认定，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一般行业规范来认定，首先，从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所签订的《采购合同》内容看，由被上诉人负责商品出口所需的报关、商检、办证、码头等全部费用，并由被上诉人保证产品不侵犯第三方商标权及其它工业产权。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货物是按客户和被上诉人的要求购买，而且货物的质量交期等引起的一切责任由被上诉人自负，货款也在上诉人收到货款后支付给被上诉人。虽然双方合同采用“采购”之名，但符合进出口代理合同中出口代理合同的主要特征，货物由委托人和客户决定，进出口代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代为出口，但不承担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义务，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义务包括货物质量、交货期等由委托人承担，进出口公司也不承担买方的付款义务，只是代收货款。其次，从纺织品行业的实践看，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为无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进出口业务也是纺织品行业的常见情况，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订立的合同更符合我国纺织品行业实践中常见的外贸代理合同的特征，本案应当定性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其次，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约定的付款条件，双方《采购合同》约定，“货款在甲方（即上诉人）收到甲方客户的货款后支付给乙方（即被上诉人）”，双方对是否收到客户的货款亦存在争议。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收到客户的付款。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主张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本合同项下交易办理了出口退税，证明上诉人已收取客户货款。上诉人认为本案虽办理了出口退税，但是并无收到本案客户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64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47号]第一条的规定，申报退税必须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90日内申报，否则不再受理；如果税务机关己退（免）税款给出口企业，而出口企业逾期未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的，则税务机关一律追回已退（免）的税款。现上诉人并无提供税务机关追回已退（免）税款的证据。因《采购合同》并无约定客户是谁，被上诉人又未与国外客户签订合同，被上诉人难以向客户追讨货款，也无法证实客户已付款，被上诉人难以核查上诉人是否已经收到本案客户的付款；基于，上诉人亦确认涉案合同出口均已办理了出口退税。因此，本院采纳被上诉人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的主张，认定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认为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基本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对上诉人应偿付的货款认定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和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合同性质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另涉案审计费用50000元，鉴于上诉人仍应偿付全部货款及利息，故该审计费用应由上诉人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审计费5000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湛审判员 肖逸思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梁敏怡黄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