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0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科技学院，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滨港路999-26号。法定代表人：高小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格豪，辽宁盛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海辉街35号。法定代表人：高维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劲松，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丹林，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滨港路888号。法定代表人：高小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格豪，辽宁盛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科技学院（以下简称科技学院）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房地产）、原审被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教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2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技学院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非借款人。《借款合同》的抬头部分对借款人、贷款人、担保人的表示是清晰的，符合借贷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则，也体现了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尾部三方均记载为借款人，明显是笔误，贷款人也写成的借款人，显然与合同内容是矛盾的。上诉人主张误载不害真意的意思表示适用于本案《借款合同》，以抬头处和合同履行情况还原三方当事人的真实主体地位和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上诉人是担保人。2.被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内未向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经过。且上诉人在2015年8月31日出具支票的行为并非以明示方式为债务提供新的担保，上诉人对保证期间经过的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3.上诉人系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不具备成为担保人的资格。宝利房地产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上诉人科技学院是《借款合同》的借款人，而非担保人。原审被告阳光教育与上诉人存在特殊的关联关系，阳光教育为科技学院的唯一举办者即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原均为高智，现均为高小涵，主要管理人员刘义贤兼任阳光教育的总经理和科技学院的副校长。《借款合同》中的高智、刘义贤签字既代表阳光教育也代表科技学院，两者的法人意志、行为及利益等方面具有高度同一性和一致性。2.保证合同法律规定有特殊的要件形式，借款合同中仅抬头处有“担保人刘义贤”字样，此外，并没有任何关于担保责任等保证合同要件的表述，科技学院加盖公章处也并未注明任何担保人身份的内容。3.科技学院于2016年8月11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案涉全部借款金额11000000元支票的行为，本身就是表明其自愿还款，是对案涉全部借款和债务的再次确认和承担，被上诉人也予以接受。原审被告阳光教育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同意被上诉人答辩意见。宝利房地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共同偿还宝利房地产借款本金1056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13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宝利房地产持有签订日期为2015年2月13日的《借款合同》原件一份，内容为“借款人：高智，贷款人：吴福伟、担保人：刘义贤，借款人因资金短缺，向贷款人申请借款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万元整，期限贰个月，并承诺在2015年4月12日一次性还本。”合同下方列明三个借款人，分别由高智签字加盖阳光教育印章，吴福伟签字加盖宝利房地产印章，刘义贤签字加盖科技学院印章，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在答辩时认为宝利房地产印章模糊，在质证时看到借款合同原件后对答辩中提出的印章异议予以撤回；2.吴福伟系宝利房地产原法定代表人，高智系阳光教育原法定代表人，亦是科技学院法定代表人，科技学院章程载明阳光教育是科技学院唯一的举办者，工商登记显示刘义贤系阳光教育总经理，对此，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不持异议，且称刘义贤亦系科技学院副校长；3.宝利房地产称其于签订借款合同当日扣除利息440000元通过会计米春真向阳光公教育电汇10560000元，有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电汇凭证、交易流水为凭，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在质证时予以认可；4.宝利房地产持有两张转账支票，一张是阳光教育于2015年4月11日出票，金额为11000000元，一张是科技学院于2016年8月11日出票，金额亦为11000000元，宝利房地产称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以支票方式还款，但因支票账面余额不足，始终均未存入银行，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对阳光教育出具的支票无异议，但认为科技学院出具的支票实际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并提交该支票存根为凭，宝利房地产称支票存根的填写是阳光教育、科技学院自己内部登记使用，并且支票存根上也没有宝利房地产签字，阳光教育、科技学院认为科技学院的法定代表人已于2016年1月25日变更为高小涵，不能存在2016年8月11日出具支票加盖原法定代表人高智印章的情形，对此，宝利房地产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科技学院在支票账户所在银行预留印鉴历次变更记录，该银行提供证据显示科技学院于2016年11月15日才申请将法定代表人印章变更为高小涵，且宝利房地产提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执34号执行裁定书，文书中列明的被执行人科技学院的法定代表人为高智，宝利房地产以此裁定书证明2017年科技学院在法院列高智为该学院董事长时并未提出异议，存在高智去世后对外场合使用过高智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5.宝利房地产提交催款函及EMS查询单一份，用以证明其于2018年11月23日向科技学院及高小涵就案涉借款发出催款，2018年11月29日由收发室收，科技学院不认可收到催款函，但亦未说明收到何内容的文件；6.宝利房地产称2015年春节前，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原法定代表人高智称阳光教育、科技学院急需用款，主要是科技学院的工程款当天要付，而阳光教育、科技学院认为案涉借款系高智个人资金短缺，以阳光教育的名义借款，以科技学院的名义担保。因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与宝利房地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宝利房地产出借的资金至今未收回，故宝利房地产将阳光教育、科技学院诉至法院，要求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偿还本金1056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宝利房地产应对与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款数额、支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应对其反驳事由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关于宝利房地产要求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偿还借款本金10560000元一节，因宝利房地产及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均在《借款合同》上盖章，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原法定代表人高智在借款人处签字，且宝利房地产实际向阳光教育电汇借款，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先后向宝利房地产交付了还款支票，在支票未承兑后，宝利房地产要求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共同还款并不无当，虽然借款合同及还款支票上金额均为11000000元，但宝利房地产以其实际转账的10560000元向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主张还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宝利房地产要求阳光教育、科技学院自2015年4月13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节，因借款合同中明确承诺2015年4月12日还款，逾期还款宝利房地产必然存在利息损失，现宝利房地产要求还款人自约定还款日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予以支持。关于阳光教育、科技学院抗辩已过诉讼时效一节，因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且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均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均为同一法定代表人，阳光教育、科技学院先后支付还款支票及宝利房地产向科技学院及法定代表人的催款均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虽然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主张以支票存根上自行书写的日期对抗支票票面实际记载的日期，但此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无法采信。另外，宝利房地产催款函于2018年11月23日出具，应自此催款函签收之日起算三年诉讼时效，至宝利房地产起诉之日，期间并未超过三年，即使科技学院不认可收到该催款函，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宝利房地产以EMS回执主张科技学院已签收的情况下，科技学院应就签收文件非催款函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无据佐证的情况下，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阳光教育、科技学院抗辩宝利房地产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一节，因其抗辩事由之一是借款合同上盖有的印章印迹模糊，但该抗辩事由在质证见到借款合同原件后阳光教育、科技学院自行撤回该异议，且质证过程中对宝利房地产的付款凭证的证据名称及证明事项无异议，故阳光教育、科技学院此项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科技学院抗辩其应是担保人非借款人且担保期限已过一节，因借款合同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表明科技学院是担保人，科技学院指出合同下方借款人字样应为担保人，属于书写错误，但按照法律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借款合同中科技学院盖章处未明确注明担保人身份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双方形成保证合同关系，且科技学院自认其作为学校不具备成为担保人的资格，在此情况下其抗辩科技学院为担保人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关于科技学院抗辩其不应还款一节，因科技学院以原法定代表人高智去世后的支票上不应出现高智印章为由对宝利房地产持有的出具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的支票提出异议，但相关银行出具的证据中显示科技学院于2016年11月16日才变更银行印鉴，与其陈述相悖，应由阳光教育、科技学院作出合理解释，在阳光教育、科技学院无据证明宝利房地产持有支票非科技学院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宝利房地产提出的科技学院以出具还款支票的行为表明其同意自愿还款的观点，对科技学院主张的不应还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宝利房地产提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阳光教育、科技学院抗辩意见无据佐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阳光教育及科技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宝利房地产借款本金10560000元并自2015年4月13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后为42580元，由阳光教育及科技学院共同负担。二审中，本案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鉴于原审被告阳光教育未提出上诉，故其在原审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经过的抗辩，二审不予理涉。综合上诉人科技学院和被上诉人宝利房地产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科技学院是否为案涉《借款合同》的保证人。首先，保证是合同，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保证合同成立有以下五种方式：1.订立书面保证合同；2.主合同定有保证条款，保证人在主合同上签字或盖章的；3.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未提出异议的；4.自然人之间的口头保证合同，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也视为保证合同成立；5.主合同虽无保证条款，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其次，保证合同成立的前四种方式不适用本案。关于保证合同成立的第五种方式，虽然案涉《借款合同》抬头“担保人”处有刘义贤签字，但是刘义贤在落款“借款人”处签名，“借款人”处也加盖有科技学院印章，案涉《借款合同》中亦无关于在阳关教育不履行债务时，由科技学院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约定，故无据认定宝利房地产与科技学院之间业经要约、承诺的方式成立了保证合同。第三，关于科技学院主张“误载不害真意”的意思表示适用于本案《借款合同》的上诉理由，即《借款合同》落款处虽书写为“借款人”，但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不一致，其应为保证人，此涉及到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意思表示，当能证明的表意人的“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的“客观含义”不一致时，意思表示是按照内在意思还是按照外在表示的客观含义发生法律效果，乃意思表示解释的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根据此规定，在意思表示的受领人不享有其他解释资料，即受领人不知表意人的内心真意，受领人只能从外在表示推知表意人的意思，在受领人尽到合理的交易上注意义务之后，对外在表示客观含义的合理信赖就应当优于表意人的内心真意得到保护。本案中，虽然科技学院主张的其内在意思即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与外在表示即非借款人不一致，但科技学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作为意思表示受领人的宝利房地产知道其内心真意，或者宝利房地产在尽到交易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后应当知道其内心真意，此时，优先保护的就非作为表意人的科技学院的意思自治，而是作为受领人的宝利房地产的合理信赖，进而就无科技学院主张的“误载不害真意”的适用余地。综上所述，科技学院关于其为案涉《借款合同》保证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160元,由大连科技学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勇峰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李淑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