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86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翁志荣，女，汉族，1974年2月28日出生，南京戈尔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理，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为林（系翁志荣丈夫），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红，江苏泰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丁楚童，男，1990年8月3日出生，汉族，宇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娅菲，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普迪建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50号。法定代表人：康红兵，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桥民，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戈尔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长虹路4号。法定代表人：翁志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为林，男，汉族，1972年6月25日出生，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红，江苏泰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翁志荣因与被上诉人丁楚童，原审第三人南京普迪建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迪公司）、南京戈尔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戈尔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5民初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翁志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翁志荣与丁楚童签订的转租合同，并驳回丁楚童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丁楚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丁楚童个人与普迪公司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丁楚童与普迪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1.2018年3月3日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是否有将房屋租赁合同主体变更为普迪公司和丁楚童，丁楚童回复“想去变更，但变更不过来”，该陈述可以证明，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是戈尔登公司，丁楚童并非与普迪公司合同的签订主体。2.普迪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多处矛盾，不符常理。丁楚童和普迪公司称《房屋租赁合同2》室为了开具发票需要而签订，但《房租租赁合同1》由戈尔登公司为承租人，就可以给戈尔登公司开票，故《房屋租赁合同2》仅为开票而生的主张不成立。普迪公司陈述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之大合同（非补充协议部分）是为了开租赁发票，而事实是依据《房屋租赁合同2》之小合同（即补充协议部分）出具发票的（翁志荣已提供发票证实）。3.丁楚童一直冒用戈尔登公司的名义与普迪公司交涉租赁事宜，且普迪公司自称案件纠纷涉诉前才知晓丁楚童非戈尔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事，故从双方交往函件中亦可证明戈尔登公司才是普迪公司租赁合同的向对方。4.翁志荣有合理理由怀疑《房屋租赁合同1》中“丁楚童”的相关字迹是后期添加形成，一审法院未准许启动笔迹鉴定形成时间的鉴定程序，有违公平公正，程序不当。二、2014年12月12日，丁楚童将戈尔登公司的全部资产（包含所有股权即法定代表人）转让给翁志荣，戈尔登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翁志荣。三、丁楚童在与翁志荣签订合同转租案涉房屋时存在严重欺诈，属于法定的应当撤销或无效合同。1.丁楚童对案涉房屋没有转租权。案涉房屋产权人普迪公司在一审中多次明确表示案涉房屋禁止转租、分租，不同意丁楚童转租给翁志荣。2.丁楚童与翁志荣签订房屋转租合同时涉嫌严重欺诈甚至犯罪。丁楚童出具了其与普迪公司签订的合同及普迪公司同意转租的的证明，均系丁楚童伪造。丁楚童采取伪造合同、伪造同意转租证明的手段，致使翁志荣误以为丁楚童有转租权。翁志荣确系受到丁楚童欺骗才与其签订租房合同，该租房合同应当予以撤销。四、一审中，丁楚童回答法庭关于“一手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提问时，明显矛盾，一会儿其个人是承租人，一会儿公司为承租人，不管个人承租人还是公司承租人都与戈尔登公司所称的“个人和戈尔登公司为共同承租人”相矛盾。“个人和戈尔登公司为共同承租人”只是第三人普迪公司为解决自身诉讼风险所作出的一种解释而已。该解释显然违背客观事实，亦违反常理。翁志荣虽为与丁楚童签订租房合同的名义承租人，但该租赁合同是为了戈尔登公司的经营运作订立的，且该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亦为戈尔登公司，租金亦由戈尔登公司交纳。故转让后的戈尔登公司才是丁楚童的实际承租人。如是说丁楚童没有出示其为大物业的承租人的合同，翁志荣还与他订立什么租赁合同呢？且双方的转让协议和租赁合同一再声明是以丁楚童个人与普迪公司存在租赁合同为前提的，因此，事情的真相就是被丁楚童设下的陷阱，作出了虚假陈述，隐瞒了与订立合同相关的重大事实，使得翁志荣陷入错误的认识而签订了3100平方米物业、半年租金为71万元的租房合同。五、普迪公司认为戈尔登公司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也是实际经营单位，现普迪公司一直要求戈尔登公司履行2014年8月20日的租赁合同并交纳房租，而戈尔登公司已结清2020年4月17日之前的全部租金。丁楚童辩称：一、本案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翁志荣与丁楚童签订租赁合同后至今仍在使用案涉房屋，理应按照约定支付租金。丁楚童于2014年8月20日以本人名义与普迪公司签订了承租4482平方米房屋的租赁合同，丁楚童系该合同约定面积房产的承租人。丁楚童与翁志荣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翁志荣租赁经营的面积为3100平方米，第11条约定，丁楚童总体物业合同4482平方米，但翁志荣只对酒店连通公共部分及停车场享有承租使用权，剩余物业与翁志荣没有关系，翁志荣对此表示理解，并无异议。并且丁楚童与翁志荣签订的租房合同约定，丁楚童将案涉3100平方米房屋租赁给翁志荣使用，期限从2014年12月18日至2024年12月17日。本案涉及的房租发生于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翁志荣在该时间段正常使用该房屋，且之前双方均守约履行，因此，翁志荣拒付相应房租的行为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翁志荣的上诉请求。普迪公司述称，翁志荣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本案的由来与背景有关2014年8月20日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签订的为期10年的租赁合同，事实上，该合同由普迪公司、丁楚童和戈尔登公司共同签订。二、戈尔登公司关于已向普迪公司结清了2020年4月17日之前的全部租金的上诉理由，也与客观事实不符，翁志荣并未结清相应租金。三、普迪公司对于丁楚童与翁志荣签订案涉房屋转租合同一事并不知情，本案诉讼产生后才得知。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转租合同，普迪公司始终声明保留向丁楚童主张其擅自转租房屋的法律责任。四、普迪公司未与丁楚童个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也没有提供过同意转租证明，相应证明中普迪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戈尔登公司述称，其认可翁志荣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戈尔登公司已依据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的合同向普迪公司缴纳了全部4482平方米物业的租金，租金交纳的截至时间是2020年4月17日。翁志荣承租丁楚童的房屋是用于戈尔登公司的经营，戈尔登公司使用一次物业，只需要交纳一次租金。丁楚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翁志荣向丁楚童支付自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的房屋租金60.2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翁志荣承担。翁志荣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撤销翁志荣与丁楚童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租房合同》；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丁楚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8日，戈尔登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变更为丁楚童一人作为股东的个人独资有限公司。2014年8月20日，丁楚童、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及《补充协议》。《房屋租赁合同1》约定：普迪公司将坐落在长虹路4号、面积4482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戈尔登公司；租期为十年，从2014年10月18日至2024年10月17日止；房屋租金数额为起始年租金98.15万元，前四年租金数额不变，从2018年10月18日开始每年租金为149.2万元，2019年10月18日起每年递增3%；装修折让期为4个月，即从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2月17日止，折让期免租金；未经普迪公司书面批准，承租人不得对房屋进行任何形式的转租、分租、对外承包、合作经营或联营，否则视为承租方违约，普迪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承租方承担导致合同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补充协议》约定了房屋内设施等使用费，具体数额为起始年租金65.44万元，前四年租金数额不变，从2018年10月18日起开始每年租金为99.46万元，2019年10月18日起每年递增3%；装修折让期为4个月，即从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2月17日止，折让期免租金。在《房屋租赁合同1》及《补充协议》的首部主体部分，普迪公司与戈尔登公司均为打印字体，丁楚童为手写字体，一审中，普迪公司和丁楚童均认可承租主体包括丁楚童和戈尔登公司，翁志荣认为“丁楚童”系后加上的，要求对“丁楚童”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4年8月20日，普迪公司与戈尔登公司又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2》，该份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房屋租赁合同1》约定的房屋租金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设施等使用费之和，租赁期限、付款方式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的约定，《房屋租赁合同2》与《房屋租赁合同1》基本一致。对于签订该份《房屋租赁合同2》的目的，丁楚童和普迪公司称是为了方便开具租金发票，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是《房屋租赁合同1》及《补充协议》。2014年12月12日，丁楚童与翁志荣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丁楚童同意将戈尔登公司转让给翁志荣，公司的主要资产为租赁经营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格林加盟酒店，建筑面积约为3100平方米；丁楚童与普迪公司所签订的总体物业合同共4482平方米，但翁志荣只对其格林加盟酒店连同公共部分（含宾馆后楼梯消防通道）及停车场享有承租使用权，其余剩余物业与翁志荣无任何关系，翁志荣表示对此明确及理解且无异议；租期从2014年12月12日至2024年10月17日止；租赁物转让费为470.3万元，该费用包括房屋押金25万元，该房屋押金用于冲抵翁志荣最后一期房租；第一期房租，即自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17日的房屋租金为47.3万元；租金缴纳方式为每年按时交付，具体房租标准参照附件《甲乙双方的租房合同》；如普迪公司因双方本次行为而不同意翁志荣在本协议地点进行正常使用，丁楚童赔偿翁志荣的全部损失。《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特此说明：因丁楚童与普迪公司所签署整体房屋租赁合同时丁楚童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从法律意义上为公司对公司签署，但双方现因方便经营及管理，将戈尔登公司所有执照变更给翁志荣；变更完成后，翁志荣为戈尔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原有公司所存在的债权债务在交接前由丁楚童承担，与翁志荣无任何关系；在交接后所有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翁志荣自己承担；丁楚童在翁志荣交付第四笔款项前（丁楚童办理完所有证照手续变更过户后一个月内），应将丁楚童担任法定代表人时代表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所签署整体房屋租赁合同更改为丁楚童个人与其签署。2014年12月19日，戈尔登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由丁楚童变更为翁志荣。2015年2月10日，丁楚童与翁志荣签订一份《租房合同》，约定：丁楚童将坐落于长虹路2-4号、面积3100平方米的房屋现格林联盟酒店租赁给翁志荣使用；租赁期限从2014年12月18日至2024年10月17日；租金数额为起始年租金为142万元，前四年不变，从2018年10月18日起为166.04万元，接下来每年递增3%；租金缴纳原则为先付清租金后承租房屋；租金缴纳周期为每半年支付一次。按照《租房合同》的约定，在2017年10月18日前，翁志荣应向丁楚童支付2017年10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的租金71万元，丁楚童自认翁志荣已支付了10.8万元，尚有60.2万元未支付。一审中，翁志荣提供了一份由普迪公司和丁楚童个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房屋租赁合同3》）复印件以及加盖普迪公司印章的《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原件。《房屋租赁合同3》约定：普迪公司将坐落于长虹路4号、面积4482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丁楚童；起始租金为212.66万元，前四年租金标准不变，从2018年10月18日开始每年租金为248.66万元，2019年10月18日起每年递增3%。《同意转租转让证明》载明：同意丁楚童将承租的长虹路4号商业用房部分转租给翁志荣开设酒店使用，作为产权人，普迪公司同意并认可丁楚童与翁志荣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并保证翁志荣在协议期间的合法使用权。翁志荣称，上述《房屋租赁合同3》）复印件以及《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原件均系丁楚童在签订《租房合同》前向其提供的，导致翁志荣相信丁楚童有合法的承租权，并参照该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来计算其应该支付给丁楚童转租房屋的租金。丁楚童称，其并未向翁志荣提供以上两份材料。普迪公司认为《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中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故申请对印章真伪进行鉴定。此后，翁志荣经过比对确认，认可《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中所加盖的普迪公司公章系伪造的。由于翁志荣自认其提供的《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中普迪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的，该份证据不能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未准许普迪公司申请公章真伪的鉴定申请。2017年11月6日，戈尔登公司向普迪公司送达一份《公司更换法定股东及代表人的通知函》，载明：戈尔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已经由丁楚童变更为翁志荣；因丁楚童遗失了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要求普迪公司提供一份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复印件。普迪公司向翁志荣出示了《房屋租赁合同1》和《补充协议》，以及《房屋租赁合同2》。一审中，普迪公司表示不同意丁楚童将案涉房屋转租给翁志荣，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存在转租行为，普迪公司将解除与丁楚童、戈尔登公司签订的合同、收回案涉房屋，并另案进行起诉解决。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丁楚童个人是否与普迪公司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二、《租房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三、翁志荣是否应该向丁楚童支付房屋租金及具体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丁楚童个人是否与普迪公司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1》和《补充协议》，以及《房屋租赁合同2》均系普迪公司与戈尔登公司、丁楚童之间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不违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自成立之日起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由于普迪公司和丁楚童在庭审中亦均认可4482平方米房屋的承租主体包括戈尔登酒店公司和丁楚童，合同文本中也有丁楚童的签字，无论“丁楚童”的名字是合同签订时形成的，还是签订合同之后加上的，作为出租人的普迪公司同意或者追认的情况下，丁楚童即属于合同的相对方之一，故一审法院认为，丁楚童与普迪公司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由于普迪公司与丁楚童均确认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文本为《房屋租赁合同1》和《补充协议》，《房屋租赁合同2》仅是为了开具租赁发票使用，结合合同文本中涉及的租赁标的、租金数额、权利义务等约定内容，一审法院对普迪公司和丁楚童的意见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还认为，即使翁志荣认为丁楚童在《房屋租赁合同1》和《补充协议》，以及《房屋租赁合同2》上的签字是代表戈尔登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特此说明约定，翁志荣当时也同意其在接手戈尔登公司后，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之间签署整体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由丁楚童个人享有，戈尔登公司不再享有，即从丁楚童和翁志荣内部约定效力的角度，与普迪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主体应该是丁楚童个人，因此，对于“丁楚童”是否为后加上的，对于本案的裁判无直接影响，故对于翁志荣要求对“丁楚童”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租房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翁志荣认为丁楚童向其提供了虚假的《房屋租赁合同3》以及《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导致翁志荣对涉案房屋的承租主体以及租金数额作出错误的判断，即翁志荣受到丁楚童的欺诈而作出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租房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翁志荣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3》复印件，因未能提供相应的原件进行核对，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对于翁志荣提供的《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由于普迪公司对其公章真实性提出疑问后，翁志荣自认该《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中的公章系伪造的，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亦不予确认。由于翁志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房屋租赁合同3》复印件以及《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系由丁楚童提供，其也未提供其他确切的证据证明丁楚童存在欺诈或者其他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故对于翁志荣要求撤销《租房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普迪公司表示对丁楚童转租房屋的行为不知情、不同意，其将另行采取法律途径解除与丁楚童之间的合同并收回房屋的事宜，一审法院认为，丁楚童与翁志荣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以及《租房合同》均明确约定，若因普迪公司不同意转租等行为导致翁志荣无法正常使用房屋，丁楚童对于翁志荣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普迪公司是否对于丁楚童的转租行为提出异议，并不影响丁楚童与翁志荣之间《租房合同》的效力。如果普迪公司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导致丁楚童与翁志荣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及《租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翁志荣造成经济损失，翁志荣可依照约定要求丁楚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翁志荣是否应该向丁楚童支付房屋租金及具体金额。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丁楚童与翁志荣之间签订的《租房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在丁楚童将房屋及设施交付给翁志荣使用后，翁志荣应该按照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由于翁志荣未按约定期限足额向丁楚童支付2017年10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的租金，故对于丁楚童要求翁志荣支付尚欠租金60.2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翁志荣提出在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戈尔登公司享有一定的免租期，该免租期的利益应该由翁志荣享有，因翁志荣此前已将该免租期内的租金支付给丁楚童，故即使翁志荣欠付丁楚童租金，该免租期内的租金亦应该从欠付租金中扣除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普迪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主体为丁楚童和戈尔登公司，在翁志荣与丁楚童签订《转让协议》以及《租房合同》时明确约定，戈尔登公司此前的债权债务由丁楚童享有，与翁志荣无关，故对于翁志荣要求抵扣免租期内租金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翁志荣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丁楚童支付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的剩余房屋租金60.2万元；二、驳回翁志荣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820元，由翁志荣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翁志荣负担。二审中，翁志荣、戈尔登公司对一审判决书中“由于翁志荣自认其提供的《同意转租转让证明书》中普迪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的”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认为翁志荣在一审中称该公章是丁楚童在签订转租合同的时候由丁楚童伪造的，一审判决的描述与翁志荣在一审中所作的陈述不一致。翁志荣、戈尔登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丁楚童、普迪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于翁志荣、戈尔登公司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查阅一审卷宗，见2018年5月18日一审庭审中，法庭请一审被告、反诉原告翁志荣举证时，翁志荣向法庭举证时称提交“丁楚童伪造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同意转租转让证明原件，用于证明其是在丁楚童欺骗下陷入错误认识，签订了转让协议和租房合同，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南湖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用于证明其已就丁楚童的诈骗行为进行了报案”。2018年5月25日，一审法院在与翁志荣、戈尔登公司谈话形成的笔录记载，法庭告知翁志荣、戈尔登公司，普迪公司认为翁志荣、戈尔登公司提供的同意转租证明上的印章并非普迪公司真实印章，并就此申请鉴定。翁志荣、戈尔登公司陈述，同意租房合同是丁楚童提供给其的，其也认为该公章确实是假的公章。既然其和普迪公司都认为该公章是假的，暂时就没有必要申请鉴定了，由于这个证明是丁楚童提供的，其会将丁楚童私刻公章的事情向公安机关报案。综合上述卷宗材料可见，相应同意转租转让证明系由翁志荣提交，翁志荣在其后亦向一审法院认可该证明上的公章确实是假的。一审法院的相应事实认定有充分证据在卷作证，翁志荣、戈尔登公司的此项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翁志荣、戈尔登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一、普迪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出具的通知一份，用于证明普迪公司向戈尔登公司催交租金的事宜；二、电子回单打印件三张，用于证明戈尔登公司交纳了2280600元。丁楚童对上述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陈述，该通知明确了所通知的对象包含丁楚童，可见，普迪公司认可丁楚童的房租承租人身份，同时，该通知催缴的是4482平方米房屋自2019年4月18日开始的租金，实际上，2019年4月17日之前的全部租金全部是由丁楚童个人交纳的，翁志荣多次拖欠租金；二、对电子回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普迪公司同意丁楚童的上述质证意见，并陈述，一、其认可2019年7月15日的通知，但也可以看出丁楚童存在违法转租行为，其已就该违法转租行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二、电子回单的付款时间都在2019年11月7日，即便真实，也是在普迪公司解除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之后补交的，与本案无关，该补交行为不影响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本院询问翁志荣，其认为其已交纳案涉房屋的租金至2020年4月17日，其是按什么计算标准支付。翁志荣回复，其是根据普迪公司与戈尔登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的租金。丁楚童陈述，翁志荣交纳的租金并没有达到翁志荣应当向丁楚童交纳的房租金额标准。本院询问翁志荣，其为何没有按其与丁楚童签订的转租合同的租金标准支付相应租金。翁志荣回复，因为普迪公司发函的过程中知道了戈尔登公司是第一承租人的身份，所以其直接履行第一承租人的身份，按照2014年8月20日普迪公司与戈尔登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相应租金。二审中，翁志荣与丁楚童一致确认，丁楚童实际于2014年12月将案涉房屋交由翁志荣使用。本院询问普迪公司，其认可翁志荣、戈尔登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2019年7月15日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其是因为戈尔登公司与丁楚童没有在2019年4月18日之前交纳租金而要求解除合同，且其还曾于2019年6月12日向戈尔登公司、丁楚童发函催交过租金。普迪公司回复，是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2019年4月18日前戈尔登公司与丁楚童应当缴纳124.33万元，但丁楚童只交纳了部分，所以其向戈尔登公司和丁楚童发出了催款函，戈尔登公司给其回复了函件，明确表示不交纳租金，在这种情况下，普迪公司又发出了解除函，解除函发出后10日内，戈尔登公司仍没有履行义务，所以其已于2019年9月将戈尔登公司、丁楚童、翁志荣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起诉丁楚童、戈尔登公司，是因为他们是租赁合同的共同承租人；起诉翁志荣，是因为戈尔登公司个人独资公司，戈尔登公司和翁志荣的财产混同，因此，翁志荣作为戈尔登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询问普迪公司，本案诉讼是丁楚童于2018年1月提起的，一审法院已于2018年3月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该次庭审后，其已明确知晓丁楚童将案涉房屋转租的事实，为何其仍在2019年6月向丁楚童和戈尔登公司催交房租。普迪公司回复，丁楚童与戈尔登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与丁楚童转租案涉房屋是两个事情，其不认可丁楚童向翁志荣转租案涉房屋，但因本案还在审理中，尚未最终确认合同的性质，所以其在解除理由中没有将违法转租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本院询问普迪公司，其在2019年9月之前有没有要求翁志荣或戈尔登公司迁让案涉房屋。普迪公司回复，其在上述2019年7月的解除通知中已明确了迁让要求，但2019年7月之前，其未曾要求翁志荣或戈尔登公司迁让。本案二审中，普迪公司陈述，案涉房屋的用途是酒店经营，所以戈尔登公司肯定是实际经营主体，而丁楚童作为共同承租人的原因是因为，戈尔登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普迪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不被流失，认为投资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丁楚童是作为共同承租人的。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中，经戈尔登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授权戈尔登公司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龄向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南湖派出所调取2018年3月11日秦为林报警关于丁楚童涉嫌诈骗的相关调查材料。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南湖派出所出具的相应询问笔录载明，丁楚童在接受该局询问时陈述，其是长虹路2号-4号（格林联盟酒店、养老院、逍食客小卖部）的房东，翁志荣是其房客，翁志荣的老公是秦为林，其还将戈尔登公司转让给翁志荣，秦为林相当于是翁志荣的代理人。其在58同城等网站上发了转让公告，他们就来找其谈转让的事，其给他们出示了其和戈尔登公司作为合同乙方与普迪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戈尔登公司与普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当时因为这边是4482平方米，他们说只要酒店部分，其他部分（养老院、小卖部）太麻烦了。其跟他们口头讲的可以转租给他们，也确实转租给他们了，其从未向他们出具这块地能够进场转租的证明。2017年初，他们说养老院加固有噪音，影响酒店经营，要求其减免租金，但具体多少没谈，他们还在2017年12月时起诉南山园养老院和小卖部，认为该两处有义务向他们交纳房租，南山园的诉讼他们当场撤诉，小卖部的诉讼被法院驳回。以上事实，有通知、电子回单、询问笔录，一审法院庭审笔录、谈话笔录以及本院询问笔录等在案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丁楚童是否系案涉《房屋租赁合同1》的主体；二、翁志荣关于其受到丁楚童的欺骗才与丁楚童签订案涉《租房合同》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三、一审法院判令翁志荣向丁楚童支付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的剩余房屋租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1.根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房屋租赁合同1》系普迪公司、丁楚童与戈尔登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2.本案一、二审中，普迪公司与丁楚童均认可，该合同的承租主体包括丁楚童和戈尔登公司；3.翁志荣与丁楚童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系丁楚童与普迪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双方另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租房合同》则约定，翁志荣知晓该房屋是丁楚童自普迪公司承租而来，丁楚童与普迪公司所签订的总体租赁合同承租的面积共计4482平方米，但翁志荣只对其格林联盟酒店连同公共部分（含宾馆后楼梯消防通道）及停车场享有承租使用权。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丁楚童与普迪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二，翁志荣上诉称，其系受到丁楚童的欺骗而与丁楚童签订了案涉《租房合同》，丁楚童转租案涉房屋时向其出示了丁楚童与普迪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普迪公司同意丁楚童转租的证明，而丁楚童实际无权转租案涉房屋，导致其错误地认为丁楚童有转租权。对此，本院认为，1.丁楚童因翁志荣欠付租金于2018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秦为林于2018年3月向公安机关报案称丁楚童涉嫌诈骗，而公安机关就此询问丁楚童时，丁楚童已明确表示其并未出具过同意转租的证明；2.翁志荣在本案一审于2018年3月第一次庭审中已提起反诉称，其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但直至2018年5月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同意转租证明；3.上述同意转租证明系翁志荣提交，翁志荣虽在本案中一直强调该证明系丁楚童向其出具，但丁楚童对此并不认可；4.翁志荣与丁楚童一致认可，丁楚童已于2014年12月签订《转让协议》时即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给翁志荣，而翁志荣是在接手案涉房屋近两个月之后，才于2015年2月与丁楚童另行签订了《租房合同》，在此期间，翁志荣如对丁楚童的转租权有疑问，可以找到普迪公司询问相应情况，但翁志荣直至本案2018年3月的庭审中才以受到欺骗为由要求解除《租房合同》，而在此之前从未向普迪公司或丁楚童提出过上述异议，甚至已向丁楚童支付了2015年2月至2017年10月17日期间的租金。综合上述情况，翁志荣关于其签订案涉《租房合同》系受到丁楚童欺诈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亦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翁志荣关于其系受欺诈而与丁楚童签订案涉《租房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租房合同》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丁楚童依据《租房合同》的约定要求翁志荣支付欠交租金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仍无不当。综上所述，翁志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20元，由上诉人翁志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劲松审判员  王 路审判员  李 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倪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