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志军，男，199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显，云南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彬，男，1987年9月21日出生，白族，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儒叶，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罗志军因与被上诉人杨晓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8民初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会见了上诉人罗志军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显，被上诉人杨晓彬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何儒叶，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志军上诉请求：撤销永平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8民初44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罗志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杨晓彬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1、原审法院将“合同转让的主标的为大理矿泉水在永平的销售代理权”（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永平销售代理权），与转让中卖出水票实际数量的欺诈行为割裂开来判决，认定水票实际数量有欺诈行为判决进行赔偿“经济损失共计6528元”，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欺诈合同没有部分条款欺诈赔偿的法律依据，该案也没有起诉违约赔偿的诉讼请求，欺诈的民事合同行为不能割裂，而不是无效的民事合同可以部分无效或者全部无效。2、在原审法院判决后，2019年10月9日罗志军向大理神野有限公司了解杨晓彬的矿泉水永平销售代理权时才知道，杨晓彬的代理权已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且到期后未续签合同。杨晓彬没有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永平销售代理权，原审法院认定的“合同转让的主标的为大理矿泉水在永平的销售代理权”也是欺诈行为。罗志军一审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合同法的规定，首先杨晓彬已经没有代理权，但转让协议中第一条1.甲方将其持有的博南东路37-2大理矿泉水永平水店销售代理权终身转让给乙方，完全属于欺诈行为。其次大理神野有限公司与杨晓彬签订的《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第五条双方义务（二）乙方义务人明确约定乙方（杨晓彬）“不以任何形式将神野矿泉的经营权或客户擅自转让或赠与他人”，即杨晓彬在代理期间也无权擅自转让。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罗志军与杨晓彬2019年4月2日签订的《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3、罗志军同意该协议撤销后杨晓彬返还罗志军转让费，罗志军返还杨晓彬转让的实物资产，已经确认杨晓彬的水票516张损失由杨晓彬承担，不能确认双方何方卖出的水票数量的损失各承担50%。综上所述，请依法支持罗志军的上诉请求。杨晓彬辩称，罗志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罗志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一、罗志军与杨晓彬签订的《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欺诈，不具有合同可撤销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双方签订《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约定将杨晓彬所拥有的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店整体转让给罗志军,转让的标的包括店铺剩余的房租、客户资源、饮用水水桶,剩余桶装水、三轮摩托车、水票、押金、发票和营业执照等。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杨晓彬向罗志军交付了全部的合同标的物,罗志军向杨晓彬支付了转让的价款,罗志军也已经实际开展了经营活动,并又将该店铺转让给第三人自美仙。罗志军认为在签订《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欺诈情形,该合同应予撤销,但杨晓彬认为不存在欺诈的情形,此争议事实,一审罗志军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罗志军在一审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永平县公安局博南派出所询问笔录、证人自美仙、杨某的证言等证据，一审法院也依职权向永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消费者投诉登记表,抽取了自美仙统计的存在剩余水票的10户消费者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10份。但以上证据均无法证实用户目前持有的剩余2000余张水票的具体出售人是谁。在案证据不能够证实杨晓彬向罗志军隐瞒了其已经出售水票的真实情况。对此罗志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罗志军对于本案中因存在欺诈,合同应当撤销的事实与理由不能立。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卖出水票的实际数量有欺诈行为，所谓的将欺诈民事合同行为割裂,是罗志军单方的错误理解。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断合同是否因欺诈而可撤销,关键在于考查合同订立的过程,即考查合同订立之时及订立之前缔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方欺诈而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情形。具体而言,即行为人主观上须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足以导致对方产生错误意思表示而签订合同的行为。首先,本案中,杨晓彬不具有欺诈的故意,杨晓彬并未故意制造假象或者掩盖事实与罗志军签订合同,并且也按照合同约定向罗志军交付了全部的转让标的物。其次,罗志军与杨晓彬签订本案合同的根本目的是获得桶装水店铺的经营权,而罗志军也实际上获得了店铺的经营权并且开展了经营活动还曾将该店铺再次转让给他人,因此也不存在罗志军产生错误意思表示而与杨晓彬签订合同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合同的签订过程不存在欺诈事由,而仅仅是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存在瑕疵,由此导致了罗志军的损失,因此判决杨晓彬对多出的未收回的516张水票给罗志军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二、杨晓彬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杨晓彬赔偿罗志军经济损失6528元,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依据不明。首先,杨晓彬在一审中虽然自认在与罗志军签订本案合同时,由其卖出的未收回的水票约有900多张,但杨晓彬同时也向法庭阐明了虽然有900多张水票未收回,但杨晓彬在外的应收桶装水账款也有约4000多元。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曾口头约定,该4000多元应收账款在合同签订后由罗志军去负责向客户收取,4000多元应收账款折抵水票500张。因此双方签订的《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中所记载的杨晓彬在经营期间卖出的水票为400张。一审法院认定罗志军多收回水票516张,系事实认定错误,该516张水票实际已经折抵了应收桶装水账款。其次,一审法院认定送水人工费按24天,每天100元计算,该计算标准和计算期限缺乏明确具体的依据,罗志军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因此从何得出该24天的期限和每天10O元的标准,证据不足,依据不明。四、罗志军在上诉状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杨晓彬不同意在二审中一并审理。罗志军在上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3点中提出“不能确认原被告双方何方卖出的水票数量的损失各承担50%。”杨晓彬认为,该要求已经超出了罗志军在一审起诉状中所主张的诉讼请求范围,属于增加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对于该项增加的诉讼请求,杨晓彬认为罗志军应当另行起诉,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罗志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罗志军、杨晓彬于2019年4月2日签署的《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杨晓彬归还罗志军已支付的转让费70600元。2、请求判令杨晓彬赔偿罗志军各项损失合计93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志军与杨晓彬于2019年4月2日签订《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约定杨晓彬将大理矿泉水永平水店销售代理权转让给罗志军，转让价款为70600元；杨晓彬经营期间卖出的水票共400张，罗志军应无条件送完。双方还对转让代理权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及其他相关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罗志军支付了价款，杨晓彬将桶装水销售店交由罗志军实际经营，交付时杨晓彬给罗志军留下了几千张水票，留下的水票中部分盖有印章，部分没有印章，盖有印章的水票预留电话为杨晓彬的电话。本案罗志军经营该桶装水店过程中，未制作具有其本人特征的水票，其售出过杨晓彬留下的水票。罗志军于2019年5月2日将该水店转让给案外人自美仙经营。因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罗志军与自美仙于2019年6月27日解除合同，自美仙经营期间，制作了具有其本人特征的水票。自美仙经营过程中相关客户因送水问题，曾经到博南派出所报警，博南派出所对包括罗志军、杨晓彬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过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在对杨晓彬询问中，其认可与罗志军签订合同时，其买出的水票约有900张未收回，水票价格每张8元。自美仙对其接手经营以前用水户持有的剩余水票进行过统计，其统计的剩余水票为2490张，一审法院对自美仙统计的用户抽取了10户进行调查，字美仙的统计情况基本属实，但是不能确定具体出售水票的人。一审法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罗志军与杨晓彬于2019年4月2日签订的《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合同转让的主标的为大理矿泉水在永平的销售代理权，罗志军按约支付了转让费，该代理权已经实际转移给罗志军，且权利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瑕疵，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杨晓彬对其转让的代理权不存在欺诈的情形，故罗志军请求撤销该协议并要求杨晓彬返还70600元转让费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关于罗志军的损失，2019年5月13日、5月30日，永平县公安局博南派出所对杨晓彬的询问记录，杨晓彬认可与罗志军签订合同时，其卖出的水票约有900张未收回，水票价格每张8元。故罗志军请求杨晓彬支付多收回水票造成的经济损失及送水的人工费，该费用系因杨晓彬的过错导致罗志军在履约过程中产生的损失，予以支持，水票数量认定为516张，每张水票以8元计付，送水人工费按24天，每天100元计算，共计6528元。罗志军主张三轮摩托车修理费，属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不是杨晓彬行为造成，故对罗志军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杨晓彬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罗志军经济损失共计6528元。二、驳回罗志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8元，减半收取899元，由罗志军负担824元，杨晓彬负担75元。二审中，罗志军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A1、《证明》一份，以证明杨晓彬与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签订的《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已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未续签；杨晓彬与罗志军签订《大理矿泉水永平桶装水销售代理店转让合同》时，杨晓彬已不具有代理权。A2、《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书》一份，以证明合同明确约定，杨晓彬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神野矿泉水的经营权或客户擅自转让或赠与他人，杨晓彬经营神野矿泉水的经销权终止于2018年12月31日。上述证据经杨晓彬质证认为，1、因A1中没有相关经办人员和负责人的签字，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另该份证据仅能表明杨晓彬与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合同，不能证明杨晓彬不具代理权，实际上杨晓彬仍然继续向神野公司拉矿泉水到永平，大理神野公司对此明确知晓，故对罗志军的证明方向不予认可。2、对A2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和方向不予认可，实际上，2019年1月至4月，杨晓彬仍在出售神野矿泉水，且涉案的转让合同中，没有任何约定转让大理神野矿泉水的销售权或转让权的条款。杨晓彬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云南通用机打发票复印件一张及矿泉水销售记账清单复印件10张，以证明：罗志军与杨晓彬签订本案合同时，杨晓彬售出的尚未使用的水票为900余张，而杨晓彬应收账款为4000余元，杨晓彬与罗志军约定应收账款在转让后由罗志军收取，折抵矿泉水票500张。因此双方在签订本案合同时记载的杨晓彬经营期间卖出的水票为400张。其中供给永平县永吉天然气有限公司的177桶矿泉水的应收账款已由自美仙收取，并开具了发票。上述证据经罗志军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罗志军提交证明形式仅有公司公章，没有制作人员或单公司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杨晓彬提交的证据形式来源不合法，对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罗志军提交的《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书》形式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罗志军提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杨晓彬是在其不具有大理神野矿泉水代理经销权的情况下与罗志军签订了转让合同。杨晓彬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遗漏认定罗志军与杨晓彬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口头约定杨晓彬卖出的900张水票中有516张对应的是未收回的账款，因口头协议由罗志军收回杨晓彬经营期间的客户欠款，所以书面转让合同才明确剩余的400张水票由罗志军无条件送水。2、一审认定的自美仙接手经营后方统计的出售水票情况杨晓彬不清楚，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认为，针对罗志军提出的异议，虽然杨晓彬与罗志军签订转让合同时，杨晓彬与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签订的《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已经到期，但在经销合同到期后，大理神野有限公司仍然继续向杨晓彬供货，客观上仍然认可杨晓彬的经销权，在罗志军经营过程中大理神野有限公司亦继续向其供货，故对罗志军提出的上述异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杨晓彬提出的异议1，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关于杨晓彬提出的异议2，该事实的认定系一审法院将自美仙的统计情况与一审法院调查统计情况对比后得出，故杨晓彬的上述异议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晓彬与罗志军在签订《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中，罗志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与杨晓彬签订《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罗志军认为其与杨晓彬签订合同时杨晓彬已不具有大理矿泉水在永平的销售代理权，且合同中卖出水票数量与实际卖出的水票数量不符，故杨晓彬存在欺诈的行为，涉案合同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经二审审理查明，虽然罗志军与杨晓彬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杨晓彬与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签订的《大理神野有限公司矿泉水经销合同》已经到期，没有续签，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大理神野有限公司仍然向杨晓彬提供神野矿泉水，没有否认杨晓彬在永平县的经销权，在罗志军经营过程中，罗志军亦实际享有了神野矿泉水在永平的销售代理权，对神野矿泉水实际经营销售。另，杨晓彬在其经营管理期间，未对经营情况作出统计，罗志军与杨晓彬在签订合同时，亦未对杨晓彬经营期间水票的出售数量等经营情况作出详细具体的统计交接，导致合同约定的水票数量与实际出售数量不一致的情况出现。罗志军针对其主张，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是在杨晓彬故意捏造虚假事实、隐匿真实事实，使罗志军陷入错误认识，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下，与杨晓彬签订的合同，罗志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罗志军的上述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罗志军多收回水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人工送水的人工费系杨晓彬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导致，一审法院结合市场客观实际情况判令杨晓彬赔偿罗志军经济损失6528元，符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罗志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8元，由上诉人罗志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