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49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定代表人：毛经暴，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郑长春，董事长。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全，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勇坤。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广东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郑长春。原审被告：邓惠玲。上诉人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饰正力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信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勇坤、原审被告郑长春、原审被告邓惠玲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郑长春、邓惠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南山区法院（2018）粤0305民初9327号判决书；2、中止本案的民事诉讼，将本案相关材移送至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查处；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未查清，适用法律有误。1、本案被告之一郑长春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现羁押于梅县看守所，被刑事侦查的原因是发生了多次郑长春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经济犯罪的行为，本案即为其中之一。《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如果郑长春的犯罪事实成立，则本案的事实转化为被上诉人的损失系由郑长春的犯罪行为所造成，被上诉人是被害人，郑长春获从被上诉人处获取了犯罪所得，上诉人并没有收到440万元款项，因此应由被上诉人向郑长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2、从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2017年7月28日之前只向上诉人转账了200万元（系2017年7月27日转账），但2017年7月28日郑长春却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已经收到借款合同项下500万元的《借据》；之后，2017年8月2日，被上诉人又向郑长春转账240万元，被上诉人向郑长春总计转账这两次，涉及款项一共为440万元，无论与《借款合同》还是与表明已经收到500万元的《借据》均不相符。作为一名掌驼注册资本达1.25亿元的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上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新余信宏铭投资合伙企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新余爱库伦投资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1000万元）两家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郑长春在只收到200:万元的情况下却出具已经收到500万元的书面凭证，就关乎其利益的个人借款而言，这种做法与其身份、资历和经验相比，明显显示出了异常。他对可能产生的300万元亏空风险似乎并不在乎，因为两天前的2017年7月26日，他已经利用职务之便，在《担保协议书》上盖上了上诉人的公章，因此无论债务是多少，都已经有了接盘人。而被上诉人，在订立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后，仅转账了200万元即从郑长春处得到了郑长春已收到500万元的《借据》，得到这样的借据后，却又总计只转给郑长春440万元，这也透露出难以解释的行为异常。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上述不正常事实的发生，不能合理排除诈骗犯罪嫌疑，不能合理排除被上诉人知道郑长春犯罪意图的嫌疑，甚至不能合理排除被上诉人与郑长春共谋犯罪使上诉人通过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受到重大损失的嫌疑。因此，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情况下，不宜匆忙做出民事判决认定；在刑事案件出现结果以后，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处理民事诉讼问题更为稳妥。3、此外，从上诉人所知的事实上，郑长春从未将借款事项告知上诉人，也未将借款按所谓《借款合同》的约定用途用于上诉人公司运营，上诉人是从客户那里获知被诉的。本案中郑长春系利用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之便偷盖上诉人公章，并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收取440万元款项，达到了占有借款的目的。另外，从相关证据材料仅盖上诉人公章而无上诉人相关人员签名及授权书也可以显示出异常。上诉人认为，郑长春非法占有款项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借款过程中偷盖上诉人公章只是作为骗取贷款的犯罪手段，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为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327号判决书；中止本案的审理，将本案被告郑长春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杨勇坤答辩称，第一、关于民刑交叉问题，本案主体是杨勇坤与本案的原审被告郑长春以及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以及借款担保关系，根据目前的证据看，被上诉人杨勇坤与郑长春之间就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与郑长春与上诉人之间的职务犯罪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和联系。即使郑长春在职期间发生了职务犯罪，也并不影响本案上诉人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以及郑长春需要承担的民事还款义务；第二、针对借款支付和出具担保协议、借据的时间问题。本案中双方在2017年7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协议》，只是提前约定的借款金额，被上诉人随后支付了200万元，因担心郑长春的还款能力，所以才要求对方出具借据，并且要求两公司作为担保人在上面进行盖章。当时说好的500万元借款相当于他们约定的最高借款金额，之后因被上诉人杨勇坤自身的资金困难，所以实际支付了240万元，总共实际借款金额是440万元。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都是猜测和单方的臆想，没有任何依据。第三、关于上诉人是否知情以及偷盖公章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些事项都是属于上诉人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被上诉人作为普通的借款人，根本无从得知他们的内部管理，也无法参与。所谓的郑长春从未将借款事项告知或者有无用于公司经营，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作为依据。杨勇坤每次去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时，郑长春都是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人控制整个公司进行实际管理。所以郑长春以及这两家公司在《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上进行确认，作为借款人杨勇坤是有理由相信是两家公司和郑长春的真实意思，而且郑长春也有这个权限，加盖了两个公司的公章进一步印证了两家公司认可担保行为。杨勇坤作为借款人还单独要求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份担保协议，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注意义务。原审被告郑长春和邓惠玲没有到庭，亦未作答辩。杨勇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长春、邓惠玲、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连带支付拖欠杨勇坤的借款本金440万元；2.郑长春、邓惠玲、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连带支付借款利息390575元，按年利率24%计算，计算方式为：440万×24%÷365天×拖欠天数135天（2017年9月26日至起诉之日共135天），实际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服务费由郑长春、邓惠玲、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6日，杨勇坤与郑长春签订《借款合同》（编号20170727），约定郑长春向杨勇坤借款500万元，期限两个月，自2017年7月27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借款用途仅能用于投标保证金及投标事宜，不得挪作他用。郑长春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杨勇坤除按原约定收取利息和其他费用外，还应从逾期之日起对逾期金额按日利率千分之三加收罚息。同一日，郑长春、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与杨勇坤签订《担保协议书》，约定两公司为郑长春的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20170727，担保金额为500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从杨勇坤通知郑长春清偿之日起。2017年7月28日，郑长春向杨勇坤出具《借据》，载明：郑长春收到编号为20170727《借款合同》项下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7月27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借款用途为仅限投标保证金及投标事宜使用。杨勇坤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及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信息单显示：杨勇坤分别于2017年7月27日、2017年8月2日向郑长春名下尾号0919账户转账200万元、240万元，共计440万元，均备注为借款。庭审中，杨勇坤主张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为440万元，郑长春、邓惠玲、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无任何还款，也无预扣利息。庭审中，杨勇坤陈述，郑长春与邓惠玲系夫妻关系（无证据证明），且郑长春、邓惠玲间接控股被告贝尔信公司，邓惠玲对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经查，中饰正力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唯一股东为贝尔信公司。贝尔信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长春，其股东包括新余爱库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信宏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而新余爱库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信宏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均包括郑长春、邓惠玲，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郑长春。以上事实有杨勇坤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借款本金，杨勇坤主张实际出借本金440万元，与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相印证，一审法院确认借款本金为440万元。关于利息，《借款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借期内利息标准，但有约定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郑长春应向杨勇坤偿还借款本金44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4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17年9月27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关于还款责任，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与杨勇坤签订担保协议，约定该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为郑长春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约定合法有效，杨勇坤起诉之日未超过该两被告的保证期间，该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应对郑长春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关于邓惠玲的责任，其并未在《借款合同》及《担保协议》中签字，且杨勇坤并无证据证明其与被告郑长春系夫妻关系，故对于杨勇坤要求邓惠玲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郑长春、邓惠玲、贝尔信公司、中饰正力公司未到庭应诉、答辩，该行为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因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应自行负担。本案经一审法院缺席审理，现可缺席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郑长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勇坤偿还借款本金44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7年9月27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就郑长春的上述判决第一项债务向杨勇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杨勇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512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0124.6元，由郑长春、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郑长春对于一审判决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没有上诉，视为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2、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是否应对郑长春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确认，郑长春因另案被刑事羁押。因郑长春涉嫌的犯罪与本案的借款没有关联，因此，本案无需中止审理。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主张，以本案事实来看，不能排除郑长春和杨勇坤共谋犯罪，恶意串通，通过担保责任损害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的利益，但杨勇坤对此予以否认，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主张，郑长春利用职务之便，偷盖公章，相关文书中没有上诉人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名，郑长春偷盖公章只是骗取借款的犯罪手段，因此，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就公司的对外关系而言，该条规定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郑长春未能提交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的相关股东会决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杨勇坤与郑长春、中饰正力公司、贝尔信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无效。杨勇坤在接受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的担保时，未要求郑长春提交相应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对担保无效存在过错。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在公司管理和印章使用方面管理不善，在未经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为郑长春提供担保，也具有相应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结合杨勇坤、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在担保无效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应对郑长春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中饰正力公司和贝尔信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32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327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三、上诉人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应对本判决第一项中郑长春不能偿还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杨勇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审被告郑长春、上诉人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45124.6元，由上诉人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500元，被上诉人杨勇坤负担7500元，原审被告郑长春负担30124.6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667元，原审被告郑长春负担3333元；二审受理费90249.2元，由上诉人中饰正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5124.6元，被上诉人杨勇坤45124.6元。当事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张  士  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陈静雯（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