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71民终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北二段11号。 法定代表人：宋修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男，该公司经济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利，男，该公司宜宾车务段盐津北站站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高云，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学芬，女，196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伍强，云南达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铁路局）因与被上诉人张高云、廖学芬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9）川7101民初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询问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都铁路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被上诉人张高云及其与廖学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伍强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铁路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张高云、廖学芬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系认定事实错误。（1）自然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应经专业鉴定机构认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残联）出具的残疾人证不能作为认定依据。现实中残疾证颁发、使用混乱，证明力不足。（2）张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不代表其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卧轨时处于发病状态。2.一审法院认定成都铁路局承担50%的责任比例过高。事故发生地有警示标语，成都铁路局在当地定期进行安全宣传活动，且事故发生地路线正下方修建了下穿通道，方便周围群众出行，成都铁路局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铁路和下穿通道方向不同，正常行走不会走到铁路上。钢轨距离地面有约一米高的道砟，受害人爬上铁路并横卧在铁路内侧，在火车鸣笛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后，其并未躲避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属于故意坐卧与火车发生碰撞，成都铁路局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50%的责任。 张高云、廖学芬辩称，1.一审认定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正确。张某自2014年患精神病以来，先后在四川、云南各地多家医院住院治疗，至事故发生前张某仍在盐津县新城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所患疾病属精神类疾病中的重症，无法治愈，仅能通过治疗控制。2018年7月9日中国残联向张某核发精神类一级伤残的残疾人证，该证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证明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一审判决成都铁路局承担50%的赔偿责任系法律规定的最低责任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之规定，成都铁路局应当承担不低于50％的赔偿责任，而成都铁路局在人群密集的通道未设置围栏、事故发生地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存在重大过错，本应承担更大比例的责任才符合本案客观实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高云、廖学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成都铁路局向其赔偿各项损失706343元（882929元×80%），其中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813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3000元，共计损失882929元，成都铁路局承担80%的责任；2.案件诉讼费由成都铁路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1日0时32分，43542次列车运行至内六线K216+120m处时与张某相撞，导致张某死亡。张高云系张某父亲，廖学芬系张某母亲。张某患有精神疾病，中国残联于2018年7月9日签发张某的残疾人证，其残疾类别为精神类，等级为一级。张某出生于1992年，其与家人自2010年起长期居住于云南省盐津县XXXX。事发后，成都铁路局已先行垫付丧葬费6703元。另查明，2018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488元，高于2018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一审法院对张某的各项赔偿费用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计算二十年为669760元(33488×20)；2.丧葬费，按上一年度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64717元，计算六个月为32358.5元(64717÷12×6)；3.交通费酌情认定2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上述费用共计724118.5元。关于张高云、廖学芬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张某为精神病一级残疾，不具有扶养能力，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成都铁路局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受害人张某为精神病一级残疾，属于精神残疾中程度最为严重的等级，且张某已经死亡，客观上已不能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根据其精神残疾等级，应当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成都铁路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某凌晨仍在铁路线上行走，张高云、廖学芬明知其为精神病人而未尽到监护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可以减轻成都铁路局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成都铁路局应当承担50%的赔偿责任，张高云、廖学芬承担50%的责任，即：成都铁路局应当赔偿张高云、廖学芬各项费用合计372059.25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32358.5元+交通费2000元）×0.5＋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扣除成都铁路局先行垫付的丧葬费6703元，共计365356.25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成都铁路局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高云、廖学芬支付赔偿金365356.25元；驳回张高云、廖学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57元，由张高云、廖学芬负担1228元，由成都铁路局负担1229元。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分别评判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正确 一般而言，认定自然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由专门机构作出鉴定意见。具体到本案，张某在事故发生时当场死亡，现已不具备鉴定条件与可能性，仅能根据在案证据与一般常理判断其事故发生时的精神状态，综合认定其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首先，根据在案证据，多家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及病历资料、特殊病就诊证等证据一致载明张某患精神分裂症，中国残联核发的残疾人证，载明张某为精神类一级残疾。《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明确：“精神病残疾，是指精神病人病情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从而影响其社交能力和在家庭、社会应尽职能上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和障碍”“一级精神病残疾为极重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的合法凭证，是残疾人依法享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残疾评定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GB/T26341-2010）（以下简称残疾标准）。”该残疾标准第4.7条将“精神残疾”定义为“各类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由于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第5.7.2条载明“精神残疾一级：……适应行为极重度障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忽视自己的生理、心理的基本要求。不与人交往，无法从事工作，不能学习新事物。需要环境提供全面、广泛的支持，生活长期、全部需要他人监护。”本案中，张某持有中国残联颁发的残疾人证，该证系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的合法凭证，其患有精神类疾病中的重症精神分裂症，且其患病程度又被依法评定为精神一级残疾，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和评定标准，足以得出张某患有最重程度的精神类疾病，其缺乏辨认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结论。 其次，2015年10月18日至同年12月4日张某因重度精神病于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入院治疗，被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2016年8月8日云南省盐津县新城精神病医院出具诊断证明，确诊张某患精神分裂症；2017年1月1日张某取得昭通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特殊病就诊证，载明“特殊病名称：精神分裂症”，待遇享受时间自2017年1月1日起并注明“免复审”；2017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0日，张某因精神分裂症于盐津县新城精神病医院入院治疗，住院时间长达90日；患病期间张某多次开取过精神类药品；2018年7月9日张某取得精神类一级残疾的残疾人证。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张某在本案事故2019年5月31日发生前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病情持续且严重，经过多次治疗但一直未治愈的客观事实。 最后，根据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张某的《出院证明》中作出的“加强监护，严防自伤、自杀、伤人、毁物”等出院医嘱内容，说明自伤、自杀行为属其所患精神分裂症可能出现的发病表现和严重后果。结合本案《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2019年5月31日0时32分……铁路线路上躺卧一人（部分身体在左侧轨面上），司机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并同时鸣笛示警，在列车紧急停车过程中，该人未下道避让，与列车发生相撞”对事故概况的描述，说明事故发生时系凌晨，张某躺卧在铁轨上，在火车向其驶来并鸣笛后直至碰撞发生，其未采取正常人本能会作出的起身或任何避让行为，可以推断其异于常人的行为系其所患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表现，事故发生时其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对行为后果没有预见能力，其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状态，因其不具备辨别能力，当然不具有行为能力。 综上，在本案已无法对张某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的客观条件下，根据张某的病历资料等证据反映的病情、病史，残疾人证的评残意见以及相关残疾评定的规定和认定标准，结合常识对张某发生事故时的行为表现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和判断，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无不当，成都铁路局关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一审认定成都铁路局承担事故50%责任比例是否恰当 本案系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之规定，在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情形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论铁路运输企业是否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只要发生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后果，铁路运输企业均应承担不低于50%的责任比例，但监护人有过错的，可按其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因此，即便成都铁路局在事故发生地设有警示标语和下穿隧道、尽到了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也应承担不低于5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张某的监护人明知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却缺乏监护，放任其凌晨独自外出，未完全尽到监护责任，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成都铁路局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成都铁路局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成都铁路局关于其责任承担比例过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本案事故已造成张某死亡的严重后果，一审判决成都铁路局承担精神抚慰金2万元的赔偿并无不当，成都铁路局关于其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成都铁路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14元，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甯一 审 判 员 钟 欣 审 判 员 黄浩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金 旭 书 记 员 陈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