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9民终1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市海州区昕彬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阜新市海州区前进路31-11号。法定代表人：姜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魁明，该公司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亮，辽宁重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玉良，男，汉族，1971年1月29日出生，现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玉华，女，汉族，1967年8月12日出生，现住阜新市细河区，系成玉良的姐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峰，辽宁桐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阳华鼎置业有限公司阜新分公司，住所地阜新经济开发区迎宾大街甲382-6（1#楼1号网点）。负责人：马振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键，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阜新市海州区昕彬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彬小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玉良、沈阳华鼎置业有限公司阜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阜新华鼎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8）辽0902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昕彬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亮、被上诉人成玉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玉华、张新峰、被上诉人阜新华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昕彬小贷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审理程序严重非法，故对该案的公平性与合法性存在极大怀疑。1、本案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2018年6月份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开庭，2018年12月7日以被上诉人提供新证据并转为合议庭为由第二次开庭，2019年8月24日收到本判决。从立案至宣判之日历时15个月，已经严重超过《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本案并不具有需要院长批准延期的特殊情况，甚至延期最长也仅能六个月。2、2018年12月7日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有新证据为由第二次开庭，但是在审理时被上诉人反而未提交任何新证据。另根据法律规定，第一次开庭完毕之后再提交的证据已经明显超过举证期，不应认定为新证据，更不应以新证据为由第二次开庭。二、本案最主要的证据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所谓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该合同明显是伪造的，但在原审判决中我方的质证意见却并未于体现，反而直接认定真实有效。首先，从2012年9月13日的定房协议到2012年9月13日商品房交易契约书，再到2012年9月13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如果是同一时间签订的，何须同一日既签订定房协议又签订商品房交易契约书，更画蛇添足的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完全有饽正常房屋交易习惯。其次，在2012年9月13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记载“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阜房许字第[2013]0018号”。而预售许可证明显2013年才办理完，在2012年的合同中就能够体现准确该许可证号正说明该份合同是伪造的。最后，甚至第三方的代理人都已当庭明确表示房屋买卖合同是近期后做的并加盖公章。三、本案原审原告主体明显与购房合同主体不一致，被上诉人成玉良不是涉案房屋的真实购买人。首先，本案中所有涉及房屋交易的协议、契约书、买卖合同中记载的购房人均是程玉华，暨本案的代理人，而非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玉良，因此不应认定成玉良为涉案房屋的合格房屋购买人；其次，而涉及土地动迁、转让的协议均是被上诉人成玉良之名，所有此类协议中从未体现用哪处房屋顶账拆迁款或土地转让款，所以不应认定涉案房屋系用于折抵土地动迁或转让款。所以，原审判决简单武断的将土地动迁、拆迁协议与房屋买卖合同捏在一起认定相互关联，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四、本案认定成玉良与第三人之间具有的关系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之债，暨买卖合同之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就都是平等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根本不具有任何的所谓物权期待权。五、原审适用法律严重有误。1、本案使用《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但该条款明确规定了“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首先，《物权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发生法律效力；其次，《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暨仅合同有效但不具有物权效力。原审以该条款确定被上诉人仅仅依照合同就具有物权效力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以此理解，所有的房屋仅仅需要签订合同就具有物权效力，那么还何须办理物权登记！2、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那么就应严格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首先原审适用《执行规定》第二十五条，那么根据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那么本案涉及的不动产现仍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土地使用权簿等相关证据也均在第三人名下，故涉案不动产物权仍归属于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不具有任何物权关系；其次，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证明为程玉华向房地产商暨第三人购买商品房的行为，应当依照《执行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严格审查，如不符合该规定则依法不予支持。而原审论述中认为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异议请求未必不成立明显有悖于立法宗旨与法条本意，如果有此含义则在法条中就会明确其他情形依照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等类似的兜底条款，但该条款中明显没有兜底条款，所以不应作出原审的释法论述。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审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明显有误。历时近一年半的超期审理仍令申请执行人暨上诉人无法实现债权，反而作出了如此错误判决。望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错误，支持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成玉良辩称，案涉房产归成玉良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阜新华鼎公司辩称，我们与成玉良的合同是真实的，东市场5号地是从成玉良手里买来，然后开发建设的。成玉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执559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坐落在海州区东市路7-2-9号，7-2-10号，7-2-11号，7-2-13号网点的查封；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初，第三人以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了《5号地块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5号地块动迁协议》。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自己所有的5号地块使用权转让给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号地块动迁协议约定，原告协助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5号地块动迁工作。2010年7月8日，原告与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签订了《5号地块开发补充协议》，确认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动迁款1453万元未给付。2010年5月20日，沈阳华鼎置业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1月12日阜新华鼎公司成立。此后，阜新华鼎公司承接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阜新房地产开发工作，承接沈阳泽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债权。2012年3月5日，原告与阜新华鼎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振飞协商同意用5号地块开发建设的四处网点房作价8807040元以房抵给原告。当日，原告委托程玉华与阜新华鼎公司签订了四份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2017年11月15日，本院（2017）辽0902民初1604号判决成玉良与阜新华鼎公司签订的四份《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有效。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被告与第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提起诉讼，本院做出（2015）海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裁定书，将第三人正在建筑的位于本市海州区东市商场的楼房（具体房屋为一、二层商铺及一至五层商场）查封，其中包括涉案的四套房屋。本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第三人欠被告本息4247万元。原告以案外人名义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做出（2016）辽0902执55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的异议，原告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成玉良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在法律适用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是否能够排除执行。依据本案相关证据，涉案房屋系在原告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上所建，原告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将涉案的房屋以买卖合同的形式抵偿原告的欠款，原告的权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债权，原告对涉案房屋具有物权期待权。法院查封涉案房屋在后，故原告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优于被告的一般金钱债权，原告对诉争的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确对本案诉争的房屋的执行，应当停止对诉争房屋的执行。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停止对坐落在海州区东市路7-2-9号，7-2-10号，7-2-11号，7-2-13号网点的查封；二、驳回原告成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第三人沈阳华鼎置业有限公司阜新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昕彬小贷公司和阜新华鼎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成玉良提交证据有：1、6张房产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成玉良系通过竞拍购买获得搬迁房屋及土地，并且对该房屋进行搬迁，总面积为2516平方米；2、派出所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成玉良与程玉华是同胞姐弟关系，由程玉华代替成玉良签字符合日常生活习惯；3、争议房屋装修结算单及明细，用以证明争议房屋已经装修并且投入使用；4、王春生定房协议及胡晓辉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其两人的房屋均得到法院支持归其二人所有；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执行卷第650页，该内容用以证明案涉房屋应当归成玉良所有；6、《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三份，用以证明阜新华鼎公司和成玉良、程玉华于2017年签订的合同系针对于该组协议内容的进一步确认，其定房协议与其他几百户与阜新华鼎公司签订定房协议的内容完全一致。本院在庭审中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昕彬小贷公司质证意见称，证据1未在举证期内提交，而且是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二审提交超出法律规定期限，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符合民法规定，连夫妻之间代为签订的重大合同没有经过追认都是无效合同，更别说姐弟之间，而且无论协议还是合同买受人都是程玉华；证据3证明项目名称为华鼎商场招商中心，该招商中心不能够证明与案涉的9、10、11、13号网点具有关联性，而且该招商中心一直由第三人在使用，不能够证明是被上诉人使用，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而我方2015年查封阜新华鼎公司所有房产，如果未经过查封法院同意，被上诉人或第三人私自使用处理查封财产，我方保留向法院主张以妨碍执行提出的权利；证据4，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胡晓辉获得房产不是依据该判决书，而是在执行异议期间，我方与胡晓辉和解，同意解封，因为胡晓辉是该判决中房屋的真实商品房消费者，王春生的定房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观点针对的是网签客户，与本案没有任何相似度；证据6，首先已超过举证期，不具有合法性，案涉房屋定房协议中体现的是9、10、11、13号网点，其次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定房协议与二审提交的定房协议明显版本不一样，如果被上诉人认可2012年3月的定房协议，那么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9、10、11、13号网点定房协议就是虚假的，并不是2012年所签订的。阜新华鼎公司质证意见称，证据都是真实有效的，在我单位都有归档，关于装修明细的证据也有归档，而且当时我们的房子给完程玉华、成玉良后，是从成玉良与程玉华手反租回来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昕彬小贷公司与阜新华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海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裁定，查封阜新华鼎公司正在建筑的位于本市海州区东市商场的楼房（具体房屋为：一、二层商铺及一至五层商场），其中包括本案案涉四处房屋即：7-2-9号、7-2-10号、7-2-11号、7-2-13号。对该四处房屋，成玉良与阜新华鼎公司于2012年9月13日签订了四份《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辽0902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判决成玉良与阜新华鼎公司签订的四份《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有效，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由此，成玉良具有对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且其签订有效合同在先，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在后，故成玉良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优于昕彬小贷公司的一般金钱债权，成玉良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案涉房屋的执行，应当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昕彬小贷公司提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昕彬小贷公司提出的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伪造的，一审判决却直接认定真实有效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判决对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未作评判，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昕彬小贷公司提出的本案原告主体明显与购房合同主体不一致，被上诉人成玉良不是案涉房屋真实购买人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辽0902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认定四份《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是成玉良与阜新华鼎公司签订的，并判决四份《华鼎商业广场定房协议》有效，故对该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昕彬小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阜新市海州区昕彬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冀春梅审判员  刘书宝审判员  张 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丁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