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杨继县，男，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祥，广东智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峰，男，197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双城市，系广州市安冬邦德商务管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钟晓燕，女，197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朱振强，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炎，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芳，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晓晓，女，197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杨继县因与被上诉人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继县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钟晓燕、朱振强归还杨继县2443000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依法判决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杨继县与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有误。案涉借条是在钟晓燕、朱振强及钟晓晓的共同哄骗、以婚姻家庭和断离父子父女关系为要挟逼迫下签订，并非杨继县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借款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佐证，借款未交付。所以杨继县与钟晓燕、朱振强之间的借贷关系并非真实合法。（二）一审法院认为“在2016年6月13日之后，双方之间仍有合作款项往来，故上述三份协议（《〈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仅能认定就协议载明的项目已结清，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所有项目均已结清”属认定事实不清。《〈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第四条明确约定“因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甲方在本案的投入，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甲方在上述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归乙方所有。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明示钟晓燕、朱振强与杨继县之前的债权归零。2016年6月13日之后，钟晓燕、朱振强再没有与杨继县合作投资新项目。而在2017年5月2日朱振强通过广州农商银行向钟晓晓转账7000元，2017年5月17日朱振强通过广州农商银行向钟晓晓转账1500000元，2018年1月2日、2018年1月10日杨继县通过广州农商银行向钟晓燕分别转账2000000元、1950000元。证据显示自2016年6月13日后，杨继县转账给钟晓燕、朱振强的金额大于钟晓燕、朱振强转给杨继县的金额，因此，现钟晓燕、朱振强仍需归还杨继县2443000元。（三）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恶意串通，自从杨继县生病后，多次采用卑劣、诱骗、恫吓、逼迫等手段，迫使杨继县放弃夫妻共同财产及所有项目收益权。钟晓晓虽为原审被告，却与钟晓燕、朱振强站在同一战线上，串通一气，以达到全部霸占杨继县关联财产的目的。综上，杨继县的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钟晓燕、朱振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钟晓晓辩称：钟晓晓与杨继县借钟晓燕的钱是事实，请求维持原判。钟晓燕、朱振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继县、钟晓晓归还借款人民币5180393元及利息给钟晓燕、朱振强（利息以5180393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杨继县、钟晓晓承担。杨继县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朱振强、钟晓燕向杨继县归还借款2443000元及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反诉费用由钟晓燕、朱振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5日，钟晓晓、杨继县出具《借条》，载明：“2018年4月5日，钟晓晓、杨继县、朱振强、钟晓燕投资所有土建工程，因资金短缺，现向钟晓燕借款人民币5180393元，还款计划从今天起所有厂房租金收入作为还款资金专用或厂房、电房和地皮变卖，用来还投资借款给钟晓燕，双方签名当日生效。”借款人处有钟晓晓、杨继县签名并按捺手印，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5日。见证人处有“蔺某”签名。就该《借条》的出具的具体原因，钟晓燕、朱振强表示其与杨继县、钟晓晓系合作投资关系，从2007年开始，钟晓燕、朱振强合计向杨继县、钟晓晓支付投资款31455642元，杨继县、钟晓晓合计向钟晓燕、朱振强返还投资款26275249元，尚余5180393元未返还，双方对账后，杨继县、钟晓晓确认尚欠钟晓燕、朱振强投资款5180393元，并以《借条》形式对清算后的债权金额进行确认；因双方之间合作项目过多，无法将所有项目理清，故清算时钟晓燕、朱振强放弃所有合作项目的收益，双方就合作期间的利润、亏损均不予计算，仅要求杨继县、钟晓晓返还投资款，该《借条》出具后，双方之间的投资关系解除，双方之间所有合作项目终止。钟晓晓对钟晓燕、朱振强的陈述予以确认，钟晓晓表示钟晓燕、朱振强一直是将款项支付至钟晓晓账户，合作项目的合同都是以杨继县的名义对外签订，项目回款有些进入钟晓晓账户，有些进入杨继县账户，钟晓晓一直负责操作杨继县的银行账户，将合作项目所得的部分款项返还给钟晓燕、朱振强，其后因钟晓晓与杨继县之间感情出现问题，杨继县在生病后要求自己掌控名下款项，遂向项目第三方表示所有合同款均要进入杨继县本人账户，其后，钟晓晓发现杨继县收了第三方100多万元自行使用，在双方沟通后，杨继县与钟晓晓共同向朱振强、钟晓燕出具了涉案《借条》，确认尚欠款项，但杨继县至今仍私自挪用项目款未偿还钟晓燕、朱振强，目前所有合作项目已经停滞。杨继县确认该《借条》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写，但表示该《借条》的形成是钟晓燕、朱振强与钟晓晓恶意串通形成的，杨继县出具该《借条》时处于患病期间，其本人是不清醒神志有问题的，该《借条》上的见证人蔺某是杨继县的表叔，其文化水平有限，而杨继县此时还在生病，钟晓晓威胁说不在借条上签字就不照顾杨继县，蔺某要杨继县以家庭为重，要钱就给钱，故杨继县才签名；杨继县与钟晓燕、朱振强并不存在合作投资关系，是杨继县与钟晓晓自行对外承包工程赚取工程款，所有投资都是杨继县的自有资金，其没有收取过钟晓燕、朱振强的款项，也没有要向钟晓燕、朱振强还款的意思表示，本案明显是钟晓燕、朱振强与钟晓晓联合欺骗杨继县的财产。朱振强、钟晓燕为证实其已向钟晓晓、杨继县支付投资款，提交了如下证据：1.出纳日记账，该账本由钟晓晓持有并负责记账，显示从2007年11月24日到2018年4月5日期间所有款项的收入与支出，其中多笔收入款项的性质表述为“朱振强”“朱振强房款”“朱振强工程”“朱振强郑州三色鸽”“朱振强投资”“朱振强投资工程”等，多笔支出款项的性质表述为“还朱振强借款”“还款朱振强”“冲减投资金”“三色鸽退回还款朱振强”等，截至2018年4月5日，尚欠款项为5180393元。钟晓燕、朱振强表示其将款项支付给杨继县、钟晓晓，杨继县、钟晓晓进行支配，杨继县、钟晓晓的所有回款均是返还投资款，双方之间并无约定利息和利润分成比例，都是投资后有利润就继续投资。经质证，钟晓晓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钟晓晓确认由其本人负责账户管理；杨继县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杨继县表示该证据系钟晓晓为了配合钟晓燕、朱振强收取杨继县的资产而自己所做的账本，该账本并没有杨继县、朱振强、钟晓燕的认可，该证据没有证明力。2.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该账户明细显示为朱振强、钟晓燕在2011年至2017年期间与钟晓晓、杨继县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但该款项金额、交易时间与“出纳日记账”载明的收入、支出的金额、时间无法一一对应。拟证实钟晓燕、朱振强已将投资款项汇入杨继县、钟晓晓的账户。经质证，钟晓晓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杨继县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表示双方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了赠与协议之后，双方之间所有的交易记录归零。3.收据（30张），该收据载明从2007年到2016年，该收据均载明收到朱振强款项的金额、款项名称、时间等，其中，2007年11月30日的收据显示“今收到朱振强投资二队工地款700000元”，收款人处有杨继县签名，其余29张收据均为钟晓晓签名。拟证实杨继县、钟晓晓已收到钟晓燕、朱振强支付的投资款，部分款项由杨继县收取，收据的金额与出纳日记账基本一致，证明杨继县有参与款项的往来。经质证，钟晓晓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其表示所有的款项都是朱振强、钟晓燕支付的；杨继县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仅为收据并非借条，除了一张为杨继县签名外，其余都是钟晓晓个人出具，这些款项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共同经营。钟晓晓为证实其与杨继县已收取钟晓燕、朱振强的款项开展项目投资，提交了如下证据：1.还款协议，载明在2017年4月21日，案外人黄王向杨继县出具还款协议，确认尚欠杨继县工程款1500000元，该款项定于2017年5月开始还款。钟晓晓表示其与杨继县、黄王合作建房，黄王拖欠款项，就出具了该协议。2.承包合同，该合同由杨继县与广州威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2014年9月29日签订，由杨继县承建位于从化市××××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工程造价1495869.97元。钟晓晓表示该合同目前已停止，因为担心工程款又由杨继县收取。3.承包合同，该合同由杨继县（乙方、承包方）与案外人梁国柱在2013年11月15日签订，由杨继县承建白云区棠下东二街1号一幢商住楼工程。钟晓晓表示该合同仍有2000000多元款项未收回，现在已不清楚合同回款情况。4.合作投资建厂房收益确认协议书，该协议由杨继县与案外人在2013年4月28日签订，确认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南岭村南岭西路53号及之二的工业厂房和配套建筑物及厂内场地，杨继县占有份额30%。钟晓晓表示当时承包了一个厂房，以杨继县的名义对外投资的，至今本钱还未拿回。5.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经营管理协议书，显示杨继县在2014年9月29日向从化市第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承建从化市温泉镇龙岗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保证在工程施工期内按进度和合同要求付清一切工资和有关费用。钟晓晓表示该工程现已停滞。6.银行明细，显示杨继县的银行账户在2018年均有收取款项，钟晓晓的银行账户显示其一直与朱振强、钟晓燕有款项往来。钟晓晓表示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均是朱振强、钟晓燕的投资款，转给钟晓燕的款项均是返还投资款。杨继县对钟晓晓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表示与本案无关，杨继县陈述其银行卡都由钟晓晓持有，在2018年1月查询银行卡时发现所有款项都不见了，款项均已转账给了钟晓燕，故杨继县就将银行卡停卡，现在钟晓晓转移了所有款项，又计划欺骗杨继县的其他财产。钟晓燕、朱振强对钟晓晓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杨继县提交如下证据：1.残疾人证明及住院证明，显示杨继县在2017年6月29日确认为肢体残疾，残疾等级为三级；杨继县因脑出血后遗症于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1月14日期间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其颅内血肿清除术后、原发性高血压、癫痫、失眠，入院记录载明杨继县于2015年9月因自发性脑出血到达该院就诊，诊断证明载明杨继县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予以营养神经、抗癫痫、降压、辅助睡眠等对症治疗，患者病情平稳，予以出院。杨继县表示其在出具涉案《借条》时有脑出血后遗症，还在恢复期间，神志不清醒。经质证，钟晓燕、朱振强表示残疾证上杨继县仅为肢体残疾，并非精神残疾，其神志是清醒的，而住院证明中也载明杨继县神志清醒；钟晓晓表示杨继县生病后一直是其本人在照顾。2.《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见证书，2016年6月13日，杨继县（甲方）与钟晓燕（乙方）签订上述协议，约定：“甲方于2015年4月19日与广东省博罗县园洲镇佛岭村南门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门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南门村民小组将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园洲镇××村民小组下介路（土名）桦阳工业园内，总面积6000平方米土地承包给甲方，承包期限35年，……。一、甲方自愿将其与南门村民小组于2015年4月1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二、乙方清楚甲方与南门村民小组于2015年4月1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全部内容，乙方同意接受该《土地承包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三、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取得南门村民小组的书面转包同意书。四、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之前的土地承包费已清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土地承包费及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五、因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甲方在本案的投入，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甲方在上述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归乙方所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确认该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后附杨继县与佛岭村南门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3.《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见证书，2016年6月13日，杨继县（甲方）与钟晓燕（乙方）签订上述协议，约定：“经杨敬勇、杨继县友好协商，委托杨敬勇为代表与新科村第四经济合作社签订租用新科公路北边自编2号地块2405平方米土地，本项目由杨敬勇、杨继县共同投资、共同受益、自负盈亏，股份占比杨敬勇70%、杨继县30%。一、甲方自愿将其于2014年11月26日与杨敬勇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二、乙方清楚甲方于2014年11月26日与杨敬勇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的全部内容，乙方同意接受该《合作投资协议书》的所有权利、义务。三、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之前的土地承包费已清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土地承包费及上述《合作投资协议书》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四、因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甲方在本案的投入，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甲方在上述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归乙方所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合作投资协议书》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确认该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4.《赠与合同》及见证书，2016年6月13日，杨继县（甲方、赠与方）与钟晓燕（乙方、受赠方）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上李松龄北街自编42号一层房屋是李沛如、周素香于2010年4月26日赠与给杨继县、钟晓燕、李仅明，之后，杨继县、钟晓燕、李仅明共同出资，把上述房屋拆除，重新建成一栋框架结构七层房屋，杨继县、钟晓燕各占45%份额，李仅明占10%份额。现甲方自愿将其在上述宅基地房屋所占的份额赠与给乙方。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确认该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与合同》后附《赠与书》，系李沛如、周素香与杨继县、钟晓燕在2010年4月26日签订。5.《赠与合同》及见证书，系杨焯贤、周志英在2016年5月25日与钟晓晓签订赠与合同，将杨焯贤、周志英坐落在白云嘉禾街新科杨苑街四巷17号五层房屋赠与给杨小佩、白云区嘉禾街新科科甲南街75号十一层房屋赠与给杨继渡、杨濠莹，钟晓晓作为杨小佩、杨继渡、杨濠莹的法定代理人签名确认，杨继县在在场人处签名。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6.《夫妻财产约定书》及见证书，2016年5月31日，杨继县与钟晓晓签订两份《夫妻财产约定书》，约定双方购买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颐林一街1号1604房、广州市白云区云语街1号（1栋）402房，杨继县自愿放弃上述两套房产的一半产权，该产房的全部产权归钟晓晓所有。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夫妻财产约定书》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7.《发展计划协议书》，该协议书由杨继县在2018年5月25日出具，载明：“杨继县先生从今以后新发展地址：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佛岭村南门小组下介路（工名）桦阳工业园内与朱振强和钟晓晓无关”。8.银行明细，2017年5月2日朱振强向钟晓晓转账7000元，2017年5月17日朱振强向钟晓晓转账1500000元，而2018年杨继县在2018年1月2日向钟晓燕转账2000000元，在2018年1月10日向钟晓燕转账1950000元，鉴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6年6月13日已经清算完毕并结清，则朱振强、钟晓燕应将多收取的2443000元予以返还。上述证据2-7系杨继县在第一次庭审时当庭提交，其在第二次庭审时申请撤回证据2、4、5、6、7，仅以证据3证明其与钟晓燕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后双方的权利义务终结，双方的债权债务就此了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该份转让协议就是明确双方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其中，涉及新科村的投资项目的收益权已经全部转给了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已经将该地块经营权签给了深圳的公司，控制经营权，杨继县不再参与该项目的任何收益，但惠州博罗县的项目还没有正式将权利义务转让给钟晓燕、朱振强，杨继县仍有权享有该项目的收益，并不承认该转账，就该博罗县的项目双方仍在纠纷中，现仅以新科项目的转让就可以理解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终结；至于其余的《赠与合同》，杨继县表示2018年5月25日的《赠与合同》是杨继县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场，是杨继县的父母将其名下的财产赠与给杨继县的子女，而2018年6月13日签订其他《赠与合同》、转让协议时，杨继县神志不清，在杨继县生病后，其失去了部分工作能力、劳动能力，夫妻感情破裂、僵化，当时钟晓晓及其家人威胁杨继县，若不签字就离开这个家，杨继县在此情况下同一天内签署了多份资产转让协议，这不是杨继县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是被胁迫的，从庭审中也可以看出，钟晓晓完全与杨继县是对立的。经质证，钟晓晓对上述证据2-8真实性均予以确认，钟晓晓表示因杨继县突发脑出血时起才得知杨继县出轨并且有了私生子，如果杨继县死亡，则其非婚生子女均可以得到杨继县的财产，但钟晓晓、杨继县的资产都是钟晓晓家人帮助后获得的，经与杨继县协商后，杨继县表示其可以净身出户，故签订上述资产转让协议和《赠与合同》，部分财产赠与给婚生子女，部分财产直接归钟晓晓所有，部分财产虽然名义上转让给钟晓燕，但是系钟晓燕为钟晓晓代持该部分财产，因为就算将所有夫妻财产转到钟晓晓名下将来杨继县死亡后其私生子也有可能取得财产并发生纠纷，因此协商后确认由钟晓燕承接钟晓晓的部分财产，虽然转让协议与《赠与合同》中将部分项目转给了钟晓燕，但实质上仍然是婚内析产，钟晓晓仍控制该项目并取得项目收益，该项目的收益、权利义务均与钟晓燕、朱振强无关。对证据8是因为钟晓晓发现杨继县收到项目款项后并没有将款项转回，而是私自挪用，因此钟晓晓在收到项目回款后将近4000000元款项尽快还给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对上述证据2-8实性均予以确认，不同意杨继县撤回部分证据，以钟晓燕名义签订的《赠与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均是钟晓晓与杨继县之间进行婚内析产而产生，对钟晓晓的陈述予以确认，至于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双方的债权债务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因为钟晓燕是代表钟晓晓获取婚内析产的承诺，钟晓燕从未获取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中载明的财产份额，也从未因获取该财产而享有收益，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与《赠与合同》均与本案借条载明的款项无关，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及《赠与合同》确与本案有关，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明确载明“本案的投入”即本项目的投入，并非全部债权债务的终结，这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并没有明确双方的债务金额和债权金额，并非双方之间长达十几年合作关系的清算，因签订《借条》后，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进行了清算了结，若钟晓晓、杨继县确实愿意转让该权利转让协议和《赠与合同》载明的份额，钟晓燕、朱振强也愿意折价在借款中予以抵扣。另，钟晓燕、朱振强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表示，其与钟晓晓、杨继县合作长达十多年，双方之间合作项目众多，账目管理混乱，现已无具体凭证就合作期间的账目重新进行清算核实，在2018年4月5日杨继县、钟晓晓出具涉案《借条》后，双方合作期间合作项目的份额均与钟晓燕、朱振强无关，此后合作项目的盈亏均与钟晓燕、朱振强无关，但“双方合作期间合作项目”并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钟晓燕与杨继县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中涉及的“新科村项目”“惠州博罗县项目”以及“均禾街清湖村的房产份额”，现“新科村项目”及“均禾街清湖村的房产份额”已由钟晓晓持有，钟晓燕、朱振强已放弃“均禾街清湖村房产份额”以及“新科村项目”份额，但“惠州博罗县项目”因杨继县并未依据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其份额，双方现已产生纠纷并在惠州法院进行诉讼，但上述三份协议、合同涉及的项目均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合同后已经理清，在2018年4月5日出具涉案《借条》时，钟晓燕、朱振强与杨继县、钟晓晓各方均知悉该《借条》清算的项目并不包含“惠州博罗县项目”“惠州博罗县项目”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转让，不属于钟晓燕、朱振强与杨继县、钟晓晓之间合作的项目，应属于钟晓燕、朱振强和钟晓晓之间的合作项目，杨继县无权参与该项目，当时出具涉案《借条》的目的是为了让钟晓燕、朱振强收回所有的投资款本金。杨继县对钟晓燕、朱振强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杨继县表示在2015年初其与钟晓晓已经出现感情问题，在2015年9月杨继县因自发性脑出血入院进行开颅手术，出院后伴有意识障碍的状况，钟晓晓遂恶意串通钟晓燕、朱振强逼迫杨继县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了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在2018年1月，钟晓晓又强行转账2950000元至钟晓燕账户，在2018年4月期间，又以离婚、家庭关系为要挟，逼迫杨继县签署了涉案《借条》，同时还诱骗、逼迫杨继县放弃了其他公司的股权。钟晓晓对钟晓燕、朱振强的陈述均予以确认，钟晓晓表示出了2016年6月签订的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其他的合作项目的份额钟晓燕、朱振强全部退出，2018年4月5日之后其他项目的利润全部由杨继县持有，2018年4月5日以涉案《借条》进行结算时，已经将“惠州博罗县项目”剔除。一审法院认为：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钟晓燕、朱振强认为双方之间的债务数额为5180393元，钟晓晓、杨继县确认曾出具借条，但杨继县不认可钟晓燕、朱振强主张的法律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法律关系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就本案而言，首先，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银行往来记录及收据等证据，可以认定钟晓燕、朱振强与杨继县、钟晓晓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关系，但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具体内容、合作项目、合作期间亏损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合作资金的投入均无法查清。其次，杨继县表示其与钟晓燕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系对双方合作关系的结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朱振强、钟晓燕及钟晓晓均明确表示，上述三份协议均为钟晓晓与杨继县的婚内析产的约定，系钟晓燕代持钟晓晓的婚内财产份额，现无证据证实该主张，但上述协议中均载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结合2016年6月13日之后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朱振强在2017年5月2日、5月17日分别向钟晓晓转账7000元、1500000元，杨继县在2018年1月2日、1月10日分别向钟晓燕转账2000000元、1950000元，现杨继县对上述款项往来的性质及其支付的原因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除涉案合作关系外，还有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在2016年6月13日之后，双方之间仍有合作款项往来，故上述三份协议（含《赠与合同》）仅能认定就协议载明的项目已结清，不足以认定钟晓燕、朱振强、杨继县、钟晓晓双方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均已结清，故一审法院对杨继县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于杨继县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钟晓燕、朱振强与钟晓晓均明确表示涉案《借条》系对双方合作期间所有合作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的清算，系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杨继县对此予以否认。但在本案中，首先，就《借条》的签订而言，杨继县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予以签订，且杨继县亦确认其签订《借条》时，其亲戚作为见证人在场并签名，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条》系杨继县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就涉案《借条》的内容而言，钟晓晓、杨继县在2018年4月5日向钟晓燕、朱振强借款的金额高达5180393元，现无证据证实在2018年4月5日前后，钟晓晓、杨继县需要对外借款5180393元用于投资，无证据显示在2018年4月5日朱振强、钟晓燕有向杨继县、钟晓晓出借该款项，而杨继县亦明确表示其此时资金充足，并无向钟晓燕、朱振强借款之必要，但对于为何签订该《借条》且《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180393元，杨继县无法做出合理说明，杨继县、钟晓晓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签订相关文书时应对该文书载明的内容进行了解，也应知悉其签名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在理性分析判断后再在相关文书上签名，现无证据证实杨继县在出具该《借条》时存在被胁迫、欺诈等情况下，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涉案《借条》并非为了借款而出具；第三，在双方合作期间，钟晓晓确认其负责管理合作款项，负责项目跟进、款项收支及记账等工作，杨继县亦确认其与钟晓晓共同经营，并确认其银行卡一直由钟晓晓持有使用，即杨继县对钟晓晓在合作期间负责财务管理工作并无异议，而钟晓晓对于与朱振强、钟晓燕在合作期间所有合作款项的往来显然处于更为清楚知悉的状态，钟晓晓、杨继县作为接受投资款的一方，钟晓晓作为合作期间双方均认可的财务管理方，钟晓晓在本案中除提交其出纳日记账外，未能提交其余的账册及财务凭证，致使本案无法通过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审查合作期间的财务状况，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第四，虽然钟晓燕与钟晓晓系姐妹，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钟晓晓已提供其制作的出纳日记账证实了其收取钟晓燕、朱振强款项的时间、金额及向钟晓燕、朱振强汇款的时间、金额，并明确载明了截至2018年4月5日尚欠的金额为5180393元，杨继县虽对该《借条》及其载明的金额有异议，但未就该金额如何计算得出进行合理说明；第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现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均确认该《借条》系对合作期间所有合作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清理结算后得出的金额，且该《借条》出具后钟晓燕、朱振强放弃双方合作期间的所有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的份额及其该份额对应的收益，朱振强、钟晓燕、钟晓晓在本案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虽未达到使合议庭对待证事实（借条是否系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确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经达到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条》应视为双方通过和解、清算方式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故钟晓燕、朱振强主张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因钟晓燕、朱振强、杨继县、钟晓晓双方已合作多年，本案除钟晓晓制作的出纳日记账外，无其他账册、会计凭证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合作的资产状况及盈余亏损情况，现朱振强、钟晓燕明确表示放弃双方合作期间所有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的份额，放弃自2018年4月5日签订《借条》后所有项目的利润、盈余，仅要求杨继县、钟晓晓返还《借条》载明的债权金额5180393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利息，钟晓燕、朱振强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就2016年6月13日钟晓燕与杨继县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因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系在涉案《借条》出具前签订，而在2018年4月5日出具涉案《借条》时，钟晓晓、杨继县均知悉上述三份协议，在此情况下，杨继县、钟晓晓仍确认其合作终止后的结算金额为5180393元，故上述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及其份额转让事宜，与本案的处理不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在此对该三份协议不予赘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钟晓晓、杨继县向钟晓燕、朱振强偿还518039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杨继县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4806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钟晓晓、杨继县负担；一审反诉受理费13172元，由杨继县负担。钟晓晓、杨继县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其应承担的费用向一审法院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继县提交《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该病例记载了杨继县在2016年12月5日-2017年9月4日期间患有脑血管疾病、癫痫等疾病。《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病案首页》，记载了杨继县在2015年9月21日入院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的病情。朱振强、钟晓燕、钟晓晓认为：这些证明都是2017年之前的，并不能证明2018年4月5日当天的情况，不同意将这些材料作为二审的新证据予以采纳。二审期间，杨继县申请调查钟晓晓名下7个银行账户流水，其中卡号为62×××12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是杨继县、钟晓晓、朱振强和钟晓燕多年合作项目的公用账号。对此钟晓晓称其已在一审提交与卡号为62×××12的银行账户关联的账号为07×××15的存折流水，在一审庭审中，杨继县称对上述钟晓晓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因为与本案无关。钟晓晓在二审庭询后提交了盖有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景支行业务专用章的《个人客户账户信息查询清单》，该清单显示账户账号为62×××12，对应合一账号1为07×××15。经二审查明，钟晓晓在一审中已提交账号为07×××15的账户流水。本案二审庭询日期为2019年11月27日。杨继县二审申请证人蔺某到庭作证，并提交有蔺某签名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的书面证人证言。各方均确认蔺某是杨继县的远房表舅，是在2018年4月5日签订涉案《借条》时的见证人。上述蔺某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2018年4月5日，在杨继县、钟晓晓居住的保利云禧的家中，由钟晓晓起草518万余元欠条后，对杨继县说：‘要家还是要钱，要家就快点签字等’，意思是不签字就离婚，让杨继县净身出户，逼迫杨继县签字”。二审庭询中，蔺某确认其在《借条》上签名时精神状况正常，并称在签《借条》的时候，蔺某劝杨继县“钱是身外物，以后你的余生更重要，你两公婆都认可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再去争执”。蔺某还称在2018年4月5日当天钟晓晓通过语言威胁杨继县，但其称记不清钟晓晓威胁杨继县的具体语言。蔺某当庭陈述称其记不清钟晓晓威胁杨继县的具体语言，但其在庭询当天提交的书面证词却详细记载钟晓晓的具体语言，其书面陈述与当庭陈述存在明显矛盾。经本院询问，蔺某也自认其当庭所作陈述与书面证词存在矛盾。对于蔺某的证人证言，杨继县质证认为，证人蔺某在法庭门口遇到钟晓晓了，他们在庭外聊了很多，怀疑蔺某受钟晓晓干扰，毕竟他们关系好。蔺某不说重点，杨继县签署《借条》是因为钟晓晓和蔺某在不同程度的给杨继县施加了压力。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你愿意签借条，你就能够在这个家庭生活下去，不然的话就将你赶出门。蔺某的书面证词和法庭上的口头证词有差异，是因为他在法庭上有些紧张，也可能文字的东西对他来说，已经全部忘却了，那么只能凭他追忆，把过去的事实基本上还原了。总而言之这一份《借条》是没有依据的，就说是合作，然后进行结算也要有单据。没有凭据，只有钟晓晓提供的转账记录，不能反映出朱振强、钟晓燕对杨继县投资了具体的数额，那么也更加不能证明杨继县返还了朱振强、钟晓燕具体的数额。那么这样一个结算是没有依据的，是没有证据支撑的。所以借贷关系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应该驳回起诉。朱振强、钟晓燕质证认为蔺某陈述了该《借条》是双方经过结算，并且杨继县也是认可的。在此情况之下，在蔺某的劝说之下也进行了签名，因此并非逼迫，也非胁迫。钟晓晓质证认为证人蔺某有的话是真实的，但有很多话都不是真的。蔺某对证言的内容都记不清，却对一年多以前的事情记忆清楚，这个是很矛盾的。二审另查明，在一审庭审中，杨继县称其与钟晓燕、朱振强没有在外合作建房，也没有对外签署任何合同，也没有收取任何与第三方合作的收益，也没有向钟晓燕、朱振强支付过任何款项。二审庭询中，杨继县再次确认2018年4月5日出具的《借条》是其本人签字捺印，且在出具该《借条》后，没有向朱振强、钟晓燕还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借条》并非基于实际出借款项而产生。作为原告，朱振强与钟晓燕主张此《借条》系双方对长期合作投资款项的清算结果，杨继县需依据该《借条》所载金额向朱振强与钟晓燕返还相应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不当，本案应为基于债权债务清算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对于该《借条》的形成，杨继县辩称是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签订，且存在胁迫的情况，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借条》是否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否反映了双方结算的结果。首先，杨继县认为涉案《借条》的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病例拟证明其在签订涉案《借条》时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提交的相关病例材料仅证明其在2015年9月21日至2017年9月4日期间存在脑血管疾病、癫痫等病症，不能证明其在2018年4月5日涉案《借条》签订之日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更无法证明其当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杨继县申请到庭作证的表舅蔺某的证言显示，在该日蔺某曾劝说杨继县“钱是身外物，以后你的余生更重要，你两公婆都认可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再去争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签订《借条》时，杨继县本人对于涉案《借条》载明的债权债务金额是予以认可的。至于杨继县所述其是受胁迫而签订《借据》的问题，杨继县提交的证据仅有其远房表舅蔺某的证人证言。但是，蔺某的书面证言与其当庭所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不足以证明签订涉案《借条》时存在胁迫的情况。而在《借据》签订后，杨继县至今未提出撤销之诉，显然亦不符合其关于胁迫的主张。杨继县与涉案《借据》的见证人蔺某均确认《借条》所载签名是其两人本人所签，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条》系杨继县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其次，朱振强与钟晓燕主张涉案《借条》属于双方对此前合作投资的债权债务的结算，提交了相关材料及钟晓晓提供的出纳日记账、银行流水等证据，以此证明双方之间曾存在真实的合作投资关系。涉案《借条》载明“钟晓晓、杨继县、朱振强、钟晓燕投资所有在建工程，因资金短缺，现向钟晓燕借款”，亦印证了涉案《借条》是各方之间针对此前合作形成的权利义务进行结算后形成的债权凭证。反观杨继县在一审中称其与钟晓燕、朱振强没有合作，也没有向钟晓燕、朱振强支付过任何款项，但其对于涉案出纳日记账、银行流水及相关协议并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其抗辩不足以采信。第三，杨继县明知在涉案《借条》出具之前已出具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相关《赠与合同》，其仍在2018年4月5日当天签订涉案《借条》确认尚欠5180393元。杨继县抗辩其在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已明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清结理据不足。本案当事人在意思自治情况下通过涉案《借条》确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对各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应当依约履行。由于杨继县在2018年4月5日签订涉案《借条》后未曾偿还款项，一审法院认定钟晓晓、杨继县应向钟晓燕、朱振强偿还5180393元及利息正确。关于杨继县申请调查钟晓晓名下银行账户的问题，经查，杨继县确认与双方合作情况存在关联的62×××12账户流水已在一审中提交（对应合一账号1为07×××15）。一审法院已当庭组织双方质证，而杨继县一方拒绝质证，一审法院审核该证据的真实性后依法予以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至于杨继县申请调取的其他账户信息，因为其不能说明这些账户与本案各方合作关系的关联性，本院对杨继县的调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继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164元，由上诉人杨继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 琳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