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33民初1118号 原告：曲木吉土，男，彝族，1977年7月29日出生，四川省昭觉县人，住四川省昭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江红，四川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曲木吉攀，男，彝族，1970年2月1日出生，四川省昭觉县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告：沈阿呷，女，彝族，1973年2月10日出生，现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银华，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冕宁县城厢镇城东南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33MA62H0854W。 法定代表人：徐晓平，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宁，男，汉族，1971年10月17日出生，系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特别授权。 原告曲木吉土与被告曲木吉攀、沈阿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川3401民初2761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木吉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江红，被告曲木吉攀，被告沈阿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银华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做出(2019)川3433民初1118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为查明事实，追加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冕宁客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12月19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原告曲木吉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江红，被告曲木吉攀，被告沈阿呷，第三人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曲木吉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伙期间经营所得利润共计573247.82元（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6日）；2.判令二被告协助原告将川Ｗ×××××班车的挂靠者登记为原告；三.判令原告享有川Ｗ×××××班车自2019年4月6日以后的所有车辆应领取款项；四、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曲木吉攀系兄弟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5年4月17日原被告双方合伙购买车牌号为川Ｗ×××××的中巴车专线车辆挂靠在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经营。2016年1月由于车牌号为川Ｗ×××××的中巴车车辆老旧不能运营，原、被告共同出资购买了川Ｗ×××××的班车继续挂靠在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经营。由于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挂靠者只能有一个人，因此在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挂靠者为被告曲木吉攀一人，从2015年至今所有车辆应领取的费用均由被告曲木吉攀领取。2018年6月1日，原、被告对2015年至2018年6月1日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结算后签订了《车辆合伙协议》，《车辆合伙协议》确认被告方欠原告2015年至2018年6月1日的欠款为348000元，该笔欠款由被告方向原告方出具借条。双方约定班车从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所有经营收入由被告收取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但是被告方要按月向原告方出具借条以保证原告方营业收入。2020年4月1日起车辆经营的收入全部由原告收取，被告方的应得收入用于折抵所有前期欠款。但从2018年10月20日以后，被告拒不履行《车辆合伙协议》内容，既没有将原告的应得款项支付给原告也没有按约定向原告方出具借条。从2015年至今四年的时间，被告占用、挪用了原告的所有收入，被告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有不正当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原告有权将被告除名，由原告一人经营车牌号川Ｗ×××××的班车路线。另外被告家庭成员嗜赌成性，负债累累，被告亦不适合再执行合伙事务。原告基于亲属关系和被告家庭考虑一再忍让，但被告方一再违约，原告遂提起诉讼。 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伙期间经营所得利润共计677723元（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6日）；将诉讼请求第二项、第三项变更为：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分割川Ｗ×××××的班车（包括车辆和运营路线），判决由申请人享有川Ｗ×××××班车50%份额）。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变更诉讼请求为：1.合伙协议继续履行；2.判令被告将2018年6月1日以前的356000元及后面四张借条97200元支付给原告；3.2019年11月以前被告应付原告780000元及至以后购买新班车期间的利润要求被告分配50%给原告；4.如果要购买新班车经营则继续按原协议执行。 被告曲木吉攀辩称，原告诉称的2015年共同买了车是事实，车牌号是川Ｗ×××××，跑了10个月以后换了一辆，也是借钱买的。2018年4月份还了4万多元的款，之后就一直没有算过账。2018年6月1日将以前的账全部结算了，结算下来是170万元，以原告家出资90万元的份额计算，我们要给原告家60多万。后来经协调，按30万元的份额让他家入股进去，我们付他家30多万。 被告沈阿呷辩称，1.案涉车辆合伙协议系无效协议，沈阿呷并没有在合伙协议上签字，对该份车辆合伙协议并不知晓；2.案涉车辆系由被告曲木吉攀和沈阿呷共同向凉山州农村信用社银行贷款200万元购买了川Ｗ×××××的中巴车，川Ｗ×××××的中巴车系从案外人孔祥仁处购买的，该购车款系被告沈阿呷婚前两套房产作抵押贷款得来，并没有原告在诉状中所说双方合伙购买，系二被告单方出资购买的车辆，后二被告于2016年将川Ｗ×××××的中巴车卖掉购买了川Ｗ×××××，原告方并没有出资购买案涉车辆，从合伙协议第八条内容看，并非原告在诉状中所说该348000元系车辆经营利润，被告沈阿呷以及曲木吉攀从未向原告借过任何款项，因此该笔款项不是车辆合伙利润；3.被告曲木吉攀与原告之间的联合签订的各种书面材料与被告沈阿呷无关，该车辆合伙协议系由原告曲木吉土和曲木吉攀私底下联合让案外人沈某、曲某1、曲某2签订的，其签字行为不能代表沈阿呷，沈阿呷也没有授权沈某签字，其签字行为也不能代表沈阿呷，沈阿呷也没有授权给曲木吉攀将涉案车辆与原告进行合伙。 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辩称，案涉川Ｗ×××××车辆是2018年与我公司签的承包经营合同，到2020年1月31日有效，经营权是7年（以行驶证上户日期起算至2023年1月30日），到期后续签，我们公司签合同采取的方式是两年一签。案涉川Ｗ×××××车辆在我公司的账户上还有未领取的2019年5月至11月的经营收入345547.22元。 原告曲木吉土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取款记录、存款记录、出资确认书。证明：2015年4月17日，原告曲木吉土通过其妻子的账号转账410000元以及90000元现金共计出资500000元的事实是被告沈阿呷签字确认的。被告曲木吉攀质证：无异议，是事实。被告沈阿呷质证：1.对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三性均不认可，户名是汉呷土日并非本案当事人，其借记卡的交易明细无法显示出是案涉车辆的出资款；2.买车款字迹明显是补的，不是沈阿呷写的，沈阿呷也没有收到出资500000元，对三性不认可，不能达到原告购买川Ｗ×××××班车进行了出资的证明目的。 二、收条两份。证明：2015年二被告共同签字确认收到原告的出资款共计170000元，100000元是用于购车花费，另外70000元是用于修理车辆使用。证明出资500000元以后被告又确认了收取了170000元。被告曲木吉攀质证：对的，无异议。被告沈阿呷质证：2016年2月3日该内容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不能说明这笔现金用于案涉车辆，被告沈阿呷也没有收到该笔70000元，且收条内容、字迹并不是沈阿呷所写，因此对该份收条不认可。2015年11月12日，质证意见同第一份收条一致。 三、农行银行卡明细一份。证明：2016年1月22日购买川Ｗ×××××车辆购车款以及保险、购置税全部由原告方支付。被告曲木吉攀质证：这400000元是原告以沈阿呷的房子作抵押从礼州信用社贷款，以原告的名义帮我们贷的。被告沈阿呷质证：在被告曲木吉攀的基础上补充：1.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该笔款是出资款还是借款没有明确，与本案无关联性，反而更证明本案有可能是借款纠纷，不是合伙协议纠纷。被告曲木吉攀补充质证：购车来回路费、油费、保险、购置税等10万零几百元都是原告垫付的。被告沈阿呷补充质证：车子是原告家夫妻去帮我接的，当时我请原告在帮我开车。被告沈阿呷已经把原告垫付的费用已经全部给了原告曲木吉土。 四、《车辆合伙协议》一份、借条5张。证明：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原告占股50%的份额，2018年6月1日以前原告应得的利润348000元，被告方要出具借条给原告，2018年6月1日以后的收入被告也要按约定向原告方出具借条。该协议已经履行了四个月，从2018年11月以后被告就拒不履行协议，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被告辩称的对车辆合伙协议不知情是不能成立的。并且在合伙协议上被告沈阿呷也是签了字的。被告曲木吉攀质证：无异议。我们两口子都履行了协议，我们都打借条、签字，过了彝族年以后她就不签了，才没有打的。被告沈阿呷质证：对车辆合伙协议三性均不认可，首先，内容并不真实，内容不是沈阿呷所知晓的事实，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来看，并没有沈阿呷的签字，合伙人双方为曲木吉土、曲木吉攀双方系亲兄弟，有联合串通损害沈阿呷利益，从《合伙企业法》、《合同法》等规定看，该合伙协议系无效协议，该份合伙协议中并没有明确双方共同出资是多少，不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因此内容不合法；从关联性角度讲也与被告沈阿呷无关，该份协议内容第八条明确说明甲方偿还乙方的款项，该内容只能说明是一种借款关系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合伙的事实，而且被告沈阿呷并没有向原告借过348000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借款纠纷的相关规定，借款合同是以收到借款本金才能说明该借款事实发生。因此对原告出具的四份借条，特别是356000元，沈阿呷并没有收到所谓的借款，字迹也不是沈阿呷所写，该两份证据恰巧证明本案可能涉及借款纠纷，不是合伙纠纷。 五、车辆费用明细表11页。证明：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该车辆原告该分得的利润是224523.90元。被告曲木吉攀质证：无异议。被告沈阿呷质证：对合法性、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履行了四个月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川Ｗ×××××车辆营业收入、管理费等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上面也没有二被告的签字确认。 六、银行存款回单2份。证明：原告2016年12月22日出资10万元的事实。被告曲木吉攀质证：无异议。被告沈阿呷质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份证据并没有显示是购买车辆的出资款，仅显示存款的卡号，不能证明由曲木吉土汇给沈阿呷，该存款是无名存款单，谁持有谁所有，但不能证明是车辆出资款。 七、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曲某1的证言：我是原告及被告曲木吉攀的亲兄弟，《车辆合伙协议书》由村支书（曲木尔惹）写的，《车辆合伙协议书》没有当着被告沈阿呷的面念给她听，是甲乙双方夫妻都同意后才签订的，因被告沈阿呷不识字，字是被告沈阿呷同意由沈某签的，手印是被告沈阿呷自己按的。被告沈阿呷质证意见：1.证人与被告曲木吉攀、原告是亲兄弟关系，该证言不予采信；2.其在法庭上审判长询问时也明确答复没有将该合伙协议内容念给沈阿呷听，在审判长询问时也不能明确清楚的回答车子的出资款是多少，他也明确的答复在被告发问时沈阿呷不识字，但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车辆合伙的事实。 八、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曲某2的证言：签合伙协议那天我在场，协议由一个教室和村支书协商协议，写了一份给原告，一份给被告家，被告沈阿呷应该知道协议的内容，因为当时解释给她听了，具体哪个解释给她听的我记不清楚了。协议上是沈某签的字，手印是沈阿呷按的。被告沈阿呷质证：证人在回答发问时该份协议系原告方曲木吉土及被告曲木吉攀亲兄弟在之前就拟写好的，是由他们的亲戚拉玛姑哈和曲木尔惹拟好的协议模板，在被告沈阿呷不知晓该份协议内容也并没有在协议上的签字下达成的合伙协议，与沈阿呷无关，恰巧证明原告与曲木吉攀亲兄弟恶意串通损害沈阿呷的利益，系无效协议，合法性不予认可。 被告曲木吉攀未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沈阿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卖车协议、共同还款承诺书、贷款支付委托书、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网内汇兑专用凭证。证明：1.案涉川Ｗ×××××购买的出资款系由被告沈阿呷的婚前个人两套房产作抵押向凉山州农村信用社贷款2000000元，由被告曲木吉攀与孔祥仁就川Ｗ×××××的签订卖车协议，该车款为1898000元，该笔款项由曲木吉攀委托凉山州农村信用联社通过汇款的方式直接汇入孔向仁的银行账号；2.该车辆系由被告向银行贷款全额出资购买而来，原告方并没有对该车辆进行出资。原告质证：全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也无任何关联性。只能证明借贷问题，不能证明购车的所有款项都由被告支付，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贷款并不必然就是全额出资购买车辆，据原告所知，被告之所以贷款是由于被告沈阿呷欠案外人巨额的债务。被告曲木吉攀质证：贷款是事实，但沈阿呷说的贷款要多贷一点，她欠别人的账。曲木吉土的买车的钱也是打这张卡上的，也是从这张卡打出去的。 二、西昌市人民法院判决书、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判决书与第一组证据相互佐证。购买新车时被告沈阿呷向凉山州信用社礼州分行贷款485200元，川Ｗ×××××车款由二被告出资。原告质证：对三性不予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被告的借款关系，不能证明购买车子是由被告全额出资的。将被告的明细打出来可以看出跟车辆没有多大关系的。被告曲木吉攀质证：判决书是事实，在2018年12月沈阿呷没有履行我们签的协议，车辆收入全部都在公司没有拿来分配所以就还不起银行的钱，银行就起诉我们了。合伙协议上沈阿呷我们是违约的、贷款也是违约的。 三、被告沈阿呷申请出庭的证人沈某的证言：《车辆合伙协议》是我在沈阿呷不知晓内容的情况下替她签的，我也是在没有详细看协议的内容，在不清楚曲木吉攀与曲木吉土之间的经济纠纷的情况下签的字，我签字是为了息事宁人。原告质证意见：被告沈阿呷是证人沈某的亲姐姐，证人所说的有利于沈阿呷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与生活不符，不应当予以采信。被告沈阿呷质证：沈某能清楚肯定的答复质询，且客观真实，其证言与被告提交的书面证据能相互佐证，具有合法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曲木吉土与被告曲木吉攀系亲兄弟，被告曲木吉攀、沈阿呷系合法夫妻。2015年3月24日，被告曲木吉攀与案外人孔祥仁签订《买车协议》约定，案外人将其实际所有的挂靠在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的车牌号为川Ｗ×××××的车辆（西昌-金阳）出售给被告曲木吉攀，约定车价为18908000元。2015年4月17日，原告通过其妻子汉呷土日向被告曲木吉攀转款410000元，同日，被告通过委托银行支付的方式向案外人孔祥仁转款1898000元。原告述称当日其通过银行转款410000元给被告曲木吉攀用于购买川Ｗ×××××的车辆外，还通过现金方式给付被告曲木吉攀90000元用于购买川Ｗ×××××的车辆，并提交《卖车款》一份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该《卖车款》应系对川Ｗ×××××车辆购买款构成的确认，但因签署人文化低而写成了“卖车款”，该《卖车款》明确川Ｗ×××××车辆价格为1710000元，原告曲木吉土出资500000元，被告沈阿呷出资1210000元，落款处由原告曲木吉土、被告沈阿呷作为出资人签字捺印。故本院对原告出资500000元、被告沈阿呷出资1210000元购买川Ｗ×××××的车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将川Ｗ×××××车辆继续以被告曲木吉攀的名义挂靠在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用于西昌至金阳线路客运，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按月向被告曲木吉攀结算、支付车辆营运收入。后因川Ｗ×××××车辆老旧，原、被告协商购买新车用于营运。2015年11月12日，二被告共同签字确认收到原告的出资款共计100000元，2016年1月，原、被告协商后购买了案涉川Ｗ×××××车辆继续以被告曲木吉攀的名义挂靠在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处从事西昌至金阳线路客运。2016年2月3日，二被告共同签字确认收到原告100000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沈阿呷的银行账户存入50000元，同年12月28日，原告又向被告沈阿呷的银行账户存入50000元。2018年6月1日，原、被告在双方亲属见证下，对合伙期间的经营收入、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原告再次投入300000元，双方出资一致后，签订《车辆合伙协议》，约定：“案涉案涉川Ｗ×××××大客车为原、被告共同持有，从2018年6月1日起，原告及其妻子汉呷土日持有50%的份额，二被告持有50%的份额；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所有收入由二被告还贷（期间以每月由被告给原告方方式，写借条给原告方，原告方确认后二被告签字方可有法律效应）；2020年4月1日起车辆经营的收入由原告方收取，待原告方把借给二被告的资金还清后，双方各占50%的收入分帐；若原告方经营该车辆期间，生意不景气或国家相关政策不允许，二被告必须立马偿还借乙方的款项，同时二被告须给原告方出具借款欠条348000元。”《车辆合伙协议》签订后，因在签订协议时双方遗漏了二被告欠原告方8000元的事项，二被告结根据《车辆合伙协议》中关于“同时二被告须给原告方出具借款欠条348000元”的约定，加上遗漏的8000元，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356000元的借条。后被告曲木吉攀作为案涉川Ｗ×××××车辆的驾驶员从事营运，其驾驶员工资为5000元，该笔工资从案涉川Ｗ×××××大客车的营运收入中支付。按照《车辆合伙协议》的约定，二被告从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处领取案涉车辆经营收入并分别于2018年7月20日、8月20日、9月19日、10月2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四份，金额合计为97200元。后二被告在未按照约定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情况下，继续从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处领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营运收入共计353691.95元（其中2018年10月份为被告曲木吉攀从第三人处预支工资5000元后，第三人在结算时将扣除预支的5000元后的营运收入37265.92元支付给二被告）。案涉车辆2019年5月至11月的营运收入共计345547.22元存于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的账户上，尚未领取。 本院认为，一、2015年4月17日，原告曲木吉土与被告沈阿呷签订《卖车款》，确认原告曲木吉土出资500000元，被告沈阿呷出资1210000元共同购买川Ｗ×××××车辆，并共同经营该车辆、分配经营收入，应认定双方合伙关系成立。后川Ｗ×××××车辆报废、原、被告共同够买川Ｗ×××××车辆。2018年6月1日，原、被告在双方亲属见证下，对合伙期间的经营收入、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原告再次投入300000元，双方出资一致后，签订《车辆合伙协议》，明确自2018年6月1日以后，原、被告双方对案涉川Ｗ×××××车辆各享有50%的份额，并对经营收入的分配方式进行了约定。被告曲木吉攀认可该《车辆合伙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被告沈阿呷以其不识字，不知道起在先后购买川Ｗ×××××、川Ｗ×××××车辆期间与原告签订的《卖车款》、《车辆合伙协议》的内容，且《车辆合伙协议》上其姓名不是自己所签为由，认为《车辆合伙协议》对其无约束力。但经庭审查明，《车辆合伙协议》的签订由双方亲属在场见证，《车辆合伙协议》上被告沈阿呷的姓名由其妹妹代签，被告沈阿呷亲自捺印，被告沈阿呷的妹妹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较好的知识文化，应当知道《车辆合伙协议》的内容并转告了被告沈阿呷，被告沈阿呷应当知道《车辆合伙协议》的内容。故该《车辆合伙协议》应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车辆合伙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应认定案涉川Ｗ×××××车辆由原告及其妻子享有50%的份额，二被告享有50%的份额。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原、被告亦可协商变更或终止该《车辆合伙协议》，对原告要求继续《车辆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二、二被告于2018年6月1日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356000元的借条及2018年7月20日、8月20日、9月19日、10月20日向原告出具合计金额为97200元借条四份，共计453200元，应系原、被告按照《车辆合伙协议》的约定对案涉川Ｗ×××××、川Ｗ×××××车辆经营期间收入进行分配后出借给二被告，该借款行为，系《车辆合伙协议》的从属合同，现被告沈阿呷不认可原告应得该453200元经营收入的事实及自2018年11月开始就不再按照《车辆合伙协议》向原告出具借条，《车辆合伙协议》中关于二被告按月向原告出具借条的约定未履行，原告要求二被告提前将2018年6月1日的借条确定的356000元及后四张借条确定的97200元，共计453200元支付给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从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处领取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营运收入共计353691.95元，因未向原告出具借条，且双方现无法达成借款合意，该353691.95元应当在扣除驾驶员工资35000元（5000元／月×7个月）后，由二被告支付一半即159345.95元【（353691.95元-35000元）×50%】给原告。综上，二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合伙期间经营收入为612545.95元（453200元＋159345.95元）；三、尚未从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处领取的2019年5月至11月的营运收入345547.22元，应当在扣除驾驶员工资35000元（5000元／月×7个月）后，由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支付一半即155273.6元【（345547.22元-35000元）×50%】给原告；四、原告主张2019年12月及以后的经营收入按50%给原告，在案涉川Ｗ×××××车辆报废后，购买新车经营则继续按原协议执行，该主张符合《车辆合伙协议》的约定，第三人冕宁客运公司作为案涉川Ｗ×××××车辆经营收入的结算人，应当将案涉川Ｗ×××××车辆的经营收入扣除驾驶员工资等相应费用后支付50%给原告，但2019年12月及以后的经营收入金额、是否购买新车及其费用均尚未确定，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部分不予处理，待实际发生后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原、被告作为亲兄弟家庭，应利用良好的合伙基础，和睦相处，加强沟通协商，团结互助，共同致富奔康。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曲木吉攀、沈阿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曲木吉土应得2019年4月及以前的合伙车辆经营收入612545.95元； 二、第三人冕宁县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曲木吉土应得2019年5月至11月的合伙车辆经营收入155273.6元； 三、驳回原告曲木吉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78元，由被告曲木吉攀、沈阿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勇 人民陪审员  王仕相 人民陪审员  沙正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洪艳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