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6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文强，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淄博华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淄博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谊，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洪沟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27433633397。 法定代表人：田宜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纪芳，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文强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济弘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文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谊，被上诉人康济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纪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文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二项，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原审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本金30万元并支付至起诉之日的利息118350元(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2018年4月12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以及自2018年4月13日至被上诉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30万元现金实际交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实质否认双方借款的实际发生，只是强调作为被上诉人的新股东，对被上诉人以前这些借款“不清楚”或“不知道”。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规定了“原告仅依据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实质否认借款不存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该条第一款，即被告抗辩已经偿还了借款，本案显然不属于这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该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这种情况是借款人出具借条，但出借人并没有实际付款，并且借款人要对出借人没有实际付款这一事实承担一定的举证义务，即“做出合理说明”。也就是说，应当由当时的经手人来说明借款的实际发生，但当时借款的经手人孔某应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当庭承认其中两笔借款的实际发生。另外一个经手人是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国英，其更没有否认借款的实际发生，相反，其在借款四年后还出具《说明》，证实这四笔借款的真实性，当时李国英和孔某还都是公司的股东，还没有转让股份，没有做虚假证明的动机和原动力。另一方面，从被上诉人当前的答辩看也不属于这种情形，对方在原审中答辩，在2017年8月才从原股东手中购买了被上诉人的全部股份，了解到被上诉人的借款不在公司账目之内，未发现多年前有该笔账目的发生。但其提供的证人孔某当庭认可其中10万元借款就在账目之内，另外一笔13万元借款孔某也认可，但没有记账，因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不但账目不清，而且完全在撒谎，完全不讲诚信；被上诉人在原审还答辩称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借款凭证是虚假凭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那综合本案涉及的四张借款凭证，上面都有被上诉人的行政章和财务章，都有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且有一张借据已经张店区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真实并判决返还。同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虚假的，也没有对印章和笔迹真伪进行鉴定。被上诉人在原审还答辩称借款期间双方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证实该笔债务的产生，这个抗辩理由更是无理，四次借款本来就是现金交易，何来银行流水。综上，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实质否认30万元现金的交付，或者其抗辩是不成立的。因此，原审判决中认定“对于原告诉求的2010年10月18日的30万元借款，在被告予以否认的情形下”是错误的。第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不但没有否认借贷事实的发生，抗辩理由也明显不成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却能充分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首先，还是这两张当时形成的借款凭证，一张是借款金额13万元，加盖国英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两个财务人员签字。另一张30万元借款收据上面盖有国英公司的公章，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国英签字，李国英还将“凭证”的“凭”字改成了“收据”二字，并且，李国英后来又在借款收据左下方添加“可以在张店区法院诉讼，李国英”的字样，从用笔粗细来看，明显不一样，显然是后来添加，更加证明借款收据的真实性。《民法总则》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那么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公司法人，对外出具的借款收据，盖有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完全具有证据的合法形式。其次，就是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本案历次庭审得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当时的股东李国英是二十多年的战友关系，和公司当时的股东孔某也很熟悉。在2010年被上诉人陷入资金困难，短短两年内，连续借款四次，连续出具了四张借条，孔某经手两笔，李国英经手两笔。被上诉人出具借款凭证后，其当时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李国英又于2015年9月1日书写《借款凭证及说明》，再次确认四次借款事实及一直没有归还的现状。2015年8月19日，孔某在其经手的两笔借款凭证复印件背面书写“来要过此款、孔某”字样。这些证据都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可谓“一真具真、一假具假”，原审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都予以认可，却没有确认其关联性及其证明效力，没有法律依据。第三，对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明交易习惯的几个判决书，是证明被上诉人现金交易的非常重要的证据，原审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效力只字不提，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生效判决书的被告都是被上诉人，都是向其他自然人借款，数额从几万到50万，都是现金交易，借款凭证也是这两种，盖行政章的都是李国英签字，盖财务章的是财务人员签字，和上诉人提供的这两种借款凭证完全相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都认可判决书的真实性。既然判决书是真实的，那其合法性、关联性当然具备，原审判决却只字未提，更没有确认其效力，请求二审法庭予以澄清，重新确认这些判决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第四，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的银行提款记录，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完全有支付能力以及资金来源。上诉人自2006年就成立并经营“淄博华渠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从其提供的其中两个银行流水，还不包括其公司的，资金流水就非常大，证明其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支付能力。原审却拘泥于银行的提款数额、时间必须和借款凭证完全吻合，这就不符合实际了，难道家里就不能放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现金？另外，当事人为了诉讼时效等原因，经常让借款人换借据，也是常有的。本案30万元就是这样，应被上诉人当时的代表人李国英请求，要借款30万元，使用半年，并且是现金，上诉人就在2010年1月18日提出30万元现金，交给李国英，李国英写收据一份，到期后上诉人找李国英要了多次，不能还款，最后双方协商再延期一年，才换了这个借款凭证，注明使用一年。这完全符合情理，否则上诉人怎么这么巧会有30万元的现金提取，被上诉人作为公司法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对外出具借到条。有这么多直接证据，原审法院还是否定了这30万元的借款，不但变相剥夺了上诉人的财产权，还助长了被上诉人的不诚信行为。第五，新股东不认旧账，是本案发生的原因，在诚信缺失的今天，也属正常。但本案借款发生于2010年和2011年，当时借款经手人李国英和孔某既是公司实际经营人，又是股东，他们怎么会无故给人出具借款凭证，凭空给自己增加债务，逻辑上是不通的，况且对方是自己的多年战友，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这些都是根据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出的事实。至于日后转让公司股份更是想不到的，所以更不存在当时写好借款凭证来欺诈今天新股东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没有按照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来正面判断案件事实，却把自己定位于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角色和思路，专门找1%的或然性漏洞，去推翻99%的高度盖然性证据，简直是匪夷所思。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认定该案属于虚假诉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明显不符合所列十种情形，原判决认定本案属于虚假诉讼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康济弘公司辩称，一、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现在进行二审，人民法院对于相关的案件事实已经做出了详尽的调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所诉款项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即2011年2月26日的收款收据的编号为：8049121，而另案中提供的2011年1月17日的收款收据的编号为：8049123借款时间在前的编号反而在后面相互颠倒，加之上诉人所称借款为现金并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资金安全。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称2011年1月13日、14日分别取款95500元和34500元，共计13万元，而收款收据的时间确实在2011年2月26日，上诉人是如何知晓在提出钱后的一个月后会有人向其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提供的30万元的取款记录的时间是在2010年1月18日，而主张的借款的收据时间是在2010年10月18日，显然时间跨度较大，在取出钱后九个月再进行交付显然不符合常理。并且上诉人提供的交易记录只能证明其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取出过该部分款项并不能够证明其资金去向及用途。并且30万元、10万元、13万元在当地的生活中属于较大数额，通过零散的取现及相隔时间较长的交付显然不符合常理。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颠倒且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并且假使上诉人所诉的借款真实，其在较大数额的借款没有进行偿还的情况下，在不问资金去向、不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不通过银行转账而主张现金交易显然与常理不符。四、上诉人分散起诉就是因为怕提供的证据相互颠倒引起人民法院的怀疑，其所提供的借款凭证及说明为格式打印，其内容是已经提前设置好的格式内容，并不能证明签字的真实性及意思表示的自愿性。并且孔某的证人证言也已经证实在2010年5、6月份之后李国英就已经不在公司，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上诉人的收款收据时间却是在李国英不在公司参与经营管理期间出具的，并不能够证明资金的去向及交付情况，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一直就比较零散，其并没有实际的出借能力。并且对于如此大额的借贷行为上诉人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没有约定利息、没有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没有过问资金去向，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没有任何要求还款的证据，显然也与常理相悖。人民法院在处理该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对出借人的出借能力、事实与理由是否符合常理、债权凭证是否存在伪造的嫌疑、前后所述是否存在矛盾等情形依法作出认定。在本案中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审理过程中涉及虚假诉讼的，请求贵院依法移送有关部门立案处理。 沈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3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至起诉之日的利息118350元（以本金30万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2018年4月1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及2018年4月13日至被告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以被告于2010年10月18日出具的加盖公司公章，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借款凭条及2011年2月26日出具的加盖有“山东国英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借款金额为13万元的借款凭证向被告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被告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对于30万元的借款，借条上载明借款人为山东国英医药有限公司，由公司加盖公章，李国英签字。原告为证实其资金支付情况，提供建设银行取款凭条一份，证实其于2010年1月18日取款30万元，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借款人，后因借款人未还，又于2010年10月18日重新书写借条。2011年2月26日借款13万元，由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并由公司人员杨金芝在填票人处签字，收款人处孙继庆签字。原告提供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明细，证实2011年1月13日、14日分别取款95500元和34500元，共计13万元。2011年10月20日，李国英给原告出具载明为“月底前还清文强的账款贰拾叁万元整”的证明。2015年8月19日，孔某出具“来要过此款”的证明。原告提供同日与孔某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孔某认可公司欠其23万元。2015年9月1日，李国英给原告出具借款凭证及说明一份，证实2011年2月26日借原告13万元，2011年1月17日借原告10万元，2010年10月18日借原告30万元，2011年元月12日借原告30万元。2015年，原告曾依据2011年1月17日的借款10万元起诉山东汉申医药有限公司（原山东国英医药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判决山东汉申医药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沈文强借款10万元。 另查明，李国英与孔某原是夫妻关系，2010年5月24日两人离婚。两人共同出资设立淄博惠世堂药店有限公司，2005年4月20日更名为淄博国英医药有限公司。2009年3月12日更名为山东国英医药有限公司。李国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10月9日鹿峻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11日公司更名为山东汉申医药有限公司，2017年5月1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郝克泽。2018年9月6日，在沈文强起诉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针对2011年元月12日的30万元借款纠纷一案的庭审中，孔某出庭作证，证实其与李国英系原公司股东，2010年5月24日其与李国英办理离婚手续，2010年7月份以后李国英就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了。当时公司的会计叫杨金芝和孙继庆。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2011年2月26日的借款130000元，原告沈文强提供的收款收据中加盖有“山东国英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由财务人员杨金芝、孙继庆签字，2011年10月20日李国英也出具承诺书载明“月底前还清文强的账款贰拾叁万元整”，2015年8月19日沈文强与孔某的通话中，孔某也认可230000元欠款。上述230000元欠款中的100000元，原告已于2015年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山东汉申医药有限公司（原山东国英医药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沈文强上述100000元欠款，现该判决已经生效。综合以上事实，对于2011年2月26日的130000元欠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确实充分，被告理应予以偿还。对于原告诉求的2010年10月18日的30万元的借款，在被告予以否认的情形下，原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的取款凭条系2010年1月18日的取款凭条，与本案原告提供的借条的时间跨度较大；原告陈述系2010年1月18日借款，后未还款后又于2010年10月18日重新书写借条，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故，在原告提供不出充分的证据证实已经实际支付给借款人上述款项或同期的资金来源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00000元的证据尚不充分，一审法院对其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0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文强欠款130000元；二、驳回原告沈文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84元，保全费3520元，共计12804元，由原告沈文强负担8934元，由被告山东康济弘医药有限公司负担387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康济弘公司提交（2015）川民初2545号一案庭审笔录中记载的收款收据一张，证明在同时间段内沈文强提供的收款收据存在虚假嫌疑，与其提供的2011年1月17日的收款收据的编号时间仅差3天，但是编号却差距较大。（2015）川民初2545号案件康济弘公司已经申请检察院抗诉。沈文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015）川民初2545号判决书上诉人一审中提交过，证明双方都是现金交易，都加盖了财务专用章，签字也一致，该证据恰恰佐证了双方都是现金交易，该事实也经淄川区人民法院认可，至于康济弘公司主张已经申请检察院抗诉需提供证据证实，编号相差很大的问题应由康济弘公司解释，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认为不但不能证实其主张，反而能够证实上诉人诉讼真实。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康济弘公司提供的证据，沈文强主张其已在一审时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对该证据在本案二审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责令康济弘公司提供其2010年度和2011年度公司财务账簿，并组织双方进行核对查阅。经查阅，未发现有案涉30万元借款的记账凭证，沈文强认为康济弘公司记账不完整。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沈文强要求康济弘公司偿还借款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文强主张该3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于2010年1月18日，因康济弘公司未还款于2010年10月18日重新书写的借条，但沈文强对于康济弘公司重新为其出具借据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取款凭证、借条、李国英2015年9月1日书写的借款凭证及说明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康济弘公司履行交付案涉30万元借款的义务，且从康济弘公司提交的2010年度和2011年度财务账目中亦未有案涉30万元借款的记载，因此，在沈文强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沈文强要求康济弘公司偿还借款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沈文强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本案中，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对案涉借款进行审查后认为，在沈文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实际交付案涉30万元借款或同期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对沈文强所主张的案涉3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因此，沈文强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沈文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75元，由上诉人沈文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杰 审 判 员 刘 宁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王 卉 书 记 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