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66号抗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经三路东侧。法定代表人：李建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威，该司职员。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63号高晟广场3栋5层01E16。法定代表人：周定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巨，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鹏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石泉工业区铁坑暨社村厂房1。法定代表人：刘伟星。原审被告：刘伟星，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被告：高玉兰，女，198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被告：高尚宜（曾用名高妙玲），女，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以上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杰，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以上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东，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王晓斌，男，197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上月，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杜棋，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波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公司）及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泛金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王晓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行）监〔2018〕4401000096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9）粤01民抗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张宇筠、书记员卢瑞出庭。申诉人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威，被申请人粤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巨、侯鹏辉，原审被告泛金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杰，原审被告王晓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上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现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一）刘伟星在签订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时已不是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能代表严波公司，合同条款对严波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严波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经股东决定及公司章程记载，同意刘伟星退出严波公司并转让股权，免去刘伟星在严波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一职，由李建平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公司事务，对外承担一切民事责任。2014年4月1日乌鲁木齐市××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登记为李建平并发放了新的营业执照。刘伟星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所作的《讯问笔录》中亦供述，其在2014年5月时已不是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以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粤科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以获取建行佛山分行贷款800万元的事实，当时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平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刘伟星在签订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时已不是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伟星在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签名不能代表严波公司，严波公司亦不予确认，故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对严波公司不发生效力，严波公司无需承担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的合同责任。(二）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严波公司的印章系刘伟星伪造，合同条款并非严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严波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就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企业版）》上反担保人“刘伟星”及“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的签名及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涉案合同上反担保人“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刘伟星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所作的《讯问笔录》中亦供述：其伪造了严波公司的印章，并使用伪造的印章与粤科公司签订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当时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平对此并不知情。李建平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所作询问笔录与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一致，可互相印证。刘伟星还因此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以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罪逮捕，目前尚处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严波公司的印章系刘伟星伪造，合同条款并非严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严波公司无需承担合同项下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严波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第435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依法改判。2.驳回粤科公司对严波公司与泛金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王晓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严波公司的辩论权及上诉权。严波公司未收到原审的任何本案诉讼法律文书，直至2017年3月17日被一审法院从严波公司账户扣划40259元款项后，才得知本案。且2015年2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435-1民事裁定，同年5月4日依此裁定查封了严波公司经营所在地的在建厂房及土地，亦未向严波公司送达保全裁定书，剥夺了严波公司的复议权。粤科公司立案时提交的是严波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前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起诉状上的法定代表人为变更后的李建平，严波公司至今存续经营，可见粤科公司对严波公司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的变更是明知的，应当知道严波公司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可以推定粤科公司立案时向一审法院隐瞒了该事实。况且一审法院保全查封了严波公司经营所在地的厂房及土地，因此，一审法院以邮寄和公告的方式向严波公司送达诉讼法律文书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严波公司不能参加诉讼，二审民事裁定采取公告的方式送达亦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证据，判决有误。严波公司与粤科公司2014年5月29日签订的2014年粤科(企)保反担字第006号《保证反担保合同》，经严波公司查证对比该担保合同上加盖的严波公司的法人印鉴系刘伟星伪造加盖的，2014年4月1日之前，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2014年3月24日经严波公司股东决定“股东同意刘伟星退出公司并转让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李建平，放弃公司全部股权，并免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一职，由李建平担任，并全权负责公司事务，对外承担一切民事责任并修改了公司章程。2014年3月25日，向工商登记机关提出变更登记申请，2014年4月1日，审核批准并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颁发新的营业执照，而《保证反担保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5月29日。一审中粤科公司提供的严波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变更之前的营业执照，而且为复印件，粤科公司可以通过查询严波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理应知道刘伟星与其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的印鉴及提供的财务报表为虚假伪造的。严波公司得知该案后，2017年4月11日，严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平多次与刘伟星及其妻子高玉兰通电话，其认可伪造严波公司法人印鉴，伪造会计报表与粤科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的事实，用于为刘伟星所在的泛金公司向银行借款做担保，以上通话有录音证据证实。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严波公司的再审请求。被申诉人粤科公司辩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严波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申234号民事裁定应予维持；严波公司应当对粤科公司与原审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刘伟星代表严波公司签订的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的条款是否对严波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第二，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严波公司的印章是否对严波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粤科公司已尽到合理信赖的注意义务且实际履行了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刘伟星在《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签名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理由如下：(一)粤科公司已经尽到合理信赖的注意义务。泛金公司于2014年3月初向粤科公司申请为其办理融资担保服务，2014年3月4日粤科公司的项目经理同意受理该项目，并要求提供第三方反担保，其中严波公司提供企业连带责任担保。刘伟星于2014年3月向粤科公司提交有关严波公司的正、副本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有土地证等材料，经核对原件，显示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粤科公司受理泛金公司的贷款担保项目申请后，组织调查人员对包括严波公司在内的各主体进行项目调查,查明严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伟星；同时，刘伟星向粤科公司的调查人员表示，严波公司与泛金公司严格执行独立核算，两家公司的资金和业务独立操作，不互相牵扯；粤科公司于2014年3月30日完成了《项目调查报告》。在项目经理对包括严波公司在内的各主体进行项目调查后，粤科公司组织风险经理再次对包括严波公司在内的各主体进行风险审查，经风险审查再次查明确认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伟星；粤科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完成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项目风险审查报告》。粤科公司于2014年4月2日根据项目经理、风险经理于2014年3月作出的《项目调查报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项目风险审查报告》，审批通过泛金公司的融资担保项目；同时，要求泛金公司落实反担保措施，其中严波公司提供法人连带反担保，并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粤科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佛山分行)出具《担保意向书》《反担保措施确认书》，向建行佛山分行表明拟对泛金公司在建行的800万元贷款进行担保，意向书的有效期为出具日起3个月。同时，粤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确认了反担保措施，其中要求严波公司提供法人连带责任反担保。直至2014年5月10日建行佛山分行才批复同意泛金公司的800万贷款申请。2014年5月19日，泛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南海泛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800万元。同日，王晓斌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王晓斌以其名下的房产为泛金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5月25日，粤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粤科公司为泛金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泛金公司签订《提供担保服务合同》，并与各方当事人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等。银行贷款业务流程一般都比较长，从项目立案开始至最后放款，中间需要经过重重审批程序，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往往到最后实际放款距项目调查已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对于项目调查所得的信息，将会用于整个贷款、担保、反担保流程。因此，不能因为在对严波公司完成项目调查后，严波公司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就轻易否定原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效力，否则极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二)签订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时，工商企业信用信息尚未在互联网公示，粤科公司根本无法及时发现严波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对案件事实的确定，应当代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根据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业有关信息。也就是说，至少在2014年10月1日以后才能通过互联网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本案发生在2014年10月1日前，粤科公司在根本无法预测严波公司法定代表人会进行变更，在没有互联网可以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变更的情况下，要求粤科公司在完成《项目调查报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项目风险审查报告》后一日之内马上发现严波公司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实时核查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变更，这是强人所难，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当时粤科公司通过核对营业执照、国税／地税登记证的形式核实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伟星，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当时核实企业有关信息的通行做法。也在此回应和反驳严波公司，严波公司在其《民事监督申请书》中认为，粤科公司起诉状写的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建平就可以推定粤科公司“应当知道在与刘伟星签订反担保合同时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建平，并知道申请人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严波公司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完全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代理律师认为，粤科公司已经尽到合理信赖的注意义务，由于刘伟星是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算其存在私刻公章的行为，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公司的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的身份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足以使人相信其对外以公司名义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的行为是代表公司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的，构成表见代理，公司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刘伟星在本案的行为使得粤科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是有权签订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刘伟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应当依法成立并生效。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严波公司的印章对严波公司应当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一)粤科公司并没有对涉案印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能力和义务，其并没有义务也无法审查其合同中公章的真伪。粤科公司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控股的省级股份制国有控股担保公司，对于拓展的业务项目具有严格的项目调查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在签订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之前，粤科公司对严波公司进行过调查，结合刘伟星在粤科公司对严波公司进行项目调查时，在严波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的身份等权利外观下，刘伟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已经足以使粤科公司对刘伟星产生合理信赖，并相信刘伟星所使用的印章是真实的。粤科公司并非是专业的印章鉴定机构，不应强求粤科公司对印章的真伪具备辩识能力，并对其真假负有责任。就算专业的印章鉴定机构，也必须是在提供了真假印章进行比对，并利用专业的技术以及专业的器材进行分析后才能得出鉴定结果。而粤科公司并非是专业的印章鉴定机会，且在未提供印章进行比对的情况下要求粤科公司对涉案印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粤科公司来讲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若对于粤科公司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退一步讲，即使涉案印章是伪造的，但刘伟星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粤科公司也履行了保证责任，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是有效的，严波公司也应当按照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涉案印章刻于2013年底刘伟星任严波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签订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前就已经对外使用，严波公司对此知情且认可涉案印章的公章效力。严波公司作为涉案印章的制作者及使用者，应对相关的印章使用情况及真实性负举证责任，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未曾使用过涉案印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事实上，根据公安机关对刘伟星的讯问笔录显示，涉案印章刻于2013年底刘伟星任严波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并且在严波公司和广州的一个公司之间使用，涉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严波公司的印章应对严波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从刘伟星的供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严波公司在签订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之前就存在多个公章，即严波公司的公章不具有唯一性，严波公司不得主张使用涉案印章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对其没有约束力。2.严波公司的多个公章在签订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之前均已对外使用，其不能对涉案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中做不同选择。虽然刘伟星在讯问中表示“为了方便总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仅限内部使用，不对外使用。”但我们通过查询工商档案可知，严波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至今都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且只有一个自然人。严波公司的历任股东中只有自然人，从来就没有其他公司，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总公司和子公司一说。刘伟星在粤科公司对泛金公司融资担保项目进行调查时，明确对粤科公司的调查人员表示，严波公司与泛金公司严格执行独立核算，两家公司的资金和业务独立操作，不互相牵扯。退一步讲，即使严波公司是刘伟星在广州某公司的子公司，在法律上，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也是不同的法律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两个公司之间使用公章不能视为内部使用，应当视为外部使用，所谓的内部使用只是刘伟星个人的错误认识。3.刘伟星将涉案印章在其广州公司与严波公司之间使用的情况证明，严波公司对存在多个公章的情况是知情的，且认可了涉案印章的法律效力。本案的诉讼主体是严波公司，李建平只是严波公司现在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应该明确，李建平不清楚存在多个公章并不等于严波公司不清楚存在多个公章的事实，李建平现在不认可涉案印章的法律效力并不能否认严波公司曾认可涉案印章的法律效力，严波公司不能对同一印章的法律效力在不同的交易中进行选择性认可。4.根据刘伟星以及李建平的讯问笔录，可以证明两人在股权变更之前已一起以严波公司办厂，两人实为合作关系，刘伟星与李建平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而涉案印章制作于2013年，刘伟星在2018年1月18日的讯问笔录供述称，2014年就跟李建平说过存在涉案印章的事实，因此，李建平应当知道涉案印章的存在，涉案印章应对严波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三)检察机关抗诉所依据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穗司鉴17010510600441号，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的证据三性、公正性、客观性、证明内容以及刑事案件的鉴定意见书用于民事案件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存疑，该鉴定意见书无法在广州司法鉴定网站(××)进行真伪查询验证。鉴定意见书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刘伟星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罪刑事案件的证据，该鉴定意见书本案不能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举轻以明重，在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尚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而该《鉴定意见书》却是形成于再审之外的刑事程序，并且以此来通过检察机关抗诉从而达到进行再审的目的。严波公司的再审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驳回，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涉案印章进行鉴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绕开正常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程序，从而达到再审的目的，其目的和行为已经违背了有关法律精神。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有关法律精神，不予采纳鉴定书。鉴定意见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鉴定意见书中的检材和样本的印文均为“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鉴定意见也仅仅是说明检材和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鉴定意见书没有证明也没有说明严波公司公章有且只有一枚，即公章的唯一性；鉴定意见书没有证明也没有说明样本就是真公章，而检材就是假公章，鉴定意见书只是认为检材和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对涉案印章进行鉴定是米东区分局的单方行为，鉴定事前既未告知粤科公司，事后鉴定意见也并未得到粤科公司的认可，该鉴定意见书不客观、不公正。即使刘伟星构成经济犯罪，也并不当然导致严波公司民事责任的免除，严波公司仍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合同效力的判断，关键并不在于签订合同的过程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而在于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方式及内容。其所依据的法律并非刑法，而是民法总则及合同法中关于法律行为效力及合同效力的规定。本案中，针对严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事实看，粤科公司对严波公司进行项目调查期间，刘伟星确实是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粤科公司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且实际履行了保证责任，涉案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应当依法成立并生效。粤科公司要求严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关于刘伟星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罪的问题，因公章保管属于严波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严波公司不能以其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平不知道有多个公章而免责。因此，本案中刘伟星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罪，不影响严波公司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四)严波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刘伟星追偿因代理而遭受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而遭受的损失。因此表见代理行为成立，严波公司应当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严波公司因此遭受损失的，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向刘伟星追偿。三、关于严波公司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民事监督时所提交证据包括公安机关委托的鉴定意见书、拘留证、逮捕证、批准逮捕决定书、公安机关对刘伟星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对李建平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从李建平处取得的与刘伟星的通话录音、公安机关从李建平处取得的与刘伟星妻子的短信聊天记录等，均来源于刘伟星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罪的刑事案件。该刑事案件尚处于侦察阶段，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都没有阅卷的权利，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取得的证据属于国家秘密，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查阅，严波公司又是如何在刑事侦查阶段取得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材料的?合议庭应当就上述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尤其是鉴定意见书；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本案是极为典型的在银行贷款案件中，利用项目调查报告的完成时间与项目最终放款、签订保证合同之间的时间空档，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从而逃避债务承担的案件。每一个银行贷款项目，都会经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项目调查报告一旦完成就不会进行变更或补充，明明提供反担保的公司在项目调查阶段的时候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但在项目调查报告、风险审查报告完成的第二天却及时地变更为李建平，事情是如此巧合。如果法院支持严波公司的请求，判决将会给社会起到很坏的示范性作用，将严重影响贷款、担保、反担保等各类商事交易安全。综上，严波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关于魏威担任严波公司诉讼代理人的资格问题。根据法庭对严波公司代理人魏威的身份核实情况，魏威是以严波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代理人出庭，并且得到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平的确认，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2019年6月26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2018年自治区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合格名单》显示，魏威实际为天山区中信法律服务所的基层法律工作者，证件号码为33101021101414。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人员仅有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这5种人员。因此，代理律师认为，如果魏威以严波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严波公司代理人出庭，应当提供与严波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在严波公司的社保缴费记录等进一步证明其是严波公司的员工身份。如果无法证明魏威是严波公司的员工或最后查实不是严波公司的员工的，则魏威并无代理人资格，合议庭应不予采纳魏威在本案发表的意见。如果魏威是以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作为严波公司代理人出庭，则还应当提供天山区中信法律服务所的公函，以证明其是接受天山区中信法律服务所的指派，担任严波公司代理人；如果魏威无法提供天山区中信法律服务所的公函，则魏威的行为符合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十五款规定的禁止行为，“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魏威并无代理人资格，合议庭应不予采纳魏威在本案发表的意见。粤科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泛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泛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由粤科公司为泛金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王晓斌提供房产为泛金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泛金公司与粤科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合同》，刘伟星、高玉兰、严波公司与粤科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泛金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与粤科公司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刘伟星、高玉兰与粤科公司签订《质押反担保合同》，为泛金公司向粤科公司提供反担保。建行佛山分行依约向泛金公司发放贷款后，泛金公司未能按时还款，建行佛山分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粤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粤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代偿协议书》，代泛金公司清偿借款本息、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共计8299785.46元，粤科公司代偿后多次向各原审被告追偿，未果。故粤科公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泛金公司向粤科公司偿还为共代偿的款项8299785.46元【包括借款本金8000000元、利息260019.146元及(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5号案的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39766元】、支付违约金1659957.09元(按代偿款项的20％计算)和律师费150000元；2.粤科公司对处置下述财产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刘伟星所有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平西路8号金御华府御鸿阁1903房、1904房、佛山市桂城街道桂平西路8号金御华府五区负一层018号汽车位、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平路28号枫景居庭地下停车场E42号车位，(2)刘伟星、高玉兰共同所有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平路28号枫景居庭E座1102房，(3)高尚宜所有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怡海路海逸城市花园泰然居A梯602房、泛金公司抵押给粤科公司的机械设备一批，(4)刘伟星、高玉兰合计持有的泛金公司100％股权；3.在泛金公司不能清偿上述债务时，粤科公司对处置王晓斌提供抵押的佛山市禅城区金鱼街47号一座701房的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刘伟星、高玉兰、严波公司对泛金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泛金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严波公司、王晓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泛金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严波公司、王晓斌无答辩。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19日，泛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泛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8000000元，期限为一年，贷款利率为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10％，贷款按月付息，从第7个月开始每季度还本250000元，剩余贷款到期还清，泛金公司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或法定义务构成违约，建行佛山分行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泛金公司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同日，王晓斌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王晓斌以其名下佛山市禅城区金鱼街47号一座70l房产为泛金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同年5月25日，粤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粤科公司为泛金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息及诉讼费用等。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泛金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粤科公司为泛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提供保证担保，服务期限自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泛金公司必须向粤科公司提供下列反担保：1.反担保保证，保证人刘伟星、高玉兰，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个)保反担字第006号；2.反担保保证，保证人被告严波公司，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企)保反担字第006号；3.反担保抵押，抵押人高尚宜，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字第006-1号；4.反担保抵押，抵押人刘伟星，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第006-2号、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字第006-3号；5.反担保抵押，抵押人刘伟星、高玉兰，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字第006-4号；6.反担保抵押，抵押人泛金公司，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企)抵反担字第006号；7.反担保质押，质押人刘伟星、高玉兰，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个)质反担字第006号。泛金公司未履行还贷义务，粤科公司代偿的，泛金公司除了将粤科公司代偿金额及实现债权花费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支付给粤科公司外，还应按代偿款项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刘伟星、高玉兰签订2014年粤科(个)保反担字第006号《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刘伟星、高玉兰为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严波公司签订2014年粤科(企)保反担字第006号《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严波公司为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高尚宜签订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字第006-1号《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高尚宜为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抵押物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怡海路海逸城市花园泰然居A梯602房，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若抵押人提供的担保与其他人提供的担保并存，实现顺序上不分先后，粤科公司有权选择要求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者向其他反担保人主张权利。上述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刘伟星签订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宇第006-2号、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字第006-3号《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刘伟星为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抵押物为刘伟星名下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平西路8号金御华府五区负一层018号汽车位、金御华府御鸿阁1903房、1904房，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28号枫景居庭地下停车场E42号车位，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若抵押人提供的担保与其他人提供的担保并存，实现顺序上不分先后，粤科公司有权选择要求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者向其他反担保人主张权利。上述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刘伟星、高玉兰签订2014年粤科(个)抵反担字第006-4号《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刘伟星、高玉兰为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抵押物为刘伟星、高玉兰共有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28号枫景居庭E座1102房，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若抵押人提供的担保与其他人提供的担保并存，实现顺序上不分先后，粤科公司有权选择要求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者向其他反担保人主张权利。上述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泛金公司签订2014年粤科(企)抵反担字第006号《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抵押物为机器设备一批，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若抵押人提供的担保与其他人提供的担保并存，实现顺序上不分先后，粤科公司有权选择要求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者向其他反担保人主张权利。上述抵押物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同年5月29日，粤科公司与刘伟星、高玉兰签订2014年粤科(个)质反担字第006号《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刘伟星、高玉兰为泛金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质押物为刘伟星、高玉兰持有的泛金公司的股权。上述质押物已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上述合同签订后，建行佛山分行向泛金公司发放了贷款8000000元。泛金公司未按期还款。建行佛山分行向粤科公司发出代偿通知函，要求粤科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其后，建行佛山分行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5号】，要求泛金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并要求粤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粤科公司与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代偿协议书》，约定粤科公司代泛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偿还款项合共7824332.82元【包括借款本金7750000元、自2014年12月21日至2015年1月14日的利息34566.82元、(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5号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合共39766元】。2014年9月24日，粤科公司代泛金公司偿还其拖欠的2014年8月、9月的贷款利息91191.74元；2014年12月15日，粤科公司代被告泛金公司偿还2014年12月21日应还的贷款本息384260.9元；2015年1月12日，粤科公司代泛金公司偿还剩余贷款本金7750000元；2015年1月13日，粤科公司代泛金公司偿还自2014年12月21日至2015年1月13日的利息33145.99元；2015年1月20日，粤科公司代泛金公司偿还(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5号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39766元；2015年1月20日，粤科公司代泛金公司偿还2015年1月14日的利息1420.83元。上述代偿款项合共8299785.46元。建行佛山分行向粤科公司出具《代偿证明》，确认泛金公司在建行佛山分行的贷款已经结清。另查明：粤科公司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1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保证合同》《担保服务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质押反担保合同》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建行佛山分行依《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向泛金公司发放贷款后，泛金公司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建行佛山分行有权要求粤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粤科公司作为泛金公司借款的保证人，依《担保服务合同》及《保证合同》的约定代泛金公司代偿贷款本息及诉讼费用合共8299785.46元。粤科公司代偿上述款项后，依法取得向泛金公司追偿的权利。泛金公司未向粤科公司偿还上述款项构成违约，粤科公司根据《担保服务合同》约定，有权要求泛金公司偿还上述款项，并按代偿款项的20％向粤科公司支付违约金。《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粤科公司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费由泛金公司承担，粤科公司主张泛金公司支付律师费15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刘伟星、高玉兰、严波公司是粤科公司担保泛金公司借款的反担保保证人，应按照《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对泛金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伟星、高玉兰、严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泛金公司追偿。泛金公司、高尚宜、刘伟星、高玉兰、严波公司以其名下财产向粤科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和质押反担保，并分别办理登记手续。在泛金公司未向粤科公司偿还代偿款项时，粤科公司有权处分抵押人提供的抵押房产、机器设备和股权，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关于粤科公司主张以处分王晓斌提供抵押的佛山市禅城区金鱼街47号一座701房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因王晓斌是泛金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的抵押人，上述房产登记的抵押权人为贷款人建行佛山分行，粤科公司并非上述房产的抵押权人，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8299785.46元。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659957.09元。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150000元。四、刘伟星、高玉兰、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对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伟星、高玉兰、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追偿。五、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依法处分高尚宜提供抵押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怡海路海逸城市花园泰然居A梯602房房产、刘伟星提供抵押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平西路8号金御华府五区负一层018号汽车位、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平西路8号金御华府御鸿阁1903房、1904房房产、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28号枫景居庭地下停车场E42号车位产权，以及刘伟星、高玉兰提供抵押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28号枫景居庭E座1102房房产，并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六、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依法处分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机器设备，并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七、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依法处分刘伟星、高玉兰提供质押的其持有的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股权，并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八、驳回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4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泛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于2016年6月16日向其送达《预交诉讼费通知单》，告知泛金公司接到该通知单起七日内，需向本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交费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但泛金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间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不履行法定的二审诉讼义务。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作出（2016）粤01民终9524号民事裁定：本案按泛金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再审中，抗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有：一、保证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粤科（企）保反担字第006号]；二、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穗司鉴17010510600441号]；三、拘留证{米公（刑）拘字[2017]437号}；四、逮捕证{米公（刑）捕字[2018]第13号}；五、批准逮捕决定书{乌米检侦监批捕[2018]12号}；六、2017年12月22日讯问笔录；七、2018年1月18日讯问笔录；八、2018年1月26日讯问笔录；九、2017年10月16日询问笔录；十、2017年10月29日询问笔录；十一、2017年12月26日询问笔录；十二、2017年12月21日讯问笔录。严波公司称，我方向法庭提供的新证据即是抗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二，是我方向公安机关调取复印并加盖公安机关的公章，拟证明本案的合同是刘伟星伪造的。对抗诉机关出示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粤科公司质证称，对鉴定书三性有异议，根据鉴定意见书上的查询网址h××询，在该网站的真伪查询一栏输入查询案号及委托人信息后，并未查询到该鉴定意见书，故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法确定。鉴定意见书是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检材与样本也未经粤科公司确认，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鉴定从委托至出具鉴定结果不到三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委托鉴定、缴纳鉴定费费、比对分析、出具鉴定报告等一系列的事项明显不符合常理。鉴定意见只是认为“乌鲁木齐市严波建材有限公司”的检材和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严波公司公章只有一枚，也不能证明样本就是真公章，而检材就是假公章。对《保证反担保合同》无异议，严波公司自愿为南海泛金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对“拘留证”、“逮捕证”、“批准逮捕决定书”以及刘伟星的四份“讯问笔录”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刘伟星已经以该罪定罪量刑，涉案印章刻于刘伟星为严波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期间，刘伟星的行为并不构成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亦证明严波公司存在多枚印章，并已对外使用，以及刘伟星与李建平实为严波公司的合伙人关系等等。刘伟星并未到庭进行质证，且本案亦无其他客观证据可以证明上述笔录所述情况，故上述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李建平的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在2018年1月18日的讯问笔录提到刘伟星已于2014年告知李建平关于涉案印章的存在，因此其称于2017年3月17日被越秀法院扣划款后才知道本案与事实不符。根据笔录内容，李建平确认在严波公司的股权变更之前与刘伟星合作以严波公司办厂，两人实为合作关系，李建平应清楚严波公司的印章情况。无其他客观证据可以证明上述笔录所述情况，故上述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股东决定（一）”、“股东决定（二）”、“总经理任免书”、“股权交割证明”、“章程”、“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刘伟星向粤科公司申请融资担保业务时，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严波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交李建平收购严波公司100%股权时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真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转账凭证以及《尽职调查报告》，不排除刘伟星与李建平存在串通的嫌疑，其股权转让行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股权转让行为不予认可。对“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冻结扣划笔记写记簿”三性无异议，因严波公司为被执行人之一，越秀法院扣划其银行存款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对“录音整理”三性有异议，没有提供原始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无法确认该录音整理的内容是否真实，以及是否与原始电话录音的内容相一致，该证据的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就算内容是真实的，根据该证据的内容，反而证明刘伟星与李建平在商量如何解决印章问题，不能仅凭两人的对话就能认定涉案印章在《保证反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短信对话截屏”三性有异议，没有提供原始的短信记录，无法确认该截屏的内容是否真实，仅凭短信对话截屏的内容，无法认定刘伟星存在伪造印章行为，更不能否认涉案印章在《保证反担保合同》中的效力。对“民事裁定书”的三性无异议。对上述刑事案件证据，在侦查阶段应当属于国家秘密，严波公司无权取得，因此，这些证据的取得并不合法，应当予以排除。刘伟星质证称，对鉴定意见书三性有异议，新疆公安机关从未把反担保合同原件出示给其本人查看，只出示过一份盖有粤科公司与原件相符的印章的复印件的材料给他看，上面也未盖骑缝章，与越秀法院一审出示的证据不一致，刘伟星无法证实哪份合同才是粤科公司所称的合同原件。对拘留证、逮捕证等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讯问笔录内容有异议，刘伟星称新疆公安在2018年1月26日的第二次笔录才第一次记录，但其一直有强调对其承认盖过合同印章存疑，其记忆里没有用伪造的公章盖反担保合同，只是盖过A4纸的文件。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三性没有异议。对录音、短信的三性没有异议。泛金公司、高玉兰、高尚宜质证称，对抗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王晓斌质证称，对抗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粤科公司提交的证据有：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拟证明泛金公司于2014年3月初向粤科公司申请为其办理融资担保服务，2014年3月4日粤科公司的项目经理同意受理该项目，并要求提供第三方反担保，后由严波公司提供企业连带责任担保。三、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拟证明泛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伟星于2014年3月向粤科公司提交材料，经核对原件，显示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四、项目受理表，拟证明泛金公司于2014年3月初向粤科公司申请为其办理融资担保服务，2014年3月4日粤科公司的项目经理同意受理该项目，并要求提供第三方反担保，后由严波公司提供企业连带责任担保。五、项目调查报告，拟证明粤科公司受理泛金公司的贷款担保项目申请后，组织调查人员对包括严波公司的在内的各主体进行项目调查，查明严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伟星；严波公司与泛金公司严格执行独立核算，两家公司的资金和业务独立操作，不互相牵扯；粤科公司于2014年3月30日完成了上述项目调查报告。六、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项目风险审查报告，拟证明粤科公司于2014年4月2日根据项目经理、风险经理于2014年3月作出的调查报告、审查报告，审批通过泛金公司的融资担保项目；粤科公司要求落实反担保措施，其中严波公司提供法人连带反担保，并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七、项目评审会议程；八、项目评审会会议纪要；九、项目评审表；十、发文呈批表及审批决策通知书，拟证明粤科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向建行佛山市分行出具《担保意向书》《反担保措施确认书》，对泛金公司800万元贷款进行担保，意向书的有效期为出具日起3个月。同时确认了反担保措施，包括严波公司提供法人连带责任反担保。十一、呈批表；十二、担保意向书；十三、反担保措施确认书，拟证明建行对泛金公司的贷款申请于2014年5月10日才批复同意贷款；泛金公司向粤科公司提供的用于反担保的动产抵押于2014年6月5日才办理妥当。十四、呈批表；十五、建设银行审批批复；十六、动产抵押登记书；十七、抵押物清单；十八、呈批表，拟证明2014年6月9日，粤科公司在落实全部反担保措施后，同意建行向泛金公司发放贷款。十九、已落实的反担保措施；二十、出具《同意放款通知书》审批表；二十一、放款通知书；二十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拟证明至少在2014年10月1日以后才能通过互联网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粤科公司在2014年3月31日完成了对整个项目包括严波公司在内的调查报告，而严波公司在2014年4月1日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在没有互联网可以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变更的情况下，要求粤科公司在一日之内马上发现严波公司变更了法定代表人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粤科公司通过核对营业执照、国税/地税登记证的形式核实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当时核实企业有关信息的通行做法。严波公司质证称，仅对粤科公司提供的证据五、六涉及严波公司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粤科公司拟用两份证据证实其在风险审查报告中查明严波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刘伟星与事实不符，抗诉机关向法庭提供的严波公司工商资料足以说明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是刘伟星而是李建平。刘伟星质证称，粤科公司证据均为粤科公司单方制作，三性均不予确认，粤科公司当时不需严波公司出具担保，刘伟星提供的抵押物足额甚至超额覆盖贷款，从粤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五第二十八、二十九页可反证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为该笔借款提供了超额抵押。刘伟星记得没有盖过反担保合同，只记得签过一份A4纸。泛金公司、高玉兰、高尚宜质证称，对粤科公司全部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王晓斌质证称，对粤科公司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刘伟星、泛金公司、高玉兰、高尚宜、王晓斌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再审中，除了对粤科公司与严波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一事存在争议之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本案借款其他有关事实均无争议。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各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严波公司对涉案借款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3月初，刘伟星任法定代表人的泛金公司向粤科公司申请为其办理融资担保服务，粤科公司受理泛金公司的贷款担保项目申请后，对整个项目包括严波公司在内的与刘伟星有关的主体进行了风险评估调查。在粤科公司调查期间，严波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法定代表人为刘伟星。但严波公司当时的股东实为刘伟星和李建平两人，刘、李二人于2014年3月24日决定及公司章程记载，刘伟星退出严波公司股权，并被免去严波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2014年4月1日由李建平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在乌乌鲁木齐市××东新区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粤科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与刘伟星代表严波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严波公司为泛金公司的贷款向粤科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2014年6月9日，建行佛山分行经粤科公司确认同意后向泛金公司发放涉案贷款800万元。严波公司以未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为由，请求再审改判免除其连带责任。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根据诉辩各方意见，本院对本案有关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魏威担任严波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资格问题。庭审中，粤科公司对严波公司代理人魏威的出庭身份提出异议，经法庭核实，魏威当庭提交了严波公司的劳动合同，并且得到严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平的确认。粤科公司要求魏威进一步提供在严波公司的社保缴费记录予以证明。再审认为，魏威当庭提交了劳动合同，证明其为严波公司员工，至于是否有缴纳社保纪录，并不影响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故再审对魏威作为严波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二）严波公司对涉案借款是否有连带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严波公司再审过程中提交的鉴定意见书，以及复制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的有关刘伟星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证据，虽产生于刑事诉讼中，但经公安机关同意复制，作为本案证据提交，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粤科公司对前述证据不予确认，但未提出相反证据，本院再审对严波公司和抗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的合法性予以确认。鉴定意见认为《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公章非严波公司备案公章，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伟星在以严波公司名义与粤科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时，已不具有严波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也未得到严波公司授权，亦无证据证明签约时的严波公司对此知情，因此《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签章行为非严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刘伟星在《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签名，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前述，刘伟星与粤科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时，既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也没有担任严波公司任何职务，其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没有得到严波公司的任何授权，刘伟星在米东公安分局的供述，亦否认与粤科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辩称只是曾经在一张A4纸上签章后交给粤科公司。本院再审认为，构成表见代理须在外观上存在授权的表象，从而使善意相对人在无过失情况下对当事人行为产生合理信赖。本案中，刘伟星从未得到过严波公司的授权，即便其确实与粤科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但其在签订该合同时，所使用的公章不是严波公司备案公章，其身份也与严波公司脱离了关系，其签章行为不具有表见代理的形式要素。从2014年4月1日严波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到5月29日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时隔近两个月，粤科公司未对严波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进行核实，并非毫无过失。在没有证据证明严波公司和李建平存在串谋损害粤科公司利益的情况下，本院对粤科公司主张刘伟星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不予采纳，《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义务不应由严波公司承担，刘伟星签订该《保证反担保合同》的行为若给粤科公司造成损失，应由刘伟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申诉人严波公司再审请求成立，检察机关抗诉有理，鉴于本案出现新的证据和事实，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再审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刘伟星、高玉兰对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伟星、高玉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廷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4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佛山市南海泛金建材有限公司、刘伟星、高玉兰、高尚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国庆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本书记员  高宝韫刘立郭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