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6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登记经营者：陈红。实际经营者：何东波，系陈红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元元，湖南常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正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云，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长沙福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正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云，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姜加体。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云，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以下简称裕博加工厂）因与被上诉人余正红，原审被告长沙福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业公司)、姜加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裕博加工厂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8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83304元，并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对被上诉人欠付货款金额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金额为83304元，一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收货单》、《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欠付的货款是83304元。其中收货单证明了从2015年3月4日起至2016年6月7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拿货的记录。因该收货单上被上诉人签名的只有三处（2015年5月4日11194元、2015年6月30日3280元、2015年8月29日8256元，共计22730元），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按时给付货款，上诉人的经营者何东波将收货单上的未付货款抄录并打印做成对账单要求被上诉人签字确认欠付货款总金额，被上诉人在对账单的背面写下了“6月底一定给付3万元，超个（过）一天罚款壹仟元”的保证字样。虽然被上诉人没有在对账单欠付金额总计80644元处签名，但也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明文规定每一合同条款都要签字确认才能确认其效力，故被上诉人在对账单背面的签字行为应当视为双方对欠付的总金额80644元达成了合意，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的货款总金额应为80644元。退一步说，被上诉人承诺的3万元货款金额远远地超出了被上诉人签名确认的收货单总金额22730元，这与常理不符，从被上诉人的承诺可以推断出被上诉人欠付的货款金额至少是多于3万元的。其后何东波一直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催要货款，2018年1月14日晚上21:01向被上诉人发送“余总，做人还得顾念朋友之情，欠款一事这么久了，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每到年底我都想资金回笼能解家庭之困，父母年事已高，兄长直肠癌晚期，我亦有难言之隐和不能承受之重，你电话又无法联系，请在年底付部分款项给我，贵司原来欠款有八万之多，请考虑付点”的微信讯息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21:13回复“何总好，钱欠了是要还，人都平（凭）良心，今年看情况吧，我的款也没回来，明年都会还给你的”。通过该聊天内容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要求给部分款项时并未对八万元的欠付货款金额提出过异议，而是当即表示会全部还清。故被上诉人欠付的货款总金额也应为八万余元，结合之前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对账单，被上诉人的欠付货款金额应为80644元，也即对账单背面被上诉人的签字行为应当视为对前页欠付货款金额为80644元的认定，同时也可以推断被上诉人对与对账单相对应的收货单上李谷良、温启感、余海等人代理被上诉人签名提货的行为予以了追认，其后李谷良于2016年6月2日、7日签字确认的收货单的未付货款金额（2120+540=2660元）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的货款总金额应为80644+2660=83304元。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提出过异议但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应当确认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并在判决书中阐明是否采纳该证据的理由，而一审判决并没有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证明力，也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是否采纳该证据的理由，故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欠付货款的金额为30000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予以改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余正红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福业公司、姜加体答辩称：与余正红答辩意见一致。裕博加工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福业公司向裕博加工厂支付货款83304元；2.判令福业公司向裕博加工厂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为利率标准（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6年6月30日计算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为15000元）；3.判令余正红、姜加体对福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福业公司、余正红、姜加体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裕博加工厂系从事金属材料加工、销售的个体工商户。裕博加工厂长期向余正红供应金属加工产品，形式为买方电话订购，上门提货。2016年6月16日，余正红向裕博加工厂出具《保证》，内容为：“6月份底一定叁万元整，超过一天罚款壹仟元。”此后，余正红并未向裕博加工厂支付货款。另查明，福业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3日，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余正红。2017年7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加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为余正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受到法律保护，买受人应当依约向出卖人支付货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买受人的认定；二、欠付的货款数额。关于焦点一，裕博加工厂主张买受人为福业公司，福业公司、余正红、姜加体则一致主张买受人为余正红。本案中，裕博加工厂的交易是与余正红本人接洽，裕博加工厂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一栏记载为“余政宏”，《保证》亦是余正红以个人名义出具，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余正红系以福业公司的名义与裕博加工厂订立口头买卖合同，故对于裕博加工厂提出买受人为福业公司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本案的买受人应为余正红。经一审法院询问，裕博加工厂当庭表示如一审法院认定余正红为买受人，则主张由余正红承担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对于焦点二，裕博金属提供了部分送货单以及自行制作的对账单，但该送货单与对账单并不能完全对应，且提交的送货单中仅有两张有余正红签字（分别对应金额为3280元、8256元），余正红对于送货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账单上没有余正红的签字，余正红亦对结算金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对账单以及他人签名的送货单均难以采信。但余正红向裕博加工厂出具的《保证》上承诺2016年6月底前支付30000元，此后未支付过货款，故对于裕博加工厂要求余正红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30000元，对超出部分，因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裕博加工厂要求自款项逾期之日起即2016年6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利率（基准利率上浮50%）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的规定且低于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正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支付货款30000元，并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二、驳回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58元，减半收取计1129，由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负担700元，由余正红负担429元。本案二审中，裕博加工厂提交如下新证据：何东波与余正红通话录音。拟证明对账单的欠付金额是八万余元。余正红质证称：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在录音中，上诉人明确带有威胁性的，其以子女或者交给催债公司相威胁。余正红自始至终未承认欠付八万余元。相反，是说明了欠付了三万余元还两万元，要求将欠条改为一万元。福业公司、姜加体质证称：与余正红质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裕博加工厂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裕博加工厂长期向余正红供应金属加工产品，形式为买方电话订购，上门提货。裕博加工厂对于余正红2015年、2016年所购货物留存有两本送货单，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均载明为“余政宏”，2015年的送货单单号为367802至367814，提货人签字的有余海、李谷良、余正红、张庆；2016年的送货单单号为0002821至0002832，提货人签字的有李谷良、姚某某、温启某、张庆。裕博加工厂依据该两本送货单记载内容及余正红转账的付款金额，制作了对账单，裕博加工厂主张余正红欠付其货款83304元。经核实，对账单中一笔“6月11号铝板10块×170元=1700元”在当天送货单中未作记载，为重复计算，其余对账单的货物数量及货款金额与两本送货单记载内容一致。姜加体转账支付裕博加工厂实际经营者何东波的两笔金额3000元和2400元，2400元未在上述货款中予以抵扣。2016年6月16日，余正红向裕博加工厂出具《保证》，内容为：“6月份底一定叁万元整，超过一天罚款壹仟元。”裕博加工厂主张该《保证》是余正红出具在上述对账单背面。此后，余正红并未向裕博加工厂支付货款。何东波提交的其与余政宏（昵称：福业通信余正红）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14日晚上21:01，何东波向余正红发送“余总，做人还得顾念朋友之情，欠款一事这么久了，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每到年底我都想资金回笼能解家庭之困，父母年事已高，兄长直肠癌晚期，我亦有难言之隐和不能承受之重，你电话又无法联系，请在年底付部分款项给我，贵司原来欠款有八万之多，请考虑付点”的微信讯息，余正红21:13回复“何总好，钱欠了是要还，人都平（凭）良心，今年看情况吧，我的款也没回来，明年都会还给你的”。何东波提交的2019年5月30日其与余正红的通话录音显示，余正红对于裕博加工厂实际经营者何东波主张欠付货款8万余元未提出异议。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关于本案欠款金额的认定问题。一、根据裕博加工厂提交的何东波与余正红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通话录音表明，余政宏即为余正红，何东波向余正红催要欠付的8万余元货款时，余正红对于欠付货款金额未提出反驳。二、余正红向裕博加工厂出具《保证》，内容为：“6月份底一定叁万元整，超过一天罚款壹仟元。”从字面可以看出，当时余正红欠付货款应超过3万元。三、两本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均是余正红，经核实提货人余海系余正红亲属，李谷良系余正红司机，虽然送货单中提货人除余海、李谷良、余正红外，还有姚某某、温启某、张庆，但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均是余正红，若未取得余正红同意或指派，裕博加工厂不会同意提货，姚某某、温启某、张庆也不会同意收货人记载为余正红。四、经核对裕博加工厂提交的该两本送货单记载内容与对账单及余正红、姜加体转账付款记录，裕博加工厂主张余正红欠付其货款83304元，扣除重复计算的1700元，即为81604元，该欠款金额与何东波向余正红微信及电话主张的欠款金额接近。姜加体转账支付了两笔款项，其中3000元已在欠付货款中抵扣，则该笔2400元亦应抵扣，余正红尚欠货款为79204元。综上所述，根据本案证据，余正红尚欠裕博加工厂货款79204元，存在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余正红、裕博加工厂对于49204元货款的给付未约定期限及违约责任，本院酌情由余正红自起诉之日（2019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金裕博加工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8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8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余正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支付货款79204元，并以欠付货款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以欠付货款4920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258元，减半收取计1129，由长沙市天心区裕博金属材料加工厂负担129元，由余正红负担1000元。二审受理费2258元，由余正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毛 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