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晓刚，男，197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玲玲，女，198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艺威，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达枫，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大院自编1、2、3、4、5、6号。法定代表人：黄平，董事长。原审被告：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159号9栋104房。法定代表人：刘保全，经理。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颜伦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栩，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国良，男，196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原审被告：王国章，男，196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彭德高，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会军，广东迪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晓刚因与被上诉人方玲玲、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利公司）、黄国良、王国章、彭德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06民初24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晓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方玲玲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方玲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方玲玲主张其通过转账给余晓刚购买涉案商铺，涉案款项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支付的，而余晓刚主张方玲玲支付的费用是承租权转让的对价，是余晓刚居间使方玲玲取得涉案商铺租赁权而收取的合理费用。不论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还是商铺承租权转让合同，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均有合同依据，即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基础性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之一，本案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支持方玲玲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权利已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当得利案件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应由主张余晓刚构成不当得利的方玲玲举证证明。参照（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68号判决书的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当遵循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1.请求人的损失是因为自己的给付行为而引起的，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为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法理；2.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的财产都负有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要求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促进权利人谨慎地处分财产；3.出于对现有秩序安定性的维护，对于受益人既有的财产占有状态，应当首先推定为合法占有，请求人要推翻受益人的占有状态，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4.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关键即在于要件四，如果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受益人，请求人则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轻易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由受益人承担举证的风险与负担，甚至规避其他应由主张人举证的案由，不当得利之诉可能被滥用。”依照举证责任规定，方玲玲无法证明余晓刚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本案不应认定余晓刚构成不当得利并承担返还义务。一审法院无视法律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以余晓刚能否证明其资金来源来认定是否存在不当得利，将定性款项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以余晓刚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为由支持方玲玲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未查清事实，认定事实错误。方玲玲主张余晓刚构成不当得利，其举证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存在损失、余晓刚存在受益的情形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证明余晓刚获得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方玲玲无法证明余晓刚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支付了涉案款项的主张，以及广州皮鞋厂单方变更约定，将买卖合同变更为租赁合同的情形，其作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一审法院在方玲玲举证不足的情况下，错误地将举证义务归于余晓刚，导致本案事实查证不清，一审判决依据明显有误。四、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方玲玲主张其当庭得知不当得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自该开庭之日起计算。但事实上，余晓刚已于2013年11月将由广州皮鞋厂出具的《商铺预定书》转交给方玲玲，该预定书明确记载是获得买断商铺承租权的租赁合同预定书且不收取订金。虽方玲玲主张其与余晓刚约定为商铺买卖合同且所转款项为买卖合商铺的诚意金（订购金），但其自收到《商铺预定书》之日起便可得知其约定目的与《商铺预定书》记载不一致，故方玲玲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自收到前述《商铺预定书》之日起计算。方玲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30日，其起诉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法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其起诉。即使方玲玲确如其主张的其因受到大利公司的强势威胁而于2016年1月签订合同，亦已构成合同可撤销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方玲玲理应在受到胁迫之日起一年内提起撤销合同之诉或采取报警等其他措施，但其一直未采取任何措施直至2018年7月3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与被胁迫的实际状况不符，方玲玲的起诉是跟风行为，其试图通过虚构事实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本案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其判决余晓刚构成不当得利并承担相应返还义务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明显有误，依法应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方玲玲二审答辩称：我方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已明确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余晓刚主张是类似于居间合同的关系，其应对该合同的成立并生效承担举证责任。二、关于余晓刚是否应当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的问题。方玲玲在一审时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向余晓刚支付涉案款项的银行业务回单，余晓刚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已收到方玲玲转账的款项，基于余晓刚无法举证证明其收取该款项的合法依据，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方玲玲已达成转让商铺承租权的合意，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令余晓刚向方玲玲返还其已收取的款项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二审共同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我方并未收到涉案款项，故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黄国良、王国章二审共同述称：本案意见同一审。彭德高二审述称：虽彭德高未提起上诉，但其已将收取方玲玲的款项转到广州皮鞋厂指定的收款账户，故彭德高不应当再承担向方玲玲还款的责任。方玲玲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黄国良、余晓刚、王国章、彭德高共同向方玲玲偿还款项86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以86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其中40万元自2015年2月3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46万元自2016年4月2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8日、2月2日，方玲玲先后向彭德高的银行账户汇入了30万元、10万元。2016年4月1日，方玲玲向余晓刚的银行账户汇入了45万元。方玲玲与大利公司签订有物业使用合同，约定：方玲玲承租该商铺作商业用途使用，使用期收取首期的使用费及管理服务费的月份起计捌年；落款处有“黄国良”的签名并加盖有大利公司的印章。依此合同，大利公司收取了方玲玲1万元保证金。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方玲玲称系购买涉案商铺的诚意金及余款，然而彭德高、余晓刚并非涉案商铺的产权方，广州皮鞋厂作为涉案商铺的产权方否认其与方玲玲存在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合意，亦否认其授权他人代其收取款项、出售商铺，且方玲玲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均确认没有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同时，余晓刚对其辩称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彭德高向他人转账也与本案无关。因此，彭德高、余晓刚收取方玲玲款项应属不当得利，且给方玲玲造成一定损失，现方玲玲要求彭德高返还40万元、余晓刚返还45万元，以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目前的事实不能证明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黄国良、王国章系收取了该85万款项，至于保证金也显非不当得利（有合同依据），故方玲玲基于不当得利向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黄国良、王国章主张返还款项及其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彭德高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方玲玲返还款项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5年2月3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余晓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方玲玲返还款项45万元及利息（以4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4月2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三、驳回方玲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00元，由方玲玲负担140元，由余晓刚负担6490元，彭德高负担5770元。经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余晓刚提供了证据：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拟证明大利广场的建设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大利广场具备商铺出租条件。2.借款协议书及借款收据等，拟证明系列案原告左近仿转让、抵押档口并知悉交易标的，据此可推定涉案档口承租权具有经济价值，可用转让、抵押等融资用途及档口承租权购买者明确知悉交易标的。方玲玲对余晓刚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该两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法院对此应不予采纳。二、若该两组证据被认定为新证据：1.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商铺是否具备出租条件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2.对证据2的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该借款协议书是案外人许宏达与左近仿所签订，其并不足以证明方玲玲清楚交易标的是商铺承租权，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共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二、证据2与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无关。黄国良、王国章的质证意见如下：本案意见同一审，该证据亦与其无关。彭德高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余晓刚收取方玲玲的45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方玲玲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余晓刚收取方玲玲的45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方玲玲已举证证明余晓刚收取了其支付的45万元。对于上述款项，余晓刚抗辩其收取的款项属于承租权转让的对价。余晓刚应就其所主张的收取该款项的合法依据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在一审中，余晓刚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收款依据，同时方玲玲对余晓刚的主张不予认可。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意见，认定余晓刚收取方玲玲的45万元缺乏合法依据，造成方玲玲损失，应返还该款项及利息给方玲玲，理由阐述充分，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余晓刚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主张，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对余晓刚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方玲玲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方玲玲的诉称内容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方玲玲在起诉时仍以为其转账给余晓刚的款项付给了广州皮鞋厂，结合本案庭审情况，方玲玲在一审开庭时才基于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据此方玲玲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余晓刚主张本案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余晓刚上诉主张方玲玲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彭德高对一审判决虽有异议，但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对其异议本院不予审查。综上，余晓刚主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元，由余晓刚负担。审判长 李 焕审判员 梁淑敏审判员 梁燕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古嘉玲黄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