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特1512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邹春元，男，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廖新辉，男，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一大街2号(2)综合楼二层201（2）。执行事务合伙人：廖新辉。以上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新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靖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深圳纵联成长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纵联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楚庆）。委托代理人：罗伟，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深圳金拾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前为“深圳纵联远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纵联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楚庆）。委托代理人：彭仕平，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通维企业）因与被申请人深圳纵联成长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长一号企业）、深圳金拾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深圳纵联远行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金拾纵联企业）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共同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与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于2017年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7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事实和理由：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提起本案仲裁请求的依据分别为不同的增资协议及对应的补充协议。各份协议中，虽然标的公司均为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拓公司），但签订主体以及关于争议解决的仲裁机构等约定并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为确保裁判的统一性，只能由双方协商确定一个仲裁机构，若不能达成一致的，应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涉案的其他协议均是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而《2017补充协议》约定的是提交广州仲裁委仲裁。那么，本案是由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还是广州仲裁委仲裁，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在双方未达成一致之前，广州仲裁委并不当然具有管辖权；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认定《2017补充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无效。另补充：关于2016年的业绩补偿，包括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在内的其他投资者已签订了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而《2017补充协议》是此前多份协议的补充协议，那么至少应该在协议主体上达成一致，如不能达成一致，除非另有约定，否则《2017补充协议》中仲裁协议是无效的，因为该仲裁协议的约定与之前的多份协议中仲裁协议的约定是矛盾的。被申请人金拾纵联企业答辩称：第一，尽管2016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了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争议解决机构。但《2017补充协议》第6.4条明确规定“本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2017补充协议》约定了争议解决机构为广州仲裁委，故广州仲裁委对本仲裁案具有管辖权。第二，《2017补充协议》比涉案其他几份协议签订的时间晚，更能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应以《2017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准。第三，从各份协议所规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以及本案争议看，各份协议虽然相互关联，但签约各方当事人不尽相同，协议约定的事项也各有不同。本仲裁案是因《2017补充协议》未依约履行而引起的争议，故应以《2017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解决机构即广州仲裁委作为管辖机构。针对对方的补充意见，正是因为《2017补充协议》与之前的协议所约定的事项、权利义务承担主体有所不同，才应当适用《2017补充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综上，《2017补充协议》中仲裁协议有效，本案纠纷应由广州仲裁委仲裁解决。被申请人成长一号企业答辩称，同意金拾纵联企业的答辩意见。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共同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仲裁通知书，拟证明广州仲裁委已受理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提起的关于公司增资纠纷的仲裁申请，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是仲裁被申请人；2.《仲裁申请书》，拟证明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的仲裁请求分别依据的是不同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包括《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20161114补充协议》《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20161122补充协议》《2017补充协议》；3.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在仲裁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拟证明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的仲裁请求依据的是不同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4.《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5.《20161114补充协议》，6.《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7.《20161122补充协议》，8.《2017补充协议》，证据4-8拟共同证明《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20161114补充协议》《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20161122补充协议》《2017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不同以及仲裁管辖有不同约定，《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第8.2条，《20161114补充协议》第10条、《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第10条、《20161122补充协议》第10条均约定相关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被申请人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被申请人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廖新辉是通维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以下简称跨境通宝公司）、珠海安赐互联股权并购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二，以下简称安赐公司）作为甲方，深圳千意罗菜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一，以下简称深圳千意企业）、深圳市前海栖凤梧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二，以下简称前海栖凤企业）、珠海千意梧桐合投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三，以下简称珠海千意企业）、成长一号企业（乙方四）作为乙方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通拓公司4.6421%的股权及相关权益，其中跨境通宝公司、安赐公司分别向成长一号企业转让1.35%、0.15%的通拓公司的股权，成长一号企业分别向跨境通宝公司、安赐公司支付2700.0065万元人民币、299.993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该协议还对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陈述与保证、股权转让审批及变更登记、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其他方面进行了约定。其中第8条“争议的解决”约定：“8.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予以解决。8.2如协商未能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将该争议事项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提交仲裁申请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2016年，邹春元（甲方一）、廖新辉（甲方二）、通维企业（甲方三）作为甲方，深圳千意企业（乙方一）、前海栖凤企业（乙方二）、珠海千意企业（乙方三）、成长一号企业（乙方四）作为乙方共同签署《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61114补充协议》）就保证乙方投资通拓公司的投资权益事宜进行了约定，包括业绩承诺与补偿、一票否决权、优先认购权、共同出售权、陈述与保证、特别约定、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其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第10条“争议的解决”约定：“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未能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将该争议事项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提交仲裁申请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2016年，邹春元作为甲方，深圳千意企业(乙方一)、前海栖凤企业（乙方二）、珠海千意企业（乙方三）、金拾纵联企业（乙方四）作为乙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邹春元将其持有的通拓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邹春元将0.4545%的通拓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金拾纵联企业，金拾纵联企业向邹春元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协议还约定定义、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陈述与保证、股权转让审批及变更登记、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其他等内容。其中第8条“争议的解决”约定：“8.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予以解决。8.2如协商未能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将该争议事项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提交仲裁申请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2016年，廖新辉（甲方一）、邹春元（甲方二）、通维企业（甲方三）作为甲方，深圳千意企业（乙方一）、前海栖凤企业（乙方二）、珠海千意企业（乙方三）、金拾纵联企业（乙方四）作为乙方共同签署《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61122补充协议》），就保证乙方投资通拓公司的投资权益事宜进行了约定，包括业绩承诺与补偿、一票否决权、优先认购权、共同出售权、陈述与保证、特别约定、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其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第10条“争议的解决”约定：“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未能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将该争议事项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提交仲裁申请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2017年，成长一号企业（甲方一）、金拾纵联企业（甲方二）作为甲方，廖新辉（乙方一）、邹春元（乙方二）、通维企业（乙方三）作为乙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7补充协议》）对乙方履行2016年度业绩补偿义务的事宜进行约定，协议还约定了业绩补偿与延期补偿、业绩补偿金与延期补偿金的履行、陈述与保证、违约责任和赔偿、合同的生效、变更及解除、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其中第六条“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第四款约定：“6.4本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协议为准”。第七条“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第二款约定：“7.2经双方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也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按提交申请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予以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庭另有裁决，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应赔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2019年7月8日，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作为仲裁申请人，依据《2017补充协议》的仲裁条款以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为仲裁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裁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向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分别支付2016年业绩补偿金4581135.73元人民币和1527045.25元人民币、延期补偿金212112.86元人民币和70704.29元人民币；逾期付款违约金1712439.21元人民币和570813.07元人民币；裁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承担律师费和全部仲裁费用。广州仲裁委受理后，立案号为（2019）穗仲案字第10491号。因通维企业、邹春元、廖新辉向本院提起确认《2017补充协议》中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现该案仲裁程序中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系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只对仲裁协议的有效与否作出审查及认定。首先，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的仲裁请求是裁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支付2016年业绩补偿金、延期补偿金、逾期付款违约金等，而《2017补充协议》对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履行2016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事宜的约定，包括业绩补偿与延期补偿、业绩补偿金与延期补偿金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赔偿等，且在第7.2条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按提交申请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予以仲裁解决。该仲裁条款有明确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仲裁事项，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属有效条款，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其次，关于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主张因本案存在多份协议，各份协议之间的签约主体不尽相同，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也不完全相同，应由双方协商确定仲裁机构，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认定《2017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的问题，对此，第一，本案涉及的多份协议即《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20161114补充协议》《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20161122补充协议》与《2017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同，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在同一份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情形，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据此主张应由双方先行协商的前提并不具备。第二，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及成长一号企业、金拾纵联企业均对《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20161114补充协议》《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20161122补充协议》与《2017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签约各方均应受相应协议的约束。虽然《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20161114补充协议》《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20161122补充协议》均约定涉及该合同的争议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但因《2017补充协议》是《20161114股权转让协议》《20161114补充协议》《20161122股权转让协议》《20161122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根据《2017补充协议》第6.4条约定“本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协议为准”，因此，当上述协议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不一致时，应当以《2017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即应当适用《2017补充协议》第7.2条的约定，因此，广州仲裁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申请确认《2017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广州仲裁委无权管辖本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邹春元、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本案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伍静怡易臻萱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