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7792号 原告：刘新民，男，195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军，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晶瑜，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聚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越秀星汇园2栋2-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B0T819T。 法定代表人：韩邦林。 第三人：韩邦林，男，196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第三人：刘元祥，男，195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刘新民为与被告杭州聚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聚马公司），第三人韩邦林、刘元祥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董文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需以公告方式向被告杭州聚马公司、第三人韩邦林送达诉讼材料，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9年7月5日裁定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新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杭州聚马公司、第三人韩邦林、刘元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新民起诉称：刘新民与韩邦林于2018年1月24日签订一份《合作经营协议》，拟设立杭州聚马飞腾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协议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刘新民认缴出资153万元，占总投资额的51%；韩邦林认缴出资14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9%；刘新民为取得杭州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代理权已向四川聚马飞腾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以下简称四川聚马公司）公司支付代理费150万元作为刘新民出资。刘新民负责取得经营代理权，提供销售样车；韩邦林负责租赁经营销售场地和办公用房，办理工商登记等公司设立的相关事项，并负责日常经营管理。韩邦林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负责组织人员开展业务，发展县、区代理商，做好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韩邦林向刘新民告知每月经营状况及财务账目，并由刘新民签字确认。杭州聚马公司于2018年4月3日开业经营，2018年8月25日刘新民到杭州聚马公司，发现公司大门关闭已经停业，四辆样车不知去向。韩邦林未按照《合作经营协议》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经营管理职责，杭州聚马公司已经停止经营长达六个月，若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为此，刘新民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散杭州聚马公司。 原告刘新民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合作经营协议》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1月24日刘新民与韩邦林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拟设立杭州聚马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刘新民认缴出资153万元、占总投资额的51%，韩邦林认缴出资14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9%，刘新民为取得杭州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代理权已向四川聚马公司支付代理费150万元作为刘新民出资；刘新民负责取得经营代理权，提供销售样车，韩邦林负责租赁经营销售场地和办公用房，办理工商登记等公司设立的相关事项，并负责日常经营管理，韩邦林作为公司实际经营人，负责组织人员开展业务，发展县、区代理商，做好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韩邦林向刘新民告知每月经营状况及财务账目，并由刘新民签字确认；合作期限5年，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2年1月5日止的事实。 2.杭州聚马公司章程一份，用以证明韩邦林未按《合作经营协议》约定进行工商登记，协议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韩邦林将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为1000万元，协议约定合作经营期限为5年，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2年1月5日止，韩邦林将公司经营期限工商登记为长期，韩邦林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制订公司章程，且公司章程未经刘新民签字认可，该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 3.《经销商特许加盟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刘新民取得四川聚马公司在杭州市区域特许经销代理权的事实。 4.《证明》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8月27日四川聚马公司出具《证明》，证明提供吉利帝豪EV300川Ｂ-×××××、荣威ERX5浙Ａ-×××××、野马EC30浙Ａ-×××××、国金GM3浙Ａ-×××××四辆样车冲抵保证金（四部车价值675800元），该四辆样车已经交付杭州聚马公司的事实。 5.照片一份（系打印件），用以证明杭州聚马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已终止经营的行为侵害了刘新民股东知情权的事实。 6.杭州聚马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11月6日杭州聚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定解散杭州聚马公司的事实。 第三人刘元祥未到庭，但庭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同意解散杭州聚马公司。2018年2月8日杭州聚马公司设立登记，刘元祥对该公司工商登记情况不清楚，没有在公司章程等公司登记材料上签名。现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刘元祥拟货币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韩邦林拟货币出资3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4%；刘新民拟货币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在2048年1月22日前足额缴纳，这些都是韩邦林个人操作，刘元祥此并不知情。公司设立后，刘元祥在公司开业时出资2万元，刘新民垫资8万元，刘新民提供四辆样车和四川聚马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公司由韩邦林经营管理，刘新民进行监管，刘元祥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18年8月25日，刘新民告知刘元祥杭州聚马公司已经关门停止经营，四辆样车不知去向，韩邦林也无法联系。2018年10月20日，刘元祥收到刘新民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8年11月6日上午，刘元祥按照通知要求到威海参加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定解散杭州聚马公司，并对公司进行清算。因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人韩邦林已将公司经营场所关闭，四辆样车不知去向，公司停止营业已经长达一年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刘元祥同意解散杭州聚马公司，并对公司进行清算。 第三人刘元祥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杭州聚马公司、第三人韩邦林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对原告刘新民提供的证据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 原告刘新民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确认上述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2月18日，四川聚马公司作为特许人（甲方）、刘鹏作为受许人（乙方）签订《经销商特许加盟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推出‘聚马飞腾’连锁经营加盟计划，鉴于乙方申请，甲方根据加盟合作计划授予乙方‘聚马飞腾’特许经营权；加盟费用包括（1）加盟保证金：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100万元作为加盟保证金，甲方为了支持乙方的前期经营和发展，同意加盟保证金在乙方门店开业后第二天开始以每天万分之五的速度向乙方返还，（2）品牌保证金：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25万元作为品牌保证金，品牌保证金用于对乙方各项品牌保证违规事项的处罚和冲抵车款等，（3）管理保证金：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25万元作为管理保证金，包含总部为代理商开通连锁管理系统、会员系统、在线商学院、支付系统、线下商学院师资组织以及其他管理服务费用等，管理保证金经甲方同意可用于冲抵各种管理费及车款；合同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合作加盟定金一次性付清150万元；合作加盟期限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22年12月17日止；甲方特许乙方与本合同期限内在甲方认可的区域使用‘聚马飞腾’等相关商号，特许乙方在杭州市区域内开设‘聚马飞腾’线下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甲方向乙方铺货荣威ERX5、吉利帝豪EV300、野马EC30、比亚迪E5共计四台、品牌保证金和管理保证金，并不定期开展统一的促销活动，用于扶持乙方前期市场拓展；乙方在签订加盟代理合同后，必须在甲方指定时间内完成所需开设的线下实体体验店数量；乙方不得无故停止经营活动，若因特殊原因须暂停经营活动，需提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批准同意后，方可暂停经营，暂停期限不得超过60天，若超过半年期限视为乙方自动放弃经营权，甲方有权确定新的经销商加盟合作。” 2018年1月24日，刘新民作为甲方、韩邦林作为乙方就拟设立杭州聚马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就拟设立杭州聚马飞腾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或杭州聚马飞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相关事宜，自愿达成协议如下：第一条、经营区域，杭州市及辖区内区、县；第二条、公司经营项目和范围，销售汽车及汽车零配件、汽车装饰用品，电动汽车充电桩销售、安装及维修、汽车租赁、汽车保养及维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第三条、合作期限，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2年1月5日止，共5年；第四条、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甲方认缴出资153万元，占总投资额的51%；乙方认缴出资14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9%，甲方为取得杭州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代理权已向四川聚马公司支付的代理费150万元作为甲方的出资；第五条、甲方负责取得经营代理权，提供销售样车；乙方负责租赁经营销售场地和办公用房（要求建筑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乙方负责办理公司在杭州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银行开户等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并负责日常管理；第六条、乙方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负责组织人员开展业务，发展县、区代理商，做好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甲乙双方每月召开一次经营会议，乙方向甲方告知每月经营状况及财务账目，并由甲方签字确认。……” 2018年2月8日，杭州聚马公司在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章程载明：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及汽车零配件、汽车装饰用品、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销售等，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三名，其中刘元祥认缴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韩邦林认缴出资3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4%，刘新民认缴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股东会的议事方式为召开股东会会议，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因杭州聚马公司停止营业，2018年10月18日，刘新民召集股东召开股东会，并向韩邦林户籍地邮寄召开股东会书面通知的EMS邮件，书面通知载明会议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地点为威海市新威路附32号五楼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会议室、决议事项是解散杭州聚马公司，但该邮件无人签收而退回。2018年11月6日，杭州聚马公司股东会召开，韩邦林未参会，会议对解散杭州聚马公司、成立清算组等事项进行表决，决议内容是“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杭州聚马公司，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刘新民、刘元祥、韩邦林，清算组组长为刘新民，公司注销登报公告并告知公司债权债务人。”刘新民、刘元祥在该股东会决议落款签名。 庭审中，刘新民述称刘鹏系其儿子，并提交四川聚马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兹有杭州聚马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与我司（四川聚马公司）签署经销商特许加盟合同，成为我司正式代理加盟商，合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17日。特许人甲方：四川聚马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受许人乙方：刘鹏身份证号：3710021980××××××××……”。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上述规定明确了公司强制解散的实体审查判断标准。本案中，刘新民作为持有杭州聚马公司51%股权的股东，具有提起公司解散纠纷的主体资格，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中，持有杭州聚马公司15%股权的股东刘元祥表决同意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诉讼期间刘元祥亦提交书面答辩状表示同意解散公司，上述两名股东的股权比例达66%，韩邦林经本院以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后未到庭应诉答辩，公司管理处于僵局状态，杭州聚马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基础已丧失。对外经营方面，杭州聚马公司已停止营业，本案起诉状、证据副本等诉讼文书亦通过公告方式进行送达。基于上述情形，足以认定杭州聚马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刘新民作为杭州聚马公司发起人，其以从四川聚马公司处取得杭州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代理权所支付的代理费150万元作为实际出资，该《经销商特许加盟合同》约定的合作加盟期限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22年12月17日，在杭州聚马公司已停止经营的情况下，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因韩邦林未到庭应诉，本院亦无法组织双方协商调解，不能形成有效途径破解杭州聚马公司现状僵局。综上，本院认为杭州聚马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继续受损，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刘新民要求解散杭州聚马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杭州聚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杭州聚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刘新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聚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 文 人民陪审员  徐贵林 人民陪审员  张爱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