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波涛。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传先，湖北文学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远秀。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丽丽，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金鹏，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邓波涛因与被上诉人廖远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波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廖远秀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远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原审法院查明“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根据邓波涛的要求进行送货没有任何根据。既然“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是根据邓波涛的要求进行送货，那“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与邓波涛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应予查明。虽然在广州红盾信息网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中未查到“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的信息，但这只能证明该公司未依法进行工商登记，并不能由此认定该公司不存在，没有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原审庭审中，廖远秀表示汪伟系廖远秀雇请的员工，对该陈述，廖远秀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故该陈述的事实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邓波涛对廖远秀提交的《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这张对数单上明确记载的债权人是捷顺布行，并不是没有记载债权人，廖远秀虽手持《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及《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细码单》，这仅能表明“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将债权转让给了廖远秀。可见，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显然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廖远秀向邓波涛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邓波涛2014年11月27日向汪伟出具的《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实质是一张欠条，因该单据是邓波涛和发货人汪伟因买卖布料经对账后而出具的，明确记载了欠款金额，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原、被告交易期间并未约定付款期限”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据的同时支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支付价款履行期限的特别规定，因此，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对本案裁判是错误的。本案中邓波涛收到汪伟交付的布料后未当即给付货款，2014年11月27日汪伟催收货款，邓波涛付款了7000元，并写下了总欠款64924元的字据。这足以表明汪伟于2014年11月27日已向邓波涛主张了权利，支付四次货款的宽限期至2014年11月27日届满。故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1月27日开始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廖远秀于2019年7月17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是不正确的。被上诉人廖远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邓波涛的上诉请求。廖远秀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波涛向廖远秀支付货款人民币64924元及利息（利息以6492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邓波涛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在2014年10月至11月期间，邓波涛曾与“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布料买卖交易往来，由邓波涛向“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购买布料，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交易期间未对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根据邓波涛的要求进行送货，送货后，由邓波涛签收送货细码单。案涉交易期间的四份《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细码单》显示，发货人签名处由“汪伟”签名，收货人签名处由邓波涛签名确认。2014年11月27日，邓波涛在《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上签名，该对数单中主要载明2014年10月18日至11月3日期间的四次送货布号、匹数、数量及金额。载明合计金额为71924元，2014年10月23日付货款7000元，合计总欠款64924元。原审庭审中，廖远秀表示汪伟系廖远秀雇请的员工，也是廖远秀丈夫的弟弟。邓波涛主张在签署案涉《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时，由于案涉布料存在瑕疵，邓波涛与汪伟口头约定对尚欠的货款64924元各承担一半，邓波涛在3天内将应承担的货款支付给汪伟，但之后汪伟或廖远秀均未向邓波涛催讨过货款。但对上述口头约定，邓波涛并未提交证据，廖远秀亦否认双方存在上述约定。廖远秀在广州红盾信息网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中，输入企业名称“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并未查询到信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廖远秀提交的“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网上查询结果，未查询到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资料；廖远秀手持案涉交易期间产生的《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及《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细码单》，主张其以“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邓波涛进行了案涉交易，邓波涛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与其进行交易的主体为廖远秀。为此，对廖远秀主张其与邓波涛之间存在案涉布料买卖交易往来的事实，予以支持。廖远秀、邓波涛之间的案涉买卖关系成立，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成立且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约定履行义务。对邓波涛拖欠廖远秀货款64924元未付的事实，有廖远秀提交的《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为凭，予以采信。邓波涛主张口头约定对上述货款各负担一半，及邓波涛在3天内支付的事实，邓波涛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廖远秀予以否认，应由邓波涛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廖远秀、邓波涛交易期间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且在2014年11月27日对账时亦未约定付款时间，廖远秀要求邓波涛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7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对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案涉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并未约定货款履行期限，邓波涛在签署《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时，亦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为此，对案涉债务，廖远秀可随时要求邓波涛履行，诉讼时效期间从廖远秀要求邓波涛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邓波涛主张廖远秀在其签署《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后一直未向其追讨货款，但其要求本案诉讼时效从2014年11月27日或在该日期3天后开始计算，并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廖远秀于2019年7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邓波涛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对廖远秀要求邓波涛向其支付货款人民币64924元及利息（利息以6492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7月17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5日作出判决：邓波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廖远秀支付货款人民币64924元及利息（利息以6492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7月17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2元，由邓波涛负担。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廖远秀于二审期间提交一份汪伟于2019年9月5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汪伟是廖远秀侄子，其向邓波涛送货及在送货单上签名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实际供货人为廖远秀的事实。邓波涛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不是汪伟所写，汪伟的姓名与上面的内容笔迹不一致，廖远秀原来提供的2014年10月3日、11月3日、12月5日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单汪伟的签名与这份证明是不一致的；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廖远秀称汪伟是其聘请的职工应当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和工资表等证明材料。本院认为：廖远秀主张与邓波涛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细码单》《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上述单据均有邓波涛的签名。邓波涛主张其交易主体为“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或汪伟。经查，“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并不存在，邓波涛也没有证据证明“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存在的事实或他人以“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名义与其进行交易的事实，现廖远秀持有《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细码单》《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原件，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定买卖合同主体为邓波涛、廖远秀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本案也不存在“捷顺布行”或“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廖远秀的事实。至于《广州市捷顺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细码单》中载明“发货人签名汪伟”，从送货细码单、对数单的内容看，只能证明发货经办人为汪伟，不足以证明买卖合同的主体为汪伟，邓波涛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交易的对象是汪伟，故邓波涛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其不是与廖远秀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定邓波涛与廖远秀之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载明的内容，邓波涛确认尚欠廖远秀货款64924元，邓波涛没有举证已经清付该款项的证据，故本院认定邓波涛欠付廖远秀货款64924元。关于邓波涛主张廖远秀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邓波涛与廖远秀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邓波涛作为买受人应及时清付货款。邓波涛于2014年11月27日在《捷顺布行与邓波涛2014年10月、11月对数单》中签名确认欠款，因此邓波涛与廖远秀之间已经确立了欠款关系，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认定廖远秀主张的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具有依据。对于邓波涛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邓波涛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4元，由上诉人邓波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