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8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曾用名：黄XX、李黄XX），女，1952年1月3日出生，加拿大国籍。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曾用名：黄XX），男，1955年12月25日出生，加拿大国籍。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加拿大国籍。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3，男，1960年7月13日出生，加拿大国籍。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4，男，195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列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蓉，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昊琳，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5（曾用名：黄x），女，1985年2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57年10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址同上。上列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郗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某，女，196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籍贯广东省开平市长沙管区。上诉人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因与被上诉人黄某5、朱某、谭某法定继承与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5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某5、朱某的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某5、朱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黄某7就是黄某8的依据不足。1.相关证据显示，黄某7、黄某8的身份信息不同，黄某7是香港人，出生于1952年3月3日；黄某8是广州人，出生于1950年3月3日。况且，并无出境登记记录、人证等证据证明黄某8已偷渡去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2.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定应当是自证或查证，而不能自认。3.确定是否有血亲关系，应当由主张一方承担举证义务，被主张一方无配合义务。一审时黄某4不配合进行血亲鉴定，是因其当时患有多种疾病，如二审法院认为需要进行血亲鉴定，黄某4同意予以配合。4.本案并无黄某7与黄某6的DNA样本、黄某7的出生证及亲属关系证明书等资料证实双方是父子关系。黄某6与黄某7都是香港居民，其父子关系应由香港政府确认，而不应由一审法院确认。5.即使黄某6与黄某7是父子关系，亦不能确认黄某7是何某1的儿子。二、一审法院对涉案遗产以平均分配的方式进行分配，没有体现尽主要赡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多分的公平合理原则。黄某6离逝前，主要由黄某4等人照顾，黄某8没有尽到赡养黄某6的义务。三、涉案遗产主要是不动产。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某5、朱某从未主张过继承权。涉案遗产房屋年久失修，主要由黄某4进行管理、修护，需聘请相关施工人员进行防护，支付维护费用等，一审法院在分配遗产时，没有就该部分支出对相关的继承人作出合理的补偿。四、一审法院追加谭某为被告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仅依据黄某6在××××年××月××日的婚姻登记信息，就追加谭某为被告，但除此信息之外，并无其他任何关于谭某的信息资料。谭某本人从未出现，黄某4等对其与黄某6的婚姻关系存疑。被上诉人黄某5、朱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一、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证据规则的规定，黄某5、朱某提供的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黄某8等人对案件的基本事实避重就轻，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根据由在加拿大的4位兄弟姐妹1995年1月10日书写的书信和鉴定意见，确认该书信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4人亲笔书写。虽然亲子关系不可以自认，但书信中提到了以下内容：“父亲留下了……我们6兄弟姐妹一份……一致赞成…”，如果黄某4等人不认识黄某7，那他们将金银首饰、房产分给黄某7不符合常理。第二、李某的住址与黄某7写在信封上、（2002）荔法民初字第688号案中黄某4等人自认的居住住址是一致的，说明黄某4等人早已知道黄某7在香港的住址。李某在上诉状中自认其曾用名为李黄某9，证明该书信是李某寄出的，与该证据能相互印证。第三，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书写的并非普通书信，而是家书，如果黄某7与其非亲非故，其不会寄家书给黄某7。第四、黄某8与黄某7都是3月3日出生，结合20世纪60、70年代众多大陆人偷渡去香港的历史，以及本案的其他在案证据，足以确认黄某8就是黄某7。二、关于赡养义务问题，黄某4主张其对黄某6尽到了赡养义务，理据不足。黄某2在1981年12月27日写给黄某7的书信中提到“是自身有父、有兄在香”，证明了黄某6在再婚以前一直跟随黄某7在香港生活，黄某7已经尽了赡养义务。黄某6已经持有加拿大的绿卡，但并没有跟随李某等人在加拿大生活。三、黄某4为涉案房屋进行维护支付的费用不应在本案处理。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追加谭某为被告依法有据。谭某二审未到庭，亦未作答辩。2016年9月13日，黄某5、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某对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华林寺南横街2号地下房屋（以下简称2号地下房屋）享有二十四分之三的继承权、黄某5享有二十四分之一的继承权；2.确认朱某对2号三楼房屋享有二十四分之三的继承权、黄某5享有二十四分之一的继承权；3.确认朱某对广州市荔湾区带河路猪仔墟社前首约27号房屋（以下简称27号房）享有二十四分之三的继承权、黄某5享有二十四分之一的继承权；4.本案诉讼费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黄某6于1995年1月1日死亡。二、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于2002年5月22日起诉黄某7、黄某4，一审法院以（2002）荔法民初字第688号立案受理。该案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记名黄某6为所有权人的2号首层建筑面积为34.05平方米的房屋（即2号地下房屋）、三楼建筑面积为34.05平方米的房屋（即2号三楼房屋）由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7、黄某4共同继承，各占六分之一产权……。事实和理由：黄某6于1990年继承得2号首层、三楼两间房屋，黄某6与何某1夫妻共同生育有六个子女，分别是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7、黄某4。黄某6于1995年1月死亡，何某1于1979年7月死亡。黄某6死亡后，两间房屋一直由黄某6的六个子女管业，未办理继承分割手续。……黄某7、黄某4从1998年起一直将房屋的首层和三楼擅自出租牟利，……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现依照国内相关法律解决纠纷，向贵院提起诉讼。2002年6月4日，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特别授权代理人梁映文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内容为：本案经贵院受理后，香港告知黄某7突然死亡，因此申请撤诉，请予批准。经查阅（2002）荔法民初字第688号案诉讼卷宗，一审法院于2002年5月22日受理该案后，通过EMS国际特快专递，邮寄诉讼文书到香港××大厦××楼××室黄某7收。此后一审法院收到朱某提交的《送达回证》及黄某7的身份证及死亡证复印件，《送达回证》中“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一栏有朱某的签名，“不能送达理由”一栏填有“受送达人黄某7于2002年5月22日去逝，不能出庭，现附上死亡证、身份证”。2002年6月4日，一审法院对梁映文律师进行问话，梁映文律师陈述，基于黄某7死亡，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撤回起诉。一审法院遂作出口头裁定，准予撤回起诉。另该诉讼卷宗内有一份由梁映文律师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记载：出租方是黄某7、黄某4，承租方是梁灿权，合同内容是出租方将2号地下房屋出租给承租方使用。三、黄某7与朱某于××××年××月××日结婚，1985年2月16日生育黄某5。黄某7与朱某的结婚证书上记载黄某7的父亲姓名为黄某6。黄某7于2002年5月22日死亡。四、2004年7月8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2004）穗荔证内字第1580号《继承权公证书》，内容为：“黄某6于1995年1月1日死亡，死后遗下上述两套房屋，两套房屋为黄某6在妻子何某11979年死后所得，属黄某6的个人财产，黄某6生前没有遗嘱，其父母先于其死亡，黄某6与何某1共生育黄某8、黄某9、黄某4、黄某1、黄某2、黄某3六个子女，上述两套房屋应由六人共同继承，分别占有1/6产权”。同时，该公证书记载：“继承人黄某8，男，1950年3月3日出生，现下落不明”。2004年9月7日，广州市房管局根据申请及上述公证书，核发了上述两套房屋的房产证，将2号地下、三楼房屋登记在李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8名下，各占1/6。27号房产权人是黄某6，所有权来源是1976年改建。五、黄某5、朱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1981年12月27日信件的“文光”字样，1995年1月10日信件的“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字样进行笔迹鉴定。2017年9月8日，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验的落款日期为“八一年十二月廿七日”的信件落款处“文光”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黄某2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送检验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五年壹月十日”的信件落款处“黄某2”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黄某2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3.送检验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五年壹月十日”的信件落款处“黄某9”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黄某9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4.倾向认为送检验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五年壹月十日”的信件落款处“黄某1”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黄某1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5.送检验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五年壹月十日”的信件落款处“黄某3”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黄某3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黄某5、朱某为此预付鉴定费24320元。一审法院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和有关信件认定如下事实：1981年12月27日，黄某2书写信件一封，内容有：“大哥如晤现有一急事求大哥重挽”等，该信件由黄某5、朱某在整理黄某7遗物时发现取得。1995年1月10日，黄某9、黄某2、黄某3致信黄某7，内容有“冠铭兄：如晤兹有关父亲黄某6的遗产分配问题，我们各姊弟之意见一致如下：……第（二）父亲留下的银行存款至少有一十三万加拿大币，及所有金银首饰，应分为七份，我们六兄姊弟每人一份，亚娥只能占一份。第（三）位于广州市下九路华林南横2号一楼、三楼是属于我们的祖母林极的遗产，……一致赞成将该一楼、三楼之屋宇全部按市价出售，所得之款项分七份，我们各兄姊弟每人一份，其中亚娥占一份。”该信件由黄某5、朱某在整理黄某7遗物时发现取得。六、黄某6与谭某于××××年××月××日在开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七、根据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派出所档案室PH1.2类第63-71431卷的档案材料、户口簿（抄件）、广州市金威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5月11日出具的《证明》、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法律服务所2004年4月23日出具的《证明》等记载，何某1，1931年10月2日出生，与黄某6是夫妻关系，两人生育子女情况为：儿子黄某8，女儿黄某9，儿子黄某4，儿子黄某1，儿子黄某2，儿子黄某3。八、27号房已拆迁。九、黄某6的生母林极于1974年1月死亡。1988年，一审法院受理了黄某6因与黄荣×、黄×梅之间的继承争议，并作出（88）荔法民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一、林极遗下的下九路华林寺南横街2号二楼房产由何×妹的合法继承人黄荣×、黄×梅共同继承，首层及三层由黄某6继承……。1990年1月16日，本院作出（1989）穗法民复字第809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本案审理过程中，黄某5、朱某曾提出亲属关系鉴定申请，要求对黄某5与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之间的亲属关系进行DNA鉴定。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不同意。黄某4称自己本来不认识黄某7，是父亲认识他，怀疑是父亲从事美术广告请工人的时候认识的，1997年黄某7曾持三间房屋的房产证来广州，说父亲在广州的三间房屋由黄某7全权拥有，但黄某7无法出示官方文件或法律依据。27号房在1995年被拆迁后，黄某4与妻儿搬到下九路的房屋地下居住，黄某4住三楼，一楼于1998年出租给卖玉器的梁灿权居住，因梁灿权租房需要看房产证，而黄某7持有房产证，黄某4和黄某7就参与了出租房屋的协商过程，租金分六份，黄某8的一份分给黄某7，其他五份分给李某、黄某4、黄某2、黄某1和黄某3。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黄某7与黄某8是否同一人、黄某7是否黄某6与何某1的儿子。对该争议焦点分析如下：第一，2002年5月22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诉黄某7、黄某4继承纠纷一案，李某四人在诉状自认，黄某6和何某1生育了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7、黄某4六人。虽然该案因原告撤诉结案，但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不能轻易推翻关于六人均为黄某6子女的自认。第二，（2002）荔法民初字第688号案件诉讼卷宗内有一份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委托代理人梁映文律师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记载黄某7、黄某4以出租方名义将2号地下房屋出租给承租方梁灿权使用。这与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起诉主张的“最近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得知黄某7、黄某4从1998年起一直将房屋的首层和三楼擅自出租牟利”基本相符，与黄某4在2017年8月4日一审法院问话时陈述“一楼于1998年出租给卖玉器的梁灿权居住”、“我参与了这些协商过程，还有黄某7”也相符。可见，黄某4、黄某7两人将2号地下房屋出租给梁灿权是当事人确认并有证据予以证实的事实。若黄某7与黄某6不存在亲属关系，黄某4为何愿意与一名外人一起签订将父亲黄某6名下的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的《租赁合同》，还愿意将其中六分之一租金分给这名外人，不符合常理。第三，（2002）荔法民初字第688号案受理后，一审法院根据诉状中列明的黄某7住址，邮寄诉讼文书到香港××大厦××楼××室，此后朱某向一审法院提交《送达回证》，注明黄某7已经死亡，还附上黄某7的身份证、死亡证、结婚证复印件，这足以证明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知悉黄某7在香港的住址。第四，黄某7与朱某的结婚证书记载，黄某7的父亲是黄某6。第五，黄某5、朱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进行DNA鉴定，但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均不同意配合鉴定。第六，朱某、黄某5从黄某7遗物中发现两封信件，第一封落款时间为1981年12月27日，黄某2在信件中有“大哥如晤”这一表述，第二封落款时间为1995年1月10日，落款人为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信件中有“冠铭兄”、“兹有关父亲黄某6的遗产分配问题，我们各姊弟之意见一致如下”等表述。根据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两信件确为李某、黄某2、黄某3书写。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坚持否认上述信件的真实性，然而根据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确认上述两信件确为李某、黄某2、黄某3所书写，同时表明李某、黄某2、黄某3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综上，黄某5、朱某所提供的证据已组成完整的证据链，而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确曾发生大陆居民偷渡香港的历史事件，不少偷渡者为逃避追捕或遣返，赴港后不仅切断与亲属的联系，甚至更改姓名和出生时间。黄某5、朱某主张黄某8在七十年代偷渡香港，此后更改姓名为黄某7，与上述历史背景也是相符的。因此，采信黄某5、朱某的主张，确认黄某7即黄某8，黄某7与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均为黄某6和何某1子女。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黄某6的遗产应如何继承。一、27号房已经拆迁，因此本案应对原房屋的产权权益进行处理，而非对房屋产权进行处理。该房屋的所有权来源是1976年改建，当时正处于黄某6与何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房屋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应各占1/2份额。何某1于1979年死亡，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何某1生前有订立遗嘱，因此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其配偶黄某6、子女黄某7、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共同继承，各得1/2×1/7=1/14份额。黄某6于1995年1月1日死亡，目前并无证据证明黄某6生前有订立遗嘱，因此其遗产亦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其第二任配偶谭某、子女黄某7、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共同继承，各得（1/2+1/14）×1/7=8/98份额。何某1死亡时黄某7尚未与朱某结婚，故当时应予继承的1/14产权份额属于其个人财产；黄某6死亡时黄某7已与朱某结婚，故当时应予继承的8/98产权份额依法属于黄某7与朱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两人各得4/98份额。黄某7于2002年死亡，属于其个人遗下的1/14+4/98=11/98应由配偶朱某及女儿黄某5共同继承，各得11/196份额。综上，原27号房的产权权益应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各占1/14+8/98=15/98份额（经通分后为30/196），由谭某占8/98份额（经通分后为16/196），朱某占4/98+11/196=19/196份额，黄某5占11/196份额。二、2号地下、三楼房屋虽然已登记在黄某8、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名下，各占1/6产权份额，但其取得产权依据的（2004）穗荔证内字第1580号《继承权公证书》并未查明黄某6与第二任配偶谭某的婚姻状况，故该两套房屋仅由其子女继承是有误的，因此黄某5、朱某在本案中要求确认该房屋的继承份额符合法律规定。2号地下、三楼房屋原是黄某6母亲林极的遗产，林极于1974年死亡，此时处于黄某6与何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黄某6通过法定继承取得的上述两套房屋均属于黄某6和何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1/2产权份额，其继承比例也如前述27号屋一致，即2号地下、三楼房屋也应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各占1/14+8/98=15/98产权份额（经通分后为30/196），由谭某占8/98产权份额（经通分后为16/196），朱某占4/98+11/196=19/196产权份额，黄某5占11/196产权份额。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是黄某5、朱某的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黄某6、何某1死亡后，只要其法定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便自然取得遗产的所有权，即两人的遗产已处于法定继承人共有的状态，不会自然丧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华林寺南横街2号地下房屋由朱某占19/196产权份额，由黄某5占11/196产权份额，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各占30/196产权份额，由谭某占16/196产权份额。二、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华林寺南横街2号三楼由朱某占19/196产权份额，由黄某5占11/196产权份额，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各占30/196产权份额，由谭某占16/196产权份额。三、原广州市荔湾区带河路猪仔墟社前首约27号房屋的产权权益由朱某占19/196份额，由黄某5占11/196份额，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各占30/196份额，由谭某占16/196份额。四、本案鉴定费24320元，由李某、黄某2、黄某3各负担8106.66元，并由李某、黄某2、黄某3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返还给朱某、黄某5。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某、黄某5共同负担2112元，由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各负担2112元，由谭某负担1128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某7与黄某8是否是同一人，对此一审判决已作出了详细、完整的论述，分析透彻，论证充分，本院予以认同，现仅择要点论之：一、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于2002年5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黄某7、黄某4，在诉状中明确表示，父母黄某6与何某1共同生育有六个子女：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7、黄某4，并要求由六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父母的遗产（2号地下和三楼房屋），各占六分之一产权份额。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后，根据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所提供的通讯地址，向黄某7送达了诉讼文书，后因黄某7已死亡，该案申请撤诉获准。二、根据2号地下房屋的《租赁合同》，黄某7与黄某4将2号地下房屋共同出租给案外人粱灿权，所获得的租金收入分六份，由黄某9、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7、黄某4平分。三、黄某7与朱某的《结婚证书》上记载，黄某7的父亲为黄某6。四、黄某2在1981年12月27日写给黄某7的书信上，称黄某7为“大哥”；1995年1月10日，黄某9、黄某2、黄某3在写给黄某7的书信上，提到了分割27号房和2号地下及三楼房屋、父亲黄某6银行存款的问题，且在该书信中共同称黄某6为父亲、何某1为母亲。上述证据与事实，证明力强，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关联性，足以证明黄某7与黄某8是同一人，是黄某6与何某1的儿子。李某等人上诉称黄某7并非黄某8，与事实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上诉称其对黄某6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但无提供证据证实，且即使其主张属实，亦不构成多分遗产的充分理由，故本院不予支持。黄某4上诉称其为涉案房屋支付了物业管理和维护、维修费用，要求予以相应的补偿，该项请求属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调处。如黄某4坚持其诉求，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本案中，黄某7并无明确表示放弃对父母黄某6、何某1遗产的继承权，故自黄某6（及何某1）死亡时，黄某7便拥有遗产继承权。遗产继承权属于物权范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同理，朱某和黄某5对黄某7应继份额的继承权，亦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上诉主张朱某和黄某5的继承权已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谭某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的记载，黄某6与谭某于××××年××月××日在广东省开平市民政局登记结婚。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对该证据无异议，现上诉提出对黄某6与谭某的婚姻关系存疑，与其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另经一审法院向广东省开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无发现黄某6与谭某的离婚记录。在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无提供证据证实黄某6与谭某已离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谭某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上诉主张谭某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维持。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李某、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任 慧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雅慧吴卉子李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