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民申41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水市应山办事处清水桥3街广建大厦。法定代表人：李厚荣，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宏发，湖北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付军锋，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雪莹，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雯，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蔡诗黎，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原审被告：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广鑫分公司（现已注销）。住所地：广水市应山办事处许家井6号。负责人：蔡诗黎，公司经理。原审被告：王端，男，198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付军锋诉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建公司）、蔡诗黎、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广鑫分公司（以下简称广鑫分公司）、王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由广水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2015）鄂广水民初字00556号民事判决。广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鄂随州中民终字第0009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广水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鄂1381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广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2017）鄂13民终80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广建公司、付军锋不服，分别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建公司申请再审称，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原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217.5万元借款本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借条存在篡改情形。1.案涉借条载明借款用途为“长丰建筑工地前期打桩工程周转用”，长丰工地系中建三局承包，申请人从未参与该工地任何施工。蔡诗黎应被申请人要求在借条上添加“及健康谷资金周转”字样。湖北省公安厅鉴定认为“及健康谷资金周转”在借条中也不是同一书写材料所写，即后期添加。蔡诗黎与被申请人未就本案借款达成合意。2.张凡收取的98万元不应计入本案借款金额。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中指出98万元转入张凡个人银行卡户中，用途、去向不明。王端作为张凡的配偶，对该款的用途和去向也无法说明。广建公司和蔡诗黎未收到该98万元，付军锋也没有举证证明张凡有收款权限，因而张凡与蔡诗黎建立债务关系，没有与健康谷项目部、广鑫分公司及广建公司建立劳动关系。3.原二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月息为2%。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且付军锋没有提交证明本案约定利息的证据，原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月息为2%，于法无据。二、原二审判决认定蔡诗黎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广建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即便认定蔡诗黎与付军锋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案涉借款也应由承担还款责任的蔡诗黎偿还。1.付军锋涉嫌虚假诉讼罪一案中，蔡诗黎承认所有借款系个人债务，款项主要用于“长丰工地”竞标筹备活动，并未用于广建公司承包的“健康谷项目”，并且广建公司从未参与“长丰工地”的活动。付军锋为将债务转嫁给广建公司，蔡诗黎也觉得对付军锋有亏欠感，便应付军锋的指示而在借条后添加“及健康谷资金周转”几字并加盖其私刻的“健康谷项目部”公章。2.案涉款项并未进入广建公司账户，广建公司也无法管控案涉款项，也没有享受案涉款项带来的利益。3.本案提起诉讼之前，付军锋一直向蔡诗黎催要案涉款项，并未向广建公司主张过任何利益。（二）蔡诗黎的借款行为系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广建公司不应当承担蔡诗黎的个人借款行为的还款责任。1.蔡诗黎不具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1）蔡诗黎在施工合同中的代表人身份不能推定蔡诗黎有权代理借款事宜。广建公司与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蔡诗黎的身份是承包代表人，该代表人的身份仅能表明蔡诗黎系“健康谷项目”的联络人，主要负责信息的传递与沟通等事宜，其在其他合同中没有适用的空间。原二审判决却将蔡诗黎是代表人身份偷换成代理人，进而认定案涉借款关系成立，这一解释违背广建公司的意思表示，扩张了蔡诗黎办事权限，突破了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和内容的确定性。（2）蔡诗黎没有授权材料证明其有借款权限，不能单独依据其他合同的内容推定蔡诗黎有权从事借贷行为。（3）即使蔡诗黎在借条上加盖了其私刻的申请人项目部印章，也不能认定蔡诗黎具备了其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也超出“健康谷项目”的正常经营行为。“健康谷项目”系申请人的内设机构，履行施工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机械和人员、监管质量等职能，无权从事与施工没有任何关系的活动，更不用说签订合同、融资等事务。（三）付军锋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盲目相信蔡诗黎具有代理权，在知晓蔡诗黎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指示蔡诗黎恶意篡改借条，其行为存在过失和恶意，应自担风险。（四）广建公司在蔡诗黎借款行为中没有任何过错。广建公司未向蔡诗黎出具借款授权材料，未默许蔡诗黎从事与施工无关的任何民事活动，也不知晓蔡诗黎借款行为，更没有使用该款，在知道蔡诗黎私刻公章等越权行为后及时制止蔡诗黎违法行为并登报澄清声明。三、付军锋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付军锋在广水法院所涉十余起民间借贷纠纷，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其行为属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规定的情形，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行为，由此产生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请求再审改判驳回付军锋的诉讼请求。付军锋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付军锋提供蔡诗黎在当时借款所出具的原始借据、转账凭证和取现记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案涉162.5万元借款成立。首先，原始借条、转账及取现记录与380万元的借条、各方陈述或供述等证据，共同印证付军锋与广建公司在2012年至2013年间就380万元中的162.5万元借款及以转账或现金的付款形式达成借贷合意，而蔡诗黎本人也收到借款。其次，该事实经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所确认。蔡诗黎在公安机关供述380万元借款包括162.5万元和之后的217.5万元，检察机关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述明了付军锋和蔡诗黎之间的380万元。再次，162.5万元借款是6笔小额借贷合计而成，付军锋是应蔡诗黎的要求以现金形式发放，满足使用方便的需求，合情合理合法。二、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付军锋仅提供借条作为证据，但所有证据均已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而且广建公司未就借贷关系未发生进行合理说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广建公司偿还付军锋380万元借款本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付军锋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条是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凭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为虚假之前，不得随意否定其法律效力。债权人仅提供借条凭证后，被告应就抗辩借贷事实发生或消灭与否举证证明，而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说明前，付军锋举证义务应视为履行完毕。本案中，广建公司质疑诉争借款，但未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对抗辩未发生的162.5万元借款未作合理说明，原二审在付军锋诉前未提交的162.5万元转款证据的前提下，否定该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即便付军锋提供的162.5万元借款中部分借条载明的金额不能与银行凭证对应，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结合常理和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等刑事证据，能够达到证明要求，案涉380万元借款是真实存在的，原二审仅以转账凭证为由而否定借款真实性，违背证据规则。请求再审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院审查认为，根据广建公司和付军锋的再审申请事由，本案争议焦点为，1.蔡诗黎在本案的借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广建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以及借款利息应如何认定；2.案涉162.5万元应否计入本案借款金额。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中的表见代理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对于表见代理而言，主要在于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便在行为人没有代理权的情形下，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代理行为仍然有效。其次，就案涉借款的主体而言。案涉借条的出具人是蔡诗黎，而蔡诗黎系广鑫分公司的负责人，蔡诗黎对外以广鑫分公司名义进行施工。广鑫分公司在案涉借款发生时是广建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管理上与广建公司之间具有从属性和依靠性，且二公司的住所地均在湖北省。就案涉借款的事由而言。广建公司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于2013年1月18日与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广建公司承包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的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集贤村健康谷一期建筑工程（一标段）。虽然，案涉借条所涉健康谷项目的事由系事后添加，但健康谷项目却是客观真实存在的，而非虚无，并为付军锋和蔡诗黎所知晓。就案涉借款的金额而言。广建公司承包的健康谷一期建筑工程（一标段）约定的工程总价款为9000万元，而且资金来源为自筹。因而，健康谷项目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就案涉借款的形式而言。虽然，广建公司认为借条上加盖的“湖北广建公司武汉中国健康谷项目部”公章是蔡诗黎私刻。但是，广建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付军锋知道该印章为私刻，且该印章使用于广建公司在武汉市蔡甸区城市建设档案馆备案的《隐蔽工程检查记录（表D1-1-1）》。最后，就案涉借款双方注意义务而言。付军锋已要求在案涉借款中加盖印章或注明事由，尽到了其自身应尽注意义务。故，无论是从借款的主体关系而言，还是从借款的事由背景而言，付军锋已有理由相信蔡诗黎的借款行为代表广建公司，并有理由相信该款用于健康谷项目建设。原二审认定案涉借款符合表见代理而由广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理。二、关于案涉借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因借款利息约定为月利率3分，已超过法律关于民间借款利率的规定，基于付军锋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原二审依法调整案涉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三、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合法的问题。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条是关于未经批准而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的规定。付军锋在本案中的出借行为并非以未经批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也不是以未经批准而从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因而并不适用该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广建公司虽然认为付军锋的出借行为违法，但是并未提交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对该事由依法不予支持。四、关于162.5万元能否计入本案借款金额的问题。经查，付军锋再审申请事由所指的新证据主要为借据、转账凭证和取现记录。借条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2年7月5日的30万元、2012年7月9日的30万元、2012年8月17日的40万元、2012年9月28日的15万元、2013年6月27日20万元、2013年10月1日的25万元及2.5万元。从时间上而言，上述借条、转款时间、取现记录均形成于本案原二审庭审结束前，并且为付军锋掌握或知晓。从内容上而言，付军锋在原一审诉讼请求中称：“广建公司承建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集贤村健康谷一期建筑工程（一标段），因急需资金周转，蔡诗黎以‘湖北广建公司武汉中国健康谷项目部’名义向我借款共454万元，分别是2014年7月5日，借款380万元，担保人王端，约定二个月全部还清，口头约定月利率3分，2015年4月4日，借款74万元，约定月底还清，月利率3分。蔡诗黎收到借款后，分别向我出具借条，由其署名并加盖湖北广建公司武汉中国健康谷项目部公章。”然而，广建公司承建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集贤村健康谷一期建筑工程（一标段）的时间是2013年1月18日，再审事由中所指的6笔借款中有四笔借款时间发生在诉争借款事由发生之前。此外，在付军锋的诉讼请求事由中，阐明了借款时间为2014年7月5日、2015年4月4日，但是再审事由中所指六笔借款时间最晚一笔是在2013年10月1日，因而借款时间相左。另外，在金额上，付军锋诉讼请求事由中称2014年7月5日借款380万元，2015年4月4日借款74万元，亦与所称的六笔借款数额不相一致。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鄂曾都检控申刑申复决（2019）1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已在原二审中评析，在此不再重复评述。因而，关于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事由既不符合再审对新证据的时限和事由要求，也不能从内容上印证162.5万元应计入借款，故原二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该款项，并无不当。五、关于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上述法律规定是关于被告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抗辩已经偿还借款或尚未实际发生，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评判的事项，以及对证据证明力判定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广建公司抗辩162.5万元与本案无关，因付军锋认为162.5万元借款事由、时间、组成均与案涉借款的事由、时间、组成相左，加之数额较大，不能印证。故原二审判决认定该162.5万元不能认定为本案借款数额，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广建公司和付军锋的再审申请事由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和付军锋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玉高审判员  张 婷审判员  余 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杨星书记员左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