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3614号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东湖北路171号经纬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0678928320。 负责人：周觉，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勇恒，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璋，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汇药通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新溪桥村上坞里69号2幢1层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788281177U。 法定代表人：徐爱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言，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治鹏，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为与被告杭州汇药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2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董文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2019年4月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璋、梁勇恒、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言、被告陈治鹏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裁定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诉讼中，因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申请鉴定，本院予以准许，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进行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勇恒、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言、被告陈治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起诉称：2016年6月1日，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与浙江亦民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民公司）签订《温州银行非自然人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903032016企贷字00034号，约定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向亦民公司发放贷款2695888.63元，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固定月利率为6.1625‰，每月20日结息，按月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如贷款逾期，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有权计收罚息和复利，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6年6月30日，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依约发放贷款2695888.63元。上述信贷业务的担保情况如下：2016年6月1日，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分别与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为亦民公司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在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5月31日内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滞纳金、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等，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300万元。现借款已到期，亦民公司未按时足额偿付贷款利息，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也未承担担保责任，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债权至今尚未实现，为维护合法权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立即清偿贷款本金2695888.63元、利息302058.18元、复利1762.33元【暂计算至2018年2月13日，此后罚息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逾期利率月利率9.24375‰另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承担本案诉讼费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4万元。 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编号为903032016企贷字00034号《非自然人借款合同》一份，用以证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与亦民公司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的事实。 2.借款借据一份，用以证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亦民公司发放贷款2695888.63元的事实。 3.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6月1日股东会决议一份，用以证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与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 4.应收本金利息清单一份，用以证明截止2018年2月13日，亦民公司尚欠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本金2695888.63元、利息302058.18元、复利1762.33元的事实。 5.《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律师费发票一份、记账凭证一份（系打印件），用以证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委托律师代理本案，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4万元的事实。 6.（2017）浙0110民初959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与亦民公司签订编号903032016企贷字00034号《非自然人借款合同》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真实合法有效的事实。 7.编号为温银903032015年高保字0015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汇药通公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汇药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各一份，用以证明该保证合同的担保流程、相关签章与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情况一致，办理该项担保合法有效的事实。 8.浙江汉博[2019]文咨字第30号《文书检验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杭州汇药通公司于2015年、2016年两次在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处办理担保业务时使用的杭州汇药通公章是同一枚印章的事实。 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答辩称：第一、杭州汇药通公司从未担保过本案贷款，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及王丽红私人印章系陈治鹏伪造，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已于2017年7月4日立案调查，且已有鉴定结论，确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杭州汇药通公司印章是伪造的；第二、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就本案借款曾于2017年6月9日起诉至余杭区人民法院，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撤诉裁定书，但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现于2019年2月21日再次起诉，其通过再次诉讼达到逃避自身承担违规发放贷款刑事责任嫌疑的目的，杭州汇药通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第三、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未尽审查义务，违规发放贷款，杭州汇药通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诉讼费不应由杭州汇药通公司负担。综上，请法院驳回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对杭州汇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刑事控告书一份，用以证明杭州汇药通公司对陈治鹏伪造印章于2017年7月4日向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锦城派出所报案的事实。 2.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王丽红在合同签署期间担任杭州汇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授权陈治鹏签署保证合同，也未加盖过私人印章的事实。 3.受案回执一份，用以证明杭州汇药通公司被伪造企业印章一案已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锦城派出所受理的事实。 4.鉴定意见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锦城派出所鉴定出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杭州汇药通公司印章不是由样本印章直接盖印而成，担保合同不是杭州汇药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杭州汇药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 5.立案告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杭州汇药通公司被伪造企业印章一案已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锦城派出所受理，陈治鹏伪造印章的行为已经达到立案标准，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 6.（2017）浙0110民初95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已知道担保合同并非杭州汇药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撤回对杭州汇药通公司的诉讼，再一次诉讼并冻结杭州汇药通公司公司账号涉及恶意冻结的事实。 7.照片四份（系打印件），用以证明2016年6月1日《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是陈治鹏加盖且伪造的事实。 8.温律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2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两份《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两份股东会决议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也不是同一枚公章的事实。 被告陈治鹏答辩称：对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起诉陈述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没有异议。 被告陈治鹏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对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7，三性均有异议，杭州汇药通公司不是借款的担保人，从未签订过担保合同，对借款过程不清楚；证据8，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检材、鉴定程序真实性均有异议，鉴定程序不合法。 被告陈治鹏对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7，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两枚印章都是其在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处留存。 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对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陈述的事实有异议，该控告内容与案涉合同效力没有关联性；证据2，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王丽红本人出具的，也没有公安回执，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有矛盾；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其陈述的鉴定文本样本印章未明确，形成时间来源均未说明，即便不是同一枚印章也不能否认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因当事人涉刑而否认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保证合同的效力，在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没有主张撤销合同的前提下，保证合同仍然有效；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其他不予认可；证据7，真实性无法判断，不能仅凭该份证据就证明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系伪造；证据8，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意见内容及结果不予认可，鉴定结论不明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陈治鹏对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5，未收到该些材料，对其他事情不知晓；证据6，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其加盖公章，但该公章不是伪造的；证据8，有异议，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股东会决议中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和上海汇药通公司是相同公章。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对王丽红作询问笔录，其陈述：王丽红在2013年5月进入杭州汇药通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杭州汇药通公司、上海汇药通公司印章、证照管理，2016年12月离开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王丽红担任杭州汇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杭州汇药通公司经营管理基本上是由楼蕤负责的；杭州汇药通公司仅有一枚公章，一直由王丽红保管，需要使用公章时由其直接加盖；王丽红没有见过杭州汇药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股东会决议，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直到2017年6月才电话联系王丽红担保的事情；《最高额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中的杭州汇药通公司、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王丽红私人印章不是王丽红加盖的，王丽红不认识张波、张涛，陈治鹏、张波、张涛没有联系过王丽红由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16年期间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也没有电话联系核实杭州汇药通公司是否担保。 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对本院依职权所作询问笔录质证如下：对部分内容真实性无法判断，王丽红陈述其自2013年起开始保管杭州汇药通公章，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惯例不符。 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对本院依职权所作询问笔录质证如下：三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杭州汇药通公司未授权陈治鹏代理其进行担保，也未授权陈治鹏刻制王丽红私人印章。 被告陈治鹏对本院依职权所作询问笔录质证如下：真实性有异议，王丽红对2015年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知情，本案保证担保也经王丽红授权。 本院对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4-7及证据3中的00104号合同，本院对三性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108号合同及股东会决议，经鉴定，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8，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2016年6月1日《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为杭州汇药通公司真实公章。 本院对被告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5、7，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2016年6月1日《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与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交作为样本的公章不一致；证据6，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8，本院对三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本院依职权所作询问笔录认证如下：对王丽红的陈述中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6月1日，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为贷款人、亦民公司为借款人签订编号为903032016企贷字00034号《非自然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695888.63元，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利率为固定利率，月利率为6.1625‰，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坏时仍执行本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借款人须在贷款到期日一次性归还贷款本金，贷款按日计息，利息按月结息；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同日，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为债权人、陈治鹏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债权人与亦民公司在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5月31日内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300万元，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决算日后两年为止；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合同不仅包括正常容易业务，还包括风险转移业务，并知晓所担保的融资款项用于偿还编号903032015企贷字00051贷款《非自然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或政府转贷资金。 同日，陈治鹏使用“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以“杭州汇药通公司”为保证人，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签订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载明的被担保的债权、担保限额、担保范围、保证期间等内容与上述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一致。陈治鹏在签订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在首部王丽红电话处书写“135××××0899”。 2016年6月30日，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向亦民公司发放贷款2695888.63元。因借款到期后亦民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截至2018年2月13日，亦民公司欠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本金本金2695888.63元、利息（含罚息）302058.18元、复利1762.33元，陈治鹏未履行保证责任，故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起诉至本院，请求上判。 诉讼中，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申请鉴定编号为温银903032015年高保字00155号《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保证人处“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的一致性及两份股东（大）会决议中股东“上海汇药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的一致性，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进行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温银903032015年高保字00155号《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合同中保证人‘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倾向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两份股东（大）会决议中股东‘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另认定：1、2017年7月4日，案外人楼蕤以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被伪造为由向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报案，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受案后对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经鉴定认为“不是由样本印章直接盖印形成”，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于2017年8月16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已对杭州汇药通公司被伪造印章案立案侦查。 2、2015年4月16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杭州汇药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上海汇药通公司、楼蕤、王丽红、楼静岚，其中上海汇药通公司出资270万元、楼蕤出资15万元、王丽红出资6万元、楼静岚出资9万元。2015年8月25日，杭州汇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治鹏变更为王丽红。2016年11月30日，杭州汇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丽红变更为楼蕤，注册资本仍为300万元，股东变更为王丽红、楼蕤、楼静岚，其中王丽红出资6万元、楼蕤出资285万元、楼静岚出资9万元。 3、2015年4月16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上海汇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治鹏，股东为陈治鹏、史明玉；2015年5月19日，上海汇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丽红，股东变更为王丽红、俞秋冬。 4、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4万元。 本院认为：原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与被告亦民公司签订的《非自然人借款合同》及与被告陈治鹏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合法有效。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亦民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对此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有权要求保证人陈治鹏对亦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治鹏应承担向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返还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含罚息、复利）的民事责任。因案涉《非自然人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人应承担因诉讼支出的律师费，《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律师费，故陈治鹏对温州银行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亦应承担清偿责任。 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以编号为温银903032016年高保字001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依据要求杭州汇药通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亦民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一、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相应的股东会决议系陈治鹏经办，其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的杭州汇药通公司、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经鉴定与2015年4月16日《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杭州汇药通公司、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不一致，且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经鉴定认为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杭州汇药通公司和样本公章亦不相符，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加盖的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系真实有效的公章。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杭州汇药通公司及持有杭州汇药通公司90%股权的股东上海汇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已由陈治鹏变更为王丽红，王丽红同时为杭州汇药通公司、上海汇药通公司的股东，在案涉争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陈治鹏已在合同首部书写王丽红手机号码，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在陈治鹏代理杭州汇药通公司办理保证担保手续时理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与杭州汇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丽红联系确认或通过其他方式核实杭州汇药通公司提供担保是否为真实的意思表示。诉讼中，本院依职权对王丽红作了询问笔录，其亦否认先前知晓2015年4月16日、2016年6月1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否认授权陈治鹏代理杭州汇药通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对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要求杭州汇药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诉讼中，温州银行余杭支行申请对本院委托鉴定事项重新鉴定，并申请对2015年4月16日《最高额保证合同》、案涉争议《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与2015年4月8日、2016年6月1日《业务印鉴、有权人签字样本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杭州汇药通公司公章是否同一枚公章，以及对2015年4月8日、2016年6月1日股东会决议落款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与2015年4月8日、2016年6月1日《业务印鉴、有权人签字样本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是否同一枚公章进行鉴定，因其提供的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文书检验意见书》仅系对2015年4月8日、2016年6月1日《业务印鉴、有权人签字样本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的杭州汇药通公司、上海汇药通公司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该鉴定并非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鉴定，且该鉴定意见不足以推翻本案审理过程中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温州银行余杭支行亦未提供其他证据推翻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的鉴定意见，故本院对该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本案第二次庭审后，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杭州汇药通公司、陈治鹏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但温州银行余杭支行、杭州汇药通公司对杭州汇药通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本案不再进行庭外和解。综上，温州银行余杭支行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治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本金2695888.63元； 二、被告陈治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利息（含罚息、复利）303820.51元（暂计算至2018年2月13日，此后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9.24375‰另计）； 三、被告陈治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4万元； 四、驳回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111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6118元，由被告陈治鹏负担。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陈治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 文 人民陪审员 徐 云 人民陪审员 王金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