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3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锡英，女，197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晋鸿，男，196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匡应水，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锡英与被上诉人詹晋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甘0102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锡英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甘0102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由詹晋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本案应发回重审。1.案涉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尾部落款处甲方“詹晋龙”的签字是否詹晋龙本人所签、是否詹晋鸿伪造，系本案重要的争议焦点。王锡英以案涉房屋共有人的身份当然可以申请撤销协议书，但詹晋龙作为协议的“签约主体”，应当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詹晋龙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继受原告的主体资格。现詹晋龙的法定继承人有其配偶王锡英、儿子詹栋博、母亲安文蔚。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已对詹晋龙的法定继承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明知詹晋龙有法定继承人，但未依法追加即径行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本案应发回重审。2.王锡英于一审过程中申请对《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中甲方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的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以《告知笔录》的形式告知王锡英，一审法院将前往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核实公章的真实性，因此驳回王锡英的鉴定申请，但实际情况是一审法院并未前往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核实其公章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将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科信[2017]司鉴字第2059号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认定其有效，系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詹晋龙并未与詹晋鸿签订协议。案涉的协议有两份，一份存档于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由王锡英调取后提供，另一份由詹晋鸿提供，该协议未在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档。王锡英以其提交的协议申请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为检材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甲方签名处用黑色颜料中性笔书写的署名“詹晋龙”的签名笔迹不是詹晋龙书写。詹晋鸿对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有异议，一审法院遂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进行鉴定，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科信[2017]司鉴字第2059号鉴定意见书。但因重新鉴定的检材不是王锡英提交的协议，而是詹晋鸿提交的协议。王锡英提出异议后，一审法院又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科信[2018]司鉴字第202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对王锡英提交的协议和詹晋鸿提交的协议真伪无法进行鉴定。无法鉴定真伪，即意味着协议造假，可据此证明詹晋龙并未与詹晋鸿签订协议。另，既然一审法院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则意味着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科信[2017]司鉴字第2059号鉴定意见书因为鉴定程序不合法而无效。一审法院的判决就不能以该鉴定意见书作为依据。但一审法院枉顾鉴定结论和法定程序，仍然将之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并认定该鉴定意见书有效，显然系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将沈丽娟转入詹晋龙银行卡中的32万元和现金存入的3万元人民币认定为王玉萍对沈丽娟的借款，系认定事实不清楚。一审法院调取了詹晋龙兰州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其中显示2014年12月17日有32万元、3万元两笔款项进入詹晋龙的兰州银行卡中。其中32万为沈丽娟银行转账方式转入，3万元以现金形式存入。但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詹晋鸿只提供了一张《证明》拟说明32万元的转账和3万元的现金存入行为均系沈丽娟借款给王玉萍。王锡英认为32万元虽然系沈丽娟转入，但该款项用途到底是沈丽娟借款给王玉萍后转入詹晋龙的银行卡中还是沈丽娟与詹晋龙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均无法确定，詹晋鸿提供的《证明》是否真实，是谁书写均无法查证，涉及这一事实的关键性人物沈丽娟并未出庭说明案件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亦未依法向其核实相关情况。另，现金存入的3万元系詹晋龙自行存入，与他人无任何关系。詹晋鸿就前述3万元未提供任何证据，仅凭一纸《证明》无法说明3万元的款项系沈丽娟存入。在诸多因素未查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前述32万元和3万元的款项为沈丽娟对王玉萍的借款显然系认定事实不清楚。3.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购房款系詹晋鸿支付给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并由詹晋鸿以詹晋龙名义与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签订《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系认定事实错误。詹晋龙兰州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显示卡内金额原为710100元，其中詹晋龙存入100元、詹晋鸿转入20万、王玉萍转入15万、沈丽娟转入32万，现金存入1万、3万。现暂且不论沈丽娟和现金存入的36万元，单说詹晋鸿和王玉萍夫妇二人合计转入的35万元也无法说明是詹晋鸿与詹晋龙之间的经济往来款还是詹晋鸿借名买房的出资款。且上述款项是由詹晋龙银行卡直接刷卡，收款单位也依法向詹晋龙出具了收款收据。因此，可以说明涉案的购房款是由詹晋龙支付给公司，而非詹晋鸿。另，《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是由詹晋龙与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签订，詹晋鸿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是由其与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签订。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涉案的购房款系詹晋鸿支付给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并由詹晋鸿以詹晋龙名义与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签订《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系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詹晋鸿与詹晋龙将分房指标转让的事实告知了单位，故省七建于2014年12月22日向案涉房屋的建设单位出具了证明系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王锡英与詹晋鸿出具的省七建出具的《证明》内容并不一致，且双方均未提供原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即以该证明推定詹晋鸿与詹晋龙将分房指标转让的事实告知了单位系认定事实不清。三、案涉案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一审法院委托重新鉴定笔迹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的检材与王锡英提供的不是同一文件，因此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因检材错误不应当被采信，一审中从王锡英提交的鉴定意见书可知，《房屋转让协议书》中“詹晋龙”的签名不是詹晋龙书写，因此可以推定《房屋转让协议书》系伪造，涉案房屋应为上诉人夫妻共同财产。四、一审判决驳回王锡英的诉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主观臆断，采信没有任何关联性及违法证据、并且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詹晋鸿辩称，王锡英上诉提出一审判决对詹晋鸿的证据采信错误，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的甘科信[2017]司鉴字第2059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2014年12月16日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甲方”处“詹晋龙”签名字迹是詹晋龙书写。王锡英有异议，其以詹晋鸿交付鉴定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系伪造为由，请求调取省七建留档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与詹晋鸿持有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是否一致，申请真伪鉴定。一审法院准许了王锡英申请。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到省七建将该单位留档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的原件进行了扫描，并与詹晋鸿持有的《房屋转让协议书》进行比对后，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科信[2017]司鉴宇第2020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认为:两份《房屋转让协议书》整体书写水平相同，书写风格相同，整理组合特征相同，系同一人书写形成，但对詹晋鸿持有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真伪表示无法进行鉴定。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的两份《房屋转让协议书》上“詹晋龙”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的鉴定结论。也就是说，无论是省七建留档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的原件还是詹晋鸿手中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上“詹晋龙”的签名均系其本人所签写的。2.《房屋转让协议书》并非由王锡英所述为詹晋鸿伪造，事实上因为詹晋龙与詹晋鸿是亲兄弟，所以本没有必要写《房屋转让协议书》，但是当时詹晋龙和王锡英虽然是夫妻关系，可是两人家庭关系紧张，鉴于这种情况下，为防止日后纠纷，詹晋鸿才和詹晋龙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书》。3.本案《房屋转让协议书》系真实有效并基于詹晋龙与詹晋鸿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2014年12月16日，詹晋鸿与詹晋龙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合同明确约定，詹晋龙同意詹晋鸿以詹晋龙的名义参与本案房屋认购的一切事宜，并最终取得本案房屋的所有权。由詹晋鸿交清涉案房屋的一切款项并在住宅楼交付后，该房屋产权归詹晋鸿所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锡英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房屋为詹晋鸿借用詹晋龙购房资格所买，詹晋鸿是本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根据《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认购方案》，本案房屋只面向甘肃建投系统内各单位正式职工分配认购。文件明确规定已经认购过本单位房屋的职工禁止参与本次认购。詹晋鸿和詹晋龙作为甘肃建投系统正式职工，均可参与认购。但是，詹晋鸿因为已经认购过本单位的房屋，所以按照规定不能再参与本次认购，而詹晋鸿弟弟詹晋龙符合本次认购的条件，但是其又不想参与认购。在这种情况下，詹晋鸿和詹晋龙才协商用其的名额参与了本次认购。2014年12月16日，詹晋鸿与詹晋龙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1份。双方约定:詹晋龙给詹晋鸿转让其单位分配的“建工瑞景”二期的A座29楼102.95平方米的房屋，由詹晋鸿以詹晋龙名义认购该房屋，购房款由詹晋鸿支付，房屋所有权归詹晋鸿。该协议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2月17日，詹晋鸿和詹晋龙一同在兰州银行申请办理了1张户名为詹晋龙的银联敦煌借记卡，詹晋鸿向该卡存款100元。同日，詹晋鸿从自已的银行卡中转入上述詹晋龙的兰州银行卡200000元，存入现金10000元，又从王玉萍(詹晋鸿妻子)账户转入詹晋龙该卡150000元，王玉萍从沈丽娟借款350000元，其中现金30000元存入詹晋龙的该卡中，又以转账方式转入詹晋龙该卡320000元。次日(12月18日)，詹晋鸿将该卡内的704178元购房款支付给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在2014年12月18日当日，詹晋鸿以詹晋龙名义与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签订《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1份。詹晋龙所在单位依此协议分给詹晋龙A座29层C1户型、建筑面积102.95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该房屋单价6840元，总价704178元。该协议约定单位应于2015年3月31日交房。2014年12月22日，省七建向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兹证明詹晋鸿、詹晋龙系兄弟关系，两同志均系我单位职工詹晋鸿购买的建工瑞景二期A座29楼102.95平方米住房系占用詹晋龙同志指标分配的住房。”2015年1月15日，詹晋龙因病去世。2015年4月7日，詹晋鸿依据其与詹晋龙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办理了房屋入住手续，房号为A座29层2905室。2017年4月5日，詹晋鸿与詹晋龙所在单位重新签订了1份《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内容与2014年12月18日所签协议一致，仅将买房人更名为詹晋鸿，并将前份协议标注作废。2.王锡英诉称詹晋龙卡上的购房款为王锡英夫妻自己的钱，但是其又拿不出现金存入的证明。事实上，购房款是由詹晋鸿全额出资，因为政策原因，购房款只能通过詹晋龙的银行卡缴纳。所以，詹晋鸿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存入由詹晋鸿所办并持有的詹晋龙名义的银行卡内，然后再通过詹晋龙的名义交纳购房款。本案中涉案房屋只是詹晋鸿借用詹晋龙购房资格及名义，房屋实际购买人及所有权人均为詹晋鸿，且为防止发生纠纷，经过詹晋龙同意已经将购房合同买受人变更为詹晋鸿。又因詹晋鸿与詹晋龙二人将分房指标转让的事实告知了单位，故省七建公司遂于2014年12月22日向案涉房屋的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亦可证实詹晋龙将分房指标让与詹晋鸿的事实客观存在，又从詹晋鸿筹措购房款的过程及购房款的来源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2014年12月18日交付涉案购房款为詹晋鸿，王锡英没有证据证明购房款系其筹措所缴纳。从认购之初，无论是选房还是出资，包括按照单位规定参与本案房屋认购所需的詹晋龙的银行卡的办理等以切关于本案房屋的手续均是由詹晋鸿办理的。三、王锡英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客观事实。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来源，为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本案中，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全部由詹晋鸿支付，且单位出于实际情况和防止日后出现纠纷，已经将购房合同中的名义买受人变更为实际购买人詹晋鸿，詹晋鸿因此也完成了本案房屋的变更登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涉案房屋无论是从购买资金和房屋所有权来说都属于詹晋鸿。王锡英及詹晋龙并未出资，该房屋不属于詹晋龙的财产，更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王锡英这一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四、王锡英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法律依据。王锡英在一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房屋认购协议》，因《房屋转让协议》和《房屋认购协议》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且上述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另，本案一审并非继承的案件，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一审过程中王锡英已经出庭，不存在遗漏了必须参加当事人的事项。王锡英确认35万元是12月17日存入了詹晋龙卡号，也符合购房缴纳时间。这笔钱是从沈丽娟处因为购房的借款，詹晋鸿的妻子王玉萍2月11日给沈丽娟有一个30万元的还款记录，证实这笔钱是王玉萍跟沈丽娟借款购买房屋的。沈丽娟与詹晋龙并不认识，王锡英所说怀疑沈丽娟与詹晋龙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王锡英应该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否则应由王锡英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王锡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詹晋鸿与詹晋龙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2.确认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住宅房屋归王锡英所有。诉讼过程中，王锡英变更依法确认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住宅房屋归王锡英所有的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詹晋鸿伪造的《甘肃建投“建工再景”二期Ａ、Ｂ、Ｃ座房屋认购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锡英与詹晋龙原系夫妻，詹晋鸿系詹晋龙之胞兄。2014年12月12日，詹晋龙在兰州银行申请办理了1张银联敦煌借记卡，存款100元。同年12月14日，詹晋鸿与詹晋龙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1份。双方约定：詹晋龙给詹晋鸿转让其单位分配的“建工瑞景”二期的A座29楼102.95平方米的房屋，由詹晋鸿以詹晋龙名义认购该房屋，购房款由詹晋鸿支付，房屋所有权归詹晋鸿。该协议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2月17日，詹晋鸿从自己的银行卡中转入上述詹晋龙的兰州银行卡200000元，存入现金10000元，又从王玉萍的账户转入詹晋龙的该卡150000元，王玉萍从沈丽娟处借款350000元，其中现金30000元存入詹晋龙的该卡中，又以转账方式转入詹晋龙该卡320000元。次日，詹晋鸿将该卡内的704178元支付给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在当日，詹晋鸿以詹晋龙名义与甘肃省建筑运输公司签订《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1份。詹晋龙所在单位依此协议分给詹晋龙A座29层C1户型、建筑面积102.95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该房屋单价6840元，总价704178元。该协议约定单位应于2015年3月31日交房。2014年12月22日，省七建向甘肃建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兹证明詹晋鸿、詹晋龙系兄弟关系，两同志均系我单位职工，詹晋鸿购买的建工瑞景二期A座29楼102.95平方米住房系占用詹晋龙同志指标分配的住房”。又查明，2015年1月15日，詹晋龙因病去世。2015年4月17日，詹晋鸿依据其与詹晋龙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办理了房屋入住手续，房号为A座29层2905室。2017年4月5日，詹晋鸿与詹晋龙所在单位重新签订了1份《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内容与2014年12月18日所签协议一致，仅将买房人更名为詹晋鸿，并将前份协议标注作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能否撤销；《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是否系詹晋鸿伪造且能否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条是法律关于合同撤销或变更的法定条件之规定。本案中，詹晋鸿与王锡英之夫系同胞兄弟关系，从情理上分析，一般不存在上文所述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王锡英亦无证据证明詹晋鸿与詹晋龙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亦即王锡英没有证据证明詹晋鸿与詹晋龙在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时詹晋龙意思表示不自由，或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约定合法，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王锡英在詹晋龙去世后，亦受该合同效力的拘束。王锡英以该协议书系詹晋鸿伪造为由提出撤销的理由有违逻辑，因如果合同系伪造，则不发生合同成立的事实，合同不成立则无所谓撤销。王锡英主张该协议系詹晋鸿伪造亦无事实依据，因詹晋鸿与詹晋龙二人将分房指标转让的事实告知了单位，故省七建遂于2014年12月22日向案涉房屋的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亦可证实詹晋龙将分房指标让与其兄即詹晋鸿的事实客观存在，且从詹晋鸿筹措购房款的过程及购房款的来源可以证实詹晋鸿于2014年12月18日交付购房款，王锡英没有证据证明购房款系其筹措，故詹晋鸿交款的事实亦可证明转让分房指标的事实客观存在。综上，王锡英主张撤销《房屋转让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詹晋鸿基于《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得到了分房指标，且在支付购房款后被单位予以确认，并接受了分房单位交付的案涉房屋之后又办理了更名手续，故其与分房单位签订的《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并非伪造。依上文所述之理该协议亦依法成立，不存在撤销的法定事由，王锡英主张撤销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王锡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锡英负担。二审中，王锡英没有提交新证据。詹晋鸿围绕其答辩意见补充提交了中国银行国内汇款付款通知单、中国银行客户付费回单各一份。证明沈丽娟给詹晋龙卡里打的钱是王玉萍向沈丽娟借的，王玉萍于2015年2月11日给沈丽娟还款30万元的记录。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锡英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不认可，没有人证只有材料王锡英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核认为，詹晋鸿提交的前述证据能客观证实王玉萍向沈丽娟账户内以现金汇款方式汇款30万元，但因缺乏当事人之间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且不能确认系因购买案涉房屋负债的原因而向沈丽娟偿还的借款，故对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作为认定案件实事的证据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基于该法律条文的规定，当事人行使撤销权是指在合同成立后，因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不自由，从而赋予此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使合同归于无效的权利。且基于该规定，当事人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相对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合同当事人”，是指以合同一方主体身份出现，并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要约和承诺活动的人。就本案而言，案涉詹晋鸿与詹晋龙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及甘肃省建筑运输总公司与詹晋鸿签订的《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两份协议，王锡英不属于该两份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故基于前述法律规定，王锡英不能以合同当事人身份撤销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达成的合同。至于王锡英称其以案涉房屋共有人的身份当然有权提起本案撤销权之诉及詹晋龙去世后其继承人均有权参与本案之诉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王锡英的此上诉理由明显混淆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不同概念。换言之，即使王锡英对案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意见成立，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精神，买卖不具有处分权的标的物之行为，对于负担行为即买卖合同仍然有效，而处分行为的效力并不影响负担行为即买卖合同的效力。据此，王锡英以其是案涉房屋共有人身份提起本案之诉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不存在遗漏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的情形，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王锡英认为詹晋鸿伪造《房屋转让协议书》及《甘肃建投“建工瑞景”二期A、B、C座房屋认购协议》中甲方甘肃省建筑运输总公司的公章真实性的问题，因其该理由和依据均不属于可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且结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王锡英陈述的该意见也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故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不存在不当情形，对其该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锡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锡英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宝成审判员  张海军审判员  杨 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何丽霞书记员杨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