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7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武船重型装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小区民泽路1号。法定代表人：李平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锟，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庆，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鑫阳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2号光谷国际商会大厦。法定代表人：董桂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华晴，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武船重型装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重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鑫阳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阳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船重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武船重工公司不承担向鑫阳达公司支付违约金的法律责任。事实及理由：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以下简称中船集团）及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集团）对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制度的规定，鑫阳达公司作为钢材供应商，通过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物贸公司）的招投标程序被确定为中标供应商，于2016年2月至2017年11月，分四批次向武船集团子公司即武船重工公司提供钢材。鑫阳达公司中标后，作为钢材收货单位武船重工公司向其出具《关于Q690D板材订货承诺函》《关于武汉绿地钢板订货承诺函》《关于湘江二级航道钢板订货承诺函》《关于钢板订货承诺函》（以下简称四份《承诺函》），锁定当前钢材价格，以便鑫阳达公司着手订货，确保正常发货。中标后，鑫阳达公司与中船物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根据集团集中采购制度规定，中船物贸公司再与武汉武船国际工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船国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武船国贸公司再与武船重工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以及交易习惯，鑫阳达公司直接将钢材送至收货单位即武船重工公司，武船重工公司以承兑汇票或者转账形式向武船国贸公司付款，武船国贸公司再向中船物贸公司付款，中船物贸公司向鑫阳达公司付款；收款方向对应的付款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最终由鑫阳达公司承担过票费。案涉总共四批次钢材已交付完毕，货款也已支付完毕，然鑫阳达公司以逾期付款为由，向武船重工公司主张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货物是我方收货、我们使用，但中船物贸公司集中采购、签合同、付款。涉案四批货物的采购先是进行招投标，鑫阳达公司中标后，为了锁定当期钢材的价格，我们向他们出具四份《承诺函》锁定价格。我们的供应商直接是与中船物贸公司签合同，中船物贸公司再与武船重工公司签合同，武船重工公司再与我方签合同，不加价，只是有部分过票费，过票费很少也不是我方承担。每一份合同都是这样签订、开发票也是这样开的。供应商鑫阳达公司的发票是开到中船物贸公司，中船物贸公司给武船集团开票，武船集团再给我方开票。我方的上级是武船集团，武船集团的上级是中船物贸公司，按照集中流采的规定也应是这样的。涉案四个合同都是中船物贸公司或中国船舶工业物资东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物贸东北公司）与鑫阳达公司签订的。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武船重工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已经被后面鑫阳达公司与中船物贸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所取代，并非两个独立的合同，武船重工公司既非付款主体，理所当然不应当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理由是：1、武船重工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已经被后面的《购销合同》所取代。一审判决认定“武船重工公司针对案涉钢材逾期付款向鑫阳达公司作出了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承诺，鑫阳达公司对该承诺予以接受，双方之间即针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达成了合意，形成了独立于钢材购销合同的新合同”，这里《承诺函》与《购销合同》都是指向的同一标的物，不可能针对同一标的物（同一个交易），会同时存在两份主体不一样、交货时间不一样、权利义务不一样、违约责任不一样，甚至管辖约定都不一样的合同，只能是后合同取代前合同。如前所述，武船重工公司出具《承诺函》只是为了锁定当前钢材价格，以便鑫阳达公司着手订货，确保正常发货。最终签订合同以及履行合同的主体是鑫阳达公司与中船物贸公司，对此鑫阳达公司以及武船重工公司都是明知的。2、鑫阳达公司所主张的请求是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就应当考虑货款支付方，而不是判决书所认定的“而无需考虑货款支付方是谁”。“谁付款，谁逾期，谁承担违约责任”，从交易过程中的付款、发票开具来看，与鑫阳达公司交易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中船物贸公司，并非武船重工公司。武船重工公司对于鑫阳达公司都没有付款义务，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有悖逻辑。3、鑫阳达公司存在逾期交货的违约情形，付款方依法享有抗辩权，不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一审判决未能查明事实。在一审程序中，武船重工公司反复强调自己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鑫阳达公司存在逾期交货的违约情形，如若一审法院确定自己是适格被告，则武船重工公司势必要反诉追究鑫阳达公司的违约责任。另外，及时足额取得货款的前提是保质保量按期交货，但是，一审中鑫阳达公司并未举证己方按期交货，一审判决未能查明事实。二、一审判决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错误。理由是：1、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如若要武船重工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那么，付款日期就应当以武船重工公司作为出票人出具承兑汇票时间为准，而不应当是鑫阳达公司收到中船物贸公司背书的承兑汇票时间。因为，武船重工公司出具承兑汇票后，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它如何流转，武船重工公司根本就无法控制。那么，武船重工公司如何能对票据什么时候交付到鑫阳达手中来负责呢？2、从《承诺函》以及鑫阳达公司的陈述来看，鑫阳达公司同意六个月承兑汇票的付款方式，也就是说，付款方交付承兑汇票即视为已经付款，同时，鑫阳达公司自愿接受六个月后资金到账的这一延长期，这是对其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那么，在本案中，第二、三、四批次钢材中有货款是采取银行转账付款方式，是即转即到账，其实是缩短了六个月的延长期的，不应当视为逾期，且一审判决第二批案涉钢材的逾期付款天数计算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武船重工公司不承担责任。被上诉人鑫阳达公司辩称，我方的意见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承诺函》是一个新的协议，符合债的加入的法定情形，更何况双方还有合同关系存在，货物是给武船重工公司的，武船重工公司应承担责任。鑫阳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武船重工公司支付鑫阳达公司延期支付货款期间的违约金1854575.24元；2、诉讼费等实际支出费用由武船重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3日，武船重工公司向鑫阳达公司出具《关于Q690D板材订货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我司承诺Q690D板材合同签订价格以4537元/吨计算，从钢材订货之日起，对Q690D板材货款，三个月付六个月承兑；于2016年5月对贵司全部结算完，如未结算完，余下金额按每月每吨60元计算利息；2016年3月，付该合同总金额10%作为预付款。《承诺函》下方加盖“武船重工公司物资供应部”公章。针对上述《承诺函》所涉钢材（以下称第一批钢材）的具体采购，按照集团内部集中采购制度，2016年4月27日，中船物贸公司与鑫阳达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国贸公司与中船物贸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重工公司与武船国贸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2016年6月29日，武船重工公司作为出票人支付承兑汇票15张，共计1450万元，鑫阳达公司主张于同年8月5日收到上述承兑汇票；同年8月29日又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985817.18元，鑫阳达公司主张于同年9月29日收到上述承兑汇票。2016年9月26日，鑫阳达公司向中船物贸公司退款129360.35元。2016年4月15日，武船重工公司向鑫阳达公司出具《关于武汉绿地钢板订货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我司承诺武汉绿地钢板合同签订价格以3750元/吨计算；付款方式为预付10%，合同签订之日起，单个月付款90%，另10%作为质保金三个月支付；我司承诺该合同货款未能按双方约定期限支付，逾期按每月每吨60元计算。该《承诺函》下方加盖“武船重工公司物资供应部”公章，居斌亦在该承诺书上签字。针对上述《承诺函》所涉钢材（以下称第二批钢材）的具体采购，按照集团内部集中采购制度，2016年4月15日，中船物贸东北公司与鑫阳达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重工公司与中船物贸东北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2016年8月29日，武船重工公司作为出票人支付承兑汇票12张，共计840万元，鑫阳达公司主张于同年9月9日收到上述承兑汇票；2017年3月17日，中船物贸东北公司向鑫阳达公司转账8983.3元。2016年11月1日，武船重工公司向鑫阳达公司出具《关于湘江二级航道钢板订货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我司承诺湘江二级航道钢板合同价格以3460元/吨计算；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90天）六个月银行承兑付清；如该合同货款未能按约定期限支付，逾期按每月每吨50元计算。该承诺书下方加盖“武船重工公司物资供应部”公章，刘燕山亦在该承诺书上签字。针对上述《承诺函》所涉钢材（以下称第三批钢材）的具体采购，按照集团内部集中采购制度，2016年12月2日，中船物贸公司与鑫阳达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集团与中船物贸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重工公司与武船集团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中船物贸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15日、6月15日、8月25日、2018年6月5日向鑫阳达公司转账4785600元、3988000元、598200元、16296.54元，2018年6月14日，鑫阳达公司收到中船物贸公司的银行承兑10万元。2017年6月22日，武船重工公司向鑫阳达公司出具《关于钢板订货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我司承诺该批钢板合同签订价格为4300元/吨；《承诺函》下达之日起预付10%货款，三个月付六个月银行承兑，供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付款；如我司未能按期支付货款且逾期时间较长，双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居斌作为经办人在该《承诺函》下方签字。针对上述《承诺函》所涉钢材（以下称第四批钢材），按照集团内部集中采购制度，2017年7月17日，中船物贸公司与鑫阳达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集团与中船物贸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武船重工公司与武船集团签订一份《购销合同》。2017年9月29日，武船重工公司作为出票人两次支付承兑汇票200万元，共计400万元，10月25日，武船集团作为出票人支付承兑汇票100万元，11月29日，鑫阳达公司收到中船物贸公司的承兑汇票100万元，12月20日，中船物贸公司向鑫阳达公司转账607389.98元。上述四批钢材所涉武船重工公司的《购销合同》，居斌、刘燕山均作为武船重工公司一方代表在“武船重工公司”合同专用章处签字，居斌系武船重工公司物资供应部的计划员，刘燕山为该部门主任。上述钢材的收货方及实际使用方均为武船重工公司，所涉钢材均已交付，货款均已支付完毕，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武船重工公司是否应向鑫阳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具体数额。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主体。武船重工公司认为其不是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主体，理由如下：1、并非《购销合同》的主体，不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故不应承担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2、《承诺函》加盖的是“武船重工公司物资供应部”公章，或仅有居斌签名，不能证明获得武船重工公司的授权，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未实际履行；3、《购销合同》并无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关于违约责任应以后签的《购销合同》约定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钢材款已结算完毕，鑫阳达公司主张的仅为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主张的依据即武船重工公司向其出具的四份《承诺函》。首先，武船重工公司虽不是《购销合同》的直接相对方，但针对涉案四批钢材均向鑫阳达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函》上虽加盖的是物资供应部公章或居斌签名，但物资供应部具有物资采购的职权，该部门在《承诺函》上盖章，鑫阳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代表武船重工公司，另外，居斌系武船重工公司物资供应部工作人员，且多次代表该公司在采购合同上签字，鑫阳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居斌有权代表武船重工公司在《承诺函》上签字。故案涉《承诺函》可认定为武船重工公司的意思表示。其次，武船重工公司针对案涉钢材逾期付款向鑫阳达公司作出了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承诺，鑫阳达公司对该承诺予以接受，双方之间即针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达成了合意，形成了独立于钢材购销合同的新合同，而无需考虑货款支付方为谁，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武船重工公司应按照《承诺函》内容履行相应义务；最后，案涉钢材的《购销合同》均是在武船重工公司出具《承诺函》后签订，鑫阳达公司与中船物贸公司（中船物贸公司东北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前提是武船重工公司对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承诺，之后签订的《购销合同》没有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是因为《承诺函》中做了专门约定，《购销合同》并未取代《承诺函》，而是分别独立存在。综上，武船重工公司承诺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就应当按照《承诺函》履行其义务，在案涉钢材存在逾期付款情形下，向鑫阳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武船重工公司辩称，鑫阳达公司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形，但并未提出反诉，故本案对逾期交货的相关事宜不予审查处理，武船重工公司或其集团公司可另行主张相关权利。二、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根据武船重工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内容，针对第一批钢材的付款时间有两处约定即订货之日起三个月付六个月承兑，同时又约定2016年5月全部结算完，订货日应为中船物贸公司与鑫阳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之日即2016年4月27日，如以此计算三个月即2016年7月27日，与《承诺函》明确的2016年5月全部结算完矛盾，故一审法院认定第一批钢材款应付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该《承诺函》明确的逾期违约金为每月每吨60元，折算为月利率即1.32%（60元÷4537元），该批钢材所涉货款支付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2月28日到期，鑫阳达公司主张以其收到上述票据的时间即2016年8月5日、2016年9月29日为货款实际支付日，早于汇票到期日，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二批钢材付款时间约定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付款90%，另10%作为质保金三个月支付，该批钢材所涉的《购销合同》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故2016年7月15日应付货款的90%，剩余10%应在2016年10月15日付清，逾期违约金折算为月利率为1.6%（60元÷3750元），该批钢材实际付款时间为2016年9月9日（鑫阳达公司主张收到汇票的日期）、2017年3月17日（转账日）；第三批钢材付款时间约定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付清，该批钢材所涉的《购销合同》于2016年12月2日签订，故货款应付日期为2017年3月2日，逾期违约金折算为月利率为1.45%（50元÷3460元）；第四批钢材付款时间约定为《承诺函》下达之日付10%，剩余三个月内付清，即2017年6月22日付10%，2017年9月22日付清，但该《承诺函》未明确约定逾期时间及逾期违约金标准，仅载明“未能按期支付货款且逾期时间较长，双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视为未约定违约金标准，一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考虑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酌情认定逾期三个月为时间较长，故该批货款应付日为2017年9月22日付10%，2017年12月22日付清，违约金标准按照年利率6%计算。武船重工公司认为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核减，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三批钢材违约金标准均未超过月利率2%，不属于标准过高的情形，商事活动中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法院对违约金标准不作调整。结合应付金额、时间，实付金额、时间及违约金标准，一审法院核算案涉四批钢材的违约金为1250550.27元（详见违约金计算明细表）。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武船重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鑫阳达公司支付违约金1250550.27元；二、驳回鑫阳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91元，减半收取10745.5元，由鑫阳达公司负担3499.5元，武船重工公司负担724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1、关于本案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问题；2、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问题。下面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问题本案争议的四批钢材款已交付及货款已支付完毕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鑫阳达公司以武船重工公司向其出具的四份《承诺函》为由，向武船重工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虽然武船重工公司向鑫阳达公司先后出具四份《承诺函》后，鑫阳达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至2017年7月17日期间先后与中船物贸公司或中船物贸东北公司签订四份《购销合同》，武船重工公司虽不是《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但四批钢材均由武船重工公司收货及使用，在签订合同前，武船重工公司针对涉案四批钢材均向鑫阳达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对合同签订价格、付款方式、逾期付款违约金、解决争议的方式进行了约定，四份《承诺函》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武船重工公司应按照《承诺函》内容履行相应义务，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的选择以武船重工公司为被告并判决武船重工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武船重工公司上诉称出具《承诺函》只是为了锁定当前钢材价格，武船重工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已经被后面的《购销合同》所取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问题对付款的时间节点及违约金的起算，一审法院根据武船重工公司出具的四份《承诺函》及《购销合同》约定对四批次的钢材款的应付时间一一加以认定，因在本案中，鑫阳达公司主张以其收到汇票日或转账日为货款实际支付日，一审法院认为是鑫阳达公司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正确。对违约金标准，原审法院对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无约定的结合实际情况，考虑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酌情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应付金额、时间，实付金额、逾期天数及违约金标准，核算案涉四批钢材的违约金为1250550.27元，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武船重工公司上诉认为，鑫阳达公司同意六个月承兑汇票的付款方式，付款方交付承兑汇票即视为已经付款，对第二、三、四批次钢材中有货款是采取银行转账付款方式，是即转即到账，其实是缩短了六个月的延长期的，不应当视为逾期，且一审判决第二批案涉钢材的逾期付款天数计算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武船重工公司上诉称鑫阳达公司存在逾期交货的违约情形，也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武船重工公司并未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告知武船重工公司或其签订合同主体可另行主张相关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武船重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91元，由上诉人武汉武船重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丽华审判员  刘 隽审判员  蹇鹏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邹艳伟书记员周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