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旭，女，198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任丘市渤海路华北石油渤海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言（曾旭之父），195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退休职工，住河北省任丘市渤海路华北石油渤海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罗浩，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女，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联汇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号院4号楼6层601室。法定代表人：吴华伟，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女，中联汇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曾旭因与被上诉人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二一公司）、中联汇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汇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9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旭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言，被上诉人三二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中联汇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旭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第一至五项，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三二一公司支付曾旭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459.77元，中联汇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双方签订了试用期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16条规定双方应各持一份，三二一公司始终没有把劳动合同给曾旭一份，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没有给曾旭试用期劳动合同等于没有签订试用期劳动合同，因此三二一公司应当向曾旭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联汇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二一公司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上诉。不同意曾旭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曾旭没有证据证明三二一公司没有给其试用期合同。中联汇富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曾旭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曾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曾旭与三二一公司于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三二一公司为曾旭报销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交通费和餐补128元；3、三二一公司支付曾旭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工资差额870.52元；4、三二一公司支付曾旭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827.58元；5、三二一公司支付曾旭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39.72元；6、中联汇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旭于2017年4月7日入职三二一公司，当日双方签订了《员工试用合同》，该合同约定：曾旭担任财务主管，试用期三个月，自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6日。曾旭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6月6日期间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此后调整为10000元。曾旭实际出勤至2017年7月3日，工资已实际支付至2017年6月30日。三二一公司与中联汇富公司同意为曾旭报销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交通费和餐补128元。曾旭主张三二一公司与中联汇富公司为关联公司，两家公司实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均为东城区永定门西滨路8号院中海地产广场东塔205室，其于2017年4月7日通过网上招聘入职，担任财务主管，为两家公司提供劳动。三二一公司与中联汇富公司认可双方的办公地址均为东城区永定门西滨路8号院中海地产广场东塔205室，亦认可曾旭在为三二一公司工作期间，三二一公司曾暂时性将中联汇富公司的工作安排给曾旭。但，三二一公司与中联汇富公司不认可双方存在关联关系，并主张曾旭仅与三二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中联汇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曾旭提交了如下证据：1、《公司财务交接表》，交接内容包括中联汇富公司与三二一公司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账簿等，其中承接人处载有“曾旭”字样的签名。中联汇富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三二一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2、《三二一公司、中联汇富公司财务主管交接清单》，交接内容涉及中联汇富公司、三二一公司的税务事项、报表、账簿、公司凭证等，其中移交人处载有“曾旭”字样的签名。中联汇富公司、三二一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就工资差额一节。三二一公司已实际支付曾旭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工资9322.39元，并为曾旭代缴当月个人所得税13.98元。曾旭主张其2017年6月工资存在差额。三二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公司已足额支付曾旭2017年6月工资，因曾旭2017年6月存在迟到早退的情况，故扣发当月工资300元。为证明其主张，三二一公司提交了曾旭2017年6月考勤打卡记录（打印件），显示：曾旭在2017年6月存在多次迟到早退。曾旭不认可上述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上述打卡记录亦未载有曾旭的签字确认信息。经询，三二一公司表示不能提供原始打卡记录。就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曾旭主张三二一公司仅与其签订了试用期劳动合同，而未与其签订三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未将试用期劳动合同交给其本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试用期劳动合同规定，试用期劳动者不享受社会保险，因此该试用期劳动合同违法无效，故主张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三二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已签订试用期劳动合同，故不应支付试用期内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就停止工作的原因一节。三二一公司主张其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以曾旭的能力不足、态度有问题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中态度有问题是指曾旭经常不在岗，当时曾旭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同意，就是一直哭，2017年7月3日双方进行了工作交接，此后曾旭未再出勤，其公司认为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曾旭对此不予认可，主张陈某于2017年6月30日无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不同意，双方发生争吵，肖某某和李某称集团拓展很快，其工作能力不适合公司未来的发展状态，其对此不予认可，此后肖某某称已经给集团做了工作，但是罗某某不同意，当天晚上公司要求进行交接，双方发生了冲突，其于2017年7月3日进行了工作交接，此后未再出勤。为证明其主张，曾旭提交了2017年6月30日其与肖某某、李某、陈某、蔡某某、宋某某、王某的谈话录音及文字资料。主要内容系肖某某、李某等人以曾旭的工作能力不符合公司的预期、曾旭不能胜任公司未来的工作以及公司需要一个更有能力的财务部经理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曾旭进行工作交接。中联汇富公司、三二一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经询，中联汇富公司、三二一公司称肖某某系中联汇富公司的副总，其余人员均任职于中联汇富公司的总部北京联升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曾旭以要求确认其与三二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三二一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报销餐费及交通费，并要求中联汇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委以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1236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三二一公司与曾旭于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三二一公司支付曾旭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的工资459.77元；3、中联汇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驳回曾旭其他仲裁请求。曾旭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曾旭与三二一公司均认可双方在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三二一公司与中联汇富公司在同一地址办公，曾旭曾为两家公司提供劳动，据此曾旭要求中联汇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就工资差额一节。双方均认可曾旭在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6月6日期间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此后调整为10000元；曾旭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实发工资9322.39元，个人所得税13.98元，对此法院不持异议。三二一公司主张曾旭2017年6月存在迟到早退，故扣发当月工资300元，并就其主张提交了考勤打卡记录。但，上述打卡记录系复制件，且未载有曾旭的签字确认信息，故在曾旭不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仅凭该打卡记录不足以证明曾旭2017年6月存在迟到早退。综上，法院认定三二一公司应支付曾旭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工资差额300元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工资459.77元，中联汇富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三二一公司以曾旭工作能力不足、工作态度有问题、经常不在岗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曾旭存在上述情况，根据举证分配原则应由三二一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故法院认定三二一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存在不当，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核算，曾旭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39.72元未高于法定标准，法院予以支持。就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在本案中，三二一公司与曾旭签订的《员工试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三个月，自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6日”，而未约定具体的劳动合同期限，故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应视为劳动合同期限。据此，曾旭主张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判决：一、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曾旭在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旭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工资差额300元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工资459.77元；三、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旭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39.72元；四、三二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旭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交通费和餐补报销款128元；五、中联汇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至第四项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曾旭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本案中，三二一公司与曾旭签订的《员工试用合同》中仅约定试用期三个月，即从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7月6日，而未约定具体的劳动合同期限，故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应为劳动合同期限。曾旭所持三二一公司未给付其《员工试用合同》等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对曾旭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曾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瑞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范楷强书 记 员  李雅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