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8）晋行申3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聂某，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晋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秦某，局长。   原审第三人山西新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某，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因诉晋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区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终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查明，2017年6月14日，晋城市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农福农业超市未能提供其上游新科丰公司有效的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资质，当场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在2017年7月24日复查时，农福农业超市仍未能提供新科丰公司的相关资质，根据相关规定，晋城市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该案移送至被告晋城市工商城区分局。被告在调查时，原告代理人仍陈述该公司于2017年5月28日、7月3日分两次从新科丰公司购进氯氰菊酯10件、氧乐果10件、敌敌畏10件、辛硫磷3件，共计4485元，放在经营场所用于销售。至案发时，已销售21件，剩余的12件退回供货单位新科丰公司。原告向被告提供了新科丰公司的进货票据和退货票据。氯氰菊酯、氧乐果、敌敌畏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所列的危险化学品。第三人新科丰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原告农福超市公司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企业即新科丰公司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另查明，原审诉讼阶段，上诉人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提供了与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和湖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两公司发生供货交易的证据。   阳城县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农福超市公司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第三人新科丰公司购进危险化学品，其行为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被告晋城市工商城区分局对原告所作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原告要求撤销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实际上是行政相对人逾期举证是否应该采纳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供或者是没有及时提出证据，而在之后的行政诉讼中提出的用以反驳行政机关决定或者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形：其一，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一审诉讼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其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并未规定一定不予采纳。是否采纳，主要看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未提供证据是否有正当理由。   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上诉人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陈述该涉案危化品，是在山西新科丰农业有限公司购买进货，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在其他公司购货。在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听证阶段，上诉人向行政机关出具书面说明，强调该批货确实是从山西新科丰农业有限公司购买，该公司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是由于当地该类企业都未办理该许可证，可以在国家行政许可网上查询。   上诉人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供了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在山西新科丰农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危险化学品，而是在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和湖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货。该批货物，是否是与行政处罚程序中所处罚的货物是同一批货，是否与行政处罚中被处罚的货物购货合同、数量、型号、批号相一致，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供行政处罚阶段未提供证据的正当理由。故上诉人在行政诉讼阶段提供的在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和湖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货证据，我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晋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区分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即三支货票证据系伪造。本案一、二审认定再审申请人从山西新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涉案物品的证据为货票三支，分别为2017年7月3日的销货票（编号0010078)、2017年5月28日的销货票（编号0010025)、2017年8月4日的退货票（编号0010020)，但该三支票确系聂某为应付检查所伪造，有申请人和山西新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当庭一致陈述为证，一、二审法院均采信了该伪造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三）款，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没有查封涉案药品的物证，证据不足。晋城市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例行检查中，并未实际看到涉案农药，也未对该关键物证即涉案农药进行查封，仅凭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口头陈述做了笔录，就算是调查完毕，直接将案件移交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涉案农药的物证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危险化学品来源于山西新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故一、二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三）款，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另，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处罚书中载明的农药批次与申请人提供的天津华宇、湖北仙隆所进系同一批次，该认定是错误的。在晋城市安监局与工商局处罚调查阶段，已经查明申请人只购进过本案所涉农药，涉案农药的种类、数量、型号、批号仅此一批，并未有类似产品，不可能存在同一时段有两批产品的事实。同时，即使一、二审无法查证该事实，也应认定为行政机关举证不能导致本案证据不足，不应认定申请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三）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申请人可提供新证据，即在晋城银行泽州县支行开户账号的流水明细，可证明自2017年2月起至2017年8月止，在连续七个月的完整流水中，并不存在申请人与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的山西新科丰之间的资金往来，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涉案农药的购买交易。2、申请人可提供新证据，即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的证明、交易合同、票据，可证明所购货品的生产批号、生产日期、转账支付凭证等，可以证明本案涉案货品确系从该公司购买。以上新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不是在山西新科丰农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危险化学品，而是在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和湖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二）款，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和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一致甚至相反，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已明确告知再审申请人有如实陈述和提供证据的义务，再审申请人既然有证明自己合法经营的证据，却向再审被申请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和证据。而且该证据其后来在诉讼中自称是自己“伪造”的，申请人有能够证明自己行为合法的现成证据不向行政机关提供，却要大费周章“伪造”证明自己行为违法的证据，不符合常理。况且再审被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向其送达的听证告知书已明确告知其违法事实和即将面临的处罚，申请人在陈述申辩中仍坚持诉涉违法药品是其向新科丰公司购进的。这充分表明，其在第一项申请再审理由中关于“三支票证系聂某（申请人销售经理）为应付检查所伪造”的主张难以自圆其说。其第二项关于被申请人没有查封其涉案农药作为证据，只是做了笔录，属于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的申请再审理由依法也不能成立。因为查封、扣押涉案物品只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强制措施，并不是必经程序，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机关就可以做出行政处罚。其第三项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的申请再审理由中的所谓新证据，也仅能证明其与新科丰公司在2017年2月至8月间，在晋城银行泽州县支行的开户账户上没有资金往来，并不能排他性的证明其与新科丰公司在此期间没有业务往来。综上，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西农福农业超市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魏晓俊   审判员 魏佩芬   审判员 程彦斌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武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