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7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1，女，汉族，1954年12月14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2，女，汉族，1957年8月1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3，女，汉族，1963年6月21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鸣野，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4，男，汉族，1952年5月4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承，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因与被上诉人罗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某1、罗某2、罗某3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2.判决罗某4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是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是罗某1、罗某2、罗某3尽管没有提供相关拆迁安置房具体补偿权益数额证据予以证明，但这并非其三人无法取得相应权益的理由，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同地区类似安置房的补偿标准予以裁决。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罗某1、罗某2、罗某3依法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改判。罗某4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罗某1、罗某2、罗某3的上诉请求。本案是罗某1、罗某2、罗某3权利主张不恰当的情况，实际上其三人没有证据，罗某4也确实没有获取该上诉状中所称的获得高额拆迁补偿的事实。拆迁补偿不是货币补偿，是一个实物回迁房的补偿形式，实际上本案根本不存在其三人所主张的补偿金货币分割问题，一审当中罗某4也提到过，故其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维持一审判决。当时拆迁的时候是有两种形式，货币补偿和实物回迁，当时罗某1、罗某2、罗某3提出货币补偿，其可以跟拆迁单位获得拆迁的方式，但是当时没有人提出该主张，所以就按照传统的实物房子回迁的方式，故货币分割的前提条件不存在。罗某1、罗某2、罗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某4分别向罗某1、罗某2、罗某3支付继承份额各10万元（罗某1、罗某2、罗某3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诉请原因系其不知回迁房具体地址，不知经济补偿具体金额，因此要求各10万元作为对父亲遗产的房屋估算分成四份份额的处理方式）；2、诉讼费由罗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某1、罗某2、罗某3与罗某4共同的母亲黄某1于1967年8月26日死亡，共同的父亲罗某于1998年11月12日办理死亡注销登记。1986年10月30日《农村建房用地普查登记表》记载，座落于广州市黄埔区姬堂大队×××上街一巷2号宅基地房屋户主姓名罗某，家庭人口数2名，房屋建筑时间系解放后，用地面积77.97平方米，层数2层，建筑面积124.75平方米。广州市公安局大沙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记载广州市黄埔区姬堂大队×××四巷五号户内，有户主罗某、妻黄某1，有五名子女，以出生日期为序为罗某4、罗某1、罗某2、罗某5、罗某3。罗某1、罗某2、罗某3提交的“备忘录”显示：2019年3月8日，罗某1、罗某2、罗某3、罗某4、案外人罗某5曾经就上述房屋拆迁一事进行协商。“大田拆迁”共120平方米，五兄妹一致同意“平均分配”，罗某1、罗某2、罗某3撤回起诉，诉讼费由罗某4、罗某1、罗某2、罗某5、罗某3分担。对于“平均分配”的内容，罗某1、罗某2、罗某3认为是指平均分配房屋拆迁后的安置房，罗某4认为是指五人平均分配经济补偿金36000元。罗某1、罗某2、罗某3在一审庭审中述称，自2018年4月以来，诉讼双方对涉案房屋安置补偿权益的分配出现了意见分歧，罗某5提议和起草了“备忘录”，并由五人共同签署。罗某4对“备忘录”上其签名的客观性无异议，对“备忘录”内容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以“备忘录”未提及经济补偿金发放金额，亦未能证明双方如何约定经济补偿金的分配，因此，该备忘录的内容与罗某1、罗某2、罗某3要求罗某4支付3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直接关系；并称罗某4原希望兄弟姐妹之间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家庭内部矛盾，“备忘录”约定罗某1、罗某2、罗某3撤回起诉，罗某1、罗某2、罗某3亦未撤回起诉。罗某4向一审法庭提交了2010年4月28日广州石化、姬堂社区、大田花园建设工作项目组出具的《关于保存大田村房屋资料的通知》，拟证明涉案旧房屋的经济补偿款在2010年前就已发放完毕，罗某1、罗某2、罗某3在2009年就知道了拆迁补偿款的发放情况。罗某1、罗某2、罗某3质证称该通知落款没有相关单位加盖公章，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罗某4拟证明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市黄埔区姬堂大队×××上街一巷2号宅基地房屋在被拆迁前登记在被继承人罗某的名下。罗某1、罗某2、罗某3与罗某4共同的母亲黄某1于1967年8月26日死亡，其共同的父亲罗某于1998年11月12日办理死亡注销登记。罗某4、罗某1、罗某2、罗某3、案外人罗某5均为被继承人罗某、黄某1的子女，均为被继承人罗某、黄某1第一顺序继承人。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亦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经查，被继承人罗某于1998年11月12日死亡，罗某1、罗某2、罗某3于2019年2月提起本诉，其诉讼请求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二十年的最长时效。罗某4提出诉讼时效的答辩，则一审法院依法对罗某1、罗某2、罗某3已经超过最长时效的权利不予保护。罗某1、罗某2、罗某3主张签订“备忘录”是其主张权利，应当引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备忘录”的签订日期系2019年3月8日，尚在本案起诉日期之后，亦超过二十年的最长时效，且罗某1、罗某2、罗某3亦未举证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因此，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罗某4提出2010年4月28日广州石化、姬堂社区、大田花园建设工作项目组出具的《关于保存大田村房屋资料的通知》（下称《通知》）证明罗某1、罗某2、罗某32009年后就知道涉案房屋拆迁的情况，且在一审庭审中述称“2009年拆迁后罗某1、罗某2、罗某3、罗某4还正常来往，罗某1、罗某2、罗某3从未就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提出主张”“涉案旧房屋在拆迁之前已经征求了罗某1、罗某2、罗某3的意见，是拆迁单位的统一做法”，因此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请亦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意见；罗某1、罗某2、罗某3质证认为《通知》未经盖章，效力无法确认且无法达到罗某4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通知》确未盖公章，但其内容系通知大田村民保存宅基地资料以备拆迁办证使用，且罗某1、罗某2、罗某3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8年3月去房管局查册才发现系父亲遗产”，说明涉案房屋拆迁时系如实登记，且罗某1、罗某2、罗某3未对罗某4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罗某1、罗某2、罗某3早知存在涉案房产且经拆迁的事实予以否认，视为罗某1、罗某2、罗某3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罗某1、罗某2、罗某3诉请10万元，但均并未提出涉案拆迁房安置补偿权益数额的相关证据；“备忘录”的内容虽难以完全辨识，但提及“撤回法庭起诉”的条件，因罗某1、罗某2、罗某3并未撤诉，“备忘录”作为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商谈和解的记录，因所附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因此，即使从实体角度而言，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讼请求亦无法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罗某1、罗某2、罗某3各负担230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以佐证其主张。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是继承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继承开始之日起的第十八年后至第二十年期间内，继承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其提起诉讼的权利，应当在继承开始之日起的二十年之内行使，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行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当中，被继承人黄某1于1967年8月死亡，罗某于1998年11月死亡，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从黄某1、罗某夫妻死亡时其所遗留合法遗产即开始继承。而根据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及被上诉人罗某4在一、二审阶段的陈述可知，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出嫁前一直在诉争宅基地房屋居住，出嫁后生活及工作的基地亦与被上诉人罗某4距离不远，并且保持亲戚间的正常来往，包括2009年大田村整体拆迁之后。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规则，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不可能不知悉诉争宅基地房屋一直由被上诉人罗某4占有使用及后大田村整体拆迁的事实。虽然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辩称其于2018年3月前往房管局查册才发现诉争宅基地房屋属于其父亲的遗产，但其于2019年1月方提起本案的诉讼，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一审认定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限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即使按照财产侵权的法律关系分析，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保护期间。至此，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怠于行使自身的诉讼权利致使其丧失胜诉权，该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至于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认为被上诉人罗某4所提交的《关于保存大田村房屋资料的通知》上未有盖章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照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标准，一审已经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结合其他的证据综合判断后认定前述通知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理由不再赘述。至于上诉人对于一审关于本案实体处理问题的进一步论述有异议，因不改变本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本院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