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6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晓丽，女，1973年11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政燏，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创新楼A座四层4-A1。法定代表人：耿进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艾林，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驻在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院3号楼1602房间。首席代表：庞道安，首席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敏，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晓丽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外航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荷航北京代表处）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5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晓丽上诉请求：1.判令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孕期克扣的工资73963.53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18490.88元；2.判令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支付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87348.8元；3.判令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差额260693.1元（以上合计1540496.31元）。事实和理由：一、关于第二次孕期被扣减的工资。1.双方劳动合同写明孙晓丽岗位为空乘，孙晓丽工资由“基本工资+小时工资+飞行补贴工资”构成，此外还有每月交通补贴900元，飞行补贴是岗位工资的一部分。孙晓丽在怀孕期间临时转为地勤但并未另签岗位为地勤的劳动合同，仍为空乘。2.孙晓丽2011年6月第一次孕期转作地勤时，证据证明对方邮件通知孙晓丽孕期转地勤期间飞行补贴照发。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无论三期内女职工岗位如何变化，工资都不得降低。二、关于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对方以“修订”、“延长”劳动合同等方式掩饰与孙晓丽签订超过两次劳动合同的事实。2011年4月30日与孙晓丽签订四年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再次非法剥夺孙晓丽享有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也未与孙晓丽协商，而是以失业胁迫，使孙晓丽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免除了对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责任，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应依法变更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差额。孙晓丽根本不是自愿放弃工作主动催促公司签署《协议书》。对方在签署《协议书》前并未与孙晓丽协商且故意隐瞒补偿数额，该协议完全是在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形下签订。该协议的签署以及孙晓丽领取的经济补偿金，并不能免除其向孙晓丽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差额。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晓丽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孙晓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单位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克扣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73963.53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18490.88元；2.两单位支付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069020元；3.两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差额222712.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外航公司与荷航北京代表处于2005年8月1日签订《聘用国内基地中国空勤乘务员合同》（甲方为外航公司，乙方为荷航北京代表处），载明：“甲方按照乙方的要求为乙方招聘乘务员，负责组织应聘人员进行面试，并为乙方决定聘用人员办理合法聘用的手续。甲方还应负责按照荷兰政府要求的格式提供乙方拟聘用乘务员的背景检查和简历”。孙晓丽于2006年1月13日与外航公司签订《培训协议》，约定：孙晓丽应聘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空勤乘务员职位，荷航北京代表处在孙晓丽参加空乘职位的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后正式与其签订劳务合同。2006年9月1日，孙晓丽与上海外航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外航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06年4月30日至2008年4月29日的《上海外航服务公司雇员合同》（甲方为上海外航公司，乙方为孙晓丽），该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受外航公司的委托派遣乙方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从事空中乘务员工作，乙方接受甲方的工作安排”。2008年4月18日，外航公司与孙晓丽签订期限为2008年4月30日至2010年4月29日（后延续至2011年4月29日）的《劳动合同书》。2011年4月30日，外航公司与孙晓丽签订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协议书》（甲方为外航公司，乙方为孙晓丽），并载明：“甲乙双方就乙方接受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雇佣，建立直接的雇佣关系等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乙方自愿接受雇主的聘用，从事空勤乘务员工作。雇主负责办理乙方在工作地的出入境、工作和居住许可等手续”。2016年5月，孙晓丽与荷航北京代表处、外航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中荷航北京代表处简称为KLM，孙晓丽简称为空乘，外航公司简称为FASCO），该协议显示：“空乘和FASCO于2006年4月30日建立劳动关系，由FASCO派遣到KLM担任空乘工作……空乘和FASCO在中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签署了劳动合同……空乘派遣期限于2015年10月29日到期，不予续签，劳动合同也于2015年10月29日到期，不予续签。但因派遣期限和劳动合同到期时，空乘处于哺乳期内，其派遣关系及劳动合同依法顺延至法定情形消失时终止。空乘本人确认，其哺乳期于2016年5月11日期满结束。各方现就KLM终止空乘聘用以及空乘和FASCO到期终止劳动合同和其他事项达成一致，具体如下：……2.1KLM须通过FASCO向空乘支付经济补偿金151444.50元人民币……3.3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各方均将不会就FASCO派遣空乘到KLM工作的任何相关事宜，向另外两方提起法律诉讼或者劳动仲裁……5.3协议方不存在任何其它争议”。2016年7月7日，孙晓丽收到外航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工资标准。1.孙晓丽主张其入职后至2006年4月期间月工资总额为15400元，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3250元、小时工资2792元、飞行补贴8458元、交通补贴900元；第一次孕期至2011年6月期间，月工资总额为18357.62元，工资构成包含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均已全额发放；第二次孕期（即：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包括基本工资3250元及小时工资2792元，但每月飞行补贴10393.29元及交通补贴900元均未发放；劳动合同到期前至2016年5月期间的月工资总额为19625.6元，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4514.25元、小时工资3527.05元、飞行补贴10684.3元、交通补贴900元。另，孙晓丽称外航公司每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上一自然月工资，其中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为其第二次孕期，此期间其工作岗位转为地勤，因两单位未向其发放此期间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故要求两单位支付上述款项。孙晓丽就其主张提交2014年8月、2014年11月、2015年1月至5月的工资单，其中2014年8月的工资单显示当月工资总收入为19381.56元，飞行补贴为10393.29元、交通补贴为900元；2014年11月及2015年1月至5月的工资单显示每月月工资总收入扣除了飞行补贴10684.3元及交通补贴900元。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对上述工资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孙晓丽的月工资为15400元，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3250元、小时工资2792元、飞行补贴8458元、交通补贴900元；并主张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孙晓丽因怀孕转做地勤，而地勤工作人员不享受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荷航北京代表处就此提交《雇佣合同修订》及《中国乘务员附件》的英文件及翻译件；其中，《雇佣合同修订》显示有孙晓丽签名，并载明：“通过签署本修订，员工同意接受随附附件（及其修订内容）项下条款的约束”；《中国乘务员附件》载明：“3.1月工资月工资包括基础工资、小时相关工资以及飞行补贴……10.1孕期在任何员工发现其怀孕之后，该等员工应当立即通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随后该等员工将被安排从事全职的地勤工作……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应当按照上文第3.1节所规定的基础工资以及小时相关工资获得相关工资金额……第7节提及的交通补贴，在员工怀孕期间，将予以中止”。荷航北京代表处称孙晓丽签署《雇佣合同修订》则表示其接受原集体合同项下适用附件的更新（即接受2008年1月订立的《中国乘务员附件》），该附件明确约定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可获得的工资为基础工资和小时工资。孙晓丽对《雇佣合同修订》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其从未收到《中国乘务员附件》，并称公司仅是在邮件中提及《雇佣合同修订》，该修订并不包含孕期工资构成及金额等双方争议事项，且该修订仅涉及培训期、试用期的调整，孙晓丽签署该修订不意味其接受该修订的附件，且附件也未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其送达。二、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1.孙晓丽主张因其与外航公司多次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故依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外航公司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双方并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其要求外航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2.外航公司主张其与孙晓丽形成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由其将孙晓丽派遣至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其与孙晓丽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受限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用工要求，而荷航聘请中国籍空乘人员的合同期限必须遵守荷兰乘务员协会的要求：2006年时，荷兰航空公司聘用外籍空乘人员的合同期限不能超过4年，故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孙晓丽于2006年4月30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雇佣期不能超过4年，基于同样的原因，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续签函再次明确约定总的雇佣期不能超过4年，故外航公司与孙晓丽于2008年4月18日签订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此后，外航公司均根据该协会的要求调整与孙晓丽的合同期限，并且孙晓丽系自愿与外航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未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所以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3.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其与孙晓丽所签订的合同情况如下：（1）期限为2006年4月30日至2008年4月29日的《雇佣合同》；（2）期限为2008年4月30日至2010年4月29日的《续签函》；（3）双方于2010年4月签订《雇佣合同修订》将雇佣期限从2010年4月29日延长至2011年4月29日；（4）双方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新的《续签函》，对原合同进行修订，将合同终止期限从2011年4月30日延长至2015年10月29日。三、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1.孙晓丽主张其在2015年怀孕期间被荷航北京代表处的人事经理数次否定了续签劳动合同的申请，并称其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大量求职均未果，而其在荷航工作了十年，合同到期时已43岁，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当合同终止时两个孩子均年幼，其夫没有收入，其家人在杭州租房，所有房租水电等生活开销全靠一人工资维持；其在离职前曾发送电子邮件询问补偿金数额，但荷航北京代表处以还要扣税不好确定为由拒绝告知，但根据法律规定，补偿金无须扣税，荷航北京代表处故意隐瞒告知其应得权益，且人事经理明确表示，不签该解除协议就不发放补偿金，外航公司向其发送的通知办理离职手续的电子邮件也严重声明，离职15日内不签协议后果自负，其为了维系家庭生计，才在最后期限前往上海签订了三方协议以领取补偿金，在双方地位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其作为弱者没有选择的权利。孙晓丽称其在签协议时才看到补偿金数额为151444.5元，其询问外航公司工作人员该数额如何得出，对方表示不清楚，只催促其先签字再问荷航北京代表处，因为是最后一天期限，其只能签字；此后因为所发数额与协议数额不一致，其经多次询问两单位，才得知荷航北京代表处给其的补偿金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起算，只计算了8.5年的工龄，但其实际工龄应为10.5年，且补偿金的工资基数也低于其离职前一年的实际工资数额，该协议完全不公平，侵害了其合法的劳动权益。2.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三方已就解除劳动合同自愿订立了《协议书》，且《协议书》已由各方履行完毕，孙晓丽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雇佣关系于2016年5月11日终止，外航公司也已通知孙晓丽终止劳动合同，履行了告知义务，且孙晓丽同意终止劳动合同，接受了经济补偿金，并催促外航公司尽快办理合同终止手续，故孙晓丽与两单位签订《协议书》为其自愿自主行为，该协议约定了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并就经济补偿金数额达成一致，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孙晓丽未证明公司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现荷航北京代表处已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通过外航公司向孙晓丽支付了约定的费用，履行了全部的金钱给付义务，故不同意孙晓丽的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满前可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孙晓丽经外航公司派遣至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三方可以就劳务派遣关系的解除进行协商。2016年5月，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及孙晓丽签订《协议书》，该协议对劳动关系的解除事宜进行了约定，并载明“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各方均将不会就FASCO派遣空乘到KLM工作的任何相关事宜，向另外两方提起法律诉讼或者劳动仲裁……5.3协议方不存在任何其它争议”，故《协议书》生效与否决定了孙晓丽各项诉求的请求权基础是否灭失。然而，孙晓丽主张其由于各方面原因被迫签订了《协议书》，且《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显失公平，故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该《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因孙晓丽在签订《协议书》时处于哺乳期，基于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对于女性职工的特别保护，本案涉及在诸如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体现契约精神的法理之间如何进行个案衡平，一审法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协议的效力由两方面决定：一是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首先，本案中，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孙晓丽三方所签《协议书》系对劳动关系的解除事宜进行约定，经审查，该协议所涉及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孙晓丽称其系被迫签订《协议书》，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两单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故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赋予了劳动者对于相关协议的撤销权，撤销权的适用有两种情形：一是协议签订方对于所签订的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二是协议内容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本案中，孙晓丽主张《协议书》所载明的补偿金数额低于法定计算标准，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衡量：1.《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数额是否低于法定计算标准。庭审中，外航公司称关于协议约定的补偿金数额之计算基数，因孙晓丽离职前的月工资数额超过2015年上海市社会平均工资5939元的三倍17817元，故其以17817元作为计算基数，以8.5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金的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本案中，外航公司为三方劳务派遣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其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故计算经济补偿时应以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作为衡量标准。现两单位虽称孙晓丽的月工资数额为15400元，却以2015年上海市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17817元作为计算经济补偿的工资基数，其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各方的举证情况，一审法院对孙晓丽关于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19625.6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因该数额低于2015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7086元的三倍，故一审法院确认应以19625.6元作为计算经济补偿的工资基数。另，孙晓丽主张其自2006年4月30日起经外航公司派遣至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仲裁裁决孙晓丽与外航公司于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采信。根据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孙晓丽与外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不足十年半，应以10.5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的法定标准。经计算，外航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补偿法定数额为206068.8元，故《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金数额显著低于法定计算标准。2.三方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否产生排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截至三方签订《协议书》之日，孙晓丽与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建立劳务派遣关系的时间超过十年，孙晓丽与外航公司亦签订了两次以上的劳动合同，荷航北京代表处虽主张根据其国内相关规定，荷兰的航空公司与外籍空乘人员建立雇佣关系的期限受到限制，但外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系中国的企业法人组织，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孙晓丽与外航公司满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而《协议书》约定“协议方不存在任何其他争议”，故《协议书》的签订已产生排除孙晓丽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权利的法律后果。3.孙晓丽是否存在应予以考虑的特殊情节。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孙晓丽签订《协议书》期间，孙晓丽正处于哺乳期即将结束的时刻，除了“荷航空乘”这个身份之外，其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其中一个孩子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在一般的大众认知中，女性劳动者基于其生理特点及家庭角色，往往会遇到特殊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这也是为何我国制定了专门保护女性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未对用人单位与女性劳动者签订的协商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协议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亦未对如何判断是否显失公平作出明确解释，而是将判断的权力交付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但当女性劳动者对协议提出质疑时，法官应以更为审慎的态度结合协议签订时的语境审查协议的公平性。综上，孙晓丽已在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达十年之久，《协议书》的签订将解除其与外航公司的劳动关系以及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用工关系，而《协议书》的内容排除了孙晓丽的部分权益，约定的补偿金数额却低于法定计算标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虽未规定双方约定的补偿金数额不得低于法定标准，亦未禁止双方意定形成补偿的金额，但由于劳动者对于单位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性，通常处于相对弱势的缔约地位，用人单位应举证证明补偿数额系经双方充分协商予以确定。本案中，两单位未就各方对补偿金数额的确定进行过充分协商进行举证，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对该《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主张予以采信，故该协议应属可以被撤销的情形。第三，《协议书》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包括：1.《协议书》被撤销是否导致外航公司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荷航北京代表处被认定为违法解除用工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三方所签《协议书》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时间为孙晓丽哺乳期结束后，即：将劳动合同延长至法定情形消失之日，未违反女职工哺乳期内不得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规定。本案中，三方就劳动合同的解除进行了协商，《协议书》的签订体现了三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意愿，且孙晓丽在签订《协议书》后亦要求外航公司尽快办理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手续，《协议书》虽因显失公平被撤销，但不能就此否定三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故本案仍应认定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孙晓丽要求两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诉求均基于劳动合同如何解除这一争议事实的认定而产生，故一审法院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减少诉累的考虑，直接对经济补偿的差额予以裁判。现外航公司已支付的补偿金数额低于法定计算标准，故其应支付经济补偿的差额54624.3元，荷航北京代表处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2.荷航北京代表处是否应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孙晓丽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因怀孕而申请转为地勤岗位，地勤工作人员不发放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荷航北京代表处就其主张提交了《雇佣合同修订》及《中国乘务员附件》，孙晓丽虽不认可《中国乘务员附件》的真实性，但《雇佣合同修订》明确显示有附件，并载明员工同意接受该附件项下条款的约束，而孙晓丽签订了《雇佣合同修订》，其虽称未见过《中国乘务员附件》，但未针对该附件提交反证，故其在《雇佣合同修订》的落款处签名应视为对相关文件及所载明附件的认可，一审法院对《中国乘务员附件》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中国乘务员附件》载明“交通补贴，在员工怀孕期间，将予以中止”，“月工资包括基础工资、小时相关工资以及飞行补贴”以及“在任何员工发现其怀孕之后，该等员工应当立即通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随后该等员工将被安排从事全职的地勤工作……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应当按照上文第3.1节所规定的基础工资以及小时相关工资获得相关工资金额”。根据该附件的内容，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应与空乘岗位相关联，孙晓丽在怀孕后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从事空乘工作，从而自愿申请调整工作岗位转为地勤工作，荷航北京代表处可以不予发放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另，孙晓丽在工资构成发生变更后并未向荷航北京代表处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孙晓丽对于工资构成的变更应予以知悉且并无异议，其关于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晓丽关于支付拖欠上述补贴25%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是否应支付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外航公司与孙晓丽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了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实为双方所签订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前双方已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故孙晓丽此时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但孙晓丽与外航公司已签订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劳动合同，视为其已放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孙晓丽要求两单位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仲裁裁决外航公司向孙晓丽退还从孙晓丽的工资中扣除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5139.8元，外航公司未就此起诉，视为其同意退还该款项，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孙晓丽与外航公司于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外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晓丽退还从孙晓丽工资中扣除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5139.8元；三、外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孙晓丽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差额54624.3元，荷航北京代表处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孙晓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孙晓丽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孙晓丽于2016年4月1日与荷航北京代表处人力资源部人事部经理之间的邮件往来，对方明知孙晓丽的补偿金达不到扣税标准，却以扣税为由拒绝回答孙晓丽的问题，证明荷航北京代表处恶意欺诈；证据2.邮件截图，证明2011年5月5日外航公司通知孙晓丽去签第四份合同。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证据1的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不应予以采信。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否应支付孙晓丽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二、是否应支付孙晓丽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三、是否应支付孙晓丽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差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均认可孙晓丽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因怀孕而转为地勤岗位工作，而未从事空乘岗位工作。根据荷航北京代表处提交的《雇佣合同修订》及《中国乘务员附件》中附件的内容可知，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与空乘岗位相关联。孙晓丽虽主张其没有收到该附件，但其认可在《雇佣合同修订》上的签字，且《雇佣合同修订》中明确显示有附件，载明员工同意接受该附件项下条款的约束，故在孙晓丽未就其主张提交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该附件所载明的内容对孙晓丽不发生效力。结合孙晓丽未就地勤工作及其工资构成变更向荷航北京代表处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可以认定孙晓丽对该工作及其工资构成的变更知晓且无异议。孙晓丽以其第一次孕期发放补助为由要求两单位支付该期间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因该理由并非该期间两单位仍必须向其支付飞行及交通补贴的合法理由，故其该项理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孙晓丽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因孙晓丽与外航公司于2011年4月30日前已签订两次劳动合同，故孙晓丽此时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但其与外航公司已签订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劳动合同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应视为其已放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孙晓丽曾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外航公司表示拒绝签订。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晓丽该项请求缺乏依据并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关于孙晓丽主张对方掩饰签订超过两次合同的事实，在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未与之协商，而是以失业进行胁迫的上诉意见，亦缺乏事实根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孙晓丽与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了劳动合同终止后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以及其他法律后果。尽管该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低于法定计算标准，但该协议所涉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孙晓丽亦未就其系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情形下所签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佐证，故该《协议书》应属合法有效。结合孙晓丽在签订《协议书》后要求外航公司尽快办理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手续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对劳动合同解除这一基本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孙晓丽要求两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依据，并基于减少诉累等考虑直接对经济补偿额差额予以裁判，亦无不当。各方对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孙晓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晓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谢 薇法官助理  胡 婧书 记 员  左培懿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