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19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陆江。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晓斌，江苏永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皖，江苏永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以群。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家祥，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云，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南京国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黑龙江路15号汇林绿洲广林苑10幢3单元901室。破产管理人：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管理人负责人：曹义怀，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建湖县近湖镇城中信泰网络咨询服务部，住所地江苏省建湖县高作镇交通路137号。经营者：蓝善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锋，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倩，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陆江因与被申请人马以群、南京国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公司）、一审第三人建湖县近湖镇城中信泰网络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城中信泰服务部）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苏民申11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陆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晓斌，被申请人马以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家祥、周桂云，被申请人国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一审第三人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锋、程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江申请再审称，马以群一审中提交的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书均系伪造，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2015）宁商终字第1457号（以下简称1457号）案件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且城中信泰服务部与马以群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二审法院认定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形成指示付款的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再审。被申请人马以群答辩称：1.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已按约履行完毕。国通公司按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将城中信泰服务部应得的咨询服务费转账给城中信泰服务部指定的受让人，城中信泰服务部也向国通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发票，陆江对发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仅以个人主观臆断认为国通公司和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不合常理，依据不足。1457号案件争议的焦点是陆江是否为涉案融资项目提供了服务，在法律关系上与城中信泰服务部没有关联，因此，在1457号案件审理中马以群未提交国通公司和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咨询服务协议》有合理性。国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未向管理人移交国通公司和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不等于该协议虚假。2.马以群收取国通公司支付的610万元有合法依据。因城中信泰服务部提供了咨询服务，国通公司应付城中信泰服务部1820万元，而城中信泰服务部与马以群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城中信泰服务部委托国通公司向马以群付款，马以群收取该款，有合法依据。马以群一审中提交给法院的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书落款时间与国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向管理人移交的委托书的落款时间不一致，系打印错误，两份委托书中个别字眼不一致系错别字，个别字错别字不应影响委托书的真实合法性。即便城中信泰服务部与马以群之间的借款关系未被法院确认，亦不应据此否定马以群收取款项的合法性。综上，请求驳回陆江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国通公司陈述意见称，本案争议事实发生在国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前，管理人接管的材料中，没有与委托付款相关的协议，故对诉争事实及委托付款关系均不能确认，请法院依法裁判。一审第三人城中信泰服务部提交意见称,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真实合法，虽然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但此前双方早已开展合作，城中信泰服务部也已向法院提交了开具的发票。马以群一审中提交的城中信泰服务部付款委托书虽与国通公司账册中的城中信泰服务部付款委托书有个别字眼有出入，但错别字不能影响委托书的真实合法性。国通公司向马以群转账的行为系受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其转账有基础事实依据，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归于城中信泰服务部。如陆江认为国通公司的付款行为应当撤销，应另行起诉请求撤销国通公司向城中信泰服务部的付款行为。二审判决后，陆江已另行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国通公司向城中信泰服务部的付款行为，说明陆江已认可本案所涉610万元系国通公司付给城中信泰服务部而非付给马以群。综上，请求驳回陆江的再审请求。陆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国通公司与马以群之间关于610万元的转账行为；2.马以群、国通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0日，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镇江经开公司）因融资所需与国通公司签订《融资咨询服务协议》，委托国通公司协助其在渤海信托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公司或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项目融资，融资金额为10亿元（以实际到账为准）。同年11月24日，国通公司与陆江签订《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由国通公司聘请陆江提供融资咨询服务，陆江协助国通公司为镇江经开公司在渤海信托公司或者信托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公司或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融资金额为10亿元（以实际到账为准），国通公司应向陆江支付咨询服务费。上述协议签订后，陆江为国通公司介绍了新华聚财（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新华公司又介绍引进了资金方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后兴业公司向镇江经开公司提供贷款7亿元，期限为6年。镇江经开公司向国通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1932万元。2015年1月30日，国通公司向陆江支付咨询服务费300万元。后陆江要求国通公司支付其余咨询服务费遭拒，遂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7月31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国通公司向陆江支付咨询服务费5566415.1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该判决经南京中院1457号民事判决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8月28日至2016年8月23日期间，上述判决在鼓楼法院强制执行期间，陆江发现国通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1月30日分四次向其法定代表人马以群转账共计61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5月25日，经国通公司申请，鼓楼法院裁定对国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并指定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一审中，马以群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了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城中信泰服务部开具的累计金额为1820万元的咨询服务发票、2014年1月29日委托书及2017年2月15日借款确认书等证据。其中，《咨询服务协议》载明城中信泰服务部为国通公司提供了镇江经开公司融资项目的咨询服务，应收取按“实际融资额×实际融资期限×协商比例”方式计算的咨询服务费。2014年1月29日委托书载明，城中信泰服务部委托国通公司付款，具体为：顾某135万元、吴某274万元、陆江300万元、谢某150万元、吕某228万元、马以群700万元。城中信泰服务部出具的借款确认书载明：该服务部于2013年1月委托马以群为其筹措资金，现对已筹措到位资金明细进行确认（见附表明细）。附表明细记载了城中信泰服务部指定的收款人及账户。马以群的银行账户明细单上有向附表明细载明的收款人转账的记录。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属于国通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依法应当向管理人移交的文件资料，但该协议不在移交文件资料中，而由马以群持有，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咨询服务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发票不足以证明城中信泰服务部完成了何种咨询服务以及该咨询服务与镇江经开公司的融资项目间具有关联性。对2014年1月29日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2017年2月15日的借款确认书及附表明细，因系本案诉讼后形成，虽然马以群的银行账户明细单反映出与附表明细中的人员有资金往来，但关于借款合同的订立及内容等均缺乏证据证实，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马以群与城中信泰服务部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一审中，国通公司管理人提交2015年1月29日的委托书1份。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定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就镇江经开公司的融资项目存在咨询服务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付款事由系基于马以群与城中信泰服务部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陆江系国通公司的债权人，其债权受法律保护。国通公司将其610万元资金转移给马以群，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转让财产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故其对陆江的债权造成损害。陆江要求撤销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马以群辩称其取得610万元具有合法依据，缺乏相应证据证实，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国通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29日、1月30日向马以群付款130万元、480万元的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由国通公司、马以群共同负担。马以群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陆江的诉讼请求，并由陆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二审期间，城中信泰服务部提交增值税纳税申报表1份2页，拟证明其开具给国通公司1820万元发票有真实的交易依据。该表载明城中信泰服务部2015年4月份纳税信息，第一页加盖有税务机关申报受理章，第二页表格尾部有手书“该申报收入与申报人和国通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订立的咨询服务协议业务收入一致”内容，手书下方加盖有税务机关申报受理费章。马以群对该证据予以认可。陆江、国通公司对该表打印部分真实性无异议，对表格下方手书部分的真实性及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审法院认证意见：各方对该表打印内容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5日，1457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马以群向陆江出示了国通公司2015年以来的财务账目，陆江查账时对诉争610万元转款提出质疑。对此，马以群表示，镇江经开公司融资项目完成后，国通公司需向诸多中间人付款，城中信泰服务部就该笔付款向国通公司出具过委托书。2017年2月6日，陆江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审中，陆江述称，1457号案件执行程序中查账系其最早知晓610万元付款事实的时点，故陆江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因查阅账册时无财务人员参与，未关注610万元付款所附的委托手续，故陆江提起本案诉讼时尚不知存在委托付款关系，只知国通公司有该付款事实；该付款行为属于国通公司向马以群无偿转让资产，将导致国通公司破产债权清偿比例降低，损害陆江的利益，应予撤销；陆江向国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金额为1457号判决确定的欠款本金及计算至2016年10月30日的利息之和。二审中，马以群述称，就镇江经开公司融资项目，国通公司分别与城中信泰服务部、陆江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两者之间并不冲突；镇江经开公司融资项目实由城中信泰服务部联系承接，因受资质所限而交由国通公司实施，最终融资成功亦系城中信泰服务部促成，1820万元咨询服务费系根据参与各方的贡献按比例分配，分配方案即如委托书所载；虽无证据证明，但陆江应在1457号案件执行程序前应早已知晓国通公司转账610万元的事实；陆江对国通公司的债权不足610万元，其撤销范围有误。二审中，国通公司述称，管理人接收的财务账册显示该笔付款系依据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财务账册所附记账凭证为城中信泰服务部出具的委托书；管理人接管公司后知晓该笔付款的存在，但未予质疑；国通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尚在进行，陆江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650余万元，管理人尚未对此进行核查确认。二审中，城中信泰服务部述称，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的咨询服务合同关系及委托付款关系真实有效；国通公司在1457号案件诉讼中已经披露其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的信息。二审期间，经法院释明，陆江表示，本案中不主张撤销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的咨询服务合同关系或者国通公司向城中信泰服务部的付款行为，如法院认定意见与其主张的意见不一致，亦不变更本案诉讼请求。二审争议焦点：陆江主张撤销国通公司向马以群付款610万元的行为有无依据。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国通公司向马以群转账610万元的行为，系受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委托作出，该转账行为具有现实的基础事实依据，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中的无偿转让财产，陆江以国通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主张对此行使撤销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本案中，国通公司转账对象虽系马以群，但指示付款方则系城中信泰服务部，其法律后果应归于城中信泰服务部，故该行为应认定为国通公司向城中信泰服务部的付款行为。在陆江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马以群已向陆江披露关于610万元的委托付款关系，陆江称其起诉时对此不知情与事实不符。一审诉讼中，马以群已明确依据委托付款关系提出抗辩，国通公司亦确认其财务记账情况，陆江仍未调整其诉讼主张，二审中，其坚持不调整其诉讼请求，故陆江本案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如陆江认为国通公司向城中信泰服务部付款行为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情形应予撤销的，可另行主张。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10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陆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合计109000元，由陆江负担（其中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已由马以群预交，由陆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马以群）。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城中信泰服务部与马以群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融资服务关系，国通公司对城中信泰服务部是否具有付款义务；3.陆江主张撤销国通公司转账610万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再审认为：一、城中信泰服务部与马以群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马以群主张城中信泰服务部之所以把应得咨询服务费中的610万元支付给马以群，是因为其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为证明该主张成立，马以群提交了银行流水清单及形成于本案一审诉讼中的借款确认书，对于为何不能提供借贷合意凭证，马以群述称借贷凭证已于债权债务消灭后销毁。但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汇款对象并非城中信泰服务部，而是城中信泰服务部以外的若干其他对象，未有证据证明其向这些对象汇款系受城中信泰服务部的指示，且上述汇款数额为630万元，而涉案款项仅610万元，对于610万元以外的其余款项有无结清问题，马以群称余款已结清，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马以群对于不能提供借贷合意凭证所作的解释不能成立。城中信泰服务部一审中提交的借款确认书，系在本案诉讼后形成，因本案牵涉第三方利益，该证据不足以印证借款关系的真实存在。因马以群、城中信泰服务部对借贷合意、借贷基本事实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故难以认定马以群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二、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融资服务关系。国通公司与镇江经开公司签订《融资咨询服务协议》后，与陆江签订《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由陆江为镇江经开公司提供融资居间服务。后因服务费纠纷，陆江以国通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形成1457号案件。该案生效判决经审理认定陆江介绍的新华公司又介绍了兴业公司，最终为镇江经开公司提供了6年期6.44亿元融资。该案审理中，马以群未提及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有融资服务关系。而本案中，马以群提交了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咨询服务协议》，且陈述由城中信泰服务部主导促成兴业公司提供融资。但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咨询服务协议》未明确记载费率，向国通公司管理人移交材料的时候也未提及存在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咨询服务协议》，且如果促成兴业公司为镇江经开公司提供融资的是城中信泰服务部，在1457号案件中，国通公司不将此对其有利的事实作为抗辩理由，缺乏合理性。本案再审中，城中信泰服务部不能说明其如何促成了融资项目，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增值税发票和缴税证明也无法印证城中信泰服务部实际提供了融资服务。因此，马以群在本案中提交的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的《咨询服务协议》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城中信泰服务部与国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融资服务关系。马以群主张国通公司因城中信泰服务部提供融资咨询服务而负担付款义务，缺乏事实依据。三、陆江起诉撤销国通公司付款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陆江起诉称国通公司无偿向马以群支付610万元，而马以群辩称国通公司向其付款系受城中信泰服务部指示交付，国通公司转让610万元的相对方系城中信泰服务部。马以群系国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60%），在马以群提出上述抗辩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对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马以群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在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马以群与城中信泰服务部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马以群主张本案讼争610万元系受城中信泰服务部指示付款，转让主体系国通公司与城中信泰服务部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认定国通公司转账给马以群是向城中信泰服务部付款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归于城中信泰服务部，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国通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没有清偿陆江债权的能力，故陆江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其请求撤销国通公司无偿支付马以群61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陆江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35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1013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由南京国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马以群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由南京国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马以群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建红审判员  罗荣辉审判员  赵 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褚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