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13072号原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住所地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园。法定代表人：李光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喻忠益，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映端，男，198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李国良，湖南二十一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继虎，湖南二十一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以下简称“涉外学院”）诉被告刘映端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蜜纯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书记员曾辉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涉外学院的委托代理人喻忠益、被告刘映端的委托代理人李国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原告涉外学院向本院提交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1318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帮人打卡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行为，被原告依法辞退，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被告为了应对原告规定的上下班打卡考勤制度，帮他人代为打卡，且次数较多，其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以及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依法辞退被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综上所述，因被告属于严重违反原告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被依法辞退，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刘映端辩称：2019年4月23日，学校以原告代他人打卡考勤为由，以所谓“违纪处理决定”的形式，单方面解除与刘的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及劳动合同约定，是非法的。一、学校制定的《关于试行教职员工打卡考勤的通知》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职工违纪违规处理规定》，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所以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处分原告的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利益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四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学校制定“打卡考勤制度(本案证据四)”、“职工违纪处分规定(本案证据三)”两个重要制度，未履行必要的民主程序;2019年3月23日，学校召开的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四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两个文件竟付诸阙如，公然违背法律规定。所以，这两个不具合法性制度不能作为学校的劳动规章制度。二、学校援引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简称“16号文件”)、《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落实师德师风建设一票否决制工作方案》认定本案事实并处理原告，是没有理由的，是错误的。（一）教育部所发的“16号文件”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直接依据，原因有下述两点:（1）此文件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师德师范做出的一个纲领性要求，用以规范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属于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基本要求。该“16号文件”第八条原文如下:“秉持公平诚信。坚持原则，处事公道，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不得在招生、考试、推优、保研、就业及绩效考核、岗位跨用、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构成私舞弊、弄虚作假”。很显然，该件第八条是针对学生关切、教师评价及学术腐败而发，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如果将代人打卡行为等类似行为与公平诚信挂钩，既不合第八条的立法意旨，也不合情理。第八条前段，如“光明磊落，为人正直”，是赋予高校教师的义务，明显属于伦理范畴，其与劳动规章制度并无必然关联，除非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学校或者行业的规章制度，否则即使违背也并不能当然导致受到纪律处分。道理很简单，处分共产党员不能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又如，某教职员工兼职经商，“欺诈(非刑法意义上的诈骗)”顾客，可以说毫无诚信，但我们能否依据教育16号文件给予处分?显然不能。而且，《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不具有一个“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即“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对应后果”，稍有法律常识即知。（2）教育部同时下发《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简称“17号文件”，同理，“6617号文件”也不能作为处分的具体依据。“17号文件”第三条规定:“违反师德行为的，应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给予行政处分。”第十条规定：“民办高校的劳动人事管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二）《落实师德师风建设一票否决制工作方案》，也不能作为处理处分员工的依据。在起诉书中已经论及，不再赘述。假定《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职工违纪违规处理规定》是合法的，该件第十三条规定：教职工代人考勤或请人代为考勤的，给予通报批评。学校2018年2月26日发的《员工于册》第23页也有类似的规定:教职工代人考勤或请人代为考勤的，给予“通报批评。”两个文件规定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代人考勤应适用通报批评，而不是适用辞退处分。学校竟自食其言，对半年前制定的制度弃如敝履。怎能令人信服?依据劳动法理，假使学校的劳动规章制度合法有效，就构成劳动合同的内容，学校违反自己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也就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道理不言自明。三、学校对于原告的处分严重违反了程序正当原则。（一）学校在处分文件中表示，处分决定是“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的，对教职员工予以辞退处分，经学校行政的最高决策机构议定，以示庄重、合法，这是程序正义的要求。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没有看这方面的证据。（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在学校提供的证据中，我们也没看到相关材料，学校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通知的工会?不得而知。教育部“17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对师德失范行为的处理，应坚持公平公正、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适当、程序合法、于续完备。”程序上漏洞层出，支离缺漏。这样的处分，怎么能够保证公正性、合法性？四、代人打卡的行为虽不恰当，但给予其辞退的“极刑”，处分畸重，且悻与情理。理由如下：其一，熊继承是学校艺术设计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汤志成是该学院的学院秘书（正科级），熊是刘映端的顶头上司，汤是学院的三把手，他们以其领导身份提出要刘代为打卡，受吾国人情社会所浸染，要拒绝也并非易事。卢梭所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二，更需要指出的是，熊继承与汤志成请刘代为打卡，熊、汤其主观上并无旷工的恶意，客观上也无旷工的事实，他们实际上是因攻读博士不得以而为之，而且，这两人在学校的工作并未因此耽搁或者受到影响。其三，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知，在刘主动承认代人打卡考勤之事实后，学校将自己炮制的劳动规章制度抛在一边，对其处以极刑翻云覆雨，无诚信可言。而《处理规定》第八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违纪违规问题，可视情况从轻或者减轻处分(第3页)。所以，对刘的处理不但不能够加重而应该从轻。综合全部事实、证据材料，被告认为不难得出下述结论:（一）学校对刘的辞退处分没有任何制度依据，是错误的:（二）学校对刘的处分没有遵循程序公正的原则:（三）学校的打卡刷脸制度没有履行法定程序而不具备合法性。总之，学校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经济赔偿。经审理查明：被告刘映端于2004年6月进入原告涉外学院处工作，原告于2012年7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在职期间，历任原告处就业干事、辅导员、学生干事等职务。原告对被告2011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招生就业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2019年4月23日，原告以被告代他人打卡考勤严重违规违纪为由，解除了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于2019年4月25日办理离职及其他相关手续。被告此后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定原告支付赔偿金632717元。2019年8月2日，仲裁委做出裁决：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131859元。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形成本诉。被告亦起诉至本院，本院已经另案处理。另查明：被告于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确实存在代他人打卡之事实；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8790.6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予以认可、劳动仲裁裁决书及裁决书送达凭证、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证明书、关于对杨婷等人违纪处理的决定、教职工违纪违规处理规定、《员工手册》(2018年2月26日下发)、聘用合同书、建设银行及中信银行工资明细、谈话记录、情况说明、湘外经院党发（2019）19号文件，拟证明因刘映端代人打卡行为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湘外经院字(2019)9号文件、湘外经院人字(2018)6号，拟证明原告打卡考勤制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被告自入职原告处，双方自此成立劳动关系。被告作为劳动者应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也享有依法依规对员工进行管理之权利。原告以被告存在代他人打卡之事实而解除与被告之劳动关系，但依据原告所印发的《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职工违规违纪处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教职工代人考勤或请人代为考勤的，应给予通报批评之处分，而非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其解除与被告之劳动关系是依据《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落实师德师建设“一票否决制”工作方案》，该文件系原告中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委员会党委会发布给各党总支、直属支部之文件，文件内容也没有说明一票否决所指的具体内容，是否包含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且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该文件经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用以约束全部劳动者，故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解除与被告之劳动关系缺乏合法性，应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原告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参照其工作年限，计算为263718元（8790.6元/月×15个月×2）。因被告同样不服同一仲裁裁决起诉至本院，本院已在该案中判决原告承担上述支付义务，本案不再重复判决。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蜜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龙志宇书记员曾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