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清云，女，196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经常居住地：江西省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国，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中俊，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分宜县洞村乡红利煤矿，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洞村乡上吉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MA35GCGJ4F。执行事务合伙人：尧英孙。原审被告：尧英孙，男，汉族，1968年7月30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高，江西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章福贤，男，汉族，1958年4月27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上诉人吴清云因与被上诉人分宜县洞村乡红利煤矿（以下简称红利煤矿）、原审被告尧英孙、章福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清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国、黄中俊，被上诉人红利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尧英孙，原审被告尧英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高，原审被告章福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清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向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计2000万元，被上诉人尧英孙、章福贤在被上诉人红利煤矿不能归还的债务中按其投资比例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有两点，分别为：第一，关于章贵明在煤矿的身份；第二，关于上诉人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该两点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表现在：首先，关于章贵明在煤矿的身份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章贵明系红利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四点理由并不能证明章贵明系红利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且从一审判决来看，并未认定各合伙人投入红利煤矿的具体股金数额，一审法官又是如何得出“章贵明的股金明显超出尧英孙和章福贤很多”这一结论？此外，“尧英孙的行为受制于章贵明”，只能说明企业管理中“相互制约”的相关制度得到落实而已。退后一步说，即使章贵明系红利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与本案之间是否有借款事实、借款合意也没有关联性。其次，关于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一审判决已经查明，自2012年9月4日到2018年7月20日，章贵明频繁向红利煤矿打入款项，红利煤矿也向章贵明打款多笔。另章贵明领走煤矿收回的押金80万元。以上款项出入相抵后，煤矿实收章贵明51237355元（含购买红利煤矿100%股权及全部资产款2850万元，购买股权于8月29日付第一笔款）。对此，《现金盘点表》、《贵明转账数目表》及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或汇款凭证可以证实。此外，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股份会会议记录》可以证实，红利煤矿的实际入股金为3900万元，其余开支为借款，即12237355元为借款。一审判决对前述证据从五个方面分析认为其证明力均有问题，分别为：其一，章贵明系红利煤矿的大股东，在股东会议涉及煤矿与其本人之间交易等与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事务时本应进行回避。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该观点既无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常理。该次会议名称为股份会，主要是讨论和决定总股本金的会议。如此重大会议，涉及的是全部股东或投资人的重大利益，章贵明作为大股东，难道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没有吗？按照一审法官的理解，这种重大会议，涉及的是全部股东的重大利益，所有股东都要回避，那么股东会如何形成决议？可见，一审判决该观点可谓荒谬之极。其二，从会议记录文字表述看，关于股份有三种表述且有所差异，也没有形成明确的会议决议，没有以会议纪要或其他形式对外发布。上诉人认为，从会议记录文字表述可以看出，大家达成了股本金为3900万元的一致意见，超过部分为借款，且按月息三分计算。理由为：1.三次表述均涉及股本金为3900万元；2.会议中并无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且其后几年均未就股本金数额这一重大议题再次开会；3.被上诉人章福贤在庭前会议发表质证意见时明确承认股份会会议决议全体股东的股金确定为3900万元；4、被上诉人尧英孙一审时提交《股份会会议记录》的证明目的为红利煤矿不获利不支付利息，即超过3900元部分的开支为借款，但红利煤矿在未获利的情况下是不支付利息，可见，尧英孙亦承认该次股份会会议决议全体股东的股金确定为3900万元的事实。其三，股份会仅是煤矿内部的议决程序，是内部的沟通讨论，没有对外的效力。同时，一审判决认为，章贵明在汇入涉案款项前，没有区分是投资款还是借款。红利煤矿也没有向其发出借款要约，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也未出具借条。该会议内容还没有形成煤矿对外的意思表示，不能对外产生效力，不能据此产生借贷合意。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该观点错误，表现在：1.股份会确是煤矿内部的议决程序，没有对外的效力，但对各股东有约束力；2.该股份会既确定了股本金的数额，也确定了超过部分为借款且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对之前已超过3900万元部分的款项为借款进行了追认，对其后的款项为借款进行了确认；3.由于红利煤矿需要使用资金的连续性，双方通过现金盘点表（章福明陈述该现金盘点表一式四份，其和陈新基作为会计、出纳各持一份，尧英孙、章贵明各持一份）对借款数额进行确定更加方便；4.现金盘点表中的备注亦明确确定，红利煤矿借款数额且盖章确认，难道还不能证明煤矿对外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产生借款合意？其四，财务人员章福贤与上诉人有亲戚关系，其个人的证明力较弱，且《现金盘点表》、《贵明转账数目表》也不是完整的全部账本，不能单独据此确定煤矿与章贵明的最终往来数目以及资金的性质。上诉人认为，章福贤虽然与上诉人有亲戚关系，其本人也是本案的被上诉人（或被告），且一审法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章福贤在庭前会议上有虚假陈述，故认为其陈述的证明力较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部分《现金盘点表》上有尧英孙本人的签名。各时间段的《现金盘点表》之间具有连续性，尧英孙对全部《现金盘点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见，一审判决该认定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五，上诉人提交的尧英孙2013年12月2日领条，能够证明煤矿支付给尧英孙的借款利息，但原告却没有类似收取利息的领条，无法印证案涉款项是借款。上诉人认为，红利煤矿的前期投入用于煤矿的建设及扩大规模上，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红利煤矿需要关停并转，煤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煤矿的正常运转，都需要章贵明陆续提供借款，暂时无法向章贵明支付利息。考虑到煤矿的实际情况，当煤矿有部分资金时，先行归还章贵明的借款，以免增加红利煤矿的利息负担。可见，一审判决以章贵明暂时没有收取红利煤矿的利息认定案涉款项不是借款于法无据，亦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还以章贵明与尧英孙之间存在1.1亿元未经结算、性质不明的资金交织关系为由，认定案涉款项12237355元无法确定资金性质，存在属于或部分属于投资款的较大可能性。上诉人认为，现金属于种类物，不是特定物。既然一审判决已认定煤矿实收章贵明51237355元，又将该1.1亿元牵涉在一起，明显属于思维混乱。如果尧英孙认为章贵明应从该1.1亿元支付其分红，完全可以另行起诉，以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上诉人认为，《股份会会议记录》可以证明，股东之间已就股金为3900万元达成一致意见，且超过部分的开支为借款，并按月息三分计算。如果一审判决认为该股份会会议未形成决议，完全可以红利煤矿登记的投资款为1000万元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管如何，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归还借款本息2000万元的诉讼请求都应该得到支持。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吴清云对上诉请求作出如下变更：1.撤销对尧英孙、章福贤的上诉，其地位按一审被告列明，仅保留对红利煤矿的上诉。2.将要求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归还借款本息总计2000万元变更为要求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归还借款本金12237355元。3.放弃对尧英孙、章福贤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4.对事实和理由部分的第二自然段，关于章贵明在煤矿的身份问题，变更为“章贵明基于其最大的投资份额，而成为红利煤矿的实际控制人”，认定章贵明的实际控制人身份。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口头答辩称：红利煤矿5000多万全部是投资款，尧英孙从2011年7月20日分两次打了1.1亿元打给章贵明，新能源公司从11年到12年打了1.4亿在章贵明账上，新能源公司到现在还欠我们1000万，因为章贵明突然死亡，也没有交代。尧英孙投资了200万，也是由贵州打给章贵明的。煤矿被封，什么都做不了，所有的钱都是总公司打过来的，不是章贵明的钱。尧英孙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属于认定事实正确。一、尧英孙与章贵明先在贵州合伙开煤矿，将贵州煤矿卖了以后，又在分宜合伙开煤矿。尧英孙将出售贵州煤矿所得的利润款1.1亿元转账到章贵明账上，该款项是利润款。一个月后章贵明再将该利润款转账到分宜煤矿（包括转到肖目生和章福贤）就成了上诉人所说的借款，不仅有违常理，与事实不符，而且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有关仅凭转账凭证认定借款的规定不符。二、章贵明转账给红利煤矿的全部金额是5123万元，所以《现金盘点表》把这5123万元全当成是章贵明的借款，那就等于章贵明在红利煤矿没有一分钱投资，这与章贵明是红利煤矿的实际控制人相矛盾。同时上诉人的一审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也自我否定了《现金盘点表》中这5123万元作为借款的事实。开始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是把章贵明向红利煤矿的全部转账金额5123万元，也就是《现金盘点表》中确定的数额5123万元作为借款金额的，后来上诉人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主张借款金额为1223万元。变更诉讼请求的理由是认为：5123万元中的3900万元不是借款，是股金。以上事实说明：上诉人自我否定了《现金盘点表》中所谓的5123万元作为借款的事实，也就否定了《现金盘点表》作为本案的证明效力，同时也说明，《现金盘点表》作为红利煤矿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只能是财务专用凭证，因该凭证与其他会计凭证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作为他用，更不能作为借款凭证。三、本案股份会议内容不一致，并且最后没有作出决议。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股份会没有最终形成决议是属于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认为红利煤矿总股金为3900万元，这不符合事实。首先这3900万元就是章贵明转账的，那章贵明开具的尧英孙股金200万元，章福贤股金80万元怎样解释？还有其他合伙人的股金又怎样解释。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没有对股份会第二条进行解释。第二条意思是：各合伙人股份，按各合伙人实际投资计算股金，但最终在获利后确定股份。被上诉人认为，按照该条理解章贵明实际投资5123万元，其股金就是5123万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有关“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的规定，本案股份会上章贵明有发言，华卫有发言，但尧英孙没有发言，章福贤也没有发言，还有其他合伙人没有发言，所以最终就各合伙人的股份没有形成决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因此，上诉人认定1223万元为借款，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章福贤口头答辩称：当时红利煤矿确定股份是3900万，当时股东会说后面如果钱不够就按三分的利息，后面有谁进来只有章贵明知道，我们不清楚。开会我都在场，也有会计作的记录，超支的部分属于借款。我借了5万，尧英孙借了10万，按三分的利息进来。吴清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1.判令红利煤矿向吴清云归还借款本息计2000万元，尧英孙、章福贤在红利煤矿不能归还的债务中按其投资比例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由尧英孙、章福贤、红利煤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2011年6月11日，章贵明、曾利华（乙方）与毕节鲁黔煤业有限公司（甲方）、贵州龙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鲁黔煤业有限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包括全部有形、无形资产及开采、经营权。转让价1.3亿元。2011年12月29日章贵明代表毕节鲁黔煤业有限公司与贵州兴伟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煤矿转让合同》，将毕节鲁黔煤业有限公司整体转让给贵州兴伟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总价款282800000元。2012年4月25日尧英孙代表毕节鲁黔煤业有限公司与贵州兴伟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原合同约定的转让总价款从28280万元降为27080万元。协议书约定贵州兴伟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应将鲁黔煤矿的银行并购贷款汇入尧英孙账户。2．2012年7月20日、7月26日，尧英孙分别将5000万元、6000万元共计1.1亿元汇入章贵明账户。3．2012年8月29日，章贵明与肖目生、阳某某签订《煤矿股权、资产转让协议书》，章贵明以2850万元价格向肖目生、阳某某购买分宜县洞村乡红利煤矿100%股权及全部资产。2012年8月29日章贵明向肖目生付款200万元，2012年9月1日付款5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2012年9月17日付款450万元，2013年3月27日付款200万元。4．吴清云提交的《合伙协议书》显示：2013年3月18日尧英孙与章福贤（系章贵明连襟）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投资合伙企业红利煤矿，尧英孙出资800万元，章福贤出资200万元。红利煤矿《营业执照》显示该煤矿为普通合伙企业，成立日期为2003年1月21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尧英孙。尧英孙实际出资200万元，章福贤实际出资80万元。5.自2012年9月4日至2018年7月20日章贵明频繁向红利煤矿打入款项，红利煤矿也向章贵明打款多笔。另章贵明领走煤矿收回的风险押金80万元（日期不明）。以上款项出入冲抵后，煤矿实收章贵明5123.7355万元（含购买红利煤矿100%股权及全部资产款2850万元）。6.红利煤矿于2013年12月2日向尧英孙支付借款利息15000元，尧英孙出具了领条。领条载明事由为：借款30万元50天利息。7.2015年3月11日章贵明主持召开红利煤矿股份会，其中关于股份内容出现三次表述，一是：①按3900万元，其余按3%月息计算。在获利后付息。②股份按实际投资计算，在获利后再确定股份。二是：章总结论：股份按3900万元确定为股金，其余开支所有借款按月息3%计算，计算付息在企业获利后支付。三是华局发言：关于目前股份怎么确定，本人意见是股金按3900万元，其余借款按月息3%计算，在企业获利后支付。8.2018年9月4日章贵明去世。吴清云系章贵明妻子，二人生育儿子两人章波、章涛。章波、章涛自愿放弃对章贵明的遗产继承权。吴清云陈述章贵明父母已去世多年。尧英孙、章福贤、红利煤矿均对吴清云的上述主张无异议。9.2019年3月11日，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将红利煤矿煤炭指标款80万元汇至尧英孙账户。该款汇出前，应新余市安监局要求，尧英孙筹资约46.7万元为红利煤矿向有关部门交税。一审法院认为，吴清云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虽经该院反复释明，吴清云仍然坚持要按该案由起诉，因此，该案应围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民间借贷属于借款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将货币移转另一方，另一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将同等数量的货币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协议。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应当对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案已查明的案情，该案应着重明确是否发生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借贷的数额能否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吴清云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关于章贵明在煤矿的身份。该案中，尧英孙虽被登记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但尧英孙主张章贵明系红利煤矿实际控制人。吴清云虽不承认章贵明系实际控制人但认可系煤矿的大股东。该院认为，从该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的情况看，应认定章贵明系红利煤矿实际控制人。理由：其一，红利煤矿100%股权及全部资产系2012年8月29日章贵明与肖目生、阳某某签订《煤矿股权、资产转让协议书》以2850万元购买的；其二，章贵明的股金明显超出尧英孙和章福贤很多，且本案当事人均认可各股东的股款收据都是章贵明开出；其三，章贵明在煤矿领取了工资；其四，在股份会会议记录中，不是执行事务合伙人尧英孙主持会议，而是章贵明以“章总”身份主持会议并做结论。章福贤在发表质证意见时也称对涉尧英孙的开支曾经开过一次会，开会前的开支不需要章贵明签字，开会后就需要章贵明签字。说明尧英孙的行为受制于章贵明。第二，关于吴清云证据的证明力。吴清云主张案涉资金性质为民间借贷的核心证据为股份会会议记录和《现金盘点表》《贵明转账数目表》，但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均有问题。其一，章贵明系煤矿的大股东，在股东会议决涉及煤矿与其本人之间交易等与自身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事务时本应进行回避。然而在确定章贵明汇入煤矿资金性质的股份会上，章贵明不仅没有回避，还以“章总”身份主持会议并做结论。这一结论对煤矿而言存在效力上的瑕疵。其二，从会议记录的文字表述看，关于股份有三种表述且有所差异，各参会人员没有全部发言，缺少投票表决环节，也没有形成明确的会议决议，没有以会议纪要或其他形式对外发布；其三，股份会仅是煤矿内部的议决程序，是内部的沟通讨论，没有对外的效力。其议决事项涉及与煤矿外部人员交易时需要以煤矿名义与对方签订协议才能将会议决议上升并外化为煤矿的意志，也才能对外产生效力。章贵明虽然是股东，但在章贵明与煤矿借款关系上，章贵明属于煤矿相对方。章贵明在汇入涉案款项前，没有区分是投资款还是借款。煤矿也没有向其发出借款要约。涉案股份会召开后，红利煤矿仍然没有与章贵明签订借款协议，也未出具借条。该会议内容还没有成为煤矿对外的意思表示，不能对外产生效力，不能据此认定产生借贷合意。其四，财务人员章福贤与吴清云有亲戚关系，其个人的陈述证明力较弱。《现金盘点表》《贵明转账数目表》也不是完整的全部账本，尧英孙主张吴清云这些证据系从财务会计单据中抽取的部分财务会计凭证，与煤矿的其他财务会计凭证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不能断章取义。因此这些凭证应放在全部账目中通盘考量，不能单独据此确定煤矿与章贵明的最终往来数目以及资金的性质。其五，吴清云提交的尧英孙2013年12月2日领条，能够证明煤矿支付给尧英孙借款的利息，说明煤矿对确属借款的会支付利息。如果章贵明的涉案款项属于借款，也应收取了煤矿的利息，但吴清云却没有出具类似领取利息的领条，无法印证涉案款项是借贷。该案中吴清云自己也说不清楚章贵明的具体投资额，章贵明与尧英孙又存在1.1亿元未经结算、性质不明的资金交织关系，故吴清云诉请的涉案款项12237355元依据目前证据无法确定资金性质，存在属于或部分属于投资款的较大可能性。鉴于章贵明已经去世，且当事人陈述红利煤矿已关停并转，吴清云若坚持对涉案款项主张权利，则应先对煤矿做全面的清算，在清算中确定资金性质和数额，再依据确定的资金性质主张相应的权利。综上，该案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吴清云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清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46800元由吴清云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吴清云、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及原审被告章福贤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被告尧英孙当庭提交2015年9月18日红利煤矿出具给其的《借条》一份，证明：红利煤矿对外借钱都要出具借据。上诉人吴清云质证意见：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新证据，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不能代表红利煤矿借款都会对外出具借据。原审被告章福贤质证意见，对借条没有异议，借条是我写的，红利煤矿的公章也是我盖的，该笔借款也已经做账。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借条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吴清云认为判决书第九页第五点，遗漏了“其中包含了尧英孙的200万和章福贤的80万”的内容，对其他认定的内容无异议。被上诉人红利公司、原审被告尧英孙、章福贤均无异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且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2012年9月1日，章贵明向尧英孙开具200万元的收据一张（收据号码：0523062），收款事由注明“分宜县红利煤矿入股金”。同日，章贵明作为收款人向章福贤开具80万元的收据一张（收据号码：0523063），收款事由注明“分宜县红利煤矿入股金”。2015年3月11日章贵明主持召开红利煤矿股份会，会议参加人员除章贵明、尧英孙、章福贤外，还有华卫、陈新基、廖金河。本院认为，上诉人吴清云以其丈夫章贵明生前与被上诉人红利煤矿存在借贷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红利煤矿出纳现金盘点表及会议记录，主张章贵明投入红利煤矿的款项51237355元扣除股东会议确认的3900万元股金后，剩余的款项为借款，应由红利煤矿偿还。红利煤矿及尧英孙则认为章贵明转账的款项是尧英孙转账汇入章贵明1.1亿元利润中的款项，存在合伙人之间利润分配的问题，本案并不是借贷关系，是合伙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章贵明系红利煤矿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章贵明、尧英孙及章福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共同经营红利煤矿，红利煤矿除章贵明、尧英孙、章福贤外，还有其他股东。本案关键在于章贵明与红利煤矿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意，这是认定借款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上诉人吴清云应对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吴清云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出纳现金盘点表、《贵明转账数目表》可以证明章贵明向红利煤矿转账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系章贵明向红利煤矿的投资款还是借款，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吴清云提交的2015年3月11日章贵明主持召开的股份会议记录并没有形成会议结论，记录中记载部分股东的意见是“按3900万元确定为股金，其余开支所有借款按月息3%计算，计算付息在企业获利后支付；股份按实际投资计算，在获利后再确定股份”，该意见中对3900万元的股份份额具体由哪些股东的投入组成未予明确，对于借款主体、出借主体、借款数额、借款期限等应属证明借款关系的主要内容均未予明确，不能证明红利煤矿达成与章贵明借款的合意。在各股东合伙经营红利煤矿的总投资额不明，各股东的实际投资额及合伙份额不明的情况下，难以判定股东会议中关于“其余开支所有借款”系吴清云所主张12237355元。章贵明作为红利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其应掌握红利煤矿的财务资料及股东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但上诉人没有提交红利煤矿完整的账册资料及股东会议记录证明款项的性质及资金往来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吴清云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以章贵明的具体投资额不清楚，章贵明与尧英孙又存在1.1亿元未经结算、性质不明的资金交织关系，涉案款项12237355元无法确定资金性质，应在确定资金性质和数额的情况下再主张权利为由，驳回吴清云的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吴清云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吴清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颖审判员  周辉审判员  王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石前进书记员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