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苇子沟。法定代表人：王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龙，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良，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波，女，197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村，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珺，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3民初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物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事实和理由：1.2016年11月，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江新宇合伙承包案外人姚家勇场地设备做海带菜生意，被上诉人将海带菜交由其合伙人江新宇出售，但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系诉讼主体错误，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3.本院（2018)辽02民终587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法院原一审判决一个重要理由是该一审判决缺乏“作为买卖合同的要素的价格因素”，本次审理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同成立的新证据的情况下，继续认定合同成立。4.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不认识江新宇，但证据显示其不但认识，而且是合伙做买卖的关系。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且颠倒事实，将其自己与合伙人的买卖歪曲为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且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5.本院（2018)辽02民终587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一审判决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应当将案外人吴学井列为第三人，但本次审理依然没有将吴学井列为第三人，程序错误。6.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调取了被上诉人在相关公安机构的报案材料和江新宇及其他人员的证词，足以认定是被上诉人与江新宇合伙做买卖，但仍然错误认定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而做出错误判决。王波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1.上诉人加工厂厂长江新宇代表上诉人在销售清单上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且清单中对货物品种、数量、重量、价格、运送时间和运送车辆、车牌号都做详细记载。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庆、保管员曹婧等人均可证明上诉人收到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的海带，不仅进行入库登记，而且加工后销售给其他客户时，也作了出库登记，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货物数量及价款应以清单记录为准。2.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系被上诉人和江新宇合伙做生意导致诉讼主体有误的问题，被上诉人一审时已经提交中山区法院和本院另案生效判决书，可以证实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而最终履行的并被两级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的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姚家勇于2016年3月7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所以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海带加工点是与江新宇合伙经营事实。3.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发回重审裁定中要求查明的海带价格问题，一审判决作了详细阐述、补充说明，关于价格上诉人保管员曹婧笔录可以证实，海带运至上诉人处，由其进行入库登记，对外销售时又对出库情况做了登记，并且将江新宇移交的过磅票及出库登记情况交给了会计。而且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庆在笔录中也认可案涉海带入库及出库销售的事实，在此过程中上诉人没有人对海带数量及价格提出异议。所以应该以被上诉人提交的销售清单记录为准。关于案涉海带是否存在价格虚高，损害上诉人利益问题，从两张销售清单来看，货物总重量为157.38吨，总价款为632,423元，平均单价为4,018元/吨。从上诉人加工厂厂长江新宇提供给公安机关销售记帐单来看，截至当时上诉人对外销售海带共计59.05吨，金额为398,068元，平均单价为6,741元，这个价格比从被上诉人处购进的成本价每吨多出2,723元，即使上诉人扣掉加工成本，也获取了销售利益，所以上诉人理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关于上诉人提到的追加案外人吴学井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花费大量时间联系吴学井，但都没有联系上。吴学井是上诉人客户，上诉人在第一次一审庭审时，也拿出由吴学井签字的书面证言，虽然被上诉人对该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可以说明上诉人是有能力有条件联系上吴学井的，因为其没有提供第三人的相关信息，所以该责任应由其承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吴学井不是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不能因其不能到庭就让本案久拖不决，从本案第一次一审庭审至今，代理人明确讲到如果上诉人能够确认吴学井付给被上诉人的20万元是代上诉人支付案涉货款，则被上诉人是同意从起诉总金额中减掉20万元。但是，因为上诉人一直在否认双方买卖关系，所以这个情况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在上诉人不予确认情况下，为了防止吴学井向被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所以被上诉人只能坚持原诉讼请求。王波起诉请求：判令物华公司立即向王波支付货款632,42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1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承担王波因本案所支出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波分别于2016年11月2日和2016年11月3日将水发点干丝料、水发点干大头等货物运入物华公司处，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江新宇在两张销售清单中的收货人处签名，并在2016年11月3日的清单上书写“代物华收半成品菜和毛料，价格与代收者无关……”。2016年11月2日销售清单的内容为：由黄泥川(王波，身份证号：2102111973********)处运入物华公司货物的名称、重量、价格及运送车辆。车牌号为57221的车辆运送了三车货物，磅票号分别为：6955、3822、3823，毛重分别为：30.9吨、27.08吨、29.9吨，皮重分别为：12.54吨、12.54吨、12.58吨，净重分别为18.36吨、14.54吨、17.32吨，其中：1.0水发点大板料14.39吨，单价为2,100元/吨，金额为30,219元；1.0水发点小头为6.73吨，单价为2,600元，金额为17,498元；1.0水发点茶色丝料及尾料为8.45吨，单价为1,000元/吨，金额为8,450元；2.0水发点干丝料为17.32吨，单价为4,400元/吨，金额为76,208元。以上货物金额合计132,375元。2016年11月3日销售清单的内容为：由黄泥川(王波，身份证号：2102111973********)处运入物华公司货物的名称、重量、价格及运送车辆。车牌号为57221的车辆运送了两车货物，磅票号分别为：3828、3838，毛重分别为：34.58吨、35.3吨，皮重均为：12.58吨，净重分别为22吨、22.72吨；车牌号为46031的车辆运送了三车货物，磅票号分别为：3834、3845、3848，毛重分别为：34.34吨、34.82吨、22.8吨，皮重均为：9.84吨，净重分别为：24.5吨、24.98吨、12.96吨。以上五车货物中，2.0水发点干丝料为71.48吨，单价为4,400元/吨，金额为314,512元；2.0水发点干大头为35.68吨，单价为5,200元/吨，金额为185,536元，合计金额为50,048元。上述两张销售清单的货物总重量合计157.38吨(11月3日的销售清单中记述“原料总重量154.05吨”)，货物总价款为632,423元。2017年6月，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龙王塘派出所对王波、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江新宇及物华公司保管员曹婧分别作出调查笔录。江新宇在笔录中陈述其在2016年11月曾安排货车从王波处拉海带(此后均表述为“黄泥川海带”)运入物华公司处，由保管员曹婧进行登记，并将闫海鹏提供的该批海带的过磅票交由曹婧，后该批黄泥川海带经加工部分销售至其他客户。同时，江新宇提供记账单一份，记录其在物华公司处担任加工厂厂长期间黄泥川海带分别于2016年12月1日、12月5日、2月9日、12月14日、12月23日、12月25日及201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0日、2月8日销售至张迪明、吴学井等客户处，销售货物吨数合计59.05吨，金额为398,068元。曹婧在笔录中陈述黄泥川海带出库时其对出库情况进行了登记，其将江新宇移交的过磅票及上述出库登记情况交给了会计。王庆在笔录中陈述其于2017年3月知道黄泥川海带进库及出库销售的事，但对入库、出库的时间和货物品质、数量、质量等皆不清楚，并确认江新宇在2017年2月前系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江新宇在两张销售清单中的收货人处签名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物华公司辩称江新宇对销售清单的确认系其个人行为，与物华公司无关，但是物华公司没有提出相关证据，而且根据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认定江新宇系物华公司的加工厂厂长，其在任职期间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合同虽没有盖物华公司印章，但销售清单上书写“代物华收半成品菜和毛料，价格与代收者无关”。另根据江新宇在笔录中陈述其在2016年11月曾安排货车从王波处拉海带(此后均表述为“黄泥川海带”)运入物华公司处，由保管员曹婧进行登记，后该批黄泥川海带经加工部分销售至其他客户。案涉货物已经按照销售清单的内容交由物华公司，并由物华公司进行处分收益。故，即使江新宇未获得公司授权，相对人亦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合法有效。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物华公司应该对江新宇履行职务行为签订的销售清单承担民事责任。关于王波、物华公司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的法律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故，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的，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波依据销售清单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该清单中列明运送货物的品种、数量、重量、价格及运送时间和运送车辆车牌号，并经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江新宇签字确认，且王波将黄泥川海带运至物华公司处，由物华公司仓库保管员曹婧登记入库。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王波、物华公司买卖关系成立。王波、物华公司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现王波按约定给付物华公司货物，物华公司收货后应及时给付货款。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销售清单中确认王波于2016年11月2日、3日送至物华公司处的黄泥川海带总价款为632,423元，故对王波要求物华公司给付货款632,423元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物华公司主张王波与江新宇、闫海鹏恶意串通合同无效，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王波亦对此不予认可，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案外人吴学井向王波汇款200,000元款项一节，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王波收到案外人吴学井汇款200,000元，经查，王波、物华公司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吴学井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吴学井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且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外人吴学井与王波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物华公司以此主张其与王波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物华公司给付王波货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王波主张物华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王波利息，此计算标准合理。王波、物华公司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但应当给予物华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故物华公司应以632,423元货款为基数自2017年9月11日王波起诉之日起开始支付较为适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波货款632,423元及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自2017年9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王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24元，由王波负担100元，由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124元(此款王波已预交，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二审中，案外人吴学井到庭证实：上诉人物华公司提交的《对账情况说明》系其本人所签，其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上诉人王波汇款20万元系因江新宇称工厂年底发不出工资向吴学井借款20万元，并谎称王波系物华公司的会计。其后，江新宇向其出具了20万元借条，江新宇已给付49,000元现金，另从江新宇处拉走10万元货物，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给付25,000元，尚欠26,000元未结清。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其一，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给付义务；其二，能否依据清单的记载确定货物的重量与价格；其三，总款项中是否应扣除案外人吴学井向王波的汇款20万元。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案涉两张清单均载明“由黄泥川(王波，身份证号：2102111973********)处运入物华公司的原料重量及价格”，该清单由时任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江新宇签字确认，江新宇在清单上同时注明“代物华收半成品菜和毛料”。结合物华公司保管员曹婧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江新宇在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告诉我说这批货是黄泥川的海带，我就给客户开个出入票，并且在电脑上登记，也标注是黄泥川的海带发的货”、“再就是2016年年底或者2017年年初的时候，江新宇给过我一些过磅单，说是黄泥川海带过磅时的票，当时也没跟我说谁过的磅，后来我把这些过磅票也给会计了，包括黄泥川海带出库的登记也给会计了”，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我认为这件事是闫海鹏当时想让王波挣点钱，就利用职务上的优势压制江新宇，把这批货送到物华，在物华进行存储、加工、包装、销售”，及物华公司时任加工厂长江新宇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我就在旅顺市场找了两台货车过去拉货……货拉到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安排保管员曹婧和车间主任张丽收货，保管员曹婧负责记账，包括吨位数、盒子、袋子数，车间主任负责点数和往冷库里送”、“他这批货加工好的，我负责安排销售，销售了四、五个客户，每次销售由保管员开票发货，回款资金打到公司的会计周浩那”。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清单所载货物已运入物华公司，物华公司持有该批货物过磅单的原件，该批货物经物华公司加工后以物华公司名义对外销售，物华公司持有加工后货物的出库登记。物华公司即已从王波处收到清单所载货物并进行处分收益，就应向王波承担支付相应对价的给付义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清单中列明运送货物的品种、重量、单价、车牌号、磅单号等信息，并经物华公司加工厂厂长江新宇签字确认，尽管江新宇在其中2016年11月3日的清单上书写“代物华收半成品菜和毛料，价格与代收者无关”，但因案涉货物已运入物华公司，并从曹婧的笔录看，物华公司持有过磅单的原件，故若物华公司否认清单记载货物的重量及价格，应对此提出反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上诉人未对此提出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清单记载确定货物重量与价格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二审中，案外人吴学井到庭陈述其向被上诉人王波汇款的因由，结合物华公司时任加工厂厂长江新宇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阎海鹏找我，说是他老婆着急用钱，叫我把那批货的客户的货款直接打到他老婆的账户上，我就找了吴学井，电话里跟吴学井讲：你把黄泥川那批货的货款打到王波的账户上，吴学井拿的那批货货款是二十万，就把这二十万打到王波的账户上了，其他客户给的钱都打在公司会计账户上了，都由会计收钱，会计和保管那也都有标明，黄泥川货卖给谁了，货款多少”，由此可见，该20万元的汇款与案涉纠纷有关，被上诉人王波亦称其与案外人吴学井之间并无经济往来，故总款项中应扣除案外人吴学井向王波的汇款20万元，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处理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3民初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3民初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波货款432,423元及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日止);三、驳回王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224元（王波已预交），由王波负担2,438元，由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4元（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王波负担2,438元，由大连物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7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川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林荣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