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7280号 原告：徐小建，男，196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胡茶花，女，1964年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徐天飞，男，198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李雅琴，女，198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徐某，男，201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徐天飞（系徐某父亲），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李雅琴（系徐某母亲），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湾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7002515374G，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新宏路38号。 负责人：叶小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关华，男，系城市管理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徐某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湾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湾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小建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被告新湾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本案曾委托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新湾街道办事处在履行《萧山区新湾街道城市综合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过程中为五原告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多层50平方米或小高层70平方米；2.本案诉讼费由新湾街道办事处承担。事实和理由：五原告系同一户内家庭成员，徐小建与胡茶花系夫妻关系，徐天飞系徐小建与胡茶花的儿子。徐天飞与李雅琴于2011年12月2日登记结婚。2013年7月4日，徐小建与新湾街道办事处签订《萧山区新湾街道城市综合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取得，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徐小建户安置人口为4人（即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安置面积为多层250平方米，并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可按照规定计算人口。徐某系徐天飞与李雅琴的儿子，出生于2016年1月12日，系独生子女。2017年3月正式安置时，徐小建户内人员共5人，徐某作为协议签订后因出生出现的新增人口，获得了一个安置人口份额。因徐某系独生子女，依法应当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多层50平方米或小高层70平方米，但新湾街道办事处仅安置徐小建户多层安置面积250平方米（具体安置房坐落情况与新湾街道办事处在答辩状中所述的一致），五原告曾多次前往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村（以下简称“××村”）村民委员会、新湾街道办事处、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等处要求增加安置人口和面积，且提交过书面申请报告，但前述单位均不肯接收申请报告，新湾街道办事处亦拒绝为徐小建户增加安置人口和面积。五原告认为，首先，五原告要求新湾街道办事处为徐小建户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其一，根据《安置协议》第七条第1款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徐某系协议签订之后、安置之前出生的人口。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杭州市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一）已婚尚未有子女的；（二）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以下简称“《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夫妻双方均为初次生育，2016年1月1日以后生育家庭第一个子女，安置时按实际人口计算，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可再生育一孩而尚未出生的，经农户申请，镇街审核同意，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虽然在2017年3月徐小建户进行安置分房时，前述《安置意见》尚未颁布施行，但根据前述《杭州市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新湾街道办事处也应当给予徐小建户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待遇。虽然徐小建户内家庭成员徐天飞、李雅琴在徐某出生之后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系因为国家取消了或者说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开放了二胎政策，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所致。事实上，徐某确系独生子女，理应获得相应安置待遇，新湾街道办事处不应死板地以是否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作为判断被拆迁人户内独生子女是否应当享有相应安置待遇的依据。且《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也不是在独生子女出生时就领取，而系待该独生子女成长到一定年龄，可以独立拍摄照片，再行办理。前述《安置意见》并未否定独生子女可享受二个安置人口待遇这一指导思想。在案涉新湾街道城市综合体拆迁项目安置过渡期间或者说新湾街道办事处发布安置公告之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尚未出台《安置意见》。在该政策空档期，应当继续沿用旧的独生子女安置政策。但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之后，国家不予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当事人的权利造成必要的减损。若国家不出台二胎政策，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原本可以正常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那么徐小建户按照萧山区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进行安置是没有问题的，即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现国家出台二胎政策，不再颁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理应进行相应调整。即使目前《杭州市征收补偿条例》尚未修改，也不应随意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其二，案涉《安置协议》虽然明确载明了补偿和奖励金额、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但是其中关于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约定均系依据相关安置政策及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虽然徐小建与新湾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该协议，但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户内独生子女可增加的安置人口份额的相关权利。政府应当保持独生子女照顾安置政策的一致性及连贯性。其次，关于五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请是否存在事实上履行不能的问题。在拆迁过程中，新湾街道办事处作为拆迁人，对于被拆迁人可能出现新增人口的情况应当有所预见。若在《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因为拆迁人自身原因，无法为被拆迁人分配安置房，反过来倒逼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化安置方式，显然不符合公平对等原则。拆迁人将被拆迁人的房屋拆除，理应准备充足的安置房源供被拆迁人选择，且实物安置系大多数被拆迁人选择的安置方式。在签订《安置协议》的过程中，新湾街道办事处应当已经意识到未来可能出现出生、婚嫁等人口变动情况，且准备有充足的房源。更何况安置房的建设系由新湾街道办事处操控，相应房源亦由其调配。即便在第一批安置过程中缺少房源，在日后的安置过程中也可以进行调配。故本案中不存在新湾街道办事处履行不能的客观情况，问题只在于其是否愿意在整个辖区的安置房源中加以调配。关于新湾街道办事处提出的在目前××小区缺乏50平方米户型多层安置房房源的情况下，可以100平方米户型多层安置房置换徐小建户已分配的5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的替代安置方案，五原告考虑到自身实际情况，不接受该替代方案，但愿意等待二期安置房建成后再予分配。综上所述，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合法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五原告的诉讼请求。 新湾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关于本案的事实情况。徐小建户系新湾街道××村村民。2013年7月4日，新湾街道办事处与徐小建户签订了案涉《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拆除乙方房屋345.98平方米，附房312.51平方米；给予补偿和奖励款总计人民币1286633.9元；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前述安置人口为户主徐小建、配偶胡茶花、儿子徐天飞和儿媳李雅琴。2017年3月3日，××多层安置小区住宅（××）安置户名单经公示，徐小建户公示人口为5人，分别为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徐某。其中，徐某系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之后因出生出现的新增人口，获得了一个安置人口份额。其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徐小建户不具有增加安置人口及相应安置面积的情形。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而安置人口为4人，说明在该安置面积中已经预留了一个安置人口份额，其政策依据是《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六条“人口与面积核定”第（二）款关于“已婚夫妇未生育子女的家庭增加一人计算”的规定。协议签订后、安置过程中，徐某出生，徐小建户实际安置了250平方米。也就是说，新湾街道办事处已履行了协议项下全部安置面积。根据《安置协议》第七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因素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需经过两次公示，最终由区城乡一体办审核为准。”故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以及协议签订后新增的安置面积，即徐小建户最终的安置面积均须经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乡一体办”）审核公示。本案中，徐小建户针对徐某作为独生子女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及相应安置面积这一事项，并未向新湾街道办事处提出过申请并提交城乡一体办审核。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依据的安置政策为《实施意见》，无论是《实施意见》还是《杭州市征收补偿条例》均规定被补偿人家庭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才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徐小建户所在拆迁区块安置时间为2017年3月，当时进行公示时，新湾街道办事处认为徐小建户不符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规定。目前，经公示的5个安置人口已于2017年3月全部一次性安置完毕，故新湾街道办事处认为不应再援引安置完毕后出台的安置政策，去改变此前已经安置结束的被拆迁人的安置分房方案。再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协议签订后，新湾街道办事处已将约定的补偿款支付给徐小建户。2017年3月24日，徐小建户已进行公证抽房，获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以下简称“××”）×幢×室户型为50平方米的安置房、×幢×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幢×室户型为12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合计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最后，徐小建户所在拆迁区块已经全部安置分房完毕，目前××小区无多层50平方米或高层70平方米户型的房源，只有其他拆迁区块的相应安置小区仍存在高层70平方米户型的房源，但实际安置过程中，安置小区与拆迁区块系相匹配的，不进行跨区域安置。目前××小区仍有100平方米户型的多层安置房房源，因徐小建户已分配的安置房中有一套50平方米户型的多层安置房，若法院判决支持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新湾街道办事处同意以100平方米户型的多层安置房与五原告进行置换。若五原告不同意该替代安置方案，只能等待新的安置房建成。但按照现有进度，新的安置房最快也要四年以后才能建成（目前规划建造两个安置小区，一个已在进行土地报批，但是安置房源可能亦不充足，另一个尚在规划中，将来钱塘新区成立后是否会对原有区块规划产生影响无法确定），且因政策原因，新湾街道办事处将不再建造50平方米户型的多层安置房。若五原告选择等待新房源，等待安置期间不能享受新湾街道×村与×村被拆迁人享有的期房租金补贴待遇（×村与×村于2014年拆迁，因安置过程中安置房源不足，故针对该两个村的被拆迁人，在确定安置对象人口面积及过渡费“双截止”的前提下，给予被拆迁人每年18000元的期房租金补贴，但该待遇仅针对该两个村的被拆迁人），也不再发放过渡费。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徐小建户所在拆迁区块的安置分房业已结束，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五原告系同一户内家庭成员。其中，户主徐小建与胡茶花系夫妻关系，徐天飞系徐小建与胡茶花的儿子；李雅琴与徐天飞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2月2日登记结婚，并于2016年1月12日生育儿子徐某。2013年7月4日，新湾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徐小建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区政府拆迁安置政策和新湾街道城市综合体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双方就徐小建户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事宜协商一致，签订该协议，并对拆迁内容、拆迁补偿及奖励、付款方式、腾房要求、过渡方式、安置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徐小建户确定的安置人口为4人（即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均为农业人口；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即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及徐天飞、李雅琴因已婚未育可增加的一个虚拟人口合计5个安置人口，每人安置面积为50平方米）；安置房屋为多层，安置均价每平方米870元（按楼层上下浮动），成本价以相关单位核定为准；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在过渡期间内遇区政府出台新的安置政策，按新政策执行，拆迁补偿政策一律不变；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因素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需经过两次公示，最终由城乡一体办审核为准，若公示中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应按规定进行纠正。徐小建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徐小建户依约腾房。2017年3月3日，新湾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发布《××多层安置小区住宅（××）安置户名单公示》，载明徐小建户安置人口为5人（户主徐小建、妻子胡茶花、儿子徐天飞、儿媳李雅琴、孙子徐某），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因徐小建户在协议签订之后、安置期间出现了徐某这一新增人口，故该户实际安置人口为5人（前述虚拟人口因徐某出生转化为实有人口）。新湾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3月24日为徐小建户分配了位于××小区×幢×室户型为50平方米的多层安置房、×幢×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多层安置房及×幢×室户型为120平方米的多层安置房各一套及编号为×号的地下车位一个，但拒绝为徐小建户增加徐某作为独生子女可按规定计算的虚拟人口一人。2017年4月24日，徐小建代表其户家庭成员签署《××安置回迁户结算清单》一份，对前述安置房购房款、过渡费及生活补助费、新增人员安置奖、按时回迁奖等进行结算。另查明，徐某出生后，徐天飞与李雅琴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又查明，2010年2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第六条规定：“……（二）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实施多层、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2017年5月2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安置意见》。该《安置意见》第三条规定：“……（二）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1.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不再生育的，子女未婚且未满28周岁的可按两人计算。2.夫妻双方均为初次生育，2016年1月1日以后生育家庭第一个子女，安置时按实际人口计算，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可再生育一孩而尚未出生的，经农户申请，镇街审核同意，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案经调解无效。 以上事实，有五原告提交的《居民户口簿》一本、《结婚证》二本、《出生医学证明》一份、《萧山区新湾街道城市综合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公证书》一份，新湾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萧山区新湾街道城市综合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多层安置小区住宅（××）安置户名单公示》《公证书》《××安置回迁户结算清单》各一份，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徐小建户与新湾街道办事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其一，五原告要求新湾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多层50平方米或高层70平方米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根据案涉《安置协议》第七条第1款“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之约定，以及双方约定适用的萧山区政府拆迁安置政策即2017年3月徐小建户安置分房时适用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二）款“实施多层、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之规定，在徐某出生之后，徐小建户可按规定计算新增人口。本案中，徐小建户已实际取得徐某作为新增人口可享有的实有人口安置面积，原、被告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徐某作为独生子女是否可按规定增加一个虚拟人口份额。虽然前述《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而徐天飞与李雅琴并未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颁发既取决于徐天飞与李雅琴是否符合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条件，更取决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随着政策变动是否继续颁发。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修正）第十八条“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第二十七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3日公布施行）第三十八条“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夫妻双方申请，村（居）民委员会或所在单位核实，由生育管理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以及《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修正）》第三十一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申请，由生育管理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规定可知，自2016年1月1日起因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事实上可能不再办理。本案中，徐天飞与李雅琴是否能够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不为其二人的意志而转移。而根据《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可享受的独生子女安置待遇，也不应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而丧失。结合《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夫妻双方均为初次生育，2016年1月1日以后生育家庭第一个子女，安置时按实际人口计算，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可再生育一孩而尚未出生的，经农户申请，镇街审核同意，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之规定来看，2016年1月1日以后即使未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只要符合“独生子女”的客观条件，仍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虽然徐小建户安置分房时，《安置意见》尚未颁布施行，但该意见的规定足以佐证在2016年1月1日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安置意见》出台之前的政策空档期内，事实上的“独生子女”（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家庭的独生子女）仍应享受相关安置待遇。因法律法规及政策具有的天然的滞后性属性，对《实施意见》施行过程中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变化而导致的政策适用障碍，应结合该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意图，保障一段时期内拆迁范围内被拆迁人的整体利益平衡，以维护社会公平。本案中，对2016年1月1日之后、《安置意见》出台之前符合独生子女情形而未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被拆迁人，继续按照《实施意见》规定给予相应安置待遇，符合政策精神，亦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综上，五原告要求新湾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具有合法依据。其二，关于五原告诉请的安置面积是否具备履行条件的认定。庭审中，五原告认可新湾街道办事处关于目前案涉《安置协议》所涉拆迁项目相应安置区块××小区缺乏50平方米户型多层安置房房源的主张，并表示愿意等待新的安置房建造完成再参与安置分房，而新湾街道办事处自认其将不再建造50平方米户型多层安置房，新的安置房尚在规划建造中。另根据《实施意见》及《安置意见》的相关规定，安置面积按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和其他安置条件的人口计算，多层每人安置50平方米，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进入高层安置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被补偿人，可按成本价每人增购10平方米。本案中，徐小建户内家庭成员均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且已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多层50平方米安置面积可相应转换为高层70平方米安置面积，故五原告要求新湾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高层70平方米，符合政策规定，且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 综上所述，新湾街道办事处拒绝履行为五原告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的义务，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五原告要求新湾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高层70平方米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安置房尚在规划建造过程中，本院仅确认新湾街道办事处有为五原告增加安置面积高层70平方米的义务，至于安置房分配的程序、时间等，应按照萧山区政府拆迁安置政策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湾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徐某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相应增加安置面积高层70平方米的义务； 二、驳回徐小建、胡茶花、徐天飞、李雅琴、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8元，减半收取计444元，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湾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董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