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晋08行初80号 原告张建文，男，汉族，1961年1月29日出生，现住襄汾县。 原告冯乃亲，女，汉族，1960年10月5日出生，现住襄汾县，系张建文妻子。 原告张丽莎，女，汉族，1989年12月23日出生，现住襄汾县，系张建文、冯乃亲女儿。 委托代理人冯乃亲，女，汉族，1960年10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告张丽青，女，汉族，1983年12月26日出生，现住襄汾县，系张建文、冯乃亲女儿。 原告张赛杰，男，汉族，1991年7月10日出生，住襄汾县，系张建文、冯乃亲儿子。 原告张丽青、张赛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建文，男，汉族，1961年1月29日出生，住址同上。 被告襄汾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襄汾府前街5号。 法定代表人白建成，该县县长。 出庭负责人李文耀，该县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尉淑隽，襄汾县农村经营管理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春虎，山西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金旦，男，196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襄汾县。 原告张建文、冯乃亲、张丽莎、张丽青、张赛杰诉被告襄汾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李金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于2019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2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建文、冯乃亲，被告襄汾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文耀及委托代理人尉淑隽、张春虎，第三人李金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建文等5人诉称：原告系襄汾县永固乡永固村第四组村民，1998年因襄汾县永固乡永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修建村级公路以及为本组村民审批宅基地把原告的一轮承包地（家庭承包地、口粮田）全部占用。故由发包方第四村民小组在1999年底将原告土地置换于本级机动地“人字口”并由时任原告第四村民小组组长在2001年8月29日为原告出具置换土地书面证明一份。此证明特别标明跟队30年土地手续一样（30年地的手续就是1999年10月二次承包地时发包方和承包方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因此原告与发包方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关系。“人字口”这块地是原有土地置换的，原告在这块土地上已耕种快20年，并且用机械进行了大整修，增强了土地质量和扩大了土地面积。2016年10月永固村土地确权开始测量农户土地面积时，第三人王小保、李金旦说“入字口”这块地是他们两家所分，应确权登记在他们名下。2017年6月14日永固村村委会给原告通知书一份，说“人字口”地与王小保、李金旦有纠纷，小麦收割后暂不能秋播，会尽快调查落实，妥善解决。2017年6月25日永固村委会给原告告知书一份，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建议经司法途径解决。原告2017年6月26日对“人字口”地继续进行了秋播种植了玉米。2017年7月至8月，第三人王小保、李金旦以该地块由其承包为由，多次干扰破坏原告种植的农作物，造成原告至今无法在“人字口”地进行耕种。人字口”地属于第四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发包方的主体资格是第四村民小组，原告与发包方形成权利义务关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9年7月8日施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在农业合同的审判实务中，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它能够证明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事实和文件都是农业承包合同，因此时任发包方第四村民小组代表人原平安2001年出具的书面证明，它就是一份承包合同。2、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也是原告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之前就承包了“人字口”这块土地。3、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因此，原告对上述“人字口”土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第三人王小保、李金旦在原告承包期内提出争议，并在争议未解决期间，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虚假证据与村委会重新签定违法违规承包合同并申请确权登记，侵害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字口”地块是永固村第四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发包方的主体资格是第四村民小组，不是村委会。现任村委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作出重新确权决定，1、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和第五十一条解决纠纷的处理程序。已超越了其法定职权；2、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应予以撤销；3、第三人王小保、李金旦向村委会提供虚假证据，、村委会滥用职权导致被告错误的把“人字口”地确权登记在其二人经营户名下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综上事实和理由，原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李金旦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中“人字口”地块，地块代码1410232012020400237的确权登记（1.91亩）。 原告提交的证据如下：1、身份证五份；2、第四村民小组发包方代表人原平安给张建文置换“人字口”土地证明一份；3、二轮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因置换土地延迟“人字口”地块未能登记，同时证明发包方代表是原平安；4、原任村支部书记证明一份，证明修路占用原告土地；5、二轮承包地公示表一份，证明二次公示时“人字口”地还登记在原告户下；6、“人字口”地排列顺序号一份，证明顺序号不对，因一块地变为二块地；7、一轮承包地邻张建龙土地使用权四至证明一份，证明开路、批宅基地占用原告承包地；8、二轮“人字口”地邻杨青海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至证明一份，证明西至是集体土地，也就是说给原告置换土地时是集体机动地；9、2000年至2001“人字口”地代耕人证明二份；10、永固村村委会通知一份；11、永固村村委会告知书一份；12、王小保二轮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人字口”土地不是他的承包地；13、襄汾县永固乡人民政府《答复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在承包期内第三人王小保与李金旦提出争议后，村委会把该地块登记在他们的名下，程序违法，同时证明发包方的主体资格是村民小组；14、1997年10月岳学义承包“人字口”地块收条一份，证明“人字口”地97年至99年一直是本组机动地，给原告之前由本组村民岳学义承包。 被告襄汾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为第三人李金旦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以确认合法有效。答辩人根据《山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晋政办发[2015]20号文件）以及襄办法(2015)9号《襄汾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要求和规定，通过入户初步调查登记，实际测绘、确认、公示、公示入户确认，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建立土地登记档案颁证一系列工作程序后，在原二轮承包基础上，为第三人李金旦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答辩人的颁证行为真实、合法、有效，应予确认。2、答辩人为第三人李金旦的颁证行为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应驳回原告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答辩人为第三人的颁证行为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理的，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无权要求撤销。3、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答辩人的办证行为确认时间是2018年6月份，原告起诉是在2019年10月10日，己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答辩人为第三人李金旦颁证行为真实、合法、有效，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襄汾县人民政府提交了如下证据：1、《山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晋政办发(2015)20号，证明山西省办理土地登记确权的流程是成立领导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宣传动员、业务培训、测绘航拍、清查摸底、实地调查、公示、签订承包合同、建立登记簿、颁发经营权证；2、襄办法(2015)9号文件《襄汾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证明襄汾县土地登记工作的6项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确定登记工作四阶段；3、第三人李金旦承包经营权调查结果核实表、调查信息公示表、公示结果归户表、调查信息核实确认表、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证明第三人李金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实、公示结果归户、人口、地块、土地亩数（面积）均签字确认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襄汾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确权程序合法；4、2017年6月24日襄汾县永固乡永固村会议记录，证明经襄汾县永固乡永固村村民委员会支部研究将“人字口”土地确权给李金旦。 第三人李金旦述称，一、襄汾县人民政府颁证认定的事实清楚、正确。1994年襄汾县永固乡永固村民委员会进行土地二次承包，将“人字口”涉及本案1.91亩土地分配给了答辩人。因答辩人在外打工，无暇耕种相关土地，耕种一年后，就将该土地交由其他人耕种，并由代耕者代替答辩人缴纳了相关费用。之后，该块土地一直由答辩人让代耕人使用，答辩人对涉案地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襄汾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2017年，永固村委会进行土地确权登记，答辩人按照要求向永固村委会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经永固村两委会决定，永固乡政府到村里实地调查后，永固村委会将该块土地承包给答辩人并依法进行公示，2018年6月1日襄汾县人民政府才向答辩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襄汾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襄汾县人民政府向答辩人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事实清楚、正确，程序正当、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金旦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平安的证明，证明1994年2次分地期间把地分给第三人；2、毛彩焕1995年承包的证明；3、原秋虎证明，证明是李金旦的承包地；4、原平安证明这块地属于李金旦的说明；5、襄汾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1023民初619号裁定书；6、临汾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10民终2246号民事裁定书；7、原平安打的收条。 本院经审理查明，按照中办发（2014）61号文件“推进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要求，襄汾县政府2015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107年3月第三人李金旦向永固村村委会反映涉案地块系其所分责任田，其外出打工后交给他人耕种，后永固村第四村民小组组长未经第三人同意将涉案地块补给原告耕种。2017年6月24日永固村两委会议研究决定将涉案地块重新确权到第三人名下，后永固村村委会与第三人重新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由于永固村于2016年启动确权工作，合同签订日期倒填为2016年。后经永固乡政府上报，县农经中心审核后登记，并于2018年6月1日给李金旦制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还查明，2018年4月，原告以永固村村委会、王小保、李金旦为被告，向襄汾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永固村村委会与王小保、李金旦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人字口”地块内容无效，并赔偿其经济损失2500元。襄汾县人民法院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晋1023民初61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张建文承包户的起诉。张建文承包户不服上诉，2018年9月19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外，原告称2019年10月知道被告给李金旦制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原告2019年10月知道涉案登记发证行为，当月起诉，不超过起诉期限。张建文一家耕种涉案地块多年，与被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张建文等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赋予了二被告审核、登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职权，原告对此无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据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合同生效时已经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属于对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和公示。一般而言，如果行政机关对土地承包合同等申请登记材料的形式真实有效性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那么，在申请登记材料未经法定途径予以否定前，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登记在实体合法性上应当予以认可。 本案中，李金旦与永固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李金旦承包涉案“人字口”地块，该承包经营合同在形式上并无明显瑕疵，与《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中记载一致。襄汾县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合同的真实有效性已尽到了审查义务，在颁证之前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测绘和公示程序，其登记颁证行为并无不当。至于原告提出村委会把涉案地块确权给第三人错误，涉及李金旦与永固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不宜在行政诉讼中进行过度审查；何况，原告对李金旦与永固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已经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并有结论。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建文、冯乃亲、张丽莎、张丽青、张赛杰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张建文、冯乃亲、张丽莎、张丽青、张赛杰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晓  波 人民陪审员 刘  引  第 人民陪审员 屈  朝  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崔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