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5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某，女，1949年8月22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女，1976年6月1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女，195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高某2之夫），1946年9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5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4，男，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5，女，196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述六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新，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6，女，195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7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殿生，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因与被上诉人高某6、李某1、李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8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某3、上诉人高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上诉人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新，被上诉人高某6、李某1、李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殿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高某6、李某1、李某2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刘某及七个子女做房产公证时，北京市海淀区X街X1号院（以下简称X1号院）平房北房三间已翻建完成，但公证时提交的房产证明系瓦房北房四间的产权情况表，公证书上载明的房屋与实际存在的房屋不一致，故与此相关的两份公证书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依据公证书内容将房产公证所涉及的房屋认定为翻建以后的房屋有误。高某6、李某1、李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在此前庭审中均已对公证书效力表示认可，且公证处不可能对已不存在的西房四间进行继承公证。高某6、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X1号院三间房屋由高某6、李某1、李某2继承，上述房屋对应的拆迁权益由其三人继承所有，其三人是签署拆迁协议的合法主体。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在一审法院辩称，公证处已经明确复函说明《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中的瓦房北房四间并非高某4自行盖建的砖混结构预制板平顶北房三间，故高某6、李某1、李某2以公证书诉求继承高某4自己盖建的房屋不能成立，公证书所涉及的瓦房北房四间不存在，刘某等八位当事人所要公证的房屋与公证结果所涉房屋是矛盾的，两份公证书均应当无效，且两份公证书办理程序违法，故高某6、李某1、李某2的诉讼请求无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7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共生有七个子女，分别是高某8、高某9、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6和高某5。高某7于1979年2月21日去世，刘某于2000年8月28日去世。高某8于2015年1月17日去世，其妻关某，女儿高某1。高某9（曾用名高某10）于2016年8月14日去世，其夫李某4，儿子李某1、李某2。李某4于2018年12月17日去世。1951年5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高某7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京郊XX字第XXX号），显示高某7在X大街拥有瓦房四间，地基亩数为一分六厘四毫。1987年，经高某4申请，并经北京市海淀区X街居民委员会和X街道办事处同意，高某4对上述四间瓦房进行翻扩建。《海淀区X镇居民私人建筑许可证》中载明：“基地产权”为“间数4，高度5米”、“建筑原因”为“危险房屋”、“房地产证号”为“京郊XX字第XXX号”、“申请建筑座向”为“西、北房”、“申请建房位置”为“东至大街、南至胡同、西至万记、北至陈记”、“建筑结构及位置”为“砖结构、原地起”。此次翻扩建之后，X1号院未有其他翻扩建行为。1995年3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海诚公证处）出具（95）海证民字第0320号公证书（以下简称0320号公证书），内容为：“继承人：刘某，……。被继承人：高某7，……查被继承人高某7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市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海淀区X街X1号遗有与其妻刘某共有的房产肆间，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早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上述房产中属于高某7的部分应由其妻及子女共同继承，现其女高某10、高某2、高某3、高某6、高某5、子高某8、高某4均声明放弃继承权，故上述房产中属于高某7的部分由其妻刘某继承。”1995年3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出具（95）海证民字第0362号公证书（以下简称0362号公证书），对刘某所立遗嘱进行公证，遗嘱内容为：“我立本遗嘱，将我的财产作如下安排：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X街X1号的房产肆间为我的个人财产，我去世后，上述房产归女儿高某10、高某6所有。本遗嘱制作一式四份，一份由我本人收执，一份由高某9收执，一份由高某6收执，一份由海淀区公证处保存。”。在上述公证的卷宗材料中显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在1995年3月14日的《公证处接谈笔录》中有如下对话内容：“问：你申请办何种公证。答：继承我老伴高某7的房子。问：房产情况。答：房子在X街X1号，一共四间西房，写的是我丈夫高某7的名字，他于1979年2月21日去世，我一直在这房子里住。……问：根据法律规定，X街X1号的房产四间应为你和老伴高某7的共同财产，属于高某7的部分应由你和七个子女共同继承，你们如何商量的。答：七个子女都不要了，都归我自己。问：还有什么。答：没有了，就是想把房子办在我的名下。……问：高某10，刚才的谈话听到了吗。答：听到了。问：有何补充。答：没有。问：你的意见。答：我不要，都给我母亲。问：高某2，你的意见。答：我同意她们的意见，我不要，给我母亲。问：高某3，你的意见。答：我也同意，把房子都给我母亲，我不要了。问：高某6，你的意见。答：我也要房子，都给我母亲。问：高某5：你的意见。答：我也同意把房子给。问：高某8，你有补充吗。答：没有。问：你的意见。答：我没意见，我不要房子了。问：高某4，有补充吗。答：没有。问：你的意见。答：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不要房子，都给我母亲。问：还有什么。答：没有了。”。该笔录上有刘某的人名章及高某10、高某2、高某3、高某6、高某5、高某8、高某4的手写签名。同日，高某10、高某2、高某3、高某6、高某5、高某8、高某4还签署了《声明书》，内容为：“我们的父亲高某7于1979年2月21日在X医院因病死亡，死亡后，在海淀区X街X1号留有房产肆间，我是高某7遗产继承人之一，现在我们声明，我们自愿放弃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在该公证卷宗中，附有《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一份，该表的“申办公证”栏内的“房产坐落”为“X街X1号”、“房屋间数”为“4”、“产权人”为“高某7”、“申请公证人”为“高某2”、“申请案由”为“继承”、“需房管机关提供资料内容”为“承办人：魏、93年10月6日”，并加盖了“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调查专用章”公章；该表的“产权审查及估价”栏内的“房屋坐落”为“海淀区X街X1号X大街”、“产别”为“私产”、“产权登记人”为“高某7”、“登记日期”为“1993.10.14”、“占有数量”的“房屋种类”为“瓦房”、“方向”为“北”、“间数”为“4”、“审查意见”为“情况属实，产权人高某7，肆间北房”、“审查单位及经办人”为“93年10月14日”并加盖了“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X房管所房政组”公章。2016年1月28日，高某2、高某3、高某4将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X分中心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或确认《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无效。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京0108行初62号行政裁定书，以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高某2、高某3、高某4的起诉。高某2、高某3、高某4不服提出上诉，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京01行终77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另在本案第一次发回重审期间，经现场勘验，现X1号院为砖混结构、预制板平顶北房3间，其中西边两间南侧有厨房1间和过道1个。该房屋处于拆迁范围，后上述房屋于2016年5月份左右被拆除。双方对于遗嘱中的“北京市海淀区X街X1号房产肆间”的具体指向存有争议。高某6、李某1、李某2主张遗嘱所指向的就是1987年翻建后的X1号院的房屋，至于是三间还是四间，只是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对房屋描述的不同，根据现场勘验情况，说成三间也行，说成四间也行。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则主张遗嘱所指向的房屋为海淀区X街X1号原有的已经灭失的瓦房西房四间，目前现场勘验所涉及的房屋为砖混结构平顶北房三间，刘某对此没有处分，两者之间没有关系。高某6、李某1、李某2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X街道办事处、X街居民委员会于1994年1月14日出具的《私有房产转移所有权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我X街X1号居民刘某，有私房肆间（现改叁间）面积一分六厘四毫。一九五一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房产所有证，京郊XX字第XXX号，属先夫高某7所有权，先夫于1979年2月21日病逝。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应由其妻刘某继承房产所有权，其产权属实。特此证明。”该材料落款处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X街道办事处”的公章处还标注有如下文字：“请房管部门按照继承法规定办理产权继承”。2、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2001年11月14日颁布的《房屋租赁许可证》，内容为：“房屋坐落海淀区X街X1号，出租人刘某，房屋种类平，间数叁，使用面积30㎡，房屋朝向北31-3，准住人口6。经审查，该房屋符合商业住宅用房出租标准及有关租赁条件，特发此证。”。3、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于1997年3月18日核发的《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内容为：“房主姓名：刘某。出租房屋地址：X街X1号。出租房屋：3间30㎡，限住人数：5人。”。4、《X街X1号居民刘某与次子高某4纠纷情况》的文字材料，显示：刘某陈述了其与高某4发生纠纷的情况，其中陈述为解决房屋所有权问题而去公证处，但其子女中只有高某4不出席。该材料落款处有如下文字：“申诉人刘某口述，X街居委会主任王某1记录，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5、字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妈人民币6000元，1966.10月8号10点钟拿走。”。6、《遗嘱》，内容为：“本人刘某，现有房产约合叁间（以房产证所标数据为准），如果我的房产被国家或有关单位征购，一律按当时有关占房政策折价人民币，不要回分的楼房或平房。所折钱款生前由本人分配使用。现立遗嘱如下：我本人遗产（包括房产折价款及其他财物）均由长女高某10、长子高某8、次女高某2、三女高某3、四女高某6、五女高某5共陆个子女平均继承。次子高某4没有继承权。如果现有房产没有被国家或有关单位征购，就地卖掉，所遗钱款仍按以上本人所立遗嘱执行。”该《遗嘱》落款处有如下内容：“立遗嘱人：刘某一九九八年”。经质证，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街道和居委会没有房屋确权职责，且该材料为申请性质，不能作为房屋确权根据，该材料是1994年，而《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是1993年，相关房产部门也没有认可，当时原有西房已经拆除，北房已经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没有权利将高某4翻建的房屋确认为老人所有；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房管部门是基于房屋租赁管理职责，不是房屋确权证明，因户口本上写的是刘某，所以出租人是刘某，但不是房屋产权人；对证据3，同证据2，公安机关没有确权职责，不是房屋确权证明；对证据4，不认可关联性，高某4和刘某没有纠纷；对证据5，不认可关联性，没有收款人，且显示的收款时间为1966年，而房屋翻建是在1987年；对证据6，不认可关联性，本案与公证遗嘱有关。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为：采信证据的真实性，相关证明力另行评述。诉讼中，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申请向北京市海诚公证处调取并要求公证员陈某明确（95）海证民字第0320号公证书所涉的“房产肆间”的依据及该“房产肆间”所具体指向的房屋。后法院向北京市海诚公证处发出《协助调查函》，北京市海诚公证处于2018年7月27日回复（2018）京海诚函字第00007号函件，内容为：“我处出具的（95）海证民字第0320号公证书中所涉‘房产肆间’的依据为卷宗中《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见附件）内所记载内容，具体指向为该表中所记载内容‘房屋种类：瓦房、方向：北、间数：4’。”，经质证，高某6、李某1、李某2的质证意见为：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质证意见为：认可真实性，但该《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的房产信息是有关当事人串通房管所虚构的，该房屋根本不存在，高某2也不是当时的申请人。诉讼中，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还申请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海淀分局、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北京市海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海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调取《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所记载的“海淀区X街X1号X大街、瓦房、北向、4间”的相关档案材料。法院分别开具《协助调查函》进行查询，除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海淀分局外，其他单位均未有相关档案材料。法院自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海淀分局调取的档案材料为1953年4月1日的《房地产卖契存根》，显示高某7向陈某2购买海淀区X镇大街X1号瓦房4间。经质证，双方当事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庭审中，高某6、李某1、李某2自述高某10、高某6曾就涉案房屋与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过相关拆迁协议，但因双方当事人有纠纷，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先解决纠纷后再处理拆迁事宜。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继承公证所涉房屋的具体指向及刘某的遗产范围。首先，根据法院向北京市海诚公证处核实的情况，本案所涉遗嘱的“房产肆间”的依据为《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具体指向为“房屋种类：瓦房，方向：北，间数：4”，而根据法律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经过了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X房管所的审查，并加盖了相应公章，属于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现虽经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海淀分局、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等部门核实，未查证有《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所记载的房屋的相关档案材料，且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针对《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的效力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但其诉请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故现有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其相应记载内容应推定为真实。至于房屋的种类及间数问题，因《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的登记时间为1993年，而高某4的翻建时间为1987年，即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所显示的房屋格局应是翻建后的房屋格局，而涉案房屋虽非农村宅基地房屋，但也不同于城镇一般商品房，在房屋种类、格局等方面，不同的单位在认定上会存在一定差异，如根据高某4申请的《海淀区X镇居民私人建筑许可证》所载明的内容，在“申请建筑座向”记载为“西、北房”，根据高某6、李某1、李某2所提交的2001年的《房屋租赁许可证》等所载明的内容，显示的为“房屋种类平，间数叁，使用面积30㎡，房屋朝向北31-3”，而现场勘验时双方确认的为“北房三间、南侧有厨房和过道”，故有关房屋种类、朝向、间数的记载不一致的情形，并不能否认《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所记载的房屋即为高某4在1987年翻建后的房屋的事实；其次，根据本案查证的事实，高某4在1987年对于北京市海淀区X街X1号原属于高某7、刘某夫妻共同财产的西房四间进行了翻建，但翻建行为不直接等同于改变了房屋的权属性质，而即便基于高某4的出资情况、翻建审批情况、老房原权利人刘某等人知情等情形，高某4的翻建行为改变了房屋的权属性质，但在刘某及全部子女在1995年3月办理相关公证时，翻建行为早已完成，所有家庭成员对此均应是明知的，特别是高某4作为权利人，更应当对《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的载明内容与实际情况存在的差异提出异议，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就此提出了异议，应视为其放弃翻建后房屋权利，翻建后的房屋均为刘某的遗产。现翻建后的房屋虽已被拆除，在形态上发生了一定变化，但该形态变化发生在被继承人刘某去世之后，并不影响原有遗嘱的效力，高某9、高某6要求按照遗嘱继承房屋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因高某9及其配偶李某4在诉讼过程中先后去世，相关继承权利转由其子李某1、李某2继承，又因房屋形态上的变化导致房屋权益转化为相应拆迁权益，故对于高某6、李某1、李某2要求继承房屋所对应的拆迁权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有关拆迁协议的签署主体的认定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处理。遂于2019年6月2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海淀区X街X1号的原有房屋（北房三间、厨房及过道）由高某6、李某1、李某2继承，该房屋所对应的拆迁权益归高某6、李某1、李某2共同共有；二、驳回高某6、李某1、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0320号公证书及0362号公证书中所指房屋是否为1987年高某4翻扩建后形成的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0320号公证书系就高某7七个子女放弃继承并同意高某7在X1号院房屋所占份额由刘某继承所有所作公证，该公证卷宗中附的《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载明房屋坐落于X街X1号院，房屋种类为北瓦房四间；0362号公证书系就刘某所立遗嘱进行公证，内容为其去世后其在X1号院的房产四间由高某10、高某6继承所有。现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主张上述两份公证文书所载房屋情况与实际不符，但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故公证书记载内容应推定为真实。就两份公证书所指向的房屋问题，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主张高某4翻建后形成的系平顶房北房三间，公证书中所指北瓦房四间不存在，高某6、李某1、李某2则认为公证书中所指北瓦房四间即为高某4翻建后形成的房屋，根据查明的事实，高某4对X1号院房屋翻建时间为1987年，公证书中所附《公证房产产权情况表》登记时间为1993年，在时间上远晚于房屋翻建时间，且刘某及七个子女进行公证的时间系1995年，此时房屋翻建早已经完成，X1号院房屋的格局已经形成，刘某及七个子女对此应知情，特别是高某4作为房屋翻建人对此更应明知，但刘某及其子女在公证时均未对房屋格局提出异议，故能推定其在公证时均认可对房屋格局的记载。就房屋间数及屋顶问题，因涉案房屋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房，不同单位可能对于房屋细节有不同的认识，但不影响对于房屋整体格局的认定，即公证时存在于X1号院内的房屋，故一审法院认定0320号公证书及0362号公证书中所涉房屋即为1987年高某4翻扩建后形成的房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主张公证书中所指北瓦房四间不存在，公证所指向的房屋为1987年已被拆除的房屋，有悖常理，其所述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关某、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