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1021行初231号原告湖南拓源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249号中建芙蓉工社第4栋618房。法定代表人罗涌卓，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启华，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恩，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燕泉北路39号。法定代表人雷和平，系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铁良，男，1970年3月11日生，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系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律顾问。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五岭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刘志仁，系郴州市市长。委托代理人廖志华，男，1972年7月25日生，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竹叶冲路7号附1号，系郴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立强，男，198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蓝山县人，住湖南省蓝山县大洞乡里田村7组，系郴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杨名攸，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瑶族，湖南省汝城县人，住湖南省汝城县。法定代理人胡运东，女，1968年10月19日生，瑶族，湖南省汝城县人，住湖南省汝城县，系杨名攸之妻。委托代理人杨凡正，男，1990年5月23日出生，瑶族，湖南省汝城县人，住湖南省汝城县，系杨名攸之子。原告湖南拓源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源电力公司）不服被告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郴州市人社局）、郴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杨名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湘1021行初65号行政判决，原告拓源电力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郴州市中级人民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湘10行终123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立案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拓源电力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启华，被告郴州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张铁良，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王立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杨凡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0月29日，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认为第三人杨名攸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以及《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拓源电力公司不服，向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12日，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原告拓源电力公司诉称，2016年8月30日，原告与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汝城分公司签订《上祝村下祝村九龙村等配电台区及10ＫＶ工程施工合同》。随后原告授权范松青对该项目工程进行现场管理，其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2016年10月4日，范松青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杨某签订《承包合同》。范松青的此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第三人杨名攸是杨某临时聘用的点工，受杨某指示和安排，并由杨某发放劳务报酬。第三人杨名攸与杨某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原告与第三人杨名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11月14日下午，第三人杨名攸乘坐杨某驾驶的摩托车在距离施工地56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经医院诊断为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2016年12月汝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杨名攸无责任。杨名攸的工作地点是汝城县九龙江森林公园，且当地村委会提供了一间办公室给杨名攸作为上下班用的临时居所。原告认为，事发地点不是上下班的必经路段，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上下班途中，故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Ｄ6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拓源电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汝城县交警大队对杨某第一次《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①从杨某陈述“从汝城县县城做完事后，就沿Ｓ324线回延寿家中”，“我还刚做完事回家”，证明杨某、杨名攸在汝城县三江口镇九龙村为原告从事劳务至当天下午16时许收工下班后，回到汝城县县城又从事非原告拓源公司的劳务的第二职业，即杨某、杨名攸下班后回汝城县城办自己的私事去了。②杨名攸在汝城县城办私事后于当天18时30分搭乘杨某的摩托车离开县城回家，不属于在下班后“合理时间”回家；2．汝城县交警大队对杨某第二次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杨名攸在2016年11月14日16时在三江口九龙村收工下班后到达城南变电站，没有直接回家，随即搭乘杨某的摩托车从城南变电站到达汝城县县城，在县城一段时间后，进入好日子快餐店吃晚饭，（杨名攸在2019年5月11日《行政诉讼答辩状》陈述吃晚饭不超过20分钟），于18时30分搭乘杨某的摩托车从好日子快餐店出发往延寿家中行驶，18时40分发生交通事故致杨名攸受伤。从杨某陈述的上述事实，应当认定杨名攸从16时40分到达城南变电站，至18时30分搭乘杨某的摩托车回家前的1小时50分钟这段时间在汝城县县城从事非拓源公司的劳务，办自己的私事去了，而不是下班后因“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不是在下班后“合理时间”回家；3．汝城县交警大队于2016年11月29日对杨某《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杨某驾驶摩托车载着杨名攸从汝城县县城出发时间是当天18时30分许；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拟证明杨名攸在2016年11月14日夜间18时40分发生交通事故；5．湘Ｌ×××××摩托车瞬时速度鉴定书复印件，拟证明杨某2016年11月14日驾驶摩托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前的行驶速度在45Ｋｍ／ｈ以上；6．陈某《证明》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11月14日16时20分许杨名攸到达城南变电站下班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下班后随即（就）离开城南变电站办自己的私事去了；7．（2019）湘郴汝证字第184号《公证书》、照片复印件和湘Ｌ×××××皮卡车全程行驶录像，拟证明交警对杨某的第二次《询问笔录》，杨某陈述：“2016年11月14日许在三江口镇九龙村将车上的材料卸完后已经是16时许了，我和杨名攸坐我们老板的车（湘Ｌ×××××皮卡车）从三江口镇九龙村回到了三星工业园城南变电站”。经该公证证实，从九龙村到城南变电站湘Ｌ×××××皮卡车共行驶41分钟。拟证明杨某、杨名攸等4人在当天下午16时许在九龙村卸完材料，此时从九龙村出发回到城南变电站行驶41分钟，即当天下午16时41分许到达了城南变电站各自下班回家，而杨名攸在下班后间隔1小时50分钟，于夜间18时30分许搭乘杨某的摩托车回家，杨名攸及被告不能证明杨名攸在下班后间隔1小时50分钟回家是因“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不能证明在下班后“合理时间”回家，因此杨名攸在18日40分许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不属于工伤；8．（2019）湘郴汝证字第185号《公证书》、照片复印件和湘Ｌ×××××摩托车行驶录像，拟证明从城南变电站行驶至汝城县县城原好日子餐厅共行驶20分钟。由于杨某、杨名攸等四人在当天16时41分许到达城南变电站各自下班，杨名攸搭乘杨某的摩托车在16时41分许从城南变电站行驶20分钟，于17时许到达汝城县城好日子餐厅，当天晚上18时30分许杨名攸搭乘杨某摩托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杨名攸及被告不能证明杨名攸于当天17时许到达汝城县县城后至当晚18时30分搭乘杨某摩托车前，间隔的1小时30分钟是因“从事属于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是下班后“合理时间”回家，因此杨名攸在回家途中18时40分许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不属于工伤；9．汝城县交警大队《证明》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7月3日对湘Ｌ×××××轻型普通货车（又称皮卡车）和湘Ｌ×××××二轮摩托车行驶进行公证证据保全时，该两车无违章记录；10．汝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明》复印件，拟证明位于汝城县卢阳镇滨河西路的汝城县好人家餐厅于2018年4月18日注册登记，该店2013年7月至2018年4月17日注册登记名称为汝城县好日子餐厅；11．（2017）湘郴福证字第2965号邓某《证人证言》之《公证书》复印件，拟证明杨名攸从延寿家中至汝城县××工业××城南变电站上下班时，杨某的摩托车不是杨名攸上下班唯一的交通工具，杨名攸可以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如汝城县县城至延寿的湘运县际班车或从事社会营运的方便车上下班；12．桂阳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1行初245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郴州市人社局在未恢复已中止的工伤认定申请，就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程序不合法；13．参考资料：《最高院关于“上下班途中”权威解释及途中买菜、接孩子是否算工伤》，拟证明仅限于上下班期间顺道买菜、接送孩子；14．《“上下班途中”不止两点一线》，拟证明聚餐后回家不是“上下班途中”。被告郴州市人社局辩称，郴州市人社局并没有认定原告与杨名攸是劳动关系，原告把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承包人，郴州市人社局依据规定认定原告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郴州市人社局认为杨名攸是在合理的上下班时间搭乘摩托车去吃饭，然后在回老家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且杨名攸在上下班途中的行为是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的，因此郴州市人社局依据法律相关规定认定为工伤。被告郴州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2．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中止通知书、补正材料告知书、信函收据等材料复印件，拟证明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3．证人证言、（2017）湘郴福证字第2965号公证书、汝公交认字第431026201600902号、线路图、病历等材料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杨名攸的工伤事实；4．承包合同、说明、劳动监察询问笔录、参保证明、参保单位承诺书、缴费通知单、社保基金收据、法院笔录、汝劳人仲案字［2018］第81号仲裁裁决书等材料复印件，拟证明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关系；5．企业登记资料，拟证明原告的用工主体资格；6．法律条文，拟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正确，程序合法；2．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复印件；2．接待笔录复印件；3．郴政行复受字［2018］100号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4．郴政行复受字［2018］10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5．郴政行复参字［2018］100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6．郴政复延通字［2019］10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据1-6拟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7．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目录复印件，拟证明郴州市人社局向郴州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辩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等；8．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拟证明郴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第三人杨名攸述称，1．根据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事实和《民法总则》相关法律规定，范松青以原告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诉称范松青在其不知情下与杨某签订承包合同，属于个人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违反法律、法规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杨某，杨某聘用的职工杨名攸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致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告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3．杨名攸在长达60多公里的下班必经路线上绕道140米进入包工头杨某妹夫朱险峰开设的好日子餐厅与杨某共进便餐，是为了补充下午高强度体力劳动消耗的体能的生理需求，其绕道行为应认定为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后杨名攸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原告诉称交通事故地点不是下班的必经路段，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下班途中，理由不能成立。另，杨名攸是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的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名攸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汝劳人仲案字［2018］第81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2018）湘1026执404号受案通知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委托代理人范松青与杨某签订《承包合同》，将部分工程承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杨某，杨某驾驶摩托车搭载杨名攸从工地下班回家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伤害，上述事实已经由生效的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2．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杨某的询问笔录（第2次）、（2017）湘郴福证字第2965号、2987号、3045号、3291号公证书复印件，汝城县好日子餐厅信用公示报告复印件、2016年11月汝城县日出日落时刻表、汝城县地图、（2017）湘1026民初86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杨名攸在合理时间内从工地返回住所地，下班的目的明确，下班途中用餐耗时不超过20分钟，少量饮酒是冬季乘坐摩托车御寒的需要，用餐是从事一天高强度体力劳动后补充体能的生理需求。3．（2019）湘郴汝证字第283、284、285号公证书，拟证明第三人杨名攸从工作地乘坐轻型普通货车至城南变电站，在城南变电站乘坐二轮摩托车至事故发生地的下班的路线的合理性、所花时间的合理性。4．第三人杨名攸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的证言；5．第三人杨名攸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据4-5拟证明第三人杨名攸下班的路线、所花时间的合理性。经庭审质证，原告、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人对被告郴州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原告对证据1、2、5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公证书证据形式不合法，证人没有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公证书仅接受了单方的证词，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杨名攸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承包合同是范松青越权擅自签订的，法律后果由范松青自行承担；仲裁裁决书和询问笔录可认定杨某与杨名攸是雇佣关系，不应认定为工伤；对证据6认为法律条文不是证据。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杨名攸对证据1-6均无异议。原告、被告郴州市人社局和第三人对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原告对证据1-7无异议，对证据8证明方向不认可。被告郴州市人社局和第三人对证据1-8均无异议。原告、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杨名攸从工地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不是事实，没有法律文书认定杨名攸与原告是劳动关系、杨名攸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是工伤；对证据2中的日出日落时间表、汝城县地图三性不认可，其他证据文字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公证书只能证明公证处进行了取证，但不能证明证言内容就是真实的，真实性应由法院认定；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中的几份公证内容与原告所作的公证内容是一致的，结果却是不一致的，实验时间都相差十几分钟，且杨名攸一方进行公证时用的实验车不是事故当日杨名攸所乘坐的车辆，又未证明该车辆行驶合法；对证据4-5认为证人出庭作证程序不合法，在此前的工伤认定程序以及诉讼程序中杨名攸都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证人杨某与杨名攸是亲属关系、雇佣关系，对他的证言应不予采信。另外，两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与此前他们在交警大队、公证书中的证言相互矛盾，应不予采信。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郴州市人社局对证据1-5无异议。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被告郴州市人社局对证据1-14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是一份新证据，此前郴州市人社局未看到过该份证据；在证据1的笔录中杨某述称“从汝城县现场做完事后，就沿省道Ｓ324线回延寿的家中”，如果杨某和杨名攸确实是去做与正常下班无关的私事，那么杨名攸就不是在合理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来看杨某所说的做事很有可能就是指吃饭。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对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郴州市人社局。第三人对证据1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当时杨某还在医院，头脑不清醒，所以当时所作陈述有很多都与之后的陈述不一致；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陈某证言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三人杨名攸对原告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郴州市人社局。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12、被告郴州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依据1-6、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据1-8，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3，均具真实性、合法性，能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14，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仅能作为参考，因此本院不予采信；杨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佐证，本院予以采信；邓某的证言，因邓某当庭所述与其在公证书中所述存在前后矛盾，因此对邓某的证言中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采信，对其余内容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拓源电力公司是经依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9月10日，原告委托范松青对其承揽的郴电国际汝城分公司上祝村下祝村九龙村等配电台区及10ＫＶ农网项目安装施工工程进行现场管理及处理相关事宜。2016年10月4日，范松青与杨某签订《承包合同》，将汝城县三江口镇九龙村及走马坪支线农网改造工程转包给杨某。随后，杨某聘请了包括第三人杨名攸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进行施工。2016年11月，九龙村农网工程正在进行前期工作，杨名攸等人每天的日常工作为先到郴电国际汝城分公司城南变电站装材料，再到汝城县××××村卸材料。九龙瑶族村村委为杨名攸等人提供了位于九龙村村委会办公楼的两间房子作为宿舍，但杨名攸仍每日往返于其工作地点与经常居住地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官亨村塘面组之间。2016年11月14日下午18时40分许，杨某驾驶湘Ｌ×××××号牌普通二轮男式摩托车（搭载杨名攸）沿省道Ｓ324线由汝城县县城方向往延寿瑶族乡方向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杨名攸在事故中受伤。2016年12月8日，汝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汝公交认字第4310262016009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名攸无责任。2017年8月28日，第三人杨名攸之子杨凡正向被告郴州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当日，郴州市人社局作出郴人社工伤受字［2017］第汝47号郴州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郴人社工伤补字［2017］第汝17号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郴人社工伤中止字［2017］第汝17号中止通知书。2018年10月29日，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认为杨名攸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决定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于2018年12月12日向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2月14日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2019年2月2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30日作出复议决定。2019年3月12日，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撤销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和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和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案中，虽然九龙村村委为杨名攸等人提供了宿舍，但在能够按时上班的情况下，杨名攸选择不住宿舍，每日往返于工作地点与经常居住地之间，这是杨名攸的权利，其合理时间往返于工作地点与经常居住地的合理路线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依据现有证据，可以推定第三人杨名攸事故当日下午大约16时30分在九龙村卸完材料，18时40分发生事故。原告提出杨某的笔录显示卸完货是16时许，本院认为，16时许是一种书面用语，杨某的原话很可能是“16点左右”“16点多”，具体时间不详，原一审中证人陈某当庭所述证言也表明卸完材料是16点多，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推定为16时30分为宜。卸完材料后，第三人杨名攸便从九龙村出发到城南变电站，再从城南变电站到好日子餐厅（现更名为好人家餐厅），在好日子餐厅用晚餐（用餐时间约为20分钟）后，从好日子餐厅出发，最后在省道Ｓ324线与汝城县马桥乡霞留村村道交叉路口路段发生事故。根据原告、第三人对几段路程行驶所需时间分别做的公证以及本院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九龙村至城南变电站大约需要45分钟，城南变电站至好日子餐厅大约需要20分钟，好日子餐厅至事故地点大约需要20分钟。第三人所花费时间约为1个小时45分钟（45＋20＋20＋20），而从九龙村卸完材料到发生事故中间的时间差约为2个小时10分钟，二者相差25分钟。由于本院所引用时间皆是取整的虚数，再加上杨名攸与杨某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会有等交通信号灯、等餐等行为，因此实际的时间差应该会更小，在合理范围之内。原告提出杨名攸在下班后到发生事故的这段时间内是办私事或从事第二职业去了，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因此本院对原告这一主张不予采信。原告援引的“聚餐后回家不是上下班途中”，与本案情形截然不同，聚餐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私人活动，而杨名攸与杨某在快餐店吃便餐是普通的满足生存需要的行为，因此该案例在本案中不能作为参考。本院认为，杨名攸下班后，途经汝城县城××他××居住地××乡官亨村，是合理的下班路线；在汝城县县城用晚餐是满足一个人正常生理需要的行为，所花时间也是合理时间。纵观杨名攸整个下班回家的过程，未发现明显不合理之处，因此，杨名攸于2016年11月14日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应认定为工伤。依据《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把工程违法转包给没有经营资质的个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此被告郴州市人社局、郴州市人民政府据此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及维持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原告主张被告郴州市人社局认定工伤程序不合法，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后未通知原告便恢复认定程序，且未通过听证等程序便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程序不合法。本院认为，工伤认定程序中止后，被告郴州市人社局有权自行恢复，听证也并非工伤认定的必要程序，最后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不予认定。综上，被告郴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郴政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和被告郴州市人社局作出的郴人社工伤认字［2018］D65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湖南拓源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湖南拓源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艳华人民陪审员  李 露人民陪审员  李满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婷婷书记员黄姝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