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青峰，男，196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炳光，男，197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雄进，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寿春，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秀兰，女，194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信强，男，197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飞鹏，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青峰、文炳光因与被上诉人何秀兰、江信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青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江信强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江信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对于江信强与文炳光两人之间关系的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在2019年3月12日的微信记录中江信强清晰回答：“他每次拿货回来，我都给钱他清数的，是你们没有问他拿钱呀。”如果江信强与罗青峰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江信强根本不需要也不会向罗青峰澄清货款的问题，更不会声称是江信强没有向文炳光收取货款，由此可见，江信强与罗青峰之间是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其次，江信强在庭审中明确承认其每次收货时均收取了罗青峰的发货单，但其又称：货物是文炳光在每箱赚取10-20元的差价后出售给其本人，如果文炳光是中间加价后转售货物给江信强，那么罗青峰怎么可能将发货单直接交付给江信强确认，明显不合常理。再次，江信强在庭审中自称：其收取货物后已经将全部货款支付给了文炳光。但是，江信强与文炳光之间的款项往来与买卖合同的货款之间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无论江信强是否支付给文炳光货款均不能成为江信强拒绝支付罗青峰货款的理由。最后，如果按照江信强所述：文炳光只是一名搬运工、在市场帮人拉货，那么文炳光又如何能够连续多年将大批量的水果从广州白云区水果批发市场运到50余公里之外的佛山三水江信强经营的店铺内，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文炳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本案事实基础之上改判驳回何秀兰、罗青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何秀兰、罗青峰、江信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文炳光系江信强的员工，代表江信强进货，即使存在支付货款的责任，此责任也应由江信强承担。1.证人温某、龙某均在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926号江南果蔬果菜批发市场经营水果批发业务，两证人与何秀兰、罗青峰系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江信强相对而言系客户方，况且江信强经常到广州市增槎路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购买水果，两证人谁也不愿意去做讨好同行得罪长期交易客户的事情，两证人的证词系可信的。2.由何秀兰、罗青峰的陈述“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员工，每次都是由文炳光来取货后运回佛山三水”、江信强的陈述“其系经营水果生意的个体户，经常到广州市增槎路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购买水果”及证人温某、龙某的证词“自2006年起，文炳光(花名：乱毛)一直帮江信强(花名：三水强)在本人档口拿货，江信强是老板、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工仔”可见，“何秀兰、罗青峰及证人温某、龙某等人知道文炳光的花名“乱毛”，江信强的花名“三水强”，文炳光一直帮江信强在本人档口拿货，江信强是老板，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工仔”是符合常理的。3.文炳光能说出江信强部分亲属的姓名，可见文炳光和江信强的关系不一般，文炳光在江信强处工作值得可信。如果文炳光不在江信强处长时间工作，文炳光系不太可能知道江信强部分亲属的姓名的。曾几次让文炳光代购水果后跟车送去三水，也不值得将其亲属姓名让文炳光知晓，顶多告诉江信强的亲属和江信强是何种关系。鉴于此，江信强的陈述“江信强认为曾有几次让刘炳光代购水果后跟车送去三水，故文炳光知道其亲属姓名并不奇怪”是不符合常理的，不值得采信。二、何秀兰、罗青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由以上可知，文炳光系江信强的员工，虽文炳光在《取货人文炳光欠款总结》上的欠款人处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并捺指印，但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文炳光系实际欠款人。况且，该《欠款总结》并没有相应的单据予以佐证。江信强辩称，不同意罗青峰的上诉请求。就涉案焦点进行法律分析，确认了文炳光不能代表江信强，也不是江信强聘请的员工。一审法院从客观、日常情理进行了详细论述，否定了罗青峰、文炳光的虚假陈述，且罗青峰、文炳光在上诉状中所述的事实均没有证据证实且没有足够的法律上的理由和客观事实，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何秀兰、罗青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江信强向何秀兰、罗青峰支付拖欠的货款469595元；2.判决江信强向何秀兰、罗青峰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33965.23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3.判决文炳光对江信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江信强、文炳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秀兰与罗青峰是亲戚关系，两人在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精品水果××区××01档共同经营水果批发生意，对外以“顺发鲜果行”的名义进行交易，“顺发鲜果行”未进行工商登记。江信强在佛山市三水区经营果品店，经常在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采购水果，与何秀兰、罗青峰之间亦有持续多年的交易往来。2015年1月25日，文炳光向何秀兰、罗青峰出具《三水强欠款总结》，内容为“截止到2014年9月5号（包括9月5号）止三水强欠江南水果市场精品区一排一档（煤场四哥）水果款共计：337415（大写：叁拾叁万柒仟肆佰壹拾伍元整）”，文炳光在“取货人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姓名，并在“欠款人签名及身份证号码”处书写“江信强440683197012313014”，在“还款日期（或分期还款日期）”处书写“三年还清，2015-201712月31号”。2015年2月14日，文炳光再向何秀兰、罗青峰出具《取货人文炳光欠款总结》，内容为“2014年前到2014年9月5号（包括9月5号）止文炳光欠江南水果市场精品区一排一档罗青峰、何秀兰水果款共计：469595元（大写人民币肆拾陆万玖仟伍佰玖拾伍元整）”，文炳光在“取货人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姓名，并在“欠款人签名及身份证号码”处签上自己的姓名及书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在“还款日期（或分期还款日期）”处书写“2015-2017年12月31号还清”。对于文炳光与江信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之间存在重大争议。何秀兰、罗青峰主张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员工，每次都是由文炳光来取货后运回佛山三水，并由文炳光与何秀兰、罗青峰对账。何秀兰、罗青峰为此提交了温某及龙某分别于2019年7月1日和2019年7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一致，均为“自2006年起，文炳光（花名：乱毛）一直帮江信强（花名：三水强）在本人档口拿货，江信强是老板，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工仔”。温某及龙某未出庭作证。江信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文炳光对该证据无异议。文炳光亦主张其是江信强的员工，但表示其只帮江信强提货，款项由何秀兰、罗青峰与江信强对账及结算。文炳光对于其是江信强员工的主张，未能提供书面证据予以证实，但文炳光能说出江信强部分亲属的姓名。江信强主张文炳光并非其员工，而是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的搬运工，其采购时会让文炳光帮忙拉货，10元一车，费用当天结算；仅有几次因停车困难，让文炳光按照采购清单代购水果，货款在代购后已当场支付给文炳光。江信强认为曾有几次让文炳光代购水果后跟车送去三水，故文炳光知道其亲属姓名并不奇怪。江信强提交了营业执照、社保证明，拟证明文炳光不是其员工。何秀兰、罗青峰及文炳光认为不为员工参保的现象非常普遍，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江信强的主张。关于何秀兰、罗青峰与江信强的交易习惯。从双方提交的送货单特别是何秀兰的儿媳何洁娴（即江信强所称阮洁娴）在与江信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发送的送货单照片来看，何秀兰、罗青峰在销售时会开具一式两联的送货单，但不需要在送货单上签名。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洁娴多次将当天的送货单发送给江信强，江信强一般会在当天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付款。关于两份欠款总结的出具情况。何秀兰、罗青峰主张第一份欠款总结是与文炳光按照送货单进行核对，核对的欠款金额是469595元，由于文炳光称江信强给了他132180元货款并愿意自己承担该部分货款，故欠款总结上的欠款金额扣掉了该部分货款；文炳光说江信强对欠款金额是确认的，并由文炳光拿回去给江信强签名后再拿回来；后因何秀兰、罗青峰亲自与江信强确认的时候，江信强不承认，他说将货款都给了文炳光，何秀兰、罗青峰为避免争议，遂让文炳光按欠款总额再次书写了欠款总结。文炳光主张两份欠款总结的货款金额都是何秀兰、罗青峰与江信强核对的，其不清楚是如何计算的；第一份欠款总结是何秀兰、罗青峰打电话跟江信强核实后找文炳光签名，文炳光核实后代江信强签名；第二份欠款总结是因为由文炳光取货，何秀兰、罗青峰要求文炳光在欠款人处签名。江信强主张从未见过第一份欠款总结，也没有在该份欠款总结上签名，欠款总结上的身份证号码也不是江信强的；直到有一天江信强到何秀兰、罗青峰档口拿货，何洁娴问其是否知道文炳光拿货欠款的事情，其明确表示文炳光的欠款与其无关，并立即在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找到文炳光，拉到档口当面对质，对质后，亲眼目睹文炳光在第二份欠款总结上签名打指模。关于催讨欠款的情况。何秀兰的儿媳何洁娴在与江信强之间自2016年至2019年3月12日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提及过上述欠款总结对应的欠款情况。2019年3月12日，何洁娴在微信中发送如下文字“江老板（三水强）：你的工仔文炳光2014年9月前帮你拿货拖欠了我们货款有46万多元，原来答应在2018年前付清。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付款，我想问您：这笔货款什么时候可以结清？”，江信强回复“这笔货款是他欠你的，大家已经清楚的，你不要问我，你要问他啊”，何洁娴再表示“江老板：文炳光是你的工仔，没有你的吩咐，我们不可能给他拿货！你几次带文炳光过来拿货，你不可以抵赖的”，江信强再回复“他每次拿货回来，我都给钱他清数的，是你们没有问他拿钱啊，之后他也承认是他欠的并签名了，这是他欠你们的，大家都清楚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文炳光是否代表江信强取货及确认欠款。首先，关于文炳光是否为江信强的员工即文炳光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的问题。何秀兰、罗青峰虽然提交了温某及龙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但两份《情况说明》内容一致且简略，两人亦均未出庭作证，故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不予采纳。至于2019年3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从时间上看，形成于何秀兰、罗青峰提起诉讼前几天，从内容上看，何洁娴对于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工仔”的内容使用的是直接陈述而非询问，最终询问的问题落在货款何时结清，而江信强的回复重点是货款为文炳光所欠且大家已经清楚，故江信强的回复只是针对最终询问的问题，考虑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形成时间、问题设置方式等因素，不能因江信强未予否认而认定江信强确认文炳光是其“工仔”。另外，文炳光主张其是江信强的员工，也未能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何秀兰、罗青峰关于文炳光为江信强的员工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文炳光取货及确认欠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文炳光具有代理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本案所涉货款金额较大，是多次取货金额累积而成；江信强与何秀兰、罗青峰的交易亦持续多年；从微信记录显示的情况看，何秀兰、罗青峰有就未付款的送货单与被告进行核对的交易习惯，就上述情形而言，何秀兰、罗青峰均应该且有条件在文炳光取货的过程中与江信强进行核实，但何秀兰、罗青峰并未进行核实，即何秀兰、罗青峰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因此，文炳光取货及确认欠款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最后，从欠款总结的出具及追讨欠款的情况看，第一份欠款总结虽名为《三水强欠款总结》，但江信强并未签名，何秀兰、罗青峰及文炳光均主张对方与江信强就欠款情况进行过核对，但何秀兰、罗青峰及文炳光均无法拿出证据证实江信强知晓该欠款事实，而第二份欠款总结中已将欠款人变更为文炳光，且自第二份欠款总结出具后至2019年3月12日前的长达四年时间里，在何秀兰、罗青峰与江信强依然存在持续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何秀兰、罗青峰从未向江信强追讨过上述欠款，而在何秀兰、罗青峰于2019年3月12日向江信强追讨时，江信强亦多次强调大家已经清楚。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合理推定，何秀兰、罗青峰在文炳光取货时未对其是否代表江信强进行过核实，并在后来与江信强、文炳光核实后认可文炳光为实际欠款人，否则便不能合理解释何秀兰、罗青峰要求文炳光且文炳光亦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再出具欠款总结，而何秀兰、罗青峰又在第二份欠款总结出具后一直未再向江信强追讨的事实。综上，何秀兰、罗青峰及文炳光主张文炳光代表江信强取货及确认欠款，并要求江信强承担支付义务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欠款应由文炳光予以承担。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是欠款的数额问题。何秀兰、罗青峰对于两份欠款总结的金额差异进行了解释，且取货时间距今较为久远，而文炳光也已出具欠款凭证，故要求何秀兰、罗青峰提交原始送货单据不合理、不现实。文炳光作为实际的取货人及欠款人，作为两份欠款总结形成的直接参与者，理应知悉货款金额及两份欠款总结金额出现差异的原因，但其并未进行合理解释。第二份欠款总结中，文炳光作为欠款人签字并承诺了付款日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意识到自己作为欠款人出具欠款总结的法律后果，并应当对欠款金额进行最终核对。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文炳光作为欠款人出具的第二份欠款总结所确认的欠款金额，认定文炳光应向何秀兰、罗青峰支付货款469595元。文炳光未按承诺于2017年12月底前付清货款，何秀兰、罗青峰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标准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因此，何秀兰、罗青峰主张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33965.23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文炳光向何秀兰、罗青峰支付货款469595元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33965.23元；二、驳回何秀兰、罗青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36元，由文炳光负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罗青峰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张某的书面证言。该证言载明：张某本人在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926号江南果蔬果菜批发市场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在经营过程中，江信强一直让文炳光帮其在张某及其他档口拿货，等。江信强对此质证认为：对证人张某身份不予认可，没有证据证实其在江南批发市场经营，也没有证据证实江信强有与其交易、文炳光是江信强的员工，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我方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文炳光对此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我方是帮江信强在水果市场去进货的。二审中另查，关于两份欠款总结签具的情况，罗青峰代理律师在一审庭审中表示：第一次对数时，文炳光说代江信强拿货，所以欠款人签的是江信强的名字，取货人签的是文炳光的名字。后来文炳光在拿货的过程中，罗青峰想让江信强再签，江信强说他对这个账不认，所以文炳光就签了第二份欠款总结。江信强在一、二审中均表示签第二份欠款总结时他亲自在场。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文炳光是否代表江信强收取了涉案货物及确认欠款，应如何确定承责主体？关于上述争议，罗青峰、何秀兰依据两份欠款总结要求江信强清偿拖欠的货款。江信强则否认欠款总结所涉货款与其有关。本院认为，首先，文炳光主张其为江信强的员工，其签具欠款总结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文炳光为此在一、二审中提供了温某、龙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张某出具的书面证言。本院认为，上述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文炳光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为江信强员工的事实，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第一份欠款总结的签字是文炳光所写，虽然罗青峰与文炳光均主张文炳光是代江信强对欠款情况进行对账，但江信强对此不予确认，罗青峰与文炳光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江信强知晓上述事实。第三，第二份欠款总结清楚列明取货人及欠款人均为文炳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文炳光在上述欠款总结中签名及注明身份证号码，其作为欠款人的意思表示清楚明晰。而且，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江信强拒绝承认欠款的情况下，文炳光仍然同意罗青峰的要求向其签具第二份欠款总结。若文炳光只是代江信强收取涉案货物及确认货款，文炳光的上述行为有违常理。第四，根据罗青峰一方与江信强的微信聊天记录，自签具第二份欠款总结后，罗青峰与江信强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买卖交易关系，但罗青峰从未向江信强主张该笔款项。在罗青峰于2019年3月向江信强追讨时，江信强亦明确表示涉案货款是文炳光所欠，文炳光是承认并签名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与各方当事人关于第二份欠款总结签具情况的陈述相互印证，应可证实罗青峰与江信强、文炳光核实后认可文炳光为实际欠款人，并由文炳光签具第二份欠款总结。因此，在文炳光为涉案欠款总结实际欠款人，且无证据显示文炳光具有江信强代理权的外观表现，罗青峰在文炳光取货时亦未审慎履行审查义务的情况下，罗青峰、何秀兰依据两份欠款总结主张江信强承担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文炳光自愿出具欠款总结，确认欠款事实，理应承担还款义务，其主张应由江信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青峰、文炳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72元，由上诉人罗青峰负担8836元、文炳光负担88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