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岑注辉，男，197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宏，广东联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旭辉，男，197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平，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岑注辉因与被上诉人李旭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岑注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李旭辉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由李旭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判决结果偏袒李旭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李旭辉于2019年5月14日对本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合作协议书》签订是时间为2014年5月22日，约定由李旭辉筹集资金，资金额度人民币叁拾万元，由岑注辉负责管理借以他人使用，岑注辉负责资金使用与回收。每月22日双方平利息收入。合同期限为四个月，期限到期后由双方重新协商决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2014年9月22日，《合作协议书》到期，李旭辉从此时起计算诉讼时效，然李旭辉没有提交期限到期由双方重新协商决议的证据，因此2019年5月14日向法院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二）岑注辉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应不予采纳。1.本案的实情是：李旭辉与岑注辉是朋友，得知当时岑注辉通过对外借贷获取利息收入，也清楚借款人祝某向岑注辉借款了18万，借款人陆某向岑注辉借款了12万，于是李旭辉与岑注辉协商将自己的30万支付给岑注辉，李旭辉自行向两个借款人收取利息和本金，后续30万的本金和利息由李旭辉自己与两个借款人联系，与岑注辉无关。2.李旭辉与岑注辉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仅仅是确认30万的金额由李旭辉支付给了岑注辉，李旭辉这样处理的原因是李旭辉本人是农商银行的高管，不方便自己对外出借资金从而获取高额利息，另外岑注辉已经有对外借款的渠道，因此看在双方是朋友的情分上，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3.岑注辉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已经证实了其向借款方祝某、陆某两人借款30万的事实，与李旭辉通过银行转账30万的金额一致。4.李旭辉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首先，如果李旭辉向岑注辉转账了30万后，为了获得利息收入，其应当经常监督岑注辉是否向借款人出借、向谁出借、资金是否安全、借款期限以及利息等。其次，如李旭辉的说法成立，其从2014年5月22日与岑注辉签订合同后，对此不闻不问，直到2019年5月14日在诉讼时效过后才向法院起诉要求岑注辉支付出资款30万及利息，明显违背常理，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李旭辉是按月收到两个借款人的利息。最后，李旭辉提起本案的原因是其最近没有收到两个借款人的利息，且本金也无法收回的情况下，才违反双方的约定，向法院恶意提起诉讼。（三）一审法院对事实及证据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也存在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虽然被告提供了借款借据等证据拟证明其履行了管理投资款及借与他人使用的义务，但其提供的借款借据均是发生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前，且其中一名借款人岑某陈述与被告所述不一致，则被告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意见”的说法有失偏颇。李旭辉是因知道岑注辉对外借贷业务的情况下，自愿将30万元给岑注辉，抵扣岑注辉向祝某、陆某借款的30万元。且岑某并非其中的一人，因此一审法院否认岑注辉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2.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无法证明其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管理资金使用及回收义务”缺乏说服力，岑注辉已经提交了证据证实其将自己已经出借的30万抵扣李旭辉的30万，如果按照合同约定，也履行了义务，不能以出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认定本案事实。3.合同约定了期限，2014年9月22日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并未审查合同到期后的状态，未审查该合同是否到李旭辉向法院起诉时一直有效等，未审查李旭辉起诉是否有时效中断的事由等，也未审查合作协议主要是对外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实际收回等风险，而要求岑注辉支付30万占用资金及利息，完全将风险转嫁给岑注辉，明显偏袒李旭辉。4.岑注辉提交的借款借据、录音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了李旭辉直接与借款人履行借款协议的事实，仅仅因为到期不能收回成本和利息，便要求岑注辉承担责任，以上事实说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偏差。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等规定错误，岑注辉对一审法院所适用的法律不予认可。李旭辉辩称，不同意岑注辉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2.岑注辉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李旭辉提出本案诉讼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双方的合作协议书已经过期，但一直都没有结算，而且实际上双方也口头约定借款并未能如期收回。岑注辉提供的十份借据发生的时间都是在本案合作之前，跟本案的合作款项没有关系。合作协议上面也无如岑注辉所述收购它之前的债权的意思表示。3.岑注辉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作为审理上诉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李旭辉不同意质证。录音也并不清晰，其吐词以及词语表达均比较含糊，整理的文字记录也与录音并不一致，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录音中提到的案外人祝某、李某、陆某、岑某既是岑注辉的债务人，也是李旭辉的债务人，岑注辉和李旭辉向案外人催收债务，并不意味着本案的债务跟案外人有关。由于岑注辉是李旭辉的合作伙伴，岑注辉帮李旭辉向案外人催收款项，这个是很正常的。基于这个原因。李旭辉才有可能就本案的债务跟岑注辉合作。4.案外人没有向岑注辉还款，也就没有将欠款还给李旭辉，后果应由岑注辉自行承担，跟李旭辉没有关系。5.关于案外人是李旭辉的债务人的问题，案外人陆某、岑某两夫妇欠李旭辉的款项是十一万元，对该欠款李旭辉已经向一审法院另案起诉，在该案中，岑某作为被告一直拒收传票、拒绝应诉，李旭辉也将岑某在本案一审中作为证人被询问的事情告知了审判法庭，但是该案依然传唤不到岑某。李旭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旭辉、岑注辉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判令岑注辉返还李旭辉出资款300000元；3.判令岑注辉立即支付李旭辉出资款利息（从2014年5月2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出资款之日止，以300000元为基数，按每月1%计算）；4.案件受理费由岑注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2日，李旭辉（甲方）与岑注辉（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共识经营以下项目，由甲方负责筹集资金，资金额度300000元，由乙方负责管理借以他人使用，乙方负责资金使用与回收。每月22日双方平利息收入。合作期限自双方签字起四个月。期限到期由双方重新协商决议。筹集资金划入乙方在农业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户名：岑注辉，账号：62×××37。2014年5月24日，李旭辉向岑注辉指定账户分六笔共转款300000元。庭审中，岑注辉称与李旭辉合作时，其名下正好有对外债权300000元，李旭辉提供的合作款300000元正好抵作上述对外债权，上述债权均与李旭辉另行签订借款借据，所产生的利息也已基本上由借款人直接向李旭辉支付，并未按协议约定与岑注辉平分利息，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0份出借人为岑注辉，出借日期在协议签订前的借款借据拟证明其所称属实。庭审后，一审法院向岑注辉所称的10份借款借据中的其中一位借款人岑某询问与借款相关的事宜，岑某称其的确向岑注辉借过20000元，但其未与李旭辉另行签订借款借据，且岑注辉也未要求其直接向李旭辉支付该笔借款利息及偿还本金。以上事实有李旭辉提供的《合作协议书》、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李旭辉与岑注辉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现岑注辉确认其收取了李旭辉出资的300000元，虽然岑注辉提供了借款借据等证据拟证明其履行了管理投资款及借与他人使用的义务，但其提供的借款借据均是发生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前，且其中一名借款人岑某陈述明显与岑注辉所述不一致，则岑注辉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意见，故岑注辉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此，岑注辉无法证明其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管理资金使用及回收义务，故李旭辉要求岑注辉返还投资款300000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李旭辉要求岑注辉支付出资款利息的主张，因李旭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投资款借出并产生了利息收益，故李旭辉要求岑注辉支付出资款利息的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岑注辉在合作期限届满后仍占有涉案款项，则应向李旭辉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认定岑注辉向李旭辉支付自2014年9月22日起到还清之日止，以3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判决：一、岑注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旭辉偿还300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欠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李旭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岑注辉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岑注辉向本院提交3份证据，证据1为借条，拟证明岑注辉借给别人的30万元与李旭辉支付给岑注辉的30万元一致，李旭辉支付给岑注辉的款项已经转移的事实。证据2为证人证言和结婚证，拟证明李旭辉收取了证人妻子的利息并重新写下12万元借款借据的事实。证据3为录音资料及光盘，拟证明李旭辉所支付的30万元已经转移到岑注辉所出借的三十万元的借款人的利息和本金的事实。李旭辉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李旭辉无法确认借款人、出借人以及担保人的签名的真实性，借款借据发生的时间都在本案的借款、本案的合作协议之前，都是案外人拖欠岑注辉的款项，并不能证明是岑注辉与李旭辉之间合作款项的。岑注辉所称持有借款借据原件的过程完全不符合常理。在债务已经清偿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债务人会继续保留借款借据的原件，更不会把借款借据的原件又重新交回给债权人。岑注辉称十张借据的原件都是从陆某手上拿过来的，也完全不符合常理。两个债务人岑某与陆某，以及祝某、李某夫妇，若借条是从两个途径来的，还能够理解，若是全部从其中一个债务人拿过来的，显然不符合常理。祝某、李某不可能把李旭辉的借款借据的原件给陆某，然后再由陆某给岑注辉，这缺乏合理性。对证据二，对结婚证没有意见，对证人证言，证人关于借条原件的陈述，跟岑注辉的陈述完全不一致。岑注辉从来没有将借据的原件还给岑某。岑某没有收到李旭辉的款项就写了十二万元的借条是与事实不符的。在起诉陆某的另案中，有提供三份借条，一份是5万元，一份是6万元，一份是将两笔逾期不还的借款合并成一张12万元的借条，还附了银行转账凭证，其中有一笔5万元的借款直接由陆某授权支付到证人岑某，所以根本不存在陆某没有收到李旭辉的款项，就写了一张12万元的借条的情况，也不存在岑某没有收过李旭辉款项的情况。关于是否有说过款项不用还给岑注辉的问题，证人岑某的两次回答不一致。在2014年到2015年，岑注辉事实上已经拖欠李旭辉三十万元投资款没有收回来，岑注辉也无法说明三十万元的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岑注辉让其债务人将款项直接还给李旭辉，是符合常理的，因此即使说过款项不用还给岑注辉，也是完全符合常理的。证人岑某所称有时把款项直接打到李旭辉指定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证人证言陈述的还款不是事实。对证据三，该录音在一审之前都已经存在，对方在二审期间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李旭辉确认该录音是岑注辉与李旭辉之间的通话，但录音内容不是非常清晰，吐词及文义表达不清楚，比较含糊。岑注辉整理的文字跟录音本身不一致，岑注辉完全按照自己的需求整理的文字内容。录音中提到了几个案外人，他们既是岑注辉的债务人，也是李旭辉的债务人。岑注辉与李旭辉是合作伙伴，岑注辉帮李旭辉催款是正常的。岑注辉本身就欠李旭辉款项，岑注辉要求案外人将拖欠岑注辉的债务直接偿还给李旭辉也是正常的。但若案外人并没有按照岑注辉的意思将款项还给李旭辉，债务追不回来，其后果只能由岑注辉自行承担。岑注辉二审提交的岑某证人证言内容为：本人岑某，男，汉族，1968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沙浦东一巷1号，我本人和我妻子陆某向岑注辉借了十四万元，其中我借了两万，我老婆借了十二万。我老婆说过让她把欠岑注辉十二万的钱的本金和利息直接支付给李旭辉，另外好像是2014年或15年的某个晚上，李旭辉约到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江北中约四社牌坊旁边的沙锅粥夜宵时，他说我老婆欠岑注辉的钱还给他就行了。另外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岑注辉和李旭辉约她出去给李旭辉写了一张12万元的借条。我老婆告诉我利息有时用现金方式直接给了李旭辉，有时直接打到李旭辉指定的李某银行账户，还有两次我开车送我老婆给李旭辉现金。落款有岑某的签字及摁指纹，落款日期是2019年8月30日。经本院准许，岑注辉申请证人岑某出庭作证。岑某在回答李旭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问题时，就其与其妻子陆某分别向岑注辉借款2万元和12万元，有没有告诉其不用还给岑注辉，岑某两次回答不一致，先是说没有告诉，接着又说有告诉。岑某二审庭审的陈述前后不一，与其一审陈述的岑注辉未要求其直接向李旭辉支付借款利息及偿还本金不一致，且岑某的证人证言使用“好像”“我老婆说”“我老婆告诉我”，为传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另查明：岑某与陆某为夫妻。岑注辉二审确认30万元资金未收回。岑注辉二审提交的其与李旭辉的通话录音显示，岑注辉说：“反正现在的本钱我就会帮你搞回来，这些东西我绝对会帮你追回来。反正我没有拿过你一分钱。”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岑注辉是否应向李旭辉偿还30万元并支付利息？岑注辉收取了李旭辉30万元，协议约定岑注辉负责资金使用与回收，现岑注辉确认30万元资金未收回，且通话录音中，岑注辉也表示会帮追回来。合作期满后，李旭辉要求岑注辉返还3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岑注辉占用资金，一审判决其向李旭辉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也合理。岑注辉二审提供的借款借据均是发生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前，岑注辉称30万元本息由李旭辉与案外人联系，与其无关，没有充足证据证实，也与协议约定不符。即使如岑注辉所述，可由拖欠其个人债务的案外人直接向李旭辉偿还款项，岑注辉在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实案外人有向李旭辉偿还款项，故岑注辉仍应向李旭辉偿还30万元。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岑注辉上诉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其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亦无新证据证明李旭辉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且岑注辉二审提交的其与李旭辉的通话录音也显示合作期满后李旭辉有追讨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对岑注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岑注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岑注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