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杨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汝良，广东普罗米修（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君，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张毅。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乐，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深圳市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佶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移动公司）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4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梦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永佶公司返还深圳移动公司已付金梦公司的金立手机代销款2694101元，并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起诉后迟延转付款项的相应利息；2.永佶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佶公司提交永佶公司（乙方）与深圳移动公司（甲方）签订编号CMGD-SZ-201706798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2018年全渠道终端平台合作协议》载明，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协议第二条双方权利规定：“一、甲方权利。1.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全渠道终端供货服务商，并向甲方各分公司营业厅、电子渠道市仓、政企渠道提供终端的供货服务，终端协议价（包含配送物流费、展示真机成本等）原则上由甲方和乙方按一机一议模式进行搓价，双方接受搓价结果的机型方可在甲方自有渠道销售。2.甲方委托乙方代表甲方向终端厂家或其指定的分销商采购协议规定的终端，乙方向甲方提供终端供货服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向甲方供货，如发现乙方提供的终端不符合本协议标的规定，甲方可要求乙方更换产品直至符合要求。……。二、乙方权利。1.乙方有权预测终端销量，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制定供货计划，由乙方完成供货。……”第三条双方义务规定：“一、甲方义务。1.甲方负责对甲方自有系统中有关终端产品系统操作环节进行培训、发放操作手册，指引甲方下属公司对系统的正确使用。2.甲方各分公司负责向乙方提供准确的营业厅、电子渠道市仓、政企渠道信息，包括：名称、详细地址、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等。如信息发生变动，甲方各分公司、电子商务中心需提前3天，将营业厅最新相关信息告知乙方。3.甲方各分公司应指定专人与乙方接口，配合乙方的物流服务。4.甲方有义务负责管理在各分公司营业厅、电子渠道市仓、政企渠道的代销产品，包括其库存的完整性、安全性。甲方各分公司营业厅、电子渠道市仓、政企渠道对签收乙方配送的终端，完全由乙方负责相关的保险购置及其费用。5.甲方应按照约定及时与乙方进行货款结算，避免发生人为原因造成的延期付款。甲方以实际终端销量为结算依据。二、乙方义务。1.乙方接受甲方上级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移动公司）发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终端厂家一本通》的约定，接受甲方对平台商所执行的管理规范。2.在自有渠道，乙方有义务满足甲方库存需求，并及时补充库存量，接受甲方的抽检。社会渠道和自有渠道的物流费用全部由乙方支付给物流公司，无须甲方支付或垫付。……5.乙方负责在甲方各分公司所在地配有专门人员和机构，负责协调处理双方在当地的合作事宜。乙方专门人员名单、联系电话应及时提供给甲方。……第四条考核结算第3款规定，甲方根据实际销量与乙方结算终端货款，本合同框架金额上限为人民币56000000元。”第4款结算方式规定：“（1）定制终端结算货款=结算周期实际终端销售数量×甲方发文明确的终端协议价。（2）货款结算周期为每月结算一次，即每月的1号至当月最后一天为一个结算期，如双方结算数据存在不一致，可先按照甲方及其地市公司数据进行结算，在下一个结算周期，根据双方核对的报表数据结果进行清算，多退少补。（3）甲方和乙方应于结算周期结束后的10天内完成结算数量核对并共同确认在结算周期内发生的实际终端销售数量。（4）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合规的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工作。（5）具体供货协议价信息以甲方上级单位广东移动公司当期公布的产品的协议价为准。结算期间如遇厂商的供货协议价格发生调整，乙方在调价生效的24小时内通知甲方上级单位广东移动公司，并通过公函的方式将调整后的价格及调整时间发给甲方上级单位广东移动公司，甲方按上级单位通知要求结算终端货款。（6）乙方向甲方铺货代销模式下的库存在甲方未销售的终端不纳入货款结算范围。”根据深圳移动公司提供的4份印明付款户名为广东移动公司、付款账簿名称为深圳移动公司、收款户名为永佶公司的《客户付款入账通知》打印件显示，深圳移动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向永佶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1229617元和1415953元，于同年4月27日、5月23日向永佶公司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794071元和670413元，合共4110054元。深圳移动公司提供4份《请款通知书》复印件，请款金额分别对应上述4份《客户付款入账通知》，均显示收款人名称为永佶公司、有永佶公司公章和上述协议的合同号；提供显示购买方为深圳移动公司、销售方为永佶公司、盖有永佶公司发票专用章的6份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其中开票日期为2018年2月7日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295153元和1120800元（共1415953元），开票日期为2018年3月7日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118857元和110760元（共1229617元），开票日期为2018年4月11日的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794071元，开票日期为2018年5月4日的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670413元；提供显示供应商为永佶公司、有永佶公司公章、列明销售各款金立手机数量和结算金额的5份对账表复印件，其中统计日期为2018年1月1-31日的对账表载明合计金额为1415953元，统计日期为2018年2月1-28日的对账表载明合计金额为1229617元，统计日期为2018年3月1-31日的对账表载明合计金额为788275元，统计日期为2018年1月1-31日的对账表载明合计金额为5796元，统计日期为2018年4月1-30日的对账表载明合计金额为670413元，制表人签名均为“齐乐”，盖在供应商签章栏的永佶公司公章上有吴某（其中3份）或潘某签名。金梦公司提交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由深圳移动公司的渠道运营中心向其出具的《关于已向永佶公司结清2018年1月至4月终端货款的说明》载明：“根据我司与永佶公司签订的《市场-广州永佶-2018年全渠道终端平台合作协议》要求，截至2018年5月31日应付你司货款，我司已向永佶公司结清2018年1月至4月在我司全渠道销售的金立代销终端款项（合计人民币4110054元）。”金梦公司提交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日、由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立公司）出具的《授权书》，载明授权金梦公司为该公司产品2018年度在深圳市的销售总代理，原公司名称为“深圳市金永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永讯公司）的授权书废止，授权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2018年6月28日，金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金梦公司主张金立公司与广东移动公司约定合作模式，由各地区经销商推举一家公司即永佶公司作为金立公司与广东移动公司结算的代表，负责保证金的缴纳和货款的转付、接收，永佶公司收款后一个星期内将相应的货款支付给实际的各地区经销商，已运营了8至10年；原深圳地区的经销商金永讯公司停业，由金梦公司自2018年起承接经销业务，金梦公司先后委派员工吴某、潘某负责业务，与深圳移动公司进行结算对账，永佶公司盖章确认后，深圳移动公司向永佶公司付款，永佶公司将代收的货款扣减相关税费后返还给金梦公司。金梦公司对上述主张，提交了深圳移动公司的员工齐乐向广东移动公司负责人发出请示督促永佶公司将货款支付给金梦公司的电子邮件；齐乐向金梦公司职员发送载明供应商为永佶公司的《代销终端结算报表》的电子邮件；指系永佶公司向广东移动公司发送要求确认包括永佶公司、金永讯公司等各地区经销商缴付保证金金额的电子邮件；指系永佶公司财务人员焦某武的银行账户向金梦公司股东何某贵的银行账户转来2018年1月的货款1394713元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潘某署名的《证明》；指录有永佶公司财务曾某确认收到应付给金梦公司的深圳移动公司货款的电话通话录音光碟。永佶公司对金梦公司上述主张和证据材料均不予确认，对深圳移动公司提供证明向永佶公司支付货款《客户付款入账通知》打印件、永佶公司按照协议请款的《请款通知书》复印件、对账表复印件、发票复印件亦不予确认。深圳移动公司承认金梦公司主张的交易模式和齐乐发送的电子邮件，表示一直认为是由金梦公司供货，再由深圳移动公司根据合作协议与永佶公司结算货款，因为对账的时候一直都是跟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永佶公司也对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的对账结果予以确认；在金梦公司、永佶公司双方至今都不能提供门店签收货物的凭证的情况下，深圳移动公司无法确认门店收取的是何方供货的货物；从法律上深圳移动公司是和永佶公司有合作协议，应该由永佶公司径直向深圳移动公司供货，而现实中深圳移动公司又是与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账，所以金梦公司是否代永佶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的义务，应由金梦公司、永佶公司举证。金梦公司补充提交开具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的7张金额共642300元的发票、开具时间为2018年8月3日的9张金额共949950元的发票、开具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的1张金额97050元的发票、开具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的1张金额为114000元的发票、开具时间为2018年9月26日的20张金额共2306700元的发票，发票金额合共4110000元，购货方均载明为永佶公司，货物名称均为手机。永佶公司表示发票证实双方手机购销关系，但上述发票与本案争议无关，不能证明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存在手机买卖关系。关于向深圳移动公司供货，金梦公司陈述系其通过德邦物流快递送货到深圳移动公司的各销售门店（包括自营店和外包店），在营业厅销售后由其进入广东移动公司系统将每月销售的手机计入深圳移动系统。金梦公司为此补充提交金立公司2019年4月17日、无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证明》，表示销售给深圳移动公司的金立合约机是由金立手机深圳地区2018年度销售总代理的金梦公司提供，在2018年度金立公司没有直接供货给深圳移动公司，也没有授权永佶公司在深圳地区销售代理金立手机的资格，不存在从金立公司仓库直接为永佶公司出货到深圳移动公司的情形；无落款日期、盖有深圳市中移恒泰网络有限公司的《确认书》，载明金梦公司存放该公司的1315台金立手机，该公司2018年1月至4月根据金梦公司要求在深圳移动公司营业厅进行移动合约机代销销售完毕，有服务费需向金梦公司收取。永佶公司和深圳移动公司对金梦公司该部分证据材料不予确认。永佶公司陈述系由其通知金立公司以物流方式配送到深圳移动公司的门店，广东移动公司有一个系统登记程序，货到后就在系统登记，没有书面的签收证据。永佶公司提供2017年12月19日与广东移动公司签订的《全渠道终端平台合作协议》、向该公司发出的《请款通知书》、发票等，指2018年永佶公司作为广东移动全渠道供货服务商向其下属单位提供终端的供货服务，金立手机广东移动全渠道都由永佶公司供货和结算，不存在深圳移动公司由金梦公司供货的问题。金梦公司表示该协议是基于前期合作模式仍是推举永佶公司作为结算代表而签订，永佶公司仅仅负责广州市的直接代销，不能证明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不存在直接购销关系。深圳移动公司表示上述证据材料是永佶公司与其上级公司签订，与其无关。深圳移动公司陈述其营业厅直接通过上级公司设计的手机订货平台系统订货，平台发送订单给哪一方、由哪一方向营业厅交付货物其不清楚；从结算开始才由其工作人员接手，在每个月月初将上个月的终端数据从报表平台提取数据，提取数据后进行统计然后做成结算报表通过邮件发给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吴某或潘某，若干工作日后其会收到永佶公司的发票、请款通知单和结算报表，然后发起报账流程向永佶公司付款；在深圳移动公司工作人员介入结算的程序中只与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接洽，没有见过永佶公司的工作人员；该业务模式已执行多年，其认为三方达成一种默契，即实际业务由金梦公司经办负责供货和结算，所以相关货款最终应支付给金梦公司。深圳移动公司补充提供表示从其下属营业厅收集的6份《深圳金立销售出库单》的照片打印件，显示印明制单日期为2018年1月至4月间、经手人为吴某或潘某，列明手机型号、数量、金额，物流司机签名栏有人员签名。金梦公司对深圳移动公司的陈述和举证予以确认。永佶公司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金梦公司主张其向深圳移动公司供货、与之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永佶公司系经各地区经销商委托代签协议、代收深圳移动公司的货款后负有向其返还货款的义务。金梦公司对此应予举证。现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永佶公司之间无签订相关的书面协议。永佶公司提交了与深圳移动公司签订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2018年全渠道终端平台合作协议》，深圳移动公司提交了证明向永佶公司支付货款《客户付款入账通知》打印件和显示有永佶公司印章的《请款通知书》复印件、对账表复印件、发票复印件，与协议约定交易和结算方式相符。永佶公司虽对复印件不予确认，但确认深圳移动公司的付款。对账表上虽有吴某、潘某等人签名，但因深圳移动公司无提供原件，无从确定签名是否经永佶公司一并盖章确认。故足以认定永佶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之间就金立手机合作销售达成合意和进行结算付款，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深圳移动公司依约应向永佶公司支付货款。金梦公司主张其委托物流公司向深圳移动公司发货的，本可提供相应的物流凭证，但却未能提供。深圳移动公司亦表示需由金梦公司与永佶公司自行证明如何交货。金梦公司提供的第三方公司《确认书》、深圳移动公司提供的《深圳金立销售出库单》照片打印件和金立公司的《证明》等均不能否定永佶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金梦公司提供的两个个人账户间的款项往来的银行凭证，不能证明与永佶公司形成了永佶公司收取深圳移动公司货款即向金梦公司转款的交易惯例。如金梦公司有证据证明永佶公司向深圳移动公司供应的金立手机系由其作为深圳地区经销商所供应，系与永佶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相应的合同之债应按照适当的法律关系另觅途径解决。金梦公司要求永佶公司返还代收深圳移动公司的货款没有依据，应予驳回。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由金梦公司自行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金梦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28352.8元由金梦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金梦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永佶公司返还深圳移动公司已付金梦公司的金立手机代销款2694104元，并承担迟延转付的相应利息损失；2.永佶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问题。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永佶公司经公告传唤未到庭。在闭庭十多天后，一审经办法官告知金梦公司，称永佶公司已收到材料，要求应诉开庭，金梦公司对一审经办法官同意再次开庭提出质疑。二、对于一审提交的证据问题。1.永佶公司没有否认涉及交易的产品系“金立”品牌手机。基于该特定品牌，就公认的行业规则和商业法规所界定的地域性的销售代理资格是决定是否合法经营的首要考量依据，如果没有金立公司的授权，不管永佶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及上级单位签订再多的合作协议，永佶公司均没有金立公司在深圳地区的代理销售资格。金梦公司提供的金立公司的《授权书》及《证明》可以证明金梦公司为深圳市2018年度唯一销售总代理。2.金梦公司认为，金梦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支持其诉请。（1）金梦公司有金立公司在深圳市的特许经销资格，永佶公司无深圳市的销售授权和进货渠道。（2）深圳移动公司在庭审时证实“在深圳移动公司介入的结算程序中只与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接洽，没有见过永佶公司的工作人员；该业务模式已执行多年，其认为三方达成一种默契，即实际业务由金梦公司经办负责供货和结算，所以相关货款最终应支付给金梦公司。”（3）深圳移动公司提供了有永佶公司公章及金梦公司经销负责人吴某或潘某在公章上签名的5份对账表，涉及的内容为2018年1月至4月的销售金额，可以推断出永佶公司、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存在某种合作模式。（4）金梦公司提供了永佶公司通过焦某武转付的货款的银行账单附言为“永佶付深圳金立”，且金额1394713元正是深圳移动公司应付金梦公司1月份货款1415953元扣除1.5%税款后的余数。（5）金梦公司提供的永佶公司财务负责人曾某与金梦公司财务经理罗某富的电话录音反映双方的电话对账及催款的情形，可以证实永佶公司财务对已收深圳移动公司并应付金梦公司2018年2、3、4月的二百多万元手机款的认可。三、一审法院以永佶公司提供的《广东移动公司深圳分公司2018年全渠道终端平台合作协议》认定本案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将金梦公司排除在合作关系之外，错误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四、本案不应利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相对性和金梦公司未能与各合作方存在书面协议的缺陷来排除本案存在的多重合作关系。被上诉人永佶公司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金梦公司的上诉请求，并答辩称：公告送达的案件能多次开庭审理，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金梦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深圳移动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并答辩称：深圳移动公司已经向永佶公司支付全部货款，至于永佶公司与金梦公司之间的纠纷则由其双方根据证据予以确定，两公司的内部情况深圳移动公司并不清楚。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时，金梦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8年2月28日付款申请书、2018年1月份德邦物流清单（盖章原件）、汇款电子回单（打印件）；2.2018年2月28日付款申请书、2018年1月顺丰物流清单（打印件）、汇款电子回单（打印件）；3.2018年5月21日付款申请书、汇款电子回单（打印件）、2018年4月份德邦物流清单（打印件）。上述三项证据中付物流费用的审批人以及付款人均是金梦公司的股东何某贵，拟证明本案的金立手机系金梦公司向深圳移动公司交付，并非永佶公司向深圳移动公司交付。第二组证据：4.金梦公司员工潘某邮箱内容截图（打印件）；5.金梦公司员工谢某邮箱内容截图（打印件），并通过“时间戳”软件记录打开上述电子邮箱并且展示邮件内容过程。上述两项证据拟证明金梦公司员工潘某与深圳移动公司相关人员就金立手机的销售等事宜进行大量的沟通，深圳移动公司员工齐乐每月定期向金梦公司发送对账单，潘某的邮件中搜索关键词“永佶”相关邮件多达62封，金梦公司的员工曾某玲、谢某、吴某等与永佶公司相关人员如陈某红、李某梅等就金立手机事宜进行多次沟通。其中，2018年3月30日落款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深圳营销中心纪旭珊的邮件记载“因深圳金立厂家原名‘深圳市金永讯电子有限公司’因更换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梦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现有部分机型退不回原厂家……”。第三组证据：6.谢某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拟证明金梦公司员工谢某就本案的货款事宜多次与永佶公司的龚某辉、郭某伟沟通，相关人员承认尚欠金梦公司货款。第四组证据：7.金梦公司财务罗某富与永佶公司财务曾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并当庭核实原始载体，该记录载明：2018年2月2日罗某富向备注为“广州永佶曾某”的微信账号发送收款账号变更函，并要求“广州永佶曾某”汇款转入新公司，并删除金永讯公司账号。“广州永佶曾某”在2018年4月2日向罗某富发送《深圳金永讯往来对账明细》显示，“移动结算款1415953元扣税点21240元”，后罗某富向“广州永佶曾某”发送开户名为何某贵的账号，要求“广州永佶曾某”转款至该账号。二审庭询时，金梦公司当庭在支付宝APP中输入“广州永佶曾某”微信账号的绑定手机137××××3868，显示户名为“*娇”，拟证明该微信账户就是永佶公司财务人员曾某的微信号，头像就是曾某本人，相关微信内容真实。金梦公司财务人员罗某富与永佶公司财务人员曾某就相关货款事宜多次沟通，确认金梦公司之前是以金永讯公司名义运作，即在收到深圳移动公司货款后，扣除税点返还，2018年4月3日焦前武向何某贵支付的1394713元就是2018年1月份的货款1415953扣除1.5%税21240元后返还的货款，在2018年10月份还追问411万元货款的发票，要求金梦公司邮寄给永佶公司。曾某承认尚欠金梦公司2018年2-4月260多万元货款。第五组证据：8.三方转账协议（原件），9.补充协议书（原件），上述两项证据载明“深圳市金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树公司）接收金永讯公司及全部深圳的业务”，该协议书中金树公司处负责人签名字样和金梦公司提交的其它证据上何某贵的签名一致，拟证明2017年2月份金梦公司承接了金永讯公司的深圳金立手机业务，自然延续了金永讯公司与永佶公司的合作模式，其中包括金永讯公司支付给永佶公司的保证金。在2017年度中，金梦公司均是以金永讯公司的名义与永佶公司合作，直到2018年底自己注册的金梦公司成立，才改用金梦公司名义与永佶公司等合作。金树公司系金梦公司拟成立的公司，后未能注册成功。第六组证据：10.2016年8月-12月《和包对账》（原件）；11.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31日《代销终端结算表》（原件）；12.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31日《代销终端结算表》（原件）；13.《联通厅未结算金额截止1月31日》（原件），拟证明曾某系永佶公司的财务人员，代表永佶公司就相关财务事宜进行协商；金梦公司承接了金永讯公司的业务与永佶公司就相关事宜进行对账等；永佶公司确认收到金永讯公司保证金524000元，这与金梦公司提交的证据139邮箱电子邮件内容完全一致，即广东移动公司要求金立平台商支付200万元保证金，由于广东省内金立代理商有5家，大家分摊保证金，其中金永讯公司52.4万元，统一支付到永佶公司账户，由永佶公司统一代表5家代理商与移动公司发生往来。永佶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的付款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于付款凭证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未显示是金梦公司支付的。对盖章的物流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确认，客户名称写的是“金永讯”。对顺丰的物流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显示的客户并非是金梦公司，故与金梦公司无关。德邦物流五月的付款申请书、转账凭证及物流单的意见同二月份的意见。对于第二组证据，对“时间戳”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陈某红、李某梅是否为永佶公司员工代理人不清楚。目前永佶公司是遣散状态，该邮件不能证明深圳移动公司销售的手机是由金梦公司供货的，邮件中的协商沟通不一定是协商供货的问题，但是具体协商何种事宜永佶公司不清楚。对于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代理人无法确认龚某辉及郭某伟是否为永佶公司员工。对于第四组证据，有无证据证明该聊天对象就是曾某，且代理人也不清楚曾某是否为永佶公司员工。对于第五组证据，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对签名也无法确认。且协议上面也写明是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三家公司也没有显示与金梦公司有何关系。经查询，没有查到金树公司的信息。对于第六组证据1至3项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对账是永佶公司与金永讯公司的对账，与金梦公司无关。第4项证据，金永讯公司是否支付保证金应当以银行支付凭证作为证据提交，而不是简单的书面文字证明。深圳移动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对于涉及到“深圳移动”或“移动”字眼的部分予以确认。如顺丰的第38、第39条、第232条等都是石岩服务厅的，其中第271条没有在送货官网上查到该物流信息，应是物流信息过期了。其它的信息深圳移动公司无法核实。深圳移动公司抽查了德邦和顺丰的部分个人收货方，没有发现存在深圳移动公司在职的员工，但至于是否为公司之前的员工，由于时间的跨度范围较大，所以难以核查；而且由于存在营业厅柜台外包的情况，不排除是外包单位的员工。对于第二组证据，对邮件中涉及到齐乐、张某霞、甄某圆、李某媛等人的予以认可，对于邮件中提到后缀名称为“中国移动集团终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均与深圳移动公司与永佶公司结算的范围无关。对于第三组证据，深圳移动公司并未参与，对关联性无法确认。对于第四组证据，深圳移动公司没有参与，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确认。对于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深圳移动公司不是两份协议的当事人。对于第六组证据，该证据的数据与深圳移动公司的数据是一致的。第1至3项证据是与深圳移动公司无关，是与联通公司的结算。又查明，一审时，金梦公司提交了潘某的劳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拟证明潘某是金梦公司的员工。二审庭询时，金梦公司当庭查询其股东情况，显示何某贵是金梦公司的股东之一。永佶公司确认何某贵是金梦公司的股东。根据金梦公司提交的何某贵的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在2018年4月3日收到一笔备注为“永佶付深圳金立”的款项，金额为1394713元。又查明，一审庭审时，深圳移动公司陈述：“合同签订后，营业厅直接通过上级公司设计的手机订货平台系统订货，平台发送订单给哪一方、由哪一方向营业厅交付货物我方不清楚。从结算开始才由我方工作人员接手，在每个月月初将上个月的终端数据从报表平台提取数据，提取人员吴某或潘某，若干工作日后我方会收到永佶公司的发票、请款通知单和结算报表，然后发起报账流程向永佶公司付款。在深圳移动公司工作人员介入结算的程序中只与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接洽，没有见过永佶公司的工作人员。该业务模式已执行多年，深圳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在交接工作时就告知吴某和潘某是金梦公司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会到我们办公场所来进行沟通和了解业务情况。所以我方认为三方达成一种默契，即实际业务由金梦公司经办负责供货和结算，所以相关货款最终应支付给金梦公司”。根据2018年5月29日深圳移动公司员工齐乐向上级公司负责人发送的电子邮件记载：“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金立全省代理平台并签订《全渠道终端平台合作协议》。而深圳实际供货平台为深圳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正常流程是深圳金梦供货给深圳公司，我司付款给广州永佶，广州永佶再讲款项转付深圳金梦。今年我司已根据合同要求，按月及时向广州永佶支付了1-4月的货款。由于广州永佶公司内部问题，今年仅向金梦支付了1月份终端款，2-4月份终端款拒绝支付，金梦与永佶多次沟通一直未解决。金梦4月底已经暂停向深圳公司营业厅机应合约机（裸机正常供货）。截至目前，我司营业厅已停售金立合约机一个多月。严重影响终端销售正常开展。……以下为永佶未支付给金梦的货款：2月金额1229617元、3月金额794071元、4月金额670413元。”再查明，二审时，金梦公司向本院申请出具律师调查令，请求向深圳移动公司调取5份对账表的原件（2018年1月1日至31日两份、2018年2月1日至28日一份、2018年3月1日至31日一份、2018年4月1日至30日一份），并且请求本院责令永佶公司提交曾某与龚某辉2018年2月至5月的微信聊天记录。鉴于金梦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所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对金梦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永佶公司应否向金梦公司返还货款及相应利息。金梦公司主张永佶公司是深圳移动公司的金立手机全渠道终端平台商，金梦公司是金立手机的深圳地区销售总代理商，由于深圳移动公司在广东省内仅与一家供应商对接，故名义上由永佶公司代表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发生往来，实际上由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并且进行对账，由永佶公司收取货款后再转付给金梦公司。而永佶公司则主张其仅与深圳移动公司存在金立手机购销合同关系，与金梦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合作关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货物的实际供货商问题。首先，从涉案货物的来源来看。涉案货物为供应给深圳移动公司的金立手机。虽然永佶公司在一审时主张其系通知金立公司以物流方式将金立手机配送到深圳移动公司，但是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供应给深圳移动公司的金立手机来源，亦未能提供发货至深圳移动公司的物流单据。而金梦公司则提供了金立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金立公司确认销售给深圳移动公司的金立合约机是由金梦公司提供，不存在由金立公司或者永佶公司直接供货给深圳移动公司的情形。深圳移动公司提交的《深圳金立销售出库单》显示经手人为金梦公司的员工吴某或潘某，且列明手机型号、数量、金额，物流司机签名栏有人员签名。除此之外，金梦公司在二审时还提交了部分的物流单据证明其曾发货给深圳移动公司。虽然该物流单据中显示的发货方名称为金永讯公司，但是快递款的付款人为金梦公司的股东何某贵，而且根据金梦公司提交的金立公司出具的《授权书》、《三方转账协议》、《补充协议书》、电子邮件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金永讯公司与金梦公司前后为金立公司的深圳地区总经销商，两公司在业务上存在前后承接关系。故，金梦公司的主张与涉案货物的制造商金立手机公司的陈述、深圳移动公司提交的《深圳金立销售出库单》以及本案的其它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永佶公司的主张与金立公司的陈述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从涉案货物的交易以及货款结算过程来看。根据实际收货人深圳移动公司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深圳移动公司实际的金立手机供货平台为金梦公司，深圳移动公司系直接与金梦公司的员工进行业务对接以及对账，在深圳移动公司提交的与永佶公司往来的对账单中签名的亦是金梦公司的员工。在货款结算时，深圳移动公司向永佶公司支付的1月份货款1415953元扣除1.5%税后为1394713元，与微信账号“广州永佶曾某”于2018年4月2日在微信上发送的往来对账明细显示的“移动结算款1415953元扣税点21240元”等内容相吻合，与金梦公司股东何某贵于2018年4月3日收到一笔备注为“永佶付深圳金立”的1394713元款项，在金额上亦相吻合。虽然永佶公司主张其与金梦公司无任何合作和合同关系，但是对于为何由金梦公司与深圳移动公司进行业务对接以及金梦公司股东何某贵收到部分转款等问题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金梦公司的主张与实际收货人深圳移动公司的陈述、双方电子邮件往来、对账单、转款记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基于上述理由，综合永佶公司以及金梦公司的陈述和举证，金梦公司的主张具有更高的盖然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以及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本院采纳金梦公司的主张，认定涉案货物的实际供货商为金梦公司。二、关于深圳移动公司、永佶公司以及金梦公司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该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虽然深圳移动公司与永佶公司签有书面合同，但是在实际的业务往来过程中，深圳移动公司、永佶公司以及金梦公司对于永佶公司作为全省代理平台与深圳移动公司签订合同，实际由金梦公司供货，永佶公司收到货款后再转付给金梦公司的业务模式均明知并按此实际履行。而且，上述业务模式除了金梦公司、深圳移动公司的陈述外，还有三方往来的电子邮件、对账单、业务往来文件、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此前的业务款项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故，金梦公司与永佶公司之间应该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由永佶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深圳移动公司签订金立手机购销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根据深圳移动公司与永佶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情况，深圳移动公司共向永佶公司支付了2018年1月至4月的货款4110054元（1月金额1415953元，2月金额1229617元、3月金额794071元、4月金额670413元）。其中，1月货款1415953元扣除1.5%税后的金额1394713元（1415953元×98.5%），与备注为“永佶付深圳金立”的转账记录相吻合，故金梦公司主张永佶公司按照双方交易惯例扣除1.5%的税后应将货款返还给金梦公司，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永佶公司应该将2018年2月至4月的货款2653689元[（1229617元+794071元+670413元）×98.5%]返还给金梦公司。同时，因永佶公司占用金梦公司的货款，存在过错，应自金梦公司主张之日起支付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具体以2653689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4696号民事判决；二、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深圳市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2018年2月至4月的货款2653689元以及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2653689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深圳市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352.8元，由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7927.5元，由深圳市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25.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352.8元，由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7927.5元，由深圳市金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2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李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