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民再418号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高世清，男，195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少宁,内蒙古赫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杨占福，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宝（系杨占福儿子），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申诉人高世清因与被申诉人杨占福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再33号民事判决，向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提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内检民（行）监〔2018〕15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内民抗6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王民、检察官助理叶青出庭。申诉人高世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少宁，被申诉人杨占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再33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杨占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高世清提供的《证明》明确为作价转让，杨占福虽然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承包期限为1998年为止”，但其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若依杨占福主张的承包期限为三年，三年的承包费用为两年半的包产粮和2000元钱，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杨占福对合同期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高世清依法享有对争议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杨占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转让给高世清发生在1994年，但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国家在1993年已经明确对土地承包到期后延长三十年的政策。杨占福出具《证明》时应当对“原定的耕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明知。从1994年至2013年10月，长达19年的时间，杨占福未到过争议土地，未进行过经营管理，也可以证明杨占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不限于第一轮土地承包剩余的三年，还包含第二轮土地承包延长的三十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本案争议土地虽未变更登记，但高世清依然取得能够对抗杨占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高世清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1.高世清依法享有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均认定杨占福把案涉土地转让给高世清，认可二人之间是土地经营权转让关系，且高世清已经支付对价，村委会对案涉土地的转让知情并同意，说明村委会与高世清确立了新的家庭土地承包关系，同时杨占福与村委会在案涉土地上的承包关系终止。2.杨占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杨占福出具《证明》的内容来看，并未约定期限，杨占福主张承包期限为三年，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杨占福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16号文件相关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结束，1998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村委会的相关台账和1998年分土地的相关记录证明杨占福取得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土地是村集体发包给承包方的，杨占福和村集体确定了承包关系，有相关台账可以证明。2012年禁牧补助说明是村集体针对有草牧场的农民进行的补贴，能证明杨占福是合法的承包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998年第二轮土地是承包给杨占福的，是村委会和杨占福建立的承包关系。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的转包或者是转让必须经发包方同意或备案，才能确认土地关系变更，高世清不能证明土地承包关系变更。因为迫于生计，杨占福去前旗打工，把两台柴油机和水泵以及配套设施无偿的留给高世清，杨占福有10亩的水浇地和草牧场63.4亩，没有收到过高世清的糜子和2000元现金。杨占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世清返还63.4亩草牧场的经营使用权；2.高世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2月5日，杨占福与杨海鱼（杨占福之父，现已故）在周奋金、杨彩英的参与下将家庭承包经营的63.4亩草牧场和房屋及围栏折价2000元，转让给了高世清，并在证明上签名盖章，从此时起至今该63.4亩草牧场的各种费用都由高世清支付，国家对此63.4亩草牧场的各种补偿费用也由高世清享受。1994年之后杨占福未到过草牧场，亦未提出返还草牧场。直到2013年，杨占福得知高潮畔村民委员会的账目中反映其分到63.4亩草牧场时，便从同年3月开始阻挠高世清在该草牧场上打井、平地，后经村委会、城川镇综治办调解无果。杨占福以将土地承包给高世清时双方口头约定承包期限为1998年（第一轮承包期结束）为止以及由于高世清系杨占福姐夫，其当时生活十分困难未及时收回草牧场为由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占福的诉讼请求。杨占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2013）鄂前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高世清返还63.4亩草牧场的经营使用权；2.一、二审诉讼费由高世清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高世清与杨海鱼（杨占福之父，现已故）在周奋金、杨彩英的参与下将家庭承包经营的63.4亩草牧场和房屋及围栏等折价2000元，转让给了高世清，并出具证明一份，是当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且从1994年起至今该63.4亩草牧场的各种费用都由高世清支付，国家对此63.4亩草牧场的各种补偿费用也由高世清享受，1994年之后杨占福未到过草牧场，亦未对高世清经营草牧场提出异议。杨占福直到2013年才提出返还草场主张权利，杨占福所称与高世清双方口头约定承包期限为1998年（第一轮承包期结束）为止，但杨占福并未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该院不予支持。故杨占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占福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终字第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内民申字第00261号民事裁定，指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事实：1994年12月5日，杨占福与高世清在杨海鱼（杨占福之父、高世清岳父）、周奋金的调和下，写下《证明》一份，内容为：“杨占福的房子两间、驴棚和小房，连草场库伦，包括里头的全部植被，共作价除交两年半包产粮而外再付款贰仟元整,款期两年付清”。该《证明》上有杨占福和高世清的捺印。1994年至2013年杨占福起诉时止，杨占福未到过该草场，未进行过经营管理，草场一直由高世清经营管理，各项补贴由高世清领取，各项费用由高世清缴纳。城川镇高潮畔村民委员会台账中记载，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有杨占福草场63.4亩。双方对争议土地的位置和四至界限无异议，对争议土地的实际面积均未进行过测量。杨占福除本案争议草牧场外，还有水浇地58亩。高世清除本案争议草牧场外，也另有水浇地、草牧场共140余亩。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首先，就杨占福与高世清之间形成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还是转包关系的问题。第一，本案争议土地的流转，发生在1994年，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均未颁布实施，故本案应结合当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争议土地的实际管理、使用情况予以认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中明确“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故，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土地使用权是可以依法有偿转让的，前提是经发包方同意。高世清提交的《证明》上虽然没有高潮畔村委会的印章及村委会负责人的签名，但村委会的《说明》中已经证明，自1998年至2002年，草场各项费用由高世清缴纳，2002年至2013年草场各项补贴由高世清领取，可以视为村委会对土地转让的同意。第二，从《证明》的内容来看，并未约定期限，且若是依杨占福的主张，承包期限为三年，三年的承包费用为两年半的包产粮和2000元钱，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符。该《证明》中明确写着“杨占福的房子两间、驴棚和小房，连草场库仑，包括里头的全部植被，共作价除交两年半包产粮而外再付款贰仟元整”，涉及的不仅是草场，还包括房屋、驴棚等，且该《证明》中已经明确是“作价”，故杨占福与高世清之间形成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第三，自双方当事人写下《证明》之后，直至2013年10月，长达19年的时间，杨占福未到过争议土地，未进行过经营管理，由此亦可以证明并非杨占福所主张的土地承包期为三年。其次，高世清是否应当返还争议草场的问题。杨占福与高世清之间虽然存在草场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但1998年12月，高潮畔村委会在对土地进行调整时，争议草场的承包人为杨占福，高世清与杨占福未重新签订合同，亦未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故从法律上讲，杨占福为争议草场的承包经营权人。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高世清经营该草场二十多年，前期缴纳税费较多，后期享受补贴较多，这与国家的土地政策、农村政策有关。高世清除本案争议草场外，还有其余的土地。高潮畔村委会在1998年底对土地进调整时，是按照村组织成员人数进行分配和调整的，杨占福和高世清都分到了应得的土地，本案争议的草场正是按人口分配给杨占福的，也即杨占福分得的土地中包括了本案争议的草场，而高世清分得的土地中不包括本案争议草场。故从公平的角度，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调整，高世清应将争议草场予以返还。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院再审判决：一、撤销鄂尔多斯市中级（2014）鄂民终字第464号民事判决和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2014）鄂前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二、高世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本案争议草场返还给杨占福。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世清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形成的是土地转让关系还是土地转包关系；（二）高世清应否返还杨占福争议的63.4亩草牧场经营使用权。关于双方形成的是土地转让关系还是土地转包关系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证明》中明确写明“杨占福的房子两间、驴棚和小房，连草场库仑，包括里头的全部植被，共作价除交两年半包产粮而外再付款贰仟元整”，除草场外还包括房屋、驴棚等，且《证明》中明确是“作价”，所以应认定杨占福与高世清之间形成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杨占福主张系转包关系，承包期限为三年，该《证明》未约定期限，且该承包费为两年半的包产粮和2000元钱，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另，村委会的《说明》证明自1998年至2002年，该土地各项费用均由高世清缴纳，2002年至2013年各项补贴均由高世清领取，说明村委会同意杨占福与高世清进行土地转让。根据村委会的《说明》，自双方签订《证明》之后，直至2013年10月，长达19年的时间，杨占福未到过争议土地，未进行过经营管理，由此进一步证明双方为土地转让关系而非土地承包关系。关于高世清应否返还杨占福争议的63.4亩草牧场经营使用权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证明》和村委会的《说明》足以说明双方之间系土地转让关系，双方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后杨占福主张要求高世清返还该63.4亩草牧场经营使用权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获得支持。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高世清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再3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终字第46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志军审 判 员 任来权审 判 员 武丽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何 欢书 记 员 云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