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23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五莲县潮河镇凤凰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五莲县潮河镇凤凰庄驻地。 法定代表人：马建梅，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顺，男，1975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五莲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山东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五莲县潮河镇凤凰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凤凰庄村委）因与被上诉人王明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1民初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凤凰庄村委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机动地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并非管理性规定，而是强制性规定。并无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合同未生效必须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涉案合同尚未生效。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故涉案合同尚未生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做了适当合理的扩大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仅规定了“经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一种情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此外还规定了“需办理批准手续”的情形，等于直接确定了“未经批准则不生效”的法律拘束力。3.全国各地法院针对类似本案的情形，如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玉中民二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等，均认定合同尚未生效。其次，即便涉案合同已经生效，也违反了《山东省实施办法》关于机动地承包期限不能超过三年的规定，虽并不必然导致涉案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应以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无效，至少超过三年的部分无效。1.根据《山东省实施办法》，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并且机动地的承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涉案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30年，违反了上述规定，也损害了村集体新增人口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无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提字第61号裁判文书确定的裁判规则，虽然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上，不能以行政规章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可以参照适用其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中，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机动地的承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行政规章进行了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精神，承包合同超过三年承包期限的部分应为无效。3.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4民终798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四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等大量判决均与上诉人观点一致。另外，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1895号裁定书发回重审的依据和五莲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1民初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依据均为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34号裁定，该裁定对本案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但又有诸多不同。1.该案林地承包合同已由镇政府发放林权证，即镇政府已批准合同生效，不存在未生效的情形；2.林地不具有机动地的保障新增人口利益的功能，林地承包合同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3.林地承包经营权经过登记，具有物权性质。二、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地上附着物池塘的赔偿款48000元归被上诉人所有错误，应归实际所有人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自认池塘是在其承包土地之前即存在，并非被上诉人自己挖掘形成。补充:1.涉案合同未经过合法的民主议定程序讨论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和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款项。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760号民事裁定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合同无效；其次，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如果是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前提必须经过村民会议的授权，否则也是无效。再次，上诉人将提供2012年全年无中断、连续性的村民会议记录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证实涉案合同的签订未经过相应的民主议定程序。最后，在一审法院原1109号案件中，曾经对合同的经办机关即潮河法律服务所的负责人进行过调查，该负责人称涉案土地的流转“已经过两委会研究，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且“会议记录和签字都在一个记录本上”。“两委会”指的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意思是说发包土地的事情经过了他们的同意，但未提供村民会议的决定是否讨论通过，或者村民会议有无对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授权。结合上诉人的举证，实际上根本没有经过相应的民主议定程序。2.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机动地属于到期机动地，而非预留机动地，属于对法律概念认识的错误。①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区分预留机动地和到期机动地的概念；②机动地如果不预留，就无法对外承包，如果不对外承包，就谈不上到期不到期的概念。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故山东省实施办法规定的承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是经过法律允许和认可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而非仅为指引性规定。 王明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一、上诉人关于《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无效或者成立未生效的上诉请求不应支持。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过程完全公开透明，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合同签订前，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大喇叭广播偶尔听到涉案土地对外承包的消息，说明上诉人将涉案土地对外承包是完全公开的，上诉人村民知道这一事实；其次，承包合同前言明确载明已经村两委研究，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公开招标；再次，被上诉人中标后，与上诉人两委干部共同到潮河司法所办理承包合同签订事宜，相关内容经司法所审核，司法所以法律服务所名义做了见证。一审法院对潮河司法所的调查笔录也证实合同签订前见过上诉人的会议记录，根据会议记录拟定的合同内容。对此，原一审判决认定通过合同载明的内容和证人丁某的证言，涉案土地发包已经过相应的民主议定程序。2.涉案《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首先，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签订时，不存在被上诉人以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也未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更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该条规定的(一)、(三)、(四)情形，承包合同不应无效；其次，该合同也不符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第一，从承包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第二，合同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签订前，上诉人已经充分预料到该土地存在被征收的可能，故经充分讨论后制定了该合同，从合同内容看并非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归被上诉人，而是仅将剩余年份补偿款给被上诉人，且承包费不予退还，上诉人村民的利益并未受到侵害。假如土地在承包期最后几年被占用，按照合同约定绝大多数赔偿款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是否也会以损害集体利益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未生效呢？再次，合同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明确规定仅限于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无效，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未明确规定违反该条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但未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合同或者民主议定程序转让给他人。上述两规定均属管理性(指引性)规定，且由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3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对此，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发回重审时也认为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中就承包期限内国家征收情况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进行了明确约定，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3.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未生效，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五十二条规定了村委对外发包土地的流程，是对上诉人的约束，上诉人在发包涉案土地时已经履行了民主议定程序，而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是其职责，对此，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未报批，责任在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承包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租赁费，并自2012年7月份开始投入巨资对涉案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属于无过错方。上诉人仅以未履行报批程序，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法保障合同的稳定性和承包方的利益。4.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流转承包合同》违反《山东省实施的办法》关于机动机承包期限不超过三年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不能成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未超出上述规定的期限。《山东省实施办法》是指导规范村集体进行土地承包的，系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其次，《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大部分土地为李记、邸记坟地、空闲沟，仅有小部分为到期机动地，并未损害上诉人新增人口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主张的本村新增人口权益仅为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不能上升到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的前提是恶意串通，但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二、一审法院依照《土地流转承包合同》对除了池塘赔偿款之外的赔偿款进行分割，计算方式正确，符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本来意思。一审并未对池塘赔偿款进行分割，双方可另案处理。如果上诉人要求分割池塘赔偿款，也应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分配。该池塘在被上诉人承包之前仅是一个小水洼，被上诉人承包后为了灌溉果树，投入大量资金租用挖掘机对水洼进行了深挖扩大，才形成占用时的规模。池塘属于土地承包的一部分，应当按照《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分配。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依法、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签订了《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且合同内容由上诉人通过村民会议拟定，主动权完全在上诉人，合同同时约束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因为涉案土地占用的时间比较早，需要分配给被上诉人的赔偿款相对较高，上诉人感到心理不平衡，才于2018年4月份提起诉讼，前后一年半之久，被上诉人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应对诉讼。上诉人在巨额赔偿款面前不遵守诚信原则，妄图不履行合同义务，并非一个有担当和责任的村集体作为。 凤凰庄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凤凰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无效；2.判决王明顺承包的土地因被国家征收产生的土地补偿费归凤凰庄村委所有，25亩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王明顺所有；3.王明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明顺系五莲县潮河镇京庄村居民。2012年7月20日，王明顺与凤凰庄村委签订《凤凰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载明经凤凰庄村两委会研究，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双方通过招标流转凤凰庄村李记林、邸记林片域的到期机动地、空闲沟，面积为25亩，承包期限30年，自2012年7月20日至2042年7月19日，用途为苹果、茶叶种植；承包费600元/年/亩，共计45万元；如在承包期限内国家征用土地，地上附着物赔偿归王明顺，土地补偿款按征用土地标准以合同面积为基数，将剩余年份补偿款补偿给王明顺，承包费不退；合同到期凤凰庄村委收回土地，王明顺限期清除地上附着物，若王明顺仍占用，应承担25%的罚款责任。该合同上加盖潮河镇法律服务所公章。 自2017年6月起，涉案土地因修路被征收，其中第一次于2017年6月征收土地13.4515亩，赔偿地上附着物款项376642元、池塘48000元、土地补偿款739832.5元（每亩55000元）；第二次于2018年1月征收土地14.26亩，赔偿地上附着物款项296312.27元、土地补偿款784300元。以上共计征收土地27.7115亩（包括《凤凰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的25亩和王明顺实际占有使用的2.7115亩），以上补偿款共计2245086.77元（包括土地补偿款1524132.5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款672954.27元、池塘补偿款48000元），其中第一次土地补偿款739832.5元未到账，其余款项已经实际到账。 凤凰庄村委主张，一、合同无效。王明顺承包的凤凰庄机动地，因承包期限超出《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三年的期限，至少超出三年部分应当是无效的。因为三十年的承包期限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同时也损害了凤凰庄村集体新增人口的合法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提字第61号裁判文书的规定，虽然在合同效力认定上不能以行政规章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情形，可以参照其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二、合同未生效。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本集体组织外的人承包，合同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其司法解释一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而在一审法庭辩论前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故即便涉案合同经过合法民主议定程序，涉案合同也应属于尚未生效的合同。其次，司法所作为见证机关，在合同上盖章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经过乡镇政府批准的行为。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最基层的组织机构，与镇政府没有真正隶属关系，只存在监督与互相支持工作的关系。司法所是见证不是批准，有批准权限的根据规定是镇政府。王明顺在原一审答辩状第二页表示司法所盖章的行为等同于镇政府批准是对法律认识的错误，这从反面说明在涉案合同签订时，双方出于法律认识的局限性均以为司法所盖章即镇政府的批准。故双方都对此结果的发生没有主观上的过错。三、因为涉案合同土地面积为25亩，本案中计算土地赔偿款的基数也应为25亩，多出的2.7115亩与王明顺无关。对于25亩土地补偿款，由于王明顺认为涉案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故视为双方对土地补偿款尚未达成有效力的约定。故土地补偿款应归凤凰庄村委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共计672954.27元，因合同约定面积为25亩，而实际征收27.7115亩，应当按照王明顺承包地的比例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607107.40元（672954.27元÷27.7115亩×25亩），剩余补偿款与王明顺无关。王明顺对征收土地亩数及补偿款数额无异议，但主张27.7115亩的地上附着物都归其所有，凤凰庄村委应当按合同约定将剩余年份的土地补偿款支付给王明顺。 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的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虽然《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预留机动地的承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但本案所承包土地系到期机动地、空闲沟，而非预留机动地，且该办法并非行政法规，只是指引性规定，而非强制性规定，故凤凰庄村委与王明顺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有效。至于凤凰庄村委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组织外的人承包，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未报批准的不生效。对于该条的理解，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应是管理性规定，而未明确规定报批准后生效。所以凤凰庄村委主张未生效不成立。 关于本案土地补偿费的归属问题。凤凰庄村委与王明顺在《凤凰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中就承包期限内国家征用情况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约定并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自2012年7月份合同签订之日至2017年6月份，第一批土地被征用13.4515亩，获得土地补偿款739832.5元，王明顺实际耕种了5年，根据双方合同中“土地补偿款按征用地标准以合同面积为基数，将剩余年份补偿款补偿给王明顺”之约定，王明顺应分得25/30即616527元，凤凰庄村委分得5/30即123305.5元；2018年1月份，第二批土地被征用14.26亩，获得土地补偿款784300元，王明顺应获得土地补偿款为55000元×11.5485亩（25亩-13.4515亩）×24.5÷30即518720元，其余265580元为凤凰庄村委所得，即对土地补偿款1524132.5元中，王明顺应分得1135247元，凤凰庄村委应分得388885.5元；对于地上附着物补偿款672954.27元，按合同约定应全部归王明顺所有。 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凤凰庄村委主张的确认双方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凤凰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对于因涉案土地被征收而产生的土地补偿款1524132.5元，其中388885.5元归凤凰庄村委所有，1135247元归王明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672954.27元归王明顺所有。案件受理费24196元，由凤凰庄村委负担12098元，王明顺负担12098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薄（凤凰庄村第十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本2011年）一本，用于证明涉案合同签订前后未经过相应的民主议定程序。2.《全县关于清理和规范农村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的20条指导意见》一份，主张该意见系五莲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份发布，用于证明机动地承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意见第6条），涉案合同超过法定承包期限。3.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76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该条规定的村集体土地承包问题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记录本封面为凤凰庄村民代表大会2011年记录本，但内容中不只有2011年会议记录，还有2012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会议记录内容，同时存在部分会议记录未书写会议时间、地点等重要内容。该记录本最后一次会议时间是2016年8月12日，剩余大量空白纸页没有使用，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会议该记录本不是原始的，存在造假的可能性，即便记录本真实，也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涉案承包合同中已经明确记载涉案土地流转经过了村两委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涉案合同的见证机关、负责人作的调查笔录都能认定涉案土地流转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民主议定程序。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未加盖颁布机关公章，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该意见并非法律法规，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标准和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请求法院依法核实。该法律文书记载的案情内容与本案不一致，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应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薄系其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相佐证，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指导意见，未加盖出具单位公章，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对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760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招投标签订了《凤凰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村李记林、邸记林片域的到期机动地、空闲沟。后在承包期限内该土地被征收。以上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合同未经村集体民主议定程序通过而无效。但是，涉案合同中明确载明“经凤凰庄村两委会研究，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且双方通过招投标签订涉案合同，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已经村民主议定程序通过。上诉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负有保证已经对内就合同的签订履行经过村民会议等民主议定程序通过的缔约义务。现上诉人以涉案合同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通过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系将自己未尽到的缔约义务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让对方当事人承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投入大量资金对所承包土地进行了经营，使用承包土地已达5年，现因拆迁产生巨额利益，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上诉人以涉案合同未经村民主议定程序通过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主张，根据《山东省实施办法》的规定，机动地承包期限不能超过三年，涉案合同承包期限超过三年，损害了上诉人村集体新增人口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但是，《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依法开垦、复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四）发包方依法收回的。前款所列土地的调整，必须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前款所列土地在未用于调整之前，应当采取招标、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承包期不得超过3年。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承包优先权。”涉案合同载明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包括到期机动地、空闲沟，但上述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上诉人以涉案合同承包期限超过三年违反上述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还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合同未经乡镇政府批准而未生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报乡镇政府批准的规定，系管理性规范，且并未规定合同未经批准不生效，上诉人关于涉案合同未经乡镇政府批准而未生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池塘补偿款问题，上诉人一审时并未请求对该部分款项进行处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49元，由上诉人五莲县潮河镇凤凰庄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荣国 审判员  王林林 审判员  刘 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张锦秀 书记员裴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