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8民终9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卓甲之，男，1990年9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香燕（卓甲之的母亲），女，1967年10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平，湖南溇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洪，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学珍（邓国洪的妻子），女，196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波，湖南向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卓勇（卓甲之的父亲），男，196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元，湖南溇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因与被上诉人邓国洪、符学珍及原审第三人卓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2019）湘081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平及施香燕本人，被上诉人邓国洪、符学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波，原审第三人卓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元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卓甲之、施香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当事人的证据采信采用了不同标准。被上诉人一方申请出庭的证人有证言，上诉人一方也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以上诉人一方的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矛盾为由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一方的证人证言以“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为由予以采信。但是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主张完全不同，两方的证人证言也是相矛盾的，需要慎重分析，否则在采纳证据方面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按邓国洪、毛某、胡某的一致陈述，邓国洪带着毛某、胡某一起找卓勇办理以房抵债的手续和交接，因为卓勇不识字所以就没有办理书面手续，但此之前卓勇给邓国洪出具过书面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从未达成过以房抵债的一致意思表示，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邓国洪一直持有卓勇出具的借条原件，与其主张以房抵债的事实明显存在逻辑矛盾，因为若达成以房抵债的一致意思表示，那么借条应当由卓勇收回；此外，就借条由谁一直持有的问题，邓国洪的陈述也前后矛盾，在2017年10月18日庭审中邓国洪陈述“借条原件给了卓勇”，在2018年5月3日庭审中邓国洪陈述借条原件未退给卓勇的原因是“房屋还没办手续”，邓国洪作为参与整个过程的当事人，对最基本的关键性事实陈述都前后矛盾，足以推断其关于房屋买卖的陈述是虚假的；从常理上来说，用三间门面抵账这一重大事项，没有办理任何结算手续，没有归还借条，“出卖方”卓勇没有在任何凭据上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邓国洪与卓勇是多年熟人，双方还是亲戚，知晓卓勇与施香燕离婚的事，按邓国洪的主张是以房抵债，理应征询施香燕的意见、查看离婚协议，但邓国洪没有征询施香燕意见，不符合常理。3.一审对以物抵债中的“债”没有进行审查，实际上卓勇直借邓国洪29万元，而不是58万。4.根据前述分析，以房抵债关系不能成立，本案只能是租赁关系，并且租赁关系因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为无效。5.卓勇与邓国洪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另案诉讼。 邓国洪、符学珍辩称，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上诉人都没有主张过权利，说明上诉人是默认本案存在以物抵债的事实。邓国洪、符学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一审处理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卓勇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卓勇没有把门面抵偿给邓国洪，借条写的是58万，但实际上卓勇没欠这么多钱。 卓甲之、施香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诉求后的最终请求）：1.确认卓甲之、施香燕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关于武陵源对面三间门面的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邓国洪、符学珍立即将武陵源对面三个门面腾让给卓甲之、施香燕；3.判令邓国洪、符学珍自2011年6月起至腾让房屋时止按每年9万元的标准支付卓甲之、施香燕房屋占用使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5月31日，施香燕、卓雄华（卓勇的妹妹）与原武陵源区索溪峪镇宝峰路居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取得了该居委会对面一宗土地（面积约3.5亩）的使用权。2005年6月6日，施香燕以卓雄华的名义办理了临时建房手续，后在对面修建了一层框架结构的临街门面十间。2006年12月，施香燕将该十间门面出租给案外人伍春祥从事经营活动，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06年12月10日起至2014年12月10日止。2011年上半年，伍春祥因生意不好做，将其中三间门面（即本案中争议房屋）返还给施香燕。 因卓勇于2009年10月4日向邓国洪借款58万元无力偿还，在邓国洪、符学珍多次催讨下，2010年10月，卓勇将本案中争议的三间门面交给邓国洪使用，双方口头约定以该三间门面抵偿卓勇所欠借款本息，但未订立任何书面凭据。后邓国洪、符学珍对该三间门面进行了装修，一直使用经营超市至今。使用期间，未办理相关房屋抵债手续及房屋过户登记。自邓国洪、符学珍使用该三间门面以来，卓勇未向邓国洪、符学珍主张权利，施香燕、卓甲之也未向邓国洪、符学珍催讨过租金，邓国洪、符学珍亦未向卓勇主张过借款债权。2017年9月8日，卓甲之诉至法院，请求邓国洪、符学珍腾让房屋，并支付占用费54万元。后因其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4日裁定准予撤诉。2017年11月7日，卓甲之、施香燕书面通知邓国洪、符学珍腾让房屋未果，于2017年12月7日再次诉至法院。 另查明，施香燕与卓勇于2007年3月21日协议离婚，在武陵源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1年3月21日，施香燕与卓勇签订《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对其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重新进行了分割，将包括上述三间门面在内的十间门面赠与卓甲之，后卓甲之经手将其中七间门面卖给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三间门面之间，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评述如下： 以物抵债，是指双方存在金钱债务，债务人将其非货币财产折价归债权人，用以清偿所欠债务的行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上分析，以物抵债一经生效，双方的债权债务即时抵销，是债的消灭。租赁合同一经生效，承租人即承担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双方之间成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债的产生；从两种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上分析，以物抵债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有以物抵债的合意，以及对抵债标的物折价的认可。租赁合同需要出租方和承租方就租赁的标的物，以及租赁的期限、租金的支付等达成一致合意；从两种法律关系的履行结果上分析，两种法律关系均转移了标的物的占有，不同的是，以物抵债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债权人不再对债务人拥有债权，债务人也不再对债权人背负债务。租赁合同成立后，出租人可基于所有权向承租人主张物权，也可基于租赁合同向承租人主张租金债权。 本案中，卓甲之、施香燕主张就案涉三间门面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其用部分租金清偿了卓勇所欠邓国洪、符学珍的债务。从双方租赁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来看，卓甲之、施香燕未提供证据证实卓勇与邓国洪、符学珍就案涉三间门面的租赁期限、租金数额、以部分租金抵销所欠债务的方式等达成一致合意；从双方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通过审理查明，卓勇将案涉三间门面交给邓国洪、符学珍使用后，至2017年9月8日卓甲之第一次向法院起诉，卓甲之、施香燕、卓勇未向邓国洪、符学珍催要过租金或对租金抵偿债务进行过结算，也未向邓国洪、符学珍主张过物权，故卓甲之、施香燕主张就案涉三间门面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邓国洪、符学珍提出其与卓勇之间系以物抵债，卓勇将案涉的三间门面抵给他，清偿了所欠债务的辩解意见。经审理查明，卓勇欠邓国洪借款58万元无力偿还，在邓国洪的多次催讨下，卓勇将案涉三间门面抵给邓国洪、符学珍用于清偿债务，邓国洪、符学珍为了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也同意卓勇以物抵债，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虽无书面约定，但有证人毛某、胡某、唐某的证言证实。从实际履行来看，以物抵债后，邓国洪、符学珍占有使用该三间门面，至今未再向卓勇主张58万元借款债权。故从上述分析，邓国洪、符学珍与卓勇就案涉三间门面之间符合以物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邓国洪、符学珍的上述辩解意见，予以支持。 综上，卓甲之、施香燕主张就案涉三间门面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成立，其要求确认租赁合同关系无效，邓国洪、符学珍立即腾让案涉三间门面，以及按每年9万元标准支付自2011年6月至腾让房屋时占用使用费的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卓甲之、施香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卓甲之、施香燕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提交了武陵源公安分局对毛成武、邓国洪的询问笔录，武陵源公安分局对毛某、胡某强制戒毒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10月18日庭审笔录，电话录音，房屋图纸，卓志初的书面证言等证据，拟证明以下事实：1.没有以房抵债的事实，而是租赁房屋关系；2.邓国洪知道卓勇与施香燕离婚；3.毛某与胡某的证言不真实。被上诉人邓国洪、符学珍提交了水电费收据两份，拟证明水电费上户的名字为邓国洪，佐证房屋是邓国洪的这一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施香燕、卓甲之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多份证据，其最终的证明目的实质上是为证明本案施香燕、卓甲之与邓国洪之间为房屋租赁关系，但施香燕、卓甲之补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这一证明目的，故本院对施香燕、卓甲之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被上诉人邓国洪、符学珍提交的水电费收据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及原审第三人卓勇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卓勇欠款实际上只有29万多，一审认定为58万错误；2.是卓勇与施香燕分割财产之后（2011年5月份之后）才将门面交给邓国洪使用，一审认定交付时间是2010年10月错误；3.卓勇没有口头承诺把门面抵偿给邓国洪，只是答应让邓国洪使用，施香燕、卓甲之也只是同意邓国洪使用门面，租金抵扣利息；4.2015年邓国洪一家找过卓甲之，要求买房，找补几套商品房，但卓甲之不同意，2016年上诉人一方委托律师找邓国洪腾让房屋，之后在2017年才提起诉讼。对以上事实异议，本院认定如下：1.卓甲之、施香燕及卓勇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实际借款只有29万多，且与两张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总计58万这一情况相矛盾，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纳；2.卓勇、施香燕、卓甲之主张交付门面的时间是在2011年，邓国洪、符学珍主张交付门面的时间是在2010年，因现在没有书面交接手续，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可以确定存在交付的事实（2010年至2011年之间），而门面具体交付时间对本案处理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对门面具体交付时间在本案中不作认定。3.现在邓国洪一方主张卓勇将三间门面交给邓国洪使用时双方口头约定以该三间门面抵偿卓勇所欠借款本息，并有证人证言佐证。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即对法律关系定性的争议，综合全案情况后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卓勇明确作出了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在认定事实部分认为“双方口头约定以该三间门面抵偿卓勇所欠借款本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详细理由在下文中阐述。4.卓甲之、施香燕及卓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第四点异议中的事实存在，本院对其第四点异议不予采纳。各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卓甲之、施香燕、卓勇主张是租赁合同关系，邓国洪、符学珍抗辩称是以房抵债的买卖合同关系，故首先需对各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分析认定。第一，各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能直接证明本案为租赁合同关系或者买卖合同关系的书面依据，既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也没有签订买卖合同。第二，从生活常理来看，涉案三间门面对各当事人而言价值大，属于重大财产，涉案的58万债权债务属于重大权利义务，若当事人之间达成真实的、一致的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会以书面协议的形式明确并固定具体权利义务，但本案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并且在长达数年的时间中没有交付建房手续原件（现仍在施香燕手中），不符合常理。同理，涉案三间门面一年租金原为9万元，对各当事人来说也不小，长期租赁涉及的利益较大，若当事人之间达成真实的、一致的租赁门面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也会以书面协议的形式明确并固定具体权利义务；且施香燕一方“租金抵利息”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因为即便按施香燕主张的29万多借款本金、3分月息，那么一年利息超过10万，在本金未清偿或部分清偿的情况下，利息高于租金，卓勇会面临债务本息越来越多的处境，卓甲之、施香燕会面临长期不能收回房屋的情况，而卓勇、施香燕、卓甲之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没有找邓国洪结算或清偿部分本金，不符合常理。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款是对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规定；该法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从前述法条中可以解读出，民事案件中应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认定事实，若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则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不能以某一方的主张不成立为由从而认定另一方的主张成立，且本案的法律关系并非必须在租赁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中“二选一”，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更不能运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第四，卓甲之、施香燕、卓勇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本案系租赁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邓国洪、符学珍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达到证明本案系以房抵债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综上，本案中，不能认定当事人之间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或者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对本案定性不准，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本案需要分析卓甲之、施香燕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卓甲之、施香燕所提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卓甲之、施香燕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关于武陵源对面三间门面的租赁合同无效”，经过上述分析，租赁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故没有确认租赁合同无效的基础，其第一项诉求不能成立；第二项诉求为“判令邓国洪、符学珍立即将武陵源对面三个门面腾让给卓甲之、施香燕”，第三项诉求为“判令邓国洪、符学珍自2011年6月起至腾让房屋时止按每年9万元的标准支付卓甲之、施香燕房屋占用使用费”，这两项诉求是卓甲之、施香燕在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租赁合同关系不成立的情况下，应根据法院认定情况变更诉讼请求或另行起诉。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卓勇、卓甲之、施香燕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邓国洪、符学珍的明确意思表示，但能够认定三人有转让房屋使用权益的明确意思表示，且转让房屋使用权益是为了解决卓勇欠邓国洪、符学珍债务问题，类似于担保功能，故在债权债务结算清偿之前，邓国洪、符学珍有权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卓甲之、施香燕等人（卓勇亦可参与）可在本案判决后与邓国洪、符学珍协商债务清偿问题，若债务清偿后邓国洪一方仍不腾房，卓甲之、施香燕可以物权保护类案由起诉；若卓甲之、施香燕一方有清偿债务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但邓国洪、符学珍不愿意接受，卓甲之、施香燕也可以物权保护类案由起诉，在该案中一并解决债务清偿问题。 最后，关于本案案由及诉讼费确定问题。本案原告方（卓甲之、施香燕）主张是租赁合同关系，并要求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其他诉求是基于租赁合同关系无效而提出，现本院认为本案不是租赁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于担保的无名合同关系，因为原告方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错误，故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但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且本案实际上法院仅就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审理、认定，给付方面的诉求没有进行实体上的审理，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均应按确认之诉类型的标准确定为5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说理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纠正一审事实认定和说理后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共同负担，一审预收11000元，应退回卓甲之、施香燕10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卓甲之、施香燕共同负担，二审预收11000元，应退回卓甲之、施香燕109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利利 审判员  肖昌全 审判员  杨 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樊江山 书记员龚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