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48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庆娥，女，195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强，泗水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相敏，男，197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庆娥因与被上诉人相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1民初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庆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相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土地转包协议》无效。1.该协议甲方中的六位代表的签名和手印都不是本人的签名和手印。在一审开庭时，孙庆娥对六位代表的签名和手印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没有采纳，直接认定《土地转包协议》的合法性。经了解，六位代表的签名和手印是当时的村委成员书写的。相敏在一审答辩中承认在签订承包协议时，时任泗水县济河街道办事处南玉沟村（以下简称南玉沟村）支部书记梁帮民找到相敏，要求其承包本案争议土地，并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梁帮民等人在与相敏签订《土地转包协议》时，根本没有通知孙庆娥，也没有通知六位代表。2.《土地转包协议》乙方相敏不是转包本村土地，其与六位代表不是同一村的村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土地转包协议》的签订程序不合法。（二）一审判决判令相敏支付孙庆娥的土地承包费计算日期不对。《土地转包协议》约定交款时间是2008年3月10日，按照合同的一般理解和交易习惯，收取承包费一般都是按年计算，没有计算到月份。一审中，证人梁某在庭审作证时，明确表示对相敏3万元的承包费收到条不予认可，并说明此收到条是时任村委委员书写的，不是本人书写。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实际付款日期的情况下，就认定以伪造他人姓名书写收到条的日期为缴纳承包费的日期，明显错误。本院组织询问时，孙庆娥补充以下上诉理由：（一）一审中，孙庆娥等人才看到《土地转包协议》，其在此之前不知道转包协议的期限。（二）相敏只将承包费交到了2015年3月，之后的没有缴纳。梁某收到的3万元是2013年度及2014年度的承包费，金额与《土地转包协议》上约定的每年15000元相吻合。一审判决认定相敏将承包费交到2015年的是不正确的。相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土地转包协议》真实、合法、有效。1.孙庆娥系南玉沟村五组成员，《土地转包协议》由相敏、南玉沟村五组的六名村民代表、南玉沟村委会主任及南玉沟五组组长梁某共同签订。小组组长和村民代表有权代表村集体对外签订合同，且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2.《土地转包协议》明确约定了土地流转期限为2008年3月至2029年3月，流转价格为每亩700元，租金两年一付。合同签订后，双方已实际履行多年，孙庆娥也自认实际领取了2008年至2015年的土地转包费，很明显其对《土地转包协议》的内容是明知的。且一审诉讼中，孙庆娥起诉拖欠的租赁费也是依据《土地转包协议》所约定的计价方式向相敏主张的，故其称对《土地转包协议》不知情是明显不符合逻辑的。3.案涉合同性质为土地流转协议，非土地承包合同，不适用孙庆娥所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定。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并不受孙庆娥所称的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签订程序的限制。据此，孙庆娥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二）《土地转包协议》约定“租金两年一付，时间从2008年3月10日起计算”，但未明确每两年付款的具体日期。根据一审中证人即南玉沟村五组组长梁某的陈述，其在2015年11月份收取了相敏交给其的转包费，又不予认可2015年11月份出具的收到3万元的承包费的收条系其书写，其陈述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相敏拖欠租金自2015年11月起开始计算认定无误。（三）《土地转包协议》明确约定了租赁期限，现合同未到期，不能随意解除。因2015年前后，政府开始对上述流转土地逐步进行征收，双方就剩余土地面积存在争议，租赁费无法确定。相敏按照自己计算的租金多次找孙庆娥等18户代表进行支付，均遭拒绝，这才导致客观上租金欠付至今的情形，而非相敏主观上恶意拖欠。一审时，双方一直对土地面积存在不同意见，也可印证这一观点。针对土地面积问题，相敏在一审时向法院提出了测绘申请，但法院未予准许。综上，案涉合同履行期限未届满，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在流转案涉土地时，根本不具备使用条件，相敏在流转土地上投资巨大，如孙庆娥强行解除合同，会对相敏造成巨大损失，相应的应当对解除合同的后果负责。孙庆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2.责令相敏返还土地0.22亩，付清2015年以来的租赁费700元，立即清除地上附属物；3.由相敏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庆娥系南玉沟村五组村民。2008年3月10日，梁帮元、尤勇、张士洪、梁帮乾、尤培林、尤继秋（甲方）作为南玉沟村五组村民代表，与相敏（乙方）、村支部书记梁帮民、五组组长梁某（丙方）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约定由相敏转包南玉沟村西北角327国道南侧200米左右，代家庄村正西方的土地，四至为：东至代庄承包地、西至代庄承包地、南至生产路、北至代庄承包地；名称七亩地，面积21亩；土地承包期自2008年3月10日至2029年3月9日共计22年；土地承包价格为每亩每年按700元计算，每年共计15000元；承包费付款方式为：乙方每两年向甲、丙方付款一次，时间从2008年3月10日起计算；甲、丙方收到承包款后，丙方出具盖有村委会公章及村主任签字的收据；乙方不得无故拖欠，按时按数付清，如乙方不能按时付款，加罚违约金5万元。该21亩土地于2008年3月交付给相敏，相敏将土地平整、回填后，种植果树、安装了部分设施、建造了看护房。相敏缴纳承包费的方式为：将整体土地承包费交给村委及小组长梁某，由村委及小组长梁某将各户的承包费，转交给各户。后该地块分三次被政府征用了部分土地，2014年宜家桑拿项目征用1.6亩、2015年金立德项目征用2.8亩，2016年铝合金项目征用3.43亩，剩余土地为13.17亩，其中孙庆娥剩余的土地为0.22亩。孙庆娥认为相敏自2015年3月起未缴纳承包费，但相敏提供了2013年11月10日五组组长梁某签字的收到条记载：今收到相敏七亩地承包款3万元（2013-2015），应再交纳2015.11-2016.11，收款人：梁邦如，2013年11月10号。梁某出庭时对此收到条予以否认，称相敏系2015年3月起未缴纳承包费，系2013年11月村里书记和会计收过相敏的承包费，但向其出具的系单据类的收到条。2019年1月27日，各户代表向相敏发送短信，称因其未与土地所有权人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现通知其解除双方不定期土地租赁合同，限其在2019年2月3日前清理完毕地上附属物，如逾期不清除，将对其起诉。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3月10日与相敏签订《土地转包协议》的五位南玉沟村五村民代表系该争议承包地（名称七亩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根据孙庆娥等18人提供的《三次征地补偿款发放及征地亩数说明》，该争议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包括孙庆娥等18人以及第二次征地完毕的梁帮元、梁帮乾。另从孙庆娥申请出庭的证人五组组长梁某的出庭作证情况，可以看出系该合同中的五人作为代表，代表该争议承包地所有的承包经营权人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且孙庆娥等人实际领取了2008年至2015年各自的土地转包费。现孙庆娥等人称不知该转包协议的说法，该院不予采纳。现该土地转包未到期，孙庆娥主张解除、返还土地、清除地上附属物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相敏欠缴的承包费，其主张其三次征用土地的亩数高于孙庆娥说的7.83亩，孙庆娥提供了泗水县金庄镇南玉沟村村民委员会、泗水县金庄镇代家庄村村民委员会、泗水县金庄镇人民政府、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盖章的征地测绘图证实了其三次征地的情况，与孙庆娥陈述一致；且其提供的征地说明与每户领取的征地补偿款的数额（每亩地4万元征地标准）一致，故相敏的该辩解，该院不予采纳。孙庆娥现有争议承包地土地为0.22亩，每亩每年承包费700元，其称相敏自2015年3月起未支付承包费，但相敏提供的收到条显示承包费支付至2015年10月底，孙庆娥证人虽出庭否认其情况，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说法，故对相敏的该辩解，该院予以采纳。按照《土地转包协议》，承包费付款方式系每两年支付一次，虽然未约定具体什么时间支付，但按照合同的一般理解，应为先付承包费用后使用的方式比较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故应认定于每两年的承包期开始之日支付两年内的承包费。因此，相敏应支付承包费至2020年2月底，从2015年11月至2020年2月底，其欠孙庆娥承包费4年4个月计款667.33元，应予以支付。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相敏支付给孙庆娥2015年11月至2020年2月的土地承包费667.3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孙庆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相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孙庆娥主张相敏已经将承包费交至2015年3月9日，请求判令相敏支付2015年3月10日之后的承包费。二审中，相敏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坚持认为承包费已经交到了2015年11月，但是为了继续履行合同，同意按照孙庆娥主张从2015年3月10日开始计算，将承包费交到2020年3月9日。本院认为，根据孙庆娥的上诉请求，结合相敏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孙庆娥请求解除土地转包协议、返还土地，是否应当予以支持？（二）孙庆娥请求判令相敏自2015年3月10日开始补交承包费，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孙庆娥一审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的不定期土地租赁合同，只有有效合同才存在解除的问题，亦即其在一审中认可合同效力。其次，虽然孙庆娥主张土地转包协议上的村民代表未签字，但是其一审申请的证人亦即五组组长梁某明确陈述，该协议上是其本人签字捺印，另外村民代表是村支部书记找的，不一定每一家都签。再次，自2008年3月签订土地转包协议后，孙庆娥实际向相敏交付了土地，相敏通过南玉沟村两委及五组组长亦向孙庆娥支付了土地承包费。最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该条规定是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对外发包，作出的程序性规定。而本案中，土地转包协议虽然是由南玉沟村两委领导、五组组长及村民代表签订的，但是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归属于孙庆娥等18户，土地转包协议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性质，并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对外发包的情形。因此，孙庆娥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土地转包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十多年，对于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土地转包协议明确约定转包期限为2008年3月10日至2029年3月9日，孙庆娥主张不知道约定期限，本院不予采信。土地转包协议并未约定如果相敏不能按照约定支付承包费，孙庆娥等人即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而且，根据孙庆娥等人提供的证据，亦能认定自2014年以来协议约定范围内的土地先后三次被征用。由于双方对于剩余土地的面积存在争议，相敏未能支付承包费，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孙庆娥请求解除土地转包协议、返还土地，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土地转包协议是2008年3月10日签订的，相敏亦认可南玉沟村五组2008年3月向其交付了土地。因此，其交纳的承包费每一年度应为当年3月10日至次年3月9日。孙庆娥主张承包费已付至2015年3月9日，与合同约定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二审中，相敏亦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为了继续履行合同，同意按照孙庆娥主张从2015年3月10日开始计算，将承包费交到2020年3月9日。因此，相敏应向孙庆娥支付2015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的承包费0.22亩×700元/亩/年×5年=77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承包费的缴纳期限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孙庆娥请求判令相敏自2015年3月10日开始补交承包费，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1民初5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1民初5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相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庆娥支付2015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的土地承包费7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相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孙庆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宋汝庆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