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民再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晓明，该乡政府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成，湖北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咏帆，湖北京百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良天，男，196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毅，湖北司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简称柘木乡政府）因与被申请人刘良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鄂10民终1310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鄂民申217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柘木乡政府的乡长李晓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成、蓝咏帆，被申请人刘良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柘木乡政府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申请人未派人核实灾情不等于被申请人承包水面绝收，只有绝收的情况下才能承包顺延一年，就未核实灾情的行为，二审判决合同顺延一年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2、关于绝收的司法鉴定因证据不足，无法鉴定，实际上是被申请人故意不提供真实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在再审阶段也有新证据，可以证明被申请人并未绝收，足以推翻原判决。4、被申请人未按约定加固堤埂，且救灾不力，该违约行为造成经营损失扩大，二审判决认定系申请人未核灾违约造成绝收与事实不符。该判决混淆了受灾与绝收的关系，也否定了被申请人在受灾前后捕鱼捞虾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5、如申请人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约定，也应是承担违约责任，即赔偿对方经济损失，而非判决顺延一年。6、合同顺延一年的承包费200万元，且属于国有资产，二审法院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被申请人刘良天答辩称：1、再审申请的事实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大水是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也导致被申请人承包的渔池绝收。2、对是否受灾和是否绝收，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核定义务应由再审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只有报告的义务，被申请人三次向再审申请人提交书面核灾报告，再审申请人怠予履行核灾义务导致核灾无法认定，损失达到800万元。3、救灾是政府的责任，再审申请人将救灾责任转给被申请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刘良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将位于柘木乡的赤湖养殖场面积5000亩的水域及部分固定财产按2009年签订的《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承包条件顺延给他承包经营一年，即从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原告的损失抵该年租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刘良天又变更诉讼请求，将原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未派人核实原告水域受灾后财产损失的行为违约，并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基础设施；2、判令因被告至今未给予原告资金修复供电线路及基础设施（被告的固定资产）的行为违约，并判令被告赔偿因此而给他造成的损失（损失依法鉴定）；3、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将位于柘木乡的赤湖养殖场面积5000亩的水域顺延给他承包经营一年（从被告修复供电线路时起往后推一年，2016年承包款抵消顺延期间的承包费）；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23日，柘木乡政府与刘良天、魏木林两人通过招标签订了《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将位于柘木乡的赤湖养殖场面积5000亩的水域及部分固定财产承包给他们两人经营。承包期限为8年，即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承包价格为每年113万元，承包期内价格不变。承包款分三次交付：合同签订之日付三年承包款339万元；2012年10月底付下三年的承包款339万元；2015年10月底付余下二年的226万元。同时，每年返还投资开发款15万元，每次付款时按付款年限返款。合同签订后，魏木林没有实际参与养殖经营，而是由刘良天与案外人万红平和金奇实际养殖经营。案外人万红平还将部分水域转包给了外镇一些农户养殖经营。2016年6月下旬，全县普降暴雨，造成很多水产养殖户遭受洪涝灾害。刘良天所承包的水域于当年7月7日溃口，到最后也全部被淹没。由于原、被告双方因防汛抢险发生分歧，导致刘良天报告灾情后，柘木乡政府未派人核灾。同时刘良天当时缺少相应的证据意识，没有及时固定相关证据。故经本院三次移送技术部门，均因证据不足，无法鉴定被退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良天与被告柘木乡政府签订的《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均基本上已履行了各自的相应义务，应真实有效。真实有效的合同，双方理应认真履行。原告刘良天将所承包的水域在没有证据证明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转包，违反了合同约定，违法接受转包人的损失不应得到支持。另外，合同第七条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绝收，先由乙方报告，甲方派人核实，视其损失程度，其水毁工程由甲方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修复，当年的承包款按损失比例下降，如遇绝收年景，其承包期顺延一年”。表述累赘，约定不明。按照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方式理解，被告柘木乡政府在接到承包人受灾报告后，应及时派人核灾。柘木乡政府因在防汛抢险中的分歧不应成为其不“派人核灾”的理由，故被告柘木乡政府不“派人核灾”的行为违约。但该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原告刘良天受灾甚至“绝收”的事实发生。同时，原告刘良天在没有“核灾结论”的情况下，未采取其他任何有效措施固定相关证据，不能导致“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改变。故原告刘良天请求被告柘木乡政府赔偿全年承包费的诉请，因违约事实与损害后果缺少因果关系，缺少“灾害造成绝收”的必要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主张的水毁工程及设施修复费用的问题，本院已在认证部分作了充分的说明，不再赘述。因此而产生的养殖损失，更是没有相应证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依法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对原告刘良天的诉请予以驳回。判决：驳回原告刘良天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4970元，由原告刘良天承担。刘良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7）鄂1023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全部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决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导致判决结论对上诉人明显不公正。一审法院认定是否达到“绝收”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是否达到“绝收”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第七条“在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绝收，先由乙方报告，甲方派人核实，视其损失程度，其水毁工程由甲方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修复，当年的承包款按损失比例下降，如遇绝收年景，其承包期顺延一年。”根据合同约定核定受灾程度的义务在被上诉人，受灾后到底有没有损失？损失是多少？合同已将这个义务约定为被上诉人的义务，被上诉人会根据核灾后的损失情况对上诉人进行一定的资金帮助，并下降当年的承包款。根据该合同条款约定，如被上诉人认定达到绝收年景，则需将合同承包期顺延一年。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了由被上诉人派人核实受灾的程度，是否“绝收”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而不是上诉人。假设受灾的损害后果没有达到绝收，就应由合同约定具有核灾义务的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承包水域没有绝收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无视合同中双方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将本来属于合同约定一方被上诉人举证的义务强加于上诉人，导致一审判决结论明显对上诉人不公正，也直接导致上诉人承担了不利后果。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派人核灾”的行为违约，但该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受灾甚至“绝收”的事实发生，属于主观逻辑理解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下旬，全县普降暴雨，造成很多水产养殖户遭受洪涝灾害，上诉人所承包的水域于当年7月7日溃口，到最后也全部被淹没。”一审法院又认定被上诉人不“派人核灾”的行为违约，但该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受灾甚至“绝收”的事实发生。一审法院判决不仅犯了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还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被上诉人不派人核灾和后果是无法认定上诉人的受灾程度，更无法认定受灾程度是否达到了“绝收”的年景。这难道还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被上诉人不“派人核灾”而直接导致无法认定受灾后的损害程度。又因被上诉人的违约所导致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而不是由守约的上诉人来承担被上诉人的违约后果。简单的解释就是，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不会导致上诉人的受灾或“绝收”，但绝对可以导致上诉人受灾达到什么程度的认定，也就是说因被上诉人的违约导致上诉人损害程度无法认定。而无法认定的后果是被上诉人的过错所致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而上诉人受灾的事实已经被上诉人确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予以确认，这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合同条款，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最后结论错误。3、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因洪水导致承包水域绝收的证据，但一审法院直接忽略了上诉人对损害后果的举证证据，主观认定了上诉人没有证据，间接帮助了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权利。(1)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内容确定，被洪水损毁的财产损失及因洪水冲毁堤坝所导致的水产品损失均因证据不足被退回，但一审法院没有要求或提示上诉人应提供鉴定所需要哪些材料才能鉴定出受灾水产品的损失，如不提供则视为没有证据。准确的说，养殖水域内有多少数量的水产品？单价是多少？总价是多少？通过鉴定得不出结论。假如水产品是因水体污染或其他原因而导致水产品大面积死亡，可能因死亡的水产品还在养殖水域内，可以通过打捞上来后过秤而得出损失的数量，结合市场价格，从而得出具体损失。而本案上诉人水产品的损失因养殖水域堤坝被洪水冲毁后溃口所导致，洪水退却后，水产品随退去的洪水流失到洪湖水域内，从理论上根本无法作出客观认定损害的后果，因为无法客观认定水产品损害的具体数量，损失肯定是无法鉴定的。所以，一审法院说因证据不足而无法鉴定上诉人水产品损失，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导致结论就是无法鉴定，一审认定证据不足从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存在明显不公平。（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与上诉人养殖水域相邻的补充协议和证人证言证实因洪水冲毁堤坝导致受损后，被洪水淹没的养殖户均没有收成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提供的这些损害后果的证据，也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直接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损害后果的证据，间接帮助了被上诉人，并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这些与上诉人养殖水域相邻的养殖户在养殖水域被洪水淹没后，养殖水域水产品均无收成，不管其发包人是国有公司还是私营业主，均不同程度延长了受灾水域的承包期限，并对受灾养殖户进行了物质上的帮扶。一审法院在无视相邻水域受灾的损害后果，并忽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主观认定上诉人没有达到绝收损害后果，损害上诉人的权利。4、一审法院主观认定受灾时间界于水产品起捕之际，无法认定损害后果是否达到“绝收”的程度，缺乏客观事实依据，系主观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刘天良所承包的水域不是其一人单独养殖经营，发生洪涝灾害的时间也界于其所养殖的龙虾起捕之际。故本院无法认定原告刘天良所承包的水域因洪涝灾害达到‘绝收’的程度”。与实际情况不符，违反水产品养殖规律，系主观认定错误。上诉人所承包养殖水域内的水产品，根据水产品苗子投放的时间，起捕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养殖业主更会根据市场价格行情，决定是否起捕。上诉人承包的养殖水域面积达5000亩，不可能全部养殖龙虾一个单一水产品，上诉人养殖水域内有虾、蟹等水产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养殖龙虾应当是在发生洪水之前就应起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有可能应当起捕的水产品因市场价格不好，没有起捕。有可能或因准备起捕时，连续下暴雨，无法起捕而没有起捕，或因起捕时没有劳动力而没有起捕，都有可能。一审法院认定因上诉人所养殖的龙虾起捕之际而无法确认上诉人承包的水域无法达到“绝收”的程度，缺乏客观事实依据，系主观认定错误。5、一审认定下列事实错误：（1）上诉人将所承包的水域在没有证据证明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转包，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违法接受转包人的损失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根本没有约定不能转包，反而是同意转包。根据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监督乙方同其他分包主签订合同，并由司法公证。”根据上述合同条款可得知，被上诉人是同意承包人转包，但必须和其承包期同步。合同约定是可以转包的，一审法院认定转包违反合同的约定，系一审法院主观认定错误。（2）上诉人并没有将承包水域转包，本来上诉人所承包的水域就是几个人联合去竞的标，只是在签订《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时，由魏木林、刘良天作为乙方签名。在竞标取得养殖水域承包权时，因养殖水面太大，所需缴纳每年承包金额也高，养殖如此大面积水域也需要庞大的劳动力来支撑，仅凭上诉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在准备去竞标时就与其他几个人合伙联合竞标，现在承包水域养殖的也是几个合伙人，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转包的行为。（3）一审法院认定帮助资金取得的前提条件和上诉人在发生灾害后，没有固定相应的证据，属于理解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绝收，先由乙方报告，甲方派人核实，视其损失程度，其水毁工程由甲方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修复，”作为合同乙方的上诉人先后三次向被上诉人提交书面报告，要求被上诉人派人核实受灾程度，并在书面报告中列明了损害后果的清单及金额。被上诉人置之不理，根据上述约定，只要上诉人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上诉人报告后，甲方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资金。不因被上诉人没有核实，就免除被上诉人的义务；发生灾害后，上诉人证据固定的问题。上诉人所承包水域发生灾害后，洪水将工人所居住的工棚、设备房、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排水的沟渠、电杆线路等全部冲毁，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视频资料、供电部门的电费缴纳情况及变压器毁损的照片等来证实受灾后的财产损失，至今部分基础毁损的现场仍没有恢复，还维持原状。一审法院认定受灾后损害没有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受灾和被上诉人违约未及时派人核灾的事实没有争议。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约定，在接到上诉人受灾报告后，应当及时派人核灾。被上诉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合同第七条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绝收，先由乙方报告，甲方派人核实，视其损失程度，其水毁工程由甲方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修复，当年的承包款按损失比例下降，如遇绝收年景，其承包期顺延一年”。被上诉人怠于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未派人核实灾情，导致灾害损失无法确定，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案涉大湖发生堤坝溃口等受灾情况，酌定被上诉人按承包期顺延一年，免交承包费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双方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顺延一年应当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的这一诉请成立；上诉人的其他诉请因无法鉴定、证据不足而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良天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7）鄂1023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二、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继续履行《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一年，并免除该年度承包费，一年期限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由上诉人刘良天负担10480元，被上诉人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负担4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由上诉人刘良天负担10480元，被上诉人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负担4490元。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刘良天所承包的水域因暴雨导致溃口受灾，柘木乡政府未进行核灾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于未核灾的原因及刘良天所承包的水域是否绝收存在争议。被申请人刘良天称在受灾后三次书面向柘木乡政府申报请求核灾；申请人柘木乡政府认可在灾情发生后收到被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申请，但称在核灾时由于被申请人不予配合导致未能核灾。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绝收，先由乙方报告，甲方派人核实，视其损失程度，其水毁工程由甲方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修复，当年的承包款按损失比例下降，如遇绝收年景，其承包期顺延一年”。柘木乡政府在接到刘良天的受灾报告后，应及时派人核灾。柘木乡政府怠于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未派人核实灾情，导致灾害损失无法确定，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被申请人刘良天作为原告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程度。故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过错。鉴于本案争议发生后，本案所涉水域已经由被申请人刘良天实际顺延承包一年，结合案涉水域实际受灾的情况，酌定被申请人刘良天承包期顺延一年，顺延期间承包费按合同约定的标准减半收取。综上，原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鄂10民终1310号民事判决及监利县人民法院（2017）鄂1023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二、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继续履行《柘木乡赤湖养殖场（大湖）承包合同书》一年，该年度承包费按合同约定的标准免收一半，一年期限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驳回被申请人刘良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共计29940元，由刘良天负担14970元，被上诉人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负担149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廖崇霞审判员  周 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