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2民初1855号 原告：黄学容，女，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海，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李力，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被告：成都启阳运输有限公司，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顺河街207号1层。 法定代表人：李财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德，四川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学容、李力与被告成都启阳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阳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5日、8月8日、11月28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学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海、原告李力，被告启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学容、李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退回被告为原告购买的两辆重型自卸货车川Ａ×××××、川Ａ×××××；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为购买两辆重型自卸货车所支付的首付购车款、按揭款、押金共计86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给付首付购车款、按揭款、押金的利息129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为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由被告代为原告购买重型自卸货车，被告于2018年3月7日与成都市国富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富公司）签订了一份《汽车买卖合同》，为原告购买了两辆重型自卸货车，经登记分别为：川Ａ×××××、川Ａ×××××。两车均登记在被告名下。2018年4月27日，被告与李力签订了《汽车加盟服务合同书》（以下简称《加盟合同》），将原告购买的两辆货车加盟到被告用于渣土货运。在运营中，被主管机关告知两车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标准，无法进行货运。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但被告不予解决。2019年3月进行车检时，主管机关仍然认定不符合道路运输，不能办理《成都市建筑垃圾处置运输证》。原告购买车辆后，多次被相关机关处罚、停运。被告为原告购买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致使原告无法达到购车运营而增加收入的目的，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特提起诉讼。 启阳公司辩称，1.我公司未代原告购买案涉货车，《汽车购买合同》上没有我公司的盖章，落款的“穆承兵”不是我公司员工，我公司也未收取过原告的按揭款、首付款、押金，原告要求退还860000元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2.黄学容与李力系夫妻，李力办理案涉货车的购车、挂靠手续，并与我公司签订《加盟合同》，将案涉货车挂靠到我公司名下经营，我公司与李力是车辆挂靠关系，与黄学容没有关系。 双方当事人针对本案的争议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 一、李力、黄学容夫妇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黄学容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2.李力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3.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 以上证据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证据4.《汽车买卖合同》，证明被告与国富公司之间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对购买车辆的型号、规格、配置进行约定，但被告交付给原告的货车不符合约定。 证据5.被告工作人员书写的购买车辆基本情况，证明购买重型汽车的货箱标准以及对货箱进行改装的部位、改装情况、购买车辆的价格、首付金额等。 证据6.案涉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运输证》，证明原告所购货车的行驶证、运输证登记在被告名下及登记时间。 证据7.《加盟合同》，证明原告购买的两辆货车加盟到被告处进行运营及原告每年需向被告交纳运营服务费。 证据8.《收据》两份。 证据9.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回单《转账汇款》四份。 证据10.微信转账记录。 证据1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共14页。 证据8-11证明原告为购买案涉货车支付了首付款303600元、手续费49.5元、按揭款327791.42元和运营保证金5000元/车。 证据12.车辆改装后的照片9张，证明因案涉货车车厢高度仅1.4米，不符合1.5米，被告对货车货箱进行非法改装后的状况。 证据13.《整改通知书》，证明案涉货车不符合标准，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分局要求进行整改。 证据14.委托书、成都创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奇公司）出具的整改票据7000元，证明创奇公司对案涉货车进行的整改。 证据1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9年6月2日，川Ａ×××××因违章超载，被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分局交警大队扣留的事实。 证据16.缴费明细（原告手写）。 证据17.放车审批单两份。 证据18.案涉两辆货车的改装费用清单。 证据16-18证明原告购买车辆后，对车辆部分配件进行加装产生的费用，总共花费29420元。 证据19.案涉货车的《运输工程重型车辆备案记录》，证明原告为聘请驾驶员需支付工资。 证据20.国富公司、华锐特种车辆公司、腾中重工机械公司、成都德伟久安汽车货柜公司（以下简称德伟公司）、创奇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上述五公司与被告有关联。 证据21.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证明股东变更情况，王卫东在2017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9日是被告的一名股东。 证据22.德伟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该公司没有改装货车的资格。 证据23.维修合同，证明被告代原告购买的车辆不符合装运垃圾的标准，在车辆交付原告前，被告已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证据24.成都华锐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明被告购买的案涉货车是在该公司制作。 证据25.照片11张，证明被告改装案涉货车后，运输中发生车门掉落的问题。 证据26.照片8张，证明案涉货车不符合要求。 二、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2、3、6、7、8、10无异议。 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上没有启阳公司的盖章，购买运渣车必须挂靠在有运渣资质的企业名下，王卫东可能承诺要将货车办理在启阳公司名下，但启阳公司不持有该合同。 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未加盖被告公章，落款的“穆承兵”不是启阳公司员工，也不清楚蒲登孝。 对证据9的“三性”有异议，王卫东不是启阳公司员工，无法证明款项是启阳公司收取。 对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但与被告无关。 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是被告对车辆进行整改，车辆质量问题应由生产商和销售商赔偿，不应由被告赔偿。 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 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无关。 对证据15的“三性”无异议，证明车辆被扣留是因为超载，且发生在原告自行改装完成后。 对证据16-18的真实性认可，但案涉货车是李力提出改装，改装后超载被处罚，不是车辆质量问题。 对证据19、2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20-2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 对证据22真实性认可。 对证据23没有被告盖章，被告只是被挂靠公司，不经营车辆买卖。 对证据25-26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没有擅自给原告改装车辆的动机。 三、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渣运证》，证明被告具有渣运资格。 证据2.《成都市建筑垃圾全密运输和公司化运营管理实施办法》，证明运渣货箱的高度不能超过1.5米，而非一定是1.5米。 四、原告对被告举证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因今年年审时交管所不予办理，后来货车经过被告改装后才办理了《渣运证》。原告无法自行办理《渣运证》，明年只有通过被告才能办理。 对证据2关联性不予认可。 五、根据本院的要求，第三次开庭时，原告通知廖某、被告通知穆承兵出庭作证。 廖某证实：廖某过去委托启阳公司的穆承兵为其购买了3辆货车并挂靠在启阳公司从事渣运，后又给启阳公司介绍了10余辆代购挂靠业务，都是穆承兵经办，廖某与穆承兵的关系遂熟悉。后黄学容（廖某称是其侄儿）想买两台货车从事渣运，廖某又与穆承兵联系，按照以前的惯例，明确购买货车的条件，包括发动机、车厢长宽高、品牌、排量等指标，但只有为原告购买的货车的车厢高度是1.4米而不达标（指1.5米才达标）。 穆承兵证实：1.廖某和他的朋友一共找穆承兵购买了十几辆货车，二人比较熟悉。2018年3月初，廖某给穆承兵打电话介绍黄学容要买两辆货车，穆承兵就与廖某通过微信确认，廖某说车厢高度1.4米。车辆买卖合同是3月7日签订的，签合同时穆承兵也不认识原告，是到启阳公司来办事时才认识。黄学容经营了两个多月后，因车厢高度不到1.5米，与廖某一起来找穆承兵。穆承兵认为当初廖某要求的就是1.4米，但双方都找不到证据，考虑到与廖某是朋友关系，穆承兵就付费把两辆车的车厢高度改造为1.5米。 2.为原告购车是其个人行为，与启阳公司没有关系。 3.国家不允许私人经营渣运车，只能上在公司名下，上在哪个公司名下就以哪个公司的名义经营。 4.穆承兵在启阳公司做GPS记录，监控每一辆车的运行情况。 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 廖某曾委托启阳公司的穆承兵为其购买3辆货车并挂靠在启阳公司从事渣运业务，后又给穆承兵介绍了10余辆货车，都由其代购并挂靠在启阳公司从事渣运，廖某与穆承兵的关系遂熟悉。2018年3月初，黄学容告知侄儿廖某称其想买两台货车从事渣运，廖某遂与穆承兵联系，介绍黄学容要买两辆货车，按照以前的惯例，明确所购货车的发动机、车厢尺码、品牌、排量等指标。 2018年3月6日，穆承兵手写所购货车的各项技术指标、车款341800元、首付101800元、贷240000元、月供14725×18个月、2018.3.6收2万定金等。其中，货厢指标为：“货厢：5.8×2.3×1.4”，但“1.4”中的“4”系“5”涂改而成。次日，穆承兵到国富公司，以启阳公司的名义与国富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1.产品名称：HOWO-6×4自卸车，红色，3辆，单价34.1万元。2.华锐货箱：5800×2300×1400；旁边空白处手写注明：JM305266启阳，JM305265蒲登孝1台车贷24万，JM305267黄学容2台车贷24万。黄学容下面用括号注明廖哥。3.落款处乙方为：成都启阳运输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为穆承兵。” 黄学容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3月22日、3月27日、4月13日通过银行向启阳公司股东王卫东账户转账支付购车首付款60000元、10000元、60000元、173600元，手续费49.5元，共计303649.5元。李力从2018年4月25日起至2019年9月2日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18期向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按揭款共计512375.66元。首付款和按揭款共计816025.16元。2018年6月12日，原告向启阳公司支付二辆车的运营保证金共计10000元，启阳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两份。 2018年3月24日，案涉货车办理了行驶证和运输证，登记的所有人为启阳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2018年4月17日，启阳公司将案涉货车交付原告经营。 2018年4月27日，李力（乙方）与启阳公司（甲方）签订《加盟合同》，主要约定：1.乙方自愿将案涉货车加盟到甲方运营，甲方为乙方提供营运服务，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营运服务费2400元/年；2.合同有效期限为5年，从2018年3月25日至2023年3月25日止；3.乙方将合同约定的车辆以甲方名义登记上户，办理营运手续。合同期间，该车的所有权归乙方，乙方对加盟车辆自主经营；4.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加盟保证金5000元。 经营中，因原告发现货车载运的货物重量比其他车主的货车少，经检查才发现所购货车的货箱高度仅1.4米，不符合1.5米，原告遂与廖某一同去找穆承兵解决。廖某与穆承兵为双方约定的车厢高度是1.5米还是1.4米发生分歧，后穆承兵同意对货箱进行改装，将货箱高度改为1.5米，改装费由穆承兵承担，并交德伟公司改装，于当月底将改装后的车辆交付原告。2019年1月28日，黄学容与德伟公司就上述改装事宜补签《维修合同》，载明：货柜规格：6800×2350×1500，货箱维修要求为：“货柜原边门1.4米，不付（应该是：“符”误写为“付”）尺寸规格在我公司维修加高到规格尺寸，维修后焊接打磨处理。” 2019年3月29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分局因发现启阳公司名下包括案涉货车在内的7辆车存在货箱不符合查验标准以及加装货箱栏板等情况，下发《整改通知书》[2019023]，要求启阳公司对7辆车进行整改，恢复原状。 2019年3月30日，启阳公司委托国富公司对案涉两辆货车的车厢恢复原状，载明的整改内容为：将货箱尺寸整改为5800×2300×1400的标准。国富公司又委托创奇公司整改，李力为此支付整改费7000元。 另查明：1.2017年7月17日起至2018年7月9日，王卫东是启阳公司的股东、监事，在案涉货车买卖期间，穆承兵是启阳公司的GPS监管员。 2.2019年6月5日，案涉货车川Ａ×××××因超载被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交警大队扣留并处罚款19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现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李力的诉讼地位 黄学容在起诉时，将其丈夫李力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黄学容与李力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决定购买案涉货车，用于家庭运营，对案涉货车享有共同的权利，李力与黄学容应为共同原告，故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将李力由第三人改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二、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告起诉时，主张被告代为原告购买货车，诉讼中，有时又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则抗辩与李力签订《加盟合同》，与李力只是车辆挂靠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对穆承兵、王卫东行为性质的认定。 （一）穆承兵、王卫东代购货车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 原告主张，其找被告购买了案涉货车，将购车首付款支付给启阳公司的王卫东，并按启阳公司穆总（穆承兵）的要求在狮桥公司办理了车辆按揭，被告已于2018年7月将改装后的车辆交付原告，原告系与被告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被告则主张，王卫东、穆承兵不是被告的员工，二人的行为不是被告的行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代购或买卖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1.原告提供的被告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王卫东在原告购车期间是被告的股东、监事；2.证人廖某证实，以前被告为其代购货车并挂靠在被告处经营，都是穆承兵经办，首付款也转给王卫东，廖某认定的合同相对人都是被告而非穆承兵个人；3.廖某及原告都称在穆承兵经办购车时，称其为启阳公司的穆总，其代表启阳公司；4.穆承兵在与国富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时，是以被告的名义，穆承兵的身份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5.本院向被告员工郭娟的调查以及穆承兵在庭审中的陈述均证实，穆承兵在签订《汽车买卖合同》期间是被告的ＧＰＳ监管员；6.穆承兵、王卫东代购货车并挂靠于被告，被告可以收取运营保证金等费用，故被告具有经济利益；7.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坚决否认穆承兵与其具有关系，但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承认“穆承兵是以前的公司主要负责人，王卫东是挂名股东。穆承兵将公司卖给杭平磊后应该就不在公司了。”从前后的矛盾陈述，以及与其他证据结合分析，足以认定穆承兵、王卫东在为原告代购货车期间是被告的员工。 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穆承兵、王卫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原告系与被告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 （二）原告与被告之间应当是委托合同关系 原告购买货车后，将之挂靠于被告名下经营，双方存在挂靠合同关系应无异议，分歧在于被告为原告购车是买卖合同还是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其一，虽然被告在向国富公司购车时使用的是被告的名义，但是，因为《成都市建筑垃圾全密闭运输和公司化运营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自2012年3月1日起，全市建筑垃圾运输实行公司化运营管理制度。需申请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营的企业，2012年10月31日前，可到区（市）县城市管理部门申请备案，由市城市管理部门统一建立《成都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故成都市的运渣车只能由公司经营，自然人购买的货车只能挂靠在公司名下从事建筑渣运，为了登记上户的方便，以被告的名义购买更为便利，这也符合该行业的惯例。其二，原告在诉状中明确主张被告代为原告购买货车，只是在诉讼中有时又主张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其主张存在反复。其三，原告购车是通过廖某与穆承兵联系，廖某证实其通过穆承兵经办的十余辆货车都是这种模式，属于代购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其四，廖某证实的被告代购货车实为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并非案涉货车的经销商，被告（受托人）只是根据原告（委托人）的要求代为购买，为了挂靠经营而登记于被告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之规定，双方之间应属委托合同关系。 三、原告应否将车辆退还被告，被告应否向原告退还车辆首付款、按揭款和押金 原告要求退回被告为其购买的两辆货车，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首付购车款、按揭款、押金及利息。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不适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不能通过解除买卖合同而回到缔约前的状态。其次，被告作为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已将案涉货车交付原告，并由原告自2018年4月使用至今，双方之间的委托事务早已履行完毕。再次，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主要理由在于被告违反约定，为其购买的货车车厢高度仅1.4米而非其要求的1.5米，通过改造为1.5米后，又因违规而被公安机关勒令恢复到1.4米，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院认为，《成都市建筑垃圾全密运输和公司化运营管理实施办法》附件1《成都市建筑垃圾运输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规定：“一、运输车辆技术标准（一）必须是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注册的大型自卸车；（二）货箱栏板的高度不得超过1500mm(加装全密闭设施后货箱高度不得超过1600mm，宽度不得超过2600mm）；（三）货箱栏板应为一个整体，不得以焊接、拼装、插销等任意方式增高栏板高度，货箱栏板四周不得留有可增高栏板的空间；……”由此可见，从事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车厢高度不能超过1.5米，而非一定是1.5米。被告为原告购买的货车车厢高度虽为1.4米，但并不影响原告用于建筑垃圾的运输，故原告要求退车退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被告在履行代为购买货车时，如果违反原告的指示而将车厢高度擅自改为1.4米，将导致每次运输少载货物，客观上将影响原告的经营利润，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对被告因此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可依法另案主张赔偿。 综上，原告关于将车辆退回被告，以及由被告退还原告为购买案涉货车所支付的款项及利息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黄学容、李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530元，由黄学容、李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长军 人民陪审员  李 明 人民陪审员  刘 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