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2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贵龙，男，1974年2月1日出生，汉族，群众，住河北省安国市祁州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浦路541号网络产业大厦13层。法定代表人：孔德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泓泽，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国支行。住所地：河北省安国市药都北大街90号。法定代表人：付洪义，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向工，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丽，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贵龙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交所）、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国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安国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3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贵龙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合同无效并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交易损失1489911.46元及利息；二、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涉案交易的性质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大交所平台上进行的交易，实质上是非法期货交易，违法无效。关于上诉人所诉案件争议焦点为涉案性质是非法期货交易应属于违法无效。根据《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商品现货市场，是指依法设立的，由买卖双方进行的公开的、经常性的或定期性的商品现货交易活动，具有信息、物流等配套服务功能的场所或互联网交易平台。”第九条“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一）协议交易；（二）单向竞价交易；（三）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方式。”本规定所称协议交易，是指买卖双方以实物商品交收为目的，采用协商等方式达成一致，约定立即交收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交收的交易方式。本规定所称单向竞价交易，是指一个买方（卖方）向市场提出申请，市场预先公告交易，多个卖方（买方）按照规定对方的盈利，所交易的合约具有标准或特征。交易场所既不组织商品流通，又不发布商品价格，实为投机操作平台。而现货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实物商品或者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故涉案交易不符合现货交易的特点，实际为非法期货交易。而原审法院对案件定性的错误造成对案件争议焦点的偏离，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包括本案在内的现货平台早已被勒令停业整顿，何来“其目前亦在正常运营”的论述。单凭大交所提交的政府设立从事现货的批文，更无法证明其违法从事非法期货交易的合法论调。二、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交易合同关系属于认知错误。上诉人在大交所处开立账户，并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现货挂牌电子交易系统平台上与会员单位进行交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上诉人通过在网上开通了其与建设银行、大交所参与的E商贸通服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大交所申请开通涉案现货交易账户，并由大交所审核通过，上诉人以其账号登录大交所现货挂牌交易系统交易时，系统中未显示会员单位的相关信息，上诉人的交易资金均是进入大交所的银行账户，受大交所监督。2、被上诉人大交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明知其交易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大交所的会员金聚达公司，恰恰说明大交所违规欺诈的事实。3、即使上诉人知道其交易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大交所的会员单位，根据大交所提供的入市协议、客户协议以及大交所知道的《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再生银货挂牌交易交收规则（试行）》的规定，大交所系授权现货挂牌交易商或会员接受客户开户、交易，客户通过现货挂牌交易商或会员办理开户手续，双方签订《客户协议》，保证金的监管、强制平仓、交易商品的品种、报价、交易方式等均是由被上诉人大交所及其平台负责，而且大交所将其对客户保证金的监管、强制平仓等权限给了会员。综上，被上诉人大交所在交易中制定规则、发展会员单位、审核并分配激活客户交易账号、提供软件设施、提供行情报价、收取和分配客户资金、强行平仓等行为，足以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其在涉案交易中属于组织者、监督者、领导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应对交易无效承担第一责任和全部责任，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在认定赔偿数额时，不应以实际取得的款项为依据计算赔偿金额，而应以其无效交易行为造成的客户损失金额为计算依据，即使其在交易中只收取手续费，亦应当对上诉人的全部交易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与会员单位之间内部约定与实际分配事项是其内部事务，并未向上诉人披露，其内部约定不能对抗上诉人。三、关于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大交所在上诉人所有现货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及全部交易中不存在违法无效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未能提交关于“证明被告大交所存在合同中合同无效的行为”的证据，是由于原审法院未受理原告的关于“认定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是否存在非法组织期货活动”的申请。2、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大交所是请报市政府同意设立目前在正常运营，以此认定涉案交易性质的有效性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大交所的涉案交易符合期货交易活动的构成要件。大交所作为现货交易场所，未经批准开展了期货交易活动，属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情形。本案中，大交所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大连油、再生银等交易品种的交易参数、交易规则、风险控制管理等，其提供的交易软件也是按公布的规则定制的，上诉人王贵龙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只能选择买入、卖出以及手数，并不能对所交易品种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也就存在大交所对买卖交易的其他条款进行了固定，其行为符合标准化合约模式。且交易采取的是保证金交易模式，上诉人王贵龙的所有交易均无需支付全额货款，而只需交纳商品价值一定的金额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并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解各自权利义务，未发生实物交收。由此可见双方交易的目的并非是转移商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对价格趋势的预估而进行的杠杆交易，本质是会员与客户对赌，属无效行为。四、被上诉人的涉案交易违反《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因而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案件定性及对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错误，缺乏客观公正，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包括本案大交所在内的众多现货平台均因涉非法期货被勒令停业整顿，包括最高院等相关判决均对涉案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定论，能够较好的保护了受害人的损失。而上诉人自行在裁判文书网站搜集的关于被上诉人大交所的判例均认定所涉交易违法无效。为此，要求二审法院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大交所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的二审程序中没有权利变更一审请求，在其上诉状中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合同无效，并赔偿损失，但事实上在一审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判决开户及交易无效，并返回损失。其上诉请求和一审不一致。二、一审确认涉案交易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涉案交易系非法期货交易，因此无效。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因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可以证明涉案交易符合国务院颁发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对于期货定义，因此涉案交易不存在因属于期货交易而无效的情形，涉案交易的标的物并非原油，因此被上诉人无需取得原油经营资质，这并不影响涉案交易的性质，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平台开立及品种上线均得到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三、一审确认被上诉人并非涉案交易的相对方认定准确。上诉人称一审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交易合同关系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在上诉状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认可与其进行交易的系案外人会员单位，诉讼中称其不知晓交易对象为会员单位，这一事实无法证明，并且即使其主观上确实不知晓交易对象，也不影响着客观上其与会员单位交易的事实。综上，我方认为，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逻辑上要求确认交易无效的背景下，依据合同法第52条和58条要求我方返还因交易取得的资金。一审确认交易并非无效的背景下，且被上诉人不是交易合同的主体，在这两个事实上，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且根据一审确定的事实，上诉人在大交所平台上进行交易长达半年，进行了1000多笔交易，根据其自身提高供的银行流水，其不仅在大交所平台进行交易，还同时在其他交易所进行交易，其交易有亏损也有盈利，在进行长达半年的交易后，上诉人没有自行控制风险，导致了亏损，要求平台进行赔偿，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建行安国支行述称，一、根据上诉状，上诉人认可一审对我方的裁决，也就是说我方在案件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二、大交所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行为以及存在什么性质的行为与我方无关。三、我方是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为其开立的储蓄账户，开通相关服务平台合法依规，没有任何瑕疵和过错。四、上诉人将我方在一审中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只是为了争得安国法院作为本案的一审管辖法院，对于我方的起诉属于滥讼行为。上诉人王贵龙当庭表示同意原审被告建行安国支行不承担责任并同意上诉请求按照一审诉讼请求。王贵龙诉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在被告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现货交易系统（交易账号93×××19）中的开户及全部交易违法无效；2、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交易损失资金暂计89911.46元及利息损失；3、依法判令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国支行对原告的资金损失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追加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国支行共同返还原告交易损失资金14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于2011年8月由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报请市政府同意设立。注册地为大连高新园区，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中国供销集团全额出资，主要经营范围为再生资源物资、农副产品、化工、中药材产品的交易及资金服务。2016年6月10日大交所（乙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支行（甲方）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合作协议》（电子合同转让交易-日终清算交易模式），协议第一条约定:依托中国建设银行结算网络和支付渠道，为乙方以及乙方所属会员提供资金划拨、结算、托管和信贷等服务。第十三条约定：甲、乙双方受理会员开通、变更、注销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电子合同转让交易-日终清算交易模式）的申请，会员须持乙方确认并签署的服务协议至甲方经办网点、电子渠道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三方服务协议》，并在甲方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系统内签约成功生成会员结算账户后生效。第二十二条约定甲方根据银行相关规定为乙方分别开立商户结算专户和商户一般结算账户。商户结算专户用于存放会员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交易资金，该账户资金仅可通过入金、出金等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规定的专项功能进行划拨。第二十五条乙方商户结算专户汇总的会员交易资金归会员所有，除用于会员的结算交易手续费、盈亏款项、违约金、相关运输费等资金的收付外，乙方不得擅自挪用。若乙方挪用商户结算专户中的资金，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划拨会员交易资金的，乙方对由此导致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2016年4月20日大交所（甲方）与宁波金聚达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中国供销集团·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入市协议》，协议4.1合作的具体内容为：甲方向乙方提供现货挂牌交易交收系统及相关报价、咨询、培训、协调管理服务；乙方成为甲方的会员，利用现货挂牌交易交收系统完成与投资者的交易，每年向甲方支付年度管理费，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会员入会费、会员培训咨询服务费等费用。第六条甲方的主要义务为：按约定提供交易交收系统供乙方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使用；提供与交易有关的咨询、培训、协调管理等服务；维护交易交收系统平稳运行；妥善保管交易数据；管理交易行为，保障乙方和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第七条乙方的主要权利包括：合法依规宣传和开发客户；乙方及乙方开发的客户使用软件交易交收系统参与现货挂牌交易交收业务相关的产品进行交易；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类培训；按照甲方相关规定拓展市场。王贵龙（乙方）与大交所的会员单位宁波金聚达公司（甲方）达成《客户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第一条交易标的为在交易所现货挂牌交易交收系统上根据交易所相关交易交收规则进行交易交收的商品。第五条乙方可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系统进行现货挂牌交易交收业务。第六条交易所现货挂牌交易交收业务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并委托交易所有合作关系的商业银行对乙方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进行资金存管。乙方交易保证金必需通过交易所与保证金存管银行转账系统缴纳，不得以任何现金形式缴纳。第十一条乙方开设一个交易账户，此账户由交易所统一进行监管，必须经过交易所的审核，然后进行激活才可进行交易。2009年11月2日王贵龙在建行安国支行办理卡号为62×××94的银行卡，2014年12月5日签订个人电子银行服务签约确认单，开通了网上银行等功能。之后王贵龙在大交所的网络平台开通交易账号93×××19，自2016年5月起王贵龙多次通过建行安国支行的银行账户将资金转入大交所的资金账户，与案外人金聚达公司进行交易，买入、卖出大连油、再生银、再生PVC。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12月12日，原告在交易平台共入金6771000元，出金5281088.54元，出入金相抵共损失1489911.46元。一审法院认为，大交所与案外人金聚达公司签订的《入市协议》、王贵龙与案外人金聚达公司签订的《客户协议书》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均存在法律约束力，且大交所是报请市政府同意设立，其目前亦在正常运营，王贵龙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大交所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合同法中合同无效的行为，故对其主张在大交所的现货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及全部交易违法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王贵龙的涉案交易过程中，大交所仅为投资者和会员单位提供交易平台及相关服务，其本身并不参与交易，王贵龙将资金转入大交所名下银行账户，实际是汇入大交所的保证金账户，资金的存入与转出均由王贵龙自行操作和支配，并无直接的交易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贵龙与大交所之间存在涉案交易合同关系，故对王贵龙要求大交所返还交易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建行安国支行与王贵龙和大交所之间存在转账业务关系，在本案中只是开通了王贵龙与大交所之间资金往来的端口，建行安国支行并非交易相对方，对涉案交易不能控制，亦无过错，故对王贵龙主张安国建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为“驳回原告王贵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05元，由原告王贵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相关案例以佐证自己的陈述正确，对案件事实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并辨析如下：一、本案交易性质是否为非法期货交易而无效；二、王贵龙损失是否由大交所造成，应否由其赔付。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王贵龙上诉认为本案所涉交易为非法期货交易而无效的意见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交易规则和特征来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或合约。本案中，无论是大交所发布的交易规则，还是王贵龙与金聚达公司签订客户协议书中载明的交易约定，均为大连油、再生银、再生PVC等现货交易。大交所以国际现货市场价格为基础，综合国内现货市场价格，报出现货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由会员单位金聚达公司与其客户王贵龙借助大交所提供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大交所并未参与案涉交易。因此，仅凭该交易规则和客户协议书不足以认定大交所组织的交易为期货交易。其次，王贵龙与金聚达公司签订的客户协议约定，王贵龙自愿按照约定的交易规则从事交易活动，且对以大交所为平台的大连油等现货交易存在的风险充分认知和了解。即王贵龙按照约定交易规则，自主通过大交所的交易平台与金聚达公司进行的电子交易，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第三，认定期货合约，原则上应遵照证监部门的意见，但行政认定并非是必须的前置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作出认定。本案中，所涉交易行为发生在2016年5月至12月，王贵龙应就当时的交易规则和具体行为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诉讼中提供的有关部门清理文件系对各类交易所2017年期间交易行为的检查，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交易存在以现货交易之名行期货交易之实的非法变相期货交易。综上，根据现有证据，王贵龙主张案涉交易行为无效的意见，证据不足。二、关于焦点二。王贵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较高的风险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本案王贵龙自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12月12日交易金额达600多万元，次数多笔。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不管是入金还是出金、平仓、建仓等环节均由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王贵龙应对自身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盈亏并存是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王贵龙应对本案交易的高风险有一定的认知，亦应承担相应的后果。王贵龙因最后亏损而主张由大交所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贵龙同意原审被告建行安国支行不承担责任，本院应予以确认。综上，王贵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10元，由上诉人王贵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月审判员 陈 宁审判员 郑金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冰雍书记员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