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9）苏民监421号熊永富、余广巧：你们因与被申诉人黄秀英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9民终2786号民事判决，经向该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又向本院申诉。你们申诉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的证据自相矛盾，认定金毛犬撞击致黄秀英受伤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错误。1.一、二审判决依据余广巧在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文峰派出所（以下简称文峰派出所）向其所作询问笔录中承认其自家金毛犬撞到黄秀英腿上，认定熊永富饲养的金毛犬撞到黄秀英与黄秀英受伤存在因果关系错误。该份询问笔录不真实，是民警写好后在未宣读的情况下直接让余广巧签名的，余广巧系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文峰派出所于2017年6月15日就该笔录依法作出《情况说明》，明确载明对金毛犬是否撞人的真实性没有核查确认。2.黄秀英在傍晚6点左右倒退着走散步，且道路坑洼不平，任何不利因素都会导致其摔倒。孙发林和熊永兆在《情况陈述》中写明“黄秀英跌倒的地方是高低不平的，旁边有阴井的地段”。且有现场照片为证。3.陈庚祥在文峰派出所的证言是“肯定没有，当时确实有条狗在，不过这条狗肯定没有碰到黄秀英”，所以狗根本没有碰到黄秀英。4.孙发林和熊永兆在《自我陈述》中写到“何翠芳也根本没有说狗主人你不要走，你家狗撞人了。而是说黄家就她一人在家，丈夫和儿子外出打工去了，你做做好事把她送到医院去。”证明熊永富是在做好事。（二）一审法院未在法律规定的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向熊永富、余广巧发送起诉状副本等应诉手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熊永富、余广巧请求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二审判决认为熊永富饲养的金毛犬撞击黄秀英致其跌倒受伤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具体分析如下：1.熊永富在公共场所遛狗，但未对其金毛犬束犬链，未尽到犬只安全性维持义务。2.黄秀英申请的证人何翠芳在黄秀英诉熊永富、余广巧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前案中到庭作证。据其陈述，其虽然走在黄秀英前面一步，但其听到黄秀英轻叫一声“狗子”，然后即回头看到黄秀英跌倒在地，狗从黄秀英身边经过，黄秀英称被狗撞了。在何翠芳与熊永富交涉时，熊永富表示“你放心，如果是狗子撞的，我会负责”。何翠芳虽未目击熊永富饲养的金毛犬撞击黄秀英的瞬间，但其作为亲历事件的在场人，其所述黄秀英跌倒同时的反应、言行，其看到黄秀英跌倒在地，狗从黄秀英身边经过的情形及熊永富当时对此事的表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3.熊永富自述事发时黄秀英称是被熊永富家狗撞倒的，熊永富也说“如果是我家狗撞的，我就负责”。随后熊永富用电瓶车将黄秀英送到盐马路，并叫来其妻余广巧将黄秀英送至医院治疗。余广巧当晚即交纳了2400元医疗费，后因黄秀英需做手术，余广巧又送给黄秀英的丈夫7000元。因此，据事发时在场的黄秀英、熊永富、何翠芳三人陈述，黄秀英跌倒后即指认是熊永富家的金毛犬将其撞倒，在双方交涉过程中，熊永富也表示如果是其家犬只撞人，其会负责，熊永富现主张其与余广巧送黄秀英就医并垫付医药费等行为纯粹是做好事，与事实不符。4.余广巧在黄秀英就医次日上午又到医院，并在黄秀英报警后接受文峰派出所询问，称是自家狗把黄秀英撞倒了，并表示她家会尽量给黄秀英治疗。熊永富申请的证人陈秀珍亦到庭作证称有一天其到余广巧家找余广巧，余广巧的媳妇说余广巧去医院了，因为昨天狗把河对面的奶奶一碰。可见熊永富向家人陈述当晚事发起因是自家狗撞了人，否则其妻余广巧及并未与本案其他人接触过的其儿媳不会均对外作此陈述。虽然余广巧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作的狗撞倒黄秀英后，其立即将黄秀英扶起来的陈述与余广巧不在黄秀英跌倒现场的事实相矛盾，但余广巧明确自家狗撞人与证人陈秀珍关于余广巧的儿媳说狗碰到人的证言一致，亦可与前述其他事实与证据相印证，故余广巧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可与其他证据形成印证的内容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文峰派出所对余广巧所作的询问笔录是有权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对当事人所作的笔录，笔录末尾有公安机关宣读笔录的记载，并经余广巧签名捺印确认，可以证明余广巧向公安机关作了笔录中所记载的陈述。而仅凭熊永富、余广巧主张及证人陈秀珍证言并不足以证明文峰派出所未向余广巧宣读笔录，进而否定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文峰派出所于2017年6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仅系客观说明该所于2015年12月依当事人申请对证人陈庚祥、孙发林进行询问，该二人证实余广巧不在现场，与2013年12月26日上午，该所对余广巧进行询问中余广巧的陈述明显矛盾，并未否定该所对余广巧所作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且一、二审判决系以余广巧确曾向公安机关作出询问笔录中记载之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并非因文峰派出所对余广巧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进行过核查确认而采信该询问笔录，因此该所在《情况说明》中明确“对当事人笔录中有关伤情形成具体原因等内容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核查确认”与一、二审判决的认定并不矛盾。5.陈庚祥曾在黄秀英诉熊永富、余广巧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前案中，作为熊永富、余广巧申请的证人于2014年9月4日到庭作证，其明确陈述其未在那女的（指黄秀英）倒地前看到她，是在她跌倒后才看到那女的，跌倒的过程没有看到。熊永富、余广巧亦在该次庭审中表示对陈庚祥及二人申请到庭作证的另一证人孙发林没有看到事情发生过程没有意见。然而陈庚祥于2015年12月30日向文峰派出所反映2013年12月25日傍晚黄秀英跌倒在地上的情况，其又在询问笔录中称：“黄秀英在距离我二十几米的南边的地方跟胡秀芳一起往后退着走的，过了会我看到有条狗子在黄秀英南边往北跑的，之后黄秀英就倒下来躺在地上的，不过这条狗子肯定没有碰到黄秀英，狗子距离黄秀英倒地的地方还有两米多远呢。之后黄秀英就在那边喊被狗子碰到了，过了会好多人围了过去，我也看到熊永富过去的，之后熊永富承认狗子就是他家的呢。下面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陈庚祥对本案关键事实的证言前后反复、互相矛盾，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于到庭作证一年多后，也是事发两年后才反言，其真实性亦存疑，且其反言未能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陈庚祥在文峰派出所的陈述不予采信，熊永富、余广巧拟依据陈庚祥在文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证明黄秀英当时是倒退着走的及狗根本没有碰到黄秀英，亦因此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6.熊永富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6日的孙发林、熊永兆的《自我陈述》及熊永富、余广巧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的孙发林、熊永兆的《情况陈述》中描述的黄秀英跌倒前后诸多细节及现场路况等，在孙发林历次到庭作证及向文峰派出所反映情况所作询问中均从未提及，亦与孙发林于2017年1月11日到庭作证所称路况“路还是好走的，靠路西清管所的地方可能有泥巴。”及熊永兆2017年1月11日、2018年2月9日两次到庭作证所称“事情不是今天发生的，我也不记得了”；“实事求是说我不记得这个事情了”；“我没有看到黄秀英怎么跌倒的”；“跌倒之前我没有看到”；“因为时间长了，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没听到”熊永富、黄秀英商量的事情，“而且我听力也不好”等相矛盾，故碍难确定案涉《自我陈述》及《情况陈述》为孙发林、熊永兆本人出具，本院对该二份证据不予采信。7.熊永富确认事发路段有路灯，且黄秀英跌倒时路灯已经亮了。黄秀英跌倒同时已指认熊永富饲养的金毛犬撞人，且熊永富本人即在事发现场，则假使黄秀英跌倒在砖块缺失，路况明显不平之处，熊永富作为此事故已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在场人，应当当即能够发现路面砖块缺失以致黄秀英跌倒的现场状况。然而黄秀英于2013年12月25日傍晚跌倒，熊永富、余广巧却直至黄秀英诉熊永富、余广巧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前案已经过一、二审，在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的2015年12月3日的庭审中才提出黄秀英受伤地段路面砖块缺失，黄秀英行走不慎致伤的抗辩意见，其主张可信度较弱。且其提供的拟证明该主张的关于路面砖块缺失的照片未为黄秀英认可是事故发生地及当时的照片。故熊永富、余广巧关于道路坑洼不平导致黄秀英摔倒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8.孙发林、熊永兆的《自我陈述》虽因真实性难以确定而未获采信，但孙发林确曾于本案2017年1月11日、2018年2月9日两次庭审中先后到庭作证称“黄秀英跌倒后就在那边哭，熊（永富）从南向北走，走了还有2–3米的地方就停下来了，然后还在说话，说什么我不清楚。当时何翠芳说黄秀英家没有人，你们做做好事把黄（秀英）送到医院去，何（翠芳）说的‘你们’我也不知道她指的谁。”“我路过的时候稍停了一下就走了，好像听到何翠芳说黄秀英家没人，我就继续走了。”但孙发林也曾于2015年12月23日向文峰派出所反映2013年12月25日傍晚黄秀英跌倒在地上的情况，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黄秀英嘴里就说着被熊永富家的狗子撞倒了，接着熊永富就赶过来的”，与前述黄秀英、熊永富、何翠芳等人关于黄秀英跌倒后即指认是熊永富家的金毛犬将其撞倒，双方就此事处理展开交涉的陈述相印证。故即便何翠芳曾说黄秀英家就她一人在家，你们做做好事把她送到医院去等，亦更符合与熊永富协商解决纠纷的情形，不足以证明熊永富后续行为是做好事。综上，综合衡量上述证据与事实，熊永富饲养的金毛犬碰撞黄秀英致其跌倒受伤具有高度可能性，一、二审判决据此判令熊永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法院发送起诉状副本期限的程序问题。一审法院未能依法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熊永富、余广巧确有不当，但并未因此影响熊永富、余广巧其他诉讼权利，不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且一审法院未按期发送起诉状副本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熊永富、余广巧据此申诉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你们的申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特此通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