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4民终40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增,男,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庆云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同坤，男，195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庆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芝,女,195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县，现住庆云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燕,女,198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青岛市崂山区青大三路保利中心12楼。上诉人王金增因与被上诉人王同坤、张玉芝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2018）鲁1423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增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1423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即判令二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分伙协议款995000元及利息，或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以“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上诉人不能仅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即在上诉人未能举出按涉案协议第三条约定已追回外欠款的证据的前提下，就不能向被上诉人主张给付协议款，而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涉案协议的第三条(原管件厂王金增在外负责业务的欠款按管件厂的规定由王金增追回)、第四条(王同坤负责分给王金增款壹佰万元整，分三年付清，此款项不计利息。)是两个独立的条款，二者的履行不分先后顺序，其二者的履行也互不影响，即涉案协议的第三条不是对披上诉人享有先期履行抗辩权的约定，被上诉人不能以此对抗第四条其义务的履行，且原审判决也认定了第四条的履行不以第三条的履行为生效要件。故第四条的履行不受第三条的任何限制。其次，上诉人王金增与被上诉人王同坤在1999年3月分伙时王金增在外负责的业务无欠款；再之，若被上诉人认为王金增在外负责的的业务还有欠款未追回，就应由其举证，可是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却举证未能。最后，若上诉人未按涉案协议第三条约定追回在外负责业务的欠款，侵害到被上诉人的权益了，属于另外法律关系，另一诉求，被上诉人应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原审法院不能主动保护，更不应以此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否则，违反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原则。总之，被上诉人应按照涉案协议的第四条向上诉人给付分伙协议款及利息，故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应得到法律支持。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是错误的。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董桂艳的书面证言及出庭证言、电报及费用收据、被上诉人王同坤通过其亲戚胡俊平给付上诉人5000元的分伙协议款的录音、上诉人委托他人向被上诉人索要分伙协议款的《委托代理协议》等均能证明上诉人从不间断的向被上诉人索要分伙协议款，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超诉讼时效，不存有丧失胜诉权之谈。何况，在原审中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纠集他人多次到被上诉人家中索要分伙协议款。更能印证上诉人从不间断的向被上诉人索要分伙协议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庆云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证明》也能证明此点。所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超诉讼时效。三、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玉芝是适格的被告，应同王同坤共同向上诉人偿还分伙协议款。因为被上诉人王同坤与张玉芝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王同坤是以家庭财产投资入伙，且上诉人王金增与张玉芝分伙时也是在王同坤与张玉芝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涉案的分伙之债属于二被上诉人的夫妻之债，二人应共同司偿还。王同坤、张玉芝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原判。王金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协议款995000元及利息共计10000元（以最后实际给付日为准，进行结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王金增和被告王同坤均为管件经营者，二人曾同在一个管件厂工作。被告王同坤与被告张玉芝系夫妻。1988年，原告王金增和被告王同坤开始合伙经营管件生意，原告王金增负责对外业务，被告王同坤负责管理。最初合伙地点是山东省庆云县尚堂镇，后来转移到庆云县城北首，二人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没有字号，没有工商登记。1999年3月2日，二人分伙，双方签订《关于王同坤与王金增合伙经营分成协议》约定：“三、原管件厂王金增在外负责业务的欠款按管件厂的规定由王金增负责追回。四、王同坤负责分给王金增款壹佰万元整，分三年付清，此项不计利息。王金增支款不能按厂规定计息”。2018年4月3日，原告王金增以同样诉求向河北沧州市盐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2018年7月2日，二被告向该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2018年7月13日，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952民初10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管辖。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民法院移送卷宗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协议款995000元及利息？三、原告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被告张玉芝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合伙制度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经营制度，合伙企业是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组织体，合伙人应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本条规定中明确指出适用的是合同法第四章，即与合同履行有关的规定，不涉及合同效力的确定，亦即判断案涉协议的法律效力不应适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根据法的溯及力法理，应当遵循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合同效力属实体法范畴，应采取从旧原则，故案涉协议效力的判定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案涉协议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时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无充足的证据证实签订协议时存在被胁迫的情形，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提供证据亦不能证明存在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案涉协议虽名为“合伙经营分成协议”，但从其内容看，实际为合伙关系终止时合伙人所签订的书面协议。虽然案涉协议第四条约定由被告王同坤向原告王金增给付100万元，但第三条同时约定“原管件厂王金增在外负责业务的欠款，按管件厂的规定由王金增负责追回”，协议中各项条款皆是互为条件又互相联系的，当事人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应从整个协议全部内容理解各条款之间的关系，不能分别割裂开来理解，这也符合我国法律关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从整个协议内容看，在原告王金增未能依协议约定履行追回外欠款的义务时，被告王同坤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原告王金增并非只享有被告给付100万元的权利，亦负有负责追回外欠款的义务，这不是该协议的生效条件，而是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该协议亦非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原告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王同坤应给付995000元，故对原告请求被告王同坤给付995000元及利息之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协议约定被告王同坤应分三年向原告王金增付清100万元，案涉协议签订时间是1999年3月2日，诉讼时效应自2002年3月2日起算，原告王金增除于2002年通过电报催要后，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其他能够使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原告王金增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关于争议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条第57项规定：“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关于‘以各自目的财产承担清偿’，是指合伙人以个人财产出资的，以合伙人的个人财产承担；合伙人以其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合伙人以个人财产出资，合伙的盈余分配所得用于其家庭成员生活的，应先以合伙人的个人财产承担，不足部分以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本案中，被告张玉芝与被告王同坤虽系夫妻，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王同坤与其合伙时是以家庭财产出资，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王同坤将与其合伙的盈余分配所得用于个人家庭成员生活，因此，被告张玉芝没有支付协议款义务，被告张玉芝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王同坤所提原告王金增返还差旅费、电话费、运费及房屋之请求，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对原告王金增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条第57项，判决：驳回原告王金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23元，由原告王金增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是否给付上诉人履行分伙协议的995000元及利息问题；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三、张玉芝是否同王同坤一起承担责任问题。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于1999年3月2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分成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为有效协议。根据《合伙经营分成协议》第一条“原管件厂的债权债务由王同坤承担，管件厂由王同坤所有”、第三条“原管件厂王金增在外负责业务的欠款按管件厂的规定由王金增负责追回。”和第四条“王同坤负责分给王金增款壹佰万元整，分三年付清，此项不计利息。王金增支款不能按厂规定计息”。”的约定，该《合伙经营分成协议》系一个没有先后履行顺序且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即王金增负责追回外欠债务，王同坤分期支付王金增款壹佰万元。一审中，王同坤提交的会计账簿证明原管件厂的对外债权4070738.66元(王树斌等人所负债务4253573.36元，扣除协议免除的王金增债务182834.7元)仍没有实现，王同坤以“该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因条件未成就，该协议未生效”的答辩，实质上提出的是同时履行抗辩。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双务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同时履行义务，一方在对方未履行前，有拒绝对方请求自己履行合同的权利。就本案而言，王同坤在王金增未履行追回外欠债务前，有权拒绝向王金增履行995000元的债务。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分成协议》没有约定王金增履行义务的终止期限，王同坤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向王金增履行债务，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王金增于2018年诉至法院主张权利，没有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故一审认定王金增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依法应予纠正。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本案系分伙协议引起的纠纷，张玉芝不是合伙关系的当事人，故其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金增要求王同坤、张玉芝履行债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6元，由上诉人王金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书江审判员  朱吉星审判员  高世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刘亮书记员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