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766号“中天”广场1-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X16772187M。负责人：曾盾，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琦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7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5988745455。法定代表人：欧阳建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达，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苏波，江西一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路235号湘域中央1栋1911室，组织机构代码：66634524-0。法定代表人：吕湘文。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招行长沙分行）与上诉人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业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旭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招行长沙分行、煤业公司均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招行长沙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高琦梅，上诉人煤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达、江苏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湖南旭日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招行长沙分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赣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招行长沙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煤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招行长沙分行已经完成了保理业务中银行的审慎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过错。《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核卖方和/或买方的资信、经营及财务状况，……审查买卖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客户和交易等相关情况进行有效的尽职调查，重点对交易对手、交易商品及贸易习惯等内容进行审核，并通过审核单据原件或银行认可的电子贸易信息等方式，确认相关交易行为真实合理存在，避免客户通过虚开发票或伪造贸易合同、物流、回款等手段恶意骗取融资。”由此可见，现行法律法规中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保理业务时，审查的范围限定包括买卖合同、单据原件或者银行认可的电子贸易信息在内的书面材料等。换言之，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保理业务时应当履行审慎审核的义务，但是审核的范围限定在书面文件层面上。在本案保理业务办理过程中，招行长沙分行严格审查了湖南旭日公司提供的：（1）《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对合同期限、产品价格、产品的质量与数量、交货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关键性内容进行审查；（2）38张增值税发票：对该增值税发票涉及的发票开出单位、商品名称、交易金额、债务人价格等进行审查；（3）货运单据（《旭日公司商品入（出）库单》《2013.9月锌精矿结算单》）等材料：对该货运单据涉及的货物与购销合同、发票项下的货物进行严格比对。事实上，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买卖合同，招行长沙分行也不可能存在除审查书面发货单据以外的其他审查基础合同履行情况的方式，其已经尽到了保理业务中银行的足够地审慎审查义务。一审法院关于“招行长沙分行未尽到严格审核交易背景真实性”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更没有事实依据。二、煤业公司对应收账款真实性的认可，以及承诺按期无条件履行付款义务，是招行长沙分行开展保理业务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煤业公司的虚假陈述才是招行长沙分行债权悬空的唯一原因。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银行保理融资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35号）的规定：“保理业务是指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银行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银行保理融资是指在保理业务基础上开展的以卖方转让应收账款为前提的银行融资服务。”据此，煤业公司确认其对湖南旭日公司所负债务，是招行长沙分行发放保理融资款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保理业务受理过程中，招行长沙分行除对前述书面材料进行了审慎审查以外，还委派信管部风险经理王巧玲、大客户金融部客户经理肖蓉以及言顺律师事务所彭星律师共同前往煤业公司复核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同时送达《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在此过程中，煤业公司以多种方式向招行长沙分行承诺基础贸易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表现在：首先，煤业公司时任总经理李炎芳当场对保理业务背景贸易及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其次，煤业公司在收到招行长沙分行送达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后，在通知书确认回执上签章确认。最后，煤业公司依据其与湖南旭日公司的基础贸易合同，收取湖南旭日公司开具的3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据此抵扣税款达700余万元。因此，煤业公司作为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其欺诈性质的承诺和确认，致使招行长沙分行产生基础交易确实存在且已经履行完毕、应收账款真实有效的内心确信，继而发放了本案保理款。煤业公司的欺诈行为，才是招行长沙分行债权悬空的唯一原因，煤业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庭审中，上诉人招行长沙分行当庭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是保理合同纠纷。一审判决最大错误在于划定双方尤其是招行长沙分行在审查此类保理业务的责任边界，招行长沙分行没有过错，过错方在于煤业公司。招行长沙分行对所有基础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包括购销合同、38张增值税发票、货运单据，还前往煤业公司对基础交易进行审查，询问了时任总经理，要求煤业公司加盖公章确认了应收账款的真实性，38张发票煤业公司也承认进行了使用和抵扣，我方已经尽到全部审查义务。煤业公司违反了最基本的商业禁止反言原则，一审划分责任时将招行长沙分行界定为主要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煤业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招行长沙分行是否尽到严格审核义务的问题。本案商务合同明确约定货交泸溪兴业硫酸厂过磅计量，由泸溪兴业硫酸厂出具货物合格的验收单，且湖南旭日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6个月内付款。招行长沙分行以该商务合同开展保理业务，有义务要求湖南旭日公司向其提供收货方泸溪兴业硫酸厂的过磅计量单、货物合格的验收单等，重点审查湖南旭日公司是否发货、答辩人是否收到货物。招行长沙分行在湖南旭日公司不能提供泸溪兴业硫酸厂过磅单、验收单的情况下，仍然为湖南旭日公司开展保理业务，其实质是有意以湖南旭日公司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业务，不仅是一审认定的没有尽到严格审核义务的问题。二、关于招行长沙分行发放保理款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的问题。答辩人签收债权转让通知，只会引起债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结果，不会引起商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改变；收取增值税发票并抵扣，在法律上并不能作为卖方的交货凭证；李炎芳也并未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以上种种，均不能证实答辩人收到了货，即不能证明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故不能成为招行长沙分行发放本案保理款的基础。本案证据证实湖南旭日公司在2013年10月份在招行长沙分行有两笔贷款到期，合计为3200余万元，招行长沙分行与湖南旭日公司协商通过开展保理业务，由招行长沙分行向湖南旭日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并由招行长沙分行实际掌控湖南旭日公司账户，几乎同时又将发放的融资款扣回招行长沙分行，用于湖南旭日公司偿还到期贷款，名为履行保理协议放款，实为借新还旧，达到为湖南旭日公司到期贷款展期的目的。因此，收回旧欠的需要才是招行长沙分行发放保理款的决定性因素。三、关于招行长沙分行债权悬空的原因问题。答辩人签收债权转让通知，并确认“在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承担付款责任，并未向招行长沙分行作出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或放弃抗辩权的承诺，不构成欺诈。答辩人签收通知的目的在于促成基础贸易，即湖南旭日公司发货，而招行长沙分行送达通知的目的在于实现借新还旧，且未将该真相告知答辩人，企图通过做实虚假的保理业务，将湖南旭日公司已有的不良贷款的风险转嫁到答辩人身上。招行长沙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是湖南旭日公司尚未履行交货义务的预期应收账款，湖南旭日公司实际未交货，答辩人对招行长沙分行没有付款义务，该风险应由招行长沙分行自行承担，法院应据此驳回招行长沙分行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因此，即使债权悬空，也是招行长沙分行自身的原因造成的。煤业公司对招行长沙分行当庭补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本案不是保理合同纠纷，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煤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7）赣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煤业公司签收债权转让通知并无不当之处。2013年8月6日，湖南旭日公司与煤业公司签订《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由湖南旭日公司向煤业公司供应锌精矿产品，由于合同约定先货后款，湖南旭日公司为筹集资金、履行合同发货义务，于2013年10月8日与招行长沙分行签订了保理业务协议，招行长沙分行同意向湖南旭日公司提供3200多万元融资款，受让湖南旭日公司《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项下供货给煤业公司后形成的应收款债权，并于2013年10月10日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形式通知煤业公司，要求煤业公司“在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承担付款责任。由于当时湖南旭日公司未交货，通知要求的付款条件、期限与《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的约定并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煤业公司为促成湖南旭日公司交货，确认了转让款与发票款数额一致，盖章、签收了通知书。在该通知中，煤业公司并未向招行长沙分行作出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或放弃抗辩权的承诺，故煤业公司仍享有基于《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的抗辩权。显然，煤业公司的盖章签收、确认行为并无不当，无可指责。本案两份《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可以证明湖南旭日公司于2013年10月先后两次向招行长沙分行申请保理融资款3200多万元，申请书虽然加盖了湖南旭日公司的印章，但在融资用途一栏均记载“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该内容明显不是湖南旭日公司所填写，而是招行长沙分行工作人员填写的；本案两份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均注明款项用途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本案新系统历史交易表可以证明招行长沙分行于2013年10月21日23点25分01秒向湖南旭日公司放款2400多万元，此款于当日23点41分42秒被转走，招行长沙分行于2013年10月30日19点41分51秒向湖南旭日公司放款880多万元，此款于当日20点05分14秒被转走，在转出的摘要栏记载“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款项转入和转出的时间相隔不过一、二十分钟。上述系列证据均被一审采信，足以证实湖南旭日公司2013年10月在招行长沙分行有两笔贷款本息合计3200多万元到期，没有归还，招行长沙分行之所以同意为湖南旭日公司提供融资购买应收账款，实质上是通过这种手段收回湖南旭日公司3200多万元旧欠，即“以新还旧”。然而，招行长沙分行却对煤业公司隐瞒了这一情况，最终造成湖南旭日公司无资金供货，应收账款不能成立，也引发了本案纠纷。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招行长沙分行发放融资款后又收回了融资款，以及煤业公司的签收确认的行为使招行长沙分行确信应收账款的事实，致使招行长沙分行向湖南旭日公司提供了3200多万元融资款，这显然与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不相符，逻辑混乱，因果颠倒。二、煤业公司基于湖南旭日公司未交货，付款条件未成就，不支付货款，不构成违约。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应为：煤业公司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煤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根据本案《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付款及结算方式，煤业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条件有三：1、货交到泸溪兴业硫酸厂，并经验收合格出具验收单据；2、收到湖南旭日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3、六个月内付清货款。本案中湖南旭日公司虽然开具了发票交于煤业公司，但未交货给煤业公司，发票只是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之一，尚不足以证实《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煤业公司有权对受让人（招行长沙分行）提出抗辩，有权拒付货款，且不构成违约。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违约责任的规定，认为煤业公司未按承诺付款，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这明显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也与一审判决认定湖南旭日公司未交货的事实自相矛盾。所以，一审判决煤业公司承担30%违约赔偿责任，有悖于法律规定，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招行长沙分行没有损失。本案证据均一致证明案涉3200多万元融资款，形式上提供给湖南旭日公司，但实际上由招行长沙分行作为湖南旭日公司偿还旧欠，如数收回，所以案涉的3200多万元融资款没有遭受损失。本案中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证明招行长沙分行撤回了案涉融资款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只是暂时放弃对湖南旭日公司（债务人）和有关担保人的起诉，因此3200多万元融资款及利息有望得到清偿，债权没有灭失，损失不成立。既然没有损失，何来的赔偿。因此一审判决煤业公司“承担保理融资款损失30%的赔偿责任”没有依据。四、一审判决中“反之亦然”内容不合法。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判决煤业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支付保理融资1200多万元及其利息，同时在括号内补充表述“湖南旭日公司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煤业公司的清偿义务，反之亦然。”这段补充文字显然是指如果煤业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清偿了2000万元，湖南旭日公司则减少2000万元的清偿责任。目前湖南旭日公司避而不见，一旦该判决生效，煤业公司承担了还款义务，湖南旭日公司作为真正的债务人却减免了相应的责任，同理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也势必减免了相应的责任。果真如此，煤业公司司法救助之路被堵，追偿权利被剥夺。煤业公司不知道这等判决的法理何在？依据何在？另外，招行长沙分行提供的2013年5月30日签订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和《2013.9锌精矿结算》均为复印件、证人彭星为招行长沙分行在案涉事务中聘请的律师、录音资料是未经谈话人同意录制且仅录制部分谈话内容，一审采信上述系列证据，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9条、第69条之规定；煤业公司提供的向湖南旭日公司的《函》以及湖南旭日公司的回复《函》和《情况说明》，是当事人为履行《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的来往信函，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有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盖章，且经办人书面表示愿意配合法院调查核实，一审不采信上述系列证据，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之规定。虽然上述证据的采信或不采信，没有影响到本案湖南旭日公司未交货的基本事实的认定，但明显有损判决书的逻辑性和严肃性，应予纠正。上诉人招行长沙分行答辩称：一、招行长沙分行核查基础交易时，煤业公司作为买方明确确认了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应付账款数额。现在其却主张未收到货物，明显有违禁反言原则以及诚信原则。案涉保理业务项下，决定招行长沙分行是否向湖南旭日公司发放保理款的核心、唯一因素在于，保理业务对应的基础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数额多少。故而，招行长沙分行在向湖南旭日公司核查交易文件的同时，实地前往煤业公司确认前述内容。而且，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以及煤业公司关于自己曾多次开展保理业务的自认，煤业公司应当明知，在湖南旭日公司与招行长沙分行准备、商议订立保理合同的过程中，如实陈述发货情况、不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等重要事实，是基本的商业伦理，也是诚信原则的当然要求，更是法定义务。保理业务开展时，煤业公司的总经理李炎芳明确承认，煤业公司欠付湖南旭日公司货款，并且承诺会在4个月内支付湖南旭日公司的货款。这与湖南旭日公司向煤业公司发出的《2013.9月锌精矿结算》《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等文件中载明的到货、账款情况一致。但是，诉讼过程中，煤业公司却主张其自始没有收到货物，这明显有违禁反言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明确的如实陈述的法定义务。二、如湖南旭日公司并未履行发货义务，煤业公司一再通过书面、口头形式确认交易真实性的行为明显存在过错，不具备可值得保护的利益，相反，招行长沙分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尽到了足够的审慎义务。故而，煤业公司对于湖南旭日公司的抗辩自然不能及于善意第三人招行长沙分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2条关于债权转让下“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不因债权转让受到损害。但是本案交易中，煤业公司明显未尽到善意交易方的如实陈述义务，相反地，招行长沙分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履行了审慎的审查义务，由此可见，煤业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不具有可值得保护的利益。在招行长沙分行核查前，煤业公司向湖南旭日公司出具了明确载明“到货日”的《2013.9月锌精矿结算》、发票等文件，并将湖南旭日公司开具的38份《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高达43530504.90元的发票抵扣税款；核查时，煤业公司的总经理李炎芳还确认了交易的真实性，并在载明“应付款项”的《确认回执》上签章，对于湖南旭日公司未履行发货义务这一情形自始未提及；核查后，煤业公司对于湖南旭日公司未履行发货义务这一情况也从未向招行长沙分行披露。简言之，整个交易过程中，煤业公司配合湖南旭日公司共同向招行长沙分行确认了基础债权的真实、合法、有效，使得招行长沙分行对于案涉基础债权真实存在产生合理信赖并发放了保理款。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伪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则应视该第三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虚伪意思表示而发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虚伪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该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煤业公司关于未收到货物的理由能否对抗招行长沙分行，取决于招行长沙分行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善意。本案中，招行长沙分行在保理业务办理过程中，严格审查了湖南旭日公司提供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38张增值税发票、货运单据（《旭日公司商品入（出）库单》《2013.9月锌精矿结算单》）等材料，并对各项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严格比对。为了进一步确认书面文件的真实性，招行长沙分行还派工作人员实地前往煤业公司确认了交易的真实性，并让煤业公司工作人员面签了《确认回执》。由此可见，招行长沙分行在此过程中尽到了足够的审慎义务。故而，煤业公司对湖南旭日公司未履行发货义务的抗辩不能及于招行长沙分行。三、保理业务项下，煤业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是确定的，并不会因为保理款的用途发生改变。并且，案涉保理业务的发生也未增加其任何负担，也不存在需要向煤业公司披露保理款用途的情形，故而煤业公司基于案涉保理款用途提出的上诉理由显然也不能成立。案涉保理合同法律关系项下中，煤业公司支付货款的对象虽然由湖南旭日公司变更为招行长沙分行，但是需要明确的是：1.煤业公司应当支付的货款取决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不会因为主体的变更发生变动；2.主体的变更也并未增加湖南旭日公司的债务规模或者其他义务。在仅是权利主体发生变动的情形下，既不存在法定的、也不存在约定的需要向煤业公司披露、或经其同意保理款用途的情形。故而，煤业公司关于未向其披露保理款用途等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招行长沙分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一、判令煤业公司赔偿给招行长沙分行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本金32941684.59元，利息、罚息、复息9152770.02元（暂计至2017年5月23日，其余顺延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及招行长沙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判令煤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招行长沙分行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煤业公司支付招行长沙分行32941684.59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7年5月23日共计9152770.02元，此后利息按年利率8.4%的标准继续计算，并计收复利）。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煤业公司与第三人湖南旭日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30日、2013年8月6日各签订一份《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编号：JMXR-2013-01），均约定：“需方煤业公司（甲方）向供方湖南旭日公司（乙方）采购锌精矿产品，以上海有色金属网1#锌锭周均价作为结算参考价格；本合同数量约2000金属吨每月，产品质量要求乙方所交产品品味在45%以上为合格产品；需方货物验收后提供货物合格的验收单据；付款及结算方式为：货到泸溪兴业硫酸厂，待验收报告及乙方提供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六个月内付清货款；交货方式为乙方送货至泸溪兴业硫酸厂或双方认可的其他交货地点。合作期限至2014年5月30日。”煤业公司的经办人吴强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煤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湖南旭日公司的经办人宋柏林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湖南旭日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013年10月8日，招行长沙分行（应收账款受让方，甲方）与湖南旭日公司（应收账款转让方，乙方）签订一份《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编号65BL130003），约定：“鉴于乙方根据业务需求，就其在相关商务活动项下对商务合同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向甲方申请融资业务，即乙方将其对商务合同买方享有的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甲方，甲方支付给乙方约定的融资额受让该债权。甲方同意为乙方提供“有追索权国内保理服务”。保理期间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国内保理协议项下具体每笔应收账款的最迟应清偿的届至日。融资逾期后，商务合同买方因未及时付款或付款不足额或乙方已代收到应收账款却未及时足额转付给甲方，导致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没有及时受偿所产生的资金损失，按逾期发生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保理合作期间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4年2月16日，双方在签署本协议后所发生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均受本协议约束。甲方同意办理公开型保理业务，向乙方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4824403.92元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收购款为所转让应收账款金额的80%。本协议涉及费用包括：融资费、保理管理费、单据处理费、提前回购费及逾期支付违约金。融资费率为5.6%，计费从基本收购款发放到乙方账户之日起至逐笔应收账款国内保理期间届满日止，融资费由甲方按实际已发生的费用在收购款发放日一次性向乙方收取，保理管理费的费率为所转让应收账款金额的0.125%。逾期支付违约金以基本收购款为本金，依照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按保理期间逾期实际发生天数由甲方向乙方收取。在授信额度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商务合同的真实复印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正本、商业发票、商务合约规定提交的其他商业单据、甲方所要求提供的其他单据及文件后，相应应收账款即已经转让给甲方。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对上述转让给甲方的应收账款在“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中办理登记事宜。发放收购款先决条件：商务合同各方之间无违约事件和/或争议和/或纠纷发生或正在持续；《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已经乙方签字盖章确认后生效；乙方已将商务合同、商业发票正本等交易凭证交甲方收执；乙方已将由乙方发出并由商务合同买方签收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或发票清单交甲方收执；乙方《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合法性的法律文件、乙方关于所涉及交易真实性的交易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商务合同、商业发票等）的真实性已经甲方初步确认，前述材料范围或数量可以根据甲方要求增加或减少，惟以甲方要求为准。上述放款先决条件为乙方的义务，是否完全具备并不影响本国内保理协议的效力。本协议基本收购款发放日在乙方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并办妥手续，经甲方审批后确定，收购款项入乙方在甲方处开立的结算账户，账号为：73×××06。基本收购款发放日即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日。自实付基本收购款发放入乙方上述账户起，商务合同项下乙方享有的对商务合同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即转让给甲方。国内保理的保理期间参照商务合同中商务合同买方付款的期限，并根据本协议第一条关于宽限期与保理期间的定义条款确定。甲方指定应收账款回收专户，户名为湖南旭日公司，账号为73×××04。乙方应对甲方未按时受偿的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回购责任，要求乙方对甲方未按时受偿的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回购责任是甲方的权利，该约定不影响甲方作为应收账款权利人向商务合同买方主张应收账款支付的权利。”同日，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出具一份2013年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载明：“按照与贵行签署的65BL130003号《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的约定，现申请将下表中应收账款转让给贵行，应收账款明细清单（表格）载明：买方名称煤业公司、合同编号JMXR-2013-01、38张《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发票总金额为43530504.90元、应收款总金额为34824403.92元、开票日为9月17日、9月29日、10月8日、付款日为签收之日起4个月内。附加约定：上述表中所列明的应收账款贸易背景及内容真实、合法，清单要素记载正确，我司将履行与贵行所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我司拟转让给贵行的应收账款以本清单为准，一旦贵行确认该清单，则本清单所列应收账款视为已转让给贵行；本清单自湖南旭日公司签署并经招行长沙分行确认之日起生效。”湖南旭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湘文在申请人处签名并加盖湖南旭日公司公章，招行长沙分行在受让方处加盖周启正印并加盖招行长沙分行公章。同日，湖南旭日公司与招行长沙分行共同向煤业公司送达一份编号为2013年保字第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2013年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载明：“根据权利转让方湖南旭日公司与权利受让方招行长沙分行于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65BL130003号《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湖南旭日公司已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项下煤业公司应当向湖南旭日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的权利转让给招行长沙分行，在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请煤业公司直接付款至湖南旭日公司在招行长沙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73×××04的账户。”同日，煤业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经我公司集体决议通过兹授权本公司吴强同志（身份证号：）代表我公司签署因银行保理业务需要，由招行长沙分行出具的，将湖南旭日公司应收本公司应收账款转让给招行长沙分行的编号为2013年保字第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确认回执》。因本签署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我公司承担。”湖南旭日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7日、9月29日、10月8日共向煤业公司开具38张总金额为43530504.90元的《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煤业公司认可收到上述增值税发票，并按规定到税务机关办理了相应的抵扣手续。2013年10月10日，煤业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出具一份《确认回执》，载明：“煤业公司已经收到招行长沙分行于2013年10月8日向其发出的编号为2013年保字第01号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编号为2013年01号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煤业公司谨确认上述应付款项并承诺按上述通知要求对招行长沙分行履行付款义务。”煤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强在《确认回执》上签名、加盖煤业公司公章，并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上加盖煤业公司公章。招行长沙分行与煤业公司及湖南旭日公司均在2013年保字第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确认回执》和2013年01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上加盖骑缝章。2013年10月21日，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申请公开型有追索权定保理业务24180653.93元，申请期限为4个月。同日，招行长沙分行转款24180653.93元至湖南旭日公司在该行账号为73×××03的结算账户。同日，招行长沙分行（甲方）与湖南旭日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约定：“甲方同意给予乙方应收账款国内保理融资，乙方提交了编号为65BL130003号的《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系统为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乙方同意将与煤业公司签订的编号为JMXR-2013-01合同项下金额为34824403.92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并授权甲方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乙方在对转让登记产生异议时或进行异议登记后，须及时告知甲方。”同日，招行长沙分行就第三人湖南旭日公司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2013年12月5日，招行长沙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将上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变更为转让登记。2013年10月30日，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申请公开型有追索权定保理业务人民币8801254.74元。同日，招行长沙分行转款人民币8801254.74元至湖南旭日公司在该行账号为73×××03的结算账户。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申请办理保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了其与煤业公司签订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湖南旭日公司商品入（出）库单》《2013.9月锌精矿结算单》（供货方湖南旭日公司，收货方煤业公司，到货日期为2013年8-9月）、湖南旭日公司向煤业公司开具的38张《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复印件，湖南旭日公司在上述复印件上加盖了公章。湖南旭日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2014年2月17日向招行长沙分行支付利息300639.91元、297570.11元。2016年6月8日，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归还2013年10月30日发放的保理融资款8801254.74元中的本金40224.08元。截至2017年5月23日，湖南旭日公司尚欠招行长沙分行保理融资款32941684.59元、利息9152770.02元。另查明：2016年4月29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146-4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本院在审理原告招行长沙分行诉被告湖南旭日公司、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吕湘文、吕小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招行长沙分行以需等待另案处理结果，待取得新证据后再另行起诉为由，于2016年4月29日向本院提出申请，撤回对湖南旭日公司、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吕湘文、吕小香的起诉。本院认为，招行长沙分行申请撤诉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招行长沙分行撤回对被告湖南旭日公司、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吕湘文、吕小香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招行长沙分行与湖南旭日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协议包含了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融资内容，双方之间成立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前提是湖南旭日公司与煤业公司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招行长沙分行在核实债权时，相对的债权人湖南旭日公司提供了其与债务人煤业公司签订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湖南旭日公司商品入（出）库单》《2013.9月锌精矿结算单》、开具给债务人煤业公司的38张《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加盖湖南旭日公司公章的复印件，并与招行长沙分行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招行长沙分行据此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而债务人煤业公司在招行长沙分行与湖南旭日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的同日向招行长沙分行出具《授权委托书》，确认承担其工作人员吴强代表其公司签署《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确认回执》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之后，煤业公司工作人员吴强于2013年10月10日在《确认回执》上签字、加盖煤业公司公章，并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和《确认回执》上加盖煤业公司骑缝章。煤业公司已将湖南旭日公司开具的38张《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相应的抵扣。煤业公司盖章确认的行为使招行长沙分行确信湖南旭日公司对煤业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所记载的应收账款的事实，致使招行长沙分行分别于2013年10月21日、30日分别向湖南旭日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款24180653.93元、8801254.74元，合计32981908.67元。该事实有招行长沙分行提供的《招商银行国内保理业务转账凭证》予以证实。煤业公司辩称，招行长沙分行未实际向湖南旭日公司发放上述保理融资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纳。扣除湖南旭日公司在2016年6月8日向招行长沙分行归还的保理融资款本金40224.08元，湖南旭日公司尚欠保理融资款本金32941684.59元。自2013年10月10日煤业公司在《确认回执》上签字、盖章之日起，案涉的应收账款转让已经生效。煤业公司辩称，其签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时仅承诺“在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承担付款责任，而湖南旭日公司并未依约履行供货义务，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核卖方和/或买方的资信、经营及财务状况，分析拟做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情况，包括是否出质、转让以及账龄结构等，合理判断买方的付款意愿、付款能力以及卖方的回购能力，审查买卖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因提供服务、承接工程或其他非销售商品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或买卖双方为关联企业的应收账款，应当从严审查交易背景真实性和定价的合理性。”本案中，招行长沙分行在核实债权时，湖南旭日公司并未提供交货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向煤业公司供货。招行长沙分行仅凭湖南旭日公司提交的现有材料，受理融资保理申请，在前往煤业公司进行背景交易真实性调查时，未核实《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等相关情况，故招行长沙分行未尽到严格审核交易背景真实性的义务，其对保理融资款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截至2017年5月23日，湖南旭日公司尚欠招行长沙分行保理融资款32941684.59元、利息9152770.02元，合计42094454.61元，此后利息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编号65BL130003）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酌定招行长沙分行自行承担保理融资款损失70%的责任，煤业公司承担保理融资款损失30%的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判决：一、煤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招行长沙分行支付保理融资款12628336.38元及相应利息[自2017年5月24日起以9882505.38元为基数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编号65BL130003）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本息计算的结果以不超过34824403.92元及该款自2014年2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为限；湖南湖南旭日公司对本案保理融资款本息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本判决项下煤业公司的清偿义务，反之亦然]；二、驳回招行长沙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2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7272元，由招行长沙分行负担156590.40元，煤业公司负担100681.60元。二审中，上诉人招行长沙分行未提交证据。上诉人煤业公司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招行长沙分行《民事起诉状》，证明：案涉3000多万元融资款有待收回，尚未损失。第二组证据：《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2份，申请书上融资用途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由招行长沙分行自主填写，申请融资金额是3294余万元，该金额是湖南旭日公司在2013年10月前欠招行长沙分行的本金和利息，不是应收账款转让的金额。证明：湖南旭日公司因“还旧欠申请融资”，招行长沙分行因可以收回旧欠而批准申请融资，与“转让”无关，与煤业公司无关，也不是对保理协议的履约。招行长沙分行质证意见：对该二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内容。一、案涉保理款发放未收回，招行长沙分行损失3000多万融资款，债权目前属于悬空；招行长沙分行起诉煤业公司，也有权起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两个法律关系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也有相关的案例。二、《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款项发放到湖南旭日公司账户后由其自行使用，款项用途流动性，煤业公司认为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招行长沙分行对煤业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煤业公司当庭提交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副总经理邓德勇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邓德勇、邓德飞身份证复印件，提出以上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对证据进行阐述，以上证据证明煤业公司未收到货。招行长沙分行质证意见：以上证据在一审中已经质证，已经通过传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该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作为说明应由出具说明的人到庭并且接受询问。经查，煤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招行长沙分行的质证意见装订于一审案卷证据卷五第122—125、143页。招行长沙分行、煤业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2013年10月21日，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申请公开型有追索权定保理业务人民币24180653.93元，申请期限为4个月，融资用途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余额”。同日，招行长沙分行转款人民币24180653.93元至湖南旭日公司在该行账号为73×××03的结算账户，款项用途仍载明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余额”。同月30日，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申请公开型有追索权定保理业务人民币8801254.74元，融资用途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余额”。同日，招行长沙分行转款人民币8801254.74元至湖南旭日公司在该行账号为73×××03的结算账户，款项用途仍载明为“偿还我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余额”。2015年10月29日，本案发回重审前原一审法官向招行长沙分行委托代理人询问相关事实时，其确认经向招行长沙分行相关人员核实，该笔保理款项用于归还湖南旭日公司在招行长沙分行之前的贷款。2013年11月22日，煤业公司向湖南旭日公司发函，函的内容为：“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贵公司依据合同（编号为JMXR-2013-01）于2013年9月17日、10月8日预开给我公司43530504.9元锌精矿发票，但至今为止，未收到贵公司43530504.9元锌精矿发票项下的任何锌精矿产品，请贵公司尽快交货，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全部由贵公司承担”。同年11月25日，湖南旭日公司向煤业公司回函，函的内容为：“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已收贵公司要求尽快发货的函（编号：JM2013015）。首先，对因我公司未交货造成贵公司的损失表示歉意；其次，因我公司经营出现困难近期内无力组织交货，请贵公司理解并耐心等待”。2014年元月10日，湖南旭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吕湘文共同向煤业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为：“本人吕湘文，系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开展经营活动，我公司于2013年9月、10月在签订购销合同未发货的情况下，预先向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开具了肆仟叁佰余万元的增值税专项发票，并将此发票项下的应收账款权利转让给了招行长沙分行，以此申请招行长沙分行叁仟贰佰玖拾捌万元保理业务融资。2013年10月，招行长沙分行和我公司共同到南昌市，向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上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当时，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我公司发货，因此，招行长沙分行在我公司办理上述保理业务之前，对我公司只向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发票而未发货的事实是清楚的。此后，由于所融资金全部由招行长沙分行实际掌控并用于偿还了我公司在该行的前期贷款。我公司至今未向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发货，对此深表歉意。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说明”。在证明人一栏，吕湘文签名并捺印，湖南旭日公司加盖单位公章。2014年4月18日，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原泸溪兴业硫酸厂）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公司从2013年8月6日起至今为止，未收到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送来的任何锌精矿产品，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该《证明》上加盖了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的公章。2018年3月6日，煤业公司向法院提交该份《证明》复印件，《证明》复印件上增加了“以上情况属实。邓德飞2018年1月8日”的手写内容。2019年2月15日，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委托人：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德飞。委托人邓德勇，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51××××5678，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委托邓德勇代表我公司就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是否向我公司交付锌精矿一事，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情况说明，我公司对邓德勇作出的情况说明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情况说明》的内容为：“我本人姓名为邓德勇，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51××××5678，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受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邓德飞的委托，就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是否向我司交付锌精矿一事作如下说明：经核实，从2013年8月起至今为止，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未向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交付锌精矿产品。此次江西煤业公司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吴强找到我，并要求我到贵院就上述情况作证，我本来应该前来作证，但因我工作等原因，不便来南昌，只好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请谅解，如贵院仍有疑问，可随时打我电话核实，我一定会予以配合。特此说明。”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在《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公章，邓德勇、邓德飞签名。2019年11月19日，邓德勇出庭作证，对《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内容、材料上其本人的签名和加盖的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另查明：2014年12月12日，招行长沙分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煤业公司立即履行在编号为2013年保字第01号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所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项下的支付义务，向招行长沙分行支付应收账款本金人民币32981908.67元及至偿清时为止的利息、罚息和复息（截至2014年12月12日，已欠息人民币2275385.24元）；二、煤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招行长沙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本案重审后，招行长沙分行于2017年5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一、判令煤业公司赔偿给招行长沙分行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本金32941684.59元，利息、罚息、复息9152770.02元（暂计至2017年5月23日，其余顺延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及招行长沙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判令煤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8年3月16日，一审法院向招行长沙分行委托代理人询问，笔录记载：“审：根据你方现有证据，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进行释明，你方的诉讼请求是主张江西煤业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何种责任？原代：此诉讼中，鉴于江西煤业否认债务，因此，我们以财产损害赔偿的案由起诉，现同意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将本案的诉讼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并要求江西煤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审：你方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代：我们主张江西煤业承担的金额不变，但是承担责任的基础发生变化。针对我们的意见，我们在一周内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同年3月19日，招行长沙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煤业公司支付招行长沙分行32941684.59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7年5月23日共计9152770.02元，（此后利息按年利率8.4%的标准继续计算，并计收复利）。本院认为，本案是基于银行保理融资业务所产生的纠纷。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本案所涉《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约定的内容，包括了金融借款、债权转让等多种法律关系。因此，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有别于单纯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和借款法律关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未就保理合同作出专门规定，保理合同属于无名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无保理合同纠纷的专门案由，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正确，上诉人煤业公司提出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参照本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之规定，本案保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为依据。综合当事人主要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招行长沙分行主张煤业公司支付32941684.59元以及相应利息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即煤业公司是否应向招行长沙分行履行支付应收账款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招行长沙分行与湖南旭日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约定湖南旭日公司将其对煤业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招行长沙分行，招行长沙分行在受让湖南旭日公司的该笔债权后，就债权转让事项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形式通知债务人煤业公司，该债权转让对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招行长沙分行取得基于《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的卖方债权。招行长沙分行有权依据保理合同向煤业公司主张权利，该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主要涉及应收账款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即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和煤业公司是否享有对受让方招行长沙分行的抗辩权。首先，湖南旭日公司与煤业公司签订的《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第三条约定付款及结算方式为：货到泸溪兴业硫酸厂，待验收报告及湖南旭日公司提供的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六个月内付清货款。根据以上约定，煤业公司付款条件是在收到泸溪兴业硫酸厂收货后出具的验收报告及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六个月内。办理案涉保理业务时，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提交了《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招行长沙分行与湖南旭日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有追偿权）》约定：“鉴于乙方根据业务需求，就其在相关商务活动项下对商务合同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向甲方申请融资业务，即乙方将其对商务合同买方享有的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甲方”，故招行长沙分行对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及受让的系预期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况是知晓的。招行长沙分行作为案涉保理银行，在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应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保理融资业务管理的规定，严格审核基础交易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是否成就，即对卖方交付货物及买方确认收货的凭证等相关文件进行审查，这是行业规定要求履行的审核义务，也是银行自身对于风险防控的要求。但在本案一、二审及重审过程中，招行长沙分行并未提交货物交付的相关证据证明湖南旭日公司已经向煤业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事实，其提交的工作人员与煤业公司李炎芳的谈话录音中也没有煤业公司工作人员直接确认案涉购销合同已经实际发货的相关内容。而煤业公司提供了与湖南旭日公司往来的函件、湖南旭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未收到货物的事实。在重审中提交了泸溪县兴业冶化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副总经理邓德勇出具的《情况说明》，且邓德勇已经出庭作证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以上证据性质上均系书证，属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或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关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等；……”的规定，可以认定本案湖南旭日公司未按购销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的事实。其次，虽然湖南旭日公司向煤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煤业公司据此抵扣税款达700余万元，但这只是锌精矿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之一，不足以证实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虽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暂行条例》赋予出卖人的义务，但当事人是否基于真实交易依法开具和抵扣与是否交付标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在现实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时间有随意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与收取标的物或者支付货款没有次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增值税发票在法律上并不能作为卖方的交货凭证。不论买受人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还是出卖人有证据证明买受人已经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都不能证明出卖人已经将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只有收货凭证才能作为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数量的证据。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人向受让人主张”。招行长沙分行与湖南旭日公司向煤业公司送达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与煤业公司签收的《确认回执》系打印在一页纸上的银行格式条款，《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附件系湖南旭日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出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煤业公司在《确认回执》上加盖公章及在附件上加盖骑缝章的行为，表明其公司收到《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附件，确认了债权转让的事实，承诺“在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承担付款责任，煤业公司并未向招行长沙分行作出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或放弃抗辩权的承诺，故煤业公司依然享有基于锌精矿购销合同的抗辩权。虽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中有“付款日签收之日起4个月内”的内容，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系湖南旭日公司与招行长沙分行双方所签署，招行长沙分行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湖南旭日公司及煤业公司之间就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及付款时间重新进行了协商，湖南旭日公司与招行长沙分行之间的该项约定对煤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由于案涉债权系基于湖南旭日公司与煤业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基础购销合同产生的，且需依附该合同实现，煤业公司出具的《确认回执》中亦载明“承诺按上述通知要求对招行长沙分行履行付款义务”，而非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中载明的付款时间履行付款义务，故《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开型）》中载明的“在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期满或付款条件成就时”应理解为湖南旭日公司与煤业公司所签订的锌精矿购销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综上，本案应收账款系煤业公司履行《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产生的合同之债，债务人煤业公司仅负有给付实际发生的应收账款的合同义务。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其有权对应收账款债权的受让人招行长沙分行行使拒绝履行相应给付义务的抗辩权上诉人招行长沙分行提出煤业公司作为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其欺诈性质的承诺和确认，致使招行长沙分行产生基础交易确实存在且已经履行完毕、应收账款真实有效的内心确信，继而发放了本案保理款，煤业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从当事人在保理融资业务中所期待的经济目的来分析，对作为基础交易合同的债权人湖南旭日公司而言，其希望通过本案保理业务获得银行的融资款，能够使案涉基础购销合同的交易得以顺利履行。而招行长沙分行发放保理融资款的用途系“偿还银行垫款和其他已有信贷敞口金额”，即实际用于归还湖南旭日公司在招行长沙分行前期所欠贷款，在客观上造成湖南旭日公司无法实际履行与煤业公司签订的锌精矿购销合同。对于招行长沙分行而言，其受让本案债权的真实意思并非是想获得该债权，而是希望由基础交易合同的债务人煤业公司归还湖南旭日公司所欠的融资款本息。此外，招行长沙分行在二审中提及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民事判决中，在债务人收到保理银行债权转让通知并予以确认的情况下，未支持债务人在诉讼中提出的抗辩权。本院注意到，本案与该案的关键事实并不相同，本案系在基础合同有效情况下的抗辩问题，而（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债务人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就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向保理银行提供虚假情况，系欺诈行为。债务人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事实上知道煤炭公司变造煤炭买卖合同的行为，对于其与让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是明知的，却在保理银行向其调查基础合同的真实性时，故意对超过真实债权债务的数额予以确认，并在其公司签署《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后，仍继续向让与人支付剩余货款，主观恶意明显。而本案的相关事实表明，煤业公司与湖南旭日公司之间存在贸易伙伴关系，煤业公司向招行长沙分行工作人员确认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并不存在欺诈的情形。因此，煤业公司依据《2013年年度锌精矿购销合同》的约定，主张在未收到湖南旭日公司提供货物的情况下，其有权拒绝招行长沙分行要求履行的抗辩理由成立，在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上诉人招行长沙分行要求煤业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招行长沙分行可选择要求煤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承担侵权责任。在诉讼中，针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有权进行提示、说明，原告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法院释明，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诉请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本案中，招行长沙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请为煤业公司赔偿给招行长沙分行造成的财产损失，系主张煤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招行长沙分行接受一审法院释明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煤业公司向其支付《购销合同》项下欠付的应收账款及相应利息，其取得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亦变更为基于受让了湖南旭日公司对煤业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而产生的请求权系主张合同责任，并不是主张损失赔偿的侵权责任。因此，法院即应当根据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但一审法院未以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实体判决，违反了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2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72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4361.62元，共计571633.62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颖审判员 王 冬审判员 汪娣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蔡静代书记员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