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6民初6208号原告：李红春，男，汉族，1981年5月26日出生，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原告：段美玲，女，汉族，1985年9月1日出生，住址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春，系原告段美玲的配偶。被告：深圳军龙医院，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边防总队医院龙华分院，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办东环二路与龙观东路交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778724T。法定代表人：左立安。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德，广东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广东谷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深圳市儿童医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70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0455755717M。负责人：麻晓鹏，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红春、段美玲诉被告深圳军龙医院、第三人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粤03民再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红春、被告深圳军龙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德、黄波、第三人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合计86996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李红春、段美玲夫妇已在深圳居住和工作多年。2012年5月1日，因孩子李某（男，2011年2月17日出生）出现高烧、咳嗽、呕吐、全身发红疹的症状，原告于下午14时10分（龙华边防医院病历记载的时间）带孩子前往被告医院诊治，经测试李某当时体温为39.2℃，被告接诊医生给李某简单看了一下喉咙，听了一下胸部，同时还做了血液细胞分析仪检验，最后作出“1、上感;2、发热待查”的诊断结论，并按“上感”的诊断结论作出相应的打消炎退烧针治疗处理。当时接诊医生还说“要连续打三天吊针，今天打完后回去，明天这个时候再过来打针”。在诊治过程中，原告询问接诊医生小孩全身红疹是什么原因，被告接诊医生说这是高烧后产生的皮疹，让原告带孩子先去打针，退烧后红疹就会消退。原告带小孩打完消炎针回家以后，发现孩子继续高烧，呕吐、咳嗽等症状也未见任何缓解，红疹也未见消退，孩子精神状况更差。原告于2012年5月2日12时20分（龙华边防医院病历记载的时间）带孩子再次前往被告医院复诊，被告接诊医生在未对孩子作进一步检查诊断的情况下，只是开了与前一天同样的处方，仅作了打消炎退烧针的治疗处理。在打针的过程中，孩子又多次呕吐，原告要求接诊医生给孩子做深入的检查诊断，正在看电视的接诊医生只是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原告见孩子身体状况和精神越来越差，又多次要求接诊医生给孩子做深入的检查诊断。但一直到孩子打完针为止，被告接诊医生始终未为孩子做任何检查诊断。在被告医院打完针后，原告只得带孩子回家。回家以后，孩子只是昏睡，继续高烧不退，多次呕吐，且呕吐物中带有血丝，病情愈发严重。原告于当晚23时左右带孩子前往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治。2012年5月3日0时24分经市儿童医院检查：“T38.5度，R48/分，HR186次/分。神情，精神反应稍差，足趾、双侧肘部、膝部、臀部散在红色疱疹……”等，经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后，诊断为“手足口病重症”。深圳市儿童医院于2012年5月3日0时44分发出《病危（重）通知书》。孩子李某经抢救无效于5月3日6时30分死亡。深圳市儿童医院出具了《深圳市死亡医学证明书》，确认李某死于手足口病（重症）。5月3日上午，龙岗区卫生局派员到原告家里了解相关情况并告诉原告说：按现在的医疗水平，手足口病只要是及时发现和及时对症治疗，是完全能够治愈和百分之百恢复健康的，时间和治疗方法是最关键的。根据以上事实，原告带孩子李某前往被告医院就诊过程中，被告未根据孩子的病情症状做认真、详细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辅助检查。特别是当孩子病情更加严重，原告带孩子前往被告医院复诊时，被告仍然未根据孩子的病情症状做认真、详细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辅助检查。被告未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和原则，对李某留院观察和作进一步检查。被告接诊医生不能决断时也未建议患者转院治疗。被告在对李某的医疗过程中因为误诊而延误治疗，最终因为被告的误诊导致李某死亡的后果。被告明显未尽到与现在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明显过失，其诊疗过失行为与李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1）死亡赔偿金730102.8元，计算方法为：深圳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05.04元／年×20年。李某于2011年2月17日在深圳出生以后，一直随原告在深圳生活，因此，按照深圳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2）丧葬费39867元，计算方法为：深圳上一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工资79734元／年÷2，即按6个月总额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原告因为孩子的死亡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丧子之痛是无法弥补的。因此，被告应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深圳军龙医院答辩意见：1、答辩人无过错。（1）答辩人行医资质、医师资质方面:答辩人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后勤部批准的对外有偿服务的医疗机构，属于合法机构，指派的医生职称为副主任医师，具备行医资格，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在门诊整个治疗过程没有任何差错。（2）答辩人尽到了门诊部门该有义务（提示拍片检查、住院观察、转院治疗等）：众做周知，3岁以下的患儿，持续发热、精神差、呕吐，病程在5天内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尤其是心、肺、脑等重要脏器功能，根据病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患者发热两天（不排除患儿去过其他医疗机构或用过其他药品）后，于2012年5月1日14时10分来答辩人处就诊，查体显示体温39.2度，咽部充血，扁桃体Ⅰ度肿大，辅助检查血常规提示WBC11.5×1000000000/L，口腔粘膜并未见疱疹，患儿仅表现于左侧臀部和左侧大腿存在红色皮疹，而无疱疹。答辩人作出诊断为：1、上感，2、发热待查，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诊断医生给予抗感染和对症治疗，符合临床治疗规范。并且告知患儿家长要连续打吊针3天，正是出于一个医生对患者的责任心，因为发热待查，病情需要动态观察。后来，在5月2日12时20分再次复诊，接诊医生彭医师告知家长需要住院观察及进行相关检查或转入第三人民医院或者深圳市儿童医院。患儿母亲，也就是原告提出：“就医发烧病，不需要住院”且解释之前在市内患儿因为“闹肚子”单检查就花了1800元，担心市内医院费用太高，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物质条件去承担，故继续在答辩人门诊就诊，接诊医生在输液大厅巡诊的时候，发现患儿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没有发现患儿有加重及恶化等不良状态，符合常规治疗规范，在输液结束之后，患儿再无来复诊。2、答辩人尽到与医疗水平相适应的诊疗义务，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明显过失，诊疗过失行为与患儿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直接原因，与事实不符。这种以死亡结果来倒推诊疗过失的结果论显然不符合医学逻辑。结合司法实践及医师执业法的规定，诊疗环节的注意义务涉及问诊是否充分、诊断和治疗是否错误的问题。（1）关于问诊义务。医师向患者说明可以采取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法律法规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本案中接诊医生已详细询问，在复诊时要求住院进一步观察，但是答辩人以各种借口予以拒绝。（2）关于诊断过失。诊断过程中医师的过失行为主要是误诊，但并非所有的误诊都可以判定为过失。因为人体生理的复杂性及许多疾病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常使医师难以一次性诊断正确。仅凭“体温高、左侧臀部和左侧大腿散在红疹，而无疱疹”，没有做任何的病理性检查就认定患儿为“手足口病”进行治疗，这明显不符合医疗规律。当时情况下，门诊彭医师只能诊断为“上感，发热待查”。（3）关于治疗过失。在诊疗过程中，门诊彭医师就上述病情的特征进行抗感染治疗，符合医疗常规，没有任何过失行为。3、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1）适用户籍地标准，依据相关规定，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如果受害人为未成年人，但没有进行户籍登记的，其身份状况依其抚养的身份状况确定。其抚养人中有一方是城镇居民的，可以确定其身份状况为城镇居民；其抚养人中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的，确定其身份状况为农村居民；受害人为未成年人的，虽然其抚养人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但其本人没有固定收入，在计算其应得赔偿款项时，依其本人户籍状况适用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标准。”（2）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全部是证明两原告在深圳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据。无法证实患儿的户口性质，因此，即使计算赔偿金也只能依据原告的户籍状态来确定。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案案由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是一种违约之诉，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违约之诉对精神抚慰金应不予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深圳市儿童医院答辩意见：原告自始自终未对第三人的诊疗行为提出异议，未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也是被告申请加入诉讼，始终处于配合调查地位，现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存在过错，本案的赔偿与第三人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红春系患儿李某的父亲，原告段美玲系患儿李某的母亲。2012年5月1日下午14时10分，患儿李某因出现高烧、咳嗽、呕吐、全身发红疹的症状，由两原告带至深圳军龙医院（××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边防总队医院龙华分院）儿科就诊，结合患儿的血液细胞分析仪检验报告，门诊诊断为“1、上感。2、发热待查”，并进行输送头孢治疗。5月2日12时20分,李红春、段美玲带李某到军龙医院复诊，继续输液治疗。当晚23时左右，李某病情加重，李红春、段美玲带李某前往深圳市儿童医院急诊诊治，入院、出院均诊断为：手足口病（危重型）、病毒性脑干脑炎、急性循环衰竭、神经源性肺水肿、急性肺出血。2012年5月3日6时，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诉讼过程中，本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深圳军龙医院对李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医疗过错与李某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19年11月5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析认为：根据临床资料及目前医学科学的认知，综合考虑被鉴定人李某因患手足口病（危重型）、脑干脑炎致急性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根据鉴定资料，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被鉴定人2012年5月1日14时10分因“发热、咳嗽2天”到深圳军龙医院就诊，T39.2℃，伴有皮疹，就诊时为手足口病流行季节，已部分出现手足口病早期的临床表现，但医方门诊病历未描述皮疹，仅诊断为“上感，发热查因”，未对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提示医方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存在不足。2、被鉴定人因持续高热、呕吐、精神欠佳伴皮疹于2012年5月2日12时20分再次到医院复诊，此时被鉴定人已处于手足口病第2期（神经系统受累期），但医方仍未重视，未对被鉴定人神经系统、末梢循环等做进一步检查、评估和处理；且医方门诊日志记录复诊时查体“T39℃，HR128次/分，R20次/分”，对于14个月高热患儿，呼吸频率仅20次/分，已出现高热与呼吸频率相分离的反常现象，乙方未予关注，提示医方对被鉴定人的病情观察、体格检查欠仔细，对手足口危重病例的早期识别经验不足。以上提示医方未尽谨慎注意及合理诊疗义务，存在过错。对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分析认为：被鉴定人李某因患手足口病（危重型）、脑干脑炎致急性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医方深圳军龙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对被鉴定人的病情观察不仔细，对手足口危重病例的早期识别经验不足，未尽谨慎注意及合理诊疗义务，存在过错，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一定程度上对被鉴定人所患手足口病的诊疗造成延误，最终因自身病情加重而死亡。被鉴定人初次在医方就诊时已存在危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复诊时已属于重症手足口病，病情凶险，病死率高，其死亡主要与自身疾病进展有关。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鉴定人被救治存活的可能性，考虑到医方的资质等级及病患症状呈现的复杂性等因素，分析认定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在被鉴定人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应属轻微因素。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十七（五），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的过错参与度为1%-20%，建议本案过错参与度为15%左右。鉴定意见为：1、深圳军龙医院对被鉴定人李某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2、深圳军龙医院的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李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建议本案过错参与度拟15%左右。本院将原被告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意见反馈给鉴定机构，并就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咨询。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19年12月20日作出《函》，回复如下：1、被鉴定人李某为重症手足口患者，手足口危重病例进展迅速，如不及早诊断及救治则病死率超过80%。2、2011年我国采用新的处置流程对于重症手足口病患者预后所产生的作用尚不明显。根据我国台湾的经验，分期治疗对于单纯神经系统受患儿的预后无影响，使EV71所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同时合并心肺衰竭患儿在急性期死亡率降低60%（分级治疗前为83%、分级治疗后为33%），但是幸存患儿的后遗症发生率明显增加，43%留后遗症。3、手足口病的本质是病毒感染，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类疾病并无针对病因的特效方法，病患的预后主要取决于机体对病毒感染的反应。本中心已在鉴定意见书中对医方深圳军龙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进行详细分析，法院可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对医方过错参与度进行自由裁量。《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记载：重症病症早期识别：尤其3岁以下的患者，有可能短期内发展成为危重病例，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有针对性地做好救治工作。（1）持续高烧不退；（2）精神差、呕吐、易惊、肢体抖动、无力；（3）呼吸、心率增快；（4）出冷汗、末梢循环不良；（5）高血压；（6）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明显增高；（7）高血糖。……少数病例（尤其是小于3岁者）病情进展迅速，在发病1-5天左右出现脑膜炎、脑炎（以脑干脑炎最为凶险）、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极少数病例病情危重，可致死亡，存活病例可留后遗症。查相关文献资料，其中《重症和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刊登于《山东医药2016年第56卷第36期》研究了2009年1月-2013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重症及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229例，重症184例，危重症54例，年龄2.1正负1.3岁，经治疗，重症患儿全部存活，危重症患儿死亡21例，以此推算危重症患儿的死亡率为38.89%。另查，李某2011年2月17日出生于深圳市××××街道，长期随父母在深圳生活。以上事实有《出生医学证明》、就诊资料、《司法鉴定意见书》、《函》、相关文献资料、居住工作材料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起诉意见，其系以侵权纠纷为由起诉，本院立案时将案由立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不当，现予以纠正。本案应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讼主张及理由，本案争议焦点有：1、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李某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中原因力的大小；3、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应如何计算。具体分析如下：一、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鉴定意见书》明确认为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被鉴定人2012年5月1日14时10分因“发热、咳嗽2天”到深圳军龙医院就诊，T39.2℃，伴有皮疹，就诊时为手足口病流行季节，已部分出现手足口病早期的临床表现，但医方门诊病历未描述皮疹，仅诊断为“上感，发热查因”，未对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提示医方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存在不足。二是被鉴定人因持续高热、呕吐、精神欠佳伴皮疹于2012年5月2日12时20分再次到医院复诊，此时被鉴定人已处于手足口病第2期（神经系统受累期），但医方仍未重视，未对被鉴定人神经系统、末梢循环等做进一步检查、评估和处理；且医方门诊日志记录复诊时查体“T39℃，HR128次/分，R20次/分”，对于14个月高热患儿，呼吸频率仅20次/分，已出现高热与呼吸频率相分离的反常现象，乙方未予关注，提示医方对被鉴定人的病情观察、体格检查欠仔细，对手足口危重病例的早期识别经验不足。医方未尽谨慎注意及合理诊疗义务，存在过错。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清晰明确，理据充分，应予采纳。深圳军龙医院在患者出现手足口病临床表现时未进行鉴别诊断，其医疗行为违反《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存在过错。深圳军龙医院以其诊断为“发热待查”、未做病理性检查不能认定为手足口病为由，否定其对手足口病的鉴别诊断义务，不符合《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的规定，其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李某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中原因力的大小根据鉴定意见、《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及相关文献，可知：李某初诊时已存在危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复诊时已属于重症手足口病；手足口病的本质是病毒感染，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类疾病并无针对病因的特效方法，病患的预后主要取决于机体对病毒感染的反应；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危重型，及时识别并正确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如不及早诊断及救治则病死率超过80%；参考相关文献，2009年1月-2013年5月南京儿童医院危重症患儿死亡病例将近40%左右，说明危重型的手足口病确实存在病情凶险，病死率高的情况。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李某死亡主要与自身疾病进展有关，深圳军龙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李某被救治存活的可能性。但因疾病本身存在个体差异，对手足口病来说更是如此，鉴定意见也明确指出“手足口病的本质是病毒感染，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类疾病并无针对病因的特效方法，病患的预后主要取决于机体对病毒感染的反应”，相关统计数据只是一个总体上的反映，不代表个体被救活的机率，因此深圳军龙医院的诊疗过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李某被救治存活的可能性难以量化，也就是说，假如深圳军龙医院作出正确的诊疗行为，李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救活实际是难以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案涉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原因力的大小尤其困难。本案中，本院综合考虑病患症状所呈现的复杂性因素以及2012年手足口病的诊疗状况，依据鉴定意见并参考相关文献，酌定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李某的死亡之间的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参与度为35%。至于《鉴定意见书》中“原因力为轻微因素，参与度拟15%左右”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该《鉴定意见书》中对原因力的意见是建议，并非结论性意见，在其后的《函》中也强调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自由裁量；其次，《鉴定意见书》在分析原因力大小时，似乎侧重于李某系因自身疾病原因导致死亡以及疾病复杂性因素方面，而对手足口病“及时识别并正确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这方面考虑不足；第三，《鉴定意见书》在确定原因力时考虑了“医方的资质等级”因素，深圳军龙医院作为医疗单位应按照规范进行医疗行为，如有疑似手足口病又无法确诊或治疗可以要求转院，其资质等级不宜成为判定原因力大小的考虑因素。基于以上原因，本院对深圳军龙医院的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和参与度进行了调整。三、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如何计算关于死亡赔偿金，李某系未成年幼儿，其在深圳出生，长期跟随父母在深圳生活，其经常居住地在深圳，其死亡赔偿金依法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关于精神抚慰金，原告系以侵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有法律依据，诉请计算标准符合司法实践，应予支持。综上，深圳军龙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医疗行为与李某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参与度本院酌定为35%。两原告系李某的近亲属，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据此，本院判定深圳军龙医院对两原告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730100.8元（36505.04元／年×20年）、丧葬费39867元（79734元／年÷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869967.8元（其中死亡赔偿金计算略有错误，本院予以更正），在法定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范围内，本院予以确认。据此，被告深圳军龙医院应赔偿两原告损失304488.73元（869967.8×3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军龙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红春、段美玲304488.73元；二、驳回原告李红春、段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0元，原告负担8125元，被告负担4375元。鉴定费14200元，原告负担9230元，被告负担4970元，被告已预缴鉴定费，原告负担之数迳付被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付  学  嵘人民陪审员 李  雪  银人民陪审员 王    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仇淑清（兼）书 记 员 魏  佳  璇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