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广场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MA0QCMUH6J。负责人：刘超举，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舒媛、孙鹏，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强，男，汉族，1958年8月15日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喜风，女，汉族，1957年8月24日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强，被上诉人高喜风丈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因与上诉人李国强、被上诉人高喜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3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高喜风与李国强共同承担偿还欠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并不是双方持有不同的申请表，李国强、高喜风在申请表上签字捺印，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审核后向李国强、高喜风发出《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通知书上明确载明“本核准通知书与《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共同构成个人信用贷款合同的内容”。第二，高喜风是李国强的配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银行申请贷款，该贷款由于采购粮油饲料，属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高喜风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国强、高喜风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广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诉请求。李国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李国强与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于2013年6月20日签订的《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以下简称“额度”）及《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以下简称“单笔”）合同，经一审法院认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额度”和“单笔”中对授信额度到期后的本息归还和债务承担事宜并没有作出约定，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对此也未作出说明，也没有授信额度到期后如产生债务由李国强承担的意思表示，且一审法院庭审中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也没有出具有效证据证明李国强己构成违约的事实。一审法院何以认定上诉人已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为了获取高额利率，以个人信用“优惠贷”的方式为李国强授信放款，从事贸易经营活动，则李国强有理由理解为在正常贸易经营中，如因不可预见的贸易经营风险所产生的债务应由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承担。一审法院违背合同本意，扭曲事实，随意为当事人设定义务的做法，不仅有悖法理，更超越了法院的裁判范畴。该判决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2.“申请表”、“额度”及“单笔”系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除应遵循公平的原则，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李国强注意免责或限制责任的条款外，还应对格式条款具有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对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格式条款中对授信额度到期后的本息归还和债务承担没有规定和没有说明时，应遵循严格解释原则，令其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在该判决中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在本案中主张李国强立即归还本息承担债务的要求，违背客观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广发银行大连分行辩称，不同意李国强的上诉请求。高喜风表示赞同李国强的上诉意见。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间《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及《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二、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497085.83元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截至2018年11月16日，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为人民币48319.15元，自2018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申请表约定计算)；三、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3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申请表，约定：被告向原告申请50万元可循环贷款；用于采购粮油、饲料；借款额度有效期为60个月；贷款利率以月利率1.5%计息，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利率不变；若逾期还款则就逾期部分按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利息，罚息利率在约定利率水平上加收30%，同时对逾期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订立、履行及争议解决所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拍卖费、律师费等由被告承担；若被告未依约归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原告有权宣布本条款项下借款全部或部分到期，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全部费用并解除合同；本申请书与《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共同构成个人信用贷款合同的内容。该申请表经原告审核通过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约定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万元，有效期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8年6月20日止，还款及放款账号为62×××64。同时签订了《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约定贷款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后被告并未依约还款。截至2018年11月16日，被告尚欠贷款本金人民币497085.83元，利息、罚息及复利48319.15元。原告对以上款项经索要未果，为此诉至一审法院。查：申请表现原、被告双方提交不同的证据，原告提交的申请表注有被告李国强与被告配偶高喜风的签名，被告提交的申请表只有被告李国强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原告已依约向被告发放贷款，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但被告并未依约还款，截至2018年11月16日，被告李国强尚欠贷款本金人民币497085.83元，利息、罚息及复利48319.15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原告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李国强给付本金的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至还清欠款日止的利息、复息、罚息一节，符合合同约定，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李国强的配偶高喜风承担责任一节，双方持有不同的申请表，并各有不同解释，原告系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应当作出不利于原告一方的解释，对被告的辩论意见予以采纳。被告高喜风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缺席审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终止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告李国强签订的申请表及《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的履行；二、被告李国强偿还原告贷款本金497085.83元；三、被告李国强给付原告截止2018年11月16日利息、罚息、复利48319.15元；四、被告李国强自2018年11月17日起至欠款给付之日止，按所签订的《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约定的利率给付原告利息、罚息及复利；上列二至四项中被告李国强应共同偿付原告之款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50元，由被告李国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但被上诉人高喜风却对《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上的“高喜风”签字和捺印申请鉴定，认为并非高喜风本人亲自签字和捺印。上诉人李国强、被上诉人高喜风对一审认定申请表签订时间有异议，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对上诉人李国强、被上诉人高喜风的异议表示认同，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也没有异议。综上，本院对一审认定的“2013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申请表”更正为“2013年6月6日，李国强向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提交了《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在该申请表尾部加盖了个贷合同专用章。”，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庭审质证的证据和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二审补充查明：案涉《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中1借款人个人信息项下载明“姓名李国强”；5贷款申请资料项下载明“总申请金额50万元；申请循环额度；申请优惠贷…”；3借款人配偶信息项下载明“配偶姓名高喜风”；9签署项下显示借款人配偶签名“高喜风”，无是否承担保证或连带责任的约定。2013年6月20日，李国强向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提交了《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该表头载明“附件3：”，该表主要内容为：“申请人李国强个人信息；申请理财账户（卡）号62×××64；理财账户对应本人以下贷款：合同编号1306060362的《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合同》；申请项目为开办‘优惠贷’；特别提示事项：1.‘优惠贷’收益计算的起点存款金额为50000元人民币，计算收益的存款余额是指申请人在广发银行办理‘优惠贷’后活期存款余额的增量部分；2.对应贷款正常状态下，‘优惠贷’收益计算周期为每月1日至月末最后一天，按日累计计算，并于次月1日返还理财收益；3.‘优惠贷’对应的任一笔贷款出现逾期，则从逾期之日起理财账户停止计算收益……”案涉《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均载明本核准通知书对应的《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的编号是1306060362，还款账户、放款账号为62×××64，其中《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还载明贷款用途为采购粮油饲料，此次贷款的支付方式为自主支付，自主支付金额为50万元。在授信期间内，李国强在循环授信额度范围内先后24次从广发银行大连分行自主支取贷款，共计582300元。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国强、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对案涉《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以及《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从上述材料的内容上看，《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台头载明“附件3”，表明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某一文件的组成部分，《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中载明“申请优惠贷”。上诉人李国强虽不认可《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依附于《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但其又不能陈明《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的主合同是什么，更没有提供出主合同，由此可见，《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是《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的组成部分，且从《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中关于“理财账户”和特别提示事项的记载内容上看，该申请是理财产品的申请，而非贷款申请，显然，《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并不是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根据《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而进行审核后下发的通知。由于《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中记载“理财账户对应本人以下贷款：合同编号1306060362的《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合同》”，《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也都载明“本核准通知书对应的《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的编号是1306060362”，均对应同一合同，且款项用途均为采购粮油饲料，因此，《广发银行“优惠贷”申请表》、《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均是主合同《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的组成部分，该四份材料中的内容共同构成李国强与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广发银行大连分行审核下发《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受《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中贷款条款的约束。因此，上诉人李国强关于“《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中对授信额度到期后的本息归还和债务承担事宜并没有作出约定，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无权单方解除《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度)》、《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单笔)》”的抗辩没有道理。《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虽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但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中并无免除或者限制银行一方责任的内容，也无违反法律法规之内容，《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属于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李国强在一审中对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提供的《广发银行零售贷款欠款明细》无异议，而二审中又没有提交足以推翻该明细的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认定李国强逾期偿还欠款的事实正确，进而依据《个人信用贷款申请表（生意红）》的约定，支持广发银行大连分行要求解除合同、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的诉请并无不当。至于高喜风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因案涉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采购粮油饲料，系用于李国强公司经营，而公司经营取得的财产归公司，而非股东，即案涉贷款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此形成的债务亦非夫妻共同债务，且合同中对高喜风是否共同承担责任或连带责任抑或担保责任并无约定，一审没有判决高喜风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广发银行大连分行、李国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0元（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李国强各预交9250元），由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李国强各自负担9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崔耀天审判员  王 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