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1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万荣，男，1968年5月26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威，江苏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105号侨光苑侨晖阁3楼B座。法定代表人：钱忠秀，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巢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万荣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7）苏0411民初6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万荣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7）苏0411民初641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高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服务费人民币17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7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高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另查明”部分事实不清，根据张万荣提交银行流水等证据及归纳的时间节点、时间示意图、第二次庭审笔录高成公司代理人陈述（第4页第一行）等均可以直接查明，2013年12月4日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100万，2014年8月1日高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忠秀向张万荣支付100万，2014年9月5日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50万，2015年1月12日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50万。张万荣于2013年12月9日向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万，于2014年8月4日向康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万。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款项的准确时间对本案至关重要，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二、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所谓射幸合同，不应按照射幸合同法律规定进行法律评价，即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在立案时定为居间合同纠纷，第一次庭审笔录记载也为居间合同纠纷，高成公司代理人当庭提出异议，认为是委托合同纠纷，上诉人也表示是委托合同纠纷，审判长表示法院会根据庭审查明事实予以定性。故第二次、第三次庭审笔录均记载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审判决书故意将本案书写为合同纠纷，并未在判决书首文部分按照民事案由规定载明具体的案由，在后面“本院认为”部分也故意回避将涉案合同法律关系予以定性，只援引射幸合同的法律规定，并将涉案委托合同按照射幸合同进行法律评价，这是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张万荣与高成公司一审庭审中均自认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其次，从合同构成要件分析，《合同法》第396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高成公司先与高某签订合同约定委托高某代为办理申诉事宜，张万荣承继之前的合同实际办理申诉事宜，即高成公司对张万荣已经取代高某作为合同主体的确认。张万荣与高成公司按照2013年11月13日高某签订的《顾问中介服务合同》办理申诉事宜。《合同法》第397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中不论是高成公司委托高某、张万荣，还是张万荣委托康达律所都仅是办理申诉事宜，都不包含执行事宜（康达所的律师委托事项以高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为准，该授权委托书并不含执行）。也就是说高成公司仅委托张万荣办理申诉事宜，执行并不是张万荣义务，三份合同中并未有“执行”二字出现，且高成公司从未催告过张万荣要代理执行，故张万荣完成了申诉成功便是完成委托事务。《合同法》第398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本案中高成公司也向张万荣预付处理委托申诉事务的费用，张万荣为处理委托申诉事务也将该费用实际支付给了康达所的律师。《合同法》第405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涉案合同中约定张万荣完成申诉成功的，在福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中集团）实际向高成公司支付款项之日起，由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服务费2000万。这也与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相符。本案中张万荣与高成公司约定委托张万荣处理申诉事务，申诉成功后高成公司支付服务费2000万给张万荣，这完全符合委托合同法律构成要件，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射幸合同。射幸合同中是否支付是基于偶然事件的结果，具有赌运气的性质，而申诉代理是在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基础上再结合证据组合等诉讼技巧赢得申诉成功，并不靠运气也不具有任何偶然性。射幸合同可能获得高额收益或一无所获，本案张万荣聘请专业律师办理其受托的申诉事务，并约定成功后分节点支付1780万元律师费，即便从高成公司获得2000万服务费，张万荣扣除差旅等成本后获益也不大，并非射幸合同中的高额收益。虽然涉案合同约定高成公司申诉失败无需向张万荣支付任何费用，这是《合同法》第405条表述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双方约定申诉失败便不支付费用并不是射幸合同中的当条件未成就时合同当事人会产生的损失。涉案合同并不具备射幸合同不确定的偶然性特征，而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故本案应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适用委托合同相关法律规定。三、原审判决认为在约定期限内，高成公司并未获得执行款项，而是到2015年中才最终执行完毕，距离双方约定时间已经延后半年多，且执行中未看出存在张万荣或康达所律师的因素导致执行到位，故达不到申诉成功的要件，即高成公司付款条件未成就，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高成公司凭张万荣申诉成功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其恶意阻却付款条件成就应视为付款条件成就，高成公司应按约支付服务费。合同中约定“福中集团实际向高成地产支付款项之日起”只是支付服务费的时间起点，并未有任何文字表述必须实际支付完毕才能要求支付服务费。本案也不应认定到2015年年中才最终执行完毕，2014年11月19日南京中院向福中集团发出《报告财产令》，责令福中集团五日内提交公司财务账册银行交易明细、持有的福中数码公司股权质押合同原件、借款资金去向明细等。南京中院对福中集团持有的福中数码公司、南京福中医疗高科有限公司、南京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福中电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予以冻结；对福中集团名下21辆车辆查封；对福中集团提供财产担保的南京福中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位于玄武大道669-10号1幢大楼(价值1亿多）查封，限制法定代表人出境，将福中集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此时，福中集团资产已被足额冻结，执行款不存风险。在2015年1月12日，高成公司又向张万荣支付了50万元服务费，表明高成公司已经认可张万荣按约完成了申诉服务，双方一致用行动确认高成公司应继续支付足服务费2000万给张万荣，高成公司的付款行为直接否定了自己的抗辩主张。因此，高成公司拒付服务费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完全不能成立。再退一步讲，2015年2月3日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高成公司同意福中集团分期履行债务，并向南京中院申请解除对福中集团股权及车辆查封、撤回对福中集团的审计要求等，南京中院根据高成公司申请将福中集团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高成公司有权放弃或迟延实现债权等权利，此时与福中集团执行和解应视为申诉成功。并且，在2014年9月30日判决生效后，高成公司故意拖延了48天直至2014年11月17日才办理执行，高成公司怠于行使自己权利，故约定的期限也应延长48天。且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达成和解系高成公司单方处分其实现债权的权利。即便事项委托未完成，责任也不在张万荣，高成公司具有阻却付款条件成就的恶意。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也应当认定付款条件已成就。况且张万荣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代为办理申诉取得成功，委托事务已经完成，虽然在委托期限届满后才全额收到福中集团支付款项，高成公司已经接收了全部执行款，并在委托期限后继续支付张万荣服务费50万，故高成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张万荣支付服务费。根据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高成公司因为张万荣的申诉成功仅多收取的利息就达到2180万，还不算减少的支出，直接挽回高成公司损失3.5亿元，高成公司在获得巨大利益同时造成张万荣损失惨重，原审判决不仅有违市场诚实信用，且显失公平。被上诉人高成公司二审辩称：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关于本案合同的性质，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协议，就合同的内容来说并无能够直接反应合同性质的条款，因此与合同法分则中的合同类型无明显相同性。故一审法院根据案涉合同的性质以射幸合同对此作出评价并无不妥。2、案涉合同从权利义务角度来说，约定是明确的，也就是说上诉人所要求的付款条件是明确的，在协议的第三条申诉成功有着明确的定义，即因乙方（上诉人）原因，甲方（被上诉人）在2014年12月31日取得生效胜诉法律文书，并且福中集团向甲方实际支付相应款项。对于该条文的理解，我方认为没有任何歧义，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素：（1）因上诉人的原因取得胜诉文书。（2）在2014年12月31日前取得胜诉法律文书，并且福中集团向甲方实际支付相应款项。我们分析一下该条款，该胜诉的法律文书并非上诉人的原因而取得，因为上诉人并非专业执业律师，也没有参与该申诉案件的审理，因此不符合该条件。3、作为被上诉人来说，处理该申诉案件需要得到的实际效果是福中集团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这才是被上诉人协议的真实目的。如果没有实际获得款项，显然被上诉人是不可能支付给上诉人款项的。4、上诉人说被上诉人为了不正当目的阻却合同事项的发生，上诉人的观点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且也与常理相悖。并且从上诉人的上诉状可以看出，上诉人说本案不论委托谁都不包含执行事宜，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第六条第三项付款方式中，有一项是“申请执行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100万元”，也就是说只要康达所完成了向法院申请的事项，就可以获得100万元律师费，康达所没有理由不去这样做。而客观上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康达所都没有为被上诉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并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明确认为不包括执行事宜，可以看出上诉人或康达所就是不愿意再继续后续的执行事项，原因是他们认为执行不到，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这才是本案真正的原因。所以后续被上诉人不得不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去代理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且处理执行事项，从而通过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人的努力，使得被上诉人获得了福中集团的履行。因此上诉人即使依据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也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使得福中集团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相应款项，其要求付款条件不成立。另外就本案争议之外的事实我要向法庭陈述一下，之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00万元，后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后经与案外人高某了解到高某之前已经支付给了上诉人张万荣现金391万元，原始转账凭证我也带了，加上之前的借款300万元，上诉人已经获得了691万元，也已经超过了康达所代理本案应当收取的律师费。并且从上诉人提交的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8民初2455号案件可以看出康达所并未主张执行可获取的律师费，因此上诉人也无需再向康达所支付其他费用。我方明确向法庭表明，之前借给上诉人的300万元不再主张返还。张万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高成公司立即支付张万荣服务费170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由高成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岩石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委托张万荣代为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办理申诉事宜，为此2013年12月6日，张万荣委托案外人康达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委托办理该案的申诉事宜。康达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办理了该案的申诉工作，2014年6月23日，江苏高院作出（2014）苏审三商监字第0001号裁定书，裁定该案进行再审，2014年9月30日，江苏高院作出（2014）苏再终字第0006号判决书，判决：撤销前述案件的原一审【（2012）宁商初字第44号】、二审【（2013）苏商终字第0201号】判决，改判福中集团返还高成公司6500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张万荣按照约定完成了委托事项，高成公司理应按照约定付款，由于高成公司迟延付款，导致张万荣无法支付康达所律师费，为维护张万荣合法权益，遂诉至来院。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1月13日，高某与高成公司签订顾问中介服务合同，约定高成公司因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委托高某代为解决纠纷，签订该合同，服务内容为：高成公司委托高某代为办理向江苏高院申诉等相关事宜，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服务费用为：因高某原因，高成公司申诉成功的，服务费为20000000元，如申诉失败，则高成公司无需向高某支付任何费用，申诉成功是指因高某的原因，高成公司取得胜诉判决，并且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实际支付相应款，上述服务费自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实际支付胜诉法律文书所判款项之日起由高成公司支付给高某。2013年12月6日，张万荣与康达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一份，约定康达所接受张万荣委托，指派律师在上述再审案件中担任高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费用的支付方式为：风险代理，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再审立案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3000000元，再审生效判决无效返还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4000000元，申请执行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其余按执行回款项的10%支付律师服务费。2014年6月23日，江苏高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载明原审上诉人即本案高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高毕章，系康达所律师，裁定依法受理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岩石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的再审案件。2014年7月29日，张万荣、高成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高成公司因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委托高某代为办理向江苏高院申诉等相关事宜，双方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了《顾问中介服务合同》，据张万荣陈述：其受高某委托就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代为办理向江苏高院申诉事宜，所有具体事务均系张万荣实际操作，而高某并未实际履行，现因高成公司无法取得与高某的联系，高成公司基于平稳处理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考虑，作出如下协议：1、张万荣作为处理上述纠纷的实际操作人，仍应按照既定步骤、程序处理向江苏高院申诉事宜，2、如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上述案件申诉成功的，在高某和张万荣共同签字且福中集团实际向高成公司支付胜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之日起，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或高某支付服务费用20000000元，除此之外，高成公司无需向张万荣或高某支付任何费用，3、申诉成功是指因张万荣原因，高成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生效胜诉法律文书，并且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实际支付相应款项，4、如本合同签订后，因就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向江苏高院申诉事宜，张万荣以任何形式从高成公司取得任何名义的款项的，高成公司在向张万荣支付服务费时有权扣除，5、如高成公司的付款条件成熟且付款期限届满，张万荣书面通知高某配合其领取相关款项的，收到后五日内故意不来的，高成公司直接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张万荣，6、如任一生效法律文书或其他方式认定系高某的原因导致高成公司申诉成功的，高成公司有权拒付任何款项给张万荣，已支付的，张万荣应当于高成公司确定的期限内退还，如本合同签订后，高成公司履行付款条件不成就的，因就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向江苏高院申诉事宜，张万荣以任何形式从高成公司取得任何名义的款项的，张万荣均应按照高成公司确定的时间归还，附件为：张万荣、高成公司签订的《顾问中介服务合同》。同日，张万荣、高成公司签订《顾问中介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高成公司委托高某代为办理向江苏高院申诉等相关事宜，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服务费用为：因张万荣原因，高成公司申诉成功的，服务费为20000000元，如申诉失败，则高成公司无需向张万荣支付任何费用，申诉成功是指因张万荣的原因，高成公司取得胜诉判决，并且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实际支付相应款项，上述服务费自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实际支付胜诉法律文书所判款项之日起由高成公司支付给张万荣。2014年9月30日，江苏高院作出（2014）苏商再终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2013）苏商终字第0201号、（2012）宁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二、福中集团返还高成公司650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014年11月17日，高成公司向南京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依据为（2014）苏商再终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11月19日，南京中院向福中集团发出《报告财产令》，2015年1月19日，南京中院查封福中集团财产，2015年2月3日，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达成和解协议，2015年3月3日，南京中院作出（2014）宁执字第417号限制出境决定书，限制杨芬萍出境，2015年4月24日，南京中院作出（2014）宁执字第417号罚款决定书，对福中集团罚款600000元，2015年6月2日，福中集团与高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认本案本息及诉讼费合计86800000元（包括2015年2月16日已经支付的500000元），2015年6月5日，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支付30000000元，2015年7月27日，福中集团向高成公司支付10000000元。上述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未见康达所律师代理的任何签字。2017年2月13日，康达所向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起诉张万荣并获得（2016）琼0108民初2455号判决：查明张万荣已向康达所支付过2000000元律师服务费，但张万荣应赔偿康达所律师服务费6000000元及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53800元，后该案进入执行，张万荣被采取执行措施。2017年8月4日，张万荣向高某发出函，要求其协助张万荣办理向高成公司收款的事宜。2013年12月4日，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1000000元，2014年7月25日高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忠秀向张万荣支付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500000元，2014年11月10日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500000元，以上款项部分存在借款凭证原件。张万荣于2013年12月向康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于2014年8月向康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成公司是否需要支付服务费17000000元，并承担该款的利息损失。射幸合同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当条件成立时，合同当事人可获得高额回报，当条件未成就时，合同当事人会产生损失。民事合同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表达，射幸合同也是民事合同中的一种，只是合同标的为基于未来的不确定的偶然性，可能获得高额收益，也可能一无所获，订立这种合同的主要诱因为：各当事人对向他允诺的给付，比他同意在交换中付出的给付，有更强烈的欲望。高成公司与高某之间签订的合同、张万荣与康达所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张万荣、高成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及顾问中介服务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公序良俗，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属合法有效。从上述协议的先后顺序、内容，以及康达所的律师确实在再审案件中获得高成公司授权一事可以表明，第一、张万荣自2013年起就开始实际履行委托合同的事宜，第二、高成公司对康达所指派律师代理再审案件一事是明知的，第三、张万荣、高成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及合同系后补签订。根据合同约定，高成公司的委托事项为张万荣代为办理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的再审事宜，并因张万荣原因取得生效胜诉判决并执行到位。事实上，张万荣委托康达所律师为高成公司代理再审事宜，也确实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取得了生效再审胜诉判决，故本案的争议焦点缩小为，是否因张万荣的原因在约定期限内获得执行款项。关于此焦点，事实上在约定的期限内，高成公司并未获得生效胜诉判决确定的执行款项，而是到2015年年中才最终执行完毕，距离双方约定的时间已经延后半年多，且在再审案件的执行案件中，并未看出存在张万荣的因素或其聘请的康达所律师的因素导致执行到位，故达不到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申诉成功的要件，即高成公司付款条件未成就。根据合同约定，当高成公司付款条件未成就时，高成公司无需支付张万荣任何款项，该约定与风险代理中的需要支付诉讼成本的约定不同，具有射幸合同的特征，故在付款条件未成就时会造成损失，但张万荣在签订合同时，对未申诉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明知的，即对其所要承担的风险为明知的，故应当承担申诉失败的法律风险。综上，张万荣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万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800元，由张万荣负担。本案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依法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高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借条复印件5份，是高某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借条，共计385万元，但实际高某转账给上诉人391万元。391万元的付款依据（银行出具的数据），这些依据载明的款项是高某于2014年分多笔从兴业银行转账给张万荣的。另外说明一下，高某跟被上诉人也签了借款协议，签了协议后钱已经都转给了高某，作为高某预借的款项，因为还没有符合付款条件。后来在本案诉讼后，我方找到高某问高某之前借给他的款项去哪了，他说已经将391万元转账给了上诉人，并且向我方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原件，这些款项实际上是被上诉人的款项。这些借据写的归还日期都很短，实际上和张万荣写的借条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基于我们双方协议，我方没有预付款的义务，所以我们双方就以借款的形式给付了。因为高某已经跟我方说明这些款项已经支付给了上诉人，所以就我方与高某的借款以及我方与上诉人的借款基于本案的原因我方不再主张。上诉人张万荣对高成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我和高某只有214万元的往来，对于借款协议，因为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我方认为即使借款协议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高成公司或高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向高某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因为其中一份借款协议（2014年11月13日签订的）中用手写了：实际支付了20万元，因此我方无法确认高某是否实际收到了相应款项。对于转账凭证，我方当事人陈述对于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根据我方银行对账单往来，我方实际收到高某转账仅有214万元左右，再者即使高某与我方有往来，实际上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常理推断，高某从高成公司所获得的款项最多仅有385万元，但高某向我方支付的款项却高于此金额，明显有悖常理。而事实上该214万元是我方与高某存在的其他经济往来，一个是我帮高某做事情给的报酬，一个是高某在我店里拿的珠宝，他也写了条子，一审时我也提交了相关证据。上诉人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由高某签字的采购珠宝的对账单，两页，一页有高某签字，一页没有高某签字。证明高某和我方还有其他往来，相关银行转账并不是高某所陈述的代高成公司所支付的费用。2、张万荣与高某往来的银行流水，证明我方与高某之间自2011年2月起至今往来情况为高某向我方转账金额共计2687000元，我方向高某转账40万元，因此我方认为高某在之前所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和银行流水是不真实的。对于上诉人张万荣二审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高成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我与高某联系后，高某认可这个字是他签的，但是这不是高某在上诉人店里消费的东西，高某也没有必要在上诉人店里消费这么多东西，他没有经手过这些东西，这是高某和上诉人双方在合作时，上诉人向高某声称要送给其他人的东西，让高某签字确认，作为本案所涉委托事项完成后结算的成本。按照上诉人的表述，签字日期是2014年3月14日，而上诉人已经认可2013年1月15日高某已经转账给了上诉人100万元并且此后还在持续转账，如果是消费行为，显然这金额与高某转账不对应，所以高某的转账与上诉人提交的单据没有任何关联性，这个单据也不是高某消费的东西。另外，从常理来说，如果上诉人保存有2014年3月14日的记录，那么其所声称的其他记录也应当保留，而上诉人却提交不出其声称的其他交易记录。因此上诉人所谓的高某在其处消费是支付的消费款项与客观高某转账的事实不符。上诉人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对于证据2，与我方提交证据的差额在于2013年11月14日两个100万元，2014年4月10日的15万元。2014年7月10日我方的两笔28万元根据单据显示，有可能一笔是收款人账户有误未到对方账户，我回去核实一下。本院对高某进行了调查，高某对案涉的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进行了陈述。对于本院对高某的调查笔录，被上诉人高成公司认可。张万荣不认可本院调查笔录中高某的说法，理由如下：第一，高某与本案被上诉人高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本案一审中我方提供的证据及证人高某在笔录中的自认，可以确定高某系高成公司的前职员，且目前仍与被上诉人高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忠秀合伙经营公司。证人高某与被上诉人事实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能单独直接证明其代高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款项的事实。第二，证人高某笔录的陈述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成疑。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高某之间形成的5张借条，合计385万元。并称实际借款金额为375万元，证人高某在笔录中称，高成公司通过其向上诉人支付491万元，并称“这个钱是高成公司打给我的，只是在我手里转一下手而已”。根据以上内容，试问，证人高某仅从被上诉人处获得375万元，又如何“转一下”代高成公司向上诉人付款491万元？第三，高某与上诉人之间转账系双方之间存在的其他往来，与本案无关。首先，根据高某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转账用途有“往来”、“借款”、“诉讼费”，若所有款项都是代高成公司支付，没有理由转账用途会存在不同的表述。此外，高某与上诉人之间的转账形成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而上诉人与高成公司签订合同在此日期之后，若相关款项系代付款，高成公司与上诉人没有直接的转账凭证，依常理完全会在上诉人与高成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对该情况予以书面确认。最后，我方提供高某出具的欠条，系高某从上诉人处经营的玉器店采购商品所形成的欠款，高某与上诉人事实上存在长期合作往来，截至目前高某尚欠上诉人货款未支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高成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客户名称为高某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的交易流水。载明：内部数据，仅供参考，不做对外正式数据！！！2013年11月13日，交易金额200万元（转入），用途：借款，往来账户名称：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4日，交易金额：100万元（转出），用途：往来。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2013年11月14日，交易金额：100万元（转入），用途：异地行，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2014年4月10日，交易金额：25万元（转入），往来账户名称：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4月11日，交易金额：15万元（转出），用途：借款。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2014年5月12日，交易金额：20万元（转出），用途：诉讼费。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2014年5月19日，交易金额：100万元（转入），往来账户名称：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5月19日，交易金额：100万元（转出），用途：借款。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2014年5月26日，交易金额：20万元（转入），用途：个人汇款。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2014年7月9日，交易金额：30万元（转入），往来账户名称：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7月10日，交易金额：28万元（转出），用途：往来。往来账户名称：张万荣。借款协议载明：借款人姓名：高某，出借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因个人资金周转困难，借款人高某特向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人民币2000000（大写：贰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2月30日（共计48天），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大写：贰佰万元整）于2013年12月31日一次性还清。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人按日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借条出具时间：2013年11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载明：2013年11月13日，付款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高某，金额：2000000元。《借条》载明：今借到钱总现金贰拾伍万元正（250000），一个半月归还。借款人：高某。2014年4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载明：付款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高某。金额：25万元。时间戳：2014-04-10-15.44.23.148550《借条》载明：借款人姓名：高某，出借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因个人资金周转困难，借款人高某特向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人民币1000000（大写：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7月15日，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大写：壹佰万元整）于2014年7月16日一次性还清。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人按日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借条出具时间：2014年5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载明：日期：2014年5月19日，付款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公司，收款人：高某。金额：1000000元。《借条》载明：借款人姓名：高某，出借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因个人资金周转困难，借款人高某特向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人民币300000（大写：叁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4年7月8日至2014年9月7日，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大写：叁拾万元整）于2014年9月8日一次性还清。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人按日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借条出具时间：2014年7月8日。《兴业银行业务回单》载明：日期：2014年7月9日，付款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高某。金额：300000元。《借款协议》载明：借款人姓名：高某。出借人：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因个人资金周转困难，借款人高某特向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人民币300000（大写：叁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1月12日（共计61天），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大写：叁拾万元整）于2015年1月13日一次性还清。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人按日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借条出具时间：2014年11月13日。右上角手写文字显示：“实际支付20万元唐英15.11.14”。《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载明：客户名称：钱忠秀，2014年11月14日，支付20万元给高某,4。二审中，张万荣提交了如下证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支行的银行卡明细账：姓名：张万荣，2013年11月15日，高某转入100万元，2014年5月12日，高某转入20万元，2014年5月19日，高某转入100万元，2014年5月23日，向高某转账20万元，2014年5月23日，高某转入20万元，2014年5月26日，向高某转账20万元。2014年7月10日，高某转入28万元。2014年8月4日，向康达所付款100万元。2014年9月30日，高某转入7000元。手写的纸张两张，其中一张上面载有：高总3月14日翡翠62.9g,198000.00元，62.3g,150000.00元，47.6g,130000.00元，31.6g，120000.00元。送1280.00元（猴）9800.00元，共计607800.00元。有似“高某”签字，3月14日。高成公司对上述“高某”的签字的真实性认可。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8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万荣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600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中200万元自2014年6月24日起、400万元自2014年10月1日起，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两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欠款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被告张万荣负担”。本院对高某进行了调查。高某在调查中陈述：我以前在高成公司任职，是该公司员工。到现在我也没离开高成公司，我还是它的下属公司的股东。这个公司在溧阳，是钱忠秀和我持股的公司，我持股49%，钱忠秀持股51%。关于高成公司和福中集团的案件，前期的情况我不了解，后期我从云南回来后，高成公司告诉我有这个案件，我才知道的。高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忠秀知道我在外面认识很多人，就问我能不能帮忙代理这个案件，后来高成公司就和我签了居间协议，协议是2013年签的，我就找了张万荣一起来做。因为我事情多，我想反正张万荣也有人脉，所以他介入福中集团的案件后我就让他为主做了，由于高成公司老板不熟悉张万荣，所以我在其中做中间人，以借款的名义高成公司把钱付给我，我再给张万荣。当时是想这个事情如果做成了借款就不用还了，如果做不成这个钱还是要还的。在这个事情中，本来我和张万荣是一体的，但是后来他找了个借口把我甩开了，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也不管这个事情了。就是钱忠秀和张万荣直接联系，张万荣做主这个事情，高成公司直接把钱以借款的形式给张万荣。现在高成公司和福中集团的案件已经胜诉也已经执行成功了，我帮张万荣和高成公司的线牵好后按理是有报酬的，但我不在本案中主张我的权利,我放弃我的权利。高成公司提交了我打给张万荣的491万元的款项的依据，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7月，这些钱全是高成公司为了福中集团的案件支付给张万荣的前期费用。除了这491万元我和张万荣之间无其他款项往来。这个事情如果做成了，就从代理费里扣除，如果做不成还是要还钱的，所以签的借条。至于借条上的金额和汇款的金额之间是否一致我也不清楚，但按银行流水来看实际汇款就是这么多。我最后一次向张万荣打款是2014年7月10日，而张万荣和高成公司签订协议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这就是我向张万荣付了钱以后他们就不让我参与了，所以张万荣就和高成公司签了协议，协议内容和后续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当时和高成公司签的协议的金额也是2000万元。之所以签2000万元，是因为这个案件标的很大，如果这个案件胜诉的话利息都差不多2000万元，加上我请专家等各种花费，我觉得这个2000万元是合理的，所以我们签的2000万元。对于张万荣为什么要向高某转账支付40万元，张万荣称：高某付40万元给我让我帮他买东西，没有买成，我就把40万元退给他。二审中，经过多次对高某与张万荣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质证后，高成公司陈述：除了2014年5月23日张万荣打给高某的20万元无法确认之外，对张万荣提交的张万荣与高某之间的银行款项往流水来没有异议。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案由是射幸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2、张万荣主张的高成公司向其支付1700万元委托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射幸合同，一般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一方有可能获得远远大于所支付的代价的效益，也可能没有利益可以获得。本案中，张万荣与高成公司之间就高成公司与福中集团之间的纠纷的申诉事宜签订的合同，内容为张万荣作为“处理上述纠纷的处理的实际操作人，按照既定步骤、程序处理向省高院申诉事宜”。从这一约定来看，双方之间具备了委托合同的特征。而射幸合同一般指保险合同，一方获得收益的原因在于偶然事件，且该事件的发生与否与双方当事人的努力无关。而本案中约定的高成公司向张万荣的付款2000万元的条件是通过张万荣的努力申诉成功并执行到位，这明显不是与双方当事人的努力无关的结果，则不具有射幸合同的特征。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为宜，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射幸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本案中，张万荣主张高成公司向其支付1700万元的服务费，理由是案涉申诉案件已经申诉成功，且福中集团也已经实际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高成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2000万元服务费付款条件为“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上述案件申诉成功的，且福中集团实际向高成公司支付了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付款金额。但是，福中集团并未在2014年12月31日前向高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2000万元服务费的付款条件不成就。根据高成公司和张万荣的主张，结合案件事实来看，福中集团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前向高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高成公司向张万荣付2000万元服务费的条件未能成就。张万荣进而主张系高成公司恶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但张万荣未能对此进行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张万荣的主张不予采纳，对其要求高成公司支付17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虽然张万荣诉请的高成公司向其支付1700万元服务费的主张不能成立，但是，基于其与高成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在履行委托合同的过程中，张万荣为委托事项，已经垫付的必要费用，高成公司应当偿付。从张万荣的举证情况来看，其应向康达所支付的800万元律师费及相应利息，系其为案涉委托事项支出的必要费用，高成公司应当偿付。高成公司主张已经向张万荣直接支付了300万元，还通过高某向张万荣支付了268.7万元，共计向张万荣支付了568.7万元。张万荣只认可高成公司直接向其支付的300万元，对高某向其支付的268.7万元认为系张万荣与高某之间的其他往来，与本案无关。关于高某向张万荣支付的268.7万元是否应认定为高成公司向张万荣支付的案涉合同的服务费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从付款时间来看，高成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即向张万荣支付100万元，且双方均认可该款项为案涉委托事项的费用，说明高成公司与张万荣之间已经直接发生了委托事项的资金支付，不需要再通过高某转手向张万荣支付。第二，从张万荣与高某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来看，双方互有转账支付，且张万荣还举证其与高某之间存在珠宝交易往来，故高成公司主张的高某通过银行转账给张万荣的款项系高成公司支付给张万荣的案涉委托事项的服务费用的观点，存在合理怀疑。第三，在2014年7月29日张万荣与高成公司签订的协议来看，协议中没有提及高成公司已经通过高某向张万荣支付服务费的问题。如果按照高成公司的主张，在2014年7月29日已经通过高某向张万荣支付了几百万元的服务，按理应当在协议中体现。综上，在高成公司无法举证证明高某支付给张万荣的款项系案涉委托合同的服务费，张万荣也不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高成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则，高成公司应向张万荣支付的必要费用如下：800万元（张万荣向康达所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0万元（高成公司已经支付给张万荣的费用）=500万元。由于张万荣怠于向康达所支付律师代理费而产生的诉讼费以及延迟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而造成的利息等费用，均应由张万荣承担，不应由高成公司承担。关于高成公司应支付给张万荣的500万元费用的利息，应以张万荣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7年10月2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类利息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7）苏0411民初6410号民事判决；二、高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万荣支付委托事项必要费用5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张万荣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800元，由张万荣承担90918元，高成公司承担378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由张万荣承担87388元，由高成公司承担36412元。上述一、二审的诉讼费和保全费，张万荣均已预交，法院不再退还，高成公司应承担的7429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付张万荣。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宋 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