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03民终1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亚芹，女，195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系刘相菊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以芝，195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海波，女，1979年2月22日出生，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系刘相菊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200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超，男，满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系刘相菊叔叔。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波，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文海，男，汉族，1975年2月12日生，现住伊通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景明，男，汉族，1985年5月29日生，现住辽宁省西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法定代表人：吕世成，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志军，吉林至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隋德宝，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胤，吉林自主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因与被上诉人蔡文海、王景明、吉林省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323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超、王湘波，上诉人宋海波，吉林省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胤，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志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蔡文海、王景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上诉请求：一、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323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上诉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以四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是否饮酒，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三人是否为偷鱼为由驳回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上诉人认为，该驳回理由不能成立，故提出上诉，请求予以纠正。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件为生命权纠纷案件，对生命死亡是否承担责任应该以对生命存在侵害，以至于是否足以导致生命终止为逻辑进行确定。原审判决以四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是否饮酒、是否偷鱼为事实进行认定，在因果关系上存在逻辑错误。因此，存在认定事实错误。2.四上诉人在庭审中对刘相菊死亡的原因进行充分的举证。首先，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与被上诉人福阔宝龙渔业公司存在捕捞销售承包合同关系，三人系该公司劳务承包关系。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三人之间又是各出资三分之一凑足10万元的合伙关系。三者之间存在风险责任承担的基础。庭审中查明合伙承包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作为法定职责管理单位，在2011年4月20日以《四平市二龙山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承包合同书》的形式转包给被上诉人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因此，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参与了发包经营行为，作为所有者、管理者、经营参与者理应对该水库进行有效的管理的最终法律责任的承担者，这是对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主体地位的明确认定。上诉人提交了职责证明。第三，被上诉人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作为具体承包者理应落实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的约定管理的职责、责任及风险承担。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与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务承包关系，有《捕捞销售承包合同书》为证明。第四，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进行捕捞作业系其三人合理合法的作业行为，但是在作业过程中，其三人的实用工具、工作操作规范等均应受被上诉人四平市二龙山管理中心、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制约，上述二单位也具有法定和约定的职责、责任和义务。第五，本案中，刘相菊死亡，与刘相菊、蔡文海、王景明三人不当操作固然存在关系，但作为四平市二龙山管理中心、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对人员管理、作业船只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及允许使用存在当然管理失当的过错责任。尤其是在三人已经将进捕捞作业通知公司，公司未履行管理义务。第六，三人是否偷鱼行为与民事案件无关。在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吉0323民初1969号民事裁定书中关于是否涉嫌刑事案件已经向公安机关发函，公安机关答复四上诉人为不构成刑事案件。第七，原审判决未对被上诉人四平市二龙山管理中心出具的《四平市二龙山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承包合同书》证据进行认定。该证据经过庭审中进行出示，且经过质证证明四平市二龙山管理中心存在经营行为，进而应该承担责任。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阐述认定。四上诉人已经将上述事实及责任承担在庭审中进行了充分举证并加以翔实的证明，认定四上诉人未尽举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以上事实，四上诉人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支持，完全应该依据《侵权责任法》及人身损害的解释的规定予以支持，未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吉林省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与蔡文海具有承包合同，与死者没有承包合同，这就证明了被上诉人与死者之间不具有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对死者没有监管责任。二、死者系蔡文海雇佣人员，其死亡所主张的赔偿责任应该由雇主进行赔偿，与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三、被上诉人与蔡文海的承包合同明确约定：酒后不许下湖捕捞，在作业中应保证安全作业，造成本人及他人损害，由其自行赔偿。而上诉人在诉状中已明确三人是在酒后下湖捕鱼，所使用的船只是蔡文海私自借用的铁皮船，不符合安全标准。在下湖前也没有通知被上诉人，致使被上诉人对其行为无法进行监管。四、根据蔡文海、王景明向二龙湖派出所投案时已经明确确定了，当晚的捕捞行为并不是在承包区内，并且是去其他区域进行偷鱼，其行为完全超出了捕捞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及使用船只能条件，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五、根据证据规则证明，在起诉状、答辩状中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认的是酒后并且私自借用的船只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综上，死者的死亡后果与被上诉人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所以被上诉人对此损失不予以承担。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经过一、二审，四上诉人未能提出应由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故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立即连带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259000元（12950元×20年）、丧葬费：30725.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母亲朱亚芹抚养费： 82232元（80岁—64周岁）×10279元÷2人）、父亲黄以芝抚养费82232元（80岁—64周岁）×10279元÷2人）、孩子刘某抚养费：10279元（10279×2年÷2）、打捞尸体实际支出费用60408元，合计：574876.5元。二、诉讼费、代理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3日中午，被告蔡文海、王景明与刘相菊（已故）共同在被告蔡文海家吃饭，后又到小孤山歌厅唱歌，蔡文海、王景明称当时没有饮酒，晚间七点左右，三人到二龙湖水上用蔡文海借用的铁皮船进行打鱼，在起网后铁皮船倾覆，致使三人全部落水，蔡文海、王景明因会游泳自行游上岸边，刘相菊落水溺亡。事发后蔡文海、王景明到公安机关投案。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刘相菊与被告蔡文海、王景明是合伙关系，蔡文海、王景明称下湖时并未饮酒，蔡文海、王景明于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16日分别到四平市公安中心铁东区分中心二龙山派出所投案，称2018年4月23日晚与死者刘相菊到二龙湖偷鱼，与死者家属所称不符，事故发生后没有进行法医鉴定，对当时是否饮酒、是否是偷鱼行为无法查实，无法确定被告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及被告吉林省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监管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告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未能出示能够证明以上事实的有利证据，故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1年4月20日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局与裴亚龙签订的《水面养殖经营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三项写明“乙方（裴亚龙）在承包期内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出现安全问题造成一切后果及其人身伤亡事故等乙方自行承担所有责任与甲方无关，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因自然条件等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危害由乙方自行承担。”蔡文海与吉林省浩淼渔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捕捞销售承包合同书》第二页写明：“乙方（蔡文海）下网前和起网前必须通知甲方护鱼站点工作人员。在甲方护鱼人员在现场时方可进行生产作业，否则进行经济赔偿责任或送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上诉人并未能举证证明2018年4月23日发生事故时，有护渔站点工作人员在场，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在护渔人员未到场时下湖打鱼。上诉人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和吉林省浩淼渔业有限公司存在侵权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中，蔡文海、王景明、刘相菊三人相约于2018年4月23日晚间18时许乘坐铁皮船下湖捕鱼，据蔡文海、王景明陈述，浪将船打沉了，蔡文海、王景明自行游到岸上，刘相菊死亡，乘坐铁皮船为蔡文海所借。本院认为，虽然刘相菊的死亡与蔡文海、王景明的行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并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三人系基于合伙关系和相互信任才一起晚间下湖捕鱼，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助的依赖和信赖关系。刘相菊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自身不会游泳，应对自身行为存在的风险具有清楚地认知，其正是基于对蔡文海、王景明二人的信赖及在发生危险时同伴会救助的合理期待，才使其自认为可以回避单个人所存在时的潜在危险而下湖捕鱼。因此，三人互相间有照顾、救助的义务。被上诉人蔡文海、王景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在事故发生时尽到了救助义务，在事故发生后积极援助或进行求救，故对刘相菊的死亡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中蔡文海作为借用船只及驾驶船只的人员，相对王景明应承担更大责任。而刘相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水性及夜晚乘船捕鱼的危险性应当有明确认识，对于此次事故的发生，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故本院酌定蔡文海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王景明承担5%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余部分民事责任由刘相菊自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相菊母亲朱亚芹、父亲黄以芝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刘相菊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保护。故上诉人的损失应为：丧葬费30725.5元；死亡赔偿金259000元（12950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被扶养人刘某（出生日期2002年10月27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0279元（10279元/年×2年÷2人），以上合计：350004.5元。故蔡文海应承担350004.5元×10%=35000.45元，王景明应承担350004.5元×5%=17500.23元。综上所述，刘某、宋海波、朱亚芹、黄以芝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323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二、蔡文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经济损失35000.45元；三、王景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经济损失17500.23元；四、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管理中心、吉林省福阔宝龙渔业有限公司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五、驳回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24元（已交9549元），由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负担2611.5元，蔡文海负担675元，王景明负担337.5元，剩余5925元退还给原告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二审案件受理费3624元由朱亚芹、黄以芝、宋海波、刘某负担2611.5元，蔡文海负担675元，王景明负担33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审  判  员  王月光审 判   员  崔巍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 官 助理  孟姗姗书  记  员  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