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3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思芬，男，194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涌，浙江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龙权，男，197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县。 上诉人章思芬因与被上诉人徐龙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2民初3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章思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从一审法院调查的事实来看，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上诉人在委托被上诉人管理生产及收取货款中产生的纠纷，一审法院确定合同纠纷错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次发生纠纷经一审法院审理，在这些案件中，被上诉人均认可上诉人与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下称华源公司）间的买卖货款全部通过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华源公司从未另外支付给上诉人，且被上诉人认可其收到上诉人委托其收取华源公司的货款，其中二次为260000元左右，一次为330000元左右，说明被上诉人收取的货款至少在260000元以上，一审法院没有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凭被上诉人的陈述，片面以与事实不符来推定被上诉人与华源公司间的关系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账目已结算的事实也错误。四、对于在2017年4月18日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承包关系，被上诉人予以否认，但对于在2017年4月18日后被上诉人还继续在上诉人的厂房生产管理这个事实，对于以后至2017年6月底上诉人的生产经营管理结束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承包关系事宜，应由被上诉人举证，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却否认此事实也错误。五、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结算问题。被上诉人受委托收取货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凭上诉人在2017年5月12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及不真实的录音认可被上诉人曾有支出，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有关账目进行了结算错误。从查明的部分事实，可以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需要结算账目，因为被上诉人明确表态，与华源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是上诉人个人的，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个人合伙事宜，而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支出，故一审法院以此来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账目结算完毕错误。六、对于本案所涉及的部分证据即借款事宜，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中，以很明确地表明出具借条的事实，且在本案的一审庭审中，也多次对此进行了陈述，对为何出具借条而被上诉人受委托收取的款项为何没有交付给上诉人的原因也做了合理的解释，对此，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且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的解释前提下，片面地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在2017年5月12日前结清受委托收取的款项，也错误。 被上诉人徐龙权答辩称：上诉人主张的事实都是虚假的，每 份诉状都不一样。 章思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货款合计人民币465804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章思芬曾开办过生产交通设施产品的工厂，被告徐龙权之前在原告开办的工厂打工，被告在原告开办的工厂离职后自己生产或委托他人生产交通设施产品向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供货。2016年8月份，被告到原告处发现原告之前生产交通设施产品的工厂处于停工状态，双方商谈重新生产事宜，经双方口头协商，由原告聘请被告管理工厂，重新生产交通设施产品向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供货，由原告每月支付给被告报酬6000元，产生的利润分成给被告30%。此后，原告购置了新的机器设备，被告于2016年9月14日开始帮助原告管理工厂。2016年10月15日，工人顾宣田因从事冲床工作手指被机器轧伤，2016年12月14日，原、被告与顾宣田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原、被告赔偿给顾宣田67000元，不包括已支付的医药费12919元。被告认可帮助原告管理工厂至2017年4月18日。之后的工厂经营性质原、被告存在争议：原告主张被告受聘原告管理工厂到2017年6月份结束；被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后由被告承包经营，被告经营到当年年底购置的机器设备转给被告，被告将原告之前亏空的钱补还给原告，原告实际经营到2017年7月10日被原告收回了工厂的经营权。被告在管理原告工厂期间，工厂销售给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的产品货款通过戴建强个人账户全部汇入被告中国农业银行的个人账户。 另查明，原告在2011年10月13日至2017年5月12日期间分六次向被告借款32万元，与本案处理存在一定关联的借款有两笔，其中2016年9月2日的10万元借款用于支付购买机器的货款，2017年5月12日的5万元借款发生在双方争议的工厂经营期间。2019年3月4日，法院受理了被告起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年6月14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归还被告借款本金29万元。2019年6月10日，法院受理原告起诉被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原告于8月15日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被告徐龙权收取了原告章思芬的货款数额事实不清。虽然被告在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7月12日期间收取了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戴建强所汇的货款519804元，但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被告在受聘原告之前与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就存在着个人业务关系，被告主张在受聘期间与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仍然存在着个人业务的事实不能排除，且原、被告对2017年4月18日之后的工厂生产是否系被告承包也有争议，故不足以认定戴建强汇入被告银行账户的款项均是原告的货款。原告虽然聘请被告管理工厂，但根据原告的陈述是参与工厂经营管理的，即使原告开办的工厂没有正规的财会人员，通常情况下应该有开支及收入账本，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工厂业主有义务提供生产或销售给天台华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的产品数量及价款依据，否则，原告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无法认定被告占有了原告的货款。根据戴建强汇款给被告的银行流水明细分析，被告主张发货后能很快收取货款的陈述是可信的，而原告开办的工厂每月产值不大，至多几万元，所需的周转资金也不大，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原告的资金状况比较紧张，原告主张支付了所有的生产成本，每笔货款全部由被告收取而并不支付开支的陈述是不符合情理的，根据被告提交的原、被告双方谈话录音，原告也承认被告存在开支，故被告主张收取的货款用于循环周转生产的陈述是可信的。另外，原告开办的工厂因工人顾宣田工伤赔偿了近8万元，而原告开办的工厂生产时间也不长，盈利的可能性也不大，且原告在2017年5月12日还向被告借款5万元，如果原告明知被告收取了全部的货款而没有交付或开支，无法理解原告还要出具借条给被告，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在之前有过结算，故被告占有原告货款的依据也不充分，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货款46580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章思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90元，减半收取4145元，由原告章思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其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2019）浙1022民初786号案和（2019）浙1022民初2419号合伙协议纠纷案的证据和庭审笔录。本院认为上诉人是该二件案件的当事人，能够查阅到该二件案件的相关材料，上诉人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不属上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情形，故不予准许。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主张其与案外人戴坚强发生交易产生的货款，委托被上诉人收取，戴坚强将该货款汇给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货款465804元。那么上诉人首先应举证证明其与戴坚强发生交易，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戴坚强应支付给上诉人的货款，且货款委托由被上诉人代为收取。可上诉人对上述事实的发生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无法采信。再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4日起诉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2019）浙1022民初786号民事调解书内容看，截止该案2019年6月14日结案，上诉人还欠被上诉人借款290000元。如果被上诉人未归还货款465804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在该案调解时又未提出予以抵扣，不合情理。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明戴坚强汇款给被上诉人，但这些款项是否就是上诉人与戴坚强发生交易产生的货款，上诉人也应当进行举证，可上诉人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总之，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举证不充分，故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章思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90元，由上诉人章思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陈 杰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