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1民初4934号 原告：王国昌，男，193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衍修，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扬，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品泉，男，193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 法定代理人：王卫洲，男，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系王品泉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曙东，女，193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系王品泉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国昌与被告王品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11月1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国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扬，被告王品泉的法定代理人王卫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追加李曙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12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国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衍修、郑扬，被告王品泉的法定代理人王卫洲，被告王品泉、第三人李曙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国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房屋转让协议书》，协助原告办理位于宁波市房屋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为本案受理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与被告系兄弟。被告名下有一间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庄市的房屋，该房屋实际由其出资改建而成，面积约28平方米。2010年该房屋面临拆迁。2010年11月1日，其与被告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告决定把自己名额下拆迁办协议所分配的房屋让给其，其愿意贴被告房屋转让款53200元，今后分配房屋的产权归属其所有，被告子女不得参与追究和违约。2010年11月6日，其通过银行汇款支付被告转让款106400元，因此前其赡养父母付出较多，被告自愿返还其转让款53200元。上述房屋被拆迁后，被告分得一套位于宁波市的房屋，被告尚应承付的购房资金104233元已全部由其承担。现新分配的房屋已经具备过户条件，但由于被告年事已高并身患老年痴呆症，其请求被告的妻子、儿子按合同约定协助履行将房屋过户给其的义务。但经其多次口头、电话等催告，被告的妻儿多次拖延，至今未履行过户手续，故诉至法院。 被告王品泉因患有阿尔采末氏病性痴呆，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王卫洲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到庭辩称，二人对原告所称的事实并不知情，只能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判断。1.《房屋转让协议书》的内容不明确，如果原告购买的是老房子，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如果原告购买的是新房子，原告支付的转让款明显低于市场价。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一直是被告的，拆迁之后的房屋也自然归属于被告所有。2.不管协议书出卖的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房屋都是被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协议书没有第三人的签字，其中处分第三人的部分无效。3.协议书中写的转让款53200元，与王品泉户拆迁房屋安置资金结算清单中的77328元和157803元都不匹配，代理人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写的协议书。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将房屋卖给了原告。庭审中，被告称《房屋转让协议书》显失公平，要求撤销，但经本院释明被告称不提出反诉。 第三人李曙东本人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到庭述称，代理人向李曙东制作了谈话笔录1份，李曙东的意见以谈话笔录为准。在谈话笔录中，代理人问“您是否知道王品泉将宁波镇海老家的房子出售的事情？”李曙东答“宁波镇海老家的房子老大和老二各分得一间，三弟王国昌分得2间。动迁时三弟要我们全部卖给他，所以三弟寄了10万元，后来我们商量下来最终同意卖一半给他，所以退了5万多给他。”代理人问“您是否知道老房子动迁时你们能拿多少动迁利益，包括动迁费、过渡费、购买新房子的权利等？”李曙东答“这个我不清楚，当时只知道动迁后可以分新房子，后来三弟告诉我们分了70多平方米，是2室1厅。”代理人问“您是否知道王品泉委托王国昌处理老家房子动迁的事情？”李曙东答“知道的，我们都是委托三弟办的。”代理人问“您是否知道王品泉和王国昌签订了卖房子协议（向其出示协议）？”李曙东答“签协议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只卖了一半的房子，是5万多元。”代理人问“您是否知道王国良将房子卖给王国昌的事情？”李曙东答“我知道的，他的房子也卖给了三弟，价格是10多万元。”代理人问“对本案的处理您有什么意见？”李曙东答“王品泉签协议说卖了全部房子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同意。我的想法是我们家里最终商量下来老房子只卖了一半，也只收了一半的房款，所以动迁拿的新房子也应该有我们的一半。”庭审中，第三人确认，其知道卖房子的事情，也同意房子卖给原告，但是其只同意出卖一半的房屋给原告，其不知道《房屋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未经其同意出卖了全部的房屋，属于无效。经本院释明，第三人称在本案中不提出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了2019年1月王国樑写给王国昌的书信1份，王国樑的书面证言2份，拟证明2011年5月末至6月初，被告与第三人赴宁波办理拆迁安置事宜的事实，以及2017年5月15日左右，被告与第三人询问王国樑拆迁安置房交付书如何填写，二人均未对原告购买涉案房屋、向庄市拆迁办缴纳房款提出任何异议。被告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即便真实，被告去宁波很正常，不能证明是办理拆迁的事情，而且被告在拆迁安置房交付书上签字的时候王国樑并不在场。 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上午去上海看望了王国樑（该姓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王国樑称自己也写成王国良、王品良），其人已近九十岁，独自生活，不便来本院出庭。王国樑当面向本院陈述以上原告提交的书信内容属实，并当场书写了2页证言且签名。经核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与王国樑向本院当面书写的证言的笔迹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内容真实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中具体阐述。 2.第三人提交了谈话笔录1份，拟证明第三人对《房屋转让协议书》不知情且不同意，协议书应属无效，其只同意出卖一半房屋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本人没有出庭，第三人的代理人并不清楚真实的情况，从笔录来看，第三人对出卖房屋的事情是知情且同意的，第三人称只出卖一半的房屋不属实且不合常理。其已于2010年11月6日全额支付转让款106400元，当时还没有写书面的协议，2011年5月29日被告来宁波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候要退一半的钱给其，说父母都由其赡养，他们有一个女儿在其家里养了一年，老房子也是其造的，他们没有出钱，要报恩，不能拿这么多钱，后来在2011年5月31日被告退回了53728元（加上53200元约半年的定期存款利息），并不是出卖一半的房屋。被告在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候是第三人陪同一起来的，后来二人也是一起去问王国樑拆迁安置房交付书怎么写，房屋钥匙是由其领取的，补交的购房款以及税费均由其支付，房屋由其实际占有使用至今，房产证也在其手中，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人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其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和第三人均是同意房屋全部卖给其的，现在只是由于被告患有老年痴呆，无法把事情说清楚，第三人便矢口否认。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称已经无法知道王品泉的真实意思，只能尊重第三人的意愿。 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下午去上海看望被告的时候，第三人也在场，大致表述的意思与谈话笔录一致。本院经核对，确认谈话笔录中第三人的签名与本院2019年1月28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第三人的签名具有一致性，故对谈话笔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谈话笔录系第三人的单方陈述，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王国樑（王国良、王品良）、王品泉（王国泉）、王国昌（王品昌）系三兄弟，父亲为王吉陞。1988年2月，四人签订房产契据1份，载明“户主王吉陞有祖传家产五博郎小屋三间加一片屋后经1977年重建矮平房式前三博后三博四间。户主已高龄，为妥善分配三个儿子的房产所有权，特定以下规定：新建房屋的经济负担。77年拆造房屋每间原值为200元，新建后每间所花资金为400元，当时一切建房资金都有第三儿子王国昌承担，分房后每户每间应负担资金400元（经三兄弟商议二间不作负担资金）。分房顺序。大儿子：王品良，从南到北南面第一间。二儿子：王品泉，从南到北南往北第二间。三儿子：王品昌（即王国昌）从南到北第三间。（第四间有三儿子其叔父买房而新建）。房内家产及房屋使用。父在世品良、品泉二间屋有父使用，百年后均以作价分配房内家产。以上规定各自执行总则按房产契据照办。”1994年1月13日，被告取得位于庄市何王的28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0年9月20日，大哥王国樑（出让人）与三弟王国昌（购房产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为与原、被告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区分，以下将该协议书标记为《房屋转让协议书》之一）1份，载明“由父母留下的旧房，分配我28平方米一间，因政府用田旧房拆迁，通过拆迁的当地政策，我办理了协议留下了一份，需要付款18万元左右房屋款，方可得分配70平方房屋，由于我长期居住上海，我决定把我名额下拆迁办协议所分配的房屋让给三弟王国昌出钱购房，而三弟王国昌愿意贴我28平方米房屋转让款106400元，计算公式（28平方×3800元），双方决定后就当即解决付款给我，今后分配房屋房产证归属王国昌所有，王国樑子女不得参与追究和违约（此协议由我和三弟王国昌二人所签订），以此立据为凭，协议一式二份，各执一份保存。”2017年4月27日，原告妻子胡惠娟在王国樑户拆迁房屋安置资金结算清单上签字，原告并于2017年8月24日补交了购房款103856元，安置房坐落于，该房屋登记在王国樑名下后，王国樑于2017年9月25日转让给原告的儿子王小燕，王小燕于2017年9月30日取得不动产权证。庭审中，原告称2010年拆迁的时候，其让大哥王国樑、二哥王品泉选择是要房子还是要钱，如果要房子，安置房没有28平方米这么小的，需要自己出钱补上多余面积的购房款，王国樑和王品泉都不愿意再出钱购买房屋，就说要钱，当时如果选择货币补偿，拆迁办基本是按照3600元的单价补偿的，其便和二人商量由其按照3800元的单价补给二人，二人选择调产安置，由其缴纳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的购房款，安置的房屋归其所有。其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王小燕，一个是王燕荣，其本来的打算是王国樑和王品泉的两套安置房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所以王国樑的安置房直接过户给了王小燕，但王品泉由于近年来老年痴呆，说不清楚，王品泉的家属也不配合，导致至今未办过户。 原告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书》载明“我（王品泉）住上海市黄浦区。在庄市有父母留下的旧房一间28平方米分配给我，现我与三弟（王国昌）办理房屋转让协议。由于我长年居住上海，我决定把我名额下拆迁办协议所分配的房屋让给三弟（王国昌），而三弟（王国昌）愿意贴我28平方米房屋转让款53？200元。双方手续办完就付款汇给我。今后分配房屋房产证归属王国昌所有（王品泉子女不得参与追究和违约）。（此协议由我和三弟王国昌二人所契订）。以此立据为凭，协议一式二份，各执一份保存。出让人：二哥王品泉。购房产人：三弟。2010年11月1日立书。”本院注意到，协议书落款的三弟处没有原告的签名，原告用胡惠娟的账户于2010年11月6日向被告汇款106400元，被告于2011年5月31日向胡惠娟的账户汇款53728元。本院还注意到，在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19日的《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上，被告在乙方处签名，原告在乙方之下的委托代理人处书写代办二字并签名，《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内容为乙方可安置建筑面积31.92平方米，预约购住宅的套型约70平方米，拆迁安置补偿补贴金额为77328元。胡惠娟签名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的王品泉户拆迁房屋安置资金结算清单载明，房屋定位为联兴家园13号楼703室，可安置面积31.92平方米，房屋产权面积73.76平方米，房屋安置面积为71.67平方米，超可安置面积39.75平方米；拆迁补偿补贴协议金额77328元，期内过渡安置补贴15000元，超期过渡安置补贴62175元，安置到位过渡费3000元，厕厨装门补贴300元，拆迁办应承付资金合计157803元；可安置面积内购房价82194元，超可安置面积购房价66960元+51500元+58257元，自行车房购房价2240元，物业管理费885元，拆迁户应承付资金合计262036元；经双方结算，王品泉尚应承付购房资金（拆迁补偿补贴资金）104233元。王品泉在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的拆迁安置房交付书上签字，交付书载明住宅和自行车房的购买价总金额为261151元（82194元+66960元+51500元+58257元+2240元）。2017年11月3日，原告从胡惠娟的账户取款104233元现金，当日以被告的名义缴纳房款104233元。2017年11月7日，原告缴纳联兴家园13号703室的物业费500元。2018年5月10日，原告用胡惠娟的账户缴纳契税1713.88元。2018年5月15日，位于的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现不动产权证原件由原告持有，房屋由原告出租给他人。对此，原告称，《房屋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是之前就谈好的，谈好后其于2010年11月6日将106400元支付给被告，2011年5月29日被告来宁波补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说要报恩，不能要这么多钱，2011年5月31日被告退了一半的钱加上利息给其，退钱之后被告将《房屋转让协议书》邮寄给的其，所有内容都是被告自己写的，其并没有添加任何内容，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补签上去，至于协议书上的立书时间2010年11月1日，可能是被告按照拆迁的时间来写的，其并不清楚为何被告要这样写，至于协议书中所写的转让款53？200元，可能是被告直接将退了一半之后的金额写上了，但一开始谈的并且其已经实际支付的转让款是106400元，是被告要求以53200元的金额转让房屋，非要退一半，其无法推托，也没有异议。庭审中，被告和第三人称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的购房款、税费、物业费等均是由原告代其垫付的，二人的最终意见是同意房屋由原告购买一半，双方将款项结算清楚，如果其需要返还原告相应的款项，其会支付的。 另查明，1.在被告寄给原告但抬头写的是拆迁办的书信中，被告称其接到原告信件，讲到老家庄市需要拆迁，要在当地办理拆迁安置补偿补贴等有关手续，其因年老体弱不能亲自前来办理，委托原告办理操作签订合约等一切手续，信件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1日。在拆迁办的档案中，也有被告写来的信件，内容同样是委托原告办理有关拆迁事宜，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14日。 2.原告从拆迁办调取了《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有关价格和费用标准》（镇价〔2007〕33号文件），该文件对本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有关价格和费用标准规定如下：“······二、安置房屋价格······（二）商品房价格······2.商品住宅平均价格。2007年有关地段商品住宅平均价格指导价为：一类地段每平方米3600元，二类地段每平方米3500元，三类地段每平方米3200元，四类地段每平方米2500元。······” 3.经整理王国樑书写的多份信件，王国樑称，三兄弟2010年在饭桌上谈了拆迁之事，9月份通知其去办，其到了宁波，拆迁办拿出2份协议，1份是王品泉的，但王品泉没有到场也就没有签字，其完成了手续之后的事情由原告操办，2010年9月20日阿惠（胡惠娟）打给其钱。宅基地是父亲1988年2月议好分配的，其与王品泉没有拿出改造旧房的钱，实在不好意思，王国昌还给其和王品泉每年的房租，都是知道的，现在王品泉患了认知症，这件事情就搁浅了，由王卫洲办理，但王卫洲对当时房屋拆迁不够了解，导致司法程序。2011年5月29日，王品泉与李曙东约其去宁波，这是事实，他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又办过转移手续，在司法程序上是说得过去的。王品泉说过他与王国昌的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及一份拆迁办委托书来回信件好几次，现在已经搞好了，总算了结了心愿。王品泉的协议书是与其一起商量写下来的，大约11月的时候还说去单位证明姓名的问题。2017年5月15日左右，王品泉同李曙东到其家中，问其拆迁安置房交付单怎样填，其说根据空白填写及签字，他们就回去了，填好拆迁安置房交付单寄给王国昌。 4.原告在本案中申请查封了登记在被告名下位于的不动产，缴纳财产保全申请费1826元。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房屋转让协议书》的原件，从形式上来看，经与本案中被告书写的其他信件以及被告的签名比对，笔迹具有一致性，且书写连贯，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称该协议书系被告写好后邮寄给其，从双方之间以信件作为往来方式的通讯习惯来看，本院对原告的该陈述予以采信。原告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持有协议书的原件，协议书的内容很明确写的购房产人是“三弟”，而协议书的书写人就是出让人“二哥王品泉”，故本院认定该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二人已达成合意。协议书的内容是被告将其名额下拆迁办协议所分配的房屋让给原告，原告贴被告28平方米房屋转让款53200元，今后分配房屋房产证归被告所有。王国樑称被告的协议书是与其一起商量写下来的，经查王国樑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之一的内容是王国樑将其名额下拆迁办协议所分配的房屋让给原告出钱购房，原告贴其28平方米房屋转让款106400元，故被告在寄给原告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所写的拆迁分配房屋让给原告的真实意思应该也是让给原告出钱购房。现原告已支付了调产安置房屋的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的购房款及税费，被告和第三人未提出任何异议，各方实际履行了协议书的内容。对于《房屋转让协议书》的形成过程，结合原告提交的被告寄给其的抬头为拆迁办的信件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1日的事实以及王国樑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所称被告系2011年5月来宁波在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19日的《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上补签名字，2011年5月31日汇款给胡惠娟53?728元后将《房屋转让协议书》邮寄给其的陈述，较为可信。据此，被告在协议书中所写的房屋转让款是106400元退回一半（含利息）之后的53200元，也符合逻辑和常理。至于转让款的金额，原告称与被告和王国樑一起谈的是28平方米按照3?800元计算为106400元，该陈述有镇价〔2007〕33号文件以及王国樑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之一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实际已于2010年11月6日将106400元支付给被告，但被告于2011年5月31日又退回原告106400元的一半加利息合计53728元，后被告在《房屋转让协议书》中所写的房屋转让款是53200元，而且并未写只转让一半的房屋。原、被告的上述行为表明，被告自愿只收取53200元的房屋转让款让原告出钱购买安置房，原告也表示认可。结合王国樑信件中所写的父母由原告赡养，老房子由原告出资建造，房产契据中也写了当时一切建房资金都有原告承担，被告和王国樑的两间不作负担资金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所称是被告说要报恩，不愿意拿这么多钱，要退回一半的陈述，符合人情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已经履行了支付转让款的义务，且补交购房款和税费后将拆迁所分配的联兴家园13号703室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应继续履行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该房屋转让给原告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被告称转让款53200元明显低于市场价，《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载明的拆迁安置补偿补贴金额为77328元，王品泉户拆迁房屋安置资金结算清单中载明拆迁办应承付资金的金额为157803元，在拆迁所得补偿高于原告所支付的转让款的情况下，被告不可能选择较低的转让款而不选择补偿款，被告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写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对此，本院认为，被拆迁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如果选择调产安置，应结清被拆迁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在王品泉户拆迁房屋安置资金结算清单中，拆迁办应承付的资金是157803元（含《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补贴金额77328元），但同时拆迁户应承付的资金是262036元，也就是说被拆迁人还应支付104233元才能取得安置房屋。拆迁办应承付资金是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情况下，拆迁办按照规定应支付给被拆迁人的各类补贴，如果被拆迁人没有选择调产安置，自然不会有这些补贴，而如果被拆迁人选择了调产安置，虽然有补贴，但同时要支付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的购房款。也就是说，《房屋转让协议书》中的转让款53200元与王品泉户拆迁房屋安置资金结算清单中的77?328元、157?803元是两种不同补偿方式下用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金额，不能兼得，也不具有可比性。根据原、被告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以及原告与王国樑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之一两份合同的内容，并结合王国樑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所称被告和王国樑不愿意支付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的购房款，愿意选择货币补偿，经与原告协商后，由原告支付二人28平方米旧房货币补偿相当数额的转让款，二人选择调产安置，再由原告缴纳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的购房款出资购买房屋，拆迁所分配的房屋归属于原告所有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与王国樑协议的转让款106400元，原告与被告协议的转让款53200元，均是当事人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人称其知道房屋卖给原告，也同意卖给原告，但只卖了一半，所以退了一半的钱，其不知道《房屋转让协议书》，协议书未经其同意卖了全部的房屋，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第三人的陈述并结合王国樑的陈述，能够认定第三人知道出卖房屋的事情并全程参与。第三人虽称只卖了一半的房屋，但《房屋转让协议书》明确写的是28平方米房屋转让款53200元，并未写一半的转让款，也未写一半的房屋。因此，在第三人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项抗辩意见难以采纳。登记在被告名下位于庄市何王28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上的房屋是被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人对该房屋出卖给原告的事情知情并参与其中，本院认为能够认定《房屋转让协议书》是被告与第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应属有效。退一步讲，即便被告无权处分共有的房屋，其向原告出具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也不会因为被告没有处分权而无效，故本院对第三人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品泉继续履行与原告王国昌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书》，被告王品泉协助原告王国昌将位于宁波市不动产的产权登记至原告王国昌名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5217元，减半收取2608.5元，由被告王品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财产保全申请费1826元，由被告王品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赵 淼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孙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