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民申143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紫谦，男，汉族，1947年4月27日出生，住江西省德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春德，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志远，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育才，男，汉族，1963年2月14日出生，住江西省德兴市。再审申请人杨紫谦因与被申请人王育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终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紫谦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新证据一，饶安会专审字【2019】10号、【2019】10-2号审计报告可证明杨紫谦在2012年1月1日多付了王育才257821.86元,表明2012年1月1日杨紫谦欠王育才46万元的单方结算条子是错误的；杨紫谦在2016年1月1日多付了王育才89481.42元,表明2016年1月1日杨紫谦欠王育才127.2万元的单方结算条子也是错误的；截止2019年3月31日,杨紫谦共归还王育才2044834元,其中支付利息190332.58元,偿还本金1685020元,多付了169481.42元。新证据二，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三人的原始记账凭证，用于证明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三人都是直接将钱借给杨紫谦，再通过杨紫谦转给杨楠。此后的还款，也都是杨紫谦或者杨楠直接归还给他们三人的，均与王育才给杨紫谦的借款无关；新证据三，《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可证明2008年9月30日杨楠通过其建行卡6227002081440119999向王建清账号15×××36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杨紫谦通过杨楠直接向王建清的还款,故对王建清的借款和对王建清的还款，都是在杨紫谦与王建清之间发生的,与王育才无关。（二）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月1日的结算借条并支持王育才诉请127.2万元借款本金的主张,是以错误认定2012年1月1日的46万元结算借条为基础和前提的。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自2004年4月4日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双方借还款资金往来的整个过程和资金流水,仅截取2011年以来至2018年4月期间的双方资金往来情况。事实上，王育才从2004年4月4日至2011年底共计汇给杨紫谦16笔总计132.3万元;杨紫谦从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底归还王育才13笔总计175.6万元。该事实足以证明2012年1月1日杨紫谦不欠王育才46万元。一审法院直接依据2012年1月1日的46万元结算借条和15%年利率,倒推2011年1月1日尚余本金39.5万元,再累加王育才汇款5笔共计36.202万元(2012年1月2日0.585万元、2012年3月2日6万元、2012年11月1日22万元、2013年1月2日0.617万元和2013年4月3日7万元),得出2013年底借款本金为75.702万元,2015年底之前的利息55.68244万元,合计剩余本息131.3844万元,进而得出127.2万元借条属实的结论。但是,一审法院却忽略了杨紫谦在2013年11日12日归还10万元,2013年11月13日归还4万元,2013年12月底归还1.1834万元,2014年1月3日归还1.3万元,2015年1月2日归还4.4万元共计20.8834万元的事实。另外,如果在王育才起诉中主张的2007年至2013年期间的出借款135.5020万元中扣除杨紫谦通过赵燕萍归还的41万元,实质上王育才给杨紫谦的借款只有94.502万元,也远远少于127.2万元。造成错误结算2012年1月1日46万元借条的根本原因是王育才故意不扣减杨紫谦已经归还的至少三笔汇款共计115万元,分别是2009年3月29日赵燕萍(杨紫谦儿媳妇)汇给王育才10万元、同年9月15日夏志兵(赵燕萍同学)汇给王育才5万元和2010年10月9日杨楠(杨紫谦侄子)汇给王育才100万元。如果将该三笔还款纳入结算,到2012年1月1日杨紫谦已向王育才多支付了257821.86元,不可能还欠王育才46万元;到2016年1月1日,杨紫谦向王育才多支付了89481.42元,不可能还欠127.2万元。2.二审法院在一审法院错误基础上错上加错：（1）杨紫谦自始至终均对2012年1月1日和2016年1月1日两次结算提出异议,才提起上诉的,并在二审中递交了《对上饶市安信永辰会计师事务所(饶安会专审计字[2019]10号)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表明对两次结算结果均有异议。杨紫谦只对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之间双方资金往来反映的金额无异议，并未认可2016年1月1日的结算金额，但二审法院却错误认定“双方对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的结算金额、还款情况以及利息约定并无异议,均一致予以确认”。（2）二审判决认定王冬红等六位案外人的借款均统一并入杨紫谦出具给王育才的借条内一并结算是错误的。一、二审判决未查明王冬红等六位案外人的借款能否在杨紫谦出具给王育才的借条内一并结算的事实，且忽略了以下事实：王冬红、王科恭和王建清三人的借款均是直接支付给杨紫谦的,杨紫谦也是直接将本息归还给该三人的,现在只剩下王冬红的一点利息尚未结清,其余本息均已全部还清；董灶高、祝继根、王良明、祝继根岳母等人的借款,是他们与王育才之间的关系,杨紫谦与他们并不相识，未拿过他们的钱,且他们庭审作证也称钱是给王育才的，故王育才所称漏算了董灶高、祝继根、王良明、祝继根岳母等人的借款与杨紫谦无关。(三)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银行流水可证明王育才自2004年4月4日至2013年4月3日向杨紫谦借款21笔共计168.502万元，杨紫谦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25日还款20笔共计204.4834万元,至2016年1月1日还款18笔共计196.4834万元。到2016年1月1日杨紫谦累计还款196.4834万元+条子127.2万元=323.6834万元,至此王育才已得加应得部分已经远远超过年利率24%,故本案不具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之情形,不应支持王育才127.2万元借款本金、利息55.6万元,合计182.8万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结果加上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25日共计还款20笔204.4834万元,导致王育才最终实际所得共计387.2834万元,既远远超过了年利率24%之强制性规定,还支持了王育才的复息主张,故生效判决与法相悖应予改判。杨紫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新证据。经查，新证据一即饶安会专审字【2019】10号、【2019】10-2号审计报告是杨紫谦在二审中已提交过的证据。二审《质证笔录》显示，二审法院已于2019年4月2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进行了质证，故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另查明，审计报告系由杨紫谦单方委托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其提交鉴定的材料也是杨紫谦在一审中提交且由其单方制作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虽然王育才在一审中对该份证据进行了质证，但根据两份审计报告中所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的内容来看，一审中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与审计报告中所附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并不完全相同。审计报告中所附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加注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按年15%计息，2013年1月1日按年20%计息等内容，而据二审《询问笔录》显示，王育才则称2007年之前按年15%计息，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0月30日按年20%计息，2010年10月30日至2013年1月1日按年15%计息，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按年20%计息。另，虽然王育才在二审中认可了《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但同时指出该清单中的出借款遗漏了2006年7月王冬红的9万元及2006年5月28日、8月23日王科恭的两笔款项共计5万元，以及2007年2月23日王建清的3万元；2007年3月3日、4月1日、3月25日及4月28日分别向董灶高、王良民及祝继根所借的5万元、3万元、5万元和2万元；2010年11月11日王育才付给杨紫谦的5万元。还查明，虽然根据饶安会专审字【2019】10-2号审计报告中《计算过程明细表》显示，王育才的出借款中所包含的王冬红的9万元、王科恭的5万元和王建清的3万元，但并未包括向董灶高、王良民及祝继根所借的5万元、3万元、5万元和2万元。因杨紫谦单方委托鉴定时提交的鉴定材料是杨紫谦单方制作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与其在一审中提交质证的《原、被告之间款项来往明细清单》并非完全一致，且王育才质证时已提出该清单存在遗漏借款的异议，故杨紫谦所称王育才认可两份审计报告所依据的鉴定材料与事实不符合，且在双方对鉴定材料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审计报告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新证据二。经查，杨紫谦申请再审提交的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三人的原始记账凭证，在原审中已提交，并经过了双方当事人质证，故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另查明，杨紫谦称其于2018年4月25日打款2.1万元至王冬红账上并由王冬红转交给王育才的妻子王秋红，其中2万元用于归还杨紫谦对王科恭的欠款，另1000元用于对王科恭住院治病的慰问金。王育才对杨紫谦于2018年4月25日归还王科恭的2万元并不否认，但称根据其记账凭证显示，杨紫谦对王科恭的欠款一直未还清。王育才质证还称，杨紫谦为了自己省事，将上述三人的借款统一计入王育才个人账目，由王育才与杨紫谦进行结算，再由王育才与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三人进行结账。王育才称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证人证言。（2）杨紫谦在信封上的记账记录载明了育才29.5万元，冬红9万元，这是在2006年7月1日结的账。当时是三个月结一次账目。5月28日是王科恭借给杨紫谦2.5万元，8月23日王科恭又出借2.5万元，当天王育才又借给杨紫谦0.5万元，10月1日又结账，证明杨紫谦欠王育才44万元（王育才29.5万+王育才0.5万+冬红9万+科恭2.5万+科恭2.5万），因为从7月份到10月份这三个月王育才没有再借钱给杨紫谦，只有加上这三人的借款及王育才为了凑齐整数出借的0.5万元，才构成杨紫谦记账中载明的2006年10月1日王育才借给杨紫谦的44万元。另查明，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杨紫谦并未向其三人出具借条，其三人的出借款是记在王育才名下。其中，王冬红作证称其出借给杨紫谦的2005年4月29日5.5万元、2005年5月31日3.5万元共计9万元已全部还清，其收到的还款是从王育才账上打过来的。还查明，根据王育才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明细显示，王育才于2009年3月4日向王冬红汇款6.7万元。2019年4月25日杨紫谦在二审中称，其没有收到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等案外人的借款，但根据杨紫谦在二审中提交的《质证意见》载明“这份审计报告（注：指饶安会专审字【2019】10号审计报告）中之所以没有将被上诉人主张的案外人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等人的债权纳入本次审计之中，理由是因为王冬红、王科恭、王建清等3人是我的亲戚，他们三人都是只直接将钱给我，再通过我转给我侄子杨楠的，此后的还款，也都是由我直接归还给他们3人的，均是与上诉人给我的借款无关。其中，王冬红不但在2005年4月29日和5月31日分别借给我5.5万元、3.5万元共计借款9万元，这9万元我已经直接还给了王冬红了……”。上述事实表明，杨紫谦收到了王冬红2005年4月29日和同年5月31日分别出借的5.5万元、3.5万元共计9万元。因王冬红的证言证明了其借给杨紫谦的借款9万元是记在王育才的名下，且王育才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明细也印证了王冬红关于其收到的还款是通过王育才的账上打给她的证言，而杨紫谦主张其向王冬红所借的9万元已还清却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王育才向杨紫谦出借的款项中应包含王冬红的9万元，杨紫谦提交的关于王冬红借款的记账凭证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王科恭的5万元，虽然记账凭证显示杨紫谦于2018年4月25日通过王冬红归还了王科恭2万元，但根据2019年12月10日本院《询问笔录》显示，王育才并不否认该款是杨紫谦的还款，且根据王育才的记账凭证显示，王育才已将该款计入了杨紫谦的还款。因杨紫谦在二审《质证意见》中认可收到王科恭出借5万元，且王育才主张王科恭对杨紫谦出借的5万元记在其名下，有王科恭关于其出借给杨紫谦的5万元，杨紫谦并没有向王科恭出具借条，该借款是算在王育才名下的证言、以及杨紫谦关于王科恭直接将借款交给其本人的陈述予以印证，而杨紫谦否认王科恭出借给他的5万元是记在王育才名下，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除向王科恭归还2万元借款外，并无证据证明其向王科恭归还了其余借款，故对王科恭借款的记账凭证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对王建清借款的记账凭证。经查，杨紫谦申请再审时提交了一份银行转款凭证，该凭证显示2008年9月30日杨楠汇给王建清10万元。杨紫谦以该证据拟证明杨紫谦向王建清所借的9万元借款已还清，且其与王建清之间的借还款关系与本案无关。另据双方记账凭证及王育才在一审中提交的《本息计算明细表》、2019年12月10日本院《询问笔录》可证明王育才认可该款是杨紫谦的还款，且该款在杨紫谦对王育才的还款总账中已扣除，故杨紫谦关于对王建清借款的记账凭证并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新证据三。经查，杨紫谦在二审中并未在其承诺的期限内提交拟证明其归还了向王建清借款的证据，即2008年9月30日其通过杨楠账户向王建清转款1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亦未申请法院延长举证期限。另据本院2019年12月5日《询问笔录》显示，杨紫谦全权委托代理人称该笔10万元转款不属于杨紫谦申请再审需要扣减的款项。还查明，王育才已将该笔10万元计入了杨紫谦的还款。以上事实表明，杨紫谦申请再审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二）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问题。经查，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1月1日之后的对账无异议，但对2012年1月1日结账的46万元借条存在争议。从二审判决载明“根据本案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对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的结算金额、还款情况以及利息约定并无异议，均一致予以确认。但上诉人杨紫谦对2012年1月1日结算的46万元金额提出异议，故在二审期间对其后所有的结算金额均不予认可”的内容来看，二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并无不当。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对杨紫谦从2004年4月4日起向王育才借款，双方每年1月1日根据借款、还款情况，结算此前剩余借款，并由杨紫谦重新出具借条。2016年1月1日，双方当事人出具了最后一张借条。后双方产生纠纷，直至王育才诉至一审法院。杨紫谦辩称其于2012年1月1日出具的46万元借条存在结算错误，却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依法撤销该借条，仍旧在此后的每年1月1日向王育才出具新的结算借条，直至2016年1月1日。以上事实表明，一、二审法院依据2016年1月1日借条上载明的127.2万元借款金额，按借条载明的20%年利率计息，以先还息后还本的还款顺序，扣减2016年1月1日之后杨紫谦的还款总额，判令杨紫谦应向王育才归还借款本金127.2万元、利息55.6万元，合计182.8万元（该利息以剩余本金按年利率20%自2016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1日止，并已扣除2016年1月1日后共计8万元还款，此后利息仍以剩余本金按年利率20%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并非缺乏证据证明，亦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杨紫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紫谦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蔡世军审判员  陈银发审判员  张丽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袁洁代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