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8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玉琴，女，1952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印大道700号东山总部商务园A3栋十一楼E座。法定代表人：丁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莉，南京市江宁区新纪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戴玉琴与上诉人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益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双方均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5民初10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玉琴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2.判令科益寿公司向戴玉琴支付拖欠的商铺租金36000元；3.判令科益寿公司向戴玉琴支付拖欠租金的滞纳金33700元；4.判令科益寿公司向戴玉琴支付私自拆除射灯的费用1600元；5.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改为科益寿公司向戴玉琴支付拖欠租金期间应缴纳的物管费和公摊电费及欠缴的水、电费用，合计909元；6.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改为科益寿公司向戴玉琴支付开锁费250元及两把锁的费用150元，合计400元；7.判令科益寿公司支付三次租金催告函的邮寄费55元；8.判令科益寿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6月14日，科益寿公司单方退租，搬离案涉商铺”，没有事实证据，系科益寿公司单方陈述。2.一审判决认为科益寿公司没有向戴玉琴交还门锁（也即商铺），但又认为科益寿公司自2017年6月14日起未再占有使用商铺，该分析未明确占有使用的标志，存在逻辑矛盾。3.戴玉琴作为出租人，在多次催告承租人科益寿公司无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扩大损失，最终被迫于2018年4月11日，以找开锁匠将门锁破坏的极端方式收回商铺。戴玉琴最初将门锁交给科益寿公司，标志着实际占有使用商铺的权利己转移至科益寿公司，该事实状态一直持续到戴玉琴找开锁匠破坏门锁并收回商铺时才结束，在戴玉琴将门锁破坏以后，标志着实际占有使用商铺的权利又转移至戴玉琴，因此，案涉商铺租赁合同的实际终止时间应当认定为2018年4月11日。4.科益寿公司自签订合同之时就一直不讲诚信，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1）签订合同时填写假的地址；（2）不履行合同义务拖欠租金和物管费以及第一年的水电费；（3）在不交纳租金的情况下不接电话；（4）为催缴租金戴玉琴三次发函，但其没有回应；（5）一审诉讼期间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人证言；（6）一审诉讼期间提供假合同欺骗法院。科益寿公司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向戴玉琴告知有关提前退租以及解除商铺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反而拒绝向戴玉琴交还门锁（也即商铺），拒绝接听戴玉琴的电话，拒绝告知真实联系方式，故意失踪消失，戴玉琴最终被迫以极端方式收回商铺。在此以前，商铺处于科益寿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控制的状态，这是客观事实，科益寿公司毫无诚信，恶意违约，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的明确约定，支付实际占有使用商铺期间拖欠的租金及滞纳金，就算是商铺空置，也完全是由科益寿公司自己原因造成的，戴玉琴并没有过错。5.物管费及公摊电费是科益寿公司在承租期间必须承担的费用，一审判决没有阐述是否支持的理由和依据，是错误的。科益寿公司称其已经支付过了，但事实上只支付了第一年的费用，第二年的费用其并未交纳，戴玉琴主张的是第二年的物业管理费和公摊电费。6.关于拆除射灯的费用，租赁合同明确记载“装有射灯16个”，这是最有力的证据。科益寿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供的不是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而且是复印件，一审法院未审核合同的真伪，也未让科益寿公司提供合同原件，没有阐述是否支持的理由和依据就驳回了戴玉琴的主张是错误的。7.关于开锁费250元及两把锁的费用150元，合计400元，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只支持300元是错误的。8.戴玉琴于一审诉请中明确提出要求科益寿公司承担催告函邮寄费用，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属于漏判。科益寿公司辩称：1.是由于戴玉琴本人的原因，经双方协商解除的合同，故不存在科益寿公司需要承担违约金的情形。2.租金是采用的是先租后付的模式，科益寿公司实际使用涉案商铺只有一年时间，期间租金是在2016年6月14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已经全部付清，在合同解除后科益寿公司没有使用涉案商铺，因此也就不存在拖欠租金、滞纳金、违约金的情形，戴玉琴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3.关于射灯费用的问题，一审中已查明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射灯的约定是空白的，戴玉琴提供的是合同是其和其他人签订合同时的约定，一审庭审中法官也将证据交给戴玉琴看了，戴玉琴说科益寿公司没有提供原件，合同原件是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时提交了。4.科益寿公司预交了800元给戴玉琴，戴玉琴没有出具任何票据。5.关于开锁费和两把锁的费用，在一审第三次庭审时，法官询问戴玉琴开锁以及买锁有没有费用，戴玉琴的回答是不记得，需要回去找，之后找了两份收据，与开锁根本没有任何关联，科益寿公司也向法庭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科益寿公司和戴玉琴解除合同的时候，7月5日中介公司带人去租房屋的时候锁就已经换了，科益寿公司把钥匙放在那里戴玉琴不肯去拿，说拿回去也没有用，锁也是需要更换的，这个责任在于戴玉琴。6.关于催告函的邮寄费用，科益寿公司从未收到过催告函。科益寿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或改判驳回戴玉琴要求科益寿公司支付违约金10800元的请求；3.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戴玉琴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科益寿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中途单方退租并搬离案涉商铺，亦未按照约定按期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系违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双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时，科益寿公司就要求要有另一产权共有人张力的同意，戴玉琴以张力在国外予以搪塞，无奈科益寿公司于2017年5月中旬多次与戴玉琴沟通，如果再得不到张力的授权，租赁满一年，科益寿公司有权终止案涉租赁合同。且租赁采取的是“先付后租”的模式，至2017年6月初，戴玉琴一直没有得到张力的授权，科益寿公司只能选择与戴玉琴协商解除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当时戴玉琴是同意的，只是强调如果科益寿公司提前终止合同，所交的5000元押金不退。2.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案涉中介公司当时的工作人员汪某,4也出庭作证，证明双方约定解除案涉商铺租赁合同的情形，以及当初双方签协议时科益寿公司要求另一产权人到场的过程。同时证人强调戴玉琴提供的格式合同很多都是霸王条款，利用诸多不利的条款约束科益寿公司，且违约金约定太高，在中介行业里是没有哪家会有这么高，证明科益寿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3.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错误，由于科益寿公司在整个合同履行中并非有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违约金的情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戴玉琴辩称：1.科益寿公司以所租商铺的另一产权人未出现为由否认中途退租属于违约的事实，逻辑混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一产权共有人张力未出现，并未损害科益寿公司的任何权益，未影响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如果戴玉琴越权代理侵犯的是另一产权人的权益，为此提出异议的应该是张力，科益寿公司没有资格提出该问题，只是为其违约行为找了借口。就共有人委托戴玉琴可以进行房屋经营的问题，一审中戴玉琴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委托书和说明。2.科益寿公司称和戴玉琴协商解除合同且戴玉琴是同意的,没有事实依据。如果协商解除合同肯定会形成书面协议，并且科益寿公司应该要结清所欠的相关费用以及交还房屋钥匙。科益寿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和戴玉琴协商并且经过戴玉琴的同意解除了合同。科益寿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找了证人汪某,4出庭作伪证，证人想要证明的都并非事实。如果科益寿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提出张力不到场以及合同存在霸王条款的问题，那么完全可以不签订合同，没有任何人强迫其签字，既然已经签字了就应该按照合同履行，更何况在签订合同时科益寿公司根本就没有提出此问题。虽然合同是戴玉琴自带的，但是是经过房产中介店长审阅后认可的。就退租和商铺钥匙放在中介的问题，证人称已经打电话告诉戴玉琴并非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证人给戴玉琴打过电话。当时一审法院也限期科益寿公司提供相关证据，但其没有提供。相反戴玉琴是有证据证明证人所讲的情况不存在，因为戴玉琴在催要租金找不到人的情况下，到中介公司询问科益寿公司的下落，中介公司的店长接待了戴玉琴，如果证人证明的情况是真实的，店长应该主动说明科益寿公司已经将商铺钥匙放在他那了，但店长没有说，并且还主动向戴玉琴提供了科益寿公司的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了合同，让戴玉琴到工商部门去查找科益寿公司的相关信息，后来戴玉琴就按照店长的提示找到了科益寿公司真实的地址并向其发了催告函。这说明科益寿公司说将商铺钥匙放在房产中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3.证人在庭审中陈述的证言与其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自相矛盾，在庭审中证人说“2017年6月份接到丁胜的电话，过了几天就将钥匙放在了中介的…钥匙已经没用了”，但证人在书面证言中写到“知道南京科益寿有限公司在不得已且与戴玉琴协商的情况下和戴玉琴解除合同…”，关于合同解除的过程，庭审中其陈述接到电话说不租了，但书面证言又说是协商情况下解除的合同；关于换锁的事根本就不存在，证人不但编造出了换锁的事，并且其当庭陈述和书面证言就换锁的情节根本不同，由此说明证人证言并非真实。4.科益寿公司认为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毫无道理，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对方知道，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协商，更谈不上协商一致，并且解除合同的权利人是戴玉琴，在戴玉琴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科益寿公司不能要求解除合同。科益寿公司认为自己没有违约，但案涉合同签订的是三年期，科益寿公司只承租了一年了就不支付租金，已经构成了违约，并且合同中对于违约责任的承担都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科益寿公司违约完全正确。综上，科益寿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科益寿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戴玉琴的上诉请求。戴玉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科益寿公司支付戴玉琴拖欠的商铺租金36000元；2.判令科益寿公司按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向戴玉琴支付因其违约而应当承担的违约金10800元；3.判令科益寿公司按合同第七条第2款的约定支付给戴玉琴拖欠租金的滞纳金33700元；4.判令科益寿公司向戴玉琴支付承租期间应缴纳的物管费和公摊电费及欠交的水电费合计909元；5.判令科益寿公司对已拖欠的租金和应给付的违约金、滞纳金、物管费、欠付的水电费及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费用等，自应缴纳之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6.判令科益寿公司支付开锁费250元及两把锁的费用150元，合计400元；7.判令科益寿公司赔偿私自拆除射灯给其造成的损失按照100元1个计算共计16个，合计1600元；8.判令科益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催告函邮寄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6月14日，合同抬头处为张力、戴玉琴（甲方）与科益寿公司（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南京市江宁区莱茵达路市政天元城摩登道102-18号商铺出租给乙方用于品牌宣传展厅使用；租期为三年自2016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止；租金第一年每月3000元，年租金为36000元；第二年每月3000元，年租金为36000元；第三年每月3300元，年租金为39600元；付款方式为乙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每年支付一次租金。先付后租用，每年年租金要提前30天支付；物业管理费和公摊电费，由乙方按物业管理规定标准，在每年支付租金的同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水、电（含公摊电费）费用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由乙方负责缴纳，甲方向乙方提供水费、电费缴费卡卡号，乙方退租前必须将水、电（含公摊电费）等费用全部结清，否则押金不退；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租赁期间，乙方单方中途退租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并且乙方要按照合同年租金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押金不退；第七条第2款约定，乙方如拖欠租金，自应付租金期限的最后一天之次日起，除按约定支付租金本金外，另按每天100元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租赁期内，乙方如逾期缴纳本合同约定的应由乙方负担的其他费用（如物管费、水、电费等），因此造成的滞纳金，罚款等一切后果完全由乙方负责；为保证租赁合同的顺利履行，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同时，乙方支付给甲方押金5000元，合同期满时，乙方必须结清应由乙方结清的相关费用，且房屋无损坏、无损失。否则，押金不退。签订协议后，科益寿公司承租案涉房屋并向戴玉琴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36000元、押金5000元、物管费及公摊水电费800元。2017年6月14日，科益寿公司单方退租，搬离案涉商铺。2018年4月11日，戴玉琴将案涉商铺另行出租给他人。承租期间，科益寿公司欠付电费105元，水费4元。审理中，戴玉琴提交了产权共有人张力出具的委托书及说明，证明张力同意戴玉琴将案涉商铺出租给科益寿公司。科益寿公司对上述委托书及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并陈述因案涉租赁合同一直未得到张力的确认，其已于2017年6月中旬与戴玉琴协商解除案涉租赁合同，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以上事实，有商铺租赁合同、房产证、收条、收据、水电费发票、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戴玉琴与科益寿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实履行。合同约定租期为3年，科益寿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单方中途退租并搬离案涉商铺，亦未按照约定按期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戴玉琴亦于2018年4月11日将案涉商铺另行出租，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已实际解除。科益寿公司单方退租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戴玉琴根据合同第七条第1款的约定要求科益寿公司按照年租金的30%支付违约金108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科益寿公司自2017年6月14日起未再占有使用案涉租赁商铺，戴玉琴主张其支付拖欠的租金36000元及拖欠租金的滞纳金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戴玉琴提供水电费发票等证据证明科益寿公司在承租期间欠付电费105元，水费4元，故对戴玉琴主张科益寿公司支付欠付水电费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欠付部分的利息，结合发票开具的时间，经计算为其中电费105元自2017年9月25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其中水费4元自2017年7月1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戴玉琴主张的物管费及公摊电费等费用，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科益寿公司搬离案涉商铺，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将门锁交还戴玉琴，结合证据及双方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科益寿公司应向戴玉琴支付开锁费及锁的费用共计300元。戴玉琴未提供证据证明科益寿公司私自拆除射灯，现戴玉琴要求科益寿公司赔偿射灯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科益寿公司主张因案涉租赁合同一直未得到另一产权人张力的确认，故其于2017年6月中旬与戴玉琴协商解除案涉租赁合同，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在科益寿公司承租期间并未出现因出租人问题导致的影响承租的情形，故对科益寿公司辩称的因张力一直未在租赁合同上签字确认导致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玉琴违约金10800元；二、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玉琴电费105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9月25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及水费4元（自2017年7月1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玉琴开锁费及两把锁的费用计300元；四、驳回戴玉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2018年8月9日第一次庭审时，戴玉琴当庭陈述：“被告与我签订的合同是从2016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止的三年期合同，但被告只交了一年的租金，到2017年6月14日，人不告而辞，无联系。我们中间根据被告提供的地址和我方后来核查到的地址均发送了租金催告函，但至今均没有回应。当然，欠付的租金也至今未缴纳。”以上事实，有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予以证明。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戴玉琴提交：1.照片一组，拟证明在科益寿公司进入涉案房屋之前有16个射灯；2.商铺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科益寿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双方在中介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的，由于当时看不到商铺现状，故对于合同第二条“商铺现状”及第十条第4款“关于门钥匙的交接”暂空，没有写具体内容。在店里一式三份签好后，店长留了一份作为中介的留存合同，另两份由中介人员及甲乙双方带到商铺现场，根据查验结果将合同空白处填写完善。最后才形成了戴玉琴一审时提交的，标明有16个射灯等内容的商铺租赁合同。在找不到科益寿公司的情况下，戴玉琴到中介公司询问，中介公司的店长接待后主动给戴玉琴复印了该份合同，并提供了科益寿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戴玉琴因此查询到了科益寿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并据此地址发出了催告函。由此也能证明科益寿公司称将钥匙放在中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因为中介公司的店长也并未提及钥匙的事。上诉人科益寿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如果该份证据是确实存在的，戴玉琴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科益寿公司离开涉案房屋时上面的灯没有了或者被拆除了。如果有灯的话，在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应该写在合同里面，但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是空白的。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戴玉琴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戴玉琴与科益寿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约定租期为3年，科益寿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单方中途退租并搬离案涉商铺，亦未按照约定按期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戴玉琴亦于2018年4月11日将案涉商铺另行出租，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已实际解除。科益寿公司认为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双方系协商解除合同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且在科益寿公司承租期间并未出现因出租人问题导致的影响承租的情形，本院对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因此，科益寿公司单方退租的行为构成违约，戴玉琴要求科益寿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支付按年租金的30%计算的违约金10800元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因此，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违约金系以补偿性为主，兼具惩罚性。本案中，戴玉琴作为出租人，对案涉房屋的租赁使用情况应当予以关注，其一审中自认，科益寿公司自2017年6月14日起已搬离房屋，且一审期间，科益寿公司亦提供了中介公司原经办人的证人证言，应当认定戴玉琴对科益寿公司搬离的事实早已知晓，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自身损失进一步扩大，对其怠于行使自身权利而导致的扩大损失，科益寿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且实际上，戴玉琴也是通过开锁换锁的方式重新收回房屋。在科益寿公司未再占有使用案涉租赁商铺，且已承担年租金30%的违约金的情况下，戴玉琴仍然要求科益寿公司支付租金36000元及滞纳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戴玉琴主张因向科益寿公司催缴租金而发生的邮寄费用，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项中已驳回戴玉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其上诉认为一审漏判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戴玉琴提供的水电费发票等证据能够证明科益寿公司在承租期间欠付电费105元，水费4元，其有权主张科益寿公司支付欠付水电费及逾期利息，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戴玉琴认为科益寿公司应支付物管费、公摊电费、水电费合计应为909元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另外，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关于欠付电费105元的利息，应自2017年9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关于水费4元的利息，应自2017年7月11日起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考虑到科益寿公司提前搬离案涉商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将门锁等完整还给戴玉琴，为收回使用房屋，戴玉琴有开锁换锁的客观需要，科益寿公司应对戴玉琴开锁换锁的合理费用予以承担。因戴玉琴仅提供了收据，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所购的锁系全部用于案涉房屋，一审法院结合证据及双方意见，认定科益寿公司应向戴玉琴支付开锁费及锁的费用共计300元，系依法行使裁量权，已充分考量双方权益，并无不当。关于射灯，双方对有无在案涉租赁合同中约定16盏射灯存在争议，但在案涉房屋已被戴玉琴收回且另行出租的情况下，戴玉琴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射灯系由科益寿公司私自拆除，现戴玉琴要求科益寿公司赔偿射灯损失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玉琴、科益寿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出现新情况，水电费利息计算方式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5民初1041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三、四项；二、变更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5民初1041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玉琴电费105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9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水费4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7月11日起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元，由戴玉琴负担1606元，南京科益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云苏审 判 员 刘 凡审 判 员 马 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孙成艺书 记 员 汪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