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3民终1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宝珍，男，1970年3月5日生，汉族，山西省盂县人，现住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民，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华，女，汉族，1980年6月16日生，山西省盂县人。系聂宝珍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东方，男，1973年6月29日生，汉族，山西省盂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征，男，盂县正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艳荣，女，1976年10月27日生，汉族，山西省盂县人，现住盂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宇栋，男，1990年7月28日生，汉族，山西省盂县人。 上诉人聂宝珍因与被上诉人曹东方、杜艳荣、张宇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盂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322民初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宝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民、韩丽华、被上诉人曹东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征、被上诉人张宇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杜艳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宝珍上诉请求：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168万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曹东方、杜艳荣向上诉人借款，并打有借条，还有打款凭证，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与其是合伙经营，曹东方、杜艳荣没有任何凭证能证明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明知借款事实存在，被上诉人还答应分期归还上诉人借款，每月2万元，分7年还清，并且在开庭后7月10日，曹东方、杜艳荣还归还了上诉人5万元现金。因此，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 曹东方辩称，1．聂宝珍与曹东方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聂宝珍所述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案外人付某与曹东方虽签定了协议书，但实际控制人为聂宝珍，由聂宝珍进行指挥、分配，本案存在套路贷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聂宝珍的上诉请求。 被告杜艳荣未提出答辩意见。 张宇栋辩称，2018年8月30日，曹东方与付某签订了协议，当年9月初由韩某将投资款汇到杜艳荣账户，10月曹东方让我在写好的借条上签名，对合同变更前后的情况我并不知情，我只是给曹东方打工，签字时并不情愿，借条上也无还款期限，当时赵某在场，没有见聂宝珍。之后我害怕承担责任，由曹东方与赵某给我写下不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明。因借贷双方隐瞒事实互相串通让我作为担保人签字，所以我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聂宝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曹东方、杜艳荣及张宇栋归还其借款168万元并支付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曹东方与被告杜艳荣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一煤场。原告聂宝珍主张被告曹东方、杜艳荣向其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每月利息10万元。分别在2018年8月30日，通过其妻子韩丽华账户转给被告曹东方指定的跃进煤矿高某30万元、上社煤矿李某一50万元、上社煤矿郜某30万元。2018年9月10日，通过其丈母娘韩某账户转给被告曹东方指定的高某20万元。通过其妻子哥哥韩某转给被告指定的账户80万元。以上共计200万元。2018年11月11日，被告曹东方、杜艳荣向原告聂宝珍出具200万元借条一支，被告张宇栋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该借条末尾注明“2018年11月11号，至2019年1月15号，不分时间付清。”被告张宇栋系被告曹东方所雇佣职工。2018年8月30日，被告曹东方（甲方）与付某（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由乙方给甲方投资200万元作为周转资金；甲方需保证每月最低5000吨的进货量，付给乙方劳务费10万元，超过5000吨，每吨甲方付给乙方劳务费10元，每天入库吨数按当日磅单，报表计数；每天销售的煤款，甲方必须打到乙方指定的账户，甲方的进煤款，乙方必须按时给煤矿打款。协议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被告曹东方陈述付某是本案原告聂宝珍指派的人，付某、韩某代表原告与其共同经营煤场。签订协议后，双方合作的流程是由被告曹东方、杜艳荣通知韩某给煤矿打款购煤，销售后由被告曹东方告诉付某，付某审批后将煤款转给韩某，而实际控制人为本案原告聂宝珍。原告按出售煤的吨数抽成，并非借贷。被告曹东方提供杜艳荣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证明杜艳荣多次给韩某打款；提供“现金收入凭单”显示付某作为会计在凭单上签字，缴款人为曹东方，收款人为韩某。原告提供的韩某2018年9月1日至12月30日银行卡明细清单显示此期间通过韩某账户向高某、李某一、郜某、李某二等人转款约37次。另在此期间杜艳荣给韩某该账户转款约25次。现原告主张被告已返还本金32万元，支付利息20万元，要求被告返还本金168万元，并支付利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庭审笔录、曹东方与付某签订《协议书》、借条一支、原告提供的韩丽华及韩某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告提供的杜艳荣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及现金收入凭单等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本案中虽原告聂宝珍主张被告曹东方与杜艳荣因经营煤场向其借款200万元，并提供由被告曹东方与杜艳荣作为借款人、被告张宇栋作为担保人出具的200万元借条一支。但该院在审查借贷发生原因、交付方式及款项流向中发现原告主张的出借方式均是原告指定的人向案外人高某、李某一、李某二、郜某等人打款，被告曹东方陈述上述人员均系各煤矿售卖煤炭人员。且原告提供的韩某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显示韩某多次向上述人员转款，被告杜艳荣又多次向韩某转款。因被告曹东方不认可向原告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又间接证明被告曹东方辩称的原告与被告曹东方、杜艳荣合伙经营煤场的运作方式，故本案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宝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20元，由原告聂宝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聂宝珍提供证人赵某、付某、韩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曹东方、杜艳荣借款200万元的事实。赵某称，当时曹东方想借钱，所以证人找到了聂宝珍后由聂宝珍借给曹东方200万元，当时没有打借条，但是确实给了这200万元，他们之间转款方式就是卖了煤之后款打到曹东方一方的账户，曹东方再将煤款都付给聂宝珍，如果曹东方再买煤时找聂宝珍取款，月利息是10万元，付某投资的款实际是聂宝珍的。付某称，赵某、曹东方向聂宝珍借款200万元，利息每月10万元，至于200万元是否给了曹东方，证人不清楚，还了多少款也不清楚，证人与曹东方确实有过协议，但是没有实际投资，当时只是想挣钱，所以就签了协议。韩某称，聂宝珍拿了我100万元，我对聂宝珍与曹东方之间的还款过程不清楚，当时我妹妹韩丽华拿着卡，所有账户的往来款我都不清楚，一切都是委托妹妹处理。聂宝珍在庭审中提出，曹东方偿还本金35万元及利息20万元，其中2019年7月还支付了5万元。曹东方对以上证据质证后称，聂宝珍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曹东方与聂宝珍之间发生民间借贷行为，但可证明聂宝珍的200万元就是付某付某投资的200万元；另外，因聂宝珍为其办理贷款业务于2019年10月7日曾给付聂宝珍5万元的手续费，另外转账30万元是煤炭款，该款均不是偿还的借款本金，也未支付过利息20万元。对以上证人证言，因缺乏关联性，无法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认定聂宝珍通过其妻子韩丽华账户转给曹东方指定的跃进煤矿高某30万元的数额有误，应纠正为2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聂宝珍虽提供被上诉人曹东方、杜艳荣出具的借条，被上诉人张宇栋作为担保人也在借条上签字。但从聂宝珍与曹东方、杜艳荣之间的转付款情况反映出，聂宝珍除通过其妻子韩丽华及家人韩某、韩某的账户转给曹东方指定账户200万元外，还通过韩某的账户向曹东方的妻子杜艳荣等人转款多笔。期间，杜艳荣也向韩某多次转付款，故不能证实其中有200万元即为聂宝珍所指的借款，也无法证明曹东方、杜艳荣所付款为相应的借款利息。且曹东方与付某付某签订《协议书》后，付某并未按协议实际投资，而在曹东方经营煤炭业务的进款审批手续中却须经韩某、付某的签字认可，结合聂宝珍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可相互印证，证实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经营煤炭业务的事实，聂宝珍主张与曹东方、杜艳荣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张宇栋对此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对聂宝珍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聂宝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0元，由上诉人聂宝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旭辉 审判员  张卫华 审判员  贾志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任茹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