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奉贵，男，197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定凯，安徽汪维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惠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新城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徐武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海，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惠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6R2地块（神龙大道**）。法定代表人：颜家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海，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奉贵、上诉人安徽惠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安徽惠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惠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惠远公司）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3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奉贵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严奉贵对营运损失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30%的责任。严奉贵虽然收到了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但该裁定中是概括性的表述，并未明确对案涉车辆进行扣押，严奉贵根本不知道车辆被扣押的事实。法律未规定严奉贵有义务主动询问、了解保全事项，安徽惠远公司有义务向严奉贵告知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严奉贵在保全期间内未积极主动询问保全具体事项，对未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存在一定疏忽，存在错误。2、虽然（2018）鄂01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确定严奉贵支付安徽惠远公司支付垫付款622元及利息，但该判决实际是错误的，严奉贵并不差欠安徽惠远公司款项。该判决的622元由500元留购金和另122元组成，其中：就500元留购金，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明确表示未垫付此款；另122元的形成原因是，严奉贵每次将款项转入还款卡中后，安徽惠远公司都擅自将款项转移到自己名下，然后扣除50元手续费再转账给东风财务公司，从而导致东风财务公司无法正常扣款。安徽惠远公司扣除的手续费累计几百元，远远超过上述122元，严奉贵根本不差欠该款项。由此，安徽惠远公司实属恶意保全。3、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肥东民一初字第02011号民事判决早在2014年8月25日即已认定安徽惠远公司扣车行为违法，其中民确表述“安徽惠远公司作为融资租赁车辆供货人，与严奉贵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在严奉贵拖欠出租人东风财务公司租金时无权对严奉贵承租的车辆进行扣押，其扣押行为已构成侵权”。安徽惠远公司知道扣车行为违法，却隐瞒车辆涉案的事实，利用人民法院保全措施扣押车辆，逃避非法扣押车辆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安徽惠远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严奉贵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安徽惠远公司与严奉贵之间存在保证责任追偿权纠纷，当然有权对严奉贵提起诉讼，并依照法律规定申请进行财产保全，不存在“申请有错误的”情形。2、安徽惠远公司诉请金额与民事判决认定金额有差异，但不能否定诉请的合理性。该差异的存在正常合理，诉讼请求是否获得支持不是判断申请保全存在错误与否的唯一标准。3、原判认为“前述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确认扣车行为的违法与否，亦非直接指向安徽惠远公司是否有权收取扣车费用”，又认为“在安徽惠远公司提起追偿权纠纷之前已有生效裁判文书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其扣车行为作出了否定评价，并撤销了2014年4月9日的协议，而该协议的被撤销实际也意味着裁判结果层面对扣车行为的间接否定”，“在事先无约定、相应生效判决已间接表明扣车行为不合法、又无证据证明扣车费金额的情况下，安徽惠远公司在就追偿权案件起诉时应该可以认识到，其若主张两次扣车费，则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然其仍然主张了该笔款项，则显然存在较大过错”，自相矛盾且依据不足。（2018）皖01民终550号民事判决于2018年4月才认定安徽惠远公司无权扣押案涉车辆，安徽惠远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申请保全时并无生效法律文书对扣车行为、扣车费用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2015）肥东民一初字第01611号民事判决撤销2014年4月9日协议，只是认为该协议存在胁迫情形，并未涉及扣车费问题，原判认定该判决是对扣车行为的间接否定，没有依据。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起诉时未将扣车费用从追偿金额中扣除，具有合理性，主观上并不存在侵害严奉贵合法权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4、法律未规定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当向法院告知相关线索财产涉诉情况，安徽惠远公司对严奉贵名下财产只知道该车辆的线索，就将该线索进行了提交。该车辆查封期间，生效裁判文书判令安徽惠远公司向严奉贵返还车辆，查封行为不会对车辆返还和严奉贵的权益造成实质侵害。该车辆直到2019年7月才返还，是安徽惠远公司与严奉贵就车辆如何维修、返还等事宜反复多次沟通协商所致，不是查封所致。5、原判以安徽惠远公司关于利息的诉请过高为由，认定安徽惠远公司的诉请存在不合理之处，没有法律依据。6、严奉贵迟至案涉车辆被查封后的第539天才申请反担保解封，属于怠于行使权利。原判未就上述情节以及严奉贵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等进行审查，存在错误。7、安联司鉴字[2018]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依严奉贵20**－2014年间经营南昌至虎门之间的快递业务资料进行鉴定，忽视了2016－2018年运输行业的发展变化，2012－2014年的资料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不能用于本案鉴定，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事实上，安徽惠远公司申请保全时，案涉车辆已停运两年多，严奉贵与百世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早已解除，且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审理期间多次表达车辆已无价值，希望直接交给安徽惠远公司处置的意思，因此，案涉车辆在财产保全时已不是运营车辆，不应以运营车辆的标准计算所谓损失。严奉贵、安徽惠远公司均以其上诉意见作为答辩意见。武汉惠远公司同意安徽惠远公司意见。严奉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赔偿因错误保全产生的车辆营运损失4057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中，严奉贵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连带赔偿因错误保全产生的车辆营运损失405750元（扣押的天数541天乘以750元/天）及其利息44250元（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4月13日止，以4057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得出），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9日，严奉贵（承租人）与安徽惠远公司（供货人）、案外人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出租人，下称东风财务公司）、案外人聂桂兰（保证人）、案外人和县飞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保证人）、案外人姚德银（保证人）签订编号为R05510112005966-1001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根据自身需要，在供货人处自主选定融资租赁车辆；经确定，租赁车辆型号为DFL5253XXYAX，车辆识别码为LGAX4C355C8013390，车牌号为皖Ｅ×××**；总租金为323808元，租赁期限为24期，承租人按月支付租金，每月支付租金13492元，每月租金支付日不得晚于当月10日，承租人将租金存入其在出租人扣款合作银行所开立的银行卡上，并授权该银行按出租人扣款指令进行扣收；承租人应在正式签署该合同并检验确认所购车辆合格后，向出租人支付租赁保证金40476元作为其将严格履行该合同的保证，该保证金由出租人委托供货人代为收取或由承租人按出租人指令直接付到出租人指定账户，如承租人正常履行了本合同项下义务，则该保证金可抵作租期最后的租金，但如果承租人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则出租人有权将此保证金直接冲抵相关费用；承租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付清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费用后，可通过向出租人支付留购金500元的方式来取得对融资租赁车辆的所有权，留购金由承租人交付租赁保证金时一并预付出租人；承租人不依本合同约定付款，出租人（或其委托人）可通过任何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向承租人进行追偿，由此导致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收车费用，实现债权过程中发生的律师代理费用，诉讼、保全及执行费用，差旅费、财产评估、处置费等）及损失（包括货物损失、运输违约赔偿等）均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为保障自身利益先行垫付的费用（如代为投保费用）可随时向承租人清收，并从垫付之日起每日按相当于实际垫付金额0.5‰的标准向承租人计收资金占用费；本合同供货人及所列保证人自愿为承租人履行本合同项下所涉及的付款责任及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或责任时，保证人同意按出租人要求随时履行付款义务；等等。融资租赁期间，发生了以下两次扣车事件：1、2014年4月5日晚，安徽惠远公司以严奉贵拖欠租金为由派人将严奉贵运有邮寄快递的皖Ｅ×××**号车辆从江西南昌开至该公司院内。2、2014年7月20日，安徽惠远公司再次以严奉贵拖欠租金为由，将案外人“百世汇通”旗下一物流公司委托严奉贵运往南昌的皖Ｅ×××**号车辆扣押至位于武汉市神龙大道的武汉惠远公司停车场内，自此皖Ｅ×××**号车辆一直停放在该处。皖Ｅ×××**号车辆第一次被扣后，严奉贵向肥东县公安局报案，肥东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在肥东县经济开发区双龙大酒店斜对面的安徽惠远公司院内找到皖Ｅ×××**号车辆，安徽惠远公司以严奉贵拖欠租金为由拒绝放车。2014年4月9日，严奉贵与安徽惠远公司及案外人姚德银签订协议一份（下称20140409协议），约定：严奉贵不再追究安徽惠远公司扣车导致其迟延送货产生的损失，不再追究安徽惠远公司委托扣车人的任何法律责任，严奉贵将截止到2014年4月所欠月供款如数偿还，每月19号前偿还本月月供款13500元直至还清，严奉贵自愿承担扣车费2.8万元，如严奉贵不还款，案外人姚德银将承担同等责任。该协议签订后，安徽惠远公司放车。2014年5月9日，严奉贵分别向安徽惠远公司、肥东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邮寄“声明”一份，声明前述协议系其为避免损失扩大而被迫签订的不平等协议。2014年5月30日，严奉贵向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140409协议无效，并判令安徽惠远公司退还扣车费2.8万元及赔偿因非法扣押皖Ｅ×××**号车辆给严奉贵造成的经济损失81000元。该院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2014）肥东民一初字第02011号民事判决，认为安徽惠远公司作为融资租赁车辆的供货人，与严奉贵无债权债务关系而无权扣车，其扣车行为已构成侵权，严奉贵因情况危急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而签订20140409协议，但该协议并不属于无效协议而属于可撤销协议，且严奉贵主张其向安徽惠远公司支付扣车款2.8万元的事实并无证据证实，故驳回严奉贵的诉讼请求。严奉贵不服，上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2月25日，严奉贵以服从原判为由申请撤回上诉。此后，严奉贵与姚德银分别向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140409协议，又于2015年4月13日申请撤回起诉。2015年4月14日，严奉贵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20140409协议，并判令安徽惠远公司向严奉贵归还扣车费2.8万元。该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肥东民一初字第01611号民事判决，认为安徽惠远公司“在承担垫付责任后应通过合法途径向严奉贵进行追偿而非采取扣押车辆的行为”、严奉贵为解除因车辆被扣无法完成与案外人之间的运输合同的危机“被迫接受安徽惠远公司提出的对自己不利的条件”而放弃追究安徽惠远公司扣车导致其损失的责任并作出给付对方扣车费2.8万元的承诺，该种意思表示违背了严奉贵的真实意思，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判决撤销20140409协议，但严奉贵要求安徽惠远公司返还扣车费2.8万元的诉讼请求，由业已生效的（2014）肥东民一初字第02011号进行了判决，严奉贵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驳回严奉贵该项诉讼请求。安徽惠远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1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合民一终字第0496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皖Ｅ×××**号车辆第二次被扣期间，2016年3月20日，武汉惠远公司向严奉贵发出一份通知载明：“由于你拖欠购车款不还，我公司采取了扣车措施，将你本人所有皖Ｅ×××**号车辆扣押，为防止损失的扩大，特通知你本人到我公司提取该车辆，我公司将协助你办理相关手续。”严奉贵收到后，向武汉惠远公司发出通知一份，载明：已收到武汉惠远公司的前述通知，且已积极和武汉惠远公司联系，但武汉惠远公司对此事不予理睬，考虑到严奉贵就此事已起诉至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要求返还车辆，同时目前该车辆因长期被扣押，没有保险、年检、营运手续，根本无法上路行驶，若该公司确有还车意愿，则在收到该通知3日内立即联系严奉贵或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在法院主持下办理车辆交接手续。双方就还车事宜最终协商未果。因车辆第二次被扣，严奉贵于2016年期间向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安徽惠远公司立即返还扣押的皖Ｅ×××**号车辆并赔偿因非法扣押车辆给严奉贵造成的运营损失、罚款损失及严奉贵因维权产生的误工、食宿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该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6）皖0122民初2487号民事判决，认定安徽惠远公司的扣车行为属侵权行为，判决：一、安徽惠远公司和武汉惠远公司共同返还严奉贵所有的皖Ｅ×××**号车辆一辆；二、安徽惠远公司和武汉惠远公司共同赔偿严奉贵罚款损失4万元；三、驳回严奉贵对颜家光、高庆玉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严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严奉贵、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均不服，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期间，严奉贵委托安徽联邦司法鉴定所对皖Ｅ×××**号车辆被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扣押期间平均每天的停运损失进行鉴定。2018年1月28日，安徽联邦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皖Ｅ×××**号车辆在被扣押期间平均每天的停运损失为750元。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参考前述鉴定意见的基础上，酌定皖Ｅ×××**号车辆每天的停运损失为650元，并以2014年7月20日至2016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基于安徽惠远公司申请的财产保全将该车辆扣押之日）之间共计810天的时间作为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扣押车辆的期间，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皖01民终55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部分段落载有“至于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的保全申请是否存在错误以及是否应当赔偿损失等，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严奉贵可另行主张”。判决：“一、维持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2民初24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2民初248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共同赔偿严奉贵停运损失526500元；四、驳回严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2016）皖0122民初2487号案件审理期间，安徽惠远公司于2016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鄂0191民初2953号。安徽惠远公司认为，严奉贵在履行编号R05510112005966-1001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期间，多次出现逾期支付租金的情况，最终导致其为严奉贵向案外人东风财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请求判令严奉贵向其清偿尚欠付的代垫款项66024元，并按年利率24%的标准就该欠款向其支付自2014年9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的利息。该案审理过程中，安徽惠远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严奉贵银行存款1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安徽惠远公司在申请保全时提交了一份申请保全财产线索说明，称皖Ｅ×××**号车辆系严奉贵依编号R05510112005966-1001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及融资租赁车辆购销合同所租赁的车辆，在案外人东风财务公司已收到全部租金的情况下，该车辆所有权可归严奉贵所有，严奉贵可能随时要求将该车辆所有权过户至其本人名下，而该车辆在申请保全时已由安徽惠远公司实际控制并委托武汉惠远公司代管，目前停放在武汉惠远公司的院内。同日，武汉惠远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担保函一份，表示其自愿以其名下鄂Ａ×××**号车辆为前述财产保全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裁定：冻结严奉贵银行存款1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查封武汉惠远公司提供的担保财产即登记在武汉惠远公司名下的鄂Ａ×××**艾力绅牌小型普通客车。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将在武汉惠远公司院内的皖Ｅ×××**号车辆就地查封。2017年11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一、严奉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安徽惠远公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代垫款12019元及利息（以12019元作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9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安徽惠远公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严奉贵不服，提起上诉，该案进入二审。2018年4月13日，严奉贵向一审法院提供反担保金2万元，申请解除对皖Ｅ×××**号车辆的保全措施。安徽惠远公司同意后亦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该车辆的保全措施。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91民初2953号之三民事裁定：解除对皖Ｅ×××**号车辆的查封。当日，一审法院向武汉惠远公司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解除对该车辆的查封。2018年7月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上诉案件作出（2018）鄂01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二、严奉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安徽惠远公司代垫款622元及利息（以622元作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9月1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安徽惠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11月6日，严奉贵以其已提起本案诉讼且在本案中已申请财产保全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的诉讼保全措施，包括解除对安徽惠远公司财产的查封及对严奉贵财产的查封。一审法院在核实严奉贵已履行（2018）鄂01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所判款项并征得安徽惠远公司同意后，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6）鄂0191民初2953号之四民事裁定，解除对武汉惠远公司提供的担保财产即登记在武汉惠远公司名下鄂Ａ×××**号艾力绅牌小型普通客车的查封并退还严奉贵为该案诉讼保全提供的2万元反担保款项。2019年1月15日，一审法院至武汉市车辆管理所办理了对鄂Ａ×××**号艾力绅牌小型普通客车解除查封的手续。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和（2018）鄂01民终1233号案件中，提交自行制作的严奉贵还款情况说明，以证明其为严奉贵代垫款项的经过和事实。从该表可以看出，安徽惠远公司该案中主张的代垫款66024元实际由“13492-13420+3410+13492-16940+13492-13480+13492+3480+13492-3450+13492+5500-68069+28000+13492-3435+13492+13492+23000”（下称66024元计算公式）计算而来，其中的加项为安徽惠远公司认为已为严奉贵垫付的款项（该加项中的28000和23000系安徽惠远公司向严奉贵主张的扣车费用），减项为安徽惠远公司自认严奉贵已向其偿还的款项。（2018）鄂01民终1233号判决认定，安徽惠远公司代严奉贵向案外人东风财务公司代垫的款项包括九期租金合计121428元（13492×9）及另外的现金12390元（3410+3480+5500），还为严奉贵垫付了留购金500元；严奉贵已向安徽惠远公司偿还的部分包括2013年4月28日的13420元、2013年6月24日的16940元、2013年8月30日的13480元、2014年4月9日的37569元、2014年4月10日的26000元、2014年4月17日的2000元、2014年1月22日的3450元、2014年5月30日的3435元、2014年4月10日的2500元（合计118794元），且严奉贵已于2012年10月29日向安徽惠远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4902元。安徽惠远公司为严奉贵垫付款项加上留购金，扣除严奉贵已偿还的部分和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后，严奉贵还应向安徽惠远公司偿还代垫款622元（121428+12390+500-118794-14902）。就两笔扣车费用的发生和实际金额，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和（2018）鄂01民终1233号案件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证实。严奉贵名下的履约保证金14902元，包含在安徽惠远公司从案外人施克来处收取的款项166135元中（案外人施克来代表和县飞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转交，该款实际包括严奉贵和案外人姚德银名下共三台车辆的款项），安徽惠远公司收取该款时出具收据一份，收据上写明的交款单位为“施克来”，收款事由为“租赁保证金（3台车）履约金”。严奉贵在前述案件中提交了安徽惠远公司出具的该份收据及案外人和县飞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拟证明该履约保证金缴纳事实。（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以该166135元还涉及案外人姚德银名下两辆车的款项，且严奉贵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中属于严奉贵名下的履约保证金金额为由，对严奉贵名下的履约保证金未予认定。在二审阶段，因严奉贵提交了案外人施克来、姚德银的当庭证言，（2018）鄂01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对该费用予以认定。此外，在（2015）肥东民一初字第016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及（2016）皖0122民初2487号案件2016年9月22日的庭审中，严奉贵亦提交了安徽惠远公司收取款项166135元时所出具的收据及案外人和县飞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作为其已向安徽惠远公司支付过相应款项的证据。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7日向严奉贵邮寄送达（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裁定。严奉贵自认已收到该裁定书，但称未被及时告知其被保全的财产情况，并表示其系在（2018）皖01民终550号案件审理期间因安徽惠远公司在第三次庭审时提出皖Ｅ×××**号车辆被一审法院以财产保全的名义扣押才得知该事实。皖Ｅ×××**号车辆在2014年7月20日被扣押时具有道路运输证。严奉贵在本案中提交安联司鉴字[2018]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该鉴定意见书显示的鉴定过程为：以皖Ｅ×××**号车辆前期实际结算的收入、支出和汇款记录，计算出营运期间的平均每日营运毛收入，然后以营运期间的平均每日营运毛收入为基础计算皖Ｅ×××**号车辆在扣押期间每天损失的毛收入，再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最后确定皖Ｅ×××**号车辆平均每天的停运损失为75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同时该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因此，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为保障生效裁判文书能得到有效执行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但同时该项权利的行使亦应受到一定限制，否则被滥用导致他人遭受损失则构成侵权。因现有法律并未对该类侵权责任规定特殊的归责原则，故其应适用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严奉贵所主张的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亦应以安徽惠远公司具有过错为前提。因此，在对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并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安徽惠远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二、严奉贵在皖Ｅ×××**号车辆被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如何认定；三、安徽惠远公司应如何赔偿严奉贵在皖Ｅ×××**号车辆被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四、武汉惠远公司应如何承担本案中的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一、安徽惠远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财产保全申请人过错的审查，除看其诉讼请求最终是否得到支持外，更为重要的是看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财产保全的目的虽是为了诉讼结果的落实，但同时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必须依托于诉讼本身。因此在审查申请人主观上的过错时，可结合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审查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也可结合其申请保全的标的额、对象及方式等审查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一）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严奉贵欠付的代垫款66024元和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两部分。而代垫款项66024元，根据安徽惠远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严奉贵还款情况说明，实际上系在“安徽惠远公司代严奉贵垫付款项”和“严奉贵已向安徽惠远公司偿还代垫款”两个事实的基础上，将两者金额进行扣减得出。其中，就“安徽惠远公司代严奉贵垫付款项”这一事实，安徽惠远公司所主张的金额，即“66024元计算公式”中加项部分，与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金额相比，多了两次扣车费用2.8万元及2.3万元，少了留购金500元；就“严奉贵已向安徽惠远公司偿还代垫款”这一事实，安徽惠远公司所主张的金额，即“66024元计算公式”中减项部分，与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金额相比，则少了严奉贵缴纳的履约保证金14902元。因此，从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所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的角度上审查安徽惠远公司的过错，即应审查安徽惠远公司在该案中主张两次扣车费是否存在过错、安徽惠远公司在该案中未考虑严奉贵缴纳的履约保证金14902元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安徽惠远公司的利息主张是否适当这三个问题。对于扣车费问题，首先，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并未约定安徽惠远公司作为供货人在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扣车的权利。其次，在安徽惠远公司提起追偿权纠纷前严奉贵已就第一次扣车后所签订的协议即20140409协议先后提起了确认协议无效和要求撤销协议的多次诉讼。从这些诉讼的内容及生效判决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前述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确认扣车行为的违法与否，亦非直接指向安徽惠远公司是否有权收取扣车费用，故生效判决并未在判项中对扣车行为的违法与否及安徽惠远公司是否有权收取扣车费用作出裁判；另一方面，在安徽惠远公司提起追偿权纠纷之前已有生效裁判文书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对其扣车行为作出了否定评价，并撤销了20140409协议，而该协议的被撤销实际上也意味着裁判结果层面对扣车行为的间接否定。最后，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的一审、二审诉讼过程中，安徽惠远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扣车费用的发生及其实际金额。因此，在事先无约定、相应生效判决已间接表明扣车行为不合法、又无证据证实扣车费金额的情况下，安徽惠远公司在就追偿权案件起诉时应该可以认识到，其若主张两次扣车费，则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然其仍然主张了该两笔款项，则显然存在较大过错。对于履约保证金问题，因该款系由案外人施克来将其与案外人姚德银名下两台车辆的款项一起缴纳给安徽惠远公司，安徽惠远公司就总款项166135元开具了一张收据，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严奉贵在安徽惠远公司提起追偿权之诉前已在此前的诉讼中提交过该收据和案外人和县飞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但因该过程涉及案外人施克来和姚德银，故仅凭该两份证据仍无法将金额为166135元收据上的款项实际来源及各自金额了解清楚。严奉贵是否实际交付过履约保证金、交付的金额具体是多少在安徽惠远公司起诉时尚属有争议的事实，故安徽惠远公司在追偿权纠纷案件中未扣减该款并无明显过错。对于利息问题，安徽惠远公司所主张的利息，因在确定代垫款总额66024元时即存在过错，导致该利息计算的基数亦过高，同时在追偿权纠纷下，而双方事先又无垫付款项偿还的违约责任或资金占用损失方面的约定，其按年利率24%的标准主张利息，亦显然过高。因此，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提起的诉讼在确定诉讼请求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二）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申请的财产保全是否适当首先，安徽惠远公司在仅有理由提起金额为15024元（由66024-28000-23000得出，因安徽惠远公司在起诉之初本身未主张留购金，故此处未考虑留购金）及其合理利息的诉讼的情况下，因自身过错而使提出的诉讼请求虚高，并在该诉讼请求基础上，提出了金额为10万元的财产保全，故安徽惠远公司对该保全金额的确定亦存在过错。其次，安徽惠远公司以严奉贵实际所有的皖Ｅ×××**号车辆作为唯一的财产线索要求一审法院查封该车辆，该车辆被一审法院查封时的价值与安徽惠远公司有理由提起诉讼的金额相比明显过高。最后，安徽惠远公司提起追偿权诉讼前，严奉贵已在先提起要求安徽惠远公司返还皖Ｅ×××**号车辆的诉讼，因对皖Ｅ×××**号车辆的查封必然导致严奉贵所起诉的案件有新的事实产生且该事实很可能对该案的处理结果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是一审法院在决定是否采取保全措施时所必须考量的，安徽惠远公司本应向一审法院告知皖Ｅ×××**号车辆所涉入另案诉讼的情况，而安徽惠远公司并未告知，导致一审法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决定对皖Ｅ×××**号车辆进行查封。因此，安徽惠远公司所申请的财产保全存在不当之处。综上，安徽惠远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过程中存在较大过错。二、严奉贵在皖Ｅ×××**号车辆被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如何认定严奉贵主张皖Ｅ×××**号车辆被查封期间，其遭受了该车辆的营运损失。就该期间的车辆营运损失问题，因皖Ｅ×××**号车辆登记为货运车辆，被扣押时正在从事物流运输业务并办有道路运输证，属合法的营运车辆。该车辆因被查封而无法营运，客观上确实存在营运损失的问题。安徽惠远公司称，该车辆被一审法院查封时已停止营运两年有余故不能以营运车辆视之。因该车辆被法院查封期间与其被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扣押期间紧密衔接，其停止运营的状态系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将其扣押所导致，故不能脱离该车辆被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扣押的事实单独看待其被法院查封期间的营运损失问题，安徽惠远公司的前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严奉贵提供的证据安联司鉴字[2018]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皖Ｅ×××**号车辆在被扣押期间每天停运损失为750元，且该结论系由该车辆在被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扣押前正常营运期间的日均毛收入转化为被扣押期间的日均毛收入损失后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后得出。考虑到随着车辆使用年限的增加，车辆的运营成本、费用等必然会增加，故一审法院在参考该鉴定意见的基础上，酌定皖Ｅ×××**号车辆在被一审法院保全期间的停运损失为每天600元，该车辆被保全的期间为540天（2016年10月21日至2018年4月13日），该期间内所产生的损失共计32.4万元（600×540）。严奉贵就前述损失金额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在侵权领域，损失金额的利息损失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安徽惠远公司应如何赔偿严奉贵在皖Ｅ×××**号车辆被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申请人申请保全后，被申请人可采取如提供反担保、置换被保全财产等积极行为来阻止其损失的扩大，否则不宜让申请人承担保全所致的被申请人全部损失。本案中，（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裁定就保全事项采用的是一种概括性、兜底性的表述，而非直接载明被保全的具体财产和所采用措施的表述。一方面，严奉贵收到该裁定书，无法直接从该裁定书获悉其被保全的财产情况是事实，严奉贵在未及时采取积极救济措施一事上有客观原因，其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较大过失，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提出的严奉贵完全因自身原因导致损失产生和扩大应自担损失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一方面，严奉贵收到该裁定书即知晓该案件中已存在针对其的保全事宜，但其在自此时起的五百多天内并未积极主动地就保全的具体事项进行询问和了解，对于未及时采取救济措施一事上有其自身存在一定疏忽的主观原因，皖Ｅ×××**号车辆被法院查封达540天的这一结果的产生亦与此有一定关联。因此，综合考虑安徽惠远公司在（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案件中在确定诉讼请求方面和其在申请保全的标的额、对象及方式方面所存在的过错程度及前述严奉贵的主观过错因素后，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由安徽惠远公司承担严奉贵遭受的保全损害金额的70%，计22.68万元。四、武汉惠远公司应如何承担本案中的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武汉惠远公司为安徽惠远公司申请的财产保全进行担保而向一审法院出具担保书，一方面通过该担保书所载的内容单方作出以其名下车辆为安徽惠远公司诉讼保全损害责任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实际上系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在向法院履行其诉讼法上所负的一项义务。正是因武汉惠远公司为安徽惠远公司的保全提供了担保，使得该项诉讼法上的义务被履行，一审法院才决定进行保全。因此，武汉惠远公司为保全作担保的行为和安徽惠远公司申请保全的行为均系保全成就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武汉惠远公司如在提供担保时其主观上亦存在过错，则其担保行为与安徽惠远公司的申请保全行为一起对严奉贵构成了共同侵权。本案中，从武汉惠远公司于2016年3月20日向严奉贵发出的书面通知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武汉惠远公司实际深度介入了严奉贵与安徽惠远公司之间的欠款纠纷中并参与了扣押皖Ｅ×××**号车辆的行动，且在严奉贵提起要求返还皖Ｅ×××**号车辆的诉讼中武汉惠远公司作为被告之一亦全程参与，其对于严奉贵与安徽惠远公司之间欠付代垫款项情况应该是清楚的，对于皖Ｅ×××**号车辆系另案的诉讼标的亦是明知的。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惠远公司仍为安徽惠远公司的不合理保全向一审法院进行担保致使保全成就，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其担保行为与安徽惠远公司的申请保全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严奉贵要求武汉惠远公司与安徽惠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严奉贵赔偿保全所致皖Ｅ×××**号车辆停止营运的损失22.68万元；二、驳回严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计4025元，保全费2770元，合计6795元，由严奉贵承担3370元，由安徽惠远公司、武汉惠远公司连带承担342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严奉贵认可：收到法院保全裁定后，未向法院了解被保全财产情况，后来知道自己银行账户未被冻结，仍未意识到可能是案涉车辆被法院查封，也未向法院了解具体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针对严奉贵、安徽惠远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安徽惠远公司是否构成侵权？严奉贵有无过错？2、安徽惠远公司应如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侵权本院认为，正如一审法院所述，我国现有法律对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未规定适用特殊的归责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认定侵权责任需达到四个构成要件，分别为：侵权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存在过错。对双方当事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的审查，需结合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两个环节的相关事实来进行。具体到对财产保全申请人过错的审查，除看其诉讼请求最终是否得到支持外，更为重要的是看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对被保全人过错的审查，要看其对侵权行为的形成有无过错，还要看其对损害的形成和扩大有无过错。本案中，安徽惠远公司确实存在过错，具体理由为：一、从诉讼请求角度分析：安徽惠远公司在申请保全案件[一审案号（2016）鄂0191民初2953号，二审案号（2018）鄂01民终1233号]中的诉讼请求是判令严奉贵支付代垫款66024元和利息（按年化24%计算），其中的66024元款项由其自行计算的代垫租金15024元和两次扣车的支出款项5.1万元（2.8万元+2.3万元）组成。就代垫租金的诉讼请求，从该两案件审理的内容看，尽管双方之间应付租金、已付租金的资金往来大致清楚，但有些部分涉及到案外人代为支付款项的认定事宜，故双方就代垫款方面发生的争议尚属合理范围之内，安徽惠远公司就此部分申请保全并无不当，不能因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仅被支持622元而认定其申请保全时主观上存在过错。就扣车款5.1万元的诉讼请求，安徽惠远公司未取得其他有权扣车人的授权，其参与签订并履行的融资租赁合同也未约定其享有扣车权利，其应当知道自己无权扣车，既无权向严奉贵直接主张因扣车所支出的费用，也不享有所谓扣车款的追偿权，其要求严奉贵支付扣车款明显超过其享有的合法权利。而且，安徽惠远公司提起该案诉讼前，已有两份生效民事判决分析论证了其不享有扣车的权利，其从判决内容就足以知道自己的权利范围，更何况其还聘请了专业的律师，更应当知道不依法行使权利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但其提出扣车款的诉讼请求后，还依该请求金额申请保全，应当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另外，安徽惠远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中，其根本无权要求严奉贵支付的扣车款金额占比近80%，显然过分提高了诉讼请求金额，也显示了其主观上的过错。再者，安徽惠远公司还无证据证明其支出了扣车的费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其应当知道自己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可能得到法院支持，其仍坚持提出该诉讼请求，确有不当之处。一审法院从安徽惠远公司诉讼请求方面进行论证后认定其申请保全存在过错，适用法律正确。二、从保全金额角度分析：一方面，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车辆购置价约30万元，该车辆实际用于经营后附加了相应的合同权利，增加了车辆的价值。安徽惠远公司是合同相对人之一，且第一次扣车后就知道该车用于经营，因此，其应当知道该车辆的实际价值远大于自己申请保全的10万元，但其申请保全时未向法院告知上述情况，对法院决定现场查封车辆有重大影响，其显然存在过错。安徽惠远公司虽称其只知道严奉贵车辆这一财产线索，但其并未向法院告知车辆大概价值，不能因此免除其就实质上超标的查封所形成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判令严奉贵向安徽惠远公司支付代垫款12019元及相应利息之后，安徽惠远公司未提起上诉，是对该判决结果的认可，其此时应当知道申请保全的金额10万元已远超自己享有的权利，被现场查封车辆的价值更是远高于自己可能享有的权利，从保护自己利益出发，其此时也应当向法院告知相关情况，但其仍未告知，也存在过错。综上，安徽惠远公司上诉认为其申请保全没有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奉贵在本案中也存在过错，具体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规定了被保全财产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未规定其有向法院了解被保全财产具体情况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严奉贵在财产保全方面存在过错，适用法律有误。但是，严奉贵收到法院保全裁定后，未及时向保全法院查询了解被保全财产情况，后来知道自己银行账户未被冻结，也未向法院了解案涉车辆是否被法院查封，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安徽惠远公司未就（2016）鄂019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的情况下，应当知道此时财产保全已超标的，其未及时行使上述权利，对扩大损失的形成具有过错。严奉贵上诉认为，（2018）鄂01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确定其应向安徽惠远公司支付垫付款622元及利息存在错误，其实际并不差欠安徽惠远公司款项，故安徽惠远公司申请保全存在过错。就此，本院认为，严奉贵就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鄂01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所提异议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依该民事判决的结果认定严奉贵确有差欠安徽惠远公司部分款项的事实，故对严奉贵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安徽惠远公司、严奉贵在本案中均有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对本案损失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处理并无不当。二、关于赔偿款项数额案涉车辆被现场查封期间，根本无法用于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经营性的停运损失。严奉贵在本案中提交的安联司鉴字[2018]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被（2018）皖01民终55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安徽惠远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该报告不真实，故本院对该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鉴定报告依严奉贵20**－2014年期间经营时的实际收支情况，认定其当时的可得经营利润，并无不当。随着物价增长、市场变化以及车辆老化，案涉车辆在2012－2014年和在2016－2018年的经营状况确实会有所变化，确实不宜直接依前述鉴定报告认定本案损失，但一审法院参照该鉴定报告，并充分考虑前述因素后进行了适当调整，基本符合2016－2018年的行业经营状况，处理上也并无不妥。综上，严奉贵、安徽惠远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00元，由严奉贵负担8050元；由安徽惠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8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李 行审判员  万 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