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11民初2806号原告：胡春峰，男，198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张强，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可，男，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丹丹，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春峰诉被告陈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19年7月31日和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9月2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分割原、被告合伙制作的J2B二合一纽扣机出售所得价款729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500元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60633.62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底，原、被告与浙江远中冠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中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原、被告共同为其制作一台J2B二合一全自动纽扣机，具体谈判由被告与远中公司谈。2018年上半年，原、被告经过反复试验，手动组装纽扣机制作成功，组装合格率能够达到100%。2018年6月初，被告告知原告己与远中公司签订J2B二合一全自动纽扣机合同，设备价款为60余万元，付款方式为设备制作完成后款到发货。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出资、原告负责制作，该设备所得利润平分，原告同意合作。双方约定该纽扣机3D图档由原告负责完成，2D平面图纸由被告负责完成，2018年6月25日，被告将纽扣机图纸发送至原告处，原告即开始J2B二合一全自动纽扣机机械结构制作、电气系统开发。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原告购买整个纽扣机所需全部原材料，整个纽扣机的零部件的外发加工、邀请工人加工以及自身参与到整个纽扣机的制作过程中，原告共支付原材料款25583元、加工款62740元（庭审中将加工款变更为57440元）。原告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纽扣机所需标准件和零部件电镀氧化由被告负责。但是当机器设备在2018年10月7制作完成调试成功后，2018年10月8日早上6点，被告竟趁原告不在厂房内之时，将设备直接拉走交付给远中公司。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被告一直推脱。2018年11月14日，原告再找被告谈纽扣机付款事宜，被告坚称与远中公司未签合同，纽扣机只卖280000元。原告到秀洲司法所寻求调解，在秀洲司法所，陈可说为了做账需要，要用上海公司名义与远中公司签合同、打款，六月份他去成立格好公司，再把钱转回来。承认与远中公司签了合同，但就是不把合同拿出来，还是称只卖280000元。原告无奈报警求助，在警方的帮助下，远中公司拿出了纽扣机的购销合同，系被告作为碧尔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远中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的设备销售价格竟然是729000元，被告己实际收款651000元，与被告宣称的只卖了280000元价格有天壤之别。原告认为，J2B二合一全自动纽扣机作为原、被告合作制造的设备，应当利润共享，风险共担。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被告辩称，一、原、被告基于《合作协议》的合伙仅仅是“加工中心”，并非纽扣机，且纽扣机也并非“加工中心”所生产；二、纽扣机是被告开办的嘉兴格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好公司）接的订单，签的合同，也是格好公司自行生产或外发生产所制作完成的，其所有权属于格好公司，因此其收益也属于格好公司，且此次合同的价格仅为240000元，实际也是亏损的，根本不是原告诉状中所称的729000元；三、格好公司外发给原告为法定代表人的嘉兴创新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公司）的部分零件的加工费也已经支付。相反，创新公司利用“加工中心”生产却没有支付相应的收益给被告，即两人未对“加工中心”的收益进行平分。因此，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诉请也无实质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一、2018年1月25日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证明早在2018年上半年原告与被告就在试做纽扣机部分部件；二、2018年6月25日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将纽扣机图纸发给原告，整个纽扣机是原、被告合作制造；三、原、被告合作的纽扣机全部项目清单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分别在纽扣机制作上所做的分工和付款明细，即所购原材料、零部件及加工情况的汇总；四、原告所买纽扣机标准件（脚杯、导向轴）的订单详情打印件一份，证明纽扣机部分标准件由原告购买的事实；五、原告购买纽扣机原材料费用明细、付款凭证及相应图纸各一份，证明原告出资购买制作纽扣机原材料的情况（对应证据三加工明细表中的1至7和50至64）；六、原告将纽扣机零部件外发加工的项目清单、具体部件、付款凭证及相应图纸各一份，证明原告将纽扣机相关零部件加工工作交给外发单位加工并付款的事实（对应证据三加工明细表中的50至164，其中134、78电镀、喷塑、折弯由被告外发）；七、原告用“加工中心”制作的部件明细及相关图纸，“加工中心”合作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合作“加工中心”的部分工艺只是合作的一部分；八、纽扣机生产工艺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对整个纽扣机各工位进行布局、研究、制作、协调、指挥外发加工，将加工完成的部件进行组装、测试其功能、调试测试其完整功能的事实；九、原告对纽扣机所有部件结构图的动态说明及制作完成的纽扣机试生产的录像一份（详见光盘），证明原告对整个纽扣机进行结构解析、动态说明及纽扣机制作成功；十、被告购买纽扣机所需部分标准件清单一份，证明被告出资购买纽扣机所需标准件的情况；十一、被告委托倍诺精密机械公司电镀氧化清单及原告所作备注说明各一份（金额17305元），证明被告仅将原告外发制作完成的零部件再外发给倍诺公司进行电镀氧化的事实；十二、原告与倍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尹志强的通话录音及倍诺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打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仅将这些零部件上的电镀、氧化工作交由倍诺公司完成的事实；十三、纽扣机供销合同、付款凭证、格好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作为碧尔公司代理人签订购销合同，将纽扣机以729000元卖给远中公司，碧尔公司收款651000元（碧尔公司已将651000元转给被告的格好公司），格好公司为被告的个人独资公司的事实；十四、2018年11月14日原、被告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双方合作制作纽扣机的事实，因为只有在合作的前提下，双方才会对有无签订合同、交易金额多少等进行交涉；十五、2018年12月14日原、被告在秀洲区司法所调解时的现场录音一份，证明纽扣机由原、被告合作制造，远中公司与碧尔公司签订合同、碧尔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合同是为了付款做账需要，并不是真正的购销和委托加工关系；十六、调解员根据双方陈述所写的对账单打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在秀洲区司法所对各自出资进行对账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整个纽扣机都是合作制作的；十七、派出所处警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6日被告在派出所陈述纽扣机是其与原告合作制作的事实，原件在（2018）浙0411民初6111号案件卷宗中；十八、2019年1月24日原告与司法所调解员的对话录音一份，证明当初在司法所调解时，被告欺骗调解员，进一步证明纽扣机是合作制作的事实；十九、（2018）浙0411民初611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法院告知纽扣机纠纷需另行起诉；二十、（2019）浙0411民初197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个人独资所有企业创新公司曾就纽扣机起诉至秀洲区人员法院，申请到调查令到新城派出所调取购销合同和付款凭证得知真相后申请撤诉；二十一、财产保全保险费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支付财产保全保险费500元的事实；二十二、其他加工明细清单、付款凭证、发票及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制作的其他业务，与纽扣机无关，共计制作费用36850元，开票24100元，共计支付13500元，尚欠23350元的事实；二十三、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11月10日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及QQ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纽扣机系原、被告双方合作生产；二十四、2018年11月12日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成本核算表一份，证明双方合作的事实；二十五、2019年7月12日黄江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及被告与黄江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各一份，证明黄江于2019年6月30日给被告出具的证明与2019年3月出具给原告的证明并不矛盾；二十六、张宋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永禾模具厂的电火花加工为再加工的事实；二十七、原告与奥得玛公司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将图纸发给老板进行制作，后由被告付款拿货，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的事实；二十八、张宋成于2019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永禾模具厂只是对气爪的放电加工进行二次修改的事实；二十九、石保宏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保宏五金开具给格好公司的5800元的发票不是纽扣机的内容；三十、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及2018年11月12日聊天记录中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成本核算表各一份，证明双方合作制作纽扣机，被告将成本核算表发给原告，原告不认可，因此产生纠纷；三十一、原告和仁富凯、原告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证明当时原、被告找不到厂家，原告花时间找到了奥得玛公司；三十二、原告与“邰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邰工”不是碧尔公司的员工，没有帮碧尔公司制作纽扣机的电气部分；三十三、碧尔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注销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该公司于2018年1月成立，2019年7月15日注销，是为了纽扣机走账而成立，也因纽扣机交易完成而注销；三十四、2018年12月25日原告及其父亲与被告、陈帅、派出所民警的对话录音光盘一张及对应的文字资料一份，证明陈帅没有代表碧尔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原告为证明2018年6月至10月与被告合伙制作纽扣机，纽扣机由机械和电气部分组成，部分机加工零件是原告承包给徐某所做，承包费用26000元已由原告支付的事实，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被告为证明其辩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均为复印件或打印件）一、设备供货合同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及银行交易回单三份，证明纽扣机系格好公司所有，交易价格为240000元；二、格好公司支付给创新公司加工费凭证二份及创新公司开具给格好公司的发票一份，证明纽扣机系格好公司所有，且外发给创新公司的制作费用已支付的事实；三、报价单二份、发票一份及付款凭证一份，证明格好公司将部分零部件外发给倍诺公司生产，并且支付货款，原告所提供的有备注的证据是复印被告的证据后自行添加的备注；四、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8页），证明所有图纸均是被告发给原告的，且被告明确告知原告，一部分给原告做，一部分要外发；五、发票、购销（采购）合同及网购记录（共97页），证明格好公司采购、外发，纽扣机为格好公司所有的事实；六、2019年6月30日黄江出具的证明一份及被告与黄江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切割的工作都是交给黄江做的，费用由被告支付；七、张宋成出具的证明、被告与张宋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图纸各一份，证明电火花放电加工是由永禾模具厂做的，加工费170元由被告支付；八、发票一份，证明创新公司购买的PP棒并非纽扣机的零件；九、（2018）浙0411民初6111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原告承认“加工中心”仅仅制作了纽扣机的部分零件的部分工序；十、证明一份及图纸三份（黄江对于7月12日出具的证明作出的补充说明），证明26至28项名称没有写错；十一、2019年7月25日张宋成出具的证明及铜棒购买记录各一份，证明线切割件由被告交给张宋成进行放电加工的事实；十二、被告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徐某是海纳公司的员工，晚上在原告的创新公司兼职，时间十天；十三、格好公司与奥得玛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被告与奥得玛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证明对奥得玛公司外发的工作都是由格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进行沟通联络。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公司外发给原告的一个纽扣机上的零件，被告已经支付货款，原告也已经开具了相应的发票；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只是问原告哪一部分零件创新公司可以做，交给创新公司的部分格好公司已经支付相应费用，不存在整个纽扣机都是两人合作的，两人合作的仅仅是“加工中心”，“加工中心”所产生的利润平分，但各自公司所承接的业务归各公司，纽扣机不是“加工中心”制作的，其只能制作纽扣机上部分零件；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清单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显示为“资料”的部分是被告发给原告询问其可以制作的部分，制作零件的金额大约为8000元，格好公司已经支付，1至7中很多款项不是纽扣机的部分，对8至58没有异议，59至64因为质量不合格，被告自己重新在外面做的，65至69没有异议，70至76不予认可，是最初的图纸，后来很多没有做，77、78没有异议，79至133都不予认可，134至147没有异议，148至164是由被告支付加工费用，整个证据三的表格都是由被告提供给原告报价的，其中备注的部分是原告自行添加的；对证据四，没有异议；对证据五中8至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他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涉嫌证据造假，且无法证明是关于纽扣机的，证明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天阁橡胶开具的发票上货物名称显示为PP棒，而PP棒并非纽扣机所需零件，且发票抬头为创新公司非原告；对证据六中的图纸没有异议，是被告发送给原告的，其他的三性均有异议，如邑模具的报价单中的零件名称和证据五中海纳自动化出具证明中一模一样，但第二次购买花费的金额反而比之前的贵，收据的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纽扣机早已经交货，不需要再购买零件，该组证据中的所有收据都是强林牌，且收据编号连续，款项内容都是纽扣机配件加工费，收款方式都是现金，实际上销售零件的商家不可能会问购买配件的用途，且大部分以移动支付方式付款，鑫磊模具的送货时间与订货时间是同一天；对证据七中合作协议和图纸没有异议，认为“加工中心”纠纷即（2018）浙0411民初6111号案件已经作出判决，图纸都是由被告微信发送给原告的，原、被告之间的合作仅仅基于“加工中心”，其余没有合作关系，原告所主张本案诉讼请求的基础根本不成立；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这个说明对应的图纸是被告发送给原告的；对证据九，认为其内容是原告方于开庭前1至2个月制作的，并非纽扣机制作期间制作，三维图纸也是由被告提供的；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这是6111号案件庭审中由被告提供的证据，为了证明纽扣机所有权系格好公司的；对证据十一，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加工明细表中81至133项注明电镀由被告负责，这里又说由倍诺公司负责，实际上该部分零件制作及表面处理（电镀氧化）都是由被告外发给倍诺公司进行的；对证据十二，认为通话录音中对方确实陈述电镀、氧化是由倍诺公司完成的，但倍诺公司不仅仅完成该部分工作，还负责零件制作；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格好公司是与碧尔公司签订合同的，而原告提供的是远中公司与碧尔公司签订的合同，651000元也是远中公司支付给碧尔公司的；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纽扣机与原告无关，是格好公司的，仅仅是外发部分零件给原告制作；对证据十五，认为对于在司法所调解的事实没有异议，当时原告有很多诱导性的发问，且为了避免冲突，所以被告说法也很少；对证据十六，认为当时确实经过调解，该对账单是调解员根据双方核对自己的支出制作的草稿，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十七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双方合作的是“加工中心”，不是纽扣机，不论是调解还是在派出所，被告并非承认纽扣机是双方合作完成，而是想协商处理方案，如果原告认为纽扣机是合作产物，在亏损的情况下，原告也应当承担；对证据十八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从内容来看是原告在误导调解员；对证据十九没有异议，但认为判决书中已经明确没有证据表明双方的合伙经营还包括纽扣机方面的合作；对证据二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二十一，认为发票原件请法庭核实，该保险费不属于诉讼费范围，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对证据二十二，加工明细中序号1至8及22、24没有生产，9至12尚未交货，13至16是有的，18同13是一个东西；对证据二十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反而可以证明所有图纸都是被告发送给原告，且是被告公司外发给原告公司所作，并非双方共同合作生产；证据二十四包含在证据三十中，一并质证；对证据二十五有异议，认为26至28项实际就是黄江做的，名称也没有错；对证据二十六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为证人证言，需要出庭作证，对于再次加工支付17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证据二十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原本要外发给外面的公司做，但原告说有朋友在做，所以被告把图纸发给原告，原告再发给他朋友，最后由格好公司跟奥得玛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9000元；对证据二十八的内容不认可，认为所谓二次修改是不存在的；对证据二十九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二十四、三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中两份物料清单表是不带单价和总价的，只是让原告看一下哪些可以做，不能做的被告公司会自行外发，发成本核算表给原告是因为原告认为双方是合作关系，被告认为如果是合作应当风险共担，纽扣机成本30万余元，实际上是亏本的；对证据三十一，认为奥得玛公司的确是由原告推荐的，但无法证明纽扣机是双方合作的产物；对证据三十二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三十三，没有异议；对证据三十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份证据是不完整的，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人徐某的证言，认为有部分不属实，徐某认为的合伙关系都是听原告单方面陈述的，徐某出具的证明和其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时间不一致，清单中的部分零件外发两次没有必要，结构件的成本费用3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电气费用，该部分是由碧尔公司制作的，72万余元的合同并非远中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认为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五，即2018年12月14日的录音相印证，纽扣机是双方合作制作，便于做账需要，货款由碧尔公司出面收取再打给格好公司，即被告个人；对证据二，认为这些是原告为被告制作灯具的款项；对证据三，认为56至58这三项是2017年的项目，与纽扣机无关，其他倍诺公司仅仅做了电镀和氧化工作，并非所有工序，这些产品中32、34是被告外购的，其他都是原告委托外发加工的；对证据四，认为外发的意思是由原告外发，从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由原告自行制作或外发制作的；对证据五，对金额为700元、500元和347.7元的发票有异议，认为不是纽扣机的，金额为5800元的发票，其费用系由原告支付的，部分采购合同没有对应的发票，网购记录中的部分商品并非制作纽扣机所需，包括所有交易时间在2018年10月7日之后的；对证据六，认为证明中第25项系原告委托加工，26至28项系被告委托加工，该四项费用是由被告支付的，但26至28的具体名称是错误的；对证据七，认为该部分是原告委托其他公司制作的，永禾模具厂只是对原告已加工的部分进行二次加工；对证据八，认为发票确实写的PP棒，但是有发货单相互印证；对证据九，认为“加工中心”确实仅加工了部分工序，但原告另外自己制作、外发加工了纽扣机的其他部分；对证据十，认为被告委托黄江做的就是第26至28项，原告委托做了第25项，5500元费用由被告支付；对证据十一，认为铜棒是由被告购买，这个只是原材料；对证据十二，认为徐某利用业余时间到原告单位工作符合实情，原告将部分工作包给其制作，制作费用26000元，没有矛盾；对证据十三，认为与原告之前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是原告先跟奥得玛公司联系之后，才由被告公司签订合同和付费，是双方共同委托奥得玛公司进行的工作。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七、八、十、十三至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和三十四，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均予采纳；证据三加工明细表系原告自行制作，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于被告不予认可的部分，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五中8-10及证据六中图纸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五、六中的其他部分，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九，动态说明等系原告根据被告发送给其的图纸进行制作的事实可以认定；证据十一，对纽扣机所需部分零件的电镀氧化由被告外发制作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可以认定；证据十二、二十九、三十二，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证据十八、二十二，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二十一，原告未提交原件，不予采纳；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证据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并进行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九、十二、十三，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采纳；证据三，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一，对纽扣机所需部分零件的电镀氧化由被告外发给倍诺公司制作的事实可以认定；证据五，因该证据本身不足以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故本院仅对原告认可的部分予以认定；证据六、十及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十五，均是关于黄江对其所作零件加工的陈述，结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于原、被告将纽扣机上部分零件的线切割工序外发给黄江加工，并由被告支付加工费55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七、十一及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十六、二十八，均是关于张宋成对其所作零件加工的陈述，结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于原、被告将纽扣机上的零件气爪和气爪3各4件交由张宋成进行二次加工，并由被告支付加工费17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八，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纳。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底，原、被告商谈制作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事宜。2018年1月10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同意合作采购“加工中心”设备一台，价值90000元；双方各负责一半资金；原告负责设备的生产、使用和维护，被告负责承接业务和财务管理；设备所有权归双方共同所有，原告占51%，被告占49%，未经被告书面同意，原告不得将“加工中心”设备转移和挪作他用；该设备合作产生的收益平均分配，由双方各占50%等。上述“加工中心”设备购置后，存放于原告开办的创新公司厂房中进行加工经营。为了能够成功制作纽扣全自动组装机，2018年上半年，原、被告先通过“加工中心”试验制作了一个手动纽扣机。2018年6月至9月，原、被告合作制作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一台，由被告负责设计图纸及购买纽扣机所需标准件，其他非标准件由原告加工或双方外发加工，其中，部分零件由原告利用“加工中心”进行制作。2018年6月25日，被告通过微信将制作纽扣机的图纸发给原告，并告知“要加工的零件图纸出来了，数量很多，部分给你做，一部分要外发，我估计你做不出来这么多”。被告又于2018年7月18日和8月17日将两份《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BOM表》（包括总的物料清单及机械部分）发给原告。制作期间，纽扣机一直存放于创新公司的厂房中进行组装及调试。被告就制作纽扣机的相关费用支付给原告13500元。2018年10月8日早上，被告将纽扣机从创新公司拉走交付给远中公司，原、被告之间产生纠纷。2018年11月12日，被告将《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成本核算表》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核算表载明纽扣机成本为302662.55元。2018年11月14日，原告在电话中询问被告是否就纽扣机与远中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被告予以否认。2018年12月14日，原、被告因纽扣机的纠纷到秀洲区司法局新区司法所进行调解。原告说“亏钱我不承认的，我是要赚钱的，不可能跟你一起搞”，被告回答“合伙人就只能赚钱，不能亏钱是哇”。调解员问：“原来的合同呢？”原告说从来没看到过，被告说：“原来我公司没成立，我没办法签合同，我就只能让上海那边的公司去签……我们只是找他们签个合同而已，他们从头到尾不参与。”之后，调解员问被告能否估算一个数字付给原告，被告回答：“看看加工费多少钱，房租水电多少钱，一人一半。”经过粗略核算，纽扣机成本为38万余元，按照被告所称纽扣机出售价格为280000元，亏损约100000元。调解员提出原、被告各亏损50000元，由被告支付原告95000元，双方均不同意。后原、被告一致同意通过鉴定确定纽扣机的价格后再作分割。2018年12月16日，新城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称在嘉兴市秀洲区中节能厂房12幢即远中公司内，报警人原告胡春峰称找到2018年10月份被盗的纽扣机。民警联系远中公司负责人陈德阳，陈德阳称该机器是本案被告陈可合法销售给远中公司的，而陈可与胡春峰之前有合作关系存在经济纠纷，故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2018年12月27日，陈可向本院起诉，要求解除与胡春峰签订的《合作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等，案号为（2018）浙0411民初6111号。2019年2月19日，该案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加工中心”归胡春峰所有，胡春峰于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支付陈可价款40800元；案涉纽扣机另行处理。该判决已生效。2019年1月10日，创新公司以远中公司、碧尔公司、陈可为被告向本院起诉，称远中公司委托创新公司制作纽扣机一台，创新公司制作完毕后，发现被盗，后陈可称是其卖给远中公司，但远中公司否认购买过该台机器，于是胡春峰报警，经警方查清，该台纽扣机是由陈可以碧尔公司的名义卖给远中公司，远中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碧尔公司。创新公司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货款1000000元。后因创新公司未预交诉讼费，该案按撤诉处理。另查明，2018年6月15日，陈可作为格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碧尔公司签订《设备供货合同》一份，约定由格好公司向碧尔公司提供二合一纽扣组装自动化设备一台，规格型号为J2B，价格为240000元，交货期为75天。合同落款处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陈先生”。2018年9月12日，陈可作为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远中公司签订《设备供货合同》一份，约定由碧尔公司向远中公司提供二合一纽扣组装自动化设备一台，价格为729000元，交货期为75天。远中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6月26日、8月16日和9月28日向碧尔公司支付货款394500元、100000元、80000元和81600元，共计656100元。嘉兴创新自动化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1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胡春峰。嘉兴格好电器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陈可。碧尔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邹跃新，该公司已于2019年7月15日注销登记，注销原因为决议解散。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纽扣机是否为原、被告合作制成。被告辩称，纽扣机的所有权属于格好公司，纽扣机是格好公司承接的业务，并外发给创新公司进行部分工序的加工，创新公司又使用“加工中心”设备进行部分加工。对此，本院认为：一、原、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确定双方合作采购“加工中心”一台，并对双方的出资、分工及因“加工中心”合作产生的收益分配等进行约定，说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而《合作协议》不可能就双方合作的具体项目作出约定，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有具体的合作项目，而根据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均认可纽扣机的部分零件系原告利用“加工中心”制作完成；二、在制作纽扣机的过程中，被告将整个纽扣机的图纸、物料清单等发送给原告，并表示需要加工的零件“部分给你做，一部分要外发”；纽扣机自始至终存放在原告的创新公司厂房中进行组装和调试；双方产生纠纷后，原告多次提到纽扣机系双方合伙制作，要求分配利润，被告对于合作关系从未否认，只是认为纽扣机亏本了；在司法所调解时，双方对各自的成本进行核算，被告表示“一人一半”，上述种种均与被告所称原告仅系纽扣机部分零件的一个外发加工单位的说法不相符合。综上，原、被告以《合作协议》为基础进行纽扣机研发制作等具体的合作研发项目，应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并由此实现共享利益的目的，因此，对于被告所称仅将纽扣机部分零件外发给原告的创新公司进行制作之说法，本院不予采信，案涉纽扣机应为双方共同研发制作，获取的利益应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各半所得。被告另辩称格好公司只负责制作纽扣机的结构部分，而纽扣机的电气部分由碧尔公司负责，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碧尔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中所供货物同样为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一台，而非仅为纽扣机的结构部分，并且，两份《设备供货合同》均有被告参与签订，其一方面代表自己开办的格好公司将纽扣机出售给碧尔公司，另一方面又作为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将纽扣机出售给远中公司，且虽然被告称碧尔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先生”系其朋友陈帅（与碧尔公司并无关联），其亦通过陈帅取得碧尔公司的公章并代表碧尔公司与远中公司签订合同，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陈帅认可，结合被告在司法所调解时所称的因格好公司尚未成立，需要另外找家公司代为签订合同，以及远中公司负责人陈德阳向民警表示纽扣机系陈可合法销售给其公司的说法，可以认定纽扣机系原、被告合作制作完成后，由被告以碧尔公司的名义出售给远中公司。对于被告辩称仅制作纽扣机结构部分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在与原告就案涉纽扣机的交涉过程中，未能如实告知纽扣机的去向、获利等相关信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纽扣机由原、被告共同研发制作，本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后作出处理，但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处分了纽扣机，纽扣机转让于他人获取的收益应为原、被告共有。据被告陈述，现纽扣机已由远中公司出售，故无法通过评估确定纽扣机的市场价格，可参照碧尔公司转让给远中公司的合同价格729000元作出处理。根据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的约定，由被告负责财务管理，故关于纽扣机的成本，在双方未提交其他具有更强证明力证据的情况下，可按照被告作出并发送给原告的纽扣机成本核算表中的金额确定，即302662.55元，故纽扣机的收益为426337.45元（729000元-302662.55元）。因被告已支付原告13500元，故原告应分得199668.73元（426337.45元/2-13500元），纽扣机转让后尚未取得的价款归被告所有。原告另要求被告支付制作纽扣机的房租及水电费用31215.40元，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该部分费用，且被告亦不认可该费用系原告支付，故对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财产保全保险费5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春峰纽扣机转让款199668.73元；二、驳回原告胡春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96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合计13366元，由原告胡春峰负担6683元，被告陈可负担668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 判 长  林幸宇人民陪审员  骆惠龙人民陪审员  吴晓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王贇洁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