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78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侍东，男，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铁军，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硕，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后娣，女，197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盛隆，江苏同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奎，江苏同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侍东因与被上诉人孙后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6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侍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孙后娣向上诉人侍东偿还70000元及其逾期利息，由孙后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侍东与孙后娣之间案涉70000元借贷关系成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侍东己提交向孙后娣汇款70000元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尽管孙后娣抗辩这些款项属于公司支付的奖金，但其提供的证据（绩效管理表）系其单方统计且未加盖公司印章，不能证明侍东公司与其存在发放奖金的书面约定；同时该表为2017年度绩效管理表，在时间上与本案借款不符，不能证明案涉7万元是孙后娣的绩效工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孙后娣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侍东主张双方是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孙后娣与侍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众帆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在2017年8月7日，孙后娣曾向江宁区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孙后娣收到的涉案两笔款项并非借款，对此在一审中孙后娣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而侍东主张双方是借贷关系，没有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二审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后娣自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在众帆公司工作，侍东系众帆公司法定代表人。侍东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62×××79）向孙后娣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27）于2016年10月6日转账40000元，于2017年1月5日转账30000元。审理中，孙后娣提供银行流水单，反映其在众帆公司的工资于每月25号左右发放，工资组成为两部分，由侍东的上述银行账户及众帆公司账户汇入孙后娣的上述账户。2017年8月7日，孙后娣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众帆公司给付扣除的底薪、任务绩效提成及节假日工资等，在该申请书中，孙后娣写明：“我于2016年7月25日进入被申请人单位工作，担任销售总监一职，当时的销售业绩每个月大约销售十台车左右，每台车利润也就在8000-9000左右；我加入众帆公司尽心尽力，常年没有休息加班加点，2016年年底就做到了月销量50多台，每台车利润在15000-20000多一台，月毛利润70万-80万元，我等待的是能被申请承诺的底薪15000元+利润提成，可最后利润提成只给了6个月，就开始以种种理由不发……”。2018年12月14日，侍东向孙后娣发出催要律师函，写明：“你于2016年9月8日向委托人借款39760元；2016年10月6日向委托人借款40000元；2017年1月5日向委托人借款30000元；2017年6月26日向委托人借款49700元。借款总计159460元。上述借款一直拖欠未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侍东依据其向孙后娣汇款70000元的转账凭证，主张自己与孙后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孙后娣抗辩该70000元系众帆公司发放的奖金，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孙后娣与侍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众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此有劳动仲裁申请书、银行流水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孙后娣提供的银行流水单可反映，侍东向其发放工资报酬所用的银行账户与涉案两笔款项的转账账户一致，孙后娣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的仲裁申请书中，也写明孙后娣收到了众帆公司给付的6个月利润提成，该陈述与涉案两笔款项的转账时间相符。故孙后娣已就其抗辩意见予以举证，侍东需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侍东虽委托律师向孙后娣发出律师函，但律师函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与本案不符。侍东未能就借款数额发生变化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该律师函，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侍东主张其与孙后娣之间就涉案两笔款项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侍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901元，由侍东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针对本案事实，侍东补充陈述其于2018年12月14日发出的催要律师函中，2017年6月26日的49700元、2016年9月8日的39760元是刷信用卡套现的钱，并非借款，故不向孙后娣主张；2016年度众帆公司销售总监没有绩效考核，仅拿去固定工资每月15000元，销售顾问才有销售提成；孙后娣于2016年8月1日入职，即便根据孙后娣提供的销售统计表，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销售提成也达不到案涉70000元之多。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双方当事人就案涉的70000元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孙后娣自2016年8月左右入职侍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众帆公司担任销售总监工作，并于2017年7月发生劳动争议离职。在此期间，孙后娣与众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孙后娣的银行流水单据反映出，其工资薪酬部分由侍东名下的银行账户转入。本案所涉70000元亦是由侍东发放工资薪酬名下的银行账户转入。侍东虽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但并未对双方借贷合意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依据孙后娣在案涉款项流转发生期间确系侍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众帆公司的员工，且案涉转款账户亦与侍东代表公司发放工资薪酬的账户相同等事实，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车辆销售表单等间接证据，判定孙后娣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系销售提成这一法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符合法律规定。故在侍东不能提供更充分证据进一步针对孙后娣的主张加以反驳、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侍东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仍不能确定，其结果责任归于侍东，仍应当由侍东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侍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1元，由侍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德清审 判 员 毕宣红审 判 员 罗正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周宇浩书 记 员 刘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