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9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东，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江苏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宝元，男，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刁瞿安，天长市仁和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安东因与被上诉人孙宝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4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安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被上诉人孙宝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刁瞿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安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宝元的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宝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仅根据四辆货车的装载重量和装载车驾驶员的陈述即推断刘安东卖给孙宝元的稻谷重量为52800公斤，明显依据不足。在货运行业中，货车超载现象十分普遍，本案中的四名货车驾驶员需要与孙宝元进行结算，应当知道其车辆实际的装载吨位，但该四名驾驶员并未能明确说明，仅是避重就轻的陈述自己车辆的满载重量，不足以证明实际装载稻谷的重量。另，装载车驾驶员在本子上记载的数量为60吨，实际重量为52.8吨，根据四舍五入的规则也不符合情理，故四名驾驶员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刘安东共承包稻田146亩，按平均亩产1000斤计算，146亩田的产量应该在75吨左右。按一审判决认定的52.8吨计算，亩产只有720斤，不符合稻谷的实际产量。且稻田的承包费为每亩480元，如亩产720斤，承包人必然严重亏损，显然也不符合情理；3.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获得利益。本案中的当事人存在买卖关系，具有合法依据，现双方已经钱货两清。孙宝元主张多付了货款，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不是仅凭推测来认定。刘宝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宝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安东返还不当得利5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宝元系粮食买卖经营者，刘安东系当地种粮大户，孙宝元曾在刘安东处购买稻谷。2018年11月3日，孙宝元又在刘安东处购买稻谷四车，双方共同认可稻谷单价为1.18元/斤。当日，孙宝元自行联系装载稻谷的车辆四辆及装载机一辆，至刘安东处拖运稻谷，装载好稻谷后，双方共同到位于六合区长山的磅站过磅，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能提供过磅时的准确数据。取得稻谷后，孙宝元通过银行转账分四笔转账给刘安东174608元（其中包含三笔50000元及一笔24608元）。孙宝元将款项转给刘安东后，发现多转了50000元，要求刘安东退还，刘安东认为不存在多转的情况，不愿退还，遂孙宝元诉至法院。一审期间，孙宝元申请当日四名拖稻谷的驾驶员及装载车驾驶员到庭作证。四名驾驶员陈述了各自车辆满载的装载数，并提供了车辆行驶证，其中3辆车的满载重量大概为14吨，另一辆车的满载重量为11吨。装载车驾驶员记账本上记载当日装载总量为60吨（该数值为概数，是四舍五入凑整后记的重量）。此外，根据磅站老板陈述，过磅时孙宝元、刘安东双方均知晓过磅结果，但是磅站没有留存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孙宝元与刘安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买卖过程中，孙宝元认为其支付的款项超出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下的金额，要求刘安东返还。通过拖拉机驾驶员的陈述及装载车驾驶员的账本可以得出，当日装载的总质量不超过60吨，总价款应不超过141600元，与孙宝元主张基本一致。刘安东认为孙宝元并未多支付款项，但其作为卖方，对自己共卖出多少粮食不能准确陈述，也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从孙宝元支付货款的方式来看，前三笔均系50000元，最后一笔24608元有零有整，孙宝元误转只能是多转出50000元。结合上述证据，孙宝元主张刘安东返还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孙宝元主张刘安东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因孙宝元在要求刘安东返还后，刘安东拒绝返还，孙宝元所主张的利息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刘安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孙宝元款项5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5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审中，孙宝元提交记账本一册。其中记载“10月31日2车，（1）4586229910㎏；（2）4584820560㎏。计50470㎏×2.42＝122137元”；“11月3日4车，（1）4088213740㎏，（2）2373313930㎏，（3）8163311610㎏；（4）4128813520㎏，计52800㎏×2.36＝124608元。”孙宝元陈述，上述记录的是车牌号与收购稻谷的重量。其每次收稻谷时先将每户运载稻谷的车牌号、稻谷重量、单价及应付金额等记载在小信笺上，回家后再逐一誊写到该笔记本中。故记账本中所记载的内容即是当时的买卖流水，能够进一步证明2018年11月3日收购刘安东稻谷52800公斤，应付124608元，实际付款1774608元，多付50000元的事实。刘安东对孙宝元10月31日记载的内容没有异议，但对孙宝元11月3日记载的内容不认可，认为该笔记本是孙宝元单方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明的效力。刘安东申请证人沈某,4、赵某,4出庭作证。其中，证人沈某,4陈述，刘安东自2018年开始在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和仁村码东组（以下简称码东组）承包农田，合同上载明的是136.7亩，加上西队10亩，隔壁队强英组5亩，合计150多亩，均是用于种植水稻。每亩水稻产量约为1100斤。对于刘安东承包的其他土地沈某,4表示其并不了解。证人赵某,4陈述，刘安东在码东组承包了农田138亩，加上强英组承包的10亩以及一些零散农户家的农田，共计150亩。农田的水稻产量一般在1100斤左右。因山强组的土地出产不高，码东组的农田基本都可以种水稻，故水稻产量肯定是码东组的多。刘安东一共卖过两次稻谷。强英的土地与码东组田挨田，故水稻也是和码东组一起卖的，估计可以卖到160000余元，山强组的田地能卖到120000余元。码东组每次都是先插秧，所以也是先收割。第一次卖的肯定是码东组的，第二次卖的是山强组的。刘安东质证认为，该两位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其所承包的码东组农田种植面积大，种植条件好，产量肯定超过山强组的事实。结合赵某,4陈述“小块田能卖120000元左右，大块田能卖160000元以上”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其两块农田的总收入超过280000元。而刘安东的粮食只卖给了孙宝元一人，与孙宝元支付给刘安东的280000余元货款基本吻合。故孙宝元并不存在多付50000元的情形。孙宝元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水稻作为农作物，其亩产量受气候、虫病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两名证人所陈述的水稻产量均是听说，并无依据。另证人赵某,4系刘安东的雇员，对其证人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可。刘安东在二审中当庭陈述，其于2018年10月31日卖的是山强组的稻谷，2018年11月3日卖的是码东组的稻谷。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转账汇款记录、记账信笺、笔记本、证人证言以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孙宝元有无多付刘安东50000元，刘安东取得该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属于因孙宝元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给付型不当得利，首先应当由孙宝元就其不当给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孙宝元提供了其向刘安东四次转账，前三次分别为50000元，最后一笔24608元，共计174608元的银行汇款记录，并申请事发当日拖运稻谷的驾驶员高忠祥、刘朝林、刘连宝、佘文国及装载车驾驶员谢志国出庭作证。四名拖运稻谷的驾驶员所陈述的当天拖运稻谷的重量与所提供的车辆行驶证核定的载重量基本一致，与装载车驾驶员谢志国的陈述及提供的记账单上所载明的装载重量也基本吻合。二审中，孙宝元提供了原始记账本，该记账本中所记载的2018年11月3日当日拖运稻谷车辆的车牌号及所拖运稻谷的重量“11月3日4车，（1）4088213740㎏，（2）2373313930㎏，（3）8163311610㎏；（4）4128813520㎏，计52800㎏×2.36＝124608元”与上述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孙宝元2018年11月3日收购稻谷52800公斤，按照双方约定稻谷收购价1.18元/斤计算，孙宝元应向刘安东支付货款124608元，实际支付174608元，多支付50000元的事实。刘安东对收到孙宝元174608元汇款以及稻谷的收购单价不持异议，但主张该174608元是孙宝元应当支付给其的货款，并未多付。经查，2018年11月3日稻谷过磅时刘安东、孙宝元均在现场，但刘安东在一、二审中始终未能准确陈述其当天出售的稻谷重量以及该174608元款项具体组成。刘安东陈述其承包码东组150亩农田，按亩产1100斤计算，174608元就是其出售稻谷的货款。根据刘安东的该陈述，174608元货款对应的稻谷重量应该为73986公斤，明显超出了当日四辆拖运稻谷车辆的载重量。且二审证人赵某,4陈述，刘安东2018年10月31日卖的是码东组的稻谷，与刘安东“2018年11月3日卖的是码东组稻谷”的陈述相互矛盾。综上，刘安东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孙宝元的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认定孙宝元多向刘安东支付货款50000元，刘安东取得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并判令刘安东予以返还，并无不当。刘安东主张该174608元全部是货款，其不应当返还50000元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安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安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栗娟审判员  朱莺审判员  沈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