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6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关玉贤，女，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礼愿，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婉芳，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少勇，男，196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健莲，女，196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玉贤因与被上诉人黄少勇、伍健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5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玉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黄少勇、伍健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系自愿与关玉贤签订《协议书》，关玉贤未实施任何欺诈、胁迫行为，《协议书》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不应当被撤销。2.黄少勇、伍健莲主张关玉贤故意隐瞒自身财产状况，欺诈、胁迫其签订《协议书》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关玉贤并未隐瞒自身财产状况，《协议书》是基于黄少勇、伍健莲自愿的前提下双方多次协商签订的，黄少勇、伍健莲在刚刚签订《协议书》又收取了关玉贤1250万元的情况下，立即起诉请求撤销《协议书》，明显与常理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截至《协议书》签订之时关玉贤尚欠黄少勇、伍健莲借款本金64562110元是错误的。黄少勇、伍健莲收取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关玉贤在《协议书》签订前后偿还的款项已经足以清偿债务，一审法院却未对此进行审查，同时在对双方债权债务进行核实的过程中，仅凭黄少勇、伍健莲所谓的合理解释，就对关玉贤提出的质疑不予理睬，导致对借款本金总额等事实的认定错误。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除非在判决执行阶段经人民法院要求，否则债务人并无向债权人披露自身财产信息的法律义务，也就谈不上“隐瞒”；债务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借款应是债权人在出借款项时就考量的因素，而不是等到需要还款时才要求债务人如实告知自身财产状况。等价有偿原则并不能忽视甚至替代财产所有人依法享有的处分权。本案中，黄少勇、伍健莲与关玉贤建立借款合同关系符合等价有偿原则，但是在如何解决双方历史债权债务时，经过协商达成妥协并签订《协议书》，建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其中任何一方的妥协让步都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即便一方让步比较大，也是有一定的合同目的与利益考量，这并不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否则，将调解、协商过程中的让步理解为违反等价有偿原则，会严重动摇各类调解的法律基础。5.事实认定方面，本案除了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之外，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黄少勇、伍健莲处于焦灼、危困的境地；即便黄少勇、伍健莲处于焦灼、危困的境地，这与其让渡相关权利也没有因果关系，要求关玉贤还款也并非其摆脱所谓困境所能采取的唯一途径，其还可以采取向其他人借款、与债权人协商推迟还款等方式解决。况且，黄少勇、伍健莲作为职业放贷人，无论借款给谁，出借多少，担心无法收回债款应属于常态。一审法院基于对黄少勇、伍健莲心理的无端揣测，而轻率否定双方的书面协议，严重破坏了社会的交易安全。6.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对出借人的利息主张不予支持。本案讼争双方并未就每笔借款签订借款合同，一审法院不能仅凭部分借据的复印件和款项支付规律来认定双方所有借款的利率，在审理撤销之诉时，又不仅超出常规思路以推测方式计算双方债权债务，还违反规定要求关玉贤按照3%的利率给付利息。7.由于《协议书》已经解决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玉贤为此没有再保留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却在此情况下对双方债权债务以及还款的细节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和认定，这对关玉贤而言是不公平的。8.黄少勇、伍健莲是依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关玉贤也是针对其诉请的依据进行答辩，一审法院却没有对黄少勇、伍健莲起诉的理由进行审查，反而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作出裁判，这对关玉贤也是不公平的。黄少勇、伍健莲共同辩称，不同意关玉贤的上诉请求。理由：1.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并没有解决。《协议书》签订时，由于关玉贤的原因，双方没有对账，从而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一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要求双方都提交证据进行对账，才发现有显失公平的情况。所以，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黄少勇、伍健莲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协议书》。2.黄少勇、伍健莲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已经明确，其主张撤销《协议书》的法律依据包括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所以本案不存在一审法院没有按照原告请求权基础、双方诉辩主张及证据进行审查导致超范围裁判的情况。3.一审法院对双方借贷本金及利息的认定是根据银行流水、借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等证据结合常情常理作出的，对其中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的部分已经进行了剔除，不存在没有证据而支持黄少勇、伍健莲的本金主张的情况。关玉贤提交的还款统计表并未对本金、利息作出区分，一审法院根据黄少勇、伍健莲的主张和举证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运用自由心证和司法裁判权认定哪些是利息，哪些是本金，认定结果是正确的。4.一审判决并未对涉案利息进行评判，故不存在违法认定利息的问题。一审认定显失公平的依据是借贷本金与《协议书》结算的1250万元之间的巨大差额。另外，根据双方2012年以来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的借贷存在按月利率3%计息的情况，这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5.一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是由于关玉贤的欺诈、胁迫及其对自身优势地位的利用，导致黄少勇、伍健莲作出错误的处分，《协议书》符合民法总则和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条件。关玉贤一审并未提出部分还款证据因时间较长而丢失，要求其举证对其不公平的抗辩，相反还提供了还款统计表，说明其对还款情况是相当清楚的，何况银行流水是可以到银行打印取得的。法律适用方面，法律条文本身就存在交叉竞合的关系，法官有权选择最适合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判。黄少勇、伍健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讼争双方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2年起，黄少勇、伍健莲通过其本人账户或案外人账户转账，陆续出借款项给关玉贤，部分资金来源于案外人，双方未就每笔借款分别签订借款合同。2015年9月17日，黄少勇、伍健莲与关玉贤签订《协议书》，约定因黄少勇、伍健莲委托他人向关玉贤账户汇入款项，现就返还该全部款项达成如下协议：黄少勇、伍健莲委托他人向关玉贤银行账户汇入的全部款项由黄少勇、伍健莲负责返还，与关玉贤无关；黄少勇、伍健莲负责全部汇款人向关玉贤出具《承诺书》，承诺所汇入关玉贤账户的全部款项由黄少勇、伍健莲负责返还；汇款人及黄少勇、伍健莲汇给关玉贤的款项和关玉贤支付给黄少勇、伍健莲的款项不再详细计算，黄少勇、伍健莲完成协议第2条约定的出具《承诺书》的义务后，关玉贤支付1250万元给黄少勇、伍健莲，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案外人关玉婵代关玉贤在《协议书》上签名。2015年9月17日，关玉贤通过案外人易圣德的账户向黄少勇的账户转账1250万元。关于黄少勇、伍健莲与关玉贤之间的借款及还款情况，黄少勇、伍健莲表示，出借资金的来源是自有资金以及向亲戚、朋友、股东筹集的资金，但都以黄少勇、伍健莲的名义与关玉贤接洽，约定月息3%。黄少勇、伍健莲还主张，签订《协议书》前，关玉贤尚欠本金77114110元，2015年4月双方对账后，考虑到关玉贤的实际偿还能力及以往利息情况，双方签订了四份借据和书面声明，确认尚欠本金合计72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对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借据、声明各四份，均为复印件，分别为2015年4月7日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月息3.5%）、2015年4月8日借款315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月息3%）、2015年4月15日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月息3%）、2015年4月26日借款315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月息3%）。黄少勇、伍健莲称，在签订《协议书》（2015年9月17日）前，按关玉贤的要求将借据、声明、银行流水、承诺书等全部原件交给关玉贤的丈夫卢立军；2.关玉贤、卢立军出具的《声明》复印件，载明关玉贤向伍健莲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3.资金往来凭证及黄少勇、伍健莲自行制作的《出借资金一览表》《关玉贤还本金一览表》《关玉贤还利息一览表》，黄少勇、伍健莲称，前述证据中反映出关玉贤支付利息一直规律准时，在资金链断裂后才出现不准时的情况，据其统计，其累计出借本金191614110元，其中包含未付利息（按月息3%或3.2%、3.5%计算）转为本金的2552000元。黄少勇、伍健莲自认关玉贤已偿还本金114500000元、利息43144351.5元，合计157644351.5元，其中最后一笔本金的偿还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金额100万元，最后一笔利息的偿还时间为2015年5月28日，金额135元。关玉贤则表示，不认可在签订《协议书》时尚欠黄少勇、伍健莲72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不愿与其对账，而是通过欺诈的方式骗取其签署了借据和声明，借据原件也不在关玉贤处；现双方已签订了《协议书》，债权债务已经结清，黄少勇、伍健莲不能根据原先签订的文件向关玉贤追讨。对黄少勇、伍健莲提供的前述证据，关玉贤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没有原件且时间太久，不记得是否是关玉贤本人所签；证据2没有原件，不予认可，借款并未用于公司经营，而是向其他人发放贷款；证据3中关玉贤不予认可的借款本金合计42152010元，具体包括：2013年5月20日，伍健莲账户支付的10元；案外人陈某账户支付的500万元；2013年8月16日，案外人李志辉账户支付的2500万元；2014年3月1日，翁源县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万泰公司）账户支付的500万元；2014年3月28日的60万元；2014年6月24日，陈耀成账户支付的400万元；将未付利息转为本金的2552000元。关玉贤还提交其自行制作的还款表，载明还款金额为153906401.5元。对于关玉贤提出异议的借款本金，黄少勇、伍健莲表示：2013年5月20日的10元是试转，包含在当日出借的400万元中，关玉贤也于次月支付了该笔借款的利息12万元；陈某转账的500万元是根据关玉贤指示，双方当时确认属于借款；2013年8月16日的25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提供了拍照留存的借据照片为证，且关玉贤分别于9月16日、10月15日支付了利息775000元；2014年3月1日的500万元，因黄少勇是万泰公司股东，故从该公司账户转入关玉贤指定的深圳市关中岛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关中岛贸易公司）账户；2014年3月28日的60万元包含在当日出借的700万元本金中，且关玉贤自4月至9月每月均支付利息21万元；2014年6月24日的400万元，是黄少勇、伍健莲通过万泰公司股东陈耀成的账户支付，关玉贤从7月起每月支付固定利息12万元；关玉贤资金链出现问题后，无法偿还利息，故双方合意将利息转为本金。一审庭审中，黄少勇、伍健莲称其主张撤销前述《协议书》的依据是：关玉贤隐瞒其真实财产状况，同时向黄少勇、伍健莲虚构其存在大额债务，多次协商过程中不断强调财产已被其他债权人瓜分，越迟签订债务免除协议，越可能分不到财产；关玉贤明知黄少勇、伍健莲出借的资金中有部分来源于亲戚朋友或合作伙伴，这些人同时也向黄少勇、伍健莲追讨债务，以致黄少勇、伍健莲处于危难之机的情形，并借此向黄少勇、伍健莲抛出案涉债务免除协议；关玉贤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拒绝与黄少勇、伍健莲对账，在《协议书》中对债务的真实金额描述为“双方不再详细计算”；签订《协议书》时，关玉贤没有出面，而是由其姐姐代签，不符合交易习惯，关玉贤也威胁说大不了出国，关玉贤所有在场人员均是上市公司高管，关玉贤本身为财务总监出身，而黄少勇、伍健莲并没有在大型公司任职的经验，也没有聘请相关财务顾问或律师处理双方的财务纠纷，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黄少勇、伍健莲在签订《协议书》时对关玉贤的经济能力产生了重大误解，关玉贤的行为符合欺诈、胁迫及显失公平的情形，故此申请行使撤销权。黄少勇、伍健莲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分众传媒股东情况，拟证明关玉贤隐瞒其是分众传媒十大流通股的股东，谎称除了1250万元没有其他财产可偿还黄少勇、伍健莲的债务，截至2015年9月30日，关玉贤持有的流通股数量不变，为2687301股；至2016年3月31日，其持股数量仍保持不变；前述资料还显示易贤忠、关玉婵、易贤华、易圣德也是分众传媒十大流通股股东；2.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七喜公司，现为分众传媒）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拟证明关玉贤、陈某同时是七喜公司的原始股东，该公司控股股东易贤忠与第二大股东关玉婵为夫妻关系，与第三大股东易贤华为兄弟关系，第二大股东关玉婵与第四大股东关玉贤为姐妹关系，截至2015年5月31日，关玉贤持股2687301股；3.关玉贤借款时所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称原件已被关玉贤取回，拟证明关玉贤谎称其名下的或其实际控制的房产已经出售，无法用于偿还债务；4.伍健莲病历资料，拟证明由于关玉贤称无法偿还债务并负有很多外债，导致伍健莲精神压力大。关玉贤认为前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并表示，双方之间涉及款项众多，经过多次协商和沟通，确定以1250万元了结双方债权债务，关玉贤并未虚构债务，也未陈述自己资产对于债务清偿不利的情况。一审庭审中，黄少勇、伍健莲申请证人黄某1、黄某2、周某出庭证明前述有关关玉贤隐瞒真实财产状况，致使黄少勇、伍健莲对其偿债能力产生错误认识，并利用黄少勇、伍健莲急于偿还亲友债款的心理，与黄少勇、伍健莲签订显失公平的《协议书》的事实。证人黄某1到庭陈述称：2012年，听弟媳伍健莲说可以通过借钱给同学关玉贤拿高息，觉得比较划算，就向女儿、亲家又借了一些钱交给她；关玉贤自2015年8月起没有给利息，黄少勇说可能出了问题没有钱给，而其要向家里人交代，就与其妹妹一起去其弟弟家追款；其也有高血压、冠心病，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承受不了，甚至想过轻生；其弟弟拿了一些文件让她们签，说是补偿1200万元，当时其也懵了，急着想拿回钱，就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签了字，其弟弟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也很难过。证人黄某2到庭陈述称：其弟弟黄少勇在2013年说他老婆的同学做生意不够钱，知根知底，有闲钱可以借给她拿利息；开始有借有还，后来其姐姐知道钱要不回来的时候情绪波动很厉害，有在闹，其也受到了影响，也找弟弟要钱；其本来心脏没问题，但那段时间也要吃药，后来才听说关玉贤只拿1000多万元给弟弟，如果不拿这些钱，企业就破产一分钱要不回来，当时被她们家很多人追债，弟弟没办法只能同意关玉贤的要求；其如果知道那种情况就不会让他签这样的协议。证人周某到庭陈述称：其是黄少勇的外甥女，一直跟着做鞋子生意，2015年8月得知关玉贤欠了舅舅舅妈很多钱，舅妈伍健莲想跳楼被她们发现了，才告诉她们整个事情，舅舅舅妈一直追关玉贤7200万元，其也陪同去追讨过，但对方一直没出面，说没有钱；到了后期，关玉贤的姐夫出面说只有1000多万元的物业抵7200万元的欠款，还是关玉贤姐夫的爸爸拿出来的钱，否则就把钱给别人；当时其他亲戚也过来吵着要求还钱，股东也一直在追款并表示还不了钱就要起诉，舅舅舅妈压力非常大，一度又想跳楼，在这种情况下才被迫签了协议；签《协议书》时其也在场，关玉贤说不要这1000多万元就没有其他了；签了《协议书》后，黄少勇、伍健莲继续向关玉贤追债，就关玉贤没有清偿债务一事还曾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关玉贤申请证人陈某出庭，拟证明《协议书》是黄少勇、伍健莲自愿签订的，关玉贤未实施欺诈、胁迫的行为。证人陈某到庭陈述称：其与伍健莲、关玉贤是中大EMBA的同学，其参与的部分是2015年，双方有对账，但对账进行没多久，伍健莲就把往来流水抢走没有进行下去；后来黄少勇、伍健莲来到七喜公司了结与关玉贤的纠纷，卢立军以及关玉贤的姐姐和姐夫均有参与，关玉贤姐夫的角色是家长；其在现场打印东西，当工作人员，而且也认识黄少勇、伍健莲；当时没有胁迫、欺诈，双方在比较和谐的气氛下签订了《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无论哪一种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其特点在于都不是表意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说，是表意人在缺乏意思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从前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显失公平的构成应包含主观、客观两方面，即客观上造成经济利益的失衡，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一方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主观上一方有利用其优势或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故意。本案中，对于《协议书》以1250万元最终了结双方债权债务的约定是否在客观上造成了双方之间经济利益失衡的认定，应当建立在对双方往来款项进行对账梳理的基础之上。一审庭审中，双方对是否进行过对账说法不一。关玉贤以借据和书面声明没有原件为由，否认黄少勇、伍健莲关于经过对账其尚欠7200万元本金的主张，故一审法院依据银行凭证、双方各自提供的出借本金和还款情况统计表，结合庭审质证意见，对双方长期以来的款项往来进行统计核算。第一，关于出借本金金额的问题。关玉贤对黄少勇、伍健莲主张的部分出借款项提出异议，其中，对于2013年5月20日伍健莲账户支付的10元、2013年8月16日案外人李志辉账户支付的2500万元、2014年3月28日的60万元、2014年6月24日陈耀成账户支付的4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均作出了合理说明，且有借据照片、关玉贤的利息支付情况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黄少勇、伍健莲的主张予以采信，前述款项为黄少勇、伍健莲出借的本金；对于案外人陈某账户支付的5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未能提供相关借款合同、银行凭证证明双方就该笔款项达成借贷合意，故对黄少勇、伍健莲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2014年3月1日万泰公司账户支付给关中岛贸易公司的500万元，银行凭证备注为“偿还借款”，黄少勇、伍健莲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黄少勇、伍健莲出借给关玉贤的借款，故对黄少勇、伍健莲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未付利息转为本金的2552000元，因黄少勇、伍健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协商一致将未付利息转为本金，也未能说明该部分利息如何构成以及利息的计算标准，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黄少勇、伍健莲主张出借本金合计191614110元，扣除前述不被认定为借款的1255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黄少勇、伍健莲出借本金金额为179062110元。第二，关于利息的问题，双方未就每笔借款单独签订借款合同，但从关玉贤还款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支付利息的规律，黄少勇、伍健莲提供的部分借据复印件也可以印证双方之间确有约定利息，且利率在月息3%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关玉贤偿还的利息应按照月利率3%的标准进行抵扣。第三，关于关玉贤的还款，根据黄少勇、伍健莲提供的《关玉贤偿还本金一览表》《关玉贤偿还利息一览表》以及关玉贤提供的还款统计表，黄少勇、伍健莲自认还款金额合计157644351.5元，覆盖且超过关玉贤主张的还款153906401.5元，故以黄少勇、伍健莲自认的还款金额为准；黄少勇、伍健莲自认其中114500000元为偿还本金，43144351.5元为偿还利息。第四，根据前述确定的出借本金、还款金额以及利息标准，黄少勇、伍健莲自认偿还的本金按其还款时间在本金余额中分别进行扣减，对本金余额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应付利息；经计算，截至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15年5月28日），关玉贤尚欠本金为64562110元，应付利息为45334858元（详见一审判决附表），黄少勇、伍健莲自认偿还利息的43144351.5元尚不足以清偿截至该日的应付利息。综上所述，经过对双方借款及还款情况的统计，截至2015年5月28日，关玉贤仍有本金64562110元未清偿，在未有证据表明2015年5月28日至2015年9月17日签订《协议书》期间存在其他还款或债务抵销的情况下，黄少勇、伍健莲的债权本金从64562110元骤然减为1250万元，利益受到极大损失，而关玉贤因此得以免除数千万元的债务，客观上造成双方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前述客观上不公平的结果，是否是优势一方利用对方的危困状态而故意为之所导致，黄少勇、伍健莲陈述其签署《协议书》系关玉贤利用其处于被亲友追讨债务的危难之机，虚构大量债务并抛出债务免除协议所致，有伍健莲的医院就诊病历、关玉贤的财产状况资料予以佐证，并有证人黄某1、黄某2、周某（均为黄少勇、伍健莲亲属，同时也是案涉借款的部分实际出借人）到庭就其在得知借款无法要回时向黄少勇追讨欠款的情况以及黄少勇、伍健莲签署《协议书》的原因提供证言。从证据上看，第一，根据黄少勇、伍健莲提供的分众传媒持股情况和七喜公司资产报告，截至2015年5月31日，关玉贤是七喜公司的第四大股东，持股2687301股；截至2015年9月30日，关玉贤是分众传媒的十大流通股股东之一，持股数量未发生增减，为2687301股；至2016年3月31日，持股数量仍未发生增减。从现有证据上未能反映出，在签订《协议书》前后，关玉贤有陷入债务困境的客观情况或趋势。第二，根据关玉贤在一审庭审中的前后陈述，其并未否认签署过四份借据和声明，虽然黄少勇、伍健莲未能提供原件，但黄少勇、伍健莲提出的其在签署《协议书》之前已将借据、声明的原件交给关玉贤的说法，符合合同缔约双方签署新协议时对旧协议的常规处理方式。关玉贤所称黄少勇、伍健莲拒绝对账明显与事实不符，于常理上更是难以成立。该四份借据和声明载明了截至2015年4月，欠款本金合计为7200万元，而关玉贤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始终未能合理说明在其向黄少勇、伍健莲出具7200万元借据之后的五个月内，又与黄少勇、伍健莲达成1250万元的债务免除协议的原因。第三，除了黄少勇、伍健莲自认的还款，关玉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5月28日最后一次还款之后至签订《协议书》之前，存在另有还款、以物抵债、债务抵销或其他可以使得债务本金正常减少的情形。而从常理上讲，任何债权人都不可能主动、自愿地损害自身利益，毫无缘由地放弃巨额的债权。本案黄少勇、伍健莲长期以来出借给关玉贤的款项累计数额高，每笔借款金额巨大，高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且不少款项来源于亲友，以黄少勇、伍健莲的名义出借给关玉贤，关玉贤也明知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关玉贤无法偿还借款，黄少勇、伍健莲将面临来自亲友的巨大压力。面对无法收回巨额借款的现实以及来自亲友催讨的压力，主观情感上、客观经济境况上都容易陷入焦灼、困窘、危急的状态，证人黄某1、黄某2、周某的证言和伍健莲的病历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关玉贤是债务人，但在债务人真实债务状况以及偿债能力问题上，作为债权人的黄少勇、伍健莲反而是信息劣势的一方，更容易在关玉贤故意隐瞒造成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加之自身困境所迫，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关玉贤未能就1250万元债务协议的产生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再结合前述证据及常理角度对本案事实的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关玉贤存在利用优势、利用黄少勇、伍健莲处于困境的状态，迫使其接受1250万元债务方案的主观故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关玉贤在明知案涉借款涉及诸多案外人的情况下，仍利用黄少勇、伍健莲处于被案外人追讨欠款的焦灼、危困的处境，未如实告知其真实财务状况，迫使黄少勇、伍健莲接受1250万元的债务偿还方案。此种利用他人的主观状态已经背离了诚实信用原则，结果上造成黄少勇、伍健莲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应有保护，关玉贤得以免除数千万元的债务，造成双方之间的经济利益严重失衡、权利义务不对等，既有违等价公平原则，也违背了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为此签订的《协议书》符合显失公平的情形。现黄少勇、伍健莲申请撤销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撤销黄少勇、伍健莲与关玉贤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案件受理费96800元，由关玉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关玉贤补充提交了其名下两处房产的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以及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241-2、4242-2号民事裁定书，拟以前者证明其财产属于非清洁财产，无法直接用于还债，故其不存在欺诈及未如实告知自身真实财务状况的情况；拟以后者证明本案涉及金额巨大，人员众多，涉嫌非法集资犯罪，需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黄少勇、伍健莲二审未补充提交证据材料。经二审庭询组织双方交换证据及质证，黄少勇、伍健莲表示，关玉贤补充提交的前述证据材料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即便需要发表意见，也只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及关玉贤提出的主张。鉴于上述补充证据材料均属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且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不存在关联性，其中两份民事裁定书虽载明以黄少勇、伍健莲作为被告，但均是人民法院准许原告撤回起诉作出的裁定，其间并未反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故此经合议庭评议，以上补充证据材料本院均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接纳。本院二审查明：（一）关于黄少勇、伍健莲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和理由。1.黄少勇、伍健莲于2016年8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在起诉状中称，关玉贤向其隐瞒资产的真实状况，以致其对关玉贤的偿债能力产生错误认识，其在受到“欺诈”“胁迫”之下，为避免损失扩大而与关玉贤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撤销《协议书》。2.本案一审于2017年2月28日开庭时，黄少勇、伍健莲对其起诉的事实和理由进行补充，表示关玉贤欺诈的具体表现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导致其对关玉贤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协议书》；其因为是向亲戚借款再出借给关玉贤，自身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关玉贤诱使其签订《协议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关玉贤利用优势地位和其无经验、草率，与其签订了债务免除协议，《协议书》显失公平。在后续开庭中，黄少勇、伍健莲回复法庭，其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同法第54条及民通意见第68-72条”，关玉贤的行为符合欺诈、胁迫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其在签订《协议书》时对关玉贤的经济能力产生重大误解，也是关玉贤的欺诈所导致的。此后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黄少勇、伍健莲均未就其诉请主张适用其他法律依据。3.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一审法院又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29日由经办法官组织了两次质证。在2018年9月29日的质证中，法庭向当事人释明，本案经审查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故变更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询问黄少勇、伍健莲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黄少勇、伍健莲表示不变更，并对其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补充为“依据《民法总则》148、149、150、151条以及《合同法》54条”。关玉贤回复法庭不变更答辩意见，自愿放弃举证期限。之后，一审法院未再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本案一审开庭后，一审法院经审查同意双方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并于2018年6月19日传唤双方证人出庭作证，具体情况如下：1.黄少勇代理人询问证人黄某1：“证人，当你知道被告不还钱的时候，你去弟弟黄少勇家是否想死想跳楼？”黄某1：“是的。”黄少勇代理人：“你弟弟与被告签订以1250万元抵7000多万元债务的协议时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黄某1：“应该不是自愿的，当时整个人都已经懵了。”关玉贤代理人询问黄某1：“证人你是否清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向被告出借了多少，被告还了多少？”黄某1：“我都不记得了。”关玉贤代理人：“您是怎么知道原被告之间存在多少债务的？”黄某1：“我比较信任我弟弟。”关玉贤代理人：“就是说，都是你弟弟告知你的？”黄某1：“是的。”关玉贤代理人：“你是否参与原被告之间金额的核对？”黄某1：“我都不记得了。”2.黄少勇代理人询问证人黄某2：“证人你知道被告不还钱的时候，是否跟你姐姐去追钱，你们是否想跳楼？”黄某2：“当时我姐姐比较激动，我看到她那样也受到影响，当时确实也很难受，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本来我心脏是没有问题，但那段时间也要靠吃药。”黄少勇代理人：“你弟弟签协议时是自愿还是被迫？”黄某2：“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是自愿的，当时被我们家很多人追钱，不想签也必须要签了。”关玉贤代理人询问黄某2：“你是否知道原被告之间签了协议？”黄某2：“后来才知道的，……”关玉贤代理人：“原告与被告签协议书的时候你是否在现场？”黄某2；“不在。”关玉贤代理人：“你是否参与确定协商金额？”黄某2：“没有。”3.黄少勇代理人询问证人周某：“你的二姨、三姨即证人黄某1、黄某2到你舅舅家追债的时候你是否在场？”周某：“在场。”黄少勇代理人：“他们是否情绪激动想跳楼？”周某：“是的。”黄少勇代理人：“你舅母是否因为这个事情受到打击，有多次自杀倾向？”周某：“是的。”黄少勇代理人：“你舅母在2015年8月去芳村脑科医院医治一个多月，精神状态怎样？”周某：“精神状态很差，一直需要人在身边陪着。”黄少勇代理人：“签抵债协议书时，你是否在场？”周某：“在场。”黄少勇代理人：“被告说你不签就拿不到钱？”周某：“是的。”黄少勇代理人：“被告说你不要这1000万，这1000万就给了别人也没有了？”周某：“是的。”黄少勇代理人：“你舅舅、舅母签这个协议书是被迫还是自愿的？”周某：“被迫。”黄少勇代理人：“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被告名下还有巨额资产？”周某：“他们有朋友说，后来我们也就慢慢的知道了，……”黄少勇代理人：“就债务没有清偿完毕的事情，你们有没有采取报警等措施？”周某：“我们去了市经侦报案，经侦受理了，没有立案。”关玉贤代理人询问周某：“你舅舅、舅母的职业和学历？”周某：“我一直跟着他们做鞋子的，他们夫妻店。”关玉贤代理人：“他们与关玉贤的关系你是否清楚？”周某：“是同学和邻居。”关玉贤代理人：“签署协议时，付钱及签协议的先后顺序，付款是怎么付的？”周某：“不清楚，……”关玉贤代理人：“那你怎么知道你舅舅、舅母是被迫签订的？”周某：“因为之前有参与。”关玉贤代理人：“那就是你不知道当时签署协议的情况？”周某：“没看见。”审判员：“在签1000多万的协议之前，你们是否清楚被告的财产状况？”周某：“不清楚。”审判员：“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周某：“我舅妈也慢慢想起以前跟她说的话，跟朋友沟通，听朋友说，我们后来也学着上网查了一下。”审判员：“股份这些信息是否从网上查到的？”周某：“是的。”4.当黄少勇代理人就讼争双方在七喜公司见面有哪些人员在场的问题询问证人陈某时，陈某回答：“第一次有原告夫妻、关玉贤、我四个人；第二次有原告夫妻、原告的财务、原告的姐姐、原告律师、我、陈运清律师、被告姐夫易贤忠、卢立军，第三次还是在七喜公司，我、卢立军、被告姐夫、原告夫妻及他们的财务。”黄少勇代理人：“第二、三次见面时，被告为何都不出现？”陈某：“是原告自己来公司的，不是被告约的。”黄少勇代理人：“被告姐夫的角色？”陈某：“家长，与原告原来也是邻居。”黄少勇代理人：“协议是否现场起草的？”陈某：“第一次来七喜时就已经起草了给了原告拿回去，第二次来七喜就签了。”关玉贤代理人询问陈某：“协议上的金额1250万元是谁提出来的？”陈某：“黄少勇。”关玉贤代理人：“付款和签协议书的先后顺序，付款情况？”陈某：“是付完款之后才把协议给我的，应该是签了字后由伍健莲先拿着在公司等，黄少勇和关玉贤的姐姐关玉婵去汇款，收到钱后才由伍健莲把协议给我们，应该是这样。”关玉贤代理人：“原告两次去七喜谈判的精神状态、表现如何？”陈某：“都还好。”关玉贤代理人：“原告签署协议时，你是否均在场，有无人逼迫他们签署协议书？”陈某：“在场，没有逼迫。”审判员：“具体的商讨过程？”陈某：“黄少勇就说他借了这么多钱，并把相关的资料拿出来看，易总说他也理解黄少勇希望资金尽快回笼，双方各自说了处境，易总也问了他们对账的情况，双方应该也是有讨价还价，最后提出了最终金额，更多的时间是在细节方面，说因为涉及多个借款人，这样写一个总金额不行，才有了后面的承诺书。”（三）关于当事人的职业、相互关系及借贷资金来源。黄少勇、伍健莲二审确认，关玉贤与伍健莲是中大EMBA的同学。对于黄少勇、伍健莲的职业，其代理人二审庭询时表示是从事“大学鞋”的经营，庭后又书面答复法庭称，黄少勇、伍健莲是我国80年代第一批个体户，生产、加工、批发、零售自有品牌的鞋子并发展成为家族生意，其品牌全面进入百货、超市，至2007年拥有超过120间专卖店专柜，2009年开始涉足房地产项目开发和物业管理，是多家房地产企业的股东或在其间任职。至于借贷资金来源，黄少勇、伍健莲的代理人二审庭询时表示，其当事人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大部分出借资金为自有资金，少部分来自亲友；之后又书面答复法庭称，黄少勇、伍健莲夫妻及其直系亲属出借的款项为109062110，其他朋友、合作伙伴委托投资的款项为7000万元。（四）关于本案一审相关证据的情况。1.对于双方争议的2013年8月16日通过案外人李志辉账户出借的25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一审提供了借据照片及若干银行转账凭证（包括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予以佐证。借据照片显示，该借据由伍健莲、关玉贤分别作为出借人和借款人于2013年8月15日签订，载明伍健莲愿意借给关玉贤2500万元，借款汇入案外人陈静銮尾号为1702的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借据下方手写有“已收到2500万元整关玉贤2013年8月15日”的字样。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的交易日期均为2013年8月16日，金额合计2500万元，但其中1780万元的转账凭证只显示了付款方李志辉的信息，未显示收款方的账号和户名；另720万元的转账凭证中，有420万元显示由案外人罗晓敏账户汇入案外人郭武账户，有300万元显示由案外人李志辉账户汇入案外人郭武账户，均未显示款项已经汇入前述借据载明的收款账户或者借款人关玉贤的账户。2.对于双方争议的2014年3月1日出借的500万元，经查，黄少勇、伍健莲一审为此提交的是同年2月26日由案外人万泰公司汇入案外人关中岛贸易公司账户500万元的转账凭证，该凭证备注栏记载款项用途为“归还借款”。黄少勇、伍健莲二审庭询时表示，已经记不清为何会有以上备注，认为是自己一方统计有误；庭询结束后又递交书面说明，解释称是万泰公司先前曾向股东黄少勇借款，后因关玉贤在2014年3月1日要向黄少勇借款500万元，黄少勇便指示万泰公司将该公司应归还的500万元汇入关玉贤指定的关中岛贸易公司账户，该款既是万泰公司向黄少勇的还款，也作为黄少勇向关玉贤出借的款项，故有以上备注内容。黄少勇、伍健莲未就该部分解释再提交证据佐证。3.对于双方争议的2014年6月24日出借的4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一审只提交了当天由案外人陈耀成汇付400万元到案外人关雪莲账户的网银查询清单，未提交付款方陈耀成对于款项性质及用途的说明；黄少勇、伍健莲称关玉贤从当年7月起每月固定支付利息12万元（具体时间为2014年7月23日、8月23日、9月20日、10月21日、12月15日，2015年1月14日、2月13日），经查，黄少勇、伍健莲一审提交的《关玉贤还利息一览表》显示，关玉贤在2014年7月之前也有每月支付固定金额12万元的情况出现（如2014年3月20日付款12万元，4月24日付款12万元，5月19-20日付款12万元，6月26日付款12万元）。此外，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与前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不存在矛盾的地方，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黄少勇、伍健莲在依照《协议书》约定收取了关玉贤通过案外人支付的1250万元后，以其签订该协议时受到了关玉贤的欺诈和胁迫，以致对关玉贤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误解，关玉贤诱使其签订该协议是乘人之危，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就贯彻执行民法通则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撤销《协议书》而提起的诉讼。鉴于《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均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本案一审法庭辩论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也已经结束，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处理。一审法院根据黄少勇、伍健莲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增加的事实和理由，适用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黄少勇、伍健莲诉请撤销《协议书》的主要依据是关玉贤对其实施了“欺诈”和“胁迫”，具体表现是虚构大额债务及隐瞒自身财产状况，导致其对关玉贤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误解；同时认为其当时处于被亲友及合作伙伴追讨债务的危难之机，关玉贤与其签订《协议书》是乘人之危。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黄少勇、伍健莲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前述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在诉讼证明的过程中，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通常应当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对于欺诈、胁迫等特定事实的证明标准，则更拔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反观黄少勇、伍健莲在本案中的举证，并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甚至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首先，黄少勇、伍健莲据以主张关玉贤对其实施“欺诈”“胁迫”的主要证据是证人黄某1、黄某2、周某的证言，但以上证人均为黄少勇的亲属，同时也是案涉借款的部分实际出借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从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来看，黄少勇代理人对相关证人的询问明显存在诱导（如直接询问证人当时是否想死想跳楼，对方是否说若不签订协议就什么也没有了，等等），证人的证言亦存在前后矛盾或者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如在三名证人中，唯一自称在现场参与追债及签署《协议书》的证人周某，先是对关玉贤代理人关于付款1250万元及签署《协议书》孰先孰后的询问表示不清楚，后又表示是因之前有参与才知道《协议书》是被迫签订的，继而承认其并没有看见签署协议时的情况），证言之间难以相互印证，证明力明显不足。其次，黄少勇、伍健莲提交的现有证据中并无任何地方显示关玉贤有虚构巨额债务的情况，仅凭关玉贤在七喜公司（分众传媒）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增减的事实以及房产证复印件等证据，并不足以得出关玉贤虚构债务、刻意隐瞒相关资产或者曾谎称其陷于债务困境的结论（证据中既未反映关玉贤当时对于自身资产及负债状况的陈述，也无法排除其确曾陷于债务困境而后通过他人代为清偿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可能）。何况，自然人依法享有隐私权，即保有其生活中不愿被人知晓且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的权利，故除非特定主体在特定时期经有权机关要求，自然人并无主动向他人披露自身财产信息的法律义务。因此，作为交易的相对方，黄少勇、伍健莲在与关玉贤就相关债务的结算、清偿协商签订和解协议时，如若对关玉贤的偿债能力有疑问，自可通过必要的询问、调查等合法方式进行了解。从黄少勇、伍健莲在本案中的举证来看，其事后对于关玉贤财产状况的了解也是通过网上查询、询问朋友等公开途径即可获得，其中证人周某一审对法庭关于后来如何知道关玉贤财产状况的回答“我舅妈也慢慢想起以前跟她说的话，……”则更表明，伍健莲事后对关玉贤偿债能力的了解首先就来自于关玉贤之前的亲口告知，其关于关玉贤故意隐瞒自身真实财产状况，以致其对关玉贤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误解的说法难以成立。再者，根据黄少勇、伍健莲的陈述及证人证言，伍健莲与关玉贤是EMBA的同学，双方同时还是邻居，彼此并非素不相识、缺乏了解，黄少勇、伍健莲作为上百家鞋店的经营者和多家房地产企业的股东，且长期从事大规模资金放贷，在商事交易方面亦非缺乏经验和判断能力以致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结合证人陈某的证言，案涉《协议书》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并由他人代关玉贤依约支付1250万元后才签订及交付，黄少勇、伍健莲一方亦有律师和财务人员在场，协议的签订不可谓不慎重；再从放贷资金来源来看，黄少勇、伍健莲二审称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好，出借的资金大部分为自有资金，少部分来自亲友（其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实际上也重申了这一说法），作为长期从事大规模有偿放贷的商人，对于部分债款无法正常收回的风险以及来自上一手出借人的催讨压力理应有所预见，尤其是相对于同样不能全额清偿债务本息的债务人关玉贤而言，不能据此认为黄少勇、伍健莲当时已经处于法律规定的“危难”或者“危困”状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关玉贤利用其优势以及黄少勇、伍健莲所处危困状态，迫使对方接受1250万元债务和解方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协议书》的另一个依据是，《协议书》使得黄少勇、伍健莲的债权本金由64562110元骤减为1250万元，关玉贤因此得以免除数千万元债务，客观上造成双方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本院认为，这一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黄少勇、伍健莲的陈述和举证，其自2012年6月起出借款项给关玉贤，至2015年3月累计放贷上百次，出借本金近2亿元，且约定收取月利率3%、3.2%、3.5%或4%不等的高息，显然，这已属于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的职业放贷行为，其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其次，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出借本金金额的认定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以双方争议的2013年8月16日出借款2500万元为例，黄少勇、伍健莲为此提供的证据是借据照片和若干银行转账凭证，尽管照片显示借据下方手写有关玉贤确认收到2500万元的内容，但落款时间却在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的交易日期以及黄少勇、伍健莲主张的出借时间之前；虽然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3年8月16日的转账金额合计2500万元，但其中1780万元的转账凭证只显示了付款方李志辉的信息，未显示收款方的账号和户名，另720万元的转账凭证中，有420万元显示由案外人罗晓敏账户汇入案外人郭武账户，有300万元显示由案外人李志辉账户汇入案外人郭武账户，均未显示款项已经汇入前述借据载明的收款账户或者借款人关玉贤的账户。又如，对于双方争议的2014年6月24日出借的400万元，黄少勇、伍健莲一审只提交了当天由案外人陈耀成汇付400万元到案外人关雪莲账户的网银查询清单，付款方陈耀成对于上述汇款是否确认是代黄少勇、伍健莲向关玉贤支付的借款并无证据证实；黄少勇、伍健莲称关玉贤从当年7月起每月固定支付利息12万元，拟以此印证该400万元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但其同时提交的《关玉贤还利息一览表》却显示，关玉贤2014年7月之前也有每月支付固定金额12万元的情况存在。在出现以上诸多疑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就上述借款本金2900万元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作进一步分析、查证，即笼统地以黄少勇、伍健莲对借款作出了合理说明且有借据照片、关玉贤的利息支付情况予以证明为由，对黄少勇、伍健莲的主张予以采信，明显证据不足。而对于黄少勇、伍健莲主张在2014年3月1日出借的500万元，经查，其一审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的转账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款项用途记载为“归还借款”，黄少勇、伍健莲二审就此作出的解释亦前后矛盾，这表明，不但其陈述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应得到确认，相反，依据上述记载，本案甚至不排除黄少勇、伍健莲另曾向关玉贤借款的可能。再者，在借款利息的认定方面，对于案涉大部分借款，黄少勇、伍健莲并无提交相关借款合同或者借款发生时签具的借据，故双方是否存在利息约定并不明确，从关玉贤的还款中如何看出支付利息的规律，一审判决并无任何分析评述；退一步讲，即便部分事后出具的借据复印件载明了利息计付标准，能否据此便确定此前其他所有借款均存在同样的利息约定也不无疑问。何况，按月利率3%计算应付利息本就超出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在相关出借行为依法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而无效的情况下，出借人的利息主张更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最后，即便黄少勇、伍健莲一审自认的还款总额覆盖且超过了关玉贤主张的还款总额，一审法院以黄少勇、伍健莲的自认确定关玉贤的还款总额并无不当，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本案是否全部借款均存在利息约定并不明确，关玉贤也已对此提出质疑，一审法院在采信黄少勇、伍健莲自认还款总额的基础上，直接以黄少勇、伍健莲自认已偿还的本金及利息作为关玉贤实际偿还的本金及利息（其中黄少勇、伍健莲自认偿还的本金比关玉贤主张的还款少了近4000万元），同样理据不足。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截至2015年5月28日关玉贤仍有借款本金64562110元未清偿，进而采信黄少勇、伍健莲关于《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的主张，判决撤销《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关玉贤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69、70、71、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56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少勇、伍健莲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6800元，均由黄少勇、伍健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筱锴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晓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锦路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