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02民再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男，1980年11月15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爱侠，女，1980年4月1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以上二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田猛，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爱丽，女，1979年1月9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田锐，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海英，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以上五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男，1965年6月1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系王兴民亲属），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向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提级审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冀08民申151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再审申请人田锐、杨海英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被申请人王兴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罗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2、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有证据证明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明显违反自愿原则。（一）根据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的银行往来凭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涉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之间的“借条”项下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申请人王兴民长期从事高利贷放款业务，经常以申请人袁长伟的名义及账户对外放款、走账，王兴民要求袁长伟以其名义出借的每笔款项都需要袁长伟出具“借条”，其实袁长伟向王兴民出具的“借条”项下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袁长伟实际上就是王兴民对外放款的“白手套”。袁长伟作为王兴民的“白手套”代替王兴民向借款人收取借款本息，然后再转回王兴民或其妻子杨淑艳的账户。未按期收到的本息，王兴民再以袁长伟的名义进行诉讼，待案件胜诉后由袁长伟将执行回款转入王兴民妻子杨淑艳的账户。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袁长伟也已将债权转让给王兴民。（二）本案应属虚假诉讼。2016年1月6日，申请人袁长伟的妻子刘爱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的儿子王立权、妻子杨淑艳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依照该买卖合同，刘爱侠购买宽城县宝生现代城项目27套商品房，总价款约12000000.00元，但袁长伟、刘爱侠并无钱支付给王兴民。后来王兴民提出，用刘爱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套现）支付给王兴民，但袁长伟得先支付一部分房款，剩余房款用袁长伟此前出具给王兴民的“借条”并找担保人担保履行，这就是本案中保证人所指的并非给“借款”提供担保，而是给袁长伟、刘爱侠购买宝生现代城的房屋提供担保。同时，担保人杨文元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提供担保后，该房产即在房产局备案于刘爱侠名下。但截至目前，宝生现代城的房子王兴民早已收回，由刘爱侠名下过户到王立成、王立权。袁长伟、刘爱侠没有买到房屋反而还“倒欠”王兴民巨额款项。2017年7月，王兴民拿出此前的“欠条”、“担保还款协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欠款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实为虚假诉讼。另外，本次申请再审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借款”本金1018000.00元实为王兴民在北京购买奥迪A8的购车款（欠条中明确为车辆购买款，车辆亦未登记在袁长伟名下），因汽车销售公司将发票抬头写成袁长伟的名字，故王兴民让袁长伟出具了该欠条，该欠条项下根本没有真实的借款。假设该借条是真实的借款，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即便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的借贷真实，袁长伟也已经偿还了30586020.00元，具体如下：1、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间袁长伟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将执行回的款项全部转入王兴民妻子杨淑艳的账户内，共计7956090.00元。2、袁长伟及其妻子刘爱侠于2013年6月至2017年7月间共向王兴民及其妻子杨淑艳累计汇款约10019650.00元。3、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袁长伟累计向王兴民转让12610280.00元债权。前述三项共计30586020.00元，远远超出了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借款”本金1018000.00元。因此，从这一点上更充分的说明，袁长伟就是王兴民对外放款的“白手套”，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虚假诉讼。（三）授权委托不真实。1、表面上看，孟宪利为申请人（保证人）委托的律师，但孟宪利实为王兴民司机所聘，保证人没有与孟宪利及其律师事务所签订过代理合同，没有支付过代理费用，也没有任何委托事项的沟通交流。2、申请人所签授权委托书系被骗所签，且委托书内容、代理权限、日期等均为空白。当时袁长伟说王兴民已经找好了律师，保证人签字后此事走个程序就解决了。故授权委托书是在虚假哄骗隐瞒真相情况下所签，保证人非真实意愿授权，更非自愿为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虚假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申请人在法院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每个案卷中均有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中一份明显非杨海英、田锐所签。另外，每个案卷中均有两份孟宪利制作的询问笔录，所有申请人均未接受过孟宪利的询问，笔录内容完全是孟宪利编造的虚假笔录。4、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中何大龙、杨艳玲并非案件当事人，也非涉案款项的借款人、担保人，而孟宪利的授权委托书中居然有何大龙、杨艳玲的签名，因此，本案委托书实属虚假，孟宪利根本无权代理本案，更无权代理调解。综上，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之间并无真实的借贷关系，不应偿还任何款项，担保人亦无需承担任何连带保证责任。在此情况下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达成，且明显违背了自愿调解的法律原则，原调解书均应当予以撤销。二、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8号调解书程序及内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1、法院的开庭传票送达程序不合法，袁长伟并非田猛、田锐、杨海英、刘爱丽的代理人，法院不能让其代领传票，这样做的后果直接导致担保人不知开庭时间。2、据袁长伟所述，此案的调解并非在宽城满族自治县法院民三庭所作，而是在王兴民办公室，当时在场人员只有王兴民、袁长伟及主审法官刘文海，张春光、孟宪利律师及法院书记员均未在场，而且调解笔录也是事先打印好的，这样的调解内容明显违法。三、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名为民间借贷纠纷，实为委托合同纠纷。即被申请人将贷款以出借的形式交付给申请人袁长伟，申请人袁长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放贷款、回收贷款，贷款回收后交付给被申请人；在发放贷款、回收贷款过程中，申请人袁长伟收取部分利息差作为报酬。这是双方之间基本的合作事实。在此过程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欠条、还款承诺等均是被申请人控制申请人能够将贷款本息回收并且交付给被申请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通过这种运作模式，申请人将收回的大部分贷款本息交付给被申请人，另有一小部分未回收款项，申请人以自己名义诉讼，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回款结案，交付被申请人；未执行终结的案件，申请人袁长伟也通过债权转移的方式，将权利转让给被申请人。可以说，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已经处理完毕，不存在任何纠纷。四、按照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规定和（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指导案例，本案所涉借款及欠款合同应属无效，作为借款和欠款合同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应无效。合同无效后，将本案涉及的包括房产、车辆、矿石、手表等属于买卖合同内容另案处理。五、本案所涉借款金额不能确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状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建议把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所有银行账户中的总收入和总支出进行审计。王兴民辩称，一、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针对调解书申请再审，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调解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再审申请人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调解协议中的签字不真实，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针对调解受到了被申请人或者法院的欺骗、胁迫。再审申请人陈述的所有理由均与自愿原则没有丝毫关系。二、本案借款及担保关系真实存在，有借据、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予以证实。本案在调解过程中，被申请人提交了借条、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等证据，所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借款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签字都是真实的。如果再审申请人想要否认借款事实，需要提供证据推翻以上所有书证的真实性。三、再审申请人一方面认为本案借款是在帮助王兴民对外出借款项时形成，一方面又说是购买王立成、王立权的商业用房时形成，自相矛盾且都是虚假陈述。1、王兴民委托袁长伟收回第三人欠王兴民的钱，双方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王兴民认可在与白莉莉、何贵敏、李宝臻、任航、宽城满族自治县利达矿业有限公司、宽城满族自治县顺兴矿业有限公司、王志强、张玉宝等人形成民间借贷时，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的事实，但本案中双方实际借款纠纷与上述代为出借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更不存在所谓“高利贷”放款的事实。因上述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违反国家限制利率，也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24%或36%标准的上限标准，所以，根本不存在高利放贷和什么所谓“白手套”的事实。双方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真实债权人确认书》也以书证形式明确了上述合计债权11816000.00元真实出借人是王兴民，而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在以上代理关系中，袁长伟的确向王兴民出具过借条，但借条中都明确了实际借款人的姓名，并写明“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顶名”。这些借条都标注了实际借款人的姓名，与袁长伟欠王兴民钱时所出具的借条完全是两种借条，并未混同。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关于强制执行和债权转移两笔款实质上均是一笔账，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依照双方签订的《真实出借人确认书》，李宝臻等人的法院执行款就应当依法给王兴民，法院执行款和债权转移的数额不能重叠计算，而且该款与王兴民、袁长伟之间的借款纠纷事实上没有关联。袁长伟、刘爱侠向王兴民及杨淑艳有过银行转账，但扣除顶名出借人的还款外，确有部分是借款本金、利息。现起诉部分已经扣除了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述借款的实际所有人就是王兴民，但袁长伟等人为达到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目的，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意图将本来明确的法律事实人为复杂化、模糊化。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系高利贷及“白手套”，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构成刑法上的诬告陷害罪。2、袁长伟、刘爱侠曾想要购买王立成、王立权所有的商业用房，但因未支付房款，双方解除合同。期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及担保关系，而且与本案欠王兴民的钱无关。（1）从本案原审出示的证据而言，王兴民主张的借款从未涉及过《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宽城宝生现代城的商业用房，从证据上否认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本案借款事实上存在的关联性。（2）从时间上，本案借款的事实均发生在2015年9月份之前，而王立成、王立权同袁长伟、刘爱侠之间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月6日，在时间上无重叠。（3）从合同当事人来看，《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王立成、王立权、袁长伟、刘爱侠；而非本案借款纠纷的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而《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中的担保人是杨文元、袁海存，而非本案借款纠纷的担保人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袁宏伟等人。（4）2017年10月22日，袁长伟、刘爱侠、案外人王立成、王立权、杨文元、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士敏、经理许述泉、宋宝生共同签订了《备忘录》，已经清楚明确了《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签订时，袁长伟、刘爱侠从未向商业用房的开发商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也未向王立成、王立权给付购房款，故袁长伟、刘爱侠未因与王立成、王立权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而形成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再审申请人主张因履行商业用房合同与本案借款合同混同的唯一诉讼目的就是混淆视听。综上，本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王兴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金1018000.00元，利息712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1018000.00元为基数、月息2%为标准给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2、判令五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上述借款本息的给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调解，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达成的协议为：一、被告袁长伟、刘爱侠给付原告王兴民借款本金1018000.00元及利息（2015年12月31日以前的利息为71200.00元，2016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分期偿还即2017年9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0元，2017年10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0元，2017年11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50000.00元，剩余借款本息于2017年12月15日前付清；二、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如七被告未按上述约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原告有权执行剩余全部款项，同时原告有权主张七被告从逾期之日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分析认定如下：王兴民提交的1-1号证据2016年1月4日袁长伟签署的还款计划，拟证明袁长伟在还款计划中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1-2号证据2016年1月5日还款协议书，拟证明袁长伟出具还款计划后，王兴民与借款人及各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书，对欠款及利息、利率、还款期限、担保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均系本人签字确认；1-3号证据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签署的四份保证书，拟证明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1-4号证据杨文元在宽城县公安局所作的笔录，拟证明袁长伟欠王兴民总计1700多万元的事实，并证明欠款与宝生现代城的房屋无关。袁长伟、刘爱侠对王兴民提交的1-1至1-3号证据认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只是王兴民委托袁长伟收回贷款的一种方式，四份保证和承诺是应王兴民要求而书写，且数额与案件诉讼数额不符；对1-4号杨文元的笔录认为相互矛盾，且杨文元只是听说存在借款，对具体借款时间及借款形成过程并不清楚。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同意袁长伟、刘爱侠的质证意见，并认为王兴民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袁长伟欠款，既然没有借款就没有担保，且王兴民应属于职业放贷人，所签合同应属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后，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属无效。本院认为，1-1号还款计划中有袁长伟本人签字，且袁长伟本人对在协议中签名的事实亦不否认，因此该协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1-2号还款协议书中每页中均有借款人、担保人捺印，且均为本人签名，所反映出的事实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1-3号承诺及保证书，均有袁长伟本人签名，且均有借款、还款的内容，能够直观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本院予以采信。1-4号杨文元的笔录，杨文元仅是听说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的借贷关系，为传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根据。2-1号2015年1月9日车辆转让协议及机动车行驶证、2-2号2015年1月9日欠条，拟证明该日袁长伟欠王兴民车款1600000.00元的事实，2-3号2015年9月7日欠条，拟证明袁长伟在偿还582000.00元车款后，尚欠王兴民1018000.00元，袁长伟又为王兴民出具欠条。袁长伟、刘爱侠对2号证据认为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车辆买卖关系，所指车辆是王兴民为袁长伟放贷方便配置的，属于临时使用，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袁长伟驾驶车辆期间出现事故承担责任问题；转让协议注明转让前车辆的产权属于王兴民，而该车并未过户到袁长伟名下，后由王兴民无偿收回；王兴民所说由袁长伟开旧车，再由袁长伟为王兴民购买新车的说法不合常理；欠条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出具的，是虚假意思表示，王兴民对欠条内款项来源及形成前后表述矛盾。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涉案金额为1018000.00元借款协议与该金额不符；没有看到真实的车辆转让记录，车辆所有权未在袁长伟名下，双方没有交接清单，王兴民对1018000.00元的表述前后矛盾。因欠条及协议中均有袁长伟签名，且双方争议车辆在驾驶期间出现事故由哪方承担责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须当事人之间约定，同时，在双方签订协议后，袁长伟又为王兴民单独出具欠条，应认定为对所欠车款的进一步确认，证据之间存在合理因果关系，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3号证据宽城县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债权转移确认书、说明等，拟证明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袁长伟、刘爱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是委托放贷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能够证明王兴民长期以袁长伟的名义对外放贷，王兴民为职业放贷人。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4号证据《商业用房买卖合同》、欠据、备忘录、解除商业用房买卖协议书，拟证明袁长伟曾想购买原告位于宝生现代城的房屋，但没有买成，本次诉讼与上述房屋买卖无关。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买卖合同已经解除，房屋已经收回，袁长伟买房支出的房款应予返还。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如袁长伟认为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尚有购房款未返还，可另行主张权利。5号证据宽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袁长伟的三次询问笔录，拟证明在该笔录中袁长伟承认向王兴民借款。袁长伟、刘爱侠认为该笔录涉及的案件未经法院审理，最后不了了之，笔录能够证明王兴民以袁长伟的名义放贷。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笔录能够证明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存在合作放贷关系，但不能证实本案借贷金额的实际发生，借款事实应以转账、借据以及合同为准。本院认为，该笔录属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号证据何大龙、项洁证人证言，拟证明袁长伟以1500000.00-1600000.00元自王兴民处买车的事实。袁长伟、刘爱侠认为何大龙与王兴民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言具有倾向性，不予认可；项洁的陈述多是听说，不真实。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何大龙与袁长伟、王兴民存在合作关系，证言不客观；项洁的证言是听说，不具有真实性。鉴于上述证人证言与袁长伟所签欠条、转让协议内容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信。7号证据郝振福证人证言，拟证明袁长伟、何大龙等人对外贷款与王兴民无关。袁长伟、刘爱侠认为对外放贷可以以自己名义，也可以以他人名义。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所诉请求及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袁长伟、刘爱侠提交的1、2号证据王兴民在再审审查期间在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拟证明王兴民陈述的1018000.00元前后不一致，该借款不存在。王兴民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理由是未对袁长伟已经偿还部分主张权利。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该证据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袁长伟、刘爱侠的证明目的应结合整个案件的证据及陈述予以综合认定。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及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9日，袁长伟与王兴民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王兴民将其车牌号为京Ｑ×××××的雷克萨斯570车转让给袁长伟，转让价格为1600000.00元，签订协议后立即付清；并约定转让前产权属于卖方，双方签字协议生效以后，产权属于买方。当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欠到王兴民新雷克萨斯570越野车一辆，价格大概1600000.00元，此车于2015年4月1日之前购买并办完所有手续，于2015年4月1日前交给王兴民正常使用。2015年9月7日，袁长伟、刘爱侠作为欠款人为王兴民出具欠条，约定袁长伟欠付王兴民车辆买卖价款1018000.00元，并约定此款于2015年9月15日前付清，如未付，同意按月息2分给付欠款利息，直至付清为止。2016年1月4日，袁长伟签字的还款计划中有1018000.00元的记载。2016年1月5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二借款人于2015年9月7日向出借人借款壹佰零壹万捌仟元整（合计壹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借款人现暂时不能清偿借款本金1018000.00元，在五担保人请求提供担保并经出借人同意前提下（该借款属于应还未还款延期形成，各担保人对此明知并同意提供担保），现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事宜，经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并签订本协议书，以供各方共同遵守，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壹佰零壹万捌仟元整（￥1018000.00）（该款指2015年9月7日借款本金1018000.00元）。二、二借款人同意于2016年1月31日前付清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借款利息71200.00元，并按照月息2%标准给付本金1018000.00元自2016年1月1日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随本清。三、五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无论该借款是否有其他担保与否，担保人均不以此为抗辩，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四、……。借款人及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落款部分签字、捺印，并在该协议书抬头位置每人姓名处捺印。本院再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5年1月9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就车辆转让达成协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双方应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同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欠条，亦能证实双方车辆买卖的事实存在。2015年9月7日，袁长伟、刘爱侠为王兴民出具的欠条中明确记载为车辆买卖款，亦与王兴民所述相符，故袁长伟、刘爱侠应按照欠条中的承诺履行义务，逾期履行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袁长伟、刘爱侠在未履行2015年9月7日出具的欠条义务后，又与王兴民及担保人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该变更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为有效变更，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变更后的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在该协议中，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同意于2016年1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但至今未偿还，故对王兴民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该协议中，双方已计算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该计算结果未超过法律规定月利率2%标准，对王兴民要求袁长伟、刘爱侠给付该期间的利息71200.00元及以1018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对其与王兴民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予以否认，但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了多份欠条对车辆转让事宜予以确认，2016年1月5日双方最后对还款事项进行重新约定时，协议书上仍有袁长伟、刘爱侠的亲笔签名和捺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的借据和还款协议上签名捺印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信袁长伟、刘爱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该是明知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袁长伟、刘爱侠所作辩解意见多与常理不符，本院难以采信。另，车辆属于动产，其产权的变更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且在王兴民与袁长伟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已明确记载签字起产权即属于袁长伟，故对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以车辆未登记在袁长伟名下否认车辆转让事实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均作为保证人签字、捺印，应按照该协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各担保人自称不知道是为袁长伟和刘爱侠的借款提供担保，但对本人在还款协议落款处的签名和所按指纹均无异议。庭审中所出示的还款协议原件的文字内容不小于小二号字体，而且通篇为清晰的打印件，担保人对协议内容视而不见，令人费解。作为正常的自然人，对在还款协议上担保人项下的签名捺印没有考虑过后果，甚至以“不知情”作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合理的抗辩事由。因此，本院对上述保证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认定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条内容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其中对非法人的自然人界定了“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标准，从本案来看，王兴民虽然与袁长伟之间发生过多笔借贷，袁长伟也与他人之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但如果将其二人认定为以民间借贷为业，尚需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衡量标准，对“以民间借贷为业”不宜做随意性自由裁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项下，明确要求“《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鉴于本案系再审案件，按照通知要求不在该《会议纪要》适用范围。综上，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民事专业法官会议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8号民事调解书；二、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欠款1018000.00元、利息71200.00元，并以1018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三、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上述款项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4603.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孟庆九审 判 员  姜朋飞人民陪审员  刘建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孙 超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