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84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绿城桂花园映澄苑4幢303室。法定代理人：周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展，安徽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松，安徽同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华存，男，195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邦荣，女，198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磊，男，198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查茜，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欣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程华存、程邦荣、程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苏某在事故发生时不属于“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盛欣公司对其死亡不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即用人单位代替工伤保险基金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事故。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为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在《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中，突破劳动者年龄的界限，肯定对超龄农民工可以认定为工伤，并规定工伤认定后公司有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的，该费用由工伤基金承担，公司没有购买工伤保险的，该费用应由公司自行承担，但是从赔偿的角度来说，该答复的内容是违背客观事实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因为依据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用人单位是无法为超龄的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超龄农民工是不属于“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职工的，而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事故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情形。上述答复的内容违背《工伤保险条例》的基本规定，不应作为认定责任的依据。本案中，苏某入职盛欣公司时，其已是67周岁，依据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盛欣公司客观上无法为其购买工伤保险，其不属于“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基于此，其因交通事故死亡后不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要求盛欣公司承担责任。二、退一步说，即使认为盛欣公司应该给予赔偿，一审判决也存在错误，损害了盛欣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以改判。第一，盛欣公司在（2017）皖0191民初5217号案件中已获得的丧葬费29551元及死亡赔偿金379028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不应重复支持。首先，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获得双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虽然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近亲属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此条第一款是在没有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工伤待遇的规定；第二款是在有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当事人有选择权，既可依工伤条例要求工伤待遇，也可选择依人身损害赔偿要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没有规定赔偿权利人既可向单位主张工伤待遇，又可要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次，我国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是补偿，而非赔偿，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已获得的赔偿在本案中重复支持，有不当得利之嫌。根据我国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可知，我国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是补偿原则，即损失填补原则，而非赔偿原则。我国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明确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工伤保险待遇按照以下规定执行：（一）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二）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已由伤亡职工或亲属领取的，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再发给。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另外，我国很多省市的现行的工伤保险办法里也明确规定上述情况下不得获得双重赔偿，如《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45条、《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29条、《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第10条、重庆市《关于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2条、《厦门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第37条。综上，在发生交通事故与工伤竞合的情况下，不应支持双重赔偿，至少不应支持相同赔偿项目的重复赔偿。具体到本案中，交通事故中赔偿的丧葬费及本案中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主张的丧葬补助金其实质均是基于对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处理丧葬事宜花费损失的弥补，而交通事故中获赔的死亡赔偿金和本案中主张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也均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经济补偿，不应重复支持，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在交通事故案中已获得的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在本案中应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对盛欣公司的上述意见在民事判决中未予提及，也未说明相应理由，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第二，盛欣公司主张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不符合法律适用条件，不应支持。《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明确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是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而本案中，死亡职工苏某丈夫程华存虽已达到退休年龄，但根据程华存自己在工伤认定过程中的陈述和查明的客观事实，程华存与苏某在苏某发生事故前均从事保洁工作，有劳动能力，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本案程华存在苏某生前，是有劳动能力有固定收入的，不是靠苏某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主张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而且，对于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发放，虽然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是一次性发放还是按月发放，但是已经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基金是按月发放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那么用人单位也应按月支付，这也符合法律的立法本意，符合供养亲属的实际需要。基于此，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第三，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获得50万元赔偿款应从本案中予以扣除。本案中，盛欣公司之所以没有为苏某缴纳工伤保险，是因为依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根本不可能为其购买，不可能履行该义务，而不是主观上不履行，盛欣公司不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况下，盛欣公司自行付费为苏某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此，苏某在公司上班期间也是明知的，也即盛欣公司购买该保险的初衷不是其在工伤保险外给予苏某的福利，而是替代工伤保险分散公司的法律风险，保障苏某的合法权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购买该保险的行为应认定为是苏某和盛欣公司达成的口头协议，在苏某发生事故时，苏某可依据上述保险获得保险赔偿款，盛欣公司除了支付保险费外无需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因此，苏某基于盛欣公司购买的保险获得的50万元赔偿应在盛欣公司需承担的工伤赔偿责任中扣除，这不仅符合盛欣公司与苏某在购买上述保险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民事赔偿的补偿原则（既已填补损失，不应再重复赔偿），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即既保障用人单位在无法为超龄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的前提下积极购买商业险，保障超龄职工合法权益，也能保障用人单位不会因为法律的苛刻义务不再为超龄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导致有劳动能力的超龄人员没有劳动机会，没有收入来源。第四，一审法院在计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时适用标准存在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明确规定一次性工伤补助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且根据《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中的因工死亡补助金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工伤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而本次事故发生时间为2017年8月6日，那么本次计算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应按照2016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经查询，2016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年计算，数额为67232元。综上，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盛欣公司基于苏某的死亡获得的赔偿远远超过依法所应获得工伤赔偿的数额，盛欣公司不应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依法应予以改判，驳回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程华存、程邦荣、程磊辩称，一、本案工亡职工依法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1.本案受害职工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我国劳动法并未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做禁止性规定，与本案盛欣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最高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已经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二、关于交通事故与工伤保险待遇是否能双重赔付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5年12月）其中第10条明确讲到“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偿的，劳动者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除医疗费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亦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共近来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两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之中，相互独立，互不排斥，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害人(受伤职工）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除此之外，在处理工伤与人身损害侵权竞合的案件时，上述司法解释支持双重赔偿的原则和精神在审判实践中亦能得到体现。3.基于受伤员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属于社会保险法上的赔偿；基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产生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属于民事侵权法上的赔偿。因此，在民事赔偿法律关系与工伤赔偿法律关系竞合的情况下，不能一概笼统的适用填平原则进行处理。三、关于商业险能否抵扣工伤保险待遇问题。1.依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针对投保人与被投保人之间有劳动关系的人身保险，受益人必须由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属享有，而不能指定其他人，所以，虽然说投保由公司投保，但法律规定受益人是劳动者及共近亲属。目前也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企业发生工伤之后企业应当支付给员工的赔偿全可以由投的商业险进行抵扣。工伤保险是国家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而强制用人单位购买的险种。而盛欣公司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团体意外险是商业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第三十九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因此，盛欣公司所投的商业险的受益人应该是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工亡者近亲属)。工伤保险费用与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并不冲突，被保险人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即被保险人获得工伤保险金后，不排除其依法取得商业保险金的权利。2.盛欣公司声称因受害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无法为其购买工伤保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发生了工伤及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竞合，亦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那么根据我国法律举轻以明重的原则，用人单位在招录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本身就默认了风险的存在，其当然不能免除应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律责任。四、程华存、程邦荣、程磊要求一次性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于法有据。根据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2005）83号文）第五条的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进城务工人员因工死亡，其符合供养条件的供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可选择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领取标准以供养亲属的年龄、待遇率及工亡进城务工人员本人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核定。具体标准为：…(二）供养亲属年龄在18周岁以上至35周岁以下的，领取期限为200个月；供养亲属年龄在35周岁（含35周岁）以上至70周岁的，年龄每增加1岁，待遇减少4个月。本案工亡者配偶为1951年11月生，至仲裁时已满67周岁，按照上述法定规定，领取期限为200-(67-35）*4=72个月。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丧葬补助金38724元；2.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136752元；3.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4.案件受理费由盛欣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1950年7月15日出生）系盛欣公司员工。2017年8月6日上午7时左右，罗齐旭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电动三轮车，沿天波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科学大道交叉路口西侧约100米处时，遇苏某（环卫工人）手拖垃圾桶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电动三轮车碰撞到垃圾桶，垃圾桶碰撞到苏某，电动车侧翻，又碰撞到道路南侧停放的刘帮申的皖Ａ×××××号小型轿车，致苏某受伤，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技术开发区大队认定，罗齐旭负事故全部责任，刘帮申、苏某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苏某即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五医院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8月9日死亡。盛欣公司垫付了40000元医疗费用。程华存（1951年11月8日出生）系苏某的配偶,程磊、程邦荣系苏某的子女。2017年11月29日，经程磊申请，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局认定苏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后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丧葬补助金38742元;2.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136752元;3.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2019年4月20日，该委作出（2019）合高新劳人仲案字第80号裁决书，裁决：1.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丧葬补助金35526元；2.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58245.12元；3.盛欣公司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87920元。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对该裁决书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7年9月22日，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罗齐旭、安徽牛牛同城配送有限公司、刘帮申共同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08651.5元。2017年12月21日，该院作出（2017）皖0191民初52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安徽牛牛同城配送有限公司赔偿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因苏某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537431.3元（扣除已付的45000元）。又查明：2017年4月6日，盛欣公司作为投保人，为包括苏某在内的82名员工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主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险金额5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4月8日0时起至2018年4月7日24时止。盛欣公司支付保险费合计36900元。事故发生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已向程华存、程邦荣、程磊支付因苏某死亡产生的保险金500000元。再查明：苏某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为2022.4元/月。2016年度，合肥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1054元。2017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该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本案中，因盛欣公司未为苏某缴纳工伤保险费用，苏某因工伤死亡后，盛欣公司依法应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程华存、程邦荣、程磊支付相关费用。《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故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为：1.丧葬补助金35526元（71054元÷12个月×6个月）；2.供养亲属抚恤金58245.12元（2022.4元/月×40%×72个月）；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36396元×20倍）。盛欣公司为苏某垫付的40000元费用依法应予以扣除。关于盛欣公司为苏某投保的意外伤害团体险，是否可以在盛欣公司赔偿款扣除的问题。意外伤害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利益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为保险事故,当被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按合同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规定,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获得赔偿，保险人均应按约向被保险人给付合同约定的保险金。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是强制保险，用人单位必须缴纳。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能通过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变相免除。如果没有办理社会保险，用人单位需承担赔付责任。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则为商业保险，自愿投保。可见，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由不同的法律调整，体现不同的目的，二者不存在替代关系和包容关系，不能以购买商业险性质的意外伤害保险来代替工伤保险。本案中，盛欣公司为苏某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性质上是盛欣公司为苏某提供的一种福利待遇，不能免除盛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的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国家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和工伤保险重合，不能同时获得赔付。商业保险和社会工伤保险在就同一工伤事故进行赔付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应按各自的法律依据分别进行赔偿。因此，工伤保险与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不包含、不排斥，可以双向索赔，不能以保险公司已理赔意外伤害保险金来折抵用人单位的工伤事故责任。综上，盛欣公司辩称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已经获得的保险金应在盛欣公司赔偿款中扣除，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丧葬补助金35526元；二、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58245.12元；三、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87920元（727920元－40000元）；四、驳回程华存、程邦荣、程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年。本院认为，关于盛欣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本案中，苏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已被认定为工伤，盛欣公司未为苏某缴纳工伤保险，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苏某的各项工亡赔偿，故一审对程华存、程邦荣、程磊诉请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中的因工死亡补助金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工伤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本苏某银的交通事故发生于2017年8月6日，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8月9日死亡，故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为2016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672320元（33616元/年×20），一审以2017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年为标准计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交通事故与工伤保险待遇发生竞合时，受害人是否能获得双重赔付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时，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此情况下，用人单位与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因此，本案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得到侵权赔偿之后，另向盛欣公司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盛欣公司主张应在本案工伤赔偿款中扣除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已获得的交通事故赔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盛欣公司苏某银投保的意外伤害团体险，是否可以在盛欣公司赔偿款中扣除的问题。盛欣公司上诉主张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已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获得50万元赔偿款，该款应从盛欣公司支付的工亡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是强制保险，用人单位必须缴纳。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能通过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变相免除。如用人单位没有办理社会保险，需承担赔付责任。而团体人身伤害保险则为商业保险，自愿投保。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法律关系、支付条件、支付主体、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本案盛欣公司苏某银购买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是责任险。保险受益人是劳动者苏某银，而不是盛欣公司。从性质上是盛欣公司苏某银提供的一种福利待遇，不能免除盛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的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禁止受伤害的职工或其家属获得双重赔偿，也未规定商业保险公司理赔后免除或折抵用人单位的工伤事故责任，而是按各自的法律依据分别进行赔偿。因此，工伤保险与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不矛盾，可以双向索赔，不能以保险公司已理赔意外伤害保险费来折抵用人单位的工伤事故责任。综上，盛欣公司上诉主张程华存、程邦荣、程磊已获得的保险金应在盛欣公司赔偿款中扣除，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盛欣公司是否应当一次性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问题。根据《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进城务工人员因工死亡，其符合供养条件的供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可选择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苏某银的丈夫程华存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盛欣公司并未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证明程华存有其他生活来源，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结合程华存的年龄、待遇率苏某银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核算盛欣公司应支付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58245.1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盛欣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丧葬补助金35526元”；“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程华存供养亲属抚恤金58245.12元”；二、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程华存、程邦荣、程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32320元（672320元-40000元）；四、驳回程华存、程邦荣、程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安徽盛欣清洁有限公司负担8元，程华存、程邦荣、程磊负担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长海审判员  马枫蔷审判员  方玮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李颖书记员李丽莎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