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20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桂兰，女，1975年9月5日出生，黎族，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住海南省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陵水椰林华贵坊窗帘家饰，经营场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教路二横路28号。 经营者：牛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陵水椰林华贵坊窗帘家饰第一分店，经营场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路二横路40号。 经营者：牛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牛华，女，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辽宁省营口市人，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教路二横路2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桂兰因与被上诉人陵水椰林华贵坊窗帘家饰（以下简称华贵坊）及第三人陵水椰林华贵坊窗帘家饰第一分店（以下简称第一分店）、牛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8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桂兰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9028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定作窗帘成本26万元及利息损失（以2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4.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的合作关系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是陵水县本地人，在知悉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后，与牛华达成口头合作协议并与大墩村委会谈好窗帘定作条件，之后和牛华共同与海口欧美特家纺有限公司（简称欧美特公司）协商并安排欧美特公司与大墩村委会签订、履行窗帘定作的《窗帘购销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牛华、欧美特公司协商后，2013年2月5日由欧美特公司代表牛华（事实是代表上诉人与牛华）签订《窗帘购销合同》的事实，和一审法院生效的（2017）琼9028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证据一，简称“489号判决”）认定欧美特公司完成201套窗帘并开具641793元发票后，对牛华及上诉人提出发票不够不能再开发票的事实，证明上诉人与牛华有权共同决定窗帘定作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包括定作窗帘、收取定作款、开发票）事宜，二者在窗帘定作中是合作关系。被上诉人答辩承认支付36万元给上诉人，但辩称支付的是居间介绍费，否认上诉人与牛华是合作关系，表明牛华认可上诉人与大墩村委会关系熟悉，印证牛华是与上诉人合作才加入定作窗帘。（二）上诉人及牛华对大墩村委会已经支付的5笔窗帘定作款共同处分包括使用、对帐及分配等事实，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在窗帘定作中是合作关系。1.牛华手写三张对帐单将大墩村委会定作款的用途（包括布款等）、用款金额、余款等给上诉人核对，证明牛华认可上诉人对此有核对的权利；2.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2月19日被上诉人收到定作款479952元。被上诉人证据1《华贵坊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被上诉人收到479952元定作款的当日向欧美特公司付定作成本29万元，次日向上诉人四次共支付定作成本19万元，证明479952元定作款的使用由牛华与上诉人共同决定；3.被上诉人证据2《第一分店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4年1月24日一分店收到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款389961元，当日将5万元转至上诉人开具的陵水精典布艺坊有限公司，2014年1月26日将33.9万元以“还借款”名义转至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在一审陈述牛华提供一分店印章办理389961元定用款的转帐手续，且提现19万元分配给牛华，证明389961元定作款的使用由牛华与上诉人共同决定。根据上诉人与牛华共同处置每一笔窗帘定作款（包括使用、对帐，分配等），证明牛华认可上诉人有权共同决定窗帘定作款的使用，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是合作关系。（三）生效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6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证据一，简称“298号判决”）已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在涉案的窗帘定作中是合作关系。在（2019）琼96民终298号案件（判决第15页第二段）中，上诉人申请证人黄华、黄桂园、李第平出庭作证，以证明在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中，黄桂兰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存在合作关系，并参与定作安装窗帘。其中证人黄华作证称，知道上诉人与牛华的合作关系，黄华在大墩村委会安装窗帘，黄桂兰、牛华各支付1万元安装费；李弟平（时任大墩村委会村办公司职员）作证称涉案的合同是他制作由黄桂兰拿去签，签订合同、付款是黄桂兰经办，黄桂兰一直在参与定作窗帘（证言见298号案庭审笔录）。可以认定，上诉人与牛华共同参与合同签订前的协商、与李弟平对接合同签订手续、共同安排欧美特公司与大墩村委会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与李弟平对接办理付款事宜、定作后安排黄华等人安装窗帘及支付安装费、收款后与牛华共同处分每一笔定作款等事实，证明上诉人参与了窗帘定作合同签订前协商、合同签订、窗帘定作安装、定作款支付、定作款使用等合同履行全过程，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在涉案的窗帘定作中是合作关系。正是基于上述事实，该案合议庭经评议认为：三位证人出庭所作证言认为黄桂兰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存在合作关系，结合本案的相关调查事实，对三位证人陈述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五）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生效的“298号判决”在结合其他调查事实的基础上，确认上诉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一分店、牛华在涉案的窗帘定作中是合作关系且上诉人参与定作安装窗帘的事实，上诉人无须举证证明，在本案中既可迳行予以认定。因此，一审判决否定上级法院生效的“298号判决”已确认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在涉案的窗帘定作中是合作关系”的事实是错误的。（四）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认可除诉争窗帘定作事项外，无其他业务往来，生效的“298号判决”确认诉争窗帘定作事项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是合作关系，故没有其他法律关系。（五）生效的“298号判决”确认上诉人参与定作安装窗帘并支付涉案的窗帘定作成本即窗帘定金30500元及窗帘款53800元，一审判决不予认定错误。1.生效的“298号判决”（第15页第二段）确认上诉人参与定作安装窗帘、（第14页第二段至第15页第一段）对上诉人书证证明2014年3月3日钟朝辉代上诉人向林文中支付窗帘定金30500元、2014年3月22日钟朝辉代上诉人向林文中支付窗帘款53800元是上诉人支付的涉案窗帘的定作成本关联性予以确认，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五）款的规定，生效的“298号判决”确认的上述事实上诉人无须举证证明，即可迳行确认上诉人参与定作安装窗帘并支付定作成本帘定金30500元、窗帘款53800元；2.一审判决查明上诉人支付窗帘定金30500元、窗帘款53800元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3月3日和2014年3月22日，但在“本院认为”中将付款时间错误认定为2013年3月3日、22日并作出错误事实认定。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定作窗帘成本26万及利息损失、支付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即使按被上诉人、第三人的一审答辩，也可确定窗帘定作成本为1484元/套。被上诉人、第三人在一审答辩称向上诉人支付19万元定作128套窗帘，该款实质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因合作定作窗帘而支出的成本，据此计算折合每套窗帘定作成本为1484元（19万元/128套=1484元/套）。（二）按窗帘定作成本1484元/套计算，可确定每套窗帘定作的成本比例为46.5%，利润比例为53.5%。根据欧美特公司与大墩村委会签订的《窗帘购销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合作定作窗帘的成本为3193元/套，扣除成本1480元，每套窗帘定作利润为1709元，成本比例为46.5%，利润比例为53.5%。（三）即使不按上诉人主张的窗帘定作成本而按每套窗帘定作成本比例为46.5%，利润比例为53.5%计算，可确定定作款583829.6元定作款中成本为271480.8元，利润为312348.8元。（四）即使不按上诉人主张的窗帘定作成本而按被上诉人、第三人答辩主张的成本计算1484元/套计算，200套窗帘的定作成本为296800元，以定作款583829.6元扣除定作成本296800元，利润为287029.6元。无论按第（三）款或（四）款的标准计算，上诉人主张返还26万定作成本及利息损失有事实根据应予支持；主张支付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有事实根据，大部分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且参与定作窗帘已得到生效的“298号判决”的确认，上诉人主张的窗帘定作成本及利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存在合作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不支持上诉人返还定作窗帘成本及支付利润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华贵坊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2019）琼96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黄桂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所做的证言仅证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与黄桂兰可能存在合作关系。黄桂兰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想要证明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作关系尚需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第一分店、牛华陈述意见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一致。 黄桂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定作窗帘成本26万元及利息损失（以2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承担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200元、保全费267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经人介绍认识欧美特公司员工，后原告、牛华及欧美特公司协商后，牛华于2012年11月16日出具《委托书》，委托欧美特公司代表牛华与大墩村委会签订《窗帘购销合同》，合同所有权利、义务、责任均由牛华承担。2013年1月15日，牛华注册成立被告华贵坊，于2013年2月6日经陵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椰林工商所核准。2013年2月5日，欧美特公司和大墩村委会签订《窗帘购销合同》，约定欧美特公司承包大墩村委会新村安置房共1005户的窗帘定作安装工程，工程包工包料，每套窗帘价款3193元，合同总价3208965元。该合同签订后，欧美特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但在完成201套窗帘的定作安装并向大墩村委会开具共计641793元的发票后，以发票限额为由向牛华提出不能再开具发票。随后，牛华以华贵坊名义和大墩村委会签订《窗帘购销合同》，并倒签时间为2013年2月5日，约定华贵坊承包大墩村委会新村安置房共804户（系欧美特公司履行第一份合同后剩余未定作安装窗帘的804户），合同总价2567172元。该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与欧美特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内容一致。华贵坊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因个体户一年开具的发票不得超过100万元，为此牛华又于2013年4月18日注册成立第一分店，用于收取上述合同款项及开具发票。期间，牛华为履行上述合同，积极组织选材、购买窗帘原料，并于2012年11月22日与案外人周某签订《窗帘安装合同》，约定由周某对涉案窗帘进行安装施工，后又以华贵坊名义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013年9月26日在海口伊莎莱布业有限公司订购窗帘；于2013年5月18日与海南海源丰窗饰有限公司签订《窗帘杆订购合同》，订购1005栋别墅窗帘杆；于2013年6月6日与海南家家吉祥窗饰有限公司签订《百叶窗帘订购合同》，订购1005栋别墅百叶窗。之后，周某和其妻子邓燕雅按照合同约定对涉案窗帘进行安装施工，直至2014年5、6月份安装完工，期间未有其他人员参与涉案窗帘的安装施工。涉案两份《窗帘购销合同》签订后，大墩村委会于2013年2月6日向华贵坊支付定作款513434.4元，于2013年6月17日向第一分店支付定作款60万元，于2013年12月19日向华贵坊支付定作款479952元，于2014年1月24日向第一分店支付定作款389961元，上述款项共计1983342.4元。期间，牛华按照黄桂兰的要求，于2013年2月7日、2013年6月5日，分别向钟朝辉、钟海滨转账支付25万元和11万元，但转账凭证均未注明款项用途（庭审中，原告主张25万元系分配给其的合作利润，11万元系归还其借款；被告辩称系支付给原告的居间介绍费）。2013年12月20日，牛华通过华贵坊账户向黄桂兰转账支付四笔款项共计19万元并注明“货款”。2014年1月24日，原告黄桂兰自行将第一分店账户中的389961元（系大墩村委会支付的窗帘定作款），以支付窗帘布款为由向陵水精典窗帘布艺坊有限公司账户转账5万元，于2014年1月26日再次将剩余的339000元转账到其个人账户，并注明“还借款”。庭审中，黄桂兰主张系牛华将第一分店印章交给她，其中支付给陵水精典窗帘布艺坊有限公司的5万元是自己的利润，剩下的339000元转到个人账户后提现并分配给牛华19万元，之所以注明“还借款”系因为银行要求写明事由，所以随手便写了。被告及第三人则认为原告系私自窃取第一分店印章并处理该款，被告及第三人直到2017年5月大墩村委会起诉时才知晓该款已被原告提取。庭审中，原告诉称：华贵坊系其与牛华合作开办，双方口头约定各自出资5万元，装修由牛华负责，利润平均分配。关于成本费，因罗马杆系华贵坊之前购买且成本在前期分配利润中已经扣除，因此本案中不计入罗马杆成本，但原告之后为定作诉争的200套窗帘，先后从广州、浙江等厂家采购布料、窗帘、钩圈，并找人加工、安装，共投入成本286760元，其中2013年3月3日、3月22日钟朝辉代原告向林文中支付的窗帘定金及窗帘款便是其中一部分，原告主张的26万元成本仅是估算，实际应为286760元。同时自认，被告于2013年12月20日向其支付的四笔共计19万元款项是支付双方合作的定作成本而非货款。关于利润，原告为诉争200套窗帘投入成本286760元，该200套窗帘定作款为583829.6元，因此诉争的窗帘定作利润为583829.6元-286760元=297069.6元；且被告于2013年2月6日收到大墩村委会支付定作款513434.4元后，于2月7日向原告支付利润分配款26万元，以及原告在收到第一分店转账支付的389961元后向牛华支付利润分配款19万元，均证明双方约定的是平均分配利润。另查明，陵水精典窗帘布艺坊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淑婷，股东分别为刘淑婷（占股份比例40%）、黄桂兰（占股份比例60%），黄桂兰为该公司监事。2014年3月3日钟朝辉代原告向林文中支付30500元并注明“代黄桂兰付窗帘定金”，2014年3月22日钟朝辉再次代原告向林文中支付53800元并注明“代黄桂兰付窗帘款”。2015年12月10日，大墩村委会代表符美连在窗帘安装验收单上签字，确认1005户窗帘安装质量合格并交付使用至今。再查明，因涉案《窗帘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2017年4月18日，大墩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与华贵坊解除涉案《窗帘购销合同》，华贵坊于6月25日提起反诉，主张要求大墩村委会支付款项583824.6元及利息。2017年11月22日，大墩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同时黄桂兰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并申请追加欧美特公司、第一分店、牛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准许。黄桂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在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中独自承揽、加工、定作200套窗帘并交付给大墩村委会，故主张要求大墩村委会向其支付合同款583824.6元。上述案件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7）琼9028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桂兰与大墩村委会之间不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也不是涉案工程利害关系人，遂判决大墩村委会向华贵坊支付窗帘定作款583829.6元及利息。该案判决后，黄桂兰不服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申请三位证人出庭共同拟证明其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在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之中存在合作关系。该证人证言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对三位证人陈述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9年4月9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琼96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黄桂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所作的证言仅证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与黄桂兰可能存在合作关系，且黄桂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涉案窗帘承揽人的事实，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上述两份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另，黄桂兰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即要求大墩村委会不得对华贵坊清偿定作款43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琼9028民初12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大墩村委会协助不得对华贵坊清偿定作款4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在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中是否存在合作关系，原告诉请被告向其支付定作窗帘成本26万元、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有无依据。一、关于原、被告在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中是否存在合作关系的问题。首先，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具有合作关系，提交了涉案两份生效判决书，以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依据。但（2019）琼96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桂兰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之间可能存在合作关系，黄桂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大墩村委会存在定作承揽关系。因此原告以生效判决书为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大墩村委会存在定作承揽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第一分店、牛华存在合作关系。其次，原告主张牛华向钟朝辉转账的25万元系支付给其的合作利润，与牛华手写的账单内容一致。因该笔款项未注明款项用途，且系于2013年2月7日支付，而两份涉案《窗帘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2月5日，在短短两天时间便结算出双方的合作利润并予以分配明显与常理不符，且牛华手写的账单并未注明该25万元系分配给原告的利润，原告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牛华向钟朝辉转账支付25万元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具有合作关系。第三，原告主张被告于2013年12月20日向其支付四笔款项共计19万元，便是向其支付的定作成本，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该四笔款项均注明“货款”，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19万元系支付的定作成本，因此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第四，原告主张华贵坊系其与牛华合作开办，双方口头约定各自出资5万元。但原告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第三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二、关于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其投入成本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生效的两份判决书均认定原告在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中不存在承揽定作事实，且如上所述，原告不能证明其与被告、第三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原告主张诉争200套窗帘系其在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中投入的成本，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主张诉争200套窗帘系其从广州、浙江购买并定作、安装，但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采购的相关合同或付款凭证，以及聘请工人加工、安装的相关付款凭证，因此其计算得出的成本286760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原告主张除罗马杆成本在前期分配利润前已经扣除，本案主张的成本系诉争200套窗帘投入的成本，其中钟朝辉于2013年3月3日、22日代原告向林文中转账支付的窗帘定金及窗帘款，便是原告在浙江购买诉争200套窗帘投入的定作成本。由此可推断，被告至迟自2013年3月22日起，便未再向原告返还过该笔286760元成本。但原告庭审中自认，被告于2013年12月20日向其支付的四笔共计19万元款项系支付其合作的定作成本，原告的该自认与其诉求主张相矛盾，原告又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定作窗帘成本26万元及利息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其合作利润的问题。首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第三人之间是合作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承揽定作大墩村委会窗帘定作项目。其次，原告提交的利润明细系其自行计算，没有经过被告或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且原告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在承揽大墩村委会定作窗帘项目中实际获取的利润为多少，其以生效判决书判处大墩村委会向被告支付的剩余窗帘定作款583829.6元为计算标准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向其支付的26万元系利润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收到389961元后向牛华支付了19万元，因此其主张双方利润平均分配无事实依据。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桂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0元，减半收取3875元，保全费申请费2670元，均由原告黄桂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桂兰提交（2019）琼96民终298号案件庭审笔录（节选）作为新证据，证明：1.黄华证言显示，收取安装窗帘的工程款2万元系牛华和黄桂兰各付一半，证明黄桂兰与牛华、华贵坊、一分店在合作中平均分担合作成本；2.李第平证言显示，黄桂兰与牛华共同参与合同签订前的协商，是黄桂兰与李第平对接业务，包括签订合同、支付定作款等，证明黄桂兰参与了窗帘定作合同签订前协商、合同签订、窗帘定作安装、定作款支付、定作款使用等合同履行全过程。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于上诉人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并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合作关系；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返还定做窗帘成本26万元、支付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华贵坊是否是上诉人与牛华合作开办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上诉人述称华贵坊系其与牛华合作开办，双方仅仅口头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各自出资5万元，装修由牛华负责，利润平均分配。个人合伙，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作协议，本案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作开办华贵坊的协议，华贵坊的营业执照经营者仅仅为牛华一人。上诉人主张的以上口头协议内容，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双方合作开办华贵坊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 二、关于上诉人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在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之中是否存在合作关系的问题。（一）上诉人声称牛华手写账单给其核对，说明该项目为双方共同合作。但牛华辩称账单仅仅为自己的记账单。本院认为，对账单上缺乏双方的签名，不能作为涉案项目阶段性结算的证据，且记账单记载的内容也无法判断双方的投入、盈余及利润分配。上诉人就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未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等相关人员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且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达成口头约定的合伙协议，亦无阶段性结算单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承接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不予认定。（二）上诉人提交（2019）琼96民终298号案民事判决及庭审笔录，主张三位证人证言证明其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在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之中存在合作关系。本院认为，（2019）琼96民终298号案判决书对三位证人陈述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黄桂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所作的证言仅证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与黄桂兰可能存在合作关系，不足以证明黄桂兰系涉案窗帘承揽人的事实。因此，（2019）琼96民终298号案中三位证人证言仅仅能证明黄桂兰参与了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在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中的制作，但无法证明黄桂兰具体是以何种形式参与项目制作的，亦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牛华在窗帘制作过程中各自投入的成本和分摊的利润，即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上诉人与牛华之间存在未分配的利润，以及利润对半分配的合作关系。（三）上诉人主张其与牛华之间一共发生的三次转账为利润分成：1.2013年2月7日、2013年6月5日，牛华分别向钟朝辉、钟海滨转账支付25万元和11万元，但转账凭证均未注明款项用途；2.2013年12月20日，牛华通过华贵坊账户向黄桂兰转账支付四笔款项共计19万元并注明“货款”；3.2014年1月24日，黄桂兰自行将第一分店账户中的389961元（系大墩村委会支付的窗帘定作款），以支付窗帘布款为由向陵水精典窗帘布艺坊有限公司账户转账5万元，于2014年1月26日再次将剩余的339000元转账到其个人账户，并注明“还借款”。上述转账备注用途均无利润分成等相关字样，上诉人亦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款项为利润分成以及如何分成。故对于上诉人主张其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在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之中存在合作关系，本院不予认定。 三、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返还定做窗帘成本26万元、支付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其与华贵坊、第一分店、牛华存在合作关系不予认定，且上诉人所主张的对诉争的200套窗帘投入的26万元的定做成本，没有相关的付款凭证，所提交的应支付17万元的利润明细系其自行计算，未经过被上诉人或相关人员签字确认。故，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定做窗帘成本26万元、支付合作利润17万元及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在涉案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中，所有合同上均无上诉人黄桂兰的签字，其与牛华也无任何书面协议，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仅仅能证实上诉人确实参与了大墩村委会窗帘项目中的制作，但无法证明上诉人具体是以何种形式参与，难以界定是采取合作、分包抑或是购买部分材料，是参与了制作全程还是参与了制作的部分阶段。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诉人与牛华存在阶段性合作关系，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其中投入的各自成本及约定利润具体如何分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上诉人黄桂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海燕 审 判 员 杨 洁 审 判 员 陈 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顾悦希 书 记 员 邱飞丽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