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鄂01行终9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老万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前锋村工业园特1号。 法定代表人涂丽琼，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史克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佳，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商务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黎黄陂路27-29号。 法定代表人韩民春，局长。 委托代理人潘洪祥，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施汉锋，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老万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391号。 法定代表人吴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燕雄，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汉华，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武汉老万成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武汉老万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商务局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行初6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中，原告武汉老万成公司诉称：原告武汉老万成公司在2013年至2015年间，与第三人就原告注册的“漢口老萬城”商标行政争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获知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确认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原告于2016年6月27日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从武汉市工商局2016年12月7日的答复中获知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系2002年10月30日登记核准成立的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因改制而设立，且与“老万成”老字号没有合法的传承关系，第三人有关企业名称变更的证明材料系其伪造。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向武汉市商务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从而获知第三人于2011年3月8日向武汉市商务局提交的“武汉老字号”申请表中的历史传承情况一栏的填写，以及武汉市毓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均与第三人的设立情况明显不符；被告信息公开的材料中没有任何武汉市相关行政机关出具的能够证明第三人系因国有企业改制成立的证明材料。同时，第三人也不具有保护和传承“老字号”的能力和条件，不符合武汉老字号申请表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2018年12月7日原告向武汉市商务局请求要求撤销对第三人的“武汉老字号”认定，武汉市商务局《行政复议告知书》告知原告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或湖北省商务厅申请行政复议，拒绝了原告的请求。综上，原告认为第三人在向武汉市商务局申请“武汉老字号”认定时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了“老字号”认定。武汉市商务局在“武汉老字号”认定过程中，没有对第三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慎审查，导致第三人不具备《武汉老字号认定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条件，却获得了“武汉老字号”的认定，故该认定应依法撤销。因第三人骗取了“武汉老字号”认定，在原告与第三人的商标争议行政诉讼中对抗原告依法注册的“漢口老萬城”商标，导致原告的商标在相关产品中被撤销，且该认定将持续影响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武汉市商务局2011年8月25日确认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老万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武汉老字号”的具体行政行为。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武汉市商务局辩称：1、被告给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颁发“武汉老字号”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作出确认“武汉市老字号”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于2019年提起行政诉讼，早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3、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武汉老字号”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正确，认定程序合法，第三人完全符合“武汉老字号”认定条件。4、根据已生效的多份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确认的事实，老万成字号创立于1910年，具有悠久的历史；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由“武汉市江汉区老万成烟酒副食商场”改制而来；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拥有“老万成”商标的所有权，拥有传承的产品、技艺或者服务，在武汉地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相关法律文书已经确认。5、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不具备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第三人始终在经营，具备相关产品的实际生产和销售能力。被告向原告告知应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或湖北省商务厅申请行政复议，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述称：1、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间。2、被告武汉市商务局作出的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行为。武汉老字号企业认定属于荣誉、奖励的性质，也就是行政机关的授益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原告诉讼请求应予驳回。3、第三人被认定为武汉老字号企业合法有据，实至名归。4、第三人系武汉市江汉区老万成烟酒副食商场改制而来，但是两者是否有承继关系不影响第三人被认定为武汉老字号企业，也不是本案应审理的焦点问题。5、原告恶意注册“漢口老萬城”商标，侵犯第三人商标权及“老万成”字号在先权利，被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法撤销后，原告分别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均被依法驳回，原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亦被依法驳回，原告此前行为被依法认定侵权。6、老万成食品公司生产的侵犯第三人商标权的酸梅汤仍在市场中销售，并且假冒“武汉老字号”误导、欺骗消费者，第三人将采取法律措施，追究侵权人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9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武政办（2010）156号关于印发《武汉老字号认定办法》的通知，《武汉老字号认定办法》规定，“武汉老字号”自愿申报，由市商务局主管部门牵头组成武汉老字号认定专家组，具体负责武汉老字号的评审相关工作。该认定办法还规定了认定武汉老字号的实施程序为：通知发布、提出申请、提交资料、专家评审、公示、复核、认定决定。2011年1月30日，被告武汉市商务局以武商务（2011）36号文件通知开展“武汉老字号”认定工作。经过材料完整性审核和专家组评审，2011年7月27日，武汉市商务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示了“武汉老字号”拟认定名单，其中包括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公示表明，自2011年7月29日起的十个工作日为公示期，对拟认定名单持有异议可提出复核申请。2011年8月25日，武汉市商务局发布印发第一批武汉老字号企业名录的通知，所附企业名录中包括第三人江汉区老万成公司，该通知于2011年9月9日在被告官方网站上公示。对于前述评选启动、拟认定名单的公示，多家纸媒和网络媒体同步做了报道。 另查明，原告自述：2013年至2015年间在与第三人就原告注册的“漢口老萬城”商标行政争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获知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确认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原告于2016年6月27日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从武汉市工商局2016年12月7日的答复中获知第三人并非改制设立，其伪造“武汉老字号”申报材料，且原告认为第三人长期不具有实际生产和销售能力，是缺乏食品生产证照情况下作坊式经营。原告以此为由，向武汉市商务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其撤销对第三人“武汉老字号”的认定。武汉市商务局于2018年11月23日向原告出具行政复议告知书，内容为被告已经收到原告于2018年11月21日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和有关材料，告知原告对被告授予第三人“老字号”不服的行政复议，应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或者湖北省商务厅申请行政复议。原告收到该行政复议告知书后，为通过立案审查，其将该行政复议告知书提交给法院立案审核，但其在诉状和庭审时明确表明，其起诉要求撤销2011年被告确认第三人“武汉老字号”的行政行为。庭审时，询问原告立案时为何提交行政复议告知书，其诉讼请求却要求撤销“武汉老字号”的认定，被告答复为“开始是想通过行政方式撤销，后来才采取诉讼方式”。原告陈述，其于2018年11月、12月期间，还曾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和直接撤销“武汉老字号”的认定。 又查明，原告认为第三人被认定为“武汉老字号”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理由为：该认定使原告的“漢口老萬城”注册商标被撤销，且该认定将持续影响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原告称因持续影响其经营活动，故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一经作出，即产生法律效果。对于当事人而言，一旦法律救济的期限届满，行政行为即具备不可撤销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认定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距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为时已经超过五年。再则，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认定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时，已将拟认定名单按照《武汉老字号认定办法》的要求，在被告官方网站上公示，公示时还公布了异议方式和联系电话，并有多家媒体对拟认定名单公示同步予以报道，认定名录亦公示于被告官方网站。原告在诉状中、庭审时，均陈述其在与第三人的“漢口老萬城”商标行政争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获知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认定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而上述争议原告自述始于2013年。上述两个时间节点，分别为原告应该知道和确定已经知道第三人被认定为“武汉老字号”的时间点。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在上述两个时间节点的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却于2019年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综上，原告提起本案之诉已明显超过了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的起诉期限，其起诉应予驳回。 原告在诉讼请求和庭审时明确表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被告认定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的行为，而原告为顺利立案，立案时向原审法院提交武汉市商务局于2018年11月23日出具的行政复议告知书，又明确表示不起诉该行为。同时，原告以持续影响其经营活动为由，主张本案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亦不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问题。原告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与法律规定明显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武汉老万成食品有限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武汉老万成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上诉人知晓被上诉人授予第三人武汉老字号存在错误；被上诉人认定第三人武汉老字号的行为具有持续性，其行为对上诉人产生实质影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行初64号行政裁定书；撤销被上诉人于2011年8月25日作出的确认第三人为“武汉老字号”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第三人未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是，上诉人在2013年已经知道被诉行政确认行为，其于2019年1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2018年2月8日起废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而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对于发生在新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以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原则。2018年2月8日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区分情况确定其起诉期限。如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已届满两年的，则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后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如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未届满两年，其起诉期限应截至两年届满之日，但不得超过2019年2月7日。本案中，被诉行政确认行为于2011年8月25日作出，上诉人武汉老万成公司于2013年已经知道该被诉行政行为，其于2019年1月22日起诉。从上诉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早已届满两年，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罗 浩 审判员 杨丰菀 审判员 程 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徐洁心 书记员刘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