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库（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飒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康波，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凌峰，男，197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康波，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国秀，女，198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昕丹，北京本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北京本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飒飒，女，198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康波，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库（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库公司）、凌峰因与被上诉人董国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7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库公司、凌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国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一）双方对于100万元的往来款没有约定为借贷关系，更没有约定利息，一审法院基于错误使用证据规则，错误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大库公司认可收到过案外人臧文瑞在2014年11月18日向大库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大库公司认为，基于基本事实，臧文瑞当时向大库公司的转账为投资款，在另一起案件中，基本法律事实认定时对此作了认定。董国秀认为此款项为借款，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款协议》的复印件，并向法庭表示双方采用的是扫描的方式来确认借款事宜。对于双方的主张，一审法院采信了董国秀的意见，理由为董国秀提交了邮件往来及借款协议复议件。对此，大库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基于错误适用证据规则，从而错误认定案件事实。首先，对于邮件的真实性，公证机关并没有确认，只是公证了邮件操作过程。对于邮件中涉及人员是否为本案的当事人，并没有作相应的调查。在一方否认的情况下，直接确认一方当事人所发邮件，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对于核心证据的认定疏忽，是造成事实认定错误的原因。故希望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重新认定。（二）债权转让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董国秀陈述是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债权。案外人臧文瑞对于大库公司没有明确的债权。董国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内容相同的债权转让文书，两份文书的转让时间分别为2016年7月1日和2017年7月1日，对于上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直接认定2016年7月1日为债权转让时间，对于后期的债权转让协议只字未提，直接以大库公司认可收到过通知来确认债权转让事宜存在且已经履行通知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所有的债权转让文书，都是诉讼中董国秀起草，并不存在两次债权转让的事实，案外人臧文瑞与董国秀的配偶杨浩锋系朋友关系，对于大库公司的业务感兴趣，故以出资的方式来参与到大库公司的业务经营中，后因业务没有开展起来，希望投资的钱能作为借款，让大库公司来偿还。对于这个事实，已经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希望二审法院能就此基础的事实作正确的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案外人臧文瑞在通知大库公司债权转让时，该债权已经变为自然债务。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臧文瑞与大库公司存在借款法律关系。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案的借款关系发生在2014年11月18日，约定的还款期限为六个月，即2015年5月18日。相应的诉讼时效就应当从2015年5月18日开始计算，按当时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借款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应当为二年，即至2017年5月18日。在本案中，臧文瑞向大库公司通知债权转让的时间为2017年7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从本规定可以看出：1.臧文瑞转让债权的法律关系成立的前提应当为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债权转让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转让的时间为2016年7月1日，但认定的通知时间为2017年的7月13日，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2016年7月1日的转让行为对于大库公司来说不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7月13日的通知从法律上才是对大库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通知送达前，无论臧文瑞与董国秀约定何时转让，对于大库公司来说都没有效力，债权人仍然是臧文瑞。2.2017年7月13日，如果臧文瑞的债权依然受法律保护，则该通知可以产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但事实上，2017年7月13日前，臧文瑞从来没有联系过大库公司，也没有向大库公司主张过权利，换言之，2017年7月13日时，臧文瑞对于大库公司的债权已经变为自然债务，故董国秀此时对于大库公司的债务也当然的变为自然债务。（二）认定由凌峰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法无据。一审法院直接以双方的电话录音来认定凌峰应当承担相应债务。对于基于法律中的哪一条，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明示，只是在判决书中认定凌峰承诺过由他来还债务。首先，凌峰和董国秀的录音及和杨浩锋的录音，所谈内容均不是本案涉案的相关款项，聊天内容中所涉及的所谓债务，为大库公司原股东之间的聊天内容，涉及的款项为原股东董国秀向大库公司的投资款，双方商议由大库公司和凌峰共同偿还，并协商了具体的还款计划，形成了书面的协议，但最终由于双方对于具体还款时间协商不一致，此事就此做罢，并没有协商一致。就此款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都有认定，且相关有股权纠纷正在本案的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对于此，一审法院却直接以录音和微信聊天内容确认债务的承担，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一审法院以此把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直接由自然人承担，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也是对公司法制度的挑战与破坏。事实上，凌峰作为大库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员，从未以个人名义有对公司债务担保，在录音及聊天记录中所提及的事项，均为股东之间的个人事项，并不涉及凌峰的个人债务问题。故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法律适用的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有明显的错误之处，希望二审法院能依法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董国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臧文瑞提供10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出借人与借款人通过邮件往来形式沟通借款事宜，并签署有借款协议，臧文瑞也已实际支付借款本金100万元。从臧文瑞提供款项前后的邮件往来记录中“借款协议”、“借款”邮件主题及借款协议以附件形式发送、发送时间为转款当天前后，从大库公司、凌峰在一审程序中也认可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可见各方关于该100万元款项性质明确为借款。从董国秀夫妻后续催促凌峰还款，双方见面沟通、微信沟通等，凌峰都认可是借款，并拟定还款计划，商讨还款事宜。不管是臧文瑞还是董国秀，从未表示过该款项性质为投资款，也没有任何投资协议等任何证据证明是投资款，各方在整个协商借款、催讨欠款延期还款过程、环节中都没有出现过“投资”一词。借款背景为，当时即2014年10月、11月左右，大库公司经营困难，连员工工资也无法正常发放，因此向外借款维持基本运营，臧文瑞与凌峰并不相识，也无任何往来，非出于朋友帮忙无偿出借100万元，愿意提供借款目的在于获取相对高额利息，存在利息约定也符合常理，尤其在生产经营性借贷活动中，因有董国秀丈夫杨浩锋担保，基于有25%年息才出借款项，而对大库公司进行投资没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董国秀曾通过其丈夫杨浩锋与凌峰以微信方式沟通还款事宜，并协商《还款协议》条款内容，双方对借款事实及欠款金额一直无异议，凌峰也从未否认过利息约定，凌峰发回的《还款协议》版本中第3条“2014年12月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及其到2015年3月31日的利息人民币18.75万元”，其中，“300万元”即包括臧文瑞所出借100万元，“18.75万元”即为按《借款协议》约定的年利率25%计算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利息，并不存在大库公司、凌峰所称“基于基本事实，臧文瑞当时向大库公司的转账为投资款，在另一起案件中，基本法律事实认定时对此作了认定”，董国秀在2016年10月10日起诉，后来对受让于臧文瑞债权的部分撤诉，该案件只涉及董国秀自行出借款项，且最终也未认定是投资款，一直都是凌峰通过口头称是投资款混淆视听，受让于臧文瑞的债权根本并未有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二、债权转让通知不影响董国秀合法取得受让债权，臧文瑞将债权转让给董国秀，大库公司、凌峰知悉债权转让事宜，也认可董国秀的催款行为，无论是臧文瑞还是董国秀都已经就债权转让通知大库公司、凌峰。2016年7月1日前，臧文瑞债权由董国秀夫妻进行催款，凌峰也认可，从未提出过异议，只是强调暂时没有还款能力，要求给予宽限期。臧文瑞与董国秀于2016年7月1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董国秀系合法受让成为债权人。2016年7月、8月，董国秀两次发送律师函催款，2017年7月13日，臧文瑞也以自己名义发送债权转让通知给大库公司、凌峰。2016年10月10日，董国秀就该笔债权起诉大库公司、凌峰，债权转让协议也作为证据一并提交供核实，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五）》中第20条的规定：“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债务人，受让债权人直接起诉债务人的，视为‘通知’……”。事实上，大库公司、凌峰对于债权转让情况一直明知，一直认可董国秀夫妻的通知及催款行为，表示肯定还，但目前没有能力偿还，请求延长还款期限，其从未否定过董国秀夫妻的通知及催款行为或表示董国秀夫妻没有相应资格应由臧文瑞本人直接催款，董国秀夫妻和臧文瑞基于对凌峰还款承诺的信任，认为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款行为有效、已主张权利具有合理性。“债权转让通知”设立目的是避免债务人错误履行即解决向谁履行问题而不是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或作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方式，“债权转让通知”也不是非得本人直接发出而不能授权他人实施或由他人代理完成，大库公司、凌峰实际知晓且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从未对原债权人臧文瑞进行清偿，债权转让人、债权受让人分别通知且债务人进行还款承诺已经起到债权转让通知法律效果。三、董国秀所主张债权未过诉讼时效，董国秀夫妻及臧文瑞已多次向大库公司、凌峰主张权利，凌峰也多次表示同意还款，董国秀合法受让债权，有权就全部债权向大库公司、凌峰主张权利。第一，原债权人臧文瑞为董国秀夫妻的朋友，与凌峰等均不相识，未见过面，平常也不存在联系。大库公司因资金紧张、运营困难向董国秀夫妻借钱，董国秀夫妻因自身已出借给大库公司较多款项而无富余资金可再行出借，于是找到朋友臧文瑞、梁树荣、黄星贤等人，臧文瑞系基于对董国秀夫妻的信任出借款项给大库公司，借款金额、利息沟通、借款协议签署等借款事宜是通过董国秀夫妻，相应催款、通知及主张权利也是委托董国秀夫妻，不管是“董国秀向臧文瑞”还是“臧文瑞向凌峰要”，主要都是通过董国秀夫妻在进行沟通、协调、传达，由“中间人”代为通知、催款也符合常理人情，《债权转让协议》中臧文瑞也授权董国秀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大库公司、凌峰对于该情况也明知，大库公司、凌峰一直认可董国秀夫妻的通知、催款行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同样起到诉讼时效中断效果。第二，董国秀一直在就该笔款项要求大库公司、凌峰还款，积极主动行使权利，诉讼时效中断，除了电话沟通、口头沟通之外，有相应证据证明的2015年11月25日、12月11日、12月15日、12月16日；2016年4月21日、4月23日、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6月27日、6月28日以微信及面谈方式要求还款，2016年7月29日及2016年8月18日两次发送律师函要求还款，2016年10月10日董国秀起诉，要求大库公司、凌峰偿还该100万本金及利息，并提供了借款协议、往来邮件、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2017年7月寄送书面通知主张权利，2018年1月14日，董国秀又再行起诉主张权利，即本案诉讼。董国秀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要求大库公司、凌峰还款，凌峰也一直认可借款事实及借款金额，并未提出过董国秀非权利主体，从实质上来看，大库公司、凌峰知悉理应还款，但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第三，董国秀在受让债权后于2016年10月提起诉讼，借此又将董国秀与臧文瑞债权转让的行为通知大库公司、凌峰，该债权转让行为效力及于凌峰，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2016年10月10日，董国秀作为债权受让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了（2016）京0105民初62599号民事诉讼，要求大库公司、凌峰、李飒飒向董国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五）》中第20条的规定：“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债务人，受让债权人直接起诉债务人的，视为‘通知’，法院应该在满足债务人举证期限后直接进行审理，而不应驳回受让债权人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而不是送达给相对人之时。董国秀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并凭借相应的债权转让协议等债权凭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库公司、凌峰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大库公司、凌峰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及债权凭证等相关证据之时理应知悉了董国秀与臧文瑞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应当视作债务人接收到债权转让行为的通知。并且大库公司、凌峰实际参加了上述案件的诉讼活动，已经明知债权转让的事实同时也知晓了履行债务的对象为董国秀，该债权转让并没有致使债务人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者加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负担，也没有损害大库公司、凌峰的利益。因此，董国秀通过诉讼的形式完成了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协议对大库公司、凌峰具有法律效力，该债权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从通话录音可见，凌峰表示同意偿还款项，要求延期，在（2017）京海诚内民证字第11360号公证书，董国秀丈夫杨浩锋与凌峰先后多次就本案诉争借款的偿还事宜通过微信进行协商沟通。凌峰通过文字明确表示“这个钱肯定是我还”，也于协商过程中在自己草拟的《还款协议v1》中承认需偿还本案涉及的100万元借款款项，拟定还款计划，请求延期给付，诉讼时效应予中断。第五，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只要权利人在法定期间恪尽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示权利，应认定为已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不应使债务人利用此制度限制债权人权利，成为义务人故意逃避债务的工具，否则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凌峰等人明知最初董国秀夫妻代表臧文瑞催款，其催款行为视同臧文瑞实施催款行为，之后从臧文瑞处合法受让债权后，也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凌峰等人也一直承诺还款，拟定还款计划，要求延期还款，董国秀及臧文瑞并未滥用权利，希望法院对债权人利益进行保护，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四、从借款协议和交易背景及目的来看，凌峰与大库公司是借款协议的签约主体，具有举债的合意，构成共同借款人，在董国秀夫妻催款时也多次承诺还款，对凌峰作为还款主体早已达成一致，后续是对增加李飒飒作为还款主体进行沟通。在债权转让人臧文瑞与大库公司最初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协议首部的乙方（借款人）注明的是大库公司，在协议核心条款旁也加盖有大库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对应的借款款项也实际支付到大库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可见，作为协议的缔约方、借款收受方大库公司确为本案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共同借款人之一，在协议尾部缔约方的借款人乙方签字盖章处有凌峰本人的签名，从邮件往来可见凌峰实际参与《借款协议》的订立过程，完全知悉双方间达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权利与义务，也认可自己作为一个自然人而非法人意志的债务人身份以及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同时，根据董国秀与凌峰间的录音资料以及微信记录公证书可见，董国秀夫妻要求除大库公司、凌峰作为还款主体之外，要求凌峰妻子李飒飒也要作为还款主体，凌峰表示李飒飒自己不同意作为还款主体，还是只能是大库、凌峰自己，董国秀与凌峰就还款主体为大库公司、凌峰进行达成一致，还款主体确认之后，双方拟定具体还款计划，还款时间达成一致，仅倒数第二笔还款金额尚未最终确定，后无法联系上凌峰。在逾期偿付借款与董国秀夫妻协商的过程中，凌峰一直认可自己本人是借款人并多次承诺会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凌峰在自行修改后的《还款协议》条款中也是作为借款方身份，同意履行义务，双方对还款主体为大库公司与凌峰已经达成一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李飒飒述称：同意大库公司、凌峰的上诉意见。董国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大库公司、凌峰、李飒飒向董国秀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2.判令诉讼费用由大库公司、凌峰、李飒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7日，臧文瑞（甲方）与大库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100万，为期六个月，年息25%；甲方有权在六个月内，以乙方A轮融资之同等或更优估值将本金转为股本金，乙方仍需支付利息；如甲方选择不转股，乙方需归还本金及利息；如A轮融资不能及时完成，乙方需在六个月到期日归还本金及利息；担保人杨浩锋以个人名义担保甲方履行以上各条款。协议下方担保人签名处为杨浩锋，该协议加盖有大库公司公章。2014年11月18日，臧文瑞向大库公司转账100万元。2016年7月1日，臧文瑞（甲方、出让方）与董国秀（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对凌峰、李飒飒和大库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本金100万元、截至2015年11月17日的利息12.5万元转让给董国秀。协议生效后，甲方即将其享有的本协议第一条所有全部债权、利息及为债权设定的抵押和担保权益全部转让给乙方。2017年7月13日，臧文瑞向凌峰、李飒飒及大库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凌峰、李飒飒及大库公司其已将100万债权转让给了董国秀。2016年7月29日、8月18日，董国秀、杨浩锋委托北京秀中律师事务所向凌峰、李飒飒及大库公司发送催款律师函，载明：贵司（方）自2014年至2015年1月以凌峰、李飒飒及大库公司名义多次向委托人借款，本金1365.8万元，产生约定利息97.5万元，前述款项共计1463.3万元。董国秀主张该律师函中的款项包含了本案的100万元。2015年11月25日，杨浩锋通过微信向凌峰主张还款，杨浩锋问“还款的日子定了吗”、“月底能还？”、“Charles（即臧文瑞）的一百万”，凌峰回复“还有几天”、“多少钱？”、“流程比较慢，12月15日是目前的目标日期”。2016年4月23日，杨浩锋再次通过微信向凌峰主张还款，杨浩锋问“Charles的一百万”，凌峰回复“投资者目前没有，但是意向有一些，赛伯乐没有投，估计这个100万需要6月15日还”。2016年7月，凌峰通过微信向杨浩锋发送还款协议，商讨还款事宜，该协议载明：甲方（贷款方）董国秀，乙方（借款方）凌峰，丙方（连带保证人）大库公司，借款金额：各方确认，甲方已按以下日期和金额向乙方和丙方出借共计15170530元（借款），乙方确认足额收到借款：……3.2014年12月借款300万元及其到2015年3月31日的利息18.75万元。一审庭审中，董国秀提供了两份录音资料：1.2016年5月31日，董国秀、凌峰以及杨浩锋商讨还款事宜，杨浩锋陈述“主要的之前那几笔款就是，500、300、300……，总共是1500万”，凌峰表示“对，金额没什么问题”；2.2016年6月2日，上述三人再次对上述还款事宜进行讨论，凌峰表示“借款方是我，护照号码也在上面……然后连带责任的话，是大库”、“借款人已经转成凌峰了嘛，签了这份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2016年10月10日，董国秀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凌峰、李飒飒、大库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其中包含本案100万。2017年5月2日，董国秀申请撤回包括本案100万在内的债权转让部分的款项。2018年3月22日，董国秀再次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凌峰、李飒飒、大库公司偿还包括本案100万在内的借款本金及利息300万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287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一审法院处理。一审法院另查，董国秀与杨浩锋系夫妻关系，凌峰与李飒飒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该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董国秀与大库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二是董国秀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是凌峰及李飒飒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并在此基础上对双方的诉辩意见进行评述：关于董国秀与大库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现董国秀提供的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公证书、录音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臧文瑞曾向大库公司出借借款100万元，后臧文瑞将上述10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董国秀。大库公司虽辩称双方就涉案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一直在商谈，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臧文瑞向大库公司提供借款后，大库公司应依约偿还借款本息，其未予偿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董国秀从臧文瑞处受让债权后，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大库公司主张相应权利。董国秀于2016年10月10日向法院起诉，大库公司、凌峰、李飒飒出庭应诉，同时，大库公司亦认可收到了臧文瑞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故该债权对大库公司发生效力，大库公司应向董国秀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关于应偿还的借款本息。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偿还借款本息。该案中，董国秀受让臧文瑞对大库公司的借款本息债权后，有权要求大库公司向其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关于利息数额，该案中，臧文瑞与大库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签订借款协议后，臧文瑞于2014年11月18日向大库公司实际提供借款100万元，故借款利息应自2014年11月18日起算。因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年息25%的利息标准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的利率标准，故董国秀主张以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该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该案中，大库公司应按借款协议中的约定于2015年5月17日前偿还本息，诉讼时效亦应当自上述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然臧文瑞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董国秀后，董国秀于2016年10月10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将凌峰、李飒飒、大库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大库公司虽辩称臧文瑞系于2017年7月13日向其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在此之前上述债权转让对其不发生效力，董国秀不具备债权人资格，但董国秀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可以视为通知了债务人，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后董国秀于2018年3月22日再次起诉，案件因管辖问题移送至一审法院处理。故该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关于凌峰及李飒飒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该案中，虽然借款协议的借款人系大库公司，但根据董国秀提交的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认定凌峰曾承诺由其和大库公司共同偿还本金及利息，故对董国秀要求凌峰及大库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飒飒虽系大库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亦未作出过还款承诺，故对董国秀要求李飒飒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判决：一、大库（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凌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董国秀借款本金1000000元；二、大库（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凌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董国秀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三、驳回董国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董国秀提交的借款协议复印件、银行转账凭证、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快递单、催款律师函、录音及微信聊天公证书、邮件往来公证书、邮件往来截图、臧文瑞身份证复印件、臧文瑞的说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62599号案件卷宗材料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董国秀对大库公司否存享有100万借款本息的债权；董国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凌峰是否应当与大库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关于董国秀对大库公司否存享有100万借款本息的债权。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董国秀提供的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公证书、录音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臧文瑞向大库公司出借100万元款项及臧文瑞将上述100万元本息债权转让给董国秀的事实。现大库公司、凌峰上诉主张涉案10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臧文瑞向大库公司提供借款后，大库公司应当偿还到期借款本息，其未予偿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董国秀受让臧文瑞对大库公司的债权后，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大库公司主张相应权利。董国秀于2016年10月10日向法院起诉，大库公司、凌峰、李飒飒出庭应诉，且大库公司也认可收到臧文瑞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故董国秀对大库公司享有合法有效的该笔债权，大库公司应当向董国秀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判令大库公司向董国秀偿还上述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董国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大库公司应当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于2015年5月17日前偿还借款本息，诉讼时效应当自上述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董国秀受让臧文瑞上述债权后，于2016年10月10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大库公司、凌峰、李飒飒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现大库公司、凌峰上诉主张臧文瑞于2017年7月13日才向其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在此之前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董国秀不具备债权人资格。因董国秀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通知了债务人，且董国秀于2018年3月22日再次提起起诉，故董国秀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大库公司、凌峰的该项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凌峰是否应当与大库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凌峰上诉主张，其并非涉案借款人，其仅是与董国秀协商与大库公司共同偿还董国秀投资款计划，但最终由于具体还款时间协商不一致而作罢。虽然涉案借款协议中的借款人系大库公司，但根据董国秀提交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所显示的内容，凌峰曾承诺由其和大库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故凌峰自愿加入到大库公司所欠董国秀债务之中，属于债的加入，故一审法院判令凌峰与大库公司共同偿还上述债务本金及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凌峰的该项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此外，李飒飒虽系大库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亦未作出过还款承诺，故一审法院对董国秀要求李飒飒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大库公司、凌峰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3800元，由大库（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凌峰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尚 飘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