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浩，男，198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运通佳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创汇路5号。法定代表人：祁德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露，男，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审第三人：北京中德利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韩庄镇政府北侧。法定代表人：刘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露，男，该公司兼职法律顾问。上诉人苏浩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运通佳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佳信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中德利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利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9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苏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运通佳信公司于2010年8月10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与我存在劳动关系，并支持我一审提出的支付各项钱款的请求。事实和理由：运通佳信公司提供的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车组承包协议中部分条款为劳动合同内容条款，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该承包协议内容从属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双方在2017年1月后未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苏浩为运通佳信公司提供了劳动，运通佳信公司给苏浩发放工资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也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而非承包关系，故运通佳信公司与我存在长期稳定的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依照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定支持我的各项请求。运通佳信公司辩称，不同意苏浩的上诉意见，我公司与苏浩签订有承包协议，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中德利公司辩称，同意运通佳信公司的意见，不同意苏浩的上诉意见。苏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运通佳信公司于2010年8月10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与我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运通佳信公司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1168.75元；3.判令运通佳信公司向我支付2017年8月11日至2017年11月3日的工资33806.25元；4.判令运通佳信公司向我补付2010年8月10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延时加班费59023.71元、休息日加班费52465.5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浩于2017年11月21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确认运通佳信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运通佳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尚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8]第36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苏浩的全部仲裁请求。苏浩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运通佳信公司主张与苏浩之间系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并提交中德利公司与苏浩签订的《承包协议》、运通佳信公司与苏浩签订的《车组承包协议》及承包费用支出凭证。苏浩虽在庭审中仅表示对2015年5月1日与运通佳信公司签订的《车组承包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在劳动争议仲裁时对其余承包协议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认可，苏浩就此陈述前后并不一致，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对上述中德利公司与苏浩签订的《承包协议》及运通佳信公司与苏浩签订的《车组承包协议》均予以采信。上述证据显示苏浩与中德利公司签订有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承包协议》、与运通佳信公司签订有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的《车组承包协议》。苏浩表示对运通佳信公司提交的2017年2月、3月、4月承包费用支出凭证中本人签字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月份支出凭证中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申请鉴定，故对上述支出凭证予以采信。苏浩完成送装任务的车辆为其自行提供，而非运通佳信公司的车辆，苏浩与运通佳信公司签订的系《车组承包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协议中双方确认协议期内双方为承包合作关系，不受国家有关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苏浩在保障完成承包工作任务下可自行安排休假及工作时间。2017年1月1日之后双方虽然没有另行签订承包协议，但苏浩的工作内容、模式等与之前并无不同，应视为双方比照之前签订的承包协议继续履行，且有苏浩签字确认的内部车实发费用表中发放项目亦不能反映为工资项目，无法体现劳动关系内容。综上，苏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运通佳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苏浩要求确认与运通佳信公司于2010年8月10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苏浩基于劳动关系要求运通佳信公司支付2017年8月11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工资、2010年8月10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亦均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苏浩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中德利公司的股东之一祁德文系运通佳信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苏浩自带车辆先后为中德利公司、运通佳信公司提供了送装货物服务，并按月结算相应报酬。苏浩主张其自2010年8月10日入职运通佳信公司（总公司是中德利公司）从事送装工作，所用车辆由其自备，自入职以来每天都延时加班3个小时，且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经常加班，多次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运通佳信公司却置之不理；其2015年以来的月平均工资为11411.25元，因运通佳信公司拖欠2017年8月10日至11月3日的工资，且未依法为其缴纳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其被迫提出离职。就上述主张，苏浩提供工资单、“证明”、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离职申请表加以证实。工资单显示自2015年起的各月送装计件费用结算金额；“证明”内容显示“苏浩2010年至2017年在运通佳信公司上班”的文字内容下有成翔等14人的证明签字；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显示仅2016年6月由运通佳信公司为苏浩缴纳了社会保险；苏浩称离职申请表系其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运通佳信公司发送，其中“离职原因”栏载明“没有上社会保险、工资不能及时发放，拖欠工资，公司不签劳动合同”。运通佳信公司、中德利公司称其二公司各自有为客户送装的业务，但二公司各自独立经营，不存在关联关系。苏浩先后与二公司签订承包协议由苏浩自备车辆为公司的客户提供货物配送及安装劳务，不接受运通佳信公司、中德利公司的管理，干多干少由苏浩自行决定，结算费用均为配送费、安装费、油费等，且均已结清，苏浩主张的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就上述主张，运通佳信公司、中德利公司提交签署日期分别为2013年3月20日、2014年4月1日、2015年5月1日的承包协议三份，以及2017年各月发放费用表及支付凭证。上述承包协议内容中均载有“甲（中德利公司或运通佳信公司）乙（苏浩）双方就承包客服车组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同意协议期内双方为承包合作关系，乙方自行提供车辆为甲方提供服务，不受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调整，乙方在保障完成承包工作任务下可自行安排休假及工作时间，车辆运输与安装费用以产品单件及路途远近为核算标准；……甲方对乙方每月完成的承包工作数量进行核查无疑后，于次月15日前将运输费、安装费用结算给乙方……；乙方自行筹备车辆，并承担车辆使用的全部费用（含养路、保险、年检、汽油等所有费用），乙方因使用车辆发生事故的责任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2017年各月发放费用表显示运通佳信公司给苏浩结算的送装计件费用金额，与苏浩提交的同期工资单一致。本院认为，苏浩于多年前便开始自带车辆为中德利公司、运通佳信公司提供货物送装服务、定期结算相关费用，且双方之间就此事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为建立承包合作关系，按送装数量、路程远近计酬，约定不对苏浩给予劳动关系下的管理。虽书面协议期限签至2016年12月31日，但此后双方系延续之前的做法实际履行，并未做出权利义务内容变更的约定，不足以体现双方之间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愿，故一审对苏浩就双方依约履行送装事项期间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及要求支付劳动关系项下各项钱款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苏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苏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洁审 判 员 史伟审 判 员 宋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钟莉书 记 员 蒋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