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32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女，194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娇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6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娇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6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娇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某，女，196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峰，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5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峰，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某、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鲍某、刘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2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某、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武某、张某1、张某2对鲍某树名下两套诉争房屋在法定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多分，具体数额由法院酌定；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鲍某、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武某、张某1、张某2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应当予以改判并支持武某、张某1、张某2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存在对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武某、张某1、张某2与被继承人鲍某树长期共同居住且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自被继承人鲍某树与武某于1981年登记结婚至被继承人鲍树荣去世，武某、张某1、张某2与被继承人鲍某树共同居住长达36年之久，期间鲍某、刘某未尽赡养义务。被继承人鲍某树于72岁患有癌症，自2001年起，先后在协和医院、双井医院、天坛口腔医院、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抢救中心、朝阳医院、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做切除手术、住院化疗直至去世。被继承人鲍某树患病期间，武某、张某1、张某2为其治病看护，细心照料15年之久。武某、张某1、张某2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被继承人鲍某树去世前的就医凭证，就医凭证载有张某1或其丈夫的签名、载有家属姓名为张某1的鲍某树死亡医学证明书。武某、张某1、张某2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武某、张某1、张某2对鲍某树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但一审法院虽然亦存在“根据就医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张某1在鲍某树年老时尽了扶养义务”的认定，但仅以此侧重作为武某、张某1、张某2与鲍某树形成抚养关系的证据进行认定，未着重对武某、张某1、张某2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以及鲍某、刘某未尽赡养义务的情形进行重点认定，因此遗漏了对武某、张某1、张某2可以就此多分遗产的认定，进而导致错误裁判。二、一审法院存在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武某、张某1、张某2认可一审法院对武某、张某1、张某2与鲍某树具备抚养关系这一事实的认定，但对一审法院据此适用的法律规定存在异议。一审法院判决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武某与被继承人鲍某树结婚时，张某1、张某2均未成年，应当认定被继承人鲍某树与张某1、张某2直接形成扶养关系，而非“根据就医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张某1在鲍某树年老时尽了赡养义务，加之其母亲再婚时未满18周岁，因此本院亦认定张某1与鲍某树形成扶养关系”。故，张某1和张某2为与被继承人鲍某树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并非“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武某、张某1、张某2与鲍某、刘某继承被继承鲍某树遗产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鲍某、刘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武某、张某2、张某1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鲍某、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北京市朝阳区××号、××号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鲍某树，男，1930年3月21日出生，2017年2月11日去世。武某与鲍某树系再婚夫妻，1981年12月24日登记结婚。武某与前夫育有两个子女，即张某1、张某2；鲍某树与前妻育有两个子女，即鲍某、刘某。北京市朝阳区××和××房屋2002年登记在鲍某树名下。当事人表示同意按份分割。鲍某树去世前的就医凭证上有张某1或其丈夫的签名，其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家属姓名显示张某1，武某、张某1、张某2未再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张某1与鲍某树形成扶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武某与鲍某树结婚时张某2的年龄等事实，可以认定张某2与鲍某树形成扶养关系，根据就医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张某1在鲍某树年老时尽了扶养义务，加之其母亲再婚时未年满18周岁，因此一审法院亦认定张某1与鲍某树形成扶养关系。鲍某树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为鲍某、刘某与武某、张某2、张某1。北京市朝阳区××和××房屋应该属于鲍某树与武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鲍某树的部分应该作为遗产予以按份分割。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鲍某树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鲍某、刘某、张某2、张某1、武某各继承百分之十的份额，剩余的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归武某所有；二、被继承人鲍某树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鲍某、刘某、张某2、张某1、武某各继承百分之十的份额，剩余的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归武某所有；三、驳回鲍某、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武某、张某1、张某2提交十一份证据材料。证据一为武某、张某1、张某2与鲍某树共同生活期间的照片，证据二为武某签字的鲍某树手术报告单，证据三为张某1签字的鲍某树在急诊中心的首诊病历，证据四张某1配偶闫某签字的鲍某树病重通知书，证据五为闫某签字的鲍某树住院押金条，证据六为鲍某树委托闫某办理病案事宜的委托书，证据七为鲍某树的病历资料，上述证据一至七用以证明武某、张某1、张某2与鲍某树共同生活，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证据八为武某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用以证明武某无其他住房。证据九为张某2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用以证明张某2无其他住房。证据十为处方、报告单、证明书，用以证明武某、张某1、张某2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证据十一为鲍某树与刘某芬离婚证，用以证明离婚后鲍某、刘某归刘某芬抚养，未与被继承人鲍某树共同生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鲍某、刘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无原件可以核对，仅凭几张照片证明不了履行主要的赡养义务；对证据二至证据七，除了医疗费的票据没有提交证据原件以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八和证据九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十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证据十一，认为虽然鲍某、刘某由母亲抚养，但并不能阻隔与鲍某树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并且也不能证明鲍某、刘某没有对鲍某树履行赡养义务，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双方均确认真实性的证据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力将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确定，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鲍某、刘某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武某、张某1、张某2是否应该多分遗产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据此，各继承人对于遗产份额以均分为原则，对于遗产份额是否应予多分，应综合考虑赡养义务的履行以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结合本案事实，本院认为：其一，一审法院在认定张某1、张某2作为继承人继承遗产时，已经综合考虑了二人在鲍某树年老时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尤其是张某1，在武某与鲍某树结婚时张某1将满18周岁，一审法院在认定其继承人资格时已经考虑了上述因素。其二，武某等与鲍某树共同生活，而作为家庭成员必然存在相互照顾的关系，如张某2其虽然履行了扶养义务，但多年来其也实际居住使用鲍某树的涉案房屋。鲍某、刘某因其生母与鲍某树离婚，故未与张某2共同生活，但作为亲生子女亦一直与鲍某树保持联络，进行了探望，且鲍某树生前由固定收入，本案也并无证据证明鲍某、刘某拒不履行扶养义务。故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平均分配遗产并无不当。故武某、张某1、张某2以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为由要求多分遗产，本院不予以支持。但需说明的是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错误，该条并不适用本案情形，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武某、张某1、张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武某、张某1、张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丽霞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李 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张雅霖书 记 员 刘 波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