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180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4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883690B。 负责人：龙保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安宁，广西桂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韦加升，男，1981年8月5日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周，广西金城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重庆富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区勤俭路87号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771765538T。 法定代表人：毛宏杰，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熊启贵，男，1984年12月14日生，驾驶员，住重庆市万盛区。 一审被告：陈洪（曾用名：陈常红），男，1987年4月21日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下称财保重庆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韦加升、一审被告重庆富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下称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财保重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韦加升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达达公司与韦加升签订《车辆委托服务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8年7月18日起至2021年7月18日止，即说明桂Ｍ×××××号车开始营运的时间是2018年7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14日止，桂Ｍ×××××号车营运时间共计为120天。按达达公司在《起诉状》所列收入分别为31032元、33049元、20941元、20191元，共计105213元，平均每天的收益为876.775元（105213元÷120天），28天的停运损失应为24549.7元（876.775元×28天）。另外，韦加升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保险条款》（下称《第三者保险条款》）的责任免责部分使用加黑字体进行印刷予以认可，但又对其证明目的予以否认。因此，韦加升的主张前后矛盾。二、依据中保协条款（2006）号第十条第三款“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之规定。因此，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应由保险人承担；《最髙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下称《批复》)明确“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可见，停运损失应由交通事故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保险人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停运损失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一审法院以“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对责任免除部分适用了加黑字体印刷，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白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为由，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停运损失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韦加升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韦加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辩未到庭接受询问，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 韦加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互负连带责任赔偿给其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停运损失30278.64元，财保重庆分公司在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财保重庆分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加升系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车主；达达公司系该车辆的登记车主；韦加升聘用黄禹钱为驾驶员。重庆富森公司系渝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车主，陈洪系该车辆的实际车主；熊启贵系陈洪聘请的驾驶员。渝Ｂ×××××号重型半牵引新Ｃ×××××号重型半牵引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州支公司（下称财保开州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2018年11月14日22时00分，熊启贵驾驶渝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Ｃ×××××号重型半挂车由国道210线2632公里100米处路外倒车驶入公路时，与黄禹钱驾驶的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该车牵引桂Ｍ×××××号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造成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桂Ｍ×××××号重型半挂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下称南丹交警大队）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第45122142018000047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熊启贵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黄禹钱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被送至河池市桥修理厂维修（下称三桥修理厂）。三桥修理厂出具《证明书》证明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于2018年12月12日修复出厂，故该车辆因维修停运28天。重庆富森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桂Ｍ×××××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作出的《机动车保险车损失情况确认书》进行签章确认。为证明桂Ｍ×××××号车事故发生前的经营收益情况，韦加升提供了该车2018年8月4日至11月14日期间的行车记录表，并根据法院要求提供了上述期间桂Ｍ×××××号车的通行明细清单以及通行费发票。根据韦加升提供的行车记录表，桂Ｍ×××××号车在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103天）创造的利润共计117657元，平均每天收益1142.30元。 另外，陈洪庭审后提供一张金额为6600元的收据。用于证明事故发生后其支付了6600元给韦加升，要求在本案中扣除6600元的赔偿责任。韦加升则主张其并未实际得到陈洪的6600元，该6600元是陈洪垫付的车辆维修费。经向三桥修理厂了解情况，三桥修理厂确认其确实收到了陈洪垫付的修理费6600元，后财保重庆分公司支付了车辆修理费，现陈洪垫付的车辆修理费6600元尚在三桥修理厂。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财保重庆分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财保开州支公司的问题。虽然重庆富森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及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显示，财保开州支公司郭家营销服务部是渝Ｂ×××××号车的保险人，但财保重庆分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其与财保开州支公司系上下级关系，如果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话，由财保重庆分公司承担，财保重庆分公司是适格主体，不需再追加财保开州支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故本案不再追加财保开州支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 二、关于财保重庆公司是否应在赔偿责任限额内对韦加升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商业三者险合同中“停运损失不予赔偿”条款应被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但保险公司对该条款负有比普通条款更高的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即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在本案中，虽然财保重庆分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显示，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对责任免责部分使用了加黑字体进行印刷，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财保重庆分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白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对财保重庆分公司提出的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财保重庆分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对韦加升合理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韦加升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虽然“行车记录表”系韦加升单方制作的，但该“行车记录表”记录的行车路线与韦加升向法院提供的桂Ｍ×××××号车的通行明细清单（附有通行费发票）显示的通行路线相吻合，在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未申请对韦加升车辆停运期间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司法评估或者提供证据对韦加升的主张进行反驳的情况下，本案对韦加升的行车记录表所记载的收益情况予以采信。由于韦加升提供的是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收益情况，该时段时长应为103天，而非韦加升主张的100天，收益总额117657元，平均每天收益1142.30元；车辆因交通事故需维修28天，故韦加升的停运损失应为31984.40元（1142.30元/天×28天）。综上，韦加升在计算停运损失时，存在收益参考时长及修理时长取值错误，导致计算结果存在偏差，故对韦加升主张的停运损失仅部分予以支持。 陈洪庭审后向本案提供一张收据，要求在处理停运损失时扣除其支付的6600元。虽然陈洪是在庭审结束后才提交该证据，但为了避免诉累，本案还是对该笔款项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经向三桥修理厂核实，陈洪支付的6600元已用于垫付修理费，后财保重庆分公司将桂Ｍ×××××号车的修理费支付给三桥修理厂，故陈洪垫付的6600元现尚在三桥修理厂。由于陈洪支付的6600元用于垫付桂Ｍ×××××号车的修理费，韦加升并未实际得到陈洪支付的该6600元，故对陈洪要求在韦加升主张的停运损失中扣除该66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陈洪如何向三桥修理厂主张权利，要求退回其垫付的6600元修理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裁判。 综上所述，对韦加升要求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营运车辆停运损失32943.92元的诉讼请求，本案仅支持其中的31984.40元。在财保重庆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渝Ｂ×××××号车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责条款已经发生效力的情况下，由财保重庆分公司在渝Ｂ×××××号车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对韦加升的上述停运损失进行赔偿。由于韦加升合理的停运损失数额并未超过渝Ｂ×××××号车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故财保重庆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不再向韦加升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财保重庆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韦加升31984.40元；二、驳回韦加升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元，减半收取计278.5元，由陈洪、重庆富森公司负担。 在二审中，上诉人财保重庆分公司和被上诉人韦加升、一审被告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均没有向法庭提交的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情况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如何计算和确认涉案事故给韦加升造成的经济损失？2、财保重庆分公司是否应赔偿给韦加升车辆停运损失费31984.40元？ 本院认为：达达公司、黄禹钱与韦加升共同作为原告起诉财保重庆分公司、重庆富森公司、熊启贵、陈洪等被告，但在一审中，达达公司、黄禹钱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一审庭审，一审法院已针对达达公司、黄禹钱的行为按撤诉处理。据此，达达公司、黄禹钱已不再是本案原告。一审法院仍将达达公司、黄禹钱作为本案原告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一、关于如何计算和确认涉案事故给韦加升造成的经济损失的问题。2018年6月26日，韦加升与达达公司签订《车辆委托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达达公司为韦加升自筹资金购买的车辆营运提供有偿服务，接受韦加升的委托代办车辆保险、保险理赔事宜，协助韦加升处理交通事故等。从2018年8月4日起至2018年11月14日止（共计103天），韦加升购买桂Ｍ×××××号车，并挂靠达达公司的名义通过货物运输获得经营利润117657元，据此计算，桂Ｍ×××××号车每天的平均收益为1142.30元(117657元÷103天)。上述事实有韦加升上提供的《车辆委托服务合同》、韦加升自行记录的桂Ｍ×××××号车《行车记录表》、桂Ｍ×××××号车通过收费站时的《通行记录》以及《通行费发票》为凭，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韦加升提供的桂Ｍ×××××号《行车记录表》反映经营时间和收益情况，一审判决确认桂Ｍ×××××号车的平均收益为1142.3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在本案中，财保重庆分公司并没有申请对桂Ｍ×××××号车停运期间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司法评估，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财保重庆分公司称本案应当按照《车辆委托服务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开始之日（即：2018年7月18日之日）起至2018年11月14日止（共计120天）计算桂Ｍ×××××号车的平均收益，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财保重庆分公司是否应赔偿给韦加升车辆停运损失费31984.40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2018年11月15日，南丹县交警大队对韦加升享有的桂Ｍ×××××号车与财保重庆分公司承保的渝Ｂ×××××号车生的碰撞交通责任事故进行了处理，并作出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渝Ｂ×××××号车的熊启贵负全部责任；驾驶桂Ｍ×××××号车的黄禹钱无责任。因此，本案应由享有和驾驶渝Ｂ×××××号车的过错一方对于桂Ｍ×××××号车在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本案中，韦加升所有的桂Ｍ×××××号车因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到修理厂进行维修，并停运了28天。按桂Ｍ×××××号车每停运一天造成1142.30元的停动损失计算，韦加升因停运导致的经济损失为31984.4元（1142.30元×28元）。熊启贵驾驶的渝Ｂ×××××号车在涉案事故发生期间已向财保重庆分公司投保100万元最高限额的第三者责任险，因此，财保重庆分公司应在该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给韦加升享有的桂Ｍ×××××号车停运损失31984.4元。一审判决由财保重庆分公司赔偿给韦加升因桂Ｍ×××××号车停运造成的经济损失31984.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财保重庆分公司称渝Ｂ×××××号车的车主向该公司投保该车辆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时，该公司已向投保人重庆富森公司交付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下称《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该《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一）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继、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渝Ｂ×××××号车的投保人重庆富森公司交付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重庆富森公司明确说明该公司“责任免除”的内容和范围，不能证明该“责任免除”对股保人重庆富森公司产生了法律效力。据此，财保重庆分公司主张该公司对韦加升桂Ｍ×××××号车造成的停运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财保重庆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7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 贺 审判员 韦 媛 审判员 张桂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梁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