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5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大庭料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青山路666号湖南省道通科技有限公司软件生产楼801一楼。 法定代表人：余少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学斌，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镕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廿里牌村霞阳326号。 法定代表人：王章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霞，女，该公司股东、监事、员工。 上诉人湖南大庭料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镕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镕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4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告判决。上诉人大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学斌，被上诉人镕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镕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已达成合意，买卖关系成立”纯属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双方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批货物买卖关系，前二次是大庭公司与诸暨利利家居布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利公司）之间发生的，经办人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海霞，这两次交易都形成书面合同，对商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都有明确约定，两次交易金额分别不足1万元和4万元，且已钱货两清。大庭公司根本未与镕达公司存在交易关系，也不知道有镕达公司的存在。王海霞不可能又成为镕达公司的经办人，更何况大庭公司未第三次与王海霞洽谈业务，一审判决认定镕达公司有理由相信苏光荣、郑伯嬴是代表大庭公司，缺乏事实依据。因大庭公司的生产还在实验阶段，从利利公司购买的原料布实验效果不理想，大庭公司就不再采购类似的面料进行实验了。其次，一审判决以大庭公司签收货物、收到货物和增值税发票后未提出异议等，推断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错误。镕达公司在未签订合同，在品种、规格、数量等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发了价值40多万元的货物，才是违背常理。货物运抵大庭公司后，工作人员不可能马上怀疑公司的采购部门未采购该批货物，发现未有采购事实后，代为保管也无过错。二、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支持镕达公司要求大庭公司支付411589.35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镕达公司主张的买卖行为，是其单方的强卖行为，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王海霞是利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前二次其都是以利利公司的名义与大庭公司进行交易的，不存在大庭公司与镕达公司的合意。既然前二次与利利公司及王海霞发生过二次交易活动，形成的本案纠纷也是王海霞为经办人，那么在前二次小额交易情况下双方都签订了书面合同的情况下，高达40多万元的交易却未签订合同，未约定数量、价格、规格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不能认定大庭公司与镕达公司的买卖合同成立。事实上，系王海霞利用镕达公司和利利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经过前二次交易得知大庭公司全部信息后，将镕达公司库存积压产品单方送到大庭公司，造成买卖关系成立的假象，违背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否则，商业秩序将受到破坏。 镕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关于第三批货物买卖的问题。三次交易大庭公司均是与王海霞联系的，都不是直接和公司进行联系，而王海霞是利利公司和镕达公司的股东，两家公司又都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二、涉案货物已由大庭公司签收，大庭公司提出系代为保管不符合事实。没有大庭公司的认可，其员工不可能接收涉案货物，且收到后进行了清点和验收，还告知其中有几卷布弄脏，故不可能是保管关系。三、关于涉案货物出卖人的问题。大庭公司每次都是和王海霞联系，其同样也不清楚利利公司的存在，但前二次大庭公司从未质疑，而是在收到货物和发票后支付了货款，第三次同样也是王海霞系联系人，大庭公司强调不存在镕达公司缺乏理由，且三次发货后都有出货单，上面已载明供货公司的名称，大庭公司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提出。大庭公司提出的是王海霞强制交易的说法纯属其主观臆断。另外，大庭公司现在是否在搞研发与镕达公司无关。 镕达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庭公司支付货款411589.35元，运费6700元及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庭公司曾通过王海霞两次向利利公司购买布料，货款已付清。2018年2月，大庭公司又通过王海霞向镕达公司购买价值为411589.35元的布料，该布料于2018年2月5日运送至大庭公司仓库，运费6700元，由镕达公司支付。几日后，大庭公司收到出货单及金额为411589.35元的增值税发票。大庭公司至今未支付货款。 另查明，利利公司和镕达公司的股东均为王章木和王海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布料买卖行为，应系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镕达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且开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但大庭公司至今未支付货款，显属不当，故镕达公司要求大庭公司支付货款411589.35元，于法有据。大庭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应赔偿合理部分的利息损失。镕达公司要求大庭公司支付运费6700元，不予支持。大庭公司抗辩未购买货物，与事实不符。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1.大庭公司支付镕达公司货款411589.35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1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镕达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也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前二次交易，即大庭公司与利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接收了涉案第三批货物等基本事实均无争议。争议焦点为：就大庭公司接收的第三批货物，双方是否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包括双方有无就该批货物的买卖达成合意及出卖人是否可认定为镕达公司。大庭公司主张双方既无合意，出卖人也不是镕达公司，涉案货物的接收只是其代镕达公司保管的行为。 就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就案涉货物的交易，双方并无形成书面的合同书，镕达公司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应承担举证责任。为此，其提供了大庭公司接收货物的依据、之后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出货单、其经办人员与大庭公司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通讯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大庭公司对于涉案货物和增值税发票、出货单的接收、双方之间通讯情况等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足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现有证据已足以证明就涉案货物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首先，大庭公司已实际接收了涉案货物，而在镕达公司寄交给大庭公司的出货单和增值税发票中均明确载明出卖方为镕达公司，也明确载明了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颜色、价格等内容，已经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其次，镕达公司的关联企业利利公司在与大庭公司的交易中，采取的交易方式也与涉案货物的交易方式类似，且前后交易的出卖人的主要经办人员均为二公司的股东王海霞。再次，大庭公司接收涉案货物后，镕达公司一方人员多次向大庭公司主张货款时，大庭公司只是以“货物还没有用、不知道能不能用”等为由拒绝支付货款，从未主张其系代为保管涉案货物。相反，大庭公司接收货物后，对货物进行了清点和查验，并将颜色和数量可能存在不符的情况告知镕达公司一方人员，这完全符合买受人接收货物后的正常交易习惯，而与保管合同的特征不符。因此，镕达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对于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关于出卖人的认定问题。前已述，镕达公司提供给大庭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和出货单上已明确了其出卖人的身份，大庭公司主张其不知道镕达公司的存在，显然与事实不符。至于其所称的一直是和利利公司进行交易不知道有镕达公司存在的问题，诉讼中大庭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利利公司支付过货款或主张过合同权利，故认定合同出卖人为镕达公司在实质上也不会有损其利益。 大庭公司还提到，现在快递业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认定接收货物的行为为买卖合同，将对市场或商业秩序造成冲击。对此，本案中除了大庭公司接收涉案货物的事实外，尚有其他大量证据印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大庭公司如无买受货物的意思，也完全可以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退还寄件人，但事实上，从其接收涉案货物直到镕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其也未将货物退还。因此，本案处理完全无关其所称的市场或商业秩序问题。至于大庭公司所称的公司尚处于研发阶段、经营困难等问题，与案件的争议问题无关。 此外，关于大庭公司欠付货款应支付的利息损失计算问题，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该日起应以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 综上所述，大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74元，由湖南大庭料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小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刚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