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94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萍，女，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竹君，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斌，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莲，女，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素萍因与被上诉人徐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3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素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竹君、陈继斌，被上诉人徐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素萍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而直接采纳本案未涉及、未质证的另案证人证言，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一审判决第六页“关于证人蒋某,4证言效力的认定”部分认定有误，蒋某,4作出的并不是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回复，只能看作就被上诉人被起诉一事进行了安抚，并且蒋某,4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被上诉人的说辞。一审法院据此认为证人蒋某,4前后两次作出相反证言，进而对其本案证言不予认可，系事实认定不清，且微信聊天记录也并未作为本案的证据提交。一审判决第七页认定“本案中，被告证人袁某,4的证言表明，原告起初打款给被告的目的是代案外人清偿债务”有误，证人袁某,4的证言系被上诉人民间借贷案件中提出，该案经上诉人撤诉已结案，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效力未经本案质证。被上诉人未申请袁某,4出庭，也未提交相关证人证言，一审法院直接采纳证人证言，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625000元的给付行为具有法律根据，事实不清。从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合同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被上诉人与蒋某,4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但就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625000元而言，均无法从上述证据中对应体现，被上诉人辩称625000元系上诉人代替蒋某,4归还的欠款，但未能拿出金额和时间相对应的借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未能说清涉案625000元究竟是蒋某,4归还哪几笔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收取的625000元具有法律根据，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涉案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系适用法律错误。既然一审判决书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为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且认为由被上诉人对存在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那么，在被上诉人无法对获得涉案625000元举证证明存在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就不应当轻易否定不当得利的构成，继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徐莲答辩称，1.被上诉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出示了其与蒋某,4的微信记录、申请证人袁某,4出庭作证，微信记录及证人证言均经当庭质证。上述证据在本案一审中也进行了出示，也经上诉人当庭质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不违反法定程序；2.案涉汇款是上诉人出借给蒋某,4用于归还蒋某,4欠被上诉人的借款，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首先，蒋某,4出具的借条、借款合同、银行凭证都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向蒋某,4出借钱款的事实，其次，微信往来中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说明上诉人的汇款是蒋某,4归还自己的借款，并回复“咨询过了，王素萍不会胜诉”。如果真是被上诉人的借款，蒋某,4不会作上述回复。民间借贷案件中证人袁某,4当庭也明确说明上诉人曾告知证人汇款是蒋某,4向上诉人的借款，只因为蒋某,4找不到了，才想方设法找被上诉人还款；3.蒋某,4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虽然作出和事实相反的证言，但从法官、被上诉人方询问的问题可知，蒋某,4对被上诉人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委托其向上诉人借款均表示记不清，也没有让被上诉人打借条，所称的借款都是蒋某,4和上诉人商量。如果蒋某,4真的为被上诉人担保借款，至少蒋某,4和上诉人之间应该有书面的或者其他证据，但是到了二审，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4.被上诉人有合法依据收到案涉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在不同的时间分三次汇款，一定是有事实原因基础的。上诉人起诉民间借贷后又撤诉表明上诉人否认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以不当得利提本案诉讼，但主张的事实仍然是向被上诉人出借钱款，这本身相互矛盾。上诉人在不认识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仅听蒋某,4的一面之词就将大额款项借给被上诉人，既没有借条，也不约定利息、归还时间，之后长时间不找被上诉人，显然也不符合正常逻辑。上诉人主观明知其借款给蒋某,4，即使受到了损失，应当向蒋某,4主张该笔债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王素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莲返还不当得利625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利息从2018年4月13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合计28292元）；2.由徐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素萍与案外人蒋某,4为朋友关系，徐莲与案外人蒋某,4为同学关系，王素萍、徐莲都曾借款给蒋某,4使用，本案事实发生前，双方互不相识。2017年12月26日，王素萍受案外人蒋某,4指示，向徐莲的银行账户（账号：62×××75；开户行：宁波银行）汇款35万元整。2018年2月8日，王素萍再次向徐莲该账户汇款25万元整。2018年4月13日，王素萍又通过支付宝（订单号2018041300003001150065209728）为徐莲尾号8793的平安银行信用卡账户还款25000元。2019年1月8日，王素萍以徐莲未归还625000元借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9）苏0102民初396号，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2019年1月30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2019年2月13日，王素萍向法院递交了书面撤诉申请。2019年3月26日，基于相同事实，王素萍更换案由后再次起诉。上述事实，有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支付宝账单截图、证人证言、借条、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借款合同、庭审笔录、撤诉申请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徐莲收到王素萍的汇款，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王素萍述称：其和徐莲互不相识，2017年12月，徐莲请求案外人蒋某,4为其筹措款项归还信用卡欠款，蒋某,4遂请王素萍帮忙，同时向王素萍说明徐莲是大学老师，具备偿还能力，蒋某,4也愿意为借款提供担保，于是，王素萍按照蒋某,4的指示，向徐莲汇款合计625000元。后王素萍向徐莲催还，徐莲以王素萍汇款行为系替蒋某,4归还欠款为由拒不退还。徐莲辩称：首先，案外人蒋某,4是其同学，多年来向其以及很多同学朋友借款，到期无力偿还，欠下巨额债务，王素萍向其汇款的625000元，是蒋某,4归还欠徐莲的借款。在王素萍、徐莲民间借贷案件中，徐莲申请的证人袁某,4已经当庭证实蒋某,4欠下巨额债务的事实，并且证明了王素萍自己亲口说过，蒋某,4向王素萍借款的120多万元包括打给徐莲的625000元，只是因为现在蒋某,4还不出钱，王素萍才找的徐莲。同时王素萍当庭也承认了蒋某,4向其借款的事实，这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其次，王素萍在诉状中称，徐莲请求蒋某,4为其筹措款项以归还信用卡欠款，所言不实。徐莲有正当职业，家庭经济情况良好，无不良嗜好，也没有投资的习惯，不欠任何人的钱，更不需要通过蒋某,4向他人借款。王素萍称汇给徐莲的款项是借款，但双方没有借条，没有约定归还期限、利息，也没有核实过徐莲的身份，且一年多以来从未联系过徐莲要求还款，这不符合常理；再者，王素萍不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中受损失的人，主体不适格。涉案的625000元实际是王素萍与蒋某,4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王素萍是基于朋友关系向蒋某,4出借款项，并根据其指令和提供的账号，多次汇款至徐莲账户，王素萍主观是明知其借款给蒋某,4的事实。因蒋某,4逃避债务，王素萍受到了损失，应该是基于其与蒋某,4之间的关系，应该向蒋某,4主张债务，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当得利中受损失的人；最后，王素萍汇款的60万元，是汇到徐莲的宁波银行借记卡，不是信用卡，不存在王素萍所说的归还信用卡款项一事。王素萍汇到徐莲平安银行信用卡的款项，是因为蒋某,4拿着徐莲的信用卡在使用，实际也是王素萍借款给蒋某,4帮其归还欠款，证人袁某,4也证实了蒋某,4持有他人信用卡使用的事实。一审期间，王素萍申请的证人蒋某,4陈述：徐莲是我小学同学，王素萍是我朋友。徐莲跟王素萍不认识，徐莲银行信用卡、贷款需要归还，徐莲跟我说现在需要还款，没有资金，找到我帮助解决此事，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欠徐莲几十万元，具体数额记不清。我就找到王素萍，我说一个老同学这边银行资金有问题，需要借款，问王素萍能不能借款，王素萍就同意借款。因为王素萍不认识徐莲，王素萍就问这个钱是我借的，还是徐莲借的，我说是徐莲借的，然后让王素萍直接将款项打给徐莲。第一次是我亲自陪王素萍去银行将款项转给徐莲，款项转过后，我就打电话给徐莲，告知有个叫王素萍的人将款项转到你的银行卡。每次转款，我都打电话给徐莲。我向王素萍借过款，陆陆续续借的，借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王素萍代理人向证人蒋某,4问询到如下信息：1、王素萍、徐莲双方在不认识的情况下，徐莲向王素萍借钱，蒋某,4口头提出对这笔借款提供担保；2、王素萍向徐莲汇款不是为了替蒋某,4偿还欠徐莲的债务。徐莲代理人对证人蒋某,4的证言发表了质证意见，蒋某,4反馈信息如下：1、徐莲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跟蒋某,4说银行资金周转问题，需要通过蒋某,4周转，蒋某,4表示记不清；2、因为是王素萍的钱，所以蒋某,4没让徐莲打借条；3、没约定何时归还以及利息；4、王素萍所称借款给徐莲，是蒋某,4和王素萍商谈的。经查，在前文所述的民间借贷一案的庭审中，徐莲申请证人袁某,4出庭并发表了证言：我与徐莲是同学，通过蒋某,4认识王素萍。因为蒋某,4向我和王素萍、徐莲都借过钱，从2018年10月份开始蒋某,4就找不到了，王素萍就经常打电话给我，大概到12月份王素萍问我徐莲是谁，我说是我同学，过了几天王素萍告诉我要告徐莲，我说是蒋某,4找你借钱，为什么要告徐莲，王素萍说因为蒋某,4找不到了，钱是打给徐莲的，我就要告徐莲，我说这件事有因才有果，王素萍当时说钱打错了，我说打错了当天就要要回来，而不是一年以后才要。在这之间我与王素萍也一直联系通电话，起诉后王素萍还找到过蒋某,4，蒋某,4说是他的问题，我们提出来要四个人一起坐下来谈，但是蒋某,4不同意。我也问过王素萍借过多少钱给蒋某,4，王素萍说有120万，包括打给徐莲的60多万，因为找不到蒋某,4就找徐莲要。前述案件庭审中，徐莲代理人向证人袁某,4问询到如下信息：1、袁某,4知道蒋某,4向徐莲借钱，大概有百把万；2、蒋某,4向徐莲打借条时袁某,4在场；3、蒋某,4也向袁某,4借过钱，还有七八十万没有还；4、袁某,4有几张信用卡是给蒋某,4用的，王素萍还打过45000元给袁某,蒋某,4跟袁某,4说信用卡还款不用烦，他说王素萍会帮他还款的，信用卡至今还在蒋某,4的手上。前述案件庭审中，经王素萍原代理人提问，证人袁某,4反馈信息如下：1、袁某,4从王素萍处得知王素萍、徐莲在打官司；2、王素萍打电话给袁某,4，让共同去找蒋某,4谈判，并问袁某,4有无跟蒋某,4取得联系；3、王素萍找袁某,4问徐莲的身份；4、王素萍是把钱借给蒋某,4的。另经查，徐莲曾在前述民间借贷案件中提供徐莲与案外人蒋某,4的微信聊天截图作为证据材料，内容记载如下：徐莲发信息“蒋某,4班长：明天开庭，第四次通知你，王素萍到玄武法院起诉我，要求我还她60多万元，这明明是你向我借钱后，通过她账户还我钱的，天理不容啊，她居然找我要钱，由于此事与你有直接关系，你必须出面澄清事实，还原事实真相。此案明天下午2：30在玄武法院开庭，你必须到法庭给我作证，说明情况。收到请立即回复！”蒋某,4回复，“咨询过了。她不会胜诉的。放心”。据此，徐莲认为，就该笔汇款系王素萍代蒋某,4清偿债务，蒋某,4在聊天中并未否认。关于证人蒋某,4证言效力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证据法原理中禁反言原则皆要求，证人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应当做到诚实信用，证人需要对自己的言辞负责，不得为己利作出否定先前言辞的言论。就本案涉案款项的属性，徐莲提供的微信聊天证据中，蒋某,4作出了有利于徐莲的回复，随后，蒋某,4又在出庭作证中提供了相反的证言，前后矛盾，故法院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可见，构成不当得利有以下几个要件：一是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即财产利益的增加；二是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即财产利益的减少；三是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即他方的损失是因一方获得利益造成的；四是造成他人损失而自己取得不当利益没有法律根据。一审法院认为，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的重要要件。然而，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王素萍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徐莲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徐莲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基于以上两点，由徐莲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首先，徐莲应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本案中，徐莲辩称王素萍代替案外人蒋某,4还款，结合徐莲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徐莲对蒋某,4享有债权。其次，徐莲需要证明该相关事实构成“法律根据”，从而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本案中，徐莲申请的证人袁某,4证言表明，王素萍起初打款给徐莲的目的是代案外人清偿债务。同时，王素萍在与徐莲不相识的情况下，三次汇款给徐莲，且三笔汇款时间跨度三月有余，王素萍既未联系徐莲询问款项用途，也未商定借款期限与利息，亦未要求提供借据，因此，王素萍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合生活常理。综上，王素萍、徐莲之间的汇款行为，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也并非没有任何正当原因，徐莲获得案涉款项具有法律根据，不构成不当得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素萍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王素萍提交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关于上诉人的取保候审决定书、收取保证金通知书，以证明蒋某,4系赌博的坐庄人员，上诉人系参与赌博人员，双方此前的经济往来均系赌资，但涉案62.5万元与赌资无关。经质证，被上诉人徐莲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中上诉人陈述与蒋某,4之间有借贷往来，与上述证明目的相矛盾。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因其原因的不同可以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一方的给付行为而产生，即一方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1.一方取得财产，2.一方受有损失，3.取得财产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其中，前三个构成要件均较为明显，但“无法律上根据”则系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争议的焦点。给付型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取得利益无法律上根据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先有一方的给付才有另一方的受付。上诉人王素萍作为款项变动的发起方，有义务证明其转款的原因，在上诉人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后，被上诉人徐莲作为收取款项的一方，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取款项有合法根据。具体到本案，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主张案涉款项是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后又撤回民间借贷的起诉，转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起诉被上诉人，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不当得利请求权达到足以令人信服标准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系经蒋某,4介绍，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但其与被上诉人未见面，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书面借条，双方也未就借期、利息进行商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款项也是首笔款项交付一年有余，上诉人主张的转款原因令人疑窦丛生。与此相反，被上诉人则提交借条、借款合同、与蒋某,4的微兴聊天记录、申请证人袁某,4出庭作证，主张案涉款项系蒋某,4的还款，该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上诉人未就本案不当得利成立完成令人信服的证明责任，故其主张被上诉人取得案涉62.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依据不足。综上，上诉人王素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33元，由上诉人王素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飞审判员  王长春审判员  钱发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