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1刑终992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书泽，男。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7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辩护人李念、张洋，湖北听泉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书泽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鄂0106刑初35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书泽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指派检察员王亚平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书泽及其辩护人李念、张洋均到庭参与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被告人李书泽在担任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昌公司）负责人期间，受王某2（另案处理）指使，于2011年10月，利用旭昌公司负责本市武昌区三角路村城中村综合改造的便利条件，虚构拆迁户王某1、高某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拆迁验收表、情况说明等材料、借此编造拆迁面积共计15000.74平方米。被告人李书泽于2011年11月14日，以上述虚构的材料，骗得由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付款至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角集团）兴业银行账户内的拆迁安置补偿费1320万余元人民币。2016年2月，王雄因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对三角路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专项审计，便将上述骗取的1320万余元人民币退还至三角集团账户内。被告人李书泽于2018年7月27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归案。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及破案经过；拆迁安置补偿合作协议书、拆迁还建安置补偿资金银行专户监管协议、地块范围示意图、航拍影图像、情况说明、房屋拆迁验收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拆迁水电拆除单联系函、营业执照；支出证明单、补偿金明细、代发工资处理后清单、兴业银行流水、支票存根、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及收款回单；证人证言和被告人李书泽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认为，被告人李书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李书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李书泽骗取的拆迁款已由王某2全部退还给了三角集团，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书泽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李书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上诉人李书泽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三角集团因上诉人的行为产生错误认识的证据不充分，三角集团并未陷入错误认识，上诉人的行为与三角集团交付财物二者之间缺乏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因上诉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李书泽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本案的启动并无被害人报案，且一审判决也未指明本案具体的被害人，更无关于被害人意思表示错误的认定；二、根据协议，福星惠誉需核查用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常情形下，拆迁协议涉及的补偿款超过50万元的，福星惠誉将对该份拆迁提出异议，该项拆迁工作即会被提上每周例行工作会议，福星惠誉拥有拆迁明细表，了解整个拆迁，其并未陷入错误认识，其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行为系基于协议及自愿，故不能判定上诉人李书泽构成诈骗罪。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上诉人李书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李书泽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诈骗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属于犯罪既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书泽在担任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负责人期间，受王某2指使，于2011年10月，利用旭昌公司负责武汉市武昌区三角路村城中村综合改造的便利条件，虚构拆迁户王某1、高某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拆迁验收表、情况说明等材料，编造拆迁仓库面积15000.74平方米骗取拆迁补偿款。2011年11月，李书泽利用上述虚构材料骗得由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付款至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专户内的拆迁安置补偿费人民币1320万余元。2016年1月，王雄因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对三角路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专项审计，通过王某1、高某个人账户将上述骗取的人民币1320万余元退还至三角集团对公账户内。上诉人李书泽于2018年7月27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归案。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庭审审核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及案件线索移送函。证实2017年12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接到中国共产党武汉市武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某2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函》，要求该局对涉嫌犯罪的王某2立案侦查。次日，该局对王某2诈骗案立案侦查。2.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及破案经过。证实在2011年武汉市三角路村城中村综合改造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李书泽伙同王某2、王某1、高某虚构事实，从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骗取房屋拆迁补偿费人民币13200651元。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于2018年3月13日对犯罪嫌疑人李书泽网上追逃。同年7月27日上午8时许，李书泽到武昌区政务中心办理赴港澳业务时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控制，公安民警遂赶到该中心将李书泽抓获，李书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3.拆迁安置补偿合作协议书、拆迁还建安置补偿资金银行专户监管协议、地块范围示意图、航拍影图像、情况说明、房屋拆迁验收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拆迁水电表拆除单联系函及营业执照。证实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5日竞得三角路村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项目所涉P（2009）129号地块，同年2月10日，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就该地块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三角集团和福星惠誉后将该地块所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委托给湖北福礼投资有限公司，拆迁安置补偿价款总额为包干性质的总价款16.12亿元，即福星惠誉向福礼公司支付的补偿价款总额以16.12亿元为限。三方根据上述协议设立“拆迁补偿和还建房建设资金专户”。福礼公司根据拆迁安置还建进度需要用款时，向福星惠誉公司提供书面《用款通知函》，告知用款事项和金额，福星惠誉核查用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后在付款凭证上加盖印章，才能从“共管账户”支付款项。2011年10月12日，上诉人李书泽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虚构房屋拆迁事实，骗取拆迁补偿款1300余万元的事实。4.支出证明单、补偿金明细、代发工资处理后清单、银行流水、支票存根、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及收款回单。证实2011年11月11日，王某1、高某获得拆迁补偿款1300余万元。后于2011年11月15日将补偿款1300余万元转入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2016年1月19日，该1300余万元又从王某1、高某账户转入三角集团的兴业银行对公账户。5．证人证言（1）证人熊某的证言。2009年4月，经朋友介绍，我到旭昌房屋拆迁公司工作，当时旭昌公司的老板及实际控制人是王某2，李书泽是王某2的代言人，具体负责全面工作。我在旭昌公司没有职务任命，具体工作直接受王某2、李书泽安排，也直接跟王某2、李书泽汇报。我们跟住户、商户签订的协议里面，必须得有李书泽的情况说明。我没有在补偿协议上签名，只有我的印章，这个印章是王某2找人刻的，我从没掌管过，一般都是在公司内业组放着在。我没有见过王某1、高某的房屋拆迁验收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也没有拿给金某签字，只会是李书泽拿给金某签字。我没有签订过面积7000多平的仓库的拆迁安置协议，也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的仓库。我相信这两个仓库的事情李书泽肯定清楚，他应该也写了情况说明的，旭昌公司内业组也是根据他写的情况说明拟定的拆迁安置协议书。（2）证人金某的证言。2009年5月，我到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工作，我是该公司一个拆迁小组的小组长，负责三角路村七队和八队的拆迁工作。王某1、高某的房屋拆迁验收表上的查勘人栏中的签名是我亲笔签的，是当时管我的上司叫我签名的，我的上司是李书泽、熊某，到底是谁叫我签的，我确实记不得了。我不知晓上述两处房屋的存在，这块地我没有去勘查过，两份协议所说的房屋测量数据我没有见过，我当时在三角路村就没有见到这么大面积被拆迁的房屋。（3）证人程某的证言。2012年8、9月份，曾凡呈找我去帮忙，我就到旭昌公司上班。曾凡呈告诉我他是给王某2打工的，旭昌公司是王某2的。我主要负责徐家棚诚善里一块的拆迁。曾凡呈给我介绍说李书泽是王某2的人。旭昌公司所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他审核通过后，才能报给三角路村审核放款。在旭昌公司，除了王某2，李书泽的权力应该是最大的，旭昌公司的人工作都听李书泽安排。王某2是旭昌公司实际控制人。旭昌公司的账目每个月都要拿到王某2的福礼公司去对账，旭昌公司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是从福礼公司打钱过来。（4）证人陈某的证言。从2001年开始，我先是在三角路村委会做会计，城中村改制后，我就在三角集团做会计。王某1、高某的房屋拆迁的具体细节我不知道，2011年11月11日，我按照公司的财务流程操作，从拆迁专用账户转给王某16497990元，转给高某6702661元，总共1300余万元。2016年1月19日，这笔钱一分不差的又从王某1、高某账户转到了我们三角集团的兴业银行对公账户。2016年2月19日，王某2到三角集团找到我，要我给他开具收款凭证，我就按照王某1、高某的转账金额开具了2张收款凭证给王某2。2015年11、12月份的时候，国家审计署驻汉办事处到我们三角集团对三角路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专项审计，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她们才把钱退回来的。拆迁款是福星惠誉出的，三角集团肯定不会出的。（5）证人冯某的证言。2011年11月10日从武汉福星惠誉公司汇款人民币8000万元到三角集团是拆迁安置补偿款。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湖北福礼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约定的拆迁总价为16.12亿元，为包干性质的总价款。完成合同约定义务后，如果有剩余拆迁款归三角集团还是福礼公司没有明确，但肯定不归福星惠誉。2013年，王某2说拆迁款不够，我们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合同，增加了包干价7.5亿元。发放拆迁款，由福礼公司提交用款通知函，上面有三角集团、福礼公司盖章，然后我们福星惠誉盖章，兴业银行就会在共管账户出钱给拆迁户，因为是包干价格，我们公司不派人去现场核实，偶尔抽查会去现场看一下，涉案的两户没有去现场，被骗1320余万元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认为他们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他们要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拆迁专户中的款项是福星惠誉的，1320万余元退也应该退到专户内。我们福星惠誉肯定是有损失的，钱若回到专户，我们会少出一部分钱，我们后续的出资远远超过了16.12亿的包干价。（6）证人叶某的证言。我知道李书泽是旭昌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代表王某2，他所有的签字有效，我认李书泽的签字。我没有留意李书泽写的说明，我猜测应该是李书泽担心我不签字所以写了这个说明。我主要是看请款单上有没有李书泽签字，只要请款单上有李书泽签字，我就签字放款。我见过王某1、高某的拆迁资料，我知道这个拆迁是虚假的，所以没有仔细看过。王某1、高某的拆迁资料是假的，李书泽写的说明也是假的，我明知是假的还签字，是因为拆迁整个事情都是王某2的国礼公司承包的，当时福星惠誉拿出31亿左右的资金用于拆迁，我认为反正国礼公司都是从这31亿里面出，赚了亏了都是国礼公司的，与我们三角集团不相关，我没有必要去因为这得罪王某2；还有是我认为国礼公司没有骗我们三角集团，和我的利益没有关系，我就签字放任这个事情发生了。6.审计通知书。证实2015年1月15日，国家审计署向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函，该署自2015年1月中旬起，对湖北省2015年贯彻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某、防风险政策措施情况开展跟踪审计，必要时将追溯到相关年度。7.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证实上诉人李书泽及证人熊某、金某、程某的身份情况。8.上诉人李书泽的供述。2004年11月份，我开始在王某2的公司上班。2009年6月，王雄接到了三角路村城中村拆迁改造项目，他就安排我到旭昌房屋拆迁公司上班，从注册的角度来说，旭昌房屋拆迁公司应该是王某2的。2015年12月，因三角路村的还建房安置问题跟王某2闹得不愉快，我从旭昌公司离职。2011年10月12日，王某1、高某找到我，给我出示了两个国礼公司与三角路村的租地协议，她们告诉我在这两块地上有15000平方的公建，要我完成15000平方米公建的拆迁补偿合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这15000平方米公建是不存在的，但她们是老板王某2的妹妹和母亲，我没有多问，按照她们的意思办了。她们提出要分两块来做，我就授意拆迁公司的内业组起草了两份拆迁补偿协议，分别都有7000多平方米，加起来15000平方米。补偿款是按照拆迁的标准算的，两个人加起来有1300多万元。内业组做好协议后，王某1、高某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然后我就要金某在房屋拆迁验收表的查勘人栏签名，并授意内业组在验收表的负责人栏盖上了熊某的印章，在补偿协议书上盖上了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公章。整个房屋拆迁补偿合同都是一天办好。因为王某1和高某是老板王某2的家人，我没有实地查看就写了情况说明，拆迁补偿流程里必须要有我写的情况说明，三角集团的叶某才会签字。之后这两个协议就走正常流程，找三角集团董事长签字，再找福星惠誉请款。1300多万补偿款没有经过我的手，我没有从中获利。针对上诉人李书泽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上诉人李书泽提出原审认定三角集团因上诉人的行为产生错误认识的证据不充分，三角集团并未陷入错误认识，上诉人的行为与三角集团交付财物二者之间缺乏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提出福星惠誉了解整个拆迁，通常情形下，拆迁协议涉及的补偿款超过50万元的，福星惠誉将对该份拆迁提出异议，其并未陷入错误认识，其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行为系基于协议及自愿，故不能判定上诉人李书泽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李书泽的供述证实其在明知王萍、高玲娣提交的武汉国礼公司与三角路村的租地协议上的仓库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授意旭昌公司的内业组起草了拆迁补偿协议、房屋拆迁补偿结算清单、房屋拆迁验收表等虚假材料，并亲笔书写情况说明，补偿款是按照拆迁的标准算的，并未超过正常拆迁补偿标准；证人叶某的证言证实其明知王某1、高某提供的材料和李书泽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假的，但碍于王某2情面，而且不是骗取三角集团的财产，其就签字放任了；兴业银行、福星惠誉、三角集团及武汉市国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武汉三角集团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安置补偿资金银行专户”监管协议》证实“拆迁安置还建资金专户”中的资金是福星惠誉支付的，且只能用于三角路村拆迁安置还建，专款专用；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李书泽骗取的是福星惠誉支付到专户的资金，福星惠誉后期又增加了拆迁补偿款7.5亿元，福星惠誉肯定有损失；三角集团、福星惠誉、湖北福礼三方签订的《三角路村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项目所涉P（2009）129号地块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作协议书》证实福星惠誉对用款事项和金额进行合理性与必要性核查，冯某还证实福礼公司要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福星惠誉没有发现被骗。上述证据证实上诉人李书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福星惠誉支付进专户中的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320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故上诉人李书泽及其辩护人提出李书泽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李书泽提出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李书泽虚构拆迁面积，先后获得三角集团与福星惠誉的签章认可，共骗取“拆迁安置还建资金”专户中的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320万余元。银行流水明细证实2011年11月11日该笔资金已经从专户分别转入王某1、高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后于同年11月15日转入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诈骗行为已经实施终了，犯罪已经既遂。故上诉人李书泽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三、关于辩护人提出本案的启动并无被害人报案，且一审判决也未指明本案具体的被害人，更无关于被害人意思表示错误的认定的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出具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及案件线索移送函证实，2017年12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接到中国共产党武汉市武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某2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函》，要求该局对涉嫌犯罪的王某2立案侦查，次日，该局对王某2诈骗案立案侦查。因此，本案系国家纪检监察部门发现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符合刑诉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另外，一审在审理查明事实部分明确表述“骗得由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付款至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账户内的拆迁安置补偿费人民币1320万余元”，福星惠誉是在相信15000余平仓库被拆迁的错误认识下同意支付的1320万余元拆迁补偿款。因此，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书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司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李书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赃款已由王某2全部退还，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考虑其从犯、退赃等从轻情节，已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李书泽提出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李书泽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孔 磊审判员 付鲜莉审判员 吴 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柳荫书记员杜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