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8民终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东方大厦1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572204470XL。法定代表人：付高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玥，湖北嘉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雄，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勇，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昆，湖北兴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高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鄂0802民初55号民事判决。博高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鄂08民终122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博高公司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鄂民再47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鄂08民终1227号民事判决和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7）鄂0802民初55号民事判决，发回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重审。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鄂0802民初274号民事判决，博高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4日、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博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高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玥、胡志雄，被上诉人杨志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高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志勇的诉讼请求，由杨志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475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相悖。（1）余某已向黄祥兰转款4785900元，该笔款项扣除另案已偿还的2030000元，说明余某在本案借款纠纷中共还款2785900元，黄祥兰的借款已经还清。（2）曾龙出借的100万元中的80万元未提交实际出借凭证原件（汇票三张），因此此80万元不应当予以认定，且余某已向曾龙还款5万元。（3）刘群星虽认可收到余某的102元，但其主张102万与本案无关，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杨志勇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余某所转的款项为工资和货款，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余某涉嫌伪造博高公司公章，其与黄祥兰、曾龙、刘群星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博高公司无关，博高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3、应依法追加余某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杨志勇辩称：1、事实部分：（1）关于向黄祥兰的借款。黄祥兰与余某相互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黄祥兰在庭审笔录中阐述的借款总额710万，只向东宝法院起诉了160万，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不足以说明已向黄祥兰偿还了该笔债务，并且该证据的真实性也无法查实。（2）关于向曾龙的借款。曾龙出借的80万元，上诉人在一审中对收到8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并且能够与借据、合同相互印证。所以一审法院认定80万元已经出借是正确的。余某向曾龙转账的5万元，转账流水不能证明此笔钱系还款。（3）关于向刘群星转款102万元，一审已经提交了多组证据予以证明刘群星与余某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102万元系支付材料款、工人工资不是还款。二、余某是否伪造公司印章，没有经过人民法院的审理，且证据已经表明余某在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中，使用过不同的印章，总公司均予以认可，因此博高公司应承担责任。三、关于是否追加余某为被告的问题，被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追加余某为被告是对正当诉权的处理，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四、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杨志勇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博高公司偿还杨志勇借款本金460万元；2、判令博高公司支付杨志勇借款利息（其中，本金100万元按月息2％从2014年7月24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本金40万元按月息2％从2014年8月1日计算至2014年11月20日；本金60万元按月息2％从2014年8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本金5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本金10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13日计算至清偿之日）；3、判令博高公司支付杨志勇违约金及债务追偿费用（本金150万元按年利率24％从2015年3月5日计算至清偿之日）。事实及理由：2014年7月23日，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博高荆门分公司）向黄祥兰借款100万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和利息。2014年7月31日，博高荆门分公司再次向黄祥兰借款100万元，2014年11月20日，博高荆门分公司偿还本金40万元，剩余本息未偿还。2014年9月4日，博高荆门分公司向曾龙借款150万元，约定了借款期限、违约金和追偿债务的费用。2014年9月7日，博高荆门分公司再次向曾龙借款5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5个月，未约定利息，借款到期后博高荆门分公司未还款。2014年11月19日，博高荆门分公司向刘群星借款100万元，经多次催要，博高荆门分公司未还款。2016年4月13日，博高荆门分公司注销。2016年10月8日、2016年10月9日、2016年10月10日，黄祥兰、曾龙、刘群星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杨志勇，并依法通知被告博高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博高荆门分公司系博高公司于2011年4月7日成立，余某自2012年10月21日起担任博高荆门分公司负责人，任经理一职。2016年4月13日，博高荆门分公司注销。2014年7月23日，余某向黄祥兰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日借黄祥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期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10月23日，叁个月，月息叁分，按月付息。余某在借款人处签字并在借款单位处加盖“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章。当日，黄祥兰通过操月的账户分两次向余某账户转款共100万元。2014年7月31日，余某再次向黄祥兰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黄祥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期2014年7月3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叁个月，月息叁分，按月付息。余某在借款人处签字并在借款单位处加盖“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章。同日，黄祥兰通过其本人账户向余某账户转款100万元。2014年11月20日，余某偿还40万元并在借条中注明偿还本金40万元。2014年9月4日，曾龙作为甲方出借人，博高荆门分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余某作为丙方保证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150万元，乙方指定乙方的专用账户及余某个人收取借款，借款期限自甲方放款之日起六个月，乙方逾期还款的，应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还款额1％的违约金，甲方追索债务的所有费用含诉请额的6％的代理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借款人处加盖“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章。2014年9月5日，余某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曾龙出借给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借款壹佰伍拾万元整。备注：2014年9月4日收到曾龙交付承兑3张（伍拾万一张、20万1张、拾万壹张），2014年9月4日收到曾龙交付现金玖万元整，2014年9月4日收到曾龙转账61万元。2014年9月7日，余某向曾龙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曾龙现金伍拾万元，时间5个月。余某在借款人处签字并加盖“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章。2014年12月31日，曾龙向余某转款50万元。2014年11月20日，余某向刘群星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刘群星现金壹佰万元。余某在借款人处签字并加盖“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章。2014年11月19日刘群星向余某转款30万元，2014年11月20日刘群星向余某转款51万元、19万元。2016年10月8日、2016年10月9日、2016年11月8日，黄祥兰、曾龙、刘群星分别与杨志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杨志勇，并向博高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2017年7月17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7月23日”、“2014年7月31日”、“2014年9月4日”“2014年9月7号”的《借条》（或《借款协议》）中的“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与五份样本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时间为“2014年11月20日”的《借条》中“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文与日期为“2016.4.12”的《收缴及归档情况》中“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余某曾聘用刘群星在其以荆门三箭有限公司名义承建的荆门多辉农产品市场冷库项目中任出纳工作，余某通过个人账户向刘群星转款用于支付叶子强、陈明雄、周俊华、杨明义等人的工资、货款等。除案涉借款外，余某与黄祥兰还有其他经济往来。2014年7月16日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余某以个人名义曾多次向黄祥兰借款，口头约定月息二分或三分不等。2017年9月25日，余某与黄祥兰在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余某应偿还黄祥兰借款本金420万元及利息180万元。博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付高权于2017年9月25日向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报案称，余某在担任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赤壁分公司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经营资金周转为由，利用伪造的公章，与他人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据，获取1970万元，挪用工程款4890万元，用途不明，不予归还，涉嫌侵占挪用资金犯罪。2017年9月28日，该分局同意受案初查。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博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剩余应偿还金额。1、关于博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合同具有相对性，仅指向特定的主体，即确定的债权人或债务人，且应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约定，不得依一方的意思确定或更改。本案所涉五次借款中，由借款协议、借条所表达的内容看，博高荆门分公司系本案借款人。对于余某在借条借款人处签名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与博高荆门分公司为共同借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杨志勇有权一并起诉或者择一起诉，经庭审确认，杨志勇只要求博高公司承担责任，不同意追加余某为本案被告，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博高公司在履行还款义务后，对于应由余某承担的份额，可另行主张权利。另，博高公司辩称案涉借款并未用于公司经营，属余某个人债务，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余某时任博高荆门分公司的负责人，有权代表分公司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借款人基于对余某公司负责人身份的信赖，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有理由相信其持有印章的真实性，进而相信其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无论当时博高公司许可博高荆门分公司使用几枚印章、余某所使用的印章是否与博高公司许可的一致，均已超出了案涉借款出借人的审查能力，也不能以事后鉴定的结果否认余某代表博高荆门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能力，且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出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余某超越权限，故博高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同时，余某曾通过个人账户向刘群星转款用于支付工资、货款等，且余某与曾龙在借款协议中曾约定将借款转至余某账户亦视为履行了出借义务，故余某个人账户存在私户公用的情形，其作为博高荆门分公司负责人，黄祥兰、曾龙、刘群星向其个人账户转款应视为对博高荆门分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再者，分公司作为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同于内设机构，通常具有较内设机构更高的独立性，因法律并无统一规定分公司可在何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民事活动，可由设立分公司的公司予以规定，并以适当方式公示。因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博高公司对其荆门分公司的活动范围、分公司负责人的职权予以了明确限制，并以适当方式公示，故博高荆门分公司以自己名义发生的借款，其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法人即被告承担。另，黄祥兰、曾龙、刘群星分别与杨志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债权转让给杨志勇，并通知了博高公司，双方的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应向杨志勇承担还款责任。2、关于剩余应偿还金额的问题，分别作如下认定：（1）对于黄祥兰出借的2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博高荆门分公司向黄祥兰出具的二份借条中，均约定月息三分，现杨志勇按照年利率24%主张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扣除已偿还的借款本金40万元，博高公司还应偿还剩余本金160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100万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7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本金40万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20日止，本金60万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对于曾龙出借的150万元。对于其中的61万元，有相应的转款凭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志勇主张另有80万元系承兑票据支付，且在庭后提交了其中的二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金额分别为50万元、20万元），金额与余某在收条中的备注相符，虽未能提交另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但杨志勇的该项主张已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志勇主张还存在9万元现金支付，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曾龙履行了141万元的出借义务，博高公司应予偿还。杨志勇主张违约金和追偿费用按年利率24％计算，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博高公司应偿还本金141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41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5年3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对于曾龙出借的5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5个月，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故杨志勇主张博高公司应偿还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于6%时应按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关于刘群星出借的100万元。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杨志勇主张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13日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博高公司2016年11月12日收到刘群星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其内容包含催要借款，应给予其一定的宽限期，其利息自2016年11月22日起计算为宜，故博高公司应偿还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于6%时应按6%计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志勇借款本金451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其中，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7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20日止；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4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5年3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上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于6%时应按6%计算）；二、驳回杨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杨志勇与博高公司分别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志勇提交证据A1(朱相继的证言，朱相继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2014年8月28日，黄祥兰向朱相继转账50万元，系替余某偿还朱相继的欠款，余某转账给黄祥兰并非用于偿还对其欠款，而是其他用途。经质证，博高公司对证据A1真实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本院认为，证据A1与本案中其他证据基本吻合，因此，本院对证据A1予以采信。博高公司提交证据B1(余某向黄祥兰还款情况汇总表及银行流水)，B2(（2017）鄂0804民初659号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拟证明从余某的还款总额4785900元中扣除另案已偿还的2030000元，说明余某在本案借款纠纷中共还款2785900元，足以还清黄祥兰的借款。杨志勇对证据B1、B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B1、B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结合本案中其他证据来看，余某与黄祥兰、刘群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上述证据无法证明余某的转款系偿还案涉借款，故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博高公司提交证据B3（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出具的关于余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立案告知单和余某涉嫌挪用资金罪的立案告知书），杨志勇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B3不是原件，即使B3内容真实，但余某在本案中借款属于职务行为，其是否私刻公章的行为并不影响博高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本院对证据B3不予采信。博高公司提交证据B4（万华勇询问笔录一份、万华勇出具的证明一份、手写的借条两份和机打的借条两份）拟证明本案中黄祥兰与余某签订的两张借据属于余某个人债务，博高公司的印章是后来加盖的。杨志勇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证据B4与本案中其他证据出入较大，且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因此本院不予采信。在审理过程中，杨志勇申请余某、黄祥兰、刘群星、朱相继出庭作证，博高公司申请万华勇出庭作证。余某庭审作证称，其在担任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负责人期间，为工程建设，曾向黄祥兰、曾龙、刘群星借款，其认可本案所涉所有借款。其与朱相继有经济往来，2014年8月8日其向黄祥兰账户上打款50万元是委托黄祥兰还朱相继的钱。其向刘群星转款的102万元是委托刘群星支付工程款和材料款。黄祥兰庭审作证称，其与余某之间存在多笔借款行为，其中，盖了博高公司章子的借条是博高公司借的，没盖博高公司章子的借条是余某本人借的。2014年8月8日其受余某委托向朱相继账户上打了50万，其与朱相继之间没有经济往来。刘群星庭审作证称，2015年余某挂靠三箭公司承建多辉A5工程，刘群星在该工程中担任出纳。刘群星在2014年借了100万给博高公司，至今未偿还。朱相继庭审作证称，他与余某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朱相继等人曾借钱给余某，后余某向朱相继账户上转账还钱，再由朱相继把钱转给他人，现余某已经还清朱相继的钱。2014年8月28日，黄祥兰向其转账的50万元是受余某委托偿还朱相继与余某之间的债务。朱相继本人和黄祥兰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万华勇庭审作证称，其与余某是母子关系，曾担任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的合约部经理，公司印章平时由余某、万华勇和会计余芬保管。其知道本案中黄祥兰与余某的两笔借款，借款的地点是黄祥兰的农庄，当时属于余某个人名义出具的借条，并未盖博高公司的印章，后过了很长时间在余某的要求下，万华勇才加盖博高公司的印章。结合本案中所有的证人证言，余某、黄祥兰、刘群星、朱相继的证人证言可以互相印证，也可以和借条（借据）、转账凭证等书证相符合，因此，本院对余某、黄祥兰、刘群星和朱相继的证言予以采信。万华勇的证人证言与余某、黄祥兰的证言出入较大，且不能与本案中案涉借条（借据）、转账凭证相符合，不排除万华勇的证人证言有虚假成分的可能，因此，本院对万华勇的证言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余某在2014年7月8日至2016年9月1日这段时间，共向黄祥兰账户转款4785900万元。除案涉借款外，余某与黄祥兰还有其他经济往来。2014年7月16日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余某以个人名义曾多次向黄祥兰借款，口头约定月息二分或三分不等。2017年9月25日，余某与黄祥兰在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余某应偿还黄祥兰借款本金420万元及利息18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点是：1、博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是否应当追加余某为共同被告。3、如果博高公司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则剩余应偿还的金额为多少。1、博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案被上诉人杨志勇系通过债权转让行为取得的债权，原始债权涉三人共五笔借款，其中在出借人为黄祥兰的2笔借款中从借据看属博高荆门分公司和余某的共同借款，另3笔借款的借款人是博高荆门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的债务应由博高公司承担。一审中杨志勇明确表示不同意追加余某为被告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因此，博高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应由余某承担的份额，在履行完还款义务后，可另行向余某主张。虽博高公司抗辩称荆门分公司没有权限从事贷款行为，余某私刻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印章与他人签订借条（据）的行为应由余某个人承担责任，但余某时任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的负责人，有权代表荆门分公司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目前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权限划分，且并无证据显示博高公司对其荆门分公司的活动范围、分公司负责人的职权予以了明确限制，并以适当方式予以了公示。黄祥兰等三人在借款前通过多渠道了解过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的相关信息，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对博高公司荆门分公司的借款行为上并无过错。基于对余某公司负责人身份的信赖，借款人有理由相信余某借款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和职务行为。综上，博高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是否应当追加余某为共同被告。在出借人为黄祥兰的两笔借款中，借条上均显示借款人均由余某签字捺印、借款单位栏均有博高荆门分公司盖章。借款人和借款单位栏目上下排列，呈并列关系。此两笔借款应视为余某和博高荆门分公司的共同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的规定，杨志勇有权一并起诉或者择一起诉，现经庭审确认，杨志勇只要求博高公司承担责任，不同意追加余某为本案被告，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当予以确认。在2014年9月4日出借人为曾龙的《借款协议》中，借款人为博高荆门分公司，保证人为余某。此笔借款应视为博高荆门分公司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四条：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本案中，杨志勇明确表示不追加余某为被告，一审法院不追加余某为被告的行为并无不妥。在2014年9月7日出借人为曾龙的借款和2014年11月20日出借人为刘群星的的借条上，余某在借款人处签名并加盖博高荆门分公司的印章。综合本案中事实，此两处应当认定余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此处应视作是博高荆门分公司的借款。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此两处借款行为应由博高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不追加余某为被告的行为并无不妥。综上，一审法院不追加余某为被告并无不妥。3、如果博高公司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则剩余应偿还的金额为多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应由博高公司来提供证据证明余某与黄祥兰、刘群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现杨志勇提供借条（借据）、转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博高公司提供余某、博高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博高公司已经偿还相关债务，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接下来应由杨志勇提供证据证明余某向黄祥兰、曾龙、刘群星转账的银行转账流水不是用于偿还案涉款项，如果不能提供，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第2次庭审过程中，杨志勇申请余某、黄祥兰、刘群星、朱相继出庭作证，证明余某与黄祥兰、刘群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转款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还款。博高公司申请万华勇出庭作证，证明余某与黄祥兰之间的借款属于个人借款与博高公司无关。根据庭审情况来看，余某、黄祥兰、刘群星、朱相继的证言相互印证，且与本案中借条（借据）、转款凭证等书面证据相吻合；而万华勇的证言因与本案中其他证据出入较大，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本院认为杨志勇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盖然性标准，博高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下面将对博高公司剩余应当偿还金额的问题，分别作如下认定：（1）关于黄祥兰出借的200万元黄祥兰出借的200万元，已于2014年11月20日偿还本金40万元，因此，博高公司还应偿还本金160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按照年利率24%主张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博高公司还应偿还剩余本金160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100万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7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本金40万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20日止，本金60万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并无不当，应当予以支持。（2）关于曾龙出借的200万元对于曾龙2014年9月4日出借的150万元，博高公司对其中80万元承兑汇票有异议，认为杨志勇没有提供原始的承兑汇票不应当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此80万元虽然没有承兑汇票，但余某出具收据表明博高公司收到该80万元，因此应当予以认定。博高公司辩称余某于2015年5月9日转账给曾龙的5万元系还款行为，虽杨志勇认为此5万元并非用于还款，但二审中杨志勇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因此，杨志勇应当对此5万元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同时，杨志勇主张还有9万元现金支付，因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博高公司应偿还本金136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3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5年3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对于曾龙2014年9月7日出借的5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5个月，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博高公司偿还杨志勇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于6%时应按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对于刘群星出借的100万元因该份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博高公司2016年11月12日收到刘群星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其内容包含催要借款，应给予其一定的宽限期，其利息自2016年11月22日起计算为宜。本院认为并无不妥。故博高公司应偿还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于6%时应按6%计算）。综上，博高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9）鄂0802民初274号民事判决；二、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志勇借款本金446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分6笔，一笔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7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笔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20日止；一笔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笔以本金13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5年3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笔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笔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上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于6%时应按6%计算）；三、驳回杨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一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由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5581元，杨志勇负担17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由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5581元，杨志勇负担17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纯棉审判员  张青云审判员  苏红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钟舒书记员张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