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152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云龙，男，197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振东，男，194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XX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云龙与被上诉人田振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9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云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田振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田振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擅自变更田振东一审诉称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田振东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没有告知田振东变更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擅自将诉请的民间借贷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这不仅是对法律关系的认定，而且是对田振东陈述事实的变更，人民法院应针对田振东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审查，如果经审查发现田振东的诉讼理由与事实不符应告知其变更，拒不变更的应驳回起诉，而不是越权对田振东陈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变更。二、一审法院不应仅凭一个证人证言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首先，该证人与田振东有利害关系，可信度不高。证人称10年间每年都陪田振东去李云龙家里，而且每次都没有见到李云龙，且去了多次证人都无法准确描述李云龙家的地址，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该证人称去李云龙家里并未见到李云龙，如果连债务人都没有见到就不能视为是“索要”债务，在长达10年之久的期间内田振东理应以更合法有效的方式去主张债权。三、田振东在2018年的第一次审理中有意隐瞒《还款计划》，在被法院驳回起诉之后才向二审法院出示了该证据，显然是为了回避超过诉讼时效的重要事实，其行为属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不应被法院支持。四、一审法院既然认为双方是股权转让纠纷，就应全面审理双方的股权转让过程有关事实，即对田振东拉走公司电脑等设备相关事实作出裁决。一审法院既认定田振东拉走公司部分设备，那么应对于李云龙提出债务相互抵扣和重新清算做出裁决，至少应告知李云龙救济途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田振东辩称：一、田振东一审系因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因为李云龙给田振东出具股权转让款项是以借条的形式体现的。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认为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应该属于股权转让并向田振东依法进行了释明，田振东考虑后接受一审法院的意见，选择按照股权转让进行主张，有一审的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故不存在李云龙提出的一审法院擅自变更田振东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情况。二、一审没有采信李云龙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的抗辩，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云龙和田振东老家均系XX城人，田振东与李云龙父亲也熟悉，双方都在西安电子城居住，相距1公里左右。田振东与其妻子每周都去李云龙居住的家属院棋牌室和其他老年人娱乐，顺便找李云龙索要欠款，具备便利条件。同时，证人既是李云龙和田振东共同的朋友，也是两人的老乡，也住在电子城。证人多次陪田振东去李云龙家，李云龙父亲与李云龙同住在一起，与证人也是朋友。证人是李云龙和田振东共同熟悉的乡党，双方均不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中立、客观，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三、李云龙主张以田振东曾拉走公司两台电脑为由进行抵扣本案的股权转让款，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本案系因拖欠支付股权转让款引起的纠纷，是发生在两个股东之间的纠纷，不属于相同主体，李云龙不能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应由公司进行主张。其次，李云龙在一审中，就田振东曾拉走公司两台电脑问题，并未提出反诉，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一审法院未涉及两台电脑事宜，系正确适用法律。综上，李云龙欠田振东款属实，不但有其出具的两张欠条为证，而且还有时隔一年后出具的书面还款计划，李云龙对欠田振东上述款项也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田振东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云龙偿还田振东借款142560元及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利息以1425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田振东、李云龙系朋友关系。李云龙原为西安迅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田振东亦为股东之一。2007年11月18日，迅龙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田振东、李云龙二人。2007年11月29日，李云龙向田振东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田振东人民币陆万贰仟伍佰陆拾元。2008年8月，双方协商田振东退出迅龙公司经营，后田振东前往公司经营地拉走部分办公设备。同年8月10日，李云龙向田振东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田振东人民币捌万元。2008年11月21日，李云龙向田振东出具《还款计划》，载明：还款时间为2009年3月还2万元，6月底2万，10月份2万，12月底2万，2010年3月2万，2010年5月还清42560元，最终还不清按银行同等利息计算。注：2008年11月21日。之后,田振东多次前往李云龙家索要无果。2018年9月，田振东诉至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田振东称借款均以现金形式支付，第一张借条上62560元中的50000元分两次向李云龙支付，其余12560元系田振东现金支付李云龙购买物品的花费后双方经过对账计算得出，2013年李云龙偿还1000元。此外，田振东提交证人证言以证明田振东多次向被告主张借条上的款项。该证人到庭陈述，借条系被告结算田振东退出公司的款项，其与田振东每年都前往被告处索要。被告为佐证其辩称，亦要求其公司租用房屋的房东出庭作证。该证人亦称双方在商议田振东退出公司时提及结算、借条一事。以上事实，有借条两份、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书、迅龙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股东及股权的决定、证人证言、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并经当庭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根据迅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股东及股权的决定等证据及双方提交的证人证言来看，双方在借条出具前后确同为公司股东，在80000元借条出具之时双方亦在商议田振东退股一事，同时结合李云龙辩称该借条系对田振东退股的结算、田振东陈述62560元借款中12560元系田振东现金支付李云龙购买物品的花费等事实，能够印证李云龙向田振东出具的借条所载款项实为田振东的迅龙公司股权转让款。故本案应属股权转让纠纷。而李云龙在与原告结算后向田振东出具两份借条及还款协议，表示李云龙退还田振东142560元，系双方对田振东股权转让款的确认，合法有效，李云龙理应按借条载明的数额及还款协议的承诺向田振东支付该款项。因田振东自述李云龙在借条出具后向田振东支付了1000元，将该1000元予以扣除后，李云龙应继续向田振东退还剩余款项141560元。因李云龙在还款协议中承诺违约后承担银行同期利息，之后未及时退还田振东款项，的确给田振东造成损失，且田振东主张的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之诉请，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李云龙抗辩田振东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因田振东提交的证人证言已足以证明田振东在借条出具后多次向被告索要，故李云龙该辩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田振东返还股权转让款141560元及逾期利息（以141560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计算自2018年9月25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田振东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151元由李云龙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李云龙向田振东出具的借条所载款项实为田振东的迅龙公司股权转让款。李云龙在与田振东结算后向田振东出具两份借条及还款协议，表示李云龙退还田振东142560元，系双方对田振东股权转让款的确认，合法有效，李云龙理应按借条载明的数额及还款协议的承诺向田振东支付该款项。田振东自认李云龙已退还1000元，故李云龙还应向田振东退还剩余款项141560元。李云龙称田振东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节，从田振东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田振东在借条出具后多次向李云龙索要，故李云龙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判令李云龙向田振东返还股权转让款141560元及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31元，由上诉人李云龙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熠审 判 员  田 勤 耕审 判 员  魏   哲 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赵      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