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贵英，女，195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威，湖北诗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秋，湖北诗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汉松，男，195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威，湖北诗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秋，湖北诗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春梅，女，196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荣莉，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大尊，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薇，女，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荣莉，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大尊，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汉英，女，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原审第三人：刘元英，女，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原审第三人：姚汉锁，女，194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原审第三人：刘佳，女，197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原审第三人：刘斌，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刘贵英、刘汉松因与被上诉人郭春梅、刘薇，原审第三人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斌、刘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贵英、刘汉松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确认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阳房字（2003）第0738号]中处分刘贵英、刘汉松、刘炎松、刘汉英、刘元英房产的行为无效；3.确认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2单元401室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阳字第××号）由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共有；4.由郭春梅、刘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6）221号]关于诉讼文书制作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2016）221号]文中规定，民事裁判文书由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首部、事实、理由、裁判依据、裁判主文、尾部。事实包括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人民法院认定的证据及事实。刘贵英、刘汉松在一审中共列举了四组证据，郭春梅、刘薇提交一份证据，对于所有证据均当庭质证，但一审法院未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当庭确认，仅说明待合议后再确定双方证据的三性，原审判决未阐明未采纳上诉人证据的理由。二、原审判决的裁判观点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将（2000）法民字第4号予以废止，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中称，夫妻一方健在房改时认定房屋权属“需要在对诸如有关部门的相应规定、售房单位的具体意见和情况、房改时是否享受了双方工龄优惠、配偶中的另一方是否因分配该房屋而失去了其在本单位另行分房资格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后，才能做出认定”。由此可见，夫妻双方一方健在参与房改，认定房屋权属时，折算夫妻双方工龄应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之一，而非仅将其认定为一种政策性补贴，从而否定其财产或财产权益属性。三、从身份关系上来说，本案中方菊梅并非房改房出售单位职工，盖因刘有贞系房改房出售单位职工，并享有工龄优惠政策，刘有贞去世方菊梅才能以遗孀身份承继承租权并继而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方式参与房改。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根据现行房改政策，房改售房并不会因为一方死亡而受影响。在职工去世后，这种财产性权益通过配偶的购买行为转化为房屋形态，将工龄优惠折扣通过房价表现出来。四、原审判决简单地以刘有贞去世时是否房改作为产权划分的时间节点，明显将现行的房改房政策与商品房产权制度进行了混同。《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房的，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享受住房福利待遇的对象应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参与房改的健在一方。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已经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也就是说，房改房的购买资格决定产权归属，出资仅有特定情况下的债权意义。夫妻共同财产，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合法婚姻缔结之日起，至夫妻一方死亡或离婚生效之日止。这里讲的“所得”，是指对财产权利的取得，而不要求对财产实际占有。房改房所有权的取得来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承租权，而根据1996年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精神，对于婚后一方或双方申请取得公房承租权的房屋，离婚双方均可承租。既然公房承租权属于夫妻双方，购买公房时使用了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取得公房的所有权，考虑到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之间的承继性，将这类房改房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更为适宜。因此，仅以刘有贞去世时是否参与房改来确定本案房屋产权归属，明显曲解了国家关于房改房的政策，也与商品房产权制度进行了混同。五、原审判决简单认定刘有贞去世时并未留有遗产进而认定房改时方菊梅使用的是个人财产，属认定事实不清。刘有贞在去世之前一直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刘有贞工作30余年一直为高级（七级）钳工职称，收入为当时工人最高水平。刘有贞折算工龄26年，方菊梅10年，期间二人收入水平悬殊，刘有贞年收入远远大于方菊梅。且在刘有贞患病期间，享有单位的医疗报销，成年子女也主动分担了患病所需其他开销，其过世后留下的存款以及丧葬补助金等均由方菊梅保管，并未进行分割，房改时方菊梅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支付。六、方菊梅本人并不识字，其并无出售本案房屋的意愿，也无法知悉《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阳房字（2003）第0738号]条款含义，刘红桥伪造了其为方菊梅独生子女的证明提交给汉阳区房产局，刘红桥骗取过户行为侵犯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合法权益。方菊梅本人并不识字，其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以标准价和成本价两次参与房改，均在相关协议上以私章形式落款，从未有签名落款。而在方菊梅过户给刘红桥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阳房字（2003）第0738号]上以签名加指印形式落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据方菊梅本人表述，当天（2003年4月29日）系郭春梅、刘红桥将方菊梅带至汉阳区房产局办理的手续，刘红桥和被上诉人郭春梅仅告知方菊梅在相关文书上捺指印，并未告知方菊梅文书内容，也未告知捺指印的后果。综上所述，方菊梅购买案涉房屋不仅折算了刘有贞的工龄，还使用了其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依法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方菊梅被骗取擅自处分房屋，侵犯了刘贵英、刘汉松及第三人的权益，该行为依法应认定无效。郭春梅、刘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上诉人提到的证据认定，一审双方对对方提交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对证据予以确认并采信没有问题；2.一审法院并未引用被废止的司法解释，一审是综合全案作出裁判；3.方菊梅系房改单位职工，且在房改中享受到了工龄优惠，工龄折算了十年；4.刘有贞去世时已经不享有房屋承租权，工龄优惠并非财产性权利，不能被继承；5.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购房资金是刘有贞和方菊梅的共同财产，我方提交了购房的所有票据，证人证言也证明了购房是我方出资，所以方菊梅作为所有权人是有权将房屋以买卖方式出让给刘红桥。6.最高法院的回复意见也是说了要参考购房单位的意见来综合认定，本案房屋自管单位大桥局出具了证明房屋是方菊梅单独购买的。原审第三人均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刘贵英、刘汉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阳房字（2003）第0738号]中处分刘贵英、刘汉松、刘炎松、刘汉英、刘元英房产权利的行为无效；2.判决确认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2单元401室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阳字第××号）由刘贵英、刘汉松、郭春梅、刘薇、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佳、刘斌共有；3.判令郭春梅、刘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菊梅与刘有贞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六人，即刘炎松、刘红桥、刘贵英、刘汉松、刘汉英、刘元英。刘有贞于1993年死亡，方菊梅于2019年1月30日死亡。刘炎松于2017年7月8日死亡。第三人姚汉锁系刘炎松之妻，第三人刘斌、刘佳系姚汉锁与刘炎松之子女。刘红桥于2018年死亡。郭春梅系刘红桥之妻，刘薇系刘红桥与郭春梅之女。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2-4-1号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原为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自管公房，分配给刘有贞、方菊梅居住使用。刘有贞去世后，该房屋进行房改。1996年3月，方菊梅作为购房人提出购买标准价住房申请，经单位人事部门认定方菊梅工龄10年，其已故配偶刘有贞工龄26年，家庭同居住人口为刘洪（红）桥、郭春梅、刘薇。1996年7月2日，方菊梅（乙方）与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8单元4楼247号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出售给乙方，经折旧、层次调节、工龄优惠后，实付房价为16316.35元；乙方购房后，拥有部分产权（60%）。1996年6月11日，方菊梅交纳购房款11870元，购房手续费100元。1999年该房屋进行二次房改，方菊梅与铁道部大桥签订《标准价房补成本价差额协议书》，补成本价差额10877元。同年12月6日，方菊梅交纳购房款7913元，办证费260元，维修基金395元。2001年7月，该房屋登记至方菊梅名下，房屋座落为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2-4-1号（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个人产权比例为100%。2003年方菊梅与刘洪（红）桥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该房屋过户登记至刘红桥名下。刘贵英、刘汉松、郭春梅、刘薇现因方菊梅与刘红桥所签《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协商未果，刘贵英、刘汉松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2-4-1号房屋原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自管公房，由刘有贞、方菊梅承租使用，刘有贞去世前尚未通过房改取得该房屋产权，该房屋仍是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的财产，刘有贞去世后该房屋不属于其遗产，公房承租权本身也不属于遗产，不应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分割。对刘贵英、刘汉松认为其以及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佳、刘斌作为刘有贞的继承人享有该房屋相应继承份额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刘有贞去世后，方菊梅通过房改取得该房屋产权。方菊梅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刘有贞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且购房发生在刘有贞去世后三年，刘贵英、刘汉松也无证据证明刘有贞去世时留有存款，因此对刘贵英、刘汉松认为方菊梅购房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并使用了刘有贞的工龄，进而认为该房屋是刘有贞、方菊梅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该房屋应为方菊梅个人财产。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登记至刘红桥名下，此系方菊梅对其个人财产的自由处分，且如上所述刘贵英、刘汉松与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佳、刘斌对该房屋并不享有继承份额，该合同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未侵犯刘贵英、刘汉松与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佳、刘斌的权益，为有效合同。因此，对刘贵英、刘汉松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刘贵英、刘汉松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75元减半收取为837.5元，由刘贵英、刘汉松承担。本院审理过程中，刘贵英、刘汉松提交刘有贞的1979年工人退休申报表、6份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桥梁机械制造厂有关调整工资的命令，共同证明刘有贞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刘有贞过世时留有遗产没有分割，方菊梅进行房改时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郭春梅、刘薇质证称，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斌、刘佳质证表示认可前述证据。本院认为，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但在本案中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03年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项，方菊梅在世时未予支付。本院认为，本案系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应当围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案涉房屋系在刘有贞过世后由方菊梅参与房改取得产权，方菊梅对该房屋具有相应的处分权，且根据民法原理，无权处分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无论该房屋是否属于刘有贞与方菊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对方菊梅和刘红桥所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均不产生影响。刘贵英、刘汉松与各原审第三人虽然主张案涉《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刘红桥、郭春梅欺骗方菊梅签订，方菊梅事实上不清楚该合同的意义，但本案证据暂不足以认定该合同具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对刘贵英、刘汉松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另外，法院裁判文书应视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并加强对文书的裁判说理，但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文书格式写作或裁判说理不充分，不影响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故本院对刘贵英、刘汉松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贵英、刘汉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刘贵英、刘汉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鑫荣审判员  丰 伟审判员  张文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严洁书记员陈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