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国，男，195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升，云南兴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文学，男，197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甫义、杨霞，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绍国因与被上诉人韩文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3日会见了上诉人王绍国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升，被上诉人韩文学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甫义、杨霞，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绍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929号民事判决书，重新作出公正判决：判令韩文学立即向王绍国返还货款71270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韩文学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在案证据足以证实王绍国与韩文学之间确系买卖合同关系。王绍国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收据》原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诉辩事实及争议焦点具有直接关联，韩文学对《收据》明确表示无异议，一审法院亦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王绍国认为，《收据》不仅能够证实韩文学实际收到了王绍国向其所支付的款项4712100元，而且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2018年9月25日、2018年11月3日、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1月25日、2018年11月22日、2018年11月13日、2018年12月4日、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17日的《收据》中均明确载明“韩文学收到王绍国预付高粱款XXX元”，上述事实足以证实韩文学收到的是王绍国向其购买高粱而支付的预付款,且买卖主体为王绍国与韩文学，不及于其他任何主体。二、韩文学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证据三性要素，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三、韩文学辩称，王绍国、韩文学、徐启明三人系合伙关系，韩文学提供的高粱有26车共868.5吨，约定高粱单价为每公斤5.7元，均无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韩文学一方面称，其与王绍国、徐启明系合伙关系，另一方面又称其负责向农户收购高粱，以场地打包毛梁每公斤5.7元的收购价结算。韩文学的陈述自相矛盾，也与“合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之合伙原则相悖。四、韩文学实际收到了王绍国向其所支付的4712100元的高粱预付款，却仅向王绍国交付了784.2吨的高粱，按照韩文学出售给王绍国的高粱单价按每公斤5元计算,则韩文学应返还给王绍国货款791100元。王绍国要求韩文学向其返还货款712700元，依法应予以支持。韩文学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绍国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一、韩文学收到王绍国高粱收购款4701400元，支付杨富贵过粮费10700元是事实，一审中韩文学对此予以认可，但该事实仅能证实韩文学收到了王绍国高粱收购款，并不能证实王绍国与韩文学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二、《红粮购销合同》、《三方协议》虽然是复印件，一审时王绍国不予认可。但二审过程中韩文学前往了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有限公司处，证实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该份证据能够证实，王绍国、韩文学、徐启明是以合伙关系身份与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有限公司订立了合同，从而证实王绍国、韩文学、徐启明是合伙关系。三、王绍国、韩文学、徐启明合伙约定，韩文学按每公斤5.7元收购并负责毛梁场地打包，王绍国负责运输，徐启明负责贵州销售。三人合伙结算涉及收购、运费、销售三块费用。截止2019年1月，三人合伙收购高粱结算过多次未果，期间，为合伙结算发生纠纷，鹤庆县公安局黄坪派出所两次出警处置，故韩文学一审答辩都是事实。综上，王绍国不能举证证实王绍国与韩文学系买卖关系，更不能证明买卖单价，数量及结算款项，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绍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韩文学返还货款712100元，诉讼费由韩文学负担。在一审庭审中王绍国纠正货款数额应为712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绍国在收购高粱时认识韩文学。2018年8月份，王绍国、韩文学与案外人徐启明在协商达成口头协议，收购高粱、销售到贵州省仁怀市。此后，韩文学负责向农户收购高粱，在2018年9月17日至12月4日期间，王绍国支付给韩文学4712100元，其中2018年11月9日韩文学出具收据中注明支付给杨富贵过粮款10700元，韩文学收款4701400元。2018年11月4日，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公司（甲方）与韩文学登记的鹤庆县红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乙方）签订了红粮购销合同，2018年11月5日甲乙双方与乙方合伙人徐启明达成三方协议，明确了2018年11月4日的红粮购销合同购销1000吨红粮，单价每斤3.6元,由乙方运到甲方粮库，甲方付款给徐启明，由徐启明支付给韩文学。现王绍国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绍国主张王绍国、韩文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文学以王绍国、韩文学与他人系三方合伙关系并提供三方协议进行抗辩，王绍国的证据仅证明韩文学负责收购高粱，王绍国付款给韩文学，而韩文学提供的三方协议确认付款义务人是案外人，不能排除合伙关系，因此，王绍国应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但王绍国无证据证明韩文学是将高粱卖给王绍国及高粱单价、数量、交付地等买卖合同的基本事实，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王绍国要求韩文学返还买卖高粱的垫付款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韩文学主张的合伙关系是否成立，涉及案外人，不宜在本案中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绍国要求韩文学返还货款7121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减半收取5500元，由王绍国负担。二审中，王绍国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韩文学针对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加盖有“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有限公司”印章及“核对无异议”印章的《红粮购销合同》一份，以证实本案一审判决后，王绍国不服，提起上诉，在此期间，韩文学到贵州找到了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有限公司经理林怀，经林怀核实与原件核对无异议后，林怀在复印件上加盖了“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有限公司”印章，从而证实王绍国、韩文学、徐启明三人系合伙关系。经王绍国质证，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经本院核查，“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5月27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仁怀宝堡运输有限公司”，韩文学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公司具体经办人员的签字确认，在案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王绍国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认定“2018年8月份，王绍国、韩文学与案外人徐启明在协商达成口头协议，收购高粱、销售到贵州省仁怀市”认定错误，在案无证据能够证实上述情况。2、一审认定“2018年11月4日，仁怀市鸿鑫发顺运输公司（甲方）与韩文学登记的鹤庆县红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乙方）签订了红粮购销合同，2018年11月5日甲乙双方与乙方合伙人徐启明达成三方协议，明确了2018年11月4日的红粮购销合同购销1000吨红粮，单价每斤3.6元,由乙方运到甲方粮库，甲方付款给徐启明，由徐启明支付给韩文学”，上述情况在案无有效证据能够证实，且一审对上述情况的认定与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的陈述内容自相矛盾，故不能认定。韩文学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未采纳韩文学提交的证据，在案确实无有效证据能够证实王绍国所提异议针对的事实。王绍国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王绍国主张其与韩文学之间存在高粱买卖关系，要求韩文学向其返还预付款712700元，王绍国应承担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但本案中王绍国仅提交了《收据》意欲证实其诉讼主张，但《收据》中仅载明了“今收到王绍国人民币……收款人：韩文学”或“今收到王绍国高粱预付款……收款人：韩文学”的内容。除此之外，王绍国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韩文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高粱买卖的价款、数量、质量、履行时间、地点和交易方式等基本事实，韩文学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亦不认可。故王绍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绍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7元，由上诉人王绍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