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681行初270号 原告绍兴天润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国庆村。 法定代表人徐金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关夫，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君强，上海信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金柯桥大道234号。 负责人孙伟民，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金浙平，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骆孝龙，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天润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公司）诉被告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国税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6月6日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原告另有相关行政案件尚未审结，本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浙0681行初270号行政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恢复审理。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即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系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且该稽查局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又因机构改革，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被撤销，由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市第一稽查局）行使其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及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同意变更被告为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关夫、张君强，被告市第一稽查局副局长金浙平及委托代理人骆孝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7年5月2日作出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存在账面上少记收入的情况。1、原告从个私工业园区各经营户中收到的电费，部分在账面上做“其他业务收入”，其余部分转给了国庆村及关联企业浙江春江印染有限公司，未申报纳税。合计少申报销售收入2144346.22元（不含税）。其中2012年少申报销售收入1904513.16元，2013年少申报销售收入239833.06元。2、个体户林志全、赵红华在国庆村租用傅荣良房子，而水，电、汽及排污则从原告处接用，并每月上交水电汽费及排污费。上述接用的水电汽费，原告没有入账，没有申报销售纳税。其中：2012年少计销售收入2528695.72元（不含税），2013年少计销售收入1717014.3元（不含税）。3、原告2012年度实际收到4位承包人的承包费3600000元，而账面上只做收入2900000元，少申报收入700000元。2013年度实际收到4位承包人的承包费3600000元，而账面上只做收入500000元，少申报收入3100000元。（二）存在未按规定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2012年至2013年原告将由浙江胜利热电有限公司开具的，属于绍兴县振西染料有限公司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总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3780728.30元，总共抵扣的税额为491494.70元。其中2012年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1273543.35元，抵扣的税额为165560.65元；2013年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2507184.95元，抵扣的税额为325934.05元，以上金额原告在账面上已全额列支成本。（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个体经营者徐建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57份，金额2457981.84元，其中2012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824066.89元，2013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33914.95元。同意原告补计以前年度发生应列支而未列支的委托春江印染污水处理劳务成本：2012年3376667.1元，2013年1849572.64元。同时重新结算对应年度应补交的企业所得税。因补列成本与账外补交企业所得税的账外收入有相关性，故先在账外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部分中进行调减该补列费用的原则进行处理，并按照2012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2013年25％征收企业所得税。处罚决定：（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事实（一）1处追缴增值税税款50％的罚款即182269.43元；对违法事实（一）2处追缴增值税税款1倍的罚款即721770.74元；对违法事实（二）处追缴增值税款1倍的罚款即491494.7元。合计处罚款1395534.87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处补交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税款50％的罚款即137876.14元；对其中补交2013年企业所得税686754.51元处50％的罚款即343377.26元，对其中补交2013企业所得税333381.73元处1倍罚款即333381.73元。合计处罚款814635.13元。（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违法事实（三），处208928.46元罚款。以上罚款共计2419098.46元。 原告天润公司诉称，被告于2017年5月2日作出的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作出的决定与国家的有关法规相抵触，侵犯和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理由分段诉述如下： 一、被告在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从个私工业园区各经营户中收到的电费，部分在账面上做其他业务收入，其余部分转给了国庆村及关联企业浙江春江印染有限公司，未申报纳税合计少申报销售收入2144346.22元（不含税）。其中：2012年少申报销售收入1904513.16元；2013年少申报销售收入239833.06元。被告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这一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将原告受托代管他人的电力费差额收入认定为“原告的经营收入”，把权属他人的“所得收入”且应由他人承担的纳税义务强加给原告。原告不服的理由如下： 1、2009年上半年，马鞍镇国庆村因该村经济合作社无法取得开增值税电费发票的一般纳税人资格，为解决该村经济合作社个私工业园区小微企业使用电力开票进项抵扣的困难，经马鞍镇人民政府协调并受国庆村村民委员会委托，原告2009年6月份与该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园区高配房变压器委托管理协议》（简称“代管协议”），依约开始受托代管国庆村个私工业园区的电力变压器，并代收该园区内各个私工业企业及代付柯桥电力局的电费。代管协议约定，原告在代管过程中按照“不盈利一分钱，也不亏损一分钱”的原则，代管电费收支过程中产生的盈余由国庆村集体所有，亏损全部由国庆村集体承担。 2、原告在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分批划付给国庆村委的电费收支差额费，系原告按照代管协议的约定进行划汇支付，是依法履约行为，否则，原告将违约并承担“占用村集体资产”的法律责任和严重后果。在代管园区电力变压器过程中产生的电费收支盈余额属国庆村集体所有，不属于原告的经营所得，亦不属于原告生产性经营收入或其他经营的权益收入的转移，而纯属于代管协议约定的移交偿还行为，不应被列入原告的经营业务性收入项目。 3、被告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原告在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代管园区变压器电力过程中产生的电力“收支差额费”认定为原告“收取的电力费不计销售收入”的决定与事实不符。原告在此期间代管电力，向供电部门购入的电力进项电度合计为1866.91万度，而进账开票给园区用电企业的电度为1933.60万度（相差66.69万度，系购入与销售的月份时间差原因造成），购入与销售的电度相等，电费进项额与电费销项额相等，不存在发生园区电费收入不入账。因此，被告直接将电费购入价格与园区用电企业的销售电价之间产生的差价盈余金额认定为“电费销售收入不入账”的这一决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原告代管代办园区电力的性质已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若原告代管的这笔电费差额收入确须补缴税款，被告应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向这笔电费差额收入的所得权属人另行追缴，也不应该认定由原告未就该笔电费差额申报纳税。 4、马鞍镇国庆村委在税务调查阶段，已就个私工业园区2012年度、2013年度的电力费差额收入问题多次向被告说明情况，由原告代管村个私工业园区变压器是为解决园区内小微企业电费的开票问题而无奈委托代管的，电费差额收入全部归村集体所有，而且2012年～2013年二年代管过程中的电费差额收入已全部转入村集体账户；按照《委托代管协议》的约定，这笔收入不属于原告的经营所得收入。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照国家的这一法律规定，原告代管过程中产生的电力费差价收入金额属于马鞍镇国庆村委所有所得，由此产生的应纳税收税金的义务应由取得收入的马鞍镇国庆村委缴纳。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按照这一法律规定，原告按照《电力变压器代管协议》的约定，将2012年、2013年代管个私工业园区变压器电力所产生的“电力费”收支差额费划汇退返给马鞍镇国庆村委的行为，是依法履行《合同契约》的行为，不违反法律，也不存在申报纳税的义务（原告不是这笔所得收入的纳税人）。 二、被告在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下属车间的“个体户林志全、赵红华在国庆村租用傅荣良房子”，而水、电、汽及排污则从原告公司接用，并每月上交水、电、汽费及排污费。上述接用的水、电、汽费，原告没有入账、没有申报销售纳税。其中：2012年少计销售收入2528695.72元（不含税）；2013年少计销售收入1717014.53元（不含税）；二年合计4245710.25元。被告将原告企业内部每月正常结算工作中收取的水电汽费当作“经营收入未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而进行处罚”，这一决定不但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也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理由如下： （一）林志全、赵红华二位个体户开展染丝染纱和台板印花所用的厂房确实是向傅荣良租赁的，但这一租用厂房的行为符合原告企业设立时有关政府机关的批准文件（批文规定：原告开办的企业所需厂房、只准租用春江印染公司及国庆村村域内的空余厂房、不新增建设用地）。这处厂房是由原告于2009年5月向傅荣良租入（含400KV电力过户变更），但厂房的租金后改由林志全、赵红华二人直接支付。2010年10月这二位个人分别前后与原告签订了《污水接排协议》和《车间承包合同》（林志全签订的为接排协议，与赵红华签订的为承包合同），并正式开展生产经营。电力、蒸汽、水源、污水排放均由原告负责供应，生产中产生的污水排入浙江春江印染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注：浙江春江印染有限公司系原告母公司），原告按照《接排协议》及《车间承包合同》的约定每月向林志全、赵红华收取水、电、汽费。原告认为，原告按照《接排协议》及《车间承包合同》的约定和当月实际供应发生的水、电、汽、外排污水吨数向林志全、赵红华二人租赁承包的车间收取2012年至2013年度的水、电、汽、污水排污费，属于原告企业内部的一种结算，不应属于原告外部取得的生产经营收入，无须再作纳税申报，否则是重复和多征企业税收的行为。 （二）如果按照被告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将原告企业内部正常结算的，2012年至2013年二年向林志全、赵红华收取的水、电、汽、污水排污费作为漏报销售收入进行处理，等同于不承认原告与林志全、赵红华二人的《接排协议》和《车间承包合同》的协议，不承认原告为这二位个人经营的车间纳税的法人主体，反而不可思议地将林志全、赵红华二位个人开展的印染生产经营确认为“独立法人”和“独立纳税的主体”的事实，这样的认定是严重错误的。原告认为，由于印染行业是涉及影响环境的特殊行业，只有在林志全、赵红华二位个人拥有独立生产经营权，拥有独立财务核算、具有独立的营业执照和排污许可证、并在开办时按规定已独立办理了纳税登记方才具有独立的纳税主体。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林志全、赵红华以上的这些条件一项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的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认定是违背国家以下的有关法律法规。 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及第八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相抵触。 2、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的规定相抵触。 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商户，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水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的规定相抵触。林志全、赵红华二人，不但没有从事印染的营业执照、没有排污许可证、也没有污水处理和排放设施，他们二人如何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申报登记。只有具备了独立的可以合法生产的主体，才能具备合法的独立纳税主体。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应当自发包或者出租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承包人或者承租人的有关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发包人或出租人不报告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承担纳税的连带责任。退一步讲，假如林志全、赵红华二位个体经营者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独立的财务核算的资格条件，按照上述规定，由于林志全、赵红华二位个体经营户自2010年开始投产至2013年12月的四年多时间内，既不申请纳税申报登记和报告，原告作为发包人也不向税务机关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成为厂房承租人或车间承包人林志全、赵红华二人的纳税义务的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的缴税义务和责任（即林志全、赵红华、及原告均属承租承包经营期间的纳税义务主体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如何认定原告向林志全、赵红华每月正常收取的水、电、汽费还要进行退返，并当作漏记漏申报的销售收入。? 5、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精神不相符，曲解和歪曲了税收征管的法律。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将“林志全、赵红华”二位个人认定为独立的纳税人主体是严重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五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包人或出租人上交承包费或租金的承包承租人”才是独立的纳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规定，承包人或承租人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包人或出租人上缴承包费或者租金的，承包人或者承租人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收入和所得纳税，并接受税务管理；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照这二条法律和解释，被告的这份税务决定书将林志全、赵红华不具备“独立的印染加工经营权、独立的财务核算”条件的二位个人认定为独立的纳税人这样的认定，是严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 三、被告在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2012年度实际收到4位承包人的承包费共计人民币360万元，而账面上只做收入人民币290万元，少申报收入人民币70万元；2013年度实际收到4位承包人的承包费人民币360万元而账面上只做收入人民币50万元，少申报收入人民币310万元（二年合计少报人民币380万元）。原告对被告认定其2012年至2013年二年中存在人民币380万元的车间承包费未入账事项及其数额无异议，但被告将这二笔未入账的承包费人民币380万元当作原告偷漏的销售收入进行漏税的认定处理是明显错误和显失公平的。理由如下： 1、2012年至2013年，原告确实存在未将收到的其下属承包车间的承包费用金额记入账中，漏记承包费380万元，但该笔承包费人民币380万元虽然未记入原告的会计账户，但已记入原告的关联母公司（投资人）浙江春江印染有限公司（下称“春江公司”）的会计账户，而且春江公司已于2014年1月30日前向绍兴市国家税务局进行了申报（原告的税务由柯桥区管辖，春江公司税务属绍兴市国税局管辖），而被告是在2014年2月25日开始派员对原告开展税务稽查。显然，原告的母公司春江公司在被告开展税务检查前已依法申报该笔承包费，并无违法行为。 2、原告因没有自有土地和厂房作抵押（企业审批设立时，规定不征地、只能租用母公司春江公司或国庆村区域内的厂房），造成银行融资困难，从2006年12月开始向春江公司借调资金（借调的资金系春江公司向银行借贷），借款最多的年份月均借款余额达到过3100余万元（原告的会计账本中可核查）。根据双方在2006年12月签订的《借款资金占用费结算协议》的规定，从2007年1月开始应支付春江公司的借款利息。根据绍兴兴业会计事务所2015年9月20日的审计报告书中核实，原告共应支付春江公司2012年至2013年这二年的借款利息费金额284.47万元。而在被告开展税务检查时以及至今原告还未进行支付，按理既然母公司多收了子公司的承包费应退返补税，但子公司向母公司借调的资金利息费也应进行结算支付，也应予税前列支（详见兴业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被告在开展税收稽查中，应遵循公平的原则，有偷漏的收入要补税，有少列的成本费用也应予以补列。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六条“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的，税务机关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3年内进行调整；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调整”的规定，被告应该依法并本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将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284.47万元借款利息列入成本，并对原告在税务检查中的应纳所得税额进行调整。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三十八条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的数额部分。按上述规定，原告在2012年、2013年向春江公司的借款利息费应补记成本费用，并应在计算所得税额时税前减扣列支。 四、被告在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在2012年至2013年将由浙江胜利热电公司开具的，属于绍兴县振西染料有限公司（下称“振西公司”）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总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3780728.30元，总共抵扣的税额为491494.70元。其中2012年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1273543.35元，抵扣的税额为165560.65元；2013年合计入账的发票为2507184.95元，抵扣的税额为325934.05元，以上金额你公司在账面上已全额列支成本。 原告认为，被告在开展税收检查中，将独立经营的法人主体、独立申报纳税的主体责任人认定错误，即把向原告租赁厂房开展印染布加工生产且只有染化料经销权，无生产经营权的振西公司认定为具有“独立生产经营权”的承租企业。被告将原告下属承包车间或车间厂房租赁车间每月实际生产耗用的外购蒸汽发票合法合规进行进账抵扣的行为，认定为“存在未按规定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这一认定不但存在着“认定的事实不清、断章取义，而且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理由如下： 1、2004年至2005年，原告的母公司春江公司为清偿振西公司的货款债务，于2005年12月将处在原告企业东侧不远处“大元下”地名的一块34亩土地厂房出售给了振西公司以抵偿债务。之后，由于该块土地系“农用地性质”的集体土地，按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得转让，而且转让以后振西公司也无资质开展印染生产业务，为此后来经多次协商，决定将原来确定的“转让购买”合同关系变更为“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并允许振西公司租用的厂房以春江公司下属第五车间的名义开展印染业务的生产加工经营活动。从2008年3月1日起，春江公司根据滨海工业区管委会、马鞍镇人民政府的意见，振西公司“租赁承包”的该处车间厂房的使用权、管理权划归由原告进行管理，税务纳税申报的主体责任也由原春江公司调整变更为原告天润公司。 2、从2007年3月起，振西公司在事先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所租赁的该车间厂房转租给了许立平、王伟国、韩建江、陈阳生、金袁锋、并由前述五位个人以自然人的身份与原告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车间承包经营合同》，以原告属下生产车间的名义开展生产。振西公司自租赁车间之日起至今并未以其公司的名义开展过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振西公司2006年3月与原告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正式租赁“大元下地名”的原农业车间区域厂房以来至2014年12月30日止期间，由于印染行业国家环保政策的特殊性，振西公司自厂房租用起，一直未独立地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 3、从以上事实情况中不难看出，振西公司虽系名义上的承租人，振西公司虽然拥有独立的营业执照，但由于受经营范围的限制，与原告所属的该车间生产经营活动无关，而实际上的经营承包人系许立平、王伟国、韩建江、陈阳生、金袁锋五人。自2008年3月起，该车间的承包人变更为县合一呢绒、黄孝林、徐建江、唐明星、倪梓福（娄正海）五人。前述五人分别以独立的自然人身份与原告签订了《车间承包合同》，并按原告下属其他承包车间的生产经营模式开展经营管理（2011年6月30日许立平的承包合同到期后转由徐建江承包）。 4、振西公司在承租期间除收取厂房转租费外，并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该车间外购的蒸汽等费用与其公司无关。上述五人在承包期间以原告的名义开展印染加工生产经营，每月开具销售发票并收取外购水电汽进项发票。该五位承包经营者在安全生产管理、环保管理、劳动管理、水电汽费计量管理以及外购货物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承担、劳动纠纷及争议的担责方面均由原告负责。另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振西公司自2012年10月开始歇业，根本无法接收每月几十万元的蒸汽费发票。 5、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企业为适应市场的竞争和生存发展需要，无论以何种形式将本公司厂房、车间向社会进行承包或出租，都是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合法行为。凡承包人或厂房承租人不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资质和实行财务独立核算，厂房承租人或车间承包人在承租承包期间所从事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属于原告公司企业内部的合法经营活动。承包人或承租人在生产经营期间是否自行直接支付或间接支付供应商的原辅材料或水电汽费的行为，均属企业内部自主经营管理和结算的活动范围，系市场经济形势下企业为适应外部形势变化而实行的内部制度变革，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6、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的规定相抵触。 7、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相抵触。按照这一规定，振西公司没有接收蒸汽发票的权利，否则就是违法。 8、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的规定相抵触。 9、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商户，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水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的规定相抵触。 10、与《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的规定相抵触。如果将振西公司及其转租转包的众多经营户认定为独立开展印染生产加工的法人主体，从而成为经营活动的纳税主体义务人，将造成农业车间厂房的“承租人、转租人、转租企业”触犯《民法通则》第四十九条“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规定。 五、被告在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为个体经营者徐建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增值税发票共57份，金额2457981.84元，其中：2012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824066.89元，2013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33914.95元”。原告认为，被告以上的认定不顾客观事实并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错误认定。 鉴于被告的这份（2017）第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按绍柯国税稽罚告（2017）406号《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认定的违法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以下简称“告知书”），有必要还原这份“告知书”中对“关于原告为徐建江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认定理由。被告在“告知书”中认定虚开的所谓事实是这样描述的：徐建江与振西公司于2011年6月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证明徐建江系向振西公司租赁厂房，并非承包关系；申请人法定代表、会计以及徐建江的询问调查，证明徐建江并非是天润公司的承包人，且申请人提供的徐建江与申请人签订的车间承包经营合同已被徐建江本人否认；徐建江所耗用的水电汽和排污费由振西公司收取后，税负和排污费支付给春江公司，电费支付给电力局，蒸汽费支付给胜利热电公司，以上费用均与申请人无关；申请人的账面并没有徐建江所涉及业务的所有原材料成本和其本人的工资列支。综合以上证据，认定徐建江与申请人并非承包关系，申请人为徐建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虚开发票行为。原告对被告作出的认定不服，理由分类逐项阐述如下： 1、2008年3月，原告将处在农业车间的厂房租给了县振西公司（系由原产权转让变更修改为租赁承租），县振西公司为减轻厂房租入以后的生产经营压力，经事先协商并经过原告同意，于2008年3月3日与原告签订了《农业车间厂房转租转包协议》书，按照这份协议书的约定，原告允许振西公司向社会将厂房进行转租，转租的人数不得超过5位业主，徐建江于2011年6月与振西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属于原告同意振西公司向社会进行转出租的允许范围，并不能代表徐建江与原告毫无承包关系，却证明了徐建江与原告存在“厂房转租转包”的承继关系。即原告将农业车间的厂房出租给振西公司，振西公司为减轻经营压力，再将向原告租赁的部分厂房转租给徐建江个人经营，在经营中本来属于振西公司应履行的权利和义务改由转租人代位履行，这一行为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 2、按照原告的母公司春江公司在移交农业车间管理权时的2008年3月3日，与振西公司签订的《厂房转租转包协议》第二条的规定：同意振西公司将厂房转租（承租），但在转租给他人经营以后，应负责督促转租厂房的企业或个人，及时与原告签订《车间承包经营合同》或《车间污水接排合同》，明确规定了凡不具有独立营业执照、没有资质从事印染加工的厂房承租人，应与原告签订《车间承包合同》，以原告的名义开展生产；如具有独立营业执照、独立环评、排污许可证的厂房承租企业或个人应与原告签订《污水接排协议》。由于徐建江承租的车间厂房原先是萧山籍人许立平承租合同到期以后的房屋，振西公司在将此厂房转租给徐建江时，以及在与徐建江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以后，一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原告，也没有及时督促徐建江与原告签订《车间承包合同》，直至在被告2014年2-4月份期间对农业车间开展税务检查过程中才发现这一情况，于2014年5月25日与徐建江补签了《车间承包合同》。此事原告在向绍兴市国税局申请复议时和被告举行的听证会上，已多次进行了说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按照原告在2008年3月与振西公司签订的《厂房转租转包协议》第一条“振西公司在将承租的厂房进行转租前，应事先征得原告同意”后方可进行出租及第二条“乙方振西公司”应负责并督促转租（承租）厂房的企业或个人及时与绍兴天润印染有限公司（注原告）签订《车间承包经营合同》或《车间污水接排合同》。振西公司在事先未经原告同意竟在2011年6月与徐建江个人签订《厂房租赁协议》，这一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进行依法解除。 3、被告在这份“告知书”中认定“申请人（注：原告）法定代表人、会计以及徐建江的询问调查，证明徐建江并非原告天润公司的承包人”的情况，据此断定徐建江不是原告下属的承包车间，与原告毫无生产业务关系的推断是极不合理和有违常理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徐建江到农业车间转租厂房是直接与振西公司冯兴泉联系，振西公司在将厂房转租前或转租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以后也一直没有告知原告，以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不知情。徐建江每月到原告财务开票室办理印染加工费开票，每次是由振西公司委派的代表徐吉祥（徐小明）到公司开票室去办理的，接受发票的单位又非徐建江本人，而是他转租厂房车间内实际承接发生的印染布加工单位，以致原告的会计不知道徐建江的情况。由于农业车间距原告的办公场地路途有一段距离，加上振西公司厂房转租转包单位经常变动，变动前或变动后又不及时告知原告，公司很多人确实不知道在车间厂房的承租承包中有个徐建江这位业主，直至被告在对原告的税务检查中途，才知道徐建江转租了原有萧山籍人许立平承包的车间厂房。 4、被告在这份“告知书”中认定“申请人（原告）向被告提供的与徐建江在2012年3月1日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已被徐建江否认”（注：实际为2014年5月25日补签），以此认定徐建江与原告不存在承包关系。按照《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原告于2014年5月25日与徐建江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是在发现振西公司未按《厂房转租协议》的规定将转租转包的情况及时告知的情况下，专题召开农业车间经营户会议上补签的（合同的签订日期落款为2012年3月1日），是在会前提前书面通知，会上公开说明为什么要补签，哪些车间承租者要补签，是在会场内公开、公平、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且受法律保护的一份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成立后一方认为不合理或想反悔，必须向合同的另一方提出意见进行协商解除，如协商不成的，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徐建江没有与原告协商、也没有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其单方面宣称与我公司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无效，是不合法的。 5、退一万步讲，假如原告承认徐建江单方面在被告所作的笔录证言，将该《车间承包合同》承认为无效合同，但徐建江向振西公司转租厂房开展印染经营的事实还是客观存在的，是再也无法用任何方法进行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按照这一规定，虽然徐建江在被告调查的问询证言宣布与原告订立的这份书面《车间承包合同》无效，但他向振西公司转租厂房开展印染生产的“事实合同”还在，由此而派生徐建江与原告各自双方应履行的责任义务与权利关系始终依法存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按照这一规定，振西公司是可以将向原告租赁的厂房转租给徐建江的，厂房转租时，原振西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各自享有的权利和责任义务相继随同转移。振西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为二方面：享有按协议约定的厂房面积及生产设施、水、电、汽设施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享有与原告下属其他紧密型承包车间同等的“污水排污权、合法生产权、印染加工客户的价格决定权和依法开票销售权”。振西公司将厂房转租给徐建江以后，原按厂房租赁物相配套和关联的上述权利相继一同转租承继。因此，原告为徐建江在转租振西公司的厂房期间，真实发生的印染加工客户开具增值税发票是符合税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虚开的问题。 7、被告在这份“告知书”中认定：“徐建江等车间厂房承包人不向原告缴纳承包费，徐建江所耗用的水、电、汽和排污费由振西公司收取后，水费和排污费支付春江公司、电费支付给电力局、蒸汽费支付给胜利热电公司，以上费用均与原告无关；原告公司会计的账面并没有徐建江所涉及业务的所有原材料成本和其本人的工资列支，并以此作为综合证据，认定徐建江与原告的公司无关”。原告认为被告竟以水电汽费的结算收取办法和会计账面没有反映有关成本费用为依据，据此认定徐建江与原告无任何关系的判断是无视当前印染企业普遍实行的管理模式和现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①关于徐建江不向原告缴纳承包费的问题。徐建江所使用和开展经营的厂房系向振西公司转租的，租费或承包费应向振西公司缴纳，由振西公司收取，不属于原告的租费或承包费收入。 ②关于徐建江所耗用的水、电、汽费由振西公司收取后，水费和排污费支付春江公司、电费支付给电力局、蒸汽费支付给胜利热电公司。从2008年开始，为解决振西公司租赁的农业车间区域转租经营户多、情况不熟、安全生产及环保管理难、水电汽费收缴难的问题，与振西公司商定由其委派徐吉祥为综合管理员，负责农业车间区域的日常安全生产和环保管理、每月的水电汽费收缴及与原告的日常联络，并商定每月的电费由徐吉祥到电力局自缴，汽费由徐吉祥送到胜利热电厂缴付。水费和污水排污费支付给春江公司（原告与春江公司系母公司与子公司关系，资金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用，其他如余志水等车间水电汽费也由春江公司统一收取）。 徐建江以上的缴费方式是原告与振西公司共同商定，是为减轻结算和管理压力的企业内部制度设计，而被告的这份决定书把原告这种企业内部的结算管理方式，认定为徐建江向振西公司转租厂房开展印染生产，与原告在法律主体上没有任何关系是严重错误的。 ③关于原告公司会计的账面并没有徐建江所涉及业务的所有原材料成本和其本人的工资列支。徐建江是以个人自然人的身份向振西公司转租厂房，开展印染生产加工，纯属个人家庭经营。在当今社会上众多小微个人企业中调查一下就会知道，有多少个人家庭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为减轻原辅材料的采购成本，压低价格，通过与一些经营不规范的供应商协商，通过不开票的方式进行低价采购，这一现象绝非个别，以至我公司账本上无法反映徐建江的原辅材料成本入账。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很多个人家庭工厂的经营者，为了节省资金办好企业，多年都不给自己发工资、多年都不给自己报销一分钱的开支（哪怕交通工具的油料费、维修费），这种状况导致原告的会计账本上看不到有徐建江个人的工资支出费。这些问题只能说明原告在财务核算和管理上存在的不规范、不健全的缺陷问题，而不能凭此认定为徐建江开展的印染生产与原告无关。 ④原告按照与县振西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与徐建江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的约定，为厂房转租人及车间承包人徐建江在租入的车间内真实发生的印染布加工客户开具印染增值税发票，每张发票加工单位与受票单位一致、发票所开的印染布名称、加工数量、染费单价、加工费金额与真实生产加工的品名、单价、金额一致，这一开票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⑤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规定，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或其他销售发票是指“没有实质发生货物买卖交易行为，货物生产或加工行为”而提供增值税发票或其他货物销售的发票行为，而原告为转租振西公司厂房业主、下属承包车间负责人徐建江实际开展经营的生产车间，发生的印染加工业务开具增值税发票系我公司合法经营行为。 ⑥原告针对被告这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原告合法合规为下属车间的印染加工产品开具销售发票的行为认定为“为徐建江个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违法违规行为，为此原告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向被告提问： 第一个问题：县振西染料公司将向原告租赁的车间厂房，再转租给徐建江个人，然后徐建江以原告下属车间的名义开展印染布加工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此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请明示这一经营行为违反了国家哪一部法律的条款。 第二个问题：徐建江向县振西染料公司转租车间厂房以后，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开展纺织品印染生产加工，发生的印染加工费是否需要开票作销售收入？由谁开票和申报纳税？是由县振西染料公司开票申报纳税？还是由原告开票申报纳税？还是不需要开增值税发票进行申报纳税。 第三个问题：在“县振西染料公司”因无法定资质从事印染加工，无法定资质为“印染加工客户提供加工费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在徐建江个人不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独立从事印染加工项目经营、不具备为加工客户（特别是外贸客户）提供可以进项的印染加工费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原告为县振西公司转租厂房的承租经营户徐建江车间、印染加工客户提供染费增值税发票的行为，错在哪里。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国庆村关于园区变压器委托原告管理决定； 2、个私工业电力变压器代管协议； 3、园区变压器电力过户变更证据； 4、国庆村委中途电力增容决定书； 5、国庆村委向园区用电企业收取电费预存金的会议决议； 6、国庆村委第二次电力增容决定书； 7、国庆村委关于电费差额不属于原告信函； 8、国庆村委关于建立变压器托管情况证明； 证据1-8，证明本案中原告已经和国庆村民委员会签订园区高配房变压器委托管理协议，按约定将相关款项转给国庆村委，原告自己并未收取任何电费。由此产生的应纳税金应该由国庆村委缴纳。 9、原告向傅荣良针纺厂租用厂房协议； 10、变压器产权人名称变更合同； 11、林志全与原告污水使用权租用协议； 12、赵红华与原告签订车间承包合同； 13、赵红华与原告签订车间承包补充合同； 14、赵红华2016年10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 证据9-14，证明原告按协议，向林志全、赵红华承包的车间收取水电气费，是属于原告企业内部的结算，不应属于原告外部取得的生产经营收入，无须再作纳税申报。 15、借调污水指标合同； 16、原告委托春江公司委托处理污水协议； 17、马鞍镇环保安监处污水处理证明书； 18、原告欠付春江公司污水处理费明细表； 19、原告2016年2月7日开始停产证明书； 20、原告向春江公司借款资金占用结算协议； 21、原告应支付春江公司借款利息审计书； 证据15-21，证明原告少申报的承包费收入，在内部结算中予以减扣。春江公司和原告是子公司和母公司关系，春江公司和原告有印染业务，资金方面存在紧密的关联，原告有380万元计入春江公司。 22、春江印染公司将农业车间委托原告进行管理协议； 23、春江公司股东会议将农业车间委托原告管理确决议； 24、振西公司农业车间由转让改租赁的情况说明之一； 25、振西公司农业车间由转让改租赁的情况说明之二； 26、振西公司租赁农业车间开展经营情况说明之三； 27、振西公司租赁农业车间不缴纳承包费情况说明之四； 28、振西公司不以振西染料名义开展经营情况说明之五； 29、振西公司提前终止租赁的情况说明之六； 30、振西公司出具给市地方税务稽查局证明书； 31、振西公司出具给绍兴市地方税务局第一分局说明书； 32、振西公司与春江公司的财务调账单； 33、县振西公司与春江公司财务对账函（核对单）； 34、县振西公司与春江财务会计核对函； 35、2005年12月30日签订车间厂房转让合同； 36、农业车间土地厂房由购买转为租赁承租性质的厂房变更及补充协议书； 37、原告同意振西公司将承租厂房转租转包协议； 38、县振西公司为厂房转租转包经营户提供连带责任的担保协议； 39、冯兴泉个人为厂房转租经营户提供担保承诺书； 40、县振西公司向原告出具经济担保责任承诺书； 41、县振西公司向原告报备农业车间各转租经营户污水分配安排表； 42、振西公司授权徐吉祥（徐小明）为农业车间管理员委派书； 43、振西公司要求为厂房各转租经营户（包括徐建江）开具印染加工费发票意见信函； 44、原告要求胜利热电厂更正原信函、恢复农业车间经营户蒸汽发票仍按原规定使用原告名称； 45、县振西借用春江公司墙体架设蒸汽管道； 46、原告与厂房转租人许立平签订承包协议； 47、原告与厂房转租人倪梓福、娄正海签订承包协议； 48、原告与厂房转租人王伟国签订车间承包协议； 49、原告与厂房转租人陈阳升、金袁峰签订车间承包协议书； 证据22-49，证明农业出租车间的相关承包人不具有经营独立核算的资质，不具有财务独立核算。蒸汽电力发票是原告进账抵扣。蒸汽、电力的金额发票，被告认定为偷税漏税，是不妥当的。被告认定的纳税主体是错误的。 50、原告下发给振西公司、各厂房转租转包经营户存在问题限期整改通知书； 51、原告与各厂房转租经营户签订完善环保、安全生产、劳动用工、补签车间承包合同会议资料； 52、原告与转租经营户徐建江补签车间承包合同； 53、原告与厂房转租经营户倪梓福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 54、原告与厂房转租经营户唐明星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 55、原告与魏金友经营户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 56、原告与黄孝林经营户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 57-62、县振西公司厂房转租转包户魏金友、黄孝林、倪梓福、唐明星向原告出具责任承诺书； 63、振西公司厂房转租人徐建江收到承包合同及承诺书； 64、振西公司厂房转租人唐明星收到承包合同及承诺书； 65、振西公司厂房转租人黄孝林收到承包合同及承诺书； 66、振西公司厂房转租人倪梓福收到承包合同及承诺书； 67、振西公司厂房转租人李建军收到承包合同及承诺书； 68、振西公司厂房转租人魏金友收到承包合同及承诺书； 证据50-68，证明相关承包人不具有经营独立核算的资质，不具有财务独立核算。这些证据在被告检查前都已经存在。 69、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不准扩增生产设备通知文件； 70、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转发县环保局严管严控文件； 71、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搞好职工档案管理文件； 72、赵红华、徐小明接收原告成立消防队的文件通知； 73、赵华红、徐小明接收原告关于染纱车间重大火灾通报； 74、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不准用承兑汇票支付水电气费通知文件； 75、徐晓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一车间故意占道堆布匹通报文件； 76、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未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应处罚通知； 77、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提前收取2012年度车间承包费的通知书； 78、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不准录用阮水兴、徐思会等13名职工通知书； 79、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提高污水外排费价格的通知； 80、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进一步重申不得增加印染设备的通知； 81、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磊林呢绒污水外溢事故的通报； 82、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四车间污染事故的通报； 83、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办理2011年度车间财产保险通知； 84、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二车间定型机起火事故的通报； 85、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核算和健全仓库账册登记工作通知； 86、赵红华接收原告关于2012年元旦及春节前后若干问题意见通知； 87、徐小明、赵红华接收原告2012年三月份污水泄漏满溢事故车间的通报文件； 88、徐小明、赵红华、林志全接收原告关于四月份限产减排计划通知； 89、徐小明、赵红华、林志全接收原告转发县报“环保利剑”新闻报道通知； 90、徐小明、赵红华、林志全接收原告再次重申关于各车间禁止使用硫化类染料通知； 91、徐小明、赵红华、林志全接收原告关于在春节前做好职工工资发放及环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92、徐小明、赵红华、林志全接收原告关于部分车间外购染化料呆账处理工作通知； 93、徐小明、赵红华、林志全接收原告关于热电厂蒸汽费调价的通知； 证据69-93，证明在被告税务检查前，这些证据都已经存在。徐、赵、林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人，费用也是公司内部结算，不属于公司的收入。被告对这些人纳税主体认定错误，对原告纳税申报也认定错误。 94、义乌市红阳日用品有限公司、绍兴县联昊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飞鼠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加工合同，证明被告认定原告虚开增值税发票和事实不符，被告没有向该三家公司核实是否有真实业务发生，是否是徐建江以原告的名义与其签订加工合同。 被告市第一稽查局辩称，一、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2016年8月26日作出的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11月28日向原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申请税务行政复议。2017年2月22日，原绍兴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在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7年5月2日，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根据该行政复议决定，重新作出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关于收取个私园区电费未申报纳税的问题。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所提供的绍兴电力局柯桥供电分局用户编号1703020504资料可以证明2009年6月变压器已由国庆村过户给原告，由原告负责日常收取电费，且原告取得了全部电费进项发票并入账抵扣，也由原告向个私园区用电企业开具了部分电费发票并申报收入等一系列事实，上述有偿转让电力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中规定的销售货物的行为，原告应对收取的全部电力收入进行纳税申报，不应采取仅对开票部分收入申报，因此，认定原告部分电费收入2144346.22元未申报纳税的事实清楚。（二）关于林志全、赵红华上交的水电汽费未申报纳税的问题。根据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所取得的相关证据：林志全、赵红华与傅荣良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和傅荣良的自述材料，证明其租入的厂房系傅荣良向国庆村承租土地并自行建造对外出租，与原告无关；林志全、赵红华与原告签订的《污水使用权租用协议书》，证明双方仅仅是水电汽和排污的接用关系；原告法人代表、会计、出纳等询问笔录，证明林志全、赵红华与原告不存在承包关系。而且原告账面也没有反映林志全、赵红华上缴的承包费、成本支出和营业收入。尽管原告在申请复议时出具了一份日期为2010年10月16日署名原告与赵红华的《车间承包合同》和赵红华的情况说明，但综合以上证据，原告事后提供的《车间承包合同》不足以采信，认定原告与林志全、赵红华不存在承包关系，林志全、赵红华上交的水电汽费未申报纳税的事实清楚。（三）关于少申报承包费收入380万元的问题。原告与春江公司为两个独立核算的纳税主体，原告委托春江公司应付的污水处理费用属原告成本列支范畴，原告收取的承包费不能相互冲减，况且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在计算税款时已将原告向春江公司支付的污水处理费予以补列。因此，原告应将全部承包费确认收入并申报纳税，认定原告少申报承包费收入380万的事实清楚。（四）关于农业车间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等问题。2005年12月30日春江公司与振西公司签订的“生产车间厂房、土地等生产设施转让合同”，证明农业车间厂房及水电汽排污等设施产权已转让给振西公司所有，农业车间经营户是向振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振西公司负责人冯兴泉和经办人徐吉祥的询问笔录，证明农业车间蒸汽管道是以冯兴泉个人名义开通的，而并非是原告开通，蒸汽费是由振西公司负责收取并直接缴给胜利热电公司；胜利热电公司会计的询问笔录，证明农业车间的蒸汽费不是由原告支付的；原告法人代表、会计以及农业车间各经营户的询问笔录以及原告账面上承包费收取情况，证明农业车间各租赁户与原告并无承包关系，原告提供的车间承包合同不足以采信，认定原告将农业车间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的事实清楚。（五）关于原告为徐建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徐建江与振西公司于2011年6月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证明徐建江系向振西公司租赁厂房，并非承包关系；原告法人代表、会计以及徐建江的询问调查，证明徐建江并非是天润公司的承包人，且原告提供的徐建江与原告签订的车间承包经营合同已被徐建江本人否认；徐建江所耗用的水电汽和排污费由振西公司收取后，水费和排污费支付给春江公司，电费支付给电力局，蒸汽费支付给胜利热电公司，以上费用均与原告无关；原告的账面并没有徐建江所涉及业务的所有原材料成本和其本人的工资列支。综合以上证据，认定徐建江与原告并非承包关系，原告为徐建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虚开发票行为。 综上，被告认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请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为维护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秩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及送达回证、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证明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前期就原告税务违法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后经原告申请行政复议，被绍兴市国家税务局依法撤销并责令限期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 2、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绍柯国税稽罚告〔2017〕406号）及送达回证、要求举行听证的申请、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听证笔录、听证报告，证明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在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前再次告知原告相关拟处罚内容及相关权利，并根据其申请依法组织听证的事实； 3、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及送达回证，证明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4、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2年至2013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汇算清缴纳税申报审核事项说明、2012年12月和2013年12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012年12月损益表、2013年12月利润表、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证明原告纳税主体资格以及原告于2012年至2013年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纳税申报情况的事实； 5、电力局提供的电表过户手续、原告收取电费的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原告会计成冲（第1、2次笔录）和法定代表人徐金林笔录、李根生自述材料和笔录、2012年至2013年财务上已支付电费的记账凭证及入账抵扣的进项发票、原告已作电力销售的记账凭证及销货发票、原告开具给绍兴县昌林化纤厂（电力使用者）的电力发票及绍兴县昌林化纤厂法定代表人林明高笔录等，证明原告从个私工业园区各经营户中收到的电费，部分在账面上做“其他业务收入”，其余转给了国庆村及关联企业春江公司，未申报纳税。合计少申报销售收入2144346.22元（不含税）。其中2012年少申报销售收入1904513.16元，2013年少申报销售收入239833.06元的事实； 6、林志全、赵红华与傅荣良签订的租房协议书，林志全、赵红华与原告签订的污水使用权租用协议书，赵红华、林志全向春江公司缴纳的水电气费收款收据，原告收取排污费已记入营业外入的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徐金林、原告会计成冲、出纳李良娟的笔录，林志全和赵红华笔录，林志全、出租方傅荣良的自述材料，证明个体户林志全、赵红华在国庆村租用傅荣良房屋，而水、电、气及排污则从给原告处接用，并每月上交水电气费，原告没有入账，也未申报销售纳税。其中：2012年少计销售收入2528695.72元（不含税），2013年少计销售收入1717014.53元（不含税）的事实； 7、2012年、2013年原告收取承包费的入账凭证，原告与四个承包人余志水、傅剑桥、孙建新、傅水娟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以及四个承包人余志水、傅剑桥、孙建新、傅水娟的笔录，原告法定代表人徐金林、会计成冲、出纳李良娟的笔录，证明四个承包人于2012年、2013年度共上交承包费720万元，但原告账面上只作营业外收入340万元，少申报收入380万元的事实； 8、春江公司董事会决议、生产车间厂房、土地等生产设施转让合同及附件一财产清单和附件二设备折让价款协议、原告给胜利热电公司的函件、租房协议（唐明星）、缴费通知书、收款收据，2012年至2013年，原告对胜利热电公司开具给其入账并已抵扣的蒸汽发票、振西公司冯兴泉、徐小明（徐吉祥）、胜利热电公司会计韩仲庆的笔录、经营户徐建江、唐明星的自述材料，经营户娄正海、黄孝林、魏荣的笔录，原告会计成冲（第1、3、4次）、法定代表人徐金林的笔录，证明原告2012年至2013年将浙江胜利热电有限公司开具的、属于绍兴县振西染料有限公司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法入账并抵扣，总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3780728.30元，总共抵扣的税额为491494.70元。其中2012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1273543.35元，抵扣的税额为165560.65元；2013年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2507184.95元，抵扣的税额为325934.05元。以上金额原告在账面上已全额列支成本的事实； 9、四个承包车间工资发放的记账凭证及清单、徐建江提供的2012年至2013年振西染料公司开具给其的水、电、蒸汽、排污费收款收据、四车间与徐建江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书、春江公司2012年至2013年收缴税费的通知、春江公司董事会决议、生产车间厂房、土地等生产设施转让合同及附件一财产清单和附件二设备折让价款协议、租房协议、缴费通知书、收款收据、徐建江自述材料和笔录、原告法定代表人徐金林、会计成冲（第1、3、4次）、出纳李良娟的笔录、振西公司冯兴泉、徐小明（徐吉祥）的笔录、原告为徐建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计入主营收入科目的账页等，证明原告在徐建江不属该原告承包人情形下，在2012年至2013年为徐建江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2457981.84元，其中2012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824066.89元；2013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633914.95元的事实； 10、税务检查通知书（一）及送达回证、税务检查通知书（二）及送达回证、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和资料清单、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询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税务稽查签证1、2、3、4、5、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相关材料、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证明原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的事实； 11、（2017）浙0624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06行终18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已经就争议事项提出行政诉讼，法庭对争议事项予以认定，相关的证据材料及事实理由、适用法律都进行了认定。本案争议的事实和该一审、二审认定的判决都一致的。证明涉案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同时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一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8，被告除对证据3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马关夫是国庆村党委书记，和所控制的企业存在利害关系，相关材料中又作为相关文件，不具有真实性，和被告作的笔录所证明的内容存在矛盾。被告提交的笔录、增值税发票和托管协议都有矛盾，托管协议仅仅是双方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相当于电表过户产生的法律行为，过户以后真正的纳税主体就变成了原告方，原告方应该将电力的收入作为纳税收入，依法申报。证据9-14，被告除对证据11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在被告稽查时，这些证据材料原告都没有在处罚过程中提供，在诉讼过程中才提供。徐金林、赵红华的笔录中，所反映的内容特别是和证据12—14的内容都是不相符合的。时间也是在稽查后，是在稽查后补充提供的，被告有理由相信这是伪造的材料。证据15-21，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材料和被告取得的笔录是有矛盾的。证据22-49，被告除对证据35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情况说明落款时间都是复议期间，部分和原告自己提供的资料之间都存在矛盾，而且和被告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比如说笔录、记账明细表也是相矛盾的。证据50-68，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提交的材料里，特别是原告账面材料及笔录，都没有体现各方有这么多承包关系。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财务账面及笔录都确认了被告处罚的事实，事后补充的材料不能推翻之前的材料。证据69-93，被告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原告的账面材料上都不能体现上述承包人和原告的承包关系。证据94，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材料也是没有在处罚期间提供，今天提供超过举证期限。委托加工合同仅仅证明了原告和徐建江是代理关系，并不是承包关系，内容也和徐建江2014年10月的笔录内容相矛盾，该证据不能采纳。 被告提交的证据1、2、4、10，原告无异议。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原告对过户手续、记账凭证等没有异议。对笔录及自述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有理由相信在被告权力机关的压力下，做笔录的人员自述的内容和事实有出入。个私工业园区收到的电费是依据双方的代管协议进行成本列支，都是划转给国庆村委。证据6，原告对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林志权、赵红华是挂靠在原告公司名下，费用是原告企业内部的结算行为，无需申报纳税。原告和林志全、赵红华是内部的结算，林志全、赵红华不是纳税主体，对纳税主体的认定是错误的。证据7，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380万元计入春江公司，春江公司在没有检查前就已经向绍兴市国税局申报纳税。原告认为，税收都已经缴纳，不应该以偷税漏税处理。证据8，原告对笔录和之前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决议书、协议等都是真实的。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振西公司不具有经营资质，原告收取的费用是企业内部的结算，被告纳税主体认定错误，原告是依法抵扣。证据9，原告的质证意见和第8组一致，对客观形成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笔录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徐建江和原告签订合法承包经营合同，被告据此不顾承包经营合同存在的事实，仅以徐建江的笔录和自述否定合同，和事实不符。徐建江以原告的名义对外开展生产经营、和他人签订相关合同，并且向原告申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及最高院公布的规定，原告为挂靠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不应该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证据11，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判决书的认定结果。两份判决书和本案都没有关联，两份判决是对绍兴市国税局作出的行政复议提起的诉讼，与本案的主体是不一样的。本案中有部分证据在之前二审提供时，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采纳，对徐建江是否虚开增值税发票是有定案作用的。两份判决书和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因本案以（2017）浙0624行初28号原告要求撤销绍兴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一案的审理结果为基础，涉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原告存在五个方面的违法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不存在五个方面违法事实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存在五个方面违法事实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4年2月25日至2014年11月27日对原告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于2016年8月26日对原告作出了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存在账面上少记收入的情况。1、原告从个私工业园区各经营户中收到的电费，部分在账面上做“其他业务收入”，其余部分转给了国庆村及关联企业浙江春江印染有限公司，未申报纳税。合计少申报销售收入2144346.22元（不含税）。其中2012年少申报销售收入1904513.16元，2013年少申报销售收入239833.06元。2、个体户林志全、赵红华在国庆村租用傅荣良房子，而水，电、汽及排污则从原告处接用，并每月上交水电汽费及排污费。上述接用的水电汽费，原告没有入账，没有申报销售纳税。其中：2012年少计销售收入2528695.72元（不含税），2013年少计销售收入1717014.53元（不含税）。3、原告2012年度实际收到4位承包人的承包费3600000元，而账面上只做收入2900000元，少申报收入700000元。2013年度实际收到4位承包人的承包费3600000元，而账面上只做收入500000元，少申报收入3100000元。（二）存在未按规定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2012年至2013年原告将由浙江胜利热电有限公司开具的，属于绍兴县振西染料有限公司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总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3780728.30元，总共抵扣的税额为491494.70元。其中2012年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1273543.35元，抵扣的税额为165560.65元；2013年合计入账的发票金额为2507184.95元，抵扣的税额为325934.05元，以上金额原告在账面上已全额列支成本。（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个体经营者徐建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57份，金额2457981.84元，其中2012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824066.89元，2013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33914.95元。 同意原告补计以前年度发生应列支而未列支的委托春江印染污水处理劳务成本：2012年3376667.1元，2013年1849572.64元。同时重新结算对应年度应补交的企业所得税。因补列成本与账外补交企业所得税的账外收入有相关性，故先在账外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部分中进行调减该补列费用的原则进行处理，并按照2012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2013年25％征收企业所得税。处罚决定：（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事实（一）1处追缴增值税税款50％的罚款即182269.43元；对违法事实（一）2处追缴增值税税款1倍的罚款即721770.74元；对违法事实（二）处追缴增值税款1倍的罚款即491494.7元。合计处罚款1395534.87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处补交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税款50％的罚款即189380.33元；对其中补交2013年企业所得税686754.51元处50％的罚款即343377.26元，对其中补交2013企业所得税741860.47元处1倍罚款即741860.47元。合计处罚款1274618.06元。（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违法事实（三），处208928.46元罚款。以上罚款共计2879081.39元。 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间内向原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2月22日，原绍兴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认定以下事实：1、关于收取个私园区电费未申报纳税问题。柯桥区国税局所提供的绍兴电力局柯桥分局用户编号1703020504资料可以证明2009年6月变压器已由国庆村过户给原告，由原告负责日常收取电费，且原告取得了全部电费进项发票并入账抵扣，也由原告向个私园区用电企业开具了部分电费发票并申报收入等一系列事实，上述有偿转让电力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中规定的销售货物的行为，原告应对收取的全部电力收入进行纳税申报，不应采取仅对开票部分收入申报，因此，认定原告部分电费收入2144346.22元未申报纳税的事实清楚。2、关于林志全、赵红华上交的水电汽费未申报纳税的问题。根据柯桥区国税局所取得的相关证据：林志全、赵红华与傅荣良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和傅荣良的自述材料，证明其租入的厂房系傅荣良向国庆村承租土地并自行建造对外出租，与原告无关；林志全、赵红华与原告签订的《污水使用权租用协议书》，证明双方仅仅是水电汽和排污的接用关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会计、出纳等询问笔录，证明林志全、赵红华与原告不存在承包关系。而且原告账面也没有反映林志全、赵红华上交的承包费、成本支出和营业收入。尽管原告在申请复议时出具了一份日期为2010年10月16日、署名为原告与赵红华的《车间承包合同》和赵红华的情况说明，但综合以上证据，原告事后提供的《车间承包合同》不足以采信，认定原告与林志全、赵红华不存在承包关系，林志全、赵红华上交的水电汽费未申报纳税的事实清楚。3、关于少申报承包费收入380万元的问题。原告与春江公司为两个独立核算的纳税主体，原告委托春江公司应付的污水处理费用属原告成本列支范畴，原告收取的承包费不能相互冲减，况且柯桥区国税局在计算税款时已将原告向春江公司支付的污水处理费予以补列。因此，原告应将全部承包费确认收入并申报纳税，认定原告少申报承包费收入380万元的事实清楚。4、关于农业车间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等问题。2005年12月30日春江公司与振西公司签订的生产车间厂房、土地等生产设施转让合同，证明农业车间厂房及水电汽排污等设施产权已转让给振西公司所有，农业车间经营户是向振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振西公司负责人冯兴泉和经办人徐吉祥的询问笔录，证明农业车间蒸汽管道是以冯兴泉个人名义开通，而并非是原告开通，蒸汽费是由振西公司负责收取并直接缴给胜利热电公司；胜利热电公司会计的询问笔录，证明农业车间的蒸汽费不是由原告支付的；原告法定代表人、会计以及农业车间各经营户的询问笔录以及原告账面上的承包费收取情况，证明农业车间各租赁户与原告并无承包关系，原告提供的车间承包合同不足以采信，认定原告将农业车间出租户所用蒸汽的发票违规入账抵扣的事实清楚。5、关于原告为徐建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徐建江与振西公司于2011年6月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证明徐建江系向振西公司租赁厂房，并非承包关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会计以及徐建江的询问调查，证明徐建江并非是天润公司的承包人，且原告提供的徐建江与原告签订的车间承包经营合同已被徐建江本人否认；徐建江所耗用的水电汽和排污费由振西公司收取后，水费和排污费支付给春江公司，电费支付给电力局，蒸汽费支付给胜利热电公司，以上费用均与原告无关；原告的账面并没有徐建江所涉及业务的所有原材料成本和其本人的工资列支。综合以上证据，认定徐建江与原告并非承包关系，原告为徐建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虚开发票行为。 但是，由于原告为徐建江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并没有真实的业务发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中的收入范围，不应确认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柯桥区国税局对此未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导致计算不缴少缴企业所得税款金额和据以计算的罚款不正确。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撤销了绍兴市柯桥区国税局稽查局所作的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在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绍兴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2018年4月20日，新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624行初28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1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行终18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根据原绍兴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于2017年5月2日作出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除了将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第二项处罚内容调整为“（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处补交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税款50％的罚款即137876.14元；对其中补交2013年企业所得税686754.51元处50％的罚款即343377.26元，对其中补交2013企业所得税333381.73元处1倍罚款即333381.73元。合计处罚款814635.13元”外，对违法事实的认定及其余处罚内容与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完全相同。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与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一致。（2017）浙0624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06行终186号行政判决书对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均予以确认。 再查明，绍柯国税稽罚告〔2017〕406号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中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表述为：“你公司2012年度以徐建江的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824066.89元，2013年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33914.95元，合计开具金额2457981.84元。徐建江并不是该公司的承包车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发票。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2017〕5号认为申请人徐建江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并没有真实的义务发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中的收入范围，不应确认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被申请人对此未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导致计算不缴少缴企业所得税款金额和据以计算的罚款不正确。”而原告在诉状中还原表述的绍柯国税稽罚告〔2017〕406号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中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内容实系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关于申请人为徐建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的阐述，并非绍柯国税稽罚告〔2017〕406号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内容。 另经核实，原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在涉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对原告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告在法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故市第一稽查局是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税务机构，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有权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中，原告对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性及各项罚款数额未有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被诉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与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绍柯国税稽罚〔2016〕5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一致。（2017）浙0624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06行终186号行政判决书对绍市国税复决〔2017〕5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及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针对原告在本案中重复提出的不存在五个方面违法事实的诉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绍兴市柯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绍柯国税稽罚〔2017〕5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天润印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绍兴天润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志姣 审 判 员  冯少亮 人民陪审员  金春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凯森 书记员马琼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