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2民终2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炜，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爱莲，湖南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芳，湖南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85号金融大厦。负责人：陈伟乔，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珊，系被上诉人风险管理部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扶良胜，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市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1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爱莲，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珊、扶良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175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3、判令被上诉人按每月13473元向上诉人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的工资（暂计算至2019年5月29日为188622元）；4、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社会保险待遇损失96149.04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王炜在签署《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顾问协议》过程中，不存在失职行为。2013年4月8日，被上诉人为审核顾问协议，填写了《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由业务部门和法律部门进行了审查，并在4月23日由行长签署了意见“请个金部反馈意见给对方，确定签署事宜”，在签署流程确定之后，4月25日，上诉人王炜所在的湘江支行就签约事宜走了严格的用印程序，也由法律部门对该非标准格式文本协议进行了审核流程。（2）上诉人王炜的行为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重大经济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和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都在调查涉案华泰基金代销过程中认定，2013年6月至2014年间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下属湘江支行、长江支行、电力支行、湘银支行、田心支行、芦淞支行等多家银行都在代销华泰基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的代销行为分行个金部、分行财富中心、纪检监察部、分行驻点监察员、分行风险部等部门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不进行制止不是不懂金融法规，而是足以证明这一代销行为是由被上诉人统一安排布置的，由此产生的包括经济损失在内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故被上诉人的损失与上诉人王炜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3）上诉人的行为未对被上诉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王炜作出开除处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其作出开除行为是违法的。2、被上诉人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前提下，违法开除上诉人王炜，现上诉人王炜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全额工资、赔偿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答辩称：1、被答辩人王炜严重失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给答辩人造成了恶劣的声誉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被答辩人王炜在签订《顾问协议》过程中严重失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答辩人王炜的行为直接造成答辩人发生重大经济损失及恶劣的声誉影响；2、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王炜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符合单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王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继续履行与原告王炜之间的劳动合同；2．判令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按每月13473元向原告王炜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的工资（暂计算至2019年5月29日为188622元）；3．依法判令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赔偿原告王炜社会保险待遇损失96149.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炜于1990年入职被告处，双方于2001年5月24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2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原告担任被告湘江支行行长职务。2013年5月2日，王炜作为建行株洲湘江支行的负责人代表该支行（乙方）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基金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顾问协议》，协议约定：“第一章聘请甲方作为投资项目的投资管理人，聘请乙方提供顾问服务，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对投资项目提供相关的顾问服务。第二章顾问内容顾问提供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投资项目寻找并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为投资管理人寻找并推荐投资项目，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对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相应的财务安排和建设。……”合同尾部乙方（盖章）处加盖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的公章，王炜在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2018年3月28日，被告经征求工会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建株发＜2018＞27号），认定：“王炜违反建行有关制度规定，对未经上级授权和批准违规代表株洲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组织、参与华泰基金推介会，会上明确基金推荐销售佣金事宜等问题承担直接责任，且在调查、审查期间其未如实向组织说明本人及华泰基金相关问题。鉴于违规代销华泰基金事件给建设银行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导致建行受到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建总发〔2011〕1号）第十七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经征求市分行工会意见、由市分行纪委会审议并报市分行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原告不服，向该行纪检监察部提起复审。该行纪检监察部成立复审组，并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复审报告》，之后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审的决定》（建株纪〔2018〕1号），认为原处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规章、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故驳回王炜的复审申请，维持原处分决定。王炜又继续向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复议。2018年7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纪委、监察部作出《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核的决定》（建湘监＜2018＞12号），认为：株洲市分行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适当，驳回王炜复核申请，维持原处分决定。王炜仍不服并提起仲裁，2019年5月9日，株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株劳人仲案字［2019］第068号），驳回王炜的仲裁请求。王炜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自2018年3月29日开始未再到被告处上班。还查明，2013年4月25日，王炜作为经办人在被告内部系统提起《中国建设银行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对法律性文件名称为顾问协议提起法律性审查，经审查，对该份顾问协议的审查意见为：“建议主要提供投资项目信息。需关注其投资管理能力。如需招募投资人且需我行参与其中，需请求省行。建议在合同中加入保证金条款。对外宣传时不得利用建行为其自身牟利。此合同类似意向性合作协议，无强制性约束力。”，处理人胡俊洋于2013年4月26日出具“我行以前从未受理过此项业务，建议不推荐投资人，注意防范风险”的处理意见。2013年4月25日，王炜作为经办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在案涉的顾问协议上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的公章，其用印审批单中业务部门对合法性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为“全部采纳”，王炜作为用印部门负责人及有权签字人签字。在庭审中，原告确认其在担任建行湘江支行行长期间，只与华泰基金签订了顾问协议；原告在谈话笔录中陈述顾问协议文本系华泰基金公司提供，在庭审中提出上述顾问协议的文本内容系建行株洲市分行胡俊洋提供的，但未就该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原告另陈述称事先并未仔细审核顾问协议的具体内容，签订顾问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华泰基金公司在建行湘江支行开户，该协议只是框架协议，在协议经过建行内部法律性审查后并未按照法律部的意见对内容进行修改，而是“全部采纳”了最初的文本内容。又查明，王炜代表被告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后，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建行株洲市分行下辖六个支行11名员工推荐42名客户购买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系列产品共计49笔，金额合计6071万元。其中华泰股权基金37笔，4960万元；汉红生物医药股权基金11笔，1011万元；国泰基金1笔，100万元。上述基金均为私募，未履行规定的备案登记手续。建行株洲市分行代销基金也未经总行、省行授权或审核。截至目前，通过建行渠道销售的基金本金余额5081.93万元已到期无法兑付。2017年2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对建行株洲市分行作出株银监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行违规代销基金行为做出行政处罚，罚款40万元。2017年10月17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对华泰基金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利华、股东唐太平等相关责任人认为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存款罪，并依法作出了判决。之后，因通过被告渠道销售的基金无法兑现，众多投资人陆续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再查明，2012年1月30日，建行湖南省分行下发《关于签署〈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的通知》，要求自即日起，各行和2012年新增投行客户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必须采用《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原告在担任建行湘江支行行长时，与建行株洲市分行签订了《案件防控暨“双基”管理工作责任状》，明确：“辖内发生重大违规（含重大风险）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案件，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追究责任。”《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建总发［2011］1号）第十七条第（二）、（三）项规定：“领导人员决策严重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或者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二）重大经营活动的目的或目标不符合建设银行的利益，或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和方法严重不当，造成重大损失、风险、浪费或恶劣影响，或严重影响业务发展的；（三）重大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国家经济政策、监管机关的要求，严重损害建设银行声誉或造成重大损失、风险的；”、第五十三条规定：“超越授权权限签署法律性文件的，或者违反法律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未经规定的审查程序而签署法律性文件的，给予直接责任人、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记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工作人员怠于履行岗位职责，应作为而未作为，或者错误作为、不当作为，造成资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无正当理由未能完成重要职责目标或工作任务的，应当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或其他处理”。《建行株洲市分行印章管理办法》规定：印章应在使用人的法定权限和授权权限范围内使用，严格实行审批登记制度。行章和内设机构印章一般由机构负责人或被授权人审批用印。法律性文件用印，由经办部门填写《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送办公室监印人审核后用印。其中，非标准格式文本须经法律部门签署审核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决定是否合法？如不合法，原告的各项诉请应如何处理？现评议如下：2013年4月25日，建行湘江支行通过内部审查系统送审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顾问协议》，经办人为王炜，在《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的法律性文件用印栏勾选为非标准格式，该审批单的经办人、用印部门负责人、有权签字人均为王炜。建行株洲市分行法律顾问在《顾问协议》的法律性审查意见中提示：“建议主要提供投资项目信息。需关注其投资管理能力。如需招募投资人且需我行参与其中，需请示省行。建议合同中加入保证金条款。对外宣传时不得利用建行为其自身牟利。此合同类似意向性合作协议，无强制性约束力”；并明确建议：“我行以前从未受理过此项业务，建议不推荐投资人，注意防范风险”。在庭审中，原告王炜陈述称《顾问协议》的内容没有按照法律性文件审查意见的要求进行修改，而是直接全部采纳原内容，故原告代表湘江支行签订的《顾问协议》，并没有获得法律及业务部门批准，且该协议为非标准性文本，与《关于签署〈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的通知》要求不符。同时，《顾问协议》“第四章乙方的权利和义务，4.2.1乙方应按本合同规定，为投资项目寻找并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为投资管理人寻找并推介投资项目．．．，4.2.3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经阅读并了解了国家发改委和湖南省发改委发布的与私募股权基金有关政策、法律及规定，并应当遵守这些文件的规定．．．”。原告提出签订该协议仅用作华泰基金公司开户之用，但《顾问协议》条款中并没有出现“不允许向客户推荐”、“仅作为基金公司开户之用”的语句，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另外，根据（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内容可以确认，有多名当事人供述2013年5月，王炜组织城区各支行客户经理在建行湘江支行二楼大厅召开了华泰基金产品推介会，华泰基金总经理邱小彪用PPT课件对华泰基金公司、华泰基金、佣金标准进行了具体介绍，会上邱小彪还向建行参会人员提出请他们推荐客户购买华泰母基金，请建行推荐好的项目给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表示销售基金的建行客户经理佣金为销售额的1%，会上还发放了华泰基金募集说明书等宣传资料。即使座谈会上王炜本人未亲口提及营销与佣金之事，但其作为该基金产品推介会的组织者，对会上明确基金推荐销售佣金事宜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故该院认为，原告在任建行湘江支行行长期间，作为该支行负责人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时，原告负有审查该协议并对相关风险进行防控的职责，该《顾问协议》为非标准性文本，违反规定，且未按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意见的要求对内容进行修改，导致该协议履行后产生严重后果，原告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故被告在处分决定中认定的王炜未经总行授权或审核、未取得上级行批准，违规代表株洲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组织、参与华泰基金推介会，会上明确基金推荐销售佣金事宜等问题理由成立，且鉴于违规代销华泰基金事件给建设银行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导致建行受到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情节严重；该行由此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建总发〔2011〕1号）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领导人员决策严重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或者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二）重大经营活动的目的或目标不符合建设银行的利益，或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和方法严重不当，造成重大损失、风险、浪费或恶劣影响，或严重影响业务发展的；（三）重大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国家经济政策、监管机关的要求，严重损害建设银行声誉或造成重大损失、风险的”、第五十三条“超越授权权限签署法律性文件的，或者违反法律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未经规定的审查程序而签署法律性文件的，给予直接责任人、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记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第二百五十五条“工作人员怠于履行岗位职责，应作为而未作为，或者错误作为、不当作为，造成资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无正当理由未能完成重要职责目标或工作任务的，应当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或其他处理”之规定，对其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决定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是被告按照法律程序正当行使自己的人事管理权的行为，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诉称至今未收到被告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被告双方仍应依法履行双方的《全民劳动合同书》，该院认为，开除也属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形式，不影响解除劳动合同的性质，故对其该意见该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开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对王炜要求继续支付工资并赔偿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的诉请，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决定予以免收。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3年4月8日由市分行个金部刘向阳发起名称为“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建行株洲市分行顾问协议”的《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该处理单审查内容为华泰基金与市分行的顾问协议，刘向阳作为发起人，在业务性审查意见中注明：“1、我行介绍投资人的风险较大，可能出现投资失败后的舆情风险，建议主要提供投资项目信息；2、华泰公司为新成立企业，需关注其投资管理能力，防范因其投资失败给我行带来声誉风险；3、如有合适的大型项目需要招募投资人其需要我行参与其中，需请示省行。”同日，建行株洲市分行合规审查负责人胡俊洋在法律性审查意见中注明：“1、华泰公司未对我行提供服务提供保证金，存在类似代理保险销售中飞单情况的风险。建议在合同中加入保证金条款，已在合同中修改；2、华泰公司在对外宣传时不得利用建行品牌和影响力为其自身牟利；3、此合同类似意向性合作协议，无强制约束力。”2013年4月23日，时任建行株洲市分行行长戴建军在审核意见中批示：“请个金部反馈意见给对方，确定签署事宜。”后分行未与该基金签订顾问协议。还查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因涉案基金被投资人提起民事诉讼后，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判决由建行株洲市分行承担赵艳平等39案原告投资损失的60%，现本院已经二审维持了相关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解除与上诉人王炜的劳动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王炜要求恢复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工资等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否成立。现分析如下：关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解除与上诉人王炜的劳动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上诉人王炜作为建行株洲分行湘江支行行长，应全面知晓建行湖南省分行2012年下发的《关于签署文本的通知》的内容，即知晓《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及其内容，并应按照该顾问协议文本及其内容相关条款与新增投行客户签订顾问协议。本案中，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曾于2013年4月8日发起华泰基金公司的《顾问协议》法律性文件审查，该审查的业务审查意见与法律审查意见均明确表示存在风险，需请示省行并加入保证金条款，存在飞单及投资风险，并对合同文本进行了一定的修改。2013年4月23日，时任建行株洲市分行行长戴建军要求反馈意见给华泰基金公司，确定签署事宜，但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最终并未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亦未下文要求各支行为华泰基金公司提供顾问服务。2013年4月25日，上诉人王炜作为经办人在被上诉人内部系统针对涉案顾问协议提起《中国建设银行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该处理单的审查意见仍为需要请示省行并加入保证金条款，处理意见明确“建议不推荐投资人，注意防范风险”。在此情形下，上诉人王炜作为建行株洲市分行湘江支行的行长，仍然作为经办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对涉案顾问协议进行了盖章并签字，且未按照法律部的意见对内容进行修改，而是“全部采纳”了最初的文本内容。协议签订后，建行株洲市分行下辖的6个支行参照建行株洲市分行湘江支行所签订的顾问协议文本推荐相关客户购买了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均为私募基金性质，且未履行规定的备案登记手续，也未经总行、省行授权或审核，造成5000余万元基金本金余额到期无法兑付，其中湘江支行无法兑付金额比例大大超过其他5个支行。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也因此受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的行政处罚，并被罚款40万元。同时，涉案华泰基金的实际控制人等多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处刑罚，相关款项已难以追回，涉案众多投资人也通过上访、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要求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已判决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承担投资人投资损失的60%，对被上诉人的声誉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根据上诉人王炜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签订的《案件防控暨“双基”管理工作责任状》的规定，辖内发生重大违规（含重大风险）事件等，要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追究责任，该《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三项，第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条分别规定了决策严重失误、违反法律性文件审查制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理办法，均可给予相应处理直至开除处分。《建行株洲市分行印章管理办法》亦规定，非标准格式文本须经法律部门签署审核意见。综上，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根据业已出现的重大风险和严重后果对上诉人王炜作出开除处分具有事实依据。上诉人王炜上诉称，其在签订《顾问协议》的过程中不存在失职行为，该《顾问协议》的文本是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提供的，用印流程合法，华泰基金公司项目的代销是被上诉人统一安排布置的，因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亦对被上诉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处罚的是被上诉人而非湘江支行。本院认为，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王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以建行株洲市分行湘江支行的名义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的涉案《顾问协议》系分行直接提供并安排其进行签署、开展代销事宜，且上诉人王炜在2017年10月27日接受建行湖南省分行纪委询问时亦陈述，涉案《顾问协议》的文本由华泰基金公司提供，虽然其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系为保护领导所作的不实陈述，但仍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即使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在此过程中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失位等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行为，亦不能由此推定该合同的签署系被上诉人直接提供合同文本安排进行签署，并自上而下安排该项目的开展。第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在进行行政处罚时，虽然确认的违法事实系因被上诉人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之规定而导致，但该违法事实所指向的为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下辖湘江支行等6个支行及业务经理代销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系列产品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一、二条的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银行以及其他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特性的机构进行管理。而作为银行分支机构的支行即使出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处罚对象也可以直接及于分行，并在处罚决定书中对支行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归咎于分行。因此，涉案行政处罚本身仍然针对的是被上诉人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审慎经营规则的过错，并非直接明确被上诉人对涉案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系列产品具有自上而下的直接安排项目开展的行为。第三，上诉人王炜作为湘江支行的行长，在签订涉案《顾问协议》的过程中，对法律审查意见系明知，但其没有依据《案件防控暨“双基”管理工作责任状》尽到其风险防控职责，没有按照《关于签署文本的通知》规定审慎签订涉案《顾问协议》，在法律审查意见要求进行修改的情况下，仍然全盘接受最初的协议文本并予以签字盖章，存在失职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对上诉人王炜作出开除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因涉案华泰基金事件被处罚的并非只有王炜一人，另有1名员工被开除，其他20人分别受到行政警告等不同程度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对上诉人王炜作出开除处理决定前履行了征求工会意见的程序，并通过职工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上诉人王炜先后提起了复审和复议，复审和复议决定均维持了开除决定。因此，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作出开除上诉人王炜的决定符合法律的程序性规定。综上，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解除与上诉人王炜的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对涉案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系列产品进行直接项目推动并安排下辖支行进行合同签订、基金代销行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尊重企业对于其内部人事管理的自主权。上诉人主张其不存在失职行为，仅系履行上级安排的任务，其行为与被上诉人建行株洲市分行的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上诉人王炜要求恢复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工资等诉讼请求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王炜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其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蕾审 判 员  彭建爱审 判 员  罗湘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陈 政书 记 员  余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