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002民初831号 原告：于润明，男，194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现住海南省琼海市。 原告：周军，男，196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原告：周志鹏，男，199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水水，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连飞，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一：赵春贺，女，198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现住海南省琼海市。 被告二：毛义仟，男，198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俩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泽琳，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自建楼房一、二层（金凰会所正对面）。 法定代表人，苏运开。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宇，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润明、周军、王凤琴、周志鹏诉被告赵春贺、毛义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润明、周军、王凤琴、周志鹏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水水、文连飞，被告赵春贺、毛义仟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泽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616340元、丧葬费33378.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186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856578.5元，由全部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1848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8日8时，被告一赵春贺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客车在万泉河路光华路口100米自嘉积大桥沿万泉河路往豪华路方向行驶，行驶至万泉河路光华路口时，遇行人于润明自西进入人行横道往东通行。由于被告一赵春贺驾车行径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导致该车与于润明相撞。事故发生后于润明的抚养人于红梅（原告周军系于红梅配偶、原告于润明系于红梅父亲、原告王凤琴系于红梅母亲、原告周志鹏系于红梅唯一的儿子）知道了此事，但因于红梅常年患有高血压（高血压Ⅲ级），其家属即原告为了尽量不让其受刺激，让于红梅的儿子周志鹏从哈尔滨市乘坐2019年1月8日的飞机抵达海南省琼海市负责协商处理于润明交通事故案件的后续理赔事宜。2019年1月10日于润明由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治疗后，周志鹏联系了肇事车主赵春贺以及其委托人毛义仟，毛义仟接受赵春贺的委托为其处理交通事故事宜，因此周志鹏的主要联系人也是毛义仟，为了处理好交通事故的理赔问题，毛义仟联系了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与保险公司达成初步理赔意见，因于润明当时遇到的最棘手问题便是护理费的垫付，因此双方着重与负责理赔护理费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交强险的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的工作人员王学文先行协商护理费垫付事宜，王学文答复周志鹏护理费的报销是实报实销，但是必须是正规护理公司出具的发票，护理人员也要具有护理证，要签署护理合同，等交通事故认定书出来后才可以先行垫付。根据平安保险的答复，周志鹏几经寻找，与符合平安保险护理费报销要求的护理公司签署了护理协议，并按每日350元的标准支付护理费。因剩余赔偿需要交通事故认定书出来后才能继续处理，周志鹏打算先回哈尔滨工作一段时间，等交通事故认定书出来后再来琼海市处理后续问题。回哈尔滨之前，周志鹏与毛义仟联系，告知毛义仟其母亲于红梅身体不舒服，受不得任何刺激，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处理，只需与周志鹏联系即可，不要联系于红梅。2019年1月23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结果为被告一赵春贺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于润明无责任。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通知于红梅过去交警大队签字确认，于红梅便过去签字。此时，赵春贺的委托人毛义仟也在交警大队签字确认，毛义仟说交通事故认定书既然已经出来，且前期周志鹏已经跟保险公司协商过了，事情都已经商量好了，让于红梅与其一同去保险公司确认理赔，因于红梅不知与保险公司协商的内容，以为都已经商量好，便与毛义仟一同前往，毛义仟与于红梅先去了负责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人保承诺会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进行理赔。但是由于护理费是由交强险的平安保险进行理赔，且先前答应按照发票实报实销，因此毛义仟与于红梅走出人保大门的时候联系平安保险，请求按先行协商垫付一部分护理费，平安公司派员前往人保门口，但该工作人员并非之前负责的王学文，其答复护理费只能按一天80-100元的标准理赔，超过的部分自行承担，且不能先行垫付，因为护理费报销的数额较低，于红梅多次请求毛义仟联系赵春贺前来一同与平安保险公司解决，毛义仟拒绝联系赵春贺。此时三方已经有了言语上的争吵，于红梅顿感头晕，进入人保休息室休息，并电话通知周志鹏其不舒服，周志鹏才知道母亲被被毛义仟带去保险公司协商理赔事宜。紧随其后，于红梅被紧急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当晚，医生告知家属于红梅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已经脑死亡。2019年1月25日，琼海市人民医院给于红梅的家属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原告周志鹏已经告知被告毛义仟其母亲身体不适，受不得刺激，如有任何问题只需联系周志鹏即可，但毛义仟却在明知的情况下，带于红梅前往保险公司协商理赔事宜，并受到平安保险工作人员出尔反尔的刺激，导致脑溢血身亡，被告一赵春贺的委托人毛义仟在明知于红梅受不得刺激，却与被告三平安保险通过语言及行为刺激于红梅，三被告的行为是于红梅脑溢血致死亡的诱发因素，三被告的行为与于红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作为于红梅的法定继承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春贺答辩称，因被答辩人周军、于润明、周志鹏诉答辩人生命权纠纷一案，答辩人根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答辩意见如下：2019年1月8日，答辩人因为得知丈夫重病（急性髓系白血病）确诊的消息（急性髓系白血病尚无治疗方案，已花光家中所有积蓄，目前仍在天津医院进行治疗），急于带着家中四个月的小孩准备乘1月8日上午11点30分飞机自海口美兰机场前往天津血液病医院陪伴丈夫治病，在驾车时不小心在万泉河路光华路口与被答辩人于润明相撞。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及时拨打120，并前往医院为其垫付医疗费用2万元（在ICU治疗期间，答辩人曾多次前往医院与医生、护士了解于润明治疗情况，由于医院规定不允许外人探视，只有家属可以进入，未果）。2019年1月9日答辩人又一次主动联系平安保险公司为被答辩人垫付医疗费用1万元（共计垫付3万元）。1月14日答辩人经与琼海市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了解得知被答辩人由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身体状况及各项指标已经稳定后才决定带家中四个月小孩前往天津医院照顾丈夫。为了更好的解决与被答辩人于润明之间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遂委托好朋友毛义仟在交警队安排的时间帮忙办理车辆领取、驾驶证领取及事故责任确认书和相关材料手续。答辩人并未侵犯死者于红梅的生命权。首先，答辩人从未预见到于红梅会在办理其父亲于润明交通事故案件的后续理赔事宜时死亡，更不希望或者放任这一切的发生。答辩人得知于红梅的死亡消息后也感到意外和可惜，所以答辩人主观上对于红梅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其次，答辩人并未实施或指使他人实施导致于红梅死亡的任何行为；最后，于红梅的死亡更不可能是因为答辩人必然导致的。综上所述，答辩人不应承担于红梅死亡的侵权责任，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毛义仟答辩称，2019年1月8日，答辩人途经万泉河路光华路口时，遇见赵春贺的车辆与于润明相撞，随后为了帮助朋友，就随120急救车一起将于润明送到医院抢救。而后经黄雄通知，于红梅等人来到医院。为了解决后续理赔事宜，于红梅和答辩人互留了联系方式。2019年1月14日，因赵春贺要到天津照顾身患白血病的丈夫，答辩人遂接受赵春贺的委托，代其办理车辆领取、驾驶证领取及事故责任确认书和相关材料手续。2019年1月22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下简称为交警大队）王盼君警官通知答辩人前去交警大队办理相关手续。2019年1月23日，答辩人前往交警大队和于红梅一起办理了车辆领取、驾驶证领取及领取事故责任确认书等手续。在答辩人和于红梅领取完《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469002420190000061号）后，答辩人先行离开，去一楼大厅处理处罚事宜，而于红梅及其同伴李月茹、黄雄一直跟着答辩人，要求答辩人陪他们一起前往保险公司处理后续理赔事宜。因答辩人工作繁忙，第二天还要出差，所以答辩人代赵春贺处理完在交警大队的相关事情后就准备离去，而于红梅等三人却一直要求答辩人帮忙其协调后续保险理赔事宜，不让答辩人离去。答辩人没办法，遂陪同于红梅等三人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以下简称为“人保”），最后答辩人代赵春贺在《保险理赔授权书》上签字，人保承诺会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进行理赔。处理完人保的理赔事宜后，于红梅等人又拉着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为其联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保险”），答辩人没办法就联系了平安保险，平安保险派李琦过来协调，李琦、于红梅、黄雄、李月茹和答辩人就在人保的庭院里协商护理费的理赔事宜。交谈过程中，于红梅突然说头有点晕，便让黄雄、李月茹陪其进入人保办公楼内休息，答辩人一直在院子内与平安保险的王学文经理电话联系理赔事宜，经答辩人的沟通，王学文经理也将所需材料清单发给答辩人，答辩人随后转发给了李月茹和周志鹏，但答辩人没想到当晚就收到于红梅已经脑死亡的消息。答辩人从始至终都未侵犯死者于红梅的生命权，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并未实施任何侵犯于红梅生命权的行为。在客观方面，答辩人并未实施任何侵犯于红梅生命权的行为，在答辩人不得已陪同于红梅前往人保的过程中，答辩人并未侮辱、谩骂于红梅，也未与于红梅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答辩人对于红梅实施了侵权行为，所以答辩人从未对于红梅实施侵权行为。二、答辩人对于红梅的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在主观方面，答辩人对于红梅的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首先，在发生于润明交通事故前答辩人与于红梅并不相识，答辩人与于红梅一直以来对于后续理赔事宜的沟通都很愉快，双方之间并无仇怨，在最终得知于红梅的死亡消息后也感到意外和可惜，所以答辩人根本没有也不应当预见到于红梅会因为答辩人陪同其去人保而死亡，更不希望且更不会放任于红梅死亡结果的发生。其次，于润明的家属就理赔事宜也与人保和平安保险联系上，其可以直接向上述保险公司理赔，答辩人也多次表示如果需要答辩人配合的答辩人会积极配合，所以答辩人并非也没必要在明知于红梅受不得刺激的情况下，带于红梅前往保险公司协商理赔事宜。何况在2019年1月23日当天，答辩人也只是在于红梅等人的要求下，出于好心陪同其前往保险公司协商后续理赔事宜。再次，在答辩人与于红梅及其陪同人员黄雄、李月茹的沟通过程中，于红梅、黄雄及李月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未表示过于红梅受不得刺激，答辩人不能与其沟通后续理赔事宜，换其他人来处理后续理赔事宜。最后，在于红梅觉得头晕时，其让黄雄、李月茹陪同其进入人保办公室休息，而答辩人并不知道于红梅的身体状况，得了什么疾病，以为于红梅只是有些累，所以答辩人就在庭院中和平安保险王经理电话沟通理赔事宜，并不知道办公室内发生了什么，直到120急救车赶来，答辩人才知道于红梅病情危急。所以答辩人根本预见不到于红梅会因为答辩人陪其去办理保险理赔事宜而死亡，也不存在疏忽或懈怠，答辩人主观上对于红梅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三、答辩人与于红梅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方面，答辩人并未实施侮辱、辱骂、殴打等侵权行为，于红梅的死亡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即使像被答辩人所说是答辩人主动带于红梅去人保的，答辩人带于红梅去人保这一行为的本身并不会导致于红梅的死亡，所以答辩人与于红梅的死亡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答辩人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对于于红梅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答辩人的行为与于红梅的死亡结果之间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答辩称，于红梅的死亡与被告完全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首先，答辩人从未与于红梅有过任何接触及交流，答辩人根本不知道于红梅是谁。在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后，因需处理于润明的相关理赔问题，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只是与被保险人及一名自称系于润明的男性家属沟通交流过，其交流内容也只是如何进行正常理赔手续的问题，且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言语及肢体的冲突。期间，答辩人从未与于红梅有过接触，更没有安排员工与其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的办公地点处理相关的理赔手续。因此，于红梅的死亡与答辩人并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原告主张答辩人承担于红梅死亡的赔偿责任，就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答辩人与于红梅的死亡有直接关联关系，且主观上存有过错。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仅能证明于红梅系因脑出血意外死亡，并不能证明其死亡系因答辩人所致，且存有过错责任，故原告对于该部分事实并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于红梅的死亡与答辩人并无任何关系，在此情形下，原告仍将答辩人诉至贵院明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判决，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于润明于2019年1月8日发生交通事故，赵春贺负全部责任，于润明无责。 2、户口本复印件，证明于红梅为非农业家庭户口。 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于红梅），证明于红梅因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意外死亡。 4、周志鹏与毛义仟的聊天记录，证明为了不让于红梅激动，于润明的交通事故理赔均由周志鹏与肇事车主的委托人毛义仟处理。 5、周志鹏与平安保险工作人员王学文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因为平安保险公司承诺符合规定护工费报销实报实销，周志鹏是按照平安保险的要求去招聘护工的。 6、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王凤琴），证明于红梅的母亲王凤琴76岁，一直由女儿于红梅照顾，在得知于红梅意外死亡的消息后，极为悲痛，身体每况愈下，于2019年3月22日去世。 7、重庆、江苏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于润明于2019年1月8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不让于红梅收刺激，周志鹏于当天从哈尔滨飞往海口处理交通事故事宜。谈妥事情后，于2019年1月12日返回哈尔滨。 8、飞机票发票，证明于红梅送往医院后，其儿子周志鹏及配偶周军从哈尔滨到海南陪护，直到医院确认死亡后为其办理丧葬事宜。 9、于红梅住院期间的病历、诊断证明及发票，证明于红梅因受刺激往医院直到确认死亡后所产生的医疗费。 被告赵春贺、毛义仟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于润明的交通事故理赔以交由周志鹏处理，事实上，在交警王盼君留下处理于润明交通事故的联系人是于红梅，跟毛义仟留下处理于润明交通事故的联系人也是于红梅，于红梅作为于润明的女儿，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处理交通事故相关事实，而且在2019年1月23日前，是交警联系的于红梅，且在当天，于红梅并未跟交警或毛义仟说过于润明交通事故相关事宜转由周志鹏来处理；对证据5，因为俩被告均非该证据的相关人，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6，被告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若该证据属实，则证明了王凤琴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不应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对证据7、8未有原件核对，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但其不能作为原告主张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依据；对证据9的三性予以认可，但琼海市人民医院急诊病历首页中写明患者于半小时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肢体无力、无法言语等，恰好证明了二被告与于红梅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平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由于原告没提供原件，被告无法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于红梅的死亡系由其自身原因所致，与被告无关；证据4被告不清楚，无法确认；证据5原告没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是平安公司工作人员为于润明家属就有关理赔手续进行的相关解答，不存在任何过错；对于证据6、7、8、9由于原告没有提供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其也是治疗于红梅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与被告无直接关系，不属于被告的理赔范围。 被告毛义仟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1、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毛义仟接受赵春贺的委托，代其办理车辆领取、驾驶证领取及事故责任确认书和相关材料手续，并不包括保险理赔事宜。 2、2019年1月23日与李月茹的录音、与平安保险员工王学文的聊天记录、保险理赔授权书、毛义仟出差证明，证明被告毛义仟是因为于红梅的要求，才陪同其前往保险公司处理后续理赔事宜，毛义仟一直好心积极帮于红梅解决问题，并未言语刺激于红梅，也未与于红梅发生肢体冲突。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没有证明赵春贺授权毛义仟处理保险理赔事宜，明显毛义仟是超出授权范围，对证据2的与李月茹的录音，无法确认其完整性，所以对其三性暂不发表意见，对证明内容，在被告提供的书面录音材料中的第1页倒数第7行的李月茹所说的内容，证明了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于红梅因护工费的问题，要求赵春贺垫付1万元，但毛义仟拒绝联系赵春贺，对于红梅造成刺激；对证据2的与王学文的聊天记录，对该份证据原告认为是在于红梅发生意外后，才联系平安公司的理赔人员，对其三性没有异议；对保险理赔授权书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与赵春贺给毛义仟的授权书是矛盾的，因为赵春贺没有给毛义仟办理理赔事宜的权利，毛义仟的行为是越权行为；对毛义仟的出差证明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赵春贺没有证据举证。 原、被告申请本院向琼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和询问视频，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庭审质证，本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8日8时，2019年1月8日8时，被告一赵春贺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客车在万泉河路光华路口100米自嘉积大桥沿万泉河路往豪华路方向行驶，行驶至万泉河路光华路口时，遇行人即原告于润明自西进入人行横道往东通行。由于被告一赵春贺驾车行径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导致该车与原告于润明相撞，造成原告于润明受伤以及×××号车与原告于润明所乘坐轮椅损坏的交通事故。被告一报警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处理，原告于润明被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救治。2019年1月10日于润明由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治疗后，被告一另有家事要处理便委托朋友即被告二毛义仟到交警大队代其办理车辆领取、驾驶证领取及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手续。彼时，原告周志鹏（于润明、王凤琴的外孙，于红梅、周军的儿子）从哈尔滨飞往琼海协助家人处理事故的后续理赔事宜。原告周志鹏向被告毛义仟表示其母亲于红梅身体不好，处理事故的相关事宜直接跟他联系。2019年1月23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一赵春贺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并通知于红梅到交警大队签字，于红梅在朋友李月茹、黄雄陪同下到交警大队签字领取责任认定书。此时，被告二也在交警大队签字领取材料。因保险理赔事宜未处理妥当，（该车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即被告三投保交通强制险、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投保商业险），于红梅想让毛义仟协助与保险公司沟通先行支付1万元护理费。于是于红梅和黄雄乘坐一部车，李月茹乘坐毛义仟的车共同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办公地址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沟通支付理赔事宜，被告知护理费应由投保交通强制险的保险公司即被告三承担，因毛义仟与被告三的业务员李琦熟悉便打电话让李琦到人民财保公司来帮助处理。李琦到达后告知其是平安公司的员工、按公司规定护工费是按实际情况去报销的，公司之前的规定是80元至100元护工费一天，具体要提交手续和发票给公司，并表示她本人不负责理赔方面，并把负责理赔工作人员王学文的电话及一些理赔流程告知毛义仟，尔后毛义仟电话与王学文沟通赔付护工费问题。理赔手续繁琐，于红梅顿感头晕进入人保公司休息室休息，随即呼叫120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1月25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脑疝形成。琼海市人民医院入院记录里示“病史陈述者：患者朋友。主诉：突发意识不清1小时。现病史：患者于1小时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意识不清。伴有头晕、右侧肢体无力，有恶心、呕吐、稍烦躁......”。于红梅在医院救治的医疗费为18480.16元。于红梅死亡后，原告王凤琴于2019年3月22日不幸去世。不再列为本案原告。 于红梅死亡后，家属有向琼海市公安局报警，琼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相关案情进行调查，本院立案后，原、被告双方均向本院申请调取城南派出所的调查材料，本院依法调取了城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询问录像。派出所的调查材料未显示双方当事人有过激的语言和肢体冲突。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案件，争议的焦点是三被告的行为与于红梅的死亡有无因果关系及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是否有依据。首先，于红梅是接到通知在琼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签字时，与被告毛义仟相遇，在与于红梅的朋友黄雄、李月茹的陪同下共同到保险公司协商沟通支付护理费事宜，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告二要求于红梅到保险公司办理理赔。其次，原告周志鹏有向被告二讲过其母亲于红梅身体不好，处理事故可直接联系他本人，但并没有强调于红梅身体疾病的危险性，回绝被告与于红梅参与处理事故。再次，被告三的工作人员李琦到人保财产保险公司说明保险理赔规定和流程，是出于与被告二的熟人关系，其过程未发现争吵。另从琼海市人民医院关于于红梅的入院记录看，于红梅入院前1小时无明显诱因，琼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调查排除了双方有过激的语言和肢体冲突。被告二接受被告一的委托处理事故相关事宜系出于善意，按常理，不可能判断到于红梅在朋友的陪同下协商理赔会引发疾病致其死亡。综上，三被告的行为与于红梅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原告主张被告通过语言及行为刺激是于红梅脑溢血死亡的诱发因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不再论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军、周志鹏、于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783元，由原告周军、于润明、周志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居坤 人民陪审员  符传策 人民陪审员  许德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符谷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