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2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5号楼3号门市。法定代表人：刘忠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立国，辽宁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长发，男，195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然福，男，1960年11月20日出生，朝鲜族，住抚顺市顺城区。罗长发、崔然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杰，辽宁恒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生财，男，195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加志，男，194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庆鲁，男，1954年7月2日出生，朝鲜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剑秋，男，194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春彦，女，196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臧玉财，男，194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望花区。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然福，男，1960年11月20日出生，朝鲜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发，男，195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大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罗长发、崔然福、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的（2017）辽0411民初341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顺大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辽04民终1289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辽0411民初755号民事判决，顺大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顺大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立国，被上诉人李加志、邢剑秋、崔然福、罗长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八位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因为双方当事人对此争议最大。如果八个被上诉人均非公司真实股东，应当裁定驳回所有原告的起诉，对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及是否有效没有必要审理，只有在至少一个被上诉人具有真实股东身份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审理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然后再进一步审理股东会效力问题。具有股东身份，是审理公司决议是否成立的前提，公司决议成立，是审理公司决议是否有效的前提，在前提没有确定的情况下，直接对后续问题进行判断是不可能得出有效结论的。两次一审，上诉人均对八位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予以强烈否定，人民法院当然应当把八位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列为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八位被上诉人均不具有股东资格，本案无须对公司决议是否成立进行审理；2、八位被上诉人自述是上诉人真实股东的理由不成立；3、一审判决认定八位被上诉人系上诉人股东的理由不成立；4、八位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他们是真实的股东。对于八位被上诉人提交的在工商备案的材料，上诉人认为，将相关资料在工商局备案是设立公司必须完成的手续，这只是一种公示和备案手段，是设立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非实质要件，不能以工商局登记备案的形式要件作为实质要件，来证明备案的股东就是真实的股东，在股东之间出现股权纠纷时尤其如此。如果将工商局备案的材料当成认定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公司法规定的实际控制人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名义股东就不成立了，因为只要名义股东追认在工商局备案的资料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就要认定其为真实的股东，而实际控制人和实际出资人则必然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和股东资格。八位被上诉人提交的没有在工商局备案的主要证据为《出资证明书》、《顺大开发公司股东名册》、《顺大（建筑）公司94-98年工作总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民终946号民事裁定书。上诉人认为，这四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八位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股东：5、八位上诉人均非上诉人的真实股东。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可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签署公司章程。第二，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第三，履行公司设立职责。对本案八位被上诉人而言，这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首先，八位被上诉人均未签署公司章程，亦未委托他人签署公司章程，说明公司的设立与他们没有关系。其次，八位被上诉人均未向公司认缴出资或股份。最后，八位被上诉人均未履行设立公司的职责。本案八位被上诉人均不是上诉人的真实股东，他们因未实际取得公司股权，不能享有股东权利，包括股东会表决权和异议权；6、一审判决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认为，未召开股东会不属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形，而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的“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不能因此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这一条款与本案无关，至少与股东会决议内容无关；7、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本案八位被上诉人均非上诉人的真实股东，不享有股东的权利，无权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对他们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如果人民法院以被上诉人系工商局备案股东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具备起诉的资格，也应在确认其非公司真实股东的情况下，裁定驳回起诉。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是错误的。八位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不当。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参加过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议并未实际召开，因此其作出的决议不成立，上诉人强调的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只是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而上诉人工商登记记载八位被上诉人均为上诉人的股东，也即八位被上诉人可以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这是程序上的审查并非实体，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其股东资格经确认，无需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二、除夏生财以外其余七位被上诉人均为顺大建筑公司的股东，顺大建筑公司是上诉人的发起人，上诉人的股东为顺大建筑公司的部分股东，即七位被上诉人通过顺大建筑公司未分配的红利对顺大开发公司予以投资参股，对于夏生财持股的10万元是在上诉人成立之前顺大建筑公司召开会议，决定聘任夏生财为即将注册的顺大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当时应夏生财的要求即刘忠礼的应允同意赠与夏生财10万元股金，因此上诉人注册资金200万元，刘忠礼持股110万元，其余90万元分别为八位被上诉人及刘忠礼之子刘宏韬持股各为10万元。三、上诉人称八位被上诉人均未实际缴付投资股金，并以顺城区财政农村合作基金会拨付的200万元为公司的注册资金这一节存在以下矛盾：1、上诉人于2017年成立，2017年12月份验资证明表明各股东出资已经到位，而顺城区财政农村合作基金的200万元是在1998年1月16日支付到顺大开发公司。那么按照当时设立公司其注册资金应一并存入指定的银行账号，而并不是直接支付到设立的公司。2、顺城区财政农村合作基金只是社区内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后期由于全国的该基金会出现了违法行为，因其不是金融机构，国务院在1994年发布了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工作的意见当中开始清理基金会，那么该基金会转入上诉人的200万元资金的性质和用途均无法确定该200万元与上诉人设立时的注册资金200万元是否为同一笔款项，而且在一审法院庭审时一审法庭提出让上诉人提交验资证明记载的1997年12月份注册资金的相关证据，但上诉人未提供，那么对于该问题被上诉人认为200万元从顺大建筑公司拨付到指定的账号，该证据因客观原因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下一步也将请求法院依职权调取。因此上诉人称基金会的200万元即为上诉人的投入资金是错误的，而且基金会也并不是上诉人的股东，其200万元的用途和性质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形下不能作为上诉人的投入资金。3、按照当时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为2人以上即可，那么刘忠礼、刘宏韬完全符合公司设立对股东要素的要求。其父子即可以成立顺大开发公司，没有必要将被上诉人均列为上诉人的股东，1997年上诉人设立之初，对于1997年12月的股东公司章程及股东决议等文件，八位被上诉人知情并予以确认，代人签字并事后追认，符合民法代理行为的要件。之后八位被上诉人在提起诉讼当中涉及到的公司章程的变更及股东会议，八位被上诉人没有得到通知也未实际参加，因此才向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4、对于夏生财10万元的股金问题，夏生财在原一审庭审时承认自己并未实际投资。这一点与刚才被上诉人答辩之前的陈述并不矛盾，对于股东出资证明书的时间问题做如下答辩，上诉人成立之初承诺给予夏生财10万元出资额，该承诺形成材料之后，出资证明书的印鉴是在上诉人印鉴登记之后予以盖章，公司印章不是伪造。本案当中出资证明书之所以仅为夏生财一人就是因为夏生财不是顺大建筑公司的股东，因此才出具了出资证明书。而其他七位被上诉人因原是顺大建筑公司的股东，因此无需予以证明。就像刘忠礼和刘洪涛一样同样也没有让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四、对于1997年上诉人设立之初的上诉人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决议被上诉人签字代签一节，由于被上诉人对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决议内容认可知情，他人代签是被上诉人的授权，而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仅就刘忠礼委托他人签字一节予以认可，而否认被上诉人的他人代签的效力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是同一件事不同的对待，显然是否认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股东的事实。五、对于上诉人提及的被上诉人没有履行股东的义务这一节做如下说明，由于本案当中被上诉人同顺大建筑公司的纠纷已经持续了近20年，因此在被上诉人向刘忠礼提出对顺大开发公司进行财务审查或了解顺大开发公司经营情况时均遭到拒绝。2017年被上诉人同顺大建筑公司的股东资格纠纷一案被省高院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在查询顺大开发公司登记档案时才发现顺大开发公司在1999年之后其公司章程及注册资金和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和更换。这里需要说明不是被上诉人不履行顺大开发公司股东的义务，而是顺大开发公司将被上诉人拒之门外。因此上诉人以此来认定被上诉人未履行股东义务不当。崔然福、罗长发、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1999年4月5日关于变更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案及修改的公司章程决议无效（1999年4月1日股东会决议）；2.依法确认被告2014年7月7日关于变更负责人、变更投资人的公司股东会决议案及修改公司章程决议案无效（2014年6月5日、2014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3.判令被告立即将上列变更恢复到1999年4月5日之前的公司登记状态；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12月12日，案外人抚顺顺大建筑公司申办抚顺顺大房屋开发公司（本案被告）的请示获得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分局及抚顺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开发管理处的批复，批复意见准予设立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企业性质为私营股份制，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经营机制。原告夏生财、李加志、罗长发、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崔然福及案外人刘忠礼、刘宏韬制定公司章程，确定：公司名称为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为自然人股东10人，包括夏生财、李加志、罗长发、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崔然福、刘忠礼、刘宏韬。1997年12月25日召开股东会，任命夏生财为执行董事、刘宏韬为监事、夏生财为公司经理，并由夏生财代为办理企业法人登记手续。另，针对股东出资情况，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证明书》证明：顺大房地产公司投资人的出资均已到位，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案外人刘忠礼110万元、案外人刘宏韬10万元、本案原告夏生财、李加志、罗长发、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崔然福各10万元。庭审中，原、被告对设立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就公司设立时的相关股东会决议及公司设立申请材料等双方均自认公司股东均未签字，上述材料均系其他工作人员代为办理。被告不认可本案八原告实际出资的事实，认为注册资本金200万元系由顺城区财政农村合作基金会于1998年1月16日支付；本案八原告自认未实际现金出资，但认为因本案被告系由案外人抚顺顺大建筑公司投资设立，八原告是抚顺顺大建筑公司的股东，抚顺顺大建筑公司投入设立的被告的注册资金来源于八原告在抚顺顺大建筑公司没有分配的利润，注册资本的200万元资金系经抚顺顺大建筑公司量化给的八原告，因此八原告虽未实际现金出资但不能否认八原告的股东身份。另，原告方庭审中举证了夏生财的《股东证》、《出资证明书》（落款核发日期为1997年4月10日）、《顺大开发公司股东名册》，上述材料中显示夏生财为被告的股东，出资额为10万元，本案八原告及案外人刘忠礼、刘宏韬为被告股东，上述证据材料均加盖了被告的印章。被告对上述材料中加盖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出资证明书》记载的核发日期为1997年4月10日，而被告公司的成立时间及工商档案记载的出资时间是1997年12月份，故《出资证明书》的时间有误不能证明八原告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关于《股东证》，记载了出资证明编号是“抚顺市顺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证明，并非本案的被告顺大开发公司；关于股东名册，虽然列举了股东名单，但其中的“李加志、臧玉才、梁春艳”与原告实际的姓名并不相符，被告对该名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夏生财受聘于顺大开发公司，并曾担任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负责管理顺大开发公司的公章，所以该组证据的公章实际加盖者存在着夏生财予以加盖的可能，原告主张的股东名单中有十人，出资证明书和股东证都有编号“97第002号”，如公司实际向股东出具了前述文件，其他原告也应当持有，被告认为原告称仅夏生财个人所有而其他股东并无持有与事实不符。通过原、被告举证的顺大开发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显示，1999年4月1日被告作出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订案，主要内容为：1、原公司注册资本金200万元变更为662.9万元；2、新增自然人股东3人：韩平、官艳秋、徐丽清；3、股东出资情况：夏生财出资30万元、刘忠礼出资130万元、李加志出资30万元、宋庆鲁出资30万元、崔然福出资30万元、邢剑秋出资30万元、罗长发出资30万元、臧玉财出资30万元、梁春彦出资30万元、刘宏韬出资160万元、官艳秋出资50万元、徐丽清出资50万元、韩平出资32.9万元。上述决议作出后，公司登记机关于1999年4月5日作出变更登记，将股东人数由10人增加为13人。庭审中，原、被告自认上述股东本人均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被告并举证案外人吕春红的证明材料，证明1999年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在《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上都是吕春红一人所签；被告并举证案外人官艳秋、徐丽清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告在1999年工商变更手续时，其二人虽被列为投资人，而事实上二人并未出资、不是股东，同时公司也未收到其他所谓股东的投资款。另据顺大开发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顺大开发公司在2000年6月27日、2010年2月2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23日、2016年6月30日就公司股东、经营期限、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多次在公司登记机关作出变更登记。其中2014年6月5日被告顺大开发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1、自然人股东夏生财、韩平、邢剑秋、臧玉财、李加志、梁春彦、宋庆鲁、崔然福、罗长发九人（总计出资837.6万元，占总资本41.4％）从公司撤资，终止股东身份；自然人股东官艳秋、徐丽清将其全部股权，计人民币各151.8万元（总计303.6万元，占总资本15%），转让给刘忠礼，终止股东身份；2、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撤资、转股后，自然人股东刘忠礼以货币形式追加出资3.6万元，公司注册资本金最终减至1190万元。上述《股东会决议》上有各股东的名字并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庭审中，原、被告自认上述股东本人均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4年6月6日被告顺大开发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1、公司经营期限延至2019年12月25日；2、免去夏生财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选举刘宏韬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免去刘宏韬公司监事之职；3、选举刘忠礼为公司监事；4、减资前全部债权债务转由减资后全体股东继续承担，不因减资而免除；5、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上述《股东会决议》上有股东刘忠礼、刘宏韬的名字并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2014年6月5日、6月6日）作出后，公司登记机关于2014年7月7日作出变更登记，将股东人数由包括八原告在内的13人变更为刘忠礼、刘宏韬2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夏生财变更为刘宏韬。庭审中，八原告对1999年4月1日、2014年6月5日、2014年6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相关签名不予追认，对决议内容不予认可，但对其余的其他股东会决议的签名及内容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董事会通过会议形式所作的意思决定。因此只有公司决议的程序公正和内容合法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的章程是否有效，该公司是否设立；被告辩称该公司章程及设立时，向工商登记机关出具的文件均非原告八人签字，故原告八人为借名股东，而非公司的实际股东，不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因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制定，并记载了有关公司的主要事项，股东要在公司章程中签字。在公司设立时，公司将章程提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故章程也启到公示的效力。本案中，在1997年12月25日顺大开发公司设立时，原告八人及另外两名股东刘忠礼、刘宏韬的签字均由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代签。被告的公司章程虽然原、被告都认为可非原告八人所签，但在全体股东均未签字的情况下，单方否认原告八人的股东身份有悖于逻辑和常理，且原告八人对其进行了追认，亦认可成立被告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成立时章程及公司决议的瑕疵不能导致被告法人资格的灭失，故被告成立时的章程及公司决议应当认定为有效。被告以公司成立时的瑕疵否认原告八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1999年4月1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2014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14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负责人决议》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如果公司决议的程序或者内容存在瑕疵，就不能认为是团体意思，应对其效力作出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了公司决议无效及撤销制度，同时赋予股东诉权。被告在形成1999年4月1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2014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及2014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负责人决议》时，应当召开股东大会，三份公司决议原、被告均认可非原告八人所签，八原告亦未参加股东会，未对上述三份决议进行表决，故此可以推定，被告并未召集原告八人开股东会，未经股东表决，而直接作出上述三份公司决议，且无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1999年4月1日、2014年6月5日的二次股东会决议的作出未召开股东大会，且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其公司章程的规定，故应当认定为无效。被告基于2014年6月5日无效的股东会决议，进而在2014年6月6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负责人的决议亦应无效。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之规定，被告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撤销变更登记手续。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1999年4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2014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14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负责人决议》无效；二、被告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公司登记机关撤销依据1999年4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2014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投资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14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负责人决议》进行的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相关工商登记。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抚顺市顺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会通过议定事项，应当作出决议，决议需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下列情形，必须代表三分之二的股东通过：（一）增加、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二）修改公司章程。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应当依照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进行，依法成立的股东会决议需要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包括会议召开的事实要件、召集及表决程序要件等。本案中，1999年4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变更投资人、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2014年6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变更投资人、修改公司章程、减少注册资本，2014年6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涉及公司章程的修改，就上述股东会决议，八位被上诉人陈述并未参加会议及进行表决，事后亦未予以追认，上诉人亦未就本案所涉的股东会议召开进行了事先的通知及对会议进行了表决或者出席会议的人数符合公司章程或者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等进行充分举证，由此导致本案所涉的股东会决议作出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于此种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而欠缺成立要件的股东会决议，其法律性质属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状态，尚未进入决议成立的效力评判阶段。本案八位被上诉人以本案所涉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为由诉至法院法律依据不充分，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9）辽0411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长发、崔然福、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罗长发、崔然福、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罗长发、崔然福、夏生财、李加志、宋庆鲁、邢剑秋、梁春彦、臧玉财共同承担。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李 艳审判员 李依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