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琼民终569号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原审原告：陈福春，男，196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原审被告：琼海磐龙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海滨街（2）**。   法定代表人：刘志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友，北京市浩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原审被告：石磊，男，1974年12月l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二审上诉人陈福春因与二审被上诉人石磊、琼海磐龙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海南一中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第24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琼96民监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琼96民再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陈福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福春，被上诉人石磊，被上诉人磐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福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维持第24号调解书。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符合再审的条件，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本案进行再审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虽然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认定调解书“确有错误”是指原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第24号调解书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也并非以该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职权对本案再审。本案不符合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的情形，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本案再审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准许刘志强代表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错误。2013年12月21日刘志强与石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5月27日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刘志强将其持有的磐龙公司5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石磊，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刘志强不再是磐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磐龙公司为石磊一人公司，此后磐龙公司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均与其无关。协议签订后石磊已支付其第一笔股权转让款320万元。2014年，刘志强向琼海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琼海法院）起诉要求石磊、磐龙公司支付其剩余股权转让款。2016年，刘志强针对第24号调解书，以陈福春、石磊、磐龙公司为被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另据琼海法院（2016）琼9002民初1866号已生效判决，刘志强在该案中确认其已将持有的磐龙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石磊，并于协议签订后将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移交石磊，此后公司一切事务由石磊管理。本案中刘志强自与石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磐龙公司虽然没有办理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但刘志强已将其股权转让，该事实已有生效判决确认。刘志强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已不再是磐龙公司股东，其除享有向石磊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外，其对磐龙公司已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并且其在此后已多次起诉磐龙公司，其与磐龙公司是利益相对方，其个人利益与磐龙公司利益相冲突，其已不能代表公司利益。刘志强与石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应当视为磐龙公司的所有股东已决定刘志强退出公司，磐龙公司为石磊一人公司，石磊为磐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准许刘志强在本案一审中以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庭，但从其提交的答辩意见可以看出，其自称是磐龙公司的债权人，其目的是为实现其个人债权，其显然不能代表磐龙公司利益。而根据一审法院（2018）琼96民再9号民事判决，刘志强仅对石磊个人享有债权，其对磐龙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陈福春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是原则，但若出现法定代表人不宜行使权利、法定代表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等情形时，应当允许公司通过合法途径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因种种原因导致磐龙公司未能及时办理工商登记信息变更，但刘志强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事实上已不再是磐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且与磐龙公司是利益相对方，刘志强不能代表磐龙公司出庭参与诉讼。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准许刘志强仍以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显然系不尊重事实及对法律规定的曲解。三、一审法院准许孟宪友律师以磐龙公司代理人身份出庭参加诉讼错误。孟宪友律师所提交法院的委托手续是非法的，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磐龙公司印章，是刘志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琼海市公安局许可后重新刻制的，该印章的持有及使用均为非法（磐龙公司真实的印章在刘志强与石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合法移交给石磊）。而此前刘志强起诉磐龙公司的相关案件中，孟宪友律师均为刘志强的代理人，磐龙公司是其对方当事人。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却准许其却作为磐龙公司的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其显然不能代表磐龙公司利益。其代理行为始终与刘志强利益一致，但并非与磐龙公司利益一致，一审判决以其与刘志强利益一致，故认定其出庭参加诉讼并未违法，该认定显然错误。四、本案中陈福春与石磊、磐龙公司之间借款真实合法，第24号调解书合法有效。2010年，石磊来海南投资酒店，因买地建设酒店等需要大量资金而其自有资金不足，故陆续向陈福春夫妇及其他亲友借款，从陈福春与石磊银行账户流水可以看出，陈福春具备出借大额款项的经济能力，且陈福春账户的取款记录与石磊账户的存款记录基本能够印证。陈福春借款虽支付至石磊个人账户，但款项用于建设磐龙公司名下的酒店项目是不争事实，磐龙公司的账户没有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对外付款均以股东石磊、刘志强个人账户中支出，故本案借款实为磐龙公司借款。2014年6月15日，由磐龙公司、石磊做为共同借款方与陈福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之前陆续借款的汇总，陈福春与磐龙公司、石磊之间借款关系真实、合法。第24号调解书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五、一审判决撤销（2015）第24号调解书的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1．关于借款起始时间，陈福春对于原起诉状中时间书写错误有权予以更正，实际借款起始时间可以结合石磊来海南注册成立磐龙公司的时间、买地的时间，以及石银花、陈福春夫妇与石磊之间资金往来的时间来确定。陈福春不存在随意变更的情形，一审判决以陈福春更正该时间即认为“理由牵强，其真实性难以确信”，其判决理由缺乏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5日石磊接管磐龙公司印章后，未经法定代表人刘志强的同意，在《借款合同》《收据》上盖章，故《借款合同》《收据》存在虚假，其认定显然与事实相矛盾。刘志强之所以于2014年1月5日将磐龙公司印章等移交给石磊是因为其已将其所持有的磐龙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给石磊，且《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已明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刘志强不再是磐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磐龙公司为石磊一人公司，此后磐龙公司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均与其无关，其有义务配合将磐龙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至石磊名下。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双方未能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刘志强已不再是磐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不再对磐龙公司享有投资权益是不争的事实。刘志强诉石磊、磐龙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一案亦为一审法院审理，案号为（2018）琼96民再9号。刘志强在该案的上诉状中明确确认：“……且转让后的公司实质上为石磊一人独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三款：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刘志强不再是磐龙公司股东，公司成为石磊一人投资的一人公司）……”。该案生效判决已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而本案一审法院明知上述事实，却仍然以石磊未经法定代表人刘志强同意在《借款合同》《收据》上盖章，故认定《借款合同》《收据》存在虚假。一审判决显然不尊重基本事实。3．关于银行流水问题。陈福春向石磊支付借款的形式主要为石磊将其名下账户存折交给石银花，由陈福春从其账户取现并直接存至石磊名下的存折，然后石磊持与存折对应的银行卡在海南取款。该方式无需向银行支付转账手续费，降低了交易成本，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且陈福春的取款记录与石磊的存入记录基本对应。一审判决的认定显然不尊重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本案依职权进行再审违反法律规定，撤销原调解书理由不充分。请求二审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   石磊答辩称：1.第24号调解书是真实的。石磊同意调解，不是因为和石银花、陈福生、蔡胜涛是亲戚朋友关系才调解结案，磐龙公司所有涉诉案件除了一宗金融借款的案件不是以调解结案，其余所有案件均以调解方式结案，主要是可以少承担诉讼费用。2.石磊与石银花、陈福生、蔡胜涛的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本案经过多次庭审，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各种证据都能证明石银花、陈福生、蔡胜涛向石磊出款项的事实。磐龙公司从设立至今，除1000余万元银行贷款是经过公司账户，其余款项均是从石磊个人账户和刘志强个人账户出账。结合石银花、陈福生、蔡胜涛一审提交的证据，借贷关系是成立的，三位出借人均有能力出借资金，借贷方式也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当时网银还并不发达，转账也需支付较高的手续费。石磊的存折长期放在老家，因此石银花、陈福生、蔡胜涛存款到存折中也无需填太多的银行单据。3.石磊愿意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也让石磊非常尴尬。   陈福春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磐龙公司及石磊偿还其借款680万元及利息68万元；2.磐龙公司及石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磐龙公司及石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磐龙公司于2010年5月21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刘志强、石磊各出资500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为刘志强。2013年12月21日，刘志强与石磊经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刘志强将其拥有磐龙公司的50%股权全部转让给石磊，转让总价为800万元。双方还对付款时间和方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及至合同签订时磐龙公司的债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1月5日，刘志强将磐龙公司的全部证照原件及公司印章、个人私章交给石磊。2014年5月27日，刘志强和石磊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对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部分履约条款进行了调整，但是股权转让总价款仍为800万元。协议签订后，石磊支付给刘志强股权转让款320万元。因石磊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刘志强于2014年7月向琼海法院起诉石磊和磐龙公司。经琼海法院调解，并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琼海民二初字第260号民事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为：1.石磊和磐龙公司同意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志强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480万元、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30万元，合计510万元。如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前述款项，则每日按未支付款项的l‰支付违约金；2.刘志强出资的150万元股权转让过户手续费，石磊及磐龙公司同意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所花费用多退少补，若石磊及磐龙公司逾期办理该手续，则于逾期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刘志强过户手续费150万元。因石磊及磐龙公司未履行调解书中的义务，刘志强遂向琼海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琼海法院立案受理后，依申请查封并于2015年12月依法委托拍卖了磐龙公司名下唯一的财产（位于琼海市××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拍卖得款26655458元。前述拍卖款在支付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贷款17230983.89元后，余款为9384584.61元。原审作出第24号调解书后，陈福春依此作为普通债权人向琼海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前述拍卖磐龙公司名下唯一财产所得的9384584.61元拍卖余款。琼海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5）琼海执字第229-4、257-2、316-6、377-3、378-3、379-3、380-3、381-3、404-1、426-3、457-3号执行裁定分配拍卖余款9384584.61元，其中陈福春按比例分得1646422元，扣除相应执行费14233元，实际分得1632189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志强及孟宪友律师能否代表（理）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陈福春与磐龙公司、石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第24号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一、关于刘志强及孟宪友律师能否代表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刘志强是磐龙公司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至今仍未变更，磐龙公司是原审被告，刘志强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代理人孟宪友律师出庭参加诉讼是受磐龙公司的委托，有磐龙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函，且孟宪友律师的代理行为始终与刘志强的利益一致，故其出庭参加诉讼并未违法。对陈福春、石磊提出的刘志强及孟宪友律师不能代表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陈福春与磐龙公司、石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第24号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情况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陈福春起诉主张石磊向其借款680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而言，陈福春提起诉讼，要求磐龙公司、石磊偿还借款680万元及利息68万元，并提供了《借款合同》《收据》、刷卡凭证和银行流水单，石磊对陈福春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同时石磊也提交了一些相关汇款凭证、银行流水单。但从陈福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以及陈福春、石磊提交的证据看，不足以证明陈福春出借680万元给石磊的事实。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款起始时间变更的理由牵强。起诉状显示，借款时间从2012年开始；第24号调解书也认定，借款时间从2012年开始。但在再审一审庭审中，陈福春却以笔误为由，变更为从2010年开始。借款起始时间变更随意，理由牵强，其真实性难以确信。第二，《借款合同》《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陈福春、石磊的自述，陈福春系石磊的亲姑父，《借款合同》《收据》中确定的借款金额680万元，是对石磊多次向陈福春借款的汇总。然而，680万元为大额借款，当事人对分几次借、打了几次借条、每次借款金额多少等细节事实均陈述不清。可见，汇总数额680万元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难以确信。此外，石磊于2014年1月5日接管磐龙公司印章后，未经法定代表人刘志强的同意，分别在《借款合同》、《收据》上加盖磐龙公司的印章，且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如无能力偿还陈福春借款本息，则同意将公司名下的酒店处置后优先偿还。企图通过诉讼手段让陈福春参与分配拍卖磐龙公司名下财产所得款项，故《借款合同》、《收据》存在虚假的可能。第三，绝大部分银行流水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陈福春提交的两张刷卡凭证与石磊提交的两张中国银行流水单，可证明陈福春分别于2012年1月5日、2012年1月7日汇款70万元和30万元给石磊妻子陈霞，再由陈霞分别于2012年1月6日、2012年1月8日转汇给石磊。除此之外，陈福春提交的建行卡、工行卡、农信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衡水银行、民生银行、农行卡等七组银行流水单虽然记载交易日期、交易金额等内容，但却无汇款给石磊的内容记载，且显示交易方式为现支或卡取，故该银行流水单只能证明陈福春的银行卡自2008年6月至2014年4月间多次发生取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取款的目的和款项流向。对于石磊提交的100万元和400094.44元的电汇凭证及银行流水单，可证明陈福春出借100万元和400094.44元给石磊，但该两笔借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4月7日和2011年6月20日，均发生于起诉状和第24号调解书认定的借款起始日期2012年以前，故该两笔款项是否与案涉借款680万元有关联难以确认。通过陈福春与石磊提交的绝大部分银行流水单的对比，交易日期和交易金额都有较大差异，不能相互印证，故对其关联性无法确认。综上，陈福春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与磐龙公司、石磊之间存在真实的680万元借款关系，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24号调解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关于陈福春提出的一审法院裁定再审本案没有法律依据，第24号调解书不应被撤销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见，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并作出第24号调解书生效后，发现该调解书确有错误而对本案提起再审并无不当。陈福春提出的一审法院裁定再审本案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第24号调解书；二、驳回陈福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160元，由陈福春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4年，刘志强向琼海法院起诉要求石磊、磐龙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琼海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琼海民二初字第260号民事调解书，判决主要内容为：1.石磊和磐龙公司同意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志强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480万元、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30万元，合计510万元。如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前述款项，则每日按未支付款项的1‰支付违约金；2.刘志强出资的150万元股权转让过户手续费，石磊及磐龙公司同意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所花费用多退少补，若石磊及磐龙公司逾期办理该手续，则于逾期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刘志强过户手续费150万元。但该调解书已于2016年9月29日被该院作出（2016）琼9002民监1号民事裁定，裁定由该院再审。2017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2017）琼9002民再1号民事判决，判令：1.撤销（2014）琼海民二初字第260号民事调解书；2.限石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志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80万元；3.限石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志强支付补偿金及违约金（补偿金自2014年6月28日起至2014年7月27日止，以4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子2014年7月28日起至余款付清之日止，以48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计算）；4.驳回刘志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刘志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8）琼96民再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4月10日（本案一审过程中），石磊以刘志强为被告向琼海法院起诉请求：1.刘志强履行为石磊办理磐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义务；2.刘志强停止以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进行诉讼活动的侵权行为；3.刘志强交还其刻制的磐龙公司公章、财务章；4.刘志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琼海法院于同日受理该案，立案号为（2019）琼9002民初1249号。   二审庭审中，石磊陈述，陈福春系石磊姑父，2014年1月5日接管磐龙公司印章后，石磊未经法定代表人刘志强的同意，分别在《借款合同》《收据》上加盖磐龙公司的印章，理由是石磊是磐龙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审再查明：二审庭审中刘志强与石磊共同确认：在2013年12月21日，刘志强与石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双方共同确认，刘志强对磐龙公司酒店项目投资1489万元，石磊投资1491万元。石磊称计算上述投资款时已将《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实际发生的本案借款计算至该投资金额中。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刘志强及代理人孟宪友能否代表（理）磐石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二、本案应否中止审理；三、陈福春与石磊、磐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四、第24号调解书应否被撤销。   关于刘志强及代理人孟宪友能否代表（理）磐石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陈福春、石磊主张刘志强及其代理人孟宪友不能代表（理）磐龙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理由是刘志强已经将股权悉数转让给石磊，已非磐龙公司股东，且刘志强与代理人孟宪友曾在刘志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将磐龙公司作为被告，不能代表和维护磐龙公司利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至本院二审庭审时，磐龙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为刘志强，其代表磐龙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刘志强以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委托孟宪友律师作为磐龙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提交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函件，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法律并未对法定代表人需持有公司股权作强制性规定，刘志强是否系磐龙实际股东，是否在另案中将磐龙公司列为被告，均不影响其作为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综上，对陈福春、石磊提出的刘志强及孟宪友律师不能代表（理）磐龙公司出庭参加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陈福春、石磊主张本案与石磊诉刘志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返还磐龙公司公章即琼海法院（2019）琼9002民初1249号案件，存在关联，应中止审理，待上述案件审结后再行恢复审理。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陈福春与石磊磐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法律关系，主要审查陈福春、石磊、磐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陈福春的诉讼主张应否得到支持，磐龙公司由谁代表出庭，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案也无需以琼海法院（2019）琼9002民初1249号案件作为审理依据。综上，对陈福春、石磊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福春与石磊、磐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陈福春、石磊提交的相关证据、本案基本事实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应认定陈福春与石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陈福春主张其向石磊出借680万元，提供了《借款合同》《收据》和银行流水单，石磊也提交了一些银行流水单，作为出借人，陈福春提供了证明借款事实存在的基础证据；第二，从陈福春账户流水可以看出，陈福春具备出借大额款项的经济能力，其中陈福春提交的两张刷卡凭证与石磊提交的两张中国银行流水单，可证明陈福春分别于2012年1月5日、2012年1月7日汇款70万元和30万元给石磊的妻子陈霞，再由陈霞分别于2012年1月6日、2012年1月8日转汇给石磊。且陈福春账户的取款记录与石磊账户的存款记录虽非完全吻合，但基本能够印证；第三，多次庭审中陈福春、石磊关于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借款次数、支付方式的陈述基本一致；第四，借款数额虽大，但考虑到陈福春与石磊之间系姑侄，关系较为密切，且借款时间跨度较大，借款次数较多，陈福春未采取转账支付方式，而采取从银行账户支取现金或是将其经营所得现金直接存入石磊存折账户，石磊在海南用卡支取、多次出借后汇总等便利、快捷、成本较低的方式出借款项亦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最后，石磊作为债务人，对于上述借款予以认可，并同意偿还。本院认为，对亲戚朋友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法律不应苛以出借人过高的举证标准。综上，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认定陈福春与石磊之间存在680万元的真实的借款关系。   对于上述借款应否认定为磐龙公司向陈福春借款，本院认为，第一，依照陈福春、石磊的陈述，陈福春于2010年起至2014年期间，多次借款合计680万元给石磊，借款用途是对磐龙公司的酒店项目进行投资，但上述款项均支付至石磊个人账户（部分为其妻子账户），从未有任何款项支付至磐龙公司账户；第二，陈福春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多次向石磊出借款项，大部分款项的出借系刘志强将股权转让给石磊之前，据二人陈述，部分款项出借后由石磊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据（后汇总时收回），此时磐龙公司尚有刘志强、石磊两名股东，刘志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磐龙公司从未出具收据或是确认上述借款；第三，石磊虽称上述借款均用于磐龙公司酒店项目开发，但从未提交证据证明，相反，在2013年12月21日刘志强与石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双方共同确认，刘志强对磐龙公司酒店项目个人投资1489万元，石磊个人投资1491万元，石磊亦自述上述投资金额中包含本案已经实际发生的借款，由此可见，石磊将其对外借款作为股东个人投资，刘志强与石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结算时也从未将上述借款作为磐龙公司借款。综合上述事实可知，磐龙公司从未向陈福春借款，但2014年1月，刘志强将磐龙公司公章移交后，石磊未经法定代表人刘志强同意，将2010年开始发生的借款汇总成《借款合同》确定的金额，利用持有公章的便利加盖磐龙公司公章，并以磐龙公司名义出具《收据》将上述750万元作为磐龙公司借款，在磐龙公司唯一财产被法院查封待拍卖执行时，代表磐龙公司参加诉讼，主动与陈福春和解，一审法院据此出具第24号调解书，由磐龙公司与石磊连带对陈福春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上述行为显然损害了磐龙公司真正债权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借款合同》中涉及磐龙公司的部分，应属无效。综上，本院认为，磐龙公司与陈福春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陈福春出借的款项应由石磊负责偿还，且陈福春主张的利息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第24号调解书应否被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第三个争议焦点的论述可知，磐龙公司与陈福春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第24号调解书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调解的内容涉及磐龙公司向陈福春支付上述款项及利息，陈福春据此参与磐龙公司唯一财产的执行分配，损害了磐龙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规定，依职权对该调解书提起再审并无不当，该调解书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陈福春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6民再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2限石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福春偿还借款680万元及利息68万元；   3驳回陈福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41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160元，由石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志勇   审 判 员 邢 君   审 判 员 詹润红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黄 丽   书 记 员 麦 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