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24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芳，男，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美雄，福建绩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国雄，男，197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进，福建绩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法定代表人：李鹏飞，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仙龙，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仙游鲤城花园项目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美娇，女，1965年7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忠，福建莆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玉记，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峰，福建莆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玉芳、沈国雄、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美娇、沈玉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仙游县（2019）闽0322民初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2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的判决，改判驳回宋美娇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宋美娇和沈玉记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承揽人和实际施工人，宋美娇和沈玉记应对承揽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王玉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2012年，飞阳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王玉芳施工，王玉芳将该案涉工程全部交付给宋美娇、沈玉记（宋美娇、沈玉记系夫妻关系）承揽施工，由宋美娇、沈玉记独立自主安排时间完成工作成果，宋美娇、沈玉记的工作安排并不受王玉芳的监督或管理，宋美娇、沈玉记在完成安装工作后，是按照工作成果向王玉芳结算报酬，宋美娇、沈玉记与王玉芳之间是承揽关系，这从王玉芳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海宏·鲤城花园》结算单中也能够予以体现，宋美娇在承揽过程中所受的伤应当由其自身和沈玉记承担，与王玉芳无关，不应把宋美娇的受伤归责到王玉芳身上。同时，本案的定作款均是由王玉芳支付给沈玉记，而沈玉记与宋美娇系夫妻关系，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两人也承认平时夫妻财产未做分离，夫妻共同财产混同，两人实为利益共同体，虽然本案案涉工程实际承揽人名义上体现为沈玉记，但实际上两人均是实际承揽人，宋美娇应对其在承揽过程中受伤责任自负，所以一审法院认为王玉芳系违法分包，由此作出王玉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撤销。二、宋美娇的受伤系意外受伤，与案涉工程无关，一审法院对宋美娇是否系在涉案工程中受伤未做任何调查与分析，对宋美娇是否构成伤残及是否能适用城镇标准未做任何分析，一审法院由此作出王玉芳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宋美娇诉称其是在2013年11月28日在涉案工程施工时不慎摔伤，按常理讲，宋美娇、沈玉记应第一时间通知王玉芳并进行索赔事宜，但时至2019年2月份，王玉芳收到法院传票后才知道宋美娇受伤这一情况，这与常理不符，可以证实其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与王玉芳无关。其次，宋美娇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伤是在案涉工程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宋美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宋美娇提供的发票等证据反而可以证实其受伤后第一时间主张农村医保报销，宋美娇自认其受伤是意外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最后，宋美娇的损害程度构不成伤残，其伤残等级及误工期、护理期均是其单方委托鉴定，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其构成伤残的依据；同时，一审仅凭一张居委会和物业证明就认定宋美娇居住和收入来源均来自于城镇，这也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中既没有对宋美娇受伤时间和受伤地点进行任何的调查分析，也没有对宋美娇受伤与涉案工程施工的关联性进行任何的剖析，一审仅凭主观臆断就认定宋美娇受伤与涉案工程有关并适用城镇标准进行判决，一审该认定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由此作出王玉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纠正。三、宋美娇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宋美娇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将原已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予以计算，从而作出不利于王玉芳的判决，一审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暂且不论王玉芳是否系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的伤，退一步来讲，假设王玉芳系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的伤，王玉芳受伤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其受伤之日起一年,宋美娇应在2014年11月28日前向法院起诉要求王玉芳承担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宋美娇受伤后却一直未告知王玉芳也未曾向王玉芳主张赔偿权利，宋美娇直到2019年1月份才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王玉芳直到收到法院邮寄的本案应诉材料才知晓宋美娇受伤这一情况。宋美娇从受伤开始至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间隔达6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宋美娇从未向王玉芳主张相关赔偿，所以宋美娇在2019年1月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宋美娇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法院法院却以宋美娇二次治疗属于继续治疗为由，认为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该认定将原本已经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将被上诉人宋美娇原本已经消灭的胜诉权再次复活，原审法院该认定明显违背了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由此作出的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并驳回宋美娇一审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宋美娇如何受伤这一基本事实未作任何审查、对宋美娇、沈玉记系实际承揽人和实际施工人未作认定、对原已届满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以上种种错误致使一审作出王玉芳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一审法院错误的判决已经严重损害了王玉芳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支持王玉芳的上诉请求。 沈国雄上诉请求：撤销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2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的判决，改判驳回宋美娇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沈国雄从未参与涉案水电工程的承包、分包和转包，更没有雇佣过宋美娇，沈国雄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一审法院判令沈国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宋美娇主张其是受沈国雄雇佣在涉案工程中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受的伤，暂且不论其受伤时间和受伤地点的真实性，若要追究沈国雄承担责任，宋美娇至少应提供证据证明沈国雄系涉案水电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其是受沈国雄雇佣、工资由沈国雄发放。本案中，宋美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沈国雄与涉案工程具有关联性，而且从工程款流水中也可以体现本案所有的涉案工程款均是由王玉芳与沈玉记之间发生的，宋美娇、沈玉记系夫妻关系，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两人也承认平时夫妻财产未做分离，夫妻共同财产混同，两人实为利益共同体，虽然本案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名义上体现为沈玉记，但实际上宋美娇、沈玉记均是本案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本案涉案工程与沈国雄无关，故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认定宋美娇与沈国雄系雇佣关系，由此作出沈国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于法无据、明显错误。二、宋美娇的受伤系意外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一审对宋美娇是否系在涉案工程中受伤未做任何调查与分析，由此作出沈国雄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宋美娇诉称其是在2013年11月28日在涉案工程施工时不慎摔伤，宋美娇应第一时间通知沈国雄并进行索赔事宜，但沈国雄从未收到过宋美娇相关的索赔申请，这与常理不符，可以证实其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与沈国雄无关。其次，宋美娇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伤是在涉案工程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宋美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宋美娇提供的发票等证据反而可以证实其受伤后第一时间主张农村医保报销，宋美娇自认其受伤是意外受伤，与案涉工程无关。最后，一审中既没有对宋美娇受伤时间和受伤地点进行任何的调查分析，也没有对宋美娇受伤与涉案工程施工的关联性进行任何的剖析，一审仅凭主观臆断就认定宋美娇受伤与涉案工程有关，一审该认定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由此作出沈国雄应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三、宋美娇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宋美娇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违背法律规定，将原已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予以计算，从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一审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暂且不论宋美娇是否系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的伤，假设宋美娇系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的伤，宋美娇受伤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宋美娇受伤之日起一年,宋美娇应在2014年11月28日前向法院起诉要求沈国雄承担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宋美娇受伤后却一直未告知沈国雄也未曾向沈国雄主张赔偿权利。宋美娇从受伤开始至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间隔达6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宋美娇从未向沈国雄主张相关赔偿，所以宋美娇在2019年1月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宋美娇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法院却以宋美娇二次治疗属于继续治疗为由，认为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该认定将原本已经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将宋美娇原本已经消灭的胜诉权再次复活，一审法院该认定明显违背了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由此作出的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并驳回宋美娇一审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沈国雄与涉案工程的关联性未做任何审查、对宋美娇如何受伤这一基本事实未作任何审查、对原已届满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以上种种错误致使一审法院作出沈国雄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 飞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2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的判决，改判驳回宋美娇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飞阳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飞阳公司与宋美娇的受伤具有关联性，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判令飞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存在不当。宋美娇主张其是在海宏·鲤城花园施工过程中受的伤，暂且不论其受伤时间和受伤地点的真实性，若要飞阳公司承担责任，宋美娇至少应提供证据证明飞阳公司系海宏·鲤城花园工程的施工单位，但本案中，宋美娇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这一最基础、最基本的事实，一审没有进行任何的调查分析，直接就依据宋美娇口述判决飞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宋美娇的受伤系意外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一审对宋美娇是否系在涉案工程中受伤未做任何调查与分析，由此作出飞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宋美娇诉称其是在2013年11月28日在案涉工程施工时不慎摔伤，其应第一时间通知上诉人并进行索赔事宜，但飞阳公司从未收到过宋美娇相关的索赔申请，可以证实其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与飞阳公司无关。其次，宋美娇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伤是在涉案工程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宋美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宋美娇提供的发票等证据反而可以证实其受伤后第一时间主张农村医保报销，宋美娇自认其受伤是意外受伤，与涉案工程无关。最后，一审的判决中既没有对宋美娇受伤时间和受伤地点进行任何的调查分析，也没有对宋美娇受伤与涉案工程施工的关联性进行任何的剖析。三、宋美娇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宋美娇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违背法律规定，将原已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予以计算，从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一审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暂且不论宋美娇是否系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的伤，假设宋美娇系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的伤，宋美娇受伤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宋美娇受伤之日起一年，宋美娇应在2014年11月28日前向法院起诉要求飞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宋美娇受伤后却一直未告知飞阳公司。宋美娇从受伤开始至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间隔达6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宋美娇从未向飞阳公司主张相关赔偿，所以宋美娇在2019年1月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宋美娇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法院却以宋美娇二次治疗属于继续治疗为由，认为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该认定将原本已经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将宋美娇原本已经消灭的胜诉权再次复活，一审法院该认定明显违背了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由此作出的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并驳回宋美娇一审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飞阳公司与涉案工程的关联性未做任何审查、对宋美娇如何受伤这一基本事实未作任何审查、对原已届满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以上种种错误致使一审法院作出飞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 针对王玉芳、沈国雄、飞阳公司的上诉，宋美娇辩称：1、王玉芳主张宋美娇与沈玉记为夫妻关系以此认定宋美娇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不能成立；王玉芳在一审中所提供的所有的证据都未指向宋美娇，且本案被上诉人沈玉记也并非该工程的承包者，其也是受雇于沈国雄；故一审认定王玉芳存在违法分包，据此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2、通过宋美娇一审所提供的住院病历以及申请两位证人出庭的证言，足以证实其是在王玉芳和沈国雄所承包的海宏工地施工时受伤。自宋美娇受伤之后一直有跟王玉芳和沈国雄交涉赔偿事情，因涉案工程未竣工且宋美娇治疗未结束，故未在受伤之时及时向王玉芳及沈国雄主张权利。王玉芳、沈国雄、飞阳公司对宋美娇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并未申请重新鉴定，也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依据。一审根据宋美娇所提供的其居住小区物业及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认定宋美娇居住在城镇并无不当。宋美娇所从事的是建筑行业，并非农业收入；因此其相关的赔偿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3、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宋美娇在2013年出院之后，骨折尚未愈合，且还需取钢板治疗；在其病情未稳定所受损失未明确的情况下，且没有进行伤残评定的情况下无法对责任人进行赔偿申请。宋美娇也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2013年到2018年相关的复查报告单，其病情有在变化也在持续治疗，故一审认定诉讼时效未超过并无不当。4、飞阳公司上诉称其并非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没有依据，王玉芳的上诉请求第一点及其一审中的答辩，均可以明确王玉芳所承包的涉案工程就是从飞阳公司转包过来的；且飞阳公司在一审收到法院送达的相关诉讼文书时也没有抗辩其并非工程的施工单位，故一审认定飞阳公司为该工程的总承包方并无不当。综上，驳回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针对王玉芳、沈国雄、飞阳公司的上诉，沈玉记辩称：一审认定工程是王玉芳转包给沈玉记，我方有异议，实际上沈玉记只是提供劳务，但是因为沈玉记没有提出上诉，故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适用法律正确，对三上诉人的上诉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玉芳、沈国雄以夫妻为利益共同体认定宋美娇为实际的承揽人，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按照利益共同体那么在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中不止本案，其他的侵权及借贷纠纷，也应当都由夫妻共同承担责任。其他的答辩意见同宋美娇方的答辩意见。 针对沈国雄、飞阳公司的上诉，王玉芳辩称：同意沈国雄、飞阳公司的上诉理由。 针对王玉芳、飞阳公司的上诉，沈国雄辩称：同意王玉芳、飞阳公司的上诉理由。 针对王玉芳、沈国雄的上诉，飞阳公司辩称：同意王玉芳、沈国雄的上诉理由。 宋美娇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判令王玉芳、沈国雄、飞阳公司立即共同赔偿宋美娇因提供劳务受害造成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55117.34元（总损失193896.67元的80%）。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间，飞阳公司承包仙游县海宏鲤城花园建设项目，其后飞阳公司将该项目水电工程分包给王玉芳，王玉芳将其工程转包给沈国雄、沈玉记。随后，宋美娇经沈国雄、沈玉记雇佣在该项目进行施工。2013年11月28日，宋美娇在工地施工时不慎摔伤，同日13:15分，送往莆田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胫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右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2013年12月3日，宋美娇接受“切开（闭合）复位钢板内固定术”手术治疗，后于2013年12月17日出院。期间共住院19天，花费医疗费47201.67元（其中自付27931元），出院医嘱“1.骨折愈合前禁止负重行走及剧烈运动（至少三个月）；2.定期X线片复诊（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等），直至骨折愈合；3.骨折愈合后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4.注意功能锻炼，门诊随访，不适随诊。”随后，宋美娇分别于2014年1月15日、2014年3月19日和2014年4月16日、2015年10月22日到莆田市第一医院进行数字化摄影，报告分别显示“右胫骨下段、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行金属内固定后改变”和“右胫骨下段、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后改变”。2018年9月18日，宋美娇再次入住莆田市第一医院，经诊断“1.右胫腓骨骨折术后内固定存留；2.甲状腺切除术后”，随后于2018年9月21日进行“右胫腓骨内固定取出术”手术治疗，并于2018年9月26日出院。期间共住院8天，花费医疗费9052.61元(其中自费5613.67元)，出院医嘱“1.休息一个月，加强营养，每2-3天换药一次，术后14天拆线。2.注意功能锻炼，门诊随访，不适随诊”。2018年10月29日，宋美娇委托福建科胜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该鉴定所于同年11月2日评定鉴定宋美娇为十级伤残，误工期300日、护理期120日；宋美娇为此花费鉴定费1800元。于2019年1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宋美娇、沈玉记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一子沈荣，2013年6月8日，沈荣通过购置，取得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华东大道530号领尚居3号楼2902、2902A室房产。宋美娇随子前往该地居住。关于宋美娇的经济损失，根据其诉讼请求和本案实际，分别分析认定如下：1.其关于医疗费的索赔请求中扣除农保报销外的自费部分33544.67元，予以支持；2.其关于营养费6000元的请求偏高，应调整为医疗费的10%即3355元；3.其关于护理费19200元(160元／天×120天)的主张予以支持；4.其关于误工费48000元(160元／天×300天)的主张予以支持；5.其关于交通费540元(20元／天×27天)的主张予以支持；6.其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810元(30元／天×27天)的主张予以支持；7.其关于鉴定费180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8.其关于残疾赔偿金78002元[39001元（低于规定标准）／年×20年×10%]的主张予以支持；9.其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符合规定，予以支持。综上，宋美娇因本案遭受的损失共计为191251.67元。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宋美娇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作为雇主，沈国雄、沈玉记疏于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损失总额40%（即76500.67元）的赔偿责任；作为工程的发包人、分包人，飞阳公司、王玉芳存在选任过错，对宋美娇遭受的损害同样负有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损失总额40%（即76500.67元）的赔偿责任；作为受害人，宋美娇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主观上亦有过失，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即应自行承担损失总额的20%（即自行承担38250.33元）。沈国雄、沈玉记与飞阳公司、王玉芳间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宋美娇第二次住院治疗属于继续治疗，本案不存在其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问题，所以王玉芳、沈国雄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相关意见无理，不予采纳。宋美娇的诉讼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不予支持。飞阳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王玉芳、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给宋美娇经济损失76500.67元，沈国雄、沈玉记负连带责任；二、沈国雄、沈玉记应共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宋美娇经济损失76500.67元，王玉芳、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三、驳回宋美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26元，由王玉芳负担256.5元，沈国雄负担256.5元，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56.5元，沈玉记负担256.5元，宋美娇负担1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争议的部分本院分析如下：一、本案各方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1、二审期间本院传唤沈玉记本人到庭接受询问，相应内容摘录如下：“审：沈玉记，你在涉案工程中担任什么角色？沈玉记：我在工地里负责现场管理、工资发放和安排工人，我一天固定工资300元。审：问沈玉记，涉案有一张收款单据，该单据收款人处有‘沈玉记’签名，该单据是否你本人书写？该单据上载明‘借支工程款590000元’，请你解释是何意？沈玉记：签名是我所签，其他主文内容是案外人黄金富书写，上面的款项数额是正确的。工程款是王玉芳转账59万元给我。我替十几个工人代领工资。审：沈玉记，你所陈述的现场管理具体需要做什么的事情？沈玉记：我只安排水电班组的人做事情，一个月9000元；海宏鲤城花园的工程尾款还没有给我，我是给沈国雄代发工资。我有做账，庭后回家找下。审：王玉芳给你汇钱是数额不定还是你们有经过估算之后再汇？沈玉记：一般按工程进度估算之后再汇给我。审：沈玉记，沈国雄有没有到过工地？沈玉记：沈国雄在涉案工程开始的头两个月偶尔有去工地，之后的两年间都没有去过。审：沈玉记，谁授权你做现场管理和代发工资？沈玉记：都是沈国雄。审：沈玉记，你一审辩称的内容是：受到王玉芳授权进行现场管理及代发工资的，请明确一下你是受到何人委托？沈玉记：都是沈国雄委托授权的。审：你有跟沈国雄汇报过工程进度吗？如何汇报？多久汇报一次？沈玉记：有跟沈国雄汇报过，用电话联系，在项目开工头两个月沈国雄有去工地的那段时间有汇报，之后沈国雄都没有过去，我也就没有再汇报。审：沈玉记，既然是沈国雄叫你代发工资，那么是你为何跟王玉芳结算？沈玉记：因为王玉芳的钱是汇到我的账户，我是现场管理，所以他们就叫我来结算。审：问沈玉记，你做现场管理，那么水电班组的哪些人做什么都是你安排的吗？你主张沈国雄在之后水电安装工程施工的两年都没有出现过在施工现场，那么现场有什么意外发生也是由你自己处理吗？沈玉记：水电班组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由我安排，现场有什么意外也是由我处理。审：沈玉记，你说现场工人来来去去具有流动性，那么人来人往需要谁同意？谁给安排工作？谁给交接结账？沈玉记：有的人做几天就走了，就到我这边由我结算工资后就可以走了；有新来的人员，我就给他安排工作。审：沈玉记，你表示跟沈国雄也是第一次合作，你觉得他可以完全信任你，全权授权你管理现场，发放工资？沈玉记：那我不清楚。审：沈玉记，你跟沈国雄的关系是否非常好？沈玉记：普通吧。”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该类纠纷核心的法律关系为劳务的提供者与劳务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劳务的提供者的行为是为劳务的接受者服务，设备是由劳务的接受者提供，工作时间、地点都是劳务的接受者所指定，一般受劳务的接受者指示、监督下进行，劳务的接受者对劳务的提供者的职务行为可以控制及防范，因此，劳务的接受者应为劳务的提供者的职业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结合上述询问笔录中沈玉记的自述内容可知：（1）仙游鲤城花园水电安装工程的施工现场是由沈玉记管理，沈玉记对于施工现场工人的工作进行指示、监督，若现场有事故发生一般由沈玉记处理。（2）仙游鲤城花园水电安装项目的工程款王玉芳直接以汇款的形式支付给沈玉记；沈玉记虽辩称其是代该水电安装项目的其他工人代领、代发工资，有相应的代发工资账本为据，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账本。（3）沈玉记在一审庭审笔录中称其受到王玉芳的委托，管理涉案水电安装项目现场，但在二审询问笔录中又称其是受到沈国雄的委托授权对涉案工地水电安装项目进行现场管理，代发工资等。（4）结合王玉芳在二审期间的自述可知，其财务黄金富与沈玉记、沈国雄三人均是老乡关系，原先沈国雄也想参与涉案水电安装项目的承包，但是后来其认为合伙的生意不好做，故便没有参与。王玉芳因信任其财务黄金富便委托黄金富与沈玉记进行涉案水电安装项目的工程款结算，因该工程是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沈玉记，故涉案的收款单据上会载明“领取的是工资款”。综上可以认定沈玉记承包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的盖然性已达到民事高度盖然性原则的要求。2、关于一审认定沈国雄与沈玉记均为宋美娇的雇主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沈玉记主张其受雇于沈国雄，但其在二审询问笔录中自述：其与沈国雄关系一般，沈国雄承包涉案水电安装项目之后授权其在工地管理、代领代发工资、安排人员工作、处理工地发生的事故、与王玉芳结算工资款，沈国雄在工程刚刚开工的前两个月偶尔来工地看看，之后的两年间均未到过工地，其也未再向沈国雄汇报过工作。沈玉记的上述主张与其自述的其他内容相矛盾，与一般生活经验相悖，不符合民事高度盖然性原则，故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沈国雄与沈玉记一同承包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的唯一依据为“案外人卢金龙的证人证言”；但“根据沈玉记上述自述内容认定沈玉记一人承包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的盖然性高于“根据案外人卢金龙的证人证言认定沈国雄与沈玉记一同承包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的盖然性。综上，应认定沈玉记承包了涉案水电安装工程，伤者宋美娇受雇于沈玉记。3、关于一审认定飞阳公司将涉案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王玉芳，该认定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1）飞阳公司上诉称其并非涉案水电安装工程所在项目的施工单位。经查，涉案水电安装工程所在项目为“仙游鲤城花园”项目，二审期间飞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仙龙向本院提供的飞阳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兹证明沈仙龙同志为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仙游鲤城花园项目负责人”，据此，飞阳公司自认其是仙游鲤城花园项目的施工单位。（2）王玉芳主张本案系承揽关系，并非发包、分包与承包关系。本院认为，飞阳公司与王玉芳以及王玉芳与沈玉记之间形成的是名为劳务分包、转包实为违法的工程分包、转包关系。劳务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即劳务作业发包人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承包企业即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活动。劳务分包所指向的对象是完成工程分包的劳务作业而不是分包工程本身，劳务分包合同仅存在于施工劳务的承发包之间，其发包的是施工劳务作业而非分部、分项工程。劳务分包进行费用结算的，是纯粹的工费。因本案接受劳务分包业务的王玉芳以及接受劳务分包再转包的沈玉记没有相应资质，故本案飞阳公司与王玉芳以及王玉芳与沈玉记之间形成的是名为劳务分包、转包实为违法的工程分包、转包关系。二、关于一审以城镇居民标准认定宋美娇的各项赔偿项目的标准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一审期间，宋美娇提供了莆田市宜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霞林社区居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宋美娇于2011年2月入住宏基现代城3#2902室，系本小区业主”。一审以该证明内容结合宋美娇提供的房产证【宋美娇之子沈荣通过购置取得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华东大道530号领尚居3号楼2902、2902A室房产】认定宋美娇的各项赔偿标准可参照城镇居民计算，该认定与法无悖，且符合本市司法实践。另，王玉芳、飞阳公司主张，宋美娇受伤与涉案水电安装工程无关，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其主张，故一审根据证人证言以及宋美娇的病历资料上载明的相关内容认定宋美娇系在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的工地受伤，该认定并无不当。法律并无禁止夫妻间可以存在雇佣关系的规定，故宋美娇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从事涉案水电工程的小工工种，受雇于其夫并无法律上的障碍，据此可以认定宋美娇受雇于沈玉记。 除以上内容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宋美娇提供的病历材料可证实其2013年11月28日受伤当天即在莆田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胫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右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住院期间接受“切开（闭合）复位钢板内固定术”手术治疗，后于2013年12月17日出院；出院医嘱“1.骨折愈合前禁止负重行走及剧烈运动（至少三个月）；2.定期X线片复诊（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等），直至骨折愈合；3.骨折愈合后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4.注意功能锻炼，门诊随访，不适随诊。”由此可知，宋美娇根据医嘱需定期进行X片复诊，直至骨折愈合后方可再行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随后，宋美娇分别于2014年1月15日、2014年3月19日和2014年4月16日、2015年10月22日到莆田市第一医院进行数字化摄影，报告分别显示“右胫骨下段、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行金属内固定后改变”和“右胫骨下段、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行金属内固定术后复查：金属内固定在位，未见明显滑脱、移位及断裂等征象，骨折段端对位对线尚可，周围可见较多骨痂形成，胫骨断端部分骨折线尚可见。”另，福建科胜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载明的内容：“一、伤残程度评定被鉴定人宋美娇外伤致右胫骨下段粉碎性骨折，骨折线累及右踝关节面，右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等，骨质愈合缓慢。”据此可知，宋美娇在出院后有定期随访拍片，但因其骨质愈合缓慢，故其于2018年9月21日进行“右胫腓骨内固定取出术”手术治疗具有其合理性。据此，宋美娇于2019年1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核定本案伤者宋美娇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33544.67元、营养费3355元、护理费19200元、误工费48000元、交通费5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元、鉴定费1800元、残疾赔偿金7800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共计191251.67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沈玉记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其对提供劳务一方的劳务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其不仅对雇员有谨慎选任的义务，并有敦促雇员谨慎行事，提高风险意识的义务，但沈玉记作为雇主并未完全履行上述义务，故沈玉记对宋美娇的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上述双方的过错，酌定宋美娇承担35%的责任，沈玉记承担65%的责任，即沈玉记应承担124313.6元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作为发包人、分包人的飞阳公司、王玉芳负有保护雇员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此发包人、分包人在发包、分包时，应该选择有资质、有能力从事安全生产的雇主，只有这种雇主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更大限度的保护雇员的人身安全。否则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发包人和分包人因其选择了不合条件的雇主而要承担与雇主的连带责任。据此，飞阳公司、王玉芳对沈玉记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沈国雄的上诉请求成立，飞阳公司、王玉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221号民事判决； 二、沈玉记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宋美娇经济损失共计124313.6元；王玉芳、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宋美娇对沈国雄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宋美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受理费1126元，由王玉芳、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126元，由宋美娇负担224元，王玉芳、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莉琳 审判员  李玉坤 审判员  陈钟颖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林 烟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