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行再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负责人：王桂芬，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林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苏畅，女，198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员工，住沈阳市铁西区。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辽宁省肿瘤医院，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44号。法定代表人：朴浩哲，该院书记。委托代理人：赵凯，辽宁格莱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天威，男，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该院职工，住沈阳市和平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华亭，女，195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沈阳市皮革装具厂退休职工，户籍地沈阳市沈河区，现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代理人：孟艳华，辽宁馨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沈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北七马路13号。负责人：苏立明，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黄河，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默，男，198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该委工作人员，住沈阳市大东区。再审申请人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健委）、辽宁省肿瘤医院（以下简称省肿瘤医院）与被申请人王华亭、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沈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委）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9日作出（2016）辽0103行初173号行政判决。宣判后，省卫健委、省肿瘤医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辽01行终479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省卫健委、省肿瘤医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7）辽行申1257号行政裁定，指令我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公开进行了审理。省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林琳、苏畅，省肿瘤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凯、李天威，王华亭及其委托代理人孟艳华，市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黄河、张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卫健委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行终479号行政判决；2.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行初173号行政判决；3.驳回王华亭的诉请；4.王华亭承担一、二及再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直接判定”的理解有误。首先，“直接判定”应存在是与否的两种判定结果，不能将“直接判定”错误理解为“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其次，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应当组织调查，不能在无调查的情况下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最后，“直接判定”应围绕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进行调查、认定，满足构成要件的即判定为医疗事故，不满足构成要件的不应判定为医疗事故。本案中，市卫计委作出《处理意见》时，没有组织调查，没有就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医疗事故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在此情况下，其依据卫政法发[2007]135号批复文件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与同一时期同一法院就相同事项作出的生效判决截然相反，导致省卫健委在执行阶段无所适从。原审判决明显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行终986号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致使省卫健委无法执行，违背了法律的指导性作用。三、如不纠正原审判决，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社会不良导向，可能导致患者在鉴定过程中，在预判鉴定结果对己不利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否认医疗机构提供的鉴定材料等方式，致使鉴定无法进行，从而绕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行政机关直接判定医疗事故及等级，使医疗事故争议的解决走入歧途。王华亭辩称，一、省卫健委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省卫健委论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依据调查结果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直接判定。本案市卫健委行使的是对本起医疗事故直接判定的权利，并非是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省卫健委以四要件来规制市卫健委的直接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王华亭对本争议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没有异议，只是对医疗事故的等级判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省卫健委超出王华亭的复议请求范围，违反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省卫健委对王华亭提出的对医疗事故等级不服请求改判的行政复议请求不进行审理，而是把市卫健委直接判定为构成医疗事故的决定撤销了，并且没有责令市卫健委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决定，导致（2015）沈河行初第37号行政判决无法执行。三、关于直接判定医疗事故的问题。省肿瘤医院在省医学会进行鉴定过程中，不如实提供病例且前后提供的病例不一致，省医学会在2013年出具[2013]10、15号函，说明是省肿瘤医院无法提供完整病历，终止本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沈阳市医学会召开医疗事故直接判定会，已经三次向辽宁省肿瘤医院送达，辽宁省肿瘤医院拒绝参加，并出具了书面的说明意见。因此，本医疗事故争议符合直接判定的条件，省肿瘤医院应该承担医疗事故责任。市卫健委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的处理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四、省卫健委的行政复议决定中要求直接判定符合医疗事故四要件问题，没有法律规定，与医疗事故直接判定没有关联性，省卫健委所说的是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的规定，并非是医疗事故直接判定的规定。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再审申请。市卫健委述称，一、我委具有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及法律依据。二、2015年4月28日，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河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责令市卫计委对王华亭丈夫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的医疗事故争议作出直接判定。2015年12月9日，本机关依据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启动直接判定程序。2015年12月11日，本机关依据《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卫政法发〔2005〕28号）作出《关于委托对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进行等级及责任程度判定的通知》，委托沈阳医学会对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进行等级及责任程度判定。2016年3月25日，本机关收到沈阳医学会出具的《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判定专家合议意见》，结论为“本例医疗事故等级判定为三级甲等，责任程度为完全责任”。综上，2016年3月28日本机关作出的《处理意见》，依法依规履行职权，行政行为合理合法。省肿瘤医院对于省卫健委的再审请求没有异议。省肿瘤医院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行终字第479号行政判决；2.判令驳回王华亭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王华亭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沈阳医学会的专家合议意见，不属于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的鉴定意见，市卫健委应当委托医学会组织医患双方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鉴定。本案市医学会专家组合议意见违反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定程序，且市卫健委对省肿瘤医院隐瞒了所有的鉴定过程，剥夺了省肿瘤医院申请再次鉴定的权利。综上，市卫健委依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市医学会专家合议意见作出《处理意见》，认定省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构成三级甲等医疗事故，依据不足，也超出法律赋予市卫健委的职权范围。二、原审判决认定王华亭是对市卫健委依据鉴定结论做出的医疗事故等级有异议，不属于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市卫健委对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作出了两项行政行为。一是判定争议构成医疗事故；二是判定该医疗事故的责任等级。市卫健委作出的《处理意见》，符合行政行为的法律要件，是具体行政行为。且对王华亭和省肿瘤医院的权利义务均有实际影响，王华亭对《处理意见》申请行政复议符合法律规定，故省卫健委受理并审查《处理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三、市卫健委作出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市卫健委在审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将省肿瘤医院列为第三人，并且该意见应送达辽宁省肿瘤医院，故市卫健委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四、省卫健委对市卫健委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虽然王华亭仅要求省卫健委责令市卫健委改判医疗事故等级的判定意见，但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省卫健委对沈阳市卫健委作出的《处理意见》进行全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市卫健委的《处理意见》未对省肿瘤医院的行为的违法性、过失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以及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市卫健委作出的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五、无论是鉴定结论还是专家合议意见都是证据，市医学会作出的专家合议意见程序违法，不应予以认定，故省卫健委以依据不足，撤销市卫健委作出的《处理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省卫健委对于省肿瘤医院的再审请求没有意见。对于省肿瘤医院的再审请求，市卫健委的答辩意见同其对省卫健委的再审请求的答辩意见一致。对于省肿瘤医院的再审请求，王华亭辩称，省肿瘤医院所主张的程序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与本案医疗事故的直接判定是不同的问题，二者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与本案无关。关于等级判定问题，王华亭因为对市卫健委等级判定的不服，对省卫健委重新作出的[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提起了另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省卫健委的行政行为仍然涉及违法，没有对市卫健委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核，其作出的维持等级判定的决定是错误的。关于没有将省肿瘤医院列为第三人的问题，是省肿瘤医院主动放弃拒绝参加，其出具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与行政机关的行为没有联系。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计委）于2016年8月4日作出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沈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计委）仅认定省肿瘤医院在对患者王德贵进行诊疗的医疗活动中，存在“病历（住院号143142）书写及管理中存在TPS图像缺失、毒麻药可待因使用无医嘱、金龙胶囊使用无医嘱、科内会诊无记录等问题，特别是病历中存在非王德贵本人化验单，在病历第10页记录并使用了该化验单数据”的行为情况下，作出“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为医疗事故”的判定，属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的规定，决定如下：撤销市卫计委2016年3月28日作出的《处理意见》。2016年8月11日，王华亭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请求：1.依法撤销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2.判令省卫计委限期内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市卫计委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王华亭丈夫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之间的争议判定为医疗事故的处理意见。后将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委托沈阳市医学会进行判定。沈阳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该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的专家合议意见。据此，市卫计委又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处理意见》，将该医疗争议判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责任程度为完全责任。王华亭不服，向省卫计委提出行政复议。省卫计委于2016年8月4日作出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市卫计委作出的《处理意见》。王华亭不服，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省卫计委作为市卫计委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具有对行政复议申请作出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卫政法发〔2005〕28号）的规定：“一、医疗机构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或不配合相关调查，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患者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判定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请求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对患者人身损害的后果进行等级判定，若二级、三级医疗事故无法判定等级的，按同级甲等定。责任程度按照完全责任判定。”故市卫计委依据沈阳医学会的专家合议意见作出的判定，亦属于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的鉴定意见。从本案王华亭提交的复议申请内容看，王华亭系对市卫计委据鉴定结论作出的医疗事故责任等级意见有异议，该异议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因此，省卫计委作出实体处理的复议决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8月4日作出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诉讼费50元，由省卫计委负担。一审判决宣判后，省卫计委、省肿瘤医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省卫计委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医疗事故责任等级异议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属事实不清；一审法院的认定自相矛盾；我委对市卫计委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撤销原判，直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省肿瘤医院上诉称，沈阳医学会的专家合议意见作出的判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的鉴定意见；一审判决认定王华亭是对市卫计委依据鉴定结论作出的医疗事故等级有异议，不属于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市卫计委作出《处理意见》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结果由省肿瘤医院承担责任，该结果与省肿瘤医院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市卫计委在审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将省肿瘤医院列为第三人，并将该意见送达省肿瘤医院，故市卫计委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王华亭二审时辩称，省卫计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超出了王华亭行政复议的请求范围，该行政复议决定违法。市卫计委有权对医疗事故作出《处理意见》，且该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王华亭对《处理意见》不服，有权依据行政复议法第12条第一款的规定，向省卫计委要求行政复议，这是省卫计委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省肿瘤医院提出的市卫计委在没有组织合法鉴定及履行法定鉴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的鉴定意见，程序严重违法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市卫计委二审时述称，根据《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责任的批复》，省肿瘤医院不如实提供病例导致鉴定不能进行，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我委委托医学会进行等级判定符合规定。但在判定过程中，省肿瘤医院经医学会三次督促，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判定，不配合调查，必须承担医疗事故责任。故请求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卫生部关于卫生行政部门是否有权直接判定医疗事故的批复》（卫政法发〔2007〕135号）规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六条等有关规定，对不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或者医疗机构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不配合相关调查，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依据调查结果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直接判定。”《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卫政法发〔2005〕28号）规定：“医疗机构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或不配合相关调查，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行初字第37号生效行政判决已经认定，王华亭与省肿瘤医院的“医疗事故争议经向辽宁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申请鉴定，因院方无法提供完整病历及患者家属意见，终止了鉴定程序。”该事实符合卫生部所规定的“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不配合相关调查，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情形，市卫计委可以依据调查结果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直接判定。省卫计委主张应先认定省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王德贵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符合上述卫生部批复的要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据此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判令省卫计委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是正确的。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省卫计委、省肿瘤医院各承担50元。再审期间，省卫健委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意见》；2.市卫健委在本案审理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及其所附证据；3.《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证明本复议案件中，在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能够证明其在作出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时进行了组织调查，也没有能够证明其在答复中陈述“省肿瘤医院在患者王德贵病历书写及管理中存在TPS图像缺失、毒麻药可待因使用无医嘱……等问题”一节事实的证据材料。虽然依据法院判决，其有权作出直接判定，但应根据其调查的事实，结合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市卫健委作出的处理决定时既没有组织调查，也没有对其认定的事实提交证据证明，更没有对其调查的事实作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认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省卫健委撤销其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第二组证据：1.《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调查处理决定》；2.《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卫行复决字[2015]4号）；3.（2016）辽01行终98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市卫健委作出过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的调查处理决定，省卫健委因其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要件进行认定撤销了该处理决定。本复议决定经过法院二审判决，支持了省卫健委的主张，且法院维持了该复议决定的效力，因此就同一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的事实，同一法院作出了与本案二审判决不同认定。对于省卫健委提供的上述证据，省肿瘤医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于省卫健委提供的上述证据，王华亭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所要证明问题的合法性有异议。市卫健委作出《处理意见》是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但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规定本案应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直接判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不符合规定。省卫健委的复议决定没有针对王华亭对判定等级不服的行政复议请求进行审理，而是把市卫健委于2015年12月9日判定为医疗事故的判定结论撤销了，作出对王华亭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此外，省卫健委撤销了市卫健委的《处理意见》后，并没有责令市卫健委重新履行职责。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现已被法院予以撤销，已经没有法律效力。2.对于第二组证据中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调查处理决定》没有异议。本案正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才进行医疗事故的直接判定。对于省肿瘤医院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有省、市卫健委联合调查作出的答复意见，及市卫健委作出的答复意见和省医学会的辽医鉴字[2013]10号、15号函可以证明，据此市卫健委作出直接判定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关于辽卫行复决字（20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已被（2016）辽0103行初64号行政判决认定违法。而且市卫健委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处理决定》已发生了效力，所以省卫健委认为该行政复议决定有效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2016）辽01行终986号行政判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所要证明问题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判决证明不了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判决的不同，二者并不矛盾。对于省卫健委提供的上述证据，市卫健委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中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与事实不符，不能实现证明目的，《处理意见》是我方经过认真调查所作出的结论。2.对于第二组证据中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调查处理决定》没有异议。对于辽卫行复决字[20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复议决定书》已经被法院认定违法，所涉及的行政行为与本案作出的《处理意见》也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对（2016）辽01行终986号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法院虽然支持了省卫健委提出的直接判定构成要件的观点，但该判决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直接判定的事实。再审期间，省肿瘤医院提供了王德贵的病历一套，以此证明省肿瘤医院积极配合市卫健委的调查，如实提供了王德贵的全部病历。省卫健委对于省肿瘤医院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王华亭对于省肿瘤医院提供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省肿瘤医院提供的该组证据是为了证明其配合市卫健委进行调查，但是省肿瘤医院的再审申请理由又主张市卫健委没有进行调查，前后说法矛盾。该份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2013年2月6日当时的沈阳市卫生局和辽宁省卫生厅联合作出答复意见。从调查答复意见可以看出，省肿瘤医院存在着伪造、隐匿、涂改等篡改病历的情况，其向市医学会、省医学会及市卫健委提交的病历不一致。省肿瘤医院还存在用他人化验单数据，为患者王德贵治疗的事实。辽宁省医学会最终决定终止医疗事故鉴定，也是因为省肿瘤医院无法提供完整病历，所以省肿瘤医院的病历不能采信。市卫健委对于省肿瘤医院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已经有法院生效判决可以证明相关事实。再审期间，王华亭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3年2月6日沈阳市卫生局作出的《关于王华亭2013年2月1日所提出问题的答复意见》，证明市卫健委调查了病历中的违规情况，而且省卫健委在2013年时就已经介入了调查工作，并在答复意见上由省卫健委、市卫健委共同署名。2.2015年4月15日市卫生计生委的答复意见，证明省肿瘤医院用其他人化验数据为王德贵进行治疗。3.辽医鉴定[2013]10号《关于王德贵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函》，证明省肿瘤医院无法提供完整病历，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止。4.辽医鉴字[2013]15号函，证明因中止鉴定原因不能消除，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决定终止本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5.会诊报告单，证明2004年11月11日会诊诊断，王德贵右肺旁肺野出现放射线××。6.会诊报告单，证明2004年12月22日会诊诊断，王德贵双肺放射性××。7.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王德贵于2005年1月10日死亡。8.省肿瘤医院出具的《关于不参加沈阳市医学会举行抽签和鉴定的情况说明》，证明省肿瘤医院拒绝参加等级判定会。对于王华亭提供的上述证据，省卫健委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内容显示的是2013年沈阳市卫生局作出的答复，与案涉复议决定无关。并且在2014年11月3日市卫计委作出该案件不符合直接判定情况的答复意见，因此在此之前的调查均系围绕市卫计委是否有权判定的事实进行调查，并不是就本案市卫计委作出的处理意见的证据，且该证据未在复议期限内予以提交。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王华亭、市卫计委在复议期限内提交给本复议机关的证据，上述证据与案涉复议决定无关。该证据能够证明省肿瘤医院提供的病历有混入他人病历的情况，复议决定并未否定市卫计委对医疗事故争议具有直接判定的职权，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市卫计委在行使直接判定职权时调取并依据了该证据，该证据本身也不能证明该争议符合医疗事故要件，不能证明市卫计委作出2016年3月28日的处理意见具有合法性。3.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该争议符合市卫计委作出直接判定的情形，但不能证明该争议构成医疗事故。4.对证据5、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省肿瘤医院存在违法行为，构成医疗事故。5.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王华亭提供的上述证据，省肿瘤医院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咨询专家的组成不合法，也没有组织各方参加的听证会，且该答复意见没有给省肿瘤医院送达，程序违法。该证据可以证明王德贵的病历只是存在六点缺陷，对王华亭提出的其他问题专家意见并未认可。就六点缺陷而言，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不能仅凭该六点缺陷就认定省肿瘤医院提供的病历系伪造或篡改。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完全可以说明省肿瘤医院如实提供病历，只是因为当时医生的疏忽，误将他人化验单混入王德贵的病历中，其疏忽对王德贵的诊断和治疗无任何影响，不能凭此认定省肿瘤医院伪造或篡改了王德贵的病历。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中明确说明中止鉴定的原因系王华亭要求，并非是经鉴定机构审核，病历缺失不符合鉴定条件。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中明确终止鉴定的原因系王华亭质疑医方病历的完整性，并非是鉴定不能。5.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并没有确定诊断为放射性××。另外，放射性××系患者王德贵进行放疗治疗的并发症，与省肿瘤医院做出的肺癌诊断没有因果关系，诊断和治疗是正确的。放射性××跟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6.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患者王德贵因未能尸检而无法确定系因放射性××死亡。从死亡前的病历上看，患者王德贵死亡的原因应当是癌症晚期多发转移。7.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中省肿瘤医院已经明确提出沈阳市医学会抽签和鉴定的程序是违法的，省卫健委已经撤销了市卫健委认定省肿瘤医院构成医疗事故的决定，再进行等级和责任程度判定没有依据，所以省肿瘤医院拒绝参加违法鉴定。对于王华亭提供的上述证据，市卫健委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6和证据8没有异议，对证据7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人身损害后果。再审期间，市卫健委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王德贵病历付页，证明省肿瘤医院病历不实。2.直接判定医疗事故申请书，证明王华亭申请医疗事故等级和责任程度判定。3.《关于王华亭2013年2月1日所提问题的答复意见》，证明本机关联合省卫健委对省肿瘤医院联合调查。4.《关于不参加沈阳市医学会举行抽签和鉴定的情况说明》，证明省肿瘤医院不参加判定。5.《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卫行复决定[2017]7号，证明省卫健委维持本机关处理意见。6.行政判决书（2019）辽01行终286号，证明法院维持了省卫健委作出的维持本机关处理意见的复议意见。对于市卫健委提供的上述证据，省卫健委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在复议案件审理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的，无法证明市卫计委作出的《处理意见》依据了该证据。同时该证据只能证明市卫计委具有直接判定的职权，不能证明市卫计委直接判定为医疗事故具有合法性。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3.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在案涉复议案件审理规定期限内并未提交，无法证明其作出的处理意见依据了该证据，且就证据内容本身来看，调查内容并不是围绕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而进行的，不能证明该调查是为了判定医疗事故而组织的调查。4.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在案涉复议案件审理规定期限内并未提交，不能证明该证据是市卫计委作出处理意见的事实性依据，并且肿瘤医院是否参加判定与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无关。5.对于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其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原省卫计委是在强制执行阶段作出的维持决定，维持的理由并不是认可市卫计委作出的2016年3月28日处理意见。对于市卫健委提供的上述证据，省肿瘤医院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根据该证据不应认定省肿瘤医院不如实提供病历，反而应当认定省肿瘤医院如实提供了病历，只是提供的病历有瑕疵，该瑕疵是否影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应当由专业的权威部门出具鉴定结论。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3.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首先，咨询专家的组成不合法，也没有组织各方参加的听证会。其次，该答复意见没有给省肿瘤医院送达，程序违法。第三，该证据可以证明病历只是存在六点缺陷，并未认可王华亭提出的其他问题。而就六点缺陷而言，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不能仅凭该六点意见就认定省肿瘤医院提供的病历系伪造或篡改，更不能证明省肿瘤医院不如实提供病历。4.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中省肿瘤医院已经明确提出市医学会抽签和鉴定的程序是违法的，省卫健委已经撤销了市卫健委认定医疗事故的决定，再进行等级和责任程度判定就没有依据了，所以省肿瘤医院拒绝参加一个违法的鉴定。上述证据3、证据4亦在王华亭提供的证据中，所以省肿瘤医院的质证意见与对王华亭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5.对于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于市卫健委提供的上述证据，王华亭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2.对于证据5、证据6，已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本院再审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省卫健委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意见》、市卫健委在复议案件审理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及其所附证据和第二组证据中的《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调查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卫行复决字[2015]4号），上述证据系原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证，本院再审不再重复确认。对于省卫健委提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因系本案审查客体，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省卫健委提供的（2016）辽01行终986号行政判决书，因该证据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其效力无需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省肿瘤医院提供王德贵的病历，因该份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王华亭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8，因各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王华亭提供的证据5、证据6、证据7，因系原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证，本院再审不再重复确认。对于市卫健委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5、证据6，因各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市卫健委提供的证据3、证据4，即为王华亭提供的证据1、证据8，本院不再重复确认。经本院再审审查认定，原审法院对于原判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另查明，王华亭因其丈夫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的医疗纠纷多次向市卫计委提出申请，要求对该起医疗事故争议进行直接判定。市卫计委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答复，认为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的医疗事故争议不符合直接判定情况。王华亭不服，诉至法院。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5）沈河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上述答复意见并责令市卫计委对该医疗事故争议作出直接判定。王华亭及省肿瘤医院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沈中行终字第34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市卫计委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调查处理决定，直接判定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为医疗事故，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委托沈阳市医学会判定。省肿瘤医院不服该决定，向省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并申请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省卫计委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辽卫行复决字[2015]4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市卫计委作出的决定。王华亭不服，起诉至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103行初64号行政判决，确认省卫计委作出的辽卫行复决字[20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省卫计委、辽宁省肿瘤医院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6）辽01行终98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还查明，市卫计委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决定》，再次直接判定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为医疗事故，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委托沈阳市医学会判定。在本院（2016）辽01行终986号案件审理期间，省卫计委作出辽卫执监决[2017]1号《行政执法监督纠察决定书》，撤销市卫计委2015年12月9日作出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决定》。本院再审还查明，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原省卫计委组建为省卫健委。根据沈阳市机构改革方案，原市卫计委组建为市卫健委。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省卫健委作为市卫健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市卫计委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决定》，直接判定患者王德贵（代理人：王华亭）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为医疗事故。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委托沈阳市医学会判定。该处理决定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王华亭、省肿瘤医院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处理决定并未提出复议申请，也未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3月28日，原市卫计委作出《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意见》，对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的医疗事故争议直接判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责任程度为完全责任。该处理意见送达王华亭后，王华亭向原省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原省卫计委责令原市卫计委依法改判医疗事故等级，维持医疗事故甲等，医院承担全部责任的判定意见。2016年8月4日，原省卫计委作出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原市卫计委未查明省肿瘤医院的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否过失造成王德贵人身损害以及省肿瘤医院的行为与王德贵人身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由，认定原市卫计委作出的“患者王德贵（代理人：王华亭）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为医疗事故”的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撤销了原市卫计委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意见》。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原市卫计委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的《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意见》是针对事故等级以及责任程度所做出的处理意见，王华亭也是针对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的判定意见而申请的行政复议，而将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判定为医疗事故是原市卫计委于2015年12月9日所作出《关于患者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决定》中的决定内容，虽然该处理决定后被原省卫计委以辽卫执监决[2017]1号《行政执法监督纠察决定书》予以撤销，但是在原省卫计委作出本案审查的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时，原市卫计委对于王德贵与省肿瘤医院之间医疗事故的判定仍处于具有法律效力状态。而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对原市卫计委2016年3月28日的处理意见进行审理，并不是对原市卫计委2015年12月9日关于医疗事故判定的处理决定进行审理，故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未针对原市卫计委作出的事故等级以及责任程度的处理意见和王华亭的复议请求作出复议决定，其决定撤销市卫计委2016年3月28日处理意见的理由也与当时仍处于具有法律效力状态的原市卫计委2015年12月9日处理决定相矛盾，因此原省卫计委作出的辽卫行复决字[2016]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本案省卫健委、省肿瘤医院提出的再审请求，均是针对市卫健委直接判定患者王德贵（代理人：王华亭）与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为医疗事故的决定意见所提出的，并非是市卫计委2016年3月28日《关于患者王德贵与辽宁省肿瘤医院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意见》的内容，故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判认为省卫健委提出的应先认定医疗事故责任成立要件的主张不符合卫生部批复要求的理由不当，但原判结果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辽01行终479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鹏审判员 安一凌审判员 戈利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徐向同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