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维，男，197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上海君澜（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李，女，1978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先，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圣翔，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萌，女，197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李维因与被上诉人赵李、原审被告于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被上诉人赵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先、王圣翔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于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李维与被上诉人赵李之间并没有形成借贷关系。1、通过上诉人李维与被上诉人赵李签订的合伙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投资，以期得到一定的红利。被上诉人赵李将相关款项给付原审被告于萌，且多份《合作协议》系被上诉人赵李与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分别签署的，此借款与上诉人无关。2、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即应由被上诉人先履行付款义务。被上诉人并未将相关款项给付上诉人李维。二、一审法院将案涉款项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4年7月28日上诉人李维给被上诉人赵李写的不是还款计划，还款的前提是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从上诉人李维书写中没有体现对借贷关系的确认。2、多份《合作协议》系被上诉人赵李与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分别作出的，是各自的意思表示，并非共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李维付给被上诉人赵李的钱款是帮助原审被告于萌还款的行为，系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对案涉借款的事后追认。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李维并非本案借款的债务人，没有归还借款的义务。赵李辩称，对于上诉人李维的请求被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赵李要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李维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案涉事实原审已经查明并且法律适用没有问题；2、本案在第一次一审审理后也是判决上诉人李维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当时上诉人李维服从了该判决结果，所以上诉人李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于萌未提供答辩意见。赵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维、于萌共同偿还借款80.1万元（即包括借款本金76.1万元及利息4万元）；2.判令被告李维、于萌支付自2014年11月2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的利息（即以76.1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该项诉讼请求系原告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增加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本案发回重审庭审时主张是以80.1万元作为基数计算利息，利息起算点是要求自2014年8月1日开始，但在庭审之后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对利息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即减少了利息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告李维、于萌承担本案诉讼保全保险费6400元（即该项诉讼请求亦系原告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增加的诉讼请求）及案件受理费16118元、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系同事关系。被告李维与被告于萌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4年7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7月25日调解离婚。2.原告赵李通过与被告李维、于萌先后分别签订十份协议（即所有的协议书除了款项数额、确保的年收益率为7.5%或8%、支付年收益额的时间、协议有效期一年的起止时间存在不同之外，其它内容均一致）、银行转账等方式分四笔出借了100万元款项（即第一笔20万元、第二笔16万元、第三笔45万元、第四笔19万元）。第一笔20万元：2009年2月27日，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李维20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额1.5万元于2010年2月27日予以支付。该协议到期后，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在2010年2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于萌20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1.5万元于2011年2月27日予以支付。此协议到期后，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在2011年2月24日再次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于萌20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1.6万元于2012年2月27日予以支付。第二笔16万元：2009年4月28日，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李维16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1.2万元于2010年4月28日予以支付。该协议到期后，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在2010年4月28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于萌16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1.2万元于2011年4月27日予以支付。此协议到期后，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在2011年4月25日再次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于萌16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1.28万元于2012年4月27日予以支付。第三笔45万元：2010年7月26日，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于萌45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3.6万元于2011年7月25日予以支付。该协议签订当日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各自持有的中信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显示，原告赵李于2010年7月26日分别取款13万元、32万元（即合计45万元）后，被告于萌的银行卡中存入了45万元。第四笔19万元：2011年7月31日，原告赵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于萌的银行卡中转入19万元。虽然针对该第四笔款项原、被告双方未单独签订协议，但在该第四笔款项于2011年7月31日转款的当日，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于萌100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8万元分别于2012年2月1日、2012年8月1日予以支付（即每次支付4万元）。在此之后，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于2012年7月31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李维100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8万元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013年8月1日予以支付（即每次支付4万元）。在该协议到期后，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于2013年7月24日再次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赵李提供给被告李维100万元款项用于经营，年收益8万元分别于2014年2月1日、2014年8月1日予以支付（即每次支付4万元）。在前述所有协议签订之后的2014年7月28日，被告李维向原告赵李出具书面还款计划，该材料中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因赵李、李维两人合作于2014年7月28日到期，赵李因个人购买房产等原因解除合作，现李维将本金100万元及收益金4万元总计104万元承诺于2014年9月1日前归还人民币54万元（即本金50万元、收益金4万元）、于2014年11月1日前归还余额50万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赵李主张案涉2009年2月27日、2010年2月28日、2011年2月24日的合作协议书中所记载的20万元属于同一笔款项的展期；2009年4月28日、2010年4月28日、2011年4月25日的合作协议书中所记载的16万元属于同一笔款项的展期；2011年7月31日、2012年7月31日、2013年7月24日的合作协议书中所记载的100万元亦属于同一笔款项，且该100万元系之前所有案涉款项本金的总计数额。3.原告赵李申请诉讼保全的情况。本案在发回重审期间，原告赵李申请诉讼保全并为此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诉讼保全保险费6400元。4.原告赵李提供的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中记载，经被告李维、于萌的银行卡多笔转账付款给原告赵李的款项分别总计为17.3万元、12万元。针对前述29.3万元（即17.3万元+12万元）原告赵李主张系利息，其依据是被告李维、于萌支付每笔款项的时间节点均是在案涉协议约定的应付年收益数额的日期前后且每笔款项的数额亦与案涉协议约定的应付年收益数额一致。被告李维自2015年1月9日至2017年6月13日分21次总计向原告赵李还款23.9元本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李维、于萌均未举证证明除了案涉债务之外其与原告赵李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述已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看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二，被告李维、于萌是否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的民事责任的问题；第三，案涉债务的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多份协议中记载的是合作协议书，但由于案涉所有的合作协议书中均约定是由原告赵李向被告李维、于萌提供相应的款项，且明确约定被告李维、于萌要确保原告赵李的年收益额并按照年收益率7.5%或8%向原告赵李支付固定的年收益额，又由于案涉合作协议中并未有原告赵李参与合作的具体事项，且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李维、于萌亦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结合案涉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相关内容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系名为合作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亦可以认定被告李维、于萌向原告赵李支付的年收益额实为借款本金的利息，且案涉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年收益率可视为借款利率作为计息依据，协议中约定的有效期可视为借款期限。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看出，首先，由于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于萌签订案涉十份合作协议的时间均是在被告李维、于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该十份协议中有四份协议是由被告李维签字确认，另外六份协议是由被告于萌签字确认，且结合被告李维、于萌分别签字的协议中所记载的时间可以认定系因相关款项未能偿还而通过续签合同的方式予以展期，因此，案涉十份合作协议的签订系被告李维、于萌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意思表示。其次，结合被告李维、于萌的银行卡转账支付给原告赵李利息（即案涉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年收益额）的情况可以认定，被告李维、于萌对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原告赵李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均是知晓的。据此，原告赵李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务系被告李维、于萌的夫妻共同债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被告李维、于萌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的民事责任。至于被告于萌辩称依据其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不应承担案涉债务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因被告于萌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赵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夫妻二人因相关事宜出现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被告李维实际持有被告于萌银行卡、被告李维出具保证书、被告李维经营的项目涉嫌违法等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存在恶意串通案涉债务的情形，故被告于萌的该项辩称理由，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等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依据原告赵李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原告赵李将案涉借款100万元是分四笔出借给被告李维、于萌。对于其中第一笔20万元、第二笔16万元借款，虽然原告赵李并未提供银行转账等证据，但结合原告赵李与被告李维、于萌分别在借款期满后对于该两笔借款续签合同及被告李维对该两笔借款支付相应利息（即案涉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年收益额）等情况可以看出，被告李维、于萌是认可该两笔借款已实际发生的事实。对于第三笔45万元借款，结合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在该笔款项签订案涉协议当天的原告赵李的取款和被告于萌存款的情况可以认定，原告赵李将该笔45万元借款已实际进行了支付。虽然被告李维、于萌否认其收到该笔款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于萌存入该笔45万元款项的来源。对于第四笔19万元借款，依据原告赵李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认定被告于萌在2011年7月31日已经收到了该笔19万元款项。依据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看出，在该笔19万元借款发生之后，原告赵李总计出借给被告李维、于萌的款项合计数额即时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数额（即100万元）。而结合原告赵李与被告于萌在该笔19万元款项转账当天签订的案涉协议（即该协议中明确记载原告赵李提供的款项数额为100万元）亦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总计发生的借款数额就是100万元。在被告李维、于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赵李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被告李维与原告赵李分别于2012年7月31日、2013年7月24日签订的案涉协议中所记载的100万元与被告于萌、原告赵李于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案涉协议中记载的100万元可以认定为同一笔款项，再结合被告李维向原告赵李出具的还款计划可以进一步认定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借款数额实际为100万元。由于依据原告赵李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被告李维自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偿还案涉借款本金数额为23.9万元，又由于被告李维向原告赵李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明确记载截止2014年7月28日尚欠原告赵李的利息数额为4万元，且被告李维、于萌并提供证据证明该4万元利息已经偿还的事实，因此，原告赵李主张案涉借款本金尚欠76.1万元（即100万元-23.9万元）及利息4万元的理由，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李维、于萌辩称其自2009年至2013年累计向原告赵李支付的29.3万元款项并非系利息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因正如前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案涉协议中约定的年收益额实为借款利息且年收益率即为借款利率，又因该笔29.3万元系由多笔款项组成并计算得出的，且结合被告李维、于萌对此分多笔支付相应款项的时间及数额的情况可以认定该笔29.3万元系案涉借款的利息而非借款本金。据此，被告李维、于萌的该项辩称，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赵李诉称要求被告李维、于萌支付自2014年11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即以76.1万元作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依据原告赵李提交的该部分利息计算表中记载其是要求被告李维、于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即五年以上中长期贷款利率）计息，而经核实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截止2015年10月24日（即自该日期之后并未再公布新的贷款基准利率）之前最高的利率是7.05%、最低的利率是4.9%。由于原、被告双方针对总计借款100万元事宜签订的三份协议（即2011年7月31日、2012年7月31日、2013年7月24日）中明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即借款期限）内的年收益率（即借款利率）8%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即并未超过年利率24%），且自前述协议签订之后至今已超过五年，即使按照被告李维出具的还款计划截止目前亦近五年，又由于被告李维、于萌并未按照案涉还款计划在2014年11月1日前偿还完毕案涉借款本金，且原告赵李主张的利率标准低于案涉协议中约定的年利率8%，因此，被告李维、于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支付相应利息。据此，原告赵李的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赵李要求被告李维、于萌承担诉讼保全保险费6400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供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函作为保全担保。本案中，因原告赵李为申请诉讼保全而支出的保全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故该笔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据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维、于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赵李偿还借款本金76.1万元及截止2014年7月28日的利息4万元；二、被告李维、于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赵李偿还自2014年11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即以本金76.1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五年以上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三、被告李维、于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赵李支付诉讼保全保险费64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1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118元（原告赵李均已预交），由被告李维、于萌共同负担，履行时间同上。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与被上诉人赵李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均约定由被上诉人赵李向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提供相应的款项，且明确约定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要确保被上诉人赵李的投资收益率7.5%或8%，该条款属于“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被上诉人赵李支付投资款后并未参与经营，对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是否投资项目以及是否真正盈利不关注。故被上诉人赵李与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应按照法律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处理。依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赵李与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签订案涉十份合作协议均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协议中有四份协议是由上诉人李维签字确认，另六份由原审被告于萌签字确认，所有协议条款内容基本一致。据此，一审法院结合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分别签署的协议中所记载的内容及转账支付的款项认定案涉十份合作协议，系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意思表示，系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妥。判决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的偿还责任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李维主张被上诉人赵李将相关款项给付原审被告于萌，且多份《合作协议》系被上诉人赵李与上诉人李维、原审被告于萌分别签署的，借款与上诉人无关一节。根据上诉人李维向被上诉人赵李出具的还款计划可以认定上诉人李维的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8元（上诉人已预交），由李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王 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丁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