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4行初116号原告刘利，男，1958年5月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陈丽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森林，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欣，男，1949年9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陈丽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森林，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汉臣，男，1941年3月2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彭美丽（原告刘汉臣之妻），女，1943年10月3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陈丽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委托代理人邓国伏，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胡胜泉，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街办事处纺新街41号。法定代表人李阳春，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浩，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忆竹，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锦远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北路143号1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江文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胡嫚，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静，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欣、刘汉臣、刘利诉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以下简称硚口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三原告起诉时一并将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武汉锦远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远公司）列为第三人提起诉讼。本院2019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向硚口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利、刘欣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丽芳、郑森林，被告硚口规划局行政负责人康春及该局委托代理人顾晓军，第三人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浩、王忆竹，第三人锦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嫚、黄静到庭参加了诉讼。因三原告起诉的被告硚口规划局主体不适格，经本院释明，三原告变更被告为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本院依法向被告市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于2019年12月1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利、刘欣及原告刘汉臣的委托代理人彭美丽，被告市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邓国伏、胡胜泉，第三人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浩、王忆竹，第三人锦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嫚、黄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协调未果，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诉称，原告兄弟三人的房屋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2010年3月23日被纳入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3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范围。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未能达成协议，三原告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向拆迁管理部门提出裁决，2019年3月26日，被告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受理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和武土资规拆行裁调解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调解通知书》并组织调解，2019年4月6日，第三人锦远公司虽然作出承诺，但是至今没有履行承诺。至今，拆迁人华通公司也没有与三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更没有给三原告任何安置补偿，却于2019年4月9日把三原告房屋拆除。被告受理裁决申请已经超过四个月，三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作出行政裁决，被告至今未作出行政裁决书。请求：1、确认被告未在收到行政裁决申请之日起30日内出具行政裁决书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照第三人锦远公司的《承诺书》出具行政裁决，并且第三人华通公司与第三人锦远公司共同承担对原告三人的安置补偿职责。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三原告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证明三原告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人。2、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拆迁人是本案第三人华通公司。3、裁决申请书、受理通知书、调解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26日受理三原告的裁决申请，本案的裁决机关是被告。4、承诺书。证明2019年4月6日，第三人锦远公司承诺拆迁补偿款1370万元，但是至今未履行承诺，也没有签订正式安置补偿协议。5、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屋租赁证。证明原告的房屋实际用于经营，因被告8年的拆迁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并未得到补偿。被告辩称，对于三原告的拆迁行政裁决申请，被告依法履行了行政裁决职责，已经出具《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并向裁决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予以送达。被告不存在不履行裁决职责的违法行为，三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三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行政裁决申请书。证明三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裁决申请。2、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3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复印件。证明三原告依法提交了申请材料。3、武土资规拆行裁受理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向三原告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4、武土资规拆行裁答辩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答辩通知书》。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华通公司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答辩通知书》。5、调解通知书两份、调解笔录。证明被告通知裁决申请人、被申请人进行调解。6、三份协议书、两份收件单。证明双方自行达成协议，三原告向第三人华通公司办理房屋移交手续。7、《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证明被告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8、送达回证。证明第三人华通公司签收《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9、挂号信单据、告知短信截图、邮件跟踪查询系统打印件。证明被告向三原告邮寄送达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被告同时提供下列法律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九条、第十三条规定。第三人华通公司述称，即使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出具拆迁行政裁决，补偿金额应当由被告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并参照评估结果最终确定。第三人华通公司未向三原告出具《承诺书》，拆迁行政裁决不应按照《承诺书》作出。被告已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依法出具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不存在不履行拆迁行政裁决法定职责的情形。第三人华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锦远公司述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拆迁行政裁决，应依据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参考拆迁补偿方案和权威机构的评估结果最终予以确定，三原告提出按照《承诺书》内容责令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出具裁决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且有失公允。被告已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依法出具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不存在不履行拆迁行政裁决法定职责的情形。第三人锦远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三原告、被告、两个第三人质证意见如下：关于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1不持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且其证明目的正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华通公司对三原告的证据1、2不持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4持异议，认为承诺书是手写的，也不是华通公司出具，华通公司未作出该承诺，第三人锦远公司无权代拆迁人作出超出委托代办权利的承诺，第三人锦远公司无权代表华通公司作出承诺，该金额远远超过补偿标准，即使有权部门出具行政裁决，不应按照承诺书作出裁决；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持异议。第三人锦远公司对三原告的证据1、2不持异议；认为证据3没有涉及第三人锦远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持异议，认为该证据全部系三原告手写，第三人锦远公司仅在承诺书上盖章及签字，认为该承诺书上应有华通公司的盖章，否则不具有效力，对于金额华通公司未认可，该金额不确定，应该以正式的协议为准，第三人锦远公司没有权利与三原告签订正式的拆迁协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持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5不持异议；对证据6中三份协议持异议，认为三原告签订的协议系空白协议，《承诺书》系第三人锦远公司总经理亲自书写，且加盖锦远公司公章，硚口规划局在本案变更被告之前认可《承诺书》真实性，被告提交的协议明显与承诺书相冲突，另外，该协议中甲方是第三人华通公司，但在协议签章页只有锦远公司，协议本身也未成立；对证据6中收件单持异议；认为证据7的真实性需核对原件，且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持异议，认为双方未达成协议，被告行政裁决程序终结缺乏依据；对证据8持异议，且不能证明被告履行其行政裁决的法定职责；对证据9持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无法证明被告依法送达。第三人华通公司及第三人锦远公司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三原告提供的证据1、2符合证据要求，且被告及两个第三人亦不持异议，认定为有效证据；证据3能够反映三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裁决申请，被告予以受理并通知调解的事实，被告及两个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亦不持异议，认定为有效证据；证据4能够反映三原告与第三人锦远公司签订承诺书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证据5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性，不作为本案有效证据。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5，能够反映三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裁决、被告受理并组织调解的事实，且三原告及两个第三人亦不持异议，认定为有效证据；关于证据6中三份协议书，根据庭审查明，三原告表示在2019年4月6日签过该协议，协议中的签字确系其本人所签，三原告称签订时该协议内容系空白，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支持，鉴于此情况，结合本案三原告的诉求，本院认为，此三份协议的内容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但可以证明三原告在该协议中签字的事实，本院仅对该事实予以认可；证据6中收件单符合证据要求，且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认定为有效证据；证据7、8、9能够反映被告作出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并送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三原告系兄弟关系。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房屋于2002年登记在三原告名下，三原告为共有人，房屋所有权证主证为原告刘汉臣持有，原告刘欣、刘利分别持有分证。2010年3月23日，第三人华通公司因公共设施、住宅项目取得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3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该发证机关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三原告上述房屋位于该拆迁范围内。2018年8月25日，因在规定拆迁期限内未拆完，第三人华通公司取得武土资规拆许延字（2018）第31-1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该发证机关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三原告与拆迁人未能在拆迁签约期限内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3月21日，三原告作为申请人，以第三人华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裁决，请求事项为：依法对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拆迁补偿数额及拆迁时限进行裁决。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于同年3月26日向三原告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受理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同日，该局向三原告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调解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调解通知书》，并向第三人华通公司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答辩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答辩通知书》和武土资规拆行裁调解通字（2019）2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调解通知书》。上述受理通知书、调解通知书、答辩通知书中，署名均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所盖公章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拆迁管理专用章（硚口）。2019年4月2日，在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的主持下，三原告与第三人华通公司进行了调解，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4月6日，第三人锦远公司与三原告签订承诺书，主要内容为：现经双方协商，拆迁商承诺，刘汉臣拆迁补偿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刘欣拆迁补偿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刘利拆迁补偿款人民币肆佰柒拾万，三家共计人民币壹仟叁佰柒拾万元整（1370万），拆迁补偿款叁个月内壹次性到账拿钱。该承诺盖有锦远公司印章。随后，第三人华通公司向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提交了拆迁人华通公司分别与被拆迁人刘汉臣、刘利、刘欣签订的协议序号为J-H-678-1号、J-H-678-2号、J-H-678-3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同时提交了两份证件收件单。2019年4月17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向三原告及第三人华通公司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该告知书中署名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所盖公章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拆迁管理专用章（硚口）。第三人华通公司于同年4月22日签收该告知书。同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通过国内挂号信方式向三原告分别邮寄该告知书。原告刘汉臣的邮件显示为电联拒收；原告刘欣的邮件显示无人联系领取；原告刘利的邮件显示已签收，他人代收。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工作人员当日也通过手机短信向三原告告知该书面告知书已邮寄送达，注意查收。另查明，协议序号为J-H-678-1号、J-H-678-2号、J-H-678-3号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分别显示，拆迁人、甲方为华通公司，被拆迁人、乙方分别为刘汉臣、刘利、刘欣，补偿金额分别为2823116元、2803116元和2803116元。该协议没有载明签订时间；“甲方”处盖有锦远公司印章，没有华通公司印章；“乙方”处分别有刘汉臣、刘利、刘欣签字。上述三份协议系华通公司向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提供，三原告未提供上述协议。庭审中，对于三份协议是否向三原告核实问题，被告称没有要进行核实的规定；另外，对于三份协议的内容，三原告均称签订时均为空白，三原告只是在空白协议上签字，被告及第三人华通公司、锦远公司均称协议内容齐全。再查明，第三人华通公司与第三人锦远公司就长江食品厂房屋拆迁项目范围内房屋签订了《拆迁委托代办协议》。2019年4月6日，原告刘汉臣、刘欣分别将各自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交与第三人锦远公司。随后，三原告交付了涉案房屋。现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另，因机构调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职能由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继。本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的规定，本案第三人华通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取得由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3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和《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作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以及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经当事人申请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职能，系本案适格被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裁决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一）受理裁决申请后，当事人自行达成协议的。本案中，作为被拆迁人的三原告与作为拆迁人的第三人华通公司未能在拆迁签约期限内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三原告作为申请人，以华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裁决，请求依法对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拆迁补偿数额及拆迁时限进行裁决。根据庭审查明，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其在收到三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后，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受理、通知当事人、组织调解，并且根据第三人华通公司提交的协议书，认为当事人已达成一致，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及送达的事实，结合庭审中三原告对第三人锦远公司代办第三人华通公司拆迁补偿事务的资质不持异议及三原告确实在申请行政裁决期间在J-H-678-1号、J-H-678-2号、J-H-678-3号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分别签字的事实，被告的上述行为符合前述规定，依法履行了行政裁决职责，并无不妥。至于补偿金额的问题，不属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被告的行为并不存在不履行行政裁决职能的情形，三原告关于确认被告未在收到行政裁决申请之日起30日内出具行政裁决书的行为违法及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照第三人锦远公司的《承诺书》出具行政裁决，并且第三人华通公司与第三人锦远公司共同承担对原告三人的安置补偿职责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欣、刘汉臣、刘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刘欣、刘汉臣、刘利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名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立群人民陪审员  张 颖人民陪审员  李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商月书记员龚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