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振茂，男，197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响，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三丽，女，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子明，湖北鼎力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兵，湖北鼎力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秀玲，女，198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汉**。上诉舒振茂因与被上诉人邹三丽，原审第三人潘秀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3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舒振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被上诉人邹三丽与第三人潘秀玲签订合伙协议并实际占有和支配美容店铺的事实未予查明。2019年4月，第三人即与被上诉人已达成并签定了《武汉源轩美容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就该汉南区纱帽正街楚世家1栋1-202号门面的使用、经营范围、合伙人份额、权利义务等，邹三丽作为实际控制人，在2019年4月至5月店铺经营期间，通过改换门头、开业酬宾等方式大肆宣扬其合伙企业的品牌，并采用促销、办卡等方式吸引新老客户累计约400组，总金额高达约12万元。这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未办理转让手续，邹三丽未实现对转让物的占有”是严重不符的。被上诉人在取得店铺实际经营权，并获取了大量客户和订单的前提下，在2019年5月26日主动约谈上诉人要求直接将该店铺转让给其个人。上诉人为免疑虑，约谈当场邀请第三人、案外人陈静到场共同协商和作证。同时，被上诉人亲自主动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原转让合同原件面手书了其与上诉人达成的新的协议的要点，这与被上诉人辩称的对于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过原转让合同完全不知情是何等的矛盾和讽刺。非常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同样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过程中遗漏了。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依法予以改判或发重审。二、一审法院片面的将办理工商登记理解为店铺转让的标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美容院经营权的转让在本质上是指经营场地、经营人员、设备设施以及过去多年所积累的客户资源的一种让关系，而非“商号”或“字号”的变更。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是一种“商号或“字号”，它仅仅表明在某个固定的场所存在某个合法的经营者，其本身是不能让渡的，否则属于反《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被予以行政处罚。一审法院以“商号”或“字号”未变更来认定实际所有者为第三人显然是对我国个体工商户注册相关法律规定认知的一种错误理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处结果有失公允，希望得到二审公正之裁判。邹三丽辩称，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与潘秀玲签订了股东协议书等与事实不符，也缺乏证据支持。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26日签署了店铺转让合同后，双方并没有履行合同，被上诉人即退出了经营。上诉人在一审时承认转给潘秀玲店内资产，他们之间有交接手续，并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认可，被上诉人也不知情。本案合同标的店铺经营权及店内财产都不属于上诉人，上诉人无权与被上诉人签订店铺转让合同，无权再行向被上诉人主张转让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和潘秀玲签订的合同来看，转让的是同一标的物，既有店内财产，也有经营权。在第三人支付了转让费后，财产及店铺经营权已经发生了转移，且潘秀玲已经办理了工商登记，由潘秀玲取得了经营权。上诉人在丧失了转让物和经营权后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店铺转让合同，意图重复收取转让费。被上诉人发现可能被蒙蔽后，即向上诉人发出了不履行合同的通知，没有实际履行过合同，也谈不上实现合同目的。因此，上诉人诉请转让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潘秀玲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2019年3月邹三丽主动找我要求合伙，口头谈定了合作事宜，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内容是邹三丽用9万元买原忆美美容70％股份，潘秀玲占忆美美容30％股份。说明邹三丽是在知晓店铺之前有转让的情况下约谈舒振茂店铺转让的事宜。舒振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邹三丽依约向舒振茂支付店铺转让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邹三丽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查明，2018年9月11日，舒振茂与潘秀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舒振茂将自己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滨江路南国江城第18栋4单元1层2室房屋租赁给潘秀玲办美容院，租赁时间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月租金5000元。双方于同日又签订《店铺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舒振茂自愿将位于南国江城商业街C区20、21、22（南国江城小区18栋4单元1楼2室）美容院转让给潘秀玲，转让费170000元，潘秀玲应于2018年9月11日向舒振茂支付定金50000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款120000元，潘秀玲付款后舒振茂将美容院内所有物品（产品、仪器）及客户档案交给潘秀玲；自交付定金之日起，店内所有收入与支出归潘秀玲所有和支配，舒振茂三年内不准在附近（5000米）开类似美容养生馆。合同签订后，潘秀玲于2018年9月11日向舒振茂支付了转让费50000元，并且双方办理了转让财产即仪器、空调、吧台、美容院等设备移交手续。2019年5月26日，舒振茂在未与潘秀玲办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和收回转让物的情况下，将上述房屋和转让物与邹三丽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合同》各一份，其中《店铺转让合同》约定：舒振茂自愿将位于南国江城商业街C区20、21、22（南国江城小区18栋4单元1楼2室）美容院转让给邹三丽，转让费170000元，其中50000元已由潘秀玲于2018年9月11日支付，剩余120000元于2019年6月10日前支付定金50000元。2019年8月31日前付清剩余70000元，邹三丽付款后舒振茂将美容院内所有物品（产品、仪器）及客户档案交给邹三丽（由潘秀玲与邹三丽交接）；自交付之日起（2019年5月26日），店内所有收入与支出归邹三丽所有和支配，舒振茂三年内不准在附近（5000米）开类似美容养生馆。合同签订后，2019年6月3日，邹三丽因对店铺及财产转让产生质疑，向舒振茂发出通知，告知不履行《店铺转让协议》。潘秀玲与邹三丽未办理美容院内物品交接手续，邹三丽也未按合同约定于2019年6月10前向舒振茂支付定金50000元。为此舒振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诉争店铺（美容院）登记在潘秀玲名下。邹三丽已另行起诉潘秀玲关于合同纠纷一案，且该案正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从舒振茂与邹三丽签订的以及舒振茂与潘秀玲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内容来看，其转让的为同一物，既有财产又包含美容院经营权。2018年9月11日，舒振茂与潘秀玲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后，双方已办理了财产转让手续，潘秀玲已支付转让费50000元，其店铺财产和经营权已发生转移，为潘秀玲所有，并且潘秀玲已于2018年9月13日办理了工商登记，获得了美容院的经营权。舒振茂在丧失转让物所有权后，于2019年5月26日与邹三丽签订《店铺转让合同》，再次对上述转让物转让给邹三丽，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且邹三丽已于2019年6月3日通知舒振茂明确表示不履行《店铺转让合同》，双方未办理转让手续，邹三丽未实现对转让物的占有。故舒振茂要求邹三丽支付店铺转让费500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舒振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舒振茂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围绕舒振茂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从舒振茂与邹三丽签订的以及舒振茂与潘秀玲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内容来看，其转让的为同一物，既有财产又包含美容院经营权。因此涉案店铺财产和经营权已发生转移，为潘秀玲所有。本案中，根据舒振茂的上诉意见及庭审各方陈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作出了全面分析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不再赘述。二审审理期间，舒振茂亦未提交证据来证实自己的主张，故舒振茂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舒振茂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舒振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治国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张海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杨雨竹书记员杨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