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津03行终1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金国，男，194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 委托代理人张爱慧，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7号。 法定代表人韩宝星，主任。 出庭负责人寇海明，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金玲，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金国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0行初12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金国及委托代理人张爱慧，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的出庭负责人寇海明及委托代理人孙金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5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关于同意智慧城地块（环内一次性报部）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函》[津国土房资函字[2010]120号]，同意将新立街崔家码头村转为建设用地，并同意征收崔家码头村集体土地。涉案房屋所占土地位于该征收范围内，因原告与被告就拆迁安置未达成协议，2017年5月4日，被告将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该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 2019年4月25日，原告邮寄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4月26日签收。因被告未予答复，故原告提起本次赔偿诉讼，请求：1.对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崔家码头村南11排24号、11排24号增1号房屋恢复原状；2.如无法恢复原状，参照《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对原告及家属进行360㎡的房屋安置，或者729万元（安置面积×市场价）的货币补偿；3.赔偿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室内财产损失2万元（详见室内财产损失清单）；4.赔偿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地上建筑物经济损失414750元（房屋面积165.9㎡×重置成本价2500元/㎡）；5.赔偿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 庭审中，原告就其主张的第1项诉讼请求恢复原状和第5项诉讼请求中关于崔家码头村委会承诺的补偿，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即要求被告对原告及家属进行房屋安置。 另查明，2016年8月19日，被告印发《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作为拆还迁工作实施依据，本案原告和被告均同意以该政策作为涉案拆迁利益的赔偿标准。 再查明，原告拥有的新立街崔家码头村南11排24号、南11排24号增1号房屋，在被拆除时无人居住，所占宅基地档案登记面积与实际勘丈面积不一致，庭审中，经被告认可，有效安置面积以实际勘丈面积165.9㎡为准，并且，涉案房屋中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共6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拆除部分除证载房屋外，包括房前两间小屋和一株树木，两间小屋面积为3.7㎡×5.1㎡＝18.87㎡，3.7㎡×2.63㎡＝9.731㎡，共计28.601㎡，经被告认可，属于附属用房，亦是赔偿的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引发的行政赔偿纠纷，涉案房屋被拆除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被告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对原告主张的第2项和第4项诉讼请求。一个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并已经启动行政赔偿程序时，当事人不能重复或者交叉运用救济手段，原有的补偿问题可在诉讼中转化为赔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实体审理并就赔偿问题作出行政赔偿判决。原告主张的第2项和第4项诉讼请求实为对其拆迁利益重复性救济手段。且，涉案房屋被确认违法强拆后，原告仍具有要求提供房屋安置或者支付赔偿金的选择权，庭审中，原告已明确选择房屋安置的方式弥补财产损失。因此，对原告主张的第４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涉案房屋涉及的拆迁户享有的还迁面积应为45㎡/人×6人=270㎡。而原告主张的大龄未婚子女需增加的还迁面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对原告主张的第3项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在拆除前未明确通知原告拆除时间，因此造成原告举证不能，相关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且，原告提出家具损失的主张属于家庭生活正常消费范围内合理的物品损失。但是，原告虽列有物品清单，但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家具的存在和具体价值，对此在合理范围内酌定原告家具的损失共确定为1万元。 对原告主张的第5项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不仅包括被拆房屋重置成本损失和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还包括被拆迁人应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等，最大程度地救济因受到国家公权力不法侵害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体现对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结合被拆迁人实际情况，尽可能给被拆迁人必要、合理的赔偿救济。因此，原告主张的一次性搬家费、奖励费的损失，予以支持；对于电话迁移费、空调移机费、有线电视初装费、租房费、附属用房、树木的损失，庭审中，被告同意赔偿。根据《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规定，一次性搬家费以拆迁协议为单位，该项损失确定为1000元；奖励费的损失确定为100元/㎡×165.9㎡=16590元；电话迁移费、空调移机费、有线电视初装费的损失共确定为1280元；每月租房费的损失确定为25元/㎡×165.9㎡=4147.5元。原告主张的附属用房和树木的赔偿标准，被告均认可，予以支持，故附属用房的损失确定为1000元/㎡×28.601㎡=28601元；树木的损失确定为600元/株×1株=600元。而原告主张的燃气初装费，非直接损失，也非拆还迁政策的补偿项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向原告崔金国提供270㎡的安置房屋。二、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崔金国家具损失费10000元、一次性搬家费1000元、奖励费16590元、电话迁移费400元、空调移机费400元、有线电视初装费480元、附属用房28601元、树木600元，共计58071元。三、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以每月4147.5元的标准向原告给付租房费自拆除之日（2017年5月4日）至安置房屋实际交付为止。四、驳回原告崔金国的其他赔偿请求。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赔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体现对被上诉人违法强拆行为的惩戒，缺乏公正性、合理性。一、原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270㎡的安置房屋，未体现对被上诉人违法强拆行为的惩戒，缺乏公正性。原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270㎡的安置房屋的依据为被上诉人单方制定的《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上诉人认为，该拆还迁政策对上诉人损失的认定仅具有参考作用，而不是必须适用的唯一标准。首先，该政策并非由有权机关制定、也未经过法定程序审批，不应将其作为合法有效的赔偿依据。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合法有效的补偿安置方案应由土地管理部门拟定，征求公众意见后由市、县政府批准，而该政策不符合该款规定。其次，本案的诉讼是由被上诉人为完成自身拆迁任务及进度而违法强拆引起。在上诉人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前，即能够依据该政策获得270㎡的安置房屋，在被上诉人违法强拆且不积极履行赔偿义务的情况下，仍判令其向上诉人提供270㎡的安置房屋，不仅未考虑违法强拆行为对上诉人在时间、精力、金钱等方面额外造成的损失，更未体现出对行政机关实施违法行为的惩戒。实质上，该判决结果使被上诉人无需为其违法行为承担任何代价，反而因违法行为完成自身拆迁任务而获益，不仅无法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甚至会起到鼓励其违法行政的不良社会效果。最后，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违法强拆导致其付出额外的成本、对违法行为应当予以惩戒及自身家庭的情况，提出360㎡安置房屋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以上情形，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均未予以考虑，判决结果缺乏公正性。二、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房屋安置)与第四项诉讼请求(即赔偿地上物重置成本损失)并不重复，一审法院认为是重复主张，系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对原告及家属提供360㎡的安置房屋，第四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赔偿地上物的重置成本损失414750元，这两项主张并未重复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这三项为法定的补偿内容。从被上诉人制定的拆、还迁政策可以看出，提供安置房屋的标准以村民身份为前提，按照村民人口计算，其中并没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内容。因此，提供安置房屋应理解为基于村民身份对宅基地进行的土地补偿或安置补助费补偿，该项补偿标准并非针对地上物而制定，地上物的补偿并未包含在安置房屋的补偿中。房屋作为上诉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仍应享有相应地补偿权益，上诉人以成本价为赔偿标准来要求赔偿，也未超出合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两项主张系重复计算，并未审查清楚各自所针对的补偿对象，是想当然的主观认定，为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法院将室内财产损失酌定为10000元，无法弥补上诉人的实际室内损失，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仅有两套实木家具，系上诉人的两个儿子结婚时订做，上诉人在庭审中也进行了确切地描述，具有可信度。因时间久远，自然无法提供发票等证据，且强拆时被上诉人也未事先告知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来不及取证，该结果是由被上诉人造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举证的情况下，承担不利的后果。但一审法院仅酌定10000元，反而使上诉人承担最后的不利结果，与法律规定不符，不具有合理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事实认定不清，缺乏公正性、合理性，应当予以撤销。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关于安置房屋面积，对上诉人所在村进行征收时适用的是东丽区统一的东丽区整体村域房屋拆还迁规定津丽档发[2009]24号文件，被上诉人制定的《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系对24号文件的细化和解释。因此对于上诉人所称的该补偿政策并非有权机关制定，也未经过法定程序审批不属实，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于适用该政策作为本案拆迁利益的赔偿标准，上诉人表示认可。上诉人自认按照拆还迁政策可获得270平方米的安置用房，虽然被上诉人系强制拆除，但不应仅仅因为被上诉人的程序违法而成为达成上诉人违反政策要求的手段。因此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按照政策规定向上诉人提供27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房屋重置成本损失，上诉人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进行房屋安置，与第四项地上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属于重复救济手段，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进行的房屋安置系基于村民身份对宅基地进行了土地补偿或者安置补助，属于对法律及政策理解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因此土地补偿费的对象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而非村民个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的房屋安置系对其地上附着物及房屋进行了补偿，该安置房屋已经包含对房屋成本的补偿，且同村其他被拆迁人也并未额外获得房屋重置成本补偿，因此上诉人要求的房屋重置成本于法无据。三、关于室内财产损失。上诉人主张被拆迁房屋内有两套实木家具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在拆除上诉人房屋时，屋内已经腾空，并未存放任何家具，且如果房屋还在使用，不可能只保存两套家具，应该还有其他物品。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损失的情况下，酌情认定室内财产损失金额并无不当之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因集体土地征收进而实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因与上诉人未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上诉人在拆迁范围内房屋实施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行政赔偿案件。因此，对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应参照涉案时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同时结合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予以综合考量。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房屋安置面积问题。《新立街道崔家码头村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中明确了房屋安置面积的计算方法，上诉人主张的其两位大龄未婚子女应双倍计算还迁面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主张室内财产损失2万元问题。上诉人就该损失所指是其子结婚时的家具，但上诉人未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该家具的价值，对此一审法院酌定该部分的损失为1万元，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地上建筑物经济损失，既重置房屋造价问题。因被拆除房屋被上诉人已同意按照政策予以安置，不存在重置房屋的问题，上诉人此项主张属于重复主张权利。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他经济损失问题。一审法院就上诉人对该部分损失所包括的附属用房、树木等应否予以赔偿，如何计算赔偿数额进行了详细阐述，本院认同，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伟 审判员 吕本文 审判员 魏 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邹欣蔚 书记员王一强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