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昌，男，198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立强，男，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系村民委员会推荐人员，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勋，男，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上诉人刘贵昌因与被上诉人王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3日会见上诉人刘贵昌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邹立强、被上诉人王勋，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贵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78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勋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勋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该“判决书”存在实体性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完全是王勋所提供的虚假事实。刘贵昌及其代理人在一审开庭当日作了详细陈述并提交《代理词》但法庭并未采信。（二）本案基本事实为：1、2017年6月初，徐平国和李国春开车到建水，第二天早上刘贵昌和林崇堂到城里接到刘贵昌和李国春，领着他二人到果苗地里亲自去看果苗。看了三家，即建水县镇李伍村六组的林崇堂、南庄余官冲村李刚和刘贵昌家的。看过后，徐平国和李国春就说，就订购这些果苗了，价格每株3.5到4.0元，拉到种植地点，数量大约30000到40000株，同时还给了30000元的订金，以每株1元下的订金。订金是在建水县上满鸿圆饭店吃饭时给的，在场人就是以上四个人。并且，徐平国说，等把地搞好后，就可以拉果苗过来了。2、13户所需要的果苗从2017年6月底至7月中旬，先后分四次由刘贵昌与林崇堂用汽车运送果苗，其中1、2、3次由刘贵昌与林崇堂参与运输，第四次因数量少，大约3000?4000棵，是刘贵昌开车和妻子一起运输，地点都是在徐平国的基地，果苗的分发由徐平国负责，果苗的钱是经过徐平国的手转给刘贵昌和林崇堂的。据了解，果苗种植户每户每株以0.1元的钱给徐平国与李国春作为采购果苗的费用。庭审中徐平国否认每株有0.1元的费用，李国春说自从和徐平国从建水回到本地后，没有和刘贵昌有联系，只有徐平国和刘贵昌联系了。从上述事实可以证明，13户是委托了徐平国从事订购果苗的代理人，其代理的行为是客观真实的，并且代理行为已经被13户种植者认可。刘贵昌除了和徐平国打交道，其他的11户都没有联系过，也不认识他们。3、2018年12月2日早上大约8时，突然接到徐平国的电话，叫刘贵昌当天就到鹤庆县种植果苗的地方去，因他们周围的另一个村需要果苗，价格等刘贵昌过来后再讲，就这样，刘贵昌与妻子开车出发，大约下午六点多钟，到了鹤庆县徐平国的基地。与此同时，就陆陆续续地来了大约十五、六人，这些人说，刘贵昌卖给他们的果苗不是他们需要的品种，叫刘贵昌家赔偿。双方发生了冲突，并报了警。但派出所认为是民事纠纷，让双方自己解决。于是代支伟执笔写《果苗赔偿协议》，让刘贵昌看了一遍并签字，刘贵昌不愿意。由于当时己经是深夜12点多钟了，刘贵昌要求第二天再协商签《果苗赔偿协议》的事，但徐平国等人不同意，要求必须当晚签署。因刘贵昌是外地人，当地又没有亲戚，人生地不熟，不签协议按手印，又是三更半夜，一旦离开派出所，生命都难保，产生这样的恐惧心理，考虑再三，为自身的人身安全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做，极不情愿地在协议上签字按印。（三）上述主要事实归纳。按照上面的基本事实，1、可以归纳出以下主要事实：（1）涉及本案的当事人有4人，即徐平国、李国春、刘贵昌、林崇堂四人，与其他11人没有任何关联；（2）买卖果苗的合同内容：从看果苗、确定果苗、预定果苗交订金，以上4人都在场。电话联系叫运输果苗、接收果苗、分发果苗和收款主要是徐平国。其中确定果苗的品种和数量是徐平国和李国春两人亲自到建水县刘贵昌和林崇堂及其他种植果苗的地里看过后，由他们两人确定的，并且刘贵昌和林崇堂运输到徐平国的种植基地上的果苗，就是徐平国和李国春所指定采购的果苗。基于上述事实，本案是一种合同买卖关系，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徐平国、李国春、林崇堂和刘贵昌四人；至于其他11人与刘贵昌和林崇堂没有任何关系，这11人只能与徐平国、李国春产生一种合同法上的代理关系。2、签订《果苗赔偿协议》也可以归纳出以下主要事实：（1）该“协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带有诱骗性：刘贵昌和其妻子于2018年12月2日开车到鹤庆县到徐平国的基地，是被徐平国以当地的一个村子需要果苗，叫刘贵昌过来谈生意而诱骗的。这一点，徐平国在庭审时已承认。徐平国说，如果不这样说，刘贵昌是不会过来的，但林崇堂没有叫。（2）该“协议”违背双方平等与合同自由原则，带有胁迫性：在当地派出所写的《果苗赔偿协议》不是刘贵昌与13户平等协商所写，而是由13户事先早已准备商量写好的，庭审中代支伟也承认是他执笔所写，没有充分的协商。（3）签该“协议”时刘贵昌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刘贵昌心里产生恐惧所签订的：2018年12月2日早上大约8点钟刘贵昌从接到徐平国的电话直至深夜12点多钟的16个小时的期间，不准刘贵昌开车、不准在当地住宿，13人轮番用疲劳战术胁迫刘贵昌当晚签字按手印。（4）《果苗赔偿协议》存在错误。因协议书是仓促写成的，协议书上，只有发苗商刘贵昌一方的签字按印，而没有另一方的。（5）《果苗赔偿协议》及其附件14户果农果苗棵数清单是对方随意拼凑出来的并且只有14户的签名按印而没有刘贵昌的签名按印，不具有真实性。二、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判决书上述认定事实与证据的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8、10、50条及法释【2015】5号第92条等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反驳。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以上法规的规定，刘贵昌在13份《民事答辩状》、庭审时以及《代理词》中，已经详细说明刘贵昌的意见，而一审判决不顾刘贵昌提供的以上事实证据，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三、一审存在程序性错误即程序违法。1、一审遗漏重要的当事人。刘贵昌和代理人在2019年7月12日向鹤庆县人民法院递交13份《民事答辩状》中，每一份都在答辩状中向法院提出“因本案所涉及的人，还有建水县镇李伍村的林崇堂与李刚，为了全面了解本案事实，公正合理的解决此事，应把上述两人追加进来参与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追加，二审中刘贵昌也再次向法院申请，把上述两人追加到本案中，以便于全面公正处理本案。2、《民事判决书》中的王勋，在2019年3月14日向鹤庆县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的最后，起诉人处空白，没有王勋的签名与按手印。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审做出公正判决。王勋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刘贵昌承担。1、如刘贵昌所诉,买卖过程中,首先徐平国和李国春开车去建水买果苗,王勋只认识刘贵昌一人,至于刘贵昌所说的李伍和林崇堂二人,徐平国和李国春并不认识。徐平国和李国春对果树品种、数量、定金、价格也给刘贵昌说过,并且定金也是支付给刘贵昌。交定金事实上也就形成一种协议。去田间看果树苗,我们也只能从表面得知果树的长势和是否是病苗,是什么品种也很难分辨,也分辨不清楚。只有育苗的人才知道。2、果苗的运输分配过程:在果树苗的分配中,刘贵昌也同徐平国一起分配,各农户清点果树数量按每株价格算好,钱是当面交给刘贵昌的。在果树苗的定购上，徐平国和李国春去看果树苗,路途远就会产生费用,各农户商量请他二人看苗，大家一起分担点车旅费（按每株0.1元支付)也是理所当然。3、刘贵昌及妻子来到徐平国果园基地后，双方并未发生争吵,王勋等人先问刘贵昌发的树苗是什么品种，他说是“茂谷柑”。然后我们带他去果园实地看了，刘贵昌也确定不是“茂谷柑”。徐平国还安排人做给刘贵昌及其妻子饭吃。吃过饭后,王勋问刘贵昌，苗也假了，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然后王勋等人向就黄坪镇派出所报警,想通过派出所来帮助解决。报警后，派出所让自己协商。按照刘贵昌发过来的树苗栽下去的面积、所投入的成本是接近250亩的果树面积,少说投入成本也要250万元。考虑到刘贵昌无法完全偿还王勋等人的损失，就商定由刘贵昌按每株5元的价格赔偿树苗款,刘贵昌和其妻子均同意并答应第二天早上到每家每户清点树苗,按地里实栽棵数清点。第二天早上刘贵昌和妻子去王勋、李家荣果园开始清点果树的时候,又打电话商量,每家在发的树苗数量上,减一点数量，他们也不清点了。大家又过去适当地减了一部分。刘贵昌妻子执笔书写,按减少的数量赔偿。各农户经过确认,也签了字给刘贵昌,并按了手印，不存在胁迫的问题。4、本案王勋与刘贵昌在黄坪派出所签订的《果苗赔偿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故该份协议对双方均产生法律效力。且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在案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刘贵昌一再强调其在签订该份协议时受到胁迫,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刘贵昌陈述该份协议仅有其本人签字捺印,没有协议相对方签字捺印,但结合协议签订时的情形看,愿意作出赔偿确实系刘贵昌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没有对方的签字,也不影响该份协议内容的真实性。5、刘贵昌陈述其向14户果农销售的果苗清单没有其签字确认,故该份清单所记载的数据不真实。从清单所形成的情况来看,该份果苗棵数清单系在《果苗赔偿协议》签订之后,刘贵昌与14户农户共同到果园里清点之后确定的,故对于该份数据即使没有刘贵昌的签字,也不可否认其真实性。二、就法律适用而言: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是按照本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所作出的,且刘贵昌对于庭审中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故王勋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不存在刘贵昌所称的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依法应当维持。1、刘贵昌称一审判决遗漏了重要当事人,故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当事人,属适用程序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加当事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申请追加,一种是依职权追加。追加当事人作为原告方的一项诉讼权利,原告不申请追加，法院不能主动追加,但法院认为原告方起诉时遗漏了当事人,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但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致使案件无法查清的情形,本案案件事实清楚,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王勋认为一审判决未违反法定程序。2、刘贵昌称王勋在一审所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未提供起诉状原件，但本案王勋已实际参与庭审,该行为即表明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意思表示真实,未提供起诉状原件并不影响王勋作为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未违反法定程序,故依法应当维持。刘贵昌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恳请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贵昌赔偿果树赔偿款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贵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王勋等14户果农向刘贵昌订购品种为“茂谷柑”的果苗，双方交易完后，王勋等14户果农于2018年12月发现，向刘贵昌订购种植的果苗品种为“墨科特”。2018年12月2日，王勋、刘贵昌在鹤庆县黄坪镇派出所签订了《果苗赔偿协议》及其附件14户果农果苗棵数清单，约定由刘贵昌在2019年1月15日前，按每株5元的标准赔偿王勋等14户果农损失，并确定了14户果农的果树赔偿棵数，王勋的赔偿棵数为6000棵。上述协议由刘贵昌签字或按印。现王勋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贵昌按照协议履行赔偿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勋、刘贵昌之间签订的《果苗赔偿协议》及其附件14户果农果苗棵数清单，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由于刘贵昌未能提供签订协议时被诱骗、受胁迫的证据，其提出的签《果苗赔偿协议》时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协议的观点，不予采信。关于刘贵昌提出的买卖关系及徐平国与李国春的代理行为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果苗赔偿协议》为王勋等14户果农与刘贵昌为解决果苗买卖合同纠纷而达成的协议，本案诉讼基于该《果苗赔偿协议》的履行而产生，刘贵昌提出买卖中的代理行为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由代理人赔偿的观点，不予采纳。综上，王勋、刘贵昌双方约定，由刘贵昌在2019年1月15日前，按每株5元的标准赔偿王勋6000株果苗损失，刘贵昌未按约定履行赔偿王勋损失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果苗赔偿款30000元违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由刘贵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王勋30000元。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刘贵昌负担。二审中，刘贵昌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但在二审会见中，刘贵昌当庭展示《果苗株数清单》原件一份，该清单系由刘贵昌的妻子李春梅书写的各种植户的实际种植果苗数及经双方协议后，各种植户同意在实际种植果苗的数目上进行减让后的数目的内容，各种植户在李春梅书写的上述内容中各户对应栏上签字确认。经本院审查认为，该清单所记载内容足以推翻一审认定刘贵昌应予赔偿的果苗数量，属对刘贵昌明显有利的证据，但经本院向刘贵昌及代理人进行释明，刘贵昌坚持拒绝将该清单作为证据提交，故对此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王勋向本院提交《果苗棵树清单》复印件一份，原件由刘贵昌留存，以证实各种植户实际购买种植果苗数。刘贵昌对王勋提交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该证据反映的事实与双方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纳。二审中，刘贵昌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由，申请追加林崇堂、李刚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经审查，对该请求不予准许（具体理由详见本院认为部分）。刘贵昌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不予认可，且认为王勋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有问题，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王勋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刘贵昌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异议成立，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在二审中，双方均认可双方在案涉赔偿协议签订前曾由李春梅单方记录过各种植户的果苗数量，案涉赔偿协议签订后，双方再次对各种植户的果苗数量进行确认并由各种植户在实际栽种果苗数量基础上对赔偿棵树进行了减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遗漏追加本案诉讼参与人及案涉的《果苗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追加诉讼参与人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果苗赔偿协议》系王勋等14户果农与刘贵昌为解决果苗买卖合同纠纷中的赔偿问题而达成的协议，本案诉讼基于该《果苗赔偿协议》的履行而产生，并非基于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协议的相对人为刘贵昌与王勋，现在案无证据证明案外人林崇堂、李刚系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故本案不存在遗漏追加诉讼参与人的情形。一审未同意追加林崇堂、李刚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关于案涉的《果苗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刘贵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王勋签订《果苗赔偿协议》，同意赔偿的意思表示真实，其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属于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合同效力。刘贵昌应按照协议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在该协议中，刘贵昌承诺按实际栽种株数赔偿，王勋起诉主张按果苗株数清单上载明的种植棵树进行赔偿，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应予支持。现刘贵昌主张协议系受胁迫签订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该主张与双方在案涉协议签订后再次确认各种植户的果苗数量并进行数量减让的事实相悖。刘贵昌在二审中自认至本案二审会见时其并未行使过撤销权，故刘贵昌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贵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刘贵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