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6民终2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昕琪，男，199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生，陕西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魏杰，男，198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郝非，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白昕琪因与被上诉人杨魏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2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昕琪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陕0602民初246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证据支持。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6月1日杨魏杰、蔡璐璞、王某某签订了合伙协议，三人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设立延安市宝塔区晟达企业管理公司，约定杨魏杰出资17万元占公司股份28%，三人并委托蔡璐璞为合伙负责人及法人。但在原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法庭举证证明该公司为蔡璐璞一人公司，蔡璐璞占该公司股权100%。被上诉人虽然向法庭申请王某某就其所占股权比例出庭作证，但其并未就蔡璐璞认可杨魏杰、王某某占其公司相关股权的任何证据，作为杨魏杰、王某某是否为延安市宝塔区晟达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得而知。原审还查明蔡璐璞、王某某同意并向上诉人告知了晟达公司为蔡璐璞一人公司的情况后将杨魏杰的股份转让给了上诉人。但就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法人蔡璐璞同意转让股权且其告知过公司登记等相关情况。二、原审法院对案件认定无任何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知晓不可能办理工商登记，并自愿接受这一事实，属其主观臆想，无任何客观依据。且其认定双方对公司登记的变更无约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在双方的股权协议中明确的约定了应当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在当时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一次性支付了全部转让款，这并不代表上诉人放弃了变更工商登记的权利。同时原审法院还认定上诉人已经参与了该公司的经营，参与经营必然会对公司的账务，财产等相关事务进行管理，但在原审中并无相关证据进行证明。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并未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中明确的载明了被上诉人合法拥有延安市保安全晟达企业管理公司股权21.5%，但其所拥有的股权是否能够得到该公司的认可，该公司法人是否认知晓不得而知。被上诉人的证人王某某是否与该公司有关系，其所述的股份是否能够得到该公司的认可也不得而知，在此情况下法院竟认定杨魏杰、王某某在该公司具有股份显然错误。另外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转让的股份的意义并非只是一纸合同，在转让的同时必然涉及到公司账务、固定资产、债权债务等移交。但截至目前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提供了一纸合同，再未移交任何手续。杨魏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向法院提交了蔡路璞、王某某、杨魏杰三人的合伙协议，协议中已经明确了三人的合伙出资比例及占股比例，也明确了法人登记为蔡路璞一人。所以，杨巍杰、王某某是晟达公司的股东是事实。上诉人是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受让股权时其不可能在没看到杨巍杰等人的合伙协议就同被上诉人要求受让股权。在合伙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由蔡路璞一人为合伙负责人及公司法人。另外，现在的工商登记都是可以随时查询的，上诉人在受让被上诉人人股权时，被上诉人已明确告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上诉人也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一次性支付了股权受让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受让股权后，已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这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提交微信聊天截图，照片，公司网络宣传广告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享受股东权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范本中对于价款给付的约定，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字之日向甲方支付此处金额为空白，在甲乙双方变更完工商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借款23万元。而本案中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范本后，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3万元，如股权变更登记是上诉人受让股权的一个先决条件，双方必然会约定工商变更登记前给付多少钱，变更登记后支付剩余价款。而本案上诉人是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所有股权出让价款，所以该约定只是因为该协议从网上下载，协议中存在该条款，而双方当事人没有对其进行修改，但实际履约时是按一次性给付的，该条款是一个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的无效条款。白昕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30000元转让款，并按照年利率6％承担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38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日，被告杨魏杰与蔡璐璞及王某某签订《合伙协议》，三人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设立延安市宝塔区晟达企业管理公司。约定杨魏杰、王某某各出资17万元，各占公司股份28%，蔡璐璞出资27万元，占公司股份44%，委托蔡璐璞为合伙负责人及公司法人，即合伙事务执行人。实际以蔡璐璞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于2016年8月10日成立，被告杨魏杰与王某某配合蔡璐璞参与公司业务。公司经营中注册资本进行过增加的变更。2018年4月28日，被告经蔡璐璞及王某某同意并向原告告知了晟达公司股东及工商登记为蔡璐璞一人的情况后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范本》，将其在晟达公司持有的21.5％股份以23万元转让给原告。协议范本为打印的文本，其中涉及股份比例、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转让手续费用的负担、违约金比例、争议条款选择部分均为手工填写，只有第二条第二款“乙方(即原告)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向甲方（即被告）支付元；在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价款贰拾叁万元。”中第一个金额为空白，而后一个金额亦为手工所写。签订协议当天，原告全额向被告支付了23万元。之后原告与王某某一样参与公司业务并担任过该公司拓展训练教官。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自由转让，应以自愿及不侵害他人权益为前提。本案中，被告经蔡璐璞及王某某同意后对外转让股权，原告在知晓晟达公司股东及工商登记情况下自愿接受，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他人利益，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及所从事的民事活动，应该相应的辩识能力，其在知晓晟达公司股东及工商登记情况，并在协议载明“在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价款贰拾叁万元”且工商登记未变更的情况下，于签订协议当天即全额向被告支付转让费，足以确定原告知道被告不可能为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即双方对工商登记变更并无约定。原告以此为由诉请解除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被告在晟达公司无任何股份的主张，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告经蔡璐璞与王某某接受已实际参与晟达公司业务，原告与被告之间股权转让的目的已实现，双方所签协议不存在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事由，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白昕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7元（原告己预交），减半收取计2528.5元，由原告白昕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魏杰向本院提交视听资料光盘一张，证明：蔡璐璞对杨魏杰转让股权给白昕琪是知道并认可的，就如录音中蔡璐璞所说，公司准备清算，在公司清算注销时打电话给白昕琪，询问白昕琪意见，如白昕琪不是公司股东，没有受让杨魏杰的股权，在公司清算注销时也不是询问其意见。白昕琪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认为录音中一直未出现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王某某、蔡璐璞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二人通话的内容也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晟达公司以及股权转让的事情，与本案毫无关联，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杨魏杰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认证和二审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隐名股东持有的股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亦可转让。本案中，白昕琪与杨魏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现白昕琪主张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应当对存在法定撤销事由举证加以证明，即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形，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具备上述法定撤销情形，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白昕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56元，由上诉人白昕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晓 元审  判  员    贺    洁审  判  员    贾 玉 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但   勇书 记 员  南 慧 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