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4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光华大厦A号楼13层。法定代表人：蔡国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咏梅，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顾菊贤，女，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效东，江苏翔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赵斌，男，195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一审被告：王健，男，195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再审申请人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顾菊贤，一审被告赵斌、王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3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8）苏民申46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苏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杨咏梅，被申请人顾菊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效东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赵斌、王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通公司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100万元事实不清。顾菊贤起诉时提交的一份手书借条的形成时间并非2013年12月30日，而是2016年5月，其后提交的一份打印借条的形成时间存疑。借条所载187万元并无对应的付款凭证，且借款人赵斌称其仅收到83.5万元，而就该83.5万元，赵斌是在2013年12月30日前的不同时间分次收到，并无原始借条作证，鉴于顾菊贤的前夫蔡新与赵斌是朋友且一直与赵斌有合作关系，不排除与赵斌有合作投资，后因赵斌的施工项目情势变化，故作为借款处理的可能。一审判决认定16.5万元货款转借款本金没有法律依据。顾菊贤后来提供的借条上的出借人并非其本人，而是其女儿蔡云凤，但当时刚参加工作的蔡云凤显然不可能有巨额款项出借给他人。赵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月利率3%，而借条载明为“银行利息四倍”。2、苏通公司担保事实不成立。（1）案涉手书借条所载借款人、担保人均是赵斌一人所写，除赵斌、王健签名捺印外，仅有苏通公司印章而无其他意思表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苏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不应认定苏通公司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2）苏通公司与蔡云凤、顾菊贤之间没有任何约定。赵斌应顾菊贤的要求在原告方家里给其借条上加盖苏通公司印章，为自己的债务担保，不符合常理。顾菊贤对苏通公司提起诉讼，损害苏通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虚假民事诉讼。3、2009年、2010年，赵斌承接广西防城港市碧海紫金城项目挂靠苏通公司的前身江苏南通三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时使用“江苏南通三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印章，变更后使用了“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使用赵斌持有私刻的印章。2013年赵斌承接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挂靠苏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时使用苏通公司驻湖南永州分公司经理李雄掌控的尾号为873的“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并非使用赵斌持有的私刻的印章。2014年，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发生纠纷涉诉，赵斌多次到苏通公司盖章或领取盖有印章的空白纸备用，均有签字领取记录，若苏通公司知道赵斌有私刻的或非公安备案印章，也不会让其领取盖有印章的空白纸备用。苏通公司统一刻制苏通公司碧海紫金城项目部章和苏通公司埠上桃源项目部章给项目部使用，不需要使用苏通公司的行政印章。在2016年2月春节期间，苏通公司得知赵斌有私刻的苏通公司印章后，3月份即派员到广西防城港市赵斌处收缴了该枚尾号为776的苏通公司的假印章。本案二审中苏通公司向法院提交赵斌亲笔书写的证明，赵斌否认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开庭中关于“赵斌持有私刻的印章是用于承接工程签订合同、施工签证、竣工验收和诉讼的，苏通公司应当知道赵斌持有该枚印章”的陈述。据此，苏通公司并不知道赵斌私刻公司印章，也不知道赵斌用其私刻的印章为其出具的借条盖章担保，故不存在苏通公司印章管理不善的问题，赵斌的盖章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苏通公司不应承担民事担保责任。4、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错误。（1）顾菊贤据以起诉的赵斌手书借条被证明系伪造，顾菊贤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应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允许蔡云凤到庭陈述完成债权转移，缺乏依据。（2）赵斌私刻苏通公司印章并使用该印章构成私刻企业印章罪，应依法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二审法院以苏通公司未报案为由推定苏通公司与案涉印章所涉权利存在密切关联并将此作为苏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当。（3）一、二审法院认定“苏通公司对赵斌使用非经公安备案的苏通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未加否认，赵斌是挂靠苏通公司施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掌握苏通公司默许的印章，以苏通公司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具有代理权表象，原告有理由相信赵斌可以代理苏通公司实施民事行为，苏通公司应承担法律后果”，缺乏依据。（4）顾菊贤明知赵斌无力偿还其高额利息，为转嫁借贷风险，在苏通公司不知情、不在场的情况下，要求赵斌先后两次在其前夫蔡新家里使用私刻的苏通公司印章为其同一笔月息3%的高额借贷进行担保，显然不构成善意无过失，不应认定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原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5、赵斌如果作为苏通公司代理人或表见代理人来盖章行使苏通公司担保行为，则实际上就是以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与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属于被法律禁止的非法行为，据此，蔡新或顾菊贤并非善意无过失。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再审改判驳回顾菊贤对苏通公司的诉讼请求。顾菊贤辩称，1、赵斌在公安机关陈述是蔡国新给了他一枚苏通公司行政印章，如果这枚公章是私刻的，那也是苏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新私刻的，并且蔡国新告诉赵斌在项目中使用，这枚公章与碧海紫金城行政章是同一枚，包括竣工验收与政府往来都是这一枚公章。2、一审中在审判人员许可下，蔡新陈述了借款数额的组成以及借据上所载187万元的由来，赵斌因发放工资有100万元缺口而向蔡新借款，蔡新以前与赵斌有建筑模板的生意往来，经结算赵斌有16.5万元没有向蔡新支付，随后蔡新的前妻即顾菊贤通过银行汇款给赵斌83.5万元，这就是借款本金100万元的组成。关于187万元，是因为约定利息较高，我方将约定的三分息通过复利计算的方式计算至到期日是187.3万元左右，以187万元作为借款数额。3、第一份借条是写给顾菊贤的女儿蔡云凤的，借条数额187万元。后来我方要求蔡云凤根据这张借条起诉，蔡云凤因家庭矛盾不愿意起诉，所以我方就要求赵斌重新写借条并以这张借条起诉。在庭审过程中，因王健陈述有两张借条，所以当时法庭对于借条的形成作了充分的调查，并要求蔡云凤到庭表明是否将其所享有的债权转移给其母亲顾菊贤。蔡云凤到庭表示其对书写的第二份欠条是知情的，也同意债权由其母亲行使，因为借款实际上是由顾菊贤支付，她也保证不再向赵斌主张相应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才认为顾菊贤具有债权人的资格并裁决赵斌向顾菊贤偿还借款。4、本案事实以及赵斌的身份、地位以及赵斌所使用的印章来源及用处都表明赵斌是具有代表苏通公司行使相应职权的外部表象，蔡新因与赵斌有建筑模板生意往来也就知道其使用印章的事实。这枚印章使用后，在与其他供应商都可能完成相应的结算，蔡新有足够理由相信该枚印章就是苏通公司的印章，苏通公司的印章在借条上，其显然应承担相应责任。借款之时是为了解决赵斌的实际经营困难，如果这时要求顾菊贤承担过多注意义务也不客观、不公平。关于印章的加盖时间，不管是在借条形成时还是借条形成之前或之后，都不能否认苏通公司自愿承担借款偿还的保证义务。为原先没有担保的债权提供担保也非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即便苏通公司的担保行为在后也不应被否认。5、对善意相对人顾菊贤的借款应当予以保障，应当认定赵斌的盖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6、赵斌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借款，但其借款是用于苏通公司的工程。赵斌当时是苏通公司在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的负责人，盖章时他是以埠上桃源工程项目负责人身份提供担保。我方有足够理由相信赵斌有权代表苏通公司，要求我方去审查赵斌与苏通公司的关系、赵斌能否代表苏通公司，显然不公平。综上，一、二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苏通公司的再审请求。顾菊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赵斌归还借款本金187万元并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支付律师费4万元，苏通公司、王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斌与苏通公司系挂靠关系，赵斌于2012年3月以苏通公司名义承接了位于广西防城港市北部湾大道与灵秀路交汇处西南面的埠上桃源Ａ区土建、装修、安装及小区配套工程。2013年12月30日，赵斌向案外人蔡云凤（顾菊贤之女）出具借条，载明向蔡云凤借款187万元，还款日期为2015年12月30日，借条上未载明期内利息，约定逾期利息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时借款人自愿每天按借款金额的2%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律师费，担保人处有王健的签字，并加盖了刻有“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2014年1月28日，蔡云凤通过海门市鑫满建材经营部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赵斌支付83.5万元。2016年5月，顾菊贤催促其女蔡云凤起诉被告方，因两人发生矛盾，蔡云凤不愿起诉，故顾菊贤又要求被告方重新出具了借条一份，内容与之前的借条基本一致。后经顾菊贤催要，赵斌、王健、苏通公司未能还本付息，故顾菊贤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一、赵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顾菊贤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苏通公司、王健对第一项确定的本金及逾期利息（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苏通公司、王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斌追偿。三、驳回顾菊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93元，由顾菊贤负担1万元，由赵斌负担12693元。苏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顾菊贤与赵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关系的建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苏通公司为该借贷提供连带保证，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案涉借贷本金为100万元，借贷双方在借条中就逾期利息进行了约定，但约定利率过高依法应予调整。1、顾菊贤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案涉借款存在两张借条，除出借人分别为蔡云凤、顾菊贤外，其他实质性内容均相同，一审中蔡云凤本人出庭作证，陈述出借款项为顾菊贤所有，因其不愿以自己名义起诉遂将出借人改为顾菊贤，对此其同意且承诺不再主张权利。据此，蔡云凤已将其名下债权转让给顾菊贤，债务人赵斌在第二张借条上签字表明其已知晓债权人发生变更，上述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发生法律效力，顾菊贤作为债权人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苏通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首先，就借款人赵斌的身份而言，在案涉埠上桃源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其为项目经理，工程相关会议纪要也显示其为施工单位苏通公司人员，故其项目经理身份可以认定。其次，借条上盖有苏通公司776号印章，虽然苏通公司否认该印章真实性并提交用章记录证明未曾在借条上盖章，但一审中赵斌陈述相关印章在埠上桃源工程使用，从该项目工程联系单、催款函、起诉状等资料看，均盖有776号印章，证明776号印章确实曾对外使用，上述印章与借条上的印章并无肉眼可见的明显差异，且没有证据表明顾菊贤对此明知，故对第三人顾菊贤来说，项目经理赵斌在借条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具有代表苏通公司的效力。该枚印章是否系赵斌私刻，与本案并无关联。从借条上印章所盖的位置看，苏通公司为连带保证人，其应对案涉借款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3、案涉借贷本金为100万元，逾期利息约定过高应予调整。一审中顾菊贤、赵斌一致确认借贷本金为100万元，并陈述其中16.5万元系前期材料款结转而来，虽然苏通公司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但综合全案看，顾菊贤从事建材经营，借款本金中的83.5万元也是从海门市鑫满建材经营部账户汇出，赵斌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双方将结欠材料款直接转为借款本金的行为符合各自经营实际，且款项金额不大，一审认定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并无不当。借贷双方在借条中明确约定了逾期利息，但该约定过高，超过法律保护范围，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93元，由苏通公司负担。再审期间，苏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5月22日、24日公安机关对赵斌讯问笔录共三份。拟证明：（1）当时在广西埠上桃源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苏通公司派员签订的，加盖的公章是公司认可的公章。一审判决认定就广西埠上桃源工程苏通公司没有派员签订合同、合同使用的是私刻公章、苏通公司是默许的错误。（2）2013年春节出具借条时其上没有苏通公司印章，在借据上加盖公章是应蔡新的要求在广西百色凤凰新城工地加盖（该工地是赵斌承建,但不是挂靠苏通公司承建），不是在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工地。（3）赵斌在广西百色凤凰新城工地办公室按照蔡新的意思当面重新给他写的借条，而且是写在盖有苏通公司印章的空白A4纸上，蔡新在当场可见文字内容是填写在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上的，不是善意无过失。2、2014年4月14日费用报销审批单，其上载明用途模板2700张乘50每张，金额13.5万元，在备注部分载明“蔡新模板款全部结清，1月26日赵斌卡号付出”。拟证明：本金100万元组成中的材料款并不是顾菊贤陈述的金额16.5万元，而是13.5万元。这与一审、二审庭审笔录中记载的顾菊贤多次陈述不一致。项目部有单独的账户，自己管理资金。同时证明一审、二审认定本金100万元组成事实错误。3、2018年2月11日海门市公安局立案告知单一份。拟证明：苏通公司就赵斌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向海门市公安局举报，海门市公安局立案侦查。4、2013年3月6日补充协议。与2013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赵斌2018年5月22日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共同证明工程名称为埠上桃源A区二期2栋、6栋、三期3栋、7栋；合同落款处苏通公司加盖有公章（公章编号不是尾号776），法定代表人蔡国新的印鉴章，委托代理人为李雄，并载有苏通公司开户银行及账号；广西埠上桃源工程是苏通公司派员签订的。据此，一审判决关于苏通公司未派员参加广西埠上桃源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而案涉工程施工承接成功，说明苏通公司应当知道赵斌使用了未经备案的苏通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而未加以否认，应当视为该公司对赵斌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实施民事行为的同意的认定有误。5、苏通公司总经理李勇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与赵斌2018年5月24日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两份共同证明：（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打印的借条（给蔡云凤的借条）形成于2013年12月30日错误。事实上两份借条均是在2016年形成的，其目的就是伪造苏通公司的担保；（2）两份借条是赵斌根据蔡新的要求，将本金写为187万元，在2016年借款已经逾期的情况下还约定高额的违约金等，赵斌已经债务累累，连本金都无力偿还，其目的是虚构债务，并将巨额的债务通过伪造担保转嫁给苏通公司；（3）2016年蔡新在广西百色凤凰新城工地找到赵斌，该工地并不是苏通公司的工地，而且赵斌当着蔡新的面根据其要求在有公章的空白纸上写借条的内容，顾菊贤不在现场。赵斌并不具有代理权表象，顾菊贤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赵斌具有代表苏通公司为自己不能清偿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权利；（4）顾菊贤（蔡新）从未与苏通公司磋商、核实过担保事宜，双方之间从无担保的合意，顾菊贤也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善意无过失。6、苏通公司的章程和苏通公司向金融机构出具的董事会、股东会同意保证担保意见书两份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两份。拟证明：（1）苏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并经表决通过后，才能成立有效的担保，否则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这是苏通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制定的，不应当有例外。（2）本案中，赵斌私刻公章而无股东会决议，相对人顾菊贤对赵斌的行为没有履行任何形式审查义务，也没有与苏通公司进行核实。即赵斌不具有代表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的代理权表象，顾菊贤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赵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所谓的担保对苏通公司不发生效力。顾菊贤质证认为，1、证据1的来源合法性存疑，对该证据真实性暂不予确认。该讯问笔录中不仅说明了印章的来源，也说明了借条出具的时间以及两次出具借条的原由，这与顾菊贤在庭审时陈述事实相一致。借款是用于埠上桃源工程，该工程是苏通公司承建的工程。在何处在借条上盖章与责任的承担没有必然联系。笔录上所记载的是按照蔡新意思所写的借条，赵斌陈述蔡新是要求其提供担保，并未指定一定要苏通公司担保，这时赵斌从其办公地点拿出盖有苏通公司章的空白纸张，蔡新是无法知道这张纸上的章是赵斌所盖还是苏通公司所盖。再加上蔡新与赵斌曾经有过生意往来，也是为埠上桃源工程提供相应建筑模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蔡新有充分理由相信赵斌能够代表苏通公司。就印章的来源，赵斌在5月22日笔录中陈述是苏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新交给他的，该印章也在苏通公司承建的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中进行了使用，这枚印章并非私刻，而是未备案的第二枚真正的新的公章。因此，应当与备案的公章具有的相同的法律地位。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在2014年4月14日就已经形成，在起诉之前，也是由苏通公司自行保管的。在诉讼发生之后，苏通公司应当承担该举证责任，是否能成为新证据由法庭审核。2014年4月14日发生了一笔13.5万元模板款，实际上借款发生在2013年，2014年结账单不能证明2013年的情况。如果我们只与赵斌发生了一笔13.5万元的模板交易，对方的说法是成立的，但是不仅仅发生了这一笔交易。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苏通公司称赵斌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而公安机关的结论不是伪造公司印章罪，该证据不能证明苏通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时赵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陈述除了与甲方签订的合同使用了公司的印章之外，案涉项目与其他供应商以及验收文件中使用的章是在借条上盖的章，所以不能以这个章否认赵斌以苏通公司的名义并且以其掌握公章在其他正式文件和合同中进行了使用。5、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李勇作为公司总经理，本身就是利益相关人，且其说不认识蔡新，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都是海门建筑业人员，相互知晓。6、对证据6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对相关决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蔡新出庭作证称：“海门市鑫满建材经营部是顾菊贤经营的，我帮助顾菊贤打理。蔡云凤是我女儿，我和顾菊贤离婚有20多年了，但一直在一起生活，家庭财产没有分割，还在一起。在2013年底前1、2个月，赵斌向我借200万元。当时我说借款100万元，借你2年都没有关系。当时说好打款83.5万元，13.5万元是模板钱，另外还有3万元是财务费用，因为在与赵斌的模板合同中约定如果及时付款不收取费用，如果迟延付款按照每张模板加收费用，所以会产生3万元财务费用。另外，和他约定的是3分息。所以统一由他出具总额为187万元的借条，赵斌实际向我（打到蔡云凤卡中）支付了3个月利息，每月3万元。出具给蔡云凤的借条记不清是不是在落款日期2013年12月30日当天形成。因为有时借条是先写好的，反正是在落款时间前后1、2月形成。赵斌向我借钱是说要借钱发工资，我实际打款时间在年关，应当是发工人工资。审批单上签名是我签的，这个13.5万元就是本案100万元当中的13.5万元，但我签这个字是为了配合赵斌到会计那里领钱，实际赵斌并没有将钱给我。第一张借条是出具给蔡云凤的，形成的时间就是2013年12月30日。后顾菊贤与蔡云凤发生矛盾，顾菊贤要求我到广西防城港市田阳找赵斌重新出具相同的借条，只是出借人变成顾菊贤，在2016年3、4月时我找赵斌出具给顾菊贤的，我是在广西田阳找到赵斌的。田阳并不是埠上桃源工程项目部所在地。我去的时候埠上桃源工程停工，其他有人打官司要款，我家里人也希望我打官司要款，但我知道借条写的借款期限是两年，无法诉讼。赵斌和我说他没有钱，可以将借条写给我，让我去起诉。赵斌告诉我，苏通公司正在与甲方打官司，甲方欠苏通公司五、六千万元，到时候不会少我钱的。我找到赵斌要求其写第二张借条时，印章已经盖在纸上了，赵斌当着我面写的。我在要赵斌给我出具借条时向他强调其出具的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一定得是真章否则是要吃官司的。赵斌说肯定是真章，其他材料上也盖的这个章。我当时回到南通后还和苏通公司的财务经理李勇电话核实过，李勇回答是赵斌出具给我的，没有问题。我在取得第一张、第二张借条时认为苏通公司是担保人，因为赵斌是苏通公司的项目经理，同时款项也是打给赵斌本人的。我是在广西给赵斌供应模板，供应到埠上桃源工程。我看到苏通公司的项目牌上显示项目经理是赵斌，且借条上加盖了苏通公司的印章，另外我们在和项目部进行模板交易时都签订了合同，也是加盖了苏通公司这个印章，另外我有朋友向埠上桃源工程项目部送钢材、混凝土，也是这个苏通公司印章，相应合同现在都没有了。就蔡新的上述证言，苏通公司质证认为，蔡新所述能反映基本事实。1、一、二审对于顾菊贤主张的100万元借款本金认定有误。2、蔡新的证言能够反映蔡新本人包括顾菊贤从未与苏通公司就担保问题进行过磋商，顾菊贤与苏通公司之间没有担保的合意。3、从借条形成的过程来看，赵斌并非在埠上桃源工程所在地持有加盖公章的空白纸，其当着蔡新的面填写相关内容，既不能证明赵斌具有代表苏通公司的代理权表象，也不能证明蔡新善意无过失。本案原告是顾菊贤，顾菊贤本人也不在现场，所以顾菊贤更不能构成所谓善意无过失。蔡新陈述是2016年找到赵斌重新出具借条给顾菊贤，但是他又陈述借条上载明借期2年，我方注意到借条上载明到期日是2015年12月30日，所以蔡新这一陈述前后矛盾。鉴于蔡新和顾菊贤的特殊关系，其有共同财产和经济共享，所以对于蔡新的证词应当适当甄别，除前述矛盾之处外，对于是否核实了苏通公司担保印鉴这一事实，蔡新并不能举证，不应被采信。听证后，苏通公司向本院寄来李勇的书面说明，称与蔡新从未相识，也从未接到过蔡新的任何电话。顾菊贤质证认为，蔡新是借款事项的经办人，具体事项的陈述应当是真实的，其要求对方一定要提供担保，担保的提供应由出借人来与担保人协商，而不是出借人亲自去协商，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要有担保人即可，在赵斌能够提供担保人的情况下，我们才向其出借款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证据2、3、4、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查，证据1是一审法院在（2018）苏0684民初448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就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证据5与蔡新的证言性质一致，均属于证人证言，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顾菊贤是海门市鑫满建材经营部工商登记的经营者，顾菊贤与蔡新虽然离婚，但一直一起生活，家庭财产没有分割。顾菊贤确认海门市鑫满建材经营部由蔡新实际负责经营。案涉借款的发生和借条的形成，具体是蔡新与赵斌联系经办。蔡新称其向赵斌任项目经理的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供应模板，所签订的合同上加盖有与借条一致的苏通公司公章，现在合同都没有了。本案中出借人为顾菊贤的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6年，是蔡新到广西百色田阳凤凰城工程项目地找赵斌在盖有苏通公司公章的空白纸上写就，该凤凰工程项目并非赵斌挂靠苏通公司承建。就案涉借条所涉材料款部分13.5万元，苏通公司在再审期间举证证明已由蔡新、赵斌在2014年4月14日共同签字办理手续从苏通公司领取。蔡新对相关审批单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该13.5万元就是本案100万元当中的13.5万元，蔡新称其签字是为配合赵斌到会计处领钱，实际赵斌并没有将钱给其，计入100万元之中的另外3万元是财务费用。就借条所载187万元的其余87万元，蔡新认为是按照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蔡新确认赵斌支付了3个月每个月3万元的利息。蔡新还称其就实际形成于2016年的借条所涉公章问题在该借条形成之后联系过苏通公司财务经理李勇并得到李勇确认，但李勇对蔡新的上述说法予以否认。本案再审争议焦点：顾菊贤在本案中主张苏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否合法有据、应否得到支持。本院再审认为：顾菊贤在本案中主张苏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理由详述如下：一、赵斌就案涉借款并无代理苏通公司提供担保的权限。1、赵斌挂靠苏通公司承建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并担任项目经理，但项目经理这一职务本身并不包括代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职权，不能依据赵斌项目经理的身份本身即推定其有权代理苏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2、就赵斌持有盖有苏通公司公章的空白纸这一事实，关键在于持有人与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相关内容的代理关系、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持有人具有相关代理权限，而非仅依据这一事实即能够简单认定或推定持有人具有相关代理权限。本案中，（1）并无证据证明该加盖公章的空白纸是苏通公司用以授权赵斌可以对外以苏通公司名义进行担保。（2）根据蔡新与赵斌的陈述，顾菊贤起诉所依据的出借人为顾菊贤的借条是蔡新于2016年到广西百色田阳找赵斌写就，此时赵斌所在工地并非地处广西防城港市的案涉埠上桃源工程工地，该工地所涉工程亦非挂靠苏通公司承建。（3）赵斌作为盖有苏通公司公章的空白纸的持有人显然并无代理苏通公司为其本人作为借款人的债务，尤其在债务构成包括已经从苏通公司领取的款项和非法高息的情形下，进行担保的代理权限。其一，根据顾菊贤一方的确认，所谓100万元本金中包含模板款13.5万元，但该款已经在2014年4月已被赵斌从苏通公司领取，在此情形下，苏通公司没有理由再为赵斌向蔡新就同一笔款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所谓财务费用提供担保，赵斌显然没有相应代理权。其二，根据蔡新的证言，该借条所载金额包括按照月息三分即年利率36%计算的87万元利息，但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年，100万元对应的利息如按年利率36%计算应为72万元，87万元利息存在超出按年利率36%计算的非法高息；且顾菊贤一方还确认在2016年该借条实际形成时赵斌已经支付了部分利息，对应出借人为蔡云凤的借条，可以认定实际形成于2016年的出借人为顾菊贤的借条并未对赵斌已经支付的利息予以扣除，结合前述关于按照借条所载2年借款期限及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的认定，本案顾菊贤据以起诉的借条包含非法高息，苏通公司没有理由为赵斌向蔡新就包含非法高息的债务提供担保，赵斌显然没有相应代理权。其三，案涉借条并未对所谓借款187万元列出明细构成，借条所示担保也非就187万元细分逐一进行担保，所以基于前述赵斌无权代理苏通公司给包含其个人虚高债务进行担保的分析，苏通公司显然亦没有在明知存在虚高债务的情形下仍为赵斌其他债务一并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愿，换言之，上述关于赵斌无权代理苏通公司就案涉借条所载187万元债务进行担保的认定是整体认定。（4）需要指出的是，赵斌与顾菊贤一方就案涉借条的陈述并不一致，赵斌在公安机关陈述出借人为蔡云凤的借条和出借人为顾菊贤的借条均是2016年蔡新到广西百色田阳凤凰城工程项目地找到其出具的；顾菊贤一方则主张出借人为蔡云凤的借条形成于2013年底前后。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就顾菊贤一方持有的出借人为蔡云凤的借条，也同样存在前述分析所涉包含非法高息的问题，基于前述分析，赵斌亦同样无相关代理权。二、顾菊贤一方并非善意无过失，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1、顾菊贤一方作为从事建材经营部的从业者，在向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供货过程中，应当明确知晓项目经理的职权范围。顾菊贤一方称其在向案涉埠上桃源工程供应模板时签订的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案涉借条公章一致，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即便模板供货合同上确实亦加盖有苏通公司公章，鉴于供货合同和借款担保并非同一性质的法律行为，所涉合同义务不同，亦不能据以推定赵斌在案涉相关借条上加盖公章或在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上写就案涉相关借条的行为系有权代理行为。申请再审审查期间，蔡新确认其在案涉13.5万元模板款的领款单上的签名，并称其签这个字是为了配合赵斌到会计那里领钱。据此，在就13.5万元模板款的领取都需要办理诸多签字确认手续才能领款的情形下，顾菊贤一方显然并无理由相信赵斌有代理苏通公司为赵斌以个人名义借款并实际打入赵斌个人账户的款项提供担保的权限。2、在出借人为顾菊贤的借条形成时，经办人蔡新明知赵斌已经从苏通公司领取了模板款、亦明知187万元中包含非法高息；即便是就出借人为蔡云凤的借条，也存在包含非法高息的问题，顾菊贤一方显然无理由相信赵斌有代理苏通公司为其个人虚高债务进行担保的权限。3、顾菊贤一方确认案涉出借人为顾菊贤的借条形成的地点不是在广西防城港市埠上桃源工程项目地，而是在广西百色田阳凤凰城工程项目地。经办人蔡新还陈述其去找赵斌时，埠上桃源工程停工，赵斌和他说他没有钱，可以将借条写给他，让他起诉。根据赵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赵斌亦对于自己无权代理苏通公司作出借条所记载的担保的意思表示是明知的。顾菊贤一方与赵斌的行为实际是利用赵斌持有加盖苏通公司公章的空白纸这一事实形成本案出借人为顾菊贤、担保人包括苏通公司的借条。综上，赵斌就案涉借款并无代理苏通公司提供担保的权限、顾菊贤一方并非善意无过失，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故顾菊贤在本案中主张苏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一、二审法院判决支持顾菊贤对苏通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3501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4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维持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4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王健对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4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定赵斌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斌追偿。四、驳回顾菊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693元，由顾菊贤负担1万元、赵斌负担126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顾菊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道丽审判员  陈 军审判员  郭 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崔齐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