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2民再11号监督机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邹佩林，男，199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田奎，大连市沙河口区圣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作成，男，1981年9月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辽宁崇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邹佩林因与被申诉人刘作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6）辽02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书，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作出中检民（行）监（2018）21020200014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辽0202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诉人邹佩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田奎，被申诉人刘作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本案原审原告刘作成只向法院提供了邹佩林向刘作成借款100万元的相关证据，而隐瞒了法院审判期间邹佩林父母分两次向刘作成还款30万元、20万元的事实，邹佩林因公告送达，未参加庭审，法院也未掌握还款情况。综上，属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你院依法再审。申诉人邹佩林称：请求依法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改判申诉人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8日，申诉人邹佩林其母与被申诉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邹佩林其母于丽向被申诉人借款100万元，后被申诉人刘作成向申诉人邹佩林的银行帐户汇款100万元，2016年4月8日至9日，于丽通过手机将上述款项分5笔转帐至冯叶等5人帐户。2016年6月22日，于丽向被申诉人刘作成还款30万元，被申诉人给于丽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30万元现金，2016年7月22日，申诉人母亲于丽、父亲邹海群与被申诉人签定协议书，约定邹海群一次性还款20万元，被申诉人刘作成不再向邹海群主张权利，对于剩余款项继续向于丽主张权利，本案申诉人邹佩林系2015年8月19日离开中国留学。于2016年5月25日回国，对于借款协议转帐款项及款项流出走向均不知情，在此阶段申诉人没有在国内，虽然中信银行显示的帐户户名是邹佩林，但是所留的联系人为邹佩林的父亲邹海群。而对于于丽与被申诉人刘作成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于丽、邹海群偿还款项均是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申诉人不认识刘作成，也与刘作成没有借贷的合意，法院判决申诉人偿还债务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申诉人答辩：被申诉人不同意申诉人的请求，被申诉人手中的收条已经明确表明了，其父母于丽及邹海群是代为邹佩林收此款项，而且被申诉人也将人民币100万元通过银行转帐的形式转到了申诉人的名下。申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应对其收到款项，并将款项转给他人等行为归咎在其父母的身上。被申诉人将款项转给了申诉人，申诉人的父母代其签写了收条，被申诉人已履行完毕出借的义务，至于申诉人及其父母之间对该笔款项是怎样挥霍，或者是使用的，与被申诉人无关，也不是被申诉人出借款项时应考虑的相关问题。在原审诉讼期间邹佩林母亲代其偿还了50万元，故我方的原审诉讼请求变更为50万元。要求邹佩林偿还原审原告刘作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原审认定事实：2016年4月8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账户汇款100万元。同日,被告父母于丽、邹海群为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本人邹佩林向刘作成借到100万元。本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归还”,借款人处于丽、邹海群签名,在收条中于丽另行散写一行“本人于丽代为邹佩林收此款项”,并按了手印。并在借条中标明了邹佩林的收款账户。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收条、银行对账单、户口簿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为证,上述证据材料业经本院审查,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予以采信。原审认为，原告实际向被告账户支付了100万元借款,双方借贷关系生效。收条虽然系被告父母所出具,但被告母亲在借条中明确标明系代被告收款,虽无被告书面授权,二人与被告系父母子女关系,已构成表见代理,被告父母的收款应由被告(委托人)承担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经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邹佩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作成借款100万元。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4,400元,由被告负担。经再审审理查明：2016年4月8日,被申诉人刘作成通过银行转账向申诉人邹佩林账户汇款100万元。同日,被告父母于丽、邹海群向被申诉人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本人邹佩林向刘作成借到100万元。本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归还”,于丽、邹海群在借款人落款处签名,在收条中还写有“本人于丽代为邹佩林收此款项”,并注明银行名称、账号及邹佩林的名字。邹佩林未在该收条中有签名，其与刘作成也互不相识，该借款系刘作成与案外人于丽、邹海群商定。2016年6月22日，案外人于丽向被申诉人还款30万元，被申诉人出具了收条，该份收条内容为“于丽于2016年4月8日向刘作成借款人民币壹百万元整，2016年6月22日于丽偿还本金叁拾万元整，偿还形式：现金叁拾万元整，剩余借款余额柒拾万元整以此为据”，收款人刘作成签名。申诉人同时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形成时间为2016年4月8日，借款人为于丽、贷款人为刘作成的《个人借款/抵押合同》复印件，被申诉人对该复印件不予认可。2016年7月22日，被申诉人刘作成与案外人邹海群达成协议，主要约定：鉴于刘作成与邹海群、于丽借款合同纠纷及还款相关事宜，邹海群偿还刘作成贰拾万元整，刘作成不再向邹海群追要欠款，刘作成有权继续向于丽追要剩余欠款。同日，刘作成收到邹海群支付20万元，并出具了收条。被申诉人认可两笔合计50万元的还款应从100万元借款中扣除，并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标的额为50万元。另查，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期间隐瞒了上述还款情节，未如实告知原审法庭。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申诉人提交的（2016）辽02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书、协议书、收条；被申诉人提交的收条，银行交易明细表；本案调取的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书、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原审原告刘作成所做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再审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被申诉人刘作成在原审诉讼中提交法庭的收条，内容虽然涉及到申诉人，但在该收条“借款人”落款处签名的均为案外人于丽、邹海群署名，申诉人在该收条中无任何签名，且双方当事人互不认识。因此，无论从合同的形成要件，还是基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合意，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没有形成借贷法律关系，结合2016年6月22日被申诉人给案外人于丽出具的收条内容以及被申诉人与案外人邹海群达成协议内容，可以进一步证明，涉案100万元借款主体并非本案申诉人，被申诉人在相关书证中已确认清偿义务主体为案外人。另外，被申诉人在原审诉讼期间向法庭隐瞒了案外人邹海群、于丽偿还其部分借款的事实。申诉人请求撤销本院（2016）辽02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改判申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的申诉请求，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辽020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作成的诉讼请求。诉讼费7500元（含案件受理费69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申诉人刘作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 斌人民陪审员  毕克利人民陪审员  徐 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 记 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