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69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男，194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某1，女，194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毅，广东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某（N，曾用名NI），女，1984年8月9日出生，住950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ｓＡｖｅ，Ｏａｋｌａｎｄ，ＣＡ94610ＵＳＡ（美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E），男，1954年2月22日出生，住607Ｎ.ＬａｒｃｈｍｏｎｔＢｌｖｄ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Ａ90004（美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H），女，1947年10月1日出生，住1516Ｎ.ＪｕｎｉｐｅｒＳｔ，Ｔａｃｏｍａ，ＷＡ，98406（美国，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星，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某1、伍某1因与被上诉人鲍某（NI）、黄某1（E）、黄某2（H）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撤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伍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撤销（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鲍某、黄某2、黄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有新的证据和事实补充。由于年代相隔30多年比较远久，郑某1、伍某1已是74岁和73岁的老人，故二人在一审庭后才忆起，本案涉案房屋是在1987年6月15日经过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87）东法民字第37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回迁的504房屋27平方米，其中25平方米属于原业主黄某3所有，其中2平方米由郑某1以公房价格向拆迁单位广东省华侨商品供应公司交租。后来在实际回迁时，因为当时黄某3名下回迁面积有196平方米，且其也明确表示504房屋收回后会赠予郑某1，所以当广东省华侨商品供应公司认为每月缴纳2平方米租金太过琐碎，提议让郑某1购买时，郑某1便以1000元的价格向该公司购买了多余部分，并把该部分面积暂时一并归入房屋原业主黄某3名下。即是说涉案房屋至少有2平方米是完全属于郑某1的，仅是登记在黄某3名下。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书信的认定系推定性逻辑，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本案中对书信内容的理解应结合多年以来的法律事实，对房屋的赠予行为并非7月8日的书信行为，而是黄某3夫妇在收回房屋时发生的行为，该书信行为仅仅是对赠予事实的再次确认。黄某3夫妇的赠予行为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一是涉案拆迁房原本就是家族产业，只是登记在黄某3名下；二是涉案房屋内本身就有郑某1、伍某1夫妇购买的面积在内；三是通过赠予房屋来让郑某1、伍某1夫妇继续为其管业，当时管理的是中山四路136号502、503、507三个房间还有中山四路142号商铺。三、关于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理解有所偏差。本案证人证言在证明郑某1当时因为接受赠予房屋而放弃了回迁公租房申请的事实是属于原始证据，且郑某1放弃回迁公租房也是事实行为，可以与传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四、对于赠予的事实应该从本案完整的证据链来看待。多年的全部书信往来均显示出一个事实，案涉504房屋并不属于管业范围，该房屋有部分即至少2平方米完全属于郑某1、伍某1。郑某1因为接受504房屋的赠予，故采纳了黄某3的建议放弃了公租房申请。往来书信还显示即使在处置其他全部物业的情况下，黄某3夫妇一直坚持房屋赠予郑某1的初衷，表示504房屋是留给郑某1的。整个证据链都在反映当时黄某3夫妇已经把504物业视为郑某1、伍某1所有。五、对于一审判决中提到“黄某3在长达二十余年仍未作出过户及办理手续程序，有悖常理”是错误的推定。事实上在20年前，我国的法律并不完善，而黄某3夫妇也一直在国外生活没有回过中国，在信中表示要再回中国，也多次表示在回国后才亲自办理赠予房产的转移登记手续，以示郑重。最重要的是人没有离世的时候是永远不会想到走一步的，这也是中国老人的传统思想，故一审法院对本案黄某3老人行为的理解并未能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六、本案的赠予行为即体现了上个世纪初出生的人诚信重于一切的时代特色，在当时相关法律缺乏的情况下，需要用当时人们的思维来分析看待本案。郑某1一直为黄某3夫妇的利益诚信管业，且因受赠房屋应黄某3夫妇的要求放弃了公租房原址回迁的申请。郑某1现已是74岁的高龄，在长达27年的日子里与其73岁高龄的妻子居住在上述房屋，如果失去唯一的住房，两人将面临年老居无定所的局面。故支持房屋办理过户完成赠予手续也是对努力做事有回报、诚实信用有好报的体现，让老年人老有所住、老有所依也是弘扬社会主义公德的一种价值体现。鲍某、黄某2、黄某1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郑某1、伍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郑某1、伍某1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本案无关。首先，郑某1、伍某1在二审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早已存在，并一直由郑某1保管，其在一审时不提交并非客观原因，而是其主观因素造成，所以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应成为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在该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中只确定了“其中二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由业主安排给郑某1使用，超出部分由郑某1向广东省华侨商品供应公司承租”，根本不存在郑某1所称的“以1000元的价格向广东省华侨商品供应公司购买了多余部分，并把该部分面积暂时一并归入房屋原业主黄某3的名下”，涉案房屋“至少有二平方米是属于郑某1的，仅是登记在黄某3名下”更是无稽之谈。郑某1仅提交一份民事调解书，既没有购买多余面积的付款证明，也没有关于该部分面积暂时一并归入涉案房屋总面积的任何凭证，现有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上述主张。退一步来讲，即使郑某1真的有出资，也仅仅是债权，并不当然就转化为涉案房屋的物权。郑某1主张涉案房屋至少有二平方米完全属于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状中罗列的事实均无据可查。郑某1、伍某1在一审中强调的所谓事实包括：涉案房屋是家族产业，只是登记在黄某3的名下；黄某3已把涉案房屋赠予给了郑某1、伍某1；郑某1、伍某1因为涉案房屋放弃了申请公租房等。二审中新增的事实包括：涉案房屋中有二平方米是归郑某1、伍某1所有。但上述事实都是郑某1、伍某1的自述和认为，均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在黄某3是否将涉案房屋赠送给郑某1这一关键事实上，郑某1、伍某1既没有赠予公证，也没有赠予协议，只有一封信中唯一的一句意思表达不明的话，一审判决是在仔细审核了郑某1、伍某1提交的全部证据后依法做出的公正判决，理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三、无论是现在的法律还是二十年前的法律，均不能认可郑某1、伍某1所谓的赠与行为是合法有效的。黄某3获得涉案房屋的时间是1987年，所以郑某1、伍某1一再强调二十年前我国的法律不完善，相关的物权法、合同法等都没有出台，但是在1983年公布实行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亦有规定，受赠的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赠与书和契证。由此可见，无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前的法律都已明确规定了房屋赠与要有书面的赠与书，并须到房屋所在地房管部门办理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手续才是合法有效的。郑某1、伍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鲍某、黄某2、黄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某1、伍某1为夫妻关系。被继承人黄某3与郑某4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黄某2、黄某1及黄某4。黄某4与DEREKJOHNHIBBARD育有鲍某一女，两人于1988年离婚，离婚后黄某4没有再婚。郑某4于2012年10月7日去世，黄某3于2012年12月14日去世，黄某4于2017年5月3日去世。郑某1、伍某1表示郑某1的父亲郑某3与郑某4为兄妹关系，郑某1为郑某3的儿子。鲍某、黄某2、黄某1表示上述被继承人生前并未立下遗嘱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郑某1、伍某1则表示对此情况不清楚。郑某1主张黄某3夫妇另育有一子黄某6，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照片说明及照片。郑某1表示其中一名男子即为黄某6；2、落款日期为9月29日的书信一封，内容提及“除了我和盛枝外，晓莲和尊义都一齐回来”。郑某1拟证实黄某3的书信上面亦提及儿子黄某6。鲍某、黄某2、黄某1对证据质证表示，证据1不确认，其中的人物不认识，也不清楚是谁，与本案无关；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并未显示“尊义”是黄某3夫妇的儿子，也有可能是晓莲的丈夫、儿子或其他亲戚朋友，不能证实郑某1的主张。另查，黄某3名下原登记有中山四路144号房产。1987年，黄某3通过征用补偿取得中山四路142号铺面、136号502房、503房、504房及507房，上述房产均登记在黄某3名下。2017年，黄某4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案】，要求基于黄某1、黄某2自愿放弃继承房产的继承权，故中山四路504房由其一人继承取得。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山四路504房由黄某4一人继承。鲍某于黄某4去世后，向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该公证根据鲍某提供的资料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粤广南方第072149号《公证书》，确认鲍某继承取得中山四路504房全部产权。鲍某据此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现房屋登记在鲍某一人名下。郑某1、伍某1提出涉案房产实为解放前由郑某1爷爷郑某2夫妻两人出资购买中山四路144号房产，当时由于黄某3为华侨身份有很多优惠，就登记在了黄某3名下，但房屋由郑家人一起居住使用；房屋于1986年开始拆迁，回迁后取得了前述回迁房屋，郑某1夫妻自1990年10月房屋回迁后即居住使用中山四路504房至今，房屋早已由黄某3赠予郑某1、伍某1，而（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处分了郑某1、伍某1应有的房产权利，故要求予以撤销，同时确认房屋归郑某1、伍某1共同共有。郑某1、伍某1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黄某3、郑某4写给郑某1的书信共35封。其中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8日的书信内容包括：“再者，听说广州市有人做实业经纪佣金不错，最好你代我办理出售503及507房屋我也一样给你佣金市价若干，请来信告及。504房不出卖，留给你的。”郑某1表示上述书信大部分仅涉及503房和507房的出租、出售事宜，而2007年7月8日的信件黄某3明确让郑某1帮忙卖掉503房、507房，504房不卖留给郑某1，可证实双方明确知道中山四路504房是郑某1的房产。二、证人凌某的证言。证人出庭时表示：我与郑某1为邻居关系，我租住在三楼，郑某1居住在二楼。三楼的房产是郑某1亲戚的，郑某1代为管理，我每月向郑某1支付租金，郑某1亲戚的名字不清楚。中山四路房屋拆迁了之后回迁房屋归还华侨，所以我们这些租户申请了公租房。郑某1当时表示他亲戚给了一套房子给他，故不需要申请公租房。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房屋的业主，所有房屋的问题都是找郑某1处理的。我认为郑某1帮亲戚打理这么多年，中山四路504房房屋一直由郑某1居住使用，故房屋产权人应该是郑某1、伍某1。至于中山四路504房的事情是听郑某1说的，我没有看过任何的书面材料。鲍某、黄某2、黄某1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一即使属实，其内容中除了郑某1所述的7月8日的信件外，其余信件都没有提及涉案房产；至于7月8日的信件只有最后一句话表示“504房不出售留给你”，但留给郑某1的是居住权还是所有权不明确，显然不能构成赠予合同，根据信件的内容分析，基于503房、507房出售而504房由郑某1、伍某1在居住使用才不卖，可见留给郑某1的是居住权不是所有权。证据二不予确认，郑某1一直居住在504房与本案无关，即便郑某1一直居住504房也不能证实该房产是郑某1的。再查，黄某3、郑某4曾于2008年5月27日在美国出具公证委托书，委托郑某1代为处理中山四路507房及503房房屋交易的一切手续；郑某1、伍某1确认在中山四路144号房屋拆迁时黄某3回国参与办理相关事宜。对于鲍某、黄某2、黄某1所述的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郑某1表示其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时法院做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郑某1只能寻求其他途径解决，故提起（2018）粤0104民初18110号案件的诉讼，但该案为确权之诉，而本案为撤销之诉，相应的当事人也不一致，故不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综合郑某1、伍某1与鲍某、黄某2、黄某1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郑某1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诉讼。郑某1曾因涉案房产的确权问题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中的被告仅为鲍某一人。而本案中，郑某1诉求为撤销（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进而确认中山四路504房归郑某1、伍某1所有，且黄某2、黄某1为包括鲍某在内的三人。故郑某1的两次诉讼的诉求及起诉的对象不尽相同，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重复诉讼的情形。鲍某、黄某2、黄某1要求据此驳回郑某1、伍某1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焦点之二为（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应否被撤销。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郑某1主张该案遗漏了另一继承人黄某6，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郑某1仅提交了照片及黄某3的书信为证，其中照片中的人物与黄某3夫妇之间的亲属关系情况通过照片无法体现，而黄某3的书信所提及的“尊义”是否为黄某3的子女，书信当中亦无明确表述。故上述证据不能证实郑某1的主张。其次，郑某1主张涉案房产已由黄某3夫妇赠与郑某1夫妻两人。同前述法律规定，在鲍某、黄某2、黄某1否认的情况下，郑某1应举证证实。而郑某1就此提交的证据中，仅有7月8日的书信当中提及中山四路504房，且该封书信中未对留给郑某1的房产是何权利进行明确表示，不排除当事人仅指留给郑某1居住使用的可能性。而证人亦确认其所认知中山四路504房房屋为郑某1所有为其听郑某1所述，其从未见过房屋屋主或任何显示郑某1为产权人的书面资料，其证言应属于传来证据，证明效力较弱。故上述证据，不能支持郑某1、伍某1所述中山四路504房已由黄某3赠与两人的主张。再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黄某3夫妇虽在国外居住生活，但从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及参与中山四路144号房产拆迁的相关事宜可见，其理应知晓在中国办理房产过户所的资料及办理程序，如黄某3确有将房产赠与郑某1之意，定会在回国期间与郑某1到相关部门办理赠与手续，或在居住地出具有效的公证文书明确其赠与房产的意见，从而配合郑某1办理房产的过户。但自1990年取得涉案房产至黄某3于2012年去世，期间长达二十余年，黄某3仍未作出上述行为，有悖常理。最后，（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案件由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后，通过法定程序审理并作出民事判决书。现无证据证实郑某1、伍某1为上述案件中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涉案房产的受赠人，该案中并未通知郑某1、伍某1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且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亦无证据予以否定。因此，该民事判决书合法有效，郑某1、伍某1要求撤销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某1、伍某1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某1、伍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郑某1已预付），由郑某1、伍某1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郑某1、伍某1提交了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拟证明房屋内有二平方米是属于郑某1所有；对此，鲍某、黄某2、黄某1认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并非是在一审庭审后发现的新证据，故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新证据，该调解书明确说明了只是25平方米由业主安排给郑某1使用，没有显示多付了超出两平方米的凭证，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审查，本院不采纳以上证据为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鲍某（NI，曾用名NI）、黄某1（El）、黄某2（H）系美国公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系因上述三位美国公民继承国内财产，郑某1、伍某1认为该继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引至诉讼纠纷，参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案涉504房及继承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行为地均在原审法院管辖范围内，本案的当事人选择在原审法院起诉，接受一审法院的管辖，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504房是否有新证据证实其中2平方米产权面积属于郑某1、伍某1所有。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二审当中，郑某1、伍某1提交了（87）东法民字第371号民事调解书。首先，该证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郑某1、伍某1不存在不能提交该份证据的客观原因。其次，该调解书的内容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有2平方产权面积归属于郑某1、伍某1夫妇，该证据的关联性明显不足，不属于引起本案基本事实改变的必要证据。综上，郑某1、伍某1上诉主张有新证据证明案涉504房是产权瑕疵房屋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郑某1、伍某1另一上诉理由，即案涉504房赠与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黄某3是否将案涉504房赠与郑某1、伍某1进行了认定，认为现有证据不能支持郑某1、伍某1的主张，在此基础上确认（2017）粤010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合法有效正确，一审判决的理由阐述清晰，应予维持。本院认可一审对事实的分析和认定，亦认可一审的法律适用，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郑某1、伍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郑某1、伍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