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431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纬东，男，196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中天伟业（北京）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员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飞，男，196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新疆四方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绪云，新疆公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新疆四方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定代表人：李书亮，该设计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萱，女，新疆四方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上诉人于纬东因与被上诉人朱飞及原审被告新疆四方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纬东、被上诉人朱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绪云、原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纬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朱飞要求将我持有的四方公司2.63%的股权变更至朱飞名下。事实和理由：一、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可证明我为四方公司的股东。根据工商注册登记和2016年11月8日四方公司的章程修正案可以看出我的出资额由30万元变更为15.8万元，四方公司确认我为其股东。该章程修正案经朱飞批准，并由四方公司上报工商注册登记机关备案后生效。二、朱飞将诉状修改后的诉讼主体不合法。2018年9月5日我接到沙依巴克区法院的电话，被告知朱飞起诉本人，在2018年9月5日第1次从法院收到的诉状中我被列为被告，但是在2018年12月5日第2次接到传票时附带的诉状中我变成了第三人。既然朱飞在诉状中认定“朱飞与第三人签订了新疆四方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且“朱飞将30万元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给了第三人”，其可以证明朱飞确认由四方公司支付给我的退股款就是朱飞支付给我的股份转让款。因此，本案是解决朱飞与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四方公司仅是代朱飞给付股权转让款，四方公司不是股权的持有者，四方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应当列为本案的被告。三、四方公司不按公司章程办理股份转让手续，违反公司法。我离职属于调离公司的情况，有关股份转让事宜应按四方公司的章程第十九条（股东调离本公司而转让股权时，股东会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会购买股权资金从公积金支付，凡用公积金购回的股权预留给以后新增股东）相关规定办理，我在一审庭审中已申明此点，但本案却按四方公司的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四方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其未按公司章程办理股份转让手续。公司法第十一条关于公司章程约束力的规定应当被依法遵守。四、本案标的物是股份30万元，不是股份所占注册资金比例，不应以股份所占注册资金比例进行判决。我与朱飞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股份额度标明为30万元，股份转让协议中并未标明股份占总资产的百分比，但一审法院却判决四方公司将于纬东持有的公司2.63%股权变更至朱飞名下，该判决与朱飞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五、一审判决自行矛盾。朱飞已经撤销对我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不应作出要求我变更股权的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的上诉请求。朱飞辩称，于纬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于纬东无权提起上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已判决于纬东不承担责任，如果于纬东认为判决错误，他应当另案起诉。二、2.63%的持股比例是从工商局调取的原始记载比例，这个数据是最新的。三、股东会决议也是从工商局调取的，决议有各个董事的签名，是合法有效的。四、朱飞的钱是其个人付的，这笔钱公司要补账给朱飞，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查明的很清楚。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四方公司述称，我公司意见与朱飞的答辩意见一致。朱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四方公司将朱飞购买的第三人股份变更登记到朱飞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3日，朱飞（被转让方）与于纬东（转让方）签订《新疆四方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我院章程第十八条规定，经转让方和被转让方协商同意，同时董事会批准，双方（或几方）达成如下股份转让条款。转让方同意将自己名下的全部股份30万元股份，以30万元价值转让给被转让方。董事会同意双方转让条款（被选择条款）并给予批准。本协议一式四份，转让方一份，被转让方一份，董事会存档一份，工商部门备份一份。本协议自2014年7月3日生效。”于纬东在转让方处签字确认，朱飞在被转让方签字确认。当日，于纬东收取四方公司代朱飞向其给付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另查，四方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4日，注册资本600万元，截止一审开庭时，四方公司工商档案登记中显示，于纬东投资额为15.8万元，投资比例2.63%。朱飞、四方公司均认可上述于纬东名下登记的股份即为2014年7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转让的份额，经法庭询问，于纬东亦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30万元股份即为其名下现在持有的四方公司的全部股份。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朱飞与于纬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朱飞及于纬东均应受合同约束，现朱飞受让于纬东股权后，四方公司应按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将于纬东持有的公司2.63%的股权变更至朱飞名下，朱飞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至于于纬东述称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并非朱飞，而是公司股东会，未举证加以证实，同书面协议中载明的内容不符；至于于纬东述称其签订协议系受到胁迫，既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亦未举证受到胁迫的相关证据；本案中于纬东述称未收到朱飞给付的股权转让款，经审理，于纬东2014年7月3日收到的30万元款项经朱飞、四方公司确认，系股权转让对价款；于纬东述称其自2014年7月3日后一直在参与股东会，且朱飞未主张过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方公司对于朱飞的诉请未予驳斥，不应认定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于纬东在本案中的上述述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四方公司将于纬东持有的四方公司2.63%股权变更至朱飞名下。二审中，当事人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于纬东提交证据1.四方公司章程修正案（复印件），用以证明2012年2月21日的章程修正案是无效的，其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亦未在工商局备案；证据2.四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清算报告（复印件），证明于纬东的15.8万的入股是合理合法的。朱飞对于纬东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四方公司变化很快，一审法院关于出资比例的认定正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阐述。综上，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朱飞请求四方公司将于纬东持有的四方公司2.63%的股权变更至其名下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同时结合四方公司章程规定可知，本案中的股权受让方朱飞本身系四方公司股东，于纬东向其转让股权并不违反法律及四方公司章程规定。据此，朱飞与于纬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于纬东对股权转让协议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主张其并未向朱飞转让过股权，且其系受到胁迫在空白协议上签字。对此本院认为，于纬东就该抗辩主张除提供一位到庭证人证言外，并未提交其他有效反驳证据加以佐证，因证人证言系孤证，于纬东并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加以印证，故本院对于纬东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朱飞在本案一审中虽未将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从于纬东处受让的股权作为其诉请，但其请求四方公司将于纬东持有的四方公司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该项请求中必然蕴涵着朱飞对从于纬东处受让股权这一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的内容。经本院审查，朱飞在本案中的诉请并不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针对于纬东的各项上诉主张，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于纬东是否享有上诉权以及其主张四方公司作为本案主体不适格且朱飞已撤回对其本人的诉讼请求的问题。本案中，于纬东与朱飞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于纬东已依约收取了朱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朱飞已全面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义务，四方公司依法负有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将于纬东持有的四方公司2.63%的股权变更至朱飞名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四方公司的身份实际为“由第三方履行义务的主体”，四方公司作为本案一审被告主体适格。另，于纬东作为涉案争议股权的转让人，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朱飞将其列为第三人亦符合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四方公司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于纬东既不同意朱飞的诉请，亦不同意四方公司的意见，其身份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对于一审判决依法享有上诉权利，本院对朱飞在二审中提出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第二，关于于纬东主张的2012年2月21日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本人调离公司股权转让应按2009年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办理、30万元款项是四方公司支付及朱飞实际放弃了受让股权的问题。本院认为，1.一方面，于纬东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2年2月21日四方公司的章程修正案无效，且该份章程修正案是否有效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于纬东可另案主张；另一方面，该份章程修正案载明其仅适用于乌鲁木齐分院，故，也无证据显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依据的是该份章程修正案。2.于纬东主张其属于调离公司，应适用2009年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情形，但并未就此加以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依据的是2009年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该条规定载明“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基本股的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转让双方协商同意后须报董事会批准……”,据此亦可看出，涉案股权转让并未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3.虽然领款单显示四方公司向于纬东支付了30万元退股款，但四方公司在庭审中自认该笔30万元款项系四方公司代朱飞向于纬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至于朱飞与四方公司之间是否就30万元进行了结算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于纬东据此主张朱飞放弃了涉案股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于纬东主张涉案标的物是30万元股份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全案证据可以看出于纬东在四方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63%，而股份的价值作为变量会随着公司的经营情况不断变化随之产生变化，股权转让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亦会受到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影响。实际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针对的标的物定量指向实为于纬东持有的四方公司2.63%比例的股份，对此事实于纬东在二审庭审中亦认可。故，一审法院以于纬东在四方公司的持股比例为标准，并将其表述在一审判决主文中并无不当，本院对于纬东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于纬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于纬东已预交），由于纬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映红审判员  李卫玲审?判员田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孟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