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动感驿站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王金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强，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玲玲，女，198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磊，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媚，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金泉，男，197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强，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动感驿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感驿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翁玲玲及原审被告王金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7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动感驿站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翁玲玲全部诉讼请求，并由翁玲玲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翁玲玲明知动感驿站公司并不是实质的《合作协议书》上的甲方，真正与翁玲玲合作经营的是由周某、易某、王金泉、冯某四人所组成的合伙体（以下简称：四人合伙体），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致使无辜的动感驿站公司承担责任。约2017年7、8月，以周某为代表的四人合伙体与翁玲玲及其丈夫张某洽谈合作经营服装店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使用湖北省黄冈市奥康步行街二楼中欧汇*商铺经营“动感驿站”品牌服装店，并由易某管理财务。原本“动感驿站”属于动感驿站公司旗下品牌，但由于动感驿站公司的法人代表王金泉与周某等人存在各种生意来往关系，遂同意四人合伙体使用动感驿站公司旗下商标，并进行盖章。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时，翁玲玲亦清楚知道与其合作的是四人合伙体。后由于翁玲玲与四人合伙体合作经营不善，导致亏算。2018年9月17日，根据双方进行协商及清算，四人合伙体的代表冯某与翁玲玲签订了《补充协议》，四人合伙体尚欠翁玲玲款项200000元。由于四人合伙体中，易某负责管理财务，其利用职务之便，控制四人合伙体资金，即使王金泉要求易某向翁玲玲支付相应欠款，易某也始终为一己私欲而侵害翁玲玲的权益。2019年1月15日，王金泉积极配合翁玲玲丈夫张某到易某处追讨欠款直至晚上，完全足以表明王金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无奈的是，易某蛮横无理，拒不支付欠款。索赔无果后，翁玲玲丈夫张某与王金泉在肯德基餐厅协商解决欠款事宜，于是双方达成共识并签订了《收条》及《退款承诺》。为证明以上事实，恳请二审法院注意：（一）由四人合伙体与翁玲玲开始合作至今，动感驿站公司与翁玲玲根本不存在任何资金的来往，反而，与翁玲玲存在资金密切来往的是易某。若与翁玲玲合作的是动感驿站公司，为何与翁玲玲存在资金来往的却是易某。如此事实显然不符合逻辑。（二）易某是四人合伙体中的成员，也仅为动感驿站公司合作商之一，其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代表动感驿站公司。翁玲玲在一审中执意声称易某为动感驿站公司的财务人员，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即使翁玲玲一审庭审中提出：《补充协议》中手写部分记载了“公账号”三字，但“公账号”的实质含义就是四人合伙体的账户（该卡由易某控制，若金额变动，周某、冯某、易某三人均收到工商银行短信通知，才称之为公账号），而不是动感驿站公司的账户。再者，易某与动感驿站公司存在货款的纠纷，目前于一审法院审理中（案号：2019粤0111民初5435号）。若该账户为动感驿站公司所控制，动感驿站公司根本无须提起诉讼追讨欠款。（三）冯某既不是动感驿站公司的股东，亦不是动感驿站公司的员工，就连“曾经”都没有过，一审法院却仅仅因为动感驿站公司提交《店铺合作补充协议》显示冯某负责营销工作，则认定冯某为表见代理而判决动感驿站公司承担责任，如此毫无根据的认定，只会使动感驿站公司蒙冤受屈。而更重要的是，一审法院一方面不认定《店铺合作补充协议》中四人合伙经营涉案店铺，一方面又以《店铺合作补充协议》内容生硬推定冯某为“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如此双重标准，已经完全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四）根据动感驿站公司提交《收条》，翁玲玲收到王金泉人民币肆万伍仟叁佰陆拾元整（45360元），王金泉股份占比28％，个人欠款已结清，但有义务配合翁玲玲向周某、易某追讨欠款。以上表明：若与翁玲玲合作的是动感驿站公司，那应当载明收到的是动感驿站公司的款项，而不是王金泉；翁玲玲清晰明确知道真正与其合作的是四人合伙体，除了王金泉，还存在周某、易某、冯某。（五）与翁玲玲合作的明明是四人合伙体，一审判决却由动感驿站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若动感驿站公司承担了责任，则动感驿站公司再向四人合伙体追讨款项欠缺依据，最后也只会令动感驿站公司蒙冤遭受损失，为真正承担责任的不法分子创造空间。二、根据王金泉与翁玲玲双方协商一致，《补充协议》上约定欠款金额200000元的部分已经变更为162000元，且王金泉已经实际履行，翁玲玲亦明确接受。2019年1月15日，王金泉与翁玲玲协商一致，变更《补充协议》上约定欠款200000元的部分变更为162000元。同时，翁玲玲签订了《收条》，以书面形式确定了变更后的内容。根据《收条》翁玲玲明确：收到王金泉人民币肆万伍仟叁佰陆拾元整（45360元），王金泉股份占比28％，个人欠款已结清。显然，通过计算后，162000元×28％=45360元。恳请二审法院注意：若欠款金额没有变更的情况下，王金泉应当支付56000元（200000元×28％=56000）才得以结清欠款，现王金泉支付45360元（162000元×28％=45360元），翁玲玲已明确表示王金泉个人欠款已结清。再者，王金泉已经实际履行变更后的协议，因此，《补充协议》上约定欠款金额200000元的部分已经变更为162000元。且在扣减2019年1月15日王金泉支付的45360元后，其他三位合伙人还应当向翁玲玲偿还116640元。因此，《收条》上所记载的意思相当明确，根本无其他可能性，一审法院认为不足以推断出结算金额变更为162000元的认定完全与事实相违背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另，一审法院判决动感驿站公司及王金泉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亦于理不合，翁玲玲由于自身原因过多主张清偿金额，后又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诉讼请求由200000元变更为154640元。因此，即使退一万步讲，由动感驿站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亦不应当由动感驿站公司承担全部受理费。翁玲玲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动感驿站公司上诉称在四人合伙体中易某负责管理财务及控制合伙资金导致其权利有损，翁玲玲认为动感驿站公司不能因内部追责困难而将内部债权债务来产生对外的效力。公司以财务负责人的个人私账作为公司常用账户是公司行政经营不规范，应受到行政处罚，但不能说明案涉合作的对象就是四人合伙体。动感驿站公司在上诉状的第一点第3项称一审法院不认定四人合伙体经营案涉店铺，但却又以《补充协议》推定冯某的表见代理，这是动感驿站公司偷换概念。一审法院并非以《店铺合作补充协议》来认为本案与翁玲玲合作的对象是四人合伙体，且该《补充协议》是动感驿站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构成其对公司内部合伙情况的自认，《补充协议》中已明确易某负责财务，冯某负责经营。关于动感驿站公司对诉讼费的上诉请求，受理费理应由败诉方承担，是败诉方造成不主动履行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王金泉述称，同意动感驿站公司的上诉意见。翁玲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动感驿站公司向翁玲玲支付结算尾款人民币154640元；2.判令动感驿站公司向翁玲玲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自起诉日2019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收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王金泉对动感驿站公司向翁玲玲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动感驿站公司于2012年9月20日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属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王金泉为动感驿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诉讼中，翁玲玲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1、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甲方为翁玲玲，乙方为动感驿站公司；双方就甲方负责提供场地，由乙方负责经营“动感驿站”品牌系列服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合作店铺地址：湖北省黄冈市奥康步行街二楼中欧汇*；经营品牌：乙方所有的“动感驿站”品牌服饰及饰品；合作期限：从2017年9月22日至2019年9月21日；合作经营期间，乙方应按如下约定每月向甲方上缴合作商铺销售总金额（扣除公摊费用）的40%给甲方，年保底营业额人民币壹佰贰拾万正。年营业额超出壹佰贰拾万的部分，甲方抽成20%。若乙方开业满一年未完成营业额壹佰贰拾万正，乙方必须在开业满一年后的十天内把不足壹佰贰拾万营业额余额的40%给甲方；乙方免费提供门头招牌LOGO字、广告画、产品画册、购物袋；乙方负责店铺的整体经营，须在合同经营期间合法经营，但必须符合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借他人，并接受甲方监督；合作经营期乙方在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负责，和甲方无关；签订该合同时，甲方交纳合同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正给乙方，乙方收到该款项后，合同生效。合同期满，乙方必须无息退还甲方合同保证金等内容。甲方处有翁玲玲签名，乙方处有动感驿站公司盖章、案外人冯某签名。动感驿站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作协议书中真正与翁玲玲合作的是四人合伙体，并不是动感驿站公司，动感驿站公司在上面盖章的原因是确认翁玲玲可以使用动感驿站的商标。2、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17日的《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为翁玲玲，乙方为动感驿站公司；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合作经营湖北省黄冈市奥康步行街二楼中欧汇*（动感驿站自编号：26号店）一事，达成以下协议：提前终止原合作，合作期限到2018年9月17日结束；乙方根据原合作协议，相互理解，甲方扣减乙方已代付款和甲方已取提成八万元外，还剩余提成人民币258000元和退回合同押金10000元；余下提成部分和押金分两期付给甲方，2018年9月25日前付给甲方68000元，剩余200000元在2018年10月31日前付清。协议落款处：甲方代表由案外人张某签名，乙方代表由案外人冯某签名。2019年1月16日，王金泉和案外人冯某在该补充协议底部空白处共同签署《同意书》，载明：冯某、王金泉同意从我们合作的公账户付欠张某合作店（自编号动感26号店）合作款162000元。公账号户名：易某，卡号62×××75，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质证表示，该补充协议是由翁玲玲与案外人冯某签订的，动感驿站公司不参与结算，且在翁玲玲与冯某签订的补充协议中，200000元金额已经协商一致变更为162000元，王金泉在四人合伙体中占百分比28%，王金泉已经实际履行45360元。3、银行转账记录。2018年9月26日、2018年9月30日，案外人易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62×××75的银行卡向翁玲玲转账共计68000元。动感驿站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是由四人合伙体转账给翁玲玲的，案外人易某是四人合伙当中负责管理合伙财产的。诉讼中，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1、王金泉与案外人周某、易某、冯某于2018年6月7日签订的《店铺合作补充协议》。拟证明真正与翁玲玲合作经营服装店的是周某、易某、王金泉、冯某四人所组成的合伙体。该协议载明：王金泉负责店铺的经营与管理；易某代管这七家店铺的营业收入，营业额统一汇入易某名下的工商银行账号62×××75，易某只有这七家店铺日常运作产生的费用支出权，依时付款给动感公司，没有分配权和私用权。每月和公司对接进货和代支款，包括店铺租金、工资、公关费；周某负责核算店铺的收支、盈亏；冯某负责营销工作等内容。翁玲玲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翁玲玲并非该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无法确定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该协议的签订日期在翁玲玲与动感驿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之后，且该协议为王金泉等四人对动感驿站公司所营各店铺内部占股比例的约定，与本案无关联性。2、案外人张某于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王金泉人民币45360元整（黄冈动感店铺26号店）。合作协议还款他个人已结清，店铺他占股28%已结清。另外周某、易某的欠款有义务配合追回。3、案外人张某于2019年1月16日出具的退款承诺。载明：本人同意收到易某转入合作款162000元后，退回王金泉在2019年1月15日转入的45360元（经由伍某账户转出）。4、转账凭证。2019年1月16日案外人伍某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向案外人张某转账45360元。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认为上述证据2-4共同证明：翁玲玲知晓动感驿站公司并非真正与其合作经营的合作方，动感驿站公司不应当是本案被告；欠款总额变更为162000元，且王金泉已支付45360元，翁玲玲同意王金泉个人欠款已结清。翁玲玲质证表示，《收条》、《退款承诺》上张某的签名是真实的，但对三项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2019年1月，王金泉、案外人冯某称当时公司账户只有16万多，所以王金泉、案外人冯某签字同意从公司账户清偿162000元，但翁玲玲没有承诺结算款总额变更为162000元。王金泉还称可以先将其店铺内部份额对应的45360元归还翁玲玲，但要求翁玲玲签署上述收条，并请求翁玲玲收到公司还款162000元后将45360元退回给他。2019年1月16日翁玲玲收到王金泉委托他人转账还款45360元后没有再收到任何还款。一审庭审中，翁玲玲确认案外人张某与翁玲玲是夫妻关系，由张某代表翁玲玲与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进行结算事宜。翁玲玲表示未同意将其对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的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店铺合作补充协议》、收条、退款承诺、银行转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翁玲玲与动感驿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关于合同主体问题。翁玲玲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显示，动感驿站公司作为乙方在该《合作协议书》上盖章确认，虽动感驿站公司主张与翁玲玲合作经营的是由王金泉、周某、易某、冯某四人所组成的合伙体，但《合作协议书》并非翁玲玲与王金泉、周某、易某、冯某所签订，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所提交的《店铺合作补充协议》上也并无翁玲玲签名，且该《店铺合作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在翁玲玲与动感驿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之后，故在翁玲玲明确否认与其合作的相对方为王金泉、周某、易某、冯某“四人合伙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主体为翁玲玲与动感驿站公司予以确认。王金泉、周某、易某、冯某关于店铺合作的协议属于内部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其相互之间因合作协议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应付款项的数额问题。根据翁玲玲的代表张某与动感驿站公司的代表冯建国于2018年9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截止至合同终止之日即2018年9月17日，动感驿站公司应付给翁玲玲268000元，该268000元应于2018年10月31日前分两笔付清。虽动感驿站公司抗辩该补充协议是由翁玲玲与案外人冯某签订，与动感驿站公司无关，但案外人冯某曾经作为动感驿站公司的代表与翁玲玲签署《合作协议书》，且根据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提交的《店铺合作补充协议》显示，冯某是涉案店铺营销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冯某代表动感驿站公司与翁玲玲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予以认可。即使冯某当时确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冯某的行为仍可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对动感驿站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截止至2018年9月17日，动感驿站公司应付翁玲玲结算款268000元。诉讼中，翁玲玲确认动感驿站公司已向其支付68000元，王金泉作为动感驿站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又向其支付了45360元，因此主张动感驿站公司尚欠其尾款154640元。动感驿站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向翁玲玲支付款项的情况，且依据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提交的《收条》、《退款承诺》等证据不足以推断出翁玲玲明确同意将结算金额变更为162000元，故一审法院对翁玲玲的主张予以采纳。现《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动感驿站公司拖欠款项的行为客观上会造成翁玲玲的资金损失，故翁玲玲主张动感驿站公司向翁玲玲支付结算尾款人民币154640元，并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动感驿站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王金泉作为动感驿站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动感驿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动感驿站公司向翁玲玲支付15464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54640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王金泉对上述判决第一项中动感驿站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71.5元，由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共同负担。动感驿站公司、王金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2171.5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动感驿站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易某、周某起诉王金泉、动感驿站公司合伙纠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一份，拟证实四人合伙的事实。翁玲玲质证表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认为，翁玲玲与动感驿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相对方主体的认定问题，以及对翁玲玲所享有的债权金额认定问题。关于合同相对方主体认定问题。本案中，翁玲玲提供的《合作协议书》已由动感驿站公司作为合同乙方加盖公章，且动感驿站公司并无证据证实翁玲玲在与之签约时明确知晓合作主体是四人合伙体而非公司，故翁玲玲以动感驿站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动感驿站公司内部实际经营模式是否为四人合伙经营，与案涉合同主体的认定并无关联。而翁玲玲在事后催收款项时知晓公司内部存在四人合伙关系，以及直接向部分合伙人收款，也并不影响其根据合同相对性继续向动感驿站公司主张案涉债权。故动感驿站公司就案涉合同主体提出的上诉意见，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翁玲玲所享有的债权总额认定问题。本案中，冯某作为《合作协议书》中动感驿站公司的签约代表，于2018年9月17日与翁玲玲签署《补充协议》，确认动感驿站公司应向翁玲玲支付提成及退回押金共计268000元。而在动感驿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金泉参与签署的《店铺合作补充协议》中亦确认冯某负责案涉店铺的营销工作。故冯某签订该《补充协议》的行为对动感驿站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关于王金泉、冯某于2019年1月16日在《补充协议》底部签署《同意书》，表示二人同意从合作公账户支付案涉合作款162000元，仅是该二人向翁玲玲委托收款人张某所作出的单方承诺，并不能据此认定翁玲玲同意减免结算金额至162000元。另张某在收取王金泉支付的45360元后出具《收条》确认其占股28%部分已结清，也只是根据王金泉自述的合伙事实确认其个人合伙部分债务清结，同样不足以推断翁玲玲对动感驿站公司的债权金额作出减免。故动感驿站公司上诉提出结算金额已调整至162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动感驿站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对诉讼费用的负担认定有误，本院作出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171.5元，由被上诉人翁玲玲负担499.5元，上诉人广州市动感驿站贸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金泉共同负担16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93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动感驿站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李泳筠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