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273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某1，男，195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2，女，195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权，男,195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系杨某2的丈夫。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范岳建，男，195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凤，女,1963年3月17日,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系范岳建的妻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范某，女，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岳建,系范某的哥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3，男，196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4，女，194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5，男，194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6，男，193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范岳建、范某、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2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湘0105民初2590号民事判决；二、按照（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2017）湘行申第772号行政裁定对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对不是杨义成房屋遗产面积80.15平方米房屋所置换的长沙市天心区水竹冲房屋1、房屋2裁判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判决各法定继承人份额，让各法定继承人进行共有产权登记，付清置换差额使用房屋；三、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四、书面释明：1.执行（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需要什么样的证据证明效力；2.裁判告知法院生效裁判中长期未受领权利的受领期限，长期未受领权利作废的法律依据；3.法院生效裁判的房屋2至今有人居住使用，上诉人、被上诉人怎样受领权利，上诉人、被上诉人安置现居住使用人的法律依据。五、判令未履行分割遗产义务的法院退回或部分退回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诉讼目的是维护法律尊严，还原事实真相，维持各当事人合法权利。杨义成1966年去世，杨义成遗产位于局关祠5号、面积65.31平方米的房屋在1983年被杨正凯、杨某1、杨某3拆除并共同重建成80.15平方米的房屋。2001年房屋拆迁面积80.15平方米并不是杨义成的遗产，行政机关、法院也不是以杨义成房屋面积65.13平方米进行补偿的，而是按80.15平方米补偿的。规划局给上诉人的书面答复为：杨正凯等批准的规划建筑许可证未被变更为杨义成或者杨义成的其他合法继承人。而长房政发【2002】080号行政裁决、（2016）湘01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湖南省高院（2017）湘行申第772号裁定却将位于局关祠5号面积80.15平方米的房屋认定为杨义成的遗产。二、拆迁程序不合法且本案不在司马里棚户区改造拆迁范围内。1.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045号是2001年8月25日作出的，长计基【2001】493号是2001年9月30日作出的，程序明显违法。本案民初2590号所查明的长计基【1993】770号通知，明显不是实施的司马里棚户区改造项目，长沙市计划委员会长计基【2001】493号将长计基【1993】770号富湘城基建项目变更为司马里棚户区改造项目。2.长计基【2001】493号批准的是西梧桐以西，而本案房屋在西梧桐以东，不在该批准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范围以内。被拆房屋在该棚改项目围墙以外，是强拆合法建筑，重建同楼层的违法建筑。3.杨义成房屋权证（64）第1680号记载房屋使用性质为“营业”，而批准的杨正凯等规划建筑施工图为“私人图书室一栋”，见杨某1“经营许可”执照。没有证据证明局关祠5号为住房，并且湖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屋产籍资料与颁发的房屋产权证书上记载的有关内容应当一致。对房屋产籍资料的记载有异议的，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应当核查房屋原始凭证，并以房屋原始凭证为准,由此可见生效裁判文件认定局关祠5号为住房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三、2003年非诉强制拆除本案房屋合法面积80.15平方米不合法。长房政发【2002】080号行政裁决是2002年4月28日作出，开福区法院2002年5月29日作出开行他字第62号行政裁定裁定长房政发【2002】080号行政裁决作出1个月已合法生效，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还没有到，开福区法院（2016）湘01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长沙市中院（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判决长房政发【2002】080号行政裁决2019年7月18日后才合法生效，而2003年3月21日已违法将本案房屋强制拆除。四、上诉人、被上诉人及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单位均不能提供证明杨义成房屋遗产是位于局关祠5号，面积为80.15平方米的证据。1983年房屋重建时，杨义成已经去世十多年。法院生效行政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既已判决80.15平方米的房屋是杨义成遗产，则法院生效判决就是杨义成80.15平方米房屋遗产的执行依据。1.既然已经判决确定房产1、房产2为杨义成遗产80.15平方米所置换,房产1、房产2自然是杨义成遗产权属,分割的范围不需要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法院生效裁判文件就是执行的依据。2.房产3门面不是本案上诉人请求分割范围，上诉人与第三人开发商有协议但未达成一致，并不是杨义成遗产所置换的补偿，杨义成遗产已经行政裁判，房产3门面不在行政裁判的范围，该房屋3门面所有权登记仍然是卖主，不在审理分割范围，如果被诉人想分享可另行起诉。3.本案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原告与被告长期未受领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故被置换的权力处于未决状态”，而2017年7月18日（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作出后，长房政发【2002】080号行政裁决才能够生效，对于未生效的权利和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法有权拒绝。4.生效裁判所确定的置换房屋2至今有人居住使用，导致上诉人、被上诉人不能行使权利，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安置现居住使用人的义务，也无法提供现居住使用人的具体身份信息和杨义成1966年死亡信息，申请人民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调查收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1.长期未受领权利不等于权利未决，什么时候行使权利是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自由；2.被继承人杨义成1966年死亡时，局关祠5号没有80.15平方米是客观事实。上诉人请求依照（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以长房政发【2002】080号行政裁决为执行分割遗产的依据，请求法院判决分割被继承人杨义成面积80.15平方米房屋遗产所置换的长沙市天心水竹冲房屋1、房屋2。范岳建辩称，事情还是要和平解决，房子拆迁已经快20年，我们也不知道去找谁，拆迁办也一直没有和我们联系，拆迁办只找了杨某1，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想快点解决这件事，不管分多少都没关系。给开发商的钱，要补交我们几家人就交。如果要分房子，不能按照以前的价格，要按照现在的价格。当时的情况是要八个人都签字，有一个不签就不能给钥匙，不能一个签字了，就把钥匙给这个人，当时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所以事情就拖到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到拆迁办搞清楚才行，现在都不知道产权证上是谁，我们要开个家庭会议，要商量如何解决。杨某2辩称，我没有意见。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对杨义成遗产，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面积80.15平方米房屋所置换的权益，即长沙市天心区水竹冲静谧园小区22栋601号、22栋105号房屋，判决各法定继承人依继承法规定的份额继承;2.判决诉讼费由一审原告、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杨义成于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1966年3月2日死亡。杨义成与妻子周建纯（已死亡，未提交相关信息）共同生育五个子女，即大儿子杨正凯（1989年死亡，未提供具体信息）；二儿子杨某6，于1936年4月15日出生；三儿子杨某5于1941年9月18日出生；大女儿杨启明（1992年死亡，未提交具体信息）；小女儿杨某4于1949年8月13日出生。杨正凯与妻子（未提交相关信息）均已死亡，杨正凯与妻子生前共同生育三个子女，大儿子杨某1于1956年3月30日出生；二儿子杨某3于1961年4月27日出生；女儿杨某2于1958年9月8日出生。杨启明与丈夫范青石（未提交相关信息）均已死亡，杨启明与范青石生前共同生育二子女，儿子范岳建于1959年9月13日出生；女儿范某于1962年7月16日出生。1964年4月10日，长沙市房地管理局出具的《长沙市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证［64］字第××号）开福区局关祠5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杨义成的名下，该房屋的合计面积为65.31平方米。1979年，长沙市私房换发新证时，杨正凯在长沙市私房换发新证申请表上写明：原证字号遗失，原是杨义成父亲产权（已故），现杨正凯接业，长沙市蔬菜公司桔洲豆豉厂在该表上写有“该同志是我厂职工，以上房屋是父亲的遗产”字样，并加盖了该单位公章，其后该房变更登记至杨正凯、杨某3、杨某1名下，三人取得房权79字第××号长沙市私有房屋权证（建筑面积71.04平方米），1983年10月杨正凯对该房进行改建，并申领了建（房）字第××号《建筑许可执照》，批准的建筑名称为住宅，结构为砖木，建筑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为80.15平方米。之后，杨启明、杨某5、杨某4、杨某6对该房的权属登记提出异议。1989年6月28日，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于对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下达《关于同意注销建新街5号杨正凯等房屋权证的批复》（房地管字［1989］109号文，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明确，“经查，建新街5号系杨义成（已故）所有。1979年换发私房权证时，因审查不严，原私房管理所仅凭杨义成之子杨正凯的申请及单位证明，就办理了杨正凯及其子杨某1、杨某3的房屋权证。现杨义成的其他子女杨某6、杨某5、杨启明、杨某4要求继承产权，故此，同意注销建新街5号（79）4442号私房产权证，待该户依法办理继承手续后，由合法继承人重新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换证手续”。2002年3月26日，长沙市规划管理局开福区分局对长沙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出具说明，确认“关于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10号（老建新街5号）房屋产权人问题，我局在办理其改建手续时，是依据房地部门所发的产权证。该房屋因继承人问题，于1989年被市房地局行文［（1989）109号］予以注销了产权证，故我局在1984年所发建筑许可证中兴建单位杨正凯等一栏应更正为杨义成的合法继承人。”1993年12月18日，长沙市计划委员会下达长计基［1993］770号《关于下达富湘服装城基建计划的通知》，同意案外人富湘公司兴建富湘服装城。2001年7月17日，长沙市棚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案外人湖南富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湘公司”）下达《关于蔡锷北路“富湘城”棚改项目的批复》，同意富湘公司蔡锷北路“长沙富湘城”项目列入全市棚户区改造工程。2001年8月14日，富湘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第045号），拆迁范围包括本案所争议的局关祠5号房屋。2002年4月23日，富湘公司因就拆迁补偿事宜未能与一审原告达成协议，故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现为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住建委”）申请裁决。住建委分别于2002年4月24日、25日向杨某1、范岳建等人送达调解通知书，但调解未果。2002年4月28日，住建委作出《裁决书》（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一、同意富湘公司以产权调换形式一次性安置八位被拆迁人（即本案一审原告及七位一审被告）在天心区水竹冲静谧园小区22栋601号二室一厅房屋壹套（以下标记为“房产1”），计建筑面积65.26平方米；22栋105号二室一厅房屋壹套（以下标记为“房产2”），计建筑面积69.62平方米，两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134.88平方米。二、实行异地安置并降低地域类别的，每降低一个地域类别，在原房屋建筑面积的基础上无偿增加10%的建筑面积。该安置房属五类地域，应无偿增加40%的建筑面积，合计32.06平方米。三、八被拆迁人应支付拆迁人房屋超面积差价款（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不作差价结算；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六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按重置价格结算；超过六平方米的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结算）合计22587.60元，此款在拆迁当事人办妥入居手续时付清。四、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人房屋附属设施补偿费、搬迁费等，计4006元，此款在房屋拆除前付清。五、两抵后，被拆迁人应支付拆迁人18581.60元。六、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无条件拆除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等。2002年，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以下简称“房产局”）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强制执行长房证发［2002］080号裁决书。2002年5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02）开行他字第6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准许强制执行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2002）080号裁定书；二、限被执行人杨某5、杨某6、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范岳建、范某在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定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一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杨某1对该《裁决书》不服，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2年8月2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长政复决字［2002］33号），维持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书。之后，涉案房屋被拆除。杨某1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书等。2017年1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湘01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判令，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杨某1不服该行政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7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认为，杨义成死亡时遗留的房屋属于杨义成的遗产。杨义成的遗产未经析产分配，房权79字第××号长沙市私有房屋权证将杨义成遗留的房屋变更登记为杨正凯、杨某3、杨某1的行为不合法。经杨义成的其他遗产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提出异议后，原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9年6月28日作出房地管字［1989］109号批复，已将房权79字第××号长沙市私有房屋权证注销。经批准杨正凯、杨某1、杨某3于1983年对房屋进行了改建，拆迁时按批准同意改建的面积确认争议房屋的合法面积为80.15平方米，符合法律规定。争议房屋因拆迁所获的安置与补偿款项应由杨义成的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依法继承。杨义成的遗产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因析产发生纠纷，可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杨某1对（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2月2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行申77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杨某1的再审申请。2005年10月17日，湖南富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以下简称“富湘公司”）与杨义成（已故）、一审原告（使用人）为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明确，甲方经市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拆除司马里地段房屋，进行棚户区改造，乙方所有局关祠10号房屋属拆除之列，现就有关拆迁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所有局关祠10号房屋一栋二层合法面积80.15平方米产权人系杨义成（已故）等产权人所有；房屋使用人系杨某1居住和使用。2、甲方一次性安置乙方在中江锦城16栋1028号门面（以下标记为“门面3”）一间，建筑面积40.14平方米。3、乙方产权面积80.15平方米，在中江锦城安置补偿门面后，少于乙方合法面积的部分甲乙双方另行再协商，对于此部分面积按乙方原使用性质甲乙双方协商按住宅性质安置或补偿；4、中江锦城门面产权过户手续，因乙方系共同产权人之一，且产权不明确，待乙方家庭明确产权人后再由甲方办理相关手续给乙方；5、其余事宜有待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按拆迁条例进行处理。一审原告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并写有“本人对确定为杨义成产权及建筑面积有异议，本协议在所有安置到位后生效”字样。同日，一审原告向富湘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你司拆迁偿还我家房屋（门面）产权证，暂不办理，待我家房屋产权确定后再办到产权人名下”。其后，富湘公司将中江锦城16栋1028号门面交给一审原告，一直由一审原告在出租使用。对于该门面，一审原告称系富湘公司因拆迁对一审原告的生活造成困难，故对一审原告的一种补偿，系一审原告生活的主要来源，故不应作为遗产进行予以继承。对此，其他到庭的一审被告不予认可，认为系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本案中，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对杨义成遗产，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面积为80.15平方米房屋由各法定继承人依法进行继承。因上述房产已被拆除，经一审法院释明，一审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分割《裁决书》中载明的房产1与房产2。因一审原告与七位一审被告多年来未实际受领上述房产1与房产2，上述房产的登记信息与实际使用人均处于不明状态，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均未举证证明上述房产1、房产2的产权登记情况。对于门面3，一审原告不认为是遗产，亦未提出分割请求，七位一审被告虽认为门面3为遗产，但未举证证明相应的登记信息。为此，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要求协助对“房产1”、“房产2”、“门面3”的产权登记信息进行查询。2019年9月3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一审法院作出《复函》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根据贵院提供的现有信息，经查询不动产登记系统，未查询到贵院所述长沙市天心区水竹冲静谧园小区22栋601号（房产1）、105号（房产2）及中江锦城16栋1028号房屋（门面3）登记信息。一审原告提出，1989年，其父亲杨正凯中风后，杨某5、杨启明找到一审原告说要带人来买争议房屋，说是要卖4万元。父亲杨正凯不能说话，一审原告不同意，买房子的就走了，杨某5说要一审原告出1万元给他们作为继承房屋的补偿。一审原告还是不同意。1992年，杨启明去世，无钱安葬，杨某5又找到一审原告，要一审原告拿出1万元，给五子女每人2000元，包括一审原告的父亲杨正凯在内。一审原告当时拿了2000元给杨某5。杨启明的丧事办完后，一审原告又拿了6000元给杨某5，杨某5回头给了一审原告2000元。杨某6表示不要，用于了杨义成修坟。2004年，一审原告又给了7000元给杨某5用于祖母移坟。一审原告拿出的1万元也是作为65.31平方米房屋当时的市场价，故该房应属于一审原告。对此，杨某5称确实存在1万元的家产问题，每个人都有2000元，其拿了2000元用于杨启明的葬礼，该1万元与争议房产无关。参与庭审的其他一审被告对于一审原告拿出1万元购买争议房屋的意见不予认可。杨义成死亡后，杨正凯与妻子及三个子女（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杨某3、杨某2）共同在争议房屋中居住。1983年10月，杨正凯对该房进行改建，并申领了建（房）字第××号《建筑许可执照》，批准的建筑名称为住宅，结构为砖木，建筑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为80.15平方米。一审被告杨某2当庭称，争议房屋的此次改建，系父亲杨正凯与母亲，一审原告、杨某3、杨某2一家五人共同努力建成，当时杨正凯夫妇称建好就是三个子女的。其中杨某2的丈夫包工包料负责水电安装，杨某2负责五吨水泥指标，钱是杨正凯夫妇出的。具体的事情出力最多的是杨某2，一审原告与杨某3没怎么出力。杨某2的父母死亡后也是由杨某2负责出葬。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被继承人杨义成于1966年死亡，一审原告请求对杨义成遗产，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面积为80.15平方米房屋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因上述房产已被拆除，经一审法院释明，一审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分割上述房产所置换的权益，即对房产1与房产2进行分割。经查，根据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上述房产确已被置换为房产1、房产2等权利，但同时附有相应义务。一审原告对《裁决书》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一审、二审均驳回了一审原告的诉求。截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均未实际受领房产1、房产2的权利，亦未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中，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均未就房产1、房产2的权属状况及登记情况进行举证。为此，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房产1、房产2的权属及登记状况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核实，亦无法获取相关信息。另，一审原告因与富湘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实际使用的门面3，一审原告虽当庭认可已实际在使用，但所有权状况依然不明，且一审原告认为该门面3不是遗产，不应予以分配。七位一审被告虽认为门面3为遗产，但未举证证明门面3的相关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遗产的明确范围、权属状况等具体事实系遗产分割的前提。《裁决书》虽已明确将该房产置换为房产1、房产2（另包含相应的义务），但因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多年来未实际受理上述权利（亦未履行相应的义务），故房产1与房产2的权属状况仍然处于不明状态。门面3的权属状况亦是如此。一审原告未举证明确遗产具体范围及权属状况，一审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因一审原告未举证证明已达到遗产分割的条件，故对于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因本案中涉及的长沙市开福区房屋已被拆除，该房产已被置换成其他权利，但因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长期未受领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故被置换的权利（含相应的义务）处于未决状态。为此，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可在本案终结后，以共同权利人身份向相关主体受让相应权利（包括履行相应义务），待遗产范围具体明确后再进行遗产分割。二、一审被告杨某3、范某、杨某4、杨某6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应诉、不举证、不质证、不辩论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42元，由杨某1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第四项上诉请求未在一审中提出，且其请求书面释明的内容也不在二审审理范围内，本院不予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中法院能否判决各法定继承人对涉案房屋1、房屋2的继承份额。本案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未履行涉案房屋1、房屋2置换中相应的房屋置换差额支付义务，未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手续，现一审法院无法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取涉案房屋1、房屋2的产权登记信息，即房屋1、房屋2的权属登记不明，无法进行分割，故一审法院未判决各法定继承人依法应继承的份额并无不妥，杨某1该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42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欧阳华审判员  欧旭辉审判员  李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陈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