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8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饶长宁，男，1973年1月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甲冠（系上诉人父亲），男，1938年3月1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传余，南京市鼓楼区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广州路188号16楼。法定代表人：张康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蓓，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正大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99号。法定代表人：何其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深，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饶长宁因与被上诉人南京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南京正大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长宁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忽略一个基本事实：上诉人外婆的私房12m2拆迁安置调换面积为35m2，而按照当时拆迁政策，上诉人承租的14m2公租房，也应当得到安置，但实际并未得到安置。2、原审认定案涉拆迁协议（一）与拆迁协议（二）“内容基本相同”，是错误的。协议（二）中上诉人外婆12m2的私房加上上诉人14m2公租房，安置结果仍为35m2，即上诉人应当得到安置的面积在协议（二）中没有了，故协议（一）和协议（二）的内容完全不同。3、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拆迁安置义务，是错误的。上诉人从部队复员回来，结婚生子，共三人，上诉人一家三口无法和外婆共同居住在一个单间内。另，原审法院认定以住房人口数来安置也是错误的。上诉人外婆的私房和上诉人的公租房不应放在一起安置，上诉人系三口之家，应当单独按照其承租的公租房来安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承租公房，应当得到相应安置。被上诉人拆迁过程中不顾上诉人权益，其不仅违约，还侵犯了上诉人的用益物权，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苏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正大公司辩称，同苏宁公司答辩意见。上诉人与其他利益人就该使用权产生的争议与被上诉人无关，应另行主张。拆迁协议已签订且履行完毕，被上诉人根据拆迁条例的规定，对上诉人家庭进行整体拆迁安置并无错误。饶长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按拆迁政策分配安置给饶长宁一单室套安置房（地址在南京市鼓楼区，建筑面积4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保田、吴钰英是饶长宁的外祖父母，饶甲冠、汪华英是饶长宁的父母。1971年12月汪保田去世。2004年7月30日吴钰英去世。饶长宁于1973年1月出生。1977年9月饶长宁母亲汪华英户籍自南京市广州路238号迁往南京市建设新村3栋208室。1979年饶长宁外祖母吴钰英户籍自南京市广州路238号迁往南京市建设新村3栋208室。1986年11月吴钰英户籍迁回南京市广州路238-2号。1992年4月饶长宁户籍自南京市建设新村3栋208室迁往南京市广州路238号。1992年饶长宁参军入伍，1995年饶长宁退伍。饶长宁与吴钰英在一个户籍内。原坐落于南京市广州路238号（土地面积为30.6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饶长宁的外祖父汪保田。原坐落于南京市广州路238号-3房屋（建筑面积为40.2平方米，以下简称被拆迁私房）的所有权人为饶长宁的外祖父母汪保田、吴钰英。原坐落于南京市广州路238号的一处房屋（建筑面积为14平方米，以下简称被拆迁公房）系由饶长宁母亲汪华英承租南京市房产经营公司的公房。1996年起南京市广州路238号被列入拆迁范围，1998年苏宁公司取得拆许字（98）第10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1998年5月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签订一份《拆迁承包协议》，约定苏宁公司委托正大公司对上述地段房屋进行拆迁。1998年6月6日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与吴钰英签订了一份《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一》），约定原有房屋为南京市广州路238号-5房屋，安置地点在南京市，建筑面积35平方米，使用面积25平方米等等。1999年7月16日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与吴钰英签订一份《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二）》（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二》），约定原房为被拆迁私房即南京市广州路238号-5（后改为238号-3并加盖拆迁部门的章），产权性质为私房，建筑面积12+14平方米，常住户口为吴钰英及饶长宁；安置房地点在南京市，产权人为吴钰英，使用人为吴钰英，产权性质为私房，安置人口为吴钰英和饶长宁，建筑面积35平方米，使用面积25平方米；补偿安置形式为产权调换；产权调换费用：26平方米×450元/平方米=11700元，（35-26）×1140元/平方米=10260元，合计21960元等等。2003年5月吴钰英领取了《拆迁协议二》中约定的拆迁安置房屋即南京市鼓楼区乐瑰园30号102室房屋（建筑面积41.27平方米，以下简称乐瑰园安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9月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2004年7月30日吴钰英去世后，继承人之间产生纠纷。2018年11月汪华英将汪华东、汪华珍、汪华南、汪华明、汪华强另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对乐瑰园安置房屋进行继承分割。2018年12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吴钰英名下的乐瑰园安置房屋归汪华英所有，汪华英给付汪华东、汪华珍、汪华南、汪华明、汪华强房屋折价款每人31.6万元等等，一审法院对此制发了（2018）苏0106民初12924号调解书予以确认。2018年12月汪华英领取乐瑰园安置房屋的不动产权证。饶长宁陈述南京市广州路238号3处被拆迁房屋情况如下：（1）238号-2是汪华英承租的公租房，14平方米；（2）238号-3是公租房，是饶长宁三舅汪华明承租的公房，25平方米；（3）238号-5是饶长宁外祖父母的私房，40平方米左右。上述3处房屋后来都被拆迁，安置房屋情况如下：（1）238号-2安排了无关的人员，姜玉琴、孔祥英，与饶长宁不认识、不相干；（2）238号-3安置了汪华明1套私房；（3）238号-5安排了3套，外祖母吴钰英1套，饶长宁四舅汪华强1套，饶长宁大舅妈金桂兰1套公租房。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表示房屋及拆迁安置情况应当根据有关原始证据予以确定。饶长宁认可《拆迁协议二》的效力，但认为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到位，因为前面12平方米安置了35平方米，后又增加了14平方米，这是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写的，但增加的面积没有得到安置，拆迁补偿协议没有完全履行到位，故饶长宁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认为《拆迁协议二》符合当时拆迁安置政策，已经履行完毕，不同意饶长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双方就被拆迁私房等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所签订的《拆迁协议一》、《拆迁协议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1998年6月6日《拆迁协议一》、1999年7月16日《拆迁协议二》的内容基本相同，由于《拆迁协议二》签订时间在后，故双方应当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根据该合同约定，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安置吴钰英的房屋的性质为私房，补偿安置形式为产权调换，安置房的产权人为吴钰英，安置人口为吴钰英和饶长宁。2003年吴钰英已经领取了上述合同约定的安置房即乐瑰园安置房屋，取得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饶长宁认为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安置义务，与上述事实不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对饶长宁要求苏宁公司与正大公司另外安置其相应房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拆迁协议二》的约定内容，饶长宁虽然对乐瑰园安置房屋不享有拆迁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但饶长宁系合同约定的拆迁安置人口之一，故依法对该房屋享有相应使用权。饶长宁与其他权利人就该使用权问题若产生争议，可另行依法处理。综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饶长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饶长宁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三份，证明汪华明、汪华强、汪华东各安置了一套房屋。汪华东实际上没有承租过任何公房，汪华东安置协议上的被拆迁公房应当就是饶长宁和其母亲汪华英承租的公房。正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苏宁公司认为无法核实。上诉人另向本院提交饶长宁孩子的出生证和结婚证，证明在拆迁过程中，饶长宁是一家三口，拆迁部门没有调查此情况，剥夺了上诉人的安置权和财产权。正大公司和苏宁公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二审中，正大公司陈述，《拆迁协议一》和《拆迁协议二》是一致的，之所以《拆迁协议二》上建筑面积和《拆迁协议一》的建筑面积不一致，写了“+14”㎡，是因为根据当时南京市的政策，异地安置出城区（3公里以外就属于出城），免收14平方米差额款。当时的操作就是在建筑面积上加上14平方米。《拆迁协议一》只写了户主的名字，《拆迁协议二》将同户口和同居住人员的名字写上了，所以有吴钰英和饶长宁的名字。上诉人饶长宁认为该14平方米就是指饶长宁及其母亲汪华英承租的公房。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饶长宁系根据《拆迁协议二》主张正大公司和苏宁公司应对其另行安置一套房屋，但《拆迁协议二》写明的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是吴钰英，产权性质为私房，饶长宁系作为常住户口人员。安置房屋明确为凤凰东街09幢一层108室。对于《拆迁协议二》上“+14”㎡的含义上诉人主张是其母亲承租的公租房的面积，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003年吴钰英已经取得了上述安置房屋，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因此该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饶长宁根据《拆迁协议二》主张正大公司和苏宁公司另行安置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饶长宁称汪华东拆迁安置协议上载明的公房实际上是其母亲汪华英承租的公房，其母亲承租该公房却未得到安置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综上所述，饶长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饶长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帅审 判 员  许云苏审 判 员  刘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高 峥书 记 员  郭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