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0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大喜，男，汉族，1979年8月2日出生，住址大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辽宁卓政（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来，辽宁卓政（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沙河口区凤美时装厂，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红旗东路D—3—8号1单元2层1号。法定代表人：葛风美，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霞，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大喜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沙河口区凤美时装厂（以下简称凤美时装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8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大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邵大喜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一审判决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系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合同的直接相对方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曹永亮，双方业务合作以来上诉人就己经向双方相互披露，明确告知实际定作人为曹永亮、加工方为被上诉人，并且双方之间存在直接的业务联系与往来，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上诉人提供两份微信聊天记录，其中一份是被上诉方投资人葛风美与上诉人邵大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2019年6月18日的聊天记录当中显示，双方之间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再取货，所以在本案当中上诉方并没有实际收到货物，同时该条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多次明确表示向实际定作人即曹永亮催款，也就是说被上诉方明知，上诉人并非涉案货物的实际定作人。另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为案外人曹永亮与上诉人邵大喜之间，当中2019年7月2日，聊天记录中显示案外人曹永亮发给上诉人一份费用对帐，其中加工费项下写明葛厂长60,650元，该60,650元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班组个人计件记录表中60,650.02元仅有0.02元之差，并且该对帐单的右下方有曹本人签字。2.《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中的签署为“邵大喜替曹永亮收货”字样，如上诉人为实际定作人没有必要作出“替曹永亮”的标注，并且被上诉人也无异议，说明被上诉人对曹永亮为实际定作人的事实是明确知情且认可的。本案应当追加曹永亮为被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凤美时装厂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确实提供了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该份原始载体显示2019年7月2日，被上诉人才第一次知道并与曹永亮相见，一审法庭已明示上诉人在庭审后向法庭提交该份证据的纸质版，但上诉人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该份证据的纸质版，且曹永亮与本案上诉人有另案在大连市中山法院正在审理，其现主张的证据是在中山法院曹永亮提交的证据中显示，而曹永亮提交该份证据，予以证明的事项正是本案的上诉人邵大喜一直在欺骗凤美时装厂的葛厂长及曹永亮本人，在定作的过程中从未向凤美时装厂披露曹永亮，仅在签字体现出曹永亮。故凤美时装厂，一直向其追要货款。而上诉人对曹永亮却以需要各种款项索要钱款。因此上诉人主张的2019年7月2日与曹永亮的对账单与本案无关。2.关于邵大喜在对账单中签字字样为替曹永亮收货一事，其在定作过程中从未向凤美时装厂披露过曹永亮，仅在最后签字时显示出曹永亮名字。因此导致该次诉讼，至始至终，上诉人都未向被上诉人披露过还有曹永亮这个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凤美时装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60650元；2.被告承担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至2019年6月间，由邵大喜提供面料、底板、款式、配件，由原告按照其指示、要求进行服装加工制作，并制作《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邵大喜的助理于2019年2月1日、3月25日、4月13日分别通过微信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葛风美转账支付2310元、550元、9900元，邵大喜于2019年5月29日通过微信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葛风美转账支付10,000元。2019年6月20日，原告在其制作的《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上记载“2019年6月20日止应付款60,650.02元”；当日，邵大喜对原告已经加工完成的产品进行检验、清点后，在原告制作的上述《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上签署“邵大喜替曹永亮收货”。邵大喜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上述欠款。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案涉服装系由邵大喜提供面料、底板、款式、配件，由原告根据被告指示、要求进行加工制作的，在原告与邵大喜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原告为承揽人，被告为定作人。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为承揽合同纠纷。原告起诉时所确立的案由有误，应予纠正。据此，原告作为承揽人负有根据被告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合同义务，被告作为定作人则负有给付报酬的合同义务。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现原告提供的《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明确记载了案涉承揽合同所形成的欠款情况，被告亦当庭表示其系在查验、清点过货物后在该记录表上签字的。应当认定原告已完成了根据被告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合同义务。被告应当及时支付欠款。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欠款60,65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因被告违约造成原告提起本次诉讼所产生的保全费5000元，亦应由被告负担。对于被告辩称其未领取货物的相关主张，因其在该计划表上签署的内容作出了“已收货”的意思表示，现其主张未收到货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的，案涉合同系案外人曹永亮与原告形成的，曹永亮系实际定作人，被告不应当承担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的相关意见。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在向原告定制案涉服装时即双方建立承揽合同之初，被告已向原告明确表示了其系案外人曹永亮的代理人身份或明确向原告披露了实际定制人即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系案外人曹永亮。在结算时，被告主张案涉合同的相对人另有其人，要求转移债务的，缺乏法律依据，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因此，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邵大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市沙河口区凤美时装厂支付欠款6065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9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付），由被告邵大喜负担，给付时间同上。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邵大喜是否为案涉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上诉人主张，其在与时装厂沟通之初即2019年2月即以口头的方式告知被上诉人定作人是曹永亮，故其并非定作人。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被上诉人第一次知道曹永亮的存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而上诉人在《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中的签署为“邵大喜替曹永亮收货”时，被上诉人凤美时装厂法定代表人不在现场，等后期联系邵大喜，其一直不配合也未说明情况。本院认为，因上诉人既未能提交曹永亮对其授权签订案涉合同的证据亦未能提交其在签订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向被上诉人披露过实际定作人为曹永亮的证据，仅在被上诉人凤美服装厂的合同义务基本履行完毕，即签收货物时写明“邵大喜替曹永亮收货”，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故邵大喜的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双方履行合同的基本情况，邵大喜为案涉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支付欠款60,650元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邵大喜主张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双方系先付款再取货一节，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在《班组个人计件生产记录表》中的签署为“邵大喜替曹永亮收货”，其中“收货”的意思表示明确，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邵大喜主张其多次明确表示向实际定作人即曹永亮催款，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明知实际定作人为曹永亮一节，本院认为，邵大喜向曹永亮催款这节事实不足以证明系曹永亮与凤美时装厂间存在合同关系，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主张其所支付的款项系来源于曹永亮付款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曹永亮为实际定作人。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9元，由上诉人邵大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