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10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义，男，196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30号。法定代表人：孔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婷婷，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泉，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兆义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民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2民初11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兆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好民居公司赔偿逾期进户违约金21558元。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本案应从2015年5月8日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一认定其法律依据是哪一条？法院没有提出。王兆义认为，法院的这一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背法律的错误认定。其一，本案于2013年9月24日，因购房合同违约王兆义信访市解困小组召开会议而中断，到2015年5月8日法院受理相同案件的起诉，时效中断的事由并没有消除和结束，中断的时效不应该依此时重新计算。《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明确规定，时效期间的重新计算，“应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只有中断事由消除和终结，时效才能重新开始计算。而法院却认为，本案从2013年9月24日时效中断，到2015年5月8日，中断持续时间“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到2015年5月8日，法院开始受理相同案件的起诉，时效就应重新开始计算。法院的这种认定，均与原中断事由的终结无关，都不会造成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的消除和终结。不论中断持续一年半有余也好，还是法院开始受理相同案件的起诉也好，都与市解困小组会议提出要求这个中断事由无关，都没有使中断的事由发生任何改变和终结。法律的哪一条规定了时效中断持续一年半有余就应当中断结束？中断事由不消除不终结，只是中断“持续一年半有余”，就认为“中断的持续应已结束。”是于法无据。其二，法院认定，应从2015年5月8日开始重新计算时效期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事实能够证明，2015年5月8日这一天，法院只是开始受理相同案件的起诉，就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这一天，法院仅仅是受理几起相同案件的起诉，即不是审理，也不是判决，更不是相同案件的三千多人同时起诉，岂能愣说成是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简直是违背普通逻辑常识！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上万户人家，怎么就应当知道2015年5月8日这一天谁家去法院起诉了？也无从知道法院在这一天在受理何人的起诉。同住一个小区的购房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是一致的，这是经政府职能部门的统一布置和要求的，而违约金的起诉，完全是个人自主的行为，而法院某日受理某件起诉案件，对社会公众也会不具有任何公示意义。如果认定2015年5月8日这一天王兆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到法院起诉，请法院拿出明确的事实依据。二、法院的判决结论认定，王兆义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判决败诉。法院的这一判决结论故意曲解法律，是适用法律错误。王兆义认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在时间上是指具体的日期，而不是指一个期间。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之日，必须确认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事实和条件成立。诉讼时效起始之日是否有效，决定着三年时效期间是否有效。法院只字不提在诉讼时效起始之日，有何明确证据能够证明王兆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证据证明起始之日有效，却以主观臆定的起始之日提出个三年诉讼时效期。法院不说王兆义哪一天“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只说在三年期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是有意偷换概念，是有意曲解法律，是对众多王兆义的愚弄。在法院主观臆定的三年时效期间内，王兆义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而没有起诉，这不假，但在这三年内的哪一天王兆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院没有指出，也没有依据指出。没有依据确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具体日期，就主观臆定的三年时效期间，是不成立的，是无效的。以无效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以偷换概念曲解法律的手法，判定超过时效期间，是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的。三、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认定事实有错误，因而适用法律出现错误。信访是否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答案是肯定的。但法院对本案信访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认定事实出现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按照法院的认定，本案存在前后两个诉讼时效期间。前一个时效期间，即2012年12月31日（即合同约定进户日期）至2014年12月31日，法院认为，因逾期进户“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向政府有关部门主张权利，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会议提出要求，这“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而在后一个时效期间，即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相同诉求案件）至2018年5月8日期间，王兆义在持续维权无果的情况下，于2017年9月4日由代表联名书面向省、市信访局信访，向政府有关部门主张权利。法院却认为，这“属原告处理问题方式的选择，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最高人民法关于受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在本案前一个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引用并适用了这一法条，认为王兆义上访信访主张权利符合诉讼时效中断条件；而在本案后一个时效期间，法院却认为，信访主张权利是“原告处理问题方式的选择，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在同一个案件中，同是诉讼时效期间，同是通过信访主张权利，前后却不做同样的认定，不去适用同一个法条。依据国家法律，信访是国家给予公民主张权利的重要途径，信访与诉讼具备同样的本质，同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前述法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王兆义认为，法院对此法律条文，是用之取之，不用弃之，随心所欲，为我所用。这是法院故意罔顾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假设，法院确认的2015年5月8日重新计算时效期间依法有效，那么2017年9月4日王兆义代表的联名信访主张权利，依法也应是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至此诉讼时效中断。到2017年9月29日，在政府信访部门要求下，被告方以群力家园项目建设指挥部名义，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此时，证明政府部门认可权利人应起诉维权，原中断事由因此依法消除终结，中断的时效依法应重新开始计算，这是依法可成立的事实。王兆义请求对本案两次信访主张权利的事实，依法做出前后一致的认定。四、王兆义向法庭重申，本案王兆义的起诉，是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从本案的基本事实看，王兆义在法院认定的2013年9月24日时效中断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没到法院起诉，但却是一直在依法通过多种途径维权，向好民居公司及各级信访部门主张权利，这在主客观上都减少了法院的诉累。法律对各种合法途径的主张权利，都是给予保护的，没有规定主张权利必须要到法院起诉。由于王兆义持续不断的维权主张权利，包括联名信访省、市相关部门，2017年9月29日，好民居公司在上级部门的要求下，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王兆义才被迫走上起诉维权之路。此时，因市解困领导小组会议使时效中断的事由依法消除和终结，重新计算三年时效期间也只能依法从此时开始，即从2017年9月29日起，到2020年9月28日届满。官司打到哪里，这也是有据可查、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秉公，审理并认定这一基本事实。综上所述，可以表明一审法院所做的判决是错误的，即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也没有以法律为准。在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给予改判。好民居公司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7条以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王兆义向好民居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5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王兆义应当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即2013年11月1日实际入库日期开始两年内向好民居公司主张权利，但王兆义并未主张，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法定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王兆义的上诉请求。王兆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好民居公司支付逾期进户的违约金215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兆义与好民居公司签订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兆义购买好民居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路、××、××地段××区××单元××号房屋。此外，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王兆义。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1）逾期不超过180日，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王兆义按约定向好民居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好民居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将房屋交付给王兆义。一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好民居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诉讼时效是否中断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的进户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两年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但因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开始受理起诉好民居公司请求给付逾期进户违约金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因好民居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对此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该情况表明许多房屋购买人因未如期进户，始终向本单位、收取其购房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或国家机关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本案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起止时间的问题。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根据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参会负责同志向本单位团购职工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市委市政府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宣传房屋性质，三是宣传没有如期进户原因，并做到三个到位，宣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到具体科室”的要求，各单位落实该会议要求的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该工作过程不应计入诉讼时效期间内，应留出一定的宣传工作时间，即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到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因相同诉求起诉好民居公司案件时，距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8年5月8日届满。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一审法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王兆义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其于2018年9月11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王兆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元，由王兆义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王兆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王兆义与好民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好民居公司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向王兆义交付案涉房屋。因好民居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向王兆义交付案涉房屋，故王兆义在2013年1月1日即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因本案房屋买卖具有特殊性，团购的组织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各购房人均为政府公务员。逾期进户的事实发生后，市解困领导小组于2013年9月24日召开市直机关职工解困住房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正确。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陆续受理的数千件同类案件，并均已审理完毕，故一审判决认定中断后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的同类案件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王兆义与其它案件的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一致，并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已有数千同类情况的业户就相同问题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故应视为王兆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2015年5月8日起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王兆义于2018年9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对此认定正确。王兆义与2015年5月8日开始提起诉讼的购房人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关系，各购房人对好民居公司不存在连带债权，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兆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9元，由王兆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长滨审判员  柳 波审判员  万 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