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春新，女，196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善尧，武汉市武昌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夏区税务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古驿道172号。法定代表人：石京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春新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夏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江夏税务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5民初7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春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唐春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江夏税务局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查明事实不清，事实认定不全。唐春新自2005年至今不断向有关单位（包括江夏税务局）主张权利，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唐春新自1987年被招入江夏税务局工作，2005年9月后江夏税务局停发了工资，唐春新开始不断上访维权。江夏税务局的副局长帅业英、人事科长方道文、副局长桂绍安均已证明唐春新一直在主张权利，还有政府信访部门的回函也可以证明唐春新主张过权利。以上证据一审均被忽略，判决书中也没有载明。江夏税务局答辩称，请求驳回唐春新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唐春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夏税务局支付2005年-2019年工资592，800元（按现在3,800元/月*12个月*13年）及1987年至2018年社会保险（养老金）31万元共计892,800元；2.江夏税务局协助唐春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7年12月，唐春新向江夏税务局申请担任炊事员，并填写了《炊事员简历一览表》，先后在该局所属舒安、贺站、安山等税务所担任协税员。2002年3月，唐春新离职。江夏税务局自此至2005年9月期间，按月向唐春新发放380元。2007年始，唐春新先后多次通过“市长热线”、“市长信箱”反映自己的工资、经济补偿及办理统筹、医保等问题。2017年7月3日，唐春新向武汉市江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夏仲裁委）申请确认其与江夏税务局于1987年7月至2005年9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江夏仲裁委作出夏劳人仲不字（2017）第2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唐春新的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不予受理。2018年7月3日，唐春新申请仲裁。江夏仲裁委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夏劳人仲裁字（2018）第188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即使按照唐春新自称的维权时间是2006年，但双方于2002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故其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驳回了唐春新全部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江夏税务局2005年9月停发唐春新工资，应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时。按照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以及“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唐春新申请仲裁的时间应不超过200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唐春新诉称自2006年开始上访维权，但其并不能举证证明该事实的成立。依据江夏税务局提供的证据反映，唐春新拨打“市长热线”的时间是2007年，也已经超过了2006年9月，即本案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之“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唐春新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唐春新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唐春新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唐春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唐春新向本院提交李春生、桂绍安、方道文的书面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唐春新2006年起多次找当时税务局的领导要求反映情况。江夏税务局发表质证意见，方道文、桂绍安的书面证言一审已经提交，证人未到庭。李春生二审也未到庭，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经审核，唐春新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第2款“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规定的新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唐春新以证人均为江夏税务局曾经的领导，不方便出庭为由，未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更未向本院提交上述证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可通过书面证言作证情形的证据。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属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列。且唐春新一、二审提交的其他证人书面证言内容与一审到庭的证孟某元的陈述基本类似孟某元作为与唐春新情况类似且有相同诉求的信访人员，有着相似的利益，应视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信。二审查明，唐春新不服江夏仲裁委作出夏劳人仲不字（2017）第2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中，唐春新诉讼请求：1.确认唐春新、江夏税务局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自1987年12月2日至2005年9月21日）；2.江夏税务局为唐春新补缴1987年12月至今的养老保险，并按照3,8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05年9月至今的工资；3.诉讼费由江夏区税务局承担。一审法院以唐春新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因在收到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后逾期起诉，仲裁委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该项诉请不予审理。唐春新关于补缴养老保险及支付工资的诉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亦不予审理，作出（2018）鄂0115民初19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唐春新的起诉。因唐春新未在法定的上诉期内提起上诉，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审中，唐春新陈述江夏税务局发放工资到2005年9月，2006年6月就找到了单位人事科长，2007年拨打市长热线。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2018）鄂0115民初1946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唐春新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已经生效裁定处理。该生效裁定亦针对唐春新关于江夏税务局为其补缴1987年12月至今的养老保险，并按照3,8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05年9月至今的工资的诉请予以驳回起诉。现唐春新又提出要求江夏税务局向其支付基于劳动关系所应承担的工资及社保损失的诉请。基于一审法院（2018）鄂0115民初1946号民事裁定仅从程序法角度驳回唐春新的起诉，并未在该案中对唐春新的诉讼请求涉及的案件事实、实体权利是否应当获得法院支持进行实体处理，故唐春新提起本次诉讼不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情形。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进行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法律规定了仲裁时效及诉讼时效制度，即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了时效抗辩权。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护。唐春新在一审法院（2018）鄂0115民初1946号案件中明确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唐春新、江夏税务局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自1987年12月2日至2005年9月21日）”，其也明确陈述自2005年9月起江夏税务局未发放其工资，由此可见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为2005年9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5年9月21日双方劳动争议已经发生，唐春新在一审直接以“唐春新拨打市长热线的时间是2007年，也已经超过了2006年9月”即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对其诉请予以驳回后，声称于2006年6月即找到单位人事科长维权意欲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主张了权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仲裁时效的规定，即便唐春新2006年6月开始主张权利，亦超过了该法关于“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唐春新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予以驳回，于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唐春新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唐春新负担，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祥审判员 廖艳平审判员 陶 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张利钦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