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2民初2240号 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 法定代表人：叶青，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华、朱妙，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兴全，男，1951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红江，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锦海，男，195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金志根，男，196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邵国慧，女，196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子华、杨虎,绍兴市越城区新世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章长卿，男，195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金福荣，男，196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金阿富，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上窑村。 法定代表人：金阿富。 诉讼代表人：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笛扬路昌隆大厦15层。 负责人：楼东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惠南、陆群，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与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提交了诉讼材料，但称欲诉前与众被告再自行协商，暂缓立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4月17日、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被告金兴全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红江，被告邵国慧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子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志根、越红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参加第二次开庭审理。被告金锦海、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司法鉴定期间为7月15日至9月27日。原、被告申请庭外自行和解1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赔偿原告投资参股的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造成的股本损失93699586.74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越红公司对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八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15日，原告与被告金兴全、冯张水、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投资9464.49万元参股到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红控股），参股时间为五年，投资参股时间满五年后由金兴全、冯张水、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按原告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初始值即人民币9464.49万元作为受让原告国有资本的全部股权转让价，并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确保原告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保值。同日金兴全、冯张水、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分别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及《不可撤销保函》，承诺确保原告在越红控股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保值，若原告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不保值或受到损失的，由各承诺人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各承诺人对其他承诺人的承诺和所需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1年6月15日越红公司出具《不可撤销保函》，约定对金兴全、冯张水、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在《协议书》及《承诺书》中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4月28日，原告与冯张水、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各方同意解除冯张水于2011年6月15日签署的《承诺书》、《不可撤销保函》所承担的义务，由金阿富签署相应的《承诺书》、《不可撤销保函》，承担相应的义务。《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11年6月16日履行了出资义务，但是八被告在越红控股的经营过程中并未确保原告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2015年5月1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越红控股重整申请，2016年10月20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越红控股破产程序，原告投入的9464.49万元股本金已全部亏损。2018年1月原告从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处分得赔偿款945313.26元。原告认为八被告未履行约定的义务，应对原告股本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金兴全、金志根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协议系无效协议，原告作为股权投资人，现企业出现破产清算状态，按照公司法规定，原告应自行承担股权投资产生的风险。二、原告对被告没有赔偿请求基础，原告主张八被告赔偿其股本金损失，即违约赔偿，本案违约责任产生是越红控股经营产生问题，而不是其他股东。三、即使请求权成立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股本金是五年后，标的物是股本金，根据原告提供的破产裁定，中院对越红控股宣告破产是2015年9月22日，即从这一天起原告应当知道其依据合同要求股东个人回购股权的事实已不存在，因为股权已不存在，其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根据三年的诉讼时效，本案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责任的时间节点应截至2018年9月22日，根据上次庭审中查实，原告实际向法院提交材料的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故已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向被告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邵国慧辩称，对原告主张的诉请和事实理由认为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邵国慧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一、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因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同时也违背其公司章程，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本案协议、补充协议明确载明本协议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才能生效，至今该协议尚未批准，因此该合同依法未生效，且对被告邵国慧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本案原告已向荣盛公司申报债权，取得破产债权，被告邵国慧认为原告作为股东投资款，款项性质发生变化，其申报是债权，因此其已经失去作为股东要求赔偿或者其他股东受让股权的资格和权利，被告邵国慧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合同约定转让股权期限是五年，在未到五年公司已经破产，造成实际已经不能按约履行合同，也就是本案协议即使要履行也因条件不成就，事实上无法履行也无需履行；四、本案原告要求被告邵国慧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规定必须当事人有违约和过错行为。从本案讲，被告邵国慧既无违约也无过错，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邵国慧承担法律责任；五、被告邵国慧没有在《协议书》和其他《承诺书》、《不可撤销保函》中签字，上面的签字不是被告邵国慧亲笔书写，原告要求被告邵国慧承担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邵国慧的诉请。据被告邵国慧回忆，关于原告股权投资，其也不知道，也没有签字。 被告越红公司辩称，一、2019年8月26日被告越红公司已由越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目前公司正在清算过程中。二、原告诉请所依据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被告越红公司并非该两份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对协议的效力问题，请求法院依法审查。三、原告起诉被告越红公司要求承担责任的依据是2011年6月15日由被告越红公司出具的保证《不可撤销保函》，这份保函中被告越红公司是对七个人（和本案七被告有差别，不包含冯张水，增加了金阿富），这份保函项下被告越红公司承担的是保证责任。根据越红控股于2015年9月29日被绍兴市中院宣告破产来说，依照原告与七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实际股权回购的条款当时已无法履行，故对原告来说，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自越红控股宣告破产时起算，关于诉讼时效请法院依法审查。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1．协议书1份、补充协议书1份，要求证明原告与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邵国慧、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参股越红控股五年后七被告需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被告金兴全、金志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中有关条文是第一、二、四、六条，第一、二条可看出原告是投资形式，第四条对五年投资期满股权受让约定是退出方式，第六条确保投资参股国有资本保值，不存在增值，后半句是对国有资产安全负有保证责任，是虚拟的，仅从第六条不能推断本案被告金兴全、金志根要承担任何实际意义的赔偿或连带责任。被告邵国慧对协议书三性有异议，其未签字，该协议书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系无效；被告邵国慧也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名，补充协议和协议书证明力不同，协议书是2011年6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是2013年4月28日签订，协议书规定原告投资越红控股的股本金在五年后由其他股东受让并对股权转让款各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补充协议仅仅是规定股东变更，原股东冯张水将股权转让给金阿富，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两份证据证明力不一致。 2．恒信银行业务委托书1份、收据联1份、公司基本情况1份、变更登记情况1份，要求证明2011年6月17日原告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双方变更工商登记。被告金兴全、金志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本案投资款是股权投资。被告邵国慧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恰好证明原告股权登记了就必须受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约束，原告和各被告签订协议无效。 3．承诺书7份，要求证明七位股东承诺确保国有资本保值，若原告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不保值或受到损失的，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对其他股东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承诺书第五条这也是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依据。被告金兴全、金志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和目的有异议，第五条是无效条款，后半句的保证责任也无效，原告依据该条主张诉请不成立，即使赔偿责任成立，赔偿责任超过诉讼时效，保证责任也不用承担。被告邵国慧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承诺书或者协议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保障原告股权安全保值，是动因，结果是必须在五年后其他股东受让其股权，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来实现安全保值。因为五年未到越红控股破产，转让条件没有成就，其他股东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无从谈起，不能证明原告待证目的，承诺书上没有的邵国慧签字。 4．不可撤销保函7份（邵国慧除外），要求证明七被告对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中应承担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内容依据保函第三条保证担保范围。被告金兴全、金志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保函保证内容是第三条，赔偿条款因无效，赔偿责任不存在，担保责任也不存在，对被告没有法律效力；第二个保证更加不存在，越红股权不存在了，和被告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对应保证责任也没有，无法达到原告诉请。被告邵国慧认为与其无关。被告越红公司无异议。 5．（2015）浙绍破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越红控股已终结破产程序。被告金兴全、金志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裁定书第一段载明越红控股宣告破产时间是2015年9月22日，次日起原告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损，原告诉讼时效应到2018年9月23日为止。被告邵国慧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了。 6．（2015）浙绍破字第5-7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补充分配方案款项具体分配表复印件1份、通知书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原告从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处取得赔偿款945313.26元，款项在2018年1月底已经付给原告。被告金兴全、金志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邵国慧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已经申报债权，股权已经转换为债权也得到了相应处理，从结果看原告无权再向其他股东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越红公司对于证据1、2、3、5、6，认为由法院核实。 被告邵国慧提供以下证据： 7.公司章程1份，要求证明原告已经依法在越红控股企业档案中进行股东登记，在登记时也变更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在私下违法约定违反公司章程，第七条也明确规定章程对股东具有约束力，原告必须受章程的约束，故协议书系无效。原告认为双方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不参与被告越红控股的经营管理，也不享受被告越红控股的股权分红收益，相对来讲，被告越红控股是由七被告在经营，相应的风险也应由七被告承担，因为分红也是由七被告享受的，原告认为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条款对双方是公平的，对章程没有异议，但章程中并没有原告的签字，章程当时是被告越红控股控制人自己私下变更的。被告金兴全、金志根、越红公司无异议。 8.经被告邵国慧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对证据1中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证据3中被告邵国慧名义的承诺书签章栏“邵国慧”是否为被告邵国慧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该所出具一份《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鉴定意见为：协议书、承诺书上“邵国慧”签名不是邵国慧本人书写，补充协议上“邵国慧”签名倾向不是邵国慧本人书写。被告邵国慧没有异议，同时可以证明被告邵国慧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认为因为是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故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鉴定报告中的鉴定意见提到的补充协议上邵国慧的签名只是倾向性意见，不是确定的不是由邵国慧本人签字的意见，倾向性意见不能否定补充协议上邵国慧并没有签字，另外，在原告参股被告越红控股之前，据原告了解，当时被告越红控股的原有股东即现在的七被告召开董事会就原告参股的事宜进行了董事会会议，虽然被告邵国慧本人未签字，但是其是知晓原告参股的事实。被告金兴全、金志根、越红公司无异议。 本院出示证据9.（2019）浙0602破申24号民事裁定书1份，该裁定书记载本院在2019年8月26日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对被告越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为被告越红公司的管理人。原告及被告金兴全、金志根、邵国慧、越红公司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9，除被告邵国慧对证据1中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证据3中被告邵国慧名义的承诺书签名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外，当事人对其余证据本身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1中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证据3中被告邵国慧名义的承诺书中邵国慧的签名结合证据8，确认非被告邵国慧本人签署。被告金锦海、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5日，原告与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签署一份《协议书》，约定根据《绍兴市防范工业企业风险领导小组关于落实为纵横集团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重点担保企业扶持政策的通知》、《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防范工业企业风险领导小组纵横集团银行贷款重点担保企业扶持政策办法的通知》……由原告参股到纵横担保公司越红控股。国有资本参股到担保企业，五年内国有资本保值、不参与经营、不分红，但要加强监管，五年期满国有资本参股按国有资本转让的法律法规确定的程序依法退出；原告出资为9464.4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8.43%；时间参股资金到位之日起至五年届满之日为止；原告时间五年满后，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应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地受让原告国有资本的全部股权（即全部出资）；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均须对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国有资本参股到越红控股，原告不参与经营、不分红，即原告国有资本参股期间，越红控股的生产经营由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承包经营，原告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承包期间越红控股的利润分红全部由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享受，承包期间越红控股的亏损全部由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承担。同日，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及案外人冯张水已越红控股股东的身份各签署一份《承诺书》给原告，承诺确保贵公司在越红控股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保值，若贵公司投资参股的国有资本不保值或受到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并对其他股东的赔偿责任与赔偿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日，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越红公司及案外人冯张水各又出具一份《不可撤销保函》给原告，约定各自自愿作为其他几人（其他自然人的保函保证不包括被告越红公司）的保证人，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八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几人（其他自然人的保函保证不包括被告越红公司）在上述《协议书》、《承诺书》项下应承担的义务、责任、债务和违反上述《协议书》、《承诺书》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提供担保是不可撤销和无条件的，不因《协议书》、《承诺书》无效而无效。2011年6月16日，原告将9464.49万元转入越红控股账户。2011年6月17日，越红控股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从10080万元变更为19544.49万元，股东增加原告，企业类型有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4月26日，越红控股进行股东工商登记变更，冯张水不再是该公司股东。2013年4月28日，原告与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及案外人冯张水签署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冯张水已退股并退出董事会，各方同意解除冯张水2011年6月15日签署的《承诺书》、《不可撤销保函》所承担的义务，由被告金阿富签署相应的《承诺书》、《不可撤销保函》，承担相应义务。被告金阿富于2013年4月28日以越红控股董事的身份签署了《承诺书》，及《不可撤销保函》，其签署的两份文书内容与上述《承诺书》、《不可撤销保函》基本一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裁定受理越红控股的重置申请，于同年9月22日裁定中止该公司重整程序，宣告该公司破产，并2016年10月20日裁定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2017年12月2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原告从越红控股关联企业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活动债权清偿款945313.26元。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浙0602破申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对越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为越红公司管理人。另查明，越红公司共三名股东，即越红控股、被告金锦海、金阿富。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约定原告入股越红控股保值并由其余股东及后加入的董事对原告入股不保值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效。根据《协议书》记载，原告入股越红控股系政府为了帮扶越红控股，且明确原告不参与经营，亦不享受分红，故原告入股时要求保值完全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民事原则。何况合同或条款是否无效，需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显然上述约定并不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无效情形之列，公司法也未明确规定这类约定无效。被告邵国慧提供的越红控股章程亦没有明确写明禁止上述约定。该上述约定有效的情况下，虽然《协议书》约定的回购股权因为在回购期届满前出现越红控股破产的情形，导致回购无法履行，但越红控股的股东及董事已另行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原告的入股不保值或受到损失时，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请求承诺人即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各方有效约定及法律规定。因现已查明，被告邵国慧未签署《协议书》、《补充协议》及《承诺书》，故原告要求被告邵国慧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其次，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虽然越红控股在2015年9月22日被中院裁定宣告破产，但此时破产清算并未完成，原告入股损失尚无法确定，原告亦无法确定要求其他股东及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至2016年10月20日中院裁定终结越红控股的破产程序，即越红控股清算结束，原告方可确定其入股的损失，何况在2017年12月22日，中院裁定原告从越红控股关联企业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担保债权清偿款945313.26元，原告的损失最终确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无论是2016年10月20日或者2017年12月22日为原告诉讼时效起算点，原告的起诉均不超过诉讼时效。再次，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越红公司的担保是否有效。被告越红公司抗辩的最新会议精神，系针对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问题，主要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被告越红公司的股东系越红控股、被告金锦海、金阿富，被告越红公司系为越红控股的股东提供的担保，且包括被告越红公司自己的股东被告金锦海，被告金锦海、金阿富亦自行出具担保函担保被告越红公司担保的其他越红控股的股东，而担保的根本系为了让原告入股帮扶被告越红公司的另一股东越红控股，故被告越红公司出具《不可撤销保函》提供担保应为有效。但被告越红公司的保函中并未写明为被告金阿富提供担保，且其在诉讼中亦对此提出抗辩，故被告越红公司无需为被告金阿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共同赔偿93699586.74元，本院予以支持，因各方未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期限，而原告虽在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提交了诉讼材料，但称欲诉前与众被告再自行协商，暂缓立案，故赔偿款的利息损失自本院立案之日起算。因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裁定受理其他单位对被告越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故被告越红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利息截至2019年8月25日即其破产申请受理前一日。被告金锦海、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赔偿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参股损失93699586.74元，并按照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该款从2019年3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 二、确认被告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应赔偿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参股损失93699586.74元及支付该款按照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3月6日起至2019年8月25日止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0298元，由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其中被告金兴全、金锦海、金志根、章长卿、金福荣、金阿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司法鉴定费100000元，由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负担90000元，被告邵国慧负担10000元，由原告绍兴市斗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被告邵国慧9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盛 跃 人民陪审员  李爱文 人民陪审员  徐关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银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十五条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本法对管理人的职责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 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