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325民初958号原告：周某1，男，1995年4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姚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华，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周某2，女，1998年9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姚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勇，云南兴彝（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周某1诉被告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云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华，被告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周某2返还我经济损失9806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我和周某2于2018年4月20日经人介绍认识谈婚。于2018年7月11日双方订婚过礼。按照被告家的要求，我家支付被告礼金86000元，并为被告购买了项链、耳坠、戒指支付现金3864元，到大理拍摄婚纱照支付6200元。由于被告当时未满20岁，因此双方按照农村习俗于2018年7月22日举行了结婚仪式。双方约定等到被告年满20岁时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被告又要求我买手机给她，因此又支付2000买手机一个给被告。总计造成我总经济损失98060元。两个月后，被告年满20岁，我要求被告与我到姚安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被告说她与我性格不合，当时她答应与我结婚时年纪小，没有考虑好为由，不与我登记结婚。因此双方产生矛盾，也就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此后，被告四次跑回娘家，我也四次请人将被告喊回家，但被告稍有不满意就跑回娘家。为了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恶化，2019年7月我到普洱打工。我外出打工后不久，被告就回了娘家。我知道后，于中秋节后我请了媒人等人去被告家喊被告回家，但被告不同意回我家。此后双方僵持至今。我认为，我与被告虽系经人介绍认识谈婚，我也按照被告的要求支付被告彩礼，为被告购买了首饰，也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但被告至今不愿意与我登记结婚。被告的行为，给我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公正判决。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彩礼85200元及购买项链、耳坠和戒指支出的3864元。周某2辩称，原告所诉事由部分不符合客观事实。2004年因我母亲生病去世后，2006年起我父亲外出至今没有回家，我和我弟弟与奶奶、爷爷四人相依为命共同生活。2018年4月20日，经同村原告家的亲戚介绍我与原告认识;经双方交往大约一星期后确立恋爱关系，同年7月11日，原告带着其亲属到我家来订婚，约定由原告家给付我家彩礼86000元，原告家将彩礼款86000元交付给我奶奶郭发翠，我奶奶按照农村习俗当场返还2666元子孙钱给原告母亲。本案中原告仅起诉我，我没有接受过原告彩礼，彩礼是我奶奶收的，本案遗漏了当事人。因我父亲多年未回家，同年7月22日我奶奶、爷爷按照农村习俗帮我办理了酒席，出嫁当天及办理酒席的第二天，我奶奶按农付习俗，给我及原告共计3440多元的红包。我嫁到原告家居住生活直到今年7月底。在同居生活期间，××××年××月初，原告说我现已年满20周岁了，我们去登记结婚，双方一起到县民政局门口时，原告说让我拿一半的钱给他去买一台洗衣机，我说：“我才刚嫁到你家几个月，你就要连买洗衣机的钱都要我拼一半”，由此两人产生矛盾。原告自办理酒席后，与其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多数时间都是我与原告奶奶在家生活，各种生活费用都是我承担，连我生病都是我奶奶给我钱医治，今年7月原告去景洪做工程，留我一人在原告家与其奶奶一起生活。原告在外打工期间打电话让我找份工作上班，为此，我在姚安县城找了份工作，因为上晚班，我才到姚安县城租房居住，今年11月22日接到法院电话，通知我领传票，我才知道原告起诉我。原告要求我赔偿其损失98060元没有事实依据，在与原告同居生活期间，双方为琐事发生矛盾实属正常，但经我奶奶劝说并且三次将我送到原告家，是由于原告不表态我才回娘家，并不是原告诉称的我年纪小，没有考虑好。并且在与原告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到大理游玩时发生矛盾，原告还对我进行殴打。造成此前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是原告不表态，不是我个人原因。原告诉称赔偿其损失，但我爷爷、奶奶为我办理订婚及酒席等各种结婚事宜也支出了部分费用，因我父亲在我年幼时外出至今末归，我奶奶虽收了原告家的彩礼钱，但按照农村习俗也返还了原告家部分礼金，我爷爷、奶奶为我办理订婚及酒席也支出了近15000元(45余桌)费用，还为我购买了部分床上婚礼用品，购买了摩托车一辆。在原告诉称为我购买的项链、耳坠和戒指以及拍摄婚纱照中，我也支付了l000元。就连去年春节前，我奶奶还杀了一头猪给原告用于两人过年回我家拜年。综上所述，我认为原告所诉事由部分不属实，要求我赔偿其全部损失没有事实依据，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根据庭审，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4月20日，原、被告经人介绍认识谈婚，同年7月11日原告到被告家订婚，在双方亲友见证下，原告方向被告的奶奶支付了礼金86000元、衣服钱1800元及交付了价值3864元的项链、耳坠和戒指，被告的奶奶按农村习俗当场返还原告方子孙钱800元。双方约定待被告达到结婚年龄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双方到大理拍摄了婚纱照，原告为此支出了5000元。2018年7月22日，原、被告按农村习俗举办了婚宴，被告到原告家与原告同居生活。在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2019年7月，原告到普洱打工。随后被告到姚安县上班，并于同月月底离开原告家在县城租房居住。另查明，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原告购买了价值2000元的手机给被告使用。2019年11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的确认，有当事人周某1、周某2及证人伍某、石某的当庭陈述、周某1向本院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1、彩礼的范围？2、本案中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3、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及返还的金额？本院认为，1、彩礼是基于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其中一方按照当习俗向另一方的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是男女双方自协商婚姻之事起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时止的财产性往来。本案中，原、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按照习俗举办订婚仪式，在同日原告给付被告方的礼金86000元、衣服钱1800元及交付的价值3864元的项链、耳坠和戒指应该认定为彩礼的范围，但应扣除被告方按习俗于同日返还原告的子孙钱800元。对双方拍摄婚纱照及举办婚宴支出的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接受的一方也未实际取得，故拍摄婚纱照及举办婚宴所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彩礼的范围。原告购买手机给被告支出的2000元，是发生在双方同居期间的赠与行为，该项费用不属于彩礼的范围。2、本案中，虽然接受原告方彩礼的是被告的奶奶，但婚约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为解除婚约的男女双方，彩礼给付实际上也是以男女双方为利益对象，故本案中原告未将被告奶奶列为共同被告并未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原、被告按照习俗订婚、举办婚宴后确已同居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但双方最终并未登记结婚，现原告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根据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应当予以返还的彩礼为89064元（礼金85200元、价值为3864元的项链、耳坠和戒指）。因项链、耳坠和戒指为女性饰品，且现在被告处，将原物返还给原告丧失了物的使用、穿戴价值，以金钱形式返还，项链、耳坠和戒指归被告所有较为适宜。原、被告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造成该结果双方均认为是对方的过错，但都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综合考虑双方同居生活时间的长短及原告方的经济状况，根据公平原则，确定由被告返还原告彩礼65000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周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某1彩礼65000元。二、驳回原告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6元（周某1已预交），由原告周某1承担304元，由被告周某2承担82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姚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