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7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主要负责人：王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字强，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猛虎，男，198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定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峰，定州市顺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哲，河北世纪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猛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2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字强，被上诉人闫猛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峰、邢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2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因被上诉人未提交第一受益人授权证明，所以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该保险合同明确约定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被上人未提交第一受益人授权证明，所以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二、由于被保险车辆在沙漠中行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通知上诉人，所以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驾驶被保险车辆在沙漠中行驶，应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这个属于生活常识，不需要特别说明，我们拒绝赔偿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第五十二条，所以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车损为254719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的车损报告，鉴定程序违法，公估报告作出后，又出具补充报告，补充报告出具后，又出具补正报告，不具有严肃性，也不具有客观性，鉴定损失数额远远高于其实际损失，鉴定依据明显不足，公估人员对该车辆的零部件名称都不熟悉，对此上诉人申请了重新鉴定，但一审法院却未予以支持。另外，被上诉人未提供维修发票、维修清单以佐证，这些证据是可以真实反映车辆的维修状况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车损为254719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诉讼费、公估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施救费不具有关联性且数额过高。本案中，诉讼费、公估费，是由事故产生的间接损失，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不属于险责任赔偿范围，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所以诉讼费、鉴定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闫猛虎辩称：一、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保险赔偿金的功能是对保险标的价值的修复或重置，本案中该车辆只是部分损失，并非全部损失。并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车贷已经还清，被上诉人有权请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上诉人一审中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其能够免除赔偿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保单的“重要提示”部分载明的内容中，并未约定除“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以外的其他情形，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其他注意事项或特别提示且对被上诉人已经履行明确提示义务，并且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上诉人对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应当全面考虑并详细约定。《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上诉人未对车辆进行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上诉人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提供保险合同，更没有就免责条款进行特别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认定车损数额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估报告系被上诉人申请法院依法委托有鉴定资质的公估机构作出的公估结论，公估报告程序合法、结论客观真实，可以作为认定车辆损失的依据；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负担”的规定，公估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主张施救费用。依据《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诉讼费用应当由保险公司负担。闫猛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赔付闫猛虎车辆损失254719元；2.诉讼费5338元、鉴定费14500元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4日，闫猛虎购买冀Ｆ×××××牧马人牌越野车一辆，闫猛虎为该车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并签署电子保单，支付保险费6246.97元，保险金额459900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8年10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电子保单的“重要提示”部分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2019年5月1日，闫猛虎驾车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沙漠地区旅行时在行驶途中发生翻车事故，发生事故后闫猛虎通知了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并向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提出索赔申请。2019年5月14日，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以标的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履行通知义务不符合上述规定为由，书面通知拒绝赔付。经闫猛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河北万宇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冀Ｆ×××××车辆损失进行公估，冀Ｆ×××××车辆损失为254719元，闫猛虎支付鉴定费14500元。上述事实，由购车发票、行驶证、驾驶证、保单、拒赔通知书、公估报告、鉴定费票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闫猛虎为冀Ｆ×××××车辆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不计免赔机动车损失险459900元，并支付了保险费，双方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在保险期间内，闫猛虎驾驶车辆在正常行驶途中发生单方保险事故，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对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的闫猛虎车辆损失在保险限额内履行保险义务、承担赔付责任。经公估闫猛虎车辆损失为254719元，公估报告系经闫猛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有鉴定资质的公估机构作出的公估结论，公估报告程序合法、结论客观真实，可以作为认定车辆损失的依据。故对闫猛虎的车辆损失254719元，应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予以赔付。闫猛虎主张鉴定费145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负担。”规定，闫猛虎的上述主张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故鉴定费14500元，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负担。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称闫猛虎驾驶车辆在沙漠中行驶属于“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但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其电子保单的“重要提示”部分载明的内容中，对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只明示了“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三种情形，闫猛虎未对车辆进行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对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其他情形，并未明确约定，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约定了其它注意事项或特别提示且对闫猛虎已经履行明确提示义务，况且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对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应当全面考虑并详细约定。故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称公估报告鉴定程序违法、明显不符合鉴定的正常程序及鉴定依据明显不足，未提交足以推翻公估结论的相关证据证实具备重新鉴定情形，对其辩称，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诉讼费，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的规定，故依法应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付原告闫猛虎车辆损失25471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38元、鉴定费145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交2019年10月31日菲亚特克莱斯勒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结清证明一份，证明案涉车贷已经全部还清，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请法院依法核实，如果该证据真实，对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无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的结清证明中的车架号与案涉保险单中的车架号比对一致，且加盖菲亚特克莱斯勒金融有限公司印章，因上诉人未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闫猛虎与上诉人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投保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理赔义务。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菲亚特克莱斯勒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结清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涉车贷已经全部还清，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本院认为，因案涉车贷已经全部还清，被上诉人对案涉车辆具有保险利益且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故被上诉人为本案适格主体，有权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上诉人认为因被保险车辆在沙漠中行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通知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电子保单的“重要提示”部分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并未详细约定除“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以外的其他情形，关于在沙漠中行使是否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向被上诉人履行过告知义务，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一审公估报告鉴定程序违法，不具有客观性且被上诉人未提供维修发票，对车辆损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车辆维修与否是当事人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影响涉案车辆损失的实际发生，且修车费发票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证明车辆损失数额必要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涉案车辆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公估报告，上诉人虽申请重新鉴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规定，因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反驳该公估报告，故一审以公估报告认定本案车辆损失并无不当。关于施救费，上诉人虽主张施救费不具关联性且数额过高，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主张此项费用，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公估费和诉讼费，因本案所涉公估报告已被作为认定保险标的车辆损失的依据予以采信，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本案公估费应由上诉人负担。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上诉人关于诉讼费等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赔偿范围的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月审判员 郑金梁审判员 陈 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臧海月书记员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