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青01行赔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惠兰，女，汉族，1942年10月12日出生，住西宁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李富英，男，汉族，1963年6月19日出生，住西宁市。公民身份号码：XXX。系刘惠兰之子。委托代理人张辉利，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北区城乡建设局，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门源路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法定代表人沈国安，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联军，该局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科长。委托理人龚美娟，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办事处小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西宁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委托代理人白成虎，该村委会一社社长。委托代理人李生吉，该村委会二社社长。上诉人刘惠兰因诉西宁市城北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城北建设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惠兰的委托代理人李富英、张辉利、被上诉人城北建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联军、龚美娟、原审第三人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办事处小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桥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白成虎、李生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4月14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作出《门源路片区改造项目征地拆迁通告》，开始实施西宁市城北区毛胜寺村、小桥村房屋和土地的征收工作。刘惠兰的房屋和其使用的土地在该征收范围内。城北建设局负责该范围内的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青海恒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以下简称《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刘惠兰的房屋面积602.13平方米（单价1300元/平方米）、彩钢房85.8平方米（单价450元/平方米）和简易房8.82平方米（单价220元/平方米），该表与刘惠兰提供的现场查勘记录表中的建筑面积一致。双方经多次协商未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城北建设局于2017年9月6日强制拆除其房屋。经该院审理刘惠兰诉城北建设局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青0104行初46号行政判决，确认城北建设局于2017年9月6日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3月8日，城北建设局对刘惠兰于2017年12月16日提出的赔偿申请作出《关于对刘惠兰提出的国家赔偿金不予赔付的函》，决定对赔偿请求人刘惠兰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并告知诉权。另查，2016年5月30日，西宁市城北区土地统征和储备服务中心与小桥村委会达成《统一征收合同》，就小桥村委会的土地征收达成协议，并已经全额支付土地补偿款。再查，2018年6月22日，刘惠兰等四人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及行政补偿一案，经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青01行初62号行政裁定，驳回其起诉。刘惠兰等四人不服该裁定，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该院审理后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青行终10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城北建设局于2017年9月6日强制拆除案涉房屋，且经该院审理作出判决，确认城北建设局拆除刘惠兰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其为本案适格的被告。刘惠兰在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上建设而成的房屋被拆除，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院已作出生效行政判决，确认城北建设局拆除刘惠兰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各方当事人对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均无异议。本案中城北建设局于2017年9月强制拆除刘惠兰案涉房屋行政行为违法，侵害了刘惠兰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鉴于案涉房屋已被城北建设局拆除，且不能恢复原状，对于违法强拆造成的直接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案涉项目大部分被拆迁人已经由城北建设局货币安置完毕，村民由小桥村委会按照建设成本价安置在新村小区内，小桥村委会明确表示在该村居住的居民也可以按照建设成本价安置在该新村内，该安置条件足以弥补其土地使用权益。城北建设局对刘惠兰的房屋及附属物的评价价值，主要包括了案涉房屋被拆除后的重置价加上附属物价值。基于城北建设局违法强制拆除房屋存在过错，刘惠兰诉请城北建设局赔偿案涉房屋，但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且无法评估或以其他方式确定案涉房屋价值，青海恒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中案涉房屋面积602.13平方米，重置价782769元；附属物价值40550.4元，故总价值823319元。遵循赔偿高于补偿的原则，评估价值为房屋的重置价，该价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房屋评估时的市场价值，强拆至今两年有余，城北建设局至今未予补偿或赔偿其损失，且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逐年呈上浮的状态，一审法院酌情在该评估价值的基础上上浮20%确定赔偿标准，即房屋及附属物赔偿总额为987983.28元。针对刘惠兰主张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对其安置补偿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支持”的相关规定，其适用前提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征收土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而本案征收集体土地和土地上房屋是同时进行的，且在前期已对其他被拆迁人按当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补偿完毕，仅对刘惠兰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补偿依据不足。刘惠兰主张参照邻近地块国有土地上商品房价格予以确认赔偿标准，2016年的安居客中买卖所涉房屋的地块、房屋类型、评估价值等均与案涉房屋不具可比性，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刘惠兰主张2000年以前案涉土地为国有土地，现因登记机关的错误登记行为所致，基于十九年来刘惠兰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视为认可现有登记，故该主张不能成立。刘惠兰主张其出租经营网吧的260平方米按照商业用房予以补偿，其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时间自2013年7月始，其陈述该网吧自2014年底已停业，该房屋原用途为住宅，其自改为商业用途，诉讼中未提供收取租金、经营情况及纳税的证据，故该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城北建设局的拆除行为是在刘惠兰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导致被损毁的屋内物品应当计算在赔偿范围内。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应当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被拆除房屋中的合法财产已予清空并妥善处理。本案中，城北建设局强制拆除案涉房屋时，提交拍摄的视频资料片段较短，同时拆除的房屋之间无法区分，无法证明其对于案涉房屋内的物品妥善处理，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刘惠兰屋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城北建设局应当负有相应的责任。城北建设局以其已将搬出物品交付刘惠兰为由进行抗辩，虽刘惠兰对于交付部分物品予以认可，但对于交付物品的具体明细无法证实。刘惠兰陈述屋内被掩埋、毁坏、丢失的物品，虽然其提供了具体清单，但其无法证明该清单上记载的物品是否存在，且提供的物品图片无法说明来源，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据《适用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尽管刘惠兰不能证明其屋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情况，但对于合理的物品损失，城北建设局应当予以赔偿。在拆除房屋前城北建设局允许部分家属进屋对物品进行整理和搬离，且还有搬家公司的人员一并进行搬离，由于城北建设局违反法定程序强制拆除案涉房屋存在过错，其未提供屋内动产在实施拆除时清空的相应证据，且对搬离的物品未制作清单，鉴于刘惠兰的房屋由其家属长期居住和出租的情节，本院酌情由城北区建设局赔偿物品损失10000元。综上，刘惠兰因城北建设局强制拆除其房屋造成的损失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损失987983.28元、屋内物品损失10000元。判决：西宁市城北区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赔偿刘惠兰房屋及其附属物损失987983.28元、物品损失10000元，合计997983.28元。宣判后，原审原告刘惠兰、原审被告城北建设局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刘惠兰上诉称，一审认定上诉人的房屋面积与房屋用途有误，且适用法律不当，扩大了刘惠兰的举证责任，导致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送达过《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一审法院以该补偿评价表的记载认定上诉人房屋面积错误，应以宗地图为准，实际少算补偿面积47平方米；且上诉人的房屋第一层开设网吧，应当认定为商业用房。2.一审判决适用《国家赔偿法》的相关条款正确，但是本案是因城北建设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中发生的纠纷，而刘惠兰迄今未就此次征收土地获得任何补偿款或者赔偿款，被征收土地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内，故一审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裁判。一审判决引用《门源路片区改造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站改及相关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及《小桥村新村住房安置方案》等行政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推论，得出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的结论明显错误。3.本案是因城北建设局强制拆迁的行政侵权行为引发的纠纷，故依据《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适用解释》相关规定及基本精神，刘惠兰只应承担最基本的举证责任，主要的举证责任应由城北建设局承担，而一审判决错误地扩大了刘惠兰的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刘惠兰一审的诉讼请求。城北建设局答辩称，1.因为在测量面积当时已经产生纠纷，所以确实未向刘惠兰送达《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但是对其房屋面积经过了实际测量，而且在本案一审庭审后，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与被上诉人对《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的内容进行过质证，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对补偿评价表确定的面积予以认可。对于房屋的用途，应以房屋产权证的记载为准，认定为住宅。2.刘惠兰要求对其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标准进行赔偿无法律依据。3.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及《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刘惠兰应当提供证据证实主张的室内损失，一审法院并没有加大刘惠兰的举证责任，因为城北建设局进行搬迁时，组织了专业的搬家公司，在搬家过程中，刘惠兰的亲属到房内收集所属贵重物品，虽然城北建设局存在强拆行为，但是该行为并没有导致刘惠兰收集证据不能的事实。城北建设局上诉称，一审法院在原有的房屋评估价值基础上，上浮20%没有法律依据。在刘惠兰未提供证据证明屋内损失的情况下，判决酌情赔偿1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并予以改判。刘惠兰答辩称，以房屋评估价值上浮20%仍不能补偿我的实际损失。我已经就城北建设局违法强拆行为导致的屋内物品情况提交初步证据，城北建设局应当提交没有造成损失的证据。原审第三人未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中各方无争议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1.城北建设局对因违法强拆行为给刘惠兰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赔偿；2.被拆除房屋已经不能恢复原状，对刘惠兰的财产损失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赔偿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对刘惠兰财产损失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刘惠兰的赔偿诉讼请求包括房屋赔偿款及室内物品损失两项。本院分别评析认定如下：1.房屋赔偿数额。对于违法强拆，行政机关在承担赔偿责任时应当秉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原则。首先，要区分违法强拆发生的背景，是城中村改造还是集体土地征收，或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不同的情形涉及的赔偿标准并不相同。其次，为体现对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充分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征收人的损失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得的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再次，要兼顾其他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综合考量其他被征收人以及当地其他项目的类似补偿方式与标准、安置情况，全面考虑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规定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公平性。具体到本案，针对双方争议较大的案涉房屋的面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辉利当庭认可在本案一审庭审后，经质证，对于房屋面积确认以《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记载的602.13平方米为准；上诉人的另一委托代理人李富英在二审庭审中以及庭审后以宗地图为依据，自行计算房屋面积，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计算结果，本院无从采纳，故仍以602.13平方米认定。对于房屋用途，以产权证上的使用目的“住宅”为准。针对双方争议的损失赔偿标准问题，城北建设局认为应以同一征收项目内对其他村民的补偿标准即按照《门源路片区改造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站改及相关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小桥村新村住房安置方案》及《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的结论进行补偿；刘惠兰主张案涉房屋被拆除后所在土地已被用于城市化建设，应按照同区位国有土地上类似房屋市场价6800元/平方米予以赔偿。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该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包括被征收房屋所在的土地已经征为国有土地。如果补偿安置时被征收房屋所在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城镇化，房屋价值已经普遍升值，按照若干年前集体土地征收时的价格进行补偿安置，显然会严重损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对此类房屋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安置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同时要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案集体土地的征收与房屋征收同时进行，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的适用条件。刘惠兰“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是在确定房屋赔偿标准时，亦应当充分考虑虽然案涉征收工作于2014年启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也于同年6月作出，但是在双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城北建设局一直未对刘惠兰作出确定的征收补偿决定，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征收，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并有效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对刘惠兰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对刘惠兰房屋的赔偿在原评估总价款823319.4元基础上上浮20%确定为987983.28元符合本案客观实际。城北建设局“房屋价值上浮20%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室内物品损失。《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刘惠兰应当就其房屋内物品损失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并没有扩大刘惠兰的举证责任。刘惠兰提交自制室内物品损失清单能够初步证明其确有财产损失，但是不能证明该清单上记载的物品是否实际存在。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因城北建设局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刘惠兰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且提交的视频资料不能证明强拆前对刘惠兰的财产审慎清点、搬离和保管、移交。一审法院鉴于双方上述举证的实际情况，根据《适用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依法作出不利于城北区建设局的损失金额认定，酌情确定财产损失赔偿数额1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裁判结果基本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但对赔偿总价值认定为823319元系笔误，应当予以纠正为823319.4元，上浮20%，则为987983.28元，与室内财产损失10000元，共计赔偿刘惠兰997983.28元。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爱萍审判员 祁小芹审判员 丁笑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沙丽金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