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04行初149号 原告浙江鸿仁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袍江新区江中路299号。 法定代表人阿卜杜迈里克·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塔比，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马凉，男，196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原告单位董事长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许华娣，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 负责人罗方远，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应洁俭，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丽娜，绍兴市越城区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元长，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冠杰，男，194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 第三人王玉贞，女，196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 第三人赵斌鹏，男，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 赵斌鹏委托代理人陈斌，浙江吴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欣，女，198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 原告浙江鸿仁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仁公司）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越城人社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越城区政府）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8月1日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本案异地管辖，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报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4日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赵冠杰、王玉贞、赵斌鹏、赵欣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鸿仁公司董事长林马凉及委托代理人许华娣，被告越城人社局副局长应洁俭及委托代理人马健，被告越城区政府委托代理人王丽娜、胡元长，第三人赵斌鹏及委托代理人陈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月25日，第三人赵斌鹏向被告越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其父亲赵某1死亡为工伤。2019年3月25日，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编号[2019]16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赵某1死亡为工伤。原告不服，向被告越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越城区政府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越城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原告鸿仁公司诉称，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2019]16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的编号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一、两被告认定的“2018年1月26日，赵某1在工作中突感身体不适”的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佐证。两被告认定赵某1在工作期间突感不适仅仅是依据同厂王某、赵某2的证人证言作出，该二位证人与赵某1并非同一车间、同一工种，而且从考勤记录可知，其二人比赵某1提早一个小时下班。且在行政复议中，第三人也亲口承认赵某2与其系亲戚关系，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力不足，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原告提供了同厂、同车间、同班次的六名员工的证人证言，均陈述赵某1在工作期间一切正常，无身体不适现象，正常工作下班后骑电瓶车回家的事实。根据赵某1打卡记录显示，其在2018年1月16日是在19时48分正常打卡下班，无相应的请假记录证明身体不适情形。据《绍兴市院前急救记录》记载，在离开工作岗位前至救护车到达前，赵某1因饮酒导致昏迷约60分钟，由此可推断其在工作以及下班时身体状况是正常的。两被告单方面采信两位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直接认定“赵某1在工作中突感身体不适”的事实错误。二、两被告均认定“赵某1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的范围”，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条款主要针对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突发疾病、病情危重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发病、抢救、死亡为一系列完整不间断的过程，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回家之后再到医院抢救不属于这一条规定适用范围。赵某1所受伤害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也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直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两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两被告作出的认定程序不当。原告在工伤认定时，向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交了初诊医院的急救记录，该记录显示赵某1饮酒昏迷1小时左右，第三人并未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但两被告却未对此进行调查核实，且在复议过程中，第三人也认可赵某1有饮酒情况，依然认为原告未提交赵某1有当天饮酒证据，属于程序严重不当。综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2019]16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越城区政府作出的编号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2019]16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与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的编号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对赵某1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重新作出认定，确认赵某1同志于2018年1月26日的死亡不属于工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鸿仁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9]1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证据系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 3、赵某1考勤表，证明赵某1在事发当天正常上下班的事实。 4、王某2018年1月份考勤表、离职手续办理表、辞职申请表及身份证各一份；5、赵某22018年1月份考勤表、离职手续办理表、辞职申请表及身份证各一份；证明两证人于2019年1月26日晚6时29分同时离厂的事实。 6、曾道启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1月26日赵某1正常上下班、正常交班，没有向其请过假，且当日生产无异常情况（流水作业）的事实。 7、胡桂平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1月26日赵某1正常上下班，下班后用电瓶车带着其老婆回家的事实。 8、徐永芳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1月26日赵某1下班时身体无异常情况，正常交班的事实。 9、刘德全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1月26日赵某1身体正常，晚上7点50分与刘德全一起出厂的事实。 10、罗兴进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未发现2018年1月26日赵某1身体不适及正常工作的事实。 11、杜素芳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1月26日赵某1身体无任何异常的事实。 被告越城人社局辩称：一、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2019]1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2018年1月26日赵某1在工作中突感身体不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越城人社局受理第三人提交的工伤申请后，于2019年1月28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在认定工伤举证阶段向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交了《请求不予认定赵某1工伤认定的申请》、考勤记录和《绍兴市院前急救记录》，用以证明赵某1死亡时间及起因均是在下班之后，而且死因为多年高血压病史，因饮酒出现昏迷。在审查第三人以及原告提供的材料时发现，绍兴市中心医院出具的CT诊断报告中载明“脑干出血破入脑室系统考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救期间，《急诊首次病程记录》也记载“脑干出血（确诊）”。而第三人在申请工伤阶段提供的王某、赵某2的证明中均有死者赵某1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称其头部不舒服、头疼，这一症状符合脑干出血前的先发症。为查明事实，被告越城人社局对王某、赵某2二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二人在调查笔录中均表示当天看到赵某1“抱着头”说不舒服。赵某1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据此作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原告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赵某1不属于工伤的证明目的，其在复议阶段提交的证人证言都是在工伤认定决定作出后，于2019年7月4日在行政复议听证时补充提交，不足以推翻在工伤认定时核实的证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的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也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不予认定工伤的法定事由，故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在受理第三人申请后，在法定期间内要求原告提供证据，2019年3月25日作出的[2019]1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在法定期间内送达，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四、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的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2019]1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越城人社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原告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赵斌鹏身份证复印件及户籍信息一份，证明工伤申请人身份情况。 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注销证明一份，证明赵某1死亡的事实。 4、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与赵某1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5、绍兴市急救中心受理台呼车受理单；绍兴市门（急）诊病历一本通；绍兴市中心医院病危通知单；绍兴市中心医院CT诊断报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首次病程记录、病情告知谈话笔录、急诊小结；绍兴市中心医院医疗诊断证明书各一份；证明赵某12018年1月26日晚上20时43分发病呼救120，至2018年1月28日上午9时40分死亡的事实。 6、王某、赵某2二人提供的证明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各一份，证明第三人主张赵某1属于工伤，且两证人属于原告公司员工的事实。 7、赵某12018年1月1日-2018年1月26日考勤记录一份；8、绍兴市院前急救记录一份；证明原告认为赵某12018年1月26日晚上19时48分离开公司不属于工伤的事实。 9、王某、赵某2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事发当日二人均看到赵某1“抱着头”说不舒服的事实。 10、王玉贞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事发当日赵某1头部不舒服的事实。 11、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证明2019年1月25日第三人赵斌鹏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 12、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2019年1月25日被告受理赵斌鹏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 13、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EMS面单一份，证明被告越城人社局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的事实。 14、[2019]1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邮寄回执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 16、《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律依据。 被告越城区政府辩称：一、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被告越城区政府根据被告越城人社局及原告在行政复议中的举证、听证以及调查取证查明，赵某1在工作时间（26日18时—19时期间）突感身体不适，同厂王某、赵某2看到他抱着头不舒服前去询问，赵某1觉得再坚持一下就下班了，其于19:48分打卡下班，下班后在家21:00时许急救送至医院，1月28日上午9时40分左右经抢救无效死亡。其次，被告越城人社局在作出工伤决定书前已向同厂同一车间工友王某、赵某2调查询问核实，赵某1在工作岗位突感身体不适，但坚持工作未去就医，之后突发需要入院抢救，在合理的同一时间段（18时—21时之间）发生，符合疾病发展规律。至于原告在行政复议期间关于赵某1患有高血压、饮酒的死因陈述及举证，并不足以作为导致赵某1脑干出血的直接证据而否定上述事实及因果关系，原告未能就其认为非工伤予以充分有效举证。再次，赵某1在合理的同一时间段突感身体不适，下班后突发入院抢救，后脑干出血死亡，在过程上存在连续性，逻辑上具有因果关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适用条件。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2019]16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认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规定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目的。二、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越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越城区政府于7月4日举行听证会，2019年7月18日作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且已向原告送达。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越城区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2、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邮寄凭证一份，证明2019年5月23日，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受理的事实。 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一份，证明2019年5月23日，绍兴市越城区行政复议局通知被告越城人社局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事实。 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邮寄凭证一份，证明2019年5月23日，绍兴市越城区行政复议局通知第三人赵斌鹏参加行政复议并提出书面答复和提交有关证据的事实。 5、行政复议答复书一份，证明被告越城人社局于2019年6月3日作出复议答复的事实。 6、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听证通知书及邮寄凭证一份，证明2019年6月27日通知当事人参加听证的事实。 7、绍兴市越城区司法局出具的介绍信及录音资料一份，证明被告越城区政府向绍兴市急救中心调取录音资料的事实。 8、绍兴市越城区司法局出具的介绍信及患者病历信息照片、急诊病人护理评估表、抢救护理评估表、抢救护理记录单各一份，证明被告越城区政府向绍兴市中心医院调取抢救医疗材料的事实。 9、原告厂区照片一份，证明被告越城区政府至原告厂区查看情况，王某、赵某2与赵某1的工作岗位相近，可以相互看到，也可以交流的事实。 10、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一份，证明2019年7月18日越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且已送达当事人的事实。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维持。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证明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证明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 第三人赵斌鹏述称，一、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2019]16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第三人向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交了二份证人证言真实可信。证人王某、赵某2系原告鸿仁公司职工，与赵某1无任何亲属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利害关系。被告越城人社局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依法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与赵某1当日同班，目睹其发病过程，证人证言客观清楚反映当时情况，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公司的六名员工均与原告存在隶属关系，且提交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要件，均未接受被告越城人社局的调查询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二、工伤认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赵某1突发疾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符合疾病发作延续性的特点，被告越城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完全正确。三、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从受理、调查到法律文书送达均无任何错误。工伤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在于用人单位，如未能提交证据或未能证明工伤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越城人社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均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4，认为只能证明赵某1离厂的时间；对证据6-11，认为系证人证言，且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上述证人均系原告在职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原告对该组证据理应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现在才提供可能已被污染，比如曾道启直接陈述赵某1死因因喝酒，上述证据系在行政复议听证阶段才作出，均不具有证明力。 被告越城区政府对原告提供证据，与被告越城人社局的质证意见相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人证言认为可信度不高，无法体现医学判断，由工作岗位附近关系亲近的工友的陈述较客观，且上述证人不是专门的医疗人员，可信度不高。 第三人赵斌鹏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同意两被告的质证意见。认为证人的信息均为传来信息，可信度不高。对考勤记录三性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且记载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原告公司包括赵某1在内的所有职工下班时间均在晚上8时，认为原告在设置考勤机的时间已往前移了10分钟。 原告对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认为第三人未提供完整的治疗病历，导致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片面的理解，根据原告提供的绍兴市院前急救记录，系饮酒引起；对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在复议听证程序，原告已查清两笔录内容95%以上一致，且不是两证人亲笔书写，系第三人赵斌鹏书写内容后由他人抄写，再由两证人签名，不是两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存在串通的可能性；对证据7无异议，包括了近期的上下班时间，可以证明1月26日赵某1正常上下班；对证据8，已清楚记载饮酒的情况，结合对王玉贞的笔录，赵某1有饮酒的事实，被告越城人社局未调查清楚，第三人称到家后5分钟突发疾病，也证据不足，根据原告提供的院前记录，赵某1于晚上7时48分离厂，其妻子称于8时10分左右到家，8时44分打急救记录，被告越城人社局未查清基本事实；对证据9，认为王某证言其陈述与赵某1的工作地点相距5、6米，复议机关已踏勘现场，两人工作地点有围墙围住，且工作地点相距50米，王某事发当天于晚上6时29分下班，而非7点，其陈述6时44分在打扫卫生与事实不符，并在第二天电话中告诉赵某1妻子事发当天赵某1不舒服与王玉贞笔录称是晚上才知道赵某1身体不舒服不符。被告越城人社局对三证人制作的笔录非常简单，没有全面了解整个案情。赵某2笔录也不具有真实性，其陈述两人是工友不可信。在复议时赵斌鹏也承认证人与赵某1系亲戚关系，且两人系同村同组人。证人称傍晚6时30分还在打扫卫生，根据考勤记录傍晚6时29分已下班；对证据10，证人王玉贞与赵某1系夫妻关系，可信度较低，且王玉贞是到家才知道赵某1身体不舒服与前两证人陈述不符；对证据11—1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6本身无异议。 被告越城区政府对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赵斌鹏对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越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录音资料很模糊无法听清，录音整理稿无报警人员、电话号码，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8，其中评估表上已写明既往史为高血压，抢救时血压非常高；对证据9，对第一张大门的照片无异议，左边的两张系赵某1工作的车间，门到赵某1工作的地点相距20米左右，有布的照片，布边上的是窗而不是门，到工作地点也有20米左右，两证人与赵某1的工作距离有50米左右，且两证人与赵某1的工作区域有墙围住不能一眼看到，证人打卡后不可能再回到工作地点打扫卫生，第四张照片可以看出两证人的工作区域与打卡点很近，去赵某1的工作地点要逆行，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1-13本身无异议。 被告越城人社局对被告越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赵斌鹏对被告越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两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系赵某12018年1月18日-2018年1月26日考勤记录，其中1月18日-21日、1月26日当天记录与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的上下班时间均不一致，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对王某、赵某2离职手续办理表及辞职申请表，证明2018年2月3日该二人向原告申请离职，原告同意的事实；对二人2018年1月1日-2018年1月31日考勤记录，其中多处打卡记录与日常正常上下班规律及原告庭审中陈述规定上下班时间不符，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11，系原告公司六名职工出具的证明，该证据不足以推翻赵某1系突发疾病脑干出血死亡的事实，以及不足以证明赵某1系喝酒过度病发，抢救无效身亡的事实。 被告越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4，原告、被告越城区政府及第三人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系2018年1月26日晚8时43分急救中心受理呼叫派车将赵某1送往绍兴市中心医院救治，及赵某1在绍兴市中心医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诊治记录，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9，系王某、赵某2出具的证明及二人的调查笔录，主要证明在赵某1病发当晚6点半左右该二人看到其抱着头说不舒服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中证据6中王某起始2017年2月17日、截止2018年2月9日及赵某2起始2017年9月1日、截止2018年2月28日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二人系原告单位职工，该事实原告也未予以否认，本院予以认定。证据7，赵某12018年1月1日-2018年1月26日考勤记录，其中多处记录与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的公司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不符合，本院不予认定。证据8，绍兴市院前急救记录一份，与证据5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系赵某1妻子王玉贞的证言，证明赵某1病发当晚是20时10多分钟至20分钟之间到家，当时人已经不舒服以及20时40多分钟找老乡帮忙拨打“120”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1-15，证明第三人赵斌鹏向被告越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越城人社局受理并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6，系法律法规，毋需认证。 被告越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6，原告、被告越城人社局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7，证明被告越城区政府于2019年7月15日向绍兴市中心医院调取赵某1病发当晚呼叫急救中心录音资料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8，证明越城区行政复议局于2019年7月15日向绍兴市中医院调取赵某1就诊当晚的病历资料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9，系原告厂区照片，证明赵某1、王某、赵某2各自工作区域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证明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1-13，系法律法规，毋需认证。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赵斌鹏之父赵某1于2017年2月5日进入原告鸿仁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前处理车间，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1月26日晚20时左右，赵某1打卡下班。当晚20时43分许，绍兴市急救中心接到患者为赵某1的急救派车来电，该急救中心即出车将赵某1送往绍兴市中心医院治疗。当晚22时01分，绍兴市中心医院诊断脑干出血破入脑室系统考虑。同年1月27日凌晨0时13分，赵某1被送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确诊为脑干出血，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月28日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赵某1死亡日期为2018年1月28日9时40分。 第三人赵斌鹏于2019年1月25日向被告越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其父赵某1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认定为工伤。2019年1月25日，被告越城人社局向第三人作出[2019]162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2019年1月28日，被告越城人社局向原告发送举证通知书，原告于同年1月29日收到并向被告提供《请求不予认定赵某1工伤认定的申请》、考勤记录及绍兴市院前急救记录各一份，认为受害职工赵某1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2019年3月15日，被告越城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王某、赵某2、王玉贞制作调查笔录三份，就赵某1事发当天上班期间及下班到家后的身体情况进行调查询问，查明赵某1在事发当日工作时身体已经不适，以及下班回家后不久病情加重送医救治的事实。2019年3月25日，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2019]162《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9年1月25日受理赵斌鹏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为：2018年1月26日，赵某1在工作中突感身体不适，后经绍兴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死亡。赵某1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5月20日向被告越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5月23日，绍兴市越城区行政复议局向原告、被告越城人社局、第三人分别作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越政复[2019]23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同年6月3日，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同年6月27日，绍兴市越城区行政复议局对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2019]23号《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听证通知书》。同年7月15日，对赵某1相关病历资料、原告厂区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同年7月18日，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越政复[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决定，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某1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该条款主要针对职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突发疾病、病情危重、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其中发病、抢救、死亡为一连续完整的不间断的过程，发病与抢救、抢救与死亡之间有密切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本案中，赵某1在事发当日18时30分左右在原告厂区工作时已有病发征兆，应当认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已感觉身体不适，晚上20时左右下班到家后，于当晚20时40分许拨打“120”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赵某12018年1月26日晚22点01分，经绍兴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出具诊断报告，应当认定为法律上规定的“初次诊断”，河南省商水县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定赵某1死亡日期为2018年1月28日9时40分，从医院接诊至赵某1死亡并未超过48小时。上述情形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原告提出赵某1所受伤害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其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越城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于法有据。被告越城区政府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受理，依法履行了通知、送达等法定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复议决定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鸿仁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浙江鸿仁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志芬 人民陪审员  姚同春 人民陪审员  符凌云 法官助理陈斯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