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8）晋行终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   法定代表人李某1，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张某，男，196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盂县，系李某1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盂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孔某，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2，该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某，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村民委员会。   临时负责人郝某1。   委托代理人郝某2，山西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下称淑珍砖厂）因诉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行初9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淑珍砖厂法定代表人李某1及委托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盂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某2、王某，原审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村民委员会委托代理人郝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西宋淑珍砖厂重建于2004年，前身为西宋砖厂。2007年，根据盂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实心粘土砖企业的实施方案（盂政发[2007]61号），该砖厂办理了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采矿许可证。2010年12月16日，办理延续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3222010127120089，面积0.0065平方公里（9.75亩）。2009年，盂县人民政府根据盂县占用土地通知书（盂政占土字（2008）3号），于2009年7月20日给该砖厂核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盂集用（2009）第176号，面积19.32亩。2011年,第三人东宋村委开始修建旋坪新村。2011年8月28日，盂县国土资源局对南娄镇东宋村村委会作出了盂国土执字[2011]59号行政处罚决定：“l、其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耕地上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貌（原茂国砖厂内耕地2.89亩）；2、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2014年3月26日,盂县国土资源局对南娄镇东宋村村委会作出了盂国土执字[2014]32号行政处罚决定：“l、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貌（拆除面积以红色线圈字为准,拆除面积1301平方米）；2、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原告认为该违法建筑物占用其合法使用的土地，遂引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盂县国土资源局分别于2011年8月28日、2014年3月26日作出了盂国土执字[2011]59号和盂国土执字[2014]32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波珍砖厂直接请求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拆除非法建筑的法定职责，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原告盂县南娄镇淑珍砖厂请求判令被告盂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由于原告并没有请求确认盂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其请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请求第三人东宋村委赔偿其经济损失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应当另行起诉。原告淑珍砖厂认为本案第三人在其所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范围内建有非法建筑，请求第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的主张，属于原告淑珍砖厂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侵权之诉，也应当另行起诉。关于2009年盂县人民政府为淑珍砖厂核发的盂集用（2009）第17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范围与淑珍砖厂实际占地不符的问题，以及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行为是否应当对淑珍砖厂2011年至2015年产生的直接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与本案原告淑珍砖厂要求被告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拆除非法建筑之诉系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故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综上，原告淑珍砖厂要求被告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被告盂县人民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淑珍砖厂上诉称，上诉人因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行初95号”），特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否决“行初95号”，改判支持上诉人之所有合法诉求。   一、“（2017）晋03行初95号”第2页“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因其变更的请求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已向原告释明，可另行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认为其判词太过含糊不清，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什么阶段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变更的是什么诉讼请求？并未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是什么意思？终结的是什么？这明显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判词。阳泉市中院就上诉人重审前递交的行政诉讼词“请求阳泉市中院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依原告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座标定桩划界，确定权益范围，拆除证载范围内非法建筑，以净地交付原告使用”与原诉拆除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证载范围内的非法建筑是变更了诉讼请求，是两个案件做过释明，就此，上诉人当时就做出过解释，并在“行政重审辩论词”中三（3-4页）中已做出详尽论述，后诉求中加按照座标定桩划界，确定权益范围，是实现上诉人原诉求必要的手段、法律和技术依据，两者并不冲突，怎么就成变更了诉讼请求，是两个案件（诉求）了，请问重审法官：假如你要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拆除上诉人证载范围内的非法建筑，你的有个法律依据吧。你要到哪里拆除？你总的有个具体位置和范围吧。还的有个寻找这个位置和范围的依据吧。这么浅显的道理，重审法官竟如此曲解，有故意刁难上诉人，有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之嫌。请求山西省高院予以纠正。   二、2017年8月4日下午4时，上诉人发现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在重新启动早已被依法定为拆除或没收的“旋坪新村”将上诉人唯一出路破坏，上诉人报警并向有关部门反映，被上诉人国土局竟说手续正在办理中，“旋坪新村即将成为合法建筑”。经上诉人查找一审案卷得知，被上诉人国土局做出盂国土执字[2011]59号、盂国土执字[2014]32号行政处罚书之后，曾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认为：此案属非诉行政案件，应由行政机关依照《中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组织拆除，所以拆除未果，被上诉人国土局又向被上诉人提出盂国土资发[2011]350号、[2014]194号、[2014]253号没收非法财物的申请书，被上诉人已做出“盂政发[2011]148号、[2014]94号”批复，同意被上诉人国土资源局的申请，并责成盂县财政局和国土局共同完善没收事宜。但被上诉人又做出专题会议纪要[2015]23号，责成有关单位要为“旋坪新村”非法建筑合法化，被上诉人发改局违反立项程序，在没有土地预审的前提下出具了“盂发改函[2015]50号”、“盂发改函[2015]116号”本函为一号两文，为非法建筑“旋坪新村”立项。之后被上诉人国土局出具了预审文件（盂国资发[2016]95号）关于盂县南娄镇采煤沉陷区新建旋坪新村搬迁安置项目用地预审的意见，并开始为非法建筑“旋坪新村”补办手续。“旋坪新村”既已没收，就已成为国有资产，怎能又通过违法办手续，连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向他人转移，被上诉人这一行政行为显然违反了国土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登记工作通知”2页中“严禁通过登记使违法用地合法化”之规定，况且，已经没收成为国有资产，被上诉人这一行政行为，已不仅仅是违法行政，而是涉嫌犯罪了。就上诉人新发现被上诉人这一系列的违法行政行为，在重审开庭前以书面形式向阳泉市法院本案法官递交了书面材料，本案法官要求上诉人到太原或阳泉效区法院另行起诉，重审法院不受理，并要求上诉人到太原市中院咨询。上诉人向太原市中院董超格法官咨询的结果是，因被上诉人新的违法行政行为系原违法行政行为的继续，都牵扯到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分开审，应由原审法院一并审理，方能查清事实真相。上诉人将此咨询结果形成书面资料以邮寄方式送达重审法院三位法官，但重审法院在“行初95号”中只字未提，上诉人递交材料中也未见此材料。上诉人认为，本案重审法庭是在故意包庇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如果说，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是做了社会黑恶势力掠夺他人合法财产的直接帮凶的话，重审法庭也已成为社会黑恶势力掠夺他人合法财产的间接帮凶，重审法庭已失去了公平、公正的作用。   三、“行初95号”第8页叙述到“淑珍砖厂认为该违法建筑占用其合法使用土地，遂引起本案诉讼”。此叙述与事实完全不相符，重审法院“行初95号”在判决书中这么轻描淡写的叙述引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居心叵测，是在包庇被上诉人的一系列违法行政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在扼杀引起上诉人本案诉讼的真正原因，把上诉人的合法维权导入死胡同，大量事实、资料、证据表明，事实是本案由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违法修建“旋坪新村”暴力破坏并霸占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引发。之后引出了被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土地承包法”、“治安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制度”等法规，不予保障上诉人之合法权益，重审前，上诉人又新发现，被上诉人违反国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登记工作的通知”中“严禁通过土地登记，使违法用地合法化”的规定，把已经成为国有资产的建筑，连同上诉人之被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掠夺的合法权益，通过办手续向非法掠夺者转移等一系列违法行政甚至是犯罪行为，引起本案诉讼。   四、“行初95号”中第9页判道：“盂县国土局分别于2011年8月28日、2014年3月26日，作出了盂国土执字[2011]59号和盂国土执字[2014]32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直接请求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拆除非法建筑的法定职责，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首先，这两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一审开庭前上诉人并未见过，是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向法庭提供的，上诉人是在一审案卷中获得这两个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此判决书只能证明“旋坪新村”是非法建筑，与上诉人诉求没有直接关系，这两个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上诉人国土局避开上诉人的合法诉求而做出的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之后，曾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未果。被上诉人国土局称“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此项工作已进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环节，因人民法院认为此案属非诉行政案件，应由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组织拆除，不管是由人民法院还是人民政府哪个单位强制拆除并拆除成功，亦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给县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见“关于西宋淑珍砖厂信访事项有关情况的汇报”第4页）。为此，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依法判决限期拆除原告合法流转土地和采矿区范围内，被被告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强行破坏并霸占而修建的“旋坪新村”，以及所有的附属设施，并未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拆除职责，此判决与上诉人的诉求不符，这一判决是张冠李戴的判决，况本案在重审开庭前，上诉人又发现被上诉人新的违法行政行为，上诉人已向重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前递交了有关事实过程和诉求的资料“被告盂县政府新近违法行政行为”，开庭时递交了有关证据，这一判决显然是错误的，请求山西省高院予以否决。   五、“行初95号”第9页判道“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请求判令被告盂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由于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并没有请求确认盂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其请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请求第三人东宋村委赔偿其经济损失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应当另行起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中“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的规定，一审、二审无论立案、开庭前后、庭审中均未对上诉人做过任何释明指导，上诉人只是在二审裁定书中才见到这一裁定词，方知光有事实证据不行，必须请求法院确认，才能请求赔偿的事实依据。二审裁定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违法行为之错，而归咎于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行政赔偿诉求已属错误，阳泉市中级法院在上诉人已在“行政诉讼词”中第1-2页中补正，“请求阳泉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依原告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座标定桩划界，确定权益范围拆除证载范围内的非法建筑，以净地交付原告使用；原告被侵权后，被告不依国家有关法律保障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原告进入司法程序后被告违背行政诉讼法、土地法、土地登记法等有关法规，强行关停原告合法企业等行政行为是违法的。”但重审法院仍如此判决，那就是说不论上诉人事实再清楚，证据再确凿，诉求再合法，适用法律再准确，重审法院仍会判上诉人败诉，而被上诉人即便为了将自己违法行政行为之过归咎于上诉人，狡辩中把被上诉人因工作失误造成的违法行政行为转化为故意犯罪，也会胜诉。重审法院已失去了重审公平、公正的意义。上诉人认为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不予当事人释明起诉状的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受理了当事人的案件，而在判决中再以此欠缺或者错误判当事人败诉，比不受理案件更违法。本案于2011年6月初由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暴力破坏并霸占上诉人合法用地修建“旋坪新村”而引发，上诉人报警无数次，向被上诉人、政法委、公安局、信访局、国土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并向上级多个部门反映，但被上诉人不依有关法律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直不立案、不受理、不处理，任由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欺压上诉人、暴力破坏并霸占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上诉人的巨额损失，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无疑已构成刑事犯罪。但被上诉人及其职能部门不依法履行其义务和职责，任由事态发展，造成上诉人的损失不断增加，依照有关法律，本应先刑后民，但刑事案迟迟没有结果，原因在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所以说得先查处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再查处刑事案件，方才能进行民事诉讼，但一审、二审、重审，均判上诉人以民事诉讼诉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的侵权行为，有违法律程序。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上诉人从2011年至2013年的损失都应由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共同承担，具体承担比例，应由法院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由此推论，“行初95号”这一判词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六、“行初95号”第9页判道，“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认为本案第三人在其所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范围内建有非法建筑，请求第三人东宋村委赔偿其经济损失的主张，属于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侵权之诉，也应另行起诉。”此判词与上诉人诉求不符，本厂土地手续、矿产手续属依法补办手续，这是全山西省历史性的遗留问题，依照当时山西省政府精神，全盂县只有本厂具备补办手续的资格，但被上诉人为了本县建筑业的需要，共补办35个采矿证、48个砖厂，有许多砖厂是一证多厂，共有8个砖厂补办了土地使用证。上诉人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东、西宋两村委及上诉人都参与了指界，指界位置，在东、西宋两村交界处，也就是本厂实际所在位置，被上诉人国土局地调资料中三方都有签字。上诉人于2011年6月初遭到暴力侵权时，认为被侵权的土地在土地使用证范围之内，直到2013年12月，经被上诉人国土局测量，方才得知，土地使用证错位，全部进入西宋界，远离东宋界。2015年5月被上诉国土资源局方才出具“关于西宋淑珍砖厂信访事项有关情况的汇报”讲明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都已错位。由于上诉人聘请代理人闫永彤反水，故意错写起诉状，但原代理人闫永彤的理论是：他已向市中院做过咨询，中院已释明，以上诉人现有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提起诉讼维权请求，法院不予立案受理，因为民法通则有“有错必纠”的规定，只有按实际应该办到的范围起诉，开庭时再讲出事实真相，再由法院审理判决。而上诉人经中央、省、市国土和矿产资源部门咨询，得到的结果是：上诉人只能以现有的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维权，吃亏占便宜都是上诉人的事。一审开庭时，原代理人闫永彤却不讲出事实真相，说什么“讲多了，法官火了就会判你败诉”。上诉人不顾原代理人闫永彤的阻挠，依法口头提出了新的合法诉求，并当庭提供了有关证据。法官黄哲霞要求上诉人庭后以书面形式向法庭递交当庭诉求。就此，一审法院两次到现场调查，已查悉，上诉人“起诉状”与本案事实、法律、法规不符，本案事实、法律、法规与上诉人当庭提出的诉求相符。一审法院令上诉人迅速递交书面资料。上诉人随后递交了文字资料“诉讼请求计算明细”、“诉讼请求明细”、“变更诉讼请求明细”（因增加2016年损失应法官黄哲霞指导，在原诉讼请求明细上手写修改）“答辩状”等，这些证据和诉求一审法院都令当事人做了质证，有质证笔录和被上诉人“盂政函[2016]57号”为证。二审时又交了“上诉状”、“行政上诉状”等资料，发回阳泉重审时，又递交了“行政诉讼词”、“被告盂县政府新近违法行政行为”、“行政重审辩论词”等，其中都已阐明，关于上诉人土地使用证权益受侵害主要系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颁发土地使用证后未依土地登记制度定桩划界，为上诉人圈定权益范围，以净地交付上诉人正常使用，以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长期被被上诉第三人盂县交通局地方道路管理站和西宋50余户民居占据，致使上诉人的合法用地未能产生效益，被上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违法行政责任，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要求。关于土地使用证的损失，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后并未要求被告第三人东宋村委赔偿，所以说重审法院此判决与上诉人原诉不符，请求山西省高院予以否决。   七、“行初95号”第9页判词：“关于2009年盂县人民政府为淑珍砖厂核发的盂集用（2009）第17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范围与淑珍砖厂实际占地不符的问题，以及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行为是否应当对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2011年至2015年产生的停业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与本案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要求被告盂县人民政府覆行法定职责拆除非法建筑之诉系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这段判词与事实、法律、法规之规定以及上诉人诉求完全相反，其违反了国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登记工作的通知”中“土地证书是证明当事人享有土地权属有效的法律凭证。从本文件下发之日起，各类土地权属审核，必须以土地证书作为土地权利的唯一证明材料”。“今后，凡土地征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国企改革等涉及土地权属认定，必须以土地证书为依据，对以其他材料作为土地权属证明的，一律不予承认”之规定，剥夺了上诉人土地使用证证书证载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从通知规定中可以确定，不论被上诉人颁证行为存不存在过错，一经双方鉴定发证颁证，即具备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就有维护上诉人土地证证载范围内的合法使用权的职责和义务，被上诉人未尽到职责和义务，造成上诉人所有损失就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重审中，上诉人一再强调2011-2013年上诉人的损失是因为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暴力破坏并霸占上诉人采矿区以及合法流转土地而造成的。在上诉人整个被侵权过程中，被上诉人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对上诉人的报警、举报、反映、不理不睬，不立案、不受理、不制止，任由事态发展，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损失不断继续加大。这是被上诉人违法行政不依国家矿产资源法、土地承包法保护上诉人的正常采矿、生产、经营秩序而造成的，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2014年至2017年的损失，是在被上诉人得知错颁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的情况下，先是要将上诉人的剩余厂地变成国有建设用地，由被上诉人国土局出资，土地批复后，由被上诉人国土局协助上诉人贷款等事宜进行开发，以弥补上诉人的巨额损失，随后又提出要征收上诉人的企业，对上诉人企业拆迁前后的损失给予补偿，以期达到彻底解决上诉人的合法维权案，不予上诉人办理延续采矿证，迫使上诉人彻底停产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上诉人在一审、二审、重审中都向法庭递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信访情况”、“建议”、“会议纪要”等，但三审皆视而不见，歪曲事实，对上诉人的合法诉求不理不睬，枉法判案，特别是重审“行初95号”干脆说什么“系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重审法院是在分解上诉人之诉讼请求，与重审法院开庭前，审判长给上诉人释明的：行政诉讼是“一案一审”、同出一辙，上诉人早在开庭前和庭后递交的“行政重审辩论词”中对“一案一审”做过详细的辩论（见行政重审辩论词、五、5至6页）。行政重审判决书中又跳出一套“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部、上万条法律，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有时会一案同时违反许多条法律规定，难道重审法院要上诉人一个案子诉讼许多次?况这一解读有违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要对上诉人所诉被上诉人所有违法行政行为全面审查，难道重审法院就可以不审了吗?重审法院这是在违反中央政策、法规，故意为上诉人合法维权设置障碍，抬高门槛，故弄玄虚，欺瞒我们这个既是弱势，又是弱智的上诉人。迫使上诉人维权不成反累死。上诉人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否决此判决。   八、“行初95号”第9页至10页判词“综上，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要求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成立，请求被告盂县人民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仅在一审开庭和开庭后、二审、重审过程中，阐述了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不依法定职责履行其法定职责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真不知重审法院是怎么开的庭，怎么阅的卷，上诉人再次重审：1、上诉人合法权益受到暴力侵害，被被上诉第三人殴打致残后，上诉人报警、举报、反映，但被上诉人不依国家矿产资源法和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保障上诉人的采矿权、土地使用权、合法经营权、人身安全已构成违法行政行为，甚至负有刑事责任。2、上诉人在给上诉人颁发土地证书之后一直未履行走桩划界，圈定证载权益范围，以净地交付上诉人使用，给上诉人造成巨额损失已违反土地登记法之规定，毋容置疑，已构成，违法行政。3、被上诉人发现自身违法行政行为后，于2014年初开始，先是出文要将上诉人的剩余厂地变成国有建设用地，由被上诉人国土局出资，并协助上诉人开发、来弥补上诉人的巨额损失；后又出文要征收上诉人的合法企业，不予上诉人办理延续采矿证，迫使上诉人彻底停产。但被上诉人迟迟不予依法征收上诉人的企业，又不予上诉人办理延续采矿证，令上诉人恢复生产，这一出尔反尔不负责任的行为，又构成了违法行政，所以，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4、上诉人从2011年6月初被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修建“旋坪新村”侵权以来，无论上诉人怎么报警、举报、反映、上访都无济于事，被上诉人一直不理不睬，不予上诉人合法维权。被上诉人国土局绕过上诉人的合法诉求对“旋坪新村”非法建筑做出拆除或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拆除未果，便申请被上诉人没收，被上诉人也发文批准没收，并责成县财政局和国土局做好没收事宜，但并未付诸行动。相反，过了一段时间，被上诉人出会议纪要责成有关部门要为非法建筑“旋坪新村”批办手续，竟将已成为国有资产的“旋坪新村”连同上诉人之被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修建“旋坪新村”时暴力掠夺的合法权益，一并通过办手续向非法掠夺者转移。这一行为，已违反国土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登记工作的通知”中“严禁通过登记，使违法用地合法化”之规定，违法行政已是铁的事实，更涉嫌犯罪。5、上诉人再次重审，上诉人不是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其法定职责，上诉人是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诉求。综上所述，本案中被上诉人行政违法已是铁的事实，上诉人之损失，主要是被上诉人违法行政造成的，根本不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而适用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第八款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上诉人停产停业后的所有支出和被侵害后造成的直接损失。如果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这一系列恶劣行为还算不上违法行政的话，那什么行政行为才算得上违法行政？这样的政府还具有合法性吗?   九、上诉人再释明一点，上诉人在重审行政诉讼词中为什么增加第三人，为什么将2011年至2013年的损失把被上诉人作为主要被告。因为，事实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上诉人在“行政诉讼词”中已讲的很清楚了，一审和二审中上诉人未把交通局和西宋50余户老百姓作为第三人，上诉人关于2011年至2013年被迫停产，来把被上诉人作为主要被告的原因是：盂县有关领导“好言相劝”，把老百姓告上法庭，会造成社会动乱，2011年至2013年的停产。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是原凶，但政府监管不到位，有故意犯罪之嫌。如果上诉人把这两项都告上法庭，不利于上诉人有效维权，甚至有领导干脆“忠告”，法院是政府开着的，不是你家开着的。也有领导比较缓和地做过承诺，“等国土部门做出结论，证明东宋村委修建‘旋坪新村’占据了你的合法用地后，我们会以涉黑处理东宋村委的”。被上诉人国土资源局做出决定后又说：“等法院判决了东宋村委修建“旋坪新村”确定占用你的合法用地后，我们一定会以涉黑处理东宋村委的，现在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东宋村委不是一般的村委，市里的联合调查组都惹不起，何况我们，希望你体谅。”上诉人是弱势群体，不得不顾忌后果，但上诉人的让步，并未换来上诉人的“有效维权”，而是换来更进一步的打压，为了合法维权，上诉人不得不依照事实真相、法律规定，增加被告第三人，并把造成2011年至2013年上诉人生产损失的主要责任人被上诉人告上法庭。   十、上诉人认为，“行初95号”根本就不是审案，而是延续了二审的裁定，本身二审裁定书是抹除了上诉人一审时递交的、法庭接收的、并令当事人质证的“三个明细”和“答辩状”等资料，又剥夺了上诉人上诉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增加诉讼请求，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出具的一份错误裁定。重审判决书丧失了重审的意义，与二审同出一辙，只抓住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否定了的错误的起诉状审案，其实这个错误的起诉状已经被上诉人当庭变更，得到法庭的许可，并形成文字资料，法庭也令当事人质证，案卷中有庭审笔录、质证笔录，以及被上诉人出具的“盂政函[2016]57号”都可证实。这样，上诉人的起诉状在法律上已经被代替，二审、重审再以此审案，那是对法律的践踏，已失去法院公平、公正的作用，重审对上诉人新的诉求不予审理，上诉人认为重审法院不是在重审案，而是充当二审的“回声器”，更是在违反审判程序，践踏法律的尊严。   十一、上诉人就本案诉讼过程中的几个令上诉人百思不得其解，到处咨询也毫无结果的事件向山西省高院诉说，殷切希望省高院能为上诉人查证解惑。1、一审法官要求上诉人撤诉，到太原市中院起诉，因为他们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力，不能依法判决，否则只能判上诉人败诉。2、二审开庭时，审判长说：“一审不诉，二审便不审”，不给上诉人辩解的机会。2017年4月19日，实地调查时，审判长把问案地点定在被上诉第三人东宋村委，上诉人提出反对，二审审判长说：“我就把问案地点定在东宋了你想怎的？”无奈，上诉人只得接受。上诉人硬性诉说了上诉人在一审时已当庭诉说了新的诉讼请求，得到法庭的许可，形成文字资料，递交了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也令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一审案卷中有这方面的资料，审判长又说：“我是二审，不管一审的事，你二审不诉，我便不审”，上诉人要再做辩解。二审上诉人也诉了，审判长便不再允许上诉人发言，打断上诉人的话语问道：“老张，拆除西宋50余户民居，东宋十几幢楼房，你觉的现实吗?”上诉人说：“那是法律和政府的事，我管不着。”审判长又说：“给你多补点钱不行吗？”上诉人说：“不用多补，依法算出来，该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就行了。”这段对话包含了什么意思？行政诉讼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但二审法院却只抓住上诉人已在一审中用新的与事实、法律相符的新诉求代替了的与事实、法律不符的错误起诉状，片面审案，而对上诉人二审递交的诉求，不予审理。3、重审开庭前，先是有法官告知上诉人重审就是推倒重审，要上诉人重新组织诉词和证据，后又说只审一审诉求，上诉人问审判长：“原告一审时已当庭诉说了诉求，并形成文字资料，当事人已质证，是不是原起诉状就已经作费了？”审判长回答：“是”。审判长又说：“我们只依据省高院的裁定审案”，上诉人反问：“如果省高院的裁定书是错误的，你仍然依据省高院的裁定审案吗？”审判长说：“说说你的理由”，上诉人对省高院的错误裁定书逐条进行了解读，这次对话有记录，当上诉人要求审判长为上诉人复制一份时，遭到拒绝。重审法院通知上诉人开庭通知中附一份告知书，告知上诉人，上诉时上诉人有增加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庭审时，上诉人提及此告知，审判长说：“那是上诉，不是重审，重审不允许增加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重审只是依照二审的裁定书为指导来审原告起诉状”，上诉人提出：“省高院的裁定是枉法裁定，重审法庭不应该以此为指导重审”，审判长说：“那是省高院的事，你不服可以上访，告省高院，与市中院无关”。之后上诉人多方咨询结果是：重审时，上诉人有增加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开庭时一口气做了十几条辩论，上诉人记不住，请求审判长逐条向上诉人重复。被上诉人辩称，土地使用证是依据原告的申请指界而发的证，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辩道：“本厂土地使用证发证初期的宗地图、界址都是被告国土局委派人做的（有宗地图为证），指界时，有东、西宋村两委、原告、被告国土局六七个股室人员，当时在上诉人证载土地范围内便有部分民居，东、西宋村两委和上诉人怎能把界址指到居民区，如果说，东、西宋村两委瞎眼了，原告瞎眼了，你国土局六七个股室的工作人员长眼睛是干什么用的，你看不到这儿是居民区吗!如果这样说，土地使用证的错颁，被告就不是原先所称工作失误的问题，而是故意犯罪的问题了（上诉人这段辩论并未入卷）”。审判长立即打断上诉人的发言，便不再向上诉人重复被上诉人的辩词，要上诉人闭庭后向书记员索要被上诉人的辩词，以书面形式向法庭递交。下午，在上诉人向书记员索要被上诉人的辩论词时，审判长说：“不允许你向社会公布今天的庭审情况，否则，我们有的是制裁你的办法”，吓得上诉人急忙承诺：“不会的，不会的”。上诉人写好“行政重审辩论词”后，给审判长送去，上诉人要求出具接收证明，审判长说：“那你就拿回去吧！我不要了”，上诉人再不敢吱声，审判长说：“会入卷的，只做参考，不作为证据，以后再有新的证据不要再说，我们不会接收的”。之后，上诉人还以邮寄的方式给三位法官邮起了“行政重审辩论词”，但在“行初95号”中并未见到上诉人递交的“行政重审辩论词”。从这几个事件中，上诉人感觉怎么也跟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和正义，以及举证倒置、法官负责制等好政策、好法规靠不上边！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还有重审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既不采纳被上诉人之辩，也不依照法律法规审案，更不采纳上诉人之诉之辩。我有种地方政府行政不是中央法律、法规说了算，而是当官的说了算，法院办案不是法律、法规和事实证据说了算，而是法官说了算的感觉。真如此，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悲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上诉人认为，一审、二审、重审有一个其同特点，那就是既不尊重事实，又不尊重法律，更不尊重上诉人的合法诉求以及合法权益，不以审案为目的，而是大玩文字和法律游戏，操弄法律，阻拦拖延上诉人的合法维权，为上诉人维权抬高门槛，为上诉人合法维权制造人为障碍，他们剥夺了上诉人的工矿用地土地使用权、采矿权、合法流转土地使用权、合法经营权、人身权等，二审、重审剥夺了上诉人在一审时已具备法律效力的“三个明细、一个答辩状”。剥夺了法律赋予上诉人上诉、重审增加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上诉人从一审、二审、重审中得出一个结论：三审法官根本就不是中立的法官，而是被上诉人、被上诉第三人的代理人或当事人，上诉人不单单是和被上诉人、被上诉第三人对簿公堂了，还有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法官大人。所以说上诉人如此简单明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法有据的维权案，在一边倒的法官手里，一次比一次判的冤，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感叹！为什么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政府不保护，法院不维护，而盂县南娄镇东宋村的非法建筑“旋坪新村”，里边还包括被其破坏并暴力霸占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没收后，又连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以办手续的名义，向他人转移，上诉人向法院起诉，反而得不到公平、公正的结果呢？为什么？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政府违法行政不咎，平民合法权益别维！上诉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就象一审时，上诉人向法庭递交了“答辩状”后，法官笑上诉人不应该是答辩状，应该是辩论词；二审时，上诉人向法官提出一审案卷中缺少了上诉人一审时递交的“诉讼请求明细”，“变更诉讼请求”，以及“答辩状”等证据，法官打断上诉人的发言说“你不专业，那不叫证据”，便不允许上诉人发言。所以说，上诉人并不具备随机应辩的能力，就象二审裁定书中“由于上诉人未请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这一规定，上诉人认为只要上诉人把事实讲清楚，证据摆明白，违法不违法，法院自有公断，可真不知被上诉人本来已存在的违法行为，如果上诉人不请求法院认定，这本来存在的违法行为事实就不存在了呢，至今上诉人仍不明白，不知这一规定是哪儿来的。两年来，上诉人也试想到阳泉、太原找个大律师做风险代理，当上诉人和他们谈话时，他们一致认为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错位后，依据民法通则中“有错必纠”之规定，上诉人不能以现有的土地使用证和采矿证维权。应请求被上诉人重新办回原来应该在的地方，与上诉人初聘律师一个腔调，这就与上诉人到中央、省、市国土、矿产部门的咨询结果相佐了。所以，上诉人再也不敢请律师了。上诉人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上诉案法庭允许上诉人把事实讲清楚，证据摆明白，把诉求讲完，把并不专业的诉求依据讲完，让上诉人这个弱势群体，充分享受法律赋予上诉人这个弱势群体举证倒置等优先权利，不要再把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之过和法院的过错算到上诉人的头上了，不要抹煞上诉人一审时已向法庭递交的，已具备法律效力的“三个明细”和“一个答辩状”了，不要再抓住上诉人已用这“三个明细”一个“答辩状”代替了的错误起诉状说事了。   上诉人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否决“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晋03行初95号”，支持上诉人如下十四项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限期拆除上诉人合法流转土地和采矿区范围内，被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强行破坏并霸占而修建的非法建筑“旋坪新村”以及所有的附属设施。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东宋村委会限期共同赔偿2011年-2013年三年上诉人砖厂中途停产的经营损失2987428．35元，共同赔偿上诉人与东、西宋村流转土地，因被上诉第三人东宋村委破坏并霸占未能正常经营（农业用途）而造成的损失94600元。共计：3082028.35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014年-2017年的停厂利润损失3473557.8元，四年亏空支出395860元。共计：3869417.8元。4、请求依法判决限期拆除上诉人《土地使用证》证载范围内，被被上诉第三人盂县交通局地方道路管理站以及被上诉第三人盂县南娄镇西宋村50余户村民非法侵占而修建的非法建筑。5、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被上诉第三人盂县交通局以及被上诉第三人西宋村50余户居民限期共同赔偿上诉人2010年-2017年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未能正常经营造成的经济损失13426176元。6、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7年来上访以及诉讼费用1500000元，误工补贴7000000元，精神损失费6300000元。共计：14800000元。7、请求依法判令诉讼费50元，上诉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承担。8、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赔偿上诉人，因上诉人被迫停厂多年，造成上诉人厂内砖机、铲车、电瓶车等生产工具腐烂损坏造成的损失300000元，由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承担。9、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被上诉第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的利息损失13148795.55元。10、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被上诉第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的总共金额为：48626517.7元。11、请求依法判决上诉人不予执行盂县南娄镇镇政府转发的（盂政办发（2016）129号）文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12、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重办或延续上诉人采矿证，划定采矿区，允许上诉人恢复生产，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被上诉人一力承担。13、请求依法判决上诉人的合法诉求未得以兑现之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未得到保护之前，造成新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和被上诉第三人共同承担，并承当相应的责任。14、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终止为非法建筑旋坪新村办理合法手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从中剥离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归还上诉人。   盂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本案被上诉人并不构成行政不作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盂县人民政府不具备上诉人诉称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二、本案被上诉人的发证行为合法，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六、九条的规定，土地登记属于依登记行为，由申请人向发证机关提供相应材料，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情况客观性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的申请材料为其发放土地权属证书并无不妥，因材料真实性所造成的损失理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自然人、法人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失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请求的国家赔偿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一审、二审过程中已明确其损失的造成是因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与被上诉人的发证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四、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上诉人诉求无论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还是主张国家赔偿，都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五、上诉人起诉要求拆除违法建筑与被上诉人发证行为系两个行政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的基于被上诉人发证行为所要的国家赔偿，在人民法院未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应当另案起诉处理。六、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所追加或变更的诉讼请求没有经过一审审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七、上诉人在诉状中大量陈述与第三人的法律和经济纠纷，被上诉人认为该行为与本案的行政法律关系并无关联，上诉人应当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八、国家赔偿法规定，即使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仅承担上诉人必要的生活和经济支出，不对其预期经济利益和经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上诉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起诉时有两项诉讼请求。第一项诉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盂县政府）立即拆除第三人在原告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非法建筑，属于请求盂县政府履行法定职责，该项诉求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第三人因旋坪新村属违法用地，盂县国土资源局分别于2011年8月28日、2014年3月26日作出了盂国土执字[2011]59号和盂国土执字[2014]32号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南娄镇东宋村村委会自行拆除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盂县国土资源局应当在东宋村村委会相应救济权利的期限届满之日，申请盂县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执行后，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内容。上诉人淑珍砖厂直接请求盂县人民政府履行拆除非法建筑的法定职责，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盂县人民政府并非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机关，不具有本案所诉的法定职责，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第二项诉求，并判令第三人赔偿淑珍砖厂经济损失14791579元。该项诉求中，请求被上诉人盂县人民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由于被上诉人盂县人民政府并非被诉履行法定职责的主体，且被诉行政行为并没有确认违法，其请求赔偿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请求第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淑珍砖厂认为本案第三人在其所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范围内建有非法建筑，请求第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的主张，属于上诉人淑珍砖厂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侵权之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关于2009年盂县人民政府为淑珍砖厂核发的盂集用（2009）第17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范围与淑珍砖厂实际占地不符的问题，以及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行为是否应当对淑珍砖厂2011年至2015年产生的直接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均不在本案诉讼请求之内，故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本院认为，“一案一诉”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多个不同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充分释明及指导，如经过充分释明当事人仍拒绝明确其诉讼请求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本案为发还重新审理的案件，应当围绕上诉人在原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法定举证期间提交的证据进行审理。增加和变更诉讼请求以及提交新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淑珍砖厂在本案重新审理期间，将第一次起诉时的两项诉讼请求，增加变更为十三项诉讼请求，并重新提交了99份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应当在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前。第三十五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间提交。本案上诉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及提交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行政案件“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行初95号行政判决。   驳回上诉人盂县南娄镇西宋淑珍砖厂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振华   审判员 刘晓芬   审判员 李克恭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谢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