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湘03民终18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江麓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曾继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河，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瞿建伟，男，汉族，1971年3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伟，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梅，女，汉族，1972年2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原审第三人：曾继锋，男，汉族，1963年2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钢，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明联麓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园内宸瑞现代五金机电中心B2幢6层6-10号。法定代表人：周剑飞，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云南江麓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江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瞿建伟、杨梅，原审第三人曾继锋、昆明联麓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联麓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4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湘03民终134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湖南省雨湖区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湘0302民初542号民事裁定。云南江麓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江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湘0302民初542号民事裁定；2.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首期租金236055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支付完此款的资金占用费（暂定从2013年9月13日至2017年12月12日，为65465元）；3.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月租金335938元（共10期），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支付完此款的资金占用费（暂定从每期应付款项之日开始至2017年11月30日止，为21520元）；4.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律师费35000元、差旅费6000元；5.原一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方面。1.关于证据4中的《委托合同》，型号“ＱＴＺ70”起重机与上诉人授权曾继锋购买的型号“5613”起重机事实上系同一个型号，只是在表述上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无证据佐证曾继锋接受授权后在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了相应型号的起重机并办理了按揭手续，此系一审法院恶意增大上诉人的举证工作。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以及8份《逾期贷款扣划通知书》等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此外，曾继锋作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被上诉人瞿建伟是明知的。按照“事实证明”的基本证据适用原则，也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因此一审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错误。2.关于证据7《逾期贷款扣划通知书》，上诉人提交该部分证据是为了证明拖欠租金的情况，该证据与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形成紧密相连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曾继锋因何而贷款，逾期还款是因为被上诉人瞿建伟未按照与曾继锋签订合同的约定定期偿还借款导致的。案件发回重审后，瞿建伟在庭审中认可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主张的拖欠首期租金236055元、拖欠的月租金335938元。一审法院以“不能证明曾继锋是因何而贷款、逾期具体月份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单一而不具有排他性”不予以采信错误。3.关于证据8银行流水，上诉人出于对瞿建伟的信赖以及一般的交易习惯，只要收到了有关该合同的款项既可。瞿建伟是否以其本人、“李某1”或者“瞿建荣”的名义，还是以所谓的“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的出纳李某1”、“昆明联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瞿建荣”的名义付款，上诉人无须过问。加之，瞿建伟在上诉人收到款项后，也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异议。因此，一审认定银行流水可以“证明瞿建伟向曾继锋支付过相关款项，同时也能够证实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的出纳李某1向曾继锋支付过相关款项，亦能证实昆明联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瞿建荣向曾继锋支付过案涉款项，每月金额为34000元左右”是错误的。4.关于证据12《公证书》，一审法官没有全面认真阅读《公证书》，该《公证书》的附件“邮政特快专递”单上清楚写明“收件人：瞿建伟”。一审法院以“能够证实申请人‘云南江麓某某公司’向‘霍建伟’寄送《催款函》办理公证的事实，被告不予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错误。（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方面。1.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昆明联麓公司情况说明、证据3合同文件、证据4昆明联麓公司、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及备忘录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完全不是事实。在原一审质证时，上诉人就已指出了被上诉人该三组证据存在严重问题，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证人李某1的笔录，根据规定，证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必须出庭作证，并接受审判人员、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询问。本案中，一审法院的法官根据瞿建伟的申请，远赴云南省昆明市找李某1做笔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瞿建伟称李某1是昆明联麓公司的员工、财务人员，但无任何证据证明，笔录中并未具体明确付款的用途、性质。因此，证人李某1的证言不仅形式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李某1的身份也没有证据证实，笔录中亦未明确付款的用途、性质等；一审法院采信证人李某1证言有悖于法律规定。3.瞿建伟向一审法庭当庭提交的证据5《备案证》三份，经上诉人查证，办理《备案证》须向有关办理机关出示原始发票，但瞿建伟、原审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均不是该原始发票的持有人。因此，上诉人对瞿建伟向法庭出示的三份《备案证》的真伪存在疑问，已当庭指出三份《备案证》的真伪问题与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犯罪问题紧密相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三份《备案证》提出了异议，庭审结束后又向主审法官申请对此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但一审法院以“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地址进行调查取证，该地址查无此单位，调查函被退回。因原告未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本院亦未查到相应的证据能够否定其备案的真实性”为由，对三份《备案证》予以采信违背证据真实性这一基本原则。上诉人保留向有关部门反映直至追究三份《备案证》的相关问题的权利。4.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1日之后的欠付租金由案外人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承担，该证据与证据3昆明联麓公司的《情况说明》相印证，与本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2016年5月24日分两次转账34000元的事实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在质证时已发表了意见，在此不重复。（三）昆明联麓公司提交的证据方面。一审法院关于“对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提交的证据1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章程》，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曾继锋作为股东在章程落款处签名的事实能够证明曾继锋与该公司关系不同一般。对证据2，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一致”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4不仅自相矛盾，也不是事实。根据公示的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该公司的股东是丁俊武、彭建英、钟学恩三人，曾继锋不是股东。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并将设备用于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所承包的昆海七期项目工地。但该3台塔式起重机是否为原告云南江麓公司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所涉设备，无交接手续等直接证据证实。后因曾继锋货款逾期，原告认为系被告瞿建伟在偿还数期租赁费用后出现逾期而导致曾继锋贷款逾期（即为欠付设备按揭款本息）……，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与事实不符，且存在以下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0《管辖权异议书》，系瞿建伟在2017年12月22日提交给云南省禄劝县法院的，该《管辖权异议书》中载明：“1.申请人瞿建伟与曾继锋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申请人瞿建伟与曾继锋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第6条约定……，即申请人系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江麓机电集团厂内提取的货物……”、“2.标的物如何使用完全由申请人自主决定……。申请人：瞿建伟、杨梅”，瞿建伟的前述表述充分证明瞿建伟是《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的承租人，不是昆明联麓公司，更谈不上瞿建伟是受昆明联麓公司委托签订和履行《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2.在本案重审时，尽管瞿建伟在法庭上有关“从2015年和磐森公司合并”的当庭回答系在说假话，但瞿建伟当庭认可其拖欠原告租金，及认可原告在《起诉状》中所主张的数额。（二）一审法院认定“但在本案中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受托人曾继锋在接受授权后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购买塔式起重机及与贷款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提交了2013年8月19日与曾继锋签订的《委托合同》，该合同载明“……购机首付款、办理银行贷款的所有费用以及银行按揭贷款由委托人承担，具体支付方式与期限按受托人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受托人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履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可以证实上诉人向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购进《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中指定的塔式起重机3台的情况。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逾期贷款扣划通知书》8份，可以证实瞿建伟拖欠原告租金的情况，亦证明了以曾继锋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的情况。（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物系由昆明联麓公司直接使用于其承包的昆海七期项目，案涉的租赁物亦是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收取”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在原一审质证时，已对瞿建伟提交的证据《昆海七期10#地块1-4栋塔吊租赁工程合同文件》提出了异议，该合同系第三人单方制作，该合同内载明的“租赁设备品牌、型号、数量：QTZ5610肆台”，与瞿建伟与曾继锋所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的型号、数量完全不相符，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以认可。（四）一审法院认定“……其职务代表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法人即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承担”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交《工业品买卖合同》载明买受方（乙方）云南江麓公司向出卖方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甲方）购买“塔式起重机3台，Ｈ＝39米”，合同尾部载明：“……乙方（章）：云南江麓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继锋”；《施工电梯（以租代销）合同》载明：“……出租人同意在符合本合同全部条款前提下，将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所购塔式起重机出租给承租人使用”，“6.1租赁物由出卖人按《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地点等条件向承租人交付”；结合瞿建伟提交给云南省禄劝县法院的《管辖权异议书》所载明的“1.申请人瞿建伟与曾继锋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江麓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交付方式为‘自提’，即在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厂内（该公司位于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自提交付货物。申请人与曾继锋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第6条约定，租赁物由出卖人按《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地点等条件向承租人（即申请人）交付……，即申请人系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江麓机电集团厂内提取的货物，故合同履行地在湘潭市雨湖区……申请人：瞿建伟、杨梅”等事实，可以证实2013年8月19日瞿建伟与曾继锋签订《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时，瞿建伟完全知晓曾继锋是受上诉人委托。瞿建伟在《管辖权异议书》中表明其依据《工业品买卖合同》《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向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提取了本案塔式起重机3台。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也证明上诉人授权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继锋，以曾继锋的名义与被告瞿建伟商谈，并办理塔式起重机三台（编号销云20×××××-002-117合同内购买的塔式起重机三台）的租赁的事实。2、瞿建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或曾继锋在签订《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时，知晓瞿建伟是受昆明联麓公司的委托，而且瞿建伟在《管辖权异议书》中也表明其是《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的承租人，不是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更谈不上瞿建伟是受昆明联麓公司委托签订和履行《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对瞿建伟提交的三份《备案证》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查明瞿建伟所提供的《备案证》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问题，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瞿建伟答辩称：一审裁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瞿建伟在一审时对双方往来账务的陈述并不是认可瞿建伟应当支付钱款，上诉人歪曲了这些含义。上诉人提交的委托合同等相应资料也不能证明案涉的设备系曾继锋与上诉人约定的设备。二、证人李某2的笔录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因为申请人瞿建伟及代理人无法调取有关银行流水，所以申请法院调取，一审法院在调取银行流水后向有支付记录的李某2调查核实情况，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被上诉人杨梅对云南江麓公司的上诉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曾继锋述称：同意云南江麓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未对云南江麓公司的上诉发表意见。2019年8月22日云南江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瞿建伟、杨梅向原告支付首期租金236055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此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暂定从2013年9月13日至2017年12月12日为65465元）；2.判令被告瞿建伟、杨梅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月租金335938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此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暂定从每期应付款项之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为21520元）；3.判令被告瞿建伟、杨梅承担本案的律师费35000元、差旅费6000元；4.判令被告瞿建伟、杨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5月24日，原告（乙方）与江麓集团（甲方）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三台塔式起重机，价款为135万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乙方在签订合同之日首付人民币296055元，其中含设备首付款270000元，按揭服务费10800元，保险费14175元，公证费1080元，余款1080000元由乙方向贷款银行办理36个月按揭贷款，由银行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乙方承诺并授权贷款银行直接将此款汇给甲方；甲方在2013年5月29日前将3台产品交付给乙方；该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3年8月19日，第三人曾继锋（出租人）与被告瞿建伟（承租人）签订了《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约定：为生产经营需要，承租人向出租人申请以租代销的租赁业务，出租人根据承租人要求和设定的条件向江麓集团购进指定的所购塔式起重机，并将该塔式起重机作为租赁物以以租代销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租赁期限为36个月，起租日为2013年7月30日；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总额为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0000元），首期租金为296100元，承租人向出租人出具营业执照及资产保证相关资质。承租人将首付款租金直接支付给出租人。后期租金还款按月支付（合同中未约定还款的起始日期），共付36次，每次还款具体金额及支付时间应以银行月还款清单为准；保证金由承租人向出租人交存，保证金金额为每台人民币10000，若买方未能按期支付货款，违约金为违约金额的同期贷款利息，从违约之日开始计算到买方支付完应付货款之日为止；承租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承租人逾期三个月或欠款金额达50000元以上，出租人有权收回设备并行使本合项下的权利，如因承租人逾期导致出租人采取保护合法权益的诉讼费、保全费、运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其他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全部由承租人承担；租赁物由出卖人按《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地点等条件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交付时由承租人当场验收，承租人应对租赁物外观及根据《发货清单》认真清点、确认。承租人应在接收设备后向出租人提交《租赁物接受确认函》及在《发货清单》确认签收。租赁物的所有权自出卖人交付之日起归出租人所有，租赁物的所有权属出租人；租赁期限届满且承租人付清全部应付款项后，出租人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该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前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瞿建伟在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提取了3台塔式起重机（瞿建伟在2016年12月22日管辖权异议书中自认，但无交接手续），并将设备用于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所承包的昆海七期项目工地。但该3台塔式起重机是否为原告云南江麓公司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所涉设备，无交接手续等直接证据证实。后因曾继锋贷款逾期，原告认为系被告瞿建伟在偿还数期租赁费用后出现逾期而导致曾继锋贷款逾期（即为欠付设备按揭款本息），原告向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回起诉，并再次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曾继锋是否真实贷款，是否是为案涉设备贷款，为何贷款等问题，原告认为是曾继锋为原告云南江麓公司2013年5月24日购买设备以个人名义而贷的款，但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至原告起诉时止，承租人尚欠首期租金236055元、月租金共计335938元。另查明：一、2013年8月19日，原告云南江麓公司（委托人）与第三人曾继锋（受托人）签订《委托合同》，约定“1.委托人全权委托受托人以受托人个人名义以银行贷款按揭方式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型号5613塔式起重机叁台。2.购机首付款、办理银行贷款的所有费用以及银行按揭贷款由委托人承担，具体支付方式与期限按受托人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受托人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履行。3.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示购买的塔式起重机，所有权归委托人所有，委托人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该叁台塔式起重机产生的所有收益归委托人所有，只有委托人有权处分该叁台塔式起重机，受托人无权处分。4.受托人确认代购的参台塔式起重机的所有权归委托人所有，受托人处分代购塔式起重机的任何行为，均应得到委托人的书面授权”。但在本案中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受托人曾继锋在接受授权后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购买塔式起重机及与贷款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二、2013年8月19日，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曾继锋（男，身份证号为4303221963××××××××），以曾继锋的名义与瞿建伟（男，身份证号为4303031971××××××××）商谈并签订《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及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宜；授权期限到《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履行完毕止”。在曾继锋与瞿建伟签订合同时，曾继锋是否向瞿建伟出具了该授权书无相关证据证实。三、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日，成立之初，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瞿建荣，瞿建荣与被告瞿建伟为该公司的股东；2015年8月2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瞿建荣变更为被告瞿建伟。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主张被告瞿建伟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系受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委托，案涉已支付的租金系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偿付的，在其出具的说明中亦对该委托事项予以认可。经查明，已支付的租金中部分系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股东瞿建荣转账支付的、部分系瞿建伟转账支付的、部分系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的出纳李某1转账支付，另查明昆明联麓公司将案涉租赁物直接使用于该公司承包的昆海七期项目，案涉租赁物的收益亦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收取。四、案外人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21日，其章程显示曾继锋在章程落款“股东3签字”处签名。2015年6月，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与案外人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署《备忘录》，确认：昆明联麓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合并入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9台施工升降机和7台塔式起重机(其中以瞿建伟个人名义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按揭购买施工升降机9台塔式起重机5台，以及以曾继锋名义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按揭购买塔式起重机3台)从2015年6月1日以后的按揭款由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按期还款。此后，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向曾继锋转账偿付了33633元，于2016年5月24日向曾继锋偿付了34000元。五、为实现本案债权，原告与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委托该所担任其诉讼案件的代理人，代理费用为41000元，该所开具了41000元律师费发票一张。六、被告瞿建伟与被告杨梅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租赁合同，出租方应当依约交付租赁物，承租方应当依约交付租金，承租方未依约交付租金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支付租金并支付违约金的民事法律责任。本案关键在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主体资格的认定问题。原告的主张系以《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为事实依据，但该份合同的签订主体为第三人曾继锋与被告瞿建伟，原告主张与曾继锋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从查明的事实可知，在案涉合同签订之初，相对方不知晓委托的事宜，且从原告对第三人曾继锋的授权“委托人全权委托受托人以受托人个人名义以银行贷款按揭方式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来看，原告提交的购买合同早于本案授权且是原告本公司所购买，购买的型号为QTZ70，而不是以受托人曾继锋的名义购买，无证据证明曾继锋接受授权后在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了型号为5613的起重机并同时办理了按揭手续，也即说明曾继锋与原告并没有按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双方之间不构成显名代理，亦不构成隐名代理，受托人曾继锋的披露亦不构成有效披露。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对合同主体信赖利益的保护，案涉合同的主体以租代销一方仍应当认定为第三人曾继锋，原告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无权依据案涉合同主张权利。其次，从出租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角度来看，出租方应当依约交付租赁物，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原告或第三人曾继锋履行了合同义务，向瞿建伟交付了符合合同要求的案涉租赁物及交付时间、地点等，没有向法院提交合同约定的承租人确认签字的《发货清单》及《租赁物接受确认函》，而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认可了曾继锋的个人身份并认可了曾继锋对租赁物的交付。故，法院认为如果以合同签订人曾继锋的名义主张权利，也并不会影响到出租一方的合法权益。再从承租方履行义务的角度看，承租方所交付的租金均是直接向曾继锋交付，并没有向原告进行交付，没有证据证明曾继锋将收益转付给了原告，与原告和第三人曾继锋在《委托合同》“该叁台塔式起重机的所有收益归委托人所有”的约定不符。另从租赁合同的利益的角度分析，第三人曾继锋与被告瞿建伟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所能体现的是曾继锋无偿帮忙购买起重机设备并对出售方承担第一付款责任，首付款和按揭款由承租方支付给曾继锋后，由曾继锋来偿付，首付款和按揭款付清后，设备所有权归承租方，根本不能体现曾继锋或原告在本次往来中会有租金收入或其他分文获利，进而可以推定被告认为“曾继锋与昆明联麓公司关系非一般，帮昆明联麓公司就是帮云南磐森公司（曾继锋）”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继而可以说明选择与曾继锋签订以租代销合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对《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瞿建伟，从合同第3条中约定的“承租人向出租人出具营业执照及资产保证相关资质”内容来看，这是出租人对承租人提出的订立合同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方面的要求，承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必须是具有营业执照的单位，由此可以推定原告明知瞿建伟的职务代表身份，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亦认可瞿建伟的职务代表行为；同时，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案涉已支付的租金有部分是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的股东瞿建荣转账支付、有部分亦是由股东之一的瞿建伟转账支付、有部分系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的出纳李某1转账支付，另查明案涉租赁物系由昆明联麓公司直接使用于其承包的昆海七期项目，案涉租赁物的收益亦是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收取的，租赁物最终亦由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作为公司资产合并到了案外人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案外人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对相关债务予以部分履行。由此可以认定被告瞿建伟与曾继锋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代表行为，其职务代表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法人即第三人昆明联麓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原告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无权依据案涉合同主张权利，其要求被告瞿建伟、杨梅承担付款责任及违约责任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云南江麓公司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受理费10800元，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云南江麓公司提交云南磐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瞿建伟涉嫌伪造《备案证》以及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犯罪，并申请本院调查核实，因本案审查的是云南江麓公司是否是适格的主体的问题，有关《备案证》的真伪是在确定云南江麓公司的主体资格之后审查的事项，故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云南江麓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如果云南江麓公司认为瞿建伟的行为涉嫌犯罪，可以向有权机关报案或者举报。2.云南江麓公司提交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公证处（2017）云禄劝证字第1810号公证书，拟证明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公证书中将“瞿建伟”错误打印成“霍建伟”，公证处出具了修改过的公证书，因云南江麓公司申请公证的目的是对云南江麓公司向瞿建伟寄送《催款函》进行证据保全，而本案审查的是云南江麓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故本院认为该公证书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没有关联性。3.云南江麓公司提交的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塔式起重机广告册，拟证明该公司提交的《委托合同》中所指的型号5613塔式起重机即《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的QTZ70塔式起重机，本院审查认为，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塔式起重机广告册上产品目录中有QTZ70（JL5613），瞿建伟提交的《备案证》上设备规格型号填写“QTZ70（5613）”，因此，本院在本案中对QTZ70与5613的对应关系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云南江麓公司与曾继锋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涉及的型号5613塔式起重机与《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的QTZ70塔式起重机存在本案中对应关系。此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云南江麓公司是否本案的适格主体。云南江麓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销云20×××××-002-117），《委托合同》以及授权委托书，云南江麓公司认为曾继锋系受公司委托与瞿建伟签订合同，该公司作为出租方有权向瞿建伟主张权利。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云南江麓公司与江麓机电集团公司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由乙方（即云南江麓公司）向贷款银行办理36个月按揭贷款，并未约定由曾继锋以其个人名义办理贷款支付货款。曾继锋以自己的名义贷款支付了案涉塔式起重机的货款，同时又以自己的名义与瞿建伟签订《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云南江麓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签订合同时瞿建伟对曾继锋系云南江麓公司的代理人一事知情，该公司未对为何以曾继锋个人名义对外与瞿建伟签订《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曾继锋将合同所得收益转给了云南江麓公司。而瞿建伟在二审诉讼中当庭陈述称，如果知道出租方是云南江麓公司则其不会签订《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因此，云南江麓公司以委托人身份，行使《施工电梯租赁（以租代销）合同》中出租人的权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云南江麓公司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驳回云南江麓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至于偿付租金的义务由谁承担，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任 莉审 判 员  曾波毅审 判 员  周 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代理书记员  何腊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