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0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武，男，194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芬，女，194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丽虾，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明辉，男，1957年10月1日出生，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新，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超，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俊颖，女，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瑛，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媛，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武、李淑芬因与被上诉人郭明辉及原审被告刘俊颖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6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武、李淑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址于××之一201室房产系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的家庭共有财产。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各方当事人未举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收条》（2006年1月12日）及《保证书》（2011年4月19日）作为审查确认的证据，且对庭审时未予审查的婚后还贷情况作为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第6页本院认定事实记载：2006年1月12日，刘玉武亦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刘俊颖人民币贰拾万圆整（付官任路房款）”，在一审判决第9-10页“本院认为”中再次阐述。然，不管是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抑或是郭明辉，各方当事人均未将《收条》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亦未要求双方对《收条》发表意见，将《收条》作为本案查明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即便在郭明辉诉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确认合同效力【（2017）闽0203民初11789号】案中，郭明辉提交了该份《收条》的复印件，但因《收条》没有原件，刘玉武、李淑芬对该《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条》亦不应该成为定案的依据。2.一审判决第7页本院认定事实记载：2011年4月19日，刘俊颖出具一份《保证书》，载明由于担心贷款利息不断调整，还贷压力增加，其于2011年1月1日在未告知郭明辉的情况下，向父母拿钱将讼争房屋的贷款十万余元一次性还清，房产仍归夫妻共有，以上对夫妻的欠款由夫妻共同分期还清。然，不管是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抑或郭明辉，各方均未将《保证书》作为证据进行举证，法院亦未要求双方对《保证书》发表意见，将《保证书》作为本案查明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更何况，即便在郭明辉诉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确认合同效力【（2017）闽0203民初11789号】案中，刘俊颖对《保证书》的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确认。该《保证书》为可擦笔书写，刘俊颖落款的签名明显与其正常签名不一致，且刘俊颖在《保证书》背面手书了两个小字“ｂｉ迫”。《保证书》系刘俊颖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并非刘俊颖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根据生效的离婚判决书，刘俊颖与郭明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采取分别财产制，郭明辉主张婚后归还贷款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否则视为没有归还贷款。但一审中，郭明辉并未举证其在婚后还贷的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庭审时亦未审理查明该事实，但一审判决本案认为第8页却记载：“……加上公积金提取还贷，郭明辉共计支付了135467.01元贷款。”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将不属于本案的证据、未查明的事实在本案中进行认定，并依此作出判决是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二、刘玉武系讼争房产的共有人，且从未作出放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后者代替前者”为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02年1月，刘玉武与刘俊颖签订《协议书》。2006年1月6日，刘俊颖与郭明辉签订《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协议书“后者取代了前者”，理据不足。首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份协议的签署主体不一致，根本无法相互取代。其次，刘玉武对刘俊颖与郭明辉签订的《协议书》并不知情，不可能作出放弃讼争房产的所有权意思表示。再者，刘玉武之所以对郭明辉居住在讼争房产内没有提出异议，系考虑到刘俊颖与郭明辉再婚的居住条件，主动搬离讼争房产，该牺牲行为不应被认定其放弃对讼争房产的所有权。结合讼争房产的首付款支付、按揭贷款的偿还、装修及物业费用的支付及实际居住情况等证据可知，刘玉武系讼争房产的共有人，且从未作出放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后者取代前者”为据，否认刘玉武对讼争房产享有份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三、一审法院将合同效力纠纷案件的判决结果直接套用于本案中，且未考虑新证据与讼争房产的关联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已经生效的（2017）闽0203民初11789号及（2018）闽02民终651号民事判决事项仅涉及合同效力，并非未涉及房屋的权属，两份判决自始至终没有确定讼争房产系郭明辉与刘俊颖的夫妻共有财产。该生效判决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属于债权行为，物权具有无因性，不受其债权行为所左右，债权行为不成立、不生效、被撤销或无效，物权行为并不受此影响。根据物权法解释（一）第2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讼争房产系刘俊颖、刘玉武、李淑芬的家庭共有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基于血亲关系和共同生活事实，以各自的工资收入共同购买的家庭共有财产，当事人已经举证证明真实权利人，应当还原不动产的真实权利状况，确定不动产的权属，遵循事实物权优于法律物权。2.刘玉武在确认合同效力一案结案之后，找到了购房时转账支付给开发商的首付款13多万元的凭证。该证据直接证明刘玉武具有购买讼争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与刘俊颖之间于2002年1月签订的《协议书》可知，该款项不属于赠与或借款，但一审法院未考虑该重要新证据与讼争房产的联系，否认刘玉武系讼争房产的共有权人，将合同效力纠纷案件的判决结果直接套用于本案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四、一审法院以刘俊颖与郭明辉签订的《协议书》认定郭明辉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否定刘玉武、李淑芬主张确认房屋共有人的诉讼请求，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1.刘俊颖与郭明辉签订《协议书》时尚未结婚，该协议属于双方的婚前约定，不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除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包括：一是物权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二是物权法第28至30条规定的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一些特殊情形，主要是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的情形，比如法院判决、仲裁委裁判文书等等。三是考虑现行法律规定的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订立时生效。因此，即便刘俊颖与郭明辉在结婚前签订协议办理了公证，但讼争房产自始至终未变更登记到郭明辉名下，本案亦不存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不登记即发生物权变更效力的情形,郭明辉并未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2.《协议书》系郭明辉与刘俊颖之间签订，即便办理了公证，也仅对郭明辉与刘俊颖之间有约束力，即使郭明辉按协议约定支付20万元，其所取得的也仅是讼争房产的物权请求权，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更不能否定刘玉武、李淑芬请求确认为房屋共有人的诉讼请求。3.郭明辉与刘俊颖结婚时，厦门房产的价格比2002年大幅上涨，讼争房产一平米高达8000元左右，总价在100万元左右。即便郭明辉支付20万元的购房款，并不当然直接取得讼争房产的一半产权。一审法院无视房屋物权变更需要进行变更登记的法律规定，仅以刘俊颖与郭明辉签订的公证《协议书》即认定郭明辉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否定刘玉武、李淑芬主张确认房屋共有人的诉讼请求，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 五、刘玉武、李淑芬支付购房定金及首付款共14万元、按月归还按揭贷款、装修、缴纳物业费水电费等，结合讼争房产的取得情况、刘玉武与刘俊颖在购房时签订的《协议书》，讼争房产系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符合法律规定。1.讼争房产系刘玉武、李淑芬与刘俊颖共同生活期间购买：1998年刘俊颖前夫去世，儿子刚刚一周岁，刘玉武、李淑芬便与刘俊颖和孩子共同生活居住，帮助刘俊颖照顾小孩子。2002年为改善家庭居住条件，便协商购买讼争房产。2.共同出资：由刘玉武、李淑芬支付首付款141182元，以刘俊颖名义签订合同、办理组合贷款31万元，房产登记在刘俊颖名下，双方签订《协议书》确认讼争房产以刘俊颖名义购买。3.共同用工资收入归还贷款：贷款办理后刘俊颖每个月用公积金还贷，而刘玉武、李淑芬则每个月归还商业贷款。房产交付后刘玉武、李淑芬又支付约15万元用于房屋装修。4.共同使用：房产交付后，刘玉武、李淑芬与刘俊颖与刘俊颖之子共同居住、使用，共同负担生活费用。因此，虽然讼争房产登记在刘俊颖名下，但讼争房产系刘玉武夫妻与女儿刘俊颖在共同生活期间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购买，各家庭成员对讼争房产取得均有贡献，且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属于家庭成员共同经营所得的财产，刘玉武、李淑芬的上诉请求应该得到支持。 六、刘俊颖在结婚前即取得讼争房产，系其婚前个人财产，即便郭明辉与刘俊颖签订了《协议书》、支付20万元、结婚后提取公积金用于归还部分贷款，法院可以查明具体金额后，根据《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判决由刘俊颖给予相应补偿。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支持刘玉武、李淑芬的诉讼请求。 郭明辉辩称，一、《收条》、《保证书》及其记载的内容已经被生效判决所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审审理中，郭明辉提交的证据（2018）闽02民终651号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收条》（2006年1月12日）、《保证书》（2011年4月19日）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收条》及《保证书》记载的内容也予以确认。《收条》《保证书》及其记载的内容已经被生效判决所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二、讼争房产归郭明辉、刘俊颖共同所有，郭明辉系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取得房产所有权，刘玉武、李淑芬并非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人。（2018）闽02民终651号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讼争房产是刘俊颖以个人名义购买并办理按揭贷款，产权登记在刘俊颖个人名下。刘俊颖与郭明辉在2006年1月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归双方共同所有，郭明辉已经按照该协议书约定付款，并曾与刘俊颖共同偿还讼争房产的按揭款项。郭明辉系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取得房产所有权。刘玉武、李淑芬提交的2002年1月与刘俊颖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刘玉武、李淑芬以该《协议书》主张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不予采信，刘玉武、李淑芬并非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人。 三、郭明辉已经实际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长期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前财产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间没有限制，可以在结婚前约定，也可以在结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即使没有办理物权变更登记，亦不影响夫妻一方依据约定取得房产的所有权。2006年1月6日，以结婚为目的，郭明辉与刘俊颖签订《协议书》并办理公证，约定讼争房屋产权人系刘俊颖，现双方自愿约定该房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同日，双方登记结婚。虽然讼争房产登记在刘俊颖名下，但是协议书明确约定归双方所有，自《协议书》签订并生效之日即2006年1月6日起，郭明辉已经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婚后，郭明辉实际居住在讼争房产，长期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产。协议书生效后，郭明辉按照协议书约定向刘俊颖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0万元并承担按揭还款责任。鉴于双方之间的夫妻关系，讼争房产登记在刘俊颖一方名下。 四、郭明辉为讼争房产支出一半以上的购房款，讼争房产应为郭明辉与刘俊颖双方共同所有。截止2006年1月6日，刘俊颖支出的首付款及按揭款（含公积金支出）合计为人民币252501.37元，郭明辉就支付了人民币20万元购房款，占比达79.21%，郭明辉取得诉讼房产共有产权不仅符合《协议书》约定也符合常理。婚后，从双方实际按揭还款情况来看，郭明辉合计投入款项人民币138961.89元（其中公积金支付49215.35元）；婚后至提前还贷之日，刘俊颖仅支出款项人民币34071.28元，即便将提前归还的贷款纳入刘俊颖的支出范围，刘俊颖也仅支出款项人民币137089.98元。郭明辉为讼争房产支出一半的购房款，讼争房产应为郭明辉与刘俊颖双方共同所有。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刘玉武、李淑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俊颖辩称，一、本案讼争房产为刘玉武、李淑芬及刘俊颖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出资购买，虽登记在刘玉武、李淑芬名下，但其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刘俊颖与前夫于1997年5月育有一子，1998年6月前夫不幸罹患癌症去世，当时儿子刚满周岁。为了帮助刘俊颖度过难关、共同抚养幼子，父母刘玉武、李淑芬与刘俊颖自1998年开始共同生活。随着孩子年龄渐长，需要单独房间，为改善居住条件，家庭成员合计出资购买商品房。刘俊颖为小学老师，在当时收入微薄，且为前夫治病，所有积蓄均已消耗殆尽。购房款只能由刘玉武、李淑芬出资。2002年初，刘玉武已届退休，不具备贷款资格，老人家也无能力一次性支付购房款，最终经家庭成员协商采取由刘玉武、李淑芬出资首付款、契税等交易费用，由刘俊颖贷款的方式购买。为此，该房产购买初期登记在刘俊颖名下，公积金贷款由刘俊颖公积金账户内直接划拨，商业贷款部分由刘玉武每月取现存入刘俊颖贷款账号内。与此同时，该房产交房后的装饰装修均由刘玉武支付，日常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也由刘玉武承担。且讼争房产自交房以来，一直由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共同实际占有使用。因此，讼争房产属于家庭成员基于血亲关系和共同生活事实，以各自的工资收入共同购买的家庭共有财产。 二、一审法院对讼争房产首付款该重要事实未经合理审查，导致案件审理发生根本性错误。在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中，一、二审法院认为“刘玉武、李淑芬虽持有贷款缴费单据的原件，但该单据无法体现相关款项系由其实际支付”，即刘玉武、李淑芬所支付的款项均无法体现其具有“直接购买本案讼争房产”的意思表示，基于与刘俊颖之间的父女关系，也无法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后判决刘俊颖与刘玉武、李淑芬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在本案一审中，刘玉武、李淑芬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找到了其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重要证据，并提交法院。根据刘玉武的银行卡流水显示，2002年1月17日，刘玉武转账支取了131182元，现金支付1万元，该款项与本案讼争房产的首付款金额吻合，足以证明刘玉武、李淑芬具有真实购置本案讼争房产的意思表示，也足以证明刘俊颖与刘玉武之间签订的有关房产代持的《协议书》内容真实有效。结合刘玉武、李淑芬购置房产后的装修以及实际占有和使用情况可知，讼争房产虽然登记在刘俊颖名下，但并不是赠与给刘俊颖，而应属于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对于该关键新证据，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审查，而是简单套用11789号判决的审判逻辑，摘抄合同无效案件二审判决书原文，认定“因刘玉武与刘俊颖系父女关系，无法确认《协议书》真实性”、“银行卡交易明细无法证明刘玉武、李淑芬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从而导致案件审理发生根本性错误。 三、一审法院将确认合同效力纠纷的审判逻辑错误运用至本案中，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在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11789号判决（一审）及651号判决（二审）中，法院认为刘俊颖、刘玉武、李淑芬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但需注意的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审查的是债权行为，而物权具有无因性，不应受其债权行为所左右，债权行为虽然无效，但物权行为并不受此影响。一审法院将确认合同效力纠纷的审判逻辑错误的运用至本案中，认为合同效力纠纷案件对房屋实际权属情况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相应的认定，一审法院并没有从物权的角度以审慎的态度审查本案的全案证据，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物权法解释（一）第2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讼争房产系刘俊颖、刘玉武、李淑芬的家庭共有财产，且从讼争房产的首付、装修、还贷、实际占有和使用等各个方面均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应当还原不动产的真实权利状况，确定本案讼争房产为家庭共同所有，遵循事实物权优于法律物权。因此，本案讼争房产登记在刘玉武、李淑芬名下是基于刘玉武、李淑芬本身具备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并代表整个家庭持有该讼争房产。 四、本案一审法院将郭明辉未提供证据的“单方陈述”直接列入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一审法院在本院认定事实部分载明“郭明辉主张讼争房屋自2006年1月20日至2009年10月20日期间的商业贷款都是由其现金方式存入还贷账户中，加上公积金提取还贷，郭明辉共计至了135467.01元”。纵观全案证据，郭明辉仅仅提交了49215.35元的公积金取款凭证，且从刘俊颖的还贷账户可知，郭明辉也并未存入相应的还贷金额，刘俊颖在质证环节也提出了质证意见，郭明辉主张的135467.01元如何得来的？郭明辉在合同无效纠纷以及本案一审中均口述其还贷金额为135467.01元，却始终未见任何凭据，一审法院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也未要求郭明辉提交相关证据，仅凭郭明辉的单方陈述即做事实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五、郭明辉一方并没有将《收条》作为证据提交，且《收条》没有证据原件，但一审法院却将《收条》作为定案依据，并以此认定郭明辉系支付对价后取得了讼争房产所有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郭明辉并未提交《收条》作为证据，即便在另案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中，郭明辉曾提交该证据复印件，但其并未提交原件核对，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认可。本案一审法院将当事人没有提交、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认可另案证据直接作为本案的关键定案依据，认定刘玉武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刘俊颖支付的官任路房款20万元，属于证据认定错误。郭明辉支付的20万元实为聘礼，同时也是其婚后要和其女儿实际居住在女方提供的房产内的现金补偿，与房产所有权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其支付对价后取得了讼争房产所有权，将其认定为“购房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02年1月，刘俊颖是基于白头偕老目的与郭明辉签订的《协议书》，刘俊颖同意了郭明辉提出的婚后居住在讼争房产内的要求，也同意将自己享有房产的部分有条件的与郭明辉共享，希望郭明辉的聘礼能减轻父母的还贷压力。但登记结婚后，刘俊颖发现郭明辉的为人处世与恋爱期间大相径庭，甚至对刘俊颖的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双方矛盾频发。这时，刘俊颖才告知刘玉武、李淑芬曾与郭明辉签订此份协议，父母对刘俊颖的擅自处分家庭共有房产的行为非常气恼，并要求刘俊颖将房产归还登记到刘玉武、李淑芬名下。为此，刘俊颖配合刘玉武、李淑芬的归还登记行为是对侵犯家庭共有权益的补救措施。根据物权法(?http:?/??/?www.66law.cn?/?tiaoli?/?33.aspx"t"_blank"o"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刘俊颖作为房产的共同共有者之一，未经父母同意本身系无权处分该讼争房产，该处分行为至今没有得到刘玉武、李淑芬的追认，处分行为无效。综上，请求确认本案讼争房产为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的家庭共有财产。 刘玉武、李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址于××之一201室房产系刘玉武、李淑芬、刘俊颖的家庭共同共有财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俊颖系刘玉武、李淑芬之女，其与案外人郑克兴于1994年登记结婚，婚后于1997年生育一子刘泾沵，后郑克兴于1998年去世。 2002年1月23日，刘俊颖与厦门特贸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010578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刘俊颖向该公司购买特贸苑第Ｃ幢第二层202号房屋（现门牌号为××之一201室，即讼争房屋），购房总价为451182元，于2002年1月17日支付首付款141182元，余款310000元于2002年2月30日前由银行提供按揭。此后，刘俊颖办理了讼争房屋的公积金及商业组合贷款，贷款金额合计为310000元。讼争房屋产权于2003年登记至刘俊颖名下。 2006年1月6日，郭明辉与刘俊颖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讼争房屋产权登记人系刘俊颖，现双方自愿约定该房归双方共同所有，婚后按揭款共同承担，结婚登记之日，郭明辉支付20万元给刘俊颖用于偿还购买该房产所欠债务。同日，双方登记结婚。2006年1月7日，刘俊颖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郭明辉支付的讼争房屋购房款20万元。2006年1月12日，刘玉武亦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刘俊颖人民币贰拾萬圆整（付官任路房款）”。 一审另查明，郭明辉在婚后即与刘俊颖共同居住在讼争房屋处直至2017年7月23日搬离，郭明辉曾于2006年12月19日、2007年12月28日提取其名下合计49215.35元的公积金，用于偿还讼争房屋的公积金及商业贷款。2011年1月10日，由刘玉武支付103018.7元，办理了讼争房屋商业贷款提前还款手续。2011年1月28日，刘俊颖与刘玉武、李淑芬签订一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刘俊颖将讼争房屋出售给刘玉武、李淑芬，总价款为451182元。此后，讼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刘玉武、李淑芬名下。2011年4月19日，刘俊颖出具一份《保证书》，载明由于担心贷款利息不断调整，还贷压力增加，其于2011年1月在未告知郭明辉的情况下，向父母拿钱将讼争房屋的贷款十万余元一次性还清，房产仍归夫妻共有，以上对夫妻的欠款由夫妻共同分期归还。 一审还查明，2017年7月26日，郭明辉将刘俊颖、刘玉武、李淑芬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就讼争房屋签订的前述《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在该案审理中，刘俊颖、刘玉武、李淑芬主张讼争房屋归刘玉武、李淑芬所有，并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落款为2002年1月由刘玉武与刘俊颖签订的《协议书》，载明刘玉武于2002年出资购买特贸苑商品房一套，因其已经退休，不能用公积金贷款，经与刘俊颖协商，用其名义贷款购买，待适当时机再过户给刘玉武；2.房产装修单据，拟证明讼争房屋装修家居家电由刘玉武承担；3.贷款缴费单据，拟证明讼争房屋至2006年1月前的按揭贷款由刘玉武以现金方式存入还贷账户；4.厦门梅园物业管理公司特贸苑管理处出具的《物业费缴纳证明》及物业费票据，载明讼争房屋自2002年8月入住以来物业费均由刘玉武缴交，期间郭明辉支付一年左右物业费。郭明辉主张讼争房屋2006年1月20日至2009年10月20日期间的商业贷款都是由其以现金方式存入还贷账户中，加上公积金提取还贷，郭明辉共计支付了135467.01元贷款；并提交其与刘俊颖于2009年10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予以证明，协议书载明夫妻双方共同支付特贸苑住房还贷，但鉴于郭明辉因女儿留学还贷压力大，特贸苑住房还贷暂由刘俊颖负责支付。经过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4日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郭明辉的诉讼请求。刘俊颖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4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2民终651号民事判决，载明“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玉武、李淑芬是否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刘俊颖与刘玉武、李淑芬签订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首先，刘俊颖与郭明辉在2006年1月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讼争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郭明辉已依照该协议书约定付款，并曾与刘俊颖共同偿还讼争房屋的按揭款项。故郭明辉系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刘俊颖主张该协议属赠与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刘玉武提交的2002年1月与刘俊颖签订的《协议书》，因刘玉武与刘俊颖系父女关系，无法确认《协议书》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郭明辉在婚前已明确知晓该《协议书》内容；该协议书签订在前，郭明辉与刘俊颖签订协议在后，而刘玉武对郭明辉共同承担按揭款项以及居住房屋的事实亦无异议，故从协议书的效力来看，后者应取代前者。故刘玉武以该《协议书》主张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再次，刘俊颖与刘玉武、李淑芬签订的讼争合同未有真实买卖的意思表示，且侵害了郭明辉合法利益，讼争合同应属无效”，并驳回了刘俊颖的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于2018年5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审理中，刘玉武、李淑芬提交了一份刘玉武名下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在2002年1月17日转账支取了131182元，用于证明刘玉武支付了讼争房屋的首付款。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讼争房屋现虽登记在刘玉武、李淑芬名下，但该项权属登记所依据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因此讼争房屋的真实权属状态不再以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为准。 刘玉武、李淑芬对自己提出的讼争房屋属于其与刘俊颖共同共有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生效的（2018）闽02民终65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郭明辉系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关于刘玉武提交的2002年1月与刘俊颖签订的《协议书》，因刘玉武与刘俊颖系父女关系，无法确认《协议书》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郭明辉在婚前已明确知晓该《协议书》内容；该协议书签订在前，郭明辉与刘俊颖签订协议在后，而刘玉武对郭明辉共同承担按揭款项以及居住房屋的事实亦无异议，故从协议书的效力来看，后者应取代前者。故刘玉武以该《协议书》主张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因此该案已对讼争房屋实际权属情况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相应的认定，其认定情况与刘玉武、李淑芬的主张并不相符。其次，刘玉武、李淑芬主张享有讼争房屋产权的相关证据在前案中均已举示，本案补充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也无法证明刘玉武、李淑芬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刘玉武虽然在购买讼争房屋时存在出资事实，但其与刘俊颖属于长期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又曾在2006年1月12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刘俊颖支付的官任路房款20万元，因此无法根据购房款支出情况、房屋使用以及开支情况等认定刘玉武、李淑芬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再次，（2018）闽02民终65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郭明辉系根据2006年1月6日签订《协议书》依约支付对价后取得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刘俊颖主张该《协议书》属于赠与合同的意见已经被该生效判决所否定，其主张与郭明辉在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也与讼争房屋的权属认定不具关联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刘玉武、李淑芬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刘玉武、李淑芬提出如下异议：第一，《收条》及《保证书》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都没有举证，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第二，一审判决第8页所载郭明辉共计支付了135467.01元贷款，不是事实，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刘俊颖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同刘玉武、李淑芬。郭明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讼争房屋原登记在刘俊颖名下，为刘俊颖婚前所得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上述法律规定并未将婚前财产限定为动产或不动产，故刘俊颖与郭明辉于2006年1月所签《协议书》中关于讼争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的约定，在双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不以办理产权登记作为该约定的生效要件。 2011年1月，刘俊颖与刘玉武、李淑芬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讼争房屋出售给刘玉武、李淑芬，但该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本案中，刘玉武、李淑芬主张该房屋为刘玉武、李淑芬及刘俊颖的家庭共同财产，刘俊颖予以认可。为此，刘玉武、李淑芬提供《协议书》、房产装修单据、贷款缴费单据、物业费缴纳证明、物业费票据及银行卡交易明细等，用以证明刘玉武曾支付讼争房屋首付款、按揭贷款、装修费及物业费等款项。但郭明辉抗辩认为首付款收据载明的购买人及银行存款交易回单显示的转账人等均为刘俊颖，无法证明讼争房屋的首付款、按揭贷款等款项为刘玉武、李淑芬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为物权确认纠纷，讼争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买受人为刘俊颖，并于其后登记于刘俊颖名下，刘玉武、李淑芬虽提供证据欲证明该房屋的购房款及装修费、物业费等款项来源于刘玉武、李淑芬，但购房款等款项的来源与讼争房屋的产权归属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俊颖与郭明辉于2006年1月签订讼争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的《协议书》之前，刘玉武、李淑芬与刘俊颖是否已达成共同享有讼争房屋产权的合意。刘玉武、李淑芬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1月的《协议书》载明，刘玉武于2002年出资购买讼争房屋，因刘玉武已经退休，不能用公积金贷款，经与刘俊颖协商，用刘俊颖的名义购买，待适当时机再过户给刘玉武。根据该《协议书》所载的内容分析，购买讼争房屋时，刘玉武即与刘俊颖协商确认系借名购房，讼争房屋的产权应属刘玉武所有。这与本案中刘玉武、李淑芬及刘俊颖主张该房屋为家庭共同财产（即三人共同所有），并不相符。郭明辉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而且根据刘玉武提供的《退休证》显示，其退休时间为2002年8月30日，与上述落款日期为2002年1月的《协议书》所载刘玉武已经退休的表述，也存在矛盾之处。由于刘玉武与刘俊颖系父女关系，在涉及郭明辉权益且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根据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认定2006年1月刘俊颖与郭明辉签订讼争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的《协议书》之前，刘玉武、李淑芬与刘俊颖已经达成共同享有讼争房屋产权的合意。因此，一审驳回刘玉武、李淑芬要求确认讼争房屋系刘玉武、李淑芬及刘俊颖家庭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刘玉武、李淑芬及刘俊颖所主张的对讼争房屋的取得所作贡献程度及产权分割等问题，不属于物权确认纠纷的审理范围，本案中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刘玉武、李淑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532元，由刘玉武、李淑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颜映红 审判员  陈 璟 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罗仁冰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