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34民再6号 抗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央宗，女，1970年8月9日生，藏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正红。香格里拉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云南忠信勤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苟正红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亚萍，女，1971年12月13日生，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云南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阮燕，女，1984年12月28日生，藏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仕花，迪庆州法律援助工作局指派云南润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和仕花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阮军，男，1981年9月8日生，藏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元雷，男，1986年1月21日生，纳西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申诉人张央宗因与被申诉人张亚萍，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阮燕、阮军、元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云34民终52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迪庆州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云南省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提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云检民（行）监［2019］53000000050号民事抗诉书，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民抗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云南省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余春梅、双洪霞出庭。申诉人张央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正红、被申诉人张亚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阮燕的诉讼代理人和仕花到庭参加了诉讼。阮军、元雷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8）云34民终52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该通知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有四张借条：第一张是张央宗和阮燕签订的出借房产证作为将来阮燕借款的抵押物的借条；第二张是张央宗和张亚萍签名借款并提供房产抵押将房产证交张亚萍持有的借条；第三张是阮军、阮燕签名约定有利息及期限的借条；第四张是阮燕、元雷签名请求展期还款的借条。四张借条都是围绕同一笔借款，不能割裂四张借条的延续关系和实际用款人等案件关联因素。张央宗和张亚萍签名借款并提供房产抵押并将房产证交由张亚萍持有的借条应当与其他借条、当事人陈述结合起来分析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遵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张央宗于2018年5月8日向香格里拉市公安局报案，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对张央宗、张亚萍、阮燕、阮军作了询问笔录。张央宗在申请检察监督后，迪庆州人民检察院对各当事人也作了调查笔录，各当事人对第二张借条的陈述一致，根据询问笔录及调查笔录可知：张亚萍与张央宗签订的借条实际性质属于抵押担保，是为阮燕、阮军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张亚萍转账给阮军，阮燕也一直陈述自己为实际用款人，张央宗仅在借条上签字就离开了，并不知道借款利息及转账给谁，张央宗与阮燕、阮军有共同借款的合意缺乏证据证明，张央宗为担保人，并非借款人。2.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变更未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虽然张央宗抵押的房产未办理登记，抵押权未生效，但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张央宗应该在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有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及物上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符合当事人签订借条时的意思表示。 申诉人张央宗称，一、张央宗不是共同借款人。1.张央宗与张亚萍签订的借条，张亚萍也在借款人处签字，证明张亚萍没有借钱给张央宗，是张央宗把房产证、土地证借给张亚萍。在阮燕、阮军签字的借条上，张央宗没有签字，其不是共同借款人。元雷、阮燕签订的借条也没有张央宗的签字，证明张央宗不是共同借款人。借款97.5万元是汇到阮军的卡上，张央宗没有为阮军提供担保，也没有与阮军共同借款。根据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于2018年5月10日对阮燕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张央宗只是以正常借款（无利息）担保人身份签字，产权证只能用于正规银行借贷，不能成为高利贷的担保，张央宗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欺诈。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对张亚萍的询问笔录证明张央宗所签借条为阮燕书写，张央宗仅仅只是签字，签完就离开。张亚萍证实张央宗只对100万元的本金承担担保风险，张亚萍与张央宗没有约定利息，且阮燕已经支付了10万元利息，借款属于高利贷。张亚萍将借款转账给阮军，张央宗也不知情，张央宗其对阮燕、元雷签字的借条也不知情。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对阮军所作的笔录同样证实张央宗是抵押担保人，不是共同借款人。2.张亚萍与阮军在2015年5月15日完成97.5万元的转账后，阮军在当日就立即转出54万元用于其他消费，并没有用于餐厅经营。借款交易完成后的当日下午张亚萍、阮燕才骗取张央宗在借条上担保签字，属于共谋的欺诈。3.二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偏袒张亚萍一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概不予采纳。二、张央宗的担保无效，张央宗不是借款人，也不是共同借款人。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2002］30】号第二条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由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自2015年3月1日至本案发生期间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75%，本案阮燕、阮军借款本金97.5万元，月息2.5元（即年利率为30.76%），远超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已经构成高利贷。借贷双方故意隐瞒高利贷事实，骗取张央宗担保的行为无效，借款合同因高利贷无效，从合同担保合同就无效，张央宗无需承担责任。2.该房产为张央宗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共同产权人张央宗丈夫秦向红的同意，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属于担保无效。3.元雷、阮燕于2016年7月15日出具给张亚萍的借条，改变了借款人，张亚萍与元雷、阮燕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是借新还旧，原借贷关系已经结清，原借贷关系及1年的借贷期限按法律规定已经终止，张央宗无需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三、二审法院对借款本金认定错误，阮军、阮燕借款本金应为90万元，不是100万。合同法规定对借款本金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借款时预先扣除利息的，实际借款的金额为本金，故实际借款为97.5万元，提前在本金中扣除了2.5万元，另已经收取7.5万元的还款，故借款数额应确定为90万元。根据张亚萍的询问笔录，张亚萍承认张央宗只对借款本金承担风险责任，二审法院改判张央宗承担属于高利贷的借款本金、利息，严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四、二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于2015年9月1日施行，但借款时间在2015年5月15日，年利率超过24%就应当认定为高利贷。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维持一审判决。 被申诉人张亚萍辩称，根据原来开庭时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对于新债、旧债的问题，双方没有谈及。张央宗借钱是借给阮燕用的，阮燕如何帮张央宗还贷后将房产证、土地证取出，帮阮燕借款，这些事实在庭审中都有记录，张央宗作为成年人签字应当承担责任，确认张央宗所签的借条以及阮军、阮燕签的借条都是为阮燕借的，张央宗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与一、二审庭审笔录相矛盾。再审申请中所陈述的先打钱后完善借条，跟原来的说法也是矛盾的，张央宗是在阮燕配合下将抵押贷款还完，随后为阮燕抵押担保、借款，因张亚萍认为抵押手续复杂，所以让张央宗作为债务的共同借款人签字。自己愿意承担债务并不违法，阮军、阮燕还款能力有限，必须要有财产担保，张央宗本人在借条上签字成立借贷关系。二、高利贷问题，还款、履行期限贯穿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以后，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判决也没有超过法律规定，每月二分的利息。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阮燕代理人述称，二审庭审中，张央宗认可是阮燕帮忙还款后，才将房产证、土地证从银行拿出帮阮燕抵押，并非共同欺诈。 被申诉人张亚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阮燕、阮军、元雷、张央宗连带归还张亚萍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按照2%的利率支付自2015年5月16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5日，张央宗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其中载明“借张亚萍现金1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以房产证为抵押物”的内容,同日，阮军、阮燕作为收款人向张亚萍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张亚萍现金转财100万元整，每月15号还款（利息）25000元整，到2016年5月15日还清”。2015年5月15日,向阮军账户转账975000元。2016年7月15日，阮燕、元雷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张亚萍借款1325000元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7日前还清“借款人处有元雷及阮燕的签名及手印,张亚萍认可以上三份借条针对的是同一笔借款。2015年4月20目，阮燕向张央宗出具借条，双方约定张央宗的房产证一本、土地证一本借与阮燕用于正规抵押贷款。截止2017年9月18日，阮燕向原告还款75000元。庭审中，阮燕认可全部借款由其实际使用。另查明，阮军系阮燕哥哥，阮燕系张央宗侄女，出具借条时，元雷与阮燕系夫妻关系。现张央宗户的房屋所有权证、共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均由张亚萍持有，但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判决：一、阮军、阮燕、元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共同偿还张亚萍借款本息1231500元，并按年利率24%承担自2016年10月1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张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张亚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张央宗与阮军、阮燕、元雷共同承担连带归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张央宗不是共同借款人的事实认定错误，对出具借条的时间更正为“2015年5月14日，张央宗向张亚萍出具借条一份”。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央宗是否是共同借款人，是否共同偿还借款的问题。张亚萍有张央宗亲自签名的的借条为证，证明借款关系存在，还履行了举证义务，而张央宗对此不认可，应当承担证明该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阮军、阮燕、元雷、张央宗四人向张亚萍借款共同达成了合意，张亚萍提交的三张借条的内容来看均有各被上诉人的签名,属同一笔借款，四名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意思表示,完成了借款的行为，张央宗为此还提供了自己的房屋作为抵押，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借款的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虽然借款归阮燕使用，但并不影响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向张亚萍借款的事实。张央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借条的内容以及签名认可的事实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张亚萍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没有认定张央宗为共同借款人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2017）云3401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二、阮军、阮燕、元雷、张央宗共同偿还张亚萍借款本息1231500.00元，并按年利率24%承担自2016年10月1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借款本息自判决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三、驳回张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2015年5月15日的两张借条形成时间的问题，根据一、二审庭审笔录，张亚萍、阮燕都确定为2015年5月14日签订，张央宗对日期记不清，只记得是下午签的字，张亚萍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借款975000.00元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汇入阮军账户，根据交易习惯及交易金额，本院认定阮燕、阮军签字的借条与张央宗签字的借条均为2015年5月14日形成。2.关于张央宗签字的借条性质。对该笔借款的形成，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阮燕为借款找张央宗借房产证及土地证用于抵押贷款，并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借条，因上述证件抵押在银行，阮燕帮张央宗偿还剩余贷款后，取回房产证及土地证。借款事由发生源于阮燕借款的需求，且是阮燕找到张亚萍借款，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张央宗并无借款的意思表示，若张央宗为共同借款人，则无另书写单独一张借条的必要，也无证据证实张央宗使用借款，且2016年7月15日的借条上也无张央宗签字，故该借条名为借条，实为抵押合同，载明抵押担保人张央宗以其房产、土地作为借款抵押。3.张央宗在再审庭审中提交的阮军工商银行账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已还款100000.00元，除一、二审查明的2015年8月15日还款75000.00元外，再审查明在2015年9月22日还款25000.00元。张亚萍、阮燕均无异议，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故2016年10月18日之前的本息，应当扣除25000.00元，为1231500.00元－25000.00元＝1206500.00元。4.张亚萍在再审庭审中提交的一份录音证据，来源于张亚萍与迪庆州检察院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处工作人员熊高的通话录音，欲证明因迪庆州人民检察院告知其担保人和借款人的法律地位相同，所以在笔录中作出了错误的陈述。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案卷第五十页，为2018年12月12日迪庆州人民检察院对张亚萍所作的调查笔录，调查笔录通篇采取问答形式，已经告知权利义务，且本人签字确认笔录与所说一致。对于同一事实，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描述，本院根据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判，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5.本院在庭审前口头传唤张央宗丈夫秦向红，在庭审中，对秦向红进行询问，其称对阮燕借房产证、土地证事宜不清楚，但又陈述银行抵押贷款是由其还款，在阮燕帮助偿还剩余贷款时，是其陪同阮燕去的银行。根据秦向红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其应当知道借予阮燕房产证、土地证的事宜，且对后果能够预见。对于一、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张央宗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或抵押担保责任。一、本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张央宗于2015年5月14日签字的借条实为抵押担保合同，对张亚萍要求张央宗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未登记的抵押，抵押权不发生效力，但抵押合同仍然有效。张央宗提交证据证明抵押房屋为家庭共同财产，本院予以确认。张央宗认为其抵押行为未经房屋共有人同意，抵押合同无效，但根据庭审调查，张央宗丈夫秦向红应当知道该事宜，另外，还贷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阮燕帮张央宗偿还剩余贷款，家庭成员应当知晓该事实，张央宗当庭提出该房屋不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应当由所有共有人同意抵押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张央宗与张亚萍签订了书面的抵押合同，符合抵押合同的形式要件，合同有效，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张亚萍无法实现抵押权，担保人张央宗的抵押行为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张央宗应以抵押物价值为限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连带清偿的数额，双方在借条中写明为本金1000000.00元提供抵押担保，但因实际借款额为975000.00元，故张央宗应当在借款本金975000.00元内对张亚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关于张央宗提出借款为高利贷，合同无效，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高利息贷款虽然违法，但在本案中，未发现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非法集资的嫌疑或第十四条规定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债权人起诉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合同为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意思表示，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年利率超过24%的利息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不受法律保护，但并不当然的致使合同无效。故对张央宗提出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三、对于张央宗提出其是为阮燕担保，而张亚萍将借款支付给阮军而没有支付给阮燕，没有经过张央宗的同意，张亚萍有重大过失造成张央宗财产损失，担保无效的抗辩理由。本案中，是阮燕向张亚萍借款，而阮燕、阮军共同在借条上签字，阮军作为共同债务承担人，而非将债务转让给阮军，并未加重张央宗作为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故对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申诉人张央宗的部分申诉请求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4民终52号民事判决及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2017）云3401民初5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2017）云3401民初5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阮燕、阮军、元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共同偿还被申诉人张亚萍借款本息1206500.00元，并按年利率24%承担自2016年10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三、申诉人张央宗在其名下位于香格里拉市龙潭小区房产证号为中甸县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及土地证号为甸土国用（C-29）字第14号（地号：C-29-14）土地使用权价值范围内对975000.00元的借款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张央宗承担了上述款项的还款责任，有权向阮燕、阮军、元雷追偿。 四、驳回被申诉人张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660.00元，由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阮军、阮燕、元雷共同负担18000.00元、被申诉人张亚萍负担6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0元，由被申诉人张亚萍负担300.00元，阮军、阮燕、元雷负担360.00元。 审判长  唐晓冬 审判员  此 里 审判员  和 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余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