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3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晓勇，男，197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英、王智敏，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洪伟，男，197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英，浙江金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美美，女，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原审被告：张兆余，男，196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英、王智敏，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晓勇因与被上诉人廖洪伟、原审被告郑美美、张兆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9）浙1181民初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晓勇的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9)浙1181民初327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对上诉人不公正的判决。一、一审判决以廖洪伟与金晓勇之间未对案涉款项返还进行明确约定及浙江佳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豪公司）就案涉款项起诉的案件并不影响现在廖洪伟的起诉主张为由认为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民法总则第18条之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1、本案被上诉人廖洪伟至晚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且为一人出资的佳豪公司向郑美美、张兆余起诉之日(2014年11月13日)起就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应自此时起算，显然本案己过诉讼时效期间。2、被上诉人在本案2019年3月27日庭审中称“因金晓勇在与张志华案件中2012年8月30日的询问笔录中回答法官提问时作出否认受廖洪伟委托的回答，认为是受到金晓勇的影响，而起诉郑美美夫妇民间借贷”，从被上诉人的陈述可见，其于2012年8月30日就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3、被上诉人独资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佳豪公司诉郑美美、张兆余的民间借贷案与本案诉争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廖洪伟在两个案件中作出两种矛盾的款项性质陈述。款项性质属于事实，并不会因为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或其他因素发生变更。且郑美美夫妇在民间借贷案件一审的两次庭审中已将诉争款项的真实由来情况以及金晓勇与张志华等的案件处理及执行结果告知廖洪伟。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均已届满。被上诉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未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一方面确认“作为委托人的廖洪伟在知晓纠纷的情况下，并未出面介入解决，也未主动参与张志华、周燚因购买龙泉市华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资产产生纠纷起诉金晓勇的诉讼中来，金晓勇赔偿给张志华、周燚的50万元赔偿责任应当由委托人廖洪伟承担为宜”，另一方面又认为“上诉人金晓勇主张的与案外人张志华、周燚的诉讼案件中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与所委托的事务并无直接关联，故金晓勇在其与张志华、周燚的诉讼中的支出不应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应当偿还的费用”，属于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已认定金晓勇购买案外人张志华、周燚的华宇公司资产是受廖洪伟的无偿委托，且案外人与金晓勇发生多次诉讼，廖洪伟作为委托人是应当知晓且也承认知晓的，但廖洪伟一直持回避的态度，甚至在金晓勇多次主动上门找廖洪伟出面解决纠纷时，以失联等方式来回避参与诉讼。金晓勇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不得已作为被告，在两年多时间里参与5场官司，期间垫付了大量的费用。最终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金晓勇部份胜诉，退回来50万元(事实上金晓勇实际支出的费用已远超50万元)。参与诉讼行为是委托事务的延伸，当然具有关联性，上诉人垫付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应当由委托人承担。综上，廖洪伟及其公司在前案中作了虚假陈述，对郑美美夫妇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恶意诉讼，造成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应由被上诉人廖洪伟承担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郑美美、张兆余因案涉事宜承受了巨额的费用支出以及巨大的精神损害。 廖洪伟答辩称：一、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1、上诉人认为答辩人自2012年8月30日就知道权利受侵害，但本案上诉人在2014年法院终审判决并执行后才获得案涉50万元款项。故在2012年8月30日，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返还案涉款项的权利义务关系，何来诉讼时效起算之说。2、上诉人2014年获得案涉款项后，就负有对答辩人返还50万元的义务。如答辩人与上诉人对该债务定有清偿期，则从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但答辩人与上诉人并未对案涉款项的清偿进行明确约定，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案涉款项的返还存在约定，故诉讼时效未开始计算，一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为起诉之日正确。二、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差旅费用不应由答辩人承担。本案涉及的100万元款项，本就是答辩人所有，是答辩人委托上诉人购买华宇公司及公司名下资产所用，后因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50万元给张志华、周燚。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与委托事项并无直接关联，也非上诉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不可缺少的费用，属于自行支出的费用。 被告郑美美、张兆余述称，与金晓勇的意见一致。 廖洪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郑美美、张兆余、金晓勇共同返还原告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自2014年8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廖洪伟系佳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郑美美、张兆余系夫妻，被告金晓勇系郑美美、张兆余的外甥。案外人张志华、周燚为华宇公司的股东。2011年7月19日，廖洪伟委托金晓勇向张志华、周燚购买华宇公司及公司名下资产。2011年7月20日、7月21日，原告通过佳豪公司银行账户分两次共计转账汇入郑美美账户100万元，备注的交易用途为借款。2011年7月20日、7月21日，郑美美分两次共计转账给案外人张志华100万元。嗣后，张志华、周燚与金晓勇因《公司及资产转让协议书》发生纠纷，于2012年6月18日提起诉讼，该案经龙泉市人民法院审理于2012年11月22日作出（2012）丽龙商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书；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2013）浙丽商终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经龙泉市市人民法院重审并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3）丽龙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并于2014年8月21日作出（2014）浙丽商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终审认定“金晓勇怠于继续履行合同，且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最终判决张志华、周燚返还金晓勇100万元，金晓勇赔偿张志华、周燚50万元，两项相抵，由张志华、周燚返还金晓勇50万元。该案生效后，张志华、周燚已经返还金晓勇50万元。嗣后，金晓勇向浙江省高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之后，佳豪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就案涉100万元款项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郑美美、张兆余要求归还借款。该案经龙泉市人民法院审理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4）丽龙商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书；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浙11民终8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经龙泉市人民法院重审并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6）浙1181民初1866号民事判决书；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并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11民终1252民事判决书，终审认为佳豪公司和郑美美、张兆余之间借贷合意存疑，最终判决驳回佳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嗣后，佳豪公司向浙江省高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四个争议焦点：一、廖洪伟与郑美美、张兆余、金晓勇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廖洪伟起诉主张其与郑美美、张兆余、金晓勇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郑美美、张兆余抗辩予以否认，金晓勇对于委托关系予以自认。该院首先确认廖洪伟与金晓勇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廖洪伟曾口头委托金晓勇购买华宇公司及公司名下资产。至于郑美美和张兆余，虽然购买华宇公司资产的定金100万元即案涉100万元系通过郑美美账户转给案外人张志华的，且郑美美还曾收取了张志华10万元介绍费，但廖洪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郑美美、张兆余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最终与案外人张志华、周燚就购买华宇公司及公司名下资产事项签订合同的也系金晓勇，而非郑美美、张兆余。综上，廖洪伟与金晓勇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郑美美、张兆余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案涉100万元系用于购买华宇公司及公司名下资产的定金，郑美美亦按照指示将款项打入张志华账户，故廖洪伟向郑美美主张返还缺乏依据，张兆余亦无需基于此承担还款责任。二、金晓勇是否需要返还委托款项。廖洪伟与金晓勇就委托事项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也无证据反映其两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有偿，故该院确定廖洪伟与金晓勇之间系无偿委托关系。案涉100万元款项系购买华宇公司的履约款项，支付给案外人张志华、周燚后，张志华、周燚与金晓勇发生纠纷，经诉讼，最终判决张志华、周燚返还金晓勇100万元，金晓勇赔偿张志华、周燚50万元，两项相抵，由张志华、周燚返还金晓勇50万元。并且张志华、周燚已经支付了50万元返还款项。因最终廖洪伟委托给金晓勇的事项未能成功，金晓勇与张志华、周燚之间的协议也予以解除，故金晓勇应当返还张志华、周燚返还的50万元履约款。关于金晓勇赔偿给张志华、周燚的50万元是否需要返还廖洪伟，涉及到金晓勇在购买华宇公司资产过程中的根本性违约行为应由谁最终承担法律责任。廖洪伟作为委托人，案涉委托事项涉及标的达1000多万元，该院有理由相信廖洪伟知晓金晓勇与张志华、周燚之间的纠纷，并且在丽水中院于2016年7月28日对廖洪伟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也反映出廖洪伟是知道金晓勇与张志华、周燚之间因其委托事项在法院进行诉讼。作为委托人，廖洪伟在知晓纠纷的情况下，并未出面介入解决，也未主动参与到张志华、周燚因购买华宇公司资产产生纠纷起诉金晓勇案的诉讼中来，因此，金晓勇赔偿给张志华、周燚的50万元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委托人廖洪伟承担为宜。庭审中，金晓勇抗辩其与张志华、周燚的诉讼案件中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应由廖洪伟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但委托人偿还的费用一般应限于受托人为处理受托事务不可缺少的费用，金晓勇主张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与所委托的事务并无直接关联，故金晓勇在其与张志华、周燚的诉讼案件中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不宜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应当偿还的费用，该院对金晓勇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分析，金晓勇应当返还廖洪伟50万元。三、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重复起诉系诉的同一性，即当事人及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关系是相同的，且诉的利益也应当相同。虽然就案涉100万元款项，佳豪公司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郑美美、张兆余要求返还，该民间借贷案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不同的，当事人亦存在不同，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该院对郑美美、张兆余、金晓勇关于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张不予采纳。四、廖洪伟对金晓勇的主张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金晓勇主张廖洪伟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但该院认为廖洪伟与金晓勇之间并未对案涉款项的返还进行明确约定，佳豪公司就案涉款项起诉的案件并不影响现在廖洪伟的起诉主张，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为起诉之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金晓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廖洪伟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2月19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廖洪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廖洪伟负担5000元，由被告金晓勇负担88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应从廖洪伟知道其权益受侵害之日，即佳豪公司起诉郑美美、张兆余之日（2014年11月13日）起算。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自认其收到50万元执行款后即联系廖洪伟，要求在返还的50万元范围内对其支出的费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后被廖洪伟拒绝，应视为上诉人与廖洪伟对款项如何返还未达成一致意见，而非上诉人拒绝还款，侵害廖洪伟权益的情形。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上诉人的该主张不成立。关于返还金额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为办理受托事务支出的费用应由廖洪伟承担，且其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50万元。但上诉人仅提供了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及委托律师代理产生的律师费相关凭证、车票、住宿费凭证、打印费收款收据。上诉人与廖洪伟对办理委托事务所产生的费用未进行约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与案外人张志华、周燚签订《公司及资产转让协议书》，后因其怠于履行合同构成根本性违约，经法院判决赔偿案外人张志华、周燚50万元，上诉人对委托事项不成就及赔偿50万元的法律后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一审判决廖洪伟对金晓勇赔偿的50万元承担责任后，对金晓勇在其与案外人张志华、周燚的诉讼案件中支出的费用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且上诉人主张抵扣的律师代理费较高，其委托律师进行风险代理等亦未经委托人廖洪伟的同意，不宜认定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上诉人提交的车票、住宿费、打印费凭证，亦无法证明该费用与本案的委托事项具有关联性，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金晓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金晓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晓红 审 判 员 项伟杰 审 判 员 李伟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代书记员 张红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