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8）晋行终4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197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孔某，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曹某，山西臻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某因诉迎泽区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行初56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并刑初字第1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并东一号楼即将拆迁，被告人魏某明知1995年5月26日其以太原市聚豪实业公司名义与山西省劳动实业公司签订的购置并东一号楼的房产协议中已经有11套房产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南郊装潢厂卖给了中国银行，时至2011年政府拆迁时，其私刻劳动公司虚假印鉴，盖在劳动公司与聚豪公司购房协议复印件上、并冒充他人签名，以此为手段欺骗拆迁办，以房屋权利人身份办理了九套房子及部分地下室的拆迁手续”。其中第5起事实为“2011年9月18日，被告人魏某用上述手段，与其弟媳赵某签订了2单元3号房子的购房协议，办理了回迁手续，并领取了16845元差额款”。最后判决魏囯臣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本案，原告与太原市迎泽区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领导组签订《太原市迎泽区东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涉及被征收房屋为并东南二巷1号院1号楼2单元3号房屋，就是上述刑事判决认定魏某诈骗并东一号楼九套房屋中的一套，即第5起诈骗事实中的房屋。据此，原告赵某与太原市迎泽区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领导组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基于魏某诈骗行为而来，不属于其合法财产，原告诉求被告履行该补偿安置协议已无事实依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驳回其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某的起诉。   赵某上诉称，一、魏某案刑事判决的主文，并未判处本次行政诉讼所涉房产是赃物，也未判处责令追缴或退赔。故，一审行政栽定依据魏某案刑事判决，认定赵某的房屋是“基于魏某诈骗行为而来，不属于其合法财产”，既与刑事判决主文不符，也超越了刑事判决主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主文是人民法院对案件实体、程序问题作出的明确、具体、完整的处理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一）罚金、没收财产；（二）责令退赔；（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第六条，“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经查，魏某案刑事判决的主文，既未判处本案房产是赃物，也未判处追缴或责令退赔，更没有明确追缴或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故，一审行政裁定认定赵某的房产“不属于其合法财产”，于法无据。二、赵某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一审裁定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赵某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赵某作为产权人与政府签署《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取得《房屋安置证》，向政府缴纳费用。政府负有对赵某进行安置的法定职责，应当按照安置协议的约定向赵某交付安置房屋。故，赵某与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三、本案二审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1、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本案赵某在上诉中提出新的理由，本案二审有必要开庭审理。2、本案一审中，政府书面申请追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太原市解困住宅合作社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二审开庭，有利于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解决争议。3、百姓安居，社会方能和谐。回迁房涉及赵某重大权益希望二审法院公正审慎审理。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开庭审理，纠正一审错误裁定，支持赵某的上诉请求。   迎泽区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赵某与太原市迎泽区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领导组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是基于魏某刑事诈骗行为而来，不属于合法财产，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履行该补偿安置协议已无事实依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并刑初字第1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并东一号楼即将拆迁，被告人魏某明知1995年5月26日其以太原市聚豪实业公司名义与山西省劳动实业公司签订的购置并东一号楼的房产协议中已经有11套房产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南效装潢厂卖给了中国银行，时至2011年政府拆迁时，其私刻劳动公司的虚假印鉴，盖在劳动公司与聚豪公司购房协议复印件上，并冒充他人签名，以此为手段欺骗拆迁办，以房屋权利人身份输了九套房屋及部分地下的室的拆迁手续”，其中第5起事实为“2011年9月18日，被告魏某用上述手段，与其弟媳（本案上诉人）赵某签订了2单元3号房屋的购房协议，办理了回迁手续，并领取了16845元差额款”。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迎泽区政府签订的《太原市迎泽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涉及被征收房屋为并东南二巷1号缕2单元3号房屋，就是上述刑事判决认定魏某诈骗并东一号九套房屋中的一套，即第5起诈骗事实中的房屋。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依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9月16日，赵某与太原市迎泽区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领导组签订《太原市迎泽区东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6月26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并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2011年并东一号楼即将拆迁，被告人魏某明知1995年5月26日其以太原市聚豪实业公司名义与山西省劳动实业公司签订的购置并东一号楼的房产协议中已经有11套房产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南效装潢厂卖给了中国银行，时至2011年政府拆迁时，其私刻劳动公司的虚假印鉴，盖在劳动公司与聚豪公司购房协议复印件上，并冒充他人签名，以此为手段欺骗拆迁办，以房屋权利人身份办理了九套房屋及部分地下室的拆迁手续”，其中第5起事实为“2011年9月18日，被告魏某用上述手段，与其弟媳（本案上诉人）赵某签订了2单元3号房屋的购房协议，办理了回迁手续，并领取了16845元差额款”。依据上述事实，判决被告人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冻结的房产由冻结机关依法处置。本案上诉人赵某与被上诉人迎泽区政府签订的《太原市迎泽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涉及被征收房屋为并东南二巷1号楼2单元3号房屋，即为上述刑事判决认定魏某诈骗并东一号九套房屋中的一套，即第5起诈骗事实中的房屋。2014年3月13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晋刑终字第199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并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赵某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迎泽区人民政府按照协议履行向其交付房屋的职责，该诉讼请求所涉协议为上诉人赵某与太原市迎泽区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领导组签订的《太原市迎泽区东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已生效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晋刑终字第199号刑事裁定书，本案涉诉的《太原市迎泽区东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中涉及被征收房屋为并东南二巷1号院1号楼2单元3号房屋，系本案案外人（199号刑事裁定书中被告人）魏某通过诈骗的手段为上诉人赵某获取。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并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已判决上述已冻结房产由冻结机关依法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上诉人赵某在没有向有权机关申请认定《太原市迎泽区东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不能直接依据此协议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迎泽区人民政府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交付房屋的职责。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振华   审判员 李克恭   审判员 李 强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吴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