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曾用名马刚），男，1992年1月15日生，回族，云南大理市人，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岚，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女，1973年9月22日生，汉族，黑龙江省密山市人，住黑龙江省密山市，现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年丰，云南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肖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继承法》规定，认定本案争议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需查清几个关键事实：一是马伟东本人是否委托过他人为其代书《遗赠扶养协议》；二是《遗赠扶养协议》的全部内容是否是马伟东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第一个问题，一审已经查明，委托代书及见证的人为肖某，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受遗赠人，马伟东本人并未委托苟艺文律师为其代书该遗嘱。关于第二个问题，上诉人提交的医院病历资料可以明确看出，马伟东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无法自由表达意思。从被上诉人提交的《遗赠扶养协议》制作过程的视频中可以看出，马伟东已经连呼吸都很困难，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真实的情况是《遗赠扶养协议》并非马伟东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代书也未得到被继承人马伟东的委托，而是受遗赠人为了获得利益，单方委托律师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内容制作而成，不具有合法性。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遗赠扶养协议》是《继承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的遗嘱形式，其目的仍是为了处理身后财产。由于其具有双务性，因此才成为“协议”，但并不能因此适用《合同法》来认定其法律效力，而应当适用《继承法》。《继承法》虽未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必须有见证人和代某，但本案的《遗赠扶养协议》在订立过程中，既然委托了见证人和代某，并且见证人和代某也在争议的《遗赠扶养协议》上签字，则代书和见证的效力就要受到《继承法》的约束。3、肖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仅针对请求权，但请求权并不仅限于债权请求权，也适用于依据《继承法》而获得的继承请求权。《继承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两年”，证明了继承权纠纷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肖某在一审中提出的两项诉讼请求并非都属于确认之诉，其第一项诉请“判令被告父亲生前与原告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为合法有效合同”确属确认之诉，但其第二项诉请“判令该遗赠扶养协议中遗赠人遗赠给原告的房屋归原告享有获得”系请求继承被继承人房产的所有权，该请求系继承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肖某辩称，上诉人上诉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肖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父亲生前与原告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为合法有效合同；2、判令该遗赠扶养协议中遗赠人遗赠给原告的房产（房屋使用权证号：字第××号）归原告享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原告肖某与马伟东开始同居生活,××××年底居住在大理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4年马伟东因患××陆续接受治疗，并于2016年4月10日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5月10日马伟东出院。2016年5月21日，马伟东再次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于2016年5月31日去世。2016年4月10日到2016年5月31日病重期间，原告肖某照看马伟东并支付了医疗费用，并持有马伟东住院期间住院病历及费用结算单据、死亡报告单。2016年10月24日，马伟东前妻李信珊以房屋所有权证遗失为由，向大理市房地产管理处递交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登报申请书，房管部门意见为“同意登报”。2019年6月28日，原告肖某提起本次诉讼。马伟东与李伩珊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并于1992年1月15日生育被告李某。1992年6月5日，马伟东向其所在单位大理市建筑材料供销公司申请购买位于大理市苍山东路22号一层的建筑面积为60.16平米的房屋。1993年3月15日，大理市房地产管理处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载明马伟东、李信珊共同共有的大理市苍山东路22号3间房屋面积为60.16平方米。1995年5月8日，马伟东与李伩珊提出离婚申请，约定子女由男方扶养，双方财产各归各方。××××年××月××日，马伟东与李伩珊签订的《补充协议》载明：“1、结婚时所购置的财产，各人所购置的归各方所有。2、婚后男方在本单位购买公房一套，此房作为小孩的抚养费，归男方所有。3、在男方抚养期间，女方可以探望或接小孩和母亲团聚几天，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反对。”同日，马伟东与李伩珊办理离婚登记手续。1998年4月28日，大理市人民政府核发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坐落于兴盛路58号2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马伟东，共有人处为空白，所有权性质为私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肖某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马伟东是否有权处分该套房屋？三、《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四、原告肖某是否应视为放弃受遗赠的权利？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为请求权，且主要限于债权请求权，原告肖某的两项诉讼请求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对被告李某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马伟东与李伩珊离婚时签订的《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涉案房屋由马伟东个人所有，马伟东与李伩珊离婚后，大理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4月28日核发的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坐落于兴盛路58号2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马伟东，共有人处为空白，所有权性质为私有，对李信珊以其曾系该房产共有人的身份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登报申请的行为不予评判，该申请不具备否定马伟东系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涉及房产的所有权人的效力，被告主张马伟东并未对被告尽到抚养义务、马伟东与李伩珊在离婚时未对房产进行过析产分割的意见不能成立。马伟东系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涉及房产所有权人，其有权处分涉案房产。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原告肖某与马伟东同居多年，在马伟东患病时均由原告肖某进行照料，马伟东与原告肖某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符合常理；2016年4月11日，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大理分所律师苟艺文与实习律师周秀作为见证人，苟艺文代书的《遗赠扶养协议》载明：“…在马伟东去世后，位于兴盛路58号2室的房屋由肖某所有，肖某保证在马伟东有生之年，对其悉心照顾，负责其饮食起居、生活用度，让其病有所医，并且马伟东去世后一切事宜，也由肖某料理…”。原告肖某与马伟东作为扶养人和遗赠人均在该《遗赠扶养协议》上签字确认，苟艺文与周秀作为见证人亦在该《遗赠扶养协议》上签字确认，并对代书《遗赠扶养协议》和马伟东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过程录像保存，该协议订立形式合法；再从视频资料来看，订立《遗赠扶养协议》时，马伟东虽然身体虚弱，但仍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理解并签署协议，且原告提交的代书《遗赠扶养协议》时的视频资料、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出具并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能够相互佐证，证实原告与马伟东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双方均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被告抗辩马伟东形成涉案遗赠扶养协议时意识是否清楚、能否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和代某存在利害关系,见证人不明确等意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马伟东行为能力存在缺陷及其他主张,故不予采信；同时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并非代书遗嘱，并不强制要求有见证人、代某,见证人瑕疵不能作为影响协议合法生效的理由,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但此处的遗赠，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自然人在生前订立遗嘱，将其个人的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或者国家、集体，而于其死亡才发生法律效力的无偿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指遗赠扶养协议中的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与扶养人为明确相互间遗赠和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所签订的协议，系有偿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无偿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此外，《遗赠扶养协议》由原告肖某和马伟东签订，原告肖某签字时即有明确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且在马伟东死亡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原告肖某占用、使用，房屋所有权证也由原告肖某持有，原告肖某的上述行为亦足以表明其有明确接受该遗赠的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扶养人在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后，即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提交的下关清真寺开具的证明形式要件不合法，不予采信；但原告肖某提交的其持有的住院病历及费用结算单据、坟地使用证、收据能相互印证其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对马伟东生养死葬的义务，原告肖某应该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综上，原告肖某与马伟东双方订立《遗赠扶养协议》时该协议已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亦提供了马伟东住院期间医疗费用支出的票据及在协议形成一个多月马伟东去世后处理其丧葬事宜的坟地使用证、收据,本案原告肖某已经实际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中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即原告与马伟东所订立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故对原告肖某作为受遗赠人提出表示接受马伟东遗赠的要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肖某与被告李某父亲马伟东于2016年4月11日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二、大理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坐落于兴盛路58号、房号为2号的房屋归原告肖某所有。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李某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马伟东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关于肖某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中，肖某向法院提出两项诉请：1、判令被告父亲生前与原告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为合法有效合同；2、判令该遗赠扶养协议中遗赠人遗赠给原告的房产（房屋使用权证号：字第××号）归原告享有获得。对第一项诉请，李某亦认为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予以确认。对第二项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故在马伟东死亡且肖某履行《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马伟东生前照顾其饮食起居及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义务的情况下，肖某依照《遗赠扶养协议》应依法取得争议房屋的所有权。本案肖某的第二项诉请实质为针对其合法享有的不动产物权进行的司法确认，系典型的确认之诉，亦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首先，对于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对马伟东的签字系其本人签署均无异议，故真实性可以确认。至于协议是否系马伟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协议的订立过程中，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苟艺文及实习律师周秀曾应肖某及马伟东的要求，到场代为拟定协议并作为见证人，周秀还曾同步进行录音录像，上述事实足以证实《遗赠扶养协议》系马伟东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李某仅凭录像中马伟东精神状态差为理由主张《遗赠扶养协议》并非出于马伟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李某主张的《遗赠扶养协议的》存在的代书和见证方面的瑕疵，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遗赠扶养协议并无特殊的形式要件的规定，李某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遗赠扶养协议》载明的内容第二项涉及案外人马伟志的权利义务，马伟志未参与到本案中，本院对涉及马伟志的协议内容不宜评判。鉴于《遗赠扶养协议》系完整的一份协议，肖某在一审中关于“判令被告父亲生前与原告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为合法有效合同”的诉讼请求，因涉及到案外人的权利，在本案中不宜支持。一审予以支持不当，二审予以纠正。肖某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在于确认涉案房产的权属，根据在案《遗赠扶养协议》载明的内容，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不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原告肖某与被告李某父亲马伟东于2016年4月11日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二、维持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大理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字第46664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坐落于兴盛路58号、房号为2号的房屋归原告肖某所有。”三、驳回肖某的原审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明纳审判员  左丽梅审判员  谷荣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卞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