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0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镜名，男，1973年4月27日出生，瑶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杰君，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莉，女，1968年6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邪，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森基，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发,广东未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广东未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金铮，女，1977年4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商业大道241-1号。法定代表人：林克成。上诉人向镜名、周文莉因与被上诉人罗森基、原审被告金铮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锝林公司）信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镜名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罗森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罗森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向镜名违反合同约定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1.一审法院以向镜名受让方式获得股权为理由判决违约事实认识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向镜名与罗森基于2014年1月9日签署了《澳锝林公司信托持股合同》，其中约定罗森基出资30万元投资澳锝林公司，获得3%股权。2016年9月5日，向镜名与澳锝林公司和其股东林克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林克成持有的3%股权。对于上述事实，向镜名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认定《信托持股合同》约定向镜名代罗森基向标的公司投资获得股权，并代为持有和管理股权，但向镜名却通过受让标的公司股东的股权而不是直接增资于标的公司，因此违反了《信托持股合同》的约定，判决解除《信托持股合同》，由向镜名向罗森基返还投资款，向镜名认为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存在重大错误。首先，在商业实践中“投资”一词既包括向标的公司增资，也包括向标的公司股权受让股权；其次，在《信托持股合同》部分也明确约定“通过股权受让方式取得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也就是一审法院认定向镜名违反合同的事实不成立。2.一审法院关于2016年向镜名与林克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信托持股合同》无法履行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2016年9月，向镜名与林克成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3%股权转让给林克成。对于这一事实，向镜名没有异议，但是这并不是正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而是投资实践中常见的“对赌回购协议”，即在标的公司业绩没有实现约定时，标的公司创始人以约定价格回购股权以保障投资人的利益。故在本案中，向镜名仅是罗森基的股权代持人，虽然登记在向镜名名下，但为了维护罗森基的利益，不仅没有违反《信托持股合同》的约定，反而是忠实履行合同的证据。其次，由于林克成没有实际履行“股权回购协议”，基于《信托持股合同》中“代为持有和管理”的约定，导致向镜名名下的股权仍然实质上属于罗森基，在法律关系上仍然构成罗森基与林克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后，上述股权转让款变为林克成与向镜名之间的个人债权关系”是错误的，同时认定《信托持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也存在重大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向镜名的上诉请求。周文莉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罗森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罗森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信托持股合同》实质上是代持股合同(即委托持股合同)，罗森基与向镜名、周文莉之间事实上存在股权代持、股权代持担保关系，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信托合同纠纷”对《信托持股合同》定性有误，适用《信托法》也错误。综合《信托持股合同》及其附件《代持股协议》(周文莉提交的一审证据9)来看，罗森基、向镜名、周文莉系采取委托向镜名代持股份的方式共同跟随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投资于澳锝林公司，期望澳锝林公司上市后通过转让代持股份退出以获得高额回报，《信托持股合同》实质上是代持股合同(即委托持股合同)。罗森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声称《信托持股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同时表示如法院认定《信托持股合同》有效，则要求解除该合同，其既主张“《信托持股合同》无效”，又主张“如法院认定《信托持股合同》有效，则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这明显属于诉请不明、前后矛盾，也可见罗森基自己对《信托持股合同》的定性和效力是拿捏不准的，对《信托法》的理解也是牵强附会。事实上，按照罗森基的理解，其与向镜名、周文莉签订《信托持股合同》的真实目的，仅是为了通过找向镜名代其持有股权、投资澳锝林公司并取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享受股权收益。在此基础上，罗森基与向镜名、周文莉之间事实上存在股权代持、股权代持担保关系，即罗森基与向镜名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周文莉仅是为罗森基与向镜名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作担保。一审法院未查实和考虑各方签订协议的发生背景、合同目的，即轻率认定“本案系信托合同纠纷”系对《信托持股合同》定性有误，据此适用《信托法》也错误。一审法院之所以对本案法律关系定性有误，实质上系未正确区分“信托”与“委托”的概念。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委托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1.成立的条件不同：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委托人没有合法所有的、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信托关系就无从确立。委托代理关系则不一定以存在财产为前提，没有确定的财产，委托代理关系也可以成立。2.财产的性质不同：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是独立的，与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的自有财产相区别，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债权人均不得对信托财产主张权利。但委托代理关系中，即使委托代理的事项是让代理人进行财产管理或者处分，该财产仍属于委托人的自有财产，委托人的债权人仍可以对该财产主张权利。3.采取行动的名义不同：信托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代理人只能以委托人的名义采取行动。4.委托人的权限不同：委托代理关系中，受托人以委托人的授权为限，并且委托人可以随时向受托人发出指示，甚至改变主意，受托人应当服从，同时在委托法律关系下，由于受托人系以委托人名义实施相关法律行为且效力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在受托人超出代理权限范围的行为需委托人追认方为有效。而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通常只能要求受托人按照信托文件实施信托，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委托人通常不得干预，受托人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关法律行为，不需要委托人的追认即告生效。5.终止或解除的条件不同：委托代理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可以随时终止或解除委托代理。而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行为一经成立，原则上信托合同不能解除，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终止信托关系，除非依法律规定或者依合同约定，一方或双方可通过解除合同的关系而从信托关系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在本案中，根据《信托持股合同》鉴于部分及第二条“委托事项”、第三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第四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第十二条“合同附件”以及附件《代持股协议》的有关约定，罗森基委托向镜名代其持有、管理并行使澳锝林公司0.13％的股权(以下简称案涉股权)，向镜名须依其持有的股权按照罗森基不时的口头／书面指示或罗森基的利益行使信托股权，在收到案涉股权的股利、作为股东应享有的其他财产权益、转让或出售案涉股权收益后向镜名应当立即交给罗森基，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罗森基都是澳锝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依公司章程规定对澳锝林公司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以上约定皆可体现出：罗森基与向镜名之间实质上成立股权代持关系(即委托持股关系)。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等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合同定性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即使不考虑《信托持股合同》的法律性质，一审判决认定“向镜名取得股权的方式不符合其与罗森基的约定，故其构成违约”这一事实明显有误，本案中向镜名在代罗森基投资取得及代持案涉股权过程中根本不存在违约的情形。1.《信托持股合同》及其附件《代持股协议》均明确约定了向镜名取得案涉股权的方式系通过股权受让方式，罗森基对此是明知且予以确认的，一审法院认定“向镜名取得股权的方式不符合其与罗森基的约定，故其构成违约”与事实严重不符，依法应予纠正。在股权投资实践当中，取得公司股权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股权转让，另一种是增资扩股，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取得澳锝林公司股权的方式实际上是前者。《信托持股合同》鉴于部分第二点明确约定：“甲乙丙三方(罗森基作为甲方、向镜名作为乙方、周文莉作为丙方)确认，甲方出资人民币30万元投资澳锝林公司，拥有澳锝林公司注册资本0.13％，乙方以股权受让方式所持澳锝林公司0.13％股权系代甲方持有”；第六点约定：“丙方担保甲方的投资款全部用于以股权受让方式投资澳锝林公司，取得澳锝林公司的股权”。《信托持股合同》的附件《代持股协议》鉴于部分明确约定：“甲方(周文莉)、乙方(向镜名)共同投资690万元到澳锝林公司，占澳锝林公司注册资本的3％，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代表双方持有上述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乙方持有的上述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由乙方与澳锝林公司控股股东林克成于2013年12月25日在广州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获得”。由此，《信托持股合同》及其附件均明确约定了向镜名取得案涉股权的方式系通过股权受让方式，一审法院认定“向镜名取得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是向镜名通过澳锝林公司股东林克成支付690万元元后受让取得，并非通过向澳锝林公司投资690万元取得，向镜名取得股权的方式不符合其与罗森基的约定，故其构成违约”与事实严重不符，依法应予纠正。2.本案中罗森基系希望借助达晨创投向澳锝林公司投资之机进行跟投，并期望在澳锝林公司上市后获取高额投资回报，不管其或其委托的代持人以何种方式取得澳锝林公司的股权，在向镜名依约代为投资取得包括案涉股权在内的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并使罗森基实际上成为澳锝林公司的股东后，罗森基通过委托向镜名投资取得及代持案涉股权以投资于澳锝林公司的股权投资目的已达到，从《信托持股合同》的订立目的分析，向镜名在代罗森基投资取得及代持案涉股权过程中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在分析本案事实和各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前，应当先明晰股权投资指的是通过投资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也即企业(或者个人)购买其他企业(准备上市、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或以货币资金、无形资产和其他实物资产直接投资于其他单位，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分得利润或股利获取，也可以通过企业上市后转让股权取得相对高额的投资回报等其他方式获得，股权投资通常具有投资大、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以及能为企业带来较大的利益等特点。回归本案，一审法院已查明“向镜名通过股权受让方式取得了包括案涉股权在内的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暂且不论向镜名是否依据《信托持股合同》的约定获得股权，周文莉提交的证据9(林克成与向镜名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10(澳锝林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11(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据12(澳锝林公司的企业基础信用报告)均可证明：向镜名已依约代罗森基、周文莉等取得并持有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结合“罗森基系借助达晨创投向澳锝林公司投资之机进行跟投，并期望在澳锝林公司上市后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的事实来分析其签订《信托持股合同》的目的，也不难得出“罗森基通过找人代持以投资澳锝林公司的投资目的已达成”的结论，因此本案中向镜名在代罗森基投资取得及代持案涉股权过程中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可能由于一审法院对私募资金投资行业的基本运作和股权投资的运作方式相对不够熟悉，因此才作出“向镜名取得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是向镜名通过澳锝林公司股东林克成支付690万元元后受让取得，并非通过向澳锝林公司投资690万元取得，向镜名取得股权的方式不符合其与罗森基的约定，故其构成违约”这一错误认定。综上，本案中向镜名在代罗森基代为投资取得及代持案涉股权过程中根本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基于对投资行业运作的错误理解，又忽略了各方之间已约定通过股权受让方式投资于澳锝林公司这一重要基本事实，作出“向镜名取得股权的方式不符合其与罗森基的约定，故其构成违约”这一错误认定在所难免，依法应予纠正。（三）可能系因对股权投资行业的相关运作不了解，一审法院未能正确查明和认定本案重要事实，因此错误认定“因向镜名与林克成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澳锝林公司破产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款变为林克成个人对向镜名的债务，《信托持股合同》实际已无法再继续履行，罗森基要求解除合同及返还投资款30万元和计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难免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因向镜名与林克成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澳锝林公司破产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款变为林克成个人对向镜名的债务，《信托持股合同》实际已无法再继续履行”，可能系对股权投资行业的相关运作不了解，查明和认定事实有误。在股权投资行业的实践当中，众所周知，当被投资企业最终无法实现上市目标、投资失败时，众多债权人都会向被投资企业进行追索，被投资企业将会因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清算的命运，届时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都将难以保障，基于此，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投资利益，在投资于被投资企业之前，股权投资者都会在投资协议中设置对赌条款，要求投资失败时被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股东回购此前投资取得的被投资企业股权，或对股权投资者进行现金补偿，这已在股权投资行业形成惯例，也是保障股权投资者的最有利的手段和措施。本案中，在澳锝林公司已难以继续经营、濒临破产之时，澳锝林公司的股权实际上已没有什么价值，投资者股权投资权益受到极大威胁，在此情形下，经周文莉的积极努力并促成，向镜名与林克成于2016年9月5日签订由林克成回购澳锝林公司3％股权的协议，通过此举，向镜名代罗森基等持有的澳锝林公司的股权实际上转化为向镜名代罗森基持有的对林克成的债权，这实际上是减少或降低澳锝林项目投资损失或风险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也更有利于保护包括罗森基在内的投资人的利益，为包括罗森基、向镜名、周文莉等投资人退出该投资项目并向澳锝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林克成个人追偿投资款和利息提供了渠道和保障，对投资减损、止损有着重要意义。本案中，因澳锝林公司上市不能成就，已进入破产程序，案涉股权已被回购，代持股权变为代持债权，《信托持股合同》的效力应当系基于“信托目的不能实现”而归于终止，一审法院可能系对股权投资行业的相关运作不了解，未正确了解股东回购投资股权的意义与作用，判决认定“因向镜名与林克成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澳锝林公司破产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款变为林克成个人对向镜名的债务，《信托持股合同》实际已无法再继续履行”，查明和认定事实有误。2.一审判决认定“罗森基要求解除合同及返还投资款30万元和计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查明和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误。如前，案涉《信托持股合同》实为代持股合同(即委托持股合同)，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而非《信托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对案涉合同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也因此而存在错误。根据《信托持股合同》约定，周文莉就向镜名按月取得、代罗森基持有、管理和形式信托股权为向镜名向罗森基提供担保，并未向镜名管理信托股权提供必要协助，而事实上向镜名已依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周文莉亦已依约履行了全部担保和必要协助义务，对此一审中周文莉已充分举证证明以上事实（见周文莉一审提交证据10-22），但一审判决未予正确查明和认定。《信托持股合同》实际上是在《代持股协议》基础上达成的，《代持股协议》是《信托持股合同》附件，《信托持股合同》明确约定周文莉与向镜名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罗森基清楚知道“向镜名和周文莉对投资结果不进行担保，不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项目投资风险由各投资人各自承担”。罗森基作为投资多家公司的股东并在／曾在多家公司担任高管，对于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则、风险等应当十分清楚，应当清楚知道投资于澳锝林公司存在风险，不一定必然成功，有可能失败。一审判决对前述事实也未予正确查明和认定。此外，即使在《信托持股合同》基于“澳锝林公司上市不能成就，已进入破产程序，案涉股权已被回购，代持股权变为代持债权，信托目的不能实现”等客观事实而终止的情况下，根据《信托持股合同》第七条第二款“信托终止后，信托股权归属于甲方(罗森基)，乙方(向镜名)应尽快无偿将信托股权或变现信托股权全部所得交付甲方(罗森基)”之规定，向镜名也只需尽快无偿将信托股权或变现信托股权全部所得交付罗森基。本案中，因澳锝林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信托股权已无任何实际价值，不能或难以变现，在通过股权回购代持股权转化为代持债权后，代持债权短期内难以实现回收，故且不管案涉合同定性为何、向镜名和周文莉是否存在违约，向镜名和周文莉的行为与罗森基的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罗森基要求向镜名和周文莉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罗森基要求解除合同及返还投资款30万元和计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有误。综上，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和认定本案重要事实，判决错误在所难免。（四）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依法通知澳锝林公司破产管理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由此造成一审判决查明及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罗森基、向镜名和周文莉拟共同投资于澳锝林公司，期望澳锝林公司上市后通过退出获取高额投资回报，三方为此而签订《信托持股合同》(实际为委托持股合同)，因澳锝林公司经营不善导致项目投资失败，由此引发本案诉讼，澳锝林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本案诉讼，对协助查明本案基本事实有着重要影响。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亦表示，由于澳锝林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本案将在联系到澳锝林公司破产管理人后进行第二次开庭。但直到2019年7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并于2019年7月19日向周文莉送达一审判决，周文莉未收到一审法院任何关于组织第二次开庭的通知或澳锝林公司就本案事实提交的任何书面文件。周文莉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依法通知澳锝林公司破产管理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由此造成一审判决查明和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周文莉特依法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裁判。罗森基辩称，向镜名、周文莉认为一审对《信托持股合同》的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应当是委托持股合同纠纷，非信托合同纠纷，并列举了区分5点。罗森基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原因：《信托持股合同》，合同名称：信托合同；内容：约定了信托法律关系约定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约定了信托的资财；约定了受托人的管理或者处分权限和范围；约定了受托人的报酬等事项；约定了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虽然股权信托与股权代持都是委托人将股权委托给名义持有人持有，但股权代持相对于股权信托的概念外延要宽泛许多，如股权信托关注的是股权的收益，而股权代持则更多关注股权持有方式的隐蔽；股权信托注重信托人的具体管理运作，而股权代持多注重股权的归属；本案中的《信托持股合同》约定内容更多的是具体管理运作，关注的明显为就是股权的收益。因此，《信托持股合同》符合信托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认定双方为信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而并非向镜名、周文莉主张的股权代持关系。特别说明：罗森基不确认向镜名、周文莉提交的《代持股权合同》（编号：No.215、No.215-1）的证据三性。原因：1.无法确认该合同与《信托持股合同》之间有必然的关联。2.不确认该合同就为本合同的附件，不确认该真实性；3.《代持股权合同》（编号：No.215、No.215-1）签署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22日，均在《信托持股合同》（签署时间：2014年1月9日）之后，罗森基根本不可能提前知悉该两份合同内容，向镜名、周文莉的主张罗森基知悉一事完全不符合逻辑；4.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均在合同页之间留下“骑缝签名”。但向镜名、周文莉提供的两件合同（编号：No.215、No.215-1）均无“骑缝签名”，可得出结论该两份合同并不是合同附件。在一审确实表达到关于合同性质的观点。合同的合法性属于法院本职就应该审理的内容，不由向镜名、周文莉主观认为、觉得就可左右。这个过程等同于客观事实认定。罗森基一审认为合同无效，理由是属于营业信托纠纷，违反了行政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向镜名、周文莉不能作为营业信托的受托主体。若法院认定有效，罗森基也认为向镜名、周文莉违反合同约定。向镜名、周文莉的上诉理由二，罗森基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原因：罗森基再次明确了不确认向镜名、周文莉提交的《代持股权合同》（编号：No.215、No.215-1）的证据三性。向镜名、周文莉提起的附件，罗森基至始未曾确认，也不认可相关条款。向镜名、周文莉未举证证实已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向镜名、周文莉向镜名、周文莉未履行持股0.13%的义务；向镜名、周文莉向镜名主张与林克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间：2015-12-25）、银行转账记录（时间：2014年1月16日至17日）、《股权转让协议》（时间：2016年9月5日）;向镜名、周文莉当庭承认明确自己也有投资澳锝林公司;①无法证明该行为均得到了罗森基的追认或授意；②无法证明该行为与罗森基委托范围之间存在关联；③无法证明该行为与罗森基的受托事项存在唯一对应关系；④无法排除向镜名、周文莉、金铮、林克成之间存在串通，借履约之名损害、侵占罗森基的合法财产；⑤无法排除向镜名、金铮、周文莉与林克成之间存在其它的法律关系，而引起的资金转移;以上合理怀疑，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受托主体有法定要求的原因。就是为了规避弄虚作假，毫无职业操守。向镜名、周文莉未尽到忠实勤勉的受托义务。向镜名、周文莉无证据证实履行《信托持股合同》的约定的合同义务，无法证实尽到如下条款约定的义务：①第二条委托事项，第1项（内容：依其持有的信托股并按照甲方不时的口头、书面指示或甲方利益行使信托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以及……）；②第二条委托事项，第2项（内容：乙方应当在收到下述收益情况后立即将其交给甲方……）③第三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1项，第1款（内容：甲方有权了解信托股权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乙方做出相关说明;）④第五条乙方的陈述与保证，第2、3项（内容：除非在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信托事宜委托他人。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条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二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结论：一审期间向镜名未经罗森基同意，将信托义务转移到周文莉，且把履行合同义务均归责于周文莉，并明确其无责任。事实上，向镜名实际行为已严重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法律规定。罗森基依法享有要求向镜名、周文莉、金铮予以返还财物或者予以赔偿的权利。向镜名、周文莉的上诉理由三，归纳观点：一审法院不了解股权投资行业的相关运作，认定实际已无法再继续履行。罗森基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原因：向镜名、周文莉一向强调“惯则”“投资规则”“最有利的手段和措施”“难以继续经营、濒临破产之时”“信托股权已无任何实际价值”等诸多类似的词语归纳。罗森基认为编造这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语词，其本质就是误导法院。这“惯则”“投资规则”“最有利的手段和措施”都是向镜名、周文莉一厢情愿，自圆其说的套话和空话。不断强调个人认为规则，并意图把这些个人认为当成法律，其本质就是在逃避应有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思路根本没有错：不管向镜名是事前、还是事后取得股权。其本质，都是向镜名、周文莉单方变更合同的履约方式，履约条件，已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且澳锝林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故合同已无法履行。故一审法院判决思路清晰，准确，不确在认定错误。向镜名、周文莉的上诉理由四，罗森基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原因：首先，请向镜名、周文莉明确一审法院违反了那一条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何违法？澳得林公司不是《信托持股合同》的合同相对人，里面也不涉及澳得林公司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澳得林公司，只为更好查清本案事实，并无不当。经过开庭审理，已查明本案事实。事实上，已无需澳得林公司参与本案。作为合同的履约方，向镜名、周文莉有责任举证自己履行的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不是妄图把举证责任推卸给澳得林公司。因此，向镜名、周文莉的第四条理由也不能成立。向镜名述称，同意周文莉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周文莉述称，同意向镜名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金铮未到庭陈述意见。澳锝林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罗森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罗森基与向镜名、周文莉、金铮2014年1月9日签订的《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信托持股合同》无效；2.判令向镜名、周文莉、金铮向罗森基退还30万元；3.判令向镜名、周文莉、金铮支付资金占用费（从2014年1月9日起至退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向镜名、周文莉、金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5日，向镜名（乙方、受让人）与案外人林克成（甲方、转让方）、澳锝林公司（丙方）签订《关于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丙方之实际控制人，依法持有丙方31.1763%的股权；甲方愿意将持有丙方3%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所转让的股权；本协议各方确认并同意，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3%的股权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690万元；乙方在收到上述3.2.1款所述文件后七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的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户名林克成，银行账号：621……225；甲方应于乙方实际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备齐目标股权转让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所需全部文件，并在乙方实际付款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目标股权转让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约定，本协议完成后，乙方与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在澳锝林公司享受同股同权待遇，其对赌、回购、反稀释等条款同样受澳锝林公司与达晨系列基金签署的增资和转让协议保护等。同日，澳锝林通过股东会决议，其中同意股东林克成把持有澳锝林公司的24.5378万元股份（总股本的3%）转让给新股东向镜名。2013年12月31日，向镜名核准变更登记为澳锝林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24.5378万元，持股比例登记为3%，实缴出资24.5378万元。林克成的实缴出资则由原来的255万元变更为230.4622万元，持股比例则由原来的37.7398%变更为28.1763%。澳锝林发生的注册资本亦变更为817.8284万元。2014年1月9日，罗森基（甲方、委托人、受益人）与向镜名（乙方、受托人）、周文莉（丙方、保证人）签订编号NO.213《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信托持股合同》，合同其中载明：甲乙丙三方（以下简称“各方”）确认，甲方出资人民币叁拾万元（小写：30万元）投资澳锝林公司，拥有澳锝林公司注册资本0.13%；乙方以股权受让方式所持澳锝林公司0.13%股权系代甲方持有；甲方基于对乙方及丙方的信任，同意委托乙方作为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信托持有并管理澳锝林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信托股权”）；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上述委托；丙方保证乙方向甲方履行全部信托义务；丙方担保甲方的投资款全部用于以股权受让方式投资澳锝林公司，取得澳锝林公司的股权；各方确认，自甲方的投资款支付至乙方账户上，乙方即代表甲方持有信托股权；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财产除此信托股权外，还包括其任意转化的利益形态，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归入信托财产；乙方持有信托股权；乙方依其持有的信托股权并按照甲方不时的口头/书面指示或甲方利益形式信托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以及：a、召开股东会；……；d、分别或共同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澳锝林公司的股权；……；乙方任何时候都不得违背本合同或甲方的明示或甲方的利益采取任何与信托股权有关的行动；乙方应当在收到依据信托股权所享受的股利、澳锝林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其他财产权益、转让或出售信托股权所得后立即将其交给甲方；甲方作为委托人有权了解信托股权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乙方做出相关说明；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甲方都是澳锝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依澳锝林公司章程规定对澳锝林公司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合同规定的由甲方享有的其他权利和履行的其他义务；甲方作为受益人享有信托股权的受益权；乙方以本合同的规定接受甲方的委托；乙方将根据本合同的委托事项行使澳锝林公司股东之权利；乙方将忠实勤勉地依据甲方的意愿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委托事项，并承诺除非发生本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情况，乙方将不辞去委托；丙方作为本信托协议的保证方，协助乙方管理信托股权，协调各方及澳锝林公司之间关系，并向甲方（或其指定的受益人，或继承人）不可撤销地保证乙方履行本信托协议的全部义务，丙方承担连带责任；因信托目的不能实现或已经实现等情况时可提前终止本合同；信托终止后，信托股权归属于甲方；乙方应尽快无偿将信托股权或变现信托股权全部所得交付甲方；乙方根据本信托协议代甲方持有信托股权不收取任何费用；管理信托股权的费用由丙方承担；在乙方完成出让全部信托股权向甲方支付收益前，应扣除甲方向丙方支付的出让信托股权税后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的20%作为股权管理及保证报酬交给甲方；丙方确保甲方所得之税后年收益不低于20%，若甲方税后所得年收益率低于20%，甲方不须向丙方支付任何费用或报酬；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应当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如果一方不按本合同的约定行使甲方的信托事项而使甲方的利益受到损失，应当全额赔偿甲方的损失；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合同经各方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合同附件有乙方与丙方签署的代持协议复印件等。另外在该持股合同的最后载有金铮的声明：乙方（受托人）之法定配偶金铮声明，知晓本信托合同全部内容，确认本合同所述之信托持股不归属乙方与本人之共同财产。上述合同签订的次日，周文莉（甲方）与向镜名（乙方）签订编号NO.215《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归属代持股协议》，该协议其中载明：甲方、乙方共同投资690万元到澳锝林公司，占澳锝林公司注册资本的3%；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代表双方持有上述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乙方持有的上述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由乙方与澳锝林公司控股股东林克成于2013年12月25日在广州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获得；投资后股权管理由甲方负责，乙方依据甲方要求，配合履行澳锝林公司相关文件签署、出席会议等相关义务；股权管理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收取投资额的税后收益的20%作为股权管理报酬；若投资人年收益率低于20%，退出时甲方不收取任何费用；双方同意，甲方对投资结果不进行担保，不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项目投资风险由各投资人各自承担；当出现意外情况造成投资项目亏损、破产时，甲方将充分配合相关机构处理，尽最大努力减少乙方和各投资人投资损失；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乙方应全权委托甲方处理相关事宜等。另金铮在该持股协议的最后声明：乙方（受托人）之法定配偶金铮声明，知晓本代持股暨投资管理协议全部内容，确认本合同所述之代持股不归属乙方与本人之共同财产。向镜名与金铮是夫妻关系，于2017年6月9日登记结婚。上述合同签订后，罗森基于2014年1月14日将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向镜名；同日，周文莉亦将30万元转账支付到向镜名的账户上，并注明是澳锝林投资款。向镜名于2014年1月16日向金铮的账户分别转账200万元和300万元，合计500万元。同日，金铮将500万元转账支付到案外人林克成的账户上，向镜名则于次日将190万元转账支付到林克成的账户上。2014年1月22日，周文莉（甲方）与向镜名（乙方）签订编号NO.215-1《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代持股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乙方共同投资690万元到澳锝林公司，占澳锝林公司注册资本的3%；其中，甲方募集资金30万元，乙方募集资金570万元；该协议其他部分除将甲方收取乙方投资额（570万元）的税后收益的20%调整为15%作为股权管理报酬外，其余内容与编号NO.215《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归属代持股协议》一致，金铮亦在该协议上签名作出同样的声明。一审庭审中，向镜名、金铮自认在该690万元投资款中包含其投资15万元在内；周文莉则自认在该690万元投资款中包含其投资款30万元。2016年9月5日，向镜名（甲方、出让方）与案外人林克成（乙方、受让方）、澳锝林公司（丙方）签订《广州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其中载明：澳锝林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系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17.9284万元；甲方系标的公司的股东，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持有标的公司3%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5378万元；乙方系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全部3%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5378万元人民币，以下或称“标的股权”）；由于乙方对标的公司经营失败，标的公司有破产清算风险；乙方承诺，不管标的公司发展如何，标的公司股权价值如何变动，乙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股权受让义务，按约定时间和条件支付甲方股权受让款；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3%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5378万元人民币），以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5028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P）按照甲方投资入股标的公司时投资成本690万元为本金，以5%年利率（按单利）计算的自投资完成日到约定回购日的本利和，及股权转让价款计算公式为：P=690万元×（1+5%×n）；其中，n=自投资完成日（即2014年1月1日）至约定回购日（2019年2月28日）止的日历天数+365；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乙方应付甲方的股权受让款中，本金为690万元，利息为1602800元；股权转让款本息分2年8期支付，从2017年5月1日开始按季度支付，至2019年2月28日止；具体付款日程安排见附件1；甲乙双方知晓，690万元投资款按投资时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回购按年利率10%支付资金占用费；由于欠款约定回购只计算了5%年利息，双方约定，剩余5%利息1602800元折为林克成及其代理人开办的公司里的股权，股权比例不低于5%，不多于10%，届时双方协商确定；乙方可选择一次性付清本息，甲方不留股权；自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60%之日起15日内，甲方应向标的公司办理3%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工商注册登记所需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工商要求提供格式要求的股权转让协议文件）；若标的公司破产清算，则本次股权受让款转为乙方对甲方的债务，无需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宜；乙方保证按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任何一期延迟支付甲方都有权随时启动法律追索程序；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注册登记完成后，乙方即应按标的工商章程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完成前，甲方仍享有相关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关股东义务；如果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一条1.3款的约定，按期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甲方，则每迟延一日，乙方应按照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等。协议后附有附件1：借款还本付息计算表。澳锝林公司没有在该协议上盖章。2018年6月27日向镜名向林克成作出催款函，以签署上述协议后，林克成一直没有按还款计划还款为由，要求林克成安排付款。林克成于2018年7月6日签收了该《催款函》。2018年8月28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14破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审另查明，澳锝林公司是2008年4月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登记为林克成，注册资本817.9284万元营业期限自2008年4月2日至2017年6月28日，股东登记名称有林克成、向镜名、广州市花都区爱锝龙投资咨询服务部（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等10个股东。在向镜名管理涉案股权期间，没有向罗森基支付过收益。罗森基称于2017年发现澳锝林公司没有在经营后，通过调取工商档案，认为被告并未履行合同，故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投资款未果，成讼。一审庭审中，罗森基表示如果法院认定罗森基、向镜名、周文莉、金铮签订的《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信托持股合同》有效，则要求解除《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信托持股合同》，由向镜名、金铮返还30万元并计付利息，利息的计算与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式一致，周文莉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事实，有罗森基、向镜名、周文莉、金铮提供的企业登记信息、工商档案资料、股东会决议、信托持股合同、银行电子回单、信托代持股合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委托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企业基础信用报告、民事裁定书等证据证实，罗森基、向镜名、周文莉、金铮当庭陈述在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信托合同纠纷。罗森基与向镜名、周文莉签订的《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信托持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罗森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其出资30万元款项的义务，向镜名虽然通过股权受让方式取得了澳锝林公司3%的股权，但该3%股权的取得，是向镜名向澳锝林公司股东林克成支付690万元后受让取得，并非通过向澳锝林公司投资690万元取得，向镜名取得股权的方式并不符合其与罗森基之间签订的合同的约定，故向镜名在履行合同时构成违约。另外，向镜名取得澳锝林公司的3%的股权后，在管理该股权的过程中，于2016年9月通过与林克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将该3%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林克成，虽然该股权至今仍登记在向镜名的名下，但根据其与林克成在该协议中的约定，即在澳锝林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上述股权转让款则随之转变为林克成个人对向镜名的债务，而澳锝林公司在2018年8月已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据此，罗森基与向镜名、周文莉签订的信托持股合同实际已经无法再继续履行。现罗森基主张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向镜名返还30万元和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从2017年5月1日（即林克成向向镜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起计。周文莉没有按照保证事项履行其担保义务，罗森基要求其对向镜名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符合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向镜名作为罗森基的信托持股人，没有收取罗森基的任何费用，且罗森基支付给向镜名的款项，没有证据证实是被告私自收取后没有用于购买涉案股权，同时证据显示金铮向林克成支付的500万元，是同从向镜名的账户转至金铮的账户后向林克成支付。故罗森基要求金铮对向镜名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五十三条第（二）、（三）项、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罗森基与向镜名、周文莉于2014年1月9日签订的编号NO.213《广州市澳锝林电子有限公司信托持股合同》解除；二、向镜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300000元返还给罗森基；三、向镜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欠款300000元的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支付给罗森基；四、周文莉对向镜名的上述第二、三项判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罗森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罗森基负担990元，由向镜名、周文莉负担616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向镜名二审补充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罗森基是知道其股权代持比例的。周文莉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这是向镜名与罗森基的聊天记录，从内容上看应当是真实的。罗森基质证称：该证据在一审提交过，没有原件，三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同效力及法律关系的认定；二、向镜名是否应向罗森基退还30万元及利息，并由周文莉承担连带责任。争议焦点一，罗森基、向镜名、周文莉签订的合同虽然名称为《信托持股合同》，但合同明确约定了向镜名代罗森基代持有澳锝林公司股权，并对实际股权人和名义持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之间属于代持股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在履行涉案合同的过程中，向镜名收取了罗森基30万元股权款，并最终将该款支付给了澳锝林公司股权转让人林克成，向镜名也按合同约定在名义上持有了澳锝林公司股权。双方《信托持股合同》已经得以实际履行，故一审认定合同应予解除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争议焦点二，依据《信托持股合同》的约定“向镜名依其持有的信托股权并按照罗森基不时的口头/书面指示或罗森基利益行使信托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以及：d.分别或共同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澳锝林公司的股权；”向镜名处分罗森基股权时应征得罗森基口头或书面同意。现没有证据证实向镜名将其代持股权转让给林克成得到了罗森基的认可，且罗森基至今未对该转让行为的效力进行追认，故向镜名的行为构成违约。如果罗森基不对向镜名行为进行追认，可以向向镜名主张违约赔偿，但罗森基要求向镜名、周文莉、金铮直接返还30万元及利息等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向镜名、周文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1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罗森基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被上诉人罗森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被上诉人罗森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刘俊武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