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25504号原告（反诉被告）郑力豪，男，汉族，1982年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南县。委托代理人张莉珍，广东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跃，广东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蒋巧华，女，汉族，1969年6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谢垠，广东青狮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海波，广东青狮云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郑力豪诉被告蒋巧华及被告蒋巧华反诉原告郑力豪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莉珍，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谢垠、陈海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居间服务费人民币7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向被告返还人民币10,000元；2、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案相关情况原告主张原告从事金融贷款服务行业，因被告有办理贷款的业务需要，原告经朋友介绍，协助被告办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豪城馨庭居B栋0110的房产相关抵押贷款等手续。双方约定服务定金费用人民币5,000元，后续的贷款手续批复后，原告从被告贷款金额抽取3%的服务佣金。此后，原告一直积极协助被告完成贷款审批手续。2019年5月17日，原告通过银行帮助被告顺利拿到银行贷款审批通过手续，通过该份银行批复文件，原告即可拿到银行贷款。但被告对原告说暂时不需要贷款，双方不再继续合作。可背地里被告瞒着原告，又通过该份批复文件去该银行拿到全部贷款，而不肯支付原告人民币75,000元的居间服务佣金。原告认为，原告协助被告办理银行贷款全部审批手续后，原告完成了全部居间服务内容，而被告因不肯支付服务费用而跳过居间方，违反了诚信原则，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原告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1.个人征信报告、抵押房产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为被告履行居间义务期间要求被告提供办理贷款的相应材料。2.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吴虹燕与被告），拟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订金人民币5,000元后开始为被告办理相应的银行贷款审批手续，并于2019年5月17日顺利获得银行相关批复文件。在原告为被告完成居间义务的同时，被告以不再需要办理银行贷款为由要求原告不再向其提供服务，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解决贷款事项余下事宜，但被告已经拒绝再与原告联系，也拒绝向原告支付居间报酬。3.融资服务协议及订金收据，拟证明2019年4月10日被告曾与深圳易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融资服务协议，合同约定由被告委托该公司提供贷款居间服务，被告也为此支付了订金人民币5,000元，后因该公司无法满足被告要求高额贷款的银行批复目的，双方随即终止该协议的履行。后被告经该公司业务人员的介绍认识了本案原告，经过咨询后，同意委托原告为其继续办理贷款居间服务。很明显被告对其自身贷款难度是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而且是经过其多方打听、咨询后才确定原告有能力办理其所要求的贷款批复事宜，才最终与原告订立本案的居间合同。4.聊天记录及授信批复证书，拟证明原告已于2019年5月19日完成了双方约定的居间委托事项，被告获得了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业务批复，被告获得押旧购新的贷款，审批金额为人民币2,400,000元。5.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在与原告交流中言明，被告之前有办理过相应的贷款经验并且也咨询过，被告不可能不知道原告委托事项的操作程度，与被告主张靠自己办理高贷的事实相矛盾。原告方接受被告委托后，作为受托方已经尽到促成被告贷款事宜居间义务。另外，被告方前期也是积极配合原告提供申请贷款各项要求，双方合同正常履行。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的居间合同关系无效。1、原告虚构事实，告知被告银行贷款需要做高评高贷，疏通关系。正是基于这一错误认识，被告于2019年4月24日向原告转账人民币5,000元。2、在被告亲自申办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发现①抵押贷款申请属于银行优质业务，无需通过所谓的“高评高贷”等灰色手段获得。②银行贷款经办人员明确表示，根本不认识原告。③无证据表明该笔贷款有进行高评高贷。事实上该笔贷款自始至终由被告自行依法依规申请并跟进，并未进行过高评高贷。3、在双方达成合意时，“高评高贷”这一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是付费服务的基础。根据《民法总则》第八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文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下的合同无效。因此被告与原告居间合同关系自始无效，原告应该向被告退还收取的人民币10,000元。二、即便不考虑“高评高贷”的服务许诺违反《民法总则》第八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而导致合同关系无效的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也缺少事实与法律基础。（一）原告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基础。1、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原告从事金融贷款服务行业”，作为所谓的专业人土，在本次针对被告的业务中却罕见地未签订《居间服务合同》，不是一句相互信任就能够解释的。之所以没有书面合同约定，是因为原告也深知，通过进行“高评高贷”违法行为牟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其不愿意留下任何书面证据。2、居间行为如果真实发生，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是银行方面的陈诉或出具的证明，光大银行作为大型金融机构，该笔业务若是通过居间撮合，一定有据可查。原告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就被告的贷款业务进行过沟通、协调和磋商。3、被告先有意向光大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之后才向原告咨询贷款问题，并非从被告处知悉光大银行可以办理抵押贷款。4、在之后的贷款申办过程中，原告事实上也未提供所谓的“高评高贷”服务。也就是说，双方达成了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意，但并未实际履行。5、整个贷款申办的过程中，申请、提交、过程跟进、与银行当面或电话沟通等都是由被告自行办理的。（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少请求权基础。1、根据《合同法》第425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原告利用被告对于金融政策的无知，虚构房屋抵押贷款需要“高评高贷”的事实，属于对重大事项提供虚假情况，给被告造成了人民币10,000元的损失。(2)原告为了让被告第二次支付人民币5,000元，向被告承诺“我会把流水单给你看的，是不是人家跟我要这么多”，但自始至终，被告并未看到任何相关记录。2、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1)原告的承诺是通过高评高贷达到贷款的目的，并据此收取费用，事实上①该笔贷款完全合法按流程申请，不需要高评高贷。②被辩人未实施高评高贷的行为。(2)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任何行为与贷款合同成立之间有因果关系，其并未促成合同的成立。被告反诉称，2019年上半年，被告与原告经共同朋友介绍认识，原告自称作金融贷款业务，能“搞定”别人搞定不了的问题。2019年4月，被告因资金需要，拟用自己位于宝安区豪城馨庭居B栋0110号的物业向光大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出于谨慎考虑，就贷款额度等相关问题向原告咨询。原告表示，目前银行即便是做抵押贷款，也面临审批时间长，通过额度低等问题，需要找人疏通，打点关系做高评高贷；原告是“专业”的，能够“搞定”这些事情，确保顺利贷款。由于对金融政策缺乏了解，被告同意由原告“搞定”这些问题，并于2019年4月24日向原告首次转账人民币5,000元。在申请贷款过程中，被告发现原告并不认识该银行贷款经办人员或是其他员工。而且随着在亲自申办贷款后对贷款流程的逐步了解，以及咨询银行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士之后，发现房屋抵押贷款属于银行之间竞相获取的优质业务，其办理和审批均十分透明，客户符合基本要求直接按照正常流程申请即可。被告知悉这一事实之后，考虑到与原告系朋友介绍认识，为不伤和气，并未直接拆穿原告，只是告知原告该银行利率不合适，并继续自行按流程向该银行申办。但此后，原告一直通过电话威胁、微信骚扰被告。被告不堪其忧，出于自身安全和息事宁人的考虑，于2019年5月29日再次向其支付人民币5,000元。原告基于被告对房屋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不足，虚构“高评高贷”、打点等“服务”，在被告识破其虚构的事实之后，采取电话威胁，微信骚扰等方式给被告制造精神压力，最终获得人民币10,000元的不当利益。被告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声称办理房屋抵押贷款，需要做“高评高贷”，需要“打点”，这些事实不符；原告对被告进行威胁、骚扰，导致被告因不安向原告转账。2.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分两次向原告转账共计人民币10,000元的事实。原告辩称，首先，居间合同系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书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虽然原、被告双方系通过口头方式订立居间合同，未订立书面的居间合同，但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往来记录，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且原告作为受托人已经履行作为居间人的合同义务，被告也为此支付了订金人民币5,000元。其次，双方居间合同订立后，原告即开始履行居间义务，如向被告提供可选择的贷款方案，协助被告准备办理贷款的相应资料及联系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本案中，原告是否能够主张相应的居间报酬取决于原告是否协助被告顺利取得银行贷款。根据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2019年5月17日，被告在原告的帮助下已经获得了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批复，银行批复审批金额为人民币2,480,000元，被告通过该批复文件即可取得带批复文件贷款，原告已经完成了居间合同目的。但是被告通过与案外中介人的询价得知中间人可提供低于原告的居间费用，促成其取得贷款，后被告心生悔意后向原告表示不再需要贷款，并且单方面停止双方的居间合同，也未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居间报酬，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无须向被告退还任何费用。最后，被告一再主张系因原告虚构事实，告知其银行贷款需要做“高评高贷”，完全与事实相矛盾。被告并非第一次申请银行抵押贷款，而且从其与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可证明，被告对于办理房产抵押贷款手续是有一定的风险预判的，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不存在受原告蒙骗而不知道可自行按照银行既有政策办理贷款的情况。众所周知，贷款人均可凭借自身条件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所以被告纯属偷换概念混淆事实，其无视合同约定，逃避支付居间费用，虚构原告未尽居间义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判决理由原、被告对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原告一直积极协助被告完成贷款审批手续，促使被告与银行达成贷款合同；被告则主张原告为其提供的是咨询服务而非居间服务，被告向原告咨询贷款业务的相关流程等信息。本院认为，被告在其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但主张居间合同无效。被告在庭审时又提出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咨询服务合同而非居间合同，答辩状系笔误。但是被告的书面答辩状中的第一部分均是对双方居间合同无效的论述，并非被告所称的“笔误”。且结合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告知原告其不需要银行贷款，如果系被告所主张的咨询服务，那么被告无需向原告告知该事宜；原告也有告知被告申请贷款的所需资料，也于2019年5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人家跑前跑后全部弄下来了，之后批复给出了，然后你说不要了……”这些聊天内容都能侧面印证原告有为促成被告与银行的贷款合同付出劳务。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居间合同关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居间服务费人民币75,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订金为人民币5,000元，后续居间服务费为贷款金额的3%，被告最后获批的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480,000元。但是根据原告的上述主张，后续居间服务费应为人民币74,400元，其已收到被告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0,000元（含订金人民币5,000元），那么被告的未付金额应为人民币69,400元而非人民币75,000元，但原告对此并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且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原、被告明确约定了后续居间费用为贷款金额的3%，被告亦予以否认，也未能举证证明系其促成被告与银行之间订立了贷款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返还款项人民币10,000元的反诉请求。被告主张原告虚构其能帮助被告“高评高贷”的事实导致被告错误相信原告，向其支付人民币5,000元，后因原告威胁、骚扰被告，被告迫于压力又向原告支付人民币5,000元，上述款项属于不当利益，应向被告返还。本院认为，被告主张原告所提出的“高评高贷”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但是被告并未指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被告的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原告威胁、骚扰被告，但是从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体现出原告对被告有威胁、骚扰的语言，被告虽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小杨还打电话威胁我”，但被告无法说清“小杨”是何人、与原告存在何种关系，故对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原、被告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原告也初步证明了其为履行其合同义务付出了一定的劳务，其收取被告的款项人民币10,000元并非没有依据，且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向原告付款系受到原告的威胁或骚扰才做出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的反诉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判决结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力豪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被告蒋巧华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838元、保全费人民币770元，由原告负担；反诉受理费人民币25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佳  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韦  凤  鸾书记员 朱淑贤（兼）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七条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