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1民终118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先慧，男，196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义丰，湖北楚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平，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文刚，湖北龙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武车路。法定代表人：陈松，该所主任。上诉人许先慧、刘平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振兴法律服务所）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许先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义丰，上诉人刘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文刚，被上诉人振兴法律服务所的法定代表人陈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先慧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刘平向许先慧赔偿以17.792万元为基数和自2012年1月1日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履行完毕时止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损失；2、增加原审判项，责令债务人振兴法律服务所向许先慧承担因行使代位权所产生的交通、打印、住宿、律师等必要支出费用2.38895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以“无合同依据”为由，判决驳回许先慧主张刘平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付款利率标准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错误。本案《聘用合同》虽未载明逾期支付工作报酬的时间，但许先慧依振兴法律服务所指派完成事务或工作后，振兴法律服务所应支付工作报酬。然因刘平逾期付款，造成振兴法律服务所也逾期付款。故，刘平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逾期支付许先慧工作报酬的利息。二、原审以“无法律依据”为由，判决驳回许先慧主张债务人振兴法律服务所承担许先慧实现债权必需费用的请求错误。依许先慧提起诉讼时的主张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许先慧并未撤回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承担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在各方未提出相反证据否认许先慧支付凭据的真实性之下，作为许先慧为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应由振兴法律服务所承担。刘平辩称：一、因刘平始终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在涉案法律服务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诉求，被许先慧拒绝后，结合振兴法律服务所未将该合同进行备案并实际收取代理费及出具代理费发票的行为，基于双方签字或盖章是合同生效的条件，在许先慧不能以个人名义与刘平签署法律服务合同的前提下，涉案法律服务合同未生效。二、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双方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就许先慧所享有的劳动报酬应通过劳动仲裁程序予以救济。鉴于许先慧未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劳动仲裁，其以该劳动报酬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违反法律规定。三、刘平向原审提交的一份录音资料，可证实涉案法律服务合同系许先慧私自签署的个人行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对该份合同并不知情，故，许先慧无权向振兴法律服务所索取劳动报酬。在振兴法律服务所于法定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向刘平行使权利主张的情形下，刘平基于对振兴法律服务所的时效抗辩及于许先慧。虽然许先慧被刑事强制措施而限制了人身自由，但该情形并不等同于其民事权利的丧失，许先慧的服刑期间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据此，结合许先慧并无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其无权向刘平主张债权。四、因许先慧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依法应由刘平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许先慧的诉讼请求。振兴法律服务所辩称：许先慧在原审中并未主张振兴法律服务所承担其实现债权的费用，现其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承担该部分费用所提出的上诉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许先慧对振兴法律服务所的上诉请求。刘平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2、驳回许先慧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先慧、振兴法律服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具有劳动合同关系，许先慧的劳动报酬争议须由劳动仲裁先予确认，其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违反了法律规定。许先慧因劳动报酬与用人单位振兴法律服务所发生争议，应先申请劳动仲裁，不服仲裁裁决后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许先慧未就劳动报酬申请劳动仲裁裁决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各方应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因合法的债权债务产生的财产权益可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提起诉讼。然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系不平等的民事主体，不符合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法律规定。由于刘平的录音证据表明，涉案法律服务合同系许先慧私自签署的个人行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并不知道该合同且未在合同中加盖公章，也未进行合同备案登记，且许先慧未向振兴法律服务所上交其收取的50万元费用，故许先慧亦无理由申请劳动仲裁索取劳动报酬。二、振兴法律服务所作为合同相对人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向刘平主张法律服务费，许先慧无权向刘平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恶意串通，以许先慧个人名义与刘平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即使振兴法律服务所在事后追认该合同，但自许先慧于2011年11月至2017年11月服刑六年期间，其在原审时明确表明拒绝向刘平主张该部分费用，且从未在法定二年诉讼时效期间通过诉讼主张债权。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己过。许先慧无权就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因刘平经常居住地不在武汉市辖区，其己在深圳市生活多年，原审以刘平居住地在湖北省为由，确定本案管辖地法院错误。三、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情形。被监禁人合法的民事权利，不因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丧失，在服刑期间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止之事由的前提下，许先慧的诉讼请求，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应依法驳回。许先慧辩称：一、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是聘用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且本案所涉债权已经确定。故，许先慧有权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许先慧自2003年2月在振兴法律服务所处执业，并依涉案《聘用合同》向振兴法律服务所缴纳承包费，取得业务税后包干报酬。因而，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是聘用承包合同关系，不应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解决纠纷。虽然刘平在原审中提交过一份录音资料，但该资料的形成系其代理人冒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在振兴法律服务所新任法定代表人不清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原审基于该资料获取行为的非法性，并结合该资料内容的不完整，未就录音资料予以采信正确。二、刘平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及原审法院没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许先慧在刘平应于2011年12月30日支付最后一期26万元代理费时，突遭司法控制，属产生时效中止的法定情形，在许先慧因受人身控制而无法获得相关代理信息之下，其无法向刘平追索代理费用。故，该期间产生时效中止的法律效果。由于中止原因消除后的六个月内，许先慧分别以电话、微信及前往刘平住所追讨债务的行为，向其提出了履行请求，该事实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本案具有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刘平在原审中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现其上诉提出该项主张，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何况，刘平在电话录音中已自认其不住仙桃好多年，且通过许先慧的不断查找，才最终获知其实际居住地在本市辖区范围。因而，刘平的该项主张，应依法驳回。三、刘平充分享受许先慧的劳动成果，却乘许先慧受人身控制之危，拖延支付剩余代理费，且在诉讼中冒充司法人员伪造证据，毫无诚信可言，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据此，特请求：1、驳回刘平的上诉请求；2、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3、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刘平向许先慧赔偿以17.792万元为基数和自2012年1月1日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履行完毕时止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损失；4、增加原审判项，责令债务人振兴法律服务所向许先慧承担因行使代位权所产生的交通、打印、住宿、律师等必要支出费用2.38895万元；5、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平承担。二审中，许先慧明确表示，其在辩称中所提出的请求仅作为答辩意见，不作为上诉主张，其上诉请求以上诉状为准。振兴法律服务所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平的上诉请求。许先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平向许先慧支付29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违约之日即2011年6月18日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刘平支付许先慧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交通费2724.5元，打印费950元，住宿费215元，律师费20000元，总计23889.5元。事实和理由：2003年3月，许先慧由原湖北省宏法法律事务所调任到振兴法律服务所从事法律服务职业工作。2011年5月，刘平委托振兴法律服务所并由许先慧为其代理对仙桃市某公司、湖北某公司、西平某公司（河南）等三企业及股东Z某某、J某某等（商密模式）主体之间的股东权益进行追索，并签订《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本案采用分期支付方式，即总报酬按追索的标的之8%向乙方计算并支付代理报酬。第一期在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30000元作为启动费。第二期在甲方的请求权被确认或权利追索实现时支付剩余代理费。不获实现，不支付剩余代理费”。合同签订后，许先慧为履行合同义务提供了艰辛而又高难的服务，不仅依艰难高效的调查、梳理、起草、磋商、修改、订立、催促等努力形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9500000元的请求权被确认及实现，而且还超合同外履行了其他义务，甚至为此惹来报复陷害之冤（正在复查中）。刘平虽然依约向许先慧支付了30000元前期启动费用（实际支出包干费用）和随后支付220000、250000共470000元的代理酬费，但较刘平依约应支付30000元包干费用和760000元代理费共790000元，还剩290000元没有支付。2011年11月，许先慧因刘平一案遭报复陷害受诬蒙冤失身自由6年无法行驶追收该款权利。2017年11月，许先慧冤狱期满回家，即与刘平及振兴法律服务所联系追收该剩余代理费，可刘平先约定同年12月10日偿还，后又推到次月2018年1月10日偿还。然而，时至今日却一直拖欠未付。2018年8月，许先慧在振兴法律服务所变更隶属及名称后，将以其名义对刘平提起诉讼的材料交给振兴法律服务所，但该所却怠于履行该债权的追索，不履行对工作人员权益的维护，拒不起诉，给振兴法律服务所造成更大的损失。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先慧于2007年5月9日取得《湖北省司法厅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曾为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该所于2018年5月14日更名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2011年5月8日，许先慧以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名义与刘平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均在合同落款处签名，但未加盖振兴法律服务所公章，合同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合同内容显示：委托方刘平（甲方）、被委托方振兴法律服务所（乙方）；由乙方代理甲方对其与仙桃市某公司、湖北某公司、西平某公司（河南）纠纷案进行诉讼或参与调解；乙方指派许先慧等人承办本案全部事务；本申诉案采用分期收费办法，以总报酬追索的标的之8%向乙方计算并支付代理报酬，第一期在本合同签字之日支付3万元作为启动费用，第二期在甲方的请求权被确认或权利追索实现时支付剩余代理费，若未实现则不支付剩余代理费；甲方另行支付代理事务的打印、通讯、交通等实际支出费用包干为3万元；本合同双方均应认真遵守，非经对方同意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时生效。《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许先慧向刘平出具收条二张，内容分别为“收到刘平案件实际支出费人民币叁万元。许先慧二〇一一.五.八”、“暂收刘平案件代理费叁万元。（30000.00元）正式收据待结案时换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经手人：许先慧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为许先慧持有的代理合同补盖公章一份。2011年5月10日、12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出具《调查函》一份、《介绍信》两份，指派许先慧前往河南省西平县工商局及税务局、湖北省车辆管理所为该代理案件进行调查，振兴法律服务所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松亦陪同前往仙桃市调查。2011年6月15日，刘平与张宏平、江坦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张）》、《股权转让协议（刘-江）》。同日，江坦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刘平转账2900000元。2011年6月16日，刘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先慧转账250000元。同日，许先慧先向刘平出具收条一张：“暂收刘平股东权益纠纷代理费贰拾伍万元。（正式收据待案件终结时换取）经手人：许先慧2011.6.16”。2011年6月20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因许先慧对当事人开白条的行为作出鄂振字【2011】第002号文件《关于对许先慧同志暂缓年检注册的决定》。同年7月6日，许先慧签收鄂振字【2011】第002号文件。2011年9月30日，刘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先慧转账220000元。同日，许先慧先向刘平出具收条一张：“暂收刘平案件代理费贰拾贰万元。（220000.00元）（正式收据待结案时换取）振兴所经手人：许先慧二〇一一.九.三十”。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2012年8月28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作出鄂振字【2012】第001号文件《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2017年11月许先慧刑满获释后与刘平取得联系，在向刘平主张债权未果后，又于2018年3月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陈松取得联系，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向刘平追讨代理报酬，振兴法律服务所拒绝起诉。庭审中，振兴法律服务所陈述许先慧在2011年6月28日前为代理案件所做工作均系该所指派，属于职务行为。刘平陈述股权转让协议系由许先慧拟定；2011年6月30日收到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95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实现。经许先慧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确认：双方在聘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每一、二年签订聘用合同，许先慧每年向所里交纳管理费，2011年的管理费业已交纳；振兴法律服务所不提供底薪不抽成，许先慧的业务收入（税后）即为工作报酬，税率为10.8%，由振兴法律服务所代收代缴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差旅费等案件支出包干费用不扣税不开发票；案涉合同为半风险代理合同，前期收取30000元代理费，剩余代理费不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一、《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成立生效。许先慧系振兴法律服务所聘用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存续期间，许先慧以振兴法律服务所名义，于2011年5月8日与刘平签订《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由振兴法律服务所指派许先慧为刘平代理股权纠纷一案。合同一式两份，许先慧、刘平各持一份。该合同签订时未加盖振兴法律服务所公章，合同签订后，振兴法律服务所为许先慧所持合同补盖公章一份，此系振兴法律服务所对合同的追认意思表示。合同履行过程中，振兴法律服务所出具《调查函》、《介绍信》指派许先慧进行案件调查工作，刘平亦知晓此事，应视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对合同的追认意思表示已到达刘平，因此合同成立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许先慧作为刘平的代理人提供了相应法律服务，刘平亦为此支付了合同报酬。刘平所持合同虽未加盖第三人公章，但在合同已成立生效并履行的情况下，该合同形式上的瑕疵不影响合同实质效力。因此，对于刘平抗辩其手持合同未加盖振兴法律服务所公章故而合同不成立的理由，不予采纳。此外，振兴法律服务所在2018年更名前，管辖区为湖北省，许先慧作为振兴法律服务所的聘用人员有权代理刘平在2011年的股权纠纷案件。对刘平抗辩许先慧无权代理其股权纠纷一案的理由，亦不予采纳。因刘平认可股权转让款9500000元已实现，于2011年6月30日收到最后一笔转让款。故对于《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刘平的请求权已于6月30日获得实现，许先慧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代理工作。根据合同约定，按追索标的之8%向振兴法律服务所支付代理报酬，刘平应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30000元作为启动费，在请求权被确认或权利追索实现时按支付剩余代理费；刘平另行支付代理事务的打印、通讯、交通等实际支出费用包干为30000元。刘平应支付9500000元的8%作为代理报酬即760000元，另支付案件实际支出的包干费30000元。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由许先慧收取了相应费用并以振兴法律服务所名义开具收条。现双方就合同签订之日支付一笔抑或是两笔30000元发生争议。本案中许先慧向刘平出具了两张日期为2011年5月8日（即合同签订之日）的收条，内容分别为“案件实际支出叁万元”及“代理费叁万元”；对此许先慧主张两张收条实系同笔款项，其中一张是后续补开的收条。因两笔收条载明款项类目分别对应合同约定的启动费30000元、案件实际支出30000元，支付日期亦与合同约定一致；而且许先慧作为法律工作者理应知晓出具收条的效力，故对许先慧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许先慧在合同签订之日应收到刘平支付的两笔30000元。此外，刘平又于同年6月16日、9月30日向许先慧分别支付250000元、220000元代理费，许先慧对此均开具了收条予以确认。因此，刘平实际向许先慧支付了代理费500000元、案件实际支出的包干费30000元。另刘平辩称许先慧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且案涉合同系仅律师有权代理的风险代理合同，许先慧应退还收取的全部代理费500000元。因许先慧签订合同的行为已经振兴法律服务所追认，故而非个人行为；案涉合同系半风险代理合同，未违反任何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且生效。由此对刘平的上述抗辩理由，均不予采纳。二、许先慧是否有权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许先慧作为振兴法律服务所的聘用人员，受振兴法律服务所指派为刘平股权纠纷一案提供法律服务。现许先慧已完成振兴法律服务所指派的代理工作，但相应劳动报酬尚未支付完毕。根据《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刘平应按约定向振兴法律服务所支付代理报酬760000元，包干费用30000元。又根据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的聘用约定：聘用人员业务收入（不包括案件支出包干费用）扣除10.8%的税作为工作报酬。许先慧代理刘平股权纠纷一案的税后收入应为代理报酬677920元及包干费用30000元，扣除许先慧以振兴法律服务所名义收取的500000元代理费及案件实际支出30000元，尚余177920元的劳动报酬未收到。许先慧于2018年3月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向刘平追讨剩余代理报酬，振兴法律服务所予以拒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振兴法律服务所依《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对刘平享有合法到期且不属于专属债权的债权；许先慧依聘用关系对振兴法律服务所享有合法到期的劳动报酬债权；振兴法律服务所经许先慧催促后仍拒决行使对刘平的债权；因此许先慧符合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条件。因振兴法律服务所曾于2011年6月20日作出《关于对许先慧同志暂缓年检注册的决定》，现刘平辩称许先慧已于2011年6月20日被暂缓年检注册因而无权代理并收取后续费用。本案中，刘平于2011年6月15日与张宏平、江坦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张）》、《股权转让协议（刘-江）》，且于同日收到江坦转账2900000元。此外，刘平又于同年6月16日、9月30日向许先慧分别支付250000元、220000元代理费。再结合合同约定的剩余代理费用支付前提可推测，刘平的请求权应于2011年6月15日经股权转让协议所确认。故而许先慧已于2011年6月15日履行完毕《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的己方义务，仅余合同相对方的报酬支付义务尚未完成。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关于对许先慧同志暂缓年检注册的决定》不影响许先慧已履约完毕的事实，因此对于刘平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三、许先慧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自2011年9月30日刘平支付220000元代理费后，未再支付任何费用。2011年11月2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被羁押，直至2017年11月1日，这期间许先慧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故而无法行使追索请求权，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止情形。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刑满获释后先与刘平取得联系，在主张债权未果后，又于2018年3月向振兴法律服务所主张债权，符合诉讼时效的中断情形。因此，许先慧的诉讼请求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刘平抗辩振兴法律服务所在许先慧服刑期间未另行指派法律服务工作者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因许先慧的代理工作已于2011年6月15日完成且刘平已于当月30日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振兴法律服务所无需在11月另行指派法律服务工作者为其提供服务，故对刘平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又因许先慧对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债权为177920元，故许先慧仅能就177920元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向刘平求偿。现许先慧主张刘平向其支付逾期违约金自2012年1月1日至清偿完毕时止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无合同依据，故，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对许先慧主张刘平（本案次债务人）承担其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交通费2724.5元、打印费950元、住宿费215元、律师费20000元，总计23889.5元的请求，无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许先慧支付177920元；二、驳回许先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许先慧负担1792元，刘平负担3858元。本院二审期间，刘平、振兴法律服务所未提交新的证据。许先慧提交一份《武汉市房屋交易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拟证实刘平的经常居住地位于本市辖区范围内。经质证，刘平、振兴法律服务所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刘平认为其大部分时间在仙桃、深圳，故，不认可许先慧的证明目的。据此，本院认证意见为，鉴于该份证据系许先慧为证实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而举示的，在刘平于原审程序中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前提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就该份证据因与当事人双方所争议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审理查明，基于当事各方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除“2018年5月14日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更名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之内容属笔误，应更正为“2018年5月14日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更名为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外，其余查明事实的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许先慧（乙方）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甲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约定，乙方自愿接受甲方聘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乙方聘用期内的业务收入（税后）作为工资报酬。甲方给乙方提供必要的执业工作条件，同时维护乙方在执业活动和所务管理中应享有的合法权益。甲方依照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检查、监督，乙方对甲方的管理、检查、监督行为的不当之处可以提出批评、建议。乙方应自觉遵守所内各项规章制度，违者按有关制度处理等。本院认为，许先慧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依据是2011年5月8日《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虽然该契约相对方刘平所持有的合同中只有许先慧的签名，并未存有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印章，但依该合同之内容，刘平理当清楚许先慧签约之行为代表振兴法律服务所，且系受振兴法律服务所的指派承办其委托的相关事项。因案涉《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许先慧以出具2011年5月8日《收条》的方式，向刘平再次表明了收款主体为振兴法律服务所，而许先慧仅是收取该部分款项的经办人，并于2011年5月10、12日持振兴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调查函》《介绍信》开展了律师服务工作，然刘平明知该事实且从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委托行为中获益，却自合同签署后长期未就许先慧之代理行为提出质疑，亦未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加盖合同印章，故而，不能仅以合同未有受托人签章之外观表象来否认其先前对事物性质的既定判断，否则，其无法解释趋势认知与自我行为间悖于常理的矛盾。鉴于振兴法律服务所以出具《调查函》《介绍信》的行为，事实认可许先慧系其签约代表，且通过嗣后在许先慧持有合同中加盖印章的方式，实质表明对该合同的追认。故，案涉《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即对作为契约双方的刘平及振兴法律服务所产生法律效力。刘平上诉认为该合同无效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之规定，许先慧接受振兴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参与刘平委托事件的代理工作，系其履职行为的体现，该行为所产生的服务费用依法应由振兴法律服务所取得。因合同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规则和债法制度的基石。据此，即便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因签署《聘用合同》就相关费用存在内部结算关系，但该内部关系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且结合《聘用合同》之内容可知，振兴法律服务所在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后，以许先慧聘用期内业务收入的税后所得作为工资报酬的支付标准。同时，许先慧的从职行为受振兴法律服务所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振兴法律服务所依其规章有权对许先慧执业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在实际中就许先慧履职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了开除的处分决定，该事实表明振兴法律服务所基于其与许先慧间的身份隶属关系，对许先慧的职业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可见，双方具有较为紧密的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其间社会属性不符合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特征。故，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系以平等民事主体为基础的一种债的保全之制度的前提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许先慧主张请求权的基础，因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其就从职期间劳动报酬而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虽认定许先慧的请求权基础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应支付的劳动报酬，但因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外，即使退一步而言，假定许先慧符合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其请求权的基础也应以债权合法存在为前提，就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并不能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发生基础。依2011年5月8日《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振兴法律服务所行使其权利主张的时效利益保护期限，应自刘平委托事项完成后的两年内，即自2011年6月15日起至2013年6月15日止。然在此期间且直至目前，振兴法律服务所并无证据证实其向刘平主张过权利。虽然振兴法律服务所表示其不清楚案涉《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也未进行合同备案，但在其以事实行为出具2011年5月10、12日《调查函》《介绍信》后，作为比一般人更具备法律专业素养的振兴法律服务所，理当知悉许先慧以其名义为刘平的委托事项履行服务义务的法律后果，并完全有条件和能力要求许先慧提供合同备查，而不能以不知情或法定代表人变更等行政管理不善为由来试图规避其未在时效利益保护期间行使权利主张的法律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之情形，在振兴法律服务所享有的案涉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的前提下，许先慧作为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所提出的主张，也因其请求权基础不受法律保护而不能成就。原审以被开除后许先慧的催债事实作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履行权利人主张债权之行为的完成，并认定该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显属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据此，刘平的该部分上诉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许先慧的起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退还许先慧；上诉人许先慧、刘平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5650元，按各自缴款的金额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林宏文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