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4民终1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付荣，男，汉族，1967年2月13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刚，男，汉族，1965年9月4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鹏程，男，汉族，1968年12月26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成，男，汉族，1967年8月23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强，男，汉族，1975年1月12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治全，男，汉族，1975年5月2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军，男，汉族，1974年4月1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锐军，男，汉族，1971年10月2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生成，男，汉族，1952年10月12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以上九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琴，宁夏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艳，女，汉族，1985年11月1日出生，初中文化，居民，住宁夏固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汉族，2008年l2月16日出生，居民，小学生，住宁夏固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汉族，2017年l2月22日出生，居民，幼儿，住宁夏固原市。杨某、杨某1法定代理人：陈艳（系杨某、杨某1母亲），女，汉族，1985年11月1日出生，初中文化，居民，住宁夏固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涛，宁夏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瑞杰，男，汉族，1951年6月5日出生，不识字，农民，住宁夏固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孝莲，女，汉族，1953年8月6日出生，不识字，农民，住宁夏固原市。上诉人杨付荣、张文刚、王鹏程、王小成、王小强、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李生成因与被上诉人陈艳、杨某、杨某1、杨瑞杰、柴孝莲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付荣、张文刚、王鹏程、王小成、王小强、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李生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各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错误。一、各上诉人在喝酒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1、各上诉人与受害人杨韬饮酒行为是发生在因上诉人杨付荣嫁女传统习俗的家宴上，对于该次喝酒行为各上诉人不具有刻意组织的行为。2、在一起喝酒的有20多人，主要是商量上诉人杨付荣第二天出嫁女儿的相关事项，主要目的不是喝酒，饭桌上上诉人杨付荣为感谢大家拿出自家备用的酒，为在桌的人敬酒，受害人也以打关的形式向大家敬酒，在敬酒过程中受害人输的酒还让别人给带了几杯，故喝酒只是礼节性的敬酒，不存在“斗酒”行为，更不存在劝酒行为。3、当晚家宴大部分时间用在商量事情上，喝酒很少，根据询问笔录及在场人员的陈述受害人当晚喝酒不超过半斤，受害人系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喝酒行为完全具备理解和控制能力，且在饭桌上受害人并未处于醉酒状态也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的特征。二、上诉人杨付荣成年儿子和女婿将受害人安全送回家并交至成年家属照顾，各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安全护送义务。对于受害人杨韬回家后的行为各上诉人不具有判断和预防的时间条件和法律义务，在受害人被其成年家属照顾四个多小时后发生死亡，各上诉人无法及时发现，受害人在出现生命危急情形下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应承担一定疏忽大意责任的是受害人家属而并非各上诉人。三、受害人的死亡与喝酒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l、受害人是在被其成年家属照顾四个多小时后发生死亡的，对于受害人在家是否发生了其他行为、是否患有疾病无法确定，各上诉人无从得知。2、被上诉人始终未对受害人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是否与当晚的喝酒行为有关，无任何证据证实。陈艳、杨某、杨某1、杨瑞杰、柴孝莲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艳、杨某、杨某1、杨瑞杰、柴孝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589446元、丧葬费36389.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56036.25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281871.75元；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艳的丈夫、杨某和杨某1的父亲、柴孝莲、杨瑞杰的儿子杨韬，在2018年10月3日晚被告杨付荣家与被告杨付荣、张文刚、王鹏程、王小成、王小强、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李生成喝完酒，约11时许在杨韬醉酒状态下被人送回家后，大约在2018年10月4日凌晨1时许，原告陈艳和柴孝莲发现杨韬耳朵和嘴唇发青，便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按医护人员的指导进行施救，同时告知杨付荣杨韬的严重情况，被告王治全得知情况后，赶去张易镇卫生院去接医生，但为时已晚，杨韬于2018年10月4日凌晨1时50分死亡。被告杨付荣支付杨韬亲属8000元作为埋葬费用。在上述九被告与杨韬喝酒过程中，被告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只是喝了礼节性的敬酒，并未参与“打官、应官”喝酒。另查明，受害人杨韬与杨付荣系家门叔侄关系，因杨付荣定在2018年10月4日出嫁女儿，电话通知杨韬提前回来帮忙招待客人。杨瑞杰夫妇共生育3个子女。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杨韬系醉酒后死亡的事实结果，虽未作司法尸体检验鉴定，但双方当事人对杨韬在杨付荣家喝酒及醉酒后被人送回家的事实均无异议。该事实能证明杨韬的死亡与饮酒过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虽提出不排除杨韬因自身疾病和其它原因导致死亡，但未提供出证据佐证，该辩解理由不予支持。各原告要求九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根据相关民事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具体事实九被告应当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理由有：其一，共同饮酒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明知醉酒的危险性，而不控制酒量和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轻信能够避免，其本人负有过量饮酒与伤亡后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其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死亡的后果负主要责任。因为原告未提供出证据证明受害人杨韬在参与饮酒前属于行为智力不正常的人，及其他同饮酒者对受害者有强制灌酒和劝酒的行为，故杨韬对2018年10月3日晚因其饮醉酒后导致死亡负有主要责任；其二、参与者的责任，共同饮酒人之间不仅达成了共饮的默契，且相距咫尺，最具有发现和判断共饮酒友是否酒醉或有不良反应特征的便利，故负有及时与同饮者履行安全保障的注意义务，这一义务，不仅单指将同饮醉酒者送回家中，还有防止和发现同饮醉酒者摔倒、昏睡等状态下出现意外情况下，能够及时提供适当照顾和救护的义务，本案中，被告杨付荣、张文刚、王鹏程、王旭军、杨锐军、王治全均在知道杨韬已在醉酒状态下未亲自护送和看护受害人，也未将受害人饮酒及醉酒情况及时向其家属反馈，致使杨韬在出现生命危急情形下错失最佳治疗时机，未能得到医护人员施救就死亡这一不幸事件，应当承担一定的疏忽大意责任。被告杨付荣作为喝酒场所及酒精含量高的酒品的提供者，其也参与共同饮酒，并对已醉酒的受害人不予劝阻，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受害人杨韬又是其叫来帮其招呼上述被告人的，从法律和情理上均应比其他被告承担更多责任。被告王小成虽辩称他喝了其他人的敬酒，没有喝杨韬敬的洒，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辩称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被告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只是礼节性的喝了杨韬的敬酒，并未参与多杯“打官、应官的斗酒”行为，且在杨韬醉酒前就已提前离开，作为同饮酒者可承担比其他共饮酒者被告较轻的责任。因为导致杨韬因醉酒死亡，其所饮的每一杯酒均是加重其死亡的份量，因此各被告辩解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各被告人共同承担20％的责任较妥。原告主张的杨韬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1281871.75元，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556036.25元；其中杨瑞杰：20219．5×13年÷2=131426．75元，柴孝莲：20219.5×15÷2=151646.25元，杨某：20219.5×8÷2=90987.75元，杨某1：20219.5×18÷2=181975.5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实际为20219.5×20年=40439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因死者自己存在主要过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包括死亡赔偿金589446元、丧葬费36389.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04390元，共计1030226元。九被告共同承担20％的责任为206045元，在该赔偿范围内由各被告按自己的责任大小比例再分配承担，即由被告杨付荣承担40％为82418元，已支付8000元应予扣减，被告张文刚、王治全、王旭军、王鹏程、杨锐军各承担10％为20605元，被告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承担3．33％的6799元。判决：一、由被告杨付荣、张文刚、王鹏程、王小成、王小强、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李生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瑞杰、杨某1、杨某、陈艳、柴孝莲赔偿206045．00元，具体分配数额为：杨付荣82418．00元（已支付8000元应予扣减），张文刚、王鹏程、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各20605．00元，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6799．00元；二、驳回原告杨瑞杰、杨某1、杨某、陈艳、柴孝莲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55元，由被告杨付荣承担1205元、被告张文刚、王鹏程、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各承担400元、被告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承担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根据杨付荣、张文刚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证人李维俊的一审出庭证言及双方在二审的陈述，受害人杨韬于2018年10月3日晚饮酒后被送回家中约四小时左右后死亡，经120医护人员现场确诊系心肌猝死。另查明，当晚与受害人杨韬共同饮酒的除九上诉人外，还有其他人员参与饮酒，上述部分共同饮酒人在与受害人的“打关”、“应酒”过程中，饮酒量为“应关”者每人喝两杯、受害人喝四杯，所饮用的酒类均系上诉人杨村荣提供的泸州系列白酒，当晚共饮用了六瓶泸州系列白酒。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对120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受害人杨韬死因情况的陈述，双方均对受害人系心肌猝死及当晚饮酒的事实不持异议。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过量饮酒极可能致心肌猝死，结合受害人当晚过量饮酒的状况、及其被送回家中至死亡的间隔时间，可以认定受害人当晚过量饮酒至少是导致其心肌猝死的诱因之一，故本院对一审关于受害人死亡结果与其过量饮酒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的认定予以确认。对该死亡后果各共同参与饮酒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应按其在饮酒过程中是否尽到法定注意义务并结合过错程度大小予以确认。综观各共同饮酒人参与饮酒情况及过程，受害人过量饮酒属其自愿行为，不存在他人强行劝酒的事实，九上诉人亦不存在与受害人主动“赌酒”、“斗酒”的主观故意，且受害人醉酒后由其他参与饮酒人护送回家已交付至成年家属，九上诉人只是在饮酒期间，未对受害人过量饮酒的放纵行为未进行有效劝诫，未能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各上诉人存在一定过失，应对受害人因过量饮酒引发心肌猝死的死亡后果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综合上述共同饮酒人的过错程度，九上诉人承担15%赔偿比例较符合其过错整体责任，一审认定九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比例欠妥，但对九上诉人各自应承担的具体赔偿份额基本符合各自的过错程度，认定理由一审已祥细进行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被上诉人的具体损失及上诉人应负的赔偿数额，一审认定共计1030226元，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九上诉人按15%责任比例应向被上诉人赔偿各项损失154534元，但除上诉人外还存在其他共同饮酒人，对被上诉人未主张其他参与共同饮酒人应负的赔偿数额，视为被上诉人放弃其权利，应当从上诉人承担的赔偿总额中予以扣减，按照上述责任比例及其他参与饮酒人的数量，本院酌定扣减2万元，即九上诉人应付赔偿总额为134534元，由上诉人按照一审确定的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赔偿份额，即上诉人杨付荣承担40％为53817元（已支付8000元应予扣减），上诉人张文刚、王治全、王旭军、王鹏程、杨锐军各承担10％为13453元，上诉人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承担3.33％为4484元。综上所述，杨付荣、张文刚、王鹏程、王小成、王小强、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李生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双方应负的赔偿责任比例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二、由九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杨瑞杰、杨某1、杨某、陈艳、柴孝莲各项损失共计134534元，其中上诉人杨付荣赔偿53817元（已支付8000元），上诉人张文刚、王鹏程、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各赔偿13453元，上诉人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赔偿4484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杨瑞杰、杨某1、杨某、陈艳、柴孝莲一审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55元，由上诉人杨付荣负担1205元，上诉人张文刚、王鹏程、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各负担400元、上诉人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元，由上诉人杨付荣负担530元，上诉人张文刚、王鹏程、王治全、王旭军、杨锐军各负担133元，上诉人王小成、王小强、李生成各负担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万德审判员 吴俊良审判员 王喜军 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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