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刑终206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志全，男，1953年1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寿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寿宁县。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4年9月9日被寿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4年10月16日被寿宁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11月7日经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11月8日被寿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寿宁县看守所。 辩护人陈大振，福建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志全涉嫌非法采矿罪一案，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闽0924刑初2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志全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9刑终245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2018）闽0924刑初22号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重审。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闽0924刑初1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志全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奕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2007年12月7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向寿宁县人民政府请示，拟对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自然村的饰面用花岗岩矿区（下简称山家洋矿区）挂牌出让。2008年1月11日，寿宁县人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挂牌出让。2008年1月16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向宁德市国土资源局请示，请求由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办理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手续。2008年12月10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受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予以公告，公告主要内容：竞买底价39.96万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证押金4.3万元，出让年限3年；风险提示：由于国家环保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及产业政策制约等原因，存在无法开采的风险，竞得者要承担风险，竞买人须慎重。 2007年，被告人黄志全与黄某1合伙开采山家洋矿山，2008年3月16日，黄志全与黄某1签订合伙协议，共同投资成立寿宁县山家洋花岗岩开发公司，黄志全出资50万元，任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黄某1出资250万元，任公司总经理，负责矿山管理。2009年1月10日，山家洋矿区采矿权被黄某1名义竞得，并由黄某1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09年4月1日，黄某1缴清采矿权出让价款39.96万元和第一期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押金4.3万元，与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寿宁县采矿权出让合同书》和《福建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协议书》。2009年4月23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同意该矿山采矿权上报审批，但宁德市人民政府至今未予颁发该矿区采矿许可证。 2011年黄某1退伙，黄志全于2013年10月召集同案犯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共同投资，重新开始开采山家洋矿山，叶里伟投资300万元，占股份40.1%、周瑞林与张增春代表斜滩、山田等村小股东投资200余万元，占股份33.3%，黄志全占股份26.6%。约定黄志全全面负责矿山生产经营和办理采矿许可证，对矿山的重大决策具有决定权，叶里伟负责矿山生产，周瑞林与张增春负责调处矿山纠纷，周瑞林还负责矿山荒料销售。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间，黄志全、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明知该矿山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仍陆续雇佣工人开采矿山，期间，黄志全雇请王某2于2013年底，到矿山负责记录矿山工人出勤，丈量荒料数量，监督货款到账等事务二个月，经黄志全同意，吴某等到该矿山开采矿石数天，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经统计，在此期间荒料销售额为2826080元。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执法，并送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年7月21日，经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间，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地段饰面用花岗岩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为2230800元。 2014年9月9日，黄志全向寿宁县公安局投案，同日被寿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8日，被寿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2018年2月1日，经检查，山家洋矿山留存已开采荒料185块，其中西向堆放190cm×120cm×80cm计45块，北向堆放200cm×130cm×70cm计100块，东向堆放200cm×120cm×80cm计40块。 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有：证人黄某1、徐某、叶某1、叶某2、王某1、王某2、江某、叶某3、吴某、陈某1、黄某2、黄某3、林某、陈某2、郭某1、陈某3、叶某4、郭某2、陈某4、夏某、张某、陈某5、叶某5证言，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察工作记录表、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回证、斜滩国土资源所报告及函告回证、黄志全的询问笔录、巡查现场照片，寿国土资〔2007〕124号、〔2008〕2号《关于寿宁县横埕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等3个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的请示》、寿政文〔2008〕7号《关于同意寿宁县横埕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等两个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的批复》、寿国土资告字〔2008〕16号《寿宁县国土资源局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寿宁县采矿权出让合同书》和《福建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协议书》、结算凭证及票据，接受证据清单及《协议书》，户名周瑞林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宁支行账号为62×××19交易明细、户名周瑞林的寿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90×××02交易明细、户名叶里伟的寿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90×××21交易明细、户名江某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账号为62×××79交易明细，寿宁县公安局提取的南阳镇三石石板材厂林某处18张领款凭证，寿宁县工商局证明，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于2014年7月21日出具的（闽国土资矿鉴〔2014〕64号）《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意见书》及附件《矿产资源价值技术鉴定技术报告》、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职称证明和宁德市价格认证中心关于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意见书、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检查笔录及照片，寿宁县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7）闽0924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人员基本信息，到案经过、侦破报告，同案犯周瑞林供述及辨认笔录，同案犯张增春、叶里伟供述，被告人黄志全的供述等等证据。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志全伙同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造成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提出无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黄志全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志全及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二百八十二万六千零八十元，上缴国库（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各已退缴80000元，计240000元）；三、存放山家洋矿山的三堆荒料计185块，予以没收（由寿宁县公安局依法处理）。 上诉人黄志全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与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寿宁县人民政府有直接利害关系，寿宁县人民检察院、寿宁县人民法院应当回避，未回避属于程序违法；2.寿宁县公安局、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有意将上诉人黄志全与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案分案处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黄志全合并审理的要求，分案审理以致上诉人与叶里伟等人无法对质、无法互相询问等，显然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3.一审判决对无罪证据隐匿不做分析，以致案件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二、二审以原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上诉人有罪的新证据情况下，仍然对上诉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该判决事实不清、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上诉人竞标取得山家洋矿山的采矿权，上诉人具有开采山家洋矿山的权利和资格，却指出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风险提示”，疑似推卸政府部门行政责任；2.上诉人一方与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书》第11条规定，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应在受理采矿权登记申请之日起40日内给上诉人颁发《采矿许可证》，上诉人有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寿宁县国土局有义务颁发《采矿许可证》。该事实一审判决不作任何认定，以致事实不清；3.上诉人（黄某1）拍得山家洋矿山采矿权后，交纳采矿权价款39.96万元、生态恢复保证金4.3万元，《采矿权出让合同书》还规定上诉人应办理开发利用方案、环保、水土保持、矿山安全、地质灾害、工商营业执照、矿产资格证等，上诉人办理上述事项投资已达2000多万元，但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渎职导致上诉人及全体股东巨大经济损失，一些股东为减轻损失对矿山进行开采，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应负主要责任，而一些股东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上诉人及其他股东不构成犯罪，一审法院对寿宁县国土局等部门责任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只字不言；4.寿宁县人民政府及寿宁县国土资源局从2011年开始不停发文要求给上诉人颁发采矿许可证，县、市二级领导均认为本案是遗留问题，而且还认为政府部门通过市场运作出让了采矿权，同意颁发采矿许可证。寿宁县国土局为了自保将责任推给上诉人等人，将所谓非法采矿罪移送公安机关，一审法院却对这一事实不作任何认定，甚至在政府部门违反法律和规定未发放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不顾历史遗留的事实，对上诉人作出有罪判决，是不能成立的；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不能成立。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的违法违纪行为，导致国家、公民重大经济损失，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得作为委托鉴定的委托人；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系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的上级主管单位，又不具鉴定单位（鉴定人）的资质，且其作出的《鉴定书》的鉴定结论违背客观事实和寿宁县公安局作出的《情况说明》，该鉴定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改判上诉人黄志全无罪。 辩护人以相同理由为黄志全辩护。 出庭检察人员认为：1.原公诉检察机关对案涉黄志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情况下非法采矿犯罪提起公诉，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未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书》颁发采矿许可证与黄志全非法采矿之间没有必然的法律因果关系，寿宁县人民法院、寿宁县人民检察院为犯罪行为发生地司法机关对本案依法管辖并无违法。2.公安机关对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先后移送审查起诉，寿宁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0月9日将周瑞林等三人一并以涉嫌非法采矿罪起诉至寿宁县人民法院。由于对周瑞林等三人起诉时，黄志全尚未到案（寿宁县公安局对其取保候审措施于2015年10月份已事实解除，黄志全处于无强制措施状态），寿宁县公安局于2017年10月31日对黄志全涉嫌非法采矿案报请批捕，寿宁县人民检察院只能按公安局移送顺序进行审查。寿宁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2月7日将本案起诉至寿宁县人民法院。根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点中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共同犯罪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的规定，寿宁县人民法院分别立案审理并没有明显瑕疵，不足以此为由推翻一审判决。3.本案中黄志全与黄某1通过合法手续拍卖竞得采矿权出让，并做了相关前期工作，但后来一直未获颁发采矿许可证，该事实在一审判决中已予认定。一审判决提到案涉山家洋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风险提示”，该“风险提示”提示属公告内容一部分，上诉人及辩护人无需无谓猜测。4.本案审理的是黄志全是否要为非法采矿承担责任，当事人认为有关行政单位及人员渎职，建议可提起行政诉讼、向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举报。寿宁县公安局发给寿宁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说明与一审认定事实没有关联。一审判决并未对2008年至2013年11月期间案涉山家洋矿区存在非法采矿事实予以认定，一审认定的是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期间，也就是张增春、周瑞林、叶里伟参股与黄志全共同经营期间的非法采矿事实，在原一审和重审一审中均有法庭审理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5.根据2015年国土资源部《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程序的规定》的规定，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可为福建省内的矿产资源案件进行鉴定；2013年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工作的通知》规定，确定全省范围内有19只地勘队伍有资质进行勘察鉴定，驻在宁德市地质支队列在名单中，按照规定地勘队伍出具鉴定报告后，由当地国土资源局提交省厅，由省厅聘请专家库中的2名专家审查后出具最终审查意见。本案中鉴定报告的流程及结论并无明显瑕疵，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综上，第一，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与控辩双方的合法诉讼权利，没有违反诉讼程序情况发生；第二，根据同案犯叶里伟、张增春、周瑞林供述及证人江某等人证言证实，2014年8月开始叶里伟、张增春、周瑞林为赚回成本，安排工人在山家洋矿山开采矿石20天左右，并销售给陈某1（金额为46万元），黄志全亦参与了经营过程。由于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报告出具时间是2014年4月，对2014年8月时间段的非法采矿未予以鉴定，一审法院在未查清部分事实就将该部分直接剔除，仅认定造成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判决理由没有说清，二审应予查明。但以造成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进行量刑，该部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黄志全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量刑适当，建议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2007年12月7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向寿宁县人民政府请示，拟对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自然村的饰面用花岗岩矿区（以下简称“山家洋矿区”，山家洋又称“山加洋”）挂牌出让。2008年1月11日，寿宁县人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挂牌出让。2008年1月16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向宁德市国土资源局请示，请求由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办理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手续。2008年12月10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受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予以公告。 2007年，被告人黄志全与黄某1合伙开采山家洋矿山，2008年3月16日，黄志全与黄某1签订合伙协议，共同投资成立寿宁县山家洋花岗岩开发公司，黄志全出资50万元，任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黄某1出资250万元，任公司总经理，负责矿山管理。2009年1月10日，山家洋矿区采矿权被黄某1名义竞得，并由黄某1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09年4月1日，黄某1缴清采矿权出让价款39.96万元和第一期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押金4.3万元，与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寿宁县采矿权出让合同书》和《福建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协议书》。2009年4月15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向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发函称，寿宁县山加洋矿山，原挂牌由黄某1中标，现经该矿区企业股东黄某1、黄志全申请变更法人代表为黄志全，经研究同意该矿区企业法人代表变更为黄志全。2009年4月23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同意该矿山采矿权上报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宁德市人民政府审批，但至今未获颁发该矿区采矿许可证；为此，黄志全向有关部门不断反映、要求办理采矿许可证。 2011年黄某1退伙，黄志全于2013年10月召集同案犯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均另案已判）共同投资，重新开始开采山家洋矿山，叶里伟投资300万元，占股份40.1%、周瑞林与张增春代表斜滩、山田等村小股东投资200余万元，占股份33.3%，黄志全占股份26.6%。约定黄志全全面负责矿山生产经营和办理采矿许可证，对矿山的重大决策具有决定权，叶里伟负责矿山生产，周瑞林与张增春负责调处矿山纠纷，周瑞林还负责矿山荒料销售。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间，黄志全、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明知该矿山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仍陆续雇佣工人开采矿山。期间，黄志全雇请王某2于2013年底，到矿山负责记录矿山工人出勤，丈量荒料数量，监督货款到账等事务二个月；经黄志全同意，吴某等在2014年农历正月底之后到该矿山开采矿石数天，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经统计，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开采的荒料销售额为2276080元。2014年8月间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继续雇佣工人开采矿山，开采的荒料销售额为550000元。以上非法采矿期间，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执法，并送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年7月21日，经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间，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地段饰面用花岗岩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为2230800元。 经寿宁县公安局传唤，黄志全于2014年9月9日到案，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6日寿宁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日寿宁县公安局对原审被告人黄志全予以释放，并以需要继续侦查且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为由对原审被告人黄志全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经报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17年11月8日寿宁县公安局对原审被告人黄志全执行逮捕。 2018年2月1日，经检查，山家洋矿山留存已开采荒料185块，其中西向堆放190cm×120cm×80cm计45块，北向堆放200cm×130cm×70cm计100块，东向堆放200cm×120cm×80cm计40块。 另查明，2013年12月7日、2014年5月14日周瑞林通过其在寿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90×××02分别转账付给黄志全（账号为62×××79）20000元、10000元，2014年9月3日叶里伟通过其在寿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90×××21转账付给黄志全（账号同上）1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黄某1证言，证实2006年，黄志全邀其合股开采山家洋矿山，当年底其筹集300万元资金前往，2007年开始开路、挖山石等前期工作。2008年，其与黄志全签订股份协议，约定黄志全占50万元的股份，其占30万元的干股，参与矿山管理，任总经理，剩余220万元由出资的古田籍股东占有。直至2009年寿宁县政府挂牌出让山家洋矿山采矿权才被其个人名义竞得，但黄志全要担任该矿山的法人代表，其于2011年退股，并将股份转让黄志全和叶里伟。 2.证人徐某证言，证实2013年10月间，经黄志全同意，山田村部分村民向矿山投股，约计130万元，其个人投股10万元。该矿山股东代表为黄志全、周瑞林、张增春和叶里伟，黄志全为法人代表，矿山总负责人，叶里伟负责招工和矿山生产，周瑞林和张增春负责调处日常纠纷。2014年8月，山田村股东推选其到矿山监督生产，黄志全经山田村股东与其谈话后才同意了，徐某参与监督荒料销售十几天，期间矿山实际上还是黄志全在管理，当时矿山的票据在叶某3处，黄志全经常会到叶某3那里查账，在此期间山田村入股的村民曾到南阳镇石板材厂索要销售款因黄志全不允而未成。矿山大额开支需经黄志全审批。矿山收入、支出的钱其都没有经手。 3.证人叶某1证言，证实山家洋矿山于2003年前即有人开采，大规模开采是2008年前后，由黄志全雇人陆续开采至2014年7月因无证被关停。该矿山法人代表为黄志全。 4.证人叶某2证言，证实山家洋矿山很早即开始开采，但大规模开采是2008年采矿权被黄某1中标开始。2011年该矿山法人代表为黄志全，周瑞林是山田村投股村民的代表，负责管理矿山资金，张增春是斜滩村投股村民的代表，负责处理矿山与当地村民的纠纷，矿山荒料大部分销往南阳石板材厂。 5.证人王某1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2年间，其受雇在山家洋矿山工作，负责记录工人出勤情况。该矿山负责人为黄某1和黄志全，但黄志全很少在矿山。该矿山开山、开路即用时两年，开始开采矿石半年即被责令停止。 6.证人王某2证言，证实2013年年底，黄志全以月工资4000元，雇其记录山家洋矿山工人出勤、丈量荒料出售数量、监督客户货款到账等工作，以及向周瑞林报结矿山每月盈亏情况。其只在该矿山工作二个月。 7.证人江某证言，证实2013年底，叶里伟雇其到山家洋矿山任出纳，主要负责购买配件、支付工人工资等事项。该矿山股东为黄志全、张增春、周瑞林和叶里伟。黄志全和周瑞林的股金212.208万元由周瑞林汇入矿山账户，叶里伟向矿山账户汇入300多万元股金。矿山开支及工人工资由周瑞林审批支付，叶里伟和黄志全也有审批部分矿山开支。其农行尾号5879的账户和信用社尾号2539的账户为矿山账户。矿山会计系黄志全聘请。2013年12月至农历过年及2014年8月间，开采矿山的工人是叶里伟聘请；2014年农历正月底，黄志全聘请一批开采矿山工人作业一星期左右。 8.证人叶某3证言，证实2014年夏天，其在山家洋矿山担任统计员一个月，负责统计矿山收入和支出，并将统计的数据及票据交黄志全。其个人投股15万元，款汇入周瑞林账户。 9.证人吴某证言，证实2014年农历正月底，经黄志全同意，其与张高福到山家洋矿山开采矿石数天，即被政府责令停产。 10.证人陈某1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3年，经周瑞林推销，三石石板材厂有向山家洋矿山购买荒料。 11.证人黄某2、黄某3证言，证实2014年12月29日，黄某2、黄某3、黄高堂受雇到山家洋矿山为三石石板材厂运载荒料。 12.证人林某证言，证实2014年12月29日，三石石板材厂收购山家洋矿山荒料3车。2013年10月，其帮助泉州市水头客户向山家洋矿山购买荒料2车，荒料款现金支付。经查看，三石石板材厂共向山家洋矿山购买荒料1087600元。 13.证人陈某2、郭某1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间，陈某2向周瑞林购买山家洋矿山荒料，单价600元-700元／ｍ3，共付荒料款640000元。 14.证人陈某3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间，其作为矿石荒料买卖的中介人，曾向周瑞林购买山家洋矿山荒料，荒料单价600元／ｍ3。其先后17次汇荒料款867100元到周瑞林账户。 15.证人叶某4、郭某2、陈某4、夏某、张某证言，证实2013年6月起，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多次到山家洋矿山巡查，曾发现工人开采矿山被当即责令停工，并将《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交斜滩国土所送达。 16.证人陈某5、叶某5证言，证实其2人在斜滩国土所工作期间，多次到山家洋矿山巡查。巡查期间，发现有人开采矿石即对矿山予以停机停电，并送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该矿山法人代表为黄志全。《法律文书送达回证》上所签的“黄志全”，只有2014年2月27日是黄志全本人所签，其他系股东张增春代签。 17.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察工作记录表、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回证、斜滩国土资源所报告及函告回证、黄志全的询问笔录、巡查现场照片，证实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间，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执法，发现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擅自在寿宁县山家洋开采花岗岩，被责令停止并送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18.寿国土资〔2007〕124号、〔2008〕2号《关于寿宁县横埕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等3个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的请示》、寿政文〔2008〕7号《关于同意寿宁县横埕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等两个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的批复》、寿国土资告字〔2008〕16号《寿宁县国土资源局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寿宁县采矿权出让合同书》和《福建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协议书》、结算凭证及票据，证实2007年12月7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经向寿宁县政府请示，寿宁县政府于2008年1月11日批复同意对寿宁县山家洋饰面用花岗岩矿区挂牌出让，开采面积0.172平方千米，矿石资源量32.7万立方米，开采标高380米-320米。2008年1月16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向宁德市国土资源局请示，请求由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办理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手续。2008年12月10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受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该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予以公告，竞买底价39.96万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证押金4.3万元，出让年限为3年，风险提示：由于国家环保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及产业政策制约等原因，存在无法开采的风险，竞得者要承担风险，竞买人须慎重。2009年1月10日，竞得人黄某1与寿宁县国地资源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09年4月1日，黄某1缴清采矿权出让价款39.96万元和第一期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4.3万元，与寿宁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寿宁县采矿权出让合同书》和《福建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协议书》。2009年4月23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同意该矿山采矿权上报市局审批。 19.接受证据清单及《协议书》，证实2008年3月16日，黄志全与黄某1签订协议，共同投资成立寿宁县山家洋花岗岩开发公司，黄志全出资50万元，任公司董事长，系法人代表；黄某1出资250万元，其中220万元现金投入，30万元系红股，任公司总经理。 20.户名周瑞林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宁支行账号为62×××19交易明细，证实该账户收到陈某3荒料款17笔计86.71万元，收到陈某2和郭某1荒料款6笔计64万元；户名周瑞林的寿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90×××02交易明细，证实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4月16日，该账户收到陈某1荒料款15笔计75.75万元；户名叶里伟的寿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90×××21交易明细，证实该账户收到陈某1荒料款55万元；户名江某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账号为62×××79交易明细，证实2013年12月29日、2014年1月28日，该账户收到余小波荒料2笔计11480元。结合周瑞林、陈某1等言词证据，证实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2月，荒料销售额为282.608万元。 21.寿宁县公安局提取的南阳镇三石石板材厂林某处18张领款凭证，证实该厂支付山家洋矿山部分荒料款1087650元。 22.寿宁县工商局证明，证实寿宁县山家洋矿山未经该局登记注册。 23.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于2014年7月21日出具的（闽国土资矿鉴〔2014〕64号）《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意见书》及附件《矿产资源价值技术鉴定技术报告》、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职称证明和宁德市价格认证中心关于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意见书、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证实寿宁县山家洋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荒料，自2013年12月27日至次年4月11日的鉴定价格为每立方米550元整；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寿宁县山家洋矿区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为2230800元。 24.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截至2018年2月1日止，山家洋矿山剩余已开采荒料三堆，西向堆放190cm×120cm×80cm荒料45块，北向堆放200cm×130cm×70cm荒料100块，东向堆放200cm×120cm×80cm荒料40块。 25.寿宁县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7)闽0924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已确认本案认定相关事实，认定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涉案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为2230800元。 26.人员基本信息，证实黄志全生于1953年1月24日，犯罪时已达刑事责任年龄。 27.到案经过、侦破报告，证实黄志全于2014年9月9日主动向寿宁县公安局投案，同日被寿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8日，黄志全在寿宁县人民检察院被寿宁县公安局带走调查以及本案侦破过程。 28.同案犯周瑞林供述及辨认笔录，供证黄志全于其参股前称，山家洋矿山的采矿证快办下来，邀山田村及斜滩村群众参股。2013年10月间，其与张增春作为山田村和斜滩村的股东代表、叶里伟作为古田股东代表在宁德，与黄志全商讨合伙开采山家洋矿山事宜，确定黄志全全面负责矿山生产经营，对矿山的重大决策具有决定权，叶里伟负责矿山生产，其与张增春负责调处矿山与村民纠纷，其与叶里伟对大额开支有审批权。其4人将原先已开采的石头处理好即开始动工开采，至2013年12月间停工过年。年后黄志全组织工人开采约一周因工人离开而停止采矿。2014年8月间，叶里伟向其与张增春提出要开采矿山将本钱赚回，并雇请工人开采10余天被政府责令停工。在此期间的会计徐某系黄志全聘请，所采矿石均出售南阳石板材厂，资金均汇入叶里伟信用社账户。其在信用社及农行各开一个账户，矿山财务前期从该2个账户过。荒料销售款被用于矿山工人工资、设备款、电费等日常开支。2014年8月的荒料款被黄志全支取10余万元用于办证，矿山没有余款分红。矿山开采的荒料销往泉州水头、寿宁南阳等地。矿山生产期间，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有到现场执法。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该矿山只有黄志全、叶里伟开采，没有其他人或企业开采。经辨认，黄志全所雇矿山会计为王某2。 29.同案犯张增春供述，供证2013年8月间，黄志全对外称山家洋矿山的采矿证快办下来，邀山田村及斜滩村群众参股。2013年10月间，其出资20万元参股，并与黄志全、周瑞林、叶里伟在宁德商讨合伙开采山家洋矿山事宜，确定黄志全全面负责矿山生产经营，同时办理矿山证件，叶里伟负责矿山生产，周瑞林与其负责处理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2013年12月间，叶里伟雇工人开采矿山至春节前。2014年春节过后，黄志全组织人员到矿山采矿10余天即停工。矿山生产期间，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到现场执法，其代签过停产通知书。其从南阳板材厂支取荒料款一万元。 30.同案犯叶里伟供述，供证2013年10月左右，黄志全电话告知，山家洋矿山采矿证快办下来，原股东已退股邀其参股。黄志全与周瑞林、张增春及其本人曾在宁德商讨合伙开采山家洋矿山事宜，确定黄志全作为矿山法人代表，全面负责矿山事务，占股26.1%；其投资300余万元占股40.1%，与周瑞林负责矿山生产；周瑞林与张增春占股33.3%，负责处理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周瑞林负责矿石销售和管钱。矿山的会计由黄志全聘请，其聘请朋友江某任出纳但没管钱。2013年12月，开始开采矿山20多天即停工过年，年过后黄志全要自己负责矿山管理，其即未参与管理。2014年8月，黄志全和周瑞林通知其回矿山继续生产约十几天即被责令停止，并在斜滩国土所签了一份文书，本次开工黄志全会知晓，只是他在负责办证，所开采矿石销售款存入叶里伟信用社账户，但银行卡由周瑞林保管，陈某1汇入该卡的55万元均是销售款。黄志全系矿山老总，决定矿山开工与否，包括购买装载车、发电机等。 31.被告人黄志全供述，供证其于1993年取得山家洋矿山采矿权，即有开采该矿山至1995年重新办证。2007年因县政府要求以挂牌方式取得采矿权才可继续开采。2008年12月经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并经寿宁县人民政府同意，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山家洋矿山采矿权。2009年，其以39万元取得该矿山3年的采矿权，其任法定代表人，股东为其与黄某1，矿山由黄某1负责管理开采至2010年底，从2010年底至2013年11月停止开采，在此期间黄某1退股。山家洋矿山的现有股东由其与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组成，其任董事长，占股份26.6%，叶里伟为古田方小股东代表，周瑞林、张增春为山田和斜滩小股东代表。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有人在山家洋矿山开采矿石，具体情况不详。因寿宁县国土资源局采矿审批权被上收，致该矿山至今未办领采矿许可证。其两次签收国土资源局送达的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根据上述认定证据，对检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认为黄志全没有非法采矿的事实问题。 经查，黄志全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伙同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明知山家洋矿山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仍陆续雇佣工人开采矿山，有证人徐某、叶某1、王某2、江某、叶某3、吴某、陈某5、叶某5证言，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察工作记录表、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回证、斜滩国土资源所报告及函告回证、黄志全的询问笔录、巡查现场照片，同案犯张增春、叶里伟供述，被告人黄志全的供述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黄志全非法采矿事实。该诉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黄志全是否参与2014年8月间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继续雇佣工人非法开采矿山事实部分的问题。经查，周瑞林在2016年3月28日公安机关的讯问中陈述：那次黄志全没有参与管理，黄志全有交代我们开工不要影响他办证。叶里伟在2016年3月25日公安机关的讯问中陈述：2014年8月左右，周瑞林打电话叫其回来继续生产，并和其说这次不让黄志全管矿山。叶里伟在2016年4月4日公安机关的讯问中陈述：2014年8月黄志全说当时他在办证，矿山的事情都由周瑞林、张增春安排，但是黄志全会知道矿山重新开工；黄志全有请一个会计。证人徐某在2016年3月29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有管理十几天，是在2014年8月份左右，山田村股东商量之后，由其代表负责监督，监督每天矿石的销量，并将每天矿石的销量报给会计，会计是黄志全请的，是什么人其都没有见过。证人叶某3在2017年5月8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在2014年的夏天又准备生产，山田的股东就推选了徐某到矿山监督生产，并推选其配合，徐某要监督荒料量、出售量、矿山支出，之后再将收入、支出的票据给其，由其做统计、计算收支总额和盈利情况，票据后来交给黄志全。以上同案犯供述、证人陈述，可以推断黄志全对2014年8月间非法采矿活动比较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三人主观上明显消极，客观上无法确定其派会计参与管理，在案证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情形，故不予认定黄志全参与该时间段案涉非法采矿的事实。该部分诉辩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一审认定该部分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2.关于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认为山家洋矿山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意见书委托单位寿宁县国土资源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以及一审认定的“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不能成立等问题。 经查，寿宁县国土资源局委托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山家洋矿山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是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第9号，自2003年6月3日起施行，于2016年12月1日废止）第六条规定“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以及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破坏的数额，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第十三条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矿产品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三）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出具的报告。”一审根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意见书，认定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间，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地段饰面用花岗岩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为2230800元，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该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此外，经审查：（1）2019年3月11日寿宁县公安局发给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情况说明，是对2008年至2013年11月底案涉矿山开采1.27万立方米荒料量的情况进行说明，即案涉矿山在该时间段确实存在非法采矿行为，因无法确定哪些人开采以及开采的荒料量，故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该局起诉意见书中并未对该时间段非法采矿行为进行认定。可见，该情况说明内容与一审认定非法采矿事实并无关联。（2）寿宁县人民法院在审理（2017）闽0924刑初101号被告人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犯非法采矿罪一案中，2018年1月25日宁德市国信资产评估公司给寿宁县人民法院的（2018）评估（复）第01号《回函》载明：对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对“寿宁县山家洋矿区饰面花岗岩荒料价格（基准日：2013年12月27日-2014年4月11日）及非法开采饰面花岗岩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进行重新鉴定”的委托书〔编号：（2017）寿法委鉴字第10号〕，该公司价格评估人员对该案进行了解，并至现场进行勘验，经了解该委托评估标的为被开采荒料的一部分，我公司无法区分哪一部分为案件被告人及某个时间段所开采的，因而无法确认标的实际数量及最终评估值，故退回该次委托。2018年2月27日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对寿宁县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2017)寿法季鉴字第10号]的《复函》载明：鉴于我队对寿宁地区相关地质情况及花岗岩矿产市场不甚了解，不能确保就委托书中所提及案件的饰面花岗岩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作出客观、准确的重新鉴定，故不接受此项委托。本院审查认为，本案非法采矿行为发生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至2017年12月资产评估公司无法通过踏勘、测量确定基准日为2013年12月27日-2014年4月11日标的实际数量及最终评估值，无法重新鉴定符合资产评估规则和实际作业能力。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以其对寿宁地区相关地质情况及花岗岩矿产市场不甚了解，不能确保作出客观、准确的重新鉴定，不接受此项委托，并无不当。本案中已有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意见书对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间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地段饰面用花岗岩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进行认定，该证据合法有效，无法重新鉴定情形不影响依法认定本案相关事实。 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关于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以及一审认定的“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不能成立等等的诉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3.关于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认为案涉有关行政机关及人员渎职与黄志全为受害人的问题。 案涉山家洋矿区采矿权经寿宁县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由黄志全（黄某1）竞得，至今未能获颁采矿许可证，从矿业权出让的角度，其主张受到损害，应依法维护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矿产资源法》及本细则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取得勘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探矿权人。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属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该诉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建议有理，即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认为有关行政单位及人员渎职，可提起行政诉讼、向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举报。 4.关于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认为本案侦查、检察机关、一审法院未回避和与同案犯分案审理存在诉讼程序违法问题。 经查，本案非法采矿的行为、结果均发生在寿宁县辖区，寿宁县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根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点中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共同犯罪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予以明确规定，该规定为“可以”，并非“必须”或者“应当”并案处理之强制性规定，案涉非法采矿犯罪由公安机关对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与原审被告人黄志全先后分别移送审查起诉，寿宁县人民检察院先后分别提起公诉，寿宁县人民法院分别立案审理，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且本案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证据充分、足以认定，故出庭检察员关于本案侦查、起诉、一审审理没有明显瑕疵，不足以此为由推翻一审判决的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关于本案诉讼程序违法的诉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5.关于出庭检察员认为案涉非法采矿之造成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应认定为2826080元的问题。 经查，原审被告人黄志全与同案犯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属于普通共同犯罪，本院分析、审查，对黄志全参与叶里伟、周瑞林、张增春三人2014年8月间非法采矿犯罪的事实不予认定，故对该部分造成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相应予以剔除。本案犯罪事实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期间，可按有利被告人原则予以按照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意见书，认定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20日间，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山家洋地段饰面用花岗岩因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为2230800元，予以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按照销赃数额认定违法所得为2276080元。对非法采矿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依法追缴。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志全伙同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造成矿产资源被破坏价值223080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部分事实认定不当，致使对上诉人黄志全量刑不当，予以纠正。上诉人黄志全及其辩护人提出无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闽0924刑初13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黄志全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21年3月30日止。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 三、继续追缴上诉人黄志全与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均另案已判）共同的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二百二十七万六千零八十元，上缴国库（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另案各已退缴80000元，计240000元）。 四、对与同案犯周瑞林、叶里伟、张增春（均另案已判）共同存放山家洋矿山的三堆荒料计185块，予以没收（由寿宁县公安局予以变卖后，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万福 审判员  魏各永 审判员  关 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张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三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以及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破坏的数额，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一）无许可证的； （二）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 （三）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 （四）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 （五）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 第三条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 （四）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十二条对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应当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用于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没收。 第十三条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 矿产品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 （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 （三）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出具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