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特1511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邹春元，男，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廖新辉，男，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一大街2号(2)综合楼二层201（2）。执行事务合伙人：廖新辉。以上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新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靖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深圳市前海梧桐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前为深圳市纵联成长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纵联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楚庆）。委托代理人：唐克胤，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通维企业）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前海梧桐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企业）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共同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与前海企业于2017年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704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事实和理由：一、根据前海企业向广州仲裁委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前海企业提起仲裁的依据是2015年9月5日签署的《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以下简称《201509增资协议》）、2016年7月21日签署的《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60721补充协议》）以及2017年签署的《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704补充协议》），标的公司虽均为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通拓公司），但上述三份合同的签订主体以及关于争议管辖等约定并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以及为确保裁判的统一性，只能由各方协商确定一个仲裁协议，若不能达成一致的，应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上述三个相关联的协议中签约主体均不相同，各协议中所约定的管辖也不一致。二、本案因涉及多份仲裁协议，各份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并不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以及确保裁判的统一性，只能由双方协商确定一个仲裁机构，若不能达成一致的，应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涉案三份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并不相同：其中《201509增资协议》《20160721补充协议》约定的是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201704补充协议》约定争议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仲裁。鉴于前海企业的仲裁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事实等是基本一致的，若由不同的机构进行审理，可能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甚至对于相同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的适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本案是由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还是广州仲裁委仲裁，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在双方未达成一致之前，广州仲裁委并不当然具有管辖权；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认定涉案仲裁协议无效。审查中，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向本院陈述补充意见：前海企业申请仲裁的依据是《201704补充协议》，也就是说前海企业据以仲裁的条款是一个补充条款，而该补充条款的源头是《201509增资协议》。《201509增资协议》的签约主体除了本案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即标的公司通拓公司原有的三个股东以外，还有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跨境通宝公司）、珠海安赐互联股权并购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赐公司）及前海企业。之后签订的《20160721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也不仅仅是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和前海企业，还包括上海广证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广证金俊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甲方2）、深圳前海广证工业四点零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纵联互联网产业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前海金穗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汇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前海企业申请仲裁的依据《201704补充协议》正是上述《201509增资协议》和《20160721补充协议》的补充。但《201704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只留下了本案的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以及前海企业。其认为，《201509增资协议》和《20160721补充协议》的其他签约主体没有参与签署《201704补充协议》的情况下，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和前海企业作为原协议的部分主体不能够协商将争议管辖地变更为广州仲裁委。如果这种争议管辖权变更得以成立，就会导致合同的其他主体之间发生争议时难以确定诉讼管辖地，增加了不确定性。此外，前海企业事实上在之前已就其与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2015年的业绩补偿在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了仲裁。也就是说如果本案的纠纷被认为可以由广州仲裁委来管辖的话，也可能导致对同样的业绩补偿，由广州和深圳两地的仲裁委作出不同的裁决，从而有损司法的统一和权威。被申请人前海企业答辩称，第一，《201704补充协议》第6.4条明确约定“本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因此，尽管《201509增资协议》《20160721补充协议》中均约定有仲裁条款且约定其他仲裁机构为争议解决机构。但在《201704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的仲裁仲裁机构为广州仲裁委，应该以该协议为准，所以广州仲裁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前海企业申请仲裁的依据是《201704补充协议》，该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明显晚于《201509增资协议》《20160721补充协议》以及《1228补充协议》，即《201704补充协议》中仲裁条款的形成时间明显晚于其他三份协议。因此，签订时间在后的协议应该视为对签订时间在先的协议中仲裁条款的更改。因此说《201704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有效，广州仲裁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第三，从各个协议所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以及本案的争议来看，各个协议虽然相互关联，但是签约各方当事人不尽相同，所约定的事项也各有不同：1.《201509增资协议》所约定的是前海企业的义务为向标的公司通拓公司增资3000万元人民币，以获得标的公司2%的股权，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的义务为当出现该协议第4.1条的情形时，应向前海企业回购股权，争议解决机构为深圳仲裁委员会。很显然，本仲裁案的争议是业绩补偿和延期补偿的争议，并不属于增资以及回购纠纷的争议。该争议应该适用于《201704补充协议》的仲裁条款。2.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虽提供《1228补充协议》，但前海企业不是《1228补充协议》的相对方，故前海企业也不应该受到《1228补充协议》的约束，也就是说《1228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深圳仲裁委员会的管辖的仲裁条款对前海没有任何约束力。3.对于《1228补充协议》的各方签约主体来说，《20160721补充协议》是对《1228补充协议》有关内容的变更和补充。但是对于前海企业而言，却是一份全新的补充协议。也就是说，《20160721补充协议》对于前海企业而言是相对于《201509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而《20160721补充协议》并没有约定仲裁条款。4.《201704补充协议》本案各方当事人就关于通拓公司2016年业绩补偿和延期补偿的进一步约定。对前海企业而言，也是对《20160721补充协议》的进一步补充和明确。《201704补充协议》第7.2条明确约定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进行裁决。本案中，前海企业的仲裁请求正是对2016年业绩补偿和延期补偿的请求，完全不涉及《201509增资协议》《1228补充协议》项下的事项。第四，关于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认为《201704补充协议》抛开了《201509增资协议》等其他协议的其他签约方，会构成其他当事人对仲裁管辖的争议，对此，其认为：前海企业并不清楚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与协议的其他当事人之间是否重新达成了新的补充协议或仲裁条款。即使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与协议其他当事人之间未达成任何仲裁条款变更的约定，也不影响前海企业与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之间重新约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本案涉及多份协议，各协议的仲裁条款针对的是不同纠纷。2015年的业绩补偿争议是独立个案，适用于相关仲裁条款约定，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最后，其不同意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所述可能导致仲裁结果不一致的说法。各仲裁机构之间是独立的，各自的裁决也是独自有效的，深圳仲裁院的裁决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决。综上，《201704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有效，广州仲裁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请求人民法院驳回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的请求。审查中，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向本院提交了如下7份证据：1.仲裁通知书，拟证明广州仲裁委已受理前海企业提起的关于公司增资纠纷的仲裁申请，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是仲裁被申请人；2.《仲裁申请书》，拟证明前海企业的仲裁请求分别依据的是不同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3.前海企业在仲裁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拟证明前海企业的仲裁请求依据的是不同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4.《201509增资协议》，5.《20160721补充协议》，6.《1228补充协议》，7.《201704补充协议》，证据4-7拟共同证明《201509增资协议》《20160721补充协议》《201704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不同以及仲裁管辖存在不同的约定，《201509增资协议》第11.2条、《20160721补充协议》第3.2条、《1228补充协议》第10.1条约定相关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被申请人前海企业对此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该协议是对《20160721补充协议》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也正是该协议对本仲裁案争议的权利义务以及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约定，其也是依据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的。前海企业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查明，廖新辉是通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9月5日，通拓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廖新辉、邹春元、通维企业、跨境通宝公司、安赐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原股东与前海企业作为投资方共同签署《201509增资协议》，约定拟由前海企业以货币方式向通拓公司共计投资3000万元，其中71.0885万元认缴通拓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其余2928.9115万元计入通拓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该协议还对增资及价格、投款的支付及后续安排、股权回购、投资方的陈述及保证、投资方投资后享有的权利、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保密、违约责任、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不可抗力、协议的生效及其他方面进行约定。其中第11.2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无法协商解决，任何一方都可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第13.3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签订补充文件，补充文件与本协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5年12月28日，上海广证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甲方1）、广州广证金俊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甲方2）、深圳前海广证工业四点零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甲方3）与邹春元（乙方1）、廖新辉（乙方2）、通维企业（乙方3）、通拓公司（丙方）为进一步保证甲方投资丙方后的投资权益，甲乙丙三方共同签署《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1228补充协议》）。其中“鉴于”部分约定：“……2.乙方系甲方对丙方进行股权投资前的实际控制人：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甲方对丙方进行增资。为了进一步保证甲方投资丙方后的投资权益。经过友好协商，各方根据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特订立本补充协议如下条款，以供各方共同遵守。”该协议并就增资完成后乙方共同及个别地向甲方对丙方在2015-2018年年度保证净利润指标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进行约定。该协议同时对2015年年度审计报告、一票否决权、优先认购权、共同出售权、保密和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和赔偿、特别约定、争议解决、协议生效及其它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十条“争议解决”约定：“10.1任何因本补充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任何一方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六十(60)天内，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依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仲裁地点在深圳市，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任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该等裁决。除仲裁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的开支和费用由败诉方支付。”第十一条“协议生效及其它”约定：“11.1本补充协议与《增资协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若各协议之间条文解释或理解存在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2016年7月21日，上海广证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广证金俊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工业四点零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纵联互联网产业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前海金穗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汇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前海企业与廖新辉、邹春元、通维企业共同签署了《20160721补充协议》就标的公司（即通拓公司）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达成协议条款：对《1228补充协议》2.1.1和2.1.2的约定进行修改。该协议未对争议解决方式进行约定。其中第三条“协议生效及其他”中约定：“……3.2除本协议对《1228补充协议》明确予以修改的部分外，《1228补充协议》原有内容仍对其当事人具有约束力；……。”2017年，前海企业作为甲方，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作为乙方签署了《201704补充协议》，对乙方履行2016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事宜进行约定，包括定义和解释、业绩补偿与延期补偿、业绩补偿金与延期补偿金的履行、陈述与保证、违约责任和赔偿、合同的生效、变更及解除、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等方面。该协议“鉴于”部分约定：“1.深圳市前海梧桐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前为‘深圳市纵联成长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于2015年9月在中国深圳市签署了《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2.深圳市前海梧桐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前为‘深圳市纵联成长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广证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广证金俊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工业四点零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纵联互联网产业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前海金穗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汇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廖新辉、邹春元、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在中国深圳市签署了《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和《关于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上协议统称‘原协议’；3.乙方共同及个别的向甲方提供2015、2016、2017、2018年度业绩补充承诺，如经双方共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标的公司2015-2018年任何一年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年度保证净利润的，乙方承诺以现金形式给予甲方及时、充分、有效的补偿，并对该等补偿承担连带责任。4.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公司仍未就其2016年度经营情况出具审计报告。现双方一致同意，对乙方履行2016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事宜达成如下一致补充意见，以兹共同遵守。”第六条“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第四款约定：“6.4本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协议为准。”第七条“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第二款约定：“7.2经双方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按提交申请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予以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庭另有裁决，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应赔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2019年7月8日，前海企业作为仲裁申请人依据《201704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以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为仲裁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申请裁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向前海企业支付2016年业绩补偿金、延期补偿金、逾期付款违约金及承担律师费、全部仲裁费用，并裁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等。广州仲裁委受理后，案号为（2019）穗仲案字第10492号。因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向本院提起确认其与前海企业于2017年签订的《201704补充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无效、广州仲裁委对本案无管辖权的申请，现该案仲裁程序中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系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只对仲裁协议的有效与否作出审查及认定。首先，前海企业的仲裁请求是裁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支付2016年业绩补偿金、延期补偿金、逾期付款违约金等，而《201704补充协议》对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履行2016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事宜的约定，包括业绩补偿与延期补偿、业绩补偿金与延期补偿金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赔偿等，且在第7.2条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按提交申请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予以仲裁解决。该仲裁条款有明确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仲裁事项，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属有效条款，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即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与前海企业均有约束力。其次，关于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主张因本案存在多份协议，各份协议之间的签约主体不尽相同，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也不完全相同，应由双方协商确定仲裁机构，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认定《201704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的问题，对此，第一，本案涉及的多份协议中所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同，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在同一份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情形，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据此主张应由双方先行协商的前提并不具备。第二，前海企业及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同为《201509增资协议》《20160721补充协议》《201704补充协议》的签约当事人，各方对上述三份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均应受上述协议的约束。虽然《201509增资协议》已约定涉及该合同的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但因《201704补充协议》是《201509增资协议》《20160721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根据《201704补充协议》第6.4条约定“本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协议为准”，因此，当上述协议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不一致时，应当以《201704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即适用《201704补充协议》第7.2条的约定，因此，广州仲裁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邹春元、廖新辉、通维企业申请确认《201704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邹春元、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本案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邹春元、廖新辉、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伍静怡易臻萱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