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9民初23880号 原告:黄田根，女，1957年12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立坚，系原告的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正阳,杭州市之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郑国丽，女，1962年9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郑海伟，男，1962年4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公民。 被告：罗行桥，男，1957年8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郑佐国，男，1951年9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亮，杭州市萧山区萧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黄田根诉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立坚、俞正阳，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亮及被告罗行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返还原告多预留个人所得税款1928440元及股权转让预留款10万元。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1.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返还原告预留的个人所得税款1979439元，个人所得税由原告自行缴纳；2.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返还股权转让预留款10万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原告持有的杭州萧山东方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的42.63%的股权，转让款为1440万元，其中约定预留244万元，作为办理股权变更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税款，由东方公司代扣代缴。后四被告为了抵扣成本后再行交税，提出待政府主管部门对东方公司征迁补偿清算后再办理股权转让。原告认为这样风险过高，于是提出如果抵扣后有收益的，原告仍应当按照股份享有。四被告再提出如果东方公司代原告所缴纳的税款在150万元以上的，则原告应自愿放弃244万元中的其余款项，如未到150万元返还244万元减去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款项。2015年10月13日，被告方起草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未将上述关于244万元退还的问题写入条款中，只是担保人写了关于税款退款的事宜后签字，同时补充协议约定预留10万元的股权款。原告和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2018年1月9日，原告与四被告就税款的退还问题再次协商后达成协议，明确东方公司代原告所缴纳的税款在150万元以上的，则原告应自愿放弃244万元中的其余款项，如未到150万元，则返还244万元减去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款项。现据原告所知东方公司注销后原告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为460560.28元，没有达到约定的150万元。原告多次向四被告催讨退还剩余的预留税款及股权转让款未果。原告认为，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人的纳税义务，四被告代扣税金后拒不缴纳，损害了国家利益。 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辩称：1.被告郑佐国只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调方，并不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因此原告对郑佐国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原告与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履行。原告一直为东方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至2018年5月2日公司核准注销。因公司已注销，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原告应当退还被告已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原告对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原告将其持有东方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及相关约定。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约定待拆迁补偿清算后再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并且原告提出最终原告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达到150万元的剩余部分同意放弃，不到150万元的应当返还剩余部分，沈关明作为保证人签字予以证明以上事实。 3.《补充协议》，证明各方就预留的244万元达成协议，如代扣代缴不到150万元剩余部分应返还原告，东方公司为实际代扣代缴的义务人，盖章可以代表全体股东的意思。 4.公司基本登记情况和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证明东方公司实际已经注销，未履行债务应由全体股东共同承担。 5.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证明郑佐国对《补充协议》认可的，对股权转让的事实没有异议。 经质证，四被告认为，证据1，经质证，四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已经被新修改的公司章程予以否定。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约定244万元为包干性税款，多少均由乙方承担。证据2，认可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签署协议，但是被告方并不清楚拆迁补偿款已经付清，公司办公大楼已经拆迁的事实，而原告知情，因此该协议的第一条与事实不符合，且新修改的公司章程对该协议的内容予以否定。原告所主张的担保人的意思是担保人的个人意思，并不是被告方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也恰恰证明了被告郑佐国并不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证据3，对其三性均不予以认可，协议抬头主体和落款并不一致，该协议无效。证据4，对其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反而证明了截止2018年3月14日原告是股权的实际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的决策经营，案涉股权没有实际转让的事实。证据5，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三性均不予以认可，且该材料中一直在谈企业注销，也可以证明原告是企业的实际股东。 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至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3与税法相悖的约定，不予确认。证据5，录音中谈论的是企业注销交税的问题，与本案个人所得税无关。 四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东方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2015年12月8日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建华，原告仍为公司自然人股东，继续行使股东权利、参与经营决策。 2.东方公司章程，证明原告于2015年12月8日签名确认的新章程中仍拥有注册资本42.63%的股权。 3.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出席股东会议，行使表决权，决议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歇业。 4.税收完税证明、5.东方公司财产清算表，证明东方公司注销缴税总额为1080369.04元，公司清算后原告分配财产总额为1376446.75元。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至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只是挂名股东。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全体股东决议清算以后缴纳税款108万余元，对此纳税事实无异议，但对应当纳税的额度有异议。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至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来源于案外公司，真实性无法确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7月28日，黄田根作为甲方，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共同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42.63%的东方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格为14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1400万元减去投入成本180万元得出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1220万元，应纳个人所得税商定为244万元，根据股权转让中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由东方公司代扣代缴，故该244万元由乙方代为缴纳甲方的个人所得税，该税款为包干性税款，多少均有乙方承担享受，印花税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扣除东方公司代缴的244万元税款后，转让款1156万元分两次支付至甲方账户，其中40%即462.4万元由乙方委托人郑海伟在协议生效后7天内支付，余款693.6万元自东方公司收到萧山区湘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征迁费余款后7天内由郑海伟代理支付给甲方；乙方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后，乙方按其在公司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甲方的股东身份及股东权丧失；乙方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后，甲方积极配合乙方签署有关文件，并配合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在东方公司或乙方通知甲方配合办理时，应在收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协助办理。该协议抬头处甲方为黄田根，乙方为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落款处黄田根在甲方处签名，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在乙方处签名。 2015年10月13日，黄田根作为甲方与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共同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后的工商登记事项的变更待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征迁补偿费清算后配合办理；甲方预留股权转让款10万元，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的5天内，抵扣甲方应承担的印花税后，由乙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向甲方付清本息，其中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协议签订后，除预留的10万元，乙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清甲方股权转让价款的应付款余额；本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甲方不配合乙方办理变更相关手续，对乙方及公司造成损失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并由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该协议抬头处甲方为黄田根，乙方为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落款处黄田根在甲方处签名，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在乙方处签名。担保人一栏载明“上述协议就甲方个人收入所得税实际缴纳150万元以上则本人保证本协议履行。保证人沈关明”。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收到股权转让款462.4万元。《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收到股权转让款683.6万元。 2018年1月，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根据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预留244万元在乙方处用以缴纳甲方的个人所得税，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如乙方通过东方公司代甲方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150万元以上，则甲方放弃其余预留的款项，如乙方代甲方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未到150万元，则乙方应当返还剩余款项即244万元减去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该协议抬头处甲方为黄田根，乙方为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落款处黄田根在甲方处签名，郑佐国在乙方处签名，郑佐国名字上加盖了东方公司的公章。 另查明，东方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13日，登记股东为黄田根（持股比例42.63%）、郑国丽（持股比例7.10%）、郑海伟（持股比例4.73%）、罗行桥（持股比例3.56%）、郑佐国（持股比例31.97%）、浙江中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2015年12月14日东方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郑佐国变更为陈建华。 2018年3月24日，东方公司向杭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简易注销，同时出具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清算工作已经全面完结，不存在不使用企业简易注销的情形，全体投资人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违法失信，则全体投资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黄田根、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及浙江中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全体投资人一栏中签字盖章。2018年5月2日，东方公司在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登记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争议焦点一是被告郑佐国是否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抬头乙方处没有郑佐国的名字，但郑佐国在落款乙方处签名，应认定郑佐国系《股权转让协议》的乙方。郑佐国辩称其系作为协调方签名，与协议记载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虽然《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没有郑佐国的签名，但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约定了股权转让的主要权利义务，《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仅是对保留10万元转让款进行补充约定，且该补充约定延迟了受让方支付10万元对价的时间，并未损害受让方的利益，因此补充协议仍应对郑佐国发生效力，应认定郑佐国系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争议焦点二是原告主张的预留款项是否应当退还。原告出让股权的对价是1400万元，被告尚欠254万元未付属实。 《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预留244万元，但预留款项是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原告作为出让方，系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被告作为受让方，系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扣缴义务人。现原告在被告处预留了244万元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但被告却未履行代缴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中的1979439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中提出个人所得税由其个人缴纳，不属于法院判决范围，故不予评价。至于实际应纳税情况，由税务部门核定。原告另预留的10万元，双方约定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5天内，抵扣原告应承担的印花税后支付，现因东方公司已注销，双方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也未代原告抵扣印花税，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额返还1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田根股权转让款2079439元； 二、驳回黄田根其余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436元，由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负担。 原告黄田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郑国丽、郑海伟、罗行桥、郑佐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娆 人民陪审员  汤林美 人民陪审员  李凤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邱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