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5民终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某1，住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甘肃甘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住天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2，原住天水市，现住杭州市余杭区。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某，甘肃天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聂某2，住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某1（系聂某2母亲），住兰州市。上诉人聂某1因与上诉人胡某1、胡某2，被上诉人聂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502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上诉人胡某1、胡某2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某，被上诉人聂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某1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胡某1的弟弟胡某3以前做生意，相对来说收入有余，曾帮助家里共同购房、购铺面。1993年7月，胡某3自己名下购得位于天水市××区（面积59.46平方米）的房屋一套。与同时购得由自己父母（胡某4、马某）居住的**是两对门。2001年以父母名义购得位于秦州区庆华厂家属院门口东2号，面积30平方米的铺面一间。胡某3因为被判刑于2008年出狱，胡某3入狱期间，302室由胡某1照看。同楼都办理了房产证，胡某3家里情况特殊暂未办理。2010年9月，离异的聂某1携女儿聂某2与胡某3登记结婚，婚后三人一起开始在兰州生活，聂某1与胡某3再无生子。聂某1与胡某3结婚后去兰州生活，便让胡某1继续照看302室。2015年胡某3诊断为癌症，有两个人在场，为胡某3代书遗嘱（天水市秦州区大众路3幢2单元302室归聂某1所有）。2017年6月胡某3亡故，2018年马某、胡某4相继去世。双方因302室相关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产生诉讼。一审时，胡某1称302室不是胡某3的遗产，并出示老人所谓的书面遗言来证实301、302室以及铺面都归自己。在二次开庭时，胡某1提出胡某2是胡某3的养女。上诉人纳闷，平时胡某2将胡某1叫爸爸，将胡某3叫二爸，并且从未与胡某3一起生活。上诉人便到公安机关了解情况，为什么收养证上收养人是胡某4、马某，两次户籍薄底册背面登记信息不一致，变成了胡某3。公安机关解释这是很久前的事，可能是当时为了加重家庭负担从而领取低保，现收养证仍然有效，并在收养证复印件上盖了章。一审判决时，法庭对胡某1称302室不是胡某的遗产以及出示老人所谓的书面遗言不予认可，上诉人没有意见，但认定胡某2为胡某3的养女，与司法解释中爷爷奶奶收养他人为孙女，视为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的规定相违背。另外，判决第一项虽对房屋进行了分割，但对整体归属权没有确定，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也使判决项无法执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能够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胡某1、胡某2辩称，1.上诉人涉案房屋是胡某3购买的不是事实，胡某1提交了证据，第一份是胡某31992年的刑事判决，第二份是买房屋时的交款凭据，在房屋所在管理单位调取交纳定金的凭据，能证明购买涉案房屋的时候胡某3已经入狱，交纳人是胡某1父亲，不是胡某3，聂某1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胡某2是胡某3的女儿是有事实依据的，我们提交了上诉人胡某2和胡某3的户籍底册，记载了胡某3和胡某2是父女关系。根据一审判决对双方关系的认定来看，胡某3入狱后，父母为了儿子后继有人，办理了收养手续，胡某3入狱无法登记，才登记在两位老人名下，平时都是以祖孙相称。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胡某2系胡某3养女并无不当。聂某2辩称，其意见与聂某1的上诉理由一致。胡某1、胡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聂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背离被上诉人的诉请及双方的争议焦点，以继承纠纷确定案由并判决，明显超出聂某1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聂某1在一审的诉请是请求将涉案诉争房屋确认为由其所有。依据被上诉人的诉请，本案应当为所有权确认之诉，而不是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当庭征求被上诉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坚持不变更诉请，在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仍是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确认之诉，而不是继承纠纷。故一审法院按继承纠纷审理和判决本案，明显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程序错误，依法应当纠正。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交纳购房款发票不予认定，明显采信证据不当。1.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胡某4在1993年7月26日交纳购房款110624元的购房发票，发票上记载交款人为胡某4。庭审后，一审法院到天水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调取了涉案房屋的收款收据，调取到案的两份收款收据载明胡某4分两次交纳了涉案房屋与案外房屋的购房款。法院调取的证据和上诉人提交到法庭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涉案房屋的交款人系上诉人的父亲胡某4，而不是胡某3。但一审法院以开具发票的时间不一定是交纳购房款的时间为由对购房发票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系采信证据不当。2.一审法院对定金认定错误。诉争房屋交纳定金5万元的收据虽载明交款人为“胡某4”，一审法院错误地分析认为“不排除胡某3出资的可能性”。一审法院的这种猜测性认定案件事实，明显不当。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父亲胡某4的两份遗嘱没有认定，明显不当。该两份遗嘱是胡某4亲笔所写，对其内容被上诉人也认可，但一审法院却不采信，令人无法信服。三、一审法院将涉案房屋认定为胡某3遗产，系事实认定错误，明显违背基本事实。一审法院除了错误推定5万元可能是胡某3交纳的以外，还错误认为1993年7月26日以胡某4名字交纳的66155.2元是当年胡某4给小儿子胡某3的赠让。上诉人认为我国没有“赠让”的法律术语，且胡某4在1993年7月26日交款时既写自己名字，又写胡某3的名字，是一种对将来胡某3出狱后，没，没有住所的情况下赠与房屋的预期准备是在1993年就完成了赠与；同时，胡某3在2008年出狱后，在天水短时间生活后即离开天水去了兰州，当年胡某4的担忧没有出现，房屋的赠与也就没有实践，房屋仍然属于胡某4、马某的遗产；另外，上诉人父亲胡某4立两份遗嘱，对本案诉争的房屋作了新的处分，这个情形胡某3也是明知的，更是没有异议的。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可证实以下四点基本情况：1.涉案的诉争房屋，系胡某4出资购买，涉案诉争房屋的产权应属于胡某4与马某的共同财产。2.胡某4与胡某3之间赠与关系没有成立。胡某3在出狱后，没有出现胡某4当年担忧的事实发生，所以胡某4没有再作出赠与的表示，胡某3也没有实际接收房屋的意思表示，房屋的赠与没有实践，故房屋不是归胡某3所有。3.涉案房屋是由上诉人父亲赠与给了上诉人。涉案房屋自购买包括2008年胡某3出狱，一直至今都由上诉人居住使用。4.中国传统伦理是养儿防老，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事实上，胡某3出狱后，不仅没有给胡某4经济上的支持，也没有给胡某4和马某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故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赠与成立的情况下，仅依据推理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胡某3的遗产，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民法通则》第128条关于赠与成立的要件，依法应当纠正。四、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聂某1继承涉案房屋25％的份额，系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房屋权属后的错误判决，依法应当纠正。涉案房屋无论从出资人，还是从现有房屋的居住现状、产权现状看，均应认定为是胡某4和马某的财产，基于胡某4和马某已故的事实，涉案房屋依法应认定为胡某4和马某的遗产进行法定继承。被上诉人聂某1不是胡某4和马某的法定继承人，也没有赡养胡某4和马某，故聂某1无权继承涉案房屋。五、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聂某2继承涉案房屋的20%，系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房屋权属后的判决，依法应当纠正。在本案中，她本人没有直接继承胡某4、马某遗产的权利。基于她的继父胡某3先于胡某4、马某去世的原因，聂某2可以代位继承应由胡某3继承的份额。但本案中无论是胡某3还是聂某2，在胡某4和马某在世前，他们有能力扶养和照料两位老人，但是他们从未对两位老人尽孝，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割遗产时应不分或少分的规定，法院在分配遗产时，应给聂某2不分涉案房屋。六、一审法院错误划分具有继承资格的胡某2仅仅分得胡某3应继承份额10％的遗产，明显错误。胡某2是胡某3的合法的继承人，且与胡某3一起共同生活，本案在适用法定继承时，胡某2没有法律所规定的应当减少继承份额的法定理由，一审法院竟然无故减少上诉人胡某2的继承份额，明显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聂某1辩称，1.本案诉争房屋到底是谁的，我们认为胡某1、胡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调查的证据，当时去世的胡某3是做古董生意的，收入比较多，可以帮扶家里，胡某3判刑也比较重，所以入狱后老人购买两套房屋，一套是自己的名字，一套是胡某3的名字。本案房屋没有办理登记，一审法院根据新的物权法就整个情况判断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一审庭审时聂某1详细说明了购买房屋的细节，法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与聂某1的陈述完全吻合，证人当庭作证说明了情况，聂某1不慎丢失遗嘱，一审法院根据法定继承对房屋进行了分割。2.胡某3和胡某2到底是什么关系，作为老人办理了收养证，户籍转过来以后把收养关系变了，本来收养人是胡某4和马某，最后却变成了胡某3，我在公安机关了解到是以收养证为准，收养证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却考虑认为胡某2叫胡某4和马某为爷爷奶奶，则认定胡某3为胡某2父亲，这是不正确的。3.上诉人所说的两份遗嘱不能成立，第一份遗嘱不是老人亲笔书写的，不论是代书遗嘱还是自书遗嘱都不是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第二份遗嘱是别人替老人写的申请，也没有受理和结果，把这个作为遗嘱明显不成立。二审法院应当支持聂某1的上诉请求。聂某2辩称，其与聂某1的答辩意见一致。聂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天水市××区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由被告腾出以上房屋返还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某4（曾用名胡某4）与前妻马某1育有一子马某2，在马某2出生几天后马某1即病逝，胡某4将马某2过继给马某2外婆家抚养成人。胡某4与马某系再婚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生育两个儿子，即长子胡某1、次子胡某3。原告聂某1与胡某3系再婚夫妻，双方于2010年9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第三人聂某2与聂某1系母女关系，聂某1与胡某3再婚后，聂某2作为继子女与聂某1、胡某3共同生活。胡某3因犯故意伤害罪，于1992年9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1993年5月12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胡某3父母因担心胡某3后继无人，于1993年10月16日替胡某3收养一女，取名胡某2，并于2000年12月19日以胡某3父母胡某4、马某的名义办理收养登记，在户口登记簿及户口底册上，载明胡某3与胡某2为父女关系，胡某2与胡某4、马某为祖孙关系。在胡某3入狱服刑期间，胡某2与胡某4、马某共同生活，由胡某4、马某抚养，2008年胡某3出狱后与胡某2短暂生活一年多时间，2010年9月与原告登记结婚并在兰州生活，2017年12月20日胡某3病故。2018年4月5日、2018年10月5日，马某、胡某4相继去世，二人生前主要由被告胡某1夫妇赡养。另查明，胡某4与马某4户口底册上显示，二人还有一女胡某5，经本院调取证据及向胡某5本人询问后证实，在胡某5年幼时，胡某4曾表示要收养胡某5，并把胡某5户口落入胡某4家中，但实际上胡某5并没有在胡某4家生活，而是由其姑姑叶某抚养成人。胡某5结婚后于1988年将户口迁出，胡某5与胡某4、马某夫妇并未形成收养关系。再查明，1993年7月26日以胡某3名义签订的关于天水市××区号房屋的《房产销售合同》约定：位于大众路**楼**房屋建筑面积59.46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800元，房屋总价47568元，房屋配套费每平方米40元，总价2378.40元，两项合计49946.40元。原告聂某1与被告胡某1对购买该房屋的经过各执一词，聂某1陈述，涉案房屋虽在1993年7月26日签订购房合同，但胡某3入狱前自己做生意，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1991年胡某3向天水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5万元的购房定金，涉案房屋系胡某3购买；被告胡某1陈述，因胡某3被判入狱服刑，其父母担心胡某3出狱后无房居住，于1993年出售老宅后，凑钱购买了天水市秦州区大众路3号楼231、232号两套房屋，其中231号房屋由胡某4、马某居住，232号房屋虽写的是胡某3的名字，但系胡某4于1993年7月2日一次性出资110624元购买，没有在1991年缴纳过定金。为方便照顾父母，该房屋一直由胡某1居住。案件审理中，本院依原告聂某1申请，向天水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调取了诉争房屋的收款收据，收据显示诉争房屋于1991年10月15日以“胡某4”缴纳购房定金款5万元，1993年7月26日以“胡某4（胡某3）”缴纳剩余购房款66155.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诉争房屋系胡某3遗产还是胡某4、马某夫妇的遗产；二是本案应当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三是胡某2与胡某4夫妇、胡某3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及本案诉争财产的继承人范围问题；四是诉争遗产应当如何分割的问题。关于诉争房屋是胡某3遗产还是胡某4、马某夫妇遗产的问题。从查明情况看，本案诉争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原、被告双方也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套房屋的出资及产权归属情况，且诉争房屋系1993年购买，距今已逾26年，胡某4、马某均已去世，出资情况及产权归属因时间久远而无从调查，因此，对诉争房产的归属只能根据现有证据及购房人当时意愿和家庭亲情伦理习惯来进行综合认定。首先，诉争房屋交纳定金5万元的收据虽载明交款人为“胡某4”，但当时胡某3与胡某4夫妇一起共同生活，不排除胡某3实际出资的可能性。其次，在签订该房产销售合同及交纳剩余房款66155.2元时，胡某3已入狱服刑，胡某4完全可以自己或者胡某1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但胡某4系以胡某3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并专门在交纳房款收据上载明交款人为“胡某4（胡某3）”，显然，作为办理购房事宜的胡某4，其购房的目的就是为胡某3所购，而非为自己或胡某1所购，再结合胡某4夫妻二人为胡某3收养女儿的事实，足已认定，胡某4夫妇鉴于胡某3被判死缓的事实，担心儿子长久服刑出狱后无处居住，无子女养老，才为胡某3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购买了房屋使胡某3住有所居，收养了子女使胡某3老有所养，胡某4的上述购房、收养行为，符合一般老人的正常心理，故即使诉争房屋为胡某4出资，按胡某4当时的意愿及房产销售合同、收款收据可证实，是要购房赠让胡某3出狱后有房居住。再次，被告胡某1提交的胡某4所立两份遗嘱，涉及分配的遗产并不包括诉争房屋，胡某4将其与马某名下所有财产全部分配给胡某1夫妇，给胡某3未留有任何遗产，按照立遗嘱人一般应将其所有财产进行分配的常理来看，胡某4立遗嘱时显然已将诉争房屋排除在分配的遗产之外，由此可见，胡某4夫妇和胡某3已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约定，或者胡某4不认为诉争房屋是其遗产。综上，应认定诉争房屋为胡某3的遗产。关于本案应当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办理，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原告聂某1虽在庭审中陈述胡某3生前由他人代书遗嘱，且提供证人予以证实，但原告聂某1称遗嘱不慎丢失，未向法庭提交书面遗嘱，故本院无法核实其陈述的真实性，亦无法认定胡某3生前留有遗嘱，故对胡某3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关于胡某2与胡某4夫妇、胡某3关系如何认定及本案诉争财产的继承人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收养登记证中显示胡某2为胡某4与马某的养女，但应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并结合实际收养、抚养事实的情况作出公正认定，胡某3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胡某3父母恐其后继无人，按天水当地的风俗习惯代胡某3养一女胡某2，由于胡某3入狱服刑无法办理收养手续，故胡某4、马某以自己为养父母的名义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但实际生活中一直与胡某2以祖孙关系相待，胡某3于2008年刑满释放后，与胡某2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户口底册及办理户籍登记时也将胡某2登记为胡某4、马某孙女、胡某3女儿。因此，胡某2应认定为胡某3的养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被继承人胡某3于2017年12月20日死亡，其父母在胡某3之后死亡，原告聂某1为胡某3配偶，被告胡某2为胡某3的养女，第三人聂某2为胡某3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故胡某3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聂某1、胡某4、马某、胡某2、聂某2。因胡某4、马某在继承开始后，未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二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由被告胡某1、胡某2、第三人聂某2转继承。关于本案诉争遗产应当如何分割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的规定，原告聂某1作为被继承人胡某3的配偶，胡某4、马某夫妇作为被继承人胡某3的父母，应享有均等继承遗产的权利，故聂某1、胡某4、马某所占份额各为25%，第三人聂某2作为继子女，与胡某3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可分得15%份额，被告胡某2虽为胡某3养女，但与胡某3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可分得10%份额。因胡某4、马某已经去世，被告胡某1、胡某2，第三人聂某2可转继承胡某4、马某的50%份额，被告胡某1与胡某4、马某长期一起生活，并为胡某4、马某养老送终，尽到了扶养义务，胡某1可继承胡某4、马某50%份额的60%，即分得胡某3遗产份额的30%（50%×60%），被告胡某2自幼由胡某4、马某抚养成人，祖孙关系亲密，可继承胡某4、马某50%份额的30%，即分得胡某3遗产份额的15%（50%×30%），第三人聂某2可继承胡某4、马某50%份额的10%，即分得胡某3遗产份额的5%（50%×10%）。综上，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均为胡某3的亲人，理应互相理解，心怀感恩，将亲情放在首位，互谦互让，不为获取物质利益而破坏和睦的家庭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判决：一、位、位于天水市××区号房屋售合同中面积：59.46平方米），由原告聂某1继承其中25%的份额，被告胡某1继承其中30%的份额，被告胡某2继承其中25%的份额，第三人聂某2继承其中20%的份额；二、驳回原告聂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原告聂某1负担1100元，被告胡某1负担1320元，被告胡某2负担1100元，第三人聂某2负担8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胡某1、胡某2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诉争房屋并非胡某3遗产，而是胡某4、马某夫妇的遗产；上诉人聂某1质证认为，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认可；被上诉人聂某2质证意见与聂某1一致。本院审核认为，两位证人的证言无法证明诉争房屋并非胡某3遗产的事实，故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诉争房屋系胡某3遗产还是胡某4、马某夫妇遗产；2.本案诉争房屋应如何进行分割。关于本案诉争房屋系胡某3遗产还是胡某4、马某夫妇遗产的问题。本案中，诉争房屋并没有办理产权登记，聂某1与胡某1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套房屋的产权归属情况。因此，只能根据各方当事人一、二审提供的现有证据及购房人购房意愿、家庭亲情伦理习惯来综合认定诉争房屋的归属问题。第一，从现有证据来看，诉争房屋交纳定金5万元的收据载明交款人为“胡某4”，在签订诉争房屋的销售合同及交纳剩余房款66155.2元时，胡某3已入狱服刑，但胡某4仍以胡某3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并专门在交纳房款收据上载明交款人为“胡某4（胡某3）”。由此可见，作为办理购房事宜的胡某4，其购房的目的就是为胡某3所购，胡某4夫妇鉴于胡某3被判死缓的事实，担心儿子长久服刑出狱后无处居住，才为胡某3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购买了房屋使胡某3住有所居。第二，结合胡某4夫妻二人为胡某3收养女儿的事实，担心胡某3服刑结束出狱后，无子女养老，便收养胡某2作为胡某3的养女，使胡某3老有所养，胡某4的上述购房、收养行为，符合一般老人的正常心理，故即使诉争房屋为胡某4出资，按胡某4当时的意愿及房产销售合同、收款收据可证实，是要为胡某3购房，使其出狱后有房居住。第三，胡某1一审时提交了胡某4所立的两份遗嘱，两份遗嘱中对其遗产进行了分配，但涉及分配的遗产并没有包括诉争房屋，胡某4将其与马某名下所有财产全部分配给胡某1夫妇，给胡某3未留有任何遗产，按照立遗嘱人一般应将其所有财产进行分配的常理来看，胡某4立遗嘱时显然已将诉争房屋排除在分配的遗产之外，由此可见，胡某4夫妇和胡某3已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约定，或者胡某4不认为诉争房屋是其遗产。综合上述三点，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为胡某3的遗产并无不当。关于本案诉争房屋应如何进行分割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聂某1称胡某3生前立有遗嘱，诉争房屋由其所有，但因聂某1不慎丢失遗嘱，法院无法核实其陈述真实性，故对本案诉争房屋按照胡某3的遗产进行法定继承予以分割。被继承人胡某3于2017年12月20日死亡，其父母在胡某3之后死亡，故本案法定继承分两步。第一步，胡某3死亡后，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父母胡某4、马某、配偶聂某1、养女胡某2、继子女聂某2。胡某4、马某、聂某1均等继承胡某3的遗产，即三人所占份额各为25%；聂某2作为继子女，分得15%份额；胡某2作为养女，与胡某3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分得10%份额。第二步，胡某4、马某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故其二人应继承诉争房屋的50%份额由胡某1、胡某2、聂某2转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胡某1与胡某4、马某长期一起生活，赡养老人，由其继承胡某4、马某50%份额中的60%；上诉人胡某2自幼与胡某4、马某一起生活，可继承胡某4、马某50%份额中的30%；聂某2可继承胡某4、马某50%份额中的10%。综上，一审判决由聂某1继承诉争房屋25%的份额，胡某1继承诉争房屋30%的份额，胡某2继承诉争房屋25%的份额，聂某2继承诉争房屋20%的份额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聂某1、胡某1、胡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上诉人聂某1负担4400元，上诉人胡某1负担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力审 判 员  王红岩审 判 员  田东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瑞玉书 记 员  张心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