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12民初4162号 原告：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刘家团社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刘家团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1312B483372941。 法定代表人：孟凡乐，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山东登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曲宝义，男，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锋，山东兰友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军，临沂河东元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临沂蒙凌实验学校，住所地：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刘家团社区。社会信用统一代码52371300MJE7831699。 法定代表人：张永飞，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军，临沂河东元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刘家团社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刘家团村委）与被告曲宝义，第三人临沂蒙凌实验学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7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家团村委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被告曲宝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锋、林祥军，第三人临沂蒙凌实验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家团村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调解或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2015年10月30日签订的《合作办学补充协议》；2.调解或判决被告曲宝义支付合作期间原告应得利润12000000元，第三人临沂蒙凌实验学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刘家团村委诉称，2015年10月16日，原告同被告曲宝义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提供场地、办公楼及资质为投资，折合投资占比51%；被告曲宝义以教学设施、管理技术为投资，折合投资占比49%，共同经营临沂蒙凌实验学校，学校运营期间所产生的费用按投资比例分担，产生的利润按投资比例分享。但合作协议签订之后，被告利用经营学校的便利，单方控制了学校的收入和经营账目，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公开账目，并核算经营支出与收入，可被告一直采用预付部分经营利润的方式拖延对账核算。因此，双方失去了相互信任的合作基础，导致原告的合作目的无法实现。同时，协议还约定了被告曲宝义应当遵守和承担的法定及约定义务，约定了原告对被告运营学校的监督权，并特别约定了被告违反义务时，原告享有单方终止合作协议的权利。协议签订之后，被告曲宝义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条款，不但拒绝接受原告的监督，还严重违反教育管理机构的规定，违规招生、倒卖招生指标，伪造有关文件和资料，非法变更学校董事成员等诸多违法违规行为。鉴于当前状况，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条件，原告依据协议约定享有终止继续合作的权利。为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的规定，原告已向被告曲宝义发出了解除通知。为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曲宝义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作办学协议，原告提交的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是为在教育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使用，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此，在原被告2015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的说明，有明确约定，双方不是合作办学关系，仅是为在教育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用，不能用于其他用途，这是对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约定，符合法律约定。同样，原被告之间于2015年10月30日签订的合作办学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办学协议是一体的，应据同等法律效力，但是该合作办学协议是为了办学许可使用，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同样与合作协议同等效力的补充协议也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临沂蒙凌实验学校辩称，一、原告刘家团村委与第三人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第三人临沂蒙凌实验学校于2015年5月2日与原告达成的学校校舍及其设施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从2015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止。蒙凌学校每年向原告缴纳租赁费150万元至今。通过租赁合同第一条完全肯定了第三人租赁学校设施，租赁主体系第三人。 二、第三人与原告双方于2015年7月1日签订了协议书，1、根据协议第一条双方确定于2008年1月25日双方就终止了合作办学，协议签订后招生及经营均由第三人一人操作。通过该规定充分肯定了双方自2008年1月25日以后不存在合作关系。更不存在被告与原告存在合作办学的事实。被告曲宝义在2012年5月7日至2016年5月任蒙凌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其本人行为系蒙凌学校的职务行为。2、考虑该学校名称与蒙凌集团名称重合，协议约定原告与蒙凌集团分离，第三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及独立核算，原告同意第三人仍然使用办学许可继续办学，但需交补偿金，原告同意将举办者变更，但是第三人需向原告交260万，年审通过交齐，根据协议第三条2014年11月25日缴纳的160万元中的150万转入2015年承包费，10万作为许可证保证金，通过该条充分肯定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存在校舍及设施的租赁合同关系，排除了合作的事实。3、根据协议第四条及第五条约定，办学资质及许可由第三人永久使用和所有，但第三人与原告不存在资质转让，而是第三人与蒙凌集团校企的分离，独立核算经营，自负盈亏的行为。 三、原告所诉损失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被告曲宝义在2012年5月7日至2016年5月任蒙凌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其本人行为系蒙凌学校的职务行为。原告诉曲宝义为本案的主体不适格，对原告的该主张法院依法审查应不予支持。 四、第三人蒙凌学校法定代表人于1999年8月4日就与原告达成承包学校办学合同，并于2000年12月30日达成了补充合同，但该合同书在2015年7月1日第三人与原告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确定，双方于2008年1月25日终止了合作，但是对后期的宿舍楼的建设投资及所有权仍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保留向原告追回该财产的权利。2019年原告以各种非法行为干涉第三人的正常办学，给第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三人将另行主张权利。 五、第三人办学期间，严格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合法办学，严格按照市区两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及验收，从教学硬件设施及教学方案、教学质量在同等的民办教学机构都表现突出，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一致认可。在原告诉讼之前并能得到原告的一致认可。综上所述，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根据庭审调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刘团村委向本院提交了《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两份，该两份证据证实： 1.2015年10月16日，原告刘家团村委（甲方）与被告曲宝义（乙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一、合作的目的与宗旨：甲乙双方以互惠、互信、互利及对学生负责原则，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合作，以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各自的社会影响力。二、甲方的权利义务：……（三）负责审核甲方的办学资格、条件、管理考试等事项，如发现乙方有严重违反有关规定、违反双方约定等行为之一或不适合合作办学条件的，甲方有权单方面提前终止合作协议，后果由乙方负担。三、乙方的权利义务：（一）负责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办理办学项目的年检手续，做到依法办学。四、投资比例、费用及结算方法：（一）甲方以场地、办公楼及资质为投资，投资比例为51%，乙方以教学设施、管理技术为投资，投资比例为49%。（二）学校运营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乙双方按投资比例共同承担，所产生的利润同样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七、合作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十年，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 2.2015年10月30日，原告刘家团村委（甲方）与被告曲宝义（乙方）签订《合作办学补充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5年10月16日签订《合作办学补充协议书》，现根据办学的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做如下协议补充内容，对原协议第四条投资比例、费用及结算方法做如下变更：乙方最低保障甲方每年150万元的场地占用费，甲方的利润分成由原来的51%变更为40%，乙方的利润分成由原来的49%变更为60%，双方的投资比例和学校运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同时变更为甲方40%，乙方为60%。本补充协议与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被告曲宝义及第三人蒙凌实验学校，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的说明》一份，证实： 3.原告刘家团村委（甲方）与被告曲宝义（乙方）于2015年10月16日签订该说明，其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5年10月16日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一份，现双方就该《合作办学协议书》进行以下说明，特签订此文件。该《合作办学协议书》系双方专用于在教育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之用，不能用于其他用途，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于2015年5月签订的《学校租赁合同》及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为准，双方签订的其他协议书，继续有效，不受该《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影响，特此说明。 4.2019年7月2日，原告刘家团村委向被告曲宝义发出《解除合同（协议）通知书》，通知被告“自本通知送达于你时，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即告解除。届时，望你及时向我村委移交账目和学校资产，并进行清点结算。”原告用EMS的形式于2019年7月5日交邮，该邮件被告曲宝义拒收，并于2019年7月9日退回原告处。 5.原告刘家团村委为证明其所应获得的利润分配，向本院提交了“蒙凌学校收费及分配核算清单”，用以证实原告应分得受益为1200万元。被告曲宝义质证意见为：该核算清单是原告单方出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对该核算清单的招生人数属实，但对每年收费标准不予认可，学校每学期对每生收取4000元，一年8000元，并非原告所述22000元。收取的学费有百分之七八十均用于学校工作人员的工资，同时还用于学校校舍的建设维修及其他运营费用，现在处于亏本运营。 6.原告刘家团村委于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递交《请求委托审计申请书》，申请对被告及第三人自2015年10月16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收取的学杂费进行劣迹，以及办学支出费用进行审核，并出具审计报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刘家团村委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原告刘家团村委与被告曲宝义分别于2015年10月16日及2015年10月30日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及《合作办学补充协议》，原被告双方对该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被告曲宝义提供的证据《的说明》证实“该《合作办学协议书》系双方专用于在教育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之用，不能用于其他用途，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于2015年5月签订的《学校租赁合同》及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为准，双方签订的其他协议书，继续有效，不受该《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合同的依法成立，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为前提，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合作办学补充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在教育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之用”的真实合同目的，因此上述协议并未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属于无效合同。 合同解除权系对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时，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行使之形成权。本案中，涉案合未同依法成立，属无效合同，原告刘家团村委自然不享有解除权。因此，原告刘家团村委依据《合作办学协议书》及《合作办学补充协议》要求被告承担应得利润1200万元，无法律依据。况且原告依据自行制作的核算清单，亦缺乏事实依据。原告虽在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递交《请求委托审计申请书》，递交时间系在第一次交换证据以及开庭审理结束后递交，超过举证期间，并且审计结果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本院未予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刘家团社区村民委员会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800元，减半后收取46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刘家团社区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咸彦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王全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