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晓雷，男，1981年8月1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雄英、苏秀峰，辽宁贤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住所地大连市金普新区开发区辽宁街5号。法定代表人：霍立光，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文松，男，该医院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晓雷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立光康复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2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晓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雄英、被上诉人大连立光康复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文松、梁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晓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医疗费874.63元，死亡赔偿金248235元，丧葬费12283.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元，交通费900元，合计292292.83元；二、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按15%比例赔偿显失公正。法医鉴定被上诉人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为次要因果关系，次要因果关系赔偿系数为20%-40%，一审确定15%的赔偿责任比例畸低。根据法医鉴定意见，上诉人按30%主张赔偿，合理合法，依据充分，也完全符合大连地区医疗纠纷审判通行规则。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次要”检索医疗损害案件，共42个案件，次要责任一审判决尚未检索到15%的责任比例。鉴定意见已经充分考量：1、患者自身疾病较重；2、被上诉人系基层康复医院，医疗水平受限；3、住院时间较短等因素，综合评定因果关系为次要，一审法院再次以患者病重、被上诉人为基层康复医院、住院时间短等理由减轻责任，同样的因素重复评价，显失公平。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其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合作协议，其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属于利益输送关系，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被上诉人输送病人，被上诉人赚取利润。一审认定上诉人将未治愈的患者转入康复医院存在重大过错，强词夺理。上诉人没有医学常识，无从判断患者是否痊愈，患者是上诉人的母亲，根据伦理常识，上诉人也不能将××未治愈的母亲转入康复医院。《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对限于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根据该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而不是收住院。被上诉人明知自己是康复医院不能诊治，为了经济利益，收治未治愈的患者，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工作作风散漫。判决第二项错将上诉人姓名记载为“杜晓蕾”。司法鉴定意见2018年11月14日出具，一审法院收到鉴定意见的具体时间不清楚，根据司法鉴定程序，一审法院至少于2018年年末收到鉴定意见。一审法院2019年8月26日送达判决，严重超过审限。大连立光康复医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答辩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并结合患者危重病情、我院医疗水平及入院时长等因素，判决被上诉人按1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判决客观公正。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法律并未规定具体的适用责任比例。本案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认为“相关医师的过失诊疗行为在其（患者包滨）死亡后果成因中的原因力为次要因素”，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鉴定意见，并结合“（1）患者包滨自身疾病较重，常年卧床，无人照料；（2）我院系基层康复医院，医疗水平受限；（3）患者包滨住院时间仅30个小时，住院时间短”的客观事实，判决我院承担15%的责任比例，系客观公正的判决。二、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大连地区及其他地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划分比例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上诉人关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次要检索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共计42个案件，次要责任一审判决尚未检索到15%的责任比例”的主张，经上网检索，并不存在。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患者包滨死亡负有重大过错，并无不当。第一，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住院病志记载，“2018年4月11日因被发现意识不清5小时而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根据该记载，上诉人对患者包滨的照顾不周，在其意识不清长达五小时后方才发现，将患者送到医院；第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专科医院，而我院为基层康复医院，结合患者包滨的危重病情及其在医大一院出院时仍有“肺内感染”的病情，上诉人不应准许患者包滨出院，而其无视患者的该危重病情，自行出院；第三，上诉人明知其母“肺内感染”并未治愈，不听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劝阻，坚持出院，而将包滨转至我院进行康复治疗，上诉人对其母亲死亡的后果具有重大过错。杜晓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874.63元、死亡赔偿金248235元、丧葬费12283.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交通费900元，合计292292.83元；2.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包滨系原告之母。2018年4月11日因“被发现意识不清5小时”而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入院诊断为“脑出血，高血压3级，很高危，2型糖尿病，肺内感染，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抑郁症、冠心病”，经保守治疗病情平稳。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请示上级医师后考虑临床好转，准予出院，随诊治疗，建议康复医院继续治疗。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院诊断为：1.脑出血（右侧基底节，破入脑室）；2.高血压3级很高危；3.2型糖尿病；4.肺内感染；5.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高钠血症；6.抑郁症；7.冠心病。2018年4月28日出院，住院17天。2018年4月28日11时，患者包滨入住被告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入院时诊断：脑出血，高血压3级（很高危），2型糖尿病，××，抑郁症，冠心病，脑梗死后遗症，入院后被告给予保守治疗。后患者包滨体温持续升高，最高可达41.7度。入院第二天发生意识不清，经被告抢救无好转，2018年4月29日16时转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经诊断：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诊断：急性心梗。包滨在被告医院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2440.20元，因原告病情需要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大连医院化验花费93元（含挂号费13元、检验费80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包滨实施抢救花费各项费用2297元。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1、大连立光康复医院为被鉴定人包滨实施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2、过失诊断行为与其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3、相关医师的过失诊疗行为在其死亡后果成因中的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原告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17000元、交通费772.50元。本案庭审时，被告申请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庄洪胜出庭作证。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8日就一审法院的出庭通知书作出华夏物鉴中心[2019]医函字第492号《说明函》，回复：庄洪胜因年龄及身体状况不能耐受长途旅行，不能到庭接受质询。故未派员出庭接受质询。被告也未就该鉴定意见提出书面异议。另查，患者包滨，女，1956年7月19日生，于2018年4月29日死亡，年终61周岁。包滨与其前夫杜长山育有一子即原告杜晓雷，后包滨与杜长山离婚，包滨的父母早于包滨亡故。原告系包滨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于2015年6月4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类别为：康复医院（二级），诊疗科目有：康复医学科、中医科（内科、外科、耳鼻喉科、推拿、康复专业）、儿科、内科（限于门诊）、普外专业（限门诊）、口腔科门诊（内科、外科、修复）、耳鼻喉科（门诊）、妇科专业（限门诊）、皮肤病专业（门诊）、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超声、心电）。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对患者的死亡是否有过错及过错大小，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责任比例。对此，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被告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过失诊断行为与其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相关医师的过失诊疗行为在其死亡后果成因中的原因力为次要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之规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员庄洪胜因年龄及身体原因无法出庭作证，被告可就其鉴定意见提出书面异议，而被告未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应视为对鉴定意见的认可。因此，根据鉴定意见，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对造成患者死亡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根据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住院病志记载：包滨常年患多种疾病，且病情严重，2018年4月11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住院当时，包滨即入住重症病科，且其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院诊断中仍有“肺内感染”的病情，仍属危重病人。因此，在专科医院对包滨病症尚未治愈的情况下，本案原告即将患者包滨转入被告处进行康复治疗，其存在重大过失，对包滨的死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本案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所属的医疗机构类型仅为二级康复医院，系基层医院，包滨所患疾病属于神经重症内科，属于内科科室，而本案被告诊疗科目中“内科（限于门诊）”，在诊疗活动中已经对包滨的肺部感染给予了相应的治疗，尽到了与其医疗水平相当的诊疗义务，且从患者入住到被告处到患者病情严重又转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的时间仅为30小时。所以，综合上述情况考虑，被告应按15%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有权获得赔偿的具体项目为：1、医疗费4830.20（2440.20元+93元+2297元）；2、交通费772.50元；3、丧葬费40942元[81884元/年（大连市暂未公布201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按2017年81884元/年计算）÷12个月×6个月]；4、死亡赔偿金827450元[43550元/年（2018年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43550元/年）×19年]；5、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以上合计973994.70元。按照15%的责任比例，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数额为146099.20元（973994.70元×15%）。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杜晓雷各项损失人民币146099.20元。二、驳回原告杜晓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684元，由原告杜晓雷负担2785元，由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负担2899元。本案鉴定费17000元，由原告杜晓雷负担14450元，由被告大连立光康复医院负担255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医疗损害责任比例的确定。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鉴定意见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的事实及相应鉴定意见予以采纳。该鉴定意见书认定被上诉人对被鉴定人包滨实施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该过失诊疗行为与其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一审在论证责任比例时认定“在专科医院对包滨病症尚未治愈的情况下，本案原告即将患者包滨转入被告处进行康复治疗，其存在重大过失，对包滨的死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院认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出院记录中对患者包滨的病情表述为“患者病情平稳，生命体征平稳，请示上级医师后考虑临床好转，准予出院，随诊治疗，建议康复医院继续治疗，积极加强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注意监测血压，血糖”。即患者包滨系在就诊医院对其病情作出研判后而被准予出院，且患者亦按照出院医嘱建议在当日即入住被上诉人处继续康复治疗，故一审关于上诉人对于包滨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具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基于此，依据案涉鉴定意见，一审确定的责任比例有失偏颇，本院酌情认定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5%。故，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243498.68元（973994.70元×25%）。综上所述，杜晓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25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25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大连立光康复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杜晓雷各项损失人民币243498.6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杜晓雷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84元，由上诉人杜晓雷负担2785元，被上诉人大连立光康复医院负担2899元。本案鉴定费17000元，由上诉人杜晓雷负担12750元，被上诉人大连立光康复医院负担4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84元，由上诉人杜晓雷负担4263元，被上诉人大连立光康复医院负担14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欣欣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