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13582号原告：武汉楚越世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团结村福星惠誉国际城第8幢1单元21层6号。法定代表人：胡丽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磊，湖北高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越，湖北高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州市君豪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湖滨路竹园段。法定代表人：许文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虹霞，江苏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楚越世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楚越公司)与被告常州市君豪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君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常州君豪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鄂0106民初13582号民事裁定，驳回常州君豪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常州君豪公司不服本院裁定，提出上诉。2019年10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民辖终1142号民事裁定，驳回常州君豪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楚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磊、常州君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虹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武汉楚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常州君豪公司向武汉楚越公司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378000元整；2、判令常州君豪公司向武汉楚越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人民币3780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担保费等费用全部由常州君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武汉楚越公司与常州君豪公司系长期合作关系，2019年5月，常州君豪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武汉楚越公司购买纺织制品。武汉楚越公司依约向常州君豪公司提供了货物，并按常州君豪公司要求向其开具了378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常州君豪公司并没有及时向武汉楚越公司支付货款。武汉楚越公司多次向常州君豪公司催讨，常州君豪公司仍然拒绝支付，截至2019年7月11日，常州君豪公司尚欠武汉楚越公司货款本金人民币378000元，常州君豪公司欠付货款的行为给武汉楚越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武汉楚越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常州君豪公司辩称，武汉楚越公司与常州君豪公司之间虽然有长期合作关系，但截至目前为止常州君豪公司并不差欠武汉楚越公司货款。所以不应承担武汉楚越公司诉讼请求各项的付款责任，请法庭驳回武汉楚越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武汉楚越公司、常州君豪公司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各方存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证人侯某的证言，证明送货单上经手的侯某，其是代表武汉楚越公司送的货，次数有数十次，货物的单价为每吨63000元，同时证明2019年5月14日侯某是代表武汉楚越公司向常州君豪公司发送了该笔货物。常州君豪公司质证称：根据证人的陈述，其之前在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就是案涉的收货单据落款单位，所以证人并不能排除该货物是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送货，除非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到案来澄清这笔买卖与其无关，仅凭证人的证言，没有排他性。因为证人证言和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不一致，我方认为，书证的证明效力应当高于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按照证人的陈述，其是武汉楚越公司的代理人，为武汉楚越公司送货，作为常州君豪公司来讲，我方不清楚证人的身份，最后一张送货单也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个人，还是武汉楚越公司还是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以我方认为应当以书证为主，且证人也提到了，除为武汉楚越公司送货外，其自己还有自己的生意，也并不排除系证人本人做这笔买卖，因此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武汉楚越公司的证明目的，武汉楚越公司认为证人可以证明案涉货物的价格不成立。本院认定意见为：证人侯某的证言真实合法，可以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与双方在本案争议的常州君豪公司是否收到货物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定。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编号0000476）以及增值税发票4张，证明2019年5月14日武汉楚越公司向常州君豪公司交付了货物，货款金额为378000元。常州君豪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送货单位并不是武汉楚越公司，是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关于增值税发票，目前为止并未收到，常州君豪公司账上也没有显示武汉楚越公司的该笔应收款，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常州君豪公司应向武汉楚越公司支付货款。本院认定意见为：虽该收货单的送货单位是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但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在该送货单上签章，且经手人自述其是代表武汉楚越公司向常州君豪公司送货，因此，该证据真实合法，与双方在本案争议的常州君豪公司是否收到货物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定。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2018年4月份至2019年4月历史送货单以及武汉楚越公司向常州君豪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和常州君豪公司收到货物后支付给原告的每笔对应货款的收款凭证，证明双方系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每次常州君豪公司的收货人都是许小玲，和本案提供的上一组证据的签收人是同一人，在历史交易过程中，型号为JCTE100S棉纱的单价均在63000元和64000元每吨，进一步补强证实武汉楚越公司主张的63000元单价有客观的事实依据和交易习惯。常州君豪公司质证称：需回去核对送货单，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双方之前的合作关系没有异议，但双方之前的交易价格不能证明案涉交易的单价，因为市场价格是波动的，且常州君豪公司认为武汉楚越公司之前交付的货物有质量问题。本院认定意见为：该证据真实合法，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的历史交易习惯，即型号为JCTE100S棉纱的单价均在63000元和64000元每吨之间，与本案双方的争议的案涉货物的单价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定。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证人严某的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9年5月14日，严某通过货运方式将武汉楚越公司发货的6吨JCTE100S棉纱在下午两点送至常州君豪公司厂内，并由常州君豪公司的库管在收货单上签字。常州君豪公司质证称：该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要求，证人需到庭作证，所以该证言没有证明效力。本院认定意见为：该证人未到庭，且常州君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后，再对该证据进行认定。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鄂高旻函（2019）字第080625号《律师函》及快递信息、回函，证明双方系合作关系，同时诉争的货物被告已经签收，只是提出了有质量问题。常州君豪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武汉楚越公司的证明目的，常州君豪公司的回复函上并没有认可案涉货款，只是对双方长期合作以来提供的天丝纱线提出了质量问题，同时证明常州君豪公司在2019年6月向武汉楚越公司提出过货物的质量问题。本院认定意见为：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常州君豪公司是否收到货物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担保费单据，证明武汉楚越公司提出保全产生了1000元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常州君豪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费用不应当由常州君豪公司承担。本院认定意见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武汉楚越公司关于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被告常州君豪公司未提供证据。经当事人举证、质证以及庭审调查情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武汉楚越公司、常州君豪公司双方系长期合作关系，2018年4月至2019年间，常州君豪公司因经营需要，多次向武汉楚越公司购买型号为JCTE100S的棉纱，棉纱单价均为63000或64000元。2019年5月14日，武汉楚越公司通过侯某向常州君豪公司提供了6吨的型号为JCTE100S的棉纱，送货单编号为0000476，并由常州君豪公司的仓库保管员许小玲收货并确认。武汉楚越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向常州君豪公司开具378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6月25日，常州君豪公司就武汉楚越公司发送的鄂高旻函（2019）字第080621号律师函进行回复，载明，因武汉楚越公司提供的纱线中“未发现原纤化现象”，常州君豪公司多次催促武汉楚越公司重新检测或提供相关采购原料依据，但武汉楚越公司再三推脱，至今未提供证明材料，严重影响了常州君豪公司的生产、交货进度及公司声誉。2019年7月24日，武汉楚越公司再向常州君豪公司发送了鄂高旻函（2019）字第080625号《律师函》，要求常州君豪公司支付案涉货物款项，但常州君豪公司未进行回复。故武汉楚越公司诉至本院。另查明，武汉楚越公司为申请保全，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支付了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1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常州君豪公司与武汉楚越公司之间就案涉货物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常州君豪公司是否收到武汉楚越公司2019年5月14日发出的6吨型号为JCTS100S的棉纱、案涉货物的单价是多少。关于常州君豪公司与武汉楚越公司之间就案涉货物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常州君豪公司是否收到武汉楚越公司2019年5月14日发出的6吨型号为JCTS100S的棉纱。武汉楚越公司以送货单、发票等作为凭证，主张双方就案涉货物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常州君豪公司虽辩称案涉货物的送货单位系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而非武汉楚越公司，不能证明武汉楚越公司与常州君豪公司就案涉货物存在买卖关系。但常州君豪公司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收到的系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棉纱,从而证明与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常州君豪公司主张案涉货物的送货单位系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武汉楚越公司与常州君豪公司系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在以往多次交易中，均由侯某负责代表武汉楚越公司将棉纱运送至常州君豪公司处，并由常州君豪公司的仓库保管员许小玲签收，签收后由常州君豪公司支付相应货款。案涉货物发生前的一个月，即2019年4月14日，武汉楚越公司也曾向常州君豪公司供应相同类型的棉纱，常州君豪公司对收到该批货物的事实无异议并支付了相应货款。本案中，案涉货物的发货单虽显示发货单位为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但该发货单上并没有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且经手人仍为侯某，侯某亦自述其是代表武汉楚越公司向常州君豪公司送货，常州君豪公司经手人许小玲也确在发货单上签字。综上，可以认定，案涉货物的发货单位为武汉楚越公司，常州君豪公司也收到了案涉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对于武汉楚越公司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案涉货物的单价，武汉楚越公司主张双方历史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型号相同的棉纱的单价均为63000-64000元，因此，案涉货物的单价应当为63000元。常州君豪公司辩称：武汉楚越公司以双方之前的交易价格来适用案涉货物，没有比照的依据，其对武汉楚越公司之前所供货物的质量存在异议，因此武汉楚越公司不能比照之前价格来主张案涉货物的价格。本院认为：武汉楚越公司提交的从2018年至2019年与常州君豪公司的多笔交易送货单、发票、转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可以看出武汉楚越公司、常州君豪公司在往期多次交易中，已经形成了交易习惯，棉纱的单价均未低于63000元/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武汉楚越公司主张案涉货物的单价为63000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武汉楚越公司与常州君豪公司就案涉货物存在买卖关系，常州君豪公司欠付武汉楚越公司货款378000元的事实清楚，武汉楚越公司要求常州君豪公司支付货款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武汉楚越公司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本案因常州君豪公司未支付货款引起本案诉讼，武汉楚越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武汉楚越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武汉楚越公司的损失，本院依法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常州市君豪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武汉楚越世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7800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378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货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二、被告常州市君豪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武汉楚越世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10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970元，减半收取计3485元，保全费2410元，合计5895元，由被告常州市君豪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武汉楚越世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垫付，由被告常州市君豪纺织品有限公司连同上述款项一并支付给原告武汉楚越世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严橄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