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1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波，男，197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肖家冲1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90452G。法定代表人：邓国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展，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旷文静，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旅游车出租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客运中心一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6534XG。负责人：毛世伦，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展，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旷文静，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波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运输公司）、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旅游车出租分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出租分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4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通达运输公司及通达出租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展、旷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止原因并没有消除，不应当恢复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案件复杂，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2.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由刘波独立承担，通达出租分公司只是代刘波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刘波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3.从案涉出租车的经营风险看，刘波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刘波和通达出租分公司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4.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5.从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情况看，购买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证件为通达出租分公司名下，只是基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登记与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是情理之中。同时，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6.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通达出租分公司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辆实际交付给刘波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其对应的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附属于案涉出租车，属于该车的权利凭证，与该车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一并确认为刘波所有。7.本案的诉讼费收费错误，应重新按照物权纠纷确定诉讼费。通达运输公司及通达出租分公司辩称，出租车是特许经营，营运许可是许可给通达运输公司。刘波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担车辆购置承包取得经营期间收益，出租车所有权并不因此发生改变。案涉车辆的相关证件载明其系车辆所有权人，案涉出租车应属其所有。治安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登记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属于行政许可范畴，不属于民事确权范畴。计价器和GPS定位系统与出租车不可分割。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刘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购买价为97245元、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及该车所有附属设施为刘波所有。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刘波将该诉讼请求明确为：1.请求确认购买价为97245元、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及该车的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治安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归刘波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达出租分公司系通达运输公司的分公司。2011年9月5日，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同意通达出租分公司渝X等31辆出租汽车更新。2017年1月3日，刘波与通达出租分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刘波承包出租车的车型、牌照号、承包期限、规费每月1200元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2017年9月15日，刘波承包的出租车报废，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收回了该车的前号牌、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2017年9月1日，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作出永道运发[2017]303号批复，同意通达出租分公司2017年8月到期的31辆出租车重新投放给该公司，经营有效期和车辆使用年限为6年。2017年3月20日，通达出租分公司购买了车辆识别代码为X的长安牌启悦（型号SC7161UY）小型轿车，单价85800元，2017年9月11日，重庆上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了购车发票，载明购车方为通达出租分公司。2017年9月14日，通达出租分公司为该车办理了渝X出租车行驶证，之后，又为该车办理了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所办理的车辆证件和经营手续登记的使用单位均为通达出租分公司。刘波在原经营的出租车即将报废的情况下，为继续承包经营出租车，2017年5月到9月，刘波陆续向通达运输公司缴纳各项费用共计120000元。2017年9月，通达出租分公司将车辆证件及经营手续齐全有效的车架号为X的渝X号出租汽车承包给刘波经营，刘波向通达出租分公司缴纳每月的费用1200元。目前，该车仍由刘波经营。一审另查明，2016年8月5日，通达出租分公司与青岛恒星物联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通达出租分公司购买出租汽车计价器每套1650元等。2017年1月3日，通达出租分公司与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冀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销售服务合同》，约定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通达出租分公司名下的车辆安装使用其提供的车载卫星定位终端设备，安装数量为101台，每台3130元。此后，通达运输公司与刘波结算，渝X出租车费用为：购车费85800元、商业保险费11319.22元、乘坐承运险6000元、交强险1800元、车船税100元、车辆购置税5500元、上户及相关费用220元、GPS设备费3130元、上综合检测线费160元、计价器费用1650元、营运证工本费20元、计价器调试费50元、旧气瓶报废款300元、喷字50元、收拆装顶灯相关费用150元、车辆治安证100元、加气证费用30元、新车上户照片等40元，合计116419.22元，同时，通达运输公司将余款3580.78元退还给了刘波。本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刘波陈述其购买涉案车辆后挂靠在通达出租分公司经营，每月缴纳1200元至2017年12月，此后双方发生争议就未再交纳，不是承包合同关系。通达运输公司和通达出租分公司认为其与刘波系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综合以上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出租汽车车辆所有权及附属设施的归属问题。涉案车辆是出租车，出租车是特定行政机关许可的经营车辆而非普通机动车辆。本案中，涉案出租车由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审批许可，并限定了6年的经营期限，该批复文件是经营者通达出租分公司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批复文件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通达出租分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治安登记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登记或开具为通达出租分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通达出租分公司享有涉案出租汽车车辆所有权（含获准期限内的经营权）。刘波诉称其全额支付了购车款、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款项，涉案出租汽车应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波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涉案营运车的经营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行业主管行政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从涉案出租汽车车辆的经营权批复文件可以反映出通达出租分公司为经营者，同时刘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营动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刘波陈述现涉案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刘波未举示证据证明涉案车辆上的顶灯由其出资购买，故一审法院对刘波请求确认涉案车辆上的顶灯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相应的辩称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行驶证的注册、登记、变更等属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能，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所有权确认的范畴，同时，该部分权利凭证也未登记在刘波名下，故一审法院对刘波请求确认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行驶证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相应的辩称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由通达出租分公司购买和安装，且已和涉案出租汽车构成了一个整体，单独确权会破坏出租汽车的完整性和使用性，故一审法院对刘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15元，由刘波承担。二审中，刘波举示下列证据：1.中止的民事裁定、（2017）渝0118民初971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本案必须以9713号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法中止审理，但是该案至今没有审结，本案不具备审结的条件。2.2008年永川区张德宽区长解决出租车罢运的音频资料。拟证明区领导在解决出租车罢运过程中承认挂靠经营的事实，允许出租车转让，同意到期延续经营。3.接访录音，拟证明各公司强迫车主签订霸王合同，不签订合同不拿证，我们要求行政部门给我们解决。通达运输公司和通达出租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领导讲话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即使有原始载体，也是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各方协商，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本院对刘波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3，因未提交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二审中，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就其一审中所述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归刘波所有的涵义作出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解除或撤销承包经营合同，只有在刘波继续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其才认可刘波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该出租车裸车所有权仅体现为：在对应出租车的特许经营许可期限届满时，该出租车裸车报废或裸车处置后的残值归刘波所有。若刘波拒绝与其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或不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其不认可刘波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是否应属刘波所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审法院虽然对本案曾作出过中止审理的裁定，但后认为本案无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并恢复审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并不属前述法律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刘波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是否应属刘波所有。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出租车由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购买并办理登记，一审据此认定属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所有，并无不当。虽然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表示同意祼车可以归个人所有，但刘波的一审诉讼请求未对出租车作裸车和经营权的区分，而是要求确认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归其所有。出租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机动车辆，只有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车辆才能成为出租车。刘波请求确认的出租车所有权不仅包含该机动车辆本身的所有权，同时也包含了该车辆的出租车经营权、号牌使用权等。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同意裸车归刘波所有的陈述并无解除双方之间关于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意思。在双方存在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情形下，案涉出租车不是单纯的机动车，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该陈述并非承认刘波的一审诉讼请求。刘波上诉认为，其实际出资购买车辆及其附属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委托购买关系，其向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刘波前述上诉理由，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出租车虽交由刘波经营，但双方就案涉出租车经营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刘波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交付基于买卖合同发生。其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因交付而设定物权的上诉理由，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刘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2230元，由上诉人刘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秀良审 判 员 王丽丹审 判 员 赵 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胡 彬书 记 员 李心雨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