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9）赣11行赔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可斌，男，197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鄱阳县。委托代理人江新见，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发，男，195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委托代理人江新见，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鄱阳县四十里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四十里街集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930705525552C。法定代表人吴浪，该镇镇长。出庭应诉负责人洪真举，该镇人大主席。委托代理人钟同泽，江西赣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可斌、李世发因诉鄱阳县四十里街镇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9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李可斌、李世发及委托代理人江新见、被上诉人鄱阳县四十里街镇人民政府单位委托代理人钟同泽及该单位人大主席洪真举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李可斌系个体工商户鄱阳县四十里街朝阳生态养猪场登记的经营者，李世发系李可斌的父亲，是该养猪场的投资人。按照鄱阳县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原告的鄱阳县四十里街朝阳生态养猪场属于限养区。被告鄱阳县四十里街镇人民政府根据《鄱阳县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及鄱阳县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对原告经营的四十里街朝阳生态养猪场进行审核调查，确认原告养殖场不仅属于违章建筑，而且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和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的问题，属于环境污染治理重点整改对象。被告于2018年5月7日向原告下发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限期拆除通知书》，同日被告又与原告李可斌签订了《鄱阳县畜禽禁养区养猪场转产奖扶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在2018年5月18日前对涉案养猪场进行拆除，原告如超过规定期限没有完成涉案养猪场的拆除，被告将依法对涉案养猪场进行强制关停拆除，奖扶金额为第三方评估出具的评估结果按县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因原告未履行在约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涉案养猪场的义务，2018年5月底，被告鄱阳县四十里街镇人民政府依协议将原告的养猪场进行拆除。后原告认为涉案养猪场属于限养区域，不属于本次征迁的对象，被告拆除原告的养猪场于法无据、程序不正当，实施行政行为违法。遂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养猪场的行为违法。另查明，根据鄱阳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被告的呈报，鄱阳县农业局委托江西中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告养猪场的固定资产进行了评估，确定2018年5月7日原告养猪场固定资产的评估总净值为3,011,685元。诉讼中原告对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养猪场的固定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予以认可，对评估的总净值不予认可。2018年10月22日，鄱阳县乡镇财政管理局根据固定资产评估总净值60%的扶助标准，向原告支付了包括生猪自动处理奖励在内的各项补偿金共计2,043,385元。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李可斌是涉案养猪场登记的个体经营者，李世发是投资人，被告拆除涉案养猪场的行为与李可斌、李世发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李可斌、李世发是本案适格的原告。鄱阳县四十里街朝阳生态养猪场是个体工商户，原告李可斌为该养猪场登记的个体经营者，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李可斌可以代表鄱阳县四十里街朝阳生态养猪场与被告签订《鄱阳县畜禽禁养区养猪场转产奖扶协议》，该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共同遵守。由于原告未履行在约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涉案养猪场的义务，故被告依协议拆除涉案养猪场，支付给原告补偿金并不违法。原告主张涉案养猪场属限养区，并非禁养区，不属于本次拆迁的对象，被告的拆除行为违法。对此，该院认为，被告拆除涉案养猪场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协议，是经过原告同意的，且也给付了原告补偿金，原告的这一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还主张被告拿着空白的协议书让原告签名，协议对原告没有约束力，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拆除涉案养猪场的行为违法，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以此为基础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拆除养猪场赔偿款5,000,000元，由于此基础诉讼应当予以驳回，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遭受的损失有5,000,000元，故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也应予驳回。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可斌、李世发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李可斌、李世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法拆除养猪场赔偿款500万元。理由如下：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确认被上诉人拆除涉案养猪场行为合法证据不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拆除养猪场的行为不认可，双方没有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拆迁协议，所谓的《鄱阳县畜禽禁养区养猪场转产奖扶协议》，对涉案养猪场所处位置认定为禁养区，在对这一根本性质错误认识下，上诉人李可斌受压迫才在空白的协议上签字。案涉《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限期通知书》《鄱阳县畜禽禁养区养猪场生猪主动处理核定表》《鄱阳县畜禽养殖情况一场一档调查表》都是在错误认定涉案养猪场位于禁养区基础上形成，且时间顺序颠倒、混乱。被上诉人拆除涉案养猪场的依据并不是双方的协议，而是基于向上诉人发出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限期通知书》，被上诉人基于自身行政权，在上诉人没有按其要求拆除情况下，组织实施了强拆行为。2.被上诉人在强拆前，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事先书面催告，未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未告知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未告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即使认为涉案养猪场属于违法建筑，被上诉人也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超越职权，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3.上诉人对案涉养猪场的经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上诉人实施的强拆行为导致上诉人财产悉数被毁，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被上诉人鄱阳县四十里街镇人民政府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拆除涉案养猪场行为合法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鄱阳县人民政府制定了《鄱阳县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及鄱阳县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并发布治理通告，进行广泛宣传。根据相关要求，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经营的养猪场进行审核调查，确认该养猪场属于限养区范围，同时该养猪场不仅属于违章建筑，且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和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的问题，属于县级以上信访交办件和群众反映较大，迫切要求拆除的范围及环境污染治理重点整改对象，应当予以拆除。答辩人于2018年5月7日向被答辩人下发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限期拆除通知书》，并与其签订了《鄱阳县畜禽禁养区养猪场转产奖扶协议》，对于拆除养猪场，被答辩人已予以认可。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协议系受压迫签订，其诉称内容与事实不符。2.答辩人已经对被答辩人进行了相应补偿，且被答辩人也予以认可，答辩人的拆除行为合法。根据鄱阳县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要求，鄱阳县乡镇财政管理局委托江西中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答辩人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确定总价值额为3,011,685元。2018年10月22日，鄱阳县乡镇财产管理局根据60%的扶助标准，赔偿了被答辩人2,043,385元。答辩人已进行足额补偿，无需再对其进行赔偿。3.答辩人拆除被答辩人养猪场行为合法，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赔偿不具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前提。且答辩人已进行足额补偿，无需进行赔偿。另被答辩人没有提供500万元赔偿的合法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奖扶协议》时，已认可拆除养猪场亦未提交书面异议，现在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觉得亏了想要再获得补偿，该随意变化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行政机关是否应当进行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其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本案中，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拆除案涉养猪场的行为未被确认违法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但该拆除行为已被本院作出的（2019）赣11行终119号判决确认违法，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赔偿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9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二、发回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赖 晓审判员 余细花审判员 王 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张耀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