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9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沙良方，男，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江苏省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蓉，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维珍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1709-A142。法定代表人：高利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沙良方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维珍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维珍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沙良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蓉、被上诉人北京维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沙良方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08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沙良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京维珍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沙良方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北京维珍公司2013年3月修订的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对股东知情权的范围进行了补充约定，一审法院对上述章程特别约定置之不理，认为公司章程不包含沙良方诉讼请求内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的规定，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约定行使股东知情权。2.沙良方认为，北京维珍公司章程第十章对股东知情权范围作出了特别约定，其中第一百五十七条约定北京维珍公司可以披露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重大合同、关联交易等信息，该约定合法有效。沙良方依据该约定有权查阅北京维珍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重大合同。3.北京维珍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是已经失效的2012年版章程，表明北京维珍公司故意回避新公司章程中关于扩大股东知情权范围的内容。二、根据北京维珍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其存在明显的财务造假问题，沙良方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主张查阅公司真实的财务报告编制材料，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北京维珍公司在2014年至2016年间业绩良好，多次被评为最佳小微成长公司、最具投资价值企业等荣誉称号，甚至在2016年准备冲击IPO，但在2017年业绩突然大幅下滑，有媒体陆续报道北京维珍公司疑似财务造假问题。另外，2013年至2016年期间，北京维珍公司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一直是李军，2017年突然变成了陈明生和吴霞。其中，陈明生因对中勤万信违反《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重大遗漏的文件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受到过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在业绩下滑的情况下，北京维珍公司仍向股东进行持续的股利分红，2015年至2017年，公司第一大股东张秀清通过分红从北京维珍公司套现1900万元；销售人员月薪也上涨了68％，明显不符合逻辑。基于上述原因，沙良方对北京维珍公司财务数据及其经营产生怀疑，要求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应当披露真实的财务数据。针对沙良方的质疑，北京维珍公司未作出任何回应与解释。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规定，财务会计账簿必须以经过审计的会计凭证为依据。沙良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北京维珍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不真实，故有权要求查阅原始材料即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北京维珍公司辩称，沙良方上诉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与其一审期间的主张一致，北京维珍公司不同意沙良方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重大合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沙良方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规定，以及北京维珍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重大合同等均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沙良方起诉要求查阅北京维珍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重大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北京维珍公司从事ATM机相关业务，2012年到2015年属于ATM高速发展期，后由于受到移动支付业务崛起的影响，自2016年以后公司业务量出现急速下滑，媒体有关财务造假的报道不实。北京维珍公司更换会计师、向股东分红等是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及股东会决议作出，沙良方依此作为质疑北京维珍公司并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理由，表明其并不了解证券业务，其对北京维珍公司的质疑纯为主观猜测。沙良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北京维珍公司提供自2014年1月1日起至今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沙良方查阅，同时沙良方委托的注册会计师、律师可以予以协助；2.沙良方查阅北京维珍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至今公司经营相关的重大的合同，主要包括公司2016年、2017年披露的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合同以及与合同履行相关的材料；3.本案诉讼费用由北京维珍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维珍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31日，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沙良方系北京维珍公司的股东。2018年4月24日，沙良方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为由向北京维珍公司寄送了《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申请书》，要求查阅、复制北京维珍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20日期间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要求查阅北京维珍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20日期间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北京维珍公司在2018年5月5日回复沙良方，要求沙良方填写制式的《查询申请书》及《问询函》后提交北京维珍公司，北京维珍公司收到前述申请文件并经审核同意后会安排查阅的时间和场地。北京维珍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予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行使权利应当以《公司法》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依据。北京维珍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九十六条、九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北京维珍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沙良方系北京维珍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股东知情权，故而有权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本案中，沙良方的诉讼请求为查阅北京维珍公司的会计账簿及与公司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文件，而公司法及北京维珍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包含沙良方本案诉讼请求中所提及的文件资料，故沙良方在本案中所提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沙良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沙良方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沙良方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北京维珍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布的2015年和2016年度公告，证明北京维珍公司在2014年至2016年业绩表现良好，多次获得荣誉称号。证据2-1北京维珍公司2013年至2018年度报告摘要、2013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电子版、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北京维珍公司存在高估收入、提前确认收入或虚构销售等财务造假的嫌疑；证据2-2北京维珍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基本工商信息，证明北京维珍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存在注册资本地、经营范围与北京维珍公司关联度不够、公司实力与供货能力明显不对称的问题，存在虚假采购、虚构成本、虚增利润的可能；证据2-3沙良方与北京维珍公司2016年年报显示的第一大客户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往来邮件截图，证明北京维珍公司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嫌疑。经质证，北京维珍公司认可证据1、证据2-1年度报告摘要、证据2-2工商信息、证据2-3北京维珍公司2016年年报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其中，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系针对其他公司的行为作出，与本案争议无关；企业被列入异常目录的原因很多，不足以认定北京维珍公司存在财务造假；微信记录的相对方和内容真实性均无法核实。本院经审查，对双方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沙良方所述证明事项属于其个人对北京维珍公司经营情况的解读和质疑，本院无法据此认定沙良方享有查阅北京维珍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重大合同的权利，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北京维珍公司系新三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为14012.26万股，其中流通股为13811.20万股，均为普通股；普通股股东人数处于变动状态，大约600余人。沙良方持有股份数为33200股。北京维珍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章“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第一百五十七规定：“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和经营方针等；（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等；（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等；（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五）企业文化建设；（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公司与投资者进行沟通的方式包括公告、股东大会、公司网站、邮寄材料、现场参观、电话咨询、广告宣传、媒体采访报道等。其中，关于“重大合同”的范围，双方均认可在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沙良方认为是北京维珍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和客户签订的合同，北京维珍公司主张是根据公司业务量、业务额和公司发展规划、状况确定哪些合同为“重大合同”，十大供应商仅是监管部门规定应当披露的内容，但与上述供应商签署的合同不一定属于公司“重大合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北京维珍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沙良方作为北京维珍公司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以及重大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第九十七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不包括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及重大合同。北京维珍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享有的权利包括：“（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根据公司章程上述规定，北京维珍公司股东仅享有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并不享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和重大合同的权利。沙良方主张，根据北京维珍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包括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和重大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规定，公司与投资者沟通内容包括公司的发展战略、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企业文化建设等，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了公司与投资者进行沟通的方式，以上内容规范的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便公司与股东进行有效沟通，但并未明确相关内容属于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知情权的范畴。其次，根据上述章程行文内容，北京维珍公司“可以”披露相关经营管理信息和重大事项，并与投资者进行沟通，目的是使投资者了解公司业务和经营情况，但并未规定公司必须或者应当向投资者提供上述信息及事项，更未明确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属于与投资人沟通的范围，沙良方依据上述条款主张股东知情权，要求查阅北京维珍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依据不足。再次，双方对于“重大合同”的解释不一致，公司章程对于“重大合同”并未进行明确的定义，故沙良方要求北京维珍公司提供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合同以及合同履行相关资料，依据不足。综上，沙良方依据上述公司章程内容要求查阅北京维珍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和重大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沙良方的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沙良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沙良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来客审 判 员 陈 实审 判 员 刘海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