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02民初6053号 原告威海鹏超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加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 被告：李会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博。 原告威海鹏超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会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威海鹏超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加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被告李会玲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在庭审前，原告撤回对李银堂的起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威海鹏超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人民币60000元；2、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6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给付期间的债务利息。 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16日，案外人李银堂通过原告办理赴韩国《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并承诺入韩国境内30天内必须回国，不非法滞留。2013年10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担保函》一份，上边载明如李银堂滞留不归，被告应于使馆证实其非法滞留之日起30日内无条件支付原告赔偿款人民币捌万元整。原告依约定通过北京友协国际旅行社为李银堂办理了编号为*********的签证，后李银堂滞留韩国，至今未归。为此，原告赔偿了北京公司6万元。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要求赔偿，但被告至今没有赔偿。原告认为，李银堂和被告所签订的《担保函》，实际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现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60000元的条件已经成就，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处理。 被告李会玲辩称，1、被告对其出具担保函的事实没有异议。《担保函》是被告李会玲本人签署。当初，被告介绍李银堂给林乐娟办理《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林乐娟提供《担保函》让被告签署，为顺利办理签证，被告签字，并代为在被担保人处签写了“李银堂”的名字，向林乐娟出具了《担保函》。2、《担保函》约定的保证期间已过，被告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担保函》第2条约定：“保证人应当于使馆证实被担保人非法滞留之日起30日内无条件支付林乐娟赔偿金人民币捌万元整。”原告不能提供使馆出具的滞留证明，不能满足该条的求偿条件，即使根据签证时间计算，保证期间也已超过。《担保函》第3条约定：“若不销签，亦视为非法滞留。”第4条约定：“保证期间自被担保人被证实非法滞留之日起2年。”自签证到期之日（即自《担保函》出具之日起计算三年）开始计算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亦已超过。在被告出具《担保函》后、原告起诉前，从未向担保人被告主张过由于李银堂出现非法滞留情况需要承担的保证责任。3、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担保函》的约定，受委托人是林乐娟，进行沟通接触的也是林乐娟，赔偿金支付对象亦为林乐娟，并非原告。4、原告有办理签证的资质，北京友协国际旅行社兴隆街营业部（以下简称北京兴隆街营业部）没有办理签证的资质，对其转委托被告不知情，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威海鹏超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前法定代表人为林乐娟，后变更为王加龙，林乐娟现系原告公司股东。王加龙与林乐娟系夫妻关系。威海鹏超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在山东省内从事为公民赴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的服务等。2013年9月16日，案外人李银堂通过林乐娟委托原告办理《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被告于2013年10月27日向原告出具《担保函》，载明：鉴于被担保人李银堂已于2013年9月16日委托林乐娟办理《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被担保人李银堂承诺按时回国，不非法滞留。保证人李会玲自愿为被担保人李银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保证做到如下事项：1、保证被担保人李银堂在签证有效期内按时返回中国，在韩国期间遵守法律法规；2、被担保人李银堂在入韩国境内30天内必须回国，如逾期不回，无论任何理由（包括已经变更成为其他任何种类签证）一律视为滞留不归，如滞留不归，保证人李会玲应当于使馆证实被担保人李银堂非法滞留之日起30日内无条件支付林乐娟赔偿金人民币捌万元整；3、对于在韩国变更其他种类签证后未按期归国者，也视为滞留不归。三年期满，需销签。若不销签，亦视为非法滞留，保证人李会玲愿意无条件支付林乐娟赔偿金人民币捌万元整；4、保证期间自被担保人李银堂被证实非法滞留之日起2年。被告担保并明确上述情况一旦出现和发生，将会放弃对担保书提出任何抗辩的权利，并同意在环翠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落款担保人处李会玲签字捺印，被担保人处“李银堂”签名系李会玲代签。经查，李银堂于2015年4月1日回国后变更护照号码，并于2016年6月19日去韩国后至今未归。原告主张被告应当给付赔偿金60000元及利息，诉至本院，请求处理。 庭审中，原告为证实其委托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办理《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李银堂的《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是通过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办理的，因李银堂非法滞留，原告已经向北京兴隆街营业部支付赔偿金60000元，遭受实际损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兴隆街营业部与原告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一份，约定鉴于兴隆街营业部有在山东省内办理公民赴韩签证申办签证义务，原告能办理赴韩国《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为了合作办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北京兴隆街营业部为原告介绍的客户办理赴韩国《C32三年多次往返签证》业务。（2）、原告保证所介绍客户在韩国期间遵守韩国法律法规，按期回国，不非法滞留。（3）、原告保证所介绍的客户在入韩国境后30日内必须回国，如逾期不回，无论何种原因（包括已经变更为其他任何种类签证）一律视为滞留不归。如滞留不归，原告应无条件支付北京兴隆街营业部赔偿金人民币捌万元整。（4）、对于在韩国变更其他种类签证后未按期归国者，也视为滞留不归，三年期满，需销签。若不销签，亦视为非法滞留。原告愿意支付北京兴隆街营业部赔偿金捌万元整。2、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出具的收据一份，交款单位为王加龙（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事由为李银堂非法滞留罚金，金额为60000元，加盖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公章。3、北京兴隆街营业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以及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复印件各一份。4、原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副本各一份。5、威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于2019年11月19日出具的李银堂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该证据系原告提出调取出入境信息的申请后，本院向原告开具律师调查令，由原告委托代理律师调取），证明李银堂于2016年6月19日离境赴韩国，非法滞留至今未归。6、李银堂编号为*********的护照复印件及编号为*********的签证复印件各一页。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委托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知道签证是否是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办理，当时办理签证时说是通过深圳市熊猫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办理的，该公司现在已经注销。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据是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单方出具，无法证明这笔钱是原告的实际损失。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该份证据载明的经营范围，北京兴隆街营业部没有办理出国签证的资质，无法办理出国签证，所以不能认定上述签证是通过北京兴隆街营业部办理。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该证据，原告具有办理签证业务的资质，但是其并没有为李银堂办理签证，而是将签证业务转委托给北京兴隆街营业部，且被告并不知情，据此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载明李银堂自2016年6月19日出境的证件号码为：*********，与之前出入境使用的护照和签证不一致，据被告代理人了解李银堂妻子，由于李银堂频繁出入境，在某次出境时被韩国禁止入境，所以李银堂又委托了其他机构办理了出国签证，且相关事实林乐娟已知晓。2016年6月19日出国使用的是其他机构办理的签证。根据相关规定，C32签证在韩国每次最多停留期间是30日，故自2016年7月20日李银堂已经产生了非法滞留的事实，所以即使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也已超过。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签证页可知签证出签的地点是广州，与被告记忆中委托广州的旅行社办理签证相符。 本院对原告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互相关联、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 另查，北京友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出境旅游业务，承接入境、国内旅游业务等。作为该旅行社分公司的北京兴隆街营业部经营范围为为本社招徕游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是否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担保函》约定的保证期间是否已过，被告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原告是否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中，《担保函》载明李银堂委托林乐娟办理签证业务，虽原告并非该函中的一方主体，林乐娟虽无办理签证的资质，但林乐娟系原告股东，且原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其与李银堂达成的委托办理签证行为应视为履行公司职务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现李银堂因未按约定回国，原告作为当事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担保函》约定的保证期间是否已过，被告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首先，《担保函》经被告签字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担保函》中明确载明若李银堂逾期不回，无论任何理由均系滞留不归，保证人李会玲应支付林乐娟赔偿金捌万元，可见双方在该函中明确约定了保证人李会玲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因此该《担保函》的形式及内容符合担保法的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其次，被告主张原告未按《担保函》约定提供使馆证明证实李银堂非法滞留未归，不能满足求偿条件，自李银堂签证到期之日或2016年7月20日李银堂已经非法滞留之日起开始计算2年保证期间已过，未全面审查原告是否因李银堂的行为产生实际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在庭审中，本院已经查明李银堂于2016年6月19日赴韩，根据威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具的李银堂出入境记录，至今未归，该行为已经违反了《担保函》中所约定的李银堂入韩30日内必须回国的义务，符合《担保函》所约定的滞留未归的约定；关于原告的损失，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北京兴隆街营业部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合同及该旅行社出具的收款收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该旅行社与原告有合作关系，并受原告委托为李银堂办理签证业务，以及因李银堂未按约回国的行为原告已赔偿该旅行社相关损失的事实；《担保函》约定保证期间自李银堂被证实非法滞留之日起2年，2017年11月16日旅行社收取原告李银堂非法滞留罚金60000元的事实即可证实因李银堂非法滞留而使原告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该日应视为原告知晓李银堂被证实非法滞留的日期，至2019年10月25日原告起诉之日，并未超过2年保证期间，因此被告以保证期间已过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被告自认其听林乐娟说李银堂的签证由广州的旅行社办理，说明其应当知晓李银堂的签证不是由原告直接办理即知晓原告转委托的事实，至于原告转委托的第三方是谁，《担保函》中没有约定，且涉案签证也如期办理，并未造成李银堂利益受损，故被告主张原告将办理签证事项转委托给北京兴隆街营业部，被告并不知情，不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已经向北京兴隆街营业部支付了赔偿款60000元，该笔款项系李银堂违约导致，且《担保函》约定的是被告对李银堂的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被告自愿为李银堂的上述行为承担保证责任，李银堂非法滞留，需给付原告赔偿，被告应当按照《担保函》的约定履行其保证责任，即对李银堂非法滞留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受损60000元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庭审中承认《担保函》中被担保人“李银堂”名字系其代签，记不清手印由谁所捺，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李银堂《担保函》的内容，因此，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后，是否有权向李银堂追偿，本案不进行评判。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被告赔偿的60000元款项，本就是对其违约行为的赔偿，原告主张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会玲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赔偿款60000元； 二、驳回原告要求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