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广场东路**滨海金融街E3-AB-303。法定代表人：赵论语，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北京市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办公区法定代表人：张茂民，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传治，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丽，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大连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中长村（丘号38-77-5）法定代表人：王庆，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潇，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国际）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金普新区城建局）、原审第三人大连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银国际上诉的诉讼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建银国际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律师费由金普新区城建局承担。事实与理由：建银国际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2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和改判。一、金普新区城建局不是“涉案房产”的权利人。案外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七条提出执行异议，是就执行标的的异议，而本案的执行标的是“涉案房产”，更准确讲是“在建工程”及其土地使用权。原审判决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四条及二十五条规定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认定金普新区城建局是涉案房产的权利人。对此，建银国际实难认同。《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四条是关于“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应当如何审查的原则性规定，把审查方式作为实体性权利的认定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审判逻辑。令人更加困惑的是，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并结合原审庭审中建银国际提交的他项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证据材料，已能推出中天公司系涉案房产（在建工程）的所有权人、土地的使用权人及建银国际系涉案房产的抵押权人，但原审判决却选择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后半句“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上述逻辑推演的错误根源在于，原审判决对何为“涉案房产”的权利认识不清，对金普新区城建局在《商品房征收协议》项下的权利认识不清。建银国际认为，“涉案房产”是物，对涉案房产的权利应是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充其量可扩大到物上请求权。而金普新区城建局在《商品房征购协议》项下的权利是债权，是对“给付行为”的请求权。如《商品房征收协议》有效，其享有的是“要求中天公司交付涉案房产的请求权”；如《商品房征收协议》无效，其享有的是“要求中天公司返还已支付购房款的请求权”和“要求中天公司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如原审判决认为金普新区城建局因签订《商品房征收协议》而取得对“涉案房产”的权利，实际是混淆了“给付行为”和“给付标的物”，混淆了“负担行为的法律效果”和“处分行为的法律效果”，混淆了“物权”和“债权”，是在有意曲解《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讲，即便金普新区城建局取得有“涉案房产”的权利，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本案在执行异议审查阶段就应直接驳回金普新区城建局异议，又何须后文大段铺排其他无关论述？还有，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商品房征购协议》已由2018年3月6日作出的（2018）辽02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此时金普新区城建局所享有的乃是“终止履行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推导不出其对“涉案房产”的任何权利。且其以“涉案房产被查封、执行无法实现征购房屋目的”为由解除合同，却未要求中天公司返还全部已支付购房款并自行退还其无权处分却已实际向被拆迁人分配的涉案房产（即“恢复原状请求权”），实际就是对涉案房产限制交易风险的放任，主观上存在故意，至少是重大过失，又岂能向建银国际转嫁风险，乃至大言不惭自己是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二、原审判决对金普新区城建局“权利可以排除执行”的论证逻辑混乱。原审判决在论证金普新区城建局是“涉案房产”权利人之后，为了论证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又进行了如下说理，“中长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与中天公司向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确认函及明细等证据表明，涉案房屋系拆迁人通过产权调换方式安置被拆迁人的房屋。该拆迁安置补偿行为发生于法院查封以前，且涉案房屋均以由被拆迁人实际占有使用。金普新区城建局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真实合法，且权利能够排除执行”。以上逻辑推演的错误在于，其根本就没有交代权利本身如何能够排除执行，而是以其他政府机关对涉案房产的无权处分行为或者讲是金普新区城建局签订《商品房征收协议》目的来论证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如这样的逻辑推演可以成立，那么整个民法都要改写，这与张三通过赵六将李四名下的房屋卖给王五，并因王五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且不论王五是否善意），故张三对涉案房屋的权利可以对抗李四有何差异？且如前所述，该等权利尚未取得，权利边界尚未划定，又金普新区城建局在关联诉讼中已自认《商品房征购协议》目的未能实现并要求解除合同，故立论的前提设定就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进一步讲，上述论证中权利主体亦是混乱的，如金普新区城建局自己就对涉案房产享有某种权利，那么此与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权何干，和被拆迁人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何干？如是被拆迁人对涉案房产享有某种权利可以对抗执行，那么金普新区城建局又有何权利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实际上，原审判决对权利主体及其权利对抗并非没有分析和判断，原审判决之所以更改了《执行裁定》的法律适用，不再参考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就是基于该条规定的权利人是被拆迁人而非拆迁人或征收人。实际上，建银国际相信原审判决真实的考量在于，金普新区城建局作为有担当的政府机关，站出来为被拆迁人维权，对此不应作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作为安置房的涉案房产，无论权利如何扭转，具体权利人为何，都不应剥夺或变相剥夺对被拆迁人这一弱势群体生存权益的保护。诚然，原审法院的法官是善良的。但建银国际提请二审法院注意，政府在签订《商品房征购协议》时对涉案房产之上已设定抵押权的事实知晓或应当知晓，却仍要征购；政府对涉案房产为“在建工程”根本不具备入住条件，且将来存在房屋产权过户的重重障碍知晓或应当知晓，却违规允许被拆迁人办理入住手续并为其作“水电气三通”；政府对《商品房征购协议》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知晓或应当知晓，却并未向中天公司主张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正是以上行为种种才导致了本案的发生，以及系列执行异议案件的发生。而现在政府不愿承担清理责任，既不考虑垫付相关执行款项涤除涉案房屋的抵押权，又不考虑对被拆迁人进行他处安置，却将因自身错误产生的风险向建银国际转嫁。这样的行为难道也应作法律上的肯定性评价吗？不要忘记，建银国际之所以同意向中天公司融资，一方面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该项目为棚改项目，有政府财政支持而产生有合理信赖利益。如建银国际响应棚改号召为棚改扩大融资渠道，为城市面貌更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最终无法实现债权清收，甚至要提防政府的行政风险，这着实让人心灰意冷。三、即便是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权利，亦不能排除执行。原审判决的逻辑推理暗含了这样的论断，即金普新区城建局对“涉案房产”的权利最终将向被拆迁人转让，而后者占有房屋是基于产权调换而获得的安置补偿权利，故可以排除执行。在此，建银国际必须指出，即便是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权利，亦不能排除执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过去是民事合同，随着行政诉讼法的新修被纳入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即为行政合同，但无论如何，其本质上是合同行为，是负担行为，是产生给付义务的债权行为，其与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导致权力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处分行为有天壤之别。且不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基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金普新区城建局取得的终究是一种债权，“产权调换”只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关于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使金普新区城建局直接取得对涉案房产的物权。特别是不能认为“产权调换”就是“物权交换”，认为“物权交换”协议签订物权就发生变动。诚如此，凡意欲处分不动产的民事合同，恐都会被认定为“物权交换”（现金购房的现金作为种类物，也是民法上的“物”），都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效果，都能使物的买受人取得物权的“排他属性”，而这明显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实际上，考察征收拆迁中的若干个法律行为，唯一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的仅为“征收决定”这一行政行为，且导致物权变动的对象是“被征收房屋”而非“产权置换的房屋”（具体条文依据参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此处不赘）。故所谓“产权调换”也是一种并不严谨的说法，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交换的实质是“征收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和“安置房的所有权”，导致“被征收房屋”物权变动的是“征收决定”，自“征收决定”作出之日被征收房屋的物权就已经归属于政府，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对被征收房屋的物权自此已消灭并转化为“征收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并无“产权调换”之可能和必要。既然金普新区城建局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取得的仅是一种债权，那么其虽长期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但因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至今仍为一种债权，并未转化为对案涉房产的所有权。而建银国际享有的“抵押权”毫无疑问是一种“担保物权”，如是认定拆迁安置补偿这一“特殊债权”可以对抗抵押权这一“一般债权”，除对抵押权的权利性质有误判外，也有违物权优于债权的一般法理及物权的公示效力。进一步讲，即便将来政府“大开方便门庭”，违规为被拆迁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使其取得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同样不能对抗建银国际的抵押权，不能排除建银国际抵押权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该条文中的“优先受偿”针对的是无抵押权的一般债务人，但“受偿”必须以处分“所有权”为前提，已足见所有权并不能对抗抵押权的执行。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同样推导不出拆迁安置补偿权利可以排除执行的结论。原审判决在判决主文中附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但也没有展开说理，因在其他串案中，原审法院已认定该批复是对“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并有《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二十九条的加持，但本案项下金普新区城建局并非购房者，不是“房屋消费者”；也非被拆迁人，不是安置补偿权利人，这让原审判决感到吃力和勉强。建银国际认为，原审判决援引该条文的内在逻辑可能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被拆迁人就产权调换的房屋“优先取得”于普通购房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又认定承包人就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优于”对建设工程的抵押权，并“不得对抗”普通购房人的“物权期待权”，故对四者进行权利顺位排列：被拆迁人的“产权调换安置补偿权”＞普通购房人的“物权期待权”＞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人的“抵押权”。鉴于金普新区城建局征购房屋将最终用于产权调换安置并向被拆迁人分配，故金普新区城建局基于《商品房征购协议》所取得的权利是被拆迁人获得产权调换安置补偿权的前提，也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这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错误理解。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是法律对承包人债权的特殊保护，该特殊保护的债权以建设工程承包人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为限，以其所建设的建设工程为限，以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6个月的起诉期限为限。质言之，其对抵押权的对抗效力是具有身份性、指向性和时间性的，并不能据此便认定其具有了某种物权的“对世”效力，并使其所关联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也可无条件、不受限的对抗抵押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贵州睿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持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建筑工程承包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第二条规定承包人就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已支付大部分或全部房款的购房消费者。两条文中‘优于’与‘不得对抗’的含义不同，不能从上述两条文推导出购房消费者权利处于‘最优’地位的结论。”同时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错误理解，第七条确属对被拆迁人就其所安置房屋特殊债权的保护，但其虽确立了特殊债权优于普通债权予以保护，但同样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安置补偿协议对安置房的位置、用途明确、特定，而本案并不符合；且该“优于”的内涵也限于被拆迁人在争议房屋被转卖时可优先“取得”。该“取得”是就房屋物权变动而言的，更具体讲是对房产过户登记而言的，而这与执行程序中的依法受偿，拍卖、变卖本就不在同一频道，又怎能拿来比较。综合以上几点意见，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采纳，支持建银国际的上诉请求。也恳请二审法院不因对“弱者的保护”，对政府的“维稳工作”的支持，而忽视对建银国际“抵押权”的关照。建银国际一旦败诉，将面临抵押权的灭失，不仅长期诉讼努力付之东流，鉴于中天公司的偿付能力还将面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建银国际及上级主管部门无法接受的，无论如何，建银国际不应为中天公司违规销售房屋的行为买单，也不应为金普新区政府的征收拆迁行为买单。实际上，涉案房产被抵押执行并非导致金普新区城建局的权利救济途径受阻，其仍可提起民事诉讼，追究中天公司的违约责任，要求其退还已支付的全部安置补偿款并承担赔偿责任。金普新区城建局辩称：我们有提起执行异议的权利,案涉征购协议的来源是:因中长街道中长村38号地及周边区域实施房屋征收，金普新区城建局需对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进行安置,因此与中天公司签订该征购协议,虽然金普新区城建局不是该房屋的实际居住主体,但被征收人是基于政府的征收行为,对案涉房屋享有回迁安置的权益,从被征收人的角度讲,其与金普新区城建局之间存在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案涉房屋的执行,导致金普新区城建局无法履行对被征收人的回迁安置义务。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无论是金普新区城建局还是被征收人提起的执行异议，最终法律审理的实体结果并无差异。以金普新区城建局的角度提起即维护了社会稳定也节约了司法资源。该部分被征收人即是案涉地块的回迁户,与开发商中天公司开发地块相同。原审判决认定案涉203套房屋系通过产权调换方式由被征收人享有的安置房,且安置行为发生于法院查封之前,而且被征收人已实际使用入住,该权利能够排除建银国际的执行行为,此外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已支持了回迁户以个人名义提起的执行异议。中天公司二审没有发表答辩意见。建银国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准许继续执行金国用（2011）第062300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建筑号为11#、12#、13#、14#中已被金普新区城建局征购的203套房屋；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金普新区城建局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建银国际与中天公司、王庆、李晓丽、辽宁天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省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70号民事调解书，对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如下协议予以确认：一、中天公司尚欠建银国际借款本金225,618,697.35元及自2014年10月9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罚息（按罚息利率24%计收），于调解书生效后六个月内付清；二、建银国际对中天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调解第一项款项范围内，按照权利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建银国际对王庆、李晓丽提供的质押物在调解第一项款项范围内，按照权利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四、王庆、李晓丽对上述款项的给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辽宁天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给付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大连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给付在5,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案件受理费1,459,755元、减半收取729,877.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律师代理费40万元，均由中天公司、王庆、李晓丽、辽宁天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因建银国际已预交，随欠款一并给付。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建银国际申请财产保全，省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0月30日向大连金州新区房屋登记管理中心送达了两份（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70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分别查封了中天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金州新区中长街道胜利路的在建抵押房屋913套，查封了大连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金州新区两栋房屋共186套，查封期限均为三年。涉案房屋在上述查封房屋明细范围内。建银国际于2017年1月3日向省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省法院2017年1月23日作出（2017）辽执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上述省法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70号民事调解书由原审法院执行。原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金普新区城建局对查封金国用（2011）第062300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建筑号为11#、12#、13#、14#已被其征购的203套房屋（即涉案房屋）提出书面异议。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辽02执异4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建银国际对该裁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于2011年10月20日颁发了编号为2011075的天鸿1.7英里住宅小区24-37、39、40、42号楼的预售许可证；于2011年10月31日颁发了编号为2011079的天鸿1.7英里住宅小区20-23、41号楼的预售许可证；于2012年9月25日颁发了编号为2012050的天鸿1.7英里住宅小区11-19号楼的预售许可证。建银国际、中天公司、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于2013年10月9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合同，约定：在中天公司清偿全部委托贷款之前，中天公司应将天鸿1.7英里项目中除政府回购安置住房之外的房产的销售收入在取得后一个工作日内按以下比例存入监管账户……建银国际和中天公司同意，为了配合天鸿1.7英里项目销售，在中天公司按该补充合同约定提供足额担保资金或其他建银国际认可的担保物的情形下，建银国际同意按照该补充合同约定的条件配合办理部分抵押物的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另查，金普新区城建局诉中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8年3月6日作出（2018）辽02民初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判决查明：2013年6月8日，甲方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与乙方中天公司签订协议（以下简称2013年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将坐落于中长街道天鸿1.7英里项目11、12、13、14#楼，共计568套房屋，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提供给甲方作为回迁安置房源；征用乙方清水房平均价格为6365元/平方米；还约定了交房条件、结算方式、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2013年12月17日，中天公司给金州新区土地局出具《关于认定中长街道征购天鸿1.7英里小区商品房现房套数及面积的函》并附选购商品房201套明细。2013年12月26日，中天公司给金州新区土地局出具《关于认定中长街道征购天鸿1.7英里小区商品房现房套数及面积的函》并附选购商品房2套明细。上述两项已交接房屋征购总价共计88,306,609.85元。2014年12月18日，甲方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与乙方中天公司签订《商品房征购协议》（以下简称2014年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将坐落于金州新区先进街道天鸿1.7英里项目11#、12#、13#、14#，共计367套房屋，提供给甲方作为回迁安置房源，以中长街道动迁居民实际选房数量为准；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原2013年6月8日签订《商品房征用协议》自动终止。该生效判决认定2013年协议金普新区城建局多付购房款1168.7万元，2014年协议属有效合同，因该合同项下部分房屋因被省法院在另案诉讼过程中查封、执行而无法实现征购房屋目的，并判决：一、解除金普新区城建局与中天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商品房征购协议》；二、中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金普新区城建局已付购房款人民币3168.7万元及利息（以3168.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月18日至实际返还该款项期间的利息）。金普新区城建局在本案提供了中天公司向金州新区土地局出具的关于认定中长街道征购天鸿1.7英里小区商品房现房套数及面积的函，并附相应选购商品房明细，大连金州新区中长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居民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中长街道居民委员会、中长街道办事处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经结算完毕后，截至2014年8月，案涉203套房屋已由被征收人全部入住。再查，2016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大连金普新区工作委员会、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载明：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区城乡规划管理、建设管理、人民防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管理、国土资源管理、房地产管理等相关工作，承接金州新区规划建设局、土地房屋局相关工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执行案外人金普新区城建局是否享有对抗司法执行的权利。关于判断执行案外人是否有权阻却执行，《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就判断执行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该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与中天公司签订征购协议后全额支付了相应购房款。因管理体制改革及机构设置调整，金普新区城建局承接原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的相关工作，亦相应承接了上述商品房征购协议中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的合同主体身份及权利义务。中长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与中天公司向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确认函及明细等证据表明，涉案房屋系拆迁人通过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给被拆迁人的房屋。该拆迁安置补偿行为发生于法院查封以前，且涉案房屋均已由被拆迁人实际占有使用。金普新区城建局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真实合法，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因此，建银国际不得执行涉案房屋，建银国际提出准许继续执行涉案房屋的诉请，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因建银国际为败诉方，无权要求金普新区城建局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故对建银国际要求金普新区城建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建银国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6,850元（建银国际已预交），由建银国际负担。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大连金州新区中长街道办事处与各被征收人在2011-2012年间分别签订了中长街道中长村周边区域或地块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大连金州新区中长街道办事处对被征收人的房屋实施拆迁。原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与中天公司签订了征购协议，并全额支付了相应购房款，作为上述回迁安置房源，以及从中天公司向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确认函及明细等证据表明，涉案房屋系拆迁人通过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给被拆迁人的房屋。后由于政府内部机构设置调整，金普新区城建局承接原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的相关工作，故也承接了本案中上述商品房征购协议中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的合同主体身份及权利义务。产权调换是物权交换，具有排他属性。且该拆迁安置补偿行为发生于法院查封以前，涉案房屋均已由被拆迁人实际占有使用。故金普新区城建局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真实合法，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因此，建银国际不得执行涉案房屋，建银国际提出准许继续执行涉案房屋的诉请，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建银国际的其他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能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6,850元，由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