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8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76年7月7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振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80年2月7日出生，满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瑶，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龙，陕西三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振峰，被上诉人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瑶、马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列明的被拆迁人是我们的父亲李某3，我们的父母、我和我的配偶以及李某2均为实际居住人口，父母经商议决定由我购买北京市海淀区604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我作为买方签订了购销合同，支付了房价款及装修费用、物业费用等所有费用，并与父亲搬入诉争房屋居住，所以我是诉争房屋的买受人；2、诉争房屋权属证书登记的权利人是我，父母的赠与行为在我作为买受人签订购销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履行完毕，之后经父母同意划扣购房款、完成购房程序，并办理产权登记，进一步确认了父母的赠与行为。李某2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购销合同中李某3本人在买受人处签字，李某1作为代理人签字，后续李某1办理网签、入住，系因李某3年纪大了，委托子女代为办理手续，不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诉争房屋虽然登记在李某1名下，但权属应归李某3；2、诉争房屋购房款系由拆迁款支付，装修款是用诉争房屋延期交房开发商支付的延期交房违约金来支付的；3、诉争房屋自交付后一直由我和父亲居住，李某1是2014年才入住的；4、物权归属应由法院依据真实的权属关系来确定，并非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5、李某1主张赠与没有证据；6、李某3育有两女，才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另根据一户一宅的规定，在册人口对宅基地均享有权利，且我作为拆迁的被安置人口，也享有拆迁利益，所以我享有涉案房屋50%的份额不仅是基于继承，还因为对原宅基地共有的权利。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诉争房屋所有权的百分之五十归李某2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3与吴某1系夫妻关系，李某2与李某1系两人所生之女。吴某1于2007年去世，李某3于2015年去世。1991年3月14日，李某3经北京市海淀区村民委员会批准，在其原有北房3间的基础上新建北房3间、西房1间。2003年10月28日，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鸿大公司）发布《拆迁通知书》，内容为：居民同志们，为加快实现北京市整体规划，经市计委、市规委批准，在海淀区建设蓝靛厂居住区项目，由金源鸿大公司具体实施拆迁工程，结合本地区拆迁实际情况，现将这次拆迁的有关政策通知如下：一、补偿方式：实行货币补偿；三、补偿对象：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四、补偿办法：1、实行货币补偿，补偿款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评估价确定，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包括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和区位补偿价；七、房屋拆迁补助费：“户”的认定标准按照2001年11月1日时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认定；4、本次拆迁人提供的回购的楼房为期房，购买楼房的面积不得超过原正式住房建筑面积的20%，在此基础上自然超出部分，在回购房价格的基础上每平米增加1000元计算房款，凡买回购楼房的住户自行解决周转房屋，拆迁人给予回购楼房户发放周转费；八、拆迁人：金源鸿大公司。2003年11月3日，金源鸿大公司（拆迁人，甲方）与李某3（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一、拆迁依据：甲方因蓝靛厂居住区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正黄旗43号所有的房屋；二、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105.8平方米，用地面积105.8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5人，分别是李某3、吴某1、李某1、李某2、贺某1；三、拆迁补偿款：经北京海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评估公司）评估，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3600元/建筑平方米，基准房价为800元/建筑平方米，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格合计为94339.39元，被拆迁房屋补偿款共计559859.39元；四、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8626元；五、付款方式和期限：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568485.39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六、乙方应在2003年11月10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2003年11月18日，李某3（乙方）、代理人（李某1）与北京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远房地产公司，甲方）签订《蓝靛厂小区住宅楼拆迁认购（期房）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内容为：卖方（甲方）为青远房地产公司，买方（乙方）为李某1，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购买甲方住宅楼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住宅楼房坐落位置及面积：乙方自愿购买甲方位于蓝靛厂小区R1楼5层D户型房屋一套，建筑面积91.24平方米（含共有共用面积、公摊面积）；二、住宅楼销售特征：预售住宅楼；三、住宅楼价格：甲、乙双方同意上述房屋价为每建筑平方米4170元，价款合计为380471元；四、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乙方于2003年11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全部房价款；五、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须于2005年10月29日前，将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交给乙方使用。庭审中，李某1提交另外一份内容与前述《购销合同》一致，但乙方最后签名处系李某1，而非李某3的《购销合同》，且该合同备注正式发票已开（2010年3月30日）。对此，李某1解释：是按照开发商的指示签订的，我父亲同意将房屋赠与给我，如果没有我父亲同意，青远公司不可能同意跟我签订合同。2010年3月24日，金源鸿大公司（出卖人）与李某1（买受人）签订《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约定：第三条，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房屋坐落为海淀区604号，实测建筑面积为89.57平方米；第七条，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付款，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的约定见附件五。该合同附件五内容为：买受人一次性支付该商品房的全部房价款，即于2010年3月11日一次性付清全部房价款，计人民币373507元。该合同附件八《补充协议》内容为：一、在买受人向青远房地产公司于2003年11月18日签订《购销合同》基础之上，出卖人作为晨月园小区开发商，为履行手续需要，与买受人签署本《买卖合同》；二、依据《购销合同》，买受人应将该商品房价款一次性支付青远房地产公司，因此，待青远房地产公司向出卖人支付该商品房相关销售费用后，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购房发票；三、该商品房已由青远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9月12日交付买受人使用，出卖人的保修义务期限自该日起算；本《买卖合同》签署前的交房责任、房屋保修责任等，依《购销合同》约定处理；四、关于该商品房产权过户、开发商方面的必要手续由出卖人负责提供，具体办证手续由买受人与青远房地产公司共同办理。李某1于2017年8月3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庭审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是从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扣划的，李某3在诉争房屋交房之后入住该房屋直至去世；李某3与吴某1生前未订立遗嘱或者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诉争房屋系李某3夫妇基于生前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在拆迁后从拆迁人处购买的回购房，购房款亦直接从拆迁补偿款中扣划，故从房屋来源看，其属于李某3与吴某1夫妻共同财产的转化，在其二人去世之后应当属于该二人的遗产。李某1虽主张其作为买受人与青远房地产公司和金源鸿大公司分别签订《购销合同》、《买卖合同》的行为，系基于李某3的赠与，即李某3将购买回购安置房的资格转让给其，并赠与其购房款，故诉争房屋应为其个人所有，但李某1的上述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首先，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但本案中，李某1对于其与李某3之间存在赠与的法律关系、赠与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是否接受赠与等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次，从李某2提交的乙方为李某3的《购销合同》可以看出，李某3是涉案拆迁回购房的购买人，李某1只是其代理人。李某1虽提交另外一份其为购房人的《购销合同》以及《买卖合同》，但从《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部分的内容以及李某1在庭审中的陈述可知，相关协议只是为了履行手续需要而根据开发商的要求签订的。故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对李某2所提交的、乙方为李某3的《购销合同》之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最后，诉争房屋的购房款并非李某1个人支付，而是直接从李某3所得拆迁补偿款中扣划。故综合上述分析，法院对李某1所述其通过赠与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之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李某2与李某1系李某3与吴某1的法定继承人，故在本案不存在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诉争房屋作为遗产应当由李某2和李某1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继承，继承之后由其二人共同共有，每人各占百分之五十的份额。现李某2起诉要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之诉请，理由正当，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北京市海淀区604号房屋由李某1和李某2共同所有，每人各占百分之五十的份额。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中李某2提交其与李某12016年8月25日、8月26日的微信记录及通话记录，李某1对该微信记录及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微信记录及通话记录的内容系双方商议诉争房屋出租的相关事宜，其中微信记录显示，李某2称：“如果我爱我家再给涨点。每个月多一二百。咱们不是可以多分点嘛。”李某1答：“我这两天找找他们问下。”通话记录显示，李某2称：“对对！这样我想那个，嗯，如果他要是弄家电，咱不是就不用掏钱了吗？咱俩不是弄到手里的，多点吗？”李某1答：“嗯，行！那我这两天给他们打电话问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某1上诉主张李某3、吴某1将诉争房屋赠与其，李某2对此不予认可。李某1虽提交了其作为购房人的《购销合同》及《买卖合同》，但在此前李某3曾作为买受人与青远房地产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李某1在该《购销合同》中系作为李某3的代理人签字。而根据《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部分的内容及李某1的陈述，此后的《购销合同》《买卖合同》等只是为了履行手续需要而根据开发商的要求签订的。故仅凭李某1提交的《购销合同》《买卖合同》以及李某1居住诉争房屋并交纳物业费等事实，不足以证明李某3、吴某1将诉争房屋赠与李某1的事实存在。现李某1就赠与的事实未提交其他证据，再结合诉争房屋的购房款系直接从李某3所得拆迁补偿款中扣划，以及微信记录、通话记录显示李某1亦认可诉争房屋的出租相关收益应由其与李某2共同享有等事实，可以认定李某1系作为家庭成员的代表签订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并由其作为代表持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并非父母将诉争房屋赠与给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系李某3与吴某1的遗产，应由李某2和李某1各占百分之五十的份额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李某1上诉主张诉争房屋系父母赠与，应归其个人所有，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某2在答辩意见中主张其就原被拆迁房屋所在宅基地享有共有权利，但李某3于1991年3月14日取得建房审批时李某2尚未成年，李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被拆迁房屋有所贡献，且《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列明的被拆迁人系李某3，故李某2仅以其系被拆迁房屋的在册人口及被安置人口为由主张对原宅基地享有权利，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李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辛 荣审 判 员  王爱红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湘羽书 记 员  舒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