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5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斐泉商务咨询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楼**（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法定代表人：陶天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羡毅，北京市雍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岳，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总部经济基地大楼**法定代表人：钟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幸坤，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京伦欧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房间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张少彬，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榕金，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毅，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上海斐泉商务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斐泉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京伦欧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伦欧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斐泉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陶天朋、委托诉讼代理人羡毅、谷岳，被上诉人康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花、朱幸坤，原审第三人京伦欧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榕金、赵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斐泉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斐泉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康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违反法定程序，庭审期间具有明显偏向性。其中主要存在以下违法情形，致使斐泉事务所在程序上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法院作出有悖于事实的判决结果。（1）一审法院允许康得公司在未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逾期举证。（2）在康得公司当庭变更答辩意见中主张的核心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仅未作出任何询问，反而当庭提示康得公司撤回已经质证的证据。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关于“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关于认购2018PPN002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复函》，在未尽到审慎审查的情况下予以采信，错误认为2018PPN002项目是由京伦欧亚公司而非斐泉事务所促成。（1）康得公司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是《情况说明》、《复函》前提基础，一审法院在否定《战略合作协议》真实性的前提下，采信《情况说明》、《复函》，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2）在庭审过程中，作为证人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前后证言不一致，且与斐泉事务所、康得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的内容明显不一致，一审法院仅仅采信对康得公司有利的部分，缺乏最基本的审判公正。（3）江西银行苏州分行无权替代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银行总行）作出京伦欧亚公司为2018PPN002项目提供居间服务的结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函》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康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1.康得公司总计35亿元的2017-2019年度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项目（以下简称PPN项目）中每一笔融资均为相互独立、单独进行的项目，案涉2018年PPN002项目与2017年PPN003项目为两个独立审批的项目。仅就《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定向工具发行之财务顾问协议》（以下简称《2017财务顾问协议》）的形式来看，康得公司并没有将总计35亿元PPN融资销售全部委托斐泉事务所。2.斐泉事务所确实向康得公司提供了2017年PPN003项目的全过程销售服务，完成融资5亿元，康得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关销售费用3425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3.2018年PPN002项目财务顾问服务系由京伦欧亚公司提供，京伦欧亚公司促成康得公司与江西银行总行达成总行合作方案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江西银行总行基于战略合作关系，加大对康得公司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意对康得公司新增授信8亿元，购买康得公司2018年PPN002项目；斐泉事务所从未向康得公司提供2018年PPN002项目新增授信8亿元的全过程销售服务，无权主张2018年PPN002项目的销售费用，所谓相关损失也与康得公司无关。4.斐泉事务所《民事上诉状》中所列相关上诉理由，与基本事实不符，也缺乏相关法律依据，依法均不能成立。（1）斐泉事务所称康得公司逾期提交两份关键证据事宜，并不符合事实。（2）康得公司在一审中调整关于江西银行总行新增授信8亿元是否存在对价的答辩意见，以及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出庭作证及出具书面证人证言，均是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更为全面、真实地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的客观需要与要求，这属于康得公司及证人江西银行苏州分行的合法权利，并不存在所谓反言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京伦欧亚公司述称：1.一审法院采信《情况说明》符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康得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据材料是应法庭核实案件事实要求而提交的证据。康得公司未变更答辩意见核心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提示康得公司撤回已经质证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没有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判决在未予确认《战略合作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确认《情况说明》、《复函》的真实性不存在逻辑错误，一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未同意斐泉事务所调查江西银行总行的申请是一审法院行使职权的体现，且在一审法院已经依职权发出《调查函》调查相关事实后，斐泉事务所要求调查《战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和向江西银行总行核实相关证据确实已无必要。3.根据京伦欧亚公司提交的证据，“康得融资”微信群及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函》可知，京伦欧亚公司实际促成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达成合作方案，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江西银行总行批准对康得公司新增授信8亿元认购2018PPN002项目，由江西银行苏州分行根据江西银行总行合作方案，具体操作并申报该项业务。4.2017PPN003项目与2018PPN002项目并非同一项目的相互接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所作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斐泉事务所的上诉请求。斐泉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得公司支付销售服务费（财务顾问费用）3480万元；2.判令康得公司支付3480万元销售费用的滞纳金，自2018年6月23日至实际清偿销售费用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11月30日，共计为15520800元）；3.判令康得公司支付第一笔3425万元销售费用滞纳金153750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康得公司承担。一审诉讼中，斐泉事务所增加1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康得公司支付经济损失1578947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康得公司（甲方）与斐泉事务所（乙方）签订《2017财务顾问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是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融资意向，有意委托乙方提供融资销售服务，乙方负责为甲方寻找符合甲方利率要求的投资人；基于乙方在资本市场上的专业性和丰富的资金方资源，乙方具有为甲方提供所需有竞争力服务的专业投融资销售服务能力，接受甲方的委托为甲方发行康得公司2017-2019年度PPN项目提供全过程销售服务。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投融资销售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本项目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引入合格投资者开展利率询价、甄选并确定投资人、协调投资人沟通本项目簿记发行事宜。2.本次融资的目标条件融资人：康得公司；融资金额：不超过35亿元的康得公司2017-2019年度PPN工具；期限：3＋2年；作为本协议下的融资服务对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销售费用，各项费用收取标准和支付方式参照本协议6.2条，本协议含分期发行，每期债券的费用计算相互独立（该条款为2.4条，一审法院注）。3.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如在委托期限内乙方协助甲方完成发行，则甲方应向乙方完全支付本协议2.4和6.2所述费用，如在委托期限内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协助甲方完成发行，则本协议自行终止，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4.甲方的责任和义务甲方应对乙方的服务工作给予协作和配合，保证向乙方提供的资料及信息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甲方应对乙方指定的投资人的建议及时做出回应；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本协议2.4和6.2中所述费用。5.乙方的责任与义务乙方承诺在销售过程中做好充分调研，依据甲方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承诺成果、方案符合甲方需求，并保证提供给甲方的信息真实可靠；乙方承诺项目方案的可实施性，承诺其引进的投资人资金真实、合法、可靠；乙方应不定期地向甲方沟通、报告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乙方有权详细了解本项目相关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市场开发、发展规划、管理控制等信息；乙方有权及时、完整地知晓各种与履行本协议义务有关的信息、资料；乙方应按工作进度及时提供有利于本项目的意见和服务；当本项目成功发行，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收取6.2中所述费用；乙方在甲方支付上述费用后，向甲方出具发票；乙方有权参与甲方的本项目簿记发行过程，监督票面利率的定价；乙方接受本协议约束，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应尽义务。6.费用、报酬及支付作为乙方提供的销售服务且促成甲方成功发行本项目的报酬，甲方应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本协议2.4所述费用；销售费用为乙方以费用包干的形式收取，具体计算公式为，若本项目每期发行完成，则乙方应得销售费用：［每期发行中乙方所牵引的额度×（8.3-票面利率）％／年×5年］＋每期发行中乙方所牵引的额度×0.35％（该条款为6.2条，一审法院注）；甲方应在成功发行并到账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按照6.2的约定一次性全额支付销售费用至乙方以下账户，乙方亦应在成功发行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对应金额的发票。8.违约责任若乙方已向甲方提供销售服务且已促成甲方成功发行本项目，甲方未按期如实履行本协议6.2下的义务，甲方应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比例以延迟付款的金额为基数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直至付清之日止；若乙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赔偿甲方由此所受到的所有损失，并向甲方支付（空白）的违约金，本协议的解除不影响损害赔偿及违约金的支付。该协议还约定有其他内容。康得公司和斐泉事务所均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自2017年5月22日起，斐泉事务所员工陈沪与康得公司员工杨博之间通过微信和电子邮件进行频繁通信，就康得公司PPN项目方案进行沟通，杨博发送给陈沪的电子邮件的附件中包括康得公司信用等级公告、康得公司2017-2019年度PPN发行协议、康得公司的公司章程、钟玉个人简历等文件。斐泉事务所为促成康得公司PPN项目，曾安排并陪同康得公司人员、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人员召开会议进行协商和沟通，并为此多次预定住宿、车票。2017年12月13日，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向康得公司提供5亿元融资，即2017PPN003项目，该项目票面利率为7％，期限为5（3＋2）年。2017年12月18日，斐泉事务所向康得公司发出《催款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双方签订的《2017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江西银行总行于2017年12月13日15：00前已经认购5亿元PPN，康得公司需在资金到账后3个工作日（包含当天）一次性支付财务顾问费，截至2017年12月18日，康得公司尚有款项34267125元未结清（其中包含2017年12月18日的万五／天的罚息，以后每逾期一日增加17125元罚息费用），请康得公司尽快安排付款。康得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22日和2017年12月29日向斐泉事务所支付500万元和2925万元。斐泉事务所向康得公司开具上述金额的发票。2018年1月后，斐泉事务所员工仍与康得公司员工之间通过微信和电子邮件进行通信，安排并陪同康得公司人员、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人员召开会议进行协商和沟通，并为此多次预定住宿、车票。针对上述行为，斐泉事务所主张系针对2018PPN002项目进行，康得公司则主张系针对已完成的2017PPN003项目贷后审查事宜进行。2018年6月19日，康得公司获得8亿元融资，即2018PPN002项目，该项目票面利率为7.5％，期限为5（3＋2）年。2018年6月23日，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接受斐泉事务所的委托向康得公司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为：斐泉事务所与康得公司于2017年11月签订《2017财务顾问协议》，约定斐泉事务所为康得公司PPN项目提供全过程销售服务，康得公司向斐泉事务所支付销售费用，2018年6月19日，经斐泉事务所销售，江西银行总行已经放款8亿元至康得公司，康得公司应不迟于2018年6月22日向斐泉事务所支付销售费用，斐泉事务所曾为此向康得公司发出《付款函》，要求支付财务顾问费3480万元，但康得公司未回应，建议康得公司收到本函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斐泉事务所协商付款。斐泉事务所曾向康得公司发出《付款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双方2017年11月签订《2017财务顾问协议》，截至2018年6月20日，康得公司尚有财务顾问费3480万元尚未与斐泉事务所结清，请康得公司及时付款。2018年4月，江苏圣陶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陶公司）与斐泉事务所、姚炜、陶金等人签订《投资协议》，主要约定：斐泉事务所对圣陶公司增资52631579元，增资后持有圣陶公司5％股权。本协议正式签订后，斐泉事务所不晚于2018年6月30日向圣陶公司指定账户汇入500万元作为投资意向金，如斐泉事务所在此最晚日期仍未付足投资款，需向圣陶公司出具延期支付相关书面说明且需获得圣陶公司同意，否则斐泉事务所以总投资款的5％作为赔偿金赔付圣陶公司；斐泉事务所不晚于2018年8月30日支付第二期投资款3000万元，如斐泉事务所在此最晚日期仍未付足投资款，需向圣陶公司出具延期支付相关书面说明且需获得圣陶公司同意，否则斐泉事务所以总投资款的30％作为赔偿金赔付圣陶公司；斐泉事务所不晚于2019年3月30日支付第三期投资款17631579元，且附加条款为目标公司2018年全年销售收入不低于1亿元。该合同还约定有其他内容。2018年7月30日和2018年7月31日，上海祖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源公司）分别向圣陶公司支付100万元和400万元，付款电子回执单中用途一栏处内容为圣陶公司股权投资意向金。2018年8月29日，圣陶公司向斐泉事务所出具《付款申请函》，内容为，根据斐泉事务所与圣陶公司2018年4月2日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斐泉事务所应于2018年8月30日支付第二期投资款3000万元，请斐泉事务所拨款。2018年8月30日，斐泉事务所向圣陶公司出具2份《延期付款申请函》。其中金额为500万元的《延期付款申请函》内容为，按照《投资协议》约定，斐泉事务所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500万元首期投资款，由于公司操作项目所得未能及时回款，不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支付，斐泉事务所申请延期付款，保证在2018年8月1日前将投资款支付到圣陶公司，如届时仍不能按时付款，斐泉事务所自愿履行《投资协议》的相关规定。金额为3000万元的《延期付款申请函》内容为，按照《投资协议》约定，斐泉事务所应在2018年8月30日前支付3000万元第二期投资款，由于公司操作项目所得未能及时回款，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申请对拖欠财务顾问费的企业进行诉前保全并提起诉讼，故不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支付第二期投资款，申请延期付款，鉴于诉讼时间无法把握，斐泉事务所无法保证何时将第二期投资款支付到圣陶公司，斐泉事务所清楚上述延期再次违反《投资协议》的相关约定，恳请圣陶公司同意延期申请。另查，2017年11月，康得公司与华融世纪国际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签订《2017年PPN顾问服务协议》，并分别与北京熹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全匡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2017年定向工具发行之财务顾问协议》，上述协议的内容基本与康得公司与斐泉事务所签订的《2017财务顾问协议》一致。2018年4月，康得公司（甲方）与京伦欧亚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康得公司与京伦欧亚公司一致同意，引进京伦欧亚公司为康得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金控公司）的控股战略投资人，主导对康得金控公司的现有获客渠道、业务组合、团队构成进行优化整合；康得公司持有康得金控公司20％股权，京伦欧亚公司持有80％股权；为满足康得公司在各产业板块发展中对资本的需求，京伦欧亚公司利用自身优势，接受康得公司委托，为康得公司提供融资顾问服务，包括：真实、完整地向康得公司物色并介绍资金方，协助康得公司设计具体融资方案；根据康得公司具体情况制定谈判方案，陪同康得公司与资金方进行谈判，协助康得公司回答投资方的问题；安排和协助商务谈判并促成康得公司与有关方面签订融资协议书、投资协议书或其他类似法律文件。委托期限为2018年4月15日至2021年4月15日，康得公司向京伦欧亚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公式为：财务顾问费金额＝康得公司获得的实际到位的融资总额×3‰至1％的财务顾问费率区间（每年）×实际融资期限（年），每笔业务须支付的财务顾问费费率可根据市场行情双方协商确定。该协议还约定有其他内容。2018年5月，康得公司（甲方）与京伦欧亚公司（乙方）签订《2018年定向工具发行之财务顾问协议》（以下简称《2018财务顾问协议》），主要约定：1.委托事项及委托内容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发行康得公司2017-2019年度PPN工具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乙方服务范围是利用其在资金渠道、信息网络、人才和客户群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根据甲方的需求，为甲方就该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协助甲方做好：真实、完整地向甲方物色并介绍资金方，协助甲方设计具体融资方案；根据甲方具体情况制定谈判方案，陪同甲方与资金方进行谈判，协助甲方回答投资方的问题；安排和协助商务谈判并促成甲方与有关方面签订融资协议书、投资协议书或其他类似法律文件。2.本次融资的目标条件融资人康得公司；融资金额8亿元的康得公司2017-2019年度PPN工具；期限3＋2年；作为本协议下的融资服务对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财务顾问费用，费用收取标准和支付方式参照本协议第5条。4.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符合本协议约定的财务顾问服务，甲方对乙方提供的顾问服务建议或报告有审议权、修改权和最终决策权；甲方配合乙方工作，向乙方提供有关企业的财务、生产、销售等资料并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义务，对乙方推荐的资金方的建议及时作出回应，并安排与资金方进行会谈，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和报酬；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配合，了解企业财务、生产、销售、投资等经营情况，收取财务顾问费用和报酬，乙方有遵循诚实、勤勉的原则为甲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义务，不定期向甲方沟通、报告财务顾问事项的进展情况。5．费用的支付财务顾问费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乙方预计应收取财务顾问费额度=本项目乙方牵引的额度×0.5％×3年＝8亿元×0.5％×3年＝1200万元，甲方应于资金方在协议项下每一笔资金到达甲方指定账户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笔资金的顾问服务费用，具体金额按照上述约定的公式计算。该协议还约定有其他内容。2018年7月27日，康得公司向京伦欧亚公司支付1194万元和6万元。对应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中“客户附言”和“银行附言”均为“服务费”。2018年7月5日，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曹锋进行询问，曹锋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与康得公司发生过2笔PPN业务，都是其经手的，其主要作申报授信、上报材料、与企业进行沟通等工作，2017年6、7月份一个投资公司名叫陈沪的男子到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介绍投资项目，通过陈沪与康得公司联系上了，2017年10月总行审批了10亿元授信额度，用于认购2017PPN003项目，当时只认购了5亿元，剩余额度没有继续认购，6个月到期以后自动作废了，这笔业务是陈沪推荐的项目，也领工作人员到公司去了几次，也将业务相关的公司资料提交给银行；后期康得公司与江西银行总行达成了深入合作的意向，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就与康得公司进行了关于PPN项目的商谈，2018年6月，江西银行总行批准下来新增授信额度8亿元，全部用于购买2018PPN002项目，这笔业务中没有其他个人或公司向江西银行推荐业务，所有业务操作都是曹锋和企业进行对接的，第2笔PPN业务8亿元与第1笔PPN剩余5亿元没有任何关系，陈沪只是来打听过第2笔PPN业务，陈沪及其公司在这笔业务中没有做任何事情。江西银行苏州分行《项目审查审批意见》显示，分支行调查意见中，主办客户经理意见、协办客户经理意见和分支行公司银行部团队长意见均为：拟同意康得公司发行PPN融资工具8亿元，票面利率不低于7.5％，综合收益不低于9％，期限5年，由康得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签名分别为曹锋、李琰骏和沈春平，日期为2018年5月10日和2018年5月11日；分／支行分管行长审批意见为：本次根据总行合作方案要求，康得公司申请新增授信额度8亿元，票面利率7.5％，综合收益不低于9％，期限5（3＋2）年，品种为PPN融资工具，由康得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报总行审批，签名为程路，2018年5月12日；分行行长审批意见为：同意给予康得公司新增授信额度8亿元，票面利率7.5％，综合收益不低于9％，期限5（3＋2）年，品种为PPN融资工具，由康得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签名为吴军，2018年5月12日；总行授信审批部负责人意见为：拟同意，提交总行信审会审议，签名为娄明农，2018年5月17日；总行信贷审批委员会意见为：经总行2018年5月18日信贷审批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使用额度以实际用信为准，签名为郭洪福，2018年5月30日；授信部分管行长审批意见为：同意审贷会意见。签名为陈勇，2018年5月30日。诉讼中，康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江西银行苏州分行2019年1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8年4月15日，经京伦欧亚公司安排，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在京伦欧亚公司举行了洽谈。基于康得公司在高科技行业、江西银行总行在金融行业的显著特色，以及双方在各自领域未来的发展优势，双方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事宜。按照该合作方案，总行加大了对康得公司的资金支持力度，决定由我行进行具体业务操作，即康得公司新增授信8亿元，用于认购康得公司发行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一审法院向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发出《调查函》，要求该行核实：1.2019年1月21日《情况说明》是否由该行出具，内容是否属实；2.该行员工应慧娟于2018年12月3日代表该行在法院出庭作证时，针对“你行是否知道京伦欧亚公司”、“是否知道京伦欧亚公司以居间方与你方洽谈PPN项目”的问题，应慧娟均表示“不知道”，该回答与日期为2019年1月21日的《情况说明》内容不同的原因。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于2019年3月18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复函》，内容为：一、2019年1月21日《情况说明》由该行出具，其内容属实；二、该行于2018年11月21日接到出庭作证的通知后，按照该行内部流程，对业务过程中参与人员及相关档案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并未了解京伦欧亚公司相关情况。如证人证言所述，该行是在2018年5月按照总行通知要求，进行认购康得公司发行PPN融资工具8亿元的具体操作，总行未向分行告知其他相关具体事宜。应慧娟受分行委派，仅就该行所调查的内容出庭作证，因当时该行并未了解京伦欧亚公司与总行合作的具体情况，应慧娟回答“你行是否知道京伦欧亚公司”、“是否知道京伦欧亚公司以居间方与你方洽谈PPN项目”的问题，均表示“不知道”。后应康得公司要求，该行与总行相关部门确认，在2018年4月15日，经京伦欧亚公司安排，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在京伦欧亚公司举行了洽谈并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事宜。总行加大对康得公司的资金支持力度，决定由江西银行苏州分行认购康得公司PPN融资工具8亿元的具体操作，故该行于2019年1月21日出具《情况说明》，作为对其证人证言的补充说明。一审诉讼中，斐泉事务所主张，《2017财务顾问协议》中约定的35亿元项目是整体的项目，2017PPN003项目和2018PPN002项目是具体实施的两个子项目，康得公司则主张，35亿元是其融资需求，实际融资过程中，每一份融资都会单独签订财务顾问合同，每一次能获得多少融资都不一定，所以每个过程都是单独的。一审诉讼中，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委派应慧娟出庭作证，其述称，2017年4月，祖源公司到该行推荐康得公司PPN产品，该行金融市场部邵建江接待，陈沪陪同该行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在康得公司商谈认购事宜，2017年11月3日，江西银行总行审批通过，2017年12月13日认购2017PPN003项目5亿元，尚有5亿元额度未认购；2018年1月至4月，在陈沪陪同下，该行工作人员先后2次到北京与康得公司商谈剩余5亿元授信额度使用事宜，2018年5月，江西银行苏州分行接到其总行通知，总行与康得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江西银行苏州分行根据总行要求，再次申报授信8亿元额度，2018年5月30日，总行审批通过，同意给予康得公司新增授信额度8亿元，2018年6月19日，江西银行总行认购2018PPN002项目8亿元，期间，陈沪通过邵建江对审批过程进行了了解；2017PPN003项目剩余5亿元额度超过6个月未发生授信业务，对应批复自动失效，如再次使用授信，需要重新审批；针对“你行是否知道京伦欧亚公司”、“是否知道京伦欧亚公司以居间方与你方洽谈PPN项目”的问题，应慧娟均表示“不知道”。邵建江陈述称，2017年4、5月份，陈沪带康得公司PPN项目到江西银行苏州分行进行推荐，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工作人员初审后认为有可行性，之后到企业进行走访，最终同意认购10亿元PPN，2017年12月，江西银行总行同意放款，但只同意放款5亿元，2018年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人员到康得公司进行贷后审查走访，探讨后续5亿元继续投放的可能，但总行认为针对PPN投放单笔不能超过5亿元，故不同意继续认购；2018年4月，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人员再次到康得公司商谈以票据、信用证方式投放剩余5亿元，同年4、5月份，江西银行苏州分行接到总行通知，对战略合作伙伴进行支持，康得公司表示追加投放，康得公司王总拜访江西银行苏州分行进行沟通，后总行同意分行上报8亿元继续认购；2017年的10亿元是陈沪推荐的，2018年4、5月份时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人员最后一次到康得公司，期间都是陈沪陪同；2018年1月至4月期间，与陈沪的沟通中，并没有涉及新增授信8亿元的内容，主要就是对第一次剩余5亿元的使用，总行同意新增授信8亿元，康得公司的王总说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因为江西银行总行的战略客户是被追加支持的；2017PPN003项目审批记录并没有2018PPN002项目审批记录中“根据总行合作方案要求”的内容，2017PPN003项目中，总行没有对江西银行苏州分行进行通知，2018PPN002项目是总行通知的，这种区别是因为康得公司与总行发生了战略合作；对于PPN项目每一批每一次都要单独审批。邵建江表示，其以个人身份作为证人出庭，江西银行苏州分行知道其作为证人出庭的情况，但是对此并不同意，因为该行已经派了其他人员出庭。一审诉讼中，斐泉事务所主张，康得公司是通过斐泉事务所的居间服务才与江西银行总行、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产生了合作，之前康得公司并不认识上述银行，通过斐泉事务所的居间服务，也就是斐泉事务所在康得公司、江西银行总行和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康得公司实际获得PPN款项，故斐泉事务所完成了财务顾问工作。康得公司表示，其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中，不会出现居间商的名称。斐泉事务所表示，江西银行总行审批款项后，并不会向其出具书面材料证明款项发放与其有关，银行会口头或通过电话告知，告知斐泉事务所催促康得公司进行下一步建档；关于康得公司与银行之间签订放款协议的过程，斐泉事务所并不参与。斐泉事务所认可，2017PPN003项目与2018PPN002项目是《2017财务顾问协议》项下2笔独立的款项，两者分别申请，单笔上报，但认为2个项目的放款均由其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康得公司表示，其针对每一笔PPN项目单独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其与斐泉事务所签订《2017财务顾问协议》就是针对2017PPN003项目。康得公司表示，与其他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协议金额为35亿元，而与京伦欧亚公司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约定金额为8亿元，原因是江西银行总行已经审批通过了8亿元新增授信额度，该数额已经确定，因此在协议中直接确定这个数额。京伦欧亚公司认可，康得公司就2018PPN002项目与江西银行总行签订的协议中并未体现与其有关的内容，康得公司并未向其出具过书面文件确认2018PPN002项目由其完成，江西银行总行亦未向其出具书面材料确认2018PPN002项目由其提供居间服务，但主张《2018财务顾问协议》是2018年5月签订的，时间是在江西银行总行审贷会批准之后。京伦欧亚公司称，其主要的工作是与江西银行总行的董事长陈晓明进行对接，陈晓明把工作安排下去。康得公司表示，京伦欧亚公司在2018PPN002项目中促成了陈晓明与该公司人员当面沟通，初步达成总行战略合作方案，并促成陈晓明与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协调推进新增8亿元授信事宜。斐泉事务所主张，康得公司应于2017年12月18日前支付2017PPN003项目服务费3425万元，但其于2017年12月22日支付500万元，于2017年12月29日支付2925万元，存在延迟付款的情况，故自2017年12月19日起至2017年12月22日止以34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止以2925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康得公司应支付滞纳金153750元。康得公司表示，按照双方签订的《2017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是这样，但当时与斐泉事务所进行过沟通，斐泉事务所同意康得公司延期支付上述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斐泉事务所与康得公司签订的《2017财务顾问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斐泉事务所、康得公司和京伦欧亚公司对于康得公司已实际获得诉争2018PPN002项目8亿元款项的事实均无异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康得公司是否基于斐泉事务所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获得上述款项。斐泉事务所主张，《2017财务顾问协议》约定，其向康得公司提供总额为35亿元的财务顾问服务，康得公司对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发放2017PPN003项目5亿元款项系由斐泉事务所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促成并无异议，且此前康得公司与江西银行总行及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之间并无合作，斐泉事务所亦就2018PPN002项目实际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故康得公司获得该2018PPN002项目8亿元款项亦为斐泉事务所提供服务的结果，康得公司应支付财务顾问费用。康得公司和京伦欧亚公司则主张，京伦欧亚公司促成康得公司与江西银行总行达成的合作协议，2018PPN002项目系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上述合作协议而向康得公司支付款项，故该项目由京伦欧亚公司促成，故不应向斐泉事务所支付服务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斐泉事务所促成2017PPN003项目是否应认定2018PPN002项目亦由其促成，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本案而言，斐泉事务所主张，上述2笔款项均由江西银行苏州分行提供，且在2017PPN003项目前，康得公司与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并无合作，故2018PPN002项目款项亦与其促成2017PPN003项目具有关联。但诉讼中，斐泉事务所表示，2017PPN003项目和2018PPN002项目为其与康得公司《2017财务顾问协议》项下35亿元整体项目中的2个子项目，而该协议2.4条约定融资款项分期发行的，每期费用计算相互独立，且根据斐泉事务所提交的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和邵建江的证人证言表述，2017PPN003项目和2018PPN002项目亦属分别申请的款项，结合江西银行苏州分行《项目审查审批意见》记载，2018PPN002项目基于康得公司申请新增授信额度8亿元，该内容与斐泉事务所主张2018PPN002项目系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基于2017PPN003项目10亿元授信额度未用5亿元而发放并不一致的情况，2017PPN003项目与2018PPN002项目虽具有关联性，但并非同一项目的相互接续，故斐泉事务所促成2017PPN003项目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向康得公司发放5亿元款项，并非当然认定2018PPN002项目款项发放亦由斐泉事务所促成的依据。本案中，康得公司主张，其与京伦欧亚公司签订的《2018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约定，由京伦欧亚公司向康得公司提供金额为8亿元的2017-2019年度PPN融资服务，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而康得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获得2018PPN002项目8亿元融资，康得公司与提供融资服务一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是以确定可以获得融资为前提，故2018PPN002项目系由京伦欧亚公司促成。经查，斐泉事务所与康得公司于2017年11月签订《2017财务顾问协议》，康得公司获得2017PPN003项目5亿元融资的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上述事实与康得公司前述主张具有较为一致的对应关系，在此情况下，以是否与康得公司存在财务顾问协议以及康得公司实际获得款项的事实，并不足以认定促成2018PPN002项目8亿元融资的主体，尚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纵观本案斐泉事务所提交的证据，在2017PPN003项目款项付至康得公司后，斐泉事务所相关人员与康得公司人员就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后续款项放款事宜进行沟通和协商，但其中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江西银行总行或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就2018PPN002项目由斐泉事务所促成进行确认。反观康得公司，其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江西银行苏州分行2019年1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显示，经京伦欧亚公司安排，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在京伦欧亚公司洽谈并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事宜，江西银行总行按照该合作方案加大对康得公司的资金支持力度，决定由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向康得公司新增授信8亿元认购康得公司PPN项目，即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作为2018PPN002项目认购主体明确表示认购该项目系基于京伦欧亚公司促成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达成的合作方案以及江西银行总行的决定，该项目放款并非由斐泉事务所促成。斐泉事务所虽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足以对该证据的内容予以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斐泉事务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康得公司支付2018PPN002项目顾问服务费及滞纳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斐泉事务所主张，因康得公司延迟支付2018PPN002项目顾问服务费，造成其未能按期向圣陶公司支付《投资协议》项下投资款而应向圣陶公司支付违约金，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康得公司予以赔偿一节，因斐泉事务所该项诉讼请求系以康得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PPN002项目顾问服务费的基础而提出，如前述，斐泉事务所要求支付上述顾问服务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其主张康得公司因延迟支付顾问服务费而造成其经济损失缺乏基础，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斐泉事务所要求康得公司支付2017PPN003项目滞纳金一节。斐泉事务所与康得公司签订的《2017财务顾问协议》约定，康得公司应在融资款成功发行并到账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斐泉事务所全额支付销售费用，逾期支付的，康得公司应以未按期支付款项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直至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康得公司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期支付款项，其虽主张经与斐泉事务所沟通后斐泉事务所同意其延期支付，但斐泉事务所对此予以否认，康得公司并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康得公司对斐泉事务所要求支付滞纳金153750元的计算方式和数额并未提出异议，斐泉事务所该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合同基础，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当事人的其他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并非未予考虑，但均不影响一审法院在前述认定基础上对本案进行处理，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斐泉事务所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于其诉讼请求中成立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诉讼请求中不能成立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康得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斐泉事务所支付153750元；二、驳回斐泉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康得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基于斐泉事务所调查取证申请，本院向江西银行总行发出《调查函》，要求该行核实：1.2018年5月，江西银行总行是否与康得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是否与调查函附件1（康得公司提交复印件）内容一致？2.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在本案一审审理阶段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中称：“2018年4月15日，经京伦欧亚公司安排，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在京伦欧亚公司举行了洽谈。……双方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事宜。按照该合作方案，总行加大了对康得公司的资金支持力度，决定由我行进行具体业务操作，即康得公司新增授信8亿元人民币，用于认购康得公司发行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该陈述是否属实？江西银行总行复函称：1.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调查函》附件1一致。2.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相关陈述均属实。本院另查明，2018年5月，康得公司与江西银行总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综合授信合作、投资银行合作、综合结算合作、个人金融合作、网络金融合作、国际业务合作、其他业务合作。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康得公司2018PPN002项目所获8亿元授信是否基于斐泉事务所提供的销售服务。邵建江和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员工应慧娟的证人证言以及江西银行苏州分行《项目审查审批意见》表明，2017PPN003项目和2018PPN002项目是康得公司分别申请，独立审批的两个项目。虽然康得公司认可斐泉事务所为2017PPN003项目提供了销售服务，但由于2018PPN002项目是基于康得公司申请的新增授信额度，因此与斐泉事务所提供的2017PPN003项目销售服务并无直接关联，不能因此认定2018PPN002项目所获授信8亿元是斐泉事务所提供的销售服务。根据康得公司与斐泉事务所签订的《2017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康得公司委托斐泉事务所提供融资销售服务，斐泉事务所负责为康得公司寻找引进符合康得公司利率要求的投资人，并获取销售费用。因此，康得公司向斐泉事务所支付销售费用的前提条件是斐泉事务所提供销售服务，使得康得公司完成融资。现斐泉事务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在康得公司2018PPN002项目中，斐泉事务所提供了一些销售服务，但无法证明是其提供的服务促使康得公司2018PPN002项目获得了8亿元的授信额度。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斐泉事务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康得公司支付2018PPN002项目顾问服务费及滞纳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斐泉事务所提出的一审法院采信《情况说明》、《复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前后证言不一致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为核实相关情况，本院向江西银行总行发出《调查函》。江西银行总行在回函中明确答复与康得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且对《情况说明》中关于京伦欧亚公司安排江西银行总行与康得公司在京伦欧亚公司举行了洽谈，并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合作方案，江西银行总行决定由江西银行苏州分行给予康得公司新增授信8亿元的内容予以了确认。江西银行总行的回函清楚地表明，江西银行总行认可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在《情况说明》中的相关表述。而江西银行苏州分行员工作出的与《情况说明》中不同的陈述，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也在其《复函》中向一审法院作出了解释，该解释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故斐泉事务所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康得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根据庭审的情况，补充提交《情况说明》及《战略合作协议》，并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已经写明“康得公司虽于开庭后提交该证据，但该《关于认购2018PPN002的情况说明》和《复函》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在斐泉事务所未提供证据对上述证据的内容予以否定的情况下，本院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对康得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另，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利自由处分自身的诉讼权利。康得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答辩意见，撤回提交的证据，属于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在不影响案件审理和诉讼平衡的情况下予以准许，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351元，由上海斐泉商务咨询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