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8）晋行终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某1，男，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壶关县。   委托代理人郭某，女，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壶关县，系王某1之妻。   委托代理人崔某1，山西三晋（长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5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壶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5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壶关县。   原审被告壶关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崔某2，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秦某，该县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某4，山西三晋（长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因王某2、王某3诉壶关县人民政府撤销安置补偿协议一案，不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5行初3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王某2、王某3与第三人王某1均系王永福与平小风之子。王某2、王某3与第三人王某1之父王永福系本案所涉位于××县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王永福去世时未立遗嘱，去世后，平小风以书面形式将其所享有的本案所涉房屋份额赠与第三人王某1，并在山西省壶关县公证处进行公证。2015年，壶关县人民政府对壶关县龙泉镇东街村水塔巷北段进行城中村改造，本案所涉房屋属于改造范围。同年12月23日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与第三人王某1签订《东街村水塔巷北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另查明：王永福、平小风现均已去世，且王永福去世早于平小风。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该条第二款第二项又单独列出了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本案所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当地政府为了进行城中村改造而签订就涉案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拆除而形成的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的一种，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壶关县人民政府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协议中的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与被告王某1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是依据壶关县人民政府关于龙泉镇东街水塔巷北段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拆迁公告和壶关县人民政府关于龙泉镇东街水塔巷北段城中村改造补偿方案所作出的，由此可见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是代表壶关县人民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因此，壶关县人民政府系本案适格被告，应对该行政行为负责。   关于本案所涉房屋的权属问题。本案当事人对平小风在赠与协议上所述称的本案所涉房屋系其与丈夫王永福共同拥有均无异议，由此可见本案所涉房屋系王永福和平小风的共同财产，王永福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份额。本案中平小风仅对其所享有部分赠与第三人王某1，在此情况下，王某1对王永福所享有部分是否有所有权，因未提供证据，故对此尚不明确。   关于本案所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根据不动产所有权的固有法律属性和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普遍性的政策规定，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权是由该房屋的所有权转化而来，在所涉房屋部分权属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和第三人王某1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有可能侵犯涉案房屋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其所依据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撤销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2015年12月23日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与第三人王某1签订的《东街村水塔巷北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王某1上诉称，一、本案所涉房屋为被上诉人王某1所有并长期使用，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不是被征收房屋共有人，其无权请求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首先，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多年前就己进行了分家析产，另立门户。上诉人的父亲王永福根据民间习惯将其房产留给了上诉人，其也留存有母亲平小凤将所诉房屋全部留给自己的遗嘱，且该遗嘱经壶关县公证处公证，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也知晓该公证遗嘱的存在。自父亲去世后，上诉人继承房屋并长期使用，王某2、王某3并没有提出异议。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壶关县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也出示了户名为其父亲王永福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及其母平小凤的公证遗嘱，被上诉人壶关县人民政府对所诉房屋也进行了实地查勘丈量，履行了相应的审查义务。因此该拆迁补偿协议为有效协议。其次，根据《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继承权。所以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并不是被征收房屋的共有人，不具备作为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被征收房屋系上诉人王某1所有，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与其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本案涉及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协议。2015年12月23日，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与上诉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意，签订了编号为20150080《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签订的协议中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三、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行诉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自2016年1月份已经知道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做出了行政行为，2017年6月12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二是本案被诉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应予撤销？   关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问题。关于受案范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涉诉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关于原告资格问题。本案两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与上诉人王某1为亲兄弟，均为涉案房屋原所有人王永福与平小风之子，对本案涉诉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有利害关系，应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关于被告资格问题。本案涉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双方为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与王某1，而壶关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是代表壶关县人民政府与王某1签订的协议。因此，壶关县人民政府系本案适格被告。关于起诉期限问题。根据本案涉诉行政协议签订时仍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涉诉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于2015年12月23日。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当庭承认其于2016年1月知道签订了本案涉诉协议，其二人于2017年6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综上，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起诉时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王某1诉称二被上诉人起诉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被诉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本案所涉房屋系王永福和平小风的共同财产。王永福与平小风在涉案房屋征收前均先后去世。平小风于2012年8月将其所享有的份额赠与本案上诉人王某1，但王永福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相应份额在其法定继承人之间并未进行分割。上诉人王某1诉称其父亲在世时已将涉案宅基地及其房屋分家与他，但却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涉诉的宅基地使用证范围内的房屋没有进行继承分割，而该房屋继承分割，应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解决，不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先行解决涉诉宅基地使用证范围内房屋的继承分割问题，待解决继承问题后，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可申请对安置房屋进行依法分割。原审被告壶关县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内依据《壶关县人民政府关于龙泉镇东街村水塔巷北段区域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壶关县人民政府关于龙泉镇东街村水塔巷北段城中村改造方案》以及上诉人王某1提交的王永福宅基地使用证和其母亲平小风的赠与书与王某1签订《东街村水塔巷北段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虽对涉案房屋权属没有进行严格认定，但在协议签订期间，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亦没有向壶关县人民政府提出异议，可以视为是上诉人王某1代表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与壶关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故本案涉诉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时，并不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并不存在行政协议法定可撤销的情形。原审法院判决撤销涉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结果错误，应予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5行初38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王某2、王某3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振华   审判员 刘晓芬   审判员 李克恭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谢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