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9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加兴，男，197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强，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美仙，女，1974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玉峰，男，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启航，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加兴因与被上诉人朱美仙、邱玉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加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解除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的合伙关系；判令清算并分割合伙财产；判令朱美仙、邱玉峰向彭加兴支付拖欠的合伙分红101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朱美仙、邱玉峰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法院仅因华林玉器市场存在玉器代售，店铺间互相帮助销售的行为便对彭加兴为合伙经营出资购买货物的行为予以否认，是错误的，况且彭加兴提交的证据包括缴纳店铺管理费用收据、购货银行流水、客户收条等，均能证明彭加兴为朱美仙、邱玉峰出资购货，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其次，一审法院在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均提交了租赁合同，并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不考虑为何存在一店两租的情况，便直接认定朱美仙、邱玉峰提交的租赁合同足可反驳彭加兴的租赁证据，且并未就作出认定的原因、依据做出必要的释明。一审法院没有询问租金价格原因，便推断彭加兴与业主冯某所签租赁合同租金明显不符合市场价值，这对于彭加兴是明显不利的。租赁场地是彭加兴提供合伙出资手段之一，涉案店铺租赁问题也是审理本案问题的关键争议点，在这问题上，法院在没有对关键问题了解清楚，亦无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或者释明，更无依职权追加本案审理关键第三人业主冯某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判决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将问题推给了彭加兴，侵犯了彭加兴得到公正判决权利。第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一审彭加兴为证明合伙关系成立向法院提供了包括租赁合同、购货客户收条及银行流水、与业主聊天记录在内等多项证据，但本案由于是朱美仙、邱玉峰负责经营管理，相关审计、账本账册均存放于朱美仙、邱玉峰处，该证据对于证明合伙关系成立与否至关重要，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涉案店铺进行审计，亦未指令朱美仙、邱玉峰提供全面账册等。一审法院将证明合伙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全部推给彭加兴，减轻了朱美仙、邱玉峰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显失公平。最后，彭加兴租赁合同提供店铺，后负责店铺的购货，朱美仙、邱玉峰负责经营，双方就店铺收入进行分红，这种方式符合“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合伙经营模式，彭加兴有相关证据包括作为出资租赁合同，亦有作为共同经营中购货客户收条、银行流水的证据，这些都是证明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之间存在合伙的直接证据，其中客户王某收条金额更是高达111万元，不能忽视其合同存在，一审法院却没有予以充分考虑审查，仅以朱美仙、邱玉峰的不承认就对彭加兴证据予以否认，显失公平。另补充，1.一审对多项基本事实未查清甚至遗漏，主要有关于冯某、黄某出租情况、应当追加当事人或者以职权通知到庭接受咨询，因为存在一房二租的问题没有查清，这涉及到合伙经营场地的问题，一审片面的否定彭加兴的租赁合同，而采信朱美仙、邱玉峰的租赁合同。只有出租人到庭，或者追加当事人才能查清，双方当事人都有义务，法院也有义务查清楚。2.一审法院对57万元的流水情况没有查清，对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前后经过形成原因没有查清。3.一审法院对有关客户收条，特别是王某的111万元没有查清。由于57万元银行流水都是单向流动，一审的裁判使彭加兴丧失寻求法律途径进行维权的机会。4.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彭加兴的诉请明显不公，且仅仅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我方一审没有提供出资银行流水以及后来分红的流水账。若不是合伙，朱美仙怎么拿走111万元中的95万元。朱美仙、邱玉峰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清楚事实真相，依法驳回了彭加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二）针对彭加兴的四个上诉理由，作如下答辩：1.关于彭加兴的所谓收据、购货银行流水、客户收条等证据，朱美仙、邱玉峰在一审已经有详细质证意见，不存在出资购货，合伙关系也是无中生有的说法。一审法院也没有仅因华林玉器市场存在玉器代售，店铺间互相帮助销售的行为就对彭加兴所称的合伙经营行为予以否认，一审法院的判决是综合了全案的双方陈述和全部证据的基础上才作出准确的判断。2.彭加兴提交租赁合同本身在时间、日期、价格等方面存在多处与事实相违背之处，甚至与彭加兴自身的陈述都自相矛盾，而朱美仙、邱玉峰提交的租赁合同是客观事实，且有交租凭据等佐证，当然足以反驳彭加兴的所谓证据。一审法院综合陈述和证据已经调查清楚一店两租的相关问题，冯某也不是本案的第三人，一审法院不需追加其为第三人，而告知彭加兴关于租赁权的问题另寻途径解决，也有公安机关的调解协议等充分依据。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合理，一审法院完全是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进行审理的。朱美仙、邱玉峰自己经营的店铺，本来就和彭加兴没有任何关系，朱美仙、邱玉峰自己的店铺资料也和本案没有关系，一审法院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要调查。彭加兴第三点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朱美仙、邱玉峰主张不存在合伙关系，已举出大量有效的证据证明，朱美仙、邱玉峰的举证责任仅限于此。4.关于所谓客户收条、银行流水、王某收条等说法，一审已经有详细质证。彭加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的合伙关系；2.清算并分割合伙财产；3.朱美仙、邱玉峰向彭加兴支付拖欠的合伙分红101万元；4.由朱美仙、邱玉峰承担一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加兴与朱美仙是表兄妹关系，双方均在广州市荔湾区华林国际开店铺。彭加兴（乙方、承租人）提供了2016年4月8日与案外人冯某、彭某、冯某（甲方、出租人）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约定甲方统一将荔湾区×××路301号、303号、305号、305-1号一层1245铺（即案涉××国际B8011档口，以下简称B8011）出租给乙方做商业用途，租赁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月租金3000元，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在每月第5日前按银行转账付款方式缴付租金给甲方。彭加兴还提供了2017年4月18日与案外人黄某签订的书面租赁协议，约定黄某将华林玉器广场B8010档（以下简称B8010）租用给彭加兴，租用期限为4年半，自2017年7月16日至2022年1月15日止，租用押金10万元人民币，一个月租金36000元。2017年5月24日，案外人彭某在B8010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无名称。彭加兴提供了有“馮郁逹”签名的收据3张，日期处记载均为2016年4月8日，分别为收取B8011装圈卷闸押金50000元、押金33000元、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4日一年租金396000元。彭加兴提供了其名下建设银行尾号为3840的账户流水，显示在2016年4月1日其收到邱玉峰的转账50万元，同日分四笔共向冯某转账479000元。朱美仙、邱玉峰对彭加兴提供的租赁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亦不认可彭加兴支付B8011租金。朱美仙（乙方、承租人）亦提供了2013年5月29日与冯某（甲方、出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2016年4月8日与冯某（甲方、出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述两份合同均约定甲方将华林国际B8011铺租给乙方做商铺使用，租期3年。其中2013年5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32000元，2016年4月8日的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按年缴交，每年租金为人民币396000元。朱美仙还提供了2017年4月18日与案外人黄某签订的租赁协议，该协议约定黄某将B8010档租用给朱美仙，租期为4年半，自2017年7月16日至2022年1月15日止，租用押金10万元人民币，一个月租金36000元。朱美仙、邱玉峰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邱玉峰尾号5490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显示邱玉峰自2017年7月20日起每月向案外人刘某转账36000元，案外人黄某和刘某签名捺指模出具书面说明一份，说明二人是夫妻关系，B8010铺的租金由刘某收取。邱玉峰通过其名下尾号5490建设银行账户在2017年7月17日向冯某转账两笔合共人民币396000元；在2018年5月5日、5月6日向冯某转账两笔合共人民币396000元。彭加兴对朱美仙、邱玉峰提供的租赁合同和银行流水真实性均不予确认。2018年10月13日，彭加兴与邱玉峰在B8011档口发生纠纷并相互殴打，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逢源派出所出警并进行调解，制作《治安调解协议书》【穗公（荔逢）调解字20181005号】。该治安调解协议书记载双方发生争议主要事实：“2018年10月13日11时许，彭加兴和邱玉峰……因档口租赁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并互相殴打时，造成档口有财物损坏，彭加兴身上左胸部有皮外轻微伤，邱玉峰手指皮外轻微伤”。经公安调解，彭加兴与邱玉峰达成协议，由彭加兴一次性赔偿邱玉峰档口财物损坏费及医药等费用共200元人民币，彭加兴保证不再到档口发生纠纷，并表示档口租赁权归属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庭审中，彭加兴述称其出资方式为以现金出资57万元，刷个人银行卡买货，主张双方自2017年（农历）起口头约定每月分红10万元，并提供了其名下建设银行尾号2817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部分其向案外人转账的情况，其拟用该银行流水证明其向供应商购买货物及收到朱美仙、邱玉峰给予的部分分红。朱美仙、邱玉峰对上述银行流水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彭加兴在第一次庭审主张合伙期间是自2013年筹办至今；在第二次庭审主张合伙成立时间是2011年开始筹备时。彭加兴还提供了案涉店铺2019年3月的管理费发票、案外人王某出具的收条等证据，拟证明双方的合伙关系。另，彭加兴申请了证人徐某、阮某、林某、杨某、朱某到庭作证。证人徐某自称自彭加兴、朱美仙、邱玉峰处进货，曾见彭加兴、朱美仙均在档口，称华林国际有一、两百人都知道彭加兴与朱美仙是合伙关系。证人阮某自称与朱美仙、邱玉峰系同乡关系，其在华林建隆大街4号201经营餐饮，期间朱美仙、邱玉峰常订餐，送到B8011档口，订餐人自称是彭加兴的店铺。阮某称其认为彭加兴与朱美仙是合伙关系，“看朱美仙比较面熟”。证人林某自称为彭加兴、朱美仙、邱玉峰的供应商，2015年6月起向彭加兴、朱美仙供货，其称朱美仙和彭加兴在2015年6月到其厂洽谈业务时自称是合伙关系。证人杨某自称是广州仙游商会秘书长，作证称不认识朱美仙，听彭加兴说二人是合伙关系。证人朱某自称华林国际一半人都知道彭加兴、朱美仙、邱玉峰是合伙关系。朱某回答一审法院问题“今日到庭要证明什么内容”时，称证明华林国际B8010铺、B8011铺是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共同合伙经营。在回答彭加兴提问“有无去过8010或801店铺”时，称去过，不记得店铺号码，没有注意。朱美仙、邱玉峰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均属于猜测性、推断性证言，不具有证据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可见，个人合伙关系基本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本案中，彭加兴主张与朱美仙、邱玉峰存在合伙关系，则应就三方存在符合上述特征的合伙关系提供相应的证据。首先，彭加兴主张其以现金57万元出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朱美仙、邱玉峰亦不予确认；其购买的货物是否为双方合伙经营所购买亦未可知，因为华林玉器市场存在大量代售、店铺间互相帮助销售的行为，所以彭加兴单方说辞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合伙出资。同时，彭加兴在关于合伙关系成立的时间陈述上前后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其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案涉两个店铺的租赁问题，双方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同日期的租赁合同、租赁协议，虽然互相矛盾，但朱美仙、邱玉峰提交的租赁合同已足可反驳彭加兴关于租赁的证据；且彭加兴提供的与冯某等三人签订之租赁合同租金明显不符合市场价值，朱美仙、邱玉峰也提供了向冯某转账支付租金的证据，虽然彭加兴对邱玉峰的银行流水不予确认，但该银行流水已核对原件，有建设银行盖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而彭加兴提供的冯某出具的收据没有相关依据佐证，朱美仙、邱玉峰也提供了其向彭加兴转账的银行流水进行反驳，因双方对对方交租、租赁行为均不确认，案涉出租人亦未出庭作证，结合逢源街派出所对双方之间争议的调处过程，一审法院认为彭加兴提供的租赁合同、租赁协议及收据不足以证明彭加兴以租赁经营场所的方式进行合伙出资，双方关于租赁问题的争议，应另寻其他途径解决。第三，彭加兴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多个证人证言，拟证明其与朱美仙、邱玉峰存在合伙关系。其中杨某的证言来自于彭加兴向其传播的内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朱某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况且，朱某根据其在并未能记得门牌号的店铺中见到彭加兴、朱美仙，从而推断二人存在合伙关系，亦缺乏基本的推断逻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阮某仅凭送餐关系推断彭加兴、朱美仙、邱玉峰存在合伙关系，证言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徐某、林某通过与彭加兴、朱美仙的交易推断彭加兴、朱美仙、邱玉峰存在合伙关系，亦缺乏事实依据，徐某称“华林市场一、两百人知道”，也不具有事实依据，且上述证人在作证时均表现与朱美仙并不熟悉或并不认识，可见彭加兴关于“彭加兴、朱美仙、邱玉峰是合伙关系”并不具有“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效力。第四，彭加兴主张的分红方式与合伙关系“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特征不符，也不为朱美仙、邱玉峰所承认，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朱美仙、邱玉峰按照每月10万元的标准向其支付分红，故一审法院对彭加兴主张双方之间关于分红的约定不予采信。彭加兴提供的便签、王某收条、案涉店铺2019年3月管理费发票，亦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没有直接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综上，彭加兴对其与朱美仙、邱玉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无提供切实、直接的证据；其提供的关于租赁的证据已被朱美仙、邱玉峰有效反驳；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属推断性，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作证，属于孤证；其他的口头陈述也没有证据加以证实。故此，彭加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构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合伙关系的存在，亦不能够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能使一审法院产生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内心确信，一审法院对彭加兴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彭加兴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45元，由彭加兴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彭加兴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一中国建设银行流水、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流水、证据三兴业银行交易流水、证据四聊天记录。证据一和证据二拟共同证明彭加兴通过购货、打钱等方式出资共计57万元。证据三拟证明朱美仙、邱玉峰按约定每月给彭加兴分红。证据四拟证明供货商欠彭加兴的钱还给了朱美仙、邱玉峰，其认为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是合伙经营。朱美仙、邱玉峰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二、三均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一的真实性确认，证据二、三没有加盖银行红色印章，一审时双方均提交过一些银行转账记录，因为双方存在资金来往、借贷问题，对证据一、二、三的证明内容不确认。证据四聊天记录与原件一致，但对其三性不予确认，朱美仙有个客户也叫王某，当时朱美仙、彭加兴都有各自开店，有一次双方各自拿出一些手镯合在一起，拿给一个叫王某的客户，双方各自和他有交易，这件事与本案无关。二审中，经本院准许，彭加兴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吴某称其是供货商，彭加兴、朱美仙以前到吴某在广东四会的店里面看和采购，其通过谈话了解，彭加兴、朱美仙确实是合作伙伴。彭加兴经常会采购订货，朱美仙在广州华林国际看店做销售的。吴某认为彭加兴、朱美仙有合伙关系的依据是他们一起到其店里面买货。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1.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彭加兴一审的各项请求能否支持？结合彭加兴的上诉理由，本院评析如下：关于彭加兴主张的出资购货问题。彭加兴一审时陈述以现金出资57万元，从其银行卡上刷卡买货，但又陈述买货的钱是朱美仙、邱玉峰出的，偶尔用彭加兴的信用卡刷卡后，朱美仙、邱玉峰将钱还给彭加兴。可见彭加兴对出资购货的陈述是前后不一的，无法证明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彭加兴提供的银行流水，哪些款项是购货，所购货物如何处理，并不明确，也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关于店铺租赁问题。彭加兴提供的其与冯某等三人签订之租赁合同每月租金明显不符合市场价值，也与其提交的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4日一年租金396000元的收据不相符。双方曾因B8011档口租赁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并不能表明租赁场地是彭加兴提供合伙出资的方式之一。案涉店铺的出租方冯某、黄某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涉案店铺租赁权的归属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关于彭加兴主张的分红约定问题。彭加兴陈述双方口头协议朱美仙、邱玉峰承诺每月给其10万元分红，没有证据证实，朱美仙、邱玉峰也不予确认，彭加兴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与其陈述也无法对应，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客户王某问题，彭加兴一审、二审提交其与杭州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朱美仙承认有一次曾与彭加兴一起拿货去杭州给一个叫王某的客户，但从聊天记录中的欠条记载内容来看，是王某收到彭加兴的货，货款共计111万，但上述事实并不能证明彭加兴与朱美仙、邱玉峰存在合伙关系。至于彭加兴与朱美仙因该次合作所涉及的与王某之间的供货、退还及货款结算、收取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彭加兴主张与朱美仙、邱玉峰存在合伙关系，并请求分割合伙财产及要求支付合伙分红，依法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将证明合伙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彭加兴，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问题。二审中证人吴某表示其是通过谈话了解彭加兴、朱美仙是合作伙伴，但凭二人一起到其店里买货，并不能证明彭加兴、朱美仙有合伙关系。故本案中，彭加兴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合伙关系的存在，其请求解除合伙关系，分割合伙财产及要求支付合伙分红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彭加兴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彭加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90元，由上诉人彭加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