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90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建翔，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洪波，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新玲，女，199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洪波，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祥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平江路。法定代表人：吕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卫兵，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呈，湖北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才礼，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喆，湖北蕙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林平，男，198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喆，湖北蕙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建翔、朱新玲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祥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盛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徐才礼、徐林平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7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建翔、朱新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祥盛公司代替徐才礼、徐林平偿还借款本金11,106,180元、利息383,255元，合计11,489,435元（暂计算至2018年9月5日，此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11,106,180元为本金，按月息2%以及日万分之1.75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祥盛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徐才礼在2015年9月当时对祥盛公司的债权金额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祥盛公司与徐才礼之间的投资款为70,000,000元，这属认定事实错误。因为结算协议只有徐才礼的签名和祥盛公司的盖章，从证据种类的角度只能是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虽然调查笔录对投资款75,000,000元这一事实的确认也属当事人陈述，调查笔录是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的陈述，按照常理来说，当事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时，最早的陈述更客观真实。夏建翔、朱新玲也认可调查笔录确认的金额。根据前述规定，对当事人的陈述是否可信，关键看对方当事人是否认可。所以，徐才礼在祥盛公司处的投资款应认定为75,000,000元。二、一审法院对2015年9月25日后祥盛公司向徐才礼已经退还的金额认定错误。一方面，一审法院采信结算协议，就是说祥盛公司已经按照结算协议约定的名目和金额向徐才礼退还投资款70,000,000元；另一方面，一审法院还认定在2016年2月6日和10月28日，祥盛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武汉市新坳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坳公司）向徐才礼的财务人员吴金玲先后转账10,000,000元和20,000,000元，用于向徐才礼返还投资款。而这两笔还款与结算协议中的名目都不相同，应该不包含在结算协议之中。也就是一审法院认定祥盛公司共向徐才礼退还了1亿元，这远远超过了徐才礼在祥盛公司处的待退投资款，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根据结算协议认定徐才礼与祥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讲，前述结算协议是双方签订协议事实的书证，不是祥盛公司向徐才礼支付投资款事实的书证，结算协议对于祥盛公司向徐才礼支付投资款这事实而言就是一个自我陈述和证人证言，不是书证，付款凭证、银行流水才是书证。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讲，合同签订了并不一定履行了。祥盛公司作为履行结算协议的一方，应对其是否履行结算协议承担举证责任。在祥盛公司仅仅出示了53,300,000元的付款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结算协议就认定祥盛公司已经支付了全部投资款是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认为夏建翔、朱新玲没有举证证明主债务人对次债务人还有到期债权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夏建翔、朱新玲已经证明徐才礼在祥盛公司处有75,000,000元的待退投资款，夏建翔、朱新玲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对此待退投资款，祥盛公司提出了已经全部付清的抗辩，但祥盛公司只出示了其协助履行的23,300,000元的凭证和其在法院多次责令其协助执行后违规向徐才礼支付30,000,000元的付款凭证，合计53,300,000元，余下21,700,000元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夏建翔、朱新玲，显然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祥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徐才礼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徐林平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夏建翔、朱新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祥盛公司代替徐才礼、徐林平偿还借款本金11,106,180元、利息383,255元，合计11,489,435元（暂计算截止2018年9月5日，此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11,106,180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以及日万分之1.75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祥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建翔、朱新玲与徐林平、徐才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5年9月24日（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7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徐林平、徐才礼偿还夏建翔、朱新玲借款2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5年7月25日始计算到还清之日，此款定于2015年12月30日前付10,000,000元，下欠本息于2016年3月30日前付清，徐林平、徐才礼互负连带清偿责任。该调解书还确认案件受理费70,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林平、徐才礼负担。该案审理过程中，经夏建翔、朱新玲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78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徐才礼在祥盛公司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23,300,000元。同时，一审法院向祥盛公司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并制作调查笔录，祥盛公司在该调查笔录中认可徐才礼在其公司投入75,000,000元购买土地，目前政府正在回购土地，回购时间、回款时间尚不清楚。一审法院要求祥盛公司不得向徐才礼支付土地转让款23,300,000元，超出部分才能向徐才礼支付。2016年2月6日，祥盛公司通过新坳公司的账户向夏建翔转款3,300,000元。因徐才礼、徐林平未履行（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7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夏建翔、朱新玲于2016年5月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祥盛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通过一审法院向朱新玲付款10,000,000元。因利息不断增加，执行中数次裁定增加执行款项，并要求祥盛公司协助将徐才礼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直接向执行法院支付。2018年3月20日，祥盛公司向该案件当时的执行法院即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提出徐才礼投入资金为70,000,000元，扣除由徐才礼分摊的税、费，以及已协助执行的款项后，还有可供协助执行的款项为10,000,000元。同年5月17日，祥盛公司与徐才礼签订结算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祥盛公司收到徐才礼投资款70,000,000元，该款应退还给徐才礼。二、祥盛公司代替徐才礼支付的款项、还款及协助法院执行款项共计59,600,000元，含1、双方为合作开发徐才礼应承担的费用10,600,000元；2、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为徐才礼担保偿还的债务30,000,000元；3、因合作开发土地被政府回购，徐才礼应承担的税费为5,000,000元；4、为处理政府回购土地申请仲裁及律师费用，徐才礼应承担1,000,000元；5、已经协助法院执行款项13,000,000元。三、综合以上一、二，祥盛公司还应向徐才礼支付约10,000,000元，双方同意将该款直接付至法院。2018年7月23日，武汉市新洲区土地储备中心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付款10,000,000元。2018年7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2月6日，祥盛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新坳公司向徐才礼的财务人员吴金玲转账10,000,000元；2016年10月28日，祥盛公司再次通过新坳公司向吴金玲转账20,000,000元；以上合计30,000,000元，用于向第三人徐才礼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本案中，夏建翔、朱新玲认为徐才礼怠于行使其对祥盛公司的债权以致夏建翔、朱新玲的债权不能及时实现，故提起本案债权人代位诉讼，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祥盛公司辩称的一案二诉，一审法院依法应予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依据上述规定，在证明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合法债权后，债权人须证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亦存在合法的到期债权。本案中，夏建翔、朱新玲对徐才礼存在合法债权，已由一审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调解书及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争议焦点集中于徐才礼对祥盛公司是否还存在合法的到期债权。针对上述焦点问题，夏建翔、朱新玲以一审法院冻结款项23,300,000元时向祥盛公司制作的调查笔录为依据，认为徐才礼对祥盛公司享有到期债权75,000,000元。徐才礼及祥盛公司以其双方在2018年达成的结算协议认为徐才礼的款项已经结算完毕，徐才礼对祥盛公司不再享有债权。一审法院认为，诉讼保全时制作的调查笔录不是次债务双方结算的依据，不能据此认定次债务的金额；且本案诉讼过程中，祥盛公司举证其与徐才礼的结算协议，还举出部分向徐才礼返还投资款的证据，认为其双方已经结算履行完毕，徐才礼对此也认可，认为其与祥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祥盛公司及徐才礼是次债务双方当事人，其双方均认可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夏建翔、朱新玲认为徐才礼对祥盛公司还存在到期债权，但未提交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证据，对夏建翔、朱新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祥盛公司不承担本案代位清偿责任，故夏建翔、朱新玲要求追加吕卫兵、武汉祥盛地产集团东方佳园有限公司、武汉祥盛集团东方新天地有限公司、新坳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已无必要，夏建翔、朱新玲的追加被告申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夏建翔、朱新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737元，由夏建翔、朱新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徐林平提交的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证明该公司收到的10,000,000元系祥盛公司委托新坳公司向徐才礼支付的借款，本院不予采信。徐才礼提交的湖北治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治历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吴金玲证人证言，拟证明该公司收到的吕卫兵支付的6,050,000元，系治历公司代徐才礼收取祥盛公司委托吕卫兵支付的借款。夏建翔、朱新玲提交了治历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拟证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裁定受理治历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8月24日指定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担任治历公司管理人，治历公司的公章已被管理人收回，徐才礼提交的证据不属实。经本院向治历公司管理人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核实，该管理人确认已于2018年11月9日收回治历公司公章的事实，本案中有关治历公司的相关证据，系未经管理人同意作出。故，本院对徐才礼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夏建翔、朱新玲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另查明，祥盛公司与徐才礼、案外人熊春来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载明，鉴于：1、甲方（祥盛公司）依程序取得了位于武汉市新洲区阳罗街新坳村的P（2008）004号地块项目（下称合作项目）的开发权，乙（徐才礼）、丙（熊春来）经甲方同意实际投入资金参与合作项目的开发。2、2015年6月13日，经甲乙丙三方签订《协议书》确认乙丙实际投入资金为103,490,000元，共同享有合作项目25%的股权。3、2015年8月17日，乙丙签订《分配项目股权协议》确定乙方享有合作项目17.5%的股权，丙方享有合作项目7.5%的股权。4、就武汉市新洲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整体收回P（2008）004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费数额协商未果，甲方依其与新洲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达成的仲裁协议于2015年12月15日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6年10月11日，甲方与武汉市新洲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调解协议》确认整体收回P（2008）004号地块项目补偿费总额为427,356,668元，扣除甲方为此承担的仲裁费和鉴定费400,000元，可供分配的整体收回P（2008）004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税前的收益数额为426,956,668元。乙丙方对此予以认同。5、甲乙丙方同意按上述在合作项目中享有的股权分配收益。为明确分配收益过程中彼此的权利、义务，经甲乙丙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以资各方共同遵照执行：1、三方分配收益税前总额为426,956,668元，扣除甲方已按仲裁委中间裁决分配的150,000,000元，三方可分配税前收益为276,956,668元，分配比例为甲方75%，乙方17.5%，丙方7.5%。2、乙丙方应得收益，由甲方收到武汉市新洲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支付款项之日的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3、各方应缴纳税、费，以427,356,668元为基数，由乙丙以所得收益为基数，按政府税务主管部门核定的数额（以正式税、费凭证为据）分别承担，甲方向乙丙方支付收益时代扣代缴。4、甲方为此支出的律师费等的处理，由三方另行商定，乙丙方承担的部分，按商定甲方在支付收益款时扣除。双方当事人对该《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均予以认可，并有《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在一审案卷中附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还查明，祥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卫兵在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对其所作接待笔录中陈述：按三方签订的《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的比例结算，祥盛公司还欠徐才礼4,000,000元左右，因祥盛公司与徐才礼还有些零星往来没有进行总结算，加之《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约定的税费是由祥盛公司代收、代扣、代缴，所以后续尾款及零星账目未结；土地回购之后按照国家政策应收的税费，祥盛公司至今未缴纳，正在清算中，因为税未结清，所以律师费、仲裁费的总账也未结。以上事实，有接待笔录在一审案卷附卷佐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徐才礼对祥盛公司享有到期债权74,717,416.9元的事实。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陈述，该到期债权祥盛公司与徐才礼已全部结清，其中：1、2014年5月15日，祥盛公司通过新坳公司向徐才礼指定的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账户转账10,000,000元，该款项系徐才礼向祥盛公司的借款，该债务与徐才礼的到期债权已抵扣；2、2014年8月27日，祥盛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吕卫兵向徐才礼指定的治历公司账户转账6,050,000元，该款项系徐才礼向祥盛公司的借款，该债务与徐才礼的到期债权已抵扣；3、2016年2月6日，祥盛公司通过新坳公司向夏建翔账户转账3,300,000元，该款项系徐才礼委托祥盛公司向夏建翔支付的执行款；4、2016年2月6日，祥盛公司通过新坳公司向徐才礼指定的吴金玲账户转账10,000,000元，该款项系祥盛公司向徐才礼支付的到期债权款项，2016年10月28日，祥盛公司通过新坳公司向徐才礼指定的吴金玲账户转账20,000,000元，该款项系祥盛公司向徐才礼支付的到期债权款项；5、2016年11月3日，祥盛公司通过新坳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账户转账10,000,000元，该款项系徐才礼委托祥盛公司向夏建翔支付的执行款；6、2018年7月23日，祥盛公司通过武汉市新洲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账户转账10,000,000元，该款项系徐才礼委托祥盛公司向夏建翔支付的执行款；7、徐才礼的应得收益为74,717,416.9元，以上已支付69,350,000元，剩余款项5,367,416.9元，作为徐才礼应承担的税费、律师费等结算费用，由祥盛公司依据《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予以代扣，祥盛公司与徐才礼的债权债务至此结清。夏建翔、朱新玲陈述，其认可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所陈述的上项款项中第3、4、5、6项，但对第1、2、7项款项的支付有异议；祥盛公司应当在上述第1、2、7项未支付的款项范围内，对夏建翔、朱新玲承担还款责任。以上事实，有调查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徐才礼对祥盛公司的到期债权是否已经履行完毕的问题。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联系到本案中，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主张徐才礼此前向祥盛公司借款10,000,000元、6,050,000元以及徐才礼应承担的税费、律师费等为5,367,416.9元，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徐才礼、徐林平提交的证据来看，仅能证明新坳公司与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存在资金往来以及吕卫兵与治历公司存在资金往来，或者徐才礼与祥盛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徐才礼与祥盛公司此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更何况，徐才礼提交的治历公司的相关证据，系在治历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印章已被管理人收回后，且未经管理人同意的情况下，制作的相关证据，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因此，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祥盛公司、徐才礼于2018年3月2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2018年5月17日《祥盛公司与徐才礼结算协议》，祥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卫兵的陈述，以及祥盛公司、徐才礼在二审中的陈述明显矛盾。具体如下：1、《情况说明》中载明，徐才礼与祥盛公司合作项目，投入资金70,000,000元至祥盛公司，但应计算到徐才礼名下费用有10,600,000元应予扣除，分摊到徐才礼名下税费5,000,000元应予扣除，申请执行及委托律师支付费用，分摊到徐才礼名下1,000,000元，应予扣除。2、《祥盛公司与徐才礼结算协议》中载明，祥盛公司代替徐才礼支付的款项、还款及协助法院执行款项共计59,600,000元，含双方为合作开发徐才礼应承担的费用10,600,000元；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为徐才礼担保偿还的债务30,000,000元；因合作开发土地被政府回购，徐才礼应承担的税费为5,000,000元；为处理政府回购土地申请仲裁及律师费用，徐才礼应承担1,000,000元；已经协助法院执行款项13,000,000元。祥盛公司还应向徐才礼支付约10,000,000元。3、二审中，祥盛公司、徐才礼的陈述为，徐才礼此前向祥盛公司借款10,000,000元、6,050,000元以及徐才礼应承担的税费、律师费等为5,367,416.9元。4、祥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卫兵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陈述，祥盛公司还欠徐才礼4,000,000元左右以及税费未缴纳。5、祥盛公司、徐才礼在二审中陈述祥盛公司与徐才礼债权债务已抵销，并已由祥盛公司替徐才礼代扣相关税费。经本院释明，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亦不能提供《项目投资款清收协议》所约定的正式税、费凭证，证明实际发生的税费数额。按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的陈述，在夏建翔、朱新玲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祥盛公司与徐才礼双方就债权债务已结清。那么，祥盛公司与徐才礼就债权债务抵销及支付的款项应当为明确具体的内容，但从祥盛公司及徐才礼前后的陈述来看，双方就抵销及支付款项的内容陈述前后不一，让本院难以确信祥盛公司与徐才礼就债权债务达成了明确具体的结算协议，并已抵销清算完毕。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在夏建翔、朱新玲提起本案代位权诉讼前，祥盛公司与徐才礼就双方互负的债务达成了抵销协议，双方已就上述互负债务已经抵扣完毕。因此，祥盛公司、徐才礼、徐林平主张徐才礼对祥盛公司负有10,000,000元、6,050,000元以及5,367,416.9元的债务，双方已抵销清算完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徐才礼与祥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有所不当。夏建翔、朱新玲上诉主张徐才礼对祥盛公司仍享有21,417,416.9元（10,000,000元+6,050,000元+5,367,416.9元）的到期债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本案中，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7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了夏建翔、朱新玲对徐才礼、徐林平享有20,000,000元本金及利息的到期债权，而且徐才礼对祥盛公司享有21,417,416.9元的到期债权，徐才礼拒不履行其对夏建翔、朱新玲的到期债务，亦不行使其对祥盛公司的到期债权，损害了夏建翔、朱新玲的合法权益。故，夏建翔、朱新玲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以其名义代位行使徐才礼对祥盛公司的债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祥盛公司应当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7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徐才礼债务范围内（已付23,300,000元应予扣除），向夏建翔、朱新玲支付总额不超过21,417,416.9元的款项。综上所述，上诉人夏建翔、朱新玲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7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二、武汉祥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7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徐才礼债务范围内（已付23,300,000元应予扣除），向夏建翔、朱新玲支付总额不超过21,417,416.9元的款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737元，由武汉祥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0,737元，由武汉祥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剑审判员  申斌审判员  刘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