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民终2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昊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法定代表人：张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霞，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新，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奇林，男，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松，新疆金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娴静，女，197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霞，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上讼代理人：唐建新，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昊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炬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奇林及原审被告赵娴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01民初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4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昊炬城公司与原审被告赵娴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霞、唐建新，被上诉人王奇林及其诉讼代理人胡云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昊炬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奇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奇林承担。事实与理由：昊炬城公司因其与新疆川汇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汇达公司）2013年1月2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对川汇达公司形成了500万元债务。王奇林2013年12月2日向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个人账户转款470万元，同日王奇林妻子汪丽华向陶亚凌转款1000万元，川汇达公司向王奇林出具金额为1500万元的转账支票。川汇达公司对王奇林形成了1500万元的债务。2014年9月24日，任和因对川汇达公司享有559.666万元债权，经任和、川汇达公司及昊炬城公司协商由昊炬城公司代川汇达公司向任和偿还259万元并签订《承诺书》。2014年9月27日，川达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与王奇林、任和签订《协议书》，因陶亚凌欠王奇林993.7525万元，欠任和265万元，陶亚凌向昊炬城公司支付了保险金500万元，约定由王奇林、任和承继川汇达公司对昊炬城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该协议约定王奇林、任和承诺无条件协助收取宋云智为新疆富翔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大阪城酒业有限公司借款1400万元的借款本息。同日，王奇林、任和、敬永德三人达成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共同向昊炬城公司行使《协议书》中对昊炬城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2014年9月28日，陶亚凌向王奇林、任和出具了代表川汇达公司处置川汇达公司与昊炬城公司《合作意向书》的授权委托书。2014年11月27日，任和代表其与王奇林、敬永德三人与昊炬城公司签订了内容为昊炬城公司共欠王奇林、任和总计1310万元的《补充协议书》。2015年11月8日，王奇林与昊炬城公司签订了内容为昊炬城公司共欠1310万元的《还款协议》。2016年4月22日，王奇林代表其与任和、敬永德三人又重新与昊炬城公司签订了内容为昊炬城公司共欠1310万元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截止2016年9月27日，昊炬城公司共欠王奇林等本息合计1709.25万元。自2014年9月28日起至今，昊炬城公司已向任和偿还315.8万元，向王奇林偿还172万元，向陶亚凌偿还30万元，合计517.8万元。昊炬城公司仅因其对川汇达公司500万元的债务，被川汇达公司、王奇林、任和等累加形成了2100余万元的债务（含已还部分）。王奇林与川汇达公司或陶亚凌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其1470万元的借款并未签订任何借款合同、协议等。王奇林未提供川汇达公司向其还款的凭据，而该1470万元债务却在2014年9月27日变为993.7525万元。川汇达公司向王奇林出具了1500万元的转账支票，但王奇林并未主动积极将该支票变现，川汇达公司出具支票的行为是为诈骗昊炬城公司而刻意伪造的虚假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9月27日，陶亚凌与王奇林、任和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王奇林、任和协助收取宋云智为新疆富翔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大阪城酒业有限公司借款1400万元的借款本息。可见，王奇林、任和等人就是以帮人收账为业的社会闲散人员，通过向昊炬城公司多收债款以冲抵二人帮助川汇达公司收取其他债务的费用。川汇达公司是一家以融资担保为公司主要经营项目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很多应收未收的债权，亦存在着大量的此类诉讼。川汇达公司股东陶亚凌（占股51%）已被库尔勒市公安局以套路贷集资诈骗立案侦查及刑事拘留、股东崔广华（占股40.5%）已因涉嫌诈骗罪被天山区刑警队立案侦查。王奇林、任和与川汇达公司实施套路贷诈骗行为，数额特别巨大，已涉嫌犯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判决未依法追加川汇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程序错误。昊炬城公司与王奇林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川汇达公司将其对昊炬城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王奇林，昊炬城公司享有川汇达公司和王奇林的双重抗辩权。昊炬城公司对川汇达公司的债务仅为500万元，且昊炬城公司在川汇达转让债权前已偿还几百万元，同时川汇达公司与王奇林之间的借贷本金并不是993.7525万元，该款中已经包含了高额利息，该借款中剩余本金及利息数额，利息按何利率计算，只有将川汇达公司追加为当事人后方能查清。昊炬城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将川汇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清王奇林对川汇达公司享有的债权中本金数额和利息数额。对于昊炬城公司对原债权人川汇达公司仅有241万元债务、川汇达公司与王奇林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存在及数额提出抗辩，但一审法院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和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审查。即使川汇达公司将其债权转让给王奇林，也仅能在其债权范围内转让，对于超过其债权数额的部分，昊炬城公司有权拒绝支付。 王奇林辩称，不同意昊炬城公司的上诉请求。昊炬城公司已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并于2016年4月签订《协议书》，且其自2016年6月3日至2018年4月23日期间，自动、自愿履行19笔债务合计172万元。昊炬城公司从未提出该债权转让及债务履行涉嫌“套路贷”，却在一审中借助于当下流行的“套路贷”混淆视听，拖延、躲避其应当履行的债务。一审法院对昊炬城公司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回复意见为：会根据案情来确定是否追加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被告”，此为选择性规范。一审法院结合案情来确定是否追加案外人为第三人，并不违背法律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昊炬城公司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享有抗辩权。对此，王奇林认为，昊炬城公司履行抗辩权应当在其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可提出书面的异议或选择诉讼。但依据各方在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第二条约定，债权转让通知的时间是2014年9月27日，而昊炬城公司直到2018年王奇林起诉之间的四年里，不仅从未提出抗辩，还多次与王奇林等人达成书面《协议书》、支付大额转让支票，履行19笔还款、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借款及利息表》。昊炬城公司从未行使过撤销权，昊炬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娴静在一审立案后多次承诺还款并要求王奇林撤诉，在一审法院组织的多次还款见面工作中，赵娴静多次借口回避，不敢面对王奇林。关于本案债权数额，各方在多次书面协议书中已确认。应驳回昊炬城公司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赵娴静述称，同意昊炬城公司的上诉请求并认可其所述事实与理由。 王奇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昊炬城公司支付欠款本息合计26050225元；2.判令赵娴静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昊炬城公司及赵娴静承担保全申请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日王奇林向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账户转款470万元。同日，王奇林妻子汪丽华向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账户转款1000万元。川汇达公司向王奇林出具金额为1500万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一张。2016年4月21日，昊炬城公司（甲方）与王奇林（乙方）签署《协议书》一份，其中第一条约定：鉴于：2014年9月24日，甲方与川汇达公司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已解除（见附件六《承诺书》）。依照《合作意向书》，甲方应双倍返还定金，即1000万元人民币。甲方基于多年合作情谊，承诺退还1310万元。第二条约定：2014年9月27日，川汇达公司将上述《合作意向书》《授权委托书》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至王奇林、任和享有。用于偿还川汇达公司欠王奇林借款本息9937525元，欠任和借款本息265万元。第五条约定：为妥善解决甲、乙之间的债权债务及逾期付款利息及费用，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还款协议，以资信守：（一）甲乙双方在此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应偿还乙方债务本金9937525元，利息及费用从2014年9月27日起计算，利息及损失按每月3%，不按利滚利计算，只计算一次。（截至2014年9月27日至2016年9月27日止债务本息为17092500元。大写：壹仟柒佰零玖拾贰万伍仟元）。2016年9月27日之后也按每月3%计算损失及利息（损失及利息计算方式以9937525元作为基数，不按利滚利计算）……。陶亚凌及赵娴静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在担保人处各自签名。2016年12月23日，昊炬城公司给王奇林交付乌鲁木齐银行转账支票两张，票面金额合计500万元，票款未实际兑付。2017年8月27日,昊炬城公司(甲方)与王奇林(乙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2014年9月27日，川汇达公司（原债权人）将其享有的甲方（债务人）债权中9937525元转让给王奇林（现债权人）。第二条约定:2016年4月21日,甲乙双方就上述债权债务偿还及利息计算等事宜达成协议,约定按月息百分之三计算利息。该协议上有赵娴静的签字，未加盖昊炬城公司印章，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另查明，2013年1月17日，昊炬城公司（甲方）与川汇达公司（乙方）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份，在该意向书第四部分特别约定第3条载明：“当本意向书合同正本第一条条件成就后，甲方不愿意将昊炬城公司股权按照本协议约定价格转让并转移至乙方，甲方须双倍返还给乙方定金（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不承担任何利息）。”王奇林受让债权后，自2016年6月3日至2018年4月23日期间，昊炬城公司共计向王奇林付款19笔，偿还上述债权本金共计172万元整，其中于2016年6月3日还款3万元，2016年6月8日还款5万元，2016年6月28日还款10万元，2016年7月14日还款10万元，2016年8月30日还款5万元。2016年8月31日还款7万元，2016年10月12日还款10万元，2016年10月14日还款10万元，2016年11月1日还款10万元，2017年1月27日还款5万元，2017年3月31日还款两笔计32万元，2017年7月11日还款5万元，2017年7月31日还款10万元，2017年8月11日还款5万元，2017年10月31日还款5万元，2018年1月12日还款5万元，2018年2月13日还款5万元，2018年4月23日还款30万元。对上述付款情况，双方于2018年4月23日形成《昊炬城与（王奇林）借款及利息结算明细表》予以确认，在明细表中第一行载明:王奇林，借款金额：993752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奇林受让债权的金额是多少；王奇林主张的欠款金额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赵娴静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一、关于王奇林受让债权的金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昊炬城公司、赵娴静对于王奇林提交的涉案《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协议涉及的债权转让内容，亦有原债权转让人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的签字确认，表明该协议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之表示，昊炬城公司作为协议项下的债务人明知王奇林为债权受让人以及受让的债权金额为9937525元，其虽辩称原债权人川汇达公司对其仅享有500万元债权以及转让给王奇林的债权仅有241万元，但该辩称意见与协议内容严重不符，亦与其提交的原债权形成文件即《合作意向书》所载明内容不符，故昊炬城公司、赵娴静对此的抗辩不能成立。同时，结合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债权人享有的债权亦属清晰，明确，不存在争议，故对昊炬城公司关于应当追加原债权人川汇达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昊炬城公司认为涉案协议书系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就此辩称意见，昊炬城公司及赵娴静在庭审中出示的“报警记录”为其单方制作形成，未加盖任何公安机关的印章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定。其提交的“纠纷处理”，也无法反映系王奇林与昊炬城公司在签署及履行涉案协议的过程实施了胁迫行为，其并不具有证明力。则在昊炬城公司仅有抗辩主张而未出示任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于昊炬城公司、赵娴静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况且，即使如其所称该协议确系受胁迫所签订，其依法享有申请法院对该行为予以撤销的权利，但从现有证据以及事后履行情况来看，昊炬城公司并未提起过要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诉讼，同时还在陆续履行双方的协议内容。由此，在没有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签订违背了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昊炬城公司未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王奇林受让的债权本金数额为9937525元。另，本案系因债权转让后的履行问题产生纠纷,并非借贷法律关系，昊炬城公司及赵娴静提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意见，并无证据证实。王奇林对于其为何受让债权的缘由亦提交了相应证据佐证，故对昊炬城公司及赵娴静关于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王奇林主张的欠款金额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中，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对欠款的本金、利息计算时间及利率均做出了确认：本金为9937525元，利息的计算时间自2014年9月27日王奇林受让债权时起算，月利率按3%计息。首先，对于欠款本金的数额，经庭审核实，王奇林认可昊炬城公司已分期分批归还本金19笔，共计172万元，则扣除已归还款项后，尚欠本金数额应认定为8217525元；其次，对于王奇林主张的上述欠款计算至2018年4月27日止的利息金额,鉴于双方约定的利率已达到年息36%，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于利率标准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调整为按年息24%予以计算，对其主张的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因昊炬城公司自2016年6月3日至2018年4月23日期间陆续向王奇林偿还本金，故一审法院按实际欠付的本金数额及欠付天数分段予以计算利息金额为8120891.64元（利息计算清单详见附件）。三、关于赵娴静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赵娴静对其在《协议书》中作为担保人签字不持异议，仅抗辩称签署协议系遭受胁迫。对此,赵娴静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系受王奇林胁迫而提供的担保，故一审法院对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赵娴静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书中签字,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协议书中虽未约定担保方式及担保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赵娴静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因涉案协议书未对担保范围做出约定，故赵娴静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范围为全部债务,其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债务人追偿。综上所述，对于王奇林要求赵娴静对欠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奇林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昊炬城公司向王奇林支付欠款本金8217525元；二、昊炬城公司向王奇林支付欠款利息8120891.64元；三、昊炬城公司向王奇林支付保全申请费5000元；四、赵娴静对上述昊炬城公司的各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昊炬城公司追偿；五、驳回王奇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050.13元（王奇林已预交）。由王奇林负担64140.29元，由昊炬城公司及赵娴静负担107909.8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昊炬城公司提交：1.王奇林、任和、敬永德于2014年9月2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陶亚凌、王奇林、任和于2014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3.川汇达公司于2014年9月28日向任和王奇林出具的《授权委托书》；4.昊炬城公司、赵娴静、任和于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5.昊炬城公司、赵娴静、任和于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6.陶亚凌、崔广华于2014年12月12日出具的《承诺》；7.川汇达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的《说明》；8.照片6张；9.昊炬城公司和张静于2013年1月23日出具的《借条》、昊炬城公司和张静于2013年2月1日出具的《借条》、陶亚凌于2013年12月1日向王奇林出具的借款1500万元的《借条》。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各方于2013年形成借款关系，陶亚凌、任和无偿为王奇林催讨债权，导致原本500万元的债权飙升至2100万元，赵娴静和昊炬城公司在社会闲散讨债人员的威逼利诱下签署多份欠款协议。王奇林对《合伙协议书》《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及证据9中陶亚凌出具的借条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两份协议书未实际履行、《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无关，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且真实性无法确认。因王奇林对《合伙协议书》《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及陶亚凌向其出据的《借条》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确认，但不能反映出昊炬城公司所要证明系被催讨债权等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5《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系昊炬城公司与任和签订、证据6《承诺书》系陶亚凌和崔广华出具、证据7《说明》系川汇达公司出具，证据9中昊炬城公司和张静均出具的借条，均涉及案外人或由案外人出具，本院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亦不能证实昊炬城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证据8照片不能证明拍摄地点、时间、人物及与王奇林的关系，本院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针对昊炬城公司的上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昊炬城公司与王奇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一审法院判令昊炬城公司向王奇林支付欠款本金8217525元及利息8120891.6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是否正确。2.一审法院未追加昊炬城公司的原债权人川汇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程序错误。3.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一、昊炬城公司与王奇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一审法院判令昊炬城公司向王奇林支付欠款本金8217525元及利息8120891.6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是否正确。昊炬城公司与王奇林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鉴于2014年9月24日昊炬城公司与川汇达公司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已解除，依照《合作意向书》，昊炬城公司应双倍返还定金即1000万元，昊炬城公司基于多年合作情谊，承诺退还1310万元。第二条约定：川汇达公司将《合作意向书》《授权委托书》享有债权转让给王奇林和任和享有。昊炬城公司与王奇林确认昊炬城公司应偿还王奇林本金993.7525万元，利息及费用从2014年9月27日起计算，利息及损失按每月3%，不按利滚利计算，只计算一次。从《协议书》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王奇林与昊炬城公司之间基于债权转让成立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债权转让涉及三个基础关系：即王奇林对川汇达公司享有债权；川汇达公司对昊炬城公司享有债权；王奇林、川汇达公司与昊炬城公司就债权转让达合意。（一）昊炬城公司认为王奇林对川汇达公司的债权不真实。但王奇林提供了其与配偶向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分别转账1000万元、470万元的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的电汇凭证，用以证实其与川汇达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在《协议书》中对王奇林享有债权的事实亦予以确认。昊炬城公司认为王奇林与川汇达公司债权债务虚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昊炬城公司不是王奇林与川汇达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该债权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昊炬城公司作为川汇达公司债务人承担债务的事实，亦不影响王奇林与昊炬城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二）昊炬城公司认为其与川汇达公司之间的债务不真实，川汇达公司可向王奇林转让的债权仅有241万元。但昊炬城公司的该主张与其在《协议书》的承诺不符，昊炬城公司并未否认其与川汇达公司之间《合作意向书》的真实性，其向川汇达公司承诺双倍返还定金并额外退还款项系解除《合作意向书》后的责任承担，并不涉及王奇林。（三）昊炬城公司主张其与王奇林签订的《协议书》不真实。但首先，昊炬城公司对于其所称川汇达公司和王奇林虚构债权债务关系、采取威逼利诱、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其信任、实施套路贷诈骗行为的上诉理由，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次，昊炬城公司如认为川汇达公司和王奇林采用虚构债权事实等欺诈手段致其签订《协议书》，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书，但自2016年4月21日双方签订该协议至今，昊炬城公司从未对协议书效力提出异议。再次，债权受让人王奇林与债务人昊炬城公司作为《协议书》的当事人在《协议书》中对转让的债权金额明确予以确认，昊炬城公司在《协议书》签订后自2016年6月3日至2018年4月23日共向王奇林付款19笔，共计172万元。故昊炬城公司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推翻其在《协议书》中对债权金额的确认和之后的履行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王奇林与昊炬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基于债权转让合同即《协议书》而产生，一审法院在扣除昊炬城公司与王奇林均认可的已还款项外，判令昊炬城公司归还剩余欠款本金8217525元，有合同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按年息24%按实际欠付本金数额及欠付天数分段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应当由申请人负担，但是申请人可以将该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本案中，王奇林就本案诉讼交纳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并将该申请费纳入诉讼请求予以主张，该费用属于因昊炬城公司违约，王奇林为索要款项而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判令昊炬城公司负担亦无不当。 二、一审法院未追加昊炬城公司的原债权人川汇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程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中，川汇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亚凌在王奇林与昊炬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将涉案债权转让给王奇林。王奇林在与昊炬城公司与签订《协议书》后已经取代川汇达公司成为昊炬城公司的债权人，王奇林基于《协议书》要求昊炬城公司按约还款有合同依据。川汇达公司已并非昊炬城公司的债权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川汇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将川汇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对于昊炬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川汇达公司为第三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三、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据此，可以明确，当纠纷涉及不同法律关系时，其中部分涉及经济犯罪，不应影响其他不涉及犯罪嫌疑部分的民事审理，除非有确切证据证明所涉所有法律关系的认定都应以经济犯罪的处理为前提。本案中，昊炬城公司认为王奇林、川汇达公司构成犯罪未提交证据证实，且即便川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亚凌涉嫌犯罪，与本案亦非同一事实及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亦不必须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本院对昊炬城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昊炬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119860.5元（新疆昊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新疆昊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渭 红 审 判 员 陈 建 红 审 判 员 王  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宫 丛 慧 书 记 员 丛 雅 靓 书 记 员 茜仁娜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