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9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锦兰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辉，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鸿途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石北路**（巨大创意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C5TG9W。法定代表人：黄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冬，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冬,系黄华的兄长。原审第三人：黄冬上诉人黎锦兰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鸿途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途公司”）、黄华、原审第三人黄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黎锦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黎锦兰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鸿途公司、黄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尽管没有书面的股权收购协议确认收购黎锦兰的股份为黄冬，但是从黎锦兰与黄冬之间的实际行为来看，完全可以认定黄冬实际收购了黎锦兰的股份。鸿途公司的原股东是曾湘姣、黎锦兰和黄华，黄冬不是股东。2016年10月14日，黄冬接收了曾湘姣、黎锦兰移交的公司所有资料。2017年5月26日，黄冬主持了股东大会，并成功担任公司董事长。黄冬以实际行为接收了黎锦兰的所有股份。二、黄华有配合变更完成公司股份和职位的义务。自2016年10月9日，《股东退股协议书》签订并做好移交工作后，公司的所有事务都由黄冬和黄华控制，黎锦兰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和机会去接触公司任何事务，更不了解公司的任何运营和财务情况。寻找新股东的义务当然仅仅是黄华和黄冬所承担，黎锦兰既无权也无能力。事实上，黄冬早在2016年10月14日就正式收购了黎锦兰的股份。这一事实，黄华作为股东也是黄冬的兄弟，肯定是非常清楚的。《股东退股协议书》第七条约定，2017年12月31日前变更完公司股份，职位等所有事务，如丙方不配合办理，公司强制注销，产生一切费用由丙方承担，并赔偿甲乙双方人民币十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该协议书及该条款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在黄华没有完成上述约定义务的情况下，黄华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原审法院把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是公司解散的法定理由等同于“自动解散”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关于公司解散的上述规定仅仅是列举了公司解散的理由，而不是用强制性的条款规定了出现上述理由就必须解散或当然解散。到目前为止，鸿途公司并没有因为经营期限届满而被工商部门认定为解散或依法被吊销经营执照。公司并不会因为经营期限届满而当然解散，只是可能因为经营期限届满而临时处于一个歇业的状态。被上诉人鸿途公司、黄华、原审第三人黄冬答辩称：鸿途公司、黄华、黄冬不同意黎锦兰的意见，黎锦兰是以欺诈的手段想获得不当得利。鸿途公司、黄华、黄冬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黎锦兰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华向黎锦兰赔偿10万元；2.鸿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鸿途公司、黄华继续履行《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将黎锦兰30%的股份过户登记至黄华或黄冬名下；4.鸿途公司、黄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鸿途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22日，法定代表人为黄华，发起人为黄华、曾湘姣、黎锦兰，分别认缴公司350万元、350万元、300万元的出资，认缴出资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营业期限至2019年3月10日。2016年10月9日，曾湘姣作为甲方、黎锦兰作为乙方与黄华作为丙方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经友好协商，同意股东曾湘姣、黎锦兰拟在其股份禁售期届满后按《公司法》第141条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转让并退出公司股东大会，公司届时依法寻找合适的替代股东接受甲乙两方转让的全部公司股份及股权。各方确认，自公司设立至2016年10月9日，公司发起设立过程及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甲乙丙之间与公司债权债务事项（如有）已处理完毕，不存在任何纠纷情况。自2016年10月9日起，甲乙虽然仍在工商信息中登记为公司股东，但不享受公司的利益分配（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分红、薪资等任何收入），同时不承担公司经营中需向第三方负担的任何责任。甲乙不参与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关于重大决策、财务管理、人事任免、业务合同签订、财产处置等任何事项。公司及另外股东丙方承诺并保证，自2016年10月9日起，公司产生的任何需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甲乙均不承担任何直接或连带责任。若因第三人诉讼等方式涉及甲乙需承担任何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则甲乙有权就已支付费用向公司及丙方追偿全部款项。同时，甲乙自2016年10月9日起不再享有任何公司股东权益分配。甲乙承诺并保证，届时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时间及方式前提下，配合公司和丙方完成股份转让或者股份变更等工商登记事宜。2017年12月31日前变更完公司股份、职位等所有事项，如丙方不配合办理，公司强制注销，产生一切费用由丙方承担，并赔偿甲乙双方人民币10万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2016年10月9日，股东曾湘姣、黄华签订《协议书》约定，因鸿途公司发展需要，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决定，自本协议前述之日起，终止原股东曾湘姣一切权利和义务，以后公司运作盈亏与原股东曾湘姣无关。曾湘姣同意在适当的时候（2017年4月1日前）配合变更股份，另鸿途公司所有相关的资料、公章、财务等转交至法人保管。落款处有曾湘姣（苏宗兴代签）、黄华（黄东代签）的签名。2016年10月14日，曾湘姣、黎锦兰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信用代码、法人章、财务章、公章等共计十二项物品移交给黄冬，黄冬出具《鸿途公司材料移交清单》予以确认。2017年5月26日，鸿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决议免去曾湘姣的监事、监事会主席职位，免去黎锦兰的董事、董事长职位，并于2017年5月31日进行了变更登记手续。但是曾湘姣、黎锦兰的股份至今没有进行变更登记，鸿途公司现仍存续。黎锦兰在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后已经退出鸿途公司的经营，且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但是鸿途公司及黄华并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已经超出双方约定的期限，亦未办理鸿途公司的注销手续，黎锦兰认为鸿途公司及黄华的行为构成违约，多次通过微信与黄冬进行沟通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黎锦兰主张后来各方一直协商是由黄华、黄冬或者案外人林贤接受涉案股权，黄华、黄冬对此不予确认，称各股东均有义务寻找合适的受让股东，原来有目标人选，但由于各种原因，目标人选最终不愿意接手股权，故至今没能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非黄华不愿意配合变更。黎锦兰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确定股权受让方，且系因黄华不予配合未完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鸿途公司及黄华对于前述《股东退股协议书》上黄华及鸿途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前述《股东退股协议书》的内容与之前双方协商的不一致，曾湘姣、黎锦兰利用黄华对其的信任，擅自修改了《股东退股协议书》的重要条款，实际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时黄华未再仔细阅读《股东退股协议书》的内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鸿途公司及黄华提交一份没有签名的《退股协议书》，对比该份协议书内容与前述《股东退股协议书》的内容，除前述《股东退股协议书》增加一条“2017年12月31日前变更完公司股份、职位等所有事项，如丙方不配合办理，公司强制注销，产生一切费用由丙方承担，并赔偿甲乙双方人民币10万元”的约定外，两份协议其他条款一致。黎锦兰对此不予确认，称前述《股东退股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非其单方修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鸿途公司法人，黄华理应对自己的签章负责。对于前述《协议书》，鸿途公司及黄华认为曾湘姣没有授权苏宗兴签名，黄华也没有授权黄冬签名，故《协议书》应为无效。黎锦兰对此亦不予确认。另查明，曾湘姣、黎锦兰已另案以鸿途公司为被告，以黄华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要求解散鸿途公司[案号：（2019）粤0113民初1391号]。原审法院认为：黎锦兰提交的涉案《股东退股协议书》上有黄华的签名、鸿途公司的公章，黄华及鸿途公司所称黎锦兰单方变更双方协商的退股协议内容，黄华是在没有仔细阅读退股协议书内容的情况下签章确认的抗辩，有悖常理，黄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鸿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承担其签章行为的后果，故认定涉案《股东退股协议书》是黄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前述《股东退股协议书》是在股东内部达成，在协议各方之间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前述协议书约定“公司届时依法寻找合适的替代股东接受甲乙两方转让的全部公司股份及股权”，但并未约定公司没有寻找到受让方的后果，作为法人，其法人意志应通过具体人员的实施来体现，鸿途公司及黄华认为各股东均有义务寻找合适的受让方的抗辩，符合情理，予以确认。黎锦兰主张商定的受让方为黄华、黄冬或者案外人林贤，这一主张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黄华、黄冬否认有接受涉案股权的意思表示，黎锦兰也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已确定涉案股权的受让方以及系因黄华不予配合至今未能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现在鸿途公司已因经营期限届满而处于解散状态。黎锦兰请求将其持有鸿途公司的3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华或者黄冬名下的请求，及要求鸿途公司及黄华赔偿十万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7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黎锦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黎锦兰负担。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黎锦兰诉请鸿途公司、黄华赔偿10万元及办理变更股权变更登记的依据为《股东退股协议书》。变更股东登记的前提是有股权受让人，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鸿途公司寻找合适的替代股东，但鸿途公司、黄华均不是股权的受让人，在没有股权受让人的情况下，黎锦兰要求鸿途公司、黄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合同，因此，原审法院对于黎锦兰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符合法律的规定。至于黄冬接收鸿途公司相关资料是其与鸿途公司之间的关系，鸿途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黄华将公司交由黄冬管理，该事实不足以证明黄冬是股权受让人。此外，黎锦兰在另案中以其为鸿途公司股东的身份提起鸿途公司解散之诉，表明其仍确认为鸿途公司的股东，仍在行使股东权利，与本案主张变更股权的诉请相矛盾。现黎锦兰要求鸿途公司、黄华继续履行《股东退股协议书》，本院不予支持。《股东退股协议书》未能履行，黎锦兰、鸿途公司、黄华均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对黎锦兰要求鸿途公司、黄华赔偿1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黎锦兰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黎锦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