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1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忠，男，196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中保永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山东省曹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保永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孙玉忠，总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洪，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德恒，男，198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琼，北京智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崇各，女，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智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山东省定陶县。上诉人孙玉忠、中保永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永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德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6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玉忠、中保永安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孙玉忠原本不认识郑德恒。2018年2月初孙玉忠向郭某某借款，郭某某通过郑德恒向孙玉忠备款40万元，孙玉忠借款时与郭某某商定，孙玉忠每月向郭某某还款8万元直至还清，未约定利息。商定后郭某某指使郑德恒向孙玉忠银行账户内转账。2018年2月7日和2018年2月12日孙玉忠收到王某银行转账各20万元，合计40万元，其中20万元郑德恒已另诉。孙玉忠向郭某某借款时未曾见过郑德恒，但郭某某让孙玉忠针对郑德恒出具借条，孙玉忠为能借到40万元听从了郭某某的安排。孙玉忠书写两张20万元的借条后交给了郭某某，而非郑德恒。自2018年3月5日开始孙玉忠每月向郭某某名下银行账户内转账用于归还上述两次借款。2019年3月13日，孙玉忠与会计对账发现对郭某某多转了很多钱，远超40万元，孙玉忠早已将借款归还完毕，但郭某某至今未将借条予以归还，从而引发郑德恒向孙玉忠起诉索要借款的虚假诉讼。2.孙玉忠通过郭某某向郑德恒借到的款项合计40万元，已全部归还给了郭某某，孙玉忠已向法院起诉郑德恒与郭某某，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孙玉忠通过郭某某向郑德恒借到的款项，孙玉忠有理由将借款转给郭某某用于归还借款。两次借款和还款均与郭某某有分不开的关系。故该案应由郭某某参与，一审法院应依法追加郭某某参加本案的诉讼。3.孙玉忠通过郭某某向郑德恒借款两次的真实情况和孙玉忠已将两次借款通过郭某某全部还清并多还了款项是事实，孙玉忠已不欠郑德恒借款。孙玉忠为表达当时的真实借款和还款行为，如实向一审法院陈述，但一审法院误解孙玉忠的陈述，造成判决结果错误。郑德恒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郑德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玉忠偿还郑德恒借款20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13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中保永安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4日，孙玉忠向郑德恒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郑德恒现金20万元整，定于2019年2月13日还清。借款人：孙玉忠。担保人：中保永安公司。该借条担保人处加盖有中保永安公司印章。2018年2月12日，王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孙玉忠转账汇款20万元。一审审理中，郑德恒向该院提交了王某出具的书面证明及录像，主要内容为：郑德恒于2018年2月委托我于2月7日和2月12日给孙玉忠（银行账号6222＊＊＊＊9399）先后打款各20万用于孙玉忠公司经营周转。郑德恒称其与王某系朋友关系，因王某人在外地，故未能出庭。经质证，孙玉忠、中保永安公司对上述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对王某的书面证明及录像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孙玉忠向该院提交了：1、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的款项往来记录。2、通话录音二份，孙玉忠称系其分别与郭某某、郑德恒的通话录音。经质证，郑德恒对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款项往来记录的关联性不认可；对通话录音，郑德恒的质证意见为无法确定录音来源是郭某某，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与郑德恒的通话录音，郑德恒认可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系，没有证明内容和证明力。经一审法庭询问，孙玉忠称其与郭某某之间没有借条，将借款偿还至郭某某账户是郑德恒、郭某某、孙玉忠三人口头协商的结果，但没有书面约定。郑德恒不认可孙玉忠陈述的内容，称其向孙玉忠借款是因为双方是同行，有些交情，故向孙玉忠免息出借了共计40万元（其中20万元已另案起诉）。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表示无法联系到郭某某出庭。一审另查明，孙玉忠向该院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载明，在2018年2月7日之前，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存在款项往来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郑德恒与孙玉忠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二、孙玉忠是否已经偿还涉案借款。该院分别论述如下：首先，郑德恒提交了孙玉忠出具的借条及与借款金额相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经质证，孙玉忠认可借条及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一审庭审中孙玉忠虽提出其当时并不认识郑德恒，其是找郭某某借款，且其不清楚转款人王某与郑德恒的关系，但孙玉忠自认其与郭某某之间没有借条，郭某某亦未出庭作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孙玉忠应当知晓向郑德恒出具借条的含义，且本案中转款人王某向本院出具了书面证明及录像，认可系受郑德恒委托向孙玉忠转款。故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郑德恒与孙玉忠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次，孙玉忠虽辩称将借款偿还至郭某某账户是郑德恒、郭某某、孙玉忠三人口头协商的结果，但郑德恒对此不予认可，郭某某亦未出庭陈述意见，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的关联性。而且，根据孙玉忠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载明，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在2018年2月7日之前已存在款项往来记录，也即在本案借贷关系发生之前，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即已存在款项往来，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孙玉忠以其与郭某某之间的款项往来抗辩系偿还郑德恒的借款，该院实难采信。综上，孙玉忠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出借人郑德恒偿还涉案借款，故郑德恒要求孙玉忠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双方未举证证明约定了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出借人可以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主张逾期利息。故对郑德恒主张的利息，该院依法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中保永安公司在借条的担保人处加盖印章，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郑德恒要求中保永安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中保永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孙玉忠追偿。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孙玉忠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郑德恒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2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中保永安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中保永安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孙玉忠进行追偿；四、驳回郑德恒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孙玉忠、中保永安公司未提交证据，郑德恒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9）京0108民初38802号案（孙玉忠诉郑德恒、郭某某民间借贷一案）中郭某某的答辩状及郭某某在该案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在郑德恒借款给孙玉忠之前，孙玉忠和郭某某之间就存在约7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孙玉忠打款至郭某某的账户是偿还对郭某某的债务，而郑德恒出借给孙玉忠的40万元孙玉忠及中保永安全公司并未偿还。孙玉忠、中保永安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郭某某在该案中提交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的内容是虚假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孙玉忠、中保永安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前述证据能否证明孙玉忠及中保永安公司的主张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郭某某在（2019）京0108民初38802号案提交的答辩状的内容包括：郭某某曾于2014年7月2日前向孙玉忠出借过高达643000元，孙玉忠向郭某某偿还的借款本息系偿还的2014年7月2日前的向郭某某所借资金，与2018年2月郑德恒出借给孙玉忠的40万元无关。郭某某在该案提交的证据显示郭某某在2014年7月2日前共计向孙玉忠转账643000元。该案仍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二审中，本院要求双方将本案的处理结果告知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孙玉忠与郑德恒均称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4日的借条系孙玉忠于2018年8月14日向郑德恒出具，但该借条涉及的款项20万元系2018年2月12日收到[在（2019）京01民终11417号案中：孙玉忠与郑德恒均称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的借条系孙玉忠于2018年12月21日向郑德恒出具，但该借条涉及的款项20万元系2018年2月7日收到]。孙玉忠一审提交的（2019）京0108民初38802号案中起诉状载明：原告：孙玉忠、被告一：郭某某、被告二：郑德恒。诉讼请求：判令郭某某、郑德恒归还孙玉忠多还的544600元。事实与理由：孙玉忠与郭某某系朋友关系。2018年2月7日及2018年2月12日，孙玉忠通过郭某某向郑德恒分别借款20万元，两次借款共计40万元。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借款后孙玉忠于2018年3月20日开始陆续向郭某某还款。孙玉忠每月向郭某某账户内支付金额不等的款项。孙玉忠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13日通过银行向郭某某转账854600元，孙玉忠还另行向郭某某另行支付了9万元……。孙玉忠一审中提交的其向郭某某转账的明细汇总显示：孙玉忠于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7月20日共计向郭某某汇款374600元；自2018年8月18日至2018年12月15日共计向郭某某汇款280000元；自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3月13日共计向郭某某汇款200000元。孙玉忠一审中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天秀支行自助回执单显示郭某某于2019年1月25日向孙玉忠转账50000元。孙玉忠称该笔款项确系郭某某转账，但不清楚为何郭某某于2019年1月25日向其转账50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孙玉忠于2018年2月12日收到郑德恒委托王某转账的20万元，并于2018年8月14日向郑德恒出具借条，郑德恒委托王某转账的行为以及孙玉忠事后向郑德恒出具借条的行为足以表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法律关系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孙玉忠已经收到了借款，应按照约定及时还款。本案中，孙玉忠与中保永安公司主张孙玉忠是向郭某某借款40万元，是郭某某通过郑德恒备款40万元，孙玉忠已在归还郭某某的借款中将郑德恒所诉本案借款归还完毕。对此，本院认为，孙玉忠与中保永安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并且明显不符合常理，理由如下：一、孙玉忠虽提出不认识郑德恒，其是找郭某某借款，且其不清楚转款人王某与郑德恒的关系，但孙玉忠自认其与郭某某之间没有借条，孙玉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向郑德恒出具借条的含义，而本案中转款人王某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书面证明及录像，认可系受郑德恒委托向孙玉忠转款。故孙玉忠关于其找郭某某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孙玉忠称将借款偿还至郭某某账户是郑德恒、郭某某、孙玉忠三人口头协商的结果，但郑德恒对此不予认可，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的关联性。三、借条并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孙玉忠于2018年2月12日收到的涉案20万元款项，但其向郑德恒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而孙玉忠提交的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7月20日的转账明细显示此期间其向郭某某转账374600元。如果孙玉忠与中保永安公司关于孙玉忠是向郭某某借款的主张成立，其在已经向郭某某转账374600元的情况下，其不可能事后再向郑德恒出具借条确认欠款。同理，如果孙玉忠与中保永安公司关于孙玉忠是通过郭某某向郑德恒归还借款的主张成立，那么在2018年7月20日前孙玉忠已经向郭某某转账374600元的情况下，亦不可能再向郑德恒出具借条确认200000元借款并承诺于2019年2月13日还清。合理的解释即是郑德恒与孙玉忠之间的借款与郑德恒与郭某某之间的款项往来无关。四、孙玉忠对郑德恒在本案中提交的（2019）京0108民初38802号案（孙玉忠诉郑德恒、郭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郭某某的答辩状及郭某某在该案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前述证据材料涉及案外人郭某某，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对前述证据材料所反映的内容进行认定，但郭某某在该案的答辩意见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不矛盾，而前述材料中涉及的转账凭证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一审法院关于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在2018年2月7日之前存在款项往来的认定。在孙玉忠与郭某某在2018年2月7日之前存在款项往来的情况下，结合前述一、二、三的认定并综合本案的庭审情况，本院认为孙玉忠关于其是向郭某某借的款，其已经将款项通过郭某某将款项归还完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郑德恒与孙玉忠之间的借款与孙玉忠与郭某某之间的往来款无关，一审法院未追加郭某某参与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五、孙玉忠不解释郭某某于2019年1月25日向其转账50000元的性质或原因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本院前述四的结论。孙玉忠关于已偿还完毕本案涉案借款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亦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孙玉忠、中保永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孙玉忠、中保永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单国钧审 判 员 梁 睿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