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7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品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288德春电信商务楼**。法定代表人：熊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磊，河南国银（许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芬，河南国银（许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大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2506B、2507Adiv>法定代表人：陈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栋，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审被告：熊庚，男，198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磊，河南国银（许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芬，河南国银（许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云南品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生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大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起公司）以及原审被告熊庚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品生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大起公司对品生鲜公司的诉讼请求；2.品生鲜公司不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大起公司未能提供与品生鲜公司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仅仅提供熊庚确认的对账单、送货单、聊天记录。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之间存在口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首先，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并未签订《买卖合同》，且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业务往来，甚至在大起公司起诉之前，品生鲜公司根本不知道自己与大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未收到涉案货物。故不能认定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之间已经达成口头约定。熊庚虽然是品生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不能据此推定熊庚收取货物均代表品生鲜公司。更不能推定其有权代表品生鲜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大起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公司，对于签订合同后再供货这一基本商业常识应当是明知的。而其在没有与品生鲜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大起公司仍向熊庚供货并与其进行结算，其主观上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熊庚个人而非品生鲜公司承担。其次，根据大起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品生鲜公司事后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进行了追认。大起公司虽然主张在合同履行中品生鲜公司向其支付了部分货款，而在其提交的证据中，只有熊庚以个人名义向大起公司支付的货款。但在品生鲜公司对熊庚行为事前未授权事后未追认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证明所谓的买卖合同在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之间已经实际履行，因此也不能证明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在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熊庚无权代表品生鲜公司收货、结算。如前所述，只有在品生鲜公司与大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熊庚才有权代表品生鲜公司从大起公司处收取货物并与品生鲜公司进行对账结算。对此，大起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据责任。而在大起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熊庚以品生鲜公司名义收货及对账、结算的行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而是无权代理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而非品生鲜公司承担。大起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品生鲜公司的全部诉请，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品生鲜公司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熊庚作为公司大股东，又是法定代表人且在2019年10月28日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订货、付款，与我方之间履行的买卖合同，是在公司的正常经营范围内履行，无需得到特别授权。水果批发现实交易过程中，交易习惯往往都是不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之间买卖关系一直持续，品生鲜公司汇款及收到我方发票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熊庚述称，其意见与品生鲜公司意见一致。大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品生鲜公司立即向大起公司支付货款301486元；2、品生鲜公司立即支付违约金（以30148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品生鲜公司拖欠货款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为46613.65元）；3、熊庚对品生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品生鲜公司、熊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或熊庚之间均无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大起公司主张品生鲜公司通过微信或电话的方式向大起公司的销售人员下订单，或者品生鲜公司直接派员到批发市场现场下订单；交易方式为大起公司根据订单直接把水果放在拉货车上就已完成交货行为，品生鲜公司通过财务对账单或者大起公司的销售人员发送的配送单确认发货水果品种及数量。大起公司提交了“陈升Torees”和熊庚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大起公司表示“陈升Torees”系该公司原职员，现已离职，无法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拟证明品生鲜公司、熊庚通过微信方式向大起公司下订单。大起公司提交了“Eleven”和熊庚的微信聊天记录，大起公司表示“Eleven”系该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发送账单及催款；其中2017年3月29日“Eleven”称：“未付款：380436+31050-40000=371486”，“每周5000的回款”，“这周的5000麻烦付一下，谢谢”；熊庚回复：“4月开始”，“账号给我一个”；2017年4月1日，“Eleven”在微信中告知熊庚大起公司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此后“Eleven”每周向熊庚微信催收货款5000元；2017年8月7日，“Eleven”称：“未付款：346486”。大起公司提交了“Rocky”和熊庚的微信聊天记录，大起公司表示“Rocky”系该公司销售主管，“Rocky”于2018年8月16日向熊庚发出《好果云对账单》，载明2017年2月12日系最后一次供货，货款合计为411486元；从2017年3月21日至2018年8月16日陆续收到多笔付款，最终应收款为301486元；2018年11月1日，“Rocky”再次向熊庚发出电子文件对账单，内容为“熊庚未收款.xlsx”，向熊庚催收货款。另外，大起公司提交了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的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显示熊庚分别于2017年4月2日、2017年4月9日、2017年4月25日转账5000元给大起公司；大起公司提交了微信记录，显示熊庚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于2017年5月23日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2日转账25000元及5000元、2018年1月18日转账5000元、2018年8月16日微信转账10000元。大起公司提交了于2019年5月28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品生鲜公司形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品生鲜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1月2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熊庚，股东为熊庚、张琳、周静；品生鲜公司的企业联系电话为137××******。另外，大起公司提交了熊庚名下支付宝账号截图、微信账户截图，显示熊庚所使用的电话号码即为品生鲜公司的联系电话137××******。大起公司提交了10份《配送单》，拟证明在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2月12日之间大起公司根据品生鲜公司的订单送货；但《配送单》无任何人签收记录。大起公司为证明其与品生鲜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提交大起公司开具给品生鲜公司的部分货款发票为证。另查明，大起公司委托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7日向品生鲜公司发出律师函，认为品生鲜公司截止至2018年6月4日尚欠大起公司货款311986元未付，要求品生鲜公司尽快付款。由于品生鲜公司未能及时向大起公司支付货款，遂成本诉，大起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大起公司认为熊庚曾以其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或微信账户向大起公司支付品生鲜公司的部分货款，熊庚系品生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故要求熊庚对品生鲜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大起公司并未与品生鲜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依据大起公司提交的发票、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客户电子回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可认定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大起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大起公司已向品生鲜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品生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庚在微信中确认了欠大起公司货款的事实。现品生鲜公司及熊庚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并未对大起公司的诉讼请求及证据提出异议，视为放弃抗辩权利。大起公司主张品生鲜公司支付货款301486元，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在本案中，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并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品生鲜公司在收到大起公司的货物后应及时支付货款给大起公司。品生鲜公司未能及时向大起公司支付货款，造成大起公司的资金孳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大起公司主张品生鲜公司从最后一次供货之日即2017年2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向大起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熊庚是否应对品生鲜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大起公司是与品生鲜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熊庚并非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大起公司以熊庚作为品生鲜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身份，以及曾以个人账户支付部分货款为由，主张熊庚对品生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云南品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大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01486元；二、云南品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大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以30148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为标准，从2017年2月12日起计算止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州大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21.50元，由云南品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大起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2016年-2017年期间的银行流水单，拟证实品生鲜公司向其支付货款的情况，包括：2016年11月9日，品生鲜公司向大起公司支付34460元；2017年11月6日，品生鲜公司向大起公司支付50000元；2017年1月3日、2017年2月12日，品生鲜公司以李梦霞的名义分别支付77130元、60105元。品生鲜公司、熊庚质证认为，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之前的交易在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之间进行，2017年之后则以熊庚个人名义与大起公司进行交易。二审中，品生鲜公司、熊庚对一审中大起公司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意见：1.关于大起公司提供的发票。大起公司提供的发票系与品生鲜公司合作时，因大起公司发票紧张在2016年底没有发票可开，在2017年初有发票时向品生鲜公司开具的往年业务的发票。因此该发票不能证明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在2017年发生买卖关系。根据大起公司所述，2017年至2018年期间熊庚个人向其支付过10万元以上的货款，如果是公司行为首先应该有公司账号付款，按照之前双方惯例，品生鲜公司也会向大起公司索取发票。2.关于聊天记录。熊庚只与大起公司业务人员“ROCKY”通过微信沟通，并且大起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是复印件，并无提供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熊庚与大起公司一般通过电话联系沟通，微信对账单并没有经过熊庚本人的确认，本人只认可已付过部分货款，对剩余部分，因货物质量问题熊庚并没有收货，这已经和大起公司通过电话沟通。3.关于收发货问题。熊庚与大起公司合作开始的时间是在2017年初，根据行业交易习惯大起公司负责安排发货。在无约定的情况下，根据交易惯例和法律规定买卖合同风险承担原则，卖方负责发货的，风险转移的时间应以买方收货时风险发生转移。因此，在买方签收之前验货后认为因卖方发货不合格，拒绝签收的，货物损毁的风险应由卖方承担。没有问题的货物熊庚已经签收付款。对因质量问题未收货部分货款，熊庚没有付款的义务。本院认为，二审中，根据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确立于大起公司与品生鲜公司之间？货款如何确定？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大起公司为证实其与品生鲜公司之间存在涉案货物的买卖交易关系，提交了其向品生鲜公司开具的发票、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的客户电子回单、银行流水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大起公司员工“陈升Torees”、“Eleven”、“Rocky”与品生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庚沟通、对账及催款的过程，其内容具体明晰，大起公司对上述微信记录的形成亦作出合理解释；银行客户电子回单、银行流水单则显示了品生鲜公司、熊庚向大起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品生鲜公司否认上述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第二，熊庚系品生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由其与大起公司联络，且熊庚使用的电话号码即为品生鲜公司在工商登记中载明的联系电话，现并无证据显示双方就2017年之后交易主体由品生鲜公司变更为熊庚一节进行过沟通或存在共识。第三，本案中，品生鲜公司认可大起公司员工“Rocky”曾与熊庚进行微信沟通。经审查，2018年8月16日，“Rocky”向熊庚发出的“如果云对账单”，称“2017年2月12日系最后一次供货，货款合计为411486元；从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8月16日陆续收到多笔货款，最终应收款为301486元。2018年11月1日，“Rocky”再次向熊庚发出电子文件对账单，内容为“熊庚未收款.xlsl”。在此期间，熊庚未对上述对账单内容提出异议，亦未提出货物质量存在问题，大起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亦可与上述对账内容相印证。综合前述，本院认为，大起公司提供上述各项证据之间相互关联且具备可信性，符合优势证据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采信大起公司的举证，认定其与品生鲜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效成立，以及其依据对账单所主张的欠款事实。据此，品生鲜公司应按对账单核算的数据，向大起公司支付货款301486元。因品生鲜公司存在迟延支付上述货款的情形，故其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向大起公司计付从最后一次供货之日即2017年2月12日起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品生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1.5元，由上诉人云南品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