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9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明远，新疆法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绪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进因与被上诉人李绪忠、袁海英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8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李进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李绪忠、袁海英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邮寄送达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的约定仍然属于平等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如果财产的约定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可以申请撤销。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而达成的意见。从协议主体来看，离婚的男女双方是身份平等的民事主体；从协议内容看，离婚协议涉及自愿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三项内容；从协议的作出方式来看，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在自愿协商的情况下作出的。离婚协议中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及子女抚养的约定属于夫妻和子女身份关系，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但财产及债务处理部分是夫妻双方在协商基础上对夫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约定，对夫妻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其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亦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制。离婚协议中财产的约定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可以申请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离婚协议中财产的约定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的财产非正常减少，导致其偿付债务的能力下降，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述规定，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申请撤销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部分。债权人对债务人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部分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其本质与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行为行使撤销权一致，在客观要件方面需满足：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在债权成立之后；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部分明显不合理，亦即，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非正常减少；债务人因此导致偿债能力下降，不能偿付债权。其中，在主观要件方面除满足债务人系恶意外，并不需要考虑债务人配偶的主观态度，即不需要考虑债务人配偶的主观恶意。李绪忠、袁海英通过《协议书》的形式无偿转让给袁海英，财产处分行为已然成立并生效。无偿转让行为是在李进与李绪忠民间借贷之后发生。李进与李绪忠产生债务的时间不是李绪忠答辩中所谓的2015年6月15日，而是经法院判决确认的2014年4月9日，而李绪忠无偿转让房屋的时间（2015年4月27日）明显晚于债务产生的时间（2014年4月9日）。李绪忠和袁海英签订的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分配方式显然对李进主张的债权形成了障碍，严重侵害了债权人李进的合法权益。二、担保之债虽为从债务，但与普通债务没有本质的区别，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不冲突，袁海英应对李绪忠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性质，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故《复函》不适用于本案。三、同样的案例，即离婚财产协议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被法院撤销。被上诉人李绪忠没有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袁海英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对2015年4月2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涉及人身权利，需整体按婚姻法评价的认定正确。从性质上看，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与单纯的财产转让行为不同。《协议书》《离婚协议书》是夫妻双方基于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的一揽子合意，故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不应与其他条款包括子女抚养、债务承担等割裂开来，而应作为整体进行分析，难以排除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独自抚养子女的经济帮助或补偿等因素，故不能如同其他民事合同以等价有偿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准则，但不意味着离婚财产分割当然可以适用合同法，更不能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房产直接比照买卖合同处理，在衡量是否公平的问题上首先应当适用婚姻法相关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李绪忠在2015年6月15日之前为担保之债，袁海英在签订离婚协议当时并没有逃避债务、损害李进的主观恶意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绪忠代收390万之后，遂即将该款项转给借款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皮楠江，并没有截留任何款项，李绪忠没有使用上述款项，不可能将上述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袁海英更不可能使用该笔款项。李进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双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案例高度相似，应予以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可以认定李绪忠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大额担保之债是其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袁海英不对该债务承担责任。2015年6月15日的借条，是李绪忠与袁海英离婚之后签订的，属李绪忠的个人债务，与袁海英无关。袁海英没办法预先知悉李绪忠在离婚后一个多月签订借条，对未来发生的李绪忠的债务不可能存在任何主观恶意，袁海英不存在损害李进债权的行为。李进认为债务产生于2014年4月9日借据签订时是错误的。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存在明显区别，李绪忠在2014年4月9日签订的借据承担的是保证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15日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之债承担的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但李绪忠与袁海英在2015年4月27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该套房屋归袁海英所有的事实认定正确。债权人有权撤销的债务人之处分行为必须发生在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担债务之后，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权人撤销权的时间构成要件。四、李进自认已过债权人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应予以驳回。李进最迟在2017年8月25日（2017年7月14日签订协议，协议约定30个工作日内支付，即2017年8月25日）知悉协议书，从而阻止袁海英取得拆迁补偿款，但在2018年10月25日才对涉案协议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已经一年多。五、关于李进陈述的案例与本案情形完全不一致。六、袁海英除了涉案房屋以外，袁海英所剩财产无几。离婚后，袁海英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李绪忠并没有支付过每月2000元的抚养费。涉案拆迁款对袁海英及两个孩子至关重要，是赖以生存、抚养孩子的生存之本。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并无不妥，应予以维持。李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李绪忠、袁海英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李绪忠、袁海英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4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李进与李绪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绪忠向原告李进偿还390万元及利息（以39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驳回原告李进的其他诉讼请求”等。李绪忠不服该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8月13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19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9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李进申请执行书（被申请执行人：李绪忠）进行审查，决定立案执行。（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4月9日，李绪忠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该借据载明：兹借到李进现金共计人民币400万元（￥40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月息2.5分，逾期利息空白；出款方式为转账；其中人民币390万元由李进将上述款项划入借款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为李绪忠，账号为62×××16；其中人民币10万元于2014年4月9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李绪忠。借据落款借款人处格式为“借款人：”及“身份证号码：”，在身份证号码横线下方印有“（公司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并加盖指模）”内容，在身份证号码横线处签有“440681198112160818、皮楠江”字样及加盖有“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融公司）印章。该借据下方另有如下内容“本人/本公司自愿就上述借款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为借款人所提供款项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及有关诉讼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李绪忠在担保人处签名。……李进为证实李绪忠再次承诺还款的事实，提交了2015年6月15日的借条，该借条记载：今借李进人民币捌佰贰拾伍元整￥8250000，借款至2015.7.15日止，特立此据。借条落款处有“皮楠江”、“李绪忠”签名……经质证，李绪忠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借条上的字迹并非李绪忠所书写，签名也非李绪忠所签，大写的万字显然是后来有人添加上的，2015年6月15日至7月15日这段期间也没有发生真实借款行为；借条并无担保人，且借条的借款人、借款数目、借款时限、借款利率均与借据不一致；这与起诉状中李进自认（借款人是御融公司，担保人是李绪忠）自相矛盾，李进亦无充分证据证实借条、借据具有关联性并具有对应关系，故李进将借条、借据对应起来的理据严重不足；李绪忠在借据中的身份是担保人，与李进之间是担保法律关系，承担的是担保责任，这与借条中显示的李绪忠是借款人之一，系借款法律关系，承担的是借款法律责任，是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李进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经原审法院释明，李绪忠表示不对借条上“李绪忠”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原告庭审中确认实际出借款项为390万元，并为此提交《网易交易流水》予以证实，被告对此无异议，并确认390万元已实际进入涉案借据指定账户，故本院对原告实际出借39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抗辩其仅为担保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才是借款人，鉴于原告于起诉状中已承认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借款人，涉案借据借款人处亦盖有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印章，故本院对原告庭审中认为被告为涉案借款实际借款人的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抗辩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但被告已在借据中明确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且在借据已明确借款人的情形下，借据的担保对象空白并不影响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故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现原告已依约向借据指定账户交付390万元及被告已实际收取该390万元，并无证据显示借款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涉案借款已清偿完毕，且被告与借款人之间如何履行款项给付义务并不影响原告的主张。对于被告抗辩本案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虽涉案借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4月8日，约定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但根据2015年6月15日借条记载的被告确认今借原告￥8250000等表述，在原告已明确该款项是400万元本金加上五分利息计算的情形下，被告未能就其认为属另一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证实；被告虽否认借条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又明确不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该借条‘李绪忠’的签名应视为被告本人所签，该签名行为应视为被告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此时被告承担的不再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而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但债务应以原告实际出借的39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为准。原告于2017年5月3日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其时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故被告相应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等。另，李绪忠与袁海英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李绪忠与袁海英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于1997年7月1日在乌鲁木齐市××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双方因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现没有和好可能，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订立离婚协议如下：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视权：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双方离婚后两个孩子抚养权归女方，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承担共计2000元人民币抚养费，……三、共同财产处理：（1）存款：现有现金壹佰万，离婚后全部归男方所有。（2）房产：……“F、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产权证号2004015837，土地使用证号：20140039344，此房登记在男方名下，离婚后产权归女方所有。”……“四、债权与债务的处理：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共同的债权债务，如谁名下有债权债务由谁自行承担。”等等。2017年8月21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7）粤广广州第157536号《公证书》证明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7年8月17日在该处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5年4月27日离婚，离婚后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座落在乌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乌市国用（2014）第0039344号】的房屋归乙方袁海英一人所有，与甲方李绪忠无涉”。2017年6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新010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被告李绪忠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袁海英将被告李绪忠名下的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房屋（××天山区××村××渠××栋，产权证号：乌房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不动产权证书过户至原告袁海英名下。”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0102民监4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该案判决书载明“原审原告袁海英与原审被告李绪忠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新010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审查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等。乌房权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房记载乌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房屋所有人为李绪忠，产权来源为买卖，权利确定日期为2003年4月14日。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绪忠、袁海英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李绪忠、袁海英原系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婚后取得的涉案的房产属夫妻共有财产，双方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李绪忠与袁海英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该套房屋归袁海英所有。可见，早在李绪忠、袁海英签订涉案的《协议书》之前，双方已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之日约定涉案的房产归袁海英所有，而并非在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才约定该房屋归袁海英所有。就李绪忠、袁海英该约定涉案的房产归袁海英所有而言，首先，从性质上看，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与单纯的财产转让行为不同。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基于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一并达成的合意，故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不应与其他条款包括子女抚养、债务承担等割裂开来，而应作为整体进行分析，难以排除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独自抚养子女的经济帮助或补偿等因素，故不能如同其他民事合同以等价有偿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离婚协议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准则，但不意味着离婚财产分割当然可以适用合同法，更不能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房产直接比照买卖合同处理，在衡量是否公平的问题上首先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其次，从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之债来看，2015年6月15日前为担保之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应视为李绪忠的个人债务。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而本案并没有证据显示袁海英在签订离婚协议当时明知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为担保之债并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财产帮助李绪忠逃避个人债务、损害李进的主观恶意。再次，2015年6月15日之后，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之债承担的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但李绪忠、袁海英已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李绪忠与袁海英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该套房屋归袁海英所有。李进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19年5月9日作出判决：驳回李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进负担。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进主张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损害其合法利益而提出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审查。关于李绪忠对李进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知，李绪忠在2015年6月15日前，对李进承担的是担保之债，2015年6月15日，因李绪忠自愿加入债务承担，此时李绪忠对李进负有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李进对李绪忠享有的债权源于2014年4月9日的借据，经生效判决认定，李进实际出借的金额为390万元，借款人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绪忠为担保人，没有证据证实上述款项用于李绪忠、袁海英夫妻共同生活中。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15日前李绪忠应承担的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关于李进要求撤销《协议书》理据是否充分。李绪忠与袁海英之间原为夫妻关系，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根据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子女抚养、存款、房产、各自债权债务的处理进行了约定。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与一般的财产转让有显著区别，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与人身关系、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关系密不可分。李绪忠将涉案房屋分割给袁海英所有是其与袁海英协商的结果，李绪忠也分得了存款，袁海英需要抚养两个孩子，而李绪忠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的金额也较低。根据李进享有的债权凭证借据，至2015年4月8日借款期满，其没有要求借款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保人李绪忠立即偿还借款，而是在2015年6月15日通过李绪忠签订新的借条以债的加入方式延续借款至2015年7月15日，而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8250000元并没有被法院所认定，李绪忠、袁海英已于2015年4月27日对离婚财产进行了分割。2017年8月21日《协议书》是依据2015年4月27日《离婚协议书》而签订，故不能以此时间认定李绪忠恶意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现没有充足证据证实袁海英与李绪忠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李进要求撤销《协议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进提及的有关案例与本案情况并不相同，对于夫妻债务的认定问题也有新的规定。上诉人李进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