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14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伟勇，男，195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现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云，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波新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 法定代表人：范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祥，男，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祥，男，1942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北仑区，现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缪宝玉，女，194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祥，系被上诉人缪宝玉丈夫。 上诉人刘伟勇、宁波新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国祥、缪宝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伟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黄国祥、缪宝玉归还借款本金191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其中100000元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910000元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刘伟勇要求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归还借款2421000元本金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刘伟勇与黄国祥、新地公司之间还存在委托代收账款关系和认购股权关系为由，驳回刘伟勇的一审诉讼请求。刘伟勇认为一审判决对其中借款本金191000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其余借款本金2230000元及其利息未予支持，其中1230000元确实存在说不清楚的情况，因无黄国祥出具的借款凭证，另外认购案外人宁波培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禾公司）的2%股权的承诺书和收条（1000000元）是由培禾公司出具，故对该2230000元部分不提起上诉。但刘伟勇保留对黄国祥、培禾公司、新地公司等另行主张和追偿的权利。现就借款本金191000元及其利息提起上诉的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刘伟勇与黄国祥之间存在委托代收账款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黄国祥作为案外人宁波帝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力公司）的债权人，委托刘伟勇向帝力公司代收账款，收到后再转付给黄国祥，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情况是：至少在2006年以前，帝力公司破产清算，该清算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导，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牵头，联合其他政府部门成立帝力公司的清算组，办公地点设在宁波中院。黄国祥开办的案外人宁波保税区祥龙国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龙公司）对帝力公司拥有美元1350000元的债权，故也向清算组申报了债权。因黄国祥对案外人谢承国（一审黄国祥申请其出庭作证）负有债务，谢承国得知黄国祥申报债权后，就与黄国祥一起去宁波中院要钱。因谢承国行为粗鲁导致办案人员不愿意接待黄国祥。在这种情况下，黄国祥请求刘伟勇帮忙到宁波中院沟通，此时黄国祥也欠刘伟勇借款1260000元，故刘伟勇愿意帮忙。在刘伟勇的努力下，祥龙公司在帝力公司清算案件中分配到两笔款项，第一笔为2007年2月7日收到的865270元，由祥龙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详见刘伟勇一审提供证据第6页），第二笔为2011年收到的2000000元（刘伟勇无收款收据复印件）。祥龙公司出具给宁波中院的两份收据可以证明，这两笔款项均非刘伟勇代收，宁波中院也不能将这两笔款项支付给非债权人的刘伟勇。第一笔865270元，宁波中院是交给黄国祥现金支票，黄国祥将该现金支票交给刘伟勇用于归还其拖欠刘伟勇1260000元借款的一部分。第二笔2000000元，宁波中院是直接汇入祥龙公司账户。根据是黄国祥于2007年12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详见刘伟勇一审提供证据第41页）。刘伟勇除了帮忙催讨上述两笔款项外，并没有帮助黄国祥催讨其他款项，更没有受黄国祥或者其公司委托代收任何款项后再交给黄国祥，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委托代收账款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刘伟勇与新地公司之间存在认购股权关系且认股款已支付是正确的，但这使得除了2016年1月26日黄国祥出具的500000元借条以及刘伟勇收到股票后又借给黄国祥91000元以外的银行转账和现金取款凭证难以与认股款分清楚，故刘伟勇对该2230000元只能无奈接受一审判决。黄国祥出具给刘伟勇弟弟刘伟达3100000元借条，这些款项实际是刘伟勇出借给黄国祥，将借条的债权人写成刘伟达。一审判决对刘伟勇是实际债权人不予认可，使得刘伟勇提供的没有借条及发生在2016年5月8日黄国祥向刘伟勇交付新地公司股票之前的转账凭证和现金取款凭证，除了2016年1月26日黄国祥出具500000元借条外，无法与2700000元股权认购款区分开来。因刘伟勇无法完成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只能接受这部分的一审判决；三、2016年5月8日黄国祥向刘伟勇交付新地公司股票之后发生的91000元借款以及2016年1月26日黄国祥出具借条的500000元（实际转款100000元）借款，完全可以与2700000元股权认购款区分开来，一审判决也未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6年5月9日、6月3日、8月31日、10月14日，刘伟勇分别汇给黄国祥60000元、5000元、15000元、11000元，以上共计91000元均发生在2016年5月8日黄国祥向刘伟勇交付新地公司股票之后，一审判决对该部分借款不予支持是错误的。（1）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收账款关系。一审法院在黄国祥未对双方存在代收账款关系进行举证以及未经核实情况下，直接将刘伟勇帮助协调争取帝力公司清算款理解成委托代收账款关系，导致将部分转账凭证归入代收账款。（2）该91000元款项完全可以排除是认购股权的可能性，一审判决未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是错误的。（3）刘伟勇、黄国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黄国祥于2018年5月8日向刘伟勇发微信说“……且要交纳15万元的报价系统上线费用，你知道我现在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再向你开口求援，但今天早上我还是想求助于你，你能否帮我出一点，挂上线第一次交易款到账与老账一起还掉”，刘伟勇于2016年5月9日向黄国祥发微信说“在工行排了51分钟，现6万已汇出，请签收”。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黄国祥是以个人资金紧张为由向刘伟勇借款，转账凭证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能够对应，足以证明该60000元是刘伟勇向黄国祥的出借款。2.2016年1月26日黄国祥出具借条载明的500000元（实际转款100000元），一审判决认为该借款已与2016年5月8日刘伟勇领取的股票抵销，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内归还”并不是以股票归还，也不是以股票抵销。（1）一审判决对借条载明的“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内归还”理解错误。虽没有明确是谁的股权转让款，但显然不是指刘伟勇的股权转让款，否则就变成自己归还自己了，故应该是指黄国祥的股权转让款，即黄国祥将其持有新地公司的股权向他人转让后所获得的股权对价。该约定也是对该笔借款期限的约定，即黄国祥在收到其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后归还。但一审判决对此理解成黄国祥以股票归还，根本不符合该约定的本意。（2）双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抵销条件，也均没有抵销的意思表示或者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的“抵销”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抵销的前提条件是双方互负到期债务，抵销的行使方式是主张抵销的一方需要履行通知义务或者双方协商一致。本案中，黄国祥对刘伟勇负有债务，但刘伟勇对黄国祥没有债务，并不是双方互负债务，故抵销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且黄国祥或者新地公司从未向刘伟勇发出抵销通知，双方也从未达成抵销合意，双方在一审中也未要求抵销，故抵销的合意和行为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基于“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内归还”和“黄国祥系新地公司的发起人和原法定代表人同时在股票签发人处签字”，即认为“刘伟勇有理由相信黄国祥有权以新地公司的名义作出以股权抵销债务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该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刘伟勇也从未认为该笔借款已由股票或股权抵销。（3）黄国祥应支付相应利息。黄国祥出具的借条虽载明借款金额为500000元，但刘伟勇实际交付黄国祥100000元，黄国祥愿意归还500000元，是黄国祥资金周转紧张急需100000元，等春节后其新地公司股权转让款到位，黄国祥愿意归还500000元，也就是说黄国祥愿意支付400000元的利息。故黄国祥至少应归还刘伟勇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四、黄国祥、缪宝玉应对涉案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上述借款发生在黄国祥、缪宝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黄国祥、缪宝玉是分别持有新地公司48%、20%股权的股东，属于共同经营，黄国祥也称借款用于其夫妻开办的新地公司经营，黄国祥向刘伟勇借款时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故该债务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黄国祥、缪宝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针对刘伟勇的上诉，黄国祥、缪宝玉辩称：刘伟勇所说的借款，实际是祥龙公司对帝力公司有1000多万元的债权，刘伟勇说其有熟悉的人并愿意帮忙去多要到钱。另外还有两起诉讼案件，因黄国祥、缪宝玉没有钱交诉讼费，刘伟勇说诉讼费由其垫付，并拿回280多万元。为此，黄国祥、缪宝玉支付刘伟勇1000000元，已没有欠刘伟勇款项，刘伟勇是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刘伟勇的上诉。 针对刘伟勇的上诉，新地公司述称：同意黄国祥、缪宝玉的答辩意见。 新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刘伟勇支付新地公司扩股款270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刘伟勇自认至今未支付2700000元认股款。一审庭审中，刘伟勇自认其收到新地公司的2700000股股票凭证但未支付任何认股款，其只是辩解系之前的“借款”抵作认股款，故无需另行支付；二、一审法院查明只有转账的100000元可视为刘伟勇支付的认股款。一审法院已查明并认定刘伟勇除2016年1月26日转账的100000元外，之前并不存在任何抵作认股款的款项。其余刘伟勇自认的抵作认股款的行为，一审法院均未予认定；三、刘伟勇支付的24150元并非税费，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刘伟勇支付的24150元是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手续费。新地公司股票在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需要收取手续费。在股权并未实际交割转让前并未产生收益，不产生所得税，且税款计算错误；四、一审法院对100000元认股款之外的缴纳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刘伟勇领取股票并载入股东名册以及所谓的“支付税费”的行为推断认为刘伟勇已支付2600000元认股款，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新地公司未向刘伟勇出具任何收款收据，刘伟勇针对2600000元也没有任何付款凭证且刘伟勇也明确自认没有支付2700000元认股款，双方也没有确认先付款后交付股票凭证或载入股东名册，且一审法院已认定除100000元外刘伟勇与新地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抵偿认股款行为。一审法院仅凭领取股票并载入股东名册就推定刘伟勇已支付2600000元认缴款，明显不符合证据规则的基本要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新地公司的上诉请求。 针对新地公司的上诉，刘伟勇辩称：一、新地公司向刘伟勇签发了相应股票，且将刘伟勇记载于新地公司股票登记簿及股东名册，表明刘伟勇已出资且新地公司认可刘伟勇的股东身份。从股份公司的一般操作程序来看，领取股票均是在认股股东缴纳认股款后才会发生。新地公司不可能在款项未到位情况下向刘伟勇发放股票；二、股票就是股东的出资证明，且新地公司向刘伟勇交付的新地公司股票背面也明确记载“此券为企业持股人投资证明”，刘伟勇持有股票足以证明其已支付认股款；三、2017年4月黄国祥告知刘伟勇持有的股权可以转让，但需缴纳转让的相关费用。2017年4月10日，刘伟勇按照黄国祥要求的金额和账号向黄国祥支付24150元，证明刘伟勇已支付认股款；四、黄国祥在2016年5月至9月期间，一直通过微信向刘伟勇汇报新地公司在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线和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如刘伟勇未支付认股款，黄国祥肯定在微信中催讨而不是向刘伟勇汇报新地公司情况；五、刘伟勇对2700000元认股款的支付已在一审中作出详细说明，即2014年1月14日黄国祥出具承诺书承诺2014年1月25日前归还3100000元，但到期未归还，在刘伟勇的一再催讨下，增资扩股时以给刘伟勇2700000元新地公司股票归还2700000元，故刘伟勇的2700000元认股款已经缴付，在3100000元借条项下黄国祥还欠刘伟勇400000元。从新地公司另外两个股东认股款的缴纳情况来看，也是将认股款汇入新地公司董事长黄国祥的账户。故新地公司主张刘伟勇尚未支付认股款2700000元是不成立的。 针对新地公司的上诉，黄国祥、缪宝玉述称：同意新地公司的上诉意见。 刘伟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共同归还借款5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一审审理过程中，刘伟勇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共同归还借款2421000元（其中500000元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1921000元自2016年5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921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 新地公司在一审中反诉请求：刘伟勇支付扩股款27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9日，黄国祥向刘伟勇支付296000元；2011年9月30日，黄国祥向刘伟勇汇款260000元；2011年10月8日，黄国祥向刘伟勇汇款280000元。 2016年1月26日，黄国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内归还。”同日，刘伟勇向黄国祥账户转账100000元。2016年5月8日，刘伟勇领取新地公司发行的股票凭证共计2700000股，金额共计2700000元，其中黄国祥在股票领取登记表的签发人处签名。2017年4月10日，刘伟勇支付新地公司相应股票的税费24150元。 另认定，新地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成立，缪宝玉为新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国祥系新地公司的股东及发起人之一。 2011年8月30日，黄国祥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承诺刘伟勇先生交来的人民币壹佰万认购宁波培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的股权。并在挂牌前与职工股扩股时，办妥股权登记手续。（市值与职工同比例计算）。”同日，黄国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伟勇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认购宁波培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股权。” 2013年9月30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600000元；2013年10月18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200000元；2013年12月12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50000元；2013年12月31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0元；2014年1月14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30000元；2014年4月23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0元；2014年6月9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0000元；2014年6月20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4年11月7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4年12月26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0000元；2015年1月27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5年1月30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2000元；2015年3月27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2000元；2015年4月2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5年4月23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5年7月9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5年10月21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5年11月3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2000元；2015年11月20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6年2月4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0000元；2016年3月24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0000元；2016年5月9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60000元；2016年6月3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5000元；2016年8月31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5000元；2016年10月14日，刘伟勇向黄国祥汇款11000元。 2013年10月18日，黄国祥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黄国祥所借刘伟达款项，现承诺不管是‘网站’转让或股权转让款先到位，优先归还，如有违约则按每日百分之五违约金。”2014年1月14日，黄国祥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黄国祥前后五次借刘伟达先生3100000元，现承诺在2014年1月25日前一次性归还，另待股权转让款到位后，再次奖励1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刘伟勇与黄国祥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若存在，借款的具体数额；二、新地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借款合同关系，借款合同成立需要双方对借款达成合意，即判断刘伟勇与黄国祥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应对双方是否达成借款合意进行审查。案件中，刘伟勇主张出借给黄国祥4621000元，并提供相应的借条予以证明。黄国祥对款项的数额、性质等均有异议，认为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刘伟勇曾接受黄国祥委托为其关联公司代收账款。经该院审查，首先，刘伟勇主张3100000元债权对应的借据（2013年10月18日的承诺书）相对方系刘伟达，并非刘伟勇，虽刘伟达接受询问，表示实际的款项往来发生在刘伟勇与黄国祥之间，该院经核对，借条上的款项数额与同时间段刘伟勇与黄国祥的款项往来无法相互对应，且刘伟达作为合同相对方即债权人，并无证据显示其曾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黄国祥做出过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伟勇与黄国祥就该3100000元的借款达成过借贷合意，故对刘伟勇主张的该笔债权不予认定；刘伟勇以2011年8月30日黄国祥出具的承诺书、收条主张1000000元债权，但上述证据均涉及培禾公司2%的股权，上述证据仅能说明黄国祥以该公司的名义作出以案外公司的股权作交换对价的意思表示，但根据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在股权无法办妥时相应的等值款项转换成了黄国祥的借款，同时，在案件中，培禾公司的原始股权、股本等实际价值等均无法查明，刘伟勇与黄国祥之间的转账凭证也无法对应，与本案关联性不足，该笔款项亦缺乏借贷合意，故对该笔债权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案件中，刘伟勇以部分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纠纷，并以此主张债权521000元，但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对此均有异议，现刘伟勇与黄国祥均一致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收账款的情况，并且部分款项性质无法确定，现因刘伟勇的主张缺少相对应的借款合同、款项相一致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而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主张的事实也没有确凿证据佐证，故应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裁判，刘伟勇作为提起诉讼一方，其无法充分举证导致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争议事实难以认定，应由刘伟勇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刘伟勇因此要求归还借款521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2016年1月26日500000元的债权，将在下文一并详述。 关于争议焦点二：新地公司主张刘伟勇未支付与股权证相一致的扩股款2700000元，但根据新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刘伟勇已领取新地公司向其发行的等额股票并记载于新地公司的股票登记簿及股东名册中，同时刘伟勇也于2017年7月支付了相应的税费，可见新地公司已认可刘伟勇的股东身份，上述证据相互结合，足以证明刘伟勇已履行扩股款2700000元的相应支付义务，按照正常股票领取程序，新地公司不可能在款项未到位的情形下向刘伟勇发放股票，刘伟勇也不可能在未交足出资的情形下支付后续的税费，故对新地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黄国祥虽对2016年1月26日的借条有异议，但并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意见，该借条虽未明确体现借款期限、利率等事项，但同日刘伟勇曾向黄国祥账户转账100000元，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该笔100000元就是该份借条中涉及的款项，结合借条中黄国祥承诺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款中归还”的意思表示可知，该份借条项下的款项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同时，因黄国祥系新地公司的发起人及原法定代表人同时在股票签发人处签字，故刘伟勇有理由相信黄国祥有权以新地公司的名义作出以股权抵销债务的意思表示，双方协商一致确认该笔债务由新地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归还，现新地公司已于2016年5月8日向刘伟勇发放股票凭证，该凭证已与2016年1月26日借条中的债务相互抵销，刘伟勇无权以此借条再向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主张债权，新地公司的反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刘伟勇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新地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2089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刘伟勇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黄国祥、缪宝玉、新地公司负担。 二审中，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刘伟勇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证据1.2012年1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一份，拟证明刘伟勇于2012年1月5日向黄国祥汇款100000元。 证据2.2016年8月31日、10月14日刘伟与黄国祥的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结合一审提供的2016年5月8日至9日刘伟勇与黄国祥的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5月9日中国工商银行凭证、2016年6月3日刘伟勇与黄国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中国工商银行自助服务终端凭条、2016年8月31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2016年10月14日中国工商银行自助服务终端凭条，拟证明刘伟勇于2016年5月9日、6月3日、8月31日、10月14日分别出借给黄国祥60000元、5000元、15000元、11000元，合计91000元。 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经质证对上述证据1、2及刘伟勇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可收到上述四笔款项，但认为2016年8月31日、10月14日的两笔款项，是刘伟勇支付其女儿刘丽的社保费。刘丽于2006年8月至2016年10月挂靠培禾公司交纳的10年社保费，刘伟勇到期没有支付，由黄国祥代为支付。2016年10月开始，刘伟勇说刘丽已经是香港居民，叫黄国祥不要再为刘丽交纳社保费。2016年5月9日、6月3日的60000元、5000元是刘伟勇应归还的帝力公司清算款。2011年9月28日，宁波中院将帝力公司清算款2000000元汇入祥龙公司账户，刘伟勇拿去1000000元，黄国祥于2011年9月29日、9月30日、10月8日分别汇给刘伟勇296000元、260000元、280000元，合计836000元，另外还有现金交付，共计1000000元。另外1000000元刘伟勇叫黄国祥将培禾公司2%的股份的条子给他，当时黄国祥出具收到刘伟勇培禾公司2%股权的1000000元，但刘伟勇实际没有支付黄国祥1000000元，培禾公司股份也没有给予刘伟勇。黄国祥于2011年9月29日之后收到的款项都是刘伟勇应该支付的。如祥龙公司拿到16000000元清算款，可以给予刘伟勇1000000元。但祥龙公司只拿到280多万元清算款，刘伟勇不应该拿1000000元。 新地公司、缪宝玉同意黄国祥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刘伟勇提供的上述证据及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且新地公司、黄国祥、缪宝玉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2012年1月5日，刘伟勇汇给黄国祥100000元。黄国祥于2016年5月8日7时47分发给刘伟勇微信：“昨日中午请他两个吃中饭，一定要等股权报价系统开通新地股价后才好股权转让，这是规定程序，一般都在挂牌后3个月后方能申请股权报价，且要交纳15万元的报价系统上线费用，你知道我现在是现金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我昨请吃饭在做工作，要求是否可以后交，但要是想早日报价，把时（间）排在前面一定要先交费用，否则他们也很难把我新地挤到前面来！我也不好意思再向你开口就援，但今天早上我还是想求助于你，你能否帮我出一点，挂上线第一次交易款到账与老账一起还掉！”刘伟勇于2016年5月8日8时02分发给黄国祥微信：“不是我不肯帮忙，如今我也是捉襟见肘，我弟他们那儿也是怨声载道。所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请以谅解。”刘伟勇于2016年5月9日11时01分发给黄国祥微信：“老黄：在工行排了51分钟队，现6万已汇出，请查收！今天是退休老工人发工资，所以银行比较忙。”刘伟勇于2016年6月3日11时45分发给黄国祥微信：“老黄：伍仟元已从工行汇出，请查收。”黄国祥于同日12时10分发给刘伟勇微信：“谢谢！协议已经签署！我今晚回来再述”。2016年8月31日11时40分刘伟勇发给黄国祥微信：“15000已汇出，请查收！”黄国祥于同日12时24分发给刘伟勇微信：“谢谢！收到！下午就可以交给上股交”。2016年10月14日10时52分，黄国祥发给刘伟勇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照片，刘伟勇于同日11时30分发给黄国祥微信：“老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你交给的艰难任务，请查收！”黄国祥于同日11时38分发给刘伟勇微信：“收到！我刚到”。刘伟勇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于2016年5月9日、6月3日、10月14日分别汇给黄国祥60000元、5000元、11000元，于2016年8月31日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汇给黄国祥15000元，合计91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黄国祥于2016年1月26日向刘伟勇所借的100000元是否已经归还，及刘伟勇于2016年5月9日、6月3日、8月31日、10月14日向黄国祥所汇的合计91000元是否黄国祥向刘伟勇的借款；二、刘伟勇是否已支付新地公司扩股款2700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黄国祥于2016年1月26日向刘伟勇出具的借条虽载明借到500000元，但刘伟勇于同日实际交付借款100000元，应认定黄国祥向刘伟勇借款100000元。该借条虽同时载明借款“在第一次股权款内归还”，但该约定不明确，且借条未约定借款利息，刘伟勇要求黄国祥支付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缺乏依据，难以支持。因刘伟勇于2018年7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黄国祥归还该借款，黄国祥应支付刘伟勇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关于刘伟勇于2016年5月9日、6月3日、8月31日、10月14日向黄国祥所汇的合计91000元，虽黄国祥未向刘伟勇出具书面借据，但2016年5月8日至2016年10月14日期间刘伟勇与黄国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就该91000元存在借贷合意，结合刘伟勇提供的款项交付凭证，可以认定黄国祥向刘伟勇借款91000元。因双方就该91000元借款亦未约定利息，而刘伟勇于2018年9月25日向一审法院增加诉讼请求金额包括91000元，现刘伟勇要求黄国祥支付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黄国祥称其已没有欠刘伟勇款项，证据不足，难以采信。因涉案借款发生在黄国祥与缪宝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缪宝玉与黄国祥共同经营新地公司，应对黄国祥的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黄国祥于2014年1月14日向刘伟勇出具的承诺书，虽载明其前后五次借刘伟达3100000元，承诺于2014年1月25日前一次性归还，但黄国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归还该借款，且刘伟达在一审中确认该借款实际为刘伟勇所有，其与黄国祥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应认定黄国祥截至2014年1月14日尚欠刘伟勇借款3100000元。黄国祥于2016年5月8日发给刘伟勇的微信中讲到“我也不好意思再向你开口求援，但今天早上我还是想救助于你，你能否帮我出一点，挂上线第一次交易款到账与老账一起还掉！”，表明黄国祥截至2016年5月8日对刘伟勇仍负有债务。新地公司于2016年5月8日交付给刘伟勇出资额为2700000元的新地公司股票，刘伟勇于2017年4月10日支付新地公司股票税款24150元，新地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刘伟勇起诉前向刘伟勇主张扩股款2700000元，可以认定新地公司、黄国祥与刘伟勇已就黄国祥所欠刘伟勇借款抵偿扩股款达成一致。故新地公司要求刘伟勇支付扩股款27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伟勇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新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8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上诉人宁波新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二、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8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黄国祥、缪宝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上诉人刘伟勇借款本金191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其中100000元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91000元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四、驳回上诉人刘伟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2089元，由上诉人刘伟勇负担17969元，被上诉人黄国祥、缪宝玉负担412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刘伟勇负担1545元，被上诉人黄国祥、缪宝玉负担14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宁波新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320元，由上诉人宁波新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200元，被上诉人黄国祥、缪宝玉负担41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亚平 审判员  方资南 审判员  徐京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