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飞英，女，197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麦丽萍，女，199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婷，广东安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飞英因与被上诉人麦丽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飞英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二、三、四项，改判为高飞英无须向麦丽萍退还70000元，无须向麦丽萍支付分红4244.86元及经营费用2876.15元；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麦丽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是错误的。（一）高飞英与麦丽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第八条明确约定：“如麦丽萍当月超出十天无故不在店内经营劳边则视为麦丽萍退出，并违约，合作费不退还。”高飞英在一审中提供了证据《帐本》来证明麦丽萍无故不在店内上班的事实，经营帐本上显示：从2018年9月15日开始直到2018年9月30日就没有麦丽萍签到的记录，该证据充分证明麦丽萍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的合作约定。（二）麦丽萍的微信朋友圈，也可以辅助证明麦丽萍行为已构成违约的事实：该微信朋友圈截图显示，2018年9月23日麦丽萍仍在其老家，2018年9月23日鉴于麦丽萍已多天没有上班，高飞英电话通知其要及时上班，但是麦丽萍既没有说要请假，也没有表明其何时能回店上班。麦丽萍在2018年9月24日向高飞英发微信“美美老师中秋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合家欢乐，团团圆圆”，2018午9月24日是中秋节，麦丽萍回老家系与家人团聚过节，怎么可能已回到广州上班?高飞英当天回复的“同乐，今天休息一天”，很明显，高飞英要表达的意思是：今天是中秋节，高飞英也休息一天。2018年9月26日麦丽萍向高飞英发微信，称“美美老师，给你电话关机，我明天广州，带我儿子一起，会在广州逗留几天，到时见面聊”即麦丽萍26号还在其老家，要27号才回到广州。在9月30日的时候，麦丽萍在微信才称“你好，今天过店里”，从上面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不出麦丽萍有任何请假的意思表示，至多只是告知高飞英，其现在还在哪里，什么时回广州，并没有告知高飞英其为何长时间未能上班的原因，也并没有向高飞英解释其没有回店上班的原因；麦丽萍长时间没有回店上班，更加没有得到高飞英任何同意的意思表示。麦丽萍在一审庭审时，也明确承认自2018年9月17日后就一直没有上班。麦丽萍于2018年9月30日晚上回到店铺后，在未与高飞英进行任何商量或解释说明的情况下，突然收拾个人物品离开，期间双方发生冲突，麦丽萍收拾自己的物品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店工作。这充分证明，麦丽萍在9月30日才回到店里，即麦丽萍从2018年9月18日直到2018年9月30日，麦丽萍一直没有上班且没有征得高飞英的同意，这份证据也可以充分证明，麦丽萍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的合作约定，应认定为麦丽萍违约。（三）在高飞英提交的双方的谈话录音中，麦丽萍对高飞英提出其已经超过十天没有上班工作也没有否认。而麦丽萍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显示在9月19日之后有向高飞英请假或者已经回来上班。高飞英在电话中有提醒麦丽萍，合同有明确约定，超过10天不到店铺上班，即视为违约，则视为退出合伙，并不退还合作费。在通话中，麦丽萍也表示主动要求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综上，麦丽萍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双方的合作约定，其已自行退出合伙，因此高飞英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有权不退还合作费用给麦丽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高飞英和麦丽萍在《合作协议书》中有关违约情形的约定，是在双方协商一致后订立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系双方当事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但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充分尊重高飞英与麦丽萍在《合同协议书》中有关违约情形的约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关于高飞英应向麦丽萍支付九月份的分红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麦丽萍自2018年9月15日已开始没有上班劳动，且根据双方约定，因麦丽萍的违约行为，其已主动退出合伙关系，即麦丽萍没有权利来主张要求九月份的分红。其次，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高飞英提交了9月份的经营成本的相关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店铺租金6000元，买物料的费用2122元，物业费及水电费为800元，营业额合计5635.5元。麦丽萍收取7月和8月份的分红是其已经支付了经营成本后进行的分红，因此，高飞英认为，9月份的分红应当是账本上显示9月份的总收入扣除以上经营成本后才能进行，但麦丽萍并未承担9月份的任何经营成本。一审法院无视高飞英的陈述及证据，将经营成本草率认定为1000元，进而判决高飞英向麦丽萍支付没有足额扣除经营本的分红款，明显错误。三、根据高飞英与麦丽萍《合作协议书》第3条约定，麦丽萍支付给高飞英的合作费用，系麦丽萍支付给高飞英的补偿费，相当于进场费，不论麦丽萍是否违约，高飞英均不需要退还给麦丽萍，但是一审法院却判决“尽管双方协议合作款不予退还，但该合作协议仍然约定案涉店铺若转让的高飞英应当退还合作款”。在本案中，明明是麦丽萍在电话中表示主动要求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却认定为“高飞英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与案涉店铺转让具有实际相同意义”；明明是麦丽萍不间断的到涉案商铺打砸闹事，给高飞英的涉案商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高飞英无法继续经营下去，迫于无奈，其才前往工商局依法注销涉案商铺，但是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是麦丽萍注销，而且高飞英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涉案商铺转让；并没有如一审法院认定的“高飞英于2019年3月22日实际将案涉商铺转让”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却进而以麦丽萍加入高飞英涉案店铺经营不足3月且《合作协议》的解除并非麦丽萍过错产生为由作出错误判决，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的存在，凭着“想当然”、“主观臆断”式的推测来判决，严重侵害高飞英的合法权益。四、关于麦丽萍为经营店铺购买的物品费用，高飞英是否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又以主观臆想的方式来进行推理断案。一审法院仅仅根据麦丽萍在网上购买的物品均为案涉店铺所需物品为由，就认定此费用由高飞英承担，却无视麦丽萍所购物品，即便是与案涉店铺所需物品有关，但是，麦丽萍无法证明将所购物品用于案涉商铺。一审法院明知其中有三个订单的送货地址并非案涉商铺，仍以网购物品与案涉商铺有关及曾经有将收货地址填写为其居住地址的习惯为由，判令高飞英承担费用，缺乏依据。同样是“习惯”，但是一审法院却无视高飞英提出的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即便麦丽萍有为涉案商铺网购所需物品，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均是已即时结清的抗辩理由。同样是“习惯”，一审法院却只支持麦丽萍以“习惯”为依据来证明其诉求的合理性，但却不支持高飞英有证据证明且合理的“交易习惯”的抗辩理由。综上，根据高飞英与麦丽萍的交易习惯，双方就购买物品的费用，都是已即时结清，不存在高飞英欠麦丽萍网购物品费用问题，即一审法院判令高飞英仍需向麦丽萍支付经营物品费用是错误的。五、法律意义上商铺的“转让”，应该是商铺租赁承租权、经营权等由受让方整体受让。（一）在本案中，高飞英已经于2019年3月22日和涉案商铺的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并于2019年3月27日将涉案商铺的工商登记注销。即高飞英并没有将涉案商铺的承租权及经营权转让。高飞英在一审中，关于转让一词在理解上是误解，高飞英在麦丽萍多次干扰涉案商铺的正常经营，导致涉案商铺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于是决定关闭涉案商铺，在与涉案商铺的房东解除合约及决定注销涉案商铺、清除涉案商铺的物品的过程中，第三方对高飞英清理的相关设备有意购买，高飞英遂将相关设备出售给了第三方，但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涉案商铺的承租权及经营权的“转让”。（二）高飞英与麦丽萍的合作关系，双方在一审期间已一致确认在2018年9月30日解除合作关系，那么高飞英在2018年9月30日之后，关于涉案商铺的任何处理行为，均与麦丽萍没有关系。（三）高飞英独自经营涉案商铺2年多且月月均有盈利，麦丽萍在充分考察高飞英的经营后，才会决定以支付7万元的入场费的方式进入高飞英的商铺进行经营，但是麦丽萍入场经营后，非但没有给高飞英带来经营利润、人气的增加，相反因麦丽萍不断干扰、无理取闹而不断亏损，最终导致高飞英迫不得已而将涉案商铺关闭。因此，对高飞英的损失，麦丽萍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加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高飞英退还作为经营补偿的费用。（四）退一步来说，如果法院认定高飞英将涉案商铺转让，但是高飞英与麦丽萍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的第10条明确约定“如甲方中途转让，转让费超过16万元部分，甲乙双方按甲方51％，乙方49％分配，16万元内的转让费归甲方所有，但转让最终由甲方决定”。也就是说，即使是高飞英将涉案商铺转让，但是实际转让费只有13万元，未超出16万元，即麦丽萍也没有任何权利和依据要求退还7万元。其次，该《合作协议书》中既有打印的条款，又有手写的条款，根据《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第6条的规定是格式条款，但该条款与后来双方达成一致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第10条的内容相矛盾。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冲突时应当以非格式条款为准。高飞英与麦丽萍在《合作协议书》第10条中关于转让的特别约定，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上达成的一致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因此高飞英无须将转让款中的部分退还给麦丽萍。麦丽萍辩称，不同意高飞英的上诉理由，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高飞英的全部上诉请求。关于高飞英对于《合作协议书》第十条和第六条的理解是偷换概念，《合作协议书》第十条是对第六条的补充，涉案协议不是格式合同，也非格式条款，两条并非单一孤立的条款，双方约定高飞英将店铺转让的情况下应该按照第六条约定退还服务费，以16万元为基础，超过部分按照比例分配，转让费在16万元内高飞英退还剩余部分后才归其所有，这才是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公平合理的。麦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高飞英、麦丽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高飞英向麦丽萍退还合作费用七万元及支付2018年9月至《合作协议书》解除之日的分红；3.高飞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后，麦丽萍明确诉请一中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诉请二中分红及应由高飞英承担的店内物品费用共计17176.15元（分红14300元、物品2876.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8日，麦丽萍（乙方）与高飞英（甲方）与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1.甲方提供美吧美容店与乙方合作经营美吧店，合作期限为签订合作协议书之日起至该店租赁期止。2.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人民币七万元作为合作费用。3.此合作经营费只是乙方进店经营做补偿费，美吧店的股权所属于甲方全部所有，甲方只是提供进店经营，缴纳后概不予退还。4.甲乙双方经营除去店租、水费及材料成本后的利润以甲方51%，乙方49%进行分红。5.甲方只认乙方本人进店经营，不接受第三者进店经营，如乙方中途退出不退还经营补偿费，亦不接受第三者转让乙方的经营合作。6.如甲方在合作期半年内转让美吧，则甲方退还七万元合作费给乙方。如甲方在合作期一年内转让美吧，甲方退还六万元合作费给乙方。甲方在合作期两年内转让美吧，甲方退还五万元合作费给乙方。甲方在合作期满两年转让美吧，甲方退还2.5万合作费给乙方。7.乙方同意在合作期内经营决定权由甲方负责。收款由甲方收取。8.合作期内，甲乙双方共同劳动，真诚合作，当日对数，互相签认，双方同意每月中发3000工资，月底分红。如乙方当月超出十天无故不在店内经营劳动则视乙方退出，并违约。合作费不退还。9.甲方只同意合作期为双方共同投入两万元内作扩大经营费用，并需双方签认，超出部分甲方不认可。另该协议还有手写：10.如甲方中途转让，转让费超过16万部分，甲乙双方按甲方51%，乙方49%分配，16万内的转让费归甲方所有。但转让最终由甲方决定。11.甲乙双方在店经营各自遵纪守法，规范经营，如出现违法，客人争议，当事人负责自身责任。麦丽萍确认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清楚协议条款，并已向高飞英支付现金70000元。高飞英确认已收取麦丽萍支付的现金70000元。一审庭审时，双方均确认上述协议中第9条约定的是装修费用，实际上由麦丽萍购买了墙纸等进行翻新，按照约定，高飞英已转账4406.68元及740元给高飞英，结清其应支付的装修费用。麦丽萍提交了淘宝网的购买记录，显示2018年7月7日购买广告板86元、毛巾144元、购买美容床罩557元、宣传画116.8元；2018年7月9日购买茶几、椅子2100元；2018年7月11日购买玻璃门贴纸71元、玻璃贴纸贴画等272.6元、花瓶32.8元、立体墙贴40元、装饰贴纸62.8元、茶壶套装218元、置物架820元；2018年7月19日购买睫毛用品76元；2018年7月26日购买针灸挂图195元；2018年8月17日购买足浴凳子60元；2018年8月18日购买指甲贴纸等15.2元；2018年9月6日购买卸甲棉9.3元。上述收货地址均为案涉店铺，共计4876.5元。另麦丽萍于2018年7月10日购买美容小推车200元、2018年7月11日购买化妆台6**元、2018年9月6日购买美甲用品136元，但上述购买的送货地址并非案涉店铺。高飞英称由于高飞英不会网购，交由麦丽萍在网上购买装修配件，2018年9月14日双方进行了结算，高飞英已支付了4406.68元，结算后再支付740元，装修购买物品的费用已经结清。对于麦丽萍在2018年9月6日购买美甲用品136元，因为并非邮寄到案涉店铺，无法确认是否用于店铺经营。并称一般情况下，一方购买店铺物品后，另一方都按照约定分摊费用。高飞英提交了2018年7月22日其转账148元给麦丽萍、2018年8月20日其转账54.57元给麦丽萍的微信转账记录，称麦丽萍通过淘宝购买物品后，高飞英会向麦丽萍支付其应承担的费用。麦丽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了其与高飞英之间通过微信的款项往来。麦丽萍支付给高飞英的款项分别有：2018年7月5日合作定金6000元；2018年7月11日经营收入98元；2018年7月12日卖掉椅子60元；2018年7月15日经营收入176元；2018年7月22日水电、物业费等1088.78元、进货费用392元、日用品费用36.8元；2018年8月17日红包8.88元、经营收入3笔共计312元；2018年8月18日经营收入两笔共计148元；2018年8月19日经营收入两笔共计110元、日用品费用两笔共计153.06元；2018年8月23日进货费用2000元；2018年8月24日经营收入两笔共计5200元；2018年8月25日店租及进货费用2702元；2018年9月1日水电、物业费用等1278元；2018年9月2日及8日日用品费用两笔共计22元；2018年9月10日经营收入138元。高飞英支付给麦丽萍的款项分别有：2018年7月8日6600元，麦丽萍称其中6000元为退回的定金，600元为进货费用；2018年7月10日装修费用4406.68元；2018年7月14日装修费用740元；2018年7月22日饭餐费148元；2018年8月10日分红9394.68元；2018年9月8日分红13924元。双方均确认高飞英支付的上述两笔分别为2018年7月及8月的分红，但高飞英认为上述款项包括了双方协议中第8条约定的3000元工资，麦丽萍则不认可上述分红包括了3000元。高飞英又称由于麦丽萍经常不在店，自己承诺免了3000元，麦丽萍予以否认。麦丽萍另称，上述分红未包括上述其为经营支付的购买材料的费用，根据协议应当与高飞英予以分摊。高飞英提交的账本显示，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8日营业收入共计25331元，其中除7月9日-11日、7月16日、7月18-21日、7月23日、7月29日、8月3日-8日外麦丽萍均有在账本上签名；7月10日备注装修、7月19日备注提货2055、8月4日备注小麦休息、8月7日备注休息一天。2018年8月9日至2018年9月8日营业收入共计28418.08元，其中除9月5日-7日外麦丽萍均有在账本上签名；8月13日、9月3日、9月4日备注小麦休息。两月的部分的收入项目与麦丽萍提交的上述微信转账记录一致。高飞英称，除店铺休息及请假，麦丽萍均会在账本上签名。另，在8月8日的页面，有“9394”字样；在9月8日右上角有“28417.28”字样。麦丽萍主张双方协议在2018年10月31日解除，并要求高飞英支付协议解除前的分红。高飞英则主张由于麦丽萍已经连续十天无故不上班，且麦丽萍于2018年9月30日到店收拾自己东西离去，高飞英认为麦丽萍以自己的行为退出合作，合作协议应当在2018年9月30日解除且不予退还7万元。高飞英还称由于麦丽萍经常到店闹事，导致生意惨淡，店里连连亏损，即便有收入，除去应分摊的经营成本并未有利润，主张不予支付分红。麦丽萍否认其无故不上班，休假都经过了高飞英的同意，且2018年9月24日是中秋假期，其一直有在微信与高飞英报备自己的行踪并确认上班的时间。麦丽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高飞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基本一致，但麦丽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有部分删减，结合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涉及到休假的记录有：2018年8月26日，麦丽萍“美美老师，我现在出发佛山，下午能回”，高飞英“好”；2018年8月31日，麦丽萍“你好，我二姐快生了，我要去一趟医院”，高飞英“去吧，ok”；2018年9月24日，麦丽萍“美美老师中秋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合家欢乐，团团圆圆”，高飞英“同乐，今天休息一天”；2018年9月26日，麦丽萍“美美老师，给你电话关机，我明到广州。带我儿子一起，会在广州逗留几天，到时见面聊。然后带他回湛江。”高飞英“微笑的表情”；2018年9月30日，麦丽萍“你好，今天过店里”。高飞英称，麦丽萍因私于2018年9月14日请假4天，9月15日至9月18日账本备注麦丽萍请假，之后麦丽萍一直未上班，直至2018年9月30日晚上9点，麦丽萍才到店，且直接收拾自己东西离开。麦丽萍则称2018年9月17日是最后一天上班，之后因为有事请假几天，9月25日晚上去到店里已经关门，但有与高飞英微信沟通，9月26日也过去上班，但发现店铺换了锁，然后就产生了纠纷。一审庭审时，麦丽萍明确，其不知道高飞英换锁的具体时间，只是在2018年10月5日时尝试用钥匙开店才发现店铺门锁被更换。高飞英庭审时明确其于2018年9月30日已更换了门锁，也没有把新钥匙给麦丽萍，因为当天麦丽萍已经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了，认为麦丽萍自己退出经营，遂进行换锁。麦丽萍否认于2018年9月30日到店收拾东西离开，并称之所以当天到店，是因为高飞英称若其不到店取回私人物品，将会扔掉麦丽萍的私人物品，麦丽萍不得已遂回店取回私人物品，但并没有承认退出经营。高飞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经麦丽萍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金洲派出所调取麦丽萍的报警记录。一审法院收到该派出所提供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和《受理报警登记表》。《治安调解协议书》载明了高飞英、麦丽萍的身份信息和麦丽萍的调解要求，高飞英、麦丽萍未能调解成功。《受理报警登记表》表明麦丽萍于2018年10月16日18时48分、2018年10月20日18时9分，2018年10月29日20时33分，三次在案涉美容店及其附近向金洲派出所报警。高飞英对报警《治安调解协议书》和《受理报警登记表》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是材料显示内容为麦丽萍的单方陈述，无法证实高飞英阻碍麦丽萍进店上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录音和视频资料，高飞英、麦丽萍曾自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高飞英、麦丽萍曾于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0月30日在美吧店铺内发生纠纷，双方均有叫其他人到场帮忙。高飞英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其店铺9月份支出有门面租金6000元、物料费用2122元、物业费500元、水电费300元，店铺10月份支出有门面租金6000元、物料费用2015元、物业费500元、代补办营业执照费用1000元、税费356元、水电费300元。麦丽萍主张门面租金6000元是高飞英故意报高成本，高飞英主张门面租金6000元未超过合理范围且有转账凭证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物业费、水电费有转账记录，代补办营业执照费用1000元、税费356元与高飞英、麦丽萍之间的电话录音有一致性，物料费用有提货单或转账记录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美容店9月份收入5753.8元，美容店10月份收入为162元。另，2019年3月27日，麦丽萍注销案涉美容店营业执照。高飞英于2019年4月发现案涉美容店挂上其他招牌，麦丽萍主张高飞英在2019年4月已经将美容店转让出去。高飞英主张注销店铺不是转让店铺，麦丽萍不能因此退还合作款。一审庭审时，高飞英承认将案涉店铺于2019年3月22日转让给案外人，转让费约13万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高飞英、麦丽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作协议书》有效，双方应遵照《合作协议书》履行。关于《合作协议书》的解除问题：1.《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即麦丽萍当月超出十天无故不在店内经营劳动则视为麦丽萍退出并违约，合作费不予退还。但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显示，直至2018年9月18日，麦丽萍的各种休假，均征得麦丽萍的同意。再有2018年9月24日，通过双方微信记录显示，高飞英通知麦丽萍休息一天，可见直至该天，无论麦丽萍有无到店，双方并未对是否休假产生异议，高飞英称麦丽萍未经其同意不到店，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证据并未反映该事实。高飞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麦丽萍超过十天无故不到店，故一审法院对于高飞英声称麦丽萍无故不到店超过10天，协议解除且无需返还7万元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2.2018年9月30日，高飞英将案涉店铺换锁且并未通知麦丽萍也未将新钥匙交给麦丽萍，根据双方此前的履约情况，麦丽萍是持有案涉店铺钥匙的。高飞英作为案涉店铺的实际控制人将店铺换锁的行为无疑是以自己的行为向麦丽萍表示其不再按照协议履行的意思。协议书约定麦丽萍若无故不上班十天以上视为麦丽萍退出经营，即麦丽萍需要在案涉店铺工作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对价。虽高飞英称其更换门锁麦丽萍仍然可以继续参与经营，麦丽萍可自行到店工作，但案涉店铺实际控制人是高飞英，麦丽萍加入经营两个月，案涉店铺的客户资源仍然掌握在高飞英手中，即使麦丽萍进入店铺，若高飞英不想与麦丽萍继续合作，麦丽萍是无法继续获取客户进行工作。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高飞英的行为足以令《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麦丽萍需进店经营的合同义务无法进行。麦丽萍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解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解除合同的时间，高飞英要求麦丽萍于2018年9月30日到店搬走东西，且在麦丽萍走后更换门锁，高飞英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实际上从2018年9月30日开始，麦丽萍也无法继续再履行《合作协议书》，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作协议自2018年9月30日解除。关于退还合作款的问题。尽管双方协议约定合作款不予退还，但该合作协议仍然约定案涉店铺若转让的高飞英应当退回合作款。现高飞英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与案涉店铺转让具有实际相同意义，且高飞英确实于2019年3月22日实际将案涉店铺转让，其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并没有承认该事实。再有，麦丽萍仅加入高飞英案涉店铺经营不足3月，其所取得的对价与7万元相差巨大，根据前述理由，《合作协议书》的解除并非由于麦丽萍过错产生，根据公平原则，以及双方合作协议第6条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高飞英应当向麦丽萍退回7万元。关于麦丽萍主张高飞英支付合同解除前的分红问题。根据前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作协议书》于2018年9月30日解除。麦丽萍确认已收取分红至2018年9月8日，则高飞英应当支付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分红给麦丽萍。根据高飞英提交的账本显示，该时段共收入10703.8元。麦丽萍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其称于2018年7月22日支付了水电、物业费等1088.78元给高飞英，于2018年9月1日支付了水电、物业费用等1278元给高飞英。另高飞英提交的账本中，2018年8月8日的页面，有“9394”字样；在9月8日右上角有“28417.28”字样。经一审法院统计，2018年8月9日至2018年9月8日的经营收入为28418.08元，与上述记录几乎一致。麦丽萍2018年7月、8月收取的分红为9394.68元、13924元，特别是8月份的分红，是经营收入的49%。故一审法院认为，麦丽萍的陈述更为客观，予以采纳，即麦丽萍直接支付水电、物业等经营成本给高飞英，高飞英直接以经营收入的49%支付分红给麦丽萍。综上，一审法院酌定2018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麦丽萍需支付给高飞英的经营成本为1000元，则高飞英需要支付麦丽萍2018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分红为4244.86元（10703.8元×49%-1000元）。关于麦丽萍为经营店铺购买的物品费用，高飞英是否承担的问题。根据麦丽萍提交的证据，麦丽萍在网上共购买了5842.5元的物品，上述物品均为案涉店铺经营所需物品，尽管其中有三个订单的送货地址并非案涉店铺，但麦丽萍提交的证据有将收货地址填写为其居住地址但最终与商家确认为案涉店铺为收货地址的交易习惯，由于麦丽萍购买的物品与案涉店铺经营相关，一审法院认定麦丽萍于网上购买的物品均用于案涉店铺的经营。尽管高飞英称用于经营的费用已结清，但其转账给麦丽萍的4406.68元及740元，高飞英、麦丽萍双方已在庭审时确认为装修案涉店铺墙纸的费用，与上述经营物品无关。至于高飞英所称已分别转账148元、54.57元结清所有经营物品应承担的费用，麦丽萍予以否认，高飞英转账时并未注明费用用途，且转账金额无法与其承担51%的金额对应，故一审法院对高飞英的抗辩不予采纳，高飞英应当支付2979.68元（5842.5元×51%）给麦丽萍。麦丽萍主张高飞英应支付2876.15元以承担经营物品费用，是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麦丽萍和高飞英之间的《合作协议书》自2018年9月30日解除；二、高飞英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70000元给麦丽萍；三、高飞英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分红4244.86元给麦丽萍；四、高飞英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经营费用2876.15元给麦丽萍；五、驳回麦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受理费1979元由麦丽萍负担228元，高飞英负担1751元。二审期间，高飞英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视频文件，拟证实涉案商铺有两个门，麦丽萍可以随时进入商铺，高飞英并未阻止其进入商铺；2.视频文件，拟证实由于麦丽萍持续干扰、阻止高飞英的正常经营活动，高飞英被迫于2019年3月27日注销涉案商铺；3.照片，拟证实麦丽萍是高飞英的学员之一，与其他学员一起学习；4.营业执照注销登记证以及解除合同声明，拟证实涉案商铺已注销营业执照，且高飞英并未转让涉案商铺。麦丽萍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诉讼中，高飞英主张2018年9月的分红款应当扣除当月支出的经营成本，具体包括：门面租金5500元、物料费2122元、物业费500元、水电费300元。其中：关于9月份的门面租金5500元，麦丽萍于二审中确认其尚未支付；关于物业费和水电费，麦丽萍认为其已于2018年9月1日向高飞英一次性支付1278元，已承担己方应付部分金额。麦丽萍就此提供了相应微信转账记录，高飞英对收款事实无异议，对于款项用途表示由法庭认定；关于物料费支出2122元，高飞英提供付款账单显示，其于2018年9月27日向酸菜鱼店支付45元、付西科纹艺357元、付玛尔奇美甲80元、付柏爱诗睫妮美美甲美睫纹绣232元、付郑钟全85元、付博林43元，另有西科纹艺开具的收款1280元收据，麦丽萍表示对上述收款人身份和用途无法确认，物料费用由法庭认定。本院认为，麦丽萍与高飞英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麦丽萍是否应就《合作协议书》的解除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麦丽萍提出的退还合作款、支付分红款以及分摊购买物品费用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合作协议书》解除事由的认定问题。本案中，高飞英主张由于麦丽萍在2018年9月期间连续十日无故不到店铺工作，其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一审期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18日前，麦丽萍数次休假均已向高飞英提出申请并获得高飞英的同意。此后麦丽萍虽未在微信中向高飞英提出请假申请，但在9月24日的微信聊天中，高飞英告知麦丽萍当日休息一天，且并未追究其前期不上班的责任。此后，高飞英即于9月30日更换了门锁，双方就此产生纠纷。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麦丽萍存在“连续十日无故不在店内经营劳动”的违约事实，高飞英主张其有权解除合同并由麦丽萍承担违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发生纠纷后，麦丽萍自行搬离物品，高飞英亦已更换门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均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书》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予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麦丽萍提出的退还合作款70000元的问题。虽双方《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合作经营费只是乙方进店经营做补偿费，交纳后概不予退还。”但结合《合作协议书》第6条关于“如甲方在合作期半年内转让美吧，则甲方退还七万元合作费给乙方；如甲方在合作期一年内转让美吧，则甲方退还六万元合作费给乙方”的约定内容，可以反映该笔合作经营费用与双方实际合作年限存在密切关联。且事实上麦丽萍向高飞英交纳该笔费用是为获取对案涉店铺的长期经营权，现在双方实际合作不足三个月时，本案《合作协议书》已因双方发生纠纷而解除，且麦丽萍对于合同解除并不负有过错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判令高飞英返还麦丽萍70000元合作款，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亦不违反双方的缔约本意，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麦丽萍主张支付2018年9月分红款项的问题。双方对于2018年9月经营收入10703.8元并无异议，现高飞英上诉主张应扣除当月经营成本费用，即门面租金5500元、物料费2122元、物业费500元、水电费300元，麦丽萍于二审期间亦确认其尚未向高飞英支付当月租金5500元，故对于该笔费用的扣减，本院予以支持。另关于物业费、水电费，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麦丽萍曾于2018年9月1日向高飞英转账支付1278元，并认为是其按比例支付的物业费和水电费用，高飞英虽不予确认，但亦无法明确该笔款项对应的支出项目，故麦丽萍抗辩其已实际承担了该笔成本费用，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物料费2122元，高飞英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凭据，且其中2018年9月27日支付西科纹艺357元、玛尔奇美甲80元、柏爱诗睫妮美美甲美睫纹绣232元，确与双方经营项目有关，本院予以确认。但其另行在酸菜鱼店支付45元、付给郑钟全85元、付给博林43元等，均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而西科纹艺开具的收款1280元收据亦无付款凭据相对应，故本院不予认定。据此，本院确认2018年9月的经营成本费用为5500元+357元+80元+232元=6169元，相应对于高飞英应向麦丽萍支付的当月分红款项应计为（10703.8元-6169元）*49%=2222元。关于麦丽萍为经营店铺购买物品的费用负担问题。麦丽萍提供的淘宝购买记录反映其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间购买物品消费5842.5元，且相关物品与双方合作经营事项存在关联，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费用应由双方按比例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高飞英上诉提出其已按照交易习惯全部结清该部分费用，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转账情况，高飞英于2018年7月10日、7月14日分别向麦丽萍转账4406.68元、740元，但高飞英在原审期间已明确表示该两笔款系用以支付装修期间购买墙纸的费用，故不应在其他物品费用中扣减。另高飞英于2017年7月22日、8月20日分别向麦丽萍支付148元、54.57元，对该两笔付款麦丽萍未能举证证实相应的款项用途，故高飞英主张系支付案涉物品费用，本院予以采纳。据此，高飞英应当向麦丽萍支付的该部分经营费用共计为2979.68元-148元-54.57元=2777.11元。对于麦丽萍提出的其他付款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高飞英的上诉请求，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高飞英应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分红2222元给被上诉人麦丽萍；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上诉人高飞英应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经营费用2777.11元给被上诉人麦丽萍；五、驳回被上诉人麦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79元，由上诉人高飞英负担1702.6元，被上诉人麦丽萍负担27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28元，由上诉人高飞英负担1680.5元，被上诉人麦丽萍负担4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