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34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晨风路19号。法定代表人：袁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品一，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震鹏，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法定代表人：陆向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斌，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华，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戴连富，男，汉族，1965年6月29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原审被告：丁海明，男，汉族，1950年7月16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原审被告：郎溪县通达沥青拌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戴连富，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银行）、原审被告戴连富、丁海明、郎溪县通达沥青拌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郎溪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82民初6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圣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程序违法。1、本公司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印章系丁海明个人越权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意志。本公司全体股东对担保事项事前不知晓，事后明确不予以追认。虽然担保合同第15条第4款记载有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已经圣通公司有权机构决议通过的内容，但由于该担保合同为格式合同，签署时间与主合同为同一日，签订借款协议的同时其他股东就予以认可不合情理,江南银行也没有举证借款合同形成之时，本公司予以认可的证据。就涉案担保合同系江南银行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这一客观事实，能够证明本公司对担保事项不知晓。上诉人拒绝在续展借款单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更加表明，在原担保合同上加盖印章并非本公司意愿。2、江南银行主张担保合同有效，仍需继续完成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担保条款的设立恰恰证明江南银行对股东担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要件是明知的，却以提供格式合同的方式，通过丁海明及戴连富的越权操作，规避应承担的审慎审查义务。3、江南银行采用后补证据、“以贷还贷”等方式，将戴连富2015年4月30日形成的300万元“死贷”予以消灭，以达到平帐目的。上诉人对于300万元贷款的担保责任，由于戴连富的还贷行为消灭。4、江南银行提供的圣通公司董事会决议系伪造，上诉人请求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剥夺了上诉人合法的诉讼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为管理性规范，江南银行不需要承担审查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款的适用属于法律禁止性规范，明确了相对人的审慎注意义务，且该相对人义务为法定义务，应当通过审查来完成。而江南银行采用提供格式合同进行规避，审慎审查义务未完成。2、丁海明提供给江南银行的圣通公司章程系伪造，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开放，江南银行完全可通过查询完成审慎审查义务。在审慎审查义务未完成的情况下，应当适用最高院解释稿第一至五条的规定，由江南银行继续举证，否则应认定担保合同无效。被上诉人江南银行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丁海明二审述称：2018年9月7日前本人担任圣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戴连富因工程资金向江南银行借款，需圣通公司担保，我在征得圣通公司董事同意后为戴连富的借款提供了担保。圣通公司的公章是公司办公室加盖，因为公司董事都分散在各个项目上，所以公司各董事的签名由圣通公司办公室刁主任带着戴连富和江南银行的客户经理一同办理，之后转贷的手续和前述方式一致。原审被告戴连富、郎溪公司二审未作陈述。江南银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戴连富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995000元，支付截止到2018年5月10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为79890.84元，支付律师代理费110146元，以上合计人民币3185036.84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2、判令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对戴连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戴连富、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4月30日，江南银行与戴连富签订一份《最高额借款（信用）合同》，约定江南银行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在最高限额300万元范围内向戴连富发放贷款。同日，圣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海明向江南银行提供圣通公司章程一份，该份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七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决定对外融资、担保事宜”；章程最后一页有法定代表人丁海明及各股东签名；该章程第一页加盖圣通公司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丁海明签名确认。同日，丁海明还向江南银行提供了一份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载明：经股东会（董事会）商议，同意为戴连富向江南银行3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逾期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对被担保人在江南银行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意见书上有七名股东（董事）签名，并加盖了圣通公司公章。2015年4月30日，江南银行为甲方，与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为乙方各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对戴连富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的借款本息等在最高额300万元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第二款载明：“在上述期间内的任一时点，甲方可循环或不循环向债务人提供融资。乙方对甲方向债务人提供融资而形成的债权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履行期届满日是否超过上述期间，融资业务每笔的起止日、利率及金额等以主合同的借款凭证或相关债务凭证为准”；第一条第三款载明：“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第三条第二款载明：“甲方与债务人就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展期无须再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十条第四款载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包括以新贷款还旧贷而形成的贷款，对此乙方完全知晓”。2015年4月30日，江南银行向戴连富发放贷款300万元，并按戴连富指示将该款支付给案外人王光文，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4月29日。2016年4月29日，江南银行向戴连富发放了贷款300万元，用于归还2015年4月30日的贷款3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8.5‰，归还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2017年4月27日，因戴连富仅归还了本金5000元，剩余借款仍未能归还，江南银行与戴连富签订一份展期协议，将贷款299.5万元展期至2018年4月25日，贷款利率为年利10.32%，郎溪公司在该展期协议担保人栏内加盖了印章。现该笔贷款已逾期，截止到2018年5月10日，戴连富共欠江南银行借款本金299.5万元、利息79890.84元未归还。另2018年7月11日，江南银行与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110146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结合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圣通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同意担保意见书》系担保人圣通公司为其股东戴连富之负债向债权人江南银行作出的担保行为。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合同法及担保法的制约。案涉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根据相关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规定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当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董事）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董事）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股东（董事）决议上股东（董事）签名的真实性与否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股东（董事）决议上的签名不是股东（董事）本人签名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即使案涉《同意担保意见书》部分股东（董事）签字不是其本人书写，圣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丁海明超越权限订立保证合同及出具《同意担保意见书》，是否构成表见代表，江南银行是否善意，亦是本案担保主体责任认定的关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圣通公司提供给江南银行的《同意担保意见书》上的印章及签订担保合同时使用的公司印章真实，亦有其法定代表人真实签名，江南银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海明本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如果同意担保意见书存在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公司章程、股东（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同意担保意见书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同意担保意见书》上股东（董事）签名的真伪。因此，江南银行在接受作为圣通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丁海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圣通公司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圣通公司申请对五位股东（董事）签名进行鉴定，因江南银行无需对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的股东（董事）签字真伪进行实质性审查，圣通公司的鉴定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意义，故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圣通公司辩称其仅对2015年4月30日的贷款提供担保，2016年4月29日的贷款通过以贷还贷方式偿还了2015年4月30日的贷款，其担保已经解除，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证合同第一条第二款约定，圣通公司对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内的任一时点江南银行向戴连富循环或不循环提供的贷款均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4月40日、2016年4月29日的贷款均在合同约定期间内，圣通公司的担保责任并未免除。根据保证合同第十条第四款约定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以新贷款还旧贷而形成的贷款”，且旧贷和新贷是同一保证人，因新贷偿还了旧贷，消灭了保证人对旧贷的保证责任，由保证人继续承担新贷的保证责任，实质上并没有加重保证人的风险责任，故对于圣通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江南银行与戴连富之间的《最高额借款（信用）合同》，与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江南银行按合同约定向戴连富发放贷款，戴连富借款后应当按合同约定及时归还借款本息，逾期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证人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也应承担保证责任。江南银行要求戴连富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律师费，要求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戴连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江南银行归还借款299.5万元，支付利息79890.84元，承担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承担律师费110146元。二、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对戴连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81元，由戴连富、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负担（此款江南银行已预交，戴连富、丁海明、郎溪公司、圣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迳付江南银行）。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4月29日，江南银行与戴连富、圣通公司签订一份“周转易”贷款补充协议，就2015年4月30日江南银行与戴连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信用）合同》、与圣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未尽事项订立补充协议，约定圣通公司知晓戴连富办理江南银行“周转易”贷款业务，并按与江南银行签署的担保合同履行担保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圣通公司是否构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热规定，公布日期2005.10.27时效性已被修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圣通公司向江南银行提供的圣通公司章程、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具备相应的形式要件，承诺提供担保的函件得到当时圣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海明的签字确认，与江南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有圣通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签订保证合同时江南银行亦获得圣通公司相关董事会决议，形式上已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前述规定。圣通公司辩称该担保行为违反其公司章程规定，所涉董事会决议系伪造，且江南银行存在重大过错，但本案中的保证合同系时任圣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海明代表公司与江南银行签订并加盖了圣通公司的公章，没有证据证明江南银行在订立保证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圣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一代表行为系违反章程的越权行为，该代表行为应认定为有效，圣通公司应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即使案涉董事会决议签名不真实，也不影响圣通公司提供担保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对圣通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未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其次，关于圣通公司对戴连富以新贷还旧贷的贷款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圣通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承诺：“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内的任一时点，江南银行可循环或不循环向戴连富提供融资。圣通公司对江南银行向戴连富提供融资而形成的债权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履行期届满日是否超过上述期间，融资业务每笔的起止日、利率及金额等以主合同的借款凭证或相关债务凭证为准”，“江南银行与戴连富就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展期无须再经圣通公司同意，圣通公司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包括以新贷款还旧贷而形成的贷款，对此圣通公司完全知晓”以上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圣通公司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已明确作出允许借贷双方适当变更合同内容的承诺。虽然江南银行于2016年4月29日发放给戴连富的300万元贷款，用于归还了戴连富欠江南银行的旧贷，但此“借款用途”的改变，属于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以上承诺所接受和认可的变更范围，未增加圣通公司承诺的保证金额，并不违背圣通公司当初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借贷双方未将300万元用于归还旧贷的事实告知圣通公司，也不能认定构成对圣通公司的欺诈，况且圣通公司在“周转易”贷款补充协议上也加盖印章，据此圣通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至于对戴连富的欠款再次展期至2018年4月25日，虽然圣通公司未在展期协议上盖印，但因仍在保证合同约定期间内，故圣通公司的担保责任亦未免除。综上，一审判决关于《最高额借款（信用）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涉案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281元，由上诉人圣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翟 翔审判员  刘敬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