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24民初1370号 原告:伙某，男，1972年9月10日出生，彝族，四川省会东县人，公务员，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绍华，男，1989年2月2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居民，住四川省会理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由会东县鲹鱼河镇满银路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马某1，女，1984年9月10日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乡镇工作人员，现住四川省盐源县。 被告：马某2，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教师，住四川省喜德县。 被告：马某3（马某1之兄），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医师，住四川省喜德县。 原告伙某与被告马某1、马某2、马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绍华，被告马某1、马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马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伙某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返还结婚彩礼及借款281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三被告返还结婚彩礼261200元。事实及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10月，经韩军介绍认识，于同年12元按照农村习俗在西昌订婚，订婚时经中间人海德荣将20万元彩礼交付给被告马某2、马某3。2018年1月，被告马某1以服装钱为由再次向原告索要礼金12000元。2018年2月7日双方在会东举办了婚礼，婚礼当日中间人海德荣又给予被告马某2、马某349200元的礼金。双方举办婚礼后，被告马某1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与原告办理婚姻登记，甚至主动提出解除婚约。2018年4月，被告马某1向原告大嫂借款2万元后就外出工作，从未回过家中。原告××××年××月到西昌被告马某1处协商处理，但被告马某3告诉原告，如果要与被告马某1办理结婚登记，还需给付28万元的彩礼钱，原告于2019年7月又到喜德县城进一步协商，被告方又提出交28万元彩礼再办理结婚证。原告已无法再与被告及家人继续沟通。原告迫于无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被告马某1辩称：我们是经人介绍自由恋爱后订婚结婚的，我由于精准扶贫在盐源工作后就基本没有回去。彩礼钱20万元是订婚那天原告自愿给付的，并不是我家里人强迫原告给的，与我的家人是无关的。还有12000元的服装费，结婚是肯定要买衣服的，这笔钱不能算作彩礼。2018年2月7日举办婚礼给的那部分钱我不清楚。我在盐源扶贫原告也从未去看过我，也并未对我有所关心，由于工作忙及路程远的原因，我在婚后就没有经常回家了，所以我们才闹了矛盾。我并未说过要和原告离婚，是原告提出来要和我离婚，我是要求要与原告共同生活的，所以是不存在要退彩礼钱的，原告还应该支付我青春损失费。 被告马某3辩称:原告所说的并不是事实，我并未收到原告的彩礼钱，双方的婚姻是自由的。2018年原告所说的在西昌订婚的前一天我接到了所谓介绍人的电话说商量这个事情，我作为马某1的哥哥参与了这个事情。当时我把家里的电站变卖了之后我们三姊妹各分得30万元，马某1把最小的妹妹的30万元用完了。介绍人找到我后，我说我并不是马某1的父母，我只是代表我最小的妹妹要30万元的欠款。最后就说了是30万元的彩礼，订婚那天给20万元，到会东办酒给10万元，实际订婚那天收到14万元，第二天给了我们6万元，我返还了1万元给原告，实际只收到了19万元。到会东送亲队伍给的钱我是不清楚的，在结婚那天原告也并未给10万元的彩礼。后来原告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吵架了喊我去协调处理这个事情，我要求原告先把10万元的彩礼给付了，再处理他们两个的事情。后来原告找到我们协商解决他们离婚的事情，是原告不要马某1的，他们之前是存在事实婚姻的，我是没有收过原告的彩礼钱的，原告出的钱实际是帮马某1还账的，所以这笔钱是不应该由我来还的。 被告马某2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韩某、海德荣、陈明刚三人的证人证言三份，证明双方是经人介绍后有结婚的意愿办理了婚酒，原告支付了261200元的彩礼钱。被告马某1质证认为，200000元彩礼钱是收了的，49000元是原告封的红包，并不是给我的，我不清楚。被告马某3质证认为，49000元是彝族风俗给的红包，具体给了多少我并不清楚。证人证言是不足为信的，原告也没有一次性拿200000元给我们，实际是当天只给了160000元，之后又给了40000元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二被告认可收取原告彩礼200000元，故本院对被告收取原告彩礼2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庭审中，原告申请了证人海德荣、韩某出庭作证，证实了伙某与马某1订婚，双方协商需给付彩礼300000元，并于订婚当日将140000元交付给马某2，第二日将剩下60000元交付给马某3，共计给付彩礼200000元，剩余100000元未给付。原告在婚礼结束后给付了马某1亲戚朋友红包、车辆费用等合计49200元。 本院经审理，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马某1系被告马某3之妹，被告马某2系二人的叔叔。2017年10月，原告伙某与被告马某1经人介绍认识，双方通过沟通了解后于2017年12月23按照彝族风俗举办订婚仪式，经协商一致，原告需给付被告彩礼300000元。订婚当日原告将140000元交付给被告马某3，次日又支付60000元，原告共计给付彩礼200000元。2018年1月，在筹办婚礼期间，原告给付了被告马某112000元用于购买服装。2018年2月7日，伙某与马某1按照彝族风俗在会东县举办了婚礼，在婚礼结束后，伙某给付马某1的舅舅、叔叔等亲戚朋友红包及车辆费用合计49200元。双方举办婚礼后遂同居生活，后因被告马某1在外地工作，双方相处较少，造成相处不睦，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就解除婚约及退还彩礼事宜与被告方协商未果，遂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按照我国民间的一般风俗，男女双方在结婚前，通常男方会向女方父母或家人赠送订婚礼物，俗称彩礼。彩礼是当事人之间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赠予行为，决定彩礼是否返还，应以当事人是否已缔结婚姻关系为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的一方应当返还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伙某与马某1订婚时向马某1及其兄马某3支付了彩礼，事后因双方相处不睦，无法继续共同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并未实现，被告马某1、马某3理应退还原告伙某彩礼。收取彩礼一方应为女方的父母或家人，被告马某2系马某1叔叔，在收取彩礼的过程中仅为协助马某3收取，并非实际收取人，不应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故本院仅对原告要求被告马某1、马某3返还彩礼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马某3辩称，伙某给付的二十万元是用于归还马某1之前向其小妹借款三十万元的借款，并不是伙某给付的彩礼。本院认为，马某1向其小妹借款属于马某1个人行为形成的个人债务，伙某并无还款义务，且庭审中，伙某对此予以否认，故被告马某3的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退还彩礼具体金额的问题，原告主张要求被告退还其彩礼261200元，但从本案审理的情况来看，原告所诉请的261200元彩礼由订婚当日及第二日交付给被告方的200000元，于2018年1月给付马某1购买服装的12000元，2018年2月7日办理婚宴支付给亲朋好友的红包及车辆费用49200元构成。由于原告给付被告马某1的服装钱及在办理婚礼当日给付的红包及车辆费用均为双方办理结婚仪式时所需的合理支出，该两笔款项不属彩礼范畴，故本院确定原告实际支付的彩礼为200000元。考虑到原告伙某与被告马某1已按彝族风俗举行婚礼并共居生活了一段时间，故本院酌定由被告马某1、马某3返还原告彩礼180000元。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其彩礼2612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仅以被告马某1、马某3返还其彩礼180000元，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超出上述范围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某1、马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伙某彩礼180000元； 二、驳回原告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18元，减半收取2759元，由被告马某1、马某3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边绍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夏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