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81民初7301号原告：朱建红，男，1979年7月11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施，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震，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洪金，男，1966年3月11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红，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彩菊，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保连，男，1969年11月2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富，江苏曙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江苏曙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保卫，男，1957年1月21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被告：黄国强，男，1967年8月6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原告朱建红与被告王洪金、黄保连、吕保卫、黄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洪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彩菊、被告黄保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富、被告吕保卫、黄国强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被告黄国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建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以4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四被告系合伙关系，主要合伙经营长三角酒生意。2016年6月20日，四被告因购长三角酒需要资金，由被告王洪金出面向原告提出借款。由于原告当时并无资金可借，故被告王洪金请原告帮忙向案外人姜国华借款，借款期限从2016年6月20日到2016年7月20日，并承诺利息由其承担，同时愿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碍于朋友情面，原告便向姜国华借了40万元，后于当日按照王洪金的要求，将该款转到被告黄保连卡上（注：黄保连在合伙组织中负责财务、资金、内勤管理）。上述借款到期后，四被告未能按约归还借款本金。原告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四被告为了合伙事务而向原告借款，并实际用于合伙，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王洪金辩称，我与其他三被告一起合伙做酒生意，其中与黄保连、黄国强一起负责调配无息流动资金，我向原告借款时是以合伙做生意为由，但由于当时我个人没有经济实力，原告并未同意，后又由黄保连出面一起向原告借款才达成了借款事宜，但当时并未约定利息。被告黄保连辩称：1、借贷合同必须同时符合二个条件方能成立：双方达成借贷合意，资金的交付。答辩人没有与原告达成借贷合意，根据（2018）苏0481民初8565号案件庭审笔录第2页、第3页、第4页以及姜国华提供的借款协议、王洪金的担保人身份和王洪金提供的以酒抵债清单、（2019）苏0481民初5519号案件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第5页（原代陈述）明确原告与王洪金达成事实上的借贷合意，原告与答辩人也不存在资金交付，因此，原告起诉答辩人属于滥用诉权，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2016年6月20日接到本案被告王洪金的电话通知称他的合伙投资款人民币40万元他让一个叫朱荣的人转账支付，并请答辩人办理相关入账手续，答辩人当天已按规定办理相关入账手续（见收据，收据上有王洪金本人签名认可），该过程与原告提供的（2018）苏0481民初8565号案件庭审笔录基本一致。3、答辩人与本案其他三被告于2015年12月12日达成《合伙开发经销协议书》，该合伙协议约定答辩人负责财务、资金等工作，各合伙人的投资份额均于2016年6月20日到账（提供账册），收据和入账记录表明该40万元款项的所有人及使用人是被告王洪金，款项的性质是被告王洪金个人缴纳的合伙投资款。4、《合伙开发经销协议书》第二部分明确约定王洪金、黄保连、黄国强三人每人应当缴纳合伙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6月20日答辩人帮王洪金垫付投资款人民币60万元），该合伙协议约定了王洪金的工作是“团购业务”。5、如果被告王洪金2016年6月20日的投资款是借款，这是王洪金的个人行为，不是合伙组织的行为，与其他合伙人无关。6、被告王洪金2017年度在溧阳市人民法院诉讼地位是被告的案件有2起、2018年度8起、2019年到目前为止是4起，王洪金个人已经丧失偿债能力。被告吕保卫辩称：一、本案借款答辩人一直不知晓，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与答辩人有关联。根据《合伙补充协议》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包括任何人不得以经营长三角酒和合伙人的名义对外或银行借款，第七条规定谁违规出现问题由其本人承担一切责任。二、本案借款与答辩人无关联，黄保连、黄国强、王洪金为投资方，黄保连为投资方代表人，答辩人以技能和无形资产值不出资为干股，故与合伙所需资金无关。1、合伙之间的一切相关事宜由答辩人与黄保连确定为准，其他无效。2、依据合伙协议投资方负责提供无息自由资金占百分之七十五的分配股，答辩人以技能和无形资产值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分配股，首单进货款300万元，由投资方各投资100万元，所以答辩人不需要资金。因此原告汇入黄保连私人银行卡40万元是经营长三角酒的进货款不成立，应属个人借款行为。3、姜国华、朱建红、王洪金的借款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该协议第一条的借款用途没有注明。三、2016年8月8日已销售长三角酒回笼资金108万元，本案借款期止2016年7月20日，即使本案借款成立应当在收到销售款时及时归还原告，过期不还就不能以经营长三角酒为理由。四、答辩人与投资方已终止合伙。五、合伙期间的所有资金、经营利润和库存酒散伙后至今都在黄保连处。被告黄国强辩称，当时我们四个人合伙做长三角，每人投资100万，黄保连管财务，我们把钱打给他，打上去后我们就不管别的事了，都是按照约定做，原告起诉我们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做了总共3个月左右我就退伙了，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投资比例拿酒，另一个是我的投资份额由谁接盘，最后黄保连接手了，我就彻底退出了，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0日，原告朱建红及被告王洪金共同向案外人姜国华出具《借款协议》，约定朱建红作为借款人，王洪金作为担保人，朱建红向姜国华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至2016年7月20日，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执行，借款期限届满时借款人必须同时还清本息，如逾期不还，借款人需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向出借人支付逾期利息，协议未载明借款用途。同日，姜国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朱建红交付了40万元的款项，朱建红随即将该40万元转账交付至被告黄保连账户。2018年11月，姜国华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朱建红至本院，要求朱建红归还借款40万元并承担利息，该案案号为（2018）苏0481民初8565号。该案审理中，朱建红称：“我已经归还了十七万多，我的担保人王洪金跟原告姜国华是朋友，他说他做酒生意上面需要资金，他就带着我到姜国华那里，让我向姜国华借400000元资金，用于他的做酒生意上面，这些400000元的资金由担保人口头陈述自行承担，当时我也是抱着跟担保人是朋友关系帮他一个忙，后来就通过姜国华将这400000元的资金借了出来，打到我指定的账户上面，又通过王洪金指定的他的合伙人，打到王洪金合伙人的卡上的，合伙人叫黄保连，也是在当天2016年6月20日，后来王洪金一直跟我承诺这些钱由他自行承担支付给姜国华。因为我已经归还原告175000多元的借款，这个钱也不是我用的，我觉得不应该由我归还，不认可原告的诉请。因为当时王洪金生意做得很好的，所以当时他让我帮他向姜国华借钱，如果是他本人去借款怕姜国华认为他生意做得不好，他说他跟姜国华也是好朋友，我也是通过王洪金才认识原告姜国华的，所以当时也是出于意气用事帮了王洪金这个忙，当时借款时原告姜国华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可能不知道我是帮王洪金借的钱，但事后大概在2017年的样子我也跟姜国华说明了事情的缘由。我向黄保连账户转账是因为当时担保人王洪金跟黄保连合伙做生意，王洪金缺少资金，就让我向姜国华借款400000元，这个账户是王洪金提供的。”。朱建红关于其辩称的“我已经归还了十七万多”做出如下陈述：“我都是通过我朋友转账的，他都是一笔笔转的，要让他去查的，我朋友叫唐亚军，我让他转的，因为我没钱，本身这笔钱借了也不是我用的，我是帮担保人借的，担保人跟我承诺这笔钱不要我还，但是他没有还，我以为两年了他已经还了，但是没想到他没还，实际上王洪金是借款人，我是担保人，但是书面上写的是我是借款人，王洪金是担保人。因为原告一直催着我还，我跟唐亚军是朋友关系，唐亚军原来是帮着王洪金做承兑生意的，唐亚军跟我还有王洪金都是朋友，唐亚军协助王洪金做承兑，借款当时所有王洪金的资金流向由唐亚军掌握，后来原告就向我要钱，我就打电话给唐亚军，因为钱是他们用的，所以让他们还。”。同时，朱建红提供转账明细三份以证明其通过唐亚军和朱荣向姜国华转账归还124000元，通过交付承兑汇票向姜国华归还50000元，另主张王洪金因向姜国华出卖了价值11.28万元的酒，姜国华与王洪金口头约定以货款抵充借款，为此朱建红提供一份书面材料（朱建红称该材料是由王洪金出具的）。朱建红主张上述归还的款项中，10万元系归还的本金，74000元为归还利息，王洪金的货款为抵扣的本金。姜国华认可其与王洪金之间有关于酒的买卖关系，但不认可朱建红主张的抵销，且主张所归还的款项应先冲抵借款利息，未约定系归还的本金。在8565号案件庭审中，朱建红答辩：“对借款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朱荣是我妹妹，但是借款协议背面的账号不清楚是不是我写的；对借款协议背面的借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背面借条的钱已经归还了；对汇款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当时直接汇入我妹妹的账户的，是王洪金要求汇到我妹妹的账户，再通过我妹妹的手机银行转账到黄保连的卡上，他不知道我妹妹账号，但是知道我妹妹有手机银行可以转账，是我跟我妹妹说的，也是我要求原告将钱汇入我妹妹账户的。”。朱建红在庭审中请求将王洪金作为当事人追加，其称：“当时钱是打给黄保连的，我要求黄保连将这400000元支付给原告，担保人和黄保连合伙做酒生意，担保人叫我去原告那里帮他借400000元给他们做酒生意，就相当于他们借钱，但是是由我去向原告借。”。2018年12月29日，本院就8565号案件作出生效判决，该判决对朱建红辩称的已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王洪金已以货款抵充借款的意见没有采信，判决主文为：被告朱建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姜国华归还借款本息386563元（包括借款本金343261元及截止2018年11月20日的利息43302元）并支付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自2018年11月2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7月，朱建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王洪金、黄保连至本院，其在诉状中诉称：“2016年6月20日，两被告因合伙做酒生意需要资金，向原告提出借款。因原告当时没钱，被告王洪金便请原告出面向其朋友姜国华借款40万元……之后原告立即让朱荣将40万元按照被告王洪金的要求转账给了被告黄保连。”。该案案号为（2019）苏0481民初5519号，2019年9月5日，朱建红申请撤回起诉。在该案于8月12日的庭审中，王洪金答辩：“原告诉请认为王洪金请原告出面借款的事实王洪金不认可，至于该款项是怎么汇入黄保连账户，王洪金不知情，因此就本案来说，被告王洪金认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朱建红称：“原告根据被告王洪金的要求向案外人姜国华借款40万元，并于2016年6月20日将该笔款项通过妹妹朱荣的账号转账至被告黄保连的账号。”。对此，王洪金称：“关于朱建红实际是因王洪金授意打入黄保连账户，也是朱建红单方陈述。”。在该案于9月4日的庭审中，王洪金称：“书面材料上签字是我签字的，手机号码也是我的，内容都是他们写的，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他们说要做账去，我就没看签字。这笔40万元是我和黄保连向朱建红的借款，当时我和黄保连合作做酒生意的，收款信息账号都是黄保连给的朱建红，钱收了之后黄保连做账，整个资金都是用以运作长三角酒。”。本案庭审中，朱建红称：“因为当时该笔借款两个经办人王洪金、黄保连，我们以为他们两个人合伙，起诉后黄保连提供了合伙协议，我们才知道是本案四被告共同合伙经营的酒生意，因此我们在上一个案件中就撤诉重新起诉。王洪金当时向原告提出资金周转，说他们做生意需要资金，要求向原告借款，当时因为王洪金和原告关系比较好，原告手上没钱还帮忙出面帮王洪金周转一下，因为借款时间说只有一个月。”。另查明，四被告于2015年12月12日共同签订《合作开发经销“长三角”酒协议书》，约定：为开发华东地区总经销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公司）的“长三角”品牌酒，合伙人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利益共分、风险共担，股权明确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一、吕保卫负责五粮液公司协调、产品生产、营销策划的工作。黄保连、王洪金和黄国强负责提供调配无息流动资金。二、根据五粮液公司开发产品的要求（“长三角”酒购销协议书），首单购货300万元，保证金20万元，前期费用约5万元（依发票为准），共计325万元。其一、该产品周转资金：黄保连提供100万元；王洪金提供100万元；黄国强提供100万元；吕保卫垫付费用约5万元（待酒款回笼后报销）。上述每批次流动资金根据提供资金比例可在酒款回笼后提取，但要确保下批次购酒资金能到位。……四、合伙主要负责分工：黄保连负责财务、资金、内勤管理；王洪金和黄国强负责仓库、安全；吕保卫负责产品生产、营销业务。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朱建红主张四被告因合伙经营需要资金而向其借款40万元，作为出借人，首先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人范围，即证明其与四被告之间存在关于案涉借款的借贷合意。从朱建红提供的《借款协议》来看，出借人为案外人姜国华、借款人为朱建红、担保人为王洪金，因朱建红与王洪金在本案中明确了前述借款协议形成的缘由，故而明确了朱建红系出借人的身份，也即朱建红在前述8565号案件中陈述的“实际上王洪金是借款人，我是担保人，但是书面上写的是我是借款人，王洪金是担保人”。案涉借贷双方应为朱建红与王洪金，理由如下：1、朱建红并未提供借条、欠条等证明其与四被告存在借贷合意的债权凭证，仅仅以王洪金的确认以及40万元款项转账至黄保连账户的事实，不能作出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认定；2、朱建红主张在案涉借款发生之时，由王洪金出面并代表存在合伙关系的四被告。从上述罗列的关联案件庭审事实可以看出，朱建红在本案起诉前才搞清楚案涉的合伙人范围，其作为出借人，如果王洪金以合伙经营名义借款，朱建红在借款时至少应知晓合伙人的范围；3、朱建红在前述8565号案件审理中，已经明确“王洪金跟原告姜国华是朋友，他说他做酒生意上面需要资金，他就带着我到姜国华那里，让我向姜国华借400000元资金，用于他的做酒生意上面，这些400000元的资金由担保人口头陈述自行承担”，此为案涉借款形成的原因，即王洪金个人需资金而出借；4、朱建红在前述8565号案件中提交了由王洪金出具的书面材料并据此主张以货款抵销借款，王洪金在该书面材料中明确了“以上送货清单及货款由实际用款人王洪金提供”。从该事实可以看出，朱建红与王洪金共同向姜国华主张由王洪金向姜国华归还了部分借款，此案中朱建红未主张由案涉合伙人承担还款责任，只主张法院应追究黄保连的责任，但这也只是其因王洪金的指示将款项汇至黄保连账户，知晓黄保连与王洪金系合伙关系，认为“担保人和黄保连合伙做酒生意，担保人叫我去原告那里帮他借400000元给他们做酒生意，就相当于他们借钱，但是是由我去向原告借”。这里朱建红是搞错了法律关系，即使王洪金向其借款用于合伙经营，也不能以借款用途而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其他合伙人承担还款责任，因为这种突破并无法律规定。朱建红及王洪金向姜国华的共同主张恰恰符合客观事实，即王洪金系真正的借款人，那么其与姜国华口头约定抵销符合情理。5、根据四被告的合伙协议、黄保连提供的王洪金出具的收款收据并结合各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王洪金指示朱建红将案涉40万元转账至黄保连账户系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对王洪金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王洪金作为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朱建红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在判决时予以调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洪金在5519号案件中否认其与朱建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本案中又主张案涉借款系合伙之债，应由四被告偿还。如此反复，有违诚实信用，实属浪费司法资源，本院对此予以批评。考虑到四被告因合伙事务尚未清算，盼四被告遵守契约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处理好清算事宜。被告黄国强在庭审中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洪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朱建红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二、驳回原告朱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被告王洪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履行款交纳信息：户名：溧阳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溧阳天目支行，账号：62×××42。审判员  易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