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鄂01民再1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董红菁，女，汉族，1971年6月2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卉清，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深，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许静玲，女，汉族，1965年2月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经常居住地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克宗，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祥斌，湖北得伟君尚（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董红菁因与被申请人许静玲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鄂01民终7723号民事裁定及（2018）鄂01民终7723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9）鄂民申246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董红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卉清、许深，被申请人许静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克宗、刘祥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红菁再审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董红菁对项目具体内容和细节不知情，也无法得知，之所以向许静玲打款39万元，是因为许静玲再三向董红菁保证投资是安全的。董红菁未就本案向公安机关报案，不能单凭许利群、汪有信的单方陈述来认定事实，而且王启贵如何陈述不得而知。董红菁是与许静玲发生的法律关系。其资金是转给许静玲的，货币作为不特定物，在经过多次中转之后，不能判断直接流入王启贵账户，则应由许静玲返还给董红菁。2.原二审从董红菁收到18810元倒推董红菁39万元已进入汪有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显然不合理。许静玲作为39万元的收款人和保管人，理应对董红菁资金负有安全保证义务，也理应及时返还财物，而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处理。请求：1.撤销原二审裁定，判令许静玲向董红菁返还39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静玲负担。 许静玲辩称，法院调取了汪有信的刑事案卷材料，王启贵的身份情况和汪有信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董红菁之前做过类似投资项目，有理财知识，其投资39万元是经过考虑后才转款的，而且董红菁也收到投资后的第一笔利益，故董红菁称其不知道事实和细节不符合常理。董红菁和许静玲都是汪有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受害人，董红菁的投资款通过许静玲成为汪有信犯罪所得的一部分。董红菁和许静玲之间没有口头约定或书面合同，董红菁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董红菁转账许静玲也是备注“委托办理”，而且受委托理财的人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不只是转款，故董红菁是委托许静玲将39万元投资款支付给汪有信。原二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董红菁的再审请求。 董红菁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许静玲返还39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红菁通过他人介绍认识许静玲并获知许静玲有投资项目。2016年4月17日，董红菁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的银行账户向许静玲的银行账户（62×××73）转账支付投资款39万元。2016年4月20日，案外人王启贵（身份不详）通过网银转账向董红菁支付18810元。2017年9月13日，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案外人汪有信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3月5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1102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汪有信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设立镇江市某百货商贸有限公司，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不特定的公众宣传投资项目，吸引公众投资，所吸收的钱款均进入汪有信的个人银行账户。经统计，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其非法吸收公众投资共计人民币5.4亿余元。汪有信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董红菁为实现一定的利益，委托许静玲理财，并向其支付投资款。虽然许静玲辩称其代他人收取董红菁支付的投资款项并将此款汇入他人账户，而该笔款项与案外人汪有信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一案有关，董红菁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而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汪有信刑事案件的相关材料中亦无证据证明汪有信的非法所得包含涉案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许静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人民法院认定董红菁与许静玲之间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虽然投资有风险，但许静玲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全部亏损。现许静玲无法向董红菁支付理财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董红菁提出的判令许静玲返还投资款39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许静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董红菁投资款39万元。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被告许静玲负担。 许静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董红菁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董红菁承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7日，董红菁通过招行账号46×××71向许静玲的招行账号62×××73转账39万元。王启贵的公民身份号码为。2016年4月20日，王启贵通过招行账号62×××67向董红菁农行账号62×××77支付利息18810元。根据许静玲的陈述、许利群的证言以及银行流水单显示，董红菁的投资款转账给许静玲，许静玲转账给许利群，许利群转账给王启贵（工行账号62×××78）。董红菁用39万元购买每单金额为3900元的理财产品100单，许利群取得其中一单的第一周的返利190元，董红菁取得99单的返利18810元。根据汪有信的交代，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中，汪有信用其本人、朋友王启贵、母亲杨秀珍名义在工行、农行、建行、招行、中行、农商行等开卡12张左右作为收款账户，王启贵也帮忙返利。董红菁在民事起诉状中称：“2016年4月10日，张文丽告诉原告董红菁：她到被告许静玲家串门时，听到被告许静玲与许利群通电话，说有一个项目值得投资。”董红菁在一审谈话笔录中称：“具体项目不太清楚，被告告诉我一单3900元，每周返一次利”“没有收到被告支付投资利润，但2016年4月20日收到了18810元，付款人为王启贵”“我不认识王启贵，与他没有经济往来”“我认为应该是被告委托王启贵向我支付的投资款项”“就18810元这一笔投资利润”。另查明，2018年3月5日（2017）苏1102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汪有信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5月，许利群就包括本案在内的情况，向江苏省扬中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报案。2018年1月29日，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以许利群涉嫌京口镇江安高百货商贸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对许利群取保候审。 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许静玲举证、董红菁质证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他证据，结合全案基本事实综合评判后，认定上述事实。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董红菁、许静玲不存在口头的、书面的有关经营理财项目、收益等相应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本案所谓的“委托理财”仅仅是许静玲受董红菁之托将董红菁的39万元转到她们共同认可的他人的项目中去。因此，一审将本案确定为合同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董红菁在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在一审谈话笔录中的陈述表明，董红菁承认以下事实：理财项目每单3900元，付款39万元给许静玲购买100单，每周返一次利，在2016年4月20日收到以付款人王启贵的名义通过招行账号62×××67支付的“投资利润”18810元。董红菁于2016年4月20日收到的“投资利润”18810元的事实表明，以王启贵名义开立的工行账号62×××78、招行账号62×××67是汪有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使用的账号；许利群赚取了董红菁100单中一单的“利润”190元，董红菁收取的“利润”的构成是99×190元，董红菁的39万元已经进入汪有信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中，本案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处理。综上所述，许静玲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董红菁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150元，退还董红菁。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鄂01民终7723号之一民事裁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150元，退还董红菁”补正为“一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退还董红菁。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退还许静玲”。 原一、二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许静玲是否应当返还董红菁投资款39万元。 本案中董红菁的投资款和“投资利润”与王启贵的两个银行账号有关，且王启贵的账号确系用于汪有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许利群的报案材料也明确说明了董红菁这一笔投资款，故董红菁的39万元投资款已经进入汪有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是汪有信犯罪所得的一部分。董红菁诉请许静玲返还39万元，其主要证据是招商银行的交易明细和电子回单，但该39万元电子回单备注“委托办理”，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或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其后董红菁收到王启贵支付的“投资利润”，可以印证董红菁只是委托许静玲将39万元转到其认可的投资理财项目中，并且许静玲也完成了帮助转款事项。由于案涉款项与犯罪有关，董红菁的投资款应通过赃款追缴获得返还，即便董红菁没有作为汪有信刑事犯罪案件受害人直接获得赃款返还，也可在有新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二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18）鄂01民终7723号民事裁定及（2018）鄂01民终7723号之一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谢 迟 审判员 赵 军 审判员 刘汉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江秀惠      书 记 员 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