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终165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德国工业园格林路**。法定代表人：方达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霖，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思，湖南勤人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勋，男，汉族，1975年3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原审第三人：高成生，男，汉族，1977年2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祁东县。原审第三人：湘潭市星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金塘村桃园路村部**门面。法定代表人：高燎原，该公司董事长。湘潭县海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公司）诉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绿环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30日作出（2014）潭民二初字第776号民事判决书。碧绿环保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以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为由，于2016年9月17日作出（2015）潭中民二终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潭民二初字第77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海盛公司将债权转让给袁勋，故原告主体变更为袁勋。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6）湘0321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书，袁勋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以该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湘03民终3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湘0321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重审时，依法追加高成生、湘潭市星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达机电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8）湘0321民初1586号民事判决书。碧绿环保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碧绿环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霖、周思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袁勋、原审第三人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碧绿环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由袁勋承担本案诉讼、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债转股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债转股没有完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碧绿环保公司始终主张“债转股完成”，消灭了案涉借款及相关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债转股协议仅用于备案对双方没有约束力，进而认为相关债转股协议和回购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债转股”已经履行完毕。2.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和第三人未提交海盛公司取得星达机电公司股权的工商登记凭证和回购股权的支付凭证，因而认定债转股没有完成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债转股协议中“债转股”的特点是生效后原债权债务即告履行完毕；一审以上诉人没有提交回购股权的支付凭证而认为200万元及相关利益没有全部转为股权，错误对待了上诉人的真实抗辩主张，违法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根据约定，只要签订《债转股协议书》，就对海盛公司的待转股债权、担保权益及其时效发生法律效力。到目前为止，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都没有撤销协议书。3.一审判决以仲裁调解协议与（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仲裁调解书来否认债转股完成消灭了债权，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2014年5月21日的仲裁调解协议，隐瞒了三方已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债转股协议并即时生效的事实，隐瞒了债权及其相关利益已经全部转为股权的事实；（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仲裁调解书完全根据《仲裁调解协议》而作，同样隐瞒了上述事实；仲裁调解协议和调解书未经上诉人签字同意，上诉人不知情，不认可。4.一审判决书认定“协助星达机电公司在相关部门披露备案信息”的事实错误。签订协议后必须进行披露，不存在协助一说。二、一审判决“因2014年5月21日海盛公司和第三人所达成的仲裁调解协议重新确认了第三人高成生的还款义务及星达机电公司的保证义务，债转股协议也被仲裁调解协议所取代，也未加重碧绿环保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的保证责任，亦不构成免除保证责任的法定理由”的分析，没有法律依据，也恰好证明了上诉人“债权和相关利益已经全部转为股权”的主张。三、一审法院认为“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海盛公司单方面篡改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变更解决争议的方法，签订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改变还款方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海盛公司未经上诉人同意，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由诉讼改为仲裁；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私自变更了还款方式，上诉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四、一审判决基于（2018）湘03民终342号民事裁定书将高成生列为第三人，程序严重违法。该裁定书第二次发回重审违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禁止性规定和立法原意；违反了最高法2015年后对一百七十条第二款适用完全统一的司法要求；发回重审的理由也严重违法，高成生既不是第三人也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将高成生追加为第三人，违反了系列法律中关于共同被告的规定。袁勋未到庭，提交了书面答辩状辩称：一、原上诉人保证合同指向的债务依然存在。1.（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仲裁调解书已进入执行，因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形式结案；2.上诉人称高成生对被上诉人200万元借款及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通过星达机电公司与海盛公司的债转股协议已清偿完毕，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没有证据表明本案所涉碧绿环保公司担保的第三人高成生的200万元及利息的借款包含在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签订的债转股协议涉及的400万元债务之中。即使存在关联性，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也属于无效合同且已经被合法解除。事实上，在双方共同确认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后，第三人星达机电公司也在天津股权交易所实际进行了虚假披露的行为，公告宣称与海盛公司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其目的在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损害参与天津股权交易所对星达机电公司股权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根据2014年5月21日海盛公司与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签订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条，各方经湘潭仲裁委作出的（2013）潭仲调字第258、259号仲裁调解书中也确认，高成生向海盛公司还款方式为现金支付。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这两份无效合同在2014年5月21日、22日已经解除，高成生向海盛公司的债务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仍待清偿。即使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有效，也仅仅是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关于如何承担担保责任的并未得到实际履行的协议，债权转换为股权并未实际完成，高成生向海盛公司的债务仍未得到清偿。二、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保证合同中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1.海盛公司从未放弃过对上诉人保证责任的追究；2.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不是对海盛公司和高成生借款合同中还款方式的改变。综上，第三人高成生对海盛公司也即被上诉人袁勋的债务没有履行，上诉人作为保证人所担保的上述债务依然存在，其所称的免除保证责任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袁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的借款20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判令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所借款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袁勋借款利息至还清之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支付袁勋实现债权的费用6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碧绿环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4日，海盛公司与高成生签订了编号为：海盛流借字（2013）第796号《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约定：高成生向海盛公司借款200万元，月利率为13‰，借款期限为3个月（即从2013年7月24日起到2013年10月24日止）。同日，碧绿环保公司与海盛公司签订了海盛流保字（2013年）第796-2号《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约定，碧绿环保公司为高成生所借海盛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及争议解决方式（向海盛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及保证期间“两年”。同时，第三人星达机电公司与海盛公司签订了海盛流保字（2013年）第796-1号《保证合同》，合同内容和海盛公司与碧绿环保公司所签订的海盛流保字（2013年）第796-2号《保证合同》内容相同。上述合同签订后，海盛公司于2013年7月24日向高成生发放了200万元借款。借款逾期后，袁勋多次向高成生及碧绿环保公司催款未果，海盛公司根据与高成生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于2013年11月13日向湘潭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仲裁过程中，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就海盛公司所享有的债权400万元（即高燎原、第三人高成生各借款200万元）转为星达机电公司的股权签订了债转股协议书及股权回购协议书，双方约定债转股协议书经星达机电公司股东会议通过后生效。申请人海盛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撤回对碧绿环保公司的仲裁申请。2014年5月21日，海盛公司、高燎原、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四方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及股权回购协议仅用于天津股权交易所备案，对双方没有约束力”。2014年5月22日，海盛公司与第三人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湘潭仲裁委员会于当日作出（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高成生在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海盛公司支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24万元及申请人为实现债权的费用6万元，共计230万元”。仲裁调解书生效后，海盛公司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涉案众多，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海盛公司亦不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4）潭中执字第15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湘潭仲裁委员会（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14年11月11日，海盛公司就其与碧绿环保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1、第三人高成生及星达机电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作为本案的主体参与诉讼。2、碧绿环保公司辩称其在不自愿、被欺骗的情形下和海盛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的辩论意见因无相关证据证实，故不予采纳。3、碧绿环保公司亦辩称海盛公司在湘潭仲裁委员会撤回了对碧绿环保公司的仲裁申请，未经碧绿环保公司同意，单方篡改借款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且因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借款合同中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已归于消灭，不应承担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的辩论意见，因海盛公司和碧绿环保公司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而非仲裁，碧绿环保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管辖异议后，海盛公司撤回对碧绿环保公司的仲裁申请并选择诉讼的争议解决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且碧绿环保公司和第三人并未提交海盛公司已取得了星达机电公司股权的工商登记凭证及星达机电公司回购股权的支付凭证；2014年5月20日的债转股协议按约定应经星达机电公司股东会决议后生效，但2014年5月21日海盛公司、星达机电公司、高成生、高燎原四方约定“债转股协议仅用于备案，对双方没有约束力”，故相关债转股协议和回购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系协助星达机电公司在相关部门披露备案信息，又因2014年5月21日海盛公司和第三人所达成的仲裁调解协议重新确认了第三人高成生的还款义务及星达机电公司的保证义务，债转股协议也被仲裁调解协议取代，也未加重碧绿环保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的保证责任，亦不构成免除碧绿环保公司保证责任的法定理由。综上，碧绿环保公司请求驳回袁勋诉讼请求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海盛公司与主债务人高成生达成的仲裁调解书中确认高成生至2014年5月20日止欠袁勋借款利息24万元，明显低于袁勋在本案中对碧绿环保公司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即判决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所借款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至还清之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当由碧绿环保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超出上述范围的利息，加重了碧绿环保公司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勋要求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支付袁勋实现债权的费用6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以实际发生为准，因袁勋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实现债权费用的产生情况，因此，对袁勋的相应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海盛公司与主债务人高成生在湘潭仲裁委员会达成（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调解书后，未能提供高成生是否已按上述调解书支付原告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的证据，故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应付海盛公司的债务应在高成生所欠海盛公司的借款本息共计224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碧绿环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高成生追偿。判决：一、由被告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第三人高成生应对原告袁勋支付借款本息共计224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高成生追偿；二、驳回原告袁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280元，由袁勋负担1000元，由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728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债转股协议的效力问题。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了债转股协议书和股权回购协议书，债转股协议书中约定，“若在债转股完成日前本协议被解除，甲方的待转股债权、担保权益及其时效将自动恢复至本债转股协议签订前的状态”。股权回购协议书中约定，“本协议不论签署时间如何，股权回购日期都为2014年9月24日支付回购款”。2014年5月21日，海盛公司、高燎原、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四方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海盛公司）与丁方（星达机电公司）另行签订债转股协议书及股权回购协议书。协议书仅用于天津股权交易所备案，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四方均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在签订债转股相关协议一天后，又达成该协议仅为备案而无约束力的合意，且星达机电公司实际上始终未将海盛公司作为股东在工商局进行登记备案,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将海盛公司记载于星达机电公司的股东名册，故海盛公司并不具有星达机电公司的股东身份；在2014年9月24日前，海盛公司与第三人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已于2014年5月22日达成仲裁调解协议，重新确认了第三人高成生的还款义务及星达机电公司的保证义务。根据上述事实，可见双方均没有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愿，双方签订的债转股协议书及股权回购协议书系虚假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据此，应当认定债转股协议无效，无效的协议自始没有约束力。事实上，本案所涉债转股协议也未实际履行，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高成生于2014年5月22日达成仲裁调解协议，并由湘潭仲裁委员会出具了（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调解书，该调解书已发生了法律效力，海盛公司根据该调解书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因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涉案众多，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海盛公司不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法院裁定终结湘潭仲裁委员会（2013）潭仲调字第258号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因此，海盛公司享有的债权并未得到清偿，海盛公司与高成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碧绿环保公司提出债转股协议签订后股权转让已完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碧绿环保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碧绿环保公司与海盛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高成生所借海盛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做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海盛公司、高成生、星达机电公司之间达成的仲裁调解，并未加重高成生的债务，不涉及加重碧绿环保公司的担保责任。碧绿环保公司与海盛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没有对“未告知碧绿环保公司则免除担保责任的情形”作出约定，故碧绿环保公司提出“仲裁调解协议和仲裁调解书未经其签字同意，不知情，不认可该协议，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与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碧绿环保公司不能以此作为否认调解书效力和免除其保证责任的依据，应当依法承担本案连带担保责任。三、本案的程序问题。1.关于追加第三人。碧绿环保公司称高成生的债务已因海盛公司与星达机电公司之间的债转股协议归于消灭。本案所涉债务是否存在的事实为案件裁判的关键事实，为查明该事实，明确高成生的债务是否已经清偿，将直接影响碧绿环保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及若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高成生的追偿权问题。为减少诉累，化解纠纷，追加高成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一审判决也依法确认了碧绿环保公司对高成生的追偿权。2.关于二次发回重审。本院第一次发回重审是由于事实不清原因，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次发回重审是由于需要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原因。程序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弥补性，如不再次发回重审将严重损害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可能导致判决错误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第二次发回重审系从保护各方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出发作出的审慎处理，并未损害各方权利。综上，碧绿环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80元，由上诉人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立兵审判员  张雪强审判员  罗 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何霖书记员李丹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