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初3437号原告：胡青春，男，1965年4月22日出生，新加坡国籍，住新加坡。原告:高春和，男，194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现住新加坡。原告：高静，女，1971年8月14日出生，新加坡国籍，住新加坡。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方，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玲，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法定代表人：牟宗皓，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萍，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莉，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与被告南京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方、邬玲，被告远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萍、唐晓莉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2744700美元（以本案起诉日的汇率1：6.8816折合为人民币18887927.52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2721000美元。事实和理由：2008年12月6日，远洋公司与胡青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远洋公司以指定的岸外公司名义，与胡青春共同在新加坡投资设立经营管理公司南远（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英文名：NASCO（Singapore）PteLtd，以下简称南远新加坡公司），经营管理那斯公司（英文名：NASBULKLIMITED.BVI），并从事船运相关业务；南远新加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美元，其中，远洋公司指定的岸外公司投资350000美元，持有70%的股权，胡青春投资150000美元，持有30%的股权，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红利分配权和承担相应亏损；如需再设立其他岸外公司，双方同意参照南远新加坡公司的投资比例及议事规则重新设立；如有纠纷，适用中国法律，并由合同签订地（中国南京市下关区）法院管辖。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由胡青春与远洋公司指定的岸外公司南远维京公司（英文名：NANJINGOCEAN（BVI）CO.LIMITED）于2009年1月5日设立了南远新加坡公司，由高春和（系胡青春岳父）与南远维京公司于2009年1月2日设立了那斯公司，由高静（系胡青春妻子）与南远维京公司于2010年7月28日设立了新海洋公司（英文名：SINOCEANSHIPPINGINC.PANAMA）。2011年4月，南远新加坡公司投资设立金沙公司（英文名：NASCOSANDPTELTD）。胡青春为上述各合资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合资公司的运营。2012年1月4日，胡青春、高春和、高静与远洋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已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于2009年1月设立了南远新加坡公司（含那斯公司和新海洋公司），并约定：“一、关于股东会决议：需由股东会作出表决的事项，必须经持有新加坡公司75%表决权的股权通过方有效；二、关于股权转让：转让价格双方可以参照当月财务报表净资产或第三方评估协商，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三、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规定，并由合同签订地（中国南京市下关区）法院管辖。”2012年6月至2012年8月期间，远洋公司滥用大股东优势地位，采取解除胡青春总经理职务、更换胡青春银行签字权，将公司办公地址移至中国南京等方式，使得原告失去了对合资公司的银行账户、财务资料的知情权，并擅自处置了四家合资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新海洋公司名下价值2850000美元的船舶，以及那斯公司银行账户中的现金约3000000美元）。2013年5月，远洋公司未得到高静同意，擅自将南远维京公司持有的新海洋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远洋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截至2012年5月31日，原、被告合资设立的四家公司的帐面净资产为9149000美元。原告暂以四家合资公司30%的股权和四家公司帐面净资产的30%核算损失为2744700美元。被告远洋公司辩称：一、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问题。1.从原告陈述可知，案涉四家公司的股东不同。如果本案存在损害赔偿问题，远洋公司对每家公司的股东作出何种侵权行为，该四家公司的股东各应获得的赔偿金额，应由四家公司的股东分别提起诉讼。因此，原告将四家公司的股东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缺乏依据。2.案涉公司的股东分别是三原告和南远维京公司，并非远洋公司。南远维京公司是独立法人，因此，本案被告不适格。3.从原告陈述可知，本案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清算责任纠纷以及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三原告就涉及四重案由的纠纷提起一个诉讼，违背了“一事一诉”的原则。4.即使原告所述事实和损害均发生，也应通过合法途径对损害进行审计，原告不能仅以公司银行帐户净值主张损失。只有公司清算后，偿付了债务，剩余财产才是股东应享有的权益。二、原告主张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害事实。关于原告所述侵犯其股东知情权的问题，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公司提出过知情权请求且未经批准。关于原告所述擅自出卖公司资产的问题，经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后才对外出售船舶等相关资产。关于原告所述侵犯股权优先购买权的问题，被告有证据证明召开过股东会，只有高静未同意，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关于原告所述远洋公司擅自解除胡青春总经理职务等，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聘用或者解聘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等。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所涉纠纷均发生在2012年6月至8月，双方之间最后一份邮件发生在2013年，之后双方再未就案涉问题进行过交涉。因此，本案已经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一、《投资合作协议》。该组证据用以证明2008年12月6日，远洋公司与胡青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第二组：证据二、南京远洋（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远香港公司）周年申报表。证据三、南远维京公司证明书。证据四、南远新加坡公司企业档案。证据五、那斯公司证明书及高春和股权证明文件。证据六、新海洋公司证明书以及高静股权证明文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三原告与远洋公司指定的岸外公司南远维京公司设立了三家合营公司；三家合营公司的持股比例以及议事规则均依照《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第三组：证据七、三原告与远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据八、原、被告双方往来函件共四份。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三原告与远洋公司确认已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设立了南远新加坡公司、那斯公司和新海洋公司；南远维京公司于2009年1月设立；2.该补充协议对股东会决议表决方式及股权转让问题作出约定；3.双方通过邮件再次确认了《补充协议》的约定；同时，双方确认了公司所有该等决定或行动须经三名董事一致书面批准。远洋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上述函件确定的表决规则。第四组：证据九、原、被告双方往来函件共五份。证据十、2012年6月20日南远新加坡公司及新海洋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签到表各一份。证据十一、2012年8月14日高春和在新加坡的报警记录。证据十二、2013年5月13日高静的声明；2013年5月13日新海洋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远洋公司存在以下违约行为：1.在新海洋公司的股东兼董事高静、那斯公司的股东兼董事高春和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远洋公司将公司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字人变更为远洋公司指定的人员，排除了原告对公司主要资产的知情、管理和控制，违反了《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2.在未征求公司其他股东和董事同意的情况下，远洋公司将新海洋公司的主要资产，即一艘船舶进行变卖，所得价款不知去向；3.远洋公司违反《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公司章程及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转让股权时，要求公司股东在两天内回复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且在四天内支付全部价款1995000美元；4.报警记录显示2012年8月8日远洋公司将那斯公司账户的2000000美元转出。第五组：证据十三、南远新加坡公司、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和金沙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该资产负债表由远洋公司的财务人员交给原告。证据十四、2012年7月18日那斯公司在澳新银行账户余额信息截图。证据十五、新海洋公司卖船报告，系电子杂志刊载内容。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截至2012年5月31日，原、被告双方合资的四家公司的帐面净资产为9149000美元；2.原告的损失暂以四家合资公司截至2012年5月31日的帐面净资产的30%核算为2744700美元。第六组：证据十六、《备忘录》及《南远（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与细则》。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双方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当日，就合资公司设立事宜以及合资公司章程事宜签署了文件，系双方合作协议的一部分，远洋公司的行为违反《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南远（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与细则》的规定，应承担相应责任。第七组：证据十七、澳新银行的函件两份及附件一份。该组证据用以证明：2012年6月，远洋公司未经原告同意，单方变更了那斯公司及新海洋公司在澳新银行账户的有权签字人，强行控制了合资公司的主要资产。第八组：证据十八、2012年10月19日新海洋公司股东会决议草稿。该组证据用以证明：2012年10月19日，南远新加坡公司召开股东会；南远新加坡公司由南远维京公司实际经营，且拆船款由南远维京公司实际控制，该次会议并未形成有效决议。第九组：证据十九、2015年至2018年期间，原、被告双方的往来邮件五份。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自2013年5月远洋公司违约将其持有的新海洋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后，原告一直持续主张权利，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第十组：证据二十、2012年6月5日远洋公司财务人员张爱民发给胡青青的邮件及附件。邮件内容系涉案四家合资公司的财务报表。该份证据是对证据十三的补充，两份证据在数字上略微有差异，是因为远洋公司对财务报表结合相关实际情况作了调整。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截至2012年5月31日，涉案四家公司的净资产（股东权益合计）为9070394.53美元。第十一组：证据二十一、那斯公司及新海洋公司在澳新银行的5月份对帐单三份。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截至2012年5月31日，那斯公司在澳新银行的账户余额为1625918.40美元、964827.62新加坡元；新海洋公司在澳新银行的账户余额为494913.05美元。该组证据是对证据十三、证据十四及证据二十的补充，用以证明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以及两公司账户余额。第十二组：证据二十二、2012年9月19日牟陵的证词，证据来源为高春和诉南远维京公司、牟陵、徐传光以及那斯公司案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确定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为以下五份文件：《投资合作协议》、《备忘录》、《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补充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根据牟陵证言第31项内容，牟陵确认争议的主体是胡青春和远洋公司，高春和及南远维京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参加人，说明被告承认本案系争内容发生在原、被告之间，并应当由中国法院管辖。第十三组：证据二十三、南京市石城公证处（2019）宁石证民内字第2086号公证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高春和在维京群岛提起以牟陵、徐传光、南远维京公司及那斯公司为被告的诉讼是真实存在的。第十四组：证据二十四、南京市石城公证处（2019）宁石证民内字第3067号公证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违约行为发生后，原告不间断向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被告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无依据。第十五组：证据二十五、南京市石城公证处（2019）宁石证民内字第3066号公证书，系2013年5月1日，东加勒比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维尔京群岛商业部作出的判决书，以及2014年1月15日，上诉法院裁定。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原告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2.被告行为违反了《投资合作协议》，属于违约行为，原告有权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第十六组：证据二十六、2009年4月18日远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013年7月26日远洋公司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该组证据用以证明陈祥旺是远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向陈祥旺发送邮件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被告远洋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亦不认可，南远香港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及证据六，系境外形成的证据，但未经公证认证，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八、证据九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十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该董事会决议可知，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远洋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对证据十二中的2013年5月13日声明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均不认可；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十五，因未经公证认证，对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且备忘录的一方是南远香港公司，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七的真实性认可，远洋公司依据公司章程和协议更改银行签字权，不存在违约情形；对证据十八，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未实际形成，无法律效力；对证据十九，对除2018年6月29日的邮件真实性不认可外，对其他四份邮件的真实性认可。但即使邮件是真实的，原告并未提出明确诉求，也看不出与本案有关，仅凭该些邮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对证据二十，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原告也未将附件内容提交完整；发件人张爱民是南远新加坡公司的财务经理，该邮件并非远洋公司发送；该报表是胡青春作为总经理期间产生的，不能以账面资产证明公司净资产，四家公司之后还一直经营；对证据二十一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明的公司存款不是公司净资产或股东权益，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赔偿的依据；对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1.公司成立之前，股东签订的协议等材料，仅规制案涉公司如何设立、组织架构等；案涉公司成立后，公司所涉股东、公司自身事务应以公司章程及公司设立后签订的文件为依据；牟陵个人观点不能作为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衡量依据；2.原告对本案诉讼主体的认识是错误的；3.案涉纠纷因原告而起，因原告擅自撤销远洋公司委派人员；4.原告认为远洋公司撤销其总经理职务，但其总经理职务的撤销经过董事会决议，因此并非远洋公司做出的违约行为；对证据二十三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十四至证据二十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远洋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一、2012年6月5日13：09袁丽林致胡青春的邮件。证据二、2012年6月6日17：28袁丽林致胡青春的邮件。证据三、2012年6月6日18：56袁丽林致胡青春的邮件。证据四、2012年6月7日17：31袁丽林致胡青春的邮件。证据五、2012年7月18日15：28袁丽林转发给胡青春的卢宗林邮件、卢宗林的投诉信，并附牟陵的处理意见。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胡青春违约解除卢宗林和张爱民的就业证，不给其发放工资、医药费及回国路费，导致两人无法工作。第二组：证据六、2012年6月7日17：22袁丽林致胡青春的邮件。证据七、2012年6月26日18：09的邮件。证据八、2012年6月29日11：36的邮件。证据九、2012年7月4日13：03的邮件。证据十、2012年7月4日11：32的邮件。证据十一、2012年7月11日11：44的邮件。证据十二、2012年7月26日18：21的邮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由于胡青春违约，公司董事长召开董事会，公司及董事长多次致函原告，希望原告遵守双方合约，并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最终因原告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经营。第三组：证据十三、2012年6月9日11：26的邮件。证据十四、2012年6月9日11：28的邮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南远新加坡公司对原告6月6日的邮件进行反驳，指出其曲解了其6月6日邮件的内容。第四组：证据十五、2012年8月8日17：28的邮件。证据十六、2012年8月14日17：04的邮件。证据十七、2012年8月27日15：19的邮件。证据十八、2012年8月27日15：20的邮件。证据十九、2013年2月16日16：41的邮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因原告违约，远洋公司希望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办公地址迁至南京，通过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在南京工作以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但未成功实施，所有资料均被原告扣押，导致远洋公司无法知晓案涉公司的财务状况。第五组：证据二十、2012年9月18日的邮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尽管原告违约，但远洋公司还是试图采取各种途径让公司继续经营，并不存在原告所述违约行为。第六组：证据二十一、2013年5月9日12：37的邮件。证据二十二、2013年5月10日17：03的邮件。证据二十三、2013年5月11日16：36的邮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由于原告违约，公司无法经营，在高静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远洋公司将股权转让。第七组：证据二十四、2012年2月10日14：42的邮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新海洋公司船舶的转让得到股东、董事一致认可，不存在远洋公司擅自对外转让的情形。第八组：证据二十五、2012年1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该份协议中，签字方只有胡青春和牟陵，而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上还有高静和高春和的签名。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远洋公司对于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可，但不认可高静和高春和的签字，新海洋公司不受《补充协议》的约束。原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些邮件均为远洋公司单方发送，陈述的事实不完整、不客观；且在证据一中提到“合作双方约定的章程和议事规则”，说明《章程大纲与细则》是双方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从该些邮件内容来看，《章程大纲与细则》是双方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该些邮件可以证明远洋公司明确南远维京公司、牟陵及徐传光的行为均“按照公司章程、备忘录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远洋公司擅自转让股权存在违约情形，原告在新海洋公司的权益有828000美元，原告诉请有事实依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邮件内容及证明目的；远洋公司处置公司重大资产未明确告知原告，股东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胡青春和牟陵签完协议后，由胡青春将《补充协议》带回新加坡，再由高春和及高静签字的；高春和及高静是代胡青春持有两家公司股份。对双方当事人就对方所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直接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至证据六、证据十四、证据十五均系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且被告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其他证据，本院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2月6日，远洋公司（甲方）与胡青春（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欲以自己指定的案外公司与乙方在新加坡共同投资设立一家经营管理公司，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一、合作模式1.甲方以指定的案外公司名义与乙方共同投资，在新加坡设立南远新加坡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2.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美元，双方以货币形式出资，甲方指定的岸外公司投资350000美元，乙方投资150000美元，并按照投资比例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即甲方指定的岸外公司持有合资公司70%的股权，乙方持有合资公司30%的股权。3.公司的经营管理（1）经营管理：那斯公司（2）海事服务……4.合资公司设立后，公司的经营、重大项目的决策等，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的表决权。5.投资公司共设3名董事，甲方委派2名，乙方委派1名，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方如果需更换董事的，应提前10天书面告知另一方，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6.公司的日常经营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7.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红利分配权和承担相应的亏损。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有权委派董事、财务负责人及出纳。……三、乙方的权利1.有权委派董事。……四、其他约定1.双方一致同意，仅设1名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按相关法律规定独立设立公司账户。为有利于投资公司日常工作的有序开展，甲方委派一名出纳和财务负责人。2.总经理应按照董事会的责任制考核办法，履行各项职责，并对董事会负责。……4.根据合资公司的发展情况，如果需要在海外再设立其他的岸外公司，双方同意仍参照合资公司的投资比例及议事规则，重新设立。五、违约责任……2.一方委派的董事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或其他严重失职行为，给合资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委派方的股东应按实际损失赔偿给合资公司，并重新委派合适的董事。六、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即开始办理注册新加坡公司的相关事宜。双方一致约定在公司注册时，双方均应将注册资本全部到位。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一致约定适用中国的法律规定，并由合同签订地的法院管辖。2012年1月4日，远洋公司（甲方）与胡青春（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08年12月6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并于2009年1月在新加坡成立了南远新加坡公司（含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以下合称“新加坡公司”），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现就相关事宜补充约定如下：一、关于股东会决议：需由股东会作出表决的事项，必须经持有“新加坡公司”75%表决权的股权通过方有效。二、关于股权转让：转让价格双方可以参照当月财务报表净资产值或第三方评估价协商，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并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该协议的甲方签字人为牟陵，乙方签字人为胡青春。原告陈述，该协议由牟陵和胡青春在南京签字后，胡青春将该协议带回新加坡，再由高春和及高静签字。2012年2月9日，新海洋公司的一份文件载明：“董事会：由于航运市场持续低迷，公司“SINOCEAN”轮吊杆速度慢，无抓斗，吨位偏小不适合进行黄沙的运输，且由于船龄老，目前在其他市场运营平均日租金也只有每天2000-3000美元，已经远低于该轮的管理成本。建议作为废钢船卖船处理以止亏。以上请董事会批示：”该文件由胡青春、徐传光与牟陵签字。2012年2月10日，袁丽林向胡青春发送邮件称：“胡总：您好！有关SINOCEAN轮卖船的董事会决议已经签好，请您查收。谢谢！”2012年6月6日，牟陵、徐传光作为南远新加坡公司董事，致函胡青春：“您以公司方名义做出任何决定或者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您必须向我们两人给出至少7天的书面通知。另外，所有该等决定与/或行动必须得到我们全体的一致书面批准。”同日，南远维京公司作为南远新加坡公司股东，致函胡青春：“您以公司方名义做出任何决定或者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您需要向公司方全体董事，亦即牟陵先生和徐传光先生给出至少7天的书面通知。另外，所有该等决定与/或行动必须得到所有3名董事的一致书面批准。”2012年6月7日，胡青春作为南远新加坡公司总经理致函牟陵及徐传光：“本人同意你们的立场，亦即，同公司方有关的一切决定与/或行动必须得到公司方所有3名董事的一致书面批准。”同日，胡青春作为南远新加坡公司股东、高春和作为那斯公司股东、高静作为新海洋公司股东致函南远维京公司：“本人同意你们的立场，亦即，同公司方有关的一切决定与/或行动必须得到所有众公司全体董事的一致书面批准。”2012年6月9日，南远维京公司致函胡青春：“请您仔细阅读我们的通知的内容，其中没有‘这些公司必须立刻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并且只能在给全部董事至少7天通知后才能重新开展经营活动’的内容。我们没有给你或者公司通知要停止公司的经营活动，您对通知内容的解释是完全不准确的和具有误导性的。作为公司的董事，您应当知道代表公司做的任何决定和/或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有董事会的授权。我们2012年6月6日的通知是为了确保您能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同日，牟陵、徐传光作为南远新加坡公司的董事，向胡青春发送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邮件。2012年6月20日，南远新加坡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在银行的有权签字人由胡青春先生和卢宗林先生变更为卢宗林先生和陈永定先生,牟陵先生和徐传光先生两票赞成，胡青春先生一票反对……”同日，新海洋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本公司在银行的有权签字人由胡青春先生和卢宗林先生变更为卢宗林先生和陈永定先生。表决结果，牟陵董事和徐传光董事同意，高静董事反对……”2012年7月18日，澳新银行向新海洋公司发函称：我们收到了代理贵司董事和股东之一的高静的律所于2012年6月21日的来函。我们也收到了一份2012年6月20日召开的董事会决议，该决议显示贵司指派了两名授权签字人。该决议由牟陵和徐传光签署，两人均为贵司董事。请贵司确认以下事项：贵司章程的第九条在通过和批准决议的要求方面是否仍然适用；该决议是否旨在将现有的授权签字人更换为该决议指定的两个授权签字人。在等待贵司确认期间，该决议将视为暂未生效。2012年7月25日，澳新银行向那斯公司发函称：我们收到了代理贵司董事和股东之一的高春和先生的律所于2012年6月21日的来函。我们也收到了代理高先生事务的另一机构于2012年7月5日的来函，并附有2012年7月4日在维京群岛高等法院提交的索赔声明。在该诉讼中，高先生似乎在诉请法院裁定制止贵司将胡青春从上述账户授权签字人中更换掉的行为。我们还收到了在2012年6月26日举行的董事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的副本，该决议显示，贵司指派了两名授权签字人---卢宗林和陈永定。该决议由牟陵先生和徐传光先生签署，两人均为贵司董事。此外，我们今天在我行网上银行的网站上收到一份由卢宗林和胡青春授权的付款指示。鉴于以上事实，请贵司紧急确认以下事项：2012年6月26日的决议是否旨在将现有的授权签字人更换为该决议指定的两个授权签字人；是否根据前述两份来函要求，在上述诉讼解决前，暂不对贵司账户现有的授权签字人进行更换。在等待贵司书面确认前，我们将暂不处理今天收到的付款指示，也视为2012年6月26日的董事会决议暂未生效。2012年8月14日17:50，高春和向新加坡警察局报案称：本人是那斯公司的董事和持有30%股权的股东。那斯公司在澳新银行开设有银行账户，本人已指定女婿胡青春作为账户的授权签字人。2012年8月8日，胡青春收到澳新银行的电话，表示需要其批准4笔从那斯公司银行账户支出的款项，总金额约为2000000美元。胡青春并未批准。之后，胡青春致电澳新银行负责管理该账户的账户经理。该经理告知胡青春，胡青春不再是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字人。澳新银行原先错打给胡青春要求批准，因为当时的银行记录尚未更新。2012年8月28日，新加坡警察局告知胡青春：我们正调查这一事项。若有任何新的进展以及适时取得案件结果之后，我们将会及时通知您。2013年5月9日，南远维京公司向高静发出《征求意见函》称：南远维京公司欲对外转让其持有的新海洋公司的70%的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285美元，合计1995000美元。请您在收到本函48小时内，即2013年5月11日24:00前回复至邮箱，确认是否行使优先权，购买上述股份。如您确定购买上述股份，请于2013年5月13日12:00前将1995000美元汇入指定账户。如您不回复或逾期回复或我司未全额收到转让款，则视为您放弃优先购买权，届时，我司将对外转让上述股权。2013年5月11日，南远维京公司致函高静称：关于公司的现有资产和资金，据悉约2160000美元，应收账款约600000美元。据此，我司经与相关意向购买者接洽后，报价为每股285美元，7000股即70%的股权总价为1995000美元。2013年5月13日，新海洋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关于公司股东南远维京公司欲将其持有公司的7000股即70%股权对外转让，经其征询股东高静后，在高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现欲对外转让给韩和平先生。牟陵董事、徐传光董事同意，高静董事的委托代理人不同意。持有公司70%股份的南远维京公司的代表同意，持有公司30%股份的高静的代表不同意。截至2012年5月31日，那斯公司在澳新银行账户中尚有1625918.40美元、964827.62新加坡元；新海洋公司在澳新银行的账户余额为494913.05美元。关于诉讼时效的有关事实，本院查明如下：2012年，高春和在维京群岛以南远维京公司、牟陵、徐传光、那斯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2012年11月2日，高静作为新海洋公司的股东及董事，致函南远维京公司、牟陵及徐传光称：“未得到公司方董事会一致批准的情况下，自2012年6月末以来，贵方在管理公司时将本人排除在了公司方董事之外。自此之后，本人对于公司事务及公司方唯一资产‘SinOcean’号轮船的下落一无所知。于此同时，在无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贵方变更了本人指定人员胡青春作为公司方银行账户签字人之一的身份，并且贵方在报废出售‘SinOcean’号轮船的整个过程中都未曾通知本人并寻求本人同意。贵方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2013年4月14日，胡青春致函远洋公司陈祥旺称：“请告知你们提议的分配方案具体数字，以及如何处置你们提到的38万亏损和60万应收账。”2013年4月15日，陈祥旺回复胡青春称：“在一揽子解决四家公司的基础上，分配原则：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分配；38万美元亏损：此亏损是经营亏损，无讨论价值；60万美元应收账款：应收款到账后按照持股比例分配，或者双方协商在清算时一并解决。我个人观点，希望胡总不要错过四家公司一揽子解决的最好（后）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各项费用都会增加，沉淀的资金会逐步减少，还请胡总有个明确的一揽子解决的思路和说明。”2015年1月30日，胡青春致函远洋公司董事会、徐传光，并抄送牟陵等，称：“我计划2015年2月9日新加坡飞南京，借此机会，一起商谈新加坡公司历史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请各位董事回复。”2016年9月26日，胡青春致函远洋公司索赔组称：“在ACRA公司注销前，所有公司的账户，依法都应分到股东账户，清零、关闭。请提供所有公司账户的账单，并做相应安排。否则一旦公司被注销，再动公司账户就很难了。NASCOSANDPTELTD,最后一次决议通过接受STARHIGH的15万美元解决滞期费的提议。这15万美元在哪个账户？这次也应一并分给各股东，否则公司可能面临违法索赔。关于NASBULK（那斯公司）、SINOCEAN（新海洋公司）,也应尽快清算关闭。”后远洋公司复函称：“我们代表上述两公司的股东向您提议内容是：双方股东共同申请解散并注销NASCOSANDPTELTD和NASCO(SGP)PTELTD两家公司，公司账户上的现有资产按各方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如果您同意上述提议，请书面回复确认。然后贵我双方再推进后续相关事宜。”2018年6月29日，胡青春、高静致函远洋公司、南远维京公司称：“胡青春和高静2018.7.3会在南京，兹邀请你们2018.7.3.上午10:00在南京丁山花园酒店开会，协商解决关于南远新加坡、NASBULK（那斯公司）、SINOCEAN（新海洋公司）等公司的股东纠纷等问题。”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南远新加坡公司的股东是南远维京公司和胡青春，分别持股70%、30%；那斯公司的股东是南远维京公司和高春和，分别持股70%、30%；新海洋公司的原始股东是南远维京公司和高静，分别持股70%、30%，2013年，南远维京公司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韩和平。金沙公司是南远新加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远维京公司是南远开曼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远开曼公司的股东是南远香港公司和中非基金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持股72%、28%，南远香港公司是远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原告胡青春、高静系新加坡居民，其与远洋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案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本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处理案涉合同纠纷的准据法。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确认本案系合同之诉，主张被告远洋公司因违反双方约定，应赔偿其损失2721000美元。原告欲使其诉讼请求得到支持，至少需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原告是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第二，被告存在违约行为；第三，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且被告的违约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被告关于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是否是案涉合同当事人；第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第三，原告是否存在损失，以及原告主张被告的违约行为与其主张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是否经过。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主张被告远洋公司存在违约的合同依据有四份，即《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南远（新加坡）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与细则》及《备忘录》。1.原告虽提交了《南远（新加坡）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与细则》，但未证明其来源，该证据材料未经公证认证，被告亦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备忘录》载明其签订主体为南远香港公司与胡青春，而南远香港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故该《备忘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为远洋公司与胡青春，高春和、高静并非《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故高春和、高静不能依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向远洋公司主张相关权利。3.关于《补充协议》，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中，在“乙方”签名处虽有高春和及高静的签名，但原告陈述胡青春和牟陵在南京签字后，胡青春将该份《补充协议》带回新加坡，再由高春和及高静签字。被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中无高春和及高静的签名，且被告不认可其与该二人签署过协议。根据《补充协议》首部载明的内容：“甲方：南京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乙方：胡青春”，结合《补充协议》签署的过程，本院认为，胡青春及远洋公司系《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高春和、高静并非《补充协议》的当事人，高春和、高静不能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远洋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胡青春及远洋公司，高春和、高静并非《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当事人，高春和、高静无权依据《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远洋公司主张权利。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以下违约行为：被告擅自更换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在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字人；被告擅自出售新海洋公司船舶，并擅自处置所得价款2850000美元；被告在原告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擅自转让其持有的新海洋公司的股权；被告擅自处置那斯公司账户中的2000000美元。对于原告所述的上述行为，原、被告双方均提供证据证明胡青春、高春和、高静曾与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的另一股东南远维京公司以及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的其他董事进行过沟通，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也曾作出相关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为系由被告远洋公司实施。因远洋公司与南远维京公司是独立法人，原告亦未举证证明两公司人格混同、远洋公司存在过度支配与控制等情形。因此，原告诉称被告远洋公司存在上述违约行为，依据不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违约损失2721000美元，但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所述的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产生损失。庭审中，原告提供2012年5月31日南远新加坡公司、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及金沙公司四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四家公司净资产9070394.53美元为基数，按照原告持有上述前三家公司30%的股权计算，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2721000美元。但该资产负债表中显示的净资产系南远新加坡公司、新海洋公司、那斯公司及金沙公司的资产情况，并非原告的损失。综上，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且不能证明被告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损失2721000美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被告辩称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院审理中，原告主张其分别于2012年7月25日、2012年6月20日知晓被告擅自更换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在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字人；其自2012年8月28日知晓被告擅自出售新海洋公司船舶；其自2013年5月13日知晓被告擅自转让其持有的新海洋公司的股权；其自2012年8月8日知晓被告擅自处分那斯公司账户中的2000000美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知晓其在本案中诉称的权利受到侵害，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自此起算。之后，远洋公司陈祥旺曾于2013年4月15日给胡青春发函提出“一揽子解决四家公司（的问题）”、胡青春于2015年1月30日致函远洋公司董事会、徐传光称“一起商谈新加坡公司历史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故原、被告双方的上述行为构成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主张胡青春于2016年9月26日致函远洋公司索赔组的行为再次构成案涉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但胡青春在该份函件中，仅提出对那斯公司、新海洋公司进行清算等要求，并未向被告主张本案诉请所涉的权利，因此，胡青春于2016年9月26日致函远洋公司索赔组的行为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所主张的民事权利于2017年1月31日已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要求被告远洋公司支付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51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0128元，由原告胡青春、高春和、高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胡青春、高春和、高静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南京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长 王 胜审判员 桂 艳审判员 雒继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