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3民终2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宏儒，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朝阳市龙城区。委托代理人邱春阳，朝阳市龙城区朝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住所地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土城子村。负责人梁士林，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告朝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南大街**。法定代表人夏志国，局长。原审第三人李富春，男，196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朝阳市龙城区。上诉人聂宏儒因财产损失及恢复原状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原告聂宏儒及第三人李富春均系龙城区召都巴镇土城子村村民，均与该村委会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承包了该村土地。案涉土地系原告用其承包的0.96亩梯田与村民孙某1承包的1.62亩土地互换所得。原告互换后的土地与第三人李富春的2.2亩承包地毗邻，位于该村大山后山坡。原告举示了村民孙某1与龙城区召都巴镇土城子村委会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合同载明孙某1承包的大后山山坡土地四至为，东邻李富春、西邻聂宏儒、南邻边、北邻沟。原告陈述，分地时，村委会指定的人代表村委会给各户确认的地方，以目测、手比量的方式确定的土地界限，没有地界图。2016年7月25日，第三人李富春与被告垃圾处理中心签订渣土采购协议书一份，约定该中心在李富春承包的案涉土地上取土，用于垃圾填埋，每车35元。协议签订后，被告垃圾处理中心将山坡土挖掘运走，取土结束后，形成与旁边公路大致水平的平地。庭审中，被告垃圾处理中心称共支付第三人价款28,560元，第三人对此无异议。审理过程中，本院进行了现场勘查，原告聂宏儒和第三人李富春分别指认了地界，双方指认情况差距较大。原告主张与孙某1互换土地实际亩数是4亩，而不是承包合同记载的1.62亩。第三人李富春述称，原告与我毗邻的土地是3个人的，其中只有坝沿下一个人土地的土被取走。2008年9月30日，朝阳市土地测绘服务中心根据原告的申请并由其指界作出编号20188008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结论为：原告指界的土地面积为2565.94㎡。另查明，案涉土地在取土前有野生枣树且部分枣树已被原告嫁接。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证人孙某1、孙某2、腾某于2018年8月1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村四组孙某1大山后地从下往上第二梯田大坝堰子南头四至为，南至：小沟，北至：李富春，西至：大坝堰子，东至：李富春，长度约20m，宽度约6m，此地块为一口人地口粮田。”2019年5月25日，孙某1、腾某又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是土城子村**村民，孙某1，男，1953年11月出生，特说明一下：我家大山后，是三口人的地，我和地邻李富春边界是坝沿，坝沿上有我家两口人的地，坝沿下南头有一角是我家一口人的地，长大约25米，宽大约6米，地北边，地北边有一小水沟为界沟北是李富春的地。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说明。”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垃圾处理中心从原告承包的土地上取土的事实存在，故对被告垃圾处理中心侵权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和履行案涉合同时已将地界明确告知被告垃圾处理中心，故其与被告垃圾处理中心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鉴于第三人已从被告垃圾处理中心处领取了全部收益款，本案可判令由第三人赔偿原告财产损失，被告垃圾处理中心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因被告垃圾处理中心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市环卫局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证人对同一事实出具的证言前后不一，案涉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系测绘机构受原告单方委托并指界出具，且被告垃圾处理中心、第三人均不予认可，故证人证明及该技术报告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原告的财产损失为1万元。鉴于被告垃圾处理中心与第三人的行为可能已触及到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案涉土地是否需恢复原状，宜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先行处理。故对原告关于恢复土地原状的诉请，本案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李富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聂宏儒财产损失1万元；二、被告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对上列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聂宏儒对被告朝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负担。一审宣判后，原审原告聂宏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第三人赔偿上诉人土方损失酌定1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显失公平。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800棵枣树的损失未予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申请对土方量损失及800棵枣树损失申请鉴定，损害上诉人权利，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答辩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李富春签有协议，并按照协议支付了价款，本案与被上诉人无关。原审第三人李富春答辩称：被上诉人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在上诉人地块取土上诉人知情也是同意的。上诉人主张取土地块面积为3.86亩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此位置承包地亩数不超过半亩。第三人不同意向其支付10,000元。被上诉人被告朝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笔录、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渣土采购协议书、一审法院现场勘验图等证据材料载卷佐证，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聂宏儒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3.86亩土地土方量损失及800棵枣树价值及2017、2018、2019年三年的枣树收益。上诉人聂宏儒应就其提出的诉讼请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上诉人聂宏儒虽然提供了朝阳市土地测绘服务中心出具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但该报告书是在土地四至遭到破坏，且地邻原审第三人李富春对地界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根据上诉人聂宏儒单方指界确定的四至范围。且该四至范围确定的土地面积与承包合同中记载的土地面积相差甚远。故朝阳市土地测绘服务中心出具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不足以证实上诉人被侵害的土地面积为3.86亩的事实。上诉人聂宏儒提供了土城子村委会出具的第46号证明。该证明中写明“此地于2002年全部栽上枣树至今，共计枣树800棵”的内容。但上诉人聂宏儒在庭审时陈述案涉土地上的枣树是野生的，其只是对野生枣树进行了嫁接，并非其栽种的。且上诉人聂宏儒在嫁接枣树时村委会不可能派人在场，故土城子村委会出具的第46号证明中关于枣树800棵的记载不具客观性、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明中写明的“虽大山后地块土地合同面积为1.62亩，实际亩数为4亩”，但村委会出具证明时土地四至已被破坏，破坏之间村委会也未对案涉土地进行过测量，土地台账也无实际面积记载，故村委会出具的第46号证明中关于土地面积的记载不具客观性、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聂宏儒主张的被侵害的土地亩数为3.86亩及枣树800棵的事实。既然如此，其申请鉴定3.86亩土地土方量损失及800棵枣树价值及2017、2018、2019年三年的枣树收益不具鉴定可能性，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上诉人聂宏儒被侵害的土地面积及枣树棵数无法确定，但受到侵害的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上诉人聂宏儒的损失为10,000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聂宏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聂宏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崇文审判员  韩智伟审判员  姜 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高蕊琦书记员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