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终29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丽华，女，汉族，1975年7月3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衷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昕，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文斌，男，汉族，1974年4月16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斌，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魏文峰，男，汉族，1970年11月22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诉人谢丽华与被上诉人魏文斌、原审第三人魏文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103民初6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衷震、龚昕，被上诉人魏文斌及其委托代理人秦斌，原审第三条魏文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丽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赣0103民初6634号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举证证明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产公司”）股权变更前其注册资金由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提供，其股东系同利公司员工，其票据由上诉人核销。证据印证通产公司是同利公司设立、控制的空壳公司，其股权价值为负。而同利公司有经营项目有资产，其存在股权转让之实，通产公司不存在股权转让仅为变更登记，不可将两家公司股权变化相提并论。二、被上诉人诉请股权转让价款缺乏合同约定依据，合同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被上诉人诉请给付股权转让于法无据。三、通产公司和同利公司的股权转让不存在对冲制约。从主体来看，通产公司和同利公司股权主体不同，不存在对冲前提。另通产公司和同利公司均系上诉人实际控制的公司，魏文斌、魏文峰并非通产公司控制人；从时间来看，同利公司转让股权时间为2013年，通产公司转让股权时间为2015年，时间不同，相隔时间表明不存在双方约定对冲说法；从交易价款约定来看，同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未约定支付价款，但有股权质押协议作为价款补充约定，而通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既未约定支付价款，亦无补充协议，不符交易习惯。从举证来源来看，对方强调的2015年10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来源是第三人魏文峰在之前的同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二审中举证的，上诉人当时就其证据的三性予以否认。此次通产公司股权转让诉讼中，上诉人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前述同利公司股权纠纷案卷，复印对方举证的证据提供给本案一审法院，证明通产公司股权变更仅为程序变更登记，不存在有偿转让；从公司的实际资产来看，其实际资产和经营范围不同。通产公司实为同利公司注册的一家空壳公司，公司仅有负债，其股权不存在价值；诉求方面不同，本案中，上诉人是针对一审判决支付价款及利息均提出异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此外，对方起诉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超过诉讼时效，且最高法院对于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又未有补充协议不符合交易习惯的类似纠纷有明确指导案例，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应予以纠正。 魏文斌辩称：我方认为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魏文峰、上诉人谢丽华均系同利公司和通产公司实际控制人，谢丽华与母亲雷亚英将同利公司51%股权转让给魏文峰，由其控制该公司，魏文斌与妻子邹飞将通产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谢丽华，由谢丽华控制该公司等完全符合事实。2、通产公司是依法设立的，注册资金均由魏文斌、魏文峰及邹飞提供，在未转让给上诉人谢丽华前有经营项目和资产，与他人及同利公司无关。另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通产公司为空壳公司，其股权价值为负。即使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也不能以此为由对抗、拒绝承担与魏文斌、邹飞签订的通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的义务。3、第三人魏文峰诉讼主体合法，依法参与本案合理合法。4、上诉人谢丽华与第三人魏文峰同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定案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而非所谓的质押合同。5、通产公司与同利公司两家股权变化的基础是在完成同利公司股权转让后，2015年10月11日，魏文峰通过微信与谢丽华协商一致“我同利你通产”而产生的。通产公司与同利公司办理工商股权转让的经办人均为王某，办理股权转让时所使用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文书在内容、格式上均相同。6、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查明了事实真相，还原了上诉人谢丽华与魏文峰互为转让各自控制公司股权的事实，揭示了上诉人与第三人魏文峰同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上诉人谢丽华恶意诉讼的事实真相，依法保护我方与第三人魏文峰两兄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谢丽华全部诉请，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人魏文峰辩称：同利公司转让与通产公司的转让程序证据完全相同，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于是我方用通产公司进行诉讼，我方认为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魏文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谢丽华支付股权转让款750万元；2、判令谢丽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均由谢丽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19日，魏文斌、第三人魏文峰兄弟二人分别认缴出资750万元实际出资150万元，各持股50%成立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2008年5月20日，魏文峰将50%股份转让给魏文斌妻子邹飞，事后，实际出资1500万元。2015年10月14日，《股东会决议》通过魏文斌、邹飞江将各自50%股份计柒佰伍拾万元股份转让给谢丽华，《出资人决议》决定：谢丽华同意受让魏文斌、邹飞的各自50%股份计柒佰伍拾万元股份。15日，魏文斌、邹飞为甲方分别与乙方谢丽华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魏文斌、邹飞均“将持有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50%即柒佰伍拾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19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魏文斌、邹飞各50%的股权转让给谢丽华的变更登记。现魏文斌认为多次向谢丽华催讨，谢丽华却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提出该诉讼。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出资人决议》、公商变更通知书、证人王某的证言及魏文斌与第三人的陈述在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魏文斌、谢丽华均认可，且于法不悖，合法有效；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是否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通过谢丽华的“答辩状”与魏文峰的“述称”以及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魏文峰、谢丽华均系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和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丽华与母亲雷亚英将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份转让给魏文峰，由魏文峰控制该公司，魏文斌与妻子邹飞将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份转让给谢丽华，由谢丽华控制该公司，两次《股权转让协议》均未体现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2015年10月11日的微信聊天谈及变更两个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提到支付股权转让款，符合魏文峰述称的“对冲制约将来一方主张另一方转让款，避免可能出现一方对另一方擅自主张股份转让款的目的。”既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按照无偿转让股权办理手续，双方又没有提供赠与的证据，谢丽华提起诉讼要求魏文峰支付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后，魏文斌提起该案诉讼，要求谢丽华支付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魏文峰述称的“对冲制约”，两个公司股权转让款应该对等，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为765万元，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也应该为765万元；因邹飞转让了50%股份，魏文斌只能主张股权转让款765万元的50%即382.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谢丽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魏文斌股权转让款3825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1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300元，减半即32150元，由魏文斌负担15753.5元、谢丽华各负担16396.5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通产公司原始账本以及庐山金城置业转账50万元，同利公司转账470万元，工业投资公司转账80万元，三笔资金完成了被上诉人名义上增资600万元。600万元注册后分别还给三单位，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增资，名义增资由同利公司及其相关公司完成。上诉人提交了2009年10月30日邹飞向同利公司出具收条及同利公司做帐凭证及偿还凭证。证明目的：邹飞并没有实际由其个人增资600万元。被上诉人魏文斌、魏文峰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记账凭证，偿还收据，银行相关转账凭据都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称1200万元注册资金由公司完成，由于对方庭前没有提供，我方可提供工商材料所备两笔，邹飞与被上诉人各出资600万元转帐凭证。其中邹飞收条签字不是邹飞本人签字。 上诉人提交了两份从工商部门调取的邹飞与被上诉人各出资600万元银行转帐凭证。证明目的：通产公司两次增资分别由股东和第三人个人实际出资事实，与上诉人辩称的两次增资与通产公司及个人没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工商档案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从档案中时间和银行具体名称及招商银行阳明路支行与我方刚举证相同，我方举证被上诉人还给了三公司，其本人没有实际出资。被上诉人没有该款实际来源凭证。邹飞名下缴款单，2009年10月30日，与邹飞打给同利公司收条完全一致，证明邹飞通过同利公司提供资金完成增资。对关联性有异议。综上，对方提供的证据从银行给付时间均与我方对应，证明我方观点。 庭后，本院调取了谢丽华诉魏文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9）赣0103民初330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9）赣0103民初33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11日，原告谢丽华、雷亚英分别出资1800000元、200000元成立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2007年2月12日，原告谢丽华、雷亚英完成增资15000000元，《公司年检报告书》表明2012年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年末资产总前15610506元。2013年1月10日，原告谢丽华、雷亚英分别与被告魏文峰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谢丽华将自己持有的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40%即陆佰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魏文峰、原告雷亚英将自己持有的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10%即壹佰伍拾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魏文峰，被告魏文峰同意受让。5月29日，原告谢丽华与被告魏文峰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谢丽华将自己持有的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1%即壹拾伍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魏文峰。6月5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原告谢丽华、雷亚英51%的股权转让被告魏文峰的变更登记，《公司交更通知书》表明变更后“谢丽华出资735万，占49%，实缴出资735万:魏文峰出资765万，占51%，实缴出资765万;”双方口头约定，51%股权的转让对价为7650000万元。7月19日，原告谢丽华为质权人与出质人被告魏文峰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被告魏文峰将持有的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质押给原告谢丽华，作为原告谢丽华为10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反担保。2013年8月28日，在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登记。……判决如下：被告魏文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谢丽华股份转让款6150000元及利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通过谢丽华在一审的“答辩状”和魏文峰在二审的陈述以及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魏文峰、谢丽华均为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和江西通产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丽华诉魏文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时间、支付方式进行约定，结合魏文峰与谢丽华两人的聊天记录及证人王某的证言，符合魏文峰在一审的陈述“对冲制约将来一方主张另一方转让款，避免可能出现一方对另一方擅自主张转让款”。另，上诉人谢丽华提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在一审中把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在一、二审庭审中也未对该聊天记录中的“谢丽华”予以否认，只是在二审庭审中提出该聊天记录可能不完整，但对聊天记录不完整的事实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其上述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通产公司和同利公司的股权转让存在“对冲制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谢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00元，由上诉人谢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晶 审 判 员  罗锦戎 审 判 员  胡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陈 璇 书 记 员  李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