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0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恒发汽配经营部，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大鸡村路东一里**仓库。经营者:张月平，男，197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峰，江苏指明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勇，江苏指明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武进区牛塘华阳电机厂，住，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家巷刘家组/div>经营者：刘国新，男，197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涛，江苏常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明，江苏常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宁市恒发汽配经营部（以下简称恒发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牛塘华阳电机厂（以下简称华阳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3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发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恒发经营部承担2836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华阳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认定，双方自发生买卖往来起，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均按先由恒发经营部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华阳厂发出购货订单，再由华阳厂负责代办托运将货物交由第三方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等物流公司通过汽车运输交付恒发经营部。而事实上，按照双方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运输事宜是华阳厂的义务，运费均是由恒发经营部在确认收货后，先行垫付给物流公司，最后再和华阳厂结算时按实扣除。在华阳厂提交的清单中，也体现了这个客观事实。自2015年12月25日双方结账后，恒发经营部多次要求与华阳厂结算，但华阳厂均未响应。原审判决将运输事宜认定为恒发经营部的义务，并据此判决恒发经营部承担运费12340元，是认定事实错误，应在恒发经营部的给付金额内予以扣除。2、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2016年4月15日价值91930元的货物，已由恒发经营部收取并支付1860元运费给物流公司是错误的。物流公司与华阳厂系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双方有着十分紧密的利益关系，出具的证明系单方打印形成，缺乏相应的关键信息，如运输车辆、驾驶人员、收货人等，也没有就运费的收取提供相应的运输发票或收据，故该证明并不符合法定的证明要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经办人王季青出庭作证时，回答问题含糊不清，不能准确的陈述该批货物的承运时间、车辆、驾驶人员、收件人等关键信息，其证言不具备客观真实性，证明效力较弱，可信程度较低，依法不应采信,也不可作为定案的依据。且物流公司提供给法院的是托运单，该托运单上收货人即恒发经营部地址确定，并详细载明了收货人姓名电话，但并没有载明恒发经营部签收了该批货物，而依据此前的交易习惯，恒发经营部收到货物后，均会签收，物流公司也会按照行业规定，要求当事人签字以证明其完成了运输义务。所以，现有证据完全不能证明恒发经营部收取了该批货物，况且恒发经营部也没有向华阳厂求购该批货物，根本不知道该批货物的存在，更没有垫付1860元运费。故原审判决仅凭上述证据做出的关于该批货物及运费的认定是错误的。对该批货物的价值91930元亦应在恒发经营部的给付金额内予以扣除。二、原审判决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逻辑混乱，基于对事实认定的错误，原审判决表明"针对双方争议的2016年4月15日价值91930元的托运货物交付问题，恒发经营部认为，既然原审判决将物流公司提供的书证、经办人的证言作为了定案依据，既然上述书证中均明确记载了收货人地点、姓名、电话，且自双方交易以来，除了该批货物，数年的交易尤其在该批货物之后的交易，均是以物流送货的方式完成，就物流运输、交货、恒发经营部收货环节从未出过差错，在对交货地点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怎么又会认定为交货地点未做明确约定呢？原审判决这种前后矛盾的认定，显然是逻辑混乱的。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引用了《合同法》第145条规定的标的物风险负担规则，认为华阳厂将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物流公司后，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恒发经营部承担并据此判决恒发经营部给付91930元是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首先存在了逻辑混乱、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该批货物的交易，依据双方长期以来的交易习惯和华阳厂提供的证据，均表明双方交易地点明确，收货人信息齐备，数年的交易从未出现过接收货物的差错。而《合同法》145条适用的前提是对交易地点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依据交易习惯不能确定，货物需要运输的，则出卖人在货交第一承运人后，货物的风险转移给买受人。本案中，首先，恒发经营部未向华阳厂求购过该批货物，不知道该批货物的存在，也没有支付过所谓的运费。其次，华阳厂没有证据证明恒发经营部收到过该批货物，其提供的证据系其单方提供，双方自15年结算后再未对账。这也是直至华阳厂起诉时，恒发经营部才知道此事。再次，依据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完全可以确定双方之间的交易地点。由此可见，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逻辑混乱的前提下，援引在本案中不适用的《合同法》145条，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要求判如所请。华阳电机厂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货款的付款应当是由恒发经营部承担，因为送货单上写明是货到付款。关于2016年4月15日的那批货物，恒发经营部应当已经收到，我方一审已经提交送货单、托运单及物流公司王季青的证人证言，所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恒发经营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华阳厂一审请求：1、判令恒发经营部支付华阳厂剩余货款132635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恒发经营部承担。一审查明案件事实：华阳厂、恒发经营部自2010年起至2017年4月19日止发生买卖往来，由华阳厂供给恒发经营部各型启动电机、大灯等汽车配件。双方在往来期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均按先由恒发经营部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华阳厂发出购货订单，再由华阳厂负责代办托运将货物交由第三方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等物流公司通过汽车运输交付恒发经营部。一审庭审中，华阳厂、恒发经营部对双方存在的前述交易习惯均予以了确认。2015年12月25日，华阳厂、恒发经营部对此前发生的往来进行了结算，并由恒发经营部出具给华阳厂欠条1张，载明：“截止2015年12月25号前账全部结清还欠华阳电机厂壹拾贰万元正（￥120000元正）”。华阳厂在结算后自2016年1月13日起至2017年4月19日止继续按前述交易习惯向恒发经营部供货12次，共计货款894220元，其中包括华阳厂于2016年4月15日交第三方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经汽车运输交付恒发经营部的启动电机、汽车大灯等汽车配件277件，计款91930元，恒发经营部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收到其中的11批货物及货物均由第三方运至南宁其指定地点交付的事实，但否认收到2016年4月15日的该批货物。对此，第三方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由该公司经办人王季青出庭作证，证明该批货物已由华阳厂于2016年4月15日为恒发经营部代办托运交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的王季青，并于2016年4月25日由该公司通过汽车运输至南宁投递完毕，运费1860元已由张月平支付的事实，对此，恒发经营部在2019年8月5日的庭审中又确认了2016年4月15日的物流托运单及货物价值91930元的真实性，但以其未签字为由仍否认收到该批货物。后续往来期间，华阳厂、恒发经营部经协商一致后，华阳厂还同意承担了三笔应由恒发经营部支付的运费计4880元。另恒发经营部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同年10月22日和2017年5月3日退货给华阳厂三批货物计款166705元，并自2016年3月12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共支付了华阳厂货款计710000元，华阳厂、恒发经营部对该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均予以了确认。扣除前述退货款及已付货款和华阳厂为恒发经营部承担的上述三笔运费后，恒发经营部告在立欠条后的往来中结欠华阳厂的货款为12635元，加前述2015年12月25日已经结算并立欠条的欠款120000元，现恒发经营部实际尚欠华阳厂货款132635元。嗣后，华阳厂因催款未果，遂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华阳厂、恒发经营部在往来中通过口头订立的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双方在合同订立时均明知华阳厂所供恒发经营部的货物需代办托运由第三方运输交付，并在合同订立后按此交易习惯履行合同，该履行行为合法有效。针对双方争议的2016年4月15日价值91930元的托运货物交付问题，该院认为，首先，双方对该批货物的交货地点未作明确的约定；其次，双方都明知往来货物需由出卖人即华阳厂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即第三方物流公司；第三，该批货物的承运人即第三方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已经出具证明，证明该批货物已通过汽车运输至南宁投递完毕，且货物运费1860元亦已由张月平支付的事实。鉴于恒发经营部否认收到该批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标的物风险负担规则，华阳厂将标的物即该批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后，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即恒发经营部承担。据此，该院确认，现恒发经营部实际结欠华阳厂的货款为132635元，该款应由恒发经营部支付华阳厂，且经华阳厂催要后至今不付并引起该案诉讼，还应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综上，华阳厂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该院予以支持。恒发经营部的抗辩理由，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恒发经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阳厂货款132635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476.5元，由恒发经营部负担。二审中，恒发经营部提交一份2013年12月20日的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的托运单，证明恒发经营部在与华阳厂长期的买卖合同往来中同样的地址：南宁市望州路172号，正常往来中恒发经营部在收到货物后会在单据上签收，用以证明他收到了货物。我方提交的单据与华阳厂在一审提交的托运单地址相同，收货人姓名相同，托运人王季青也相同，尤其在我方提交的单据中，恒发经营部在单据右下角有签收的痕迹，所以一审认定运输地址不明确是没有依据的。华阳厂对此质证称：对于该份托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我方注意到该份托运单标注的是回单二字，说明恒发经营部在收到货物时并不会将回单交给承运人，按照正常流程回单应该交给承运人，承运人交给我方，从恒发经营部保存该份回单可以说明物流公司在托运过程中并不会将回单要求签字后回收，这与我方在一审的证人证言相吻合。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恒发经营部二审提交的托运单（回单）原件能够反映恒发经营部并不一定会将建其收取货物后签名的托运单（回单）原件交给物流公司带回给华阳厂。本院在二审中发现2017年4月19日的送货单编号小于2016年4月15日的送货单编号，就该情况，华阳厂庭后提交了两本未使用过的送货单，每本共30个号（分别是在2016年4月15日送货单的编号之前和之后），反映华阳厂的送货单并未完全按照编号顺序使用。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恒发经营部结欠华阳厂货款金额。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华阳厂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2015年底恒发经营部张月平出具的欠条，针对2016年至2017年的每一批次送货，华阳厂均提交了相应的送货单或销售出库单、公路货物运输协议书或货物托运单等，恒发经营部在送货单或销售出库单上并未签名，大部分批次货物也未有货物托运单，即便有，恒发经营部也未在托运单上的签章。从华阳厂提供2016年至2017年12批次的送货单、公路货物运输协议书、双方往来清单、常州市正方物流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证人证言，再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应当认定该12批次送货的真实性。恒发经营部仅对2016年4月15日的一批货物予以否认，对该2016年4月15日的送货单及运输单不予认可，但考察双方的交易习惯，恒发经营部存在未将签名的托运单或运输单交给物流公司，也存在多次未在华阳厂的送货单及运输单上签名等情况，再结合华阳厂出具的欠条原件，若恒发经营部未收到2016年4月15日的货物，其应存在向华阳厂催货或将原先出具的欠条收回或作废，但恒发经营部均未能对此予以证明。据此，对恒发经营部否认收到案涉2016年4月15日货物的主张，本院尚不能采信。关于运费的问题，虽然华阳厂提供的清单可以反映华阳厂从货款中扣除了前3批次送货的运费，但是并无证据证明之后9批送货的运费也应由华阳厂承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2016年至2017年总共12批次货物的运费均由恒发经营部支付，故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恒发经营部认为之后货物的运费也应由华阳厂承担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恒发经营部结欠华阳厂货款金额应认定为132635元，本院对一审的认定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恒发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元，由上诉人恒发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玉星审判员  张 梅审判员  王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