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1103行初99号原告：安卫国，男，汉族，1964年6月28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淼，河南永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路**。法定代表人：王喜成，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广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果，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凤梅，女，汉族，1945年5月2日出生，住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程，漯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第三人：安丽蕊，女，汉族，1973年12月29日出生，住漯河市召陵区。第三人：安丽勇，男，汉族，1975年2月5日出生，住漯河市召陵区。原告安卫国诉被告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自规局）、第三人孙凤梅、安丽蕊、安丽勇土地行政决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卫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淼，被告市自规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广辉、郭晓果，第三人孙凤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程、第三人安丽蕊、安丽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卫国诉称：2019年1月16日，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并附一份未加盖印章的《关于注销安钦堂郾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调查情况说明》，该决定注销了原郾城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和1991年分别为安钦堂颁发的郾政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原告认为，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的《注销决定》违法，理由如下：一、本案涉诉宅基地的基本情况以及以往涉诉情况。原告安卫国的爷爷安钦堂，有六个子女。原告的父亲安相年排行老大已去世，还有四个姑姑，第五是原告的叔叔安庆年，高中毕业后在村里教书，1968年参军，1973年退伍，退伍后户口落户到婶婶家当时的漯河市后谢乡（当时郾城县与漯河市互不隶属，同属许昌地区管辖，退伍时人事档案投放在漯河市档案馆）。1975年发洪水前，在原郾城县阴阳赵乡古城村安庄自然村（老庄）有原告家的宅基地，是原告家祖传的老宅。原告的爷爷、父亲、姑姑、叔叔在参加工作前均在安庄居住。1969年奶奶去世后，安庄没有原告家的人，但原告家的宅基地及房产尚在。1975年原告家房屋在洪水中倒塌，洪水过后，原告父亲从西华县回家，在原宅基地上建起简易的房屋。后村里统一规划，安庄整体搬迁，形成新安庄。新安庄没有给原告家规划新的宅基地，（如果安庆年当时生活在安庄，安庄整体搬迁的当时就会规划宅基地，不会等到1982年才规划宅基地）。原告爷爷1979年退休后，就不断向村里要求规划宅基地。直到1982年，村里才为原告的爷爷规划了一处宅基地。1983年在原告爷爷的主张、要求下，在宅基地上建房。由于爷爷年事已高，原告父亲是家中长子，工资高，建房基本上是原告父亲出资，原告的三姑、小姑也出了钱。与村里人接触商议、安排建房事宜，也基本上是原告父亲出面。建房时恰逢原告从部队复员，原告父亲让原告与爷爷共同居住照料其生活，给爷爷建房，事实上是给我们俩建房。由于原告父亲工作忙，让原告的叔叔安庆年回家帮忙。1988年，村里统一办理宅基地使用证，原郾城县政府为原告的爷爷颁发了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1991年，村里统一办理换证，原郾城县政府换发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建起后，该房屋由爷爷和原告安卫国管理、使用，爷爷去世后，由于原告安卫国长期居住在漯河，钥匙交本门的一位哥哥安改朝，由他照料、看管房屋及院落。2010年，安庄村拆迁，原告与拆迁办办理拆迁补偿登记手续，安庆年听说拆迁后，也到拆迁办，要求平分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原告念及亲情，同意平分拆迁补偿款，但只有一套100平方安置房，无法分割，遂产生纠纷。漯河市源汇区阴阳赵镇政府两次作出关于宅基地的处理决定，均因违法被人民法院撤销。2016年9月1日，原告安卫国接到漯河市人民政府的邮寄的漯政土〔2015〕86号《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原告安卫国提起本行政诉讼。郾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了该决定，原漯河国土资源局未上诉，判决生效。二、被告作出《注销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1、涉诉《注销决定》没有载明注销土地使用证所依据的事实，内容欠缺，《注销决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作出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书，要载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适用的法律。《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对涉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均规定要对涉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进行审查，但本案涉诉的《注销决定》仅载明撤证的法律依据，没有载明撤证所依据的事实，让人民法院怎么审查？涉诉《注销决定》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涉诉的《注销决定》没有载明撤证所依据的事实，被告或许抗辩说：附件《调查情况说明》载明了撤证所依据的事实，但该附件《调查情况说明》没有加盖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的印章，不能证明该《调查情况说明》系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所作出的。该未加盖印章的《调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不能认定为涉诉《注销决定》所依据的事实。那么，本应在同一注销土地使用证的行政决定文件中，一并载明注销土地使用证所依据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却在《注销决定》中不载明所依据的事实，而在一份未加盖印章的《调查情况说明》中载明，并且将未加盖印章的《调查情况说明》一并邮寄本案原告安卫国呢？为什么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土地行政主管机关会出现注销土地使用证的行政文件所适用的法律和所依据的事实分开载明在两份文件中且其中一份文件未加盖印章这种奇葩的情况呢？这里面有深层次的原因。该原因就是，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没有对涉诉宅基地规划的情况作调查工作，没有人对《调查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性负责，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不对《调查情况说明》加盖公章对内容真实性承担责任，所以在《注销决定》主文中，不载明注销土地使用证所依据的事实，《调查情况说明》又不加盖公章，这也彰显漯河市国土资源局部分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欲盖弥彰的矛盾心态。综上，由于《注销决定》的主文中，没载明注销土地使用证所依据的事实，《调查情况说明》又没有加盖公章，《注销决定》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内容欠缺，应当认定涉诉《注销决定》无事实依据。2、涉诉《注销决定》适用法律相互矛盾。涉诉《注销决定》首先引用《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土地登记和颁发土地使用证书后发现有错登、漏登或者有违法情节的，原登记发证机关应当依法更正、收回或者注销原发土地证书，换发新的土地证书。其次，又引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三）不动产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涉诉《注销决定》引用的两个法律条文，适用不同的情形，《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适用的是错登、漏登或者有违法情节的情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适用的是不动产被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情形。《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适用的是颁证错误情形下依法注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适用的是在颁证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因不动产征收、没收、收回而引起的依法注销。那么，本案涉诉的土地使用证是因颁证错误而被注销的，还是因不动产没收、征收、收回而被注销的，由于《注销决定》没有载明注销依据的事实，难以确定注销的原因以及适用的法律条文。同时，由于适用的情形不同，《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是不能同时适用的。综上，涉诉《注销决定》内容欠缺混乱，适用法律相互矛盾，让利害关系人无法确认该《注销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及注销的理由。对于这样一份内容无法确定的《注销决定》，人民法院是按颁证错误进行审理还是按照不动产征收而注销进行审理？3、被告作出《注销决定》程序严重违法。根据涉诉《注销决定》的内容，可以确定涉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的注销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注销登记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以职权注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7条所规定，但这种情形下的注销登记需进行公告并赋予提出异议期限；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申请注销，规定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8条，该条规定中的当事人是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人，不动产登记证书以外的第三人无权依据该条提出注销登记。具体到本案，从原国土资源局邮寄的未加盖印章的《调查情况说明》内容可以看出，是原告的叔叔安庆年提出申请，引起注销登记程序的，但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一节（79、80、81条）规定，对于认为不动产登记有错误的，提出异议的，属于更正登记。更正登记和注销登记有不同的程序。对于安庆年的申请，不动产登记机关应当按更正登记的程序进行审查，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更正决定》而不属于《注销决定》。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内容无法确认，适用法律矛盾，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请求：1、依法撤销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2018年9月17日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市自规局辩称：一、起诉人不具备行政诉讼法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起诉人的起诉。我局作出的决定是针对安钦堂名下宅基证的注销问题，起诉人作为安钦年的孙子，包括其父亲安向年在内的全家人的户口均不在安庄村，起诉人不是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起诉人对我局作出的《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不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我局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查，安钦堂系原郾城县城关镇古城村原村民，自1956年参加工作后户口迁出古城村一直未回迁，1979年退休，1992年去世。其妻陈新妮户口在古城村，陈新妮于1971年去世。安向年系安钦堂之长子，1956年入伍，1973年转业后安排在西华农场工作，一直未回原籍落户。安庆年系安钦堂次子，1985年之前户口所在地为郾城县城关公社古城大队安庄，1968年参军入伍，参军前曾在古城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因参军期间在部队演练中发生事故造成残疾，于1973年复员并回村落户，当年与孙凤梅（曾用名：孙秋惠）结婚，居住在原古城安庄自然村老宅。1975年漯河发洪水，原安庄自然村被冲毁，安庆年自幼随其母居住的老宅也一并被冲毁。安庆年因残疾生活不便，便到其妻孙凤梅的工作单位一起居住。洪水过后，经古城大队研究在新址重新规划宅基地，1988年和1991年原郾城县人民政府在办理宅基证时，将新规划的宅基地登记在安钦堂名下。另查明，安钦堂去世后，安钦堂的宅基证由其孙原告安卫国（安向年之子）保管。2010年，西城区管委会对阴阳赵镇古城村实施征迁工作，安卫国与安庆年就该被拆迁宅基地及房产补偿发生争议。2014年6月份，阴阳赵镇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双方的土地使用及房产情况进行调查，当年古村规划宅基地的经办人员证明当时安庆年属古城村村民，符合划分宅基地条件，其父亲安钦堂及其哥哥安向年的户口都早已随工作迁出，不符合划分宅基地条件。1982年古城大队是为安庆年规划的宅基地。在办理宅基地使用证时，由于安钦堂还在世，生产队按照习惯将大队划分给安庆年的宅基地报成了其父亲安钦堂的名字，故两次办理宅基证时登记的名字都是安钦堂。又查明，2013年5月2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漯河市2012年度第十七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土〔2013〕686号，根据该批复，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古城村共有29.9246公顷集体土地作为漯河市2012年度第十七批城市建设用地被征收，争议宅基地也包括在内。截至2013年底，古城村上述集体土地已全部被征收为国家所有。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安钦堂不符合划分宅基地的法定条件，另外，案涉土地已经被征收，我局注销安钦堂名下宅基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三、我局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程序合法。1、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颁发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1987年9月29日实施的《河南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向村民委员会申请宅基地：（一）农村居民户无宅基地的；……（四）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的干部职工、复退军人和回乡定居的华侨、侨眷、港澳台同胞，需要建房而又无宅基地的”；《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安排宅基地用地；……（四）户口已迁出不在当地居住的”。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古城村村民安庆年退伍复员后，具备划分宅基地条件；安钦堂当时户口已经迁出古城村，退休后没有回古城村落户，不符合划分宅基地的条件。原郾城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和1991年分别向安钦堂颁发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根据《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土地登记和颁发土地证书后发现有错登、漏登或有违法情节的，原登记发证机关应当依法更正，收回或注销原发土地证书，换发新的土地证书”之规定，应依法予以纠正，注销原发土地证书。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二）、（三）项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三）国家依法征收的土地；……”，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2013〕686号批复，截至2013年底，争议宅基地已全部被征收为国家所有。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三）不动产被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之规定，应当注销原郾城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和1991年分别为安钦堂颁发的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因此，我局作出的《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起诉人与该《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起诉。第三人孙凤梅陈述：一、被答辩人安卫国与被告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被答辩人安卫国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起诉。本案中安卫国户籍并不在古城村安庄村，漯河市国土资源局撤销的是安钦堂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漯河市国土资源局的撤证行为实质内容并不牵涉被答辩人安卫国，其不属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被答辩人诉称“本案争议宅基地是为他家规划、并由其父出资主持建房，只是让答辩人回家帮忙”的事实错误，通过被告调查内容明确证明本案争议宅基地是划给安庆年所有，答辩人夫妻出资在宅基地上建房，所建房屋归答辩人所有。1、安庆年1973年退伍后依照《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第五条“入伍时原是家居农村或者城市郊区的农民，退伍后都应当回到原居住地区参加农业生产。当地人民委员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对他们做好生产上的安排，帮助他们熟悉农业生产技术，给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便利”的规定回到郾城古城村安庄继续生活。同年3月份安庆年与孙凤梅（曾用名孙秋惠）在郾城领取结婚证，古城村按照该规定为安庆年规划宅基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诉称安庆年1973年退伍后户口直接转到许昌地区漯河市后谢乡错误，通过安庆年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退伍军人登记表、结婚证、漯河市军人接待转运站证明均能证明安庆年户口从1973年2月退伍到1985年5月之**口在古城大队安庄村，当时安庆年属于安庄村村民，依法享有划分宅基地的资格和权利。2、安庆年与孙凤梅于1983年在给自己划分的宅基地上进行建房，并非是被答辩人诉称由其父亲出资建设。被答辩人安卫国诉称由其父亲出资建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并且就如何建房、由谁出资并主持前后变更多种说法，由此可见并不真实。相反安庆年与孙凤梅现仍保存有1983年建房时用煤换砖统一发货票证明是答辩人出资建房。三、漯河市国土资源局漯国土资〔2018〕270号“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中安钦堂、被答辩人安卫国父母及被答辩人安卫国本人均不享有在古城大队安庄村划分宅基地的资格和权利。依据《村镇建房用地条例》第14条“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定，明确规定“回乡落户”的退休人员经申请、社员大会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批准之后才有机会划分宅基地，而安钦堂首先并无回乡落户，也无社员大会通过，生产大队同意，更未经公社批准，安庄村不可能给安钦堂规划宅基地。况且安钦堂家1983年除安庆年户口在安庄村没有他人户口也在安庄村，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在安钦堂名下的宅基地应是划给安庆年使用。之所以宅基证办理时写安钦堂的名字，是由于按当时农村的习惯，家里有老人的，宅基证办理时就写老人的名字，当时安庆年的父亲安钦堂还在，宅基证上就写了安钦堂的名字，安钦堂名下的宅基地实际权利人应为安庆年。2、原郾城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和1991年分别向安钦堂颁发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且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三）不动产被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之规定，安庆年作为上述宅基地的实际权利人当然有权申请注销上述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被告在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注销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第三人认为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文件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安卫国的起诉。第三人安丽蕊陈述：涉案房产是我10岁时父母建的房，印象中我父母每天早上走，晚上回。第三人安丽勇陈述：1982、1983年建房时，我父母回老家建房，我和我姐都在上小学，小孩需要人来照顾，找的其他人来照顾我和我姐，建房时间有2、3个月。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市自规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申请一份、安庆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988年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1991年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一份、照片四张、关于安庆年宅基地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份、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一份、行政判决书一份。证明第三人亲属安庆年曾在2015年1月向我局提出申请，请求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漯河市政府于2015年12月作出了《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书，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市政府在作出该处理决定书时，将涉案宅基地上房屋权属一并进行了认定，超越了职权，故判决撤销了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没有上诉。第二组证据，申请书一份、安庆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4月，安庆年又向我局提出《依法注销安钦堂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确认为安庆年所有申请书》，请求依法注销安钦堂郾城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依法确认原登记为安钦堂的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为申请人安庆年。第三组证据，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一份、附调查情况说明一份、送达回证一份、快递单一份。证明根据第三人亲属安庆年的申请，我局根据之前调查核实的基本事实，作出了注销安钦堂涉案宅基证的决定，并送达了原告和第三人。被告作出决定中明确载明根据调查情况说明及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如下，将情况说明作为决定的附件明确载明附在决定后面，我们在送达给原告决定时一并将情况说明送达给原告，调查情况说明是决定的完整组成部分，在形式上并无不当之处。第四组证据，阴阳赵镇政府关于移交古城安庆年宅基地调查材料的函、移交清单、联合调查组成员分别对安峰献、高江喜的谈话笔录、联合调查组成员分别对郭付生、安翠枝的谈话笔录、古城村委会出具的四份书面证明。证明阴阳赵镇政府将调查到的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关于宅基地纠纷的相关材料移交给漯河市国土资源局源汇分局，根据联合调查组对安峰献、高江喜、郭付生、安翠枝的调查，了解到如下事实，1975年发洪水后，分宅基地时由于安钦堂在外工作，户口不在本村，不符合划分宅基地条件，安庆年因病退伍后回原址，该块宅基地是以第三人安庆年名义划的。第五组证据，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一份、退伍军人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残疾军人证复印件一份、漯河市军人接待转运站书面证明一份、漯河市民政局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安庆年1968年4月应征入伍，入伍前户籍为郾城县城关公社古城大队，1973年2月因在部队受伤残疾退伍返回原籍。第六组证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漯河市2012年度第十七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土〔2013〕686号。证明2013年5月2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漯河市2012年度第十七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土〔2013〕686号，根据该批复，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古城村共有29.9246公顷集体土地作为漯河市2012年度第十七批城市建设用地被征收，争议宅基地也包括在内。截至2013年底，古城村上述集体土地已全部被征收为国家所有。原告安卫国对被告市自规局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申请无异议，但是与事实不符。安庆年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和集体用地复印件与1988年、1991年安庄村为安钦堂申请办理的2份土地使用证，当时是安庄村为本村村民集体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当时办证时村委会必须要出具宅基地规划给安钦堂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否则郾城县人民政府不会给安钦堂颁发土地使用证。办理土地证需要村委会申请、镇土管所、县土地局审核，郾城县政府办证，层层审查十分严格，如涉诉宅基地不是规划给安钦堂，那么村委会不会出具权属来源证明。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房屋建成后安庆年一直未回去过。只是听说房屋拆迁专程赶到拆迁处拍的四张照片。对安庆年宅基地情况的调查报告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这份调查加盖的有漯河市国土局源汇分局的印章，证明本次诉讼被告提交的调查情况说明也应加盖印章，以明确文件的制作主体。对市政府的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注销决定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本身不能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注销决定内容欠缺不符合法律规定，调查情况说明未加盖印章，不能证明是漯河市国土局制作的文件，制作主体不明。注销决定内容混乱，所适用的法律、所适用的情形不能同时适用，应当被撤销。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调查材料的函和移交清单，原告认为漯河市国土局作为政府机关土地主管部门，应依据本单位工作人员调查材料作出注销土地使用证的决定，阴阳赵镇政府不是注销土地使用证的法定机关，不能将自己的调查材料移送给土地管理部门作为证据。原告认为不具有相应职权的部门越权作出的材料，不能作为具有法定职权的部门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对联合调查组的笔录不全面，阴阳赵镇政府当时的谈话记录有6份，还包括有安改朝、安根旺、安秀社的调查笔录，这三人证明涉诉宅基地是规划给安钦堂的，阴阳赵镇政府未能全面移送当时的谈话记录，明显有违客观、公正、全面的法制要求。移交清单中不显示移送单位，移送至何处，也不能证明移交清单上的材料是否是通过合法渠道、合法手段取得。证据收集人是否系具有公职的工作人员。高江喜谈话笔录中并未说涉诉宅基地是规划给安庆年的，1975年洪水过后2、3个月内在新安庄规划宅基地，但涉案宅基地是在1982年规划的。如果按被告所称安庆年因病退伍回原址，宅基地以安庆年名义规划，那么在1975年洪水过后就会给安庆年规划宅基地，不能等到1982年才规划。且高江喜称安庆年转业后曾与其母亲生活在一起，明显与事实不符。安庆年1973年退伍其母亲1969年去世，安峰献、郭付生、安翠枝谈话内容与事实不符。如果当时安庆年的户口在安庄，1982年耕地承包到户时应有安庆年的承包地。但事实上安庆年在安庄没有责任田。况且安钦堂和安庆年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古城村4份证明，2012年5月20日的证明除安钦堂妻子去世时间错误外，其他内容基本属实。2011年12月15日的两份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涉诉宅基地的房产是由安钦堂主持盖的，安卫国父亲安相年出钱最多。几个在证明上签字的人不知道宅基地曾两次办理过土地使用证。2014年6月19日的证明说明安庆年在1973年退伍后户口落到了漯河市的其妻子处。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军人接待站和民政局两份证明叙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对于安庆年退伍后户口落户在哪，原告已请求法院以职权调取安庆年退伍后的档案情况，经查郾城区退伍办并未查找到安庆年的退伍档案接受转移，因此被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对第六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孙凤梅、安丽蕊、安丽勇对被告市自规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为证明其主张，庭审时原告安卫国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安钦堂1988年宅基地使用证，2、安钦堂1991年土地使用证，3、周春荣2012年元月2日证明。证明安庄村委会于1988年和1991年两次为安钦堂申请颁发土地使用证，办理宅基地使用证和土地使用证需要村委会出具权属来源证明，镇政府、县土地局层层审核，非常严格，不存在村委会将规划给安庆年的宅基地申请登记在安钦堂名下。同时证明1988年、1991年时的安庄村委会认可涉诉宅基地是规划给安钦堂的，2011年12月15和25日古城村委会为安庆年出具的证明，与1988年和1991年村委会的行为相矛盾，1988年、1991年村委会为安钦堂申请土地使用证出具证明的行为属于原始证据。2011年12月15日、25日村委会出具证明的行为不能否定30年前的村委会的行为。在后的村委会随便否定先前村委会的行为，那么将给村内的事务造成混乱。另外1988年宅基地显示，周春荣是经办人，其当时是土管所工作人员。周春荣证明宅基地使用证系生产队报名，土地所填写，大队统一办理。这说明1988年办理宅基地使用证时生产队、大队均认可涉诉宅基地系规划给安钦堂的宅基地。第二组证据，4、2014年5月22日阴阳赵镇政府对安改朝的谈话笔录，5、2014年5月19日阴阳赵镇政府对安根旺的谈话笔录，6、2014年5月20日阴阳赵政府对安秀社的谈话笔录，证明1982年宅基地是规划给安钦堂的，1983年是安钦堂建房。同时证明，阴阳赵镇政府没有将全部调查材料移交给国土资源局，阴阳赵镇政府有选择地将调查材料进行提交，违反了客观公正的执法原则，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注销决定是建立在没有全面了解事件基础上的，注销决定明显不客观。第三组证据，7、古城村委会2015年9月7日证明，证明古城村委会声明2014年6月19日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安庆年1973年2月复员后户口在古城村的证明作废。关于安庆年复员后，户口转到哪里，村里不清楚。这份证明，否定了安庆年主张的因其户口在安村，所以规划宅基地不是给其父安钦堂的说法。第四组证据，8、老庄街坊邻居安付运、安庆功，新安庄街坊邻居张偏妮、安玉枝、安爱兰证明，证明安钦堂的新老街坊邻居证明1982年最后一批为安钦堂规划宅基地，1983年安相年建房。第五组证据，9、安新和证明、10、安金拐证明，共同证明安钦堂和其他几户特殊情况的村民最后一批规划宅基地，安相年回家建房。第六组证据，11、王不显2014年10月12日证明，证据12、安爱兰2014年10月11日证明，证据13、安付运2014年9月19日证明，证据14、安朝亚2014年9月20日证明，证据15陈殿卿、顿莲花证明。证据11、12、13、14、15证明安钦堂和安相年建房。第七组证据，16、安新年2014年11月8日调查笔录，17、陈风英2014年11月8日调查笔录，18、李银汉2014年11月6日调查笔录，19、安付运2014年11月6日调查笔录，20、安爱兰2014年11月24日调查笔录。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宅基地是规划给安钦堂的，房屋是安钦堂、安相年建筑。第八组证据，21、谢鸿昌2014年9月1日证言，22、潘军安、赵美花2014年9月4日证言，23、河南省西华县武装部1982年11月1日33742部队信笺，24、安卫国退伍军人证明书。以上证据共同证明为照顾爷爷，安卫国退伍到郾城县，安钦堂与安卫国在一起共同生活，安卫国夫妇照顾安钦堂的晚年生活。安卫国退伍军人证明书上，由于安卫国退伍到郾城县。所以郾城县人民武装部加盖有印章，如果安庆年1973年退伍回到郾城县，那么安庆年的退伍军人证书上也应该有郾城县武装部的印章，但是双方纠纷经历多次诉讼，安庆年始终未提供有其退伍军人证书。第九组证据，25、郾城区退伍办证明一份、郾城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证明一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安庆年回到原籍后给安庆年规划的宅基地主张不成立，安庆年退伍后并未回到原籍。其户口直接落户到漯河市，其也从未回到原籍居住生活。综合证明意见：1、宅基地是规划给安钦堂的，是安钦堂主持建房。2、阴阳赵镇政府没有将全部调查材料移交给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局依据部分证据材料出具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不全面也不客观。被告市自规局对原告安卫国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的问题。正是发现安钦堂的户籍不在安庄村，将案涉宅基地办在其名下是错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我们才注销。对证据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证人证言，被告认为不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对其内容不予认可。因安钦堂1956年户口迁出安庄村，退休后户口没有迁回，不符合法定划分宅基地条件，证言内容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盖房子的事与本案宅基地注销问题没有必然关系，也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对证据7村委会证明内容不真实，与之前出具的书面证明与市民政局、市军转站以及安庆年原在的部队出具的证据相矛盾。对证据21、22、23、24，被告认为与本案审查内容无关，因为安庆年是1973年退伍，本案原告是1983年退伍，关于退伍军人相关的表格有一定的差异，这是正常的。而且其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5，可能是因为安庆年1973年退伍，距今有40多年，时间过于久远，相关部门没有档案也属正常，但是由于第三人提供有原始证据，足以证明安庆年退伍及退伍后落户的情况。第三人孙凤梅对原告安卫国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同被告的质证意见，说明一下，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之所以宅基地证办理时写安钦堂的名字，是由于按照当时农村习惯，家里有老人登记在老人名下。对证据7第三人接下来举证证明村委会应该是知道安庆年的户口在安庄村。对证据23当时原告安卫国服役的部队并不了解安钦堂的实际情况，所谓的其爷爷已退休回老家，为了照顾老人只是原告要求提前退伍的借口，在1981年安钦堂已经75岁高龄，原告在1982年以老人年事已高要求照顾，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另外原告要求退伍时将其转至郾城县实际上是为了安排工作，并且户口并没有落户到安庄村。对证据24退伍军人证明书上明确显示原告是从河南省西华县应征入伍，也就证明原告及其父母在1981年之前原告及其父母户口已经迁至西华县。第三人安丽蕊对原告安卫国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同孙凤梅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安丽勇对原告安卫国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中的安庆功、张偏妮、安玉枝、安新合、安金拐、王不显、安朝亚、陈殿卿、顿莲花、谢鸿昌、潘军安、赵美花的证言，从未质证过，其他的证人证言在其他法院质证过，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均是原告律师个人或原告自己书写的，违反证据采集规定，属于无效的。原告提供的周春荣的证明说明了宅基证办理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仅仅是由生产队来报名、填写、办证。安改朝谈话笔录明显存在作伪证，笔录当中谈到是安相年让孙秋惠用柴油换的砖，这和我们的原始发票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安根旺调查笔录中明确回答不知道给安钦堂规划宅基地。安根旺在笔录中的回答仅仅是推断，不能说明宅基地是划给安钦堂了。安秀社的谈话笔录中明确说明了宅基地划分的原因，是为安庆年划分的宅基地。证据7村委会证言，是后来出具的证言，比我们的村委会的证言时间晚一点。应当以原来的村委会证言为准。原告提供的安新年、安付运、安新合、安金拐等这些人的证人证言均和我父母结婚证上显示城关公社的户籍相互矛盾。西华县武装部的信笺是伪证，部队对于我爷爷的情况不了解，我爷爷退休回老家这是虚假的情况，我爷爷工作退休都在综合厂，综合厂拆迁后搬到我姑姑家居住。我爷爷始终没有回老家。郾城退伍办和郾城武装部的证明，这两个证明不全面，是他们的工作失误没有找到还是就没有档案，并不能证明我父亲的档案没有投放到郾城县。为证明其主张，第三人孙凤梅、安丽蕊、安丽勇共同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安庆年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2、安庆年退伍登记表一份，3、安庆年、孙秋惠结婚证，4、孙店村委会证明。证明安庆年于1968年应征入伍时常住户口所在地为河南省郾城县城关公社古城大队安庄村，并在古城小学任民办教师。1973年2月20日退伍，根据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从哪里来回去的原则，户籍仍返回郾城县城关公社古城大队，古城大队给安庆年划分有宅基地。1973年3月21日在安庆年与其妻子孙秋惠在男方户籍所在地郾城县城关人民公社登记结婚，安庆年的户口并没有落户到孙凤梅所在的后谢乡，而是一直在郾城县城关公社古城安庄村。第二组证据，1、安庆年残情医学鉴定，2、安庆年残疾军人证，3、军转站证明，4、漯河市民政局证明。证明安庆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因公负伤，经鉴定为5级伤残，1973年2月20日安庆年退伍，根据《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对于退伍的义务兵，应当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进行处理。第五条明确规定“入伍时原是家居农村或者城市郊区的农民，退伍后都应当回到原居住地区参加农业生产”，安庆年退伍后仍应当回到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安庆年退伍后将档案交给郾城县退伍办，并办理相关手续，户籍又转到古城大队安庄村，并依法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的优待政策。第三组证据，1、安峰献证言一份，2、宁秀枝证言一份，3、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对安峰献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1975年发水后，安庄自然村重新划分宅基地，安庆年的户籍仍在安庄村，具有划分宅基地的资格，安庄村为安庆年划分一处宅基地。同时证明因安峰献证明安庄村给安庆年划分宅基地，原告安卫国带人到安峰献家报复。第四组证据，1、孙凤梅煤换砖统一发票一份，2、张海臣、胡新安证言一份，3、李国顺证言一份，4、孙志德、孙宏珍、孙宏欣证言一份，5、米来春证言一份，6、安献忠证言一份，7、郭付生、安翠枝、安秀社证言一份。证明原登记在安钦堂名下的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系安庆年、孙凤梅夫妻建造的。1983年，安庆年、孙凤梅夫妻二人在宅基地上建房，通过煤换砖的方式在后谢公社砖瓦厂购买了建房所需用砖，在城关木器厂加工建房所需檩条，找人制作门窗等，并支付了建房的工钱，房屋的所有权归安庆年夫妻所有。原告安卫国对第三人孙凤梅、安丽蕊、安丽勇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的1973年安庆年婚后与孙凤梅工作居住在郾城第一化肥厂，未回到原籍，与原告证据24主张相符。对证据3当时是1973年2月份复员，安庆年3月结婚，这个是为了户口迁到女方做铺垫。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3、4有异议，与原告举证内容相矛盾，安庆年转业后其户口未落户到原籍，也未回到原籍生活。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安峰献证言内容不真实，当时安峰献不是生产队的队长，他以队长的身份划宅基地是不真实的。安庆年的户籍退伍后未回到安庄村。对宁秀枝证言与事实不符，宅基地是我爷爷安钦堂要的，其他人没有参与过。源汇分局的询问笔录不存在安卫国对安峰献报复。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被告市自规局对第三人孙凤梅、安丽蕊、安丽勇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庭审后，第三人孙凤梅、安丽蕊、安丽勇要求漯河市郾城区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领导办公室小组出具的情况说明（2019年9月17日）和郾城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出具的情况说明（2019年9月12日）。原告安卫国对上述该两份证明质证认为：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中表述资料不全、用语模糊、不客观，表述内容与法院调取内容所述不符，以法院调取的证明内容为准。被告市自规局对上述该两份证明质证认为：对这两份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已经提供关于安庆年退伍军人的相关证明，我们认可第三人提供的军转站和民政局提供证明的内容。第三人孙凤梅对上述该两份证明质证认为：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之所以查询不到安庆年档案接收、登记、转出记录，系因年代久远，现存资料不全，并不是因为安庆年的档案没有转到古城村。根据第三人孙凤梅提供的证据，以及“从哪里走回哪里去”的原则，安庆年退伍后的档案退回到了古城大队，因此安庆年对宅基地享有分配权。第三人安丽蕊对上述该两份证明质证意见同第三人孙凤梅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安丽勇对上述该两份证明质证认为：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之所以查询不到安庆年档案接收、登记、转出记录，系因年代久远，现存资料不全，并不是因为安庆年的档案没有转到郾城县退伍办。根据第三人孙凤梅提供的证据，以及《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从哪里走回哪里去”的原则，安庆年退伍后回到他的原籍郾城县古城大队安庄村。经审理查明：原告安卫国与安庆年系叔侄关系，安庆年已于本案起诉前去世。第三人孙凤梅是安庆年的妻子，安丽蕊是安庆年的女儿，安丽勇是安庆年的儿子。原告的爷爷安钦堂在原郾城县阴阳赵乡古城村安庄自然村（老庄）有一处宅基地及房屋，安钦堂有六个子女。1975年发洪水，房屋在洪水中倒塌，洪水过后，村里统一规划，安庄整体搬迁，形成新安庄。新安庄没有给安钦堂规划新的宅基地，直到1982年规划了一处新宅基地。1988年，原郾城县政府为安钦堂颁发了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1991年办理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010年，安庄村拆迁，原告安卫国与安庆年因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分配问题产生纠纷。后经安庆年申请，漯河市人民政府作出漯政土〔2015〕86号《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注销了安钦堂的土地使用权证，并于2016年9月1日送达原告安卫国。原告安卫国不服，于2017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漯河市人民政府作出漯政土〔2015〕86号《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民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处理决定书》。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4月19日作出（2017）豫1103行初10号行政判决书，以漯河市人民政府在作出该处理决定书时，将涉案宅基地上房屋权属一并进行了认定，超越了职权，故判决撤销了漯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没有上诉。2017年4月27日，安庆年向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申请注销安钦堂郾城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并附《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调查情况说明》，并于2019年1月16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安卫国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关于安卫国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虽然是安庆年申请注销涉案的土地使用证，但引起注销涉案土地使用证的原因是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被拆迁，安卫国与安庆年就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分配问题产生纠纷，为解决该纠纷，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并送达给安卫国，安卫国虽然不是行政相对人，但该决定对安卫国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故安卫国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关于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是否撤销的问题。本案中，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既适用了《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关于“土地登记和颁发土地使用证书后发现有错登、漏登或者有违法情节的，原登记发证机关应当依法更正、收回或者注销原发土地证书，换发新的土地证书”的规定，同时又适用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三）不动产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的规定。而涉诉《注销决定》引用的两个法律条文，适用不同的情形，《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适用的是颁证错误情形下依法注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适用的是在颁证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因不动产征收、没收、收回而引起的依法注销。本案涉诉的土地使用权证是因颁证错误而被注销，还是因不动产没收、征收、收回而被注销，《注销决定》没有明确。故，原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适用法律相互矛盾，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漯国土资〔2018〕270号《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安钦堂郾政宅字第010312号宅基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桂花人民陪审员  吕广华人民陪审员  柳书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