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0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秀玲，女，1972年1月2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尚科，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家满，男，1969年7月2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战伍，盖州市卫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志波，男，1975年11月7日生，满族，住辽宁省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传安，男，1964年6月28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原审原告：孙颖，女，1970年3月28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原审原告：郑百平，男，1992年2月1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上诉人郑秀玲因与被上诉人郑家满、赵志波、郑传安，原审原告孙颖、郑百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秀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三被上诉人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被上诉人郑传安返还上诉人8.64亩口粮田。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理由认为，被上诉人郑传安、赵志波同郑家满签订的承包合同系相信郑家满对争议土地具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认为属于法律理解错误。上诉人一审已向法院详细说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不在同一台账上，上诉人早年只是将土地交由被上诉人经营管理，并没有允许被上诉人郑家满转让、转包。被上诉人郑传安、赵志波同郑家满签订转包合同不询问清楚，责任在自方，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只是以郑家满系上诉人的哥哥就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不服。此外，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所谓表见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本案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被上诉人郑家满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而上诉人与村委会有独立的土地承包合同，郑家满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并且未得到上诉人的追认，应属于无效合同。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郑家满辩称：关于我将土地转让给赵志波一事，当时我急于出国，等用钱，家人又不让转让，无奈我只能写下假的承包书，欺骗我的家人们。否则他们都不让转让，当天的转让也办不成。赵志波、郑传安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孙颖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郑百平未予答辩。郑秀玲、孙颖、郑百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三被告转让合同无效；2.被告返还案涉合同内原告口粮田郑秀玲8.64亩、孙颖0.92亩、郑百平0.92亩及树影地块【郑秀玲5.3亩+转包郑传久土地、孙颖[（1.69+1.68）÷3]、郑百平[（1.69+1.68）÷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月1日，被告郑家满作为代表与矿洞山村委会签订《农业承包合同》，承包三人份（郑家满及妻子孙颖、儿子郑百平）土地，其中案涉“北小坑”土地两块，分别为1.08亩和1.69亩。同期，郑家满父亲郑传民作为代表也与矿洞山村委会签订《农业承包合同》，承包二人份（郑传民及其女儿郑秀玲）土地，其中案涉“北小坑”土地5.3亩。因原告郑秀玲结婚在相邻的龙王庙村居住，且郑传民年事已高，郑秀玲、郑传民将自己的“北小坑”土地份额交给郑家满经营。因两家的“北小坑”土地相邻，郑家满将两家土地合并经营。2005年11月16日，郑家满将两家的“北小坑”土地“转让”给被告赵志波、郑传安（赵、郑二人合伙），双方签订《转让合同》一份，基本内容为“郑家满因出国发展，将‘北小坑’土地连同一个大棚，一并转让给赵志波、郑传安经营，转让费6.2万元当面交清，该地南邻郑家彬，东、西、北至道。自立合同之日起，该大棚由赵志波自主经营、收益，补偿权归赵志波所有，如该转让土地与其他人有权利纠葛，由郑家满负责。如有税收等其他款项，由赵志波负担。合同自订立之日生效，双方不得反悔”。郑家满、赵志波、郑传安作为立合同人在合同上签名，中间人郑家元、郑传林，代书人郑家荣均在合同上签名。2008年末，赵志波退出合伙，郑传安独自经营案涉土地至今。2014年3月4日，郑家满与孙颖经法院调解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郑家满将其家庭承包的土地对外“转让”是否合法有效，郑家满将其父亲和妹妹交其经营的土地对外“转让”是否合法有效，2005年11月16日，郑家满与赵志波、郑传安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性质如何认定。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采取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在农户家庭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时，无需农户家庭每一名成员都在承包合同上签名，只要该农户家庭的代表在承包合同上签名，承包合同即成立。1999年1月1日，郑家满户家庭成员为郑家满本人、郑家满妻子孙颖、郑家满与孙颖的婚生子郑百平三人，郑家满作为家庭代表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005年11月16日的“转让合同”，系合同双方未经村委会同意签订，案涉土地亦未经村委会变更为由郑传安、赵志波承包，承包人仍为郑家满户，故该合同虽名为转让合同，实为转包合同，合同虽约定由郑传安、赵志波“永久”经营，但合同期限应为自2005年11月16日起至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止。郑家满作为家庭代表将案涉土地转包给同村村民被告郑传安和赵志波共同经营，虽孙颖未在该“转让合同”上签名，但该合同合法有效。郑家满系郑传民儿子，系原告郑秀玲哥哥，郑秀玲与郑传民将二人承包的“北小坑”土地交郑家满经营，由郑家满实际占有、收益至2005年，被告郑传安、赵志波据此相信郑家满对该土地的处分具有代理权，有事实依据。郑家满代为签订“转让合同”，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对郑秀玲有效。自2005年“转让合同”签订至2014年郑家满与孙颖离婚，在这大约十年的期间内，作为家庭主要财产的土地由他人经营，而孙颖称对此并不知情，不符合常理。郑秀玲居住在相邻的龙王庙村，其兄郑家满将案涉土地交他人经营十多年，原告称2017年才知道案涉土地被郑家满“转让”，亦不符合常理。郑家满将案涉土地予以转包，原告方对此应当知情。原告方在案涉土地转包十几年后，以不知情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方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郑秀玲、孙颖、郑百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郑秀玲、孙颖、郑百平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郑家元是郑家满和郑秀玲的亲哥哥。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转让合同的效力。上诉人主张其享有8.6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郑家满无权处分案涉土地而导致转让合同无效，转让合同未违反其他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上诉人以郑家满无权处分上诉人土地为由主张转让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且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转让合同的签订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要求返还8.64亩土地一节，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8.64亩土地的构成为“上诉人承包土地5.3亩，但农业承包合同中写的户主是上诉人父亲，上诉人又买了2亩多土地，郑家满代上诉人签的2亩多土地的契约。”从本案查明事实可知，上诉人父亲郑传民作为代表与矿洞山村委会签订《农业承包合同》，承包二人份（郑传民及其女儿郑秀玲）土地，其中案涉“北小坑”土地5.3亩。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郑家满签订的受让2亩多土地契约系代上诉人签订，更无证据证明系上诉人实际购买的该2亩多土地。故对上诉人主张其享有8.64亩土地权益，本院不予采信。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采用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在农户家庭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时，无需农户家庭每一名成员都在承包合同上签名，只要该农户家庭的代表在承包合同上签名，承包合同即成立。上诉人与其父郑传民将自己的“北小坑”土地份额交给上诉人哥哥郑家满经营。因郑家满出国发展，2005年11月16日，郑家满将两家的“北小坑”土地转包给赵志波、郑传安经营。郑家满、赵志波、郑传安作为立合同人在合同上签名，中间人郑家元、郑传林，代书人郑家荣均在合同上签名。中间人郑家元系郑家满和上诉人郑秀玲的亲哥哥。孙颖、郑百平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视为服从一审判决。即实际情况非如上诉人与郑家满所述“系郑家满欺骗了全家，擅自将案涉土地转包给赵志波、郑传安经营。”土地系家庭主要财产，农业人口生存之本，上诉人就居住在邻村，却称在土地被转包十几年之久后才知道案涉土地被郑家满“转让”，于理不合。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返还土地的诉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郑秀玲预交），由郑秀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萍萍审判员  吕 瑛审判员  张 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杜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