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21民初2684号 原告：兰丽英，女，生于1971年3月1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学（系兰丽英之子），男，生于1994年10月3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旭洋，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仁寿县汪洋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眉山市仁寿县汪洋镇广华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722008571377P。 法定代表人：阙红，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翠英，四川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兰丽英与被告仁寿县汪洋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汪洋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9日、9月20日、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兰丽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学、叶旭洋，被告汪洋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翠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兰丽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划给原告安置用地150平方米（30平方米×5人）；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辖区居民，为建设“仁寿汪洋循环经济园区”，原、被告于2012年3月14日签订《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由被告就近划给原告集体土地予以安置及相应补偿标准。但被告至今未履行划给安置土地的义务。为此，特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兰丽英向本院提交了《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与被告签订了协议，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划地安置。 被告汪洋镇政府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义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该协议证明了原告的房屋在仁寿县征地红线范围内，拆迁安置补偿金额为84827.37元。 被告汪洋镇政府答辩称，1.原告于2012年3月14日与被告签订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按照当时拆迁补偿政策，由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原告于2012年7月6日向被告出具了书面承诺，承诺自己协调及平整宅基地，不再要求镇、村、社进行安置，并且领取了补贴款5000.00元，原告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已经作出了处分；3.国家政策具有时效性，被告目前的安置政策不具有溯及力。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抗辩主张，被告汪洋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 一、《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征地建筑物构筑物勘丈表、征地拆迁实物分户统计表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家的拆迁补偿项目及金额； 二、承诺书复印件两份。拟证明原告自愿放弃房屋残值及划地安置的事实； 三、记账凭证复印件8张。拟证明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原告拆迁安置补偿款79827.36元及放弃安置补贴款5000.00元的事实； 四、仁寿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复印件。拟证明征收土地的合法性； 五、《仁寿县汪洋镇汪促、连接线征地补偿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征收土地的标准。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协议约定原告获得的安置补偿款是84827.37元，而现金补偿与划地安置系不同的补偿项目；对第二组证据中关于放弃房屋残值的承诺无异议，但对放弃划地安置的承诺有异议，该承诺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且原告作为普通公民是无法自行协调取得宅基地，该承诺的内容无效；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收到被告支付的84827.36元补偿款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宅基地的补偿标准不能按照协议中土地补偿的标准确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中关于放弃房屋残值的承诺内容予以确认，对放弃宅基地安置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该协议不能证明宅基地补偿标准。 因原告对2012年7月6日《承诺书》上签名的真实性不认可，申请对该承诺书上“兰丽英”、“吕建文”的字迹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对2012年7月6日《承诺书》上“兰丽英”、“吕建文”署名字迹是否兰丽英、吕建文书写进行鉴定。2019年9月10日，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成蓉（2019）文鉴350号文书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2012年7月12日（笔误应当是7月6日）《承诺书》上“吕建文”署名字迹是吕建文书写；2.2012年7月12日（笔误应当是7月6日）《承诺书》上“兰丽英”署名字迹是吕建文书写。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鉴定结论的“三性”无异议，进一步证明了放弃宅基地安置承诺书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吕建文非协议当事人，超过家事代理权范围向被告出具的承诺无效。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鉴定结论的“三性”无异议，但吕建文与原告系夫妻关系，其在承诺书上的签名构成表见代理，应视为原告的签名。 本院对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成蓉（2019）文鉴350号文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该鉴定结论能证明2012年7月6日《承诺书》上兰丽英的签名非本人所签。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核实，现仁寿县人民政府暂停了农村宅基地的审批，加之被告汪洋镇政府本身不具有审批宅基地的权限，经本院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被告采取补救措施，支付不能划地补偿费300000.00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兰丽英系仁寿县汪洋镇协作村**村民。因仁寿县物流通道（铁马桥至瓦子坳）、汪洋至大革至促进公路建设，需要拆迁原告的房屋。2012年3月14日，兰丽英、兰海英（兰海英向本院提交书面放弃权利声明书，声明已经获得征地拆迁补偿，放弃在该协议中的相关权利）与被告汪洋镇政府签订了一份仁寿县物流通道（铁马桥至瓦子坳、汪洋至大革至促进）《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被拆迁的地上构筑物为砖混结构房屋78.904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7.373平方米、砖混结构门市56.16平方米、单眼灶1口。建筑物、构筑物的拆迁补偿金额为77380.40元，拆迁过渡费补偿标准金额为3173.86元，拆迁奖励费4273.11元，共计84827.37元。同日，原告兰丽英（兰海英）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1.我是协作村村民，姓名兰丽英、兰海英，在这次（铁马桥至瓦子坳、汪洋至大革至促进公路）房屋拆迁中按文件政策按时搬迁；2.自愿放弃房屋残值；3.在搬迁和房屋拆迁过程中的一切安全事故自行负责。2012年7月6日，原告兰丽英的丈夫吕建文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我是汪洋镇协作村八社的村民，因汪促路建设，于2012年4月将自己的房屋拆除，现本人承诺自己协调及平整宅基地，不再要求镇、村、社进行安置”。 上述协议签订及承诺书出具后，被告于2012年4月24日支付原告79827.36元，于2012年8月20日支付原告5000.00元，其中5000.00元的支付业务内容为“汪促路拆迁户自愿放弃镇村安置及自己协调平整宅基地，政府补贴每户5000.00元”。原告的房屋被拆迁后，于2016年6月在成都市锦江区购买了住房。 2019年1月，原告兰丽英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东坡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兰丽英不服裁定，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3月13日，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4行终2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兰丽英的丈夫出具的放弃宅基地安置的承诺是否对原告具有约束力。 本院认为，原告兰丽英与被告汪洋镇政府于2012年3月14日签订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第五项约定：被拆迁户实行统规自建安置，按农村居民宅基地审批规定就近划给其集体土地予以安置，安置用地每人按20-30平方米；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约定：乙方（原告）有权依照本协议获得拆迁补偿和新批宅基地安置。从协议内容上看，原告的房屋被拆迁后，主要享有两项权利，一是获得拆迁安置补偿费，二是获得新批宅基地。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在拆迁期内完成了拆迁任务，被告在2012年4月25日支付了拆迁费79827.36元，2012年8月20日支付了5000.00元。关于原告是否放弃宅基地安置的问题。首先，原告的丈夫吕建文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向被告出具了自愿放弃镇村社安置及自己协调平整宅基地的承诺，该承诺书上兰丽英的签名虽然不是本人所签，但作为共同生活的夫妻，应该知道吕建文代为原告作出放弃安置及协调平整宅基地这一行为，被告也有理由相信吕建文能够代表原告对放弃宅基地作出处分；其次，原告在拆除房屋领取拆迁安置补偿款后，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并未对没有获得新批宅基地的问题主张权利，而是在成都市锦江区购买了房屋居住生活。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对其丈夫吕建文承诺放弃宅基地的安置是明知的，吕建文的承诺对原告应当具有约束力。 综上所述，原告兰丽英请求被告补偿不能划地补偿费300000.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兰丽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926.00元，减半收取3463.00元，由原告兰丽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 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吴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