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0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埔路南一巷**东亿达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进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芳华，广东优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艳娇，广东优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安路****法定代表人：何冬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健龙，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桦，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瞿祖明，男，195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健龙，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桦，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广英，女，195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健龙，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桦，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斐，男，198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亮，广东威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拓公司）、上诉人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瞿祖明、何广英、何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7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晴拓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瞿祖明、何广英、何斐对辉顺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何斐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何斐的担保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何斐在辉顺公司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晴拓公司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为由认定“晴拓公司请求何斐对辉顺公司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1.本案实际情况是何斐对《合同书》的签订、履行、担保货款的实际到位都全程负责，且何斐在《合同书》中承诺为辉顺公司承担全部债务，保证支付全部货款，担保期限至辉顺公司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时止，此保证是何斐的真实意思表示，客观事实是连带担保责任，故何斐对辉顺公司的全部付款承担连带责任。2.何斐在《合同书》中“担保人”处签字，既没有写“一般保证人”，也没有写“连带保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何斐对辉顺公司的全部付款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晴拓公司请求瞿祖明、何广英对辉顺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要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夫妻是一种“法定财产共同体”，按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财产推定为夫妻共有。瞿祖明、何广英在设立辉顺公司时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提交财产分割协议是瞿祖明、何广英因登记注册公司需要而杜撰的。瞿祖明、何广英各自投入辉顺公司的出资，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不同的股东的股份，但事实上却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出资体实际上是单一的，且夫妻之间的意思表示通常一致，故辉顺公司实质上为一人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相关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瞿祖明、何广英未提供证据证明辉顺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辉顺公司的财产与瞿祖明、何广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有财产混同的可能，因此，瞿祖明、何广英应当对辉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2018年1月11日，瞿祖明、何广英与何冬勇、瞿XX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违反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应属无效。股权转让协议中，瞿祖明、何广英将其拥有的辉顺公司的股权均以0.0001万元转让给何冬勇、瞿XX，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客观事实是瞿祖明、何广英将其拥有的辉顺公司的股权均以0.0001万元转让，明显不符合常理，没有合理的解释，且发生在诉讼期间，是严重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瞿祖明、何广英依法理应对辉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瞿祖明、何广英将其拥有的辉顺公司股权均以0.0001万元转让，实际转让价不得而知，很显然，这是瞿祖明、何广英为恶意逃避债务而采取的抽逃出资的行为，是严重违法的，该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瞿祖明、何广英依法理应对辉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二、对转让股权处分权。甲方保证其依法享有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的处分权。甲方保证未在上述股权设立任何质押或担保。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不涉及任何未决诉讼或第三者权益,否则相应的违约人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客观事实是，晴拓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本案尚在一审审理期间，而瞿祖明、何广英的保证明显违背客观事实，是欺诈行为。因此，该股权转让发生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内容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是瞿祖明、何广英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且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应属无效，瞿祖明、何广英应当对辉顺公司的全部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了更好地维护晴拓公司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晴拓公司的诉请。辉顺公司上诉请求：改判辉顺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及判令晴拓公司负担所有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撤销或者改判。一、一审法院采信的《合同书》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首先，合同内容极端不公平。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在正常的状态下会签订一份对自己如此不利的合同。其次，辉顺公司没有从晴拓公司订购过任何物品，开庭时，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明确表示和辉顺公司之间没有交易，足以证明合同内容的不真实性。一审庭审中，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庭审录像可以证明），所有的交易全部是和何斐进行，和辉顺公司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笔交易，所有的货款结算也是和何斐进行。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当庭陈述可以充分证明涉案合同的交易主体是晴拓公司和何斐，与辉顺公司无关。在此，辉顺公司特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开庭录像，以证明辉顺公司的观点。二、经一审法院查明，辉顺公司的公章被他人偷盖，这是一个消极的事实，而消极的事实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且何斐对此有清楚的表述，一审法院不应对此事实视而不见。三、辉顺公司对涉案交易的对象（包括晴拓公司和其送货的单位）压根不了解、不知情，更谈不上进行大额的、长期的交易。事实上，一审庭审时晴拓公司认可是何斐和其进行了大约200万元的交易，且都是何斐本人和晴拓公司进行往来，没有任何一分钱和辉顺公司有关，只不过晴拓公司和何斐还有部分款项没有结清，且就是因为晴拓公司有多列送货单的情况（这些送货单上既没有何斐的签字，也没有签章），致使晴拓公司和何斐之间没有谈拢而产生纠纷。以上事实，辉顺公司在一审庭审前压根不知情，庭审时才知道。四、一审时何斐的辩解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且部分（比如是和何斐进行的交易，和辉顺公司无关）得到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可，一审法院并没有考虑此事实。辉顺公司提出合同的虚假性之后，一审法院并没有继续查明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地点及合同是谁拟就的什么情况下签订的事实，而是笼统地认为，既然有公章，那就一定要签章单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无疑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也是导致本案错判的根本原因。五、辉顺公司的公章保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虽然何斐有时可以偷盖，但并不是每次都可以偷盖。因此，辉顺公司（负责人）有理由（仔细研判一审判决及仔细回忆）相信，送货单的公章（甚至包括《合同书》的公章）有可能是何斐私刻的公章，是真是假，鉴定便可知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贸然下判，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还辉顺公司清白，还辉顺公司公道。辉顺公司对晴拓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辉顺公司从未与晴拓公司有过买卖合同关系，更没有签订过《合同书》。1.辉顺公司原股东瞿祖明系何斐的姑父，在收到一审应诉材料后，瞿祖明找到何斐，何斐提出所有的买卖关系均系其单方行为，与辉顺公司无关，由其应诉并委托律师即可，一定不会由辉顺公司承担责任，于是一审时辉顺公司委托何斐全权处理，何斐也承认公章是偷盖的。实际上，辉顺公司对《合同书》并不知情，也没有在《合同书》盖章。2.辉顺公司从未与晴拓公司进行交易，也从未收到过晴拓公司的任何货物，也没委托过晴拓公司向他人送货。3.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的《合同书》、对账单中的公章并非辉顺公司所盖，辉顺公司要求鉴定。4.《合同书》中提到的东莞市喜见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见天公司）、深圳市亿联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联威公司）与辉顺公司均无任何业务往来，何来辉顺公司委托送货？5.辉顺公司从未向晴拓公司支付过货款。6.何斐仅与辉顺公司原股东瞿祖明有亲戚关系，并非辉顺公司员工，也从未在辉顺公司上班。综上，辉顺公司与晴拓公司既未曾签订过合同，也没有实际送货及货款支付的行为存在，且所谓代收货的公司与辉顺公司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一审法院在已基本了解案情的情况下，机械地仅以《合同书》有辉顺公司公章就认定辉顺公司与晴拓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太不严谨。二、本案定案依据存疑，涉嫌合谋侵害辉顺公司利益及虚假诉讼，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还原本案真相。1.《合同书》真实性存疑，且晴拓公司在起诉状自认《合同书》是补签，联系到一审时何斐自认受晴拓公司胁迫签订《合同书》的情形，应当慎重审查《合同书》，不仅要审查形式要件，更要审查实际要件，签订合同只是形式，是否进行交易才是合同的实质性内容。一审法院显然舍本逐末，仅凭盖章定案，是错误的。2.涉案的辉顺公司的公章均为不真实，辉顺公司申请鉴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晴拓公司自述辉顺公司前期欠款209772.1元，担心诚信问题，才补签《合同书》。事实上，晴拓公司股东与辉顺公司股东认识，若有业务往来且有欠款，则应当由辉顺公司的财务盖章确认才对。前期已存在欠款，补签合同，再将货送给辉顺公司以外的公司，进而导致合同金额扩大，不论是法律上，还是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况且，《合同书》中辉顺公司的代表及担保人均系与辉顺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的何斐，为何不让辉顺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员签字呢？所以，本案是何斐与晴拓公司恶意串通，借用辉顺公司名义，达到由辉顺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目的，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3.晴拓公司负责人在一审中当庭确认，与其发生实际交易的是何斐，所有订单均是何斐通过QQ或电话形式下单，货款也是与何斐直接结算，晴拓公司从未与辉顺公司进行任何交易。4.《合同书》涉及的喜见天公司、江西一线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线天公司）和亿联威公司，辉顺公司与其均无交易往来。5.《合同书》记载“现委托甲方工作人员何斐”、“何斐为甲方担保人，若甲方无法支付乙方货款时，甲方担保人承诺为甲方承担欠乙方的全部债务”，但本案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明何斐为辉顺公司员工，且公司员工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也严重违背常理。以上种种如此大的纰漏，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何斐与晴拓公司串通侵害辉顺公司的利益，涉嫌虚假诉讼。若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则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述，辉顺公司与晴拓公司没有实际往来，《合同书》、送货单、对账单却加盖辉顺公司公章，以及“公司员工”为公司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存在如此重大的疑点，明显有悖常理，一审法院仅凭晴拓公司的单方陈述就认定事实，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情，依法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瞿祖明、何广英对晴拓公司的上诉辩称：一、晴拓公司诉请瞿祖明、何广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即法人人格独立及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晴拓公司对瞿祖明、何广英的诉请，是正确的。二、《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6年6月23日废止，晴拓公司引用废止的规定，显然错误。三、晴拓公司称辉顺公司系一人公司及辉顺公司股东与辉顺公司财产混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都是其单方主观臆测。四、辉顺公司由瞿祖明、何广英于2008年3月10日依法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瞿祖明出资20万元（占股40%），何广英出资30万元（占股60%），验资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于2008年3月3日出具，详细记载股东的出资情况，证明瞿祖明、何广英已实缴全部投资款，其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只要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就与企业法人的责任独立开来，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五、晴拓公司主张瞿祖明、何广英滥用股东权利转让股权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权利，只要股东愿意，将股权赠与他人也是可以的，也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况且，股权转让涉及的仅是新旧股东的关系，股权转让款也无需支付至公司账户。综上所述，瞿祖明、何广英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晴拓公司滥用诉权，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晴拓公司对瞿祖明、何广英的诉请。何斐对晴拓公司的上诉辩称，何斐、辉顺公司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之前和辉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及何斐都进行过深入的沟通，一审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就《合同书》签订的前因后果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说明，其在拿到一审判决书之后和何斐微信沟通，何斐也表明了和在一审之前相同的观点。因此，实际就是何斐及其父亲借用或冒用辉顺公司的名义和晴拓公司进行交易，与辉顺公司没有关系。晴拓公司对辉顺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合同书》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辉顺公司加盖公章、何斐签字予以确认，合法有效。二、辉顺公司称“压根不了解、不知情，更谈不上进行大额的长期交易”、“公章保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何斐有时候可以偷盖”等，偷盖公章长达一年之久，辉顺公司都无人问津，且公章一般是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财务保管，显而易见，上述陈述是虚假陈述，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辉顺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晴拓公司的上诉请求。瞿祖明、何广英对辉顺公司的上诉辩称，现其已非辉顺公司股东，从法律意义来说与本案没有关系，但同意辉顺公司的意见。何斐对辉顺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时，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当庭认可晴拓公司都是和何斐及其父亲进行交易，和辉顺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支持辉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二、一审判决后，何斐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和何斐有深入的沟通，何斐说涉案交易的主体是其父亲，而不是何斐，何斐在其父亲指挥下与晴拓公司联系，其父亲是辉顺公司原股东何广英的哥哥，其不清楚《合同书》如何签订，其父亲让其在“担保人”处签字，其才签字，“甲方签字”处何斐的签字有可能是其父亲所签。何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何斐的微信聊天记录已作为证据提交，请二审法院核实。何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出庭，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晴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何斐向晴拓公司连带支付货款510570.99元；2.判令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何斐向晴拓公司连带支付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9月1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何斐连带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9月27日，晴拓公司与辉顺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1.辉顺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何斐用QQ形式下订单，并委托晴拓公司直接将生产出来的货物送到辉顺公司客户的仓库处，具体为辉顺公司委托晴拓公司直接将货物送到喜见天公司仓库、委托晴拓公司直接以一线天公司将货物送到亿联威公司仓库。辉顺公司承诺并保证只要晴拓公司后续以晴拓公司或者一线天公司送货到辉顺公司委托的客户仓库处（有委托的客户仓库收货人员签字即有效，无需委托的客户相关盖章），即默认晴拓公司已将货物送给辉顺公司，且辉顺公司已确认收到此货物，辉顺公司尽义务负责对账及付款给晴拓公司。2.对账方式：对账时间为下个月30日前签字回签（如2016年6月货款对账单在2016年7月31日前），若有异议辉顺公司应及时提出，辉顺公司过了这个期限未回签给晴拓公司，即默认晴拓公司对账单货款金额无误，另辉顺公司授权委托何斐在晴拓公司对账单签字即有效，无需再加盖辉顺公司相关印章，即已代表辉顺公司签字及盖章合法形式。3.付款结算方式：最长货款期月结90天。4.何斐为辉顺公司的担保人，若辉顺公司无法支付晴拓公司货款时，何斐承诺为辉顺公司承担欠晴拓公司的全部债务，保证支付全部货款予晴拓公司，担保期限至辉顺公司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止。《合同书》盖有晴拓公司、辉顺公司的公章，并有担保人何斐的签字。另查明，晴拓公司提交其与辉顺公司的2016年1月份对账单载明2016年1月份以前尚欠货款共计209772.1元，该对账单盖有辉顺公司公章并有何斐签字。晴拓公司提交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的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明在此期间向辉顺公司及客户送货共计1721470元，加上2015年12月30日前拖欠的货款209772.1元，合计货款1931241.99元，辉顺公司仅支付1420671元，截至2017年10月15日止，辉顺公司拖欠晴拓公司货款共计510570.99元。晴拓公司多次催讨未果，遂酿成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晴拓公司与辉顺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否真实有效。晴拓公司提交的《合同书》盖有辉顺公司公章，辉顺公司主张公章系何斐私自偷盖，与辉顺公司无关，且何斐系受晴拓公司胁迫而签订，但辉顺公司未能就此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合同书》予以采信。根据《合同书》约定，晴拓公司以晴拓公司或者一线天公司送货到辉顺公司委托的客户仓库处（有委托的客户仓库收货人员签字即有效，无需委托的客户相关盖章），即默认晴拓公司已将货物送给辉顺公司，且辉顺公司已确认收到此货物，辉顺公司尽义务负责对账及付款给晴拓公司。晴拓公司提交的2016年1月份、2016年4月份至8月份、2016年12月份、2017年1月份对账单均有何斐的签字，且部分盖有辉顺公司公章，辉顺公司对上述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晴拓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有相关客户的签字，且与对账单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辉顺公司主张部分货款的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晴拓公司已提交了2016年1月份对账单证明其向辉顺公司主张在此之前的货款，故晴拓公司关于2016年1月份之前的货款请求权因晴拓公司向辉顺公司主张权利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晴拓公司于2017年11月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辉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支付货款，晴拓公司请求辉顺公司支付截至2017年5月份的货款510570.99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月结30天付款，辉顺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晴拓公司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7年9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书》约定，何斐为辉顺公司担保人，若辉顺公司无法支付晴拓公司货款时，担保人承诺保证支付全部货款予晴拓公司，担保期限至辉顺公司履行完全部付款义务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何斐的担保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其在辉顺公司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晴拓公司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故晴拓公司请求何斐对辉顺公司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辉顺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瞿祖明、何广英系辉顺公司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晴拓公司请求瞿祖明、何广英对辉顺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支持晴拓公司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原告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货款510570.9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9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56元,由被告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二审中，晴拓公司主张瞿祖明、何广英应当对辉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该协议违反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应属无效。2.财产分割协议，证明该协议是瞿祖明、何广英因登记注册公司需要而杜撰的。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何斐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二、二审中，瞿祖明、何广英提交了辉顺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证明其已实际缴纳了全部的出资额。晴拓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辉顺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何斐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三、二审中，何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其与何斐的微信聊天记录（当庭出示手机载体），证明：收到一审判决之后，我与何斐进行了沟通，也进行了录音。何斐说他不清楚《合同书》的公章是真是假，是其父亲盖的，他仅仅在“担保人”处签字。他以辉顺公司的名义跟他人交易，他人欠何斐十多万元，对方要求何斐开发票，但辉顺公司说没有交易不愿意开发票，何斐一直拿不到欠款，佐证本案与辉顺公司没有关系。晴拓公司的质证意见为：1.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身份情况，无法核实双方真实身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一审庭审中何斐和辉顺公司均对公章的真实性没有任何异议，只是认为是偷盖的而已，其实这都是辉顺公司与何斐的串通行为。一次偷盖公章有可能，难道长达一年偷盖公章都没有人发现吗？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辉顺公司对整个交易不知情。四、二审中，经辉顺公司申请，本院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合同书》的公章进行鉴定，该所作出“粤中一鉴【2019】文鉴字第27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合同书》甲方处“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B）公印字0101026《印章启用申报书》启用印模处“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晴拓公司的质证意见为：鉴定意见缺乏客观真实性，只能证明《合同书》中的印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而已，实践中，一般单位都有两个章，一个放在保险柜由法定代表人保管，一个放在财务便于随身携带，目前为止，辉顺公司没有排除《合同书》中的印章是否用于经营，因此，鉴定意见对本案没有任何意义。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辉顺公司从注册至今只刻过一个章，可以与历年对外签订的合同核对。何斐未发表质证意见。五、二审中，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1.晴拓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述《合同书》系交易期间于2016年9月27日补签的。2.一审中，瞿祖明、何广英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证据；辉顺公司、何斐共同委托广东威豪律师事务所律师杜亮参与诉讼，其中何斐的授权截止时间为二审终结之日止。3.一审中，晴拓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合同书》。（2）送货单，部分有何斐的签字或瞿XX的签字，部分显示送货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43区兴华一路北二栋3楼或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安路140号二楼，且2017年1月之后的部分送货单有何斐的签字。（3）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对账单（复印件），部分对账单有何斐的签字及辉顺公司公章，其中最后一份有何斐签字的2017年1月对账单显示尚欠货款507108.65元。（4）货款及收款对账单，仅有晴拓公司公章。（5）晴拓公司与速递公司部分对账单。（6）退货单。辉顺公司、何斐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是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胁迫何斐签订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2）证据2，有何斐签字的认可，其他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中2017年3月24日、5月12日送货单没有下过订单，2017年3月7日送货单的送货单位是程鹏飞。（3）证据3，有何斐签字的认可，但辉顺公司不知情，是何斐偷盖公章。（4）证据4，收款及对账情况需要晴拓公司举证证明，何斐没有印象，也记不清楚支付过多少款项。（5）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6）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喜见天公司退货，应当是退给辉顺公司而非晴拓公司。4.一审中，晴拓公司称，此前均是何斐支付货款。何斐确认已付货款均系其支付及未付清货款，但未统计。5.二审中，瞿祖明、何广英称，（1）辉顺公司对整个交易及《合同书》的签订均不知情。（2）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认识瞿祖明、何广英，双方亲属都很熟悉。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清楚瞿祖明、何广英的生意都由其女儿女婿打理，也明知瞿祖明、何广英的女儿负责管理辉顺公司财务，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他们催收过货款，所有的货款均未通过辉顺公司账户转账，晴拓公司也未开具发票或收据给辉顺公司。（3）晴拓公司认可《合同书》是补签的，而涉案交易从2015年开始，这么长时间的交易，却没有任何合同和相关证据。晴拓公司称，（1）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名称为辉顺公司，地址，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兴华一路****登记信息显示辉顺公司变更前的住址与此吻合。（2）晴拓公司送货由辉顺公司股东瞿XX签字确认。（3）送货单显示均由辉顺公司何斐签字确认，与喜见天公司廖冬梅、贺格及另一个人的艺术签字完全吻合。（4）瞿祖明、何广英称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瞿祖明是很好的朋友，但晴拓公司与辉顺公司交易长达22个月，金额达100多万元，辉顺公司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从本案的送货单、对账单等来看，已构成表见代理，代理人的行为有效。辉顺公司、瞿祖明、何广英称，（1）确认辉顺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变更住所地，变更前为深圳市宝安区**兴华一路****。（2）瞿XX于2018年1月19日才成为辉顺公司股东。晴拓公司称，瞿XX成为辉顺公司股东之前是辉顺公司员工，且货物是晴拓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送过去的，瞿XX签字确认。辉顺公司称，何斐从来都不是辉顺公司员工，瞿XX在交易期间不是辉顺公司员工。六、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晴拓公司主张其与辉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提交的主要证据是《合同书》，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依据鉴定意见，《合同书》中辉顺公司的公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晴拓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辉顺公司曾使用前者签订过协议或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第二，已支付的货款均由何斐支付，同时，晴拓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何斐或瞿XX系辉顺公司员工，，即便晴拓公司曾送货到晴拓公司的住所地，也不能得出晴拓公司收货的唯一结论或得出何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第三，“甲方签字”处有何斐的签字，虽然其否认签字的真实性，但其未能通过申请鉴定或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方式否定签字的真实性，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诉辩意见，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认定合同的主体是晴拓公司和何斐，即应当由何斐向晴拓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辉顺公司无需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相应地，晴拓公司诉请辉顺公司原股东瞿祖明、何广英对涉案货款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尚欠货款的金额。虽然何斐对晴拓公司主张的部分货款不予确认，但最后一份有何斐签字的2017年1月对账单显示截至该月份尚欠货款507108.65元，与晴拓公司主张的尚欠货款510570.99元仅有细微差距，结合一审中何斐明确表示对有其签字的对账单及2017年1月之后的送货单予以确认的事实，同时，如上所述，其未能通过申请鉴定或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方式否定签字的真实性，在此情形下，本院采信晴拓公司的主张，认定尚欠货款的金额为510570.99元。《合同书》约定月结30天付款，何斐迟延支付货款给晴拓公司产生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因此，何斐应当支付货款的利息。综上所述，晴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辉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795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何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10570.99元及利息（利息以510570.9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56元（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何斐负担。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上诉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906元（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晴拓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906元（上诉人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何斐负担。鉴定费3600元（上诉人深圳市辉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何斐负担。当事人同意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法院无需另行退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易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陈秀丽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