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宁波国际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生苗，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 法定代表人：蒋一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震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英，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宏远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善良，男，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商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8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商银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通商银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国贸公司、中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认为涉案票据按照《三方协议》进行错误。一审判决遗漏的事实：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的5000万元保贴额度使用完毕，2014年12月12日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之后，中源公司多次向通商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2笔），其中第一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开具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且相关银行承兑汇票中源公司全部提供100%的保证金，存入《三方协议》约定的中源公司保证金账户。国贸公司也办理多笔商票贴现业务，相关贴现合同均约定使用国贸公司授信额度，与涉案票据一致，其中第一笔商票承兑业务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通商银行在一审中提供了相关证据，且国贸公司、中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相关事实。上述事实表明，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中源公司实际上均明知在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之后，《三方协议》项下的业务模式已经终止，中源公司的保证金账户也已转作用于其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使用，而国贸公司的商票贴现业务转为基于其授信而发生的业务，即为国贸公司自身的金融借款业务。国贸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额度，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无论出票人是哪家公司，只要在额度范围内且贴现材料符合要求，均可以得到办理，与《三方协议》约定没有任何关系；二、涉案票据的贴现使用国贸公司自身授信，与《三方协议》及保贴业务模式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三方协议》的履行与保贴额度密切相关，只有在保贴额度项下的票据贴现才与《三方协议》有关，且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也仅对保贴额度5000万元相关的由中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质押担保。而通商银行授信中源公司的保贴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且不可循环，5000万元保贴额度使用完毕后，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也不再提供质押担保，《三方协议》已经没有履行基础。虽然对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商票贴现和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商票贴现，相关主体相同，即中源公司为出票人，国贸公司为申请贴现人，而通商银行为贴现人，但内容与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一）“国贸公司依约持中源公司开具的票据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但两种情况下所依的“约”完全不同，在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情况下，国贸公司是依照《三方协议》约定申请贴现，而在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额度的情况下，国贸公司是依照《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因此两者合同基础不同。（二）在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时，使用的是中源公司的保贴额度，由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提供质押担保，而在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时，使用的是国贸公司自身的额度，即以国贸公司自身的信用作为保证。一审判决混淆了“额度”和“保贴额度”；三、一审判决依据中源公司与国贸公司在贸易合同中约定内容，认为三方在继续履行《三方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贴现银行对贴现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仅作形式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审核贸易的真实性，并不要求贴现银行对材料内容作实质性审查。而对涉案贸易的真实性，国贸公司、中源公司没有任何异议，故可以认定通商银行已经尽到法定的必要谨慎义务，在材料审核上不存在过错。同时，通商银行并非《煤炭购销合同》的当事人，贸易合同的具体约定内容对通商银行没有约束力，也不影响通商银行的票据权利。（二）一审判决确定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之间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关系为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因此国贸公司以基础法律关系进行的抗辩权应限于《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通商银行作为贴现合同的贴现人，已经全额支付贴现款，故无论是依据票据关系还是基础法律关系，通商银行均有权向国贸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三）根据国贸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相关邮件的附件中已经明确显示中源公司转入保证金的合同类型为汇票承兑合同，即是为中源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保证金，国贸公司应当知道中源公司的保证金并非用于涉案票据的保贴额度，一审判决将邮件作为《三方协议》继续履行的依据错误。同时，这一行为也不属于票据贴现关系相关行为，并非基于涉案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至于通商银行是否存在过错、是否侵害国贸公司权益及双方过错比例等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国贸公司应当在损失确定后另行主张；四、一审判决不认可“中源公司打入的1650万元保证金并非涉案票据的保证金，而是中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通商银行提供了相关《承兑汇票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用以证明中源公司打入的保证金是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100%的保证金，国贸公司、中源公司认可相关证据，同时中源公司也确认在保证金打入的同时向通商银行开具了等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且在一审庭审中，中源公司承认已经收到通商银行邮寄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但无力付款，也进一步说明中源公司打入保证金是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保证金，涉案商票没有提供相应保证金及通商银行有权向其主张票据追索权；五、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三方协议》是中源公司、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该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是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虽三方协商合作时曾经提出提货担保融资模式，但正式签订的《三方协议》的约定并没有按照该模式进行，而是约定中源公司仅需提供不低于15%的保证金。实际履行中，在5000万元保贴额度内，国贸公司也仅凭中源公司提供15%的保证金，即750万元，就释放了5000万元的货权。因此《三方协议》并非是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一审法院混淆了涉案票据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综上，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应当仅对票据关系及与票据贴现直接相关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审理，《三方协议》与涉案票据无关，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为中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保证金，并非对涉案票据提供质押担保。一审判决遗漏了重要事实，对涉案票据的部分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导致判决完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国贸公司辩称：一、从《三方协议》的约定以及与其他法律文本的关系来看，使用谁的额度并不影响《三方协议》的适用，一审判决并没有遗漏或错误认定重要事实的情形。（一）从《三方协议》约定内容看，使用谁的额度并没有限定，限制的只是中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债务，并没有约定只有使用中源公司额度的债务才是担保对象。（二）额度是谁的，没有区分的法律意义。无论是谁的额度，不影响在涉案票据贴现法律关系中，通商银行作为贴现债权人，国贸公司作为贴现债务人，中源公司作为贴现债务担保人，为国贸公司对通商银行负有的贴现债务提供担保。（三）《三方协议》是对担保提货模式下的商票贴现的总的担保协议，并非仅仅使用中源公司额度的总协议。涉案票据其实不存在总协议，如果说一定要有，只能是公证邮件中的提货担保模式方案。无论是中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还是国贸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都只是规定了额度问题。无论是使用中源公司额度还是使用国贸公司额度的汇票贴现，每份汇票贴现时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也只是关联了某个额度合同，没有直接约定关联《三方协议》。通商银行将《三方协议》人为设限为使用中源公司额度的总协议，从其协议内容本身、各协议之间的关系上并不能得出该结论，更与票据产生的贸易背景，与贴现依据的《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以及涉案票据中通商银行持续通知保证金的履约行为相矛盾；二、从涉案票据出具的贸易背景看，《三方协议》是否适用该票据及其票据贴现，关键看具体贸易合同中是否具有提货担保明确约定和三方的履约行为特征是否符合提货担保模式。（一）从本案产生的背景看，通商银行、国贸公司、中源公司之间是提货担保贸易模式，这个模式的方案是通商银行倡议的。该种模式下明确为了对出卖方即国贸公司无任何风险，因贴现产生对通商银行的贴现债务，由出票人中源公司提供足额保证金进行担保，只有收到通商银行通知放货指令，国贸公司才在具体煤炭业务中放货。由此可见，三方对保证金在涉案商业承兑汇票关系中的必备作用，以及与贸易中交付货物的替换关系，是明知的。（二）涉案票据项下的具体业务与其他票据项下的具体业务有显著区别性特征：1.《煤炭购销合同》中有提货担保模式的具体约定，即通知保证金和放货的关系。2.涉案票据有通商银行的放货通知，即中源公司交付足额保证金后，通商银行根据中源公司保证金到账情况通知国贸公司在具体业务合同中放货；三、《三方协议》不适用涉案票据的观点，也与通商银行自身的行为相矛盾。在涉案票据对应的业务合同实际履行中，通商银行已经通知涉案商业承兑汇票保证金已经全部到账，并通知国贸公司释放所有货权。由此说明该账户内的保证金只能是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否则其员工根本无需通知，更无需提醒可释放相应货权。（一）从通知内容看，不仅仅是通知，《三方协议》第3条约定国贸公司有权要求通商银行在工作时间提供保证金账户资金余额或者变动情况。蒋婷晔在邮件中不仅通知保证金到账，还通知放货，与《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国贸公司收到通商银行放货指令后再放货的约定相符合，更与通商银行在邮件中倡议的提货担保模式方案相符。（二）通商银行对涉案票据通知行为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不认可员工代表公司行为。通商银行涉案业务发生时的员工蒋婷晔通知行为明显系职务行为。通商银行认为《三方协议》只适用于2014年使用中源公司额度的合同，以及在2014年后《三方协议》已经终止，缺乏事实依据和可信理由，也与贸易背景、各方当事人自认以及通商银行员工的行为完全矛盾；四、保证金一直由通商银行控制和管理，其也曾通知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到账，并通知国贸公司放货，现通商银行在一审中声称已经扣除保证金，并认为用于通商银行作为第一付款责任人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清偿或者按照通商银行在上诉状中改称的由商业承兑汇票保证金转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任意改变约定保证金用途的主张，不能成立。保证金扣除后如何做账，是通商银行内部的账目处理，之所以通商银行如此作出处理，无非是因为商业承兑汇票的债务还有国贸公司，具有偿付能力，而银行承兑汇票的债务人只有没有偿付能力的中源公司，所以通商银行趋利避害作出如此账目处理。且提供100%的保证金用来担保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不具有合理性，在商业承兑汇票担保放货模式下交付100%的保证金才是合理的，中源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庭审的询问环节曾经明确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金都已经到位的事实。因此不存在中源公司认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到位的说法；五、通商银行已经提取足额保证金，在贴现债务已经清偿的情况下其无权再向直接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综上，一审法院是依法审查涉案票据直接前后手的基础关系，即国贸公司对通商银行负有的贴现债务是否有足额担保，结合双方的争议焦点和证据审查《三方协议》的效力、保证金担保对象、通商银行的保证金通知等履约行为后，认定票据追索权的抗辩成立，涉案票据已获清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源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国贸公司一致。 通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国贸公司支付通商银行票据款15999169.29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二、中源公司对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贸公司与中源公司存在煤炭购销合同关系，2015年9月1日，国贸公司收到中源公司交付的编号为0010006123901837的商业承兑汇票一份，该汇票载明：出票日期2015年9月1日，付款人中源公司，收款人国贸公司，票面金额1600万元，到期日2016年3月1日，付款人和收款人的开户银行均为通商银行。2015年9月2日，国贸公司持该汇票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汇票贴现，通商银行依《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为其办理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票面金额共计1600万元。该汇票于2016年3月1日到期后，通商银行在其指定的中源公司付款账户内扣款无果。后通商银行从国贸公司账户中累计扣款830.71元，尚欠票据金额15999169.29元。2016年4月8日至2018年5月16日，通商银行多次向国贸公司、中源公司发出《逾期催收通知书》催收涉案票据款及利息，一审庭审中，中源公司当庭承认已收到通商银行邮寄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但无力付款。 另认定，2014年9月初左右，国贸公司、中源公司与通商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中源公司与国贸公司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时，通商银行给予中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定金额的保贴额度，中源公司承诺其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存入初始保证金，保证金比例最低不少于票面金额的15%（含），具体保贴由中源公司与通商银行另行签订相关合同。中源公司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账号为1800……0002。该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应主动通知通商银行或应通商银行要求而提供相关真实数据。该账户内的所有资金均为通商银行给予中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提供质押担保。《三方协议》还约定，国贸公司有权要求通商银行在工作时间内提供中源公司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上述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通知方式为传真，联系方式为0574-86258310。 2014年9月12日，通商银行与中源公司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通商银行对由中源公司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按通商银行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从2014年9月起至2015年9月12日止，贴现额度不可循环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中源公司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为贴现额度的质押担保，保证金账户账号与《三方协议》约定的保证金账户账号相同。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如通商银行在票据到期时被拒绝付款，通商银行对中源公司拥有票据追索权。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为通商银行授信中源公司最高限额5000万元的保贴额度。 上述5000万元保贴额度用完以后，2014年12月12日，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编号为宁通0103综字第141212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253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从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12月12日；综合授信额度的授信方式包括票据承兑和贴现；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国贸公司使用通商银行授信资金采购后销售的回款应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回到国贸公司在通商银行开立的账户。涉案票据使用的是《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 2015年9月2日，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编号为宁通0103贴字第150901010号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双方就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一事作出约定：贴现的利率为5.88%，贴现利息由中源公司承担。合同第七条约定，经通商银行办理贴现的汇票，如在汇票到期时被拒付，通商银行对国贸公司拥有票据追索权，并有权要求国贸公司支付相关金额及费用。该合同注明，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同日，国贸公司持涉案汇票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汇票贴现，通商银行依约支付贴现款，办理相关手续后取得涉案汇票。 又认定，2015年8月24日，中源公司作为买受人（甲方）与作为出卖人的国贸公司（乙方）订立《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乙方按甲方要求，向指定供应商浙江海天物产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煤炭品种名称为兴煤1，数量为63362吨，数量允许在5%范围内上下浮动。交货时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以通商银行6个月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形式，支付给乙方26548678元的煤款，由甲方支付贴现利息。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凭通商银行的书面放货指令（即甲方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的书面数据）转让相应货权给甲方。合同签订后，中源公司向国贸公司开具了涉案商业承兑汇票以支付货款。之后，在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手续时，该《煤炭购销合同》的复印件交于通商银行备案。 2015年9月1日，通商银行工作人员蒋某通过QQ发送给国贸公司业务员杨某一份《宁波通商银行保证金转入审批表》，该表载明涉案票据的保证金1650万元已转入。2015年9月6日，国贸公司向镇海港埠公司商务部发出《货权转让》通知：“我公司在贵港的‘北仑海81/1510’航次，63362吨煤炭货物。现货权变更为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通商银行提交的汇票，记载了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等必要事项，具备汇票的有效要件，该汇票真实有效。通商银行作为持票人，系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案件中，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连续，通商银行应为涉案票据的合法持票人。通商银行依背书取得票据，到期享有付款请求权，并在票据拒付时，享有对于包括贴现申请人在内的所有背书人的追索权，这是作为票据上的被背书人享有的票据权利。现通商银行选择依据票据追索权求偿，国贸公司、中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十三条对通商银行提出抗辩。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从上述规定可知，票据虽因其无因性和流通性，具有票据行为与产生原因相脱离，效力不受原因关系瑕疵影响的特点，但票据债务人依法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对其持有的票据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约定义务的事实。因此，理清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案件的关键。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之间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关系为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对此并无异议。关键在于国贸公司、中源公司、通商银行三方签订的《三方协议》是否应纳入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之中予以考量，这是案件的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涉案的《三方协议》是中源公司、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在这个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之下，通商银行与中源公司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与国贸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中《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明确约定了通商银行对由中源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并约定中源公司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为贴现额度的质押担保，这些约定与《三方协议》的约定相同。涉案票据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虽然未对通商银行对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和中源公司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出约定，但从查明的事实看，中源公司用涉案票据向国贸公司支付货款，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通商银行为国贸公司办理贴现业务取得涉案票据，这些都是依照《三方协议》的约定进行的。因此，国贸公司依约持中源公司开具的票据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虽然不同的票据使用不同的额度，有的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有的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但中源公司开具的所有商票经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后，其票据基础关系的主体与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中源公司与国贸公司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中也约定了国贸公司凭通商银行的书面放货指令（即中源公司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的书面数据）转让相应货权给中源公司。这个约定与《三方协议》中的约定相吻合。而且，事实上，通商银行也在履行这个约定，通知国贸公司涉案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可释放相应货权，表明中源公司、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在继续履行《三方协议》。通商银行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为《三方协议》之下的一个具体合同，该合同履行后，再未与中源公司签订过《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因此，《三方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之后，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三方协议》无关。根据查明的事实，对通商银行的陈述不予采信。该院认为，《三方协议》关系到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这个基础关系即是涉案票据的贴现，故贴现债权是否实现，应在案件中予以考量。根据《三方协议》约定，通商银行对国贸公司的贴现债权有保证金质押担保。案件中，国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通商银行工作人员通知国贸公司涉案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转入。通商银行称，中源公司打入的1650万元保证金并非涉案票据的保证金，而是中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不予采信。通商银行又称，其工作人员通知国贸公司1650万元保证金已打入，为其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非公司行为。通商银行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故认定涉案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涉案票据的债务已经清偿，国贸公司、中源公司的抗辩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通商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795元，由通商银行负担。 二审中，国贸公司、中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通商银行提交客户保证金转入凭证、保证金扣款凭证及银行水单各一份，结合其在一审中提交的《汇票承兑合同》、银行承兑汇票等相关证据，拟证明涉案保证金系为中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而并非为其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国贸公司、中源公司经质证均认为，上述证据并非二审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新证据，不排除系通商银行事后所补，该账户由通商银行自行控制，且《三方协议》明确约定该保证金账户内的款项系用于中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只能用于清偿被担保人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贴现债务，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通商银行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与其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且保证金扣款凭证明确记载了所偿还票据所对应的票据号，故对其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涉案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已用于清偿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 本院认为，涉案商业承兑汇票记载事项齐全、规范，系合法有效的票据。通商银行以背书转让方式取得票据，背书连续，且已支付对价，系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通商银行根据其与国贸公司签订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依约支付了贴现款，已经履行票据原因关系项下支付对价的义务。现通商银行在票据到期后向中源公司提示付款未获支付，依法可向票据承兑人中源公司及背书人国贸公司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涉案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已用于清偿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国贸公司和中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已经偿还，故一审认定涉案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债务已经清偿缺乏依据。国贸公司认为其与中源公司、通商银行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就涉案债务拥有金钱质押担保，且实际业务往来中通商银行依约通知其保证金足额到账，国贸公司遂将相应的货权转让给中源公司，通商银行已提取相应的保证金，故涉案债务已经清偿，对此，本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该条规定系指基础关系抗辩，其适用前提是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作为票据关系的基础关系的合同关系，且在该基础关系合同项下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负有具体明确的给付义务而未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涉案《三方协议》并未约定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给付对价义务，并不构成票据关系的基础关系，故《三方协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属于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指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通商银行与中源公司并非直接的票据前后手关系，亦不存在票据基础关系。当事人之间如果就《三方协议》的履行或者通商银行就保证金账户信息的提供是否存在过错持有争议，可另案处理，并不属于本案合并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三方协议》的履行等事项予以合并审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 综上，在通商银行已支付对价取得票据，且与中源公司不存在票据基础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通商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856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款15999169.2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5999169.2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上述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7795元，均由被上诉人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蔡惠娜 审判员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