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16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华，男，197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湖北楚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当阳市锦屏大道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565498563A。法定代表人：许中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湖北楚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晓萍，女，196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当阳市。上诉人刘爱华、湖北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泽科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晓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2015）鄂当阳民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2019年6月21日，刘爱华因涉案担保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院作出（2019）鄂05民终16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案中止诉讼。2019年8月15日，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当检公诉刑不诉[2019]7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刘爱华不起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6日决定对本案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晓萍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由余晓萍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将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案件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在驳回余晓萍对实际借款人童彬的起诉后，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判决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案涉借款30000元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为赵新华、张顶胜、童彬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所得。因此，余晓萍应依据刑事判决通过追赃主张权利，现余晓萍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童彬等人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2.本案余晓萍作为一审原告，是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童彬还款、宝信银通公司、青岛福元运通公司、赵新华、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非起诉保证人的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对童彬的起诉后，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判决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属典型的“判非所求”，超出了余晓萍的诉讼请求范围，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兴泽科技公司和刘爱华没有在《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上加盖公章和私章。童彬、赵新华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经当阳市公安局侦查，并经湖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鄂公鉴[2015]203(1)、（2)号检验报告，认定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上兴泽科技公司的公章和刘爱华的私章均为伪造。一审法院认为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一开始就提供公章、账户、U盾、银行卡等没有事实依据。事实是：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为了给自己公司融资只提供了十套盖有兴泽科技公司公章的借款文件和担保文件给福元运通当阳店用以给自己公司融资的空白合同，没有盖法定代表人私章；约定在找到投资人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爱华到场签署相关文件。在刘爱华和兴泽科技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童彬假借刘爱华和兴泽科技公司名义，私刻兴泽科技公司公章和刘爱华印章，骗取余晓萍的借款，其本身是赵新华及童彬的犯罪行为所造成，涉案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另外刘爱华和兴泽科技公司从未提供公章更没有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和U盾。4.诉争借款的《担保合同》未成立也未生效。根据余晓萍提供的《担保合同》第十七条的约定：本合同由借款人、贷款人、担保人三方本人签字并按手印，或由借款人、贷款人、担保人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才能生效。而事实上刘爱华(时任兴泽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余晓萍借款时根本没有到场，更不可能到场盖章签名按手印，故担保合同未生效。5.在《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因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不存在过错，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不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赔偿责任。6.诉争借款应由实际责任人赵新华、张顶胜、童彬承担偿还责任。根据当阳市公安局的侦查、当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及经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判决书，法院判决对赵新华等三被告犯罪所得予以追缴，退还各被害人，追缴不足以清偿被害人的，责令三被告向被害人退赔。足以认定余晓萍的借款系赵新华、张顶胜、童彬的犯罪所得，并由相关人员承担。余晓萍服从一审判决。余晓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偿还余晓萍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由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余晓萍申请追加赵新华、湖北宝信银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银通公司）、青岛福元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福元运通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增加诉讼请求为：1.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和赵新华、宝信银通公司、青岛福元运通公司对上述请求的借款本息向原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宝信银通公司、青岛福元运通公司、赵新华按照前述第一项总额的8%承担余晓萍律师费和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赵新华与青岛福元运通公司签订了加盟协议，成为了青岛福元运通公司宜昌地区总代理。赵新华与妻子童彬安排张顶胜在当阳市工商局以赵新华外甥张晓峰和李佳佳的名义注册成立了宝信银通公司。宝信银通公司于2014年2月22日开业后，童彬负责公司员工的招聘、培训、安排工作岗位和公司的日常管理。赵新华、张顶胜分别找相关企业负责人杨进、杨潭、张健、向三红、罗均武、胡忠、刘家圣、刘爱华、陈旭商议，把他们作为吸收民间资金的借款人、担保人，并承诺可以将吸收的民间资金低息借给他们使用，胡忠、罗均武等上述九名企业负责人都表示同意。具体操作上，刘爱华等人亲自或者委托公司人员与赵新华安排的工作人员童彬、张顶胜办理相关手续，即由赵新华安排的工作人员事先准备好《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借款借据》，童彬等人在合同的“借款人栏”签字，二被告在“担保人”栏加盖印章，并向赵新华安排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身份证复印件和U盾。上述手续办妥后，赵新华及其工作人员等利用上述材料，以童彬为借款人，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为担保人于2014年3月31日与余晓萍签订了本金为30000元的《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余晓萍将30000元直接交给赵新华安排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余晓萍出具了有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印章的借款借据、担保人声明。2016年7月5日，一审法院判决赵新华、童彬、张顶胜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检察院提起抗诉后，本院经审理后将该案发回重审，2018年5月14日，一审法院判决赵新华、童彬、张顶胜犯集资诈骗罪等，宣判后赵新华、童彬、张顶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该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辩称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中止诉讼的问题。本案中童彬为借款人，因童彬涉嫌刑事犯罪，被另案处理，其与余晓萍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以“担保人”名义与余晓萍签订担保合同，并不必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原告诉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可以继续审理。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2.关于余晓萍申请追加赵新华、宝信银通公司、青岛福元运通公司为共同被告的问题。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余晓萍系基于与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之间签订的《担保合同》、借款借据等主张担保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要求追加赵新华、宝信银通公司、青岛福元运通公司为共同被告，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准许。3.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该解释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的规定，在本案中不能简单的适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应认定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就个案而言，是一起单一的民间借贷纠纷，但在赵新华、童彬等涉嫌刑事犯罪案中公安机关前期侦查、刑事的诉讼以及民事案件的事实调查都表明，每一起单一的民间借贷与涉嫌集资诈骗的事实相关联，就该事件整体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无疑这些行为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表现形式，该借贷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向赵新华等人提供加盖其印章为“担保人”的空白合同、借款借据以及身份证复印件等，为赵新华等人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提供了便利，存在重大过错；余晓萍是在见到赵新华的工作人员能够出示有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印章的各类材料后，向赵新华的工作人员支付借款本金30000元，其行为不存在过错。故对于余晓萍的损失30000元，应由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4.主合同借款合同无效，则从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作为担保人的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存在明显的过错，其应对童彬不能清偿部分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5.余晓萍主张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负担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因本案涉及集资诈骗，不予保护。6.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辩称，《担保合同》、借款借据上其印章不真实，担保不成立，其不应承担责任。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从一开始就提供印章、银行账户，为童彬吸收存款提供便利，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在造成余晓萍损失过程中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故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对童彬不能清偿余晓萍借款30000元的债务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驳回余晓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履行事项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同时查明，童彬与赵新华、张顶胜因非法集资诈骗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作出（2018）鄂05刑终230号刑事判决，判处童彬与赵新华、张顶胜有期徒刑并责令退赔上述受害人损失。本院认为：1.虽然本案借款人童彬就本案借款构成犯罪，但刘爱华及兴泽科技公司并未因本案构成犯罪，不影响出借人余晓萍以其为被告主张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余晓萍以刘爱华与兴泽科技公司担保本案借款而主张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未超过余晓萍的请求范围。2.本案借款合同中担保人兴泽科技公司与刘爱华的签章虽然与其本人签章不同，但综合刘爱华与兴泽科技公司向童彬提供多份加盖本人印章原件的空白担保合同、童彬又公开、大量使用加盖真假印章的担保合同等事实来看，余晓萍等出借人有理由相信兴泽科技公司、刘爱华在担保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为本人印章，兴泽科技公司与刘爱华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且纵使童彬使用非兴泽科技公司与刘爱华本人印章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但兴泽科技公司与刘爱华提供多份加盖印章的空白担保合同供童彬对外大量使用，足以造成他人对童彬使用的担保合同的真实性产生信赖，对于出借人余晓萍因此被骗签订借款合同而产生的损失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依法判决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对童彬不能清偿部分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爱华、兴泽科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刘爱华、湖北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刘爱华、湖北兴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见成审判员  尹为民审判员  胡建华审判员  闫玲玲审判员  张 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张鹏炜书记员  朱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