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1，男，196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伦某，女，196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系崔某1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2，女，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1953年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系崔某2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3，男，1956年3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之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女，195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之一，系崔某3的妻子。上诉人崔某1因与被上诉人崔某2、崔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6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被继承人沈某遗产存款63.2万元由崔某1继承25.28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崔某2、崔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对于被继承人沈某去世时留下的人民币60万元、港币4万元（折合人民币3.2万元），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漏判遗产，应予纠正。一审证据证实沈某生前交给崔某260万元存款及4万元港币，该笔款项至沈某去世时仍然存在，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崔某2虽然声称该笔款项已经用于沈某生前开支，但这一说法并不合理。首先，沈某生前有退休金，2012年-2016年期间就有40万余元，其日常开支可以从退休金中支出，无需动用60万元存款。而且沈某对于自己存款的动用，每次都是书面委托子女处理，不可能委托崔某2取款而不出具书面委托。况且该笔存款属于定期存款，没有沈某的委托是无法取款的，但本案至今未见到有关的取款委托。其次，崔某2举证的沈某医疗单据为复印件，没有原件。沈某是离休干部，享受公费医疗。没有原件的医疗单据，有充分理由认为已经用于报销。而沈某的医疗费单据的报销，一直以来都是伦某经手处理，不是崔某2经手。另外，从举证责任分配来看，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法官要求崔某2拿出该60万元账户的银行流水，崔某2拒不提供。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应推定该63.2万元仍在崔某2手中，应作为遗产在继承人中予以分配。而崔某1对沈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予多分，参照一审法院的处理，其中的十分之四由崔某1继承，即为25.28万元。崔某2、崔某3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在一审判决中对沈某遗产存款已经确认，崔某1要求继承的请求不能成立。1.关于父母亲崔某、沈某的钱款，崔某原曾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沈某为广东省五矿进出口集团离休干部。2011年7月，崔某1因诈骗罪假释回到广州，由于无房、无收入、刑期未满，要求与沈某同住并承诺照顾沈某日常生活，还要求崔某3将父母委托保管的钱物交出来。沈某经过慎重考虑，亲笔授权崔某2夫妇为全权处理受托人，负责管理沈某所有钱物。崔某3于2011年9月25日将受托保管的钱物在张某和刘凡的见证下全部交还沈某。鉴于崔某1夫妇承诺照顾沈某生活，经沈某同意，崔某2将代管的沈某名下约69万元人民币和4万元港币进行分配保管。其中，存折5本合计人民币85093元交给崔某1，并当即立下字据交接；崔某2夫妇管理存折1本、人民币60万元、港币4万元兑人民币3.2万元。而该63.2万元主要是用于沈某住院的自费药品、家庭装修、电梯安装、保姆补贴费、晚辈成长金以及沈某后事丧葬等主要开支，截止2017年4月14日沈某病故及丧葬后，该款遗额为250823.98元，由崔某2保管至今。崔某3作为崔某、沈某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崔某、沈某过世后，要求对崔某2代管的63.2万元、崔某1代管的85093元进行核查，经与崔某2核实，对其管理的63.2万元钱款支出明细无异议，此款不存在崔某1辩称的不提供支出明细之说。而崔某1代管的85093元，至今没有拿出明细，致使崔某3无法核实沈某遗产具体数据。2.关于沈某工资、医药费的情况。经崔某2、崔某3于2019年10月28日到单位核查证实：崔某1从2011年10月至2017年4月代领沈某离休工资、社保约49万余元，报销沈某医药费约40万余元及街道长者金，合计约91万余元。沈某每月离休工资和社会保障金、长者金、过节费等收入均由崔某1夫妇代签收。崔某1称沈某2012年至2016年有40万余元离休费，其妻伦某在一审中只出具了沈某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的社保养老金明细单，没有出具沈某2011年10-12月和2017年1-4月的社保养老金明细清单。后经崔某3、崔某2于2019年9月27日去广东省社保局核查省社保局出具明细单证实，崔某1少报沈某7个月的社保养老金合计约5万余元。至今没有向全权委托人即崔某2夫妇就代管钱款及借条等情况作出交代。关于沈某家庭生活补贴费，崔某12014年2月称家里开支大，需要生活补贴。经沈某同意，崔某2从管理的63.2万元中每月向崔某1夫妇支付生活补助费，其中2014年2-7月是按800元/月支付，2014年8月-2017年2月是按1000元/月支付，合计支付36300元，均有崔某1夫妇二人签字为证。3.崔某1在一审中出具崔某与沈某家里装修发票合计24111.8元的单据中，对于白头单及没有税收的发票，崔某2、崔某3均不认可装修费支出。4.2017年3月，沈某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病重抢救期间，崔某2、崔某3夫妇发现伦某多次故意拖延报销时间并用手机信息要求该院医生更改床位费。崔某1夫妇涉嫌在医药费报销单据上作假，并且拒绝出示相关报销单据，至今未能核对沈某所有医药费报销情况，崔某3、崔某2对伦某的行为保留另案追究权利。对于沈某的医药费单据报销，2011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全部由伦某负责。自2017年4月，经沈某单位老干科批准，将报销人伦某更改为由崔某2先垫付后报销，直至沈某去世，不存在崔某2出具的单据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之说。崔某2、崔某3要求崔某1夫妇出具所有医药费报销清单。二、崔某1在继承开始前后的作为无法让人接受。1.崔某1是依法继承受益者之一，也是经手代管沈某钱物的重要当事人。2016年其将户口迁入崔某、沈某家，并在沈某去世后继续居住至今。崔某3、崔某2通过多种方式、渠道通知其回来协商崔某、沈某遗产继承事宜，至今均拒绝见面。近日崔某1仍然发信息对崔某3、崔某2进行诽谤、诬陷、恐吓，为此已经向公安机关报备。2.对一审判决涉及崔某1代管沈某85093元钱款及借沈某2万元钱款未还一事，崔某2、崔某3虽有异议，但仍尊重一审判决没有上诉。3.一审的两次庭审崔某1均不出庭应诉，其代理人刘辛律师在第一次庭审上用手机现场拍摄崔某2、崔某3举证的材料，并与庭外崔某1夫妇进行现场电话串通，违规举证后被法官当场予以制止。4.虽然一审法院判决了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但崔某1至今仍霸占案涉房产，故请求法庭强制执行，对案涉房产进行分隔及对室内物品进行清点并协调各继承人进行处理。三、对于崔某1提出本案诉讼费由崔某3、崔某2承担，毫无法理根据，诉讼费是由法院依据判决当事人的胜败决定，而崔某1应全部承担二审的诉讼费。基于以上事实和新证据，崔某1不仅无法继承沈某遗产的份额，还应该出具合法证据给崔某3、崔某2，以便核实沈某遗产份额的全部。崔某3、崔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由崔某3、崔某2及崔某1共同继承，三兄妹各占房屋三分之一产权。崔某1称除了涉案房产外，父母亲留下以下遗产要求一并分割：人民币60万元，港币4万元及存款250823.98元由崔某2保管；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发一次性抚恤金190822.61元；金手镯一对（龙凤）、金戒指3个、玉戒指1个、金块1小块、钻石2颗、黑宝石镶银戒指1个、小钻石2颗、银元1个；父母去世时亲朋好友送来的帛金；父亲崔某的抚恤金未交出部分36840元；基于崔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因此在遗产分割时要求占有遗产份额的60%，剩余由崔某2、崔某3均分。崔某2、崔某3对于一并分割存款250823.98元及抚恤金190822.61元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某3、崔某2与崔某1是兄姐弟关系。三人的父亲崔某于1927年7月28日出生，2009年10月23日因病去世；母亲沈某于1928年9月17日出生，2017年4月14日因病去世。崔某生前于1999年3月向所在单位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购有房改房一套，地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1999年7月5日，广州市国土房管部门核发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登记权属人为崔某，证号为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屋总建筑面积131.69平方米。崔某去世后，该房屋一直未作分割处理。沈某生前曾将财产交由大儿子崔某3保管。2011年9月25日，崔某3与母亲沈某办理了财产交接手续，将属于母亲的财物交还，根据崔某3、崔某2提交的《交还沈某托管的钱物明细表》显示，包括以下11项财物：1.工商银行定期存折（人民币），存折号36×××81，金额人民币608639元，港币30000元，户名沈某，另有港币现金10000元；2.邮政储蓄银行（社保存折），存折号60×××64，金额50979.23元，户名沈某；3.工商银行活期（老干局存折），存折号36×××11，金额28965.19元，户名沈某，另有备用金（现金）11000元；4.工商银行活期（煤气、电费、电话存折），存折号36×××88，金额1957.02元，户名沈某；5.工商银行活期（电视存折），存折号36×××62，金额2392.04元，户名崔某；6.建设银行活期（街道养老金存折），存折号33×××78，金额800.96元，户名沈某；7．广州市房地产证，证号穗房地证字第××号，权属人崔某；8．沈某的身份证；9.户主为沈某的户口簿；10.崔某银河公墓墓地骨灰安放证；11.金器首饰：金牌1个、项链1条、手链1条、戒指2个、玉戒1个、珍珠20粒、仿景泰蓝手镯1个、圈2个。同日，上述1至10项财物由沈某转交由崔某2和崔某1代为保管，其中崔某2负责保管的财物包括第1、7、8、10项及备用金（现金）11000元；崔某1负责保管的财物包括第2、3、4、5、6、9项。另沈某将金器首饰转送给孙子女，即崔某3、崔某2与崔某1的子女，并签有《赠送声明》一份，内容为：“现我决定把崔某3归还我的金饰和珍珠分别赠送给外孙女张海伦和小孙子崔凯文。另外奶奶沈某还给了孙子崔震海金戒子等做为结婚礼物（玉戒子一个自用）。”崔某2在该《赠送声明》签收注明：“现收到姥姥沈某赠送的金牌一块（五钱重），珍珠十粒，景泰蓝手镯一个，此证：崔某2代张海伦领取”。崔某1在该《赠送声明》签收注明：“现收到奶奶沈某赠送给崔凯文金项链1条、手链1条、珍珠10粒、金介子2个，此证：崔某1代崔凯文领取”。崔某1对《交还沈某托管的钱物明细表》《赠送声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此外，沈某与崔某3、崔某2及崔某1还曾对崔某的遗产进行了分配，崔某3、崔某2与崔某1三兄妹各分得人民币100000元、港币13000元。自2011年11月后，沈某与崔某1共同居住生活。另查，根据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查档记录，崔某的父亲崔万宝于1948年锦州战役死亡，母亲田桂英于1967年病故。根据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沈某在其个人自传中写到其父亲名为沈永奎，母亲为沈高氏。崔某3、崔某2与崔某1对于被继承人沈某尚余银行存款250823.98元均无异议，目前该款项由崔某2保管。沈某去世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定其基本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总额为190822.61元。无证据证实被继承人沈某另有金手镯一对（龙凤）、金戒指3个、玉戒指1个、金块1小块、钻石2颗、黑宝石镶银戒指1个、小钻石2颗、银元1个等遗产。崔某3、崔某2述称崔某1曾在2005年1月24日向崔某3夫妻借款10000元及另于2012年6月21日向沈某借款20000元，共计30000元，要求在遗产分割时进行扣除。一审法院认为，就本案事实与法律存在的诉讼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一、法定继承人的确定。根据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崔某及沈某的父母早于其二人死亡，因此崔某、沈某去世后，在无遗嘱的情况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其二人遗产，崔某3、崔某2与崔某1作为崔某、沈某的子女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二、涉案房屋的性质。涉案位于广州市白云区××××1499号301房的房屋是崔某生前分配的房改房，因此属崔某与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如上所述，崔某3、崔某2与崔某1作为崔某、沈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父母去世后，依法共同享有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三、讼争遗产的范围。崔某3、崔某2与崔某1对于位于广州市白云区××××1499号301房及被继承人沈某尚余存款250823.98元作为遗产分割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本案中处理。崔某1另主张被继承人沈某还有人民币60万元、港币4万元，金手镯一对（龙凤）、金戒指3个、玉戒指1个、金块1小块、钻石2颗、黑宝石镶银戒指1个、小钻石2颗、银元1个及父母去世时亲朋好友送来的帛金、父亲崔某的抚恤金36840元等遗产未分割要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所谓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后遗留的财产，而不是指其生前所有的财产。2011年9月25日，沈某将自身的财产分别交给崔某2及崔某1保管，并将其部分财产在三名子女间进行了分配，其中也包括了崔某的部分遗产，还将部分首饰赠送给了崔某3、崔某2及崔某1的子女。自此从2011年9月至2017年4月沈某去世期间，沈某日常生活、医疗等各方面支出从常理分析应来自于沈某自身的退休金收入及崔某2与崔某1所保管的财产。沈某去世后，崔某2与崔某1所保管的财产所剩多少，应由双方各自举证。崔某3、崔某2称崔某1尚有沈某存款85093元缺乏证据证实。崔某1主张沈某还有人民币60万元，港币4万元及金手镯一对（龙凤）、金戒指3个、玉戒指1个、金块1小块、钻石2颗、黑宝石镶银戒指1个、小钻石2颗、银元1个等首饰财产，也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所述不予采信。四、崔某1是否可以多分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沈某离世前与崔某1共同居住生活多年，因此从情理上讲，崔某1对被继承人沈某在日常生活上的付出，在精神上的陪伴和抚慰较之崔某3、崔某2更多，因此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崔某1在分配遗产时可适当多分。五、财产如何分配。涉案房屋由崔某3、崔某2与崔某1共同继承，如上所述，崔某1可适当多分，一审法院确定占有十分之四产权份额，崔某3、崔某2各占有十分之三产权份额。沈某的遗产还包括银行存款250823.98元，可由崔某3、崔某2与崔某1均分，鉴于存款目前由崔某2保管，崔某2应向崔某3及崔某1各支付83608元。沈某去世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定其基本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总额为190822.61元，该款项不属于沈某遗产，但亦可由崔某3、崔某2与崔某1三人均分。崔某2在前述银行存款中少分的金额（0.02元）在本笔款项中补足，因此本笔款项崔某2可分得63607.55元，崔某3与崔某1各分得63607.53元。崔某3、崔某2与崔某1还应相互协助，共同办理领取前述基本养老保险死亡待遇的手续。崔某3、崔某2述称崔某1曾在2005年1月24日向崔某3夫妻借款10000元及另向沈某借款20000元，要求在遗产分割时进行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该两笔款项债务与本案继承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崔某3、崔某2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广州、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房地产证号：穗房地证字第**、崔某2与崔某1共同继承，其中崔某3享有该房屋十分之三产权份额，崔某2享有该房屋十分之三产权份额，崔某1享有该房屋十分之四产权份额；二、被继承人沈某的遗产存款250823.98元，崔某3与崔某1各分得83608元，崔某2分得83607.98元。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崔某2向崔某3及崔某1各支付83608元；三、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定的被继承人沈某的基本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总额190822.61元，崔某2分得63607.55元，崔某3与崔某1各分得63607.53元。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崔某3、崔某2与崔某1应相互协助共同办理领取前述基本养老保险死亡待遇的手续；四、驳回崔某3、崔某2及崔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726元，由崔某3、崔某2负担28078元，崔某1负担25648元（崔某3、崔某2已预交受理费38000元，崔某1已预交受理费15726元），崔某1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9922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崔某3、崔某2提交了证据1.省五矿进出口集团老干科批示，拟证明有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老干科罗科长签字、崔某2的签字，不存在沈某医药费都是伦某经手处理；2.沈某自费药品单据，拟证明崔某2负责的沈某医药费自费药单据，不存在没有原件之说；3.广东省社保局出具的沈某养老金核查清单，拟证明崔某1瞒报沈某2011年10-12月、2017年1-4月养老金；4.省五矿进出口集团出具的沈某离休工资、医药报销明细表，拟证明崔某1瞒报母亲沈某生前离休工资，2011年10月-2017年4月，证明沈某收入不止40万余元，还有医药费报销40万余元。对此，崔某1认为证据1、2、4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证据3三性不予确认，作为一个开药的花费，要有医生的处方相对应，但是从上述提供的原件里面夹着两张处方来看，该处方对于科别、姓名没有任何记载，没有医生的签名也没有任何的盖章，而且有两个不同的笔迹；同时一张处方上写的是ICU，另外一张写的是烧伤科，但是沈某住院不存在烧伤，也不存在在烧伤科住院；总共是有24张发票，第一张开票日期看不清楚，24张发票盖的印章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服务公司，不确定作为一个服务公司是否有经营药品的资质，且该证据过了举证期间，不应该作为审理的范围。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是继承纠纷，对于二审当中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被继承人崔某去世后，沈某将原来由崔某3保管的财产取回，并变更保管人为崔某2与崔某1，该次变更办理了财产交接手续，2011年9月25日的《交还沈某托管的钱物明细表》及崔某2、崔某1同日的签收字条所列明由崔某2保管的银行存折只有一个，即工商银行尾号为1481的存折，该存折并非是沈某的工资存折，2011年9月25日交接时确定1481存折中人民币余额为608639元，港币30000元。沈某名下另外包括社保存折、老干局存折、街道养老金存折等退休工资福利发放的其余五本存折均由崔某1保管。由此可以确认沈某自2011年9月25日至2017年死亡期间的工资、社保及其他养老津贴，并无交由崔某2保管和掌握。沈某于2011年7月31日出具的声明，该声明记载内容“现家庭会议由崔某1夫妇管理母亲沈某日常生活，每月工资将由邮局全额送来给母亲……”，该内容与崔某1上诉称崔某2另行保管沈某60万元存款的主张之间缺乏关联性，亦与上述查明的情况不符。崔某1前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三位继承人均确认自2011年7月起至2017年4月系崔某1一家与沈某共同居住和生活，而崔某1无业。崔某2就其所保管的存款，在前述期间所支出款项的事实提供了翔实的证据证明，包括日常生活补贴、聘请保姆费用、沈某赠与各位孙子的金钱，沈某居住楼房加装电梯、装修、购买家电等等各笔支出，均有对应的票据和签收记录。一审当中，三个继承人对于崔某2所主张其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为250823.98元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崔某1答辩中称“母亲沈某留下60万元，其中30万元和港币4万元是沈某继承崔某的遗产现金部分，另外还有崔某的抚恤金10万元，沈某留下的存款20万元，港币4万元”。因崔某1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崔某2与崔某3亦否认除了2011年9月25日交接保管清单所列的存款外有另行保管沈某的63.2万元，一审已经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所提交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综合判断后认定崔某1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崔某1二审坚持其在一审的上述主张，但二审其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以佐证其主张，不足以推翻一审的认定，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案涉遗产的分配方式，各继承人之间继承的份额和比例计算等节事实，因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异议亦无上诉，本院认可一审对其余部分事实的分析和认定，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崔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92元，由上诉人崔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