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2509号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院汇欣公寓**。负责人：曲海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光，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厂区、3、4号楼。法定代表人：周彦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以下称鼎鉴律所）与被告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称明德医院）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鼎鉴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光，明德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张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鼎鉴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明德医院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费41万元；2、要求明德医院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拖欠款项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125%的标准，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王少光律师自2013年2月起（当时在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执业）担任明德医院的企业法律顾问，每月律师费2万元。后王少光转到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以下称圣运律所）执业，明德医院与圣运律所重新签订《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王少光继续担任明德医院的企业法律顾问，每月律师费2万元。2016年3月，王少光转到鼎鉴律所执业后继续担任明德医院的企业法律顾问，每月律师费仍为2万元（签订三方转所协议，合同由鼎鉴律所与明德医院履行）。截至2017年5月底，明德医院尚欠鼎鉴律所律师费24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明德医院向鼎鉴律所每月支付律师费3万元，在支付当期每月2万元的同时到2019年5月30日还清欠款（即24万元欠款分为24个月还清，每月1万元；2017年6月以后的律师费每月2万元，共计3万元）。2017年12月，明德医院支付了9万元律师费，其余款项仍未支付。2018年7月1日，明德医院单方通知鼎鉴律所解除《企业法律顾问合同》，并在通知中称服务费结算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自此，明德医院拖欠鼎鉴律所律师费41万元（至2017年5月拖欠24万元，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拖欠26万元，共计50万元，已支付9万元，剩余41万元）。综上，明德医院在长期拖欠律师费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属于单方撕毁了原延期付款的约定，应当支付至2018年6月30日拖欠的律师费41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明德医院辩称，明德医院已于2017年3月27日和2017年11月27日分别向鼎鉴律所支付了24万元、9万元，共计33万元。明德医院认可的服务期为2016年11月3日至2018年6月29日，认可的服务费总额为40万元，故明德医院仅有7万元未支付。明德医院延迟付款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服务办案律师因个人原因换所，导致合同主体与要求被付款主体不一致，且明德医院在2018年6月29日告知终止法律服务协议之后，要求鼎鉴律所办案律师协助完成相关案件的交接工作，但鼎鉴律所办案律师一直未能履行，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交接义务。根据鼎鉴律所提交的2017年9月21日孙某某发送给王少光的邮件、2017年7月13日王少光发送给陈某的邮件以及2018年6月23日王少光发送给明德医院的吴总的邮件显示，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不再按照原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因此鼎鉴律所无权按照原协议约定时间向明德医院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关于2017年3月27日明德医院支付的24万元，对应的是2016年11月3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的部分律师费，而不是鼎鉴律所主张的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律师费。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2月22日期间，与明德医院签订法律服务协议的主体是圣运律所，而不是鼎鉴律所。鼎鉴律所主张明德医院已经支付的24万元是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律师费，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圣运律所基于法律服务合同享有对明德医院的债权，二是圣运律所具有明确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即明确表示把债权转让给鼎鉴律所。但鼎鉴律所未举证证明满足上述两个前提条件。首先，通过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圣运律所对明德医院享有24万元的债权。三方协议第二条明确写明圣运律所与明德医院签订的代理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自三方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终止，通过该条款可以看出圣运律所与明德医院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已终止，且三方协议中也没有提到圣运律所与明德医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鼎鉴律所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圣运律所与明德医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次，鼎鉴律所未举证证明圣运律所将24万元债权转让给鼎鉴律所。在既无债权存在凭证也无债权转移证据的情况下，鼎鉴律所强行主张24万元系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律师费，既不符合国有企业付款流程的相关规定，也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最后，2016年2月23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的合同关系，根据三方协议，2016年2月23日之后与明德医院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北京市京师律所事务所（以下称京师律所），并非鼎鉴律所和圣运律所，该期间服务费的收取权利人为京师律所，鼎鉴律所无权向明德医院主张律师费。京师律所于2016年11月3日出具相关告知函，此时合同主体才变更为鼎鉴律所和明德医院，因此鼎鉴律所仅有权主张2016年11月3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的律师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25日，明德医院作为甲方与圣运律所作为乙方签订《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要求，指派王少光律师担任甲方的企业法律顾问，并组成专业团队对法律顾问律师提供技术支持；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每月2万元，于每月月底一次性付清；本合同为定期合同，每期一年，第一期自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本合同每期届满后七日内，若双方均未书面提出变更或终止要求，本合同所有条款自动续展一期，其后每期类推；经书面通知，甲方有权随时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该解除通知在乙方收到之日生效，一旦收到解除通知，乙方和律师立即停止提供法律顾问服务。2016年2月22日，明德医院作为甲方、圣运律所作为乙方、京师律所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因王少光律师由乙方调动到丙方执业，甲方同意王少光律师以丙方名义继续代理甲、乙双方于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相关法律事务，丙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接受委托。二、丙方律师办理《企业法律顾问合同》后所有法律事务的风险和责任均全部由丙方承担，乙方与甲方签订的《企业法律顾问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终止，甲方、丙方以后不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支付或退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赔偿经济损失等。三、本协议签订后，其他内容按照甲方与乙方签订协议履行。四、本协议各方盖章或签字之日起生效。后鼎鉴律所在上述《协议书》上盖章，鼎鉴律所对此解释称，《协议书》签订后王少光并未转到京师律所，而是转到了鼎鉴律所，京师律所将其持有的《协议书》原件给了王少光，王少光与Emilly（明德医院办公室主任）说了此事，Emilly要求鼎鉴律所在《协议书》上盖章。2016年11月3日，京师律所向明德医院发送通知，内容为：“王少光律师原在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担任贵院的常年法律顾问（见附件1：贵院与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企业法律顾问合同》）。后因王少光律师拟定从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转到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执业，在2016年2月22日甲方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乙方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丙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三方协议（见附件2：协议书），由我所承受贵院与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在签订该三方协议后，因我与王少光律师并未达成一致，故王少光律师并没有转到我所执业，而是转到了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执业（见附件3：王少光律师的律师执业证）。据此，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不再承受贵院与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而由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承受该《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鼎鉴律所于2016年9月19日、2016年10月10日向明德医院开具了金额共计24万元、名称为顾问费的发票。明德医院分别于2017年3月27日、2017年11月27日向鼎鉴律所支付了律师费24万元、9万元。2018年6月29日，明德医院向鼎鉴律所作出《通知函》，内容为：“依据贵我双方协议，贵所王少光律师为我公司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现我公司郑重通知：1、解除贵我双方之间的服务协议；2、请贵所安排王少光律师尽快与我公司交接相关案件材料，以避免对案件造成不良影响；3、法律服务费用结算事宜，双方另行协商”。鼎鉴律所称其于2018年7月1日或2日收到该《通知函》，但表示其尚未认可该《通知函》的效力。鼎鉴律所为证明至2018年6月30日明德医院尚欠付41万元律师费以及双方达成延期付款方案且已实际执行，提交了一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显示：1、2016年10月31日09：52，明德医院的会计应某某向明德医院的办公室主任孙某某发送“孙某某：2015年律师费24万的单子已经走完流程，但付款时发现合同名称与付款名称不符，不能付款。由于经办人Emily已经离职，请负责律师费的相关院办人员与我联系”。2、2016年10月31日10:18，应某某向孙某某发送“孙某某，付款名称及发票名称为：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合同名称：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如上，有问题随时联系”。3、2016年10月31日中午1:33，孙某某向王少光发送“王律师您好：2015年律师费24万的付款在明德已经走完审批流程，但付款时发现合同名称与付款名称不符，所以暂时不能付款。付款名称及发票名称为：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合同名称：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为了解决该问题，需要请您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两家公司为同一家公司，并加盖两个公司的公章”；王少光于2016年11月1日回复“谢谢孙主任，关于律所名称问题，Emilly离职前已经给她提供了相关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年2月从圣运律师所调出，原准备调动京师律师所，并签订了三方协议（有明德盖章），后实际调到了鼎鉴律师所。这些手续过去微信给过Emilly。我今天出差，回来后将这些手续送给您一份”；孙某某于当日回复“辛苦王律师，谢谢您”。4、2016年11月6日，王少光向孙某某发送“孙主任，我周五下午到医院去时您不在办公室，将附件的材料放在您办公桌上了”。5、2017年7月13日，王少光向明德医院的时任院长陈某发送主题为“上一年度的律师费问题”的邮件，内容为“陈院长，上一年度的律师费（2016年6月1日到2017年5月31日）在5月31日到期，但不知一次性支付是否有困难。如果有困难，考虑到原来（2015年6月以前）都是按月支付的比较顺利，是否可以考虑如下方式：1、从2017年7月起，每月支付四万元，包括2017年6月的二万元和上一年度的二万元（即一年内补齐上一年度的）。或者2、从2017年7月起，每月支付三万元，包括2017年6月的二万元和上一年度的一万元（即两年内补齐上一年度的）”；陈某于当日回复“王律师好，函收到。我和财务经理商量一下回复。谢谢”；王少光于2017年9月20日回复“陈院长，不知是否有商量进展？”；陈某于当日回复“王律师好，抱歉让你再次询问。您建议的付款方式应该没有问题。我们马上照此批付。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帮助”；陈某于2017年9月21日回复“王律师您好：请您开具发票，我们按您建议的付款方式支付。感谢”。6、2018年6月22日，明德医院的人事总监吴某某向王少光发送“王律师好，根据工作需要，我们需要上报所有涉及明德医院的劳动仲裁和诉讼等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原始书面纸质材料），请您务必帮忙于6月25日（下周一）提供给我。谢谢”；王少光于2018年6月23日回复“吴总，因出差没有带纸质文档，刚才将相关邮件转给了您。陈某某退二线后，不知孙主任是否将法律顾问及尚欠律师费的问题向张某某汇报，故将相关电邮也转给了您。大致情况是，在2017年5月底尚有24万元未支付（2016年5月-2017年5月），陈某某考虑到一次支付困难，最后的一致意见是：该24万分两年支付并与2017年5月-2019年5月的律师费每月2万元，每月共3万元按月支付。但是，在2019年5月后是否继续执行原法律顾问合同没有说清。此后，我们律师事务所每月都给孙主任邮寄了3万元的发票，在周某某的安排下已经支付了9万元（3个月的）。”明德医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关于明德医院于2017年向鼎鉴律所支付的33万元，鼎鉴律所主张其中24万元是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律师费，剩余9万元是2016年6月1日之后的部分律师费。明德医院主张系2016年11月3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的部分律师费。经询，明德医院未能就其向圣运律所或京师律所支付过2015年5月31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的律师费予以举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鼎鉴律所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冻结明德医院名下价值48.5万元的财产，并就此提供了保单保函作为担保。2019年2月28日，本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2250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明德医院名下价值48.5万元的财产。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在明德医院与圣运律所签订《企业法律顾问合同》后，明德医院、圣运律所及京师律所又签订了《协议书》，各方均同意圣运律所在《企业法律顾问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京师律所，但因王少光并未实际转入京师律所，而是转到了鼎鉴律所，京师律所已明确向明德医院发函告知其不再承受《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的权利义务，而是由鼎鉴律所承受《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的权利义务，鼎鉴律所亦同意承受相关权利义务，对于明德医院而言，根据明德医院接受鼎鉴律所开具发票、向鼎鉴律所付款的行为以及王少光与明德医院相关人员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的内容，足以认定明德医院亦同意鼎鉴律所承受《企业法律顾问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故鼎鉴律所与明德医院自2015年6月起形成了法律服务合同关系，明德医院负有向鼎鉴律所支付律师费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明德医院于2017年3月27日向鼎鉴律所支付的24万元系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律师费。因明德医院于2018年6月29日向鼎鉴律所发送解除通知，鼎鉴律所称其于2018年7月收到该通知，故鼎鉴律所向明德医院主张至2018年6月30日的律师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数额，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明德医院共应支付律师费50万元，扣除明德医院于2017年11月27日支付的9万元，明德医院尚欠付41万元，故本院对鼎鉴律所要求明德医院支付律师费41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鼎鉴律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双方就明德医院拖欠的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律师费24万元的支付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即分两年（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付清，每月支付1万元，同时，明德医院应自2017年7月起每月支付上个月律师费2万元，即自2017年7月起，明德医院应每月向鼎鉴律所支付3万元。现明德医院已向鼎鉴律所支付了9万元，对应的是2017年7、8、9月应付的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部分律师费和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律师费，此后明德医院未付过款，故鼎鉴律所有权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其中，关于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律师费24万元，虽双方约定分两年付清，但根据双方邮件中关于付款方案的具体沟通内容及一般社会常理可知，鼎鉴律所同意明德医院在两年内付清系基于双方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两年，否则鼎鉴律所没有理由和动机同意明德医院在两年内付清欠款，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明德医院已于2018年6月29日通知鼎鉴律所解除双方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故对于此时尚未付清的律师费明德医院应一次性付清。关于利息的具体计算期间如下：1、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计算至2017年11月30日；2、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3、以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4、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5、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6、以1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计算至2018年4月30日；7、以2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8、以2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计算2018年6月30日；9、以4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关于利率标准，本院认为按年利率6%计算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顾问费41万元；二、被告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具体为：1、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计算至2017年11月30日；2、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3、以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4、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5、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6、以1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计算至2018年4月30日；7、以2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8、以2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计算2018年6月30日；9、以4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65元，由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负担715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负担77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2945元，由被告北京明德医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柯 岩审判员 刘 鹏审判员 谷培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