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光卫，男，197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明，男，197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系杨光卫的妹夫，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鸣钟，云南护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崇斌，男，197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家福，男，196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云南红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光卫与上诉人杨崇斌、李家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7日接待上诉人杨光卫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刘华明、刘鸣钟及被上诉人杨崇斌、李家福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高伟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光卫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第一项判决结果，即驳回杨光卫要求杨崇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要求李家福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支持杨光卫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崇斌、李家福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书推论和评判案件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在认定当事人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又认为双方转让债权不明确，只明确了债务，同时将案外人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关系作为判案依据显然是错误的。杨光卫与杨崇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共同确认了鹤庆县瑞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鑫公司)的各股东情况以及瑞鑫公司债权、债务。对此有杨光卫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明细单作为证据，充分证明该明细单上有杨光卫和杨崇斌、李家福签字捺印予以确认。作为双方之间的公司股权转让，因双方均在同一地经营,双方对公司的资产以及相关情况均十分了解。双方协议签订后，已按协议要求双方共同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杨崇斌接收瑞鑫公司后已实际经营近10个月时间。由此，可以说明，杨崇斌对转让所得瑞鑫公司中杨光卫的股权已完全认可。所以，双方之间股权转让行为真实有效、合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转让时债权不明的判定无事实依据，杨光卫认为此判定与一审认定协议书的真实、合法性认定相悖。一审将案外人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关系纳入本案中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认为杨光卫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不符合约定，杨崇斌、李家福有权拒绝履行义务，并以此为由判决不支持杨光卫的诉讼，判决错误。其次，一审中，杨崇斌、李家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份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合同，一份为2016年恒源选铁厂与澳金公司的租赁协议，另一份为瑞鑫公司与恒源选铁厂的补充协议。以此证明是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的附件。为此，杨光卫在一审中对该两份协议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恒源选铁厂与澳金公司的租赁关系与本案无关，是另一法律关系，恒源选铁厂与瑞鑫公司的补充协议也与本案无关，且其协议主体案外人已另行主张权利，所以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定该两份协议与本案有关系显然也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错误推论本案案件事实，错误评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履行合同的事实，从而导致错误判决，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公正裁判。杨崇斌、李家福辩称，一、本案程序上存在瑕疵、遗漏相关事实、存在法律所规定的依法可以撤销的事实等问题。二、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与转让债权不明确,只明确了债务,并将案外人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关系作为本案判案的依据并不矛盾。首先,杨崇斌、李家福要声明的是，合同合法有效与合同可撤销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合法有效并不意味着合同不可以被撤销。只要合法有效的合同具备了法定的可撤销条件,依法可以撤销。其次,根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实存在只明确债务,没有明确债权的事实。但没有明确债权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公司资产、债权及其他。第三,一审法院将案外人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关系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较为客观,符合法律的规定。股东权或者股东权益简称股权,泛指公司给予股东的各种权益或者所有的权利,具体的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股东权包括股东与财产有关的各种权益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各种权益,是集财产与经营两种权利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的独立的权利形态。股东资格是股东向公司投入自己的财产后,以自己的财产权换取的。从这一意义讲,不向公司投入财产就不能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公民或者法人只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投入财产,才能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依法取得股东权。因此,在股权转让中,其实质上是“与财产有关的各种权益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各种权益”的转让。必然与相关的条件作为依据。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及本案股权的载体公司瑞鑫公司在双方股权转让时,对涉案的恒源选铁厂是具有使用权和管理权的。在双方就股权转让的磋商过程中,是知晓瑞鑫公司对恒源选铁厂具有“租赁期限20年,恒源选铁厂尚欠瑞鑫公司100余万元垫付的补办环保、安检、取水等相关手续和整改所产生的费用”权利的,但现在并非如此。另外,从刘华明(杨光卫妹夫,杨光卫股权受让的原股东)及瑞鑫公司另一股东陈磊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包括杨光卫、刘华明、陈磊、张全超在内的原股东对瑞鑫公司是没有出资的。杨光卫还将瑞鑫公司的400万元资金私自转移到自己的私人账户上，涉嫌职务侵占。因此,一审法院将案外人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关系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完全正确。综上,杨光卫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光卫的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杨崇斌、李家福二审提出的上诉请求。杨崇斌、李家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杨崇斌、李家福要求撤销杨光卫、杨崇斌、李家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的反诉请求”，改判支持杨崇斌、李家福的一审反诉请求。2、一、二审本诉、反诉诉讼费由杨光卫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的货物出货单、车辆照片并非杨崇斌、李家福所举。一审法院将杨光卫所举的证据,归为杨崇斌、李家福所举的证据错误；二、杨崇斌、李家福一审中提供的网上银行交易清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判决认为“杨崇斌、李家福提供的网上银行交易清单系瑞鑫公司原股东管理公司期间形成，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的这种认定错误，导致处理结果错误。理由如下：《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欺诈行为”存在两种表现形式，第一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第二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只要具备其中的一种情形，就构成“欺诈行为”。本案中，杨崇斌、李家福一审中提供的《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单》确“系瑞鑫公司原股东管理公司期间形成”，而且从资金转到杨光卫的银行账户中，足以证明，杨光卫是知道该转款情况的。根据《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杨光卫在转让其股权给杨崇斌时，其就应该明确告知杨崇斌该转款情况。杨崇斌如果明知该转款情况而接受股权转让则是另一回事。但根据现有证据证明，杨光卫并没有告知杨崇斌其转至自己账户中的400万元资金。在这种情形下，杨光卫故意隐瞒将400万元资金转至自己账户中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杨崇斌、李家福提供的网上银行清单系瑞鑫公司原股东管理公司期间形成，与本案无关联性”属于认定错误。而根据该情形，杨崇斌、李家福一审的诉讼请求就应该得到法庭的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遗漏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对依杨崇斌、李家福申请调取的证据调查材料、不予立案通知书予以认定，但在认定事实部分却遗漏了相关事实，与法律的规定相悖。根据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刘华明2019年5月5日《询问笔录》第3页；陈磊2019年5月13日《询问笔录》第3页的相关陈述可以证明，作为瑞鑫公司的原始股东刘华明，以及刘华明将股权转让给杨光卫时，刘华明、杨光卫、陈磊都没有实际出资。杨光卫对于自己是否出资购买股权应当是明知的。而根据杨崇斌、李家福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瑞鑫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所证明的出资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出资方式为货币。因此，杨光卫也存在没有实际出资的事实，完全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故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欺诈行为”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完全可以依法撤销。四、一审法院的说理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对依杨崇斌、李家福申请调取的证据调查材料、不予立案通知书予以认定。而在该证据中，足以证明杨光卫等瑞鑫公司的原股东提供的调查材料、不予立案通知书的证据《租赁合同》、《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虚假性。而且，案外人鹤庆县恒源选铁厂已经起诉瑞鑫公司等【案号：（2019）云2932民初768号】，认为案涉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不成立。既然《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不成立，那么杨崇斌、李家福受让瑞鑫公司股权的实质条件《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的“租赁期限20年，恒源选铁厂尚欠瑞鑫公司100余万元垫付的补办环保、安检、取水等相关手续和整改所产生的费用”自然也就不成就，在（2019）云2932民初768号没有审结的情况下，对本案进行相关的评判，程序上存在瑕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杨崇斌、李家福的一审反诉请求。杨光卫辩称，请求驳回对方的反诉请求，支持本方的诉讼主张。杨崇斌、李家福上诉状中称的理由不成立。本案关键所在是股权转让无法撤销，因为工商已经变更登记备案，属于行政行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的内容，补充协议内容在一审双方均不认可其真实性。反诉不成立。反诉与本诉之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判决结果没有达到息诉止纷的效果。杨光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崇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并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今按月息1分计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由李家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由杨崇斌、李家福负担。杨崇斌、李家福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撤销杨光卫、杨崇斌、李家福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8年12月10日签订的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上述协议自始没有法律效力。二审中，杨崇斌、李家福明确其反诉请求为撤销双方间签订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光卫与陈磊、张全超、鹤庆县恒源选铁厂（股东王开贵、张中林）是瑞鑫公司登记股东，陈磊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事矿石加工、销售，公司信用信息公示：2017年5月24日，出资人为刘华明、陈磊、杨鑫、鹤庆县恒源选铁厂，2018年12月19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杨光卫（出资250万元）、陈磊（出资125万元）、张全超（出资125万元）、鹤庆县恒源选铁厂（出资100万元）。2018年12月14日，杨光卫与杨崇斌、李家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了瑞鑫公司的信息和债务清单，清单中的债务由杨崇斌、李家福承担，清单以外的债务由刘华明、杨光卫承担；杨光卫将其在瑞鑫公司的41.6667%股权以250万元转让给杨崇斌，杨崇斌在双方股权转移后2日内支付100万元，2019年3月20日支付20万元，2019年12月31日支付130万元；李家福给杨崇斌提供担保；协议第五条明确，鹤庆县恒源选铁厂放弃优先权，同意转让。该协议有杨光卫、杨崇斌、李家福三人签字捺印。杨光卫等瑞鑫公司原股东给杨崇斌、李家福提供了鹤庆县恒源选铁厂与大理市澳金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签订的租赁合同和鹤庆县恒源选铁厂与瑞鑫公司于2017年12月I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该租赁合同中约定澳金商贸有限公司租赁恒源选铁厂5年（从2016年12月1日起算），补充协议中约定将已注销的澳金公司变更为瑞鑫公司，租赁期限变更为20年。2018年12月20日，双方将所转让股权转移至杨崇斌名下，公司股东登记为杨崇斌和鹤庆县恒源选铁厂。此后，杨光卫将公司公章移交杨崇斌，杨崇斌管理瑞鑫公司，公司资产有一辆轿车、部分矿石，期间已销售一部分矿石。到2019年4月，杨崇斌未支付已超过付款期限的转让款120万元，杨光卫诉至一审法院。期间，鹤庆县恒源选铁厂股东、法定代表人王开贵于2019年2月前后提出其不知道、不认可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于2019年2月23日与陈磊、刘华明、张中林以会议形式表示：因澳金公司注销，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只是为了公司符合相关规定，不实际履行。2019年3月，王开贵以书面形式向瑞鑫公司声明其不认可补充协议，后王开贵以瑞鑫公司侵占其恒源选铁厂资产为由报警，期间表明其不知道恒源选铁厂成为瑞鑫公司股东，后经鹤庆县公安局调查，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王开贵报警之后，杨崇斌以瑞鑫公司原股东合同诈骗、侵占公司资产为由报警，鹤庆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本案在第一次庭审后，因公安机关未作出结论，本案中止审理，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本案继续审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瑞鑫公司经营矿石加工及销售为主的业务。杨光卫与杨崇斌、李家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光卫将其瑞鑫公司的股权以250万元转让给杨崇斌，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第五条涉及案外人，因无案外人签章或者认可，该条款未生效，但不影响杨光卫、杨崇斌、李家福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杨光卫转让股权，还应将股份的相关权利一并转移。双方的协议仅明确了杨光卫在瑞鑫公司的股权和公司债务，对公司资产并未明确，杨崇斌认可公司仅有车辆及部分矿石。杨崇斌管理瑞鑫公司之后，接收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按约定管理使用恒源选铁厂，表明瑞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崇斌，杨崇斌可以按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管理恒源选铁厂，该权利属于股权转让的一部分，但案外人恒源选铁厂的法定代表人王开贵提出不认可该补充协议书，致使杨崇斌不能继续管理恒源选铁厂，而补充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杨崇斌能否按约定管理恒源选铁厂，还涉及瑞鑫公司原有股东、恒源选铁厂、签订协议当事人等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不应在本案中确认，应认定杨光卫没有将股权转让的相关权利一并转让，即杨光卫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不符合约定，杨崇斌、李家福有权拒绝履行义务，故杨光卫要求杨崇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崇斌与杨光卫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已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杨崇斌已实际管理瑞鑫公司，因此，杨崇斌提出杨光卫伪造补充协议书，系合同欺诈，瑞鑫公司原股东侵占公司资产，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可在明确与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关系之后，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或者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一、驳回杨光卫要求杨崇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要求李家福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杨崇斌、李家福要求撤销杨光卫、杨崇斌、李家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杨光卫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杨崇斌、李家福负担。二审中，针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杨光卫认为一审认定“杨光卫等瑞鑫公司原股东……租赁期限变更为20年”属认定事实错误，杨光卫并未将瑞金公司与恒源选铁厂的租赁合同向对方进行过提供且杨光卫并不知晓租赁补充合同。杨崇斌则认为一审漏认定瑞鑫公司与恒源选铁厂补充协议的合同内容、刘华明、陈磊在公安机关关于瑞鑫公司出资并未到位的供述情况及其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单证明杨光卫从瑞鑫公司转走400万元的事实。针对各自的主张，杨光卫提出一审将其提交的证据货物出货单、车辆照片错误当作杨崇斌的提交。经本院核实，该组证据确实为杨光卫提交，对此，本院予以纠正。杨崇斌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76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涉案的恒源选铁厂于2019年9月29日已被王开贵强行收回并转租第三人，瑞鑫公司不得不采取证据保全的事实。经质证，杨光卫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瑞鑫公司与案外人发生的纠纷，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其他纠纷案件的证据保全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应采信为本案的有效证据。针对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租赁合同部分事实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审理重点应为双方间是否达成股权转让合意、是否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是否具有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是否支付相应转让价款及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租赁合同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并无关联性。针对杨崇斌的其他的异议事实，属其他法律关系调整范畴，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也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一审认定除租赁合同部分外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否撤销。2、杨崇斌应否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承担违约金。3、李家福应否对杨崇斌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承担担保责任。针对争议焦点1，本案中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4日，杨崇斌、李家福已行使撤销权，提起诉讼的时间2019年4月22日，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二审中，上诉人杨崇斌、李家福明确其行使撤销权的依据系杨光卫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存在欺诈情形，具体表现为：1、双方签订案涉及协议时约定的股权转让前提条件是瑞鑫矿业与恒源选铁厂间《租赁合同》的履行，现恒源选铁厂已被其法定代表人王开贵收回，故该《租赁合同》无法履行；2、杨光卫作为公司原股东擅自转移资产400余万元；3、瑞鑫公司原股东未实缴出资。但从在案证据双方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该协议对转让的股权份额、转让价款、股权变更登记期限、支付期限均作了明确约定，并无关于该股权转让系将上述《租赁合同》的履行作为股权转让条件的约定内容。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中虽然涉及到恒源选铁厂，但所涉及内容仅限于优先权，不涉及《租赁合同》履行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崇斌在与杨光卫签订案涉协议时，存在因杨光卫的欺诈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虚假意思表示的情形，杨崇斌关于案涉协议应予撤销的主张不成立，一审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针对争议焦点2，双方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股权并无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能生效的股权情形，在案也无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署非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即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2018年12月18日，双方将案涉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至杨崇斌名下，杨崇斌作为案涉股权受让方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即取得了瑞鑫公司股东身份，杨光卫作为案涉股权出让方已按照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将所转让股权交付完毕，其在上述协议中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杨崇斌在取得杨光卫转让股权后即应按双方协议约定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但其并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双方约定的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杨光卫关于要求杨崇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的主张成立，一审不予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因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中并无对违约金的约定内容，杨光卫关于要求杨崇斌支付未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3，在杨光卫与杨崇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无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内容，但在该协议签名栏处单列了签名主体地位为担保人的签名栏，且由李家福在该位置进行了签名按印，应视为其自愿对杨崇斌在上诉协议中的义务承担担保责任，因在上述协议中并未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方式及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李家福对杨崇斌应予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上诉人杨光卫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杨崇斌、李家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439号判决第二项：“驳回杨崇斌、李家福要求撤销杨光卫、杨崇斌、李家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反诉请求”的内容；二、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439号判决第一项：“驳回杨光卫要求杨崇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要求李家福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的内容；三、由上诉人杨崇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上诉人杨光卫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四、由上诉人李家福对上述第三项中所列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诉讼费15600元及反诉诉讼费100元，均由上诉人杨崇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杨崇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