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3民终7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婉，女，1985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现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铠，江西尚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伟红，女，197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现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检萍，江西萍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婉因与被上诉人杨伟红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9）赣0302民初3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铠，被上诉人杨伟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检萍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9）赣0302民初31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高婉不承担对被上诉人杨伟红的赔偿52299.27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承担50%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从两个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出，上诉人是在自己店门口正常开店营业，且该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日发生口角后，上诉人也仅只是说了几句以后就带着自己4岁的大女儿返回了店里面没有再理睬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却因为自己气愤不平到上诉人门店处再次挑衅，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肢体接触时是因为被上诉人死死抓住上诉人的头发，上诉人为了摆脱被上诉人的纠缠想甩开被上诉人，因双方力量相互作用致使两人均倒在地上，在这个过程中上诉人并没有主动去殴打被上诉人。而恰恰相反的是，被上诉人的丈夫却在双方没有倒地时就一直在旁边用拳头殴打上诉人，在两人同时倒地后，其丈夫也持续用脚踢打上诉人，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拉架及劝架的任何行为，甚至在邻居过来劝架的时候也是见缝插针的继续用脚踢打上诉人。根据上述事实，上诉人认为在此次事件当中，上诉人本身并没有过错，相反其过错方是被上诉人两夫妻，是因为其夫妻双方的持续殴打行为致使自己的手指受到擦伤或者其他的伤害，却要求被殴打的对象来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是明显不公平的责任划分。被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斗殴会受到伤害。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明知自己挑衅殴打对方有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反抗却仍上门挑衅，而现在却因为自己到上诉人店门口挑衅殴打他人造成自己可能的伤害，却要被殴打的人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明显是与民法所规定的公平原则相违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是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不应对此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伤害结果的发生与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手指受伤是由本次打架所致，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询问相关专业医生后了解到，韧带损伤后一般均有小血管破裂而出血，局部疼痛、肿胀，组织内出血、血肿、关节肿胀、活动障碍、压痛，这种情况是在当时就会有临床表现。同时，这种情况的治疗在二周左右时间的治疗及不做剧烈运动是可以治疗恢复的。而双方在2019年3月4日发生的纠纷并在派出所进行了笔录等，在当天晚上11时左右前往医院进行了检查，被上诉人杨伟红当时检查的医院是萍乡市人民医院，属于三甲医院，患者在进行DR检查未见明显骨折及脱位的情况下，医生也会因其自身专业知识在经过临床检查后根据患者的伤情，有合理怀疑情况下要求患者进一步检查确诊，以便于后期治疗，然而根据被上诉人杨伟红提供的证据显示，当时并没有做MR检查，结合医生的初步诊断也是可以合理排除被上诉人的手指并非在双方打扭打当中受伤。再者，在双方扭打之后，被上诉人杨伟红也于2019年3月11日通过派出所在开发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做了伤情鉴定，该鉴定文书的检验部分当中也明确检验所见：左手掌指骨见一处长度为1厘米的擦伤。从这点可以清晰地知道，被上诉人杨伟红的手指只是皮肤擦伤，如果是伴有韧带受损的话，不可能在双方扭打一个星期之后的伤情鉴定当中没有体现，也未见杨伟红的反馈，更不可能在长达15天之后的公安调解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表述。所以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杨伟红的手指活动度受损与上诉人高婉没有关联性。上诉人认为，根据韧带损伤的正常普遍临床表现及和解时间上来看，是可以合理排除被上诉人的损伤与2019年3月4日打架造成的手指擦伤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其损伤结果的发生，不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伟红辩称，上诉人高婉在上诉状中都是自己做的推测性陈述，不符合事实，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其抗辩理由。萍乡市公安局对杨伟红进行的司法鉴定意见中明确说明了左手掌指骨间一处长度为1厘米的挫伤，说明在此次打架过程中被上诉人左手掌指骨确有受伤，虽未见骨折，但鉴定意见是参考了萍乡市人民医院的检查报告，DR检查主要是针对骨骼检查，该检查无法明确软组织滑膜、韧带等微小部位是否受伤，所以医院在被上诉人无骨折就诊未改善的情况下再进行更精准的MR检查，影像显示了被上诉人左食指、中指近侧指骨及中间指骨周围软组织内异常信号灶，异常信号灶是说明被上诉人还存在其他伤情，还需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检查，被上诉人受伤一直持续治疗并逐步确诊的过程符合日常就医常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上诉人手指系打架受伤所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本案的处理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杨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20402元（详见赔偿清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伟红与被告高婉两家同在萍乡市开发区苏州街开店，两人素有恩怨。2019年3月4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原告经过被告的店铺，两人发生口角并起冲突，随后双方扭打在一起，原告的丈夫看见两人扭打倒地后，用脚踢打被告。扭打持续几分钟之后，原、被告被路人拉开，此次打架导致原告头发被扯，手指受伤，被告皮肤擦伤。当晚19时左右，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洪山派出所对原告及其丈夫依法进行了询问。23时左右，原告在萍乡市人民医院就诊并对左手行DR检查，该影像学诊断为左手掌指骨未见明显骨折及脱位。2019年3月6日，萍乡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区洪山派出所对原告杨伟红的伤情进行鉴定，检验所见原告头皮挫伤，左手掌指骨见一处长度为1厘米的擦伤。3月12日出具（开）公（司）鉴（临床）字[2019]030号法医学人体损失程度鉴定书，杨伟红的人体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同日，萍乡市开发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开）公（司）鉴（临床）字[2019]032号法医学人体损失程度鉴定书，高婉面部皮肤擦伤。2019年3月18日，在洪山派出所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双方同意和解，此事调解后，任何方不得再以此事发生纠纷、打斗，挑起方承担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双方签字生效，受法律保护。2019年4月26日，原告因手指一直未好转在萍乡市人民医院就诊并行MR检查，影像学诊断为左食指、中指近侧指骨及中间指骨周围软组织内异常信号灶，考虑为软组织水肿炎性改变。同年4月29日、5月15日、5月23日、6月4日、6月21日、7月15日，原告就手指受伤一事在萍乡市人民医院、萍乡市中医院诊疗，病历均有记载。原告治疗期间花费医药费3207.64元，自行在药店购买药品花费325.9元。7月22日，原告在萍乡市中医院行MR检查，影像诊断左中指、食指第一指间关节积液、指骨并软组织异常信号，侧幅韧带损伤可考虑，结合临床及其他检查。2019年7月26日，江西吴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吴楚法医[2019]临鉴字第55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被鉴定人杨伟红左手食指、中指损伤，评定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十级伤残，原告为此花费鉴定费700元，材料复印费50元。另查明，原告杨伟红及其丈夫在萍乡市开发区苏州东街经营门窗店，自2017年起一直租住在萍乡。其母亲傅桂香出生于1946年10月19日，育有包括原告在内6个子女。其子李自俊出生于2004年6月20日，李自洋出生于2007年8月28日，女儿李嘉欣出生于2016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手指构成伤残与此次被告殴打是否构成因果联系。2019年3月4日双方打架当天，原告在洪山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约20点左右，因手指不适于晚上22点左右前往急诊就医，23点左右左手行DR检查。虽原告并未在受伤后第一时间就诊，但除去其在派出所做笔录及回家后用晚餐的时间，其于22点左右前往医院就诊并无不妥，符合日常逻辑。3月6日，原告前往萍乡市公安局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载明所见原告左手掌指骨见一处长度为1厘米的擦伤，说明原告在此次打架过程中左手指确有受伤。虽原告左手行DR检查为左手掌指骨未见明显骨折及脱位，公安局的鉴定报告显示原告为轻微伤，但公安局的鉴定报告是参考了萍乡市人民医院的DR检查报告，而DR检查主要是针对骨骼检查，该检查无法明确软组织滑膜、韧带等微小部位是否受伤，所以医院在原告无骨折就诊未改善的情况下再行更精准的MR检查，影像显示原告左食指、中指近侧指骨及中间指骨周围软组织内异常信号灶。原告受伤一直持续治疗并逐步确诊的过程符合日常就医常理和步骤，上述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证实原告手指受伤系因本次打架所致。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身体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被告高婉与原告杨伟红发生口角后，均未能克制自己的言行，继而发生肢体冲突、扭打，导致原告杨伟红手指受伤并构成十级伤残。原、被告对此均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被告高婉承担50%、原告杨伟红承担50%的民事责任。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原告杨伟红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原告主张3533.54元。一审认为原告提供的发票、收据有医院及药店的盖章，予以认可，结合原告的病历可以证明原告此次就诊系本案事故导致，故确认原告的医药费为3533.5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000元（20天×50元/天）。本院认为原告就诊期间并未住院，未造成该项损失，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3.营养费，原告主张600元（30天×20元/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需要加强营养，对其主张不予支持。4.交通费，原告主张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虽原告未住院，但考虑到其来回就诊会产生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其交通费为200元。5.误工费，原告主张9377元（57043元/年÷365天×60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其丈夫共同经营店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误工损失，对其主张不予支持。6.护理费，原告主张4027元（48994元/年÷365天×30天）。原告并未举证医院的护理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7.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伤残赔偿金67638元（33819元/年×20年×10%）和被扶养人生活费29477元。对于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原告自2017年开始在萍乡市区生活及经营店铺，其固定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生活消费等同于城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更公平、合理；故确认原告残疾赔偿金67638元（33819元/年×20年×10%）。原告母亲傅桂香出生于1946年10月19日，育有6个子女，按照原告主张10885元/年计算，傅桂香的扶养费为1451元（10885元/年×8年×10%÷6人）；关于其子女的计算标准，应按扶养人即原告的身份予以确认，本案原告生活、消费均在市里，故其主张按城镇居民年消费性支出20760元计算子女的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李自俊出生于2004年6月20日，扶养费为4152元（20760元/年×4年×10%÷2人）；李自洋出生于2007年8月28日，扶养费为7266元（20760元/年×7年×10%÷2人），女儿李嘉欣出生于2016年12月31日，扶养费为16608元（20760元/年×16年×10%÷2人）。综上，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97115元。8.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3000元，原告该项主张符合本地审判实践，予以支持，确认其精神抚慰金为3000元。9.鉴定费，原告主张750元并提供了有效的票据佐证，予以支持。综上，原告杨伟红合理的损失为医药费3533.54元、交通费200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97115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750元，共计104598.54元。上述合理损失由被告负担50%，即52299.27元。被告抗辩双方在派出所调解中已经和解，不需赔偿。一审法院认为该调解的内容并不是针对民事赔偿，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伟红赔偿52299.27元；二、驳回原告杨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8元，由被告高婉负担1107元，原告杨伟红负担16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高婉针对被上诉人杨伟红在一审中提交的医药费票据及检查的病例发表补充质证意见认为，医药费的票据超过一审判决书记载的4次门诊时间有如下：分别是2019年5月17日、4月15日、6月9日、6月14日和7月22日、7月23日，这6次的医药费票据中没有医院门诊的记录，同时该医药费的明细基本上都是中成药，比方说龟板、太子参、枸杞、当归等之类的中成药，与被上诉人杨伟红的伤情并没有直接的治疗关系，对于该部分的费用应直接剔除。被上诉人杨伟红认为这组证据在原审中经过了法庭的质证，该组证据对治疗被上诉人的伤情有关联，上诉人高婉如果认为没有关联，在原审中应提出关于关联性的鉴定，被上诉人杨伟红是韧带伤了，这些药有活血作用。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高婉是否需要对被上诉人杨伟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具体包括：上诉人高婉在本案中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客观上有无实施侵权行为，其行为与被上诉人杨伟红手指伤残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如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判对双方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是否承担侵权责任，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应当以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客观上是否有侵权行为、是否发生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这四方面去判断。关于上诉人高婉上诉提出其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的意见。在本案中，上诉人高婉与被上诉人杨伟红作为成年人因故发生口角时，双方均缺乏理智和宽容的心态，均未互谅互让、理智协商地解决矛盾，继而发生肢体冲突、扭打，造成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伤情，对此双方均有过错。关于被上诉人杨伟红的手指伤残的损害结果与上诉人高婉的扭打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双方对此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被上诉人杨伟红在2019年3月4日双方相互扭打的当天晚上，因手指不适前往医院就诊，且根据医院的病例记录显示初步诊断：左第二、三指挫伤。同时根据萍乡市开发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亦载明检查所见被上诉人杨伟红左手掌指骨见一处长度为1厘米的擦伤。虽被上诉人杨伟红在3月4日晚上左手行DR检查为左手掌指骨未见明显骨折及脱位，公安的鉴定报告显示其为轻微伤，但公安的鉴定报告是参考了之前的DR检查报告，而DR检查主要是针对骨骼检查，该检查无法明确软组织滑膜、韧带等微小部位是否受伤，所以医院在手指无骨折就诊但疼痛未改善的情况下再行更精准的MR检查，影像显示被上诉人杨伟红左食指、中指近侧指骨及中间指骨周围软组织内异常信号灶，且此后，被上诉人杨伟红亦多次就左手受伤问题到医院就诊。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现有证据中认定被上诉人杨伟红手指伤残的损害结果是在涉案纠纷中所致，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上诉人杨伟红对自己的主张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现上诉人高婉上诉提出，被上诉人杨伟红的手指伤残的原因不排除是因为自己用手死扣上诉人高婉的头发用力过度或者在后期生活中自己用力不当造成的拉伤所致，与此次扭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是上诉人高婉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应当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手指伤残与涉案纠纷存在因果关系并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2，双方责任比例的划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本案中，因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原判综合案涉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酌情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50%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高婉提出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部分医疗费不予认可的意见。经审查，被上诉人杨伟红提供的医疗费、收据均有医院及药店的盖章，且根据医院的病例记录显示，相关的中成药如龟板、太子参、枸杞、当归等均与治疗此次手指受伤相关，原判对此予以支持亦无不妥。综上，上诉人高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7元，由上诉人高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红建审判员  阳 涛审判员  周金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李颖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