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4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显祥，男，196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旭丹，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永成，男，198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政，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显祥因与被上诉人翁永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显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杜显祥向翁永成偿还本金85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6日起的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翁永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借据》是对以往资金往来的确认和证明，并不是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翁永成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陈述：“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原告从2014年7月开始分多次向被告支付借款，截止2015年4月原告向被告共计支付借款人民币30万元，后被告在2015年4月初向原告出具借据，确认借到原告款项30万元……”。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本案《借据》的形成原因是从翁永成2014年7月开始分多次向杜显祥支付借款，后杜显祥在2015年4月初向翁永成出具《借据》。该《借据》是对以往多次借款的书面确认，用一纸《借据》对以往多次借款加以证明，是事后补签的借据，并未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案涉《借据》并不是“对账单”或“欠条”。翁永成在起诉状中也承认了《借据》发生的事实，“确认借到原告款项30万元”并不是“尚欠原告款项30万元”。一审法院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改变客观基本事实，毫无事实根据的主观推理认为“认定出具涉案借据时，尚欠借款30万元”，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实际转账金额为323500元，翁永成自身对出借数据计算错误，要求杜显祥出具30万元的《借据》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另外，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款项往来较多，难以仅凭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就欠款予以核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双方虽然有多次往来，但从证据都能充分清楚的体现出双方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难以仅凭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就欠款予以核实”有误。双方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并且都有相应的银行原始转账凭据证实。在翁永成提交《证据二》之前，翁永成所谓的现金取款记录都是其为了达到诉讼目的捏造出来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借据》的性质未列入争议焦点审查清楚，一审判决结果有失公正，损害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翁永成依据《借据》作为债权凭证，应当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案涉30万元的交付事实，在杜显祥出具《借据》当天及之后没有任何交付借款的凭证。既然翁永成对案涉借款主张是从2014年7月开始分多次向杜显祥支付借款，那么杜显祥作为债务人的抗辩也应从2014年7月开始才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公平公正的民事审判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六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而本案而言，翁永成未能提交任何关于在《借据》签订后交付30万款项的证据，不能视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三）杜显祥已实际偿还本金215000元。杜显祥有证据证明还款215000元，其中4万元是按照翁永成的要求转账给其姐姐翁美清，应视为对翁永成的还款。翁永成对翁美清是其姐姐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是杜显祥与翁美清的其他经济往来没有提供事实依据。因此认定该4万元还款是本案的还款，不但与客观事件相符，也符合常理，更好的打击不诚信诉讼行为。杜显祥的借款金额减去己还款金额为杜显祥实际的尚欠金额。经计算，杜显祥尚欠金额为：300000-215000=85000元。二、本案翁永成涉嫌虚假诉讼刑事犯罪，应依法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查处”。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官明确向翁永成表示：“如果本院发现该民间借贷为虚假诉讼，损害了案外人的权益，原告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翁永成在2019年6月5日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补充证据清单》(二)，在拟证明事实中陈述：“通过广州农商银行莲花山支行支付给被告的本金为228500元，通过现金方式出借的本金为9万元，通过工商银行石楼支行支付给被告的本金为95000元，原告向被告共计支付借款本金为413500元”。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翁永成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刑法》第307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第二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具体而言，翁永成具有以下几方面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行为：1、捏造借款构成本金数额，现金部分纯属捏造。2、捏造口头约定利息。3、隐瞒已归还欠款事实。三、一审法院对翁永成是否交付现金9万元的事实认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翁永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杜显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翁永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显祥向翁永成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包括从借款之日起计至2017年10月6日的利息10万元，及以3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1%自2017年10月7日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杜显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杜显祥出具《借据》，确认向翁永成借款30万元，确认签署《借据》时已收到以上借款。翁永成主张其自2014年7月开始多次向杜显祥出借款项，双方约定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其分别于2014年7月10日、同年10月9日、同年10月28日、同年11月24日、同年12月22日、2015年1月30日向杜显祥转账5万元、47500元、47500元、47500元、73500元、57500元，合计323500元。另分别于2014年7月11日、同年9月15日、同年11月3日、同年11月4日、同年12月18日、2015年2月8日在银行取现2万元、1万元、15000元、15000元、1万元、2万元，合计9万元，并委托黄根祥将该9万元款项交付给杜显祥。翁永成陈述其出借的本金超过30万元，此前出于信任未要求杜显祥出具收据，后因杜显祥未按时给付利息，其委托黄根祥要求杜显祥出具了涉案《借据》。翁永成提交微信语音记录，主张杜显祥曾与黄根祥谈论本案借款的还款问题，其主张在2017年10月6日的语音中杜显祥曾称：“你就按40万来跟他谈吧……”翁永成据此主张虽涉案《借据》中并未约定利息，但杜显祥承诺向其还款40万元，其中本金30万元，2015年4月至2017年10月6日的利息10万元，据此折算出利息为月利率1.1%。杜显祥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认为其已归还大部分借款，其辩称仅收到翁永成转账支付的借款，并未收到以现金形式交付的借款，且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涉案《借据》是在翁永成的胁迫下出具。为此，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主张其分别于2014年8月10日还5000元、同年9月11日还5万元、同年11月10日还2500元、同年12月1日还2500元、同年12月11日还2500元、2015年3月11日还6500元、同年3月21日还6000元、同年5月22日还1万元、同年7月15日还4万元、2016年2月4日还1万元、同年4月20日还8万元（5万元+3万元）。其中除2015年7月15日的4万元是应翁永成的要求转账至翁美清名下银行账户，其余款项均是转账至翁永成本人名下账户。对于上述款项，除转账至翁美清账户的4万元外，翁永成确认均已收取，其主张除2014年9月11日的5万元是用于归还2014年7月10日的借款5万元以外，其余款项均是杜显祥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于杜显祥向翁永成借款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在出具涉案《借据》之前，翁永成已向杜显祥转账支付款项达323500元，另翁永成还主张通过银行取款的形式向杜显祥交付现金并提交相应的取款记录。双方之间款项往来较多，难以仅凭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就欠款予以核实。而杜显祥作为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清楚出具涉案《借据》的意义，其主张是因受到胁迫才签订涉案《借据》，但仅有其一方陈述，未有相应的证据提交。故综合双方的举证，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借据》的真实性，认定出具涉案《借据》时，翁永成尚欠杜显祥借款30万元，在签订该《借据》时，双方未约定利息。翁永成主张双方曾就借款约定利息为月利率5%，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而其还主张杜显祥曾向黄根祥承诺向其偿还40万元，其中包含30万元本金及10万元利息，但根据其提交的微信语音记录，无法证实聊天记录中对话两人的身份信息，对话内容亦无法明确反映双方讨论的是本案借款的相关问题。综上，翁永成就上述30万元借款主张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签订上述《借据》后，杜显祥向翁永成本人偿还款项合计10万元（2015年5月22日还1万元、2016年2月4日还1万元、同年4月20日还8万元），应予以扣减。另杜显祥于2015年7月15日支付给黄根祥的的4万元，未能证明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故杜显祥主张亦属于归还涉案借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翁永成可随时主张杜显祥在合理期限内还款。现翁永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杜显祥应向翁永成偿还剩余借款本金20万元。如上述，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现翁永成仅可要求杜显祥支付自其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杜显祥应以2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向翁永成支付自2019年1月16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杜显祥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翁永成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16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翁永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0783元（其中一审案件受理费8022元，保全费2761元）由翁永成负担5971元，杜显祥负担481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杜显祥尚欠翁永成的借款本金数额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关于借款本金数额。杜显祥于2015年4月向翁永成出具《借据》，确认借到翁永成借款30万元的事实。杜显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向他人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杜显祥上诉认为该30万元数额仅仅是对翁永成出借本金数额的记载，其之前的还款也应该从30万元借款中予以抵偿，但翁永成举证的出借款项数额明显高于30万元，而杜显祥之前的还款在该《借据》中并无任何的注明。如果杜显祥的说法属实，30万元仅是出借款项数额，而杜显祥却未要求在《借据》中对其之前多达近十万元的还款进行任何注明，显然与常理不相符合。故本院认为，综合比较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一审法院采信翁永成的意见，将该30万元的数额认定为是双方对截至出具《借据》时结欠的借款本金数额，更符合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还款数额。翁永成与翁美清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权利义务不相混同。在杜显祥未能举证证明翁永成授权翁美清代收款，且翁永成对4万元还款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杜显祥主张其向翁美清转账的4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杜显祥尚欠翁永成借款本金20万元（30万元－10万元）未偿还，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杜显祥上诉主张翁永成涉嫌虚假诉讼刑事犯罪，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杜显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上诉人杜显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廖舒婷黄小曼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