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民终49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亚丽，女，1984年11月27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其母亲胡翠英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福江，建湖县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悦洁，女，1989年7月21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1988年9月12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上诉人时亚丽因与被上诉人王悦洁、张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5民初4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亚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王悦洁、张杰的一审诉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完全是口头委托代销关系，根本不存在购买关系或服务合同关系；二、双方口头委托代销合同已经于2019年3月事实解除。因艾力特建湖店自身经营等原因停止经营，导致涉案会员合同无法在建湖店消费，同时致使上诉人无法再代销涉案会员合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及时将会员合同拿走，当时有证人在场予以见证（证人到场接受质询）。三、上诉人没有购买被上诉人的会员合同，被上诉人所诉称的“其中1万元在美容店充值消费，偿还2750元，微信中予以确认下欠1万元”，不是事实。这些聊天内容都是代销成功后的账目结算，而不是购买。上诉人刚刚经营美容店，没有多少资金，怎么可能去购买什么健身卡会员合同。即使原来购买的5份，金额不大，完全出于朋友帮忙才分期付款购买，而且发生在2016年。而案涉13张会员合同销售价达2万余元，上诉人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不可能购买来搞活动，不符合交易习惯，该会员合同2019年1月7日被上诉人才移交给上诉人。上诉人之所以先垫付给被上诉人1500元，因为被上诉人多次讲资金紧张，要还信用卡，考虑到被上诉人曾经也在上诉人经营的美容店消费过，双方关系处的很好，所以才先垫付1500元。因此原审主观认定双方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搞活动人家客户要看到会员合同，不然客户不信，故被上诉人才将这个案涉合同拿给我，而不是上诉人购买。而且被上诉人与健身房前老板是亲戚关系，健身会所在2018年11月份已全部卖给盐城涵邦的情况下，还让我帮忙代销，这是欺骗行为，后期我得知这个情况明确告知代销难度很大，要求被上诉人自行解决健身会所合同。四、在本次口头委托代销合同纠纷中，上诉人已尽到了最大帮忙义务，因建湖店无法消费，遂请人至盐城总店进行沟通，希望总店予以代销。上诉人不存在重大过失，也无故意损害被上诉人利益行为。开庭前后，上诉人也通过邮寄方式通知被上诉人将13份会员合同收回，并再次通知解除双方的口头委托代销关系，但被上诉人拒绝签收，上诉人无奈通过发送短信形式多次通知被上诉人。五、案涉13份合同，即使上诉人销售成功，还需要被上诉人配合至盐城总店，进行权属变更登记发卡，才能正常消费，故案涉会员合同权属并没有转移。无论原审定为买卖关系还是服务合同关系，上诉人的权利均没有实现，故就不存在支付案涉款项的义务。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王悦洁、张杰答辩称：1、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非上诉人所讲的代销关系。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13张合同，合计金额为22750元，从双方2019年1月6日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经结算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购卡费用11500元、美容卡充值10000元，代购产品1250元，上诉人于2019年1月21日通过微信给被上诉人发出美容项目清单；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8日向上诉人催要款项，上诉人将其银行卡内存款截屏发给被上诉人，以证明目前没有钱；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店里（上诉人做代购）消费，上诉人于2019年3月3日经结算，发120元红包给被上诉人，并写明还欠10000元；上诉人于2017年向被上诉人购买5张健身卡合同，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证明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1万元的事实。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还欠你1万元”系代销成功后的账目结算，这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特别是上诉人转120元红包后，确认还欠被上诉人1万元，如是代销根本无需垫资，同时结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充10000元的美容卡（抵充购健身合同），并进行消费（其中美容卡还有近9000元没有消费，因上诉人在建湖的美容店突然关闭了，无法进行消费）；另外目前健身合同一份都没有销售出去的情况下，上诉人的一系列行为，既不符合代销的行为，也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悦洁、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时亚丽支付人民币1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时亚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亚丽因经营美容店做活动需要，向王悦洁、张杰购买了13张艾力特健身卡（即艾力特健身会所会员合同），口头约定每张价格为1750元，合计人民币22750元。其中1万元在时亚丽美容店充值消费，另时亚丽以给付现金及其他方式偿还了2750元，尚欠王悦洁、张杰1万元，时亚丽并在微信中予以确认。后王悦洁、张杰多次催要无着，遂于2019年7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本次购买王悦洁、张杰13张艾力特健身卡前，时亚丽也曾购买了5张艾力特健身卡，并向王悦洁、张杰支付了钱款。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王悦洁、张杰与时亚丽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时亚丽应负偿还王悦洁、张杰债务1万元的责任。时亚丽的有关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时亚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悦洁、张杰人民币1万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时亚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时亚丽提交的2019年6月16日起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是代销关系，本院不予采信；邮件退回的证明，从落款时间看系发生在本案诉讼之后，被上诉人对该书面解除代销关系的通知亦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王悦洁、张杰提交的2019年3月7日起的微信两页，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微信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3月7日，时亚丽在与王悦洁的微信聊天中称“涵邦真的不一样，难怪生意好”，王悦洁问“健身卡可以用呢是啊”，时亚丽称“可以，2年变1年半”，王悦洁称“你赶快卖了，我明天要还信用卡了，我股票的钱不晓得什么时候能拿出来”，时亚丽回复“我比你急，我现在1500挂在网上卖的”。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上诉人时亚丽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王悦洁、张杰1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其一，13张健身合同被上诉人已全部给付上诉人，现存于上诉人处，上诉人陈述拿合同只是拍照取信客户，但如果仅是拍照取信客户，全部拿走13张合同不符合常理；其二，双方约定13张健身合同每张1750元，总价22750元，其中10000元以王悦洁在上诉人处充美容卡的方式抵冲，而上诉人发给王悦洁的微信显示，上诉人已于2019年1月21日将王悦洁该美容权益进行登记，王悦洁也已经实际在上诉人处使用，这不符合上诉人所称的先销售再给钱的代销模式；其三，除10000元充美容卡外的其余款项，上诉人在2019年3月3日向王悦洁微信转账120元后，向王悦洁表示“还欠你10000元”，并无任何销售完再给付该1万元的意思表示，而且上诉人先行垫付120元的行为也不符合其所称的代销模式；其四，2019年3月7日时亚丽与王悦洁的微信记录显示，王悦洁在催促时亚丽赶快卖卡时，时亚丽回复“我比你急，我现在1500挂在网上卖的”，这表明时亚丽是以自己为健身合同所有人的身份将卡挂在网上售卖，因为如果是代销关系，时亚丽无权更改健身合同的售价，对于卖卡也不会自称比王悦洁急。综合上述情况，应当认定上诉人时亚丽与被上诉人王悦洁、张杰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尚欠款项1万元，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系代销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健身合同不能使用的问题，其在2019年3月7日与王悦洁的微信记录中已经明确表示健身卡可以使用，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称现在健身卡已经无法使用，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且至少该13份健身合同在被上诉人向其出售时以及出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可以使用的，即使真如上诉人所称现在健身卡已经不能使用，该风险亦应当由买受人即上诉人自行承担。综上，时亚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时亚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娴审判员  张雷审判员  赵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杜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