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明，男，1980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平，女，1985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杰，江苏金伙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玉明因与被上诉人刘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20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玉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从高玉明与刘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看，刘平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3日，且在双方提交的多份协议原件中，刘平处签字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8月3日。可见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应为2015年8月3日，故高玉明在2015年8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即开始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从2015年8月3日起，公司的债权债务均与刘平无关。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在2015年8月签订协议后，高玉明开始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即从2015年8月起至2016年5月20日期间，高玉明分多次多笔转账给刘平，均为股权转让款。因此，2016年7月22日，通过高玉明转账给刘平的17500元,该笔款项应视为股权转让款。3.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刘平提供，双方均认可在高玉明办公室签订，后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款项支付问题作出口头协商，约定刘平辞职后，为刘平缴纳社保也作为股权转让款的一种形式。被上诉人刘平辩称：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在一审中已经查明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玉明支付股权转让款94000元及利息（按约定的应支付而未支付的金额、期限、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高玉明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平与高玉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刘平将其持有的常州华思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思达公司）15%的股权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玉明；合同签署后五日内，双方办理变更工商登记；高玉明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5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付5万元、2018年12月31日付清余款；若高玉明有任一期未按上述约定支付，刘平有权就剩余未付款要求高玉明提前一次性支付；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由高玉明承担。该协议中，刘平签字后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3日，高玉明签字后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3日。2015年8月22日、9月1日、9月9日、10月12日、12月8日及2016年1月12日、1月18日、2月4日，华思达公司分别向刘平转账4250元、1700元、2520元、4250元、5100元、346.5元、5100元、2512元。2016年6月6日、7月8日、7月19日华莲凤（高玉明妻子）分别向刘平转账3007元、3944元、19000元；2017年1月24日、4月8日、7月3日、11月30日华莲凤分别向刘平转账5000元、15000元、10000元、10000元；2018年4月18日、9月29日华莲凤分别向刘平转账3200元、6800元；2019年1月2日、1月31日华莲凤分别向刘平转账3000元、3000元。2016年7月22日高玉明向刘平转账17500元。其中，刘平对华莲凤于2017年1月24日至2019年1月31日转账的8笔款项合计56000元认可系高玉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15年8月23日、9月22日、9月30日、10月10日高玉明分别向刘平转账10000元、2520元、4500元、6300元；2016年2月6日、2月27日、5月19日、5月20日高玉明分别向刘平转账5000元、4000元、1000元和3000元、390元，合计转账9笔款项。高玉明系华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之一），职务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华莲凤系该公司监事（股东之一）。刘平原在华思达公司从事采购，于2016年期间离职，该公司为刘平缴纳社保至2017年12月。以上事实，有刘平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工商登记信息、社保缴费明细；高玉明提交的转账凭证、社保缴费明细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相印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款高玉明有无付清。高玉明抗辩主张其已通过华思达公司及其妻子华莲凤和本人（即该院查明的第二、三项事实的转账），并以替刘平缴社保的形式，向刘平付清了该股权转让款，并提供相应转让凭证及缴纳社保的证据。对此，刘平仅认可华莲凤于2017年1月24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转账的合计56000元的款项，对于由华思达公司及高玉明本人的转账认为系该公司业务货款、还车款等，并非系高玉明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于为其缴纳的社保费用认为也与股权转让款无关。对争议焦点该院论述如下：一、刘平原在华思达公司从事采购，不论刘平离职时间是其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的2016年8月，还是刘平抗辩的2016年7月，华思达公司向刘平的案涉转账均发生在刘平离职之前，且刘平提供了其在该公司期间相关的送货单予以印证上述该公司向其转让系业务货款。对此，高玉明虽质证该送货单是刘平以个人名义与案外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是刘平借华思达公司名义与案外公司发生的业务，但认可货款还是从华思达公司账上走，事后华思达公司也向刘平支付了货款。且从华思达公司相关的转让数额来看，其中有具体到了几元，甚至几角的情形。故不排除华思达公司向刘平的案涉转账系刘平在该公司期间因职务行为而发生的业务往来或系该公司向刘平支付的相应工资。此外，高玉明虽系华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涉案股权转让款系高玉明个人债务，而高玉明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华思达公司向刘平的案涉转账即系为其支付刘平的股权转让款。二、对于华莲凤于2016年6月6日（3007元）、7月8日（3944元）、7月19日（19000元）的三笔转账，及高玉明于2016年7月22日的转账，刘平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系于2016年8月3日前签署，其签名的2015年8月3日落款日期系笔误，高玉明在2016年8月3日前就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且3007元、3944元该两笔款项明显不是支付股权转让款，高玉明2016年7月22日的转账应该是还车款（一审庭审中，刘平解释公司成立时高玉明曾向其借款50000元买车）。根据刘平提供的银行流水，该三笔款项华莲凤分别备注为“4月”、“2016年2月和5月”、“还车钱”。一审庭审中，高玉明认可华莲凤汇款时习惯附言，对“还车钱”的备注解释是华莲凤打错字了。该院认为，根据刘平提供银行流水明细，其中华莲凤向刘平的转账中，有的有备注，有的则没有，而华莲华既是高玉明的妻子，又是华思达公司的监事，高玉明解释上述“还车钱”的备注系华莲凤打错字明显不合常理，且高玉明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三笔款项及其本人转账的上述一笔款项系用于支付刘平的股权转让款，故对高玉明主张该四笔转账系其向刘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三、对于刘平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一审庭审中，高玉明质证认为该明细中其于2015年8月23日至2016年5月20日转账给刘平的该9笔款项即该院审查确认的第四项事实与该院审查确认第三项事实的转账及其替刘平缴纳的社保合计是其向刘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高玉明该质证意见与其抗辩主张的法院审查确认的第二、三项事实的转账及其替刘平缴纳的社保合计是其支付刘平股权转让款的意见相矛盾，且高玉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9笔款项是其向刘平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该院对该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四、对于高玉明主张其替刘平缴纳的相应社保费用也是其向刘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意见。对此，刘平认为双方当时口头约定高玉明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就不再替其缴纳社保，与股权转让款无关。该院认为，刘平曾系华思达公司的员工，不论刘平何时实际离职，为刘平离职前缴纳社保是该公司的义务，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无关，对该公司为刘平离职后缴纳的社保，高玉明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就刘平离职后由其本人或由公司替刘平缴纳社保并抵扣其应向刘平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达成一致。故该院对高玉明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如高玉明认为其为刘平多缴纳了社保，可另案主张。五、涉案纠纷在人民调解过程中，高玉明的调解意思为要扣掉刘平保险费、税票费2万多元，剩余的6万多元分二年四次支付。一审庭审中，高玉明解释因为很多款项是其妻子转账给刘平的，其对双方之间的金额其实并不清楚，调解之前没有核实，所以才作出该调解意思。该院认为，高玉明系华思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华莲凤系夫妻，而华莲凤又是该公司的监事，且高玉明提供的用于办理涉案股权转让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华莲凤与刘平签字的，再结合刘平认可的由华莲凤向其转账的相应股权转让款，不论是高玉明本人还是其妻子华莲凤对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都应清楚，高玉明该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除刘平认可的华莲凤转账的56000元外，该院对于高玉明主张的其通过其他方式向刘平支付的款项均不予认定为系其向刘平支付的涉案股权转让款。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高玉明未按约定期限支付涉案15万元股权转让款，扣除刘平认可的56000元，高玉明还应支付剩余94000元。对于刘平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支付时间，高玉明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客观上给刘平造成了相应利息损失，且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高玉明有任一期未按上述约定支付，刘平有权就剩余未付款要求高玉明提前一次性支付，故该院酌定高玉明应以150000元中未偿还的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刘平支付利息（扣除期间高玉明已支付的相应股权转让款），即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产生的利息为14628元，2019年2月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以9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该院遂判决：高玉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平股权转让款94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利息为14628元，自2019年2月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以9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26元，由高玉明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2016年7月22日，高玉明转账给刘平的17500元是否为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华思达公司为刘平缴纳的社保费用是否可以抵扣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8月3日，故高玉明于2016年7月22日转账的17500元并非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刘平签字落款时间为为“2015年8月3日”，而高玉明签字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3日”。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据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自高玉明于2016年8月3日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其次，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合同签署后五日内，双方办理变更工商登记。刘平与高玉明是在2016年12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最后，从刘平离职时间来看，刘平在一审中陈述其是在2016年8月从华思达公司离职，而高玉明则陈述刘平是在2016年7月离职，据此，刘平最早也是在2016年7月从华思达公司离职。因此，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和刘平从华思达公司离职时间，刘平主张案涉合同是2016年8月3日签订更具有合理性。因2016年7月22日转账的17500元发生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形下，高玉明仅凭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该款系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关于争议焦点2，刘平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社保费用系华思达公司缴纳，而案涉股权协议的付款义务主体为高玉明个人。在高玉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华思达公司支付相应社保费用的情形下，高玉明主张在其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抵扣为刘平缴纳的社保费用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刘平和高玉明就华思达公司支付社保费用的时间、金额均有争议，不符合法定抵销情形，故高玉明要求在本案中行使法定抵销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高玉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26元，由上诉人高玉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仪审判员 周韵琪审判员 尤建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杨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