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42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绍平，男，195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经常居住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小仙，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安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水南路**之一蟠龙宝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753740628P。 法定代表人：朱柑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宗清，广西鹏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绍平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市安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联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3民初2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绍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小仙，被上诉人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宗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绍平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陈绍平与安联公司于2014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司法鉴定费用由安联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陈绍平于2014年2月1日进入安联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该公司多辆运输车辆的主、副驾驶人，直至2018年12月31日被安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上述事实，有陈绍平在安联公司工作时的同事黄懿德等人的证人证言、工资卡银行流水为证,然而一审法院却仅错误认定双方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第二项上诉请求中提及的司法鉴定费，作为排除陈绍平与安联公司于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据，安联公司提交的其与梁某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卖车协议书》涉嫌伪造，因此，为了确保司法机关在认定本案事实时能够查明真相，特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述《卖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还原其真实面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陈绍平的上诉请求。 安联公司辩称，1.陈绍平在劳动仲裁、一审庭审中均确认其在2014年至2016年领取了“40、50”社保补贴，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该补贴必须是无单位人员才能享受，这也证实了在2017年7月1日之前陈绍平与安联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关于2015年1月1日的《卖车协议书》，梁某在劳动仲裁、一审程序均出庭接受询问，对车辆买卖的事实予以认可，并不存在陈绍平所称的伪造协议。陈绍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绍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陈绍平与安联公司201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安联公司支付陈绍平垫付的社会保险费24189.3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安联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联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10月24日登记成立。陈绍平、安联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安联公司安排陈绍平在危险品驾驶员岗位工作。 2019年1月10日，陈绍平向安联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由于《劳动合同》到期，本人不愿再与安联公司续签合同，并自愿放弃安联公司的补偿”。同日，安联公司向陈绍平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向柳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报备陈绍平为失业人员。 陈绍平向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陈绍平与安联公司自2014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安联公司补缴陈绍平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断交的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3.安联公司补足陈绍平2018年12月工资2492元；4.安联公司支付陈绍平解除合同时应得工资3500元及经济补偿19320元。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柳劳人仲字【2019】第328-1号仲裁裁决书（非终局裁决），裁决：一、确认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陈绍平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陈绍平要求安联公司补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断交的社会保险费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调整的范围，对该项请求不予处理。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柳劳人仲字【2019】第328-2号仲裁裁决书（终局裁决），裁决：一、安联公司支付陈绍平2018年12月未足额支付的工资2492元；二、陈绍平要求支付解除合同工资3500元及经济补偿1932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陈绍平不服非终局裁决、终局裁决第二项，向该院提起诉讼。 在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作如下陈述并提交如下证据：1.陈绍平陈述其自行缴纳了2014年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共计24189.30元，认为安联公司断交陈绍平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认可安联公司足额缴纳了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陈绍平主张其月保底工资标准为3500元，安联公司认为按劳动合同约定陈绍平的月工资为1800元；3.陈绍平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记载：安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建强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3月27日向陈绍平的银行账户支付显示为“工资”的款项，从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唐建强向陈绍平的银行账户按月支付显示为“工资”的款项（其中2016年8、9、11月支付的工资分别显示为“6月份工资”、“7月份工资”、“8月份工资”、“9月份工资”），唐建强于2019年1月15日支付“工资”3177元、2月1日支付“工资”685元、3月15日支付“工资”347元；陈绍平认可2019年2月1日发放的685元是2018年12月工资，认为2019年3月15日发放的347元是2019年1月工资，安联公司主张2019年1月15日发放2018年11月工资、2019年2月1日和3月15日发放2018年12月工资；4.安联公司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与唐建强2015年3月签订了卖车协议，并与陈绍平合伙购车在安联公司处营运，安联公司按月支付其与陈绍平各3000元生活费，其余运营利润用于抵扣购车款。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对于劳动关系建立时间：陈绍平与安联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安联公司从2017年7月开始以其法定代表人唐建强名义按月向陈绍平发放名目为“工资”的款项，安联公司亦认可该期间向陈绍平支付的款项为工资；从陈绍平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唐建强从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按月支付“工资”给陈绍平的模式与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唐建强按月支付“工资”给陈绍平的模式相同，此行为符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安联公司于2016年8、9、11月支付的工资分别显示为“6月份工资”、“7月份工资”、“8月份工资”、“9月份工资”，可以推定陈绍平从2016年6月开始向安联公司提供劳动。陈绍平提交的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通违法罚款凭证，并不能作为认定陈绍平与安联公司从2014年2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唐建强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3月27日向陈绍平的银行账户支付过显示为“工资”的款项，但自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期间未再支付过名目为“工资”的款项给陈绍平，不符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应连续支付工资的特征，且陈绍平在2014年、2015年期间存在使用登记安联公司为所有权人的车辆进行营运的事实，因此该院对陈绍平主张从2014年2月1日起与安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观点不予采信。安联公司辩称2017年7月1日之前与陈绍平不存在劳动关系，因陈绍平将车辆挂靠安联公司经营，安联公司支付给陈绍平的款项均系车辆营运利润及生活费，该院对安联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对于劳动关系终止时间，陈绍平在仲裁阶段自认与安联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在诉讼中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2019年1月1日至10日期间仍向安联公司提供劳动，且陈绍平在本案庭审中认可安联公司发放工资的习惯是推迟两个月发放当月工资，亦认可安联公司2019年2月1日发放的685元是2018年12月工资，结合陈绍平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安联公司发放工资记录，该院采信安联公司关于2019年1月15日发放2018年11月工资、2019年2月1日和3月15日发放2018年12月工资的观点。综上，该院确认陈绍平与安联公司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陈绍平要求安联公司支付其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陈绍平在本案庭审中明确表示在诉讼中要求安联公司支付其垫付的2014年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社会保险费24189.30元的诉请，与在仲裁中要求安联公司补缴陈绍平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断交的社会保险费的申请不是同一请求，系增加的诉请。陈绍平并未要求对原仲裁请求进行处理。该院认为，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仲裁前置程序，陈绍平在本案诉讼中增加的诉请属于独立的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裁决，该院不予审理，该院另行作出裁定予以驳回起诉。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陈绍平与安联公司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陈绍平已预交），减半收取5元，由陈绍平负担。 二审期间，陈绍平申请证人叶某、莫某出庭作证，但证人莫某因故未未出庭。证人叶某陈述：其于2015年2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在安联公司工作，期间曾于2014年5月至9月担任桂Ｂ×××××号车辆的主驾驶人，陈绍平担任该车的副驾驶人。2014年2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黄懿德担任桂Ｂ×××××号车辆的主驾驶人，陈绍平担任该车的副驾驶人。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梁某担任桂Ｍ×××××号车辆主驾驶人，陈绍平担任该车副驾驶人。安联公司的制度规定每辆车配备两名驾驶员，分为主、副驾驶人，安联公司将每个月的工资转账到主驾驶人的工资卡账户，再由主驾驶人将副驾驶人应得的份额转交。 陈绍平还提供以下证据：1.叶某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陈绍平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叶某的身份证，拟证明叶某的身份情况；3.叶某的工资卡银行流水，拟证明叶某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叶某在2018年5、6、7、8月份是主驾驶人，也是由叶某把工资转给陈绍平；4.莫某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陈绍平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5.莫某的身份证，拟证明莫某的身份情况；6.莫某的工资卡银行流水，拟证明莫某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5月12日与黄懿德共驾驶一辆车；7.黄懿德的工资卡银行流水，拟证明黄懿德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任桂Ｂ×××××车辆主驾驶人，也是由黄懿德将工资转给陈绍平；8.黄懿德的身份证，拟证明黄懿德的身份情况；9.陈绍平的员工辞职审批流程，拟证明陈绍平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0.叶某的员工辞职审批流程，拟证明叶某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证人证言以及陈绍平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并不足以证明陈绍平从2014年2月1日起与安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故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本判决的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绍平主张其与安联公司于201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对其提出的诉请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否则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陈绍平主张其与安联公司自2014年2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但陈绍平无法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安联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证据予以证明。而在其提交的证据中，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通违法罚款凭证无法作为认定陈绍平与安联公司从2014年2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对于银行流水，虽然安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建强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3月27日向陈绍平的银行账户支付过显示为“工资”的款项，但自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期间未再支付过名目为“工资”的款项给陈绍平，并不符合劳动关系中连续支付工资的特征，考虑到陈绍平在2014年、2015年期间存在使用登记安联公司为所有权人的车辆进行营运的事实，因此银行流水也不足以证明陈绍平在这一时间段与安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于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人叶某所作的证言，首先是公司将工资转给主驾驶人，再由主驾驶人将其中的部分转交副驾驶人这一制度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次是主驾驶人将部分工资转交副驾驶人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再者就是主驾驶人与副驾驶人之间的工资结算长期通过现金方式，而不留下任何交接签收的书面材料，难以令人信服，故本院对证人叶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对于陈绍平的员工辞职审批流程表，因该证据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与之核对，且安联公司不予认可，故真实性存疑，无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至于陈绍平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其他证据，其形式和内容也与叶某所作证言类似，本院亦不予采信。此外，对于陈绍平申请对安联公司与梁某签订的《卖车协议书》进行鉴定一事，陈绍平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并未提出鉴定申请，其在二审期间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因陈绍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从2014年2月1日起与安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陈绍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由于陈绍平在仲裁阶段自认与安联公司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故一审认定陈绍平与安联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绍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陈绍平已预交），由上诉人陈绍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文泉 审 判 员 张 邕 审 判 员 段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代书记员 李红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