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2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1，男，194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小英，女，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兴,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敏,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2（系已故戴刘金梅的长女），女，1951年5月13日出生，住台湾省新北市中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3（系已故戴刘金梅的长子），男，1955年12月6日出生，住台湾省新北市板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4（系已故戴刘金梅的次子），男，1959年1月1日出生，住台湾省新北市新店区。 上诉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进泉、孙江潮，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第三人：戴某5，女，192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审第三人：戴某6，男，194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戴某1、袁某因与被上诉人戴某2、戴某3、戴某4、原审第三人戴某5、戴某6继承纠纷一案，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4）荔民初字第4099号民事判决，戴某1、袁某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6）闽03民终263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7）闽0304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戴某1、袁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某1、袁某上诉请求：撤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4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戴某2、戴某3、戴某4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讼争的房屋系戴某1、袁某所有。一审法院确认坐落于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莆房权证荔城字第××号）由戴某2、戴某3、戴某4继承是错误的。该房产系戴某1于1997年11月25日与案外人莆田市解困住宅合作社市区分社签订售房合同书购置的。而后莆田市解困住宅合作社市区分社也将讼争房屋交付给戴某1居住使用至今。2.一审中戴某2、戴某3、戴某4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一审中只有戴某3提供的一份声明用以证明戴某2、戴某3、戴某4享有继承权，但该份声明是戴某3自己的陈述，并未得到相关户籍部门的确认，不能证明戴某2、戴某3、戴某4享有继承权。3.本案应追加戴刘金梅的父亲刘奇华、母亲张阿妹作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从戴某2、戴某3、戴某4提供的戴刘金梅家庭成员关系表中明确戴刘金梅的父亲刘奇华、母亲张阿妹。一审法院以百岁以上老人应该在县志或市志有登记署名，但县志、市志上并无该二人登记，故推定刘奇华、张阿妹不享有继承权是不恰当的。首先，一审中戴某2、戴某3、戴某4并未提供相关的县志、市志关于百岁老人的登记材料，且无法确认所有百岁老人都有登记在县志、市志上。其次，生活中百岁老人比比皆是，戴刘金梅的户籍材料中并未体现刘奇华、张阿妹已过世，那么就应当推定刘奇华、张阿妹仍然在世。故本案应追加戴刘金梅的父亲刘奇华、母亲张阿妹作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4.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戴某1系戴刘金梅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错误的。戴某1亦有权继承戴刘金梅的遗产。一审未采纳戴某1、袁某提供的镇海街道英龙居委会、镇海派出所共同出具的《证明》、抚养关系证明、亲属公证书等证据是错误的，这些证据均能客观反映戴某1与戴刘金梅系母子关系。5.一审法院未认定戴某5、戴某6与戴刘金梅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是错误的。戴某5、戴某6与戴刘金梅之间存在抚养关系。戴刘金梅与戴振东结为夫妻，对于戴某5、戴某6也一直照顾抚养，形成抚养关系，且在大陆与台湾通航后，公证书中亦确认双方的继子女关系。 戴某2、戴某3、戴某4辩称，戴刘金梅在世时，在相关的案件中，足以证实戴刘金梅没有生过戴某1，他们之间不是母子关系。本案的房产也已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系戴刘金梅的房子，后公证机关所出具公证书也已经证实戴某2、戴某3、戴某4是戴刘金梅的继承人。戴刘金梅是1927年出生的，若在世则今年已92岁，她的父母如果仍然在世也肯定是百岁以上，其提供的公证书也明确讲到戴刘金梅的父母在台湾没有户籍，且莆田登记的百岁老人中也没有他们的存在，所以戴刘金梅的继承人只有戴某2、戴某3、戴某4三人，这也符合生活常识。县志、市志对百岁老人的登记体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凡是百岁以上的老人均应有记载，但是戴刘金梅的父母刘奇华、张阿妹并未登记在列，也可说明刘奇华、张阿妹已经不在世，故一审判决对于继承关系以及房屋继承的认定合情合法。 戴某5、戴某6未作陈述。 戴某2、戴某3、戴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产权归戴某2、戴某3、戴某4所有；2.戴某1、袁某搬离房屋并支付戴某2、戴某3、戴某4占有使用费100000元。戴某2、戴某3、戴某4于一审庭审时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戴某2、戴某3、戴某4继承位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产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戴刘金梅于2012年8月5日死亡，其与戴振东（已故）在台湾育有一女二子，长女戴某2，长子戴某3，次子戴某4。戴振东在大陆育有一女戴某5，长子戴某6，次子戴某1。 1991年9月25日，莆田县纸板厂与莆田市环城东路单面街改建指挥部签订了莆田市环城东路单面街改建拆迁协议书。1997年11月25日莆田市解困住宅合作社市区分社与戴某1签订《售房合同书》一份，戴某1购买纸板厂商品房404房，房屋售价为92991元。1998年3月13日，原莆田市城厢区荔城街道办事处英龙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实戴某1系拆迁安置户，拆迁地点为法海巷二号，拆迁建设单位为莆田市经济开发总公司。1998年8月31日，莆田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实戴某1确系环城东路单面街群众，安置纸板厂套房404房。1999年10月22日，戴某1取得了纸板厂套房404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莆市房权证城厢区字第××号。该讼争房屋现由戴某1、袁某居住至今。 1994年4月9日，戴刘金梅与莆田市解困住宅合作社市区分社签订《售房合同书》一份，戴刘金梅购买纸板厂商品房302房，并交纳了购房款81108元，后经合同双方同意将原302房调整至404房，故戴刘金梅与莆田市解困住宅合作社市区分社于1996年7月26日再次签订《售房合同书》一份，戴刘金梅购买纸板厂商品房404房，房屋售价为85008元，与302房售价相差人民币4100元，并由戴刘金梅补缴了购房款人民币4000元。2009年2月10日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办事处英龙居民委员会与莆田市公安局镇海派出所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原纸板厂商品房404房戴刘金梅住房与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房戴刘金梅系同一套住房。2009年3月6日戴刘金梅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向戴某1的房产发证行为，以原告身份，将莆田市人民政府列为被告，戴某1作为第三人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经审理，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1日作出（2009）莆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撤销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10月22日向戴某1颁发的莆房权证城厢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后莆田市人民政府、戴某1不服该行政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5日作出（2009）闽行终字第5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1月6日莆田市建设局向戴刘金梅颁发了纸板厂套房404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莆房权证荔城字第××号。 2011年1月11日，戴某1、袁某以莆田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作为被告、戴刘金梅作为第三人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莆田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与第三人戴刘金梅签订的《售房合同书》（1996年7月26日）无效。案经审理，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6日作出（2011）荔民初字第255号民事裁定：驳回戴某1、袁某的起诉。戴某1、袁某不服该裁定，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莆民终字第86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1）荔民初字第255号民事裁定；二、指令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于2013年8月13日作出（2013）荔民初字第763号民事判决：驳回戴某1、袁某的诉讼请求。戴某1、袁某不服该判决，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荔民初字第13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9月90日，戴某2、戴某3、戴某4以戴某1、袁某作为被告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产权归戴某2、戴某3、戴某4所有，因其在预交期间内未预交案件受理费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作出（2014）荔民初字第3447号民事裁定，案件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戴某1另有一处房屋坐落于莆田市城厢区，该房来源系1994年4月受集资产业，房屋所有权证号为荔政房权证ＣＸ字第××号。案经调解，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致调解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的讼争房屋经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2013）莆民终字第**《民事判决书》及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荔民初字第76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归戴刘金梅所有，现该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讼争房屋经莆田市建设局于2010年1月6日确权登记在戴刘金梅名下，且经查明，戴某1另有一处房屋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该房来源系1994年4月受集资产业，房屋所有权证号为荔政房权证ＣＸ字第××号，故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讼争房屋应属于戴刘金梅所有。戴某2、戴某3、戴某4系戴刘金梅与戴振东所生子女，有戴某2、戴某3、戴某4提供的亲属关系暨法定继承人声明书一份为据，一审法院对戴某2、戴某3、戴某4作为戴刘金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予以确认。戴某1在抗辩中提供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英龙居委会、镇海派出所于2009年2月10日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其与戴刘金梅系母子关系，该证明无法直接证明双方的身份关系，且戴某1于庭审中自认其与戴刘金梅只是继母子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戴某1与戴刘金梅没有血缘上的直接母子关系。戴某1辩称其与戴刘金梅之间存在抚养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照片、抚养关系证明系单方出具，无法直接证明该抚养关系的存在，该亲属公证系当时政策下为戴刘金梅返乡探亲所出具，亦无法直接证明抚养关系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对戴某1、袁某的抗辩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戴某1、袁某系戴刘金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事实不予确认。戴某5与戴某6系戴振东所生之子女，非戴刘金梅所生子女，从三者年龄上推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母子关系，戴刘金梅常年居住台湾，亦无法证明其与戴某5、戴某6之间存在抚养关系，故戴某5、戴某6与戴刘金梅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戴刘金梅的配偶戴振东于1967年8月23日去世，有戴某2、戴某3、戴某4提供的亲属关系暨法定继承人声明书一份为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戴刘金梅的父母刘奇华、张阿妹是否在世，戴某2、戴某3、戴某4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戴刘金梅的父母刘奇华、张阿妹依照推定年龄应在百岁之上，依照莆田的风俗习惯，百岁老人应在县志或市志上有登记署名，但县志及市志上并无该二人登记，故一审法院推定刘奇华、张阿妹不享有戴刘金梅的继承权。故只有戴某2、戴某3、戴某4三人作为戴刘金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继承权。现戴某2、戴某3、戴某4请求继承位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产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戴某2、戴某4、戴某3作为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有权请求讼争房屋的占有人即戴某1、袁某搬离房屋。因戴某2、戴某3、戴某4没有提供其主张讼争房屋占有使用费100000元的有效证据，且讼争房屋长期由戴某1、袁某居住、管理，属无因管理行为，故其请求戴某1、袁某支付戴某2、戴某3、戴某4占有使用费100000元，不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戴某5、戴某6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戴某2、戴某4、戴某3继承戴刘金梅所有的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莆房权证荔城字第××号）的房屋产权；二、戴某1、袁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离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三、驳回戴某2、戴某4、戴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戴某2、戴某4、戴某3负担8700元，由戴某1、袁某负担1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戴某1、袁某提供保留全民固定职工身份审批表一份，拟证明1990年戴某1原在江西景德镇上班，因戴刘金梅年老要回莆田生活并承诺给戴某1购买房子，戴某1申请从江西景德镇调回莆田。戴某2、戴某3、戴某4质证认为，对审批表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戴刘金梅长期居住在台湾，最终也是在台湾过世的，戴某1调动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且审批表中没有戴刘金梅的签名，无法确认调动理由内容的真实性。 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戴某1、袁某提供的保留全民固定职工身份审批表与原件核对无异，对该审批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在审批表中调动理由中的“因母亲年老在台湾要回福建定居需本人回福建照顾”及“戴刘金梅母亲的要求还承诺购房给长子居住”两句话字迹颜色不同，前一句与表格中的其他字迹颜色一致均为蓝色，而后一句字迹颜色为黑色与表格中的其他字迹颜色明显不同，存在事后添加的可能性，故对后一句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 戴某1、袁某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异议部分：1.对“被继承人戴刘金梅于2012年8月5日死亡，其与戴振东（已故）在台湾育有一女二子，长女戴某2，长子戴某3、次子戴某4”有异议，认为戴某2、戴某3、戴某4也不是戴刘金梅亲生的，故戴刘金梅生育三个子女是不客观的。2.一审法院认定“戴某1购买纸板厂商品房404房”与“戴刘金梅购买纸板厂商品房404房”存在矛盾，本案讼争的房屋原是1997年戴某1购置的，并非戴刘金梅购置，虽然已有的生效判决已经确定该房屋产权归属戴刘金梅，但是戴某1、袁某对该生效判决不服，仍在申诉中。3.对“戴某1另有一处房屋坐落于莆田市城厢区，该房来源系1994年4月受集资产业，房屋所有权证号为荔政房权证ＣＸ字第××号”有异议，认为该处房产的实际产权人为袁某的妹妹袁小环，因是集资产权只能以特定的职工名义才能购置，当时戴某1是职工符合条件，所以以戴某1的名义购置。戴某1、袁某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戴某2、戴某3、戴某4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均不持异议。 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戴某3提供的公证书及所附的台湾省户籍登记信息显示，戴刘金梅与戴某2、戴某3、戴某4确属母子（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戴刘金梅在台湾育有一女二男并无不当。2.本案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属于戴刘金梅，虽然戴某1、袁某对已生效的判决不服并提起申诉，但在生效判决未被撤销前，仍应以生效判决确认的产权归属为准，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3.本案系对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产权继承纠纷，戴某1是否为座落于莆田市城厢区的真实产权人与本案并无关联。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房屋产权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属于戴刘金梅所有，并经产权登记部门登记，戴某1、袁某主张讼争房产系其所有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和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戴刘金梅生前对本案讼争房产并未设立遗嘱，其去世后，本案讼争房产的继承关系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戴某3提供的经台湾省公证部门公证的《亲属关系暨法定继承人声明书》证实戴某2、戴某3、戴某4系戴刘金梅在台湾生育的子女，对本案讼争房产依法享有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戴某2、戴某3、戴某4作为本案讼争房产的原告并无不当。戴某1与戴刘金梅系继子母关系，这有莆田市公安局镇海派出所出具的《人口信息核对表》予以证实；另戴刘金梅出生于1927年，戴某1出生于1943年，两者年龄相差16岁，且戴某1年幼丧母，故戴刘金梅赴台前作为戴某1的继母一直与戴某1共同生活，存在戴刘金梅抚养戴某1的可能性，结合第三方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英龙居委会及乡邻出具的《抚养关系证明》所载明的内容：“戴某1自幼丧母，戴某1自幼便与生父戴振东及继母戴刘金梅共同生活居住形成抚养关系”，戴某1与戴刘金梅之间形成抚养关系具有客观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抚养关系证明》系单方出具不具有客观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在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的规定，戴某1对本案讼争房产亦享有继承权。因本案讼争房产并未进行继承分配，各继承人应继承的讼争房产份额尚未确定，戴某2、戴某3、戴某4要求戴某1、袁某搬出讼争房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戴刘金梅与戴某5、戴某6亦属继母女（子）关系，但戴刘金梅与戴某5年龄相差仅1岁，不可能存在抚养关系；戴某6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戴刘金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戴某5、戴某6与戴刘金梅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并无不当。戴刘金梅在台湾省的户籍档案虽有记载其父母为刘奇华、张阿妹，但刘奇华、张阿妹在台并无户籍，无法确认其是否仍然在世。戴某1、袁某亦无证据证实刘奇华、张阿妹在戴刘金梅去世时仍然在世。故戴某1、袁某请求增加刘奇华、张阿妹为本案第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戴某1自述，戴刘金梅从小被卖到戴家，其父母亦下落不明，以戴刘金梅出生的时间推算，刘奇华、张阿妹若在世其年龄当在百岁以上，一审法院以市、县志中记载的百岁老人中并未刘奇华、张阿妹，推定刘奇华、张阿妹不享有戴刘金梅的继承权并无不当。 综上，戴某1、袁某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部分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4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变更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4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戴某2、戴某4、戴某3、戴某1继承戴刘金梅所有的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687-3号504室的房屋产权（房屋所有权证号：莆房权证荔城字第××号）； 三、驳回戴某2、戴某3、戴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戴某1、袁某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戴某2、戴某3、戴某1负担8725元，戴某1、袁某负担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戴某2、戴某3、戴某4负担25元，戴某1、袁某负担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志华 审判员  吴远征 审判员  黄冰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銮 书记员陈慧芳 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