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282民初2620号 原告：吕某1，男，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榆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2（吕某1之子），住吉林省榆树市。 被告：常某，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被告：吉林市鑫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 法定代表人：赵某，总经理。 被告：吉林市江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1，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吉林金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桦甸市常山镇中心小学校，住所地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 法定代表人：李某2，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男，该校教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渠某，男，桦甸市教育局法规科副科长。 原告吕某1与被告常某、吉林市鑫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鸿公司）、吉林市江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路桥）、桦甸市常山镇中心小学校（以下简称常山小学）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2、被告江河路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告常山小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渠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常某、鑫鸿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常某、鑫鸿公司、江河路桥给付原告工程款22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截至起诉时，已实际发生利息293470.83元；2.常山小学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8日，原告与常某签订了建筑工程大清包合同，常某将常山小学工程清包工程承包给原告，合同价款为每平方米460元包死价。原告于签订合同当日进入工地施工，2016年8月10日完工，并交付常山小学使用。2016年年底，常某与原告进行工程结算，常山小学幼儿园和宿舍楼工程造价为3442180元。该工程常某借用鑫鸿公司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常山小学尚欠常某部分工程款，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故起诉至人民法院，望人民法院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常某未作答辩。 鑫鸿公司辩称，被告鑫鸿公司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对本案不应当承担给付责任。1.被告鑫鸿公司将涉案工程于2015年8月11日分包给被告江河路桥，由江河路桥对涉案的工程进行施工。鑫鸿公司和江河路桥于2015年8月11日签订工程承包施工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开工日期2015年8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6年9月6日，合同的价款为一次性包死价12474749.2元。被告鑫鸿公司与本案原告吕某1和被告常某没有关系，该二人所施工的工程不是在被告鑫鸿公司处分包的，所以鑫鸿公司不是本案的告诉主体；2.被告鑫鸿公司已按合同从2015年9月24日起至2017年9月22日止共给被告江河路桥13261967元，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款为12474749.2元，鑫鸿公司不拖欠江河路桥工程款，所以根据《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和《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被告鑫鸿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案的给付责任。综上所述，希望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鑫鸿公司的诉请。 江河路桥辩称，就法律关系上江河路桥是从鑫鸿公司手里转包的工程，虽然常某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的大清包合同，但实际的主体应当是江河路桥，所以本案被告常某、鑫鸿公司、常山小学在本案当中没有合同义务，也不应当承担责任。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的发包人江河路桥与原告发生合同关系，承担合同义务。对原告主张的工程款220万元，与事实基本相符，具体数额可能有差异但基本属实，对要求给付利息不同意，因为涉案工程到目前为止没有竣工验收。 常山小学辩称，我校在此纠纷案件中，不应承担给付欠款责任。1.我校与原告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没有给付工程款的义务；2.关于幼儿园教学楼、公寓楼及附属工程建设项目，我校与鑫鸿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项目经决算后的款项15120943元，按照合同约定承包方应提供5%的工程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大约在75万6千多元，我校及财政局已就该工程项目支付承包方14370900元，实际上财政局只留取了750043元的质保金，没有超出合同的约定，所留取的质保金不属于欠付的工程款，应用于解决工程质量问题，待工程质量修复后作出处理；3.本案当中的工程项目，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进行验收，尤其是消防一直没有验收，所以质量保证金暂时也不能作出处理。当时所建的幼儿园教学楼和宿舍楼虽基本合格，但没有验收，尤其消防没有验收的情况下就使用，是由于当时如果不解决几百名孩子入园和入住问题，会引发家长的极度不满；4.本案工程使用后没多长时间就陆续出现了各种质量问题，学校曾多次联系承包方和施工方，研究修复事宜，施工方也曾到学校进行过处理，但处理的不彻底，还有多处没有给予修复，以后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给学校的教育、教学造成了很大影响。针对这一现状，学校也向财政局打过报告进行说明，财政局的答复是：这是新楼，应由承包单位负责解决。学校一直并将继续就这一工程质量问题和承包方沟通或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解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3日，常山小学与鑫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常山小学将学校幼儿园教学楼、公寓楼及附属工程发包给鑫鸿公司，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签约合同价为13559510元。此后，鑫鸿公司又与江河路桥签订工程承包施工协议书，将承包的工程交由江河路桥施工，约定开工日期为2015年8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6年9月6日，合同价款为12474749.2元，一次性包死。2015年8月8日，常某与吕某1签订建设工程大清包合同，发包方为常某，承包方为吕某1，约定本标段共有1个学校及2个多层，工程地点位于桦甸常山小学，采用平方米包干，一次包死，单价460元／平方米。合同签订后，吕某1对案涉工程进行建设施工，2016年交付案涉工程。工程交付后，经常某与吕某1结算，工程总价款3442180元，至结算时止，应付吕某1工程款3303810元。常某原为江河路桥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2月27日，江河路桥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1。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吕某1与常某签订的建设工程大清包合同的合同主体。案涉建设工程由鑫鸿公司与江河路桥约定由江河路桥施工，常某原系江河路桥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并非案涉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故常某与吕某1签订建设工程大清包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其代表江河路桥所为的职务行为，江河路桥与吕某1间存在合同关系，是建设工程大清包合同的相对人；二、工程款数额问题。吕某1主张经结算后工程款数额为3303810元，后给付部分工程款，现尚欠工程款220万元。江河路桥对工程款总额并无异议，但主张已给付的工程款数额为1263810元，尚欠工程款数额为204万元，本院认为，江河路桥对已付工程款数额负有举证责任，现江河路桥未举证证明其已给付吕某1工程款1263810元，故本院对江河路桥尚欠吕某1工程款204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尚欠吕某1工程款数额为220万元；三、江河路桥是否应扣留吕某1质保金。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质保金的返还期限，江河路桥主张返还期限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二年，但主张该工程尚未经过验收，本院认为，即使案涉工程确未经验收，因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应自工程交付之日起计算，江河路桥主张工程交付时间为2016年12月末，至今已超出江河路桥主张的质保金的返还期限，故江河路桥关于应扣留质保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四、是否应计算工程款利息。虽江河路桥主张案涉工程未经验收合格，但该工程已交付使用，故应自工程交付之日计付工程款利息，其中工程款总额3%的部分应作为质保金自2018年12月31日起计付利息；双方未约定工程款利息的计付标准，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五、常某、鑫鸿公司、常山小学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常某、鑫鸿公司、常山小学与吕某1均不存在合同关系，吕某1亦未举证证明鑫鸿公司、常山小学欠付江河路桥工程款，故吕某1要求常某、鑫鸿公司、常山小学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吕某1按合同约定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并已交付使用，江河路桥应按双方结算数额给付工程款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吉林市江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吕某1工程款2200000元； 二、吉林市江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吕某1工程款利息，其中2096734.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余103265.4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吕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374元，由吉林市江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凤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甘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