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0民终19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振祥，男，汉族，1957年3月7日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宁，吉林大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华斌，男，汉族，1969年8月29日出生，住辽阳市宏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明，辽宁海之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凤琴，女，汉族，1958年4月29日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赵振祥因与被上诉人田华斌、原审被告李凤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18）辽1004民初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振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宁，被上诉人田华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明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李凤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振祥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1日作出的（2018)辽1004民初86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田华斌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田华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违法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根据该条规定，增加诉讼请求的截止时间为“法庭辩论结束前”。本案于2019年4月29日开庭审理完毕，在法庭辩论结束前，田华斌并未提出增加新的诉讼请求。田华斌于2019年7月10日提出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因该诉讼请求不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应合并审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2019年4月29日本案的全部庭审程序均进行完毕。2019年7月30日开庭的目的是为审理田华斌于2019年7月10日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此不能将2019年7月30日的庭审辩论结束作为田华斌新增加的诉讼请求的时间节点。假设2019年7月10日田华斌不申请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也不会有2019年7月30日的开庭审理。如将2019年7月30日的开庭辩论结束的时间作为田华斌增加诉讼请求的时间节点，则会本末倒置。在2019年7月30日的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赵振祥明确陈述了上述观点，一审判决中也记载了赵振祥的上述观点。但一审判决对于赵振祥的上述观点，没有加以论证。从一审判决结果“利息（自2017年5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可知，一审判决还是将田华斌于2019年7月10日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一审判决的这种做法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违法立案。田华斌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陈述：“第一被告（赵振祥）声称可以在大连搞填海造地项目，回报客观……，原告（田华斌）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8日陆续向第一被告账户转入500万元以投资该项目。”根据以上内容可知，田华斌自认因“大连填海造地项目”其向赵振祥账户内汇入500万元“投资款”。因此本案系投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赵振祥及李凤琴的住所地均为“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因此被告住所，因此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系“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在大连，即合同履行地为大连市。不论如何，一审法院既不，一审法院既不是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也不是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但一审法院却违法立案。(三）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田华斌在起诉状中主张田华斌与赵振祥系投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为投资法律关系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纠纷审理，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田华斌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一审法院应依法向田华斌行使示明权，如田华斌以书面的形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以书面形式将变更情况告知赵振祥，才可以继续审理，否则应依法驳回田华斌的诉讼请求。本案中，田华斌未变更诉讼请求，田华斌主张的投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一致，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现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违法采信证据。1、2019年7月30日庭审中田华斌出示的2017年5月20日的录音已过举证期，一审判决采信该份证据违法。2、田华斌出示的赵振祥的银行转账记录来源不合法，一审判决采信该份证据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田华斌与赵振祥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田华斌与赵振祥不存在借款合意，一审判决“推断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少证据支持。1、一审判决所谓的“承诺还款”与达成借款合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审判决将二者混淆使用。2、一审判决以“其他形式订立合同”掩盖田华斌与赵振祥没有借款合意的事实。(二）田华斌自认本案系投资争议。田华斌在起诉状中自认：“原告（田华斌）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8日陆卖向第…被告（赵振祥）账户转入资金500万元以投资该项目。”(三)一审判决关于田华斌与赵振祥系亲属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田华斌与赵振祥系姻亲关系，而非亲属关系，且在2011年11月，田华斌向赵振祥账户汇款500万元时，田华斌与赵振祥的姻亲关系未建立，此时，田华斌与赵振祥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双方无任何关系。因此田华斌向赵振祥汇款500万元并非基于田华斌与赵振祥双方的合意。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田华斌与赵振祥之间无合同关系，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田华斌与赵振祥之间无借贷的合意，没有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田华斌与赵振祥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田华斌起诉赵振祥系田华斌主体不适格，应驳回田华斌的诉请。1、田华斌与赵振祥之间无投资法律关系。2、田华斌与赵振祥之间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3、案涉500万元系李某偿还给赵振祥的款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田华斌的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田华斌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程序是否违法问题。1.合并审理问题。虽然上诉人罗列了一审庭审的经过，但核心问题还是田华斌增加诉讼请求是否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上诉人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一条：认为答辩人两次调整利息行为属于“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应进行审理，属于程序违法，上诉人的法律依据是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解释》二百三十二条。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混淆了“增加诉讼请求”的概念和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该规定，是解释设定一种条件，在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法院有权行使某种程序的权利，前提条件是“增加诉讼请求”。答辩人对利息数额进行调整明显不属于“增加诉讼请求”。增加诉讼请求是指在起诉、反诉时的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再加多一些其它的诉讼请求事项，是对原来诉讼请求中没有的项目进行补充和增加。答辩人请求的是对利息数量进行调整，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益，故不属于增加诉讼请求范畴。2019年4月29日，答辩人起诉内容是否审理完毕。由于本次庭审中上诉人混淆视听，拒不承认欠款的基本事实，证人李某当庭做虚假证词，在本次庭审结束后，针对证人李某的虚假证词，为了证明事实真相，我又努力搜寻已往存在但又不知能否找到的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10天的时间，这份证据，即2017年5月20日，我和上诉人的通话录音被我找到了，在法院下判前，我向法院提交影响本案关键证据，该证据足以影响本案的定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法解释第99条规定，举证期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该期间不受前款规定限制。2.立案违法的问题。上诉人以二上。上诉人以二上诉人住所地不在一审法院管辖范围为由。对于该观点，上诉人在一审就已经对管辖问题提出异议，并对一审裁定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已经做出客观、公平公正的裁定，认为一审法院立案程序合法予以维持。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结合上诉人上诉状第二条适用法律依据，本案由原审法院进行审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八条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本案双方未签订合同，更无对合同履行地点的约定，即使本案是投资合同纠纷，因双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一审法院作为，一审法院作为接收货币一方的住所地，对本案也依法享有管辖权根本无从谈起。3、案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一个案件，是什么案由，不绝对是由原告确定的，人民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由于本案立案时的案由与结案时一致，因此，就不存在上诉人提出的示明和变更诉讼请求一说。上诉人认为本案不是“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关系”的观点，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予以佐证，勉强收集的1998年至2008年的书面材料，与答辩人转款时间2011年11月7、8日又无法吻合，没办法情况下又指使李某做虚假证言，让李某说500万元是代李某偿还上诉人股份款。上诉人提供的李某的录音就是铁证，足能证明上诉人指使李某做假证的事实，也能证明上诉人提供的2008年以前的证据与答辩人转款500万元事实无关。答辩人认为本案为借贷关系的事实和证据是：1、上诉人根本没有投资项目，立案到现在也未提供将答辩人500万用于投资项目的相关证据；2、从证据显示，答辩人于2011年11月转给上诉人的500万同日转给李耀田，后500万元去向不明，说明该款项上诉人个人使用至今不予返还；3、上诉人的录音证明，上诉人承认是借贷关系，并承诺只要资金到位立即返还（如卖朋友的土地或者煤款等途径），答辩人当时也强调只要把钱还了，利息不要了。4、李某录音证实上诉人提供2008年前与他人投资的相关材料与答辩人500万元无关。5、2018年9月17日录音证明，答辩人让上诉人写个还款计划，或者用大连房子抵押，上诉人说大连房子不是他的，以后挣钱还给答辩人，以上事实证明上诉人对借贷事实予以确认。在庭审中，上诉人认为自己设计事实天衣无缝，未想到答辩人提供录音让其震撼，使其当场对答辩人出言不逊，其行为愤怒至极。所以依据上述事实，双方根本没有投资合伙事实，该500万被上诉人个人使用至今，属于借款，在录音中双方针对还款及利息的事实也多次确认，因此本案为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4.证据违法问题。⑴《解释》第102条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予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因此，答辩人即使逾期举证，由于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也不存在采信该证据违法的问题，且本案为查明事实真相未规定举证期限。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却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本案中，答辩人已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并且首先想保的就是被答辩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保到，根据诉前保全自动转为诉讼中保全的规定，答辩人向法院提供了答辩人向上诉人打款的账户信息，请求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法院在调查中发现该款已转给他人，且未对该人名下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法院为实施该保全裁定，依据上述规定调查赵振祥的银行存帐记录，有法可依，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的答辩人前后陈述不一，只能说是答辩人没有说清楚或上诉人没有听清楚罢了。二、关于事实是否错误问题。对于双方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问题，由于本案并非身份关系诉讼，双方之间有无亲属关系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没有影响，因此，答辩人对此不做评论，就事实而言：说明1、上诉人承认收到答辩人500万。这一点不仅答辩人有银行汇款凭证，上诉人在2017年5月20日的录音中也明确回答了：“你有这事，咱认账呀……”。说明2、关于款项的用途。答辩人是说了，当初拿这个钱，是和上诉人共同投资搞填海造地项目，但上诉人把钱投在这个项目上了吗？虽然，答辩人在录音中说：“这些钱都给闫老二了，投这个前期费用，比如说办个证需要500万，需要这块山交点定金，我就给他打过去了，办了2400亩的手续，……。”但上诉人既拿不出这2400亩填海造地的土地手续，又拿不出转钱给闫老二的银行流水，而通过法院查明，这笔钱被上诉人转给另外的人了，因此，这笔钱并未用在填海造地项目上，而是被上诉人挪作他用。说明3、关于双方间的初始投资关系如何成立的问题。答辩人在庭审中表明，开始和上诉人并不相识，是通过自己的外甥董之闯、外甥媳妇李悦联络并议定此事的，这一点在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中已经得到验证：“这不有两个孩子在里头搅着吗，……。”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认定双方是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说明4、为什么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其实，无论上诉人如何编造谎言，欺骗答辩人，他自己还是理亏的，他心里也知道，答辩人转过去的钱根本就没用在他说的项目上，明明是自己拿不出手续，偏偏又要拿“八项规定”遮羞，以此为由，为自己拿不出土地手续找借口。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上诉人也不例外，在答辩人的一再追讨之下，他在2017年5月20日才允诺说：“假设煤矿卖了，我先把钱给你……条我都同意给你打……”。这个表态就说明，双方之间已通过自行和解形式，达成债权债务关系协议了，2018年录音上诉人也说借的500万元用房子顶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作为依据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于双方之间通过和解已经达成口头形式的债权债务协议，上诉人已经同意还款给答辩人了，因此双方间目前就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三、关于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问题。由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确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据此适用法律就属于正确的适用了法律，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四、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由于答辩人已经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就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关于双方无任何法律关系之说，不能成立。至于案涉500万系李某偿还给赵振祥的款项问题，不仅李某在电话录音中说：“我没说以我名义，那不孩子直接找他的吗？”还说，“这个钱该还给你们，填地也好，怎么地也好……有钱赶紧给人家，他费这点劲干什么？我就看不惯这些事……”。就是赵振祥本人也在电话中向答辩人明确表态：“你需要我给你打个条，我就给你打个条都可以……”。这哪里跟李某还款有一点关系，所以，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赵振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凤琴二审未答辩。田华斌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返还原告500万元;2、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1年10月,原告与第一被告经人介绍认识,第一被告声称可以在大连搞填海造地项目,回报可观,但需要资金,原告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8日陆续向第一被告账户转入资金500万元以投资该项目。但是之后原告发现第一被告并没有做此项目,其500万的资金也早被第一被告私自挪作他用,在原告多次向第一被告询问项目情况时,第一被告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迟搪塞,在原告多次催要下,第一被告只是承诺偿还此款,没有具体还款日期,时至今日,已达七年之久,但被告分文未付。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系夫妻关系,应当与第一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起诉,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5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借款本金500万元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赵振祥、李凤琴一审答辩：1、原告的诉请一系返还500万元,诉请二系支付利息,从原告提供的诉状可知原告要求返还500万元,该钱系投资款,因此二项诉请相互矛盾,即是投资款就不存在利息。2、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与原告并不相识,也从未与原告就民间借贷的相关事宜进行过谈判,双方间不存在5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偿还500万元借款及利息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3、从起诉状内容可知,原告自认该案涉500万元系填海项目的投资款,就是说原告系将该钱投资到填海项目中而非投资给被告个人,因此,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该投资款。4、原告即称该款为投资款,如原告主张投资权益应在填海项目的各个投资人共同对该项目进行清算后依据该项目的盈亏主张权利而非向被告个人主张,综上,原告的诉请相互矛盾,且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事实上该500万元系李某偿还给赵振祥的欠款,该500万元李某用作支付填海项目第二期500万元份额,该款项与原告无任何关系,李凤琴对该500万元不应承担责任,该500万元系原告对填海项目的投资款,与李凤琴无关。被告在第二次开庭时补充答辩,1、原告增加的诉请,不应在本案中审理。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32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请,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2019年4月29日本案的法庭辩论结束,在此之前原告并未提出增加本次诉请的内容,2019年7月10日本案庭审辩论结束后,原告提出的增加诉请部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法庭不应合并审理。2、原告不具备起诉的条件,法庭应驳回原告的诉请。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及二被告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起诉二被告系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是投资关系,之后又主张其与被告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在上次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在其向被告账户内汇款前及汇款时其与被告并不相识,双方未就投资或借款事项进行过任何的磋商也未就借款的事项达成合意,原告所出示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原告曾经往被告账户汇过款项,但汇款的原因有多种,有可能是还款有可能是受第三人指示汇款,仅凭汇款凭证不能证实双方是何种法律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基础法律关系负有证明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并未证实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法院应驳回其诉请。3、原被告问根本不存在民问借贷关系,也未就利息进行的约定,原告向被告主张利息没有事实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为亲属关系。被告赵振祥与被告李凤琴系夫妻关系。原告于2011年11月7日和11月8日分三次共向被告赵振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湾支行的银行账户汇入500万元。后原、被告双方就本案诉争500万元发生争议,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关于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二是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从本案在案证据材料及双方陈述看,双方并无合作投资的合意,原告亦未在汇款后参与实际经营,也未以隐名股东的形式参与经营,在原告汇款后向被告主张还款时,被告赵振祥同意以处置资产的方式返还款项,故原、被告双方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被告提出的双方并未形成借款合意的抗辩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按以上法律规定,从本案在案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在原告汇款后原、被告双方以见面方式和电话方式多次沟通案涉款项,可以推定出被告已经以自己的行为确认双方争议的款项为借款并愿意偿还,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又提出该500万元系原告代李某偿还给赵振祥的欠款,系李某用作支付填海项目第二期500万元份额,该款项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但被告对此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关于该500万元性质的陈述相互矛盾,其先称为原告投资,又称为原告代李某还款,且李某在证言中和与原告的电话录音中对此500万元的陈述又不一致,故一审法院对被告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赵振祥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向被告赵振祥汇款500万元,又如前所述,被告实为向原告借款,且被告赵振祥在原告向其追索时已承诺处置其资产向原告还款,故原告要求被告赵振祥返还500万元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问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2017年5月20日向被告赵振祥主张还款,并放弃该日期之前的利息,故被告赵振祥应当向原告支付2017年5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以借款本金500万元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李凤琴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李凤琴否认该款与其有关,综合本案事实并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款项数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二被告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为二被告共同借款,故对于原告诉请被告李凤琴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赵振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田华斌借款50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5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驳回原告田华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498元及保全费5，000元(均原告预交)，合计55,498元,由被告赵振祥负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主要争议焦点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定性问题、上诉人应否承担还款付息义务。被上诉人田华斌认为本案应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赵振祥认为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合伙协议纠纷是指全体合伙人关于协商达成的关于入伙、退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事项的协议所引发的纠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关于入伙、退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合伙法律关系中必要的权利义务的合意，故本案案由不应认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更加符合案件事实，较为得当。田华斌依据向赵振祥转款500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庭审中，赵振祥本人陈述，其与李某、阎善军合伙开发填海项目，三人于2011年1月3日签订了《合伙填海协议》，按照协议约定，赵振祥、李某应各投资500万元，履行过程中，赵振祥代替李某向阎善军履行了500万元出资义务，因阎善军曾欠赵振祥债务，赵振祥未实际向阎善军支付该500万元，以债务抵顶方式履行了出资。赵振祥认为其收到田华斌转入的500万元是李某偿还的垫付投资费用，并由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证人李某与赵振祥存在亲属关系，且李某当庭陈述的证言与田华斌提供的此前形成的录音中内容存在实质性差异，故不能仅以李某的陈述即认定本案500万元转款性质为李某归还赵振祥的投资垫款。此外，赵振祥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李某之间存在代付投资款的事实。同时，根据田华斌提交的诉讼前各当事人的多次对话录音可以认定，赵振祥已明知本案500万元由田华斌转出，且赵振祥在录音中承诺愿意用个人财产偿还。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未能举证足以证明抗辩事由成立，应当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赵振祥应当承担还款付息的义务。关于上诉人赵振祥提出原审合并审理属于程序不当一节，民事诉讼法并未限制法院一审程序中的开庭次数，原审法院在2019年7月30日复庭审理本案，在该次庭审中，原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实质为变更原诉讼请求中关于利息起算点的时间，该请求与案件主要诉讼请求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故原审法院对于原审原告在一审程序最后一次辩论终结前变更的诉讼请求予以一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498元，由赵振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冀宁审判员  李 军审判员  崔曦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玉婷书记员栾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