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6民终9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桂湘，女，满族，1961年12月16日出生，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豪曼，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淑文，女，汉族，1961年9月21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凤，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军，男，壮族，1956年1月20日出生，住广西南宁市江**，系上诉人苏桂湘的丈夫。 原审被告：邓礼和，男，汉族，1958年1月7日出生，住广西东兴市。 上诉人苏桂湘因与被上诉人邓淑文，原审被告邓军、邓礼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3民初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10月11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质证、调解。上诉人苏桂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豪曼、被上诉人邓淑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凤、原审被告邓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礼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苏桂湘上诉请求：一、撤销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3民初428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苏桂湘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将苏桂湘借给邓淑文的款项认定为防城港市银万石场有限公司（以下称银万公司）的公司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该民间借贷关系发生的时间上看，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于2009年3月12日，而银万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17日，在银万公司成立之前的借贷关系，且上述借款也未经过银万公司的签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同意，不能认定为公司借款，应为个人民间借贷。其次，从该笔借款的用途上看，该笔借款系邓淑文用于投资入股银万公司的投资款，由苏桂湘统一垫付投资，实际的使用人和受益人均为邓淑文。该笔借款虽无书面借条，但口头约定苏桂湘代为垫付投资款，邓淑文实际使用上述款项进行了投资验资并实际占有了银万公司股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且从已生效的（2017)桂06民终930号民事判决可知，邓淑文及邓礼和已经实际出资，其出资来源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进一步证实了本案中借贷关系的存在。苏桂湘将10万元转入邓淑文的账户后，其中的5万元由邓淑文代邓军支付了投资款，剩余5万元由邓淑文取现使用，故其作为借款人和实际使用人，应承担偿还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根据2009年3月12日银万公司会议决定，聘任苏桂湘为银万公司的会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根据邓淑文提交的证据《关于财务人选的决定》认定苏桂湘为银万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不符合事实。首先该认定依据《关于财务人选的决定》并未加盖公司公章，所有股东签名均为代签，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邓军并未在该决定上签字。其次，银万公司从未与苏桂湘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及购买过社会保险，也从未以公司名义向苏桂湘支付过工资报酬。苏桂湘仅因系银万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军的妻子，故与公司有一定的经济往来，有代为垫付公司货款、土地租金的情况。苏桂湘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与公司股权分配及经营并无关联。3、一审判决将2009年5月31日银万公司汇给苏桂湘的6万元认定为银万公司的还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前面所述，该笔借款应为个人借款而非公司借款，故不存在银万公司需要向苏桂湘还款的情况。且苏桂湘与邓淑文均认可该转账的10万元用于投资，其中的5万元系邓军的投资款，故苏桂湘并未对此进行主张，而仅主张邓淑文已经使用了的5万元。现一审认定银万公司已归还6万，与上述借款情况并不相符。其次，根据邓淑文提交的转账支票存根证据，上述6万元明显写明该款项系用于支付货款，并非还款。苏桂湘也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有代为垫付租金的情况，与本案并不相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苏桂湘与邓淑文均认可该笔借款系用于股东投资入股银万公司及验资的款项，可见邓淑文已经承认该笔投资款的来源系由苏桂湘垫付的，苏桂湘人提交了转账凭证及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并不存在举证不能。本案系银万公司成立之前，苏桂湘与邓淑文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银万公司的出资分配及经营无关。一审判决混淆两个法律关系，将银万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分配情况及经营资金往来与苏桂湘主张的法律事实混为一谈，损害了苏桂湘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实体处理错误，请求依法处理。 被上诉人邓淑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邓军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原审被告邓礼和不出庭参加诉讼，亦不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苏桂湘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邓淑文偿还苏桂湘借款5万元；2.判令邓淑文支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标准：自起诉之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邓淑文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间，邓军、邓礼和、邓淑文开办银万公司。同年5月21日，防城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银万公司企业名称及投资人、投资额、投资比例进行预核准，但银万公司未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同年9月19日，银万公司取得滩营乡顶珠村银岽岭南端花岗岩石场的采矿许可证。2009年，因国土资源部规定非法人机构不得享有探矿权，为开展业务，银万公司遂进行工商注册登记。2009年3月12日，邓军妻子苏桂湘转给邓淑文账户10万元，作为银万公司的注册资金。同日，邓淑文将此款汇入银万公司账户（账号77×××04）作验资款。银万公司于2009年成立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备案的公司章程写明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公司股东为邓军、邓礼和、邓淑文；邓军出资额5万元，出资比例50%；邓礼和出资额3万元，出资比例30%；邓淑文出资额2万元，出资比例20%。后邓礼和、邓淑文已按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额分别以个人名义将3万元及2万元出资款转入银万公司的账户，银万公司成立时邓礼和、邓淑文已履行足额出资义务，并且银万公司成立后邓礼和、邓淑文并未有抽逃资金的行为。2009年5月31日至8月25日，邓淑文丈夫廖汝超用38000元办理银万公司年审、执照等；2009年5月31日，银万公司偿还苏桂湘（贷款）60000元，由邓淑文经办。后经本院作出（2016）桂06民终754号民事调解书，邓军、邓礼和、邓淑文在银万公司所持股权比例变更为75%、12.5%、12.5%。该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根据2009年3月12日银万公司会议决定，聘任苏桂湘为银万公司会计，聘任廖汝超为银万公司出纳，任期三年，可以连聘（派）连任。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苏桂湘向该院起诉，请求判令邓淑文返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但未能提供借款凭证或相关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苏桂湘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2017）桂06民终930号民事判决书，恰好证实苏桂湘系借予银万公司10万元作为公司注册资本，后银万公司已偿还苏桂湘6万元。至于苏桂湘述称的该10万元中，有5万元是其丈夫邓军的出资额，另外5万元是借予邓淑文、邓礼和的出资额。但苏桂湘提供的证据（2017）桂06民终930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银万公司成立时邓礼和、邓淑文已履行足额出资义务，并且银万公司成立后邓礼和、邓淑文并未有抽逃资金行为的事实。故苏桂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苏桂湘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苏桂湘负担。 上诉人苏桂湘二审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新证据：1.银行转账流水，证明2009年3月12日，苏桂湘汇10万元到邓淑文的账户，邓淑文当日以5万元、2万元、3万元的方式存入银万公司账户作为验资；2.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证明2009年2月25日，苏桂湘曾为银万工商垫付租金6万元，2009年5月31日银万公司将上述款项归还给苏桂湘的事实。 被上诉人邓淑文二审没有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其对苏桂湘二审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收到苏桂湘的10万元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款是邓淑文作为银万公司注册资本，且银万公司已经偿还苏桂湘6万元，邓淑文与苏桂湘不存在借款关系。 本院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证据1证明苏桂湘汇款10万元到邓淑文的账户，邓淑文从该账户分别取出5万元、2万元、3万元汇入银万公司的账户，作为邓军、邓淑文、邓礼和的出资，与银万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相吻合，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证明苏桂湘为银万公司垫付6万元，银万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偿还6万元给苏桂湘，两份证据所载明的金额互相抵消，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分析，一审认定的事实除对邓军、邓淑文、邓礼和出资成立银万公司的资金来源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予认定错误外，其余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邓军、邓淑文、邓礼和出资成立银万公司的资金来源是由苏桂湘提供的10万元汇给邓淑文，邓淑文按照银万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将5万元作为邓军的出资，2万元作为邓淑文的出资，3万元作为邓礼和的出资，汇入银万公司的账户，作为银万公司的公司注册资本验资。 此外，银万公司成立前，因公司业务需要支付租金，由苏桂湘于2009年2月25日垫支6万元租金。2009年5月31日，银万公司向苏桂湘支付6万元予以偿还。 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邓淑文与上诉人苏桂湘是否存在5万元的借贷关系，苏桂湘要求邓淑文偿还借款及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邓礼和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上诉人苏桂湘向被上诉人邓淑文通过银行转账汇款10万元作为银万公司的注册资金，其中5万元作为邓军的出资，2万元作为邓淑文的出资，3万元作为邓礼和的出资，邓军、邓淑文、邓礼和因此分别取得银万公司50%股权、20%股权、30%股权，并经工商行政部门予以登记，该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及银万公司的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规定，股东向公司缴纳出资是其法定义务。而本案中，邓淑文取得银万公司20%股权的出资2万元，邓礼和取得银万公司30%股权的出资3万元均由苏桂湘垫支，且邓淑文、邓礼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苏桂湘所支付的10万元属于银万公司的自有资金。因此，邓淑文、邓礼和因出资行为与苏桂湘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债务应当清偿的原则，邓淑文、邓礼和应予偿还。故邓淑文应偿还苏桂湘2万元，苏桂湘上诉主张要求邓淑文偿还5万元，本院不予全部支持。为减少当事人讼累，根据本案诉辩双方对抗的结果，且邓礼和没有出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其余3万元作为邓礼和的出资，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邓礼和偿还。由于双方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故苏桂湘要求从起诉之日起计付利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从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案利息计算方法为：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判决认定苏桂湘本案10万元是借给银万公司作为注册资金，且银万公司已偿还6万元给苏桂湘，是对股东出资义务理解上的错误，股东出资是其法定义务，其出资形成公司资产，公司对股东出资形成的债务不承担偿还义务。对银万公司支付给苏桂湘的6万元，是银万公司偿还苏桂湘垫付公司的租金，不能视为邓淑文、邓礼和偿还本案苏桂湘垫付出资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邓淑文抗辩主张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苏桂湘上诉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3民初42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邓淑文偿还上诉人苏桂湘借款2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2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本金2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原审被告邓礼和偿还上诉人苏桂湘借款3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本金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至偿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上述应付义务，限义务人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上诉人苏桂湘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邓淑文负担210元，原审被告邓礼和负担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上诉人苏桂湘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邓淑文负担420元，原审被告邓礼和负担6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雁 审判员 宋丞致 审判员 潘云燕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黄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