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4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女，1980年8月9日生，满族，住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恒，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庞静伟，男，1976年5月1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恒，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男，1953年9月4日生，汉族，住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升鑫，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普兰店市飞达种羊场。住所地：普兰店市沙包镇刘大屯刘后屯**。经营者：刘飞，男，1976年2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上诉人王素红、庞静伟因与被上诉人刘钦元、普兰店市飞达种羊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民初4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素红、庞静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认定每头羊8000元缺乏依据。一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调查案涉辽宁绒山羊在2013年下半年在青龙县的市场价格进行取证，一审法院没有回复。上诉人申请对案涉辽宁绒山羊的价格进行评估鉴定，但法院未予处置。且，同样是购买辽宁绒山羊案，（2019）辽0214民初1728号案件认定每头辽宁绒山羊的价格为6944元，同案不同判，上诉人无法接受。一审法院认定双方2013年9月27日的交易合同无效，也就意味着双方约定的每头羊16000元的条款无效，上诉人反诉请求被上诉人归还案涉60万元的本息依法有据。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尽管出具欠条时，二上诉人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上诉人庞静伟并未签字也未追认债务，且该欠款的形成也不是基于上诉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上诉人庞静伟没有参与养殖和经营，且，被上诉人并未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直接判令庞静伟承担还款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刘钦元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法院认定每头羊8000元进行折价补偿我们认为是符合公平原则，上诉人请求对种羊进行评估鉴定，由于标的物的买卖发生时间在2013年9月份，截至到案件审理时已经长达6年，所以种羊已经绝大部分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与购买当时的状况完全不同，所以已经无法对案涉标的物进行评估鉴定。关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尽管另案的于保钦折价6944元，但是当时发生交易的种羊不是同一批，所以不同的种羊双方约定的价格不同，所以得出的价格必然不同，不能以另一个案件折价金额来平衡本案的金额，但是请法庭注意折价补偿的原则都是50%进行折价补偿，所以补偿的原则是相同的。关于案涉合同交易无效的后果已经体现了，我们当时约定每头种羊单价1.6万元，但是进行确认合同无效折价补偿单价为8000元，也就是说按照50%的价格进行折价补偿，并不存在上诉理由所产生的合同无效的后果，恰恰是有了充分的明显体现，关于法律适用，也是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的，由于本案案涉买卖合同发生在二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而且他们夫妻二人共同到被上诉人进行洽谈、采购案涉标的物，并且在当时即给付了部分货款，所以并不存在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飞达种羊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刘钦元的答辩意见。刘钦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王素红、庞静伟(反诉原告)立即给付购羊款1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9月27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王素红、庞静伟承担。王素红、庞静伟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买卖行为由于违反畜牧法的强制法律规定，属于无效买卖行为；2.请求刘钦元返还支付的买羊款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其中本金50万元，从2013年9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本金10万元，从2014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钦元与飞达种羊场的经营者刘飞系父子关系，飞达种羊场于2008年成立，经营范围为种羊繁育，于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刘钦元利用飞达种羊场的场地进行辽宁绒山羊种羊的饲养、繁殖和经营。王素红、庞静伟为购买辽宁绒山羊先后五次到沈阳、盖州、大连了解调查绒山羊的市场行情。2013年9月27日，二人在于宝清的介绍陪同下与李铁亮、张立国等人来到飞达种羊场与刘钦元洽谈买卖种羊事宜，王素红向飞达种羊场购买基础母羊100头，每头1.6万元。王素红向刘钦元出具《欠条》，约定2013年9月27日支付5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再付种羊款30万元，2014年9月27日再付种羊款80万元。《欠条》约定三年内，飞达种羊场负责王素红优良种羊交配，该羊场所提供给王素红种羊出现人为的死亡，全部由王素红负责赔偿，此附加负责提供的优良种羊交配在三年后自动解除。落款处欠款人有王素红签名，担保人处有于宝清、李铁亮签名。当日，庞静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钦元支付购羊款50万元。案涉100头羊交易时，刘钦元不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未向王素红提供种羊的家畜系谱。王素红选定了100头母羊之后，由刘钦元联系司机将羊运回秦皇岛，运费由王素红、庞静伟承担，另随车运送了一头种公羊，此次运输种羊时刘钦元不具有种畜禽合格证明以及检疫合格证明。2013年12月末，庞静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钦元支付购羊款10万元。此后，二人未向刘钦元支付过购羊款。王素红系大学生返乡创业，购买基础母羊的用途是进行种羊繁殖及经营，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10月25日成立了青龙满族自治县鸿瑞牧业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4月获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2015年3月6日，王素红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该公司的经理。王素红、庞静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4月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1.100头母羊是否是种羊。本案交易的标的物是基础母羊，刘钦元诉称基础母羊就是种母羊，王素红辩称基础母羊不是种羊。对此本院认为，买卖双方均认可100头基础母羊品种系辽宁绒山羊，所谓基础母羊是从普通羊中历经数年选育出来用于繁殖的母羊，基础母羊的选择具有一系列的标准，有系谱、年龄、产仔数、产绒量、体重、等级、外形等多方面的要求。庭审中，买卖双方均不能提供交易时100头基础母羊的上述指标和信息。由于王素红出具的欠条上在约定付款时间和数额时写了“付种羊款”，王素红在庭审中认可种羊款即是基础母羊款。因此，对于基础母羊不是种羊的举证责任应由王素红承担。王素红于2018年8月10日向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王素红与刘钦元、飞达种羊场于2013年9月27日达成的买卖种绒山羊的协议无效，事实及理由部分内容为“经王素红和刘钦元协商，以及介绍人于宝清的参与，王素红与飞达种羊场达成了口头买卖种绒山羊的协议”、“之后刘钦元用车将王素红购买的100只种羊送到王素红处，又按照约定将种公羊送到王素红处与种母羊进行交配”，该案案号为（2018）冀0321民初1874号，已于2019年5月7日移送至一审法院受理。结合王素红在该案起诉状中对于100头羊定义为种羊，鉴于王素红在本案庭审中不能提供基础母羊不是种羊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将基础母羊作为种羊进行交易。2.交易种羊合同是否有效。王素红在原审上诉案件（2018）辽02民终5192号庭审中，主张案涉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一审法院认为，种畜禽属于特殊商品，为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畜禽遗传资源以及畜禽群体的品种稳定，凡是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均必须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如果不具备此证件，将会扰乱市场秩序、扰乱畜禽遗传资源，故此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钦元自认其一直不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故其对外售卖种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无效。王素红、庞静伟在反诉请求中请求确认买卖行为无效，对此反诉请求，予以支持。3.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双方对于合同无效的后果有不同的意见，刘钦元认为从交易至今已逾五年，100头基础母羊已经不能返还，故主张王素红折价补偿100万元。王素红则抗辩当年交易的100头基础母羊尚有母羊存活并产生孳息，请求返还刘钦元100头基础母羊，同时刘钦元向其返还购羊款6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有返还财产和折价补偿两种情况，应先考虑返还财产，若财产无法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时才考虑折价补偿。落实到本案中，双方需论证王素红返还100头基础母羊是否可行。王素红欲以现存母羊以及母羊生产的小羊返还给刘钦元，王素红自认当时交付的100头母羊已经自然淘汰了一部分，剩余有20－30头，并表示能够提供与当时从刘钦元处购买基础母羊同品种、同年龄、同等级的替代品，庭审中法庭询问王素红100头基础母羊是什么品种、什么级别、什么年龄、产绒量多少、产羔数是多少，是否有已怀孕的母羊、数量是多少等指标时，王素红回答“当时我刚刚毕业还不懂这些，只能看出大和小，我就认为越大越好”、“不清楚，我就知道大小”。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原物，并非指经过几近6年饲养后已经老化的20余头母羊或者100头母羊产的小羊，而是与当时100头基础母羊同品种、同年龄、同等级的替代品。如果能够以当时交付的100头基础母羊为标准确定原物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则可以完成原物的返还。如前文所述，100头基础母羊的选定除了有完整系谱外，还应明确各种年龄的数量、各种体重的数量、各等级产绒量的数量、产单仔产双仔产多仔的数量、有特殊标记或特殊缺点的数量、迭代的数量等标准和数据。正规的种羊交易在选择基础母羊时，上述标准和数据均应明确记录在合同中，但本案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只有欠付种羊款的欠条，庭审中双方均不能确定上述任何标准或数据，显然无法确定100头基础母羊同年龄、同品级、同规格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返还原物不具可行性，继而认定本案的标的物属于事实上的不能返还，应采取折价补偿作为合同无效的后果。由于王素红、庞静伟无法提供100头基础母羊的各种数据和指标，故王素红、庞静伟要求刘钦元返还支付的买羊款6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4.折价补偿款的确定。当标的物灭失造成的不能返还并且原物不能替代的时候，应按照标的物交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折价补偿。庭审中，刘钦元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100头基础母羊当时的市场价格，王素红、庞静伟则申请对2013年辽宁绒山羊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素红、庞静伟申请鉴定的是辽宁绒山羊的市场价格，“辽宁绒山羊”仅是羊的品种，种羊、普通羊、菜羊等不同用途的辽宁绒山羊价格自然不同，不同品级、规格、代数的种羊价格更存在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较大幅度的差异。如前文所述，双方均不能确定100头基础母羊的任何标准或数据，无法确定100头基础母羊同年龄、同品级、同规格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即使王素红处仍有现存母羊，近6年的时间已过，无法确定是否是刘钦元交付的母羊，更无法倒推交付时100头母羊的状态和数据，这将导致无法确定鉴定的样本或参照物，也不存在鉴定的可能性。双方交易种羊的合同无效，欠条中约定的价格自然也无效，故刘钦元请求以王素红、庞静伟欠付100万元作为折价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一审法院无法通过评估鉴定或询价的方式确定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格，一审法院认为应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来确定折价补偿款的数额。理由如下：第一，从双方的诉辩意见和庭审陈述可知，王素红、庞静伟跟随于宝清、李铁亮等人先后五次从河北到辽宁盖州、沈阳考察绒山羊的行情，其对于各种规格的绒山羊价格是经过市场调研并且有心理预期的。王素红主动到刘钦元所在的飞达种羊场进行磋商，并在当天支付第一笔购羊款50万元，之后100头基础母羊运抵其羊场，仅仅3个月后其就不再履行交付购羊款的义务。王素红的理由是1.6万元/头的价格畸高，不能继续支付，以及刘钦元答应1万元/头回收羊羔，却以羊羔不合格为由拒绝回收。纵观双方交易的过程以及付款的速度，对于100头基础母羊的交易王素红当时是自愿的，对于约定1.6万元/头的价格也是其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对此法律应当予以保护和尊重。对于是否存在1万元/头收购羊羔的事实，由于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王素红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刘钦元也不予认可，故对此事实一审法院无法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交易种羊的合同虽然违反了特别法的规定导致无效，但并非因欺诈、胁迫或者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导致无效。违约方以合同无效来规避自身的违约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不应被支持和倡导。第二，刘钦元在自身没有种畜禽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仍然经营种羊，特别是跨省外调种羊的情况下，无视畜牧法的明令禁止，未对种羊进行检验检疫。刘钦元在种羊交易过程中具有过错，应对自己的上述行为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及风险。如前文所述，由于不能确定基础母羊的品级，1.6万元/头的价格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约定的，一审法院对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予以保护和尊重。鉴于刘钦元交付了100头基础母羊并附赠了1头种公羊，根据公平原则，综合衡量双方的过错责任，确定以8000元/头作为母羊的折价补偿标准。王素红已经交付了60万元购羊款，剩余20万元应折价补偿给刘钦元。由于王素红与庞静伟签订欠条时系夫妻关系，且庞静伟参与了交易种羊的过程并两次向刘钦元打款，可认定此债务系王素红、庞静伟共同经营所负的夫妻债务，故庞静伟应与王素红共同承担向刘钦元支付折价补偿款20万元的责任。如前所述，刘钦元在种羊交易中具有过错，一审法院对其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钦元与王素红、庞静伟于2013年9月27日达成的种羊交易合同无效；二、王素红、庞静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钦元支付折价补偿款20万元；三、驳回刘钦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素红、庞静伟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王素红、庞静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钦元负担9500元，由王素红、庞静伟负担4300元。案件反诉费减半收取计4800元，由王素红、庞静伟负担。二审期间，二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4年1月21日青龙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绒山羊的购买合同、验收合格证、财政扶贫资金到帐单、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明细表、财政专用收款收据，拟证明2014年1月21日，从辽宁省盖州市调取的同类的优质绒山羊每只母羊价格是1650元，公羊4000元，买了91头，发放给30个农户。证据2、三份绒山羊采购协议以及三份银行流水，拟证明买卖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母羊800元，公羊1600元。证据3、青龙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价格认定表，拟证明在当地发生的案件中，认定价格为17头羊，总价18815元，单价1100元。二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依法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合同确定无效后，案涉基础母羊能否返还。2、如案涉基础母羊不能返还，折价补偿款应如何确定。3、案涉债务是否属于王素红、庞静伟夫妻共同债务。针对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交易至今已逾五年，王素红自认案涉基础母羊经过自然淘汰，仅剩余20-30头，但因尚存的母羊是否是自刘钦元处购买的母羊无法分辨，且即便是尚余的母羊是从刘钦元处购买的母羊，因已经老化且上诉人无法提供交易当时的基础母羊的品级标准或数据，无法确定原物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一审法院认为返还原物不具可行性，继而认定本案的标的物属于事实上的不能返还，应采取折价补偿作为合同无效的后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2，因案涉基础母羊的品级等数据无法确定，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对合同价格存在重大误解或存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应当认定案涉合同价格系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对于每头基础母羊约定价格为1.6万元，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考虑刘钦元在自身没有种畜禽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仍然经营种羊，在种羊交易过程中具有过错，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及风险，进而酌情确定按照每头基础母羊8000元的价格折价返还，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所涉欠条形成于王素红与庞静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系王素红个人名义签署，但庞静伟共同参与了交易种羊的过程并两次向刘钦元打款，可以认定系王素红、庞静伟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案涉债务认定为王素红、庞静伟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素红、庞静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王素红、庞静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勇峰审判员  李淑红审判员  王家永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