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85民初5129号 原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玲珑工业园区环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9092173R。 法定代表人：余海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永锋、姚鉴，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桂林，男，196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代理人：陈昱、吴小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公司）为与被告张桂林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陆宗亮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10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聚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永锋、姚鉴，被告张桂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昱、吴小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聚力公司诉称：被告原系海宁帝龙永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员工（以下简称永孚公司），永孚公司系浙江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龙公司）的子公司，帝龙公司系原告的子公司。 2014年7月10日，原告（2016年9月13日，原告公司名称由帝龙公司变更为“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9月27日变更为聚力公司）制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由公司向激励对象（含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定向发行3.79元/股的新股。《计划》第十三节第（二）项第6款明确约定：除经公司书面同意，激励对象在职期间或者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与公司经营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业务或产品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或在上述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中任职或服务。发生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因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收益须返还给公司，并承担同等金额的违约金，同时承担因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按解锁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若解锁日为非交易日，按解锁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收盘价计算。 2014年6月19日，原告公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子公司副总经理张桂林，即被告。 2014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限制性股票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明确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订立该协议。被告获得受限制性股票激励额度为80000股，授予价格为3.79元/股，需在2014年9月4日前将自筹资金303200元缴纳至公司财务部专用账户上。被告承诺，了解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 2018年8月，被告向永孚公司提出离职申请。2018年8月20日，原告和帝龙公司、永孚公司联合向被告发送了《告知函》，明确要求被告在离职后遵守《激励计划》中相关不竞争义务规定，并明确告知了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 2018年9月28日，被告与永孚公司办理了正式离职手续，并签署了《股权激励员工离职登记表》，被告在“离职原因”及“离职后承诺”处手写“个人原因”及“遵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条款”，并签字确认。 然而，原告了解到，被告从永孚公司离职后，一个多月就前往与原告及原告子公司具有具有竞争业务的无锡特丽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丽斯公司）任职，担任总经理，该行为已经明显违反了上述有关竞业限制的约定。基于此，现原告要求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 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因其认购限制性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合计901530元；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违约金90153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聚力公司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聚力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1份及变更信息2份、帝龙公司企业基本信息1份、永孚公司企业基本信息1份（均为打印件），用以证明如下事实：1、“永孚公司系帝龙公司的子公司，帝龙公司系原告的子公司；2、2016年9月13日，原告的名称由“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9月27日变更为“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3、原告的经营范围包括装饰材料的销售，同时原告子公司的子公司永孚公司的经营范围也包括PVC/PP装饰片制造、加工、销售及装饰材料的销售。 证据二、《激励计划》1份（打印件）、《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调整后）》1份（公示于巨潮资讯网，打印件），用以证明如下事实：2014年7月，原告决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包括本案被告张桂林在内的129名激励对象以3.79元/股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其中《激励计划》第十三节第（二）项“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第6款明确约定：除经公司书面同意，激励对象在职期间或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与公司经营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业务或产品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或在上述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中任职或服务。发生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因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收益须返还给公司，并承担同等金额的违约金，同时承担因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按解锁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若解锁日为非交易日，则按解锁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收盘价计算的事实。 证据三、《限制性股票协议书》1份及交款凭证2份，用以证明如下事实：1、2014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限制性股票协议书》，被告获授限制性股票激励额度为80000股，授予价格为3.79元/股；2、《激励计划》内容适用于本协议，且被告承诺，了解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3、被告于2014年9月2日向原告缴纳股票认购款303200元。 证据四、《告知函》1份、快递单1份及快递查询单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8年8月，被告向永孚提出离职申请，故原告及帝龙公司、永孚公司联合向被告发出《告知函》，要求被告办理离职手续并在离职后遵守《激励计划》的禁止性行为约定及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的事实。 证据五、《股权激励员工离职登记表》1份，用以证明2018年9月28日，被告正式与永孚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并书面确认遵守《激励计划》的禁止性行为约定的事实。 证据六、被告的微信截图3张（打印件）及特丽斯公司企业基本信息1份（打印件）、手机通话录音及相应的文字整理材料各2份，用以证明被告从永孚公司离职后的2年内，前往与特丽斯公司任职，而该公司属于与原告及其子公司经营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业务或产品的单位，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激励计划》的禁止性行为约定的事实。 证据七、《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1份（打印件）、《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1份（打印件）、《关于限制性股票第四次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1份（打印件）、回购款交付凭证2份（公告均公示于巨潮资讯网），用以证明如下事实：1、2014年8月28日，原告向包括被告在内的124名激励对象以3.79元/股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其中授予被告80000股，分四次解锁，每次解锁数量为20000股；2、2016年1月6日（解锁日），原告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禁，其中，被告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时，因2014年其所在事业部绩效考核未达标，故第一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中的20%不得解锁，故被告第一期实际解锁数量为16000股，其中有4000股由原告以3.79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向被告支付回购款及利息15766.4元；3、原告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禁时，因没有满足解锁条件，原告对123名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原告以3.79元/股的价格回购被告第二期20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向被告支付回购款及利息80348元；4、原告于2016年4月2日披露《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1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64,484,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被告剩余第三期和第四期股票数量由20000股转增为40000股）；5、2017年9月25日（解锁日），原告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禁，其中被告解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40000股；6、2018年9月25日（解锁日），原告公司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禁，其中被告解锁第四期限制性股票40000股。 证据八、张桂林限制性股票解锁明细1份、聚力公司（股票代码002247-SZE）股票数据3张（来源于巨潮资讯网，打印件），用以证明聚力公司在2016年1月6日（解锁日）的收盘价为27.57元、2017年9月25日（解锁日）的收盘价为13.95元、2018年9月25日（解锁日）的收盘价为5.98元，根据《激励计划》的约定，被告因本计划所获得的收益为901530元的事实。 被告张桂林辩称：一、本案本质上属于劳动争议，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解决，原告提起诉讼程序不合法。 从被告提供的《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等证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案在性质上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应适用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程序处理。 首先，从合同主体角度看，《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中的这些约定，表明原告认可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为劳动关系，而且相互间存在隶属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从合同目的角度看，《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作为股权激励合同的目的，旨在于通过股权激励的方法，稳定激励对象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再次，从合同内容角度看，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协议书，是对双方劳动合同中薪酬条款的一种补充。第四，从合同违约责任角度看，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理由，即认为被告提前离职，以及违反“竞业限制”为主要理由，这种事由均为违反劳动合同法上的特有义务。 很明显，本案应该归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不属于普通的民事合同，不应当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依据合同法作出裁决，而应适用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程序处理。原告起诉的程序不合法，理应驳回起诉。 二、若按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程序处理，本案中被告并不需要对原告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 1、被告系永孚公司员工，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权对被告进行竞业限制。 2、被告和用人单位永孚公司之间没有竞业禁止的约定，被告依法不受竞业限制。 3、原、被告之间的签订《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中没有约定竞业禁止条款，《激励计划》中所谓的“竞业禁止条款”根本不发生合同效力，对被告根本不可能产生拘束力。 4、原告和用人单位在被告申请离职时，通过逼迫被告签订告知书、承诺书等方式限制被告离职或就业限制的行为，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综上，按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程序处理，本案中被告对原告完全不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 三、即使按普通民事合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被告并无违约行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 1、《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中并未约定《激励计划》第十三节第（二）项第6款的内容。合同双方的平等主体之间仅就合同内容负责，并不需要对合同之外未经约定的事项负责。 2、《激励计划》并不能构成《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在没有将《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具体化、特定化地约定于合同中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一方当事人并不享有或负担《激励计划》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对被告根本不可能产生拘束力。 3、退一万步讲，如果《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上述竞业限制条款，也应认定为其违反宪法和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4、被告离职，并非为《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行为，无需承担原告的诉讼请求中的违约责任，只承担未解锁的股票被告回购的义务。 综上，本案应先由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处理后，才能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提起诉讼程序不合法，理应驳回起诉，本案若按普通民事合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原告的起诉也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张桂林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桐庐县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1份，用以证明被告从2018年10月至今与杭州怡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合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社会保险的缴纳也是由怡合公司办理的事实。 证据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查询单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怡合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为生产胶水，与原告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都不具有竞争关系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对证据二中《激励计划》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激励计划》系草案修改稿，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激励计划》已经生效，《激励计划》并非《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的条款和附件，对被告不产生约束力，同时原告及永孚公司均没有权力在不对被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限制被告的自主择业权，《激励计划》中的竞业限制条款是不合法的；被告对证据二中《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调整后）》的真实性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被告对证据三中《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对证据三中交款凭证没有异议；被告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收到过《告知函》，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证据五的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证据六中的微信截图及特丽斯公司企业基本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证据六中的两份手机通话录音中被告本人声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两份录音系未经被告同意偷录的，且原告存在突击举证的情况，故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证据八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的材料，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并表示被告目前还持有4万股股票，现在的市值仅3元每股左右，被告的实际收益远低于90万元。 本院经审查后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原告对证据一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本人亦陈述其在特丽斯公司担任顾问，故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的社会保险由怡合公司缴纳，不能排除被告在特丽斯公司任职的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被告曾系永孚公司的员工，在1999年至2018年期间在永孚公司任职。永孚公司系帝龙公司的子公司，帝龙公司系原告的子公司。永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PVC/PP装饰片制造、加工、销售，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原告的经营范围包括印花装饰纸、胶膜浸渍装饰纸、封边条、金属饰面板、装饰铝板、阳极氧化铝板、三聚氰胺板、装饰材料印花的生产、销售，装饰材料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2014年7月10日，原告制订了《激励计划》，由原告向激励对象（含原告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定向发行价格为3.79元/股的该公司新股。该《激励计划》第十三节第（二）项第6款中约定：“除经公司书面同意，激励对象在职期间或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与公司经营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业务或产品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或在上述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中任职或服务。发生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因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收益须返还给公司，并承担同等金额的违约金，同时承担因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按解锁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若解锁日为非交易日，则按解锁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收盘价计算。”。 2014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限制性股票协议书》，该协议载明根据《激励计划》及《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相关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有关决议，就原告授予被告限制性股票一事，订立该协议。在该协议中约定：被告获得限制性股票80000股，授予价格为3.79元/股，被告在2014年9月4日前将自筹资金303200元缴纳至原告财务部门专门账户上；限制性股票解锁期满后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被告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四次解锁，各个解锁期分别解锁（或由公司回购注销）占其获授总数25%、25%、25%、25%的限制性股票，实际解锁情况应依据锁定期和解锁期规定的解锁条件和考核结果，按《激励计划》考核的安排分批解锁；被告承诺了解原告有关限制性股票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仅限于《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双方发生争议，本协议已涉及的内容按本协议的约定解决，本协议未涉及的部分，按照原告关于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解决，均未涉及的部分，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平合理原则解决。 被告在2014年9月2日向原告缴纳股票认购款303200元（80000股乘以3.79元/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签订后，2016年1月6日，被告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当日的股票收盘价为27.57元/股，因被告的业绩未达标，故由原告回购了其中的4000股，被告实际解锁16000股。被告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时，因被告的业绩未达标，故该期20000股股票全部由原告回购。2017年9月25日，被告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当日的股票收盘价为13.95元/股，解锁数量共计40000股（注：原告于2016年4月2日披露《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1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故被告剩余第三期和第四期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均由20000股转增为40000股）。2018年9月25日，被告的第四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当日的股票收盘价为5.98元/股，解锁数量为40000股。 2018年8月，被告向永孚公司提出离职申请。2018年9月25日，原告和帝龙公司、永孚公司共同向被告邮寄《告知函》一份，函告被告要求其遵守《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承诺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原告、帝龙公司、永孚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原告、帝龙公司、永孚公司经营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业务或产品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或在上述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中任职或服务。 2018年9月28日，被告与永孚公司办理了正式离职手续，并签署了《股权激励员工离职登记表》，该表格中载明了《激励计划》第十三节中关于竞业禁止内容的条款，被告在“离职后承诺”一栏中书写“遵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条款”的内容。 被告从永孚公司离职后，又在特丽斯公司任职。特丽斯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塑料薄膜技术研发、生产、销售。 2019年8月，被告在与前来咨询的客户通话中，陈述其负责特丽斯公司的生产销售。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其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曾系永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曾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是永孚公司，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被告因其曾为永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而获得永孚公司上级母公司（即原告聚力公司）的限制性股票的认购资格，被告认购了原告的限制性股票，作为原告的股东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按约定承担相关竞业禁止等义务，双方之间的上述权利、义务基于《限制性股票协议书》而形成，并非基于劳动合同关系而形成，故本院对于被告辩称案涉争议本质上属于劳动争议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限制性股票协议书》中载明根据《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就原告授予被告限制性股票一事，订立该协议，并约定原告有关限制性股票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同时在争议解决条款中约定该协议未涉及的部分，按照原告关于《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解决，因此《激励计划》也属于案涉合同的一部分，其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 《激励计划》第十三节第（二）项第6款中约定：“除经公司书面同意，激励对象在职期间或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与公司经营相同、相似或构成任何竞争业务或产品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或在上述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中任职或服务”。根据原告提供的两份手机通话录音的内容，可知被告在特丽斯公司任职，被告在庭审中也陈述其在特斯里公司担任顾问，而特丽斯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永孚公司及原告的经营范围相同或相似，故被告从永孚公司离职后未满两年即在特丽斯公司任职的行为违反了上述合同条款，已构成违约，被告应按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激励计划》第十三节第（二）项第6款中同时约定：“发生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因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收益须返还给公司，并承担同等金额的违约金，同时承担因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按解锁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若解锁日为非交易日，则按解锁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收盘价计算”。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因《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按照“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按解锁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若解锁日为非交易日，则按解锁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收盘价计算”的约定，经核算，被告获得的收益如下：第一期解锁股票的收益为332520元【16000股×27.57元（解锁日收盘价）-16000股×3.79元（购买成本价）-47960元（个人所得税）】；第三期解锁股票的收益为418410元【40000股×13.95元（解锁日收盘价）-40000股×1.895元（购买成本价）-63790元（个人所得税）】；第四期解锁股票的收益为150600元【40000股×5.98元（解锁日收盘价）-40000股×1.895元（购买成本价）-12800元（个人所得税）】；合计收益为901530元。另外，按照《激励计划》的约定，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与上述收益等额的违约金901530元。被告原系永孚公司主管销售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违反竞业禁止的约定，极可能会对永孚公司的客户资源、订单数量产生不良影响。上述不良影响可能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现有及后续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较难估算，相关事实完成举证也较难，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分高于原告方的实际损失，被告也未在本案中主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并请求予以调整，考虑上述因素，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不作调整。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桂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因认购限制性股票所获得的收益901530元。 二、被告张桂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901530元。 如果被告张桂林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1028元，减半收取1051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5514元，由被告张桂林负担。 原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张桂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陆宗亮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张应琴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