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92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银山，男，194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卫生局退休干部，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30号。法定代表人：孔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斌，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泉，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银山因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2民初10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及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银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好民居公司赔偿逾期进户违约金15,367.20元。事实和理由：1.道里区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不以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而是主观臆定所谓时效期,判决肖银山败诉,是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2015年5月全国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之前，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期内的肖银山起诉,一直不予受理立案。为落实最高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规定，一审法院才从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本同类案的起诉。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因一审法院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同类案的起诉，即引起本同类案件诉讼时效的中断，致使其他连带债权人（即本同类案件的所有当事人）也发生诉讼失效中断的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肖银山提起诉讼以及后期参与诉讼审理的活动，均是其持续主张和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直到法院判决后将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才是有关程序的终结，诉讼时效期间才可重新计算。也就是说，起诉后的审理过程也是中断的持续，直到判决正式生效之日，才应是中断持续时间的结束，才可重新计算时效期间。作为本同类案件，一审判决后好民居公司上诉，中院予以驳回，驳回送达之日应该是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的时点。按实际情况推断,这一时点最早应是2016年年末。按此时点计算，时效期三年应从2016年年末起至2019年年末止。(而真实情况可能还要延后，具体确切日期,法院可以据实予以确认。）肖银山的起诉时间是在2018年之内，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的问题。而肖银山早在2015年10月21日，委托森耀律师事务所代理起诉好名居(有合同为证),同时交付了4000元律师代理费(有收据为证)，由于森耀事务所事发，由市公安局认定肖银山为受害者，有证据为凭（复印件)。据此，肖银山一直在维权。这是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以这一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为依据去适用法律，而是主观臆定与这一基本事实有违的、错误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而判决肖银山超过时效期间而败诉，致使判决结果失去了公正性。肖银山认为,一审法院不以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主观臆定所谓时效期间，是一种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2.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即违背逻辑性质，又违背基本事实，更违背法律规定，是主观臆断的错误认定，从而导致严重的错误判决。《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官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必须是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并具有诉讼请求权时才可以起算。就本案说，肖银山的进户之日（2013年12月1日)，才应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对这一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好民居公司提供的证据，省高法（2017）黑民再30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好民居公司（代理人）在法庭上也予以认可。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召开会议，就延迟进户事宜提出要求，此时购房的肖银山还没有进户，逾期进户的具体天数，及好民居公司应赔付违约金的数额还无法确定，权利人还不能行使诉讼请求权，也就是法律上的诉讼时效期间还不能发生。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没有发生时，也就不应有诉讼时效的中断。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在诉讼时效期没有发生之前(2013年12月1日之前),于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时）诉讼时效就发生了中断。随之又主观臆定，以一审法院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同类案件起诉为时点，重新计算三年时效期至2018年5月8日届满，从而判决肖银山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败诉。这一主观臆断的认定，造成了时效中断在前，而时效期间实际发生在后怪异，完全违背了事实的基本逻辑。这一主观“认定”，置法律的常识于不顾，即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使人难以置信是出自司法审判的职能机关。据此，肖银山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纯属主观臆定，即违背逻辑性质，又违背基本事实，更违背法律规定，从而导致主观臆断的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使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故意曲解相关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最后的表述是: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本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肖银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故起诉超过时效期间，驳回诉讼请求。表面看，这一判决“结论”清楚又明白，合理又合法。但只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判定，这一判决“结论”，即不合情合理，又违背法律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不但规定了三年为诉讼时效期间，而且还明确规定了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计算，即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依据此法条，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才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不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也就自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起始的第一天,必须是依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从2015年5月8日开始计算时效期的理由,依法能否成立呢?首先，从法律角度看。《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这一法律规定，重新计算时效期间必须是在中断事由消除终结之时。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诉讼时效因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的事由而发生中断，到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相同起诉被告案件时，时效中断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时效中断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时效中断“逾一年半有余”,中断持续时间就“应已结束”吗?一审法院没有提出法律依据。时效中断“逾一年半有余”，就可以使原中断事由消除终结吗?显然不能。中断事由没消除终结，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就无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在这里只是独家说事，主观臆断“时效中断持续时间应已结束”，从2015年5月8日起计算时效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再者，从事实角度看。一审法院在2015年5月8日这一天，只是刚刚开始受理几起同类案件的起诉，也不是审理，更不是判决，也无任何形式的公示，对社会不具有任何公示作用，并且，也不是就在这一天受理了三千多起同类案件。众多肖银山在这一天，怎么就会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当通过起诉主张权利呢?这一天众多肖银山“应当知道”的条件不存在，证据也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三年时效期间,到2018年5月8日届满,也是主观臆定，没有基本的事实作依据。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为掩盖其判决结论的于法无据，在最后的判决词中,竟使用了故意曲解法律的手法,来“认定”肖银山起诉超过时效期间,判决肖银山败诉。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及司法解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是指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日期，并不是一个期间。只有确定在这个具体日期，权利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才能确认依此日期开始的三年诉讼时效期的成立，从而，才能认定起诉是否超过时效期间。而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却故意不提是具体日期的哪一天，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而是提出“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肖银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却未及时主张权利”。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哪一天肖银山“应当知道”?一审法院没有提，也不敢提，因为没有具体证据，也没有法条依据。一审法院主观认定的在“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肖银山“应当知道”，这不假。但是，如果三年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2015年5月8日，没有证据证明肖银山“应当知道”,那么，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就不能成立,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三年期间“应当知道”，并不等于三年期间的第一天就“应当知道”。用“三年期间”的概念，偷换“三年期间第一天”的概念，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故意曲解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这一违背法律常识的严重错误，是一审判决对法律的亵渎，对肖银山的愚弄。好民居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正确，对诉讼时效的期间界定是正确的。肖银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好民居公司向肖银山支付逾期进户违约金15,367.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银山与好民居公司签订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肖银山购买好民居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伊春路、××、××地段××单元××室，建筑面积为108.08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505534元。此外，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肖银山。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2）逾期超过180日后。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肖银山按约定向好民居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好民居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将房屋交付给肖银山。一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审理中，好民居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的进户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二年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但因2015年5月8日起，本院开始受理起诉好民居公司请求给付逾期进户违约金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因好民居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对此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该情况表明许多房屋购买人因未如期进户,始终向本单位、收取其购房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或国家机关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本案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的问题。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根据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参会负责同志向本单位团购职工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市委市政府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宣传房屋性质，三是宣传没有如期进户原因，并做到三个到位，宣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到具体科室”的要求，各单位落实该会议要求的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该工作过程不应计入诉讼时效期间内，应留出一定的宣传工作时间，即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到2015年5月8日，法院开始受理因相同诉求起诉好民居公司案件时，距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8年5月8日届满。在上述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肖银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其于2018年9月19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肖银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元，由肖银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肖银山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房屋买卖具有特殊性，团购的组织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各购房人均为政府公务员。逾期进户的事实发生后，市解困领导小组于2013年9月24日召开市直机关职工解困住房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正确。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陆续受理的数千件同类案件，并均已审理完毕，故一审判决认定中断后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的同类案件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肖银山与其它案件的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一致，并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已有数千同类情况的业户就相同问题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故应视为肖银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2015年5月8日起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肖银山于2018年9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关于肖银山提出其与涉及好民居公司的其他当事人为连带债权人，诉讼时效中断的起算时间应为其他案件生效判决时间。本院认为：连带债权人是指债的当事人一方为多数，且多数人一方的各当事人都有权请求对方履行全部债务或者都负有向对方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而本案，肖银山与其他所涉好民居公司案件的当事人仅为诉讼内容、诉讼请求相同，人数众多的一批案件，应为系列案件。综上所述，肖银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元，由肖银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红玉审判员  王晓东审判员  宋彦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周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