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0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邬水星，男，196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芹，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崇康，男，1961年6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丽，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邬水星因与被上诉人李崇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9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邬水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邬水星仅需向李嵩康支付8.8万元及相应的利息，驳回李嵩康的其他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嵩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中称“自2002年7月27日至2011年10月11日间李嵩康先后通过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向邬水星借款60.65万元，其中现金借款30.85万元，银行转账29.8万元，邬水星仅偿还了15万元”。事实上，邬水星与李嵩康之间不存在李嵩康声称的全部的借款关系，仅存在通过银行转账的29.8万元的借款关系，在这个借款关系中，有李嵩康承认的15万元归还的事实，以及邬水星妻子偿还的6万元的事实，到案件审理时仅存在8.8万元的借款尚未返还。李嵩康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邬水星借款清单》《RBS流水查询以及银行业务回单》等相关证据，用于证明邬水星向李嵩康借款60.65万元。邬水星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李嵩康主张的事实纯属虚构（除了邬水星承认的借款事实之外），并且李嵩康提供的证据存在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李嵩康都难以自圆其说，邬水星在《借条》上的签名也是在李嵩康欺骗、逼迫邬水星的情况下签署的。李嵩康称2018年8月13日，李嵩康没有去邬水星所在的岭头村，但是当邬水星的代理律师在一审庭审当众出示了代理律师刘小芹与邬水星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里面的证据，并陈述当时邬水星打电话向代理律师咨询法律的整个过程时，李嵩康又承认其于2018年8月13日去过邬水星所在的岭头村，并找过邬水星。李嵩康称该借条是由多张《借条》，后由邬水星改写一张总的《借条》，事实上，邬水星从未向其出具过多张《借条》，纯属李嵩康虚构事实，邬水星的一审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要求李嵩康提供每次借条的复印件或者提供证人证明，李嵩康称复印件没有，也提供不了证人；不仅如此，李嵩康在一审中提供的电话录音中显示“要求（邬水星）写多一份借条”，由此可见，事实上是“写多”一张《借条》而非从多份《借条》“更换”成总《借条》的事实，这也能证明李嵩康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李嵩康在法庭上关于《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也是虚假陈述，《借条》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这是代理律师也清楚的事实。二、在一审中，李嵩康提供的证据存在真实性问题。在代理律师刘小芹与邬水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了于2018年8月13日，邬水星向刘小芹律师咨询法律问题，向刘小芹的微信发送了一份借款日期为2015年9月1日的《借条》（草稿）内有划掉的一句话，除此之外，其他部分内容与一审中李嵩康提供的《借条》一致，两份《借条》的字迹均为李嵩康的字迹，李嵩康在一审法庭上并未否认。李嵩康在庭审中提供的《借条》是在2018年8月13日找到邬水星时，李嵩康要求邬水星按照其要求手写的《借条》，《借条》的正确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但李嵩康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向法庭表示，邬水星写这份《借条》的时间是《借条》上的时间，即2015年9月1日。其次，在李嵩康提供的2018年8月3日电话录音文字整理中显示李嵩康提到了借条的出具时间是2016年9月1日，却在2018年8月3日的电话录音时，电话要求邬水星为其多出具一份《借条》，从而证明《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3日。再次，一审判决中称“根据李嵩康提供的银行流水，其中所显示的取款时间与其主张的现金借款日期基本符合，取款时预留部分自留款项亦不超出日常生活习惯”。但事实上，借款清单上的数额与银行流水上的数额印证时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之处，借款清单上注明2002年7月27日借款25000元，在银行流水上勾出的却是2002年7月6日、2002年7月26日和2002年8月4日三天，时间跨度为假设邬水星向李嵩康借款25000元，依照生活习惯和交易是不需要分别从三天，跨度为29天的时间内从银行卡里取钱进行交易的。“借款清单”中现金借款的第7点2005年10月1日的10000元和第8点2005年12月16日的30000元出现了涂改现象，该证据存在效力瑕疵。据了解，李嵩康与前妻离婚后，在番禺组建了一个家庭，基本上靠妻子养家，这些所谓取现给邬水星借款的流水实际上是其家庭日常开支所用，并非邬水星向其借钱。关于借钱用途方面，在电话录音中，李嵩康称写该借条是由于邬水星用于种树和家庭开支，向其借款而开具，在刘小芹与邬水星2018年8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一份名为《合作开挖鱼塘李嵩康投入款项》的文件，里面有“合作租地开挖鱼塘李嵩康投入款项如下”的相关事实，且字迹也是李嵩康的，表明该借款事实上是用于合作租地，与李嵩康在法庭承认通过银行支取现金给邬水星，邬水星将这笔借款用于种树和家庭开支的说法完全不同。一审判决中认定“邬水星在当时对欠款45万元及已出具借条的情况均未否认”的原因是邬水星以为李嵩康为其在2015年7月13日因为非法占用土地被刑事拘留到处找关系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且邬水星认为其有责任给付这个钱，但后来经邬水星核查并没有李嵩康找关系一事，所以才拒绝支付这笔钱。被上诉人李崇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邬水星的上诉请求。李崇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邬水星向李崇康偿还借款本金45.65万元；2.邬水星向李崇康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计算方法：自2016年9月2日起，以45.65万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逾期利息年利率6%标准计至实际清偿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4551元）；3.邬水星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李崇康明确其主张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崇康、邬水星在庭审中确认两人是相识十几年的好朋友关系。2005年12月16日，邬水星出具一张《借条》，载明：本人借到李崇康人民币三万元整，定于2006年3月前还清。2015年9月1日，邬水星出具借据，内容为：本人邬水星现借李崇康人民币45.65万元，借款期限一年（12个月），到期一次性还清。2018年9月18日，李崇康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其在2002年7月27日至2011年10月11日期间通过现金、银行转账、银行存现等方式向邬水星出借款项合计60.65万元，现邬水星仍有45.65万元未归还，李崇康遂要求邬水星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诉讼中，李崇康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邬水星借款清单》，载明：2002年7月27日至2011年10月11日止共计60.65万元，包括：一、现金借款：2002年7月27日25000元，2002年8月4日3500元，2003年6月7日5000元，2004年4月12日35000元，2004年11月23日60000元，2005年1月24日50000元，2005年10月1日10000元，2005年12月16日30000元，2006年1月11日45000元，2006年9月4日10000元，2007年11月27日10000元，2009年5月19日25000元，现金合计30.85万元；二、银行转账：2009年12月4日10000元，2009年12月7日20000元，2009年12月7日20000元，2009年12月7日20000元，2009年12月7日20000元，2009年12月7日20000元，2010年1月18日10000元，2010年1月25日20000元，2010年1月25日20000元，2010年1月25日10000元，2010年2月1日100000元，2011年3月4日700元，2011年3月4日9100元，2011年3月4日10200元，2011年6月13日5000元，2011年10月11日3000元，银行转账合计29.8万元；其中还款15万元，欠款45.65万元。另外，李崇康就其向邬水星出借的款项还提交了部分银行流水、《银行业务回单》及2018年8月3日的电话录音予以证明。李崇康称，其于2008年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内地，邬水星经常以种树及家庭开支为由向其借款，《借款清单》中所列12笔现金借款均有相应借条，除2003年6月7日的5000元因金额较小没有记录，其余款项均系通过银行取现后支付给邬水星，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相互印证；2015年9月1日双方核算借款后邬水星出具借据，李崇康便将除2005年12月16日《借条》外的所有借条全部归还给邬水星。而邬水星对李崇康提交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于2005年12月16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现金借款3万元及上述《邬水星借款清单》通过银行转账借款的29.8万元亦予以确认，并称银行转账所借款项用于种树，除了李崇康陈述其已偿还的15万元外，其妻子胡忠娣曾于2015年在其因涉非法占用土地被羁押期间以现金方式代其偿还借款60000元，共计还款21万元，而李崇康主张的其余现金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其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与其主张的款项并不相符，邬水星在2009年12月左右曾因房屋征收收取补偿款80万元，并无借款需要，邬水星于2015年9月1日出具的45.65万元借据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且借据的出具可能存在李崇康胁迫、欺骗或邬水星重大误解的情况。以上事实，有李崇康提供的证据和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崇康为香港居民，本案是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处理。现李崇康及邬水星均确认双方未约定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并自愿选择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解决纠纷。李崇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邬水星在2002年7月27日至2011年10月11日通过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向其借款60.65万元，其中现金借款30.85万元，银行转账借款29.8万元，但邬水星仅偿还了15万元，并在2015年9月1日出具借据，对此李崇康提交了相关银行流水及银行业务回单予以证明借款已经实际支付。虽邬水星在庭审中对除2005年12月16日借款30000元外的其他现金借款均不予确认，称2015年9月1日借据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但根据李崇康提供的银行流水，其中所显示的取款时间与其主张的现金借款日期基本符合，取款时预留部分自用款项亦不超出日常生活习惯。且李崇康在2018年8月3日与邬水星的电话录音中提到，“你当年拿了我四十五万几拿来种树及家庭开支，本来你写借条给我是说2016年9月份前就应该还给我的”、“你欠了我四十五万多”、“那四十五万几你是写了借条的了”，而邬水星在当时对欠款45万元及已出具借条的情况均未否认，与其在庭审中称45.65万元借据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的答辩意见相互矛盾。另外，邬水星称其2009年12月左右因房屋拆迁补偿收取款项80万元，并无向李崇康借款的需要，但邬水星在诉讼中所确认的银行转账借款29.8万元却也发生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10月。邬水星对其主张的45.65万元借据系因胁迫、欺骗或重大误解而出具，以及其妻子代为现金还款60000元的答辩事由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结合李崇康向该院提交的借条、银行流水、银行业务回单及电话录音，李崇康与邬水星之间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予以认定，对于李崇康要求邬水星向其偿还借款45.6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邬水星于2015年9月1日出具借据，承诺45.65万元借款的期限为一年（12个月），到期一次性还清。现邬水星到期未还款，李崇康要求邬水星以未还款项45.65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9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该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对于李崇康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均予以驳回。据此，该院判决：一、邬水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崇康偿还借款本金4565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付方式：以4565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9月2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利息总额以本金为限）；二、驳回李崇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邬水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款项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911元，由邬水星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邬水星向本院提交其与代理律师刘小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含《借条》、合作租地开挖鱼塘李崇康投入款项明细），拟证明涉案45.65万元借据等证据的出借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李崇康一审时所说的出具时间为虚假陈述，且原来李崇康是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欠款要求邬水星签名，后来又改成现金借款给邬水星，要求邬水星签名，李崇康隐瞒案件事实。对此，李崇康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对于邬水星拟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对《借条》、合作租地开挖鱼塘李崇康投入款项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该两份文件是其书写的，并称其与邬水星一开始有口头协商过合作种树、鱼塘事宜，但在2009年12月邬水星所种的树及鱼塘被征收后，邬水星并未按约定分一半征收款给李崇康，故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李崇康的出资转为借款，由邬水星偿还给李崇康；虽然欠条由李崇康书写，但倒数第2行划掉的部分约定的是利息条款，当时邬水星腾抄时协商不要计算利息，最后就删除了利息的条款，这从侧面反映了邬水星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涉案60多万元款项大部分是借款，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之前鱼塘投资款转化而来。另，邬水星申请其妻子胡忠娣出庭作证，胡忠娣出庭陈述称在邬水星坐牢时，为了救邬水星出来，其前后给了6万元给李崇康，但是其给了钱后，李崇康并没有把邬水星救出来，之后就不了了之。对于上述二审证据，本院认为，首先，该微信聊天记录产生于邬水星与其代理人之间，并非产生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不足以证明涉案45.65万元借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其次，胡忠娣自认是邬水星的妻子，双方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胡忠娣的证人证言可知，其支付给李崇康6万元是为了委托李崇康找关系帮助邬水星免受追责，并无偿还借款的意思，而且胡忠娣称给的是现金，但是其出示银行存折只有一笔4万元的提款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其已经支付6万元给李崇康。据此，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涉案45.65万元借据所证明的借贷关系及相关还款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李崇康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现双方当事人均未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确定邬水星尚欠的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李崇康为证明邬水星尚欠其45.65万元，提供了邬水星签名确认的45.65万元借据、银行流水、部分取款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的内容与其陈述基本相符，相互印证，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李崇康的主张。虽然部分借款是由之前的鱼塘投资款转化而来，但是邬水星已经通过另行出具借据的方式承诺归还，故对于该部分款项邬水星亦应承担偿还责任。其次，虽然邬水星仅对另有借条的3万元、有银行转账记录的29.8万元借款及15万元还款的内容予以确认，对李崇康主张的其他现金借款均不予确认，但邬水星未能对其签订该借据的理由作出合理的解释，其称其是在李崇康欺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亦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对于邬水星确认的该部分借款，时间跨度较长、笔数较多，邬水星否认该45.65万元借据是双方结算的总收据，但是又未能提供其他经双方确认的结算凭证。再次，根据2018年8月3日李崇康与邬水星的电话录音内容显示，李崇康曾多次提到要求邬水星偿还所欠的40多万元借款，但邬水星从未对于该数额提出异议，反而是商讨是否通过卖楼来向李崇康偿还该款项。至于邬水星上诉称其妻子代其偿还了6万元，但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李崇康亦不予确认，故邬水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采纳李崇康的主张，认定邬水星尚欠借款本金45.65万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邬水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27.5元，由上诉人邬水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张 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晓君王嘉宝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