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琼行申9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翟淑萍，女，196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茂新，男，1954年6月12日出生，系翟淑萍丈夫。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坡博路**。   法定代表人潘永强，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宏兴，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笑梅，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武汉港基策划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江夏大道**-1江夏首席生态家园******   法定代表人罗汉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该公司副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吉林省华视映画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东中华路****iv>   法定代表人于晓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该公司经理。   一审第三人海口欣益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明都大厦****>   法定代表人周亮。   再审申请人翟淑萍因其诉被申请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即原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海口市场监管局）及一审第三人武汉港基策划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港基公司）、吉林省华视映画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华视公司）、海口欣益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行终268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询问。翟淑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海口市场监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宏兴及韩笑梅、武汉港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周亮作为海口欣益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吉林华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场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2017年9月26日，原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原海口市工商局）作出核准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将登记在翟淑萍名下47%的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武汉港基公司名下，将登记在翟淑萍名下50%的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吉林华视公司名下。将海口欣益顺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查明，翟淑萍、武汉港基公司和吉林华视公司共同委托陈强办理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事项，委托期限为2017年9月10日至同年9月30日，并于同年9月26日出具了经其三方及海口欣益顺公司签名、盖章确认的授权委托书。同年9月26日，陈强将该授权委托书、经海口欣益顺公司盖章和该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变更）、经翟淑萍、海口欣益顺公司、吉林华视公司和武汉港基公司签字或盖章确认的章程修正案和股东会决议、经翟淑萍和武汉港基公司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经翟淑萍和吉林华视公司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提交给原海口市工商局，申请股权变更登记。当日，原海口市工商局作出核准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将登记在翟淑萍名下47%的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武汉港基公司名下，将登记在翟淑萍名下50%的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吉林华视公司名下。将海口欣益顺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翟淑萍申请对2017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翟淑萍”签名及此处的指印进行鉴定，原海口市工商局申请对2009年5月5日海口欣益顺公司章程处的“翟淑萍”签名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对外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8〕痕鉴字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7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上翟淑萍签名处的指印不具有鉴定条件、两份股份转让协议上翟淑萍签名处指印均不是翟淑萍所留；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7〕文鉴字第2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7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两份股份转让协议及2009年5月5日海口欣益顺公司章程处的翟淑萍签名笔迹均非翟淑萍本人所签。翟淑萍称，虽2009年5月5日海口欣益顺公司章程处的翟淑萍签名笔迹非其本人所签，但对其效力认可。又查明，2017年9月26日，海口欣益顺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与会股东一致表决同意了以下决议：翟淑萍占公司97%的股权计970万元，将公司50%股权计500万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吉林华视公司；翟淑萍占公司97%的股权计970万元，将公司47%股权计470万元，以4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武汉港基公司；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一致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后公司各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为吉林华视公司以货币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武汉港基公司以货币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该股东会决议已形成书面材料，并经翟淑萍、海口欣益顺公司、武汉港基公司、吉林华视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同日，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翟淑萍将持有海口欣益顺公司47%的股权（价值470万元）转让给武汉港基公司，武汉港基公司应于签订该协议后10日内付清全部价款；翟淑萍还与吉林华视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翟淑萍将持有海口欣益顺公司50%的股权（价值500万元）转让给吉林华视公司，吉林华视公司应于签订本协议后10日内付清全部价款。同日，海口欣益顺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章程第四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进行了修正，并经翟淑萍、海口欣益顺公司、武汉港基公司、吉林华视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还查明，2015年7月1日，经翟淑萍、武汉港基公司友好协商，就翟淑萍向武汉港基公司转让其所持有海口欣益顺公司97%股权事宜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武汉港基公司以9580万元的价格受让翟淑萍持有的海口欣益顺公司的97%股权，第一期支付4500万元，第二期支付5080万元，第二期付款期限为本合同签订日起9个月内，自第10个月起，未付部分按月利率1%计收利息，超过12个月的，自第13个月起，未付部分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收利息，翟淑萍应于收到全额股权转让款当日，办理相关股权变更交付手续。另，双方同意过渡期内，翟淑萍仅作为代持股人，由武汉港基公司享有完整、全部的股东权益，即海口欣益顺公司100%股权对应股东权益。2017年9月26日，翟淑萍、武汉港基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8月31日，武汉港基公司已付翟淑萍本息81668316元，扣除武汉港基公司付的土地使用税955627.01元，武汉港基公司还应支付翟淑萍25569197.55元，本协议签订3个工作日后，双方在银行设立共管账户，设立后两个工作日内，由武汉港基公司支付1000万元给翟淑萍，并将剩余款项15569197.55元存入共管账户。当日，在武汉港基公司的委托下，吉林华视公司代其向翟淑萍支付了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随后武汉港基公司向其与翟淑萍开设的共管账户内共支付了1700万元。再查明，2017年9月10日，翟淑萍委托陈强前往海口工商、税务部门办理翟淑萍持有海口欣益顺公司97%股权的工商、税务变更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事宜，委托期限为2017年9月10日至同年9月30日，并出具了相应的委托书。证人张旭称，在办理涉案的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翟淑萍方有其弟弟翟志忠、陈强等四人，还有代表武汉港基公司的本人，代表吉林华视公司的周亮和王律师，翟志忠持翟淑萍的身份证件进行了验证。翟淑萍称申请司法鉴定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翟淑萍”签名不知是谁签的，其也并未委托陈强代签。此外，海口欣益顺公司名下持有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六东路段的一块国有土地，面积为9093.51㎡，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海口市国用（2009）第010067号，武汉港基公司已用该地块与海南鸿业恒大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御海坊”项目。   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并参照《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是指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时限、记载事项符合法定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的规定，法律法规仅赋予了原海口市工商局形式审查权，原海口市工商局仅需对申请登记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作出认定，无需对其真实性负责，亦无法对其效力作出判断。而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中“翟淑萍”签名是否系翟淑萍签署，指印是否系翟淑萍所留，属于实质审查的范畴。本案中，翟淑萍、武汉港基公司、吉林华视公司及海口欣益顺公司共同委托陈强办理海口欣益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事项，陈强于2017年9月26日向原海口市工商局提交了经翟淑萍、武汉港基公司和吉林华视公司及海口欣益顺公司签名、盖章确认的授权委托书、章程修正案和股东会决议及经海口欣益顺公司盖章和该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变更）、经翟淑萍和武汉港基公司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经翟淑萍和吉林华视公司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材料的种类、相关人员的签署情况等形式要件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但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海口欣益顺公司还应提交新股东，即吉林华视公司、武汉港基公司的主体资格证明，但原海口市工商局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未体现，故其在形式审查上仍存在疏忽，未尽到充足的审查义务和职责，存在瑕疵，该院予以指正。海口欣益顺公司提交给原海口市工商局的申请股权变更登记材料中，股东会决议上的“翟淑萍”签名、两份股份转让协议上的“翟淑萍”签名及指印均非翟淑萍所签或所留，但其一，翟淑萍早于2015年7月1日即与武汉港基公司，就转让其所持有海口欣益顺公司的97%股权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后于2017年9月26日签订了《补充协议》，武汉港基公司已依约陆续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翟淑萍的股东权益已完全得到了实现，原海口市工商局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并未对翟淑萍的股东权益造成任何实际影响；其二，2017年9月26日，翟淑萍未在海口，但其书面委托了陈强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其弟弟翟志忠亦用翟淑萍的身份证进行了身份读取，足以证明翟淑萍对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的整个过程是完全知情的，现翟淑萍称其直至起诉之日近期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才获知，与事实不符；其三，2009年5月5日的海口欣益顺公司章程处的“翟淑萍”签名也非翟淑萍所签，但翟淑萍竟单独对此处签名的效力予以认可，可见翟淑萍有指示他人冒签其名字，并在事后视情况有选择性进行追认的习惯，另原海口市工商局为该处签名的司法鉴定，共支出费用15000元，翟淑萍应为其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负责，即承担该笔司法鉴定费用。故，上述材料中“翟淑萍”的签名及指印虽不是其翟淑萍所签或所留，但亦体现了翟淑萍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翟淑萍以此为由，要求原海口市工商局撤销其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的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翟淑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翟淑萍负担；原海口市工商局在本案中所支出的司法鉴定费用15000元，由翟淑萍负担（于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认为，原海口市工商局所作出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并未对翟淑萍的股东权益造成任何实际影响。一、虽然海口欣益顺公司提交给原海口市工商局的申请股权变更登记材料中，股东会决议上的“翟淑萍”签名、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翟淑萍”签名及指印均非翟淑萍所签或所留，但是由于翟淑萍在2015年7月1日即与武汉港基公司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而且陆续收到了全部股权转让款，武汉港基公司已经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翟淑萍应按该协议约定履行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二、股权变更登记当日翟淑萍虽未在海口，但其书面委托陈强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其弟弟翟志忠也在当时用翟淑萍的身份证进行了身份读取，由此足以证明翟淑萍对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的整个过程应该知情且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仅赋予了原海口市工商局对股权变更申请登记材料的形式审查权，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原海口市工商局对此无需承担责任；四、至于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与翟淑萍和武汉港基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价格存在较大的差别，可能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但此原因并不能成为本案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的理由，原海口市工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就此事应向税务部门接洽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翟淑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翟淑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翟淑萍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应当予以再审。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又查明，欣益顺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与会股东一致表决同意了以下决议：翟淑萍将公司50%股权计500万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吉林华视公司……”事实上，海口欣益顺公司只有两名股东，即武汉港基公司和翟淑萍。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承认翟淑萍当时尚在新疆治疗，并未参加股东会，何来“与会股东一致表决同意”之说？该认定意在为本次股权转让增加所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原审判决对三位一审第三人伪造虚假材料骗取股权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一方面、伪造申请人在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和章程修正案上的签名和指印，在形式上造假；另一方面，就是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与各方当事人约定的内容不符，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与实际不符，将以八、九千万元转让价格的溢价转让虚构为不足一千万元的评价转让，以骗取工商登记。二、原审判决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原审判决只强调海口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对相关登记材料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却刻意回避登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后，应当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登记程序规定》依法撤销登记的职责，从而放任本案中三位一审第三人骗取股权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第二，本案系公司登记纠纷，但原审法院却无视相关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对“以虚假材料获取公司登记的问题”规定如下：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并不能说明翟淑萍明知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而不提出异议，因此，法院理应依据上述审判指导意见对该登记行为予以撤销。三、关于翟淑萍在2017年9月10日所出具的《委托书》的效力问题，即陈强等人能否以该委托书作为其代翟淑萍完成本次股权变更登记的合法依据问题。1.申请人对该《委托书》上的签名持有异议，认为并非本人所签。2.即使该《委托书》为翟淑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不能就此得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不违反翟淑萍意志的结论。《委托书》落款的时间为2017年9月10日，本案另一重要证据是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欣益顺公司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落款时间是9月26日。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翟淑萍在签订《委托书》时，该份《补充协议》尚不存在。显然，翟淑萍在该《委托书》中所赋予受托人陈强的代理行为不可能包括履行9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合同义务。显然，原审判决以该委托书的存在，赋予受托人陈强在9月26日之后为履行《补充协议》进行伪造翟淑萍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协议》的合法性，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四、武汉港基公司也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合同义务，原审判决对此重大事实认定错误。武汉港基公司拖欠股权转让款自不待言，即便对于其后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也存在违约至今，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等的义务。1.翟淑萍收到的1000万元，并非武汉港基公司支付。2.《补充协议》约定，由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共同设立“共管账户”存入后续股权转让款，且该后续股权转让款应在股权转让完成的当日，由双方将该股权转让款自共管账户内转入翟淑萍账户。而事实上，目前所谓的“共管账户”却开立在吉林华视公司的名下，其资金也来自吉林华视公司，而且至今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迄今为止，在本案中没有发现翟淑萍作出过同意股权转让款由吉林华视公司代为支付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没有发现申请人授权他人或同意与吉林华视公司开立第三人户名的共管账户的意思表示；也未发现武汉港基公司、吉林华视公司在股权转让当日主动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截至目前，翟淑萍并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因此，原审判决中所认定的“港及公司向其与翟淑萍开设的共管账户内支付170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所称“武汉港基公司已依约陆续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翟淑萍的股东权益已完全得到了实现”的这一关键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2017）琼0106行初127号行政判决及（2018）01行终268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海口市场监管局的相关登记行为，将现登记于吉林华视公司名下的欣益顺公司的50%股权重新登记于翟淑萍名下，将现登记于武汉港基公司名下的欣益顺公司的47%股权重新登记于翟淑萍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海口市场监管局承担。   海口市场监管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符合提起再审的条件。关于《委托书》的问题，《委托书》记载的委托期限为9月10日至9月30日，我们核准登记的时间是9月26日，在有效的委托期限内核准登记，合法有效。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翟淑萍的弟弟用了翟淑萍的身份证办理，这个翟淑萍也是认可的，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虚假材料问题，而且翟淑萍也获得了所有股权转让的对价。关于存在不同价格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我们也移交给了税务机关进行处理。   武汉港基公司陈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错误。1.翟淑萍认为原审判决（第25页）认定“海口欣益顺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与会股东一致同意以下表决：……”存在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实际上该部分内容仅是对判决书对2017年9月26日所作股东会决议的引用陈述，一审对此引用并无问题。2.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任何“三位一审第三人以虚假材料骗取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首先，涉案股权进行变更登记的2017年9月26日当天，是翟淑萍的委托人陈强与翟淑萍的弟弟翟志忠与三位一审第三人的代表一起前往原海口市工商局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应由翟淑萍签名的全部材料均是其委托人陈强提供的，并非三位一审第三人提供的，三位一审第三人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虚假材料。其次，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早在2015年7月1日就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武汉港基公司以人民币9580万元的价格受让翟淑萍持有的海口欣益顺公司的97%股权；2017年9月26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确认了武汉港基公司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1668316元，剩余款项支付方式变更为其中1000万由武汉港基公司在该补充协议签订后2日支付给翟淑萍，剩余15569197.55元由武汉港基公司存入共管账户，翟淑萍负责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翟淑萍应当把其持有的海口欣益顺公司的47%股权变更登记至武汉港基公司名下，剩余50%变更登记至吉林华视公司名下；2017年9月26日，在武汉港基公司的委托下，吉林华视公司代武汉港基公司向翟淑萍支付了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同时向武汉港基公司与翟淑萍共同开具的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1700万元。也就是说，翟淑萍与三位一审第三人本就已经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且武汉港基公司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不存在任何骗取股权的主观心态。综上，武汉港基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错误，应当予以维持。1.本案中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不能参照《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进行处理。本案中根本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不应参照上述会议纪要进行处理。翟淑萍已经与武汉港基公司签订了协议，翟淑萍应当把其持有的海口欣益顺公司的47%股权变更登记至武汉港基公司名下，剩余50%股权变更登记至吉林华视公司名下。该约定与目前的变更登记结果一致，是翟淑萍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2.翟淑萍对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是明知的，现其要求撤销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没有任何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在本案中如翟淑萍对公司股权变更申请材料并非其本人签名的情况是明知但未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应不予支持。本案中，翟淑萍实际是明知公司股权变更申请材料并非其本人签名，且这一行为恰恰是其授意的行为。翟淑萍作为负责股权登记转让工作的一方，为此特别授权陈强代其办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翟淑萍对其授权陈强代其办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这一事实是认可的。另外，根据琼公平鉴〔2017〕文鉴字第2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在2009年5月5日翟淑萍与案外人赵某设立海口欣益顺公司之时提交的《海口欣益顺实业有限公司章程》上翟淑萍的签名也是虚假的，但翟淑萍对该份签名的效力却予以认可，印证了此前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翟淑萍也是授权他人办理并由他人代为签名，而其本人没有签名也没有亲自前往办理的事实；同时也说明翟淑萍根本就是有指示他人代其签字时候再视情况追认的习惯，进一步佐证了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翟淑萍就对涉案股权变更登记中签名并非起本人所签这一事实知情的事实。综上，翟淑萍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错误，应当予以维持。三、原海口市工商局根据《公司法》《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股权变更申请人欣益顺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作出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不违反法定程序，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应当撤销的情况。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中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第三条第三款“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变更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的规定、《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是指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时限、记载事项符合法定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的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可知，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工商变更登记环节中仅被赋予了形式审查权，即仅对申请材料的实行形式审查，只要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证明文件齐全，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应当依据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变更登记。对变更申请登记材料中“翟淑萍”签名是否是翟淑萍所签已经属于实质审查的范畴，超出了行政机关的形式审查范围，原海口市工商局无权也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审查。而在本案中，海口欣益顺公司作为变更登记的申请人已经向原海口市工商局提交了符合法律法规变更登记资料，且在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翟淑萍的弟弟翟志忠也将翟淑萍本人的身份证带到现场进行了办理；即海口欣益顺公司在涉案的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提交的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律规定，原海口市工商局也依法进行了形式审查，因此原海口市工商局依据海口欣益顺提交的材料作出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任何违法，该行政行为合法。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不存在任何错误。四、涉案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是翟淑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翟淑萍的合法权益，不论如何这一变更登记行为都不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正确。在本案中，如上所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是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真实有效，那么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内容可知，涉案的股权变更登记实际上是翟淑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其权益，且翟淑萍因该行为取得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这一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涉案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根本不损害翟淑萍的合法权益，不应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行政裁定书》中也采纳了这一观点，认定原股东在转让股权过程中已经获得了相应对价，股东权益已经得到实现，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对原股东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应予以撤销。根据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武汉港基公司有权要求翟淑萍将股权转让到武汉港基公司指定的其他公司或者个人名下，所以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将股权登记在吉林华视公司名下是合法有效的；翟淑萍对有一笔股权转让款是由吉林华视公司支付至翟淑萍账户中的事实提出异议，在2017年7月28日，应翟淑萍要求，武汉港基公司从香港想翟淑萍账户支付500万元港币，这笔款项亦不是从武汉港基公司名下转出，但是翟淑萍对此并无异议。上诉状当中翟淑萍提出第三人以虚假材料骗取股权变更登记，但《补充协议》中有明确约定，是由翟淑萍或者其委托人前往工商办理股权登记变更，我方只是协助，所有的材料包括翟淑萍本人不认可的材料，都不是武汉港基公司提供的。武汉港基公司除了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之外，还有一份9月10日由翟淑萍签署的委托陈强的《委托书》原件。关于翟淑萍提出的共管账户中的1700万元未进行支付的问题，《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翟淑萍应依法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及税务登记之后，该金额才能转至翟淑萍的共管账户。按照税法的规定，如果股权转让方为个人的，在其不主动申税的情况下，股权受让方有代扣代缴的义务，所以至今为止，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仍在催促欣益顺公司尽快完成浇水义务，所以在翟淑萍未向武汉港基公司出具完税证明之前，武汉港基公司可依据税法规定对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务进行代扣代缴。至今为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请求法院依法保护武汉港基公司和吉林华视公司的合法权益。   吉林华视公司与海口欣益顺公司的陈述意见与武汉港基公司的陈述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是海口市场监管局于2017年9月26日对海口欣益顺公司作出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合法。《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是指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时限、记载事项符合法定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海口欣益顺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向海口市场监管局申请股权变更登记及类型变更登记，并提交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及2017年9月26日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此外翟淑萍的弟弟翟志忠持翟淑萍的身份证原件在海口市场监管局进行了身份读取，在此情况下，海口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审查了海口欣益顺公司提供的公司变更登记的必备文件后对其要求变更登记的事项予以核准，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翟淑萍主张申请材料中2017年9月26日的授权委托书和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翟淑萍”的签名已经司法鉴定证明非其本人签名，进行变更登记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的。但申请材料中的签名是否真实、是否系本人所签，申请变更登记时公司是否存在民事纠纷，均不属于海口市场监管局办理变更登记行为时应当予以审查的事项。海口市场监管局根据海口欣益顺公司提交的符合申请变更登记要求的资料及能够证明翟淑萍身份的有效证件，对股权变更核准登记，已尽审慎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翟淑萍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一、以虚假材料获取公司登记的问题。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为由，认为海口市场监管局应当在知道登记变更登记的材料中的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更正。对此，本院认为，翟淑萍自认其与武汉港基公司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由武汉港基公司向翟淑萍收购海口欣益顺公司97%股权。根据上述两份协议约定的内容，作为甲方的翟淑萍应当按照作为乙方的武汉港基公司的要求签署目标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全部手续资料和股东权利的授权文件。在收到全额股权转让款后，应当办理股东等变更登记及备案事宜。另还约定了在武汉港基公司将1000万元支付给翟淑萍并将剩余款项15569197.55元存入共管账户当日，翟淑萍负责到工商部门办理手续将其名下海口欣益顺公司的47%股权变更到武汉港基公司名下，将欣益顺的50%股权变更到武汉港基公司指定的吉林华视公司名下。已查明，武汉港基公司已向翟淑萍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1668316元，并向翟淑萍与吉林华视公司的共管账户中支付了1700万元，就此可以推定海口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结果上并未违反翟淑萍与武汉港基公司双方协议的内容，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翟淑萍在本案当中主张与武汉港基公司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问题等民事纠纷，不属于海口市场监管局在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中应当审查的事项，亦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翟淑萍可通过法律途径另行主张其合法权利。综上，一、二审法院认为翟淑萍撤销海口市场监管局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翟淑萍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翟淑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翟淑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胡春城   审 判 员 罗金洁   审 判 员 王 鉴     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李梦姣   书 记 员 邢晓萌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   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七条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   （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企业登记程序规定》   第九条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是指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时限、记载事项符合法定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