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1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四新养殖有限公司，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四新村。法定代表人：柳英俊，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德源，湖北才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柳英俊，男，194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公民身份号码码420102194802112034，系武汉市四新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德源，湖北才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功刚，男，196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萍，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杜功建，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武汉市四新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新公司)、柳英俊与被上诉人杜功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2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新公司、柳英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杜功刚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判决错误。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一审中杜功刚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为复印件，而非原件，且杜功刚自始至终未提供原件。该协议共两页，加盖了骑缝章，第一页与第二页无论怎样比对，骑缝章都无法吻合，显然两张纸上的骑缝章不是同时盖的，故协议复印件真实性存在太多无法排除的疑点。根据柳英俊提供的《拆迁补偿实情》，可以证明拆迁补偿总价款仅为1,450万元，扣除应付给第三人的29万元和应缴税款38万元，剩余1,383万元。第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柳英俊提交证据证明2019年1月29日所写的书面还款承诺是在杜功刚的胁迫下作出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判决不支持柳英俊的抗辩，认可此份还款协议，但原审法院未按照这份协议约定的“按200万元结算”认定杜功刚应得的拆迁补偿款金额，自相矛盾。第三，原审法院不顾双方签订的还款书面承诺，导致判决依据错误。杜功刚未提供证据证明柳英俊将拆迁补偿款转给他人，一审法院认定“柳英俊将拆迁补偿款转给他人”没有依据。即使柳英俊将拆迁补偿款转给他人，也不能说明柳英俊不履行还款承诺约定。杜功刚在柳英俊刚刚收到拆迁补偿款的时候就向法院起诉，没有给柳英俊合理的履行期间。杜功刚辩称，1.关于补偿协议效力问题，拆迁补偿是柳英俊与拆迁部门签订的，杜功刚不可能有原件，只能通过一些途径拿到复印件，所以开庭时我方申请法院调查核实补偿协议的真实性。这个证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开庭时一审法院也将其调查取证的情况向双方告知，说明证据原件是政府备案不能调取，只能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其真实性，所以协议是真实的。2.一方面认可录音、一方面又对承诺书认定的问题。录音材料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不能认定柳英俊是受胁迫签订的。承诺书是双方协商、杜功刚不断让步而做出的，也是柳英俊书写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的认定并不矛盾。3.我方是在柳英俊承诺之后拒绝付款，我方不得已而起诉。4.我方诉讼保全时发现，拆迁款7,607,890元在2019年2月2日打给四新公司名下后就迅速转给其法人儿子名下，所以我方保全的时候并未查封到四新公司的资金。综上，我方认为我方证据充分，应支持我方的诉求。杜功建二审未发表任何诉讼意见。杜功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新公司给付杜功刚投资拆迁补偿款1,600,000元，柳英俊对给付该笔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由四新公司、柳英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四新公司（甲方）与杜功刚以第三人杜功建名义签订《投资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为扩大生猪生产，特邀请乙方进行投资，投资意向额度为1,000,000元，采取分期分批投入形成，以最终双方确认的数字和凭证为准。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五年。合作期内如遇政府征用猪场，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投资本金，另按投资额兴建猪舍的面积乘以政府补偿价格的一半，所得出的金额作为乙方投资的补偿。杜功刚投入资金100余万元。2018年9月30日，湖北百利恒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四新公司（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因武汉市北湖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需要，双方就乙方拆迁补偿事宜达成协议：房屋坐落于八吉××渡口村，乙方被收购房屋价值补偿共计12,343,867.10元（9782.32×1300=12269816，4.74×102=483.48，250.33×294=73567.62），其他补偿4,059,469.78元（未登记建筑补偿或自拆奖励费291,842元，设备设施搬迁补偿费45,489元，室内、外附属设施补偿费755,116.8元，室内装修补偿费2,185,910.7元，停产停业补偿费781,111.28元），以上补偿合计16,403,336.88元。2018年11月21日，柳英俊向宋春艳转账1,000,000元。2019年1月29日，柳英俊出具承诺一份，载明“杜功刚2008年到柳英俊四新公司投资建场，分得建筑面积贰仟平方猪舍，目前该场已拆迁，由于拆迁价格很低，杜获利很少。经多次反复协商，杜要求最少获款200万。柳再三强调难以接受，考虑到杜也有难处，无法让步，且还是亲戚关系，同意按200万结算，已付100万，款到再付100万”。一审另查明，2010年10月8日，柳英俊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收猪场修建费壹拾万元整，猪场征用后杜功见（建）修建费拾万元和两百平方征用费一次性付清”。2017年12月6日，柳英俊向祝萍转账650,000元。同日，杜功建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杜功建借钱还万艳，投资矿山方欠，收币大写：陆拾伍万元整”。柳英俊向法院提交一份录音资料，时间、地点不明，在场人为柳英俊、杜功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萍。杜功刚肯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录音内容为双方就上述拆迁款问题进行讨论，柳英俊表示杜功建对其进行了威胁，杜功刚表示其与杜功建也有冲突。上述事实有拆迁补偿协议书、投资协议、字据、录音资料、转账凭证、收条、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杜功刚以杜功建名义和四新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的权利义务由杜功刚承受。现双方均认可杜功刚通过投资分得面积2,000平方米猪舍，《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每平米价格为1,300元，计算可得杜功刚通过所2,000平方米猪舍可分得拆迁款应为2,600,000元。现四新公司仅支付1,000,000元，尚有1,600,000元未支付。故对杜功刚要求四新公司给付杜功刚投资拆迁补偿款1,600,000元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柳英俊主张上述承诺系在胁迫下作出，并提交录音材料作为证明，法院认为上述录音发生时间、地点不明，且录音内容中没有柳英俊受到杜功刚威胁而作出承诺书的表示，故对此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柳英俊主张其向杜功建的还款应视为向杜功刚的还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杜功刚认可向杜功建还款视为对其还款，故对此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杜功刚要求柳英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因柳英俊系四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功刚在主张权利时，其向杜功刚出书面承诺，表示同意给予杜功刚2,000,000元的补偿，虽然双方对此未达成最终合意，但柳英俊对杜功刚的债权是予以认可的，自愿加入承担还款责任，故柳英俊应对四新公司与杜功刚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四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杜功刚支付投资拆迁补偿款1,600,000元，柳英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四新公司、柳英俊负担。本院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表示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柳英俊本人称，其代表四新公司与湖北百利恒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只能提交在一审中提交过的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协议也没有在其他部门备案留存，拆迁补偿款总额为2098万元，杜功刚所称最后一笔拆迁款于2019年2月2日到账四新公司指定账户属实，因为柳英俊对外有不少欠款，故款项到账后很快就转到柳英俊之子账户以便于偿还债务，2017年12月6日柳英俊向祝萍转账的65万元，系因柳英俊自己的房子拆迁，而杜功建在拆迁办工作找柳英俊要的好处费。杜功刚一方则称，2019年1月29日杜功刚与柳英俊达成按总额200万元支付拆迁补偿款的协议，前提条件是柳英俊在拆迁款到账后立即向杜功刚付款，但柳英俊却在拆迁款到账后立即转走款项并拒绝付款，故杜功刚有权要求柳英俊支付实际应补偿拆迁金额。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柳英俊在一审中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照片显示，该协议中除载明补偿总额为2098万元外，有关拆迁面积、计算单价、补偿明细等重要内容均未写明，且协议尾部签字盖章处仅有甲方委托代理人胡斌和乙方委托代理人柳英俊的签名。一审中经杜功刚申请，一审法院至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办事处调取四新公司与湖北百利恒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其内容与杜功刚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内容一致。2.2019年1月29日柳英俊所出具书面承诺中，亦有杜功刚签名。3.杜功刚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中载明，四新公司拆迁补偿款总计为16,403,336.88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杜功刚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应否采信；二、四新公司应给付杜功刚的投资拆迁补偿款为260万元还是200万元。一、关于杜功刚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应否采信柳英俊确认系由其代表四新公司与湖北百利恒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其二审中却表示仅能提交一审中提交过的拆迁补偿协议，而从其一审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照片所显示内容来看，该协议众多内容空白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柳英俊有关拆迁补偿协议未在其他部门备案留存的说法也不合常理；杜功刚非四新公司与湖北百利恒置业有限公司拆迁补偿协议合同方，无法提供协议书原件应属合理，且经一审法院就案涉拆迁协议调查收集证据，所调取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与杜功刚提供的拆迁协议复印件一致，故综合前述事实，一审法院采信杜功刚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二、四新公司应给付杜功刚的投资拆迁补偿款为260万元还是200万元二审中，四新公司、柳英俊、杜功刚均认可2019年1月29日柳英俊所出具承诺的真实性，但四新公司、柳英俊坚称该承诺系受胁迫出具，且不愿意按该承诺履行，杜功刚则认为该承诺中有关按200万元结算的一致协议系附条件，在柳英俊违约的情况下杜功刚有权要求据实结算。本院认为，四新公司、柳英俊无证据能够证明该承诺系受胁迫出具，故本院对其关于受胁迫出具承诺的说法不予采信。杜功刚在该承诺中签名，与四新公司、柳英俊当日即达成按200万元结算的一致协议，但四新公司、柳英俊不愿意按该承诺履行，且在最后一笔款项到账后立即转走，已构成根本违约，在杜功刚未明确表示放弃权利的情况下，杜功刚有权解除之前达成的按200万元结算的协议。杜功刚明确要求据实结算拆迁款并起诉主张260万元的行为，即为对200万元结算协议的合法解除。又鉴于二审中柳英俊自述拆迁款总额2,098万元，远高于杜功刚所提交《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中载明的拆迁款总额1,640万余元，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杜功刚投资分得的2,000平方米猪舍面积，及《拆迁补偿协议书》中列明的每平方米1,300元单价，确定四新公司、柳英俊应支付杜功刚总额260万元拆迁款并无不当，扣除已支付的100万元后，四新公司、柳英俊还应向杜功刚支付剩余160万元拆迁款。综上所述，四新公司、柳英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武汉市四新养殖有限公司、柳英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鑫荣审判员  丰 伟审判员  张文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严洁书记员陈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