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60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忠安，男，回族，1954年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宁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航，商丘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龙，河南宇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法定代表人：彭建红，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玲，河南瀛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河南瀛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忠安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公司”）、邱玉贤、刘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审过程中，刘忠安申请撤回对被告邱玉贤、刘进的起诉，原审裁定予以准许。不服宁陵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3民初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忠安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建航、王文龙，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可玲、李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忠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超过诉讼时效)。1999年1月26日宁陵县人民政府为建设中路和新吾北路、道路总长2493米。承包给被上诉人于1998年10月开工,1999年8月竣工。当时预算价上报宁陵审计委报价19600000多元。上诉人经人介绍到工地干活,完工后经结算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劳务费467500元。上诉人多次催要对方就是不给,打电话不接也不见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上诉人和其他人到被上诉人处讨要此款,走到后被上诉人只支付了路费。在讨薪未果的情况下到县政府要钱而政府拒不偿还,也不给说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上诉人为债权由攀枝花授权的刘进经理多次到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讨要工钱,参与人员有:刘进、刘忠安、杜世同、崔起云、史友明等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与法不符,完全违背了国家法律规定。二、一审认定欠条中加盖公章系刘进(身份证名为刘玉河)私刻,欠条不真实认定错误。当时,县政府张欣县长、建设局鲍中华局长曾通过电视台发出通知:民工修建设路、新吾路工资款、材料款、机械费等各项欠款设在宁陵银河宾馆内进行统计。一审法院认定了攀枝花公司授权了邱玉贤、刘进为公司副经理，并授权了刘进等人对工程有关技术、质量检验、现场管理、支付等方面工作均由他们全面负责。那么刘进(刘玉河)代表了公司行为,不是刘进个人行为,认定公章私刻应该依法追究刘进的法律责任。对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只有刘进给上诉人打个白条,刘进及被上诉人偿还该款是合理合法的。而一审法院极力袒护了对方,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上诉人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认定该欠条不真实，系刘进私刻公章无任何法律依据。该欠条公章系刘进私刻公章,在哪里刻的,为什么当年不追究刘进私刻公章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已授权给刘进、邱玉贤等人。刘进出具的欠条就是真实的合法有效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攀枝花公司辩称，本案上诉人据以提起诉讼的欠条不具有真实性，且即使仅从欠条本身来看，上诉人的起诉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刘忠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劳务费（包含工资、机械费等）467500元及利息，并依法让三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9月22日，宁陵为修建县城建设路中段和新吾路北段与被告攀枝花公司签订了公路建设工程合同，并于同年9月24日在宁陵公证处公证。为便于对此工程的管理，被告攀枝花公司于1998年10月20日任命该公司副经理樊永革为宁陵建设路、新吾路工程的项目经理，邱玉贤、刘进为副经理，并授权上述三人凡是与工程有关的技术、质量检验、现场管理和结算支付等方面工作均由他们全面负责。并任命邱玉贤、刘进主持日常工作，下发了委托书。原告刘忠安经人介绍到工地干活，在工程完工后原告以被告攀枝花公司未支付劳务款为由起诉至法院。另查明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于1999年变更名称为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刘玉河，乳名为刘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本院作出的（2000）宁经-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1）宁刑初字第002号卷宗材料均可证实，原告主张的涉案工程存在，被告攀枝花公司对刘进的授权行为已予以认可，本案欠条中加盖的“攀枝花公路桥梁总公司宁陵项目经理部”印章系刘进私刻，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欠条的真实性，不能证明欠款应由被告攀枝花公司支付，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称自欠条出具之日起一直找被告公司要求支付劳务费并采取到公安机关报案、到处信访等形式催要劳务费，但均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2017）最高法行申2608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申诉信访不是法定的救济途径，而是一种诉求表达机制，通过信访反映诉求还是通过诉讼寻求救济，是民众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渠道的选择。但是，通过信访反映诉求未果后提起行政诉讼，仍应受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限制，因信访耽误的时间也不是法定可以延长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的论述，即使原告存在信访行为，也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原告称欠条签订日期为2000年，至起诉之日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忠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12元，由原告刘忠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庭审提交证据：1、委托书（2007年），证明刘进于2007年2月26日委托原告刘忠安等人向被告讨要所欠民工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2、原告到外地要账火车票。证明原告刘忠安于2012年3月至2016年9月多次乘坐火车去外地找刘进、邱玉贤讨要欠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3、刘忠安修路民工款清单。证明被告拖欠原告民工款46.75万元真实可信。4、宁陵城建指挥部结算通知书，证明被告欠原告的涉案的民工款的事实存在。5、原由。证明原告刘忠安等农民工修路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路修好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6、民工十八年讨债血泪史。证明原告等民工讨债的过程。自2001年起原告就迈上了艰辛的讨债之路，时至今日讨债的步伐从未停止。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延长。7、被告地理位置图。证明原告曾于2016年9月份到被告处讨要民工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8、四川三木律师事务所伍臣君提供的电话。证明原告曾于2010年7月份去被告公司讨要所欠民工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9、报案材料。证明原告等人曾于2010年7月份向被告所在的的公安机关报案讨要民工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10、2019年宁陵县人民法院所作（2019）豫民初944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页。证明宁陵县法院已认定刘进为修路项目经理，有权给民工结算、打欠条。11、委托书（1998年）。证明追加邱玉贤为被告的原因。因为其为被告公司的被委托人，知道本案的内情。12、邱玉贤的照片。证明邱玉贤的长相。13、原告被打伤的照片。证明原告刘忠安于2016年因讨要被告所欠民工款被打伤的情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延长诉讼时效存在正当理由。14、商丘市政府督办查办事项通知单。证明被告拖欠原告民工款的事实存在。15、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传票、拘留决定书。证明原告因涉案民工款纠纷被起诉到法院。说明原告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间都一直在向被告请求履行所欠民工款的义务，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延长。16、情况反映。证明2009年10月份原告等人向领导反映请求被告向原告履行欠民工款义务。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延长。17、上诉状。证明2010年2月份原告等人向宁陵县政府及被告表达诉求，请求被告向原告履行履行所欠民工款的义务。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延长。18、关于公章备案的说明。证明邱玉贤私开公章，和原告等民工无关。结果造成民工款拖延兑现至今，属于诉讼时效中断、延长的正当理由。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总的意见，上诉人所提交的均不是新证据，依法不能作为二审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即使从证据本身来看也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上诉人没有提供原件，不具有真实性，且上诉人据以起诉的欠条是刘进出具，而这一份委托书竟然又是刘进委托上诉人讨要欠款，本身就相互矛盾，恰恰证明上诉人据以起诉的欠条不真实；证据2上诉人提供的共两张复印件，但只有一张原件，同时，这些火车票显示的往来地点分别是乌鲁木齐、长春、衡水、武昌、郑州等地，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和关联性；证据3没有原件，且是一份没有任何人签字和盖章的文字材料，不具有任何证明力，是上诉人一方单方出具；证据4没有原件，不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5和证据6均没有原件，这两份均是没有任何人签名盖章的文字材料，从内容上来看，是上诉人以第一人称进行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证明力，同时，从这两份材料与上诉人据以起诉的欠条对比可以看出其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恰恰证明欠条不具有真实性；证据7是通过互联网搜索打印下来的一张地图，对于上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不具有关联性和证明力；证据8仅仅是一张记载有一定信息的纸条，根本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所说的由谁来提供，也不显示任何年份，不具有任何证明力；证据9不具有真实性，并没有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相印证，这一份单方书写的报案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且这一份报案材料显示报案人有刘进的名字还有刘玉河的名字，实际上刘进和刘玉河是一个人，这份报案材料显示刘进和上诉人是同一方当事人，而上诉人所据以起诉的欠条却显示刘进与上诉人是相对的两方当事人，明显自相矛盾；证据10就是本案的一审判决书，本身不属于任何证据形式；证据11委托书没有原件，且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是追加邱玉贤为被告的原因，与本案无关；证据12邱玉贤的照片既没有原件，也不能证明照片上的人就是邱玉贤，且不显示任何年份，不具有证明力；证据13上诉人被打伤的照片没有原件相印证，且照片本身并不能反映任何信息，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14显示的是相关部门曾经接到过上诉人关于欠款的反映，但究竟反映是否属实，该证据并不显示，而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证明在这份督办通知单显示的日期之前，政府已经将建设路、新吾路建设工程的全部工程款结清；证据15所有的传票和拘留决定书均显示案由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关联性；证据16也是一份没有任何签字盖章的文字材料，也不显示任何年份，仍属于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证据17上诉状实际上是一份反映材料，其落款既有上诉人又有出具欠条的刘进，本身自相矛盾，从内容来看，其反应的事实是在建设路、新吾路工程结算完毕之后，这些署名的人又以难工难方为由向有关部门反映追加工程款，但这一事实已经被刑事案件所确认是一种寻衅滋事行为，刘进还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恰恰表明上诉人所据以起诉的欠条是在刘进以难工难方为由寻衅滋事犯罪过程中，所使用的虚假欠条，不具有真实性；证据18同样是一份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签字和盖章、落款时间的单方文字材料，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刘忠安二审申请案外人邱玉贤参加诉讼，因其一审起诉时已经起诉邱玉贤，在诉讼中自愿撤回对邱玉贤的起诉，故对上诉人关于追加邱玉贤参加诉讼的申请不予支持。刘忠安在原审时称欠条出具人刘进已经去世，故撤回对刘进的起诉。刘忠安提交的拖欠款清单系单方书写，无相应人员签字。上诉人刘忠安自认工程1999年8月竣工，主张债权的欠条出具时间为2000年11月5日，本案立案受理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刘忠安二审所提交的证据二火车票所显示到达地点为乌鲁木齐、长春、衡水、武昌、郑州等城市，而被上诉人公司住所地为四川省攀枝花市，上诉人无相印证据佐证火车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刘忠安提交的书写的要账行为、报案材料、情况反映属于当事人陈述。2005年7月28日-2008年6月23日刘忠安、刘亚与杨柱祥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传票及拘留决定不能证明向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关联性。上诉人提交的商丘市整治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办公室督办查办事项通知单时间为2007年3月1日，该证据时间较为客观。欠条出具时间2000年11月5日，至2019年3月20日提起诉讼，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至2019年3月20日不超诉讼时效。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另查明，刘忠安主张债权的欠条出具时间为2000年11月5日，欠条出具人为刘进，刘忠安一审起诉刘进为被告，刘忠安在原审时称欠条出具人刘进已经去世，故撤回对刘进的起诉。本院认为，刘忠安二审所提交的火车票所显示到达地点为乌鲁木齐、长春、衡水、武昌、郑州等城市，而被上诉人公司住所地为四川省攀枝花市，上诉人无相印证据佐证火车票与催要本案主张债权的关联性；刘忠安书写的要账行为、报案材料、情况反映属于当事人陈述、自行制作。刘忠安在起诉状中称工程于1999年8月竣工，刘忠安主张权利的欠条出具时间2000年11月5日，至2019年3月20日提起诉讼，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至2019年3月20日提起诉讼不超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刘忠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12元，应由刘忠安负担，本院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朋审判员  宋 健审判员  王颖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彭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