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2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5015号中银大厦A座25楼。法定代表人：徐国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顺荣，广东尚玖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魏崇顺，男，196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焕祺，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新民，男，195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广东广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三亚市林业局。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70号。法定代表人：陈斌，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信达公司）、魏崇顺与被申请人胡新民、原审被告三亚市林业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琼02民终21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二审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7）琼民申9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对原二审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万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顺荣、魏崇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焕祺,被申请人胡新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原审被告三亚市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信达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1.依法撤销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原二审判决；2.依法改判魏崇顺无须支付胡新民工程款2817328.17元及利息，万信达公司无须对魏崇顺所欠胡新民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胡新民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第一，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层层转包中的转包人的责任承担范围认定错误。原二审判决第25页认定事实如下：本案中，万信达公司将承包的涉案工程转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魏崇顺，魏崇顺又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胡新民。即三亚市林业局是发包人，万信达公司属于转包人，魏崇顺为违法分包人。该事实对各主体的地位认定正确。原二审判决根据以上事实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判决认为：胡新民所承包的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其作为本案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各转包人及违法分包人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万信达公司应对魏崇顺所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此判决认定万信达公司应当承担全部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53号再审裁定确立了如下规则：实际施工人请求转包人对违法分包人所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有违合同相对原理，也没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依据，转包人只在欠付违法分包人的款项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原二审判决在万信达公司已经付清违法分包人工程款的情形下，判决万信达公司对违法分包人所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所确立的规则，属于典型的错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民再60号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东海公司）等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中，将其中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违法分包人的责任认定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提字第96号黄裕明与汕头经济特区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汕头振桥（集团）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中提到：“黄裕明作为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保税区主张工程款，实际上行使的是代位权。”最高人民法院判例中将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欠款的责任认定为合同法的代位权，为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该司法解释找到了立法依据，同时认为无直接合同关系的违法分包人的责任也是欠付工程款内承担责任。这两个案件并不冲突，可以理解为无论中间出现多少次违法分包，但实际施工人都可以向中间违法分包人、转包人、发包人三类人行使代位权。2008年《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要求支付工程款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被告参加诉讼。建设工程因转包、违法分包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只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江苏省诸多判例因为错误理解此条款而依据此条解释判决转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全部连带责任。但是，江苏省高院已经于2018年6月12日召开第六次审判委员会，作出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18]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第五大条“民事责任承担”中第23条规定：“建设工程因转包、违法分包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前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举证证明其已付清工程款的，可以相应免除其给付义务。发包人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即转包人如果给下一手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付清了工程款，其就无需再承担连带责任。结合以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以及江苏省高院的解答分析，胡新民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起诉转包人是基于代位权法理基础，而代位权能够得到支持必须基于转包人欠付违法分包人的工程款，本案中，万信达公司已经付清魏崇顺所有工程款，因此万信达公司作为转包人自然无须承担代位权所引发的法律责任，无需对实际施工人胡新民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原二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采用了错误的鉴定报告，导致判决错误。原一审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海泓信（鉴）字第0131号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采用了三亚市审计局的审计单价进行计算，而未依据魏崇顺与胡新民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所约定的单价进行计算，导致得出完全错误的鉴定结论。本案中，假设胡新民完成了A1、A2的全部工程的施工，双方所约定的工程总价为人民币2,839,424元，而胡新民只完全了A2工程的大部分以及A1工程一小部分，鉴定结论竟然是400多万，也就是说鉴定结论比胡新民完成全部工程所应得的工程款还多了100多万，该鉴定结论明显错误。本案是层层转包的案件，依据常理，层层转包中，自然牵扯到管理费的收取以及利润的盘剥，胡新民作为最后一手转包人，到其手上的工程款应当依据其与违法分包人魏崇顺的工程施工合同进行结算，至于万信达公司或魏崇顺若收取了高额的管理费，应当由法院进行收缴。该部分利益应当不归于同样存在违法行为的胡新民。胡新民作为最后一手的违法分包人，竟然可以按照转包人与业主所结算的单价得到工程款。违法分包合同无效，却能够得到比有效合同更多的利益，有违法律的惩治违法行为的价值取向。综上，原审工程鉴定报告计算方法和依据存在错误，鉴定结论有违逻辑和常理，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支持万信达公司的再审请求。针对万信达公司再审申请，胡新民辩称：首先，万信达公司再审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层层转包中的转让责任承担范围认定错误”，实际上系其有意歪曲事实、混淆发包人、转包人等概念，其所举案例的相关事实与本案完全不同，不具备参考价值。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二百七十二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对建设单位、发包人、施工单位等内涵进行明确。建设单位是指建筑工程的投资方，对该工程拥有产权。建设单位也称为业主单位或项目业主，合同中也称为发包人，指建设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或投资者，它也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主体。主要履行：提出建设规划和提供建设用地和建设资金的责任。2.本案中，三亚市林业局系发包人（发包单位），亦称建设单位、业主，是涉案项目的招标单位、投资方，万信达公司为承包人（承包单位），又称施工单位，具备相应的建筑企业资质，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承担涉案工程的施工任务，而万信达公司系借用资质给魏崇顺（即同意魏崇顺挂靠其名义承揽涉案工程），并不因此取得发包人地位。万信达公司在原一、二审庭审中自认为是本案发包人显然是对发包人概念含混不清或有意曲解概念，并错误认为只在欠付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再审时又辩称其系转包人，只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担责。姑且不论其自认转包本身也是非法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事实上，万信达公司系出借资质给魏崇顺挂靠经营，收取5%的管理费，并非其辩称的非法转包，非法转包一般会赚取20%左右的工程款价差，故万信达公司抗辩系非法转包不能成立。3.万信达公司所举案例的相关事实、诉求、涉诉主体与本案均不相同。再审申请书中，万信达公司举了三个判例以说明转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在（2015）民申字第1053号案中，涉及诉讼主体及个人多达五、六方，与本案有着明显区别。云天公司、汉邦公司系中标施工单位，但两单位均层层转包，每个转包人均赚取了工程款价差，实际施工人所获得的工程款与施工单位转包的价款相差很大。在（2016）民再60号案中，金东海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后转包给宏大广航公司、宏大广航公司又转包给诺厦公司实际施工，每层转包关系中的工程价款有明显差距，系典型的非法转包关系，与本案明显不一致，包括实际施工人诉求及所涉建设工程合同的各诉讼主体也不一样，如该案发包人路桥公司并未参与诉讼。在（2013）民提字第96号案中，与万信达公司类似地位的承包人并非诉讼主体，仅为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欠款纠纷，且再审申请书所称的“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实际上行使的是代位权”系二审法院认定，最高院认为该认定错误，撤销了二审民事判决。万信达公司所举案例均为典型的非法转包工程，不仅有相关转包协议约定，还有各层转包工程款价差为佐证，与本案万信达公司出借资质给魏崇顺挂靠经营、仅收5%的管理费完全不同，不具备参考价值。其次，虽万信达公司与胡新民未直接签订施工合同，但万信达公司将资质借给魏崇顺经营涉案工程，无论从法理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角度分析，魏崇顺以其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非法转包涉案工程产生的质量及付款等义务，万信达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以下作逐一分析：1.连带责任的承担以约定或法定为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无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只能坚持法定原则。由于立法具有滞后性，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某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如法院认为不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将明显违背社会一般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认知，并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况下，法院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判决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且此种裁判方法也具有法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依据。2.在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当事人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常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公报等形式创设连带责任。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故在被告的某种违法行为的本质和危害结果与法律规定的某种连带责任的情形相当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参照法律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故该指导案例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可以参照适用。3.从法理层面来看，在建筑领域，为保证工程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连带责任。在建设工程领域有两条底线，一是建设工程的质量必须得到保证，二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付出劳动的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及农民工的工资必须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七条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与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按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建筑物的质量出现问题会危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因层层转包、分包工程导致拖欠工程款进而导致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引发上访乃至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其危害后果不亚于因工程质量问题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其行为违法，有过错，具有可归责性，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也应当判决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及被挂靠人对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承担连带责任。4.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层面来看，判决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有相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4条：缺乏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请求出借方与借用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资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4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该条款中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并不限于与实际施工人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在建设工程层层转包、分包的情况下，该条款中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还应当包括未与实际施工人建立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及出借资质的被挂靠人。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因转包、违法分包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只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012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3条规定:“实际施工人的合同相对人破产、下落不明或资信状况严重恶化，或实际施工人至承包人（总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均为无效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包括发包人在内为被告的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2条：“实际施工人主张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如何处理？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接工程后，又将工程进行分包或转包，实际施工人主张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应区分情形处理：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挂靠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承担付款责任。”从国内部分高级法院日常司法实践中可知，被挂靠人或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系明确而具体的。6.从全国相关地区审判案例来看，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等都倾向于非法转包人、被挂靠人对拖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详见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据此分析，不管是否与实际施工人建立了直接施工合同关系，在拖欠实际施工人工程款纠纷案件中，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及被挂靠人均属于适格被告。对于未与实际施工人建立直接施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及被挂靠人而言，如法院一方面将其列为案件被告，另一方面又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判决其不承担民事责任，就会出现在诉讼程序上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被挂靠人是适格被告而实体上却没有任何承担责任可能性的逻辑悖论。综上可知，在建设工程层层转包、分包及违规挂靠经营的情况下，与实际施工人建立了直接施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和挂靠人应对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直接付款责任，其他未与实际施工人建立施工合同关系的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及被挂靠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魏崇顺系挂靠万信达公司经营涉案工程，证据确实充分。不管魏崇顺与万信达公司内部如何约定责任，但无论从法律上看，还是从形式上讲，魏崇顺对外都是万信达公司涉案工程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万信达公司出借资质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且明知胡新民系实际施工人及魏崇顺拖欠答辩人工程款的事实，仍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魏崇顺，存在明显过错，加之万信达公司也是实际受益方，其承担工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合情合理合法。本案中，魏崇顺借用万信达公司的资质进行挂靠经营，中标了三亚市林业局发包的涉案工程，而魏崇顺在施工过程中一直作为万信达公司涉案工程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从魏崇顺一审提供的证据一中与胡新民签订的《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证据四与张军、王刚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书》均可看出），承担项目的实际管理与盈亏，而魏崇顺以涉案工程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胡新民施工，胡新民承担了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任务和现场管理、缺陷维修责任，意即本应由万信达公司履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义务，其实由胡新民实际履行。万信达公司一直辩称系转包给魏崇顺，但其并未参与过工程管理，也未按惯例赚取工程款价差，仅收取5%的管理费，与非法转包的行业惯例明显不一致。在一审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要求提交内部协议的情况下，万信达公司和魏崇顺均拒绝提交，导致相关事实无法查清，万信达公司和魏崇顺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应按胡新民所述认定双方系挂靠关系。万信达公司允许魏崇顺借用资质挂靠经营，该“借用资质”行为系国家法律所明确禁止，主观上有明显过错。万信达公司通过出借资质给魏崇顺挂靠经营、胡新民组织队伍辛勤施工，不仅取得了工程业绩，还坐收渔利，获得工程价款5%的管理费。此外，在施工过程中，由于魏崇顺拒绝支付工程款，胡新民多次到三亚市林业局维权，也曾发送信函给万信达公司，要求其扣留应支付给魏崇顺的工程款。但万信达公司明知胡新民系实际施工人及魏崇顺拖欠胡新民工程款的事实，仍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魏崇顺，系其另一项重大过错。万信达公司作为被挂靠方，以及实际受益方和明显的过错方，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工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合情、合理、合法。最后，万信达公司诉称“原审判决采用了错误的鉴定报告，从而导致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的抗辩不能成立。由于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不明、总价亦暂定，故万信达公司认为应按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进行鉴定无法进行，也不公平、不合理。不论是哪份施工合同，在第一条第5点均约定“本工程总造价暂定人民币283万元或353万元，V型槽边坡综合单价160或200元/m2”，以及约定”以甲方涉案工程的投标清单为依据（按实际完成工作量）对乙方办理结算，结算价以双方确定单价为依据。如有变更且清单中无单价的项目，双方另行商定该项目单价。”该条款中明确的总价及单价系暂定，并非包干价或固定总价，不能作为结算的最终依据。由于双方无法确定结算的单价，且对工程量等事实存在较大争议，一审法院根据胡新民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鉴定时，鉴定单位采用了胡新民及魏崇顺提供的证据材料，制作了鉴定报告。施工合同约定按照投标清单为依据进行结算，鉴定单位正是以此为依据，政府部门审计也是按照投标清单的价格进行的。涉案工程审计的总价超过1000万元，施工合同约定的价款如系包干价、固定总价显然不合常理。万信达公司辩解没有事实依据。鉴定报告出具后经多次庭审质证，并由鉴定人员出庭接受各方质询。本案鉴定报告客观、公正，程序合法，两级法院采信该鉴定报告合理合法。施工合同仅约定部分施工工艺的单价、其它部分工程量系参照投标清单计算，且总价系暂定，本案并不具备直接参照合同约定付款的条件，万信达公司系片面理解司法解释条款，其再审诉称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施工合同无效，工程造价系暂定，且大部分工序单价未确定，工程量亦存在极大争议，在本案中并无直接参照合同付款的条件，胡新民也并未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因涉案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已经政府审计，有明确的工程量及单价，合同约定亦是按照投标清单为依据办理结算，鉴定单位据此鉴定造价并无不妥。万信达公司再审申请理由于法无据。综上，万信达公司再审诉求不能成立，恳请驳回其全部再审请求。魏崇顺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胡新民对魏崇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首先，原二审判决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1.原判决认定“鉴于现有证据证明A1锚固工作及A2山体临电安装、临时道路均为胡新民施工”，但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并无证据能证明该部分事实，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涉案工程非胡新民一人实际施工，非胡新民完成所有的工程量，亦非由胡新民通过验收合格后交付三亚市林业局，所有竣工验收均由魏崇顺与万信达公司来完成，胡新民仅是施工人。对胡新民在工程中的地位认定，原二审判决认定不清。3.胡新民不是本案涉案工程唯一的施工人，对此魏崇顺提供大量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工程开始后，由于胡新民未按约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且施工队伍人员紧缺、技术实力差，无法在规定施工期限内完成整个工程项目，魏崇顺经书面告知胡新民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其他班组。但一、二审罔顾魏崇顺在涉案工程中的总承包地位与胡新民未实际完成施工的即成事实，先入为主地认定“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由胡新民实际施工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三亚市林业局”，缺乏证据基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实属认定错误。其次，原二审判决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1.由于胡新民施工中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工程项目，魏崇顺多次要求增加施工人员及设备，胡新民均不予理会。故魏崇顺于2011年7月2日向胡新民发出欲将剩余工程分包给其它班组施工的书面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一）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三）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由于胡新民未能按期履行合同主要义务，魏崇顺与胡新民之间的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糾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合同解除后魏崇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胡新民相应的工程价款，而原二审判决根据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来确认胡新民实际完成的涉案工程造价为4,185,018.17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2.魏崇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证明其在涉案工程中为总承包地位。涉案工程全程由魏崇顺安排施工及交付验收，魏崇顺在向胡新民分配施工工程项目时，对其工作量与单价都作出了明确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计算工程款。一审法院忽视魏崇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据一份不公正的鉴定报告书，无视魏崇顺在涉案工程中的总承包地位，无视双方之间对工程价款计算方法的约定，草率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恳请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胡新民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胡新民承担本案一、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以维护魏崇顺的合法权益。针对魏崇顺的再审申请，胡新民辩称，根据相关证据，魏崇顺的再审辩称不能成立。关于临电安装及临时道路等工程量，根据魏崇顺提交的证据1、胡新民提交的证据18均能充分证明是胡新民在施工，庭审时胡新民也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一审法院将上述项目鉴定的工程造价190,968.46元认定为胡新民的工程量客观公正。施工前，魏崇顺就告知有几个班组参与施工，故胡新民后来将部分工程交给其他班组，胡新民并未否认，魏崇顺辩称通知胡新民解除合同后才分包给其他班组与事实不符，且并无证据佐证，胡新民从未收到解除合同的通知。从胡新民提交的证据，结合现场技术负责人贺肇鑫对胡新民在A1、A2山体相关施工情况的书面确认、一审法院对贺肇鑫的询问笔录，其陈述的内容与各方证据相互印证。鉴定机构亦按照现有证据对胡新民所施工的部分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反映的结论与胡新民实际施工情况一致，并未包含其他班组施工的涉案工程。魏崇顺辩称其属于总承包地位，实际也是自认代表的是万信达公司，与其挂靠万信达公司经营的事实一致。本案中万信达公司系专业承包单位，并非处于总承包地位，魏崇顺挂靠万信达公司经营并不会改变万信达公司在建设工程合同中的地位。因魏崇顺挂靠经营且将涉案工程非法转包，原一审判决认定施工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的精神。由于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且经政府审计，由明确的工程量及单价，鉴定单位据此鉴定并无不妥，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三亚市林业局述称，三亚市林业局系涉案工程三亚市山体复绿Al、A2工程项目的发包人，与万信达公司之间签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其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但对万信达公司将工程总包后转包给魏崇顺，魏崇顺又违法分包给胡新民，甚至可能还分包给其他案外人实际施工、如何施工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结算等情况,三亚市林业局并不了解。三亚市林业局己经将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不应再对任何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涉案工程总造价由三亚市审计局审计价格为10,118,067.92元，三亚市林业局分四次向万信达公司支付了涉案工程的全部工程款项：1.2011年6月14日向万信达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288万元；2.2012年3月2日向万信达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386万元；3.依据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2015年2月3日作出的三劳监函[2015]25号《关于尽快划支黄明忠等33名工人工资的函》，向魏崇顺支付涉案工程款2,812,500元。4.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原二审判决后，胡新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亚市林业局依据生效判决和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7）琼0271执1655号执行通知书，己将剩余工程款565,567.92元打入法院指定的执行帐户。三亚市林业局认为，自三亚市林业局将全部剩余工程款打入法院执行帐户的那一刻起，任何实际施工人与万信达公司及魏崇顺之间关于涉案工程的纠纷都不应当再由三亚市林业局承担责任了。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胡新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信达公司和魏崇顺连带向胡新民支付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人民币3,815,868.05元（具体以造价鉴定为准）及至实际还清工程欠款之日止的逾款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加收50%，自涉案工程审计完成之日至起诉之日的逾款利息为人民币44,215.98元）；2.三亚市林业局在尚未支付的上述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海南省三亚市××区口A1、A2山体恢复绿化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系海南省三亚市市政工程，建设单位为三亚市林业局，三亚市林业局（甲方）与万信达公司（乙方）于2011年4月18日签订了《三亚市吉阳镇（原田独镇）亚龙湾路口A1、A2山体恢复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由甲方将涉案工程发包乙方建设。工程地点：三亚市吉阳镇亚龙湾路口。工程内容：修坡、锚杆、挂网、植生袋，喷混植生、喷浆喷草籽、盖无纺布、V型植生槽、储水池、滴灌系统、截水沟、排水沟、坡脚片石种植槽，景观绿化、养护等（以施工图为准）。开工日期：从监理代表发出开工之日开工。工期：从开工之日算起120日历天。合同价款：中标价9,631,936.55元，结算以三亚市审计局审计结算为准。嗣后万信达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魏崇顺施工。魏崇顺经与胡新民协商后，魏崇顺以三亚山体复绿工程项目部名义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胡新民双方于2011年5月6日先后签订了二份内容基本相同的《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约定，魏崇顺将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给胡新民。工程内容为V型槽、连续喷丝固土植生、坡脚种植槽、滴灌、坡顶截水沟、蓄水池（具体以中标工程量清单工作内容为主）。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为：1、预付款：收到业主预付款后支付本合同总价的20%（71.6万元）给乙方作材料备用款，此款分三次在工程进度款中扣除。2、进度款：采用月结支付的方式。按当月实际完成的工程进度报表（包含增加项目工程）给甲方经甲方确认后，按实际完成量产值的80%支付给乙方，工程进度款按本合同价款进行总量控制。甲方每收到一笔款项按80%的比例7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3、结算方法：本分项目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付至所完工程量价款的90%（收到业主节点款后）；待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通过审计结算完毕后，甲方自接到业主工程结算资料20天内确认后，支付至工程结算价的95%，余款5%在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后无质量问题保修期满再支付。保修期内本分项目工程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协议书还约定了承包形式、工程工期、隐蔽验收和中间验收、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其中一份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约定工程总造价暂定人民2,839,424元（含所有各项、各工序及机械设备等）、V型槽边坡综合单价160元/㎡。另一份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约定工程总造价暂定人民353万元（含所有各项、各工序及机械设备等）、V型槽边坡综合单价200元/㎡。协议签订后，胡新民依约于2011年5月12日进场施工。但因其他原因，原约定的A1工程V型槽、滴灌系统及A2工程山体补充喷播部分工程由魏崇顺交由别的施工队施工。工程约于2012年1月底完工，随后为保证山体复绿效果，胡新民连续两年对工程进行养护。涉案工程于2013年4月12日通过了初步验收，2013年9月6日通过了万信达公司、三亚市林业局及设计、监理单位、三亚市发改委、三亚市财政局、吉阳镇林业站等单位联合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2014年9月25日，三亚市审计局对涉案工程进行了造价审计，最终审定涉案工程A1项目工程造价为6,524,002.18元，A2项目工程造价为3,594,065.73元，合计共10,118,067.92元。2012年12月10日，魏崇顺聘请的亚龙湾路口A1、A2山体恢复绿化工程技术负责人贺肇鑫受魏崇顺委托，对胡新民完成的工程量单方进行结算，确认工程造价为2,955,126.80元。因胡新民认为魏崇顺单方确认的单价过低，对该结算书不予认可，加上魏崇顺未及时拔付工程款，双方遂引起纠纷成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对诉争工程有异议，依胡新民申请，通过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司法鉴定，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海泓信（鉴）字第0131号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结论一、按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鉴定总价为3,994,049.72元；结论二、胡新民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200元/㎡计，鉴定总价为4,133,045.87元；结论三、魏崇顺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160元/㎡计，鉴定总价为3,891,624.47元。如A1锚固工作事实上全部是胡新民施工的，则此锚固工作鉴定总造价为154,269.05元。如A2山体临电安装、临时道路为胡新民施工，则此项费用为36,699.40元。结论一、按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鉴定总价为4,185,018.17元（3,994,049.72+154,269.05十36,699.40=4185018.17)；结论二、胡新民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200元/㎡计，鉴定总价为4,324,014.32元（4,133,045.87+154,269.05+36,699.40=4324014.32）；结论三、魏崇顺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160元/㎡计，鉴定总价为4,082,592.90元。（3,891,624.47+154,269.05+36,699.40=4,082,592.92）。鉴定结论还对魏崇顺主张的其他施工队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鉴定，确认：1、陈秋明施工队，施工内容：A1、A2山体竹脚手架，产生金额197,668元，分摊比例为0.38713，分摊金额76,523.27元；2、颐景园林花木培育中心，施工内容：A1、A2山体第一次喷坡，产生金额67,500元，分摊比例为1，分摊金额67,500元；3、张军、王刚施工队，施工内容：A1山体喷坡，产生金额397,200元，分摊金额0元；4、魏永金施工队，施工内容：A2山体补喷坡，产生金额150,412元，分摊比例为1，分摊金额150,412元；5、甲供材，施工内容：A1、A2山体购买苗木款，产生金额24万元，分摊比例为1，分摊金额12,640元，备注：80株小叶榕；6.杨端创施工队，施工内容：A1、A2山体建造V型槽，产生金额164万元，备注：已扣A1全部工程款。分摊金额0元。对该鉴定报告，胡新民无异议，但对鉴定报告对魏崇顺主张的其他施工队完成的工程量做出的鉴定有异议，认为该项内容并不属于其委托鉴定内容。同时胡新民对第四项魏永金施工队对A2山体补喷坡施工所产生的工程费用150,412元及第五项甲方提供的A1、A2山体苗木款所产生金额24万元，胡新民应分摊金额12,640元这二项鉴定内容予以认可，认为其在施工过程中已签字予以确认，该款应从其所完成工程量中予以扣除。对另外四项内容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报告所鉴定的工程量并未包括这些其他施工队所施工范围。万信达公司主张鉴定结论应按胡新民与魏崇顺双方约定的单价进行计算。三亚市林业局及魏崇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不予认可。另查明，至2015年2月止，三亚市林业局已向万信达公司支付工程款9,552,500元,尚欠万信达公司工程余款565,567.92元。至本案庭审前为止，魏崇顺已支付胡新民工程款合计人民币1,204,638元。一审法院认为，万信达公司与三亚市林业局签订的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万信达公司作为承包人将其承建的涉案工程转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即本案被告魏崇顺，魏崇顺又将该工程部分分包同样无建筑施工资质的自然人胡新民，故胡新民与魏崇顺双方签订的二份《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合同。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由胡新民实际施工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三亚市林业局。故魏崇顺应按胡新民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胡新民支付工程价款。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胡新民实际完成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多少？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应按何种标准计算；2.万信达公司与三亚市林业局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一、关于胡新民实际完成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多少？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应按何种标准计算的问题。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胡新民实际完成涉案工程的工程量，魏崇顺在其单方做出的结算单中及工程签证中已予以确认，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海泓信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是依据这些证据来确认并计算胡新民实际完成涉案工程的工程量，该报告阐述了其评估的依据、评估的方法和评估结论，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且客观公正，予以采信。关于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应按何种标准计算的问题。由于胡新民与魏崇顺双方签订的二份施工协议是无效的，且涉案工程造价已经三亚市审计局进行审计，对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采用三亚市审计局确认的单价标准较为客观公正。故对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海泓信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中给出的三个结论（结论一、按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鉴定总价为3,994,049.72元；结论二、原告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200元/㎡计，鉴定总价为4,133,045.87元；结论三、被告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160元/㎡计，鉴定总价为3,891,624.47元。）应按结论一即按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鉴定总价为3,994,049.72元来确认涉案工程造价。鉴于现有证据证明A1锚固工作及A2山体临电安装、临时道路均为胡新民施工；加上两项施工费用，则胡新民实际完成的涉案工程造价为4,185,018.17元(3,994,049.72+154,269.05+36,699.40=4,185,018.17)。扣除魏永金施工队对A2山体补喷坡所产生的工程费用150,412元、胡新民应付甲方提供的A1、A2山体苗木款12,640元及魏崇顺已支付的工程款1,204,638元，魏崇顺还应支付胡新民工程款2,817,328.17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魏崇顺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胡新民计付利息至付清该款之日止。关于利息的计付起止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故利息计算时间应从涉案工程交付之日2013年9月6日亦即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胡新民主张利息从三亚市审计局对涉案工程造价得出最终审计结论之日即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系其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准许，故利息计算时间起止时间应从2014年9月25日计至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魏崇顺关于其将胡新民能完成的工程分包给了五个班组，其共向五个班组支付了2,692,800元的工程款，因此胡新民还应向其退还1,093,376元的抗辩理由，因胡新民仅对魏永金施工队对A2山体补喷坡所产生的工程费用150,412元及胡新民应付甲方提供的A1、A2山体苗木款12,640元予以认可，且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是对胡新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评估的，故魏崇顺的这一抗辩理由缺乏事实根据，不予支持。二、关于万信达公司与三亚市林业局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本案中，万信达公司将承包的其承建的涉案工程转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魏崇顺，魏崇顺又将该工程部分分包同样无建筑施工资质的胡新民，此种层层转包、分包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对此万信达公司负有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现胡新民所承包的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其作为本案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各转包人及违法分包人承担相应责任。万信达公司作为本案所涉工程的承包单位，其将工程项目违法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魏崇顺，魏崇顺又将该工程分包给胡新民等人具体施工，因此万信达公司应对魏崇顺所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本案中，三亚市林业局提交的付款凭证，证明其对涉案工程未付款金额为565,567.92元，故三亚市林业局应对魏崇顺在本案中所欠的工程款2,817,328.17元及利息在其未付款金额565,567.9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魏崇顺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新民支付工程款2,817,328.17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按本金2,817,328.17元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二、万信达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三亚市林业局对上述债务在其未付款金额565,567.9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万信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二初字第63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胡新民的诉讼请求。2.判令由胡新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魏崇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二初字第63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新民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未追加当事人是否程序违法；2.胡新民实际应得的工程款该如何确定；3.万信达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关于一审未追加当事人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一审确定的争议焦点系胡新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应得工程款数额多少的问题。一审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确定胡新民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并未涉及其他班组的施工情况，胡新民对存在其他施工工组的事实及其他工组施工工程量未予以否认，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其他班组无关联，并未影响其他班组的利益。魏崇顺上诉称，其他班组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在一审中，其他班组并未申请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追加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其次，关于胡新民实际应得工程款如何确定的问题。万信达公司作为承包人将其涉案工程转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魏崇顺，魏崇顺又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胡新民，故胡新民与魏崇顺签订的《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合同。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由胡新民实际施工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合格交付。故魏崇顺应按胡新民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胡新民支付工程价款。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并无不当。由于魏崇顺与胡新民对胡新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定价标准不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根据胡新民的申请委托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知双方共同选择了司法鉴定机构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鉴定公司根据双方提交的材料做出《海泓信（鉴）字第0131号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给出三个结论（结论一、按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鉴定总价为3,994,049.72元；结论二、胡新民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200元/㎡计，鉴定总价为4,133,045.87元；结论三、魏崇顺主张以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160元/㎡计，鉴定总价为3,891,624.47元）供法院参考。鉴于魏崇顺与胡新民签订的施工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两份协议书中约定的单价存在出入且为暂定价，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涉案工程已经三亚市审计局审计，一审法院对V型槽坡面综合单价采用三亚市审计局确认的单价标准，并无不妥。魏崇顺及万信达公司上诉称不应以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海泓信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结论认定胡新民实际工程量及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有关工程欠款利息是法定孳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魏崇顺应向胡新民支付工程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按本金2,817,328.17元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亦无不妥。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胡新民的诉讼请求范围，依据司法鉴定报告判决魏崇顺支付胡新民工程欠款2,817,328.17元及相关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魏崇顺与万信达公司有关上诉不予支持。最后，关于万信达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万信达公司将承包的涉案工程转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魏崇顺，魏崇顺又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胡新民。即三亚市林业局为发包人，万信达公司属于转包人，魏崇顺为违法分包人。胡新民所承包的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其作为本案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各转包人及违法分包人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万信达公司应对魏崇顺所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万信达公司认为其为发包人，只需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再审查明：2011年6月14日、2012年3月2日，三亚市林业局向万信达公司分别支付工程款288万元、386万元，两项合计674万元。万信达公司扣除473,822元后，于2011年6月16日、2012年3月9日向魏崇顺分别支付工程款2,736,000元、3,530,178元，两项合计6,266,178元。依据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2015年2月3日作出的三劳监函[2015]25号《关于尽快划支黄明忠等33名工人工资的函》，三亚市林业局向魏崇顺支付涉案工程款2,812,500元。2017年12月22日，三亚市林业局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支付原审判决应当支付的工程款565,567.92元。上述工程款共计10,118,067.92元。原审判决生效后，再审判决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已将三亚市林业局欠付的工程款565567.92元支付给胡新民。至此，三亚市林业局已履行完毕原审判决确定的义务。魏崇顺一审举证证据1《胡新民班组A1、A2山体结算单（完成工程量）》载明，胡新民完成工程量包括A1山体坡面清理、坡面铺挂、加固铁丝网，面积均为10,980㎡。胡新民一审举证证据18《A1、A2复绿工程量施工一览表（A1工地胡新民班组施工部分）》载明，胡新民班组施工部分包括清坡（清除危石、松石、破旧V型槽）、挂铁丝网、ф16钢筋锚圆，面积均为10,980㎡；同时该一览表中A1工地由魏崇顺外包工程部分载明，外包张军绿化养护及喷混植生坡面绿化（面积为10,980㎡，不包括清坡挂网），外包杨瑞创滴灌安装及V型槽制安4827㎡；该一览表中有魏崇顺指派的现场管理人员贺肇鑫的签字确认，没有魏崇顺将A1锚固工作外包记录。以上双方当事人举证能相互印证A1锚固工作为胡新民施工。魏崇顺一审举证证据1《胡新民班组A1、A2山体结算单》载明，胡新民班组A2山体施工部分包括临时水电安装费19,650元。胡新民一审举证证据18《A2工地胡新民班组施工（A2工程清单外工程量）》载明，胡新民班组施工A2工程清单外工程量包括工地外输电300米线路安装和进工地临时道路整修、维护。以上双方当事人举证能相互印证A2山体临电安装、临时道路为胡新民施工。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在本案中自认双方为转包合同关系，胡新民则主张魏崇顺与万信达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根据胡新民的申请，本院依法作出裁定责令万信达公司提供与魏崇顺之间的内部管理协议，以查明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之间是“转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万信达公司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提交。2019年11月6日，本院对依职权调取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签订的《三亚A1、A2山体复绿工程有关施工问题的合作协议》、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致三亚市林业局《关于尽快划拨黄明忠33人等工人工资的函》、魏崇顺提供的《拖欠工资发放表》、万信达公司出具的《法人委托授权证明书》、《介绍信》进行了质证。确认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之间为挂靠关系。魏崇顺主张与胡新民解除了《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深圳市万信达环境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7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魏崇顺是否应将涉案工程款2,817,328.17元及利息支付给胡新民；2.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之间为挂靠关系还是转包关系；3.万信达公司是否对魏崇顺支付胡新民涉案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第一，关于魏崇顺是否应将涉案工程款2,817,328.17元及利息支付给胡新民问题。胡新民与魏崇顺同一天签订的两份《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合同，两份协议书中约定的单价存在出入且为暂定价，以及双方对胡新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也无法达成一致，原一审法院根据胡新民的申请委托本院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鉴定报告作出后，海南泓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进行了答复，该鉴定报告及答复程序合法并经庭审质证、认证，原一审法院采信了司法鉴定机构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倾向性结论及《对胡新民异议的回复意见》相关内容即按三亚市审计局审定工程量及投标报价鉴定总价4,185,018.17元为本案诉争的工程造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载明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原一审法院采信了司法鉴定机构的倾向性结论并无不妥。因此，扣除魏崇顺已支付给胡新民的工程款1,204,638元及支付魏永金施工队对A2山体补喷坡所产生的工程费用150,412元、胡新民应付魏崇顺提供的A1、A2山体苗木款12,640元，魏崇顺应支付胡新民工程款2,817,328.17元，再扣除原二审判决生效后，三亚市林业局支付给胡新民的5,65,567.92元，魏崇顺还应支付胡新民工程款2,251,460.25元。关于涉案工程款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魏崇顺应向胡新民支付工程款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按本金2,251,460.25元算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至债务付清之日止。第二，关于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之间为挂靠关系还是转包关系问题。本案审理中，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自认双方为转包合同关系，胡新民则主张魏崇顺与万信达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本院根据胡新民的申请，依法作出裁定责令万信达公司提供与魏崇顺之间的内部管理协议，以查明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之间是“转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万信达公司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提交。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签订的《三亚A1、A2山体复绿工程有关施工问题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魏崇顺以万信达公司的名义（借用万信达公司资质）对外施工，万信达公司收取工程款5%的管理费。因此，应当确认万信达公司与魏崇顺之间为挂靠关系。第三，关于万信达公司是否对魏崇顺支付胡新民涉案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万信达公司未参与胡新民与魏崇顺签订《三亚山体复绿A1、A2工程分项承包施工协议书》，不是合同相对人，也无法律明确规定被挂靠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万信达公司不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原审判决“三亚市林业局对本案债务在其未付款金额565,567.9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表述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应表述为“三亚市林业局对本案债务在其欠付工程款金额565,567.92元范围内承担责任”。鉴于三亚市林业局已履行完毕原审判决确定的义务，对该判项不作撤销，只作变更处理。综上，原一、二审判决部分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琼02民终211号判决；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二初字第631号判决第一项即魏崇顺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新民支付工程款2,817,328.17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按本金2,817,328.17元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二初字第631号判决第二项即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魏崇顺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新民支付工程款2,251,460.2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本金2,251,460.25元算，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至债务付清之日止）；三、变更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二初字第631号判决第三项为三亚市林业局对本案债务在其欠付工程款金额565,567.92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四、驳回胡新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681元（胡新民已预交），由胡新民负担10180元，魏崇顺负担21981元，三亚市林业局负担5520元，一审鉴定费91200元（胡新民已预交），由魏崇顺负担9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677.26元（魏崇顺和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分别预交29338.63元），由胡新民负担29338.63元，魏崇顺负担29338.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尤忠文审 判 员 李宝鹏审 判 员 赵高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蒋 晶书 记 员 梁振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