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3民终18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建军，男，汉族，生于1973年6月13日，住陕西省凤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为平，陕西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宝生，男，汉族，生于1972年2月28日，住陕西省凤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军，陕西际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丽云，女，生于1974年3月14日，汉族，住陕西省凤翔县，系赵宝生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敏，陕西西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建军因与上诉人赵宝生、朱丽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凤翔县人民法院（2018）陕0322民初220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建军上诉请求：1、借款利息应从2014年7月11日起按年利率6％开始计算，一审法院从2018年10月24日起计算错误，少计算利息73286元，请二审依法予以改判；2、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借款事实发生在2010年5月17日至2012年11月14日期间，并非产生于双方对账的2014年7月11日，对账时借款已经逾期。对账当日上诉人要求赵宝生还款，赵宝生表示没有能力还款，就给上诉人书写了54.9269万元的欠条，确认欠款事实。从上诉人2010年5月17日给赵宝生的第一笔20万元借款开始就约定了每月二分的利息，以后的借款也都按照每月二分收取利息。虽然2014年7月11日的借条上没有注明利率标准，但上诉人要求从此日起按照6％的年利率开始计算利息，理应得到法院支持。赵宝生给上诉人打了借条后，上诉人每月都要求赵宝生履行债务。法院至少应该从赵宝生对账后的第一次还款时间2014年11月10日起按年利率6％开始计算逾期还款利息。 赵宝生、朱丽云辩称，双方资金往来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关系是赵宝生、闫建军、刘亮亮三个人合作经营生意，资金来往系闫建军的投资款，因此不存在赵宝生向闫建军支付利息的约定，不应计算利息。即使按照民间借贷的关系来处理，赵宝生也超额支付304282元。所有款项实际用于物流公司的经营，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朱丽云对本案款项不应承担清偿责任。请求驳回闫建军的上诉请求。 赵宝生、朱丽云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闫建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由闫建军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闫建军与赵宝生、刘亮亮实际是各自出资15万元，利用赵宝生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风翔县恒通运输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运输公司）合作经营煤炭生意。2010年6月25日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闫建军15万元为投资款；除2010年5月l7日的20万元是借款外，其余7笔88万元均是投资款。合作经营煤炭生意从2010年9月起到2014年3月份止，2014年7月份闫建军要求清算账务，2014年7月11日清算时由闫建军陈述账务，刘亮亮执笔记录，赵宝生当时对于还款数额未做统计。清算后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的“借条”，真实意思并非借款，不是对前期借款、还款的确认，仅是赵宝生与闫建军之间关于合作经营煤炭生意的算账凭证。其后赵宝生在调取银行转账流水时才发现，2014年7月11日算账时没有计算2012年5月30日给闫建军存入的83000元，也没有计算2012年9月28日的393000元。闫建军支付给赵宝生108万元没有争议，但赵宝生已经支付给闫建军1384292元，这与2014年11月7目书写的借款金额不符，也与闫建军所谓的免除借款利息金额不符。即使不区分资金性质，全部按照归还借款数额来算，也已经超额支付304282元，若扣减2010年6月25日闫建军投资款15万元，已经超额支付454282元。一审法院单凭一张借条就对本案做出判决，背离了中立的角色和职责。证人刘亮亮本身就是共同经营煤炭的合伙人，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011年4月3日起到2012年11月14日止6笔73万元资金往来，实质上全部是投资款，是闫建军为了规避身为国家公务人员禁止经商的规定，不让赵宝生书写“投资款”，要求写成“借条”，所以“借条”上才没有利息，这与2010年6月25日的l5万元投资款收条性质相同。上述资金往来并无借贷的真实意思，故闫建军诉称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人民法院应按照双方之间真实的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为查明案件事实，本案应追加另一名投资合作人刘亮亮为第三人。赵宝生与闫建军之间的账务请人民法院依法重新核算。二审若经审理仍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所有款项资金均是赵宝生以个人名义书写“借条”用于恒通运输公司做煤炭生意，依法属于公司债务，应由公司偿还。赵宝生已经支付给闫建军的1384292元中，包含前期的投资款，也包含部分经营利润，法院不应按照借款纠纷判决支付利息。上诉人朱丽云并未直接向闫建军借款，且本案并非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错误，朱丽云虽是恒通运输公司股东，但未滥用股东权利损害闫建军权益。朱丽云不应承担责任。 闫建军辩称，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2014年7月11日赵宝生出具549269元的借条，确认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借条是双方对2010年以来多次借款经过对账、清算后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2010年6月25日的l5万元投资款经过清算，已经以借条转化为借款。赵宝生在一审答辩说投资款是十五万元，二审上诉状也持此说，但在补充上诉意见里出尔反尔，又说全部款项均是投资款。赵宝生一审提供了债权债务明细表，有其签名，其上八笔借款，除第二笔十余万注明是投资款，其余注明的是借款。且赵宝生承认双方曾有两个月清息一次的事情。赵宝生从闫建军处借款不止其承认的l08万元，总数至少是138万元，包括2012年1月17日10万元，2012年8月30日一笔20万元。赵宝生2012年5月30日归还的83000元属于借款利息，2012年9月28日归还的393000元有93000元是借款利息，30万元是本金。这两笔款项在清算时已经从借款数额中扣掉，不能再次重复计算。闫建军一审提供的证据四闫建军的笔记本记录及证据五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上述事实。赵宝生称算账时漏掉这两笔款项，不是事实。对账后，所有借条都给了赵宝生，还款凭证也在赵宝生手里，对账后直到起诉前赵宝生分l2次给闫建军持续还款37万余元，如果对账漏算了476000元，赵宝生长达四年多时间竟然一直没有发现，直到闫建军起诉时才发现，根本不符合常理。2014年7月11日的借条，实际上是双方对账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四年多时间赵宝生并没有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借条，反而一直履行还款义务。本案借款是赵宝生与朱丽云共同生活期间，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朱丽云应该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恒通运输公司由赵宝生与朱丽云共同经营，朱丽云是恒通运输公司股东、监事，赵宝生借款就是用于该公司经营。朱丽云还是宝鸡市航兴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赵宝生与朱丽云共同经营两家公司。本案部分借款被赵宝生2012年用于购买与朱丽云现在共同居住的房屋。 闫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两被告负连带责任归还原告借款221707.87元，并从2014年7月1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截止2018年10月23日的利息为83277.75元）两项合计304985.62元，案件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从2010年以来有多次经济往来（有借款、有投资款、有还款）。截止到2014年7月11日，经双方协商、算账，被告赵宝生欠原告现金549269元，并于当日书写借条一张，写明：今借闫建军现金伍拾肆万玖仟贰佰陆拾玖元整，小写54.9269万元。借款人：赵宝生，2014年7月11日。之后，被告赵宝生从2014年11月10日起至2018年6月7日共给原告还款377561.13元，剩余171707.87元被告未还，原告遂提起诉讼。被告赵宝生与被告朱丽云属夫妻关系，于1997年12月8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之间有多次经济往来，后经协商、算账，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债权债务清楚，被告在给原告清偿部分借款后，对剩余部分亦应予以清偿。二被告属夫妻关系，原告与被告赵宝生形成本案所涉债务时，二被告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朱丽云亦无证据证实原告与被告赵宝生形成的这笔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用于个人，也没有证据证实二被告之间有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被告朱丽云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要求二被告归还利息的请求，因原被告在算账、打借条时原告明确对以前的利息予以放弃，之后双方亦无明确约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要求二被告归还借期内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只能从原告主张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被告赵宝生辩称其打借条时将已付给原告的476000元没有算进去，现已多付给原告30余万元，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所依据的形成借条上数额的借款和还款明细，该证据经鉴定后非原告所写，且从全案证据看，原被告之间所有的借款并非108万元，故被告赵宝生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赵宝生、朱丽云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清偿原告闫建军借款171707.87元，并从2018年10月24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为止。案件受理费5870元，减半收取2935元，由原告负担1270元，由二被告负担166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补充查明，2010年5月17日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闫建军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利息按贰分计算，贰个月清息壹次。借款人：赵宝生2010年5月17日”。2010年6月25日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闫建军投资款150000，计壹拾伍万元整。收款人：赵宝生2010.6.25”。此后，赵宝生又多次向闫建军出具多张借条，这些借条上仅载明了借闫建军款项金额，未记载利率和还款时间。二审中，赵宝生认为2014年7月11日算账时漏算已归还闫建军两笔款项，即2012年5月30日的83000元和2012年9月28日的393000元，共计47.6万元。闫建军承认收到以上款项。闫建军认为算账时算得的108万借款之外，有两笔借款未计入，即2012年1月17日借给赵宝生的10万元，2012年8月30日借给赵宝生20万元。赵宝生承认收到2012年8月30日闫建军借出的20万元，但否认收到2012年1月17日10万元。2014年7月11日双方算账后，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了549269元的借条，同时闫建军将之前的借条和收条还给了赵宝生并让其销毁，但赵宝生并未销毁，一审中提交给了法庭。恒通运输公司设立于2008年，赵宝生是该公司股东兼执行董事，朱丽云是该公司监事，2018年10月之前朱丽云也是该公司股东。赵宝生从闫建军处拿到的款项，都用于恒通公司的经营。 本院认为，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的既有借条，又有收条，其中2010年5月17日的20万元借条中载明了本金、利率和清息时间，2010年6月25日的15万元收条中载明收到的是投资款，故在2014年7月11日之前，闫建军和赵宝生之间既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存在投资关系。2014年7月11日双方经过算账，赵宝生向闫建军出具了549269元的借条，同时收回了之前历次向闫建军出具的借条和收条。双方当事人的算账行为，属于对之前债权债务的清算；赵宝生出具的549269元的借条，具有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性质。闫建军主张经此清算15万元投资款因双方合意而转化为借款，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按照上述规定，闫建军依据2014年7月11日清算后形成的借条提起诉讼，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性质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妥。该借条所体现的民间借贷，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民事法律行为。 关于本案争议的具体款项：赵宝生认为算账时漏算了已归还闫建军两笔款项，即2012年5月30日的83000元和2012年9月28日的393000元，共计47.6万元。闫建军承认收到上述两笔款项，但称这两笔款项对应的是2012年1月17日借给赵宝生的10万元，2012年8月30日借给赵宝生20万元，加上借款利息算得176719元，实收176000元，合计47.6万元，刚好对应抵销，所以在2014年7月11日清算时没有涉及以上款项。赵宝生承认收到2012年8月30日闫建军借出的20万元，但否认收到2012年1月17日10万元。对于闫建军所称的利息，认为除第一笔2010年5月17日所借的20万元计息外，其余款项不应计息。 因双方当事人2014年7月11日的清算，是对之前债权债务的整体处理，故清算中未提及的债权债务，应视为双方已经以其他方式处分。结合闫建军在清算后手中除最终总借条外再无借条，赵宝生在清算后收回了之前出具的借条仍持续还款，至诉讼之前未对清算结果提出异议的情节，本院对闫建军主张双方上述款项已经合意抵销，予以支持。 关于朱丽云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因赵宝生是恒通运输公司股东兼执行董事，朱丽云是该公司监事，2018年10月之前也是该公司股东，故应认定恒通运输公司系赵宝生、朱丽云共同经营。本案借款发生于赵宝生与朱丽云夫妻共同经营恒通公司期间，所借款项用于恒通运输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本院确认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朱丽云与赵宝生一起共同向闫建军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妥。 因2014年7月11日的借条，是赵宝生和闫建军对两人间债权债务清算的结果，闫建军依据该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与刘亮亮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赵宝生请求追加刘亮亮为案件第三人，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2014年7月11日的借条上未载明还款期限和利息，之后赵宝生一直在向闫建军持续还款，闫建军未提供主动催款的证据，故至起诉之前应视为借款未逾期，起诉之后视为逾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一审未支持闫建军从2014年7月11日起算利息的请求，而是判决从立案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闫建军和赵宝生、朱丽云之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70元，由上诉人闫建军负担2540元，上诉人赵宝生、朱丽云共同负担3330元。上诉人闫建军预交上诉费5870元，退还3330元；上诉人赵宝生、朱丽云预交上诉费3734元，退还4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新 审 判 员  姚 坤 审 判 员  赵荣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孙 杰 书 记 员  陈 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