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3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生，乌鲁木齐米东区精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建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梅英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新疆广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福因与被上诉人冯建平、被上诉人张梅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9民初3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福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为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及利息合计402,000元；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邮寄送达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1年7月4日，被上诉人冯建平出具欠条一张，“今欠到张福现金15万”，阐明了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约定转账支票于2011年7月29日到账。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自该约定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即2014年7月29日期间届满。根据《关于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173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结合本案一审查明内容：2014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求还款时，张梅英将《房屋买卖合同》交给上诉人做抵押。此事实足以证明其知道借款之事并做还款行为，此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要件，应重新计算时效期间自2014年7月29日起。在借款至今的8年多时间里，上诉人从未放弃维护债权利益，此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被上诉人冯建平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合法。2011年7月4日冯建平借款后，于2012年5月16日已经全部还清，上诉人主张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没有出具任何向冯建平主张偿还的证据；冯建平借款时明确告知其代表新疆弘玖翔宇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玖公司”）借钱，出具弘玖公司的一张空白转账支票和房产证原件作抵押后张某才同意借款，弘玖公司已经还清全部借款，张福诉我方是虚假诉讼，我方有证据证明冯建平是代表公司借款。被上诉人张梅英辩称：同意冯建平的答辩意见，且本案争议借款发生在我与冯建平结婚前，因此与我无关。张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冯建平返还借款15万元、支付2011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4日的借款利息损失25.2万元（15万元×月2%×84个月）；2、要求张梅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7月4日，冯建平出具欠条一张“今欠到张福现金15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抵押七道湾一街10巷5号－老号，予付转帐支票壹张本月29号，钱到帐退回房产证，备注抵押私房产权证ＮＯ.××6，土地使用证2002236，立据冯建平”。冯建平同时交付张福：1、金额为15万元、印鉴“新疆弘玖翔宇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兰国勤印”齐全、其余内容空白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一张及支票存根；2、内容为“产权人姓名李杰、证号乌政房字（1991）第ＮＯ.××6号”的“私房产权证”一张（背面为空白）、乌私－国用（94）字第20022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一本。当日冯建平收到张福以现金方式提供的借款。截至目前，涉案借款债权债务关系仍存在。目前张福并持有落款日期2010年9月18日的甲方闫增显与乙方张梅英就“位于乌市老号）原产权人杨杰的私有住宅的《房屋买卖合同》。张梅英本人现持有：1、乌政房字（1991）第ＮＯ.××6号私房产权证原件一张，该产权证背面有“栋号－产权来源－登记号－契证号码－备注”空白表格和“遵守事项”文字内容；2、落款日期2010年9月18日，内容与张福诉讼中出示内容一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第9条约定“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一份，见证人一份，代理人一份”。现张梅英持有的合同原件落款处签字与张福现持有的合同原件落款处签字有不同。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间内，张梅英未能提交乌私－国用（94）字第20022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另查明：冯建平、张梅英于201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与张福形成涉案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主体；2、张福实际提供借款数额及目前债权数额；3、张福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冯建平、张梅英是否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主体。借款合同是基于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借款合意达成的协议，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张福坚持主张借款人为冯建平，其理由是冯建平以个人名义向其出具借据。冯建平对于欠据所载款项系借款性质无异议，但对其本人作为借款人主体提出异议。对于冯建平所作其是以弘玖公司名义借款并将借款用于弘玖公司的抗辩，张福完全否认该抗辩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诉讼中冯建平提供了三组证据，用以证实其借款的职务性质及还款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于双方围绕各自主张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冯建平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假使具备真实性，那么也仅能证实冯建平与弘玖公司的关系及冯建平曾有以自己名义为公司借款或清偿的行为习惯，但该内部职务关系及冯建平行为习惯不能当然约束张福的意思自由，张红旗在施工合同订立及履行中的身份也不能当然推定其在涉案借款中的身份和权限。关于第二组证据，借款人主体的确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冯建平提供的拟证明借款用于弘玖公司事务的证据不能直接对抗张福持欠条主张其为债务人的诉请，而其提供的拟直接证明借款中10万元去向的证据是“代中明”向其出具的借条，其内容为“借到”冯建平人民币10万元，此为冯建平所提供对自己明显不利的证据，承诺书假使具备真实性，也仅是弘玖公司作为实际使用人对于实际承担还款资金来源的表示；关于第三组证据，主张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应对已经履行义务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冯建平提供该组证据拟证实主体问题和还款情况，假使证据存在真实性，张红旗作为冯建平的债务担保人，冯建平也应当向其债权人而不是向张红旗给付清偿款项，本案中因张福对张红旗的收款行为不予认可，冯建平未能举证证实张红旗系受张福委托代张福接受清偿，则冯建平仍未完成就债务清偿行为的举证义务，须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冯建平的证据尚不能证实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至于冯建平就交付张福的转账支票所作职务行为抗辩，交付支票行为通常情况下除清偿意思表示外，也不排除质押的功能，而质押是一种担保行为，冯建平在出具欠条时即使按其陈述当时不具备加盖公司印章条件，但其也完全有条件在欠据中作文字性职务行为备注说明或由其所代理的本人予以事后追认，对此冯建平并未予以补强，因此，在张福不予认可该证明力，冯建平不能提供充足证据排除公司担保意思而张福又不认可冯建平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冯建平仍须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依据上述分析，对于冯建平在涉案借款中的职务行为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福持冯建平个人出具的欠据主张冯建平为债务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张梅英是否本案共同债务人的问题。首先，借款发生时，冯建平、张梅英尚未登记结婚，无证据证明二人已共同生活并财产混同；其次，张福持有的私房产权证与张梅英持有的明显不同，冯建平持有的产权证存在内容及形式缺失；《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该合同一式肆份，张福主张系张梅英提供，但张梅英目前仍持有其本人的一份，足以对抗张福此项陈述，虽张梅英于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未能提供其主张持续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但根据张福持有私房产权证合法性瑕疵和房屋买卖合同来源不明确情形，张福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直接基于张梅英本人认诺意思的情况下，张福主张张梅英知道此债务并自愿承担的证据不足，其诉请张梅英承担共同债务人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张福实际提供借款数额及目前债权数额。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涉案借款是以现金方式提供，张福作为出借人对于实际足额提供了15万元未相应举证，对此张福须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冯建平自认确认张福实际提供借款仅12.75万元。借款应当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冯建平提供“张红旗”和“于红英”的收条用以证实债务的清偿，因张福对收条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冯建平再未提供其他足以印证张福委托他人收取还款或代收人已将代收款项转交张福的证据，对此冯建平须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债务尚未清偿。冯建平认可存在约定利息，张福主张按利率月2%计符合法律规定，则目前债权本金为12.75万元，利息自2011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4日为21.42万元（12.75万元×月2%×84个月）。（三）关于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冯建平出具的欠条中明确“予付转账支票壹张本月29号，钱到账…”，支票未填写出票日期，则此内容应系双方对还款期限的约定，即2011年7月29日还款到账，张福于此日期可实现出借人债权。据此，涉案借款有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张福自己也陈述其曾去银行支取但被银行告知款未到账，则该约定期限届满后支票账户为空时张福即应当知道其债权出现可能受到侵害的风险，诉讼时效期间自此开始起算并适用三年时效的规定。即使如张福所述2014年其前往冯建平、张梅英住处主张债权属实，因冯建平、张梅英对于2014年之后张福的索款行为不予认可，张福又未能举证证明其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情形，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张福向人民法院提起该诉讼也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冯建平、张梅英方时效抗辩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主体为冯建平，张福诉请张梅英为共同借款人缺乏事实根据；张福享有的涉案借款债权目前尚未按约定履行，但由于张福对自己债权的怠于行使，致债务人在本案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进而张福现已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涉案债权的权利。一审判决：驳回张福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张福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5月28日其与冯建平的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张某找过冯建平，要求其履行还款义务，因此诉讼时效应中断，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冯建平、张梅英对该录音证据并不认可，辩称2018年5月28日时本案早已过两年诉讼时效。本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冯建平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1年3月9日弘玖公司与冯建平签订的委托书，用以证明涉案借款是冯建平在履行职务行为；2、合作协议书，证明2011年3月9日冯建平代表公司与案外人新疆普贤品德房产公司签订协议书；3、2019年3月19日案外人杜全敏与弘玖公司签订的融资合同书，证明弘玖公司对上述第二项合作协议书内容予以确认；4、弘玖公司出具的保证书，用以证明公司出具的相关文件批文都具有真实性、法律效益，若出现相关法律后果，公司法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张福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冯建平还申请证人成某出庭作证，证人向法庭出示其与弘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兰国勤的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弘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兰国勤向张世军还款50000元。被上诉人冯建平还提交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收据，用以证明该手机号码是由兰国勤使用。上诉人张福对证人证言三性均不予认可，并辩称其不认识张世军，弘玖公司向张世军还的款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福与被上诉人冯建平对支票还款到账日期为2011年7月29日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均无异议，对诉讼时效至2014年7月29日届满亦无异议。但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当时《民法通则》的规定，即两年诉讼时效，自2011年7月29日起算至2013年7月29日届满。张福上诉称其在2014年向冯建平要账时，冯建平之妻张梅英将《房屋买卖合同》交给张福做抵押，此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时效期间自2014年7月29日起。因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冯建平出具借条时其与张梅英还未结婚，张梅英不是本案的债务人，即使张福所述属实，时效已在2013年7月29日届满，此时并不产生中断的效力。另，上诉人张福二审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陈述其系张福之弟，于2018年5月28日通过电话向冯建平催款，因冯建平给张某亦打过借条，该录音对应的是张某的借款还是张福的借款无法查清，且即使是张某替张福催款，该笔款项时效已在2013年7月29日届满，此时亦不构成时效中断。张福向人民法院提起该诉讼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30元（上诉人张福已交），由上诉人张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  晓  东审判员 王  朋  坤审判员 艾  海  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娜吾芭尔尼加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