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0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三马路8-12号四马路6、8海印花园B101号。法定代表人：黄惠征。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桂贤，男，196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绿荫路2号盛贤大沙头旧货市场4楼E35号铺。法定代表人：黄惠征。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98号A幢7A-G房。法定代表人：黄惠征。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果乐，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清远市盛贤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华侨新村A楼1幢2号。法定代表人：张志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广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耀红，女，194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盛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31号2A-A16自编-2铺。法定代表人：范国飞。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果乐，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麟公司）、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贤投资公司）、清远市盛贤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贤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耀红、广州盛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福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2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耀红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杨耀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旭耀投资有限公司（原金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旭耀公司）借用被上诉人名义违法发放贷款，《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应属无效。1.2008年至2011年期间，旭耀公司以谢娟、谢蕾、杨耀红等人名义以不同形式向盛贤鸿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出借资金数十笔，涉案借款包含其中。2.杨耀红与谢娟(注：案涉借款发生时，其任旭耀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为实际控制人)为母女关系，并系旭耀公司股东广东税丰拍卖行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同时，本案借贷有异于一般的民间借贷，被上诉人杨耀红在签署《借款合同》时已经年届七十，与盛贤鸿运公司素不相识，且其并非以自有资金出借，而是委托与盛贤鸿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有长期借贷关系的旭耀公司发放贷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际上只是旭耀公司的工具，旭耀公司试图以被上诉人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规避法律法规，实现发放贷款牟取高息的目的。3.旭耀公司仅为担保公司，经营范围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其放贷行为违法。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发放贷款的，因其超出经营范围且影响金融秩序稳定，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担保公司对外发放贷款应当归于无效。此外，金融经营企业只有依法取得《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方能从事存、贷款业务，否则，不得从事前述金融业务。《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担保公司没有获得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取得发放贷款业务金融特许经营资格，却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金融业务，必将扰乱国家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尽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只是行政规章，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在认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外发放贷款的效力问题上，人民法院可以援引《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发放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比照融资性担保公司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被上诉人与旭耀公司合谋违法放贷，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无效，担保人无须承担担保责任。鉴于上述，旭耀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规出借资金牟取高息，其行为表明其属于典型的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关借贷文件当属无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之裁判要旨，旭耀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其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为此，上诉人范桂贤等虽然作为担保人，但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该等担保人依法无须承担担保责任。补充：上诉人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作为一种实践的合同，这种借贷关系的成立必须是要有双方的合意。但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杨耀红与上诉人盛贤鸿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来不曾相识的。一审法院对这一个事实在审理查明的过程中没有予以重视的。根据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等因素和事实综合判断，查证借贷是否真实存在。上诉人盛贤房地产公司辩称：没有异议，同意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杨耀红辩称：第一，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是发生在盛贤鸿运公司和旭耀公司之间。相反，被上诉人提交了借款合同、收据转账凭证，还有旭耀公司出具的代付证明，以及债权债务确认书、担保函等证据原件。证明了被上诉人是涉案借款的贷款方，而且旭耀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说明。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及陈述无异议。第二，上诉人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知道合同内容留空的后果。而涉案借款合同上贷款人处是留空的，应当视为上诉人对具体贷款人不存在任何异议。第三，在后续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及担保函之中均已经明确列明了债权人是杨耀红而非旭耀公司。上诉人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而且也在该些文件中盖章确认。如今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上诉人才对债权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并借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显然有逃避债务之嫌。被上诉人盛福公司辩称：与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的意见一致。上诉人盛贤房地产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上诉人盛贤房地产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杨耀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杨耀红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担保函》是在被谢娟、杨耀红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的，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l、《借款合同》没有记载出借人、被上诉人杨耀红也没有提供其委托旭耀公司支付借款的证明，不能单凭其持有《借款合同》就认定其是适格的原告。从常理上说，借款本金数额巨大，杨耀红作为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知晓在《借款合同》上签名确认的法律后果，旭耀公司是营利性企业法人，杨耀红与旭耀公司的控股股东谢娟存在亲属关系，为避免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存在财产混同情况，依据财务制度的规定杨耀红与旭耀公司之间应有书面“委托付款协议”，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提供书面的“委托付款协议”，综合《借款合同》没有记载出借方、借款本金是由旭耀公司支付的事实及借款时现行有效的《贷款通则》明确禁止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规定，上诉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旭耀公司为规避当时现行有效的法规规定采取不记载出借方的方式来提供借款，旭耀公司才是借款的出借方。一审法院没有审理查明借贷交易方式、习惯、被上诉人杨耀红的经济能力及财产变化情况等综合因素判断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又鉴于旭耀公司与被上诉人杨耀红存在利益关系，旭耀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对杨耀红的诉请并无异议的说明应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片面的以谁持有《借款合同》谁就是债权人的方式来认定杨耀红是适格原告，明显有失偏颇。退一步来说，《借款合同》违反国家关于严禁企业之间相互拆借资金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上诉人出具的《担保函》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上诉人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从谢娟及杨耀红在2015年、2017年发出的《律师函》可知，两份《律师函》提及的款项(含本案借款)是盛贤鸿运公司向谢娟及杨耀红借取的(律师函并没有提及债权人各自所占的款项份额，即债权是双方共同共有的)，谢娟为骗取上诉人出具《担保函》，特向上诉人提供《协议书》承诺放弃债权利息、违约金，承诺在长城公司的债权得到清偿前，不向范桂贤、盛贤鸿运公司、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或任何一方采取提起诉讼、仲裁或提出任何权利请求。上诉人是基于《协议书》的承诺才向谢娟及杨耀红出具《担保函》的，但谢娟及杨耀红却不信守承诺，提起诉讼，上诉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才出具的《担保函》，该《担保函》不是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无效担保。一审法院没有审理查明上诉人出具《担保函》的原因，片面的以担保函的内容来认定及审理案件，明显有失公平。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即使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盛贤鸿运公司的借款本金3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受理费7123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是基于被上诉人杨耀红的诉讼请求标的人民币849万元(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549万元)计算得出，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只需对借款本金3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那就不能判决上诉人对涉及借款利息部分产生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补充：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根据该条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盛贤房地产公司提供的担保未经任何的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法人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应属于无权代表的合同，未经公司的追认，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杨耀红辩称：首先上诉人盛贤房地产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签订的担保函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形。盛贤房地产公司最初已经在借据上作为担保人盖章，同意对涉案款项承担保证责任。而17年的担保函是基于被上诉人同意免除其对借款利息的保证责任而重新出具的，不存在任何欺骗的情形。盛贤房地产公司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出具该担保函的后果，也应当对担保函的内容承担责任。关于担保没有通过股东会决议，我方也回应几点，首先，根据法律规定来分析，公司法第16条规定，是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的强制规定。而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是指合同违反效力性的强制规定时才无效。所以本案保证人所提供的担保，即使没有通过股东会决议的通过，这并不必然导致对外担保行为的无效。如果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的话，会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六条也明确规定了，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该规定也再次印证了上述观点。第二，通过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知道本案的保证人全部都是借款人的关联公司，实质控制人是范桂贤，而各上诉人所提供的担保行为是有连续性和前因后果的。再者，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及担保函均是在各上诉人的公司里面签订的。签订时各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范桂贤均在场，担保条款均有公司盖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确认。综上，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的相对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些关于提供保证责任的合同约定是对各保证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从法律上说，各上诉人所提供的担保行为已经对被上诉人构成了表见代理。如今上诉人提出未经股东会决议等问题，属于担保人的股东或者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属于内部决议的程序，不能以此约束或者对抗第三人，以及主张担保条款无效。第三，强调一点，我方当事人是一个自然人，而并非银行或者是专业放贷人士，其本身对于法律是不熟悉的，也并不知道公司提供的担保还需要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才有效。因此其对审慎注意的义务不应该有过高的要求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司法实践看来，法院对于公司没有通过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对外担保，都是判定为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法院也应当对判决保持一致性。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辩称：对于盛贤房地产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杨耀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贤鸿运公司向杨耀红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2、判令盛贤鸿运公司向杨耀红支付借款利息及逾期偿还借款的利息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0年11月25日起算，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为549万元）；3、判令范桂贤、盛福公司、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对盛贤鸿运公司的上述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盛贤鸿运公司以借款人身份签署《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为5天，借款时间为2010年11月25日至2010年11月29日止，借款人每天按借款额的0.2%向贷款人支付利息；自借款之日起，借款人必须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借款利息，否则构成借款人违约；借款人未能按约定期还款的，除应当继续返还外，罚息按约定利息双倍计算；金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即旭耀公司）向甲方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担保。杨耀红提交的该份《借款合同》（原件）贷款人处为空白。2010年11月25日，旭耀公司向君麟公司转款300万元，载明用途为往来款。旭耀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载，旭耀公司受杨耀红委托，于2010年11月25日向君麟公司支付借款300万元。盛贤鸿运公司出具该《借据》，载明，盛贤鸿运公司借到资金300万元，借款期限2010年11月25日至2010年11月29日，利息按每天0.7%计算，超期罚息按双倍计算；《借据》借款对象为空白；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范桂贤于《借据》保证人处签章署名，承诺对借款人的上述借款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10月12日，杨耀红（甲方、案外人谢娟为共同甲方）与盛贤鸿运公司（乙方）、范桂贤（丙方）、君麟公司（丙方）、盛贤投资公司（丙方）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载明，经三方核实，现就甲乙双方在2010年8月至2010年12月期间所发生的借贷事宜及丙方的担保事宜进行确认；乙方确认在2010年8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因发展需要共向甲方借款5次，均为短期借款，总借款金额4800万元，甲方通过自付或委托第三方交付的方式均已向乙方实际交付，且乙方也通过自收或指定第三方收款的方式均已实际足额收到借款；五次借贷其中2010年11月25日，甲方借给乙方300万元，全部交付至乙方指定君麟公司的收款账户，借款期限30天，自2010年11月25日至2010年12月24日；乙方确认上述借款均未能按期归还，甲方虽多次催讨，乙方至今未还，现乙方承诺上述借款全部还清；丙方确认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并且承诺愿意自乙方上述承诺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为乙方的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该份《债权债务确认书》记载的承诺还款期为空白。2015年1月23日，广东董文浩律师事务所受杨耀红、谢娟委托向本案盛贤房地产公司出具《律师函》，要求盛贤房地产公司在收到律师函3日内清偿合计8824万元借款及承担保证责任。该份《律师函》于2015年1月23日通过EMS邮寄至盛贤房地产公司的住所地，收件人为盛贤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邮政妥投证明记载该邮件于2015年1月26日妥投，签收人为本人。同日，该份《律师函》通过EMS邮寄至盛贤投资公司的住所地，收件人分别为范桂贤以及盛贤投资公司总经理；邮政妥投证明记载该邮件于2015年1月26日妥投，签收人为熊小姐。同日，该份《律师函》通过EMS邮寄至君麟公司的住所地，收件人为总经理；邮政妥投证明记载该邮件于2015年1月24日妥投，签收人为本人。同日，该份《律师函》通过EMS分别邮寄至盛贤鸿运公司、盛福公司的住所地，收件人为总经理；杨耀红未能提交妥投证明。杨耀红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7年3月9日，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受杨耀红、谢娟委托出具的《律师函》，该《律师函》要求盛贤鸿运公司在2017年3月31日前偿还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违约责任。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对该份《律师函》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根据杨耀红提交的EMS快递单及妥投证明，2017年3月9日，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向君麟公司、盛贤鸿运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的住所地寄送了《关于要求偿还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律师函》，收件人为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妥投证明记载上述邮件均于2017年3月10日签收，其中寄往君麟公司的邮件由法定代表人黄惠征本人签收，寄往盛贤房地产公司的邮件由叶记明签收，其余邮件均为他人签收。2017年5月24日，盛贤房地产公司以保证人身份出具《担保函》，载明，根据债务人盛贤鸿运公司与债权人杨耀红、谢娟签订的借款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借款总共7笔合计8824万元逾期至今未偿还，其中2010年11月25日，债权人共借给债务人300万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5天，自2010年11月25日至2010年11月30日；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所负上述债务本金（只限本金）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担保函签署之日起五年。2018年6月11日，杨耀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君麟公司称收取旭耀公司300万元是代盛贤鸿运公司收取；盛贤鸿运公司称其一直是与谢娟沟通，对旭耀公司不清楚，盛贤鸿运公司认为300万元是旭耀公司代谢娟支付，案涉借款是发生在盛贤鸿运公司与谢娟之间，盛贤鸿运公司与谢娟、旭耀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杨耀红称其与谢娟是母女关系，杨耀红是谢娟的母亲，谢娟是旭耀公司的股东，杨耀红是本案实际借款人。诉讼过程中，案外人谢娟、旭耀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载明杨耀红及其代理人已将本案相关情况告知，谢娟、旭耀公司已了解本案全部情况；谢娟、旭耀公司确认，对本案中杨耀红及其代理人所提起的诉讼请求、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举证以及庭上发表的陈述均无异议，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谢娟、旭耀公司承担。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盛福公司、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称2010年至今，盛贤鸿运公司与杨耀红或谢娟、旭耀公司之间除本案外，不存在另外的单笔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款。另杨耀红于本案诉讼过程中申请诉讼保全，支出了财产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杨耀红主张与盛贤鸿运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盛贤鸿运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原件、《借据》原件、转账凭证、旭耀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债权债务确认书》，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杨耀红授权旭耀公司向盛贤鸿运公司指定的君麟公司发放借款300万元并持有《借款合同》、《借据》原件。盛贤鸿运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关系发生于盛贤鸿运公司与谢娟或旭耀公司之间，且谢娟及旭耀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对杨耀红的诉请并无异议。故对杨耀红主张其与盛贤鸿运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盛贤鸿运公司等一方抗辩杨耀红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耀红作为贷款方享有要求盛贤鸿运公司返还借款的权利。现盛贤鸿运公司拖欠借款，构成违约。杨耀红诉请盛贤鸿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自借款出借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盛福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盛福公司于《借据》上以担保人签章，承诺对借款人的借款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但杨耀红与盛福公司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盛福公司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应从借款期满起六个月，由于杨耀红并无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向盛福公司主张保证责任，故对杨耀红要求盛福公司对盛贤鸿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的担保责任。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于《债权债务确认书》上以担保人身份签章署名，承诺对盛贤鸿运公司的案涉借款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为承诺还款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由于《债权债务确认书》签署时并未对承诺还款期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而在《债权债务确认书》签署后，杨耀红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律师函》要求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偿还债务，即债务履行宽限期为盛贤鸿运公司等一方收到《律师函》3日内。本案中，杨耀红所提交的EMS快递单及投递证明显示，该份要求盛贤鸿运公司等一方履行债务及承担保证责任的《律师函》已邮寄至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的住所地。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2013）民二他字第6号】规定：“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即本案杨耀红已在保证期内通过《律师函》向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主张保证责任，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应依约对盛贤鸿运公司所欠杨耀红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盛贤鸿运公司追偿。关于盛贤房地产公司的担保责任。盛贤房地产公司于《借据》上以担保人签章，承诺对借款人的借款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但如上所述，杨耀红并无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向盛贤房地产公司主张保证责任，此时盛贤房地产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而在此之后，盛贤房地产公司又于2017年5月24日出具《担保函》承诺对盛贤鸿运公司的债务本金承担连带责任，从《担保函》记载的担保债权出借时间、本金金额均与本案债权一致，盛贤鸿运公司也确认除案涉300万元借款外无其他同金额的借款，可见盛贤房地产公司所担保的债务为案涉300万元借款本金。盛贤房地产公司应依约对盛贤鸿运公司所欠杨耀红的借款本金30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盛贤鸿运公司追偿。关于盛贤鸿运公司等一方抗辩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杨耀红向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住所地邮寄了《律师函》进行催收，根据妥投证明，部分《律师函》已送达且形成有效的债权催收，对连带债务人的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福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至杨耀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对盛贤鸿运公司等一方抗辩的诉讼时效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向杨耀红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0年11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范桂贤、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对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追偿；三、清远市盛贤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对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本金300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追偿；四、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范桂贤、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清远市盛贤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向杨耀红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五、驳回杨耀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230元，由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范桂贤、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清远市盛贤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盛贤房地产公司、被上诉人杨耀红、盛福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实业公司、盛贤投资公司提供《借款明细表》、《还款明细表》、《旭耀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案件关系图等四份证据，拟证明本案纠纷款项是在发生在盛贤鸿运公司与旭耀公司（原名金启公司）之间，与被上诉人杨耀红无关，而实际上在2008年至2011年间，上诉人与旭耀公司（原名金启公司）以及其指定人之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总金额达119710000元，但旭耀公司并非金融机构，其经营范围仅为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等，其放贷行为违法。借贷关系发生在旭耀公司和上诉人盛贤鸿运公司之间，杨耀红与上诉人盛贤鸿运公司等毫不相识，无借款合意，而旭耀公司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关借贷文件当属无效。但本院认为上诉人举证行为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已严重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且无合法事由，证据亦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明显欠缺关联性，故前述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范畴。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11月5日，盛贤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小军变更为仇智聪；2015年1月20日，盛贤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仇智聪变更为张志忠，并由其担任执行董事；该公司一审阶段提交答辩状称“盛贤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是在被谢娟、杨耀红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的，不是盛贤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函》不具有法律效力。谢娟与范桂贤、盛贤鸿运公司、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债权本金为7800万元，并承诺放弃债权利息、违约金，承诺在长城公司的债权得到清偿前，不向范桂贤、盛贤鸿运公司、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或任何一方采取提起诉讼、仲裁或提出任何权利请求。《协议书》签署后，盛贤房地产公司为长城公司顺利重组，应杨耀红及谢娟要求出具《担保函》，但杨耀红在骗取盛贤房地产公司出具《担保函》后提起诉讼。从债权债务数额看，杨耀红、谢娟与本案盛贤鸿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数额并不确定，在此情况下趁盛贤房地产公司急于重组欺骗盛贤房地产公司出具《担保函》，侵犯了盛贤房地产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担保”，并在一审开庭时针对杨耀红提交的证据《担保函》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杨耀红及案外人谢娟通过隐瞒欺骗的方式及出具虚假承诺骗取我方出具的该担保函，对此我方对担保函三性不予确认，杨耀红提供的证据多处表明其明知我方在担保函只限对本金的担保，而恶意对我方增加诉讼请求及查封相应的财产，证明杨耀红诚信存在严重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合同》出借人的身份和合同效力问题及上诉人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本案案涉《借款合同》主体问题。首先，虽然《借款合同》贷款人处及《借据》借款对象处为空白，但本案被上诉人杨耀红持有《借款合同》及《借据》原件，而且实际向盛贤鸿运公司转账300万元的旭耀公司也明确其是受杨耀红委托出借款项；第二，杨耀红作为债权人之一，与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签订了《债权债务确认书》；如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对其债权人身份有异议，或者认为案涉借款出借人为旭耀公司，显然应当拒绝与杨耀红签订确认书，即盛贤鸿运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在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时亦实际认可杨耀红为案涉《借款合同》出借人，现又对杨耀红出借人身份予以否认，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三，杨耀红作为委托人之一，委托律师出具律师函向盛贤房地产公司、盛贤投资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鸿运公司及盛福公司主张债权，但并无在案证据能显示实际收到律师函的盛贤房地产公司、盛贤投资公司、范桂贤、君麟公司对杨耀红的债权人的身份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关于杨耀红为案涉借款出借人的认定。各上诉人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认为本案案涉借款出借人为杨耀红，故各上诉人关于旭耀公司非法向盛贤鸿运公司出借本案案涉借款、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从在案证据来看，案涉《借款合同》的订立及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范桂贤、君麟公司、盛贤投资公司、盛贤房地产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导致其保证行为亦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盛贤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盛贤房地产公司在二审庭询时主张，该公司提供担保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法人（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应属于无权代表的合同，未经公司的追认，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但第一、虽然公司对外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应当由公司的章程确定是由股东（大）会还是董事会决议，但无论公司的章程是否具体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该规定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盛贤房地产公司出具《担保函》时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张志忠，即该公司当时未设立董事会，执行董事的法律地位类似于设立了董事会的公司的董事会，并集董事会、董事长职权于一身，既拥有董事会的职权，又具有董事长的地位，即使公司章程对执行董事未赋予其代表公司对外担保的职权，也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相对人有理由将执行董事的行为等同于董事会决议，并理解为公司意志；第二，盛贤房地产公司从在《借据》保证人签章处署名，到另行出具《担保函》，历时六年多，法定代表人多次更换，但从反复提供保证的行为来看，该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盛贤鸿运公司提供保证的基本态度一以贯之，明显不是哪一任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行为，甚至其在收到《律师函》被追索保证债务时，也未向杨耀红表明该公司保证行为系法定代表人越权作出，因此相对人对此具有信赖利益，有理由相信盛贤房地产公司后来出具《担保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即便出具《担保函》系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也构成表见代表；第三，在双方六年多期间的磋商中，并无证据显示盛贤房地产公司曾经向相对人主张过该公司保证行为系法定代表人在欠缺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作出，而且从本案一审诉讼到二审提交上诉状，盛贤房地产公司均主张其保证行为系受杨耀红及案外人谢娟欺骗而作出，完全没有主张过其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而依据常理，法定代表人是否擅自对外提供担保是一个客观事实，如公司发现法定代表人擅自对外提供担保的事实，不可能不向相对人主张，也不在诉讼中一开始就提出，仅在二审庭询阶段才第一次主张；第四，从盛贤房地产公司答辩内容来看，反复表示其是受欺诈而作出保证担保，意即为盛贤鸿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是公司因受欺诈而作出的决策，是公司自身的意志，而无论受欺诈的主张是否成立，公司是否被欺诈，都不能以此认定是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越权行为。综合前述因素，本院认为，不能因在案证据欠缺盛贤房地产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就以此认定该公司担保行为无效。至于盛贤房地产公司是否受主合同债权人欺诈问题，该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因此，该公司以其受欺诈为由要求确认其担保行为无效，本院亦不予支持。综合前述论述，一审法院认定盛贤房地产公司在借款本金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至于诉讼费用一节，因诉讼费为多数当事人共同承担，且盛贤房地产公司作为保证人承担后亦可向主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其他保证人分担，并不会超出300万元诉讼标的额对应的诉讼费用，故本院亦不作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30元，由上诉人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范桂贤、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清远市盛贤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瑶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