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1，男，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2，男，195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3，女，195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某1，女，195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某2，女，195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194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惠来，北京市开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徐某、刘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刘某1、刘某2对于王某遗产没有继承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王某与刘某3形成扶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王某与刘某5结婚时间为1953年3月至1955年11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刘某1、徐某、刘某2没有出具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某与刘某3形成扶养关系，没有王某与刘某5的结婚证明。1955年11月19日王某与刘某5的户籍证明为夫妻，此时刘某3已16周岁以上，距刘某31956年5月7日参加工作只有半年时间。王某与刘某3没有共同居住生活，没有抚养教育过刘某3。一审法院程序上有错误。刘某1、徐某、刘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王某与刘某3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王某与刘某3是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2、依法判令位于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某-某号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王某的遗产份额由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继承；3、判令刘某1、徐某、刘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王某与刘某51956年再婚，再婚时，刘某5有一子刘某3（1939年生人，2003年去世）17周岁，已参加工作，并独自生活。王某一生从未生育过儿女。二人于1998年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刘某5于2001年12月去世，王某于2007年1月21日去世。王某晚年患有青光眼、白内障、哮喘等疾病，其日常生活全部由她的妹妹和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照料扶养及经济上援助和精神上的慰藉，直至生病、住院、抢救、火化、合墓等全部由她的妹妹和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共同料理的。诉争房屋10多年来，一直由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使用和管理。经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4民撤1号判决，认定并确认了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享有的权利。刘某1、徐某、刘某2在王某晚年生活中不尽扶养义务，生不养、死不葬，形同路人；而且利用虚假诉讼欺骗法院，用伪造、变造、篡改的证据，用虚假陈述既不证明王某与刘某3是否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也不说明王某一生无子女，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陈述王某与刘某5二人有一子，干扰法院审理，骗取了（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经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撤销了上述民事调解书。刘某1、徐某、刘某2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中继续用欺骗法院的手法不如实陈述，刘某1、徐某、刘某2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说“王某与刘某5再婚时，刘某36、7岁，与王某形成抚养关系”，而且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任何有关的证据；编造谎言继续干扰法院审判。依据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4民初1号民事判决，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继承人王某与被继承人刘某5之子刘某3是否有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生效法院判决已经确认民事调解书侵害了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的民事权益，也确认了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对被继承人王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故依据继承法和司法解释，依法确认王某的遗产份额，并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号的房产中王某的遗产份额。徐某、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诉请，其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已经对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有所处理；针对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的第二项诉请，被继承人王某有遗嘱，已经将涉案房屋给了刘某1，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没有权利主张份额，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5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刘某5与刘某3（1939年11月8日出生）系父子关系。刘某3与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了一子一女，分别是刘某1、刘某2。王某、王某3、王某4系姐妹关系。王某3与曾某2、曾某1、曾某3系母子、母女关系；王某4与栾某1、栾某2、栾某5（于2017年2月6日死亡）系母女、母子关系。王某4于1996年11月23日死亡，王某3于2013年9月5日死亡；刘某5于2001年12月26日死亡，刘某3于2003年11月14日死亡，王某于2007年1月21日死亡。公安机关出具证明信，载明曾某5，男，1927年6月1日出生，户口登记地址（现住址）为黄城根丙某1号，经查1953年3月6日户口登记情况为：之妻王某3、之姐王某、之姐丈李某3、之二子曾某1；经查1955年1月3日户口登记情况为：之妻王某3、之姐姐王某、之二子曾某1。根据公安机关1955年至1956年刘某5的户口登记情况显示，王某的户口于1955年11月19日由黄城根丙某**迁入刘某5所在的南小街某**；1956年7月22日刘某5、王某夫妇的户口迁往丰台区，长子刘某3的户口于当日迁入本院刘某**内。根据曾某1持法院协助调查令前往某物业管理公司调取1969年8月刘某3个人履历档案资料显示刘某3在1956年以前上学（职务学生），1956年5月至1956年12月做学徒（职务：学徒），1956年12月至1958年8月在学校上学（职务：学生），1958年8月在某机床厂参加工作（职务：工人）在职工登记表“家庭主要成员”栏中记载其父亲为刘某5、母亲为王某。1998年8月15日，原某1食品总公司（甲方）与刘某5（乙方）签订《单位出售公有楼房协议书》，约定刘某5以标准价每建筑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甲方出售的坐落于霍营乡华龙苑南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1999年1月28日，刘某5取得了上述霍营乡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号（以下简称某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京房权证昌私字第XXXX号）。诉讼中，刘某1提交了日期为2002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一份，载明：“立遗嘱人王某与刘某5原系夫妻，丈夫刘某5于2001年12月26日病故，夫妻共有座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霍营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二居室一套，该房屋所有权人为刘某5。现刘某5已病故，我现年老多病，现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归我所有。考虑到我年老多病，特立遗嘱如下：我去世后，座落在北京市昌平区霍营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归我孙子刘某1所有（包括所有权及处分权），别人不得干涉。”立遗嘱人处加盖有王某印章，代书遗嘱人处有“某法律事务所应某、杨某”，并加盖有该所公章；证明人处有“杜某”签名，注明日期。经法院释明，刘某1不能将代书人、见证人带至法庭接受询问，亦不能提供代书人和见证人的联系方式、地址，该代书遗嘱订立时王某的身体状况、遗嘱订立时的情况及遗嘱上的王某印章是否其本人加盖等细节均无法核实。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对该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不予认可。刘某5去世后，刘某1对王某日常生活及生病住院期间尽了相应的赡养照顾义务。但在王某的晚年，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作为王某的外甥、外甥女，在生活上照料，经济上接济，精神上慰藉，尤其在老人生病住院期间，曾某1、曾某2等人在医院陪护、照顾老人，尽了相应的扶养义务。在老人去世后，曾某2、曾某1等人亦为老人办理了丧葬事宜。另查，刘某1曾于2016年3月将徐某、刘某2起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涉案房屋，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继承人刘某5名下的涉案房屋由刘某1继承，徐某、刘某2放弃继承。根据上述民事调解书，刘某1于2016年5月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现房屋地址变更为昌平区东小口镇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2016年8月，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就上述民事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再审，认为其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王某的遗产，且刘某1、徐某、刘某2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继承涉案房屋应属无效。经审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作出（2016）京0114民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的再审申请。2016年12月，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法院作出的（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京0114民撤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曾某1、曾某2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7）京01民终10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京0114民撤3号民事裁定书；同时指令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审理后，于2017年12月30日作出（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不服（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期间，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于2018年5月3日提出撤诉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8）京01民终38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撤回上诉。在本案审理中，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申请撤回“确认王某与刘某3是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的诉讼请求，就该请求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并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后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中止本案审理。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诉请属于本案继承纠纷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无另行起诉确认的必要，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遂作出（2018）京0105民初914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某1、曾某2等人的起诉。曾某1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确认王某与刘某3是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姻亲继母子关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抚养关系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产生，审查本案中抚养关系的主体双方应为王某与刘某3，曾某1等五人均非抚养关系的主体，五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另结合一审认定结论，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京03民终54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以上事实，有死亡医学证明书、派出所证明信、单位出售公有楼房协议书、不动产查询结果、代书遗嘱、职工履历表、火化证、丧葬费收据、医疗费收据、住院费收据、诊断证明书、死亡告知书、病危（重）通知、病人费用清单、住院病历、物业费收据（发票）、燃气费收据、供暖费收据、墓碑照片、书面证人证言、（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2017）京01民终1072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3877号民事裁定书、（2019）京03民终5445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具体到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能够推断出刘某5与王某结婚时间在1953年3月至1955年11月期间，而刘某3的年龄在14周岁至16周岁期间，刘某3尚未成年；结合刘某3的职工履历表，在此期间刘某3仍在上学期间，无证据证明刘某3此时已与刘某5和王某夫妇分家单过。刘某3在1969年的职工登记表中填写父亲刘某5、母亲王某和刘某3一家人，在刘某5和王某均去世后，刘某3为父母所立的墓碑上亦载明了“慈母王某”的生平。王某在刘某3未成年前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抚养，刘某3在成年后亦对王某进行了相应的赡养照顾，法院综合考虑抚养时间较长、经济与精神抚养层面也客观存在、且两人对彼此的身份认可度高、家庭身份较为融洽，故法院认定王某与刘某3是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同时鉴于曾某1、曾某2等人已经就王某与刘某3是否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单独提起诉讼，法院亦就该诉请作出二审终审裁定，故曾某1、曾某2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02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效力问题，法院认为，首先涉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代书遗嘱上并没有立遗嘱人王某的签名，该代书遗嘱上虽有王某印章，但该印章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次，通过该代书遗嘱，无法核实具体的代书人；第三，经法院多次释明和询问，提供遗嘱一方不能提供遗嘱上载明的代书人、见证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也未能到庭接受询问。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仅提供了该代书遗嘱，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曾某1、曾某2等人对该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该代书遗嘱应属无效。诉争202房屋系刘某5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所得，应属于刘某5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某5去世后，应先将202房屋中的一半分出为王某所有，法院认定剩余属于刘某5的一半份额由刘某3和王某平均继承。析产和继承发生后，刘某3继承202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王某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刘某3去世后，其依法应继承的202房屋四分之一份额，由其继承人王某、徐某、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法院酌定四人平均继承该份额。即王某享有诉争202房屋十六分之十三的份额，徐某、刘某1、刘某2各继承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在王某去世后，刘某3作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因其先于王某去世，刘某1、刘某2作为刘某3的直系血亲有权代位继承王某的遗产份额。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五人虽并非王某的继承人，但曾某1等五人作为王某的外甥、外甥女，在王某的晚年，尤其是在其缺乏自理能力，又需要人在生活上照料、经济上接济、精神上慰藉、生病住院等方面，对王某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依法可以适当分得遗产。结合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酌情认定曾某1、曾某2等五人分得王某享有202房屋十六分之十三份额中的五分之二份额；由刘某1、刘某2代位继承王某202房屋十六分之十三份额中的五分之三份额，即曾某1、曾某2等五人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王某诉争202房屋四十分之十三的份额；徐某继承诉争某号房屋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被继承人刘某5、王某诉争202房屋的八十分之四十九的份额。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房屋由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共同分得四十分之十三的份额；由徐某继承该房屋十六分之一的份额；由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八十分之四十九的份额；二、驳回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京0114民初11488号开庭传票，证明一审程序违反民诉法有关规定；证据二（2018）京0114民初11489号开庭传票，证明一审程序违反民诉法有关规定，被双方当事人共同叫停；证据三北京市居民死亡医院证明书，证明在多次诉讼审理中，刘某1、徐某、刘某2都未出具伪造、变造、篡改的证据原件；证据四证据目录，证明编造王某的死亡医院是某医院；证据五刘某1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证明刘某1在该表祖父母栏项中无填写记录；证据六刘某2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证明刘某2在该表祖父母栏项中无填写记录；证据七朝阳法院民事传票，证明2018年9月27日13时30分开庭，案由为确认之诉；证据八朝阳法院民事传票，证明2018年10月29日15时开庭，案由为确认之诉；证据九朝阳法院民事传票，证明2018年12月20日13时40分开庭，案由为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法官戴口罩审理此案；证据十管辖权异议书，证明管辖权异议书提起时间是2018年9月27日，超出答辩期间；证据十一证明信，证明开具时间是2018年9月28日，是在法官授意、被代律师不知情下开具的；证据十二证明信，证明开具时间是2018年9月28日，在法官授意、被代律师不知情下开具的；证据十三朝阳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2018）京0105民初91478号，2018年11月7日作出；证据十四朝阳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2018）京0105民初91478号之一，2018年12月25日作出；证据十五朝阳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2018）京0105民初91478号之二，2019年3月27日作出；证据十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2019）京03民终5445号裁定书裁定的不知哪一份一审裁定书；证据十七照片，证明王某与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一家生活往来；证据十八孙保平、施淑琴、张雪琦、于华证明，证明王某与刘某5结婚时间以及王某与刘某3关系状况；证据十九昌平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2018）京0114民初11488号和（2018）京0114民初11489号都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中止的；证据二十昌平法院民事传票，证明2018年8月2日10时30分在东小口人民法庭开庭。刘某1、徐某、刘某2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刘某1、徐某、刘某2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某3与王某之间是否形成了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本院认为，判断继子女与继父母是否形成扶养关系要从确立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时间、教育、共同生活、家庭身份的认同以及融合性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可以作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某与刘某5结婚时，刘某3尚未成年，没有证据显示之后刘某3分家单过，结合1969年8月31日刘某3的职工登记表上家庭主要成员一栏记载了母亲王某的基本信息，刘某5与王某墓碑上亦记载了包括“子刘某3”以内的其他家庭成员信息，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扶养时间、家庭融合等因素，确认刘某3与王某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刘某3于2003年去世，王某于2007年去世，曾某1一方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作为被继承人王某的外甥、外甥女，对王某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可适当分得部分遗产。刘某1与刘某2在本案中作为代位继承人，在刘某3可继承财产的范围内对遗产享有权益。一审法院已充分考虑上述因素，认定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分得王某享有涉案房屋份额中的五分之二份额。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上诉主张刘某3与王某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并主张刘某1与刘某2不得继承王某遗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曾某1一方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王某生前原工作单位人事档案中有关家庭组成及婚姻状况一节，对此本院认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门派出所的证明信显示1955年11月19日王某户口迁至朝内南小街某**刘某**口中，关系为夫妻，刘某3此时尚未成年，即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王某与刘某5结婚时，刘某3尚未成年。故对于曾某1一方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杨 磊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