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2民初7569号原告:邵允强。原告：汪鲁坛。原告：钱某。原告：邵俊峰。法定代理人：钱某（系原告邵俊峰母亲）。原告：邵尉锋。法定代理人：钱某（系原告邵尉峰母亲）。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天君，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鑫，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国海。被告：顾陈晨。被告：陈钱东。原告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与被告张国海、顾陈晨、陈钱东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允强及其与原告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天君、被告顾陈晨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国海经本院传票传唤，被告陈钱东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五原告100000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6日晚至2018年7月7日凌晨，五原告的近亲属邵某（备注：五原告诉状中误写为“邵汪东”）与被告张国海、顾陈晨、陈钱东等人同桌吃饭并饮酒。饭后邵某已经达到醉酒状态，但同桌吃饭的三被告等人明知邵某处于醉酒状态，未对邵某进行任何劝阻，放任其驾驶摩托车离开。2018年7月7日1时8分许，邵某驾驶苏Ｅ×××××二轮摩托车沿202县道由北向南行驶时向右偏离路面撞击路外灯杆，邵某跌倒受伤。之后案外人罗飞驾驶苏Ｅ×××××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该路段时撞击并碾压跌倒在道路上的邵某人体，造成邵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张家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大队）认定，邵某与罗飞承担本起事故同等责任。原告认为，三被告与邵某同桌饮酒，在邵某喝醉的情况下，三被告应当对邵某尽到有效的劝阻与安全保护义务，故三被告放任邵某驾车离开的行为明显具有过错，与邵某驾驶摩托车因事故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五原告认为对于邵某的死亡，三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国海辩称，我当时并未与汪邵冬一起饮酒，当晚我与顾陈晨、陈钱东等人在另外一家饭店吃饭，中途顾陈晨接到何康电话，故我们过去汪邵冬吃饭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由何康敬了我们一杯酒，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我对邵某之死没有任何责任，请求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顾陈晨辩称，我当时并未与汪邵冬一起饮酒，当晚我与张国海、陈钱东等人在另外一家饭店吃饭，中途我接到何康电话，故我们过去汪邵冬吃饭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由何康敬了我们一杯酒，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我对邵某之死没有任何责任，请求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钱东未作答辩。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邵某是邵允强、汪鲁坛的独生子，1990年10月25日出生。2014年1月22日，邵某与钱某登记结婚，婚前两人生育两子邵俊峰、邵尉锋。2018年7月6日晚至7日凌晨，邵某与陆何、何康等人在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鹿香苑饭店聚餐饮酒。聚餐结束后，邵某驾驶车牌号为苏Ｅ×××××二轮摩托车(车上乘员：陆何)离开。7月7日1时8分，该二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撞到路灯杆，造成邵某、陆何跌倒受伤。1时12分，罗飞驾驶的客车撞击并挤压跌倒在道路上的邵某人体，造成邵某受伤，邵某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交警大队经调查后认为：邵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识和驾驶技能，饮酒(经检测：邵某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67mg/100ml，根据国标规定：血液中乙醇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1为醉酒)后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二轮摩托车在道路上盲目行驶，故判定邵某在其与陆何的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在其与罗飞的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2018年10月17日，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以罗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判决平安财产保险公司赔偿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837960元（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0000元，商业险范围内按照65%的赔偿比例赔偿717960元）。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3日，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以陆何、仇喜、何康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称陆何、仇喜、何康在与邵某一同吃饭饮酒后，达到醉酒状态，故要求陆何、仇喜、何康赔偿各项损失合计365494.8元。后经本院主持调解，协议由陆何赔偿10000元，由仇喜赔偿15000元，由何康赔偿15000元。以上事实，由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终13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9）苏0582民初247号案件庭审笔录、民事调解书及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审理中，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鑫律师向本院申请开具调查令，用以调取交警大队处理邵某交通事故一案的卷宗材料。本院经审查后，向宋鑫律师开具了调查令，宋鑫律师持令前往交警大队调取了该队于2018年7月12日制作的被询问人分别为陆何、何康、仇喜的询问笔录3份。陆何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8年7月6日19时至7月7日0时多，我与邵某、何康、仇喜、顾程程（音，备注：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陈述的三被告姓名与三被告真实姓名存在差异，以询问笔录记载为准，下文同此）、张国，还一个女的是顾程程的朋友，我不认识，一共七个人在鹿香苑饭店吃饭，期间都喝酒的，我喝了两瓶黄酒（沙洲优黄）、几瓶啤酒（具体几瓶不清楚），邵某比我少喝了一点，喝了差不多两瓶黄酒（沙洲优黄）、几瓶啤酒（具体几瓶不清楚）。这次吃饭是邵某请客并结账的，多少钱不清楚，吃完饭后邵某叫我一起到塘桥街上唱歌，也就是去唱歌的路上发生事故的。至于吃完饭后具体离开的顺序，我记不起来了。吃饭的七个人都喝酒的，具体每个人喝多少不清楚。何康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8年7月6日18点左右，我老表陆何打我电话，说邵某跟他老婆吵架，心情不好，叫一起吃饭，当时我说没时间要晚点到。大概晚上9点半，我驾驶二轮电动车到了鹿苑大酒店对面的鹿香苑饭店，我到的时候就陆何与邵某两个人在一个包厢里吃饭，他们两个人当时已经快把四瓶黄酒喝完了，我到了之后也喝黄酒和啤酒。大概到了22点30分左右，陆何叫仇喜（音）也过来了，仇喜也喝了黄酒和啤酒。当时与仇喜有点矛盾的顾程程在隔壁店里吃饭，我想着大家碰一下以后就别计较了，到了十一二点，我打电话叫顾程程（女）过来，顾程程带着张国海跟一个小名东东的人过来的，顾程程、张国海、东东三个人坐着喝酒，他们三个人喝了几杯啤酒，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大家一起出来，邵某请客结账的。吃饭结束的时间我也不太确定了，当时喝的有点多。吃完饭后，我和仇喜、顾程程三个人由一个叫小虎的朋友开车接我们去塘桥唱歌去了，吃完饭后我没留意其他人到哪里去了，后来除了邵某、陆何两个人，其他人都到了唱歌的地方。我一共喝了一瓶黄酒、四五瓶啤酒，陆何与邵某分别喝了两瓶黄酒，后又喝了啤酒，我在喝酒的时候劝邵某和陆何少喝点，但是他们不听。仇喜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8年7月6日23点，我亲戚陆何发我微信，说邵某跟老婆吵架，心情不好，叫我一起出来吃饭安慰一下邵某。之后我打车到鹿苑大酒店斜对面的鹿香苑饭店，我到的时候，陆何、邵某与何康三个人在吃饭喝酒，我到了之后喝的啤酒。过了半个多小时又来了三个人，我都不认识，其中有个女的。后来的三个人过来喝了两三杯啤酒，也就二十几分钟，然后就吃饭结束了（时间不确定，估计已经7月7日凌晨了）。吃完饭后，我与何康以及后面来的三个人坐着一个叫小虎的车到塘桥一家KTV唱歌去了。吃饭期间，我一共喝了一瓶多啤酒。陆何与邵某喝了黄酒和啤酒，具体喝了多少不清楚，喝的都蛮多的，估计都醉了。吃完饭后，我在等车的时候看到邵某骑着摩托车过来，当时我们还有人拔钥匙让他别开车，但是邵某不听，执意要开，因为陆何与邵某关系好，所以坐上邵某的车子走了。这次吃饭应该是邵某请客吃饭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审理中陈述事发经过如下：五原告对于详细情况并不了解，事后经过询问，得知当天参与饮酒的包括邵某在内总共有七个人，部分的参与人说当天是由邵某请客付账，但事后查看邵某的手机，并没有消费记录，所以没办法确认是由谁组的局。在饮酒之后相约一起至塘桥的KTV唱歌，邵某酒后驾驶摩托车载陆何前往，其他人开车前往，邵某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邵某与陆何受伤，之后发生二次事故导致邵某死亡。顾陈晨在审理中陈述事发经过如下：2018年7月6日晚上，我和被告张国海、陈钱东还有虎子四个人一起在鹿苑酸菜鱼饭店吃饭，从7、8点钟吃到12点，我们四个人喝了七八瓶啤酒。到了12点钟左右，我接到何康的电话，他说他在我们喝酒的马路对面饭店吃夜宵，让我过去见个面，之后我与被告张国海、陈钱东一起过去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饭局已经结束了，何康敬了我们一玻璃杯啤酒，我们与邵某无来往，双方也无敬酒，过了10分钟左右，我们就各自离开了饭店，当时我没看到邵某有不清醒的状态。出来后，何康喊我们一起去塘桥麦奇果KTV唱歌，唱歌是陆何请客付账，邵某和陆何没有去，他们为什么没去我也不清楚，我过了好多天才听何康说邵某出事了。本院认为，酒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亲朋好友聚会、喜事宴请等场合，饮酒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近年来因共同饮酒行为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加之不同案件存在个案差异，对于此类案件的性质认识和责任承担，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争议。共同饮酒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系基于增进友谊与促进社交而发生，各方一般均没有追求产生某种法律效果的主观意愿，因此共同饮酒行为作为一种情谊行为，一般并不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如果在共同饮酒中出现了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则应进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因共同饮酒行为出现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存在数种类型，比如因为灌酒、强迫饮酒直接导致他人饮酒过多当场死亡，再比如他人处于醉酒状态后同饮者未及时送医导致死亡等，本案则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案件类型。在该类案件中，需要分析的是同饮者在酒后有无照顾、劝阻的注意义务以及该义务的来源为何。司法实践中，关于在共同饮酒后，当一人处于醉酒状态后，其他同饮者需要承担注意义务的产生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先前危险行为理论。按照该理论，如果一个人实施了某种过错行为，该行为导致他人身处险境，而他人无法摆脱这种险境，则此时行为人必须承担救助义务。在共同饮酒导致的侵权纠纷中，某些情形确实可以适用该理论，比如因为大量灌酒导致他人处于醉酒状态致使如不及时送医将可能死亡的情形中，此时同饮者基于先前的大量灌酒行为导致他人处于不能自理的危险境地，则应基于先前的行为实施救助义务。但是在本案中，系属于死者邵某在酒后驾驶机动车遇交通事故死亡，在饮酒后邵某并未立即处于危险状态，且此时邵某完全可以自主选择不驾驶机动车。邵某此时并非无法自主摆脱险境，故本案不应适用该理论。二是同饮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院认为，安全保障义务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专指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者和群众性活动组织者负有的法定义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负有的法定义务。本案所涉纠纷显然与群众性活动无关，且本案三被告也并非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故本案亦不应适用该理论。三是同饮者的法定附随义务，本院认为附随义务是债法中的一个特定概念，该义务是建立在主债务基础之上的，在共同饮酒行为中，并不存在主债务，故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附随义务。本院认为，同饮者在饮酒后，在具备某些条件的基础上，确实需要承担注意义务，该种注意义务是建立在特殊关系理论之上的。特殊关系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产生了某种特殊关系，基于这种特殊关系产生一方对另一方在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特殊关系一般是指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包括师生关系、同居关系等。当人们基于社交的目的与其他人一起从事某种活动，尤其是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有可能形成一种信任和信赖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特殊关系理论，行为人需要承担起注意义务。该种注意义务，其功能在于弘扬善良风俗、引导人们从事合理行为，但是该种注意义务毕竟没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应以“必要”为限。对于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应不能超过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在个案中，案件的细节至关重要，同饮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饮酒品种、饮酒时间、饮酒气氛以及是否存在灌酒斗酒等行为都是判断是否需要尽注意义务以及注意义务应尽到何种程度的参考因素。本案中，陆何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系七人共同饮酒，但是对于到达饮酒场所的时间顺序并未陈述，该陈述比较笼统。仇喜与何康的陈述相对较为详细，二人均陈述系陆何通知其聚餐事宜，且当晚聚餐的目的均是因邵某与妻子吵架，故一起聚餐为其排解忧愁。何康与仇喜均陈述本案三被告是在当晚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到达，两人分别陈述三被告呆在现场的时间分别为半个小时左右、二十几分钟。本院认为，囿于现有的证据材料，已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但何康与仇喜关于当晚聚餐的描述显然真实度较高，故本院对该两人陈述的内容予以采信。同饮者并非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仅仅是一个笼统的生活性用语，对于每个参与共同饮酒的人的角色与行为，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本案中，综合何康、仇喜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当晚的同饮者实际分为两类，第一类同饮者是邵某、陆何、何康与仇喜，第二类同饮者是本案三被告。第一类人饮酒的目的均是因邵某与妻子吵架，故陆何作为组织者，联系何康与仇喜过来一起吃饭，可知虽然四人前往鹿香苑饭店的时间有早晚，但均是为了替邵某排解忧愁而来。至于本案三被告，当晚大多数时间是在另外一家饭店聚餐，三人到达鹿香苑饭店的目的与邵某并无关联，且无证据证明三被告与邵某相识相熟。依照被告顾陈晨与张国海的陈述，其与被告陈钱东在到达现场后，仅仅由何康敬了三人一小玻璃杯啤酒，依照何康与仇喜的陈述，本案三被告也仅仅是喝了几杯啤酒，并无证据证实本案三被告对邵某有强迫饮酒、过度劝酒等不当行为，且按照我国传统的酒文化，相互之间不认识不了解的人不会过多的向他人劝酒，更不会恶意的灌酒，顶多只会礼节性的敬一杯酒而已。故本院认定本案三被告在饮酒行为中并不存在不当行为。对于饮酒中并没有强迫饮酒等不当行为，甚至与醉酒之人并不相识的情形，当同饮者中的其中一人处于醉酒等危险状态时，此时认定其存在疏于照顾、劝阻之注意义务，应该严格加以限定，否则会出现人人争相喝醉以及人人争相提前离场以免于承担照顾他人义务的背离社会善良认知的现象。本案中，三被告当晚本是在隔壁饭店聚餐饮酒，后来应何康之邀前来晤面，三人均与邵某素不相识，前来目的亦均非邵某、陆何等人当晚聚餐之初衷，三人前来之后滞留时间甚短，也无对邵某采取强迫饮酒等不当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将饮酒后劝阻与照顾的注意义务加诸三被告，显然超出了普通人、正常人的认知水平与判断能力，这种常人无法判断或者做不到的情形，作为司法机关，不应予以苛求，故本院认定三被告对五原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认定三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关于三被告是否需要基于公平责任原则补偿五原告的问题，因为公平责任原则是建立在受害人与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的基础之上的，而本案的受害者邵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显然存在重大过错，故本案无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之余地。综上所述，对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邵允强、汪鲁坛的丧子之苦，原告钱某的丧偶之悲，原告邵俊峰、邵尉锋的少年失怙，均为人间至痛，令人痛惜。但本院作为司法机关，理应公平公正处理纠纷，而不应罔顾事实与法律以弥补一方损失。本院也希望诉讼双方能够正确认识本次诉讼的价值及意义：一方面，五原告作为家属在事发时不在现场，可以通过本次诉讼了解事发经过、消除对三被告的误解，愿本案五原告尽快走出悲痛，重拾生活；另一方面，三被告亦可通过本案诉讼体谅五原告作为家属骤然失去至亲的痛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邵允强、汪鲁坛、钱某、邵俊峰、邵尉锋自行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任清敏人民陪审员  肖关岳人民陪审员  顾雪忠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王钰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