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822民初1065号 原告：陶玉山，男，1970年7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阳，湖南新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智理，男，195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告：桑植县德祥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桑植县澧源镇文明路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朱智理，总经理。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泽民，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祯孟，湖南威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向国亚，男，1976年12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第三人：覃东云，男，1978年6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原告陶玉山与被告朱智理、桑植县德祥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植德祥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湘0822民初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陶玉山的诉讼请求。原告陶玉山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6月4日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桑植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追加向国亚、覃东云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玉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阳，被告朱智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泽民、王祯孟，被告桑植德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泽民、王祯孟，第三人向国亚、覃东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玉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入股资金200万元及自2018年1月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占用资金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2．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月3日起至2019年1月16日止的原告入股期间可得利益收入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被告朱智理委托其代理人覃东云与原告洽谈，要求原告入股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即被告朱智理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原告，双方多次磋商洽谈后，原告于2017年12月28日，12月29日共计转入100万元到被告桑植德祥公司账上，作为首期入股资金。2018年1月3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朱智理将持有的桑植德祥公司30%的股权以30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陶玉山；同时另约定被告朱智理在原告陶玉山出资起8个月内，在工商局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被告朱智理在法人栏签名，覃东云在负责人上亦签字捺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1月4日、1月5日、1月16日、2月5日分别向被告负责人（代理人）覃东云账上转入股资金15万元、25万元、20万元、40万元共计100万元。此后，原告在准备支付余款100万元时，要求被告朱智理一同前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朱智理开始推诿并不予配合，双方逐渐发生了分歧，2018年8月原告再次要求双方履行合同义务，仍遭被告朱智理拒绝。2018年9月3日、10月15日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内部股东发生二次变更登记，被告朱智理拥有公司股权53.4%，2018年11月7日，被告朱智理将其50.1%的股权转让给浙江人王钗平并做了变更登记。原告认为，被告朱智理以欺诈的手段吸引原告的资金入股，但却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并将其协议约定转让给原告的股份转让给他人；被告桑植德祥公司明知朱智理将其个人股份已转让给原告，但却确认并配合朱智理又将其股权转让给他人，同时吸收原告的200万元资金用于其企业生产。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朱智理的行为构成重大违约，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存在重大过错，两被告应共同承担退还原告资金本息等损失的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朱智理与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共同辩称：一、股份转让协议形成的前提是为了收购本地股份。桑植德祥公司由浙江股东和桑植县原始股东组成，因公司经营亏损，股东合作不愉快，为了收购本地股份，被告朱智理向覃东云出具了空白的股份转让协议。覃东云在与原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并未向被告告知，被告对股份转让事实不知情，自始至终不认识原告。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原、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持有股份转让给原告，该协议内容无效。其一，被告朱智理仅持有公司23.4%股份，而协议书约定是转让30%股份；其二，公司全体股东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未同意被告朱智理转让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依据上述规定，本案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原告与被告朱智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原告并未实际履行协议，未按约定向被告朱智理支付股份转让款。原告所提交的向国亚的转款交易记录为被告桑植德祥公司与向国亚之间砂石购销合同的货款，交易时间在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三、涉案《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属于朱智理个人所有，覃东云无权向原告收取股份转让款；被告朱智理仅委托覃东云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并无收取股份转让款的权限。 第三人向国亚述称，向国亚曾以江西锦程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桑植分公司名义与桑植德祥公司签订了《材料购销合同》，共向桑植德祥公司采购砂石49363.98吨，应付总价款987279.6元，现已付952397元。原告陶玉山是其姐夫，于2017年12月28日、12月29日分两次给被告桑植德祥公司转账的100万元与砂石购销没有关系，该款系代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第三人覃东云述称，其于2017年9月开始在桑植德祥公司开展工作，当时正是公司经营困难的时候，经朱智理安排，以公司的负责人负责组织生产和对外承接业务等事务。同时被告朱智理全权委托覃东云找人转让股份，通过与向国亚洽谈，约定转让价款是300万元，在向国亚给公司转款100万元后两天，陶玉山与朱智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018年8、9月份以后，向国亚要求履行合同进行股权登记，但因被告那边变更不了，覃东云便向陶玉山出具股权转让款的收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股份转让协议》，被告提交的工商企业信息登记表与股东变更登记表、《股份转让协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客观，来源合法，应确认为能证明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12月28日、12月29日，向国亚分两次从其银行账户给被告桑植德祥公司转账共计100万元；2018年1月4日、1月5日、1月16日、2月5日，向国亚分别给覃东云转账15万元、25万元、20万元、40万元共计100万元。对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两份、授权委托书一份，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信，故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被告朱智理与向国亚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实向国亚与被告朱智理之间就砂石购销合同产生分歧后的协调过程，内容客观真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就砂石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方面，第三人向国亚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长沙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收款收据、覃东云与张钰通话记录、证人彭笔生调查笔录，被告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供货单、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祯孟与合同签订的负责人王齐华的通话录音、以及王祯孟与米泽平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本案系陶玉山与朱智理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向国亚与桑植德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为避免对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本院结合其他已采信证据只就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优势性比较，不对上列证据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审查与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桑植德祥公司系由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建筑石料石灰岩开采、销售”，该公司股权几经数次转让之后，被告朱智理取得大股东身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至今，因公司经营压力，大致自2017年7月始，被告朱智理让第三人覃东云以桑植德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公司管理经营。第三人向国亚从事工程承包施工业务，其姐夫即原告陶玉山平时则帮向国亚负责施工现场管理。通过第三人覃东云的联系，朱智理与向国亚于2017年年底开始就砂石采购进行接触，最终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向国亚以江西锦程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桑植分公司名义与桑植德祥公司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双方有砂石购销业务及资金往来。 2017年12月28日、12月29日，向国亚分两次从其银行账户给被告桑植德祥公司转账共计100万元。2018年1月3日，原告陶玉山与被告朱智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朱智理同意将其持有的30%的桑植德祥公司股权以30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陶玉山，原告陶玉山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原告陶玉山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后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被告朱智理所转让的股权款项。在签名栏上，甲方法定代表人为朱智理，负责人为覃东云，并盖有桑植德祥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签名栏为陶玉山签字。2018年1月4日、1月5日、1月16日、2月5日，向国亚分别给覃东云转账15万元、25万元、20万元、40万元共计100万元。第三人覃东云给原告陶玉山出具两张各100万元的收条，并注明股权转让款。 2018年3月，因江西锦程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桑植县洪家关乡道路工程开始施工，江西锦程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桑植分公司与桑植德祥公司之间的《材料购销合同》也开始履行，同年9月中下旬，朱智理与向国亚为覃东云从桑植德祥公司装运砂石应由谁结算而进行多次联系并发生分歧，向国亚在联系过程中自认其采购砂石有支付预付款的行为。 2018年10月，因桑植德祥公司股权变更问题，覃东云在与朱智理发生矛盾后离开桑植德祥公司。随后，《材料购销合同》和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也发生争议，原告遂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入股股金200万元及占用资金利息，并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入股期间可得利益收入100万元。庭审过程中，原告陶玉山提出增加解除与被告朱智理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签订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事实及过程没有争议，但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即原告是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产生争议。根据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原告诉请被告承担给付之义务系合同无效后的缔约过失之责还是属履约不能后的违约责任；二是对案涉两次所付款项性质确认问题，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告诉请被告承担支付之义务系合同无效后的缔约过失之责还是属履约不能后的违约责任。 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系被告朱智理对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原告陶玉山的个人间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标的系桑植德祥公司30%股权。两被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1条规定，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应属无效。本院认为该条属于管理性规定，不影响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成立和生效，同时本案自2019年1月16日受理至今，桑植德祥公司亦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其他股东自始未就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反对的意思表示，故对两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该合同系陶玉山和朱智理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但自双方于2018年1月3日签订协议至今，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显示，被告朱智理持有的桑植德祥公司股权只有23.4%，不足合同约定的30%，且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各股东间就持股比例又进行了二次变更，也就是说，现实客观条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经本院释明后原告陶玉山提出解除合同，被告朱智理也予同意，现双方均已无继续履行合同意愿，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请予以支持。《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后，陶玉山与朱智理作为合同相对方，均可就合同的履行情况，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主张自身权利。 二、对案涉两次所付款项性质确认问题。 （一）对于12.28、12.29两次交付给被告桑植德祥公司的100万元款项性质及处理问题。原告陶玉山主张该款系向国亚代其向朱智理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两被告抗辩该款系第三人向国亚支付的砂石采购预付款，并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及砂石销售单等证据。第三人向国亚述称该款系代陶玉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与桑植德祥公司之间的砂石购销关系产生的应付款另行进行了支付。本院认为该款系第三人向国亚根据《材料购销合同》向被告桑植德祥公司支付的砂石采购预付款，理由如下： 1、该款的给付时间早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间，股权转让协议与普通商品买卖合同有别，股权价款没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在协议还未签订特别是价款还未确定之前就支付巨额资金，与日常商业交易规则不符；另本案是个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朱智理系股权转让人，也应是股权转让价款的接受者，但该款却转入标的物公司银行账户，也不符合商业交易规则，相反桑植德祥公司作为《材料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正是砂石预付款的接收方。 2、针对原告的主张，两被告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及砂石销售单等证据证明该款系砂石采购预付款；第三人则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及向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和第三人覃东云支付部分砂石款的支付凭证等证据。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证据不仅对合同文本，还对交付的砂石总量、付款方式及金额均提出异议，同时双方都认可尚未对《材料购销合同》进行结算。本院认为现第三人向国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撑其主张的事由，现直接有效的付款凭证金额远低于其单方认可砂石量的应付款金额，结合被告提交的朱智理与向国亚2018年9月19日、9月20日两次通话内容（该通话内容可以确定《材料购销合同》履行过程存在预付款的事实），就该1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还是砂石预付款问题上，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对比第三人向国亚提交的证据要具有优势性。 综上，考虑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为避免对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权益造成损害，不宜对第三人向国亚与桑植德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的相关证据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审查与认定，根据前述评析理由，本院认定该100万元系第三人向国亚支付给被告桑植德祥公司的砂石预付款更为妥当，故原告陶玉山诉请两被告返还该款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若该款存在返还或部分返还情形，应由第三人向国亚依据其与被告桑植德祥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另行进行主张。 （二）对于1.4、1.5、1.16、2.5四次转账交付给第三人覃东云共计100万元款项性质及处理问题。原告主张该款系其亲属向国亚代其向被告朱智理的代理人覃东云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向国亚认同原告的主张，且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也未对该款项独立提出请求，故本院认可原告对该款项享有主张的权利。原告依据《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主张第三人覃东云为朱智理的代理人，朱智理应对覃东云接收的100万元款项承担返还责任，并提交大量覃东云为桑植德祥公司负责人的证据。本院认为从《股份转让协议》内容看，朱智理没有对覃东云进行明确授权，不能据此确定覃东云为案涉股权转让关系中朱智理的代理人；同时原告提交的证据系为证明覃东云与桑植德祥公司构成表见代理，而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即股权转让价款接受人是被告朱智理，覃东云是否构成桑植德祥公司的表见代理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故在本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覃东云并非朱智理的代理人，覃东云接受该款的行为属无权代理，被告朱智理无需对覃东云的行为负责，故原告要求被告朱智理返还该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桑植德祥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也没有收受该款项，亦不应承担返还责任。若原告陶玉山或第三人向国亚与第三人覃东云之间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或经济往来，就第三人覃东云接受的100万元款项，原告陶玉山可通过无权代理法律关系另案诉讼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因转让人朱智理并不持有合同约定的标的物，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院依法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对此，被告朱智理应承担主要责任。现原告欲追究被告违约之责，并赔偿其相关损失，虽案涉争议的两笔款项确有相应的交付记录，但法院处理纠纷当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而本案权利主张者要么法律关系选择不当，要么诉讼主体选择错误，要么证据不足，本院实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陶玉山与被告朱智理于2018年1月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驳回原告陶玉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陶玉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卫军 人民陪审员  陈 勇 人民陪审员  皮 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张 婷 书 记 员  张 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