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泽锋，湖北元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6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泽锋，湖北元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70年2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4，男，193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因与被上诉人张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1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泽锋，被上诉人张某4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张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项，改判由三上诉人各继承15％所有权份额，被上诉人继承5％所有权份额；2、依法对被继承人司梅芳的存款进分割继承；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司梅芳随张某4从1997年6月一起在福建泉州生活至2005年患病回到武汉，2006年张某4亦回到武汉”是错误的。有据可查的是:（1）根据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的（2007）年的申报表显示，张某4还是其单位教职员工；（2）根据已生效法律文书载明，2006年1月司梅芳去世后，同年8月8日张某4与凌晓春再婚，其时凌晓春就仰恩大学工作，在再赴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2007年张某4在福州借给凌晓春在福州的亲戚20万元作生意的事实，证明了2006年张某4亦回到武汉是错误的；（3）在与凌晓春的离婚诉讼案中的陈述，2012年6月在仰恩大学，凌晓春发现张某4与他人关系不正常，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张某4凌晓春越来越冷淡，导致后来双方的离婚。上述事实证明了，司梅芳随张某4从1997年6月一起在福建泉州生活至2005年患病回到武汉，2006年张某4亦回到武汉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2013年7月9日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中关于凌晓春给张某4经济补偿20万元”的性质，和“2014年武昌区人民法院（0005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证明双方共同存款18.07万元，其中，10万元属于张某4婚前个人存款，余款8.07万元要求分割的事实。反证了在2006年1月司梅芳去世后，同年8月8日张某4与凌晓春再婚前至少有10万元存款的事实。三、关于继承份额的问题。司梅芳随张某4从1997年6月一起在福建泉州生活至2005年患病回到武汉，2006年张某4亦回到武汉是错误的事实，司梅芳在张某4赴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期间一直在武汉生活，并由子女照料，2006年1月11日司梅芳去世，张某4才回到武汉参加丧事，随之在2016年2月春节期间将凌晓春领回家中，向子女们宣布再婚，遭子女们反对后即再赴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上述事实证明了（1）张某4没有尽到对司梅芳的夫妻抚养义务；（2）张某4虽为近70岁的人，但是他还能够在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足鉴其身体是何等健康；（3）通过在司梅芳去世后，张某4的二段再婚史，以及多宗诉讼案亦能证明其精力旺盛。虽然作为子女应当尽到赡养义务，但是作为夫妻，有能力也应尽到扶养义务。而张某4只顾自己的享乐，不念及夫妻感情，不念及子女们的感受，在司梅芳尸骨未寒时，再婚令人心寒。所以，上诉人坚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张某4应当作出不分或少分的判决。四、关于对被继承人司梅芳与张某4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存款问题。上诉人认为，张某4在湖北省自动化研究所退休时自己的工资存折，在赴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也有自己工资卡，赴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仰恩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也得生活，所以，认定张某4的工资收入一直由司梅芳掌管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同时，认定张某4为司梅芳生病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20余万元，司梅芳去世前没有存款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再则，若司梅芳去世前没有存款，那么，张某4的工资收入何以能够在2007年至2008年间先后出借给凌晓春约40万元，短短的二年内，钱从何而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问题意见》的相关规定，有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证明的事实、和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司梅芳生前遗留有存款，并不进行分割的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五、关于上诉人张某2的住房使用权问题。一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张某2属于无房户。而被上诉人张某4诉称上诉人在提起继承诉讼后受到其子女打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被上诉人张某4多次报警所为何？其多次向子女单位举报所为何？到底过错在哪一方？明辨是非的人都是可以知道的。一审法院认为，张某2在继承诉讼之前并未与张某4一起居住，现要求对涉案房屋享有使用权，势必影响被上诉人张某4的晚年生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恰恰相反，当上诉人张某4突发疾病时，现妻张成英亦无能为力，只有打电话给子女进行救护，所以，还是有能力的子女在身边的好。还则，不让子女经常接触，也不利于家庭矛盾的化解。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和判决有失偏颇。张某4辩称，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跟司梅芳的关系很好，2005年11月份司梅芳生病回武汉，我2005年12月份就请假回武汉照顾她。我也没有司梅芳遗留的存款。我生病的时候只有张某3来看过我，张某1、张某2都不来看我。我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没有异议，对于第二项，当时我跟法官说的是他们态度好，才愿意给他们每人一万元。张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继承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东区26栋39门4楼8号住房一套；2、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39门****房屋由张某4居住使用；3、诉讼费由张某1、张某2、张某3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4曾与司梅芳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即长女张某1、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张某4曾系湖北省自动化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张某4、司梅芳二人婚后取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东区26栋39门4楼8号（建筑面积106.94平方米）住房**，该房系房改房，由自动化研究所按房改政策出售，该房屋于2003年1月6日办理了武房权证省直字第**房屋所有权证、于2006年2月10日办理了武昌国用（初改2006）第005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产权人、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均登记为张某4。张某4于1997年6月从自动化研究所退休，退休后即应聘至福建仰恩大学任教，司梅芳随张某4一起在福建泉州生活，2005年司梅芳患病回到武汉，2006年张某4亦回到武汉。2006年1月11日，司梅芳因病在武汉去世。2006年8月8日，张某4与凌晓春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3年6月18日，张某4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凌晓春离婚,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9日作出（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353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如下：一、张某4与凌晓春自愿离婚；二、、位于武汉市江夏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三0三工厂经济适用房********房屋归凌晓春所有三、凌晓春于调解协议签字后一个月内支付张某4经济补偿款20万元；四、略…2013年10月22日，张某4与张成英再婚。婚后二人居住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东区26栋39门4楼8号。张某4与凌晓春离婚后，2014年凌晓春以离婚后财产分割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存款80721.73元，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14日作出（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005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凌晓春的起诉。凌晓春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70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另查明，截至2019年7月10日，武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无张某2的房产登记信息，其子许东名下拥有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1栋13层1室房屋，张某2一直随子居住。一审法院认为,张某4、司梅芳婚后通过房改购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该房屋属张某4、司梅芳的夫妻共同财产，司梅芳去世后，该房屋的50%产权份额应为被继承人司梅芳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因司梅芳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司梅芳的遗产继承人应为其配偶张某4、长女张某1、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因司梅芳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案涉房屋应按法定继承由继承人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继承。张某1、张某2、张某3均认为他们是对母亲司梅芳尽赡养义务较多的人，可以多分遗产，并要求一并分割司梅芳遗留的存款,如存款不明，导致整体遗产不明，故不应单独处理房产。本案中，被继承人司梅芳在张某4退休前及退休后一直与张某4共同生活，在其生病住院期间，张某4已为近70岁的老人，张某1、张某2、张某3作为子女在母亲司梅芳生病住院期间所尽义务较多，应是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不能以此要求多继承遗产。关于被继承人司梅芳是否留有存款。张某1、张某2、张某3认为，通过张某4与凌晓春的离婚诉讼，在其与凌晓春结婚后即出借20万元为其购买房屋，2009年在福建的官司亦有债权20万元，在其与凌晓春结婚后短短的几年，己有存款40余万元，该款中应有母亲的部分，基于整体遗产不清楚，故不应仅分割房产，张某1、张某2、张某3未提交司梅芳去世时留有存款的证据。张某4认为在与司梅芳生活期间，其工资收入一直由司梅芳掌管，在司梅芳生病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20余万元，司梅芳去世后未留有无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某1、张某2、张某3现无证据证实司梅芳去世后留有存款，仅以其他诉讼案件推断司梅芳留有存款，虽该推断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一审法院不能依此对所谓司梅芳遗留的存款进行分割。司梅芳遗留的存款不明，不影响案涉房屋遗产部分的处理，故对张某1、张某2、张某3抗辩整体遗产不清楚，不应分割房产份额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被继承人司梅芳遗留的案涉房屋50%产权份额的处理，张某4表示无力向三子女支付应继承份额对应部分的补偿，仅要求继承房产的产权份额，故一审法院仅处理房产的继承份额。张某4还要求一审法院将案涉房屋判由其居住使用，认为对三子女提起继承诉讼后，其中长女、长子为阻挠其打官司，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生活，张某2亦称其为无房户，要求在案涉房屋中居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九十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之规定，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对案涉房屋使用的权利，二人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按份共有人可自行协商处理。一审法院注意到张某4已为耄耋老人，在其提起继承诉讼后，受到三子女的强烈反对，张某4多次报警，并向儿子所在单位反映情况，造成父女、父子关系紧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亦多次与张某4沟通，了解其真实想法，三子女的各种担忧虽有存在的可能，但作为子女更应尊重老人对房产的处理意见，张某4目前身体状况欠佳，张某2在继承诉讼前并未与父亲一起居住，现要求对案涉房屋享有使用权，势必影响其父的晚年生活，按份共有人应以让其父在晚年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为出发点，妥善处理家庭纠纷。另，张某4同意补偿张某1、张某2、张某3每人1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司梅芳遗留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东区26栋39门4楼8号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由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各继承12.5%所有权份额；二、张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张某1、张某2、张某3各支付人民币1万元；三、驳回张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16元，减半收取3858元，由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各负担964.50元。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的规定，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均应在案件中进行分割。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张某4、司梅芳婚后通过房改购得的产权，此类房改房一般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司梅芳去世后，该房屋的50%产权份额应为被继承人司梅芳的遗产。因司梅芳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案涉房屋应按法定继承由继承人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继承。故原判对该房屋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并无不妥。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要求对司梅芳的遗产按15％所有权份额继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要求对司梅芳的存款进行分割继承的问题，张某1、张某2、张某3应当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目前亦未提交证据来证实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张某1、张某2、张某3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16元，由张某1、张某2、张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治国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张海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杨雨竹书记员杨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