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终1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阳，男，198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聊城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洪敏，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华，男，196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花，女，195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上诉人杨阳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华、徐玉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洪敏、被上诉人王国华、徐玉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国华对上诉人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国华、徐玉花承担。上诉理由：一、关于王国华与山东纳兰和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兰和韵公司”）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应推定《借款借据》系纳兰和韵公司单方出具”，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答辩及对《借款借据》的质证中均提出《借款借据》加盖的印章与纳兰和韵公司明显不一致，备案公章有数字编码，而王国华提交的《借款借据》加盖的纳兰和韵公司印章没有数字编码，单单以此便可充分证明，《借款借据》并非由纳兰和韵有限公司出具，但一审判决对印章问题刻意回避，只字未提，草率以推定形式认定《借款借据》由纳兰和韵公司出具，属认定事实错误。关于王国华如何持有《借款借据》，王国华一审自述其将钱给了徐玉花，而非纳兰和韵公司，王国华在诉状中陈述，该款由徐玉花打入公司账户，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款汇入纳兰和韵公司账户；《借款借据》也是由徐玉花交付给王国华，对于《借款借据》如何交付到王国华手中，一审并未查明。事实上，纳兰和韵公司没有出具《借款借据》，不是借款人。关于王国华庭后提交的《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显示杨阳于2014年12月4日向王国华转款的情况，该日期明显早于《借款借据》的出具日期，即2015年1月26日，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王国华与纳兰和韵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王国华在一审时提交了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根据该《情况说明》载明：王国华自称向纳兰和韵公司投资，而非借款。所以，即使假如王国华向该公司支付了款项，也是投资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二、一审判决以载明的《公司法》相关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1条适用的前提是对已知债权人，而本案中，王国华与纳兰和韵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三、即使《借款借据》由纳兰和韵公司出具，王国华提起诉讼，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王国华提交的《借款借据》显示的借款日期为2015年元月16日，借款期限为90日，其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已远超过当时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虽然其提交了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但对载明的内容是否真实，一审法院并未核实。即使载明的内容属实，也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效果。依据法律规定，王国华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后的救济途径为提起诉讼，而非报案或信访，王国华报案或信访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效果。庭审时补充意见：根据王国华一审时陈述其向徐玉花交付了2万元，而其提交的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显示杨阳已经汇入其账户16920元，如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对于该部分回款应认定为偿还的本金予以减除。王国华答辩称：上诉人应当还钱，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玉花答辩称：我认可一审判决，上诉人陈述我不认可。借据数额在衡水就有100多万元，都是这种借款借据，当时说给3分钱的利息。当时王国华他们都去纳兰公司了，公司给一些奖品。这个钱是通过我打到公司了，我刷卡转交给了公司。公司每天返钱已经打到个人账户了，我也出借了10多万。关于公章问题，他用这个公章开了大概1000多份，他们也报案了，但没有立案。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阳、徐玉花偿还本金11400元、利息8000元；2、诉讼产生的费用由杨阳、徐玉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7日，王国华向徐玉花卡号为62×××56的银行账户转款41800元。2014年12月4日杨阳向王国华的账户转款16920元。2015年1月26日，纳兰和韵公司为王国华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出借人为王国华，借款人为山东纳兰和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借期限90日，出借金额11400元，出借人与借款人关系为股东。另查明，纳兰和韵公司于2014年9月28日成立，杨阳系法定代表人及唯一的股东，该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登记注销。王国华于2014年6月开始多次向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信访部门反映纳兰和韵公司到期未支付投资款及分红的问题，于2016年4月13日向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反映过该问题，并于2018年初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接到市长电话转办单要求处理该问题。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于2018年2月6日向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出具了相关情况汇报，纳兰和韵公司即使构成经济犯罪，亦应由公司注册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立案单位发布协查通告，再由衡水市桃城区经侦大队协助办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在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应予以保护，借贷关系的双方应该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王国华向杨阳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应为2015年9月15日。纳兰和韵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登记注销，故于该公司注销后，义务人为杨阳。因此，王国华知道或应当知道义务人之日为2015年9月15日。其次，本案中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根据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王国华于2016年4月13日向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反映过该问题、2018年初向市长公开电话反映纳兰和韵公司涉嫌犯罪的线索，并自称到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和山东省临邑县公安局报案未果，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于2018年2月6日出具线索情况汇报，说明了未予立案的相关理由。对王国华向政府部门、公安部门反映纳兰和韵公司涉嫌犯罪线索或者控告的行为应视为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4月，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2016年4月至2018年2月6日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于2018年2月6日诉讼时效再次中断后，应重新计算。综上所述，王国华向杨阳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中《借款借据》是否有效以及杨阳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应推定《借款借据》系纳兰和韵公司单方出具。根据王国华及徐玉花的陈述，该《借款借据》系王国华、徐玉花多次向纳兰和韵公司主张权利所得结果，王国华及徐玉花的陈述能与衡水市公安局桃城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自2014年王国华多次控告纳兰和韵公司的情况吻合，故对该事实采信。其次，杨阳于2014年12月4日向王国华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65的账户中转款，杨阳未能作出合理性解释，杨阳作为纳兰和韵公司的唯一股东，不能证明纳兰和韵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故杨阳应承担还款责任；杨阳与案外人张轲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系杨阳与张轲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再次，《借款借据》中载明的“出借人与借款人关系为股东”的问题，纳兰和韵公司系一人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不以《借款借据》中记载的内容为认定依据；本案的借款借据载明了出借人、借款人、借款期限等符合借贷关系的主要内容，应认定该《借款借据》属于借贷凭证。最后，纳兰和韵公司经决议解散，虽在报纸上刊登了注销公告，但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书面通知王国华，属未依法清算，故王国华主张纳兰和韵公司的股东杨阳承担相应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杨阳关于纳兰和韵公司已依法完成注销登记，王国华未在公告期内行使申报债权，视为放弃向纳兰和韵公司主张债权的辩称，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徐玉花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借款借据》系纳兰和韵公司为王国华出具，王国华与徐玉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故徐玉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徐玉花要求王国华支付其因参加诉讼而支出的误工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借款借据》中载明的金额，对王国华要求杨阳偿还借款本金114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因《借款借据》中未约定利息，王国华主张的利息，可理解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资金占用期间（2015年4月26日至2019年4月25日）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为2736元。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国华借款本金11400元、利息2736元，共计14136元；二、驳回王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43元，由王国华负担39元，由杨阳负担10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杨阳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杨阳主张《借款借据》加盖的印章与纳兰和韵公司备案公章明显不一致，杨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二审庭审中徐玉花认可该借据系徐玉花从纳兰和韵公司带回，上面加盖了与纳兰和韵公司名称一致亦与该公司备案公章文字一致的印章，并加盖了张轲等人的手章，同时结合张轲出具的证明，可证实张轲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至于备案公章的样式和细节，与借条中加盖的印章是否一致，王国华作为款项出借方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实该印章的真伪。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阳与王国华之间在出具借条之前，存在转账等资金往来。杨阳作为依法登记的纳兰和韵的自然人独资股东，其不能证明纳兰和韵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一审法院判决杨阳在本案中，按照借条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杨阳称因王国华在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时主张是投资关系，本案应是投资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杨阳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存在投资关系，也未按照借据中载明的“股东”将王国华变更为公司股东。而王国华提供的借据标题即为“借款借据”，其中载明出借期限90天，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客观表现形式。因此案涉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关系。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可证实王国华于2016年4月13日向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2018年初向市长公开电话反映过纳兰和韵公司涉嫌犯罪的线索，该经侦大队于2018年2月6日出具线索情况汇报，也说明了未予立案的相关理由。王国华向政府部门、公安部门反映纳兰和韵公司涉嫌犯罪线索或者控告的行为属于提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王国华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杨阳该项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杨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元，由上诉人杨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玮审判员  关信娜审判员  朱一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陈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