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民终84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凤，女，1960年9月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多多，江苏苏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涛，男，1971年4月1日生，汉族，住徐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祥，江苏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传凤因与被上诉人陈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民初3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传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多多、被上诉人陈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传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苏0312民初394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涉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100万元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错误。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上诉人刘传凤共支付给被上诉人陈涛100万元，此后被上诉人借给王高河100万元（打到史宝恒账户），后被上诉人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商丘中院）起诉王高河归还其出借的100万元，商丘中院已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但，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第6页）：“从（2014）商民一初字第232号案件中借条的出具时间来看，并不能证实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三笔款项系原告出借给王高河”。一审法院仅凭借条内容不但否认了被上诉人在另案的自认（根据案件材料商丘中院在邳州看守所做的调查笔录第5页末尾处显示，陈涛已在该案中自认其转款的100万元为550万元债权的组成部分），而且推翻了商丘中院记录在案并认定的事实，否定另案中查明的借款凭证（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三笔共计100万元的汇款记录）。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陈涛向王高河转款的100万元与陈涛无关，且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出借款项的行为不能在借条出具之前，此举违背生活常理和法律逻辑，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因此可以认定该100万元为陈涛个人的款项，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该款项已用于刘传凤与案外人王高河的结算。2、案涉《淮北市龙恒商贸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及汇款明细》（以下简称《明细》）的实际结算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仅凭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签名的一份没有日期的《证明》，一审法院就认为淮北市龙恒商贸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恒公司）实际经营人为上诉人，并认为《明细》的权利人为上诉人，而忽视如下关键客观事实：(1)被上诉人将《明细》上的10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支付给王高河的100万元），在商丘案件中作为自己的出借款向王高河主张，其显然为《明细》的持有人和权利人。(2)《明细》原件系被上诉人持有，如果《明细》的权利人为上诉人，则该原件应由上诉人持有。(3)在《明细》出具之后，上诉人刘传凤和王高河没有经济往来，从未向王高河主张过《明细》上的款项，恰恰是被上诉人陈涛和王高河有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并向王高河主张债权。(4)龙恒公司并非一人公司，还有另外一个股东，《证明》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具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应采纳该证据。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严重错误。1、上诉人依法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未依法组织质证。根据民诉法解释104条的规定，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三性进行质证。上诉人在第三次开庭时和开庭后（2018.9.7)，均多次向法院提出就上诉人提供的龙恒公司工商档案组织质证，但一审法院在第三次开庭时未组织质证，庭后也以审限到期不予组织，导致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然，2018年10月18日，在本案判决前几日，法院不但接收被上诉人逾期提供的证据，而且于19日以审限到期责令上诉人代理人必须在二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根据民诉法解释101条、102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逾期提供的证据应不予采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应采纳该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对被上诉人予以训诫和罚款，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未予理涉。2、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及庭审时，均称曾向上诉人催要过借款。一审法院也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索要借款(一审判决书第3页），在上诉人提出时效抗辩的情况下，本案应从被上诉人索要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催要的事实，却不对催要时间进行审理，更未对诉讼时效的问题予以理涉。被上诉人在起诉之日前两年内从未向上诉人催要过，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一审法院以1171207元收取案件受理费有误。被上诉人原起诉本息合计1171207元，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仅审理50万元的借款，故本案诉讼费应以50万元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陈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传凤还清借款本金97万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16年5月31日止利息为201207元，本息合计1171207元；2.判令马嘉路对借款97万元本金中其担保的17万元借款本金及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自愿撤回对马嘉路的起诉，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间素有经济往来，二人与案外人王高河三人做煤炭生意。2012年8月12日，被告刘传凤向原告陈涛借款50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陈涛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刘传凤2012.8.12”。2012年9月11日，原告陈涛通过卡号为62×××14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被告刘传凤62×××15的账户中转款500000元。由于多次索要不成，原告于2016年11月18日与另两笔30万元及17万元的借款共同诉至该院，该院作出（2016）苏0312民初100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传凤向陈涛支付借款97万元及利息，马嘉路对其中17万元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刘传凤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3民终42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苏0312民初1005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该院重审。重审过程中，原告撤回了对马嘉路的起诉，并变更诉讼请求，仅主张2012年8月12日被告向原告的借款50万元。针对该笔借款，被告主张其已于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分三笔共向原告汇款100万元，将上述借款还清。原告陈涛尾号为3714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上述三笔款项于汇入当日转支至史宝恒（王高河儿媳）账户。原告陈涛系龙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实际经营人为被告刘传凤。原告提交证明一份，载明“龙恒公司自经营之日起，所有经营债权、债务、税务一切经营和任何经济纠纷与陈涛无关。”原告陈涛及被告刘传凤分别作为证明人及经营人在该证明上签字捺印。2012年10月30日，被告刘传凤经营的龙恒公司与案外人王高河经营的徐州市源利航物资有限公司进行了计算，出具业务及汇款明细一份，其中载有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数额分别为40万元、20万元、40万元的款项。另查明，原告曾于2014年向商丘中院起诉，要求案外人王高河归还借款本金550万元及利息。2015年4月27日，商丘中院作出（2014）商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王高河欠原告借款本金550万元。庭审中，被告刘传凤认为原告曾于该案中主张过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的三笔共计100万元的借款，该款项由原告向案外人王高河主张了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被告于2012年8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50万元借条一张，原告于2012年9月11日将载明款项支付给被告，故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清偿所借款项。关于所借款项是否已经归还的问题。第一，从结算凭据来看。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的三笔共计100万元款项，其汇款人为被告刘传凤，实际收款人为案外人王高河，该汇款记录与龙恒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出具的业务及汇款明细可以互相印证，共同证实被告主张的偿还原告陈涛的三笔款项，实际已经用于龙恒公司与徐州市源利航物资有限公司的结算，而龙恒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被告刘传凤，原被告曾共同出具证明证实该公司经营期间的债务等经济纠纷与原告陈涛无关。故该款项已用于被告与案外人的结算，不能再次作为被告向原告的还款。第二，从交易习惯来看。被告刘传凤认为其于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归还原告的共计100万元款项，已经由原告陈涛出借给案外人王高河，并由原告在（2014）商民一初字第232号案件中向案外人王高河主张债权。原告陈涛、被告刘传凤、案外人王高河三人之间素有生意往来，并且三人之间均存在汇款记录。从（2014）商民一初字第232号案件中借条的出具时间来看，并不能证实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三笔款项系原告出借给王高河。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来看，原告出借给被告刘传凤50万元款项，被告偿还原告100万元，已远远超出所借本金；款项归还后，原告仍持有被告出具的借条，被告也未要求原告出具收据。以上两点均不符合民间借贷行为的交易习惯，故对于被告已经偿还原告款项的辩解，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借款利息，因被告出具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及还款时间，故支持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综上所述，对原告陈涛要求被告刘传凤归还借款50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传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涛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1月18日其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40元，由被告刘传凤负担10000元，由原告陈涛负担534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8）苏0312民初887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案中陈涛因未履行出借款项义务被判决驳回诉请；拟证明：陈涛用未履行出借义务的借条、朋友信任、法律意识缺失骗取借条，虚构债务，恶意诉讼。另“（2019）苏03民申519号”案件能够证明陈涛用同一笔钱做了两笔流水，并且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涉嫌套路贷。本院二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均涉多起民间借贷关联案件，包括上述铜山法院（2018）苏0312民初8878号”民事判决和徐州中院“（2019）苏03民申519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应适用合同法、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及各级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相关规定和指示精神予以认定。本案借款认定依据为，刘传凤于2012年8月12日向陈涛出具的借款500000元的借条和陈涛于2012年9月11日通过卡号为62×××14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刘传凤62×××15的账户中转款500000元的转账凭证。但结合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多项款项来往、经济纠纷、较多的涉民间借贷诉讼，涉案款项存在以下疑点。疑点之一，关于涉案500000元是否真实出借的问题。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陈涛、刘传凤、案外人王高河三人之间素有生意往来，并且三人之间均存在汇款记录。”那么，本案刘传凤向陈涛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2年8月12日，而陈涛向刘传凤转款时间却为2012年9月11日，前后相差一个月余，这与自然人之间一般出具借条与交付款项同时进行或相差时间很短的交易习惯不相符。这也是上诉人刘传凤在本案中的抗辩理由之一，即其主张虽然于2012年8月12日向被上诉人陈涛出具了涉案借条，但陈涛实际并未向其支付款项。疑点之二，关于刘传凤于2012年10月23日、24日、25日分三笔共向陈涛汇款100万元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100万元的“实际收款人为案外人王高河”，并认为“与龙恒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出具的业务及汇款明细可以互相印证”，同时陈涛提供的证明能够证明陈涛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龙恒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为刘传凤”，貌似逻辑很完整。但在陈涛向商丘中院起诉案外人王高河归还借款本金550万元的案件中，包含其收到刘传凤上述100万元后又转给案外人王高河的100万元，陈涛在该案中主张该100万元系其出借给王高河的债权，商丘中院作出的（2014）商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调解书对此也予以确认。且，在刘传凤该三笔汇款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中显示的摘要均为“还款”。至于一审法院认为“刘传凤偿还陈涛100万元，已远远超出所借本金”的问题，因双方之间涉及的借款等经济纠纷较多，并不难理解。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50万元出借款成立，而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00万元不认为是还款，理由不充分。疑点之三，关于陈涛手中仍持有涉案借条的问题。双方对此作出了不同的陈述和解释，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分析，陈涛手中仍持有涉案借条系其最大的证据，对刘传凤极其不利。但陈涛涉及较多民间借贷诉讼，特别在上诉人提交的“（2018）苏0312民初8878号”和“（2019）苏03民申519号”民事判决中，陈涛同样虽然持有借款凭证，但法院最后的生效判决仍依法认定其未履行出借义务而判决驳回其诉请。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陈涛涉嫌套路贷”，并陈述另案当事人张继成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虽然本院尚未收到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要求移送的通知，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涉嫌套路贷的证据尚不充分，但对陈涛持有的本案借条的证明效力足以引起很大质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涉案50万元出借款成立，而对刘传凤向陈涛支付的100万元不认定是还款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陈涛已向刘传凤履行出借款义务，而刘传凤尚未偿还，陈涛要求刘传凤偿还50万元的诉请目前尚达不到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标准，其诉请不应支持。据此，上诉人刘传凤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民初39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40元，由陈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陈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东平审判员  陈小兵审判员  曹 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