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建乐村**。负责人：李仁俊，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辉，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兵，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安茂，男，195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天安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锅顶山一村**法定代表人：李太敏，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以下简称中行硚口支行）与被上诉人王安茂、原审第三人武汉天安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行硚口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其金额不符合特定化的要求。其依据为2017年，上诉人下属中国银行武汉东西湖支行按上级银行的通知，将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部分解冻后直接从该账户向第三人所担保的借款人退还相应保证金，其行为实质系第三人使用保证金账户偿还其自身债务，于质押合同之外的债权人而言显属一般账户的结付行为，改变了保证金账户的特殊用途，未完成特定化，不符合金钱质押需特定化方享有优先权的特征，故涉案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资金质押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上诉人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质权。原审法院对上诉事实的认定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一、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资金质押的法律关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签署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贷款担保合作协议》和《保证金质押总合同》，合同的相关约定完全符合《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的质押合同的一般条款。结合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资金质押的法律关系成立。第二、案涉保证金账户的质权已经设立。《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依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金钱质押应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首先，金钱以保证金形式特定化，案涉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与《保证金质押总合同》的约定一致。案涉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内保证金的缴存、退还和扣划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金钱以特户等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其次，特定化金钱已移交债权人占有，上诉人己实际取得案涉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完全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可见，案涉保证金账户的质权已经设立。第三，2017年上诉人划扣退还借款人保证金的行为属于行使保证金质权的行为，不影响案涉保证金账户内资金的特定化。2017年，上诉人下属中国银行武汉东西湖支行按上级银行的通知，将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部分解冻后直接从该账户向第三人所担保的借款人退还相应保证金，其行为实质系行使保证金质权。该划扣行为由上诉人自行实施，第三人并未参与。划扣资金的用途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未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此时，上诉人对第三人的质押担保债权的金额远大于案涉账户的实际金额，第三人已不可能获取并实际使用上述资金。上诉人的划扣行为也没有影响其自身对案涉保证金账户内剩余资金的控制，上诉人质权依然成立。因为上述划扣发生在本执行异议对案涉账户采取诉讼保全查封措施之前，划扣行为是否属于非法定事由、划扣行为是否违反《质押总合同》的约定等应当由出质人（第三人天安公司）另案主张权利，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可见，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为保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裁判。被上诉人王安茂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金钱质权的设立是否成立。必须签订有质押合同，移交占有，资金特定化才能设立。本案中虽然签订了质押合同并移交占有，但并不符合资金特定化要求。首先，本案诉争57×××85基础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来源没有特定化，按签订的保证金质押合同的约定，第三人在上诉人处开设两个保证金账户，一个是本案诉争57×××85基础保证金账户，另外一个是55×××80的业务保证金账户。基础保证金账户用于保证第三人偿还双方合作期限内所有担保的债务，应由第三人在合同签订后一次性存入，该账户内资金只有在合作期限届满且担保的债务清偿完毕后才能原路返回第三人公司。而业务保证金是针对每笔贷款的10%另行收取的业务保证金。在该笔贷款清偿后，上诉人可将该业务保证金释放并返还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再返还给贷款人。因此，这两个保证金账户的用途只能用于收取和返还所对应性质的保证金。通过一审法院的审理，本案诉争基础保证金账户的资金来源既不是按照质押合同约定的金额逐笔一次性存入到该账户，同时付款方除了天安公司外，还有天时担保公司，天安房产代理公司及融鑫安旺商贸公司的资金。该基础保证金账户还收取了大量的业务保证金，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该基础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应由第三人在合同签订后一次性存入，因此其他单位的存转款属于与保证金账户无关的行为，该保证金账户资金来源本身不具有特定性。其次，该保证金账户资金使用不符合特定化要求。通过一审法院调查，上诉人在贷款客户清偿贷款后，已经将相应的业务保证金释放返还给第三人，但第三人挪用资金没有将业务保证金退还给贷款人，从而形成第三人对贷款客户的债务造成贷款人上访闹事，为平息矛盾，上诉人分别在2016.2.5、2017.1.23、2017.1.25、2017.3.21、2017.3.24多次将基础保证金账户的资金直接转款给夏秋银、闻帆、陈友凤、陈礼国、杨香启、张传生等个人，用于偿还第三人所欠贷款客户的应退而未退的保证金，实际上是用基础保证金资金偿还第三人的对外债务，这与约定用途不符。综上，从保证金账户来源、资金使用情况看，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资金来源清楚明确、专款专用、封闭使用的特定化要求，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基础保证金账户的资金金钱质押不成立，符合法律和事实，我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天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陈述。被上诉人王安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中行硚口支行对第三人天安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的基础保证金专用存款账户（账号：57×××85）以及业务保证金专用存款账户（账号：55×××80）不享有优先受偿权；2、请求准许执行第三人天安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的基础保证金专用存款账户（账号：57×××85）以及业务保证金专用存款账户（账号：55×××80）内的存款人民币1666816.33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中行硚口支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21日，王安茂诉天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7）鄂0104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天安公司应支付王安茂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判决作出前，一审法院曾于2017年3月27日以（2017）鄂0104民初1365、13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天安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存款360万元采取保全冻结措施，实际保全（轮候）冻结55×××80账户存款317229.87元，保全（首轮）冻结57×××85账户内存款1890770.34元。判决生效后，王安茂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受理立案，案号为（2018）鄂0104执414号。2018年2月2日，一审法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送达（2018）鄂0104执414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扣划通知书，要求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将天安公司57×××85账户内存款1666816.33元，协助扣划至本院案款专户，该支行以存款属保证金为由未协助扣划，并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4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对天安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57×××85账户内存款1666816.33元的执行。涉案的57×××85账户于2018年3月27日之后中行硚口支行未办理续冻，至2018年4月30日其资金余额为43.78元。现王安茂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中行硚口支行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并继续执行。另查明，2015年2月3日，天安公司（出质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宝丰支行（质权人代表）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贷款担保合作协议》和《保证金质押总合同》各一份，约定：出质人为其认可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辖属分支机构在2015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与债务人之间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双方核定担保合作总额为55000万元；在主合同签订后，出质人与质权人逐笔签订保证合同，担保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止；出质人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分别开立户名为武汉天安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为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和账号为55×××80的业务保证金账户；出质人于合同生效三日内向基础保证金账户一次性存入保证金4000000元，并于质权人向债务人发放授信业务之前将单笔授信业务对应的、比例为10%的业务保证金逐笔划入业务保证金账户；保证金划入上述账户即视为移交质权人占有，质权人有权就上述保证金优先受偿，未经质权人书面同意，在主债务被清偿前，出质人不得支取或要求返还；在主债权未获得完全清偿之前，质权人认为需要增加保证金的，有权要求出质人且出质人有义务增加或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由出质人担保的单一债务人已清偿全部主债权，经出质人申请且质权人审核确认并同意后，将已清偿债权对应的业务保证金予以返还，《担保合作协议》所约定的有效期届满，且所担保之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全部得到清偿，质权人将基础保证金余额返还出质人。原则上按其存入保证金的原路径返还。如按该方式无法返还，或出质人不申请返还的，保证金由开户行代为保管；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有关事项。双方曾于2014年1月24日，签订《零售贷款担保合作协议》和《保证金质押总合同》各一份，约定担保的主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31日至2015年1月31日；基础保证金为3000000元；2014年的《零售贷款担保合作协议》和《保证金质押总合同》的其他条款均与2015年签订的一致。截至起诉之日，第三人天安公司仍为被告中行硚口支行担保之债的债务人，其未清偿的担保之债务据本案的证据显示不低于619万元，超出本案双方诉争的执行标的金额，且王安茂自身亦为中行硚口支行另案（2016）鄂0104民初2268-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人，该生效判决认定王安茂差欠中行硚口支行贷款本金6198805.18元。又查明，由天安公司担保的债务人张传生、陈礼国，于2014年4月2日、4月23日分别向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下辖硚口支行和咸宁分行各申请贷款630万元、150万元，并依约分别向天安公司所属的55×××80业务保证金账户和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按贷款额度的10%交存保证金63万元和15万元，两债务人分别于2015年4月2日、4月24日还清贷款，应退张传生保证金63万元、退陈礼国保证金15万元。2015年5月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根据上级银行的通知，将包括张传生、陈礼国在内的吴涛、马自显、赵咏华等共五人保证金合计157.8万元从55×××80业务保证金账户解冻后划转至天安公司一般账户57×××76，以退还前述客户保证金，但天安公司收款后未如数退还张传生、陈礼国保证金（其中陈礼国仅退5万元）。2017年3月20日、3月24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又根据上级银行的通知，将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部分解冻后直接从该账户退还陈礼国保证金10万元、退还张传生保证金63万元。类似前述从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重复退保证金的情形还包括夏秋银、陈友凤、闻帆等人。还查明，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于2015年10月27日发布鄂银监复【2015】377号文件、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于同年11月3日发布鄂中银发【2015】364号文件，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宝丰支行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汉大道支行，隶属关系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管辖变更为由中行硚口支行管辖。更名后原下辖16家机构隶属关系相应调整为中行硚口支行管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中行硚口支行基于《保证金质押总合同》，对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是否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进而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法院能否强制执行“保证金”，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金账户资金质权成立需要满足如下条件：1、订立书面质押合同；2、账户金额需符合特定化的要求；3、移交债务人占有。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已签订书面质押合同且质押权人中国银行硚口支行已实际占有和管理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满足前述质押权成立的第1、3项条件。金钱货币作为种类物，具有转移占有即转移所有权的特点，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质押标的物，但需经过“特定化”，从种类物转为特定物，使其所有权和占有权相分离，才能最终实现设立金钱质押权的目的。资金账户特定化，需要在设立初始，让账户的形式外观有别于普通账户，以便于第三人直观的识别，进而获得公示和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比如账户名称中标注为保证金，但此仅为形式上的特定化。金钱质押要求相应账户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以保障金钱的特定化。这要求保证金账户不能敞口开放管理或使用，不能进行一般的结算业务，以避免与一般账户性质和资金的混同。即货币的特定化，要求其只能存储保证金和退还保证金，不能有任何担保之外的业务往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此为实质上的特定化。中行硚口支行的债务人张传生、陈礼国、夏秋银、陈友凤、闻帆等五人清偿中行硚口支行所代表的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下辖各分行个人贷款后，按质押合同的约定，中行硚口支行将前述债务人缴纳至天安公司保证金账户的对应比例的保证金解冻释放后，退还至天安公司的一般户，至此债务人的银行债务结清，中行硚口支行也履行了向质押人退还保证金的义务，天安公司就前述五债务人担保之债也因此消灭。天安公司收取银行退还的保证金本应负责返还给债务人，其未履行返还义务，则构成天安公司自身债务，该债务的产生系天安公司违反其与债务人之间约定，挪用债务人保证金所致，与中行硚口支行无关，债务人因未收到保证金，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中行硚口支行为平息事态（此非法定事由），又将天安公司的57×××85的基础保证金账户解冻，由天安公司直接向前述债务人退还相应保证金，其行为实质系天安公司使用保证金账户偿还其自身债务，于质押合同之外（包含原告在内）的债权人而言显属一般账户的结付行为，作为原告不可能也不应当知晓该账户为质押合同约定的保证金账户，唯有通过账户的收支明细方能判其账户性质为特定账户还是一般账户，中行硚口支行及第三人天安公司允许用保证金账户资金偿还出质人自身的债务，并没有仅限于清偿天安公司所担保的到期债务，而是将该账户内的资金用于非担保业务，改变了保证金账户的特殊用途，无疑向包括王安茂在内的债权人展示57×××85账户的不特定性而具有一般账户的支付功能，其名为保证金账户，但未完成特定化，不符合金钱质押需特定化方享有优先权的特征。故涉案57×××85账户资金质押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中行硚口支行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规定，中行硚口支行对执行标的57×××85账户资金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王安茂请求继续执行57×××85账户资金1666816.33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在5742591355账户有效冻结期间内，于2018年2月2日向中行硚口支行所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送达的（2018）鄂0104执414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扣划通知书依法具有续冻结及扣划的效力，（2018）鄂0104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仅确认对涉案账户中止执行而非终结执行，无论中行硚口支行所属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西湖支行是否将该账户内资金提扣均不影响冻结和扣划的效力，中行硚口支行应以1666816.33元为限协助继续执行。中行硚口支行未就55×××80业务保证金账户在本案执行中提出执行异议，王安茂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天安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准许执行天安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账号57×××85账户资金1666816.33元。二、驳回王安茂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802元，公告费560元，由中行硚口支行负担（此款王安茂已预交）。二审中，上诉人中行硚口支行、被上诉人王安茂、原审第三人天安公司均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外人武汉融鑫安旺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天安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武汉天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多次向案涉57×××85银行账户转款付款。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中行硚口支行与天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质押合同关系并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质权是否有效设立，即中行硚口支行对天安公司57×××85账户内的资金是否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进而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本院认为，质权为担保物权，质物所有权人仍为质押人，只是经过保证金账户使其特定化，为质权人管理控制，在主债务清偿完毕时质权人应予返还，在主债务未能及时足额清偿时质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用于特定债权的担保，具有专款专用和封闭性的特点，银行虽对该账户内的资金具有管理控制权，但仅限于保证金业务，不得擅自将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挪作他用。本案中，57×××85账户虽然在银行系统中表现为保证金账户，由中行硚口支行实际控制和管理，但是中行硚口支行除了将该账户内的资金用于保证金业务，还将该账户内部分资金支付给案外人张传生、闻帆、陈礼国等多人，其原因在于案外人的维权投诉，其依据在于上级银行的批复，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信誉，其资金用途违反合同约定。上述案外人在贷款本息清偿完毕后，中行硚口支行已将对应的保证金退还给天安公司，退还保证金的义务已履行完毕。然而，中行硚口支行在天安公司未向案外人张传生、闻帆、陈礼国等人退还保证金的情况下，为降低银行自身的信誉风险，再次从案涉账户中提取款项向案外人支付，该支付行为显然并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实质是为天安公司代偿债务，同时该行为也违反了案涉合同约定，破坏了该保证金账户的特定化，导致其不再对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外，案外人武汉融鑫安旺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天安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武汉天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多次向案涉57×××85银行账户转款付款，中行硚口支行在一审期间虽抗辩上述案外人系天安公司的关联公司，转账付款行为系代替天安公司向中行硚口支行支付保证金，但该行在一、二审期间均未就此举证。上述转款付款的行为亦使案涉账户从外观上无法特定化为保证金账户。因此，案涉57×××85银行账户并未特定化，中行硚口支行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应据此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02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鹏审判员  曹芳审判员  陈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叶优子书记员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