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7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鹏，男，汉族，1999年9月12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芬（系杨志鹏母亲），汉族，1975年8月25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军，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美玲，女，汉族，1962年5月5日生，住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玲，女，汉族，1965年3月12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伟，北京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永祥，男，汉族，1941年12月13日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江苏玖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志鹏因与被上诉人杨美玲、杨爱玲、原审被告杨永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3民初4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志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在论理部分称：“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遗产由继承人共同共有”、“涉案房屋中的一半产权在依法分割前，杨美玲、杨爱玲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应由林宝华配偶杨永祥、子女杨美玲、杨爱玲、杨国宁的继承人共同共有”。此认定严重混淆了遗产继承人对遗产的继承权和物权法中所有权的共有权，完全忽视了这两种权利之间的本质区别，而是直接将遗产继承权等同于所有权，直接导致对事实的认定错误。本案争议房屋在林宝华去世前虽然属于杨永祥和林宝华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属于两人的“共同共有”财产。但是，在被继承人林宝华去世后，属于林宝华的共有部分财产（即诉争房屋的二分之一所有权），就转化为了遗产。继承人对遗产享有的是继承权，而非所有权。首先，随着被继承人死亡事件的发生，继承人的继承期待权（直接跳过继承既得权）立即就转变为财产所有权，则现实的继承权在时间间隔上是不曾存在过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其次，以物权中“共同共有”这样一个概念来规定共同继承人对遗产所享有的权利,属于用一个范围较小的概念来涵盖一个较大范围的内容，将遗产仅简化为物，显然存在错误。再者，继承权与所有权的性质是有区别的。从性质上比较分析，虽然二者均为财产权，但是，继承权更侧重于从身份关系确认对财产加以保护，继承权中包含了占有、使用、收益的全部内容但不包括处分。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有权则更强调支配性，强调主体对于财产处分的能力。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在尚未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该继承人的继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财产”，属于偷换法律概念，将“继承遗产的权利”直接叙述为“有权继承的财产”，混淆了遗产继承人对遗产继承的权利和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区别。二、原审说理及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该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在未经涉案房屋一半产权继承人杨美玲、杨爱玲同意的情况下”、“赠与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房屋产权登记应恢复至赠与合同签订前的状态”；该认定没有将该诉争房屋属于杨永祥的个人财产部分进行析产后区别对待，而是笼统的将该房屋属于杨永祥个人财产部分和所有继承人对其遗产继承部分统统合并为共同共有的所有权，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关于遗产的认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以及《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夫妻一方去世后继承开始时，夫妻共同财产存在于家庭共同财产之中，首先应进行析产，分割出家庭共同财产人的占有份额，然后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进行相应的实体处理。杨永祥作为诉争房屋所有权人，并且房产登记在其名下，杨永祥完全可以处分自己的财产（即诉争房屋的二分之一），而不需要经过他人同意。即使不能完全处分他人遗产部分，也是完全可以处分自己的财产部分和遗产部分。对其已经赠与给上诉人的财产，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对该部分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不得予以确认无效。2、原审法院错误适用《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1）原审法院应当先分割出夫妻共同财产共有人杨永祥的份额，却将杨永祥个人的房屋一半所有权与另一半属于林宝华的遗产区分处理。即使杨永祥处分属于两位被上诉人的遗产份额，也只能对该遗产份额部分告知两位被上诉人行使继承权的回复请求权，依继承纠纷予以处理。而不能干预杨永祥作为权利人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2）假设原审法院认为的遗产继承权等同于财产所有权能够成立，那么杨永祥本身对其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所有权，加上其遗产份额中也有八分之一的遗产继承权，加上上诉人的父亲杨国宁对其享有的八分之一遗产份额，共计有八分之六（即四分之三）的所谓的“处分权”，依据原审法院援引的《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共有物处分或者重大修缮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杨永祥和杨国宁也是享有超过了三分之二份额，有权对共有物进行处分。因此，原审法院也不能依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3）原审不当适用了《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的返还期限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和第二百零七条“逾期利息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乃是涉及借款期限和逾期利息方面的法律条文，与本案所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不应被错误的引用到本案判决书中。三、原审被告杨永祥与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不应被确认合同无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二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来看，赠与行为是杨永祥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涉案房屋已经过户，上诉人认为杨永祥签署的赠与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两位被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事由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不能因此被认定为赠与合同全部无效。四、原审法院确认赠与合同全部无效，直接损害了上诉人作为受益人受赠与的既得合法利益以及财产损失。同时，也意味着赋予了杨永祥享有反悔的机会，对其自己已经赠与完成的房屋二分之一所有权的财产、八分之一遗产继承份额又赋予了收回的权利，与法律规定相悖；也导致杨国宁生前将其依法享有的八分之一遗产继承份额赠与给自己亲身儿子的意愿落空。确认赠与无效后，杨国宁应当享有的八分之一遗产继承份额变为其法定继承人杨永祥和上诉人各十六分之一，稀释了上诉人的继承份额。本案涉诉的赠与合同，是一种单务、诺成性合同。赠与人在赠与房产的权利转移登记后，没有法定可以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理由，是不能撤销赠与的，更不能将已赠与完成的行为归于无效。赠与合同全部无效，势必导致上诉人受赠合法财产不能被保护，还导致上诉人因此造成了过户缴纳的契税损失和因赠与房产补偿杨永祥叁万元的损失。杨永祥与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签订赠与合同时尚未成年，由其母亲周学芬作为监护人代为签订赠与合同表示接受赠与，上诉人在当时作为未成年人享有接受财产赠与的权利。并且，该房产已于2015年10月26日办理了变更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上诉人，产权来源注明为“赠与”，上诉人的母亲也为上诉人缴纳了接受赠与的契税10047.74元，并给予杨永祥叁万元的赠与补偿（在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和存折证据均能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原审法院为了保护两位被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共计四分之一份额的遗产继承权，却让上诉人损失了既得的由杨永祥赠与的八分之五的财产份额和其父亲杨国宁十六分之一的遗产份额。这样的判决是极其致命的错误判决，给上诉人在当时作为未成年的纯受益人造成了过户缴纳的契税损失和因赠与房产补偿杨永祥叁万元的损失。最终导致上诉人无法得到有效救济。还会因此引发另一系列的赔偿诉讼，造成诉累。五、原审判决上诉人协助杨永祥将位于栖霞区胜利一村1幢2单元404室房屋产权恢复变更登记至杨永祥名下，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没有返还原物的请求权，即使有权主张该房屋返还和所有权变更，其权利主体也只能是杨永祥，而非被上诉人。物权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其产生根据在于物权是对客体进行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当物权人的支配权受到他人侵害时，为恢复权利人对客体的圆满支配状态，物权人才应行使此项请求权。根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明确规定，主张原物返还的主体是占有人，即杨永祥。然而，被上诉人作为继承权人，仅仅对房产变更登记前享受各八分之一的遗产继承既得权，而非所有权人，故无权主张房屋的返还以及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登记。而，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遗产继承权人错误的认定为房屋所有权人，导致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对其房屋享有物上请求权。六、关于杨永祥处分房屋是否侵害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即使两位被上诉人认为杨永祥将房屋赠与上诉人，无偿转让了其应享有的继承各八分之一份额，致使两位被上诉人权益受到损害，也应向侵权人即原审被告杨永祥主张损害赔偿的责任。基于本案为确认之诉，非侵权请求之诉，故两位被上诉人应另案起诉杨永祥，要求给付其继承范围内对应份额的折价赔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恳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美玲、杨爱玲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房屋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我方均未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相关意见明确规定，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可按析产案件处理，诉争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对于共同共有的不动产，如果要进行处理，必须经过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否则任何人不得单方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因此，本案中杨永祥单方将房屋赠与杨志鹏的赠与合同应视为无效。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正确，应予维持。杨永祥述称，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房屋系杨永祥与其配偶林宝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2015年杨永祥将该房屋无偿赠与杨志鹏，并与其法定监护人周学芬签订赠与合同。但其时林宝华已经去世，因此对于林宝华所涉份额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处理。但是林宝华既没有遗嘱，相关法定继承人也没有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故涉案房屋在未进行析产之前，杨永祥的赠与行为应为无效。杨美玲、杨爱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杨永祥将南京市栖霞区胜利一村1幢二单元404室房屋无偿赠与杨志鹏的赠与合同及赠与行为无效；2、判决杨志鹏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至杨永祥名下；3、请求判令杨志鹏、杨永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永祥与林宝华（于2005年6月6日因病去世）系夫妻关系，杨永祥与林宝华共有三个子女，分别为杨国宁、杨美玲、杨爱玲，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系杨永祥与林宝华婚后共同购买。杨国宁（于2017年11月17日因病去世）与周学芬系夫妻关系，共有一个子女，即杨志鹏。2015年10月19日，杨永祥与杨志鹏（当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法定监护人周雪芬签订赠与合同，约定杨永祥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无偿赠与给杨志鹏，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到房地产登记机关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2015年10月26日，涉案房屋产权人变更登记至杨志鹏名下。杨美玲、杨爱玲现以杨永祥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杨志鹏举证银行存折、录音证据各一份，拟证明杨永祥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杨志鹏，杨志鹏支付杨永祥3万元的补偿，杨美玲、杨爱玲认为存折是杨志鹏母亲周学芬的存折，无法证明支付3万元的补偿，不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杨永祥则陈述与本案房屋无关，是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另查，据杨美玲、杨爱玲举证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显示，涉案房屋产权于2015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至杨志鹏名下，产权来源是赠与。上述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本、户籍信息证明、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赠与合同、录音、死亡证明、火化证明、销户证明、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死亡，遗产继承即开始，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应先由被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遗产由继承人共同共有；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在尚未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该继承人的继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财产；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本案中，杨永祥与林宝华原系夫妻关系，杨永祥与林宝华共有三个子女，分别为杨国宁、杨美玲、杨爱玲，涉案房屋系杨永祥与林宝华婚后共同购买，林宝华于2005年6月6日因病去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房屋中的一半产权作为林宝华遗产，由林宝华的配偶杨永祥、子女杨国宁、杨美玲、杨爱玲继承；杨国宁于2017年死亡，依法应由其继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财产；涉案房屋中的一半产权在依法分割前，杨美玲、杨爱玲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应由林宝华配偶杨永祥、子女杨美玲、杨爱玲、杨国宁的继承人共同共有。在未经涉案房屋一半产权继承人杨美玲、杨爱玲同意的情况下，杨永祥与杨志鹏的法定监护人周雪芬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赠与合同，约定杨永祥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杨志鹏，并于2015年10月26日到房屋登记部门将涉案房屋产权人变更登记至杨志鹏名下，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赠与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房屋产权登记应恢复至赠与合同签订前的状态，杨美玲、杨爱玲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杨永祥与杨志鹏于2015年10月19日就赠与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所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二、杨志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协助杨永祥将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产权恢复变更登记至杨永祥名下。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杨志鹏、杨永祥各负担一半。二审中，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永祥提交了《立字据》一份，以证明其赠予房屋是以杨国宁、周学芬、杨志鹏尽到看病、护理等义务为条件，并陈述其将就赠予问题另案诉讼。杨志鹏、杨美玲、杨爱玲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杨美玲、杨爱玲认为该行为属于杨志鹏恶意侵占其合法权益。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证明力结合案件情况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杨志鹏陈述周雪芬承担了林宝华的住院费用与照顾事宜，杨永祥的生活其也予以照顾，如换洗冬天衣物等；同时，周雪芬、杨国宁在赠予合同、《立字据》上签字，也表明他们完全同意杨永祥的赠予行为。杨永祥陈述，杨国宁对赠与一事知情，过户时其与周美芬均在场，也签了字，但赠与合同是以杨志鹏及其父母照顾杨永祥生活为代价的，而杨志鹏在杨永祥住院期间并未到场照顾；涉争房屋一直由杨永祥单独居住，杨国宁生前未与其共同居住。杨美玲、杨爱玲陈述，杨永祥一直在贴补杨志鹏，导致自身无钱看病，病情严重，现不得不以6000元每月的工资聘护工，房子拿回来后也是为了杨永祥的养老。关于法定继承份额问题，杨志鹏及其母周雪芬认可林宝华去世后，如按法定继承，涉案房屋1/2份额为杨永祥的夫妻共同财产，剩余1/2份额由杨永祥、杨国宁、杨美玲、杨爱玲均分，每人享有1/8份额；杨爱玲、杨美玲认为，继承份额并非本案审理范围，需要经过继承案件审理查明是否存在虐待情形后，才可确认继承份额。另查明，2015年10月18日，杨志鹏出具《立字据》一份，载明“我爷爷有一套产权房，赠送并过户给我。过户后我爷爷仍然有权居住此房，直到过世为止。今后我爷爷有头疼脑热、生病由我监护人爸爸杨国宁、妈妈周学芬和孙子杨志鹏三人共同送医院看病和护理，负责到底。”杨国宁、周雪芬作为监护人签字，杨志鹏作为立据人签字。以上事实，有本院《庭询笔录》、《立字据》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之处，在于杨志鹏的赠与行为是否有效及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本案中，杨永祥与林宝华原系夫妻关系，杨永祥与林宝华育有杨国宁、杨美玲、杨爱玲子女三人，涉案房屋系杨永祥与林宝华婚后共同购买，林宝华于2005年6月6日因病去世。在林宝华无遗嘱的情形下，其在案涉房屋中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杨永祥应享有涉案房屋的50%份额，其余50%份额应由杨永祥、杨美玲、杨爱玲及杨国宁共同共有。因此，杨永祥对自身享有的涉争房屋50%份额及其继承份额赠予杨志鹏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同时，通过《立字据》等证据可知，杨国宁、周雪芬对涉案房屋物权归杨志鹏所有均知晓并同意，可视为二人同意杨永祥将杨国宁法定继承的林宝华遗产份额处分给杨志鹏，故杨永祥将该部分继承份额赠与杨志鹏，亦属有权处分行为。在此情况下，杨永祥赠与合同中涉及对杨美玲、杨爱玲继承份额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之规定，无权处分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原因；只是行为人对其无权处分的份额，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因此，对于杨爱玲、杨美玲主张涉争房屋赠与合同及赠与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杨爱玲、杨美玲主张将涉争房屋变更登记至杨永祥名下的诉请，杨永祥将自身享有的涉争房屋50%份额及法定继承份额、杨国宁法定继承份额赠与杨志鹏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故上述部分应发生物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如杨永祥认为杨志鹏等人未尽照顾义务、需要撤销赠与合同，其可依法另行主张。考虑到杨永祥目前对涉争房屋已不享有份额，且各方当事人就继承份额尚存在争议，故对于杨爱玲、杨美玲主张将涉争房屋变更登记至杨永祥名下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杨爱玲、杨美玲可在依法解决继承份额争议之后，并通过适宜的方式实现继承权益。综上，杨志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3民初41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美玲、杨爱玲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美玲、杨爱玲负担4900元，由杨永祥、杨志鹏负担4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美玲、杨爱玲负担4900元，由杨永祥、杨志鹏负担4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源源审判员  龚 震审判员  李任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