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6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福润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院****1822。法定代表人：苏炤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新，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伟，男，198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佩峰，男，198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福润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润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伟、被上诉人田佩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5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润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09民初560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谢伟、田佩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谢伟、田佩峰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福润祥公司已支付购货款数额错误。福润祥公司提供购货发票，金额合计4712210.4元，另尚有1123058.46元供货商未开具发票，以上购货款合计5835268.86元。谢伟、田佩峰认可发票真实性，且发票均是谢伟、田佩峰联系供货商开具，故足以证明福润祥公司已付购货款数额。一审法院认定购货款仅为3492516元是错误的。2.谢伟、田佩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苏炤龙手写对账明细，是二人为了与供货商核对通过福润祥公司转出货款金额而向苏炤龙索要的，并非全部购货款，且该数额与一审法院认定的购货款3492516元也不一致。3.谢伟、田佩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苏炤龙所言38万余元，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32134部队（以下简称32134部队）支付的最后一笔货款322390.9元，是双方尚未结算时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福润祥公司进货数额，无法准确证明经营盈亏。4.一审期间，证人刘某、宋某均未出庭，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证言内容与案涉购货发票金额不一致，证人涉嫌虚假陈述。5.福润祥公司负责支付购货款，谢伟、田佩峰负责购货和开具发票，如发票金额与购货金额不一致，且差额巨大，则谢伟、田佩峰涉嫌虚开发票。本案审理期间，福润祥公司不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称经核实福润祥公司没有工作人员在《协议书》上加盖过公司公章，故申请对《协议书》中加盖的福润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谢伟、田佩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谢伟、田佩峰不认可福润祥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1.《协议书》真实、有效。2.福润祥公司确实曾向谢伟、田佩峰提出要按照向32134部队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的4％支付提成，但谢伟、田佩峰并没有同意。如果按照福润祥公司所述，发票金额4％的提成款大约20余万元，谢伟、田佩峰因本案交易取得的利润只有10余万元左右，故不可能答应福润祥公司如此高额的提成比例。谢伟、田佩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福润祥公司向谢伟、田佩峰支付货款及保证金共计301954.43元；2.福润祥公司向谢伟、田佩峰支付利息损失（以301954.4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谢伟、田佩峰起诉之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福润祥公司向谢伟、田佩峰支付追回合同款而支付的律师费3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福润祥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日，福润祥公司（甲方）与谢伟、田佩峰（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福润祥公司授权谢伟、田佩峰以福润祥公司的名义，参与32134部队副食品供应的竞标活动，竞标过程中的一切费用由谢伟、田佩峰负担。第二条约定，如竞标不成功，福润祥公司协助谢伟、田佩峰退还保证金。第三条约定，如竞标成功，双方按照如下约定履行：1.福润祥公司按照谢伟、田佩峰的要求，向32134部队开具增值税普票，税费由谢伟、田佩峰负担；2.谢伟、田佩峰向福润祥公司缴纳管理费3万元，于竞标成功之日给付；3.福润祥公司在32134部队支付货款后10日一个月内，将全部货款给付谢伟、田佩峰。第四条约定：谢伟、田佩峰承诺自行采购商品，应确保货物新鲜、保质，由谢伟、田佩峰与供货商产生的纠纷，由谢伟、田佩峰自行承担责任、主张权利，福润祥公司必要时应给与配合；谢伟、田佩峰应确保向部队供货的数量及质量均符合部队要求，因谢伟、田佩峰原因导致部队向福润祥公司主张相应权利，谢伟、田佩峰应承担全部责任。《协议书》签订后，谢伟、田佩峰通过福润祥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25万元，谢伟、田佩峰以蒙军联公司的名义支付福润祥公司购货款124100元。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11月15日，福润祥公司收到32134部队支付的货款共计4703642.26元。福润祥公司因《协议书》共收到款项共计5077742.26元。2017年12月13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福润祥公司向谢伟、田佩峰支付款项共计123万元。福润祥公司缴纳税款支出共计53271.83元。一审法院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福润祥公司第一次主张，其向供应商支付购货款共计4712210.4元，福润祥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显示的销售方分别为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兴牧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雨丰食品有限公司等，购货单位为福润祥公司。福润祥公司称，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4712210.4元，发票金额足以证明其向供应商支付了货款共计4712210.4元。后在最后一次庭审中，福润祥公司变更其上述陈述，称其向供应商共计支付购货款5835268.86元，其提交的仅为部分发票，部分发票供应商尚未向其出具。谢伟、田佩峰对于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谢伟、田佩峰主张，福润祥公司向供应商支付购货款共计3492516元。就此，谢伟、田佩峰向一审法院提交：1.谢伟与福润祥公司法定代表人苏炤龙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谢伟多次向苏炤龙提供供应商的银行卡信息并告知其金额，让苏炤龙打款，苏炤龙曾手写一份向供应商等付款具体情况的材料，并拍照微信发送给谢伟，总金额与谢伟、田佩峰认可的福润祥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购货款一致。谢伟多次向苏炤龙催要货款，谢伟曾发送：“账户上还有我们38万多总不能给我3万块钱就让我过年吧，问题我也差别的钱呢。”苏炤龙：“你说38不错，你去了税就不是38了兄弟，我过完年给你，不是不给你，我过完年回来和你算清。”2.刘某、宋某的书面证言及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辽丰禽业有限公司、盘锦兴牧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向刘某出具的销售授权书。刘某的书面证言载明：“我从事农副产品批发销售，主要代理美客多食品公司、盘锦兴牧食品有限公司、辽丰食品公司等公司产品在唐山地区的销售，2017年8月份，谢伟、田佩峰与我联系，向我采购鸡产品，向部队供货，我从上述公司采购以后，问问谢伟要多少，就分给他多少，谢伟通过一个福润祥公司的账户直接向厂家银行转账，厂家给福润祥公司开发票，我不认识福润祥公司的人，福润祥公司和谢伟都和厂家没有接触，采购和开发票的事都是通过我来协调的。我能证明福润祥公司向厂家打款后，这些公司打款后都要和我对账，总共是3242516元。”宋某的书面证言载明：“我从事农产品批发销售，大连雨丰食品有限公司授权我为唐山地区销售代理。自行2017年8月份，谢伟、田佩峰与我联系向我采购鸡产品，向部队供货，谢伟委托我从雨丰工厂采货，谢伟通过福润祥公司账户向雨丰公司转账共计25万元，福润祥公司没有与雨丰公司接触，谢伟也没有实际和雨丰公司接触。”经质证，福润祥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书面证人证言、委托书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福润祥公司向供货商支付购货款的情况，福润祥公司称不欠供应商货款，就支付方式，福润祥公司称，除一部分转账支付外，其余为现金支付，支付对象为发票上载明的供应商，最后一次庭审中，福润祥公司称，现金支付对象为谢伟，由谢伟支付予供应商，就支付现金的主张，福润祥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福润祥公司应在收到32134部队的货款后依约定支付给谢伟、田佩峰，谢伟、田佩峰应按照约定向福润祥公司缴纳管理费并负担税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福润祥公司因采购副食品向供应商支出的购货款数额。福润祥公司就此负有举证责任。福润祥公司虽主张部分款项为现金支付，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且其就现金支付数额陈述不清、现金支付对象亦前后陈述不一致，甚至其支出的购货款数额前后陈述不一致，其提交的发票的款项金额、时间与也与其转账付款金额、时间也无法一一对应，故其仅以发票证明其已付款金额，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就谢伟、田佩峰提交的证据，福润祥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福润祥公司向谁转账、转账多少均系应谢伟指示，福润祥公司还曾向谢伟发送其具体付款情况说明，根据谢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委托书以及书面证人证言以及双方的陈述，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福润祥公司仅向供应商支付购货款3492516元。福润祥公司主张双方口头约定谢伟、田佩峰按照32134部队支付的总货款金额的4％作为提成，但就其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协议书》约定，谢伟、田佩峰仅应向福润祥公司支付管理费3万元，扣除管理费外，福润祥公司因《协议书》收到的多余款项均应支付给谢伟、田佩峰，经计算，福润祥公司应支付谢伟、田佩峰款项271954.43元。福润祥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势必给谢伟、田佩峰造成损失，谢伟、田佩峰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利息本金调整为271954.43元。关于律师费，谢伟、田佩峰与福润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律师费用负担问题，故对于谢伟、田佩峰提出的请求判令福润祥公司承担律师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福润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谢伟、田佩峰支付货款及保证金271954.43元；2.福润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谢伟、田佩峰支付利息损失（以271954.4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6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驳回谢伟、田佩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福润祥公司根据本院要求提交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说明向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辽丰禽业有限公司、盘锦兴牧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辽宁仁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雨丰食品有限公司、山东乾之荟食品有限公司等供货商支付货款情况。经质证，谢伟、田佩峰认可上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7月25日谈话笔录记载，福润祥公司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另，根据福润祥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答辩词》记载，福润祥公司并未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主张除《协议书》约定谢伟、田佩峰应向福润祥公司支付3万元管理费并承担53271.83元税款外，双方口头约定谢伟、田佩峰将32134部队支付总货款金额的4％支付给福润祥公司。经本院询问，福润祥公司称，不认可《协议书》中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但认可与谢伟、田佩峰存在口头协议，其中，《协议书》中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1款、第四条均是双方口头协商内容；第三条第2款没有明确约定，双方口头协商是按照福润祥公司向32134部队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的4％支付管理费；第三条第3款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福润祥公司收到32134部队的货款后，要将货款支付给谢伟、田佩峰，但没有约定具体付款时间；第五条关于合同到期后继续履行的内容，双方并没有明确。根据福润祥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与谢伟、田佩峰履行《协议书》约定内容期间，福润祥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553416元，向辽宁辽丰禽业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30万元，向盘锦兴牧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084600元，向辽宁仁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20万元，向大连雨丰食品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25万元，向山东乾之荟食品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04500元，以上合计3492516元。福润祥公司主张向大连善砣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现金合计330797.42元，亦是《协议书》项下货款；谢伟、田佩峰既不认可大连善砣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系《协议书》项下供货单位，亦不认可福润祥公司支付现金货款的事实。另，福润祥公司陈述，其公司主营业务是向超市供货包装食品类，比如雨润熟食和正大鸡肉、鸡块、鸡柳等调理食品，也有冷冻的调理食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期间，福润祥公司否认案涉《协议书》的真实性，主张从未签署过《协议书》，并申请对《协议书》中福润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一审期间，福润祥公司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福润祥公司上诉主张违反“禁反言”的基本诉讼原则，福润祥公司亦无相反证据推翻其上述自认，故本院不予采信。此外，经本院询问，福润祥公司认可与谢伟、田佩峰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除《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关于“福润祥公司在32134部队支付货款后10日一个月内，将全部货款给付谢伟、田佩峰”的约定外，其他《协议书》内容均属于双方实际履行的范围。因一审法院并未依据《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认定福润祥公司的违约责任，而是以谢伟、田佩峰起诉之日为计算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的起始日期，故《协议书》内容可以作为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福润祥公司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综合考虑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经审理，各方确认，谢伟、田佩峰以福润祥公司名义向32134部队供应副食品，福润祥公司因此收到谢伟、田佩峰支付的投标保证金25万元、购货款124100元，收到32134部队支付货款4703642.26元，并向谢伟、田佩峰支付32134部队货款123万元，缴纳税款53271.83元。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福润祥公司应向谢伟、田佩峰支付货款中应扣除其向供货商支付购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根据《协议书》约定，无论从其他供货商处购买副食品，还是向32134部队供应副食品，均是谢伟、田佩峰自行采购商品和负责送货，福润祥公司仅系名义供货商，负有配合向32134部队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但并不参与具体的交易活动，故对于向哪些供货商采购了哪些商品、采购金额等，谢伟、田佩峰的陈述具有相对较强的事实依据。其次，虽然，福润祥公司提供的供货商开具发票金额大于上述付款金额，但仅依据发票金额尚不足以认定款项实际支付事实，本院要求福润祥公司提供向供货商支付购货款的银行交易明细，其自行整理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已付货款金额为3492516元，与一审期间谢伟、田佩峰确认的金额一致，在福润祥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供货商及供货金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仅依据购货发票金额主张购货款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再次，根据谢伟、田佩峰提供的与福润祥公司法定代表人苏炤龙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谢伟、田佩峰向福润祥公司催要货款，福润祥公司确认尚有38万余元的货款尚未支付，该金额与福润祥公司关于应扣除购货款金额的主张不相符。最后，虽然证人刘某、宋某未到庭陈述，但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辽丰禽业有限公司、盘锦兴牧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出具了销售授权书，刘某、宋某陈述与福润祥公司银行交易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亦可佐证福润祥公司支付购货款的金额。综合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应扣除购货款金额为3492516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福润祥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福润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79元，由北京福润祥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