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3行赔终31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男，197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王振忠，男，196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法定代表人陈惠华，镇长。委托代理人王玉山，男，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行赔初29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振忠，被上诉人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高村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玉山、崔艳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东高村镇政府赔偿违法拆除刘某位于侯家庄南街30号建筑物所造成的房屋损失244800元、停产停业损失97920元、综合搬迁费损失4896元、承包费损失14500元，共计362116元；2.本案诉讼费由东高村镇政府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1月1日，刘某与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候家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侯家庄村委会）签订《平谷县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临时占地合同书》，临时占地期限为两年，自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月1日。1999年11月，刘某在涉案土地建设了砖混结构门脸房用于生产经营，经营场所门牌号为侯家庄南街**。2001年1月1日，刘某与侯家庄村委会就上述土地再次签订《东高村镇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临时占地合同书》，临时占地有效使用时间从2001年1月1日到2003年1月1日。2006年5月2日，刘某与侯家庄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刘某租赁位于该村平马公路南侧非耕地，土地四至为东至郝某房，西至张某房，北至平马公路边沟，南至梁某承包地北侧。租赁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当日，刘某向侯家庄经济合作社交纳了商品房占地费14500元（一次性交清）。东高村镇政府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涉案建筑疑似违法建设，便于2017年12月3日进行现场检查和勘验，并与刘某进行调查。2018年4月10日，东高村镇政府就涉案建筑的规划审批情况向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管理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市规土委）进行核查。次日，原市规土委出具规划审批情况的函，确定上述建筑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8年4月12日，东高村镇政府对刘某作出京平东限拆字［2018］第37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刘某在东高村镇侯家庄村（顺平南线道路南侧）所建建筑物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并责令刘某于2018年4月15日24时前拆除上述建设，并接受复查。逾期不拆除上述建设，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2018年5月25日，东高村镇政府将涉案建筑予以强制拆除。刘某不服，于2018年7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17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东高村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2019年7月16日刘某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刘某认为东高村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给其财产造成损失，有提起行政赔偿的权利。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因此，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求偿途径，虽然刘某未在强拆行为案件中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刘某先提起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之诉，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未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起赔偿请求的求偿路径，而是选择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因此，在东高村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刘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东高村镇政府于2018年5月25日实施了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虽刘某未在一年以内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刘某针对东高村镇政府强拆行为于2018年7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行政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有关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故刘某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东高村镇政府关于刘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诉讼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刘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建设时取得了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涉案房屋系违法建设，且该事实一审法院已在（2018）京0117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中予以确认，故涉案房屋不属于应予保护的财产，一审法院对于刘某所主张的房屋损失不予支持。《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直接损失。本案中，刘某所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综合搬迁费损失均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故该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另外，东高村镇政府仅系拆除了刘某的违法建设，刘某以此主张承包费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东高村镇政府拆除涉案房屋后的建筑材料，应属刘某合法财产，东高村镇政府仅系于强拆后在拆除现场附近张贴了自行处理建筑垃圾的公告，而刘某否认看到该公告，且东高村镇政府无证据证明刘某知悉该公告，在此情况下，东高村镇政府将刘某可以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径行拉走，造成了刘某该部分合法财产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上述具体赔偿数额，一审法院将结合在案证据、当事人主张、生活常识等予以酌定。综上，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东高村镇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刘某经济损失五百元；二、驳回刘某的其他赔偿请求。刘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事实和理由为：1999年1月1日，经原平谷县门楼乡人民政府批准，刘某占用侯家庄村非耕地40平方米建设房屋。原平谷县东高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所收取临时占地费280元，派出所发放门牌号为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侯家庄南街30号。2006年5月2日，刘某与侯家庄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租期自2004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村委会收取刘某商品房占地费14500元。1996年12月9日，经东高村镇政府批准，刘某使用所建房屋进行商业经营活动。2016年1月4日，刘某妻子付某在该房屋注册北京付某百货店，进行商业经营活动。2018年5月25日至26日，东高村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刘某房屋强制拆除。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0117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东高村镇政府于2018年5月25日强制拆除刘某位于候家庄南街30号（顺平南线道路南侧）的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所拆建筑物是非法建设不予保护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建筑物建成于1999年1月1日，用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和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来定性上诉人1999年所建房屋属于违法建设，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适用原则。一审法院判决违法拆除建筑物垃圾损失是错误的，应予赔偿房屋重置损失及停产停业损失和承包费损失。这些损失是由被上诉人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东高村镇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刘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平谷县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临时占地合同书复印件，证明1999年1月1日，刘某所建房屋经原平谷县门楼乡人民政府批准占用原平谷县门楼乡侯家庄村非耕地40平方米，临时占地期限为2年，自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月1日；2.东高村镇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临时占地合同书复印件，证明2001年1月1日，刘某所建房屋经东高村镇政府批准，占用原平谷县门楼乡侯家庄村非耕地40平方米。占地性质非耕地，用途为商业，临时占地期限为2年，自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1月1日。刘某被收取临时占地费280元、临时建筑费280元，东高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所到现场放线、定桩。同时，证明东高村镇政府批准刘某建房屋；3.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2006年5月2日，刘某与候家庄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租期自2004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4.收据复印件1张，证明刘某向侯家庄村交纳商品房占地费14500元，租期自2004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由于东高村镇政府将房屋违法拆除，刘某再也无法经营使用，东高村镇政府应赔偿刘某占地费损失；5.营业执照复印件、付某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证明2006年1月4日，李海军之妻付某在候家庄南街30号注册北京付某百货店，进行合法商业经营；6.勘验笔录复印件，证明东高村镇政府拆除刘某房屋122.4平方米；7.判决书复印件，证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0117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东高村镇政府于2018年5月25日强制拆除刘某位于候家庄南街30号（顺平南线道路南侧）的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东高村镇政府采取补救措施；给刘某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东高村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东高村镇政府应对违法拆除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8.赔偿清单，证明刘某房屋损失244800元、停产停业损失97920元、生产经营用房综合搬迁费4896元、承包费损失14500元，共计362116元。东高村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拆除照片，证明东高村镇政府对违法建设的拆除情况；2.通知书（照片），证明东高村镇政府拆除违法建设后通知刘某自行清理拆除物；3.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已确认涉案建筑属于违法建设。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刘某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7均真实，其中，证据1至证据4能够证明刘某对涉案土地具有使用权，但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的建设依法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系合法建筑；证据5系涉案建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材料，不具有对建筑物合法性的确认，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证据6证明目的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证据7能够证明一审法院已判决确认东高村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但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不必然导致赔偿责任；证据8系刘某自行制作，应为其诉讼请求内容，不属于证据范畴，一审法院在此不予评价。东高村镇政府提供的证据1、3真实，证明目的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证据2真实，但不能证明东高村镇政府充分履行了残值处理的指引义务。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本案中，东高村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刘某有权就东高村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的实际损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关于刘某要求东高村镇政府赔偿房屋损失的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本案中，涉案房屋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违法建设，涉案房屋不属于应予保护的财产，故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要求东高村镇政府赔偿停产停业损失、综合搬迁费损失、承包费损失的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直接损失。刘某要求东高村镇赔偿的以上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涉案房屋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属于刘某的合法财产，东高村镇政府虽主张在拆除现场附近张贴了自行处理建筑的公告，在刘某否认看到公告的情况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某知悉该公告，故东高村镇政府应当就迳行清理建筑材料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当事人主张、生活常识等酌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关于东高村镇政府主张刘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期限的问题，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志刚审 判 员 胡兰芳审 判 员 董 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武 宁法官助理 孙畅阳法官助理 王曼斐书 记 员 曹明洋书 记 员 辛 遥书 记 员 赵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