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02民初2319号 原告:唐湘云，女，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汝鹏，广西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智林，男，197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被告：周红，女，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均，广西振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湘云与被告周智林、周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湘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汝鹏、被告周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智林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湘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周智林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800000元整；2、判令被告周智林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8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1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借款本金完毕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000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周红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本案相关的诉讼费用由本案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周智林是朋友关系，周智林与周红系夫妻关系。2016年2月1日，被告周智林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提出借款800000元的请求，并承诺2016年7月11日归还。原告收到被告周智林提出的请求后，考虑到双方是朋友关系，便同意向其借款。之后原告便筹足了相应的借款支付给被告周智林，被告周智林收到原告的借款后立下了相应借条，以及在借条上签写收款800000元确认书，确认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被告周智林在收到原告借款后，并没有按照借条期限按时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而且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多次要求，周智林总是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拒绝返还，直至原告起诉时仍然分文未还。另外被告周智林借款时系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周红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被告周智林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原一审诉讼时辩称，原被告有多笔借款，都是其代原告放贷的，本案和（2018）桂0902民初817号案已经归还了121.5万元给原告，分两个卡归还给原告。其中尾号为6192卡还了91.5万元，尾号7168卡还七笔共30万元，所欠借款不多。原告所诉借款本金不是事实。本案由于是被告代原告放贷，当时约定如收不回，就不要被告支付利息，所以没有约定利息。 被告周红辩称，一、从本案被告周智林的婚前和婚后的主要社会谋生看“社会债务关系”，应认定职业放贷人；同时，本案原告唐湘云也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故两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依法认定无效。1、周智林跟答辩人说，其除了机动车教练工作外，还有与其他人合作炒房产、帮人抵押等工作，月收入有2、3万元。周智林需资金购进新教练汽车两辆，是答辩人帮贷款、帮还款。直到2015年至2016年3月，答辩人账户有周智林大额转账，事后过问周智林，他说这钱是之前借贷给别人的钱，现还回来了，暂时放在答辩人账户上，并再三嘱咐答辩人不能花费，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投资出去的，到时要到再转给他。答辩人相信周智林，也按其要求办。后来到2016年5月，因黄荣清等债权人追上门来才清楚事实真相，即周智林在外有巨债。后来周智林不得不承认其所欠的债务，是用来放贷，故依法应认定周智林为职业放贷人。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53条【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之规定，本案原告陈述其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向被告周智林出借共计20多笔（包含目前审理的两案在内），共600多万元。同时，据原告所出示的还款计划书，印证其出借款项利息按月利率2.5%至2.8%计而获取高息。另，贵院生效判决（2017）桂0902民初3205、3206号案，亦为原告向周智林出借金额分别为43万元、12万元，出借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14日、2016年5月18日。再有，答辩人依法向贵院提出查询原告涉及民间借贷案件的立案数据。依上述规定，原告应属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放贷人，其明知被告周智林从事放贷为业，而不断提供巨资给周智林放贷，故原告与周智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依法认定无效。二、原告唐湘云与周智林之间的借款与答辩人无关，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答辩人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同时不排除其二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合法权益的可能。1、答辩人没有在借条上签名、事后也没有追认，答辩人对周智林借款毫不知情。曾有周智林将款项转账给答辩人，但周智林当时没有将款项的性质及来源告知答辩人，答辩人事后追问周智林，其讲系其婚前投资所得回的款项，暂时转入答辩人的账户，其用到再转回给他。事实上，周智林于2015年10月17日转给答辩人22万元，答辩人于2015年11月13日将上述款项在25.5万元转账中已转回给周智林，此后周智林再没有将此款转给答辩人了。唐湘云于2016年2月1日出借80万元给周智林，实际仅转账67.4万元给周智林尾数为4994号银行卡，该款项于2016年2月5日与他人交易而消费完毕，根本没有转账一分钱给答辩人[详见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目录表（2）第3组证据银行流水]。2、涉案借款属于周智林的个人借款，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3、答辩人有稳定的收入与工作，完全能依靠自己的收入去生活、抚养孩子。答辩人通过出租深圳房产，每月租金3000元。另，答辩人从事代购、微商工作月收入1000多元。4、从原告唐湘云提供的所有借条中均未反映借款用途，短短7个月借款25笔，金额超出600多万元，月均借款约100万，实令人不解。可见，周智林所负的债务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另外，所有的借款均无任何抵押物或保证人保障债权的实现，唐湘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如此相信周智林，还一起去购买价值上百万元的汽车，实在令人生疑，可见其俩关系非一般，不难排除其俩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的利益，以达到其俩非法侵占答辩人婚前财产的目的。5、周智林向唐湘云借款期间，家庭生活均无任何大额支出如购房或车等。另，周智林并非仅向唐湘云一人借款，还向多个债权人借款金额累计达500万元，目前还有多个债权人陆续向法院起诉。6、本案所有借条中均没有载明借款用途，被告周智林仅是某驾校的教练，其所在的驾校是周智林三姐夫妻俩所开办的，而原告唐湘云据此主张该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家庭生活开支，缺乏充分的证据证实。三、若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出借金额应以银行转账记录的金额为计算，即44万元、67.4万元，共计111.4万元，非130万元。1、根据唐湘云提供的两张借条显示出借金额分别为50万元、80万元，而唐湘云转账给周智林的银行明细分别是44万元、67.4万元，余下为现金交付即6万元、12.6万元。依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生效的要件是出借人向借款人实际履行了交付借款金额。故对于本案而言，原告向周智林所出借的本金不能简单以借条等所载明的金额来认定，因其所出借的两笔借款均存在大额现金交付，而原告也无法向法院举证其现金交付部分资金的来源或者取款凭证，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三条之规定，原告应现金交付的18.6万元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则不应支持。因此，本案原告出借本金应按银行转账记录的金额计算，即44万元、67.4万元，非借条50万元、80万元。2、根据周智林与原告的银行流水可见，从2015年12月2日至2016年11月29日止，共还121.5万元给原告，周智林已多支付了10.1万元给原告，故原告应退还给周智林。3、本案在二审审理中，被告周智林自认其从唐湘云拿钱后，再放贷给他人，收上利息也是用于还给其他人。显然，周智林的资金形成一个闭环，即其放贷资金来源于原告[详见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目录表（2）第2组证据庭审笔录]，与原告则形成债务关系；与下家形成债权关系。答辩人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从中获利，更没有与周智林分享利益。综合分析近年来，周智林疯狂密集举债，表现为多个债权人诉诸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答辩人莫名其妙卷入追诉对象，法院裁决皆因夫妻关系而被背负巨债，不排除周智林与他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而达成侵占答辩人合法财产的可能。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周智林向唐湘云所举债务虽发生在其与答辩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应是指正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医疗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在本案以及其他与周智林相关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周智林以个人名义向黄荣清等债权人累计借款高达1000万元以上甚至更多，显然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范围，而且本案借条仅有周智林一人的签名，后来还款计划书也仅有周智林一人签名，均没有答辩人签名或事后追认，且原告唐湘云未能举证证明周智林将本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也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是基于周智林与答辩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唐湘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周智林以个人名义举债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能视为正常的家事代理，故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周智林个人债务，应由周智林个人偿还，答辩人依法无须对两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审理两案，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彰显司法公平与正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周智林与被告周红于2011年6月24日登记结婚，是夫妻关系。原告唐湘云与被告周智林是朋友关系。被告周智林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6年2月1日向原告唐湘云借款80万元。原告唐湘云当天通过银行转账67.4万元给被告周智林后，被告周智林出具《借条》给原告唐湘云收执。《借条》的内容是：“今借到唐湘云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元）正，限期到2016年7月1日归还！”周智林还在《借条》下方书写了《收款确认书》，内容是：“收到唐湘云借给本人周智林的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圆（￥800000元）。收款人：周智林，2016年2月1日。” 另查明，周智林因资金周转困难，曾于2015年10月16日向原告唐湘云借款50万元，并出具有《借条》给唐湘云收执。《借条》内容是“今借到唐湘云现金伍拾万元整（500000元），限期到2016年8月15日归还！”同时，周智林在《借条》下方书写了《收款确认书》，内容是：“收到唐湘云借给本人周智林的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圆（￥500000元）。收款人：周智林，2015年10月16日。”原告唐湘云当日通过银行转账44万元给被告周智林。 从周智林向本院提供的工商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自2015年12月起，周智林通过其工商银行尾号为9412的账户向唐湘云尾号为7880账户转账还款记录有：2015年12月2日还5万元，2016年2月5日还2万元、2016年4月5日还40万元、2016年4月8日还5万元、2016年5月14日还35万元、2016年11月16日还1万、2019年11月29日还3.5万元，七次还款共91.5万元。周智林通过其工商银行尾号为4994的账户向唐湘云尾号为7880账户转账还款记录有：2015年12月13日还10万元、2015年12月25日归还7万元、2016年3月24日还3万元、2016年3月29日还5万元、2016年4月1日还2万元、2016年4月14日还2万元、2016年9月5日还1万元。七次还款共30万元。综上，周智林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29日间共归还了121.5万元给唐湘云。 从唐湘云向本院提供的工商银行银行流水记录可以看出，唐湘云于2015年10月2日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号尾号为5103的账户向周智林尾号为0309账户转账4.7万元，2016年3月15日向周智林尾号为7168的账户转账0.5万元。自2015年9月起至2016年11月2日，唐湘云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号尾号为7880的账户向周智林尾号为0309账户转账记录有：2015年9月6日转账31.85万元、2015年9月14日转账7.6万元、2015年9月23日转账10万元、2015年10月16日转账44万元、2015年10月28日转账4.4万元、2015年11月9日转账17.6万元、2015年12月6日转账4.6万元、2016年1月10日转账12.6万元。向周智林尾号为7168账户转账记录有：2015年12月11日转账52.8万元、2015年12月29日转账0.48万元、2016年1月6日转账44万元、2016年3月12日转账6.25万元、2016年3月13日转账1.84万元、2016年3月15日转账4.5万元、2016年1月22日转账1.9万元、2016年2月1日转账67.4万元、2016年2月6日转账43.17万元。上述转账金额为360.19万元。另外，唐湘云通过唐湘全银行尾号为3493的账户于2016年2月5日向周智林尾号为0309账户转账110.83万元。2016年3月11日，唐湘云代周智林转账支付100万元用于购买路虎小车。综上，在上述期间，唐湘云转账给周智林的金额有571.02元。 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工商银行调取的周智林工商银行的流水记录来看，周智林于2015年10月16日得到唐湘云的50万借款后，于次日转账22万元给周红。2015年11月3日，周红转账4.5万元给周智林，同年11月10日，周智林转账10万元给周红，周红又于同年的11月13日两次转账共27.5万元给周智林，同年11月19日，周智林转账0.6万元给周红。2016年2月1日，唐湘云转账67.4万元给周智林后，周智林于同年的2月6日转账60万元给周红，同年的2月16日又转账50万元给周红。周红承认在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周智林共转账230.1万元给其，其共转账236.33万元给周智林。周红辩称周智林转给其的款项，是周智林与他人合伙投资项目的钱，由周智林保管，资金空闲时，周智林让其购买理财产品。周智林则称其没有委托周红购买理财产品，周红知道其是做投资生意的，其收到的钱都是周红管账，认为本案的80万元债务及另案的50万元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周智林在庭审中承认其从事的所谓的“投资生意”实际上是为朋友融资，从有资金的朋友处低息借款后，再以相对高的利息借给需要资金的朋友，牟取利息差价。 2016年11月2日，周智林和唐湘云签订《还款计划书》，该计划书的内容有：经出借人（唐湘云）与借款人（周智林）双方对账确认，从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11月2日，借款人多次向出借人借款，借款本金共计490万元。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还款。借款人承诺尽力筹集资金及时还款，还款计划如下：一、借款人截止到目前已收到出借人款本金490万元人民币，尚欠利息详见各还款期。二、第一期，于2016年11月15日前还2015年10月16日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18万元。第三期，于2017年1月5日前还2016年1月13日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3万元。2016年2月1日借款本金80万元并支付利息24万元。两项合计本金90万元，利息27万元。计划书签订后，周智林支付了4.5万元给原告唐湘云。此后，被告周智林没有还钱给原告。原告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被告主张2016年2月1日唐湘云转账给周智林的金额是67.4万元，借款金额应是67.4万元，不是80万元。原告坚持借款本金是80万元的主张，其中转账67.4万元，另有12.6万元是现金支付。周智林出具给唐湘云收执的《借条》和《收款确认书》均确认收到唐湘云的80万元借款，其于2016年11月2日与唐湘云签订《还款计划书》时，也确认了该笔借款是8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确认被告周智林向原告唐湘云借款本金金额是80万元。借款之后，周智林陆续已归还了121.5万元给唐湘云。因双方存在多笔借款，经双方于2016年11月2日对账，签订了《还款计划书》，以《还款计划书》的形式确认周智林至2016年11月2日止，尚欠唐湘云4**万元借款本金，包括本案的80万元借款。因此，原告唐湘云要求周智林归还该款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还款计划书》是周智林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该笔借款《借条》约定是到2016年7月1日归还，但《还款计划书》重新约定了还款时间，为2017年1月5日归还。故利息应从2017年1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周智林已经支付的4.5万元利息应在执行中予以扣除。 关于本案借款是否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虽然借款金额超出了被告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但是周红承认其知道周智林向唐湘云借款是用于放贷。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和周智林的陈述可知，周智林将大笔资金转账给周红保管，在周智林要放贷时，周红将款转账给周智林放出去，本金和利息回来后，周智林又转给周红保管。周智林借来的借款和收回的本金和利息空闲时，周红将款项投资购买理财产品，获取收益。周智林关于其与周红系共同做“生意”，本案的80万元借款及另案的50万元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辩称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确认周智林向唐湘云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原告唐湘云要求周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主张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智林、周红共同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给原告唐湘云； 二、被告周智林、周红共同给付利息给原告唐湘云（利息的计算：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周智林已支付的4.5万元利息应在执行中予以扣除）。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2480元，公告费750元，合计1323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周智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良敏 人民陪审员  钟丽琪 人民陪审员  吴 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