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10民终40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素梅，女，1974年2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凯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雯洁，女，1987年5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莫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忠，男，1969年1月9日出生，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兰滨，湖南水正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雄文，男，1973年1月3日出生。 上诉人袁素梅、何雯洁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城农商行）、原审被告黄雄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袁素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凯秀，上诉人何雯洁，被上诉人汝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忠、朱兰滨，原审被告黄雄文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素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已认定黄雄文2016年3月31日向被上诉人借款后于2017年3月还款，使得上诉人出具的共同还款承诺义务归于消灭。2018年黄雄文个人再向被上诉人借款50万元，虽然黄雄文与上诉人还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没有上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该50万元明显不属于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一审判决上诉人对黄雄文的个人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何雯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与黄雄文共同欺诈上诉人，黄雄文利用虚假购房合同隐瞒真相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事实清楚；一审淡化对购房贷款合同及购房贷款担保这一核心问题，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这一格式合同时未举证对上诉人进行了格式条款特别提醒，并欺骗上诉人签字，明显属于欺诈行为。 汝城农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雄文辩称，同意上诉人袁素梅、何雯洁的上诉意见，袁素梅、何雯洁不应当承担本案责任。 汝城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雄文、袁素梅、何雯洁偿还借款本息505,200.46元（本金499,950.98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04月02日为5249.48元），按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黄雄文、袁素梅、何雯洁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系汝城农商行的分支机构。2016年3月22日，黄雄文向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提交了《借款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本人黄雄文是汝城县房产管理局正式干部职工，为解决本人的住房困难问题，特申请购房贷款50万元，贷款期限为三年。同日，袁素梅向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提交了《共同偿还贷款本息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黄雄文于2016年3月22日申请借款50万元，用于购房，期限36个月，我们承诺保证重合同、守信用，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何雯洁向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提交了《保证担保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黄雄文于2016年3月22日申请借款50万元，用于购房，期限三年，对该笔借款由我们承担保证担保的连带责任，黄雄文在该笔借款到期时未能按时偿还贷款本息，则由我们负责偿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基于此，黄雄文、袁素梅、何雯洁及其丈夫朱庆伟在面谈记录中签字。2016年3月31日，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与黄雄文签订编号为-1890100240-2016-00000080号《个人借款合同》，主要内容有：借款金额50万元；用途用于购房；借款期限36个月，即从2016年3月31日起至2019年3月30日止；借款利率月利率9.74‰，按季结息；还款方式为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贷款本息和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担保人何雯洁提供保证，并另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1890100240保字[2016]第00000004号），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的从合同；违约责任：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时归还贷款本金，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40%计收，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贷款人有权对挪用部分贷款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60%计收；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借款人应承担包括差旅费、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借款申请报告、借款借据、还款计划、委托划款书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同日，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与何雯洁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福祥便民卡），合同编号：（1890100240）最高额保字[2016]第00000004号，主要内容：为确保黄雄文与债权人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编号为（1890100240）最高额借字[2016]第00000004号的切实履行，保证人已阅知所担保的主合同，愿意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2019年3月31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将要形成的债务（包括主债权和预计产生的利息、罚息、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主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500,000元；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借款额度内发生的业务，保证人对发生的债务均承担担保责任；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本金余额内，主债务人可以循环利用保证人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人向主债务人发放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两年...之后，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将50万元贷款支付给黄雄文...2017年3月31日，黄雄文偿还50万借款本金给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备注“单笔本利回收”，同日，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继续发放50万元贷款给黄雄文，备注“放款”...2018年3月22日，黄雄文还款50万元给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2018年7月18日，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继续发放50万元贷款给黄雄文，黄雄文在《便民卡放款确认书》中签字，确认书显示：合同到期日期2019年3月30日，合同月利率7.5%，固定利率，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罚息比率40%，到期还本，还款周期为每季度，贷款用途购房。因黄雄文未能按约还本付息，2019年4月18日，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向黄雄文送达《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确认黄雄文结欠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本金为499,950.98元，借款合同编号为-1890100240-2016-00000080，有黄雄文签字；同日，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向何雯洁送达了《承担保证担保连带责任通知书》（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确认黄雄文结欠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本金为499,950.98元，借款合同编号-1890100240-2016-00000080，何雯洁在“签收人”处签字。 根据汝城农商行提供的《黄雄文贷款本息清欠表》显示：黄雄文尚欠贷款本金499,950.98元，借款日期2018年7月18日，到期日期2019年3月30日，截止2019年4月29日，结欠贷款利息5249.48元（合同利息3750元、逾期加罚利息1499.48元），原贷款合同月利率7.5%，逾期后贷款月利率10.5%。 另查明，黄雄文、袁素梅在2009年7月16日复婚，于2018年11月22日在汝城县民政局登记离婚；2016年1月1日至今黄雄文并未购房。 以上事实，有《借款申请书》、《共同偿还贷款本息承诺书》、《保证担保承诺书》、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福祥便民卡）、《便民卡放款确认书》、《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承担保证担保连带责任通知书》（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黄雄文贷款本息清欠表》、《房产查询证明》等证据，经庭审举证核实，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作为汝城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汝城农商行起诉主张债权符合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是因汝城农商行附城支行在2018年7月18日发放50万元贷款给黄雄文后，黄雄文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本付息导致的诉讼。按照《便民卡放款确认书》的内容，本案的借款贷款利率为月利率7.5%（固定利率），罚息比率为40%(即逾期后贷款月利率为10.5%），现汝城农商行请求还本付息符合法律规定，黄雄文应偿还汝城农商行贷款本金499,950.98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4月29日的结欠贷款利息5249.48元，2019年4月29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0.5%计算）。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何雯洁、袁素梅是否对借款承担责任。 当事人是否承担责任需要甄别当事人的行为所代表的法律意义。黄雄文在2016年3月份申请借款时，签订的借款合同为-1890100240-2016-00000080号《个人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有黄雄文的借款期限为固定期间、固定利率9.074‰、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清，系普通借款合同。 对于何雯洁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何雯洁提出：黄雄文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所述担保主合同编号不一致，而借款合同中所述提供保证的合同编号与何雯洁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不一致，且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遭到黄雄文及汝城农商行的欺骗，认为不应承担本案贷款的保证责任。最高额保证是指保证人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最高额保证作为保证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保证的一些法律特征如从属性、相对独立性、补充性等同样也适用于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高额保证除了担保的主债权具有上述特殊性之外，还具备如下法律特征：1.适用范围具有特定性，为部分或全部于将来一定时期内连续发生的同类债务，并非全部是尚未发生的债权，但至少有部分或全部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2.独立性大于普通保证。最高额保证不以主合同债务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其责任范围也不是以主债务为限，而是主要受保证限额和连续债务发生的期间的影响；3.最高额保证须约定保证人最高责任限额的一种有限保证。最高额保证通过当事人约定保证责任限额和保证期间来设定保证人义务的上限，使保证人从无限保证责任中解脱出来；4.在未约定期间的最高额保证中，赋予了保证人单方终止保证合同的权利；5.最高额保证的保证人责任为期间届满时的责任。即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笔债务，也不论债务总额为多大，保证人均不即时承担保证责任，惟决算期后，保证人以最高债权额为限就决算期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何雯洁签订的是（1890100240）最高额保字[2016]第000000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福祥便民卡），合同中约定了有关具体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等内容，何雯洁在签订合同时即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合同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及合同背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何雯洁所提供的担保是黄雄文在2016年3月31日-2019年3月31日止最高本金50万元范围内在汝城农商行处所要形成的债务。诉讼中何雯洁提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遭到黄雄文及汝城农商行的欺骗，但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法认定何雯洁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且该保证仍在保证期间内，何雯洁应当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何雯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对于袁素梅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黄雄文在2016年3月31日向汝城农商行借款后于2017年3月份还款，还款后作为主合同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共同债务的承诺人就该笔借款的有关权利、义务都不复存在，故依法认定随着2017年3月份黄雄文足额还款行为的发生，使得袁素梅出具的共同还款承诺有关权利义务关系也归于消灭。但是，黄雄文、袁素梅在2009年7月16日-2018年11月22日间系夫妻关系，贷款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自2016年黄雄文首次申请贷款，袁素梅出具《共同偿还贷款本息承诺书》，到2017年、2018年的黄雄文继续贷款，黄雄文、袁素梅均未将贷款用于购房，作为夫妻关系在大额款项的支出上按照生活习惯一般都存在协商、沟通，贷款的利用夫妻相互之间应该是知情的，2017年、2018年黄雄文虽对汝城农商行的贷款进行了清偿，均系还款后很短的时间内即转出，有拆借的嫌疑，而且通过《离婚协议书》可以看出黄雄文、袁素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存在债务，也有以黄雄文名义的对外借款，而各自名下的债务约定由各自偿还而袁素梅在庭审中并未举证证明该债务非用于家庭生活、经营所需...基于此，依法认定本案的借款系用于黄雄文、袁素梅共同生活期间为夫妻共同债务，袁素梅应就黄雄文的未偿还贷款部分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本案经组织调解，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协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雄文、袁素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499,950.98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4月29日的结欠贷款利息5249.48元，2019年4月29日之后按照月利率10.5%计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何雯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852元，减半收取4426元，由被告黄雄文、袁素梅、何雯洁共同负担。负有承担诉讼费义务的当事人限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期满拒不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但一审认定“原贷款合同月利率7.5%，逾期后贷款月利率10.5%。”的事实不当，应认定为“原贷款合同月利率7.5‰，逾期后贷款月利率10.5‰。”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袁素梅、何雯洁是否对涉案借款承担责任。 本案黄雄文于2016年3月22日以购房为名向汝城农商行贷款50万元，期限三年。黄雄文办理的业务实际是申办农商银行的福祥便民卡，黄雄文持该卡三年内可在授信额度50万元循环使用，随贷随还。事实上，黄雄文在2016年3月31日借款50万元，于2017年3月31日还款50万元，又于当日借款50万元，于2018年3月22日还款50万元，于2018年7月18日借款50万元后未归还借款导致本案纠纷。在涉案贷款期限内，每次为审核管理之需偿还的贷款，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终结本次贷款合同的还贷行为，只有在贷款期限内的最后一次完整的归还贷款的行为，才构成真正法律意义上结束涉案贷款合同的贷款行为。因此，贷款人在涉案的福祥便民卡贷款合同期限内，为了继续贷款的需要，配合贷款方在每年的审核管理时归还贷款50万元的行为，并不是涉案贷款合同履行完毕，只要该贷款人继续按前面已签订的贷款协议继续在福祥便民卡上支取使用该笔贷款，就表示双方仍在继续履行涉案贷款合同。袁素梅在黄雄文申请贷款的当日即2016年3月22日出具《共同偿还贷款本息承诺书》，其对贷款的金额、期限等事实是明知的，承诺共同还款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贷款也是在黄雄文与袁素梅夫妻存续期间所借，且未超过黄雄文贷款的50万元额度和三年期限，上诉人袁素梅的共同还款承诺，应持续有效。故一审判决袁素梅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并无不当。 何雯洁提出其在签订涉案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遭到黄雄文及汝城农商行的欺骗，认为不应承担本案贷款的保证责任。经查，何雯洁签订的是（1890100240）最高额保字[2016]第000000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福祥便民卡），合同中约定了有关具体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等内容，何雯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签订的是担保合同，且所提供的担保是黄雄文在2016年3月31日-2019年3月31日止最高本金50万元范围内在汝城农商行处所要形成的债务，这一债务约定的金额和期间与黄雄文贷款一致，并未超出担保范围。因此，何雯洁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仍在保证期间内。且何雯洁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遭受欺骗，一审判决何雯洁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何雯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综上所述，袁素梅、何雯洁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主文计息的月利率表述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何雯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黄雄文、袁素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499,950.98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4月29日的结欠贷款利息5249.48元，2019年4月29日之后按照月利率10.5%计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三、原审被告黄雄文、上诉人袁素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499,950.98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4月29日的结欠贷款利息5249.48元，2019年4月29日之后按照月利率10.5‰计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26元，由原审被告黄雄文、上诉人袁秀梅、何雯洁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袁素梅预交8852元，由上诉人袁素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何雯洁预交8799元，由上诉人何雯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仲贵 审 判 员 杨爱华 审 判 员 廖志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陈道勇 书 记 员 曹 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