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朝江，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有志，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玉龙，男，1997年8月2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女，2004年9月24日出生。史玉龙、史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生，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史玉龙、史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来勇，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春阳，男，1973年2月6日出生。上诉人陈朝江因与被上诉人史玉龙、史某、魏春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9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朝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陈朝江无需支付史玉龙、史某因史振军死亡造成的损失，案件受理费由史玉龙、史某、魏春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陈朝江已经为史振军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该理赔款应当予以扣除；史玉龙、史某通过其他诉讼获得了赔偿，不应当再向陈朝江索赔；史振军是农民，不应当按照城市标准进行赔偿。史玉龙、史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陈朝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魏春阳辩称：同意陈朝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史玉龙、史某于2019年4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朝江、魏春阳连带赔偿史玉龙、史某处理丧葬事宜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共计68572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振军受雇于陈朝江、魏春阳，为其提供放树劳务。2016年10月17日16时许，史振军在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马辛庄村放树时，被朱小伟驾驶的吊车碰掉的树杈砸伤头部后经医治无效死亡。经查，史玉龙、史某系史振军的子女，史振军的父母、妻子均先于其本人去世。另查，涉诉吊车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登记在朱小伟名下，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北京分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50万元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朱小伟持有驾驶证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2017年7月24日，史玉龙、史某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将朱小伟及阳光北京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死亡赔偿金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6048元、家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3000元、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0元、财产损失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641784元。后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京0113民初134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史玉龙、史某因此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项目及数额为：丧葬费46236元，死亡赔偿金1375216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297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5000元、交通费5000元，共计1481452元。上述民事判决书判决阳光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史玉龙、史某各项损失费共计11万元，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史玉龙、史某各项损失费共计50万元，同时判决朱小伟赔偿史玉龙、史某各项损失费共计185726元，并驳回史玉龙、史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阳光北京分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后二审法院作出（2018）京03民终177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史玉龙、史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陈朝江、魏春阳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关于陈朝江、魏春阳与史振军之间的关系，陈朝江称其与魏春阳是合作关系，挣的钱二人平均分配，出了事二人共同负责，当时是史振军找的其和魏春阳，为二人提供放树的劳务；魏春阳称其与陈朝江只是短期合作，挣了钱二人按照约定分配，以前出了事是各管各的，史振军是陈朝江的工人，史振军的吃住和工资发放都归陈朝江负责。史玉龙、史某称陈朝江和魏春阳是合伙关系，二人共同雇佣的史振军。审理中，陈朝江提供救护车收费票据、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证明其为史振军垫付急救费、医疗费共计16264.02元，并主张应从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史玉龙、史某认可上述票据的真实性，但称与本案无关联性，因其主张的损失中并不包括上述费用。魏春阳认可上述票据的真实性。陈朝江提供2016年11月11日其与史玉龙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其已经为史振军投保人身意外险，保险理赔款应当从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协议书》内容为：由于报销保险需要办理有关手续，史振军身份证一直在陈朝江手里，因儿子史玉龙办理事情需要取回，经双方商议达成以下协议：1.史玉龙办完事情，将身份证还回；2.如果史玉龙拿身份证办理保险理赔，这笔资金将作为陈朝江支付史振军的死亡赔偿金，今后概不负责，其他事宜与陈朝江一律无关。史玉龙、陈朝江及案外人翟素侠均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经核实，翟素侠系史玉龙的婶子。史玉龙、史某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但认为《协议书》内容违法且侵害了未成年人史某的合法权益，而且协议中并未明确说明陈朝江为史振军投保的事实。魏春阳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其与陈朝江一直都给工人上保险，因史振军已经买了保险，所以其将史振军已经交纳的保险费退给了史振军，并称如果史振军没有上保险，就不会让他在这干活儿。为证明史振军为自己投保的事实，史玉龙、史某另提供个人意外保险单3份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料交接凭证1份。经核实，上述3份个人意外保险单中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史振军，资料交接凭证中的投保人亦为史振军。史玉龙、史某称其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款共计40万元，但该款项与本案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根据双方的陈述，可以确定陈朝江、魏春阳均为受害人史振军的雇主，史振军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死亡，陈朝江、魏春阳作为雇主对史振军所遭受的人身损害负有连带赔偿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陈朝江、魏春阳在史振军提供劳务过程中未能提供安全防护措施，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史振军本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亦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亦存在过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关于陈朝江、魏春阳的责任承担比例，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为70%。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关于史振军因死亡产生的损失总额，其中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为1481452元，本案审理中另查明陈朝江、魏春阳为史振军垫付医疗费16264.02元，故史振军因死亡产生的损失总额应为1497716.02元。根据双方的责任承担比例，陈朝江、魏春阳应当赔偿的数额为1048401.21元，现第三人已在其责任比例范围内赔偿795726元，不足部分252675.21元应由陈朝江、魏春阳予以赔偿。陈朝江、魏春阳所垫付的医疗费16264.02元应从上述赔偿数额中作相应扣减。关于史玉龙、史某因史振军死亡获得保险理赔款一节，从双方《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可以确认陈朝江、魏春阳曾为史振军投保个人意外保险，但根据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故保险公司向史振军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能因此免除陈朝江、魏春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协议书》中关于史玉龙办理的保险理赔金作为陈朝江支付史振军的死亡赔偿金的约定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且侵害了未成年人史某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约定。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判决：一、陈朝江、魏春阳连带给付史玉龙、史某因史振军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二十三万六千四百一十一元一角九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史玉龙、史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657元，由史玉龙、史某负担6983元（已交纳），陈朝江、魏春阳负担367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史玉龙、史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人寿保险的理赔金额是十万元，其他三份保险是一样的，都是十万元。四份保险一共四十万元”。陈朝江主张人寿保险以及一份太平洋保险是其给史振军投保的，史玉龙、史某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陈朝江应否对史振军所遭受的人身损害负有赔偿责任；二是陈朝江应承担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三是保险理赔款应否在赔偿数额内予以扣除。首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是受雇于雇主为雇主完成一定工作的，雇主应当为雇员提供适于服务的劳动条件，实行劳动保护，改善工作环境，因而雇主责任为无过错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雇员人身损害，直接侵权人固然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雇主基于对雇员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责任，雇员在为其工作中受到伤害，雇主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换句话说，雇主和第三人均应承担责任，但二者承担责任的原因是不同的。受害人既可以基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向其主张权利，也可以基于雇员同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向雇主主张权利，并且这两个请求权是分别独立的。侵权第三人和雇主向受害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其内容均指向雇员所受损害，第三人作为直接的侵权行为人对其侵权行为承担最终的责任，雇主在履行了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而雇主此时追偿的系属于第三人的责任范围，雇主对雇员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责任部分除外。同样，在第三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在未能涵盖受害人损失的范围内，雇员亦能向雇主主张雇主所应承担的人身安全保护责任。本案中，史振军受雇于陈朝江、魏春阳，为其提供放树劳务。史振军在受雇放树时，被朱小伟驾驶的吊车碰掉的树杈砸伤头部后经医治无效死亡。法院（2017）京0113民初13478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史玉龙、史某因此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数额为1481452元，并确认第三人承担50%的责任，第三人在其责任比例范围内赔偿795726元。陈朝江、魏春阳在史振军提供劳务过程中未能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史振军本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亦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陈朝江、魏春阳承担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责任承担比例过高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雇主及第三人基于不同原因而对雇员负有不同性质的赔偿责任，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不影响雇主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但雇主与第三人所承担的责任均应在雇员受损的责任范围内。雇员可直接向雇主主张赔偿责任，而该赔偿责任系雇主所承担的人身安全保护责任与第三人所应承担责任之和，之后雇主再向第三人主张其已承担的垫付责任。雇员亦可直接向第三人主张赔偿责任，第三人所承担的应当仅为其作为直接侵权人的侵权责任，雇主所应承担人身安全保护责任，雇员可另行向雇主主张。法院（2017）京0113民初13478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第三人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陈朝江、魏春阳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式应当在总损失数额减除第三人赔偿款的数额基础上进行计算，即生效判决确认史振军承担的50%责任，应由史振军与陈朝江、魏春阳分担。一审法院确认陈朝江、魏春阳承担责任的比例数额是在全部损失基础上进行计算，加重了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纠正。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风险，故保险自其产生之初就与损失赔偿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雇主对雇员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当雇员发生死亡、残疾等情况时，雇主可能要承担部分责任并赔偿损失，雇主为分散或转移风险作为投保人，以雇员为被保险人，同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费由雇主负担或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金由雇员或其家庭成员受领，雇主所应承担的损失赔偿数额应相应扣除。本案中，关于四份保险理赔金额，结合史玉龙、史某在一审的陈述，本院确认四份保险均为十万元。陈朝江主张人寿保险以及一份太平洋保险是其给史振军投保的，史玉龙、史某虽对此不予认可，但从双方《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可以确认陈朝江、魏春阳曾为史振军投保，史玉龙、史某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得的理赔款40万元中陈朝江为史振军投保部分所获得理赔款20万元应当在陈朝江、魏春阳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按照上述计算方法，陈朝江、魏春阳应当赔偿史玉龙、史某的数额显然高于一审法院确认的数额。综上所述，陈朝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57元，由陈朝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海涛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杨 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延昭法官助理 陈文文书 记 员 温宇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