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玉林，男，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卿，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楚江，男，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树敏，广东木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蔼桐，广东木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沈玉林因与被上诉人庄楚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玉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庄楚江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遗漏了一个需查证的重要事实及书证。本案一审庭审中，沈玉林称，2014年7月24日应庄楚江请求，沈玉林前往四会市与陈建梅见面，并代庄楚江签订了借款合同及其它文件。沈玉林清楚地记得，所有代签的文件均是按“甲方：庄楚江(沈玉林代签)”的格式手写的，回来后所有文件都交还给了庄楚江。沈玉林上述答辩所述事实及所提证据，足以表明是庄楚江与陈建梅介绍的陈瑞桂之间通过签订书面合同建立了所谓的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要求庄楚江当庭出示这些合同、文件，以便证实沈玉林的答辩陈词，但庄楚江声称未带来，而一审判决对此事却只字未提。沈玉林认为，如果庄楚江提供了上述合同文件，而一审法院又未向沈玉林出示，则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内容上就属于有所遗漏，必然导致事实不清。反之，如果庄楚江没有提供上述法庭要求必须提供的证据，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和责任，这就证实了沈玉林的答辩事实及意见是真实的。庄楚江是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与陈瑞桂签合同形成所谓的借款关系，沈玉林仅是庄楚江的代理人，代其签署合同、文件而已，而且，是庄楚江自己亲自操作将其自有资金1150万元分三次汇给陈瑞桂的。即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均是庄楚江一个人作为出借方，一个人单独对外投资的，根本不存在庄楚江、沈玉林两个人共同对外出借资金的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在两个关键问题上认定事实错误。（一）庄楚江与沈玉林二人有无共同对外投资，共同出借资金给陈瑞桂。对此，全案客观证据(书证)有两个，一是银行转账凭证，证实是庄楚江的账户直接汇款1150万元到陈瑞桂的银行账户。二是沈玉林代庄楚江签订的与陈瑞桂之间的合同、文件。这些文件虽然庄楚江拒绝提供，但庄楚江提供的刑事判决书等书证中均有提及，足以证实确实存在。主观证据有四个，分别是沈玉林的询问笔录，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庄楚江的受害人陈述，陈建梅的供述与辩解，以及陈剑武的书面证言。沈玉林在笔录中声称被陈建梅诈骗的1150万元中有“350万是我本人的”“于是就与庄楚江商量好借给陈建梅的1150万元中我出350万”。但是，沈玉林在一审当庭答辩否认自己曾经出了350万元，并声称笔录上的说法是庄楚江授意他这样说的，沈玉林承认上述笔录中的陈述不真实。庄楚江的受害人陈述仅仅是说“当时资金紧张，我就和陈建梅谈好借1150万元。之后我告诉了沈玉林，沈玉林答应我投资350万元”。陈建梅的供述与辩解是“2014年7月24日，我以向招商银行购买基金产品为由向庄楚江借款1150万元，借钱十天，利息按日计算，不清楚是否有沈玉林的份额”。陈剑斌的证言“我就打电话给沈玉林，沈玉林告诉我他出借了350万，庄楚江出借了800万给陈建梅，因手头较紧，350万是他先向庄楚江借的款”。对此，沈玉林予以否认，不认可陈剑斌的证言。综上所述，足以证明借贷关系是庄楚江与陈建梅两个人的事情，关于庄楚江与沈玉林有无共同对外投资，共同出借资金给陈瑞桂，庄楚江与沈玉林两人之间在事先及事后均没有订立共同对外投资的内部协议。事后也没有签署书面文件确认各自的实际出资，特别是庄楚江有否代沈玉林垫付出资。这些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庄楚江的单方面说辞，而沈玉林竟然都不知情。如果庄楚江与沈玉林两人合伙共同对外投资，事先应该订立协议，厘清利益分配，风险责任等问题。事后应确认各自的实际出资及履行情况，这才正常。而且从2014年7月24日庄楚江直接汇款1150万元给陈瑞桂，并约定该款项的出借期为12天，从约定借款期满到这次于2018年11月19日庄楚江提出诉讼，整整过去了四年又三个多月的时间，即使庄楚江自认为有债权的主张，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在两人之间没有共同投资协议及书面确认书的情况下仅凭上列四个主观证据就轻率地否定上列二个客观证据，认定沈玉林、庄楚江两个人之间存在共同对外出借资金、庄楚江为沈玉林垫付了资金的事实，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审查核定上述证据时，违背了客观证据效力高于主观证据的证明效力的基本准则，加之主观臆断，才作出了庄楚江已经事实上为沈玉林代垫付350万的错误认定。沈玉林认为，本案应该采信上列两个客观证据，认定系庄楚江个人单独出借资金给陈瑞桂的事实，庄楚江与沈玉林之间不存在共同对外出借资金。沈玉林的询问笔录上所列各主观证据也才仅仅能证明他与庄楚江之间也仅是口头承诺关系，而非是客观上已经实体履行了的共同对外投资的实体关系。正如在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庄楚江的受害人陈述“沈玉林答应我投资350万元”。必须指出的是，口头上答应投资仅是一个允诺，在法律上仅是一个投资意向，它并不是正式的合同。投资合同(借款合同)属实践性合同，一个人作出口头承诺之后，是允许反梅、变卦的，其口头承诺是否兑现，必须要看证据才能判定。只有将口头承诺变成书面协议，或者以实际出资的行为，或者对他人垫资作出正式的事后确认行为或者事先对他人垫付投资发出过明确的指令，等等，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才能算坐实了一个实际存在的，确已履行了的共同对外投资出借资金的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上述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其主观判断，就认定沈玉林、庄楚江之间存在共同出借资金的事实，作出了庄楚江为沈玉林垫付了对外出借的资金的结论，既与现有的客观证据相悖离，也明显不符合日常商业活动之规律与常理，况且以上描述都是庄楚江捏造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沈玉林向庄楚江借款350万，无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1.沈玉林与庄楚江之间没有订立任何的借款350万的合同或协议。2.沈玉林没有向庄楚江出具任何借据、借条或欠条，也从未口头或书面承认借了庄楚江的350万元的款项，更没有向庄楚江发出委托付款的指令或事后对350万属于庄楚江为其代垫的确认，更没有以实际行动转汇350万元给庄楚江，以完善、确认两者的所谓共同投资的约定。3.庄楚江起诉沈玉林借款不还，无法提供任何书面合同、协议、确认书、借据、借条、欠条等书证，也无法提供庄楚江实际汇款350万给沈玉林的资金往来的银行凭证。4.庄楚江与沈玉林从来都没有共同出借过款项给陈建梅。5.沈玉林在四会市公安局接受询问时，从来没有过“共同出借”的描述。如果像庄楚江所说，全部对外出借款项都是庄楚江付出的，而沈玉林占350万元，双方利益如何分配、沈玉林如何向庄楚江计付利息、沈玉林不用负担成本却坐收渔利等，双方又没有口头或书面的说法，显然，一审法院认定庄楚江与沈玉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结论，既无事实和证据支撑，又明显违背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三、一审判决认定“庄楚江称因为双方之间有大量经济往来，且双方有着多次共同出借款项给陈剑武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沈玉林已经明确向一审法院陈述其与陈建梅之间仅仅是单独做过两次业务，陈建梅所谓的过桥业务，沈玉林与陈建梅之间只有两笔，并且这两笔都按期结算完毕，没有任何争议。同时，沈玉林与庄楚江共同出借款项给陈建梅是从来没有过的，沈玉林与庄楚江共同以陈建梅为介绍人的业务也是没有的。四、一审判决认定“沈玉林两次在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接受询问时，均确认了上述1150万元是其与庄楚江协商后共同出借给陈建梅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协商后共同出借”，但与事实不符。一审当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沈玉林与庄楚江之间有过共同协商，以及围绕着共同出借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沈玉林的两次笔录都只是很客观地讲了当时的情况，是庄楚江通过电话跟陈建梅沟通确立了出借115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协商完了以后，庄楚江就立刻自己单独操作，分三笔从自己的账户汇入了陈建梅所指定的陈瑞桂的账户。同时庄楚江打电话给沈玉林要求沈玉林替他去四会市协助审看和代签一些文件。沈玉林当天赶到四会市的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到达四会市信用社之前，庄楚江已经把钱都汇进去。庄楚江的三笔汇款时间在本案的转账凭证里面有清楚的显示上午有一笔，中午有一笔，最晚的一笔是12点多。由此可见，这一笔1150万元的经陈建梅介绍的所谓过桥业务是庄楚江跟陈建梅协商确定的业务关系，庄楚江自己主动汇钱然后通知沈玉林到达现场。只不过后来应庄楚江的请求，沈玉林在四会市公安局那里替张楚江认了其中350万是沈玉林的，是为了帮助张楚江达到其个人目的，是基于老乡的关系。五、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沈玉林曾经亲自前往四会市公安局和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以口头和书面方式澄清关于沈玉林接受公安询问时两次笔录里面所说的个别与事实不符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关于350万元归属的事情。目前被告人陈建梅犯集资诈骗罪一案还没有判决。综上所述，鉴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沈玉林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庄楚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沈玉林主张其代理庄楚江与陈建梅等人签订借款合同，且所签署的合同原件已交给庄楚江，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也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一)沈玉林多次在公安机关确认其与庄楚江共同向陈建梅等人出借了1150万元，其中庄楚江的出借份额为800万元，沈玉林的份额是350万元。沈玉林也多次确认是其独自一人到四会市与陈建梅等人签订借款合同。但如按沈玉林所说，其没有共同出借份额，也没有其他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大老远跑到四会市代庄楚江与陈建梅签订借款合同，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常理。(二)实际上，正是基于沈玉林的劝说，庄楚江才会基于对其信任共同出借款项给陈建梅。由于当时沈玉林称手头紧，因此约定由庄楚江出借800万元，沈玉林出借350万元，且共同出借的l150万元先由庄楚江直接打给陈建梅指定的账户，基于以上情况，才会出现沈玉林独自前往四会市与陈建梅等人签订借款合同。而庄楚江是在收到沈玉林的指示后，将1150万元的借款转到陈建梅指定的陈瑞桂账户。二、关于沈玉林主张其与陈建梅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在甲方处签“庄楚江(沈玉林代签)”的格式完成的，但对该主张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庄楚江至今也没有收到这些借款合同的原件。更重要的是，不论与陈建梅等人签订合同的显名出借人是庄楚江一人还是庄楚江与沈玉林两人，也不能推翻庄楚江与沈玉林约定共同向陈建梅等人出借款项的内部合意。因为本案是庄楚江与沈玉林之间的借款纠纷，与庄楚江与沈玉林共同出借给陈建梅等人的借款属于两个不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庄楚江与沈玉林成立借贷关系，且庄楚江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事实正确，证据充分。(一)关于庄楚江和沈玉林共同出借1150万元的问题。沈玉林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一再确认其与庄楚江共同出借1150万元给案外人陈建梅，其中庄楚江出借800万元，沈玉林出借350万元的事实。(二)关于庄楚江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的问题。本案的借贷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庄楚江向沈玉林出借的350万元不是直接支付给沈玉林，而是基于双方共同合意出借l150元给陈建梅时，沈玉林向庄楚江所借的350万元是直接支付给了陈建梅。根据庄楚江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双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陈建梅刑事案件的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均可以确认庄楚江向沈玉林履行了出借350万元的义务。(三)庄楚江与沈玉林并没有约定明确的还款期限，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并未到期。四、根据沈玉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沈玉林当时是与庄楚江商量好借给陈建梅1150万元，沈玉林出借350万元，而庄楚江出借剩余的800万元。因此双方共同借款给陈建梅，确实是经过双方的商量之后才确定的。沈玉林主张其已经到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和法院陈述了其主张，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根据沈玉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陈建梅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已经证明沈玉林有多次向陈建梅以及多次共同向陈建梅出借款项。综上，本案双方的借贷关系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且庄楚江也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庄楚江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沈玉林的全部上诉请求。庄楚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玉林向庄楚江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5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沈玉林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4日，庄楚江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案外人陈瑞桂转账三次，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1150万元。诉讼中，庄楚江与沈玉林均确认上述款项是出借给陈建梅，用于办理陈建梅所称的“银行过桥业务”。对于上述1150万元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双方存在较大争议，庄楚江称其中800万元是其出借给陈建梅的，350万元是沈玉林出借给陈建梅的，因沈玉林当时手头资金紧张，所以该笔350万元是庄楚江出借给沈玉林，由庄楚江直接转账给陈瑞桂。对此，庄楚江提供了沈玉林在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处所作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2015年3月19日，沈玉林在接受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询问时，就其一共被陈建梅诈骗了多少钱的问题陈述如下：“我一共被陈建梅诈骗了人民币1150万元（以下涉及金钱数额的均以人民币为单位），但其中有800万是我朋友庄楚江的，有350万是我本人的，但转给陈建梅的1150万元是由庄楚江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转给陈瑞桂账户的。”就陈建梅于2014年7月24日向其和庄楚江借钱的详细过程，沈玉林陈述如下：“2014年7月20日左右的时候，庄楚江就联系我，说陈建梅银行那边有客户需要办理‘过桥’业务，需要借1150万元给客户，借钱期限为十二天，利息为日息千分之二，问我要不要投资。并且庄楚江跟我说陈建梅是农信社的主任，可以信得过的。当时我听庄楚江这么介绍，也就心动了，于是就与庄楚江商量好借给陈建梅的1150万元中我出350万，而庄楚江就出剩余的800万。到了2014年7月24日当天，庄楚江就说陈建梅约我们过去四会市那边签订借款合同等资料，但因为庄楚江当天没空，于是就让我过去四会市与陈建梅接触，并确认是否有一名叫陈瑞桂的男子需要办理“过桥”业务……；陈建梅向我们借款1150万之后，就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给过我们。”2015年4月14日，沈玉林再次接受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民警询问时，就其出借给陈建梅款项的情况陈述如下：我一共借了三次款项给陈建梅，在2014年7月2日分别借一次740万人民币（以下涉及金钱数额的均以人民币为单位），一次借了690万，在2014年7月24日借了一次1150万的。在2014年7月2日借给陈建梅的两笔款项是我个人的，在2014年7月24日借给陈建梅的1150万就是我和庄楚江两个合资的。另，庄楚江还提供了陈剑武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该证言载明：陈剑武是沈玉林和庄楚江的好朋友、普宁老乡，沈玉林和庄楚江十年前就认识，后来陈剑武介绍他们认识陈建梅与黄洪贤。2014年7月20日左右，陈建梅打电话给陈剑武，希望陈剑武出借1500万元给她办理“过桥”业务，日息千分之二，陈剑武当时资金调配不上，就没有立刻借款给她，让她等些天再说。过了几天，陈建梅打电话给陈剑武，说她从庄楚江和沈玉林那里借了1150万元，其他资金也借调到了，叫陈剑武不用再筹资给她了。陈剑武就打电话给沈玉林，沈玉林告诉陈剑武他出借了350万元、庄楚江出借了800万元给陈建梅，因手头较紧，350万元是他先向庄楚江借的款，同时，沈玉林跟陈剑武说，庄楚江当时没空，所以和陈建梅见面、见客户、签约的手续都是由沈玉林去办的，并交代庄楚江一共转账1150万元给陈建梅指定的客户。……今年9月份到10月份，庄楚江多次让陈剑武约沈玉林出来，协商还钱的事。陈剑武知道沈玉林之前有向庄楚江借款350万元的事，觉得大家都是老朋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打电适约沈玉林。他不大愿意和庄楚江见面，最后在陈剑武的劝说下，三个人在番禺星河湾花园的必胜客喝茶，见面协商还钱的事，结果，沈玉林不愿意还钱，甚至否认欠钱，两个人最后不欢而散。沈玉林对庄楚江的主张不予确认，对陈剑武出具的《证人证言》亦不予确认，称庄楚江转给陈瑞桂的1150万元中并没有其出资的350万元。沈玉林在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做笔录时称350万元是其出资并不属实，沈玉林如此陈述是应庄楚江的要求，以帮助庄楚江向陈建梅追债，减少庄楚江名下的放债数额及因违规放债而可能面临的处罚，并隐藏庄楚江的财产情况不被他的债权人发现。但对上述主张，沈玉林未举证证实。2016年3月17日，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建梅、黄洪贤犯集资诈骗罪向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陈建梅的犯罪事实涉及案涉1150万元。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6）粤12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三、责令被告人陈建梅、黄洪贤退赔各被害人被骗的款项。其中，被告人陈建梅退赔沈玉林人民币350万元、庄楚江人民币800万元，……。上述判决书中列明的被害人庄楚江的陈述如下：2014年7月24日前几天陈建梅主动打电话联系我，称一个叫陈瑞桂的银行客户在四会市农信社的贷款到期，需要2000万的资金帮忙陈瑞桂“过桥”，并且说明这是陈建梅所在银行内部业务，只需要向我们借用资金十二天，并向我承诺支付千分之二的日息。当时资金紧张，我就和陈建梅谈好借1150万元。之后我告诉了沈玉林，沈玉林答应我投资350万元，剩下的800万由我个人投资。……被害人沈玉林的陈述如下：2014年7月24日，陈建梅是以帮客户陈瑞桂办理过桥业务的名义，向我们承诺借钱十二天后就会将全部的本金还给我们，并支付日利千分之二，其中800万是庄楚江的，有350万是我本人的，……。2018年5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刑终19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2刑初18号刑事判决；二、发回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该案至今尚未审结。2018年11月12日，庄楚江向沈玉林寄出《还款催告函》，要求沈玉林在2018年11月15日前向其偿还案涉350万元本金及从2014年7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018年11月13日，沈玉林签收该份催告函，并向庄楚江发微信称：“楚江你好，今天收到你快递给我的所谓催款函才第一次听到你说这回事。还说多次要求我还这350万，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你提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这种无法无天，颠倒黑白的事情你竟然说的出口？？？……”诉讼中，庄楚江与沈玉林均确认未就案涉350万元签署借条，庄楚江称因为双方之间有大量经济往来，且双方有着多次共同出借款项给陈建梅的情形，所有基于信任未要求沈玉林签署借据。沈玉林则称，其从未向庄楚江借款350万元，也没有签署任何相关借条。此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庄楚江申请作出（2019）粤0113民初70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沈玉林价值350万元的财产，并依法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庄楚江与沈玉林均确认案涉1150万元是由庄楚江转账支付给案外人陈建梅指定的陈瑞桂，庄楚江也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沈玉林两次在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接受询问时，均确认上述1150万元是其与庄楚江协商后共同出借给陈建梅的，其中有800万元是庄楚江出借，有350万元是沈玉林出借。基于庄楚江提供的转账凭证及沈玉林的上述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350万元是庄楚江代沈玉林垫付给陈建梅的。因庄楚江、沈玉林在陈建梅集资诈骗罪一案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确认其二人与陈建梅有多笔资金往来，且庄楚江提供的银行流水也反映出其与沈玉林之间款项往来频繁，所以庄楚江称其基于信任未要求沈玉林就案涉350万元出具借据也符合情理。本案诉讼中，沈玉林抗辩称庄楚江转账支付给陈瑞桂的1150万元是沈玉林一人出借给陈建梅的，其从未向庄楚江借款350万元用于出借给陈建梅，其是应庄楚江的要求才在公安机关确认350万元是其出借给陈建梅的。但对于上述抗辩，沈玉林未能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庄楚江与沈玉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沈玉林应向庄楚江偿还案涉借款350万元。虽案涉借款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但庄楚江可要求沈玉林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350万元为本金基数，自庄楚江寄出的《还款催告函》中要求的还款时间的次日即2018年1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不超过年利率6%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庄楚江超出上述利息部分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沈玉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庄楚江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35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不超过年利率6%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庄楚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沈玉林负担。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庄楚江与沈玉林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庄楚江于2014年7月24日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案外人陈瑞桂转账共计1150万元。庄楚江主张其中350万元是沈玉林出借给陈建梅的，因沈玉林当时资金紧张，该350万元是庄楚江出借给沈玉林。其次，沈玉林在2015年3月19日和2015年4月14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一共被陈建梅诈骗了人民币1150万元，但其中有800万是我朋友庄楚江的，有350万是我本人的，但转给陈健梅的1150万元是由庄楚江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转给陈瑞桂账户的”“于是就与庄楚江商量好借给陈建梅的1150万元中我出350万，而庄楚江就出剩余的800万”“在2014年7月24日借给陈建梅的1150万是我和庄楚江两个合资的”，表明庄楚江转账的上述1150万元中有350万元是沈玉林出借给陈建梅的款项，也表明沈玉林已收到庄楚江的350万元。再次，沈玉林主张其向公安机关所作的上述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未向庄楚江借款350万元用于出借给陈建梅，但沈玉林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其上述陈述。最后，沈玉林未抗辩该350万元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庄楚江偿还该350万元。综上，审查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庄楚江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庄楚江主张的沈玉林向其借款350万元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判决认定庄楚江与沈玉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沈玉林应向庄楚江偿还案涉借款35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对沈玉林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另外，庄楚江与沈玉林就案涉借款350万元并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庄楚江可以催告沈玉林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本院对沈玉林提出的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玉林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沈玉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吴晓炜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蔡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