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高红，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大平，女，197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德卫，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茜，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高红因与被上诉人郑大平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0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王高红，被上诉人郑大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德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高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郑大平向王高红支付房屋折价款609.68万元；3.郑大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产系王高红与郑大平共同出资购买，依法应予以分割。虽然王高红与郑大平共同投资买房系口头约定，部分细节无法还原，但根据双方陈述及相关银行转款记录，可以证实涉案房屋购房款310万元，其中王高红出资270万元，这是双方均确认的客观事实。特别是涉案房屋原业主的丈夫（售房经办人）罗x鸣出庭作证，证实王高红与郑大平系共同买房，不存在所谓“赠与房款或房子”，同时证实了郑大平证人赖某（房产中介）提供了虚假证言。就目前证据而言，借贷关系法院认定证据不充分，而赠与关系无任何证据证明，但共同出资买房这是客观事实，请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并按双方实际出资比例对涉案房产（现值约700万元）依法进行分割。二、郑大平主张王高红赠与房款，但并未举出任何直接证据，其主张依法不应支持。王高红与郑大平相识于2015年11月26日，涉案转款第一笔发生于2016年1月19日，最后一笔发生于2016年5月6日，即王高红与郑大平认识不到2个月，王高红即向郑大平转款，此后约3个半月内向郑大平转款共290万元，其间郑大平于2016年2月26日转回给王高红20万元。考虑到王高红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双方认识时间很短，况且涉案款项主要来自于其他同学还给王高红的借款，王高红不可能将近300万元巨款（几乎是家庭全部积蓄）赠与郑大平。郑大平主张的“赠与”根本不符合常理，无论是一个法官还是普通百姓，对此都应有基本的常识判断。郑大平在借贷案与本案中均主张王高红赠与房款，但至今未举出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实。所谓的证人刘某、杨某均与郑大平有利害关系，均未参与购房过程，且在借贷案与本案中均未出庭作证接受询问，两人的证言依法不应采信。关于王高红当庭发问“何时何地向郑大平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郑大平代理人无法作答，郑大平庭后回复法院“不同场合”、“多次承诺”，这明显是在搪塞法庭。同时，郑大平在借贷案与本案中均伪造了大量的虚假证据，本案中郑大平提交的证据11《美林湖温泉入住记录》、证据13《发票8张》、证据15《证人询问笔录（赖某）》均已证实系虚假证据，相关证据依法不应采信，且应对郑大平伪造证据的行为进行民事制裁（王高红已三次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三、“不能排除王高红赠与郑大平该笔款项的可能性”，依法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本案的主要定案依据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粵01民终19838号判决认定的“不能排除王高红赠与郑大平该笔款项的可能性”，该认定完全是按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作出，系该案主审法官（原白云区法院刑庭法官）和郑大平代理人（原白云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的“杰作”。事实上，19838号案与本案均系民事案件，应当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优势”规则进行认定（19838号案一审认定正确），而不必按照刑事诉讼的“疑罪从无”原则进行认定，以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来认定民事案件事实，完全是原刑事诉讼办案人员的“杰作”。本案应由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法院根据证据优势规则进行认定，无须排除赠与的可能性。四、即使假设涉案款项系赠与，因违背公序良俗且属无权处分，涉案款项及孳息亦应依法返还。郑大平主张“达到同居的目的赠与”，无论是否存在，依法均不应予以支持。其一，郑大平主张的“达到同居的目的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应为无效民事行为；其二，王高红所转款项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王高红单方无权作出处分。因此，对于郑大平主张的“达到同居的目的赠与”，依法不应予以支持，郑大平应当返还涉案款项及相应的孳息（房产增值部分）。五、双方共同投资涉案房产问题，双方没有书面的投资合同，通过庭审调查郑大平是职业骗子，没有正当工作，实际上是共同投资的。六、王高红曾因借款纠纷起诉郑大平，第一笔100万是以借款形式给郑大平，但郑大平以购房合同转为一次性付款，由于是一次性付款，故最后变成了共同投资。关于郑大平主张赠与房款问题，直至目前为止，从王高红第一次以借款起诉，郑大平没有提出关于赠与的证据，第一笔转款发生于认识郑大平两个月后，所有转款都是围绕购房款发生的。七、关于赠与，一审时郑大平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一审驳回王高红的诉请沿用了借贷案件的理由是错误的，不应由王高红来举证排除赠与，该借贷案的认定属于刑事案件的标准。八、关于郑大平主张的达到同居目的赠与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该行为属于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涉案270万元实际上是夫妻共同财产，不可单方进行处分，该款项应当予以返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郑大平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高红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1日，王高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郑大平向王高红给付房屋折价款629.52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高红诉郑大平红要求返还290万元及利息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04民初42025号判决，后郑大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粤01民终l9838号判决。该案中查明：“王高红主张，王高红因郑大平购买案涉房屋和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1号地下一层221车位、B184车位，替郑大平垫付款项290万元，具体转款情况如下：2016年1月19日转5万元给郑大平，同日转5万元给上述603房卖方陈x斌丈夫罗x鸣，2016年1月25日转100万元给上述603房卖方陈x斌，2016年2月4日转95万元给郑大平，2016年2月14日分四笔转20万元（每笔50000元）给郑大平，2016年3月28日转50万元给郑大平，2016年5月6日转15万元给郑大平。2016年2月26日郑大平转回20万元给王高红。为此王高红提交了招商银行跨行实时转账业务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招商银行流水PE汇单予以佐证。经查，根据王高红提交的招商银行跨行实时转账业务回单显示，王高红于2016年1月19日向郑大平转账汇款5万元、向案外人罗x鸣转账汇款5万元。根据王高红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王高红于2016年1月25日向案外人陈x斌转账汇款100万元，于2016年2月4日向郑大平转账汇款95万元，于2016年3月28日向郑大平转账汇款50万元，于2016年5月6日向郑大平转账汇款15万元，郑大平2016年2月26日转回20万元给王高红。根据王高红提交的招商银行流水PE汇单显示，王高红于2016年2月14日分四次向郑大平转账汇款20万元。郑大平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上述款项均是王高红为了追求郑大平替郑大平购买房屋而赠与给郑大平。”该判决认定“郑大平上诉认为，案涉款项属于双方在恋爱、同居期间王高红对郑大平的赠与，而王高红对此予以否认，但郑大平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酒店入住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消费及刷卡单据等证据可佐证郑大平的部分陈述。虽郑大平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就待证事实的存在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但亦并不能排除王高红赠与郑大平该笔款项的可能性。因郑大平就其主张已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予以证实，人民法院不应仅凭款项支付凭证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高红仍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由于存在下列原因，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1、王高红为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实案涉款项为借款，且郑大平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2、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借贷关系的成立有明确的规定，王高红作为一名专职律师，在向他人出借款项时，理应要求借款人出具书面的借款凭证，以此来规避风险，但本案并非如此，其行为与一名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认知水平不符；3、按照双方陈述，王高红与郑大平最早于2015年10月份认识。王高红主张，其从2016年1月19日开始陆续向只认识几个月的郑大平支付了近十年的总收入，更甚者向案外人借款支付给郑大平，而双方既未约定借款期限又未约定借款利息，与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特征不符。综上，王高红并未提供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高红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根据证据优势规则，推定案涉款项为借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该判决驳回王高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中，王高红称其与郑大平为普通同学，共同出资270万元购买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2号603房（购买价310万元），对此其提交：报名登记表，银行转账业务回单、账户交易明细、证人证言（袁某、朱某、谢某、罗某）、机票订单、短信记录、会议照片、酒店账单等为证。郑大平确认其收到上述270万元，但郑大平称其与王高红为恋人关系，上述款项系王高红自愿赠与给郑大平。郑大平对此提交：案涉房屋及两个车位的购买合同，横琴湾酒店入住记录，Dior专卖店销售单，四季酒店消费单及中国银行刷卡凭条，路易威登专卖店销售单，美林湖温泉大酒店入住记录，发票8张，证人询问笔录（刘某、赖某、杨某、许某、任某），郑大平手机通话记录，郑大勇（郑大平的姐姐）手机微信记录、公证文书及USB盘（1个）等证据。上述双方提交的证据除王高红提交的部分证人证言（见下一段内容）外，其余证据均已在上述1983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王高红在本案中申请龚x国（王高红的前同事）和罗x鸣（案涉房屋的前业主）出庭作证。龚x国称：其2016年初与王高红在一起时曾听他说在广州与他人共同投资买房。罗x鸣称：其前后见过王高红4次，郑大平称王高红系其朋友一同前往帮忙看房，两人均有付款，系共同购买案涉房屋，但具体的关系并不清楚。郑大平称王高红就同样的事实不断重复起诉，在上述1983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称案涉款项为借款，在本案中又称共同投资，本案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王高红称（2016）粤0104民初42025号案件的案由是在法院立案庭指导下确立的；因为双方认识时间短，最开始郑大平以周转的名义借款，后购房合同改为一次性付款，郑大平改口为共同投资买房，不管如何郑大平承诺过肯定会退还款项，当时王高红的想法就是郑大平能还本金就可以了，案涉房屋由于其不在意持有房屋及家庭原因才未登记王高红姓名。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一事不再理的问题。本案中王高红系以共有物分割为由主张权利，与前案的借款纠纷的诉讼标的不同（共有关系与借贷关系），随之产生的诉讼请求也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并不会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共有关系成立与借贷关系不成立并不矛盾），故一审法院进一步予以实体审查。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王高红称案涉270万元系其与郑大平共同购买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现要求分割共有物（即案涉房屋）取得相应现金价值629.52万元。经查，王高红确有向案涉房屋原业主支付购房款行为，且郑大平也确认王高红的转款行为与购买案涉房屋和车位的合同约定的付款金额和期限一一对应和吻合，但郑大平抗辩上述转款均系基于男女朋友关系的赠与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高红的转款行为是否系共同购买（案涉房屋）行为。首先，王高红已在上述19838号案中主张案涉270万元系借款，而在本案中又主张为共同购房款，其提交绝大多数证据与在上述19838号案中提交的相同，其在本案中也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双方有共同购买案涉房屋的合意；其次，郑大平提交的证据在上述19838号案中已有认定：“虽郑大平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就待证事实的存在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但亦并不能排除王高红赠与郑大平该笔款项的可能性”。最后，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物权登记主义为原则，现案涉房屋并未登记在王高红名下，而王高红并未在本案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转款行为系共同购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综上，结合本案案情，特别是双方对之间关系主张不一和王高红作为律师的特殊身份，王高红主张案涉转款行为系共同购房，从而要求共有物分割，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王高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866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高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郑大平称：其主张赠与的依据是双方是恋爱关系，2016年下半年开始同居，大约同居几个月。王高红称：双方有交往，但没有恋爱同居。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王高红主张其向涉案房屋原业主支付购房款和向郑大平转款合计270万元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房款，双方系共同投资的行为，故要求分割涉案房屋的折价款。郑大平确认王高红的转款行为与购买涉案房屋和车位的合同约定的付款金额和期限一一对应和吻合，但郑大平抗辩上述转款均系王高红基于男女朋友关系的赠与行为。根据上述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王高红主张共同投资购买涉案房屋的主张能否成立。共同投资应有共同投资的合意。从本案的事实、证据看，郑大平购买涉案房屋用于其自己居住使用，王高红也未能提交双方之间共同投资房产获取收益的书面或口头约定的证据，故虽然王高红上述转款行为均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但不能得出双方有共同投资涉案房屋的合意。其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现涉案房屋登记在郑大平名下，郑大平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王高红即使有支付房款的行为也不能当然取得房屋的物权。综上，王高红以共同投资涉案房屋为由，诉请郑大平支付房屋折价款，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郑大平抗辩称王高红上述转款行为系基于男女关系的赠与行为的主张。本院认为，虽本院（2017）粤01民终19838号生效判决认定“并不能排除王高红赠与郑大平该笔款项的可能性”，但是，首先，该案并未直接认定涉案款项就是王高红赠与郑大平；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据，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故对于本案郑大平主张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从本案事实分析，其一，双方于2015年10月通过学习班认识，当时王高红有家庭，而2016年1月郑大平即购买涉案房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王高红即以270万元巨款赠与郑大平购房，有违常理，亦违背公序良俗；其二，从王高红提交的证据看，其2016年1月25日支付给涉案房屋原业主的100万元系向他人借款，由此可见，王高红并无巨额款项赠与的经济能力；其三，从郑大平举证看，在双方交往期间，王高红已多次购买名贵物品赠送郑大平。而赠送购房款这一大额的财产，即使双方存在郑大平所称的恋爱关系，也已明显超过正常生活的范围；其四，本案郑大平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王高红的转款行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综上，郑大平提交的证据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郑大平认为上述款项系王高红所赠与的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王高红为涉案房屋所支付的270万元购房款，可要求郑大平予以返还。鉴于本案王高红未提出返还垫付购房款的请求，本案不予处理。综上，王高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478元，由王高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旭周凡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