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9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军，男，195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金星清洁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龙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国暐，男，195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建兵，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军与被上诉人闵国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7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吴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闵国暐承担。事实及理由：吴军与闵国暐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在闵国暐的推荐和介绍下，吴军意向入股在刚果（金）注册的加丹加能源公司（英文缩写为KEC，以下简称KEC公司），基于对闵国暐的信任，吴军于2016年3月将262万元入股保证款转至闵国暐个人账户，委托闵国暐与KEC公司洽谈入股事宜，待谈妥签订相关协议后再委托闵国暐将款项支付给KEC公司。但直至吴军向一审法院起诉，KEC公司未向吴军出具任何书面材料确认吴军的股东资质，也未召开过股东会。因闵国暐无法证明其将262万元转付给KEC公司完成了出资义务，且KEC公司现在的工商登记信息也证明吴军至今非KEC公司股东，故闵国暐无法证明其完成了受托事项，闵国暐应返还吴军262万元的委托入股金。事实上，闵国暐提交的证据存在事后加盖KEC公章的可能，且其提交的书证均未送达吴军；闵国暐主张其将股权转让款用于支付国内物资采购、员工工资及其他开销，但是其提交的银行流水单显示闵国暐将款项用于与自身职业相关的业务，且还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并没有向KEC公司支付；闵国暐主张的KEC公司增资扩股说法也是其为了欺骗吴军而虚构的事实。闵国暐辩称，KEC公司向所有股东发送了入资通知书，其上载明了每个股东的股权比例、出资额和收款账户。KEC公司的股东陈五一、周满山以及吴军根据《KEC公司发起人建议书》的约定将各自的出资款打到闵国暐账户。吴军向闵国暐转账200万元的银行业务回单上明确手写了系“长期股权投资”，吴军自始明知闵国暐系受KEC公司的委托代收股东出资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吴军的上诉请求。吴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闵国暐立即归还吴军的入股资金262万元及占用利息；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闵国暐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KEC公司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本巴西商业法庭注册成立，取得《注册证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为丛茂槐，闵国暐系该公司的另一名股东。2016年2月10日，KEC公司出具一份《增资扩股授权书》，其上载明：KEC公司于2015年10月在刚果（金）设立。其主要职责是：向刚果（金）政府申请获得加丹加地区水利资源的开发权。经股东会协商一致，KEC公司拟扩大股东构成。KEC授权公司股东闵国暐先生与有意愿成为KEC股东的相关人洽谈入资KEC公司的事项的代表人。新加入KEC的股东应按照拟持有的股权份额，履行相应的股东出资义务。股东可以自行选择以美元或以人民币形式出资，以人民币出资的按1.00US$=6.55元人民币折算。具体出资形式为：1.股东选择以美元出资的，请将美元汇至刚果STF公司代收；2.股东选择以人民币出资，请将人民币汇至闵国暐设立的账户代收。2016年2月14日，丛茂槐、闵国暐、傅子奎、周满山、吴军、陈五一共同签署《KEC公司发起人建议书》，其上载明：1.丛茂槐，股权30％，出资600K$，职责为董事长；2.闵国暐，股权10％，出资200K$，职责为执行董事；3.傅子奎，股权10％，出资200K$，职责为执行董事；4.周满山，股权25％，出资500K$，职责为董事；5.吴军，股权20％，出资400K$，职责为董事；6.陈五一，股权5％，出资100K$，职责为董事。该建议书详细介绍了刚果（金）的水能资源情况、能源供需情况、加丹加地区水力资源调查情况、卢菲拉河流域水电资源情况、KEC公司情况等。2016年3月9日，吴军向闵国暐转账汇款200万元，电子回单上有手写的“长期股权投资”字样，吴军称是转账时由其财务所写。2016年3月10日，吴军向闵国暐转账汇款62万元。2016年6月27日，丛茂槐与闵国暐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并形成如下决议，KEC公司股东从原有2人扩大至6人，股权结构变更如下：1.丛茂槐，股权30％，出资600K$，职责为董事长；2.闵国暐，股权10％，出资200K$，职责为执行董事；3.傅子奎，股权10％，出资200K$，职责为执行董事；4.周满山，股权25％，出资500K$，职责为董事；5.吴军，股权20％，出资400K$，职责为董事；6.陈五一，股权5％，出资100K$，职责为董事。2019年1月20日，KEC公司出具《关于股东吴军出资和投资情况的说明》，其上载明：“2016年2月10日，我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选择意向投资人。新股东吴军出资40万美元，获得我司20％股权。吴军本人选择以人民币出资（即262万元人民币）。我司授权当时在国内的股东闵国暐代为收取，经过换汇后，我司于2017年5月以前已陆续收到吴军的出资款40万美元……”对于上述KEC公司出具的《增资扩股授权书》《KEC公司2016年6月27日特别股东大会决议》《关于股东吴军出资和投资情况的说明》，闵国暐均提交了经公证认证的手续，但吴军不予认可，并称闵国暐系KEC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条件于事后出具上述文件。鉴于闵国暐仅系KEC公司的股东之一，并非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在吴军未提交证据推翻上述文件真实性的情况下，该院确认上述文件内容系KEC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询，吴军称，KEC公司《注册证书》中的股东仍然显示为丛茂槐和闵国暐，吴军并未实现成为KEC公司股东的目的，并以此为由要求退款。一审法院认为，吴军和闵国暐之间并未签署书面协议，从现有证据看，双方亦未达成具有实质权利义务的口头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KEC公司出具的《增资扩股授权书》可以看出，KEC公司计划增资扩股，闵国暐受KEC公司的委托与吴军进行谈判并代为收取出资款。同时，吴军向闵国暐转账汇款262万元，目的是长期股权投资，即通过出资成为KEC公司的股东。因此，根据上述查明事实，闵国暐系以KEC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吴军磋商，吴军与KEC公司之间形成了股东出资的法律关系。本案中，KEC公司出具的《KEC公司2016年6月27日特别股东大会决议》《关于股东吴军出资和投资情况的说明》均表明，其认可已收到吴军的出资款262万元，亦认可吴军的股东身份，吴军股权投资的目的已经达成。至于KEC公司是否将股东变更情况在当地主管机关备案登记，并不影响吴军股权投资的目的，即使吴军对此有异议并要求KEC公司在当地主管机关予以备案登记，鉴于申请变更登记的主体系KEC公司而非闵国暐，吴军亦应当以KEC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吴军以KEC公司未将其股东身份在当地主管机关备案登记为由，要求闵国暐归还其入股资金262万元及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闵国暐应否向吴军返还入股资金262万元。对于该焦点问题，本院将从以下几点分述：首先，关于吴军与闵国暐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一节。吴军上诉主张其与闵国暐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其委托闵国暐与KEC公司洽谈入股事宜并委托闵国暐将入股资金支付给KEC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吴军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闵国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KEC公司出具《增资扩股授权书》，授权闵国暐代表KEC公司与吴军进行谈判并代为收取出资款，故应认定闵国暐系代表KEC公司与吴军磋商，法律后果应由KEC公司承担，吴军与闵国暐之间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其次，关于吴军是否已成为KEC公司股东一节。吴军上诉主张KEC公司未出具过任何书面材料确认吴军股东资质，且KEC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也证明吴军至今非KEC公司股东。对此本院认为，KEC公司已经出具《KEC公司2016年6月27日特别股东大会决议》、《关于股东吴军出资和投资情况的说明》，均表明KEC公司认可已收到吴军的出资款262万元，亦认可吴军的股东身份，故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吴军股权投资的目的已经达成并无不当。关于吴军主张的股东变更未在当地主管机关备案登记一节，鉴于申请变更登记的主体系KEC公司而非闵国暐，故吴军应当另行向KEC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最后，关于吴军上诉主张闵国暐将出资款挪作他用一节，如上所述，鉴于KEC公司认可收到吴军出资款并且确认吴军的股东身份，吴军支付出资款成为KEC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闵国暐是否将出资款挪作他用，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吴军以此作为要求闵国暐返还出资款的理由之一，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吴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60元，由吴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刘海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