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84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铜鼓路大冲国际中心**楼10B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750467275C。负责人：刘国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越，广东君言（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江，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918964L。法定代表人：李四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益慧，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芳，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言所）与上诉人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2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君言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天诚公司支付君言所律师代理费180万元及利息190712元（自2014年10月3日暂计至2016年12月9日，最终计至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用由天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5日，广东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同仁所）（乙方）与天诚公司（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编号：2012粤同律代字第032号）约定，甲方因与李银山、深圳市银鹏亿运输有限公司一案【案号为（2012）深中法商终字第1122号，以下简称1122号案】，委托乙方刘庆江、赵越律师为甲方的代理人，参与上述案件的二审程序。合同第五条约定，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选择风险代理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费。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若二审案件甲方胜诉，即维持一审判决，甲方应在判决书送达后三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00万元；若甲方败诉，则免收律师代理费。第五条第二款约定，在本合同签订三日内，甲方先期向乙方支付20万元办案费，若甲方胜诉，则该20万元折抵律师代理费；若甲方败诉，则乙方将该笔办案费退还给甲方。第八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二审终审止（裁决、第二审判决、调解、撤诉、案外和解）。2011年8月17日，刘庆江作为天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以李银山未缴纳上诉费，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1122号案件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2014年9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122号民事裁定书，该份裁定书载明“李银山于2012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缓/减/免交案件受理费的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理由成立，对李银山的缓交申请予以准许，并书面通知其在2012年8月10日前向一审法院缴纳上诉费，李银山未在指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用…裁定如下：本案按李银山自动撤回上诉处理。”2014年9月30日，君言所指派赵越律师领取了1122号案《民事裁定书》。2016年7月5日，同仁所与君言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2013年8月，刘庆江、赵越转至君言所处执业，同仁所同意将涉案180万元律师代理费的债权转让给君言所，君言所同意受让。2016年6月5日，同仁所向天诚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天诚公司，其已将涉案180万元律师代理费的债权转让给君言所，请天诚公司将该款项径行支付给君言所。2016年11月20日，君言所向天诚公司出具《关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告知函》告知天诚公司，天诚公司收到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未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义务，请天诚公司在收到本告知函之日起十日内向君言所支付上述律师代理费18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君言所与天诚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君言所与天诚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效力问题，天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涉案合同系君言所、天诚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天诚公司主张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天诚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天诚公司应在判决书送达后三日内向同仁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80万元。君言所于2014年9月30日领取1122号案民事裁定书，按照合同约定，天诚公司应于2014年10月3日前向同仁所支付涉案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诉讼时效应为2014年10月4日至2016年10月3日。2016年6月5日，同仁所向天诚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天诚公司债权转让的有关事宜以及要求天诚公司将涉案款项支付给君言所，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期间重新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受理日期为2017年1月13日，诉讼时效未届满，天诚公司的抗辩不成立。关于天诚公司应付金额的问题。天诚公司与同仁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是希望拿到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后由于该案上诉人李银山的自身原因，致使1122号案件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二审结果与天诚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并不一致，委托事务客观上已不能完成，但这不应归责于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合同签订后，代理人履行了部分代理义务，处理了相关程序性事务，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等材料，天诚公司理应对代理人付出的劳务给予相应的报酬。综合受托事项、天诚公司支付费用情况、代理人履职情况、对案件的跟进力度，交通通讯费用开支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天诚公司依法给予君言所20万元报酬。综上所述，君言所的部分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天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君言所补偿款20万元；二、驳回君言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27716元（由君言所预交），由君言所承担24192元，由天诚公司承担3524元。上诉人君言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天诚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80万元以及利息190712元，合计1990712元（利息自2014年10月3日暂计至2016年12月9日，最终以人民法院认定金额计至支付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天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并改判。从君言所完成代理事项过程看，君言所已代理天诚公司完成了民事审判二审阶段所应进行的全部程序；从诉讼目的和结果看，天诚公司想要达成的诉讼目的已达成，《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也已成就，天诚公司理应全额支付君言所律师代理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均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君言所从接受天诚公司委托至代理事项终结，一直本着敬业精神，与天诚公司沟通代理思路，撰写提交法律文书，提交证据材料，于2012年7月16日参与二审开庭审理，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了答辩、辩论，并于庭后2012年7月18日提交相关补充的证据材料。二审开庭后，君言所才得知该案李银山并未按照规定时间缴纳上诉费，根据法律规定应按照撤诉处理。故，君言所于2012年8月17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以李银山未按时缴纳上诉费为由，请求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本案。2014年9月23日，二审法官组织天诚公司与李银山进行调查，君言所参与此次调查并明确表示“不同意李银山预交或补交上诉费，对其未交上诉费的理由不予认可”，并明确表示君言所在这段时间内一直要求法院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本案。至此，君言所作为天诚公司的代理律师，完成了民事诉讼案件二审程序中应当完成的所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二审开庭、参与庭后调查、提交《代理意见》等材料。故，君言所认为已经完成代理事项，实现了合同目的，天诚公司理应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全额支付律师代理费，否则即违反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相关条款可知，双方约定若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结果，则天诚公司应当支付君言所律师代理费200万元整。正因为一审判决对天诚公司极为有利，因此天诚公司希望通过二审判决来确认“一审判决的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实现一审判决生效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以及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其中一种情况即未按时缴纳二审上诉费。而本案正属于李银生未按时缴纳上诉费而导致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即一审判决生效。本案中，李银山未缴纳上诉费的情况下，本案按照“自动撤诉处理”是唯一可以让一审判决生效的裁判结果。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来看，天诚公司合同目的在于使“一审判决生效”，由上述可知，现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天诚公司理应支付君言所律师代理费以及利息合计1990712元（律师代理费180万元整及利息190712元，利息自2014年10月3日暂计至2016年12月9日，最终以人民法院认定金额计至支付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原审判决适用该条第二款规定错误，根据前段论述，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已经完成，诉讼目的已达成，不存在“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之情况，原审判决引用该条款判决天诚公司仅支付20万元报酬有误，应当适用该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改判。二、君言所收费标准仅为合同标的3%,符合律师收费标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二审上诉的诉讼目的是“维持原判”，也即解除该案涉案的合同。解除涉案合同的标为6000万元，代理合同中约定的200万元仅为该合同标的的3%，远低于律师收费标准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在君言所已经通过代理工作完成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目的的情况下，天诚公司理应足额支付律师代理费，否则即违背民法中诚实信用的原则。天诚公司辩称：一、君言所要求天诚公司支付200万元律师费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君言所无权要求天诚公司支付律师费尾款。根据双方在2012年7月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若二审判决天诚公司胜诉及维持一审判决，则天诚公司应在判决书送达后三日内向君言所支付律师费尾款180万元，可见天诚公司向君言所支付180万元尾款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二审判决天诚公司胜诉及维持一审判决，二是天诚公司收到胜诉的判决书，但事实上，君言所要求天诚公司付款的两个前提条件均未成就。1122号案件，二审并未判决天诚公司胜诉，所谓胜诉就二审而言应当是天诚公司获得法院支持其抗辩理由，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必须经过法院的实体审理，最终驳回李银山上诉主张的判决，才能认定为《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判决天诚公司胜诉及维持一审判决。但君言所提交的《民事裁定书》显示，君言所所代理的1122号案是因李银山未缴纳上诉费而被裁定撤回上诉，法院并未进行实体裁判。因此，该案并不存在因君言所的代理行为而促使天诚公司获得胜诉判决的情形。另，由于1122号案李银山未缴纳上诉费用，导致法院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也并非是天诚公司的过错造成。根据2014年9月23日君言所委派的律师在参加1122号案件的庭审调查中确认，当被问到“如本案李银山不交诉讼费，你方是否同意预交？如果李银山同意现在补交，你方是否同意？”，而当时代理律师称“天诚公司不同意预交，也不同意李银山现在补交，理由是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已明确告知缴纳期限，至今也两年多了，我方也向法院提交过申请……”。也就是说，君言所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代替天诚公司作出不同意预交也不同意李银山补交诉讼费的情况，必然会导致法院作出按照撤诉处理的裁定，同时也会直接导致代理目标无法完成的情形。因此，1122号案件无法获得胜诉判决，导致君言所无法完成代理目标的责任在于君言所本身。另，裁定不同于判决，天诚公司从未收到《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1122号案的判决书。二、（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618号（以下简称1618号案）判决书明确否认了2006年8月7日协议书已解除的观点。另，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30日对1618号案进行过提审，作出（2015）民提字第220号（以下简称220号案）判决，该判决仍继续否认2006年8月7日《协议书》已解除的观点。上述判决均证明天诚公司与李银山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解除，根据天诚公司与君言所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代理目标显示，1122号案的代理目标是判决天诚公司胜诉，维持一审判决，而1122号案的一审判决（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106号（以下简称1106号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是确认天诚公司与李银山于2006年8月7日签订协议书于2006年12月解除，由此可见君言所并未完成代理目标。上诉人天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天诚公司无需向君言所支付20万元补偿款；2.君言所承担本案的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方式是风险代理，风险代理是附条件支付律师费的代理，天诚公司根据君言所的代理目标完成与否进行付费。因本案君言所未完成代理目标，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并不成就，君言所不但无权向天诚公司主张180万的律师费尾款，甚至还应将已收取的20万元前期办案费退还给天诚公司。理由如下：1.君言所的代理目标是：“判决天诚公司胜诉，维持一审判决，即确认天诚公司与李银山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06年12月6日解除”。2.君言所不但从未完成代理目标，反而导致天诚公司败诉的结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均无一例外地否认了“确认天诚公司与李银山于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已解除”这一观点。这与君言所代理目标完全相反，证明其从未完成受托事项及代理目标。3.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的原因应归责于受托人（即君言所）。第一，君言所代理的1618号案的败诉才是1122号案代理目标无法实现的直接与根本原因。1618号案与1122号两案均是二审阶段由君言所接受天诚公司委托，指派刘庆江及赵越律师代理的案件。其中1618号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焦点涉及到股权转让款金额以哪份合同约定为准。而1122号案件初衷是为辅助1618号案而衍生的请求确认2006年8月7日《协议书》的合同效力之诉。两案都涉及到对天诚公司与李银山在2006年8月7日签订《协议书》效力及是否存在解除情形的审查。1618号案件判决认定：2006年8月7日《协议书》约定的解除条件因履行完毕而消失，合同条款应继续履行，并判决天诚公司需按照2006年8月7日的《协议书》约定的价格向李银山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1122号案因李银山撤诉并未对案件实体作出判决，但其实1618号判决已经完全推翻了1106号案民事判决的内容及“2006年8月7日协议书已解除”的观点。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君言所代理目标截然相反。由于同一法院对相同事实的认定不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无论1122号案是否进行实体判决，君言所均不可能完成其代理目标，且代理目标无法完成的责任在于君言所。第二，君言所超越代理权限，私自代天诚公司拒绝法院提出“由天诚公司预交诉讼费”及“李银山补缴诉讼费”等方案，致使代理案件最终按照撤诉处理，导致代理目标无法完成的责任在于君言所。首先，2011年8月17日，刘庆江律师个人以申请人代理人的名义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请书》，提出因李银山在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缴纳案件受理费，申请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按照天诚公司的管理习惯，对外发文通常都需公司审查后再盖章邮寄，但该份《申请书》仅有刘庆江律师签字而未经天诚公司签字盖章的，可见天诚公司对该份《申请书》的内容并不知情。而根据刘庆江律师在该案的《授权委托书》（2012年7月13日），其代理权限仅为一般授权。因此未经天诚公司同意，代理人并无权引导案件走向撤诉。退一步将，即使刘庆江律师不构成越权代理，但仍对案件按撤诉处理起主导作用，因此应承担代理目标无法完成的后果。另，2014年9月23日，赵越律师代表天诚公司参加了法庭调查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字。当被问到“如果本案李银山不交诉讼费，你方是否同意预交？如果李银山现在同意补交，你方是否同意？”赵越律师称：“天诚公司不同意预交，也不同意李银山现在补缴。理由是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已明确告知缴纳期限，至今也两年多了，我方也向法院提交过申请，要求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由于案件最终是否撤诉也一样关乎天诚公司的实体权利，应属于特别授权事项的范畴，但刘庆江及赵越律师在本案仅获得一般授权，并无权代天诚公司拒绝法院提出的“由天诚公司代为预交诉讼费”或“同意李银山补缴诉讼费”等补救方案。作为从事法律专业领域的专职律师，当然知道或应当知道拒绝法院提出的救济途径将会直接导致案件按撤诉处理，按撤诉处理会导致代理目标无法完成的后果，君言所明知会产生此种后果，却超出代理权限而为之，因此代理目标无法完成的责任应由君言所承担。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片面引用合同法第405条，导致本案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当事人约定的代理方式是风险代理，因此不适用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风险代理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一种特殊的委托诉讼代理方式，通常受托人只有胜诉才能取得律师费，反之，如果败诉，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报酬。另外，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对代理方式、代理目标、付款条件等事项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约定，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及该条款规定，应以当事人约定优先。风险代理区别于一般代理的主要特点是属于附条件支付律师费的代理，即天诚公司根据君言所的代理目标完成与否进行付费。本案中，天诚公司前期已经支付了20万元，另外180万元尾款是附条件的，只有在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受托人才有付款义务。《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五条明确以维持一审判决作为胜诉标准。无论是通过合同的整体解释、目的解释还是逻辑解释的方法，均可以得出180万元律师费尾款的支付应以“维持一审判决，即解除天诚公司与李银山在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为条件。显然本案中君言所的风险收费部分支付条件未成就，其不但没有获取代理案件的胜诉判决，而且其代理的1618号案件直接认定“天诚公司与李银山在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继续履行”，与天诚公司的代理目标完全相反，应认定为案件败诉，按照合同第五条第二款，君言所应退还20万元办案费。三、一审判决超出了君言所的诉讼请求。君言所称其代理的1122号案件因李银山未交上诉费而被法院裁定李银山自动撤回上诉，从而导致一审判决生效，即君言所在该案中的一审判决结果得到维持，至此，其已经完成《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事项，据此要求天诚公司支付律师费尾款180万元及利息190712元。君言所从未要求补偿款，一审判决20万元的补偿款超出了君言所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君言所辩称：一、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事项是否已经完成，君言所认为代理事项、代理目标均已达成。《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二审胜诉即维持一审判决，该约定使一审判决结果能够生效，在涉案案件经过二审开庭、庭审调查等程序，最终以李银山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已经达成了天诚公司委托君言所在涉案案件中想要达成的目的。二、关于天诚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其他案件，天诚公司提供的上诉状中均未明确该判决结果未被采纳，而且在其他案件中该判决结果是否被采纳或为何未被采纳，君言所无法知晓原因。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君言所只对涉案案件是否能够达成合同约定的目的负责。三、君言所不同意李银山补交上诉费是本着维护委托人即天诚公司的利益，达成天诚公司的诉讼目的，节省诉讼时间，在征得天诚公司的同意后发表的意见。一审中，天诚公司在庭前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1106号案起诉状、判决书，1122号案上诉状、《委托代理合同》、裁定书；第二组，1168号案《委托代理合同》、判决书。天诚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中，天诚公司补充提交第三组证据：220号案判决书，（2016）粤0304民初10106号案起诉状、裁定书，（2016）粤03民终9599号案上诉状、裁定书。天诚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1122号案君言所的代理目标及天诚公司的诉讼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确认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解除”；1618号案判决天诚公司败诉，早于1122号案裁判，已经决定了君言所不可能实现代理目标；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否定“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解除”这一观点，几份裁判文书均从实体上明确该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已因履行完毕而消失，君言所的代理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君言所质证认为：天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天诚公司一审未到庭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1122号案裁定按李银山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生效，天诚公司委托代理事项所要达成的目的已经达成；第二组证据与1122号案没有关联性，不能通过1618号案判断代理事项是否已达成；不能通过第三组证据所涉案件来判断代理事项是否已达成。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君言所与天诚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若二审案件甲方胜诉，即维持一审判决，甲方应在判决书送达后三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00万元”，该约定清晰明确，君言所作为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清楚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结案方式，对于合同条款的拟定、理解能力较天诚公司而言更强，其理应知悉并接受合同签订后的法律后果。君言所上诉称“根据法律规定，实现一审判决生效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以及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天诚公司合同目的在于使一审判决生效，现合同目的已生效”，与合同约定的“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判决书送达”明显不符。1122号案因李银山未缴纳上诉费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导致《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委托事务客观上已不能完成，属不可归责于君言所的事由，但君言所已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履行了代理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天诚公司应当向君言所支付相应的报酬。另，君言所在另案的代理情况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天诚公司已付办案费20万元的基础上，综合相关因素，酌定天诚公司给予君言所20万元报酬，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君言所、天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上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22716元，由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负担；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上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拓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朱嘉蹊（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