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皖11行初77号原告康书英，女，1965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安徽省凤阳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凤阳县。原告康书良，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住安徽省定远县。被告凤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惠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126394375875B。法定代表人罗圣权，该县县长。出庭负责人陈宗明，该县副县长。委托代理人鲁玉核，该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贾韬，该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康书昌，男，1972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原告康书英、康书良诉被告凤阳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康书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书英、康书良诉称，其与康书昌系姐（兄）弟关系，康书英、康书良是老大和老二，康书兵排行老三，康书昌排行老四，共同的父母亲为康守付和叶德兰。1978年农村土地一轮承包时，康守付夫妻二人加上四个子女一户共六人，按当时每人2.25亩的标准，共承包土地13.50亩，当时以康守付的名义与所在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来，二轮土地承包时，其与康书昌所在村民组没有进行土地调整，在家庭内部，康守付夫妻二人把自己承包的各2.25亩土地分别给了康书昌和康书兵，即康书昌名下登记承包的土地变更为4.50亩。因其二人和父亲户籍登记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所以其原一轮承包的土地共4.50亩仍登记在其父亲康守付名下。后期土地确权时，其所在村委会在未告知其的情况下，制造伪证，把登记在康守付名下，实际属于其二人承包经营的4.50亩土地，变更登记在康书昌和康书兵名下。凤阳县人民政府未尽到认真审核的义务，错误地为康书昌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导致了其名下无承包土地，剥夺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直到其所在村的土地被征收时，其才知道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就多次找镇政府相关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领导及相关人员协商，但均无结果。为依法维权，特具状起诉，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凤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康书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由凤阳县人民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凤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康书英、康书良与康书兵、康书昌系亲兄（姐）弟关系，原系凤阳县府城镇云霁社区牛郢组（原城西乡前进村牛郢组）村民。农村土地一轮承包时，康书英、康书良与康书兵以康守付为户主，分得本队发包的土地13.50亩，人均2.25亩。后康书良于1987年被招工到定远县盐矿工作，大约于1997年将户籍迁到定远县；康书英于1996年秋嫁到凤阳县殷涧镇宋集村宋西组（但户籍一直没有迁出）。1998年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时，因康书昌已婚，以康守付为户主的家庭进行了分户。由于康书英、康书良都已不在该组生活，按当时家庭分户协议，家庭一户分成三户，康书昌、康书兵各为一户，康守付夫妻为一户，承包土地三户均分，各为4.50亩。三户分别与当时的城西乡前进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2014年，凤阳县进行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时，因康守付已去世（2013年11月），叶德兰无力耕种，自愿将部分承包地转让给康书昌，发包方遂将土地摸底登记时初步登记在康书昌户，并进行了公示。随后，在没有接到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又在承包地调查、承包户确认的环节，再次进行公示，仍然没有接到任何异议，故将康守付户部分承包土地登记在了康书昌户名下。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康书良是国家企业职工，已不是牛郢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康书英嫁到外地，虽然户籍没有迁出，但康书英嫁入的家庭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康书英作为家庭成员，理所当然具有承包经营权，因此康书英也不是牛郢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康书英、康书良二轮承包时不能承包牛郢组发包的土地；二、其在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中，颁证符合政策规定。其依据康守付、康书昌签订的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依据各方自愿原则，通过村民代表对农户承包土地的指界、摸底表公示、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修正，修正后再次公示，最后让农户代表在公示无异议的承包地块调查表上签字认可后，填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打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给承包农户。其依据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三、康书英、康书良本次起诉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综上，康书英、康书良提起的诉讼理由与事实不符，且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依法驳回康书英、康书良的起诉。第三人康书昌述称，康书英、康书良不是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无权对其承包的土地主张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合同》是承包方依法承包土地的凭证，康书英、康书良既无诉争土地现行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康书英已出嫁并在凤阳县殷涧镇宋集镇宋西组进行了土地确权，而康书良作为事业单位职工不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康书英、康书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其起诉不能成立。所谓利害关系，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一般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规范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起诉人诉请所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即使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其与行政行为之间也不具有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进而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且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进行发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据承包方与发包方所签订的书面承包合同，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康书英、康书良要求撤销凤阳县人民政府为康书昌颁发的编号为：341126100028000003J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07597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凤阳县人民政府颁发该证的依据为凤阳县府城镇云霁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康书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341126100028000003J的《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康书英、康书良未能提供证据凤阳县人民政府为康书昌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所涉及的土地包含在其二人与凤阳县府城镇云霁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或作为共同承包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故康书英、康书良认为该承包经营权证导致其二人名下无承包土地，剥夺了其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撤销与否，也不能增加或减损康书英、康书良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综上，康书英、康书良与被诉的登记发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对其二人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康书英、康书良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忠良审 判 员  苏春琴人民陪审员  宫如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周 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