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3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63年4月2日出生。法定代理人：张某（刘某1之夫），1964年7月1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91年9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淑贵（刘某2之母），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1946年11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旺（刘某3之子），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君（刘某3之女），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4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刘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某1对于房产处分的录音遗嘱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可其作为遗嘱的效力有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李某1以刘某1不去看她为由，剥夺了刘某1的继承权，是被刘某3误导之后做出的意思表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003年李某1和刘某4通过书面遗嘱对北京市通州区×××10号院（以下简称涉案院落）内房屋进行了处分，遗嘱中明确表示，因为刘某1对其履行了赡养义务，将涉案院落内的房屋的一半留给刘某1。这份书面遗嘱意思表达非常清楚。这份遗嘱之后，2009年刘某3以照顾老人为名，拖儿带女住进了涉案院落。可能由于长期居住在此，刘某3及其儿女产生了霸占涉案院落的想法，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刘某3有意阻断刘某1和李某1的接触，每次刘某1去看望李某1都受到刘某3的无端指责。刘某1每次回娘家都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再加上自身的精神疾病，刘某1才不得不减少了探望母亲的次数。一个是高达94岁的老人，一个是精神二级伤残的病人，刘某3将二人阻隔，不难做到。李某1长期见不到刘某1，误认为刘某1不履行赡养义务，该份录音遗嘱是李某1被误导之后做出的意思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讲，刘某1长期患有精神病，李某1作为刘某1的母亲，按照常人的思维，应该在自己百年之后，对有疾病的儿女的生活做出特殊照顾，但是李某1不但没有顾惜有病的女儿，反而推翻自己已有的遗嘱，通过新的遗嘱剥夺刘某1的财产继承权，这明显不合乎常理。从而，可以从反面证明，李某1的后一份遗嘱是被误导之后做出。二、录像遗嘱的录制时间是2017年，当时李某1已经94岁高龄。从录像上可以看到，李某1年事已高，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日常已经处于卧床状态，听力也严重减退，已经无法独立、清楚、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从整个录像来看，所谓立遗嘱的过程，是在刘某3请来的案外人李某2的诱导下一步步完成的。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案外人李某2一直在李某1面前重复房、房、房，共计八次之多。李某1在整个过程中处于被诱导的状态，面对李某2的反复追问，李某1只能被动地予以附和。纵观整个录像过程，录像遗嘱是在刘某3及其表姐李某2的主导下，一场自编自导的演戏。三、从录像中可以看出，李某1已经94岁高龄，身体各方面机能已经严重退化，生活不能自理，依赖刘某3生活。在这种依赖他人生活的情况下，受其所依赖的人的诱导和主使，对其所依赖的人做出附和的意思表示，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并不代表是李某1的真实意思。另外，录像遗嘱属于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极易被剪辑和篡改，这份视听资料由刘某3私自录制完成，之后没有经过封存，也不是当庭拆封出示。根据《北京高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规定，继承纠纷中，原则上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一方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对于该份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刘某3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以对该份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刘某1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以该份录像遗嘱做出的房屋分割，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对刘某1不公。刘某1认为应该按照李某1和刘某4的共同遗嘱对涉案院落内的房屋进行分割，即由刘某1和刘某3平均分割。刘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刘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某4、李某1二人两份遗嘱对房产的处置并非真实意愿，一审法院认可其作为遗嘱的效力有误，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一、一审判决书中多次出现“刘玉梅”，当事人中并无刘玉梅这个人，刘某2质疑一审法院判决的严谨性。二、1.刘某2对于2003年遗嘱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刘某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而且刘某3提供的村委会的证明中也证明了刘某4患有老年痴呆，一审法院对刘某3提供的证据部分予以认可并采纳，但是对刘某3提供的《长期居住证明》中刘某4一直患有老年痴呆的部分没有采纳，称刘某2未提供佐证，所以村委会所出示的证明是否有效，法院判决是否偏颇。刘某4立遗嘱时已经80岁高龄了，还患有老年痴呆症，刘某4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刘某3也并未提供刘某4精神状态正常以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些相关机构鉴定的鉴定报告或者是公证书一类的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证明。2.2003年遗嘱中称“在我们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都是由我女儿刘某3、刘某1对我们进行照顾”，当时刘某4还在世，不可能知晓自己余下十余年的事情。3.刘某4遗嘱中称唐淑贵、刘某2未尽到赡养义务，刘某5去世时刘某2才不到两岁，刘某4立遗嘱时刘某2只有12岁，尚未成年无法尽赡养义务。唐淑贵对公公婆婆没有赡养义务，且唐淑贵并不是不赡养老人，而是刘某3从中作梗，刘某4、李某1做不了主，刘某2和母亲唐淑贵不能回南阳村居住照顾，逢年过节回去看望老人，刘某3也是冷言冷语相对，不让有过多的接触。三、1.关于李某12017年的视频以及书面遗嘱，视频是在李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李某1当时说过，都快死了的人了，还照什么相啊。可见李某1并不知道当时在做什么，而且遗嘱是在李某2的一步步诱导下完成的，李某1在做决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附和着李某2的话语，视频中可见李某1立遗嘱时已94岁高龄了，当时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虚弱，处于长期卧床状态，精神状态也不十分的好。2.李某1在2003年和刘某4共同立遗嘱时说过家中有过世的儿子刘某5、儿媳妇唐淑贵、孙女刘某2，但在2017年的视频遗嘱中，对于家庭成员已经说不清楚了，而且是在李某2的诱导下回答的，李某2视频中问李某1：“您是不是就有两个女儿？”，李某1如果精神正常的话不会不提及家中的独子。而且当时94岁了，并不能以判决书中所说李某1对于自己的姓名、年龄、子女情况清晰陈述就认定李某1的心理、身体、精神健康，是否患病，刘某3没有提供李某1的鉴定结果，仅凭视频就认定遗嘱的真实有效性，是牵强的。遗嘱内容并不是李某1自己口述的，是在李某2的一步步诱导下完成的。3.录像遗嘱属于视听资料，视听资料很容易被编辑以及篡改，当时刘某3提供的证据并未封存，而且录像也是刘某3私自录制完成的，之后也并未做出封存等处理。4.刘某4、李某1所立遗嘱无效，因为正房五间是刘某5出资和刘某1共同出力所建，厢房三间是刘某5独资所建，所以刘某4、李某1二人无权处置属于刘某5的个人财产，虽刘某5去世多年，当时的一些凭据已没有，但是有当时帮忙建房的同村叔伯、堂兄可证明，刘某1一审中也认可这个事实。5.根据相关规定，原则上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的一方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该份视听遗嘱，刘某3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明材料，而且一审中证人郭某的证言与视频不符，有很多疑点，所以刘某2不予以认可。四、村委会在2019年4月8日出具的《房产所有人证明》是在刘某4、李某1死后出具的，而且对建房年代以及出资人所写的详细，村委会不会对刘某2家的事情知道的如此详细，村干部也多是70后，这份证明实属违规操作。据此，刘某2主张因正房五间是刘某2父亲刘某5出资和刘某1共同出力所建，厢房三间是刘某2父亲刘某5独资所建，所以应该按照继承法进行分配，刘某4、李某1无权处置属于刘某5个人的部分。一审法院采纳两份遗嘱及村委会证明所做的房屋分割，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刘某2不公平。刘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1的上诉请求。一、2003年遗嘱和2017年遗嘱是李某1和刘某4的真实意愿，立遗嘱是李某1和刘某4处置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一审中证人郭某出庭证明其见证了两份遗嘱，证明2003年遗嘱确实是刘某4亲笔手书，刘某4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2017年李某1所作第二份遗嘱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当时四位见证人郭某、郭某2、李某2、李祥昆在场见证了李某1立遗嘱的情况，确实是真真实实的。刘某3提交的录像和书面的遗嘱可以充分证明是李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某3作为家中长女，在父亲患病之后搬到涉案院落照顾李某1和刘某4两人，一直到李某12019年1月5日去世，赡养老人将近十年时间，刘某1、刘某2将刘某3照顾赡养老人的行为认定为霸占房产，是对刘某3的人身攻击。二、对于房产的归属问题，宅基地使用证证明房屋是李某1和刘某4的共同财产，刘某3作为长女，是按照遗嘱继承自己应得的份额，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三、对于刘某2认为刘某4立遗嘱时已经老年痴呆的意见，是完全不属实的。刘某42003年3月16日所立遗嘱是本人全部手写的，当时找到村委会的两名村干部郭某和郭某2，在两位村干部的见证下亲笔手书了遗嘱。当时立遗嘱时刘某3的堂兄刘某6、李某1的堂侄孙亲自开车去接刘某1，刘某1不来。在刘某1不来的情况下，在两位村干部的见证下，刘某4立下了一份遗嘱，完全是出于刘某4和李某1夫妻俩人的真实意愿。刘某4老年痴呆是有时间界限的，2007年、2008年间刘某4四次入住北京市通州区中医院，住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出院的诊断病历显示刘某4完全没有老年痴呆，刘某4是2009年以后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所以刘某2认为刘某42003年就老年痴呆了，属于不实指控，刘某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03年刘某4患有老年痴呆。四、刘某1、刘某2对于2017年遗嘱是在李某1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所立，属于不实指控。2017年9月3日立遗嘱时有四位见证人在场，李某1在录像中有自己的陈述，对于见证人的问题也都清楚的一一做了回答，李某1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是老人的真实意愿。刘某1称李某1糊涂、不清楚，但在录像中李某1说话吐字清楚，对于询问也有作答，而且有自己的阐述，说明李某1是在自己清楚的情况下立的遗嘱。在第一段录像36秒到41秒期间见证人也跟李某1说过聊会儿天，影像充分说明见证人对老人的正常思维和精神状态的认可。李某1在思维正常、行为能力正常的情况下处置房产，完全合法。刘某1称李某1当时糊涂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颠覆事实。刘某2主张李某1的签字是代笔写的问题，一审中，法官已经对郭某、郭某2进行了询问，证人也已充分地进行了证明。遗嘱是李某1根据自己的意愿，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书写的，为了有一个好的晚年立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五、关于村委会的两份证明，因为村委会对家庭情况特别了解，两次遗嘱都进行了见证。村委会在知晓刘某3搬到×××村照顾父母将近十年的情况出具了证明。村委会证明刘某4老年痴呆是2009年以后得的，2009年以前、住院期间都没有患老人痴呆。刘某2如果想推翻村委会的证明需要拿出证据来。针对刘某1的上诉，刘某2辩称：2003年和2017年的遗嘱均不生效，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1987年建设厢房的时候，刘某5的户口就在涉案院落所在的地址，三间东厢房应该归刘某5所有。针对刘某2的上诉，刘某1辩称：认可刘某2的上诉请求，同意各继承人平均分割遗产。刘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院内**五间、东厢房三间中的北数一间归刘某3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4（2012年去世）与李某1（2019年去世）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为刘某3、刘某5（1993年去世）、刘某1，刘某2系刘某5之女。刘某4与李某1的父母均在二人之前去世。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0号院的宅基地[通集建（93漷）字第20-210号]登记在李某1名下，院内有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李某1夫妇生前居住在涉案院落房屋内，刘某3因照顾李某1亦在院内居住。2003年3月16日，李某1、刘某4定下共同遗嘱，主要内容为：我与老伴刘某4、李某1因年岁以（已）高（80岁），儿子刘某5因病去世十一年，儿媳对我们多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有病没能照看，多年没有联系。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中，都是我女儿刘某3、刘玉玲（伶）对我们照看，因此我们特立遗主（嘱）：我们百年后将我院所有财产全给我女儿刘某3、刘玉玲（伶）（其中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及院墙，共有使用权面积438平方米。对于该份遗嘱刘某2认可其真实性，但其称当时刘某4有老年痴呆，因此不认可其合法性。2017年9月3日，李某1在录像中表示，她叫李某1，今年95了，有两个闺女，大的叫刘某3，平时都是大的伺候她，（大的）买一分钱东西她也给我搁这来，小的什么都不管来也不来，百年之后房子所有财产都给刘某3等。录像过程中，有郭某、李某2等多人作为见证人。关于涉案院落房屋建设情况，刘某3称系李某1、刘某4夫妇所建，并提供村委会证明一份，村委会证明显示涉案院落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均系李某1、刘某4夫妇所建；经质证，刘某1、刘某2均不予认可。刘某1称父母当时没有钱，北房和厢房都是其与刘某5所建；刘某2最初称北房是李某1、刘某4与刘某5出资所建，厢房系刘某1及刘某5出资所建；但随后其称北房是李某1、刘某4、刘某1及刘某5出资所建，厢房系刘某5个人出资所建。刘某1、刘某2对其陈述均未提供证据。经询问，双方均认可刘某4生前系北京市交电公司工人。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是涉案房屋是否属于李某1、刘某4夫妇遗产；其二是遗嘱是否有效。就第一个争议焦点而言，刘某3主张涉案房屋系李某1、刘某4夫妇遗产，并提供了村委会证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予以佐证，刘某1、刘某2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刘某4生前工作情况、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该院对刘某3该项主张予以采信。就第二个争议焦点而言，一方面，关于2003年3月16日的遗嘱，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该院不持异议。刘某2主张刘某4有老年痴呆因此不认可其合法性，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结合该遗嘱的用语、内容等，该院对刘某2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就2017年的录音（录像）遗嘱而言，该录音（录像）中李某1对其姓名、年龄、子女情况等均有清晰的陈述，亦表示了所有财产都给刘某3，因为刘某3对其尽到了充分的赡养义务，据此该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至于涉案院落房屋的具体分割方式，由该院按照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原则进行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判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院内**五间中东数三间及东厢房三间均归刘某3继承位；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院内**五间中西侧两间归刘某1继承/div>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3提交：证据一，北京市通州区南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长期居住证明》一份，证明刘某42009年底老年痴呆越发严重，身边必须有人照料，刘某3就此搬到南阳村与父母同住，期间独自赡养双亲，为二老送终，居住在南阳村已有十个年头。证据二，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证明涉案宅基地登记的土地使用者是李某1，房屋为李某1和刘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三，北京市通州区中医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诊断证明书、病重通知书复印件三张，证明经医院诊断刘某4在2008年的时候只是身体不好，并没有老年痴呆。刘某1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于刘某4是否在2009年痴呆的事情不知晓，认可刘某3在南阳村居住并且赡养父母的事实。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医院的诊断证明只说明刘某4当时身体不好，并没有就精神状况进行诊断。刘某2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南阳村村委会不可能知道刘某4是什么时候开始老年痴呆的，南阳村村委会不了解实际情况。认可刘某3赡养过老人，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土地登记审批表上显示的家庭人口四人，包括唐淑贵、刘某2、刘彩霞、李某1，所以房屋应该是家庭共同所有。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医院的诊断证明只说明刘某4当时身体不好，并没有就精神状况进行诊断。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证明刘某3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证明涉案房屋所在宅基地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李某1；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证明刘某4在2008年时的身体状况。本院另查：二审庭审中刘某2自认建设东厢房时刘某5户口已迁出，并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涉案院落的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是否属于刘某4、李某1的遗产；二是房屋的继承方式，也即2003年3月16日遗嘱与2017年9月3日遗嘱的效力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本案中，涉案院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显示土地使用者为李某1，根据南阳村村委会出具的《房产所有人证明》，涉案院落内房屋系刘某4、李某1夫妻二人共同出资建造，因此涉案房屋属于刘某4、李某1共同所有。刘某2上诉主张刘某5对建设北房有所出资且东厢房是刘某5独资所建，首先刘某2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刘某5对建设北房和厢房有所出资，其次刘某2自认建设东厢房时刘某5并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即使刘某5有相应出资，亦不因此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刘某1主张北房和厢房都是其与刘某5所建，一方面刘某1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刘某1认可2003年3月16日遗嘱的真实性，亦能反证刘某1认可房屋属于刘某4、李某1所有的事实，本院对刘某1该部分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院落的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属于刘某4、李某1的遗产，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刘某3提交了2003年3月16日遗嘱和2017年9月3日遗嘱。关于遗嘱的效力问题。刘某3、刘某1、刘某2均认可2003年3月16日遗嘱是刘某4亲笔书写，故该份遗嘱属于自书遗嘱性质。一审期间遗嘱见证人南阳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郭某亦出庭陈述了遗嘱签订的过程，故本院对于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某2上诉主张刘某4在立遗嘱时患有老年痴呆、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刘某2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刘某4在2003年3月16日设立该份遗嘱时精神存在问题并导致行为能力有所欠缺，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2017年9月3日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李某1设立该份录音（录像）遗嘱时有四位见证人在场，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录音（录像）中李某1对其姓名、年龄、子女情况、立遗嘱的原因等均有清晰的陈述，本院对该份录音（录像）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刘某1、刘某2上诉主张该份遗嘱是李某1在受人诱导的情况下作出的、并非其真实意愿，首先，刘某1、刘某2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且纵观视频资料的内容，李某1的精神状况尚可、意识比较清晰，难以推断出设立遗嘱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愿。刘某1和刘某2上诉主张视听资料有可能被编辑以及篡改，但其并未申请对遗嘱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进行鉴定，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本案中，刘某4的遗产应以2003年3月16日遗嘱作为分配依据。李某1通过2017年9月3日遗嘱变更了2003年3月16日遗嘱中其对于房屋分配的意愿，应以2017年9月3日遗嘱作为分配李某1遗产的最终方案。刘某1主张以2003年3月16日遗嘱内容继承全部房屋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按照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原则判决涉案院落内北房五间中东数三间及东厢房三间归刘某3继承、北房五间中西侧两间归刘某1继承，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由刘某1负担1800元（已交纳），由刘某2负担18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春香审 判 员 沈 放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熊 静法官助理 常佳敏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