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12刑初160号 公诉机关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吕某，女，生于辽宁省东港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11月1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5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钟耀锋，广西金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文浩，广西金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以桂市临检公诉刑诉（2019）13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本案期间，本院认为本案不适宜简易程序审理，并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韦文婷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吕某于2012年在桂林市临桂区经曲某（另案处理）发展加入了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必须至少交纳3,8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申购1份份额方能加入，交纳33,500元购买10份份额，其中第1份3,800元，第2份起每份3300元，以此类推，10份即3,800+3,300×9=33,500元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最多购买10份份额且最多发展三名直接下线。该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情况不同，将参加者分为业务员（E级，1-2份）、业务组长（D级，3-9份）、业务主任（C级，10-64份）、业务经理(B级，65-599份)、高级业务员（A级老总，600份以上）五个级别，并规定相应晋升条件。该传销组织上线人员靠瓜分下线人员交纳的申购款获利。吕某加入该传销组织后，先后发展了姜某、姚某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其晋升为该传销组织的高级业务员后，负责收取下线人员申购款及发放下线人员业绩返还款。至案发时，其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参与人员累计达60人以上。 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吕某组织、领导了以“西部大开发”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被告人是传销体系中的高级业务员，下线层级均达三级以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至少60人以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之规定，均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吕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有异议，其辩称其发展总人数包含了被告人自购和发展的部分亲属。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吕某的辩护人钟耀锋提出的辩护意见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数、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吕某于2012年在桂林市临桂区经曲某（另案处理）发展加入了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必须至少交纳3,8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申购1份份额方能加入，交纳33,500元购买10份份额，其中第1份3,800元，第2份起每份3300元，以此类推，10份即3,800+3,300×9=33,500元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最多购买10份份额且最多发展三名直接下线。该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情况不同，将参加者分为业务员（E级，1-2份）、业务组长（D级，3-9份）、业务主任（C级，10-64份）、业务经理(B级，65-599份)、高级业务员（A级老总，600份以上）五个级别，并规定相应晋升条件。该传销组织上线人员靠瓜分下线人员交纳的申购款获利。吕某加入该传销组织后，先后发展了姜某、姚某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其晋升为该传销组织的高级业务员后，负责收取下线人员申购款及发放下线人员业绩返还款。至案发时，其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参与人员累计达60人以上。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案发等情况。 2、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吕某于2018年11月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的情况。 3、被告人吕某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吕某的身份情况。 4、吕某银行流水，证实公安机关依法调取了卡号为62×××69的工商银行卡交易记录。该卡用于收取申购款及发放返利情况。其上述尾号369账户中有收取33,500元、3,800元等申购款情况。 5、曲某2自绘的网络图以及被告人吕某自绘的网络图，证实被告人吕某系曲某2的直接下线，以及吕某在其参与的传销体系中层级达三级以上。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隋某证言，证实2010年2月底，其交了33,500元加入了临桂西部大开发的移民经济和资本运作，之后其直接发展了黄某、惠某、隋某，其下面还有高某，隋某下面有于某、曲某3和徐某1。申购人交纳一个33,500元，就会返还6,460元给申购人，直接推荐人（就是申购人的直接上线）会得4,376元，间接上线能得1,398元，第三代经理能得760元。上了平台第一个月能得3,000元，第二个月能得4,000元，因为一个人发展三条线，三个人再发展九个，以此类推，形成金字塔传销网络，因为发展得太快，下面的人，其都不认识。其是2013年7月上的平台。其银行账户内3,300元、3,800元、29,700元、33,500元都是申购款，3,300元是一份，33,000是十份，加500元的床上四件套就是33,500元，一般是按照3,800元收，3,800元占个坑，再补交29,700元就是33,500元。其的团队上了平台的有隋某、曲某2、高某、曲某3、隋某莲、于某、徐某1、徐某2、毕某1、毕某2、吕某等人。 2、证人曲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传销体系中已经出局，其上平台后，其的下线中有四个人当了大高级经理，发展申购600份、60个人，每人申购十份就能上平台。其直接上线是曲某3，直接发展了两个下线，张玉斌和吕某，吕某也发展了两个下线，他们的下线又各自发展下线。吕某上了大高级。 三、辨认笔录、被辨认照片列表、被辨认人身份情况说明，证实经曲某2辨认，被告人吕某系其直接下线人员。 四、被告人吕某的供述和辩解，供认其2014年4月，曲某2带其去桂林市区一家工行银行汇款33,500元后，加入西部大开发传销网络组织，第二个月，其得到返还款6,460元。资本运作传销活动经营模式如下：交纳一份以上产品费（产品为一套廉价的床上四件套，无其他产品）就可加入该连锁销售，每份产品费为3,800元，购买多份的从第二份起每份产品费为3,300元。加入后可介绍他人加入该连锁销售，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购买的产品人数可累计到上线名下。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晋制：拥有1-2份资格份数为实习业务员；拥有3-9份资格份数为业务组长；拥有10-64份资格份数为业务主任；拥有65-599份资格份数为业务经理；拥有600份以上资格份数为高级业务员。其分红模式如下：分红有直接提成和间接提成。直接提成是每发展一个直接下线、实习业务员得570元，业务组长得760元，业务主任得1,140元，业务经理得1,596元，高级业务员得1,976元。间接提成是每发展一个间接下线，业务组长得190元，业务主任得380元，业务经理得456元，高级业务员得380元，主要是靠拉人头获利。其加入体系后直接发展了姜某和王某玲。其参加的体系叫北京体系。 其中，发展600份，60个人，每个人申购十份，就可以上平台。2017年4月，其上了平台，下线600多份。上高级之后，其负责管理这个团队，其伞下体系收购款都打到其工商银行卡，卡号是62×××69，其还负责算账发钱，每个月的1-2号算账。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控辩双方的控辩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1、经查，被告人吕某的供述、相关证人证言以及自绘的传销体系图、银行流水清单均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所参加的“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内要达到高级业务员级别，最多能发展三条下线，且伞下人员累计要达到60人，份额达600份，在一条线上出现四个高级业务员后自动出局，一般只有线上未出局的线上最高级的高级业务员（俗称大高）才有资格收取申购款。关于被告人的伞下人数，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绘制的传销体系图、银行流水等证据相互印证，被告人吕某发展的下线人员达60人以上，参加的传销网络体系层级达三级以上。 2、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发展总人数包含了被告人自购和发展的部分亲属，应考虑予以扣减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能举出证据证明被告人另外自购份额的事实，且被告人未有证据证实应该扣除的款项，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因此公诉机关根据被告人收取传销提成的银行流水、网络图、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来认定发展传销人员的数量并无不当。此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发展亲属加入传销体系应当予以扣减、不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被告人的辩解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吕某组织、领导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被告人是传销体系中的高级业务人员，下线层级达三级以上，人数达到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60人以上。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的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综合全案案情，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吕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唐 妍 人民陪审员  李明成 人民陪审员  赵绪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 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