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02民初6837号原告李海富，男，汉族，1960年10月17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王洪丽，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2172268443。负责人徐晓剑，总经理。地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368号。委托代理人尹甜，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云明，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被告李树生，男，汉族，1955年12月22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张立杰，云南靖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李海富诉被告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李树生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海富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洪丽，被告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红塔）的委托代理人尹甜、李云明，被告李树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立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及被告李树生自1988年左右开始分别承包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三宝社区“浑水塘”位置相邻的两个鱼塘从事养殖经营。1995年，原告和李树生共同与被告一汽红塔协商一致后，从一汽红塔搭接线路供鱼塘使用，并按一汽红塔的通知按时交纳电费。2008年1月24日，因被告李树生需使用一汽红塔转供的自来水，一汽红塔提出要求订立书面合同，原告与李树生二人遂以李树生的名义与一汽红塔签订了《供用电协议》，约定被告一汽红塔由老厂8号配电室以电压0.4千伏，经851开关线路，以浑水塘养殖场后转供方式向原告及李树生供电。合同签订时，合同双方还对李海富及李树生的电表读数进行了确认。其后，供用电双方于2013年4月10日续签合同，再次确认供用电合同关系及双方权利义务。两份合同签订至今，被告一汽红塔一直按约供电，原告及李树生也一直按约交纳电费。2019年6月11日晚8时许，原告发现鱼塘突然停电致增氧器不能使用，随即电话联系被告一汽红塔机动科科长周利琦，告知其停电情形，并请求及时处理。周利琦称相关工作人员下班了，不清楚停电原因，只有第二天早上处理。无奈之下，原告只能通过发电机发电增氧、洒增氧粉、用船只晃动水面等方式来增氧,但因水域太宽，原告使用的增氧方式无济于事，鱼塘中的鱼陆续开始死亡，并在次日清晨数量开始激增，出现了大面积死亡。而被告一汽红塔12日上午9点才恢复了对鱼塘的供电。为此，原告向三宝水产站及麒麟区水产站报告了上述情况，并于12日申请中皓公证处对鱼死亡的情况作了证据保全。经打捞称量，原告鱼塘中死鱼（含鳙鱼、鲤鱼、草鱼、青鱼、鲫鱼等）共计239袋、12079公斤。因天气炎热，为防止水源污染扩大，原告雇人先后三天对死鱼进行了打捞，并按照水产站的要求进行了挖坑填埋。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一汽红塔作为电能的转供方，应连续不断向用电方供电，不得随意停电，若因特殊原因确需停电的，应当提前告知用电方。一汽红塔因未提前告知停电，停电后也未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发生，导致使用该供电养鱼的原告的鱼大量死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因与一汽红塔的书面供用电合同由李树生签订，李树生也是李海富鱼塘的供电方，应当与一汽红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由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各项经济损失暂计180314元（其中，鱼的价值：12079公斤×14元公斤=169106元、增氧药剂及净水药剂5208元、挖机费1200元、运费1200元、人工费：120元/天×3天×10人=3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对第一项诉请中的鱼的价值变更为205343元，各项经济损失变更为共计216551元。被告一汽红塔辩称：1、原告李海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李树生双方以李树生的名义与答辩人签订供用水电协议”，且答辩人已认可或接受上述事实，原告诉答辩人供用电合同纠纷不成立，原告不具备向答辩人主张损失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2、答辩人作为供电人已经按国家规定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向案外人李树生进行供电，并不存在“未按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向案外人李树生进行供电，”并不存在“未按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事实；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被告李树生口头答辩：1、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在本案中对李树生的诉讼请求；2、本案确定了案由为供用电合同纠纷，应该明确合同的主体，本案被告李树生在案件中是用电方，不是供电方，本身不具有供电主体资格，原告仅以被告李树生和一汽红塔公司签订合同，要求被告李树生承担损失，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李树生的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鱼塘承包合同》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基本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2、《供用电协议》（2008.1.24）复印件一份、《供用电水协议》（2013.4.10）复印件一份、电费通知单两份、增值税发票两份、电费通知单一份、收据复印件一份、照片打印件十一张，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供用电关系合法有效，原告一直依约交纳电费。3、手机通话记录截屏一份、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复印件（加盖公章）一份、公证书一份、公证费发票一份、商品送货明细单两份、收条三份、身份证复印件三份，用于证明原告鱼塘因停电造成的损害后果及损失情况。4、鉴定报告、鉴定发票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因此次停电导致鱼死亡价值为205343元，产生鉴定费5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一汽红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身份证三性无异议。对《鱼塘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理由：承包合同中第二条约定承包期限为15年（自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在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续签了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该份承包合同已经到期或终止，同时根据原告回答麒麟区渔政执法工作人员称其没有办理过养殖证。因此，原告李海富承包的鱼塘没有合法的养殖手续，并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对第2组证据的《供用电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原告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供用电关系的说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该份合同签订于2008年1月24日，该协议第8条约定有效期为一年，该供用电合同有效期届满后被告一汽红塔公司与李树生重新签订了新的供用电合同，因此该份供用电协议已经自然终止，同时该份合同的甲乙双方分别为一汽红塔公司与李树生，原告并未在合同中的甲乙双方处签字按印，所以原告并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对《供用水电协议》的质证意见同《供用电协议》的质证意见，认为该份协议已经约定到期，由于被告一汽红塔公司与李树生在2016年签订了新的《供用水电协议》而终止；对电费通知单、增值税发票、收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该缴费通知书、增值税发票、收据中的交费对象仅只是被告李树生，原告李海富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缴费单据之上，因此上述证据均不能认定是原告李海富向被告一汽红塔公司交纳的电费。对照片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组照片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供用电合同关系；对第3组证据中的手机通话记录截屏三性无异议，据对机动科科长周利琦的了解，当晚通话时周科长已经明确告知原告由于停电是在当晚八点以后，老厂没有人值班，同时夜晚也不具备安全的抢修作业条件，因此在询问了原告具备备用电源的情况下，告知原告方需等待明天早晨以后才能进行巡查线路查找停电原因，恢复供电的客观事实。对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认为原告李海富的陈述与本案真实情况不相符，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第一、死鱼原因是由于停电造成，尚无客观证据证实，只是原告本人陈述；第二、发生停电后才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增氧的说法与被告一汽红塔公司事后了解的不一致，当晚原告李海富的发电机由于发生故障，并未启动发电增氧过；第三、补充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电力来源及与公司签订了供用电合同的说法均不能成立。对公证书及发票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公证书本身只能证实李海富养殖的鱼塘中死鱼的斤数，无法证实死鱼的经济价值以及造成鱼类死亡的直接原因。对商品送货明细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第一、认为两份送货单前后编号不一致。2019年6月11日送货单编号在后，而2019年6月13日的编号在前不符合常理。第二、2019年6月13日的送货明细单是在发生鱼死亡的第三天才购买的，不属于本案中已经造成的实际性损失。第三、两份明细单中特别声明因池塘条件水温、水质、鱼体质不同使用此产品后，可能会出现鱼死亡或者增加死亡，所以用法用量请参照产品说明，自行掌握责任自负。对收条及三份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从收条本身来说无法判断收条的真实性，是否应当支持该收条中的金额，请法庭考虑；对证据4认为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资质上来说持有异议。从鉴定内容来看，没有对原告的损失鱼进行种类的区分，而是取了一个最低值17元每公斤进行的计算，所以认为该份鉴定结论与原告方之前起诉的自行估算的结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把鱼的单据从14元变更为了17元，从结论上来说还是没有客观真实的反映原告受损失鱼的价值。另该份鉴定结论只是鉴定出死鱼的经济价值，死鱼的直接原因无法证实。经质证，被告李树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认为恰恰证实了被告李树生是用电方，而且从十一张照片来看，主线是直接拉到被告处。李树生并不属于供电方，和原告同属用电方，被告李树生是不适格的被告主体；对证据3、4不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被告李树生不是适格被告主体。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4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一汽红塔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一汽红塔的主体应诉资格；2、《供用电协议》复印件一份、电费通知单复印件三份、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两份、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一汽红塔与被告李树生存在供用电协议关系，与原告李海富无任何供用电协议和缴费业务关系，被告没有收到过以李海富名义交纳的电费，原告不具备向被告一汽红塔公司主张损失赔偿的权利；3、《能源外转供管理办法》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一汽红塔的管理文件《能源外转供管理办法》规定用户不得私自向外转供电，造成事故的由用户自行负责的事实；4、关于一汽通用红塔公司35KV云机五厂线路退出运行的报告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一汽红塔35KV云机五厂线路按照负荷重要性划分为三级非重要性负荷，按照规定无需确保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事实；5、现场照片复印件二份，用于证明被告一汽红塔只向用户李树生供电，原告李海富是从李树生处私自接电及原告李海富、李树生在“浑水塘”分别各自拥有两鱼塘的事实。6、一汽红塔的巡线抢修记录复印件一份（该份记录由公司工作人员陈家乔、杨玉俊做记录），用于证实本案中双方所争议的2019年6月11日晚8时的停电原因是由于线路上有老鼠触碰导致短路而引发，被告一汽红塔公司的抢修人员于2019年6月12日上午8时进行线路巡查，排除停电故障于8时18分恢复供电的事实。7、一汽红塔机动科科长周利琦本人的陈述（该陈述内容证明在2019年6月11日晚8时，接到原告李海富通话的大致内容），用于证明被告一汽红塔已经在当晚向原告李海富解释为何无法抢修的停电原因；原告李海富同意被告第二天早上检修后恢复通电，当晚采用备用发电机发电处理的结果。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一汽红塔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虽然协议中没有李海富签字，但是应当根据事实上合同履行的情况来认定当事人合同关系，客观情况是被告一汽红塔一直向原告供电，而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交纳电费。同时对被告提交的三份电费通知单向法庭说明，针对同一缴费时期，因为三户分别安装了电表，所以分别交纳了电费，恰好证实被告一汽红塔和原告存在事实上的供用电关系。金额1954.52元这一份是被告李树生一户的缴费通知、金额1747.52元是舒培龙一户的缴费通知、金额为9275.04元这一份是原告李海富的缴费通知。因为系现金交付，没有转款凭证；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这是一汽红塔内部自己的管理规定，并且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转供电的情形；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一汽红塔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理由：第一、这一份文件是由被告一汽红塔向云南电网供电局的请示报告，针对的主体是供电局，所以被告一汽红塔称后老厂区属于三级非重要性负荷所针对的是被告一汽红塔和曲靖供电局之间的供用电情况，而本案中在发生停电时曲靖供电局并未终止对第一被告的供电，停电原因系第一被告自身原因造成。第二、该份文件也没有明确“无需确保24小时不间断供电”，即使有相关规定，也是针对供电局对被告一汽红塔的供电，不能免除本案中被告一汽红塔及时抢修线路的义务；对证据5的三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照片，已经清晰证明原告一户的供电线路，并未从李树生处私自搭建，并且向法庭说明，李海富、李树生两户的供电线路都是在向一汽红塔提出用电申请后，由一汽红塔工作人员直接为李海富、李树生安装；对证据6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由被告一汽红塔单方面制作，是否是客观真实，还是因为本案诉讼而制作无法确定；对证据7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第一、该份证据事实上是由周利琦个人出的一个证明，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证人除非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庭，否则应出庭接受质询；第二，对该份证据内容不予认可，认为事发当晚原告方在知道停电后第一时间通知周利琦，同时也是请求被告一汽红塔对停电情况作出及时处理，并未认可和同意到第二天再进行恢复供电。经质证，被告李树生对被告一汽红塔提交的证据1、3、4、5、6、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意见，但认为这一组证据恰好证实本案李树生与本案一汽红塔存在供用电关系。本院认为，被告一汽红塔提交的证据1、2、6、7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4、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其欲证目的，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被告李树生针对其辩解意见，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过庭审与举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及被告李树生自2001年1月1日开始分别承包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三宝社区“浑水塘”位置相邻的两个鱼塘从事养殖经营。2008年1月24日，被告一汽红塔（甲方）和被告李树生（乙方）签订《供用电协议》，约定：甲方由老厂8号配电室以电压0.4千伏，经851号开关线路，以浑水塘养殖场后转供方式向乙方供电；自浑水塘养殖场电杆以前属甲方，自浑水塘养殖场电杆以后属乙方；电费结算方式按季一次结清；甲方调度人员为罗琼芳，乙方调度人员为李树生；协议有效期为壹年，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月止；本协议自2008年1月1日签字生效，同时原协议废止；附电表底数：3714、李海富9702。2013年4月10日，被告一汽红塔（甲方）和被告李树生（乙方）签订《供用水电协议》，约定：甲方由老厂8号配电室以电压0.4千伏，经851开关线路，以直供方式向乙方供电；甲方调度人员为罗琼芳，乙方调度人员为李树生；本协议有效期从2013年4月10日开始到2014年4月10日终止，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双方应另行签订供用电协议，在新的协议未达成前，本协议继续有效。2016年1月1日，被告一汽红塔（甲方）和被告李树生（乙方）签订《供用水电协议》，约定：甲方由老厂8号配电室以电压380千伏，以直供方式向乙方供电；自计量表具及以前线路属甲方，自计量表具之后线路属乙方；每月抄表日期季未30日，电费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一次结清；本协议有效期为壹年，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到2016年12月31日终止，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双方应另行签订供用电协议，在新的协议未达成前，本协议继续有效；乙方不得向第三方转供电，违者一经发现，按公司有关规定处罚。被告一汽红塔向被告李树生收取了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电费7491.96元；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水电费共计3384.88元；并分别向李树生开具了两份电费通知单和发票；被告一汽红塔向被告李树生收取了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电费9275.04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水电费共计1954.52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水电费共计1747.52元；并分别向李树生开具了三份电费通知单和发票；经庭审核实，被告一汽红塔向被告李树生收取的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水电费中，其中水电费3384.88元属被告李树生交纳；电费7491.96元属原告交纳。被告一汽红塔向被告李树生收取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水电费中，其中电费9275.04元属原告交纳。另原告和被告李树生都有各自的电表，一户一表，且被告一汽红塔向原告和被告李树生收取电费都是由抄表员到实地进行抄表，再由抄表员向原告和被告李树生收取电费。2019年6月11日晚8时许，原告发现鱼塘突然停电致增氧器不能使用，随即电话联系被告一汽红塔员工周利琦，经得知停电到第二天早上时，原告通过一些自救措施来对鱼塘进行增氧。2019年6月12日早8点左右供电正常后，原告的鱼塘出现了鱼死亡现象。后原告向曲靖市麒麟区渔政执法大队报告了情况，曲靖市麒麟区渔政执法大队于2019年6月12日10时30分至2019年6月15日12时对鱼塘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及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和询问笔录，经现场勘验，原告鱼塘中死鱼（含鳙鱼、鲤鱼、草鱼、青鱼、鲫鱼等）共计12079公斤。停电后，原告为了给鱼塘增氧，花费3228元；鱼死亡后，产生各种处理费用7980元。2019年6月12日，原告申请云南省曲靖市中皓公证处对鱼死亡的情况作了证据保全。后原告向曲靖市珠源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鉴定，曲靖市珠源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麒麟区三宝街道三宝社区“浑水塘农家乐”鱼塘大量死亡饲养鱼类价值为205343元人民币。另查明，被告一汽红塔员工对案涉停电的10KV145号进行抢修并作了抢修日志：2019年6月11日晚8时的停电原因是由于速断保护动作跳闸导致系统停电；2019年6月12日早8:05分，经检查，发现母线上有一只死老鼠，对该死老鼠进行处理，并将所有故障排除，于8时18分恢复供电。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原、被告提交的《供用电协议》和《供用水电协议》上的主体系被告一汽红塔和被告李树生，而不是原告。但经庭审查明，原告和被告李树生自2008年1月1日以来一直由被告一汽红塔供电，且一户一表，原告和被告李树生也一直向被告一汽红塔各自交纳电费。尽管两被告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供用水电协议》上约定：被告李树生不得向第三方转供电，违者一经发现，按公司有关规定处罚。但实际中，原告和被告李树生都有各自的电表，且被告一汽红塔向原告和被告李树生收取电费都是由抄表员到实地进行抄表，再由抄表员向原告和被告李树生收取电费，在长达10多年期间，被告一汽红塔的员工对原告和被告李树生分别用电是明知的，且被告一汽红塔也未对原告用电进行任何干预措施，故被告一汽红塔对原告的用电是默许、认可的，应视为双方达成一致的事实用电协议。在2019年6月11日晚8时的停电中，虽然停电原因系母线上有一只死老鼠导致速断保护动作跳闸而停电，不系被告一汽红塔的主观因素而停电。但停电后，被告一汽红塔员工因天变黑就未及时抢修，而是到第二天才进行抢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断电，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抢修。未及时抢修，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本案中原告鱼死亡的损失被告一汽红塔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原告作为一名专业养殖户，具有10多年的养鱼经验，应该知道在养鱼过程中会发生种种的意外，且应具有专业的应急防范措施。在2019年6月11日晚8时的停电发生后，原告已电话联系过被告一汽红塔员工周利琦，被告知停电到第二天早上时，原告应对自己的鱼塘采取及时、有效的增氧措施，避免鱼的死亡，但原告鱼塘中的鱼发生大面积死亡，原告也应该承担措施不力的责任。本院确认原告承担40％的责任，被告一汽红塔承担60％的责任。原告的损失应包括死鱼的价值和对鱼采取的措施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即216551元，被告一汽红塔承担129930.6元（216551元×60％）。对原告要求被告李树生承担责任的诉请，本案中原告和被告李树生同系用电户，且被告李树生与原告不存在供电关系，故被告李树生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法信超链：地方法规1篇案例8篇裁判114670篇期刊1篇×一、由被告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李海富各项经济损失129930.6元。二、驳回原告李海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承担2814元，由原告李海富承担109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许丽萍人民陪审员  王利萍人民陪审员  袁岳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谭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