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4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美君，女，1954年6月27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平、邹蓉，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飞龙，男，1977年9月11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平、邹蓉，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建君，男，1963年6月18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南，江苏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宜兴市大浦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丁蜀镇大浦方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142817921A。法定代表人：毛寅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南，江苏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美君、方飞龙因与被上诉人包建君、原审第三人宜兴市大浦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浦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美君、方飞龙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包建君、大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关于公务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判断某项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根本在于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是否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需要国家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予以干预。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将严重损害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性，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应当对公务员的前述行为进行干预，故前述规定应当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建君作为公务员与方勤顺签订的《转股协议》应自始无效。2.案涉《转股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2009年而非2001年。《转股协议》中约定的13万元转股对价的实际组成为：1998年至2009年期间的红利6万元+股权转让款7万元。包建君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包建君与方勤顺签订的《转股协议》的效力，至于《转股协议》的实际签订日期也不影响双方当事人转股的真实意思表示。许美君、方飞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包建君与方勤顺签订的《转股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包建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浦公司原名宜兴县大浦水泥厂（以下简称大浦水泥厂），1980年11月20日成立，负责人储杏根，经济性质为社办集体；1993年，法定代表人由钱卫明变更为包建君，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98年8月，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398万元，包建君认缴股本金205万元成为公司股东；2003年5月29日，经工商核准名称变更为现名，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包建君，股东为包建君、毛寅君、顾顺强、陈国洪、殷旭峰；同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毛寅君。包建君1998年11月进入宜兴市大浦镇人民政府聘用人员序列，后经考核合格转为公务员。方勤顺原为大浦水泥厂职工，1998年9月21日，企业改制，方勤顺作为职工出资5万元入股，大浦水泥厂开具收款收据，摘要栏内注明入股款。2001年6月18日，包建君与方勤顺签订《转股协议》，载明：为响应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股权集中，经协商，方勤顺同意把1998年入股的5万元股金所享有的所有权全部转卖给包建君，包建君按每万元入股金1.4万元现价收购，计7万元，另支付方勤顺2001年前按每年10%的红利计1.25万元，共计8.25万元；另付方勤顺8.25万元的利息4.75万元，合计13万元。方勤顺在领款人处签字。关于该《转股协议》，许美君、方飞龙称实际签订时间为2009年，从转股对价金额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9年每年10%的红利，每年5000元，共计6万元，再加上7万元，共计13万元；因将协议时间倒签至2001年6月18日，故在协议中记载红利算至2001年，按每年10%红利计算两年半得出1.25万元，另4.75万元写成利息。包建君陈述，该协议实际签订时间就是2001年，具体时间与落款时间相差几个月，当初所有职工股退出都是在2001年，包建君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方勤顺当时没有签订协议，没有领取退股款，经过几个月后，方勤顺同意退股并领取了退股金。另查明，方勤顺为许美君之夫、方飞龙之父，于2014年4月29日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包建君先在企业工作，担任大浦水泥厂厂长职务，后才具有公务员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关于公务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属管理性禁止性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公务员若违反了该规定，应由其管理机关追究其相应责任，但并不能以此影响合同效力。综上，包建君的公务员身份并不影响其与方勤顺签订的《转股协议》的效力，该协议应为有效。另，包建君提出许美君、方飞龙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本案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许美君、方飞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许美君、方飞龙负担。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第三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同时废止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该法经过2017年、2018年两次修改，均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本院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包建君与方勤顺签订的《转股协议》的效力。本院认为，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包建君与方勤顺签订的《转股协议》的效力，故《转股协议》应认定有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论是1993年开始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是200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均有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前述规定显然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为目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过程中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效力。至于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这一行为本身，可由其主管机关追究其相关责任。据此，本案中，无论《转股协议》签订于2001年，还是如许美君、方飞龙所主张的签订于2009年，因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仅以违反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这一理由不足以否定其效力。综上所述，许美君、方飞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许美君、方飞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馨叶审 判 员 胡 伟审 判 员 王俊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包梦丹书 记 员 荀奕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