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5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行，男，1995年4月18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垒、王兴亮，云南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海龙，男，1968年5月24日出生，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经济开发区。上诉人杨行因与被上诉人毕海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3日接待了上诉人杨行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范垒、王兴亮,被上诉人毕海龙，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毕海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毕海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毕海龙在一审期间出具的证据A2《个人借款合同》不能直接作为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的依据。根据《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出借人将借款实际交付给借款人后，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才产生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本案中，毕海龙出具的A2组证据《个人借款合同》，仅仅证明毕海龙与杨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而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同时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2、毕海龙在一审期间出具的证据A3即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因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在本案中，虽然毕海龙在《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日期即2016年4月14日和2016年4月30日有银行的取款记录，但2016年4月14日取款金额为11万元，与《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10万元不一致，并且取款记录不是支付凭证，其不能直接证明毕海龙已经将该款项实际交付给杨行，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组证据因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而不应被采信，但一审法院仅依据取款时间与借款合同约定的时间一致就认定毕海龙取款后实际交付杨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毕海龙在一审期间出具的证据A4“证人证言”，一审未采信其三性，而又对其证明方向予以认定。属于没有证据的事实认定，导致了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证人柏某、李王林均属毕海龙的工人，与毕海龙具有利害关系，该组证据不可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且两个证人关于借款经过陈述不一致，缺乏客观真实性，一审虽未采纳该组证据，但又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方向即毕海龙将借款实际交付给杨行的事实予以认定。这样的事实认定毫无事实依据，也并不能与毕海龙出具的证据A1、A2、A3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且杨行自始至终都否认收到借款，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撑的前提下认定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认定错误。4、一审法院认为“杨行虽辩称未收到借款，但该两份合同签订时间间隔半月余，杨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收到第一笔借款情况下，再次提供了借款合同模板向毕海龙借款，且在两笔借款合同所载明借款金额均实际支付情况下，至毕海龙起诉时止并未向毕海龙要求归还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或支付相应借款，其辩解明显不符合常理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该事实认定明显存在错误。首先，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上看，短期内相同的出借人与借款人连续发生多笔借贷关系，通常是借款人资金需求发生变化，第一笔没有收到款项后因资金需求增加，而再签订第二笔借款协议，要求将第一笔与第二笔一并交付。该种情形在民间借贷中较为普遍，并且两个借款合同签订时间间隔较短，符合常理，也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其次，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上看，大额资金的交付一般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现金支取10万元后再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即便需要现金交付，而且大额现金交付，交付时出借方一般都会要求借款方出具相关字据，但本案中，毕海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一审法院认为杨行没有收到款项直到毕海龙起诉时都未向毕海龙要回《个人借款合同》不符合常理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根据《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以借款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杨行自始没有收到借款，借贷关系自始未发生，因此没有必要向毕海龙要回借款合同。5、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作出毕海龙实际交付借款给杨行的事实认定违反了法律规定。6、一审法院在毕海龙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支持其主张，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毕海龙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认定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因此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严重侵犯了杨行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支持杨行的上诉请求。毕海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行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毕海龙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杨行偿还借款200000元；2、依法判令杨行向毕海龙支付利息148000元（2016年5月1日-2019年6月1日期间利息以本金20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2019年6月2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3、本案诉讼费由杨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海龙通过杨行父亲与杨行相识。2016年4月14日，由杨行提供《个人借款合同》模板一份，毕海龙、杨行在该合同上填空、签字、捺印，该合同约定：甲方（借款人）为杨行、乙方（出借人）为毕海龙；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100000元，于2016年4月4日前交付，借款利息为2%，借款期限处为空，还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还款方式为现金交付；双方同时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杨行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字捺印,“乙方”处空缺。2016年4月30日，毕海龙、杨行再次在杨行提供的《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字捺印，合同约定：甲方（借款人）为杨行、乙方（出借人）为毕海龙；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100000元，于2016年4月30日前交付甲方，借款利息为2%、借款期限处为空、还款日期2016年12月31日，还款方式为现金支付；双方同时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杨行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字捺印，“乙方”处空缺。毕海龙名下尾号为7017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名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4月14日毕海龙在该账户取现11万元、2016年4月30日毕海龙在该账户取现10万元。双方均认可杨行未偿还过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毕海龙主张的2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已实际交付、借贷关系是否实际发生。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人负有清偿债务的义务。在案证据显示，毕海龙主张的借贷关系有杨行提供、双方签字确认的《个人借款合同》予以证实。关于借款交付问题，毕海龙亦提交证据证实该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其有相应取款记录，故毕海龙关于其于借款当日取款后以现金方式向杨行交付20万元借款本金的陈述有事实依据，予以采信。杨行虽辩称未收到借款，但该两份合同签订时间间隔半月余，杨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收取到第一笔借款情况下，再次提供了借款合同模板向毕海龙借款，且在两笔借款合同所载借款金额均未实际支付情况下，至毕海龙起诉时止并未向毕海龙要求归还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或支付相应借款，其辩解明显不符合常理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亦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杨行的上述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毕海龙就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及20万元借款本金的交付已完成举证责任，杨行对其辩解不能做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确认毕海龙主张的20万元借款借贷关系成立且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杨行作为债务人应依法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根据双方《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及双方一致陈述，借期内利息为月利率2%，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现毕海龙主张两笔款项利息起算日期为2016年5月1日，系毕海龙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同时双方《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杨行逾期不还借款，应支付到期日（还款日）起按日1%计算的逾期利息，该约定已超过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之规定，现毕海龙主张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四十日内偿还原告毕海龙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并支付该借款本金自2016年5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借款利息。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杨行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杨行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3点异议：（1）一审没有查清20万元借款资金取款情况；（2）一审没有查清20万元款项具体交付情况；（3）毕海龙陈述的取款过程存在自相矛盾情况。毕海龙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由于杨行对其提出的异议，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异议请求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毕海龙对其主张已提交两份《个人借款合同》及银行取款流水记录，杨行抗辩该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的款项其自始未收到，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借贷是否实际发生？首先，从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签订情况看，杨行在一、二审中均陈述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的样本由其提供，借款合同上填写的金额、日期、签名以及手印均属其所为。双方之间的第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14日，第二份《个人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30日，该两份《个人借款合同》之间日期间隔仅为16天，在第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出具后，杨行称其没有收到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但杨行又出具了第二份《个人借款合同》，仍然称该份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没有收到，因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借到所需要的资金，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杨行还向毕海龙出具第二份借款合同，显然不符合常理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杨行上诉称此种做法在民间借贷中较为普遍，这只是其对民间借贷交易问题的个人认识和理解。再次，双方之间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是否实际发生交付，毕海龙主张已经发生交付，提交了该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当日的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即2016年4月14日取款11万元，其本人留用1万元，用于支付10万元；2016年4月30日取款10万元，上述取款日期与双方签订合同日期相互印证。杨行称两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其均未收到，只有其本人陈述，而无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杨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杨行负担。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