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76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远航，女，1988年6月2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莉莉（伍远航母亲），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格豪，辽宁盛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连胜街162-2号。负责人：刘文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丽，辽宁顾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珈玮，辽宁顾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远航因与被上诉人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远航的委托代理人谭莉莉、崔格豪，被上诉人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丽、郝珈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远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案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自始无效。事实与理由：一、《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的内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第一、二、四、五条约定的服务内容均为案涉小区业主的共有部分，应当由业主大会或业主共同一致决定，上诉人无权自行与被上诉人做出这些约定。《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违反了《物权法》第七十、七十二、七十六条和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十一、二十一、三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是错误的，即《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10月31日，且约定的内容不是为上诉人的房产提供服务，协议内容均是为案涉小区业主共有部分提供物业服务。上诉人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约定，这需要业主大会或业主共同决定。换言之，如果上诉人有这个权力，上诉人就可以独立选择与任意一家物业公司签订协议来管理整个小区，这明显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所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上诉人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且合同内容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确认无效。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开发商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合同》约定了小区的物业服务全套内容，上诉人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补充协议第十六条也约定了上诉人愿意接受并遵守《前期物业合同》的条款。于是，被上诉人只要依照《前期物业合同》履行就足够，没有必要再与每一名业主单独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换言之，《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多余的，它的存在有非法目的，对此，上诉人有以下两点阐述。（一）《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将本应由开发商承担的物业费转嫁给业主。《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了物业费由上诉人承担，但协议指向的对象—大连中航国际广场经大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证实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暨未竣工验收合格、未能取得《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而《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的通知》、《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又明确规定了这种情况下物业费应当由开发商承担。所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以协议的方式将本应由开发商承担的物业费转嫁给业主，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以协议价的方式规避了政府指导价。我国《价格法》、国家发改委《关于放开部分价格意见的通知》、《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了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必须实行政府指导价，且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属《辽宁省定价目录》之内列举的必须执行政府指导价的项目之一。被上诉人的服务资质是一星级，按照《大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规定，一星级物业公司的收费的上限是1.3元/m2，但是《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却约定价格为3.7元/m2。（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就是被上诉人拟通过与业主个体分别签订小区共有物业的服务协议的方式，取代小区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应当由业主大会或业主共同决定，暨召开业主大会由业主共同表决的方式，决定小区共有物业是否经营、经营收费多少、经营收益如何使用等其他重大事项，这违反《物权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违反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之强制规定。于是，被上诉人为了避免因超资质提供服务、不执行政府指导价而受到行政处罚，通过与每位业主协议的方式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即以协议价来规避《价格法》、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综合以上三点，《前期物业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根据《合同法》52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被确认无效。三、被上诉人欺诈、胁迫上诉人订立《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在开发商交房的当天，即2017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必须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否则就不给交房，也不让看房。买房是老百姓心中的一件大事，买房款甚至是购房者一生的积蓄，可以称之为“巨款”，更何况上诉人买的是期房，上诉人曾经无比地焦急、焦虑、担忧、害怕开发商不给交房或者交房质量有问题。被上诉人正是利用上诉人迫切需要交房的心理，胁迫上诉人与其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此外，被上诉人隐瞒其没有将物业管理资料移交沙河口区住建局备案的事实，欺诈上诉人与其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对于一家物业服务企业来讲，其有没有向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是其能否合法的提供物业服务的关键要素；换言之，如果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其没有备案的事实，上诉人是不会与这样一家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的，会抗争到底。所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上诉人在受到被上诉人胁迫、欺诈的情况下上诉人签订的，根据《合同法》52条第一款，应当被确认无效。四、一审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裁决本案是错误的。该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诉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并不是上述两种服务合同，暨上诉人既不是建设单位，也不是业主委员会，更不是业主大会。所以，一审法院采用该司法解释裁决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诉争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就是被上诉人与建设单位相互勾结，以侵害业主共同权益的方式，实现其双方相互输送利益的协议。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不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还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协议，且是在被上诉人胁迫和欺诈下签订的，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法院应依法确认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无效。物业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审判决应予维持。其主要答辩意见为：一、2017年10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合同法》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而上诉人指出的规定“项目取得房屋竣工验收本案证书并交付业主使用后，物业费用由业主承担”的三份文件分别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制发的（大政法【2014】40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大连市物价局、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制发的（大价发【2014】5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的通知》及辽宁人大常委会制发的《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三份文件均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所以案涉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法定情形。二、案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签订人主体资格适格，系真实自愿签订。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上诉人为物业服务企业，双方在认识能力、辨认能力、营业范围内签订的合同，主体适格。该合同是在被上诉人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对被上诉人提供物业服务的身份的再次明确。法律虽未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必须签订案涉合同，但也并未禁止。案涉合同没有任何非法目的，也没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以协议价的方式规避政府指导价，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已经就此问题进行质证和答辩。上诉人所提及的大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在被上诉人与开发商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时是有效的，当时物业公司已经向相关价格部门进行报备，相关价格部门回复待小区交付后才能进行服务能力的认定。案涉小区于2017年10月交付，而这个时间上述提及的大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已经被废止，被新的规定取代。所以，被上诉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操作。三、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尽职尽责的履行了物业服务义务，上诉人也享受到了被上诉人提供的物业服务。四、合同行为是典型的私法行为，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且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责任也有能力辨别其签署的文书对其权利义务的约定。既然签署案涉合同，就代表明白接受合同对其约束力。不能因为现在不想认可合同内容就声称当时签订是受了欺诈和胁迫。上诉人认为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内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所确定的服务内容不但是业主个体服务内容，还包括公共部分的内容，这是和相关法律规定相符的。综上，双方在其认识能力、责任能力范围内，以被上诉人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为基础，签订的内容上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是生效合同。被上诉人按照合同履行了物业服务义务，上诉人享受到了物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认定案涉合同无效的主张，既违背了公权不过分干预私权的立法精神，也冲突了我国鼓励市场交易的经济方针，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对被上诉人合法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双重伤害，有失公平正义原则。伍远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伍远航与被告中航物业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自始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位于大连中航国际广场D3座2404房产提供物业服务，期限自房屋出售之日至大连中航国际广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止的物业管理。2017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位于大连中航国际广场D3座2404房产提供物业服务，期限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业委会成立代表全体业主与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止。另查：2014年9月19日，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对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提供前期物业服务事宜，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业委会成立确定新的物业单位并与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之日止。物业服务费为3.7元/平方米/月，车位物业费为40元／月。2015年10月8日，原告与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32300074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十六条约定，买受人同意，在业主大会聘任物业管理机构之前，由被告提供物业服务，大连中航国际广场住宅物业服务费为3.7元/平方米/月（含电梯），车位物业费为40元／月。买受人接受并遵守出卖人制定的《业主临时公约》及出卖人与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原告依据《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向被告交纳了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的物业服务费9969.28元。截至2019年4月23日，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二期尚未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庭审中，原告提交了政府相关部门的答复等，拟证明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二期未组织竣工验收、被告不执行政府指导价乱收费、应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物业费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否无效。物业管理法律关系指的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物业管理企业的选聘一般应当由业主大会决定。但实践中物业“滚动开发”的情况较多，业主入住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物业开始交付给业主到业主大会成立往往时间较长。为了对物业进行管理养护，保障先期入住业主的合法权益，就需要物业管理企业的提前入住，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在全部房屋售出之前，建设单位拥有未售房屋的所有权，一般是大业主，法律规定由其决定物业管理企业的选聘。建设单位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应当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服务对象包括了入住业主，对业主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与被告签订了《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对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提供前期物业服务事宜，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业委会成立确定新的物业单位并与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之日止。2015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位于大连中航国际广场D3座2404房产提供物业服务，期限自房屋出售之日至大连中航国际广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止的物业管理。2017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位于大连中航国际广场D3座2404房产提供物业服务，期限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业委会成立代表全体业主与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止。本案被告在与建设单位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后，在业主大会尚未成立前，又根据合同相关内容与业主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内容系经双方确认后自愿签订，双方均应当预见到签订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遵照执行。另外，《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相比较，尽管页数减少，但内容相差不大，并不存在原告所述内容完全不同且相悖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请求确认合同或者合同相关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物业服务企业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全部物业服务业务一并委托他人而签订的委托合同；（二）物业服务合同中免除物业服务企业责任、加重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责任、排除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主要权利的条款。前款所称物业服务合同包括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上法律规定是确认合同是否无效的法律依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符合上述情形之一，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如认为被告物业服务存有瑕疵，可以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向被告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伍远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付），减半收取，退回原告50元，由原告负担50元。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予以确认。另查，本案一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本人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一审庭审中当被上诉人举证2015年9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时，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我是2015年10月8日签订的购房合同，被告提供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2015年9月29日，该份协议我方没有。”根据该份《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的约定，该份协议约定的“物业服务内容”包括：房屋共用部位及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房屋共用设施设备及其运行的维护和管理，住宅区公用设施、设备、公共场所（地）的维护和管理，环境卫生（包括楼宇清洁、住宅区内公共场所清洁），公共秩序维护，交通秩序与车辆停放、房屋装饰装修管理。该份协议关于“业主的权利义务”约定内容包括“参加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监督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行为，就管理服务的有关问题向物业公司提出意见和建议；遵守本物业的《业主临时管理规约》及本物业相关的物业管理制度；装饰装修房屋时，遵守《装修管理协议书》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制度；负责房屋本体专有部分（含买房附送部分）及设施、自用设备损坏时，业主、物业使用人可以向物业公司保修，也可以自行维修；按照安全、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物业的给排水、通风、采光、维修、通行、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相邻关系，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等。该份协议还对“其他有偿服务费用、代收代缴收费服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10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与前述2015年9月29日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物业服务内容、物业服务质量”方面所涉内容一致。该两份《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从内容上看并非专门针对上诉人购买的大连中航国际广场D3座2404住宅的专有部分所签。再查，2014年9月19日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了物业管理区域的四至并附“规划平面图”及“物业构成明细”，其中附件一“规划平面图”显示为D区并注明“规划如有变更，以政府主管部门最终审批的为准”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案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能否认定为无效。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畴。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本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合同。此类合同中，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又称为伪装合同。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确立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的，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包括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法施行后，针对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根据该指导意见，效力性强制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而且意在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该指导意见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指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合同效力。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前期物业管理，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业管理，仅存在于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本案中，被上诉人物业公司与建设单位已经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上诉人所在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被上诉人物业公司在与建设单位已经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下又于2017年10月31日与业主个人即上诉人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虽非《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两种类型，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本案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伍远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荣峰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