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琼行终53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樊云义，男，196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缙云县人，现住文昌市。   委托代理人张泰初，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招娣，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王晓桥，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越，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员。   委托代理人严世荣，海南凯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云义因与被上诉人文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昌市政府）环境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琼96行初1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受理该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4日上午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樊云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泰初、李招娣，被上诉人文昌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越、严世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行政行为系“文昌市政府于2019年4月17日对原告樊云义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其主要内容为：经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文昌市执法局）调查核实，樊云义在文昌市××排）深田水库附近建设10口养殖池塘及设施，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且现有的污染防治设施达不到环保要求。经测量并套合比对樊云义建设的10口养殖池塘及设施，占地面积共计240亩，其中有8口养殖池塘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占地面积68.33亩。该8口养殖池塘目前正在养殖罗非鱼，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遇到大暴雨会间接或直接排入深田水库，对深田水库饮用水水质影响极大。樊云义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文昌市执法局于2019年2月15日以文综执告字[2019]1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樊云义享有申请听证和陈述申辩的权利。樊云义于同年2月22日提出听证申请。文昌市执法局于同年3月13日上午9时举行听证，该局经会审，对樊云义的申辩意见未予采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规定，决定如下：责令限期3日内拆除樊云义在深田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建设的占地面积为68.33亩的8口养殖池塘及设施。若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文昌市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8日，为保证文昌市清澜片区饮用水安全，海南省人民政府对被上诉人文昌市政府呈递的文府[2007]85号《关于批准划定文昌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请示》进行研究后，作出琼府函[2007]101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文昌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该《批复》主要内容为：一、同意《文昌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划》；二、按《规划》明确的下园水闸和深田、竹包水库3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和面积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三）深田水库水源保护区共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总面积5.14km2。一级保护区面积1.38km2。水域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面，陆域面积0.54km2；陆域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向陆域延伸200m的区域为一级保护区陆域（不超过分水线），范围内的村民住宅除外，陆域面积0.84km2。二级保护区面积3.76km2。水域范围为深田水库进水口至上游9000m的引水渠区域。水域面积0.14km2；陆域范围水库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的水库集雨区及水库二级保护区的引水渠（9000m）两侧50m的陆域为二级保护区陆域。陆域面积3.62km2。水质保护目标为Ш类；……四、你市要尽快在各级保护区设立明显的标志牌和界桩，标明保护区各级别及其范围和主要的管理规定；五、你市要切实做好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污染防治和水质的跟踪监测工作，确保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和饮水安全；六、你市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保护与管理，切实做好保护区内现有污染源的限期治理或关停、搬迁工作。但被上诉人收到上述《批复》后，一直未在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设立标志牌和界桩。   2008年12月1日和2009年10月20日,同平坡村与案外人张某分别签订2份专业承包合同书，将其集体所有的152亩、50亩土地分别发包给张某经营水产养殖，承包期限均为30年。尔后，张某未经被上诉人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在上述承包的土地上建设10口养殖池塘。2013年，张某与上诉人樊云义签订《鱼塘转包合同书》，将该10口养殖池塘转让给上诉人经营罗非鱼养殖。2018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的职能部门文昌市执法局在对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进行巡查时，发现在深田水库附近有上诉人经营的10口养殖池塘，其中有8口占地面积为68.33亩的养殖池塘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且上诉人未持有《营业执照》和环保部门批准的相关手续。据此，文昌市执法局于当日立案调查。因上诉人拒绝签收文昌市执法局于2018年11月12日向其送达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接受调查询问通知书》，文昌市执法局于当日在上诉人看护养殖池塘的房屋墙壁上张贴了该3份《通知书》。同年11月13日，上诉人在接受文昌市执法局的调查时，认可其占地面积为68.33亩的8口养殖池塘未通过环评审批和环保部门批准。同年12月26日，文昌市执法局根据调查终结报告，经局务会集体讨论，拟决定责令限期3日内拆除上诉人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占地面积为68.33亩的8口养殖池塘及设施。2019年2月15日，文昌市执法局向上诉人送达文综执告字[2019]1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上诉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上诉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同年2月22日，上诉人申请听证。同年3月4日，文昌市执法局通知上诉人于2019年3月13日上午9:00在该局7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同年3月13日上午9:00，文昌市执法局举行听证。上诉人在听证会上进行了陈述申辩，并提交了书面的陈述申辩意见。同年4月1日，文昌市执法局局务会集体讨论，认为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成立，仍拟决定责令限期3日内拆除上诉人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占地面积为68.33亩的8口养殖池塘及设施。同年4月17日，被上诉人根据文昌市执法局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责令限期3日内拆除上诉人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占地面积为68.33亩的8口养殖池塘及设施。同年4月2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达了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上诉人不服，于同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该院依法判决撤销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   另查明，经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海南省法制办公室批复，对在文昌市辖区内的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进行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权，于2018年6月划转由文昌市执法局行使。   樊云义的诉讼请求为：撤销文昌市政府作出的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于环境敏感区域，该《名录》同时将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投饵放料进行淡水养殖的项目，列入了对饮用水水源有污染的项目。对于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建设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于2008年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已明确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而在本案中，海南省人民政府早在2007年8月8日就已批准设立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而根据文昌市执法局的现场勘查，上诉人经营的涉案8口养殖池塘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且该8口养殖池塘于2008年12月建设之初亦未向文昌市环保部门申请环评审批。故被上诉人为保障深田水库饮用水安全，维护公众健康，根据上述事实，并依照于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规定（注：于2008年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与于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是一致的），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以案外人张某依法取得涉案8口养殖池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才于2013年将涉案8口养殖池塘转让给其经营罗非鱼养殖为由，主张其经营的涉案8口养殖池塘合法，其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后，被上诉人没有依法设置标志牌和界桩，致使其在不知道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的情况下，从张某处受让了涉案8口养殖池塘，被上诉人责令拆除涉案8口养殖池塘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该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没有在深田水库四周设置标志牌和界桩明确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的范围，确实存在工作不细致之处，但如前所述，涉案8口养殖池塘在建设之初，并没有办理环评报批手续，若涉案8口养殖池塘在建设前履行了环评报批手续，无论是张某还是上诉人，都会知晓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范围。故上诉人以其不知道为由，规避其违法责任，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在被上诉人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前，其职能部门文昌市执法局已对涉案8口养殖池塘进行现场勘查，并向上诉人进行调查询问，同时还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上诉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上诉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在上诉人申请听证后，文昌市执法局还依法举行听证，充分听取了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并进行集体讨论形成初步处理意见上报被上诉人作出处理决定。故被上诉人根据文昌市执法局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文昌市执法局举行听证后，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向其下达听证意见书或听证结果的情况下，就直接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剥夺了其陈述申辩权。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是“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其中并没有“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向当事人下达听证意见书或听证结果”的规定，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剥夺其陈述申辩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文昌市政府作出的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该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诉请撤销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樊云义要求撤销文昌市政府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的文府[2019]43号《责令拆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樊云义负担。   樊云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撤销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鱼塘的行为违法，给予上诉人赔偿；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一）文昌市执法局在《现场检查记录》上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名”不实，2018年11月12日下午执法人员现场勘查时上诉人并未在现场，更无判决书所称的“不予配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执法人员直接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名”不当，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次，执法人员直接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接受调查询问通知书》贴在离上诉人住处几百米外的老屋，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判决书以该房屋门前摆有锅碗瓢盆便认为这是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错误，老屋堆放废弃物件的情况非常普遍，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就可以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贴在墙上，该送达方式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关于环评，案外人张某在2008年依法取得涉案8口养殖池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于2013年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在当时也不知道需要申报环评手续，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导致手续不全这是众多养殖户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是上诉人个人逃避责任违法的问题。判决书认为无论是张某还是上诉人只要履行了环评报批手续都会知晓深田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范围，这是直接将责任让上诉人承担的说辞。上诉人也可以认为，只要被上诉人在深田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设置标志牌和界桩明确，养殖户或非养殖户都会知晓二级保护区的范围，则就不会在该范围内建设项目而被行政处罚。故一审判决对该认定属于不当。二、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依文昌市执法局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便直接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未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法律规定。文昌市执法局的集体讨论决定并不能认为就是被上诉人的集体讨论，因此被上诉人未经过该项程序便直接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该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三、未经公开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被上诉人主张其依据琼府函[2007]101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文昌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下称《批复》）已划定深田水库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据此对上诉人的挖塘养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但从省政府下达该《批复》直到现在12年期间，被上诉人未将该《批复》向深田水库周边乡村群众公布，也未依《批复》的要求在深田水库设置界桩明确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的范围，而以《批复》为据认定上诉人是在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挖塘养鱼作出行政处罚。一审为了袒护被上诉人的行政违法行为，称其只是工作上不细致之处，不影响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被上诉人即使是工作不细致也应承担未公示而不能作为处罚依据的后果，更不能以一个社会公众都不知晓的所谓客观事实来惩罚上诉人导致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损失，故该批复并不能作为处罚上诉人的依据。四、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法，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应给予赔偿。一审诉讼期间，文昌市执法局已经强制拆除了上诉人的八口鱼塘，执行前未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进行催告，也未依据该法第四十四条予以公告。在被上诉人亲自下达的《责令拆除决定》中告知上诉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依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规定，被上诉人及文昌市执法局在诉讼期间不能强制拆除，即使强制拆除也要依法催告、公告。而被上诉人藐视法律规定，对于其告知当事人的救济途径都没有遵守，在一审诉讼期间，未经过法院对该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即进行强拆，造成上诉人重大利益损失。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也提及被上诉人已经强制拆除要求给予赔偿，但一审判决忽略了该项诉求，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法定程序，应对上诉人予以赔偿。五、被上诉人作出的《责令拆除决定》不符行政合理原则，违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心，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责令拆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但却忽略了被上诉人作出的该行政行为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是被上诉人在生态环境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在2019年7月21日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严防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一刀切”行为的通知》（下称《通知》）中，要求各市县政府“对于划入禁养区而未及时清理退出的，要制订工作方案，加强政策衔接，按时序推进，避免短期突击关停，在清理退出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该《通知》第四项）。上诉人认为，对于相关生态政策的落实上诉人会认真配合，但被上诉人也应按照上级的要求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给予相应的补偿。被上诉人仅因上诉人八口鱼塘的部分地理位置在保护区内，未接受给予上诉人合理退出机制的请求，直接进行强制拆除，现已给上诉人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涉及行政处罚必须遵循公正原则，未能充分考虑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违背统筹兼顾、科学合理的原则，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也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其不便，违背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心和使命，故对该《责令拆除决定》应予以撤销。六、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1、根据文昌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7-14地块深田水库水源保护区测量示意图》，该图对8口鱼塘定点所形成部分区域的标注仅为“陆域二级保护区”，不能证明涉案8口鱼塘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鱼塘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证据不足。2、建设项目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但并不意味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均属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鱼塘养殖虽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列入的农业、林业、渔业中淡水养殖类建设项目，但并无证据证明涉案8口鱼塘属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违背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公正、公开原则，被上诉人下达的《责令拆除决定》和强制拆除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文昌市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本案中，被答辩人的第三项上诉请求属于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予以驳回。二、文昌市执法局送达程序合法。文昌市执法局在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接受调查询问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责令拆除决定书》时，均与被答辩人沟通，但被答辩人均拒绝配合。因此文昌市执法局根据留置送达的法律规定，在被答辩人樊云义所居住房屋张贴上述文书，符合法律规定。且被答辩人能够及时知晓《行政处罚告知书》并向文昌市执法局申请听证，也能在法定期限内对《责令拆除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也能佐证被答辩人能够及时收到上述文书，据此，文昌市执法局已将上述文书送达被答辩人，文昌市执法局送达程序合法。三、答辩人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其中并没有“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向当事人下达听证意见书或听证结果”的规定，答辩人根据《听证笔录》、案件证据及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责令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四、被答辩人主张其不知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为由规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于环境敏感区域，该《名录》同时将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投饵放料进行淡水养殖的项目，列入了对饮用水水源有污染的项目。对于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建设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于2008年2月28日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五十九条第一款已明确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的建设项目。本案中，被答辩人作为养殖户，应当尽到办理环评报批手续的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答辩人在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营的涉案8口鱼塘已威胁公共安全，答辩人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责令被答辩人拆除涉案8口养殖鱼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文昌市政府作出的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文昌市政府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文昌市政府作出的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2008年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海南省人民政府于2007年8月8日批准设立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根据文昌市执法局的现场勘查，上诉人经营的案涉8口养殖池塘位于深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且该8口养殖池塘于建设之初未向文昌市环保部门申请环评审批。因此，被上诉人依照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规定，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虽然没有在深田水库周围设置标志牌和界桩明确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的范围，工作存在瑕疵，但上诉人在建设案涉8口养殖池塘之初亦没有办理环评报批手续。故上诉人以其不知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为由，规避其违法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文昌市政府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在文昌市政府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之前，其职能部门文昌市执法局已经对案涉8口养殖池塘进行现场勘查，并进行调查询问，同时还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上诉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及理由，并告知上诉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在上诉人申请听证后，文昌市执法局依法组织听证，并进行集体讨论形成初步处理意见上报文昌市政府，文昌市执法局是文昌市政府的职能部门，根据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琼编办函[2018]379号《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法制办公室关于同意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基本目录及相关配套文件的批复》文件，文昌市执法局具有污染水生态环境类行政处罚权，其作出的集体讨论决定上报文昌市政府，文昌市政府据此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称该处罚决定没有经过文昌市政府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强制拆除鱼塘的行为违法要求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属二审中新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其可另行诉讼。   综上，文昌市政府作出第43号《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樊云义负担。   审 判 长 杨 健   审 判 员 张 爽   审 判 员 冯 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文健   书 记 员 张镌元   附:适用本案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