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0民终1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普岩，男，195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秀，黑龙江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鲁爱萍，女，195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鹏程，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诚凯，男，198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鹏程，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程普岩因与上诉人鲁爱萍、孙诚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9）黑1003民初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普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秀、上诉人鲁爱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钱鹏程、上诉人孙诚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钱鹏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普岩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鲁爱萍、孙诚凯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程普岩向鲁爱萍、孙诚凯发送的51批次货物当中收购赵始君的部分货物，即第4批次货物清单、第10批次货物清单、第11批次货物清单、第14批次货物清单中标有“鲁”字的货物价款共计139592元，并将标有“鲁”字的上述四批货物认定为是鲁爱萍采购又支付货款，应从程普岩发给鲁爱萍、孙诚凯的货物货款中扣除，上述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鲁爱萍、孙诚凯在上诉状中的自认能够证实，鲁爱萍、孙诚凯已经收到了51批次价值601万余元的货物，并已为上诉人垫付全部货物运费267830元。一审判决认定6012830元货物中价值139592元货物是鲁爱萍、孙诚凯从赵始君处购买，应从6012830元货物中扣除与鲁爱萍、孙诚凯的自认相互矛盾。若程普岩运给鲁爱萍、孙诚凯的货物中含有鲁爱萍、孙诚凯139592元的个人货物，则程普岩与鲁爱萍、孙诚凯不会在本案的多次庭审中均认可鲁爱萍、孙诚凯为程普岩垫付6012830元货物的全部运费267830元，而是由鲁爱萍、孙诚凯负担货物的运费才较为合理。本案审理的9年中历经四五十次庭审，在此期间鲁爱萍、孙诚凯从未提出上述主张，现鲁爱萍、孙诚凯提出该主张却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时，程普岩已经申请证人赵始君与孙丽美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均证实51批次货物价值601万余元，其中标有赵军字样的货物是程普岩向赵始君购买后出售给鲁爱萍、孙诚凯，该部分货款已经全部由程普岩向赵始君支付完毕，该部分货物与鲁爱萍、孙诚凯无关。孙丽美亦证实鲁爱萍、孙诚凯向其汇款是因为鲁爱萍、孙诚凯从孙丽美处购买货物，鲁爱萍、孙诚凯向孙丽美汇款80万余元与程普岩给鲁爱萍、孙诚凯运送的6012830元货物无关，属于孙丽美与鲁爱萍、孙诚凯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在鲁爱萍、孙诚凯向法庭出示的二人向孙丽美汇款的凭证只是80万余元汇款中的一部分，且汇款时间与金额均与一审判决认定标有“鲁”字货物的发货时间及金额不符。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鲁爱萍、孙诚凯在一审提供的28份运输合同中19份的程普岩签字系伪造。程普岩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但被一审法院当庭驳回该申请。程普岩认为一审法院驳回其申请没有法律依据。鲁爱萍、孙诚凯用二人伪造的19份运输合同证实该19份合同中的部分货物是由程普岩发给案外人刘建书、殷书杰，鲁爱萍、孙诚凯的主张从根本上歪曲了本案的事实。为查明案件事实，程普岩申请对19份运输合同进行笔迹鉴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准许。程普岩的诉请是鲁爱萍、孙诚凯给付从2007年3月1日至鲁爱萍、孙诚凯返还货款完毕时止拖欠的货款利息，一审判决鲁爱萍、孙诚凯向程普岩支付从2011年1月1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拖欠货款的利息于法无据。程普岩在一审时向法庭出示了牡丹江市铁岭派出所民警赵文俊及金绍刚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能够证实程普岩从2007年便开始向鲁爱萍、孙诚凯索要拖欠的货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程普岩的上诉请求。鲁爱萍、孙诚凯辩称，1.鲁爱萍、孙诚凯与程普岩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鲁爱萍与孙诚凯已经举证证明案涉51批次货物中仅有28批次由其领受，货物价值为3031015元，但孙诚凯向程普岩汇款495万元，与买卖合同并不相符。程普岩称鲁爱萍、孙诚凯收到51批次货物，那么其应举示51批次货物的运输协议，但程普岩并未举示该证据，故不应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来源于赵始君的货物由其与鲁爱萍、孙诚凯单独结算，全部9批次货款应从案涉款项中扣除。孙诚凯在历次庭审中均表示其与赵始君、张国良、寇万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其货物与程普岩货物同车运输，但货款均单独结算。程普岩称来源于赵始君的货物系其与赵始君结算完毕后不加价出售给鲁爱萍、孙诚凯与事实不符。程普岩又称案涉51批次货物系其出售给鲁爱萍，但其无法解释发给鲁爱萍的货物中部分货物标注“鲁”字及“已付款”字样的原因。鲁爱萍、孙诚凯收到的28批次货物中，9批包含赵始君的货物，合计329540元，应全部扣除，而非仅扣除139592元。3.程普岩要求笔迹鉴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程普岩称鲁爱萍、孙诚凯在19份运输合同中伪造其签字，但程普岩在2005年向广东运输货物价格已经达到600余万元，其业务庞大不可能每次货物运输程普岩均到场，故运输合同中由其员工代为签字符合客观事实。鲁爱萍、孙诚凯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鲁爱萍、孙诚凯不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程普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应当驳回起诉。首先，一审立案的证据系伪造。程普岩在一审时提交了一份伪造的对账单，在程普岩已经承认该对账单中的孙诚凯签名系其伪造的情况下，程普岩的起诉已经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其次，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罪及诬告陷害罪，一审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二、鲁爱萍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1.程普岩不能证明鲁爱萍系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程普岩负有举证证明其与鲁爱萍、孙诚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责任，但程普岩举证的材料均为牡丹江东方装饰材料厂与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之间的资金货物往来凭证，且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的经营者是孙诚凯而非鲁爱萍。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看，向程普岩汇款的是孙诚凯而非鲁爱萍，且程普岩伪造结算单也仅伪造了孙诚凯的名字，以上事实能够说明鲁爱萍与程普岩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鲁爱萍与孙诚凯系家庭经济体并要求鲁爱萍以其全部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孙诚凯与程普岩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程普岩与鲁爱萍在1997年之间系情人关系，2002年双方同居，为帮助程普岩经营生意，孙诚凯在东莞市成立了木材经营部专门为程普岩销售货物，除去店铺经营所需的必要费用外，所获资金均汇给程普岩用于资金周转及扩大生产。程普岩在东莞市有孙诚凯、殷书杰、刘建书三家销售其货物。故孙诚凯仅帮助程普岩销售货物，并未取得货物的所有权，孙诚凯汇给程普岩超出货物价值的部分不能称之为价款，孙诚凯与程普岩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四、程普岩应当向孙诚凯返还1918985元不当得利。2005年程普岩向东莞市发货51批次，其中仅有28批次发给孙诚凯。程普岩、赵始君、张国良、寇万会系朋友关系，均在牡丹江从事木材生意，因鲁爱萍与程普岩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系情人关系，孙诚凯与其余三人结识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述三人的货物经常与程普岩的货物同车运输给孙诚凯，并在发货明细中注明发货人姓名。货物运输至东莞后，孙诚凯再与三人结算。若发货明细中的货物均由程普岩提供，其应举证证明与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程普岩未能证明其与赵始君、张国良、寇万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么程普岩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认定孙诚凯与三人结算完毕，该三人的价值528793元的货物不应计算在程普岩的货物价值中。程普岩仅向孙诚凯运输28批次货物共计3031015元，孙诚凯向程普岩汇款495万元，如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么程普岩应当向孙诚凯返还1918985元的不当得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鲁爱萍、孙诚凯的上诉请求。程普岩辩称，1.程普岩的行为并不涉及刑事犯罪。鲁爱萍被刑事立案并被批捕羁押的原因是，鲁爱萍谎称程普岩已偿还完毕全部借款的25万元借条丢失，并以此为由拒绝向程普岩返还其为鲁爱萍出具的25万元借条。程普岩已偿还完毕借款后，鲁爱萍又用该份借条到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起诉程普岩，要求程普岩再一次偿还25万元借款。在这种情况下，程普岩无奈才选择到公安机关报案，程普岩报案内容均是鲁爱萍真实行为，并不存在虚构事实。故程普岩根本不构成诬告陷害。2.鲁爱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鲁爱萍在2011年7月4日上诉状中及本案本次一审庭审中均自认51批次价值601万余元货物名称、规格、价款、发货时间是其与程普岩约定的，495万元货款也是孙诚凯在鲁爱萍的授意下向程普岩支付，上述自认内容充分证明鲁爱萍是本案适格主体。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民再306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该裁定书已认定鲁爱萍、孙诚凯收到程普岩51批次价值601万元货物并由二人垫付货物运费267830元的事实。3、鲁爱萍、孙诚凯主张其已收到程普岩所发货物中，含9批次价值329540元从赵始君处收购的货物，该货物是鲁爱萍自行从赵始君处购买并已结算完毕，应从程普岩所发货物货款中扣除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鲁爱萍及孙诚凯在本案本次一审庭审中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七是二人自制收货清单二张，证明其收到的程普岩货物中有9批次价值329540元货物是其自行从赵始君处购买并已结算完毕。鲁爱萍及孙诚凯出示证据八是银行汇款凭证6张，证明在2005年7月至12月其二人通过银行向孙丽美汇款6次共计37万元用于支付赵始君的货款。该两组证据体现的支付货款的时间、金额及收款人均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故鲁爱萍及孙诚凯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到的程普岩所发货物中含有的从赵始君处收购9批次价值329540元货物是鲁爱萍自行从赵始君处购买并已结算完毕的事实。4、鲁爱萍及孙诚凯在上诉状中仍坚持用2005年4月3日标明收货人为殷书杰和2005年7月7日标明收货人为刘建书的两份运输单来主张51批次货物中有20余批次货物是发给殷书杰和刘建书，以及孙诚凯仅收到28批次货物的虚假事实。鲁爱萍及孙诚凯还依据伪造的运输单向程普岩主张1918985的不当得利款项。在本次庭审前，程普岩已多次要求法院对上述运输单中“程普岩”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均被法院驳回鉴定申请，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程普岩的鉴定申请。程普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被告鲁爱萍、孙诚凯给付原告货款1377236元；二、诉讼费由被告鲁爱萍、孙诚凯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给付货款利息54465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程普岩系牡丹江市东方装饰材料厂业主，被告孙诚凯系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个体经营，营业执照已于2008年10月9日被缴销）负责人，被告鲁爱萍与孙诚凯系母子关系，一直共同生活；2005年－2006年期间原告程普岩给被告鲁爱萍、孙诚凯发送了51批次金额为6010000元的货物，被告接收并支付了4950000元货款，同时代付运费267830元；在这51批次货物清单中显示，共有11批次货物中包含有从赵军（赵始君）处购进的货物；还有标注有“郭”、“国良”、“小扣”、“孙四”的货物；被告孙诚凯曾于2006年7月至12月间向赵始君的爱人孙丽美帐户分6次汇款共370000元。另查明，2010年10月8日鲁爱萍向本院起诉程普岩欠款纠纷，2010年12月3日程普岩向牡丹江市公安局阳明分局举报鲁爱萍诈骗，鲁爱萍被羁押期间程普岩于2011年1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案，2014年11月13日牡丹江市公安局阳明分局对鲁爱萍作出牡公阳（刑）撤案字（2015）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2015年8月3日作出牡公阳赔字（2015）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鲁爱萍进行了国家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点有三个：一、被告鲁爱萍在本案中是否是适格的被告；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三、原告所请求的给付货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被告鲁爱萍在本案中是否是适格的被告。首先，本案在本院历经三次一审，鲁爱萍均未提出主体资格问题，也未提出其受孙诚凯委托、帮忙收取货物问题；其次，本次庭审中，被告提交了证据四《核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通知书》，结合原告自认的发货给孙诚凯、由孙诚凯支付货款，用以证明被告鲁爱萍与原告程普岩之间没有货物和支付货款往来，从而证明鲁爱萍在本案中不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但是，庭审中，鲁爱萍认可其与孙诚凯系母子关系，一直共同生活，孙诚凯的父亲早亡，至2010年孙诚凯结婚后，鲁爱萍仍然与孙诚凯共同生活，可以确定鲁爱萍与孙诚凯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系同一个家庭经济体；再次，在二被告共同向上级法院提交的上诉状中，始终把鲁爱萍与孙诚凯共同称为“上诉人”，且所作出的陈述并没有把二“上诉人”分开，庭审中鲁爱萍自认原告的发货都是由其收、验及孙诚凯按照自已的指示支付货款。综合以上理由，本院认定鲁爱萍在本案所涉货物、货款往来中与孙诚凯系共同的责任主体，鲁爱萍在本案中的被告主体适格。二、关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程普岩主张被告应偿还因买卖合同而拖欠的货款1377236元，其用以证明自己该主张的证据均未被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六至证据十四），尽管被告举示了“对帐单”（被告的证据一），但因该证据双方均承认不合法（该对帐单上的“孙诚凯”并非本人亲笔书写）而不能作为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有效证据，故，原告依上述证据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的规定，由于二被告于2011年7月4日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中陈述“经对帐，核查，2005年－2006年期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运发货往来金额共计601万元”，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能够确认二被告认可2005年至2006年期间收到程普岩发货51批次，货款为6010000元的事实，同时被告又举示了其向原告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及代付运费267830元的证据，故双方的民事行为已经符合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要件，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关于原告所请求的给付货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既然双方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原告到底给被告发了多少货，哪些货物是原告给被告发的，哪些是被告自己发的（与原告发货同车的货物），价值几何，被告应给付货款是多少，实际给付了多少，是否拖欠，拖欠多少，是本案必须查清的问题。首先，如上所述，二被告认可2005年至2006年期间收到程普岩发货51批次，货款为6010000元的事实，同时被告又举示了其向原告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及代付运费267830元的证据，原告程普岩也认可，虽然二被告辩称其只收到28批次的货，其应付货款为3031015元，但其自认已付货款4950000元，并称其多付的货款1918985元是原告的不当得利、双方存在着“家庭经营模式”，但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常理相悖。故可以确定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92170元；其次，二被告提交了原告程普岩向其发货51批次的传真件，该51张传真件与程普岩手中的原件一致，51张发货传真件明细中包括赵始君（赵军）部分货物，被告称此系其与赵始君（赵军）形成的买卖关系。经查，51张传真件中确实有11批次中记录有赵始君（赵军）的部分货物，被告认可其中9批次中的标有赵始君（赵军）的货物系其与赵始君（赵军）形成的买卖关系，由其单独与赵始君（赵军）结算，其中第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1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34633元，第7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11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已付款”字样）30067元，第9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23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23974元，第10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3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46389元，第11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12127元，第1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1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有两笔（均标有“鲁”字）共46443元，第16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26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27707元，第18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5月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50423元，第20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5月1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57777元，上述款项共329540元。对此，原告程普岩予以否认，并称二被告系大客户，外购的货物也不多，运费也不高，就没有加价及向被告索要运费，传真件上标注的人名只是作为区分，当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时能确定是谁的货。本院认为，结合被告鲁爱萍陈述的其与原告程普岩有“特殊关系”，同时51份传真件上还标有“国良”、“小扣”、“郭”、“孙四”等人的货物，虽然被告称“国良”、“寇万会”的货物也是被告与国良、寇万会单独结算，但其没有提交证据对此证明，而货物是原告发给被告，被告予以接收并支付货款，故程普岩的上述陈述符合常理。但是，第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1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34633元，第10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3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46389元，第11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12127元，第1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1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有两笔（均标有“鲁”字）共46443元，合计139592元，这4批次货物中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物中都标有“鲁”字，该字与被告鲁爱萍的姓氏相同，且51批次货物清单均是由程普岩的工作人员填写并经程普岩认可后发给被告的，程普岩认为该字无任何意义不符合常理，且被告又提交了其向赵始君爱人孙丽美汇款的银行凭证，赵始君虽然出庭证实该汇款与程普岩货款无关，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认定上述4笔货物往来是鲁爱萍自己采购的货物，自己支付的货款，应从原告发给被告货物的货款中扣除。综上所述，截止至本案第一次起诉时（2011年1月10日），二被告应给付原告程普岩货款652578元并应支付相应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鲁爱萍、孙诚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程普岩货款652578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1月10日（起诉之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本判决生效前已经履行的部分，按实际履行之日扣除相应的本金及利息；二、驳回原告程普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16元，由原告程普岩负担12531元，被告鲁爱萍、孙诚凯负担1128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鲁爱萍、孙诚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程普岩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申请证人赵始君、孙丽美出庭作证，意在证明案涉51批次发货单中所记载的从赵始君处收购的货物全部是程普岩向赵始君支付的货款，与鲁爱萍、孙诚凯无关。鲁爱萍、孙诚凯向孙丽美通过银行汇款37万元支付的是鲁爱萍从孙丽美处购买木皮的款项，该批木皮与51批次发货单中记载的程普岩从赵始君处收购的木皮不发生关系。从2005年7月至2006年1月，鲁爱萍及孙诚凯共向孙丽美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货款70余万元，案涉37万元汇款是这笔70万元木皮款中的一部分，与程普岩向赵始君购买支付的木皮款无关。上诉人鲁爱萍、孙诚凯质证称，赵始君的证言已经证实了赵始君、孙丽美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木皮生意，2005年鲁爱萍、孙诚凯与赵始君夫妻有过购销木皮业务。发货时需要由货站到现场取货，货站同时运输10至20家的货。其共同经营的货物中有程普岩的，也有鲁爱萍的，所谓的单独结算没有其他证据支撑，故该证人证言与其一审证言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孙丽美的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鲁爱萍与孙丽美、赵始君在2004年就存在业务往来且一直延续，且有汇款记录可以证实，故孙丽美称2005年7月份以后才与鲁爱萍存在业务往来与事实不符。鲁爱萍、孙诚凯已经申请调取一审庭审的监控录像，一审时合议庭看过录像后否认孙丽美的证人资格。孙丽美与赵始君的证言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故该证言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赵始君、孙丽美均已在一审出庭作证，且孙丽美在一审作证前在法庭外听到了庭审内容其所作证言未被采信，据此，赵始君、孙丽美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程普岩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二审采纳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并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程普岩与孙诚凯、鲁爱萍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鲁爱萍是否本案适格被告；2.标有“鲁”字价值139592元的货物是否系鲁爱萍采购并支付的货款；3.鲁爱萍是否应支付自2011年1月10日至给付之日拖欠的货款利息；4.本案案件线索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关于程普岩与孙诚凯、鲁爱萍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鲁爱萍是否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孙诚凯、鲁爱萍于2011年7月4日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中陈述“经对帐，核查，2005年－2006年期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运发货往来金额共计601万元”的情况，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孙诚凯、鲁爱萍于2005年至2006年期间收到程普岩发货51批次，货款为6010000元，并向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及代付运费267830元的事实，双方的民事行为已经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要件，故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孙诚凯、鲁爱萍提出其与程普岩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孙诚凯、鲁爱萍另提出鲁爱萍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鲁爱萍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鲁爱萍在原审中认可其与孙诚凯系母子关系，一直共同生活，孙诚凯的父亲早亡，至2010年孙诚凯结婚后，鲁爱萍仍然与孙诚凯共同生活，二人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应为同一个家庭经济体，结合鲁爱萍自认程普岩的发货都是由其收、验及孙诚凯按照自已的指示支付货款，再结合鲁爱萍在原审多次庭审中均未提出其受孙诚凯委托、帮忙收取货物的情况，原审认定鲁爱萍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并无不当。关于标有“鲁”字价值139592元的货物是否系鲁爱萍采购并支付的货款的问题。本院查明，孙诚凯、鲁爱萍2005年至2006年期间收到程普岩发货51批次，货款为6010000元，同时孙诚凯、鲁爱萍向原告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及代付运费267830元，结合51批次货物中有4批次货物清单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物（标有“鲁”字）货款合计139592元，系鲁爱萍自己采购货物自己支付的货款的情况，原审判决孙诚凯、鲁爱萍给付程普岩货款652578元及相应的利息是合适的。程普岩提出其向鲁爱萍、孙诚凯发送的51批次货物当中收购赵始君的部分货物，即第4批次货物清单、第10批次货物清单、第11批次货物清单、第14批次货物清单中标有“鲁”字的货物价款共计139592元，一审认定为鲁爱萍采购，并由其支付货款，认定事实错误。经查，鲁爱萍、孙诚凯与赵始君、孙丽美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程普岩又不能对货物清单中标有“鲁”字的货物做出合理解释，一审认定赵始君处价值139592元的四批货物为鲁爱萍采购并由其支付货款并无不当。程普岩虽然申请赵始君、孙丽美出庭作证，但该二人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程普岩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孙诚凯、鲁爱萍提出程普岩仅向孙诚凯运输28批次货物共计3031015元，孙诚凯向程普岩汇款495万元，如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程普岩应当向孙诚凯返还不当得利1918985元。因孙诚凯、鲁爱萍不能对28批次以外的19批次货物系其所购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孙诚凯、鲁爱萍的此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程普岩提出鲁爱萍、孙诚凯用二人伪造的19份运输合同证实该19份合同中的部分货物是由程普岩发给案外人刘建书、殷书杰，为查明案件事实，程普岩申请对19份运输合同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因孙诚凯、鲁爱萍并未坚持19份运输合同系程普岩亲笔签名，且本院已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对程普岩为孙诚凯、鲁爱萍发货情况及孙诚凯、鲁爱萍汇款情况进行了认定，本案进行笔迹鉴定没有实际意义，对于程普岩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鲁爱萍是否应支付自2011年1月10日至给付之日拖欠的货款利息的问题。程普岩提出其在一审时向法庭出示了牡丹江市铁岭派出所民警赵文俊及金绍刚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能够证实程普岩从2007年便开始向鲁爱萍、孙诚凯索要拖欠的货款，鲁爱萍、孙诚凯应给付从2007年3月1日至鲁爱萍、孙诚凯返还货款完毕时止拖欠的货款利息。本院认为，因两位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一审对证人证言未予采信，并据此判决鲁爱萍、孙诚凯承担自2011年1月10日（起诉之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货款利息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案件线索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孙诚凯、鲁爱萍提出程普岩在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罪及诬告陷害罪，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因孙诚凯、鲁爱萍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程普岩在本案中涉嫌假诉讼罪及诬告陷害罪，本案不符合裁定驳回起诉的条件，故本院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程普岩、孙诚凯、鲁爱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23元，由上诉人程普岩负担22097元，由上诉人孙诚凯、鲁爱萍负担103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 山审 判 员  王 欢审 判 员  于 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想书 记 员  于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