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超峰，男，196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思，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融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66号2706/2707室。法定代表人：邱孟宇，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孟宇，女，199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俊峰，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博宇，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超峰因与被上诉人武汉融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1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超峰的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邱孟宇、融广公司连带返还1,081,748.87元；2.判决胡俊峰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并非汪超峰的真实意思，应是无效的。首先，2016年3月，汪超峰经人介绍到融广公司，融广公司称可以零首付帮汪超峰购房，具体操作是：由双方选好指定的二手房屋，由融广公司帮忙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并出首付款帮汪超峰购得房屋，并登记在汪超峰个人名下，汪超峰再以装修贷在湖北银行贷款，将贷款的钱来偿还融广公司的首付款出资，后汪超峰无力承担银行贷款按揭，才又找到融广公司以及胡俊峰要求帮忙出售房屋，才形成本案。而案涉所谓的《借名购房协议》只是为了融广公司以及胡俊峰方便办理银行贷款需要，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次，按照一审判决所说2016年10月武汉地区才实施限购，那么本案《借名购房协议》是在2016年3月签订，因此可以得知该协议根本不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而且邱孟宇名下也没有其他房屋，其也根本没必要通过借名来进行购房。二、案涉御景苑房屋应为汪超峰所有。首先，汪超峰作为案涉御景苑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登记人，卖房子前，不动产权证一直由汪超峰自行占有保管，至于庭审中所说汪超峰承认从未持有过产权证，是胡俊峰代理人询问汪超峰是否持有过产权证，因汪超峰未听清问话，后让对方重复一遍，其代理人就认为汪超峰已承认，将汪超峰的意思表示予以曲解，认为其从未持有案涉房屋的产权证，系事实认定错误。其次，通过汪超峰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可知，汪超峰曾向胡俊峰讨要房产证，胡俊峰也称证件已不在他这，那么胡俊峰回答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第三，根据汪超峰提供的银行还贷的凭证可知，自2016年起到2017年1月之前的银行按揭都是由汪超峰偿还，即使显示“自动还贷”也是从汪超峰的银行卡中进行划扣的，且在汪超峰手中也有银行贷款按揭合同予以证实。此外，邱孟宇之所以偿还剩余按揭，是因为其急于以出售房屋，以获得非法所得，这更无法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第四，本案汪超峰所支付并不仅仅是69,864.47元的银行按揭贷款，还有偿还融广公司垫付的首付款30万元，该笔还款是由银行直接汇至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账户，但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却矢口否认，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此外，在一审庭审中胡俊峰出示的证据都为邱孟宇所有，邱孟宇作为证据持有人却从未到庭，而其又是融广公司的法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到本案的责任承担，但一审法院却未予查明。综上所述，恳请二审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并依法改判。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汪超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邱孟宇、融广公司连带返还售房款1,850,000元以及占用资金期间利息148,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8年2月1日暂计至2018年6月1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经济损失300,000元，合计2,298,000元；2.胡俊峰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邱孟宇、融广公司、胡俊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5日，汪超峰和邱孟宇签订《借名购房协议》，约定：邱孟宇因故不便以自己名义购买新的住房，委托汪超峰以汪超峰名义购买御景苑房屋一套。汪超峰接受邱孟宇的委托，以汪超峰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全部由邱孟宇支付，邱孟宇是实际出资人和御景苑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汪超峰愿意配合邱孟宇办理御景苑房屋的购房手续，包括：签订购房协议和中介服务协议在内的相关协议，也包括办理缴纳和支付相关税费手续、申请办理房产证过户等手续。上述手续，视情况由汪超峰亲自出面办理，或由汪超峰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邱孟宇，由邱孟宇具体办理。与御景苑房屋相关的购房合同、房产证、房款收据、契税凭证等所有付款凭证和证件均由邱孟宇持有和保管。如因购房需要以汪超峰名义贷款，汪超峰同意配合，但邱孟宇应保证按时偿还银行贷款，如未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给汪超峰造成损失，由邱孟宇负责赔偿。在无实际损失或损失不好确定的情况下，汪超峰有权根据邱孟宇延期支付时间，按每日10元的标准要求邱孟宇支付违约金。御景苑房屋登记在汪超峰名下，其实际所有权归邱孟宇所有，即邱孟宇享有御景苑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御景苑房屋的实际处分权归邱孟宇，视邱孟宇意愿，汪超峰配合邱孟宇处分房屋。邱孟宇认为可以将御景苑房屋转移到邱孟宇或邱孟宇指定的其他人名下时，汪超峰配合按买卖或赠与等方式将房屋过户给邱孟宇或邱孟宇指定的其他人。如邱孟宇需要出售御景苑房屋，由邱孟宇确定买家和相关交易事项，汪超峰配合办理房屋出售等相关手续，售房所得款归邱孟宇所有。在御景苑房屋登记在汪超峰名下期间，可根据邱孟宇需要将该房屋抵押给邱孟宇或邱孟宇指定的其他人，用于办理借款、贷款或邱孟宇认为需要的相关事项。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汪超峰在该协议尾部承诺：汪超峰已知悉邱孟宇实际出资以汪超峰名义购房一事，并表示认可该房实际归邱孟宇所有，汪超峰不对该房提出权利主张。《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及《武汉市房屋交易权属登记及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载明：御景苑房屋于2016年3月29日以市场买受方式登记于汪超峰名下，建筑面积“249.7平方米”，成交价“149.84万元”，房屋所有权证的证书编号“夏2016002745”。查询单还载明：由徐馨月领取御景苑房屋的不动产权证。2017年1月11日，汪超峰出具《委托书》，载明：汪超峰决定出售御景苑房屋，全权委托邱孟宇为其代理人，代理提前偿还借款、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结清证明和他项权证，办理御景苑房屋的注销抵押登记，代理出售御景苑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收全部售房款，代理到房地管理部门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委托期限为自公证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结之日止。2017年1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载明：汪超峰在前述《委托书》上签名、按右手食指印。2018年2月1日，邱孟宇以汪超峰的名义与金雨晨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载明：御景苑房屋买卖成交价格185万元，过户当天付首付，后期尾款银行支付。2018年2月27日，汪超峰曾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了御景苑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载明：御景苑房屋的房贷于2018年1月30日结清。《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载明，户名汪超峰，账户尾号96×××35，所购房产御景苑房屋，查询日期2016年3月25日至2017年3月25日，2016年3月25日放贷1,190,000元，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12月21日分别自动还贷，合计69,864.47元。胡俊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过期催款通知书》载明，户名汪超峰，账户尾号96×××35，截止2017年3月27日，汪超峰还贷拖欠3期，拖欠本金11,666.36元，累计拖欠利息14,124.82元。胡俊峰向一审法院提交6张《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载明：户名汪超峰，账户尾号96×××35。其中，日期为“20170327”的还款凭证“偿还本金11,666.36元，偿还利息14,124.82元”；日期为“20180130”的还款凭证“偿还本金1,107,952.20元，偿还利息4,372.22元”；其余还款凭证记载了其他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汪超峰和邱孟宇签订的《借名购房协议》，《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武汉市房屋交易权属登记及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汪超峰向邱孟宇出具的《委托书》、《公证书》，《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过期催款通知书》，《个人贷款还款凭证》等证据加以证明。上述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经双方当事人质证，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说明、质疑与辩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虽然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涉及借名买房协议的案件因其目的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而被判决无效。但是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理由如下：其一，限购政策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调控管理手段，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为了减小市场需求，改变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影响房屋的成交量及成交价格，合理引导投资，避免通货膨胀，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效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政策调控系从宏观着手，而借名人暨实际购房人占用了被借名人暨名义购房人的购房资格，被借名人即失去了购房资格，从调控总量上来看，政策目的并未落空，其对调控对象的限制从实际购买人转移至被借名人身上，调控总量并未因此减损，实际购买人违反限购政策借名买房，只是投资方式出了问题，不符合前述的管理性规定，并不会导致本地区限购政策的落空，并不损害公共利益。其二，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10月3日公布《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我市部分区域实行住房限购限贷措施的通知》，决定住房限购限贷范围为武汉市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区以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含汉南区）、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区域。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6年12月21日公布《武汉市房管局关于扩大住房限购范围的通知》，决定武汉市住房限购范围除七个中心城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开发区（不含汉南区）、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外，新增东西湖区、江夏区、黄陂区的部分区域，并于2016年12月22日起施行。由此可知，御景苑房屋所在区域江夏区于2016年12月22日才被划定在武汉市的限购范围内。因此，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案涉《借名购房协议》，以及根据该协议于2016年3月29日将御景苑房屋登记于汪超峰名下的行为没有违反武汉市限购政策。其三，案涉房屋并非禁止流通物，在符合交易条件并缴纳税款后进行交易，并不会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综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案涉《借名购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汪超峰、邱孟宇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适格主体，有缔结契约的能力；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案涉《借名购房协议》符合相应的形式、合同的标的确定、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不存在瑕疵，应该尊重双方当事人自由的选择，允许当事人自由订立合同，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应认定为有效。二、案涉御景苑房屋汪超峰无权处分合法性是一切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就登记生效的物权变动而言，该条规定体现的精神是，法律推定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权属状况以及权利限制事项与真实情况保持一致。这主要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簿在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认定上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该推定力是指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另一方面，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作为一种权利推定，本质上是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法律对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的规定是一种证明责任或举证负担的规范，与实体权利的归属并不直接相关。因此，诉讼中，若当事人就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则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人首先被推定为真实物权人，对此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作为一种法律拟制事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物权权属状态并不总是会与真实物权状态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据此，从不动产的登记制度而言，登记是物权的公示方法，它具备的仅仅是物权的正确推定效力，并不能真实体现物的归属情况。故在民事诉讼中允许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其能够证明真实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人民法院可以推翻登记簿记载所证明的物权状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确认不动产物权的权属。也就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簿不具有“绝对”的证据力，不能仅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簿确定不动产的权属，而应当依据不动产真实的权利状况确定不动产的权属。不动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显示的所有权人为谁并不代表真正的权利所有人即为此人。基于本案借名购房行为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冲突，由此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御景苑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是否存在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状态不一致，应当依据该不动产真实的权利状况对案涉房屋的权属予以确定，故案涉御景苑房屋汪超峰无权处分。理由如下：其一，根据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当事人汪超峰、邱孟宇之间的真实意思是邱孟宇购买房屋并取得所有权，汪超峰虽然根据相应的房屋买卖合同等文件被登记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但这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作出的权属登记因此而不具有原因行为的基础，从而导致最终形成的登记权利状态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此时，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力将因有证据证明权属的真实状态而遭到否定，从而应回归真实权利状态。其二，根据前述分析，我国物权法并未接受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因此，物权行为的效力受到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债权行为会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会导致物权变动本身受到影响；只有当债权行为有效，据此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才具有效力。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按照合同的约定，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事项与实际状况不一致，汪超峰只是房屋的名义所有人，邱孟宇享有实际权利。其三，房屋产权证书是房屋产权的重要凭证，产权人一般不会随意交给他人。汪超峰在庭审中曾经陈述过其从未持有案涉御景苑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虽然嗣后汪超峰改口，但证据显示，领取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之人系徐馨月，并非汪超峰，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徐馨月将房屋所有权证交付给了其本人，反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由邱孟宇长期持有，汪超峰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邱孟宇持有的原始房屋所有权证具有非法性，汪超峰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由其长期支配使用，并对此不能作合理解释。此外，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案涉房屋的首期房款，虽然汪超峰提供了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用以证明其偿还了按揭的房贷，但是，既然是借名购房，按揭的房贷当然是名义上列入汪超峰的名下，仅凭此不足以证明系由汪超峰本人还贷，该个人贷款对账单上记载的是“自动还贷”，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个人贷款对账单上“自动还贷”的69,864.47元系其本人支付，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相关银行按揭合同、还款银行卡等原件均由汪超峰持有，证据显示，与御景苑房屋相关的购房合同、房产证书、房款收据、契税凭证等所有付款凭证原件均由邱孟宇持有和保管，印证了《借名购房协议》的实际履行。而绝大部分房贷的偿还，系由邱孟宇经手。汪超峰对其购房出资由其本人支付既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且证据之间亦不能互相得到印证，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案涉御景苑房屋虽登记于汪超峰名下，但属于代持有性质。汪超峰在原本没有购房意愿的情况下，在利益驱使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张案涉房屋权利不应获得支持。如前所述，从司法自治原则而言，实际购房人邱孟宇和名义购房人汪超峰根据自由意志签订《借名购房协议》，这符合司法自治的原则，依照该协议约定，借名人享有房屋权益，故案涉房屋不能根据登记来判断所有权的归属，其实际权利人是邱孟宇。三、汪超峰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从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关系而言，在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物的支配秩序即物权的静态利益，相对于物的交易秩序即物权的动态利益，更具有重要性，故法律以保护事实物权为基本出发点。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也应保护实际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在借名购房的情形下，借名人邱孟宇对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属于事实物权中的符合当事人本意的事实物权，故确认其权利自是当然之义。案涉《委托书》系在《借名购房协议》的基础上，事实上将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归于本源，汪超峰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借名购房协议》有效的情形下，汪超峰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名购房协议》约定，汪超峰视邱孟宇意愿配合邱孟宇处分房屋，汪超峰愿意配合邱孟宇办理御景苑房屋的购房手续，视情况由汪超峰亲自出面办理，或由汪超峰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邱孟宇，由邱孟宇具体办理。如邱孟宇需要出售御景苑房屋，由邱孟宇确定买家和相关交易事项，汪超峰配合办理房屋出售等相关手续，案涉《委托书》的内容反映了《借名购房协议》的约定，因此，案涉《委托书》是汪超峰依据《借名购房协议》的约定内容而出具，《委托书》没有约定御景苑房屋出售所得款项的分配方案，汪超峰基于《委托书》所提出的诉讼主张没有依据，其应当按照约定配合办理房屋出售等相关手续，售房所得款归邱孟宇所有。汪超峰请求邱孟宇返还卖出御景苑房屋所得款项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其二，汪超峰诉请邱孟宇返还售房款1,850,000元以及占用资金期间利息，如前所述，没有证据证明汪超峰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退一步讲，即使汪超峰提供的其该个人贷款对账单上“自动还贷”的69,864.47元均系其本人支付，显示的也只是汪超峰就案涉房屋仅仅出资了69,864.47元；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的1,850,000元售房款中，偿还银行按揭“本金1,107,952.20元，利息4,372.22元”，故汪超峰的诉请严重有悖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不能得到支持。其三，汪超峰诉请赔偿经济损失300,000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其三，汪超峰诉请融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并未约定融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融广公司也不是案涉《借名购房协议》以及《委托书》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融广公司也没有法律规定的连带责任。由此而论，汪超峰诉请胡俊峰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自然没有任何合理依据。其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现经本院释明，汪超峰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人民法院认定的不一致时变更诉请与否，态度是“可以”。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否变更其诉讼请求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通常而言，胜诉是当事人的追求，诉讼请求最大程度获得支持是当事人诉讼的终点，即实现利益最大化，选择权属于当事人。用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获得法院支持，是当事人如何行使处分权的问题。当事人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不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不能替代当事人依职权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否则就违背法院居中裁判的角色。在汪超峰经释明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赖以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当，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判决：驳回汪超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120元，由汪超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汪超峰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汪超峰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拟证明汪超峰在湖北银行贷款用于偿还邱孟宇垫付的房屋首付款，实际上房屋首付款是汪超峰支付的。经质证，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新证据，一审时是可以调取的，即使借款合同是真实的，借款用途没有约定，并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汪超峰提供的该份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中的18万元的借款，和汪超峰所称的12万元的信用卡支出和现金，本院在调查中询问汪超峰：18万元的借款和12万元的信用卡支出和现金有没有证据证明到了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的账户？汪超峰答复：没有。汪超峰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汪超峰偿还邱孟宇垫付的房屋首付款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融广公司、邱孟宇、胡俊峰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6年3月15日，汪超峰和邱孟宇签订《借名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法律没有禁止借名买房事宜，且双方订立合同时间段内，所购房屋所在地区未实施限购政策情况下，《借名购房协议》为有效协议，合同各方均应全面实际履行。汪超峰认为该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履行中，证据显示，汪超峰未实际支付购房款，汪超峰本人也未到房地产部门领取房屋不动产证，未在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未偿还银行大部分贷款。虽然汪超峰名下账户偿还了69,864.47元的银行按揭贷款，汪超峰不能证明该部分款项来源于汪超峰自有资金，且《借名购房协议》中对汪超峰名下账户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已经约定为：如未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给汪超峰造成损失，由邱孟宇负责赔偿。一审中，汪超峰未提供汪超峰名下账户有未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的证据，也未对此提出相关诉讼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汪超峰仅依69,864.47元的银行按揭贷款是汪超峰名下账户偿还款项，不能达到证明涉案房屋归汪超峰所有的目的。汪超峰上诉认为案涉御景苑房屋应为汪超峰所有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借名购房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现汪超峰要求邱孟宇、融广公司返还房屋出售款，不符合双方在《借名购房协议》中的约定，也无法律依据。汪超峰要求邱孟宇、融广公司连带返还1,081,748.87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汪超峰提出要求胡俊峰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问题，汪超峰未提供证据证实融广公司对汪超峰有到期不能清偿的债务存在，胡俊峰无需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汪超峰的部分债务，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汪超峰该部分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汪超峰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535.7元，由汪超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红审判员  李 文审判员  叶 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