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85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良，男，1957年5月8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退休职工，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芹，女，196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法定代表人：孔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泉，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福良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民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2民初12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福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好民居公司赔偿逾期进户违约金14193.87元。事实和理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5月全国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之前，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期内的购房人起诉，一直不予立案。为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规定，一审法院才从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同类案件的起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同类案诉讼时效的中断，致使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购房人提起诉讼以及后期参与诉讼审理的活动，均是其持续主张和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直到法院判决后将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才是有关程序的终结，诉讼时效期间才可重新计算。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好民居公司上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驳回，送达之日应该是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的时点。按实际情况推算，这一时点最早应该是2016年末。按此时点计算，时效期三年应从2016年末起至2019年止。（而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延后，具体确切日期，法院可以据实予以确认。）购房人的起诉时间是在2018年之内。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的问题。这是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以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主观臆定所谓时效期间，严重适用法律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必须是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并具有诉讼请求权时才可以起算。就本案说，购房人的进户之日才应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对这一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好民居公司提供的证据，省高法（2017）黑民再30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好民居公司在法庭上也予以认可。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召开会议，就延迟进户事宜提出要求，此时购房的购房人还没有进户，延迟进户的具体天数，及好民居公司应赔付违约金的数额还无法确定，权利人还不能行使诉讼请求权，也就是本案法律上的诉讼时效期还没有发生。因此，在诉讼时效期没有发生时，也就不应有诉讼时效期的中断，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在诉讼时效期没有发生之前，于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时）诉讼时效就发生了中断。随之又主观臆断，以一审法院2015年5月8日开始受理本同类案起诉为时点，重新计算三年时效期至2018年5月8日届满，依此臆断而判决购房人起诉超过时效期间败诉。这一认定，使时效期中断在前，而实际的时效期发生在后，完全违背了事实的基本逻辑。这一主观“认定”，置法律的常识于不顾，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使人难以置信是出自司法审判的职能机关。据此，李福良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纯属主观臆定，即违背逻辑性质，又违背基本事实，更违背法律规定，从而导致主观臆断的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使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故意曲解相关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完全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最后判决结论的表述是：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本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李福良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故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驳回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不但规定了三年为诉讼时效期间，而且还明确规定了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计算，即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依据此法条，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不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也就自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起始的第一天，必须是依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从2015年5月8日开始计算时效期的理由，依法能否成立呢？首先，从法律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法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这一法律规定，重新计算时效期间必须是在中断事由消除终结之时。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诉讼时效因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的事由发生中断，到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相同起诉被告案件时，时效中断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中断持续时间就“应已结束”吗？一审法院没有提出法律依据。时效中断“逾一年半有余”，就可以使原中断事由消除终结吗？显然不能。中断事由没消除终结，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就无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在这里只是独家说事，主管臆断“时效中断持续时间应已结束”，从2015年5月8日起计算时效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再者，从事实角度看。一审法院在2015年5月8日这一天，只是刚刚开始受理几起同类案件的起诉，也不是审理，更不是判决，也无任何形式的公示，对社会不具有任何公示作用，并且，也不是就在这一天受理了三千多起同类案件。众多业主在这一天，怎么就会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当通过起诉主张权利呢？这一天众多业主“应当知道”的条件不存在，证据也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三年时效期间，到2018年5月8日届满，也是主管臆定，没有基本的事实作依据。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为掩盖其判决结论的于法无据，在最后的判决词中，竟使用了故意曲解法律的手法，来“认定”李福良起诉超过时效期间，判决李福良败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及司法解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是指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日期，并不是一个期间。只有确定在这个具体日期，权利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才能确认依次日期开始的三年诉讼时效期的成立，从而，才能认定起诉是否超过时效期间。而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却故意不提是具体日期的哪一天，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而是提出“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李福良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却未及时主张权利”。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哪一天李福良“应当知道”？一审法院没有提，也不敢提，因为没有具体证据，也没有法条依据。一审法院主观认定的在“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李福良“应当知道”这不假。但是，如果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2015年5月8日，没有证据证明李福良“应当知道”，那么，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就不能成立，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三年期间“应当知道”，并不等于三年期间的第一天就“应当知道”。用“三年期间”的概念，偷换“三年期间第一天”的概念，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故意曲解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这一违背法律常识的严重错误，是一审判决对法律的亵渎，对李福良的愚弄。好民居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时效适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李福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好民居公司支付逾期进户的违约金14193.8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买受人李福良与出卖人好民居公司签订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李福良购买好民居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路、××、××地段××单元××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09.42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509305元。此外，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买受人。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2）逾期超过180日后，……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李福良按约定向好民居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好民居公司于2013年10月6日，将房屋交付给李福良。一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好民居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诉讼时效是否中断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的进户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两年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但因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开始受理起诉好民居公司请求给付逾期进户违约金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因好民居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对此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该情况表明许多房屋购买人因未如期进户，始终向本单位、收取其购房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或国家机关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本案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起止时间的问题。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根据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参会负责同志向本单位团购职工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市委市政府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宣传房屋性质，三是宣传没有如期进户原因，并做到三个到位，宣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到具体科室”的要求，各单位落实该会议要求的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该工作过程不应计入诉讼时效期间内，应留出一定的宣传工作时间，即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到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因相同诉求起诉好民居公司案件时，距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8年5月8日届满。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一审法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李福良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其于2018年11月5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李福良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福良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关于群力家园三千余业主延期进户索赔问题的反映》，证据二、《关于群力家园业主延期进户“赔偿”问题反映》，证据三、《关于延期进户“赔偿”问题的反映》，证据四、《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据五、2018年5月份之前多次到指挥部维权照片8张，证据六、《关于群力家园项目指挥部开具发票问题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据七、《关于群力家园项目指挥部开具发票问题信访事件的复查意见》，证据八、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5）里民一民初第1850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意在证明：李福良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好民居公司质证意见：除对《不予受理告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好民居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李福良举示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李福良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李福良与好民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好民居公司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向李福良交付案涉房屋。因好民居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向李福良交付案涉房屋，故李福良在2013年1月1日即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因本案房屋买卖具有特殊性，团购的组织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各购房人均为政府公务员。逾期进户的事实发生后，市解困领导小组于2013年9月24日召开市直机关职工解困住房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正确。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陆续受理的数千件同类案件，并均已审理完毕，故一审判决认定中断后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的同类案件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李福良与其它案件的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一致，并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已有数千同类情况的业户就相同问题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故应视为李福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2015年5月8日起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李福良于2018年11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李福良与2015年5月8日开始提起诉讼的购房人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关系，各购房人对好民居公司不存在连带债权，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综上所述，李福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元，由李福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凯审判员 柳 波审判员 万 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周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