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54年8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59年5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权真玉，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女，1950年1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迪，北京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3、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4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3、王某2及其二人与王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权真玉，被上诉人王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3、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审核遗嘱是否有效，判涉案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为王某3、王某1、王某2与王某4按照四人2018年4月21日签署的协议按份共有，每人25%的份额；2.涉诉费用全部由王某4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涉案的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房屋，是原被继承人王某5承租的公房，在其去世后以房改成本价购买该房屋时使用了王某5的工龄。但一审法院对于购房时使用了多少王某5的工龄、因该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是多少等问题均未查清，而是以“王某5的工龄不属于可继承财产”为由，认定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房屋系被继承人“师某个人财产”，驳回了王某3、王某1、王某2对于王某5的财产权利要求继承的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六条明确规定：“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故根据这一规定，一审法院否定涉案房屋购买时使用了王某5工龄所对应的财产价值为其个人遗产的规定，将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房屋认定为师某的个人财产，侵害了该房屋共有人王某5的财产权利，进而侵害了王某3、王某1、王某2的财产继承权，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对于全体继承人在2018年4月21日共同签署的协议认定错误且违法。涉案房屋系二位被继承人的共有财产，全体继承人在2018年4月21日共同签署的协议系本案全体被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就该房屋在继承人之间分割继承时各自份额多少进行处理确定并达成的协议，并无不妥；且该协议是全体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将此协议定性为“赠与协议”，在王某4没有明确诉讼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擅自替王某4做主撤销了该“赠与协议”，一审法院在明知不存在赠与的法律要件的情况下，强行将该协议定性为“赠与协议”，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王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3、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某3、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王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房屋（以下简称402号房屋）由王某4一人继承，王某3、王某1、王某2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5与师某系夫妻，生育长女王某4、次女王某1、三女王某2、儿子王某3。402号房屋为王某5、师某婚姻期间以王某5名义承租的房屋，1996年3月20日王某5去世。2001年9月25日师某以39634.4元的价格购买了402号房屋，2002年10月28日取得402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14年1月24日师某去世。2010年6月13日北京市正阳公证处出具（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写明“兹证明师某（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生，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胡同**楼****，身份证号码：×××）于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来到我处，在我和公证员何田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捺指纹”。《公证书》还附有《遗嘱》，《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师某，女，1923年12月1日出生，现在，现在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胡同**楼****证号码：×××。以我名义登记在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有房产一处（建筑面积54.3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成本价出售住房）。我的配偶王某5于1996年3月20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我丧偶后未再登记结婚。我的子女均已独立生活。我的父母均已去世，目前家中无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主要靠我扶养的其他人。为避免今后因遗产问题发生麻烦，特立如下遗嘱：在我死后，上述属于我的房产归我的女儿王某4，作为其个人财产。本遗嘱一式二份，我、公证处各一份。”。上述《遗嘱》中的立遗嘱人处按有指纹，无签名。2019年2月20日王某3向北京市正阳公证处提出撤销（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的复查申请，北京市正阳公证处于2019年3月22日出具京正阳复查（2019）字第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做出维持公证书的处理决定。一审法院亦向北京市正阳公证处调取了（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卷宗及公证录像。又，经核实（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发生时师某无其他扶养义务人，且其父母均已去世。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王某3、王某1、王某2提交了王某4与其三人在2018年4月21日签署的协议一份（以下简称四人协议），内容为“2018年4月21日在南湖西里×号楼×单元402房间，王某4、王某1、王某2、王某3就南湖渠西里×号楼×单元402号房间达成一致意见：一、王某4将母亲赠与的上述地址的房子重新与王某1、王某2、王某3平均分配。上述房子归王某4、王某1、王某2、王某3四人共有，且各占相同份额。二、上述地址房间不出售。三、若王某6结婚，则上述地址房子提供给王某6使用。王某4等姐弟四人不在此地居住，但仍具有此房的权力。四、王某6结婚之前，王某4等姐弟四人均可在此房居住。五、王某4等姐弟四人若有放弃权利的要求，则其它几人向其支付相应的现金。王某4等四人上述文字无异意，签字为证”。王某4主张此协议为其受胁迫签字。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查阅（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卷宗、光盘，能够确认公证过程真实可信、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公证书》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公证书》内容显示，师某遗嘱402号房屋由王某4一人继承。402号房屋购买发生于王某5去世之后，系师某个人与出售方形成的房屋买卖关系，无论是否使用王某5工龄、积蓄均不认定购买是夫妻共同行为，402号房屋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核算房价时王某5已经去世，使用其工龄折算房价系针对师某购买的政策性补助，具有特定性，失去此特定性工龄则不具备价值，故王某5的工龄不属于可继承财产；王某3、王某1、王某2还主张了师某购房款中使用了王某5积蓄，因未对此举证，一审法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综上，402号房屋系师某个人财产。公民有权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402号房屋为师某个人财产，王某4系其法定继承人之一，故师某所做将402号房屋由王某4继承的遗嘱合法有效。王某4没有放弃表示，视为接受继承。王某4及王某3、王某1、王某2对2018年4月21日的协议形成过程各执一词。协议内容中无王某4放弃继承的明确表示，不能据此确认王某4拒绝接受师某遗产，同时结合“王某4将母亲赠与的上述地址的房子重新与王某1、王某2、王某3平均分配……”的表述可以认定，王某4与王某3、王某1、王某2达成的此协议具有赠与性质，系王某4继承后对王某3、王某1、王某2进行权利出赠。现402号房屋未登记至王某3、王某1、王某2名下，赠与财产未转移，故无论2018年4月21日协议是否为自愿达成，王某4均有权撤销赠与。关于王某3、王某1、王某2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无证据显示2018年4月21日前各方就继承产生过纠纷，故王某4提起诉讼未超过时效。现王某4要求依据《公证书》继承402号房屋于法有据，一审法院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师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房屋由王某4单独继承所有，王某4享有该房产100％份额；二、驳回王某4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王某3、王某1、王某2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2019年2月11日自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的盖有骑缝章的房屋产权登记书、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户口本、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的复印件，用以证明402号房屋购买时使用了王某5工龄；证据二、北京兴华美食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证明、北京馄饨侯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四派出所开具的证明、北京馄饨侯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开具的证明，上述四份证明共同证明王某5、师某同属一家公司。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某4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且认为该证据提交时已经过了举证时限，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二、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王某4认为王某5、师某分属两家公司。就四人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王某3、王某1、王某2称该协议且是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各继承人对于遗产分配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应遵照执行；王某4表示该四人协议是在受王某3、王某1、王某2胁迫情况下签署，且该四人协议属于赠与行为，该行为已经通过王某4后续的赠与行为和诉讼予以撤销。在本院审理期间，王某4称四人协议经过了王某3、王某1、王某2的篡改，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的签字，且签署协议时受到了胁迫。王某3、王某1、王某2对王某4所述不予认可，称四人是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签订的四人协议，不存在王某4所述的胁迫，协议上的签名是王某4本人所签，也不存在篡改。经查，在2019年3月21日一审法院的开庭审理中，王某4对四人协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二审开庭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402号房屋的权属认定及分割问题。经查，402号房屋原为王某5、师某婚姻期间以王某5名义承租的房屋，王某5去世后师某购买了402号房屋，2002年10月28日师某取得了402号房屋的所有权证。根据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制作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402号房屋以成本价购买时使用了王某5的工龄。因师某购买402号房屋时折算了已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故402号房屋中使用了王某5工龄而产生的财产性权益属于王某5的遗产在其继承人范围内进行分配，一审法院认定王某5的工龄不属于可继承财产属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记载，师某表示402号房屋中属于其的部分由王某4一人继承，且在公证的当天，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记载，师某“精神状态未见异常”。虽然2019年2月20日王某3向北京市正阳公证处提出撤销（2010）京正阳内民证字第2985号《公证书》的复查申请，但北京市正阳公证处于2019年3月22日出具京正阳复查（2019）字第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做出维持公证书的处理决定，因此本院对《公证书》证据真实性亦予以采信。但是，师某去世后402号房屋未进行产权登记变更，仍登记于师某名下，应认定遗产处于所有继承人的共同共有状态之下。2018年4月21日，王某3、王某1、王某2、王某4四人签署了四人协议，约定“王某4将母亲赠与的上述地址的房子重新与王某1、王某2、王某3平均分配。上述房子归王某4、王某1、王某2、王某3四人共有，且各占相同份额。”虽然王某4主张其系受胁迫签署该协议，但是其之后并未就受胁迫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故其所述系受胁迫签署四人协议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其在本院审理中提出四人协议有删改，协议上并非其本人签字一节，其并未就此举证，且其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明确认可四人协议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基于禁止反言的原则，本院对于王某4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为，王某3、王某1、王某2、王某4签署的四人协议系王某3、王某1、王某2与王某4四人自愿签署，约定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某3、王某1、王某2与王某4四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根据协议约定，402号房屋归王某4、王某3、王某1、王某2四人共有，且各占相同份额。一审法院认定四人协议系王某4对王某3、王某1、王某2的赠与，因王某4撤销赠与故402号房屋应归王某4个人所有的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某3、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4320号民事判决；二、登记在被继承人师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渠西里×号楼×门402号房屋由王某4、王某1、王某2、王某3按份共有，王某4、王某1、王某2、王某3各自享有该房产25%的份额；三、驳回王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某4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某4负担（王某3、王某1、王某2已交纳，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王某3、王某1、王某2）。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易审 判 员  孙 京审 判 员  张 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朱宏哲法官助理  仉亭方书 记 员  刘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