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827民初1220号原告：侯菊贵，女，198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原告：王云贵，男，197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妍蓉，北京盈科（库尔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简称塔河管理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法定代表人：马玉其，局长。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开都-孔雀河管理处（简称开都-孔雀河管理处），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法定代表人：王新友，处长。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新，新疆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菊贵、王云贵与被告塔河管理局、开都-孔雀河管理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菊贵、王云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妍蓉，被告塔河管理局、开都-孔雀河管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菊贵、王云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丧葬费76709元、死亡赔偿金86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0元，共计133670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进行公开道歉。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0日15时许，两原告之女王某1、之子王某2在经过被告管理的北岸干渠时，不幸掉入水中溺亡。原告认为，北岸干渠的水深、水急且没有安装防护措施。在此事件发生之前已发生过多次溺水身亡事故，但被告一直疏于管理和防护。被告作为北岸干渠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在水流湍急的渠段安装防护栏等防护措施，导致两原告子女经过水渠时落水溺亡。同时失去两个孩子的不幸，给原告的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也给原告家庭造成了经济损失。故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子女的溺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塔河管理局辩称，塔河管理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依法驳回原告对塔河管理局的起诉；原告提出渠道管理部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不符；原告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数额与法律规定不符，原告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畸高，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开都-孔雀河管理处辩称，原告提出渠道管理部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不符；原告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数额与法律规定不符，原告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畸高，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两原告（农业户）家庭共同生活成员8人，分别为原告王云贵的父母、两原告及四个子女。2019年8月10日中午15时左右，两原告外出务农，原告王云贵的父母外出帮工，长女（18岁）外出上学，长子（13岁脑瘫患者）及次女王某1、次子王某2在家留守。18时左右两原告在本村微信群中接到儿童溺亡消息，经微信照片确认为两原告的次女王某1（殒年7岁），次日下午在下游河道发现次子王某2（殒年5岁）尸体。和静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死亡证明中认定两儿童死亡原因为意外溺水。因北岸干渠附近无视频监控、事发时无目击群众，对于两儿童溺亡原因无法直接判断。在两原告及村民寻找次子期间，有农户反映当天下午看到溺亡的两名儿童路过其家门口前往河道方向，两原告延该方向寻找，在河道边的辣子地中发现其次子的鞋印（辣子地浇水时间不长，鞋印特征容易辨认），同时，发现鞋印的渠道河段也是两原告家距河道较近、且有通行条件的区域。由此，两原告推断该渠道区域为儿童溺亡的落水地点。开都河第一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为公益性服务即农业灌溉人工开发修建，2001年开工、2004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设计流量为32立方米每秒，工程有验收合格等手续。据事发当日渠道巡道员的记录单显示，事发时段流量为21.27立方米每秒。第一次庭审后，与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以两原告推测的两儿童落水点为基础，对上下游共计1400米渠道进行了勘查记录。渠道开口9.3米，边坡2.8米，垂直深度2.2米，根据水流痕迹显示水量最深达到1.5米以上。在勘查渠段共有救生索3个，设有水泥制警示牌、铁制警示提示牌以及南岸边坡有提示标语。推测的落水点周围有农户居住，但均为分散居住。在勘察地段下流的人员密集居住的渠道，设有水泥制安全隔离设施。发现的问题有：水泥制警示牌、边坡提示警示标语因使用时间长字迹已模糊；救生索缠绕未完全展开，大流量时无法起到救生功能；闸口处铁制护栏有缺损，存在安全隐患；推测的事故发生地的渠道无安全隔离设施。被告塔河管理局系机关单位，负责全局工作，其下属单位即被告开都-孔雀河管理处具体负责本案渠道的日常管理等工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两原告提供哈尔莫敦镇人大和政协提案议案网络公开信息材料显示，北干渠不到十年时间近30人在渠道死亡，在多次的提案议案中均建议渠道两岸安装护栏设施，以加强安全防护力度。关于各项损失和诉讼请求的认定：1．丧葬费76709元：76709元（201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2个月×6个月×2人＝76709元；2．死亡赔偿金479000元：11975元（2018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2人＝479000元；两原告死亡赔偿金主张860000元，其中以2018年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予以了计算，因两原告家庭为农业户籍，应当以2018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1975元予以调整；3．精神损害赔偿金和公开道歉不予以支持：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和公开道歉时，应当根据侵权案件类型、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量。本案中虽然后果严重，但本案中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足以适用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和公开道歉。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口本》、《死亡及户籍注销证明》、《政务公开网提案》、《事发地照片、视频资料》，被告提供的《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批复》、《渠道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现场照片》、《巡查检查记录表》、《流量、水量记载本》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中将安全保障义务的产生原因限于法定的“场所责任”和“组织责任”两类。本案事故发生地北岸干渠是用于水利灌溉公益性工程，其作用是为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而非公共娱乐或公共活动的场所，其功能性决定了与“场所责任”的区别，因此，北岸干渠的管理人不应当负有公共场所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北岸干渠作为与群众生活栖息相关的水利工程设施，具有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性，管理人应当负有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即实施必要、合理的安全防范和警示提示措施的责任。虽然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相关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标准和规则，但通过查明的事实反映出北岸干渠主体以及安全隔离设施、警示提示设施等均采用于2001年的设计标准，安全警示、救生设施及安全隔离设施的设计和应用范围较少，与附近居民生活生产已不能相适应，管理人应当随着实际情况变化实施必要的完善和升级。本案事发地北岸干渠设置的安全警示标识和救生索等安全设施部分内容字迹模糊、救生索未维护、防护设施残缺以及隔离措施未达到合理覆盖等情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管理人在实施必要、合理的安全防范和警示提示工作中存在不足、不到位情况，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法律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本案北岸干渠存在已久，原告长期在此居住，应当知道该渠道的功能和危险性，作为监护人应当培养子女的安全意识，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事故的发生正是由于受害儿童在留守期间缺乏监护人的监护和管理而发生意外溺水的不幸，对此两原告应当负有直接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开都-孔雀河管理处系涉案北岸干渠的直接管理人，应当承担次要过错责任赔偿两原告各项损失555709元的20%即111141.8元。被告塔河流域管理局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开都-孔雀河管理处于本判决生效后一次性向原告侯菊贵、王云贵赔偿各项损失111141.8元；二、驳回原告侯菊贵、王云贵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30.38元，减半收取8415.19元，由原告侯菊贵、王云贵负担7716.73元，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开都-孔雀河管理处负担698.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亚东二○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刘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