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琼行申1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锦标，男，192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儋州市。 委托代理人曾召绵，男，197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系曾锦标儿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儋州市中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儋州市中和镇政府大院。 法定代表人何曼幸，镇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儋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 法定代表人朱洪武，市长。 一审第三人曾本赋，男，198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儋州市。 委托代理人曾春花，女，198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儋州市，系曾本赋姐姐。 再审申请人曾锦标与被申请人儋州市中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和镇政府）、被申请人儋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儋州市政府）以及一审第三人曾本赋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97行终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2018年2月2日，中和镇政府作出儋中府〔2018〕6号《关于申请人曾本赋与被申请人曾锦标宅基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6号《处理决定》），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归曾本赋所有。曾锦标不服，向儋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儋州市政府于2018年6月8日作出儋府复决〔201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8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6号《处理决定》。曾锦标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中和镇政府作出的6号《处理决定》和儋州市政府作出的8号《复议决定》。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琼9003行初64号行政判决，驳回曾锦标的诉讼请求。曾锦标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琼97行终2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锦标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依法再审本案。 曾锦标申请再审请求：一审、二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曾召炽与妻子生了一儿（曾本赋）一女（曾春花），而不是只有曾本赋一个儿子。（二）中和镇政府仅以争议宅基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作为确定宅基地权属依据是错误的。涉案争议属于曾家内部争议，曾锦标与曾本赋具有爷孙血缘关系，涉案争议地权属来源分歧较大，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而中和镇政府仅以争议宅基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作为确定宅基地权属依据是错误的。（三）周炳信在中和镇政府调查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已经明确当年转让争议地给曾锦标的妻子范二女，并指出曾本赋提供的《转让书》上签名笔迹是伪造的。而一审法院认为不做鉴定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正确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中和镇政府作出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周炳信明确《转让书》的签名和笔迹均是伪造的，中和镇政府和儋州市政府并未对该《转让书》的真伪进行甄别，直接认定曾本赋享有涉案土地使用权，显然主观臆断，违反了《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中证据需查证属实的审核义务。三、中和镇政府作出6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中和镇政府受理该案，并未征询曾召炽的妻子孙初结和女儿曾春花是否愿意放弃继承份额，亦未将两人列为共同申请人，程序违法。四、一审不允许周炳信出庭作证、不做笔迹鉴定，程序违法。周炳信是本案至关重要的证人，一审期间，曾锦标向合议庭提交《鉴定申请书》，但合议庭不同意，审判程序违法。二审却认定一审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一审第三人曾本赋陈述称，一、中和镇政府和儋州市政府依据争议宅基地的历史转让情况和使用现状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归曾本赋所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锦标有关涉案宅基地为周炳信转让给曾锦标、范二女的陈述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在案的证据相互矛盾。周炳信转让涉案宅基地给曾本赋一家后，不仅将《地基（房产）证明书》原件交与曾本赋，而且于2010年在周开杰的见证下签署了《转让书》，进一步确认将涉案宅基地转让给曾本赋的事实。虽然周炳信声称《转让书》上的指模不是真的，但是周炳信的陈述与见证人周开杰的陈述相互矛盾，该《转让书》不仅有证明人周开杰证实是周炳信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确权过程中，曾本赋申请就《转让书》中周炳信的笔迹和捺印进行鉴定并已经向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缴纳痕迹鉴定费2550元，但终因周炳信不配合，导致笔迹鉴定无法进行，因此，《转让书》上是周炳信的签名和捺印是真实、有效的，不存在任何伪造的情形。另外，在宅基地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因相邻的宅基地权利人先行建设房屋，导致包含曾本赋在内的十三户宅基地宽度尺寸不足，曾本赋的父亲曾召炽在生前曾同宅基地相邻人商议如何划分的问题。曾召炽去世后，2010年初，曾本赋的母亲孙初结也曾同相邻权利人协商重新划分宅基地的问题，但均未得到解决。直至2015年6月，包含曾本赋在内的13户宅基地权利人才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共同出资平整土地、修路。在此期间，曾本赋均以涉案宅基地权利人的身份参与协商、出资以及签订同意划分宅基地的协议书，曾锦标并未参与协商重新划分地基的事宜，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中和镇政府和儋州市政府确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归曾本赋所有，不仅仅是依据曾本赋持有的《地基（房产）证明书》和《转让书》，还有临近住户有关涉案宅基地一直由曾本赋管理和使用的证明以及范锡源将周炳书转让的地基赠与部分给曾本赋建房使用的事实，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曾本赋是涉案宅基地的合法权利人。二、周炳信的证人证言对查明本案事实没有任何意义，一审法院在审查后未准许其出庭作证，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准许应当由法院决定，即法院有权审核当事人申请出庭的证人是否对查清案件事实有重大关系。在本案中，曾锦标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周炳信出庭，而中和镇政府在宅基地确权过程中已经对周炳信做《询问笔录》，周炳信有关将宅基地转让给曾锦标以及《转让书》不真实的陈述已经被在案的其他书面证据予以否定，因此，一审法院在审查认为周炳信出庭对本案查明事实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未准许周炳信出庭作证，符合法定程序。三、曾本赋的母亲孙初结、胞姐曾春花以及曾兆广、曾兆绵不是涉案宅基地的当事人，中和镇政府未将上述四人列为当事人，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孙初结、曾春花一致同意将曾本赋作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不仅符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而且也在曾春花带领曾本赋一同找到周炳信签署《转让书》，将曾本赋作为宅基地受让人为证，而且在2015年相邻宅基地权利人共同出资平整、划分土地时，出面协商的孙初结也同意最终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的是曾本赋，因此，曾本赋的母亲以及胞姐同意将涉案宅基地登记在其名下，中和镇政府没有必要再追加二人作为确权的当事人。另外，曾兆广和曾兆绵均认为宅基地的权利人为曾锦标，即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仅是在曾锦标与曾本赋之间存有争议，因此，中和镇政府也没有任何依据追加曾兆广和曾兆绵为当事人，曾锦标主张政府确权遗漏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曾锦标的再审申请。 中和镇政府和儋州市政府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一）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收、征用、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组建、合并、分立国有农场的批准文件；（四）国有农场与周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用地协议书；（五）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六）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处理权属争议的调解书、处理决定书、判决书、裁决书等文书或者附图；（七）地形图、航片、影像资料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对土地权属争议一方或者双方均无法提供前款规定的书面证据的，应当以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在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交上述规定的涉案土地权属证明的情况下，一、二审以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并无不当。一、二审根据曾本赋持有原儋县中和区公所建设委员会向周炳信颁发的中建字第12号《地基（房产）证明书》，并提交了涉案土地相邻人签署的《关于地基使用情况和划分地基所得面积的证明》，出资参与包含涉案宅基地在内的地块平整及划分，相邻人范锡源让出部分土地，使曾本赋能够利用涉案宅基地与范锡源让出部分土地连成整体建房，曾本赋已经下桩，实际占用了涉案宅基地的事实，认为中和镇政府在处理涉案土地权属过程中，进行了必要调查核实，组织了调解，听取了双方意见，处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合考虑涉案土地的历史使用管理情况和现状情况及相邻人的陈述情况，将涉案土地确权给曾本赋，证据确实充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儋州市政府经书面审查后于同年6月8日作出8号《复议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至于证人周炳信作证称其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卖给了周锦标，但该证言与周炳信的其他证言以及曾锦标主张的周炳信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妻子孙二女相互矛盾。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和裁定结果亦无不当。曾锦标申请再审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曾锦标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 焱 审 判 员 聂海波 审 判 员 李 贝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欣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