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4民终14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南市窑河渔场，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窑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40048531914X3。法定代表人：程忠，该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东，安徽百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伟，安徽百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晨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徽州大道**农业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739488716（1-1）。法定代表人：谭祖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席俊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进，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淮南市窑河渔场（以下简称窑河渔场）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晨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2019）皖0402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窑河渔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伟，被上诉人晨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席俊义、钱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窑河渔场的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2019）皖0402民初2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晨吉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晨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窑河渔场应在捕鱼后支付剩余货款（风险金），违背了双方合同的约定。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产品供需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每次到货后，窑河渔场先付当次货款的一半，剩余50%货款作为风险金，如果达到预期目标，窑河渔场需在七月份捕鱼后一并付清。所谓预期目标，指的是合同第七条第四款的约定，晨吉公司保证产品在养殖花鲢上的饲料、肥料系数分别为1.2和0.2,养殖草鱼的系数为1.5，即晨吉公司保证每消耗饲料1.5公斤，草鱼增重1公斤。可见双方约定的支付风险金条件是达到预期目标，而非仅仅是捕鱼后。据此，晨吉公司作为卖方，诉请窑河渔场支付剩余货款（风险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的肥料、饲料达到了预期目标，以及窑河渔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然而，一审法院错将上述举证责任转嫁给窑河渔场，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2、《产品供需合同》第八条第一款约定，晨吉公司负责养殖方案制定，具体细则详见《窑河渔场大湖主养花鲢方案》，窑河渔场按照晨吉公司提供的方案实施，晨吉公司应按时跟进、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该方案对窑河渔场的养殖环境、鱼种放养情况、设计总产量、净产量及每月饵肥使用计划、病虫害防治、投饵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表2、表3列明了晨吉公司在2014年5、6两个月的时间里将窑河渔场在大水面养殖的鱼种净增重71.4万斤的设计计划，并以每10天抽检一次的方式掌握鱼种的生长状况。可见养殖方案和鱼种生长情况抽查表均由晨吉公司提供、填写并持有，其未向法院提交该证据，意在规避对其不利的法律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如果晨吉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上述两份证据，法院依法可以推断窑河渔场的主张成立，即晨吉公司销售的鱼饲料、肥料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目标。一审法院无视上述证据由晨吉公司持有的事实，不予认定晨吉公司提供给窑河渔场的《窑河渔场大湖主养方案》，而且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形下，不采信案涉合同经办人程某及其他两名证人的证言，明显偏袒晨吉公司。二、一审法院以约定不明为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认定晨吉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晨吉公司在2014年9月份起就知道其提供的鱼饲料、肥料未达到预期目标，四年来从未向窑河渔场主张过权利，其在四年之后才向法院起诉，不仅超过诉讼时效，还有虚假诉讼之嫌。正如晨吉公司庭审中所称，其作为销售商，被饲料生产商武汉合缘绿色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合缘公司）提起仲裁后，其提出的饲料产品不合格的抗辩意见没有被仲裁庭采纳，才起诉了窑河渔场。可见，晨吉公司是明知其提供给窑河渔场的饲料、肥料不合格，未达到预期目标，才一直没有向窑河渔场主张支付剩余货款（风险金）。晨吉公司后续供货，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双方的供货方式、付款方式、价格来看，能够确定双方是比照《产品供需合同》的约定履行，一审判决也予以认可。根据《产品供需合同》第七条第五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的约定，应当在最后一次送货的月底进行测试是否达到养殖方案所制定的养殖规格或产量，如果达到预期目标（举证责任在晨吉公司），窑河渔场需在次月捕鱼后一并付清剩余一半货款（风险金）。由于晨吉公司最后一次送货时间是2014年9月4日，如果达到预期目标，窑河渔场需在10月份捕鱼后一并付清。因此，晨吉公司后续供货，比照《产品供需合同》的约定，可以确定风险金的支付期限为2014年10月份，截至晨吉公司2019年2月13日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晨吉公司的诉讼请求。晨吉公司辩称，1、窑河渔场称晨吉公司制定的养殖方案未达到预期目标，应由其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没有错误。2、窑河渔场辩称鱼种生长情况抽查表由晨吉公司持有与事实不符，如果真如窑河渔场所述的那样，晨吉公司制定的方案未达到预期目标，那窑河渔场为何在合同到期后仍向晨吉公司大量采购。2、对于诉讼时效，晨吉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晨吉公司多次向窑河渔场催要货款，但窑河渔场一直以未达到预期目标等借口予以推辞并拒绝与晨吉公司进行结算。一审庭审中，窑河渔场申请的证人程某表示，双方并未进行结算，窑河渔场在发表辩论意见时也称双方未进行最终的结算。所以晨吉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窑河渔场称合同到期后，供货比照产品供需合同约定予以确定风险金的支付期限为其主观臆断，双方于2014年4月29日签订的《产品供需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窑河渔场在该合同期内向晨吉公司采购的货物价值533300元。在该合同到期后，向晨吉公司采购的货物价值1387700元。故窑河渔场先后向晨吉公司采购货物产生的货款总价值1921000元。而在上述合同到期后产生的1387700元的货款不再受、也无法受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关于2014年6月底达到预期目标等付款条件、付款期限的约束。即对于该1387700元货款的支付视为双方未约定付款条件及期限。晨吉公司随时有权要求窑河渔场支付，现晨吉公司起诉窑河渔场要求支付欠款954850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晨吉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窑河渔场向晨吉公司支付货款1,016,1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68,264元（以1,016,1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4年9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月5日为268,264元），以上两项暂合计1,284,414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窑河渔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9日，晨吉公司（甲方）与窑河渔场（乙方）签订了《产品供需合同》，其主要内容为：产品名称为酵母菌生物鱼肥、花鲢专用饲料；付款方式为乙方需要供货时，应提前3-5天通知甲方；甲方送货到达目的地经乙方验货后，乙方给出收货凭据，并将应付货款汇（存）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违约责任为经验收不符合数量要求，乙方有权要求补足；乙方无故拖延或拒付货款时，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保证产品在养殖花鲢上的饲料、肥料系数分别为1.2和0.2；养殖草鱼的系数为1.5；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今年六月底）达不到养殖方案所制定的养殖规格或产量，欠产部分塘口价，甲方承担40%，乙方承担60%。甲方承担部分从预留货款中扣除。按乙方要求，甲方负责养殖方案制定，具体细则详见《窑河渔场大湖主养花鲢方案》，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方案实施。甲方应按时跟进、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运输方式为汽运，运费乙方自理，每次到货后，乙方先付当次货款的一半，并提供付款凭条及欠据，其余50%货款作为风险金，如果达到预期目标，乙方需在七月份捕鱼后一并付清。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2014年6月30日，期间如遇天灾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解决。协议签订后，2014年4月29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21,300元；2014年5月23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258,000元；2014年6月16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54,000元；2014年7月3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61,700元；2014年7月11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04,000元；2014年7月17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54,000元；2014年7月27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54,000元；2014年8月10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248,000元；2014年8月18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54,000元；2014年8月26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154,000元；2014年9月4日，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发货，货款为258,000元，货款合计1,921,000元。2014年5月5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的账户向谭祖辉汇入61,300元货款；2014年5月27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129,000元；2014年6月26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77,000元；2014年7月17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132,850元；2014年8月6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154,000元；2014年8月15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129,000元；2014年8月23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分两次向晨吉公司汇入77,000元，2014年8月29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77,000元；2014年9月5日，窑河渔场通过周家根账户向晨吉公司汇入129,000元，合计966,150元。一审法院认为，晨吉公司与窑河渔场签订的《产品供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案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2014年6月30日，按照合同约定，每次到货后，窑河渔场先付当次货款的一半，其余50%货款作为风险金，如果达到预期目标，窑河渔场需在七月份捕鱼后一并付清，因此2014年6月30日以前的尚未支付的货款即266,000元（121,300元+258,000元+154,000元-61,300元-129,000元-77,000元）应为风险金。2014年7月至2014年9月4日，窑河渔场继续向晨吉公司购买货物，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双方的供货方式、付款方式、价格来看，能确认双方是比照《产品供需合同》的约定履行，因此窑河渔场尚未支付的货款688,850元（161,700元+104,000元+154,000元+154,000元+248,000元+154,000元+154,000元+258,000元-132,850元-154,000元-129,000元-77,000元-77,000元-129,000元）应为风险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据此窑河渔场虽提出晨吉公司所供应的饲料、肥料在捕鱼时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预期目标，但窑河渔场作为买受人也是捕鱼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晨吉公司提供的肥料、饲料未达到合同约定的预期目标及每口塘亏损的产量的证据，根据合同约定，窑河渔场应在捕鱼后支付剩余50%的货款，故晨吉公司要求窑河渔场支付货款1,016,150元，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应为954,850元（266,000元+688,850元）。关于诉讼时效。由于晨吉公司后续供货，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要求随时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据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主张权利起算，故窑河渔场辩称晨吉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由于双方对履行期限和利率没有约定，其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从晨吉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故晨吉公司要求窑河渔场按年利率6%支付2014年9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窑河渔场支付晨吉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2月13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淮南市窑河渔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安徽晨吉商贸有限公司货款954,85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2019年2月13日至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的利息；二、驳回安徽晨吉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60元，安徽晨吉商贸有限公司负担4,198元，淮南市窑河渔场负担12,162元。二审审理中窑河渔场提供了一组证据：武汉仲裁委员会审理的晨吉公司与武汉合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卷材料（答辩状、窑河渔场账目明细、沟通纪要、仲裁裁决书，共计15页）。证明晨吉公司知道其卖给窑河渔场的鱼饲料、鱼肥不合格、未达到双方合同约定的预期目标及本案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事实。具体如下：1、本案的诉讼标的物与武汉合缘公司诉晨吉公司的诉讼标的物是同一的，即晨吉公司从武汉合缘公司购买的鱼肥养料和其转卖给窑河渔场的鱼肥养料是同一批货（根据《窑河渔场账目明细》、《仲裁裁决书》第8页、第9页查明的事实）；2、晨吉公司从武汉合缘公司购买的上述鱼肥养料真实货款为938050元，即2014年12月24日之前已付款338050元，2015年3月15日前应付款60万元。双方合同金额1688800元中的750750元是武汉合缘公司应返还给晨吉公司（注：武汉合缘公司安徽办事处是晨吉公司的另外一个名称）的利润；窑河渔场在2014年9月底之前已经支付晨吉公司货款966150元，晨吉公司不但没有任何经济损失，而且已经从窑河渔场处赚取了28100元的利润（根据《窑河渔场账目明细》、《沟通纪要》、《产品供需合同》、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1段最后一行）；3、在和武汉合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中（2017武仲裁字第000001709号），晨吉公司在答辩状中亲口承认其售卖给窑河渔场的鱼肥养料存在质量问题，窑河渔场施用了上述产品后，未达到预估产量，依据其与窑河渔场签订的《产品供需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的约定，晨吉公司无权向窑河渔场索要剩余50%货款（风险金）（根据晨吉公司盖有公司印章的《答辩状》）；4、晨吉公司在《答辩状》中称，其与武汉合缘公司最后一次结账确认为2015年3月8日，之后武汉合缘公司未再向其催款，是由于武汉合缘公司知道其鱼肥养料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原因，可以推导出晨吉公司也因其售卖给窑河渔场的鱼肥养料产品质量问题，自2015年3月8日起没有再向窑河渔场催款，距其2019年2月13日向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起诉窑河渔场，已近4年，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答辩状》、晨吉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晨吉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晨吉公司在该案中辩称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是在向窑河渔场催款时窑河渔场单方面推辞的陈述，如果产品质量真的存在问题的话，晨吉公司就已经在该案中提供确切的证据予以证明了。同时，该仲裁裁决书也没有证明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但不能证明晨吉公司向窑河渔场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能证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晨吉公司所供产品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争议焦点一，晨吉公司与窑河渔场签订的《产品供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晨吉公司履行了送货义务，窑河渔场支付了部分货款后，尚欠954850元未付。窑河渔场称未付余款系因晨吉公司提供的肥料、饲料不符合合同约定，未达预期目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晨吉公司提供了产品供需合同、交易情况汇总表、发货申请单、产品出库单等证据，初步证明了其向窑河渔场供应肥料、饲料及窑河渔场尚欠货款的事实。窑河渔场所饲养的鱼就在窑河渔场控制之下，其更便于证明晨吉公司所供肥料、饲料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窑河渔场在捕捞时也未通知晨吉公司到场，双方未对饲养的鱼是否达标进行确认。故窑河渔场应提供证据证明晨吉公司供应的产品是否达到合同预期目标。同时窑河渔场认为晨吉公司持有鱼种生长情况抽查表却未向法院提供，应推断窑河渔场的主张成立。经查，晨吉公司不认可存在鱼种生长情况抽查表，窑河渔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鱼种生长情况抽查表真实存在。对于晨吉公司在武汉仲裁委员会审理的晨吉公司与武汉合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辩称涉案产品不合格并不能证明晨吉公司明知涉案产品质量不合格，在仲裁案件中，晨吉公司仅提出了上述抗辩，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产品不合格，武汉仲裁委员会也未采纳晨吉公司的抗辩意见。而从窑河渔场自合同约定的供货期结束后，仍然向晨吉公司采购了1387700元的产品看，其陈述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与事实不符。针对争议焦点二，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对剩余货款未进行结算，且在双方签订的合同到期后未再签订书面合同，履行期限也未再进行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要求随时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现晨吉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窑河渔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3349元，由淮南市窑河渔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志珍审判员  焦 波审判员  张玉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巫祖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