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24民终1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男，汉族，农民，1987年6月8日出生，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图署芳农机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安图县松江镇松花路。负责人：张某，该公司副经理。上诉人代某因与被上诉人安图署芳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机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19）吉2426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代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被上诉人农机公司负责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购买的农机登记在他人名下，是为了享受国家补贴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为了发展客户，将销售的农机减去国家补贴款价值降价销售，该农机补贴款由被上诉人领取，上诉人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补贴款。2、原审认为，2013年上诉人购买农机拖欠购机款是错误的。该农机款早已付清，因被上诉人的法人死亡，现无法证明。3、张某在2019年2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的《借条》，不能视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该行为只能证明张某与上诉人之间发生过签订借条的过程。二、被上诉人出售收割机时，上诉人不具备享受购买农机国家补贴的资格。为了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被上诉人以他人名义登记后卖给上诉人农机，填写了虚假的《农机买卖合同》。该合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依法不受法律保护。原审法院以不受法律保护的合同作为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合同义务错误。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及交易习惯，《农机买卖合同》应在购买收割机时，即时付款，货款两清，交钱提货。应从购买收割机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从2014年10月份购机起至2019年7月12日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四、2013年10月末归还欠款22800元时，彭艳江说欠条已经没有了，当时我们两个人去的，彭艳江称没事，我就没有要求出具收条。2019年2月1日欠条124000元中，本金是2014年购买收割机的欠款58000元，利息计算不清楚，但我的签字属实，其中不包括2013年欠款22800元，该款我已经偿还完毕。农机公司二审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本案事实之前曾经购买农机，并享受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其本案购买农机依相关规定不再符合补贴条件。被上诉人借名向其出售农机，该农机被用于农业生产，未损害国家利益，且上诉人因此受益，并无不当。二、2013年欠条为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主张已归还该款，但未收回欠条，与常理不符。三、2013年和2014年上诉人欠款购机属实，且上诉人在他人购机中曾作担保人，故上诉人两次欠款购机符合事实，并不矛盾。四、2015年11月后，被上诉人持相关售货记录及票据多次向上诉人讨要欠款，2016年上诉人偿还10116元，2019年2月1日上诉人出具借条，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2019年2月1日欠条中81000元，是指2013年拖拉机欠款和2014年收割机欠款合计80000元以及1000元的利息。农机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要求代某支付农机款80000元及利息29800元，合计109800元；2.诉讼费由代某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代某在农机公司购买拖拉机和玉米收割机各一台，但拖欠了部分货款。后代某出具借据，承诺于2019年3月30日之前还清。期限届满后，代某未支付欠款。故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拖欠的货款及利息。代某一审辩称：2015年10月份，代某购买了农机公司的志鑫牌玉米收割机一台，价款为78000元，保修一年。代某在提车当天交付了1000元，在提车后第五天，该收割机自燃起火了。农机公司法人彭艳江给修了20多天，错过了当年的收割季节。2015年年末，代某又支付了收割机10000元。当时农机公司为了套取国家的购机补贴，将代某购买的收割机登记在别人名下，并约定由农机公司法人彭艳江给代某办理收割机变更登记手续以后支付余款，但农机公司至今未给代某办理收割机过户登记手续，属于未履行先合同义务。由于农机公司没有履行先合同义务，因此认为代某依法不需要履行支付农机款的后合同义务。现代某拖欠农机公司67000元，双方没有关于支付利息的约定。代某在2015年10月份购买的农机公司的收割机，那么最迟也应该从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计算到农机公司提起诉讼的2019年7月份，已经超过了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应驳回农机公司的诉讼请求。经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代某在农机公司购买兴野牌拖拉机一台，拖欠拖拉机款22800元。2013年4月8日，代某向农机公司出具欠条，写明拖欠农机款22800元，承诺还款时每月每1万元按100元计算利息，该欠款至今支付。2014年10月3日，代某在农机公司又购买志鑫牌玉米收割机1台，价款为78000元。购买当天，代某支付了1000元，后分别于2015年4月1日支付10000元，2016年2月3日支付10199元，剩余农机款一直未支付。农机公司在明细账中载明代某除了农机外还购买了机油、玉米收割机割刀等货物共计3864元，也未支付价款。该明细账最后记载欠80000元，但代某未在该明细账上签字。2015年11月，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艳江因病死亡，现该公司由副经理张某负责公司经营，但法定代表人未变更登记。2019年2月1日，在农机公司的要求下代某出具借条，写明向张某借款人民币大写：拾贰万元整，小写：124000元整。借款期限为2个月，于2019年3月30日还清，月息为0.01%，归还本息一次性还清。在借条的最后农机公司标注：“原欠81000元，加了3年的利息43200元，合计124000元”。农机公司称，拖欠货款为80000元，1000元是2016年2月3日止的利息，43200元是2016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4日止利息。现农机公司诉讼来院，要求代某支付拖欠农机款80000元及利息29800元（2016年2月3日止的利息为1000元，从2016年2月4日开始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9年2月4日止的利息为28800元，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支付全部欠款为止），共计109800元。另查明，为了领取国家农机补贴，农机公司将收割机注册登记到他人名下。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死亡注销证明、彭广勤、彭雪、张玉环证明各一份、欠条、明细账、借条、亲属关系证明、当事人陈述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代某在农机公司购买拖拉机和玉米收割机，应支付相应价款。代某拖欠拖拉机款22800元，又购买78000元的收割机，支付21199元，实际拖欠的农机款为22800元+78000元-21199元=79601元。农机公司虽在明细账里记载代某还购买了其他货物，但明细账中无代某签字，农机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事实不予确认。代某于2013年4月8日出具22800元欠条时，写明每月按1%计算利息，但农机公司截止到2016年2月3日只主张利息1000元，属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在农机公司的要求下代某出具借条，结合农机公司的陈述和欠款的数额，可以看出重新约定从2016年2月4日开始支付利息，但利率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为了领取国家农机补贴，农机公司将收割机注册登记在他人名下，代某对此未表示反对，也因此享受了优惠的价格，应视为同意。代某主张当时和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艳江约定，收割机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后支付剩余农机款，还主张已经支付了拖拉机欠款22800元，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代某于2019年2月1日向农机公司出具借条，虽载明向张某借款，但实际上认可的是拖欠农机款的事实，足以证明农机公司向代某主张过权利，故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代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安图署芳农机有限公司支付农机款79601元及利息12343.14元（该利息计算至2019年2月4日，包括2016年2月3日止的利息1000元，之后的利息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支付全部欠款为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0元，减半收取1390元，由被告代某负担1050元，由原告安图署芳农机有限公司负担340元。二审中，经上诉人代某申请证人王某到庭提供证言，证明：我与代某是朋友，与彭艳江（已死亡）及张树孝（已死亡）都认识。2013年10月末，我和代某去松江镇政府西侧农机公司偿还代某之前购买四轮车欠款，代某将28000元交给彭艳江，我和代某与彭艳江以及张树孝聊了会天就走了。当时，彭艳江未向代某出具收条。屋内给钱时只有我们三人，张树孝在屋外，但当时和张树孝说过我们是来还钱的。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属实，但是还款的钱数说错了，应该是22800元。被上诉人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一审中证人未出庭，之前讨要该款时上诉人没有说过有证人证明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实的还款数额与本案欠条矛盾，上诉人对证明的还款数额也不认可，所述还款经过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依法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代某2013年在农机公司购买兴野牌拖拉机一台，2014年10月3日又购买志鑫牌玉米收割机1台，并欠付收割机价款58000元，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是否欠付2013年购买兴野牌拖拉机价款228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已于2013年10月末向彭艳江归还该款，但除申请证人王某出庭证明未被本院采信外，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且其未收回欠条或要求对方出具收条与常理不符，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该拖拉机价款228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案涉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的主张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http://135.0.0.30:168/golawdbnm=gjfg&flid=111403199901""_blank)第五十二条(http://135.0.0.30:168/golawdbnm=gjfg&flid=111403199901&lknm=%b5%da%ce%e5%ca%ae%b6%fe%cc%f5""law_firsthit""_blank)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农机补贴政策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购买农机获得国家补贴如违反该规定，亦不当然导致本案《农机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不成立。另，案涉农机交易涉嫌违反相关政策规定，骗取补贴事宜，上诉人应向相关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报告处理。关于被上诉人诉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经查，2013年4月8日代某购买拖拉机并出具22800元欠条。2014年购买收割机当天，支付1000元；2015年4月1日支付10000元；2016年2月3日支付10199元。2019年2月1日，代某出具借款拾贰万元整（小写124000元）借条，二审自认该款本金为58000元，利息计算不清楚，但签字属实。故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农机公司向代某主张权利及代某经多次还款，并签写借条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农机公司起诉还款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诉讼时效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代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9元，由代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福祥审判员  林 一审判员  金春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滕 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