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7行初539号 原告叶春来，男，196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现住浙江省金华市金**。 委托代理人倪雁华，女，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系原告妻子。 委托代理人黄坚，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光南路**。 法定代表人李剑辉，常务副区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马琦，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潘科，金东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超，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叶献新，女，196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 委托代理人冯振兴，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春来诉被告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行政通知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被诉行政行为与案外人叶献新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申请追加叶献新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叶春来及其委托代理人倪雁华、黄坚，被告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的出庭行政负责人马琦及委托代理人潘科、吴超，第三人叶献新的委托代理人冯振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春来起诉称：原告叶春来系金华市金**多湖街道叶宅村村民，2005年2月经法院判决与前妻叶献新离婚，离婚时双方财产、债务均已分割清楚，无任何纠葛。离婚当年，叶献新户口即单独立户，但一直未在叶宅社区居住生活。2008年3月原告叶春来以其个人名义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批基建房（占地面积75平方米），2010年叶春来个人出资在本村建造了四层半房屋（建筑面积458平方米）。2011年12月与现任妻子倪雁华结婚，结婚时倪雁华就将户口迁到了叶宅村并共同居住生活，享受村民一切待遇。2015年叶宅村拆迁，同年12月4日，按照一户一签原则，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办事处与原告叶春来个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拆迁房屋有权属证书建筑面积345.68平方米，根据拆迁安置政策，选择公寓式安置的，以人均住宅建筑占地面积25平方米为基准，按1：4.3比例确定公寓式安置房的建筑面积，即每人可安置107.5平方米，即使未婚只要年满22周岁也按三人安置人口计算，给予322.5平方米安置面积，也就是叶春来一人就可以获得322.5平方米安置面积。对于超过安置面积的部分23.18平方米（345.68-322.5=23.18），按被拆迁房屋评估价的3倍给予叶春来拆迁补偿款（23.18x1196.87x3=83230.34元）。上述安置房面积和补偿款完全是按照叶春来和倪雁华现有家庭状况来确定的，叶献新并不属于该安置协议的安置对象。如果说叶献新的权益，哪怕是有一平方米包含在叶春来获得的安置房屋内，都不可能得出该补偿结果。2016年12月初，叶春来与妻子倪雁华经共同选房，安置在金都美地8-1-1101室，整个过程均与前妻叶献新无关。2016年12月，叶献新向金东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安置房金都美地8-1-1101室归双方共同所有；各半分割安置房。金东区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叶献新的诉讼请求。叶献新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院，金华市中院于2017年9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在2019年4月10日，金华市金东区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向原告叶春来作出《告知书》，称“你与我部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你户可获得的安置房包含了你前妻叶献新的权益。现告知你于2019年4月5日前协商处理好你与前妻相关权益分配问题，并将协商结果书面提交我部，以便我部能依据你们协商一致的结果办理相应安置房屋的产权证书。若你届时未能向我部提交书面协商结果导致无法办理相应安置房屋的产权证书的，后果由你自行承担。”原告认为，被拆迁房屋系原告个人财产。如果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包含叶献新的权益的话，那么拆迁补偿的人数、标准、安置面积等都会与现在已补偿的完全不同，且叶献新的诉请已经被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指挥部并非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相对方，其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上述告知，属认定事实不清，且没有任何救济途径告知原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作出《告知书》的行为违法，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因指挥部是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指挥部以其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及行政法律责任，依法应由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承担。综上，请求：一、确认被告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向原告叶春来作出的《告知书》违法并予以撤销。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辩称：一、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和第(十)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涉案《告知书》仅告知了“你与我部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你户可获得的安置房屋包含了你前妻叶献新的权益”。但并没有明确包含叶献新具体权益内容，亦未明确剥夺原告的具体权益内容。因此，该告知书截止至起诉之日，并未对原告叶春来产生实质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实施单位为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办事处，被告所属的金华市金东区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虽向原告发送了《告知书》，但并不是具体补偿安置方案的实施单位。因此，指挥部的告知内容亦不会对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二、涉案《告知书》的内容并未违反相关的规定。首先，根据《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安置以户为单位。第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特殊情况安置人口按以下原则确定：(五)离婚家庭，按原家庭人口状况确定。而涉案《告知书》的内容仅系对上述相关条款字面意义的解读和说明，是原条款应有之意，并未违反相关政策、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其次，《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的发布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本案原告与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补偿实施意见发布在前，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在后，补偿实施意见对本案补偿安置协议具有约束力。综上，本案《告知书》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同时被告也不是房屋补偿安置的实施单位。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叶献新述称：涉案《告知书》明显合法，其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同，协议是包含了叶献新的拆迁补偿利益。叶春来名下的房屋重置价格已经在协议中予以补偿，而安置利益并不是基于叶春来原有的房屋面积，而是基于原婚姻家庭人口进行安置的。因此叶春来的利益并未受损。相关法院判决并没有否认叶献新的补偿利益，而是以叶献新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驳回了其诉请，因此判决中对叶献新是否有拆迁补偿利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处理。综上，本案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4日，原告叶春来（乙方）与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明确系依据《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市政府52号令）、《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金政办发[2014]46号）、《多湖中央商务区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规定签订，协议约定了叶春来被征收房屋及相关补偿等内容，其中第三条安置方式中明确为“（一）公寓式安置方式乙方家庭现有需安置人员3人，可享受公寓式安置面积合计322.50平方米。” 2019年4月10日，金华市金东区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向原告出具《告知书》，告知原告“根据《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政府令第52号】第二十四条第（五）项、以及《多湖中央商务区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第三条第（三）款第（5）项‘离婚家庭，按原家庭人口状况确定’之规定，你与我部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你户可获得的安置房屋包含了你前妻叶献新的权益。现告知你于2019年4月15日前协商处理好与你前妻相关权益分配问题，并将协商结果书面提交给我部，以便我部能依据你们的协商一致的结果办理相应安置房屋的产权证书。若你届时未能向我部提供书面协商结果导致无法办理相应安置房屋的产权证书的，后果由你自行承担。”原告对此告知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从案涉《告知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其仅系金华市金东区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原告与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条款进行的解释和说明，非协议一方主体对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单方面变更并告知原告的行为。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事实上已对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权利义务事项予以了固定，案涉《告知书》并未超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范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据此，应当认定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应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身或基于该协议的履行结果，而非案涉《告知书》。原告就案涉《告知书》提起本案诉讼，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叶春来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单晓剑 审 判 员 虞 行 审 判 员 徐青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叶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