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19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新，男，195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代理人吉家康，河南昱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喜胜，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淑凤，女，196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通远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南路**。法定代表人安银富。上诉人王玉新与被上诉人岳喜胜、尚淑凤、郑州通远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豫0104民初331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玉新的起诉。王玉新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豫01民终168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豫0104民初331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豫0104民初1074号民事判决，王玉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新的委托代理人吉家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岳喜胜、尚淑凤、通远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新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岳喜胜、尚淑凤、通远公司共同偿还王玉新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2月5日、2月21日，12月30日王玉新通过工商银行向岳喜胜分别转账3000000元、1000000元和1000000元，共计5000000元。王玉新所举收据复印件显示：岳喜胜、通远公司曾于2013年5月6日、12月30日向王玉新出具借款2000000元和1000000元的收据，但王玉新未提交该收据原件。王玉新提交的其他证据旨在证明岳喜胜非王玉新员工、亦非郑州宏瑞家具有限公司员工。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但王玉新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原审法院认为：王玉新起诉岳喜胜、尚淑凤、通远公司还款，向法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据复印件，未向法院提交相关的债权凭证。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除实际的交付行为，还应有双方的借贷合意，证明双方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王玉新主张的诉请，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玉新的诉讼请求。诉讼费42000元、公告费600元（以实际票据为准）由王玉新负担。王玉新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系认定事实错误，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不仅存在借款本金的实际交付，而且双方还存在借贷合意，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1、王玉新实际向岳喜胜、通远公司交付了500万元借款本金。王玉新通过名下银行账户分别于2013年2月5日、2月21日、12月30日向岳喜胜的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计500万元。这是王玉新向岳喜胜、通远公司实际提供借款本金500万元的交付证据，岳喜胜也认可收到上述500万元。2、从岳喜胜原一审提供的《协议》和《收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和《收据》非但不能证明是买卖合同关系，反而恰恰证明了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1）从《协议》形式上讲，该《协议》名为“协议”，但其落款处仅有岳喜胜、通远公司的签名和盖章，故该《协议》实际是岳喜胜、通远公司单方出具的承诺和保证。若为买卖关系，则须买卖双方合意达成买卖货物的意思表示，且合同落款形式一般为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该《协议》明显不是买卖合同。（2）从《协议》内容上来讲，内容为“今收到王玉新定货款300万元，定货规格品种不限，价格锁定为当日为准，期限从2013年2月5日到2013年5月5日止，本单位保证此次定货收益不低于贰拾万零伍仟元”，结合一般买卖常识，哪有卖货方保证买货方的收益的，由此可以看出该《协议》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条件，买卖合同不会保证定货收益；该《协议》有资金使用期限和保证收益内容，明显是借款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明显是民间借贷关系。（3）从《协议》出具时间上讲，该《协议》上显示的期限为自2013年2月5日至2013年5月5日，到期次日岳喜胜、通远公司即为王玉新出具时间为2013年5月6日的《收据》。从《协议》和2013年5月6日的《收据》的时间连贯性来看，该《协议》明显是借款关系，有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若该《协议》为真实的，则是一份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协议。3、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凭证，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2013年5月6日《收据》显示：交款单位：王玉新，人民币：200万元，收款事由：借款（月息2分，3个月），岳喜胜签名、通远公司加盖财务章；2013年12月30日《收据》显示：交款单位：王玉新，人民币：100万元，收款事由：借款（月息2分），岳喜胜签名、通远公司加盖财务章。虽然两《收据》系复印件，但岳喜胜当庭认可收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两份《收据》即是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的具有借贷合意的证据。4、王玉新与岳喜胜都是杨庄村民，二人是几十年的朋友关系。本案借款到期后，王玉新多次向岳喜胜、通远公司要求还款，在岳喜胜、通远公司答应出具还款承诺的情况下，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王玉新将《收据》交给了岳喜胜和通远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王玉新出于朋友关系和信任、且在岳喜胜和通远公司承诺出具《还款协议》的情况下把两份《收据》交给了岳喜胜和通远公司，岳喜胜在庭审中也认可两份《收据》原价被收回。岳喜胜作为两份《收据》原件的持有人，且两份《收据》的内容不利于岳喜胜，岳喜胜却拒不提供，应当推定王玉新的主张成立，即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综合上述事实，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具有借贷合意，存在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王玉新已实际向岳喜胜、通远公司交付了500万元借款本金，且认可岳喜胜、通远公司偿还100万元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予以查明。二、一审法院违法分配举证责任，在岳喜胜的举证未达到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高度可能性的程度的情况下，将属于岳喜胜、通远公司的举证责任违法转移给王玉新，有违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1、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确定王玉新仅根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即可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在此阶段，王玉新只需举出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即可。举证责任分配给岳喜胜、通远公司，由岳喜胜、通远公司来证明其与王玉新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由岳喜胜、通远公司举证证明“王玉新委托岳喜胜向通远公司购买300万元的钢材的事实存在”。2、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岳喜胜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岳喜胜举证所要达到的证明效果是“让法官根据证据确信其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然而，本案中岳喜胜所举证据仅有残缺不全的《协议》、《收据》，却只字不提“300万元钢材交付情况、运输情况、存放情况”，岳喜胜陈述的事实漏洞百出、不符常理，显然未能达到让法官确信“王玉新委托岳喜胜向通远公司购买300万元钢材”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1）王玉新或其为股东的郑州宏瑞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瑞公司）均不经营钢材业务，岳喜胜也不是王玉新的雇员或宏瑞公司的员工。岳喜胜仅是将自己享有的村民股份转至了王玉新所在的村民经济联合体，岳喜胜账号为62×××44银行账户每月收入的1300元和500元，是岳喜胜作为村民的分红和社会保险补助，并不是王玉新或宏瑞公司发放的工资。（2）岳喜胜没有提供任何钢材交付、运输、钢材存放等相关证据，仅凭一张残缺不全的《协议》就认定岳喜胜的抗辩成立，显然不公平。更何况300万元能够购买多少吨钢材，需要多大地方去存放，因此岳喜胜的抗辩明显不合常理，违背事实，岳喜胜的举证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3）岳喜胜称300万元转款在当天或此后几天都转给了通远公司或其会计，但岳喜胜的银行流水均不显示交易对象信息，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岳喜胜的举证责任已完成。3、岳喜胜的举证未达到“王玉新委托岳喜胜向通远公司购买钢材的事实”高度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此时，岳喜胜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仍应由岳喜胜继续举证证明“王玉新委托岳喜胜向通远公司购买300万元钢材的事实”的存在。此时举证责任尚不能转移给王玉新，不应由王玉新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岳喜胜、通远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王玉新委托岳喜胜向通远公司购买300万元钢材的事实”的存在，则应由岳喜胜、通远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推定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三、岳喜胜在原一审的辩称缺乏证据支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有悖常理，不应采信。（一）岳喜胜辩称：2013年2月21日，王玉新转给岳喜胜的100万元是王玉新提供给通远公司安银富的借款，通远公司安银富已于2013年5月6日偿还100万元，100万元借款债务消灭。王玉新认为：岳喜胜的陈述与2013年5月6日《收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互矛盾，系虚假陈述。（1）岳喜胜所举证的银行流水明细均不显示交易对手信息，无法核实500万元款项去处，不能证明岳喜胜的主张。（2）若2013年5月6日，通远公司安银富向王玉新还款100万元，债务消灭，为何2013年5月6日当日岳喜胜、通远公司会向王玉新出具收到200万元借款的《收据》，岳喜胜辩称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有悖常理。（二）岳喜胜辩称：2013年5月6日，通远公司安银富转账给王玉新98万元，该98万元是通远公司安银富提供给王玉新的借款本金，2013年12月30日，王玉新转账给岳喜胜100万元系王玉新偿还2013年5月6日向通远公司安银富的借款本息。岳喜胜的陈述与2013年12月30日《收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互矛盾，系虚假陈述。（1）岳喜胜所举证的银行流水明细均不显示交易对手信息，无法核实500万元款项去处，不能证明岳喜胜的主张。（2）若2013年5月6日通远公司安银富出借给王玉新98万元，为何2013年5月6日王玉新不向通远公司安银富出具借据，而是岳喜胜、通远公司出具200万元借款《收据》。（3）若2013年12月30日王玉新转账给岳喜胜的100万元是王玉新向通远公司安银富还款，那么为何2013年12月30日当日岳喜胜、通远公司向王玉新出具收到100万元借款的《收据》，岳喜胜辩称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有悖常理。（三）岳喜胜原一审辩称：关于两份《收据》中岳喜胜的签名是因该借款系岳喜胜经手办理，王玉新事情多怕忘掉才让岳喜胜在《收据》上签名。该辩称明显缺乏事实基础，不符合常理。两份《收据》内容分别显示借款200万元、借款100万元，岳喜胜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其非常清楚收据的内容及在收据上签字后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为正常人，若岳喜胜是经办人、中间转交人，其完全可以在收据上签名时标注为经办人或者转交人。四、涉案债务发生于岳喜胜、尚淑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系二人的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岳喜胜的每月收入为1800元是岳喜胜的村民生活补助和保险补助，且岳喜胜称重病住院三年之久，因此其微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生活和医疗费用。岳喜胜称在2013、2014年期间做过钢材生意，与本案借款发生时间相吻合。尚淑凤在原一审庭审中不断声称自己整天吃斋念佛，说明其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综合二人的陈述，说明岳喜胜的借款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请求依法查明并于纠正一审判决。综上，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已实际交付借款本金500万元，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违法分配举证责任，在岳喜胜的举证未达到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高度可能性的程度的情况下，将属于岳喜胜、通远公司的举证责任违法转移给王玉新。如岳喜胜、通远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王玉新委托岳喜胜向通远公司购买300万元钢材的事实”的存在，则应由岳喜胜、通远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推定王玉新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岳喜胜的辩解缺乏证据支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有悖常理，不应采信。本案债务发生于岳喜胜、尚淑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家庭生产经营和家庭共同生活，故岳喜胜、尚淑凤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王玉新的一审诉讼请求。岳喜胜、尚淑凤、通远公司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玉新主张与岳喜胜、通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其提交的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其提交的借款收据为复印件，无原件予以印证，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无法确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借贷法律关系。王玉新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000元，由上诉人王玉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张永军审判员  陈贵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侯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