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15民终2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传民，男，195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山东华达进口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山东省聊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男，198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系上诉人王传民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可培，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波，男，196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星光房产公司副总经理，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光涛，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山东聊城华达进口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南西路6号大众汽修厂。法定代表人：李波，代理法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前许街29号。法定代表人：石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萍，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传民因与被上诉人李波、山东聊城华达进口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华达公司）、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简称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6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传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华达公司的前身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由李波持股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李波虽然名义上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从未在华达公司上过班，在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之前，也没有代表公司处理过任何事务，所以他是无权代表华达公司签订上述协议的。而且被上诉人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石凯也是知情的，否则石凯也不会亲自找上诉人王传民谈华达公司补偿的问题。原审判决在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这个问题上不认可王传民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而在处理华达公司对龙湾村委及部分村民的欠款问题上，又认可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本身就自相矛盾。李波代表的聊城星光房产公司与华达公司债务纠纷也多处存疑，不合常理。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多份录音证据，也足以证实双方的意思表示均不真实。被上诉人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与李波存在相互串通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房屋未依法列入征收范围内。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未取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审批手续，且其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无权签订相应的征收补偿协议。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未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进行征收，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与华达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及《房屋征收补偿调换协议》，两份协议显示，两方系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签订，根据该条例第二章的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只有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存在六种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方可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且旧城区改建项目还应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并由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人民政府，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论证、征求意见等，然而本案中第一征收服务中心就涉案房屋并未履行相应征收程序，未取得相应的批准。即使是按“城镇改造项目”，根据山东省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认定办法的规定涉案房屋也无法认定为棚户区，且就涉案房屋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亦未取得任何审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签订补偿协议的主体为“房屋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而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仅仅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其没有权利签订补偿协议。综上第一征收服务中心在未履行房屋征收程序，未取得任何审批且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无权征收涉案房屋并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而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进行审理和认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李波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法。华达公司与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之间签署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自行拆除了涉案的部分房屋并将房屋残值进行处分，获得处置费用20000元，上诉人己经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内容，其主张涉案合同无效不能成立。综上，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第一征收服务中心辩称，一、被上诉人李波有权代表华达公司签订涉案协议。华达公司前身即使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但是在涉案协议签订时其性质早已成为私营企业。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等网上信息平台查询，华达公司在涉案协议签订时的股东均为自然人，且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均为李波。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李波当然有权代表华达公司与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涉案协议，第一征收服务中心基于工商登记信息与李波签订协议的行为合法有效。二、被上诉人李波与上诉人王传民之间的内部关系对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无拘束力。如上所述，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系基于华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而与李波签订的涉案协议，至于李波和王传民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和股权争议，均与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无关。第一征收服务中心虽然在签订协议前与上诉人见面沟通，但是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波之间到底何种关系并不明确，该二人内部关系依法不对第一征收服务中心具有拘束力。三、上诉人在涉案协议签订前后均积极参与并签署了有关材料,对涉案协议的签订知情并认可。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前一直积极参与，并在协议签订后自行拆除了住宅楼并领取了2万元；还于2018年5月23日与李波、龙湾中村村民等签订了《会议纪要》，对部分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处分。因此，上诉人对涉案协议的签订完全知情并认可，其主张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与李波恶意串通毫无事实依据。综上，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华达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李波与被告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签订的关于华达公司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无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王传民与被告李波系朋友关系。2013年7月23日，华达公司与山东聊城星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传民、王浩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华达公司向山东聊城星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按照月利率2%计息，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24日至2014年7月23日，王传民、王浩对该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12月27日，原告王传民与被告李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传民将其在华达公司的股权705.6万元转让至李波名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李波担任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12日，被告李波代表华达公司与被告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王传民、李波、石凯（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周洪军及龙湾中村部分村民于2018年5月23日就王传民偿还龙湾中村村委会及部分村民欠款事宜进行商谈并签署《会议纪要》。2018年6月28日，王传民在一份内容为“我同意履行协议书约定，由山东聊城星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我向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办事处龙湾中村村民委员会及部分村民支付全部款项9789411元”的文件上，签署“按照会议纪要精神同意从拆迁款中支付龙湾欠款9789411元，王传民，2018、6、28号”。此后，山东聊城星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龙湾中村村民委员会及村民支付款项9789411元。华达公司的住宅楼已被拆除，商业楼尚未拆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李波是否有权代表华达公司签订案涉协议？2.被告是否恶意串通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争议焦点1，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波为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应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事项而作出的行为的效力，被告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有理由相信被告李波有权作为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案涉协议。故原告认为被告李波无权签订案涉协议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王传民与被告李波之间的股权争议，对善意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对争议焦点2，原告主张被告李波与被告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恶意串通，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了李波及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法人代表石凯在王传民病房的录音及李波与王传民的微信记录，该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恶意串通，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波经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法院依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传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中，上诉人王传民提交证据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5089号案件的民事审判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李波自认上诉人王传民系华达公司的实际权利人；证据二、2018年5月30日聊城市国土资源局、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聊国土公示字[2018]0506）复印件一份，证明：根据该公示涉案房屋附近挂牌出让价格已达到974万元一亩，而本案中两份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偿明显低于市场价，通过对比可以表明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偿过低，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李波代理人质证称，对于证据一，民事审判笔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需要回去向李波进行了解，了解后回复法庭；对于证据二，对上诉人提交的一份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即使该文件真实，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第一征收服务中心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该证据的来源不清楚，即使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笔录，上诉人从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复制该份审判笔录，也应当有区法院档案室加盖公章确认其真实性，其次即使这份证据的形式合法，但是这份证据的内容我方并不认可，关于上诉人王传民是否为华达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问题，李波是否为上诉人的代理人，不应当由华达公司在另案中以陈述的方式确认，李波、王传民是否存在代持股的关系应当有双方的书面协议为证，在上诉人不能提供代持股协议的情况下，我方对该庭审笔录中的相关内容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该笔录中华达公司的陈述是真实的，也与李波在本案以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我中心签订补偿协议没有任何关联，华达公司的陈述只是表达了李波和王传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能否定我中心和华达公司签订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证据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真实性问题我方意见同李波代理人发表的意见，关于关联性问题，我方补充意见如下：这份证据是聊城市自然资源局出让国有土地的公示内容，是政府出让土地的价格，而出让土地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标准没有可比性，根据华达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聊国用（96）字第113号”显示华达公司的被征用房屋占用土地的批准使用年限是自1994年至2044年，签订涉案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而上诉人提供的国有土地出让土地公示公告显示的时间是70年，而且是自签署国有土地出让协议签订起算使用年限，由此可以看出，这份出让公告的出让价格与本案房屋征收没有关联性和可比性。为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列入邓楼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第一征收服务中心提交：证据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鲁建住字（2016）10号”，在该通知中附件序号12是邓楼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证据二、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发展和改革局“聊江发改审（2017）12号”；证据三、是土地储备中心储备用地“邓楼片区”用地边界图；证据四、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房屋征收管理局授权委托证明，显示在邓楼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授权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与山东聊城华达进口汽车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证据五、润泰公司向华达公司支付4400余万元收据。以上五份证据证明了项目的合法性，以及被上诉人第一征收服务中心享有和华达公司签署涉案两份协议的主体合格。在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之后，项目开发主体聊城润泰投资有限公司已经向华达公司支付房屋征收货币补偿4480余万元，聊城润泰投资有限公司是政府主导下的公司。上诉人质证称：在假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为真实的情况下，对于证据一，该文件仅为棚户区改造分解项目的通知，且该文件明确表明要尽快落实立项资金、土地规划和房屋征收（拆迁）等建设条件，说明该文件仅系计划，且附件12中邓楼片区项目列入2017年开工计划的改造量为1200套，该文件是对2017年做的计划，而两份征收补偿协议系2018年签订，上诉人的涉案房屋是否包含在该计划中无法体现；对于证据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房屋征收部门为市县级人民政府，而“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并非一级政府，其发改部门是否有权进行立项，上诉人存疑，而且该文件仅为立项文件，被上诉人第一征收服务中心并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征收决定、公布征收方案；对于证据三，因被上诉人提交的为缩小的复印件无法看清，上诉人无法进行质证；对于证据四，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均系2018年2月12日签订，而该授权委托证明系2018年6月10日出具，属于后补证据，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未取得任何权利签订相关协议；对于证据五，因华达公司目前法定代表人为被上诉人李波，且华达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均由李波保管，是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无权决定，且上诉人并未收到补偿款。被上诉人李波对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传民诉求是确认李波与第一征收服务中心签订的关于华达公司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但经审查，涉案两份协议均系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房屋征收管理局授权第一服务中心签订，协议中亦明确因公共利益需要，需征收华达公司房屋，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规、政策有关规定协商签订的。因此，涉案两份协议应为行政协议。故本案不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予驳回起诉，上诉人王传民可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61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传民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00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孔繁奎审判员  石 鑫审判员  孙久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王蕾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