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4民初5009号原告：熊红，女，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伟，武汉市汉阳区正义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法定代表人：李爱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迁迁，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熊红与被告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汉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谢敏、严亮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伟、被告新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迁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红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99年1月25日支付的认股金2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贰万元（以2000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1999年1月25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新汉公司在改制前名为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原告曾是该厂职工。1998年12月23日，该企业因改制向全厂职工发布了《职工个人股认购意向表》。原告响应号召于1999年1月25日缴纳了认购股金2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2002年该企业改制成功。该企业改制后没有向原告分配股息红利。2017年3月，原告经查询工商信息得知被告没有将原告登记为股东，为此原告提起了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该案经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审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于1998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改制方案报批，1998年的报批未获批准，依据该次方案实施的改制行为当然不发生改制效力，原告当年缴纳的认股金处于闲置状态，不能自动转化为2002年改制中的认股金，由此认定原告在2002年改制没有认购股份，原告不具有股东资格。原告自1999年就没有在厂里上班，没有看见过厂里退认股金的公告，也没有收到被告发出的退认股金的通知。在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前一直认为自己是被告的股东，故没有要求被告退还认股金。既然两级法院都没能认定原告股东身份，被告理应返还原告该认股金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新汉公司辩称：1、被告新汉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提交的2000元收据开具的主体为武汉市新汉塑料厂，该厂原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了两次改制变更为新汉公司。因1998年第一次改制未获批准，1999年12月1日该厂就向全厂职工发布了通知，告知办理退股金手续，发出该通知的方式是在厂里张贴公告。到2002年5月该厂改制完成，原告从未主张过该2000元认股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在公告期内债权人未申报过该债权的，企业改制后，改制后的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原告未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2、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原新汉塑料厂于2001年8月2日签订了《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及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根据该补偿协议书可知，自该补偿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原告与原新汉塑料厂所有权利义务关系均已消亡。3、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自原告签订补偿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双方终止劳动、人事、经济及其他一切关系，原告自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显然已经严重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并且自1999年1月25日原告的认股金被占用受到损害起至今也已经超过了20年，因此人民法院应不予保护。原新汉塑料厂已将2000元的认购股金退还给了原告，如果没有退还，原告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主张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熊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7）鄂0104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23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经法院判决认定原告缴纳的认股金处于闲置状态，不能自动转化为被告2002年改制中的认股金，原告在被告2002年改制中没有认购股份，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证据二、收款收据、《职工个人股认购意向表》照片，证明：原告于1999年1月25日向被告缴纳了认购股金2000元整，被告理应返还该款项并应当支付利息。证据三、《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及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证明：在2001年8月2日，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时，被告没有将认购股金退还给原告，也没有就退还认购股金通知原告。证据四、被告退还其他职工认股金的收条照片，证明：在被告改制过程中退还了职工认购股金的，公司财务会保留退股金的收条，而被告没有出示过退原告认股金的收条。被告新汉公司为支持其辩称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武国资办评[1998]097号文件、《通知》、会议记录簿，证明：原告收据上载明的单位武汉市新汉塑料厂在1998年的第一次改制未获批准，1999年12月1日该厂就向全体职工发布了通知，通知载明了办理退股金手续。证据二、《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及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证明：原告与武汉市新汉塑料厂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该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均已消亡。证据三、《关于企业改制的申请》、工商信息查询单、《资产处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证明：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第二次改制于2002年5月完成，企业改制时由职工一次性买断企业产权，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认股金已经退给了原告。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即使原告持有收据不代表该款项没有退还。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存在认股金未退的事实。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的股金是第二次企业改制中退的，原告的认股金是在第一次企业改制时缴纳的，财务没有保留退还股金的收条。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相关事实综合评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文件真实性无异议，对《通知》、会议记录簿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未收到过退股金的通知。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补偿协议书中不涉及退认股金的问题。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正好说明改制后的企业应对改制前的债权债务承担法律责任。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相关事实综合评判。经审理查明，原告熊红是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的职工，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1998年，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拟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并向武汉市民政工业公司提出申请。武汉市民政工业公司于1998年9月10日作出武民司字（1998）47号《关于同意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的批复》，表示同意该厂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该厂于1998年12月23日向全厂职工发布《职工个人认股意向表》，原告熊红于1999年1月25日向该厂缴纳了2000元认购股金，该厂向熊红出具了收据一张（收据上的印章字样为武汉市新汉塑料厂财务专章）。之后，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未获批准，该厂于1999年12月1日发出通知办理退股金手续。原告熊红的认购股金2000元未予以退还。2001年8月2日，原告熊红与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签订了《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及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约定双方自2000年12月25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单位一次性给予熊红经济补偿金6501元，双方终止劳动、人事、经济及其它一切关系等等。2001年，依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武政办（2000）102号《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进行企业改制。2002年3月26日，武汉市民政工业公司（甲方）与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厂长以及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爱娣（乙方）就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改制有关事宜签订了《资产处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原有债权债务由乙方及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变更注册的企业承继，新企业应与债权债务各方办理转移手续。2002年3月28日，武汉市民政局下发武民政[2002]37号《关于同意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资产处置的批复》。2002年5月13日，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将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将企业名称由“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变更为“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登记股东为35人（不包括原告熊红）。2017年7月18日，原告熊红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原告为被告新汉公司的股东，确认其占0.1%份额的股权，并判决被告补偿自1999年至今的股东分红及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本院于2017年12月作出（2017）鄂0104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上述全部诉讼请求。因原告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5月作出（2018）鄂01民终2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因被告未向原告熊红退还认购股金，故原告再次诉至本院，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新汉公司系由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企业改制变更后的企业，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向原告熊红收取了认购股金2000元之后，因1998年改制方案未获批准，导致熊红该次认购股份的目的无法实现。在2002年改制方案实施过程中，熊红未再作出有关认购股份的任何意思表示，其在1999年缴纳的认购股金并未退回而处于闲置状态，不能自动转化为2002年改制中熊红用于认购股份的资金。被告主张该认购股金已经退还，但未向本院提交改制前及改制后的企业向原告退还认购股金的证据，本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新汉公司应对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向原告收取的认购股金承担返还义务。同时，根据2002年武汉市民政工业公司与现被告法定代表人李爱娣所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被告作为改制变更注册后的企业应对原武汉市国营新汉塑料厂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签订的《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及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事项内容与本案争议的认购股金无关联性。关于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原告基于就其是否为被告的股东与被告之间存在分歧，而于2017年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故自2018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时，原告才明确知道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因此，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认购股金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贰万元（以2000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1999年1月25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因被告长期占用原告的资金未予以返还，其应向原告补偿利息损失。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自收到款项次日起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2000元为本金，自1999年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原告计算过高部分的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熊红返还认购股金2000元。二、由被告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熊红支付利息损失（以2000元为本金，自1999年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熊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元，由原告熊红负担175元，由被告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婷人民陪审员  谢敏人民陪审员  严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刘莉书记员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