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1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民强三街**；法定代表人：苏恩惠，系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连胜，系该公司法务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敬伟，男，1980年4月3日出生，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代理人：徐洪福，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长福，男，1972年12月8日生，，住所地：沈阳市大**原审被告：高先富，男，1971年11月5日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原审被告：刘宝祥，男，1964年1月8日生，住黑龙江省龙山县。上诉人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敬伟、原审被告刘长福、高先富、刘宝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8）辽0404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审理终结。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上诉请求：1.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对原审被告高先富赔偿被上诉人338445.69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对上诉人的起诉。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理由：通过庭审调查和举证、质证、辩论全过程，有卷宗记载可查，能够确定原审判决错误。本案判决最明显错误的实质是超出王敬伟诉讼请求判决高先富承担赔偿责任，进而达到判决东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目的。王敬伟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请求判令高先富承担主体赔偿责任。在庭审结束前王敬伟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法庭也未组织当事人调解。因此，法院无权判决任何当事人承担单独赔偿主体责任。除上述判决错误外，其它错误的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判决书P3经审理查明：“东机公司承位沈阳工学院（下称甲方）的工程项1=1开工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竣丁口期为2017年12月30日，承包人项目经理为杨维库、被告刘长福为项目现场负责人。后东机公司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被告高先富，由高先富组织施工。这一查明的事实显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相悖。原审认定承包人项目经理为杨维库就己经确认了该工程负责人是杨维库。杨维库是国家注册建造师，是该工程唯-合法代理东机公司法人，履行该工程负责人职务行为的项目经理，也是涉嫌本案案由事实唯有关联性以法人名义实施负责人民事行为，而发生法律效力的东机公司代理人。刘长福是在杨维库领导下的质量检查员，负责施工现场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进行检验和整顿，履行东机公司该工程质量管理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没有案涉工程事实行为代理权，也没有本案代理东机公司的诉讼权利。判决书认定杨维库领导下的质量工作负责人刘长福与东机公司涉诉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关联性，而应认定东机公司该工程现场负责人杨维库是否案涉该案，才符合法定审理程序。据此，原审查明刘长福为项目现场负责人显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违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法庭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的规定。不仅如此，依据民事自治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敬伟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与本案有实质性影响的刘长福挂靠东机公司事实已经被判决书排除，认定刘长福为项目现场负责人已经超出了王敬伟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处分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诉讼请求权利，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经审查采信的书证不包括证明“后东机公司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被告高先富，由高先富组织施工。”事实的证据，而庭审笔录均为各方当事人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显属错误。高先富从来也未在东机公司承包的工程进行过分包的事实。王敬伟也没有证据证明高先富分包东机公司工程的事实。由于原审庭审结束后出现了上述新的事实，我方收集了新的证据1-5。证据1证明高先富承包甲方工程后又将工程发包给案外人王永超承包，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了发包人为高先富、劳务承包人的负责人为王永超的《建筑工程劳务合同》。在该合同订立期间，东机公司还没有出现在甲方施工现场，高先富承揽甲方工程施工与东机公司无关。依据原审证据，东机公司2017年7月25日与甲方订立工程施工合同和经招标监管部门确认的通知单组成证据锁链，能够确认东机公司2017年7月26日开工事实、佐证东机公司承包甲方工程施工在高先富发包给王永超劳务承包之后的事实、证明高先富早于东机公司承包甲方工程项目且发包给王永超劳务承包与东机公司无关的事实。新证据2、3证明王永超与东机公司劳务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佐证东机公司承包甲方工程项目的劳务承包人不是高先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王永超与东机公司承包劳务的权利义务对高先富没有法律关系，而王永超与高先富承包劳务的权利义务对东机公司也没有法律关系。根据上述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可以推定出判决书认定的高先富与东机公司的法律关系事实是错误的。同时证明判决书将确定本案赔偿义务主体以东机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高先富”作为东机公司承担高先富连带赔偿责任的认为也是错误的。客观事实是甲方原承包人不具备甲方要求的竣工条件，自愿撤场后，经招标监管部门备案于2017年7月25日甲方同承包人东机公司签订了合法施工合同。东机公司依据施工合同约定在2017年7月26口开工。东机公司工程开工后，王永超与东机公司协商，双方履行了案涉工程的劳务承包合同，并终止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二、判决书p5“王敬伟在受雇于高先富，高先富作为王敬伟的雇主，对于王敬伟在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伤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虽然与东机公司没有关联性，但显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判决书P3己经确认被告刘宝祥雇佣王敬伟这一批人是从事口工资力工劳务雇员，且在庭审中原告己经自认刘宝祥雇佣王敬伟的事实，另-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本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由可以确认雇主是被告刘宝祥；其次，依据法律生效的抚开劳人仲裁字[2017]第268号裁决书（下称268号仲裁书）可以认定王敬伟自认“当时工地工友及负责人将其送至医院医治”这一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和王敬伟在庭审中自认送其医院治疗过程中送他的人两次分别垫付7000元的事实，可以推定出给王敬伟垫付钱的人就是招募雇员负责人刘宝祥，因为当时工地工友及负责人没有王敬伟的亲朋好友，包括刘宝祥，给王敬伟垫钱的负责人只能是刘宝祥，佐证刘宝祥雇主身份；客观事实是雇主刘宝祥分别两次累计垫付王敬伟1.4万元治疗费，无论谁承担赔偿责任，都应在总数额中扣除1.4万元，而判决书判决赔偿总数额并未扣除1.4万元，显属偏袒王敬伟；新证据5刘宝祥证明材料证明王敬伟两次钱分别为1万元和4千元，虽然每一次数额与王敬伟自认的不一致，但是总计1.4万元是一致的，其它细节也是-致的，故刘宝祥给付王敬伟1.4万元事实存在；再有，王敬伟庭审中接受审判长法庭调查询问时表示：“不清楚刘宝祥与东机公司的关系，与高先富及刘长福的关系都不清楚”。虽然王敬伟代理人违背诚信原则称：“刘宝样是高先富分也过来的，高先富从刘长福分包过来的，刘长福是挂靠东机公司”却不能推翻王敬伟本人陈述的事实。在作出判决前，王敬伟代理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称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原审认定高先富承担赔偿王敬伟受害责任的基本事实不清。新证据4证明与本案原审雇主是被告刘宝祥的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更证明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判决书p3审理查明的王敬伟受伤及送医院治疗过程事实不清。除王敬伟自诉外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无需举证证明的268号仲裁书王敬伟自认事实不一致。268号仲裁书王敬伟自诉“当时工地工友及负责人将我送至抚顺市眼科医院，后转至沈阳市院进行治疗”。但判决书却查明“王敬伟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集团抚顺医院、抚顺市矿务局总医院治疗。又于当日转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上述相互矛盾的事实证明，王敬伟没有证据证明自诉相互矛盾的事实更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该对确定本案有实质性影响的这一事实，显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四、原审不仅认定前述判决结果有实质性影响基本事实不清和认定事实错误，而且认定和判决赔偿王敬伟费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超出王敬伟诉讼请求标的额，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司法鉴定是确定赔偿标的额的基础。认定的事实经过来至于病例，而病例来至于王敬伟自述，且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没有经过庭审质证。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我方在原庭审中对鉴定意见有异议，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庭审质询，但本案鉴定意见并未接受法庭质询。尤其是王敬伟提交的鉴定所依据的材料证据内容较多，都没有在庭前向我方提供，我方没有质证的准备时间，所提出的质证意见并不全面。在鉴定所依据的证据未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鉴定事实的根据。2.原审认定王敬伟诉求赔偿费用证据不足，基本事实不清。赔偿费用证据内容较多，都没有在庭前向我方提供，我方没有质证的准备时间，所提出的质证意见并不全面。我方对王敬伟举证赔偿费用证据质证进行质疑后，王敬伟并没有予以反驳。证据中的收款凭证只能证明是医院开具的，但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确认用于王敬伟案涉病情治疗费用。我方质疑王敬伟需要提供住院每口费用清单明细数额确定治疗费、医药费、护理费汇总累计数额佐证收款凭据费用。但是王敬伟在审判长询问后，明确表示不能提供住院每口费用清单明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敬伟主张的赔偿标的额，负有举证责任的王敬伟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书确认的赔偿费用数额是不准确的。3.王敬伟在递交起诉状后，并未提出诉讼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申请，则判决超出王敬伟诉讼请求的数额，不爪予以确认。①判决赔偿医疗费43957.71元的凭据没有住院日结清单发生的凭据佐证，不能证明用于案涉病情费用，且超出原诉讼请求标的额43558元的399.71元；②判决误工费7486.68元依据2018年度建筑业平均工资不当，依据268号仲裁书王敬伟自诉“自己是农民，在劳务市场务工，被雇佣到案涉工地做了1天力工”的事实，可以确认王敬伟在劳务市场做零工，不是经常从事建筑业务工，不可能以建筑业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力工在建筑业收入是最低的，与技丁收入相差甚远，1天的建筑业务工收入与经常的建筑业收入是不同的，不能以王敬伟自己为了多获取赔偿不愿意提供证明三年内多种收入平均收入证据，就简单把1天建筑务工的事实推定为王敬伟从事建筑业，于法无据。王敬伟也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并经常从事建筑业工作。因此不能依据建筑业工资，依据2018年工资标准更明显错误；误工天数只有27天住院依据，无其它数据依据；超出原诉讼请求标的额6897元的589.68元不应计入；③护理费的护理级别和天数没冇证据证明，不应以支持；④己经主张伙食补助费，而营养费没有医疗机构的意见不应予以支持；⑤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40—70元/天，50元/天居多;伙食补助费是参照出差标准，而不是判决书认定100元/天最高上限，用于农民工职业较高，涉嫌偏袒王敬伟；⑥王敬伟没有举证证明交通费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与正式票据相符合的证据，不应支持。4.王敬伟诉讼请求判令赔偿费没有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只单项主张计算，诉讼请求标的额也不含上述费用。法庭没有根据王敬伟新增加司法鉴定所产生的赔偿部分主张延期举证质证和辩论期限，尤其在增加标的额的情况下，庭审结束前法庭也未向王敬伟释明补交案件受理费。因此，在没有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另行起诉追偿。不仅如此，上述三项赔偿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充分：(1)残疾赔偿金按20年计算是赔偿最高年限，并不是都按20年计算，就如诉讼时效期间最长不超过20年是同样道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数据规定，而赔偿年数应考虑受害人的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和受害人的责任所决定；就本案客观事实，王敬伟出现事故与自身不具备建筑工人素质有关，自己不应从事该项雇员劳务应承担部分责任，由此也可以确认王敬伟根本就不是经常从事建筑务工人员，也是导致出现事故的主要原因，虽然本案除王敬伟外自诉，没有任何当事人陈述，但是结合王敬伟自诉的事实可以推定出：王敬伟自己推车从吊盘出料时把吊盘门撞脱落，撞伤自己，王敬伟不能举证证明客观事实，只能由自己承担受伤害过错主要责任；⑵王敬伟主张的精神损害扶慰金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数额因素确定的规定；精神损害扶慰金本身包括伤残赔偿金，尤其是王敬伟自己存在受伤害过错的情况下，且不具备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条件；⑶被抚养人生活费是指无劳动能力又无其它生活来源的情形，王敬伟的父母以种地为生，有土地收益作为生活来源，王敬伟外出打工，其土地份额也由其父母享用收益，在养老保险覆盖全社会的今天，农民也有退休金，即使其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土地仍然享受国家土地政策补贴，生活不足的费用也不能有非独生子女的王敬伟一人承担，判决书所认定的相关数据和推测没有王敬伟举证证明的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明王敬伟是独生子女，也没有政府的相关证明材料，而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其孤证证明力极低，具有对王敬伟冇利的农村乡亲密切关系，因此判决赔偿益抚养人生活费145706.8元的事实依据不足、基木事实不清。综上所述，本案均以2018年度赔偿标准判决赔偿于法无据。王敬伟起诉的具体事实和理山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支持，其自己主张对我方产生法律利害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能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应依法驳回王敬伟对我方的连带责任起诉。依据判决书排除了王敬伟主张刘长福挂靠我方事实及排除了刘长福、刘宝祥两人承担被告责任，就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没有证据证明高先富雇主身份及与案涉下程有关联性，更没有证据证明高先富与我方有法律关系。本案没冇民法总则规定我方承担民事责任和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基于木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由和王敬伟没有证据证明明确的提供劳务者适格被告，也没有主张针对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诉讼请求的实际情况，请法院依法驳回王敬伟的起诉，待证据充足后，另案起诉。王敬伟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原审对被上诉人的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刘长福为东机公司承建沈阳工学院生活区项目负责人，是为东机公司的履行责任行为，原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在第一组证据中提供了沈阳工学院生活区工程概况牌，该概况牌公示的内容为工程名称沈阳工学院生活区项目施工单位沈阳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本案上诉人，项目负责人刘长福，在第一组证据中上诉人又提供了应急救援保障体系，该保障体系公示的内容为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刘长福，善后协调管理组组长刘长福。2017年9月26日14时，由刘长福代表本案上诉人东机公司，与抚顺望花区工程监督站对该次事故进行调查和调解，有视频录像可以证明。以上证据证明刘长福被动提供行为，为职务行为，质检站是工程安全监督部门。该事故发生后，质监部门对东机公司进行调查和调解，东机公司不认可此事，不可能充分调解。二、上诉人东机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高先富。对被上诉人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庭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的录像、录音，该录像为2017年9月26日14时，刘长福代表本案上诉人东机公司参与抚顺万华区工程质量监督站进行调解。该录像中刘长福对该事故予以认可，但要求被上诉人王敬伟提出具体分包责任人。刘长福说，我们工地多个分包，找你的老板。我和老板，我和他们是有协议的。出事有分包负责。事情他们认，我们拿一部分钱，从他们的工程款扣。2018年1月23日，本案代理人与原审被告高先福就上诉人伤情赔偿事宜进行沟通协商，高先福对被上诉人受伤事宜认可，只是责任分担提出异议。高先福对被上诉人说东机公司和沈阳工学院共同承担90%责任，我只承担1万元以内的责任。同时一审期间有证人出庭，就事故发生情况向原审法院陈述。根据上述事实及证人证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生产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分包人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审对各项赔偿符合法律，且程序合法，结合被上诉人病情及伤情，法院鉴定程序合法。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无依据。该鉴定是原审法院通过贵院依法摇号确定被上诉人的伤情为面部多处骨折，眼球破裂、眼外伤，面部外伤。关于被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原审立案时就被侵权造成的损失明确提出申请对伤残等级鉴定后再计算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请求变更有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被上诉人独生子女已事实有公安机关户籍证明向原审法院提供。关于减轻责任应当由主张上诉人承担举证。上诉人猜测没有证据不应支持。关于被上诉人由高先福雇佣，有高先福录音和员工的录音，高先福员工录音内容为员工说我们就赔这么多，不服去告，工地在工程院，东机公司的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刘长福、原审被告高先富、原审被告刘宝祥未到庭，未答辩。王敬伟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410481.21元；2.判令四名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7年8月24日，原告在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建的沈阳工学院生活区工地做力工。原告从吊盘出料时，吊盘门意外关闭将原告面部撞伤，工地组织人员送往抚顺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转院到中国医科大学沈阳盛京医院治疗。本次事故造成原告面部多处骨折、左眼外伤左眼球破裂、颌面部外伤。经了解，该项工程为沈阳工学院生活区，被告刘长福挂靠在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责工程施工，刘长福将工程分包给高先富，高先富将工程分包给刘宝祥。因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410481.21元(医疗费44167.71元、护理费3118.5元、误工费23643元、营养费9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交通费2000元、复印费200元、鉴定费2300元、伤残赔偿金1099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33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5日，沈阳工学院作为发包方与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沈阳工学院将沈阳工学院生活区项目(二标段)发包给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合同约定的计划开工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竣工日期为2017年12月30日，承包人项目经理为杨维库、被告刘长福为项目现场负责人。后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被告高先富，由高先富组织施工。2017年8月23日，由被告刘宝祥在劳务市场雇佣原告王敬伟等人到沈阳工学院生活区工地进行力工工作，口头约定日工资200元。2017年8月24日，原告在工作过程中，在吊盘出料时，因吊盘门意外关闭将原告面部撞伤。原告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集团抚顺医院、抚顺市矿务局总医院治疗。又于当日转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面部多发骨折、左眼外伤、左眼球破裂伤、颌面部外伤。原告于2017年9月20日出院，实际住院27天，住院期间二级护理7天、一级护理20天，期间原告支出医疗费43540.19元、门诊费6元。出院医嘱建议休息一个月，半个月后于口腔外科门诊复查、眼科门诊复查、耳鼻喉科门诊复查。2017年11月2日，原告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复查，支出门诊费18.22元；2018年2月1日，原告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复查，支出门诊费399.3元。庭审中，原告自认其在抚顺各医院的诊疗费用由工地方支出，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医疗费由工地方垫付7000元。另查明，根据原告申请，本院通过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委托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残等级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原告王敬伟左眼伤残程度为七级。原告支出鉴定费2300元。再查，原告王敬伟父亲王德金出生于1959年10月12日、母亲李荣清出生于1957年10月25日，二人以种地为生。原告王敬伟有独生子王佳宇，出生于2004年6月12日。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确定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需明确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人，其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的被告高先富，此事实有原告向本院提供的通话录音、被告刘长福的法庭陈述予以证明。被告刘长福系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此事实有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参保缴费证明、岗位证书予以证明。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认被告刘长福挂靠在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进行工程施工。原告虽系由被告刘宝祥找至沈阳工学院生活区工地工作，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工资由谁支付及在抚顺医院支出的相关费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垫付的7000元费用由谁垫付，通过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被告刘宝祥与被告高先富之间是否存在分包的法律关系。因此，应认定为原告王敬伟受雇于被告高先富，被告高先富作为原告的雇主，对于原告在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伤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将工程分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被告高先富，故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应当与被告高先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医疗费44167.71元一节，结合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原告的法庭陈述，本院支持原告的该项损失43957.71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护理费3118.5元一节，结合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级别及相应天数，并参照辽宁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标准42157元/年，原告的该项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误工费23643元一节，结合原告的住院时间、出院诊断休息时间，并参照辽宁省2018年度建筑行业平均工资标准，本院支持原告该项合理损失为7486.68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营养费9000元一节，原告的住院病案体现原告住院期间基本为流食和半流食状态，故原告主张营养费有法律依据，结合原告的住院时间，本院支持原告营养费主张为27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一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交通费2000元一节，本院支持合理部分为5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复印费200元一节，因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复印费收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鉴定费2300元一节，结合原告向本院提交的鉴定费收据，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伤残赔偿金109976元一节，结合原告的实际伤残等级七级并参照辽宁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47元/年，确定原告的该项损失为109976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一节，本院支持合理部分2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其被扶养人生活费183376元一节，原告的被扶养人为其父母和孩子，其父亲王德金与其母亲李荣清为农业家庭，虽有一定的土地收益，但土地收益显然达不到辽宁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10787元/年的标准，本院认为土地收益为每亩1000元较为符合实际，二人共有土地4亩，每年收益4000元，差额部分作为本院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因此，王德金的扶养费本院支持(10787-2000)*20*0.4=70296元，李荣清的扶养费本院支持(10787-2000)*19*0.4=66781.2元，原告儿子王佳宇的抚养费应为10787*4*0.4/2=8629.6元，合计145706.8元。关于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辩称的原告与我方无事实劳动关系，我公司并未侵害原告，应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一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王敬伟医疗费43957.71元、护理费3118.5元、误工费7486.68元、营养费2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2300元、伤残赔偿金109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5706.8元，合计338445.69元，由被告高先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二、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与被告高先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57元，由原告王敬伟自行承担1080元，由被告高先富、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连带承担6377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高先富承担，均与上述赔偿款一并给付原告。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同一审法院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原审被告高先富的事实，已经由原审被告刘长福在原审陈述中予以证明，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写明原审被告刘长福为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原审被告刘长福的表述代表上诉人，构成上诉人的自认。故对上诉人在二审中否认将工程分包给高先福的上诉主张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审被告高先富作为被上诉人王敬伟的雇主，对于被上诉人王敬伟在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伤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将工程分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原审被告高先富，被告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应当与原审被告高先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就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7元，由上诉人沈阳市东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明审判员  张延东审判员  刘晓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任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