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0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博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童多思，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多思，男，198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恒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上桥。法定代表人：赵冬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吉虹，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恒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排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负责人：赵冬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吉虹，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法定代表人：董勇鹏。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细妹，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碧瑶，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邱平，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上诉人广州博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东莞市恒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恒信公司）、东莞市恒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排分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鹏达公司）、原审第三人邱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1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三项，改判驳回天津鹏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天津鹏达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博粤公司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天津鹏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无法证明其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天津鹏达公司主张其与广州博粤公司之间通过订立《车辆代购协议》的方式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天津鹏达公司应当为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为此，天津鹏达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包括：两份《车辆代购协议》照片的打印件和银行转账记录。其中，《车辆代购协议》作为证据存在严重的瑕疵，理由如下：（1）证据形式存在瑕疵。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记载如下：“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代购方）以微信方式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方）签订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上述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传真件上代购方联系人均为邱平，加盖有广州博粤公司公章（影印件）……”。首先，天津鹏达公司所提供的《车辆代购协议》既不是原件，也不是复印件、传真件，而是图片的黑白打印件。一审法院查明的证据形式有误，天津鹏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其次，天津鹏达公司自述称，该协议是邱平通过微信发给自己的，因此无法提供原件。但与此同时，天津鹏达公司又未向法院提供其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及该份证据的来源。作为微信聊天的参与方，由天津鹏达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存在任何的客观障碍。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天津鹏达公司的单方陈述就认定《车辆代购协议书》是通过微信订立的，这一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再次，根据邱平的陈述，同样无法证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也无法证明该份证据系天津鹏达公司通过与邱平的微信聊天取得。最后，在质证过程中，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已经明确表示其从未直接或委托邱平与天津鹏达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天津鹏达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在无法查证属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证据内容存在瑕疵。天津鹏达公司声称《车辆代购协议书》上盖有广州博粤公司的公章，但该证据上的公章不是正圆形，与广州博粤公司公章明显不一致，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已经明确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外，由于天津鹏达公司无法提供证据原件，导致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申请司法鉴定也存在客观障碍。且在天津鹏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中，与天津鹏达公司存在关联的转账交易仅为2018年1月29日由董勇鹏个人账户转入童多思个人账户的100万元。而这一金额与《车辆代购协议书》中所记载的合同金额2819600元和2701100元也明显不一致，该证据无法证明《车辆代购协议书》的真实性，也无法证明董勇鹏的转账行为是基于《车辆代购协议书》的约定。2．天津鹏达公司是和邱平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和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天津鹏达公司在起诉时称，其与广州博粤公司签订《车辆代购协议书》，委托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向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购置车辆，并根据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的指示，向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及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支付了购车预付款。但是根据庭审中天津鹏达公司的陈述及法院查明的事实，暂且不论《车辆代购协议书》的真实性，不管是签订《车辆代购协议书》还是接受指令转账付款，天津鹏达公司都是与邱平进行的联系，而从未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有过任何联系。而一审法院却认为“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代购方）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方）签订的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邱平与广州博粤公司属委托合同的共同受托方，天津鹏达公司为委托方。”在本案中，天津鹏达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用以证明邱平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邱平既不是广州博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经理，也不是公司员工，其根本无权代表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作出任何法律行为，也不具备成立表见代理关系的条件。天津鹏达公司将其与邱平的委托关系偷换为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的委托关系缺乏证据支持。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并不否认邱平曾作为中间人介绍广州博粤公司到4S店购车的事实，但通过邱平介绍向4S店购车的汽车经销商众多，不止广州博粤公司这一家公司，如果基于这一情况可以推定邱平与广州博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那意味着，邱平与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汽车经销商之间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这一推论明显不符合常理。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天津鹏达公司无法证明邱平与广州博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即便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无法推论得出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的推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在本案中，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卖方没有任何联系，不符合存在车辆代购关系的客观事实。假定《车辆代购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则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作为受托方，应当与包括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在内的卖方联系购车事宜，而在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及各方的陈述均可以看出，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卖方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这显然不符合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购关系的假定。4．一审法院以银行转账的备注推定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知晓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推论认为“从童多思在2018年1月29日受邱平委托代收取董勇鹏转账100万元时，在交易备注栏已获悉为‘购车款本田缤智、冠道’，且在同日根据……上述系列行为说明邱平、童多思、广州博粤公司存在着特殊关系，也说明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广州博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为购买‘本田缤智、冠道’的委托合同关系。”首先，“特殊关系”是一个含义不明的词汇，出现在一份法律文书中是非常不专业的体现，严重有损法律的严谨和公正。其次，一审法院的推论只有在《车辆代购协议书》的真实性得以确认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而正如前所述，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用于查明案件事实。因此，一审法院的推论不具有成立的前提。在《车辆代购协议书》不真实的情况下，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已经提出书面证据证明：童多思的银行账户收到董勇鹏的100万元转账是基于邱平的委托，并且在同日按照邱平的指示将全部款项转给案外人。童多思根本不可能知道委托代购的事实；而没有任何资金往来的广州博粤公司更是不可能知道委托代购的事实。最后，天津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勇鹏向童多思转账的100万元是基于邱平的指示，而童多思收取董勇鹏的100万元转账是基于邱平的委托，这里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即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的委托购车关系和邱平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的委托收付款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天津鹏达公司无权向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追究责任。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如前所述，天津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根本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无法证明其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却据此认定广州博粤公司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这一认定明显属于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在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购关系的情况下，广州博粤公司无需承担责任，作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的童多思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如前所述，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的委托代购关系无法成立，这就意味着，天津鹏达公司关于童多思代广州博粤公司收取合同预付款的主张同样无法成立，既然童多思不是代广州博粤公司收取相关款项，那么童多思作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三）童多思从未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董勇鹏，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也已承认董勇鹏向童多思转款100万元不是根据童多思的要求，而是受邱平的指示；同时，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童多思是受邱平委托代收董勇鹏的100万元款项，且童多思已经按照邱平的指示将全部款项转给指定的案外人，因此，董勇鹏应当另案向邱平追究法律责任，而不是追究童多思的法律责任。（四）博粤公司与童多思和天津鹏达公司之间从未签订车辆代购协议，各方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天津鹏达公司是与邱平之间存在委托或者买卖关系。天津鹏达公司转款至童多思银行账户的款项，是天津鹏达公司根据邱平的指示，而非根据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的要求进行转款。这一事实天津鹏达公司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且天津鹏达公司向童多思的转款的数额与天津鹏达公司主张的车辆代购协议中记载的数额也不一致，从这一事实看出天津鹏达公司主张的车辆代购协议并非真实。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邱平之间存在委托收付款的关系，童多思收到款项后按照邱平的要求已经转给案外人，是在当日转出，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涉案的款项对应的额车辆邱平已经通过严某交付给了天津鹏达公司，而天津鹏达公司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刻意隐瞒。就本案争议款项，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既未代天津鹏达公司向两家4S店购车，也没有指示天津鹏达公司向两家4S店转款，天津鹏达公司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向东莞恒信公司和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转款是受邱平指示，因此天津鹏达公司与两家4S店的纠纷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津鹏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天津鹏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博粤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涉案车辆代购协议书是邱平交付给天津鹏达公司，并盖有博粤公司的公章，博粤公司否认但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申请公章鉴定，邱平已经构成对博粤公司的表见代理，并指示天津鹏达公司向童多思转账100万元。（二）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主张转账的100万元实际是邱平指示董勇鹏代其打款，并有委托支付证明书，但该证明书在一审中并没有得到邱平确认，因此其主张的邱平委托付款并不能成立。（三）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主张的委托付款与本案交付车辆无关，天津鹏达公司付款的款项是委托购买定制车辆，也就是车辆代购协议上记载的车型，因此该款项是用于购买天津鹏达公司向东莞恒信公司所购的车辆。综上，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的委托购车合同成立，请求驳回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的上诉请求。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述称，本案中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仅与邱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提出购车需求的是邱平，邱平的购车需求就是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向其交付的25台车，董勇鹏代邱平支付的款项打款的时候仅仅写着购车款，至于其转至童多思的100万元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无关，董勇鹏在本案中是代付款的角色，董勇鹏转款的3903030元对应的车辆均被邱平及其安排的人员提走，涉案交易已经完成，转至童多思账户的100万元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无关。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天津鹏达公司对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由天津鹏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内容与事实不符，且查明事实不清，有重大遗漏。1．一审法院查明“邱平有介绍广州博粤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多思、天津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勇鹏等人购买车辆业务往来”，此查明缺乏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代购方）以微信方式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方）签订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一审法院此查明缺乏事实依据。第一，利害关系人邱平称不记得此两份协议是否是以微信方式签订的；第二，天津鹏达公司主张是通过微信签订的，但是从未提供其法定代表人董勇鹏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三，这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是影印件，天津鹏达公司从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综上，一审法院仅依据天津鹏达公司单方、口头称是微信签订的，就认定了此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明显违反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完全遗漏了东莞恒信公司员工莫某分别与董勇鹏、邱平、严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董勇鹏、邱平、严某这三人分别与莫某微信聊天记录的形成时间均是本案诉讼发生之前，最能客观地反映出本案真实交易情况。一审法院却对如此重要的三份证据直接忽略，一审判决明显是脱离了事实，导致错判。4．一审判决中对于邱平单方到庭接受庭询时所作陈述，查明有误。此份笔录仅是作为利害关系人邱平单方的陈述，而且邱平没有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证提问。一审法院却片面采纳此孤证，导致错判。（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代购方）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方）签订的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邱平与广州博粤公司属委托合同的共同受托方，天津鹏达公司为委托方”，该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查明《车辆代购协议书》的来源、具体内容。2．一审法院根据童多思接受董勇鹏转账100万时，在交易备注栏中注明“购车款本田缤智，冠道”，从而认定“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广州博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为购买‘本田缤智，冠道’的委托合同关系”。此认定明显逻辑错误，凭该证据无法得出此结论。3．一审法院认为“东莞恒信公司与邱平存在多次交易行为，东莞恒信公司并未提供天津鹏达公司所订购的缤智、冠道车辆，该3份《提车委托书》所列车辆应当为其与邱平之间另外交易，与天津鹏达公司无关”，该认定明显错误。第一，邱平是原本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利害关系人，一审法院做出上述认定的依据却是邱平单方的、未经出庭的陈述，明显是片面和错误的。第二，一审法院混淆了东莞恒信公司与邱平的其他交易同本案的关系。本案中车款给付时间、交易金额、车辆数量均与（2018）粤1971民初28067号民事判决书记载的交易明显不一致，两起交易毫无关联，一审法院却毫无依据、简单错误地认定了3份《提车委托书》是东莞恒信公司与邱平的其他交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评判片面、违背常理常情。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中各方证据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没有结合实际交易习惯进行综合分析，简单用天津鹏达公司和邱平的主张来认定。本案可能是天津鹏达公司和邱平等人勾结做出的恶意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1．天津鹏达公司在一审起诉时没有起诉邱平，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后，天津鹏达公司仍不追加邱平为被告；2．一审法官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询问天津鹏达公司在事件发生后是否有联系过邱平，天津鹏达公司回复没能联系上邱平，故没有联系。但是事后邱平单方至法院制作庭询笔录时，邱平却称是天津鹏达公司让其至法院的；3．从转账到天津鹏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较长，如此大额的款项没有及时追款不符合常理；4．本案可能是天津鹏达公司向邱平追索无果，然后勾结邱平恶意起诉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涉嫌诈骗和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后移交司法机关。（四）从邱平一审陈述的董勇鹏接受邱平期货（董勇鹏接受向邱平打款后不是立即提车，而是过一段时间后再提车，但实际上打完款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就向邱平交付车辆了），以及董勇鹏与莫某的聊天记录可以清楚地显示董勇鹏向邱平购车，邱平再向东莞恒信公司购车，因此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与天津鹏达公司不存在购车关系，且天津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知道其向邱平购车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和认定的事实错误、有重大遗漏，适用法律错误、片面评判、违背常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天津鹏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天津鹏达公司辩称，不同意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以其与邱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来混淆天津鹏达公司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天津鹏达公司不否认与邱平之间的买卖关系，但不影响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实际存在，因此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与邱平之间的交易与天津鹏达公司无关，邱平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提走的车辆不是天津鹏达公司购买的车辆。（二）基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行为上确实收取了天津鹏达公司的车款，经广州博粤公司委托购买，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与天津鹏达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至今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仍未履行交车义务，天津鹏达公司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要求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返还车辆预付款。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述称，对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没有关联，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也没有受天津鹏达公司委托向东莞恒信公司或者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购车或者指示天津鹏达公司向这两家店支付购车款。天津鹏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签订的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2．判令广州博粤公司、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向天津鹏达公司退还购车预付款4903030元及利息（从2018年1月29日起计至实际归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童多思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广州博粤公司、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童多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博粤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6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童多思，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二手车销售等。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为东莞恒信公司的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17日，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广汽本田品牌汽车、进口本田品牌汽车、汽车零配件、轮胎等。东莞恒信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22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销售：广汽本田品牌汽车、进口本田品牌汽车、汽车零配件、轮胎等。邱平有介绍广州博粤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多思、天津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勇鹏等人购买车辆业务往来。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代购方）以微信方式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方）签订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其中一份约定：代购冠道2.0四驱尊享版7台、单价297800元、总价2084600元；缤智1.8LCVT两驱先锋型5台、单价147000元、总价735000元；冠道2.0全款共2084600元，缤智三成款共计220500元；预付款2305100元，总计2819600元；2018年1月30号出车架号后一个星期发车；付款方式为购买方于合同签署当日向卖方支付人民币元整到代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车预付款，在代购方通知买方提车时付清余款方可提车；付款时间：2018年1月28日；交车时间：2018年1月30号出车架号后一个星期发车。……本协议自双方签订回传及本车预付款到账之时生效（传真件或扫苗件有效）。另一份协议约定：代购冠道2.0四驱尊享版7台、单价287800元、总价2014600元；缤智1.8LCVT两驱先锋型5台、单价137300元、总价686500元；冠道2.0全款共2014600元，缤智三成款共计205950元；预付款2220550元；总计2701100元；2018年1月30号出车架号后一个星期发车；付款方式为购买方于合同签署当日向卖方支付人民币元整到代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车预付款，在代购方通知买方提车时付清余款方可提车；付款时间：2018年1月28日；交车时间：2018年1月30号出车架号后一个星期发车。……本协议自双方签订回传及本车预付款到账之时生效（传真件或扫苗件有效）。上述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传真件上代购方联系人均为邱平，加盖有广州博粤公司公章（影印件），购买方联系人均为董勇鹏（电话133××******）。上述合同签订后，根据邱平指示，董勇鹏从其个人账户于2018年1月27日14：32：21向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转款1000000元、于2018年1月27日16：44：45向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转款1000000元、于2018年1月27日16：46：17向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转款682480元。2018年1月28日，董勇鹏从其个人账户向东莞恒信公司转账1000000元。2018年1月29日，董勇鹏从其个人账户向东莞恒信公司转款220550元。此外，根据邱平指示，2018年1月29日，董勇鹏从其个人账户向广州博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多思账户转账1000000元。2018年1月29日，邱平向童多思出具一份《委托支付书》，写明：“本人邱平委托童多思于2018年1月29日代收董勇鹏支付的100万元款项，现本人委托童多思将前述款项项作如下支付：其中人民币409671元付给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其中人民币250000元付给严某……；人民币400000支付给陈某，不足差额59671元从本人与童多思往来款中扣减……”。从童多思提供的个人账户2018年1月29日交易明细显示：童多思个人账户于2018年1月29日收到董勇鹏转账1000000元（交易备注栏注明：购车款本田缤智，冠道）；同日转账318068元至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备注：杨某购车款）、转账91603元至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备注：廖木彬购车款）、转账200000元至广州博粤公司、转账250000元给严某、分8次共转账400000元给陈某、转账20000元给邱平。另查明：2018年1月27日，邱平在东莞恒信公司制作的《提车委托书》中委托人处签名按印，该委托书载明：东莞恒信公司：兹有邱平到贵司办理相关提车事宜，请贵司核对证件原件后，给予协助办理。具体车型资料如下：            奥德赛              229800              白米              LHGRC3824J8009346                  飞度              81800              白黑              LHGGK5855J8002938                  飞度              93800              绿黑              LHGGK5889J8002502                  凌派              124800              白黑              LHGGJ7647J8005624                  凌派              124800              白黑              LHGGJ7647J8006899                  凌派              124800              白米              LHGGJ7641J2007226                  缤智              153800              白黑              LHGRU5840J2033009                  缤智              153800              玫瑰黑              LHGRU5841J2033407                  雅阁              179800              黑黑              LHGCR1629J8010259                  雅阁              179800              黑黑              LHGCR1629J8010438                  雅阁              189800              黑黑              LHGCR1646J8016196                  雅阁              189800              黑黑              LHGCR1646J8016179                  雅阁              189800              白黑              LHGCR1643J8007536                  奥德赛              266800              蓝              LHGRC3843J8011316                  奥德赛              266800              白              LHGRC3840J8012021      备注：以上车辆为邱平（提车人）先生提供董勇鹏（转账人）先生转账回执提车明细，转账金额为2682480元。上述15辆车辆中，车架号LHGRC3824J8009346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24日、购买人为黄某；车架号LHGGK5855J8002938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27日、购买人为陈某1；车架号LHGGK5889J8002502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1日、购买人为陈某好；车架号LHGGJ7647J8005624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聂某；车架号LHGGJ7647J800689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钟某；车架号LHGGJ7641J2007226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27日、购买人为刘某；车架号LHGRU5840J203300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2月11日、购买人为康某；车架号LHGRU5841J2033407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29日、购买人为黄某水；车架号LHGCR1629J801025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4月7日、购买人为陈某2；车架号LHGCR1629J8010438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钟某连；车架号LHGCR1646J8016196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2月4日、购买人为东莞市石龙惠普食品经营部；车架号LHGCR1646J801617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2月5日、购买人为吴某；车架号LHGCR1643J8007536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1日、购买人为方某；车架号LHGRC3843J8011316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温某；车架号LHGRC3840J8012021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何某；销售单位均为东莞恒信公司。2018年1月28日，邱平在东莞恒信公司制作的《提车委托书》中委托人处签名按印，该委托书载明：东莞恒信公司：兹有邱平到贵司办理相关提车事宜，请贵司核对证件原件后，给予协助办理。具体车型资料如下：            缤智              146800              玫瑰黑              LHGRU5844J2036074                  缤智              146800              玫瑰黑              LHGRU5846J2036092                  缤智              153800              白黑              LHGRU5848J2033016                  缤智              153800              玫瑰黑              LHGRU5842J2033349                  凌派              124800              黑黑              LHGGJ7647J2007604                  缤智              136800              白黑              LHGRU1846J8020884                  缤智              136800              玫瑰黑              LHGRU1847J2033291                  飞度              73800              白黑              LHGGK5752H8149469      备注：以上车辆为邱平（提车人）先生提供董勇鹏（转账人）先生转账回执提车明细，转账金额为1000000元。上述8辆车辆中，车架号LHGRU5844J2036074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钟某；车架号LHGRU5846J2036092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陈某波；车架号LHGRU5848J2033016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叶某；车架号LHGRU5842J203334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谭某；车架号LHGGJ7647J2007604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2月3日、购买人为郭某；车架号LHGRU1846J8020884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庄某；车架号LHGRU1847J2033291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张某；车架号LHGGK5752H814946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4月7日、购买人为袁某；销售单位均为东莞恒信公司。2018年1月29日，邱平在东莞恒信公司制作的《提车委托书》中委托人处签名按印，该委托书载明：东莞恒信公司：兹有邱平到贵司办理相关提车事宜，请贵司核对证件原件后，给予协助办理。具体车型资料如下：            雅阁              179800              黑黑              LHGCR1626J2009279                  飞度              93800              白黑              LHGGK5887J8005818      备注：以上车辆为邱平（提车人）先生提供董勇鹏（转账人）先生转账回执提车明细，转账金额为220550元。上述2辆车辆中，车架号LHGCR1626J2009279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购买人为曾某；车架号LHGGK5887J8005818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8年2月3日、购买人为谭某兴；销售单位均为东莞恒信公司。2018年2月6日，董勇鹏申请加入东莞恒信公司销售人员莫某微信，了解购车事宜。2018年8月6日，天津鹏达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邱平到庭接受庭询时表示，对天津鹏达公司提供的2018年1月28日2份《车辆代购协议》因时间太久，已经不记得是否由其与天津鹏达公司以微信的方式所签订；其认识童多思，并介绍童多思去买车，也介绍董勇鹏去买车；对有否指示童多思收取天津鹏达公司购车款100万元，因时间过久已记不清楚；有指示天津鹏达公司转款3903030元东莞恒信公司，但东莞恒信公司从未交过车给董勇鹏，2018年过完年一直没货，所以其也无法交车给董勇鹏；至于东莞恒信公司提交的2018年1月27日、2018年1月28日、2018年1月29日的提车委托书3份，因东莞恒信公司让其签署了很多文件，其并不清楚上述委托书是指哪部分的车辆，但上述3份委托书的车辆并不是董勇鹏委托其购买的，董勇鹏委托其买的是冠道、缤智。对此，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表示邱平在陈述中隐瞒了真相及偷换了概念，表述逻辑混乱，与事实存在矛盾，邱平回避涉案款项对应的车辆已被其提走的事实，天津鹏达公司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当然不会将车辆交给天津鹏达公司；天津鹏达公司是向邱平购车的；邱平购车时提供的涉案款项对应的车辆信息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也是按照邱平的要求交付车辆的，已经履行了交车义务；就天津鹏达公司虚假诉讼的事情，莫某已经于2018年12月6日到东莞市公安局板桥派出所报警控告，天津鹏达公司涉嫌虚假诉讼，派出所已经受理，但还没有立案。另根据东莞恒信公司提供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年12月4日作出的（2018）粤1971民初28067号民事判决显示，法院查明：案外人陈某分别于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1月1日向东莞恒信公司银行转账251800元、322800元，共计574600元。关于该574600元的付款原因，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陈述，其通过案外人邱平的介绍，与东莞恒信公司之间达成了购买车辆的合意并委托陈某向东莞恒信公司支付了购车款574600元；陈某到庭陈述“当时我跟徐某向邱平订车，邱平让我们将钱打到哪家店就会打到那家店，当时邱平让徐某把钱打到恒信汽车销售公司，我根据徐某的指示把这两笔钱打到恒信公司……这两笔款项是我替徐某支付的，是徐某一个人的，跟我无关”；东莞恒信公司则陈述该款项是邱平所支付的购车款，东莞恒信公司与徐某不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徐某以东莞恒信公司收取购车款后既没有交付车辆也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为由主张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东莞恒信公司则主张实际购车人为邱平而非徐某，且东莞恒信公司已经履行交车义务。东莞恒信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0月26日上午9时50分，东莞恒信公司员工莫某对“邱平”说“冠道豪华大漠金251800，飞度舒适白4台各80700”；2017年10月26日下午1时37分，莫某对“邱平”说“转钱没有？”；2017年10月26日上午10时20分，“严某”向莫某发送“贾某冠道2538大漠金提车开票信息”的文件，并说“邱总说发一个大漠金给你”；2017年10月26日下午2时23分，莫某对“严某”说“冠道豪华大漠金251800，飞度舒适白4台各80700，总数574600”，“严某”回复“好好，邱总说先弄冠道”；2017年10月27日上午9时52分，“严某”向莫某发送陈某于2017年10月27日上午9时51分转账给东莞恒信公司251800元的银行电子回单截图，并说“冠道可以了，莫经理查收一下”、“看看几点提车，我安排拖车过去”；2017年11月1日上午11时4分，“严某”对莫某说“莫经理，看看四台飞度818车款多少，我安排打过来”，莫某回复“飞度4台共322800，凌派3台共338400”，“严某”说“先搞飞度的”，并于2017年11月1日上午11时11分向莫某发送陈某于2017年11月1日上午11时9分转账给东莞恒信公司322800元的银行电子回单截图，莫某回复“好”；2017年11月1日下午1时56分。“严某”说“飞度可以提车了吗”，莫某回复“要晚一点，合格证没有副本，开不了，凌派就拿回来了。我催一下”；2017年11月1日下午3时34分，“严某”向莫某发送司机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及拖车牌等信息；2017年10月27日上午9时47分，“陈某”对“严某”说“恒信要打多少钱过去”，“严某”回复“冠道豪华大漠金251800，飞度舒适白4台各80700，总数574600”、“先转大漠金的”，“陈某”说“好，恒信？”，“严某”回复“恩，飞度不用转”，“陈某”向“严某”发送其于2017年10月27日上午9时51分转账给东莞恒信公司251800元的银行电子回单截图。法院认为，……无论该款项是邱平的购车款还是徐某的购车款，均说明了东莞恒信公司收取该款项是基于车辆买卖，并非没有法律根据，因此，该款项的性质不属于不当得利。徐某在主张东莞恒信公司收取其购车款后没有履行交车义务的同时，又以徐某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东莞恒信公司否认双方之间车辆买卖关系为由，主张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自相矛盾且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对徐某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东莞恒信公司返还案涉款项的诉请，不予支持，并驳回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代购方）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方）签订的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邱平与广州博粤公司属委托合同的共同受托方，天津鹏达公司为委托方。广州博粤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买卖、委托合同关系，但从童多思在2018年1月29日受邱平委托代收取董勇鹏转账100万元时，在交易备注栏已获悉为“购车款本田缤智，冠道”，且在同日根据邱平指示将该款项分别转账至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杨某购车款）、转账200000元至广州博粤公司、转账250000元给严某、转账400000元给陈某、转账20000元给邱平，上述系列行为说明邱平、童多思、广州博粤公司存在着特殊关系，也说明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广州博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为购买“本田缤智，冠道”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广州博粤公司收取购车预付款100万元后，未能履行交车义务，现天津鹏达公司要求主张解除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我国实行银行账户实名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广州博粤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童多思作为该公司股东，其利用自己名下银行帐户收取天津鹏达公司的购车预付款，同时又利用其账户对外进行经营性转账付款，资金用途复杂，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存在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情形，因此童多思对广州博粤公司应当返还天津鹏达公司预付款1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责任。邱平、广州博粤公司受托代为购买“本田缤智，冠道”过程中，指示天津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勇鹏于2018年1月27日向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转款2682480元，于2018年1月28日向东莞恒信公司转账1000000元、于2018年1月29日向东莞恒信公司转款220550元，支付了购买“本田缤智，冠道”预付款3903030元。综合审查东莞恒信公司提供的3份《提车委托书》所列车型及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8067号民事判决书及邱平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东莞恒信公司与邱平存在多次交易行为，东莞恒信公司并未提供天津鹏达公司所订购的“缤智、冠道”车辆，该3份《提车委托书》所列车辆应当为其与邱平之间另外交易，与天津鹏达公司无关；因此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所收取的购车预付款应当返还给天津鹏达公司。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辩称其已履行全部交车义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但主张天津鹏达公司转付童多思100万元款项与其无关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车辆代购协议书》对未能交车应当承担何种违约责任未作约定，天津鹏达公司主张广州博粤公司、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童多思退还预付款利息的起计时间，应当从天津鹏达公司起诉之日起计，天津鹏达公司主张从2018年1月29日起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天津鹏达公司并未向邱平主张权利，故本案对天津鹏达公司、邱平之间权利义务不作处理。邱平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邱平2018年1月28日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与天津鹏达公司签订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二、广州博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天津鹏达公司预付款10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三、童多思对广州博粤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及本案应承担的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四、东莞恒信公司石排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天津鹏达公司预付款2682480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不足清偿部分，由东莞恒信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五、东莞恒信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天津鹏达公司预付款1220550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六、驳回天津鹏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80元，由广州博粤公司负担13800元，东莞恒信公司负担330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博粤公司负担1000元，东莞市恒信公司负担4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邱平出具的《邱平情况说明》，拟证明邱平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或者买卖合同关系，童多思银行账户收取的相应款项是邱平委托童多思代为收付款，且邱平已将相应款项对应的车辆通过严某交付给天津鹏达公司，因邱平不能到庭，故提交其签署该材料的视频。2．严某与董勇鹏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邱平已经通过严某将对应款项的车辆交付给天津鹏达公司，双方微信聊天对于车辆的交付、客户信息等进行了对话。3．严某证人证言，拟证明严某受邱平指示，已经将邱平委托童多思收取的100万元对应的车辆交付给了天津鹏达公司。天津鹏达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说明是邱平在受控制的情况下作出，与其意思表示不一致，应当以邱平到法院作的笔录为准。2．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聊天记录体现的是董勇鹏委托严某向其他供货商委托交易方式，2016年1月27日，董勇鹏委托严某购买车辆5台并把总款1353310元支付至严某的账号，一月底，严某通过广汽本田公司向董勇鹏交付车辆，剩下的3台一直未能交付。直至2018年3月底，经三方协商，董勇鹏同意用10台缤智车辆来代替此前交付的3台车辆，故在3月底，董勇鹏与严某前往广汽本田花都店进行10台车辆的提车，由此可见，上述交易涉及的2台冠道和10台缤智是董勇鹏委托严某与其他供货商进行的交易行为，跟本案广州博粤公司、东莞恒信公司的购车款没有任何关系。严某证人证言也表述到严某只是听邱平说天津鹏达公司向广州博粤公司转款了100万元，但其表示不清楚天津鹏达公司的交易情况，也不清楚这100万买的是什么车型多少数量的车。因此能体现出来的是两个交易关系，一个是董勇鹏与其他供货商的交易关系，另一个是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东莞恒信公司的交易关系。严某向董勇鹏交付的12台车辆不能视为博粤公司和恒信公司已经向天津鹏达公司履行了交车义务。关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提到的董勇鹏受邱平的指示代付款，在聊天记录里完全没有涉及。3．证据3严某证人证言，证人称135万元无法确定对应的是什么车辆，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经交付了车辆，无论这些车辆有无交付，都与天津鹏达公司购买的冠道、缤智没有任何关系；严某陈述其在2018年1月不知道董勇鹏向广州博粤公司打款100万元，因此其对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不清楚；根据严某陈述的邱平的交易模式是客户向打款向第一家店，再向另一家店提车，但又陈述2018年1月天津鹏达公司向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打款390多万元，邱平从恒信店将车辆提走，这跟其陈述矛盾，说明邱平提走的车并不对应390万元。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情况说明，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董勇鹏转至童多思账户100万元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无关。第一点第四行的陈述可以看出董勇鹏向邱平订车的情况，第二页倒数第一行，涉案款项发生时即2018年1月27日-29日董勇鹏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没有任何联系，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也不认识董勇鹏。该份证据中邱平陈述“因为我当时有在捣腾买卖车辆的事情，所以当时梅某介绍董勇鹏到我这里订车”“事实上董勇鹏打款以后我已经交过部分车给董勇鹏”，由此可知董勇鹏是向邱平购车，董勇鹏、天津鹏达公司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外，结合邱平上述陈述、一审中邱平称“董勇鹏接受其期货车”、严某庭审时称邱平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邱平与其自身客户的交易模式是：邱平直接与其客户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客户向邱平购买的是期货车，邱平再向4S店购车；比如邱平让其客户某甲按照邱平要求将款项支付至特定账户或者某4S店，此笔款是客户某甲向邱平支付的购车款，但按照邱平的指示完成指示交付。在邱平与4S店的买卖关系层面上，此笔款就是邱平向4S店支付的购车款，邱平当天就将收款的4S店向邱平出售的车辆提走；事后邱平会另外安排其对接的其他4S店提供车辆给其客户某甲，此时接受邱平指示付款的确实客户某乙。客户某乙向邱平购车的车辆供给流程与上述陈述流程一致。2．证据2，因不是微信聊天当事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从聊天记录可以清楚看出董勇鹏与邱平之间存在很多交易，董勇鹏是直接向邱平购车。如2018年3月31日10：58，董勇鹏“缤智帮我开票、交强邱总送了”；接下来严某称“我没钱付给店里了哦，店里要问我拿的”，董勇鹏回复“你找邱总，他知道”。2019年1月10日，天津鹏达公司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法官询问“原告，第一次庭审中说核实邱平以前的业务，有无其他业务？”天津鹏达公司回复“经核实除了本案的业务，没有其他的业务”。由此可知天津鹏达公司一直在隐瞒事实真相，其存在大量的虚假陈述，结合全案证据，尤其是董勇鹏与莫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天津鹏达公司恶意提起本案诉讼，与董勇鹏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本案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仅与邱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天津鹏达公司无关。3．证据3证人证言，从严某陈述邱平的交易模式是安排邱平自己的客户打款至某一家汽车店，邱平再安排另一家店交车给其客户，本案中结合邱平一审时接受询问时的陈述“因为董勇鹏接受我们期货，即先给钱，不一定立刻给车”，结合上述陈述，说明邱平跟很多店都有交易，采取的这种模式都是邱平安排别人代付款，交车给某甲，打款可能是某乙，这个某乙就是代付款的角色，邱平交付的车辆与其在汽车店购买的车辆价格是不一样的，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一审提交了判决书说明了这个交易模式，具体的打款人都是没有跟店有联系的，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联系的是邱平。邱平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严某与董勇鹏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董勇鹏是向邱平购车，其清楚天津鹏达公司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广州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董勇鹏清楚知道其代邱平支付的款项对应的车辆已经完成交易的事实；董勇鹏和天津鹏达公司恶意提起本案诉讼，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天津鹏达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确认，完整性、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显示的是2018年2月提车无果后，2018年6月向严某了解情况才得知邱平曾到东莞恒信公司提走一批车，就是第三页表格中的车辆，但这批车并非天津鹏达公司的车辆，而且这些车辆的提车人都是一些代码，不清楚是谁；因此这390万元的车辆没有被天津鹏达公司或天津鹏达公司授权的人提走，也就是说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没有履行交车义务。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质证认为：真实性确认；关于附表是何方制作不清楚，该份证据与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之间没有关联，因此对于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邱平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天津鹏达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董勇鹏与严某聊天记录截图，2．境内汇款电子回单；证据1、2拟证明：2018年1月27日，董勇鹏委托严某向其他供货商购买5台冠道车辆，并于2018年1月27日-30日期间向严某支付了购车款；因严某后来未能交付剩余3台车辆，直至2018年3月底，经双方协商，董勇鹏同意严某用10台缤智车辆来代替未交付的3台车辆，因此，该批车款和车辆与广州博粤公司、东莞恒信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上次庭审中严某表述曾向天津鹏达公司交付过一批车辆，这批车辆是天津鹏达公司委托严某向其他供货商购买的车辆，在微信聊天记录和回款回单中可以体现。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质证认为：1．真实性认可，完整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证据1天津鹏达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非严某与董勇鹏完整的聊天内容，且该对话发生在二审第一次庭询后，在聊天记录中，董勇鹏对严某进行引导性描述，试图引导严某作出利于董勇鹏的陈述；但严某的陈述与其出庭时的陈述一致，正如广州博粤公司及童多思在本案中一再向法庭陈述的，广州博粤公司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童多思仅是代邱平收付款，而不是作为法定代表人代广州博粤公司收款，无论是广州博粤公司还是童多思都没有实际参与交易过程，严某交付车辆是基于邱平的指令，车辆总价值约240万，这一金额足以覆盖董勇鹏按邱平指示所付款项，其中严某135万元、童多思100万元。从聊天语音能明确，董勇鹏向童多思转款是基于邱平的指令，证据1第5页表格所列的数据可以明确严某向董勇鹏交付车辆的价值为237.7439万元，这一金额与邱平所称其通过严某向董勇鹏交付240万元车辆的陈述是相互印证的，董勇鹏付给严某的金额为135万余元，但却提走了237.7439万元的车辆，这其中的差额就是董勇鹏所付童多思的100万元。3．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证明所付款项为130万元左右，这一付款与拿走的车辆价值存在一百万元的差额。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形成于二审庭审后董勇鹏单方与严某的对话，并且仅提交了部分内容，无法完整呈现整个聊天内容，违反证据客观性原则；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要求针对2019年9月23日及2019年9月24日董勇鹏与严某之间的聊天内容进行完整的展示。该份聊天记录不具有客观性，与天津鹏达公司的证明内容不具有关联性，而且可以看出董勇鹏一直是直接与邱平、严某进行沟通联系，涉案款项发生交易时，董勇鹏、天津鹏达公司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没有互相联系，不存在联系，更不可能达成买卖合意。董勇鹏、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发生的法律关系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无关，董勇鹏转账的涉案款项，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已按照邱平要求交由提车人提走。2．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天津鹏达公司的证明内容不具有关联性，也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无关。邱平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28日邱平以广州博粤公司名义以微信方式与天津鹏达公司签订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相关事实以本院认定为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邱平到庭接受询问并陈述：广州博粤公司二审提交的《邱平情况说明》是我出具，内容属实；我与天津鹏达公司的交易有两种，一种是现货，一种是期货，现货就是直接交易，是我通过厂家或4S店订购过来的，订货存在周期；因我方先打一部分款，等车辆到货后再把车辆给订购方；现货与期货的主要交易区别是看车辆有无生产出来；与天津鹏达公司的交易中，我只是作为介绍方，实际供货方不指定，天津鹏达公司从没有过问过供货方是谁；在2016年、2017年时，因货源较紧张，天津鹏达公司及其他销售商都要我去订购车辆；在2017年9月份，因厂家延迟给货，所以我也就延迟将车辆给天津鹏达公司；2018年3月份，我订购的货源还没有到手，但我都把我手上的货给了天津鹏达公司；一审时我没有说100万元的事情，我之前已交货给天津鹏达公司200多万元的车辆，天津鹏达公司订购车辆的总金额为600多万元；董勇鹏账户是我指示董勇鹏转给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和童多思的；转给童多思的100万，是当时我让童多思代转给车辆卖方，这一部分车辆是现车，因为我们不止在东莞恒信公司购车，在其他地方也有，我们在其他地方订购车辆，是由我方先出钱，这100万元的车辆是现车，因厂家延迟给我方车辆，我方是从其他地方拿车再给董勇鹏的，不是从收款的卖方拿给董勇鹏的；给东莞恒信公司的钱，是我们先将车款打给东莞恒信公司，当时东莞恒信公司是有缤智和冠道期货的，但是没有现货，所以东莞恒信公司那边没有董勇鹏订购的缤智和冠道，故东莞恒信公司延迟给货，因此我方从其他地方调缤智和冠道车辆给董勇鹏；我交付了11台缤智、1台冠道和1台奥德赛，因当时车辆不够，我就跟董勇鹏协商，董勇鹏同意给同价值或者他订的车辆都可以，我给董勇鹏的车辆价值240万元左右；指示董勇鹏打给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390余万元款项，东莞恒信公司给了同价值的车辆，我从恒信公司处提取了大概20多辆的车辆；一审卷宗中的三份《提车委托书》签名是我签的，应该是我提的，《提车委托书》的备注含义我也不清楚，当时东莞恒信公司给我一大叠委托书，我就签了名；这些提走的车辆不一定给了董勇鹏，有可能给了其他经销商。我们介绍董勇鹏去东莞恒信公司订购车辆，但订购的车辆不能如期到店，我们就从其他地方或者自己订购的车源调配车辆给董勇鹏，付给东莞恒信公司的钱，有可能就拿了其他的车给了其他的经销商，因汽车市场流转的速度较快，每天车价的金额不一致，所以我们交易的节奏比较快；交给董勇鹏的车辆是从花都店调配给董勇鹏的，没有一台车是从东莞恒信公司拿的，我也有跟董勇鹏说，东莞恒信公司有车的话就从东莞恒信公司给他，东莞恒信公司没有的话从其他地方拿车给他；广州博粤公司及童多思均不是我的供货商，是找我买车的人，跟天津鹏达公司、董勇鹏的角色类似；指示天津鹏达公司向童多思付款，是因为当时车辆交易很难拿到现货，严某和陈某是已经付了款拿到现货的，为了将天津鹏达公司与我的供应渠道进行隔离就通过童多思来过账，因过账这种行为比较普遍；东莞恒信公司那一部分货是期货，不存在需要隔离的情况，就算让他知道东莞恒信公司，他也无法打通渠道。另查明，一审中，天津鹏达公司提交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证据形式并非原件；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合同原件。天津鹏达公司陈述该份证据来源为：邱平通过微信方式向天津鹏达公司发送，由广州博粤公司已经盖章的车辆代购协议书，天津鹏达公司将协议书打印出来并盖章，再通过微信发送给邱平。邱平在一审中到庭陈述，因时间太久，不记得两份协议是否由其与天津鹏达公司以微信方式签订；童多思没有出借广州博粤公司公章给邱平使用。一审中，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提交其员工莫某与“AA天津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微信号×××，电话号码133××******）微信聊天记录。董勇鹏二审中认可微信号及电话号码是其号码。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18年2月7日，董勇鹏“我打邱总电话没有人接”“他的款到了吗”，莫某“没有”，董勇鹏“实在顶不住了。都在物流等车”“莫总你看这个行不行，我先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不接电话，我这边现在已经有七八个人到物流公司了啊，打我电话打的不行”“他们都不相信我，现在我是这样的，你看能不能安排财务先把发票开出来”；莫某“这个肯定不行啊，一分钱没打得到发票是绝对不能开的，昨天我已经……通融的好多方面，如果这样子并不是我说开就开了，这个东西绝对开不了……”，董勇鹏“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难做，昨天把一切说的工作都做好了，其实，其实我们车款是打完的，现在根本不理解我把车款打给你了，照片发给你了，为什么扯皮不走，为什么发票开不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没法弄啊”“我跟你说真的就这种车，我现在真的我是有苦难言，难受啊，你说现在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董勇鹏“刚又打过去了。2.30。提14，4点前提冠道。然后再安排提13台”，莫某“好，我先安排”，董勇鹏“他款到了，拿13台今天也能交，对吧，莫总”“有消息了吗”，莫某“还是2点半”，董勇鹏“你催紧点吧”“经销商要赔偿”，莫某“这边不关我事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签订合同”，董勇鹏“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主要是有一个车特别着急，能不能把发票给他开出来，我先发给那边，他可能就不退车了”，莫某“真的不是说我说开不开的问题，而是你没收到钱财务根本就不会开的”“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制度来的，不是说哪个人说开就能开的”“我等一下两点两点半走吧，再问他一下那个钱打到没有吧”，董勇鹏“问下吧哥”“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莫某“……他说等一下说，然后给答复，说看看什么五点来钟看看什么情况，刚刚是怎么打过来打过来就打车这样子……反正你们沟通好钱到了马上就我现在马上放OK了”，董勇鹏“那边真不靠谱啊”“你感觉能拿吗”“感觉”“你分析下”，莫某“我感觉，大概是六七成……还是以往的情况下的话做有时候真的比较特殊的最多也就是推迟一天这样子可以拿的，具体的话还真的不好说”“但是他应该也会是想办法给你车的，如果他不给你车的话，直接也真的把你逼死了”，董勇鹏“他又不给我车……”“没有这么做生意的昨天答应的火车发到物流，今天所有人都到物流了，一看没有车，这明显不是骗人家吗，对不对……”“我真的服了，我真的我跟你说挣五百万我也不做这生意”，莫某“我现在只能怎么跟你说呢，我只能跟你说，尽量问问他们那边能不能搞定，然后搞定的话，赶紧给你拿出来，让我这边是真的没办法，你明白我现在就一个工业供货商，他就是供应商供应给你，但是他那边的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呢，他钱不到位，我这边根本就不可能会翻车啊，只要难听的说一句，只要他五分钟打钱过来五分钟后马上可以给他车我才能给你说”。2018年4月18日，董勇鹏“有消息了吗”，莫某“他中午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从外面可以调到车，然后给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给你们吗”，董勇鹏“没有，接着吹接着吹……”，莫某“他说是这样给我说的，中午的时候大概是三点钟左右吧，主动给我打了两个电话，就是说从外面调车，然后再调过来……你最好的话，现在主动打电话给他问一下他现在是不是调到车”，董勇鹏“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给他打没有用，知道吧，关键现在就是这批车出来过，你也得让他给你写个委托或者写个证明，把咱俩事情撇清楚，要不然的话你这店里……跟我这边是撇不清楚的”“我这边现在就给他最后几天了，要不然的话我这边就报警了”。对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天津鹏达公司一审中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天津鹏达公司完全不知道邱平已经安排将车提走，因此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即2018年1月30日出车架号后的一周，2018年2月7日早上10时天津鹏达公司代物流公司准备去东莞提车，但被告知无法提车，此期间天津鹏达公司一直由和广州博粤公司联系人邱平及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联系人莫经理反复沟通，但一直没有提到车。二审中，董勇鹏陈述，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因董勇鹏更换了手机，无法确认；聊天记录不是涉案交易，照片与本案没有关系；2018年2月7日及4月18日的聊天记录是就涉案车辆董勇鹏一直在催，对方要其等一等；天津鹏达公司陈述正因为清楚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是出售方，所以才前往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提车，但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却告知车辆被提走了，天津鹏达公司和董勇鹏对于提车是不予认可的，因为天津鹏达公司始终没有提走。一审中，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提交其员工莫某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邱平于2018年1月27日下午向莫某发送董勇鹏转账记录截屏图片、照片，1月28日询问莫某“现在有车吗”“今天有什么车”“你把今天可以拿的车明细备我”，2018年1月28日下午发送董勇鹏向东莞恒信公司转账截屏图片，并称“100到了”，莫某“收到”，邱平“明细有了吗”“把你的现车都抽出来啦”“有什么车可以拖的”“我叫人过去拖住先”“还有车吗”“明天继续”“最好今晚就准备好，明天一早搞”等。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天津鹏达公司与广州博粤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二是天津鹏达公司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天津鹏达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但并未提供加盖广州博粤公司鲜章的原件予以核对。天津鹏达公司陈述协议形成方式是由邱平通过微信发送照片，未能提交相应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邱平亦未确认天津鹏达公司所述协议签订过程，故该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是否由天津鹏达公司加盖公章真实性存疑。其次，天津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勇鹏陈述其是按邱平指示向童多思转账100万元，而根据童多思账户当日银行交易明细、邱平《委托支付书》显示，收款当日童多思已按邱平指示对外转出相关款项。因董勇鹏付款、童多思对外转付的行为均是按邱平指示完成，故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童多思收款行为是广州博粤公司事实上履行《车辆代购协议》的行为。再次，天津鹏达公司除与邱平沟通购车事宜外，并未与广州博粤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存在业务联系，现亦无证据证实邱平是广州博粤公司工作人员或其他具有相应授权的人员。综上，天津鹏达公司主张与广州博粤公司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基于此，天津鹏达公司主张解除与广州博粤公司签订的两份《车辆代购协议书》，并由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返还100万元，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天津鹏达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至29日期间受邱平指示向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转账支付相关款项后，从上述期间邱平与莫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邱平并未向莫某告知有关天津鹏达公司购车事项，而是在转发董勇鹏付款凭证后，径行询问可以提供何种车辆、要求尽快提车，并在2018年1月27日至29日即董勇鹏转账同一期间提走3份《提车委托书》项下车辆。同时，从邱平签名确认的3份《提车委托书》备注“以上车辆为邱平（提车人）先生提供董勇鹏（转账人）先生转账回执提车明细”可见，邱平和东莞恒信公司提车时均认可董勇鹏是付款方身份，而在此期间并无证据证实邱平曾披露天津鹏达公司，或告知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应向天津鹏达公司履行交车义务。据此，邱平是以自己的名义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进行买卖交易，亦无证据证实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邱平与天津鹏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或其他交易关系，故该买卖合同关系不能直接约束天津鹏达公司和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其次，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一审中提交莫某与董勇鹏的微信聊天记录，董勇鹏认可其微信号及手机号码，亦不能提交自行持有的记录予以反驳，故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内容，2018年2月7日起董勇鹏与莫某沟通提车事宜时，莫某均告知只要邱平转款即可交付车辆，并告知其是向邱平供应车辆、由邱平向董勇鹏供应车辆，而董勇鹏在微信聊天中持续表示与邱平沟通解决方法，并要求莫某催促邱平。可见纠纷发生后，天津鹏达公司亦未认为其与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直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再次，退一步说，即使邱平构成隐名代理并向天津鹏达公司披露了交易相对方，天津鹏达公司在没有收到车辆的情况下据此向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主张行使邱平在买卖合同项下主张交货的权利，则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关于“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的规定，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亦得以其已向邱平履行交车义务作为抗辩。而上述交车义务的履行，已经由邱平签署《提车委托书》及二审到庭陈述予以确认。综上，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主张其是与邱平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符合在案证据显示的交易外观，东莞恒信公司已向邱平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邱平对此亦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天津鹏达公司与邱平之间内部关系，不足以对抗外部交易相对方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天津鹏达公司主张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返还购车款，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广州博粤公司、童多思、东莞恒信公司、东莞恒信石排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12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天津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880元，均由被上诉人天津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张 露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