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淑玉，女，1954年3月8日生，满族，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贤峰(关淑玉侄子)，1973年12月19日生，汉族，大连金州杏树奥二通用设备厂职员，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庆斌，男，1980年4月4日生，满族，爱图科技股份(大连)有限公司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贤栋(钟庆斌表兄)，1977年5月26日生，汉族，法国船级社职员，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法定代表人：徐英辉，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丹，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传福，男，1967年10月1日生，汉族，该院胸外科教授，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与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民初4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淑玉、钟庆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承担100%的赔偿责任；2.判令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上诉人：医疗费162902元，复印费15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营养费1500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补偿金696800元，丧葬费43796元，合计:907656.4元；3.改判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支付被扶养人关淑玉的生活费269352元（29928元/年×18年÷2人）；4.改判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支付辽宁省临床病理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收取的钟立阳尸检费6500元；5.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61300元（43350×6年）；6.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原审判定赔偿责任的依据和判决结论不充分、不完整，原判所依据的鉴定结论，有2016年10月25日封存的病历复印件，受害人钟立阳于2016年11月1日6时死亡。鉴定机构对2016年10月25日12时10分始至2016年11月1日6时之间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重大医疗过错，并未作出司法鉴定。由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原因导致了整个医疗过程的事实无法查清，其应负全部赔偿责任；二、原判认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存在违反医疗规范的情形不恰当，本案中的医生熊海和姜传福不仅有违反《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行为，更有重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违法行为。熊海自2013年11月22日至2017年11月22日期间，向卫生行政部门隐瞒了自己曾于2013年被刑事处罚的事实，继续非法持证行医。后经上诉人举报，辽宁省卫计委调查核实，熊海被大连市卫计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于2017年11月23日依法注销了《医师执业证书》，并给予熊海开除处分。姜传福未经亲自诊查，在受害者本人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于2016年10月20日13时30分至16时30分，对患者实施了“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切除术+淋巴结清扫术”，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规定；三、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原判认定10月20日20时50分患者钟立阳突然出现呼吸困难中的发病时间，实际发病时间为当日20时20分，误差30分钟时间，医院是否进行救助事实不清；原审未就上诉人对送鉴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的质疑作出任何解释，熊海为患者钟立阳行医期间，非法持有医生执业资格，其书写的病历不具备合法性，姜传福未参与对受害人的诊治和抢救，由姜传福代替熊海在关键病历上签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不具备合法性。上诉人书面申请封存2016年10月17日至2016年10月20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的监控录像，一审中已提供录音证据证实上述监控录像己经封存，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录像遗失、无法提供为借口，掩盖事实真相，推卸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另，2016年10月25日的封存病历中出现的伊佳、侯源源、曲怡、于微微等人员，被上诉人拒绝提供这些人员的资格证和执业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2019年1月23日的《答复》中称，不能确定上述人员是否为其工作人员，应认为上述人员存在非法行医；东南司鉴中心[2019]医损鉴字第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存在被鉴定人的姓名和公民身份号码不符，以及被鉴人发病时间与实际发病时间不符的情况，该鉴定机构连被鉴定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和发病时间都不认真核实，便草率得出医院方医疗过错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的结论，实属荒唐。对此鉴定书不予采信，不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四、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为病历资料的制作方和保管方，其因不能提供客观真实和准确完整的原始病历资料和封存病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五、一审对被扶养人关淑玉的生活费计算错误，受害人钟立阳死亡时，被扶养人关淑玉只有62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应计算18年，数额为269352元（29928元/年×18年÷2人）；六、原审判决将尸检费归于丧葬费内不合理，应由医院方支付钟立阳尸检费用6500元；七、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辽高法（2009)120号）中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裁判标准规定：“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遭受侵害，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或其他人格权遭受侵害，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请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综合考虑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六项因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计算。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六年；造成受害人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三年。”本案关淑玉、钟庆斌的精神抚慰金数额应为43550元/年×6年=261300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的上诉请求。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各项损失错误，判定一审我方承担60%责任错误。司法鉴定意见确认，患者钟立阳死亡，医方的诊疗行为承担次要原因力即次要责任，患者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力导致且为主要原因力。熊海的《医师执业证书》是否依法注销，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一直强调我院篡改和伪造病例，但并无证据证明。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上诉事实理由不予支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诉请求：请求改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关淑玉、被上诉人钟庆斌医疗费、复印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61887元（141887元+20000元），不服判决金额577383元（739270元-161887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按照60%责任比例判决我方承担赔偿责任过高。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我方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讨错，该讨错与患者钟立阳的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我方应承担次要责任，我方同意按照责任比例20%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执业资质不是诊疗活动，上诉人的医务人员熊海有医师执业证书，一审判决以熊海执业资质问题作为认定变更过错损害责任的原因大小的依据不足，对患者钟立阳的诊疗活动，是我方聘任相关多位医务人员共同完成，不是哪一个医务人员（包括熊海）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哪一个医务人员能够独立完成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已考虑到在对患者钟立阳的诊疗活动中已包括了熊海的相关诊疗活动；三、一审中关淑玉自述及举证户口本登记和村委会证明显示，患者钟立阳生前和妻子关淑玉均为粮农，且一直居住在，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审违背不诉不理原则，对方一审诉讼请求中，提出关淑玉的生活费计算标准按2017年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7191元/年主张，一审判决按照2018年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9928元/年计算错误，丧葬费的计算标准81884元/年（即2018年公布2017年全市在岗职工年收入标准），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公布2018年全市在岗职工年收入标准87592元/年计算丧葬费明显错误，一审关于诉讼受理费和鉴定费的分担不当，对方超高诉求的主张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另本案中患者预交住院押金163300元，一审认定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62902元错误，我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医疗费实际发生275333.5元。关淑玉、钟庆斌辩称，不同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上诉请求。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是依据不真实、不合法、不完整的病历得出的鉴定结论，不应采信。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病历资料的制作方和保管方，其不能提供客观真实和准确完整的原始病历资料和封存病历，依法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应负100%责任。从事诊疗活动，必须取得相应资质，本案熊海非法行医的违法事实清楚，相关部门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已经查明并给予纠正和监督，鉴定人对于原因力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且熊海的行医资质问题并未参与原因力的鉴定。一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正确，但被抚养人生活费的给付应从受害人死亡时起算。关淑玉、钟庆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住院期间所缴纳的住院相关医疗费165260.4元（包括：诊察费2元、预交金161300元、用血互助金1600元、餐卡2200元、复印费158.4元），死亡赔偿金701200元（43825元/年×16年），殡仪服务费2288元，丧葬费40942元（81884元/年÷2），伙食补助费1600元（100元/天×16天），营养费1600元（100元/天×16天），停车费184元，交通费1000元，尸检费6500元，被扶养人关淑玉生活费489438元（27191元/年×18年），上述费用合计1410012.4元；2.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0月17日，患者钟立阳以“检查发现肺部阴影18天”为主诉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右肺上叶周围型肺癌，于10月20日16时在全麻下行“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切除术+淋巴结清扫术”。10月20日20时50分患者钟立阳突然出现呼吸困难、伴周身大汗、脉搏细数，重症医学科会诊，转入ICU继续治疗。10月20日21时30分，患者钟立阳呼吸费力明显，被告予以紧急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加强补液、建立中心静脉通道，积极升压治疗。10月20日23时41分，为明确患者气道内情况，被告给患者行床旁电子支气管镜治疗。10月21日6时45分，被告给予患者夜间持续呼吸机辅助通气、持续右买拖嘧啶及布托菲诺持续镇静止痛中，根据血压等调整剂量，持续去甲肾上腺泵入维持血压。10月22日14时35分，被告给予患者行床旁超声检查显示大剂量心包积液，在超声引导下行心包穿刺，患者血气分析示严重的代谢性酸中毒，给予纠正酸中毒，并行脑保护、防止复苏后综合征等。被告请胸外科熊海教授看患者，建议支持治疗。10月22日23时18分，患者夜间突发心率下降，改与胸外按压阿托品、肾上腺素静推后血压、心率回复，代酸较前好转，予以积极补液。10月23日7时14分，查体患者深昏迷，两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消失，患者病情重，随时有死亡风险，并向家属告知。2016年11月1日，患者钟立阳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住院共计15天，在被告处住院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162902元（含门诊费2元、住院预交金161300元、用血互助金1600元）、餐卡费2200元。原告分别于2016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被告医院处复印病例，经双方共同封存了二份病历，原告花费复印费158.4元。2018年5月8日，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针对原告钟庆斌的请求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答复内容为：“查明熊海医生于2013年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两年。大连市卫生计生委于2017年11月23日依法注销了熊海的《医师执业证书》，针对大医附一院在熊海受刑事处罚后，未按照《执业医师法》第十六条规定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的行为，我委于2017年12月13日对大医附一院下达了监督意见书。”在庭前质证中，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被告处医生及护士的相关证书及2016年10月17日、10月20日在被告处的监控录像，被告答复原告申请调取的未在病志中体现的医生及护士的相关证书不予提供，监控录像仅保留4个月无法提供，被告向法院提供了熊海的医师资格证。经被告申请，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9日出具东南司鉴中心【2019】医损鉴字第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根据2016年10月25日原、被告双方封存的病历资料，患者“右肺上叶周围型肺癌”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医方予行“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切除+淋巴结清扫术”,手术方式正确。2.手术记录中记载术者为“熊海、姜传福”,但术者签字处仅有姜传福的签字，故确定熊海参与了本次手术，此与现场调查结果亦相符，但关于熊海的资质问题，不属于我中心的鉴定范围，应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3.术后当日晚患者并发肺栓塞，尸检结果证实为肺动脉血栓(小栓子)栓塞合并DIC、多器官功能衰竭，后经抢救无效死亡。4.恶性肿瘤加大手术患者多数伴有血液高凝状态，容易诱发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即凝血及纤溶系统被不同程度激活，血管或毛细血管内微血栓形成，在此过程中，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因大量消耗而减少，继发性纤溶亢进又导致纤维蛋白原大量降解，产生具有抗凝血活性的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最终导致广泛严重的出血、多脏器栓塞和功能衰竭。本案中患者为肺癌病人，行“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切除+淋巴结清扫术”,容易引发DIC,且根据现场调查，其有多年吸烟史，对DIC发生也有一定影响，但医方未予高度重视，手术前未针对预防DIC发生采取必要的措施，存在一定不足。5.根据现场调查，医方在患者病情突发变化至ICU现场抢救的时间约半小时，且期间抢救人员主要为轮转的他科医生，未能及时请上级医师会诊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对患者病情判断及抢救存在一定程度的延迟。后续对病情的严重性、突发性及预后等未能向家属详细沟通交流等，存在一定过错。6.根据法医尸检所见，死者大脑蛛网膜下腔广泛陈旧性出血(左某、顶、枕、颞叶及右额、顶叶),左枕叶、颞叶及右额叶皮质浅层出血，双侧大脑半球脑组织广泛软化、坏死，右基底节区局部脑组织坏死伴急、慢性炎症反应。由此可见，死者在DIC发生时有广泛性的颅内出血，后继发脑水肿、脑坏死，这种严重的颅内出血在死者死亡中应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医方对死者的神经系统症状体征并未予以重视，现有病历资料中未见医方对死者神经系统进行相关检查，早期未请神经科进行专科会诊，对死者颅内出血情况缺乏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对此，医方存在一定过错。综上所述，据现有鉴定资料分析认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错。关于医方过错行为原因力大小的分析。原因力评定的依据应遵循法医学因果关系判定原则，在法医学鉴定实践中，原因力评定尚属学理性探讨内容，原因力大小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鉴定人对于原因力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关于熊海的行医资质问题是否参与原因力的鉴定，应由有关部分综合评定。就本例而言，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鉴于患者术后并发肺动脉栓塞及DIC系可以预见但难以防范的并发症，临床抢救效果差，医方虽存在定的过错，但不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故建议其原因力大小以次要原因为宜。鉴定意见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该过错与患者钟立阳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被告花费鉴定费10000元。另查，患者钟立阳与原告关淑玉系夫妻关系，原告钟庆斌系患者钟立阳与原告关淑玉的儿子。患者钟立阳于1952年8月24日出生，于2016年11月1日死亡。原告关淑玉于1954年3月8日出生，现已丧失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2018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50元，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9928元，大连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7592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机构就医时，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在诊疗和护理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鉴定材料是否真实合法；二、被告是否存在篡改、伪造病历；三、被告是否存在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四、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原告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及责任程度和赔偿数额。首先，鉴定材料是否真实合法的问题。本案中，患者钟立阳家属分别于2016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被告医院处封存了二份病历。因2016年11月1日封存的病例外包装存在部分破损，原告对该份封存病例真实性有异议。在庭前质证过程中，被告分别提供了一份电子病志打印件及原始病志，但均与双方封存病志之间存在多处不一致，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以双方于2016年10月25日封存病志作为鉴定材料予以送鉴。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应由人民法院负责审查，鉴定机构对此不负审查义务。本案中，该份送鉴病例系经原、被告双方进行封存，且在委托鉴定前经过本院法定程序依法质证，予以认定真实合法。其次，关于被告是否篡改、伪造病历的问题。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篡改、伪造病历资料，并列举了封存的病例与被告提供的电子病志打印件及原始病志多处不一致。针对原告的质疑，被告辩称对原告病志的记录以及疾病的诊断均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反映诊疗过程，虽存在的部分修改和补充亦系对病志的完善，不属于篡改和伪造，被告的抗辩意见符合常理亦符合医学科学规律。就本案而言，出现不一致的病历，且均由医方所写，不论何种原因，医方行为均属不当。但本案病历问题未影响相关事实的判定，未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或有无过错无法认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篡改、伪造病历，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再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反医疗规范行为的问题。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相关部门已对被告的违反医疗规范行为的事实予以查明并给予纠正和监督，被告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可以认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推定被告在对患者钟立阳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此种情形下应由被告对其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大小承担举证责任。最后，关于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原告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及责任程度和赔偿数额。本案经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对原告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被告的医疗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被告的责任程度为次要责任。鉴定机构对于熊海的行医资质问题是否参与原因力的鉴定，并未予以考虑，故综合鉴定结论，并结合被告存在违反医疗规范的情形，被告应承担60%比例的赔偿责任。关于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原告主张医疗费其提供了住院病历、门诊手册、住院押金票据及门诊费票据，属合理，医疗费为162902元；关于复印费，系原告为本案复印材料且提供相关票据，属合理，复印费为158.4元；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原告共住院1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500元（100元/天×15天），营养费为1500元（100元/天×15天）；关于餐卡费系原告在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已包含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中，原告无权重复主张；关于交通费，结合原告的病情及治疗需要，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丧葬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上一年度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即2018年度，依据相关标准，结合死者钟立阳64周岁、被抚养人关淑玉65周岁，故死亡赔偿金应为696800元（43550元/年×16年），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24460元（29928元/年×15年÷2人）、丧葬费应为43796元（87592元/年÷12个月×6个月）；关于殡仪服务费及尸检费，已包含于丧葬费中，原告无权重复主张。以上合计为1132116.4元，按照60%赔偿比例，被告应向原告赔偿679270元（1132116.4元×60%，取整）。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被告的医疗行为致患者死亡，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原告因此给其及家属造成精神及生活上的伤害，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以60000元为宜。综上，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复印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39270元。此外，关于被告庭审中提出反诉的请求未在答辩期内提出，故对该反诉请求不予处理，被告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关淑玉、钟庆斌医疗费、复印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3927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92元（原告已预交），鉴定费10000元（被告已预交），合计31992元，由原告关淑玉、钟庆斌负担14800元，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17192元。二审中，关淑玉、钟庆斌提供一组证据：登沙河街道出具的情况说明、大连市政府办公室及大连金普新区人社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大连市政府文件、城乡属性代码本、大连市金州区民政局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对浙江省卫生厅的复函，拟证明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金正确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未及时报告注销被判处缓刑的熊海医生的执业医师注册，违反规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少关联性，且已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新证据。结合一审中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关淑玉、钟庆斌提供的证明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金证据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注册：……（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起不满两年的……；”、十六条“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在的医疗机构、预防、保健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报告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二）受刑事处罚的；……”规定，故对关淑玉、钟庆斌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对浙江省卫生厅的复函，予以采信。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判决书存在笔误，即第6页下数第3行的“改予”应为“给予”，下数第二行“心率回复”应为“心率恢复”，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的亲属钟立阳因病到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治过程中死亡，过错方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但根据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熊海于2013年被判处刑罚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六条规定向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告，由卫生行政部门注销熊海注册医师执业证书，仍继续执业，该行为系对患者不负责任的行为，结合提供鉴定的病历经过修改（与封存的病历不一致）、保存不善以及未封存手术录像（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在发生纠纷后已申请封存该录像），致司法鉴定依据的资料不完整，只能对部分封存的资料进行鉴定，故应认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存在重大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对较重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60%的赔偿责任不当，本院调整为80%。关于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认为其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及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金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以采纳；关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认为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上诉理由，根据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的诉讼请求，虽然其诉求中计算标准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标准存在差异，但一审判决结果并未超出其诉讼请求的范围，故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认为一审认定医疗费数额错误，实际发生额为275333.50元一节，其对此提出反诉，因未在答辩期间提出，一审法院已释明可另行主张权利，故本案二审不予审理。关于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认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其亲属钟立阳因吸入氯气后检查发现肺部阴影就治于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虽然该医院医生熊海因被刑事处罚应予注销注册执业医师证书，但因对该患者的治疗并非熊海一人，现没有证据证明参与治疗的其他医生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且无证据证明医院存在误诊，故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关于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认为一审计算关淑玉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及尸检费不应计入丧葬费的上诉理由，扶养人钟立阳于2016年11月1日6时死亡，被扶养人关淑玉年满62周岁，其生活费应计算18年，数额为269352元（29928元/年×18年÷2人）；尸体检查鉴定意见属于司法鉴定范畴，该费用属鉴定费用，一审计入丧葬费用缺少依据，故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认为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的上诉理由，根据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过错程度，结合本地区司法实践，一审认定精神抚慰金6万元，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计算的相关赔偿项目的数额，医疗费162902元、复印费15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营养费1500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696800元，丧葬费4379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一审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本院调整应为269352元，以上合计为1177008.4元，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按照80%比例赔偿941607元（1177008.4元×80%，取整），加精神抚慰金60000元，合计为100160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民初415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医疗费、复印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001607元；三、驳回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上诉请求；四、驳回关淑玉、钟庆功斌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992元、尸检费6500元（关淑玉、钟庆斌已预交），鉴定费10000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预交），合计38492元，由关淑玉、钟庆斌负担13760元，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247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422元（关淑玉、钟庆斌预交10855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预交9567元），由上诉人关淑玉、钟庆斌负担6300元，由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141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缪 明审判员  张 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