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1行终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季步荣，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兆英，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季维林（系两上诉人之子），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代理人秦晨，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11号。 负责人巫海荣，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钱进，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许红民、王飞，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京七桥工贸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大教场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天明，南京七桥工贸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红民、王飞，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季步荣、龚兆英因城建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初72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响水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并加盖印章，称：“兹有本社区居民季步荣于2002年11月因国家征地拆迁至今没有买房，暂住在常家圩。”该《证明》左下方写有“情况属实”字样，并加盖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响水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以下简称红花办事处）的印章。 2018年9月25日，季步荣之子即其本案诉讼诉讼代理人季维林出具《承诺书》，写明“2018年9月25日……拆除季步荣200平方米困难补助，此房实际建造人季维林（季步荣儿子）困难补助已汇到季维林银行帐户。今后产生经济问题由本人负责。”季维林在该承诺书下方签名并捺手印，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 2018年12月26日，红花办事处对季步荣作出秦红办发〔2018〕68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经查，此次拆迁所涉及的房屋位于常家圩××××（部队军事用地范围），该房屋并未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无证房，不存在征收安置事宜。考虑到老夫妻两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生活困难，经七桥工贸公司申请，报红花办事处及南部新城拆迁指挥部同意，一次性给予困难补助20万元，此款项已由您儿子季维林签收……” 再查明，2013年7月2日，红花办事处作出《秦淮区红花街道“村改居”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第四项写明“依法分别成立红花工贸公司集体资产债权债务清理办公室、七桥工贸公司集体资产债权债务清理办公室，处理善后事宜……”。2013年12月11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作出秦政发〔2013〕223号《关于同意撤销红花街道红花村、七桥村村民委员会的批复》，同意撤销七桥村等村委会建制、依法做好七桥村等村民委员会的清产核资和资产处置工作等。此后，七桥村村民委员会被依法撤销，部分村委会相关权责由南京七桥工贸公司（以下简称七桥工贸公司）承受。 2019年4月，季步荣、龚兆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红花办事处拆除两原审原告位于本市××××号常家圩200平方米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审法院立案并向红花办事处送达起诉状等材料后，七桥工贸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参加诉讼申请书》，称“季步荣、龚兆英与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城建行政强制、城建行政赔偿案件正在贵院处理之中。因案涉房屋由我公司拆除，故为了案件事实，我公司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请予准许。” 又查明，季步荣、龚兆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八张照片，其中有三张照片中有相关人员出现，其他照片无人员出现，显示为涉案房屋的相关状况。红花办事处及七桥工贸公司均称其中一张照片中的单个人员系七桥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天明，认为该些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红花办事处组织拆除。 一审庭审中，季步荣的委托代理人季维林称承诺书是办事处的杨主任让写的，写好的范本让其抄写，抄完了钱才能给，否则拿不到钱，并称之前双方谈过多次，一直讲给房子；不知道20万元钱是谁打的，其只是按要求提供了一个账号；承诺书是刘天明打电话的，说是杨主任让打的电话；季步荣、龚兆英提供的录音可以听到相关人员都要去请示杨主任。红花办事处称涉案房屋位于常家圩，属于部队的军事范围内，部队在清理地上建筑时，要求季步荣、龚兆英尽快拆除房子且零补偿，同时部队找到办事处与七桥工贸公司，七桥工贸公司协助部队做季步荣、龚兆英工作；拆除之前，季步荣、龚兆英是自愿交给七桥工贸公司拆除的，并没有发生任何阻挡行为，季步荣、龚兆英也是将家里的东西搬走后将房屋交给七桥工贸公司的；从来没有任何人承诺过给季步荣、龚兆英几套房屋，按照现在的征收政策也不可能给这样的政策；季步荣、龚兆英的涉案房屋拆除后，部队不可能给季步荣、龚兆英补偿，考虑到历史原因比如季步荣、龚兆英原来是该村村民等原因，所以七桥工贸公司就给了他20万元。七桥工贸公司称为了响应部队要求，其与季步荣、龚兆英方多次沟通，让季步荣、龚兆英方把涉案房屋交给七桥工贸公司拆除掉，但季步荣、龚兆英提出家庭困难，经过多次沟通，在季维林写了承诺书后，七桥工贸公司把20万打给了他；汇款单据上的落款会计是七桥工贸公司的会计，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季步荣、龚兆英主张红花办事处强制拆除了其涉案房屋，并提供了8张照片及电话录音、信访答复等证据材料，季步荣、龚兆英提供的上述材料均不充分，相互之间亦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红花办事处亦否认其拆除了季步荣、龚兆英的涉案房屋、称系由七桥工贸公司拆除等。而七桥工贸公司作为季步荣、龚兆英所在的原七桥村委会的相关权责事项的承受人，声明季步荣、龚兆英的涉案房屋由其拆除并到庭参加诉讼，陈述了其与季步荣、龚兆英涉案房屋的沟通过程、拆除行为等相关情况，出示了其向季步荣、龚兆英支付款项的凭证，指出了季步荣、龚兆英所提交的照片上的人员系七桥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综合以上情形，季步荣、龚兆英所称涉案房屋不能认定系红花办事处拆除，应认定系七桥工贸公司拆除。现季步荣、龚兆英主张红花办事处强制拆除其涉案房屋证据不足，其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依法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季步荣、龚兆英的本案起诉。 上诉人季步荣、龚兆英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案涉房屋系红花办事处拆除。案涉房屋位于南部新城建设规划范围内，所处位置现已被改造为风光绿化带。该区域其他居民原房屋也已被拆除并得到补偿。七桥工贸公司系企业法人，其营业范围不包含房屋拆迁等，其不具备实施房屋拆除的资质。即使其自认由该公司拆除房屋，也是受红花办事处的委托。一审中，原审原告已提交照片、录音等证据可证明红花办事处实施了拆除行为，七桥工贸公司系受红花办事处委托参与实施房屋拆除。红花办事处系本案适格被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红花办事处辩称及原审第三人七桥工贸公司述称，1.案涉房屋并未征收拆迁，被上诉人没有拆除该房屋；2.案涉房屋建造于94608部队土地上，无建造手续，该房屋系原审第三人协助94608部队拆除；3.原审第三人在协助94608部队拆除该房屋时经被上诉人同意，给予了上诉人20万元补偿，且上诉人方也出具了相应承诺书。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一、二审审理中，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季维林称，在协商拆除案涉房屋事宜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方均有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与季步荣、龚兆英、季维林商谈，当时对方曾承诺补偿两套房屋。后对方要求先交出房屋给他们，次日再签订协议，故季维林将房屋交给了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房屋被拆除后，对方（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却拒绝签订协议，只同意支付20万元，且要求季维林按照对方的要求抄写前述《承诺书》。 本院认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本案中，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称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而被上诉人否认实施了该行为，原审第三人认可系该公司实施了房屋拆除行为。上诉人虽提交照片等证据，但其中反映的人物包含原审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上诉人在案件审理中对于协商过程的陈述，仅凭该照片不足以证明系被上诉人实施了被诉房屋拆除行为。此外，上诉人方认可系其自愿将案涉房屋交由对方拆除，故其主张的行政强制行为客观亦不存在，其提起本案诉讼缺乏相应事实根据。 综上，上诉人季步荣、龚兆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裁定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路 兴 审判员 王玉刚 审判员 付 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倪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