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6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振华，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珏，女，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振华，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系汪珏配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金融一街**。法定代表人：汤兴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峰，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振华、汪珏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资产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4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振华、汪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起诉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江苏资产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1、本案系重复诉讼，依法不应当受理。江苏资产公司就涉案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经发起了多次诉讼。在（2015）姑苏初字第01599号、（2017）苏05民终1764号案件中，法院已经就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效力进行了认定，明确了马振华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苏州分行）之间就两份合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2018）苏0508民初2585号案件中，工行苏州分行以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权利，法院已经认定工行苏州分行系重复诉讼，相关权利义务已经有生效判决进行了认定。本案中，江苏资产公司再次对上述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提起诉讼，显然属于重复诉讼，循环论证，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一审判决第10页第三段认定江苏资产公司受让工行苏州分行依（2017）苏05民终1764号生效判决享有的债权，据此认为江苏资产公司有权以原告的身份就受让债权提出诉讼主张系枉法裁判。生效的（2017）苏05民终176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工行苏州分行对马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故工行苏州分行对马振华依法不享有债权。因此，江苏资产公司没有请求权基础，因为该判决系终审判决，即便是工行苏州分行对马振华也不享有诉权，故一审该项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江苏资产公司通过“买卖判决书”方式取得的仅仅是该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而不是原审诉讼争议诉讼标的所涉及的债权。故江苏资产公司依法没有诉权，应驳回起诉。3、江苏资产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涉案纠纷，工行苏州分行在（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2017）苏05民终1764号案件中，以债权人身份参与诉讼，同时就法院判决所确定的债权，作为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并以债权人身份申报破产债权。上述执行案件以及破产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同时，工行苏州分行在2018年再次以权利人身份提起（2018）苏民申3128号、（2018）苏0508民初2585号两起诉讼，但此时其已经将涉案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江苏资产公司，时间在2017年9月1日。即工行苏州分行在提起（2018）苏民申3128号、（2018）苏0508民初2585号时，认为其是权利人，但又同时主张已经将债权转让给江苏资产公司。在法院以其无主体资格作出（2018）苏0508民初258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工行苏州分行起诉后，江苏资产公司以其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但是，就在江苏资产公司以其作为权利人提起诉讼的同时，工行苏州分行就涉案债权，仍在执行案件及破产案件中以权利人的身份主张权利。因此，马振华无从知晓工行苏州分行与江苏资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关系，在同时存在两个不同主体同时主张权利的情形下，本案可能涉嫌虚假诉讼，应当裁定驳回江苏资产公司的起诉。其次，本案中，江苏资产公司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马振华对（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责任，而（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正在由工行苏州分行在执行程序及破产程序中主张。因此，应当裁定驳回江苏资产公司的起诉。（2）本案中，江苏资产公司明确系以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依据主张违约责任。但是根据江苏资产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附件以及《公告》，工行苏州分行向江苏资产公司转让的是与主债权有关的抵押权，事实上在（2017）苏05民终1764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转让的主债权相关的抵押权中，马振华并非是抵押人，马振华并没有以苏州市天域花园31幢103室为转让的主债权提供抵押。江苏资产公司明确本案系针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而提起的违约之诉，其应当首先证明已经受让了上述合同权利。但江苏资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权利，并且已经按照法定方式进行了公告。因此，江苏资产公司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严重剥夺了马振华的诉讼权利。1、案件审理中，马振华提出追加原债权人工行苏州分行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应，径行作出判决。江苏资产公司系从工行苏州分行受让取得债权，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因本案所涉权利是否存在，马振华与工行苏州分行之间存在重大争议，且因此引发了包括（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2017）苏05民终1764号、（2018）苏民申3128号、（2018）苏0508民初2585号、（2019）苏0508民初4233号多起诉讼；同时，对于合同所涉相关细节以及是否存在伪造合同、虚假诉讼等情形需要查实，因此应当追加工行苏州分行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无视马振华申请，也未就马振华提出的质疑与工行苏州分行进行核实，而是径行作出判决，侵犯了马振华的合法诉讼权利。2、案涉合同内容系工行苏州分行事后填写，涉嫌伪造。合同手写内容与马振华签字并非形成于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故马振华申请对合同中笔迹形成时间以及间隔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理睬。马振华在已经进行的几起诉讼中均坚持，当时仅是提供了一次抵押，在多份空白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根据工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在工行苏州分行以行政机关及银行需要备案留存为由的误导下签订。马振华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并不知晓办理抵押登记需要几份合同，都是按照工行苏州分行的说法签字。在（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案件中，工行苏州分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陈述：“01143号《小企业借款合同》是为了配合办理抵押登记才签订的”。该说法与马振华主张工行苏州分行以办理抵押登记为由，要求马振华多签订几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相互吻合。而工行苏州分行提供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由银行填写部分笔迹明显不同。因此，马振华有理由认为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工行苏州分行事后填写，应当进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一审法院忽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笔迹差异以及工行苏州分行自认的事实，对于马振华申请笔迹鉴定不予回应，严重侵害了马振华的举证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将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人为割裂开，忽略了经行政机关备案确认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与其一一对应的01143号《小企业借款合同》，而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真实性进行确认，其结果是认定了马振华提供了两次不同的抵押行为，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马振华仅提供一次抵押，就是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工行苏州分行利用马振华信赖伪造出来，并非马振华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存在合意。1、工行苏州分行对于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陈述前后矛盾。首先，工行苏州分行在（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2017）苏05民1764号案件中，以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权利。在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工行苏州分行陈述，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因为委托第三方办理抵押登记时，擅自填写的错误编号。但是，对此工行苏州分行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在工行苏州分行败诉后，随即在（2018）苏0508民初2585号案件中，以办理抵押登记备案的合同即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权利，并以此要求马振华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即在该案中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予以认可。再次，在上述案件败诉后，通过买卖判决书方式取得所谓债权的江苏资产公司在本案中，再次以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权利。显然，对于涉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工行苏州分行及江苏资产公司并无一致认知和意见，而是根据案件审理结果，选择性的认可合同效力。对于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过程，也未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解释。2、从房产苏州市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价值来看，不可能存在两份合同及两次抵押行为。根据工行苏州分行自认的评估价格，该房屋价值1487.07万元。马振华在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已经将上述房屋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中明确记载抵押物价值为1487.07万元，抵押债权数额为1487万元。在此情形下，涉案房屋的价值已经全部用完，不存在以房屋价值余额进行二次抵押的可能性。工行苏州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房屋价值系由其评估确定，显然对于抵押物价值有明确认知，在房屋价值已经用完的情况下，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再次接受以无剩余价值的房屋作二次抵押担保。因此，正如马振华所坚持的，双方事实上仅存在一次抵押行为，就是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对该合同内容及所对应的《小企业借款合同》进行确定后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马振华与工行苏州分行不可能再达成新的抵押合同，即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显然，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工行苏州分行为达到其诉讼目的，利用马振华对银行国有机构的信任，以及其强势地位而捏造出来的合同。3、一审法院简单认定“被告辩称该份抵押合同涉嫌伪造，并陈述当时曾根据工行苏州分行的要求签订了多份空白内容的最高额抵押，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与事实不符；且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马振华多次要求一审法院将工行苏州分行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同时要求当时经办人到庭接受质询，但一审法院均未予理睬。马振华作为一个普通人，基于对国有银行的信任，同时也是弱势地位，不可能在当时想到要保存任何证据。而唯一知情人就是银行当时经办人。但是一审法院对于马振华要求经办人到庭作证的请求完全不予理睬，相反，却说马振华未能提供证据，显然是荒谬至极。经办人作为工行苏州分行的员工，可以到庭作证，法院也有条件通知其到庭作证。相反，该证据属于马振华不能自行收集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所涉经办人是最了解情况的，且属于工行苏州分行控制之内，工行苏州分行拒不提供经办人到庭作证，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因此，马振华认为该份抵押合同涉嫌伪造，并曾根据工行苏州分行的要求签订了多份空白内容的最高额抵押，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述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而是因为工行苏州分行、江苏资产公司的原因导致马振华无法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当作出对江苏资产公司不利认定，即马振华的抗辩意见成立。其次，针对抵押合同是否涉嫌伪造，马振华在一审时向法院申请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以证实涉案合同系伪造。但是一审法院未予回应，径行作出判决，导致马振华无法提供证据。因此，事实上，并非是马振华未能提供证据，而是由于江苏资产公司、一审法院的原因导致马振华无法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原因并非在马振华。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对马振华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是完全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4、根据工行苏州分行在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其为了办理抵押登记，可以冒着被行政机关处罚，以及可能被借款人追究未履行放款义务的违约责任风险，伪造一份完全不存在的《借款合同》以骗取有关行政机关的登记。完全有理由认为，其为了从马振华处获得房屋利益，伪造一份完全不存在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以骗取法院的裁判。四、退一步讲，即便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被认定为有效，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责任也不在马振华。首先，马振华已经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办理抵押登记的义务，否则，工行苏州分行也无法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备案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工行苏州分行陈述，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抵押合同系为了办理抵押登记而填写的编号，那么在2012年3月22日的时候，该合同已经签订，且工行苏州分行已经取得了所有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材料，且相关材料均在工行苏州分行掌控之下，故其可以委托第三方代办。根据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3月16日，即在办理抵押登记的2012年3月22日时以及之前的时间里，工行苏州分行完全可以将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备案手续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工行苏州分行在具备办理抵押登记条件下，未能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备案并办理抵押登记，责任在工行苏州分行，而非在马振华。马振华已经履行了各项配合义务，依法办理了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以及抵押登记手续，工行苏州分行已经依法取得抵押权。至于其选择以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抵押合同还是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抵押合同进行备案并办理抵押登记，系其自行选择，与马振华无关。因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抵押合同备案并办理抵押登记后，导致无法就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抵押合同再行办理抵押登记，过错责任在工行苏州分行，而非马振华。此后，截止本案诉讼的长达七年时间里面，工行苏州分行并未向马振华提出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的要求，也未提出在不动产交易中心对抵押事项变更登记的要求，因此，马振华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双方对抵押事宜已经经过多起诉讼，且早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10天办理抵押登记的期限；在一审诉讼时，债权已经确定，新的债权不会再产生，不符《物权法》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条件，也就无法办理最高额抵押登记。一审法院以“被告在本案庭审中已明确表示拒绝继续履行办理抵押登记的合同义务”为由，要求马振华承担违约责任，显然是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对马振华苛责其完全无法履行的事项，也是对马振华抗辩意见的恶意曲解。马振华基于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合同效力的抗辩而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而一审法院径直将马振华意见恶意曲解并直接等同于明确表示拒绝，显然是基于其先入为准的想法，将责任强加于马振华。五、即便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被认定为有效，江苏资产公司汪珏也并非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应当承担责任。江苏资产公司以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合同违约责任，但马振华汪珏并非上述合同的当事人，其仅作为共有权人签字，表示知悉相关抵押事宜，并不因此取得合同当事人主体地位，在合同抬头处乙方以及落款处乙方均未将其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因此，江苏资产公司基于违约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应与马振华汪珏无关。江苏资产公司要求马振华汪珏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被上诉人江苏资产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本案并不存在重复诉讼，江苏资产公司是尊重2017苏05民终1746号判决书。本次诉讼是解决抵押合同因马振华方面原因未履行的问题，并且抵押是还可以再办理的，可以再办理其他的顺位抵押。三、马振华所谓的合同伪造等问题并不存在，其作为律师事务所的重要合伙人，一名资深律师，比一般人更有审慎注意义务的要求，如此拒绝承担法律责任有违常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苏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马振华、汪珏就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1487万元范围内对（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江苏资产公司对上述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由马振华、汪珏承担。一审审理中，江苏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4日、3月19日、3月24日，工行苏州分行（贷款人）与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幕墙公司）（借款人）签订编号分别为2014年（营业）字0266号、2014年（营业）字0278号、2014年（营业）字0294号《小企业借款合同》三份。上述各合同签订的当日，工行苏州分行分别在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向日月幕墙公司发放了三笔借款，金额合计为1950万元。该三笔借款到期后，日月幕墙公司仅归还部分借款，截至2015年9月30日尚结欠工行苏州分行借款本金19473000元、利息（含罚息、复利）660816.49元。因催讨上述欠款未果，工行苏州分行于2015年11月10日将日月幕墙公司以及包括马振华、汪珏在内的借款担保人诉至一审法院，即一审法院受理的（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案件。工行苏州分行在该案中诉请：日月幕墙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950万元，欠息660816.49元（截止2015年9月30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日月幕墙公司承担工行苏州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56536元；日月幕墙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工行苏州分行就以上债权对马振华、汪珏等担保人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保证人朱国新、沈彩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工行苏州分行在该案中审理中举证了编号2014年（营业）字0266号、2014年（营业）字0278号、2014年（营业）字0294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工行苏州分行与马振华、汪珏签订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以及工行苏州分行与其他抵押担保人或保证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证据材料。马振华该案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自苏州工业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行苏州分行与日月幕墙公司签订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编号2012营业（贷）字01143号《小企业借款合同》各一份。其中在工行苏州分行（抵押权人、甲方）与马振华、汪珏（抵押人、乙方）于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2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15日期间在人民币1487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日月幕墙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等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最高余额是指在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按照甲方公布的外汇中间价将不同币种债权折算而成的以人民币表示的余额之和；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抵押物为马振华、汪珏名下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房产；本合同签订后10日内甲乙双方应到有关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依法需进行变更登记的，甲乙双方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甲方主债权存在其他担保的，不论该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自行决定实现担保的顺序，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主合同项下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担保责任仍然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与承诺的，即构成违约，因此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在苏州工业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备案的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上述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均相同，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合同编号不同，合同第15.4条“本合同正本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和办证机构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下划线的“办证机构”在另一合同中为“登记部门”，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合同落款日期。在该案的一审中，马振华、汪珏共同辩称，2012营业（抵）字01143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两份不同的合同，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对应的是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工行苏州分行诉称的2014年（营业）字0266号、2014年（营业）字0278号、2014年（营业）字0294号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并非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而工行苏州分行在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借款合同项下并没有实际发放借款，故请求法院免除其抵押担保责任。工行苏州分行在该案一审中则认为，马振华提交的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虽然合同编号不同，但实际系同一份合同，两份抵押合同对应的抵押登记内容均是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2016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认为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实际系同一份抵押合同，对应的抵押登记内容即为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并判决如下：“一、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贷款本金合计19473000元，利息（含罚息、复利）660816.49元（暂计算至2015年9月30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律师费损失256536元。三、如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按约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包括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有权就李承成、朱锦珍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湘城北街14号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178万元范围内、朱国新、沈彩珍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美之国花园196幢1605室房屋在最高债权额235万元范围内、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美之国花园别墅**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571万元范围内、抵押物苏州高新区雅阁花园4幢210室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155万元范围内、顾忠芳、苏菊英、吴杏云、顾健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苏州高新区马浜花园165幢403室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102万元范围内、抵押物位于苏州高新区马浜花园138幢202室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54万元范围内、马振华、汪珏抵押物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房屋在最高债权额1487万元范围内经协议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朱国新、沈彩珍对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结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上述债务（包括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在最高债权额3000万元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不服上述一审判决，马振华、汪珏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工行苏州分行在该案二审中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系依据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马振华、汪珏抵押的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5月4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上诉案件作出生效的（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具有编号上的明显区分性，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他项权证对应的是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无关联性；双方就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故工行苏州分行依据未经抵押登记的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要求对马振华、汪珏抵押的房产享有抵押权，依据不足。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内容，但驳回了工行苏州分行对马振华、汪珏抵押的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房屋在最高债权额1487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2017年9月1日，工行江苏省分行与江苏资产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工行江苏省分行其下辖工行苏州分行享有的上述（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权益等）转让给江苏资产公司。同年9月29日，工行江苏省分行与江苏资产公司就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在江苏法制报上联合发布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8年4月27日，工行苏州分行就（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债权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在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明确其系以已办理抵押登记的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其对应的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他项权证为基础要求对马振华、汪珏抵押的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2019年1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已生效的（2018）苏0508民初258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以工行苏州分行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5月15日，江苏资产公司以（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债权的债权受让人身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系以尚未办理抵押登记的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基础向抵押人马振华、汪珏主张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违约赔偿责任。一审庭审中，马振华、汪珏明确表示，其对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涉及其本人的签名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抵押合同的内容及效力有异议，认为该份抵押合同涉嫌伪造或虚假，并陈述其当时曾根据工行苏州分行的要求签订了六份左右空白内容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案涉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可能系工行苏州分行为诉讼需要而使用已签名的空白合同再添加手写内容形成的。马振华、汪珏在庭审中还陈述，案涉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的房产目前仅存在苏房他证园区字第××号他项权证所记载的抵押登记内容，没有其他权利负担内容或被司法机关查封的情形。再查明，（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债权债务目前仍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尚未全部执行到位。一审法院认为，江苏资产公司依法受让了工行苏州分行根据（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所享有的全部债权，故其有权以江苏资产公司身份就受让的债权提出诉讼主张。庭审中，江苏资产公司已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系基于马振华、汪珏未能按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办理抵押登记的违约责任之诉，与之前系列案件审理中工行苏州分行依据物权法所主张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基础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并且工行苏州分行在出让债权之前及江苏资产公司在依法受让债权后也并未就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履行向马振华、汪珏提出过违约责任之诉，故江苏资产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受理。关于2012营业（抵）字014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马振华、汪珏辩称该份抵押合同涉嫌伪造，并陈述当时其曾根据工行苏州分行的要求签订了多份空白内容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确实存在马振华、汪珏签署空白抵押合同的情形，也系马振华、汪珏的自愿行为，可视为马振华、汪珏对合同相对方关于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也不影响抵押合同本身的效力。故工行苏州分行与马振华、汪珏签订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根据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10日内甲乙双方应到有关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依法需进行变更登记的，甲乙双方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但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至今尚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导致江苏资产公司依据该份抵押合同本应享有的抵押权未能依法设立，而马振华、汪珏在本案庭审中已明确表示拒绝按照该份抵押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办理抵押登记的合同义务。马振华、汪珏在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拒不履行配合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连带责任需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江苏资产公司要求马振华、汪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因此，江苏资产公司仅有权要求马振华、汪珏就一审法院（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未能清偿部分在案涉抵押物价值范围内且不超过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最高抵押限额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马振华、汪珏在抵押物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31幢103室不动产的价值范围内且不超过1487万元的限额对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商初字第015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江苏资产公司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510元，由马振华、汪珏共同负担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一审法院交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日，工行江苏省分行与江苏资产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一条定义1.1债权指作为本协议标的且在附件《债权转让清单》中列示的债权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人对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以及由此派生的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法定或约定的附属权利、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请求权、诉讼保全申请权、查封全、申请执行权、破产债权申报权、违约救济请求权等）。1.2债权文件指甲方受委托方持有的，且将于约定日移交给乙方的，与贷款债权主张相关和行使有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合同、借据、担保合同、抵押担保权利凭证、判决书、调解书、和解协议等法律文书原件。……第二条债权的转让2.1自转让日（含）起，甲方将其委托的附件《债权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由此替代甲方的委托方取得对债权所享有的所有权权属和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权益等，并承担与债权有关的所有风险。……第三条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3.1截止基准日，债权本息合计277326121.19元，其中本金227089664.76元，利息50236456.43元。3.2本协议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债权转让价格为15375.6万元，于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支付甲方的账户……”。合同附件《债权转让清单》载明双方共转让涉及包括日月幕墙公司在内等多个公司的债权。以上事实，由《债权转让协议》予以证实。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江苏资产公司系基于受让工行苏州分行案涉金融不良债权而提起本案诉讼，江苏资产公司与马振华、汪珏并不存在直接的抵押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抵押合同纠纷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江苏资产公司主张基于受让金融不良债权项下涉及的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马振华、汪珏对案涉日月幕墙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是否充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系原债权人工行苏州分行一方将合同的债权转让给江苏资产公司，而非经过合同相对方同意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一并概括转让。从债权受让角度来看，就本案江苏资产公司受让的债权，依据生效的（2017）苏05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法院已经驳回原债权人工行苏州分行基于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马振华、汪珏的抵押权，即江苏资产公司受让的债权就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并不享有相应抵押权。而江苏资产公司虽然受让案涉对日月幕墙公司的金融不良债权，但其本身并未成为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并不具有依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要求合同当事人马振华、汪珏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及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一审法院直接将江苏资产公司等同于原合同当事人工行苏州分行，并认为江苏资产公司享有主张违约赔偿的权利，存在不当。其次，即便从江苏资产公司的主张来看，案涉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已经是既成事实，从未办理的原因来看，合同约定的签订后十日内需由工行苏州分行与马振华、汪珏双方到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而该合同未办理抵押登记，应当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的责任，并不能归于合同一方，并且事实上工行苏州分行与马振华当时办理了另外编号2012营业（抵）字011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由此江苏资产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马振华、汪珏对编号2012营业（抵）字01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违约行为，进而要求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亦不能成立。综上，本院认为，江苏资产公司基于编号为14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要求马振华、汪珏对案涉日月幕墙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存在不当，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马振华、汪珏上诉请求可以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致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42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510元，由被上诉人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20元，由被上诉人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小刚审判员  谢 坚审判员  祝春雄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李 洁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