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德，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利贞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江边路（望江楼首层**）。法定代表人：王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剑清，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梓湘，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华（WONGWAH），男，1955年7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江边路法定代表人：黄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市海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江边路**法定代表人：王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南华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镇龙镇黄竹园地段/div>法定代表人：陈育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身婷，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倩云，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中信广场右侧裙楼首层**及写字楼**/div>负责人：谢宏儒，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国斌因与被上诉人梅州利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贞公司）、王晖、王松、黄华（WONGWAH）、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以下简称望江楼酒店）、梅州市海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都公司）、广州南华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公司）、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5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国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徐国斌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利贞公司、王晖、王松、黄华、望江楼大酒店、海都公司、南华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为《有限合伙企业投资资金权益确认及还款会议备忘录》（以下简称《会议备忘录》）中还款对象应为国采投资者即合伙企业，而非上诉人等自然人投资者，该认定是错误的。《会议备忘录》中还款对象应为上诉人等自然人投资者。1.原债权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科公司）、投资者（有限合伙人）代表、担保人黄华、主债务人利贞公司共同签署的《会议备忘录》，其中投资者代表是由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选举产生并作为有限合伙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清科公司、主债务人利贞公司协商投资款、收益的返还，并最终签署了《会议备忘录》。从投资者代表的产生来看，《会议备忘录》中的“投资者”是指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而不是合伙企业。2.《会议备忘录》（二）项目方还款计划条款中约定，项目方（指利贞公司）按照还款计划分期兑付国采一期投资者、国采二期投资者本金以及预期收益，项目方负责兑付国采一期投资者投资本金的90%，兑付国采二期投资者投资本金的100%，原因是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国采一期投资者已经收回投资本金的10%，国采二期投资者尚未收回任何投资本金，国采投资者实际未收回的本金比例和《会议备忘录》中约定的债务人应支付的剩余本金金额比例是相符的。如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还款对象是合伙企业的话，项目方利贞公司从未向合伙企业偿还借款，则利贞公司应全额向合伙企业返还借款本金和利息，而不是支付国采一期投资者本金的90%。合伙企业通过中信银行委托贷款或直接向利贞公司提供借款时并未区分国采一期、国采二期，即项目方利贞公司对合伙企业不区分国采一期、国采二期，只有针对有限合伙人返还投资款时才根据每个人的返还投资本金比例进行区分国采一期、国采二期，可见，此处的国采项目投资者实际并非指合伙企业，而是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有限合伙人。3.《会议备忘录》对国采投资者“预期收益”的表述可以证明国采投资者是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而不是合伙企业。“预期收益”是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专用名词，该表述在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投资文件、客户告知书、公司公告等文件中可见“预期年化收益”“预期收益”的用语。合伙企业与项目方利贞公司之间不是投资关系，是借贷关系，根本不适用“预期收益”的用语，而是根据借款合同使用“利息”表述。该批系列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资金权益确认书》中也明确说明：《会议备忘录》中预期收益提高2个点，是指该自然人投资者所有的《出资证明书》中约定的预期年化收益提高2个点，这在清科公司给投资人的公告中可以得到印证。由此可见，《会议备忘录》中的投资者指的是有限合伙人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二、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公司公告》内容来看，被告利贞公司归还借贷款本金以及利息所指向的对象应为公告中所提及的兴鑫企业、建汇企业、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等九家合伙企业，亦非原告等自然人投资者”，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公司公告》中利贞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所指向的对象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有限合伙人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1.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该《公司公告》是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清科公司通过公司邮箱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而非发给合伙企业，这证明《公司公告》针对的是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因此该文件抬头中的“投资人”显然是指上诉人等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2.根据《公司公告》第一段表述称，2013年至2014年，清科公司通过九家合伙企业向自然人投资者筹集的投资款人民币47037.5万元借贷给利贞公司，现上述借贷资金已全部到期，但由于利贞公司未能按期还款，致使上述合伙基金未能如约兑换投资人到期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此处所指的投资人显然和文件抬头中的投资人相同，均是指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并非九家合伙企业。3.根据《公司公告》第二段表述，基金贷款及未付的借贷利息直接归于上述投资人所有，并且由利贞公司负责直接归还基金投资人。此处不仅可以看出投资人为投资合伙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同时也明确说明了原由合伙企业拥有的债权发生了转让，由利贞公司直接偿还给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根据《公司公告》的内容可以认定，投资人指的是实际向合伙企业（合伙基金）出资的、接收清科公司文件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三、上诉人主张的债权转让依法成立，债务人利贞公司应当向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会议备忘录》《公司公告》首先确认了有限合伙企业对利贞公司的债权，清科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已经代表各合伙企业同意由债务人利贞公司将应还给各合伙企业的借款本息直接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归还，且应向每个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归还的金额及收益也是清楚明确的。利贞公司作为债务人也作出了相应的还款计划并同意按照新的延期期间的预期收益向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投资者）支付投资的预期收益。《会议备忘录》的上述安排完全符合债权转让的所有条件，即1.转让的债权真实存在，委托贷款真实且具有可转让性；2.转让人对转让的债权具有处分能力，清科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处分合伙企业的对外债权；3.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达成合意，《会议备忘录》已经转让方各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清科公司、受让人的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该《会议备忘录》；4.应当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利贞公司也已经签字盖章，并与债权受让人重新约定了预期收益。《公司公告》进一步证明了债权人将对利贞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等投资人的事实。《会议备忘录》中的内容有债权转让的明确合意。原债权人（合伙企业）拥有对债务人利贞公司的债权，原债权人、债务人和受让人各方均明确同意，利贞公司将应偿还给原债权人的借款债务转为由利贞公司直接支付给债权受让人国采项目投资者的债务，通过上述文字达到了债权转让的效果，有债权转让的明确合意。由此可知，债权转让人、债权受让人、转让的债权、债务人各个要素具备，债权转让具有法律效力。而原审判决认定的“会议的内容并未明确载明合伙企业意欲转让涉案债权的意思表示，只是围绕利贞公司对合伙企业的本金兑付等问题进行协商”，与原审判决作出的债权转让条件的分析相违背，显然是不成立的。综上，原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导致未能正确适用法律，进而作出错误判决。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另有补充：原审判决未能正确查明和认定本案关键证据《会议备忘录》中“国采投资者”“投资人”“基金投资人”及《公司公告》中“投资人”“基金投资人”是指合伙企业及合伙基金实际出资的有限合伙人，反而错误将投资者及基金投资人认定为合伙企业、合伙基金，导致债权转让方和受让方混同，故认定债权转让不成立。原有证据及上诉人新发现的证据均足以证实上述《会议备忘录》中的“国采投资者”“投资人”“基金投资人”均是指有限合伙人。各方在《会议备忘录》中约定由利贞公司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国采投资者有限合伙人清偿由原债权人合伙企业借贷给利贞公司的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利贞公司已经签署《会议备忘录》，涉案债权转让的送达已完成，债权转让对债务人而言已经生效，利贞公司应当向新的债权人即上诉人还本付息。被上诉人利贞公司答辩称：第一，上诉人虽主张《会议备忘录》中“投资者代表”是指上诉人，但利贞公司认为，此处的“投资者代表”无法得出即为上诉人等有限合伙人的结论，也并非上诉人所述的“投资者代表”是由有限合伙人选举并代表有限合伙人，此处的“投资者代表”仅是指有限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企业的代表而已。第二，从《会议备忘录》所承诺兑付投资者的资金比例也无法印证“投资者”就是有限合伙人，因为广州国际采购中心是合伙基金对应的投资项目，项目的投资人只能是合伙企业，而非上诉人。第三，《公司公告》无论是抬头还是具体内容中的“投资人”均无法得出所指的即为上诉人。反而是在公告第1段、第2段第1行及第3行所述的“投资人”都是指向合伙企业。第四，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中的三份文件《公司公告》《重要公告》《成立公告》所述的投资人也无法直接对应得出是指上诉人。第五，上诉人所依据的《会议备忘录》《公司公告》并无债权转让的合意，也不具备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转让关系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南华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主张《会议备忘录》《公司公告》《成立公告》《重要公告》《谅解协议书》《资金权益确认书》等证据不仅没有任何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反而形成了证据链证明国采基金的投资者为合伙企业，且进一步证明合伙企业及清科公司作为债权人的指向非常明确，也就是说债权人依然为合伙企业。《会议备忘录》抬头写明为合伙企业的“资金权益确认”，内容也是确认合伙企业享有投入利贞公司投资权益本金31121万元，明确了权益方为五家合伙企业，而非上诉人；《公司公告》第3段第3行载明协议约定贷款本金及利息直接归于上述投资人（合伙企业）所有，投资人即由利贞公司负责归还基金投资人。《出资证明函》倒数第2段写明国采投资基金投资主体是本合伙企业。《谅解协议书》第1页倒数最后一段第3行，被投资方应偿还乙方所属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款，也就是说接受还款的主体是合伙企业，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谅解协议书》第2页第5条第3行，实际上与《会议备忘录》是相互衔接对应，该条再次明确投资人代表为有限合伙人，也明确偿还的是相关合伙企业的投资本金及收益，说明债权人为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人可以成立代表监管，款项归还至合伙企业后优先偿还有限合伙人的债务，这并没有变更债权人身份，也不存在是债权转让的后果，表明合伙企业没有放弃其债权或转让债权的意思表示，同时第6条约定乙方即有限合伙人（上诉人）在收齐相关的投资款本金和收益款后放弃对普通合伙人主张违约赔偿等责任，可见该《谅解协议书》是在《会议备忘录》已明确合伙企业为债权人情况下，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协商如何分配合伙企业收回款项问题而达成的协议，这代表了合伙企业及普通合伙人的意思表示。《资金权益确认书》第1段第3行，写明利贞公司确认投入该公司资本本金的主体为合伙企业，由此证明对于利贞公司而言其债权人和投资人的概念是清楚的，即合伙企业。《重要公告》及《成立公告》是清科公司发给上诉人的公告，上面使用了“投资人”的概念。这个“投资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定义，此处的“投资人”的概念只是在清科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与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内部有限合伙人的称呼，但该称呼是内部使用概念，没有对外及于利贞公司的意思表示和效力，更不产生债权转让的效力。在合伙企业外部，债权人对于利贞公司而言，基金投资人就是指相关合伙企业。即便是在合伙企业内部，《谅解协议书》《会议备忘录》中均明确了接受还款主体的债权人并未发生变更，因此上诉人实际上是在偷换合伙企业内部投资人及对外使用基金投资人的概念。本案中所涉及的投资人或基金投资人均是指五家合伙企业，至于是国采一期还是二期是不同合伙企业内部对资金的流向使用进行债权债务确认的内部划分，对于利贞公司或放款的中信银行而言，这与他们无关。更何况本案的诉讼金额及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与还款金额并不完全一致，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出资的全部财产均被合伙企业用于进行本案的国采项目投资，上诉人对此是需要进一步举证。七家合伙企业共放款3.5亿元，其中五家合伙企业放款3.1亿元，里面是否包含了上诉人的资金还是其他有限合伙人的资金是不明确的。南华公司认为上诉人的主体资格存疑。第二，南华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中关于南华公司与清科公司签订《回购担保协议》是错误的，应当在二审阶段予以纠正。涉案《回购担保协议》是一份没有原件可以证实的复印件，且为单一的证据，是孤证、伪证。根据民诉法及举证规则的规定，书证应提交原件，没有原件或其他证据可供核实的复印件无证据效力。南华公司在原审时已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上诉人提供该证据原件并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但上诉人未能提交原件，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依据《回购担保协议》要求南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第三，即便如同上诉人所称涉案债权已发生转让，对南华公司也是不发生法律效力。1、从上诉人提供的《回购担保协议》看，只有在利贞公司不能还款的情况下，南华公司才承担保证责任，该约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一般保证的情形，上诉人要求南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主合同变更应取得保证人的同意，若本案确实如上诉人所称主合同因《会议备忘录》的存在而变更相关条款如收益率、还款期限等，已构成对主合同的变更，在没有取得南华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合同变更对南华公司无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后6个月，债权人应当在该期间内通过诉讼或仲裁向债务人、保证人主张权利。本案中，主合同为中信银行与利贞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该主债务已于2014年4月8日届满，最长期限为2015年4月8日，而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亦自认本案主债务于2015年2月10日到期，但上诉人直至2016年1月6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6个月，故上诉人无权向保证人主张权利。4、清科公司作为主债权人就《回购担保协议》中提及的主债权进行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南华公司，《会议备忘录》并无南华公司的签字盖章。南华公司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南华公司对本案债务的存在及《会议备忘录》《公司公告》等文件均是不知情。即便本案债务转让成立，对南华公司而言该转让也是无效的。即便《回购担保协议》真实，南华公司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无论是从证据还是法律适用看，上诉人都没有证据证明南华公司是本案的保证人。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陈述称：第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第二，其同意利贞公司、南华公司的答辩意见。第三，本案上诉人及关联案件的上诉人共17人的身份仅是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而国采项目的投资人是合伙企业。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只是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并非国采项目的投资人。第四，上诉人在原审阶段提供的《会议备忘录》《公司公告》和二审当庭提交的《谅解协议书》《重要公告》及《成立公告》，可以反映出国采项目的投资人是合伙企业，并非是上诉人，且上述证据中都没有如上诉人所述的各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债权转让的效果。被上诉人王晖、王松、黄华（WONGWAH）、望江楼酒店、海都公司均没有到庭，亦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徐国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利贞公司立即向徐国斌偿还本金人民币1629000元及利息人民币276054.73元（利息以1629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14%计付至清偿之日止）；王晖、王松、黄华、望江楼酒店、海都公司、南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徐国斌依法行使抵押权，对利贞公司提供的位于梅州市××区××大道的土地使用权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徐国斌依法行使抵押权，对望江楼酒店提供的位于梅州市××路的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主楼、附楼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徐国斌依法行使抵押权，对海都公司提供的位于梅州市××路的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三角地带附楼第1层、第2、4、5、6、7及9层、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三角地带附楼第3及8层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徐国斌依法行使质押权，对王晖提供的利贞公司60%股权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徐国斌依法行使质押权，对王松提供的利贞公司40%股权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7、利贞公司、王晖、王松、黄华、望江楼酒店、海都公司、南华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利贞公司、黄华与案外人清科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清科公司拟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向利贞公司提供不低于35000万元的贷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7%。2013年7月19日至2013年8月8日期间，广州兴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鑫企业）、广州方兴建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汇企业）、广州凯德瑞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信企业）、广州凯德铂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铂瑞企业）、广州凯德和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风企业）、广州凯德和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聚企业）、广州铂凯建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达企业）分别成立。徐国斌主张清科公司均系上述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国斌与清科公司签订的《广州凯德瑞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载明，清科公司与原有限合伙人已于2013年7月1日签署《广州凯德瑞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成立了瑞信企业，清科公司同意徐国斌加入瑞信企业并认缴合伙企业的出资，徐国斌承诺认缴出资181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2013年8月15日、2013年10月10日，徐国斌向瑞信企业转账汇款130万元、51万元。2013年11月5日，瑞信企业与清科公司共同向徐国斌出具《出资证明函》，载明：徐国斌已向瑞信企业按期足额缴付有限合伙人出资，出资金额为181万元，预期年化收益12%，起息日期为2013年10月10日，本合伙企业所投“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项目私募投资基金（一期）”于2013年11月10日成立，基金期限为成立之日起一年。2013年10月8日，中信银行与兴鑫企业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由兴鑫企业提供资金，通过中信银行向利贞公司代发贷款35000万元。同日，中信银行与利贞公司签订《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根据兴鑫企业的指定，向利贞公司提供贷款35000万元，贷款期限为24个月，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5年10月8日止，固定利率为7%，利贞公司应于贷款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上诉人提供的《特种转账借方凭证》显示，中信银行于2013年10月8日至2014年3月13日期间，先后向利贞公司转账汇款共计29937.5万元。为担保利贞公司履行上述债务，各被上诉人分别提供如下担保措施：1、利贞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同意提供其位于梅州市××区××大道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2、望江楼酒店签订《抵押合同》，同意以其位于梅州市××路的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主楼、附楼作为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3、海都公司签订《抵押合同》，提供位于梅州市××路梅州望江楼大酒店三角地带附楼第1至第9层的房产作为抵押；4、王晖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其对利贞公司持有的60%股权作为质押；5、王松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其对利贞公司持有的40%股权作为质押；6、黄华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作为保证人，为利贞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7、南华公司与清科公司签订《回购担保协议》，若利贞公司未按期清偿上述借款，南华公司承诺由其对利贞公司未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回购担保责任。2014年10月15日，利贞公司、王晖、王松、黄华共同签署《资金权益确认书》，确认截至2014年9月30日，分别收讫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五家合伙企业经兴鑫企业、建汇企业投入利贞公司梅州凯旋门项目的资金累计31121万元；上述五家合伙企业累计投入之款项均享有兴鑫企业、建汇企业投入利贞公司梅州凯旋门项目资金相同之还款担保及回报条件；王晖、王松、黄华自愿作为担保人为利贞公司偿还上述五家合伙企业投入梅州凯旋门项目之资金本息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5年1月21日，利贞公司与清科公司以及谭灿辉等六名投资者代表共同签订《会议备忘录》，载明：截至2014年9月30日，利贞公司分别收讫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五家合伙企业经兴鑫企业、建汇企业投入梅州凯旋门项目的资金本金累计31121万元；利贞公司承诺于2015年2月10日之前兑付“国采一期”投资者5%本金及“国采二期”投资者15%本金，2015年6月30日前兑付国采投资者30%本金及期间预期收益，2015年8月30日前兑付国采投资者20%本金及期间预期收益，2015年9月30日前兑付国采投资者35%本金及期间预期收益，在延期期间（计息按照原投资到期日起计算）预期收益在第一年基础上统一提高2个点；投资者代表选举三人参与项目后期的监管，与利贞公司及清科公司共同监管销售回款账户，保证回款优先偿还合伙企业的债务等内容。谭灿辉出具《情况说明》，表明其系清科公司设立的国采项目基金投资者所委托的投资者代表之一，代表包括徐国斌在内等众多投资者参加了多次会议并签署前述《会议备忘录》。现徐国斌根据《会议备忘录》，以其实际投资181万元并已收回10%的收益即181000元为由，主张对利贞公司享有1629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以下简称涉案债权）。2015年6月16日，清科公司向投资人发出《公司公告》，载明：清科公司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包括兴鑫企业、建汇企业、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等九家有限合伙企业，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累计借贷本金47037.5万元给利贞公司，用于建设“梅州凯旋门花园商住综合体项目”；现上述借款已全部到期，但由于利贞公司未能按期还款，致使上述合伙基金未能如约兑付投资人到期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为保障投资人权益，清科公司与利贞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黄华多次协商并签订《委托协议》，约定上述基金借贷款及未付的借贷利息直接归于上述投资人所有，即上述借贷款本金47037.5万元及其利息，由利贞公司直接归还基金投资人，自2015年6月1日起，利贞公司有直接责任及义务承担上述合伙基金之管理事宜，并直接对有关基金投资人负责。原审庭审中，徐国斌明确本案系基于借贷关系提起的诉讼，主张涉案债权于2015年1月21日签订《会议备忘录》后发生债权转让，徐国斌作为投资者是《会议备忘录》的债权受让人，受让合伙企业对利贞公司的相关债权，有权以债权人的名义要求利贞公司还款并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另，原审到庭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原审法院认为，由于黄华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到庭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涉案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债权转让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转让的债权真实存在，且具有可转让性；二是转让人对转让的债权具有处分能力；三是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让与达成合意；四是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中，徐国斌主张涉案《会议备忘录》构成债权转让，但原审法院认为《会议备忘录》所载明利贞公司的还款对象应为国采投资者即合伙企业，而非徐国斌等自然人投资者，即合伙企业为涉案债务的债权人，且会议的内容并未明确载明合伙企业意欲转让涉案债权的意思表示，只是围绕利贞公司对合伙企业的本金兑付等问题进行协商。另，徐国斌还以清科公司发出《公司公告》为由主张涉案债权已转让给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并由利贞公司负责偿还事宜。但从《公司公告》的内容来看，利贞公司归还借贷款本金47037.5万元及其利息所指向的对象应为公告中所提及的兴鑫企业、建汇企业、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等九家有限合伙企业，亦非徐国斌等自然人投资者。因此，徐国斌在无其他证据予以相佐的情况下，仅凭《会议备忘录》及《公司公告》不足以认定合伙企业与徐国斌达成了债权转让的合意，徐国斌主张的债权转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徐国斌主张的涉案债权并未发生转让，担保该债权的涉案抵押权、质押权等亦不发生转让，故对于徐国斌的相关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王晖、王松、黄华、望江楼酒店、海都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原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徐国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95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26950元，均由徐国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徐国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谅解协议书》及附件《会议备忘录》《资金权益确认书》，拟证明合伙企业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清科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要求上诉人放弃权利的已经盖章的协议书，该文件“鉴于”内容确认了投资者、合伙基金代表及债务人、担保人在《会议备忘录》中约定了被投资方（项目方、债务人）利贞公司将所欠的合伙企业的贷款本息直接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国采投资者）清偿。利贞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签字确认了按《会议备忘录》向投资者还款的金额和利息，《会议备忘录》已经构成了本案所主张的转让债权的全部要素，对利贞公司具有约束力；2.《重要公告》，拟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清科公司邮寄上述《谅解协议书》及附件时一并提供的重要公告，清科公司除提供纸质文件外，还通过公众号、电子邮箱向投资者发放重要文件；3.《成立公告》，拟证明清科公司是以“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项目私募投资基金”名义向投资者募集基金，所以该基金简称国采基金，上诉人是国采基金一期的投资者；4.《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募集说明书》，拟证明清科公司发起设立的“广州国际采购中心私募投资基金”是有限合伙制基金，资金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一期3亿元，二期2亿元），基金期限为1年。预期收益为：认购金额50-1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税后）11%，认购金额100-3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税后）12%，认购金额300万元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税后）13%。基金交易结构为：清科公司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面向社会的投资者招募有限合伙人，投资者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加入清科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并出资，是“广州国际采购中心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针对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利贞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利贞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诉人所提到的第6条约定，即使真实合法，也证明债权实际上是没有从合伙企业转到有限合伙人；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南华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院依法核实。对于证据1的证明内容，《谅解协议书》及附件实际上是一体的，完整解释和阐释了《会议备忘录》达成的相关约定的未尽事宜，也即合伙企业与清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谅解协议书》中得到完整体现，除了第1、4、5、6条外，第2、3条与《会议备忘录》的内容一致，仅说明了甲方（合伙企业）通过利贞公司向甲方（合伙企业）对乙方（有限合伙人）应承担的债务进行清偿，即由利贞公司代为清偿的过程，并没有改变债权债务的主体法律关系，且第4条约定利贞公司应另外出具担保函，担保的对象或债权人是合伙企业，并未约定发生债权转让，否则应当是约定由利贞公司向上诉人出具担保函，该条是与《会议备忘录》相互衔接。第1、4、5、6条再次明确基金投资人及债权人主体均为合伙企业，根据《谅解协议书》第6、7条，上诉人的债权指向的对象是甲方即合伙企业及普通合伙人，而非利贞公司。无论是合伙企业、清科公司还是上诉人，真实约定都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且《谅解协议书》的约定与《公司公告》《会议备忘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超出或改变《会议备忘录》约定的情况，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其主张是不成立的；证据2、3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关联性与答辩意见一致；对证据4，该说明书并无约定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企业的投资等同于其所购买的基金份额，即便有相应的约定，效力也应当是以法律依据为准进行认定：合伙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其作为载体所发行的基金或所负的债务应当由合伙企业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企业的出资人不能取代合伙企业直接享有合伙企业的债权。中信银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由法院依法审查认定。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内容，《谅解协议书》及附件《会议备忘录》都不能反映出合伙企业及普通合伙人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其同意南华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院依法审查，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也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内容。上诉人并不是国采一期或二期的投资者，国采一期或二期的投资者就是合伙企业；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也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内容。该说明书是清科公司出具的，并未约定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企业的投资等同于购买的基金份额，即使有约定，上诉人也没有提交相应的法律依据，且事实上两者完全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能混同。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没有出示南华公司与清科公司签订的《回购担保协议》原件。上诉人向本院表示其不持有该协议原件，无法向法庭出示。另上诉人、利贞公司、南华公司、中信银行均向本院确认：一、清科公司是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五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二、同意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另查明，包括本案徐国斌在内的17件关联案件的上诉人及刘玉华、王远臣、郭冬炼共20人分别作为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均以利贞公司、王晖、王松、黄华、南华公司、中信银行及深圳市朗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的诉讼，利贞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599号之一、（2016）粤0391民初42-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与其他关联案件一并移送本院处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移送不当，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裁定，将上述20件案由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撤回要求深圳市朗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再查明，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关联案件中张劲松提供的抬头为清科公司（甲方）、张劲松（乙方）的《谅解协议书》中载明有：“鉴于：1.甲方是广州凯德铂瑞投资合伙企业（下称‘凯德铂瑞’）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乙方是凯德铂瑞之有限合伙人，乙方已实际认缴凯德铂瑞出资额为100万元。凯瑞铂瑞已将所募集包括乙方出资额在内的合伙企业资金投入到梅州利贞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被投资方’）所开发的梅州凯旋门房地产项目。2.现因被投资方未能按期偿还项目投资本金及利益，导致‘凯德铂瑞’未能在2014年11月10日向包括乙方在内的所有合伙人结算全部投资款项，甲方作为‘凯德铂瑞’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须为此次项目资金兑付延期时间承担主要责任，尚余部分本金未收回。通过甲方、被投资方以及包括乙方在内的基金有限合伙人推举的吴孟良、唐强等7名谈判代表的多次协商，三方在2015年1月21日就被投资方向有限合伙人偿还投资本金及收益余额的后续解决方案达成了《会议备忘录》（见附件），甲乙双方现根据该《会议备忘录》形成的内容，就甲乙双方之间涉及该解决方案的相关事项达成如下谅解协议条款：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自2014年11月10日至本协议双方签署之日止，被投资方已向乙方支付了一年期预期投资收益和投资本金0万元，乙方尚未收回的投资款本金为100万元。被投资方应偿还乙方所属有限合伙企业的总投资款项将以被投资方向包括乙方所属有限合伙企业在内的关联有限合伙企业出具的《资金投资权益确认书》为债权凭证。二、乙方或其推举的谈判代表已对被投资方的梅州凯旋门项目现状作了现场实地调查，乙方同意其已投入该项目的未收回之本金及预期收益部分自2014年11月10日起延期10个月。在延期期间（计息按照乙方原投资到期日起计算）预期收益率在第一年基础上提高2个点作为投资款兑付延期的补偿。三、甲方促使被投资方在2015年2月10日之前兑付乙方15%本金；2015年6月30日前兑付乙方30%本金及延期兑付期间的预期收益；2015年8月30日前兑付乙方20%本金及延期兑付期间的预期收益；2015年9月30日前兑付乙方35%本金及延期兑付期间的预期收益。四、为提高乙方投资款全部收回的安全保证，甲方将全力促成被投资方在本协议书签署的同时，向乙方所属的有限合伙企业出具《担保函》，保证在梅州凯旋门项目取得预售证之前以该在建项目的可实现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土地产权及收益权、销售收入，房产使用权、出租权等）作为还款的补充担保手续；在取得预售证后把对应基金债务的项目产权抵押在包括乙方所属的有限合伙企业在内的相关有限合伙企业名下。若被投资方就该《担保函》违约，则须按照日息万分之五向乙方所属有限合伙企业支付罚息。五、乙方同意推举三人为其代表（投资者内部自行确定），自2015年01月22日起参与被投资方梅州凯旋门项目运营的监管工作，与甲方及被投资方三方共同监管项目资产担保手续落实、项目销售回款使用等，保证项目销售回款优先偿还包括乙方所属的有限合伙企业在内的相关有限合伙企业投资本金及收益；该三名代表人员的劳务费用由被投资方承担（按照每月10万元标准计算，2015年1月23日到账，以后每月22日付款）。六、乙方在收讫本协议所约定相关投资款本金及收益款后，即放弃根据《有限合伙协议》中相关条款对甲方主张包括但不限于违约赔偿等相关法律责任。七、若乙方未能依本协议所约定的付款期限及金额收讫相关款项的，则乙方保留根据《有限合伙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内容约定追究甲方违约等相关责任的权力。……十、本协议自双方盖章签署后即生效。”等内容。该《谅解协议书》签名栏仅有铂瑞企业、清科公司在“甲方”处盖章，“乙方”处空白，并有打印“日期：2015年月日”的文字。上诉人向本院确认：包括本案在内的17件系列案中，仅张劲松、朱诞艳收到涉案《谅解协议书》，但张劲松、朱诞艳均没有在乙方处签名，上诉人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朱诞艳所持有的《谅解协议书》。因上诉人并未签署该《谅解协议书》，所以该协议书对包括关联案件的17位上诉人均不具有约束力，但上诉人坚持认为其提交该协议书作为证明文件，该协议书的“鉴于部分”说明了《会议备忘录》的来源，是由基金有限合伙人推举的谈判代表多次协商形成，由此可见投资人代表在《会议备忘录》中就是有限合伙人。从整个文件内容可以看出，《谅解协议书》的本意是清科公司要求张劲松收到利贞公司支付的款项后放弃部分权利，并将《会议备忘录》作为《谅解协议书》附件，从《会议备忘录》也印证投资人代表的身份。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募集说明书》拟证明涉案国采基金的募集说明书情况，其中“招募说明”部分载明“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项目私募投资基金是由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成立的基金。本基金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项目的一期装修升级改造及二期开发建设。广州市环博展览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与招商运营。现本基金面向社会特定合格投资者（机构/个人）招募有限合伙人。”其中“释义”部分载明“本合伙企业指本协议各方根据《合伙企业法》共同设立的广州凯德瑞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文称‘本合伙企业’）；……项目公司指广州市环博展览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指认缴本合伙企业出资、并且签署合伙协议的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募集说明书》中是指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指认缴本合伙企业出资并为普通合伙人接受、并且签署合伙协议的合伙人，通过受让本合伙企业合伙份额而入伙的有限合伙人；……投资期指合伙人签署本合伙协议后，认缴资金到达合伙企业账户，且该笔资金划款至拟投资项目公司的次日起，至合伙人退出本合伙企业之日止。”等内容，并在“风险提示”部分载明“本基金属于封闭式私募基金，其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制。”其中“基金交易结构”显示：清科公司设立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人向有限合伙企业认购资金，有限合伙企业向投资人发放收益分配；有限合伙企业向融资方提供项目投资，融资方向有限合伙企业返还投资收益；中国建设银行对有限合伙企业进行资金监管，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有限合伙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其中“投资项目介绍”约定“项目公司概况”为“项目公司-广州市环博展览有限公司为广州银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锦灿，具有三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现负责广州国际采购中心的开发建设与招商运营。”该说明书中还载明罗锦灿是项目实际控制人。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清科公司于2015年2月2日出具的《重要公告》载明有“尊敬的投资人：您好，因您投资的基金产品《广州国际采购中心私募投资基金》延期兑付，现为保障您的投资权益，及延期期间对项目、基金管理公司及兑付事宜之知情权，请您通过如下方式联系我公司，感谢您的理解与支出！……”等内容。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清科公司于2013年10月28日出具的《广州国际采购中心私募投资基金（一期）成立公告》载明有“尊敬的投资人，您好！感谢您投资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科凯盛’）发行的‘广州国际采购中心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本基金总规模人民币5亿元，分两期发行成立。第一期总规模人民币3亿元，并于2013年8月8日正式对外发行。根据有关基金及项目投资成立条件之约定，本基金第一期现已满足成立条件，并于2013年9月30日第一次正式成立，本基金第一期第一次成立将于2014年9月29日到期。本基金第一期第一次成立后，继续开放募集至2013年10月31日，并于2013年11月10日第二次成立并结束本基金第一期之募集，本基金第一期第二次成立将于2014年11月9日到期。我公司作为本基金的管理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约定审慎处理本基金的各项事务，全面履行基金管理人的职责。”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此外，上诉人向本院陈述：一、其是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取得了债权人资格而作为原告对利贞公司、王晖、王松、黄华、望江楼大酒店、海都公司、南华公司、中信银行提起本案诉讼，并非是以有限合伙人的名义代表合伙企业提起诉讼，不是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二、合伙企业是基金的载体，其作为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企业出资，事实上就是作为基金投资人向基金出资，其向合伙企业的出资就等于上诉人所购买的国采基金额度。三、涉案基金的原来出借人是瑞信企业、铂瑞企业、和风企业、和聚企业、建达企业五家合伙企业，已通过兴鑫企业投到了利贞公司的梅州凯旋门项目，利贞公司应承担还款义务，通过《会议备忘录》的约定，利贞公司将本应归还合伙企业的资金直接归还给国采一期、二期投资者，归还内容包括本金、预期收益。上诉人认为，虽然《会议备忘录》中的资金权益确认只显示本金，但从该备忘录第二点项目还款计划第2-5点看出，利贞公司愿意承担相应预期收益。该备忘录属债权转让性质。四、《会议备忘录》中的有限合伙人是指涵盖上述五家合伙企业的全部有限合伙人，其中也包括本案上诉人。因《会议备忘录》所转让的债权债务金额即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金额，是按照《会议备忘录》中有关还款计划所针对的国采一期、二期投资者约定的比例计算出来的，债权本金是以上诉人向合伙企业投资金额×90%，利息是按照还款计划第5条的约定即以年利率1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诉人已收取10%本金并非利贞公司返还的款项，而是清科公司向上诉人返还的收益。六、参与《会议备忘录》的投资人代表共有6人，该6人是分别代表不同的有限合伙人，代表上诉人的是谭灿辉，谭灿辉也是17件关联案的上诉人之一，投资人代表身份是由清科公司进行核实。上诉人已将对谭灿辉的授权交由清科公司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七、上诉人确认其与原债权人合伙企业之间没有达成债权转让的具体对价。其认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而言是以通知债务人为生效条件，受让人是否支付对价不是债权转让成立的必要条件，并明确其并不是以投资的份额作为债权转让的对价而取得本案债权。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因《会议备忘录》而受让取得瑞信企业对利贞公司的债权而作为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因黄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因上诉人、利贞公司、南华公司、中信银行均表示对原审法院管辖及适用我国国内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本案债权转让是否成立、其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第一，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募集说明书》可知，“国采基金”是由清科公司发起成立的有限合伙制基金，该基金对应的合伙企业为瑞信企业，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项目的一期装修升级改造及二期开发建设，融资主体为广州市环博展览有限公司，罗锦灿是项目实际控制人。这与上诉人所主张其向瑞信企业的出资即是其向国采基金的投资，并已全部投入利贞公司的梅州凯旋门项目是不符的。从现有证据看，无法证明国采基金所募集资金是否部分或全部用于利贞公司的梅州凯旋门项目，亦无法证实上诉人向合伙企业的全部出资是否部分或全部用于利贞公司的梅州凯旋门项目。第二，从《会议备忘录》内容看，并没有明确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虽然第二条“项目方还款计划”有约定利贞公司分期向国采投资者兑付本金及期间预期收益的内容，但从第一条“资金权益确认”和第三条“还款保障”的约定看，利贞公司作出的资金权益确认的对象和还款保证和承诺的对象均明确指向合伙企业，且第四条“项目及还款监督”载明“保证回款优先偿还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债务”也说明有限合伙人并未取代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地位。本院认为，《会议备忘录》是签约各方就利贞公司对合伙企业本金兑付问题及还款协议的保证所达成的合意，“项目方还款计划”是利贞公司对分期还款时间、还款对象及还款额度和内容的约定，并不具备债权转让的性质。第三，从《会议备忘录》的约定看，无法反映出资金权益本金与各合伙企业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无法反映出资本权益本金与上诉人等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金额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会议备忘录》仅载明资金权益本金累计人民币31121万元并未明确各合伙企业的资金权益本金情况，而上诉人主张以其起诉金额人民币1629000元及利息作为本案债权转让的金额，但其没有对该1629000元的金额与31121万元之间的关联性及如何确定该债权转让金额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交相应的合同依据。且其已自认并未与原债权人合伙企业就债权转让的对价达成合意，显然上诉人主张的债权转让并不成立。第四，同前述，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募集说明书》可知，国采基金的融资对象是广州市环博展览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将用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项目的一期装修升级改造及二期开发建设。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成立公告》《重要公告》均是针对国采基金而言，而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公司公告》载明清科公司设立九家合伙企业于2013年至2014年累计借贷本金47037.5万元用于利贞公司的梅州凯旋门项目并约定由利贞公司直接向基金投资人归还上述借款本金47037.5万元及利息等内容，并未显示合伙企业与国采基金之间的关联性。且上诉人未对其主张的1629000元本金及利息与该47037.5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关联性予以举证，故《成立公告》《重要公告》《公司公告》均不足以证实上诉人是利贞公司的债权人且债权金额为1629000元本金及利息。至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谅解协议书》，其上并无乙方的签名且上诉人亦非该协议书上列明的“乙方”，也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退一步说，即使签约各方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及标的金额是明确的，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来看，其已出资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相应出资已构成合伙企业的独立财产。现各方试图通过签订《会议备忘录》的方式约定由利贞公司偿还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投资本金和支付收益，实际上是将合伙企业的债权用以返还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本金和支付收益，以实现有限合伙人从合伙企业的退出。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出资人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在于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并享有合伙企业收益，而合伙协议不保证投资本金不受亏损，也不保障最低收益，如投资者到期未取得本金和收益，属于投资风险，不能因此主张合伙企业向其返还原始出资并支付固定收益。另一方面，不论是有限合伙人的出资还是合伙企业对外投资获取的债权等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均属于合伙企业的财产，故上诉人的前述行为实质上属分割合伙企业财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情形下，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另原审认定利贞公司的债权人仍为合伙企业并无不当，上诉人明确其不是以有限合伙人身份代合伙企业提起本案诉讼，因此上诉人以债权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合伙企业的债务人直接向其返还投资款余额及投资收益的主张不成立，其要求保证人、质押人、抵押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亦不成立。综上，原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50元，由上诉人徐国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伍静怡王嘉宝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