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鑫宝达电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奇生,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查金蕾，广东益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湘。委托诉讼代理人:宛鹏飞,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梓楷，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侯奇生。上诉人深圳市鑫宝达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宝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湘、原审被告侯奇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5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宝达公司上诉请求：撒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湘的诉讼请求并依法改判鑫宝达公司无需支付1894685元。事实与理由：一、李湘与鑫宝达公司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或借款合同关系，而是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关系，本案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之间除了资金往来便是进行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况且，在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询问了李湘，若为借款关系，双方有没有签借款合同或者借条之类的？鑫宝达公司在庭审中也表明了在李湘要求退股时，双方之间所提及的均是“退股”丝毫没有提到“借款、还款、利息”之类的字眼，所谈到的也只是退股而已。以上，足以说明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关系，而是股东关系。二、若李湘仅为借款合同关系中的出借人，双方何不直接签订借款合同或者拟定借据？何故费时费力的进行多次股权变更登记？若非股东，李湘何以以股东身份出席公司年会？关于这些事实及疑问，在一审庭审中，均进行了查明，可是，一审法院依然罔顾事实做出判决。三、关于案涉的《股权投资合同书》的问题：1、从形式上看，当时公司吸收新股东入股，是公司内部行为，是需要公司其他4名股东同意各自转出自己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牵涉到4名股东的切身利益，因此，在签署股权转让或投资等协议时，当然是需要各股东签名的。该合同书，仅有公司公章及股东侯奇生的签名，这属于公司对外签署相关合同的做法，不属于处理公司内部股权事宜的做法，因此，该合同书因不符合法定形式，是无效的。2、从内容上及法律规定来看，该合同书第五条股权分红，年最低保证收益24%等字样，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是无效的。3、虽然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鉴定意见，但鑫宝达公司坚持认为该合同书不是鑫宝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上的签章也不是鑫宝达公司在看到了合同内容后签署的。补充上诉意见：一、李湘、鑫宝达公司双方实质上是履行的2016年的股权投资合同，合同有所有股东的签字，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28日，李湘打款时间为2017年5月3日，股东变更登记为2017年6月6日，因此双方履行完毕了该合同，2017年5月12日的合同，该合同没有股东的签字，股东不认可该合同，侯奇生也无权代表其余股东签字，由于合同不认可，股东也不可能依据2017年合同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因此双方履行的是2016年的合同，而李湘提交的第二份协议与没有其余的股东签字，故该合同没有法律效力，故双方的股权投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二份合同由于没有效力，故李湘也没有出资，双方均没有履行第二份合同。二、为了更好的证明上述第一条观点，鑫宝达公司提交公司每一位股东签署的证人证言，陈述事实，并且各个股东均同意出庭接受法庭及对方当事人的询问。三、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让金额为760万元，金额巨大，若真为借款不可能不签订借款协议，并且该股权转让款原意是为了公司扩大生产规模，租赁场地及购买机器设备之用，为了给李湘冲业绩，鑫宝达公司便将其中的500多万元存放在李湘工作的深圳宝安××银行，又称××银行，一年定期（2018年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为1.9%），后来，由于李湘要求退股退款，鑫宝达公司便提前将该款项提取出来（银行扣去了几万元费用），假如双方之间真的签署了年息24%的股权协议，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去做的，鑫宝达公司并不缺资金，也没有借贷的必要性，是李湘想要入股成为股东，因此，双方之间在2016年所签署的合同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也实际履行了该合同。被上诉人李湘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二、鑫宝达公司存在恶意诉讼浪费资源之嫌，如其在一审中称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是先有盖章的空白A4纸，在将文字部分打印上去，其诬陷李湘盗取盖有鑫宝达公司公章的空白A4纸，以证明其从来没有看过该份协议，因此，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而鉴定的结果是先有协议的文字部分，在有落款处的盖章及签字部分，印证了鑫宝达公司虚构事实、虚假陈述，包括鑫宝达公司对本案的上诉。三、关于鑫宝达公司的举证期，其当庭提交的申请证人出庭已经超过了举证期，其滥用诉讼权利，恳请二审法院对该行为作出处罚，而该证人与鑫宝达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是鑫宝达公司的股东，没有任何证明力可言。被上诉人李湘一审诉讼请求：1、鑫宝达公司、侯奇生立即支付拖欠的李湘借款利息1921000元（利息以5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5月3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5月9日共371天，利息为1236666.67元；利息以8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5月3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5月10日共372天，利息为198400元；利息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5月12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共384天，利息为128000元；利息以13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5月12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6月29日共413天，利息为357933.333元。以上合计1921000元）；2、鑫宝达公司、侯奇生立即支付拖欠的李湘逾期借款利息（以1921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6月30日按年收益24%计至全部债务清偿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鑫宝达公司、侯奇生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8日，李湘与鑫宝达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合同书》，约定：李湘投资580万元，占鑫宝达公司10%股权，此股权由鑫宝达公司股东所占的股份同比例稀释出让；李湘授权鑫宝达公司股东侯奇生全权负责公司整体运营，李湘不参与日常运营和管理；公司日常运营中若产生法律纠纷或法律责任，全部由侯奇生负责解决和承担，李湘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鑫宝达公司义务定期向李湘通报项目公司运营情况，李湘有权向鑫宝达公司发起账目查阅等，行使股东正当权利，但李湘不得以此干涉项目公司日常运营；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分红和承担风险，每年按公司业绩或持股比例分红一次；三年内如李湘要退出股权，时间为提出申请的60天内退回本金及分红收益；三年后如李湘要退出股权即按公司规定执行，则优先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退股价格面议，但是股价不低于购买价；入资时间，于2017年5月8日前将投资款转账到鑫宝达公司指定账户（侯奇生民生银行华南城支行6××××××××××8）；双方约定于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股权转让和工商变更登记；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在李湘登记为鑫宝达公司股东后，李湘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公司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鑫宝达公司的股东侯奇生、侯某、冯某1、冯某2在该合同上签字。2017年5月12日，李湘与鑫宝达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合同书》，约定：李湘投资760万元，占鑫宝达公司15%股权，此股权中的10%由鑫宝达公司股东（侯奇生、侯某、冯某1、冯某2）所占的股份同比例稀释出让，并进行工商变更，5%由鑫宝达公司股东侯奇生出让，李湘委托侯奇生代为持有，代持股份的投资款完全由李湘提供，由侯奇生以其自己的名义代为投入公司，故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人应为李湘，由侯奇生代持股产生的或代持股份产生的有关之收益完全归李湘所有；李湘授权侯奇生全权负责公司整体运营，李湘不参与日常运营和管理；公司日常运营中若产生法律纠纷或法律责任，全部由侯奇生负责解决和承担，李湘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鑫宝达公司义务定期向李湘通报项目公司运营情况，李湘有权向鑫宝达公司发起账目查阅等，行使股东正当权利，但李湘不得以此干涉项目公司日常运营；年最低保证收益为24%（如公司业务分红高于此数则按高的分红，低则按不低于此标准分红，不重复和叠加）；李湘不参与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因鑫宝达公司运营策略失败造成公司倒闭时，李湘仍未全部回收本次投入本金，则差额部分（不计利息）自动转为侯奇生的债务；三年内如李湘要退出股权，时间为提出申请的60天内退回本金及分红收益；三年后如李湘要退出股权即按公司规定执行，则优先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退股价格面议，但是股价不低于购买价；入资时间，于2017年5月15日前将投资款转账到鑫宝达公司指定账户（侯奇生民生银行华南城支行6××××××××××8）；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在李湘登记为鑫宝达公司股东后，李湘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公司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2017年5月3日，案外人李忠云（李湘父亲）向侯奇生转账580万元。2017年5月12日，李忠云分两次向侯奇生转账共180万元。2017年6月6日，鑫宝达公司的股东信息由侯奇生（持股40%）、侯某（持股20%）、冯某1（持股20%）、冯某2（持股20%）变更为李湘（持股10%）、侯奇生（持股29.7%）、侯某（持股18.9%）、冯某1（持股18.9%）、冯某2（持股18.9%）、刘小红（持股3.6%），认缴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2018年5月9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29日，侯奇生分别支付李湘5**万元、80万元、50万元、130万元。2018年5月28日，鑫宝达公司的股东信息变更为侯奇生（持股33%）、侯某（持股21%）、冯某1（持股21%）、冯某2（持股21%）、刘某（持股4%）。鑫宝达公司、侯奇生主张：2017年5月12日《股权投资合同书》是李湘用加盖有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的空白A4纸伪造的，双方真正履行的是2016年12月28日《股权投资合同书》，且双方的真实交易是股权转让，而非借款；合同约定了三年期限，是因为公司争取三到五年上市，届时合同要重新签订；李湘还私下向侯奇生购买了5%股权，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侯奇生收到李湘支付的760万元后用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及购买机器设备；李湘入股后虽然没有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但是公司重大事项如股东会、公司年会等李湘均有参加，行使了股东的权利；退还李湘的760万元中，有580万元来源于公司，另外180万元来源于侯奇生个人。鑫宝达公司、侯奇生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1、证人证言；2、2016年6月6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3、2018年5月28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4、李湘父亲李某与侯奇生微信聊天截图；5、2017年公司年会照片。李湘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人与鑫宝达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得采信；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李湘为挂名股东，并未参与公司经营及承担经营风险；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鑫宝达公司、侯奇生的申请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2017年5月12日《股权投资合同书》落款处的公章印文与合同上的打印文字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股权投资合同书》落款乙方处“深圳市鑫宝达电机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合同上的印刷体文字的朱墨时序关系为印刷体文字打印在先，公章印文盖印在后。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2月28日《股权投资合同书》与2017年5月12日《股权投资合同书》均有李湘及鑫宝达公司的签字或盖章，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合同内容来看，两份合同标的一致，后合同涵盖了前合同；从李湘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李湘共向侯奇生支付了760万元款项，并成为鑫宝达公司的登记股东，持股10%。因此，法院认为，李湘与鑫宝达公司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5月12日《股权投资合同书》。2017年5月12日《股权投资合同书》从形式上看为股权转让协议，但探究合同条款及合同履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却并非如此：合同约定李湘不参与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保底收益；李湘支付的760万元是用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及购买机器设备；退还李湘的760万元中，有580万元来源于公司；鑫宝达公司、侯奇生提交的有李湘签名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均来源于鑫宝达公司工商档案，与股权变更登记相对应。据此，法院认为，鑫宝达公司及其股东转让股权是为了获取一定时间内一定数量的资金使用权，而李湘是为了获得不低于年24%的收益而将一定数量的资金提供给鑫宝达公司、侯奇生使用，并以取得鑫宝达公司股权作为获得收益的担保，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转让股权，而是借贷资金，因此本案股权转让的实质是借款合同。据此，鑫宝达公司应按照约定（年利率24%）支付李湘资金使用期间的利息1894685元（500万×0.24×371÷365+80万×0.24×372÷365+50万×0.24×384÷365+130万×0.24×413÷365）。李湘请求的多出部分利息及逾期慈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侯奇生非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李湘请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鑫宝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湘借款利息1894685元；二、驳回李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11422.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422.1元，由李湘负担1000元，鑫宝达公司负担15422.1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鑫宝达公司与李湘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鑫宝达公司与李湘签署了两份《股权投资合同书》，两份合同书均有鑫宝达公司的盖章。鑫宝达公司虽然对2017年5月12日的《股权投资合同书》上公章印文与打印文字的时间先后不予认可，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已经出具了鉴定意见为：印刷体文字打印在先，公章印文盖印在后。因此，两份合同书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鑫宝达公司主张双方履行的是2016年12月28日的《股权投资合同书》，但2017年5月3日李忠云向侯奇生转账580万元，签订2017年5月12日《股权投资合同书》的同一日又向侯奇生转账180万元，2017年6月6日股东信息变更，李湘持有鑫宝达公司10%的股权，符合2017年5月12日的《股权投资合同书》的内容。因此，双方履行的系2017年5月12日的《股权投资合同书》。该合同书虽然名为“股权投资”，但合同实质内容为借贷关系。首先，李湘虽然持有股份，但并不参与鑫宝达公司运营和管理，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其次，李湘获得最低收益每年24%的固定收益以及超过24%的浮动收益，而无需承担任何亏损和风险；最后，双方约定鑫宝达公司倒闭时或退出股权时，李湘均可以退回所有本金。从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也可见双方其实系借贷关系，如李湘支付的款项用于鑫宝达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及购买机器设备，鑫宝达公司退还的款项中，有580万元来源于鑫宝达公司。鑫宝达公司提交的有李湘签名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均来源鑫宝达公司工商档案，与股权变更登记相对应。而李湘获取鑫宝达公司的股份以及行使股东的权利，均系为了获取收益的担保。因此，原审认定双方实为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鑫宝达公司主张《股权投资合同书》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其他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鑫宝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53元，由深圳市鑫宝达电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勇  忠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罗    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刘慎杰(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