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3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阳，男，199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靖梓，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亮，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杰保，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君，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阳因与被上诉人李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1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张靖梓，被上诉人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款项，上诉人不负有对被上诉人还款的义务。1、赵阳与李亮不存在借贷关系，两者的交往仅仅出于职务行为。赵阳与李亮的聊天记录提到“那个200万元国总说再用九天”说明李亮将涉案款实际借给了国世锋，李亮在一审中称该款系其与国世锋之间的借款，与涉案款无关，但恰能证明赵阳的身份，即赵阳系水禾电器实际控制人国世锋的员工。基于国世锋的领导身份和对国世锋的信任，赵阳虽出具过借条，但未收到任何款项，没有实际使用涉案借款，与李亮不存在借贷关系。2、借条均注明借到“现金”，但李亮未提供与借条形成时间相对应的银行转款明细，涉案借款没有支付。3、赵阳从未向李亮还款，但李亮却主张自己一如既往的借款给赵阳，有悖常理。按照常理，只有在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国世锋依约大部分偿还的情况下，李亮才可能继续提供资金，但一审未对国世锋有无偿还、偿还数额进行调查。4、涉案款项存在实际借款人国世锋已大部分偿还的问题。从国世锋2018年3月19日书写的借条及相关证据来看，国世锋与李亮资金往来频繁，2018年4月20日转到国世锋妻子路笑淼卡上的97万元与赵阳没有任何关系。李亮提供的2018年4月20日对赵阳的录音，不能证实赵阳向李亮借款，仅证明赵阳是国世锋的员工，仅是出于应付工作的谈话。基于国世锋与李亮之间的多次借款关系、借款时间较短、李亮提供承兑汇票等因素，赵阳有理由相信涉案款已大部分支付。5、赵阳作为一个工资微薄的年轻人，李亮借给其上千万元，不合常理，赵阳不存在借款的原因力。一审中李亮提供的七位证人仅陈述其向赵阳转交过银行承兑汇票，但未说清汇票号、数量、用途，且该七人与李亮均存在利益关系，其证言不真实。李亮向赵阳资金履行的证据明显不足，李亮应提供赵阳收到承兑汇票的收条、或赵阳已贴现、使用的证据。6、本案可能涉嫌刑事诈骗及虚假诉讼，赵阳已向相关机关提出控告。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李亮未向赵阳账户转款，亦未证明赵阳取得票据权利，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赵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李亮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借条、承兑汇票以及相关证人证言，与赵阳的通话录音，都可证实上诉人收到借条载明现金、转账或承兑。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上诉人负有返还义务，上诉人多次提到其所书借条载明款项均为案外人国世锋实际使用，被上诉人与国世锋之间存在大额民间借贷关系，至今尚有六七百万借款国世锋尚未归还。 李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阳返还借款795万元；2.判令赵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李亮支付其中100万元自2018年8月25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赵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中200万元自2018年10月4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赵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8年4月20日09:36李亮与赵阳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赵阳明确要求李亮将钱打入路笑淼的卡号，同时约定由司哥（司志永）去换单子（赵阳的借条），但是因为当时李亮正赶往日照，赵阳生病就医在输液，所以当天并未形成借条，在李亮返回淄博后赵阳出具了4月24日的借条；2、出票人为山东国华瓷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国玉瓷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金额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及出票人为淄博贝茂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李亮是实际控制人）、金额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各一张，证明与赵阳在2018年5月1日给李亮出具的借条金额相符；3、出票人为邹平县长山型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邹平伟瑞制冷材料有限公司、金额为9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青援食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惠博食品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8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瓶瓶安安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巨力玻璃有限公司、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各一张，总金额200万元，证明与赵阳在2018年6月24日给李亮出具的借条金额相符；4、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95万元的承兑汇票一张，证明与赵阳在2018年7月21日给李亮出具的借条金额相符；5、出票人为山东阳光泰利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贝茂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金额为4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新乡市天泓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安丘盛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安丘市兴德商贸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红叶地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高密利源纺织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醴陵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省醴陵市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各一张，总金额100万元，证明与赵阳在2018年8月17日给李亮出具的借条金额相符，在该借条中赵阳承诺于2018年8月24日还款；6、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9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淄博迅昌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巨力玻璃有限公司、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金额为20万元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中能（大连）经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银鸿国际商贸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各一张，总金额200万元，证明与赵阳在2018年9月26日给李亮出具的借条金额相符，在该借条中赵阳承诺于2018年10月4日还款；7、2019年3月5日上午12:17李亮与赵阳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录音中赵阳明确认可收到了李亮795万元（695万元汇票及向路笑淼账户100万元转账），并承诺过完年后与李亮商讨还款事宜；8、2019年3月13日上午12:52李亮与赵阳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录音中赵阳仍然明确认可收到795万元借款，但是主张该借款不是由其使用，但也没有明确说清是由谁使用，赵阳与李亮商讨互找中间人协商还款事宜；9、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出具的证明书，证明李亮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有权支配该公司资金；10、房产、车辆、土地使用权等资产权属资料，证明李亮有能力出借本案涉案款项。 该证据经质证，赵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对证据1有异议，因为实际转款凭证无论是金额、时间，还是借款人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至证据6有异议，因为赵阳出具的借条注明收到的是现金而非承兑汇票，即使赵阳真的收到了承兑汇票，李亮也无法证实其提供的上述汇票就是赵阳收到的汇票，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赵阳本人辩称这是因为李亮有黑社会性质，在李亮几次打电话催要借款的情况下，其很害怕，就表现出了含糊其辞的说法，事实是其并不知道国世锋向李亮借款的具体用途，其只是在国世锋安排下给李亮写借条，因为国世锋既是其领导又是师傅，这几年时间里其与国世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国世锋怎么安排其就怎么做，之前李亮三番两次催要这个钱，其心里很慌，很害怕，在录音中没有指出是谁具体使用的，但在之前通话中多次提到李亮明知钱是国世锋用的，且是国世锋向李亮借的，赵阳没有收到也没有经手案涉795万元，也没有拿过承兑汇票，承兑汇票是国世锋的司机丁坤拿走的；对证据9、10有异议，实际控制人证明书并未附出资证明，不能完全证实李亮就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不能完全证明李亮具有充分的借款能力。 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还申请法院传唤了以下证人出庭作证：1、赵某证明看到李亮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赵阳，见过两次，第一在李亮工作的酒水公司，挺多人，具体时间忘记了，李亮给赵阳送票，赵阳给李亮打条，第一次没见借条内容，2018年9月份那次是第二次，在赵阳工作的水合家电后面办公室，见过借条内容是借200万元，当时其正与李亮、赵阳聊天，司志永把好几张汇票送去，赵阳打借条，当时李亮、赵阳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喝酒什么的朋友都知道赵阳经常向李亮借钱；2、司志永证明先后六次经手给赵阳付款、送承兑汇票的事，其中一笔是银行转账，其余五笔是送银行承兑汇票。转账是李亮让其拿着李亮的身份证去银行办理的，赵阳好像没拿卡，把钱打给了路笑淼，当时赵阳不在公司，李亮去日照了，回来去拿的借条；汇票是李亮让其去李亮实际控制的淄博市博山福达纸塑包装厂从会计张亮那里取的，有两次赵阳写借条时其不在场，其只是去送承兑汇票，其余的都看到赵阳写借条了；3、张辉证明见过一次赵阳给李亮写借条，在2018年8月某日，天气很热，其刚刚过了生日，在李亮位于淄博市博山区人民路41号淄博君度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那天下午其去李亮办公室玩，当时李亮自己在那，过了半个小时，赵阳就去了，赵阳开始给李亮写单子让李亮过去看，李亮说少了现金两字，赵阳又补上了，桌子上本来就用车钥匙压着几张承兑汇票，赵阳写完100万元的借条就把汇票拿走了。后来有一次李亮委托其找赵阳要款，在2018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下午3：00到4:00之间，其去水禾电器见的赵阳，赵阳之前和李亮通过话，当时其说李亮委托我找你，钱凑的怎样了？赵阳说年底了没有办法，很紧，其问那怎么弄，赵阳说让李亮给出一个还款计划，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4、高龙博证明在2018年6月左右某日，其因业务到李亮的办公室，去时赵阳在，其问赵阳来干嘛，赵阳说找李亮拿钱，司某站办公桌前，赵阳站桌前，其距离桌子较远，牵扯钱的事情就回避了；5、孙大勇证明2018年大约五一节假期间，其见过赵阳和他朋友到李亮的办公室去，还是与其一起上的楼，当时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到办公室后赵阳朋友没有进去，其和赵阳进去了，赵阳给李亮写了借条，拿走了承兑汇票，具体几张其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当时想一起出去玩，赵阳说有事就走了。 赵阳对上述证人证言有异议，辩称：赵某所说交接200万元的办公室是国世锋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只有国世锋有钥匙，在国世锋死后一直被公安机关封锁，赵某应当明知这个借款是李亮借给国世锋用的，国世锋有承兑汇票的需求，其实当时国世锋也在现场，是国世锋让赵阳替他写借条，原因是让赵阳学习怎么打借条，之所以没写国世锋是借款人，是因为当时每天跟他在一起，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司志永说有一次是现金，另外五次是承兑汇票，但钱是国世锋找李亮借的，赵阳确实没有拿过承兑汇票，承兑汇票是国世锋和路笑淼的司机丁坤从酒水公司拿走的，包括司志永把承兑汇票拿到水合电器给国世锋的都是由丁坤拿走；对其他证人的质证意见如上所述。赵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证人与李亮有较好的关系，证言中多有猜测、推论、不清楚之处，不足以证明李亮的主张，赵阳所称当国世锋之面学习写借条虽听来很可笑，但赵阳坚持如此陈述可证明其所说确实是事实。 赵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国移动缴费凭证一张，证明李亮的电话号码，并据此可以搜到李亮的微信号码；2、赵阳与李亮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两张，证明李亮在2018年10月3日的聊天记录中提到“那个200万国总说再用9天”，此与赵阳在2018年9月26日为李亮出具的200万元借据且备注2018年10月4日归还的借条可以相互印证，2018年11月27日李亮提到“那钱可一直没还，你知道？”，赵阳说“知道，要用钱问他要啊”，证明李亮知道借款由国世锋使用（该聊天尚有下文，李亮说：“我用就和你说，还是你要合适”）；3、通话详单一份，证明2018年4月24日7:49国世锋给赵阳打电话，内容就是让赵阳代其向李亮出具借条，同日8:50赵阳就给李亮打电话约好给其出具借条。上述证据经质证，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李亮与国世锋之间也有借贷关系，国世锋至今尚欠李亮600余万元未还，通话详单无法证明通话内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借贷事实没有任何关联。 针对上述质证意见，一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述赵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国世锋直接向李亮借款，对案涉事实没有证明力，故不予采信，采纳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上述李亮提供的证据中借条、承兑汇票、证人证言与赵阳自己认可的录音资料可以互相印证，对此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赵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但对应赵阳在2018年4月24日书写的100万元借条，李亮仅提供了向路笑淼账户转账97万元的证据，对差额的3万元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赵阳先后于2018年4月24日向李亮借款100万元，于2018年5月1日向李亮借款100万元，于2018年6月24日向李亮借款200万元，于2018年7月21日向李亮借款95万元，于2018年8月17日向李亮借款100万元并承诺于8月24日还清，于2018年9月26日向李亮借款200万元并承诺于2018年10月4日归还。李亮除在上述第一笔借款时根据赵阳的指示向案外人路笑淼账户转款时实付97万元外，其余借款均以承兑汇票支付。以上借款总金额792万元，经李亮催要赵阳至今均未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赵阳是否负有对案涉借款的返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该规定确认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合同的约定对该合同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赵阳以自己的名义出具借条向李亮借款，自李亮提供借款时起二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生效，赵阳负有向李亮返还借款的义务，李亮出借承兑汇票的行为即使违反行政管理法规，亦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在赵阳不能返还原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其应当返还票面款项，且无论赵阳将借款交予何人使用，均不影响赵阳的合同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国世锋认可向李亮借款，赵阳书写借条也是共同借款人，亦不得免除还款责任。赵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案外人国世锋使用借款是实际借款人且国世锋之妻路笑淼已归还涉案款项，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且路笑淼本人亦未认可，该答辩观点不成立，不予采纳。赵阳在约定还款期限届满后未返还借款、或者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经李亮催告没有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已构成违约，李亮主张赵阳返还借款本金792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其中已约定还款期限借款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其主张其他3万元借款本金无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赵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亮返还借款本金792万元；二、赵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亮支付300万元借款的逾期还款利息，其中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8年8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另外2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8年10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4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亮负担210元，由赵阳负担72240元。 二审中，赵阳提交证据一、（2018）鲁0304民初411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根据判决书第二页第15行、16行记载，国世锋生前实际经营博山水禾电器，李亮的证人称拿去票据到水禾电器，并不能证明向赵阳进行了票据交付；根据判决书第四页第四段记载，国世锋、路笑淼二人涉及巨额债务资金的交易，多通过路笑淼的个人银行账户收支，国世锋生前与路笑淼曾对各笔往来款项予以记录，二人记录的部分账册，现在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备查。赵阳一方也去博山公安局进行了咨询了解，经了解现存于博山分局的国世锋路笑淼账册中记录的款项，与本案的涉案款项相符，证明李亮并没有向赵阳履行借条所涉款项。同时用本判决书证明应追加国世锋的妻子路笑淼参与诉讼，以便查清事实。证据二、赵阳了解到的国世锋生前记录有关本案涉款的部分账册记录，证明本案中款项均在国世锋记录的账册中，且李亮与国世锋有多笔借贷关系，与赵阳之间的借款关系，没有向赵阳支付任何款项。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和自己记录。证据三、赵阳与李亮的证人赵某的通话录音，证明本案涉案款李亮支付给了国世锋，赵阳没有收到李亮的任何款项，仅仅是李亮和国世锋认为赵阳的父母有还款能力，所以二人串通故意让赵阳书写借条。李亮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两项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实，不予认可。且证据一证明内容中，国世锋生前实际经营博山水禾电器，与一审中赵阳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相矛盾。在补充答辩意见中，其称其父亲出资让国世锋经营，实际控制人为赵阳父亲，同时李亮与国世锋之间一直存在大额的借贷往来，国世锋也向李亮以自己名义书写借条，至今尚有600余万没有归还。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未载明电话号码，无法证实是否为赵某本人。同时该通话录音中被通话人多次使用要是等猜测性语言，这表明其只是主观臆断，发表个人看法，不能表明其了解赵阳与李亮之间具体的借贷细节及事实。在通话录音中，赵阳多为自己的陈述，被通话人并未对其陈述予以认可，不能证实涉案款项支付给了案外人。赵阳在录音中明确借条是其出具，证实了借条的真实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二仅能体现国世锋生前曾与不特定的多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涉及资金多通过其妻子路笑淼个人账户收支，账册记录中有频繁的大额资金往来，无法体现与本案所涉借款的关联，账册记录为自书证据且为复印件，对上述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通话录音证据，李亮对被录音者是否为赵某本人提出异议，且该录音内容无法体现赵阳与李亮之间具体的借贷细节及事实，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另查明，赵阳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涉案实际发生的第一笔100万借款实际是国世锋借用我的账户，李亮转给我账户88万元。我问国世锋为何打了100万元借条只打过来88万元，国世锋说扣下利息了。”赵阳代理人称：“上述88万，与2018年4月24日借条中所涉及的是一笔款，但与李亮提供的证据中所涉的款项不符，李亮提交的证据是李亮与国世锋之间另外的借款，之所以国世锋让李亮将款项打入以赵阳名义开户的账户，是因为国世锋欠赵阳的父亲赵增安18万，故借用赵阳的账户打款，其他没有任何的资金往来。这88万中其余的70万全部转给了路笑淼。”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借款，应向法院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同时出借人应对借贷的合意和款项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李亮一审中提交的上诉人赵阳出具的借条，李亮与赵阳的通话录音、承兑汇票信息资料、资产权属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双方就案涉借款进行过沟通，赵阳为李亮出具借条，李亮实际提供了案涉借款或相应数额的承兑汇票，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赵阳负有向李亮返还借款的义务。赵阳主张其未收到李亮款项，其替国世锋出具借条，实际借款人系国世锋，对此本院认为，赵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理解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意义及法律后果，赵阳将借款交予何人使用，系其自愿的处分行为，均不影响赵阳与李亮之间的借贷关系。赵阳主张案涉款项存在实际借款人国世锋已大部分偿还的问题，但对此赵阳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赵阳二审庭审中称“涉案实际发生的第一笔100万借款（2018年4月24日借条中所载借款）实际是国世锋借用我的账户，李亮转给我账户88万元。我问国世锋为何打了100万元借条只打过来88万元，国世锋说扣下利息了。”对于赵阳述称的上述转款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该陈述与其之前“未收到李亮任何款项”的陈述相矛盾，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240元，由上诉人赵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东辉 审判员  胡晓梅 审判员  冯慧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