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北园春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街****。 法定代表人：杨建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汶宏，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卫荣，女，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新疆横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新疆瑞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紫金长安**楼****div> 法定代表人：葛红亮，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葛红亮，男，1983年2月3日出生，汉族，新疆瑞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乌鲁木齐北园春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园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卫荣、原审被告新疆瑞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公司）、原审被告葛红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01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园春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恕维，被上诉人周卫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原审被告葛红亮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瑞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园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五项，依法改判为驳回周卫荣对北园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周卫荣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不服一审判决的金额为：1751.8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张海涛的行为不构成对于北园春公司的表见代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法理解释，无权代理人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本案中张海涛及周卫荣的行为均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1.张海涛系盗用北园春公司的公章印鉴，并未取得北园春公司的授权，且其盗用公章印鉴后与周卫荣、翟健君等人恶意串通骗取北园春公司担保，该行为系违法行为，对北园春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应当被认定为无效。2.周卫荣在办理本案公证手续前并不认识张海涛，也未与北园春公司发生过业务关系，因此其不可能对张海涛产生直接的信赖利益。3.周卫荣身份系乌鲁木齐市沪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属于借贷业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其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流程应当完全了解与熟知（担保公司需对借款双方进行核保、担保公司需收取担保费等）。而本案公证手续存在严重程序问题，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述的一般性瑕疵，即使是非专业人员也应当对此产生最基本的合理性怀疑，并且只需要经过简单核实即可查明张海涛无权代理的事实。但周卫荣对此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置1000万元巨额资金的安全于不顾，签署债权文书及公证文书、发放借款等一系列的行为均在当天完成，完全有悖于常理。4.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期内借款人需按月付息。但借款人瑞丰公司在借款期内从未向周卫荣支付过分文利息，周卫荣也未向其进行过催款。即使是在借款合同到期且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周卫荣也未向北园春公司主张过所谓的保证责任，而是直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妄图使其非法目的披上合法的外衣，其中的主观恶意不言自明。5.张海涛的刑事判决证实其不仅无权代理北园春公司，而且其行为属恶意损害北园春公司的合法权益。结合上述周卫荣在办理公证手续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观故意与重大过失，完全可以否定张海涛表见代理人的身份。以上事实与理由，不仅可证实张海涛的行为不构成对于北园春公司的表见代理，还可进一步证实周卫荣、翟健君对于上述事实的发生存在主观恶意与重大过失，上述事实均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张海涛构成表见代理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案涉保证担保行为中北园春公司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周卫荣与翟健君、张海涛三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设定的保证担保行为无效。依前所述，一方面张海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另一方面，周卫荣、翟健君与张海涛在办理公证手续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骗取北园春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该保证担保并不是北园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公证处在债务核实的过程中，北园春公司亦明确对于案涉保证担保予以了否认。上述事实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本案涉及的北园春公司所谓的保证担保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对于该笔民间借贷所涉及的“套路贷”问题，也请二审法院予以明察。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与审理程序有误，未充分保障北园春公司的诉讼权利。本案一审期间，北园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北园春公司保证担保部分的案件事实涉嫌经济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同时，由于北园春公司客观上无法取得周卫荣与翟健君、张海涛合谋实施合同诈骗的证据，为此，北园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彻底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对该案定性紧密相关的客观事实进行调查核实，仅就形式证据进行审查并得出结论，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宗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盗用公章的责任认定，以及法院审理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线索的处理均有明确的规定，一审法院未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将该案涉及北园春公司保证担保部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周卫荣辩称，一、周卫荣在出借借款时，并不认识张海涛，当然不可能对其产生信赖，但周卫荣相信“新疆自治区公证处”的真实存在，也相信北园春公司是一个合法、专业、有诚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在办理公证前，公证处工作人员也明确对周卫荣说明了“张海涛曾经在其公证处办理了多起借款公证业务”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张海涛持北园春公司的印章再次到该公证处办理借款的相关公证，周卫荣没有理由不相信其行为真实、合法、有效。至于张海涛所持印章的行为究竟是正常的工作行为还是私自使用行为，周卫荣无法查明，也无权查明。另外，从常理上讲，如果周卫荣事先知道张海涛是私自使用印章，其绝不可能以自己的巨额财产去搏得债务人微不足道的利息。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需要融资借款的人很多，周卫荣不可能选择明知有巨大风险的业务，而放弃其他安全可靠的业务。周卫荣之所以选择了本案借款业务，就是因为相信作为国有企业的北园春公司能够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二、从法律上讲，公司法人的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北园春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其传递公司意思表示的行为，北园春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及《担保书》上盖章，自然能推定其公司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北园春公司内部管理不严导致工作人员私自使用印章，该行为与周卫荣无关。三、周卫荣作为非专业的公证人员，其不可能了解办理公证时的法定程序，公证部门的工作人员如何审定有关申请人的身份，周卫荣无权过问，公证人员在办理公证时出现的瑕疵，周卫荣也无法掌控。另外，公证资料上存在的瑕疵，并不能否认各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以及北园春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性。四、一审中北园春公司以周卫荣涉嫌犯罪为由要求立案，经过公安部门侦查后，确认周卫荣无任何犯罪事实。本次上诉期间，北园春公司又以周卫荣存在恶意欺诈行为主张担保行为无效，该主张同样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北园春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葛红亮述称，同意周卫荣的答辩意见。当时葛红亮既是担保人又是借款人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债权人同时要求其个人承担责任，但葛红亮不愿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瑞丰公司未提交陈述意见。 周卫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瑞丰公司偿还借款1000万元、支付借款利息551.8万元（1000万元×月利率1.78%×31月）、支付违约金200万元（1000万元×20%）；2.判令北园春公司、葛红亮对瑞丰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5日，出借人（债权人）周卫荣与借款人（债务人）瑞丰公司、保证人北园春公司、葛红亮、翟健君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周卫荣向瑞丰公司出借资金1000万元，北园春公司、葛红亮、翟健君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借款期限自2015年3月25日起至2015年9月24日止，共计6个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78%，利息归还方式：按月计息，利息给付时间以借款实际到账日起算，利息支付日为每月的25日，不满月的按月计息；违约责任：借款到期，借款方不能归还借款本金，又未与出借方达成延期协议的，借款方有义务清偿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前，借款方应承担下列费用：（1）借款本息；（2）逾期借款期间违约金按借款金额未清偿部分的20%支付；（3）诉讼费、执行费；（4）律师费；（5）误工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以上金额合计所占比例不应超过法律规定限制）；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债务到期之日起两年；保证人义务：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借款本金或出借人垫付款项时，保证人应无条件地向出借人立即支付借款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周卫荣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签名捺印，瑞丰公司在《借款合同》借款人处加盖了法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葛红亮签名捺印、保证人北园春公司在《借款合同》保证人处加盖了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杨建村的私章，保证人葛红亮及翟健君也分别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新疆公证处对该《借款合同》订立过程进行现场公证，并于2015年3月26日出具了（2015）新证经字第339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借款到期后，新疆公证处依据周卫荣的申请于2017年2月24日出具了（2017）新证经字第1967号《执行证书》。2015年3月25日在《借款合同》订立同日，北园春公司向周卫荣出具《担保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经乌鲁木齐北园春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决定，同意为借款人新疆瑞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期限为六个月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提供100%的连带责任保证，请贷款单位凭本《担保书》准予借款人用款。”该《担保书》加盖了北园春公司的法人印章。周卫荣为索要借款，依据上述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北园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主张涉案的北园春公司担保手续虚假、相关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公证程序不合法等不予执行事由。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3日赴新疆公证处调查核实。经一审法院查阅公证文书档案记载的与本案相关联事实如下：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周卫荣、瑞丰公司、北园春公司、葛红亮、翟健君）在新疆公证处现场办理公证手续的时间为：“2015年3月25日”。北园春公司向新疆公证处填写并提交的《公证申请表》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公证档案中未见该《公证申请表》证明材料项目中所罗列的“股东会议文件”。葛红亮、翟健君、周卫荣在新疆公证处填写并提交的《公证申请表》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加盖有北园春公司印章的法定代表为人“葛红亮”。现场人员照片中未见有北园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杨建村。2016年8月29日，周卫荣向新疆公证处提交出具执行证书申请。同年9月2日，新疆公证处向北园春公司送达核实债务通知书。北园春公司分别于同年9月2日及12月8日向新疆公证处提交书面异议书，不认可担保事项并提出该笔担保业务存在经济犯罪。2016年12月22日，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检察院出具《关于北园春公司业务经理张海涛涉嫌职务犯罪的说明》一份，载明：“北园春公司原业务经理张海涛在办理北园春公司担保业务中涉嫌职务犯罪。2017年2月14日，新疆公证处向自治区司法厅公证工作管理处发出请示，认为‘该案件已涉及刑事且存在重大争议，目前暂不具备出具执行证书的条件，故决定不予签发执行证书。我处通知债权人周卫荣前来领取《不予签发执行证书的决定》，但债权人周卫荣不同意该决定’，因此请示自治区司法厅公证管理处予以指导并回复。”同年2月16日，自治区司法厅公证管理处回复新疆公证处，认为若新疆公证处公证文书“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具有不予签发执行证的事由，建议签发执行证书”。2017年2月24日，新疆公证处出具（2017）新证经字第1967号执行证书。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7）新01执异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新疆公证处出具的（2015）新证经字第339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7）新经证字第1967号《执行证书》公证债权文书。另查明，2017年7月1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张海涛以涉嫌犯受贿罪，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提起公诉，该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兵1101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张海涛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在该判决书中法院认定：“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间，被告人张海涛系北园春公司业务二部客户经理，利用经办业务的职务便利，在翟健君实际控制的瑞丰公司和鸿润嘉商贸公司与昌吉市农村信用联社、周卫荣、阜康市民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新合支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中，采取改变调查结论，不走公司担保审批程序、私自盖章的方法，违规办理担保业务，非法收受翟健君贿送的人民币20万元。”本案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北园春公司以周卫荣、翟健君、张海涛涉嫌合同诈骗于2018年3月20日向新疆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报案，该局于2018年8月9日决定对周卫荣、张海涛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2019年1月2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向一审法院复函，主要内容为：经侦查，该案件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周卫荣、张海涛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已撤销案件。 一审法院认为，一、《借款合同》效力及该合同中保证人北园春公司保证行为效力认定问题。本案诉讼中，周卫荣为证实其与瑞丰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及与北园春公司、葛红亮及翟健君存在担保关系，提供经新疆公证处公证的《借款合同》，该合同中加盖了借款人瑞丰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葛红亮私章及本人的签名。同时北园春公司作为该《借款合同》担保人在保证人处加盖有的其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及业务代理人张海涛的签名，葛红亮及翟健君作为个人担保也在该《借款合同》中签名捺印。公证机构对盖章、签名捺印过程给予了现场公证，该合同订立形式及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同时北园春公司在《借款合同》订立的同日，向周卫荣出具《担保书》。本案诉讼中，北园春公司作为担保人就其公司保证行为的效力提出了抗辩，认为《借款合同》及《担保书》中北园春公司盖章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实施犯罪行为后盗用公司印章所为，其担保行为并不具有合法有效性。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其对外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实施加盖印章的行为，便具有推定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虽然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并不能作为当然否定盖章行为法律效力的依据，还需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相对人有无恶意串通行为综合考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北园春公司提供的（2017）兵1101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北园春公司工作人员张海涛在与周卫荣订立《借款合同》过程中，因贿收瑞丰公司工作人员翟健君的钱款，其未经北园春公司担保审批程序、系私自盖章的行为，显然属于没有代理权的行为。作为张海涛盖章行为，是否导致周卫荣有理由相信张海涛的盖章行为有代理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北园春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担保业务的公司，其公司工作人员持有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及相关手续，在公证机构见证下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担保书》的行为，作为一般的交易相对方是没有理由不相信张海涛盖章行为是未经公司授权的。虽然新疆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程序存在一定瑕疵，公证文书内容与事实存在不符，《借款合同》的经办人员涉嫌违法犯罪事实，但这些情形并不是《借款合同》相对方完全能够判断、掌握和控制的，不能作为否定周卫荣有理由相信的依据。北园春公司提出周卫荣在借款公证业务过程中存在与翟健君、张海涛合谋诈骗的主观故意。对此，北园春公司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认为合同诈骗犯罪并不构成，并对合同诈骗一案作出撤销案件处理。北园春公司辩称周卫荣与翟健君、张海涛存在合谋订立《借款合同》的意见，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张海涛持有公章参与《借款合同》订立并出具《担保书》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对《借款合同》效力及北园春公司出具《担保书》承诺保证担保的效力均给予确认。二、周卫荣主张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551.8万元及违约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周卫荣作为出借人基于《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借款人瑞丰公司主张交付借款资金1000万元的义务，对此有借据及银行转款凭证足以证实。瑞丰公司在借款还款期限2015年9月24日届满后，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根据《借款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的约定，周卫荣要求被告瑞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月利率为1.7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基于上述约定和法律规定，周卫荣要求瑞丰公司给付自借款出借之日2015年3月25日至2017年10月25日期间的利息以及至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合理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瑞丰公司应给付的利息为551.8万元[1000万元×1.78%/月利率×31个月[（自2015年3月25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5日止）],自2017年10月26日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期间的逾期利息仍按月利率1.78%计算给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规定，周卫荣在本案中主张的违约金数额明显高于上述标准，北园春公司提出的调整主张，一审法院给予支持。瑞丰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按月利率0.22%（2%-1.78%）计付，自2015年9月25日至2017年10月25日期间的，瑞丰公司应给付周卫荣违约金为55万元（1000万元×0.22%/月利率×25个月）。自2015年10月26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期间的违约金瑞丰公司仍以月利率0.22%计算给付，但计算给付的违约金总额以200万元为限。三、北园春公司、葛红亮担保责任认定问题。基于对《借款合同》效力及保证人北园春公司、保证人葛红亮、翟健君保证行为合法性的有效确认。同时根据《借款合同》第八条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约定；第九条担保范围为“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际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以上金额合计所占比例不应超过法律规定限制）”的约定。周卫荣要求保证人北园春公司、葛红亮对本案主张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给予支持。周卫荣基于翟健君已被限制人身自由为由，在本案中撤回对翟健君的起诉，其诉讼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已另行作出裁定予以准许。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保证人北园春公司、葛红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依法有权向债务人瑞丰公司追偿。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瑞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周卫荣借款本金1000万元；二、瑞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周卫荣借款利息551.8万元[1000万元×1.78%/月利率×31个月（自2015年3月25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5日止）],自2017年10月26日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仍按月利率1.78%计算给付;三、瑞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周卫荣违约金55万元[1000万元×0.22%/月利率×25个月（自2015年9月25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5日止）]，自2017年10月26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期间的违约金仍按月利率0.22%计算给付，计算给付的违约金总额不超过200万元；四、北园春公司、葛红亮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北园春公司、葛红亮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瑞丰公司追偿。周卫荣预交本案案件受理费126908元，由周卫荣负担案件受理费的8.28%即10507.98元，由瑞丰公司、北园春公司、葛红亮负担案件受理费的91.72%即116400.0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北园春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乌鲁木齐北园春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乌鲁木齐北园春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业务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证据1、2拟证明：涉案担保行为不符合公司担保审核章程及规定，周卫荣作为业内人士，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资料，但其未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故北园春公司不应承担责任。3.（2017）新01民初363号民事判决书；4.（2017）新01执异125号执行裁定书。证据3、4拟证明：周卫荣是职业放贷人，涉及大额借款，其应当具有专业借款常识，其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不构成善意第三人。周卫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及有效性不认可，其并未见过此公司章程，即使存在也是公司内部的章程并未对外公开，对周卫荣并无约束力。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北园春公司内部规定并未对外公开，对周卫荣无约束力。认可证据3与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及有效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周卫荣是职业放贷人。葛红亮质证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无从判断，证据的内容与其无关联。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 本院依职权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法诺公证处（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调取了案涉公证的相关卷宗资料，对经办公证员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北园春公司对以上调查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案涉公证缺乏最基础的资料，重要资料内容错误，公证程序违法，对公证员陈述的观点不予认可。周卫荣认可调查的真实性，认为无论公证过程中存在任何瑕疵，均不影响周卫荣出借借款的真实性和善意性。葛红亮对调查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3月25日《借据》载明：根据借款合同，瑞丰公司（债务人）向周卫荣（债权人）借款本金壹仟万元人民币。我们作为债务人及保证人全面了解并承诺：1.债务人有义务按期如数偿还借款金本息及利息。......3.保证人自愿以自己的全部资产承担清偿借款本金及本息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债务到期后两年内有效。瑞丰公司在《借据》债务人处加盖了法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葛红亮签名捺印，北园春公司在《借据》保证人处加盖了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杨建村的私章，张海涛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葛红亮及翟健君也分别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 二、乌鲁木齐市沪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周卫荣系该公司股东并任公司监事，股权变更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公示日期为2016年10月29日。 三、2019年1月2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安局刑侦支队向一审法院出具一份《函》，载明：“贵院审理周卫荣诉瑞丰公司、北园春公司、葛红亮、翟健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其中涉及刑事案件部分，我队于2018年8月9日立案侦查的周卫荣、张海涛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经调查，该案件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周卫荣、张海涛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已撤销案件。”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针对北园春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北园春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公司法人印章是公司行为的主要证明，在民商事活动中，单独加盖公司法人印章或加盖公司法人印章同时加盖法定代表人私章均属于公司行为，具有证明行为人主体、确认民事法律行为等效力。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借据》及《担保书》中北园春公司与合同相对人周卫荣、瑞丰公司等分别对保证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保证人义务作出明确约定或承诺。北园春公司工作人员张海涛分别在经过公证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文本保证人处加盖其公司法人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张海涛亦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并在《担保书》上加盖了公司法人印章。上述情形显然已具备了公司行为以及合同成立的基本形式要件。但行为人实施加盖公司法人印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的行为本身客观上是否代表公司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能否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还应当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 二、北园春公司一审及上诉中对其公司保证行为的效力予以否定，主张其工作人员张海涛系盗用公司法人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并与周卫荣、翟健君等人恶意串通办理案涉担保业务，北园春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2017）兵1101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张海涛在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担任北园春公司业务二部客户经理期间，利用经办业务的职务便利，在翟健君实际控制的瑞丰公司与包括周卫荣等个人或公司在内的多笔委托贷款业务中，采取改变调查结论、不走公司担保审批程序、私自盖章的方法，违规办理担保业务，非法收受翟健君贿送的人民币20万元。由此可以确认，本案所涉北园春公司担保行为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张海涛未经公司授权或批准擅自所为，事后亦未得到北园春公司的追认，因此，张海涛基于其职务身份并持有公司印章违规办理案涉担保业务，其行为本质上并非履行职务行为，其不具有代理权。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在无权代理的情形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足以使无过错的合同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则法律使该表征的代理行为发生与有权代理同样的法律后果。适用表见代理须同时符合两项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主观因素要件，即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一）关于张海涛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北园春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就是各类担保业务，张海涛作为北园春公司业务二部客户经理，工作职责之一是负责担保业务的办理，故张海涛持北园春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加盖了以上印章的北园春公司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手续，以北园春公司的名义与相对人周卫荣等订立《借款合同》《借据》、出具《担保书》并且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借款合同》及《借据》中约定的北园春公司的合同义务系为周卫荣及瑞丰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亦未超出北园春公司的经营范围。上述订立合同已具备的形式要素均易造成张海涛被公司授予代理权的表象，客观上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张海涛具有代理权。虽然公证处在办理公证的程序上存在提供的证明材料与公证申请表中勾选内容不完全一致、北园春公司填写的公证申请表落款日期与公证时间不一致、北园春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填写有误等瑕疵，但本院二审期间公证处经办人员对上述问题已作出说明，上述情形亦非周卫荣能够完全掌控与判断，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合同相对人周卫荣有理由相信张海涛被公司授权的依据。 （二）关于周卫荣是否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海涛有代理权。 其一，虽然周卫荣在本案借款发生前并不认识张海涛，也未与北园春公司发生过业务关系，但周卫荣一审提交的《公证书》证明案涉《借款合同》《借据》和《担保书》系在公证机构见证下签订或出具，表明周卫荣在办理案涉借款、担保业务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其二，北园春公司二审提交《北园春公司章程》及《北园春公司担保业务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主张张海涛私自盖章的担保行为不符合公司的担保审核章程及相关规定因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北园春公司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审核流程，《北园春公司担保业务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是北园春公司的内部规定，不能以此约束善意的合同相对人。况且北园春公司作为以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其业务经理张海涛系持有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并在公证机构的见证下签订《借款合同》，即便未出具公司章程或相关机构决议，对一般合同相对人而言，也不影响其作出担保是北园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相应判断。 其三，北园春公司上诉称周卫荣身份系小贷公司的监事，属于借贷业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其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流程应当完全了解与熟知，其与翟健君、张海涛在办理公证手续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骗取北园春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北园春公司提交的（2017）新01民初363号民事判决以及（2017）新01执异125号执行裁定可以证实周卫荣对外出借大额款项的事实，但上述借款并非发生在案涉担保行为的2015年，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无法据此判断周卫荣系职业放贷人。而2019年1月27日第十二师公安局刑侦支队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函件证实，公安机关对周卫荣、张海涛涉嫌合同诈骗已经立案侦查，因认为其二人不构成犯罪，最终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决定，确认周卫荣无犯罪事实。本次审理中，北园春公司再次诉称周卫荣与翟健君、张海涛存在恶意串通、欺诈行为，该主张不能成立。 其四，乌鲁木齐市沪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周卫荣确系该公司股东及监事，但无论是借贷从业人员还是一般相对人，其对合同的订立均应当负有审慎注意的义务。周卫荣系以个人身份对外借款，从案涉合同订立过程来看，其已经尽到一个善良注意人的谨慎义务。至于北园春公司内部管理不严致其工作人员私自使用印章的行为，亦不是合同相对人所能掌握和了解的。因此，在对张海涛具有代理权作出相应判断时，相对人周卫荣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明显的疏忽或懈怠。至于借款人瑞丰公司在《借款合同》履行中不及时归还本息的行为并不能否定合同订立时出借人周卫荣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这一事实，现有证据无法判定周卫荣在上述行为中存在主观恶意。 此外，案涉担保行为发生时，北园春公司或是对印章管理不善、流程不严，或是用人不察、监督不力，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张海涛正是利用公司管理方面的漏洞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担保，造成合同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因此，张海涛以北园春公司名义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借据》、出具的《担保书》的效力及于北园春公司，被代理人北园春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瑞丰公司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保证人北园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债务人瑞丰公司追偿。 另，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案涉民间借贷存在“套路贷”问题。 综上所述，北园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908.00元（北园春公司已预交），由乌鲁木齐北园春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  敏 审 判 员 韩 雅 婷 审 判 员 王  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马梦璐 书 记 员 丛 雅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