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再10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诉人）：张某，女，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诉人）：钱某1，男，194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居住地安徽省舒城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诉人）：钱某2，女，195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诉人）：钱某3，女，195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诉人）：钱某4，男，195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居住地安徽省舒城县。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杨某，男，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张某与原审原告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原审被告杨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5）瑶民一初字第0243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合检民（行）监［2018］3401000007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皖01民抗1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9）皖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张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2019年9月24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被上诉人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均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杨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称，一、一审认定钱昌木与张翠英存在“事实婚姻”，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也违背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问题》、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相关规定。二、原判认定钱昌木与朱玲婚姻关系解除，适用法律错误。三、诉争房屋是房改房，根据相关文件规定，钱昌木不是房改房政策享受对象，钱昌木生前对此一直无异议。一审判决仅凭《合肥市企、事业单位个人购房申请表》、《合肥市个人购房申报表》就认定钱昌木享受房改房政策，于法无据。四、张某及其儿子均是诉争房改房的政策享受对象。该套房改房应属于张翠英、张某母子三人平均共有。一审认定该房屋属于张翠英购买的房改房，与房改文件规定不符。五、《干部任免表》、《合肥市企、事业单位个人购房申请表》、《合肥市个人购房申报表》不能作为认定事实婚姻的依据，且从《干部任免表》看出，任免程序不合法。以上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六、钱昌木死亡证明记载的身份证号码与对方提交的钱昌木的身份证上记载的号码不一致、住址不一致，对方向法院提交两个身份证的违法犯罪行为，法院不能听之任之。一审法院未将钱昌木的身份证交由张某质证，违反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七、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伪造证据、指使他人做伪造未予追究责任，原因不明。请求：1.撤销（2019）皖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依法对房改房进行确认。4.对原告主体是否适格进行认定。5.依法对原审原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诉权行为、提供伪证予以严惩。 四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事实婚姻是我国特有产物，国家承认1994年之前的事实婚姻。本案钱昌木、张翠英之间的事实婚姻成立于此阶段。二、四被上诉人是钱昌木的婚生子女，对生父的遗产当然享有继承权。三、钱某4与张翠英形成了抚养关系，且杨某与钱某4年龄相仿，一审认定杨某系钱昌木的继承人而未认定钱某4系张翠英的继承人，与案件事实不符。请求对钱某4的继承份额予以调整。 杨某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如下：钱昌木与朱玲原系夫妻，在1969年前因历史问题等原因脱离夫妻关系。 张某5岁左右，钱昌木、张翠英、张某在一起合影，钱昌木、张翠英、张某、钱某3、钱某2在一起合影。1982年6月28日，钱昌木因任职，填写《干部任免报告表》时，爱人情况栏填写：张翠英，年龄45岁，工作单位合肥军人接待站。1988年12月31日，钱昌木在舒城县公安局办理居民身份证，载明住址为合肥市军人接待站**。1993年12月31日，张翠英因购房，填写《合肥市企、事业单位个人购房申请表》，购房人张翠英，家庭人口结构栏填写，爱人钱昌木，子杨某，女儿张某，孙付志超。《合肥市企、事业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价格核定单》，购房人栏张翠英，工龄29。1996年4月10日，张翠英因购买案涉房屋，填写《合肥市个人购房申报表》，购房人张翠英，家庭人口结构栏填写，爱人钱昌木。2000年7月钱昌木死亡，钱昌木的父母在此之前已死亡。2013年8月14日张翠英死亡，在此之前，张翠英的父母已死亡。 再审庭审过程中，钱某4陈述，1973年至1976年期间，钱某4在舒城上学。1976年1月份，钱某4下放到长丰县双墩区劳动。原审原告方陈述，自1973年起，钱昌木因从事销售工作，经常到合肥与张翠英在一起生活，后期一直在合肥军人接待站居住生活。庭审中，经审判人员询问张某是否与钱昌木在一起共同生活，张某陈述，在1986年至1989年间，其与钱昌木在一起生活，其已20周岁，已顶替张翠英岗位参加工作。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一审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被继承人钱昌木和张翠英是否存在事实婚姻关系；2.原审原、被告对钱昌木、张翠英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及继承的份额。 原审原告主张钱昌木与张翠英自1973年10月份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由于时间久远，钱昌木、张翠英已死亡，周围群众的变动等原因，且原审被告一直主张钱昌木与张翠英间没有共同生活，造成共同生活的具体时间难以查证，但根据照片及钱昌木于1982年6月28日及后期填写的相关资料，以及特定历史背景情况分析，可以反映钱昌木与张翠英最迟在1982年6月28日前是以夫妻名义对外相称，同时，张翠英的购房申请表中填写钱昌木为“爱人”，钱昌木1988年12月31日办理身份证的住址与张翠英的住址一致，故钱昌木与张翠英最迟应于1988年12月31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问题》第1条、第13条的规定，应认定钱昌木与张翠英为事实婚姻关系。张某主张钱昌木与张翠英间不是事实婚姻，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 案涉房屋系钱昌木、张翠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五）项之规定，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半享有。2000年7月，钱昌木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由配偶、子女、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虽然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某明确表示“在1986年至1989年间与钱昌木共同生活，且已参加工作”，属自认与钱昌木间没有抚养关系；但原审判决认定张某、杨某对钱昌木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原审原告并没有异议，且本案由于证据的原因无法认定钱昌木与张翠英的具体共同生活时间，本案不宜改变该认定。故钱昌木案涉房屋一半产权应由四原审原告与张翠英、杨某、张某共同继承，各分得案涉房屋产权的十四分之一。2013年8月张翠英死亡，依法张翠英就案涉房屋享有十四分之八产权部分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张翠英与钱昌木共同生活时，钱某1、钱某2、钱某3已成年，与张翠英间未形成抚养关系，且钱某4庭审中陈述“1973年至1976年期间，钱某4在舒城上学。1976年1月份，钱某4下放到长丰县双墩区劳动”。从该陈述看，钱某4一直居住在舒城，下放劳动应为能够独立生活不需要他人抚养，钱某4与张翠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也无证据证明张翠英承担扶养其责任，不能认定钱某4与张翠英间形成扶养关系，钱某4不是张翠英遗产的继承人。故张翠英所留遗产应由杨某、张某各继承一半为案涉房屋十四分之四。加上杨某、张某继承钱昌木遗产部分，实际杨某、张某共继承案涉房屋各十四分之五，四原审原告各继承案涉房屋各十四分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2015）瑶民一初字第02437号民事判决书；二、被申诉人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对位于合肥市（产权证号东026786，面积58.29㎡，产权人张翠英）的房屋各享有十四分之一的产权；申诉人张某、原审被告杨某对位于合肥市（产权证号东026786，面积58.29㎡，产权人张翠英）的房屋各享有十四分之五的产权。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各负担370元，由杨某、张某各1860元。 二审查明，1993年张翠英按照房改政策购买案涉房屋。该套房屋的价格核定单记载，房屋坐落“东市区滁州路”、房号501、建筑面积52.428㎡，购房款计算公式：购房款＝［250元×（1-15%）×（1-2.5%×使用年限）×（1加减楼层增减率）×（1加减地段增减率）×建筑面积㎡-（80元×工龄）］；经单位计算，该套房屋出售价格为：①应付房价：8202.36元，②实际应付房价4411.77元。1993年12月29日，出售方合肥市军供站收取了张翠英4411.77元购房款。1996年张翠英根据房改政策补交了2098.37元购房款，该套房屋由原来的按照标准价购买转换成了按照成本价购买，核定的房屋面积为58.29㎡（含公摊和阳台面积）。以上事实有张某一审期间提交的《合肥市企、事业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价格核定单》、《一九九三年职工按标准价购买的住房改按成本价购买的价格核定单》、收据、房产证等证据在卷为证。 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 本院二审认为，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起诉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案涉房屋，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规定的起诉条件。张某关于四被上诉人无原告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举出的钱昌木的“干部任免报告表”系1982年6月28日填写的，该表爱人情况栏填写的是工作单位为“合肥军人接待站”的张翠英。因该履历表来源于钱昌木的档案资料，原判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并无不当。张某举出的张翠英1996年4月10日及1996年4月填写的个人购房申请表中，家庭人口结构分别填写了“爱人钱昌木为、子杨某、女儿张某、孙付志强”和“夫钱昌木”。公安机关1988年12月31日签发的钱昌木身份证载明的住址“皖合肥市军人接待站501号”，与张翠英身份证记载住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滁州路244-2幢501室”相符。原判综合以上证据及钱昌木与张翠英的生活合影照片等，认定钱昌木与张翠英最迟应于1982年6月28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问题》第1条关于事实婚姻认定标准的规定。本案的案由系法定继承纠纷，钱昌木与张翠英是否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是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事实，原判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对该节事实进行认定并未超出本案双方争议的范围。张某关于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无权提出该主张以及原判对该节事实进行认定程序违法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干部住房标准和分配办法的暂行规定》（皖政［1982］10号文件）规定住房分配标准为“县级以下干部（不含县级干部），每户建筑面积四十至六十五平方米”，“标准的上限主要是用于多口户（五人以上）….凡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缺房户，按两个子女给与照顾”。张翠英退休证记载其1986年10月退休，住址为合肥市瑶海区，但合肥市公安机关1987年12月31日签发的张翠英身份证记载的住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滁州路244-2幢501室”，说明张翠英应在1986年10月至1987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案涉房屋使用权。张某提交的户口簿记载，其本人系1989年5月13日迁入“滁州路244-2幢501室”，其子1993年2月3日因出生入户。张某未能举证据证明张翠英取得案涉房屋使用权与其母子有关。《合肥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新建的、旧的公有住房（除不宜出售的外），均可向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的职工、居民出售”，“符合购房条件的职工、居民，购买住房在省规定住房标准面积以内的部分，按标准价计价；超出标准面积的部分，按市场价计价。每户限购标准价住房一次一房”。《安徽省城镇公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皖政［1995］9号文件）第十一条，关于“向职工、居民家庭出售成本价或标准价公有住房，实行面积控制，其标准参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干部住房标准和分配办法的暂行规定》执行，或按家庭人均建筑面积20平方米以内之和控制（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超过的部分执行市场价”。按照上述规定，如果该户只有张翠英一人，因张翠英并非县级以上干部，其应享受的住房标准是40㎡，则只能按照标准价购买40㎡。案涉房屋1993年按照标准价进行房改时，因张某及其子均属于张翠英户的户籍人口，超出40㎡的部分能够按照标准价购买应属于张某母子享有的人口优惠。张某关于该套房屋房改时其母子享有四分之三份额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足采信。原判对张某母子享有房改优惠未予确认欠妥。张某的该上诉理由部分成立。 本案原判是再审案件，杨某出具赠与书的日期虽然是2016年5月11日，但张某在原一审期间并未提交该赠与书，张某要求确认该赠与行为，超出原判范围，一审再审不予以处理并无不当。 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举出的舒城县民政局及城关镇和鼓楼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记载钱昌木和张翠英共同生活27年为内容的证明、“杨玉英”2016年6月7日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形式要件，而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张某提交的2016年6月8日的“说明”内容仅为“杨玉英”称在一份搞不清内容的材料上签了名，且“杨玉英”未出庭作证，仅凭该“说明”不足以证实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指使他人做伪证。钱昌木的身份证记载的公民身份号码与其死亡证明记载的公民身份号码不符虽然是事实，但以上文件均出自公安机关，张某以此为由主张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伪造证据的依据不足。故张某要求对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予以制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张翠英名下，因系张翠英购买的单位房改房，且张某母子系房改时的户内人员，享有了部分面积按照标准价购买的政策优惠，故应确认超出40㎡的18.29㎡属于张某母子享有政策福利，应归张某母子享有。钱昌木虽然不符合案涉房屋房改政策享受对象，但因张翠英购买该房屋及取得房屋产权在其与钱昌木的事实婚姻存续期间，按照婚姻法规定，该套房屋中张翠英享有按照标准价购买的40㎡应确认为夫妻共有财产，钱昌木应析得20㎡。因钱昌木先于张翠英死亡，钱昌木析得的20㎡属于其遗产部分，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应由其法定继承人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张翠英、张某、杨某平均继承，即每人继承2.857㎡。张翠英通过与钱昌木析产所得的20㎡、继承钱昌木遗产所得的2.857㎡，合计22.857㎡，属于张翠英的遗产，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由其继承人张某、杨某平均继承，即每人继承11.428㎡。一审对张某母子作为案涉房屋户内成员享有的房改优惠因素未予考量欠当，二审予以纠正。张某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应予以驳回。因钱某4并未提起上诉，其关于应调整其继承份额的意见，超出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本院（2015）瑶民一初字第02437号民事判决书”。 二、撤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申诉人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对位于合肥市（产权证号东026786，面积58.29㎡，产权人张翠英）的房屋按照房改时实际付款各享有十四分之一的产权；申诉人张某、原审被告杨某对位于合肥市（产权证号东026786，面积58.29㎡，产权人张翠英）的房屋各享有十四分之五的产权”。 三、位于合肥市房屋（产权证号东026786，面积58.29㎡，产权人张翠英），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各继承2.857㎡份额，张某享有23.43㎡份额，杨某继承14.285㎡份额。 一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各负担370元，由杨某、张某各18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张某负担2600元，钱某1、钱某2、钱某3、钱某4各负担6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思 审判员 轩银珍 审判员 汪仁茂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黄平 书记员曹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