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旭英，女，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惠，河北保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兴，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惠，河北保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秋山，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闻嘉，河北首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旭英、吴江兴因与被上诉人张秋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冀0628民初481号民事判决，吴旭英、吴江兴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冀06民终608-1号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8民初481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重审。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冀0628民初920号民事判决，吴旭英、吴江兴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旭英、吴江兴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惠，被上诉人张秋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闻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旭英、吴江兴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28民初92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欠其货款。上诉人自被上诉人购买过毛巾，但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上诉人没有销售的毛巾，经双方协商后由被上诉人拉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债务关系消灭。1.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票不能证明上诉人欠其货款。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票既不能证实货物是否真实发出，也不能证实货物是否发给上诉人，更不能证实货物的价值，然而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货物价值，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票据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过买卖毛巾的交易，该发货票仅记载了发货时间与数量，但该货物款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结清。2.被上诉人自己所记的账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自己所记的账单，此账单系被上诉人自己所记，系其单方一个记录，没有任何上诉人签字确认，且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更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自己记别人欠其钱，别人就得还钱，真时荒谬之极。3.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微信记录以及电话录音不能证明上诉人欠其货款。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电话录音，都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欠其货款的记录，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电话通话录音证据，均未有上诉人承认欠被上诉人多少钱的表示或者认可，这样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4.一审法院对于证人余某的调查笔录。关于案件办理过程中一审办案人员对义乌接收分发货物负责人余某的调查笔录：证实上诉人收到过被上诉人货物，双方未发生过纠纷，但没有纠纷难道就等于欠被上诉人货款？余某只能证实上诉人收到过被上诉人的货物，收到多少？退回多少？价值多少？是否结清货款都是无法证实。5.上诉人所发的要货图片不能作为所有货物的价格参照，并且该次货物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一审是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所要货物的邀约，但该批货物被上诉人并没有履行，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当庭自己表示，该批货物上诉人货物要的急，数量大，其没办法完成，被上诉人用没有履行的价格来计算其所送的货物的价格，不具有合理性，毛巾的大小、花色、工艺品及交易的时间的不同决定了价格的不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数额，不具有公平性以及合理性。被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多组证据，但均不能形成证实上诉人欠其货款的证据链。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明显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得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欠其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义务，不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得后果。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作出公平、公正判决。张秋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使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的事实，我方诉请的货款，上诉人是通过微信赊购浴巾形成的，上诉人在每笔交易前，均会在微信中将要货的规格数量、图案、发货时间指定收发货物流地点发给我方，我方根据上诉人要求发货，发货后，会在微信中将运单图发给上诉人，上诉人自行提货，当欠款累积到一定数额，经我方催要，上诉人会分期给付，给付后会将银行转款图发给我方。2016年底，双方业务中止，上诉人尚有未完成未付清货款，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诉争欠款有两个时间点，1、2016年1月27日，上诉人欠我方货款205000元，2016年1月29日，上诉人分三笔转还欠款共计105000元，尚欠100000元。第二节点，双方在没有结清100000元的欠款情况下，继续业务往来，2016年3月5日至2016年11月20日，我方给上诉人发货共计22张，货款总计356598元，加上之前欠款100000元，共计欠款456598元，期间，在赊购货物后，上诉人陆续转款还5笔款共计170000元，后期付了10000元现金，我方拉走了12件货物，价值11664元，截至目前，尚欠264934元。二、完整的微信记录与22张发货单、一审法院调查笔录、双方记账本及银行交易明细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彼此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的真实性。第三方微信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复函高阳县法院调查证明微信实名是吴旭英本人，微信记录具有真实、有效性，微信记录反映了双方交易的方式为赊购，货物为浴巾，完整的记载了2016年1月27日至2018年3月6日22笔交易细节及我方催要欠款的全过程，我方账本是交易的即时记录，账本的每笔交易及上诉人还款记录与微信中上诉人所要货款的数量、型号、价款、银行还款明细、22张货运票完全吻合，所以，账本中的价格、数量是真实的。关于交易数量，微信中上诉人要货内容与货运单图片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该运单图片与22张发货单每笔均吻合，高阳县法院对义乌接收货物负责人于水木调查证实，经核实，22张货运单上的货物上诉人照单全收，没有产生过任何争议。上诉人在原二审提交的账本在货物数量交易日与我方账本、微信记录、货运单基本吻合，个别漏记项目在微信记录、发货票据、法院对于水木的询问笔录中均可还原真实交易数量及交易情况，还原后的货物数量与我方提交账本记载数完全吻合，故我方账本记录完全真实。运费是按照每公斤0.4元收取，货物共重17.708吨，根据张秋山工艺及成本综合算出货物价值356598元。如果向上诉人所述，认为自己未全收到货物，应出示证据证明，否则无效。关于货物的价格，2016年7月14日13点25分微信记录，吴旭英发过来带价要货4组图，该图涵盖了双方交易的所有型号，吴旭英要求：你织点吧，我方回答：行，其后均发了货物，微信记录可以证明，2016年3至11月浴巾价格稳定，吴旭英标价代表了上诉人向我方要货的通常价格，与我方账本记录价格基本一致，具有真实性及客观性。原庭审中上诉人主张的货物价格远远偏离了货物的成本，通过常识能判断是不合理的。关于催要款，微信中上诉人每次还款图与我方提交的银行还款明细完全相符。被上诉人不止一次以微信及电话的形式向上诉人发送对账单及语音催款，数额确定上诉人多次在同一时间以：“你好，我会安排，或者：没有钱啊”，进行肯定答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16年1月27日12点54分微信记载，吴旭英：“先汇你105000元，欠你100000元”，两天后，29日，吴旭英转款105000元，2017年1月19日14点25分，双方同时在线，吴旭英说：“昨天汇你了20000元请查收”，我方：“最少也得安排200000元”，吴旭英说：“没有办法，今年太难了”，证明截止2017年1月19日，吴旭英明确认可欠款额至少在200000元以上，2017年4月6日，双方同时在线，我方发了对账单及文字：欠款286598元，吴旭英明确回答：没有钱啊，证明吴旭英对欠款是明确认可的。三、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的种种说辞，难以自圆其说，原二审庭审笔录第4页，上诉人主张货款价值230538元，已给付货款220000元，被拉走10000多元的货物，称不在欠款，即货物价值为220000元，而微信记录中2017年1月19日14点25分，吴旭英明确认可尚欠200000元以上，按此，货款多达420000多元，与货物实际价值不符，原该笔录第5页，上诉人认可已经支付货款290000元，与其主张的220000元的货物价值亦完全不符，对此未进行合理解释。综上，上诉人欠款数额明确，恶意逃避欠款的行为严重违反诚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秋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吴旭英、吴江兴给付其货款264934元；2.诉讼费用由吴旭英、吴江兴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旭英、吴江兴对张秋山申请一审法院调查的微信支付第三方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协助查询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查询复函客观真实，予以确认，证实与张秋山进行微信聊天所使用的wuxiaoying691218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为吴旭英；张秋山提交微信、电话录音的原始载体（手机）及微信聊天、电话录音的文字记录、截屏等证据，吴旭英、吴江兴未提出异议，也未提出经与自己的聊天记录核对后存在不一致之处，且未对电话录音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该部分证据记载的内容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的二审庭审笔录及庭审中吴旭英、吴江兴提交的账目清单加盖有二审法院印章，且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张秋山提交的22张货运单系物流公司出具，加盖有物流公司印章，对真实性应予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义乌接收、分发货物负责人余某因路途遥远，无法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所做调查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余某证实，该案所涉22张货单所涉货物，吴旭英、吴江兴早已接收，没有任何异议，发货方、我方、还有吴旭英、吴江兴对上述货物的交接从未产生过任何纠纷，上述证言也佐证吴旭英、吴江兴按交易习惯顺利接受货物；高阳县远东货运站的刘佳雨的调查笔录和正宏物流有限公司的证明，以及用于核算产品成本的张秋山与郭庆林的借款合同和卖棉纱的票据等证据，系从单一环节或自己的认知对产品成本、货物价值作出的分析和估算，未经依法进行会计核算，也缺乏依据，不能以货物重量和估算证实货物价值；张秋山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客观真实，与吴旭英、吴江兴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一致，吴旭英、吴江兴无异议，予以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中吴旭英、吴江兴联系购货时所发四张图片，出自聊天记录，客观真实，图片中的部分货物在2016年7月28日发往吴旭英、吴江兴处，合同实际履行，图片标明的不同规格、重量的货物单价，可以作为货物单价的认定。吴旭英、吴江兴出示：吴旭英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5页、账目三页及张秋山在吴旭英、吴江兴所在地对账后把剩余的毛巾拉走了的照片，证明双方的账目已清结，已不欠张秋山货款。张秋山质证认为，银行流水与我方核实后一致的内容认可；对于账目所显示出来的与我方提交的证据数量显示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可，显示的货物价格我方一律不予认可；同时该份材料第三页记载的2017年4月16日一起吃饭时付现金两万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我最后去时把我的12件货退回来，吴旭英、吴江兴给了我10000元现金，该部分现金在起诉的数额中已经扣除。一审法院认定，吴旭英、吴江兴出示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客观真实，一审法院确认真实性；账目系吴旭英、吴江兴个人的记载，无张秋山签名认可，且张秋山否认，故一审法院对账目中记载的给付20000元现金内容不予认定；张秋山自认去义务催要货款时收到吴旭英、吴江兴10000元现金及12件货物，该部分双方无异议，应予认定。通过双方出示的上述证据看，双方争议的焦点系吴旭英、吴江兴购买张秋山货物的数量、货物价款及吴旭英、吴江兴付款数额。根据双方出示的上述证据及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就争议的焦点问题的事实认定如下：双方的微信反映出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及交易习惯是，双方存在买卖浴巾合同关系多年，未签订买卖合同，张秋山为卖方，吴旭英、吴江兴为买方。实际履行合同中，张秋山均按照吴旭英、吴江兴对浴巾产品的规格、数量等具体购买要求，通过高阳县远东货运站和高阳县正宏物流有限公司发往吴旭英、吴江兴处，对每笔货物价款未具体商定，吴旭英、吴江兴所欠货款双方不定期（年底）进行核算后最终确定，吴旭英、吴江兴根据张秋山的要求不定期给付部分货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对吴旭英、吴江兴2016年前所欠张秋山货款数额经协商后确定为205000元，吴旭英、吴江兴于2016年1月27日承诺先付105000元，欠100000元。2016年1月29日吴旭英、吴江兴分三笔向张秋山汇款105000元。存在争议的合同货款系发生在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1月20日间的合同。就争议的合同货物数量，双方均出示了账目清单，两个清单显示买卖货物数量大部分一致，少部分吴旭英、吴江兴的账目记载少于张秋山的账目。针对不一致的部分，经一审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发货票逐笔核实，微信记载的吴旭英、吴江兴要货数量及张秋山通过物流发货的数量相吻合，与张秋山账目记载的货物数量一致，吴旭英、吴江兴记载不实，聊天记录还显示，张秋山发货后即通知吴旭英、吴江兴，吴旭英、吴江兴对此未提出过异议，吴旭英、吴江兴接货处的负责人的证人证言证实吴旭英、吴江兴接收货物没有过争议，庭审中吴旭英、吴江兴也无相反证据反驳，一审法院对张秋山主张的合同货物数量予以认定。就货物的价格，双方提交的账目清单显示，全部合同浴巾包括三种规格，即90*170cm（35*70英寸）、70*140cm、50*100cm，张秋山账目清单标明的价格分别为16-16.3元、8.8-9.3元、4.4-4.6元，吴旭英、吴江兴账目清单标明的价格分别为10元、6.5-6.8元、3.8元，双方标注的价格均存在区间幅度。庭审中张秋山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吴旭英、吴江兴联系购货时的四张图片，图片显示有四种不同的浴巾规格（尺寸）、重量及价格，其中90*170cm（35*70英寸）的浴巾价格为15元，70*140cm的因重量不同价格为10元或12元，50*100cm的为4.7元，该四张图片显示的浴巾规格涵盖了双方合同所涉全部货物。微信聊天记录及货运单显示，张秋山在吴旭英、吴江兴发送上述四张图片并要求发货后，因货源不足，仅于2016年7月28日发送了40件70*140cm的浴巾及同规格同重量不同花型的浴巾3件，证实张秋山已实际履行了图片所列浴巾的部分合同，该图片应当作为本案合同价款的依据。同尺寸的浴巾因花型、样式不同影响成本，且受市场物价、经济环境、合同货物数量等因素影响，每批价格不尽一致应属正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张秋山在本案中主张280422元价款的70*140cm、50*100cm规格浴巾单价均低于图片中标明的价格，属于张秋山陈述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张秋山主张的价格，价款共计280422元；双方交易的全部4800条35*70英寸规格浴巾，张秋山主张的单价高于图片单价，应当以单价15元计算，价款共计72000元。上述货款共计352422元。同时，双方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张秋山多次发出对账单并催要货款后，吴旭英、吴江兴以没钱为由推脱，但并未提出异议，也佐证了张秋山主张的合理性。就吴旭英、吴江兴给付货款的事实，吴旭英、吴江兴提交了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5页，清单显示，2016年1月29日分三笔共汇入原告账户105000元，此后至2017年3月8日分五笔共汇入张秋山账户170000元，该汇款数额与张秋山账目记载及主张一致，证实吴旭英、吴江兴给付2015年所欠105000元后，又给付张秋山2016年货款170000元。张秋山认可去吴旭英、吴江兴处催收货款时接收吴旭英、吴江兴现金10000元及吴旭英、吴江兴退回的12件*60条35*70英寸规格浴巾，该接收退回的浴巾依照公平原则，计算合同价款时是以单价15元计算，退回的该部分也应当以单价15元计算，该退回浴巾的价款共10800元，应抵顶所欠货款。故吴旭英、吴江兴给付张秋山2015年和2016年货款共计295800元。吴旭英、吴江兴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仅显示给张秋山汇款170000元，对其陈述及账目清单所列其他汇款和给付的现金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秋山与吴旭英、吴江兴存在浴巾买卖合同关系多年，张秋山为卖方，吴旭英、吴江兴夫妻为买方，双方交易过程中未签订合同。双方交易期间连续发生多笔业务，实际履行合同中按照下列交易习惯进行，吴旭英、吴江兴通过吴旭英注册的微信账号与张秋山联系交易，张秋山按照吴旭英、吴江兴对浴巾产品的规格（尺寸）、数量等具体的要求，通过高阳县远东货运站和高阳县正宏物流有限公司陆续发往位于义乌市的货站，吴旭英、吴江兴再从货站提货，货运单注明的收货人为吴江兴。双方对每笔货物价款未具体商定，吴旭英、吴江兴根据张秋山的要求不定期给付部分货款，其余货款拖欠。账目及货款的结算由双方不定期（年底）核算后最终确定。双方于2016年1月27日商定，吴旭英、吴江兴所欠张秋山2015年合同货款205000元，该货款吴旭英、吴江兴于2016年1月29日汇入张秋山账户105000元，其余100000元拖欠。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1月20日，双方发生多笔业务，张秋山卖予吴旭英、吴江兴的浴巾产品价值共计352422元。合同履行期间，张秋山收到吴旭英、吴江兴五次汇入的货款共计170000元，双方终止合同后，张秋山到吴旭英、吴江兴处催要货款时，吴旭英、吴江兴给付张秋山现金10000元，并退还张秋山12件（每件60条）35*70英寸浴巾，该退还浴巾价值10800元，吴旭英、吴江兴共计给付张秋山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1月20日期间合同货款190800元，欠161622元。吴旭英、吴江兴共计拖欠张秋山2015年和2016年货款共计26162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多年，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张秋山就合同所涉货物的数量及价款通过双方的网络信息记录、货运单及银行汇款记录等证据，证实吴旭英、吴江兴欠张秋山货款共计261622元，张秋山举证充分，足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张秋山已履行合同义务，吴旭英、吴江兴应当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吴旭英、吴江兴拒绝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张秋山可随时要求其履行，一审法院对张秋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吴旭英、吴江兴夫妻共同购买张秋山货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共同偿还。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吴江兴、被告吴旭英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张秋山货款261622元。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74元，保全费1895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秋山与吴旭英、吴江兴存在浴巾买卖合同，张秋山为卖方，吴旭英、吴江兴夫妻为买方，对此双方均认可，予以确认。关于吴旭英、吴江兴购买张秋山货物的数量、货物价款以及吴旭英、吴江兴是否欠张秋山货款的问题。在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旭英、吴江兴尚欠2016年以前货款为100000元。针对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1月20日间双方的交易，张秋山提交了2016年3月5日至2016年11月20日期间向吴旭英、吴江兴发货的物流货票共计22张，关于该22张物流货票对应的货物吴旭英、吴江兴是否已收到的问题，高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对义乌接收货物负责人余某调查笔录中，余某陈述22张货运单上的货物全部送达给吴江兴，吴旭英，没有产生过任何争议。结合吴旭英、吴江兴提交的账目清单记载的发货日期与张秋山提交的账目清单记载的发货日期以及物流货票的日期相吻合的事实，能够认定吴旭英、吴江兴已全部收到了22张物流货票对应的货物。关于22张货运单的对应货物的数量问题，双方均出示了账目清单，两份清单显示买卖货物数量大部分一致，针对不一致的部分，通过对双方之间电话、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发货票核实，微信记载的吴旭英、吴江兴要货数量及张秋山通过物流发货的数量相吻合，与张秋山账目清单记载的货物数量一致，吴旭英、吴江兴提交的账目清单记载数量不实，故对张秋山提交的账目清单记载的货物数量予以确认。关于货物的价格，双方记载的价格虽存在差异，但在吴旭英发给张秋山带价要货4张图片的微信记录中，该4张图片中的货物型号涵盖了双方交易的所有型号，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情形，依据该图片显示的价格从而认定涉案货物的价格并无不当。依据双方交易的货物数量，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1月20日间双方交易货款金额为352422元，吴旭英、吴江兴给付该期间的货款为190800元，尚欠161622元，加上2016年以前尚欠100000元，吴旭英、吴江兴共计欠张秋山货款为261622元。故一审法院判令吴旭英、吴江兴给付张秋山上述欠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旭英、吴江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74元，由上诉人吴旭英、吴江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哲审判员  翟乐光审判员  郭 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杜斯妹书记员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