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1民终16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住宁夏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住宁夏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1，住宁夏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2，住宁夏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3，住宁夏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4，住宁夏银川市。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宁夏镇北堡林草试验场。 法定代表人：孙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樊某1、樊某2、樊某3、樊某4、原审第三人宁夏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17）宁0105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程某上诉请求，1.撤销（2017）宁0105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停止侵权、排除妨碍；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在解释合同内容时，不考虑签订合同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合同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片面理解“实际使用面积”的含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划地确界表中界址为：“南界以电线杆往北延伸600米，东界以芦花林带水渠往西延伸600米。”所附的图示中也清楚的标出土地四至范围和对应的亩数为539亩。合同中特意将备注条款“由于砂坑起伏不平，砂墙不齐，丈量困难，数据不够准确，暂不确界，待乙方初平后再进行丈量确定准确位置和数据”的内容删除，加盖第三人的印章予以确认，上述合同条款说明，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承包土地的四至范围、是否经过丈量进行了专门的磋商，承包土地是经过第三人丈量确定的，土地四至清楚，面积计算准确。2、合同划地确界表中记载的“渠西应539亩，减电杆、水井，实际390亩”，是由于承包土地属于废弃采矿坑地，土地受到严重破坏，不具备生产经营条件，需要自行修建电杆、水井、生产路、防护林带等基础设施。为鼓励投资将该部分占用的土地面积扣除，给予相应的土地承包费优惠，是符合当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土地的政策。而且，从合同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不论扣除的占用面积多少，均是在已确定的承包土地面积内扣除的，得到的实际使用面积也仅具有缴纳土地承包费优惠的意义，而不能作为判断承包土地四至范围和面积的依据。二、原审法院未尽到全面、客观审核证据的义务，故意遗漏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的事实违背基本逻辑常识，属于证据适用错误。本案中，上诉人除提交土地复垦开发合同外，还提交了林权证、三份土地承包合同证、缴费票据等证据。其中林权证是按照原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办法》，由上诉人申请，经第三人初步核验，报银川市西夏区农林牧业局现场勘验审核确定的，清楚记载了上诉人承包土地的四至范围和面积，在证明效力上要高于其他证据。三份土地承包合同证（非土地承包合同）是作为发包方的第三人为规范土地管理，在2009年时要求所有土地承包户在原有土地复垦开发合同的基础上，再次对承包土地进行丈量换发的。上述证据均表明，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是反复经过政府林业部门、第三人勘验测量，不存在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的问题。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没有对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表述，更没有运用逻辑规则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判断，没有对证明力有无和大小的判断理由，选择性适用证据，损害上诉人诉讼权益。三、原审法院简单以书面合同落款时间判断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先后顺序，错误认定上诉人土地边界。樊福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东以程某西边为东界往西1100米”，并在划地界表图示中明确标明程某土地的位置，而上诉人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中划地确界表均是以电线杆、水渠为界限，图示中也没有标注其他承包户，由此可见，上诉人在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时，其承包的土地周边尚未确定承包户，而樊福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时，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即双方关于土地边界的意思表示已经形成，合同所附的图示中清楚的标出土地四至范围和对应的亩数539亩即是对双方意思表示的确认。否认该土地四至范围和对应的亩数539亩，不仅必然导致樊福承包土地东边边界无从确定，而且还会导致樊福承包土地的东边边界以上诉人的土地西边边界为基础的结论不成立。四、原审认定“樊福承包地现有面积加上原告现主张被告侵占的43.40亩，未超过樊福从第三人处承包的涉案土地面积490亩……，而且第三人认可原告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为400亩”的裁判理由，缺乏证据相佐证。1、樊福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于砂坑起伏不平，砂墙不齐，丈量困难，数据不够准确，暂不确界，待乙方（樊福）初平后再进行丈量确定准确位置和数据”。根据上述合同内容，樊福的承包土地在未经第三人丈量前，都只是临时不确定的。根据上诉人新提交的案外人白某1的土地复垦合同等证据证明，第三人于2003年1月将樊福承包土地进行了调整，并将部分承包土地重新发包给案外人白某1，樊福承包的土地发生了重大变化。樊福对上述情况十分清楚，并未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主张过权利，这也是为什么第三人给所有土地承包户换发土地承包证时，唯独不给樊福换发土地承包证的原因。至于后来樊福在西夏区法院再审期间提交的71亩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是樊福为达到侵占上诉人土地的目的，与时任第三人场长的王金会伪造了一份1997年的土地承包合同证。2、2013年7月26日，第三人以上诉人拖欠土地承包费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承包土地540亩，并在审理过程中，明确表明，上诉人承包的土地面积是540亩，而本案中，第三人又陈述与之前陈述不一致的事实，如此出尔反尔，原审法院却以此作为裁判理由，让人无法理解。况且，矛盾纠纷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第三人在2003年将樊福土地调整时，未与其签订书面的调整协议导致的，第三人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陈述不能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五、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与生效的裁判文书相违背，应当予以纠正。2017年1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宁民再7号裁定书认定“程某承包土地的面积和四至是明确的，樊福承包土地的东起点是程某承包土地的西止点基础上确定的，结合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出的测绘图及现场勘测等证据可以证明，樊福实际侵占程某43.30亩土地”，上述事实已经被生效的裁判文书所确定，原审法院在未有新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了生效裁判文书相反的事实，属违法裁判情形。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伪造证据，且对涉案土地的形状及面积陈述错误；二、被上诉人与本案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间之前，上诉人对此所述错误。三、多年来被上诉人的土地并没有进行过调整，原因是被上诉人的土地夹在上诉人与案外人白某2的土地之间无法进行调整、变更；四、被上诉人多年来土地合同的内容没有发生过变化；五、宁夏高院的裁定书并没有认定程某的土地面积有多大，只是认定四至明确，同时也认定被上诉人的四至明确，该四至明确应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原始合同为准，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述称，2013年程某起诉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对他们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所取得权利性质的认定问题，而在历次判决书里都说双方取得涉案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34、35、127条，及历次判决均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本案诉争的土地是国有土地，第三人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可能给涉案土地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里双方对土地面积有争议，但是不应该把承包权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混同，并判决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妨碍；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852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2月1日，第三人（以宁夏镇北堡资源开发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第三人将其所属位于沿山公路西侧南北宽300米、东西长1100米已开采过的废弃砂坑494亩承包给被告复垦开发，合同所附划地确界表载明界址为：东以程某土地西边为东界往西延伸1100米，北界以良田原砂石厂砂坑南界为北界往南延伸300米，划拨面积494亩、实际面积490亩，划地确界表备注：减水井、路4亩；承包期限自1997年2月至2027年2月。1997年3月2日，第三人（以宁夏镇北堡资源开发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第三人将其所属的位于沿山公路西侧南北宽600米、东西长600米已开采过的废弃砂坑400亩承包给原告经营，承包期限自1997年3月至2047年3月；合同所附划地确界表载明界址为：南界以电杆往北延伸600米、东界以芦花林带水渠往西延伸600米，划拨面积549亩、实际面积400亩，划地确界表备注：渠西应539亩，减电杆、水井实际390亩，其中原芦花砂石厂机井东10亩。后第三人又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没有写明合同签订时间），约定原告承包第三人位于沿山路西侧土地540亩，承包期限自1997年3月至2047年3月，所附承包土地位置示意图显示承包土地东西长600米、南北宽600米，东界靠生产路，西边靠樊福承包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540亩承包地面积向第三人缴纳承包费至今，被告按照494亩承包地面积向第三人缴纳承包费至今。2007年3月，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位于银西1号路南的86.80亩土地承包给原告经营，该土地的四至为北至樊福承包土地，南至云德增承包土地，东至程某承包土地，西至林带。自2008年开始，原告与被告因地界问题开始发生纠纷。2013年4月7日，原告将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妨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8525元，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委托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进行现场勘测并出具测绘图。原审认为被告实际占用原告承包土地面积为43.40亩（补充测绘图2号地），判决被告樊福返还原告承包土地43.40亩（补充测绘图2号地）。被告樊福不服判决，上诉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银民终字第10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一审法院执行，现上述判决返还的43.40亩土地，已经执行移交原告程某占有。被告樊福不服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银民终字第107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宁检民监[2016]64000000037号民事抗诉书，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7）宁民抗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宁民再7号民事裁定，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认定“…程某承包土地的面积和四至是明确的，樊福承包土地的东起点是在程某承包土地的西止点基础上确定的，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作出的测绘图及现场勘测等证据可以证明，樊福实际侵占程某43.3亩土地。程某向法院起诉时请求：判令樊福向程某返还承包土地117.338亩并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但原审只判决樊福向程某返还43.3亩土地，没有对涉案土地上樊福种植的枣树进行处理，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故检察机关及樊福的部分抗诉和申诉理由成立…”，从而撤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银民终字第1074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3）夏民初字第628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8年6月1日，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对涉案的43.40亩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现场勘验，由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对现场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查明该宗土地上现有种植树木202棵，其中枣树159棵、野生榆树2棵、臭椿树15棵、国槐树26棵，地块东南角有机井房一处，地块东侧土路到机井房处有5根电线杆。上述地上附着物均属樊福占有期间种植、构建，原告当庭明确要求被告从争议的43.4亩土地上退出，返还原告土地，并将种植在土地上的树木及其他一切设施移除。被告不认可侵占原告土地。第三人当庭陈述认为原、被告双方的土地四至清楚，原告所持土地承包合同540亩，实际上应该为400亩左右，原、被告土地没有重合并侵权的问题。现被告实际控制的涉案土地面积不足承包面积490亩。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樊福在诉讼中因病死亡，法院通知其继承人即被告张某、樊某1、樊某2、樊某3、樊某4承担诉讼，以上五被告是本案适格一方当事人。樊福与第三人签订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樊福的土地复垦开发合同签订时间早于原告，虽然合同约定樊福承包地的东界以原告程某的西界为界往西延伸1100米，但樊福的承包地现有面积加上原告现主张被告侵占的43.40亩土地，未超出樊福从第三人处承包的涉案土地面积490亩。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中确定的合同实际面积为400亩，该合同是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是初始合同，对原告承包面积的确认最客观，在与他人发生土地纠纷时，应以该合同确定的面积为准，现扣除原告主张的43.40亩土地，原告实际占有使用的土地超出土地复垦开发合同中确定的实际使用面积400亩，而且第三人认可原告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为400亩，双方不存在权属纠纷。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侵占原告承包地，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妨碍、返还土地、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8元，由原告程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17）宁民再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上诉人承包土地的面积（540亩）及四至明确，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43.3亩土地的事实清楚，再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原因仅仅是案件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证据二营业执照一份、林权证一份，证明上诉人程某控股的宁夏嘉泰农林牧有限公司就涉案540亩承包土地依法取得林权证书，涉案承包土地的面积及四至得到了西夏区政府的确认。证据三民事起诉状及民事上诉状各一份、民事判决书一份、土地承包费用发票三张，证明原审第三人认可上诉人的涉案承包土地的四至及面积540亩的事实，该事实经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事实上截止2019年原审第三人仍然认为上诉人的涉案承包土地面积是540亩，并按照540亩收取了上诉人的承包费。证据四白某1土地复垦承包合同两份、宗地确界草图二份、土地复垦承包的补充协议一份、协议书一份，证明2003年元月，宁夏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向案外人白某1发包土地时，对樊福的承包地进行了调整。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一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文书所述四至明确，应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原始合同为准；证据二营业执照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营业执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林权证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书的发证日期为2009年7月23日，而在2008年的4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家之间因为涉案土地发生了严重冲突，在双方存在严重分歧情况下，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一家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办理了林权证，且被上诉人在2017年4月6日得知了林权证的情况后向银川市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林权证，银川市人民政府因为涉案的土地正在争讼，发文暂时中止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该林权证的合法性尚存疑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三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的原始依据即程某1997年3月2日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开发复垦合同，在本案的历次审判中的证据证实上诉人的第三组证据所依据的合同被程某伙同第三人职工进行了伪造，本案涉及程某的土地的真实面积是390亩并不是540亩，所以上诉人的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与本案无关。证据四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及被上诉人没有关联性，系案外人白某1与本案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合同关系，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土地存在调整的情况。 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一裁定书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在这份裁定中也没有对双方当事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认定；证据二营业执照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2009年7月23日，西夏区人民政府颁发给宁夏嘉泰公司的林权证记载事项和对权利的认定存在错误，理由涉案土地属于国有土地，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应该写国有，使用权权利人应该写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对于嘉泰公司享有地上林木所有权问题第三人没有异议。证据三起诉状、上诉状、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承包费票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土地的亩数，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的面积要求解除合同收回土地，按照合同面积收回土地，面积与合同不符，以实测为准。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看不出来对樊福的承包地进行了调整。 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09）西刑初字第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家在2008年上半年已经就涉案的土地发生了严重纠纷，上诉人在2009年前后办理的《林权证》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后，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6日在得知程某办理《林权证》后向银川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程某办理的《林权证》；银川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11日已经受理，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本案的争议，银川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5日对行政复议予以中止；上诉人所持《林权证》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证据。证据三土地承包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作为发包人的宁夏镇北堡林草试验场，于2013年7月9日再次对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面积进行了确认，被上诉人承包的涉案的土地南北宽300米，东西长1100米。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部分不认可，上诉人就自己的承包土地办理林权证无需告知无关的被上诉人。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诉人就自己承包的涉案土地依法取得林权证经西夏区人民政府确认，该林权证的取得并未侵害被上诉人的权利，与被上诉人无关。证据三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据二、证据三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原审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17）宁民再7号民事裁定书一审判决在事实中已作认定，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林权证一份，因双方在上诉人办理林权证前已经就涉案土地产生争议，故仅对取得林权证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因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四因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土地调整的事实，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09）西刑初字第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审审理中已收集该证据，并对双方因涉案土地自2008年发生争议已认定，故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因与上诉人提交的林权证相关联，故对证据载明的事实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土地承包情况说明一份，因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8年4月30日，被上诉人樊某4因涉案土地地界问题与上诉人程某的家人李春梅发生口角并相互厮打，被上诉人樊永刘、樊某3等人将李春梅及帮工等二人致伤，被上诉人樊某4、樊某3等人被刑事处罚。2009年7月23日，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宁夏嘉泰农林牧有限公司颁发了包括涉案争议土地在内的银西政林证字（2009）8号林权证。在本案诉讼中，樊福在得知后，于2017年4月6日对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证》向银川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银川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11日予以受理，因涉及到本案诉讼问题，银川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5日决定中止此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中止原因消除后，将恢复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停止侵权、排除妨碍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应否予以支持。本案中，樊福与原审第三人于1997年2月1日签订的土地复垦开发合同约定樊福承包土地面积为494亩，并以程某土地西边为东界往西延伸1100米，划拨面积494亩、实际面积490亩。上诉人程某与原审第三人于1997年3月2日签订的土地复垦开发合同约定程某承包土地面积为400亩，东界以芦花林带水渠往西延伸600米，划拨面积549亩、实际面积400亩。此后，上诉人程某、樊福均按原审第三人交付的土地对各自承包土地进行复垦种植，2008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家人因承包土地的界限发生争议并致上诉人程某家人及帮工受伤，被上诉人樊某4、樊某3被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后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涉案土地争议起诉至原审法院后，经原审法院委托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进行现场勘测并出具测绘图，所测绘的上诉人程某所承包土地的东界至樊福承包土地的西界也不足1700米，仅为1400余米。而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樊福承包的土地被原审第三人进行了调整，也无证据证明樊福在承包过程私自侵占过上诉人程某所承包的土地；而上诉人程某及樊福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初始合同中分别约定承包面积为400亩、490亩，一审法院在重审中根据上诉人及樊福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初始承包合同确定的面积认定双方不存在权属纠纷，一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程某主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处理正确。综上，上诉人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由上诉人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勇军 审判员  胡春燕 审判员  邢雪梅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赵雨薇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