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2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负责人：何灵聪。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波，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其荫，男，196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杨文，广东新法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蓓蓓，广东新法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平安聚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孙志鹏。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负责人：杨志群，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龙，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怡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沈其荫及原审被告深圳平安聚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沈其荫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沈其荫、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查清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明知沈其荫存在主观泄露个人信息过错，平安聚鑫公司未尽资金管理保障义务，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不排除泄露他人信息的责任，将涉案款项被盗的前因后果排除在外，简单的认为本案是沈其荫与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借记卡合同纠纷，判决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一、沈其荫因自身主观过错，对外泄露其个人综合信息包括身份信息、手机信息、银行卡账户信息、基本投资账户信息，网上消费密码等，致使涉案款项被盗刷，其本人应对款项损失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一）沈其荫在一审庭审中确认，2016年11月期间，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签订的《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是通过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支行的工作人员主要完成的，基本账户开户非由其本人操作设立。（二）沈其荫开设的陆金所账户由其他人操作设定完成。（三）沈其荫自述确认不懂操作网上银行，基金账户。（四）沈其荫确认不懂操作手机消费，且曾委托他人操作手机银行或手机消费。二、涉案款项在平安聚鑫公司管理期间，已发生被盗事实。（一）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签订的《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定向委托投资收益到期日为2017年5月9日，预期收款日为到期日后三个工作日。（二）平安聚鑫公司证据：编号为10-0001-201-723675的《定向委托投资资产转让交易协议》打印件以及根据沈其荫提供的BANCS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沈其荫将涉案投资理财的356861.59元份额转让给第三方后，将陆金所账户内款项转出到沈其荫的银行账户内。沈其荫确认上述操作非其本人操作，且不知情。三、作为《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资金管理人的平安聚鑫公司未尽到投资管理、保障资金安全义务，在基金账户发生变动时，也未履行任何通知义务。（一）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签订的《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第四章第三条约定：甲方（沈其荫）接受乙方（平安聚鑫公司）提供的资金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并承诺全权委托乙方对定向委托投资资金进行管理和操作。第五章第五条约定：乙方负有定向委托投资本金及收益的支付通知。（二）定投基金未到期被转让，转让款项自陆金所账户转回至沈其荫银行账户，作为资金管理人的平安聚鑫公司从未履行任何告知或通知的义务，未尽任何管理及保障义务，致使沈其荫对账户变动情况毫不知情。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查明却不予认定，无疑是免除其过错责任。四、现行法律未对网络异常交易识别作明文规定，储蓄合同双方也未作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依据储蓄合同关系，认为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未对异常交易提供防范、识别机能，直接判决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与沈其荫的储蓄合同关系并无约定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有异常交易识别及提醒的合同责任。（二）根据储蓄合同关系，信息完全吻合交易，属于储蓄人本人的交易。（三）网络交易不需验证身份信息、实体银行卡，只需核实信息，因此在信息吻合条件下所产生的交易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责任，对于信息泄露应由泄露人承担责任。五、本案涉案款项被盗刷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连，不可割裂的。（一）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支行依据合同约定在陆金所开设了基金投资账户，且该项投资绑定了沈其荫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因此，涉案发生的交易，不能割裂各个部分区别看待，涉案款项被盗刷的损失应与各方均存在密切关联性。（二）沈其荫的基金定投尚剩十几天就到期的情况下被转让，已属于非正常交易，且基金投资未到期即回转至银行账户，平安聚鑫公司对于客户账户发生的重大异常未作任何实质处理，致使款项回转到银行卡后被盗刷，实际是基金账户被盗后的必然结果。六、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已尽资金安全保障责任。（一）沈其荫的基金投资、银行账户密码，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不可能知晓，信息被泄露不可归责于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二）沈其荫银行账户设有交易信息提醒功能，该项功能自开通后，即自动生效，在非沈其荫本人取消的情况下，系统将根据账户变化自动发送。沈其荫短信功能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从未收到沈其荫关于短信功能异常的投诉，依据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提供的涉案期间的交易短信证明对于沈其荫账户的变动已发送了短信通知，其已尽通知义务。（三）根据沈其荫提供BANCS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在涉案款项交易发生的前后，即沈其荫本人操作的交易均正常收到交易信息通知，沈其荫主张涉案期间未收到通知，应由其本人承担举证责任。（四）涉案交易款项主要为苹果Itune平台交易，该项交易不仅需要验证银行卡相关的信息，更主要的是需要提供苹果设备相关的手机资料及绑定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才有完成，绑定交易后，通知责任不仅是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一方责任。（五）根据现有法律，并无规定，银行方应当设立异常交易的监管机制，且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在沈其荫开设银行卡时，对于银行卡的使用已作明确告知义务，已尽相应的安全保障责任。七、（一）本案属于网上无卡交易，即通过电脑、手机等媒介，输入卡号、登陆密码、动态密码、验证码等方式实现网上自助交易，不存在发卡银行提供的银行卡及支付设备不安全的问题，应当区别于伪卡交易产生的法律后果。（二）沈其荫的涉案交易均不是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完成的交易。（三）沈其荫的涉案交易均是使用苹果支付实施完成的付款交易。（四）沈其荫的涉案交易发生前己完成了验证身份的过程，即通过手机号收取验证码，该验证码仅由持卡人在银行预留的手机能收到，即仅有持卡人本人知悉。八、平安聚鑫公司、平安深圳分行作为沈其荫投资资金管理人，认定其管理期间发生损失，已尽管理义务的事实不成立。（一）按平安聚鑫公司的答辩意见，投资资金转让是沈其荫本人完成的，且已通知其本人，但并未提供证明由沈其荫本人操作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短信通知的证据。（二）平安聚鑫公司主张涉案款项已付至沈其荫账户，即保障了客户的资金安全。但事实，款项是被第三人在沈其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入账户，又即时转走的。按这种推理，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根据支付指令付款，也是合法有据的。（三）平安聚鑫公司主张已发送短信通知沈其荫，如果沈其荫知悉投资款项已发生变动，却不理会，那么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则应由沈其荫本人承担责任。沈其荫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与沈其荫之间建立合法有效的存款储蓄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在沈其荫账户出现异常时，并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没有履行相应义务，因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沈其荫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因沈其荫并未举证证明其未妥善保存密码等信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沈其荫具有过错，沈其荫予以认可。三、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以及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其非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平安聚鑫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述称：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称涉案款项在平安聚鑫公司管理期间已发生被盗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沈其荫的资金在平安聚鑫公司受托投资管理期间并未遭受任何损失，其财产损失为涉案款项进入其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处开立的银行卡后被盗刷所导致。沈其荫将委托平安聚鑫公司投资管理的资产转让并取现成功后，资金便脱离了沈其荫在陆金所的账户而由其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处开立的银行账户管理。平安聚鑫公司对进入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管理账户后的资金并无管理义务，平安聚鑫公司对涉案款项进入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管理的账户后发生的盗刷并无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二)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称沈其荫对其在平安聚鑫公司处的操作不知情，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平安聚鑫公司对此不认可。(三)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称沈其荫在平安聚鑫公司受托期间的交易非正常，平安聚鑫公司不认可。根据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订立的《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沈其荫委托平安聚鑫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定向投资(并非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所称的定投基金)。而沈其荫在委托期限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委托资产并不违反前述《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且转让时是获益的，从常理上说其资产转让操作并无异常。二、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称平安聚鑫公司未尽到投资管理、保障资金安全义务，在基金账户发生变动时未履行通知义务，这与事实不符。沈其荫与平安聚鑫公司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平安聚鑫公司在受托期间已按约履行了各项受托事务，并无任何违约行为。同时对于沈其荫对其委托平安聚鑫公司投资管理的资产(并非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所称基金账户)的各项操作，平安聚鑫公司亦第一时间通过陆金所向沈其荫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进行提示，提示其陆金所账户的资产变动情况。综上，无论是在定向委托投资期间还是资产转让后，平安聚鑫公司均尽到了投资管理、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也于资金变动时履行了通知义务。三、平安聚鑫公司与沈其荫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本案与平安聚鑫公司无关。沈其荫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借记卡纠纷，即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储蓄存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为沈其荫及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平安聚鑫公司并非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本案与平安聚鑫公司无关。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与沈其荫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也非《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和《定向委托投资资产转让交易协议》的当事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与沈其荫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资金托管行，根据平安聚鑫公司的指令，审核表面真实性后划扣托管账户内的资金。三、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严格按照规定，对客户的信息保密。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泄露客户信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上诉请求。沈其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共同赔偿沈其荫资金损失325778元；2、本案诉讼费由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6日，沈其荫向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申请开通个人银行账户，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于当日向沈其荫核发了凭密码交易的卡号为62×××98的长城电子借记卡，该卡不具有透支功能。沈其荫就上述借记卡账号开通了手机短信提醒功能，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为182××××****。沈其荫提交的编号为CFH-000000030095-044《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打印件显示，由平安聚鑫公司（受托人）对沈其荫（委托人）投资的35万元进行定向委托投资理财，该投资理财的到期日为2017年5月9日，沈其荫不得单方面提前终止本协议或提前要求支取定向委托投资资金；等等。沈其荫提交的编号为10-0001-20170427-723675的《定向委托投资资产转让交易协议》打印件显示，沈其荫（出让人）以转让价款356861.59元将上述投资理财转让给黄骞（受让人），转让资产生效日为2017年4月28日。沈其荫陈述对该协议并不知情，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沈其荫提交打印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14:50分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沈其荫的上述银行卡在2017年3月24日、3月30日均有1笔金额为3000元的ATM取款、在2017年4月4日有1笔金额为3元的短信服务费批量扣缴及1笔金额为3000元的ATM取款、在2017年4月8日有1笔金额为3000元的ATM取款、在2017年4月10日有1笔金额为40元的转账支出、在2017年4月26日有1笔金额为3380元的POS消费。2017年4月27日，沈其荫的上述银行卡发生1笔金额为2元的转账支出，对方账号栏显示为59×××15。在同一日，沈其荫的上述银行卡收到POS转账的356506.73元。此后，沈其荫的该银行卡在当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共发生333笔POS消费交易，除1笔金额408元、16笔648元、2笔500元的以外，其余均为1000元，上述交易金额共计325776元。2017年4月28日，该卡还发生1笔金额为31000元的转账支出、对方账号显示为59×××15，并发生1笔金额为2000元的ATM取款。2017年5月1日、5月4日、5月6日，该卡分别发生金额为1000元的ATM取款、金额为3元的短信服务费批量扣缴和金额为500元的ATM取款。2017年5月12日16时2分，沈其荫到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沙埔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于当日向沈其荫作出了《报警回执》《受案回执》，并于2017年6月8日作出了《立案告知书》。一审庭审中，沈其荫陈述其于2017年5月12日查收上述投资理财的款项时，才发现上述银行卡被通过POS消费方式盗刷333笔，且在被盗刷期间均未收到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短信通知，在款项356506.73元转入其银行卡时，亦未收到短信通知，而在2017年4月26日至5月1日期间，其均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碧潭村的家里。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则称沈其荫在其主张的被盗刷期间均正常使用该账户进行交易，且其在该期间均有向沈其荫的手机发送短信通知，沈其荫曾通过第三方平台自行操作账户款项，该POS消费是通过苹果手机操作产生的消费，是云端消费，没有具体的地点。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并提交银行卡交易记录、短信通知记录及邮件（均为打印件）用于证明。对此，沈其荫表示均不认可上述打印件的三性，并表示其银行卡在交易时需输入密码，该密码仅有沈其荫知晓，且该卡一直由其持有和使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作为专业银行机构，向沈其荫提供储蓄业务，有提供安全服务义务及风险防控义务，在沈其荫账户出现异常时应及时发现并采取制止措施，现其没有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义务，且其有能力和条件查询到被盗刷的交易地点，但其未对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应共同承担责任。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确认没有判断客户交易异常的机制。沈其荫确认涉案纠纷是合同性质纠纷，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借记卡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沈其荫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申领了一张借记卡（卡号：62×××98)，并将资金存入该借记卡账户，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首先，沈其荫主张于2017年5月12日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其提交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打印日期亦为当日，且其于当日及时到达公安部门报警，其行为符合经验规则。其次，沈其荫主张交易明细清单中的333笔显示为POS消费的交易均系在苹果设备上的Itune平台进行消费，均系其银行卡被盗刷所产生。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表示该POS消费是通过苹果手机操作产生的消费，是云端消费，没有具体的地点。由此可知，涉案交易并非一定需要实体银行卡方可完成，而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作为发卡行，其负有为沈其荫借记卡内的信息保密、提供安全的交易技术、设备和环境等安全保障义务，现上述333笔交易均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沈其荫有权知悉该款项的具体去向信息等，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应具备提供相应信息查询服务以保障沈其荫知情权。再次，沈其荫与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因存在银行电子支付系统、互联网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改变，虽然沈其荫负有妥善保管借记卡、交易密码、联系电话等信息的义务，但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依然负有保障沈其荫账户内资金安全及谨慎审查电子交易信息的义务，其应建立自动化的交易监控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行为等，并通过短信或其他方式通知、提醒沈其荫谨慎交易，而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并未能证明其在上述333笔交易发生时已尽到通知义务，且其庭审中亦确认没有判断客户交易异常的机制，这也导致了出现异常交易时缺乏较为有效的防范机制。另，本案中亦没有证据显示上述333笔POS消费交易系由沈其荫使用其持有的涉案借记卡所为。综上，沈其荫关于上述333笔POS消费交易系其借记卡被盗刷所产生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作为涉案借记卡的发卡行，其未能保障该借记卡具有足够的安全性能，导致涉案借记卡被盗刷并致使沈其荫产生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交易流程规则，要完成上述333笔POS消费交易，至少必须掌握完全正确的银行卡账号、银行卡密码、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等方能交易成功。由于交易密码等信息是由沈其荫自行设置或持有，具有唯一性和保密性，沈其荫对该交易密码等信息负有妥善保管和保密的义务。本案中，上述333笔POS消费交易能够产生并完成，说明沈其荫设定的交易密码等信息已经泄露，现没有证据显示是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原因导致交易密码泄露，故沈其荫对密码等信息泄露导致的损失应承担部分责任。由于沈其荫、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对产生的损失均存在过错，综合双方过错责任大小，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沈其荫应对其损失承担30%的责任，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承担70%的责任。鉴于上述333笔交易金额共计325776元即涉案借记卡损失金额共计325776元，故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应向沈其荫赔偿损失228043.2元（325776元×70%）。沈其荫主张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赔偿超过上述金额的部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沈其荫关于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沈其荫庭审中明确表示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借记卡纠纷，即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仅系沈其荫与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且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亦均未作出承担赔偿损失的意思表示，因此，对沈其荫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沈其荫赔偿228043.2元；二、驳回沈其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86.6元，由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负担4330.6元，沈其荫负担1856元。本院二审期间，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提交如下证据：1、沈其荫账户明细，拟证明：（1）涉案账户的全部交易明细；（2）短信功能费用正常按月收取，功能正常使用；（3）涉案账户转账被盗后仍正常使用，即账户持有人认可账户安全性。2、发卡行POS交易清单，拟证明：（1）涉案账户通过身份验证；（2）涉案交易由苹果支付完成；（3）账户变动已全部发送通知。该表格第五行是涉案银行卡开通苹果支付的身份验证记录。这个是属于快捷支付而不是电子支付，具体来说是指由银行卡绑定第三方平台支付，银行卡根据支付指令进行款项结算，不需要银行卡开通电子支付和网上支付功能。涉案银行卡具有银联功能，绑定快捷支付时勾选了“银联”，故身份验证短信是由银联方直接发送给客户的预留手机。3、短信管理办法，4、短信业务实施细则，证据3-4拟共同证明：（1）短信业务是由系统自动操作，不存在人为删除及改动；（2）只要开通该项功能的账户系统自动发送通知。5、客户在苹果ITUNES绑卡支付的操作流程说明，拟证明客户使用银行卡时已验证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沈其荫对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账户明细确实反映了沈其荫的交易明细，但根据沈其荫于一审中提供的借记卡综合换卡确认单显示，沈其荫于2017年6月28日以及2017年7月25日及案涉卡盗刷后换卡，因此目前使用的是新卡，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将新卡中的交易明细一并列入该明细中。同时，短信功能费用正常收取并不代表该功能正常使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沈其荫从未开通过电子支付业务。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在一审中提交的向沈其荫发送的短信通知记录中并无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所述的身份验证短信，所以与其提交证据相互矛盾。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两组证据为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单方制作，且不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并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其次在涉案储蓄卡发生异常交易时，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异常卡进行识别，存在过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对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沈其荫不是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直接客户，所以对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平安聚鑫公司未到庭对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二审庭询中，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认为，涉案争议交易全部是通过苹果支付的消费。关于苹果支付交易的身份验证流程，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称在银行卡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时，第三方支付平台与持卡人之间会约定相应的支付密码，该支付密码由持卡人设定和保管，与发卡行没有关联。发卡行接到持卡人输入的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约定的支付密码，即是接到了付款指令，会及时向第三方平台付款。类似于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密码，与银行卡无关。持卡人在第三方平台中输入银行卡号并发出申请验证码的指令，就属于一种申请开通。在第三方平台中输入验证码则为开通的确认。该验证码是银联发出给预留手机对该项申请的唯一指令号。对银联向持卡人发出该验证码的相应证据，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未能提交。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沈其荫的涉案银行卡在短时间内发生连续数百笔交易，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沈其荫在发现资金减少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符合常理，本院据此认定涉案333笔交易非沈其荫本人所为，沈其荫的银行账户内资金减少已构成损失。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应否对沈其荫涉案银行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沈其荫在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开设个人账户，并领有借记卡，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从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在本案中提交的发卡行POS交易清单来看，涉案交易均系通过苹果支付交易完成，属于第三方支付交易。第三方支付交易与传统银行卡交易的区别在于，第三方支付并不需要银行卡实体卡片作为支付介质，银行卡密码亦非用户身份识别的唯一方式，银行可另通过用户身份信息、预留手机号以及短信验证码进行用户身份识别，确定信息一致后完成支付指令，从而实现交易的便捷化。因此，在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过程中，用户负有妥善保管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以及手机验证码的义务。而银行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于妥善审核用户身份，以及依约对用户账户变动情况进行提醒、通知。银行若未尽上述义务，则应对用户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本案的履约情况来看，根据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陈述，进行苹果支付交易，第一步需要将涉案银行卡绑定苹果支付平台，具体绑定方式为在苹果支付平台中输入银行卡号和预留手机号，然后在平台中输入预留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即可完成绑定。第二步具体的交易是通过输入持卡人与苹果支付平台约定的支付密码即可完成支付交易。本案中，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银联公司向持卡人发送了验证码，完成了身份审核的义务，故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从沈其荫的角度来看，绑定苹果支付平台需输入银行卡号和预留手机号，涉案银行卡与苹果支付平台绑定成功说明沈其荫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及预留手机号信息已经泄露，沈其荫本人应对未妥善保管个人及银行卡信息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上述，一审法院判令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和沈其荫各承担70%和30%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上诉认为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应对涉案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沈其荫主张本案的案由系借记卡纠纷，故本案应围绕储蓄存款合同来审查。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并非储蓄存款合同的当事人，故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认为平安聚鑫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应承责，理据不足。其次，涉案银行卡内资金损失是在沈其荫办理的定向委托投资资产转让交易完成后，也就是在沈其荫的理财资金从理财账户顺利回到其涉案银行卡后发生的。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上诉认为涉案银行卡内的资金在平安聚鑫公司管理期间已经发生损失，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本院对中国银行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相应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86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沙埔开发区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廖舒婷黄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