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19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雪梅，女，195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龙，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静强，女，198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静萍，女，197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少琼，女，198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符雪梅因与被上诉人李静强、李静萍、林少琼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符雪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符雪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2019年8月28日上午，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对依职权调取的调解现场监控录像其中一个片段进行质证，该段录像显示凌衍康称可以代表上诉人的陈述是出现在调解笔录签订完毕后，此时签订好的调解协议书己经摆放在民警身前的办公桌上，该段视频并非整个调解过程的完整视频，仅截取了凌衍康在签订调解书后有关可以代表上诉人的陈述，无法完全反应当时的情境及前因后果，对上诉人不利。另，凌衍康在签字捺印前从未打电话向符雪梅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凌衍康在签字前已经通过电话向上诉人确认，但自始至终未曾有明确证据表明凌衍康调解前向符雪梅拨打了电话，并在通话中对调解事宜进行确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判决认定凌衍康代其母亲符雪梅签名的行为有效，但并未明确所适用的法律，如果适用的是民法总则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条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首先，涉案调解协议书中列明的当事人为符雪梅、陈苗以及三被上诉人，该协议书中未列明凌衍康系符雪梅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有授权凌衍康处理此事，在上诉人不在场、未授权和不知情的情况下，凌衍康在该协议上的签字仅能证明其以在场人的身份签字，不能证明其以符雪梅代理人的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字，即凌衍康的签字并不能客观上形成其有代理权的表象。其次，三被上诉人在协议签字过程中对凌衍康是否有代理权亦未充分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且调解书内容约定三被上诉人完全不需要对殴打符雪梅的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对被上诉人来说是喜闻乐见的结果。最后，被上诉人在调解时明知上诉人被其殴打后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仍然授意凌衍康代为签字，其主观上明显并非善意，而是急于逃避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故凌衍康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符雪梅在本案中毫无过错，但该调解书约定对符雪梅的损失不予赔偿，而被上诉人侵入他人住宅，并殴打老人，却无需承担何任何法律责任，可见该调解书不仅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缺失，而且内容显失公平，与法律倡导公平正义的宗旨严重相悖。2.判定凌衍康代为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否对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还应当综合考虑案件基本事实、调解协议签订的时间、具体情境、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被侵害人是否获得适当补偿。上诉人在本案中无过错，李静强因为和凌衍康离婚后心存不满，迁怒于凌衍康的现任妻子陈苗和前婆婆符雪梅，为了泄愤而召集李静萍和林少琼等人公然侵入符雪梅、陈苗及其儿子凌绵帅的住宅，对62岁高龄的符雪梅进行殴打，要不是被赶来的邻居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被上诉人行为本身的性质就极其恶劣，是寻衅滋事行为。案发时，陈苗为了保护自己和符雪梅的人身安全而进行了防卫，但符雪梅年迈体弱，面对上诉人等人时完全处于被打的状态，甚至都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更别说还手了。上诉人在本案中是被打一方，是除了陈苗以外唯一一个受伤住院的当事人，反观三被上诉人毫发无损。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对其打人及导致上诉人受伤住院的事实没有异议，仅仅是提出调解书对上诉人有法律效力，一审的争议焦点也只是围绕这一点。综上，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也不会受到治安处罚，在没有获得赔偿的情况下，没有于案发当晚就急切想要达成和解的必要。同时，正是基于上诉人没有过错，被上诉人清楚即使当时不和上诉人达成调解，也不存在事后向上诉人追责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是单向性的对上诉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不需要对凌衍康产生合理信赖才愿意签订调解协议，即使撇开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完全愿意和陈苗签订调解协议，凌衍康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不过是完成调解事宜本身的最后一道“程序”罢了。被上诉人称有理由相信凌衍康有代理权纯属狡辩，因为此时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没有需要放弃自身权利即索赔或作出妥协的前提和基础，其也没有承诺或者经实际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赔偿费，被上诉人非常清楚凌衍康代符雪梅签字，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3.涉案调解协议签订的时间在发生打人事件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此刻被殴打的上诉人仍躺在医院病床上，身体仍疼痛不堪，而心理上仍然处于愤怒和惊恐当中，完全没有和解的意愿，其身体状况也不具备马上完成调解的条件。4.当时承办民警将陈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法侵害时实施的防卫行为定性为斗殴，并声称如果陈苗不接受和解，将有可能对陈苗和三被上诉人作出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陈苗考虑到儿子才一岁三个月，平时儿子都是由自己和婆婆符雪梅照顾，如今符雪梅已经因伤住院，如果自己再被治安拘留，儿子可能会无人照顾，虽然在自己家中被打心里十分委屈，但经再三衡量最终还是被迫接受和解。而凌衍康作为陈苗丈夫和凌绵帅的父亲，为了保护妻子陈苗，为了让儿子得到照顾，迫不得已才同意代符雪梅签字结案。5.《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二条规定：“本规范所称治安调解，是指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劝说、教育并促使双方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对治安案件做出处理的活动。”根据上述规定，治安调解协议书属于平等主体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协议。本案中，基层执法机关为了大局考虑主持调解可以理解，但前提是建立在分清责任和各方自愿的基础上，但明显涉案调解仅仅是为了调解而调解，违背自愿原则的调解无法达到定纷止争的作用，且不说符雪梅没有获得基本的赔偿，至今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调解只会像本案一样引发更尖锐的矛盾，双方经调解后不但没有相互谅解，反而最后只能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利益而造成不必要的诉累。恳望二审法院能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李静强、李静萍、林少琼未提交答辩状。 符雪梅向一审反映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静强、李静萍、林少琼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2454.57元、护理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营养费300元，共计3354.57元；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符雪梅是李静强前夫凌衍康的母亲，陈苗是凌衍康现任女友。2018年12月11日，李静强因与前夫离婚后法院判决财产问题，带着自己的姐妹林少琼和李静萍来到文城镇第二市场中国银行楼上与符雪梅发生口角，李静强、林少琼、李静萍与符雪梅、陈苗发生推搡、扭打，造成李静强、林少琼、李静萍、符雪梅、陈苗五人躯干多处淤血、破皮，李静萍手机屏幕破碎。事情发生后，城南派出所民警传符雪梅、陈苗、李静强、林少琼、李静萍到派出所，各方均有调解的意向。因符雪梅说头晕，由其儿子凌衍康送去医院，凌衍康从医院返回派出所后代表其母亲参与调解，在调解协议签名之前，凌衍康打电话给其母亲确认调解方案。经文昌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主持调解，各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场向对方赔礼道歉，双方都接受对方的道歉；2.双方主动表示不要求对方赔偿，双方自行承担医疗费、手机维修等一切费用；3.李静强、林少琼、李静萍、符雪梅、陈苗自愿放弃法医鉴定，并表示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4.双方不再因此事挑起事端。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时起生效，并当场履行，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予处罚。该调解协议落款处除符雪梅由其儿子凌衍康代签名外，其余各方当事人均签名捺印。 另，派出所民警到现场了解情况时，符雪梅及其儿子凌衍康均在场。在调解过程中办案民警曾询问凌衍康“符雪梅现在什么情况”、“符雪梅是你什么人”、“你能代表她吗”，凌衍康回复“她现在在医院，我们自己处理”、“我老妈”、“我能代表，没事，这个没事”。符雪梅于2018年12月11日至2018年12月14日在海南省文昌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头外伤反应；2.头皮及左侧软组织挫伤；3.高血压病诊疗经过：入院后予神经营养，控制血压等治疗。出院诊断：1.头外伤反应；2.头皮及左侧软组织挫伤；3.高血压病出院情况：无头晕头痛。生命体征正常，神志清。双侧瞳孔3.0mm，对光反射灵敏，四肢活动正常。出院医嘱：不适门诊随诊。符雪梅住院期间由凌衍康护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的主张是否有法律依据。派出所民警到现场了解情况时，符雪梅及其儿子凌衍康均在场。办案民警传各方当事人到派出所，符雪梅到场后因头晕由其儿子凌衍康送去医院，凌衍康从医院返回派出所代符雪梅参与调解，并代符雪梅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在调解协议签名前，凌衍康给其母亲打电话确认调解方案，且凌衍康向办案民警明确表态其能代表符雪梅，办案民警及在场的其他人员有理由相信凌衍康有权代符雪梅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故凌衍康代其母亲符雪梅签名的行为有效。原告诉称从未授权凌衍康或其他人参与调解，该调解书对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理由不足，不予采纳。经文昌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主持调解，各方已达成协议：双方当场向对方赔礼道歉，双方自行承担医疗费、手机维修等一切费用，并表示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该调解协议自凌衍康代符雪梅签字之时起生效，故符雪梅主张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符雪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元，由原告符雪梅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需解决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上诉人符雪梅的儿子凌衍康代其在公安民警主持下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判断行为人凌衍康代其母亲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根据协议签订过程中，调解主持人和协议相对人、即被上诉人李静强、李静萍、林少琼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凌衍康有代理权。根据查明的事实，符雪梅、陈苗与李静强、李静萍、林少琼之间发生争吵进而引发动手打架成治安纠纷后，均被公安民警口头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及进行调解。在这个过程当中，符雪梅称头晕由其儿子凌衍康送去医院治疗，后凌衍康又返回派出所继续参与公安民警主持的调解。李静强作为凌衍康的前妻，知道符雪梅与凌衍康是母子关系，调解主持人、即公安民警此时也已知道符雪梅与凌衍康是母子关系。另外，凌衍康的妻子陈苗也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公安民警主持的调解。因此，主持调解的公安民警及协议的相对人李静强、李静萍、林少琼是完全有理由相信凌衍康是有代理权的。故一审认定凌衍康的代理行为有效，并无不当。公安机关依职权居中主持的调解虽然属于行政调解，但解决的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调解协议后，对协议双方已经生效。符雪梅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在该协议未被撤销或确认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又提出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符雪梅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由上诉人符雪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东史 审 判 员 吴罗南 审 判 员 林芝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周忠胜 书 记 员 陈小娜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