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民终2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忠培，男，生于1966年12月25日，普洱市宁洱县人，现住普洱市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星宏，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剑，男，生于1965年07月06日，普洱市墨江县人，现住普洱市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佩玉，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先彬，男，生于1974年9月5日，普洱市宁洱县人，现住普洱市宁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勇，男，生于1977年10月21日，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晋楠，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马忠培、曹剑因与被上诉人郭先彬、苏勇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821民初293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忠培的委托代理人艾星宏、曹剑的委托代理人杨佩玉、被上诉人郭先彬及其与苏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晋楠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马忠培、曹剑提出鉴定申请，本院经双方一致同意后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因鉴定内容不符合鉴定条件，鉴定机构退回鉴定材料。经报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忠培、曹剑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2018)云082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郭先彬、苏勇所有诉讼请求。二、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判决郭先彬、苏勇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2018)云082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驳回郭先彬、苏勇一审所有诉讼请求。1.一审认定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将合同未生效与合同无效概念混同，为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未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该采矿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未履行该协议。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采矿权的转让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就转让事宜做了约定，约定该石灰石矿山价值450万元，在向审批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后没有得到审批管理机关的批准决定和通知书，该转让协议并未生效。（2018）云082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第36页第3行也已经确认了这一事实，但一审法院在认可该转让协议未生效的同时又支持郭先彬、苏勇要求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将合同未生效和合同无效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混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可知，未生效合同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而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而无效合同表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性规定，必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之中任何一种情形。故未生效的合同不能与无效合同混淆，一审基本法律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对于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认定错误。2015年3月23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的主体为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该协议的甲方在协议开头及落款签章均为原宁洱同昌石厂，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主体却以原宁洱同昌石厂的代表人作为本案的合同相对人为被告。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我方多次提出该问题，但一审判决未对该问题进行评判，依然作出“原、被告签订”的错误认定。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于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于2015年3月23日，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合同相对人的甲方是原宁洱同昌石厂，乙方是郭先彬、苏勇。曹剑作为负责人的原宁洱同昌石厂（注册号为：5327226100552890)于2016年5月18日注销，其权利义务应当由负责人曹剑个人的承受，马忠培不是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马忠培与曹剑2014年8月12日签订合伙协议，合伙期限是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1月3日。2015年1月4日之后直至采矿权人变更成郭先彬之前的采矿权人为曹剑，2015年1月4日之后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马忠培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1月4日之后马忠培与曹剑不是合伙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马忠培与曹剑之间内部是合伙关系，对外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曹剑承担，曹剑承担之后，马忠培与曹剑之间如何承担二人之间的责任是马忠培与曹剑之间的事情，与第三人无关。3.—审作出“签订《合伙协议书》是为了申请宁洱同昌石厂采矿权证等手续变更的需要，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错误。每一份合同均基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则，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双方签字即发生效力。《合伙协议书》是曹剑与郭先彬签字认可，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且已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郭先彬、苏勇没有在一审庭审中提供证据，证实郭先彬在签订《合伙协议书》时存在任何被胁迫、被欺诈等情形，一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及依据认定该协议并非双方意思表示。若认为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是否需要确认该《合伙协议书》无效，进而是否应当认为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的批准登记行为为错误的行政行为呢？4.本案应当认定为合伙纠纷，一审认定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为事实认定错误而导致案件定性错误。郭先彬取得宁洱县国土局颁发的XXX采矿许可证，郭先彬对宁洱同昌石厂的投资、经营管理行为是依据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2015年3月23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没有被批准之后，曹剑与郭先彬变更了合作方式，由转让方式变更为合伙方式，郭先彬于2016年3月25日向曹剑支付270万元用于向曹剑购买原宁洱同昌石厂合伙份额。2016年4月5日曹剑与郭先彬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宁洱同昌石厂，合伙之前该石厂的总价值为450万元，为曹剑100%持有，合伙之后郭先彬出资占总投资额70%,曹剑出资占总投资额30%，为了石厂方便管理运作，将采石厂采矿权人变更为郭先彬。该协议签订后双方至宁洱县国土资源局备案，并遵循协议内容按照法定程序将宁洱同昌石厂采矿权人变更为郭先彬。郭先彬、苏勇诉请认定无效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从未生效，曹剑与郭先彬、苏勇三方从未履行过，也未产生采矿权转让费支付问题。故《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从未生效，就从未产生相关法律关系，本案不能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应根据事实依据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一审中，我方已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当庭确认本案的案由，如果确认为合伙纠纷，曹剑要对合伙纠纷提出反诉，而合议庭认为，本案案情复杂，不能当庭确认案由。本案的案由合议庭在庭审结束之后才确定。本案一审中郭先彬、苏勇坚持本案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也庭后认定本案的案由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我方认为，郭先彬对宁洱同昌石厂的投资、经营管理行为是依据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该《合伙协议书》已经将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2015年3月23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否定了，且该《合伙协议书》已被宁洱国土资源局备案批准。本案案由应当确认为合伙纠纷，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郭先彬、苏勇的所有诉讼请求，若郭先彬、苏勇认为其有经济损失，应当以合伙纠纷另案起诉。二、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本案所涉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未生效为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合同无效的情形，表述的是违反相关规定而制定的合同，自始无效。而认定合同未生效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四十八条的规定，且该案《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符合第四十四条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为未生效的合同，也就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五十八条的解决争议方法，故，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书第二页倒数第十二行至倒数第九行载明的“原告郭先彬、苏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的内容是一审法院擅自变更了郭先彬、苏勇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确认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的判决超越一审原告郭先彬、苏勇起诉的请求确认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郭先彬、苏勇的诉讼请求。(2018)云082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书第33页倒数第3行认定“原、被告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对于该签订时间的认定我方没有任何异议。本案被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之后，郭先彬、苏勇变更了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明确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在郭先彬、苏勇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书中并没“(协议内容为：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内容。我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我方代理人反复询问，其要求法院确认无效的是哪一份协议，郭先彬、苏勇的代理人非常确定的回答其确认无效的是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我方认为，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从未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过《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郭先彬、苏勇没有向法庭提交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根据一审法庭的查实，郭先彬、苏勇一审请求确认无效的合同为不存在的协议，换句话讲，协议都不存在，如何认定无效？对此，郭先彬、苏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是直接判决确认一份郭先彬、苏勇不认可且没有提出诉请的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超越原告诉请作出了裁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行为的重要表现。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即诉讼内容与标的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在审理中，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另，原审判决主文第一条“确认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涂改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中的“（涂改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系认定错误，从郭先彬、苏勇提交法院的原件以及曹剑提交的原件看，二原件上没有对日期进行过任何涂改，仅仅是郭先彬、苏勇提交的复印件上对日期进行了涂改。四、马忠培并不是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也并非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不应成为本案的原审被告。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没有得到宁洱国土资源局批准登记。郭先彬与曹剑经协商将转让方式变更为合伙方式，双方共同经营宁洱同昌石厂。马忠培收到苏勇转付的270万元款项马忠培代曹剑收取。马忠培与曹剑2014年8月12日签订合伙协议，合伙期限是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1月3日。2015年1月4日之后到釆矿权人变更成郭先彬之前的采矿权利人为曹剑，2015年1月4日之后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马忠培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3月23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相对人为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2016年4月5日《合伙协议书》合同相对人为郭先彬与曹剑，两份合同均与马忠培无关，其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郭先彬、苏勇辩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马忠培、曹剑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判令由马忠培、曹剑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郭先彬、苏勇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基本清楚、裁判公正、判决基本正确。(一）一审法院认定《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属事实认定错误。郭先彬、苏勇与马忠培、曹剑仅此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一份，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3月23日”为笔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郭先彬、苏勇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诉讼证据清单(五），即从诉讼证据清单（五）宁洱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普中民终字第603号民事判决书、宁洱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宁洱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1执42号执行通知书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宁洱县人民法院（2017)云0821民初173号案和宁洱县人民法院（2018)云0821民初293号案与诉讼证据清单（五）上述部分不同案件的承办法官是相同的。承办法官对案件情况相当了解，并曾亲自前往原宁洱同昌石厂进行了解案件情况，当时的经营者均为马忠培、曹剑。诉讼证据清单（五）的案件，从2015年3月20日起至2016年3月4日止，已形成一幅完整、连续性的起诉、裁判和申请执行的时间轴。故此，郭先彬、苏勇与马忠培、曹剑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3月23日，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纠正。(二）本案自2017年3月13日立案起，经历了原一审、原二审和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现二审，漫长的诉讼过程使得郭先彬、苏勇未得到及时急需的救济。郭先彬、苏勇于2016年3月23日开始陆续贷款投资建设宁洱同昌石厂产生的贷款利息，至今每月须承担4万余元的高额贷款利息，郭先彬、苏勇曾在一审请求赔偿的贷款利息、违约金等诉讼请求未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郭先彬、苏勇已无力再承担诉讼过程中的经济开支以及为了尽快结束诉讼实现已判决的合法权益。故此，放弃了上诉的权利。郭先彬、苏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郭先彬、苏勇与曹剑、马忠培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曹剑、马忠培共同向郭先彬、苏勇返还石灰石矿山转让费270.00万元；3.判令曹剑、马忠培共同赔偿郭先彬、苏勇违约金54万元；4.判令曹剑、马忠培共同赔偿郭先彬、苏勇投入宁洱同昌石厂（以下简称同昌石厂）各项损失费共计4882487.00元；5.判令曹剑、马忠培共同赔偿郭先彬、苏勇因借款和贷款投入同昌石厂所产生的利息损失673792.66元；6.判令曹剑、马忠培履行郭先彬、苏勇与郭建、郭先雄、王强和王建国、王建忠、李建福、郭兴东、郭光春、郭光海签订的相应征地合同到期后的复垦义务（详见原告与郭建、郭先雄、王强和王建国、王建忠、李建福、郭兴东、郭光春签订的协议书）；7.判令曹剑、马忠培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3日，郭先彬、苏勇与曹剑、马忠培共同商议后，曹剑、马忠培将位于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锅底塘村的宁洱同昌石厂（场）转让给郭先彬、苏勇共同经营。郭先彬、苏勇与曹剑、马忠培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双方未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同意转让。该协议就转让标的、总价款、付款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约定。2016年3月25日，郭先彬、苏勇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曹剑、马忠培支付首笔转让费2700000元，之后曹剑、马忠培将宁洱同昌石厂的经营名称变更给郭先彬、苏勇继续使用，并先后向郭先彬、苏勇移交了宁洱同昌石厂和宁洱同昌石厂的部分手续，安全生产许可证未移交。郭先彬、苏勇接管宁洱同昌石厂后与农户签订用地协议、进行了平整场地、购买安装机械设备等基础建设活动，准备全面开始运营开采宁洱同昌石厂。2016年4月5日郭先彬与曹剑签订了《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办理采矿权证等手续的变更，签订后，双方未实际履行。2016年6月15日，宁洱安监局经过现场检查，认为“经查，发现宁洱同昌石厂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未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许可”，并下达宁安监管强措（2016)FM03号《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宁洱同昌石厂立即停止作业（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和设备。2016年7月24日，宁政发（2016)56号文件出台，文件明确“淘汰关闭矿山8座：宁洱同昌石厂(2017年关闭）……”（文件第8页第四项）2017年1月9日，普安监（2017)1号文件即《普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予答复宁洱同昌石厂有关问题请示的批复》出台，文件明确宁洱同昌石厂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属于“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四个一批”中淘汰关闭矿山（文件首页）。郭先彬、苏勇因未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许可证，宁洱同昌石厂不能正常运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郭先彬、苏勇与曹剑、马忠培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曹剑、马忠培退还转让款、赔偿投资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等。经庭审核实，一审法院认定郭先彬、苏勇的损失为：1、支付曹剑、马忠培转让费2700000元；2、投资宁洱同昌石厂建设损失：为宁洱同昌石厂实施了对该石厂破碎口至矿山脚下的运输道路铺垫、油库毛石挡墙、职工宿舍挡土墙、职工宿舍等基础工程，向董尚勇支付工程款1547300元，向李瑞购买碎石机一台金额1800000元，支付云南启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的变压器安费100000元，支付王建国、任成明等11户农户的土地租金725605.80元，支付普洱市思茅区荣绅建材经营部的材料款319145.98元，支付东方红免烧砖加工厂水泥管购销款及运费23260元，支付巫保才购买碎石机定金100000元，支付鼎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购买碎石机定金100000元，合计4715311.78元，上述损失有郭先彬、苏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第9、11、12、13、14、15、16、17、21、22、23、25、30、31、32、33、34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虽然签订日期在郭先彬、苏勇与曹剑、马忠培双方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之后，但签订《合伙协议书》是为了申请宁洱同昌石厂采矿权证等手续变更的需要，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按《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履行，故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关于马忠培是否为本案被告的问题，因《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字双方系曹剑、马忠培与苏勇、郭先彬，马忠培与曹剑是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之前宁洱同昌石厂的合伙人，马忠培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为曹剑的委托人，且曹剑本人也在转让协议上签了字，故马忠培称其非本案被告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虽系郭先彬、苏勇与曹剑、马忠培双方的真实合意，但未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同意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采矿权的转让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该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故对郭先彬、苏勇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郭先彬、苏勇要求曹剑、马忠培返还转让费、赔偿投资损失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曹剑、马忠培未向郭先彬、苏勇办理移交宁洱同昌石厂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过错在于曹剑、马忠培，故郭先彬、苏勇要求曹剑、马忠培退还转让费、赔偿投资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投资损失4715311.78元。对郭先彬、苏勇要求曹剑、马忠培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因该转让协议未生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郭先彬、苏勇要求曹剑、马忠培履行其与郭建、郭先雄、王强（王建国、王建忠）、李建福、郭兴东、郭光春签订的相应征地合同到期后的复垦义务请求，因属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对郭先彬、苏勇要求曹剑、马忠培共同赔偿因借款和贷款投入宁洱同昌石厂所产生的利息损失673792.66元的诉求，因郭先彬、苏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借款和贷款是否用于宁洱同昌石厂建设，故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涂改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二、由被告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退还原告苏勇、郭先彬转让费人民币2700000元；三、由被告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苏勇、郭先彬投资宁洱同昌石厂的损失4715311.78元；四、驳回原告苏勇、郭先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40元，由被告马忠培、曹剑承担。二审中，郭先彬、苏勇向法院提供证据两组。第一组证据:光盘一张，欲证明段兴祥系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6年1月前分管原宁洱同昌石厂的主管领导；2.段兴祥证实《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宁洱同昌石厂的报告》系马忠培、曹剑提交。宁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2016年1月以前已告知马忠培、曹剑原宁洱同昌石厂属于将关闭的矿山。3.其余三段视频欲证明郭先彬、苏勇对同昌石厂的建设。第二组证据：银行流水一份，欲证明郭先彬投入同昌石厂建设，自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又支付利息235014.79元。马忠培、曹剑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录音时间不能确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质证认为，因为郭先彬、苏勇未上诉，现在提交的证据改变了一审的诉求，不合法不合理，不应被支持。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中，段兴祥的录音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本案中段兴祥未能出庭作证，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其余三段视频不能证明工程系郭先彬、苏勇建设。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本院认为该流水系郭先彬、苏勇一审后产生的银行利息。因本案郭先彬、苏勇未上诉，该利息不属于二审审查的范围，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郭先彬、苏勇损失部分外，其余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不认定的郭先彬、苏勇损失部分本院将在说理部分进行分析认定。另查明，1、2014年8月12日，马忠培与曹剑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采矿权人由马忠培变更为曹剑，马忠培聘请曹剑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剑出资总投资金额的30%,合伙期间各自担任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经营的期限以采矿许可证为准。2、2015年5月29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文件要求现有非煤矿山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与相邻矿山以及村庄、重要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符合“严格新建非煤矿山准入标准”的有关规定。2014年10月26日《普洱市非煤矿山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训花名册》宁洱同昌石厂安全管理员为吴应明、王建文，曹剑签字确认。王建文在发文签收表上签收文件《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分级检查表、问题清单、会诊建议书》。2016年4月5日，曹剑与郭先彬签订《合伙协议书》。同日，曹剑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变更申请书》，申请将采矿权人由曹剑变更为郭先彬。2016年4月12日，郭先彬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2016年4月18日，宁洱同昌石厂法定代表人郭先彬与宁洱国土资源局签订《采矿权行政管理合同》，同日郭先彬出具《矿产资源开采承诺书》。2016年5月18日，宁洱同昌石厂注销，经营者为曹剑。2016年5月24日，宁洱同昌石厂注册，经营者为郭先彬。2016年7月11日郭先彬向马忠培、曹剑出具《关于尽快协调解决宁洱同昌石场被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令停产的函》，曹剑于同日签收。2016年8月15日郭先彬向马忠培、曹剑出具《关于解决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问题的函》，曹剑于次日签收。2017年5月11日，宁洱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同昌石场未能延期情况说明》确认同昌石厂属于2017年底关停矿山。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法院判决是否程序违法；2.马忠培是否是适格的主体；3.《合伙协议书》的效力；4.《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效力；5.郭先彬、苏勇对石厂的投入的损失认定及如何承担。关于焦点一，即一审法院判决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马忠培、曹剑上诉认为，郭先彬、苏勇的诉讼请求是确认郭先彬、苏勇与马忠培、曹剑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而不是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擅自变更了郭先彬、苏勇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仅有一份，对该份合同，一审原告郭先彬、苏勇明确诉请确认无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是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一审法院依据相关证据认定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而不是2016年3月23日，属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未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故，马忠培、曹剑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即马忠培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马忠培、曹剑上诉认为，马忠培既不是《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也不是《合伙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故不属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本案中，从马忠培与曹剑的内部关系上看，双方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合伙协议书》，根据双方约定，采矿权人由马忠培变更为曹剑，合伙期限以采矿许可证为准。但双方在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以谁的采矿许可证到期时间为合伙期限。在与郭先彬、苏勇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时，曹剑的采矿许可证并未到期，马忠培也未能提供双方解除合伙协议的证据。从外部关系上看，马忠培与曹剑分别在《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是作为原石厂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字，马忠培亦收取苏勇按协议约定支付的第一笔转让款270万元。符合马忠培是原宁洱同昌石厂的实际经营者的外部特征。故，郭先彬、苏勇将马忠培作为被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马忠培是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关于马忠培不属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即《合伙协议书》的效力的问题。曹剑上诉认为，因原宁洱同昌石厂与郭先彬、苏勇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没有被批准，曹剑与郭先彬变更了合作方式，由转让方式变更为合伙方式，双方于2016年4月5日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并至宁洱县国土资源局备案，后按法定程序将宁洱同昌石厂采矿权人变更为郭先彬。《合伙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被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合同有效。本院认为，从《合伙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双方约定按石厂的最终投资额度分配双方的投资金额，但无论是投资额度或双方的投资金额均未在合同中予以明确。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唯一的转款行为发生在2016年3月25日，转款时间早于《合伙协议书》签订时间，转款金额与双方在《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次转款金额一致，且转款人苏勇与收款人马忠培均不是《合伙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曹剑认为双方是按《合伙协议书》实际履行，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共同经营，共同劳作的案件事实。郭先彬、苏勇主张《合伙协议书》签订仅为取得相关行政机关批准转让登记而并未实际履行。综上所述，本院确认郭先彬与曹剑签订《合伙协议书》的目的是为获得行政机关对采矿权转让的批准登记而为，不是确定当事人之间真实法律关系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本院认定郭先彬与曹剑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无效。曹剑、马忠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马忠培、曹剑认为本案是合伙纠纷，郭先彬、苏勇的经济损失应另案起诉，法院应作出驳回郭先彬、苏勇诉讼请求处理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即《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马忠培、曹剑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混淆了合同未生效与合同无效的概念，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的规定，办理批准手续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郭先彬、苏勇与原宁洱同昌石厂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部分履行，但该协议未按相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不符合合同生效要件，系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不当，本院确认该合同为成立未生效合同。对该未生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已部分履行，但因涉案的矿山被国家于2017年淘汰关闭。至此，双方协议已经没有继续履行和目的实现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虽然郭先彬、苏勇未明确诉请解除《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但其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投资款及赔偿损失，结合本案案情，本院对《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予以解除。关于焦点五，即郭先彬、苏勇对宁洱同昌石厂的投入损失认定及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确认郭先彬、苏勇与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系成立未生效合同并予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矿业权转让申请致使矿业权转让合同被解除，受让人请求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采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获得的矿产品及收益，或者探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勘查资料和勘查中回收的矿产品及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可请求扣除相关的成本费用。当事人一方对矿业权转让申请未获批准有过错的，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虽然一审法院对马忠培、曹剑返还郭先彬、苏勇的转让费及赔偿损失部分进行了认定，但综合本案证据的证明力及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院将对转让费及损失赔偿部分重新进行认定及分担。首先，关于转让费270万元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虽该矿山的采矿权虽然已经办理到郭先彬名下，但因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已被解除，马忠培、曹剑理应返还郭先彬、苏勇的转让费270万元。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损失部分，本院认为，从证据上看，2015年11月19日，原宁洱同昌石厂向宁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交《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宁洱同昌石场的报告》中明确购买碎石机投资180万元（其中设备款150万元，安装费30万元）。该笔款项，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经马忠培、曹剑自认并未由其进行支付，故对该笔款项，本院予以认定。对租户租金部分，马忠培、曹剑亦在《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对该笔款项的发生予以认可。故，本院依照租地协议的约定，酌情予以支持。对郭先彬、苏勇主张的基础设施投入部分，投入的事实虽然存在，但负有举证责任的郭先彬、苏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价值，经本院释明通过司法鉴定程序补强证据，但郭先彬、苏勇明确表示放弃，故对一审支持该笔损失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郭先彬、苏勇主张的其他损失，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郭先彬对损失的发生有举证证明责任，损失的认定应达到证据足以证实的证明标准，因郭先彬、苏勇对其他损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损失产生的金额，由郭先彬、苏勇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结合案情认定郭先彬、苏勇的损失为2172579.80元。郭先彬、苏勇明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未生效，其行为应受到减损规则的限制，具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而郭先彬、苏勇却在矿山还不具备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进入了大量投入，其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最后，关于对本院确定的郭先彬、苏勇损失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第四条3款:“甲方应按相关规定将采矿权变更给乙方，保证林业、环保、安监等相关手续合法有效并承担相关费用，保证乙方能正常开采运营。”上看，马忠培、曹剑对矿山能正常开采运营进行了明确的承诺。其次，从2016年4月19日曹剑、原宁洱同昌石厂向郭先彬移交的相关文件的清单上看，关于石厂存在安全距离的文件或相关报告未进行移交。第三，从马忠培、曹剑签收郭先彬2016年8月15日的《关于解决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问题的函》上看，马忠培、曹剑有隐瞒矿山被列为淘汰关闭对象的事实。故，本院认为郭先彬、苏勇的购买投资矿山的行为更多出于对马忠培、曹剑承诺该矿山能正常开采运营的信任。马忠培、曹剑在转让矿山行为未生效的过程中，应当将矿山存在安全距离问题，涉及国家政策性关停的可能性告之郭先彬、苏勇，故，马忠培、曹剑对造成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与过错相符的80%赔偿责任,即1738063.84元(2172579.80元x80%)。郭先彬、苏勇明知双方签订的合同未生效进行投入，由其自行承担20%的责任。即434515.96元（2172579.80元x20%)。综上所述，曹剑、马忠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821民初293号判决第二项，即:“二、由被告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退还原告苏勇、郭先彬转让费人民币2700000元”；二、撤销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821民初293号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一、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涂改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三、由被告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苏勇、郭先彬投资宁洱同昌石厂的损失4715311.78元；四、驳回原告苏勇、郭先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三、解除郭先彬、苏勇与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四、由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郭先彬、苏勇投资宁洱同昌石厂的损失1738063.84元；五、驳回郭先彬、苏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40元，由马忠培、曹剑负担55232元，由苏勇、郭先彬负担138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707元，由马忠培、曹剑负担50965.60元，由郭先彬、苏勇负担12741.40元。保全费5000元，由马忠培、曹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云南省宁洱县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赵 键审判员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李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