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东歌，男，197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喜珠，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负责人：石合群。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琼，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木龙，男，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上诉人李东歌因与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下称平安保险公司）及被上诉人黄木龙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东歌上诉请求：1.改判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向李东歌支付车辆财产损失142688元、被扶养人（郑锦月）生活费59892.7元；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次交通事故过程中确实造成李东歌车辆严重受损，广州祥泸汽车维修服务公司出具的报价单维修金额为203840元。李东歌为了垫付受害者家属169万元的赔偿款，无能力再维修车辆，因此按照扣除车辆维修费价值的车辆卖给他人，由买方维修车辆，最终以85000元交易过户。李东歌2014年以4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该车，2018年3月以85000元卖出，明显是巨大财产损失。李东歌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限额266560元的机动车损失保险，平安保险公司应该履行赔付义务。二、李东歌提交了本案车辆的损坏照片与相关笔录，分别是交通事故车辆痕迹检验笔录、照片、勘察笔录、拖车作业单、技术检验报告、报告书和突破。上述证据均可以证实该车辆在交通事故中的严重受损情况，包括车头严重受损、前盖变形、后盖扭曲变形、挡风玻璃破裂、左侧后视镜破损等，与广州祥泸汽车维修服务公司出具的报价单可以相互印证，该报价单的大部分维修部位都是车头部位的配件。一审法院以无实际维修行为为由不支持李东歌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事故造成车辆受损是可以查清的事实。而且平安财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保险事故导致车辆价值变低。综合本案关于车辆的全部证据，车辆受损金额达20多万元是符合常理的。保险事故发生后，平安财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现场勘查车损情况，对车损情况也是知情的。即使法院不支持20多万元的车损费用，也应当按比例支持必要的车损费用。三、黄木龙可以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郑锦月的生育子女人数，李东歌曾要求一审法院依职权要求黄木龙提供，但未被准许，而是以律师调查令的方式调取。但因郑锦月子女的户口均发生迁出的情况，无法获取全部子女信息。黄木龙关于郑锦月生育子女六人的陈述与从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调取的证据相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李东歌不公平。平安保险公司针对李东歌的上诉辩称，李东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关于车辆的维修费用。案涉车辆未实际维修，李东歌主张的损失必须基于费用已实际发生。李东歌提供的只是维修报价单，没有结算单，没有发生实际的维修费用。而且该报价单没有经过第三方的评估，李东歌主张损失的时候理应知道需要经过第三方评估，并提供维修的照片、车损的照片、维修后的照片、费用发票以及支付维修费用的转账。在车辆没有维修的情况下，李东歌将车辆转让给他人，对于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车辆交付的情况、以何种形式交付等问题均没有相应的证据，也没有提供转账的凭证，因此李东歌主张20多万元车损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平安保险公司质疑本案车辆二手交易的事实，李东歌应当提供转让的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在车管所办理交易手续的相关材料。李东歌只提交了转账证明，但是该证明显然的金额是75000元，但二手车转让协议显示85000元，故平安保险公司不认可李东歌提交的该证据。二、关于郑锦月生育子女数量。根据调查取证的情况查不清郑锦月生育子女的数量与李东歌主张的郑锦月生育子女数量是否相符，在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符合法律精神和裁判规则。黄木龙针对李东歌的上诉无陈述。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东歌、黄木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未充分举证证实李东歌与车商之间构成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虽然鉴定结果显示2017年投保人落款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但一审法院已查明，李东歌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了其车辆保险一直由车商代其购买，投保单上载明了业务的渠道来源是车商，加之车商在投保单上有加盖公章，双方形成了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为此，车商作为其代理人在投保单上签字的行为属于正常的代理范围，其代签字的效力应及于李东歌。再者，李东歌按期缴纳了保险费，也应视为其对车商的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进行了追认，故基于投保单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李东歌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未能证明就有关免责条款向李东歌履行了提示义务”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总则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章第四十条第二款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明示禁止的行为，并非专业术语，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均能理解且知晓。2015年投保时，李东歌的代理人在投保单上已书面确认收到了保险条款。肇事驾驶人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已通过驾驶资格考试，应明确知道交通肇事逃逸会对社会及公众安全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平安保险公司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且在保险条款中就免责事项已加粗加黑处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该免责条款应在李东歌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李东歌针对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法院关于保险责任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李东歌的上诉请求，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平安保险公司主张李东歌与车商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车商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而并非李东歌的代理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车商要成为李东歌的受托人，须取得李东歌书面授权，但实际上李东歌并未授权他人在任何保险资料上签名。2.平安保险公司对2017年投保单上的签名主张是前后矛盾的，先是主张李东歌本人签署，后又主张对他人代为签署的情况是不知情的。3.车商从事保险业务，只能代理保险人，即车商不能作为投保人的代理人。平安保险公司的主张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再者，平安保险公司也无法证实2015年投保单的真实性，其主张的免责条款适用版本也前后矛盾，不明确是否向李东歌送达过保险条款。4.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李东歌交纳了保险费，则表明其愿意订立保险合同，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但对于免责条款，平安保险公司仍应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二、平安保险公司仅按照投保单上的概括性内容，就认为已经履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没有任何依据。保险人免责条款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且使用黑色等醒目方式或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经投保人书面确认。黄木龙针对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无答辩。李东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保险公司向我支付保险金1006763.8元（其中包括机动车损失险203840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48275元、丧葬费41433元、交通费1000元，总计1548234元，平安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0000元，不足赔偿的部分，按照70%的责任承担）；2.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笔迹鉴定费、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6日22时06分，李东歌驾驶粤Ａ×××**号小轿车沿广州市白云区广从路西侧路面机动车道由北往南以车速为98.3km/h行驶到钟港大厦路段时，遇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由南往北逆向行驶，结果两车相撞，造成罗桂梅当场死亡、李东歌受伤及出事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李东歌弃车逃逸，于次日下午到公安机关投案。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作出穗公交白一认字[2017]第440107201700069-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东歌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罗桂梅系农业家庭户口，自2008年8月14日起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生活居住。黄木龙是受害人罗桂梅的丈夫，两人于2002年4月7日生育儿子黄俊坤、2004年9月11日生育儿子黄俊豪、2011年10月7日生育儿子黄俊淇，罗桂梅死亡时三个儿子分别年满15岁1个月、12岁8个月、5岁7个月，仍需抚养2年11个月、5年4个月、12年5个月。罗桂梅的父亲已去世，母亲郑锦月于1954年10月2日出生，罗桂梅死亡时年满62周岁，需赡养18年。黄木龙在一审庭审中表示郑锦月共生育六名子女，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经一审法院发出律师调查令，指定李东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喜珠律师向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惠来县葵潭镇玄武社区居民委员会收集、调查关于郑锦月生育子女情况的证据，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对此出具了户籍证明和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各一份，无法提供其他信息，其中户籍证明显示郑锦月的次子为罗贵炳，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记载四女为罗晓玲。李东歌和黄木龙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郑锦月生育子女的情况。2017年11月28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东歌犯交通肇事罪、王晓利和王杰犯包庇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该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李东歌、王晓利（甲方）与受害人罗桂梅的亲属黄木龙、郑锦月（乙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乙方确认已收到甲方支付的丧葬费50000元，甲方另行赔偿乙方人民币1640000元，以赔偿乙方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保险公司承担的交强险限额110000元由乙方自行理赔，甲方自动放弃对该保险金的主张等等。之后，王晓利代李东歌向黄木龙转账支付了1640000元，黄木龙和郑锦月向一审法院出具谅解书。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7）粤0111刑初271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李东歌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王晓利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王杰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事发后，李东歌向罗桂梅亲属赔付了共1690000元，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罗桂梅亲属进行了赔偿。事故发生时，李东歌是粤Ａ×××**号小轿车的登记车主。李东歌为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限额为26656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限额2000000元），上述保险期间均自2017年5月14日0时起至2018年5月13日24时止，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责任的第八条以及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二十四条，以加黑加粗的字体载明：事故发生后，存在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或者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在相关保险责任范围内均不负责赔偿。另平安保险公司提供了2017年、2015年投保单各一份，拟证实其司已向李东歌释明了合同的免责条款，且李东歌如有问题可通过保险公司网站、客服热线、门店可随时沟通，其知道逃逸违反法律规定，其司有权免责。其中2017年投保单记载：业务来源为“代理业务”，渠道来源细分为“车商”，投保人声明第2点内容为“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2015年投保人投保人声明第2点内容为：“本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该保单投保人落款有“李东歌”签名和加盖了“广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平安保险公司未举证证实2015年保单投保人声明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具体条款。诉讼中，李东歌表示从2015年开始通过车辆销售方广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车商）为其购买车辆保险，通过电话报价，然后其转账付款给车商，保单和发票就会邮寄送达给其本人，其也不记得到底是车商还是保险公司邮寄的，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也无需在投保单上签名，对2017年投保单上的投保人签名有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日期为2017年5月11日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李东歌”签名（JC）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李东歌样本笔迹（YB1、YB2、YB3）不是同一人所写。李东歌预交了鉴定给11600元。经一审庭审质证，李东歌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李东歌签名的取样与其司提交的2015年投保人落款签名非常近似，李东歌是其司的续保客户，从2015年至2017年均有投保，一直受同一份保险条款的约束，无论哪一份投保单是李东歌签署的，只要合同条款是连续的，李东歌的逃逸行为应受到保险合同中关于免责事由的约束，而且李东歌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证明其委托他人连续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受托方的任何行为都代表委托方。另李东歌提供了维修报价单、二手汽车转让协议、购车发票、注册登记信息表到庭，拟证实粤Ａ×××**号小轿车是其于2014年5月6日以408000元价格购买，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坏维修报价为203840元，并于2018年3月18日以85000元价格将车辆出售给案外人徐炳润，之后该车实际过户登记到温慧珍名下。其中维修报价单显示出具单位为广州祥泸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列举了配件名称、价格，总价为203840元，没有记载维修的配件数量、报价日期及车辆损坏照片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记载的买方与注册登记表记载的车辆受让人姓名不一致。李东歌确认其没有对粤Ａ×××**号小轿车进行实际维修就以85000元转让给了案外人，其未能提供车辆实际转让价格的凭证到庭。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检验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谅解书、和解协议、赔偿凭证、银行回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户口本、户籍证明、维修报价单、二手汽车转让协议、发票、机动车辆拒赔通知书、出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投保单、保险条款、驾驶证、行驶证、询问笔录、刑事档案、交警事故档案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东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并遇有下雨的气象条件时，没有降低行驶速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对此事故同样存在过错。交警部门认定李东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实清楚，责任比例合理恰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的诉辩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李东歌交通肇事后逃逸，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免责。首先，虽然经司法鉴定，2017年投保单上投保人的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所写，但结合李东歌陈述的保险购买情况与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记载信息可证实，李东歌通过车商向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上述保险，且支付了保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应视为其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李东歌与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述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李东歌为粤Ａ×××**号小轿车的所有人，并为该车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险种，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李东歌驾驶粤Ａ×××**号小轿车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失，李东歌对平安保险公司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人、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须履行提示义务后才能免责，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李东歌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确实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2017年投保单上投保人落款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所签，平安保险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向李东歌交付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亦未举证以其他形式向李东歌告知或提示了相关免责条款；另一方面，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2015年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内容中并无明确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的版本或者具体内容，无法证实《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内容一致，故退一步来说，即使2015年投保单落款是李东歌本人签名，也不能证实平安保险公司向李东歌告知或提示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免责条款内容。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的李东歌与车商之间构成委托法律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2017年投保单明确载明该业务来源为代理业务，渠道来源细分为车商，该文意内容应理解为车商代理相关保险业务，与李东歌陈述的车辆保险购买情况相互印证，亦符合现实中机动车保险购买的行业惯例，平安保险公司未充分证实李东歌与车商之间构成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以此抗辩即使是车商代李东歌在2017年投保单上签名，其行为亦视为代表委托方李东歌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实平安保险公司已就有关免责条款向李东歌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平安保险公司抗辩其司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范围中无需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各项赔偿数额的计算。虽然李东歌在事发后赔付罗桂梅亲属1690000元，但和解协议并未列明赔偿费用的具体项目和计算标准，李东歌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保险金请求权范围应限于按照法定标准计算的相关损失。结合《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一审法院对李东歌主张的损失认定如下：1.车辆财产损失：李东歌主张车辆因事故损坏造成维修费损失203840元，但维修报价单内容不完整，且李东歌没有对车辆进行维修就转让给了案外人，李东歌并未产生维修费的实际损失，同时李东歌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车辆实际的出售价格，无法证明该车因涉案交通事故损坏导致低价出售产生的实际损失，故李东歌主张车辆损失20384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丧葬费：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收入93569元计算六个月，丧葬费为46784.5元。3.死亡赔偿金：罗桂梅虽系农业家庭户口，但事故发生前已在广州市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一审法院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40975元/年计算20年为819500元。现李东歌主张753686元是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另一方面，罗桂梅死亡时仍需抚养儿子黄俊坤2年11个月、儿子黄俊豪5年4个月、儿子黄俊淇12年5个月。因有数个被抚养人，被抚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在前2年11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只能按照广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198元/年计算共88077.5元（30198元/年÷12个月×2年11个月）；从第2年12个月起，被扶养人生活费用为179929.75元[30198元/年×（5年4个月-2年11个月）÷2人+30198元/年×（12年5个月-2年11个月）÷2人]，上述被抚养人生活费总共为268007.25元。虽然黄木龙陈述郑锦月生育了6名子女，但涉及身份关系应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和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仅能证实郑锦月个别子女的相关情况，无法证实郑锦月生育子女的全部人数及具体身份，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李东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罗桂梅母亲郑锦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因此，死亡赔偿金合计1021693.25元。4.交通费：发生事故后，罗桂梅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确实产生交通费损失，结合乘坐的交通工具、路程、人数等因素考虑，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罗桂梅因本次事故死亡，对其亲属的精神造成巨大的打击，考虑罗桂梅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对事故负次要责任，结合过错大小和损害后果等因素考虑，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经审查，上述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139477.75元。扣除平安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的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部分1029477.75元，因李东歌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故平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中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平安保险公司向李东歌支付保险金720634.43元。经鉴定，2017年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所写，因笔迹鉴定产生的鉴定费11600元应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李东歌支付保险金720634.43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李东歌支付鉴定费11600元；三、驳回李东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65.3元，由李东歌负担3923.8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10041.5元（李东歌预交的受理费一审法院不予退回。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李东歌直接径付受理费13860.9元，并向一审法院交纳受理费104.4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第四十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条款字体加黑加粗。二审过程中，李东歌提交证据网上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案外人徐炳润于2018年3月5日将购车款首款75000元支付给李东歌，余款10000元在车辆过户当天以现金形式支付。平安保险公司对该证据质证称，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无转账凭证原件。即使是有转账凭证原件，金额也与其交易合同的价格不符。实际受让人和转让以后的登记人员也不符，不能证实李东歌的主张。涉案车辆的交易价格是否有其他差价也无法得知，故该转账凭证与本案车损无关联性。本院认为，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李东歌与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李东歌是否生效；二、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向李东歌赔付郑锦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三、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向李东歌赔付车辆损失。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李东歌从2015年开始通过车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购买车辆保险，至本案保险事故发生时已连续投保三年。李东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多年投保的投保人，理应知晓购买商业保险应当附有保险条款。李东歌主张其在连续三年未收到保险条款的情况下，既不向车商或平安保险公司提出过异议，还连续向保险公司投保，并不符合常理。因此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连续多年投保的李东歌应当已收到商业险保险条款或者已明知其条款内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四十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条款字体加黑加粗，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已针对上述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本案中，李东歌的肇事逃逸行为经一审法院（2017）粤0111刑初2712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肇事逃逸是法律规定中的禁止性情形，且该规定在驾驶员中众所周知。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对肇事逃逸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故本案关于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已生效，平安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在此基础上，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向李东歌赔付郑锦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向李东歌赔付车辆损失的问题，本院不再审理。鉴定费11600元，因鉴定结论不支持平安保险公司主张，仍应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综上所述，李东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3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3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驳回李东歌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96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965.3元，均由李东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冯佩烨张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