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1103行初37号原告:刘荣庆，男，汉族，1971年4月2日生，住安徽省天长市。委托代理人：王浩，安徽天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花园西路**。负责人：雍泽平，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段红兵，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马小,安徽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荣庆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不服税务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荣庆委托代理人王浩，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负责人段红兵以及委托代理人马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编号：滁税一稽罚[2019]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导致少缴增值税2429778.93元一倍的税务行政处罚，即罚款2429778.83元。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其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证据二、明光市杨港采石总厂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东协议、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适格的事实；证据三、刘荣庆、阮某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调取）；孙某、阮某、郑某、刘荣庆询问（调查）笔录；证据四、申报明细查询单、记账凭证、明细分类账、2014-2016年度应纳（补）增值税汇总表；拟查补、退税款汇总表共19页，3、4证明原告存在偷税行为，应申报纳税数额和已申报纳税额的差额、及应补缴增值税税额。证据五、延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审批表，证明经滁州市税务局批准，（2019）4号行政处罚延期一个月；证据六、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七、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9）4号及送达回证；证据八、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决定书（2019）4号及送达回证，5、6、7、8证明被告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证据九、行政处罚听证会笔录，证明行政处罚经过了听证程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税务稽查工作流程》、《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原告刘荣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2019年1月17日作出的滁税一稽罚[2019]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对国家税务总局明光税务局（原为明光市国税局、现为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2018年7月2日作出的明国税稽罚[2018]15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了滁税复决字[2018]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原明光市国税局作出的明国税稽罚[2018]15号行政处罚决定，由国家税务总局明光税务局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1月17日，被告对原告刘荣庆等4人重新作出了罚款2429778,83元的处罚决定即滁税一稽罚[2019]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上述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欠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少缴纳税款的定性错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具体如下：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根据滁税复决字[201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应当自2018年10月23日的60日内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但被告却在2019年1月17日才重新作出滁税一稽罚[2019]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行为违反《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即“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应当在60曰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经行政复议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是延期不得超过30日。”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被告认定原告等任少缴纳税款所依据的唯一证据为原告主动提交的账薄，并据账薄中载明的销售数量核算出少缴纳的增值税数额，对原告作出处罚。第一、该账薄仅仅是不具备会计资格的人员单方简单记载，从并未得到过各股东的明确确认。更没有购方、运输方的记录等其他证据与之印证。原告认为该账薄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第二，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八一一地质队2015年4月《核查报告》明确载明了截至2015年3月20日原告经营的采石厂在釆矿权范围内开采量为78.34万吨，采矿权范围外开采量为8.4万吨，合计方才开采了86,74万吨。而账薄中记载的2014年销售数量就高达100.2398万吨,2015年销售数量高迗100.3139万吨。上述机构具有测绘资质，测绘程序、方法合法，结果客观真实，但得出的开采数量与账薄记载的销售数量相差巨大，存在严重矛盾之处。故，被告仅依据账薄并进行简单推算即认定原告少缴纳各项税款2429778.83元并处一倍计2429778,83元罚款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三、被告对原告等人少缴纳税款的行为定性错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薄、记帐凭证，或者在帐薄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原告少缴纳税款的行为认定为偷税，并进行罚款。即使账薄记载数额是真实的、客观的、准确的。但因原告财务账务不全，税务机关对原告采用的是定额核定征收管理模式，其征收方式系税务机关为之确定，并且之前一直采用该模式征收，原告均依此足额的缴纳了定额核定的税款。同时，作为纳税人的原告并非专业法律人员、税收财会人员，无法也不能够充分知晓该征收方式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故，原告主观上有理由认为只需如实缴纳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即履行了纳税义务，客观上会计人员也如实记载了原告等人的营业收入，没有故意设立虚假账薄、隐瞒收入等行为逃避税收征收。被告将原告少缴纳税款的行为认定为偷税并予以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定性错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综上，原告认为上述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所认定的少缴纳税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贵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其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证据二、滁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滁税一稽罚[2019]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1、2018年10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作出了复议决定。即撤销原明光市国税局作出的明国税稽罚[2018]15号行政处罚决定,由国家税务总局明光税务局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1月17日重新作出处罚决定,超过复议机关责令的期限,处罚程序违法;2、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原告等人少缴纳税款的行为定性为偷税,并罚款罚款2429778.83元。3、被告被告国家税务忌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原告增值税的征收方式为定期定额征收。证据三、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八一一地质队2015年4月《核查报告》证据内容节选(P4):截止核查基准日2015年3月20日,矿区范围内十110米标高以上累计动用111b类基础量29.56万m(78.34万吨)。矿区范围中部西南侧外围存在界外开采,矿区范围中部存在越层开采,截止核查基准日2015年3月20日采矿权范围外累计111b类采出量3.17m(8.4万吨)，证明截至2015年3月20日原告经营的采石厂在采矿权范围内开采量为78.34万吨,采矿权范围外开采量为8.4万吨,合计开采了86.74万吨,与账本记载的销售数量相差巨大,存在严重矛盾之处。证据四、明光市杨港采石总厂工商登记信息该证据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后打印形成的打印稿，证明原告等人经营的明光市杨港采石总厂2017年10月26日明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后办理了注销登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注销登记前必须缴清税款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结清税款的证明,否则不予办理注销登记。故,杨港采石总厂已按照税收主管部门核准的定期定额纳税标准足额履行了纳税义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辩称：一、我局认为我局作出的滁税一稽罚（2019）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在滁税一稽罚（2019）4号处罚决定书作出前，原明光市国税局曾就原告偷税行政处罚一案做出（2018）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经原告申请复议，国家税务局滁州市税务局（2018）1号撤销了（2018）15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原明光市国税局重新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机构改革，我局在2018年10月23日收到（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考虑到本案情况复杂，因机构改革各稽查局、分局的权责范围在当时并不明确，故未能在两个月内重新做出处罚决定。我局依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于2018年12月21日向复议机关滁州市税务局提出延期一个月的申请，经复议机关批准延期一个月。故我局于2019年1月17日向原告送达滁税一稽罚（2019）4号处罚决定书并未超过法定期限。2、本案行政处罚行为的程序严格依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进行。包括：调查、审查、告知行政处罚并送达告知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处罚决定书，并依法告知了原告申请听证的权利，因此本案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二、本案中我局作的税务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原告起诉书称被告做出处罚唯一证据是原告提交的账本，该陈述与事实不符。本案中，除了账薄外，被告认定原告存在偷税税收违法事实的证据有原告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证人阮某（会计）的证言、证人郑某、刘荣庆、孙某（股东）证言、明光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结论书，结合原告自行提供且经各股东、会计认可的账薄，足以认定原告存在滁税一稽罚（2019）4号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偷税行为。2、账薄是最全面会计信息的反映，其是将会计凭证所记录的经济业务一一记入有关账簿，可以完全反映会计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各项资金运动，储存所需要的各项会计信息，也是税务稽查过程中最重要的证据，且原告在多次的询问笔录中，对其提供的会计账薄一再表示无任何异议，各股东也均表示认可该会计账薄，故被告依据该账薄对原告的税收违法事实进行认定准确。3、原告在起诉书中认为地质队《核查报告》记载吨位和账本记载销售吨位相差巨大、存在严重矛盾之处，被告依据会计账薄计算得出的原告少缴纳增值税错误，被告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从明光市公安局对原告的2018年6月2日讯问笔录、对阮某的讯问笔录可见，原告因存在越界开采行为，采坑后又做了回填处理，故两者之间存在数量上的差距是因为回填所致。三、我局对原告税收违法行为定性为偷税行为准确，处罚适当。刘荣庆等四人实际经营期间，2014-2016年账载销售收入8400余万元，金额巨大，未在法律的规定进行申报纳税。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告在经营期间理应自行如实申报，但其存在持续虚假申报的行为，依据该规定属于偷税行为。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所作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证据作如下确认：刘荣庆对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提供的证据三不予认可。经审查，证据三系该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调取并保存的材料，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刘荣庆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查，本院对此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2014年，刘荣庆等人取得了明光市杨港采石总厂的经营权；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26日，原明光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明光市杨港采石总厂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2018年6月28日，原明光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明国税稽处[2018]1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刘荣庆等4人2014-2016年合计应纳税额2464608元，已纳税额34830元，应补税额2429778.83元；2018年7月2日，该局作出明国税稽罚[2018]1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刘荣庆对此不服，向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23日，该局以刘荣庆申请听证符合条件为由，撤销了上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11月8日，原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再次作出明税罚告[2018]77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8年11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根据刘荣庆的申请组织了听证会；2018年12月21日，经复议机关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批准，本案延期30日；2019年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出滁税一稽罚[2018]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述检查发现的问题，定性为偷税，决定给予导致少缴增值税2429778.83元一倍的税务行政处罚，即罚款2429778.83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本案中，当事人针对行政处罚决定存在的争议焦点：1.该案事实的认定是否合法；2.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针对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税务机关以刘荣庆等人少缴纳增值税税款2429778.83元为由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并在此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依据法律规定，对于在纳税上发生争议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但刘荣庆未对《税务处理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故对于《税务处理决定书》上认定的相关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不宜审理；对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税务处理决定书》上已认定纳税人未按账载应税销售收入申报，进而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故该案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针对焦点二，刘荣庆主张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超期作出处罚决定，但经审查，该案已依法经复议机关批准延长了办理期限，处罚决定的作出未超过法定期限。综上，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滁税一稽罚[2018]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荣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荣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颜林人民陪审员陆惠文人民陪审员王彩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徐                芮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