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终34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瑞英，女，196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登洋，山东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玉虎，男，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德，东阿合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谭瑞英因与被上诉人黄玉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4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瑞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涉案100万元借款认定为上诉人和宋培峰的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宋培峰去世前几天，向上诉人提起被上诉人曾委托宋培峰理财，结合宋培峰出具的是收据而非欠据以及收到资金后的流向和宋培峰书写的遗书综合分析，宋培峰同被上诉人之间更符合委托理财的特征：1.涉案100万元早在2014年11月7日就已汇入上诉人账户，2014年11月10日又转入上诉人另一农行账户购买了“恒昌利通”理财产品。此后，该款项在2018年前后一直购买“恒昌利通”理财产品，全部收益均转入被上诉人妻子郭淑丽账户。2.宋培峰遗书记载：“在2018年前后，把玉虎那100万元给投进股票市场”，这说明宋培峰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将被上诉人的这100万元和自己的钱以及在浦发银行的贷款是分开的。即便是需要按月偿还浦发银行的贷款，宋培峰也没有动用被上诉人100万元的理财产品。3.从常理来讲，如果是借款，应当出具借条或者欠条，而不是收到条。被上诉人和其妻子作为正常的理性的人，经商多年，不会不知晓两者的区别。其次，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仅以涉案款项汇入上诉人名下便推断上诉人应当知情，违反了基本的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明显超过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债务，即便另一方知情，如果不予追认亦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再次，一审认定涉案借款为家庭共同经营使用，是对共同经营的片面理解。所谓夫妻共同经营，主要是指有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是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生产经营在通常意义上理解一般表现为投资从事工商业的生产或者经营，比如办工厂、开公司，但以家庭为单位，夫妻联合高息借款买卖股票、期货作为家庭收入的来源则闻所未闻。二、一审判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立法宗旨和原意。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超出夫妻日常生活所需的以夫妻个人名义所负的大额借贷，原则上不认定为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即使宋培峰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 被上诉人黄玉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双方当事人系借贷关系并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提供了宋培峰为其出具的收据，载明“年息9.8%，到期本息109.8万元。”且在2015年至2017年经上诉人和宋培峰账户每年均支付给被上诉人利息8万元，可以证明上诉人夫妇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既没有书面合同，又没有其他任何关联证据证明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涉案借款是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借款发生于上诉人与宋培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借款汇入了上诉人账户。2014年11月7日，被上诉人将100万元借款汇入上诉人账户，11月10日该笔款项转入上诉人的另一账户。以上收付和存取行为即使没有上诉人参与操作，也应为上诉人授权，从而证明上诉人参与了借款和理财。2.从借款过程来看，涉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且经银行转账汇至上诉人账户，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宋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开庭时，上诉人承认与其丈夫“好几年前去过（黄玉虎家中）”“因为原告（黄玉虎）给顶任务去感谢他”，从而证明上诉人口中的“顶任务”并非普通存款，而是本案借款。因为按常理“顶任务”存入被上诉人在宋培峰工作的银行开立的账户即可，无需直接存入上诉人账户。3.从借款用途看，涉案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理财产品，用于创造和形成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宋培峰遗书，2018年前后，宋培峰将案涉100万元投入股票市场，为此找了多个推荐师，自己交了7.8万元咨询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时对该司法解释第三条中的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理解为：“不再局限于以前传统的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开支，还包括大量超出家庭日常范围支出，这些支出系夫妻双方共同消费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性质上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本案借款汇至上诉人账户后，先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后用于投资股票，收益自然也属于夫妻双方，符合家庭共同经营形式，其性质上也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 黄玉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息109.8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7日宋培峰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利息年8%，原告用其妻子郭淑丽账户汇入宋培峰妻子谭瑞英东阿农行62×××14账户，2014年11月10日宋培峰将该款转入谭瑞英另一个农行账户（62×××16）购买了恒昌利通投资理财产品。2015、2016年、2017年宋培峰每年向原告付利息8万元，其中2015年、2016年用谭瑞英东阿农行账户付息，2017年用宋培峰农行账户付息。2017年11月11日宋培峰给原告出具了收据为：“收据，实收现金壹佰万元整，年息9.8%，到期本息109.8万元，大写壹佰零玖万捌仟元整，经办：宋培峰，2017年11.11”。2019年4月22日宋培峰意外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1月7日原告妻子转到谭瑞英账户的100万元，明确约定了利息年8%，而且2015、2016、2017也连续三年按约定利率支付了利息；2017年11月11日因一直未归还该款，宋培峰给原告出具了收据，并重新约定“年息9.8%，到期本息109.8万元”这符合借款的通常形式。被告辩称是原告委托宋培峰理财，但从原被告举证的证据可以证实该100万在3天后购买了恒昌利通理财产品、后又购买了股票，这样的理财产品如宋培峰代理，推荐给原告自己购买即可，无需将资金转到谭瑞英账户。故被告主张原告与宋培峰为委托理财关系，应当举证证明，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该10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 关于该借款是否用于家庭经营，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家庭共同生产经营的方式有投资办企业、参股企业、投资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等各种形式。根据原被告的证据，该100万元前期是购买了恒昌利通理财产品；据宋培峰遗书记载，后期为了弥补投资亏损在2018年前后将这100万元投入了股票市场。并且宋培峰遗书陈述：找了多个荐股师，交了7.8万的咨询费。但宋培峰最终未能挽回损失。这符合家庭共同经营的通常形式。宋培峰在借款过程是使用的被告账户，被告不一定知道每笔交易的具体情况，但开办账户需要本人持证件办理，交由宋培峰使用应当是被告授权行为。因本案争议的100万元，黄玉虎曾于2019年4月26日对谭瑞英、宋蕊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鲁1524民初1424号民间借贷纠纷，在该案2019年5月24日开庭笔录中黄玉虎陈述“2015年、2016年左右宋培峰和谭瑞英去我家，给他俩提过借100万元的事，我给他要钱了，谭瑞英应该是知情的”；谭瑞英答“这事我不清楚，好几年前去过，我好几年没去了”。2019年6月6日复庭笔录中审判人员问谭瑞英“你去过原告家里吗”，谭瑞英答“去过，因为原告给顶任务去感谢他”。从谭瑞英的该两段回答中可以看出谭瑞英和宋培峰去过原告家中，并且知道原告与宋培峰有经济上的来往。虽然谭瑞英陈述为“顶任务”，但可以肯定不是普通的存款任务：因为一般的存款任务，黄玉虎存入自己的农行账户即可，没有必要存入谭瑞英的农行账户。宋培峰的遗书中仅提到与原告存在100万元的借款，没有提到其它经济往来。故综合上述情形认定该100万元借款为家庭共同经营使用，属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谭瑞英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玉虎借款本息共计1098000元。案件受理费14682元，减半收取7341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涉案款项由被上诉人妻子郭淑丽账户转入谭瑞英账户后，谭瑞英或宋培峰账户连续三年每年向郭淑丽账户转款8万元。2017年11月11日宋培峰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并约定“年息9.8%，到期本息109.8万元”，写明了本金及利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宋培峰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但是上诉人所提交的宋培峰书写的遗嘱以及涉案100万元流转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宋培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 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属于上诉人与宋培峰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判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共同投资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涉案借款由被上诉人妻子郭淑丽存入谭瑞英账户，之后又转入谭瑞英另一账户，随后用谭瑞英账户购买“恒昌利通”产品。谭瑞英账户资金交易频繁，并有其他资金用于“恒昌利通”，涉案借款应认定为用于谭瑞英与宋培峰共同投资。谭瑞英主张其账户是宋培峰私自开立并由宋培峰控制，但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涉案借款是上诉人与宋培峰夫妻共同债务，合法有据。 综上，谭瑞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82元，由上诉人谭瑞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继阳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于景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王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