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辽0204行初97号 原告车秀萍，女，1964年4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代理人温安宇，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2号。 负责人刘东立，局长。 委托代理人孟猛，男，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辛冬娜，女，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王晶，女，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代理人赵跃，辽宁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兰斯越，辽宁泰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车秀萍诉被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自然资源局”）、第三人王晶撤销房屋登记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车秀萍及其委托代理人温安宇，被告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辛冬娜，第三人王晶的委托代理人赵跃、兰斯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于2007年2月15日将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建筑面积64.7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购买存量房转移登记形式，转移登记至王晶名下，并颁发了大房权证甘私字第2007703642号房屋所有权证。 原告车秀萍诉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泽江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泽江公司”，后变更为大连盛百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百达公司”）于2003年11月13日、2004年2月25日先与我签订了《房屋买卖代理服务合同书》及《售房协议》，约定将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卖给我，我支付了购房款，但是尚未办理过户手续。2007年1月16日，盛百达公司又与第三人王晶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该房屋出售并过户给了王晶，权证号为2007703642号。现王晶与盛百达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已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9）辽02民终4815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王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基础民事事实已不存在，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要件已不完备，导致被告基于该基础事实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错误。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公告作废”的规定，应予撤销。故请求判决被告撤销给王晶颁发的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权证号为2007703642号不动产权证书，并予以公告。 以上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4211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481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的房屋登记行为已无事实基础。 被告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我局的职权依据合法。《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登记管理工作。二、我局的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申请转移登记。申请转移登记时，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三、我局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07年1月，泽江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第三人王晶申请房屋转移登记，向我局提交如下材料：（1）申请书；（2）房地产买卖契约；（3）王晶的身份证明；（4）泽江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5）《关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泽江实业总公司出售房屋的批复》；（6）职代会决议；（7）2006800175号产权证；（8）完税证。经审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我局予以受理并向王晶颁发了产权证。四、针对原告的起诉，我局认为，我局的行政行为要件齐全，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之处。现非归结于我局的民事原因，致使当事人双方的买卖合同被法院判决无效，所产生的相应责任不应由我局承担。请法庭予以综合考虑，维护我局的合法行为。 以上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二手房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书；2.《房地产买卖契约》；3.王晶的身份证复印件；4.泽江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5.《关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泽江实业总公司出售房屋的批复》、具结保证书；6.职代会决议；7.大房权证甘单字第2006800175号房屋所有权证；8.完税证；9.二手房权属转移登记申请审批书，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登记行为合法。 第三人王晶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告所购买的房屋与我不是同一房屋。根据原告与车培玉2003年11月13日委托大连香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伦公司”）作为中介代理方与泽江公司签订《房屋买卖代理服务合同书》，所购买的“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南路13小区7号2单元一层房屋”，房证号：大房证甘单字第1999560232，房屋面积不详，房号不清。该房屋与我所购买的房屋不是同一房屋。我与泽江公司2007年1月16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泽江公司将“大房权证甘单字第2006800175号，房屋坐落：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房屋，面积：64.73平，产权：集体所有房产”出售给我。根据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泽江公司所售出给原告和我的房屋的房证号不是同一，房屋号也不是同一，特别是原告所购买的房屋房号（7号2单元1层）不明确，没有具体房号，更没有房屋面积。因泽江公司在2005年12月4日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各住户在公司购买天河路宏孚小区房屋的住户，在接到该通知5日内（2005年12月5日至2005年12月9日）将购房剩余房款交付公司财务，公司负责为各户办理一切房产过户手续，如各住户不按规定时间到公司财务交所剩余的房款，公司将按房主自动放弃处理，同时收回住房，另行处理，公司不再做任何另行通知。我与泽江公司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是在紧急通知以后完成的，根据该通知，原告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剩余房款，已经对该房屋自动放弃，终止了与泽江公司的房屋买卖关系，泽江公司依据《紧急通知》有权对房屋作出处理。我完全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房款后与泽江公司向被告提交了真实、合法的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被告房产交易所经严格的审查后，并在我全额交付房屋过户税款后，给我下发了大房权证甘私字第2007703642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内容与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完全一致。我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4815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已于2019年11月25日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要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该判决，重新审理或发回重审。因本案是行政诉讼，我要求法院暂不能依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4815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认定本案的法律依据，待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再审申诉作出结论再予以采纳。故申请法院对本案中止审理。 第三人王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诉讼材料收取清单、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释明笔录、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用以证明第三人已于2019年11月25日申请对民事判决再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被告认为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与其无关。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已申请再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系生效民事判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已被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就民事判决提交再审申请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已通过再审程序推翻生效民事判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面积：64.73平方米，原系泽江公司所有，泽江公司于2009年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为盛百达公司。 2007年1月16日，泽江公司与王晶向原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的房产部门申请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给王晶，并提交如下材料：申请书；《房地产买卖契约》；王晶的身份证；泽江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关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泽江实业总公司出售房屋的批复》；职代会决议；2006800175号产权证；完税证。经审查后，房产部门予以受理，并于2007年1月25日向王晶颁发了大房权证甘私字第2007703642号房屋所有权证。 另查，因泽江公司将该房屋“一房二卖”，致使买受人车秀萍、王晶对房屋权属产生争议。2017年，车秀萍以所有权确认纠纷，将王晶、盛百达公司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车秀萍与盛百达公司就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3-2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代理合同书》、《售房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王晶与盛百达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3.作废王晶坐落于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产权证号为2007703642的《房地产权证》；4.继续履行车秀萍与盛百达公司签订的《售房协议》，协助将案涉房屋所有权变更至车秀萍名下。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7）辽0211民初4166号民事裁定，驳回车秀萍起诉。车秀萍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辽02民终2869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4166号民事裁定，指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经审理，大连市甘井子人民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03年11月13日，泽江公司与车秀萍及其父亲车培玉、香伦公司签订《房屋买卖代理服务合同书》，约定车秀萍及车培玉以12.9万元价格购买泽江公司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南路13小区7号2单元1层房屋。2004年2月25日，泽江公司出具《售房协议》一份，约定泽江公司将大连甘井子区金南路宏源小区7号楼3楼2号转让给车秀萍，并就办理房产证事宜进行了约定。2004年3月5日，香伦公司与车培玉签订《补充条款》，补充约定办证事宜。2007年1月16日，泽江公司与王晶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将座落于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楼2单元3-2号房地产出售给王晶，成交价为13万元。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辽0211民初4211号民事判决认为：“盛百达公司对案涉房屋存在“一房二卖”行为，根据盛百达公司与王晶共同出具的具结保证书，可以认定王晶在买房时对该房屋由他人居住这一事实是明知的。王晶辩称案涉房屋由盛百达公司租给职工使用，但因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居住，盛百达公司未将房屋出租而谎称以租金代替贷款，进而替王晶还贷，不符合生活常理。……王晶明知案涉房屋已由盛百达公司交付其他买受人，而仍然办理产权登记，损害前买受人的利益”，判决：一、确认车秀萍与盛百达公司签订的关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房屋的《房屋买卖代理服务合同书》及《售房协议》有效；二、确认王晶与盛百达公司签订的关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三、车秀萍向盛百达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49,000元；四、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房屋所有权归车秀萍所有。王晶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辽02民终4815号民事判决，认为“王晶与盛百达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契约的签订、房屋的交付、购房款的支付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难以认定王晶与盛百达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将房屋办理至其名下属于善意”，判决：一、维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42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42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车秀萍要求作废大房权证甘私字第2007703642号房地产权证的起诉；四、驳回车秀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查，案涉房屋协助执行登记信息有：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4166号裁定查封，查封期限为2017年6月12日至2020年6月11日。 又查，2019年1月21日，新组建的市自然资源局正式成立。根据大连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原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的国土资源房屋管理职责被划归给市自然资源局。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登记行为发生于2007年，当时适用的房屋登记管理规定为《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8月15日修正，被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废止）。《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90日内申请转移登记。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本案中的转移登记的基础事实是买卖取得房屋权属。泽江公司向被告申请房屋转移登记时提交了上述规定的形式要件材料，但其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现已被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且在民事判决中认定王晶并非善意取得，无效的协议不能引起房屋所有权的变动，故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基础已不存在，亦不存在被告为王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故被告进行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因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对于王晶提出的其对生效民事判决不服已经申请再审，并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认为，虽然王晶提交了申请再审的材料，但并未经再审审查，亦不能以此否定生效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故对王晶申请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另，案涉房屋上已经设有的查封是基于上述民事案件由车秀萍申请的查封，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于2007年2月15日为第三人王晶颁发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宏孚街7号2单元3层2号房屋的大房权证甘私字第2007703642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晓宇 人民陪审员  赵秀娟 人民陪审员  刘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