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6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宝，男，1986年9月2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云，女，1987年9月19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花（刘爱云之母），住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志恒，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法定代表人：赵玉沛，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茵，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家宝、刘爱云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7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家宝、刘爱云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花、贾志恒，被上诉人协和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家宝、刘爱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方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刘爱云有白化病儿生育史，为避免再次分娩白化病儿到协和医院做明确的诊断。协和医院在为刘爱云做完胎儿镜检查之后告知刘爱云、李家宝确定排除胎儿患有白化病的可能；协和医院从未告知刘爱云、李家宝即使胎儿镜手术中所见胎儿为棕黑色毛发，随着胎儿的成长发育也可能出现变化，需要进一步进行观察；协和医院提供的风险告知书中虽然有“由于某些原因可能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的结果”，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哪些原因有可能会影响检查结果。协和医院造成了刘爱云、李家宝错失了对胎儿进一步检查诊断的时机，存在过错。2.一审法院仅仅依靠鉴定结论作出判决，没有尽到审理职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协和医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不同意李家宝、刘爱云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李家宝、刘爱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协和医院赔偿李家宝、刘爱云医疗费13130元、误工费813元、护理费423元、交通费10000元、住宿伙食补助费200元、营养费200元、特殊抚养费806920元，以上全部费用按照10%的责任比例向协和医院主张，共计83168.6元；2.判令协和医院赔偿李家宝、刘爱云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本案鉴定费由协和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家宝、刘爱云系夫妻关系。刘爱云有白化病儿生育史，为避免再次分娩白化病儿，其2016年再次怀孕后至协和医院处检查。2016年9月7日，刘爱云入住协和医院产科，医院诊断为：宫内孕27周，2/1；白化病儿生育史。同日，刘爱云、李家宝签订了手术知情同意书，要求进行胎儿镜手术。该知情同意书写明了患者基本信息、手术名称及并发症等，在该同意书的第8条明确释明了“可能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的结果”。9月8日，协和医院为刘爱云行胎儿镜检查术，病历记录“见胎儿毛发肉眼观呈棕黑色，并经孕妇本人确认”。次日，刘爱云出院。2017年1月2日，刘爱云在延边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子。该子于2017年8月9日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诊断为白化病儿。案件审理中，李家宝、刘爱云申请对协和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过错与李家宝、刘爱云的优生优育权及选择权受损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法院准许了李家宝、刘爱云的鉴定申请，后依法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下称中衡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7月25日，中衡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协和医院在对刘爱云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对白化病儿的出生不承担责任。对于协和医院检查结果与胎儿出生后诊断不符这一事实，中衡鉴定所认为，胎儿镜是本案检查胎儿是否为白化病儿唯一的诊疗方法，但通过胎儿镜诊断存在局限性，有15%的假阳性或假阴性概率。本案胎儿镜检查显示胎儿毛发呈棕黑色可能与光线反射、胎儿镜入路出血有关。另查，本案所涉白化病是一种基因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涉及的基因复杂。胎儿产前基因诊断的前提是建立在对先证者基因进行遗传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条件较为苛刻，此项检查在我国仍处于科研阶段，临床应用尚未开展。本案中的李家宝、刘爱云方未留有先证胎儿的基因样本，无法实施遗传基因诊断，故胎儿镜手术是其唯一产前确定胎儿病状与否的医学方法。胎儿镜手术系侵入性检查，即通过在孕妇腹部皮肤切口，使用带有光源的内窥镜进入羊膜腔，在B超引导下直接观察胎儿头发进行诊断。宫内环境黑暗且相对封闭，因孕妇的个体差异而复杂多样，同时胎儿亦存在个体差异，如其大小、状态、胎盘位置等，众多因素均会影响手术结果，手术难度较大且存在一定的诊断失败率。诊断失败的原因主要有：胎儿毛发不是纯黑色或纯白色、胎脂或出血等导致毛发染色、胎儿镜光源导致色觉误差、镜头受出血影响、镜头状况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协和医院是否应该承担胎儿镜检查结果与胎儿出生后诊断不一致，造成缺陷婴儿出生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义务……”。关于本案诉争诊疗行为的实施，协和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在为刘爱云行胎儿镜手术之前，向其本人及作为家属的李家宝告知了手术名称、手术风险（《风险告知书》第八条）及并发症等。刘爱云、李家宝签字认可其了解病情、知晓过程，并要求行该手术。故在知情同意方面，协和医院即已尽到了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及医疗风险的义务。关于本案协和医院的具体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中衡鉴定所在鉴定意见书中对协和医院的诊断、手术实施的过程等诊疗行为进行了全程评价，认定其行为无过错。该分析系临床专家与法医共同作出的专业性认定，且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法院对该鉴定分析予以采信。关于检查结果与出生婴儿的实际情况不一致，中衡鉴定所组织专家对胎儿镜检查的录像进行了复审，该录像显示未见白化病体征，可见到棕黑色毛发。排除了协和医院对录像进行了错误判断的可能性，证实录像本身即体现出这一结果，其诊断结果的误差应系胎儿镜手术本身的技术局限性所致。上述鉴定分析符合客观事实及科学规律，法院亦予认可。准确地诊断、治愈疾病是医患双方共同的愿望。但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实践性科学，其进步、发展、突破均存在着渐进性及客观局限性。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尽到的义务应是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及在专业内较高的注意义务。就诊疗行为本身而言，医疗机构对于患者的义务是法定的、有限的，不能突破客观现实和科技水平而依治愈疾病的主观愿望而无限扩大。本案所涉胎儿镜手术即是带有技术客观局限性的一种诊疗行为，本案协和医院未能通过胎儿镜手术对胎儿作出正确诊断，并非存在法定意义上的诊疗过错，而是医学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对于该类客观局限性导致的结果，不应归责于医疗机构。综上所述，李家宝、刘爱云要求协和医院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12判决：驳回李家宝、刘爱云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家宝、刘爱云提交两篇论文，其一是龙燕、刘俊涛撰写的《白化病产前诊断的研究进展》，证明协和医院未将胎儿镜检查的准确率以及其他替代检查方案告知患方；其二是刘俊涛作为副导师、龙燕撰写的《非综合征白化病家系基因分析及产前基因诊断的研究》，证明可通过基因检查确定是否为白化病患儿。协和医院认为胎儿镜检查的准确率并非书面告知内容，第二篇论文主要研究家系白化病，本案患儿无法进行基因检测，胎儿镜是本案患儿唯一的检查方式，对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本案一审中，根据李家宝、刘爱云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对协和医院对刘爱云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李家宝、刘爱云的优生优育权及选择权受损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受理委托后，依法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协和医院在对刘爱云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对白化病儿的出生不承担责任。李家宝、刘爱云虽然对鉴定意见不认可，但其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鉴定意见，本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鉴定意见，胎儿镜是本案检查胎儿是否为白化病儿唯一的诊疗方法，但是通过胎儿镜诊断存在局限性，除了有15%假阳性或假阴性概率外，还有可能因为光线反射、胎儿镜入路出血等因素出现误差。本案中，协和医院对刘爱云进行胎儿镜检查的录像显示胎儿未见白化病体征，但刘爱云实际却生育白化病儿，出现这样的结果并非协和医院应当检查出而未检查出所致，而是因为该项技术的固有局限性所致，一审法院据此认为本案损害后果的产生不应归责于医疗机构，进而驳回李家宝、刘爱云的诉讼请求，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家宝、刘爱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3元，由李家宝、刘爱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磊审 判 员  白 松审 判 员  赵胤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梁 辰书 记 员  刘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