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6民终17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小泉，男，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刚、明睿，陕西格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向于，男，198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治地，男，1986年6月4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吉祥，女，1996年8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男，1987年7月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雁塔区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桂欣，男，195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钰峰，男，197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未央区人，现住延安市宝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钰，女，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杜小泉、周某某因与被上诉人王吉祥、张桂欣、段钰峰、段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小泉、周某某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未隐瞒注册资本缴纳情况”，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基于对出让方的信任，受让方付款在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后。股权转让协议是出让方提供的制式文本，在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时签订，受让方未核对条款内容。出让方也没有向周向于、杜小泉披露公司注册资本没有缴纳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仅以股权协议载明“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就认定出让方没有隐瞒注册资本缴纳情况，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股权协议是由出让方提供的制式文本，没有明确约定注册资本是否缴纳。在协议签订之前，受让方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而付款时并不知悉出让方未缴纳分文出资的事实，不能据此认定出让方披露了注册资本情况，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周向于、杜小泉向法庭提交的告知书、裁决书、判决书等证据显示：所有债务发生在签订协议之前，但是签订协议以后才通过法院、仲裁委知悉上述债务，由此可见签订协议时出让方并未告知公司债务情况。庭审中，出让方段钰峰、段钰自认公司公章、财务账目等均由其掌握，由其打理公司事务，受让方杜小泉、周向于至今未介入公司项目管理；出让方至今未移交公司资产和财务账目，更没有就公司债权债务情况制作清单。一审法院认为周向于、杜小泉对“云某某”项目有所了解从而认定“四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认定事实错误。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后，受让方周向于、杜小泉尚不掌握公司财务账目，在受让股权以前即使杜小泉、周向于对“云某某”项目情况有所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更不可能达到法律所要求的了解公司债权债务的情况。出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明知公司存在巨额债务却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受让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已经构成欺诈。三、一审法院遗漏“出让方未披露云某某项目报建手续的事实”。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开发云某某项目，但出让方却刻意隐瞒了云某某项目系新型居家养老项目、而非可出售的商品房项目，以及没有合法项目手续的事实。受让方杜小泉、周向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后不久，云某某项目便因为手续不全停工至今。出让方至今也未向受让方出示云某某项目的土使用权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也未将在建工程现场移交给受让方，构成欺诈。四、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显示公平不能成立”，属认定事实错误。签订协议至今，出让方未履行任何交接义务，也未移交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开发资质文件、公司财务账目、公司现实资产，办公场所等，出让方仍然实际控制公司，而受让方己经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若股权转让协议无法撤销，受让方还需补缴800万注册资本，以及偿还己知的1000多万元债务，而且未显现的债务数额尚不能确定。在出让方支付巨额对价的情况下，至今未掌控公司的公章、财务账目，公司背负巨额债务；仅有的云某某项目手续不全已经停工，是否能够办理合规手续至今没有定论，且云某某项目欠付巨额工程价款未予支付。杜小泉、周向于支付1000万元购买了公司80％股权，但该股权没有任何对应出资作为交易标的，相当于用1000万元买了－个公司的壳。出让方支付巨额对价却不能获得任何利益，明显违背等价有偿原则，显失公平。五、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对价条款的约定，一审庭审中，本案的被告均提出交易对价是1500万，而原告始终认为是1000万，因此，隐身原告认为作为合同最关键内容的价格问题，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应当予以查实，但是一审对此事实没有进行查明。六、释明权问题。基于一审出现的双方就对价表述不一致问题，可能产生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所以原告请求法庭释明，对合同是否成立进行释明，以便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法官没有行使释明权，程序违法。王吉祥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未隐瞒注册资本缴纳情况”认定事实并无错误。首先，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出资缴纳情况都属于公示信息，工商登记资料都有明确注明。其次，所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也并非是出让方提供的制式版本，是按照工商变更登记要求，多方在工商局现场签订办理的，整个过程无人欺诈胁迫原告。二、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认定事实并无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已对两原告所述所谓“隐瞒的债务”性质及公司运营项目进行了了解调查，公司在建项目总投资上亿元，两原告可以将所谓“债务”严格限定在股权转让当天之前，仅是为达到其诉讼目的混淆概念，两原告怎可能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尽在工商变更当天直接办手续，之后才开始了解股权转让内容？原告杜小泉、周某某作为多家房地产开发工商及相关公司的大股东甚至法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完全有悖常理，且在两原告介入前公司早已开发的云某某项目场地及基建设施都以施工完毕，部分样板间都已在施工，已涉及上千万的资金投入，但两原告对此只字不提；其次，就一审了解查明，两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后，公司其他股东并未限制两原告的任何权利。三、一审法院遗漏“出让方未披露云某某项目报建手续的事实”，首先一审法院已做过调查，且杜小泉本人就该项目也参加了在延安市宝塔区XX园区管委会与相关政府领导的会谈。其次，公司的股东转让行为与原告所上诉的理由并非同一关系，其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四、对于“显示公平”一审法院经过全面了解已有结论。在此，对于股权转让价款，原、被告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实际数额为1500万元，两原告非但没有完全支付反而声称自己所受不公，且结合公司已开发项目的情况，一旦两原告出资到位，项目顺利完工后获益岂止千万，但两原告为逃避因自身资金问题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将本属于自身的义务想再转嫁给他人，且其上诉理由无任何证据及法律支持，肯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两原告诉求。五、上诉人转让股权价款时，是个人主观自愿行为，无任何人欺诈胁迫，现上诉人将上诉权利与义务关系倒置。现提出价款约定不明的问题，在一审中本案的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反诉要求，要求上诉人另行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该理由根本不成立。六、关于释明权问题，本就不属于本案的争议，且法律无强制性要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规定，所以也不能成立。段钰峰辩称：与王吉祥的答辩观点一致。段钰辩称：与王吉祥的答辩观点一致。关于公章使用情况。作为股东我有保管的权利，在这期间上诉人一直在使用。关于公司财务账目，是公司有个会计，叫郑红兵，是上诉人不给人家结算，不和人家联系，账目也不在我们手里。张桂欣未提出答辩意见。杜小泉、周向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周向于与被告张桂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依法撤销原告杜小泉与被告王吉祥、张桂欣、段钰峰、段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判令四被告共同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000万元，并自2018年3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4、判令四被告协助变更延安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相关工商信息；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延安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一家2016年12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该系统显示该公司营业期限自2016年12月19日，核准日期2018年3月20日，住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XX号楼XX单元XX室。2019年6月20日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股权曾发生变更，“变更前内容为，姓名段钰；出资额175；百分比17.5；姓名段钰峰；出资额175；百分比17.5；姓名张桂欣；出资额200；百分比20；姓名王治皓；出资额450；百分比45；变更后内容为，姓名段钰；出资额175；百分比17.5；姓名段钰峰；出资额175；百分比17.5；姓名张桂欣；出资额200；百分比20；姓名王吉祥；出资额450；百分比45”。2018年3月15日出让方张桂欣与受让方周向于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我公司经过股东会议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股东张桂欣将自己10%的股权100万元转让给新入股东周向于(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此协议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2018年3月15日出让方张桂欣与受让方杜小泉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我公司经过股东会议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股东张桂欣将自己10%的股权100万元转让给新入股东杜小泉（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此协议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2018年3月15日出让方王吉祥与受让方杜小泉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我公司经过股东会议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股东王吉祥将自己45%的股权450万元转让给新入股东杜小泉（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此协议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2018年3月15日出让方段钰峰与受让方杜小泉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我公司经过股东会议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股东段钰峰将自己7.5%的股权75万元转让给新入股东杜小泉（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此协议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2018年3月15日出让方段钰与受让方杜小泉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我公司经过股东会议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股东段钰将自己7.5%的股权75万元转让给新入股东杜小泉（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此协议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2019年6月20日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天润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股权再次发生变更，“变更前内容为，姓名段钰；出资额175；百分比17.5；姓名段钰峰；出资额175；百分比17.5；姓名张桂欣；出资额200；百分比20；姓名王吉祥；出资额450；百分比45；变更后内容为，姓名段钰；出资额100；百分比10；姓名段钰峰；出资额100；百分比10；姓名周向于；出资额100；百分比10；姓名杜小泉；出资额700；百分比70”。另查明，2017年1月10日，延安市宝塔区经济发展局作出延区经综[2017]2号《关于新建云某某新型居家养老项目备案的通知》，该通知中载明，“延安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你公司延天润字（2016）2号文件收悉。你公司拟实施的新建云某某新型居家养老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宝塔区XX镇XX沟。经审查，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准入政策。经研究，同意该项目备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占地面积约200亩，建筑面积19.1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老年大学、保健中心、营养食疗会馆、老年院落式公寓、洋房式公寓、园林式公寓、老年康复中心、康体休闲会所、综合服务中心、配套服务设施等。二、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概算总投资为10.55亿元。资金来源：企业自筹。系接文后，抓紧办理相关手续。附件：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撤销，是本案审理的核心。可撤销合同本身是相对有效的，也就是说，可撤销合同的内容本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如可撤销合同的内容本身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则属于无效合同，而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解决上述核心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理清如下六个争议。其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所以，股权转让协议只要具备缔约主体、标的（股权）、数量（转让的股权比例）即告成立，合同中的对价并非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也没有特别约定对价协商不一致则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了当事人姓名、转让标的和数量，则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已成立。至于本案股权转让是否有对价、对价是否已支付完毕、对价是否有明确协议、或者没有协议是否能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规定达成对价的补充协议，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二，本案瑕疵股权转让是否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可以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实际上是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瑕疵股权转让的责任承担的规定，即瑕疵股东仍然具有股东资格，但应当承担相应的瑕疵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瑕疵股权转让无效的规定，所以瑕疵股权转让协议不因股权有瑕疵而无效。其三，本案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情形。本案股权受让方和目标公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房地产项目仍属于目标公司的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目标公司的法人资格和开发资质均没有发生改变，故本案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情形。其四，关于股权交割是否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二原告诉称，“各被告与受让方杜小泉、周向于未办理任何交割手续，既没有移交天润公司的印章、执照等资质类文件，也没有移交天润公司的财务账目，更没有移交天润公司的现实资产，公司仍然由四被告控制”，股权交割是股权转让方协助股权受让方取得新股东身份的过程，但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股权交割的性质不同、概念不同，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直接触及股权交割与否，故二原告所述股权交割争议未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其五，关于四被告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公司注册资本缴纳的情况。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载明，“其中出让方未缴付的注册资本由受让方在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内缴足”，故二原告主张四被告故意隐瞒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缴纳情况，本院不予采信。其六，关于本案应由哪方当事人负撤销合同的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四被告作为股权转让方对天润公司内、外部经营情况及综合信息更为熟悉。从受让方受让股权的目的来看，对于影响目标公司利润的事项均应当属于转让过程中受让方需要获知的信息，受让方可以要求转让方提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证照等经营状况信息，如果受让方要求转让方提交，而转让方未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材料的情况下，转让方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但二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曾经要求四被告提交目标公司资产、负债、证照等经营状况信息，二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四被告告知二原告目标公司没有负债，四被告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四被告已经告知二原告目标公司有负债。法律层面而言，过度保护交易安全，过分强调交易自由，不符合我国公司法的立法精神。过多强调转让方为受让方降低商业风险容易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故应当由二原告负撤销合同的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基于上述分析，本案应当侧重于审查“一方当事人是否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是否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即二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意思表示是否自由，本案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情形。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转让股权本身也是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意思表示真实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行为人的意思表示须是自愿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强迫行为人实施或者不实施某一民事行为，其二行为人的意思表示须是真实的，即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外在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和意思表示是否自由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意思表示不自由指由于他人的不当干涉，使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民法中的意思表示不自由有欺诈、胁迫和趁人之危。欺诈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一要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二要有欺诈的故意、三要有表意人因相对人的欺诈而陷入错误、四要有对方因陷入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欺诈行为与意思表示瑕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从延安市宝塔区经济发展局作出延区经综[2017]2号《关于新建云某某新型居家养老项目备案的通知》可知，新建“云某某”项目属于在建项目，该项目概算总投资上亿元。杜小泉作为强信公司股东对房地产运营模式较为熟悉，且从天润公司与强信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作补充协议》分析，杜小泉对新建“云某某”项目有所了解，受让人杜小泉、周向于作出受让股权决定前已经作出理性判断，不存在四被告诱使二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本案中，并没有人对二原告实施欺诈行为，四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四被告没有诱使二原告作出意思表示。况且，股权转让还与目标公司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多种因素有关，二原告主张股权转让显示公平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小泉、周向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472元，原告杜小泉、周向于已预交，实际由原告杜小泉、周向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认证和二审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杜小泉分别与王吉祥、张桂欣、段钰峰、段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周向于与张桂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杜小泉、周向于主张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应当对本案存在法定撤销事由即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形举证加以证明，但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具备上述法定撤销事由，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杜小泉、周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840元，由上诉人杜小泉、周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晓 元审  判  员    贺    洁审  判  员    贾 玉 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但   勇书 记 员  南 慧 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