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031民初1723号 原告：黎秀英，女，1961年7月18日出生，壮族，居民，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飞，广西隆葆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快军，男，1960年8月8日出生，壮族，退休工人，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杰，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快学，男，1957年4月15日出生，壮族，退休干部，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原告黎秀英与被告沈快军、沈快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建修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官助理黄晓旭协助审理，书记员黄庭菲担任法庭记录。原告黎秀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凌飞，被告沈快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杰，被告沈快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黎秀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认定被告沈快军与被告沈快学转让讼争划拨土地的协议无效；2．确认原告黎秀英与被告沈快学享有讼争土地的物权；3．判令被告返还原物；4．判令被告恢复讼争土地的原状；5．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黎秀英与被告沈快学系夫妻。1985年，黎秀英、沈快学夫妇建成原隆林县新州镇民族社区民族街290号楼房。因城镇化建设该楼房被列入拆迁范围，2009年5月10日隆林县重点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与沈快学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乙方沈快学为被拆迁安置人，拆迁安置办公室补偿给乙方190678.86元，并把乙方安置到县政府统一规划的城东西管公路桥头安置点从桥头往南数的1—2号地，实际安置面积为170.77㎡，比应安置面积141.73㎡多29.04㎡，乙方沈快学应补交11616元。沈快学为此补交了11616元。2009年5月13日，拆迁安置办公室代表县政府下达了征收决定即《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该说明记载：征用沈快学户位于隆林县的私人住房一栋，应安置该户的用地面积为141.73㎡，根据该户符合分户条件的实际情况，实际安置170.77㎡，安置在隆林县城东西管公路桥头（从桥头往南数的1—2号地），请求隆林县建设局城规办给予安置落实。《房屋拆迁协议书》和征收决定即《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属于确认物权的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根据上述协议书和征收决定可以看出被拆迁楼房的所有人是沈快学、黎秀英夫妇和两个女儿沈文翠、沈文宁，获得的安置地也应属于沈快学、黎秀英夫妇及两个女儿所有。沈快学未经房地产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将安置给全家人的2号地转让给沈快军，违反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及第（四）项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转让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二）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沈快军辩称，1．沈快军取得的隆林县城东西管公路桥头第2号安置地是政府分给的，来源合法，原告无权干涉；2．本案讼争的安置地已经被两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确认为沈快军所有，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3．本案是原告黎秀英与被告沈快学恶意串通挑起的诉讼，目的是为了剥夺沈快军的合法权益，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4．本案的争议安置地人民法院已经在2011年行政诉讼中作出终审判决，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沈快学辩称，1．原民族街290号楼房是沈快学、黎秀英夫妇建造，属沈快学一家共同共有。隆林县政府征用该楼房时沈快军不是沈快学的家庭成员，不应获得第2号安置地。2．沈快学将第2号安置地转让给沈快军时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办理，侵犯了其他家庭成员黎秀英、沈文翠、沈文宁的共有物权，同时也属于擅自处分了国有财产。3．隆林县原国土资源局把征收沈快学楼房的征收决定即《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当作沈快军获得安置地的权属来源证明，导致隆林县政府错误批准沈快军获得第2号安置地，也导致该局错误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4．一、二审行政诉讼都没有审理行政许可涉及的民事争议。5．征收决定即《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是确认物权归属的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其证明力优于沈快军已获得第2号安置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复、建设用地批准书，确定物权归属时应以该征收决定为准。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黎秀英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沈快学系沈快军的胞兄，二人均系沈美邦、农植香夫妇之子。沈快学与黎秀英于1985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1987年6月6日生育长女沈文翠，1989年10月15日生育二女沈文宁，沈快学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一直在隆林县税务局至今。沈美邦系教师，1985年时已达退休年龄。1985年由沈美邦或沈快学与隆林县新州镇原头塘第二生产队社员黄仕良交涉购得一块地皮，1986年在该地皮上建造一栋楼房，门牌号为隆林县新州镇民族街194号。1986年10月30日沈美邦将户籍从隆林县者浪乡迁入民族街194号。1988年4月9日农植香、沈快军的户籍也迁入民族街194号。民族街194号楼房没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产权证。该楼房建成后一直由沈美邦、农植香及沈快军一家居住，农植香、沈美邦分别于2008年12月、2009年3月在该楼房病故。沈快军因工伤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沈快军一家一直居住在该楼房，楼房被征用拆除后仍居住在该楼房公路平面以下的地下一层（公路平面以上的楼层因政府征用已拆除）。民族街194号于2008年更改为隆林县民族社区民族路290号，沈快军一家户籍地也相应更改为民族路290号。 2009年5月10日，因城镇建设需要隆林县政府征用民族路290号楼房，沈快学作为乙方与隆林县重点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作为甲方，根据《隆林各族自治县征收城区集体所有土地和城区旧城改造安置办法（试行）》（隆政发〔2006〕27号）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乙方为被拆迁安置人；被拆迁户为民族社区290号，砖混结构住房347.67㎡，木瓦结构简易房106.67㎡；被拆迁楼房的补偿费为190678.86元；因符合分户条件，把乙方安置到县政府统一规划的城东西管公路桥头安置点第1号和第2号地，安置地面积共170.77㎡，比应安置面积141.73㎡多出29.04㎡，乙方应补交11616元。协议签订后，沈快学领取了全部补偿费190678.86元，补交了11616元，并按期拆除了民族社区290号楼房公路平面以上的楼层，公路平面以下的地下一层未拆除，沈快军一家仍居住至今。 2009年5月13日，隆林县重点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向隆林各族自治县建设局城规办出具《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说明因征用民族社区民族路290号私人楼房，根据该户符合分户条件的实际情况，将拆迁户安置在城东西管公路桥头安置点第1号和第2号地，请求给予安置落实。2009年5月，沈快学为自己和代沈快军分别填报《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申请书》及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2009年6月4日，隆林县建设局向沈快学颁发第1号安置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451031200900073号），向沈快军颁发第2号安置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451031200900074号）。2009年7月15日，隆林县政府作出《关于同意沈快学等9户居民申请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隆政函〔2009〕87号）同意以划拨方式供坐落于城东西管公路桥头第1号安置地84.23㎡给沈快学，供坐落于城东西管公路桥头第2号安置地86.54㎡给沈快军。2009年7月21日，隆林县国土资源局分别向沈快学和沈快军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2011年，沈快学提起请求撤销颁发给沈快军第2号安置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诉讼，经隆林县人民法院和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维持隆林县建设局作出的第2号安置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451031200900074号）。沈快军获得第2号安置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后在该地动工建房，因与沈快学发生争议停工至今。 《隆林各族自治县征收城区集体所有土地和城区旧城改造安置办法（试行）》第八条规定：各农户户数按户籍为标准认定为原始户，每户农户拆迁安置用地面积规划为每宗80㎡。如原宅基地主房面积不足80㎡的，通过从集体土地中调剂补足。原宅基地主房面积超过80㎡的，剩余面积按如下规定办理。1．同时符合下列两种条件的可申请再安排一宗宅基地：（1）符合分户条件，即原始户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而且至少有一个子女满18周岁的，符合分户条件的。（2）剩余面积大于或等于80㎡。2．不符合分户条件，剩余的面积只能留作今后发展用地，集中统一安排，由村民小组管理。3．符合分户条件的，但剩余面积不足80㎡的，经村民小组同意，可以从集体土地调剂补足80㎡，再安排一宗宅基地。第十一条规定：城镇居民房屋拆迁按照城镇建设规划区内农民宅基地置换办法实行等面积置换。 诉讼过程中，沈文翠和沈文宁出具书面声明放弃诉讼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沈快军获得第2号安置地是否是基于沈快学转让而取得，若是基于转让协议而取得，该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黎秀英提出确认第2号安置地的物权归黎秀英与沈快学共有、请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予以支持。三、黎秀英提起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黎秀英和被告沈快学主张是沈快学将第2号安置地转让给沈快军，并主张该转让协议无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黎秀英和沈快学就转让协议的存在负有举证责任。转让协议是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的合意，应当约定有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黎秀英和沈快学不仅提供不出书面转让协议或口头转让协议存在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转让协议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而沈快军始终主张是通过政府分户安置而获得第2号安置地，而非通过沈快学转让所得。因举证不能，黎秀英和被告沈快学应承担与已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黎秀英和被告沈快学关于是沈快学将第2号安置地转让给沈快军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黎秀英和沈快学主张民族路290号楼房系其建造，但提供不出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征用拆迁的民族路290号楼房自建成之日起一直是沈美邦、农植香和沈快军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而沈快学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一直在隆林县税务局，而非民族路290号，按照《隆林各族自治县征收城区集体所有土地和城区旧城改造安置办法（试行）》第八条规定，沈快学一家并不是民族路290号被拆迁楼房的原始户。因民族路290号楼房无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产权证，涉及到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问题，不宜由民事审判进行确权，故民族路290号楼房的物权归属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确认。但该楼房自建成之日起一直系沈美邦、农植香和沈快军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而非沈快学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却是客观事实。隆林县政府征用该楼房时，根据该楼房原系沈快学、沈快军的父母及沈快军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的实际情况，按照文件规定分户安置沈快学家庭户和沈快军家庭户，经隆林县政府批复同意以划拨方式分别供第1号安置地和第2号安置地给沈快学家庭户和沈快军家庭户，又分别经原隆林县建设局、国土资源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沈快军家庭户已取得第2号安置地的土地使用权。由此可见，沈快军家庭户取得第2号安置地的土地使用权是基于政府安置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原始取得，而非基于沈快学转让土地使用权而继受取得。黎秀英和沈快学认为《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是政府征收决定，并主张以此作为确认第2号安置地物权归属的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进而主张享有第2号安置地的土地使用权。本院认为，该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是：首先，征收决定是政府向被征收人发文，而上述说明却是拆迁安置办公室向建设局的规划办发文，显然，该说明是政府机构内部部门之间的文书来往，而非向被征收人发出的征收决定；其次，该说明的内容虽然涉及被征收拆迁的楼房，但发文的目的是请求城规办给予安置落实，目的并非是征收；再次，征收决定引起的是私有变更为国有，而不是国有变更为私有。故黎秀英和沈快学以《关于征用沈快学房屋的说明》为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提出确认第2号安置地的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房屋拆迁协议书》虽然载明乙方沈快学为被拆迁安置人，但综合分析《隆林各族自治县征收城区集体所有土地和城区旧城改造安置办法（试行）》，民族路290号楼房自建成之日起一直系沈美邦、农植香和沈快军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而非沈快学一家的户籍地和居所，以及沈快学代沈快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申请建设用地许可等全部案情，拆迁房屋的安置对象应是户籍和居所都在该楼房的原始户，隆林县政府分户安置沈快军家庭户正体现了房屋拆迁安置的宗旨和目的，让被拆迁楼房的原始户有其屋。故黎秀英和沈快学以《房屋拆迁协议书》为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提出确认第2号安置地的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该诉讼请求所衍生的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本院自然亦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诉讼时效抗辩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确认物权及依物权保护请求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等不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故被告沈快军关于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黎秀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黎秀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建修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黄晓旭 书 记 员 黄庭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