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6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义，男，1976年4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23号楼6层6020。法定代表人：黄勇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明，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可灿，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蔡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扶贫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6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不需要支付中国扶贫公司第二年、第三年固定回报100万元；判令解除我与中国扶贫公司于2014年6月4日签署的《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判令中国扶贫公司退还投资款30万元并自2014年6月17日日起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中国扶贫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中国扶贫公司无权要求蔡义支付第二年、第三年固定回报100万元。1．协议文本由中国扶贫公司总经理提供，签署时蔡义不能作任何修改；2．蔡义或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未上缴第一年度固定回报50万元是因中国扶贫公司未按约定将蔡义的30万元转账款支付到深圳分公司的账户，中国扶贫公司对此明知；3．中国扶贫公司在未收到第一年度固定回报、且经蔡义多次要求的情况下仍未按合同约定将深圳分公司注销，无权主张扩大的损失；4．中国扶贫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才主张固定回报，超过诉讼时效。二、蔡义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时才知协议内容是要求蔡义个人承担固定回报的支付，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该协议。三、蔡义依中国扶贫公司要求支付了用于深圳分公司的首期投资款30万元，深圳分公司银行账号可以正常使用后，中国扶贫公司拒绝将该30万元汇入深圳分公司账户致其无法正常经营，违反了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蔡义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中国扶贫公司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四、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蔡义请求撤销或解除协议、中国扶贫公司返还投资款3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五、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口头驳回深圳分公司参加诉讼的请求，损害了深圳分公司的合法权益。中国扶贫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蔡义的上诉意见。中国扶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蔡义给付中国扶贫公司固定回报120万元；2．诉讼费由蔡义承担。蔡义一审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2．中国扶贫公司返还蔡义投资款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17日至实际返还之日）3．诉讼费由中国扶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4日，甲方中国扶贫公司与乙方蔡义签订《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在乙方所在区域内，共同发起设立分支机构，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发展。甲乙双方约定采用分公司（子公司兼办事处）模式发起设立“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投资100万元，作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办公经费，用于分公司登记时的资金证明，并持续用于分公司未来的业务活动。甲乙双方约定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甲方所持股份为30%，乙方所持股份有70%。乙方于本协议签署10日内，将股本金90万元划至甲方指定账户，作为中国扶贫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款，用于该公司登记时的股份入资拨付证明，并持续用于该公司未来的业务活动。甲方委托乙方对该分支机构进行经营管理，任命蔡义为该分支机构负责人，并出具任命文件和授权文件，乙方在授权范围内合法经营。乙方保证分支机构在经营中获利，前三年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回报不少于50万元。其中第一个年度的固定回报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支付，以后两个年度的固定回报支付时间与协议签署日期相同。第四个年度之后的回报要求双方另行协商。2014年6月16日，蔡义向中国扶贫公司汇款30万元，摘要为：投资款。中国扶贫深圳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7日，负责人为蔡义。2018年4月9日，甲方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与乙方黔西南州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黔西南服务中心）签署《就业扶贫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协调当地基层政府向甲方推荐符合甲方用人单位用工要求且愿意到深圳就业的待业人员。甲方初期确定乙方向甲方推荐的待业人员人数为1000人，实际推荐的待业人员的岗位以及待业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双方确认的《就业人员花名册清单》为准。庭审中，双方认可固定回报款可在每年付款周期内任意时间支付。对于付款周期，中国扶贫公司认为应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此后一年时间；蔡义认为付款周期应自中国扶贫深圳公司成立之日起至此后一年时间。在2018年8月31日蔡义与中国扶贫公司总经理安宏超的微信记录中，蔡义陈述如下内容“安总，您前天才告诉我需要这两天付款，我的资金也不是在账上闲置的，五十万也不是小数目，我正在筹措资金……”“安总，我知道您也很为难，但是请考虑一下我的实际情况吧，我争取下周五下午之前付款，最晚也不超过9．15号，否则任由公司处理，我无条件服从安排，谢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中约定蔡义应保证分支机构在经营中获利，前三年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回报不少于50万元，蔡义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每年向中国扶贫公司支付固定回报。《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第一个年度的固定回报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支付，因此，第一年股东回报的支付日期为2014年6月8日之前，该笔款项的诉讼时效自2014年6月8日起算，而根据蔡义与中国扶贫总经理安宏超的微信记录可知，中国扶贫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向蔡义主张固定回报事宜，且中国扶贫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中国扶贫公司于2017年6月8日之前向蔡义主张过第一年固定回报，故中国扶贫公司主张的第一年固定回报已过诉讼时效的限制。《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以后两个年度的固定回报支付时间与协议签署日期相同，且庭审中双方认可，固定回报的付款时间可在每年付款周期内任意时间支付，因此第二年回报支付时间为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3日，最晚于2016年6月3日支付，故支付第二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为2016年6月4日；第三年回报支付时间为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6月3日，最晚于2017年6月3日支付，故支付第三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为2017年6月4日。中国扶贫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向蔡义主张固定回报事宜，故中国扶贫公司主张的第二、第三笔回报款未过诉讼时效的限制。蔡义应当给付中国扶贫公司第二、第三年度的固定收益，共计100万元。蔡义于2014年6月16日向中国扶贫公司账户汇款30万元，并备注投资款，且《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由蔡义投资100万元作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办公经费，故蔡义所汇30万元款项性质非固定回报，而是用于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经营的款项。蔡义主张解除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理由是中国扶贫公司不同意蔡义提出的增加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经营项目，但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未有关于蔡义可要求增加营业范围的约定，鉴于蔡义在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成立后开展了经营活动，故蔡义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的反诉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蔡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固定回报一百万元；二、驳回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蔡义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150元（已交纳），由蔡义负担56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蔡义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蔡义提交一份新的证据：关于解除《就业扶贫合作协议》的函，用以证明中国扶贫公司没有变更经营范围，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亦无法变更经营范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中国扶贫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中约定蔡义应保证分支机构在经营中获利，前三年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回报不少于50万元，蔡义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每年向中国扶贫公司支付固定回报。关于中国扶贫公司主张的第二笔和第三笔固定回报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首先应确定第二笔和第三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根据合同的约定，“其中第一个年度的固定回报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支付，以后两个年度的固定回报支付时间与协议签署日期相同。”双方的协议签署日期为2014年6月4日，故第二笔固定回报的支付时间应认定为合同签署后的第二个年度的6月4日，即2016年6月4日。蔡义未于该时间支付第二笔固定回报，故第二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6月4日起算。第三笔固定回报的支付时间应认定为合同签署后的第三个年度的6月4日，即2017年6月4日。蔡义未于该时间支付第三笔固定回报，故第三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6月4日起算。据在案证据显示，中国扶贫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向蔡义主张固定回报事宜，故根据诉讼时效期间的有关法律规定，中国扶贫公司主张的第二笔、第三笔固定回报均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支持。关于蔡义于2014年6月16日向中国扶贫公司汇款的30万元，蔡义上诉主张中国扶贫公司未按照约定，在收到该30万元后再行将此款转入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账户，导致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蔡义有权解除合同。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未对此进行约定，蔡义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对该项主张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蔡义主张解除合同并由中国扶贫公司返还30万元款项，该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蔡义上诉主张中国扶贫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注销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属于自行扩大损失。对此本院认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虽属于中国扶贫公司的分支机构，但蔡义作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负责人，并实际管理、控制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注销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事宜显然需要蔡义的配合。但从在案证据而言，蔡义并未在此期间向中国扶贫公司提出注销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请求，或与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协商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注销事宜。相反，2018年8月31日蔡义与中国扶贫公司的总经理安宏超的微信记录可以显示，安宏超曾表示如蔡义再无法支付固定回报款项，总公司将要收回深圳分公司，而蔡义则对此未置可否或表示再给其几天时间。综合以上实际情况，本院对蔡义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另，蔡义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合同，但其对此未能举证，本院不予采信。另，蔡义主张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应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本案诉讼，但本案处理的是中国扶贫公司依据其与蔡义签订的合同主张合同中约定的固定回报款，与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中应当追加的第三人。综上所述，蔡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蔡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路审 判 员  孙 妍审 判 员  周艳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仵 霞法官助理  刘旭萌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