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龙，男，1984年9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卿，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春梅，女，1981年6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圆，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晓龙因与被上诉人吴春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晓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驳回吴春梅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吴春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属于吴春梅、何晓龙与罗伟铿之间的转委托法律关系，且原审判决认定《委托书》无效，则涉案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由利益的取得人罗伟铿履行返还义务。吴春梅明确知悉其所委托事项实际由罗伟铿办理，《确认书》第一条证实吴春梅同意将50万元转给罗伟铿，委托其办理委托事项，构成追认；第二条证实吴春梅同意由罗伟铿向吴春梅退还21.5万元，吴春梅明知罗伟铿为实际取得利益的人；第三条证实吴春梅因明知罗伟铿是实际收款人和被委托人，因此才免除何晓龙的责任，选择向罗伟铿追究责任。无论《委托书》是否有效，吴春梅、何晓龙、罗伟铿之间显然成立转委托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吴春梅、何晓龙、罗伟铿之间的转委托关系应被认定无效，罗伟铿作为实际取得利益的人，吴春梅作为受损失的人，吴春梅依法应向罗伟铿主张返还。因此，吴春梅向何晓龙主张返还28.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依法认定《确认书》的效力及内容，判令何晓龙承担28.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确认书》第三条约定，吴春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确认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确认书》并非无效协议，吴春梅既然“确认不再追究何晓龙的任何责任”，何晓龙就本案所涉28.5万元不再负有直接清偿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无论何晓龙与吴春梅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有效，双方已通过《确认书》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双方应严格按照该《确认书》履行，否则也不利于民事纠纷的调解和解，也有违诚信公平。吴春梅本身就不是善意第三人，其基于不法目的，同意罗伟铿接受委托办事，并向罗伟铿支付费用，却仅向何晓龙主张法律责任而未向罗伟铿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造成实质的不公平。三、原审法院未依法将罗伟铿列为被告或第三人，程序违法。原审证据材料及案件事实经过，均充分证实罗伟铿是实际被委托人，涉案款项由罗伟铿收取，各方当事人均已对此确认。在委托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应由罗伟铿返还己取得的利益。罗伟铿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与吴春梅、何晓龙在诉讼标的上具备同一性，在行为上具有一致性，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即便原审法院不追加罗伟铿为共同被告，基于罗伟铿与本案判决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也应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否则不利于纠纷解决，也将增加当事人另案起诉的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吴春梅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二、本案的委托人是吴春梅，受托人则是何晓龙。从签署《委托书》之日开始到公安机关立案前，吴春梅并不知道有罗伟铿这个人的存在，更不认识他，甚至到二审庭审当天，吴春梅都从未见过罗伟铿，更未和他有任何的交集，根本不存在转委托的信任基础。吴春梅根本不认识罗伟铿，由始到终吴春梅委托的是何晓龙，50万元也是转给何晓龙，何晓龙从未告知吴春梅，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转委托给了罗伟铿。在何晓龙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也不退款的情况下，吴春梅立即报案处理，经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吴春梅才知道有罗伟铿这个人的存在，才得知何晓龙将款项转给了罗伟铿。事实上，吴春梅并不清楚何晓龙是否真的将款项全部转给了罗伟铿。罗伟铿仅仅承认其收过何晓龙转款的50万元，但是合作做生意的诚意金，并不是找关系的费用。转委托需要得到委托人的同意或者追认，但在何晓龙向吴春梅明确告知无法运作委托事项后，吴春梅立即终止了双方的委托关系，并作出报案将何晓龙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的实际行为。双方已经不存在委托关系，根本不存在转委托的基础，吴春梅由始到终均没有同意或者追认所谓的转委托。《确认书》的内容是何晓龙起草的并威胁要求吴春梅签字后才退还21.5万元，不签就不退，吴春梅无奈之下才被迫签署了《确认书》。三、即使何晓龙认为《确认书》将债务约定了由第三人罗伟铿履行，但此种约定也是无效的。四、何晓龙在《确认书》中要求不再追究其的任何责任，这种剥夺吴春梅追诉权的约定显属无效。五、吴春梅虽然被迫签署了《确认书》，但《确认书》仅仅针对的是21.5万元，吴春梅在收到款项后，对于己收的21.5万元不再追究何晓龙的任何责任，包括经济责任、刑事责任，这完全符合情理。在签署该份《确认书》后，吴春梅曾多次向检察机关申诉，要求刑事立案处理何晓龙，返还28.5万元的余款，以及提起本次的民事诉讼，均可以证实吴春梅仅仅是不再追究何晓龙21.5万元的责任，对于余款28.5万元是从未放弃的。一直都是要求何晓龙退还的。六、从事发至今已经5年多了，何晓龙为何不起诉罗伟铿返还款项?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呢?何晓龙这种懈怠追偿的态度更令人有理由相信“罗伟铿称收到何晓龙转款50万元是合作做生意的诚意金并不是本案找关系费用的”这种说法是真实的，罗伟铿完全有可能是何晓龙找出来推脱的借口，真正的找关系的50万元己被何晓龙自己占有使用了。吴春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委托书无效，何晓龙立即向吴春梅返还285000元；案件诉讼费由何晓龙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潘毅斌与吴春梅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3日，潘毅斌与何晓龙签订委托书一份，约定：潘毅斌现委托何晓龙办理黄耀全、赵士海、冯惠仪、陈志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现潘毅斌支付伍拾万元定金，直至四人安全放行出来后，最后支付尾数捌拾万元正帮助黄耀全、赵士海、冯惠仪、陈志锋以上清案底，后期货物协助提取出来。2014年5月4日，吴春梅向何晓龙的账号转账50万元。原审庭审中，何晓龙述称自己只是中间人的角色，本案真正的受委托人是罗伟铿，该50万元已转交给罗伟铿。对此，何晓龙提交了确认书及其与罗伟铿往来的短信记录予以证明。其中，2015年5月21日的确认书载明：本人吴春梅、潘毅斌、刘恒就何晓龙代罗伟铿退回21.5万元的相关事宜确认如下：一、本人确认清楚知道转给何晓龙的50万元已全额交付给罗伟铿；二、罗伟铿退回21.5万元（退至何晓龙家属伍媚媚），现代罗伟铿退回至吴春梅账户；三、本人确认不再追究何晓龙的任何责任[经济责任、刑事责任]，但何晓龙应协助向罗伟铿追讨余款。确认书分别由吴春梅、刘恒、潘毅斌签名。另吴春梅在该确认书上签名确认“以上已收到伍媚媚汇款215000元”。吴春梅认为何晓龙以“有关系”为由，欺骗其50万元。对此，吴春梅提交了穗天检刑不诉[2015]10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不起诉决定书、穗天检控申刑申复决[2017]1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予以证明。其中，申诉复查决定书复查认为部分载明：该案认定被不起诉人何晓龙构成诈骗行为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主要理由：一是根据现有证据，何晓龙收取被害人吴春梅50万元人民币款项后，通过转账将该50万元转给了罗伟铿，何晓龙在本案起到中间牵线作用，现有证据证明何晓龙从中获利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欺骗被害人款项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二是关于罗伟铿承认收过何晓龙转款的50万元的款项，但辩解是合作做生意的诚意金，并不是找关系的费用。从何晓龙与罗伟铿的微信记录中可以证实，何晓龙在得知罗伟铿未能及时办理请托事时，有向罗伟铿追讨过该50万元款项……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证实被不起诉人何晓龙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实施诈骗的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证实何晓龙与罗伟铿合谋以非法占有，骗取财物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原不起诉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何晓龙作出不起诉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吴春梅的申诉理由无新的事实和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原审庭审中，吴春梅述称涉案的委托事项是何晓龙将吴春梅的员工黄耀全、赵士海、冯惠仪、陈志锋，通过关系办理无罪释放，俗称的“捞人”，何晓龙对吴春梅的陈述予以确认，并确认委托人为吴春梅。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权益被侵害时，公民有权采取合法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若发现犯罪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报案或举报等，相关单位应依法处理。当公民自我维权能力不足时，可向相关单位或个人寻求合法帮助；公民合法维权的权利应予保护。吴春梅以潘毅斌的名义与何晓龙签订的《委托书》涉及“通过关系为黄耀全、赵士海、冯惠仪、陈志锋办理无罪释放”一事，虽然双方对于履约方式、受委托人、合同目的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双方实际旨在利用何晓龙或相关人员的“关系”“非正规手段”使人无罪释放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吴春梅认为相关人员无罪应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请求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权力依法处理，吴春梅亦可依法寻求合法帮助。但吴春梅为寻求帮助与何晓龙签订《委托书》，旨在通过“关系”“非正规手段”使人无罪释放，而何晓龙意图据此获得巨额费用或回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委托书》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何晓龙辩称受委托人为罗伟铿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委托书》项下已付款项为50万元，何晓龙已实际退回吴春梅215000元，现吴春梅诉请何晓龙返还285000元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当事人相对性原则，对吴春梅申请追加罗伟铿作为本案被告的申请，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5月24日判决：一、确认潘毅斌与何晓龙于2014年5月3日签订的《委托书》无效；二、何晓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春梅返还人民币285000元。案件受理费5580元，由何晓龙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何晓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收条》；2.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两张，证据1-2拟证明涉案50万元款项系何晓龙代吴春梅转给罗伟铿，指定收款账户为庞虎根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罗伟铿是实际收取吴春梅款项的人和受委托人。3.《账户明细》，拟证明已退还的21.5万元款项系从罗伟铿指定的庞虎根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还，罗伟铿是实际收取吴春梅款项的人和受委托人。4.《消息记录清单》，拟证明罗伟铿是实际收取吴春梅款项的人和受委托人，因罗伟铿不能完成吴春梅的委托事项，何晓龙一直通过微信帮助吴春梅催罗伟铿向吴春梅退款。5.《关于何晓龙家属代罗伟铿向事主吴春梅退回21.5万元款项的说明》，何晓龙被吴春梅报案涉嫌诈骗其50万元期间，吴春梅出具说明，明确罗伟铿才是实际受托办事和收取50万元的人，罗伟铿已退还21.5万元，仍由其应继续退还剩余款项。吴春梅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述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的50万是何晓龙代吴春梅转给罗伟铿。吴春梅并不认识罗伟铿，并没有授权何晓龙转款给罗伟铿，也不清楚该人及转款事情。罗伟铿也仅仅承认收到何晓龙的转款50万元是合作关系的诚意金，并不是走关系的费用；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吴春梅并未委托罗伟铿，而且该21.5万元的款项是从何晓龙的家属伍媚媚转至吴春梅的账户；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原件核对，也不符合证据提交的规则，该记录的清单显示双方有洽谈生意合作的事宜，所以并不能证明何晓龙是将款项转给了罗伟铿。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说明是由何晓龙的家属单方制作，其内容吴春梅也仅是从公安机关处得知，但对于内容的真实性吴春梅是不清楚的。事发后，吴春梅仅仅是想尽快拿回涉案的款项，而何晓龙的家属拿着该份说明跟吴春梅说只要在该份说明上签名就能拿回21.5万元，吴春梅是迫于无奈才在该份说明上签字。该份说明也明确了吴春梅是单方委托了何晓龙，并未委托罗伟铿，至于何晓龙找什么人处理此事，这与吴春梅是没有任何关系，何晓龙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前也从未向吴春梅提及过罗伟铿这个人以及转账的事情。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吴春梅与何晓龙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原审法院已作论述，双方对此也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何晓龙主张其有将涉案事项转委托罗伟铿，但何晓龙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该转委托有征得吴春梅的同意，何晓龙应当对其转委托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根据2015年5月21日的确认书，吴春梅已明确表示不再追究何晓龙的任何经济责任（除何晓龙负有协助吴春梅向罗伟铿追讨余款的义务外），该表示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吴春梅具有约束力。吴春梅主张上述确认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现吴春梅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有要求何晓龙提供协助而何晓龙未予协助的情形存在，其直接要求何晓龙返还剩余的28.5万元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何晓龙负有的协助义务应当包括吴春梅本人无法行使而何晓龙具备协助能力的追讨余款所充分必要的一切事项。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晓龙上诉主张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3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3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吴春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580元，均由吴春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本件记员胡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