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9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丽，女，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春，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培宇，男，198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成，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炜城，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媛媛，女，198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成，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炜城，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宝丽因与被上诉人许培宇、黄媛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3民初6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撤销合同，且许培宇、黄媛媛向刘宝丽返还转让费、刘宝丽已付员工工资及房租费等，合计1718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许培宇、黄媛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看护点（B类）。2010年我国国务院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第五条规定，“未取得办园许可证和未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园”。2014年安徽省人大施行的《安徽省学前教育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幼儿园实行法人登记制度。民办幼儿园在申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后，依法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取得法人资格”。2014年安徽省教育厅施行的《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皖教基〔2014〕13号）第十五条规定，“幼儿园须取得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合格证明，重点部位安装视频监控和报警设备。新设立幼儿园在招生前须取得卫生部门出具的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的卫生评价报告，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做好保健、卫生防疫、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幼儿园厨房应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2012年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卫生厅、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施行的关于试行《幼儿看护点分类管理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分类方法和认定程序。…（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后，组织专家对照《安徽省幼儿看护点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对其中达到A类、B类看护点条件的，按类颁发看护点许可证，对凡达不到A类、B类的C类看护点坚决予以取缔。（四）对于经许可的A类、B类看护点，下达书面限期整改批复。整改期限A类为2至3年、B类为1至2年。整改期间，须确保幼儿安全和正常的保育教育活动，整改期满后，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重新履行准入程序或类别认定；对规定时间期满未达到整改目标的则依次降类处理。（五）未经申报审批，一律不准举办无证托幼机构”。《幼儿看护点分类管理的意见》附件“安徽省幼儿看护点基本条件”第二条规定，“看护点（B类）基本条件。1、坚持正确的办园方向。2、坚持安全第一。3、有满足需要的房舍和保教设备。4、实施科学保教。5、有满足需要的保教人员。6、有各项卫生保健制度、安全制度，责任到人。经过3至5年整改，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取得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7、符合以上基本条件的，经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合格，可发给《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获得看护点（B类）证书的应努力改善办园条件，提高保教质量，换领《安徽省幼儿看护点（A类）许可证》,1至2年内达不到看护点（A类）标准的，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收回《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降至C类”。因此，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看护点（B类）。二、《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庐阳区教育局整改指令书》、《合肥市庐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合肥市庐阳区学前教育机构整改通知书》以及一审中许培宇、黄媛媛未能提供消防、卫生、餐饮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等证照等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签订《看护点变更协议》时，许培宇、黄媛媛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的“四无行为”是事实。一审法院判决违背了该事实。（一）《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无法证明刘宝丽与许培宇、黄媛媛签订《看护点变更协议》时，许培宇、黄媛媛取得消防、卫生、餐饮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1、《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是在一审期间（2019年8月20日）获得的证据，而《看护点变更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9月17日。2、《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仅仅显示贝慧幼儿园被认定为B类幼儿看护点，未显示该看护点的举办人（刘欢）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或《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3、《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更未显示许培宇、黄媛媛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或《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二）《庐阳区教育局整改指令书》、《合肥市庐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及《合肥市庐阳区学前教育机构整改通知书》证明，许培宇、黄媛媛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三）一审中许培宇、黄媛媛未能提供消防、卫生、餐饮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等证照的事实证明，许培宇、黄媛媛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四）《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庐阳区教育局整改指令书》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签订《看护点变更协议》时许培宇、黄媛媛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的“四无行为”是事实。三、《看护点变更协议》明确规定许培宇、黄媛媛须有看护点证件，刘宝丽也正相信对方有看护点证件才签订了该协议。《看护点变更协议》第四条规定，“许培宇、黄媛媛应在收到首批转让金后将幼儿园所有相关资料移交给刘宝丽，…，许培宇、黄媛媛负有义务配合刘宝丽过有关看护点证件的协调工作”。依文义解法，显然第四条明确规定许培宇、黄媛媛有且必须有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证件，且签订协议后许培宇、黄媛媛有义务配合刘宝丽办理有关看护点的证件。这是第四条字面上的应有之义，否则，就违反了合同最基本的文义解释。因为，如果许培宇、黄媛媛没有“幼儿看护点证件”，则第四条不会产生“…过…看护点证件”这一约定，“过”即“转移”的意思，故第四条明确规定许培宇、黄媛媛必须有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证件。依反对解释法，如果该第四条没有包含“许培宇、黄媛媛必须有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证件”的规定，则第四条不会产生“配合刘宝丽过有关看护点证件的工作”这一约定，“过有关看护点证件”是以“有幼儿看护点证件”为前提的。依目的解释法及生活常理，刘宝丽受让看护点的目的是正常经营，获得一定的收益，如果许培宇、黄媛媛事先告知刘宝丽其没有幼儿看护点证件，刘宝丽是不会受让该幼儿看护点的。因为如果没有幼儿看护点证件，则无法正常经营，这是基本的生活常理。四、许培宇、黄媛媛以欺诈手段使刘宝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看护点变更协议》，刘宝丽一审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应得到支持。（一）许培宇、黄媛媛以欺诈手段使刘宝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看护点变更协议》。1、刘宝丽不知道许培宇、黄媛媛没有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没有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不知道许培宇、黄媛媛存在“四无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宝丽签订协议时知道许培宇、黄媛媛存在“四无行为”。2、许培宇、黄媛媛具有欺诈的故意，明知其存在“四无行为”，却在《看护点变更协议》中虚假告知刘宝丽，其有幼儿看护点相关证件，也明知其告知刘宝丽的情况是虚假的，会使刘宝丽陷入错误认识，但心理上却存在使刘宝丽陷于错误认识的故意和使刘宝丽基于错误认识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故许培宇、黄媛媛具有欺诈的故意。3、许培宇、黄媛媛具有欺诈行为。欺诈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许培宇、黄媛媛通过与刘宝丽签订《看护点变更协议》的行为，有意隐瞒其存在“四无行为”事实且告知虚假情况，故许培宇、黄媛媛具有欺诈行为。4、刘宝丽陷于错误是基于许培宇、黄媛媛的欺诈，错误地认为许培宇、黄媛媛有消防、卫生、餐饮、看护点（B类）许可证等看护点证件，才与对方签订了《看护点变更协议》，故许培宇、黄媛媛的欺诈与刘宝丽陷于错误之间具有因果关系。5、刘宝丽因受欺诈而产生错误认识，并表达了同意受让看护点的意思表示，故刘宝丽的意思表示与受欺诈陷于错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许培宇、黄媛媛以欺诈手段使刘宝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看护点变更协议》。（二）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正因存在许培宇、黄媛媛以欺诈手段使刘宝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看护点变更协议》的事实，故依《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该协议依法应予以撤销，即刘宝丽一审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应得到支持。五、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此案违背事实及法律，判决错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裁判。许培宇、黄媛媛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刘宝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合同；2.许培宇、黄媛媛返还刘宝丽转让费169330元；3.许培宇、黄媛媛返还刘宝丽支付人员工资3745元；4.许培宇、黄媛媛返还刘宝丽损失费3万元、违约金1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许培宇、黄媛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培宇、黄媛媛系合伙关系，二人共同经营“贝慧幼儿看护点”。2018年9月17日，甲方许培宇、黄媛媛和乙方刘宝丽签订《贝慧Ｂ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合肥市商的贝慧幼儿看护点转让给刘宝丽经营，本看护点为Ｂ类。转让价格为61000元，其中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当场向甲方支付56000元，余款在5个工作日内交接完毕支付5000元。看护点按现有装修、装饰、设备交付乙方，在甲方收到乙方转让金后全部无偿归乙方所用。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过有关看护点证件的协调工作。2018年9月11日，刘宝丽向许培宇转账支付定金1万元，许培宇出具了收据。2018年9月17日，案外人吴俊杰向许培宇转账46000元，许培宇认可该款系刘宝丽支付的转让费，刘宝丽合计支付转让费56000元，剩余5000元未支付。刘宝丽受让案涉看护点后一直正常经营，其陈述2019年春季学期共有40余名幼儿在读。一审另查明：黄媛媛和刘欢曾于2017年签订《转让合同》，刘欢将案涉幼儿看护点转让给黄媛媛，双方交接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一审期间，经许培宇、黄媛媛申请，一审法院至合肥市庐阳区，调查“贝慧幼儿看护点”的经营状况。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于2019年8月20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杏林街道望城贝慧（Ｂ类）幼儿看护点是经区教体局、公安局、卫计局、工商局及杏林街道，根据省教育厅、公安厅、卫生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实行幼儿看护点分类管理的意见》（皖教基［2012］26号）文件精神联合认定的Ｂ类幼儿看护点，地址在望城花园内（北二环丰大苑），举办者为：刘欢。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食品药品安全办公室提供《庐阳区食品安全日常巡查记录表》一份，该表记录“贝慧幼儿Ｂ类看护点”的负责人为黄媛媛。一审认为：刘宝丽和许培宇、黄媛媛签订的《贝慧Ｂ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宝丽主张许培宇、黄媛媛隐瞒事实、欺诈，案涉幼儿看护点未取得幼儿看护点许可证，故要求撤销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根据查明的情况，案涉幼儿看护点是经相关部门认定的Ｂ类幼儿看护点，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至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调查时，亦未获悉案涉幼儿看护点无证经营的情况。虽然案涉幼儿看护点被认定为Ｂ类时登记的举办者为刘欢，但是在黄媛媛受让看护点后，其已经成为实际经营者，在接受合肥市庐阳区相关部门检查时，黄媛媛亦被作为负责人记录在案，且作为经营者签名。刘宝丽受让案涉看护点后也一直正常经营，且仍有几十名幼儿在读，双方签订的《贝慧Ｂ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关于协议中约定的“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过有关看护点证件的协调工作”，可由双方至相关主管部门处理。综上，刘宝丽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刘宝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288元，由刘宝丽负担。二审期间，刘宝丽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整改指令书》、《合肥市庐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合肥市庐阳区学前教育机构整改通知书》、《庐阳区视频安全日常巡查记录表》、《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证明：1、双方签订《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之前及当时，许培宇、黄媛媛未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卫生部门出具“合格”意见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安徽省幼儿看护点（B类）许可证》；2、许培宇、黄媛媛以欺诈手段使刘宝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证据二：《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证明：1、双方签订的《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之前及当时，本案所涉幼儿看护点的经营人系刘欢，而非许培宇、黄媛媛；2、许培宇、黄媛媛无权转让他人所经营的幼儿看护点，故许培宇、黄媛媛故意隐瞒刘欢是经营人的事实真相，欺骗刘宝丽，以欺诈手段使刘宝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证据三：《租房协议书》、租金及交付记录、《工资表》、工资支付记录，证明：1、刘宝丽每月房租损失7800元，六个月合计46800元；2、刘宝丽职工工资损失69000。（除《整改指令书》出示的系复印件外，其余证据均出示了证据原件）许培宇、黄媛媛对刘宝丽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对《整改指令书》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合肥市庐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合肥市庐阳区学前教育机构整改通知书》、《庐阳区视频安全日常巡查记录表》、《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庐阳区视频安全日常巡查记录表》恰证明看护点食品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对证据二：该证据恰证明涉案的看护点属于合法、合规的看护点，刘宝丽存在概念上的误解，该证明陈述举办人是刘欢，而不是经营人系刘欢，经营人与举办人是有区别的，许培宇、黄媛媛之所以将案涉的看护点转让给刘宝丽是因为许培宇、黄媛媛的看护点是从举办人刘欢处转让所得，且从支付对价看，许培宇、黄媛媛在转让过程中是亏损的，只是为了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就将看护点交给他人承办，该证据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对证据三：三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刘宝丽作为实际经营人，会产生相关费用，与本案转让无关。许培宇、黄媛媛二审未提供新证据。对刘宝丽二审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涉及案外人，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确认。二审另查明：“贝慧看护点”的原经营人刘欢于2013年3月取得《安徽省幼儿看护点许可证》（有效期限壹年）。2017年4月18日，刘欢将“贝慧看护点”以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许培宇、黄媛媛。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案涉“贝慧（B类）看护点”的举办者刘欢于2013年3月取得了《安徽省幼儿看护点许可证》。2017年4月18日刘欢将“贝慧看护点”转让给许培宇、黄媛媛。从2019年8月20日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出具的《证明》来看，许培宇、黄媛媛实际经营“贝慧看护点”期间，仍然以刘欢为“举办者”，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且从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食品药品安全办公室出具的《庐阳区食品安全日常巡查记录表》来看，相关监管单位知道“贝慧看护点”的实际负责人为黄媛媛。2018年9月17日许培宇、黄媛媛将“贝慧看护点”转让给刘宝丽，刘宝丽自述看护点一直正常经营，2019年春季学期共有40余名幼儿在读。上述查明的事实反映，“贝慧看护点”虽一直未变更登记“举办者”，但许培宇、黄媛媛或者刘宝丽均可以实际招生、经营，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作为主管单位，并未取缔“贝慧看护点”，且在一审期间仍然出具《证明》称“贝慧幼儿看护点是经区教体局、公安局、卫计局、工商局及杏林街道，根据省教育厅、公安厅、卫生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实行幼儿看护点分类管理的意见》（皖教基[2012]26号）文件精神联合认定的B类幼儿看护点”。故许培宇、黄媛媛与刘宝丽签订的《贝慧B类幼儿看护点变更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刘宝丽亦达到了受让该看护点并开展经营活动的合同目的。至于双方约定的许培宇、黄媛媛配合刘宝丽“过有关看护点证件的协调工作”，双方可至相关主管部门处理。因此，刘宝丽主张许培宇、黄媛媛存在欺诈及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一审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刘宝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36元，由上诉人刘宝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镜审判员 栾 蕾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雨萌书记员崔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