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晖，男，196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执行会长，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明，贵州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凯里市宁波路纵横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铧，男，1988年5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公司员工，住凯里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才，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承仁，男，1953年7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胜秀，女，196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静，女，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施秉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燕林，男，1969年4月20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成，男，195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榕江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业庄，男，1967年3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友萍，男，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毓理，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岳池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审第三人：吴应禄，1948年10月12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原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住会秘书长，住岑巩县。原审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住所：凯里市宁波路纵横酒店**。法定代表人：魏国华，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锋，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宋海平，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秘书长、黔东南州四川商会泰昌公司清收小组组长，住凯里市卖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盛焯，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何晖、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昌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原审第三人吴应禄、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以下简称“四川商会”）、宋海平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进行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泰昌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第三人四川商会既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实际出资人，其内部决议对泰昌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四川商会自始至终都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四川商会的内部决议不能在法律上对泰昌公司产生约束力。2.四川商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从其业务范围看，商会没有权利直接管理泰昌公司，没有资格行使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公司法及泰昌公司章程对于股东会的召开有着明确的规定和程序要求，四川商会未经法定程序，既没有通知全部股东，也未召开董事会，更没有制作股东会决议送达全部股东。即使商会研究公司有关事项，也要公司召开股东会确认。3.一审认定四川商会的决议已经全体泰昌公司股东同意，但事实上，泰昌公司有十名股东，而决议上签字的仅有七名股东，故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二、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达成的《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并且已超过除斥期，依法不可撤销。一审判决未对除斥期进行审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召开会议通知、股东会会议议程、微信截图、股东会决议、签到表、会议记录，股东及第三人吴应禄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充分证明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泰昌公司股东会完全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均合法。通过决议后，全体公司股东均收到决议副本，依据《公司法》二十二条的规定，截至起诉日已过股东异议除斥期。2.一审判决认定5月18日的股东会上诉人没有提出解除委托宋海平的议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原告的起诉状上写明的事实来看，“何晖刚一提出公司对宋海平的委托问题，便遭到原告的强烈谴责。会议在争吵中不欢而散”。这说明开会时已提出了该议题，小股东退场表明他们放弃讨论和表决，但不影响占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开会并形成决议的效力。三、泰昌公司对第三人宋海平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未经股东会决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与效力性规定相抵触，属于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无视合同法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明显失当，依法应予撤销。1.2015年12月24日，上诉人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属于公司法规定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决定予以认可才能生效。但该委托书出具时，泰昌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法定代表人越权委托行为无效，无效的授权可以随时取消委托。2.《法人授权委托书》中约定该委托在委托期限内不可撤销，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相抵触，属于无效情形。3.委托宋海平仅是委托其清收债权，没有委托其接受四川商会的领导或指挥，更没有委托其随意处分收取的钱款。其在受托期间将收到的钱款全部划给四川商会，属于超越代理权、滥用代理权。上诉人为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提议解除委托，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同意，作出解除委托的决定，合法有效。四、第三人宋海平滥用委托关系，与第三人四川商会恶意串通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撤销委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泰昌公司与第三人宋海平之间的委托关系自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告知宋海平之日起，委托合同解除。宋海平如对撤销委托决定不服，应以个人名义起诉，而不是公司的部分股东起诉，本案的诉讼主体存在问题。六、第三人宋海平在委托关系解除以后，拒不移交公司相关账目、印章，导致泰昌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泰昌公司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制作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章刻制规定，合法有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提出了与上诉人上意思表示一致的代理意见，同时补充：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开庭过程中，被上诉人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上诉人立即向法庭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强行继续审理，违法法律规定。泰昌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同何晖上诉状事实和理由。黔东南州四川商会辩称，一、一审判决确认四川商会《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并无不当。1.泰昌公司运作资金来源于四川商会，公司股东均是商会会员，二者虽然无出资和控股的关系，但是商会会长决议的事项，泰昌公司的股东均遵照执行。2.泰昌公司成立至今8年之久仅召开过三次全体股东会议，期间均是四川商会有关泰昌公司的会议代替了泰昌公司股东会的职能。何晖在（2015）10号会议纪要作出后的一系列行为也表明了各个股东均是认可该会议纪要具有股东会效力。二、一审判决2017年5月18日的《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不能成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该次决议载明的内容，何晖及泰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议题经参加股东讨论过，与5月2日通知的议题内容不一致，同时未盖有公司公章。2.该次决议系对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的何晖利用自己控制公司的便利作出的个人决策，否定了小股东的表决权，直接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权益。三、一审判决确认何晖于2017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无效并无不当。1.2015年12月24日的委托系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形成的，代表公司的意志，未经股东会决议，不能撤销。2.何晖于2017年5月3日作出的撤销委托未经公司股东会讨论并决议，不能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何晖个人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3.何晖于2017年5月3日作出的撤销委托与其按照公司决议作出的为期五年、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内容相违背。四、一审判决确认何晖刻制公章的行为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重新刻制的公章系何晖明知泰昌公司原公章已按公司决议要求转移至清收小组的情况下，以虚假事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的，该行为系何晖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意志。2.何晖个人刻制公章行为动机不纯，企图利用刻制的公章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宋海平作出了与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一致的答辩意见，同时补充：宋海平作出泰昌公司授权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及债务的清收依法有据。1.（2015）10号《会议纪要》具有公司决议效力，泰昌公司于同年12月24日向宋海平作出法人授权委托书，有何晖签字并加盖有公司印章，该授权行为系泰昌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宋海平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清收小组组长，各行为均是在得到公司及股东认可后行使的，从未做任何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被上诉人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吴应禄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且合法有效；2.请求确认第二被告何晖于2015年5月3日向宋海平出具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无效；3.请求确认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4.请求确认第二被告何晖私刻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川商会为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法人。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王化昙、宋海平、何晖等人系四川商会副会长，其中宋海平为商会秘书长、吴应禄曾为商会住会秘书长，何晖为商会执行会长（曾提出退会申请，至今未经会长会议批准）。泰昌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9日，最初股东包括魏国华、何晖、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等31名商会会员，何晖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4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由部分股东内部转让股权，股权变更后的股东现为何晖、胡胜秀、胡承仁、孙燕林、廖友苹、吴应禄、谢静、王成建、邓业庄、彭毓理10人，何晖持股比例占至73.64%，泰昌公司依股权变更情况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泰昌公司在经营期间主营民间融资业务。2011年12月28日，四川商会召开商会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纪要的内容中第五条记载有：“执行会长何晖：向各位会长介绍“泰昌投资公司”的具体情况，于2011年11月17日正式成立，对投资公司明年的工作出了计划”及第六条“经全体参会人员商讨决定：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商会永久性会费交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使用投资，投资公司按照月息三分二回报给商会”。事后，四川商会按《会议纪要》形成的决议，将商会会员缴纳的会费投放于泰昌公司运营，泰昌公司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依决议向四川商会返还相应的红利。因何晖在主持经营泰昌公司期间对公司债权催讨未有实质成效，四川商会召开会议商讨是否收回泰昌投资公司，并形成黔东南州川商（2015）08号《会议纪要》，纪要记载的议定内容为“参会会长一致同意商会收回泰昌投资的经营权。”（参会人员有：宋海平、王化昙、魏国华、刘至雪、谢静、胡胜秀、邓业庄、彭毓理、胡承仁等17人）。同年11月11日，四川商会召开11月例会，并形成黔东南州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会议内容为：“一、会费分红，会员会费分红兑现50%，副会长以上会长会费红利按15%分红。二、商会接下泰昌投资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收回的债权按三七开，即泰昌投资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秘书长宋海平担任清收小组组长，王化昙会长任副组长全力配合。……（在纪要中签名参会人员包括有何晖、胡胜秀、王成建、胡承仁、宋海平、魏国华、谢静、彭毓理、王化昙、吴祖峰、胡燕等21人）”。2015年12月24日，何晖按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的精神，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明确了委托事项为公司经营决策，债权清收（含黄新对李文才的债权）等，委托权限为代为行使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委托期限为2015年12月24日至2020年11月10日，且明确本委托在委托期不可撤销。同年12月31日，胡燕、胡胜秀负责监交泰昌公司与四川商会办理了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开户资料及会计帐册、营业执照、债权清单等资料的移交手续。2016年1月8日，四川商会会长会议宣布成立泰昌公司清收小组。之后，清收小组相继开展了对刘全人、邓绪荣的民间借贷诉讼案及申请执行遵义城建案等清收工作。2016年3月4日，宋海平主持召开关于对何晖等人采取法律程序的清收小组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决议事项为：“一、对何晖717.4万元借款及利息追讨采取法律措施，纳入兄弟律师代理范围；二、对泰昌公司出纳李娟挪用资金采取法律措施”。同年3月9日，泰昌公司清收小组制定了《泰昌投资公司债权清收方案》，方案包括中清收组织、清收期限、清收方式（直接诉讼或代位诉讼催收、资产置换、刑事报案）、债权清收诉讼费用估算、回笼资金的管理。其中回笼资金的管理明确在回笼资金未达到1500万元并足额偿还商会会费本金之前，原则上不得动用（必须开支的费用除外），回笼资金达1500万时，优先偿还商会。事后，宋海平代表泰昌公司就何晖所欠公司债务于2017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了民间借贷的诉讼。同年4月1日，本院作出（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同年5月2日，何晖以短信、电话方式通知泰昌公司全体股东就公司债权债务事宜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10时在瀚林大酒店召开股东会。5月3日，何晖向宋海平送达《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12月24日向你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因不符公司章程规定，且情势已发生变化，现本人依法向你发出书面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即行撤销委托事项，撤销即日起，由本人自行行使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并履行相应职责，并请你于2017年5月8日前督促原交接人梁群珍将于2015年12月24日《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移交清单》及2015年12月31日《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公司会计移交清单》中交接的物品（公章、法人章、记帐凭证等）一并交还给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人员（胡燕）”。宋海平当日即在该函中批注：“函已收，是否同意须商会开常委会研究决定”。5月6日，何晖在黔东南日报刊登遗失声明：“不慎遗失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MA6DJTM10E，特声明作废”。同年5月8日，何晖以公章遗失为名向凯里市公安局提交重新刻制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的申请后，重新刻制了防伪编码为5226012001072的“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及财务专用章（编号：5226012001073）。2017年5月18日，除廖友苹，其余9名股东应5月2日的通知到达翰林酒店，因胡承仁就何晖所欠债务问题与何晖、吴应禄发生吵闹后，股东则不欢而散，除何晖、吴应禄外，胡承仁等其余股东则退离了会场，以致股东会会议未能顺利召开，也未有对何晖以短信通知的议题进行股东讨论表决。事后，何晖作出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未加盖公司公章），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10点翰林大酒店召开股东会，总到会人数2人，占股份77.49%，代表公司股东77.49%的表决权，形成决议如下：一、不认可授权宋海平代表行使公司管理权。二、取消与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代理催收欠款的合同。三、原商会移交的李文才、何逍会员债务，由原债权人移交人自行追讨。四、公司不再继续经营。”，决议中何晖、吴应禄以同意的股东身份签名。2017年6月16日，何晖与宋海平代表的泰昌公司对本院（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不服，均向黔东南州中院提起上诉。同年6月19日，何晖以泰昌公司之名加盖新刻制的公司公章向黔东南州中院提交《变更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申请》及变更泰昌公司二审委托代理人为胡燕、何宇铧的《授权委托书》，要求撤销（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的判项。2017年8月2日，黔东南州中院以（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何晖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系泰昌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泰昌公司201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决定“不认可授权宋海平代理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但该份公司决议与前述公司决议内容相冲突，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与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时，由于股东同为案件当事人，如果允许股东继续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公司诉讼，形成股东“自己告自己”的诉讼表象，可能导致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对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胡燕、何宇铧不予认可，且部分改判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并自2015年6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直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何晖不服二审判决结果，于同年8月26日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院在（2018）黔民申186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在法人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如果允许法定代表人仍然为法人的代表人，这就会出现原告法定代表人和被告为同一人，很难保证法人的代表人尽职尽责履行自己的职务，不利于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何晖在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中不得同时代表泰昌公司参加诉讼”，并裁定驳回了何晖的再审申请。事后，何晖未按照生效判决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泰昌公司遂向本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泰昌公司新刻公章的《关于要求撤销执行案的申请》，内容为：“我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向贵院申请执行（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系宋海平个人行为，不代表我公司，现根据实际情况，我公司特向贵院申请撤销该执行案，不再申请执行，贵望院依法准予撤销对该案的执行”。2018年，因执行工作需要，该执行案移送台江县法院执行，台江县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以（2018）黔2630执16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何晖在黔东南州新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享有74.13%的股权，期限为三年。同年10月11日，何晖再次向台江县法院提交了加盖泰昌公司新刻公章的《关于要求撤销虚假执行案的申请》，大致内容为：“我公司认为《执行裁定书》所涉执行案件，是宋海平等人利用我公司已经于2017年5月6日登报作废的公章，冒用我公司名义提起的虚假执行案件，依法应予撤销，并追究宋海平的责任……”。2019年1月3日，原告等人在台江县法院的释明后向本院提起了公司决议纠纷诉讼。同年1月7日，台江县法院据此作出（2018）黔2630执16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何晖与泰昌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及执行，引发了本案对公司决议的诉讼。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是否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二、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三、何晖于2015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是否无效。四、何晖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的行为是否无效。关于焦点一：通过庭审查明，四川商会与泰昌公司之间虽无资本上的出资及控股关系，但商会会员与泰昌公司股东不仅在人员上存在双重身份，且泰昌公司实际接受商会会员会费进行运营并返还红利（关于向泰昌投入的会费及泰昌返还红利的具体数据，庭审中双方未经财务核对确认，且亦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认定）是客观事实。结合2011年12月28日的川商《会议纪要》中记载有关何晖以执行会长身份在会议上汇报泰昌投资公司经营情况的内容来看，体现了泰昌公司在经营中客观存在依赖四川商会资源平台并接受经营方针指导的关系。基于泰昌公司向四川商会移交经营权在形式上虽未召开公司内部的股东会议，但泰昌公司的股东何晖、胡胜秀、王成建、胡承仁、谢静、邓业庄、彭毓理在四川商会的川商（2015）08号及（2015）10号关于收回泰昌经营权，接下一切债权债务，成立清收小组负责泰昌公司债权清收决议的《会议纪要》文件中予以签字认可。事后，何晖不仅向清收组长宋海平出具五年期不可撤销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且指派财务与四川商会办理了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及开户资料、会计帐册、营业执照、债权清单等资料移交手续，泰昌公司全体股东在涉案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前均未提出异议的事实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股东会或者股东在会、董事会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规定的情形，故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即“商会接下泰昌投资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收回的债权按三七开，即泰昌投资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秘书长宋海平担任清收小组组长，王化昙会长任副组长全力配合。”）依法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关于焦点二：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何晖提交通知股东会召开的短信截图内容，何晖确实在5月2日以短信、电话方式通知泰昌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10时在瀚林大酒店召开股东会，但通知的会议议题仅为“公司债权债务事宜”。结合庭审查明，股东到会后，因股东胡承仁就何晖所欠债务问题与何晖、吴应禄发生吵闹后，股东就不欢而散，原拟开的股东会议没有正常进行，全体股东既没有对通知的“公司债权债务事宜”议题进行实质讨论表决，也没有对2018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四项决议内容进行讨论、表决的客观事实。虽然，何晖庭审中强调胡承仁等股东在吵架后退出会场，应视为放弃股东表决权，并在第三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一份对《泰昌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纪要》的拍照截图打印件，用以证明2017年5月18日的股东会存在会议记录，但在第二次庭审中本院当庭询问过何晖本人就2017年5月18日的股东会上是否对股东讨论进行过会议记录，何晖当庭拒绝回答。因此，对何晖补充提交的《泰昌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纪要》拍照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之规定，基于2018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决议事项不在5月2日通知的议题范围内，而胡承仁等股东又因争吵而退出会场，足以说明2018年5月18日何晖组织召开的股东会并未对“《股东会决议》”中决议的事项进行表决。因此，2018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不成立。关于焦点三：何晖于2017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2015年12月24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晖向宋海平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系泰昌公司是经股东决议后的真实意思，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为公司经营决策、债权清收（含黄新对李文才的债权）等，委托权限为代为行使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委托期限为2015年12月24日至2020年11月10日，且明确本委托在委托期不可撤销。”何晖在不可撤销的委托期限内，于2017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不仅与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中第二项股东决议的内容相冲突，且撤销事项未经全体股东讨论决议，该行为应视为何晖的个人行为，而非履行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因此，何晖作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不具有公司效力，应为无效。关于何晖庭审中主张撤销授权是基于宋海平不公正对待债权，选择性对其进行债权诉讼，且在清收债权的诉讼案件中，同意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双方进行调解，造成泰昌公司利息损失等作为抗辩事由，本院认为，庭审查明清收小组在成立后相继开展了对刘全人、邓绪荣的民间借贷诉讼案及申请执行遵义城建案等清收工作，并未仅对何晖个人主张公司债权，其抗辩宋海平选择性主张债权无事实依据，其理解也系出于个人角度的认知。同时，根据法院调解案件遵循自愿、合法的工作原则，何晖并未对其所指的诉讼调解案申请过再审，不能推翻调解案件的合法性，也不能证明调解案件中对利息的调解结果违反了法律关于利息标准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何晖提出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焦点四：关于何晖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的行为效力问题。通过庭审查明，何晖与泰昌公司民间借贷案件尚在执行中，何晖目前亦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何晖在明知泰昌公司印章已按照2015年11月11日的股东决议向四川商会清收小组办理移交的事实，却未经泰昌公司股东集体讨论决定就以虚假事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印章，该行为不应作为公司意志的表示。2017年5月18日何晖所作《股东会决议》中第四项“公司不再继续经营”，以致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亦损害了公司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之后，何晖又以公司印章遗失为由重新刻制印章，针对其与泰昌公司民间借贷一案在诉讼、执行程序中所通过向宋海平送达《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以泰昌公司名义提交《变更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申请》、《关于要求撤销执行案的申请》、《关于要求撤销虚假执行案的申请》，一系列行为旨在撤销（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因此，本院对何晖刻制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5226012001073）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其刻制印章的行为无效。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即“商会接下泰昌投资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收回的债权按三七开，即泰昌投资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秘书长宋海平担任清收小组组长，王化昙会长任副组长全力配合。”）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二、确认何晖于2017年5月3日出具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无效。三、确认2017年5月18日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四、确认何晖刻制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30元、由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何晖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是否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2.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3.何晖于2015年12月24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问题。4.何晖于2015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是否无效。5.何晖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的行为是否无效。6.宋海平是否存在滥用委托关系，与四川商会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7.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是否违反法定程序。1.关于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是否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泰昌公司成立以来，仅于2011年9月12日泰昌公司拟成立时和2014年5月4日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时召开过股东会会议，其余重大经营问题均是通过四川商会会长会议决定。四川商会会长会议关于收回泰昌公司经营权，接下一切债权债务，成立清收小组负责清收的两个文件，川商（2015）09号《会议纪要》及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有何晖、胡胜秀、王成健、胡承仁、谢静、邓业庄、彭毓理、廖友苹、孙燕林等九名股东的签字认可，同时也有公司股东吴应禄之子吴祖峰的签字，可以视为全体股东均在决定文件上签字认可。会议纪要作出后，何晖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移交手续，清收小组清收部分民间借贷等，公司股东均无人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规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依法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之规定，股东会召开之前应将时间、地点、讨论的具体内容等通知到股东，该通知应是具体明确的，不能事后确定或者突然增加。本案中，何晖短信通知召开股东会，但通知的会议议题仅为“公司债权债务事宜”，而非5月18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四项决议议题。故结合2018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决议事项不在5月2日通知的议题范围内，而胡承仁等股东又因争吵而退出会场，足以说明2018年5月18日何晖组织召开的股东会并未对“《股东会决议》”中决议的事项进行表决。因此，2018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不成立。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出的已过除斥期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是无效决议及其法律后果。对于无效决议，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在本案中，八名股东的诉求是决议不成立，并非因无效诉请撤销，故不能适用前述除斥期的规定。3.关于何晖于2015年12月24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2015年12月24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晖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且委托期不可撤销，是基于川商（2015）09号《会议纪要》、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和泰昌公司债权债务、经营管理权向四川商会全面移交的背景下产生的，是泰昌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公司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属合法有效。上诉人上诉称《法人授权委托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而导致《法人授权委托书》无效的意见，因该条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何晖于2015年12月24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法人授权委托书》是公司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个人行为，且明确了委托期限内不可撤销何晖个人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故2017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不仅与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中第二项股东决议的内容相冲突，且撤销事项未经全体股东讨论决议，该行为应视为何晖的个人行为，而非履行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因此，何晖作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不具有公司效力，应为无效，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晖与宋海平之间的委托关系不因何晖个人做出的撤销函而解除。5.关于何晖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的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2015年11月11日会议之后，根据股东会决议内容，何晖需向四川商会清收小组办理移交，何晖于2015年12月31日安排财务人员胡燕、胡胜秀将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办理了移交手续。何晖在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依旧以虚假事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印章，系其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其刻制印章以及使用印章的一系列行为，目的是为阻止（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其刻制印章的行为损害了泰昌公司以及其余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6.关于宋海平是否存在滥用委托关系，与四川商会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6年1月8日，四川商会清收小组成立。成员包括泰昌公司股东彭毓理、孙燕林、胡承仁，也包括泰昌公司财务主管胡燕（四人同时为商会付会长）。清收小组成立后迅速以泰昌公司的名义通过函件、诉讼等方式开展了清收工作。其中：诉讼案件包括泰昌公司诉刘全人民间借贷纠纷案、泰昌公司诉邓绪荣民间借贷纠纷案、廖友苹协商还款、泰昌公司申请执行遵义城建案等，不存在何晖所述的宋海平选择性向其催收债权的情况。上诉人上诉称宋海平滥用委托关系与四川商会串通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7.关于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上诉人上诉称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一审庭审中，原审原告将原先的五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四项，并未增加诉讼请求，而是做了相应的减少，该变更对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并无影响，因此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晖、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何晖负担60元，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田 嫄审判员  王山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欧阳樟书记员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