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10849号原告：湖北省五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法定代表人：夏瑞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力国（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放（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瑞辉，男，197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娟（特别授权代理，高瑞辉之妻），女，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湖北省五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与被告高瑞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五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力国和方放，被告高瑞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高瑞辉向我司支付赔偿款408,088元（人民币，下同）；2、诉讼费用由高瑞辉负担。事实和理由：高瑞辉系我方公司员工，因其过错，导致我司被案外人泊头市垚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垚丰公司”）起诉并最终败诉，2018年7月23日，我司被扣划执行款508,088元。同年12月12日，高瑞辉向我司书面承诺“执行款我个人100%愿意承担，是我操作失误造成的，我愿意承担责任，一是个人解除合同补偿金不要，二是向公司写承诺函逐步偿还，写一个期限（2019年6月之前还到位），半年期内还清。”此后，高瑞辉向我司支付了100,000元，余下款项至今未付。高瑞辉辩称，我和五矿公司之间系劳动雇佣关系，不存在合同纠纷；五矿公司的责任应由其法人负责，不应由员工负责；五矿公司提出的赔偿是该公司对外的经济合同，是该公司领导同意的，并非我个人行为；五矿公司与垚丰公司的诉讼是由律师全程参与的，败诉责任不应该由我承担，且五矿公司二审败诉后还可以选择其他救济途径，但五矿公司未选择其他救济途径，而是选择赔款，因此该责任也应由五矿公司自行承担；五矿公司至今并未给我任何处罚，而且我也以我个人名义起诉，并支付了高额的律师费；五矿公司的损失是因为其与垚丰公司的案件判决错误引起，我实际已向制造商支付了货款；最后，公司已对我进行了工资降低的处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高瑞辉对五矿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五矿公司提交的除高瑞辉与案外人张建忠一审和二审判决书、垚丰公司的信用信息系统查询记录外，其余证据本院均予以采信；2、五矿公司明确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进行起诉，则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谈话笔录是否构成合同，高瑞辉提交的证据及五矿公司提交的高瑞辉与张建忠一审和二审判决书、垚丰公司的信用信息系统查询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垚丰公司因与五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事，向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7）冀0981民初20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的争执焦点是湖北五矿是否收到垚丰公司合同约定的213吨货物。从原告垚丰公司提交的证据分析，高瑞辉代表被告湖北五矿在购销合同中签字并加盖了公司公章，故高瑞辉的民事行为所代表的即湖北五矿。湖北五矿认可已经收到原告垚丰公司53.84吨货物，且已经给付了预付款49.2832万元，而上述已经收到的货物是湖北五矿职工高瑞辉从泊头市忠信铸造有限公司提取的，从法庭的调查笔录中可以确认，高瑞辉从忠信公司陆续取走货物8个柜，高瑞辉所提走的货物恰是原告方垚丰公司在忠信公司定做的。被告湖北五矿认可收到其中一部分货物（2个柜），而否认收到剩余货物（6个柜）与常理不符。湖北五矿的最终收获方琼米公司也认可已经收到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至于高瑞辉取走货物是否全部报知湖北五矿，与垚丰公司无关。”因此判决五矿公司给付垚丰公司货款451,493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45,149元。五矿公司不服，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冀09民终23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争议焦点为湖北五矿工作人员高瑞辉从案外人泊头市忠信铸造有限公司提货是否属履行案涉购销合同的行为。首先，因高瑞辉为案涉购销合同的具体签订人，且代表湖北五矿处理合同相关事宜，故，一审法院认定高瑞辉的民事行为所代表的即湖北五矿有事实依据。其次，根据一审法院对案外人泊头市忠信铸造有限公司张建忠的调查笔录得知，该公司曾根据垚丰公司姜峰发过来的一、二、三号单共计加工10个柜，第一批由姜峰提走2个柜，第二批由高瑞辉提走8个柜。即垚丰公司为履行案涉购销合同积极从案外人处定做备货，高瑞辉所提走的货物也是根据垚丰公司的订单所加工，本案中垚丰公司具备履行案涉购销合同现实的基础和条件，五矿公司主张垚丰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第四，湖北五矿主张其工作人员高瑞辉提货时向案外人支付货款即在案涉购销合同之外形成一个新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常理不符。第五，二审中，湖北五矿所提供的张建忠情况说明及录像资料所涉内容均属证人证言范畴，根据法律规定张建忠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同时，上述证据材料相关内容亦与一审法院对张建忠的调查笔录不一致。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同时结合高瑞辉在2017年8月25日与垚丰公司员工姜峰的谈话录音中的相关陈述，本院可以确认，湖北五矿工作人员高瑞辉从案外人泊头市忠信铸造有限公司提货即属于履行案涉购销合同的行为，即本案垚丰公司已经履行了案涉购销合同所约定的交货义务。”并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嗣后，垚丰公司申请了强制执行，泊头市人民法院陆续从五矿公司账户扣划执行款，并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冀0981执1180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载明：“关于泊头市垚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湖北省五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执行，并于2018年7月31日全额508088元（含执行费）执行完毕。”另查明，湖北省对外经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是五矿公司的上级公司。2018年12月12日在小会议室，范文斌（系经贸公司纪委书记）、胡先彬（系经贸公司分管五矿公司的副总经理）作为谈话人，与高瑞辉（作为被谈话人）进行了一次谈话，并形成了谈话笔录，三人均在谈话笔录上注明属实并签名。该谈话笔录记载如下：“内容：有关五矿与泊头垚丰官司追款问题范：五矿与垚丰案件是上级督办案件，案件的处理与法务风控部、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交换了意见，进行了商议，公司党委专题进行了研究，一是100%高瑞辉承担责任，全额追款，二是采取司法措施。高瑞辉：执行款我个人100%愿意承担，是我操作失误造成的，我愿意承担责任，一是个人解除合同补偿金不要，二是向公司写承诺逐步偿还，写一个期限（2019年6月之前还到位），半年期内还清。范：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是案外之事，首先是全额赔偿，你个人态度愿意承担，期限内应有实际赔付行动作证明。”同年12月29日，高瑞辉向五矿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谈话笔录是否构成合同。合同的成立应从两方面进行判断：一是合同实质上是否成立，二是合同是否具备基本形式要件。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合同的本质属性为要约与承诺。要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内容具体确定；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谈话笔录范文斌首轮发言中，明确了要约的内容为高瑞辉100%承担责任，也表明了该内容系经过公司内各部门共同研究决定的，有关五矿公司与垚丰公司官司追偿问题按此方案进行。高瑞辉的发言明确表示了执行款其本人100%承担，作出了承诺的意思表示。因此，从实质要件判断，双方之间的合同此时成立。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所必备的形式要件有三点：主体、标的与数量。谈话笔录中高瑞辉是适格的主体，而范文斌和胡先彬亦是五矿公司认可的代表人，且五矿公司据此谈话笔录起诉的行为亦表明了其对于二人与高瑞辉谈话内容的认可，由此可见主体是明确并适格的。双方明确标的为执行款，数量上虽未将执行款的具体金额明确在谈话笔录中，但泊头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的《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明确了执行款的具体金额，至双方谈话时，该金额已经是明确并具体的。且该谈话笔录中除基本条款之外，还约定了履行期限等其他条款，可以更进一步表明合同成立。综上，谈话笔录构成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高瑞辉并未举证证明合同具有不发生效力的情形，且谈话笔录签订后，高瑞辉亦按此合同支付了部分款项。因此，谈话笔录构成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五矿公司要求高瑞辉向其支付赔偿款408,088元（508,088元-100,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被告高瑞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北省五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408,08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21元由被告高瑞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珏人民陪审员  罗文珍人民陪审员  王国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秦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