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民终1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金华，男，196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南春，浙江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村头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开化县村头镇云山路**。 负责人：汪榜团，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需林，浙江开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余昇，男，198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原审被告：余金奎，男，197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原审被告：严设安，女，197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原审被告：余世忠，男，196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原审被告：余凤英，女，196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上诉人余金华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村头支行（以下简称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原审被告余昇、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4民初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金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存在问题的“保证函”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该保证函是为最高额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保证函，该类保证函绝不会用于为个人保证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本案是短期借款，借款金额是一次性确定的500000元，不是最高额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贷款，因此该保证函不会为本案的借款人余昇的案涉借款提供担保。2.该保证函上填充的合同编号与余昇个人保证借款合同上填充的编号完全不同，因此该保证函根本不是为余昇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书写错误”以及“担保的期限及金额均与案涉贷款相符”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3.该保证函所填充上去的内容，不排除上诉人签字捺印在先，被上诉人填上内容在后的情形。从保证函落款时间与个人保证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来看，上诉人不与其他四位保证人一起在合同中签字提供保证，而单独出具保证函，显然违反交易习惯，与常理不符。且根据之前诉讼过程中司法鉴定结论，该保证函中的“伍拾万元正”并非上诉人所书写，被上诉人关于该金额是上诉人书写的陈述是虚假的。4.该保证函左上角的“信贷凭证2011-030”及内容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与上诉人妻子冯昌芬为上诉人最高额抵押贷款2000000元提供的保证函左上角信贷凭证及内容完全一致，所以两份保证函应该在上诉人最高额抵押贷款时与其妻子在同一时间在空白的保证函上签名捺印的，事后被上诉人将其伪造成为余昇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证函，从而达到向上诉人追偿的目的。5.余昇在欠借款300000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去余昇的工厂调查过，工厂处于停工状态，但被上诉人仍为其再贷款500000元，本身存在问题。经了解，案涉贷款存在利益输送，且目前余昇和其他四位保证人都无力偿还，因此被上诉人为了能顺利回收借款本息，才会造假将上诉人存留在被上诉人处的曾签名捺印的空白保证函填上内容后在本案中使用。6.该保证函落款时间是2016年2月5日，但上诉人该日正在诸暨催债，2月6日晚上才回到开化。一审判决确认保证函的签名是上诉人在酒后书写，而上诉人酒后签署时间应是2016年2月6日或2月7日，不是落款的2月5日。 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本案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的时间在保证函约定的期间范围内，因此属于上诉人同意保证的范围内；2.合同编号书写错误系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笔误，上诉人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3.上诉人单独出具保证函，是为了上诉人在一审中以及举报信中陈述的“不上征信”；4.上诉人于2016年4月13日到被上诉人处贷款2000000元，其本人是借款人，根本无须出具保证函，因此上诉人主张保证函是在其本人贷款2000000元时所填写的理由不能成立；5.上诉人提出的信贷员收取好处费并无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即使有证据也不影响上诉人的保证责任；6.上诉人为了逃避责任，陈述前后不一致且多次作虚假陈述；7.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2016年2月6日是否在诸暨，但即使倒签日期也不影响上诉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也不影响上诉人的保证责任。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金奎述称，其为案涉余昇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属实的，余昇当时说因为圣诞节资金周转问题需要向银行贷款，由四个人担保签字，其在当年农历腊月二十六签字，但不清楚上诉人是否签过担保函，不清楚其是否为案涉银行贷款提供过担保。 余昇、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均未提出答辩意见。 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昇立即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截止至2019年1月7日利息173960.76元，其余利息从2019年1月8日起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余金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余昇、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余金华共同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5日，借款人余昇以进布料为由，向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借款500000元，双方签订个人保证借款合同（合同号为：9271120160005415），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8.37375‰；借款期限为2016年2月5日起至2017年2月4日止；还款方式为按季付息，本金至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归还；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未按期归还贷款本金（含展期），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未按期偿付贷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2016年2月5日，余金华出具保证函，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6年2月6日，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向余昇交付了该笔借款。截止至2019年1月7日，余昇尚欠借款本金500000元，利息173960.76元。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余金华亦未代为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一、余昇、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就案涉贷款应承担什么责任；二、余金华是否应承担案涉贷款的保证责任。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主张余昇归还借款500000元及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对余昇的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予以支持。争议焦点二，关于余金华是否应承担案涉贷款的保证责任，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提供的保证函虽有合同号书写错误的证据瑕疵，但担保的期限及金额均与案涉贷款相符，书写错误的合同号下的贷款系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同一工作人员发放且与该案没有关联性，而余金华陈述其签字为酒后不清醒状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余金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保证函上签字的行为，可以认为是对案涉贷款自愿提供保证责任。因此，对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主张余金华对余昇该笔500000元贷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2019年8月16日，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余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截至2019年1月7日的利息为173960.76元；其余利息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付）；二、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余金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40元，由余昇、余金奎、严设安、余世忠、余凤英、余昇承担（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余金华提供了三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7）浙0824民初265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曾于2017年就案涉银行贷款向法院起诉过，后于2018年8月撤回起诉的事实。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无异议，但该民事裁定书无法反映保证函中“伍拾万元正”是由谁书写。余金奎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与本案诉争的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性。第二份证据是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案涉保证函中“伍拾万元正”并非余金华书写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可证明该保证函是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伪造的。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保证函中“伍拾万元正”并非余金华书写并不能证明该保证函系伪造。余金奎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明保证函中“伍拾万元正”并非余金华书写的事实，但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无法认定该保证函系伪造。第三份证据是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拟证明2016年2月6日余金华妻子冯昌芬名下ETC账户自动扣缴97元，余金华在2月6日晚上才回到开化的事实，如果中午喝酒则应在2月7日才会签字。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余金华的待证目的，2月6日ETC账户扣款也有可能是2月5日或2月4日发生的款项，也无法证明从高速公路的哪里行驶到哪里，即使2月6日余金华从诸暨回到开化，也不影响余金华在保证函上签字的事实。余金奎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份证据无法推翻余金华在案涉保证函上签字捺印的事实。 另外，余金华向本院申请了证人向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农历2015年除夕中午余金华和他人在一起吃饭喝酒的事实。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证人证言的待证目的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余金奎对该证人证言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诉争的焦点无直接关联性，故依法不予采信。 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余金华是否应承担讼争贷款的连带清偿责任。第一，余金华主张案涉保证函是其在2016年4月13日办理最高额抵押贷款时与其妻子在同一时间在空白的保证函上签名捺印形成，事后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将其伪造成为讼争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证函，从而达到向其追偿的目的。但是2016年4月13日最高额抵押贷款中余金华本人是借款人，余金华作为经商多年且对银行贷款有一定经验认知的成年人在空白保证函上签字为自己作为借款人的贷款提供担保，不符合常理，该主张难以采信。第二，余金华主张案涉保证函左上角“信贷凭证2011-030”与2016年4月13日余金华妻子冯昌芬签字的保证函左上角信贷凭证号一致，以此说明是为同一笔贷款担保。但是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在二审询问后向法庭提交了与案涉保证函同一时段的七份保证函，其左上角的信贷凭证号均为2011-030，保证函左上角的信贷凭证号可适用于同一时段的数笔贷款，因此余金华的前述主张无法成立。第三，余金华在一审中以及在2017年12月20日申诉书中陈述案涉保证函是其在酒后不清醒的状态下签署，二审中又主张案涉保证函并非其酒后签署的那张保证函，陈述前后矛盾，可信度低，不排除其为干扰法庭调查作出虚假陈述的可能性。第四，关于案涉保证函中合同号错误的问题，保证函中债务人、担保期限以及贷款金额和案涉个人保证借款合同记载一致，且开化农商行村头支行对于系经办人员书写错误已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解释。第五，余金华主张案涉保证函落款时间2016年2月5日其本人不在开化，但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该保证函中落款时间并非余金华本人书写，即便余金华不是在2016年2月5日签署该保证函，也不影响余金华在该保证函上签字捺印的真实性，故余金华对讼争贷款提供连带保证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应按约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上诉人余金华的上诉理由无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40元，由上诉人余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佳 审判员 舒红胜 审判员 王琳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姜晓晟 书记员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