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22民初3399号 原告：王包通，男，195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炳钧，浙江博翔（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展鹏，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新碧街道新中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660569323T。 法定代表人：王凯杨。 被告：王凯杨，女，198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宪、丁向勇，上海众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包通与被告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王凯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灯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包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展鹏、卢炳钧，被告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王凯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宪、丁向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包通诉请：一、依法确认原告王包通与被告王凯杨于2013年4月7日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无效；二、依法判令被告王凯杨基于上述《股权赠与协议》而取得的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65％的股权返还给原告王包通所有；三、依法判令被告王凯杨、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被告王凯杨名下的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65％的股权恢复变更登记到原告王包通名下；四、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王包通原系被告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另一股东赵建军（系原告妻子）持有该公司35%的股权。原告王包通与赵建军因夫妻感情不和，2011年起基本处于分居状态，通达公司也由赵建军实际控制和经营。2019年8月26日，原告王包通经向缙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得知，原告原持有的通达公司65%的股权已于2013年4月15日变更登记至被告王凯杨名下，其变更登记的基础依据为原告王包通与被告王凯杨于2013年4月7日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原告王包通将在通达公司出资的65万元，占注册资本65%的股权，全部赠与给被告王凯杨。经原告辨认，该《股权赠与协议》上赠与方的签字“王包通”系他人冒名原告所签，原告根本不知晓该股权赠与协议，也从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且原告对该《股权赠与协议》的内容也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冒名原告所签的上述《股权赠与协议》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赠与协议》无效，被告王凯杨应当将基于该《股权赠与协议》而取得的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65%的股权返还给原告王包通所有。 原告王包通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王凯杨的身份信息、被告通达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待证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3、被告通达公司工商登记基本信息一份，待证原告在通达公司65%的股权于2013年4月15日变更登记到被告王凯杨名下，但工商登记中“王包通”的签字并不是原告所签的事实； 4、《股权赠与协议》一份，待证该协议转让方签字系他人冒名原告所签，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该协议系属无效的事实。 被告通达公司、王凯杨答辩称：一、原告转让股权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原系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兼经理，并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2013年，为取得领取“缙云县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请资格，原告将其持有的股份赠与被告王凯杨，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凯杨，以满足“无高管、无股权”的要求。原告于2014年至2017年，领取“缙云县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共计17000多元。根据“缙云县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要求，申请人应为无股份、非公司高管的国企失业人员，且须为本人申请。由此可知，原告明知以上政策要求，并因此将股权赠与被告王凯杨并变更法定代表人。综上，原告为领取“缙云县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从而将股份赠与被告王凯杨的行为，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二、原告早前已明知其股份转让的事实。若按原告所述，原告始终持有公司65%股份，则2013年至今其未参与公司任何股东会议、未获得公司分红的情况下，从未向被告通达公司主张其股东权利，与常理不符。原告与赵建军于2019年4月16日发生的通话中，就系争股权问题进行讨论，可知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前已知其股权变更至被告王凯杨名下。原告起诉状中该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与赵建军于2019年4月16日发生的通话中，原告明确表示因其认为女儿王凯杨已不受其约束，故为掌握公司主动权、在家有地位，要求拿回股权。综上所述，2013年原告在明知申领“缙云县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不能持有公司股份、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况下，将股权全部赠与被告王凯杨，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其明知股权赠与的事实，如今为重新掌握公司主动权，主张返还股权，已过诉讼时效。 被告通达公司、王凯杨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 1、录音一份，待证原告承认2013年将公司法定代表人转给被告王凯杨，原告承认2013年实施该系列行为的目的是领取补贴，2013年原告将全部股权赠与王凯杨与免税政策相关，原告认为被告王凯杨嫁人后成为夫家人，故要求拿回公司股份，录音时间为2019年4月，即在此之前原告已知股权转让的事实，这与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不符等事实； 2、2009年8月通达公司变更登记相关材料一份，待证公司股东变更为赵建军、王包通；章程规定“公司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即被告王凯杨被选举为执行董事的前提为公司股东，原告对此明知的事实； 3、2013年4月通达公司变更登记相关材料一份，待证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王凯杨，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凯杨、赵建军等事实； 4、《股权变更不征税证明》一份，待证2013年原告与赵建军将股权赠与至被告王凯杨名下的行为免征税，与录音中赵建军的陈述相印证，与原告将全部股权赠与给被告王凯杨的行为相印证的事实； 5、监控截图一份，待证原告与赵建军从2017年后因感情不和分居，赵建军因怀疑原告出轨向派出所报案并调取监控，并非原告所称的2011年的事实； 6、缙云县就业管理服务处“4050”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一组，待证原告于2014年4月至2017年12月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领取“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合计17280元的事实； 7、《证明》一份，待证2015年6月30日，王包通在《证明》中认可已委托赵建军办理了90%股份转让的事实。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赵建军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赵建军陈述其与原告王包通系夫妻关系，与被告王凯杨是母女关系。当时王包通因为“4050”社保补贴，将90%股权转让给女儿，当时的意思是就一个女儿，早点给女儿也算是一个婚前财产。三个人商量好之后，都是赵建军去办理的股权转让和社保补贴。《股权赠与协议》上“王包通”的签字也是原告王包通叫她签的。2014年，女儿结婚的时候，女婿和其他人合伙做生意。赵建军和王包通商量后于2015年写了一份《证明》，目的是为了给女婿看，让女婿知道这是父母给女儿的财产，女婿生意亏了，不能动这个财产。通达公司在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没有在经营了，现在是房产租给永康人办校具厂，2017年开始租，今年年底到期，租金是付给王凯杨账户。2017年以前多数租金是打到赵建军账户。王包通多年以来都在外面，家里大小事情她一个人操心。 对原、被告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所做的询问笔录，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院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两被告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异议，对证据3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变更工商登记不是王包通的真实意思；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签字不是原告所签，且即使不是原告签字，也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需要将股份转让给被告王凯杨，才能领取“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故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符合证据“三性”，且被告无异议，作有效证据认定；证据3、4，符合证据“三性”，案外人赵建军陈述工商登记中的“王包通”的签字系其所签，且被告亦认可，作有效证据认定，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 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录音内容进行了截取，不能够客观反映录音的全部内容，且原告的真实意思是只将法定代表人转给王凯杨，并不是将所有股份转给王凯杨；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未在工商登记处办理过股权变更手续，且“王包通”的字也并非原告所签；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上面的所涉及王包通的签字都不是王包通本人所签；对证据7，原告不予认可，原告印象中没有签过该份《证明》，且这份《证明》在《股权赠与协议》两年后才出具，时间逻辑上不符合常理。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知道将法定代表人、股权赠与给被告王凯杨的事实，作有效证据认定；证据7，原告认为“王包通”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作有效证据认定；证据2、3、4，虽案外人赵建军承认工商登记中“王包通”为其所签，但是受“王包通”口头委托，结合证据7，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作有效证据认定；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不作有效证据认定；证据6，原告认为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结合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知道申领“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事实，作有效证据认定。 对本院依职权作的案外人赵建军的询问笔录，被告无异议；原告对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无异议，对笔录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股权赠与给王凯杨不是原告的意思表示，原告也不清楚“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证明》的内容也没有体现股权是王凯杨婚前个人财产，也没有内容体现女婿生意亏本时不能动用股权的意思。2017年厂房租给他人的时候，原告也没有和赵建军一起去厂里，录音也不存在无意中录的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赵建军的笔录能够基本反映股权赠与的经过，作有效证据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王包通与被告王凯杨系父女关系，与案外人赵建军系夫妻关系。2007年4月4日，原告王包通设立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21日，原告将公司35%股份转让给赵建军，并做了工商登记变更。2013年4月15日，王包通将在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享有的65%股份赠与给女儿王凯杨，并由王凯杨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6月30日，王包通、赵建军出具《证明》一份，该份《证明》载明：“王凯杨在我公司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是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人已委托赵建军办理了90%股份转让。”《证明》落款处有相关人王包通、赵建军签字。2014年王包通开始向缙云县就业管理服务处申请领取“4050”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另查明，在缙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股权变更办理手续及在缙云县就业管理服务处办理“4050”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手续，均为赵建军办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赠与协议》是否有效。原告提出案涉《股权赠与协议》落款并非其签字，转让股权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赵建军及被告也承认《股权赠与协议》上的“王包通”系赵建军代签，被告主张股权赠与是王包通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向本院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的《证明》一份，《证明》能够证实是原告王包通委托赵建军办理股权转让的事项。原告虽提出抗辩，认为该份《证明》的“王包通”字迹也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但经本院释明告知应由其举证证明，原告王包通也未对该《证明》提出笔迹鉴定。本院认为，《证明》结合“4050”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情况、录音能够证明股权赠与系原告王包通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原告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股权赠与协议》虽不是王包通本人签字，但股权赠与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份《股权赠与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赠与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王凯杨返还股权、被告缙云县通达仪表有限公司、王凯杨将案涉6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包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5150元，保全费3770元，均由原告王包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灯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朱薇烨 代书记员 周凡圣 附：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附件二：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报告财产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会同公安、工商、银行、证券、组织人事、房管、民航、铁路等部门启动的执行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具体包括：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或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或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将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三百一十四条、二百七十七条等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