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3民初24号原告：周惠琼，女，汉族，1948年6月8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金沙路151号。负责人：马加幸,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兴华、俞树学，北京市昌久（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周惠琼诉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惠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兴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19920元、丧葬费人民币478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共计人民币767764元；二、判决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无证非法行医，原告周惠琼的儿子高某于2014年11月6日因涉嫌犯罪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刑事拘留，羁押于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第一看守所（以下简称看守所）。高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2014年11月15日16时许因身体不适，看守所将其送至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北校场云南省第二监狱内，未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以下简称病犯医院）医治，2014年11月18日3时49分高某在病犯医院死亡。经查明病犯医院于2015年12月30日方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是病犯医院举办人，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规定，被告中心医院对高某进行医治的行为属于无证非法行医。二、发生致人死亡医疗事故后，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违法拒绝死者家属封存及复制病例等，违法阻止医监执法人员监督检查及处理医疗事故为了保障宪法与法律赋予死者近亲属的知情权，原告人委托律师于2014年11月21日依法到高某就医及发生死亡的非法行医的机构要求依法封存病例，却被该机构无理拒绝。2014年11月27日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协调，被告中心医院的原马副院长在昆明市五华区北校场云南省第二监狱内的办公室与原告人及代理人沟通情况，马副院长声称该机构对高某的医疗救治行为没有违法，并且有全程无死角的视频监控可以证实。沟通过程中原告人再次依法要求封存及复制病历及查看视频监控资料，马副院长以医院情况特殊，只对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看守所〕，不对家属予以拒绝，导致高某死亡前的医治情况至今无法查明。介于高某就医期间未解除刑事拘留，是由看守所将其送至当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病犯医院救治，加之被告中心医院拒绝配合原告人解决纠纷，只与看守所对接。原告人即要求看守所向中心医院追究，但看守所追究中心医院工作一直没有实质结果，直至2018年8月1日看守所方告知原告直接向其他部门表达诉求。2014年11月28日原告人向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投诉，请求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调查解决医患纠纷。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医监执法人员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北校场云南省第二监狱内的病犯医院，依法进行现场检查监督及调处工作。在场中心医院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检查监督，拒绝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护人员证照等手续，拒绝签收《医疗纠纷（争议）处置告知书》，并阻止医监执法人员对治疗现场实物进行封存。马副院长到场后以该医院有特殊政策保护为由抗拒医政执法检查，死者高某家属查阅、复制、封存病历的要求也被再次拒绝。马副院长随后警告原告人及其代理律师，以后未经他们许可不得到进入医院〔医院处于第二监狱监区范围〕。事后原告人多次到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了解情况，并且持续要求依法查处被告非法行医行为，调取病历及查看视频监控资料，以及调解赔偿纠纷。经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因被告拒绝提供视频监控资料，且赔偿数额分歧过大，调解工作无果，2018年12月12日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给出书面回复。三、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对高某的诊疗明显存在误诊误治医疗过错，该过错直接导致高某死亡，昆明市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导致高某死亡的原因为“在身体健康不良、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800mI）的情况下，因感染性休克并心功能衰竭死亡”。这与被告中心医院出具的死亡原因证明所述“高血压3级；心脏骤停；病毒中毒性休克、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慢性胃炎、胃溃疡；戒断综合征。”明显不符。经相关专家论证，从现代医学医疗技术角度分析，身体健康不良、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属于容易诊断〔患有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疾病的病人腹部非常疼痛，通常会因疼痛难忍而呻吟、喊叫，医院通过腹腔片即可确诊〕及治疗（消炎或消炎加抽取积液即可治愈）的疾病。这种疾病只有在延误诊断及治疗，导致并发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死亡。本案证据显示，高某从入院直至死亡均未诊断出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的病情，对症医治的治病救人基本原则显然没有得到体现，被告中心医院对高某的误诊误治是导致高某死亡的根本原因。自高某入病犯医院诊疗至死亡，中心医院未依法向死者家属告知病情、诊疗情况、看护情况及病危情况，严重损害死者家属的知情权、选择权等，致使死者家属未能在高某死前见上一面，给死者家属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综合上述，被告中心医院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病犯医院对高某进行接诊及医疗活动，属于无证非法行医；中心医院工作人员拒绝接受医监执法人员检查监督，拒绝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护人员证照等手续，拒绝签收《医疗纠纷（争议）处置告知书》，并阻止医监执法人员对治疗现场实物进行封存等行为涉嫌妨碍公务，严重损害死者家属的知情权；发生致人死亡的医疗事故后，中心医院违法拒绝死者家属封存及复制病历及查看视频监控资料，导致高某的诊疗及救治情况无法查明；中心医院对高某的误诊误治直接导致高某死亡；中心医院未依法及时向死者家属告知病情、诊疗情况、看护情况及病危情况，严重损害死者家属的知情权、选择权等，致使死者家属未能在高某死前见上一面，给死者家属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严重精神创伤。被告中心医院的非法行医、违法医疗行为导致高某死亡，违法阻挠死者家属封存复制病历及查看视频监控资料，妨碍医政监管等行为，严重损害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及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依法对死者家属予以赔偿。为了使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得到依法保护，惩治非法行医等，特向贵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答辩称：被告在对高某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向盘龙分局提起诉讼长达三年时间，又向法院提起赔偿，法院判决赔偿5万元，原告对赔偿不满意的情况下才来找我们医院，原告在向盘龙分局提起诉讼的时候，应该一并的向被告提起诉讼，但是原告没有，所以原告诉讼时效已经过。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提交的病历资料，原告不予认可，认为存在篡改、伪造，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6日，高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盘龙分局决定刑事拘留，在送看守所羁押前，龙泉派出所民警将高某送至云南新新华医院进行入所健康体检，体检报告显示高某心房纤颤、血压为180/130mmHg，高某本人自述吸食甲基苯丙胺三年，并患过胃溃疡、××。看守所收押体检医生向龙泉派出所开具了《医疗体检复诊建议书》，建议将高某送至省级以上医院进行复诊。龙泉派出所民警遂将高某送至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检查，经昆明医科大学附二院检查，诊断为：①左室舒张功能减退；②轻度三尖瓣返流；③中度肺动脉高压；④甲基安非他明㈩。之后高某被送入盘龙区第一看守所继续羁押。11月13日，高某在看守所内感“胸闷、头晕、平卧时症状加重”，看守所民警带其到昆明医科大学附二院就诊，检查后诊断为：①窦性心律；②P波高尖；③顺钟向转位；④下壁导联T波轻度改变；⑤高血压。2014年11月15日，高某报病称头晕、胸痛，看守所民警将其送至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治疗。高某自述既往有“心律失常”和“胃溃疡并出血”等病史。查体：T36.8℃。P102次/分，R20次/分，BP140/100mmHg。血生化检测：白细胞、中性细胞数升高，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降低；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降低(11月16日)。入院诊断为：①高血压病III级；②慢性胃炎、胃溃疡；③戒断综合征。给予监测血压、降压、抑酸、护胃及营养等支持治疗。11月18日凌晨3点左右，高某被发现四肢冰凉、呼吸微弱、心率为0,经抢救无效于11月18日3点42分宣布死亡。医院考虑：①高血压III级；②心脏骤停；③病毒中毒性休克、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④慢性胃炎、胃溃疡；⑤戒断综合征。高某有吸毒史3年，患胃炎五年，其父亲有高血压病史。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于2014年12月3日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高某进行尸体解剖检验，对高某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理)鉴字第284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高某死亡原因为身体健康不良、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的情况下，因感染性休克并心功能衰竭死亡。2015年3月10日，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该局于同年4月24日作出昆公盘刑赔字（2015）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认定高某的死亡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不予赔偿，原告对此不服，向昆明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昆明市公安局于同年7月21日作出昆公赔复决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予以了维持。之后原告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委会提出赔偿申请，昆明中院赔委会作出决定书，决定：一、撤销盘龙分局作出的昆公盘刑字[2015]001号刑事赔偿决定及昆明市公安局作出的昆公赔复决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二、由盘龙分局赔偿原告人民币50000元整。原告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云委赔监8号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申诉。另查明，被告系经昆明市盘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核准登记准予执业的医疗机构，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地址为盘龙区金马镇金沙小区路口（青云）。被告在昆明市五华区北教场云南省第二监狱内投资建盖了规模为45635㎡的医院用房，准备设立医院，2015年，被告向昆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设立医疗机构，名称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经审批通过成立，领取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2015年12月30日至2030年12月29日。本案中高某收治地点为云南省第二监狱内。被告与昆明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签订了《医疗协议》，约定被告负责收治全市患病需住院的被监管人员，协议对双方具体权利、义务作了详细约定。原告周惠琼与高和祥共同生育了高某，高和祥于2013年10月12日去世，高某生前未结婚、未生育子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在为高某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须具备以下要件：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医疗机构具有过错。本案中，被告为高某提供医疗服务，与被告之间构成医疗关系。原告认为被告对高某进行医治的行为属于无证非法行医，经本院查明，2015年12月30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为高某提供诊疗的是本案被告，而被告在高某住院期间早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故被告不存在无证行医的情况。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在对高某的诊疗明显存在误诊误治疗的医疗过错，但原告经本院释明，仍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中，被告确实存在未在登记的医疗场所提供医疗服务的情况，被告该行为是否属于过错？《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规定，医疗机构设立必须要有场所，该场所必须经批准建盖，符合诊疗服务的要求，而被告在位于云南省第二监狱里的建筑并非经验收通过的医疗场所，用房是否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是否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等并不确定，故存在向病患提供诊疗服务时可能出现医疗条件不足从而造成病患损害的情况，故本院认为被告在为高某提供诊疗过程中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存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免责情形，鉴于因原告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参考被告的过错，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20%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如下：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云南省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30996元，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丧葬费47844元，2017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5688元，以6个月计算，本院确认丧葬费为47844元。综上，本院确认原告因高某死亡产生的损失共计667764元，由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133552.8元。针对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被告对高某的死亡具有过错，亲人的死亡必然给三位原告造成较大的精神痛苦，被告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本案被告的过错较轻，本院酌情确定该项费用为1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高某于2014年11月18日死亡，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在高某死亡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针对高某死亡赔偿，于2014年11月28日向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解决纠纷，又于2015年3月10日向公安机关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案件于2017年12月10日作出决定书，原告又于2018年9月27日向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解决纠纷，以上事实可以印证，原告在高某死亡后至起诉前都未在采取行动向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此时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因中断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未超过，对被告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惠琼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33552.8元；二、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惠琼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周惠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78元由原告周惠琼负担9297元、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负担2181。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在法律规定的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徐娅琴人民陪审员  徐 霆人民陪审员  陈丽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李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