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08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饶有信，男，汉族，1968年8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宣典虹，广东千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宏，女，汉族，1956年9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饶有信因与被上诉人高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粵0304民初11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饶有信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304民初11922号判决，依法改判。2、高宏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饶有信和高宏并不相识，双方都没有来往，除了2014年5月25日高宏的账户98万元转到饶有信岳阳农行尾号1273的账户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是朋友。饶有信经人介绍和高宏的丈夫毛松柏相识并于2014年5月在岳阳合伙成立岳阳中原明珠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原公司），98万元是毛松柏出资中原公司的投资款。2、一审法院认定毛松柏对中原公司的出资为0，该事实认定错误。工商资料显示的不仅仅毛松柏对公司的出资为0,其他两位股东饶有信、杨国全的出资也是0。但从高宏、杨国全、丁进华三位股东及公司的两位财务及第三方鉴定报告都反映四位股东都有实际出资，都能证实毛松柏出资98万元。毛松柏也认可自己和丁进华合股45%,有出资98元，只是其一人辩称资金的性质为“以个人的名义借了100万元给中原公司”。出资是股东基本的义务，毛松柏辩称98万元是借款是不具有效力性。一审法院认定毛松柏对中原公司的出资为0元违背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毛松柏存在委托原告向其支付股权的事实，无法解释该资金为什么是从原告的账户中转出，而非毛松柏”，该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5月毛松柏和高宏还是夫妻关系，双方离婚是2014年8月4日，此时，中原公司涉嫌欠薪问题。饶有信、杨国全被拘留，丁进华被限制离开岳阳协助政府解决问题，毛松柏被网上通缉。当时政府强制股东个人出钱解决员工工资问题，在此情况下毛松柏和高宏选择离婚，事实上毛松柏和高宏仍然居住在一起。98万元属于毛松柏和高宏夫妻共同财产，从高宏的账户中转出，非毛松柏很正常，符合常理；毛松柏的陈述“以个人的名义借了100万元给中原公司”只能证实高宏的98万元是借给毛松柏的，而毛松柏和中原公司存在借款关系，和饶有信没有关系。四位股东和财务人员的陈述及第三方鉴定报告都证明以饶有信名义开设的岳阳农行尾号1273的账户是中原公司账户，用于中原公司经营生产的，股东都有出资，出资也是转入此账户的，而不是饶有信个人账户，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的98万元和饶有信有关。中原公司股东包括毛松柏和财务人员的陈述及第三方鉴定报告都确认98万元是毛松柏对公司的投资款。转出98万元毛松柏是知晓的，高宏认为是借款，高宏应举证证明。4、饶有信和高宏之间事前没有书面的借据、借条，事后也没有收据、欠条，事前没有口头的借款意思表示，事后连一个电话沟通也没有，100万元这么一大笔款项，高宏这么轻而易举地借给饶有信，不符合常理。饶有信借款100万元给饶有信，都不问饶有信借款的用途，也没有确定还款时间，也不知道饶有信有无还款能力就将钱借出不合常理；2014年5月5日到2016年5月5日，两年时间，高宏对100万的款项从未向饶有信本人追讨过，不符合一般出借人的习惯；高宏举证98万元是用于饶有信佛山博牌公司的增资，饶有信及家人都是在佛山，饶有信自己出资400万元到中原公司，佛山博牌公司增资只是30万元，饶有信根本就没有借款的需要，同时高宏转款的时间和饶有信增资的时间都不一致，若是饶有信个人借款也是转入到佛山的账户，而不是转到岳阳账户，高宏转入的98万元款项是毛松柏和饶有信、杨国全三人合伙成立的中原公司投资款，其转入时间和中原公司的成立时间相吻合。三个股东工商登记出资为0元，是登记有瑕疵，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款项用途的依据。5、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向原告转账的40000元，被告称该款项是毛松柏的工资”，事实认定错误。6、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否定《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违反法律规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恒兴专审字（2014)第019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法律已明文规定其具有证明力，效力高于其他证据。二、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的审理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高宏辩称：98万元是高宏借给饶有信的，不是给毛松柏的，这是高宏在民生银行理财的钱，民生银行的理财经理也出具了证明，证明这钱是高宏用于理财，借给饶有信的，与毛松柏及其公司都没有关系。高宏向一审法院诉请：1、饶有信向高宏返还借款本金98万元；2、饶有信对所借本金98万元自2014年8月5日起，按照每月2万元的标准向高宏支付利息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5日为40万元）；3、由饶有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高宏与饶有信为朋友关系。2014年5月5日，高宏向饶有信农业银行岳阳县支行账户62×××73转账98万元。后饶有信于2014年6月5日及7月6日分别向高宏转账各20000元。高宏主张该98万元为借款，并称当时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预扣利息2万元，并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2万元，随后饶有信向高宏支付的4万系利息。饶有信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该98万元系高宏前夫毛松柏作为股东对中原公司的出资，并非高宏所称的借款。另查明，中原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4日，股东包括毛松柏、杨国全及饶有信。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毛松柏认缴出资450万元，饶有信认缴出资350万元，杨国全认缴出资200万元。根据工商注册信息显示，上述金额各股东并未实缴。2014年7月22日中原公司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岳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4年7月23日，公安依法对杨国全进行讯问，其表示“2014年7月21日下午，毛松柏给我发信息，说要辞去董事长的职务，他的股份是代丁进华持有的，他收回代持，赠送给他的股份转让给饶有信”，并在笔录中表示不知道毛松柏的股份的实际构成，只认可其有持有的20%股权。2014年8月13日，杨国全再次接受讯问时表示，在其完成出资后，当时丁进华找到了他与饶有信，说要让其出让百分之三的股份出来，饶有信也出让一部分，让毛松柏拥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同时还陈述“毛松柏实际代持了丁进华的股份，丁进华用300万原材料加上毛松柏的98万现金，约等于占股份百分之四十，后来我不是让出百分之三吗，另外饶有信可能也让出了百分之二，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占股百分之四十五”，2014年7月24日，丁进华在询问笔录中表示“毛松柏实际出资100万元是他自己的钱，原来谈好我入股岳阳中原公司陶瓷有限责任公司20%-30%股份，挂在毛松柏的股份里”，丁进华同时表示最后并没有按照前述的约定实施。2014年8月13日，丁进华则在讯问中表示饶有信实际出资400万元，杨国全实际出资200万元，毛松柏实际出资98万元，然后丁进华以原材料折价300万折抵预留的30%股份，等其他股东进入后，再出资300万元从其手中购进30%股份。2014年8月12日，饶有信接受公安讯问时则表示，毛松柏认缴出资450万元，但实际出资为98万元，丁进华用原材料折抵302万元入股，毛松柏与丁进华合作一股，由毛松柏代持丁进华部分；并表示后来其与杨国全各转让了2.5%的股权给毛松柏。毛松柏接受公安讯问时则多次表示，其所出资的100万元是其以个人名义向中原公司出借，并非其对公司的出资，按2分的月息计算利息，并表示其实际占股15%，并且该股份是丁进华、杨国全及饶有信各向其赠送5%的股权，其实际并不需要向公司出资。公安机构在侦查期间，委托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原公司的资产情况进行审计，该机构向岳阳市公安局出具了湘恒兴专审字（2014）第019号《司法会计鉴证报告》，该报告载明，中原公司在2014年3月开始筹建，股东有毛松柏、饶有信、杨国全。毛松柏于2014年5月5日向公司支付投资款98万元，该款项转入了饶有信农业银行的个人账户62×××73内，该资金后被记入实收资本。该报告中还载明以饶有信个人在农行开的62×××73储蓄卡为公司结算账户，由公司出纳统一保管使用。饶有信在原一审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上述报告复印件，落款日期为“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二日”。后一审法院依法向岳阳市公安局进行调查取证，在刑事卷宗中调取的审计报告与饶有信提交的报告一致。在一审上诉期间，高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一份落款为“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司法会计鉴证报告》。一审法院经向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发函了解与本案有关的情况，该所向一审法院复函称：1、《司法会计鉴证报告》系该所接受岳阳县公安局委托出具；2、公司的款项以饶有信在银行开具的储蓄卡进行结算，其中有农行62×××73储蓄卡为公司结算账户，上述情况是审计人员在审查货币资金时，公司财务的说明；3、毛松柏2014年5月5日转农行账户98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和公司股东的确认记录，详见2014年5月135号和2014年7月78号、87号会计凭证。高宏认为该复函系根据公司财会人员说明作出，没有其他人员参与，对该复函不予认可。2018年6月21日，一审法院依法向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查，该所表示其向岳阳市公安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笔误，该报告实际的作出时间为2014年7月，该刑事案件也是在此时间立案的。该所在收到一审法院调查函时发现了上述笔误，于是重新出具了一份落款为2014年7月26日的报告。并表示报告中记载的公司名称为“岳阳中原明珠陶瓷有限公司”亦属笔误，应该为“岳阳中原明珠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陈述该报告审计的依据均是由公安机关所提供的封存材料，其未向公司直接索取过任何资料。再查，高宏向一审法院提供民生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4年6月5日、7月6日，饶有信农业银行62×××73账户向高宏民生银行62×××32账户转账两笔各20000元。高宏称饶有信借款时约定了利息为每月20000元，上述款项为饶有信的归还的利息。饶有信对此不予认可，称该账户实际是公司在使用，上述涉及的4万元系支付毛松柏在公司任职的工资。又查，一审法院向案外人毛松柏进行调查，毛松柏称其与饶有信合作成立中原公司，其出任公司的法人代表。饶有信承诺我占45%股份，但不用实际出资。毛松柏对会计报告中将高宏转给饶有信的98万元列为出资款并不认可。并表示饶有信承诺过其所持有股份的出资都是由饶有信承担。饶有信因经营公司的需要直接向高宏借款。毛松柏称其与高宏2013年12月就已经协议离婚，2014年8月4日才在福田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高宏作为出借人应就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以及已经实际出借资金承担举证责任,饶有信应对债务的清偿或借贷关系并不真实等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高宏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已向饶有信出借了98万元款项。饶有信对此予以否认，并以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证报告》中对所载明的事项作为证据来解释该98万元的实际是高宏前夫毛松柏作为股东的出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报告系鉴定机构作为第三方独立出具的结论，结合从公安机构调取的讯问笔录以及向该鉴定机构调查的笔录可知，该报告系鉴定机构依据公安机关从中原公司所扣押的财务资料而作出。鉴定机构作为中立机构仅对材料所呈现的客观情况进行审核并得出结论，期间并未向中原公司索要过任何的资料，因此该报告的结论仅仅是对中原公司资产及财务状况的审查，其不会也不可能对中原公司所进账资金的真实来源及资金背后所涉及的基础关系进行审查。饶有信仅以该报告进行抗辩，认为高宏对其的转账实际就是毛松柏的出资，证据并不充分。饶有信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毛松柏存在委托高宏向其支付股权出资的事实，无法解释该资金为什么是从高宏的账户中转出，而非毛松柏。其次，根据一审法院向公安机构调取的对中原公司股东、会计、出纳等人的讯问笔录可知，毛松柏在中原公司中的实际持有的股份并不明确，其所公示的股权占比中包含了代持丁进华所持有的部分，且属于毛松柏自己的那部分股权本身是否需要实际出资也说法不一，该98万元对应的是中原公司多少的股权，也含糊不清。最后，根据中原公司所在的工商行政机构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显示，毛松柏实缴出资为0，该工商登记也与该鉴证报告的结论相矛盾。综上，饶有信主张其所收到的款项实际系毛松柏对中原公司的出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2014年6月、7月饶有信向高宏转账的40000元，饶有信称该款项系毛松柏的工资，但为何工资要从饶有信账户转账至高宏的账户，饶有信对此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说明。高宏主张该款项系偿还本案借款，从证据形式上更加合理。因此，虽然双方之间未签订借条或者借款合同，但高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流水以及饶有信还款情况，高宏主张其与饶有信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高宏请求饶有信偿还对其的借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高宏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对利息存在约定，且仅凭2个月的还款流水即推断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并不够充分，因此高宏主张饶有信应按每月20000元向高宏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饶有信2014年6月、7月向高宏支付的40000元应视为偿还本金，本案的剩余借款本金应为94万元。高宏主张2016年5月6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法将利息调整为按年利率6%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饶有信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宏借款94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9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从2016年5月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高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600元（已由高宏预交），由高宏负担544元，饶有信负担1305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宏与饶有信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高宏已举证其转账98万元的事实并主张为借款，饶有信认为该笔款项为高宏原配偶毛松柏对中原公司的认缴出资，不认可为借款，饶有信应对此予以举证。就饶有信的举证，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公安机关对原中原公司股东杨国全、饶有信、丁进华等人的询问笔录看，杨国全、丁进华等人均陈述毛松柏认缴出资98万，该陈述与饶有信陈述基本一致；其次，饶有信提交的《司法会计鉴证报告》为公安机关处理中原公司债权债务纠纷期间所委托，该《司法会计鉴证报告》的形成程序合法、结论相对具有客观性，应予采信。根据该《司法会计鉴证报告》的内容，高宏原配偶毛松柏存在认缴出资98万元的事实，且饶有信收取款项的银行卡由公司统一保管使用；再次，高宏原配偶毛松柏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对于98万元的性质主张为其向中原公司出借的款项。按该陈述，该笔款项出借人并非高宏、借款人也并非饶有信。最后，高宏与饶有信双方间未就98万元签订过借贷合同，也未以其他方式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作出确认。因此，结合上述证据和事实，饶有信提出的反证已可使高宏转账的98万元款项性质是否属于借款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高宏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98万元借款性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高宏请求饶有信返还98万元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饶有信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19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高宏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0元（饶有信已预交），由高宏负担。高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2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饶有信预交的132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思 罕审判员 许 莹 姣审判员 邓   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戴斌（兼）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