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湘04行赔初4号 原告：谢培衡，男，195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蒸湘区。 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芙蓉路**。 法定代表人：廖义智，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娟，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衡阳市解放大道**。 法定代表人：欧杏，该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凉锋，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南平，该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原告谢培衡诉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原市国土局）、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本院2018年11月14日作出的（2018）湘04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湘行赔终2号行政赔偿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培衡，被告原市国土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娟、刘鹏，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凉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培衡诉称：1995年3月28日，衡阳市第四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下属衡阳市天河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天河公司）与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工作部签订合资开发综合集贸市场合同，约定：长胜管理处出土地，第一层为门面，第二层为办公室归长胜管理处所有，第三至七层归天河公司所有。1995年6月12日，天河公司与长胜管理处签订补充合同，约定：长胜综合楼第一、二层西头的二行门面归天河公司所有，长胜管理处协助天河公司办理房屋产权及国土证。1998年3月26日原告与天河公司项目经理刘顺普（已故）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以51000元（已付清）的价格购买了天河公司开发的位于衡阳市蒸湘区长胜综合楼第二行113号门面（以下简称113房）一间，2001年3月与四建公司在衡阳市雁峰区法院（原城南区法院）达成调解，四建公司承认上述113房归谢培衡所有。谢培衡据此向房屋产权部门申请办理产权，但产权部门以房屋手续不全而拒绝办理。后经原告查阅房产档案得知原告购买的房屋被唐跃晋于2002年9月28日将其办理至唐跃晋之女唐敏名下，唐敏于2010年10月21日又以7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兴政。原告谢培衡先后起诉唐敏和胡兴政的首次转移登记和后续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及确认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办证证明违法并得到支持，并向原市国土局、高新区管委会申请赔偿，原市国土局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高新区管委会未回复。特向法院提起赔偿之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共赔偿原告损失599012.7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衡阳市商品房屋购销合同》和房款全项收据（发票）。以证明甲乙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律效力，并通过雁峰区法院（原城南区法院）认可。 证据二、衡阳市房地局产权处法制科收条（2001）南保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2001）南保字第4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01）南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以证明衡阳市房产局已认可接手并移交唐跃晋办理产权及协助的事实，并承认其产权的合法性。 证据三、《收条》、（2013）衡中法刑二终字第47号刑事裁定书、伪造的衡阳市城镇房屋分动分户产权申请登记表、分房协议、拆迁房屋证明书等材料。证明：原告在衡阳市产权处将相关资料交唐跃晋代办其房屋产权手续，衡阳市产权处法制科处见证盖章；2006年9月26日唐跃晋伙同程念衡伪造相关文书在衡阳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将原告购买的113房产权办理在其女儿唐敏名下后转卖第三人胡兴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证据四、（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56号行政判决书、（2017）湘04行终27号行政判决书。分别证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113房产权证明的行为、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办理113房屋转移登记的行为违法。 证据五、（2017）湘04行赔初2号裁定书。证明：赔偿应由高新区管委会先行处理。 证据六、门面本息计算表、门面预期利益计算、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证明：原告因二被告违法办证登记行为，导致涉案门面被卖与第三人胡兴政、原告本人合法权利被损害，包括直接损失及预期利息损失；购门面本息426930.60元（涉案房屋未完工部分原告花费90000元），门面应得利益172082.1元，损失共计599012.7元。 证据七、衡阳市房产局房产登记、申报批复件及办证手续由高新区管委会用地拆迁办公室出具。证明：高新区管委会为唐跃晋办理产权出具手续，变更开发房产性质为拆迁。 证据八、2018年1月29日向高新区管委会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经其办公室签收。证明：高新区管委会对申请赔偿不负责任，不处理，后原告诉至法院。 证据九、不予赔偿决定书。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提出行政赔偿，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之后原告诉至法院。 证据十、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其损失进行鉴定，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鹏信资估字［2018］第XHY011号《资产评估报告》，证实其损失共计193172元。 被告原市国土局辩称：1、原告谢培衡与天河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因买卖的房屋本身系违章建筑，没有合法手续，双方之间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合同，因此，原告不是适格的赔偿请求人；2、原告谢培衡将四建公司起诉至原市城南区法院，因四建公司与天河公司在原告签订合同时已脱离隶属关系，四建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因此，原城南区法院将没有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调解给原告，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属无效，且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不能作为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依据；3、本案争执的房屋产权原存在争议，且是第三人唐跃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4、其是依据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书和拆迁安置房屋交付通知单为唐敏办理初始登记的。请求驳回起诉。 原市国土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商品房屋购销合同》。证明：１、谢培衡与天河公司签订的《商品房屋购销合同》属于无效合同；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虽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此，谢培衡不具有对涉案物权请求权的基础。 证据二、（2001）南保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１、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是“曾拜云”，市产权处没有该名字的职工；２、谢培衡对涉案房屋申请查封的民事裁定书，市产权处没有收到，二年后也没有进行续查封。 证据三、（2001）年南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2001）南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的送达回证。证明：１、该民事调解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调解协议无效；２、城南法院作出的调解书不能直接引起的物权变动。谢培衡不能依据调解书原始取得房屋所有权，需依据调解书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而办理转移登记的前提是四建公司先办理房屋初始登记，但是，该房屋是违法建筑，四建公司不能办理房屋初始登记，因此，谢培衡也就不可能获得房屋所有权；３、谢培衡未签收该调解书，调解书未生效。 证据四、收条。证明：谢培衡是在2007年8月拿出（2001）南保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2001）南保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送达回证、协助执行通知书和（2001）南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在市产权处法制科将这几份文书交给唐跃晋为其办理产权，市产权处从未正式接收这几份法律文书。 证据五、《拆迁房屋证明》、《证明》、《拆迁安置房交付使用通知书》。证明：市产权处依据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书和拆迁安置房屋交付使用通知单为唐敏办理房屋登记。 证据六、2013年衡中法刑二终字第47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唐跃晋和程念衡伪造的虚假的长胜综合楼36户集资协议、衡阳市国土资源局蒸湘区分局的国土分户证明和伪造衡阳市城市规划局关于长胜村综合楼违法建设案件处理意见审批表，伪造时间分别是在2004年10月、2005年8月和2004年6月，与市产权处在2002年为唐敏办证没有关联。 证据七、（2017）湘04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认定谢培展与天河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同理，谢培衡与天河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也为无效合同。 高新区管委会答辩称：同意原市国土局的意见。 经庭审质证，被告原市国土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的合同无效，集体土地不能进行商品房开发，收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二：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谢培衡没有将材料交给市产权处进行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调解书不能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原告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所有权，调解书送达回证上体现谢培衡没有进行签收，故该调解书无效，调解书并没有送达到市产权处，而是送至隔壁的物业公司。对证据三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我方给唐敏办证依据的是高新区管委会提供的相关证明。证据四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便是我们违法，原告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故也不享有涉案房屋的行政赔偿。证据五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据六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对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也不拥有涉案房屋的收益。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八、证据九跟我方没有关联，不予质证。没有先向高新区管委会申请赔偿，视为放弃对高新区管委会要求赔偿的权利。证据十因原城南法院调解时未提到运土、装修及卷闸门，故对运土、装修及卷闸门损失不予认可；调解书不能证实原告有付出5.1万元，且未提供收据原件及银行流水；调解书未申请执行也未签收，且未占有该房屋，不能作为选择赔偿的依据；原告的房屋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评估结果与房屋的实际价值不符。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未对原告证据一至证据九发表意见；对原告的证据十的书面质证意见是：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13号房损失未达到193172元。理由是：1、对原告已付门面购房款5.1万元没有异议，但对基础进行运土回填、装修、安装卷闸门等发生费用26820元持有异议。评估机构认定该项损失的依据是原告的手写清单，但该手写清单不能作为认定相关费用的证据，手写清单制作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而本评估报告出具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2、2002年9月28日系唐跃晋伪造刘顺普委托书的时间，不是113房脱离原告时间，计算损失应从2006年9月26日登记至唐敏名下时开始计算；3、评估报告未按银行利率计算，购房款利息从2006年9月26日起计算应为37296元，即使从2002年9月28日开始计算，利息也只有49469.7元。 原告谢培衡对被告原市国土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依法缴纳房款，并有正式发票；证据二、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送达的职责是由城南区法院进行送达，与原告没有关系。曾拜云是否为产权处的工作人员，被告应当予以举证；证据三、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原告与天河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法院调解书不等同于一般的调解书，原告依法能够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据四、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收条能证明原告对行政单位的信任，才将材料交由市房产处法制科转由唐跃晋进行办理房屋产权证；证据五、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没异议，该份证据不能否认被告原市国土局未办理转移登记的违法行为，原市国土局应当承担违法办证的责任；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唐敏伪造材料办理房屋产权证，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证据七、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谢培展与该案没有关联，不与质证。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对被告原市国土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六、七没有异议；证据五是唐跃晋伪造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被告原市国土局真实性虽有异议，但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六无相关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四、五、七、八、九，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证据六无相关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证据十，鉴定意见系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所作出，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虽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被告原市国土局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六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相同，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五、七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5年，刘顺普承包四建公司下属的天河公司。同年3月28日，刘顺普与长胜管理处签订《合资开发综合集贸市场合同》（长胜综合楼），合同约定，长胜管理处出土地，第一层和第二层归长胜管理处所有，第三层至第七层归天河公司所有，长胜管理处协助天河公司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国土证。同年6月12日，天河公司与长胜管理处签订《补充合同》，合同约定，长胜综合楼第一层和第二层西头的二行门面归天河公司所有。同年6月13日，刘顺普与贺遵东、王先玲签订《内部基建承包合同》，天河公司将长胜综合楼全额承包给贺遵东、王先玲承建。同年12月3日，王先玲、王承赛与贺遵东、谢培贵签订《契约》，约定将长胜综合楼转包给贺遵东、谢培贵承建。1996年6月3日，天河公司因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相应条件，被衡阳市建设委员会吊销《资质证书》，同年6月26日，四建公司免除了刘顺普天河公司常务副经理职务，同时要求长胜综合楼开发项目遗留问题由原天河公司成员自行履行。1998年3月26日，刘顺普与谢培衡签订了《商品房屋购销合同》，约定谢培衡以51000元价格购买长胜综合楼113房屋，次日，谢培衡交清了该款项。1998年11月，刘顺普对长胜综合楼管理不善，负债离开衡阳一直未归，于2008年病故。长胜综合楼由贺遵东、谢培展等人垫资，于2000年4月建设竣工。2002年以后，由于长胜综合楼项目的开发商和承建方与他人存在债务纠纷，相继离开工地。唐跃晋（已判刑）趁长胜综合楼项目无人管理之机，伪造天河公司刘顺普的“委托书”和长胜管理处的“授权书”，对外称是长胜综合楼的项目负责人，可以全权处置该综合楼的一切事宜，并假借刘顺普的名义再与他人签订房屋购销合同。2001年3月，原告向衡阳市原城南区（现雁峰区）人民法院起诉，并于3月5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依法将（2001）南保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屋平面图送达给衡阳市产权处，查封了讼争房屋。3月21日经该院调解，四建公司承认将113房归谢培衡所有。2001年10月28日，高新开发区用地拆迁办公室向市产权处（原市房产局下设机构）出具证明，证明内容：唐敏等原有私房一栋，建筑面积502.16㎡，未办理产权登记，因国家建设需要已拆除，现同意将建筑面积488.24㎡的长胜综合楼（包括113房在内）作为拆迁安置房安排给唐敏等人，请给予办理有关产权手续，并填发《拆迁安置房交付使用通知书》，载明凭此证在三个月内申请房屋所有权证。尔后，唐跃晋与程念衡采取提供虚假的居民集资建房协议，伪造衡阳市国土资源局蒸湘分局、衡阳市城市规划局的相关文书、印章等手段，于2002年9月15日在市产权处办理36户房屋产权证。其中将113房的产权以拆迁赔偿的方式于2002年9月28日办理在唐跃晋女儿唐敏名下，证号为衡房权证高新区字第××号（原告谢培衡并不知情）。2007年8月3日原告谢培衡在产权处法制科将（2001）南保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01）南民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购房合同及发票复印件交给唐敏父亲唐跃晋用于办理产权。2010年10月21日，唐敏与胡兴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113房以75000元转让给胡兴政，同年11月2日，市房产局为胡兴政颁发衡房权证高新区第08066181号房屋所有权证。 市房产局于2015年被撤销，并入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自2016年6月28日起，市住建局下属的市产权处的房屋登记相关职权转移到原市国土局下属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原告谢培衡先后于2015年5月27日、2017年2月27日向本院起诉唐敏和胡兴政的首次转移登记和后续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及确认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办证证明违法。本院（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56号判决书判决：确认高新区管委会出具长胜综合楼113房产权证明、市住建局办理长胜综合楼113房登记行为违法，撤销市住建局为唐敏颁发的衡房权证高新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本院（2017）湘04行终27号判决书判决：确认原市国土局办理长胜综合楼113房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前述两案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告谢培衡于2017年5月15日向原市国土局申请赔偿，原市国土局于同年7月28日以谢培衡应主张侵权的民事责任且存在未申办产权登记及未妥善管理113房的自身过错导致房屋转移给善意第三人胡兴政，决定不予赔偿。谢培衡遂向本院起诉请求原市国土局、高新区管委会行政赔偿，本院作出的（2017）湘04行赔初2号行政裁定认为，谢培衡赔偿请求应经高新区管委会先行处理。2018年3月21日谢培衡向高新区管委会申请赔偿，高新区管委会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经鉴定，原告谢培衡因113房屋被转移登记受到的损失为193172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涉及的调解书是否有效及能否引起物权的直接变动？2、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原市国土局对涉案房屋给唐敏办理产权证是否有过错及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3、原告的损失应如何认定？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是否有效，能否引起物权直接变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谢培衡与四建公司于2001年3月21日经衡阳市雁峰区（城南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该院制作调解书后送达时已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因此，本案涉及的调解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 人民法院的调解书能否引起物权的变动，不能一概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应当包括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调解书、裁定书与判决书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因此不宜将导致物权变动的生效法律文书仅限定于形成判决，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内容的调解书和裁定书也应当包括在内。根据司法实践，人民法院调解有三种类型：确认调解、给付调解与形成调解。确认调解是对物权事实的确认，并没有改变物权的归属，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给付调解，是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的调解，不具有形成力，仍然需要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配合才能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而所谓形成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作出变更的调解，形成调解具有形成力，不需要法院的协助执行便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具有不动产物权变动内容的形成调解书，在调解书生效时，即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当事人凭生效的具有不动产物权变动内容的形成调解书可以单方申请登记。原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单方申请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决定等设立、变更、转让、消灭不动产权利的”即包含了当事人凭形成调解书前来单方申请登记的情形。涉案的113房屋的物权在调解之前，应归属于四建公司所属的天河公司，而谢培衡与四建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第一条明确规定：四建公司愿意将天河公司卖给谢培衡的座落在高新技术开发区长胜综合楼西头第二行门面（即本案113房屋，两间34㎡）归谢培衡所有，由谢培衡办理有关房屋产权手续。因此，谢培衡与四建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明显属于形成调解，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南民初字第88号调解书属于具有不动产物权变动内容的形成调解书，因调解书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本案涉及113房的前述民事调解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的范畴，产生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虽未登记在谢培衡名下但并不影响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 二、关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原市国土局对涉案房屋给唐敏办理产权证是否有过错及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案谢培衡债权的损害后果产生于三种各自独立的侵权行为。一是为唐敏进行房屋登记申请的申请人唐跃晋提供虚假材料进行的欺诈登记行为。如果没有申请人的欺诈，谢培衡可以持人民法院调解书进行房屋登记，取得不动产权属。二是高新区管委会作为行政机关，未经调查核实，直接向房屋登记机构或申请人出具不实行政证明的行为，该行政证明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该违法证明行为的作出，成为房屋登记申请人“合法、有效”的权利来源，并成为其后原市房产局登记行为的法定依据，足以导致原市产权处相信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从而在该违法的证明内容之上作出登记行政行为。因此，高新区管委会行政证明行为是造成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的重要原因，使得谢培衡本可以取得的113房屋受到了行政证明内容的影响，侵犯了谢培衡的合法的财产权益。三是原市房产局对113房屋的登记行为，也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存在登记程序违法，可以认定原市房产局的疏忽也是导致113房屋登记申请人唐跃晋骗取登记和市产权处错误登记造成，从而造成谢培衡遭受财产损失的原因之一。因此，谢培衡113房屋损失，与申请人唐跃晋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欺诈登记、高新区管委会违法出具证明行为及原市房产局未尽审慎审查义务的错误登记行为之间均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谢培衡经人民法院调解取得的113房屋受到损害，有权要求高新区管委会、原市房产局承担培衡行政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原市国土局作为继续行使原市房产局职权的行政机关，应承担原市房产局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不动产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或者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之规定，对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的过错，本院确认由原市国土局承担赔偿责任，原市国土局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登记申请人追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关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原市房产局的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中发生的作用，本院确定原市房产局承担30%的责任，登记申请人承担20%的责任。因此，原市国土局作为继续行使市房产局职权的机关共向谢培衡承担50%的行政赔偿责任。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长胜综合楼113房产权证明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且客观上其行为也是造成登记错误的重要原因，为减少不必要的诉累，本院确定由高新区管委会对谢培衡113房损失承担50%的行政赔偿责任。 三、关于谢培衡损失的认定问题 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56号行政判决，确认了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长胜综合楼113房屋产权证明、被告市国土局为唐跃晋之女唐敏办理长胜综合楼113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由于二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原告谢培衡所购买的113房一直无法办理房屋产权手续，最终因他人善意取得，谢培衡遭受了经济损失。关于损失金额问题，谢培衡于2018年6月6日向本院申请资产评估，由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作出鹏信资估报字［2018］第XHY011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该份资产评估报告结论：谢培衡113号房购房款51000元从2002年9月28日至今的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126597元；原告谢培衡对涉案房屋简单装修（运土、安装卷闸门等费用）26820元，从2002年9月28日至今的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66575元，谢培衡因113房的损失合计为193172元。因该鉴定结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相悖，本院不予采纳该鉴定结论中的利息计算标准，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以作出生效赔偿判决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谢培衡起诉主张各项损失合计599012.70元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采信谢培衡申请评估后由评估机构作出的前述资产评估报告认定其装修损失金额。原市国土局关于谢培衡的房屋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评估结果与房屋的实际价值不符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谢培衡对基础进行运土回填、装修、安装卷闸门等发生费用26820元应不予认定、购房款利息应从2006年9月26日起计算为37296元、即使从2002年9月28日开始计算，利息也只有49469.7元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及前述行政赔偿责任比例划分，高新区管委会对谢培衡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原市国土局对谢培衡的损失应承担50%的行政赔偿责任，原市国土局赔偿后，可以向造成错误登记的申请人唐跃晋就其应承担的20%的责任部分进行追偿。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四项）、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30天内共同均等赔偿原告谢培衡购房款51000元及装修费26820元。利息按赔偿判决生效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购房款51000元从1998年3月27日开始计算利息，装修费26820元从2002年9月28日开始计算利息； 二、驳回原告谢培衡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曙梅 审 判 员 尹运健 审 判 员 廖玲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 智 书 记 员 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