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3行终115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赵艳玲，女，1970年7月2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健康，北京名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法定代表人牛国泉，局长。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何雪婷，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上诉人赵艳玲因要求确认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行初4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艳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健康，被上诉人朝阳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何雪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艳玲向一审法院诉称，2018年12月10日，在没有任何法律许可手续文件的情况下，不明社会雇佣人员数达多人，用打、骂、非法拘禁等手段，侵害了赵艳玲的人身权和生命权，并于当日毁坏、抢夺其财产。2018年12月12日，赵艳玲报警，至今无果。赵艳玲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朝阳公安分局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应予纠正。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朝阳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市朝阳区某乡某村×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赵艳玲之夫李某。根据《110接处警记录》内容显示，2018年12月12日，赵艳玲拨打110报警称因拆迁问题在12月10日被软禁在某小区×7号楼×号，具体哪个单元不记得。朝阳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经与赵艳玲联系，赵艳玲称其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其稍后自行来派出所。后朝阳公安分局联系乡政府拆迁办及村委会进行调查核实，调取了《朝阳区管庄乡咸宁侯村村民代表大会》记录、《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强制拆除决定书》、《管庄乡咸宁侯村腾退安置协议书》等材料，确认赵艳玲的房屋涉及违法建设，当日系村委会组织帮拆。赵艳玲反映的非法拘禁问题系在帮拆过程中，在乡腾退临时安置点内与其协商签订腾退协议，期间不存在暴力拆迁等违法问题。赵艳玲到朝阳公安分局下属管庄派出所后，民警答复赵艳玲，告知系村委会组织的帮拆行为，如有损失，与村委会工作人员协商解决。本案诉讼期间，朝阳公安分局民警为进一步核实针对赵艳玲报警的答复情况，再次拨打了赵艳玲电话，其在电话中亦认可民警的答复情况，但对不属于“非法拘禁”的认定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中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涉案地点位于朝阳区，朝阳公安分局对赵艳玲的报警事项进行调查、处理的职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及时予以相应处理。本案中，朝阳公安分局接到赵艳玲报警后经与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并调取相应材料进行核实，确认赵艳玲反映的非法拘禁问题系在帮拆过程中，在乡腾退临时安置点内与其协商签订腾退协议，期间不存在暴力拆迁等违法问题，所报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不持异议。朝阳公安分局在接到报警后，履行了及时出警、调查了解、处理和告知程序，履行了法定职责，赵艳玲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赵艳玲主张其报警内容包括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抢夺手机、殴打等，朝阳公安分局未对其报警内容进行全面履责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110接警工作实行“一级接警”，即统一由城市或者县（旗）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警。110报警服务台工作人员应当按照统一的表格认真登记、存储，做好接报、指挥、处警工作记录，并立卷备查。本案中，从《110接处警记录》内容看，赵艳玲的报警系市、区两级报警服务台接警，报警信息中的案情摘要记载为：“赵艳玲报：因拆迁问题我在12月10日被软禁在某小区×号楼×号，具体哪个单元不记得”。上述案情摘要内容系对报警人报警信息的客观记载，并无赵艳玲主张的强迫交易、抢夺手机、殴打等报警内容，且赵艳玲提供的报警录音亦显示其因拆迁被非法拘禁而报警。故赵艳玲所持朝阳公安分局未全面履责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艳玲的诉讼请求。赵艳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提供的报警录音充分证明，上诉人报警的内容一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二是强迫交易。一审判决依据的《110接处警记录》是被上诉人一方制作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与报警录音相比，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也充分证明，上诉人后向被上诉人报警的内容有抢夺手机等。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朝阳区管庄乡咸宁侯村村民代表大会》记录、《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强制拆除决定书》、《管庄乡咸宁侯村腾退安置协议书》等材料均不能证明不存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强迫交易、抢夺等违法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不存在暴力拆迁等违法问题”并没有证据证明。反而根据其《工作记录》中“帮拆过程中，将赵艳玲带至安置点内”可以判断有人对上诉人采取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再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到管庄派出所后“民警答复上诉人”等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并没有被告知“系村委会组织的帮拆行为，如有损失与村委会工作人员协商解决。”最后，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明，上诉人除了不认可上诉人不属于非法拘禁的认定外，还对被上诉人对抢夺手机的处理行为不服。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起诉状之后才进行电话答复，明显违反书面告知的义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在110报警时内容仅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强迫交易，到了被上诉人处又有了抢夺手机等内容，被上诉人应该一并处理。一审判决仅根据110报警记录上无上述内容认定未全面履责无事实根据，与本案事实不符。此外，本案属于履责类案件，并不是对被上诉人的答复行为不服的案件。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答复并无不当，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剥夺了上诉人另行对答复行为起诉的权利。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朝阳公安分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赵艳玲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中国移动通话记录查询单；2.报警电话录音光盘，证据1-2综合证明赵艳玲于2018年12月12日对其被非法拘禁、抢夺手机、强迫签订协议、殴打等行为进行报警，朝阳公安分局对赵艳玲履责申请不履行相关职责。在法定期限内，朝阳公安分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110接处警记录》；2.《工作记录》；3.《朝阳区管庄乡咸宁侯村村民代表大会》记录；4.《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5.《强制拆除决定书》；6.《管庄乡咸宁侯村腾退安置协议书》；7.光盘及《制作说明》；8.《电话录音摘要》，证据1-8综合证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履行了调查、告知等义务。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赵艳玲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赵艳玲向公安机关报警的相关情况，但不具有证明朝阳公安分局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证明效力，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求，能够证明其接到赵艳玲报警后开展工作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朝阳公安分局对其辖区的报警事项负有调查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的法定职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本案中，朝阳公安分局接到赵艳玲报案后，经与相关单位进行调查核实，调取了《朝阳区管庄乡咸宁侯村村民代表大会》记录、《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强制拆除决定书》、《管庄乡咸宁侯村腾退安置协议书》等材料，确认赵艳玲所反映的非法拘禁是在帮拆过程中，在乡腾退临时安置点内协商与其签订腾退协议，帮拆现场并不存在暴力拆迁等违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朝阳公安分局认定报警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并将上述情况及理由告知报警人，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关于朝阳公安分局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本院认为，朝阳公安分局根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依照《110接处警记录》确定报警内容，履行调查处理职责，并无不当，且赵艳玲亦认可抢夺手机、殴打等报警内容在2018年12月12日拨打110报警中并不涉及。故赵艳玲所持朝阳公安分局未全面履责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艳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赵艳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赵艳玲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巍审 判 员  胡兰芳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曼斐书 记 员  赵俊飞书 记 员  曹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