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湛礼祺，男，196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珊，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誉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公路东华路段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078423329R。法定代表人：苏楚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里曼，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奇，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湛礼祺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誉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湛礼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誉红公司向湛礼祺支付股权转让款49500000元及逾期利息698843.73元（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12月1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日，共107天），以上合计50198843.73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誉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誉红公司已实际参与景新公司经营。誉红公司以景新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并做出了同意变更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表决，以行使景新公司股东的表决权的方式参与了公司管理。2018年12月24日，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陈康强变更为林剑峰，而后2019年4月11日又变更为苏楚威，证明誉红公司已经行使了其股东表决权。誉红公司的股东林剑峰以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内对外履行职务，参与景新公司经营。2019年1月28日，誉红公司的股东林剑峰以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景新公司与客户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在誉红公司收到湛礼祺于2019年2月1日发出的《告知函》后，林剑峰仍然于2019年3月13日，继续以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客户签订了多份《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签字盖章。誉红公司以景新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表决权。原审判决中认定誉红公司未实际参与公司运营管理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与事实不符。景新公司与誉红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景新公司与陈康强在原审中提交的两份《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二、《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约定的股权交易行为已经完成，誉红公司已经参与景新公司经营，导致景新公司的资产状况均与发生股权转让前不一致，回转股权损害湛礼祺权益。2018年12月17日，湛礼祺已按照《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的约定，办理了景新公司股权变更手续，亦即景新公司的股权交易行为已经完成，《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剩下来的只是因为誉红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本着维持交易行为的稳定性的宗旨，法院应当只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处理，而不是破坏已经形成的稳定的交易。景新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资产状况持续发生变化，湛礼祺已经失去了对景新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股权回转已无可能。湛礼祺向誉红公司转让景新公司股权后，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均为誉红公司股东或员工，且誉红公司掌握代表企业签订合同的最终决定权、公司财务、资产处置权等，誉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成为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代表景新公司以免除部分期限的租金或与大量客户签订长达8年租期的方式低价处理景新公司资产，景新公司的资产状况早已较转让之前发生重大变化，即公司的股权价值已发生变化，股权回转至转让前已无可能。即使湛礼祺重新进入公司，已无法掌控公司的运营模式和财务收益，且景新公司大股东陈康强与湛礼祺关系已因此案恶化，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经营公司，转回股权已无实际意义。三、誉红公司以实际行动表明《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尚未解除，双方应继续履行。誉红公司在接到《告知函》后以实际行动继续履行《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2019年2月1日，湛礼祺向誉红公司签发邮寄《告知函》，要求誉红公司收到《告知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回给湛礼祺，即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誉红公司在收到告知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转回。但誉红公司并未做出明确回复，誉红公司也一直在对景新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并没有将股权转回湛礼祺。因此该合同并未解除，应当继续履行。公证书不能证明誉红公司与湛礼祺双方在解除合同上达成合意。公证书公证的赖俊杰与誉红公司的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3月8日，此时赖俊杰已经不是景新公司的监事或职员，也未得到景新公司或誉红公司授权代理其办理变更手续一事，赖俊杰行为并不能代表誉红公司或景新公司，因此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誉红公司与湛礼祺双方就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达成合意或就解除工作进行筹备，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被上诉人誉红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确认案涉《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业已解除是正确的，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誉红公司与湛礼祺签订《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后，誉红公司并未向湛礼祺支付股权转让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湛礼祺已具有法定解除权。2019年2月1日，湛礼祺向誉红公司寄送《告知函》，书面提出解除《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该《告知函》于2019年2月2日到达誉红公司并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前述《告知函》到达至誉红公司时，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解除。关于涉案《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的解除，湛礼祺在《告知函》中的措辞是清楚的且无争议的，该函非常明确地表示，自誉红公司收到该函之日起，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正式解除，并且誉红公司在收到《告知函》后并未提出异议，且积极配合湛礼祺进行解除合同的后续事宜，故涉案《股东转让股合同书》已解除。湛礼祺现主张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誉红公司在收到《告知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转回，湛礼祺的该主张无疑与其《告知函》中的措辞自相矛盾，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誉红公司与湛礼祺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是合同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本案中，誉红公司此前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景新公司的股东从湛礼祺变更为誉红公司，誉红公司在湛礼祺办理工商变更后未向湛礼祺支付股权转让款。誉红公司与湛礼祺《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解除后，双方为恢复原状，已积极沟通办理股权回转和工商变更，将景新公司的股东从誉红公司变更回湛礼祺，对于该沟通过程誉红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公证书》可以证明。原审法院判令湛礼祺协助誉红公司将景新公司45%股权变更登记回湛礼祺名下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誉红公司与湛礼祺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解除，涉案合同项下的股权回转和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客观障碍。誉红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据（景新公司、陈康强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誉红公司未实际参与景新公司管理，大股东陈康强也知晓并认可双方股权转让合同已解除。景新公司在涉案股权变更发生之后仍需正常经营。景新公司对外经营系以公司名义与客户签约，并无林剑峰本人签字。林剑峰作为法定代表人，其法人签章系由景新公司保管，相关业务合同上的签章由景新公司加盖，以配合和满足公司对外经营。且实际上，湛礼祺提交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系后来为完成网签购买流程和手续而签署，买卖合同涉及的三个车位早在涉案股权发生变更登记,半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交易。此外，景新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动为公司人事安排，是股东决议的结果，亦是公司正常的内部管理活动。誉红公司与湛礼祺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解除，湛礼祺并未能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其股权回转和工商变更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景新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房地产的销售已经接近尾声，景新公司需要继续正常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租赁商铺或对外销售剩余房产的情况，但上述情况均是在景新公司大股东决策下进行的正常的经营，不存在导致景新公司资产减损的情况，更不存在导致股权不能回转的情况，假使存在因誉红公司的行为对景新公司造成损失，湛礼祺可另案起诉，但对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湛礼祺股权回转以及工商变更并不影响和冲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湛礼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湛礼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誉红公司向湛礼祺支付股权转让款495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8年12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款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日为698843.73元）；2.案件受理费由誉红公司承担。誉红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8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解除；2.将誉红公司持有的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股权变更登记为湛礼祺名下；3.誉红公司支付的15万元律师费由湛礼祺承担；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湛礼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5日，湛礼祺（转让方）与誉红公司（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一份，内容主要约定：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由陈康强出资6050万元，湛礼祺出资4950万元共同设立，现就转让股权事宜订立如下条款；1、同意湛礼祺股东将原出资49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5%）中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誉红公司，转让金额为4950万元；2、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3、从2018年12月15日起，公司的股东为陈康强、誉红公司，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并享有股东权益，股权转让后，各股东新的投资比例分别为陈康强出资60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誉红公司出资49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5%；4、至2018年12月15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并已经明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责任；5、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除湛礼祺、誉红公司分别于转让方、受让方项栏签章外，并由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股东陈康强、湛礼祺分别签章其中进行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了有关变更登记，于2018年12月1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将公司股东由陈康强、湛礼祺变更为陈康强、誉红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8年12月24日将法定代表人陈康强变更为林剑峰、2019年4月11日再将法定代表人林剑峰变更为苏楚威。2019年2月1日，湛礼祺向誉红公司发出《告知函》，内容记载为：“2018年12月15日，我方与贵司就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景新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约定我方以4950万元的价格将我方持有的景新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贵司，并且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即2018年12月15日，贵司需将转让金额4950万元全部支付给我方。2018年12月17日，我方已按《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景新公司4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贵司名下，但截止至发函之日，贵司仍未向我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4950万元，贵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严重损害我方利益。为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现我方郑重告知贵司：一、鉴于贵司上述行为，我方正式向贵司提出解除《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请贵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贵司持有景新公司的45%股权变更登记至我方名下，否则我方将诉之法院，并要求贵司赔偿损失。二、贵司收到本函之日起，我方与贵司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正式解除，我方应为景新公司的实际股东，贵司不享有景新公司股东的任何权利，不得行使景新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并且不得处分景新公司任何财产，不得作出有损我方及景新公司权益的行为。三、在未完成股权变更回我方期间的权益，不得作出任何有损我方及景新公司权益的行为有关，景新公司的经营行为及资产处分、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应及时书面通知我方，并经我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四、贵司不得将其名下持有景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或作出损害我方及景新公司权益的其他行为，若贵司作出上述行为，我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贵司的法律责任，而因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贵司自行承担。特此函告！”。该函件于2019年2月2日到达誉红公司并进行了签收。依照誉红公司提交由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主要记载涉案湛礼祺、誉红公司签订《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后，其公司委托了赖俊杰进行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变更登记后，现登记股东誉红公司未到公司办理股权交接工作，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进行利润分配等情况。以及该公司大股东陈康强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为，湛礼祺于2019年2月1日向誉红公司寄送《告知函》，向誉红公司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本人作为景新公司的股东，对于湛礼祺与誉红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宜表示认可。又根据誉红公司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公证书（2019）粤广广州第059811号，显示于2018年12月15日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该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委托时任公司监事的赖俊杰办理；以及于2019年5月13日由赖俊杰向广州公证处申请对其本人微信中与湛礼祺关于上述股权转让有关的聊天记录进行保全证据。该公证书中的微信通讯截屏显示，从2019年3月8日至12日，由赖俊杰向相对方微信发送有《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企业变更时的任免职证明》、《20190311股东会决议（1）》、《公司章程（执行董事。（3））》等文件，以及相对方回复发送修改的《股东会决议》以及《企业变更时的任免职证明》、《2019年新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表》、《公司章程（设执行董事。）》等文件；其中上述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内容记载为接纳湛礼祺为新股东，由誉红公司将其出资持有的景新公司45%转让给湛礼祺，并在拟定章程中列名股东为陈康强、湛礼祺的出资金额及比例情况等。另查，誉红公司为涉案诉讼委托了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诉讼代理，并签订《委托合同》，当中载明该律师所指派里曼律师担任涉诉代理人，约定前阶段律师费为15万元；并由该律师所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2019年1月30日，湛礼祺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经原审法院审查并作出（2019）粤0118财保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誉红公司持有的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股权；2019年4月16日，湛礼祺向原审法院申请变更财产保全并提供了担保，经原审法院审查并作出了（2019）粤0118民初32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誉红公司的银行存款4950万元，或查封被申请人誉红公司其他等值的相关房产；并解除被申请人誉红公司持有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股权的冻结。为此，湛礼祺预交保全费5000元。原审诉讼中，誉红公司辩称湛礼祺在未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且该解除告知函已到达我方并收悉，合同解除依法成立；湛礼祺并无证据证明股权回转登记存在客观障碍，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更替为大股东决定任意人选，并不影响合同解除的事实，亦不存在关联。湛礼祺则认为双方签订的涉案转让合同为合法有效，且双方已就转让股权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不具备合同解除的可能性；且湛礼祺在出具告知函后，誉红公司并未按照告知函的内容履行，并继续管理公司，应视为继续履行合同，所以双方对解除未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湛礼祺与誉红公司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为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双方理应恪守履行。现湛礼祺已依约履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但誉红公司至今未予支付相应的转让对价，则案涉转让合同并未履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据此，湛礼祺作为守约方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湛礼祺向誉红公司发出的《告知函》中载明“现我方郑重告知贵司：一、鉴于贵司上述行为，我方正式向贵司提出解除《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且该函件经发送并到达誉红公司收悉。虽然湛礼祺主张该发函只是协商的意见，但显然与其所表达的内容含义不符；又虽然湛礼祺抗辩发出函件后誉红公司仍继续管理公司和变更相关法定代表人，应视为双方未达成一致的解除合意；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则单方解除合同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并非要求双方需达成一致合意；且公司的高管人员变动为公司人事安排的内部管理，并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并非为其中股东所能决定；结合誉红公司所提交由景新公司及其大股东陈康强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以及广州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等，显示作为受让方并未实际参与公司运营管理的情况，并存在委托时任公司监事的赖俊杰与湛礼祺进行协商办理公司股权回转登记事宜的事实；也可见双方已就转让合同解除的事后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协调筹备。故对誉红公司抗辩双方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业已解除，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则湛礼祺请求誉红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相应转让款及相关利息，理据不足，且与其发出的解除合同告知函为相互矛盾，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誉红公司反诉要求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股权，变更登记为湛礼祺名下持有，能与法相符，且湛礼祺亦未举证证明股权回转登记存在客观不能的情形，故予以照准。对于律师费问题。誉红公司主张因涉诉产生前期律师代理费15万元，并提交了相关委托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等予以佐证；湛礼祺则抗辩不应由其承担。对此，虽然誉红公司因涉诉实际产生了律师费，但该费用并非因解除合同而产生的必然损失，且对该费用的承担欠缺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约定，结合誉红公司作为案涉转让合同的违约方，其自身的费用损失由守约方承担，亦与情理不符。故对誉红公司请求湛礼祺承担律师费15万元的意见，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判决：一、确认广州誉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湛礼祺于2018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解除；二、湛礼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广州誉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广州市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股权变更登记为湛礼祺名下；三、驳回湛礼祺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广州誉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2927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湛礼祺负担；反诉受理费145025元，由广州誉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35元，湛礼祺负担144590元。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湛礼祺于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1243520），拟证明誉红公司在受让股权后参与了对景新公司的经营管理；2.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3169896）；3.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4196845）；4.租赁合同（JX20190301）；5.租赁合同（JX20190402）；6.租赁合同（JX20190503）；7.租赁合同（JX20190601）；8.租赁合同（JX20190602）；9.租赁合同（JX20190603），证据2-9拟证明湛礼祺发出的《告知函》后，誉红公司继续对景新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且改变公司之前以售为主，出租为辅的经营模式，将公司资产低价长期出租；10.2018年3月13日至3月31日止销售车位之折扣体系及新景豪庭车位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誉红公司参与景新公司经营后，以长租的方式大量处置公司资产，影响后续公司出售资产；11.新景豪庭商铺出租明细及新景豪庭项目出具明细表-商铺、广场（2019）；12.商铺价格体系、商铺销售价格表及商铺低价表复印件，证据11-12拟证明景新公司出售商铺和车位的价格，证明原来的经营模式是以出售商铺和车位为主。誉红公司的质证意见：湛礼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湛礼祺无权再行使举证的权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誉红公司没有实际参与经营管理；证据1-3实际上是为了办理网签而签订的，签订时间与真实销售时间一样，实际是发生在2018年3月，是在双方股权转让之前就已经产生，其他的是一些租赁，将尾货租赁出去，是维护公司的经营的行为，均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证据4-9是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证据10-12是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誉红公司对这些表格不知情。湛礼祺在本院庭审时提交以下补充证据：1.借款协议；2.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证据1-2拟证明誉红公司对外举债3600万元，导致股权价值减损，损害公司利益；3.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812371665）；4.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1198521）；5.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1199368）；6.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1211213）；7.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122144X）；8.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1233908），证据3-8拟证明誉红公司受让股权后至收到《告知函》前已经实际参与景新公司经营管理，大量处置资产；9.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2142375）；10.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3170333）；11.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3289933），证据9-11拟证明誉红公司收到《告知函》后至起诉前交未还景新公司经营权，并继续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恶意大量处置资产；12.租赁合同（JX20190501）；13.租赁合同（JX20190502）；14.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906246447），证据12-14拟证明起诉后至今誉红公司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恶意处置公司资产。誉红公司的质证意见：湛礼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湛礼祺无权再行使举证的权利；对证据1-1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关于证据1-2，景新公司共向广州市凯鸿商贸有限公司借款3700万元，其中450万元借款中有350万元用于清偿鸿霖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工程款，100万元用于维持景新公司的资金周转；3250万元借款全部用于偿还对广东省电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以上应付工程款在涉案股权发生变更之前就已存在；景新公司向广州市凯鸿商贸有限公司借款3600万元后并未新增负债，只是以借款偿还负债，借款后景新公司负债与借款前的负债金额一样；关于证据3-11，9份《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系后来为完成网签购买流程和手续而签署，所涉车位均为湛礼祺作为景新公司股东时即已处置的资产，且在湛礼祺与誉红公司发生股权转让行为之前买受人就已支付车位款项；誉红公司并未参与景新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置；关于证据12-14，景新公司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涉商铺均为景新公司名下资产，由于商铺所在地区商业氛围较差，截至景新公司与上述商铺的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均未有投资人购买该商铺，景新公司将闲置的商铺进行出租是正常经营行为，且商铺出租的价格也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不存在恶意处置公司资产的情况，相反还为景新公司增加了收入；所涉房产实际为景新公司用于清偿鸿霖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债务的抵债房产，抵扣债务金额为4417400.6元，均价25342元，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为正常的债务清偿行为。誉红公司在本院庭审时提交以下证据：1.【新景豪庭】车位购买协议（212号车位）；2.收款收据（编号：7024351、7024305）；3.【新景豪庭】车位购买协议（353号车位）；4.收款收据（编号：7024303）；5.【新景豪庭】车位购买协议（345号车位）；6.收款收据（编号：7024358、7024306），证据1-6拟证明湛礼祺二审提交的三份《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系后来为完成网签购买流程和手续而签署，三份买卖合同涉及三个车位的买卖交易早在本案股权发生变更登记半年前就已经完成。湛礼祺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收款收据并非税务部门监制的正式发票，车位购买协议也不是房管部门监制且备案的买卖合同；即使上述证据证实，也只能将其视为一种预约销售而非正式销售，而誉红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景新公司名义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才是销售车位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证明誉红公司参与景新公司经营。本院庭审后，湛礼祺又向本院提交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编号：2013-0703）等证据，誉红公司也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等证据。本院认为：湛礼祺与誉红公司签有《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双方之间为股权转让关系。湛礼祺诉请誉红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誉红公司则反诉要求确认《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经解除。经查，湛礼祺、誉红公司于2018年12月15日签订合同后，2018年12月17日景新公司的股东已由陈康强、湛礼祺变更为陈康强、誉红公司，但誉红公司没有向湛礼祺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湛礼祺于2019年2月1日向誉红公司发出《告知函》，通知誉红公司收到该函之日正式解除《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湛礼祺发出该《告知函》是否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认为，湛礼祺通知誉红公司解除《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是湛礼祺的真实意思表示，誉红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没有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是违约方，湛礼祺作为守约人行使解除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誉红公司于2019年2月2日收到《告知函》，故《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于该日解除，原审法院认定《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经解除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湛礼祺主张誉红公司在收到《告知函》后以实际行动继续履行《股东转让股权合同》是否成立。湛礼祺认为誉红公司未明确回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实际参与景新公司的经营，故合同并未解除。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其效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誉红公司收到《告知函》后没有向湛礼祺提出异议，也没有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无效，故《告知函》已经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誉红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其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在湛礼祺发出《告知函》后没有向湛礼祺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湛礼祺主张誉红公司以其实际行动继续履行合同，本院不予认定。自工商部门核准景新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时起，誉红公司作为景新公司的股东，有关景新公司的经营活动自然按照股东的意志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行使公司经营方针、人事任免等职权，故誉红公司辩称其受让股权后未参与景新公司的经营，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故誉红公司在收到《告知函》后应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退出景新公司的经营。誉红公司迟延履行相关义务，如造成湛礼祺的损失，其可另行主张，但不影响合同解除的认定。湛礼祺主张在誉红公司收到《告知函》后仍参与公司经营，而导致合同尚未解除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湛礼祺主张誉红公司受让景新公司股权后导致股权价值减损的问题。即使湛礼祺的该主张属实，对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也没有影响，如湛礼祺认为在誉红公司成为景新公司股东期间损害公司利益的可另行主张。湛礼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对本案认定合同解除的事实没有关联，湛礼祺、誉红公司在本院庭审后再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组织质证。原审法院根据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原则，支持誉红公司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反诉请求，将景新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回湛礼祺名下的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湛礼祺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794元，由上诉人湛礼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