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终4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明园路****楼1门**。法定代表人：张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起，男，该公司采购部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天津宾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道**/div>法定代表人：末永高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天津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文娟，天津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马公司）因与上诉人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1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起、李文，上诉人飞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田文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马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中马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用由飞马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中马公司主张的外协单位库存目前尚存577545.58元。该部分库存在最初的诉讼中由一审法院作了清点，在过往的审理中已经多次予以核实和认定。该部分库存是中马公司为飞马公司的生产准备的物料，中马公司要向外协单位付款，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仅以中马公司与飞马公司几年的订货数量及飞马公司的产量来确定双方的交易量与事实不符。中马公司为飞马公司提供的货物属于零部件，与飞马公司的量产数量无直接关系。采购本身是为生产服务的，零部件采购超出成品的数量也是很正常的。飞马公司曾经于2013年在中马公司关联单位一次性采购过9万套零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的飞马公司年采购量与事实不符。三、中马公司主张截止日前尚有飞马公司未加工的订单58506套，一审法院认定为5589套，显属认定事实不清。中马公司在一审及过往的审理中只承认66份纸质订单和电子邮件订单，从未承认过飞马公司提供的49份新的纸质订单。按照66份双方确认的纸质订单和电子邮件订单，在中马公司处尚有飞马公司未完成订单58506套，据此，中马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应该以58506套为基数计算损失。四、2014年10月中马公司给飞马公司开票354624.65元；2014年11月中马公司给飞马公司开票116605.31元；2014年11月11日飞马公司付款3738元，欠款467491.96元。2017年2月14日一审法院执行划转给中马公司42万余元，剩余4.7万余元系飞马公司自认中马公司不良品对应的金额，加上12.9万余元，飞马公司尚欠中马公司未付款177076.46元。飞马公司辩称，不同意中马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中马公司主张外协单位库存577545.58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争议在于附件箱，飞马公司生产多少缝纫机就需要多少附件箱。从多年的合作可见，飞马公司由于精算生产成本，多年来将自己的生产计划发给中马公司，飞马公司一年生产量也达不到5.8万套，中马公司主张的数额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提交的证据无任何合理性。飞马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两审诉讼费用由中马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75万元库存是否属于合同约定是需要查清的基本事实，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中马公司，一审法院在中马公司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应当驳回中马公司的请求或查清事实。一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所有库存产品均属合同项下的零件的情况下，判决飞马公司承担中马公司合同以外的全部库存是错误的。二、飞马公司仅应对中马公司库存产品中与双方合同订单项下相关零件进行收购，且应为合格品。一审法院仅对库存进行过简单的数量勘验，对于质量是否合格并没有请专业机构或飞马公司查验。依据双方合同约定，飞马公司仅收购合同范围内的成品、半成品、材料，中马公司作为承揽人有义务保证材料符合合同要求的合格品。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查清，判决飞马公司在未查验货品的情况下承担全部库存损失是错误的。三、双方《购买基本合同书》第17、18条约定，中马公司交货验收合格入库后45日内付款。一审判决先付款后取货违反了加工承揽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四、一审判决飞马公司赔偿中马公司可得利益损失205786.98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法院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分析和推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根据2011-2013年订单量与交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交货量多于订单量7%与事实不符。从双方订单可见，飞马公司每年年底11月、12月向中马公司下发的订单中，包含了要求中马公司应在次年年初1、2月交货的订单，所以每年的交货量比订单量多是正常的，都是订单项下的交货，不存在订单外的交货。其次，2014年中马公司交付38403套附件箱的事实，双方在此前的诉讼中已经多次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采信中马公司认可的37046套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最后，一审判决可得利益损失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意思自治原则，双方合同中约定，飞马公司享有合同未到期单方解除权，也约定了合同解除后的处理方案。一审判决关于可得利润损失的判决超越了合同及法律规定。本案是加工承揽合同，承揽方按约交付成品，定作方才能付款，在没收货之前没有付款义务。加工承揽合同的违约条款规定可见，交付成品给付钱款是基本特征，不存在可得利润损失。一审判决以计算每套利润36.8元计算可得利润损失，没有任何依据。一套附件箱成品价格100元左右，且无科技含量，一审计算的75万元库存零件价值本身已经加入利润，如此重复计算更是错误。退一步讲，本案是承揽合同纠纷，中马公司应该在交付相应的套数成品，飞马公司按实际交付数量付款，不应直接判可得利益损失。中马公司辩称，飞马公司陈述的75万元库存损失要依据加工承揽合同的相关约定，经过双方几次诉讼，中马公司认为75万元是零件的库存并非成品，该损失理应由飞马公司承担。清点中，飞马公司在场的人员有律师及产品部人员，其在清点单上签字证明对数量和质量的认可。附件箱的价格针对成品而言有不同的价格，中马公司加工该产品并没有向飞马公司陈述的有40%。可得利益损失是经过中马公司综合考虑的成本，中马公司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附件箱有多个品种且涉及多个零件，双方合作二十几年，附件箱的零件均是定作的，飞马公司给中马公司下订单后，中马公司业需要批量下订单定作零件，故会有零件结余，且双方合作期间相关零件、附件箱仅给飞马公司供应。中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中马公司与飞马公司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2．飞马公司支付中马公司货款并赔偿损失共计7380000元；3．诉讼费用由飞马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中马公司与飞马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多年。双方自2009年开始以现名称进行合作，由中马公司按飞马公司提供的《订货单》为其生产缝纫机附件箱。2013年3月22日，双方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飞马公司继续购买中马公司生产的缝纫机附件箱，该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若双方在到期日前未提出解除合同申请，该合同自动延长一年。由于甲方（飞马公司）中止生产、设计变更等原因，而不需要订购货物时，需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中马公司）。发生上述条款情形时，乙方正在安排当中的完成品、半成品、材料等按下述内容的基准，由甲方按照相当于估价额的价格进行收购。1、已经发出订单的。2、除了发出订单以外的货物，已经加工了相当于一个批次的。3、其他经甲乙双方协议认为妥当的。合同签订后，中马公司依约为飞马公司生产附件箱。2014年11月26日，飞马公司向中马公司下发了书面《解除购买基本合同书通知书》，通知中马公司：我司已经于2014年9月2日口头通知并与贵司协商一致，我司将不再向贵司提出附属箱订单。现我司再次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司于2014年12月25日解除《购买基本合同书》。具体事宜明确如下：1、内销计划、统计表等均非我公司订货方式。2、经我司统计，已经于2014年9月底全部收购已经发出的附属箱订单。但贵司认为还有未交货的《订货单》，请贵司按照我司提出的《订货单》指定的交货期交货。如经本次催告后，在2014年12月25日前贵司仍不能按照指定交货期交货，我司将解除《订货单》，造成相关损失均由贵司承担。3、如贵司认为还有未交货的《订货单》，请贵司严格按照双方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图纸）保证产品质量，我司将严格按照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图纸）对交货产品进行验收。4、我司已按照《购买基本合同书》第15条约定履行义务，并已经于2014年10月份对于你司超出《订货单》之外安排的半成品、材料进行收购。现如你司还有半成品、材料等库存，请贵司于2014年12月25日前完成产品名称、数量等清点并将清单（未经我司书面同意，不得将任何成品、半成品、材料等送至我公司，否则我司有权拒收）提交我司。具体如何处理以我司书面确认为准。5、贵司超出《订货单》要求之外送货、交付产品的质量不合格等给我司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声誉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我司将保留继续追偿损失的权利。2014年12月3日，中马公司书面回复飞马公司：我司对贵司提出“解除《购买基本合同书》通知书”的内容，除贵司于2014年9月2日自行对我司擅自解除双方共同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的事实以外，我司对贵司提出“解除《购买基本合同书》通知书”的其他内容，我司均予以否认。我司坚持《购买基本合同书》以及贵司所下发的各种形式订单的存在，希望贵司尊重事实，双方本着积极的态度沟通，并妥善解决纠纷。另查，截止到2016年3月4日，双方存在已开具发票未给付货款的数额为467491.96元，未开票的货款数额129592.50元，其中包含2014年11月12日中马公司向飞马公司交付的400套附件箱金额。中马公司自己主张未付货款金额589000元，飞马公司已经于2017年2月14日支付中马公司420008元。飞马公司认为应在中马公司主张的未付款金额中扣除不良品货物金额47483.14元，但双方在2015年9月28日庭审时就此核对时飞马公司陈述不良品金额45863.81元，中马公司对其中的44144.09元进行确认。双方在2015年对中马公司的库存物品进行清点，确认中马公司库存零件价值为75万元，但飞马公司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只负责收购未完成订单范围内的成品、半成品、材料，中马公司库存中多是多年积压零散零件，不属于飞马公司订单生产范围。中马公司之前主张在外协单位还剩余库存916551.11元，本次审理中中马公司主张外协单位还剩余库存577545.58元，中马公司陈述与外协单位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平常都是以订单形式往来，库存金额是按外协单位出具的库存报表及自己的盘点表统计的金额，没有中马公司向第三方（外协单位）实际赔付的证明。再查，中马公司为飞马公司加工的附件箱全部用于飞马公司生产的缝纫机装箱出售。飞马公司在2013年缝纫机全年生产总量54085台，在2014年缝纫机全年生产总量55640台。庭审中，中马公司陈述在2012年飞马公司向其下达附件箱订单为54517套，自己全年交货57278套；在2013年飞马公司向其下达附件箱订单为65047套，自己全年交货47152套；在2014年飞马公司向其下达附件箱订单为95552套，自己全年交货37046套。飞马公司陈述对2012年下达附件箱订单数不详实，但认可全年中马公司向飞马公司交货58504套；在2013年下达附件箱订单为50853套，中马公司全年交货54076套；飞马公司先后提供66份纸质订货单和49份纸质订货单，证明在2014年1-9月下达附件箱订单为39076套，中马公司交货38403套。中马公司认可飞马公司先后提供的66份纸质订货单和49份纸质订货单的真实性，但主张在2014年飞马公司已经向其下达附件箱订单为95552套，其中包含了2013年剩余的订单数和2014年新订单数，并且订单数的依据包含飞马公司向中马公司发送的纸质订单（66＋49）份，同时还应包含双方邮箱邮件订单的总和；到飞马公司提出解约时，中马公司尚有待加工的订单58506套。飞马公司提出通常向中马公司发出电子邮件不是新订单，邮件载明的是飞马公司缝纫机的生产计划，是对纸质订单的执行。为便于生产，将邮件抄送各部门，同时也抄送给中马公司。飞马公司确有紧急订货时也有向中马公司发电子邮件订货的情况，但都需要明确需要的零件和到货时间。飞马公司每年生产缝纫机的总量平均5万多台，需要附件箱总量也应相当，可能有计算差异，但不应差别很大，更不会有大量剩余附件箱存在。庭审中，中马公司认可接收到飞马公司送达的“解除《购买基本合同书》通知书”，合同于2014年11月26日已经解除。飞马公司认为解除通知书是2014年11月26日下达的，但解除日期应为通知书中载明的2014年12月25日。中马公司统计了其中77种附件箱，以其中售价较高和较低的为例，按照采购成本与销售价格差价计算得出每套附件箱平均加工利润为36.82元，中马公司以此作为依据向飞马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2154190.92元。飞马公司提出77种附件箱不具有平均性和代表性，对中马公司平均利润的计算方法不认可，飞马公司认为中马公司为飞马公司加工附件箱可获得的纯利润也就占每月销售额的2%-3%。一审法院认为，中马公司、飞马公司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双方虽然签订的是《购买基本合同书》，但在实际履行中中马公司完全按照飞马公司下达的订单数量、图纸、不同的零件规格型号组装完成附件箱的加工，然后按飞马公司的生产计划进行交付，综合分析认定双方构成加工承揽民事法律关系。关于双方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解除日期的认定问题。飞马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书面通知中马公司双方合同于2014年12月25日解除，中马公司确认收到该通知。飞马公司发出通知符合提前一个月通知中马公司的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已于2014年12月25日解除。关于在合同解除后是否还存在飞马公司欠付货款问题。截止到2016年3月4日，中马公司主张未付款金额589000元，其中包含2014年11月12日交付的400套附件箱的金额。飞马公司确认若包括400套附件箱则对该589000元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应扣除不良品货物金额47483.14元。飞马公司要求扣减47483.14元，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在2015年9月28日庭审时就不良品货物问题核对时飞马公司陈述不良品金额45863.81元，中马公司对其中的44144.09元进行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应从589000元金额中扣减44144.09元。飞马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支付中马公司420008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飞马公司还应继续向中马公司支付货款124847.91元。关于在飞马公司宣布解除合同时是否应负责收购中马公司库存的完成品、半成品、材料；是否应负责收购中马公司的外协单位的库存物品的问题。双方经过清点、核对在中马公司库存的零件价值7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飞马公司提出只负责收购未完成订单范围内的成品、半成品、材料，中马公司库存都是自行生产中积压零散零件，飞马公司不同意收购。双方在签约时约定若发生合同解除情况飞马公司要负责收购中马公司正在安排当中的完成品、半成品、材料等，并约定收购范围。虽然双方尚不能准确确定该75万元的库存是否符合约定的收购范围，但双方早已建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并且中马公司采购的零件长期只向飞马公司一家供应，飞马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致使中马公司长期备存材料无处消耗，飞马公司不同意收购，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次审理中中马公司主张外协单位还剩余库存577545.58元，依据的是外协单位出具的库存报表及自己的盘点表，没有实际损失赔付证明，中马公司主张要求飞马公司收购其外协单位的库存，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中马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问题。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飞马公司单方向中马公司宣布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时是否还存在未履行的加工任务，如果中马公司继续完成生产加工任务可以获得多大利益，双方对此发生重大争议。双方建立业务关系长达16年之久，从双方各自统计每年订单量和交货量分析来看都不十分准确。但从一些数据分析来看也能从中找到规律，比如，中马公司陈述在2012年飞马公司向其下达订单量54517套，而全年完成交货57278套，交货量比订单量多出2761套。飞马公司未详实统计2012年的订单量，但认可全年交货58504套，交货量比订单量多出3987套；2013年订单量50853套，全年交货54076套，交货量比订单量多出3223套，约占中马公司认可2012年订单量的5.9%。从以上数据得出每年中马公司向飞马公司交货量均高于当年的订货量，说明每年都会有订单存量在下一年度完成，2011年度也不例外。飞马公司陈述在2013年缝纫机全年生产总量54085台，在2014年缝纫机全年生产总量55640台，每年缝纫机生产量基本相当，同时需要的附件箱与缝纫机数量也相当，依此推算2011年飞马公司缝纫机生产量不少于55000台，附件箱订单量不少于55000套。按中马公司认可的交货量比订单量多出2761套计，约占2011年订单量的5.2%；按飞马公司认可的交货量比订单量多出3987套计，约占2011年订单量的7.2%。综合认定，双方在长期业务往来过程中已经形成由飞马公司每年向中马公司下达生产订单，若在当年中马公司未能全部完成加工任务，剩余订单量自动滚入下年度继续完成的交易习惯，致使中马公司每年度内向飞马公司的实际交货量大于当年度订单数量，但每年的订单存量约占当年订单量的7%左右。中马公司统计2013年订单量65047套，全年交货47152套，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不予采信。飞马公司统计确认在2013年下达订单为50853套，全年交货54076套，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虽然交货量大于订单量，按照交易习惯，其中加工完成的数量有上一年订单存量，订单量50853套中会有部分未完成量转入2014年度，2013年度的订单存量约为3559套。飞马公司先后提供66份纸质订货单和49份纸质订货单，确认在2014年1-9月下达附件箱订单为39076套，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加上因交易习惯2013年度剩余的订单3559套，飞马公司在宣布合同解除时应当预见到已经向中马公司下达了42635套加工任务。中马公司主张在2014年飞马公司已经向其下达附件箱订单为95552套，显然过分高于飞马公司实际需求量，不符合双方多年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飞马公司认可在2014年已经接收附件箱38403套，但没有提交实际接收数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马公司认可已经完成交货37046套，双方除上文中认定存在的少量货款尾款外，对已经实际完成交货的加工款总额不存在异议，故一审法院采信在2014年中马公司完成交货37046套。综上认定在飞马公司单方向中马公司宣布解除合同时，中马公司还存在5589套附件箱待加工任务。飞马公司收购中马公司库存只是减少中马公司的采购成本损失，如果中马公司继续完成生产加工任务可以获得部分利润，属于飞马公司可预见的损失，飞马公司应予赔偿。双方多年来交易品种繁多，价格有所差异，虽然中马公司只统计了其中77种附件箱采购成本与销售价格，但是已经具有代表性，中马公司依此计算每套附件箱平均加工利润为36.82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飞马公司不认可中马公司的计算方法，又没有提供另外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中马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2154190.92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由于飞马公司提前解除合同造成中马公司可得利益损失205786.98元。在本次审理中，中马公司未再主张房租损失，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分析评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与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已于2014年12月25日解除；二、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24847.91元，赔偿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库存零件损失750000元，赔偿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可得利益损失205786.98元，上述合计1080634.89元；三、现存放于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仓库的价值750000元的相关原材料（详见一审法院勘验笔录）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取回，对此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必要的便利；四、驳回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400元，此款由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8094元，由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18306元。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送交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飞马公司尚欠中马公司款项的具体数额；二、中马公司主张其库存价值75万元材料及外协单位库存材料是否应由飞马公司收购的问题；三、中马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马公司对飞马公司尚欠其589000元，已付420008元之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扣除中马公司确认的不良品金额44144.09元后，认定飞马公司尚欠中马公司124847.91元未付，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中马公司上诉主张飞马公司尚欠其177076.46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在案涉合同书中约定，发生飞马公司解除合同的情形时，中马公司正在安排当中的完成品、半成品、材料等按照下述内容的基准，由飞马公司按照相当于估价额的价格进行收购。（1）已经发出订单的；（2）除了发出订单以外的货物，已经加工了相当于1个批次的；（3）其他经双方协议认为妥当的。本案中，中马公司向飞马公司主张750000元库存材料款。飞马公司对上述库存材料的品种、数量均无异议，对于价值不予认可，其辩称仅应收购合同项下合格的库存材料。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已对上述库存材料进行了现场清点、核对，飞马公司在清点单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品种、数量及质量的认可，且上述材料的价值亦是在现场清点、核对后由双方商定的价值。据此，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判决飞马公司收购上述材料，并向中马公司支付750000元，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飞马公司是否应收购中马公司外协单位库存材料的问题。本案中，中马公司主张外协单位库存材料577545.58元，其依据是外协单位订购计划、外协单位出具的库存报表及中马公司单方制作的外协库存盘点表。飞马公司辩称，中马公司提交的外协单位订单中的订购方系案外人天津市中马精密机械厂（以下简称中马精密），并非中马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中马公司在2019年3月14日庭审中陈述：“外协单位订单是由中马精密向外协单位下达，中马公司委托中马精密采购、生产。中马公司向中马精密付款，中马精密向外协单位付款，向外协单位采购订单的库存都在中马精密存放。中马公司没有库房，只有一个中马精密库房。中马精密库房中的库存零件就是双方盘点的750000元零件”。且中马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上述材料款。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马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马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要求飞马公司赔偿其尚未加工订单部分的可得利益。飞马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赔偿损失是指违约的赔偿损失，即一方当事人因违反合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赔偿。首先，中马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飞马公司在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其次，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承揽合同具有特殊性。对于承揽人来说，法律规定了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其工作安排应当对此进行预期，而不能像其他合同一样，合同只要签订，合同的履行利益就是可以预期的。承揽合同的未作合同的履行利益是不可预期的。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可知，飞马公司系在合同有效期内通知中马公司解除案涉合同书，符合双方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中马公司要求飞马公司赔偿尚未加工订单部分的可得利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飞马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1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1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变更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1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向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的加工费124847.91元；四、变更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1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向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库存材料款750000元；同时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将双方盘点确认的价值750000元的库存材料（详见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勘验笔录）交付给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五、驳回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400元，由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8528元，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78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126元，由天津开发区中马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0366元，飞马（天津）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117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燕审判员  姚 鹏审判员  高彦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苏盈盈书记员郝旭尧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