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81行初83号 原告高立军，男，196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殷玉航，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玉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杨港路716号。 法定代表人徐有敏，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李俊洁，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裘沙泓，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圳塍村黄泥桥综合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张湘镇。 第三人高立超，男，196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高立军诉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江街道办事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一案，原告于2019年4月12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镇拆迁公司）、高立超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立军及委托代理人殷玉航、程玉军，被告三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俊洁及委托代理人裘沙泓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城镇拆迁公司、高立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意本案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立军诉称，原告父亲高德富（2016年7月2日去世）、母亲赵玉芹（2012年去世）生育两子一女，长子高立军、次子高立超、女儿高雅君。原告和原告父母亲、高立超在嵊州市××江街道桥××社区××桥村分别拥有两处合法住宅，其中原告户与原告父母亲户住房在嵊州市××江街道桥××社区××号，高立超户（符合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建房申请审批资格）住房在马桥村××号，只有建房预审表，没有土地使用证。138号房屋系世居房，于1992年3月25日房屋普查登记在母亲赵玉芹名下，有三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嵊集建（92）字第344号，地号5-9-1-87-3，用地面积64.83平方米；嵊集建（92）字第343号，地号5-9-1-87-2，用地面积17.1平方米；嵊集建（92）字第342号，地号5-9-1-87-1，用地面积15.79平方米。该房屋成危房后经审批符合农村一户一宅建房资格，同意翻建，建筑面积为853.19平方米。原告在马桥村××号住房中，经分家析产393.02平方米房屋归原告户拥有，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桥南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三江街道办事处证明，确认属原告高立军单独拥有的份额，土地使用证在原告母亲名下的房屋是其夫妻共有合法财产，其丈夫合法拥有。 2015年3月12日嵊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嵊政〔2015〕15号文件，印发了《嵊州市城中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原告及第三人高立超的房屋均在此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上述两处住宅均已被拆除。2015年10月30日，被告三江街道办事处委托城镇拆迁公司未经原告同意，将138号房屋的拆迁安置相关事宜强行并入高立超户，与第三人高立超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以原告系非村集体组织成员、高德富系离休干部为由，没有对原告138号住房作出安置补偿，未将原告列入安置人员存在失误、过错、违法。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高立军、高德富作出（2016）浙06行初83号、85号判决，确认嵊州市人民政府所作房屋征收行为违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1日分别对高立军、高德富作出（2016）浙行终1427号、1429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所签署的21号补偿安置协议书理应认定无效。根据嵊政〔2015〕15号文件附件2的规定，原告与高立超应当且已经分户，被告将原告和高立超归并在一起与拆迁文件的规定是不符的，上述剥夺原告财产权益的行为应当予以撤销。 原告认为，本案138号房屋系原告和父亲高德富合法拥有，被告及第三人城镇拆迁公司未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授权委托，无权擅自处分，被告事后也没有向原告追认。城镇拆迁公司与高立超就他人的房屋拆迁事宜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马桥138号房屋是原告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故请求法院判决：一、依法确认被告与高立超于2015年10月30日签署编号为21号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二、要求被告分别对第三人高立超和原告的房屋重新确权以及重新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被告与高立超于2015年10月30日签署编号为21号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被告三江街道办事处辩称，一、本案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羁束，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的（2018）浙行赔终5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已认定，原告户由户主高立超与城镇拆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12月2日先后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了涉案房屋各项补偿事宜，涉案款项均已履行完毕。其因征收而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已经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得以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协议书签订于2015年10月、12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原告于2019年4月才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起诉期限。 三、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应依法驳回原告之起诉。本案原告所在户户主高立超，已于2015年10月30日、12月2日与城镇拆迁公司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涉案房屋已经拆迁完毕，安置补偿款也已经全部发放并且也保障了该户的合法权益。作为安置户户主签订协议，效力应及与其安置户内部成员。被告认为，这并不属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内容的情形，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应依法驳回原告之起诉。 四、即使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那么该行政协议合法有效。被告是辖区内城中村改造实施单位，有关协议签订及房屋拆除则委托城镇拆迁公司进行，同时选定了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对城中村房屋价格进行评估，同时将有关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在册人口、安置人口、安置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以及评估认定结果等进行公告和公示，允许被拆迁户复核和提出异议。原告户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自愿、公平、公开和合法的原则，并未存在重大违法的情况。 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第三人城镇拆迁公司、高立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和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立军与第三人高立超系兄弟关系，登记在母亲赵玉芹名下有三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嵊集建（92）字第344号，地号5-9-1-87-3，用地面积64.83平方米，用途住房；嵊集建（92）字第343号，地号5-9-1-87-2，用地面积17.1平方米，用途用房；嵊集建（92）字第342号，地号5-9-1-87-1，用地面积15.79平方米，用途用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赔终5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认定：“登记高立军母亲赵玉芹名下集体土地证住宅土地面积为64.83平方米，用房土地面积分别为15.79平方米和17.1平方米。但其母亲赵玉芹名下集体土地证住宅土地面积为64.83平方米1996年被其兄弟高立超以房屋翻建方式办理了建房审批，建房面积76平方米，建房审批表登记的户主为高立超，在册人口为高立超、赵玉芹、高路平，高立军等一直未提出异议。高立超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2月2日先后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奖励、其他补助款、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各项安置补偿事宜，涉案款项共计5699652元已履行完毕。赵玉芹名下集体土地证用房土地面积分别为15.79平方米和17.1平方米，也已经按规定给予安置补偿。高立军的母亲赵玉芹、父亲高德富已经先后去世，2017年10月，高立军以近亲属身份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案城中村改造时，高德富尚在世，高立军主张其父亲高德富应当予以安置补偿，由于其父亲高德富系百货公司的离休干部，非农业户口，名下也没有登记的集体土地，不存在城中村改造的安置补偿问题。综上，本案嵊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虽然被确认违法，但并没有造成高立军财产损失，嵊州市人民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合法正确。” 原告认为，被告委托城镇拆迁公司与高立超于2015年10月30日签署编号为21号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实际涉及原告的房屋，被告以原告系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高德富系离休干部为由，没有对原告138号住房作出安置补偿，未将原告列入安置人员存在违法，遂提起本案诉讼。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本院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编号为21号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诉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但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涉案房屋补偿协议签订于2015年10月30日，签约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施行之前作出，但原告在该解释施行之后提起行政诉讼，故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原则出发，并考虑诉讼当事人对起诉期限的合理预期，本案原则上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2年起诉期限的规定，但从2018年2月8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在2016年5月31日因不服嵊州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而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浙06行初83号〕，根据原告在诉状中称：“一、征收补偿方案违法。我们一家有三本单独户口，被告将三代人合并入弟弟高立超一家安置，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可以确定原告最迟在2016年5月31日就知道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内容，而其直至2019年4月1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对于原告高立军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高立军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少亮 审 判 员  郭幼芬 人民陪审员  边 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陈凯森 书记员马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