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终15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顺元，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进泉，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潮，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启迪，男，195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工，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伯钦，男，198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保钰，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顺元因与被上诉人郭启迪、原审第三人郭伯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3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召集双方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郭顺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进泉、孙江潮，被上诉人郭启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工、陈磊，原审第三人郭伯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保钰到庭接受询问，本院依法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顺元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郭启迪的原审诉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在本案第三人郭伯钦未主张购房款权利的情况下，仅依据证人宋某制作的购房款抵扣本金的表格及郭伯钦与郭顺元系父子关系，即认定郭伯钦同意将3360万元购房款抵扣本案借款本息，违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是错误的。1、证人宋某与陆某虽曾进行过对账，但仅为郭启迪、郭顺元对讼争借款结算的谈判过程，并未有结果或达成共识。即使达成共识，也因涉及郭伯钦的权益，应由郭伯钦追认。郭顺元、郭启迪之间并未对账，故宋、陆二人的对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从郭启迪起诉主张的欠款金额来看，也与宋、陆二人的对账金额不吻合，对账体现月息为2%，但郭启迪除第一次庭审中认可部分借款月息为2%外，之后庭审中均予以否认，可见郭启迪亦不认可该对账。由于涉案购房款抵扣借款系对账内容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郭启迪、郭顺元就讼争借款结算无法达成共识，即意识着双方未就涉案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达成过共识。2、原审既已查明2018年3月1日郭伯钦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启迪归还《协议书》所涉购房款3360万元，但却认定郭伯钦对上述购房款未提出过异议或主张权利，不符合客观事实且前后自相矛盾，是错误的。3、郭顺元与郭伯钦系父子关系的事实，并不能作为认定郭伯钦知悉或同意以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事实的依据。从民法基本原则上看，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依法独立行使或承担民事权利或责任，郭伯钦至本案诉讼时已将至而立之年，是完全行为能力人，除非郭启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郭顺元与郭伯钦存在委托关系或代理关系，否则不得推定郭顺元的行为亦即郭伯钦的行为。况且，对于巨额涉案购房款，应进行更为谨慎的认定，而不应以所涉金额巨大来推定郭伯钦同意以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4、郭启迪未提供证据证明郭伯钦知悉并同意以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有过明示或默示行为，原审却将郭伯钦“知悉抵扣”等同于“同意抵扣”，违背了“没有证据不得进行裁判”之原则。二、原审对讼争借款尚欠本息数额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对于该笔3360万元折抵本案借款本息问题，本院予以认定”，但在查明事实部分却载明“宋某方所制作的表格中体现‘2014年12月4日房款抵本金3600万’”。假设存在抵扣，也应当认定抵扣的金额是3600万元而非3360万元，抵扣的是借款本金而非本息；抵扣的时间是2014年12月4日而非2015年11月17日。2、原审第一次庭审中郭启迪陈述讼争借款月息有的是2分，有的是2.5分，从未陈述过借款月利息为3.5%，且对账单上亦体现借款月息以2分计算，但原审却认定讼争借款月息为3.5%，是错误的。 郭启迪辩称，一、郭伯钦对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本息是完全同意并予以确认的。2015年11月17日，郭伯钦与郭启迪、上海绿城森林高尔夫别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上海新富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富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各方一致确认绿城公司应退还给郭伯钦的购房款与郭启迪应支付给新富港公司的购房款相互抵销。抵销后，绿城公司无须返还给郭伯钦已支付的购房款。可见，郭伯钦确认绿城公司应退还的购房款作为郭启迪向新富港公司应当支付的购房款，且郭启迪取得房屋并入住三年之久各方无争议，涉案购房款若不是抵扣讼争借款本息，不可能存在郭伯钦拱手白送给郭启迪的事实。故郭伯钦述称其从未同意或确认过以购房款抵讼争借款本息的辩解意见，不符合常理。二、郭顺元对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本息一事也是完全同意的。郭顺元代理人一审中陈述，郭顺元知晓《协议书》之签订及郭伯钦购买别墅的购房款已折抵郭启迪向新富港公司购房的购房款，且证人宋某到庭作证时亦称其系郭顺元的财务人员，曾于2017年7月25日与郭启迪的财务人员陆某对账时主动提及购房款折抵借款之事宜。故双方对于郭伯钦以退还的购房款折抵讼争借款是达成合意的。三、原审认定“购房款3360万元折抵本案借款本息”是正确的。对账单中的“房款抵本金3600万元”仅是郭顺元单方的意思表示，并未得到郭启迪的同意，且《协议书》第二条中已明确郭伯钦支付的购房款（包括物业管理费）金额为3360万元。可见，郭顺元、郭伯钦均同意以购房款折抵借款本息，因实际购房款为3360万元，双方并未就该款系折抵借款本金或利息达成共识。故原审认定该3360万元先折抵利息再抵本金，是正确的。至于宋某发给陆某对账单中提及利息按2%计算，则仅为郭顺元的单方意思表示，郭启迪并未同意。郭启迪原审中举证载明双方约定借款月息为3.5%，郭顺元上诉称郭启迪原审中从未陈述过借款月利息为3.5%，且对账单亦体现月息2分计算，原审却认定讼争借款月利息为3.5%是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郭伯钦述称，一、郭启迪原审中主张郭伯钦知悉涉案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本息，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郭伯钦知悉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本息之事宜，但“知悉”并不等同于“同意”。涉案购房款系郭伯钦个人所有，郭顺元、郭伯钦虽系父子关系，但两者均为法律上的独立主体，即使郭顺元同意将涉案购房款予以抵扣，也并不等同于郭伯钦同意该行为。况且若存在以购房款抵销他人债务，则抵扣的金额也应当明确，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抵销金额为浮动的，即除了购房转让款3352.12164万元外，还可能存在违约金1260万元，亦不符合常理。二、郭伯钦并非没有向郭启迪主张权利。因郭伯钦向郭启迪主张购房款的权利尚在诉讼时效期内，加上郭伯钦知悉郭顺元尚欠郭启迪的本案借款，故碍于人情，郭伯钦没有向郭启迪主张，直至本案诉讼后郭伯钦才多次向上海相关法院提起与郭启迪之间的诉讼。后因管辖权问题至2018年3月1日才得以立案。由于郭伯钦认为本案诉讼与其无关，故一审中仅提交书面意见而未到庭参与诉讼，但原审判决无故处分其权利是错误的，其完全同意郭顺元的上诉意见及理由。 郭启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顺元偿还借款30087703元及自2015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018年6月25日郭启迪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郭顺元偿还给郭启迪借款29284333元及自2015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郭顺元多次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郭启迪借款。郭启迪分别于2013年7月22日、同年7月29日、同年8月9日、同年8月28日、同年12月20日、2014年1月8日汇款700万元、1300万元、8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至郭顺元指定的陈玉兰账户，共计4000万元。借款后，郭顺元分别于2013年11月12日、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27日、2014年5月28日、2014年7月15日转账给郭启迪294万元、52.5万元、210万元、105万元、1500万元。2014年9月30日，郭启迪与郭顺元进行结算，确认：“一、郭顺元于2014年3月1日向郭启迪借款4000万元。截止2014年9月30日，郭顺元已支付利息3752667元，尚欠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4755597元。尚欠款项按月息3.5%付息，每三个月付一次。二、郭顺元于2014年5月28日汇105万是用来支付2014年2月17日借款1000万元的利息；郭顺元于2014年7月15日通过广州秀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汇福建好迪集团有限公司500万元是用来偿还2014年3月25日起通过郑金云向郭启迪借款500万元的本金。郭顺元于2014年7月15日汇1500万是用来偿还2014年2月17日借款1000万元本金、利息688333元及500万元借款的利息559000元和上述4000万元的利息3752667元。2014年2月17日的1000万元及3月25日的借款500万元已全部结清，2月17日借款1000万元的借条原件归还给郭顺元，3月25日借款500万元的借条原件归还给郑金云。”郭顺元在结欠人处签字按手印并盖私章，福建保兰德箱包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兰德公司)亦在落款处盖章。 2015年3月17日，郭启迪与郭顺元再次结算，确认：郭顺元于2014年3月1日向郭启迪借款4000万元，截止2015年3月31日，郭顺元尚欠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14647703元，共计54647703元。尚欠款项按月利率3.5%计算，每三个月付一次。 2015年11月17日，绿城公司（甲方）、郭伯钦（乙方）、郭启迪（丙方）、新富港公司（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第二点确认：“绿城公司应退还给郭伯钦的购房款（扣除因181号别墅已产生的物业管理费78783.6元）人民币3352.12164万元与郭启迪或其指定买受人应支付给新富港公司的购房款人民币3352.12164万元相互抵销。抵销后，绿城公司无须返还郭伯钦已支付的购房款人民币3352.12164万元，郭启迪或其指定买受人无须再向新富港公司支付购房款人民币3352.12164万元。同时，新富港公司应向郭启迪开具等额的购房款发票。”尔后，郭启迪、徐子欣分别与新富港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郭启迪向新富港公司购买坐落于上海市。新富港公司出具金额为22374400元的收据给郭启迪。 2017年7月25日，郭顺元的财务人员宋某在微信上与郭启迪方的财务人员陆某进行对账，宋某方所制作的表格中体现“2014年12月4日房款抵本金3600万”。 2018年3月1日，郭伯钦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郭启迪归还上述《协议书》中的336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郭启迪提供的2015年3月17日《结欠条》落款处有郭顺元本人的签名，系郭顺元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郭启迪已提供40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证实款项已支付，郭顺元亦对原借款本金有400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故对郭顺元向郭启迪借款4000万元的事实，一审予以认定。对于郭顺元尚欠的借款本息数额问题。1.郭启迪提供的2014年9月30日《结欠条》系郭启迪与郭顺元之间对双方的经济往来进行的结算，确认294万元、52.5万元、210万元及2014年7月15日的1500万元中的3752667元用于偿还4000万元的利息，故一审在计算剩余本息中予以抵扣。2.关于2015年11月17日的《协议书》中的3360万元是否在本案中抵扣问题。首先，该份《协议书》有郭伯钦本人的签名及手印，系郭伯钦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协议。事后郭启迪与上海新富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已经履行了《协议书》中的内容。其次，2017年7月25日，证人宋某作为郭顺元的财务人员在与郭启迪的财务人员陆某对账时，在对账单中主动提及购房款折抵借款事宜，宋某系履行职务行为，故购房款折抵借款的提议应视为郭顺元的意思表示。与此同时，在《协议书》履行后，郭伯钦对该购房款一直未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鉴于郭顺元与郭伯钦系父子关系，且涉及金额巨大，对于购房款折抵本案借款本息的事宜，郭伯钦也是知悉的。因此，对于该笔3360万元折抵本案借款本息问题，一审予以认定。3.根据郭启迪提供的《结欠条》（2014年9月30日），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5%，本案的《结欠条》系在上述《结欠条》的基础上产生，故可认定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郭顺元所偿还的款项中应先按照月利率3%扣除利息后剩余款项偿还本金，经计算，截至2015年11月17日，郭顺元尚欠郭启迪借款本金28803333元（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附表）。因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5%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自2015年11月18日起应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郭顺元辩称本案应追加保兰德公司为共同被告，但根据郭启迪提供的2015年3月17日的《结欠条》内容中体现的是郭顺元向郭启迪借款，且落款处仅有郭顺元签名及按手印，且本案的4000万元款项亦汇入郭启迪指定的个人账户，故对郭顺元的上述辩称，一审不予采纳。郭顺元辩称其已偿还的款项应按照月利率2.5%计算利息，依据不足，一审不予采纳。郭伯钦经一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 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郭顺元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郭启迪借款28803333元及自2015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郭启迪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郭顺元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中未认定保兰德公司为讼争借款主体、未依法追加保兰德公司为本案被告有异议，以及郭伯钦表示其未参与一审庭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不知情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郭顺元一审答辩时称“对于本案的事实，被告确实有收到原告共计4000万元借款，但自始至终本案借款的利息都是高于国家法定的利息，至少按照3.5%计算的。被告在借款之后也多次向原告还款，就本案的借款，被告已经还款21615000元……我方认为，超过三分部分的还款应当抵扣本金，再计算尚欠的借款本金”，郭顺元对郭启迪的举证发表质证意见时亦称，“对《结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结欠条的利息计算方式是双方按月息三分五计算，甚至存在复息”。郭顺元提供银行流水明细时主张，其多次还款金额达2161.5万元，且是按照借款本金的3.5%计息，要求将多还的部分予以扣除本金。针对一审法庭调查讼争《结欠条》中的利息14647703元如何构成时，郭启迪曾陈述称，“之前已偿还的利息是按照2.5%或3%计算的，没超过3分利息，但是尚欠的利息14647703元是按照月利率2%计算得来的。” 二审中，郭顺元陈述其系保兰德公司的股东，2014年2月17日《借条》上明确载明借款人系保兰德公司且盖有该公司印章，郭顺元仅在担保人处签名；同年9月30日的《结欠条》亦有保兰德公司的盖章及郭顺元的私章，均可证实本案借款主体系保兰德公司。至于讼争2015年3月17日《结欠条》落款处载有“借款单位”，但郭顺元系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属履行职务行为，亦可印证讼争借款实际上是保兰德公司所借，并非郭顺元个人所借。郭启迪称，保兰德公司系郭顺元开办的，但郭启迪是与郭顺元个人进行经济往来，之前虽有保兰德公司盖章，但至2015年3月17日《结欠条》出具时，其仅要求郭顺元个人在《结欠条》上签名。 还查明，2018年3月7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郭伯钦诉郭启迪及第三人绿城公司、新富港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郭伯钦诉称：“因郭伯钦无力支付剩余购房款，郭启迪欲购买新富港公司业下房子，郭启迪欲先行使用绿城公司应退还给郭伯钦的原购房款。故各方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绿城公司同意郭伯钦从已支付的购房款中扣除相关物业费并终止原购房合同，由绿城公司应当退还给郭伯钦的原购房款作为郭启迪向新富港公司的购房款，同时郭启迪、郭伯钦之间就该购房款另行约定。但时至今日双方并没有就该退房款事宜另行签订合同，郭启迪亦未将该购房款退还给郭伯钦”。请求判令郭启迪立即偿还33521216.4元及相应利息。该案目前尚在审理中。上述《协议书》约定内容除本院一审已查明的以外，该协议“鉴于”部分还载明，郭伯钦未按约定期限向绿城公司支付购房款，郭启迪有意购买新富港公司开发的房屋，各方自愿协商签订该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因违反合同约定，郭伯钦应向绿城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260万元。四方就该违约金的支付事宜一致确认如下：1、若郭启迪或其指定买受人和新富港公司未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任何原因而终止的，则郭伯钦应自绿城公司通知之日起3天内支付上述违约金，且新富港公司有权在退还给郭启迪或其指定买受人的购房款中直接扣除郭伯钦应支付给绿城公司的违约金。2、若郭启迪或其指定买受人和新富港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完全履行的，则郭伯钦无须向绿城公司实际支付违约金”。协议第四条约定，“绿城公司与新富港公司之间权利和义务由双方自行约定，与郭伯钦和郭启迪或其指定买受人无涉；郭伯钦和郭启迪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由双方自行约定，与绿城公司和新富港公司无涉。”关于讼争《协议书》，一审中郭顺元表示其已知晓此事，但购置的上述房产并不在其子郭伯钦名下，已被绿城公司收回，郭伯钦的购房款已经折抵郭启迪向房地产公司购买其他房产的购房款。二审中郭顺元则称，其并不知晓《协议书》的相关情况。 郭伯钦二审中陈述，2015年11月17日《协议书》的签订是因开发商不想向原购房人退还购房款，担心房产卖不出去，故要求原购房人退还房产，但要求新购房人购买其关联公司的其他房产，否则原购房者除了退房外还得支付违约金。该操作程序更符合“购房更名”的要求。《协议书》中的抵销是指郭启迪应付给开发商的购房款，与开发商应退还给郭伯钦的购房款相抵销，但最后仍应由郭启迪向郭伯钦支付款项。郭启迪则陈述，并不存在郭伯钦所述的“购房更名”之事实，郭顺元与郭启迪系好朋友，郭顺元为了要将讼争借款债务予以抵销，双方早在2014年12月即开始商谈以房抵讼争借款本息之事宜，直至2015年11月17日各方签订《协议书》时才达成以购房款抵扣讼争借款债务的合意，约定由郭启迪将上述抵销的款项用至新富港公司处购房。因本案郭启迪与郭顺元之间除了本案债权债务以外，双方并无其他纠纷，郭伯钦作为郭顺元之子又是原购房者，其在《协议书》上签字并予以确认，应认定郭伯钦对购房款抵借款债务是完全同意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讼争借款主体、借款利息；以及2015年11月17日《协议书》约定的绿城公司应退还给郭伯钦的购房款3360万元是否在讼争借款中抵扣问题。 一、关于讼争借款主体及利息的认定问题。郭启迪提供的2014年2月17日《借条》上“借款单位”处虽盖有保兰德公司的公章及郭顺元在“法定代表人”处、“连带责任担保人”处签名，2014年9月30日《结欠条》“结欠人”处既有保兰德公司的盖章及郭顺元的签名及私章，但该份《结欠条》第一、二点均载明“郭顺元于2014年3月1日向郭启迪借款……截止2014年9月30日郭顺元已支付利息……尚欠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2月17日借款1000万的借条原件归还给郭顺元……”。2015年3月17日《结欠条》虽有“借款单位”、“法定代表人”等字样，郭顺元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无借款单位的盖章，且《结欠条》明确载明“郭顺元于2014年3月1日向郭启迪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整……截止2015年3月31日郭顺元尚欠本金4000万及利息14647703元……”。上述《借条》、《结欠单》所载内容均明确借款人为郭顺元个人，且一审庭审中郭顺元亦确认“对于本案的事实，被告确实有收到原告共计4000万元借款，但自始至终本案借款的利息都是高于国家法定的利息……被告在借款之后也多次向原告还款”，故郭顺元已自认其系讼争借款的借款主体，原审对此认定正确，对郭顺元一审中要求追加保兰德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郭顺元二审中要求追加保兰德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主张保兰德公司系讼争借款主体，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2014年2月17日《借条》载明“双方约定月息为3.5%”、2014年9月30日《结欠条》载明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5%，2015年3月17日《结欠条》系在2014年9月30日《结欠条》的基础上产生，故原审认定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5%，有相应的事实依据。郭启迪虽于一审庭审中陈述之前已偿还的利率按2.5%或3%计算，但仅有陈述并未有相应证据推翻上述《借条》及《结欠条》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且双方均未能明确具体是哪几笔借款系以月利率2.5%、3%偿还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郭顺元已偿还的款项中，以月利率3%计算的金额在扣除利息后，剩余款项用于偿还本金，原审依此计算方法认定截至《协议书》签订之日即2015年11月17日郭顺元尚欠郭启迪借款本金28803333元，并无不当。郭顺元上诉主张其已偿还的款项均应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2015年11月17日《协议书》所涉绿城公司应退还给郭伯钦的购房款3360万元，是否在讼争借款中予以抵扣问题。各方对讼争2015年11月17日《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该《协议书》内容可予确认。该《协议书》“鉴于”部分仅载明郭伯钦未按约定期限向绿城公司支付购房款，郭启迪有意购买新富港公司开发的房屋，故各方自愿协商签订该协议。协议并未约定或体现郭伯钦基于何事由同意将其已付的购房款3360万元转由郭启迪用于支付新富港公司的购房款，郭伯钦也未能举证证明其签订协议的事由及购房款来源于其自有资金，且郭伯钦自签订该《协议书》之日起长达两年多未与郭启迪就购房款事宜签订过相关协议，或提出异议，或向郭启迪主张过权利，而是在本案诉讼发生后才另案起诉要求郭启迪偿还购房款，且确认其另案起诉亦认为该《协议书》系合法有效且已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结合郭顺元与郭伯钦系父子关系的事实，以及在郭伯钦知悉其父郭顺元尚欠郭启迪借款的情况下，与郭启迪及其他案外人签订了《协议书》，处分了案涉3360万元的巨额购房款之事实，故郭启迪所主张的郭伯钦已同意以购房款3360万元抵扣讼争借款债务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且从一审到庭证人宋某、陆某的陈述来看，亦可佐证郭顺元、郭启迪两方财务人员在事后对账时仍提及以购房款折抵借款本息之事，现郭顺元、郭伯钦均辩称郭伯钦本人当时并不同意以上述购房款折抵讼争借款本息，不符合常理且有违诚信，原审以郭伯钦知悉以购房款折抵本案借款本息之事宜且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购房款3360万元抵扣讼争借款，并无不当。由于2015年11月17日《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载明郭伯钦已支付的购房款为3360万元（包括物业管理费在内），郭顺元、郭启迪双方财务人员在2017年7月25日的微信对账时虽体现“2014年12月4日本金抵购房款3600万元……”等内容，但未有相应证据佐证用于抵扣的金额为3600万元及抵扣起始日期为2014年12月4日，均已得到债权人郭启迪本人的同意或确认。故郭顺元上诉主张原审认定郭伯钦同意将3360万元购房款抵扣本案借款本息，以及认定抵扣金额及抵扣日期错误等，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郭顺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344元，由郭顺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序涛 审 判 员  刘云贞 代理审判员  郭陈颖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翁鸿飞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