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增法民一初字第902号原告：刘衡义，男，198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原告：罗雪珍，女，198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峰，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英，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健生路1号。法定代表人：夏慧敏，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勇，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培，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衡义、罗雪珍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衡义、罗雪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峰，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衡义、罗雪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两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49899.15元。（1、丧葬费46784.5元；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4、交通、住宿及误工费5000元。共计1071284.5元，因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749899.1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受害人刘某，出生于2014年1月18日，系两原告的独生子女。2015年1月8日，刘某因“咳嗽伴声嘶2天，发热半天，抽搐1次”进入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2015年1月10日，刘某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1、中枢神经系统感染；2、多器官功能衰竭。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是：刘某符合因患化脓性脑膜炎致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死亡。对诊疗过程进行分析，被告存在严重过错，主要表现在：1、刘某的化脓性脑膜炎症状明显，但被告诊断错误；2、没有采取必要的检查措施，导致漏误诊断；3、会诊时间太迟，延误诊断。误诊导致误治，被告的过错是导致刘某死亡的原因，被告对刘某的死亡应负责。刘某的死亡对两原告及其家庭带来巨大伤害，被告应依法赔偿两原告的各项损失如下：1、丧葬费46784.5元；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4、交通、住宿及误工费5000元。共计1071284.5元，因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749899.15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辩称：一、被告已尽最大能力救治患儿。患儿入院后即完善了相关检查，已尽即时诊疗的义务。之所以没有进行腰穿检查，是因为最初接诊时患儿并没有需要做腰穿检查的病症，不符合需要做腰穿检查的典型。但在接诊后一天内患儿病情迅速恶化，生命体征不平稳，已失去做腰穿检查的条件。若在患儿生命体征不平稳时做腰穿检查，将直接危害到患儿的生命安全。此外，在整个诊疗急救过程中，被告都有与患儿家属进行沟通，不存在未充分履行知情告知义务。因此，被告已尽常规医疗义务，《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对患儿死亡的参与度为30%是过高的，应在20%以内。二、关于死亡赔偿金，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医疗事故赔偿的项目。因此，原告要求死亡赔偿金的诉请，应予以驳回。此外，被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数额过高，应以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为315600元。三、原告请求办理丧葬费事宜的交通、住宿及务工损失，但并未提供任何凭据，被告认为原告请求数额过高，请法院依法调整。四、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照上一年度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标准计算，即79200元。五、关于《增城市荔城街城丰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二份意见如下：1、被告认为有权证明公民经常居住地的机构应为公安机关，而非村委，因此原告提交的该证明并不能说明原告经常居住地在增××××城街。2、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城丰村村委出具的该证明应当由村委会负责人及制作该证明的人员签名，而该证明没有相应签名，不应当采信。3、原告并未提供房产证、租赁合同、派出所证明、房东身份信息等作证材料，因为该证明为单独证据，不能认定两被告长期租住在增××××村。4、该证明在证据种类中应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除非村委负责人出庭作证，否则二份证明不能单独认定案件事实。六、中国银行清单没有银行公章，真实性不确认。且该清单仅为2012年1月到2012年6月的银行流水单，时间仅为5个月，因此该清单不能说明被告在增城区有固定收入。综上，请法庭依法裁判。经审理查明：原告刘衡义、罗雪珍是夫妻，刘某是原告刘衡义、罗雪珍的儿子，于2014年2月18日出生。2015年1月8日19时02分，刘某到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入院治疗，主诉咳嗽伴声嘶2天，发热半天，抽搐1次。初步诊断：1、急性喉-支气管炎；2、抽搐查因：热性惊厥？入院后，刘某完善相关检查，予抗感染，祛痰，雾化平喘等对症支持治疗。2015年1月9日10时10分，患儿面色苍白，反应差，抽搐1次，表现为呼之不应，双眼凝视，颜面发绀，四肢抽动，即予镇静、吸氧等治疗，患儿心电监护心率快，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考虑：1、中枢神经系统感染；2、感染性休克；3、呼吸衰竭；4、重症××。19时30分，麻醉科予气管插管，呼吸机正压通气。予东莨胆碱、多巴胺改善微循环，输注血浆补充血容量等治疗。床边胸片示支气管××，未排除合并肺出血。2015年1月10日9时45分患儿出现面色苍白、口周发绀，血氧饱和度、心率急剧降低，考虑呼吸心跳骤停，即予开放气道、复苏囊加压通气、人工胸外按压、肾上腺素0.1mgiv等处理后，患儿心跳未见恢复，无自主呼吸。持续抢救至10时28分，宣告刘某临床死亡。2015年1月12日，增城市卫生局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5年2月4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5]病鉴字第B8881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经过对刘某进行尸体检验及组织学检查，尸体解剖检验发现死者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化脓性改变、呈黄绿色，局部见大脑皮质灶性出血；组织学检验见死者蛛网膜下腔见大量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呈弥漫性浸润，伴散在大脑皮质小灶性出血。以上符合化脓性脑膜炎的病理学改变，可致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死亡。鉴定意见：刘某符合因患化脓性脑膜炎致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死亡。庭审中，原、被告申请对刘某作医疗损害鉴定，法院摇珠选定由广东省医学会进行鉴定。2018年9月21日，广东省医学会作出广东医损鉴（2018）012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一、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对患儿刘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如下医疗过错：1、未按诊疗常规进行诊治，导致未及时行腰穿及血培养等检查，延误了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以致未能采取针对性、有效的治疗措施。2、对病情重视程度不够，病情观察欠细致；3、未充分履行知情告知义务。二、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疗过错与患儿刘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参与度为30%。被告支付了鉴定费7800元。原告刘衡义、罗雪珍虽为农业户口，但自2013年起至今一直在增××××工作、生活。对此，原告提交了广州市增××××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收款收据、送货单、银行流水、门诊处方筏等予以证实。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王某、文某、张某出庭，根据证人王某、文某、张某证人证言，原告刘衡义、罗雪珍两人在增城区从事售卖核桃、红枣生意多年。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组织了庭审，原告原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向二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886646.5元（1、丧葬费29672.5元；2、死亡赔偿金651974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4、交通、住宿、误工费5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8年12月7日，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向两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49899.15元。（1、丧葬费46784.5元；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4、交通、住宿及误工费5000元。共计1071284.5元，因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749899.1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5]病鉴字第B8881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广东医损鉴（2018）012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刘某符合因患化脓性脑膜炎致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死亡。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疗过错与患儿刘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参与度为30%。对此，被告对刘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8年12月7日，故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计算各项赔偿。另外，本案相关赔偿项目及其数额均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审定其各项损失如下：1、丧葬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标准》，2017年度职工年均工资93569元/年，丧葬费为93569元/年÷12个月×6个月＝46784.5元。原告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参照《标准》，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死亡赔偿金为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原告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3、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和误工费。原告虽未提供相关的交通费票据，但从实际情况考虑，原告等人在患者住院期间及死亡后处理相关事宜，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费用支出，本院根据原告居住地、事故发生地、处理事故事宜的人数、时间等因素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关于住宿费，因原告在增城工作生活多年，客观上办理丧葬事宜无需住宿，且原告未提供住宿费发票予以证明，故住宿费本院不予支持。误工费参照2017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347元/年计算两原告7天为2046.19元（53347元/年÷365天×2人×7天）。故原告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共3046.19元（1000元+2046.19元），原告请求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和误工费5000元过高，本院不予采纳。4、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又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次医疗损害，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其责任，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过高，本院不予采纳。上述第4项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由被告赔偿；上述第1至3项合计869330.69元（丧葬费46784.5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3046.19元），由被告赔偿30%，即260799.21元（869330.69元×3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刘衡义、罗雪珍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刘衡义、罗雪珍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共260799.21元；三、驳回原告刘衡义、罗雪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99元，由原告刘衡义、罗雪珍负担6917元（原告预交案件受理费6335元，欠交582元），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负担4382元（被告欠交案件受理费4382元）。鉴定费7800元，原告刘衡义、罗雪珍负担4775元，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负担30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涂玉田人民陪审员  韩丽雅人民陪审员  汤素玲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关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