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11民初3952号 原告:北京中山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新园中路112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晓蕾。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雷新，男，汉族，1976年2月29日出生，住福建省仙游县，系该公司院长助理。 被告：医美力南京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口大道1号新城总部大厦B座1110室。 法定代表人：苏雪雪。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先龙，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泽强，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号激光工程设计总部二期研发楼06幢06单元3-5层、07幢07单元3-4层。 法定代表人：彭国红，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中山医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山公司）与被告医美力南京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医美力南京公司）、第三人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奇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中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雷新、被告医美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先龙、第三人武汉奇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中山医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购销合同；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销价款人民币300万元、品牌宣传费用31.7万元、植发科室装修费用24万元、手术室装修费用19.4万元，总计费用375.1万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医美力南京公司于2017年9月6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原告向被告购买了ARTAS植发机器人，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价款，履行了付款义务。但ARTAS植发机器人在试运行过程中，原告发现与被告销售初期的承诺和产品性能推荐存在巨大差异，被告存在多项违约行为。具体如下：一、被告承诺在北京地区由原告独家推广ARTAS植发机器人项目，但是被告同时向北京的另外两家成熟的植发机构出售了该设备。二、植发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告发现该设备的诸多性能和优势与被告在传播媒介中的宣传内容不符，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ARTAS植发机器人只不过是毛囊单位的辅助提取系统，而非被告宣传的通过人工在设备上操作就能够完成毛发从提取到种植的全过程，故该台设备不能赋予ARTAS植发机器人的名称；2、被告宣传该设备可以实现由机器人替代人工，一台植发手术仅需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手术时间短，发株成活率可达95%-98%，但经过数次实际使用原告发现提取毛囊的过程需要医生和护士人数比传统方式更多、手术时间更长、发株成活低，与被告宣传不符；3、在实际应用操作过程中，原告发现该台设备存在诸多的局限，FU提取最大量无法超过1500单位，且在较多情况下使用该设备进行FU提取后，不能再进行二次提取。 综上所述，该设备存在诸多实质缺陷及不足，被告对该ARTAS植发机器人设备的性能存在夸大宣传和欺瞒行为，导致原告在购买该设备后在项目运营及市场推广中产生了巨额亏损。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由被告承担合同解除的全部法律责任。 原告为证明其观点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购销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在2017年9月6日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向被告购买ARTAS毛囊提取系统，合同价款是450万元，实际购买价格369.875万元； 证据二、原告工作人员与科发源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在北京除原告外，北京科发源公司也有ARTAS植发机器人； 证据三、视频资料证明当时被告与武汉奇致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做的设备宣传发布会，在发布会现场上被告或者武汉奇致公司对ARTAS植发机器人所作的宣传； 证据四、视频资料系2017年5月第三人给原告方进行培训的录像资料，证明第三人提供的是ARTAS毛囊提取器，而不是其宣传的“ARTAS植发机器人”，只能提取毛囊，不能植发，与宣传资料不符。 被告医美力南京公司辩称，原告诉被告买卖合同诉讼标的物由美国Restorationrobotics生产，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独家总代理，2016年12月7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三德医疗器械成立项目运营公司，购买ARTAS植发机器人运营。针对原告诉请：1、关于货款，实际双方约定货款369.875万元，而不是300万元，因此原告尚欠被告69.875万元；2、关于原告所述特许经营问题，被告与武汉奇致公司在战略合同协议中第四条确实对设备运营约定了以区域特许经营为主，但是本案被告与原告没有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被告除销售给原告设备外，没有在北京地区销售过，因此原告在诉状称被告在北京另外销售两台与事实不符；3、原告诉状中所述机器人的称谓问题，一该称谓来源于武汉奇致公司，二被告从未向原告说过该设备能够完成从取发到植发的全过程，三关于设备性能优势，均来源于武汉奇致公司。另外原告未向法庭举证证明该设备不能满足相关性能、存在局限性的相关证据。且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问题都涉及设备质量、性能问题，而被告只是该设备的经销商，被告与武汉奇致公司签订诉争设备的年保合同、设备性能及质量问题均由武汉奇致公司负责，被告不承担责任。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仅凭聊天记录不能证明科发源使用的该台设备是被告提供；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视频系第三人与被告在宣传推广阶段使用的材料，视频中所用称谓虽为“ARTAS植发机器人”，而在实际签订合同及后来的产品发货中明确写明为ARTAS毛囊提取器，被告认为所涉设备的功能应当以合同中约定的为准，双方均知晓合同中所涉设备系ARTAS毛囊提取器；对证据四真实性被告无异议。 被告就其观点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一份，由第三人武汉奇致公司 与三德医疗器械（南京）有限公司签订，证明协议合作内容中的第四条合作形式第一、二、三项可归纳出被告只是涉案设备的代理商，合作协议的第二条中提到ARTAS植发机器人称谓由第三人告知被告、第四条的第九条约定由第三人进行品牌推广及社会服务工作，且被告宣传推广策划方案均需经第三人同意； 证据二、订购合同及年保合同，由被告与第三人武汉奇致公司签订，证明诉争设备由第三人武汉奇致公司所提供，第三人负责设备方案、操作培训等，同时约定被告的宣传资料版权归第三人所有，未经第三人许可被告不得用作其他宣传； 证据三、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将合同款项300万元支付给第三人； 证据四、产品发货单原件四张，证明涉案设备由第三人直接发货； 证据五、安装清单三张，证明涉案设备由第三人直接安装； 证据六、产品标识及相关图像授权书，证明被告宣传使用的相关产品资料均由第三人武汉奇致公司授权后使用； 证据七、第三人提供给被告的宣传视频，证明被告宣传所使用的相关宣传资料均系第三人提供； 证据八、告知函，证明被告就相关事项告知第三人。 第三人武汉奇致公司发表陈述意见：1、原告与被告及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均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2、第三人已经依法依约将符合当事人一致意思表示的标的物交付给了原告，也完成了相应的培训、安装调试等相关合同义务，第三人对本案的原、被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本案的原、被告及被告及第三人的合同均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无权向第三人主张任何权利。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意见：对证据一由于是复印件，且系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第三人无关联，真实性请法院核实；证据二是打印件，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涉及的是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与第三人无关联；对证据三经工作人员核实，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视频系第三人向原告或被告提供，从证据内容来看，其宣传内容不是第三人制作；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购买的是毛囊提取器，即原、被告双方合约上的约定的标的物，不需要具有植发功能，且第三人向被告供货时，附有产品注册证书，注册证书上载明了国家药监局对产品功能及范围的描述，因此原、被告对合同标的物的产品功能及范围应当是知晓的。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该份协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订购合同明确约定第三人在接到被告通知后安排人员进行安装调试，在被告与第三人存在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合同内容及履行方式均是依据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约定完成的；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第三人确实在转款时间内收到了被告的300万元转账，但是该款项也仅是第三人与被告关于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的支付与其他主体无关；对证据四、五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涉案合同标的物应当是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标的物，其应当与本案的第三人和被告之间的标的物区分开，两份合同的履行也应当区分，本案第三人与被告关于货物的发运及安装均是依据被告与第三人合同约定，第三人只是依据被告的指示进行送货安装；对证据六授权书第三人工作人员确曾以个人名义向三德医疗器械（南京）公司的相关人员出具了关于“毛囊提取系统”的产品标志、文字及相关图像、视频等相关的销售过程中合法使用的授权书，但对被告的授权书，第三人不认可；对证据七视频是真实的，网上可以直接下载的，被告无证据证明视频是第三人提交给被告的；对证据八只有复印件，第三人没有收到该告知函。 第三人就其观点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第三人主体资格，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职务证明及其身份证，证明第三人的民事主体及民事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订购合同、年保合同（编号：××）、发票、电邮，证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约定第三人将型号为FP-25000的“毛囊提取系统”设备一套出售给被告，价格为260万元，不包括安装、配送、培训及疾保费用； 证据三、毛囊提取系统产品注册证书、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RR公司对第三人的产品授权书，证明第三人根据RR公司的授权和国家药监局备案的注册证要求向被告出售质量合格的毛囊提取系统设备； 证据四、发票、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被告向第三人付260万元货款和40万元年保服务费用； 证据五、发货单及第三人共同安装记录签单、安装调试报告、设备装箱清单、电邮，证明第三人依约向被告交付了标的物设备，并进行了设备安装调试，全面履行了合同； 证据六、电子邮件及培训记录，证明第三人依约提供了合同标的物的使用培训服务； 证据七、毛囊提取系统的使用记录，证明原告仅对购买的毛囊提取系统进行过一例临床实践； 证据八、武汉奇致公司及RR公司的宣传名册，证明第三人及RR公司对毛囊提取系统的宣传如实合法； 证据九、2017年9月6日原、被告的购销合同，证明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被告将型号为FP-25000的“毛囊提取系统”设备一套出售原告，价款450万元（含安装培训费用）。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二的真实性不确定，对其他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三性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订购合同及年保合同是同一天签订，且最早双方签订是一份合同，将安装、配送、培训及售后在一个合同中签订，被告后来经第三人要求分成两个合同，当时第三人称由于要上市，财务上要分成两个合同，第三人认为配送、培训及售后与买卖合同是分开的，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三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保留意见，但其注册证书上包括了打孔器和打孔扳手，也就是说设备本身应具有这个功能；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六、七、九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第三人提供给被告的宣传资料中没有这份资料。 本院认证意见：一、原告提供的四组证据,其中证据一、三、四，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其内容相互关联、印证，本院对该三份的三性予以确认，该三份证据证明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对买卖标的物的宣传、约定及原告对买卖标的物的物前期的使用状况。证据二系打印件，不能证明案外人使用的设备系被告提供，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二、被告提供的八组证据，其中证据一、二、三、四、五、七，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证明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订购合同及年保合同关系，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向第三人支付了货款及年保费用，第三人也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交付了所订购的货物并履行了安装、培训等相关义务。对于证据六授权书，被告出售的案涉标的物系第三人提供，即使第三人未对被告进行正式授权，被告也实际取得出售案涉标的物的资格，对于告知函，被告未提供寄发邮件凭证，对于该告知函，第三人是否收取，本院不予确认。三、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中证据三授权书复印件第三人庭后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故本院对上述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案涉标的物的订购合同关系，且双方均已按合同实际履行，对于证据八宣传资料，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暂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已据实向被告提供。 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6日原告与被告医美力南京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囊提取系统ARTAS（产品型号为FP-25000）一套，合同价款为450万元，实际交易价格为369.875万元,结算方式全款到帐10-12周发货，设备安装地点为北京;原告收到货物后5-10个工作日,被告安排工程师上门安装，培训周期为3-5天，原告需提前预约患者4-6名,被告负责安装培训，原告签字确认后视为验收合格。合同并对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向被告支付货款300万元。 另查明，2016年12月7日第三人武汉奇致限公司与案外人三德医疗器械（南京）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约定案外人三德医疗器械（南京）有限公司负责ARTAS植发机器人全国市场的营运及营销方案的制定，由案外人组建项目运营公司向第三人购买设备，采购价格为每台300万元。2017年2月17日被告医美力南京公司与武汉奇致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约定双方为履行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被告向第三人订购毛囊提取系统ARTASSystem（型号为FP-25000）一套，价格260万元，货物系统系试用转销售，于2017年3月运送至北京，双方并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订购合同签订后被告与第三人又签订了年保合同，约定第三人向被告提供同步年保服务，费用为40万元；2017年6月30日被告向第三人支付合同价款260万元、年保费40万元，共计300万元。 2017年5月第三人根据被告要求将囊提取系统ARTAS发货至原告处，并由第三人对该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同时对原告人员进行使用培训，2017年7月13日至15日间，原告使用上述设备进行了1例临床试验。2017年9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上述订购合同，9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合同价款。2018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寄发了设备退还并承担责任函，认为原告在试运行上述设备过程中发现与被告销售初期的承诺和产品中性能推介存在较大差异，要求退还所购设备。2018年1月29日被告将原告所反映的问题函告第三人要求第三人解决。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当庭陈述，及经本院确认的证据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订购合同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出售的货物是否存在夸大宣传，原告能否行使单方解除权。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被告向原告提供的产品宣传资料中虽然将案涉毛囊提取系统ARTAS命名为植发机器人，但在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标的物名称为毛囊提取系统ARTAS，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二、案涉设备于2017年5月已发货至原告处，第三人根据被告指示对案涉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并对原告使用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同年7月原告工作人员也对该设备进行了单独操作，故原告对案涉设备的基本功能应有较全面的了解，对案涉设备不具备植发功能也应知晓；三、原告在对设备使用后与被告签订了购销合同并支付了合同价款，故上述购销合同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关于原告以被告就案涉设备的宣传与设备实际使用功能不符，被告未履行原告为北京地区案涉设备独家使用商的承诺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一、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宣传资料虽将案涉设备命名为植发机器人，对设备使用功能有夸大宣传之嫌，但因被告签订合同及付款行为均在使用上述设备之后发生，其对案涉设备使用功能的了解不完全局限于被告的宣传，被告对设备的宣传已不是原告订购该设备的唯一标准；二、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设备诸多性能与宣传不符；三、原告陈述被告承诺其为北京地区特许经营，双方在合同中无此约定。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理由不充分。 综上，原、被告签订的订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订购合同既无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货款及其他费用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中山医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808元，由北京中山医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同时应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6808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帐号：43×××18。 审 判 长  孔慧萍 人民陪审员  乔 治 人民陪审员  姚维青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魏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