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91767号原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XXX号三层348部位。法定代表人：邓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刘艳华，女，197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淑雯，上海乐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上海乐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碧迪医疗器械公司)与被告刘艳华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碧迪医疗器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胡威、被告刘艳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淑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碧迪医疗器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与被告自2018年8月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26日仲裁期间的工资人民币74,701元；3.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26日仲裁期间的补贴5,129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刘艳华于2018年5月21日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21年5月20日，其中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11月20日为试用期。双方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处担任销售运营经理一职，月薪为税前33,500元。2018年8月2日，由于被告存在违反员工基本忠实义务的行为，且存在违反《员工手册》及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违纪行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因此原告向其发出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原、被告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员工竞业限制协议》中明确约定，在受雇期间，员工不得劝诱、招揽、怂恿或促成公司其他员工终止与公司的雇佣关系，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试图劝说或促使公司的任何员工接受其他个人或实体的雇佣。如员工从事与公司利益有冲突的事务，公司可立即解除。并且原告的《员工手册》也明确规定，导致劳动关系立即解除的严重违纪行为包括员工从事与公司利益有冲突的事务，且被告已签收了该《员工手册》。然而，被告在明知上述约定和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在受雇于原告期间招揽、怂恿、劝诱甚至陪同下属丁某某到原告的上家单位大昌华嘉公司面试，并多次催促该下属向上家单位投递简历。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员工竞业限制协议》中的约定和《员工手册》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忠实义务。由于被告的违纪行为，其不符合原告的录用条件，原告据此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于法无悖。此外，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一方面基于被告招揽下属去其他公司面试等违反劳动者忠实义务的行为，原告对其的信任已完全丧失，双方不存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互信基础；另一方面，原告已于2018年11月6日向案外人施红祥发出聘用意向书，并于2018年11月19日入职担任原告的销售运营经理。因此被告的原岗位已被他人替代，原、被告双方客观上也没有恢复劳动关系的可能。综上，原告特提起诉讼主张上述请求。被告刘艳华辩称，被告不存在违反忠实义务及违反原告规章制度的行为，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被告带领下属丁某某到大昌华嘉公司是去向该公司资深总监讨教做项目的工作经验，被告处其他团队成员对此也知情。原告所称被告带下属去面试的事情完全是原告杜撰。而丁某某也知晓其到大昌华嘉公司是去做同行业的业务交流。但由于丁某某的业务能力表现不佳，经常会受到被告的批评，故其私下与被告存在个人过节。被告从未有任何兼职做猎头及招揽原告处员工去其他公司应聘，并获取个人报酬的行为。原告仅提供丁某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上述事实，且该证人与被告有私人恩怨，其证言不足采信。原告仅凭丁某某的个人之辞就解除被告并停止被告工作，且在事后才出具解除通知，原告的做法是违法解除。此外，2018年11月3日本案仲裁结果出来后，原告不顾该仲裁结果，与案外人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是对仲裁结果的不尊重且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因此，被告有权并坚持要求与原告恢复劳动关系，并主张相关待遇，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21日，被告刘艳华入职原告碧迪医疗器械公司工作，双方签订自该日起至2021年5月20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市场及销售运营部门担任销售运营经理职务，试用期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0日，月工资为税前33,500元等。同时，该合同还约定，员工未事先经公司书面批准，自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业务，或从事其他与公司利益有冲突的事务的等行为，属导致劳动合同即时解除的严重违纪行为；被告在受雇于公司期间以及终结日后十二个月内，不得建议本公司或其他关联方的任何员工，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试图劝说或促使本公司或其关联方的任何员工，接受其他个人或实体的雇佣，或离开本公司或其关联方等。同日，被告还签署了原告的《员工手册》收讫声明，表明其理解原告《员工手册》的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该《员工手册》亦约定，员工从事其他与公司利益有冲突的事务等属严重违纪行为等。此外，原、被告之间所签署的《员工竞业限制协议》还约定了被告的不招揽义务，内容为，在受雇期间以及不竞争期间，员工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以自己的名义或以他人、公司、商业团体或其他组织的名义，劝诱、招揽、怂恿或促成原告其他员工终止与原告的雇佣关系，和/或个人实质性地介入接受雇佣上述在职员工，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取得上述在职员工的服务使其从事与原告业务有竞争关系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2018年8月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被告违反了员工最基本的忠实义务，且存在《员工手册》及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违纪行为，故不符合基本录用条件为由，通知被告解除其劳动合同及《员工竞业限制协议》等。2018年8月22日，被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1.撤销解除通知，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按33,500元每月支付自2018年8月3日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的工资；2.支付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15日报销款7,099.10元；3.按2,3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18年8月3日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的津贴。仲裁审理中，被告曾向仲裁委提交了大昌华嘉公司的祝臻懿的证人证言，该证言中称：“7月份的时候，刘艳华联系过我，说现在她的一名下属Justin，想来同行公司走访一下，做业务交流。……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和她说你们来之前把打算谈的内容，还有来人的主要业务方向要告诉我一下的，毕竟我一点都不了解Justin，这样沟通才有效率，后来Justin就发了他的履历给我。那次联系时，我又特意问了刘艳华现在管几个人，因为她只让Justin一个人来学习交流，其他人是不是会有意见。她回答说只管三个人，但是特意只让Justin一个人来是因为这个男孩子工作表现较差，想他出来见见世面，好好学习一下其他公司的经验和要求，这是为了鞭策他。而且她也不打算和其他人说，所以其他人不会有意见。后来他确实来了，……我们那天就聊了一些最近的行业资讯、业务方针等等，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和业务模式，供他参考，整个见面过程都只是做行业交流而已。……”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1月3日作出裁决，裁令原告撤销与被告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自2018年8月3日起恢复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支付被告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26日仲裁期间的工资74,701元、补贴5,129元及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的报销款7,709.10元。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另查明，1.2018年7月2日18时许，被告通过微信将大昌华嘉公司的地址发送给其下属丁某某(在原告公司任价格分析师职务)，并在微信中告知“勿回看过删了”。2018年7月3日下午，被告与丁某某从原告公司一同前往大昌华嘉公司与该公司的祝臻懿面谈。2018年7月3日18时许，被告在微信中将其自己及大昌华嘉公司祝臻懿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给了丁某某，并于当日21时许在微信中询问丁某某邮件发了没有。丁某某回复被告称，“还没到家”、“晚点一定发”。2018年7月5日20时许，被告在微信中询问丁某某“电话来过了吗”，并给丁某某发送了“流程中”、“在流程中哦”、“咋啦帅哥”、“不要纠结”、“经济利益第一位”、“女生我就不会这样，女生要生娃”、“可惜你是男娃要有压力感”等内容。2018年7月6日18时许，被告又在微信中给丁某某发送了以下内容：“不要多想，我已经找好备用人选”、“不要有思想负担”、“说好的一起背锅”等。2.2018年7月4日7时48分，丁某某将其个人简历按被告上述微信中提供的邮箱地址发送给了大昌华嘉公司的祝臻懿，并抄送给了被告。3.2018年11月6日，原告向案外人施红祥发送了聘用意向书，表明将聘用其为原告公司销售运营经理一职等。2018年11月19日，原告与施红祥签订三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施红祥在原告市场和销售运营部门担任销售运营经理职务等。后原告为施红祥办理了招工备案及社保账户转入等用工手续。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其员工丁某某的证人证言并申请其出庭作证。丁某某出庭陈述称，2018年7月2日被告在原告公司的茶水间告诉证人，被告的前雇主大昌华嘉公司有一个IT部门副经理的职位给到证人，说该岗位的薪酬及职级都很高，又说证人在原告公司的升值空间不大，且证人现在有两个项目存在背锅的风险。后被告将大昌华嘉公司的地址给到证人，让证人去面试。2018年7月3日下午三点左右在原告公司楼下，被告约了专车和证人一起去大昌华嘉公司与被告之前的上级祝女士进行了交谈；交谈基本是一些面试的流程，主要谈了一下证人目前的工作内容，职业经历，大昌华嘉公司的一些业务等，并没有涉及大昌华嘉公司的商业秘密，三人大概谈了半个小时；由于被告当时也称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是兼做猎头，因此当时祝女士对证人感觉还可以，但对于证人的薪酬及劳动合同录用函的问题，祝女士表示让被告与证人谈；面谈完出来后，被告在星巴克与证人谈了证人的职级和薪酬，薪酬是1.7万元/月，职级是部门副经理；当时证人就拒绝了被告，说还是想在原告处多学习，且自己不具有IT从业经历，也不太适应该岗位；但当天面试结束后被告还是要求证人当天就发简历给祝女士，证人于是在7月4日发送了自己的简历；后来被告一直告诉证人在流程中；7月6日证人再次在办公室向被告表示不接受这份工作，后被告回复证人不要有压力，她已经找好其他人了；由于证人是被告的下属，之前关系还可以，因此证人在星巴克表示不接受该份工作后还是向祝女士发送了简历，但祝女士没有给证人任何回复；由于被告是放权型的管理，大多数工作都是让下属做，因此证人与被告在工作中也没有任何冲突和争吵；被告也没有要求证人在面试之后发送面谈汇报或心得体会；当时被告推荐证人去该岗位说只要沟通能力强，情商高一点就可以胜任，不需要IT背景；在原告公司，证人直接向被告汇报工作，被告向余江(音同)汇报工作；余江再向鲁亮(音同)汇报工作；当时并非证人直接向鲁亮谈及被告带证人去面试的情况，而是另外一个同事告知鲁亮，鲁亮询问证人是否有去大昌华嘉公司面试的事，证人才说了该情况；在职期间证人及同事都知晓被告带员工去面试的情况，且被告入职一段时间后就对下属同事说她的属性是兼职猎头，会推荐一些有才干的人去其他公司，她也为原告公司推荐了一些员工。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丁某某系原告在职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证人与被告有矛盾，是证人越级举报了被告；况且大昌华嘉公司没有价格分析师岗位，不可能会招证人去面试；综上，不认可证人的证言。被告在审理中则表示，2018年7月3日被告带丁某某去大昌华嘉公司是进行业务交流，并不是面试；当时被告将自己及大昌华嘉公司主管的电子邮箱提供给丁某某，是为了让丁某某在业务交流后写一个心得体会和业务汇报；大昌华嘉公司需要这个业务汇报是要确定整个交流过程没有泄露大昌华嘉公司的商业秘密，该报告主要是给被告，并抄送给大昌华嘉公司；被告在丁某某的微信中提到“男孩子要有压力，已经找好了备用人选”等内容是因为丁某某业务能力不行，被告劝导其作为男生工作上要有压力；当时被告曾想过要提出丁某某，不让他参与一个项目，当时被告还没有找好备用人选，说好一起背锅就是指项目做砸了，大家一起背锅；至于被告收到丁某某电子邮件发送的简历，是因为被告早知道丁某某要跳槽，并曾劝过丁某某不要跳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其仍要跳槽，且丁某某与被告本身就有矛盾，故为了和被告对着干，丁某某就将其简历发送给了被告；大昌华嘉公司的主管祝女士收到丁某某的简历邮件也感觉莫名奇妙；被告收到丁某某的简历后也没有向原告公司反映丁某某想跳槽并与被告有矛盾的情况，被告当时认为其想走就不必强留，但其后来也没有离职；去大昌华嘉公司做工作交流前，祝女士本来要丁某某发送一个交流主题的事前沟通邮件，但祝女士没收到该邮件，却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丁某某的简历；且工作交流后丁某某也没有按被告要求发送工作汇报或交流心得的邮件，被告曾口头催促过丁某某，丁某某也没有明确的回复，一直拖着，此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同时，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亦申请了原告原员工高某某出庭作证。高某某出庭作证称，被告平时比较热心，在工作中比较严厉，对下属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细节都比较严谨，因此会经常批评丁某某，丁某某因此对被告心怀怨恨；被告经常会带下属去同行业做工作交流；证人知晓被告2018年7月2日带丁某某去大昌华嘉公司做业务交流的事情，因大家都在办公室，是被告告知证人该情况的；被告下属有三个人，一个是老员工，业务熟练，而证人之前也在大昌华嘉公司工作过，故被告就带了丁某某去，当时被告就说是去做业务交流，具体细节证人不清楚，也不清楚当时去大昌华嘉公司是和谁对接，拜访结束后被告和丁某某都没有告诉证人交流的相关情况；2018年7月底因被告批评了丁某某，丁某某找了鲁亮，鲁亮就拿走了被告的办公电脑终止了被告的工作；证人是2016年入职过大昌华嘉公司，并认识了祝臻懿；2018年12月中下旬因被告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就电话向祝臻懿核实当天拜访的情况，祝臻懿告知证人他们当时没有面试，仅是业务交流；证人是2018年6月从大昌华嘉公司离职，并于2018年6月20日以后入职原告公司，签订了两年期的劳动合同，在原告处干了一个多月，因受被告事件处理的影响觉得对原告公司不够了解，故于2018年8月主动从原告公司离职；当时证人入职原告也是通过被告介绍的；同时证人不知晓被告是否兼职做猎头，但因被告比较热心，且人缘比较广，故证人也曾经让被告留心帮证人推荐其他公司比较适合证人的岗位，当时只是让被告帮忙，被告并没有收取证人费用。经质证，原告对证人高某某的证言亦不予认可，理由为证人的很多证言大多为记不清，且业务交流的内容也是听被告及祝女士口头告知。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2018年7月3日下午原告带其原下属丁某某至大昌华嘉公司究竟是进行业务交流还是进行面试？被告在试用期期间是否存在劝诱原告员工至其他公司面试的不忠实行为？对此，本院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及原、被告的陈述和各自所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如下：首先，针对被告将自己以及大昌华嘉公司祝女士的电子邮箱在微信中发送给其原下属丁某某的原因，被告解释称系为了“业务交流”后让丁某某提交交流汇报或心得体会，以免除大昌华嘉公司对交谈内容存在泄漏公司商业秘密的顾虑。然而从被告在仲裁期间所提交的大昌华嘉公司祝臻懿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中来看，该证言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大昌华嘉公司需丁某某在进行“业务交流”后需提交交流汇报或心得体会的内容。被告上述主张与其所提供的证人证言明显不相印证，此为其一。其次，虽然被告所称的其带丁某某至大昌华嘉公司“业务交流”之前，大昌华嘉公司曾要求丁某某先发送一个“交流提纲”与祝臻懿的证言中所称的其曾要求被告交流之前先告知一下需交谈的内容以及来者的主要业务方向等内容相对应。但从被告与丁某某的微信聊天内容看，被告是在带领丁某某至大昌华嘉公司“面谈”后的当天晚上18时许才将其电子邮箱发送给丁某某，并在微信中询问催促丁某某是否发了邮件，这与被告以及祝臻懿证言中所称的应在“面谈”前发送“交流提纲”或“交流内容等”的主张显然存在时间上的悖论。由此，被告上述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相悖，此为其二。第三，被告称因丁某某一直想从原告公司跳槽，且与其个人存有矛盾，因此在其劝丁某某不要跳槽继续在原告处安心工作的情况下，丁某某却出于“与其对着干”将自己的求职简历发送给了被告，并发送给了祝臻懿，且祝臻懿收到该简历后也感觉莫名其妙，而被告也未将丁某某上述向离职跳槽的事汇报给原告公司。对此，本院认为，按被告所述，丁某某作为其当时的下属，在其与被告本身存有矛盾的情况下，如丁某某真有跳槽的想法但还未离开原告公司前，其本不应让与自己有矛盾的主管知晓该想法，而丁某某不仅对此未向被告保密，反而“公然”的将自己的求职简历发送给被告以表示对被告工作的不配合或“对着干”，而被告对此却没有将此告知原告公司，本身即有悖常理；况且按被告的主张，丁某某还将自己的简历发送给了与其跳槽无关的、仅是进行了“业务交流”的大昌华嘉公司面谈人员，这也更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同时，被告所称大昌华嘉公司的祝臻懿收到丁某某的简历也感觉莫名其妙的主张，与祝臻懿证言中其收到丁某某简历是有缘由的内容亦并不相符。由此，被告的上述主张与陈述，亦是矛盾不一，有违常理，此为其三。第四，被告仲裁期间所提供的祝臻懿的证言中，其明确表明当时被告带丁某某至大昌华嘉公司“面谈”，被告并未告知其下属的其他人，被告也不打算和其他人说，其他人不会有意见。但本案中被告所申请的证人高某某却表明当天被告在办公室曾告诉过她(们)是带丁某某去做业务交流，故其对此事当时是知晓的。由此，被告所提供的两证据之间亦存在相互矛盾和不一的情形。此为其四。由此，被告的上述主张与其所提供的证据，以及其所提供的证据相互之间存在多处相互矛盾，难以相互印证的情形，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而与此相反，原告的陈述与其所申请的证人丁某某的陈述既能相互印证，且丁某某的相关陈述与原告所提供的被告与丁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丁某某发送简历给被告及祝臻懿的电子邮件等证据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内容上均能相对应，并无矛盾和逻辑冲突，可值采纳。至于被告所称丁某某系原告在职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故不应采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因丁某某系与被告一同至大昌华嘉公司“面谈”的当事人之一，其系整个过程的亲历者，虽然其现为原告公司在职员工，但被告并无证据来反证其所做陈述的不客观性，且其本次陈述系受到原告的不当影响，为此，被告上述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在职期间确实存在劝诱下属至其他公司进行面试的不忠实行为，且该行为在原、被告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员工竞业限制协议》等协议中均约定为系可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纪行为，故原告基于此，以被告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对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有事实依据，且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鉴于此，原告要求无需与被告恢复劳动关系，并要求无需支付被告恢复期工资及补贴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而对于仲裁裁决所确定的报销款事项，因原、被告均无异议，故本院仍按裁决内容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无需与被告刘艳华自2018年8月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二、原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刘艳华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26日仲裁期间的工资74,701元；三、原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刘艳华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26日仲裁期间的补贴5,129元；四、原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艳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的报销款7,709.1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