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27行初142号原告贵定昌明镇桐荡村桐荡老组。代表人张仁红，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莫书勇，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定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定县金南新区。法定代表人张丽芳，该县政府县长。出庭负责人张红灵，该县政府副县长。委托代理人陆承辉、李灵，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环东中路14号。法定代表人吴胜华，该州政府州长。委托代理人朱小华，该州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科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龙兵，该州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第三人贵定县昌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富明，该村委会主任。原告贵定县昌明镇桐荡村桐荡老组（以下简称原告桐荡老组）诉被告贵定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贵定县政府）、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州政府）、第三人贵定县昌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第三人古城村委会）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4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诉讼过程中，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原告委托代理人莫书勇，被告县政府出庭负责人张红灵、委托代理人陆承辉、李灵，被告州政府委托代理人朱小华、龙兵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依法传唤第三人古城村委会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1月7日贵定县政府作出贵府行决（2017）16号《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桐荡老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12日州政府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贵定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桐荡老组诉称：一、争议林地小地名叫杜家山（又名营盘坡），在旧社会由杜家世代居住管理。解放后，杜家山一直由桐荡生产队管理，到1982年落实生产责任制后，该生产队对杜家山田土进行分配，至今很多村民仍持有当时的土地承包证，而第三人在第一、二轮土地承包时均未在杜家山分得田土；二、1982年的贵林权字第0013372号、第0013373号《山林所有证》应当作为确权依据而二被告未予采信错误。上述所有证是在争议发生后，原告在贵定县昌明镇旧治社区服务中心调取，该证登记的杜家山包含现争议林地，而第三人提交的第0014215号《山林所有证》登记的中间坡与本案争议地不存在交叉和重合。该两份山林所有证无论是否发放或由谁保存，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前述山林所有证存在登记错误且未经注销的情形下，应当确认其法律效力和证明力；三、贵定县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的贵府林证字（2009）第5227231300294-1/1号林权证和贵府林证字（2009）第5227231300295-1/1号林权证及2017年补办的贵府林证字（2017）第5227231300295-1/1号林权证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撤销，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在2003年发生争议后未予解决情况下，贵定县政府仍然向第三人颁发争议地的林权证属程序违法；且未对2009年颁发的林权证是否存在争议及四至是否清楚等进行审查就于2017年补发了林权证并作为确权依据；四、州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已超过法定期限。综上二被告将争议林地确认归第三人所有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特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贵定县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的贵府行决字（2017）16号《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2.撤销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贵定县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桐荡村桐荡组村民的户籍信息；2.代表推选书；3.会议记录及诉讼代表人身份信息；4.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1.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贵府行决（2017）16号处理决定，证明：原告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后，在规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颁证程序不合法。第三组：贵定县山林所有证（三份），证明：1.原告持有的1982年第373号、372号山林所有证登记的桐荡生产队杜家山林地与本案争议地存在交叉重叠，本案争议林地属于原告；2.第三人持有的1982年第215号山林所有证登记的中间坡与本案争议林地没有重合；3.上述三份证据都是由贵定县昌明镇旧治社区服务中心提供,该证据客观真实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争议林地权属的依据。第四组：姜玉英等6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村民姜玉英等人在争议林地内承包有土地。第五组：1.第三人与吴应发签订的流转合同书；2.第三人2009年林权证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第三人2009年林权证的林权登记申请表登记林地与其1982年山林所有证登记的中间坡没有重合，相反与原告1982年杜家山林地有交叉重合，且第三人在申请林权登记4个月后才与案外人吴应发签订流转合同，该流转合同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第三人2009年林权登记申请表中大营盘与桐荡村相连，但没有接界人签字确认，且该表中郎士福的签字属伪造，颁证程序违法。第六组：原告与吴应发签订的流转合同，证明：原告土地与争议地存在交叉重叠。第七组：1.贵定县昌明镇人民政府的通知；2.受案登记本；3.来信人员登记薄；4.第三人持有的2017年林权证，证明：本案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期间，被告给第三人补办林权证程序违法。第八组：照片，证明：2017年5月16日贵定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在现场勘界结束后与第三人村干部、昌明镇政府工作人员共同吃饭，贵定县林业局在处理林地确权中存在偏袒情况。第九组证人黄某证言证明：杜家山一直由桐荡小组管理。第十组证人郎某证言证明：第三人2009年林权证的内档申请表上接界人“郎士福”签字不是郎某本人书写；在2008年至2009年林改期间，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案涉林地存在权属争议，该林地不应纳入林改范围，颁证不合法；原告所在村在2008年未参加林改。针对上述证据，被告贵定县政府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第三组证据来源于旧治社区服务中心，其没有向原告或第三人颁发该山林所有证，该证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原告并未向县政府提交该证据；对第五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七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八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认为第九组证据中证人黄某在八十年代后在桐荡村未担任职务，其并不清楚争议地的权属情况；认为第十组证据中证人郎某证言可以反映原告在林改期间未对争议地提出申请而第三人在此期间提出申请。针对上述证据，被告州政府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认为姜玉英等6户的土地承包证不能作为林地确权依据；对第五组证据中流转合同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案外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合法；对登记表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原告流转给案外人吴应发的林地与本案争议地没有交叉重叠；对第七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说明昌明镇人民政府已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对第八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九组证据，认为争议地权属应当以各个时期颁发的证为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第十组证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针对上述证据，第三人古城村委会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贵定县政府辩称：1.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涉案权属纠纷发生后，其指派贵定县林业局、昌明镇政府展开调查，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实地查勘，明确争议范围并制作《昌明镇古城村与桐荡村桐荡老组林地争议范围指界图》，同时其工作人员走访了旧治公社尹汝耕、陈汝益等老同志及双方村民陈建京、郎世武和刘学忠、李国平、李德志等，处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2.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桐荡老组所提交的两份山林所有证是争议发生后该组村民到昌明镇旧治社区服务中心调取并复印，未实际发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古城村提交的林权证是2017年3月7日由贵定县政府颁发，记载区域与涉案区域重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1992年7月14日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条以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法人证明；2.组织机构代码；3.出庭人员证明及授权，证明：被告行政主体资格。第二组：1.贵州省昌明经济开发区（昌明镇）来信来访人员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登记受理涉案权属纠纷，并交由昌明镇人民政府、贵定县林业局办理。2.昌政发（2017）4号通知；3.昌明镇人民政府文件收文登记，共同证明：被告依法向涉案人员送达文书，告知提供证据期限以及调处时间。4.调解笔录及附件，证明：被告针对各方提交证据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处。5.昌明镇古城村与桐荡村桐荡老组林地争议范围指界图及附件，证明：被告依法组织双方在现场指界并制作指界图并经各方签字确认。6.调查笔录（7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依法进行走访调查。7.《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意见》;8.《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依据县林业局出具处理意见做出处理决定，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第二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第三组：1.1982年12月30日贵林权字第0013373号《山林所有权证》；2.1982年12月30日贵林权字第0013372号《山林所有权证》；3.桐荡村桐荡老组部分群众致昌明镇政府领导的函；4.贵州省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5.桐荡组郎德坤书写的回忆；6.1982年12月30日贵林权字第0014215号《山林所有权证》；7.贵府林证字（2017）第5221231300295-1/1《林权证》；8.贵州省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9.公告；10.林权登记申请表；11.贵定县林业局关于昌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林权证办理情况说明；12.昌明镇政府关于撤区并乡并镇后行政区划的说明；13.旧治社区服务中心情况说明。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被告已依法收集各方提交的证据，并调取了与纠纷相关的证据，结合调查，对各方证据进行认真审查。第四组：1.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2.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共同证明：其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1-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该组6号证据调查笔录的调查程序予以认可，但对笔录部分内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该组7、8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982年山林所有证没有采信错误，其与案外人吴应发签订的流转合同可以说明其对争议地进行了管理以及存在争议；认为吴应发与原告及第三人分别签订流转合同的土地四至界线存在交叉重合；1982年的山林所有证可以作为认定争议地的权属证据；在2017年第三人补办林权证之前双方就发生了林地权属纠纷，贵定县政府应确定权属争议后再补发相应的林权证；第三人与案外人吴应发之间的流转合同是在第三人申请林权登记之后4个月才签订，不能作为参考依据；认为第三人林权登记申请表四至界线已经超出了第三人中间坡的范围，且接界人签字存在造假，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颁证不合法；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针对上述证据，被告州政府质证意见：对第一、二、三、四组证据无异议。针对上述证据，第三人古城村委会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州政府辩称:1.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依据《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其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核实当事人提交的申请书、证据和相关书面材料及贵定县政府提交的答复书、相关证据和依据等书面材料后，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2.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复议程序中，经过审查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查明的事实与贵定县政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一致，其予以维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州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行政复议决定书、受理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州政府已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行政复议决定超期。针对上述证据，被告贵定县政府均无异议。针对上述证据，第三人古城村委会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古城村委会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亦未提交证据。诉讼程序中，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委托鉴定人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该鉴定意见三性予以认可，认为第三人提供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的签字不是郎某本人书写，该林权证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2017年贵定县政府在争议过程中给第三人补办的林权证不能作为确权依据。被告贵定县政府质证意见：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在涉案林权证被依法撤销前，不能否定该林权证的合法性。被告州政府质证意见为：该鉴定意见不符合司法鉴定技术规范中关于倾向否定同一结论认定的前提条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具有确定性及证明力，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根据证据规则，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第1一7组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9组证据证人黄某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不是认定争议地权属的法定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十组证据郎某拟证实第三人2009年林权证内档申请表“郎士福”并非郎某本人书写，与本院委托鉴定人所作鉴定意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2.被告贵定县政府提交的第1-4组证据及被告州政府提交的证据均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信；3.本院委托鉴定人所作的鉴定意见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因在贵定县昌明镇修建将军山公墓引发本案权属争议。原告向贵定县政府申请确权。后该府将本案交由贵定县昌明镇政府及贵定县林业局进行调查处理。2017年2月6日昌明镇政府作出昌政发（2017）4号《昌明镇政府关于调处“将军山公墓”区域林地权属纠纷的通知》，主要载明：请争议双方于2017年2月20日前向镇政府提供有效证据，届时组织双方进行调处，逾期未提供证据也未参加调处的，镇政府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次日争议双方村民代表分别签收上述通知。2017年5月16日贵定县昌明镇政府及贵定县林业局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指界并制作了《昌明镇古城村与桐荡村桐荡老组林地争议范围指界图》，争议双方村民代表在该指界图上签字确认争议地名为大营盘、杜家屋基、蛤蚂搭嘴，四至界线：东抵土，南抵土、田，西抵同城化道路，北抵凉风口、大营盘坡脚小路、壕沟顶、猫猫角（壕沟）。在确权程序中，昌明镇政府及贵定县林业局多次组织争议双方协商未果。原告提交了贵林权字第0013372号《贵定县山林所有证》，该证载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现确认旧治公社桐荡大队桐荡生产队山林3幅为集体所有，特发山林所有证，面积256亩；地名分别为大地势、燕坡、沙冲、杜家山，并分别记载相应四至；其中燕坡及杜家山两幅山林地名及四至处文字有笔划掉痕迹。此外，该证左侧存根处记载有山林3幅并记载有大地势及其四至。此外，原告提交了贵林权字第0013373号《贵定县山林所有证》，该证载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现确认旧治公社桐荡大队桐荡生产队山林2幅为集体所有，特发山林所有证，面积100亩；地名分别为对门坡、杜家山；其中杜家山四至为东抵土，南至分水坡，西至丫颈，北至国有山。此外，该证左侧存根处记载有山林2幅并记载有对门坡及其四至。第三人提交了贵林权字第0014215号《贵定县山林所有证》，该证载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现确认旧治公社大桥大队山林1幅为集体所有，特发山林所有证，面积5000亩；地名为中间坡，其四至为罗家砂井，南西门坡电塘，西大营盘坡脚路为界，北辜家坡队界。上述三份山林所有证正本及存根相连并由贵定县昌明镇旧治社区服务中心保存，本案争议发生后，原告村民及第三人村民分别从该服务中心调取并作为各自主张争议地权属的依据。在被诉处理决定中，贵定县政府认为上述三份山林所有权证连同存根并未发放到群众手中并根据其对时任旧治公社书记、主任尹汝耕、陈汝益等人关于当地1982年颁发山林证的调查笔录，遂认定上述山林所有证不视为人民政府已经颁发的权属依据并不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证据使用。2008年12月26日原贵定县旧治镇古城村民委员会（甲方）与贵州省普安县罗汉乡罗汉村八大田组吴应发（乙方）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该合同书涉及的地名为杜家山，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将中间坡、大岩脚林地流转给乙方，四至为：东抵肖家壕沟为界、南抵喀妈达嘴及西门组交界、西抵本村大营盘大岩脚土为界、北抵本村辜家坡组山谷为界。总面积950亩；流转期限为2009年12月8日至2040年12月31日止。在被诉的处理决定中，贵定县政府认定前述林地与贵府林证字（2017）第5227231300295-1/1号林权证中登记林地的四至界线吻合并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参考依据。2009年12月28日原告（甲方）与贵州省普安县罗汉乡罗汉村八大田组吴应发（乙方）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将杜家山林地流转给乙方，四至为：东抵西门组西门坡山界到喀吗达嘴，西至桐荡组汪宗明责任田，南至汪宗明田去西门坡高庄双电杆，北至古城村中间坡集体山为界，总面积250亩；流转期限为2009年12月28日至2039年12月31日止。在被诉的处理决定中，贵定县政府认定该承包合同与争议地无关联，不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证据作用。2017年10月13日贵定县政府工作人员对时任旧治公社书记陈汝益进行了调查询问，陈汝益证明：当时先分田土再分山林，山林所有证由当时村去调查填写。有的出现重复填写，有争议地方也没有得到明确。旧治公社在（19）82年发放部分山林所有证后，出现群众大面积砍伐山林和四至不清地界争议事情。山林证发放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还出现砍伐林木及因四至填写不清引起争议，后来的山林证就没有再发放。2017年9月20日贵定县林业局出具《关于昌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林权证办理情况说明》，载明：贵定县昌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贵府林证字（2009）第5227231100294-1/1、贵府林证字（2009）第5227231100295-1/1号两本林权证遗失，于2017年1月18日在黔南日报登报作废，2017年3月7日按程序逐级上报后补办，补办的林权证登记内容与林权登记申请表内容一致。2017年3月7日贵定县政府向第三人颁发了贵府林证字（2017）第5227231300295-1/1号林权证，该证共登记有中间坡及大营盘两幅林地，其中中间坡面积339.90亩，四至为东抵肖家壕沟、南抵喀妈达嘴及古城西门组交界、西抵古城大营盘荒山界、北抵古城村幸家坡组山谷为界；大营盘面积419.62亩，东抵古城西门组山界、南抵凉风口小路至大崖脚石厂、接北抵古城村幸家坡山界。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编号522723130100ＪＤＹＭＳＹ00036）载明的权利人为旧治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小地名中间坡，其四至范围与前述林权证登记的中间坡四至相同；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编号522723130100ＪＤＹＭＳＹ00044）载明的权利人为旧治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小地名大营盘，其四至范围与前述林权证登记的大营盘四至相同，其中四至界线中东抵古城集体山中间及桐荡村山界。诉讼中，原告证人郎某在庭审中陈述前述第三人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接界人“郎士福”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原告申请对被告贵定县政府提交的第三人前述《林权登记申请表》中“郎士福”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之后，本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并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人对上述笔迹进行鉴定。鉴定人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贵警院司鉴（2018）文检鉴字第568号《文件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编号为522723130100ＪＤＹＭＳＹ00044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接界人签名一栏处的“郎士福”签名字迹倾向于认定不是郎某所书写。贵定县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贵府行决［2017］16号《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内容如下：争议地大营盘、杜家屋基、蛤蚂搭嘴，四至界线：东抵土，南抵土、田，西抵同城化道路，北抵凉风丫口，大营盘坡脚小路、壕沟顶、猫猫角(壕沟)的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古城村村民委员会所有。原告不服，向州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前述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1.撤销贵定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的贵府行决字（2017）16号《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2.撤销黔南州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贵定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2017年5月14日昌明镇政府出具《关于撤区并乡和撤乡并镇后行政区化的情况说明》，载明：1996年原昌明区撤销后分为昌明镇、旧治镇、都六乡、岩下乡、猴场堡乡。2007年旧治镇并村后，原大桥大队和新阁大队合并为现在的古城村，原马家洞大队和桐荡大队合并为现在的桐荡村。2013年原昌明镇、旧治镇、都六乡、岩下乡、猴场堡乡合并为现在的昌明镇。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贵定县政府及被告州政府各自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于争议地范围的确定，被告贵定县政府已在行政确权程序中组织各方对争议地进行现场勘验、制作勘验图，各方当事人均签字确认，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已查明原告提交的贵林权字第0013372号、第0013373号《贵定县山林所有证》与第三人提交的贵林权字第0014215号《贵定县山林所有证》在本案争议产生前一直由贵定县昌明镇旧治社区服务中心保管并未发放，结合贵定县政府对时任旧治公社书记陈汝益调查证明旧治公社在1982年发放部分山林所有证后，出现群众大面积砍伐山林和四至不清地界争议……后来的山林证就没有再发放，基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及上述山林所有证并未颁发的事实，贵定县政府认定该林权证不视为已经颁发的权属依据并不作为确定权属争议的证据作用并无不当；基于公示公信原则，在林权争议案件中，通常不对林权证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但并不妨碍对作为证据的林权证证明力进行审查。本案中，第三人持有的2017年案涉林权证系由2009年林权证补办而来，庭审中原告出庭证人郎某否认2009年林权证内档申请表上接界人一栏“郎士福”签字为其本人书写，经本院依法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笔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送检编号为522723130100ＪＤＹＭＳＹ00044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接界人签名一栏处的“郎士福”签名字迹倾向于认定不是郎某所书写，因此该林权证具有明显瑕疵，而贵定县政府亦未查明争议林地管理使用现状，在此情形下该政府将该林权证作为认定争议林地权属的定案依据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此外，贵定县政府认为原告与案外人吴应发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与本案争议地无关联，同时认定第三人与案外人吴应发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与本案争议地具有关联性，但贵定县政府在其作出的处理决定及本案诉讼程序中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基于前述分析，被告州政府作出的维持贵定县政府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行为亦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亦应予以撤销。故，原告诉请撤销本案二被告各自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贵定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的贵府行决（2017）16号《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昌明镇古城村“将军山公墓”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二、撤销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被告贵定县人民政府对原告贵定县昌明镇桐荡村桐荡老组与第三人贵定县昌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之间案涉林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贵定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刘玉冰审 判 员  马 丹人民陪审员  杨 霞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冉玲书记员黄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