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302刑初1209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詹宜全，男，1988年12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松溪县，汉族，高中文化，务工，住松溪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31日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家炎，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叶盈盈，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春柳，女，1978年7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松溪县，汉族，小学文化，务工，住松溪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15日投案，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援助辩护人戴克峰，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理平，男，1986年1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松溪县，汉族，小学文化，务工，住松溪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21日投案，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援助辩护人李美华，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邱宜东，男，1993年10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松溪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松溪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20日投案，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何富豪，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鹿检公诉刑诉〔2018〕11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犯诈骗罪，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蓝文权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及辩护人叶盈盈、黄家炎、何富豪与援助辩护人戴克峰、李美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2月至2017年5月间，被告人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及同案的雷某、唐某、杨某1、钟某等人（均已判刑）通过招工、同伙介绍等方式，陆续分批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带的别墅内，参加由被告人詹宜全及“庄哥”、“胖哥”、“阿伟”、“眼镜”（均另案处理）等人组织的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集团，从事电信诈骗活动。该犯罪集团的诈骗窝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语音群呼，或者点对点方式直接拨打被害人电话，先后冒充邮政或者电信部门工作人员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虚构被害人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涉嫌犯罪等虚假事实，以需要接受调查等名义，骗取被害人个人及银行账户信息，诱使被害人向指定银行账户转入资金。各被招募人员来到窝点后，由专门人员进行话术（俗称“剧本”）培训，诈骗过程中话术的使用参照“剧本”进行。窝点里的团伙成员采用集中式统一管理，集中吃住、分工明确。团伙行骗流程是：在每日上午8时左右到下午16时30分左右的工作时间内，一线话务员负责拨打由电脑手“阿伟”、“眼镜”群发语音包后回拨的被害人电话或者拨打点对点电话，冒充邮政部门、电信部门、法院等不同身份的工作人员，虚构被害人身份被人冒用所办理的信用卡涉嫌洗钱、赌博等案件而涉嫌犯罪的虚假事实，诱骗被害人报警解决，后转给二线话务员，一线话务员每天拨打电话100×××0个左右；二线话务员负责冒充武汉市公安局等单位的警察，以被害人涉嫌洗钱等犯罪活动，需要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对其名下财产按照要求处理，套取被害人名下银行卡信息等情况后直接行骗成功，或者以查证、核对被害人相关银行卡情况为由转给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负责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驻武汉的检察官，诱使被害人相信其涉案，并将所有钱款汇入指定的账户。其中，一线话务员每月领取保底工资人民币5000-7000元及每单诈骗成功可提成诈骗金额的5%；二线话务员没有底薪，每单诈骗成功可提成诈骗金额的8%；三线话务员没有底薪，每单诈骗成功可提成诈骗金额的7%。 各被告人在窝点从事电信诈骗活动的主要时间段及骗取钱款的情况如下： 2014年2月至4月期间、2014年6月至8月期间、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被告人詹宜全在该窝点从事电信诈骗。 2015年3月至5月期间、2015年7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邱宜东在该窝点从事电信诈骗。 2016年3月至6月期间，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在该窝点从事电信诈骗。在此期间，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共同骗取被害人郭某1、黄某、夏某、李某1、郭某2等人共计人民币1054720元。另查证，被告人邱宜东于2016年3月30日至4月28日在该窝点从事电信诈骗，在此期间共同骗取郭某1人民币280000元。 2016年7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在该窝点从事电信诈骗。经查证，在此期间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共同骗取被害人石某、田某、郭某3、艾某、张某等人共计人民币513426.1元。 各被告人在窝点从事电信诈骗活动的具体事实是： 被告人詹宜全在2014年2月至4月、2014年6月至8月、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2015年3月至5月、2015年7月至12月、2016年3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2月七个时间段参与雅加达诈骗窝点的电信诈骗活动，代号“阿全”，在窝点期间从事招工、代发工资等管理工作，以及充当三线话务员。期间，被告人詹宜全介绍被告人何春柳、邱宜东等人到该诈骗窝点从事电信诈骗。经统计，其参与期间该团伙至少已骗取人民币1568146.1元。 被告人何春柳在2015年3月至5月、2015年7月至12月、2016年3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2月四个时间段参与雅加达诈骗窝点的电信诈骗活动，代号“阿敏”，为一线话务员。经统计，其参与期间该团伙至少已骗取人民币1568146.1元，个人拨打电话约26××0人次。 被告人冯理平在2016年3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2月两个时间段参与雅加达诈骗窝点的电信诈骗活动，代号“阿荣”，为二线话务员。经统计，其参与期间该团伙至少已骗取人民币1568146.1元，个人拨打电话约600人次。 被告人邱宜东在2015年3月至5月、2015年7月至12月、2016年3月30日至4月28日三个时间段参与雅加达诈骗窝点的电信诈骗活动，代号“小火”，为电脑手。经统计，其参与期间该团伙至少已骗取人民币280000元。 目前已查明被该电信诈骗团伙骗取钱款的被害人及被骗数额分别有： 1.2016年4月27日至4月30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电信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刑警队张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彭华”检察官，以被害人郭某1身份信息被人冒用而涉嫌多起重大案件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郭某1人民币280000元。 2.2016年5月15日至5月20日，该团伙成员冒充公安局“张建国”警官，以被害人黄某身份被人冒用而涉嫌洗钱案等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黄某人民币107880元。 3.2016年5月26日，该团伙成员冒充武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夏某身份被人冒用而涉嫌洗钱案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夏某人民币10110元。 4.2016年5月31日至6月4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电信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姜洪义”警官、“张建国”大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杨涛”检察官、王处长，以被害人郭某2身份被人冒用涉嫌开设赌博网站等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郭某2人民币568500元。 5.2016年6月14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电信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姜鸿义”警官、“孙慧”检察官等人以被害人李某1身份被人冒用涉嫌贩卖枪支、贩毒、洗钱案等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李某1人民币88230元。 6.2016年8月14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厦门监察营业厅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江洪仪”警官、“张进国”大队长、北京市检察院“杨涛”检察官以被害人石某身份被人冒用涉嫌洗钱案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石某人民币6210元。 7.2016年8月21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田某的身份被人冒用涉嫌洗钱案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田某人民币14000元。 8.2016年8月21日至8月23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盘锦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王队长、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姓杨的检察官等人，以被害人郭某3身份被人冒用涉嫌洗钱案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郭某3人民币132156元。 9.2016年8月26日至8月30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姓程的警官、杨涛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高进大检察官等人，以被害人艾某身份被人冒用涉嫌洗钱案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艾某人民币107060.1元。 10.2016年9月3日至9月9日，该团伙成员先后冒充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武汉市公安局陈华警官、周祥警官、张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王检察官、杨华检察官，以被害人张某身份被人冒用涉嫌洗钱案犯罪为由，骗取被害人张某人民币254000元。 出庭公诉人就如下事实当庭变更指控： 1.被告人邱宜东参与诈骗期间，拨打的电话个数超过5000人次，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且属于未遂，应当以诈骗罪未遂对其定罪。另外，邱宜东参与诈骗的违法所得为人民币23000元。 2.被告人何春柳参与诈骗期间，其违法所得为人民币61800元。 3.被告人冯理平参与诈骗期间，其违法所得为人民币7800元。 对于以上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邱宜东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或从轻处罚；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詹宜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予以处罚。基于此，公诉机关建议对被告人詹宜全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三年，对被告人何春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七年六个月，对被告人冯理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七年，对被告人邱宜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 被告人及辩护人分别提出以下辩解、辩护意见： 被告人詹宜全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对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在窝点没有从事管理，不是组织、领导者，不构成主犯。其辩护人辩称：詹宜全并非窝点的组织与管理者，仅凭介绍人员参与诈骗、可自由出入窝点、与“胖哥”的特殊关系均不能成为认定其为主犯的依据。 被告人邱宜东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是认为不应该对诈骗郭某128万元负责。其辩护人辩称：1.邱宜东对骗取郭某128万元构成犯罪中止；2.本案指控邱宜东拨打电话达5000人次以上的证据未达确实充分，不符合证据要求；3.邱宜东构成自首，系从犯，且是犯罪未遂，并退出违法所得，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 被告人何春柳、冯理平及相应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一致，予以确认。 案发后，被告人何春柳、邱宜东、冯理平分别于2018年1月15日、1月20日、1月21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詹宜全于2018年1月31日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县公寓内被公安人员抓获。 在审理期间，詹宜全家属代为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邱宜东家属代为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3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具并经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于公安机关及当庭所做的供述和辩解；2.证人证言，证人唐某、杨某1、钟某、杨某2、叶某、陈某1、雷某、赵某、李某2、陈某2的证言；3.被害人的陈述，被害人郭某1、黄某、夏某、郭某2、李某1、石某、田某、郭某3、艾某、张某的陈述；4.书证，管辖批复、指定管辖决定书、情况说明、2.20系列通讯网络诈骗专案第二批移交对象名单、接处警登记表、报案材料、案件来源、报警登记、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移送案件通知书、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常住人口基本信息、银行交易明细、到案经过、银行凭证、工作说明、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可疑账户查询系统、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客户简易明细账查询、司法存款分户查询、个人账户活期交易明细导出表、银行开户信息、交易明细记录、邮政储蓄绿卡对账单、个人活期明细信息、银行转账记录；5.辨认笔录，人员辨认笔录；6.电子数据，银行交易记录截图。本院予以确认。 对本案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被告人詹宜全是否认定主犯的问题。经查，证人雷某的证言称，詹宜全于2015年介绍其出国拨打诈骗电话，一开始其和詹宜全分别担任诈骗窝点的二线和三线，之后詹宜全已经不怎么做三线，主要负责管理以及处理大一点的单子，到最后詹宜全只负责管理，决定窝点人员几线转几线，并负责在国内招人；证人唐某的证言称，其由詹宜全介绍出国从事电信诈骗，在窝点中詹宜全是管理人员，主持由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并负责所有事物最终决定权；证人陈某1的证言称，其于2015年7月至印尼雅加达诈骗窝点从事一线，后被窝点的老板“阿全”（经辨认，系詹宜全）调到二线，之后其还有两次至该窝点从事电信诈骗，老板均为“阿全”，其工资均是由“阿全”叫国内的一个人打到银行卡上的。“阿全”一般也在窝点里，平时很少管事，但凡管事就很管用；证人叶某的证言称，其于2015年至2016年三次至印尼雅加达诈骗窝点，窝点管理均是阿全（经辨认，系詹宜全）；证人杨某2的证言称，其于2016年3月至6月至印尼雅加达诈骗窝点从事一线，诈骗窝点管理为“阿全”（经辨认，系詹宜全）。期间，诈骗窝点会在晚上吃饭前开会，“阿全”会宣布当天诈骗的业绩。其于2016年7月至12月再次至印尼雅加达诈骗窝点从事一线，“阿全”呆在窝点时间不长，窝点管理变为小川（经辨认，系雷某）；证人唐某、陈某1等的证言均称，詹宜全是窝点的小老板；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实詹宜全自2014年3月19日至2017年3月16日，从中国往返印度尼西亚往返13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且能够证实被告人詹宜全于2014年便开始参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诈骗窝点，专门开展针对中国大陆居民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活动。詹宜全由诈骗窝点的一名普通三线话务员逐步成为管理人员，其从事的具体事务也从拨打诈骗电话变为介绍国内人员至境外从事电信诈骗、负责调配诈骗窝点人员结构、为诈骗窝点人员代发工资、通报诈骗窝点的犯罪业绩，等等。显然，詹宜全在该犯罪集团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及决策权限，其管理地位毋庸置疑，依法应当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及辩护人相关的辩解、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鉴于詹宜全对其在窝点内从事管理以及所起的作用均予以否认，足以证明其并未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坦白。公诉机关认定詹宜全构成坦白有误，予以纠正。 关于被告人邱宜东是否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及骗取郭某128万元是否属于犯罪中止的问题。经查，被害人郭某1于公安机关所做笔录称，其于2016年4月27日下午5时许，接到一个不显示号码的电话，对方称其于武汉办理了一个网站涉嫌犯罪并让其打133××××1987报案。其经联系该手机，对方自称系刑警队张队长，该案件目前有彭华检察官办理，让其给手机为130××××4081的彭华联系。其与彭华联系后，其按照对方的要求，于4月28日至宾馆开房间与彭华联系，彭华告诉其问题很严重，要返还非法所得，并给了名为刘磊的银行账户，让其把钱都汇进该账户便于查清，后其于4月29日下午分别汇款12万元和16万元给刘磊的账户；电汇凭证显示，户名为郭某1，账号为93×××83的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4月29日向账号为62×××79的刘磊账户汇款16万元；银行回单，该回单由郭某1提供，证明于2016年4月29日14时向刘磊的62×××79银行账户汇款12万元；被告人邱宜东于公安机关的笔录称，其至雅加达诈骗窝点三次，共收入2.3万元；被告人何春柳的供述称，其共四次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诈骗窝点担任一线话务员，每天接听电话100个左右；证人杨某1、钟某、杨某2的证言，证实三证人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诈骗窝点均担任一线话务员，每天接听电话至少100人次以上；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明姓名为邱宜东，护照号为Ｅ43842835，于2015年至2016年共三次出入印度尼西亚，具体为2015年3月4日出境、2015年5月17日入境，2015年7月15日出境、2015年12月22日入境，2016年3月30日出境、2016年4月28日入境。姓名为何春柳，护照号码Ｅ42876878，于2015年至2016年四次出入印度尼西亚，具体为2015年3月2日出境、2015年5月17日入境，2015年7月15日出境、2015年12月22日入境，2016年3月25日出境、2016年6月22日入境，2016年7月24日出境、2016年12月19日入境。 据此，公诉机关认为，上述证据能证实窝点一线话务员一天拨打至少100人次电话，扣除因何春柳第一个月处于学习阶段导致未每天参与拨打电话的因素，可计算得出邱宜东参与窝点诈骗时由同在窝点的何春柳拨打的电话至少为20××0人次，已构成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邱宜东认为其不应对骗取郭某128万元的犯罪事实负责。其辩护人认为，本案认定拨打电话人次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且邱宜东对骗取郭某128万元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本院认为，1.鉴于境外电信诈骗案件的特点，难以对各被告人的拨打电话人次进行精准统计，但被告人何春柳及证人杨某1、钟某、杨某2均证实本案各被告人参与的雅加达诈骗窝点日拨打电话至少100人次，结合邱宜东、何春柳同在窝点时间为8个月，可以得出二人同在窝点时，由何春柳拨打的电话人次就已远远超过5000人次，邱宜东身为共同犯罪的组成部分对此应当负责。故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辩护人就此所提的辩护意见不能推翻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的事实，不予采纳；2.犯罪中止应具有放弃犯罪的自动性，即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了自认为当时本可能继续实施和完成的犯罪。结合本案，各被告人依照犯罪集团的指令，基于共同的犯意而各司其职，从被告人拨打电话到被害人上当受骗到交付财物，各阶段相互作用，具有犯罪的整体性。被害人郭某1于2016年4月27日下午接到窝点的诈骗电话，于同年4月29日下午分两次给窝点指定的帐户汇款，而被告人邱宜东则于同年4月28日离开窝点。换言之，邱宜东离开窝点之时，该节犯罪实事正在发生。窝点的所有人，包括窝点的核心人员，均不能知晓被害人会不会上当，何时上当，邱宜东自然也不例外，其离开窝点，只是不想再在窝点做事，而不是认为该节犯罪本可能继续实施却自动放弃，不具有犯罪中止的自动性，不属于犯罪中止。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在境外利用电信网络技术，通过拨打诈骗电话等手段骗取不特定多人财物，其中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系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邱宜东系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在境外从事冒充司法人员诈骗，且有诈骗老年人财物的情节，均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邱宜东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均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詹宜全退出部分违法所得，被告人邱宜东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各辩护人就上述从轻处罚情节提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均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詹宜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2030年7月3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何春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5日起至2024年7月14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冯理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21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邱宜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20日起至2021年1月1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五、退缴于本院的钱款人民币53000元，返还各被害人；责令被告人詹宜全、何春柳、冯理平、邱宜东共同退赔其参与诈骗期间的涉案赃款，分别追缴何春柳、冯理平违法所得人民币61800元、7800元，予以没收或返还各被害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戴 巧 人民陪审员  叶建武 人民陪审员  朱春兰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炜杰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第二款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第四款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