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74468号原告：钟卫芳，女，196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上海市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悦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陆月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娟，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咏，女。第三人：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南祝公路XXX号XXX号楼。法定代表人：赵晓冬，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箐，男。原告钟卫芳与被告上海悦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1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后本院依被告上海悦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了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1月4日再次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卫芳、被告上海悦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娟、第三人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卫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27,39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月8日至2018年5月期间在被告公司担任门卫保安职务。2018年5月8日，原告上24小时班，凌晨0点50分，原告因身体不适闭眼，略作休息调整，此时被告派人巡查、拍照等，认定原告违反公司规定，第二天即作出开除决定。原告认为被告系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现原告不服仲裁结果，故向法院提出起诉。被告上海悦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被告是在2014年6月接手原告所在的小区物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是与惠南公益服务社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有劳动合同。原告平时的工资系被告转账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向原告发放。原告的上班时间是自行调节，并非原告所称的24小时，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是在躺睡，原告也签署了相应的承诺书，被告的做法并无不当。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述称，第三人的前身为惠南公益服务社，属于非正规就业组织，于2018年4月转制为现单位。原告系与第三人建立劳动关系，并由第三人将原告安排在沙海惠晨苑从事保安工作。2014年6月开始，原告工作小区的物业公司变更为被告。原告平时的工资系被告转账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向原告发放。2018年5月上旬，被告将原告的违纪情况告知了第三人，第三人于2018年5月31日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钟卫芳与被告上海悦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与惠南公益服务社签订有期限分别为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惠南公益服务社用工协议书》，上述协议书均载明惠南公益服务社系经批准的公益性劳动组织，因承揽社区“四保”岗位需要，安置就业特困人员，原告同意服从惠南公益服务社的安排，在沙海惠晨苑从事保安岗位工作。2018年4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签订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与之前的用工协议书均一致。2018年5月8日，被告出具《违反公司规章处理单》一份，以原告当班时躺睡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结果。2018年5月31日，被告向第三人出具《公益性岗位退工单》，并附有署期为2018年5月8日的《违反公司规章处理单》及《情况说明》，载明原告于2018年5月8日晚12时50分左右当班时睡觉，给公司检查组查实，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和保安的岗位责任制等，予以解除，办理退工手续等。2018年6月12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载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31日解除。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受理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390元。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另查明，1、2017年12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成立第三人。2018年3月3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浦东新区原南片四个社区四保组织转制后移交事宜的通知》，载明“根据市区两级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工作的要求，为了更好的推进公益性劳动组织规范运作，前期经与相关街镇协商一致，原南片惠南、新场、周浦、大团四个公益服务社整建制分别转入祝桥、新场、周浦、南汇新城镇(分别成立：浦东新区祝桥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浦东新区新场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浦东新区周浦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浦东新区南汇新城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转制后原组织管理人员劳动关系转入至新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组织签订劳动合同；4月、5月份从业人员及管理人员工资，社保金及公积金等由各组织资金预估后，由原组织账户垫付至新组织账户中……”。2、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原告的招工单位为惠南公益服务社(非正规就业组织)，由惠南公益服务社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原告的招工单位为第三人，由第三人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3、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有期限分别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公益性岗位合作协议书》以及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祝桥社区四保岗位委托管理协议书》，上述协议书均载明“公益服务社是组织就业困难人员参加公益性劳动，帮助其获得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劳动组织，不是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输出组织”，除此之外，协议书就被告需要的人员数量以及具体的保安、保绿、保洁、保序岗位人员数量进行了明确约定。审理中，原告表示，原告工作的小区在2014年6月确实变更过物业公司，由前家单位变更为被告公司；原告平时的工资系被告转账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向原告发放；原告认可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实际是由被告招聘原告，原告的工作也是由被告实际安排，因此坚持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第三人在转制前作为非正规就业组织与原告签订有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限连续的多份《用工协议书》,在2018年3月1日转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之后，第三人继续与原告签订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此外，第三人还为原告缴纳在职期间的社保并为原告办理招退工手续；与此同时，第三人也与被告签订有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限连续的多份《合作协议书》，明确载明第三人系公益性组织，并非劳务中介或者劳务输出组织。因此，在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以自己实际是由被告招聘并安排工作为由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39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钟卫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