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民终54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戴显明，男，195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可，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系温州市的士出租车行业协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牛山北路23-1号（公路大楼七楼）。法定代表人：徐永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乐星，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显明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鹿出租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6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显明上诉请求：1.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690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项判决，即“原告戴显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69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就挂靠期间的权利义务主要约定：上诉人将车牌号为浙Ｃ×××××的出租汽车挂靠被上诉人公司经营，车辆经营权证、车辆所有权属上诉人私有，车辆由上诉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发生的一切意外自负责任，被上诉人配合有关部门协助上诉人处理解决事务，上诉人服从被告管理，遵守被上诉人的各项规章制度，上诉人按时缴纳被告代缴的各项税费、管理费（每月120元）等；双方未约定合同的履行期限。因市场变化，被上诉人所提供服务质量已不及市场上其他公司优良，收费标准更高于其他公司。上诉人自2018年3月以来要求与被上诉人解除该挂靠合同，被上诉人一直拒绝履行解除合同的协助恢复原状义务，即协助上诉人办理上述出租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致使上诉人诉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判决双方解除该出輪车挂靠合同，并在第四项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6900元。该数额参照管理费标准（150元/月）的50%，自被上诉人提出反诉之日（〔2018年8月9日）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4月21日，约92个月）止，定为6900元（150元*92个*50％）。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第四项判决不也，要求撤销，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是一种不定期的挂靠关系，具有随时解除的权利。其次双方未约定挂靠期限，而且从实际情况上而言，挂靠行为的持续是要多条件相符合，包括双方的意愿、被挂靠方资质存在、挂靠方资质存在及出租车辆的状况。其中客观方面挂靠方的资质和车辆的状况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挂靠方要开展营运必须取得道路运营证，而该证是有有效期限的，到期后需要申请，不符合就无法继续营运。而且，车辆每天在外营运，基本上无法使用至强制报废期限，且不定期就可能因为不符合安全标准就要报废，从而导致挂靠关系的消灭。也正是如此，挂靠关系无法确定期限，也具备随时解除的可能。且鉴于《合同法》分则并未明文规定挂靠经营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本案挂靠合同的根本性质在于上诉人租借被上诉人的公司经营资质，得以进行出租车运营活动。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有关租赁合同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本案上诉人作为挂靠人，其任意解除权类似于承组人。并且上诉人自2018年1月就己告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留足了被上诉人准备的合理期间。上诉人己履行解除合同的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不应赔偿被上诉人所谓损失。被上诉人辩称其付出了一定的经营成本，以向上诉人收取服务管理费的方式收回。因上诉人解除合同，应向被上诉人赔偿其经营成本损失。首先，被上诉人的经营成本并非专为上诉人所设，其经营场所、招募员工为数百辆车辆及其公司其他业务而工作，为单个出租车辆缴纳税费是其工作的极小部分。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挂靠关系已持续3年多，上诉人缴纳的管理费利润已经远远超过其为单个出租车所付出的经营成本。而且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经营出租车挂靠的机构，应当对于每辆车的存在随时可能解除挂靠关系的情况和风险有计算和预估，这种挂靠车辆随时退出的而带来的市场风险承担不应当强加到挂靠车主上，也即上诉人承当这种风险。一审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将本属于该公司经营的市场风险，应由其自主承担，不当的转嫁给了上诉人。再则按照一审判决逻辑，上诉人的车辆挂靠后，是能达到使用至最长报废期限，实际上这是一种基本不可能的发生情况。因为根据我国机动车报废的管理制度，《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己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其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由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并将报废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一）达到本规定第五条规定使用年限的；（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本身车辆何时报废就存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情况，有可能车辆因为符合前述任何一个情况，明天就要报废，更何况作为每天在外营运的出租车，他的使用期限必然要短于强制报废时间，而现在一审法院以强制报废时间作为最终结算本身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于情于理都无法让人信服。被上诉人要求赔偿金额参照管理费标准（150元/月）的50%，自被上诉人提出反诉之日起（2018年8月9日）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4月21日，约92个月）止，定为6900（150元*92个月*50%）。此项标准既无法律依据亦无常理推断。由被上诉人自述称：其自1980年代起，其与出租车经营权人的挂靠合同从未因出租车报废产生变化。涉案出租车的强制报废之日与挂靠合同无任何关联，报废之日对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乃至效力都无影响。并且按照此项标准，上诉人不仅赔偿了被上诉人的预期利益损失，还对被上诉人未采取适当措施减损的扩大损失进行了赔偿。就本案而言，温州市出租车根据《温州市客运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第十五条，可自愿选择挂靠单位。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其公司运营招揽其他出租车进行挂靠等适当措施，减少损失。并且被上诉人从原有合同解脱后，其节省下的经营成本又能获得新的商业机会所对应利益。被上诉人与其他出租车经营权人达成新的挂靠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所需的合理期间不应长于半个月。而根据一审法院赔偿标准长达92个月，完全不符合常理。自上诉人2018年3月提出解除合同至2018年8月法院起诉，被上诉人有5个月的时间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寻求新的商业机会，被上诉人均未实施。此部分损失不可归责于上诉人。另外，此5个月期间的管理费即使算作被上诉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上诉人也己将此5个月的管理费在法院审理前足额赔偿给了被上诉人。综上，作为公司经营者的被上诉人一方面以不存在的行政限制性规定为由，拒绝解除合同，侵犯上诉人依法享有选择其他公司的权利；另一方面以丧失的将来报酬以及所谓受损的经营利益要求赔偿，极大地阻碍出租车经营权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不利于出租车挂靠市场的自由竞争，从而使出租车挂靠市场服务质量日趋下降，损害公共利益。一审法院第四项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赔偿依据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被上诉人温鹿出租车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出租车挂靠关系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其特殊性，由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以3万元的廉价取得客运经营权证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该出租车一直挂靠在被上诉人处营运至今，该挂靠经营权是对被上诉人历史贡献的政策补偿，具体的事实如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租车市场刚刚兴起，被上诉人是具备出租车营运资格的企业，但没有资金购买出租车，上诉人是拥有车辆的个人，但没有经营出租车的资格。基于该历史背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合作进行出租车经营，上诉人出车辆，被上诉人出经营资质，该情况一致维持到了1998年，1998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出租车客运经营有偿使用办法，该办法规定在办法实施后新增的出租车经营权实施公开拍卖的形式发放，依据此办法，当时新拍卖的出租车客运经营权的成交价格约为68万元，对于案涉的这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租车客运经营权的归属，该办法明确由将来的文件另行规定。基于此文件，对于案涉出租车的客运经营权的归属问题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后来经政府多方协调以后，双方一致认可将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证颁发给上诉人，同时作为对被上诉人历史贡献的补偿，该出租车长期挂靠在被上诉人处由被上诉人收取挂靠费和政府红利弥补损失。当时上诉人所缴纳的费用是3万元每辆车，也就是说目前市场上的出租车实际上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案所涉的历史遗留车辆，其挂靠关系是由于历史问题而长期保持的，另一种是1998年以后以68万元的价格拍卖取得的出租车，其挂靠关系是可以由车主任意选择有资质的企业挂靠。在1998年至今，案涉出租车在个人车主常有买卖，但是这种买卖一直没有改变车辆挂靠在被上诉人处的事实，因此本案的出租车应当和1998年以后新取得的出租车有所区分，如果解除挂靠合同必将和历史问题相悖，给被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失。二、被上诉人为了履行挂靠合同的义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非如上诉人所称的仅仅帮忙办理车辆审验手续。被上诉人的工作有办理车辆年检、为车辆的营运配备安全员进行安全教育、为车辆的驾驶员进行政府备案登记、为车辆投保、出现交通事故或者驾驶违章的情形时配合处理违章等等。特别是2009年以后基于政府的兼并重整文件，被上诉人在人员场地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不是短期可以收回的，依据政府政策文件的规定，出租车挂靠经营权的价值为2万元，企业进行资金投入以后政府将通过公营运力的投放对企业的投资进行相应的补偿。事实上本次上诉人要求解除挂靠合同，其根本原因根本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服务不到位等理由，而是由于上诉人要自行成立公司去取得政府的公营运力补助。上诉人的这种做法显然有违诚实信用，也有违政府运力的政策初衷。因此，上诉人解除合同已经给被上诉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三、关于原审法院对损失的计算方法，被上诉人认为是原审法院依据利益衡平的原则酌情确定的损失计算方法，属于原审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并无不当。如情所述，对于本案挂靠合同解除后被上诉人的损失，虽然存在，但通过现有证据很难准确的界定一个金额，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是有权酌情进行确定的。至于上诉人提出的酌情确定的挂靠费标准以及赔偿期限问题，我方的意见是：第一、150元的挂靠服务费是从2017年开始确定的，对此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予以认可，上诉人也一直是这么缴纳的，事实上相应的管理费在以前是远远不止150元的，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知道上诉人所称的120元的依据在哪里。另外，关于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的以报废期计算的问题，事实上车辆的挂靠经营，即使车辆报废，有新车替入以后还是可以运营的。上诉人提出以道路运输证的时间来计算，道路运输证是被上诉人道路运输资格所派生出的小证，其到期后基于被上诉人的道路运输资格是可以继续存续、重新发证的。所以本案的损失计算方法完全是法院依据事实情况来酌情确定的，而非上诉人来确定的。事实上由于本案在之前也曾经有大量类似的案件，在当时道路运输证的时间期限是比行驶证要长的，当时上诉人自己的要求是依据行驶证报废时间来酌情确定损失，所以其主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综上，我方对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的损失金额予以认同，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予以维持。戴显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浙Ｃ×××××号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2.确认浙Ｃ×××××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3.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CT2069号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的转移登记手续变更至原告戴显明名下；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当事人。2016年4月12日，原告取得浙Ｃ×××××号出租车的客运经营权，遂与被告建立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双方约定原告将上述出租汽车挂靠到被告名下经营，未约定履行期限。2018年4月起，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挂靠合同关系，但被告予以拒绝。在合同存续期间，被告除了依其名义代缴各种税费外，没有履行其他相关义务。原告认为，对于继续性合同，原告享有订立合同的自由，也享有解除合同的自由。被告拒绝解除合同，限制了原告享有的合同自由解除权，违反了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故诉至法院。温鹿出租车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称：本案的出租车挂靠合同在特殊历史坏境下形成，具有历史特殊性，不应解除。原告取得的出租车经营权，需依附于被告合法拥有的道路运输运营资质的基础上，因此形成涉案的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1998年，温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及通知，规定出租车客运经营权需要通过拍卖的方式取得，当时拍卖价格约为68万元，文件还规定对于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另行解决。为此对于包括涉案出租汽车在内的经营权原、被告就存在争议，后经政府部门协调，由原告缴纳3万元后由政府部门将客运经营权证颁给原告，并考虑到被告的历史贡献，规定车辆必须长期挂靠在被告处经营，以挂靠费、政府补贴的形式予以弥补。2009年，政府颁布出租车行业兼并重组的通知，进一步确认车辆挂靠权的价值属性，鼓励出租车企业以出资购买向其他出租车企业提升运力。因此本案挂靠合同关系，不是单纯的挂靠关系，而是基于对被告的补偿性质的挂靠，故原告单方解除合同，已造成被告的重大损失。另外在车辆挂靠期间，为了满足政府对出租车经营的管理要求，被告积极履行挂靠单位的义务，除了为原告代缴税费外，还履行了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检修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为合同履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2009年开始，被告为配合温州市政府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投入巨额资金，重新租赁场地、雇佣职工，目前被告仍在亏损，需依靠投标新运力弥补亏损，如果解除合同，被告所有投入将功亏一篑，若法院判决解除涉案的挂靠合同关系，则原告应对被告的损失进行赔偿。据此，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20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车辆挂靠费（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双方办毕解除手续之日止，按每月350元计付）；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牌号为浙Ｃ×××××的出租汽车系原告购买，原告于2016年4月12日取得该车辆的客运经营权证，该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共同登记在原、被告名下，道路运输证登记在被告温鹿公司名下。原告以购买方式取得涉案出租汽车后，即将其挂靠于被告处经营，双方形成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但未签订书面的挂靠经营合同。挂靠经营期间，车牌号为浙Ｃ×××××号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属原告所有，车辆更新、保险、运营等由原告承担，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发生的一切意外自负责任，原告需向被告缴纳各项规费用合计每月350元（其中管理费149.34元/月）。另查明，涉案浙Ｃ×××××号出租汽车的强制报废期为2026年4月21日。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当前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挂靠经营应以双方的合意为前提，现原告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故原告要求解除涉案浙Ｃ×××××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并办理车辆有关证件的转移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涉案的浙Ｃ×××××出租汽车系原告购买，并办理了相应的所有权登记手续，且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亦登记于原告名下，故原告诉请确认浙Ｃ×××××出租汽车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其所有，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反诉部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原告按照规定挂靠于被告处，被告作为具备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公司，依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招募员工、设立场地，付出了一定的经营成本，其经营成本则以向原告收取服务管理费的形式收回，现原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向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但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2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且该赔偿金额亦明显高于被告因此受到的损失。结合本案的实际，从兼顾原被告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法院参照被告向原告收取管理费的标准（149.34元/月，酌情按150元/月计算）的50%，自被告提出反诉之日（2018年8月9日）起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4月21日，约92个月）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6900元（150元×92个月×50%）。关于被告主张的挂靠费用，鉴于该院已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故已通过以原告向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形式予以体现。依法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戴显明与被告（反诉原告）温鹿出租车公司之间的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二、确认浙Ｃ×××××号出租汽车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原告戴显明所有。三、被告（反诉原告）温鹿出租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原告（反诉被告）戴显明办理上述出租汽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至原告（反诉被告）戴显明名下。四、原告（反诉被告）戴显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温鹿出租车公司经济损失6900元。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温鹿出租车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反诉受理费150元（已减半），合计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戴显明负担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75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出租汽车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未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挂靠经营应以双方的合意为前提，现上诉人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一审法院因此判决支持上诉人提出的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涉案的浙Ｃ×××××出租汽车系上诉人所购买，并办理了相应的所有权登记手续，且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亦登记于上诉人名下，一审法院支持上诉人诉请确认浙Ｃ×××××出租汽车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其所有，并判令办理车辆有关证件的转移手续，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根据法律规定，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提出解除方给对方造成相应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温鹿出租车公司作为具备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公司，依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招募员工、设立场地，付出了一定的经营成本，其经营成本则以向上诉人收取服务管理费的形式收回的事实，判定上诉人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鉴于二审庭询过程中，上诉人明确上诉请求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赔偿经济损失应按管理费120元/月的标准计算，可以确定二审期间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为一审法院参照温鹿出租车公司向戴显明收取管理费的标准（149.34元/月的标准，酌情按150元/月计算）的50%，自温鹿出租车公司提出反诉之日（2018年8月9日）起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4月12日，约92个月）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6900元（150元×92个月×50%）的判决是否合理。结合温鹿出租车公司在缔约时的预期收益、缔约后为履行挂靠合同的人财物投入等因素，并业已按管理费149.34元/月的标准向戴显明收取，上诉人戴显明先前亦根据该标准实际缴纳了管理费，一审法院从兼顾诉辩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参照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管理费的标准（149.34元/月，酌情按150元/月计算）的50%，自被上诉人提出反诉之日（2018年8月9日）起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4月21日，约92个月）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6900元（150元×92个月×50%），并未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亦未造成双方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应按每月120元标准缴纳管理费，理由不充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戴显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克谊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黄丽君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代书记员 黄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