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236刑初24号原审公诉机关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原二审上诉人)史绍木，男，1949年5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原系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出纳，住重庆市奉节县。因本案于2008年8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2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31日被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2011年12月9日被裁定假释，2013年11月11日被解除社区矫正。辩护人张珍辉,重庆贞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公诉机关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检察院以奉检刑诉(2008)233号起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一案，本院于2008年12月31日作出（2008）奉刑初字第243号刑事判决，认定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被告人史绍木不服，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3日作出（2009）渝二中法刑终字第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史绍木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诉。该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渝二中法刑申字第00018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史绍木的申诉。史绍木仍然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渝高法刑申字第00012号提审决定书，决定提审本案。2017年12月1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16）渝刑再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二中法刑终字第92号刑事裁定和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08）奉刑初字第243号刑事判决；发回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8年1月31日，本院立案再审。2018年6月6日，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检察院指派邓滨出庭支持公诉，原审被告人史绍木及其辩护人张珍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贺某、重庆市奉节县公安局警察黄某均到庭对有关事项作了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公诉机关指控：2002年9月16日，万州区腾飞商贸公司和奉节县公平客运公司签订了腾飞商贸公司向持有公平客运公司准购证的客户销售中巴客车，每辆按约定比例给公平客运公司返成的协议。2003年1月25日，双方进行了结算，从被告人史绍木应付腾飞商贸公司的车款中抵扣了腾飞商贸公司返给公平客运公司的114000元及给游某、管某回扣各10000元、史绍木回扣16000元，共计150000元，在抵扣了这些款项后，由史绍木个人给腾飞公司出了一张153129.60元的欠条。史绍木一直未将返给公平客运公司的114000元入公司账，且否认自己收到了该款。2003年5月至7月，被告人史绍木将自己经手收取的各车主向公平客运公司缴纳的养路费等费用，挪用29900元用于自己及其他车主与腾飞商贸公司打官司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至今未归还。被告人史绍木利用担任公平客运公司出纳的职务之便侵占单位资金114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史绍木挪用单位资金29900元归个人及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史绍木一人犯数罪，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其数罪并罚。原审判决即本院（2008）奉刑初字第243号刑事判决认定主要事实：1、职务侵占罪2002年4月，公平客运公司成立，由被告人史绍木任公司出纳。因史绍木想要买中巴客车经营，于是史绍木就联络其他想购车的人由其承头与万州区腾飞商贸公司联系购车事宜，因客车车辆营运必须要有挂靠的营运公司后才能经营，腾飞公司为了车辆的销售，2002年9月16日和公平客运公司签订了协议：凡是在腾飞公司销售的车辆挂靠在公平客运公司的，由腾飞公司每辆车付给公平客运公司3000元的费用，此款在车主给付第一笔车款时由腾飞公司付给公平客运公司，且约定在办理税费中的优惠，双方按50%分成。同时，史绍木和腾飞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史绍木帮腾飞公司向各车主收取购车款。期间，在腾飞公司购买的车有19辆挂靠在公平客运公司。第一次购买了7辆，第二次购买了12辆。2003年1月26日，双方在腾飞公司经理郭某、职员李某1、潘某、公平客运公司经理游某、管某、史绍木和史绍木的儿子史某的参与下，对购车款项进行了第二次结算，扣除第一次购买的7辆车21000元的返还款后，腾飞公司给公平客运公司还应返还93000元的返还款,总的返给公平客运公司114000元。另外给游某、管某各1万元、史绍木1.6万元的回扣,总的返还款项就是150000元。在抵扣了这些返还款项后，由史绍木个人给腾飞公司出据了一张欠条，欠到腾飞公司的购车款及保险费153129.60元。但史绍木一直没将返给公平客运公司的114000元交给公司亦未入公司收入账，而是将此款作为购车款交给了腾飞公司，且至今否认收到了该款。2008年9月3日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受奉节县公安局委托对史绍木任出纳期间的账目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认定史绍木代车主支付腾飞公司的1000000元购车款中包括返给公平客运公司的114000元。2、挪用资金罪2003年5月至7月，被告人史绍木受各车主的委托，代表车主以公司及各车主的名义诉万州腾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03年6月15日被告人史绍木作为车主代表书面向公司承诺因此案所产生的费用由各车主自行承担。被告人史绍木将其所收的各车主应缴公司的费用29900元挪用做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且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另查明：2003年12月25日被告人史绍木被公平客运公司免去其出纳职务。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史绍木利用担任公平客运公司出纳的职务之便侵占单位资金114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史绍木挪用单位资金299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史绍木及其辩护人提出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不成立，本院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中有游某、郭某、李某1、潘某结算在场人的证言、被告人史绍木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史绍木在2005年6月30日书写的关于腾飞公司与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史绍木代10个车主现付腾飞公司1000000元（其中有150000属腾飞公司给客运公司及游某、管某、史绍木的回扣）、史绍木笔记本记录的1000000元的组成和史绍木曾经对1000000元组成的解释、腾飞公司和公平客运公司的协议书、司法鉴定结论分析认定114000元已返还，且钱未入公平客运有限公司的账目等证据证实。史绍木一再否认自己收到该返还款，主观上不想归还，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史绍木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无证据支持，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史绍木及其辩护人辩解提出史绍木挪用单位资金29900元打官司系公司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史绍木虽然以公平客运公司的名义与腾飞公司进行诉讼，但实质上是受各车主的委托而非公平客运公司的授权行为，其诉讼结果与公平客运公司无利益利害关系，故被告人史绍木将公款29900元挪用作本应由自己和各车主应当承担的诉讼费、代理费的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被告人史绍木及其辩护人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应受刑法处罚。被告人史绍木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原审判决后，史绍木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原二审认定事实与原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并裁定驳回史绍木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人史绍木的申诉理由和要求：(一)关于职务侵占罪申诉人认为本案的判决书和裁定书认定的史绍木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单位资金114000元的事实不成立。理由是:1、从犯罪主体看：史绍木虽然是公平客运公司的出纳，但他代车主购买车辆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这可以从史绍木的供述和各个车主的证词中看出来。而且，公诉机关的指控也直接肯定了史绍木是以个人名义代车主购车。所以，史绍木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的主体要件。公平客运公司是一个运作极不规范的公司。公司并不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说法人财产权，这些车辆的所有权人仍然是实际购车人即车主。史绍木是在代车主购买车辆。2、犯罪的主观方面。史绍木没有侵占所谓的腾飞公司应该返给公平客运公司(实际应该是返给车主)回扣的意图。史绍木只是想通过代车主购买车辆获取一定的劳务报酬。3、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史绍木没有实施侵占所谓114000元回扣款的行为，从一审法院认定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的5大证据逐一分析。第一项证据是游某、郭某、李某1、潘某在场证人的证言。他们的证言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游某与史绍木在本案中有利害关系，首先，他认为史绍木没有将应该给他的回扣给他。而且与史绍木在另一案件中也有利害关系，至今仍在法院的审理中。所以他的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郭某与史绍木在本案中也有利害关系，况且史绍木曾经举报过郭某涉嫌偷税的案件，因此不排除郭某利用此案件来打击报复史绍木的可能性；李某1在证言中明确表明郭某是他的外侄，因此他的证言的可信度也大大降低；至于潘某，他是腾飞公司的员工，自然要维护腾飞公司经理郭某。关于史某的证言。一审法院在草率的肯定这些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的同时，对证人史某的证言却因为他是申诉人史绍木的儿子不予采纳。况且一审判决在列举史某的证言时表明，“史某一直在场”，然而，却说史某是“听说这次结算的只是车款，返还款没有结算”。既然史某是一直在场怎么会只是“听说”，证人史某的证言显然被改动了，而且他也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证。事实是史某在场，而且很清楚的知道这次结算的只是车款，而不是“听说”。第二项证据是史绍木在公安机关的供述。2008年8月11日,史绍木的供述一直强调114000元的所谓返还款和应该返还给个人的36000元都只是“记在我头上”。这说明，史绍木即使有侵占的故意，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假如说史绍木犯有职务侵占罪的话，充其量也只是犯罪未遂。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列举了史绍木在2003年3月12日“供述”，首先从形式上看，这份记录并不是供述，而是在侦查郭某涉嫌偷税罪时，对证人史绍木的询问笔录。从内容上看，史绍木当时承认114000元的返还款收到了，并且存在中国建行奉节支行的旧县城城北路储蓄所的，户名为史绍木，但事实上在这个储蓄所并没有这个记录，说明史绍木在同一次询问中，已经作了更正。后来也一直否认收到这笔款。总之，史绍木的供述并不能证明他侵占了所谓的114000元返还款。第三项证据是史绍木2008年9月5日提交给公安机关的《关于万州区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与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说明》中确实提到有150000元的回扣，但应属公平公司的114000元是没有到位的，这也能与第一项证据相互印证，说明这114000元是“记在史绍木头上”，所以史绍木没有办法向财务入账。如果说史绍木有什么过错，最多就是没有及时收拢购车款。第四项证据是史绍木笔记本记录的100万元的组成和史绍木曾经对100万元的解释。笔记本上记载的一组数据，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怎么能凭此判定史绍木侵占了114000元呢?况且笔记本上根本没有114000元这个数据。最后一项证据是《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报告》，从该鉴定报告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来看，根本不符合《会计法》的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条：下列经济业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第十四条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而该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鉴定的时候，根本没有依据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只是依据前面列出的四项证据。由于事务所所依据的材料是错误的，所以其鉴定结论自然是错误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种没有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情况下却做出了所谓的“鉴定结论”，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撇开鉴定报告所依据的材料不符合《会计法》的相关规定不谈。该鉴定报告本身也揭示了史绍木根本没有收到购车回扣款114000元。一审判决审理查明，2003年1月26日，双方在郭某、游某、史绍木等人的参与下，对购车款进行第二次结算，扣除第一次购车7台返还款21000元后，腾飞公司给公平公司还应返还93000元，另外游、管各1万，史绍木1.6万的回扣，总的返还就是150000元，史绍木出具欠腾飞公司购车款和保险费153129.60元的欠条一张。该鉴定报告第63至73页复印件，证明史绍木在2002年10月25日至2002年12月26日期间，分11次向腾飞公司支付100万购车款的事实。由此可见，申诉人史绍木支付的购车款项是足额的100万，有腾飞公司工作人员出具的收条和银行转账单为证。腾飞公司郭某等人收到史绍木支付的购车款100万元的时间是2002年10月25日至2002年12月16日之间，是在2003年1月26日结算之前。既然是在结算之前史绍木已经支付了100万，又谈何在结算时史绍木抵扣了这100万元中的114000元的回扣呢？4、从犯罪的客观分析。史绍木的行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民事关系，作为车主购车代理人的史绍木拖欠了腾飞公司的购车款。(二)关于挪用资金罪申诉人史绍木没有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理由是:1、史绍木等车主及公平客运司作为原告诉被告腾飞公司买卖车辆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费的缴款单位是奉节县公平客运公司。2、史绍木代为诉讼并支付诉讼费的行为有公司法人代表游某确认。在诉状上有游某的签字和公平客运公司的公章。3、奉节县人民法院(2003)奉法民初第628号对此案件的裁定，明确表明该案件的原告是公平客运公司，史绍木只是代理人。但是一审法院却置这些事实于不顾，牵强认定史绍木“实质上是受各车主的委托而非公平客运公司的授权行为”，我们不禁要问，公司法人代表签了字，加盖了公司印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公司行为，难道公司是在受到了史绍木的威胁下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综上，原一审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史绍木入罪是一个错误的判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但在其裁定中，没有对二审中相关细节及辩护人的意见进行评述，草率的维持原判，是一个错误的裁定。现史绍木请求：1.依法撤销(2009)渝二中法刑终字第92号刑事裁定和奉节县人民法院(2008)奉法刑初字第243号刑事判决书，再审本案；2.依法改判申诉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不成立。再审时奉节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意见与原审时公诉意见一致。再审时史绍木辩称，自己没有侵占公诉机关指控的11.4万元，也没有挪用单位的资金。本案经再审查明事实如下：（一）、关于指控的职务侵占罪案件事实2002年4月，公平客运公司成立，由史绍木任公司出纳。因史绍木个人欲购买中巴客车运营，史绍木便联络其他购车人一起，并由史绍木出面与万州区腾飞商贸公司联系购车事宜，同时，因客车车辆营运必须要挂靠营运公司后才能经营，腾飞公司为了车辆的销售，于2002年9月16日由腾飞公司经理郭某与公平客运公司副经理管某签订了协议，约定凡是在腾飞公司销售的车辆挂靠在公平客运公司的，由腾飞公司每辆车付给公平客运公司3000元的费用，并约定此款在车主给付第一笔车款时由腾飞公司付给公平客运公司；同时约定对办理相关税费中所享受的优惠额，双方各按50%分成。另外，史绍木和腾飞公司郭某达成口头协议，由史绍木代腾飞公司向各购车车主收取购车款。期间，通过史绍木联系，在腾飞公司购买的客车有19辆挂靠在公平客运公司。第一次购买了7辆（已结算），第二次购买了12辆。2003年1月26日，双方在腾飞公司经理郭某、职员李某1、潘某、公平客运公司经理游某、管某、史绍木和史绍木的儿子史某的参与下，对购车款项进行了第二次结算。结算后由史绍木个人给腾飞公司出具了一张欠条，注明欠到腾飞公司的购车款及保险费153129.60元。此后，史绍木又支付了26000元。2008年9月3日，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受奉节县公安局委托对史绍木任出纳期间的账目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认定史绍木代车主支付腾飞公司的1000000元购车款中包括返给公平客运公司的114000元。另查明以下事实：1、在2002年10月25日至2002年12月16日期间，腾飞公司郭某等人向史绍木出具了83万元购车款收条，另有史绍木存入郭某在建行账户17万元银行凭证，上述款项共计100万元。2、2003年6月18日，客运公司、史绍木等车主与腾飞公司经理郭某因车辆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向奉节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05年1月5日撤回起诉。3、2004年6月10日，史绍木与客运公司经理游某在客运公司办公室因故发生纠纷，并导致游某受伤；2005年，史绍木与客运公司因挂靠经营合同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有：1、公安机关于2003年3月12日对史绍木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史绍木首先承认自己收到该11.4万元回扣款，并供述存于自己在中国建行奉节支行的旧县城城北路储蓄所；当听说公安到该储蓄所核查相关事实时，史绍木又否认收到该11.4万元回扣，辩称该11.4万元中，经腾飞公司经理郭某建议，为了公平客运公司的发展，多挂靠几台客车，得向运管所相关人员“打点关系”,后经客运公司经理游某同意，分别开支2.9万元（其中2.5万元交郭某办理、0.4万元是史绍木与管某等人办理）和7万元（由于运管所买的一辆庆铃牌汽车差资金，史绍木便汇给郭某7万元，由郭某帮运管所支付了7万元车款），自己手上确实有1.5万元。2、公安机关于2008年8月11日对史绍木的讯问笔录。笔录中，史绍木供述，公平客运公司是2002年4月成立的，史绍木任出纳，负责养路费和各种税费的收取，联系中巴车报废更新，并挂靠公平客运公司等事务。其在公平客运公司任出纳期间，共收养路费及税费496880元，这其中有大部分是史绍木直接收取的，一部分是其儿子和公司其他职工收取后再交到史绍木手中。对腾飞公司返还给公平客运公司的返还款114000元，史绍木辩称：“账是记在我头上的，但钱在驾驶员手中，没有收起来，另外腾飞公司返还给我的16000元、游某的10000元、管某的10000元，共36000也是记在我头上的，钱在驾驶员那里没收起来”、“腾飞公司返我、游某、管某的36000元是属私人的，不属公平客运公司”、“我应给腾飞公司的车款115万余元，已经付给腾飞公司100万元，还欠他们是15万余元，我给腾飞公司出了张欠条，要把这欠款收齐后，腾飞公司才把返还款付给我们”。3、公安机关于2008年9月3日对史绍木的讯问笔录。在侦查人员讯问史绍木任出纳期间的收支情况时，史绍木供述收入，即第一笔收入是在任出纳期间收取的挂靠该公司车辆的养路费和税费共计496880元，第二笔收入是收取的三台车的管理费4400元，第三笔收入是2003年3—6月发车费共计4550元，第四笔收入是收取的10个挂靠车主的购车款1000000元，第五笔收入是腾飞公司给的返还款150000元，同时辩称：“这笔返还款账是记在我头上的，要把我欠郭某的欠款付清后才得出来”，“第六笔收入是我收的李某2的购车款有8万以上的现金（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以我出的收据为准”、“我收的李某2的这笔钱有74000元给郭某了，是缴的李某2的车款，但郭某没有单独出收据，在出具的总收据以内，剩余的抵了李某2车子的养路费等，还退了李某2一部分，时间在2002年12月中旬，退的这笔钱没有其他依据。以上六笔收入共1767830元”。对支出项，史绍木供述称：“第八项支出是支付腾飞公司购车款1000000元，写欠条后又付给腾飞公司26000元，共支付给腾飞公司1026000元”。史绍木同时称，对收入部分的那笔15万元返还款，“就是把欠郭某的钱付清后，这个150000元才得出来”。在该笔录中，史绍木还供述：“我与郭某已结算清楚，我还欠郭某15万余元，我出具了欠条的。驾驶员还欠的14万多元应该由我收取”。4、公安机关于2008年9月4日调取的笔记本（一张记录单）和2008年9月5日对史绍木的讯问笔录。在记录单中依次记录了1000000、–761000＝239000、–70000＝169000、–29000＝140000等数字及数学符号。在讯问笔录中，史绍木供述：那100万元构成情况的记录单，其中有个70000元是自己汇给郭某的（用于郭某代运管所买的一辆庆铃牌汽车支付车款），有个29000元是“打点关系”开支了的（史绍木称腾飞公司经理郭某建议为了公平客运公司的发展，让运管所同意客运公司多挂靠几辆车，必须拿点钱打点关系，经客运公司经理游某同意后，其中2.5万元是郭某帮忙去办理的，另4000元是史绍木自己与管某等人一起去办理的），140000元就是返还款（即回扣，不含管某的1万元），上述761000元就是1000000元减去70000元，再减去29000元，再减去140000元的结果。史绍木在该笔录中称，上述7万元和2.9万元，都抵了应交郭某的车款的；同时史绍木又强调“返还款没在我手上，该给谁我不知道”。5、公安机关于2005年6月16日、2008年4月18日、2008年9月4日、2008年9月17日询问证人游某的笔录和游某书写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有，腾飞公司实际给出的返还款是150000元，有114000元是返给公平客运公司的，有36000元是返给个人的（史绍木16000元、管某10000元、游某自己有10000元）；腾飞公司给出的返还款都被史绍木抵了应缴郭某的车款，客运公司没有得到这笔钱，钱在史绍木手中；史绍木与腾飞公司之间联系购车，并不代表公司，只是史绍木的个人行为；客运公司与腾飞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说“乙方付此款的时间是车主交第一次车款时付给甲方”，意思是说车方购车付款不是一次性付清的，只要第一次付了款，腾飞公司就要将返还款返给甲方客运公司。2003年客运公司经理游某书写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有：史绍木已付万州腾飞公司10辆按揭车现金761000元、腾飞公司应返公平客运公司款项129000元，包括返19辆车车款57000元、12辆车的税费优惠款36000元、返个人回扣36000元、至今这笔钱还在史绍木手里。6、公安机关于2005年6月18日、2008年3月25日、2008年8月13日询问证人郭某笔录的主要内容有：在2002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史绍木与郭某联系购买川马中巴车。当时，史绍木是客运公司的出纳，双方口头协商每购一台川马车，均按市场价格付款，每台车返还公平客运公司工作经费6000元，用于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办理此事的差旅费等开支。由史绍木出面与郭某联系，一共在郭某处购买了川马车19辆，共返还公平客运公司114000元。这笔钱在史绍木与郭某结算车款时已从购车款中扣出。另外，郭某还给了史绍木、游某、管某三人共计36000元的工作报酬。由于史绍木直接在与郭某联系，花的精力多些，这笔钱就给史绍木16000元，游某和管某各10000元，这个36000元也是在第二次结算车款时，史绍木从购车款中扣出了的。实际上郭某拿出了150000元，其中36000元给个人，114000元给客运公司，这笔150000元都是在结算车款时被史绍木扣出，钱在史绍木那里。第二次结算车款也就是最后算账后，史绍木还欠购车款153129.60元，这是一个准确数据，史绍木还出具了欠条，后来经过多次催收，史绍木分三次（一次1000元、一次5000元、一次20000元）偿还了26000元，实际上史绍木到今天为止还欠127129.60元，经过就是如此。对于公安机关问到与史绍木账务往来有无明细时，郭某称由于是私营企业，账务不规范，史绍木每次给钱时，郭某就给出具收条，最后凭收条结算。证人郭某还证明，郭某与史绍木一共算过两次账。车辆是分两批购买的，第一批购车7台，第二批购车12台。第一批购车后，郭某和史绍木算过一回账。史绍木就从购车款中扣出了每台车的购置费，返还款共扣出了21000元，第二批车购买后，在2003年的1月份，郭某和史绍木等人在郭某所在奉节分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第二次算账也就是最后结算，史绍木就从所欠的购车款中扣出了应返还的购置费和12台车的返还款，每台3000元，计36000元。19台车，每台3000元，共计57000元，还扣出了应返还给史绍木、游某、管某个人的有36000元。共扣出129000元后欠腾飞公司153129.60元，并出具了欠条。证人郭某另证实，史绍木是以个人名义与郭某联系，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公平客运公司无关，史绍木负责收取车款，然后交给郭某，郭某也只认史绍木。在购车款的收取方面郭某与公平客运公司无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协议，一直是认定史绍木为郭某收取并交到郭某处。郭某考虑到史绍木为其收取了车款，有付出，所以在返还给个人的报酬时，给了史绍木16000元，比客运公司的经理游某、职工管某每人多6000元，在算账时，都是郭某直接与史绍木算账，出欠条都是史绍木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而且史绍木也在以个人名义偿还欠款。当时政策规定，个人不能经营客车。为了扩大销售量，郭某就与客运公司联系挂靠，客运公司游某等人就提出要求，要求给予公司的经费补贴，所以双方就达成协议，每台车返6000元给公平客运公司，这个114000元就应返给公司。7、公安机关于2008年8月13日询问证人李某1证言内容主要有：郭某是李某1外侄；2003年1月6日，郭某与史绍木结算车款时李某1、游某和史绍木儿子史某均在现场；经过结算，史绍木应支付腾飞公司车款和保险费等共计110余万元，减去史绍木已经支付的和郭某返还给客运公司及个人的回扣后，史绍木还欠郭某15万余元，史绍木还出了欠条。这次结算，返还款是129000元，其中36000元是返给史绍木等个人的，有93000元是返给客运公司的；另外就是第一次结算时返给史绍木21000元，实际上郭某共返给史绍木150000元。8、公安机关于2005年5月8日、2008年8月19日询问证人潘某的证言内容主要有：潘某是腾飞公司奉节分公司业务员；2002年7、8月，史绍木与潘某联系购车事宜；史绍木经手购买的19台客车在2003年1月26日结算清楚，史绍木还欠腾飞公司153129.60元，并出具了欠条；关于返还款，这笔款是史绍木每次付购车款结算时直接扣除，全部落入史绍木手中，史绍木就是利用这笔款和欠腾飞公司的车款，以他儿子史某的名义购买了一台中巴车，再以史绍木自己的名义购买了一台中巴车；支付返还款时，虽然没有出具任何凭据，但每次扣除这笔款都有游某、管某（已死亡）在场参加结算；返还款中有36000元是给个人的，有114000元给客运公司的，这个114000元是按每台车6000元（包括3000元的税费优惠款和3000元的回扣），这150000元返还款在史绍木手上。2003年1月26日，结算开始时潘某没有参与，史绍木出欠条时潘某在场。第一次结算时有史绍木、郭某和潘某在场，第二次结算时有史绍木、郭某、李某1、游某、史某和潘某在场。9、公安机关于2008年9月18日询问证人史某证言主要内容有：2003年1月26日，结算车款时有郭某、李某1、潘某、游某、管某、史某等均在场。那天结算时是郭某与史绍木在具体算账，至于如何结算的，史某不清楚，只是结算完后，史绍木还欠郭某15万余元，由史某写的欠条，史绍木签字。出欠条后，史绍木又支付了26000元，尚欠12万余元，各车主还有十几万没有收起来。至于返还款一事，史某听说这次结算不包括返还款，因为史绍木还欠郭某车款没收起来，郭某要等史绍木收齐车款后才付返还款。10、史绍木于2005年6月30日完成的《关于万州区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与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有：“史绍木代10个车主现付腾飞公司1000000元（其中有150000元属腾飞公司给公平客运公司及游某、管某、史绍木的回扣，即公平客运公司114000元，游某10000元，管某10000元，史绍木16000元）。腾飞公司直接向车主收84000元。第一次结算腾飞公司多收史绍木现金12000元列入作为本次付款，腾飞公司第二次向客运公司出具收费2196000元（其中腾飞公司给公平客运公司及游某、管某、史绍木的150000元回扣属腾飞公司给史绍木写的空头收据〈注：此处“空”字系推测，该字显示不清〉）、但腾飞公司怕我将他们给公平客运公司等人的回扣不到位，腾飞公司就要我写了一张153129.60元的欠条（即回扣150000元、史某欠款2135.60元、腾飞公司在四川隆昌县为公平客运公司垫付的招待费994元）”，同时辩称：“史绍木尚未实际收到11.4万元回扣，该款还在10个车主手上”。11、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会计鉴定》。《会计鉴定》结论依据是上述证据4中公安机关于2008年9月4日调取的笔记本（一张记录单）和2008年9月5日对史绍木的讯问笔录、2003年客运公司经理游某书写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上述证据10中史绍木于2005年6月30日书写的《关于万州区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与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会计鉴定认为，上述笔记本上记录情况是史绍木自己介绍的，与游某提交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中有关"已付10辆按揭车现金761000元的现金"内容一致，因此，鉴定报告认为：史绍木代10个车主支付腾飞公司1000000元车款包含回扣款140000元。12、其他书证有：(1)2002年10月25日至2002年12月16日期间，腾飞公司郭某等人出具的83万元购车款收条和史绍木存入郭某建行账户17万元银行凭证，拟证明史绍木向腾飞公司支付了100万元购车款之事实；(2）客运公司与腾飞公司的协议书，拟证明腾飞公司应当支付返还款等相关事实；(3)史绍木与腾飞公司于2003年1月15日签订的购车协议一份，拟证实购车系个人行为；（4）欠条，拟证明2003年结算车款后史绍木欠腾飞公司车款及保险费153129.6元之事实；（5）2003年1月14日《民事诉状》、（2003）奉法民初字第62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史绍木等人与腾飞公司因车辆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向奉节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之事实；（6）2004年8月7日《调解记录》，拟证明2004年6月10日史绍木与客运公司经理游某在客运公司办公室因故发生纠纷，并导致游某受伤之事实；（7）《开庭笔录》，拟证明2005年史绍木与客运公司因挂靠经营合同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之事实。庭审中，2003年3月12日公安机关对史绍木的询问笔录记录人之一黄某到庭，针对史绍木的疑问作了以下说明：1、关于该询问笔录的目的，是因为有人举报史绍木侵占单位财产，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前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查核实；2、针对笔录中除最后一页有史绍木签名以外，其他页均只有手印没有签名的问题，黄某说明，这种做法符合当时的规定，因为法律规定笔录要当事人签名或捺印，故只捺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3、针对笔录的书写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人完成问题，黄某说明，由于询问当时记录人罗某有其他警情需要去处理，然后由黄某接着记录，因此笔录末尾记录人签名是罗某和黄某两人。上述证据，史绍木及其辩护人对部分证据提出了异议，本判决将在后面对该案的分析评判中对相关证据的认定综合予以阐述。（二）、关于指控的挪用资金罪案件事实2003年6月，公平客运公司与十位车主共同起诉万州腾飞公司,史绍木作为公平客运公司有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其他各车主于2003年6月15日也共同委托史绍木处理与腾飞公司诉讼相关事宜，并承诺产生的诉讼费用由各车主承担。同时，史绍木向公平客运公司承诺产生的“诉讼费用，不论诉讼有无效果，都由各车主自行承担”。2003年6月18日，史绍木利用其收取的各车主的钱，以公平客运公司的名义交纳诉讼费14900元，此后陆续支付律师代理费等费用，上述费用共计29900元。2008年9月3日，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受奉节县公安局委托对史绍木任出纳期间的账目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认定如下：史绍木在客运公司任出纳期间，未入账的收入1757830元；未入账的支出1626510.30元，其中，公司法人不认可列支的费用6012元、史绍木代表车主诉腾飞公司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29900元，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31319.70元；如果加上公司法人不认可列支的费用6012元和史绍木用公款垫付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29900元，那么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67231.70元（不包含史绍木的儿子史某欠腾飞公司转客运公司7135.60元以及史绍木在2002年11月购车欠款23627.20元）。另查明，2003年12月25日，被告人史绍木被公平客运公司免去其出纳职务。2003年12月12日，重庆市交通征稽局奉节所（以下简称奉节所）向客运公司发出《催缴交通规费通知》，通知客运公司缴纳拖欠的规费共计100470.95元。2004年1月5日，奉节所作出暂扣车辆决定书，决定扣押登记在客运公司名下、史绍木为实际投资人的客车。2004年12月9日，经奉节县人民法院裁定变卖，客车变卖金额15万元。2004年12月24日，奉节县人民法院向奉节所支付了案款7万元，另支付了史绍木所欠农行案款62700元，其他款项用于支付了评估费、停车费、执行费等费用。2005年3月15日，客运公司向奉节县法院书面承诺：通过变卖客车，已支付所欠奉节所规费7万元，下欠金额于2006年内付清。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有：1、2008年9月3日史绍木供述。主要内容有：史绍木代表车主起诉腾飞公司的诉讼费、代理费共29900元，这笔钱是史绍木承诺过的，不由客运公司承担，由驾驶员承担，但这个29900元是史绍木用收取的驾驶员的钱垫付的。但后来案子撤诉了，所以没有向各车主收费；2、2003年6月15日史绍木承诺书和2003年6月15日各车主对史绍木的授权委托书。史绍木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即产生的“诉讼费用，不论诉讼有无效果，都由各车主自行承担”；各车主对史绍木的授权委托书中注明：“现我们委托你代表我们向公司承诺，诉讼不论有无效果，其诉讼费都由我们自行承担”。3、游某证言。主要内容有：“2003年，史绍木等车主起诉腾飞公司，因为车辆的法定车主是公平客运公司，所以原告有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史绍木等车主起诉腾飞公司多收了车主的钱，与公司无利害关系。所以此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与公平客运公司无关，我就要求史绍木写个承诺，因打官司产生的相关费用与公平客运公司无关。史绍木没给我说过用公司的钱去垫付此次官司的相关费用，我也不会同意他用公司的钱去垫付”；4、史绍木29900元诉讼费、代理费单据；其中史绍木以客运公司名义交纳14900元诉讼费，另15000元收条注明的是“收到史绍木代理费”等内容；5、《会计鉴定》。主要鉴定意见为：史绍木在客运公司任出纳期间，未入账的收入1757830元；未入账的支出1626510.30元，其中，公司法人不认可的列支费用6012元、史绍木代表车主诉腾飞公司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29900元。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31319.70元。如果加上公司法人不认可列支的费用6012元和史绍木用公款垫付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29900元，那么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67231.70元（不包含史绍木的儿子史某欠腾飞公司转客运公司7135.60元以及史绍木在2002年11月购车欠款23627.20元）；6、（2003）奉法民初字第628号裁定书。该证据主要证明在各车主起诉腾飞公司案件中，客运公司系原告之一，史绍木系客运公司特别授权代理人。7、《催缴交通规费通知》、《重庆交通征费稽查暂扣车辆（证照）决定书》、（2004）奉法执字第411号裁定书、重庆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重庆交通征费稽查处罚决定书》、《奉节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客运公司《延期给付案款的申请》。证明客运公司利用奉节所扣押登记在客运公司名下、史绍木实际投资的客车进行变卖后，向奉节所缴纳了规费7万元等事实。上列证据，史绍木及其辩护人对证据3、证据5提出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对史绍木无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他史绍木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在以下对证据的综合评判中进行分析。现就上述两个罪名所涉及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分别进行评判。一、关于职务侵占罪由于腾飞公司和史绍木均没有建立规范的会计账册，车辆买卖中具体的交易单价、数量、交易金额、史绍木已支付金额、支付时间、支付项目等会计项目均不清楚，原审认定史绍木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关键事实认定就在于“史绍木支付腾飞公司100万元购车款中是否包含回扣款11.4万元”，本案再审中也围绕这一事实的认定来进行分析和评判。现对相关证据分析评判如下：(一)、对史绍木供述内容的分析首先，证据1系本案立案侦查以前对史绍木的询问笔录，不属于刑事诉讼证据。而且，对于证据1中史绍木承认自己收到该11.4万元回扣款、并存于自己在中国建行奉节支行的旧县城城北路储蓄所之事实，由于该供述内容未经核实，即公安机关未核实到中国建行奉节支行的旧县城城北路储蓄所史绍木储蓄记录相关事实，且史绍木在该笔录中承认收到11.4万元返还款、并存于自己在中国建行奉节支行的旧县城城北路储蓄所等事实与证人郭某、潘某、李某1、游某等人所证实的该11.4万元返还款系在两次结算时分别予以抵扣的事实不一致，该供述内容又无其他证据佐证。史绍木在证据1中所述的该11.4万元用于“打点关系”等事实，也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史绍木在证据2、证据3中均否认实际收到11.4万元返还款，只承认“账是记在我头上的，但钱在驾驶员手中，没有收起来”。故史绍木的上述供述内容不能作为史绍木的有罪认定。第二，证据4中，在记录单上依次记录了1000000、–761000＝239000、–70000＝169000、–29000＝140000等数字及数学符号。在讯问笔录中，史绍木供述：那100万元构成情况的记录单，其中有个70000元是自己汇给郭某的（用于郭某代运管所买的一辆庆铃牌汽车支付车款），有个29000元是“打点关系”开支了的，140000元就是返还款（即回扣，不含管某的1万元），上述761000元就是1000000元减去70000元，再减去29000元，再减去140000元的结果。经审查，本案史绍木持有的收条和银行存款凭条中没有一笔或若干笔之和等于761000元的开支项目，且史绍木供述的其他开支计算数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不能核实；另外，该笔录中，史绍木同时强调“返还款没在我手上，该给谁我不知道”。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史绍木供述内容真实性存疑，意思表示模糊，对在应付100万元购车款中是否抵扣了14万元返还款的事实未明确供述。第三，证据10即史绍木于2005年6月30日完成的《关于万州区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与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中提到：“史绍木代10个车主现付腾飞公司1000000元（其中有150000元属腾飞公司给公平客运公司及游某、管某、史绍木的回扣，即公平客运公司114000元，游某10000元，管某10000元，史绍木16000元）。腾飞公司直接向车主收84000元。第一次结算腾飞公司多收史绍木现金12000元列入作为本次付款，腾飞公司第二次向客运公司出具收费2196000元（其中腾飞公司给公平客运公司及游某、管某、史绍木的150000元回扣属腾飞公司给史绍木写的空头收据〈注：此处“空”字系推测，该字显示不清〉）、但腾飞公司怕我将他们给公平客运公司等人的回扣不到位，腾飞公司就要我写了一张153129.60元的欠条（即回扣150000元、史某欠款2135.60元、腾飞公司在四川隆昌县为公平客运公司垫付的招待费994元）”、“这笔回扣至今还在公平客运公司第二次购车回来参与结算的10个车主手上”。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说明》中，史绍木前后表达内容不一致，意思表示模糊，供述内容不明确，即对在100万元的应付购车款中是否抵扣了15万元返还款之事实未明确供述。对所谓“空头收据”问题，由于“空头收据”中的“空”字显示不清，史绍木对此辩称，因自己不能书写，该《说明》系他人代为完成，没有15万元的空头收据问题，显示不清的文字也不是“空头”二字。对此，本院经调查，未能核实到原件。本院认为，由于本案中没有关于15万元的收据，原审指控事实及审理认定事实、以及《会计鉴定》中均没有关于“15万元空头收据”之阐述，且腾飞公司经理郭某等证人亦没有关于15万元的“空头收据”一说予以印证，因此，上述显示不清的文字不能认定为“空头”二字，15万元的“空头收据”一说亦不能认定。(二)、关于证人证言及史绍木持有的收条和银行存款凭证（共计100万元）的审查认定及其证明力分析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系证人证言，其中，证据5中游某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中注明，第二次结算时总的购车款应是1115129.60元，史绍木实付现金761000元，10个实际车主交保险费60000元，腾飞公司应返还公平客运公司及游某、管某、史绍木的回扣共计129000元，再抵扣第一次结算时下欠史绍木12000元后，史绍木下欠腾飞公司153129.60元，即史绍木出具的欠条金额。证据6中郭某证明：第二次结算时，史绍木就从所欠的购车款中扣出了应返还的购置费和12台车的返还款，每台3000元，计36000元，19台车，每台3000元，共计57000元，还扣出了应返还给史绍木、游某、管某个人的有36000元，共扣出129000元后欠腾飞公司153129.60元，并出具了欠条。经本院审查，郭某提到的“129000元”与游某证明的部分内容相互印证，同时游某证明的“761000元”与史绍木记录单上记录的“761000”数据一致；但是，游某证明的第二次结算时总的购车款数据无从印证，史绍木在对记录单数据的说明中亦没有明确供述“761000”就是实付现金，郭某亦没有提供能够印证的结算数据，三者对结算的相关数据陈述不完全一致（除了游某与郭某关于“129000元”的陈述），其他证人均没有提供具体的结算数据，且其证言内容都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证人游某、郭某以及上述其他证人的证言，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均不能确认。另外，2002年10月25日至2002年12月16日期间，腾飞公司郭某等人出具的83万元购车款收条和史绍木存入郭某建行账户17万元银行存款凭证，其作为书面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言辞证据证明力，且关于是否存在“空头收据”的事实不能确认，即史绍木持有的收条和银行存款凭证，能够证明腾飞公司实际收到史绍木交付的购车款不止761000元，证明内容相反的证人证言不足以否定上述事实，且上述收条、银行存款凭证与郭某有关“史绍木每次给钱时，我就给出具收条，最后凭收条结算”的证言，能够确认史绍木持有的收条不存在“空头收据”情况，即有关史绍木实付现金“761000元”不成立。综上，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史绍木在支付应付购车款时抵扣了11.4万元返还款之事实。(三)、对重庆律枰会计师事务所《会计鉴定》的评判《会计鉴定》报告认为：史绍木代10个车主支付腾飞公司1000000元车款包含回扣款140000元。其依据是上述证据4中公安机关于2008年9月4日调取的笔记本（一张记录单）和2008年9月5日对史绍木的讯问笔录、证据5中游某书写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证据10中史绍木于2005年6月30日书写的《关于万州区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与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本院审查认为，如前述对证据4、证据5、证据10的分析认定，证据4中史绍木有关100万元构成情况的供述，与证据5中游某书写的《关于2003年1月26日史绍木经手与万州腾飞公司购车结算情况说明》有关结算事项的说明、以及证据10中史绍木于2005年6月30日书写的《关于万州区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与奉节县公平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买卖收费结算情况的说明》，其内容均不一致，《会计鉴定》依据上述证据作出的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因此，《会计鉴定》相关结论不予采信。综上，上述史绍木供述、记录单、《会计鉴定》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不足以认定史绍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款项11.4万元的事实，且史绍木提交的83万元收条和17万元银行存款凭证证明其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不止761000元的事实不能被否定，即原审公诉机关指控“史绍木代10个车主支付腾飞公司100万元购车款中包含回扣款11.4万元”、“史绍木在结算时扣除了回扣款14万元（包含公平公司回扣款11.4万元），史绍木实际支付现金761000元”的事实存疑，根据刑事司法无罪推定原则，公诉人负有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在公诉机关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之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二、关于挪用资金罪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史绍木犯挪用资金罪，理由如下：第一，对史绍木行为性质的分析。客运公司与十位车主共同起诉腾飞公司诉讼中，客运公司作为该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本身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史绍木作为公平客运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利用客运公司的资金以客运公司的名义交纳诉讼费，是为了包括客运公司在内的所有原告的诉讼利益，故史绍木交纳的14900元诉讼费用不属于挪用资金行为。对于史绍木支付的代理费（共计15000元），鉴于史绍木系公平客运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其支付目的亦是为了包括客运公司在内的所有原告的诉讼利益，该行为也不属于挪用资金行为。第二，在事实认定方面，不能认定史绍木具有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主要体现在：1、因史绍木与单位的进出帐未进行结算，客观反映史绍木挪用单位资金29900元的证据除了史绍木供述以外，另一个重要证据系《会计鉴定》。如前分析，在《会计鉴定》“四、分析说明”“现金收入”栏中，将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14万元回扣（含腾飞公司应支付给客运公司的11.4万元）列为史绍木应入公司账册的现金收入，进而得出史绍木挪用资金数额的鉴定结论。本判决在关于史绍木职务侵占罪事实认定中已经认定，史绍木侵占该14万元证据不足，《会计鉴定》将该14万元列入“现金收入”显然不恰当，故《会计鉴定》有关“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31319.70元”的结论依据不足，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2、《会计鉴定》结论中注明：“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31319.70元。如果加上公司法人不认可列支的费用6012元和史绍木用公款垫付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29900元，那么史绍木涉嫌挪用资金167231.70元”，所述“公司法人不认可列支的费用6012元”系为公司利益所花费，无论该花费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均不应当认定为“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行为。即使史绍木支付的代理费存在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的争议，但如果将上述《会计鉴定》所认定的“涉嫌挪用资金167231.70元”减去前述6012元，再减去诉讼费14900元和不能认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140000元后，尚余6319.70元，亦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中“数额较大”之要件。综上，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史绍木“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史绍木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史绍木有罪，应予撤销原判决，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史绍木无罪。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审被告人史绍木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被告人史绍木可以依法向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审 判 长  易曙光人民陪审员  余国蓉人民陪审员  肖兴元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熊 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