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20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宝林，男，196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希孔，男，195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山东双涵石化装备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强，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素英，女，194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系上诉人高宝林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朝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26234826Q。 法定代表人：潘爱华，董事长。 上诉人高宝林因与被上诉人张希孔、原审被告王素英、原审第三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5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宝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与王瑞、被上诉人张希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强、原审被告王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与王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宝林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5民初第1826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希孔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张希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前提条件，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张希孔将出资交给高庆昌后生效，该生效条件至今未成就。涉案股权现状不宜判决促成合同生效并履行。一审判决张希孔向高宝林交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超出其诉讼请求范围，张希孔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的另查明部分没有证据支持。 被上诉人张希孔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及内容的认定完全正确，符合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当时的情况，而且维护了被上诉人张希孔的合法权益，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中所讲的所有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王素英述称，意见同上诉人的上诉状意见。 原审第三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张希孔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向原告转让所持有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8日，原告张希孔与高庆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一、张希孔出资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在高庆昌名下（以高庆昌名义）在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万股股权。该股权在上市挂牌交易后，办理出资交割手续。张希孔把出资交给高庆昌后生效。出资交付时间为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办理股权交割时支付，价格按协议约定的壹圆壹股共计壹佰万股。二、交割手续办理后，该股权以后产生的所有收益均归张希孔所有，高庆昌以后不享有该股权的任何收益，但上市公开转让时间必须在上市挂牌三年以后。三、张希孔购进股权时间为2011年5月8日。张希孔、高庆昌分别在转让人、受让人处签字捺印，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明。合同签订后，合同尚未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确定股票价格为19元每股。案涉股票于2011年5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1年5月23日高庆昌去世。高庆昌名下的股权上市后全部由被告高宝林继承，所继承的股票为32963000股。被告王素英系高庆昌之妻，被告高宝林系高庆昌之子。被告王素英放弃了对上述股票的继承权，且亦实际履行。2015年10月19日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第三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另查明，原告张希孔庭审提交由淄博万昌化工设备有限公司、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高庆昌时任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万昌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原告等四方于2011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及资产情况说明，各方早在2002年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主张在该“一揽子”协议中，因张希孔为配合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需要做出了较大让步，在最终“上市”成功后，高庆昌答应给张希孔100万股的平价购股权作为补偿，此为涉案100万股权转让事项的由来。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关于董事长去世的公告、收购报告书摘要、法律意见书、企业变更情况表、股权转让及资产情况说明、被告提供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在卷佐证，经当庭质证及一审法院审查，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由于被告对涉案合同系高庆昌签字无异议，合同真实。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订立于2011年5月8日，该合同自订立时即依法成立。该合同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故自成立时生效。对于被告辩解理由五，《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不等于股权转让已经实现。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是指股权转让合同对合同双方产生了法律约束力，即出让人有转让股权，受让人有支付对价的义务，但此时股权仍未发生转移，只有完成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出资交割和股权交割，受让人才能真正有效地行使股权。对涉案合同进行体系解释，综合分析三条内容，其核心意思是在张希孔和高庆昌达成转让100万股股权的真实意愿下，基于高庆昌为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禁止转让期内转让，双方才约定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在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三年以后，以张希孔交付100万元股价款办理出资交割和股权交割，才产生股权转让的效力。出资交割即出资结算，股权交割即股东权利的交接。根据上市公司股票流转的特殊程序要求，出资交割和股权交割关系密切，相继完成。从合同第二条约定看，股权交割手续办理后，该股权以后产生的所有收益均归张希孔所有，高庆昌以后不享有该股权的任何收益，这也是股权依法转让法律后果的应有之意。合同中约定“张希孔把出资交给高庆昌后生效”并非是交付出资后股权转让合同才生效，而是交付出资办理出资交割和股权交割才产生股权实际转让的效力。该约定是对双方履行涉案合同，实现合同目的，也即最终实现由高庆昌向张希孔股权转让形式过户条件的约定。第三条“购进股权时间”为2011年5月8日，一是落实合同签订时间，二是且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强调双方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由于在股权实际交割以前，原告张希孔作为受让人并不享有股权权利，该“购进股权”并非股权实质转让，否则明显与公司法和合同法相关规定相悖。总之，案涉合同约定出资交付并非转让合同生效的条件，被告抗辩理由五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辩解理由二，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并非必须要征得其配偶的同意。张希孔与高庆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从事该项民事交易活动，其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被告辩解理由二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辩解理由三，虽然原告张希孔对涉案100万股权转让事项的由来进行了说明，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但被告在主张合同无效的同时又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属于可撤销合同，本身互相矛盾。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并未单独提起撤销诉讼，其辩解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对于被告辩解理由四，被告无证据证实合同签订存在胁迫和其他违法的情形，且亦未单独以此为由提起撤销诉讼，其辩解理由同样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涉案合同是否无法履行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包括如下七种：（1）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2）合同解除；（3）债务相互抵销；（4）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5）债权人免除债务；（6）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7）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中，高庆昌去世显然不属于上述（1）至（6）的情形，且张希孔与高庆昌也未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一方死亡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基于上市公司股票特殊流转性质，在股权原持有人死亡继承人实际继承股权的情形下，原先约定尚未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的障碍。因此，高庆昌去世并不影响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继续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高宝林继承了高庆昌的股权，则高宝林应该在其继承财产的范围内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在收取张希孔100万元股权对价后履行转让100万股股权给张希孔的给付义务（合同之债）。被告辩解理由六依法不能成立。本案中被告王素英放弃继承高庆昌遗产（股权），其将属于自己的股权也全部赠与被告高宝林。由于高庆昌名下的股权为32963000股，该股权属于高庆昌与王素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其中16481500股是高庆昌个人合法财产，其自愿转让给张希孔100万股，是对其财产权利的自由处分，也未侵犯被告王素英的合法权利，高庆昌应该履行的转让100万股权之债，并非夫妻共同之债，原告要求王素英与高宝林共同向原告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合同约定，涉案股权转让时间为“上市挂牌三年以后”，并非“三年之内”或“三年届满之日”或“三年届满次日”或“上市挂牌三年以后某一具体日期”，该具体转让时间不明确，也无法协商确定。原告可以选择在涉案股票上市三年期满即2014年5月20日后任何时间点向义务人主张完成股权转让义务，结合合同第二条约定，原告早一天完成出资交割和股权交割，早一天享有股权利益。但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则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或“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均主张在诉讼前并不知道该份合同的存在，作为原告包括其代理人也未曾向被告及第三人提出过相关支付对价的请求，其声称的通过电话以及其他形式联系的情况不属实。也即本案不存在“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或“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因此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不能以2011年5月20日或2014年5月20日为准，原告2017年2月8日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告辩解理由七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和有效，且不存在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原、被告应继续履行涉案合同。本案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解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希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高宝林支付1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被告高宝林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向原告张希孔转让所持有的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二、驳回原告张希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高宝林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生效；二、被上诉人张希孔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涉案合同约定“张希孔把出资交给高庆昌后生效。出资交付时间为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办理股权交割时支付”。根据上述约定，该合同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该合同是否生效，以所附条件是否成就作为合同效力发生或消灭的根据。上诉人高庆昌与被上诉人张希孔所签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张希孔把出资交给高庆昌后生效”。双方当事人约定交付交易款时合同生效，该条件是合同签订的将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合法事实、是由当事人约定而非法定、该条件与合同主要内容不矛盾。被上诉人张希孔至今并未支付上诉人高庆昌100万元，该合同所附条件并未成就，涉案合同并未生效，尚未产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张希孔要求履行涉案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具备履行条件，本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如一审判决所认为，该条件是股权转让生效的条件，而非合同生效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所转让”；第四十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根据证券法上述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不允许私下场外交易，即使合同生效，案涉股票交割也不可能在未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或不在证券交易所通过非公开集中交易方式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案涉股票交易在法律上与事实上也不可能履行，被上诉人张希孔要求上诉人高宝林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涉案合同尚未生效，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起算。上诉人高宝林关于被上诉人张希孔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宝林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5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张希孔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5500.0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审原告张希孔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2410.00元，由被上诉人张希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坤明 审 判 员 苏晓宇 审 判 员 孙德啟 法官助理 祝奉田 书 记 员 耿润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