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02民初4864号 原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住所地福州市古田路56号名流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05101346H。 法定代表人：杨远达。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婕，女，银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雨馨，女，银行职员。 原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怡亚通公司”)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下称“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怡亚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屏、王天艺和建设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婕、焦雨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怡亚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立即向怡亚通公司支付索赔款9997816.08元；2.判令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赔偿怡亚通公司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5月19日为670059.11元)；3.诉讼费用由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怡亚通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与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源公司”）签订编号为ＥＡＳＺ-ＦＺＨＹ-2015的《合作协议（经销商）》，就华源公司向怡亚通公司采购联想品牌的电脑、数码、手机及通讯器材等产品作出了约定。同日，双方在《合作协议（经销商）》项下，签署了《供应链服务协议》，针对电脑类货物采购及具体货款支付期限等进行了进一步约定。2015年10月14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号的《履约保函》，为华源公司就上述合同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履约保证，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4日。2015年11月30日，因华源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经催促未能支付货款构成违约，怡亚通公司依照《履约保函》的要求，向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发出《索赔通知》，总计索赔金额为9997816.08元，并于2015年12月15日前往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处由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对于包括《履约保函》在内的合同原件、拍照件、扫描件进行核对确认。根据《履约保函》的约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应于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及《履约保函》原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保函金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向怡亚通公司付款。但是，经多次沟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向怡亚通公司付款，并已造成怡亚通公司的资金损失。 鉴于此，怡亚通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履约保函》关于诉讼管辖的约定，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辩称，1.《合作协议（经销商）》与《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存在重大差异，《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收货确认单》并非《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或补充协议，不属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范围，不应作为认定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怡亚通公司称《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在《合作协议（经销商）》项下对电脑类货物采购及具体货款支付期限等进行进一步约定，两份协议是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于同日签订，但签订地点居然相差甚远（分别为福州、北京），且华源公司向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申请开立保函时仅提交了《合作协议（经销商）》及补充协议，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直至怡亚通公司索赔时才得知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还签订了《供应链服务协议》。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书及索赔材料（即怡亚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之后，进行了审查，发现以下问题：1）《合作协议（经销商）》与《供应链服务协议》在有效期、合同条款、附件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差异（详见附件：《与主要条款差异》）；2）《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2《销售合同》与《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完全不同；3）金额为6518722元的《收货确认单》首部载明：“我公司与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而怡亚通公司为深圳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此，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并非《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或补充协议，不应作为认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若将《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视为《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或补充协议，则违背了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出具保函的真实意思表示。 2.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书及索赔材料（即怡亚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之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16年1月18日回函怡亚通公司提出了异议（详见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提交证据二）：“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开具保函担保范围为：在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贵公司提交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并非履约保函担保范围中《合作协议》的附件。而《合作协议》中也并未约定《供应链服务协议》为《合作协议》的附件或补充协议。请贵公司予以说明，并补充提交能够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项下订单在我行担保范围内的材料”，但怡亚通公司至今未对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进行任何书面回复。因此，不存在怡亚通公司诉称的“经多次沟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向怡亚通公司付款，并已造成怡亚通公司的资金损失”的情况。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未及时履行担保义务是因为怡亚通公司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债权，根据案涉保函第六条“保函申请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主张”的约定，担保法第二十条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未按怡亚通公司要求的金额作出赔付，不属于违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怡亚通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A1.《合作协议（经销商）》，证明1.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签订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就华源公司向怡亚通公司采购联想品牌的电脑、数码、手机及通讯器材等商品并支付货款，供华源公司进行销售；2.华源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采购货物前向怡亚通公司提供银行履约保函，如华源公司逾期未付款，怡亚通公司有权立即要求履约保函出具银行支付货款，并要求华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3.若发生可能影响华源公司财务善和履约能力的任何情况，怡亚通公司有权依据自身的判断要求华源公司提前偿还应付怡亚通公司的款项。 A2.《供应链服务协议》，证明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针对电脑类货物采购及具体货款支付期限等进一步约定，约定“本协议所提及之货仅限于联想消费电脑笔记本、台式机、一体机”，同时约定华源公司应在下单后60日内将相应货款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给怡亚通公司。 Ａ3.《履约保函》，证明2015年10月14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号的《履约保函》，为华源公司就上述合同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履约保证，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4日。 A4.《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证明2015年10月14日华源公司向怡亚通公司采购型号为LenovoG50-80BKCI55200U4G50010H的联想电脑877台，型号为LenovoG50-80BKCI5500U4G1TB10H的联想电脑1400台，货款合计金额9997816.08元。华源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出具两份《收货确认单》，确认订单记载货物已全部收到。 A5.《索赔通知》，证明怡亚通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向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发出索赔通知，要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在收到索赔通知后5日内向怡亚通公司支付货款9997816.08元。根据《履约保函》的要求，索赔通知列明了索赔金额，说明了华源公司违约的事实，并声明索赔款项并由华源公司或其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支付给怡亚通公司。 A6.《签收确认单》及《核对确认单》，证明2015年12月8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签收了《履约保函》项下相关合同及单据的复印件，并于2015年12月15日与复印件对应的原件、拍照件、扫描件进行了核对确认，怡亚通公司清楚了解《履约保函》所担保的基础交易事实。 A7.2015年12月3日及2015年12月29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发的函，证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清楚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的交易情况，并在得知一丁集团出现问题后告知怡亚通公司终止后续交易，怡亚通公司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沟通过若干次。 A8.《确认章授权书》，证明2015年10月9日，华源公司向怡亚通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怡亚通公司产品订货单》确认章，授权后与公章具备同等效力。 A9.《发货声明函》，证明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向华源公司出具《发货声明函》，声明已经委托上海怡亚通公司向其发货，货物将由上海怡亚通公司联系CDC库位进行转储，上海怡亚通公司完成货物转储后即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交货义务。华源科技公司于当日在该函签章确认。 A10.《CDC转储说明函》，证明2015年10月9日，华源公司发函，要求将货物转储至其关联公司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计通虚拟联想CDC库位。 A11.《货物签收委托证明》，证明计通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向联想物流运作部出具《货物签收委托证明》，证明其已委托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收货，以“深圳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办事处”印章作为收货备案章并认可备案章签收货物的有效性。 A12.联想物流配送单，证明订单货物于2015年10月16日向华源科技公司要求的转储对象计通公司发出，并由计通公司授权收货单位华鹏飞公司加盖备案收货章签收。 对怡亚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建设银行质证认为，对A1、A3、A5、A6、A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A2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同时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和对象”有异议：案涉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为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但《合作协议》与《供应链服务协议》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且目前无任何证据可直接表明《供应链服务协议》为《合作协议》的附件或补充协议，无法证明“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针对电脑类货物采购……进行了进一步约定”。因此《供应链服务协议》不应属于案涉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A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并非为“华源公司就上述合同提供……履约保证”，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仅为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提供履约保证。对A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同时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和对象”有异议，怡亚通公司应证明其提交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属于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真实交易的凭证，但存在以下问题：1，《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中载明：“本《订货单》为《供应链服务协议》之附件”，故该证据仅表明：在《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华源公司委托怡亚通公司向供货商采购了货物，并不能证明《合作协议》项下华源公司向怡亚通公司采购了货物。故该订货单与本案无关。2，金额为3479094.08元的《收货确认单》首部载明：“我公司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我公司在此确认已收到……全部货物”，故该证据仅表明：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对《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一系列订货单进行了收货确认。故该收货确认单与本案无关。3，金额为6518722元的《收货确认单》首部载明：“我公司与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我公司在此确认已收到……全部货物”，故该证据仅表明：上海怡亚通公司（非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对《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一系列订货单进行了收货确认。故该收货确认单与本案无关。对A5、A6证明对象有异议，9997816.08元未支付货款并非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范围，且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于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后，也发函提出了对于索赔材料的异议，并要求怡亚通公司按照保函条款补充材料（详见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提交的证据二）。对A7证明对象有异议，2015年12月3日的告知函是因为2015年11月份有收到其他收益人的索赔，为了避免损失扩大才发函,并非怡亚通公司所说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已承认其与华源公司在《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产生交易。2015年12月29日体现的是双方磋商的过程，而最终于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函表明我方最终意见，即供应链服务协议并非合作协议附件，并请怡亚通公司补充提供能够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项下订单在担保范围内的材料。对A8、A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其对应的合同为《供应链服务协议》而非《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对A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其内容仅是怡亚通公司将货物由联想CDC库位转储到计通虚拟联想CDC库位，但未指定或明确授权计通公司为货物的实际收货人。对A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货物签收委托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3月25日，无法证明计通公司委托深圳华鹏飞公司收取本案货物；配送单上载明的内容，除商品编号、名称、数量与产品订货单的记载一致外，并未体现其它关联性，不能确定为该订单项下货物；该组证据即使认可华源公司授权计通公司收货、计通公司授权华鹏飞公司收货，物流配送单上记载的物流商名称为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而非华鹏飞公司，载明的收货人为林灿，且收货印章样本及配送单上盖章均模糊不清，无法判断是否一致。 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Ｂ1.《补充协议》：证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号的《履约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即“编号为ＥＡＳＺ-ＦＺＨＹ-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补充协议为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怡亚通公司提交的《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或《收货确认单》。 B2.《函》及EMS寄件单：证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书及索赔材料之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16年1月18日回函怡亚通公司提出了异议，回函中表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开具保函担保范围为：在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贵公司提交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并非履约保函担保范围中《合作协议》的附件。而《合作协议》中也并未约定《供应链服务协议》为《合作协议》的附件或补充协议。请贵公司予以说明，并补充提交能够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项下订单在我行担保范围内的材料”。 对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所提交的证据，怡亚通公司质证认为，对B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补充协议因为按照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要求写明了具体期限、最高限额的协议，而怡亚通公司所讲的《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合作协议》项下具体的交易行为，不能因为有补充协议而否认《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合作协议》项下的具体协议。对B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这只是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单方出具的函件，与怡亚通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都是双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函件，该函中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对《供应链服务协议》的理解，怡亚通公司是不认可的。 经审查，对讼争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A1、A2、A4的产品订货单的真实性、证明对象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证明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就华源公司委托怡亚通公司向联想公司代理采购货物达成协议。对证据A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证明建设银行对华源公司履行A1项下义务承担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的履约保证责任。对A4收货确认单、A8-A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证明怡亚通公司已经履行了《合作协议》项下义务，但华源公司并未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对证据A5-A6、B1-B2的真实性、证明对象予以确认。 根据讼争双方的庭审陈述及上述已认定的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出如下认定： 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内容为怡亚通公司向联想公司进行货物采购及支付货款，华源公司负责采购货物的销售责任。采购供应商为联想公司，货物为电脑、数码、手机及通讯器材类商品。采购货物前，华源公司须向怡亚通公司提供银行履约保函，怡亚通公司根据华源公司的资信和保函额度给予其相应的信用额度和账期。采购前，怡亚通公司根据华源公司发出的采购需求货物清单进行评估、认定，华源公司就对方认可的采购需求签订《销售合同》，信用额度起算日以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日期为准。怡亚通公司根据采购货物清单和销售合同，核定华源公司当日可用额度可用满足采购需求的货款金额，向联想公司完成付款采购。货物发运方式为怡亚通公司委托联想公司发运至华源公司指定地址，怡亚通公司不承担货物交付验收中的毁损、灭失、保管等风险，该风险在华源公司收货前由联想公司承担，收货后转移到华源公司。华源公司承担怡亚通公司和联想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买方”的全部义务的可能发生的纠纷，包括不限于货物质量、延迟交货等。华源公司要在信用额度到期日前按约支付货款，逾期未付款的，怡亚通公司有权要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支付。华源公司有违反本协议及销售合同内容，构成违约行为的，怡亚通公司亦有权单方面向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提出索赔申请。 该《合作协议》的附件包括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等空白范本。在采购需求货物清单范本中载明了“委托采购明细”包含的具体项目。销售合同范本列明买卖双方为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其中的货物清单也包含了付款日期、货物型号、数量、单价、总价等内容。 同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还签订了编号为EASZ-FZHY-2015的《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怡亚通公司作为华源公司的代理人，按照华源公司与联想公司确定的条款向联想公司进行采购；怡亚通公司还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向华源公司交付货物；怡亚通公司收到联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华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向华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不改变其代理性质，其仍只是代理华源公司采购货物。前述三项统称怡亚通公司提供的“供应链服务”内容。华源公司就每批委托代理采购货物编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须经怡亚通公司认可，后者在认可的货值范围内提供供应链服务。该协议项下货物仅限于联想消费电脑笔记本、台式机、一体机。华源公司在约定时间付款，华源公司在联想SEC系统中确认签收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交货义务。华源公司的信用额度确认基于其出具的银行见索给付履约保函。 《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列明买方华源公司、卖方怡亚通公司，载明怡亚通公司代华源公司向联想公司采购货物并销售给华源公司，并对付款日期、货物型号、数量、价格、单价、总价等作出具体约定。 10月12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华源公司需开立一张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履约保函作为主合同的担保。 10月14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开具了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号的《履约保函》，载明因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签订了编号为ＥＡＳＺ-ＦＺＨＹ-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接受申请，就华源公司履行前述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4日。保函有效期内，若华源公司违反上述合同约定的义务，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提交的符合条件的保函原件及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以前述保证金额为限支付索赔金额。在索赔通知内，怡亚通公司要说明华源公司违约事实，并声明华源公司并未支付索赔款项。华源公司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均有权主张。 保函开具的同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订单号为FZHY20151014的产品订货单，载明根据编号为EASZ-FZHY-2015的《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公司代为采购的总价为9997816.08元、型号为LenovoG50-80BKCI55200U4G50010H和LenovoG50-80BKCI75500U4G1TB10H的联想产品的数量、单价等，交货地点为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武警训练基地华鹏飞。 此外，在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向华源公司出具的《发货声明函》显示，其委托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货，货物由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联想CDC库位转储，后者转储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供应链服务协议》的交货义务。华源公司也出具《CDC转储收货说明函》，称因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其为关联公司，因联想公司与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约消费产品，故货物将转储至后者的计通虚拟联想CDC库位。 10月16日，前述《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项下的货物就分别由怡亚通公司和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经物流配送至产品订货单约定的交货地点，《联想物流配送单》上载明的产品名称、型号、数量等与订货单一致。 11月5日，华源公司出具两张《收货确认单》，认可其已经收到编号FZHY20151014的产品订货单项下的货物，货物金额、型号、单价、数量等均与订货单列明的一致，华源公司加盖收货专用章予以确认。 11月30日，怡亚通公司向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发出《索赔通知》，称其已经完成交货义务，但华源公司未支付货款，要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支付货款9997816.08元。12月15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就怡亚通公司提交的包括《合作协议》、《供应链服务协议》、产品订货单、收货确认单在内的履约证明文件进行核对确认。 2015年12月3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对怡亚通公司发函，告知华源公司经营不善，要求怡亚通公司终止履行《合作协议》项下义务，12月29日，又发函予怡亚通公司，要求怡亚通公司就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未签字、物流配送单的收货单位为华源公司的关联公司计通公司及收货备案章情况补充材料。2016年1月8日，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又发函告知，履约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合作协议》及附件，要求怡亚通公司提供材料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担保范围。后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和华源公司均未支付相关款项，怡亚通公司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履约保函》，各方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保函约定，保函开立人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有权主张保函项下基础交易关系的抗辩，故，案涉保函非独立保函，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承担的为保证责任；因保函中对保证方式未作约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是否要支付《履约保函》项下索赔金额。 怡亚通公司认为，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不应仅以合同名称为由否认实际履行情况进而推脱其应当履行的担保责任。《合作协议》与《供应链服务协议》仅存在表述不同及笔误，《合作协议》是框架协议，《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具体协议，二者编号完全一致；《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的货品范围包含于《合作协议》之中；二者均约定了华源公司提供履约保证；《合作协议》本身是一个框架协议的性质，并无具体的产品、数量、价格和货款的约定，而《供应链服务协议》则是针对具体采购货物的具体协议，附属于《合作协议》项下，只是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所签署的具体协议没有采用《合作协议》附件的销售合同的名称；《合作协议》是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认可，并提供了履约保函的，怡亚通公司不可能不履行一份有银行保函担保的协议，这不符合逻辑。《履约保函》担保的是一个具体交易行为而不可能是担保一个框架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双方用的是《供应链服务协议》，其实际上就是履行了《合作协议》。 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认为，《合作协议》是一个框架协议，但怡亚通公司的《供应链服务协议》与《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也不一样，《合作协议》体现的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并非只是如怡亚通公司所说的名称不同。在出具履约保函时，华源公司仅向其提供了《合作协议》，而之后提交的《供应链服务协议》从未向其提供过，在保函开出一个月内怡亚通公司就向其提出了索赔，其却从未收到任何交易信息。 本院认为，首先，《合作协议》与《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间的关系，应根据合同条款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确定，进而确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是否应就前述协议的履行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合作协议》的条款可知，1）怡亚通公司按照华源公司的要求，向指定供应商联想公司采购货物并支付货款；合同履行以履约保函作为担保；采购需求受限于根据保函所确定的信用额度，华源公司须在信用额度到期日支付货款。2）怡亚通公司不承担货物发运责任，货物交付风险仅在供应商联想公司与华源公司间转移，华源公司还应承担怡亚通公司与联想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买方”的全部义务。3）附件《采购需求清单》中列明了“委托采购明细”，《销售合同》则对付款期限、货物数量、单价等作出具体约定。基于前述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性质、约定内容等，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间不涉及货物所有权及风险转移，仅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同时怡亚通公司先垫付了华源公司对联想公司的货款，实质是由华源公司销售回款后在信用额度的账期到期日再支付货款，这也是怡亚通公司对华源公司提供的供应链服务内容中的一部分。作为履约担保方，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对前述合同约定是明知的，并据此作出履约担保承诺。 《供应链服务协议》中，双方增加的交付货物等条款，系对供应链服务的其它内容作出补充约定，但这并不改变前述《合作协议》中已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并不影响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范围。《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对单批委托采购货物作出具体约定，符合《合作协议》项下具体销售合同的要求。 综上，本院认为，可以认定前述编号一致的协议构成框架协议及具体协议，并且，在《供应链服务协议》未加重华源公司的履约责任，也未加重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不能以《供应链服务协议》条款不一致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相关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合作协议》、《履约保函》均明确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就华源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华源公司逾期未付货款，怡亚通公司即有权向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在限额内索赔。怡亚通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是应华源公司的要求采购联想产品，根据其提供的物流凭证、华源公司的收货确认单等，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其已经向华源公司交付了货物，即已经完成了采购指定货物的义务。华源公司应支付相应货款。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关于怡亚通公司在货物发运、库位转储等环节的抗辩，并不足以推翻对怡亚通公司已经履约的认定，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因华源公司未支付货款9997816.08元，构成违约，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应按照履约保函的约定在最高限额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怡亚通公司诉请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自2015年12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本院在前述最高限额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建设银行城东支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华源公司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索赔款9997816.08元及利息损失（以9997816.0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自2015年12月21日计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承担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保证责任以1000万元为限；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5807元，由建设银行城东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明亮 审 判 员  任建坤 代理审判员  李佳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丽霞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