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民终56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牛山北路2号（温州市南郊化工厂综合楼二楼）。法定代表人：季大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碧海，男，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娄海娟，女，197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娄海娟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6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开通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8）浙0302民初692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娄海娟的一审诉求是：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浙Ｃ×××××出租汽车的挂靠合同关系。2016年9月12日取得该出租汽车的客运的经营权。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出租汽车挂靠协议》。但在庭审中始终没有提供所谓的《出租汽车挂靠协议》。事实上诉人从来也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什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这完全是被上诉人恶意杜撰、伪造事实。2、浙Ｃ×××××车辆系案外人叶碧所有，是案外人叶碧与上诉人之间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等规定建立的挂靠关系，一审由被告（上诉人）提供的《挂靠经营协议书》证据证明，而且这种挂靠关系协议双方共同确定永久有效。同时协议第8条规定“根据责、权、利三者挂钩原则，乙方对其所有的车辆未经甲方书面授权同意，与任何第三方单位和个人签订与本车有关的一切法律文书（合同、协议等），甲方均不认可。如发生后果，均由乙方完全承担法律、民事、经济赔偿等一切全部责任…”事实清楚。3、经调取车管所档案室的浙Ｃ×××××车辆档案显示，被上诉人娄海娟是非法盗取上诉人公司办理其他手续的企业代码证，隐瞒上诉人，单方面骗取车管所涉案车辆登记，其非法行为不仅侵犯到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保留依法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同时由于其伪造手续骗取车辆登记部门的转移登记，不仅这种违法登记的手续（行为）是无效的，还应当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4、被上诉人从来就没有与上诉人建立过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上诉人只和案外人叶碧签订过涉案车辆挂靠经营协议书，而且《挂靠经营协议书》第三条规定“本协议永久有效，…”。一审判决“解除原告娄海娟与被告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之间的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而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案件归类错误。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根据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解除与被告人之间的出租汽车挂靠合同关系，原告只是在通过法院行使合同解除权，没有涉及财产关系的诉讼，因此诉讼标的应为非财产案。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一审收费标准应该是非财产案50元至100元，而不是财产案1300元。另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六项规定：“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应严格执行‘无明文规定不收费’的原则，除《办法》本补充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所明文规定的收费范围、项目和标准外，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得另行收取任何费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诉讼收费名义收取任何费用。”因此，案件一审按财产案收费，属案件归类错误，从而导致一审庭审方向错误，进而导致判决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当前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商事合同，是错误的。1、交通运输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8版）第五条规定“道路客运禁止挂靠经营”第四十四条“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客运经营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出租汽车属于道路客运禁止挂靠经营。2、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如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租借经营许可证、车辆营运证、客运标志牌或者使用伪造、涂改、转让、租借经营许可证、车辆营运证、客运标志牌。”规定，出租车挂靠性质是租借《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经营，属违法经营行为。3、现在涉案车辆挂靠上诉人公司，租借上诉人公司《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经营，虽然属于违法，但却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可以继续挂靠经营，完全合法，并且起到稳定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市场的作用。4、如果将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归类为委托合同可以随时解除，有违法律尊严，将导致出租汽车违法经营行为泛滥，温州市区的出租汽车行业就会随时出现动荡。综上，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案件归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进而做出错误的判决。为此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8）浙0302民初692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并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娄海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娄海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浙Ｃ×××××号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2.确认浙Ｃ×××××号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娄海娟；3.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娄海娟办理CT1366号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的转移登记手续变更至原告娄海娟名下；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当事人。2016年9月12日，原告受让了一辆车牌号为浙Ｃ×××××号的大众牌出租车，并取得该出租汽车的客运经营权。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出租汽车挂靠协议》，双方约定原告将上述出租汽车挂靠到被告名下经营，约定双方相关权利义务，但未约定履行期限。2018年3月以来，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挂靠合同关系，但被告予以拒绝。在合同存续期间，被告除了依其名义代缴各种税费外，没有履行其他相关义务。对于继续性合同，原告享有订立合同的自由，也享有解除合同的自由。被告拒绝解除合同，限制了原告享有的合同自由解除权，违反了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浙Ｃ×××××号出租车曾系案外人叶碧所有。2016年9月12日，原告与案外人叶碧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案外人叶碧将其对涉案出租汽车享有的份额以31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原告。嗣后，原告将该车辆挂靠登记在原、被告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挂靠经营期间，牌号为浙Ｃ×××××出租汽车车辆所有权属原告所有，车辆更新、保险、运营等由原告承担，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发生的一切意外自负责任。被告以其名义代缴各项税费，原告需向被告缴纳各项规费用（每月350元）。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登记的所有人为原、被告，被告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原告处理解决事务，并由被告办理该出租汽车的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登记的业户名称为被告。涉案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登记于原告名下，机动车行驶证记载的强制报废期为2021年10月24日。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当前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挂靠经营应以双方的合意为前提，现原告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故原告要求解除涉案浙Ｃ×××××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并办理车辆有关证件的转移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涉案浙Ｃ×××××出租汽车系原告以31万元的对价从案外人叶碧处受让，并办理了相应的所有权登记手续，且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亦登记于原告名下，故原告诉请确认浙Ｃ×××××出租汽车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其所有，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法判决：一、解除原告娄海娟与被告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之间的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二、确认浙Ｃ×××××号出租汽车（车辆识别代号：LFV2A1BS8D4550337）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原告娄海娟所有；三、被告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原告娄海娟办理上述出租汽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至原告娄海娟名下。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被告温州开通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出租汽车安全责任协议书的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涉案出租汽车安全责任协议书的名称虽然与之前签订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协议书不一致，但从内容及条款上看，两者却是一致的，故本案出租汽车安全责任协议书实质上就是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协议书。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签订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并未明文规定挂靠经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约定，车主娄海娟是根据《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规定，将其车辆挂靠开通公司经营。上述合同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性质和特征最相类似。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出租车挂靠协议履行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二）关于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是否可予解除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就合同解除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约定解除情形，即“当事人协议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情形，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现本案双方当事人并不能就娄海娟提出的解除合同主张协商一致，涉案出租车挂靠协议约定了挂靠期限至车辆报废之日止，同时没有约定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娄海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开通公司在涉案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故娄海娟提出的解除合同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规定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条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就委托合同规定了委托人或受托人的随意解除权，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而本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有名合同，且其内容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最相类似，根据该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并参照该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娄海娟就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享有随意解除权，一审法院因此判决支持娄海娟提出的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至于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因娄海娟行使随意解除权而解除后是否给开通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开通公司若认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以另案主张。（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案件归类错误，认为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出租汽车挂靠合同关系，没有涉及财产关系的诉讼，因此诉讼标的应为非财产案，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一审收费标准应该是非财产案50元至100元，而不是财产案1300元。经审查，本案属非财产案件，应按非财产案件收费标准收费50元，而不应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收取1300元。一审法院按财产案件收费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开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开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克谊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黄丽君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代书记员 黄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