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3503号 原告：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东47号2楼。 法定代表人：宋振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亦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倩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 法定代表人：刘锦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霄霄，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晖，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春波，男，汉族，1980年5月8日出生，住址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潘惠玉，广东保得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宸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054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00054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倩莹，被告花都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马霄霄、高晖，第三人余春波的委托代理人潘惠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00054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余春波是原告金宸公司员工。余春波于2016年1月15日14时30分左右，受公司委派外出收货途中，在G15线开平方向3140KM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1.开发性胫腓骨干骨折（右侧）；2.足舟状骨骨折（右侧）；3.楔状骨骨折（足）（右足内侧楔状骨外侧缘及外侧楔状骨前缘撕脱性骨折）”。其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认定为工伤。 原告金宸公司诉称，被告作出工伤认定所依据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适用前提是（一）员工外出是属于用人单位指派的因工作外出；（二）遭受的事故伤害是因工作原因所致。然而，原告从未指派第三人余春波外出收货，第三人当天外出的行为是其个人活动。而其遭受事故伤害的原因更不可能是因工作原因。因此，第三人的受伤情形不应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00054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对工伤的事实认定清楚。2017年2月23日答辩人对第三人余春波作出了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607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后经复查，由于工伤认定的依据不足，答辩人于2017年3月30日撤销了该份决定书，并于当天决定对第三人的工伤进行重新认定，但由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因此答辩人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告知争议双方待劳动关系被依法确认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第三人余春波于2018年1月9日，向答辩人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向答辩人申请恢复工伤认定，描述其于2016年1月15日受原告的委派外出收货，当日下午14时30分途径G15线广州开往开平方向3140KM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三人被送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第三人被诊断为：1.开发性胫腓骨干骨折（右侧）；2.足舟状骨骨折（右侧）；3.楔状骨骨折（足）。2017年7月5日，第三人因右胫骨中下段骨折术后感染到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为证明工伤事实，第三人向答辩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地址确认书、商事登记信息、身份证、判决书2份、工作服照片、订单、外发加工合同、交通事故认定书、路线图、病历资料、樊某、谢某的证言及相对应的加工合同、第三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宋振华及股东安佳成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银行转账回单、第三人最初申请工伤认定的受理回执、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等资料。答辩人于2018年1月10日依法受理。为查明工伤事实，答辩人于2018年1月11日依法向原告发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要求原告就工伤事项在限期内提出意见和证据，原告于2018年1月16日向答辩人提交了《关于的回复》，认为第三人余春波不是其员工，本次事故不属于工伤，但原告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第三人提交的材料、答辩人调查所得的材料，答辩人依法认定第三人事故为工伤，并于2018年1月19日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原告及第三人。二、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是因公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故答辩人适用法律正确。综上，答辩人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余春波述称，被告作出的涉案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原告提出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第三人是在用人单位委派外出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工伤。第三人与本案原告就劳动关系进行民事诉讼，经花都区法院和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定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在两次诉讼过程中，第三人申请证人樊某、谢某出庭作证，证明第三人是原告的外发主管，事发当日是外出到业务单位收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两位证人与原告签定外发加工合同。发生交通事故后，本案第三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宋振华及股东安佳成进行微信沟通和赔偿沟通。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是外出工作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15日14时30分左右，第三人余春波因工外出，其乘坐的粤Ａ×××××号轻型货车自广州向开平方向行驶至G15线开平方向3140KM处时，因未保持安全距离，与粤Ａ×××××号大客车、粤Ｂ×××××号小客车、粤Ｆ×××××号小客车、粤Ａ×××××号大客车发生碰撞，造成第三人余春波受伤。第三人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被诊断为：“1.开发性胫腓骨干骨折（右侧）；2.足舟状骨骨折（右侧）；3.楔状骨骨折（足）(右足内侧楔状骨外侧缘及外侧楔状骨前缘撕脱性骨折)。” 2016年1月15日，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警一大队作出事故编号为№2016001394、№2016001395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粤Ａ×××××号小客车驾驶员高乐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2017年2月23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607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017年3月30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撤〔2017〕001号《关于撤销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607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该决定载明：经复查，由于工伤认定的依据不足，现决定撤销我局于2017年2月23日对余春波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607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2017年3月30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中〔2017〕000003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告知第三人余春波，由于其与金宸公司的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和人社部发〔2013〕34号第5条的规定，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待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花都区人社局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 2017年8月21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14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余春波与金宸公司于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金宸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207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金宸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月9日，第三人余春波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事故认定书、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外发加工合同、病历资料、证明人谢某、樊某证言、外出路线图、聊天记录、回单凭证等材料。 2018年1月10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工伤事故序列号为18000546的《受理回执》，对余春波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2018年1月11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恢复〔2018〕01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告知原告金宸公司，花都区人社局已收到生效法律文书，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已依法确认，现恢复工作认定程序。并要求原告于2018年1月17日前向被告提供有关余春波的证据材料。 2018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关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的回复》，回复中载明：“余春波本就不是我司员工，而且他属于外发的人员，不需要去到合作单位进行收货、验货的事情,我司有专职的验货员，而且合作单位是直接送货到我司进行核对验货，不需要到合作单位进行收货和验货。因此在2016年1月15日我司并没有委派余春波外出收货，余春波所说外出收货验货一事导致的受伤，这种情况我司认为不属于工伤，我司暂时未能提供有关余春波的证据材料。” 2018年1月19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涉案的00054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余春波是原告的员工。余春波于2016年1月15日14时30分左右，受公司委派外出收货途中，在G15线开平方向3140KM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1.开发性胫腓骨干骨折（右侧）；2.足舟状骨骨折（右侧）；3.楔状骨骨折（足）（右足内侧楔状骨外侧缘及外侧楔状骨前缘撕脱性骨折）”。其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认定为工伤。并于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6日将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分别送达第三人余春波、原告金宸公司。现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原告商事登记信息、第三人身份材料、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外发加工合同及订单、事故认定书、路线图、病历资料、樊某、谢某证言、第三人与宋振华和安佳成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银行转账回单、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关于撤销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607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受理回执、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关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的回复、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实，原、被告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具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职权，有权依法受理第三人余春波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决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本案中，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依职权查明第三人余春波在发生工伤事故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外出工作期间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认定为工伤，符合上述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金宸公司提出其未指派第三人余春波外出收货，第三人当天外出是私自外出工作的个人行为，其遭受事故伤害的原因不是工作原因的主张。第三人余春波在工伤认定期间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了原告金宸公司与谢某、永业皮具厂（负责人为樊某）签订的《外发加工合同》以及谢某、樊某的证言。谢某、樊某证言中均陈述与原告签订有手袋加工合同，且在合同期间均与原告的外发主管余春波联系工作，2016年1月15日第三人是在外出工作途中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原告金宸公司与谢某、永业皮具厂签订有《外发加工合同》，第三人余春波事发当日外出是为完成原告的工作，而非个人私自外出行为。另外，原告无论在工伤认定期间还是诉讼期间，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提出的上述主张，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在庭审时，原告金宸公司还提出：1、第三人余春波是外包人员，不是其公司工作人员。2、公司曾因公章被盗而报警，因而对《外发加工合同》真实性不予以确认，《外发加工合同》是假的。首先，现有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以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证实第三人余春波与原告金宸公司在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原告以曾因公章被盗而报警而认为《外发加工合同》为假合同，但原告既未提供报警回执等证据材料证实公章被盗的说法，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外发加工合同》为假合同。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在处理本案工伤认定中，曾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607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以工伤认定依据不足为由，于2017年3月30日主动撤销了该工伤认定决定。从中可得出：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在2017年2月23日之前已受理了第三人余春波的工伤认定申请。因此，当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以第三人余春波与原告金宸公司双方因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正在进行诉讼为由，于2017年3月30日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的时限中止，则只需在法院对第三人余春波与原告金宸公司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终审判决后，被告依职权或者依第三人余春波的申请，依法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即可。然而，第三人余春波未提出恢复工伤认定申请，却于2018年1月9日就同一伤害事实再次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既在2018年1月10日作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又在2018年1月11日作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的决定，从而形成同一申请人因同一伤害事实提起两次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既作出再次受理决定，又作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决定，事实上导致因同一伤害事实而同时存在两个工伤认定案件的情形，实属工伤认定程序上的瑕疵。但此程序瑕疵不会影响工伤认定决定结果，对原告的权利亦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院对此瑕疵予以指出，望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在今后工作中予以改进。 综上所述，原告金宸公司提出撤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054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金宸皮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熊晓风 人民陪审员  谢见日 人民陪审员  徐韶生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