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078号原告：常梓轩，男，199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县。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法定代表人：杨明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该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该行职员。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宝坻支行，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110号。负责人：周建中，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睢红娟，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梓轩与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发银行）、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宝坻支行（下称建行宝坻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梓轩本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杨阳，以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睢红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梓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消除原告不良征信记录；2、被告立即消除原告欠款和逾期记录；3、被告赔偿原告精神和信誉损失20000元；4、被告赔偿原告路费及食宿费3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21日，原告身份证不慎在北京丢失，在北京市××区派出所办理了身份证丢失挂失手续。2016年10月，原告陆陆续续接到银行信贷员打来的催款电话，根据信贷员提供的相关贷款人信息相继查到有人冒用原告个人信息办理信用贷款。原告向北京市××区公安分局刑侦报案，该案目前一直处在调查之中。2016年10月26日，原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延庆分行查询到有不法分子于2016年5月28日在天津市××区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用原告丢失的身份证件办理过银行开户业务，借记卡号为62×××10，随后利用该卡在支付宝中通过广发银行信贷业务中的广发好借钱办理贷款6000余元。由于已造成逾期，被告已将原告上传到银行失信系统。2017年5月，原告要求被告删除不良征信记录，但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开户行建行的非本人开户证明，并要求原告先偿还逾期贷款。2017年6月至10月，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协商要求删除不良记录，并向被告提供原告挂失身份证补办记录和开户行建行开户的非原告本人办理业务的开户业务底单。但被告依然拒绝原告要求。原告认为，由于原告身份证丢失，后面一系列行为均是不法分子操作，所造成的贷款均与原告无关，所订立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被告在办理贷款和放款审核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同时，被告将原告上传至中国人民银行失信系统已对原告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该行为已属于侵犯原告信用权。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被告广发银行辩称：1、被告依法合规开展网络贷款业务，符合法律规定。2、被告依据与原告签署的《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依法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合同无效及侵犯原告信用权的情形，请法院驳回其不合理的诉讼请求。3、原告始终无有效证据证明贷款非其本人申请，其诉讼请求无法律与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4、原告未及时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控制账户资金流转，对此具有极大过错，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述称：一、建行城东支行系建行宝坻支行的下设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没有公章，无法独立参加诉讼。建行宝坻支行作为其上级单位，其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建行宝坻支行承担，故建行宝坻支行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二、建行宝坻支行在办理借记卡过程中尽到了审慎身份核查义务，不存在过错。2016年5月28日，原告在建行宝坻支行的下设机构建行城东支行申请办理借记卡一张，申请办卡时，原告提供了身份证原件，该身份证的有效期为2008年6月18日至2018年6月18日。建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了联网核查，核查结果为公民身份证号码与姓名核对一致，照片核对无误，鉴于建行颁发的《关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存储有关事宜的通知》，建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仅留存了《建设银行居民身份证联网核查信息》，没有留存有关的身份证复印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业务处理规定（试行）》第六条的规定，银行机构为办理规定业务而进行联网核查时，若相关个人的姓名、公民身份号码、照片和签发机关与居民身份证所记载的信息核对完全相符，可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办理业务。因此，建行城东支行业务人员为原告办理了卡号为62×××10的劝宝龙卡一张。在办卡过程中，建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完全按照规定，对身份证持有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联网核查，并且确认了该身份证的真实有效，履行了身份信息审慎核查义务，尽到了法律要求的充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对于原告所述其身份证于2016年5月21日丢失，系他人冒用其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的观点，建行宝坻支行无法评判为何在身份证已经挂失的情况下仍能通过联网核查。三、原告认为上述建行银行卡是他人冒用原告身份证办理，建行宝坻支行认为存在诸多疑点。四、建行宝坻支行的办卡行为与原告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五、建行宝坻支行无法提供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的证明。法律并没有要求建行宝坻支行在办理银行开户时核实申请人的笔迹，对于《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中“常梓轩”笔迹是否为其本人书写，建行宝坻支行确实无法提供相关判断，如果原告认为非本人签字，则需要专门机构进行鉴定。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原告丢失的身份证照片，证明身份证丢失的事实；证据3、个人信用报告，证明原告有6000余元贷款逾期记录且被告已将原告纳入央行失信系统；证据4、《公民办理丢失补领居民身份证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6年5月21日丢失身份证并于2016年5月23日办理挂失；证据5、查询卡和账户状态记录单，证明有不法分子于2016年5月28日在天津市××城东支行用原告丢失的身份证件办理过银行开户业务；证据6、公安机关受案回执单，证明原告于2016年10月26日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证据7、《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证明有不法分子于2016年5月28日在天津市××城东支行用原告丢失的身份证件办理过银行开户业务，该申请书的客户签名处非本人签署；证据8、存款凭条，证明客户签名处非本人签署；证据9、尾号5510建行卡的交易明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3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这些都是公安机关根据原告的口头陈述写下的，是否真实以及是否与本案相关无法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只能证明原告被诈骗，但不确定是与本案有关；对证据7、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第三人都无法判断签名是否为原告本人签署，被告更无法判断；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上没有建行的印章，真实性存疑，关联性被告将在庭后核实。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判断原告丢失身份证之前的身份证状态，也不能证明原告身份证丢失的事实。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没有任何盖章。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对是否丢失的事实无法确认，公安机关是否进行调查，身份证是否是原告本人持有也无法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无法证明是否是原告本人开卡。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与我方有关。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清楚是何时打印的，也没有盖章。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贷前调查资料；证据2、贷中审查资料；证据3、借款合同、贷款发放、提取及绑卡情况；证据4、贷后情况。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涉案贷款发生在我身份证丢失之后，我方认为该贷款确实实际发生了，但与我本人无关。对证据4的通话录音我方予以确认，确实在贷款发生之后我曾与被告广发银行沟通。由于我当时在考公务员，担心不良记录会影响报考公务员，因此我进行了还款。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同时证明被告广发银行在给原告发放贷款的时候，对于原告的征信进行了审核，在发放贷款时对原告进行授信，与第三人无关，并不是通过第三人发放的贷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存疑，原告说在贷款发放次月还款，但因资金通道及建行系统原因无法进行操作，第三人对此不予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贷款关系，其中并没有涉及第三人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该贷款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三人没有看过。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提交了如下证据：《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复印件、业务收费凭证、建设银行居民身份证联网核查结果及存款凭条，拟证明原告开卡的基本事实。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建设银行居民身份证联网核查结果，第三人认为照片与我本人身份证照片一致，我不予确认；对《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及存款凭条上的签名真实性不予确认，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确认是否是我本人签署。对业务收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上方没有签名。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第三人对原告身份进行联网核查，且确认照片核对无误，被告正是基于第三人的身份核查结果对原告进行授信，证明被告履行了合理的审核义务。结合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的内容，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5月23日，原告以身份证丢失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延庆派出所申请办理身份证挂失补办手续。原告填写并提交了《公民办理丢失补领居民身份证申请书》，内容为：“申领原因：本人居民身份证于2016年5月21日丢失，丢失经过如下：去丰台考试路上，因为赶考着急，卡包可能不慎遗失在出租车上。现特申请丢失补领。”原告称其在身份证挂失后，于2016年5月30日左右领取了新的身份证，在2016年5月21日至2016年5月30日期间没有身份证。2016年10月，原告陆续接到银行催款电话，且查询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记录中记载了其向被告办理贷款的记录以及该笔贷款逾期不良的记录。原告认为上述贷款合同并非其本人签订，存在他人利用其身份信息办理贷款的诈骗行为，故于2016年10月26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报案，公安机关向原告出具了报警回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信用报告（报告时间：2017年7月12日）显示，原告名下有2016年7月22日广发银行发放的6000元贷款，2017年7月22日到期。截止2017年6月，余额5542，逾期金额6086。最近5年内有10个月处于逾期状态，其中7个月逾期超过90天。原、被告共同确认，上述贷款合同为通过手机支付宝应用中的“广发有米金融”生活号订立的电子合同。被告提交了《网络金融消费贷申请表》电子版打印件及《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电子版打印件，其中，申请表载明：借款人为常梓轩，住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南三路88号万科金色领域，单位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三街147号中铁西城写字楼1栋4层，在本单位工作时间99年；紧急联系人为常梓桐（关系为亲戚）、黄玲（关系为夫妻）；申请借款金额为6000元，额度期限为36个月，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原告当庭出示其手机，打开支付宝应用后，显示其中有三个支付宝账户，分别为：（1）150××××1366；（2）150×××＠163.ｃｏｍ；（3）180××××**13。原告确认上述前两个支付宝账户为其自己注册的，而第三个180××××**13账户非其本人注册，在原告发现该账户后，通过向支付宝申诉和身份证认证关联，找回了第三个账户，该账户目前也在原告的控制之下。原告当庭打开上述180××××**13支付宝账户，点击“广发有米金融”生活号，在借款详情中显示了上述贷款信息，并可查询到借款合同，与被告提交的《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打印件内容一致。原告认为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款申请表上载明的住宅地址、工作地址不属实，称其从未去过四川，紧急联系人名称及手机号也不属实。关于上述借款合同的订立过程，被告称，借款人在线填写申请表后，被告采集申请表信息进行核验，通过银联系统对借款人的姓名、证件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信息进行一致性核验，使用借款人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公安核查，通过芝麻信用的数据对借款人的银行卡、手机号及地址进行判断，最后通过借款人在支付宝账号的使用行为和芝麻信用分进行准入，同时还会查询借款人的人行征信，综合上述信息对借款人的身份和偿债能力进行审查。被告提供了被告与案外人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资金代收代付协议》、被告与案外人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芝麻信用服务合同》、被告在贷前审核过程中查询的原告芝麻信用分，以及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即建设银行账户62×××10）等信息的比对一致结果。被告审核上述信息后，于2016年7月22日将贷款本金6000元发放到原告名下在广发银行开立的虚拟账户中，同日，上述6000元款项由广发银行虚拟账户提现至原告名下的建设银行借记卡账户（卡号62×××10）。原告否认上述建设银行账户为其本人开户。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提交了上述借记卡账户的《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复印件，该申请书载明，上述借记卡（卡号62×××10）的开户时间为2016年5月28日，申请书下方“客户签名”栏有“常梓轩”字样的签名。对于该借记卡的开户过程，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称，无法确认是否是原告本人去办理开户手续，但是能确认是有人持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到建行城东支行柜台填写了开户申请书，建行城东支行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业务处理该卡和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操作规程对原告的身份证进行了核实，核查系统显示身份信息身份有效，且与原告的身份信息一致，故建行城东支行为原告办理了借记卡。庭审中，本院询问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在办理开户身份信息联网核查时依据原告哪一张身份证原件，有无留存身份证复印件，有无对开户过程进行拍照、录像，建行宝坻支行回答称，核查依据的是原告有效期为2008年-2018年的身份证（即原告于2016年5月23日已报失的身份证），在核查时仅使用身份证鉴别仪核实客户身份，未留存客户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过程无拍照，有进行录像，但由于已过录像保存期限无法调取。原告当庭申请对建行宝坻支行提交的《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复印件上的“常梓轩”签名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摇珠选定了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原告预交了鉴定费用3600元。本院将鉴定检材及样本经各方当事人质证、确认无误后送交鉴定机构。2018年11月30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与样本在概貌特征及细节特征上均存在较多差异点，且差异点的质量较高，但是，由于检材的部分笔画交代不清，部分细节特征无法进行特征比对，经综合评断，倾向认为检材和样本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原、被告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无异议。第三人对鉴定意见发表意见认为：检材的质量会影响鉴定结果，在部分特征无法进行比对的情况下，得出的鉴定意见并不客观，且鉴定机构仅给出了倾向性意见，没有明确检材与样本签名确非同一人签名。因此，第三人认为样本与检材存在同一人签名的可能性。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订立了《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被告作为金融机构，有义务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审慎核实交易对方身份的真实性，并妥善留存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姓名、证件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的核验一致结果，仅能反映借款人的身份信息，而无法证明该信息是否是原告本人为申请借款而向被告提供，即无法证明原告具有订立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未能提供借款人申请借款的即时照片、视频，或工作人员核实借款申请的电话回访录音等可以证明借款申请人是否是原告本人的直接证据。与此同时，被告在进行信息核验过程中所依据的原告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账户（卡号62×××10）开户时间为2016年5月28日，恰好处于原告身份证挂失补办期间，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确认其在办理该账户开户过程中所核实的身份证为原告当时已报失的身份证，且建行宝坻支行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账户是原告本人开户。本案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第三人建行宝坻支行提交的《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上的“常梓轩”签名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机构做出倾向性的鉴定意见，认为该签名并非原告本人签名。综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及上述事实，在公安机关尚未对原告报称被诈骗一事立案且有侦破进展的情况下，由于被告无法证明原告具有订立《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因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原告主张上述合同为他人冒用其身份订立，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消除不良征信记录，以及消除欠款和逾期记录，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精神和信誉损失、路费、食宿费损失等，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本院按照本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比例酌定由原、被告双方分担。本案的鉴定费用是为了佐证案涉借款合同是否为原告签订而发生的，由于被告负有证明合同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且鉴定意见与原告的主张一致，故本院酌定该笔鉴定费用3600元由被告承担。若被告认为其存在经济损失，可另循法律途径向相关责任方提出主张。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消除原告常梓轩因《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而产生的欠款记录及逾期记录；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助消除原告常梓轩因《网络金融消费贷借款额度合同》项下逾期贷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形成的信用不良记录；三、驳回原告常梓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常梓轩负担250元，由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元。本案鉴定费3600元由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唐 娜人民陪审员  易美红人民陪审员  胡今胜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韦昇瑜法庭记录黎倩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