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12民初11844号原告彭玉发，男，汉族，1970年12月18日生，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代理人：文水莲，女，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蒋旭明，男，汉族，1973年9月8日出生，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代理人：黄斌，男，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滨瑜，女，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国红，男，白族，1977年12月1日出生，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代理人：吴茜，女，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张正霞，女，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彭玉发诉被告蒋旭明、李国红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彭玉发及其委托代理人文水莲，被告蒋旭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斌，被告李国红委托代理人吴茜、张正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玉发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向原告赔偿残疾赔偿金123984元，医疗费55262.59元，误工费72000元，护理费20223元，营养费12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元，后期医疗费3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837.44元，鉴定费2600元，复印费96.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元；2、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原告彭玉发是木工，在被告各个工地干活已一年余。2018年8月21日原告等人跟着被告一起到团结镇谷律街道办鲁佰苴下村村口，将车停在路边（路边有2米高的坎）在搬运施工工具过程中原告从车边高坎向下摔倒至双侧跟骨骨折。原告受伤后，被告即开车将原告送到昆明莲花骨伤科医院进行包扎包药，包药后便将原告送回家。至8月26日前一直在昆明莲花骨伤科医院进行包药医治（被告只是付了21-22日的医药费，23-26日的药费是原告自付），因包药不见好转，昆明莲花骨伤科医院拍了CT,发现伤情严重，必须动手术，昆明莲花骨科医院便要求原告转院至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2018年8月27日进入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接受治疗，于9月5日进行了双侧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9月6日转院至昆明广福老年病医院进行术后治疗，至9月18日出院回家休养。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加强术口换药，2日/次，定期复查，不适随时就诊。目前，原告体内还留有支架，需要视复诊情形后，进行二次手术，取出支架。被告在原告进入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治疗后，在原告家人多次电话要求下，仅于9月4日支付了伍仟元医疗费，其余伍万元的医疗费全部由原告自行垫付了。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因被告不愿意承担责任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在病情基本好转后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经鉴定，原告此次损伤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后期医疗费用为人民币35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蒋旭明辩称，1、被告蒋旭明不应该在本案中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原告受伤并非发生在雇佣活动过程中；原告与被告蒋旭明的法律关系应为“好意同乘”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责任。2、原告在本案涉及事故发生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注意自身安全，应为自己受伤承担主要责任。3、原告计算的赔偿标准过高，其残疾赔偿金应适用农村标准，误工费应计算至定残前一日，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应该得到支持并且计算错误（被抚养人生活居住在农村）。4、第二被告李国红为工程的分包人（第一承包人），假如本案定性为被告蒋旭明承担雇主责任，李国红作为分包人（第一承包人）应与蒋旭明对原告的受伤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国红辩称，我方认为李国红不应当对原告在本案当中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理由在于:1、本案中，被告李国红不是原告的雇主。判断本案承担责任的关键，必须审查清楚本案中谁是原告的雇主。截至到本案开庭之日，被告李国红和原告之间并不认识，从未见过面，更从未与原告彭玉发建立所谓的劳务雇佣关系。另外，请法庭特别注意，原告在本案中根本没有把李国红列为被告，而且原告在其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已经确认了本案中雇佣原告的人并不是被告李国红，而且其自认一直跟随被告蒋旭明做工，这是原告自认的事实，请法庭引起注意。2、本案蒋旭明并不是其所陈述的木工带班人。本案被告李国红从事农村房屋项目建设，有的时候会把一些项目发包出去，被告蒋旭明也从李国红手中接到过相应的项目发包工程。双方曾经存在承包关系。而且，被告蒋旭明从被告李国红手中承接工程时，由蒋旭明独立进行工程的承包和建盖，在被告蒋旭明承包工程完工后，按照每个平方的价格由被告蒋旭明向被告李国红进行承包费结算。所以对于被告蒋旭明承包工程后工程方案、进度、人员管理的相关劳务人员雇佣及工程承包事宜，包括蒋旭明的工程雇佣条件、劳务人员，均由被告蒋旭明进行独立管理和操作。原告并不进行管理和干涉，原告将工程发包后，一直履行相应的工程承包款结算义务，对应由蒋旭明自己负担。双方在项目承包中一直按照上述事实操作的。3、本案原告身体受损害的事实和被告李国红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第一，原告受伤的过程并非是在完成被告李国红所指派的劳务。这个事实在原告自认的案发过程中就可以证实。第二，原告当天受伤，并不是被告李国红导致。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已经原告自己的陈述可以证实，本案原告身体受损，系原告自身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自己跌落而导致。而且，其受伤是否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原告也并未提供证据可以证实。所以对于原告自身存在的重大过失，其也应当为自身存在的重大过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基于以上事实，根据侵权责任法关于本案相关归责原则的规定，本案应当严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评判相关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故我们认为，结合本案证据，被告李国红本案原告受损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且从本案原告所诉的情况来看，原告自认被告李国红也并非原告的雇主，且原告自认其从事的劳务活动也并非被告李国红指派，故无论是从法律关系基础，还是发生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上，被告李国红都不应当本案原告应当为其身体损害的事实承担全部法律责任。4、关于责任赔偿金额的意见。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文件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2017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及《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对赔偿金额分别发表意见如下：第一、对于残疾赔偿金。原告并没有长年在城镇生活和工作的证据，故本案若要赔偿，也应当按照受诉法院上年度农村居民常年可支配收入来进行赔偿。第二、对于医疗费。医疗费应按照一审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以发票为准。第三、对于误工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确定，受害人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日前一日。原告彭玉发的定残日为2018年10月1日，则误工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计算至2018年10月10日为49天。第四、对于护理费。护理费参照医嘱，诉求没有依据。第五、对于营养费。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诉请的营养费并无相关依据予以支撑。第六、对于交通费。原告彭玉发受伤后系在昆明市内进行治疗，诉求的交通费过高。第七、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认为与被告李国红无关。第八、对于后期医疗费。认为与被告李国红无关。第九、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并没有长年在城镇生活和工作的证据，故本案若要赔偿，也应当按照农村标准来进行赔偿。第十、对于鉴定费、复印费。无法看出与本案的关联关系，不予认可。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按照本案事实和证据公证裁判本案。经审理查明：被告蒋旭明通过电话联系原告彭玉发到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谷律街道办事处鲁佰苴下村制模。2018年8月21日，原告跟随被告蒋旭明到鲁佰苴下村村口。当天乘坐被告蒋旭明到达村口时，车辆停靠在路边高坎边上，原告彭玉发下车后，不慎摔伤。被告蒋旭明送原告到昆明莲花骨伤科医院接受治疗。2018年8月23日，原告花费医疗费人民币160元；2018年10月31日，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73元。共计花费人民币433元。2018年8月21日、2018年8月22日，蒋旭明分别为原告在昆明莲花骨伤科医院门诊部花费治疗费人民币2262、160元。2018年8月22日，蒋旭明购买轮椅花费人民币980元。共计花费人民币3402元。2018年9月14日，原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蒋旭明垫付医药费5000元（昆明四十三医院）。2018年8月27日，彭玉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以下简称昆明四十三医院）住院治疗，医院初步诊断为双侧根骨粉碎性骨折，于2018年9月6日出院，并出具《出院证明书》，载明：出院医嘱及建议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继续切口换药，术后2周拆除缝线；3、石膏外固定4周，术后1、2、6、9月复查；4、适当活动患肢；5、不适随诊。2018年9月17日，彭玉发向昆明四十三医院支付住院期间包括护理费在内的费用共计人民币为46930.72元。2018年8月27日、2018年8月29日分别向昆明四十三医院支付人民币1360元、5.5元、2.8元。共计花费人民币48299.02元。2018年9月6日至2018年9月18日，彭玉发到昆明广福老年病医院（以下简称广福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双侧根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出院医嘱：1、出院后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宝石术后干燥，加强术口换药，2日/次，术后2周根据术后恢复情况决定拆除术口缝合线时间；3、加强换肢功能锻炼；4、定期复查（1月、2月、3、月、6月、12月）根据复查情况决定取出固定时间；5、不适随诊。2018年9月18日，彭玉发向广福医院支付人民币5602.37元。从2012年10月30日开始至2018年1月14日，被告李国红向被告蒋旭明支付工程款。2018年9月13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谷律派出所出具《接处警登记表》，载明：彭文才到派出所报警称其父亲彭玉发于8月21日同老板蒋旭明到谷律来做工，到工地时彭玉发从蒋旭明的车上下车时因车停紧靠路边，彭玉摔下路基，造成双脚根骨骨折。现在昆明四十三医院治疗。蒋旭明支付五千元费用后就不在管此事。彭文才，男，汉，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镇法土村法土四社90号，身份证号：5321231984××××××××。2018年10月10日，原告儿子委托云南正大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正大鉴定中心）对彭玉发进行伤残鉴定，正大鉴定中心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彭玉发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玖）级。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人民币1000元。同日，原告儿子委托正大鉴定中心对彭玉发进行后期医疗费评估及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进行评定，正大鉴定中心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彭玉发的后期医疗费用评估为人民币35000元；彭玉发的误工期评定为伤后240日，护理期评定为伤后90日，营养期评定为伤后120日。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人民币1600元。2018年10月26日，巧家县白鹤滩镇法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该社区居委会四组居民彭正德与**英剩余四子一女，其中二子为彭玉发，二老的生活靠由四个儿子抚养。2018年10月29日，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向彭玉发出具《昆明市临时居住证》。2018年11月16日，班庄村第二居民小组出具《证明》，载明：彭玉发从2011年12月7日至今居住在昆明市五华区黒林铺街道团山社区班庄村401号，该房屋户主为李春兰（董金梅）。被告蒋旭明因原告受伤治疗，共计支付人民币8402元。原告彭玉发因受伤治疗花费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4334.39元，花费鉴定费人民币2600元，花费复印费人民币96.5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明》、昆明市临时居住证、等人户口薄、《接处警登记表》、视频、司法鉴定意见书、出院证明书、鉴定费发票，被告蒋旭明出具收据、销售单，被告李国红出具收条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彭玉发是否与被告蒋旭明、李国红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针对此争议焦点，就庭审中，被告蒋旭明陈述被告李国红将工程承包给被告蒋旭明，蒋旭明找到原告彭玉发来做该工程，但原告陈述原告为被告蒋旭明做工程，并不认识被告李国红，原告到被告蒋旭明处做工，每天支付彭玉发人民币200元，从庭审中出局的派出所调取的视频来看，原告乘被告蒋旭明到工地，下车时摔伤。从以上证据及庭审陈述来看，本院认为，原告彭玉发与被告蒋旭明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跟随被告蒋旭明制模，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原告同被告蒋旭明乘车到工作地点，原告即在履行劳务，车辆停靠在路边无护栏高低上，致使原告下车时摔下高地受伤，被告蒋旭明应该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责任。但原告应尽到注意义务，原告系下车后，不慎摔下高低，原告对于自己摔伤亦应存在过错，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被告陈述被告李国红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认可，原、被告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原告只向本院主张被告蒋旭明赔偿责任，并未向被告李国红主张赔偿责任，故本院对被告要求李国红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采信。故对于原告的损害损失，本院酌情支持被告承担责任的80%，原告承担责任的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之规定，对被告主张的误工费，原告到昆明四十三医院及广福医院住院共计22天，原、被告对于误工期工资为200元每天达成一致，故本院支持200元每天，共计人民币44000元，被告蒋旭明承担误工费为44000×80%=35200元。对原告主张的的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之规定，原告向本院提交居住证及班庄村第二居民小组出具《证明》，证明原告居住在昆明市内，应采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对于该主张本院予以准许，2017年云南省城镇居民年收入为30996元，残疾赔偿金为30996×20×20%=123984元，被告蒋旭明承担残疾赔偿金为123984×80%=99187.2元；对于原告主张医疗费，原告实际支付医疗费为54334.39元，被告蒋旭明承担责任的80%为人民币43467.51元，被告蒋旭明实际支付人民币8402元，则被告蒋旭明应承担费用为35065.51元；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之规定，原告主张其妻子、儿子对其进行护理，并提交两者的工资证明，但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鉴于原告经医院诊断为双侧根骨骨折，故本院酌情支持100元每天，共计22天，则被告蒋旭明承担人民币100×22×80%=1760元；对于原告主张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根据原告提交的出院证中医嘱为加强营养，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本院酌情支持人民币1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予以支持100元每天，共计22天,则被告蒋旭明承担人民币100×22×80%=176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后期治疗费，本源予以支持人民币35000元，则被告蒋旭明需要承担责任为35000元×80%=28000元；对于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源不予支持；对于原告逐行鉴定费的主张，本院支持人民币1800元，则被告蒋旭明需要承担责任为1800×80%=1440元；对于原告主张复印费，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蒋旭明需要承担责任为96.5×80%=77.2元；对于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是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旭明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玉发赔偿人民币204589.91元。二、驳回原告彭玉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51元（此款原告已垫付，减半收取）,由被告蒋旭明承担（执行时一并给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是二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审判员  王会敏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郭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