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03民初8530号 原告：吴文蔚，女，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江北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358-396号宏程国际大厦29楼。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芳，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红光，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桑田路716号6楼。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曙光，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254094326G。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430号，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桑田路716号6楼。 法定代表人：王红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梅，女，该公司员工。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光公司）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7年9月18日诉至本院，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蒲巧俊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6日、2018年7月10日、2018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文蔚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黄芳，被告王红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曙光、黄海波，被告红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梅、黄海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文蔚诉请：1、确认原告对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2、两被告共同归还由原告代其支付的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5月，拍卖公司登报公告，江厦街5号房屋欲整体拍卖。在参与竞买前，原告与被告王红光就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房屋事宜，手写一份《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以下称《共有权处置协议》），《共有权处置协议》由王红光亲笔书写，抬头有甲方王红光与乙方吴文蔚签名。协议约定“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的义务和权益，双方在互惠互利、公平合作的基础上，作如下分工和权益分配。甲方的义务：借用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到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的义务：借用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甲乙双方在这次购买房屋及经营红光好家居开业的股份各占50%，但亏损100%由甲方承担，在以后的房屋出售或拆迁等处置由乙方决定”。鉴于此协议签订时间未详细记载，协议约定的内容主要是房屋共有权处置问题。2004年6月18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一同参与竞拍，以4000万元竞得涉案大楼。原告按照《共有权处置协议》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得购房款4001.8万元。2005年9月，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2006年9月30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宁波海曙金利泽物资有限公司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还款4455.7万元。拍得房屋后，于2004年6月18日双方签订《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以下称《利润分配协议》）。该协议经（2016）浙02民终字390号判决解除，对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后，实际对房屋共有权并未提出主张，因此法院对《共有权处置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未予以审理。《共有权处置协议》实际由被告王红光亲自手写，其意思表示真实确定。在协议抬头处有双方亲笔签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构成的全部要件，是独立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就返还4001.8万元购房款的诉请，（2016）浙02民终390号判决书中24页第13行载明“上诉人吴文蔚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王红光及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共同归还购房款4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其在原审中并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二审不予审理，其可另行主张”。4001.8万元购房款由原告向宁波日报社借得，后由原告向宁波日报社返还。现原告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被告王红光及红光公司应当归还原告代其支付的一半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综上，依据双方真实有效的合同约定，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50%的共有权利，并有权要求被告王红光及红光公司归还一半购房款。 被告方辩称，原告所陈述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手写稿，该协议仅为草稿，是原告与王红光在签订正式协议前，王红光单方考虑的协议手写稿，这份手写稿最后形成了正式稿，即2004年10月18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这份协议才是正式的协议，对双方有约束力。手写稿仅仅是单方手稿，不是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也没有经过双方的确认，不具有协议的效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至于购房款，红光公司于2006年9月30日已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还清4000万元借款及利息，所以归还宁波日报社经理部的款项系被告红光公司出资，在（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判决中，对该事实已查清，故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理认定，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原系朋友关系。被告红光公司原名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浙江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又于2007年7月18日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王红光为法定代表人。 2004年5月，拍卖公司登报公告，涉案房屋欲整体拍卖。同年6月17日，被告王红光以宁波大榭开发区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缴纳拍卖保证金200万元。同年6月19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一同至拍卖现场参与竞拍，被告红光公司最终以4000万元竞得该幢大楼。同日拍卖公司与宁波红光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确认了相关拍卖事项。同年9月24日，拍卖公司与被告红光公司就拍卖事项进行了变更，将竞拍价减少了300万元。原告与被告王红光口头达成协议，由原告出面融资，被告王红光以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原告按照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共向该报社借得款项4001.8万元（其中1.8万元为利息）。2004年7月5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向宁波红光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0万元；2004年9月23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又向被告红光公司指定的宁波市鄞州科威经贸有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1.8万元。被告红光公司已于2005年付清拍卖款，共计3900万元，其中包括支付拍卖公司的佣金200万元。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并支出了契税120万元及房产转让手续费2万元。 2004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签订了《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一、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二、甲方（被告王红光）用宁波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原告吴文蔚）用宁波红光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三、盈利分配及亏损承担：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如发生经营亏损，由甲方单独承担，乙方不承担责任。同年12月，被告红光公司对该幢大楼装修后，开办了红光罗浮宫家居馆。上述协议经（2018）浙民再189号判决确认解除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的增值收益3218.235万元；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1252.558074万元；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王红光应向吴文蔚的上述付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另查明，在2004年10月18日之前，被告王红光手写一份《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标题下甲方为王红光、乙方为吴文蔚，协议约定“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的义务和权益，双方在互惠互利、公平合作的基础上，作如下分工和权益分配。甲方的义务：借用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到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的义务：借用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甲乙双方在这次购买房屋及经营红光好家居开业的股份各占50%，但亏损100%由甲方承担，在以后的房屋出售或拆迁等处置由乙方决定”。落款未有甲、乙双方签名及日期记载。 又查明，原告吴文蔚曾于2013年5月21日向本院起诉被告王红光、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案号：（2013）甬海民初字第476号，案由：共有权确认纠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吴文蔚对登记在被告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或由被告王红光、被告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上述房产折现后的价款5100万元。本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原告吴文蔚的诉讼请求。原告吴文蔚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浙甬民二终字第614号民事裁定，裁定书中本院认为载明，上诉人吴文蔚与被上诉人王红光于2004年10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因该协议并未明确产权双方共有，仅明确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分配，因此，吴文蔚的主张与协议约定存在偏差，原审法院对此未作充分释明，程序不当，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4年12月29日本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案号：（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案由：合同纠纷，诉讼请求：解除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夏街5号整体大楼的协议》；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从2004年12月8日到协议被确认解除之日的涉案房屋经营利润50%；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涉案房屋50%增值收益，暂计2600万元，以法院委托评估价值为准，扣除原告购买时全额支付4000万元。本院经审理，判决：一、确认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于2004年12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夏街5号整体大楼的协议》于2015年1月21日解除；二、被告王红光向原告吴文蔚支付3218.235万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浙02民终39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即：确认吴文蔚与王红光于2004年10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于2015年1月21日解除；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的增值收益3218.235万元；二、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823.168074万元；四、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王红光应向吴文蔚的上述付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吴文蔚不服，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浙民申3440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终39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二、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终3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1252.558074万元，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原、被告陈述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对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是否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二、江厦街5号房产的购买款是否系原告支付。 对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对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理由是1.依据被告王红光手写的一份《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该协议是原告（甲方）与被告王红光（乙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在协议抬头处有双方亲笔签名，约定甲、乙双方在这次购买房屋及经营红光好家居开业的股份各占50%，明确涉案房产约定双方共有，是独立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2.（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只对2004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审理，对吴文蔚与王红光双方共同购买房产的事实给予肯定和确认，对双方共同享有涉案房产权益的事实给予肯定和确认，并阐明因原审阶段吴文蔚既未主张讼争房产购房款由其归还，也未主张对讼争房产享有共有权，所以不能对这两个诉请作出判决，但判决明确“合同解除并不必然否定吴文蔚基于共同购买的事实所享有的共同权益”。被告认为，该手写稿仅仅是单方手稿，不是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也无双方签字确认和落款时间，不具有协议的效力，原告之前已经表述是在手写稿的基础上签订了正式文稿，正式文稿对应的是草稿，且在之后形成了同样协议名称的机打正式协议，所以手写稿能够表示形成协议的过程。合作购买房屋并不涉及房屋的产权，（2013）甬海民初字第476号案件中，原告的诉称和法院的事实认定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王红光手写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明确了甲方为王红光、乙方为吴文蔚，但落款无双方签字确认和时间记载，仅能反映双方的协商过程，且在2004年10月18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因此该手写协议不具备合同形式要件，对双方无约束力。（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原告已分得涉案房屋的增值收益、经营利润，现江厦街5号产权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原告要求对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缺乏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争议焦点二，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来源，（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吴文蔚与王红光口头达成协议，由吴文蔚出面融资，王红光以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吴文蔚按照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共向该报社借得款项4001.8万元（其中1.8万元为利息）。2004年7月5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向红光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0万元；2004年9月23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又向红光公司指定的宁波市鄞州科威经贸有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1.8万元。红光公司已于2005年付清拍卖款，共计3900万元。那么款项来源清楚，该款是否是原告归还？原告认为，是原告在2006年9月30日委托案外人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归还，出借人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也确认收到，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明确和一致的，即出借人为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人为原告。有银行记账凭证一组、转账支票、宁波海曙金利泽物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财务处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及原告申请证人谢某（原光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负责财务融资业务拓展工作）出庭作证的证词可以证实。被告方认为，4000余万元款项归还的来龙去脉，在（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已经作了事实认定，系红光公司归还；对原告提供证据，并非新证据，银行记账凭证与转账支票与原告没有关系，二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对于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人谢某出庭作证的证词，因证人工作只负责融资，对具体资金往来不清楚，光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宇集团）对外有大量资金往来，难道对2016年9月30日这笔往来款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应以具体记账凭证为准，故不能证明系原告归还购房款。合议庭认为，2004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第2点中载明：“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但该款项未在约定的期限归还，而是在2006年9月30日通过案外人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归还购房款及利息4455.7万元。那么根据银行记录显示，金利泽公司2006年9月30日之前，账户余额为8366.82元；2006年9月30日与本案有关联的，案外人光宇集团汇入两笔2000万元，金利泽公司又汇给光宇集团2000万元，有红光公司的四张承兑汇票，面额分别为800万元、800万元、700万元，700万元，贴现后汇入2940.2万元（贴现公司为富阳宏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金利泽公司汇给红光公司450万元，汇给宁波日报社经理部4455.7万元。因金利泽公司与光宇集团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系原告筹集资金后借给光宇集团，及光宇集团汇入金利泽公司的款项是用于偿还原告借款的事实。至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财务处出具的《证明》、金利泽公司出具的《证明》，因要证明的事实涉及金额大，应结合具体的款项往来，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证人谢某的当庭陈述只能证明光宇集团与金利泽公司及原、被告之间有资金往来。故原告认为江厦街5号房产的购房款系原告支付，缺乏相应证据，对要求两被告共同归还由原告代其支付的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难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的诉称，因缺乏相应证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文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原告吴文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蒲巧俊 审 判 员  张静霞 人民陪审员  何凤瑛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吴益梅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