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7948号原告：卢某，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委托代理人：范依娜，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贺玲，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某1，女，197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林晓隆，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金龙，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邓某2，男，197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罗定市。原告卢某诉被告邓某1、邓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某的委托代理人范依娜、陈贺玲，被告邓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晓隆，被告邓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某诉称：本案被继承人邓某3于2009年11月24日死亡，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原告与邓某3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夫妻二人没有生育子女。郑建芳是邓某3母亲，于2016年2月26日死亡。邓某3的父亲早于邓某3死亡。邓某3的父母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被告邓某1、被告邓某2和邓某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五条和第十条规定，邓某3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且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原告和郑建芳。由于郑建芳生前没有分割邓某3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郑建芳继承邓某3的遗产份额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告邓某1和被告邓某2转继承。原告与邓某3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边路汇新街51号（以下简称：南边路房）；佳能相机1台。邓某3婚前个人财产有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仰星后街6号（以下简称：德政路房)；中国工商银行银山支行第A0779号保管箱（以下简称：保管箱）内财物一批。因此，被继承人邓某3遗产范围以及各继承人的继承遗产份额如下:(1)南边路房（房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22.37㎡)，房屋属于原告和邓某3婚后夫妻共同财产，1/2权益依法作为邓某3遗产进行分割。其中，原告依法继承1/4权益，加上原告共有的1/2海珠房屋权益，即原告依法占有3/4权益；两被告各自转继承1/8权益。(2)德政路房（房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46.78㎡)。其中，原告依法继承1/2权益；两被告各自转继承1/4权益。(3)保管箱内财物中，港币5310元属于被告邓某2个人财产；佳能相机1台属于原告与邓某3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其他首饰财物属于邓某3婚前个人财产，依法作为邓某3遗产进行分割。其中，原告依法继承1/2首饰财物权益；两被告各自转继承1/4首饰财物权益。另外，原告、邓某3于2006年10月25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海珠支行）签订《购房抵押贷款合同》，约定两人向中行海珠支行贷款人民币8万元用于购买南边路房。邓某3于2009年11月24日死亡后，由原告用个人财产偿还余下购房贷款，合计人民币54946.57元。南边路房属于原告和邓某3共同共有，1/2权益为邓某3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各继承人应当按照海珠房屋的继承份额比例清偿被继承人邓某3应当承担的购房贷款债务，即人民币27473.29元。因此，原告承担人民币13736.65元购房贷款，被告邓某1和邓某2各自承担人民币6868.32元购房贷款。由于原告已垫付购房贷款，因此，被告邓某1和邓某2应当分别向原告偿还上述购房贷款，合计人民币13736.65元。邓某3死亡后，原告继续居住在德政路房，但2012年9月底原告被邓某1采用野蛮手段赶走，自此德政路房一直由邓某1霸占，并以邓某1的名义出租给他人使用，每月租金不低于人民币2500元。现南边路房由原告占有使用。一直以来原告与两被告协商办理法定继承事宜，但两被告拒绝配合，也不停止霸占、出租越秀房屋，并侵吞越秀房屋的租金收益，已严重侵犯着原告的合法权益。由于原被告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且关系严重恶化，日常互不往来与联系，为最优化处理被继承人邓某3遗产，避免原被告日后因实现遗产权益问题再次产生纠纷，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现请求判令：1、原告依法继承邓某3留下的南边路房中被继承人所占的1/2份额由原告继承1/2份额、两被告各继承1/4份额；2、德政路房由原告继承1/2份额，两被告各继承1/4份额；3、原告依法继承邓某3遗留保管箱内财物，其中5310元港币属于被告邓某2的（不属于遗产范围），佳能相机、黄金项链1条、黄金项链（带心型吊坠）1条、黄金手链1条、黄金心型耳钉1对、黄金耳环1对、黄金戒指2枚归原告所有，其余金饰、宝石等归两被告所有；4、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由原告垫付南边路房的贷款54946.57元，要求继承人承担债务27473.29元，应该由继承人在继承的比例中扣减返还给原告，其中原告承担13736.65元购房贷款，被告邓某1和邓某2各自承担6868.32元购房贷款；5、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邓某1、邓某2共同辩称：一、德政路房实由被告邓某1与妹妹邓某3共同出资购买，该房1/2的产权应认定归邓某1所有，另外1/2的产权系邓某3的遗产。1、邓某1和丈夫黄达人一直在广州做生意，家庭经济收入相对比较好，想投资房产。2004年，邓某1投资购买了德政中路清水濠35号603房、文明路文德里33号702房。2、当时，邓某3主要是帮人看店，经济收入不高。出于考虑拉邓某3一把，邓某1就跟她一起出资购买德政路房，原业主是何艳玲，房产中介人员是郑茂霞。3、2004年6月23日，邓某1和丈夫黄达人协同原业主何艳玲、邓某3、郑茂霞一起在工商银行花地大道支行，由邓某1支取了人民币10万元，随即一同立刻前往芳村农村信用社缴交德政路房的涂销抵押款项。4、2004年何艳玲向广州市芳村农村信用社申请涂销抵押。5、德政路房的房产证原件一直是由邓某1保管和持有。6、在邓某3和何艳玲签署的《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的联系地址：东湖西路48号802房就是邓某1的居住地址，联系电话137××××0856就是邓某1的联系电话，使用至今。二、德政路房1/2的产权、南边路房1/2的产权和保险箱内物品等财物属于邓某3的遗产;上述邓某3的遗产，依法应该由邓某1母亲继承（邓某1和邓某2转继承）4/5的份额所有权，卢某继承1/5的份额所有权。(一）法律依据：1、《继承法》第二条、第十三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二）事实依据：1、邓某1母亲生于1940年2月14日，卒于2016年2月26日；邓某32009年11月24日过世时，邓某1母亲接近70岁。故邓某1母亲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2、邓某3生于1976年7月18日，卒于2009年11月24日，享年33岁。××××年××月××日，邓某331岁时与卢某登记结婚，一起生活2年10个月；而邓某1母亲及家人抚养邓某3长大成人，长达20余年。故，邓某1母亲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邓某3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依法可以多分。”3、邓某3的早逝给邓某1母亲带来致命的伤害和打击。从邓某3过世到邓某1母亲过世这6年多的时间内，邓某1母亲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经常头疼不己，几经治疗而能改善，导致出现脑萎缩，最终于2016年2月26日因脑癌去世。但是，至始至终，原告几乎没有探望过邓某1母亲，从来没有承担过邓某1母亲任何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更未尽其过作为邓某3丈夫，作为人家女婿应尽的一丁点抚养义务，如何有脸面去要求分割邓某3的遗产。故，原告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4、邓某32009年初怀上双胞胎，一直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进行定点产检的；2009年11月24日，己有身孕八个月的邓某3身体不适时，原告却舍近求远，不将邓某3送去更近更熟悉更专业的广东省人民医院救治，而选择将邓某3送去距离更远而且没有产科的广东省中医院进行救治，最终因抢救延误导致邓某3的死亡，一尸三命。故原告对邓某3的死亡存在严重过错，在继承和分割邓某3的财产时依法依情依理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经审理查明：郑建芳与其配偶婚后育有被告邓某2、邓某1及邓某3三子女，无收养子女。邓某3与卢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没有生育或收养子女。邓某3于2009年11月24日因“妊娠合并重症××、心肌炎”死亡，郑建芳于2016年2月26日死亡。原、被告确认郑建芳的配偶先于邓某3死亡，表示上述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涉案保险箱中的财物中，经原、被告于2018年11月29日清点后确认其中包括：港币5310元、佳能牌相机一部（型号DIGITALIXUS960IS）、黄金项链一条、黄金项链（带心型吊坠）2条、黄金手链3条、黄金心型耳钉1对、黄金花型耳钉1对、黄金耳环3对、黄金戒指4枚、银色戒指1枚、黄金碎料2个、蓝宝石1枚。双方认可上述港币5310元为被告邓某2的个人财产归其所有，同意佳能牌相机、黄金项链一条、黄金项链（带心型吊坠）1条、黄金手链1条、黄金心型耳钉1对、黄金耳环1对、黄金戒指2枚归原告一人继承取得，其余财物归两被告所有。针对原告提出的其余诉请，本院查明如下事实：一、南边路房及相应的银行贷款。该房产由原告与邓某3共同于2006年10月26日贷款购买所得，购买总价为11.7万元，其中8万元为向中行海珠支行所借贷款。邓某3去世后，原告继续清偿相应银行贷款，自2009年12月6日起至2011年12月21日止共偿还本息合计54946.57元，贷款已经偿还完毕。该房屋登记为原告与邓某3两人共同共有，原告确认与邓某3两人各占1/2份额所有权。原告提出被继承人邓某3去世时继承人只有原告及郑建芳两人，郑建芳去世后其继承的份额由两被告转继承取得。两被告则认为郑建芳在邓某3去世的时候郑建芳已近70岁，属于生活较为困难的继承人，在分配财产应该予以照顾；郑建芳生前抚养邓某3长达20多年，依法郑建芳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依法可以多分；邓某3过早去世对郑建芳造成很大的伤害和打击，最终因为脑癌去世，期间原告未对郑建芳履行任何义务，在分配遗产的时应该不分或者少分；邓某3在2009年怀上了双胞胎后一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进行产检，在邓某3怀孕8个月的时候突然不适，当晚被原告送去了离家较远的广东省中医院，当时中医院没有产科且情况危急无法转院，邓某3次日凌晨就去世了，故原告对此存在较大的过错。综上，两被告要求郑建芳应继承取得上述遗产中4/5份额，并由两被告继承取得。两被告为此提交邓某3于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检验报告单若干（检验时间为2009年5月、8月、9月、11月）及2009年11月24日广东省中医院的用药清单。其中2009年5月、8月的检验报告仅显示邓某3的血象小部分数值较参考值偏高或偏低，9月及11月仅就血糖问题进行了复查；广东省中医院开具的用药清单反映患者“急性左心衰、肺部感染、高危妊娠”。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当时邓某3怀孕未到预产期，产前检查并无异常，事发当晚邓某3诉说不适时即送去经常就诊的中医院，中医院查看无效后马上转院至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去世，但原告对此并无恶意也无过失，故不认可被告的意见。两被告另提出原告于邓某3身故后将南边路房出租收益而居住使用德政路房至2012年，相应的收益足可抵扣银行贷款，故不同意另行分担。原告确认南边路房一直出租至2012年迁出德政路房时止，每月租金600元。两被告未提交郑建芳生前存在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据。二、德政路房。经查，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留存的资料反映，邓某3于2004年7月8日与原业主何艳玲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邓某3以13万元的价格购买德政路房，邓某3于合同落款处作为买方签字确认，另记载其联系地址及电话分别为“东湖西路48号802房”、“联系电话：135××××8879、137××××0856”。另该房产原以产权人何艳玲登记在册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2004年6月24日何艳玲广州市芳村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申请涂销抵押；邓某3申请买卖，2004年7月8日房申字第××号存案。同年7月20日邓某3取得房屋产权证，该房屋登记在邓某3一人名下。原告表示该房屋由邓某3个人一次性出资购买所得。两被告提出房屋实由被告邓某1与邓某3共同出资购买，确因当时考虑邓某3未婚、再次出售办理手续方便而登记在邓某3一人名下，房屋购买价为16.5万元（其中10万元由被告邓某1出资、余款6.5万元由邓某3出资）。对于被告邓某1的出资情况，被告邓某1表示当时原业主要求帮其出资赎契以便办理过户手续，并要求一次性支付现金10万元，故邓某1夫妇、中介郑小姐、原业主及邓某3五人于2004年6月23日在邓某1丈夫黄达人的中国工商银行（芳村）账户中支取了10万元现金，后立即至房屋抵押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支付10万元办理涂销抵押手续，合作社收款后将房屋的产权证原件交给原业主，由原业主于次日到房管局办理涂销抵押手续；被告邓某1与邓某3对此事均予认可，故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而产权证原件一直由邓某1保管，且买卖合同中将邓某1的住址及电话作为联系方式，足可证实上述事实。两被告提交证据如下：1、德政路房房产档案资料及房屋查册表。2、邓某1与黄达人的结婚证，黄达人的身份证及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东湖支行账户（账号：36×××5*）存折及该账户于2004年6月23日的取款记录。其中取款记录显示当日自该账户中支取现金本金10万元及利息。3、郑茂霞（房地产中介）、黄达人、孔清晰（邓某3的朋友）的证人证言各一份。其中郑茂霞提交证人证言表示：“我自2003年起在房地产中介公司任职经理，曾在2004年4月期间介绍邓某1购买过一处房产，后邓某1表示如有值得投资的房产可以介绍。约2004年6月左右，德政路房原业主称要出售该房产，后邓某1带着邓某3一同前来我公司表示想购买，两人协商各出一半资金买下后转手。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我向两人建议房屋登记在未婚的邓某3名下，便于日后转让，最后以邓某3的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出资时，两人商定先由邓某1出资10万给业主赎契，房屋产权各人一半。后业主与两姐妹约定23日用现金办理，当时业主开车载上邓某1姐姐等五人去芳村农村信用社办理赎契手续，我见到邓某1从包里拿出现金在信用社办理赎契手续”。孔清晰提交证人证言表示：“我与邓某3相识多年，2006年再次相遇后在一次闲谈中，邓某3表示她买的房子是其与姐姐一起合伙买的。”黄达人提交证人证言表示：“我与邓某1是夫妻，2004年6月23日我本人与邓某1、中介郑小姐、业主何老师及邓某3一起在芳村的工商银行在我的存折中提取了10万元现金，马上拿去农村信用合作社帮何老师赎契，才能买卖房屋”。被告拟以证据2、3证实邓某1的出资情况。4、广州市东山区德政中路清水濠35号603房房屋产权证、广州市东山区中诚房产咨询服务部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广州市至欣服务有限公司中诚分公司营业执照、中介人员郑茂霞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显示上述603房房产的产权人为邓某1。被告拟证实邓某1在2004年期间大量投资购房的事实。5、德政路房的房产证。被告邓某1表示原件一直由其保管。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1的三性有异议，只能证明房屋由邓某3出资购买并登记在邓某3名下，邓某3享有房屋的全部所有权并属于其遗产。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3，证人证言均有异议，其中证人黄某被告邓某1配偶，两人存在重在利害关系；孔清晰、郑茂霞身份无法确认，对其证言不予认可。证据4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邓某1出资购买房屋，该证件为被告邓某1于2012年要求原告迁出德政路房时强行自原告处取走的物品。原告主张该房屋为邓某3的个人财产，其死亡时原告及郑建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由两人各继承取得1/2份额，郑建芳的1/2份额由两被告平均继承。两被告对该处房产的分配意见与南边路房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现无证据证实被继承人邓某3、郑建芳生前已留下合法有效的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故涉案遗产应按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处理。原、被告对以邓某3名义开设的保管箱内财物的分配问题已达成一致意见，可按当事人的意见处理。针对原告其余的诉请，本院查明认定如下：一、南边路房及相应的银行贷款。该房产为原告与邓某3共同购买所得并由两人各占1/2份额所有权，原、被告均无争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邓某3去世时，其法定继承人应为原告与郑建芳两人，如无特殊情况，两继承人可继承的遗产份额应相等。两被告提出郑建芳应可多分得遗产的理由，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主张其可继承的遗产部分仅来源于邓某3所占份额，原告并未要求继承取得郑建芳名下的遗产。且原告与郑建芳不存在血源或抚养关系，原告依法无需对其履行赡养义务。故两被告以原告未对郑建芳进行赡养、照顾为由要求原告少分得遗产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两被告认为郑建芳在邓某3去世时属于生活有困难的继承人，但未能就此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两被告提出原告对邓某3的去世存在过错。从两被告提交的邓某3进行产前检查的相关报告而言，当中并未显示邓某3存在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从邓某3的死因分析，邓某3最终医治无效死亡，其病发突然、病情发展快速应为直接原因，原告在原就诊医院未能就治的情况下已为其转院治疗，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对邓某3的去世存在过错而剥夺其继承权的依据。最后，上述法条中“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所指向的“扶养义务”，并不包括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而“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仅限于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的数年中。两被告以郑建芳抚养邓某3成年为由要求多分得遗产，于法无据。综上，两被告要求原告少分得遗产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述房产中邓某3所占1/2份额所有权应由原告及郑建芳各继承取得1/4份额，郑建芳所继承部分由两被告各继承取得1/8份额（1/4×1/2）。至此，原告可占有、继承房屋的6/8份额所有权，两被告各继承1/8份额所有权。涉案房产所涉贷款在原告与邓某3购房时已产生，应属于邓某3生前留下的债务。现原告已予清偿的贷款本息54946.57元，其中1/2即27473.28元作为邓某3应负债务部分，应由继承房产的继承人按其继承的比例予以分担。至于两被告提出原告在邓某3去世后出租房产所获收益应予抵扣的问题，因相应收益并非邓某3死亡时留下的遗产，且原、被告对此未能协商一致，故两被告对该部分财产可另案解决，其要求在本案中扣减，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告应承担上述邓某3应负贷款本息27473.28元的1/2即13736.64元，两被告各承担6868.32元，两被告应如数返还给原告。二、德政路房。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留存的资料反映，该房产由邓某3与原业主签订合同购买所得并登记在邓某3一人名下。被告邓某1主张该房产实由其出资10万元所购而应占有1/2份额所有权，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被告邓某1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审查被告提交的证据，其中房产档案资料及房屋查册表中邓某1从未作为购房人签订相关合同，而邓某1所述合同中留有其住址及电话号码，仅可证实相关住址及电话为购买人的联系方式，不能以此认为邓某1即为购房人之一。而被告邓某1丈夫黄达人的银行账户取款记录虽可反映黄达人当日取款的事实，但无法证实相应款项的具体用途。至于三名证人的证言，其中黄达人与被告邓某1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孔清晰确认其从邓某3自述得知房产为邓某3与其姐姐合伙购买，属于传来证据，上述证言的证明力较弱；另郑茂霞的证言中表示其“见到邓某1从包里拿出现金在信用社办理赎契手续”，不能证实该款项即为黄达人所支取的上述款项。其余证据即使可证实邓某1在同年大量投资购房、邓某1保管有德政路房产权证原件，亦不能推断得出德政路房由邓某1部分出资的唯一结论。鉴于被告邓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被告邓某1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即使被告邓某1所述的出资情况属实，在现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邓某3据此就所涉房产的权属进行过约定的情况下，被告邓某1要求确认其占有涉案房产1/2份额所有权，于法无据。至于被告邓某1的出资，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因此，该房屋应属于邓某3的个人财产，其死亡时原告及郑建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可各继承取得2/4份额所有权，郑建芳的2/4份额由两被告平均继承即两被告各占1/4份额所有权。本案受理费应由原、被告按所继承的比例分担。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边路汇新街51号房屋由原告卢某占有、继承6/8份额所有权，被告邓某1、邓某2各继承取得1/8份额所有权。原、被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协助对方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二、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仰星后街6号房屋由原告卢某继承取得2/4份额所有权，被告邓某1、邓某2各继承取得1/4份额所有权。原、被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协助对方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三、被继承人邓某3于中国工商银行银山支行开设的第A0779号保管箱中的财物分配如下：1、佳能牌相机一部（型号DIGITALIXUS960IS）、黄金项链1条、黄金项链（带心型吊坠）1条、黄金手链1条、黄金心型耳钉1对、黄金耳环1对、黄金戒指2枚归原告卢某所有。2、港币5310元归被告邓某2所有。3、黄金项链（带心型吊坠）1条、黄金手链2条、黄金花型耳钉1对、黄金耳环2对、黄金戒指2枚、银色戒指1枚、黄金碎料2个、蓝宝石1枚归被告邓某2、邓某1所有。四、被告邓某1、邓某2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各返还房屋贷款本息6868.32元给原告卢某。本案受理费1752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卢某负担10211元，被告邓某1、邓某2各负担3654.5元。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琳人民陪审员  薛正娟人民陪审员  袁柳芳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书 记 员  骆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