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91民初2099号原告：韩月沛，男，198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登记住址河南省南召县太山庙乡乡政府家属院131号，现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军，襄阳市樊城区长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学梦，系原告妻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及附楼2层#。负责人：蒋治文，系该单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韩月沛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月沛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军及耿学梦，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9339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9日23时左右，原告的妻子耿学梦驾驶其所有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行驶至樊城区××与××路交汇处红绿灯时，因车速太快导致该车与前两车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三车车辆损失。后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编号为4206012115038540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奔驰牌小轿车（鄂Ｆ×××××）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对该损失进行了相关赔偿及垫付。因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在被告处购买有机动车商业保险（保单号为10916063900229485030），作为被保险人向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保险等相关保险，本次事故的损失在承保的赔偿限额内，被告理应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后经原告多次要求理赔未果，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伪造，已经涉嫌犯罪。本次事故中存在驾驶员顶包行为，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其保险公司对原告的被保险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险及商业第三者险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3日，原告韩月沛在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双方签订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保单号为10916063900229485030，该保险单载明：投保人姓名为韩月沛；被保险车辆为鄂Ｆ×××××梅赛德斯“奔驰BJ6447F”多用途乘用车；保险期间为2017年5月5日00时起至2018年5月4日24时止；保险险种为：1、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217894.40元，保险费3722.76元；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保险费1479.79元；3、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保险金额217894.40元，保险费1029.72元；4、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保险金额10000元，保险费34.90元；5、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4座×1万元/座，保险费89.73元；6、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保险金额按条款执行，保险费80.93元。并载明“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0元/次”。保险费合计6437.83元。2017年7月9日晚10时52分，原告韩月沛所有的被保险鄂Ｆ×××××“奔驰牌”小轿车，沿春园西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与春园西路交汇处红绿灯路口时，因车速太快，追尾撞上正在该路口等红灯的牌号为鄂Ｆ×××××和鄂Ｆ×××××的两辆小轿车，发生三车连续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事故发生后，原告之妻耿学梦当即向襄阳市交通警察部门报警，并同时向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报案。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樊城大队接警后，派民警蔡波到现场进行勘察和处理。因耿学梦自称本次事故系其驾驶鄂Ｆ×××××“奔驰牌”小轿车车速太快追尾所致，愿意与受损的鄂Ｆ×××××及鄂Ｆ×××××车主进行协商解决，并愿意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民警蔡波即告知耿学梦与其他车主自行协商解决，故至今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同时，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接到报案后，也派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并分别对三辆受损小轿车出具《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其中，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维修价格为74048元；鄂Ｆ×××××“丰田牌”小轿车维修价格为12000元；鄂Ｆ×××××“风神牌”小轿车的维修价格为4750元，但三份定损报告没有受损车主及相关修理厂家的签字确认。后鄂Ｆ×××××“奔驰牌”、鄂Ｆ×××××“丰田牌”及鄂Ｆ×××××“风神牌”三辆小轿车被分别送往维修厂家进行修理。同年7月18日，襄阳天和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鄂Ｆ×××××“丰田牌”小轿车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维修费12000元。同年7月25日，襄阳红牡丹实业有限公司为鄂Ｆ×××××“风神牌”小轿车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维修费4500元；次日，襄阳市隆岘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又为该车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维修费2850元。同年7月31日，襄阳恒信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原告韩月沛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维修费为74048元。上述三车维修费共计93398元，原告韩月沛分别进行了垫付。此后，原告向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申请理赔，被告以其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伪造及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存在司机“顶包”为由拒绝理赔，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鄂Ｆ×××××“奔驰牌”小轿车是否存在司机“顶包”行为。针对该焦点，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提出，对原告韩月沛申请理赔时提交的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樊城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向交警樊城大队咨询核实，民警蔡波证实本次事故存在司机“顶包”的可能，因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并未出具事故认定书，故认为其承保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发生事故后存在驾驶员“顶包”行为，依照保险条款规定，司机顶包系故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应免除其保险赔偿责任。为证明该主张，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一份，其中第二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三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裁决书等）及其他证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提供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签订记录交通事故情况的协议书”。2、《投保人声明》一份，载明：“尊敬的客户，为了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将以下黑体字内容，在方格内进行手书，以表明您已了解投保内容，并自愿投保：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韩月沛在“方框”内亲笔填写了上述内容并签名确认。经质证，原告韩月沛提出交警部门只是怀疑存在司机“顶包”的可能、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坚称事故发生时，其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确系其妻耿学梦驾驶，并提交了耿学梦的有效驾驶证（证号为：42038119880202352X；准驾车型：C1；初次领证：2012年11月20日；有效期：2018年11月20日至2024年11月20日），还否认投保时收到过被告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和免责事项说明书，故要求被告予以理赔。为查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耿学梦“顶包”的事实，本院于庭后依法向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樊城大队进行调查，后者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你们出示的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第4206012113038540号认定书不是我大队制作的。另外说明，就该起道路交通事故，我大队未制作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院又询问当时的出警民警蔡波，该蔡证实：其到达事故现场时，发现受损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旁站着一名女性自称耿学梦、自称其驾驶该车车速过快与前两车发生追尾，并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其他受损车主也未提出异议；其见事故三方已经协商好，暂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后，其调取监控录像，发现事故现场属监控死角，看不到鄂Ｆ×××××“奔驰牌”小轿车驾驶员的录像，但监控显示事故前五分钟，该车系一男性驾驶，故一直无法向韩月沛作出事故认定书；一个月后，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拿着一份《事故认定书》向其咨询，其称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为此，蔡波还向本院播放了事故瞬间的监控录像，证实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确属监控死角，不能监控该车驾驶人的身份信息，仅能监控被追尾车辆的实况。经播放事故发生前5分钟樊城区长虹北路与王寨交叉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系由一名男性司机驾驶、耿学梦坐在副驾驶位置。这与耿学梦庭审时陈述的该车一直由其驾驶，其胞妹耿学瑞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内容相矛盾。经本院再次询问耿学梦，其陈述事故当晚10点多钟，其兄耿学武驾驶鄂Ｆ×××××“奔驰牌”小轿车从汉江北路与追日西路交叉路口处“圆梦茶艺”出发，沿汉江北路向南行使至春园西路路口，右拐直行到农工医院附近掉头，后耿学武在乔营小区附近下车，该车便由自己驾驶沿来路返回；经过春园西路与汉江北路交叉路口时，因车速过快造成追尾。当本院质问其为何与庭审陈述不一致时，其表示系受他人指使；询问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来源时，其称因交警部门不出具事故认定书，便通过朋友帮忙取得的，是否系交警部门出具的，其表示不知情。经质证，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认为耿学梦的陈述前后不一，属不诚信表现，并坚持认为耿学梦存在与司机“顶包”的行为且伪造事故认定书，依照保险条款规定，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被保险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在事故发生前五分钟的监控显示，该车系由他人（男性）驾驶；但五分钟后发生事故的现场因属监控死角，无法监控该车驾驶员的真实信息。现原告韩月沛主张事故发生时该车系由其妻耿学梦驾驶，并提交了有效驾驶证、维修费发票及垫付维修款的支付凭证，依法履行了举证义务。本案事故虽不能排除他人（男性）驾驶的可能性，但也不排除五分钟监控相隔的期间内改由耿学梦驾驶的可能性。故原告提出事故车辆系耿学梦驾驶的主张，依法享有证据优势。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虽辩称耿学梦存在与他人“顶包”的行为，但原告不予认可，且交警部门的监控录像也仅能显示事故发生五分钟前该车确系他人驾驶，并无直接证据证实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仍系他人而非耿学梦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因被告不能提供证据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故本院依法认定本案交通事故系原告之妻耿学梦驾车追尾所致。对被告辩称本案存在驾驶员“顶包”的理由，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免除保险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承担保险义务。本院认为，原告韩月沛为其所有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在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依约交纳了保险费；被告出具《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承保了原告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业务，双方依法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保险期限内，原告韩月沛允许的驾驶人耿学梦在夜间驾驶被保险车辆通过交叉路口时，因车速过快发生追尾交通事故，除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坏外，又撞损其前面正在等红灯的鄂Ｆ×××××“丰田牌”和鄂Ｆ×××××“风神牌”两辆小轿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夜间行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同车道行驶时后车应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标示行驶、遇有前面车辆停车排队等待不得强行超车。原告之妻耿学梦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时，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承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耿学梦分别向交警部门及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报了案，并积极主动与其他受损车主现场协商、自愿承担追尾造成的全部责任，未实施故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及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亦分别派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处置，被告并分别对三受损车辆进行定损，分别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确定三车的维修总费用为90798元。但该定损报告仅系被告单方面出具，原告韩月沛及各维修厂家并未签字确认，故该定损报告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三车损失应以实际维修产生的费用据实认定。现原告提交了向有关厂家支付维修费的转款凭证及三车实际维修费93398元的有效发票，其要求被告依保险合同予以理赔的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韩月沛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本院调查核实，并非交警部门所出具，原告为申请保险理赔需要，向被告提交虚假的事故认定书，其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依据。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辩称该事故认定书系伪造的理由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监控录像证实，引发本案交通事故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在事故发生前五分钟系由一男性驾驶；但事故瞬间属监控死角，仅能监控到其他被撞车辆的实况，不能显示被保险车辆是否仍系该男性驾驶员或者已改由耿学梦驾驶的现场真实信息。现因交警部门无法判明事故责任、不能依法作出事故认定书，但原告韩月沛已自认该事故系由其妻耿学梦驾驶被保险车辆所致；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虽辩称耿学梦属驾驶员“顶包”，但亦不能提供排除耿学梦驾驶的充分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故被告辩称本案存在驾驶员耿学梦“顶包”的理由属举证不能，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免除保险责任的理由，亦因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韩月沛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已含机动车损失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保险金额均高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且保险单特别约定“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0元/次”，故被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应全额赔偿原告垫付的维修费损失9339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韩月沛9339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0元，减半收取106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出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账号：17×××56，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姜    勋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怡帆（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