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19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保才，男，197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石林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楠，云南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明星，云南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林，男，196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建水县人，农民，住建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家富，男，195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建水县人，农民，住建水县。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云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审第三人：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官厅镇乌梅大凹子村。法定代表人：马保才，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马保才因与被上诉人张永林、童家富及原审第三人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宏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4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马保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交的合法证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然提供相关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的法律文书以证实存在负债的情况，但从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及形成时间显示，无法确认该债务是何时所负债务。”对此显然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首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民五初字第24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该债务发生在2013年甚至之前，并且债权人于2013年11月20日已经申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16年11月3日，在2013年为被上诉人经营期间，难道此时间点仍然不能确定债务形成的时间。其次，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7）云0402民初690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了此次纠纷发生的经过，可以明确的是该纠纷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双方签订《合伙协议》期间，该时间点上诉人并未参与公司经营也不享有公司股份，以上事实都是法律文件记载的事实。最后，屏边县人民法院（2017）云2523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云2523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分别处理的是永宏公司2016年2月至3月期间的电费和2015年张永林与案外人李彦玲之间5万元借款的事情，两个事情均发生在上诉人取得股权之前。上诉人难以理解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该债务是何时所负债务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法律文书中均由记载，都能证实债务发生的时间，即在上诉人取得股权之前。二、一审法院将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为一谈，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如存在债权债务的情况，双方应依据“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甲方原股东依法承担”进行处理，而一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三个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均系永宏公司，并且因永宏公司拒不支付2160万元的债务，债权人已经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既没有履行转让合同义务，也没有替永宏公司支付转让款，本就属于违约行为，更何况216.0万元的债务对于公司经营来说明显是属于巨额债务，公司根本无力承担，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如此重大交易信息，原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并未如实向被告陈述，声称对外债务已经还清，并承诺尽快办理公司探矿权的续期，但时至今日探矿权的续期任然没有办理，已经严重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2017年7月7日方才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询到相关执行信息，于是上诉人与2018年6月4日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张永林、童家富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为此上诉人提出了昆明、玉溪、屏边等法院的法律文书佐证其观点。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是断章取义，故意歪曲一审判决。一审判决书第六页对此问题有全面阐述。显然，一审法院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而是认为关于债务的问题不是本案需要解决的事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将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为一谈，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答辩人认为，将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为一谈的是上诉人，一审判决正确。正如上诉人所说，其提交的三份文书全部债务确定是永宏公司的，即是公司债务；而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上诉人购买答辩人个人的股份，双方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方式约定得具体明确，即便答辩人没有按约定处理，也不是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更何况，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行为，答辩人转让的个人股权是真实存在，没有任何隐瞒，没有附着任何债务，一审判决符合法律和事实。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答辩人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撤销的基础。2016年11月2日，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以406万元的价格收购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70%的股份，其中答辩人张永林转让的股权份额为20%，童家富转让的股权份额为50%，并对相关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答辩人转让公司股权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转让和受让行为均系答辩人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均规定该公司般权可以对外进行转让。答辩人及上诉人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了签名确认，双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意思表达真实，合法有效，应该依法履行。2016年11月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1月3日，双方共同到建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相关的变更手续，上诉人成为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与此同时，上诉人按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万元，对剩余转让款约定了付款时间，上诉人也接手了公司和公章。至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答辩人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未支付的386万元股权转让款成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股权已转移完毕，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答辩人实际履行，自然不存在要求撤销合同的基础。四、上诉人提出撤销协议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根据法律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的客体要合法。即须为《合同法》第54条所规定的几种合同：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除此之外的合同，当事人不得行使撤销权。本案中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未如实陈述告知，刻意隐瞒了重大交易信息，不是事实，上诉人对公司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答辩人对公司的情况没有任何隐瞒，故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原股东依法承担。”因此，即便公司存在债务，也是双方按约定处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不具备撤销协议的任何法定条件。特别说明，上诉人提出的各种法律文书，股权转让时根本不存在，答辩人也根本不知道，是案外人张永明的个人行为所造成，在此事上，答辩人也是受害人，不存在隐瞒。五、客观上本案股权的归属也无法恢复原状，上诉人是转嫁风险，恶意诉讼，从2016年11月3日，答辩人完全遐出了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截止上诉人起诉日，上诉人实际控制经营公司已有二年有余，其已经掌握了公司全部的商业秘密、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等，并且其对公司破坏性地经营，造成公司的各种损失起码在1500万元以上，公司基本上已经不会经营，上诉人正是为了转嫁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才恶意提起诉讼，现在如果重新变更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势必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违工商登记行为的公示、公信原则。六、上诉人的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所谓除斥期间，为法定的权利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55条第1项所规定的撤销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此规定与《民法总则》第152条所规定的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除斥期间是一致的。本案中，事情发生已经二年多，上诉人的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七、上诉人要求返还转让款220.9万元并赔偿违约金8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其余200.9万元上诉人是支付给张永明办理大理云龙金矿的采矿证，不存在支付给答辩人，股权转让款220.9万元的事实，更不存在返还的事实；而且，答辩人按照约定履行了法人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不应该支付违约金。相反，上诉人至今没有按约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386万元，属于严重违约，真正应该支付违约金的人是上诉人。永宏公司辩称，公司意见与上诉人意见一致。马保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双方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转让款220.9万元，并赔偿原告违约金8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日，原告马保才与第三人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永林、股东童家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该公司70%的股权转让归原告马保才享有，转让价款为406万元，并约定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股权转让前债权债务的承担及违约责任等事项。签订协议后，于2016年11月3日，被告与原告共同到建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及各股东所占股权比例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即变更前该公司股东为张永林（担任法定代表人）、童家富二人，各人所占股权比例为50%，变更后股东为马保才（法定代表人也变更登记为马保才、所占股权比例为70%）、张永林占股权比例为30%）、童家富为0%。经原告马保才与被告张永林于2017年4月1日核对，张永林确认于2016年10月19日收到马保才的付款20万元、2016年11月2日的付款20万元、2016年12月2日的付款2万元、2017年1月25日的付款的付款1万元、2017年1月26日的付款1万元，5次付款金额合计为44万元；其它款项支付到案外人张永明处。并以第三人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名义作出股东会决议，重新确认各股东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修订公司章程，任免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行政章及财务章移交给马保才保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各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付款确认书，被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任免职文件、公司交接清单、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营业执照》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各方当事人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原告所提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协议后，二被告已按合同约定为原告办理完成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即将原告马保才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股权比例为70%）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二被告的股东身份及所占股权比例也作了相应的变更登记，并将公司印章及管理权移交由马保才掌管，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而原告马保才在向被告支付部分转让费、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后而未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即未向被告付清相应的转让费。对原告以签订协议时，被告故意隐瞒该公司的重大交易信息，隐瞒公司有关涉诉及负债情况，是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所签协议为由，要求予以撤销该协议的请求，按双方所签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如公司存在债权债务情况，双方应依该条“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甲方原股东依法承担”的约定，对哪些债务是股权转让前就存在的、哪些债务又是股权转让后才产生的予以界定与明确，并按约定予以承担。原告虽然提供相关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的法律文书以证明公司存在负债的情况，但从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及形成时间显示，无法确定该债务是何时所负债务，及当事人之间应如何承担，对此问题不是审理本案需要解决的事项，当事人应按法律文书确定予以履行或者按协议予以处理。双方所签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所规定可撤销的情形，不具有可撤销事由，故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的事实及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因本院已不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请求，故对原告所提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支付的转让款220.9万元，并赔偿违约金80万元的请求，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保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70元，减半收取计15485元，由原告马保才承担。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6年11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签订协议后，二被上诉人已按协议的约定为上诉人办理完成红河永宏矿业有限公司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马保才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股权比例为70%）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二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及所占股权比例也作了相应的变更登记，并将公司印章及管理权移交由马保才掌管，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而马保才在向二被上诉人支付部分转让费、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后未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即付清相应的转让费。现上诉人仍以签订协议时，二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该公司的重大交易信息，隐瞒公司有关涉诉及负债情况，违背其的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所签协议为由，提出上诉主张。经审查，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或者可撤销的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且已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也无中止、中断等情形，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马保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马保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70元，由上诉人马保才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云涛审判员  何 江审判员  黄 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袁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