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6034号 原告：宁波市海曙裕顺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799539102M）。注册地：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冯家村；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沧海路1926号上东国际1号楼603室。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655号4楼。 法定代表人：戴立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熠鑫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1MA2AF53X4R）。注册地：宁波新材料科技城贵驷街道里洞桥村菜场东侧三楼。实际经营地：宁波市鄞州区沧海路1926号上东国际1号楼603室。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高新区皇冠花园二期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李洪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旖晔，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逸星，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岑峰，男，198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星贸易有限公司员工，住余姚市，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庆安社区13幢505。 原告宁波市海曙裕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顺公司）与被告宁波熠鑫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熠鑫公司）、岑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雯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8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戴立君及诉讼代理人张勇，被告熠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旖晔、陶逸星，被告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裕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熠鑫公司立即支付原告服装款680835元，被告岑峰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出卖T恤、摇粒绒外套给被告。原告按合同约定将T恤、摇粒绒外套送到指定港口，共计人民币760835元；原告于2018年6月28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原告与两被告于2018年8月1日签订了一份付款协议，被告岑峰作为担保人签了名。被告熠鑫公司仅向原告支付了80000元，剩余服装款680835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 被告熠鑫公司辩称，1.双方确实签订过两份购销合同，分别是摇粒绒外套和棉质T恤。棉质T恤的价款是3万多元，原告也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笔款项被告认可，也同意支付。2.本案争议的主要是70多万元的摇粒绒外套的购销合同。该份合同项下货物，原告在被告未验货、未收到被告通知出货到指定港口的情况下，擅自出货至港口，违反了合同第7条约定。3.根据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星公司）反馈，汇星公司出口后，国外客户发现质量有问题，提出了扣减价款甚至退货的请求。但因感恩节休假等原因，尚未正式发出文件。根据合同第8条约定，被告保留要求原告赔偿损失或退货的诉请。4.被告未验过货，也不清楚数量多少。但根据汇星的验货报告，原告的货物数量与合同一致。5.被告熠鑫服饰提供给原告价值4万多元的面料，应折抵。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被告熠鑫公司认可该40395元面料款系案外人债权，熠鑫公司需再核实是否已支付了该款项；并在庭后答复案外债权人为宁波珑颖服饰有限公司，双方约定该面料款由熠鑫公司支付，但熠鑫公司尚未支付。 被告岑峰答辩称，三方协议已经撕毁，不具有法律效力。其只是居中协调的角色，货款与其无关。3万多元的T恤其未参与过，与其无关。汇星公司是向熠鑫公司采购的，汇星公司再以自己的名义出口给外商。 原告裕顺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证据如下： 1.《购货订单》2份、邮件及进仓通知各1份、进（出）库单2份及装箱单，拟证明原、被告间就摇粒绒外套和T恤存在买卖关系，并对双方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原告已就70多万元的订单交货的事实。 2.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拟证明3万多元的订单项下的货物实际供货金额为31925元的事实。 3.三方协议（复印件）、通话清单、2018年8月6日出货当天下午的通话记录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与两被告就付款事宜达成协议，被告岑峰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上签过名的事实。 4.蒋剑勇QQ聊天记录和微信个人信息一份，拟证明装箱单已发送给被告熠鑫公司的蒋剑勇、原告已按约出货的事实。 5.支付凭证一份，拟证明80000元付款时载明“货款”，原告主张优先支付3万多元的T恤订单，因为该订单在前，且“货款”并非“预付款”；超出部分可视作摇粒绒订单的预付款。 上述证据经当庭出示，被告熠鑫公司对证据1中的《购货订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T恤订单无异议且对款项认可，但对摇粒绒订单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合同第7条“货物完成后，质量查验无问题，20个工作日后，凭增值税发票结清货款”的约定，原告要求付款的前提条件不存在；根据合同第6条“乙方将货物运输到指定港口”的约定，原告确有将货物运至指定港口的义务，但被告并未将出货通知、指定港口告知过原告，原告属擅自出货。现货物质量存在问题，根据合同第8条约定，被告方保留退货及要求原告承担经济损失的权利。对邮件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收件人和发件人均不是被告。发件人是“JESSICA”，是汇星公司的业务员；收件人是“yushun688”。被告对此不知情。对进仓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邮件内容被告亦不知情。对进（出）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进（出）库单上记载的货物就是本案讼争合同项下的货物。装箱单系原告自制，上面无被告签字，被告也未收到过该份材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80000元是预付款。对证据3中的三方协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因上面无被告熠鑫公司的盖章，也是未生效状态。通话记录的真伪不清楚，需被告岑峰陈述；从通话记录也可看出，原告直接出货是与岑峰联系的，而未与熠鑫公司联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认为不能看出聊天对象是谁，即使是蒋剑勇，对方也未作任何回复。 被告岑峰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合同与其无关；Jessica是汇星公司的业务员芦秋，进仓通知是Jessica发送给熠鑫公司的陈某的，因为该单货物从打样开始到出货，汇星公司都是和陈某联系的，陈某代表被告熠鑫公司；进（出）库单要与公司核实过，是给仓库的，不是给汇星公司的；装箱单收到过，因为汇星公司报关要用。证据2、证据4、证据5与其无关。证据3三方协议当时由陈某起草后，其是第一个签字的，想促进三方解决问题；但后来各方不同意，撕毁了。通话记录时隔较长，和原告法定代表人也打了多次电话，记不清是哪几次了，也无法确认录音中的声音是否是其本人。 被告熠鑫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7月25日、2018年8月2日检验报告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货有质量问题，汇星公司要求熠鑫公司担保出货、汇星公司由陈某带去验货的事实。认可7月25日这张在7月底、出货前收到，8月2日这张在出货后收到的事实；收到第一张检验报告后，验货人员去原告处看过，回来说不好；被告要求整改，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熠鑫公司就该摇粒绒订单的跟单人员是陈某，QC是夏某。 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认为没见到过；但自出货至本案诉前调解，甚至在原告向熠鑫公司催讨货款时，其均未提出过质量问题，且至今也未收到过国外客户的书面异议，故不认为涉案货物有质量问题；如被告主张质量问题，应当提出反诉。被告岑峰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可是其出具的，并表示：报告中的蓝色方框是印刷问题，不表示汇星公司选择了该项；担保出运的意思是出货后客户未提质量异议再付钱；其是在办公室打印出来后再拿给熠鑫公司的，分两次拿，时间大概在7月底8月初，一张在出货前拿去，一张在出货后拿去。 被告岑峰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陈某和汇星公司员工Jessica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汇星公司已在8月6日将进仓通知发给陈某，“工厂”指的是裕顺公司。 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既然岑峰担保了，应该发给裕顺一份，这也能反证原告按约出货了；陈某是戴立君女儿，并非裕顺公司员工，大概在7月从熠鑫公司离职；该单业务由陈某代表熠鑫公司与原告沟通，其离职后，也帮忙与汇星公司联系过。被告熠鑫公司认为之前陈某一直代表熠鑫公司，所以才会和Jessica说发到这个邮箱。 审理中，本院依据原告裕顺公司的申请，准许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证人夏某当庭陈述：其现在宁波博望服饰有限公司上班，曾于2018年4月1日至8月8日期间在被告熠鑫公司上班。当时面试的是公司的蒋总，即蒋剑勇；证人一直以为其是法定代表人，直至离职才知道是李洪娟。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戴立君之前不认识，通过公司的摇粒绒订单跟单后才认识。与岑峰之前不认识，也是通过跟单后认识的，见过岑峰本人也知道其姓名。原、被告之间只有这一个单子，证人负责查看质量和出货期，质量为主。该订单只有证人一个跟单。证人和陈某认识，以前是同事，证人是跟单，陈某是理单，即将订单中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工序怎样、哪里要定标、哪里要做拉链确定下来，然后交由跟单发给工厂做，并由跟单盯单。理单一般不用跑工厂，由跟单跟工厂；对外联络一般由理单负责。证人在跟摇粒绒订单时有发现过质量问题，并把发现的问题告诉原告工厂组长要求改正。老问题改正，新问题也会出来，如此反复。证人发现问题跟原告联系，报告写好后也会给熠鑫公司的蒋总；大问题要书面向领导报告。证人通过微信发送过验货报告给陈某，7月25日还有些问题。（提供与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7月25日的验货报告。）发送给陈某的时候不清楚其是否还在职，但认为陈某代表熠鑫，因为她是理单；也可以代表工厂，因为她是工厂法定代表人的女儿。最后出货前由证人陪汇星公司的芦秋（即Jessica）一起验货，证人之前提出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货是好的，符合出货标准。查货时客人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但都在误差允许范围内，没什么大问题。查好后证人还问客人，他们说基本没有问题，能出货。验货的单子应该由汇星公司出具，证人不知情。最后验货的时间大概是8月2日或者3日这样。包括最后一次验货，证人总共验货5次。证人验货的标准是凭工厂量产前的样衣，以及证人的经验。按照行业惯例，验货后客人一般在两三天内会出报告，最终出货报告必须给公司书面报告或邮件。行业内有担保出货，一般在客人看出来货有问题时用，付款期要三个月；外国客人如提出索赔、打折，以书面形式给公司，公司再给工厂。 该证人证言经各方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已经明确涉案货物符合出货标准；认可知晓7月25日夏某反馈的质量问题，原告整改了，且被告又查过货，只是未留书面记录。被告熠鑫公司认为，证人提供的7月25日的验货报告上记载了四个问题，与汇星公司的检验报告记载的问题能够吻合；证人的验货报告上记载了必须修改好，否则不得出货，但从汇星公司的检验报告上看，证人提出的问题并未改正。双方合同约定货期是7月25日，但在7月25日时，原告的货还存在大量质量问题。证人表明验货凭经验和样衣，客人对货物的凭判标准决定货能不能出。通过证人可以证实，证人并不清楚陈某在7月25日时是否还是被告熠鑫公司的员工。被告岑峰认为，分两次检验是因为货是分两批做好的，八千和一万多件；查货是以汇星公司为标准，证人只是陪同人员；应由证人代表熠鑫公司出具查货报告给原告，至于出没出其不清楚，汇星公司只需和熠鑫公司联系。 本院另依职权通知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当庭陈述：其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戴立君的女儿，现在原告公司上班；其曾在2018年4月2日至7月中旬期间在被告熠鑫公司上班，但因其上班期间基本没见过法定代表人李洪娟，故与李洪娟不熟；其认识被告岑峰，岑峰是客户。其是摇粒绒订单的理单，即将客户信息直接交接给工厂，同时交接熠鑫公司。摇粒绒订单除了证人，负责的人还有熠鑫公司的跟单夏某、熠鑫公司负责生产的张秀娣，以及熠鑫公司蒋剑勇。夏某要去工厂看，然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公司；张秀娣对服装质量进行大体把控。证人在订单尚未完成就离职了，知情人包括芦秋、夏某和工厂方。但因7月份开始蒋建勇把证人手中的资料都拿走、邮箱封掉了、公司电话停机，而蒋建勇本人长期不在公司，故未进行交接。就查验情况，证人知道有两家公司来查验，也收到过一份夏某通过微信发给证人的验货报告；其他情况不知道，因为查货不归证人管。证人离职后并未去裕顺公司帮忙。（经查看）证人认可和Jessica的邮件、微信往来内容。证人认为Jessica发这些内容给证人的原因可能是Jessica认为证人在工厂，且之前都由证人和Jessica联系。证人告知工厂邮箱是因为证人已经离职，无权代表熠鑫公司接收材料了，Jessica要么发给熠鑫公司，要么发给工厂；而Jessica告知证人已经发给熠鑫公司过了。但熠鑫公司没有发给原告，如果客户要求出货，那就发给工厂。证人认可收到夏某发给证人的验货报告。Jessica去工厂验货，证人以工厂方的身份陪同，跟单夏某也在，验货共两次，大概在7月25、26日，8月2、3日。 该证人证言经各方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并认为陈某在7月中旬已离职，之后其在订单中的角色应该是帮忙的性质，没有义务；故7月之后的事情应以跟单夏某的陈述为准。被告熠鑫公司认为，证人并未明确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也未办理离职交接；证人自述与被告、芦秋说过离职之事，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证人与芦秋的沟通均涉及订单，故岑峰和芦秋应该认为证人是熠鑫公司员工才与其交接订单。被告岑峰不发表质证意见，但认为，陈某离职没有正式告知汇星公司；进仓单其给熠鑫公司发过，意思就是可以出货，但是要担保出货。 前述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分析如下：原告证据1中的《购货订单》、邮件及进仓通知有原件，与本案存在关联，且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合同所载权利义务均予以认定，并认定Jessica即芦秋，是汇星公司员工，其于2018年8月6日将进仓通知发送原告的事实；进（出）库单有原件，从库位、板号、件数、货物唛头等内容虽看不出是涉案合同项下货物，但委托单位“上海凯玛国际货代”、进仓编号KMS1808007A、仓库名称和地址、查货电话、进仓时间均与Jessica发送给原告的进仓通知一致，且原告提供了装箱单对货物规格和件数进行了说明，两被告亦未明确对货物数量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进（出）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原告拟证的交货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5有原件，且被告熠鑫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中的三方协议系复印件，原告未能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不予认定；通话清单有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通话记录因被告岑峰对真实性不予承认，且本院对三方协议不予认定，故其即使真实，亦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亦不予认定。证据4系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孤酒恋人”、“有钱没处花”就是蒋剑勇，且本院已对出货事实予以认定，故对该证据不再认定。 被告熠鑫公司提交的两份检验报告，被告岑峰承认由其出具，时间与证人夏某、陈某陈述的最后查货时间基本一致，部分内容与证人夏某7月25日发送给陈某的验货报告相同或类似，故本院对真实性及其所载内容均予以认定；但原告认为没有见到过，且两被告亦无证据证明送达过原告，故本院认定原告未收到过该两份报告。质证过程中，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关于7月25日之后被告熠鑫公司就该检验报告下的货物又查过货的事实说法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岑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证人陈某对内容认可，且能与邮件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并认定Jessica于2018年8月6日将进仓通知发给原告的事实。 关于证人证言，陈某陈述的最后两次验货时间与汇星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基本一致，夏某和陈某关于最后验货的人员为熠鑫公司跟单夏某、陈某、汇星公司芦秋的说法一致，两证人关于7月25日微信收发夏某出具的验货报告的陈述一致，本院对上述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予以认定，并认定最后验货方为原告、熠鑫公司、汇星公司三方。综上，结合原、被告陈述、举证，法庭调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8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熠鑫公司签订《购货订单》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T恤，合同价款为30450元，货物完成后，质量查验无问题20个工作日后凭增值税发票结清货款。后实际交付货物金额为31925元，原告已于2018年6月28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7月5日，原、被告签订《购货订单》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摇粒绒外套，合同价款为728910元，原告将货物运输至指定港口，货物完成后，质量查验无问题20个工作日后凭增值税发票结清货款。熠鑫公司就摇粒绒订单的负责人为理单陈某（中途离职），跟单夏某，汇星公司就该订单的负责人为被告岑峰和案外人芦秋。2018年7月25日、8月2日，陈某、夏某和汇星公司的芦秋在原告工厂进行最后验货。7月25日验货后，夏某制作验货报告发送陈某；后被告熠鑫公司就该批货物又验过货。汇星公司分别出具检验报告两份，载明货物有线头较多、内领包领带车在不平且没有包进、口袋嵌线有高低等问题，并在特别说明处载明“货品存较多问题，为了减少损失，担保出货，再收到客人货款后支付给贵公司”。该两份检验报告已送达熠鑫公司,熠鑫公司未送达原告。2018年8月6日，汇星公司的芦秋将进仓通知发送原告，原告于次日将摇粒绒订单项下货物送仓至指定港口。被告熠鑫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支付原告8万元，用途载明“货款”。 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熠鑫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就T恤订单的货款无争议，本案争议的主要是原告主张摇粒绒订单的货款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付款方式，摇粒绒《购货订单》第7条约定为“货物完成后，质量查验无问题，20个工作日后，凭增值税发票结清货款”。原、被告三方于2018年7月25日、8月2最后验货，且就7月25日的货物又验过货，货物虽存在线头较多、内领包领带车在不平且没有包进、口袋嵌线有高低等问题，但熠鑫公司在收到汇星公司的反馈后，并未向原告反馈，更未作出要求进一步整改或者不得出货的意思表示。即使其关于出货前来不及通知的理由成立，但其在货物出运后至本案被诉前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亦未向原告提出质量问题，故本院认为涉案货物质量经查验已符合出货条件，检验报告记载的问题属于可接受的误差范围。结合汇星公司“担保出运”的特别说明，可推定熠鑫公司亦同意担保出运。但检验报告是熠鑫公司和汇星公司之间的文件和意思表示，原告既未收到过，也未作过是否同意担保出运的意思表示，故“担保出运，在收到客人货款后支付给公司”的条件，并不能约束原告。订单项下货物已于8月7日进仓，货物已于该日完成。虽然原告需在20个工作日后“凭增值税发票结清货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的规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的通知》第十一条“专用发票应按下列要求开具：（一）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二）字迹清楚，不得压线、错格；（三）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财务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四）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对不符合上列要求的专用发票，购买方有权拒收”的规定，原告开票需由熠鑫公司提供开票资料，否则可能发生发票栏目信息错误、购买方拒收等后果。但熠鑫公司明确拒绝支付货款，亦未提供开票资料，原告未开票系因被告原因致开票不能；且原告已书面承诺，只要熠鑫公司提供开票资料，其即依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本院认为原告请求付款的条件成就，被告熠鑫公司尚欠原告裕顺公司的货款为680835元（728910+31925-80000）。现熠鑫公司欠款不付，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熠鑫公司支付上述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熠鑫公司主张在本案中抵扣40395元面料款，但该面料款的债权人为案外人，并非熠鑫公司；被告尚未向案外人支付该面料款，也未取得案外人债权转让的书面材料并通知原告，故其要求抵扣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岑峰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为被告岑峰在三方协议上签了字，但三方协议并无原件，真实性难以认定；且甲、乙、丙三方分别为汇星公司、熠鑫公司、裕顺公司，而落款处仅有岑峰、蒋剑勇签字，无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且汇星公司、熠鑫公司亦未追认，故其即使真实，亦未成立。协议第4条虽有岑峰个人作出担保的约定，但因被担保的主合同未成立，担保合同亦无法成立并生效。故原告要求被告岑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熠鑫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裕顺服饰有限公司价款68083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宁波市海曙裕顺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0608元，减半收取5304元，财产保全费3970元，诉讼费用合计9274元，由被告宁波熠鑫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雯雯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赵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