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民终1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永科（曾用名林初柯），男，195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凤，女，196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占锦，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成（曾用名黄玉城），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悦，女，199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泉，福建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博山，男，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贵，男，196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美云，女，195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上诉人林永科、杨玉凤因与被上诉人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5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永科、杨玉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占锦，被上诉人黄玉成及其与林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泉，被上诉人陈博山、林文贵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美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永科、杨玉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起诉请求；诉讼费用由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主观恶意依据不足。从《协议书》表述看，黄玉成等认可《房权押抵协议书》系抵押合同性质。对于债权未实现，法律允许的处置方式只有向人民法院主张债权、实现担保物权，而不能自行处分房屋。《房权押抵协议书》系债务到期前所做的约定，其中“到期未还，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属于流质条款而无效，据此处分行为无效。退一步讲，省高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认定“进行处理”所指不明确，不足以确定甲方到期未清偿债务时，乙方有权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黄玉成等无权径行将房屋处分给自己。黄玉成、陈博山未经林永科同意、到场办理手续，依据《协议书》自行到房屋登记部门变更房屋产权，可见存在主观恶意。二、一审推断房屋价值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的债权相当，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债权债务金额低于房屋价值，并由林永科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根据《房权押抵协议书》及一审陈述，债权凭证是由黄玉成等一方执掌的。变更产权登记时，林永科未到场，也不知情，不存在借条等凭证返还给林永科的事实。第二，《房权押抵协议书》系抵押协议，未履行协议的后果为设立担保物权，不应由债权人自行处分。处分行为侵犯了林永科房屋权益。第三，现实生活中，提供价值远高于债权本金房屋做担保的事例比比皆是，一审法院认为提供的房屋价值与债权相当，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四，黄玉成、陈博山在行政诉讼中陈述，通过姐夫林加才借给林永科的。从多次庭审陈述看，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的内部关系是平均的。而《协议书》约定黄玉成、陈博山各自补偿1.5万元给林悦、林加才，可推算债权债务金额为6万元左右。从这个角度而言，黄玉成等处分行为也严重损害了林永科的权益。 黄玉成、林悦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协议书》在《房权押抵协议书》基础上为实现各自债权作出的内部约定与处分，属于合法有效合同。1.《房权押抵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不是抵押合同，不存在所谓的流押条款。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了林永科关于《房权押抵协议书》未生效及部分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2.《协议书》是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在《房权押抵协议书》基础上为实现各自债权作出的内部约定与处分，符合意思自治原则。两份协议的主体一致。《协议书》旭在债务宽展期限届满后，林永科仍未偿还借款本息的前提下，黄玉成等为实现各自债权作出的内部约定和处分。“处分价款三万元”系黄玉成、陈博山分别作出的补偿，林加才、林悦放弃对房屋的处理权，并非林永科主张的以3万元处分价值17万元房屋。该约定合法有效。二、林永科、杨玉凤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也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及至签订《协议书》之前，林永科、杨玉凤未再偿还借款本息。黄玉成等所享有的债权（借款本金40万元，月息3%）远远超过抵债物当年实际价值。《协议书》是黄玉成、陈博山等债权人内部约定，不损害林永科、杨玉凤合法权益。林永科、杨玉凤将抵债物交付黄玉成、陈博山，且双方共同居住在房屋所在地长达20年。根据借贷习惯，林永科、杨玉凤等交付抵债物之后，借条等原件相应交还林永科、杨玉凤，也未再向其主张民事权利。原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由此产生的举证责任在于林永科、杨玉凤。 陈博山辩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林永科无权对《协议书》内容是否有效提起民事诉讼，林永科作为原告起诉诉讼主体不适格。林永科主张《房权押抵协议书》的条款属于流押条款，属于无效。此协议与此不同，不能对此提起诉讼主张无效。林永科主张《协议书》无效，须确认1997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无效。林永科、杨玉凤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林文贵同意黄玉成、林悦答辩意见。 黄美云未作答辩。 林永科、杨玉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林悦、林加才、黄玉成、陈博山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997年3月18日，林永科取得座落于大田县房屋的所有权证，该田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产权来源为1996年12月翻建，层数7层，建筑面积1169.29平方米。 1997年11月28日，林永科作为甲方，林加才、林悦、黄玉成、陈博山作为乙方，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载明甲方因生意需要向乙方借贷一定数量的资金，无法按时偿还本金及利息，双方协商如下：一、甲方自愿将私宅第二、三层房屋押抵给乙方；二、乙方同意甲方将私宅楼第二、三层房屋作为抵押物；三、自本日（1997年11月28日）起甲方不得将私宅第二、三层房屋押抵给任何第三方；四、甲方将向乙方借贷资金及利息全部偿还后，乙方自行将抵押书交还甲方；五、甲方偿还乙方的借贷资金期限为三个月整（即到1998年2月28日），到期未还，乙方有权对其押抵房屋进行处理。 1999年6月24日，林悦、林加才作为甲方，黄玉成作为乙方，陈博山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丙三方曾借贷资金给林永科经商，林永科将坐落于私宅第二、三层房屋抵押给甲乙丙，并约定至1998年3月28日止，若林永科无力偿还借贷资金，则甲乙丙有权对其抵押的房屋进行处理。事至今日，林永科仍无法偿还借款，据抵押协议和房地产法律法规规定，三方对抵押物进行处分，经三方协商，具体处分如下:私宅第二层房产归陈博山所有；私宅第三层房产归黄玉成所有；处分价款3万元；乙、丙方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应得款，甲方在收款后即放弃对房产的处置权，房权归乙、丙方所有，并向县房管所审批办理有关手续。 1999年6月25日，黄玉成、陈博山申请办理房屋登记，并缴纳相关税费，其中，第二、三层房屋的契税计税金额为169264元、营业税的计税金额为30000元。2000年4月21日，大田县人民政府向黄玉成颁发第三层、发证字号03264的房屋所有权证，向陈博山颁发第二层、发证字号03263的房屋所有权证。 林加才于2007年6月去世，黄美云、林文贵分别系林加才的妻子、儿子。 2017年4月5日，林永科、杨玉凤诉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1.林永科、杨玉凤与林悦、黄玉成、陈博山、林加才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权抵押协议书》未生效；2.上述《房权抵押协议书》中的“到期未还，乙方有权对其押抵房屋进行处理”的条款无效。2018年4月27日，该院作出（2017）闽0425民初6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林永科、杨玉凤的上述诉讼请求。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林永科以大田县国土资源局、大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分别以黄玉成、陈博山为第三人提起房屋行政登记诉讼，要求撤销黄玉成、陈博山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溪县人民法院以林永科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林永科不服，提起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4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行再3号、4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撤销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4行终7号行政裁定、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2017）闽0421行初13号行政裁定；二、指令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一审法院对争议焦点分析认为： 一、关于林永科、杨玉凤是否为原告的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可见第三人若认为他人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损害其利益的，可以主张合同无效。本案中，林永科、杨玉凤虽不是《协议书》的相对人，但该《协议书》约定处分的系林永科、杨玉凤所有的房产，林永科、杨玉凤基于被处分的房产认为损害其利益的，有权提起诉讼确认该《协议书》是否有效，因此，林永科、杨玉凤系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对被告关于林永科、杨玉凤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不予支持。 二.关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是否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并损害林永科、杨玉凤利益的问题。对于林永科、杨玉凤在诉状中主张黄玉成、陈博山明确表示过从未向林永科出借过款项的问题，黄玉成、陈博山对此予以否认，且黄玉成、陈博山系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的相对人，林永科、杨玉凤对该事实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林永科、杨玉凤的陈述，是否具有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利益，系指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以30000元的价格处分了第二、三层的房屋。对此，该院分析认定如下：1.《协议书》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依据《房权押抵协议书》中“到期未还，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的约定订立的，因此，无法直接认定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订立《协议书》在主观上具有恶意。2.根据林永科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权押抵协议书》，虽然该《房权押抵协议书》对债权债务的金额未予明确，但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因借贷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林永科、杨玉凤对被告主张债权有借款本金400000元予以否认，现双方也未对债权债务的金额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根据黄玉成一方的陈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后已将借条等债权凭证返还给林永科，说明变更登记后，黄玉成等不再向林永科主张债权，故对黄玉成一方而言，应视为其与林永科的债权债务已结清。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协议书》获取的利益系对林永科债权的实现，该债权的实现系通过处分林永科用于抵押或押抵的房产方式，则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处分房产以对抵对林永科的债权，是否如林永科所述该两层房屋价值当时市场价格近17万元，而以30000元的价格被处理，即对抵的债权仅为30000元，对抵的债权远低于房产的价值？黄玉成等辩解《协议书》中“处分价款30000元”的约定系债权人内部之间的补偿，而不是指对林永科的债权仅为30000元。那么《协议书》签订时或变更登记前，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是否为30000元？首先，林永科作为债务人同意提供第二、三层房屋作为抵押或押抵，因双方对债权债务金额均未能举证证明，视为林永科认可该两层房屋的价值与其债务的金额具有一定的相当性，一般而言，若所负债务金额不超过其中一层的房屋价值的，债务人无需再提供另一层房屋作为抵押，另根据林永科、杨玉凤关于该两层房屋当时市场价格近17万元的陈述，故无法认定双方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时债权债务的金额为30000元或少于30000元。其次，自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至于1999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期间，林永科作为债务人是否有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林永科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林永科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无法认定上述期间双方的债权债务的金额有所减少。第三，根据林永科、杨玉凤提供的契税完税证、税收完税证，可以证实黄玉成、陈博山变更登记时缴纳第二、三层房屋契税的计税金额为169264元、营业税计税金额为30000元，其中营业税根据1999年的税收政策，营业税系按房屋销售价减去原价的差额计征。故依据《协议书》中约定的“处分价款30000元”及营业税的计税金额为30000元，无法认定签订《协议书》时，林永科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之间的债权债务的金额为30000元。综上，林永科、杨玉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的《协议书》系以第二、三层房屋处分了双方的债权或债务30000元的事实，也无法认定对抵的债权或债务金额远低于被处分的房产的价值，因此，林永科、杨玉凤关于《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的《协议书》处分了合同以外第三人林永科、杨玉凤的房产，林永科、杨玉凤若认为该《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的，有权提起诉讼确认该《协议书》是否有效，故林永科、杨玉凤系适格主体。《协议书》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依据《房权押抵协议书》中“到期未还，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的约定订立的，故无法直接认定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订立《协议书》在主观上具有恶意，且林永科、杨玉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协议书》签订时，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为30000元，故也无法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的“处分价款30000元”及营业税的计税金额为30000元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以第二、三层房屋处分了双方的债权或债务30000元的事实。因此，对林永科、杨玉凤主张《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应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黄美云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主动放弃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林永科、杨玉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由林永科、杨玉凤负担。 二审中，林悦提交《借条》一份，证明林永科向林悦借款10万元、月息3%。经质证，林永科、杨玉凤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款主体不是林永科，而是兴隆股份发电站。本院对《借条》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在合同确认无效之前，恶意串通的合同双方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提请确认合同无效，故第三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对于合同履行存在利害关系的，有权提请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中，林永科、杨玉凤以《协议书》的签订人恶意串通，侵害其作为讼争房屋所有权人利益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经审查，林永科、杨玉凤主张《协议书》签订人林悦、林加才、黄玉成和陈博山恶意串通处分房屋，侵害其合法权益，不能成立。案涉《协议书》是《房权押抵协议书》的延续，林永科、杨玉凤曾诉请确认《房权押抵协议书》未生效以及部分条款无效，生效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房权押抵协议书》约定，林永科应于1998年2月28日前偿还借贷资金，“到期未还，乙方有权对其押抵房屋进行处理。”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进行处理”就双方意思表示而言，应包含：1.处理的前提是甲方(林永科)到期未清偿债务；2.乙方(林加才、林悦、黄玉成、陈博山)进行处理得到甲方的授权；3.处理的结果用以抵偿甲方债务；4.处理方式约定不明，可能为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清偿原债务。在林永科未按期清偿债务时，债权人黄玉成一方继而在案涉《协议书》中约定房屋处理，不违反《房权押抵协议书》关于乙方有权“进行处理”的意思表示，难言存在恶意。本案亦无证据证实黄玉成一方对林永科享有的债权明显低于案涉房屋价值。本案系林永科、杨玉凤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应就其主张黄玉成、陈博山、林悦等恶意处分房屋的行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林永科、杨玉凤未提交证据证明黄玉成等享有的债权与房屋价值严重背离，应承担不利后果。就林永科、杨玉凤上诉状关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各自享有均等的债权，房屋价值17万元的陈述，债权人之一林悦提交了1997年4月28日林永科在借款人处签字的《借条》一份，载明借款本金10万元、“月息按三分计算”。因此，本案黄玉成、林悦、陈博山等债权人一方就其反驳主张，初步完成举证责任。至于《协议书》约定“处分价款三万元”问题。《协议书》系林悦、林加才与黄玉成，以及陈博山三方就房屋处理进行内部约定，结合该三方对林永科享有债权的事实，以及《协议书》第四条关于黄玉成、陈博山一次性向林悦付清应得款，林悦放弃对房产的处置权的约定内容，可知“处分价款三万元”系约定黄玉成、陈博山向林悦支付三万元作为对价，由黄玉成、陈博山享有房权，林悦放弃处置权。故《协议书》并非约定讼争房屋作价三万元进行处理。综上，林永科、杨玉凤主张《协议书》以3万元处分其价值17万元房屋，损害其合法权益，应属无效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林永科、杨玉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林永科、杨玉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贵良 审判员  王瑞峰 审判员  程哲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王晓婷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