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96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平，男，196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理工科技大厦**。负责人：马廷德，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蕾，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军，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廷德，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蕾，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军，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伟石律所）、马廷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62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京0108民初6247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刘建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伟石律所、马廷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的内容涉及律师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内容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并未提及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规定，法律不允许设立所谓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须共同经营管理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内容不得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因合伙人变更需要修改合伙协议的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二、本案诉争协议虽使用了“合作协议”字样，但内容却涉及了伟石律所经营管理事项、合伙人出资比例和盈亏承担方法、合伙人变动问题、管理争议解决方式以及原伟石律所合伙人协议效力等问题，具备合伙人协议的性质。刘建平在实际交付出资时的真实意图是要成为重组后的伟石律所的一级合伙人律师即出资合伙人律师，并经营管理伟石律所，承担新伟石律所盈亏责任。仅依据《合作协议》，刘建平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尚需按照法律规定以重组后的新伟石律所的名义继续办理各种变更手续，并得到北京市司法局审核批准。但在办理合伙人协议变更登记、伟石律所章程变更登记时，马廷德拒绝变更，导致刘建平真实意图无法实现。此外，因合伙人出资后的资产须由伟石律所统一管理、使用，统一核算盈亏并缴纳税费，《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由出资人个人直接分摊费用，是违法和错误的，应属无效条款。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明刘建平支付投资款和垫付相关费用的时间。2.刘建平付款行为均在《合作协议》签署之前，足以证实刘建平与马廷德之间存在口头协议，刘建平是依据口头协议履行出资义务、垫付相关费用，案涉《合作协议》系补签形成。3.《合作协议》签署时，刘建平与马廷德没有成为伟石律所执业律师，不具备合伙人身份，不可能签订关于伟石律所的内部协议，而且双方也没有替代伟石律所其他合伙律师签订内部协议的权利，该《合作协议》没有经过伟石律所和其他合伙人的确认，对于刘建平和马廷德也没有约束力。马廷德真实意图是要求刘建平只作为二级合伙人律师或者其个人的合作律师，而不是伟石律所的一级合伙人律师，也即出资合伙人律师。4.马廷德在签订《合作协议》之后，拒绝办理其他任何事项；刘建平支付了60万元资金，仅具备二级合伙人律师身份，该《合作协议》约定违反公平原则。四、马廷德行为构成欺诈。1.马廷德具有欺诈的故意。若马廷德事先明确告知刘建平只能是合作，不能成为一级合伙人律师，则刘建平不会向伟石律所交付巨额资金，也不可能签订《合作协议》。马廷德在刘建平支付巨额资金、垫付费用，并调入伟石律所后，拒绝召开合伙人会议，变更合伙人协议，足以证明马廷德在签署《合作协议》时具备了欺诈刘建平出资的主观故意。2.马廷德具有欺诈行为。马廷德数次以费用不足为借口，要求刘建平增加出资，额外垫付装修费用，并故意拖延核算时间。马廷德独自签署房屋租赁合同、装修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合同以及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等重大事宜，事先不与刘建平协商，事后隐瞒刘建平，刘建平至今对伟石律所盈亏情况一概不知。马廷德还采用财务平账方式收回已投入到伟石律所的资金，要求刘建平将款项汇至马廷德名下，其行为的本质是减少自己对伟石律所的实际出资，骗取刘建平出资款。刘建平在2018年8月才发现上述问题，这也是马廷德故意隐瞒的结果。3.刘建平因受马廷德欺诈而陷入与马廷德共同作为一级合伙人律师重组伟石律所的错误认知，进而签署了《合作协议》，并认为该协议就是合伙人协议。4.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刘建平出资60万元真实目的是成为伟石律所的二级合伙人律师，或者与马廷德个人进行合作。刘建平补签《合作协议》以及《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等都不足以表示刘建平在实际付款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伟石律所辩称，1.不同意刘建平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刘建平、马廷德签署《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重组、运营伟石律所，现伟石律所仅由马廷德一方垫付款项，正稳步运营。2.刘建平上诉主张的有关伟石律所的管理、财务、人事等问题，均是其错误理解，并非客观事实。3.刘建平主张返还的所有费用均已经全部用于伟石律所的前期装修、运营及相关管理事项，且已经过马廷德、刘建平对账清算，不存在返还的基础。伟石律所认可《合作协议》真实有效，刘建平支付的相关款项已由伟石律所使用并消耗完毕。马廷德辩称，1.不同意刘建平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2.刘建平没有证据证明马廷德存在欺诈行为。3.《合作协议》不是合伙协议，且该协议是刘建平起草，并非马廷德起草。《合作协议》项下款项均用于伟石律所的房租、运营等相关支出。3.根据律师法及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相关管理规范，律师事务所不存在一级合伙人、二级合伙人的称谓，现刘建平已经北京市司法局同意变更成为伟石律所的合伙人，《合作协议》已履行完毕。刘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合作协议》，马廷德返还刘建平汇款9万元；2.伟石律所返还刘建平汇款及垫款共计483496元，马廷德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伟石律所、马廷德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1日，马廷德（甲方）与刘建平（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1、甲方已于2017年与伟石律所负责人达成一致协议，成功收购伟石律所；2、甲乙双方合作重组伟石律所，且已于2017年实际开始合作；3、甲方已汇入伟石律所账户60万元，乙方已汇入伟石律所账户45万元，并实际将该款项用于律所办公场所的租赁、装修、设备采购及重组手续变更等事项。现为更好地重组和发展伟石律所，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协议如下：一、伟石律所的负责人（主任）变更为甲方，由甲方负责主持律所全面工作，主管律师事务所的人事、财务和行政、案件等等审批与管理工作，乙方予以辅助和协助，甲方对于律师事务所的一切事项承担法定代表人责任；二、乙方对于伟石事务所的案件具有审批管理权，并有权审批财务账目以及收支，并主要负责律所的风险控制工作和党建工作；三、甲乙双方对于律所发展、重组及运营管理等事项出现争议时，应充分协商、提出各种方案予以讨论；若经研讨后仍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则由甲方最终做出决定，但甲方的决定须以伟石律所的良好发展为根本；四、用于律所重组及初期运营的费用及债务，由甲乙双方按其实际出资的比例予以核算和分摊，甲方实际出资比例为60％，乙方实际出资比例为40％。甲乙双方不得随意撤回已投入的资金，也不得以借款为理由向伟石律所或对方主张债权；五、伟石律所增加合伙人的，须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若双方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照第三人约定办理（刘建平在该条后手写如下内容：如崔传伟退伙，费用两人承担）；六、损失赔偿：伟石律所的正常营运所产生的盈利、亏损，由甲乙双方按照第四条约定的比例分享和承担。但因甲方或者乙方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则由责任人自行承担，若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则该责任人须对此予以赔偿。2018年5月29日，刘建平（甲方）与马廷德（乙方）签订《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起合作运营伟石律所，作为伟石律所的出资合伙人，甲方出资比例及合伙份额为40％，乙方出资比例及合伙份额为60％。一、就伟石律所运营初期收支情况，甲乙双方经核算，对如下事项予以确认：1、2018年1月伟石律所运营至今，甲乙双方为共同运营伟石律所，双方约定出资及费用承担比例均为：甲方40％，乙方60％；2、截至2018年5月17日止，甲方向伟石律所建设银行公户实际汇入出资款45万元，乙方向伟石律所建设银行公户实际汇入出资款55万元。也即：马廷德尚欠伟石律所建行公户5万元，伟石律所建行公户尚欠刘建平5万元；3、截至2018年5月17日，伟石律所账外支出总金额为446563.62元；4、根据甲乙双方约定出资及费用承担比例，甲方在伟石律所账外应承担的费用金额应为178625.448元，实际垫付费用为123496元；乙方在伟石律所账外应承担的费用金额为267938.172元，实际垫付费用为323067.62元。也即：刘建平在伟石律所公户账外最终需向马廷德支付55129.448元。二、现经双方核对确认，就伟石律所2018年5月17日前的财务账目，一致认可和同意如下事项：1、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5月17日止，伟石律所公户对外支出费用均用于伟石律所装修及运营等相关事务。2、考虑到节约相关成本的需要，因马廷德尚欠伟石律所建行公户5万元，伟石律所建行公户尚欠刘建平5万元，而刘建平在伟石律所公户账外需向马廷德支付55129.448元，故将三者之间的5万元予以抵销，甲乙双方据此结算之后最终确认：就2018年5月17日前的伟石律所财务账目而言，刘建平应向马廷德支付款项总额为5129.448元，此外双方无任何争议及拖欠款项。3、除本协议第二条第2项所列款项之外，马廷德、刘建平及伟石律所建行公户之间的其他欠款均已结清。各方互不相欠。4、甲乙双方对于伟石律所2018年5月17日之前的账内外支出均予以认可，并结算完毕，双方对此无任何争议及纠纷。2018年8月26日，伟石律所律师张莹及刘建平向伟石律所以及合伙人马廷德、崔传伟、孙征、陈伟律师等邮寄《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向上述人员提出“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存在错误以及马廷德实际投入伟石律所的资金数额问题。同日，张莹及刘建平向上述人员还发出《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一、马廷德将“伟石律所”作为其“个人律所”随心所欲，导致伟石律所的律师至今无法正常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活动；二、马廷德至今拒绝进行伟石律所装修费用结算，并且个人霸占了伟石律所的部分资产，拒绝发放工资和报销费用也造成了事实上侵占刘建平收入的后果；三、关于马廷德、顾蕾恶意侵占刘建平、张莹业务收入的问题，发现马廷德、顾蕾具备恶意侵占刘建平、张莹业务收入的行为。2018年9月6日，张莹及刘建平向马廷德发送《关于催促马廷德答复的函件》，要求马廷德对《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两份函件内容进行回复。2018年9月14日，张莹及刘建平向马廷德发送《关于再次催促马廷德发工资的函件》，要求马廷德对发放工资及报销费用问题以及“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相关问题进行回复。一审诉讼中，刘建平称其向马廷德支付了9万元，向伟石律所支付了45万元，还向伟石律所支付了33496元的费用。对此，马廷德及伟石律所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马廷德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而使得刘建平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合作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构成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来看，系对伟石律所重组及初期运营过程中，马廷德及刘建平二人所承担的职权范围以及费用负担、律所盈亏分担的内部约定。马廷德及刘建平作为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专业律师，在签订协议时对协议约定内容具有明确的认知力及判断力。虽然协议签订后，刘建平与马廷德、伟石律所之间就费用支出、负担以及职责管理等问题产生矛盾，但结合《合作协议》约定内容，无法认定马廷德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的故意及欺诈行为，并由此使得刘建平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进而签订上述协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系刘建平与马廷德自愿签署，该协议内容并不构成可撤销合同的法定要件。本案中，刘建平向马廷德、伟石律所主张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系基于撤销协议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在《合作协议》不符合可撤销条件的情况下，刘建平的该部分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建平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北京市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结果公示，证据2.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清单，证据3.刘建平、马廷德微信聊天记录，证据4.关于马廷德电话声明的答复函件、EMS邮件单、EMS-快递查询打印件，证据5.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律师证照类许可、备案、服务事项通知书，证据6.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出资合伙人会议决议。经质证，伟石律所、马廷德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证明效力将结合案涉其他证据在裁判论理部分一并予以论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建平主张与马廷德签署案涉《合作协议》的目的是要成为伟石律所的一级合伙人，也即出资合伙人，但马廷德并未配合刘建平办理相关手续，表明马廷德存在欺诈刘建平的故意，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合作协议》，伟石律所、马廷德返还刘建平基于《合作协议》支付的款项，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马廷德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依据上述规定，判断是否构成法律规定的欺诈情形下订立的合同，既要看被诉欺诈方是否存在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也要看主张被欺诈的一方是否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并基于错误判断做出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综合本案证据，本院无法认定马廷德在签署《合作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首先，《合作协议》仅约定刘建平、马廷德重组伟石律所，并对双方投资比例、盈亏分担和各自分管工作范围进行了约定，并未有关于刘建平成为一级合伙人的任何约定，无法认定双方就此已达成合意，刘建平主张合同目的是成为伟石律所一级合伙人，并据此认为马廷德存在欺诈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即便刘建平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成为伟石律所的一级合伙人，刘建平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马廷德存在故意告知刘建平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刘建平仅以未能成为伟石律所一级合伙人的客观结果，主张马廷德存在欺诈故意和欺诈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关于欺诈的法律概念及认定标准。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不符合可撤销条件，并无不当，本院对刘建平的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关于刘建平的其他上诉意见，均不影响本院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故本院不再逐一评述。综上所述，刘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34元，由刘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