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鲁民终18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敏，女，197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宝华，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州星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东风东路泰和名仕馨港**楼******。 法定代表人：贺延军，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州华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经，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博大道**中旺大厦****v style="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贺延军，执行董事。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华，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秋生，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敏因与被上诉人德州星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凯公司）、德州华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4民初4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裁定,发回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不注重事实和证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推理办案（多次适用不合常理）,作为法院不依法办案却依据所谓的常理办案,望上级人民法院对原错误裁定给予撤销,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纵观一审裁定书,原审法院为了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在裁定书第5-6页论述的四个事项中后三个事项多处适用“有违常理”“有理由怀疑”“不合常理＂等字眼,试问作为法院有法不依,却适用所谓的常理审理案件,并且也没有提到所谓的常理是什么,真是令人费解。为了证实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商品房买卖关系，上诉人向法庭举证了五组证据,现列举如下: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110份,证实原被告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原告在被告处购买110套商品房的事实。证据二：收款收据二张,证实原告已经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房价款3000万元交付被告,被告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据三：委托收款的证明书,被告星凯公司委托德州豪门实业实业有限公司代收购房款2640万元的事实。证据四:安敏向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打款的银行回单,证实安敏已经交付房款的事实。证据五：交房通知书,证实被告通知原告在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7月2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交接房屋。而被上诉人为了证实双方是借贷担保关系仅向法庭提供了三个证人朱昌和、辛某、吴某的证人证言,而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按说借贷担保应有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但原审法院对此并不过问,而一味地采信三证人证言。而该笔3000万元并未包括在朱昌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试问刑事案件未采信的证人证言民事案件为啥能采信呢,原审法院的做法真是令人费解,不可思议。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书证,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书证的情况下,用所谓的“有违常理＂“有理由怀疑是”“不合常理＂等毫无法律根据的常理推翻了,说是借贷担保,但是被上诉人及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两个机构人员健全的公司,却都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恐怕是最不合乎常理了吧。原审法院完全不依照事实证据审判真是令人气愤与费解。甚至就连被上诉人出具委托书委托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也被认为不合常理,众所周知被上诉人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同,委托收款非常正常,这种行为也被认为不合常理，而且被上诉人委托收款和上诉人又有什么关系，上诉人也无权干涉,原审法院却将不合常理加在上诉人头上,这也太荒谬了。另外银行转账因为不同账户名称的问题需要开具委托收款证明,现金交款只需收款方开具现金收据皆可，根本用不着委托收款证明,这是常识,怎么也成了不合常理了。望上级法院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做法,依法撤销该错误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判断民事主体根据法律规范建立一定法律关系时所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目的在于明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边界、内容。一项民事交易特别是类似本案重大交易的达成,往往存在复杂的背景,并非一蹴而就且以成不变。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于此间历经某种变化并最终明确的情况并不鲜见。有些已经通过合同确立的交易行为,恰恰也经历过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转换过程。而基于各自诉讼利益考量,当事人交易形成过程中的细节并不都能获得有效诉讼证据的支撑。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有关证据证明力认定原则的规定,其应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仅可在确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与书面合同文件表现的效果意思出现显著差异时,才可依前者确定其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亦即,除在基于特定法政策考量,有必要在书面证据之外对相关事实予以进一步查证等情形,推翻书面证据之证明力应仅属例外。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应为能够被有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此外,透过解释确定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秉持使争议法律关系顶下之权利义务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且该隐藏法律关系真实并终局地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场合,不宜简单否定既有外化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和反映,避免当事人一方不当摆脱既定权利义务约束的结果出现。此外,即使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也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传达和树立遵诺守信的价值导向。综上,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交易习惯”是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或者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针对“交易习惯”问题作出相关规定,其意旨侧重于完善和补充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内容,增强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确定性。而本案并不涉及运用交易习惯弥补当事人合同约定不明确、不完整所导致的权利义务确定性不足的问题。在前述立法意旨之外,运用“交易习惯”认定当事人交易行为之“可疑性”,应格外谨慎。关于房屋价格问题。所谓商品房价格无非是双方协商价格,无所谓过高或过低,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受法律保护。与以前或以后所订合同中约定价格比对为主要理由,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理据不足。关于借贷担保法律关系问题。安敏与星凯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虽然有些事实可能引发不同认识和判断,但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安敏与星凯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且星凯公司对其所主张民间借贷担保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所谓的借贷担保所具备的书面证据首先是上诉人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其次是被上诉人星凯公司为该借贷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但被上诉人均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安敏己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星凯公司主张其与安敏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星凯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基于前述,星凯公司为反驳安敏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上述法律列举的情形，原审法院基于所谓的“有违常理”“有理由怀疑是”“不合常理＂等合理怀疑得出双方是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上级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撤销原审错误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上诉人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硬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是枉法裁决，望上级人民法院对原错误裁定给予撤销,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原审法院硬性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显是生搬硬套,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举证任何书面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也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星凯公司为该借贷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那么何来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光有买卖合同,没有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所以原审裁定是生搬硬套,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不注重证据,严重背离法律,适用推理,进行判案,望上级人民法院予以纠正。 星凯公司、华创公司辩称:星凯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担保的关系。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性质界定,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外观和名称,而应由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合同的实质内容来决定。结合本案案情,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标的物特征、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履行方式是否有违常理等方面综合考虑,星凯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是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1、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来看,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昌和以及被上诉人星凯公司原副总辛某、原出纳吴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发生在本案诉讼之前,均否认了涉案商品房买卖的意思表示,均认可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为民间借贷设定担保。2、涉案《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商品房的价格大幅低于市场实际交易价格,合同价格在每平米2300元左右,而同一楼盘、同一时期的市场实际交易价格在每平米5500-6900元左右。价格相差三倍,也显著低于涉案商品房成本价值4102.27元,该价格严重背离市场行情,有悖市场交易习惯,明显有悖常理。3、上诉人提交的每份《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均附有一张交房通知书,交房日期写明为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7月2日,但2015年6月30日涉案楼房根本未完工,在该日期交付房屋有悖常理。交房通知书中落款日期均为空白也不符正常交易习惯。4、虽然星凯公司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但上诉人实际并未向星凯公司支付购房款,因为本案实际的法律关系是上诉人借款给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关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向李晓光（安敏之夫）借款3000万元,银行转账2640万元,预扣三个月利息（月息4分）360万元。上诉人主张360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给朱昌和个人,但朱昌和并未向上诉人出具收据,星凯公司也未委托朱昌和收款,上诉人主张交付给朱昌和既不符合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也不符合常理。而且360万元巨款,交付现金确无任何凭证,不合常理。5、从资金流向看,更符合民间借贷担保的特征,星凯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出具两份收款收据,但实际收款人确是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被星凯公司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系不同法人,二者不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委托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收款有悖常理,且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已经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更有理由怀疑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名为商品房买卖实为民间借贷提供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涉案合同关系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担保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实施,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安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交付原告所购楼房110套；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迟延交房违约金9585000元（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合计639天），诉讼期间的违约金按上述标准计算至判决生效日；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日，原告安敏与被告星凯公司签订《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110份，合同中买受人安敏签字捺印，出卖人处加盖了星凯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约定原告安敏购买被告星凯公司的商品房共110套，房屋总价款为3000万元，单位均价为2300元/平方米。被告星凯公司向原告安敏出具收款收据二张，一张为转账支付购房款2640万元，该款项由被告星凯公司委托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收款并已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实际支付，另一张为现金支付购房款360万元。合同约定交房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7月2日。被告星凯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向原告安敏交付房屋。经法院调查取证，被告星凯公司已将涉案合同中约定的109套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经被告申请，法院委托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德州分所对涉案房屋的成本价格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结果为涉案房屋成本费用为4102.27元/平方米。经被告申请，法院调取了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刑事侦查卷宗，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昌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涉案合同的实际性质是为原告安敏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安敏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理由如下：（一）关于涉案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效力问题。考察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贷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支付对价获得商品房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处理本案的关键。虽然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中，并不包含本案款项，但原告安敏与被告星凯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以该行为是否被认定为犯罪为前提。本案的审理，仍以民法部门法作为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综合认证、查明事实，探究涉案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效力。第一，从一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案涉《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实。星凯公司系案涉《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主张其与安敏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意思表示虚假，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签订案涉《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与安敏之间的民间借贷提供担保。第二，从合同约定的商品房单价来看，不符合市场行情,更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般交易规则。原告安敏与被告星凯公司签订的《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不区分楼号、楼层、面积、户型等情况，商品房单价均为2300元／平方米，明显不合常理。而且，23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单价，显著低于同时期同种类商品房的5500-6900元／平方米的销售单价，也明显低于4102.27元／平方米的房屋成本价值，被告星凯公司以明显低于房屋成本价销售商品房的行为严重偏离了市场行情，严重违背市场交易习惯，有违常理。第三，从案涉款项流向来看，更符合民间借贷担保的特征。被告星凯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出具两份收款收据，但案涉款项收款人却是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被告星凯公司与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二者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委托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不合常理，何况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更有理由怀疑案涉《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担保。第四，从刑事案件材料看，可以印证民间借贷担保的事实。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昌和以及被告星凯公司原副总辛某、原出纳吴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发生在本案诉讼前，均否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认可签订案涉《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民间借贷设定的担保。2014年11月左右，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向李晓光（安敏之夫）借款3000万元，银行转账2640万元，预扣三个月利息（月息4分）36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银行转账无异议，但对360万元的性质及是否交付存有异议。原告安敏360万元主张系3000万借款的一部分，已以现金方式交付朱昌和。但是，360万元系大额款项，现场交付现金时一无凭证，二无证人，不合常理。而且，2640万元的银行转账有委托收款手续，360万元没有委托收款手续，也不合常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原告安敏与被告星凯公司在签订《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而是为民间借贷提供的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原告安敏与被告星凯公司签订《德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无效。该合同的性质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担保。（二）关于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庭审中，法院已向原告安敏释明，假如本案合同性质定性为借贷担保，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安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因原告安敏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故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安敏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安敏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86884元，退还给原告安敏。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的性质存在争议时，应综合当事人陈述、合同权利义务、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认定合同目的及性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被上诉人抗辩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担保。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不区分楼号、楼层、面积、户型等情况，商品房单价均为2300元／平方米，这个价格明显低于法院依被上诉人申请委托审计的房屋成本价值4102.27元／平方米，更低于同地区同时期同种类商品房的的销售单价5500-6900元／平方米，不符合市场行情和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则。虽然上诉人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楼号、楼层、面积、户型、单价等情况的约定属于当事人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结果，但在被上诉人抗辩涉案合同实为借贷担保的情况下，上诉人对上述情形的形成没有做出合理解释。同时，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7月2日，在被上诉人未按约交房的情况下，上诉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及时采取了哪些救济措施，一审法院综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涉案合同内容、款项的流向以及刑事卷宗中朱昌和、辛某、吴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认定涉案合同性质实为借贷担保，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向上诉人释明、上诉人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岳彩林 审判员  曹 毅 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一九年一月七日 书记员  王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