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浙民再386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陈某1，男，196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宝石，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陈某2，女，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森求，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军，浙江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陈某1因与被申诉人陈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再26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7）3300000013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浙民抗21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宝石、被申诉人陈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森求、徐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再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本案中，再审判决将陈某2、陈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所有房产全部判给陈某2，即应在住房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对陈某1予以帮助，进行一定衡平。虽然原再审判决酌情将帮助金额由10万元调整为25万元，但在此前的离婚诉讼中，已判决陈某1需一次性支付抚养费20万元，两者相抵所剩无几。且在双方离婚后财产纠纷相关案件中，将轿车、股权等其它所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均判决归属陈某2所有，该帮助金数额尚不足以起到帮助作用。因此，原再审判决未充分考虑作为困难一方的陈某1的房屋居住权或所有权，判决结果将使陈某1生活陷入困境，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双方利益过于失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应依法再审。 陈某1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并补充陈述：其与陈某2婚后在陈某2父亲的厂房经营一家塑管厂，日常经济由陈某2掌管，陈某1每月领取生活费5000元。陈某1为讨要父母医疗费、赡养费及婚前女儿教育抚养费，时常与陈某2及其家人发生矛盾，甚至争吵打架。2010年4月28日，陈某1与陈某2姐姐陈荽清发生纠纷，陈某2父亲邀请陈某1户籍所在地村党支部书记陈某3和村主任陈迪先到诸暨市店口镇两人共同经营的塑管厂内调解。在陈某1与陈荽清的纠纷调解结束后，陈某2父亲因两人都系再婚，要求陈某1另写一份保证书给他，保证今后不提出离婚，并保证不打陈某2和打坏东西。陈某1开始不肯写，认为夫妻争吵打架是农村常事，各自都有过错。但陈某2父亲以不让两人在其厂房办厂为要挟，逼陈某1书写。出于夫妻共同利益考虑，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某3和村主任陈迪先做了工作的情况下，陈某1才答应写。保证书第一次、第二次写好后，陈某2父亲均不满意，直接撕碎。第三次保证书内容完全是按陈某2父亲口述要求书写。相关证人证言也证明陈某1所言属实。双方地位不平等，保证书非陈某1真实意愿表示。因此，保证书明显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显失公平，属无效民事行为。此外，从形式看，保证书缺少最基本的要件。夫妻共有财产归属有效书面约定的主体应当是夫妻双方。案涉保证书交付对象是岳父，陈某2并不在现场，事后也未签名认可。从内容看，约定的财产不明确。“今后离开家庭，不拿一分钱离开”中“钱”按现代汉词典指货币，常人均认同为钞票，即现金或存款。“离开”并没有明确指离婚，可理解为暂时离开家庭。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不应认定保证书是有效的夫妻共有财产归属约定。 退一步讲，即使认可保证书有效，陈某1“不拿一分钱离开”，需要同时满足“今后我不最（再）提出离婚一事”、“不打妻子”、“不打坏东西”三个条件。只有三条承诺都违反，才承担“不拿一分钱离开”的法律后果。陈某1没有主动提出离婚，仅打了妻子陈某2，不应承担保证书承诺的全部法律后果。陈某2（2014）浙绍民终字第1003号案件的最终诉讼目的是解决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但一审判决又称“至于保证书所涉内容的含义，因不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本院不作具体分析认定”，前后矛盾。 再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保证书条件已成就，“不拿一分钱离开”，字面应理解为夫妻关系存续期内的现金和存款，不包括不动产。这也是当时岳父的本意。否则，完全可要求表述为“离婚时放弃所有财产”，或“离婚时净身出户”。 最后，“不拿一分钱离开”被理解为放弃所有共有财产，判决陈某1净身出户，有违常理和婚姻法规定。陈某1与陈某2有共同创业积累的上千万元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多套住房。原再审判决意味着陈某1生活无着，身无居所。陈某1打妻子存在过错，已受到判刑处罚，在分割共有财产时酌情少分，在情理之中，但不应净身出户。原再审判决金额有名无实，其中20万元已作为支付女儿陈奕秀的抚养教育费被法院强制执行。且陈某1父母年迈多病，原再审判决根本没有考虑到老人赡养费和医疗费，导致陈某1父母无人赡养、无钱治病，显失公平。请求撤销该判决，依法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陈某2答辩称，一、陈某1并不存在离婚时生活困难，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离婚时，陈某1持有驾驶大型汽车的A型驾照和专业货运营运证；拥有口粮田，粮食自给有余；育有2个女儿，大女儿陈洁婷2009年大学毕业，已参加工作10年，无须抚养，还可依靠；二女儿陈奕秀至18岁的抚养费已付清，不需再负担。陈某1父亲陈志良早已离世不用负担。母亲郦粉朵今年84岁，身体健康，每月有二千余元回乡补贴，日常生活足可开销，还与年收入约12万元的48岁小儿子陈军伟一起生活，住房面积155平方米。陈军伟在诸暨市区还另有商品套房，母亲晚年无忧，不需陈某1负担。陈某1全部收入仅用于个人生活。即使母亲有不时之需，其育有5个子女，又有长期积蓄，每个子女负担很轻。陈某1还拥有浙Ｄ×××××别克轿车（2017年已挂名在母亲郦粉朵名下）；平时穿着华丽、戴名牌手表和大戒指、出入商档酒店、喝高档酒、游山玩水，不存在生活困难情形。此外，至少50万元以上的家庭原收入被陈某1带走，为其所用。陈某1离婚时有住处。陈某1在王家井镇外陈村下村682号（原王家井镇七家弄村下村79号）拥有婚前农村宅基地上住宅58平方米。2015年1月父亲陈志良过世，陈某1还拥有与其住宅连在一起的父亲85平方米农村住宅。 二、原再审判决不存在双方利益过于失衡的情形。即使没有保证书，涉案三间房屋位于远离诸暨市区，发票总价1957013元，加上停车位合计2057013元，首付1397013元，按揭贷款76万元。其中二套华东汽配水暖城的营业房，因受网购冲击，大幅贬值。经评估三套房屋价值分别为49万元、60万元、80万元，合计189万元。首付约140万元属夫妻共有财产，陈某1享有70万元。原再审判决陈某2支付陈某136.6万元，差额仅为33.4万元，减去贬值亏损16万元的一半8万元，实际差额为25.6万元。而以陈某1名义归还的贷款11.6万元，实际上是家庭原收入和存款的一部分，属夫妻共同财产。如仅在离婚前21天的2013年5月1日，陈某1便一次转移12万元。上述存款如能分割，已不存在差额情形。陈某1自认应酌情少分共有财产，依据婚姻法照顾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陈某2作为抚养女儿的女方，并无过错，理应多分。 三、保证书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且陈某1申请再审时对此不持异议。该保证书对财产的约定并非以离婚为条件和目的，而是为了家庭和睦、夫妻和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2016年6月27日的相关解答不具溯及力，不适用于本案。 本院再审认为，首先，根据证人陈某3、陈迪先一审及本次再审的证言，陈某12010年4月28日出具保证书有特殊背景，系陈某1应陈某2父亲要求按照陈某2父亲的意思出具，目的是为了家庭和睦。陈某2亦认可出具保证书的目的在于家庭和睦、夫妻和好。因此该保证书是否系夫妻对财产归属的书面约定，有待进一步查明。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一方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或者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另外一方应从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所有权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此，陈某1是否在当地拥有居住条件的事实同样有待进一步查明。 综上，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再26号民事判决、（2015）浙绍民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和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3416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诸暨市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沈 伟 审判员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