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3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营业场所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利巷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1282547C。负责人：程喜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善权，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珺，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铭兴，女，195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坤，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凤明，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亚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魏铭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亚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魏铭兴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关于本案诉讼主体问题。魏铭兴于2005年6月30日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案涉13台出租车的经营权转让，2014年12月1日大连天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公司）出具出租车经营权转移决定，魏铭兴在2005年6月30日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此，魏铭兴的诉讼主体资格并不成立。另外，出租车经营权转移决定中确定的是将案涉13台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魏铭兴，而魏铭兴在本案开庭前变更诉讼请求为给付100万元，天利公司在决定中并没有转移100万元，因此，该权利不属于魏铭兴，因此，其诉讼主体资格仍不存在。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并没有审理清楚，就作出魏铭兴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2.关于案涉100万元天利公司是否给付问题。关于该节事实的主要证据为2003年7月5日的专用收款收据、2003年7月2日的取款凭证、2004年1月5日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2004年1月6日的公证谈话笔录、2005年6月30日的民事起诉状，从该组证据中可以证明如下内容，魏铭兴认为2003年7月5日我公司出具收据时款项已经给付并有2003年7月2日的取款赁证，但是2004年1月5日的合同中却约定乙方按照甲方指定的大连市大连湾建设银行账号，代甲方偿还100万元贷款，先将款项存入银行封存，待过户手续办完后划给甲方。2005年6月30日被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中再次自认其未履行给付100万元的内容。但一审法院却未对本案上述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片面以收款收据、取款凭证和谈话笔录来进行认定，这种认定显然也与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悖。魏铭兴辩称,不同意亚晨公司的上诉请求。1.我方诉讼主体正确。本案债权转让合同形成于2004年12月1日，并非2014年12月1日，本案是在对2005年6月30日诉讼案件撤诉后又于2017年5月28日重新起诉的案件。债权转让的受让人成为合同债权人加入到原合同关系之中，成为新的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亚晨公司就借贷达成用13台出租车经营权偿还债务，在偿还不能的情况下，魏铭兴依据债权转让合同要求亚晨公司按照原借款合同给付借款及利息，没有改变原借款合同的内容，也没有侵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符合《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和立法本意。2.债权转让人向亚晨公司实际履行了100万元的给付义务，我方提交的债权转让人向亚晨公司实际履行100万元给付义务的证据为：2003年7月2日我方的银行取款凭证95万元、公证书中公证和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均说明实际付款人为我方；2003年7月5日亚晨公司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2004年1月5日债权转让人与亚晨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2004年1月6日大连市公证处公证及公证谈话笔录在另案中经鉴定公章真实，签字为程喜军本人所签，公证谈话笔录中有转让合同中转让车辆的号码，笔录中明确了转让金100万元已支付给亚晨公司。在做公证书时魏铭兴和亚晨公司负责人程喜军均在场，公证谈话笔录中的回答均为程喜军回答。本案于2017年5月28日立案，2018年11月25日变更诉讼请求为给付我方100万元及利息。债权转让人向亚晨公司实际履行了100万元的给付义务的证据链条完整充分。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充实、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魏铭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亚晨公司支付其100万元及利息(自2003年7月5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止)计算至2018年11月25日为959075.2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2日，魏铭兴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95万元。2003年7月5日，亚晨公司向魏铭兴出具一份专用收款收据，金额为100万元，收款事由为偿还大连湾建行贷款。2004年1月5日，天利公司(乙方)与亚晨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将大连亚晨集团公司下属的大连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13台(更改为12台)出租汽车的经营权、道路运输证及经营许可证转让给乙方。价格为100万元。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将成交款，按照甲方指定的大连市大连湾建设银行账号，代甲方偿还人民币100万元贷款，先将款项存入银行封存，待过户手续办完后划拨给甲方。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公证，提供公证部门所需的相关手续。甲方应当在办理滨海汽车出租公司转让手续时，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如果由于甲方过错，造成乙方无法将甲方的13台(更改为12台)出租车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转让到乙方名下。乙方代甲方偿还大连市大连湾建设银行贷款的行为无效。乙方在大连市大连湾建设银行代甲方偿还的贷款甲方不得支付和划走此款，应重新将此款划到乙方账户。双方于2014年1月5日到大连市公证处对该合同进行公证。2004年1月6日，大连市公证处给程喜军和魏铭兴制作公证谈话笔录，在笔录中，魏铭兴与程喜军陈述转让的出租车车牌号为AW116**、AW11678、AW11679、AW11680、AW11681、AY60073、AY60078、AY60076、AW11682、AW11683、AY60075、AW60090、AW60077。公证处询问：“天利支付给滨海转让金支付了吗”被询问人回答：“已经支付。滨海公司在2003年7月份借魏铭兴100万还贷款。现在因无力支付这个债务，双方协商用上述13台车经营权冲抵100万元。”在该笔录的下方有如下备注：“当初因号码不全而出具公证书，后在2004年4月29日中院裁定给长春金盈溢40台号码中有12个号是上述号码中的号码，因此转让的只有12台。”魏铭兴与程喜军在“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处签字。亚晨公司主张未收到公证书。后，大连市公证处公证人员出具《说明》，内容如下：“1.该转让合同属以物抵债性质，并约定该合同转让过户后生效。2.合同中涉及车辆是中院民事裁定的车辆，当时因是三台车辆号码对不上没有出具公证书，后魏铭兴提供了中院裁定书，经与裁定书中号码对比，只有十二辆车号码能对号入座。经受让方魏铭兴确认(数字中修改处由魏铭兴捺指印)，该合同涉及车辆为十二台，并发给魏铭兴公证书。”2003年12月10日，长春市金盈溢粮油有限公司与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及亚晨公司签订《抵债协议书》。2004年4月1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大民合执字第4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所有的AW11650、AW11652-AW11660、AW11663-AW11666、AW11677-AW11692、AY60075-AY60079、AW60090-AY60094共40台出租车营运证，代被执行人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抵债给申请执行人长春市金盈溢粮油有限公司，清偿被执行人欠申请人40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诉讼费用。2005年6月30日，魏铭兴将亚晨公司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将13台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给原告”。2014年12月1日，（天利公司与魏铭兴）签订《出租车经营权转移决定》，内容如下：“大连天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系魏铭兴、于寒、王薰樟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2004年1月5日，天利公司与亚晨公司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由于合同中的100万元转让款由魏铭兴替天利公司支付给亚晨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程喜军。现天利公司将合同中的受让的13台出租汽车经营权转移给魏铭兴。”魏铭兴与于寒、王薰樟作为天利公司的股东均在该决定上签字。一审法院另查，2003年6月5日，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局宝塔派出所出具证明，魏铭兴别名为魏桂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魏铭兴与亚晨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100万元的合意及魏铭兴是否将100万元实际交付。就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魏铭兴主张其出借给亚晨公司100万元用于偿还亚晨公司在大连银行贷款，亚晨公司用13台出租车经营权抵偿该借款。亚晨公司将该13台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天利公司。后天利公司再次经股东会决议，将13台出租车经营权转还给魏铭兴。亚晨公司对13台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的事宜无异议，但就魏铭兴实际交付100万元借款的事实予以否认，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魏铭兴与亚晨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关系。13台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属于双方就借款偿还方式达成的后续协议，现魏铭兴主张13台出租车经营权已转让他人，故仅要求亚晨公司偿还10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梳理双方当事人的相关证据，魏铭兴提供了亚晨公司加盖印章的100万元收款收据及取款95万元的凭证，证明其有能力向亚晨公司出借款项，并实际交付。亚晨公司就100万元收款收据未申请司法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亚晨公司虽主张未收到100万元款项，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向魏铭兴出具收款收据的合理原因。亚晨公司虽抗辩天利公司工作人员曾控制亚晨公司印章，但其提供的天利公司出具的接收明细中包含了亚晨公司的公章，并不包含财务专用章，而魏铭兴提供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是财务专用章，亚晨公司的抗辩及证据不能证明该收款收据系魏铭兴自行加盖形成，故该收款收据即产生证明效力，可佐证亚晨公司已实际收款。关于魏铭兴另外提供的公证书、《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及公证笔录，一审法院在审理中确实发现《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2004年1月5日，天利公司与亚晨公司于当日在大连市公证处签订该协议。上述时间晚于亚晨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时间。《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记载天利公司欲代亚晨公司偿还银行贷款100万元，双方同时亦约定，若亚晨公司未能将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天利公司偿还贷款的行为就无效。此约定表明双方签订该合同的根本目的在转让13台出租车经营权。魏铭兴与程喜军于次日在公证处签署公证谈话笔录，双方确定转让经营权的出租车明细及100万元款项已于2003年7月由魏铭兴交付给亚晨公司。魏铭兴及程喜军在公证谈话笔录上签字，该笔录再次印证魏铭兴于2003年7月向亚晨公司出借100万元的事实。亚晨公司虽主张程喜军签字公证谈话笔录时，笔录内容为空白，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对程喜军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此，亚晨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公证的目的是对双方真实签署合同行为的一种佐证，即使不进行签署合同的过程公证，并不会影响合同效力。天利公司与亚晨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合同主体的签订合同时的要约与承诺，而魏铭兴与程喜军的公证谈话笔录内容是对合同内容的进一步修正，产生相同的法律效力。亚晨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魏铭兴已向亚晨公司交付100万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魏铭兴与亚晨公司之间就100万元借款已实际履行。因《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13台出租车经营权已不在亚晨公司处，双方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故魏铭兴要求亚晨公司偿还100万元借款的请求合理，予以支持。关于魏铭兴要求亚晨公司支付利息的请求，魏铭兴出借款项时对借款期限、借款利率、逾期付款利息均未作出约定，亚晨公司虽于2003年7月5日出具收款收据，但魏铭兴要求自此计算利息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04年1月6日，天利公司与亚晨公司达成《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但亚晨公司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直至2005年6月30日，魏铭兴将亚晨公司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要求亚晨公司履行《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表明魏铭兴要求亚晨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依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在亚晨公司无法交付出租车经营权的情况下，亚晨公司应偿还借款，故魏铭兴于2005年6月30日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时，亚晨公司就应立即偿还借款。依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故，亚晨公司应自2005年6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魏铭兴该项请求部分合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魏铭兴借款1000000元，并自2005年6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魏铭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0元、保全费4750元、公告费3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给付时间同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亚晨公司与魏铭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魏铭兴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出借人是否实际履行了出借100万元借款的义务。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魏铭兴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天利公司与亚晨公司于2004年1月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合同》，后天利公司于2004年12月将前述合同权利转让给魏铭兴，魏铭兴基于该合同中所涉权利于2005年向法院起诉，后自行撤诉，又于2017年再行起诉，向亚晨公司主张前述合同所涉出租汽车经营权，显然魏铭兴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诉讼中，因魏铭兴提出的诉讼请求无法实现，后其变更诉讼请求为主张亚晨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同时出具亚晨公司向其借款的相应证据，亦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且魏铭兴起诉的被告明确，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且其与亚晨公司之间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亦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综上，魏铭兴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亚晨公司关于魏铭兴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魏铭兴实际履行了100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魏铭兴主张其向亚晨公司出借100万元，并据此提供了取款凭证、专用收款收据、公证书、公证谈话笔录、《出租车经营权转移决定》、本院（2003）大民合执字第449号民事裁定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沈四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前述证据已使魏铭兴向亚晨公司出借100万元款项的事实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认定借款事实存在。关于亚晨公司提出的魏铭兴于2005年起诉状中自认借款未实际履行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从该起诉状中无法看出魏铭兴自认借款未实际履行，且从公证谈话笔录能看出出借款项在先，仅是因亚晨公司无法偿还债务，才通过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的方式进行以物抵债。现因以物抵债协议无法履行，魏铭兴基于基础的法律关系向亚晨公司主张权利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魏铭兴主张亚晨公司偿还借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亚晨公司主张公证谈话笔录存在后填写的情形，因其并未提供反驳证据，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亚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 辉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孙文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