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438号 原告周平，男，195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被告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习水县西城区行政办公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522F。 法定代表人袁开洪，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刘晓勇，系该局党组成员、习水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相晶，系该局社会保障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杰，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平不服被告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习水县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纠纷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黔0321行初47号《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周平的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8）黔03行终119号《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行初47号行政裁定书；二、指令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8日、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平，被告习水县人社局之出庭负责人刘晓勇（习水县社会保障事业局局长）及其委托代理人吕相晶、吴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人社局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认定周平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国营煤矿做临工，1985年经原劳动局招录为习水县农曲酒厂工人属实。以周平于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国营煤矿做临时工的工龄和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龄不属同一企业为由，根据《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323号)和《劳动合同制职工退休时工龄计算问题》“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规定，对周平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国营煤矿作临工的工龄不予认定。 原告诉称，原告1970年10月11日因写反动标语被限制人身自由予以“劳动教养”，1974年作为劳教人员安置在马临国营煤矿劳改。1980年10月23日，习水县公安局以（80）习公复字第3号《平反通知书》认定“周平、云某……你二人于1970年10月11日因书写反标一案被习水县检查院军管会、习水县革委人保部作出结论‘对周平由该校组织批判斗争、云某应批评教育’……原习水县公检法军管会、习水县革委人保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对周、云二人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应予撤销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后原告直接留在马临煤矿工作。1985年招考到习水县农曲酒厂〔现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公司〕工作至2016年2月。2016年申报办理退休时，2016年10月8日被告以《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要求认定工龄问题的处理意见》〔习人社信复(2016)37号〕对原告1974年至1985年在马临煤矿的工龄不予认定。原告向播州区人民法院起诉，播州区人民法院以（2017）黔0321行初17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习水县人社局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的习人社信复(2016)37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要求认定工龄问题的处理意见》，限被告习水县人社局对原告的工龄重新认定。2017年11月18日习水县人社局以同一事实及理由作出《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对原告1974年至1985年在马临国营煤矿的工龄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之规定，原告再次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撤销被告2017年11月18日作出的《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2、判令被告依法认定原告，为平反落实政策之规定《从服刑之日起连续计算工龄》；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1、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有证明人陈光福等人签字的彩色复印件），证明其是马临煤矿1981年后的正式职工。2、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1980年10月23日（80）习公复字第6号“平反通知书”，证明其是1974年3月被马临煤矿的红卫兵要求到马临煤矿劳改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1、原告周平请求撤销答辩人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的《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行政行为，判令被告依法认定原告为平反落实政策之规定《从服刑之日起连续计算工龄》，不符合政策规定，不予认定。理由是，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我局诉称于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国营煤矿做临时工，1985年经招考到习水县龙曲酒厂（习酒公司）至今申请退休，劳动部门不予认定其1974年至1985年的工龄，请求解决。我局经核查原告的档案及其相关材料，根据《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退休时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323号〕和《劳动合同制职工退休时工龄计算问题》“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录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之规定，原马临煤矿与习水县龙曲酒厂不属同一企业，不符合政策规定，故不予认定此期间的工龄。原告不服我局的处理意见，经省市人社部门复核，维持了我局的处理意见。原告在原马临煤矿一直以临时工身份从事工作，无证据证明转为国家职工。原告1985年5月被习水县龙曲酒厂招工入厂实为新招为合同制用工，不属于企业的正式组织调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劳动部关于安置平反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的通知》和《公安部第十一局、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平反释放人员和改判刑期留场就业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规定的情形。2、2017年11月18日作出的《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对原告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煤矿的工龄不予认定，不属同一事实及理由作出的认定。理由是，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321行初17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我局2016年10月8日作出的习人社信复（2016）37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要求认定工龄问题的处理意见》，是因为我局未及时举证。因当时原告的档案办理退休时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局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及时向法院提供作出“处理意见”的相关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判决要求我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周平的工龄重新认定。因此，我局2017年11月18日作出《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二、答辩人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的《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通知工龄的认定书》（习人社〔2017〕2号）行政行为，符合政策规定，对原告诉求为平反落实政策之规定《从服刑之日起连续计算工龄》，不符合政策规定，不予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维持答辩人的被诉行政行为，驳回原告周平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习水县人社局组织机构代码、法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习水县人社局主体适格。2、播州区人民法院（2017）黔0321行初179号行政判决书、2017年11月18日习水县人社局作出的习人社〔2017〕2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和送达回证。证明对周平工龄认定的程序合法。3、对原告周平的：1985年5月经习水县劳动局批准招收为习水县龙曲酒厂合同制工人的“招收新工人审批表”，1986年7月“工人转正、定级呈报审批表”，1990年4月、1989年7月、1991年9月、1993年5月和9月、1994年10月和12月、1995年1月周平在习水县龙××酒厂（贵州省习水酒厂、贵州习酒总公司、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整企业在职职工工资审批表”和“企业职工升级审批表”。证明①原告周平于1985年5月被习水县龙曲酒厂招收，1986年7月在龙曲酒厂转正，并不是从马临煤矿调入龙曲酒厂，而且该表上没有原告在马临煤业的轨迹；②原告周平参加工作时间是1985年5月。4、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1月3日出具的“关于给周平出具证明一事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属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临时工。同时证明2016年9月9日出具给周平的证明不真实，是根据周平的口述出具的。5、2017年11月2日“习水县社会保障科调查笔录”。证明原告属原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临时工，相互印证了第4组证据。6、1981年1月“马临煤矿计划外用工工资表”和1982年12月、1983年1月“马临煤矿临时工人工资表”。证明原告属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工人临时工。7、原告2016年9月23日“申请书”。证明原告向我局申请其1974年至1992年的年限工龄作为退休工龄，自己承认期间属马临煤矿井下工人。8、1983年12月31日经习水县劳动局批准同意招收为“贵州省习水县马临煤矿”合同制工人的姓名为周平（男，1964年出生，父亲周永儒，母亲王文英）的“招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以及其“合同制工人转正、定级呈报审批表”、调资表。证明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有同名的两个周平，该组证据显示的是正式员工出生于1964年的周平，并证明1984年马临煤矿是国有企业，没有改制。9、1985年8月“马临煤矿合同制职工工资表”、1992年1月“职工工资发放表”。证明1964年出生的周平属马临煤矿供销科正式员工，证明1956年出生的原告与1964年出生的周平同名同姓，但不属同一人。也能证明原告找到马临煤矿出具证明时，当时的经办人崔艳祥是2000年才调入马临煤矿工作的，不知晓单位有同名的两个周平，所以才依据原告提交的材料出具的证明。1985年原告进入龙曲酒厂工作，马临煤矿不可能再给原告发放工资，2016年9月9日那份“证明”是对另外一个周平出具的。10、劳社厅〔2002〕3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重新调查、收集新的证据之后对周平工龄认定的依据，不是用同样的事实作出的行政行为。 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1、原告周平1976年5月在马临煤矿的“月工工资表”；2、原告周平1977年5月在马临煤矿的“亦工亦农工资表”；3、原告周平1983年7月在马临煤矿的工资表；4、原告周平1984年8月在马临煤矿的工资表。5、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周平，男，汉族，1956年2月26日出生。经查马临煤矿1976年5月前，档案资料腐朽无法查证。1977年6月—1980年12月无该同志工资表册。1981年1月—1984年8月属井下工，有该同志工资表册。从1984年9月起查无该同志工资表册。该同志除工资档案外，其他档案无法查证。”6、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7、甲方为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为崔艳祥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8、崔艳祥干部任免审批表。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及其质证意见是：对1号证据三性不持异议；对2号证据关联性予以认可，处理程序合法，对证明目的无异议；对3号证据三性不持异议，证明原告是1985年进入龙曲酒厂工作的证明目的也无异议，但是认为在招入龙曲酒厂之前系马临煤矿正式职工，在招进入龙曲酒厂后，仍然在马临煤矿上班，同时认为招工审批表是单位制作的，不清楚内容；对4号证据不予认可，2016年9月9日马临煤矿出具的证明是依据原告提供的国家信访局的文件而出具的，并不是根据原告口述出具的，所以该证明是真实的，被告提供的2017年11月3日马临煤矿出具的证明是法院的判决之后才出具的，且可能是被告胁迫出具的，不可采信；对5号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以职权强迫写的笔录，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其系井下工作的工种也无异议，对1981年7月的工资表上写的计划外用工工资表无异议，对1982年、1983年的工资表上写的临时工人工资表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马临煤矿1982年体制改革后不存在正式与非正式工，是被告把临时工强加给原告；对7号证据三性不持异议；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改制是内部体制改革，本身还是国营企业；对9号证据的1964年出生的周平的工资表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9月9日出具的时间是在判决前出具的，所以是有效的；对10号证据文件无异议，但认为该复函文件针对的是临时工，而原告是属于落实政策人员，是正式工，这个政策针对原告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对本院依法调取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1至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工资表只是一个领款凭证，不受法律保护，只能证明在哪里工作，不能证明临时工或者是正式工；对5号证据，认为原告1992年在马临煤矿都有工资表的，那么该证明载明的“从1984年9月起查无该同志工资表册”内容不实，同时对证明上载明的“1977年6月—1980年12月无该同志工资表册”的内容认为无法考证，对该证明上载明的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6号—8号证据的三性均不持异议。 被告对原告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及其证明目的的质证意见是：对1号证据的三性均持有异议，认为马临煤矿出具的新的情况说明、相关调查笔录足以推翻该份证据，并证明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明的来源情况。同时认为该证明上证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原被告双方以及法庭的询问，且该份证明上的证明人只写了一个情况属实，描述不清楚，且马临煤矿已在该证明在之后出具了情况说明来推翻了这一组证据，说明该份证明上手写的情况属实的证人，本身就不了解情况。对2号证据，认为周平被劳改是因为在马临煤矿厂区写的反动标语，且其父母是在马临煤矿工作，所以是送到了马临煤矿，但该通知书上载明送周平所在单位，那么就说周平工作单位不在马临煤矿，而是因为系职工子女被送到了马临煤矿。 对本院依法调取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1—4号证据的三性均不持异议，但认为1976的“月工工资表”和1977年的“亦工亦农工资表”在当时都指的是发给临时工的工资表；对5—8号证据的三性均不持异议 本院对上述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1—10号证据、依据，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均作为本案的认定案件证据使用。对原告提供的1—2号证据，均与本案有关联，作本案认定案件适用。本院依法调取并经质证的1—8号证据作为本案认定案件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平1976年5月、1977年5月在习水县马临煤矿从事“月工”和“亦工亦农”工作。1980年10月23日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作出（80）习公复字第6号“平反通知书”上载明“周平、云某：你二人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一日因书写反标一案被习水县公检法军管会、习水县革委人保部作出结论‘对周平由该校组织批判斗争，云某应批评教育’。经复查：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一日习水县马临煤矿发生的‘反动标语’，根据中公部（79）1408号文件有关规定，不属案件，应予撤案。原习水县公检法军管会、习水县革委人保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对周、云二人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应予撤销，给予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1月至1984年8月，原告周平在习水县马临煤矿从事井下工，其工资册上载明为“计划外用工”、“临时工”。1985年5月原告周平经习水县龙曲酒厂、习水县农业局同意，习水县劳动局批准招收为“贵州省习水县龙曲酒厂”合同制工人，于1986年7月经批准转为该厂正式工人至2016年2月申请办理退休。2016年9月23日，周平书面申请劳动部门调查核实认定其于1974年至1992年在习水县马临国营煤矿井下工作的年限工龄，合并习酒公司一起计算，作为其退休工龄。习水县人社局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习人社信案复（2016）37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周平同志要求认定工龄问题的处理意见”，对周平提出的工龄认定要求，认为其于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煤矿做临时工的工龄，和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龄不属同一企业，不予认定。周平不服该处理意见，于2017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黔0321行初179号行政判决，以被告习水县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其作出“处理意见”的相关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被告作出的“处理意见”没有相应证据，判决:“一、撤销被告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习人社信案复37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周平同志要求认定工龄问题的处理意见》；二、限被告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周平的工龄重新认定。”2017年11月18日，习水县人社局作出习人社字〔2017〕2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周平不服该“认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黔0321行初4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周平的起诉”，周平不服该裁定，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8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行终11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8）黔0321行初47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对本案继续审理。 另查明，贵州省习水县马临煤矿现单位名称为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习水县龙曲酒厂于1991年更名为贵州省习水酒厂、1993年更名为贵州习酒总公司、1994年更名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现名称为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就原告周平主张的其1974年至1985年在马临国营煤矿井下工作的年限工龄应合并其在习酒公司工作年限一起计算作为退休工龄，是否应当合并计算，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原告称其1974年3月作为劳改人员安置在马临国营煤矿劳改，平反后直接留在马临煤矿工作问题。从习水县公安局1980年10月23日作出的(80)习公复字第6号“平反通知书”看，全文未体现周平是属劳改人员，也没有体现周平所主张的在马临煤矿劳改以及平反后直接留在马临煤矿工作的问题。该“平反通知书”上并载明，1970年11月14日原习水县公检法军管会、习水县革委人保部对周平因“书写反标一案”作出的结论是“对周平由该校组织批判斗争”。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和周平1976年5月、1977年5月在该矿的“工资表”，亦不能查证周平是1974年3月作为劳改人员安置在该矿劳改和平反后直接留在该矿工作，只能证明周平是1976年5月和1977年5月曾在该矿做“月工”和“亦工亦农”工作。至于周平陈述的其是“红卫兵”1974年3月送他到马临煤矿劳改的问题，没有相应证据佐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周平的这一主张。关于周平主张其从1981年至1992年属于马临煤矿正式职工的问题，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以及原告周平1981年1月至1984年8月在该矿的“工资表”，证明了原告周平1981年1月至1984年8月在该矿工作，工种属于井下工，性质属于临时工，从1984年9月起无原告的“工资表册”，原告除工资档案外，其他档案无法查证。原告提供的六枝工矿（集团）习水马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中证明本案原告周平1981年至1992年2月为马临煤矿正式职工的内容，该矿业公司于2017年11月3月出具的“关于给周平出具证明一事的情况说明”予以了否定，否定的理由是因该矿业公司人事劳资部负责人在不知该矿有两名同名为周平的情况下，将另一名1983年12月招为正式职工的周平查找到的1992年1月、3月的工资表册，误认为是本案原告周平的工资表册，同时说明本案原告周平一直是该单位的临时工。被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习水县马临煤矿在1983年12月经主管部门和习水县劳动局批准招收得有一名1964年出生的姓名为周平的男性合同制工人，与本案原告周平不是同一人，本案原告周平1985年5月经批准招录为习水县龙曲酒厂合同制工人至2016年2月申请办理退休。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周平1981年至1992年属于马临煤矿正式职工。原告周平称其自招录为龙曲酒厂合同制工人后至1992年白天在龙曲酒厂上班，晚上12点至第二天早上8点在马临煤矿上班从事井下掘井工，无马临煤矿的“工资表册”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该期间其在马临煤矿工作。综上，原告周平就其1974年3月作为劳改人员安置在马临国营煤矿劳改，平反后直接留在马临煤矿工作以及1981年至1992年属于马临煤矿正式工的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9月25日对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请示》（黔劳社呈〔2002〕31号）的复函，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2002〕323号）“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要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计算缴费年限，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不能计算视同缴费年限或缴费年限。”的规定，被企业招录为合同制工人之前的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需是在本企业才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而本案原告周平1985年5月招录为习水县龙曲酒厂合同制工人，在此之前的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其1976年5月、1977年5月属习水县马临煤矿“月工”和“亦工亦农”工，1981年1月至1984年8月属习水县马临煤矿“计划外用工”和“临时工”，而非习水县龙曲酒厂的临时工。习水县龙曲酒厂与习水县马临煤矿不属同一企业。被告习水县人社局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2002〕323号）的规定，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的《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对周平要求的其1974年至1985年在原马临国营煤矿做临工的工龄不予认定，并无不当。至于原告主张的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在本院（2017）黔0321行初17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问题。本院（2017）黔0321行初179号判决书，是以被告习水县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其作出“处理意见”的相关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被告作出的“处理意见”没有相应证据而判决撤销了被告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的习人社信案复37号“关于周平同志要求认定工龄问题的处理意见”。且判决后，被告于2017年11月2日、3日收集了新的证据，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未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习水县人社局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2002〕323号）的规定，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的习人社字〔2017〕2号《习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周平同志工龄的认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平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李 川 人民陪审员  王章辉 人民陪审员  冯光其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邹玉琪 书记员蒲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