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691行初127号 原告江苏省某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住所地海安农场海林中路**。 法定代表人邱海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天舒、刘杨，江苏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横河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剑冰，该局局长。 应诉负责人徐华，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成金和，陆进，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喻某，男，1953年4月17日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法定代理人喻某（系第三人之子），男，1979年8月18日生，××族，住址。 原告江苏省某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以下简称某海安分公司）诉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通州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7月23日向被告通州人社局送达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被告通州人社局于2018年8月6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材料。本院依法追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喻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海安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杨，被告通州人社局副局长徐华及委托代理人成金和，第三人喻某的法定代理人喻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3月20日，被告通州人社局作出通人社工认字[2018]第A-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6号决定书），认定喻某在某海安分公司承包的通州区万顷良田从事割草工作，2017年8月8日，喻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喻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工伤。 原告某海安分公司诉称，一是被告作出的6号决定书程序违法。在工伤认定申请人未提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下，被告未进行告知补正，而是径直予以受理。在第三人未提交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且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认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被告应当告知当事人进行劳动仲裁。二是被告作出的6号决定书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被告作出的6号决定书变相地认定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属于雇佣关系。从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的规定和第三人与原告建立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三人等务工人员均来源于周边村居民，工友、邻居之间相互介绍前往原告处提供劳务，且务工人员的随机性、流动性比较大，在务工人员到达生产场所之前，原告对实际到来的人和具体人数都不甚清楚，双方之间没有针对劳动关系的要素进行协商，缺乏劳动关系的合意。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并未建立长期、固定的劳动关系，割草等工作都是季节性短期活动，双方之间是属于松散的、以实际提供劳务为条件、按时计酬的劳务关系。被告作出的6号决定书中变相地认定第三人在本起事故中承担非主要责任，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起事故属于单方交通事故，第三人在本起事故中未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综上述，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6号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交通事故证明，证明第三人对单方事故发生负有过错；2.6号决定书；3.用工记录（本院责令提交），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并没有约定长期固定的劳动时间及工作内容安排，未建立劳动关系合意，双方之间属于劳务关系。 被告通州人社局辩称，一是工伤认定程序合法。按照[2009]行他字第12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的答复，劳动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考虑到申请人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标准过高并不合适，只要申请人提交证明受伤职工在为用人单位的利益提供服务等初步材料即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依法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二是所作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某海安分公司承包了通州区万顷良田的土地种植粮食，田地割草是海安分公司的工作内容，喻某于2017年7月下旬入职海安分公司在通州区万顷良田从事割草工作，割草工具由原告提供，工作情况由原告负责记录，相互之间存在隶属管理关系，原告只是未按照法律规定，根据其季节性生产的特点与喻某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喻某所发生的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相应的事故证明也没有否认其他车辆的存在，无证据证明喻某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在责任事故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原告未能举证说明案涉事故不属于工伤，被告据此根据调查核实的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答辩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企业工商信息；2.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3.通州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退管科证明，证明原告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4.海安社保中心证明；5.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证明第三人在原告承包地进行有偿劳动，是符合工资支付条例的支付方式；6.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能证明第三人负主要责任；7.通州区发布黄色暴雨预警截图；8.下班线路图；9.照片两张；10.门诊病历、出院记录；11.喻某陈述及补充陈述，证明第三人发生事故后治疗情况；12.听证笔录，证明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原告对其进行考勤记录，工作工具由原告提供；13.道路交通事故痕迹检验报告书；14.交通事故现场照片及衣服照片；15.询问笔录，证明第三人在原告处从事割草工作；16.工伤认定异议书，证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明确提出第三人在原告处从事割草工作；17.工伤认定申请表、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限期举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第三人喻某述称，一是对被告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无异议；二是被告有权对劳动关系进行直接确认，无需再次进行劳动关系确认，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录音，原告主要负责人也证实第三人在原告通州万顷良田工作；三是有效证据对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责任作出认定，该证据并未认定第三人承担主要责任；四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原告所述的雇佣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严格的考勤管理制度，第三人需遵守该制度；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被告亦作为证据予以提交证明第三人不负主要责任，证据3被告认为没有职工的签字确认，且相应的人员是固定的，第三人是与他人共同完成工作的，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据1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认为恰能说明原告对用工时间是有规定的，原告对第三人是有明确的管理分工，建立了指挥与服从的劳动关系；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4不是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证据5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临时性的用工关系，证据8原告不甚清楚，证据9能说明道路和天气情况，第三人应该谨慎驾驶，证据11-12、15，被告应该进行调查分析来确认相应事实，证据12与证据16恰能说明被告对劳动关系没有进行清楚地调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工伤认定的基本情况，能作为证据采用，证明力结合全案分析。 经审理查明，某海安分公司承包了通州区万顷良田的土地种植粮食，第三人喻某自2017年6月份开始，于2017年6月22日、7月9日-12日、7月14日-17日、8月1日、8月3日、8月4日、8月7日、8月8日，在某海安分公司通州万顷良田从事拔秧草、打化除等工作，其中绝大部分天数是进行除草工作，按每小时10元计算工酬，最多的工酬是100元，最少的工酬是40元，所有工酬在喻某发生事故后予以结算支付，割草用机器由原告提供，事发当日喻某自带有铁叉。在14天的工作中，相应的人员和工酬并不一样。同时，第三人喻某的妻子姜永连从2017年3月份开始，陆续在某海安分公司通州万顷良田处工作了约16天左右。8月8日上午，喻某至万顷良田处除草，因上午下大雨，遂收拾回家，其驾驶电动车至通州区金余安置房大门南侧地段，不知何故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即有人报警处理，喻某被送往通州区人民医院治疗，公安机关就该事故调查询问了陈立凯、陈贞军等人，陈立凯表示头一天就说好在什么地方割草，没有看到事发当场情况，陈贞军亦表示现场发生情况不清楚，喻某当时车上还有铁叉等。经入院治疗，喻某被诊断为创伤性脑损伤等，并于9月16日出院。经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事故发生时与喻某所驾驶的电动车及所着衣服检验，喻某驾驶的电动车后备箱左侧有倒地擦痕。因喻某受伤后不能言语，其驾驶的电动车是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并不确定，故而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公安机关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 2018年1月19日，第三人方认为喻某被雇于江苏国营海安农场的通州区万顷良田从事割草工作，2017年8月8日上午在骑车下班途中因天气道路原因不慎摔倒，造成单方交通事故，遂向被告通州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企业工商信息、通州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退管科证明、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下班线路图、照片、门诊病历等材料。通州人社局收悉后，于1月22日受理该工伤认定，向某海安分公司送达了限期举证告知书，并于2月8日举行了听证。结合上述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又因喻某未在通州区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未在海安参加医疗、工伤保险，被告通州人社局于3月20日作出了案涉6号决定书，认定喻某发生的事故属于工伤。 本院认为，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的，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当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因此，本案被告通州人社局可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本案的工伤认定中，未见有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情形，故而前提在于第三人喻某与原告某海安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确认是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首要的、基本的工作程序。如果劳动者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则就失去工伤构成的主体要件。结合案涉材料来看，被告通州人社局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详见下文分析。 第一，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该看是否具有完备的劳动关系构成要件。所谓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续签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已成为企业或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的一种社会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与合同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是相同的，即劳动者是企业或个体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两者之间不同的是外部形式，合同劳动关系以劳动合同为主要标志，而事实劳动关系却缺少这种法定的形式要件，仅以客观存在的劳动关系事实来认定。为解决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2005年5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该条规定对于何为事实劳动关系，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标准。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应着重从劳资双方是否具有支配从属关系、是否存在连续稳定劳务等角度分析、界定是否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支配从属关系是指，劳动者使用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进行特定的生产工作，将人身自由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归用人单位支配，服从劳动分工和工作安排，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督，劳动者从属于用人单位，两者形成一种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连续稳定的劳务，是指稳定地在一个单位，长时间连续从事工作或进行生产劳动。 首先，本案当中，原告某海安分公司与第三人喻某之间并不存在支配从属关系。被告通州人社局认定第三人喻某与某海安分公司之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仅有通话录音资料为依据，但纵观通话录音资料，显然不能看出原告某海安分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第三人喻某，也即无法得出双方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一结论。从录音资料表述内容反而可以看出，第三人喻某与原告某海安分公司之间是一种临时松散关系，原告公司对第三人在内的相关人员的出勤并无强制性规定，更无对缺勤等现象的惩罚性规定，也未见喻某纳入了原告某海安分公司的劳动管理体系，双方之间不存在隶属性的支配从属关系。 其次，原告某海安分公司与第三人喻某之间也不存在连续稳定的劳务。从原告某海安分公司提交的用工记录可以看出，从6月份到8月份，喻某只在原告某海安分公司处零散地工作了14天，且其14天的工作时间长短不一，与其一同工作的人员也不固定、相互之间的工作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也未见原告某海安分公司的任何规章管理制度对包括喻某在内的相关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三人等相关人员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出工，各相关人员只是按照每小时10元进行计酬，而无需遵循原告某海安分公司的各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双方之间的用工是一种松散、临时的、不固定的用工关系，并不具有长期性、固定性、从属性的劳动特征。 第二，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亦要结合相应的其他凭证资料。《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劳动关系支付报酬的方式多以工资的方式定期支付(一般是按月支付)，具有规律性，本案中喻某的报酬乃是在喻某发生事故后一次性即时结清，报酬支付不具有规律性，与其一起工作的其他人员的报酬支付也未见有支付的规律性。第三人喻某与原告某海安分公司之间，亦无任何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等，仅存有原告工作人员手工书写的用工记录，该用工记录也并非第三人方所述称的考勤记录。该用工记录如上所述恰能说明双方之间用工的松散性、临时性、不固定性。对申请人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在未有其他程序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工伤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负有调查核实的职责，在本案工伤认定过程中，第三人方仅提供了录音资料等材料，在原告某海安分公司对事实劳动关系极力否认的情形下，被告通州人社局也并未进一步去调查核实，而仅基于其所述的“通话和当事人陈述”作出认定，实属不当。 第三，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还需要考量工作内容、工作原料提供、经济依附等各方面因素。本案中，从原告某海安分公司提供的用工记录可以看出，包括第三人在内的有关人员主要是从事季节性、一次性的拔秧草、平田地等工作，这些都是阶段性、临时性的无需多高技术要求的农忙活动，包括喻某在内的人员也并非长期、固定的向某海安分公司提供劳务，某海安分公司此种季节性用工时间短、人员流动性大，所用人员也多为周边乡镇年龄较大的农民。本案喻某进行拔秧草等割草工作，虽使用的是某海安分公司提供的割草机，但作为国营农场公司备有割草机实属正常，且从事发当时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喻某还自带劳动工具（铁叉），一般情况下，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的投入仅限于自身的劳动力，不需要劳动者提供或者自带劳动工具，本案中事发当天喻某恰恰还自带铁叉。再者，喻某本身的家庭生活来源也并非主要依附于某海安分公司所支付的酬劳，其家庭有承包经营地，与妻子姜永连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在某海安分公司处工作。 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6号决定书认为第三人喻某与原告某海安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而所涉事故责任部分无需进行赘述，6号决定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通人社工认字[2018]第A-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 审判长  万流兵 审判员  陈金平 审判员  莫晴晴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 佳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