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5002号原告：广州科臣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齐富路明珠路归南一号715-716房。法定代表人：杨雪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烽，广东万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怀杰，男，198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原告广州科臣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怀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烽、被告陈怀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不服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453号裁决书，该裁决书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仅与原告股东何含哲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1、何含哲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含哲出具的《代理董事长委托书》（2018年3月17日）没有原告法定代表人杨雪军的签名，也没有原告加盖公章确认，何含哲的授权委托行为也没有经过原告股东会决议通过，其仅是何含哲的个人行为，该《代理董事长委托书》对原告而言并没有法律上约束力。即使原告需要聘请被告，也应是以原告名义或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名义聘请，而绝不是由原告某个股东行使人事招聘权利。2、退一步讲，即使何含哲出具的《代理董事长委托书》有效，但该委托书并非劳动合同或入职登记表，仅是一份民事的委托代理合同，只能证明何含哲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与被委托代理关系，何含哲单方委托被告代理处理公司事宜，无法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何含哲出具该《代理董事长委托书》的初衷，原因是当时原告经营不善，但被告认为原告是一家具有潜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并提出想加入原告处成为股东之一，声称有能力可以改善原告目前经营不善的状况，并免费帮助何含哲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等到公司运营正常之后被告再投资入股。4、原告从未向被告发放过工资，被告从何含哲处领取的两笔费用（转账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11日、2018年4月1日）合计15000元分别为公司活动经费和个人借款。被告辩称该两笔费用为2018年3月、4月工资与事实不符。（1）何含哲微信转账被告第一笔款项10000元的时间为2018年3月11日，而被告是2018年3月17日到原告处工作，原告所有员工的工资发放时间均为当月底发放当月工资或下月初发放上月工资，不存在未入职提前发放工资的情形；而且纵观所有企业的发放工资习惯，也没有员工未入职或完全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提前发工资的做法，这完全与生活常理和行业习惯不符。（2）同理，何含哲支付宝转账被告的第二笔款项5000元时间是2018年4月1日，如被告陈述该款项为2018年4月工资也是与生活常理和行业习惯相违背。（3）实际上，第一笔款项10000元是何含哲提供给被告的公司活动经费，第二笔款项5000元是被告向何含哲的个人借款，上述说法均有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时间记录证明。5、何含哲出具的《代理董事长委托书》没有委托期限，且是何含哲单方授权，根据法律规定，何含哲随时有权终止委托书，收回所委托事项内容，而无需征得被告同意或与被告协商。6、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被告并非接受原告规章制度管理，原告也从未向被告发放工资报酬，双方也从未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工资酬劳、福利待遇等应有事宜，被告仅是何含哲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处理公司运营事务，免费代为管理公司运营事务是作为何含哲与被告双方约定被告入股原告的前提条件，且是被告自愿而为之的事情。二、如前所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诉请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551.18元；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137.79元；3、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275.59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453号裁定书的裁决结果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股东何含哲（持股60%控股权，任职公司执行董事）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与被告之间既是委托代理关系，又是特别邀请授权的劳动关系；且何含哲担保董事会一切表决的态度，以10000元（微信汇款）的工薪酬金为公司聘请被告到该公司任职总经理，并以正式书面的形式与被告签署了《代理董事长委托书》，且为留住人才，以持控股权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担保董事会一切表决均认可的态度，追加了10000元升职加薪，后于4月1日以支付宝汇款方式预付被告5000元的酬金。被告也同时为公司对外招商，于3月21日成功招揽到一个区域代理商7920元加运费80元，合计8000元整，并于当天招商收款直接转入公司财务微信账户，均有凭证，为公司做事，业务入款进财务，为公司谋利直对公司财务，招商业务一直持续到5月4日仍然进账入财务，足以构成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逻辑关系与凭证，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1、《代理董事长委托书》里明确：委托人何含哲是公司的董事长，现委托人何含哲特别授权陈怀杰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出席广州科臣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该公司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对该公司运营日常行政管理，对外签订合同和处理业务；组织经营管理班子等一切公司相关的事务，并在上述事宜进行表决。委托人对代理人陈怀杰在上述对外融资、担保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字、表决均认可，并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何含哲以其公司控股权董事长的身份特别授权并担保董事会上的签字、表决均认可，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来作为跟被告特别邀请授权的劳动关系（此举具备法律根据与保护）。2、何含哲身作为公司持股60%控股权的公司执行董事，基于公司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加上股东意见不合，何含哲急于聘请行业资深操盘手任职公司总经理来运营盘活公司，在渠道关系搜索下，找到了从事过微商行业许久且有一定名气与经验的被告。被告当时在长沙任职项目要职，在何含哲重金邀请下，被告才辞去要职出任原告公司总经理的，于2018年3月11日收到何含哲支付的诚意金10000元作为工资预付金（双方附有截图凭证）。3、对于原告声称被告“等到公司运营正常之后再投资入股”一说，被告有异议，这纯属大家对共同努力、相互鼓励缔造公司愿景的后话罢了，无法说明与本案劳动关系的供词。4、对于原告声称“从未向被告发放过工资，被告从何含哲处所领取的两笔费用，2018年3月11日、2018年4月1日合计15000元分别为公司活动经费和个人借款”一说，被告有异议，这两笔款项分别为：（1）2018年3月11日的10000元：系“挖人”任职公司总经理的诚意工资预付金（双方附有截图凭证）。（2）2018年4月1日的5000元：何含哲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主动提出与被告签署《代理董事长委托书》，代替其兼任代理董事长一职，承诺给被告升职加薪到20000元（此身价为双职务的酬薪，可按同行业评鉴），先付一半作为预付金，赋予公司最高权限，方便处理内外事务，这5000元就是升职加薪预付一半的缘由。需要在此详细说明一下，原告提供的3月17日聊天记录，当时被告受何含哲重金邀请跳槽过来公司任职总经理一职，此后经对公司内账梳理，得知公司严重亏损，缺乏运作资金，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法全力运营，与之前邀请任职时的公司描述情况不相符，无信心继续运营，何含哲出于留才心切，才有口述与被告提起邀请入股一事，并许诺愿意拿出30万的公司运作资金与所有的账目，等梳理到公司无债务纠纷之后，再一切以原告拟定的“入股合同协议”，双方协商按公司正常市值评估达成一致后签署并变更后才生效。最后当天晚上，何含哲更换了原来信口开河的想法，提到业绩治百病一词，出示了一份《代理董事长委托书》，责问被告已收了工资预付金就得拿出招商成绩，并要求双方签名画押成效才能证明被告的任职能力跟信心。被告无奈之下只能全力以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为公司对外招商，于3月21日成功招揽一个区域代理商7920元加运费80元，合计8000元整，并于当天招商收款直接转入公司财务微信账户，均有凭证；签完《代理董事长委托书》之后，何含哲把公司所有事务全部推给被告，很少出现在公司，可有关之前升职加薪要预付一半5000元的预付金之事，迟迟未兑现，并说了4月1日之后再结算升职预付金跟报销；基于何含哲出尔反尔，运作资金一直不到位，公司财务状况不明朗，一切对接仍然由何含哲私下对接支配，被告只能单凭个人的努力，专心招商兑现委托书上的责任跟义务；到了4月1日，被告才催促何含哲转此5000元（因为被告是由何含哲执行董事预付诚意金10000元邀请任职总经理，后拟定了《代理董事长委托书》，授权兼代理董事长职务，这升职加薪的预付一半诚意金，固然合情合理由何含哲身为执行董事代表公司全体股东支付该笔授权职务的加薪费用）；至于公司向被告先前借的5000多元的公司添置零碎办公用品的垫资款项，自然由财务出纳按公司程序，根据凭证进行常规报销、凭证做账，而非原告所述，直到4月份中旬，公司招商资金有回笼，财务与被告对账凭证报销以现金结清。二、如前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诉请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足以构成事实依据跟法律根据。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于2016年7月25日经工商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案外人何含哲系原告的登记股东之一，所占股权比例为60%。原告表示何含哲系原告公司的董事长。诉讼中，原、被告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较大争议。被告主张其于2018年3月11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工作岗位是总经理，工资固定为每月10000元，后在3月17日被授权兼任代理董事长，工资升至每月20000元，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由于当时原告急于希望被告入职，分别于2018年3月11日、4月1日预付了2018年3月、4月的工资10000元、5000元。2018年5月17日，原告大股东何含哲提出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压力过大，单方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对此，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劳动仲裁裁决书。2、《代理董事长委托书》及何含哲身份证，拟证明被告受原告股东何含哲的委托处理其在原告的事务。3、微信聊天记录（第一份是2018年3月11日被告与何含哲之间的聊天记录；第二份是被告与原告财务王福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三份是被告向原告打入招商业务入账款项；第四份是被告对某客户招商的相关业务款项），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4、原告的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拟证明何含哲是原告的股东。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原告不服该裁决。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该委托书记载的内容恰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一种委托经营关系，原告股东委派被告作为代理董事长，应视为被告在原告处是一个雇主的代表，不是一个劳动者的身份，而且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属于当时公司最高层的经营管理者，所以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18年3月11日原告股东何含哲向被告转账的10000元，是预付给被告代为管理公司期间的活动经费；2018年4月1日转账的5000元，则是属于原告股东何含哲与被告之间的个人借款，该款项的用途在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明确记载，被告陈述该款项是个人借款。所以，该两笔款项都不是原告向被告发放的工资报酬。对证据3，被告与原告财务以及原告客户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被告在代理董事长期间从事该职务的内容，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原告否认被告的主张，且为证实其在起诉状中所述之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何含哲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11日、3月17日、4月1日），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何含哲与王福琪（原告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28日），拟证明何含哲转给被告的两笔款项的性质用途不属于工资。3、2017年3月至5月工资发放账单（支付宝付款记录），拟证明被告并非原告的员工。4、劳动仲裁裁决书。5、何含哲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4月1日至6月4日），拟证明被告当初进入原告处是为了入股原告并成为原告股东，并自愿免费代为管理原告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6、被告与案外人唐君（普宁市电商协会的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上述证据2。7、差旅费票据。8、入会回执、普宁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入会邀请函、理事单位牌匾、普宁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章程。证据7-8，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11日转账给被告的10000元是作为预支被告代为管理公司运营事务期间的差旅费，招待费以及入会费等费用，并非被告所称的2018年3月工资。9、微信转账记录（何含哲通过微信向原告公司员工王福琪、黄运芳发放工资的记录）。拟证明原告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均是固定20号左右向员工发放工资，并非被告所称的月初发放当月工资。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1确实是何含哲与我的聊天记录，但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2仅能证明何含哲与财务的关系是发放工资的，我是何含哲私下聘请的，所以我的工资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发放记录里，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3仅能证明何含哲与财务的关系，不能证明和我有关。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5，我与何含哲确实有过这样的对话，但是不足以证明我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6只是为公司招商，当时何含哲授权我这个职务去对外招商。证据7确实是我向原告报销的票据，证据7、8不足以证明何含哲支付给我的10000元就是活动经费，当时的报销有涉及现金，且不是同一时间报销的。证据9只能证明何含哲与财务的关系，与本案及本人无关。再查，被告于2018年5月22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1.支付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的工资43333元；2.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3.支付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2667元。对此，仲裁委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453号裁决书，裁决：一、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551.18元；二、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137.79元；三、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275.59元；四、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上述裁决结果，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被告则没有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差旅费票据、入会回执、邀请函、协会章程、委托书、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关键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关于《代理董事长委托书》，原告称系何含哲的个人行为，对原告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只能证明何含哲与被告之间系委托与被委托代理的关系。本院对此认为，该委托书上虽未加盖原告公章，但原告在劳动仲裁答辩时陈述被告是“被申请人（原告）的代理人”，且被告在签署委托书后的实际履职过程中，亦是以原告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工作，而非以何含哲的名义为之，亦无任何证据表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他股东曾对被告的履职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见，原告的管理层对于被告的履职是认可的。另外，无证据表明被告完全不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约束（原告在本案中亦未提供任何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任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职，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行使相应管理职责不可避免地、更多地表现为代表公司（雇主）的利益，但是，被告只是代为履行董事长的职责，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实际的董事长仍为何含哲，即被告的代理行为仍然受制于何含哲，受制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被告还兼任总经理一职，仍然需要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负责。也就是说，被告在实际履职过程中，仍然具有劳动者的从属性。况且，从我国目前的劳动法律法规来看，高级管理人员并未被排除在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对象之外。其次，原告称系被告自愿代管经营公司，并以入股原告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前提条件，但双方并未订立任何入股协议，被告并非原告公司登记的股东，亦无证据表明被告系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最后，关于何含哲转账给被告的两笔款项共计15000元，原告称系活动经费，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被告所履行的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在报酬的支付时间上与普通员工有所不同并无不妥，且原告公司员工的工资系由何含哲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支付的，而上述款项也是以同样的形式支付的。而且，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未能提供其员工入职登记表、员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台账等证据予以佐证。基于以上分析，被告确实接受原告安排提供劳动，并通过原告的主要负责人何含哲领取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故本院采信被告关于劳动关系成立的主张，认定被告与原告在2018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问题。被告在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为原告提供了劳动，原告依法应向被告支付相应的工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对此，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告的工资标准，被告主张其工资在签署《代理董事长委托书》后上涨至每月20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结合上述何含哲转账给被告的15000元及被告的主张考量，本院认为被告的工资标准仍按其主张入职时的每月10000元计算。据此，被告在上述期间的应得工资计为20000元（10000元/月×2个月）。现被告承认上述15000元为工资并同意扣减，故原告仍应支付被告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00元（20000元-15000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由于被告与原告均无证据证实被告的离职原因，此情况视为原告提出，并经被告、原告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被告从2018年3月11日入职原告处工作至2018年5月17日，故应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为5000元（10000元/月×0.5个月）。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事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是，被告作为原告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且根据被告的陈述，其曾掌管原告公司公章和人事管理。由此可见，被告不同于普通劳动者，其所履行的职责中包括代表用人单位行使人事管理权。被告明知其与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未告知、督促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其本身存在失职，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不能归责于公司。因此，现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告广州科臣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被告陈怀杰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00元；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告广州科臣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被告陈怀杰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科臣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罗书佳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