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2行终152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刚，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委托代理人姜继英，北京市京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春凯，北京市京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路南段**。负责人程宁博，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建国，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干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新闻出版署，，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负责人王晓晖。委托代理人杨颖，国家新闻出版署干部。委托代理人李祥伟，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刚因诉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所作行政答复及国家新闻出版署（以下简称新闻出版署）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9）京01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9月11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以下简称原陕西局）作出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38号《回复》（以下简称被诉回复），主要内容为：你向我局寄送的《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相关管理规定的材料》收悉，我局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立案调查，现将查处情况回复如下：一、《华商报》记者潘津（京）采写的《举报院长超标用车不实，××法院一科长写悔过书》的新闻报道，经认定虽然存在轿车排量和车辆品牌与事实不符的情形，但尚不能构成虚假报道。二、对该篇新闻报道在其表述中存在轿车排量和车辆品牌与事实不符的行为，我局根据《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项、第五项和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对《华商报》社采取了行政措施，下达警示通知书；责令改正。三、该篇新闻报道未刊载作者的真实姓名，署名记者为佘晖，本名应为潘津。依据《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华商报》社违反《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行为，给予了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胡刚不服被诉回复，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国家总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1月17日，国家总局作出新广（复）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驳回了胡刚的行政复议申请。胡刚向一审法院诉称，2014年胡刚时任陕西省××县人民法院院长，华商报社记者潘京到法院进行采访。2014年12月4日，华商报刊登了记者佘晖编写的《举报院长超标用车情况不实，××法院一科长写下悔过书》的新闻报道。胡刚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陕西局寄送了《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相关管理规定的材料》，请求对虚假、不实新闻报道进行查处。2017年9月11日，原陕西局作出被诉回复，被诉回复仅针对胡刚举报的不实报道进行了查处，没有涉及和调查处理胡刚多次表明态度的核心举报事项，没有对潘京涉嫌虚假或捏造事实报道问题进行任何调查、表态和处理，故胡刚就此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11月17日，国家总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驳回了胡刚的行政复议申请。国家总局存在越权、滥用职权的违法情形，故意包庇原陕西局。诉讼请求为：1.撤销国家总局的被诉复议决定；2.判令国家总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并责令原陕西局对申请人的全部举报事项依法调查核实，作出行政处罚；3.撤销被诉回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一审辩称，不同意胡刚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对胡刚的投诉举报事项前期已经进行处理，在接到新广（复）字[2017]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复议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重新进行处理，并及时将最终处理结果告知胡刚；二、对胡刚投诉举报事项进行立案查处，并根据案件调查情况对《华商报》社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内容适当、程序合法；三、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新闻出版署一审辩称，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驳回胡刚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3日，华商报新闻热线88880000接到群众举报称，××法院院长胡刚打着到陕北×县学习交流的机会，通过旅游公司旅游大巴到陕北学习，其实是到陕北旅游，有公款旅游之嫌。接到举报后，《华商报》安排潘津前期摸底并联系举报人还采访了该院纪检组长，随后又见到时任院长胡刚，胡刚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解释，并称所有花费均按照差旅费标准支出，不存在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因素，但并未提供相关账目。2014年12月4日，《华商报》刊发《举报院长超标用车情况不实，××法院一科长写下悔过书》一文载明：“10月下旬，有举报人反映××法院院长胡刚超标使用一辆‘广本’3.0排量越野车，并称在当月24日一早，院长驾驶该车和坐旅游大巴的该院中层干部前往陕西延安‘公款旅游’，举报人称，此事由××县一家旅游公司承办，费用不到十万元，虽然名义上是去×县法院学习、交流，但实际是到延安旅游。胡刚说，自己家在西安，所配公车出现故障后，为不影响工作，向上级请示获准后，临时使用该车，桑塔纳一修好就还回了该车。而就‘公款旅游’一事，胡刚解释，10月24日，院中层领导干部是去×县法院学习，并在25日去延安红色教育基地杨家岭、枣园、革命纪念馆进行学习参观，是‘公务活动’，因单位没有大车，当时由工作人员以1500元向该县旅游公司租了辆大巴，所有人员活动期间食宿均按差旅费标准支出，不存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因素。除了因该院规定，记者要求查阅相关财务账目被拒外，院方表示可以提供在延安当地的相关住宿票据。故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证实”。胡刚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陕西局邮寄《举报华商报记者潘津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相关管理规定的材料》，主要涉及如下内容：一、存在不实报道问题；二、涉嫌虚假、捏造事实报道；三、新闻线索来源及采编程序问题。其中，胡刚认为核心问题是第二项即是否存在“悔过书”和“去延安公款旅游花费10万元”。原陕西局于2016年12月30日向胡刚作出陕新广报刊核字（2016）93号《信访答复意见书》。胡刚不服向国家总局提起行政复议，国家总局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4号复议决定，决定撤销陕新广报刊核字（2016）93号《信访答复意见书》，并责令原陕西局在接到复议决定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陕西局于2017年4月12日收到4号复议决定，4月18日进行立案调查，后多次发函给《华商报》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并要求潘津接受调查，潘津回复其在5月22日至31日休假，其所作采访报道属于报社的职务行为，不接受非司法部门的调查。期间，《华商报》多次就胡刚举报事项进行书面说明，主要内容为：……关于“悔过书”一事，经和记者潘津确认，当时胡刚接受采访时说举报人（政工科长）写了一个悔过书，说对这件事很后悔等，并让记者看了该悔过说明的内容，但未让拍照复印。在调查期间，胡刚向原陕西局提交了一份署名为闫某某的信件，主要内容为：2014年11月4日晚在××的光华宾馆门前以网名“浪花朵朵放”在凯迪社区发帖，称“××法院院长胡刚顶风违纪，乘坐超标车辆”。此事引起不少点击，给××法院和胡院长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党组成员，有问题应该及时沟通，不应该采取这样不理智的做法，给单位和个人都造成损失，在此我对自己这种不理智的做法做出检讨，请市中院和胡院长对我批评教育，让我深刻反省。2017年5月23日，胡刚向原陕西局请求针对其举报事项的审查在审查期限内再延长30日；同日，原陕西局报刊处向该局局长申请延长案件办理期限两个月获得同意。原陕西局于2017年5月25日向国家总局发函，申请延长该案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国家总局于2017年6月3日回函同意原陕西局的延期申请。2017年6月13日，原陕西局给××县人民法院去函，要求核实如下内容：超标使用车辆号牌号码、品牌型号、排气量，原本使用车辆的品牌型号，是否在2014年11月27日接到《华商报新闻线索调查函》后在要求的期限内去过公函告知相关情况。2017年6月16日，××县人民法院给原陕西局回复，主要内容为：胡刚同志使用的是一辆东风本田CRV，排量为2.4L，车牌号为×××，车身为白色，已于2015年6月公车改革中上交县车改办；原本使用的是一辆黑色上海大众帕萨特，排量为1.8T，车牌号码为×××。因当时该车未出质保期，发动机损坏，才临时使用本田CRV，第三项情况不详。2017年6月21日，胡刚向原陕西局提出回避申请，要求：承办人周建国回避，案件暂缓审查；在案件暂缓审查期间，要求该局整体回避。原陕西局于2017年7月5日作出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为：准予周建国回避，驳回申请该局整体回避的请求。原陕西局于2017年7月31日对《华商报》社作出陕新广报罚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该报社刊载《举报院长超标用车不实，××法院一科长写悔过书》的新闻报道，未刊载作者的真实姓名，违反了《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鉴于初衷是为了保护举报人和记者的安全考虑，有从轻处罚的情形，决定对《华商报》社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同时向《华商报》社作出陕新广报违字（2017）第1号《警示通知书》，认为该社未能严格履行新闻稿件的审核制度，认真核实新闻来源和报道内容，确保新闻报道真实、客观、准确。导致了在刊载的新闻报道中所表述的排气量和车辆品牌与事实不符，未能起到公正评判、正确引导的作用，遂责令《华商报》社立即改正，并责成《华商报》社主管单位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监督进行整改。2017年9月11日原陕西局作出被诉回复并向胡刚送达。胡刚认为原陕西局未按法律规定履行法定职责，于2017年9月25日向国家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国家总局于2017年9月29日向原陕西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原陕西局于2017年10月10日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于2017年10月19日向国家总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依据。国家总局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原陕西局所作的被诉回复，并向胡刚送达。一审法院认为，参照《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款、《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原陕西局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具有对辖区内报纸出版活动、新闻记者的新闻采编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并对举报投诉进行相应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之相关规定，国家总局作为原陕西局的上级机关，具有针对下级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总局的有关职责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承接；根据陕西省机构改革方案，原陕西局的有关职责由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承接。故本案被告为新闻出版署、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胡刚对被诉回复不服，主要理由为：1.被诉回复仅对“不实报道”进行查处，而对“虚假报道”未作任何处理，属于遗漏事实；2.被诉回复严重超期，程序违法。下面针对上述问题具体论述。一、关于“不实报道”和“虚假报道”问题。虽然现在法律法规层面对“不实报道”和“虚假报道”无明确的定义，但依据常理解释可知，所谓“不实报道”和“虚假报道”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果这个事实确实存在，但某些细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则属于不实报道；而虚假报道则是事实根本不存在，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本案的核心争议点是胡刚认为原陕西局没有对潘津涉嫌虚假或捏造事实报道问题进行任何调查、表态和处理即是否存在“悔过书”和“去延安公款旅游花费10万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当时的举报人闫某某确实写过一份材料，表达对“自己不理智行为的检讨及深刻反省”，虽然没有“悔过书”的标题，但明显具有悔过的意思；关于“去延安公款旅游花费10万元”问题，法院认为《华商报》只是在报道中对各方观点进行表述，并载明“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证实”，并没有用肯定的语言认定上述内容。因此，《华商报》刊发《举报院长超标用车情况不实，××法院一科长写下悔过书》一文是有一定事实，只是某些细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属于“不实”，而非“捏造、虚构事实”。综上，就胡刚的举报事项，原陕西局通过下达核查函、调取证据、现场调查、询问等法定程序予以调查核实。经调查得知，胡刚反映的情况虽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形，但尚不构成虚假报道，于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警示通知书》后将上述情况向胡刚反馈，原陕西局上述反馈并无不妥，胡刚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胡刚认为原陕西局超过复议决定规定的60日的期限、构成逾期答复的问题。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被申请人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期限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为60日。《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案件重大、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本案中原陕西局经负责人批准将调查期限延长两个月符合相关上述规章规定，同时该局考虑到该案属于国家总局复议后要求重做的案件，向国家总局就延期申请进行了请示，该行为并无不妥。虽然原陕西局在办案过程中并未明确告知胡刚延长两个月调查期限，但鉴于胡刚本人曾主动要求延长调查期限及在延期内原陕西局为查明案情所作的工作来看，胡刚本人对延期之事是知情的，且延期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鉴于上述情况，法院认为，原陕西局在办案期限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未侵犯胡刚的合法权益，只是存在不严谨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引起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的审理对象是被诉回复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家总局在4号复议决定中载明，责令原陕西局在接到复议决定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述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指的应当是针对胡刚举报所涉及的事项作出处理，即本案所涉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警示通知书》，并非被诉回复。因被诉回复是建立在原陕西局对举报事实进行调查处理后的一种告知行为，鉴于目前无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其期限作出明确的要求，故原陕西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警示通知书》后，经过合理的等待期作出的被诉回复符合法定程序，胡刚关于被诉回复超期的说法，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案中，新闻出版署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对涉案举报的办理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事实清楚；在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向胡刚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综上，胡刚请求撤销被诉回复及被诉复议决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刚的诉讼请求。胡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案件关键证据没有经过质证，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质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新闻报道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一审法院已经确认的报道存在“不实”问题，行政机关对此项问题以前没有处理，对《华商报》社的处罚和警示没有起到作用。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新闻出版署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一审诉讼期间，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1.《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相关管理规定的材料》及附件（2016年11月29日）；2.举报处理单；3.《信访答复意见书》（2016年12月30日）；4.《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1月10日）；5.《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7年1月19日）；6.《行政复议答复书》（2017年1月26日）及附件；7.4号复议决定；8.《关于适当延长审查胡刚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涉嫌新闻违法报道问题审查期限的请求》（2017年5月23日）；9.《回避申请》；10.《关于胡刚＜回避申请＞的答复意见书》；11.《关于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相关违法问题的说明》；12.《近期有关其他行政复议和相关诉讼活动情况汇报》；13.被诉回复；上述证据证明原陕西局在接到胡刚的相关投诉举报材料后，及时进行了处理，不存在不作为、不当作为的情形。14.立案审批表（2017年4月18日）；15.《关于进一步核查＜华商报＞有关问题的函》；16.《关于潘京采访××法院一稿的情况汇报》（2017年5月9日）；17.《关于潘京采访××法院一稿的情况汇报》（2017年5月10日）；18.《调查询问通知书》；19.要求潘津（京）配合调查的信息记录截图；20.《通知》（2017年5月19日）；21.《调查询问笔录》；22.《会议通知》；23.《关于请华商报社提供相关采访证据的函》（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12号）及送达凭证；24.《关于胡刚反映报道涉嫌失实的相应情况汇报》及附件；25．《关于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申请》（2017年5月23日）；26.《关于申请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函》（2017年5月25日）；27.《关于请潘津提供相关采访证据的函》［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13号］及送达凭证；28.《关于请华商报社提供相关采访证据的函》（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18号）及送达凭证；29.华商报社答复（2017年6月2日）；30.《关于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申请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复函》（2017年6月3日）；31.《关于再次请潘津提供相关采访证据的函》［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19号］及邮寄凭证；32.要求协调潘津（京）配合调查的微信记录截图；33.《关于再次请潘津提供相关采访证据的函》［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19号］电子送达凭证；34.《介绍信》；35.《关于核查有关情况的函》；36.《关于对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调查函的回复》；37.西安市××县人民法院现场调查照片；38.《关于在处理＜华商报＞违规行为中有关问题的请示》；39.要求《华商报》社协调提供资料的函（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25号）；40.《关于在处理＜华商报＞违规行为中有关问题答复意见的函》；41.调查终结审批表；4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43.《陈述与申辩书》；44.《行政处罚决定书》（陕新广报罚决字[2017]第1号）及送达回证；45.《警示通知书》（陕新广报违字（2017）第1号）及送达凭证；46.《情况汇报》；47.《关于查处＜华商报＞有关违规行为的报告》；上述证据证明原陕西局对胡刚的投诉材料按照上级行政机关的复议意见书及时进行了处理，并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对相关案件进行了调查核实，内容和程序均合法。在一审诉讼期间，新闻出版署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1月10日），证明胡刚就原陕西局未依法履行职责向国家总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4号复议决定，证明国家总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原陕西局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关于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申请》（2017年5月23日），证明原陕西局经其机关负责人同意延长案件办理期限两个月；4.《关于申请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函》（2017年5月25日），证明原陕西局向国家总局申请延期；5.《关于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申请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复函》（2017年6月3日），证明国家总局同意原陕西局关于延期的申请；6.陕新广报罚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陕西局就《华商报》社新闻报道未刊载记者真实姓名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7.陕新广报违字（2017）第1号《警示通知书》，证明原陕西局就《华商报》社刊载不实新闻报道的行为采取了行政措施；8.被诉回复，证明原陕西局就有关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胡刚；9.《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胡刚于2017年9月25日向国家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10.《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7年9月29日），证明国家总局于2017年9月29日向原陕西局发送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11.《行政复议答复书》（2017年10月19日），证明原陕西局于2017年10月19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表明其已就有关事实进行了调查处理；12.被诉复议决定，证明国家总局于2017年11月17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在一审诉讼期间，胡刚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1.被诉复议决定；2.被诉回复；3.2017年9月22日《行政复议申请书》；附：（1）2017年9月11日陕新广报刊核字（2017）38号《回复》；（2）2017年7月10日申请人向原陕西局寄送的“关于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相关违法问题的说明”；（3）2017年8月14日申请人向原陕西局寄送的“近期有关其他行政复议和相关诉讼活动情况汇报”；（4）2017年5月23日申请人向原陕西局寄送的“关于适当延长审查期限的请求”；（5）2017年6月21日寄送的“回避申请”；（6）2017年7月5日原陕西局作出的“关于胡刚《回避申请》的答复意见书”；（7）2016年11月29日寄送的“举报华商报记者潘京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相关管理规定的材料”（《举报院长超标用车不实××法院一科长写悔过书》文章、华商报调函［2014］3524号华商报新闻线索调查函）；（8）2015年9月28日，国家总局公开通报《扬子晚报》等15家媒体刊登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4.2017年11月21日邮政寄送单；上述证据证明原陕西局、国家总局不正确、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胡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诉讼，原陕西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且对于胡刚举报的实体问题没有进行严格认真的查实，而国家总局对原陕西局的行为没有审查。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胡刚提交的证据1、2，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提交的证据13，新闻出版署提交的证据8、12系本案审查对象，不能作为证明自身合法与否的证据。胡刚、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署提交的其余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款、《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报纸出版活动、新闻记者的新闻采编活动监督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的规定，原陕西局具有接受对本行政区域内新闻单位、记者的投诉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机关及其职责的规定，国家总局具有受理胡刚所提行政复议申请，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署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本院审理查明的情况，原陕西局针对胡刚的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对涉案新闻报道及新闻单位进行了立案调查，根据审查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认定和处理。原陕西局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按照《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五十条关于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限及程序的规定要求，履行了延长时间的报批程序，同时根据案件情况亦向国家总局提出延长行政行为期限的申请，并获准同意。原陕西局在对举报事项作出处理后将认定和查处情况分项对胡刚作出被诉回复，告知胡刚举报反映的涉案新闻报道的认定情况，对于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涉案新闻单位采取的行政处理措施，对于新闻单位违反《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的行为给予的行政处罚情况，说明原陕西局针对胡刚举报反映的问题履行了调查核实、作出处理并给予答复等职责，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案中，国家总局在收到胡刚所提行政复议申请后，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亦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胡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胡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丹审 判 员  周建忠审 判 员  杨 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李 珊书 记 员  范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