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9民终1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胜，男，197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市中心医院，住所地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74号。法定代表人：龙振海，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阜新市中心医院医务科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辉，男，1968年5月26日生，汉族，阜新市中心医院神经科医生，现住阜新市海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所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繁荣大街中段156号。法定代表人：李继红，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继，辽宁鑫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效，男，1980年11月7日生，蒙古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现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毕胜因与被上诉人阜新市中心医院、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毕胜、被上诉人阜新市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周晓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继、韩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毕胜上诉请求：1.原审认定“本案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现原告起诉时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期间，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对诉讼时效的错误理解。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为三年，但诉讼时效期间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实施的是医疗行为，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并非像殴打出现外伤等所致人身损害那样一看便知。该行为是否导致患者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起算，不应始于医疗行为终结，而要从权利人知道该医疗行为确实存在过错并构成医疗侵权行为终结，而要从权利人知道该医疗行为确实存在过错并构成医疗侵权开始起算。上诉人从10年前曾因惊吓导致恐惧症；此后出现表达困难，一用脑就痛苦不已，不能坚持工作，一直闲置在家等情况，为此曾在沈阳天桥医院、洛阳心理医院服药，2017年、2018年又两次到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就诊，医院诊断为：恐惧性神经症。出现时也是部分缓解，社会功能部分改善而并未痊愈。因此上诉人在自己母亲去世后，无法知道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直至去年八月份才开始调取相关病例，研究本案的治疗是否正确，直至今年春节过后，上诉人精神稍缓解，才继续研究诊疗行为，即便如此，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全部病材料，也不能完全断定其诊疗行为是否导致了上诉人母亲的死亡、进而构成侵权。上诉人确切知道本案构成侵权，应该是今年7月份提起诉讼后，因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病程记录，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的诊疗过程存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尤其是诊疗规范的行为，上诉人起诉显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在原审期间已向法院提交了自己的病历并做了说明，但被上诉人仍以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为由驳回诉讼请求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此，诉讼时效虽然规定为三年，但起算点要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而非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从起算点讲：纠纷类型不同，起算点也不应相同。本案这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同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作为一种特殊侵权类型，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起算点有其特殊性。就一般人损而言，都是外伤所致，这可在事发时立即知晓。因为这从日常生活常识就能判断，因此案发时间住往就是权利被侵害的起算点。医疗损害则不能这样简单的起算，因为医疗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要基于对整个医疗行为的分析。因为医疗行为并非都是侵权行为，只有那些违背医疗法规和未遵守与当时医疗技术相适应的医疗规范、诊疗常规的行为，才能构成医疗侵权的，因此医疗侵权毕竟是少数或极少数！因此，由于医患双方信息极不对称，医疗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不应是仅从案发当日，它是建立在受害人能够判断出权利确实被侵害了才能作为计算点。因此，能否判断出权利确实被侵害，要赖于医患双方当事人！就患方而言，要有知道和应当知道的行为能力；就医方而言，因为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其必须向患方提供全部的医疗病历，让患方知道和应当知道的是否被权利是否被侵害。关于患方或者上诉人一方行为能力。上诉人在2018年前，患有严重的恐惧性神经症，不具有知道这一认知能力。表现是：看书，看资料，与人交谈，思考问题等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时，脑神经会马上紧张恐惧，导致神志不清醒，不能正常思维。要安静很久才能缓解。以至于不敢用脑，此有病历为证。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毕胜，门急诊诊断：恐怖症。出院主要诊断：恐惧性神经症。入院记录：现病史：该患于9年前受惊吓后表现易紧张，与人交谈时紧张，恐惧，严重时眼睛发怔，自感表达困难，大脑不清楚，头痛，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时容易出现上述情况，以至于不敢用脑，用脑时感觉像皮筋一样崩紧，不能放松，且很久才能缓解，有嘈杂声时也会觉得难以忍受，喜静，在空间狭窄的地方，上述表现加重，自感无能为力，无法自控，痛苦不已，不能坚持工作，一直闲置在家，曾于沈阳天桥医院就诊，服用中药1-2个月，病情有缓解，停药后症状复燃，后又于洛阳心理医院电话就诊，服用舍曲林，丙戊酸钠，服用后觉头部和胃部不适感，四肢无力，服1次药因不适而停药，于2017年就诊于我院，诊断：恐怖性神经症，用文法拉辛，丁螺环酮，服用后恶心，四肢无力，头晕沉，难以耐受，紧张感加重，预防性的自服劳拉西泮或阿普唑仑，自觉明显缓解紧张，不觉恶心。今为系统诊治住入我院。神精专科检查：确定诊断：恐惧性神经症。出院记录：入院时情况，社会功能中度受损。出院时情况，出院时，精神症状部分缓解，自知力良，社会功能部分改善。脑电图报告结论：轻度异常。上诉人的这种病遇到突发事情，尤为其严重。本案中，马淑芬注院第14天，当上诉人听医生说马淑芬要不行了，心脏一纠，悲痛过度，两眼看不见东西，两耳听不见东西，晕厥过去。事后不能自控，几度要晕厥。此后一直处于恐惧中，整日处于神情恍惚之中。可以说上诉人在其母亲马淑芬去世前后，病情加重一直不具备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这种认知能力。判断医疗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不仅要求受害人有判断能力，还要有可判断的材料（完整的病历），因为要判断的材料全部掌控在医方，这完全要靠医方的提供。否则，既便患方有认知能力，也无法判断，即无法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是否被侵害。这就是上面为什么说能否作出判断，是医患双方当事人的事。就医方而言：他们并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向上诉人提供应提供的病历材料。比如：护理记录是应当向患者提供的，但是上诉人去调取时，医方一直不给提供。因上诉人母亲患病后，按医疗常规，这种病必须要抬高床头30度以上，上诉人必须要研究护理记录是怎么记载的。因此，上诉人必须要调取到该材料才能进行分析判断。因医方拒不提供，上诉人在起诉同时，向法院递交了调取病历暨封存病历申请书。请二审法官看一下卷宗，我们提供的这个申请，其证明直到起诉前，被上诉人都在侵害上诉人的权利。为此，上诉人还投诉到辽宁省卫生热线12320，2019年7月12日，问题才得到解决。而从后来的《护理记录》我们还意外发现:每日输液量3500ml大于规定的标准2000ml。由于法庭出面要求对方交换证据，2019年8月20日对方才提供了病程记录，此时上诉人才知道，医方不仅护理上没有让抬高床头，还存在治疗上的原则错误：将上诉人母亲的脑蛛网膜下腔出血，按脑血栓进行治疗，方法是抗凝血和扩充血管，结果造成病情未能有效控制一直出血，直至在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后，最后死亡。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被上诉人应按法律规定，提供了全部的病历材料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计算点。根据以上所述，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制度。原判将本案诉讼时效简单归结为三年，认为原告在三年以后才起诉，就超过了诉讼时效，没有充分注意到“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限制条件，这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简单化理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特别是在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自已的病历的情况下，一审对此竟然置若罔闻，这是对上诉人权利的严重损害！上诉人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而造成这一切，是因为二被上诉人的医生违反法律规定，把本属于应在神内一科治疗的患者，给弄到神外一科。不对二被上诉人进行审理，就是放任二者的违法行为，其二者会因此有恃无恐，其二者的医生会继续漠视他人生命。因此，本案应撤销原判，对医方的行为作出明确判断！被上诉人阜新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第一，上诉人毕胜母亲马淑芬2013年12月13日入住我院神经外科病房，2014年1月12日死亡。患者诊断为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大脑前交通动脉瘤、椎基底动脉不规则狭窄、双侧颈内动脉狭窄、高血压病三级、低钠血症、急性脑积水、中毒肺内感染等。入院病情十分危重。第二，上诉人因个人过于痛苦不能思考等原因是其个人因素，不属于诉讼时效发生变化的法定事由，且患者马淑芬共育有两女一子三个孩子，其中某一子女的特殊性不能影响整体认知行为。第三，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提供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所有病历资料而非像上诉人所说的拒不提供全部病历资料，且在一审庭审之前向法院提供了全部病历资料作为本案证据，而非是被法院责令提供。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辩称：1、从实体上看人民医院对患者的接诊及转诊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尽到了诊疗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从程序上讲，上诉人原审起诉超出法定诉讼时效，其上诉的理由在原审中也曾提出过，原审法院认为其理由不属于诉讼时效发生变化的法定事由，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毕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各种损失暂定127080元。其中：医疗费31750元，护理费4392元×2人=87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死亡赔偿金（根据鉴定结果定），丧葬费34546.5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暂时合计127080元；2.第二被告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3日8时17分许，毕胜的母亲马淑芬在家中昏迷晕倒，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120急救后，转送至阜新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前交通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双侧大面积脑梗塞等。2014年1月12日，马淑芬因双侧大面积脑梗塞、继发性下丘脑损伤、中枢衰竭死亡，死亡诊断为大脑前交通动脉瘤、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椎基底动脉不规则狭窄等。一审法院认为，毕胜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毕胜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庭审中，毕胜称是因其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而没有起诉的理由不属于诉讼时效发生变化的法定事由，故应驳回毕胜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毕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1元，由原告毕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辩论，对二审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毕胜的母亲马淑芬于2013年12月13日因病经人民医院120急救后转至中心医院治疗，于2014年1月12日去世。毕胜认为人民医院及中心医院在对其母亲的治疗及死亡结果的发生均存在过错，于2019年7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判认定毕胜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正确。毕胜上称其在2018年前患有严重的恐惧性神经症，在其母亲马淑芬去世前后，病情加重一直不具备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这种认知能力，但该理由并不属于诉讼时效发生变化的法定事由，且在庭审过程中毕胜也自认其亲属还有父亲和二个姐姐，即使毕胜本人因病无法提起民事诉讼，其亲属亦可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毕胜上诉称中心医院一直未提供其母亲马淑芬的病志，直至2019年7月12日才提供，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起算的意见，马淑芬在中心医院治疗的病志，其家属持有效证件就可以到医院调取并复印，且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亦不应以患者一方取得病程记录的时间来确定，故对毕胜的上诉意见因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1元，由上诉人毕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杰审判员  杨晓光审判员  苑明珠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