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4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尤海林，男，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和姣，女，1967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兆坤，男，198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法定代表人：王伟，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曼，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医生。上诉人尤海林、孙和姣、韩兆坤（以下简称尤海林等三人）因与上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尤海林等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尤海林等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由同济医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未对同济医院的全部诊疗行为进行审查，明显存在缺陷和漏洞，其作出的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443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未同意尤海林等三人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程序违法。本案所涉及的诊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严格配合医院的诊疗，尊重医生的每一个医疗决定，没有任何可以归责于患者及其家属的因素。同济医院针对尤海林等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而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科学，虽然我方对该鉴定结论不服，但为减少诉累，我方也认可该《鉴定意见书》。二、患方在一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经基本全部支持，二审上诉要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患方在一审中所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方不同意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支持重新鉴定申请是正确的。综上，尤海林等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关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撑，请求驳回尤海林等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济医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医方在不超过30%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尤海林等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鉴定意见书》认为同济医院在对尤丹阳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与尤丹阳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参与度为C级（20%-40%），建议为30%以内符合鉴定科学的客观公允性，应当作为本案责任比例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令的责任比例明显过高，请求依法改判同济医院在不超过30%以内的范围承担相应的责任。尤海林等三人针对同济医院的上诉请求进行答辩称：医院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患者只是子宫肌瘤良性疾病而手术，在术前医方并未告知该患者手术后可能导致死亡的结果，是医院的过错才导致患者的死亡，一审认定医院承担40%的责任比例不是过高，而是太低，医方认为法官只能拘泥于鉴定结论来判决，这个观点显然错误，以鉴代审本身就是错误的做法，而且在我方的上诉状中已经提出原司法鉴定结论经质证后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同济医院的上诉不能成立。尤海林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济医院赔偿尤海林等三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合计551403.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同济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尤海林系尤丹阳（已去世）之父，孙和姣系尤丹阳之母，韩兆坤系尤丹阳之夫。患者尤丹阳于2018年4月28日因“发现子宫肌瘤3年余”入同济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子宫多发性肌瘤，5月2日行经腹子宫多发肌瘤剔除术+右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病灶电灼术+双侧卵巢打孔术，5月8日突发高热，5月9日转入ICU，5月24日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记录记载死亡原因：脓毒性休克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生命体征无法维持致死亡。死亡诊断：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现尤海林等三人认为患者在同济医院治疗过程中同济医院存在过错，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另查明，患者尤丹阳共计住院治疗26天，共计花费医疗费468462.94元，尤海林等三人自费医疗费111320.55元，购买相关自费药品共计花费1019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尤海林等三人申请，法院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就患者尤丹阳的死亡与同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同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44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送检材料，结合临床专家分析意见，认为医方在对被鉴定人尤丹阳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C级（21%-40%），建议为30%以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一、赔偿数额的计算；二、同济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针对上述矛盾焦点，法院作如下评判：一、法院认定本案中与同济医院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包括：1、医疗费：121510.5元（111320.5+10190）；2、关于住宿费及交通费，考虑到患者父母住址为海南省，患者感染后出现病危症状，需家人前来陪伴，患者去世后亦需家属前来办理丧事，根据尤海林等三人提交的证据，法院酌定支持住宿费1833元、交通费3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酌定1300元（50×26）；4、营养费酌定为1300元；5、误工费根据尤海林等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综合考虑，误工费为5046.7元（60561÷12）；6、护理费为2770.7元。7、死亡赔偿金：因有死者尤丹阳自2015年1月一直在武汉市内工作及居住，故依照湖北省城镇居民标准，支持其死亡赔偿金为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8、丧葬费30280.5元（51415元÷12×6）；9、鉴定费15000元，上述损失共计871141.4元。二、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指出：“医方在对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脓毒症的早期发现及重视、治疗力度不足，存在延误治疗”。鉴定意见出具后，鉴定人根据尤海林等三人的申请到庭接受质询，庭审中尤海林等三人、同济医院对于该鉴定意见均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推翻上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尤丹阳系因常见疾病而入院手术治疗，但最后发生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考虑到医学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的差异，法院结合患者的病情及多方面因素考虑，酌定同济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宜，即赔偿尤海林等三人348456.6元（871141.4×0.4）。同时，同济医院的过错医疗行为客观上给尤海林等三人造成了精神损失，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以上共计368456.6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同济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尤海林、孙和姣、韩兆坤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8456.6元；二、驳回尤海林、孙和姣、韩兆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57元，由尤海林等三人承担915元，同济医院承担1942元（该款项已由尤海林等三人先行垫付，同济医院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尤海林等三人）。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尤丹阳因病到同济医院门诊后入院治疗属实，双方的医疗关系成立。同济医院对尤丹阳的医疗行为经《鉴定意见书》认为同济医院对尤丹阳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该过错与尤丹阳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C级（21%-40%），建议为30%以内。一审法院在《鉴定意见书》的范围内酌定同济医院承担40%责任，并无不当。尤海林等三人上诉称《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济医院上诉请求只承担30%以内的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尤海林等三人、同济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7元，由尤海林、孙和姣、韩兆坤共同负担1428.5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负担142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晓峰审判员  杨 玲审判员  叶 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张文浩书记员张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