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33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雷雨内燃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爱陵路****。法定代表人：梁春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文，江苏圣典（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阎静，江苏圣典（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宝迅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西夏墅镇浦河南街**法定代表人：梅小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钦，江苏尚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孝贤，江苏尚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雷雨内燃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宝迅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迅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9月24日就本案进行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雷雨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宝迅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宝迅公司对于其与南京秣陵铸造总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秣陵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案涉货物的单价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秣陵公司实际向宝迅公司的送货数量。对此，雷雨公司提交了秣陵公司开具给宝迅公司的总额为39716000元的江苏增值税发票45张，发货单405张，用以证明涉案合同的总货值为39716000元。宝迅公司对其中33张发货单不予认可，不认可收到相应货品，涉及货款价差5944000元。宝迅公司以收货人抬头不符、签收人非本公司员工或者无签收人作为辩驳理由予以否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宝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梅小华曾在江苏常通高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通公司）作为业务经理与秣陵公司接洽业务，双方在此之前长时间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业务往来习惯。即使梅小华独立成立公司与秣陵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也是保留之前的业务习惯的，包括发货或者收货的业务习惯。这从宝迅公司认可的发货单中(其中有大部分注明的发货单位为常通公司，2017年1月起有开始注明发货单位为宝迅公司）也是可以体现的。宝迅公司以收货人抬头不符、签收人非本公司员工为由不认可收到货物不能成立。二、如扣除宝迅公司不认可的收货部分，则据统计，截止2015年2月28日，宝迅公司认可的收货金额为4742500元，而其实付秣陵公司的货款为582万元，超付1077500元显然不合常理。宝迅公司在一审中答辩多付100多万是预付款，也是对对方的支持;按照常理或者一般的交易习惯，预付款一般为整数或者货款的一定比例。宝迅公司在没有与秣陵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或者预订单的情况下，何来的预付款？预付款1077500元金额又如何得来？一审法院以“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这12天，秣陵公司又向被告交付了1071600元的货品，预付款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为案涉机体铸件肯定也需要一定的生产周期和送货时间）”进行臆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重点主要在于对送货单的定性。根据秣陵公司多年与梅小华负责的业务（包括常通公司、宝迅公司）的交易方式或者习惯，物流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宝迅公司已实际接收了本案讼争货物，且宝迅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全额支付本案讼争货款，故雷雨公司请求宝迅公司支付尚欠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宝迅公司辩称，一、关于争议送货单。从事实上看，宝迅公司确实没有收到该部分送货单所对应的货物，该部分货物并没有送至宝迅公司，此从秣陵公司总经理葛昌明发给宝迅公司梅小华的邮件可以证实，送货和开具发票都发生在秣陵公司与常通公司之间。从法律上看，雷雨公司对于送货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首先，雷雨公司在2019年6月5日的一审庭审中承认秣陵公司向宝迅公司供货的同时，还向其他公司供货。既然其送货的客户不止一家，那么雷雨公司对抬头为常通公司的送货单应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在同一天庭审中，雷雨公司明确该货物是物流公司的人员接收，而且也承认秣陵公司喊物流公司发货的事实。因此对于签收人员的相关情况，也应当由雷雨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二、关于预付款。预付款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经常发生，特别是在双方业务往来前期，体现更为明显。争议货款的发生时间正值春节，秣陵公司为了缓解资金压力，要求宝迅公司多付一些预付款，以便今后供货时扣除。对于预付款的合理性，按照雷雨公司的观点，在2015年2月28日之前，秣陵公司共向宝迅公司供货一千余万元，而宝迅公司才付款五百余万元，如宝迅公司拖欠大量货款，秣陵公司不可能再继续向宝迅公司供货。因此雷雨公司的说法更不合理。本案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的事实作出的内心确认，而秣陵公司葛昌明已明确表示该部分货物是送往其他公司的，且常通公司也已对该部分货物对应的发票进行了抵扣。综上，宝迅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雷雨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宝迅公司支付雷雨公司货款4523503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宝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迅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4日，成立后长期与秣陵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直至2018年1月），由宝迅公司向秣陵公司采购各类型的机体铸件，但双方之间从未订立书面合同，也未定期进行结算对账。宝迅公司方面主要由梅小华负责相关业务。后因秣陵公司进行资产重组，2018年3月28日，秣陵公司（甲方）与雷雨公司（乙方）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对宝迅公司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之后向宝迅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因催要未果，雷雨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对账。雷雨公司提交了秣陵公司的发货单405张（其中大部分注明的发货单位为常通公司，2017年1月起有开始注明发货单位为宝迅公司）。宝迅公司对其中33张发货单不予认可（主要涉及2014年的发货单），不认可收到相应货品。另外，双方就各型号货品单价（包括不同时段价格的调整）、开发票金额、宝迅公司付款金额、宝迅公司主张抵扣部分的金额进行了核对，并达成一致。具体为:1.秣陵公司开具给宝迅公司的江苏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9716000元（具体以明细清单为准）；2.宝迅公司认可的总供货金额为31992300元，不认可部分的金额为5944000元（雷雨公司主张总货款金额为37936300元）；3.宝迅公司支付货款金额为32805297元（含20万元电子承兑，暂先以有效计算）；4.雷雨公司认可抵扣金额607500元（含三包退货处理，代发上海正畅有争议的42500元因涉及第三方暂未计入）。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宝迅公司不认可收货的33张发货单，涉及货款价差5944000元。对此雷雨公司诉称的主要理由为：1.秣陵公司向宝迅公司开具了足额的增值税发票，宝迅公司已认证。2.该33张发货单（有部分没有签字）上部分签收人与宝迅公司认可部分的发货单上的签收人一致，比如“宋林”、“王武略”等。3.如扣除宝迅公司不认可收货部分，则据统计，截止2015年2月28日，宝迅公司认可的收货金额为4742500元，而宝迅公司实付秣陵公司的货款为582万元，超付了100多万元显然不合常理。针对以上三条，宝迅公司抗辩的主要理由为：1.宝迅公司与秣陵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时间长、金额大，付款、送货、开票均不是同步的，增值税发票并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往来金额。2.发货单上的签收人应该都是物流公司的人员，并不是宝迅公司员工，并不能认定代表宝迅公司签收。宝迅公司与秣陵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都是秣陵公司请的物流公司送货，事实上，秣陵公司在常州并非只有宝迅公司一个客户，发货单上注明的常通公司也是秣陵公司在常州的客户。梅小华本人曾在常通公司作为业务员与秣陵公司接洽业务，雷雨公司不应将秣陵公司与常通公司之间的往来算到宝迅公司名下。为此，宝迅公司还提交了秣陵公司销售经理葛昌明于2018年1月15日发送给梅小华的一份电子邮件，以证明该邮件附件中反映出本案案涉的部分送货单包括台数、金额、日期，其所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开具给常通公司，而该部分发货单上所对应的经手人就有“宋林”（雷雨公司对此证据质证表示，所涉业务实际是与宝迅公司发生的，是梅小华让秣陵公司开具给常通公司的，开始秣陵公司不同意，因为常通公司已资不抵债了，是梅小华承诺付款才开的）。3.双方业务往来之初，就是宝迅公司先付了10万元预付款，后来对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因为双方结账一般集中在春节，所以按雷雨公司所说的超付，多付100多万是预付款，也是对对方的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及债权转让关系，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经过对账，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有争议的33张发货单，涉及货款价差5944000元。对此，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认为，根据买卖合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雷雨公司虽然提交了相关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但在宝迅公司否认的情况下，雷雨公司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交货事实。对此，雷雨公司补充的主要证据就是秣陵公司的发货单。而双方有争议的发货单，从形式上看，秣陵公司在制作发货单时，自己注明的发货单位均为常通公司而非宝迅公司，事实上，庭审中雷雨公司也承认在2014年8月之前，确实与该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从签收来看，少部分发货单无人签收，有签收的又可能都是物流人员，而并非宝迅公司方人员。虽然部分签收人员与宝迅公司认可的发货单上的签收人员有重合，但秣陵公司通过物流往常州发货的并非只有宝迅公司，故不能因为物流签收人员的重合就推定是发货给了宝迅公司。关于雷雨公司付款方面的推导意见，即截止2015年2月28日（含2015年2月28日付的三笔合计260万元），宝迅公司已付款5820000元，而宝迅公司认可的收货金额只有4742500元，超付1077500元不合理（宝迅公司抗辩是预付款）。一审法院认为，一般来说，超付100余万元货款确实不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进行了核对。双方有争议的发货单主要集中在2015年1月27日之前，之后只涉及2015年8月31日、2016年3月23日和2016年6月22日这几笔。而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这12天，秣陵公司又向宝迅公司交付了1071600元的货品，预付款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为案涉机体铸件肯定也需要一定的生产周期和送货时间）。对于这一点，一审法院很难就双方意见作出认定。另外，双方长期业务往来很多，没有合同，开票、发货、付款存在交叉，没有规律。结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为举证责任在雷雨公司，其需要证明宝迅公司结欠货款，但其所举证据证明力不强，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雷雨公司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南京雷雨内燃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988元、保全费5000元，由南京雷雨内燃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自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雷雨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8月1日秣陵公司相关人员至宝迅公司协调货物处理的谈话录音及录音整理文字，证明秣陵公司虽将有关货物的发货单、增值税发票开具给常通公司，但是相应货款应由宝迅公司支付；2、发货单4份及货物运输合同3份、运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4份发货单虽无人签收，但秣陵公司确实将相关货物送至了宝迅公司。宝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参与谈话的各方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录音中的声音是梅小华，但认为该证据达不到雷雨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中的发货单并无宝迅公司人员的签字，宝迅公司未收到发货单所列明的货物；其中的运输合同，也无宝迅公司人员签字，且运输合同中收货人的联系人被写成“梅少华”，认为运输合同及情况说明应是在一审后伪造的。二审中，宝讯公司未提交新证据。一审中，对于雷雨公司提交的秣陵公司的405张发货单，宝迅公司不予认可的应为其中涉及33个开票日期的计40张发货单（主要涉及2014年的发货单），涉及货款价差5944000元。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争议与一审一致，即宝迅公司不予认可收货的涉及33个开票日期的计40张发货单，涉及货款价差5944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雷雨公司认为秣陵公司向宝迅公司开具了39716000元的江苏增值税发票，宝迅公司均进行了认证，上述发票金额中即包括双方争议的货款5944000元，而宝迅公司则认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往来金额。在宝迅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雷雨公司应当提交其他证据来证明秣陵公司已向宝迅公司交付了上述有争议的5944000元货物。雷雨公司为此提交的是涉及33个开票日期的计40张发货单。首先，该40张发货单的发货单位均记载为“江苏常通高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35张）或“江苏常通”（4张）或“江苏常通内燃机”（1张），而非宝迅公司；根据秣陵公司葛昌明于2018年1月15日发给梅小华的“江苏常通开票清单”电子邮件，秣陵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向“江苏常通”开具发票的发货单中，即包括上述40张发货单中的21张；雷雨公司称是梅小华让秣陵公司将上述发货单的发货单位及发票的购货方开具为常通公司，梅小华予以否认，雷雨公司也不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上述40张发货单的开具时间自2014年3月13日开始，主要集中在2014年，而在2014年8月28日之前（含该日）的发货单即有28张，雷雨公司也承认在2014年8月之前秣陵公司与常通公司有业务往来；第三，从上述40张发货单的签收人看，其中2015年1月27日、2015年8月31日、2016年3月23日以及2016年6月22日计5张发货单无人签收，其余发货单有人签收，但签收人可能是物流公司人员，非宝迅公司人员；第四，对于截止2015年2月28日宝迅公司超付1077500元的问题，宝迅公司称是预付款，一审法院核查了双方2015年2月28日之后的交易往来，在2015年3月1日至3月12日，秣陵公司即向宝迅公司供货1071600元，因此并不能排除宝迅公司预付货款的可能性。本案系雷雨公司主张宝迅公司结欠秣陵公司货款，雷雨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此举证责任分配于雷雨公司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情况，认为雷雨公司所举证据证明力不强，应承担不利后果，也无不当。上述争议的40张发货单中，有5张未有人签收，雷雨公司就其中2015年1月27日、2015年8月31日及2016年6月22日计4张发货单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货物运输合同3份及运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相关发货单虽无人签收，但货物确实发往宝迅公司。本院注意到，上述3份运输合同的“收货单位”记载为“常瑞机械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浦河街62号”，收货人的联系人记载为“梅少华”，而托运方则由葛昌明签名，上述收货地址虽与宝迅公司的住所地吻合，但从本案在案证据看，葛昌明与梅小华因业务往来已久，双方相当熟悉，而上述货物运输合同却将梅小华记载为“梅少华”，与常理不符；其中2016年6月22日货物运输合同所载明的货物数量（35件）与同日两张发货单所载明的数量（23件+10件）也不吻合，上述运输合同存在重大瑕疵。本院认为，在上述4张发货单的发货单位明确记载为“江苏常通高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或“江苏常通”，且发货单未有人签收的情况下，雷雨公司提交的上述3份运输合同及运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不足以证明上述4张发货单所涉货物系发往了宝迅公司。对于雷雨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谈话录音，此系秣陵公司相关人员与宝迅公司梅小华进行账目核对过程的录音，在其中，梅小华一直强调“所有我们人签字的，我都承担。不是我们人签字的，我是不会承担的。所有货送到我这里的，我一分钱不会少你们，……就是你们抬头写常通的，是我们签字的，我也承认，只要是我们的人签字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异议的，常通不是我的，……常通是常通，这个车间是我们从人家破产企业买过来的，我们买设备，没有买债务”，上述谈话录音，并不能反映梅小华同意所有发货单位记载为常通公司的发货单的货物货款均由宝迅公司来支付。本院同样认为，本案系雷雨公司主张秣陵公司向宝迅公司供货、宝迅公司欠付货款，故雷雨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而雷雨公司所举证据包括其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有争议的40张发货单所涉的5944000元货物是发给宝迅公司的，雷雨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雷雨公司不能就此要求宝迅公司支付货款。综上所述，雷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988元，由上诉人南京雷雨内燃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周韵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