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4869号原告：詹颖，女，195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被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广州市中山二路1号，中山二路58号、黄埔东路183号、番禺区小谷围岛大学城中大校区明德园4号。法定代表人：肖海鹏，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詹颖诉被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颖、被告中山一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詹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药费115000元、住院护工费41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伤残赔偿金554000元、残疾用具6558元、专护费740900元、精神赔偿金3万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8000元、后续治疗费5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的全部费用。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各项为：医疗费105703.56元（住院82530.42元+门诊23173.14元，其中门诊费是在另案中主张的门急诊医疗费总额中分出了23173.14元在本案中主张，住院费是2016年4月1日住院的费用）；护工费3640元（术前4天按60元/天计算，术后17天按200元/天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按100元/天计算术后16天）；伤残赔偿金554000元（按55400元×10年计算）；残疾用具按网购中位数算出6558元；专护费740900元（按广州市2017年度职工个平均工资74090元×10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8000元，其中向广州市医学会鉴定中心支付3500元、向广东省医学会鉴定中心支付4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治疗费都是估算。事实和理由：由于被告中山一院黄埔院区在为原告诊疗过程中违反《胸椎管狭窄症临床诊疗指南》第二条及第四条(二)、(五)规范，还未为患者完善检查、患者术前尚无胸脊髓损伤、压迫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对胸椎管狭窄症诊断并未明确、且未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书面同意、术前准备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对患者施行手术，切除其胸9、10椎、腰4、5椎部分椎板及棘突，导致患者术后胸9、10腰4、5椎部分椎板及棘突缺如；此外，被告术式模糊、术中违规操作致伤脊髓，于术后第二天X线检查提示“胸腰椎内固定术后改变，胸5-11椎体左侧旁及胸5-8椎体右旁可见梭形增厚软组织密度影。胸10棘突及部分椎板缺如。气管右移。颈段交界处气管前缘可见浅弧形压迹，性质待定；建议CT进一步检查”。被告拒不作进一步检查，也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及时处理，还刻意隐瞒和掩饰患者的病情，致使病情发展、加重，导致患者术后第80天胸腰椎MRI检查提示“胸9、10腰4、5椎体见伪影，相应术区周围软组织及胸腰背部皮下软组织水肿(依据《广州医鉴(2017)042号)》现场检查“胸椎有一长约8cm手术疤痕，腰椎有一长约11.5cm手术疤痕”。以此推算当时术区周围大范围水肿>23×5cm。因为疤痕会收缩)；于术后18个月颈胸腰椎MRI检查提示以“颈段为主的全脊柱广泛明显骨质增生、狭窄、压迫脊膜囊”和“胸9、10椎及腰4、5椎因伪影重无法观察到周围组织”；最终导致患者“要扶拐行走，需女辞职侍候。”此外，术后仅两个月的时间，患者的“左心房由30mm增大至36mm”并出现“主动脉瓣及二尖瓣关闭不全”、“II度1型房室传导阻滞”、“交界性逸搏”；高血压病由l级发展至3级(很高危组)；由血糖受损发展至糖尿病等等难以逆转及不可逆转的身体损害和精神伤害。为维护患者詹颖的合法权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5、58条等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予以医疗侵权立案，准许提起诉讼，判如所请。被告中山一院口头答辩称，本案在诉前做了医疗事故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案件不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按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应由原告举证，法律有明确规定。原告主张关于心脏、糖尿病等疾病是原告的原发疾病，与手术没有关系；原告主张的诊断错误，在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中有明确提及；原告的住院情况可以证明被告诊疗过程规范。关于伤残赔偿金没有提供相关依据无法确认；关于医疗费，若原告认为是手术造成的损害，应当是第一次住院治疗的费用，但关联性不确认；第二次住院原告是在心血管内科，所以与本案无关，其他的全部急诊门诊也无关；原告提供2017年、2018年的发票没有病历资料，无法确认关联性；原告主张的住院护工费及伙食补助费按100元/天计算标准没有异议；关于残疾用具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也不是法律标准。关于专护费，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精神抚慰金不予支付。医疗事故鉴定费没有异议，但不确认关联性。后续治疗费没有相关证据，不予支付。综上，认为被告没有过错，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詹颖因“头晕10余天”于2016年4月1日进入中山一院（黄埔院区）神经三科治疗。詹颖既往有“血糖异常”病史；有“阵发性房颤”病史。入院前10余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站立及行走时明显，坐下或平卧时可稍缓解，头晕伴有视物晃动，有恶心，无呕吐，不伴耳鸣、听力下降，每次持续时间为半小至数小时不等，曾在广东省中医院就诊，行DSA、超声TCD等检查，考虑后循环缺血，予改善循环等对症治疗后稍有好转，但詹颖仍自觉头晕较明显，为进一步诊治到医方住院治疗。入院体查：T36℃，P66次/分，R20次/分，Bpl33/76mmHg，神清，对等切题，双侧鼻唇沟对称，伸舌居中，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侧深浅感觉对称存在，Romberg征阴性，Babinski征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2016年3月24日外院彩超检查提示：左侧椎动脉管径细；左侧椎动脉走行变异、起源异常；右侧椎动脉、双侧锁骨下动脉近段、无名动脉未见明显异常。动态心电图诊断：窦性心动过缓；频发房性早搏，部分成对，部分房早二联律及三联律；ST段异常。初步诊断：头晕查因：后循环缺血；心律失常频发房性早搏；2型糖尿病?入院后，中山一院予完善相关检查，行心脏彩超、甲状腺功能等检查。予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抗头晕及体外反搏等治疗，头晕逐渐缓解。4月8日行胸椎MRI平扫提示：胸l/2-胸9/10椎间盘变性；胸7-12椎体轻度骨质增生；胸9/10椎间水平黄韧带轻度增厚；胸2推体右侧部小圆形异常信号灶，注意血管瘤可能。詹颖又诉腰痛伴间歇性跛行，无大小便障碍。4月12日经脊柱外科会诊，诊断L4椎体滑脱症，建议转脊柱外科。詹颖于4月14日转往脊柱外科治疗。转入脊柱外科时查体：双侧下肢皮肤感觉稍减退，肌力4级。双下肢足背动脉可触及。左侧跟腱反射稍减弱。左下肢直腿抬高试验阴性，左侧踝反射减弱。双侧膝反射对称正常。双侧髌阵挛(-)，踝阵挛(-)，双侧Babinski征(-)，双下肢病理征(-)。诊断：腰椎滑脱症；椎管狭窄症；头晕和眩晕；后循环缺血；2型糖尿病；高血压病1级；胸椎血管瘤。4月15日胸腰椎X线检查示：腰4及其以上椎体相对于腰5稍向前移位，移位程度小于1/4推体宽度，以过伸位明显。考虑4/5椎小关节不稳，建议必要时进一步CT检查。中山一院结合詹颖的转入体查、检查情况及4月8日胸椎MRI检查结果，在征得詹颖知情同意后于4月18日在全麻下行后路L4/5左侧椎板减压、椎间Cage植骨融合，椎弓根内固定+T9/10椎板切除减压、椎弓根螺钉固定融合术。其中于L4/5左侧推板间开窗，见神经根受压肿胀，神经根张力高，可见椎间盘膨出，在左侧潜行减压右侧，切除黄韧带及对侧少许腰5上关节突，可见减压彻底；于L4/5左侧开窗处，用神经根拉钩将神经根拉向内侧，暴露突出椎间盘，尖刀切开纤维环，以髓核钳清除椎间盘髓核组织；在T9/10手术中可见黄韧带肥厚，关节突内聚，局部骨质增生压迫脊髓，椎板咬骨钳切除T9椎板、增生的黄韧带。术程顺利。术后予营养神经、心电监测、预防感染等治疗。术后查体患者双下肢皮肤感觉及肌力均正常。定制支具。4月20日胸椎、腰椎X光片示：胸、腰椎内固定术后改变；胸5-11椎体左侧旁及胸5-8椎体右旁可见梭形增厚软组织密度影，性质待定；气管右移，颈胸段交界处气管前缘可见弧形压迹。术后第5天詹颖诉切口疼痛缓解。查体：双下肢各肌力5级，双下肢皮肤感觉正常，佩戴支具下床活动。术后第ll天患者头晕症状较入院时好转，双下肢疼痛麻木较转入时好转，双下肢活动较术前好转，未诉其他特殊不适，予营养神经治疗，停用抗菌素，继续佩戴腰围下地功能锻炼治疗，经治疗后，詹颖于同年5月4日出院，出院诊断：腰椎滑脱症；胸椎管狭窄症；头晕和眩晕；后循环缺血；2型糖尿病；高血压病1级；胸椎血管瘤。2016年6月30日，詹颖又因“腰、胸椎术后2月余，腰背隐痛10+天”进入中山一院（黄埔院区）康复科治疗。7月7日患者心床边心电图提示心房扑动，转为窦性心律过程中出现较长时间停搏，请心内科会诊后转入心内科治疗。经治疗后，詹颖于同年7月28日出院。因詹颖认为中山一院的上述诊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经广州市黄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移交，2017年8月8日，广州市医学会就中山一院对詹颖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詹颖主张，医院在患者胸椎MRI未显示胸椎管狭窄及临床诊断未明确的情况下，予其行胸椎管减压术，盲目地切除胸椎椎板；术前己知患者基底动脉狭窄并供血不足，并有高血压病、糖尿病、阵发性房颤等基础病史下，未邀请相关专科会诊，亦未制定相关防范风险措施，就予其行胸9/10椎及腰4/5椎部分椎板切除减压及内固定术，加大术后风险和并发症发生；术后未将切除组织做病理检查；术后第2天胸片示气管右移、胸腰椎内固定术后改变下，未将病情告知患方，亦未给予补救措施；造成患者双膝关节变形、双踝关节肿胀，至今仍站不稳的损害后果。广州市医学会分析意见为：(一)患者詹颖，女，62岁。因“头晕10余天”于2016年4月1日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三科诊治。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医方予患者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抗头晕及体外反搏等治疗，头晕逐渐缓解。4月8日胸椎MRI平扫示：胸1/2-胸9/10椎间盘变性；胸7-12椎体轻度骨质增生；胸9/10椎间水平黄韧带轻度增厚；胸2椎体右侧部小圆形异常信号灶，注意血管瘤可能。患者又诉腰痛伴间歇性跛行，无大小便障碍。4月12日经脊柱外科会诊：诊断L4椎体滑脱症，建议转脊柱外科。患者于4月14日转往该科治疗。转入查体：双侧下肢皮肤感觉稍减退，肌力4级。双下肢足背动脉可触及。双侧膝反射存在正常，左侧跟腱反射稍减弱。左下肢直腿抬高试验阴性，左侧踝反射减弱。双侧膝反射对称正常。双侧髌阵挛(-)，踝阵挛(-)，双侧Babinski征(-)，双下肢病理征(-)。转科诊断：腰椎滑脱症；胸椎管狭窄症；头晕和眩晕；后循环缺血；2型糖尿病；高血压病1级；胸椎血管瘤。4月15日胸腰椎X线检查示：腰4及其以上椎体相对于腰5稍向前移位，移位程度小于l/4椎体宽度，以过伸位明显。考虑腰4/5椎小关节不稳，建议必要时进一步CT检查。医方结合患者转入检查、体查情况及4月8日胸椎MRI检查结果，在征得患方知情同意下，于4月18日在全麻下行后路L4/5左侧椎板减压、椎间Cage植骨融合、椎弓根内固定+T9/10椎板切除减压、椎弓根螺钉固定融合术。术后第11天患者头晕症状较入院时好转，双下肢疼痛麻木较转入时好转，双下肢活动较术前好转，未诉其他特殊不适。查体：双下肢皮肤感觉及肌力均正常。予营养神经治疗，停用抗菌素，继续佩戴腰围下地功能锻炼治疗。经治疗后，患者于同年5月4日出院。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对患者的整个处置过程和实施的诊治措施符合骨科临床诊疗规范。(二)关于患方认为“医方在患者胸椎MRI未显示胸椎管狭窄症、诊断未明确的情况下，予其施行胸椎管减压术，盲目地切除胸椎椎板，造成患者胸9/10椎部分椎板及棘突缺如”的问题。鉴定专家组认为，该患者诉有腰痛伴间歇性跛行，根据体格检查情况及胸椎MRI、胸腰椎X线检查结果，医方对患者的诊断正确，患者具有手术指征，术前检查无明显手术禁忌症，术式的选择恰当，不存在盲目手术治疗。(三)关于患方认为“术前医方已知患者基底动脉狭窄并供血不足，并有高血压病、糖尿病、阵发性房颤等基础病史下，未邀请相关专科会诊”的问题。据鉴定会现场患者陈述及询问后获悉，患者有高血压、阵发性房颤10年以上等病史，平时定期到医院内科诊疗。2016年4月1日入住医方，相继进行了心电图、心脏彩超、甲状腺功能等术前检查，符合诊疗常规。4月18日复查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缓、T波改变，无请心内科会诊的指征。第2次住院期间，7月7日患者出现房颤、房扑，医方按常规请心内科会诊，并予其转入心内科进一步治疗，患者病情好转后出院。鉴定专家组认为，未发现医方在予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诊疗常规。(四)关于患方认为“医方予患者手术操作不当，导致其相继出现双膝关节变形、双踝关节肿胀”的问题。医方于4月18日在全麻下予患者行后路L4/5左侧椎板减压、椎间Cage植骨融合、椎弓根内固定+T9/10椎板切除减压、椎弓根螺钉固定融合术。其中于L4/5左侧椎板间开窗，见神经根受压肿胀，神经根张力高，可见椎间盘膨出，术中在左侧潜行减压右侧，切除黄韧带及对侧少许腰5上关节突；于L4/5左侧开窗处，用神经根拉钩将神经根拉向内侧，暴露突出椎间盘，尖刀切开纤维环，以髓核钳清除椎间盘髓核组织；在T9/l0手术中，可见黄韧带肥厚，关节突内聚，局部骨质增生压迫脊髓，椎板咬骨钳切除T9椎板、增生的黄韧带。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按手术常规进行，未发现手术操作不当之情形，患方所诉患者双膝关节变形、双踝关节肿胀，与手术无相关，考虑与骨质疏松、关节退化等因素有关。(五)鉴定专家组同时认为，医方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不足：1.术后未将切除组织做病理检查；2.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综上所述，未发现医方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医疗过失行为，存在医疗不足；患方所诉患者双膝关节变形、双踝关节肿胀，考虑与骨质疏松、关节退化等因素有关，与医方的医疗行为及上述医疗不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广州市医学会作出结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本医案不构成医疗事故。詹颖对此不服，要求广州市黄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广东省医学会对该医案作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詹颖认为中山一院在诊断未明确情况下为其施行胸椎管减压术，切除胸椎板导致胸9/10部分椎板及棘突缺如、胸腰椎全段广泛病变、气管右移，行动不便；第二次住院神经内科护理人员护理不当，导致患者出现房颤伴心跳停搏。广东省医学会受理后于2018年1月3日进行鉴定，分析意见为：患者詹颖，因“头晕10余天”于2016年4月1日入中山一院(黄埔院区)神经三科治疗。初步诊断：头晕查因：后循环缺血；心律失常频发房性早搏；2型糖尿病?4月12日，查胸MRI提示：胸l/2-胸9/10椎间盘变异性；胸7-12椎体轻度骨质增生；胸9/10椎间水平黄韧带轻度增厚。胸2椎体右侧部小圆形异常信号灶，注意血管瘤可能。经会诊后转入脊柱外科，诊断：1.腰椎滑脱症；2.胸椎管狭窄症；3.头痛和眩晕：后循环缺血；4.脂肪肝；5.高甘油三脂血症；6.2型糖尿病；7.高血压I级；8.胸椎血管瘤。4月18日全麻下行后路L4/5椎弓根螺钉固定减压融合+胸椎椎弓根螺钉固定减压融合术。术后予康复治疗。目前情况见现场体查情况。鉴定组专家认真阅读了鉴定资料，听取了医患双方的陈述，并进行了现场体检及询问调查，经讨论合议认为：(一)、对医方医疗行为的分析。l、医方神经内科对患者诊断、治疗符合诊疗常规。患者因“头晕10余天，”于2016年4月1日入医方神经三科治疗。医方对其诊断正确，检查完善，予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抗头晕及体外反搏等治疗，经治疗后患者头晕症状逐渐缓解。4月8日行胸椎MRI检查提示：胸l/2-胸9/10椎间盘变异性；胸7-12椎体轻度骨质增生；胸9/10椎间水平黄韧带轻度增厚。胸2椎体右侧部小圆形异常信号灶，注意血管瘤可能。医方能及时请脊柱外科会诊，随后根据会诊意见将患者转入脊柱外科治疗，以上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2、医方脊柱外科对患者诊断明确。患者于4月12日转入医方脊柱外科，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资料，医方诊断为：1.腰椎滑脱症；2.胸椎管狭窄症；3.头痛和眩晕：后循环缺血；4.脂肪肝；5.高甘油三脂血症；6.2型糖尿病；7.高血压I级；8.胸椎血管瘤。诊断明确。3、医方存在如下过失行为：(1)医方对患者胸椎手术指征把握偏宽松。患者主要诊断为腰4椎滑脱症，第二诊断为胸9、10椎管狭窄症。患者腰4滑脱手术指征明显，而MRI检查虽然提示胸9、10椎管狭窄，但患者术前无明显脊髓压迫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仅为影像学形态有压迫，根据《胸椎管狭窄诊疗指南》第四条(二)胸椎管狭窄的手术指征“1.胸脊髓损伤症状明显，一旦确诊应手术治疗；2．胸脊髓损害症状较轻：可暂不手术，予密切随访，如果发现症状呈渐进性加重趋势，即应手术治疗。”本例患者尚无明显胸脊髓损伤、压迫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医方此时对患者行手术干预，手术指征把握偏宽松，应先予保守治疗为宜。且患者基础疾病较多，如焦虑、高血压、糖尿病、房颤等，虽然术前基底动脉狭窄并供血不足、高血压病、糖尿病、阵发性房颤等基础病不是手术禁忌症，但亦应该谨慎考虑是否施行手术为妥。(2)医方术前准备不够充分，检查欠完善。患者以头晕为主诉入院，4月12日行胸椎MRI检查，明确诊断胸椎管狭窄症，但医方未经系统保守治疗观察，未行肌电图检查等，在病者无明显胸脊髓损害症状情况下，仓促手术。医方对患者术前准备不够充分，检查欠完善。(3)医患双方沟通不足。(二)、对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所诉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医方虽然存在行胸椎手术指征把握偏宽松、检查欠完善、术前准备不够充分的医疗过失行为，但医方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术中操作是规范的，术后护理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所述术后出现的诸多症状，如气管右移、行动不便、不能平卧、双膝关节变形、双踝关节肿胀等症状，与手术本身没有关联，考虑与其颈椎疾病、神经内科疾病等有关。患者出现的“房颤伴心跳停搏”考虑与患者原有高血压、糖尿病、心律失常等基础疾病发展有关。综上，鉴定组专家认为，医方的上述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所诉的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本医案不构成医疗事故。庭审中，经本院释明，詹颖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并确认清楚知悉相关法律后果。因没有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詹颖明确其主张的损害后果是医院在不符合胸椎管狭窄症的标准时就切除原告胸9/10部分椎板及棘突，也不应该植入内固定。詹颖对腰椎的诊断无异议，但认为做手术的时机不对，造成了损害及并发症。上述事实有相关病历、广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广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詹颖主张因中山一院在2016年4月18日的手术中，在不符合胸椎管狭窄症的手术标准时就切除其胸9/10部分椎板及棘突，还另外植入内固定等行为有过错从而导致其身体造成了损害及并发症。根据现有证据，在广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对詹颖提出的上述主张均给予回应并认为医院的诊断正确、不存在盲目手术治疗、诊疗过程符合诊疗常规，仅存在术后未将切除组织做病理检查及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的不足之处。但患者所述的损害后果与医方的医疗行为及医疗不足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广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对詹颖的上述主张，专家组认为，医院神经内科对患者诊断、治疗符合诊疗常规，脊柱外科对患者诊断明确，但存在如下过失行为：1、医院对患者胸椎手术指征把握偏宽松；2、术前准备不够充分，检查欠完善；3、医患双方沟通不足。综合医方的整个诊疗过程，广东省医学会鉴定组专家认为，虽然医方存在行胸椎手术指征把握偏宽松、检查欠完善、术前准备不够充分的医疗过失行为，但医方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术中操作规范，术后护理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所述术后出现诸多症状，与手术本身没有关联，考虑与其自身原有基础疾病有关，因此广东省医学会认定医方的上述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所诉的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詹颖经本院释明仍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两个鉴定机构均认为医方的行为与詹颖所诉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詹颖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两者间有因果关系存在，因此本院认定医院的诊疗行为与詹颖的损害后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另外，从广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中可知，医方在手术过程中存在行胸椎手术指征把握偏宽松、检查欠完善、术前准备不够充分的医疗过失行为，中山一院作为本区域业内规模较大医疗水平较高的综合性医院，患者对其会抱有更高的期望和依赖，其亦应对自身各项诊疗行为给予更为严谨的标准，但其在本次诊疗过程中存在多处过失行为实属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故中山一院应就该过失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酌定该赔偿责任范围为对患者该次手术住院期间所造成的损失的20%。经核算，詹颖本次住院期间（2016年4月1日至5月4日）的损失计算如下：（一）医疗费：住院总费用为90981.14元，其中个人缴费为13931.05元，詹颖的损失应仅计算个人缴费部分；至于后续治疗费，詹颖未有证据证实后续治疗的发生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有关，故本院不予支持；（二）住院护工费：詹颖主张为3640元但单据已丢失，故本院按一般护理人员80元/天计算，其共住院34天，应为2720元；（三）住院伙食补助费：詹颖主张100元/天及16天共计1600元，本院予以确认；（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詹颖两次鉴定共支付8000元，有票据为证；（五）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患者的自身病情、医方的过失程度及双方的责任分担等，本院酌定为2000元。至于詹颖主张的伤残赔偿金、残疾用具费、专护费均未有证据证实，亦并未实际发生，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詹颖的其余各项损失合计为26251.05元，中山一院应按责承担该损失的20%即5250.21元，故中山一院应向詹颖支付各项损失5250.21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詹颖支付医疗费等各项损失5250.21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二、驳回原告詹颖的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4元，由原告詹颖负担18216元，由被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丽娜审 判 员  毛丽娟人民陪审员  高斯韵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本件记员胡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