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12民初6136号 原告：周燕芝，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卫东，南通市通州区新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南通鑫艺环保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西工业园区新刘大道。 法定代表人：胡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朋举，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燕芝与被告南通鑫艺环保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艺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4日、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3日、12月20日，2019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燕芝及其委托代理人顾卫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朋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法定代表人胡伟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五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燕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2015年1月-2017年1月的工资报酬（含业务提成）计128932.29元。事实和理由，原告2014年2月入职被告单位工作，双方签定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基本工资3500元/月，另加提成按开票额4%计付业务费。2014年底工资提成均按“协议书”计付完毕，2015年度基本工资结清，业务提成欠原告121340.51元。2016年底基本工资只给付一个月，其余未付，欠工资加提成业务费178001.38元。2017年度1月份工资加提成业务费29590.40元未付，合计共欠328932.29元。由于被告长期拖欠工资不付，原告于2016年11月将收取的货款20万元抵扣，尚欠原告128932.29元。为索要以上工资多次协商遭被告拒绝，为此向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定驳回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鑫艺公司辩称，1.原告于2014年2月入职被告，月基本工资为3500元，双方在2017年1月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于2018年7月提起仲裁，已超过时效的规定。2.不欠原告的工资，也不认可20万货款抵扣工资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系其单方私自制作，被告对此一无所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原告经朋友介绍入职被告，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年薪为12万-15万，工资发放方式为基本工资3500元/月，其余部分以借款或预支的方法支付。2月7日被告任命原告为常务副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技术、经营。在此期间，经原告联系介绍，被告长期为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宝富公司）加工风机。同年5月经协商原告负责销售工作，6月19日被告任命原告负责经营和外事。原告的工资模式为基本工资3500元/月加销售提成，提成部分仍由原告向被告借款或预支的方式支付。此后原告继续负责与大通宝富公司间的业务。2014年工资已结清。2015年基本工资已结清，预支或借款10万元。2016年后仅支付了1个月的基本工资，预支或借款11万元。2016年11月21日原告在未得到被告同意的情形下，从大通宝富公司给付被告的货款中截流了20万元，之后双方产生矛盾，2017年1月原告离开被告。 2018年7月17日周燕芝申请仲裁，同年8月2日南通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对周燕芝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审理中，原告为证明提成比例及被告拖欠工资的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就合作基本内容、合作形式和待遇、业务开支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就提成约定：按照客户的总营业金额的4%作为提成（大通宝富风机机壳）；新客户及新项目按照总营业金额的3%-4%作为提成（前提保证公司利润情况下）。就提成支付周期约定，提成方式按合同及开票款额为依据进行结算，业主年底余额总款不得超过10%。协议书落款甲方处加盖了鑫艺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处落款为周燕芝及2014年2月。2.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6日的《年终结算单》，内容为根据双方签署协议书条约，提成按财务开据发票的总营业金额的3.5%作为提成，2015年大通宝富机壳加工费为6324014.53元。6324014.53×3.5%=221340.51元，年度预付款共计100000元，还所得221340.51-100000=121340.51元。落款处加盖了鑫艺公司的公章。3.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的《年终结算单》，内容为根据双方签署协议书条约，提成按财务开据发票的总营业金额的3.5%作为提成，2016年大通宝富机壳加工费为7128610.98元。7128610.98×3.5%=249501.38元，年度预付款共计110000元，还所得249501.38-110000=139501.38元。落款处加盖了鑫艺公司的公章。4.《2015年销售汇总表》，其中涉大通宝富销售额为6324014.53元，该表中加盖了鑫艺公司财务专用章。5.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6日的与大通宝富公司《2016年（1-12月份）对账单》，其中涉2016年的开票金额为7128610.98元，2017年1月开票金额为745440元，落款处加盖了鑫艺公司公章。审理中，原告陈述2014年的报酬已结清；2015年基本工资已付清，提成还欠121340.51元；2016年基本工资仅支付1个月，基本工资及提成欠178001.38元(139501.38元＋3500元/月×11个月);2017年2月离开,欠提成26090.4元(745440元×3.5%)加1个月的基本工资,计29590.4元。三个年度总欠328932.29元，扣除20万元货款，尚欠128932.29元。 审理中,被告对上述证据中所盖鑫艺公司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自认对公司章的管理较为混乱，原告有接触公司章的机会。但从未签订过《合作协议书》，也未出具过《年终结算单》等其他书证。认可原告主张的销售额，但双方口头约定的提成比例为1%-1.5%。对原告利用职务之便所截流的货款20万元不同意抵扣，并认为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已向公安部门报案。 因原告提供的上述书证均系打印件，原告自认《合作协议书》、《年终结算单》的内容由其制作，《2015年销售汇总表》及《2016年（1-12月份）对账单》由被告会计提供。对《合作协议书》、《年终结算单》的形成过程，原告在数次庭审中陈述如下：第一次庭审时陈述“2014年进入被告单位后，就支付我业务费，2014年工资及4%的业务费全部结清，所以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协议书是于2014年6、7月在胡伟办公室内签字的。两份《年终结算单》是在2016年年底胡伟交给我的”；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合作协议书》中鑫艺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在2014年6月由胡伟加盖的。两份《年终结算单》是在2016年12月29日形成的，是胡伟盖章后给我的。2016年12月初，因岳父生病需向公司借款，胡伟未同意，后在12月29日前和胡伟说了从50万货款中拿了20万元抵扣工资，当时胡伟听了很激动，要求将钱退还公司，否则告资金侵占。我也跟他说，2014年工资和业务提成结清，2015年和2016年还欠我30万”。 审理中，被告于2019年1月2日申请对《合作协议书》中鑫艺公司合同专用章、周燕芝签名及2014年2月的落款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1月14日本院在召集双方就鉴定事宜谈话时，原告陈述“《合作协议书》中的盖章不是2014年6月，我是在2016年12月才拿到的合同，落款时间2014年2月是在2016年12月写的”。 关于2014年的销售额，被告在第四次庭审时提供2014年度开给大通宝富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销售额为2928836.7元。另就2014年原告的工资收入组成，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陈述“一共12万，基本工资+业务提成8万元”。第三次庭审时陈述“12万，8万元业务费加基本工资已付清，该年业务300多万”。第四次庭审时陈述“与大通宝富合作开票额250万，扣除保证金30万，按照200万×4%计8万元，加基本工资，拿到约12万”。第五次庭审陈述“回去查了日记，提成是12万元，另加1月至12月的基本工资。提成12万是300万销售额×4%”。被告在第二次庭审时陈述“12万差不多”，第四次庭审认可12万，并陈述“2014年原告的工资为118500元，2月至5月的4个月按15万/年年薪计5万元，6月至12月基本工资为24500元，销售提成为44000元”。 本院认为,2014年2月原告入职被告从事管理工作,原、被告间形成劳动关系。因发生了原告截流货款20万元并引发矛盾后，原告在2017年1月离开，双方未再履行劳动权利义务,故在2017年1月视为原、被告终止了劳动关系。原告作为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等权利，但权利的取得应遵循合法、公平、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诉讼中更应体现诚信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间销售提成的比例；2.如被告拖欠工资，原告主张是否支持。 就焦点1，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工资发放记录应属其掌握并应举证的范畴。但本案中，原告就提成比例所提供的书证为《合作协议书》及两份《年终结算单》，上述书证的内容由原告制作，仅是加盖了鑫艺公司的章，并无胡伟或公司其他人员在书证中签名，且被告否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应对上述书证的来源、形成过程着重进行审查，不免除原告的该部分证明责任。事实上，在2014年6月前原告是从事公司日常事务、技术、经营的管理工作，实行的是年薪工资。6月19日起负责销售工作，实行的是基本工资加销售提成的工资模式，故原、被告应在6月19日前就销售提成比例进行协商确定较为合理。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陈述“2014年进入被告单位后，就支付我业务费，2014年工资及4%的业务费全部结清，所以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协议书是于2014年6、7月在胡伟办公室内签字的”。第二次庭审陈述“《合作协议书》中鑫艺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在2014年6月由胡伟加盖的”。上述两次陈述显然存在矛盾之处，若2014年工资及4%的业务费全部结清，则该事实至少需待2014年年底才能确认，落款时间不应在2014年2月。而原告陈述在2014年6、7月签字及6月胡伟加盖鑫艺公司合同专用章若真实，则2014年2月的落款时间又存在倒签的可能。在被告就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形下，原告又陈述“《合作协议书》中的盖章不是2014年6月，我是在2016年12月才拿到的合同，落款时间2014年2月是在2016年12月写的”。上述前后不一的陈述，足以说明《合作协议书》并非形成于2014年。 其次，2014年被告开具给大通宝富公司的发票额为2928836.7元。原、被告一致认可2014年的工资已结清。原告在第二次、第四次庭审时均承认为12万元，其中8万元是销售提成。若按4%比例提成，则销售额为200万元，这与原告自己主张的“该年业务300多万”、“与大通宝富合作开票额250万，扣除保证金30万”的余额，以及其在诉称中“提成按开票额4%计付业务费”不符。此外，原告在2014年6月起负责销售，实行的是基本工资3500元/月加销售提成的工资制，而此前实行的是12万至15万的年薪制。从有利于劳动者的利益方面衡量，原告除提成外其他工资收入至少应为64500元，即2月至5月为4万元（1万元/月×4个月），6月至12月为24500元（3500元/月×7个月），这与原告承认的12万元工资总额不符。第五次庭审时，原告又陈述提成是12万，按销售300万计算。原告就工资组成部分前后不一的陈述，难以证明提成比例为4%的事实。 其三，原告自认两份《年终结算单》形成于2016年12月29日，且是在胡伟盖章后取得。而2016年11月21日，原告在未得到被告同意的情形下截流货款20万元。在12月29日前将截流的事实告诉了胡伟，根据原告在庭审时所作的“当时胡伟听了很激动，要求将钱退还公司，否则告资金侵占”的陈述，说明原告截流货款的行为已引发胡伟的不满。在提成比例存有争议且截流货款归属未解决的情况下，若胡伟于2016年12月29日在两份《年终结算单》上盖章并交给原告，有违普通人的认知。 通过上述的分析，特别是在被告申请司法鉴定后，原告作出与之前不同的陈述，如此前后不一的表现，足以认定其在审理中作了虚假陈述，违背诚信诉讼的义务，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所举的《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6日和2016年12月29日的两张《年终结算单》不具有证据效力,其所主张的提成比例4%或3.5%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2，2016年11月21日原告在未征得被告同意的前提下截流货款20万元，并主张抵销工资报酬。对此，双方既未形成合意，且报酬数额存疑及被告不同意抵扣，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被告采用基本工资3500元/月，其余部分以预支或借款支付的模式。在被告申请司法鉴定前，原告主张2014年工资为12万，其中8万系销售提成。在第五次庭审时又主张12万提成，可见其在被告提供2014年度销售发票后，为证明提成比例4%所作出陈述上的调整。故本院采纳原、被告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庭审中的陈述，即2014年工资约为12万元。根据原告在2014年度所任不同职务的时间、相应待遇，按该年度发票额为2928836.7元计算，采信被告所作的“2014年原告的工资为118500元，即2月至5月的4个月按15万/年年薪计5万元，6月至12月基本工资为24500元，销售提成为44000元”的陈述，由此可推断出案涉提成比例为1.5%。根据原告所提供的2015年、2016年度的销售额，按1.5%提成比例计算，分别是94860.22元（6324014.53×1.5%）和106929.16元（7128610.98×1.5%）。与上述两年度原告已预支或借款10万元和11万元提成基本相当。但因原、被告终止劳动关系前未进行工资结算，原告尚有2016年11个月、2017年1个月的基本工资，以及2017年1月销售提成被告未能支付，该部分的基本工资42000元（3500元/月×12个月）及销售提成11181.6元（745440元×1.5%），在扣除预支借款的余额后，尚有余额的部分应视为被告拖欠的工资。审理中，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已超出时效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的劳动关系终止于2017年1月，2018年7月原告申请仲裁，故原告的请求超出时效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燕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该院开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王 冬 审 判 员  王志建 人民陪审员  纪汉平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思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