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槐树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2018964720。法定代表人：蒲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人勤，重庆广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倩，重庆广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工程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冶金三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95874683H。负责人：李晓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程祖杨，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上诉人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原审第三人程祖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渝0105民初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长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倩、被上诉人中冶建工六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中冶建工六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一审法院仅认定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具备签订本案分包合同的主体资格，但并未认定其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总工程系由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工公司）承包，并授权由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分包合同，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即仅应在签订该分包合同的范围内作出相应民事行为，由于中冶建工公司并未授权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就超出“签订”分包合同以外的范围作出民事行为，也未授权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就本案工程提起诉讼，因此，提起诉讼的主体仍为中冶建工公司，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应驳回其起诉。二、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长城公司与程祖杨签订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程祖杨本人的陈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由于程祖杨系本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其系借用长城公司的名义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因此，本案分包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分包合同有效，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三、关于本案工程价款的问题。因本案分包合同无效，工程款应通过鉴定的方式进行确认，退一步讲，即便法院参照分包合同的约定确认工程款，或在确认分包合同有效的基础上确认工程款，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该工程款为3763298.35元，也属认定错误，本案工程款应为6971300元。首先，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第三条约定：“暂定金额为6971300元”；第九条第4.1款约定：“本合同价款为分包工程的中标价格，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其风险不因投标时的条件和施工时的条件发生变化而改变。”该工程中标价格为6971300元，长城公司应得工程款即是6971300元，该工程价款不可变更。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工程价款为3763298.35元，系依据中冶建工公司与发包人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盖章确认的审定金额确定。而本案中，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第10.3条约定：“分包工程结算必须经发包人审计部门（或发包人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认可后方可作为工程最终财务决算的依据，进行尾款支付。”即对于本案工程的审计，只能由城建公司的审计部门审计，或者由城建公司委托的审计部门进行审计。而《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系由重庆市地产集团委托作出的，既非发包人委托作出，也非发包人的审计部门作出。城建公司虽对水电、消防部分的价款已盖章确认，但委托方式本身与分包合同的约定完全不符，该结算报告不能作为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依据该结算报告所确认的水电、消防部分的工程价款也不能作为本案工程价款的标准。最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第九条第4.3款约定：“发包人根据月进度结算以及跟踪审计结果，按75%于次月进行支付，无月结算表，发包人不支付其工程进度款。”案涉工程中，长城公司实际收到工程款为572万，该工程款为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对请款单均予以跟踪审计，由各部门领导签字后，方才进行支付，支付程序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应予确认。一审法院未考虑长城公司的实际支出，也未考虑中冶建工六分公司的审批确认行为，认定的工程款3763298.35元远远低于长城公司的建造成本，属认定错误，也显失公平，应予纠正。四、关于本案已支付工程款的问题。程祖杨以个人名义收到的50万元承兑汇票与长城公司无关，长城公司从未对其出具相应请款及接受工程款的授权，长城公司已收到的工程款仅为572万元。一审法院将接受该50万元认定为程祖杨的职务行为，确认长城公司已收到该款项，从而确认本案已支付工程款为622万元，明显证据不足，应予纠正。五、关于本案超付工程款的返还问题。根据长城公司与程祖杨签订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及程祖杨本人陈述，程祖杨为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系所有已付工程款的实际接收人，若涉及到退款问题，退款主体也应当为程祖杨本人，与长城公司无关。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长城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456701.6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456701.65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发包人城建公司与承包人中冶建工公司签订《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工程地点江北区石子山街24号地块，总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包括设计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平基土石方、基础、主体、建筑、精装修、水电安装、消防、通风空调、室外道路、综合管网、环境绿化等工程，不含弱电、电梯及空调主机设备。暂定合同价款34000000元。进度款按承包人每月提交的进度报表经监理工程、跟踪审计单位审核并经发包人审定完成工程量价款的75%支付。支付时间：进度报表经审核认定后的15日内。累计支付工程进度款达到合同价款、设计变更及增减项目调整金额经调整后的合同价款总额的75%时暂停支付，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日内支付至调整后的合同价款总额（含变更）的80%，工程结算审核完成后（承包人提交合格的工程结算资料及移交竣工资料后3个月内完成审核）于次月付至工程审核价85%，经上级审计部门审计后，支付至审计后总价的95%，留5%作为缺陷责任期的保修金，缺陷责任期满后无息返还；审计时，审减金额在3%以内（含3%），审计费用由发包人支付；如审减额超过3%，审减金额超过3%的审计费用由承包人支付；按国家规定应由承包人缴纳的税费将由发包人代扣；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应在工程完成并当发包人缴纳的民工保证金由相关部门返还后，再退还给承包人。2012年8月10日，发包人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分包人长城公司签订《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分包工程名称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工程水电、消防工程，分包工程地点为重庆江北区石子山，暂定金额为6971300元。分包计价方式为固定综合单价包干，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总价下浮比例为本项目总价（税前）下浮比例17.5%，具体计价方式按甲方与业主签订的主合同执行。分包工程结算必须经发包人审计部门（或发包人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认可后方可作为工程最终财务决算的依据，进行尾款支付。上述《合同》附件一载明，工程总造价是指招标人与业主方最终审定的工程结算值下浮17.5%报价。签订上述合同后，长城公司对上述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2012年10月11日，长城公司向中冶建工公司缴纳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履约保证金348600元。2015年11月19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向长城公司出具《关于尽快完成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安装工程结算的函》，表示长城公司在工程结算及提交竣工资料时存在问题，要求长城公司尽快完成工程竣工资料及工程结算工作。2015年12月15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向长城公司出具《关于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安装工程结算等问题的函告》，再次表示长城公司在工程结算及提交竣工资料时存在问题，要求长城公司在当月20日前完成以上工作。2017年8月22日，重庆信永中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载明：建设单位为重庆市地产集团，代建单位为城建公司，施工单位为中冶建工公司，设计单位为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本工程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石子山街24号地块，工程总用地面积约3393.27平方米，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水塔拆除、雪松移栽、临时用水电、二次供水迁建、低压线路迁移费、光缆线路等前期工程，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平基土石方、基础、主体、建筑、内外装修、水电安装、消防、通风空调、室外道路、管网、环境绿化及建设单位委托的其他零星工程。本工程送审结算金额为32568756.65元，审减金额为948559.79元，审定金额为31620196.86元。后，对于上述金额，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城建公司均予以确认，且，城建公司确认上述审定金额中水电、消防安装工程的审定金额为4561573.76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9月26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1000000元。2012年10月15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500000元。2012年11月12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350000元。2013年2月4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600000元。2013年5月13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450000元。2013年6月17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500000元。2013年7月24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900000元。2013年9月29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600000元。2013年11月18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300000元。2014年1月24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400000元。2014年5月30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50000元。2014年9月11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长城公司支付70000元。上述款项均为中冶建工六分公司支付给长城公司的涉案工程的工程款，金额共计5720000元。一审法院再查明，长城公司于2012年1月10日取得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一审庭审中，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了《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拟证明程祖杨能代表长城公司向其请款。2012年8月23日的《请款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安装工程款”，请款人为“谭剑波”，金额为1000000元；2012年10月11日的《请款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安装工程款”，请款人为“谭建波”，金额为500000元；2012年10月31日的《请款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安装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350000元。2012年12月10日的《请款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水电安装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500000元；2013年1月28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安装工程进度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600000元；2013年5月13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安装工程进度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450000元；2013年6月5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500000元；2013年7月3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900000元；2013年9月22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600000元；2013年11月4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600000元；2014年1月23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公安局档案馆安装工程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金额为400000元；2014年5月16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款”，请款人为“程祖杨、刘康”，金额为600000元；2014年8月27日的《支付申请单》载明，事由为“支付分包工程款”，请款人为“刘康”，金额为150000元。长城公司在庭审中曾表示对除2012年12月10的《请款单》外的其他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即，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共计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工程款为5720000元，并表示对程祖杨的每次授权均单独授权，但在此后的庭审中，长城公司变更质证意见，表示仅授权过案外人谭剑波向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请款，且从未通过填写《请款单》的方式请款，仅由谭剑波通过电话联系长城公司请款。程祖杨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一审庭审中，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了面额为200000元与3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落款处存在“程祖杨，原件已领”的字迹），拟证明其以开具汇票的方式支付了长城公司500000元的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并就上述《承兑汇票》申请法院到签发上述《承兑汇票》的银行核实汇票的承兑情况。经一审法院向银行核实，确认上述《承兑汇票》由中冶建工公司背书给南充市建光民用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再背书给南充市商业银行营业部委托发款。程祖杨表示上述《承兑汇票》上落款处的字迹确为其书写。长城公司表示不认可上述《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并陈述从未收到上述《承兑汇票》所涉及的500000元。一审庭审中，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了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程祖杨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复印件，拟证明程祖杨为长城公司的内部承包人，程祖杨向其请款均系代表长城公司的职务行为。上述《合同》载明“程祖杨系长城公司合同工；工程名称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工程水电、消防工程；乙方承包工程的所得纯利润归自己享有，并按财务制度分配”。长城公司陈述，《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虽为复印件，但真实性无异议；程祖杨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且该合同为长城公司出于内部管理的目的所签订，不能对外；程祖杨并非本案所涉工程的负责人，实际为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将涉案工程的部分交给程祖杨施工。程祖杨认可上述合同为其与长城公司签订，并表示程祖杨签订上述合同的原因为其没有施工资质，所以要借用长城公司的名义。一审庭审中，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了《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拟证明中冶建工公司经过业主方同意后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长城公司。《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6日，载明，中冶建工公司向城建公司申请将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消防、水电等安装工程分包给长城公司，并经长城公司、城建公司加盖印章确认。长城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审庭审中，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了中冶建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为适格的原告。《情况说明》载明，“我司与城建公司签订《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后，我司作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项目的承包单位，已授权我司下属单位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具体承建实施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项目工程，并由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长城公司陈述，确认其真实性，但认为由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取得了中冶建工公司的授权，本案所涉合同的发包方是中冶建工公司，而非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一审庭审中，长城公司表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且，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的10.3条的约定，涉案工程结算必须经发包人（城建公司）审计部门（或发包人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认可后方可作为工程最终结算的依据，而重庆信永中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与上述约定不符，故，上述《审查报告》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的问题，本案查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于2012年8月10日与长城公司签订《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故，一审法院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为长城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关于长城公司抗辩中冶建工公司是合同相对方而非中冶建工六分公司的问题，根据中冶建工六分公司所举示的《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内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系中冶建工公司的分支机构，中冶建工公司承接本案所涉工程后，授权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将该工程进行分包，系其公司内部治理行为，并非不同主体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该授权行为应属有效，因此对于长城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现一审法院已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为长城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又，审理查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所载明的内容，涉案工程的分包已经过业主方同意，再结合审理查明的长城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情况，一审法院由此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有效，双方应当履行上述《合同》的约定。关于涉案工程的造价问题，本案查明，中冶建工公司与城建公司就《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已确认其总造价为31620196.86元，且上述审定金额中水电、消防安装工程的审定金额为4561573.76元，再结合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所签订的《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以及合同附件所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工程的造价为3763298.35元〔4561573.76元×（1﹣17.5%）〕。关于长城公司抗辩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涉案工程结算必须先经发包人审计部门（或发包人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认可的问题，现中冶建工公司与城建公司就《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已确认其总造价及总造价中水电、消防安装工程的审定金额，即，发包方城建公司已对案外人重庆信永中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中就《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所审计的工程造价进行了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中虽然约定涉案工程应先由发包方的审计部门或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但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中作上述约定的目的在于双方确认关于涉案工程的结算应以经过发包方城建公司确认的工程造价作为依据，而现在发包方城建公司已对案外人重庆信永中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作出的《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中相关工程的造价进行了确认，同时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中约定，“总价下浮比例为本项目总价（税前）下浮比例17.5%，具体计价方式按甲方与业主签订的主合同执行”，故，此时城建公司是否委托机构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确认已不影响涉案工程的造价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对长城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工程款问题，现双方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支付给长城公司工程款5720000元没有异议，而长城公司仅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承兑汇票》所涉及的500000元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关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长城公司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故，一审法院以长城公司第一次陈述的意见为准，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所举示的《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除2012年12月10日的《请款单》外）予以确认，再结合中冶建工六分公司所举示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及程祖杨所认可的2012年12月10日的《请款单》所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确认程祖杨有权代表长城公司向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请款。现程祖杨已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承兑汇票》上落款处存在“程祖杨，原件已领”的字迹确为其书写，故，一审法院确认程祖杨已领取了上述《承兑汇票》，由此确认程祖杨收取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承兑汇票》的行为是代表长城公司的职务行为。现审理查明，上述《承兑汇票》已实际兑付，故，一审法院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支付长城公司上述《承兑汇票》所载明的500000元，由此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共计支付长城公司涉案工程的工程款622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确认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超付长城公司2456701.65元（6220000元﹣3763298.35元），由此确认长城公司应返还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超付的工程款2456701.6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456701.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9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工程分公司超付的工程款2456701.6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456701.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9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912.87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9912.87元，由被告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城建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第一部分第三条约定，最终合同总价以审计审定的结算金额为准。长城公司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在二审中一致确认，长城公司在本案中收到的工程款均由中冶建工六分公司直接支付给长城公司。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具体承建实施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工程已获得中冶建工公司的授权，其与长城公司签订《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亦获得中冶建工公司的确认。同时，长城公司具有从事案涉水电、消防工程施工的相应资质，并且，根据《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载明的内容，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分包亦经过发包人城建公司同意。据此可知，《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系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分包合同有效，并无不当。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案涉水电、消防工程造价能否确定；三、长城公司应否返还中冶建工六分公司2456701.6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现就以上争议焦点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系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履行《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过程中，因工程价款支付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据此可知，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其作为中冶建工公司的分支机构，且作为《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的相对方，在本案中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长城公司关于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陈述，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水电、消防工程造价能否确定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中的约定，案涉水电、消防工程6971300元属于暂定金额，且具体计价方式按主合同即城建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执行。而根据《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的约定，最终合同总价以审计审定的结算金额为准。也就是说，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最终造价需以审计审定的结算金额为准，6971300元仅为暂定金额，并非最终造价。因此，长城公司关于案涉水电、消防工程价款应为6971300元的陈述，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中约定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结算必须经发包人审计部门（或发包人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认可后方可作为工程最终财务决算的依据，其目的在于双方确认关于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结算应以经过发包方城建公司确认的工程造价作为依据。本案中，城建公司虽未直接委托重庆信永中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但其对该结算审查报告中包括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在内的审定金额均进行了确认。城建公司的上述确认行为不仅起到对重庆信永中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产生追认的法律效果，而且对中冶建工公司与其就《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总造价进行了确认。因此，一审法院根据《重庆市公安档案馆项目结算审查报告》及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与长城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中关于“总价下浮比例为本项目总价（税前）下浮比例17.5%”等约定，认定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造价为3763298.35元〔4561573.76元×（1﹣17.5%）〕，并无不当。因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已足以认定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造价，故长城公司关于本案工程造价应通过鉴定方式进行确认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长城公司应否返还中冶建工六分公司2456701.6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经审查，在本案一审审理中，长城公司针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的最初质证意见为：对除2012年12月10日的《请款单》外的其他《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没有异议。在此后的一审庭审中，长城公司又变更其质证意见为：仅授权过案外人谭剑波向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请款，且从未通过填写《请款单》的方式请款，仅由谭剑波通过电话联系长城公司请款。因长城公司既未对其推翻之前的陈述作出合理的说明，亦未举示充分的证据推翻之前所陈述的内容，故一审法院采信长城公司对《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最先的质证意见，并无不当。根据上述分析和已查明的事实可知，程祖杨在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多份《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中，均作为请款人，并以长城公司的名义向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亦按上述《请款单》及《支付申请单》中载明的请款金额向长城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程祖杨有权代表长城公司就案涉水电、消防工程向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请款，并无不当。因程祖杨认可2012年12月10日《请款单》所载明的内容，同时亦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承兑汇票》上落款处签注的“程祖杨，原件已领”字迹确为其书写予以确认，并且上述《承兑汇票》载明的总金额亦与2012年12月10日《请款单》所载明的金额一致，故一审法院据此确认程祖杨收取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承兑汇票》的行为是代表长城公司的职务行为，亦无不当，本院对长城公司收到上述《承兑汇票》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承兑汇票》只要符合背书的连续性即可领取相应款项，长城公司在收到该《承兑汇票》后，既可通过自行背书的方式领取相应款项，也可将该《承兑汇票》转让或者赠与第三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支付长城公司上述《承兑汇票》所载明的500000元，并无不当。因长城公司除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举示的上述《承兑汇票》所涉及的500000元不予认可外，对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向其支付其余案涉水电、消防工程款5720000元并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支付长城公司案涉水电、消防工程款共计6220000元，并无不当。根据已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中冶建工六分公司已超付长城公司2456701.65元（6220000元﹣3763298.35元），进而认定长城公司应返还中冶建工六分公司超付的工程款2456701.6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并无不当。至于长城公司关于程祖杨系案涉水电、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系所有已付工程款的实际接收人，故退款主体应为程祖杨的陈述。首先，长城公司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明程祖杨系案涉水电、消防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其次，长城公司关于程祖杨系所有已付工程款的实际接收人的陈述，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最后，程祖杨亦非《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水电、消防工程工程分包合同》的相对人。因此，长城公司关于本案退款主体应为程祖杨的陈述，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长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54元，由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孟琼审 判 员 刘润荔审 判 员 万 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王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