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5民初11929号原告：王大鹏，男，197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公主岭市。被告：上海延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张有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大鹏诉被告上海延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有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院长批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顾正恺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大鹏，被告延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大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延有公司：1.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工资6,500元；2.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延时加班工资9,000元；3.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8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400元；4.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72,000元；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50元；6.支付未缴纳社保7,800元；7.支付连续加班三天三夜造成左眼伤害病变2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1日，原告由延有公司总监臧林凯面试后，被招聘进入延有公司，工作地点位于本市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小区，担任保安队长，约定每天工作12小时，日工资200元，月工资为6,000元。原告曾与延有公司签订空白劳动合同，当时合同并无载明公司名称，原告签字后将合同邮寄延有公司人事韩彦，延有公司未将合同文本交还包括原告在内的保安。原告工作期间接受臧林凯和小区物业经理管理，由原告对其他保安进行人工考勤，并将考勤表邮寄韩彦。每月通过转账支付原告工资，但原告对何人发放并不清楚。2018年3月2日，延有公司派人强行将原告带离工作地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和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工资。此外，原告并不清楚延有公司与案外人迪某(上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某公司)之间关系，原告也非迪某公司员工。原告全月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在岗就餐)，存在延时加班4小时，另存在4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延有公司应支付各类加班工资。因签订空白的无效劳动合同，延有公司应支付二倍工资。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陈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裁决书，证明原告起诉前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录音光盘，证明延有公司财务认可臧林凯系其总监，也承认原告系延有公司员工；保安黄某等人当时签订空白劳动合同；物业公司也认可原告系延有公司派遣员工。3、与韩彦的微信聊天截屏，证明韩彦系延有公司人事。4、与臧林凯的微信聊天截屏，证明系延有公司录用原告。5、仲裁审理笔录、人员名册，证明仲裁时延有公司承认4名保安系其员工。6、保安服务合同书，证明原告并非物业公司员工，而系延有公司员工。7、2017年9月考勤表，证明原告实际出勤天数以及制作考勤表后邮寄延有公司人事韩彦。延有公司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延有公司财务人员并不清楚臧林凯是否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延有公司与迪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财务能提供臧林凯的电话符合常理，财务也要求原告向人事询问，其他保安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录音与事实不符，原告系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物业公司的录音仅认可原告在项目工作，对于劳动关系并不清楚；对证据3、4、6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对证据5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迪某公司韩彦系根据仲裁要求提供项目点的迪某公司人员名册，后要求延有公司盖章以便提交；对于证据7认为韩彦并非延有公司员工。除此之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延有公司辩称：原告与延有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系迪某公司员工。延有公司与上海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协议，约定提供保安服务。延有公司再与迪某公司签订人力资源外包协议，委托迪某公司向嘉利豪园小区派驻保安，为该小区提供保安服务，延有公司将管理服务费转账支付迪某公司股东臧林凯。臧林凯招聘原告，由迪某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将原告派往嘉利豪园小区担任保安队长；平时原告接受迪某公司臧林凯及其员工韩彦管理，原告也将制作的考勤表邮寄迪某公司的人事韩彦；由迪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佳敏(即臧林凯妻子)转账支付原告工资。上述臧林凯、韩彦均非延有公司员工或股东。此后原告因拒绝迪某公司调动工作不再上班。延有公司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不进行管理，也不支付工资，从未解除劳动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延有公司为证明其陈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迪某公司企业信息，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秦佳敏，股东为臧林凯。2、工作调动(通知书)，证明迪某公司对于原告进行管理。3、秦佳敏银行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由迪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佳敏转账支付工资。4、人力资源外包协议，证明延有公司将嘉利豪园项目保安服务外包给迪某公司。5、韩彦和臧林凯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个人劳动经历、臧林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上海步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卫鹰(上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证明韩彦和臧林凯并非延有公司员工。6、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7、延有保安服务费用结算流水单，证明延有公司与迪某公司根据协议结算管理服务费用。原告对证据1认为并不清楚，臧林凯自认其为延有公司总监；对证据2认为当时系陌生人向原告出示，随即将原告强行带离；对证据3认为应提供签字的工资单；对证据4认为迪某公司没有从事保安服务的资质，不合常理；对证据5认为签订劳动合同时告知原告该两人系延有公司员工；对证据6认为其仅在落款处签字，当时公司名称、合同期限、落款处均为空白，原告并不知晓系与迪某公司签订；对证据7并不清楚。除此之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持有异议的其他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评判。根据当事人双方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提供的延有公司与上海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上海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延有公司负责安全保护工作，延有公司负责安全保护的工作地点范围为本市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住宅小区，服务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等。延有公司提供的其与迪某公司签订的人力资源外包协议约定迪某公司以人才输送外包的形式将员工派遣至延有公司从事延有公司指定的工作，用工岗位为本市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项目点，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延有公司每月向迪某公司支付费用为管理服务费14,000/月等。延有公司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迪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秦佳敏，经营范围包括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工程、物业管理等，股东包括臧林凯。延有公司提供的延有保安服务费用结算流水单记录了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其支付迪某公司臧林凯工商银行账户的金额，下方加盖两公司公章；提供的臧林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的进账金额与结算流水单一致。原告认为并不清楚。原告自认于2017年9月1日由臧林凯招聘进入本市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小区担任保安队长。延有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显示：用人单位(甲方)为迪某公司(公司名称系手写)，劳动者(乙方)为原告(姓名系手写)；根据甲方与客户单位签订的劳务外包合同，乙方同意到客户单位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确立劳动关系达成如下劳动合同内容：本合同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其中试用期为1个月，自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上述日期系手写)；甲方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乙方的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安排乙方从事保安工作；乙方同意工作场所由甲方客户单位根据用人实际需要另外安排指定，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乙方知晓并同意按客户单位需要对乙方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具体上班时间由客户单位直接安排；乙方在正常出勤下甲方的工资不低于上海市当年的最低标准2,300元(数额为打印)等。落款处甲方有迪某公司盖章，乙方有“王大鹏”签字。原告认可其在落款处签名，但认为韩彦让其签字时为空白劳动合同。原告提供的录音中有黄某表示在物业工作时签了空白的合同交给原告，但没有交还给黄某；李某表示签订的合同是延有公司，没有给予合同文本；另有两段仲裁审理时的录音。原告本身受臧林凯、小区物业经理管理；原告每月对保安人工考勤后，将考勤表邮寄韩彦。原告提供考勤表一张，该表抬头为“2017年9月考勤表，项目名称嘉利豪园”，下方有原告等八名员工考勤信息，在“员工签字确认处”有签名，但无单位盖章或负责人签字。原告主张臧林凯为延有公司总监，韩彦为延有公司人事，韩彦在仲裁时以延有公司员工身份出庭。原告为此提供了：1、微信截屏，对方标注为“韩彦，上海延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聊天记录中有“原告：延有保安公司，好像不是这个地址，这次不要忘记我加班的钱。韩彦：这个地址只是我收货地址，我不在别人能帮我收了不会掉……原告：是臧总的？韩彦：员工”，对方标注为“kk臧林凯延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聊天记录中有“大鹏，你怎么会怀疑我是故意拖你工资，整个公司所有人工资，我今天待会儿就先转给你，你去打听下别人今天有人收到吗”；2、仲裁审理笔录，其中记录韩彦作为延有公司的代理人出庭，仲裁员询问其为哪家公司员工，韩彦答复“我只是委托人，并非延有或迪某的员工”，韩彦答辩“延有公司与原告双方无劳动关系，原告与迪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延有公司没有臧林凯此人，他并非延有公司员工；延有公司没有派驻过保安至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工作”；3、电话录音，原告主张其电话联系延有公司财务时，对方可以提供臧林凯手机号码，故臧林凯系延有公司员工。原告当庭播放电话录音，其中一段录音中原告询问臧林凯在吗？对方表示系财务室，可提供电话去问人事；原告询问臧林凯是公司副总还是总监？对方表示给前台电话去问一下，有这个人。另一段录音中对方在原告的要求下给了臧林凯的手机号码。延有公司主张臧林凯、韩彦并非其员工，臧林凯系迪某公司股东，韩彦原为迪某公司员工(现为臧林凯设立的上海步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因迪某公司引发仲裁，故由迪某公司安排韩彦作为代理人出庭。延有公司为此提供：1、臧林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每月迪某公司转账支付臧林凯工资；2、臧林凯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2016年11月至今由卫鹰(上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3、卫鹰(上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股东之一为臧林凯；4、韩彦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由迪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7年9月至今由上海步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5、个人劳动经历截屏显示韩彦自2017年9月1日起单位为上海步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6、上海步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臧林凯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延有公司提供秦佳敏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迪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佳敏分别于2017年10月19日、11月23日、12月24日、2018年1月25日个人转账支付原告6,680元、7,400元、6,680元、6,000元。诉讼中，原告主张臧林凯于2018年3月1日以支付两倍工资要求原告离职，遭原告拒绝，次日遂强行将原告带离工作场所，即解除劳动关系。延有公司否认作出解除行为，认为系迪某公司调动原告工作项目，原告拒绝后不再上班。延有公司提供仲裁时原告提交的一份工作调动(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为将原告自嘉利豪园项目调动至其他项目等，加盖了迪某公司公章。原告认为其系延有公司员工，迪某公司无权对其进行调岗。原告认为仲裁审理中，韩彦曾提供加盖有延有公司公章的《上海延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嘉利豪园项目点人员名册》，载有“嘉利豪园保安：许哲兵、张登峰、黄杰、李正胜”，表明延有公司确认该4名人员系其员工。延有公司解释为仲裁时韩彦答辩称延有公司没有派驻过保安至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工作，但由于韩彦并非延有公司员工，但又代理其参加仲裁，不清楚自身法律地位，对于仲裁要求存在误解。当时仲裁部门要求韩彦提供一份嘉利豪园小区保安的名单，迪某公司将自己在项目点的保安名单交给延有公司盖章后交给仲裁部门，上述保安均为迪某公司员工，由原告和臧林凯招聘，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诉讼中，原告提供了李正胜(亦与延有公司发生仲裁、诉讼)的证人证言，并申请其到庭作证，其陈述“2017年11月5日原告招聘其进入嘉里豪园担任保安，原告担任保安队长，告知系延有保安公司录用其；其曾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具体内容记不清楚，至今未拿到合同，别人说是与延有保安公司签订；平时由原告对其管理，由臧林凯管理原告，听说臧林凯系延有保安公司；其每天工资170元，工作12小时，每月无休；由秦佳敏转账支付工资，但并不认识她；其最后工作至2018年7月2日，保安队长说保安公司通知不要再做。”证人当庭播放2018年3月2日原告被要求离开的视频。原告认可证人证言，延有公司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不是事实，且视频仅证明因工作调动要求原告离开项目。诉讼中，本院向韩彦进行调查，其表示“延有公司将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项目点的保安工作外包给迪某公司，双方签订劳务外包协议；延有公司在该项目无保安工作，全部为迪某公司保安；原告(王大鹏)系迪某公司股东臧林凯招聘，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迪某公司安排其在嘉利豪园工作；平时由迪某公司负责人臧林凯管理原告，我作为人事也会与原告沟通工资和考勤，我们均为迪某公司员工；原告工资通过迪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佳敏个人账户转账支付，根据合同约定发放基本工资，除此之外都是加班工资；原告是保安队长，进行考勤，考勤完由原告用快递发给人事我；在项目点约有5-6人，当时其他保安基本都是原告招聘的，招聘后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迪某公司发放工资，由原告对他们管理，由原告进行考勤并发给人事；2018年3月迪某公司出具了一份工作调动书，通知原告调动到古浪路183弄项目，原因是缺人做人事调动，原告收到后不愿意，新的地点和旧的岗位都不去了，我方认为原告是自动离职，我方未发过解除通知；原告劳动关系归属于迪某公司；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屏确实是迪某公司员工韩彦、臧林凯与原告对话，后缀延有公司是原告自行备注的；原告提供的嘉利豪园项目点人员名册是根据仲裁要求，由迪某公司向延有公司出示了人员名册，延有公司盖章后交给了仲裁，并不是延有公司人员；李正胜是迪某公司员工，现与延有公司诉讼”。原告认为韩彦陈述不符合事实。2018年4月9日，原告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延有公司：1.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工资6,200元；2.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延时加班工资9,000元；3.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8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000元；4.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5,000元；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50元。2018年5月22日，该委裁决对申请人(原告)本案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起诉法院。审理中，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致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根据延有公司提供其与迪某公司签订的人力资源外包协议和服务费用结算流水单、臧林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可以证明迪某公司将员工派遣至延有公司位于本市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项目点工作，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延有公司每月向迪某公司支付管理服务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对于原告与延有公司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原告主张于2017年9月1日由延有公司总监臧林凯招聘进入本市虹井路888弄嘉利豪园小区担任保安队长，平时由臧林凯对其进行管理以及原告在考勤后将考勤表邮寄延有公司人事韩彦。延有公司否认上述两人系其员工，亦否认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录音、微信聊天截屏、仲裁审理笔录均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正胜与延有公司亦有诉讼，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证明原告待证的事实。故原告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上述两人系延有公司员工以及臧林凯代表延有公司招聘原告，本院对于原告关于上述两人属于延有公司员工的主张，不予采信。相反根据延有公司提供的迪某公司企业信息、劳动合同、银行历史明细清单、韩彦和臧林凯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臧林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工作调动(通知书)等证据，证明臧林凯系迪某公司股东、韩彦先后由迪某公司及臧林凯投资设立的其他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迪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每月转账支付原告工资、迪某公司向原告发出工作调动通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向韩彦进行调查，可以确认迪某公司股东臧林凯招聘原告，原告与迪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实际为迪某公司提供劳动，由迪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转账支付工资，平时由迪某公司对于原告进行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故原告系与迪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延有公司并未与原告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意。本院对于原告关于2017年9月1日起原告与延有公司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要求延有公司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工资6,500元、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延时加班工资9,000元、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8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400元、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72,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5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缴纳社保7,800元、连续加班三天三夜造成左眼伤害病变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大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大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正恺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书记员  陆 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