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33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松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8977001X2。负责人：蒋序龙。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世品，系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远，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伍，男，199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邹侠，贵州靖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文忠，男，1973年2月7日出生，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宁志兵，湖南泰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黔西县阳光汽车服务中心，住所贵州省黔西县清毕路新煌都帝豪酒店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22MA6G37B323。负责人：付亮。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邦毕节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伍、高文忠、黔西县阳光汽车服务中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5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邦毕节支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我公司提供的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云警院（2016）痕鉴字第X093B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书》）理由不予充分。首先，安邦毕节支公司提供的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是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作出的，并且《鉴定书》具有论证过程、推理思维、事故车现场照片，高文忠身体基本情况的照片形成完成的证据链证明高文忠不是本次交通事故的驾驶员。但是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此《鉴定书》（1.是我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鉴定机构提取车辆痕迹时未通知利害关系人车主付伍或驾驶员高文忠到现场对提取的痕迹进行确认，提取的痕迹有可能不是原车辆的痕迹，损害了付伍的利益；3.由于鉴定人没有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场，不排除伪造痕迹的可能；4.鉴定人系根据动力学的惯性运动原理推出车辆驾驶员不是高文忠，但该推理并无排他性，只是一般原理，不能排除特殊情况。）我公司对法院认可的理由提出如下异议，1.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规定申请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不能单方进行委托；2.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二和第三个理由都是自认为有那样的可能性，但是法院就以这样的可能性进行定案；3.一审法院否认被公认的动力学惯性原理，自认为无排他性。综上，一审法院都是靠妄想推断来认定证据。一审法院的判决难以让人信服。二、在庭审过程中我公司多次提出对一审付伍提供的《事故认定书》缺乏相应的证明力，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至始至终都没有对我公司提出的意见进行阐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付伍提供的《事故认定书》和我方提供的《鉴定书》从证明力的角度上是有冲突的，因此付伍提供的《事故认定书》不能在本案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是需要进行论证和逻辑推理后才能使用。因此为了公平起见和还原本案的真相我公司向法院申请请作出此事故认定书的警察出庭作证，并且向法院申请调取交警部门作出此事故认定书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书证、物证等证据）。但是一审法院不理睬我公司提出的意见，特向二审法院作出如上说明，望二审法院在二审阶段采纳我公司提出的意见。三、付伍在一审法院提供的发票，其中与材料清单里的材料不相符，按照行业惯例50多万元修理费，工时费不会超过十万。因此付伍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车辆修理费的具体金额。付伍答辩意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被上诉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并将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提交给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如果保险公司对事故认定书不认可，需要向交警部门提出异议，由交警部门进行委托鉴定，但是保险公司私自进行鉴定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保险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应该取得我方当事人的同意，但是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付伍及驾驶员都不知道保险公司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应该确定鉴定物就是事故中的物品，但鉴定机构鉴定的车辆是不是本次事故的车辆，交警和我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导致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不具有排它性。在鉴定结论出来的过程中，鉴定机构所运用的是动力学的关系原理的表述是不科学的，动力学有数百个原理，但是没有标明是哪个原理没有说清楚，说高文忠不是驾驶员没有依据，故安邦毕节支公司的第一个上诉理由不成立，鉴定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事故认定书和鉴定书证明力问题，事故认定书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第一现场的事实进行确认得出的结果，其证明效力当然高于作为事故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结果。一审中保险公司要求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调取物证、书证的要求，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事故认定书的当事人在事故认定作出后，并未对事故认定书申请复议，事故认定书已经发生效力，不调取事故认定书所形成的物证和书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是安邦毕节支公司申请调取物证和书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就可以得到支持的，并不是得不到支持就认为一审法院是有瑕疵的，这是对民事诉讼法的错误理解，在安邦毕节支公司称事故未对事故进行论证只得出一个结果的表述是不严谨的，在一审中我们也向法院提供了事故认定书，其中对事故的发生原因进行了表述，对事故的论述以及应该怎么论述是交警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文书，了了就像法院所形成的判决书，安邦毕节支公司未提供法律依据，擅自认为事故认定书的形式要件存在在瑕疵是安邦保险公司的自我认识，于法无据。故安邦毕节支公司的第二个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安邦毕节支公司的第三个上诉理由也就是发票与清单不符，认为车辆的修理费的金额不能确定，是安邦毕节支公司自身的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被上诉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处理交通事故的善后工作，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在2016年5月26日，而鉴定书形成的时间是2016年6月7日，在鉴定书形成之前保险公司是无拒赔理由的，根据双方鉴定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应当对事故车辆进行定损，对事故人员进行抢救，并垫付部分医药费，但本案保险公司接到保险事故通知之后，就自认为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范围，未履行应尽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中保险公司未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付伍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只能将车辆拖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不可能让车辆放到现在不进行修理。付伍将车辆交付修理厂进行修理所产生的费用为576290元是有修理清单和发票进行印证的，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至于安邦毕节支公司提出发票与修理清单不相吻合的情况是修理厂的惯例造成的，其责任不在付伍，安邦毕节支公司提到的修理费不超过10万元，本案的保险标的是明确的，安邦毕节支公司的第三个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及得出的结果。高文忠答辩意见：我方完全同意付伍的答辩意见，补充三点，一是关于安邦毕节支公司认为其自行委托的司法鉴定书不采纳不合理，但是其所为的不合理全部站在主观推定的前提下进行表述的，因为自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安邦毕节支公司就以驾驶员高文忠没有明显的可视伤痕为由，擅自决定拒赔及单方委托鉴定，从而猜测更换驾驶员的推定，按照日常经验来看，在碰撞程度较轻的情况下，形成较重的伤情，以及碰撞程度较重的情况下，出现轻微的伤情以及没有伤情都是常见的现象。所以安邦毕节支公司毕节支公司的猜测和怀疑一开始就没有科学的依据，安邦毕节支公司在处理理赔事务中，自身角色错位，未看清其自己商业保险主体的本质，而擅自行使司法机关所具有的权利。从某种程度来说，委托司法鉴定主体上就存在问题，从这里我们看到保险公司的不诚信和强势。至于第二点事故认定书部分，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事故认定书否定的前提是有证据足以推翻，而且其提供的依据司法痕迹鉴定，因为各种瑕疵，不能予以认定并作为证据使用，所以该事故认定书按照证据规则自然是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修理费用的问题，所谓的工时费不会超过10万元，安邦毕节支公司一方并没有提供依据，为什么工时费不会超过10万元，依据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车辆碰撞发生的损害中，由于损害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修复的过程和时间必然是不同的，所以上诉人所说的工时费不会超过10万元，是安邦毕节支公司自己的主观猜测，没有任何客观科学依据。黔西县阳光汽车服务中心答辩意见：对于2018年发票的问题，因受损车辆一直没有将款付清，直到2018年付钱给我们之后才出具的发票。付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邦毕节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向付伍支付理赔款576290元。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5月26日，登记车主为付伍的贵Ｂ×××××号小型越野客车由石牛角往普底方向行驶，于当日1时30分行驶至喻普路（××至××200米路段处时，该车与路边的路栏发生碰撞，造成贵Ｂ×××××号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6年5月27日，百里杜鹃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2249942016001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高文忠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2016年5月29日，安邦毕节支公司称保单系其所签，(理赔是贵州分公司理赔，对诉讼主体无意见）自行委托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贵Ｂ×××××号车车辆驾乘关系的同一性检验进行鉴定，2016年6月7日，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认为，贵Ｂ×××××号小型越野客车本次肇事撞击刮擦破损痕迹集中在车头部的右前角车身的下部位置，根据动力学的惯性运动原理，车内部件破损痕迹的位置和形态反映符合本次车辆肇事发生时车内驾驶员的身体相关部位由于车头部右前角车身下部撞击肇事毁损时的惯性作用撞击刮擦而形成，与驾驶员高文忠头面部、胸部和左右腿的膝盖部位置等身体部位未检见撞击刮擦的伤痕形态反映相矛盾，说明高文忠本人不具备本次车辆肇事发生时处于车内驾驶员位置，结合当事人对肇事发生后的相关情况陈述，可以确认主气囊表面附着的血迹痕迹不属于车内其他受伤人员遗留，而符合驾驶员遗留，但高文忠确认本次事故没有受伤和流血，因此没有提取DNA检验必要，故认定贵Ｂ×××××号小型越野客车本次肇事发生时的车辆驾驶员不是高文忠。庭审中鉴定人称鉴定时没有通知驾驶员高文忠和车主付伍到现场对痕迹提取进行确认，但鉴定意见书中附件照片注明系高文忠对痕迹进行确认。2016年6月14日，安邦毕节支公司作出拒赔通知书（付伍称拒赔通知书一直未送达给驾驶员和车主，2017年去要求赔偿时才知道，保险公司也未有相关送达回执）。安邦毕节支公司未对肇事车辆进行定损。付伍将贵Ｂ×××××号车交给第三人黔西县阳光汽车服务中心进行修理，支付修理费576290元。贵Ｂ×××××号越野客车在安邦毕节支公司（保单印章为贵州分公司，但保单上写明为毕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878000元的车辆损失保险，被保险人为车主付伍。因付伍与安邦毕节支公司对车辆赔偿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付伍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安邦毕节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支付付伍理赔款57629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肇事车辆的损失金额应为多少。对于肇事车辆修理费，付伍提供了修理发票和清单，安邦毕节支公司辩称从发票上看只有几万元的材料费，按照维修经验来看，50万元的维修工时费不超过10万元，但黔西县阳光汽车服务中心对该发票进行解释，称地税发票只能这样开，安邦毕节支公司并无其他证据推翻该证据，发票和清单也相吻合，且在车辆维修前安邦毕节支公司未对肇事车辆进行定损，安邦毕节支公司应对车辆损失金额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肇事车辆损失金额为57629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安邦毕节支公司是否要对车辆损失进行赔偿。本案中，付伍所有的贵Ｂ×××××号车在安邦毕节支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保险，现贵Ｂ×××××号车受损，安邦毕节支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义务。安邦毕节支公司辩称报案陈述的车辆驾驶员与实际驾驶员不符，存在调换驾驶员的事实，因此拒绝赔付。但安邦毕节支公司作为“拒赔”依据的系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于该鉴定意见书，首先系安邦毕节支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次鉴定机构提取车辆痕迹时未通知利害关系人车主付伍或驾驶员高文忠到现场对提取的痕迹进行确认，提取的痕迹有可能不是原车辆的痕迹，损害了付伍权益；再次在鉴定意见书附件照片中，明明没有通知驾驶员高文忠到场对痕迹进行确认，而11页后面几张照片注明系驾驶员高文忠对痕迹进行确认，虽然鉴定人应某法院通知出庭作证时证实是笔误，但这恰恰说明鉴定人提取痕迹时应通知双方当场对痕迹进行确认，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才具有说服力，而鉴定人提取痕迹时只有安邦毕节支公司在场，鉴定机构又是安邦毕节支公司自行委托的，不排除伪造痕迹的可能；最后，鉴定人系根据动力学的惯性运动原理，推断出本次肇事发生时车辆驾驶员不是高文忠，但该推理并无排他性，只是一般原理，不能排除特殊状况。因此安邦毕节支公司作为证据的鉴定书有很大瑕疵，不能证明调换驾驶员的事实。因肇事车辆现已经修理，安邦毕节支公司也未对证据（车辆痕迹）进行保全，造成不能重新鉴定，且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系高文忠，故安邦毕节支公司应按保险合同对损坏的车辆进行赔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安邦毕节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贵Ｂ×××××号车投保的机动车车辆损失保险限额范围内赔付付伍因交通事故发生造成的车辆损失576290元。案件受理费9564元，减半收取4782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576元，由安邦毕节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双方二审的上诉请求、依据的事实理由、答辩意见、原审认定的事实等，本案二审当事人双方的争点问题有二，一是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云警院（2016）痕鉴字第X093B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是本案的修理费认定是否符合证据的认定规则？对第一个争点问题，即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云警院（2016）痕鉴字第X093B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的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本案安邦毕节支公司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也未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自行确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未经法院指定，【云警院（2016）痕鉴字第X093B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符合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与百里杜鹃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2249942016001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保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作笔录记载的驾驶人员是相互矛盾的，原审判决对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的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规定，百里杜鹃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2249942016001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优于未经人民法院委托（指定）的鉴定意见书，因此，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云警院（2016）痕鉴字第X093B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云警院（2016）痕鉴字第X093B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推翻本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该鉴定意见书不能免除安邦毕节支公司的赔付义务。对第二个争点问题，即本案的修理费认定是否符合证据的认定规则。本院二审认为，保险标的物贵Ｂ×××××号小型越野客车发生受损后，应当依当事人双方的商业保险合同各自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AB】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抄件）》（保险单号2260603262015001119）载明本案保险标的物投保时新车购置价878000元，车辆损失险为878000元。安邦毕节支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依约定应当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积极履行受损车辆修复义务，但安邦毕节支公司未依约履行该义务，投保人因此将保险车辆进行修理，共支付修理费576290元。安邦毕节支公司主张按照行业惯例50多万元修理费，工时费不会超过十万，应当向法院提交此行业惯例工时费计算的证据，本案被保险人付伍提供的税务发票明确而具体，能够认定该受损车辆修理费的具体金额。受损车辆在修理过程中，因发票受可以载明内容的限制，可能存在发票载明的内容与材料清单载明不相一致的情形，原审判决依税务管理机关出具的发票载明的金额计算修理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安邦毕节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64元，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雄审 判 员  田 川审 判 员  徐 洪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成 梅书 记 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