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0348号原告：陈木林，男，汉族，1969年2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玉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波，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华俊，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文辉，男，汉族，1979年6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珑，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木林与被告杨文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波、焦华俊，被告杨文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木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共计54319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3日起计至上述欠款支付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出售方向机，被告在提货后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存货明细表，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543191元，同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因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杨文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中止诉讼活动，并将案件交公安机关另案处理。具体意见如下：一、被告并未向原告购买任何方向机产品，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欠原告任何货款，原告对被告没有任何债权产生。原告称其于2017年12月29日向被告出售方向机，被告在提货后未向其支付货款543191元，原告以上陈述完全是虚假陈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所列明的相关方向机均属于被告所有，被告是提回属于自己的货物而签字确认的，只是放在原告处保管，让其代为销售。原告无法证明其货物来源，仅以一张提货单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是被告欠原告货款。二、原告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法院中止诉讼活动，将案件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原告涉嫌虚假诉讼罪，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该中止诉讼活动，待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1.《汽车零部件采购、包装销售项目合作协议》；2.《汽配项目合作清算的补充协议》；3.《关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汽配合作项目清算的总结附件》；4.《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5.录音U盘及录音文字整理。庭审中，原告称，除了上述证据，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甲方）、丁战平（乙方）、许治平（丙方）于2015年2月9日签订《汽车零部件采购、包装销售项目合作协议》，内容包括：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一致合作汽车零部件采购、包装销售，根据市场需求的信息提供样件给厂家加工等来销售，利润的来源是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某些汽车零部件片区总代理和低价采购，高价销售赚取差价为股东的利润点。甲乙丙三方前期借用甲方浙江玉环华阳机械有限公司名称和企业商标的平台切入市场销售，包括前期甲方陈木林与其他股东合作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制动钳每月可供5000套以上到10000套以内的货给甲乙丙合作的项目作为代理销售，价格按其他同行业价格或每套按甲乙丙市场价销售的价格提取前制动钳3元和后制动钳5元作为该项目合作的启动项目。该项目甲乙丙三人一起组建汽车零部件销售营运中心的平台项目合作是独立核算，该项目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底盘件及发动机件的零部件系列产品，等销售有一定基础后，甲乙丙三方合作立即纳入股份制，审批国家有法律保护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甲乙丙按本协议的约定股份占股东股份，……。从2015年3月1日起到2025年2月28日止，股东项目合作期限共10年，……。经乙丙两方共同对汽车零部件行业销售多年的工作经验，都有汽配市场的客户资源，甲方根据现在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甲乙丙三方共同商议规划，商议该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100万元。该100万元由甲方陈木林按个人无息借款的方式借款给合作股东投资汽配零部件项目合作。……甲方该项目总投资的款项100万元根据股东启动该项目之日起，根据市场客户的需求，确保有利润的情况采购物资销售，按实际情况确保利润和项目的发展逐步投入。原告原玉环华阳机械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回款也可转入作为投资款，包括采购等合作股东确定的款项由甲方原浙江玉环华阳机械有限公司直接转账支付的货款等也可作为甲方的投资款，逐步达到总投资款100万为止，后期如需继续投资可按股东股份比例甲乙丙按各自的股份比例投入。……甲方为该项目的兼职工作，协助该项目各部门的相关协调工作，负责该项目品质管理，主要是和合作厂家协调质量和供货协议的起草供股东确定签订后并根据市场反映的质量问题和合作厂家协调沟通改善，达到一定基础后组建产品进货品质管理和技术部研发成立及质检部门的组建。乙方丁战平前期几个月为兼职工作，兼职最迟到2015年5月份止，全职上班最迟2015年6月份开始必须为全职工作，原工作单位交接工作允许的情况下越早上班越好，兼职和全职主要工作按总经理的要求，负责物资及零部件采购市场有需求并有利润的产品给销售人员销售，负责引进有市场前景的产品为该项目合作创造盈利并协助总经理规划销售工作，协助总经理规划外贸公司的启动运作，协助总经理规划该项目的全面发展及市场销售拓展工作。丙方许治平为该项目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全方面负责该项目营运管理和销售工作，达到股东投资创造盈利为目的，营运该项目的市场销售拓展和品牌营运推广运作，经甲乙丙三方股东共同商议约定，要求7个月内达到该项目收支平衡和股东盈利的目的，并制定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股东和员工薪酬体系，运作该项目规划该项目的具体运作大纲，各股东认可后必须按项目运作大纲执行，如在运作中有差异股东可商议修改。……甲方为该项目前期投资和为乙方、丙方垫付投资款，如创造利润收回成本后，该项目独立核算合作的设备、办公用品、市场、客户资源、应收款、应付款、客户等资源等都归属于甲乙丙三方共同拥有，共同按各自比例股份占有该项目合作的资产和信息，如该项目所创造的利润甲方投资款还未全部收回成本，如因某种因素及市场变故、质量问题、客户资金不按时到位、合作客户资金回笼问题，导致无法运作的，资产、设备、库存产品、应收款等按当时市场价先支付甲方未收回的投资款后，剩余的资产再由甲乙丙三方按各自股份比例分配资产。如有亏损，甲乙丙三方也按各自投资股份和分红股份比例承担亏损风险。该项目合作启动，按总经理要求投资现金确保账上有30-40万元随时机动采购炒货用途，关于方向机代理、总经销、制动钳代理、总经销等由乙方负责完善，其他方面由乙方、甲方协助总经理完善合作厂家，……。2017年9月12日，原告、丁战平、许治平、被告（作为客户代表）以及曾xx（作为团队协商代表）签订《汽配项目合作清算的补充协议》，约定：关于陈木林、丁战平、许治平合作汽配项目，在2017年9月12日经过朋友大家团队协议一致，所有方向机退货、废品按原采购价核算库存数量，库存退货、库存合格品、包括项目合作期间许治平多付给厂家的款项及应收款全部由许治平负责运作承担。大家团队约定多退少补清算，如许治平转变成欠陈木林的款项的，团队协议约定不管款项欠款多少？按账务出来后协商期限支付给陈木林，具体见账目明细为准，团队约定，核算账期时间为20天，在核算账期内许治平、协商团队都无权动用陈木林、丁战平库存方向机。大家团队约定，从2017年9月12日开始，陈木林、丁战平负责协助许治平处理，但不包括工厂以外的事项，如许治平需要什么手续的，丁战平、陈木林根据客户真实的实际情况无条件授权办理手续给许治平。大家团队代表人表态，即日起按协商的决议流程推进，此清算协议由团队代表和丁战平负责推进工作，许治平牵头解决。上述汽配项目合作清算的补充协议一式伍份，许治平、团队协商代表、陈木林、丁战平大家签字即可生效流程，每人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及团队协商决议的效力。被告在“此事客户代表杨文辉知道上述流程和团体决议的流程签字”处签字确认。2017年12月28日，原告、丁战平、许治平签订《关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汽配合作项目清算的总结附件》，约定：关于汽配项目合作的库存方向机、包括旧件全部归属许治平退回工厂，退货多出的款项由许治平负责和工厂换货退款等方案，许治平在2个月内上交给陈木林。应付全部归属许治平，现在永安、帝盟许治平已经付清，项目合作股东三人已经平账，汽配项目所有供应商应付款项与陈木林、丁战平无关，全部归属许治平。汽配项目应收款项全部由许治平、丁战平按客户负责收回或退货，款项交给陈木林，退货制动钳是华阳的抵账给陈木林平账，方向机由许治平处理，6个月内清理完毕。货款交给陈木林。项目亏损的按责任承担，许治平、丁战平按每人实际亏损金额每月平均支付，按2年内付清，付款从2018年1月15日开始支付，直到付清为止。上述账务由丁战平、许治平自己和财务衔接，财务配合提供账务清单。对于本附件是清算总结的附件，对于实际金额按总结金额，收款、退货后的实际金额为准。《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载明：存放地址为广州白云区大源大南坑南丰路1号2楼（借用华阳公仓库存放），型号均为方向机，供应商厂家分别为：“225广州刘志浓”、“荆州老王（王某）”、“玉环永安方向机公司”、“佛山帝盟”、“济南王玉亮”、“航邦”、“安徽冠润”、“广州兴达（肖汉清）”、“荆州市球保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恒威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原厂）施昌荣”，并载明方向机产品名称、数量、单位、进货单价、进货金额、销售单价、销售金额。上述明细表共有86行上述信息的明细，并载明进货金额合计数额为417860元，但未载明销售金额合计数额。原告称诉讼请求金额543191元就是上述明细表的销售金额合计数额。被告在该明细表的提货人签字处签名并书写日期2017年12月29日。被告对该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提走了该批货物，但认为被告仅是对于该批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及提货行为的确认，并没有对原告所指向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确认，该证据是被告提回属于自己货物的证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是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除了在本案中主张的《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显示的交易外，双方并无其他交易；上述交易的交货方式为被告上门取货；上述明细表中的货物来源就是表中列明的供应商厂家。原告为证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中的货物来源，提交了：1.进库单位为“225广州刘志浓”的2016年8月30日、2016年10月29日的进库清单及2018年1月19日的采购退货清单。2.进库单位为“供应商17荆州老王”的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1月23日、2015年12月1日、2016年3月21日的进库清单；原告分别于2015年12月2日、2016年1月25日向王某转账30000元、1500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分别注明“方向机部分下线产品，共180条方向机合计60120元”、“荆州老王180条方向机合计60120元，支付3万+1.5万元”。3.进库单位为“供应商03永安”的2016年6月6日、2016年8月9日、2016年8月14日、2016年10月29日的进库清单；台州永安转向器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出具的《关于银行账（卡）号使用的通知》，称该公司使用的账（卡）号为陈高海开设在农业银行玉环支行坎门分理处的账号；原告分别于2016年5月16日、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1月1日、2016年11月2日向陈高海转账26万元、25万元、15900元、274595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分别注明“采购永安方向机743条，本批暂付26万元”、“采购永安方向机一批，支付款项25万元”、“支付永安方向机款30条，15900元已经付清”、“支付永安方向机2016年10月31日前余款已经付清”。4.进库单位为“供应商23佛山帝盟”的2015年12月25日、2016年2月18日、2016年2月24日、2016年3月14日、2016年3月23日、2016年5月10日、2016年5月24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10月31日的进库清单；原告于2015年12月14日向罗勇转账4800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注明“采购帝盟方向机70条+50条=120条48000元，罗勇代购”；原告分别于2016年3月22日、2016年4月30日向梁笑姬转账52000元、3547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注明“帝盟方向机100条52000元”、“帝盟方向机63条合计35470元”。5.进库单位为“022济南王玉亮”的2016年2月29日、2016年6月14日、2016年10月29日的进库清单；原告向王玉亮转账2557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注明“渝北方向机FAI采购100条扣欠款后支付25570元”。6.进库单位为“供应商22温州航邦”的进库清单。7.进库单位为“供应商04安徽冠润”的2015年11月4日、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2月17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21日的进库清单；原告于2016年1月25日向戴学木转账4443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载明“安徽冠润方向机84条，合计44430元，本批支付清楚”。8.进库单位为“059广州肖汉清”的2015年9月16日、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1月23日、2016年2月18日、2016年3月26日、2016年5月24日的进库清单。9.进库单位为“093荆州球保”的2015年9月30日、2015年9月4日、2015年12月25日、2016年2月29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10月31日、2016年6月14日的进库清单；原告于2016年2月2日向刘昌华转账4000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注明“荆州球保方向机一批，预付40000元”。10.进库单位为“供应商25施昌荣”的2016年4月20日的进库清单；原告于2016年4月21日向施昌荣转账1036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附言处注明“施昌荣方向机28条合计10360元”。11.进库单位为“供应商05佛山恒威（创域代订）”的2016年10月29日的进库（退货）单，2016年5月10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8月4日、2016年8月24日、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13日、2016年10月29日的进库清单。另，原告为证明《关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汽配合作项目清算的总结附件》的签订背景，提交了一个录音文件。原告主张录音中的当事人为许治平、原告妻子周英碧，录音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并提供了录音的文字整理，显示：“周英碧”称：“喂，那个许治平，许总，你叫那一些人来，这样的人处理什么问题，你把陈木林带走干什么？”，“许治平”称：“又不是我叫的，嫂子你误会了”，“周英碧”称：“那些人不是你带来的吗？你说你这样子弄怎么解决问题？是不是，那些东西项目也是因你而起，以前都是看在朋友的份上弄的项目，怎么样也有个说法啊，怎么这样子做啊，那现在怎么搞？”……“许治平”称：“我怎么认识啊，我只认识的杨总，其他的人我一个不认识，我怎么认识，嫂子。”……“许治平”称：“怎么可能跟我一起来的，你要冷静。你要讲这个事情，如果我会叫人过来，我就不会这么拖着不解决。”“周英碧”称：“你那个姓杨的杨总是什么人啊，是不是你说的那什么人啊，你那你拿了他一批产品的那个人是吧？”，“许治平”称：“对啊。”关于上述录音，被告称是因为要求原告退还货物，经过多次交涉，原告均不予配合，2017年12月初时，被告已经通过微信再次明确原告退还货物或支付货款，随之发生了被告的确带朋友找到原告要求拿货或者支付货款，因为这批货物是原告实际控制，原告与许治平、丁战平产生合作纠纷，原告向许治平要求支付相应的债权未果后，擅自将该批货物扣押，用以抵扣许治平的债务。被告为证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中的货物都是被告提供给原告公司委托销售，提供了经过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公证的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包括：2017年7月19日，原告称：“杨总武汉双人方向机厂发货清单和日期发来我看一下！”被告称：“好的，2016年3月17日”，并向原告发送了货物运单。原告回复称：“好的，我看一下。”2017年8月2日，被告称：“陈总，现在事情进展得如何了”，原告称：“许总还在考虑，我这边的客户账务许总也没有处理，丁总回浙江了，等他回来我和丁总一起在（再）问一下许总”，被告称：“这样吧，我不想拖这个事情了，最后就是8月份这个月，如果你们没办法出方案，我就开始走法律程序，我也是不得已的，恒威那边也不给我那么多时间了，我不可能自己去垫付这40万款的。也请你转告许总。”原告称：“好的，我也没有办法，这个项目许总作为销售总经理，丁总是总经理助理，项目经营到最后弄成这个样子，导致我们也没有办法接手经营，主要是账务全部是许总的客户不认可，说已经支付给许总了，丁总也没有接手。没有办法只有这样弄了。”被告称：“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对我来说，更加的无辜，我们只是从工厂拿货给你们卖，你们卖不掉可以退，卖掉了就给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结果把我们扯到你们内部事情上面去了。”2017年12月11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汽配项目合作清算的补充协议》的签名版的照片，并称“杨总，我建议你还是和许总、丁总沟通一下，要他们跟进一下，推进一下，这些问题不在我这里”。被告回复称，“我不和他们沟通，我不是负责沟通的，我只是协助工厂把货款追回来，这是工厂合法的行为，你们三个当时是合伙人，要么你们联合给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协商不了方案我和恒威就请律师合法追讨我们的货款。我们本来想大家协商解决，实在不行我也没办法。”原告称：“我都全力配合了，大家都有规则的吗？”……被告称：“现在如果你也认为你们三个人没办法协商一致给我们债权人答复，那我只能开始法律程序了，因为这个事情非常清楚的，工厂给了货你们，你们有矛盾不愿意付款，但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可能是我或者恒威去承担的。……”2017年12月19日，原告称：“大家做事要一清二楚吗？现在许治平还欠我67万左右，他也还没有签字。他在公司工作期间，就私下个人走货，按协议要罚款200万的”，被告称：“这些不是我们供应商要承担的责任，如果你们无法统一达成一致，我也没办法。许治平是你聘请的工作人员或者合作伙伴，他代表你们出面骗取我们的货物，目前我们也遭受损失，我们没有针对陈总你，但是事实上你们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也没办法。不可能让供应商去帮许治平承担他个人的损失的，他欠你的钱你可以打官司告他。”原告称：“我只按大家协议约定的事情早完成了，现在书面告知大家而已。”原告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为证明2016年5月3日至2017年1月1日期间佛山市恒威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威公司）累积欠杨文辉货款437500元，恒威公司确认将价值378400元的方向机产品提供给被告用以抵偿欠货款，提供了《恒威公司销售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业务主管为吴嘉杰，客户名称为创域，列明2016年5月3日至2016年12月19日期间的产品编号、产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并注明“截止于2017年1月1日共销售产品437500元，退货59100元，合计378400元。广州市域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委托广州钇泰科技有限公司代收账单上产品，账单所销售款项用于抵扣恒威公司采购广州市域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产品货款。”该对账单落款处加盖有恒威公司的印章，“广州钇泰公司确认人”处有许治平签名并填写确认日期2018年10月12日。对该对账单，原告不确认真实性，认为：恒威公司送货事实发生于2017年1月1日前，而许治平确认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2日，时间相差过大，并且许治平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许治平早已退出合伙且2017年12月28日合伙清算完毕，对此，被告也是知悉的，故许治平此时签字不能代表合伙；收货人无广州钇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钇泰公司）的公章，不能确认钇泰公司收到对账单中的货物，且钇泰公司是否收到货物也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另查明，据被告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玉环华阳机械有限公司于2001年8月3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英碧，股东为周英碧、原告；钇泰公司于2006年8月2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英碧，股东为周英碧、原告；广州市域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域创公司）于2013年9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国平，股东为杨国平、被告。被告为证明恒威公司与被告作为股东的域创公司在2016年期间一直存在汽车配件的买卖关系，提交了域创公司在2016年3月27日至2016年9月23日期间向恒威公司开具的发票，恒威公司在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向域创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回单。被告为证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所载的“荆州老王（王某）”供应商厂家提供的所有方向机都是王某名下武汉市青山区新欧亚汽车配件经营部向被告名下的域创公司抵偿货款的汽车配件，王某确认其从未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武汉市青山区新欧亚汽车配件经营部的工商登记信息、王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发货单、王某与域创公司签订的《账单确认函》。此外，被告还申请了许治平、关国雄、吴嘉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恒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出具的两份《身份证明书》。该证明书分别载明：兹证明关国雄为我单位广州办事处经理；兹证明吴家杰（注：此为原文）为我单位广州办事处销售主管。许治平在庭审中作证称：我与原告曾经是朋友，我于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在钇泰公司与原告是同事，现已离职；钇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英碧是原告妻子；我与原告在该公司是合作汽配业务的关系，双方有口头协议，我负责市场开拓业务，职务是总经理；我与丁战平是同时间进入钇泰公司，丁战平是总经理助理；合作方式为原告投入资金，产品的采购有的是原告的自己的工厂即玉环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放在钇泰公司销售，方向机是通过许治平认识的工厂拿货回来进行销售；玉环公司没有生产方向机；在钇泰公司框架下，只有许治平能采购方向机；原告不认识恒威公司的相关人员，也没有向恒威公司购买过方向机，原告、许治平、丁战平合作的团队也没有向恒威公司购买过方向机；原告以及原告、许治平、丁战平合作的团队没有向武汉市青山区新欧亚汽车配件经营部购买过方向机；许治平与被告是朋友关系，大概2002年因被告是做汽车方向机油封而认识；许治平与被告有过买卖关系，但在2004年后就没有过买卖关系；在2004年至今，许治平与被告无买卖、借贷、合作等相关的经济上的法律关系；对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上载明的存放地址，许治平称是汽配城搬到大源村大南坑的地址，许治平、原告、丁战平在该地址办公，也是原告、华阳公司、钇泰公司的仓库地址，许治平在合作期间能够使用该仓库；对于上述明细表中存放地址后面载明的“（借用华阳公仓库存放）”，许治平称其不清楚，其没有参与该明细表的起草；许治平、原告、丁战平合作的方向机项目中的方向机产品均是许治平采购；王某的方向机不是许治平、原告或丁战平采购的，是通过被告拿回来的，这批货物并未付款，是被告将方向机交给许治平、原告、丁战平团队代销的；上述明细表中的货物不完整，有些已经卖出去了，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我负责采购和销售的，所以清楚，当时货物是被告交给我的，移交时有进仓记录，但现在没有了，因为进仓记录都是放在钇泰公司，我没有的；被告把货物放在我的公司，公司在没有付款的前提下，被告把货值417860元的货物拉走抵还当时仓库所有方向机的货款；没有销售的货物还放在仓库，在2017年12月9日被被告拉回去了，销售出去的货款没有支付给被告；尚未销售出去的货物就是上述明细表中的供应商为王某、恒威公司的货物，其他货物不是来源于被告；被告提走货物是为了抵偿最初我接收被告的那批货同等价值的货物；关于明细表中的进货价就是出厂价，销售价就是电脑上设定的价格，但并不是实际销售的价格；团队代被告销售方向机，被告希望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把收到的货款交给被告；原告与被告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关国雄在庭审中作证称：我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是恒威公司任职，担任采购兼销售人员，被告有供应货物给公司；2016年左右被告在其办公室介绍了许治平给我认识，我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送货给原告时见过他；经过被告的同意，因为恒威公司欠被告30多万元的货款，就将恒威公司生产的方向机抵偿欠被告的30万元的款项；当时负责查验和接收货物的人是许治平，这批货物大概有几万元的退货；当时是吴嘉杰负责从恒威公司的工厂及广州办事处运送到钇泰公司，我也去过一两次，接货地点不是公司门店，具体地址不记得了；对于《恒威公司销售对账单》上的货物，都是恒威公司生产的，是用于抵扣被告货款的货物，确认该对账单上的货物数量、单价及退货的信息，这批货物被告或原告都没有退还给恒威公司；大概在2016年期间，被告带着我去原告公司见过原告一两次，但我与原告并无交谈，也不清楚原被告间交谈的内容，但我和被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拿恒威公司抵押给被告的销售货款，但最终也没有拿到销售货款；恒威公司与被告的货款在交付货物后已经抵偿完毕，我过去就是协助清理查阅仓库的货物有多少是恒威公司的产品，并协助催款；由于当时点数是吴嘉杰去点的，故我不清楚剩余价值多少的货物以及仓库是否还有恒威公司剩余的产品，吴嘉杰只告诉我有剩余产品，我不清楚剩余产品的价值；当时被告向原告要求支付相应货款或退回同等价值的方向机货物，但原告拒绝了，当时有吴嘉杰、原告、被告、我在场，其他人我不认识。吴嘉杰在庭审中作证称：2016年至2017年期间，我在恒威公司广州市办事处任职主管；大概在2013年期间，我在恒威公司担任采购时认识被告；我认识原告，当时是恒威公司欠被告货款，被告称其有销售渠道可以销售恒威公司产品给原告，恒威公司、许治平、被告三方曾有口头协议，当时原告也是同意这个协议的，当时许治平在钇泰公司任职总经理；对于《恒威公司销售对账单》，这是我与许治平的对账单，我在公司负责出售方向机，许治平在钇泰公司负责方向机的采购和销售，因此是由我与许治平进行对接，对账单上的货物是恒威公司生产的，当时拿着这些货物与被告抵偿欠款后，恒威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就结清了，货物送到钇泰公司后，货物所有权就归被告所有，对于有质量问题的货物就退还给了恒威公司，就是对账单上载明的退货信息；货物送到钇泰公司后，货物是由许治平、原告、丁战平合作的团队销售，但不清楚货物具体由谁销售，不清楚销售出去的货款有无给回被告，也不清楚许治平与被告或者被告的公司是否有对账；向钇泰公司送货时，许治平介绍了原告给我认识，说原告是他的大老板，我没有与原告单独接触过；恒威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与钇泰公司对接的是我和关国雄，但不清楚钇泰公司有无跟恒威公司的外贸员接触；原告没有向恒威公司购买过方向机；对《恒威公司销售对账单》没有异议，确实当时是有经过我销售，被告的货物由被告直接指示送到钇泰公司；因许治平是在其公司任职总经理，而我是负责恒威公司的销售，故我与许治平在2018年10月12日签订上述对账单；对账单对的只是销售和退货的数量；当时有要求许治平在对账单上加盖钇泰公司公章，但许治平称公章在原告处，但许治平代表公司确认送货及退货，因为许治平是总经理，我也无法跨过总经理去找董事长即原告加盖公章；关国雄是我的上级，但具体是我去负责；被告曾让我和关国雄一起到原告处协助被告拿回货款；确认恒威公司抵偿被告的货款的货物还有在钇泰公司仓库，但是记不清具体剩余的货物价值；这批抵偿的货物是给到被告名下的域创公司，域创公司是将这批货物委托给钇泰公司代理销售；我有参与原告、被告、许治平、丁战平、关国雄的催收，被告要求钇泰公司退货款或者退还货物，当时我去现场确认哪些货物是恒威公司的，当时原告拿着仓库盘点单据向被告确认仓库哪些是属于被告的货物；被告的货物已被原告卖出一部分，2017年6月时，我与关国雄协助被告到原告处要求返还货款或者退还货物；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恒威公司与原告之间也没有买卖关系，恒威公司只是在被告的指示下送货退货。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汽车零部件采购、包装销售项目合作协议》《汽配项目合作清算的补充协议》《关于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汽配合作项目清算的总结附件》《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录音U盘及录音文字整理、出库清单、电子银行回单等证据材料，被告提交的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玉环华阳机械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钇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域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许治平的书面证人证言、丁战平的书面证人证言、《恒威公司销售对账单》、恒威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恒威公司出具的《身份证明书》、关国雄的书面证人证言、吴嘉杰的书面证人证言、《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广发银行客户回单》、武汉市青山区新欧亚汽车配件经营部的工商登记信息、王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发货单、《账单确认函》等证据材料，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首先，根据被告作为客户代表与原告、丁战平、许治平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的《汽配项目合作清算的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所有方向机退货、废品按原采购价核算库存数量，库存退货、库存合格品、包括项目合作期间许治平多付给厂家的款项及应收款全部由许治平负责运作承担”等内容可知，该协议是对货物退货、库存数量核算等事宜进行的约定，并非原、被告之间买卖货物的约定。根据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内容可知，被告在2017年12月29日（即提走涉案的货物之日）前，曾从工厂拿货给原告的团队进行销售，并多次要求原告支付货款或者退货，而原告亦提及团队的合作纠纷。因此，被告虽在《陈木林、许治平、丁战平项目合作终止时方向机库存存货明细表》的“提货人”处签名确认，但在仅有该明细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其次，该明细表上不仅载明销售单价、销售金额，还载明进货单价、进货金额，按一般正常交易模式，出卖人出卖货物时并不会显示其进货价格。此外，明细表上共记载86行的货物名称、数量、进货单价、进货金额、销售单价、销售金额信息，记载了进货金额的合计数额，并对该数额予以加粗显示，却无载明销售金额的合计数额，与常理不符，如双方真的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合意，该明细表理应注明销售金额的合计数额。最后，在原告提供的录音中，原告妻子也称许治平拿了被告一批货物，亦与原告主张的被告向原告购买涉案货物的说法相悖。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木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31.9元，由原告陈木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龙健美人民陪审员  唐玉文人民陪审员  林 琳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郑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