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2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上城区缘外缘颐养中心。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万松岭路92号。 法定代表人：吴少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峰，浙江扬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公明，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元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642号1幢。 法定代表人：杨帆，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浙江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市上城区缘外缘颐养中心（以下简称颐养中心）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元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颐养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元墅公司原审全部诉讼请。2.由元墅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所涉合同系委托合同，应当受合同法中相关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所调整。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其特征有：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处理所托事务；办理委托事务所发生的费用均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从其名称、内容均十分明确属于委托合同，完全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即：元墅公司受颐养中心的委托处理养老院的管理事务，在受托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均由颐养中心承担，受托过程中所产生的亏损后果均由颐养中心承担。元墅公司在整个受托管理过程中，不承担一分钱，所有派驻人员的报酬、社保等均由颐养中心承担，其没有任何盈亏风险；因此案涉合同属于委托合同，应当受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进行调整。二、颐养中心有权单方解除《委托运营管理协议》。1）元墅公司在受托管理期间，应当依法经营；但是却在颐养中心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经营，致使颐养中心受行政处罚。2）元墅公司人员派驻严重缺失，且在财务（人员工资、报酬）上排除颐养中心的管理，擅自决定，造成养老院管理混乱，成本失控，经营举步维艰。根据双方《委托运营管理协议》的约定，颐养中心派驻管理人员为16人，但是实际上到位的不足5位。颐养中心将养老院委托元墅公司管理，恰恰是因为元墅公司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管理团队，是希望元墅公司将优秀的管理团队派驻进养老院，使养老院顺利、快速的走上正轨，早日成为行业先进。但是元墅公司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院长长期不到岗、仅仅派驻了个别的几个人员，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均是颐养中心招聘的，且有相当部分的人员没有工作经验，更别说与元墅公司管理团队的融合。3）双方之间签订的是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由于这样的特性决定了在委托合同建立后，如果任何一方对他方产生了不信任，都可以随时终止委托合同。鉴于前述原因，颐养中心已经无法对元墅公司予以信任。颐养中心遂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双方的约定，依法单方解除《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三、原审认定元墅公司派驻人员的相关证件及事实情况错误。元墅公司所提交的8份《员工借调协议》是元墅公司单方制作的。元墅公司利用管理颐养中心养老院的便利，擅自在空白的《员工借调协议》上盖上颐养中心的合同专用章（该印章主要用于养老院对外经营过程中的用章）而形成的。1.颐养中心的合同专用章于2016年3月23日方才刻印，而元墅公司提交的6份《员工借调协议》所签署的时间在此之前。2.元墅公司委派的人员杨美英（养老院的主要管理人员）在与颐养中心员工沈亚群的微信、电话联系中，要求其帮忙签订《员工借调协议》。可以充分证明，元墅公司派驻人员利用管理便利在空白的《员工借调协议》上盖上颐养中心的合同专用章，伪造证据。3.元墅公司从未将所谓“《员工借调协议》”中涉及三人（即陈帮恳、吴燕燕、宋雅兰），委派来颐养中心养老院工作。从双方的合同可以明确，所谓的委派应当在颐养中心养老院中有明确的岗位，在养老院直接从事工作。而元墅公司所述的三人从来没有派驻到养老院工作过，该三人是在和睦养老公寓或元墅公司单位工作的。再从元墅公司制定的工资表看，均未有该三人。四、颐养中心未欠元墅公司派驻人员的工资、社保。1）关于工资双方在合同中确实有工资标准的罗列，但是工资应由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予以明确约定，最终还应当根据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养老院由元墅公司管理，所有人员（包括元墅公司委派和颐养中心招聘人员）的工资均由元墅公司与员工最终确定，颐养中心是依据元墅公司核定的标准及时、全额发放，不可能存在拖欠问题。2）关于社保。根据合同约定：委派人员的社保费用由颐养中心承担；所谓承担是实际发生额的负担、承受；颐养中心系根据元墅公司为派驻人员的实际缴纳情况予以承担并直接支付给元墅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存在拖欠问题。 被上诉人元墅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营管理协议虽然合同名称上有委托的字样，但实际内容反映的合同性质是一份合作经营合同，跟普通的人身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委托合同有本质区别。双方所签的合同期限长达十二年，对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有严格的约定，元墅公司承担相应的盈亏风险。这个可以从多方面反映，比如元墅公司还向颐养中心交纳了合同保证金25万元，至今颐养中心也没退还。如果不承担风险，为什么要交合同保证金？元墅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也不是颐养中心按照固定事项支付固定的管理报酬，而是根据经营管理的效益、颐养中心机构运营的盈亏情况收取管理费。如果颐养中心养老机构经营亏损，甚至如果十二年经营期限都亏损，元墅公司就一分钱管理费都无法收取。这是显而易见的经营风险，并非像颐养中心所讲的不承担任何风险。况且，双方在合同中对如何解除合同也约定非常严格的条件，只有达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双方才可以解除合同或者由单方解除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法定，这是合同法规定的通行规则。长达十二年的合同期限，如果按照颐养中心的观点，只要存在不信任的任何事项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显然违背了双方合作的初衷，也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对元墅公司是极其不公平的。二、元墅公司认为在双方合作期间存在元墅公司违法经营导致颐养中心受到行政处罚，这个说法颠倒了黑白。事实上是颐养中心与和睦医院签署了相关的医疗委托协议，元墅公司仅仅是在执行，相关的协议在卫计部门、其他主管部门都有备案。所以即使存在违法行为，也是颐养中心与第三方约定实施的，与元墅公司无关。况且，根据双方事后的及时补救，元墅公司已经积极配合颐养中心通过了相关医疗资质的验收，取得了医疗资质，与现行的政府部门关于医养结合的政策也是相符的。所以所谓的违法行为没有对颐养中心利益的实质性损害。三、颐养中心派驻的人员事实上已经完全到位，元墅公司是将双方有争议的人员是否到位以及元墅公司在一审中没有主张工资等相关权利的人员在数量上进行了混淆。元墅公司在一审中仅仅放弃了对双方有争议人员工资社保待遇的权利主张。一审判决也载明了相关权利另案处理，并非实际认可管理人员只有5位，事实上管理人员在双方协议中约定的9位已经全部到位，其中还有两位有时间先后，也就是同一岗位存在两名管理人员先后到岗的情况。双方实际争议的仅有3位，护士长宋雅兰、业务科长吴跃岩、还有办公室主任陈邦可，仅仅对三位管理人员是否报到有争议。但是颐养中心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来证明这些人员没有报到。按照双方的约定，颐养中心没有权利来直接对元墅公司的人员进行考勤，也就是元墅公司派出的人员足以保证养老机构正常运转就达到了合同约定的目的。双方协议中还存在普通工作人员，有大概7名人员，这7名普通工作人员虽然工资双方没有进行约定，元墅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主张，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些人员已经全部到岗。比如说门卫也是元墅公司招聘的，比如说信息员，养老机构所有信息化管理以及事后维护都是元墅公司派员来实施的，否则养老机构根本没法运转。颐养中心混淆了概念，似乎元墅公司没有主张这部分工资，这些人就没有到岗。元墅公司在一审中没有主张工资的原因是双方对这些没有进行明确约定，所以没有诉讼请求并不意味这些人员是不存在的。颐养中心声称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均是颐养中心招聘的与事实不符。既然双方约定了委托管理的过程中除了财务管理权以外其余事项均由元墅公司来进行，元墅公司从颐养中心养老机构筹建之初以及开业之后始终都是直接进行经营管理的，当然财务权除外。所以，即使存在相关人员招聘，也只能由元墅公司来进行，事实也是如此。签订三方员工借调协议时间有部分是补签的，是在2016年底，原因是为了配合颐养中心养老机构评定星级标准，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人员才能参与星级资格。这种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几份员工借调协议，而所有的公章自始至终都是由颐养中心直接保管的，不存在元墅公司利用便利来私自加盖。这些人员劳动合同关系的变动也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员有部分是元墅公司自己的员工，也有部分是元墅公司直接招聘的，其中比如朱云鹏、陈敏、张建朝原先已经与元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来解除以后再与颐养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为了确定双方的员工借调关系，所以才签订员工借调协议，这一过程合情合理也合法。颐养中心所称这些协议都是元墅公司伪造的说法滑稽可笑。最后，工资应由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予以明确，最终应根据劳动市场实际情况予以调整，所以颐养中心据此认为工资没有拖欠的观点与事实相悖。元墅公司派出的人员完全到位，双方有合同的约定，工资发放由颐养中心按月全额支付给元墅公司，由元墅公司向员工统一发放，不存在颐养中心直接向员工发放工资的情况。也正因颐养中心违约，没有足额发放员工工资，才导致元墅公司无法向员工全额发放工资，包括相关的社保费用。所以颐养中心违约恰恰是双方引起纠纷的一项事由。 元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颐养中心向元墅公司发出的《解除委托函》无效，并判令颐养中心继续履行与元墅公司签订的《委托运营管理协议》；2、依法判令颐养中心向元墅公司支付拖欠的管理人员工资、社保费用684304.94元；3、依法判令颐养中心将相关政府补助资金及其它费用1033554.17元作为净利润向元墅公司直接支付；4、依法判令颐养中心向元墅公司支付元墅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85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颐养中心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法院予以确认，即元墅公司系于2015年2月3日登记设立从事养老机构管理及咨询等服务的民营企业，颐养中心系于2016年3月18日经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批准设立从事养老服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筹备阶段，设立中的颐养中心（甲方）与元墅公司（乙方）于2016年2月签订《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其除财务管理外的其他全部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乙方，由乙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法经营，委托经营期限12年，即自2016年3月18日至2028年3月17日止；甲方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安排财务人员管理项目的财务事项，接受乙方的财务检查监督，乙方制定除财务管理制度以外的其他各项管理制度；甲方按年度的收支盈余的25%向乙方支付管理费，年度收支盈余指颐养中心年度收入（含床位费、护理费、餐费、医疗费、政府补助及其他未注明的收入）-年度成本（薪酬、管理费用、前期投入资本年摊销费用及其他未注明的成本费用）的净利润，前期投入资本年摊销费用按照装修费、房屋租赁费、房租金和医疗设备购置费各项总额1680万元计算，以十二年期限计算摊销总周期；乙方根据甲方经营范围及业务需求，派遣具有相应资历的专业人员负责日常运营管理；乙方派驻甲方的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保、奖金由甲方拨付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发放；项目运营期间，甲方应及时申请政府补助资金到账，其中乙方向相关部门争取而来的补助资金及其他费用，则作为净利润收益由甲方按25%的比例直接向乙方支付。协议还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协议：1.利用颐养中心场所进行非法活动，违法经营或损害公共利益或违反本协议相关约定的；2.在未经甲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服务项目，乙方运营期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职能部门勒令停业的。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导致项目无法运营，使对方受到经济损失的，则视同责任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任何一方没有法定或约定理由而单方提出解除本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附件三“乙方派驻项目工作人员的岗位设定及薪酬待遇标准约定：总编制16人，包括院长一名，月薪8500元，副院长一名，月薪7500元，院长助理一名，月薪7500元，办公室主任一名，月薪5200元，社工科主任一名，月薪5200元，业务科主任一名，月薪5200元，护士长两名，月薪6200元，财务科主任一名，员工七名。运营管理。颐养中心成立后进入运营阶段，并于2016年3月18日就医疗托管事项与杭州和睦医院签订了《医疗委托协议》。2017年3月14日，杭州市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杭州和睦医院擅自在颐养中心开展静脉输液等诊疗活动对其作出了罚款两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至2017年，颐养中心收到政府各类补助资金4026216.67元，收到公益创投基金108000元。2017年10月23日，颐养中心向元墅公司发送了一份《解除委托函》，认为元墅公司在受托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相关约定-管理人员派驻严重不到位（约定16位，实际到位最多时仅5位，且院长经常不在岗）；剥夺颐养中心对养老院的监督审核权利，排除颐养中心对养老院的财务管理。元墅公司收到解除函后提出异议，认为其不存在违约应当解除合同的情形。双方经其主管部门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协调未果，元墅公司遂诉至该法院。二、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一）元墅公司主张颐养中心拖欠其管理人员工资及社保费用684304.94元（其中9位管理人员2016年度的工资152000元，社保费241014.45元，2017年度工资291290.49元），其向该法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员工借调协议》八份，2.2016年4月份、5月份、10月份、11月份《社保结算表》，朱云鹏与元墅公司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拟证明以下事实:元墅公司依约派驻了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除院长杨帆直接行使负责人职责未签订《员工借调协议》外，其余管理人员包括副院长杨美英、院长助理陈帮恳、办公室主任周运辉（后更换为章建潮）、业务科主任陈敏（后更换为吴燕燕）、护士长宋雅兰、徐丽蓉等均与元墅公司、颐养中心同时签订了《员工借调协议》，此外派驻人员还有社工部主任朱云鹏；从《社保结算表》中可以看出陈敏、朱云鹏在2016年10月之前都是在元墅公司单位缴纳的社保，也是元墅公司派驻到颐养中心处的管理人员，并非颐养中心所称由其直接招聘的人员。颐养中心质证后认为，元墅公司举证的《员工借调协议》不真实，颐养中心的合同专用章是在2016年3月23日才刻制，而对照元墅公司提交的八份《员工借调协议》，有六份签订时间在此前，且协议中涉及的陈帮恳、吴燕燕、宋雅兰从未被委派到颐养中心工作；章建潮系2016年10月份进入颐养中心工作至2017年10月解除劳动关系，陈敏系2016年11月与颐养中心建立劳动关系，朱云鹏系颐养中心的员工，且元墅公司委派人员在颐养中心工作期间，颐养中心已缴纳了相应社保和工资报酬。其向该法院提供了合同公章备案单、微信记录和网页截图、章建潮与颐养中心的劳动合同、元墅公司委派人员（包括杨帆、杨美英、周运辉、陈敏、徐丽蓉、朱云鹏等）薪资及社保支付情况表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元墅公司质证后认为，元墅公司提交的八份借调协议是为了配合颐养中心评定星级补签的，补签时间是在2016年10月底，落款时间与具体的借调时间相一致，颐养中心的公章都是颐养中心保管的；微信记录没有原始载体，网页截图来源无从考证；章建潮与颐养中心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与员工借调协议的时间相一致，说明是元墅公司派驻的人员。对于颐养中心主张的薪资及社保支付情况，颐养中心应出具相关支付凭证，所有的财务管理都是颐养中心实施的。该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和举证的证明力，对元墅公司提供的《员工借调协议》等相关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元墅公司主张的派驻人员情况，颐养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元墅公司主张的事实和证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元墅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一、颐养中心单方解除合同的效力问题。双方当事人关于签订并已开始履行《委托运营管理协议》的事实不持异议，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其合同效力依法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解除的效力，需严格审查合同解除的要件是否具备，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实质性要件、是否通知合同相对人以及相对人是否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等形式要件，以避免解除权被滥用而导致非解除权一方遭受不当损失。本案中，颐养中心单方提出解除合同的事由有二，一是《解除委托函》所列举的事由即元墅公司委派人员严重不到位、剥夺其对养老院的监督和审核权利、排除其对养老院的财务管理等，二是认为元墅公司在受托管理过程中存在违法经营的事实。首先，结合元墅公司提供的《员工借调协议》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元墅公司已按约委派了相关工作人员到颐养中心工作，当然，本案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元墅公司委派的工作人员至始至终全部到岗到位，因此，本案是否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尚需结合案涉合同的性质及其他相关情节综合判断。该法院注意到，颐养中心向该法院提供的《业务活动表》中记载：2016年度颐养中心的“提供服务收入”1195801元，“政府补助收入”1817916.67元，合计3014657.32元，2017年度的“提供服务收入”3915657.25元，“政府补助收入”2461875.48元，合计6379926.69元，该《业务活动表》系颐养中心自行制作，在元墅公司对其效力持有异议的情况下，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但上述记载的内容可以视为颐养中心的自认行为，由此可见，颐养中心提供服务的收入和获取政府补助的收入均呈现较大幅度上升，这与元墅公司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直接相关，《业务活动表》显示当年度出现亏损状况（该亏损状况是否真实，当事人没有进行过审计，目前缺乏有效证据印证），考虑到颐养中心成立时间不久、前期各方面投入较大等因素，前期运营阶段出现一定亏损亦属正常，即使元墅公司派驻人员不完全到位，结合前述事实，本案尚不符合《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导致项目无法运营”等颐养中心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况且元墅公司也需要从“年度收支盈余”中获取25%的收益作为其管理费用，主观上缺乏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动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约定的合同期限为十二年，现仅履行两年时间，在元墅公司尚未获得主要收益的情况下即予以解除合同，对元墅公司而言有失公平。同时，颐养中心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元墅公司存在《解除委托函》中所指向的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事由。其次，关于元墅公司在受托经营期间是否存在违法经营等情形。颐养中心提出2017年1月19日颐养中心被杭州市上城区卫计局给予7000元行政处罚，该法院注意到，颐养中心与和睦医院签订的《医疗委托协议》，加盖有颐养中心公章，且公章一直由颐养中心保管，足以说明开展与和睦医院的合作医疗是经过颐养中心方认可的，且当事人事后进行了相应补救措施，再结合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医养结合的相关政策，该经营行为已不存在违法经营问题，故本案亦不符合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综合相关事实情节，颐养中心单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实质性要件，颐养中心向元墅公司通知解除合同后，元墅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其解除行为对元墅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平等协商的原则继续履行案涉合同。颐养中心强调案涉《委托运营管理协议》系委托合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规定处理，即其享有任意合同解除权。该法院认为，案涉合同虽名为委托合同，但从协议约定内容看，1.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当事人双方通过持续的合作，根据“年度收支盈余”分享利润，其中元墅公司分取25%的收益作为管理费，颐养中心亦非向元墅公司支付固定的管理费报酬，元墅公司需承担一定的盈亏风险，据此当事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合作经营的特征；2.案涉合同的相关条款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规定了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据此案涉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任意解除权”的行使。综合相关因素，案涉《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中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性质特征，不适用该章节的相关规定处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二、关于元墅公司主张的欠付派驻人员工资、社保金问题。根据《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中关于颐养中心应当将派驻人员的薪酬、社保金等先行拨付给元墅公司，再由元墅公司向相关人员发放的规定，颐养中心对于依约向元墅公司拨付相应款项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颐养中心对于院长杨帆、副院长杨美英、办公室主任周运辉（后更换为章建潮）、社工部主任朱云鹏、业务部主任陈敏到颐养中心派驻工作的事实不持异议，在颐养中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拨付义务的前提下，该法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其他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认定颐养中心尚应拨付的款项为233654.35元，具体如下：院长杨帆2016年的工资差额20000元，2017年的工资差额102000元，社保金差额51799元，合计差额173799元；副院长杨美英2016年的工资差额5000元，2017年的工资差额11330.48元，合计差额16330.48元；元墅公司主张的社保金差额45705元，因杨美英系作为退休返聘人员，故对于社保金差额部分不予支持；办公室主任周运辉（后更换为章建潮）的社保金差额14508.29元；社工部主任朱云鹏的社保金差额14508.29元；业务部主任陈敏的社保金差额14508.29元。对于元墅公司主张的其余派驻人员的工资、社保金等，因本案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其余派驻人员在颐养中心具体工作时间等，故本案中不予处理，相关争议当事人可另行解决。三、关于元墅公司主张的政府补助资金应当作为净利润的问题。根据《委托运营管理协议》的约定，净利润是指颐养中心年度收入（包含床位费、护理费、餐费、医疗费、政府补助及其他未注明的收入）扣减年度成本（薪酬、管理费用、前期投入资本年摊销费用及其他未注明的成本费用）；可作为净利润收益的是指元墅公司向相关部门争取的补助资金及其他费用。本案中，颐养中心实际到账的各项政府补助均是依据相关政策规定正常获得，本案没有证据显示上述补助资金系由元墅公司自行争取的；本案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自颐养中心成立至今有可供分配的净利润。因此，元墅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相应依据，不予支持。四、关于元墅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律师费支出并非诉讼中的必要费用支出，且《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中也没有关于违约方承担守约方实现债权费用的明确约定等，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元墅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颐养中心单方解除《委托运营管理协议》的行为无效，元墅公司与颐养中心继续履行《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二、颐养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元墅公司支付管理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共计233654.35元。三、驳回元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颐养中心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26元，减半收取10513元，由颐养中心负担2402元，元墅公司8111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颐养中心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钉钉聊天记录截屏（原审中已提交涉及2014年11月、2017年2月、8月工资表的钉钉聊天记录截屏），证明元墅公司管理期间相关的工资表以及社保缴纳数额制作、审定情况；颐养中心不存在尚欠元墅公司委派管理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经质证，元墅公司认为，该些材料载明的时间均在一审诉讼前，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颐养中心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尚不足以推翻颐养中心与元墅公司之间的书面协议约定内容，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上诉人颐养中心并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从某出庭作证，因证人不足以表明颐养中心与元墅公司之间书面协议的履行情况，本院对颐养中心的该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颐养中心（甲方）与元墅公司（乙方）签订《委托运营管理协议》以及该协议履行过程中颐养中心发函解除该协议的事实清楚。现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系颐养中心单方解除合同的效力问题。鉴于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故本案颐养中心单方解除合同的通知能否发生效力应当实质性审查颐养中心的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是否成就。据此分析，首先，颐养中心在解除函中主张元墅公司存在委派人员严重不到位、剥夺其对养老院的监督和审核权利、排除其对养老院的财务管理等违约情形，进而主张解除案涉协议。因元墅公司提交的《员工借调协议》等相关证据可以表明其已经依约委派相关工作人员到颐养中心工作，而颐养中心提交的2016年度和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则显示颐养中心提供服务的收入和获取政府补助的收入均呈现较大幅度上升，这显然与元墅公司的履约行为即其经营管理行为直接相关；同时，颐养中心成立时间不久，考虑到前期各方面投入较大等因素，前期运营阶段出现一定亏损亦属正常，故即使存在颐养中心提交的《业务活动表》所显示的亏损情况亦或元墅公司委派人员未完全到位等情形，就现阶段而言尚无法认定案涉协议约定的“导致项目无法运营”等颐养中心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此外，颐养中心并未提交证据表明元墅公司存在单方解除函中所主张的剥夺颐养中心权利、排除颐养中心管理等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违约情形；故在元墅公司正常履约且整体经营收入增长的情形下，颐养中心在解除函中主张合同单方解除的事由尚不符合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定条件，颐养中心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颐养中心尚于本案中主张元墅公司存在违法经营情形进而主张解除合同。颐养中心确曾于2017年1月被杭州市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予以行政处罚，但现有证据显示颐养中心与和睦医院签订的《医疗委托协议》中加盖了颐养中心公章，而该公章一直由颐养中心保管，原审判决据此认定颐养中心与和睦医院当时被处罚的合作医疗事项系经过颐养中心认可并无不当，结合当事人事后的补救措施以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医养结合的相关政策，该项经营行为已不存在违法问题，故本案现有情形表明颐养中心的该上诉理由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再次，案涉协议名称虽注有“委托”，但该协议的权利义务约定主要围绕双方在长达十二年的合作期限中根据“年度收支盈余”分享利润而展开，其中元墅公司系分取25%的收益作为管理费，且当年度运营亏损金额应当累计至下年度优先扣减利润，元墅公司需承担一定的盈亏风险，原审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协议具有一定的合作经营特征并无不当；此外，案涉协议明确约定了合同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即双方在协议签订当时已经合意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具体明确的限制，原审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协议的相应约定可以视为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并无不当；据此，案涉协议并不完全符合现行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颐养中心主张在本案中行使“任意解除权”亦不符合案渉协议的相应条款以及合同目的，原审判决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本案中颐养中心关于单方解除合同的诉讼主张尚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的实质性要件，颐养中心发函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对元墅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平等协商的原则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尚无不当。颐养中心另在本案中对原审判决认定的颐养中心应予支付的管理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提出异议，因案涉协议已经明确约定派驻人员的工资、社保费用应由颐养中心先行拨付给元墅公司再由元墅公司发放，故颐养中心对该部分款项的支付负有举证责任；在颐养中心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充分证明其已履行相应支付义务的前提下，原审判决结合当事人陈述和其他现有证据综合分析认定颐养中心尚应拨付的款项为233654.35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颐养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04元，由颐养中心负担。 审判长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一九年一月七日 书记员  张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