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25973号原告：汪美娟，女，198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福田区。诉讼代理人：卢梓煌，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11号。法定代表人：刘坚，院长。诉讼代理人：万淑梅，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职员。诉讼代理人：曾全海，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职员。原告汪美娟诉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美娟及诉讼代理人卢梓煌，被告诉讼代理人万淑梅、曾全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因“继发性不孕”，故自2015年4月9日起于被告处就医治疗，并按照被告的治疗方案于2015年8月3日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ⅣF-ET术)，术中被告向原告移植两个胚胎，术后采取黄体酮保胎治疗，前期情况比较稳定。直至2015年8月11日上午10时许，原告无明显诱因出现下腹部胀痛、自觉腹围增大并伴有其他不良的生理反应，被告经诊断原告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中-重度)”，被告收入院治疗后进行了包括测腹围、记24小时液体出入量及B超等相关辅助检查，给予扩容、抗凝及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治疗，并继续给予黄体酮保胎处理，原告经治疗后病情有一定好转。随后至2015年8月17日开始，原告开始出现腹胀、呕吐、胸闷症状并伴有呼吸困难，故被告于2015年8月21日对原告进行超声影像检查，显示“背部探查：左侧胸前探及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29mm，内透声好；右侧胸腔探及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62mm，内透声好”、“下腹部探及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70mm，距皮约29mm，内透声好”。检查印象为：双侧胸腔积液及腹腔积液，但被告未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措施遏制病情恶化，在原告持续出现不良的生理反应后，被告才于2015年8月28日行超声影像复查，显示“背部探查：左侧胸前探及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76mm，内透声好，内见分隔光带；右侧胸腔探及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150mm，内透声好，内见分隔光带，定位见体表标志”、“肝周、脾周及下腹部探及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98mm，内透声好”。检查印象为：双侧胸腔积液及腹腔积液，此时原告已经出现双侧大量胸腔积液。被告组织妇产科及胸外科会诊后，于2015年8月29日对原告行“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被告医护人员第一次穿刺后原告出现右上腹剧烈疼痛，手术医生看到原告疼痛难忍，才去安排B超机器后进行第二次穿刺，后床边B超显示腹腔积液急剧增多，肝右叶包膜下血肿(100×95×30mm)，腹腔穿刺抽出不凝血，已经造成胸腔穿刺损害肝包膜，虽然被告立即给予输血、止血、监测生命体征等治疗，并行腹腔穿刺置管引流术，但仍引出较多暗红血性液。至2015年8月30日，原告出现剧烈呕吐、眼睛泛白等严重情况出现后，被告于当日04时25分对原告进行B超，超声影像显示，原告“肝右叶包膜下探及液性暗区，范围约100×95×30mm，内透声差，腹壁见大量絮状高回声；肝周、脾周及下腹部探及大量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70mm，内透声差超声引导下，经腹20G针行腹腔积液穿刺，抽出深红色液体2rnl”，又于当日8时05分复查超声影像显示，原告“肝右叶包膜下探及液性暗区，范围约105×33mm，内透声差；肝周、脾周及下腹部探及大量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89mm，内透声差”，诊断影响均为：“肝包膜下血肿、腹腔大量积液(考虑血性)”，被告于当天向原告家属通知原告病重、病危。随后，原告被收入肝胆外科治疗，直至2015年9月2日病情相对稳定之后再转回妇产科继续用药治疗。2015年9月17日即原告胚胎移植术后46天、“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后19天，原告复查超声影像提示“胎芽大小约11×6mm，未见明显原始心管搏动”，则胚胎已经停止发育，原告无奈由被告安排于2015年9月23日行“超声引导下无痛清宫术”。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在原告双侧胸腔及腹腔积液初期未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遏制治疗，导致原告病情出现恶化，后于行“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时出现严重医疗过失刺穿原告肝包膜，致原告肝包膜损伤危及原告生命，基于前述情况原告难以避免持续消炎抗感染用药，直接造成原告胚胎停止发育，最终导致原告的“体外量精-胚胎移植术”失败。原告基于其自身存在“继发性不孕”，有幸通过胚胎移植术获得了可以当妈妈的机会，而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不仅造成了原告的人身损害危及原告生命，更剥夺了原告腹中胎儿的生命，更令原告原本可以和谐幸福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给原告的健康和精神上都带来了重大的打击。原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4087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900元、护理费14900元、误工费4899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赔偿原告损失74835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基本情况。汪美娟，女，28岁，2015年8月13日因IVF-ET术后11天，腹胀痛3天入住我科，入院后根据病史、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诊断为：早早孕、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入院时查血常规示：HGB170g／L，血液呈高浓缩状态，予监测生命体征、维持有效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形成及保胎等对症支持治疗。2015年8月17日示血常规：HGBl29g／L；血液高浓缩状态好转；2015年8月21日B超示：左侧胸腔及右侧胸腔均有积液，左侧最大深度为29mm，右侧为62mm，下腹部探及大量液性暗区，最大深度为70mm；2015年8月28日胸闷、咳嗽加重伴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再次复查B超示胸腔探及液性暗区，左侧最大深度为76mm，右侧最大深度为150mm，腹腔最大积液为98mm，官腔内见孕囊样声，大小约4*8mm，胎芽未见，卵黄囊可见。于2015年8月29日请胸外科会诊，为防止出现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危及生命，建议行胸腔穿刺置管引流。13：00左右在患者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下行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14：00左右患者诉上腹部疼痛明显伴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测生命体征平稳，予铝碳酸镁片嚼服后好转，予密切观察；23：00患者腹痛加重，监测生命体征平稳，再次予铝碳酸镁片嚼服；2015年8月30日3：00诉腹痛剧烈伴面色苍白，急查血常规示血HGB由2015年8月17日的129g／L降至98g／L，余基本正常；凝血功能正常，急诊床边B超示肝右叶包膜下探及大量液性暗区，最大深度为70mm，经腹行腹腔积液穿刺抽出不凝血，考虑肝包膜下血肿，急性失血，急请肝胆外科和上级医师会诊，予持续心电监护、止血、输注浓缩红细胞、新鲜冰冻血浆、镇痛、护肝及保胎等对症支持治疗，同时下病重通知；当日16：00左右行全院大会诊，综合会诊意见为肝包膜下血肿为胸腔穿刺术并发症，建议在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的基础上再行腹腔穿刺置管引流术，间断性引流胸腔和腹腔积液，予深静脉穿刺术保证血容量的及时补充，并转入肝胆外科进一步治疗。2015年9月2日病情平稳后，拔除腹腔引流管后由肝胆外科转入妇产科，当日胸外科医师会诊后拔除双侧胸腔引流；转入我科后继续维持有效血液循环、止血、纠正贫血、护肝及保胎等对症支持治疗。2015年9月6日B超示官腔内见大小约23*7*22mm的孕囊样回声，胎芽大小约3*2mm，原始心管博动可见，卵黄囊可见；2015年9月17日复查B超示胚胎停止发育，由于病情特殊，于2015年9月22日再次全院大会诊后，于2015年9月24日在手术室充分准备好抢救措施的情况下，在B超引导下会无痛清官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口服头孢类抗生素(头孢呋辛酯0.5g，2／日，口服，共3日)预防感染，加用人工周期促进子宫内膜修复。之后患者病情逐渐平稳，腹胀和胸闷症状好转，肝包膜下血肿稳定未增大，逐渐停止药物治疗，于2015年11月7日病情完全平稳，无需药物治疗和其它处理，建议出院。二、就原告民事诉状所提问题答复。1、起状诉中的原告在双侧胸腔大量积液初期未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遏制治疗，导致原告病情出现恶化，现申诉如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hyperstimulationsyndrome，OHSS)是一种发生于促排卵后黄体阶段或妊娠早期的医源性并发症，以双侧卵巢异常增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异常体液和蛋白外渗入人体第三间隙为特征而引起的系列临床症状的综合征。临床主要表现为卵巢异常增大、腹腔积液、胸腔积液、伴局部或全身水肿。重度OHSS患者由于大量胸、腹腔积液导致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血液浓缩、血液高凝状态、严重时出现心肺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损害、血栓形成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甚至危及生命。OHSS是一种自限性疾病，若没有妊娠，其病程约14d，而妊娠的患者由于促绒毛膜激素(humanchorionicgonadotropin，HCG)促进OHSS发生发展，更易使其病程延长、病情加重。由于对重度OHSS没有特效的治疗，治疗目的是保持足量血容量、纠正血液浓缩、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因此，重度OHSS发病率虽只在0.15％-5％，但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患者入住我科后，予监测生命体征、维持有效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形成及保胎等对症支持治疗，由于OHSS无特效药物，治疗原则是对症处理，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患者在以上治疗基础上病情仍逐渐发展，与患者个体对促排卵药物产生的过度反应有关，并与妊娠因素密切相关(HCG的升高加重OHSS病情)，因此，双侧胸腔大量积液是病情逐渐发展的过程，与治疗方案本身无关，亦并非因未重视而未采取有效遏制治疗措施导致。2、起诉状中行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出现严重医疗过失危及原告生命，和难以避免持续消炎抗后直接造成胚胎停止发育，现申诉如下：患者行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出现肝包膜下血肿是手术操作的可能并发症之一(详见手术操作同意书)，患者术前已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我科医护人员在发现病情时积极治疗，多次组织全院专家会诊，权衡利弊，以对妊娠影响最小的治疗方案积极处理，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平稳，顺利出院。胚胎停止发育是指妊娠早期因某种或多种因素所致胚胎死亡，其原因复杂，包括胚胎因素(如胚胎染色体异常)、母体因素(如母体全身性疾病、内分泌失调、免疫因素、血栓前状态、子宫内膜环境不良等)、父亲因素(如精子的染色体异常)、环境因素(如食品安全、生活中的辐射)，其中，50％-60％是由于胚胎自身发育异常导致的停止发育。患者因清官后绒毛组织未行相关染色体检查，无法确认是否存在胚胎自身染色体异常。患者在住院期间，胚胎停止发育前，所有的治疗方案均在保胎前提下进行，出现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后并发症一肝包膜下血肿，多次全院专家会诊，反复确认采取对妊娠影响最小的治疗方案，所有的治疗方案中均未出现直接杀胚药物，并且在胚胎停止发育前未使用任何消炎抗感染治疗药物；患者住院期间所用的消炎药(口服头孢呋辛酯)是行清官术后为预防感染而用；因此原告中持续消炎抗后直接造成胚胎停止发育是不成立的。当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因重度OHSS以及因胸腔大量积液行穿刺置管引流术中出现肝包膜下血肿，严重病情可能影响胚胎发育，使用多种抢救生命的药物和措施也可能对胚胎发育产生一定影响，但一切的治疗是为了保证患者生命安全为提前，并在治疗过程中反复确认采取对妊娠影响最小的治疗方案。患者既往有生化妊娠一次，此次妊娠为试管婴儿，均为高危妊娠，不排除胚胎因素、母体因素、父亲因素等可能导致胚胎停止发育的原因。总之，胚胎停止发育原因复杂，本院采取的所有治疗措施均基于保胎为前提及对妊娠影响最小为原则，未直接造成胚胎停止发育。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因“继发性不孕”前往被告处治疗。被告于2015年8月3日为原告行“体外受精一胚胎移植术(IVF—ET)”手术，术中移植两个胚胎，术后给予黄体酮保胎治疗。2015年8月11日上午10点，原告无明显诱因出现下腹部胀痛。2015年8月13日，被告门诊拟“早孕、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收治原告入院。2015年8月14日11：08首次上级医师查房记录：原告目前检查提示高凝状态、低蛋白血症及酮症，考虑目前卵巢过度刺激症状仍较重。定期复查超声明显胸腹水情况，复查血常规、电解质、肝肾功能等相关指标明确血液浓缩情况及蛋白情况，复查尿酮体监测能量代谢情况，复查血HCG水平及超声监测妊娠情况。被告在诊疗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时，原告因严重大量胸腹腔积液，影响原告生命安全时，2015年8月29日13：00行右侧胸腔闭式引流术，引流出约850ml胸水。原告于14时左右开始诉上腹部疼痛，逐渐放射至右肩部疼痛，伴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考虑胸穿导致肝包膜下血肿，急请肝胆外科会诊。原告经肝胆外科会诊确诊为肝包膜下血肿、腹腔积血。行胸腔穿刺后出现肝包膜下血肿的并发症，致血性腹水，引起腹痛、腹膜刺激征。2015年9月11日16：08查房记录：原告目前胸腹水仍有反复，并有增加趋势，与原告及家属充分沟通病情，此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发展的病理过程，且妊娠继续对病情逆转不利，原告及家属表示知情理解。2015年9月21日16：57查房记录：因原告胚胎停育，原拟今日给予米索前列醇阴道塞药后今日下午行无痛清宫术。再次请肝胆外科主任会诊，并行肝脏CT及CTA检查。2015年9月23日手术记录：行B超引导下无痛清宫术。术后检查刮出组织物约15g，可见绒毛。2015年9月29日11:32上级医师查房记录：术后病理回复（宫腔内刮出组织）镜下见大量绒毛和蜕膜组织，另见分泌旺盛的子宫内膜组织。现原告腹腔水量较前减少，肝包膜下血肿亦有减少趋势，暂无活动性出血征象，血常规提示无感染征象，肝功能提示转氨酶正常。2016年2月4日17：09上级医师查房记录：原告自2016年1月11日离院后一直未返院，护士多次电话联系未果，已每日按查房要求向上级医师汇报并汇报医务科领导。今日再次汇报医务科后指示：因原告不按照住院规定在院治疗，长期离院，经多次联系后仍不返院，今日办理出院。汇报副主任医师后于今日办理出院相关手续。出院记录显示：原告自2015年8月13日住院，于2016年2月4日出院，共住院175天。原告出院诊断为：1.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重度）；2.胚胎停育清宫术后；3.肝包膜下血肿；4.IVF-ET术后。诉讼过程中，本院接受当事人的申请，经摇珠确定委托了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就被告对原告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原告所诉之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作医疗过错鉴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组专家分析认为：“1、关于医方的医疗行为事实及损害后果：(1)医疗行为事实：①医方在行胸腔穿刺手术前已告知患者该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手术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医方尽到告知义务，患者理解并签字。②于2015年8月29日13：00行右侧胸腔闭式引流术。术后患者腹痛、呕吐。B超提示：肝右叶包膜下探及液性暗区，范围约100*95*30mm，内透声差，附壁见大量絮状高回声。肝周、脾周、腹腔内探及大量液性暗区，最大深度约70rm，内透声差。③患者胸腔穿刺后出现肝包膜下血肿的并发症，致血性腹水，引起腹痛、腹膜刺激征的事实。(2)损害后果：胸腔穿刺导致肝包膜下血肿；腹腔积血。2、关于存在的过错与因果关系分析：(1)患者行IVF—ET后46天，发生胚胎停止发育，其胚胎停止发育原因非常复杂。根据《妇产科学》第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谢幸，苟文丽等。胚胎停止发育引起的原因：①胚胎因素：胚胎染色体异常是流产的主要原因。早期流产子代检杳发现50％一60％有染色体异常。夫妇任何一方有染色体异常均可传至子代，导致流产。除遗传因素外，感染、药物等不良作用亦可引起子代染色异常。②母体因素：a．全身××：严重的全身料感染、TORCH感染、高热、心力衰竭合并严重内、外科疾病，血栓前状态等均可导致流产。b．内分泌异常等。c．免疫功能异常：与流产有关的免疫因素包括配偶的人白细胞抗原(HLA)、胎儿抗原、血型抗原(ABO及Rh)及母体的自身免疫状态等。d．创伤刺激：子宫创伤如手术、胸腹腔手术操作，直接撞击、性交过度亦可导致流产；过度紧张、焦虑恐惧、忧伤等精神因素亦可有流产的报道。e．药物因素：吸烟，酗酒，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均可导致流产。f．子宫异常、环境因素。(2)关于IVF—ET术后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分析：①患者为IVF-ET后发生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血液呈高凝状态，易导致胚胎着床部位的血栓形成，导致胚胎停育的可能性；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全身重要器官的功能损害，以及用药治疗，也不能排除会对胚胎的发育产生影响的可能；加上胸腔穿刺手术后导致并发肝包膜下血肿并发症，导致肝包膜下血肿及腹腔大量积血，贫血危及患者生命，其损伤以及抢救用药均不能排除有一定的影响。②患者此次妊娠为IVF=ET，为高危妊娠，不能排除胚胎因素，母体因素等多种因素均可能导致胚胎停止发育的不良结局。严重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经治疗效果不佳时，危及母体生命安全时，还应果断终止妊娠为抢救母体争取时机。③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hyperstimulationsyndrome，oHss)指超促排卵引起的一种严重医源性疾病。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hCG的使用是触发其发生的重要因素。a．高表达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一些炎症介质及细胞因子、高水平的雌、孕激素以及卵巢内与肾上腺无关的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可能与之有关。b．主要的病理生理变化是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体液大量外，导致腹水、胸水；血液浓缩、有效血容量降低；继而血液呈高凝状态；肾灌流量减少，导致尿量减少，甚至无尿；同时可伴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临床表现为胃肠道不适、腹胀、呼吸困难等，严重者心、肺功能降低，肝肾功能受损，静脉血栓形成，形成复杂的综合征。c．治疗原则是补充血容量、防止血液浓缩。大量胸腹水出现伴呼吸困难或用清蛋白扩容治疗仍少尿时，为了迅速缓解症状，可在超声监测下穿刺放腹水缓解腹腔压力，改善脏器微循环。必要时使用抗凝治疗以防止血栓形成。对病情严重且难以控制的病人应果断终止妊娠。(3)因果关系分析：①患者行IVF-ET后46天，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手术(2015年8月29日)术后19天(2015年9月17日)复查B超示胚胎停止发育；手术后8天在2015年9月6日复查B超示：胚胎发育正常，可见23*7*22m孕囊样回声胚芽约3*2mm，原始心血管搏动可见；其胚胎停止发育是在手术后19天发生。胚胎停止发育原因非常复杂。IVF—ET本身为高危妊娠，并发严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以及其诊疗措施是其主要影响因素，还不能排除胚胎本身染色体因素，以及肝包膜下血肿及腹腔大量积血等母体因素等多种因素均可能导致胚胎停育的不良结局。严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任何治疗用药以及手术操作均可影响胚胎发育；胚胎染色体异常也没有证据可以排除；若严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抢救治疗效果不佳时，危及母体生命安全时，还应果断终止妊娠，为抢救母体争取时机。②医方对患者行胸腔穿刺手术后导致并发肝包膜下血肿，虽然是手术并发症，但也是医方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伤，其胸腔穿刺手术操作中的过失医疗行为与肝包膜下血肿及腹腔大量积血的不良结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与胚胎停育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排除存在一定程度的间接因果关系，因为母体的任何身体损伤，失血，都可能对胚胎发育有不同程度的影响。③医方对患者行胸腔穿刺手术后导致并发肝包膜下血肿，是手术并发症。但是避免该并发症的发生，现在有多重手段和技术，同时涉及医务人员的操作技术水平、熟练程度、以及责任心都有关系。穿刺可在超声影像的监测下，做好穿刺部位体表定位，根据积液的情况、深度、形状，定好穿刺针的要穿刺的部位、方向，深度等，可用橡皮套管做好穿刺针的定位标志，避免穿刺过位．则可避免导致穿刺针戳穿胸膜后再戳破肝包膜导致肝包膜下血肿及腹腔大量积血，危及患者生命。虽然为手术并发症，但为创造条件可避免的。医方对患者行胸腔穿刺导致肝包膜下血肿、腹腔积血的损害后果，医方未尽到谨慎的诊疗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2018年5月15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作出【穗司鉴1801017020028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根据患者临床诊断：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重度)；胚胎停育清宫术后；肝包膜下血肿；IVF-ET术后。据此认为胚胎停止发育，与胚胎本身，母体的严重并发症，以及并发症诊疗过程的用药操作以及其他未知的综合因素为主要因素。2、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对患者汪美娟住院治疗过程中存在其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避免结果发生的适当措施而判断治疗方案及效果，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对患者汪美娟医疗中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次要因素，参与度为21％----30％”。原告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原告预付了鉴定费15000元。原告主张2015年8月13日入院时交纳了住院按金5000元，余款被告没有向原告追缴，故按现有医疗费单据结算金额为40871.7元并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5年8月13日住院预付金凭据，金额5000元；2、2015年4月9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8张；3、2015年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张，金额3630元；4、2015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张，金额3630元；5、2015年8月5日《广东银联》刷卡凭据2张，交易对方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金额332元及279.8元；6、2015年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2张，金额31元及830.2元。原告主张以每天100元标准按住院149天（2015年8月13日至2016年1月11日）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4900元。原告主张住院149天（2015年8月13日至2016年1月11日）由一名家属进行陪护，该家属是自由职业，收入不稳定，无法开具误工证明，以每天100元计算为14900元。原告主张因住院（2015年8月13日至2016年1月11日）造成误工48999元（6850元÷20.83×149天），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与深圳市远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6850元；2、深圳市远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3、《2015年度深圳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4、《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5、深圳市远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内容“兹证明汪美娟是我公司员工，在我公司任文员职务。汪美娟的月工资收入平均为6850元，2015年8月13日至2016年2月4日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期间，我公司依法停发了她的工资”。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于2015年8月3日在被告处接受“体外受精一胚胎移植术(IVF—ET)”手术后因出现“早孕、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由被告收治入院。现原告以被告在其双侧胸腔及腹腔积液初期未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治疗，导致病情恶化，行“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时出现严重医疗过失刺穿肝包膜致肝膜下血肿，腹腔大量血性积液，难以避免使用消炎止痛药，直接造成胚胎停止发育而进行了清宫手术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提出申请，受本院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就被告对原告所实施的医疗行为作出鉴定意见，鉴定专家认为“医方对患者行胸腔穿刺手术后导致并发肝包膜下血肿，虽然是手术并发症，但也是医方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伤，其胸腔穿刺手术操作中的过失医疗行为与肝包膜下血肿及腹腔大量积血的不良结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与胚胎停育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排除存在一定程度的间接因果关系，因为母体的任何身体损伤，失血，都可能对胚胎发育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医方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对患者汪美娟医疗中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次要因素，参与度为21％----30％”。鉴于该鉴定结论是在本院委托下，由相关医学专家召开了专门听证会及充分分析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经审查并无不当。原告虽然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因此，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调整，确定被告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医疗费问题，原告于2015年8月3日在被告处行“体外受精一胚胎移植术(IVF—ET)”手术，并因出现下腹部胀痛于2015年8月13日由被告收治入院。因此，本院只对2015年8月3日起的医疗费用进行处理。而原告所提供2015年4月9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的18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因未能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该18张单据不予处理。即本院只对2015年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张，金额3630元；2015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张，金额3630元；2015年8月5日《广东银联》刷卡凭据2张，金额332元及279.8元；2015年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2张，金额31元及830.2元以及2015年8月13日金额为5000元的住院预付金进行处理。上述医疗费金额共137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原告实际住院149天，以每天100元标准住院伙食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护理费问题，原告主张以每天100元计算欠缺依据，且未有医嘱证明原告需专人陪护，因此，本院对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误工费问题，以原告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中的6850元按原告实际住院149天进行计算为34021.67元（6850元÷30天×149天）。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由于事件对原告身体及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原告主张该项赔偿数额为30000元并不过高，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137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900元、误工费34021.6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共92654.67元，被告应按30%比例赔偿27796.4元给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等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27796.4元给原告汪美娟。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5748元（其中受理费748元、鉴定费150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9899元、被告负担58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叶 菁人民陪审员  罗惠敏人民陪审员  陈仲杰二〇一九年一月××日书 记 员  严卓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