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5民终9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港路29号海沧国际物流大厦11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37891207A。 法定代表人：林尚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福建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天荒坪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699516472T。 诉讼代表人：黄立科，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一民，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雅婷，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沧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承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6）浙0523民初7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8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海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胡祥甫及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徐雅婷、韩永生（诉讼中解除委托）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当事人曾共同申请庭外和解，并基于本院院长及上级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2018年7月20日，经上诉人海沧公司申请，本院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并于2018年11月15日予以恢复。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海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一审诉请予以改判，并由凯承公司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作出的关于涉案主债权成立的（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生效判决对被上诉人凯承公司没有既判力系法律适用错误。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系司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要求，其体现在四个方面：1.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免证事实；2.生效判决可申请强制执行；3.生效判决非经法定推翻程序不得推翻；4.当事人不得重复起诉，人民法院一事不再理。一审法院认为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对于后诉案件的作用或效果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既判力为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主文内容在后诉中不受挑战，而消极的既判力可以导致后诉不能发生，只有前后诉的当事人一致才产生既判力。据此，一审法院得出厦门中院的生效判决对本案双方没有既判力的结论，片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推翻厦门中院在先判决主文认定案涉主债权的内容，这是混淆了既判力中“免证事实”与“强制执行”的不同方面。另外，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前，凯承公司已就上述厦门中院确认主债权的生效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该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被上诉人凯承公司的主张与本案一审中的抗辩有违消极的既判力的要求。既然凯承公司对厦门中院在先认定主债权的生效判决已经选择了法定救济渠道，其应依法接受该救济渠道的最终结果，不应再在本案中重复提出本质相同的抗辩，一审法院亦不应继续审理该部分内容。 二、一审判决因适用法律错误而程序违法。1.一审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海沧公司认可凯承公司可就主债权的有效与否提出抗辩，但既然已经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一审再行审查该抗辩内容，属于重复审理；2.一审法院未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在明知凯承公司向厦门中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且厦门中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的情况下，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中止一审案件的审理，系违反法定程序；3.一审法院未经法定程序直接推翻厦门中院关于主债权认定的生效判决程序违法。对于在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推翻，否则属于免证事实。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法解释》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凯承公司作为与（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对该案判决认定事实不服的，必须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解决，而非在一审中直接推翻。 三、一审法院认定海沧公司未实际交付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厦门中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货物交付，主债权成立。其次，凯承公司主张货物未交付的证据即《证人询问笔录》和《租赁合同》系非法证据，不能采信并据此认定事实。最后，海沧公司已经提交了货物交付中的业务单据，包括提货申请单、放货通知书、发货单、收货确认证明，虽有记载瑕疵，但并非伪造，能证明海沧公司指示上游卖方企业向下游买方企业交割货物的事实，海沧公司只需将向上游提货的权利通过指示交付给下游即可，下游确认收到该权利即已完成了交货的义务。因此，海沧公司已经完成了案涉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交付。 四、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国际及国内通行的“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造成误判。中间商在上述通行的供应链交易中，同时与上下游交易主体订立买卖合同，为下游提供赊账的资金融通，但由上下游交易主体直接进行货物的交接。案涉的供应链贸易模式系凯承公司主导并设计，并有海沧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董事会决议》予以证实，凯承公司自愿为厦门兴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厦门开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先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芮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兴皇公司、开远公司、先浩公司、芮富公司，或者并称下游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目的系让下游公司获得资金的融通并借贷给凯承公司。根据海沧公司与凯承公司及下游公司之间订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第一条约定，凯承公司在提供抵押担保的同时就知道自己将在最高额担保的范围内承担抵押责任，还特别强调担保的范围包括“抵押登记日前已经产生的债权，范围涵盖《长期供货合同》及其项下各具体销售合同或订单、补充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欠条、对账单）”，这一约定体现了本案作为供应链交易模式的特点，凯承公司并不关注货物是否真正流转，而以获得资金为目的并愿意为此提供抵押担保。 凯承公司辩称：（一）原审事实认定正确，海沧公司确未交付钢材，凯承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海沧公司提交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提货申请单》、《发货单》、《放货通知书》等债权申报资料显示，案涉货物仓储在上海宝圣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圣公司）的仓库，并于2014年6月份之后分批在该仓库进行交货。然而，根据凯承公司一审提交的《询问笔录》和《租赁合同》，可以认定宝圣公司早在2012年时便已经实际停业，并于2012年9月下旬转租给了中航申森国际钢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第五条第6项明确约定在租赁期间宝圣公司不得以自己的名义承接客户进行仓储。2012年10月9日，出租人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毛家弄村民委员会对该份《租赁合同》予以盖章确认。2012年10月20日，宝圣公司与中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按补充协议支付了2012年9月30日至2013年3月20日的租金。另外，海沧公司在涉案相关诉讼和债权申报中，对于案涉货物的交付先后陈述了现实交付、指示交付及供应链贸易中间环节的当事人无需知情上下游交付方式的三种不同意见，相互矛盾。在凯承公司与海沧公司及四家下游公司进行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下游公司则又称交易的货物一直处于凯承公司的控制中，贸易链中流转的只是货权，货权从未脱离凯承公司。因此，上述相关证据足以推翻海沧公司货物已经交付，主债权成立的主张。 （二）海沧公司对既判力的理解存在错误。任何一项生效裁判产生既判力必须同时符合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前后两次诉讼之间必须具有同一诉讼标的；二是两次诉讼之间必须是相同的当事人；三是两次诉讼之间必须具有相同的诉讼原因。凯承公司并非是海沧公司和四家下游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故厦门中院（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民事判决对本案不能形成既判力。海沧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的行为，应视同为民事诉讼的启动。因此，债权确认程序为先诉，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及相应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均为后诉。海沧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在先，另行向买卖合同买受人即被担保人起诉在后，该破产债权的审查权归属于破产程序，只应也只能由破产受理法院来行使裁判权，任何第三方法院对此无管辖权，也无裁判权，其所作裁判也不可能对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形成拘束力。而即使有拘束力，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也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可以被当事人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实际交付。据此，买卖合同之债无从成立，案涉担保之债亦是如此。 （三）海沧公司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理解错误。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不同于刑事诉讼，应以《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标准。安吉凯承公司所举证据的获取，既没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更没有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另外，海沧公司一审提交的《董事会决议》并不能推定出凯承公司知情并设计海沧公司与四家下游公司交易方式的事实。根据抵押登记和公证笔录的内容，凯承公司并非为顺鼎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而是为海沧公司与下游公司的《长期供货合同》及其项下具体销售合同产生的货款提供抵押担保。因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依法驳回海沧公司全部的上诉请求。 海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海沧公司对凯承公司名下的丰华商业广场递铺镇丰华路2-16（双号）（房产证编号：安房权证递铺字第××号）的房产享有价值人民币44017981.54元抵押权及别除权，即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以实现海沧公司对上海芮富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中的本金部分人民币44017981.54元；二、判令凯承公司的管理人相应更正债权表以确认海沧公司的上述债权；三、案件诉讼费由凯承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8月19日，海沧公司与芮富公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约定海沧公司长期为芮富公司供应工矿产品，每批交货的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等以签订的具体销售合同为准。同日，海沧公司、凯承公司、芮富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凯承公司以名下位于安吉县丰华商业广场递铺镇丰华路2-16号（双号）的房产为海沧公司与芮富公司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项下的海沧公司对芮富公司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为50250000元的抵押担保，且约定抵押人提供的抵押担保责任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因主合同无效或者主合同被撤销、解除、终止后，债务人对债权人应承担的债务，抵押人同意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抵押担保责任。2013年8月22日，三方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办理了公证。2013年8月27日，海沧公司与凯承公司对上述抵押权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7月3日至2014年12月2日间，海沧公司与芮富公司前后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项下10份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芮富公司向海沧公司购买盘螺、高线、螺纹钢等货物，约定芮富公司于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向海沧公司支付保证金，该保证金同时作为定金，余款最迟在提货后6个月付清。上述《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芮富公司虽在收货确认证明签章确认收到货物，但是海沧公司实际上未向芮富公司交付货物。2014年10月27日，该院裁定受理凯承公司破产清算案件。2015年1月7日，海沧公司向凯承公司管理人申报担保债权并要求对凯承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2015年7月3日，海沧公司以芮富公司为被告向厦门中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在该案审理中，芮富公司认可海沧公司向其交付货物。2015年10月13日，厦门中院作出（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民事判决，判决芮富公司向海沧公司支付货款44017981.54元及违约金。2016年3月2日，凯承公司管理人以主债权未发生担保债务亦不产生为由，向海沧公司发出债权审查通知书对其申报的担保债权不予确认。2016年10月7日，海沧公司向凯承公司管理人提出债权审查异议。2016年10月21日，凯承公司管理人向海沧公司发出债权复核告知函，维持原债权审核结果，以致双方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虽有独立担保的约定，但该约定悖于上述法条关于排除当事人通过约定方式设立独立担保的规定，故该约定无效。设定抵押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届期能够得以清偿，抵押权应附随于主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可见，实现抵押权亦应以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为前提。案涉《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余款最迟在提货后6个月内付清”，而海沧公司并未实际向芮富公司交付货物，货款债务履行期起算条件未成就，更遑论货款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故海沧公司不具备实现抵押权的条件，其要求凯承公司确认其担保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民事判决，系针对海沧公司与芮富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所作出的判决，该判决既判力的主体范围自不应及于未参加诉讼的凯承公司，故芮富公司虽在前诉案件中对货物交付问题未提出异议，凯承公司在本案仍有权提出。据此，依照上述所列法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海沧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1890元，由海沧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海沧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 1.《撤销案件决定书》【安公（经）撤案字（2017）8001号】一份，拟证明安吉县公安局于2017年2月24日撤销了凯承公司管理人谎报海沧公司涉嫌诈骗的刑事立案，纠正自身的错误立案及看法，亦未认可其询问的证人证言及证人提交的仓库转租合同； 2.厦门中院（2016）闽02民撤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凯承公司管理人拒不承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其理由是已经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并强行剥夺海沧公司的表决权通过了牺牲抵押权人利益的重整计划。（2）凯承公司既然已经提起了法定的推翻程序即第三人撤销之诉，以试图推翻人民法院在先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免证事实，就应接受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终审判决结果，安吉法院也不应在法定程序之外推翻生效判决。（3）凯承公司作为抵押人已在该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充分行使了抗辩权。（4）厦门中院一审驳回了凯承公司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生效判决仍处于有效状态，海沧公司的主债权真实存在，系本案中的免证事实； 3.上海宝圣仓储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宝圣公司直至2016年10月14日才被吊销营业执照，此前一直处于存续状态，凯承公司一审陈述该公司在案涉业务期间（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早已停业的说法不成立； 4.《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根据案涉《长期供货合同》的约定，海沧公司在收到下游公司的《收货确认证明》后，向上游供应商支付了相应货款，本案主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5.（2016）闽02民撤4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凯承公司对于案涉的贸易链及交易模式在提供抵押担保时便是清楚的，其并不关心货物的交付方式； 6.海沧公司与上游供应商订立的《工矿产品采购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拟证明海沧公司收到下游公司的《收货确认证明》后，已经向四家上游供应商支付了相应货款，本案主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7.（2017）闵民终43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凯承公司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充分行使了对此前主债权生效判决的救济权利，与本案相同的抗辩事由及证据经过厦门中院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的两次审理，该生效判决对凯承公司和本案审理法院均产生既判力； 8.银行承兑汇票，系证据6所涉银行承兑汇票的存根联，拟证明已向上游供应商支付了相应货款； 9.（2018）最高法民申3032-303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凯承公司针对（2017）闵民终433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已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该生效裁定对凯承公司和本案审理法院均产生既判力。 被上诉人凯承公司质证认为：对海沧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证据仅仅能证明相关行为人尚不构成犯罪，但不能证明凯承公司对案涉主债权未真实发生的民事抗辩不成立。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份公司报告的内容不完整，宝圣公司在2013年起就因未公开年度报告而被行政登记为企业经营异常，其经营场所在2012年已转租给中航公司，海沧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宝圣公司另有仓储钢材的仓库和场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和停业是两种不同的形态，未被吊销不等同企业必然处于生产经营的状态。对证据4、6及8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海沧公司向上游公司（包括厦门共筑贸易有限公司、厦门毅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奔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稳致工贸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为上游公司）支付了货款，并不代表其已向下游公司交付了货物。审计系海沧公司单方委托，审计的内容缺乏完整性，且审计的依据只有书面财务资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兴皇公司的说法不认可亦不知情，凯承公司不存在控制案涉海沧公司与上下游企业间相关交易的行为。对证据2、7、9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存在异议。凯承公司提供的反证足以推翻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由于凯承公司系抵押担保人，依法享有独立的抗辩权，不受债权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相关意见乃至诉讼结果的影响。凯承公司依法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及相应的再审申请，虽然最终被生效裁判驳回，但海沧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在先，上述裁判均在后，故对本案不产生既判力。 被上诉人凯承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0.《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债权事宜询问笔录》，拟证明海沧公司在债权申报时明确案涉钢材货物的仓储、交付均在宝圣公司仓库完成，并且存在实物； 11.（2015）海民初字第410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厦门兴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海沧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完成案涉双方最后一笔交易后，又以同样的模式于2014年9月23日进行交易，这种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虚假交易模式均由海沧公司掌控，与安吉凯承公司无关； 12.海沧公司与案涉上、下游公司及部分关联公司的住址分布及工商信息，拟证明海沧公司与上、下游公司设立上地域关系紧密，均在同一幢大楼，各方存在密切联系； 13.(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9952号、（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4122号、（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4124号、（2014）周民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海沧公司所称其上游公司之一的上海茂川实业有限公司早在2013年下半年即已经丧失偿付能力和履约能力，当时钢贸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冲垮了整个行业，上海茂川实业有限公司已不可能作为上游公司向海沧公司供应钢材； 14.海投集团合同报审书（二）及盈亏测算表，该证据结合海沧公司本案中提交的证据4，拟证明案涉交易的运杂费、仓储费、保险费等经营费用均为零，案涉交易没有发生仓储，海沧公司从事的为资金空转型融资性买卖，即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且仅审计报告反映出的资金拆借就高达132笔，总额为6亿元； 15.四家下游公司进项发票认证信息，拟证明审计报告期间之外，海沧公司还与案涉上、下游公司间存在着大量同类交易，因此海沧公司从事的资金拆借远远不止132笔，金额也远不止6亿元，该种交易模式为海沧公司惯用及控制； 16.宝圣公司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及附表、宝圣公司与中航公司的租赁补充协议及按该协议进行支付的凭证、案外人张维国询问笔录，拟证明宝圣公司于2013年2月起已停止纳税申报，于2012年9月已转租他人，不可能在2014年7月至12月期间经营着64288.20吨的钢材仓储业务； 17.李晓询问笔录、案涉相关公司公司资料查询信息、肖兴、周毅等人户口信息及蓝房网新闻报道，拟证明与海沧公司发生案涉交易的上、下游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股东、高管多为亲戚朋友，且多为福建省周宁县人，有的甚至同一户籍。其中四家设立于厦门的上、下游公司的工商联络人变更前后均相同，办公场所也与海沧公司位于同一办公楼的上下楼层； 18.四家下游公司的银行资金明细，结合本案证据14拟共同证明从资金流转关系上看，上、下游公司与海沧公司三方从事的是闭合贸易； 19.四家下游公司销项发票认证信息，结合本案证据14拟共同证明从货物流转（空转）关系上看，上、下游公司与海沧公司三方从事的是闭合贸易。 上诉人海沧公司质证认为：对凯承公司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笔录中的陈述是基于海沧公司当时所提交的货物交付凭证，这些凭证均是海沧公司在案涉交易中形成的。凯承公司反复曲解海沧公司陈述的交付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贸易链中的上下游公司均确认货权已经转移，主债权已经成立，这个是基本的事实。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案件不存在关联性。海沧公司只是案涉供应链交易中的中间环节，不知道也不认可凯承公司所主张的为下游公司提供担保再通过其关联企业获得借款的交易模式，对此应由法院予以查明。对证据12真实性存在异议，其不属于证据，系凯承公司单方整理，不具有证据效力。海沧公司与案涉交易中的部分上下游企业在同一写字楼里并不当然认为具有密切联系，海沧公司作为办公场所的业主单位，出租其他单位使用是正常的经营行为，企业间安排同一个工商联络人也不能得出企业间存在密切联系，故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即使上海茂川实业有限公司存在涉诉的纠纷，也不影响其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证据14-19系凯承公司在（2018）最高法民申3034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形式真实性由法院予以核查，具体质证意见与在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时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14系凯承公司管理人偷拍取得，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凯承公司以买卖过程中费用的承担来认定未发生货物仓储不能成立，该证据恰恰说明海沧公司在合同审核过程体现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买卖而不是借贷，“固定利率”的说法是凯承公司将贸易业务的利润率偷换为借贷的利率，“资金空转型融资性买卖”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证据15不能证明凯承公司主张的案涉交易模式，案涉交易模式的背景是凯承公司为了达到向厦门顺鼎贸易有限公司借款的需要，与其密谋主动向海沧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后才产生，海沧公司对于凯承公司与顺鼎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及为了借款目的才设计出来的交易模式并不知情。凯承公司关于海沧公司开展了132笔金额达6亿元的放贷业务的主张不能成立。证据16仅证明了宝圣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并于2013年2月起未履行纳税申报义务，但这不等同于其未经营。从宝圣公司在上、下游公司的交货凭证上盖章确认来看，宝圣公司在案涉业务期间仍在经营，至于宝圣公司是否如实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是税务机关要查实的内容，不属于本案中法院要查明的事实。另外，该组证据中的《补充协议》所涉的时间区间为2012年9月3日至2013年3月20日，与本案所涉业务的时间不存在重合，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17中的两份笔录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均由凯承公司管理人虚假报案致安吉县公安局错误立案后产生，系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所取得，违反了侦查不公开原则，取证程序不合法。关于上、下游公司之间存在关联的主张，即使存在某种关联性各个公司仍是各自独立的法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上、下游公司间人格混同。证据18系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所取得，违反了侦查不公开原则，取证程序不合法。凯承公司关于案涉交易资金闭合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四家上游公司的资金来源于海沧公司，不能将上游和下游的多家公司分别混同为一个主体将金额进行合计来证明所谓的资金闭合。海沧公司在同一时间段内收取的资金与付出的资金不可能基于同一票业务，凯承公司是根据证据目的对自己统计的数据进行人为处理，对巨大的差额视而不见。证据19也存在凯承公司分别将全部的上游公司和下游公司当成一个主体，并将各自的进项和销项进行合并统计的问题。从销项的金额看，即使上、下游公司各自作为整体，金额上也存在差额，从每家公司的个体看，差额更加巨大，无法证明凯承公司关于货物流转存在闭合的主张。 本院经审查认证认为：凯承公司对海沧公司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可，该三份证据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3形式上系复印件，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求，且就其证明对象而言，宝圣公司的存续期间并不等同其真实经营期间，故对证据3不予采信。凯承公司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但对于海沧公司所主张的案涉货物已交付兴皇公司的证明对象，鉴于该审计报告只是书面的形式审查，且系海沧公司单方提起，对该证明对象需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海沧公司对凯承公司提交的证据6和8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但关于已向兴皇公司交付案涉货物的证明对象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凯承公司对证据2、7、9的形式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海沧公司对凯承公司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1和13所涉内容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信。证据12系凯承公司整理的相关经营主体的信息，性质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而非书面证据。但依凯承公司的陈述，该信息表中的企业相关信息均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登记。经本院依法核实，该信息表中记录的企业信息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的信息一致，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关于双方对一审凯承公司提交的来源于安吉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和《租赁合同》证据合法性的争议，因本案系民事纠纷，争议证据作为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应基于《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海沧公司强调具有非法性的主要原因系该证据均为安吉县公安局在刑事立案前所取，但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等应当进行审查并确定是否应当立案。因此，鉴于安吉县公安局最终立案的事实，上述争议证据属于安吉县公安局立案审查的正当程序中取得，取得的过程也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背公序良俗。另外，上述《询问笔录》虽然记录的是被询问人的言辞内容，但系安吉县公安局于刑事立案审查中核实被询问人身份后所记录，并不符合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证言的定性即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就其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形成于民事诉讼之前，故凯承公司提交的书面笔录证据无需以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求判断其证据效力。因询问笔录之间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证据14系本案审理中海沧公司在提交审计报告时一并向凯承公司和本院出具，凯承公司本案诉讼代理人在海沧公司本案诉讼代理人面前拍摄该组证据时，海沧公司诉讼代理人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15-19均为由安吉县公安局在立案侦查阶段调取或本案中经凯承公司申请本院调取、核实的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对于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除了二审中双方关于案涉货物是否交付的争议事实外，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案涉货物交付与否的争议，则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论述和认定。进一步查明： 一、关于案涉钢材贸易的相关事实。 2013年8月19日，海沧公司与开远公司、兴皇公司、先浩公司、芮富公司四家下游公司分别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同日，海沧公司、凯承公司与上述四家公司又分别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上述合同订立时，四家下游公司均由周毅作为联系人，海沧公司则由李晓作为联系人。案涉《长期供货合同》项下的所有《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提货申请单》、《放货通知书》、《发货单》及《收货确认证明》，按记载的批次，同批次的上述书面凭证形成时间均落款在同一天，且记载的四家下游公司的委托提货人员均为许陈旺。其中，所有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提货申请单》、《放货通知书》、《发货单》均记载案涉货物于宝圣公司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毛家路40弄751号的仓库存储与交付。依海沧公司提供的与上、下游公司间买卖合同的记载，海沧公司销售给开远公司、兴皇公司、先浩公司、芮富公司四家下游公司的每批次产品的单价，相较于海沧公司向四家上游公司取得该批次产品的单价，均只溢价1.8%。除了案涉交易，据海沧公司提交的《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附表一的记载，海沧公司与四家下游公司总额6亿多元、历时一年多（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的交易，均存在上述情况。同时，案涉同批次产品的价款，海沧公司以六个月期的承兑汇票向上游公司支付，四家下游公司则依约需在六个月内支付该批次产品的货款。 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四家上游公司销售给海沧公司超过2亿元的螺纹钢、高线、盘螺等货物，海沧公司均以六个月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同时期，海沧公司销售给包括芮富公司在内的四家下游公司的螺纹钢、高线、盘螺等货物同样超过2亿元，四家下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海沧公司支付了超过2亿元的款项。从四家下游公司认证的销项发票内容和银行明细看，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四家下游公司又销售给四家上游公司超过2亿元的货物，通过银行转账收到四家上游公司近1.8亿元的款项。四家下游公司收到四家上游公司的汇款后，经常于收款当天转账给海沧公司，且部分单笔转账的金额及时间能与四家下游公司与海沧公司订立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付款金额和时间相对应。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海沧公司与芮富公司发生10笔交易，其中于2014年12月2日金额为4999438.72元的该笔交易发生于凯承公司被宣告破产之后。 2015年3月23日，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川、吴优及海沧公司业务员李晓（上述《长期供货合同》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订立时海沧公司的署名联系人）因代表海沧公司申报债权接受凯承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询问。询问中，上述被询问人明确“我们所指的仓库是上海宝圣仓储有限公司管理的，具体详见放货通知书。所有与四家买方公司相关的货物都在该仓库里”。 二、关于案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事实。 2016年11月10日，凯承公司以海沧公司和四家下游公司为被告，向厦门中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分别请求撤销该院作出的（2015）厦民初字第1108-1111号四案的民事判决，认为四案所确认的主债权未真实发生，案涉货物并未交付。厦门中院同日受理，案号分别为（2016）闽02民撤3-6号。 2017年1月至2月期间，厦门中院就上述四案即（2016）闽02民撤3-6号案件分别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均驳回凯承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四案中，海沧公司主张其只向下游公司交付提货权，而四家下游公司则一致认为整个交易模式是凯承公司安排的，贸易链中流转的只是货权，且从未脱离凯承公司的控制，凯承公司通过借款形式套走了货款。凯承公司不服四案一审判决，上诉至福建高院，案号分别为（2017）闽民终432-434、448号。2017年10月，福建高院陆续就该四案作出终审判决，均驳回凯承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之后，凯承公司就（2017）闽民终432-434、448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3032-3035号民事裁定，均驳回凯承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其他相关事实 2012年9月25日，宝圣公司、中航公司、徐添亮、吴大伟、沈捷共同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宝圣公司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毛家路751号（又称上海市宝山区毛家路542弄66号）的全部土地、地上仓库及附属设施出租给中航公司，租赁期间自2012年9月20日起至2014年9月20日止；租赁土地系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毛家弄村民委员会所有，宝圣公司合法承租至2015年11月30日，转租行为已取得该村民委员会的书面同意；徐添亮、吴大伟、沈捷为宝圣公司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徐添亮代表个人签字外，还作为宝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2012年10月20日，宝圣公司与中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2012年9月30日至2013年3月20日的租金总额1008000元，其中708750元宝圣公司委托中航公司支付到上海泰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中航公司履行该补充协议后，将余款299250元转账至宝圣公司银行账户。2013年2月起，宝圣公司已停止纳税申报。 2015年4月，安吉县公安局民警分别询问案外人谭晓斌、苏志高、陈凯、徐添亮并制作笔录。据笔录记载，谭晓斌和陈凯分别为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毛家弄村民委员会和中航公司的工作人员，徐添亮则自称为宝圣公司隐名股东。上述案外人均确认宝圣公司于2012年9、10月份停止了全部的经营活动，将经营场所转租给中航公司，截止接受询问时亦未重新经营。 案涉的两家上游公司包括共筑公司和毅飞公司、两家下游公司包括兴皇公司和开远公司、厦门顺鼎贸易有限公司登记的经营地址均在厦门市海沧区建港路29号海沧国际物流大厦十二层内，海沧公司登记的经营地址亦在上述海沧国际物流大厦内。上述五家企业成立初登记的工商联络人均为李娟，之后一致变更工商联络人为周君婷。四家上游公司和四家下游公司有大量股东或高管系福建省周宁县户籍。海沧公司与四家下游公司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均以案外人周毅作为联系人，代表四家下游公司提货的许陈旺，既是下游开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曾是上游稳致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原行政登记的名称为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因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依法进行破产重整，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于2017年8月4日即本案二审期间变更公司名称为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为：（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生效民事判决及由此产生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终审裁判结果是否对本案产生既判效力，可否约束本院对案涉买卖合同效力及货物是否真实交付的审查，并据此确认海沧公司享有案涉不动产之抵押权。 所谓既判力是指生效的前诉对后诉的一种约束效力，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同一诉讼标的发生相互抵触的判决，使当事人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根据其作用和效果一般可分为消极的效力和积极的效力两方面。前者可以导致后诉不能发生，即“一事不再理”的遮断后诉效果；后者则确保后诉不得否定前诉确定的内容，对当事人和法院的约束体现在当事人间在后诉中不可再行争议，法院则不可再行审查。虽然对于既判力在“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作用有着普遍的共识，但其效力所及的主、客观范围仍存在争议，本案双方就既判力陈述的观点亦存在主、客观范围的争议。由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并未完整且体系的界定既判力规则，故司法中适用既判力规则时应从已有的程序规范出发，谨慎探究其主、客观范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该规定系消极的既判力的直接规范体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则进一步明确构成重复起诉的标准为“（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由于诉讼标的一般是指当事人之间因发生争议并请求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关系，可由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予以确定，其裁判结果直接体现为判决的主文。因此，在不任意扩大理解上述条文的文义情况下，应认为消极的既判力的效力范围，主观范围上要求前后诉当事人相同，客观范围上要求为前诉判决主文的内容。至于积极的既判力，虽然没有直接的程序规范明确其效力的主、客观范围，但由于消极的和积极的既判力的内在关联，应在司法裁判中予以统一。由此可见，《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可在后诉中通过相反证据推翻前诉裁判认定事实的规定，并不体现既判力的效果，而是规定了前诉认定事实在后诉中的免证效力，这也与该条文渊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适，其并无既判力规则适用时严格的主、客观要求。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于（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生效民事判决，其诉讼的主体系海沧公司与芮富公司，而本案的诉讼主体则为海沧公司与凯承公司，两案的当事人并不相同。所以，（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生效民事判决主文中对于海沧公司已履行《长期供货合同》，主债权真实发生的判定不能对本案产生既判力。但是，凯承公司作为抵押人系与（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且于本案一审受理前向厦门中院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并非属于再审程序，且诉讼的主体也包括海沧公司与凯承公司，诉讼标的之原因事实系抵押人凯承公司主张主债权未真实发生，故该最终生效判决应当对本案的审理产生积极的既判力，即本案中凯承公司不能就主债权是否真实发生再行抗辩，本院亦不能再行审查，而应直接根据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尽管从已查明的事实看海沧公司主债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如交易的上、下游公司之间存在诸多关联、与海沧公司共同形成的交易链条在货物和资金的流转上构成闭合、长期且大量交易的利差不受市场变化影响、无法充分证明案涉货物的存储和交付情况等问题，但因福建高院已经就上述第三人撤销之诉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了各方诉争的主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再审审查最终也支持福建高院的终审判决，驳回了凯承公司关于上述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再审申请。故，本案应根据已生效裁判对案涉主债权予以认定，并进一步确认海沧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可以据此主张实现抵押权。 综上，根据（2015）厦民初字第1110号案件及由此产生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终审裁判，芮富公司应向海沧公司支付货款44017981.54元。凯承公司以其案涉不动产对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为50250000元的抵押担保，由于上述主债务中金额为4999438.72元的该笔交易发生于凯承公司被宣告破产之后，故对于海沧公司的主张可依法在44017981.54元-4999438.72元=39018542.82元范围内确认其抵押权。至于海沧公司关于管理人据此更改债权表的主张，因破产管理人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存在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6）浙0523民初7250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在39018542.82元的范围内对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递铺镇丰华路2-16（双号）（丰华商业广场）（房屋所有权证号：安房权证递铺字第××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 三、驳回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1890元，由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29745元，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承担2321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1890元，由厦门海沧保税港区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29745元，安吉凯承置业有限公司承担2321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项 炯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蒋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