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502民初5829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住所地宜宾市翠屏区西街1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908852342C。 主要负责人：田世川，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鉴秋，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0310345564。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福圣，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1310267650。 被告：胡祖华，男，195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富丽，四川法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1511400338。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宜宾分行）诉被告胡祖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农行宜宾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鉴秋、颜福圣，被告胡祖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富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不予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1600元；2.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不予支付被告生活费11137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中国人民银行宜宾地区中心支行印刷厂，1990年该印刷厂更名为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以下简称：印刷厂）原属人民银行扶持开办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宜宾地区中心支行将印刷厂划由原告单位进行指导。原告仅对印刷厂进行扶持和指导，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均由印刷厂自行决定。1998年，印刷厂因经营不善，全面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于2001年12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在印刷厂职工名册中并无被告。后在原告的指导下，该厂于2006年完成了全部清算工作。 1979年，被告经宜宾市劳动局招录为印刷厂职工（当时称为“固定工”），1985年被告即自动离职，之后未再返回印刷厂工作。1995年，《劳动法》实施后，被告并未与印刷厂签订劳动合同。直至到印刷厂全面停产、注销、清算，被告也从未向印刷厂提出过任何主张。自2004年起，被告个人己参保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至今。被告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内均自行其是，未为印刷厂提供过任何劳动，也未做出过任何贡献。2018年4月21日，被告却以其与原告存在劳动争议为由，向宜宾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受理后作出宜市劳仲案字〔2018〕44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在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 一、本案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纠纷也不属于劳动争议，宜宾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无权对本案纠纷进行裁决。 被告原工作的单位是印刷厂，但是印刷厂早于2001年即已经注销，其依法不再具有用人单位资格，故被告所主张的劳动关系早已因其用人单位一方丧失了主体资格而消亡，缺乏持续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而原告与被告之间则从未以任何方式建立过劳动关系，被告更未为原告提供过任何劳动，进而也就不存在有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应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由于原告既非被告的用人单位，也非其用人单位合并、分立后的企业，故依法不应对被告主张的劳动争议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 二、宜市劳仲案字〔2018〕44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与印刷厂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印刷厂系人民银行宜宾中心支行扶持开办，只不过后划由原告指导而已，该厂既非原告开办，资产也不属于原告所有。对被告停薪留职和回厂要求工作的事实认定证据严重不足。仅仅就是被告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仲裁裁决书对印刷厂清算相关工作的事实认定错误。毫无依据地将职工债权独立于企业债务之外。仲裁认定胡祖华为解决自己身份问题长期找被申请人农业银行宜宾市分行及被申请人上级单位农行四川省分行至今，也完全是基于被告胡祖华的单方个人陈述，被告胡祖华在仲裁过程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裁决书的认定完全违背证据规则。 三、宜市劳仲案字（2018）44号仲裁裁决书混淆法律政策规定，歪曲法律概念，并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大量适用劳动争议发生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且多处引用了虚假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 被告胡祖华辩称，我认为我与印刷厂存在劳动关系，而原告农行宜宾分行系印刷厂出资及管理人，是印刷厂注销清算后的义务者，因原告一直未出具与被告之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或对被告已经进行了辞退安置的依据，或原告已被除名的依据，故双方之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现被告仲裁请求的是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应当补发被告的生活费及经济补偿金。 我于1979年3月26日被中心支行大集体录取为固定工，被安排在印刷厂工作。我于1985年起开始申请停薪留职，获得批准后向印刷厂按月提交停薪留职费。期间回到该厂上班约两年，后因种种原因又向该厂继续申请停薪留职，直至1995年。停薪留职到期后，我回到厂中要求继续工作，但因当时该厂的效益不好而没被安排工作，而是由厂长要求自行解决，等待厂里通知。但是直到1999年31号文件出台时，我也没有接到厂里关于如何进行安置的通知。后来印刷厂2001年12月31日注销登记时，仍然没通知我也没安置我。原告农行宜宾分行2006年11月30日对印刷厂进行清算公告时，仅仅是在《四川日报》《宜宾日报》上刊登了清算公告，针对的是债权债务的清算活动，未涉及职工安置问题，也未提到对我的辞退费用。所以，我认为与该厂的劳动关系在此时仍然存在。不管被告是除名还是自动解除劳动关系，原告都应该出具相应的书面通知。 根据劳动部对《关于破产企业能否成为被诉讼人的请示》的复函（劳动部发[1996]278号）及《关于因破产、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自行解散的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如何确认被诉人的请示》（劳动部发[1997]285号）的相关规定，印刷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其被注销清算时应以其清算主体为承担义务者，而该厂的开办单位及清算的单位均为原告农行宜宾分行，故其应当承担义务。 被告自知道印刷厂被清算以后，多次找当时的厂长以及原告的领导进行协商要求其解决工作以及相关清算遗留问题。至今原告仍未出具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没有终止或解除，因此不存在仲裁时效过期的问题。印刷厂注销时间是2001年12月，清算时间是2006年，没有超过最长的诉讼时效。 被告自行交纳了保险是因为单位一直都没有为被告缴纳保险，也没有给被告解决工作或发放辞退费用，为了以后老有所养不得不自行缴纳社保，并不能因为被告自行缴纳了社保就证明被告知道和认可其与印刷厂之间的劳动关系早已终止的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宜市劳人仲案（2018）44号仲裁裁决书、内资法人注销基本情况、关于注销营业执照的申请、经营单位注销通知书、宜宾日报清算公告、关于对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清算的报告、社保查询结果、医保证复印件、宜宾地区清算报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招工录取通知、证人书面证词、社保缴费明细单、中国农业银行宜宾分行农银发（1999）31号文件、农行宜宾市分行咨询公司等14户自办经济实体脱钩处置方案、成立清算组通知、会议纪要、何照琼招工录取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原系农业银行宜宾地区中心支行。被告胡祖华于1979年3月经原四川省宜宾市劳动局（79）N0.025018号《招工录用通知》招录为中心支行大集体固定工。原被告均认可录用进来不是银行职工，是银行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即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的职工。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于1978年5月8日办理注册登记，于2001年12月31日注销了印刷厂和经营部的营业执照。 1999年4月16日，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宜农银印发（1999）031号《农业银行宜宾市分行咨询公司等14户自办经济实体脱钩处置方案的报告》载明“2.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该厂是人、农两行分设产建立的老厂，1978年2月划归农行，更现名，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代表陈千海，于1998年11月停业至今。划入农行后，为扩大业务，我行直接投资21万元，职工集资入股20万元。” 案外人何照琼通过（79）劳字No008981号招工录用通知录用进印刷厂工作。2002年12月16日，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向何照琼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02）农银劳解02号]载明“鉴于我行裁员原因，根据农银劳合（1999）13110093号《劳动合同书》第七条第四款的约定，决定从2002年12月16日起与你解除该劳动合同”。 2005年12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宜宾市分行以宜农银工会[2005]18号文件成立印刷厂清算组。2006年3月23日农行宜宾市分行工会自办公司清算组在宜宾日报发布清算公告。该清算公告要求债权人申报债权。 2006年11月30日《关于对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清算的报告》载明“宜宾地区农村金融印刷厂原由宜宾地区人民银行兴办，属集体所有制企业，1978年2月，人、农两行分设时划给农行管理”。 2009年胡祖华以个人名义参保社会保险，并从2004年12月起补缴社会保险。 庭审中被告胡祖华陈述从2001年其从同事李云处得知印刷厂关停并转后就一直找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安排工作。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对此未予认可。胡祖华还陈述李云给他说根据总行精神印刷厂全部要关了。他们五个人可能要收在银行去，叫胡祖华快去找银行。2003年左右被告胡祖华知晓印刷厂的职工全部安排了工作。 2018年被告胡祖华向宜宾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农行宜宾分行按其职工缴纳五险标准向胡祖华补发1986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2.从农行宜宾分行收编印刷厂之日补发胡祖华月均1300元的基本生活费；3.要求解除胡祖华与农行宜宾分行的劳动合同关系，胡祖华从农行宜宾分行收编印刷厂之日起支付胡祖华月均4300元的补偿至申请人退休为止。2018年6月27日宜宾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宜市劳人仲案[2018]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祖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1600元；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祖华生活费111377元；三、胡祖华要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补发1986年1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予受理。”2018年7月17日原告农行宜宾分行签收上述仲裁裁定书。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对上述仲裁裁定书不服，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解除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农行宜宾分行与被告胡祖华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胡祖华系中心支行大集体招录工人，其自认也并非农行宜宾分行职工而是印刷厂的职工，在该印刷厂工作。印刷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六条“集体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第三十九条“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扶持下设立的集体企业，其扶持资金可按下列办法之一处理：（一）作为企业向扶持单位的借用款，按双方约定的方法和期限由企业归还扶持单位；（二）作为扶持单位对企业的投资，按其投资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与其扶持设立的集体企业，应当明确划清产权和财务关系。扶持单位不得干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集体企业也不得依赖扶持单位”的规定，印刷厂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 其次，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原固定工中经批准的停薪留职人员，愿意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原单位应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不愿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原单位可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之规定，原固定工均应另行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胡祖华与印刷厂签订了劳动合同，也不能证明被告与农行宜宾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与胡祖华同为印刷厂职工的何照琼与原告农行宜宾分行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是（1999）13110093号《劳动合同书》而并非（79）劳字No008981号招工录用通知。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企业法人解散或者被撤销的，应当由其主管机关组织清算小组进行清算”的规定，原告农行宜宾分行作为主管机关，成立了印刷厂清算组，并不能因此而认定胡祖华为原告农行宜宾分行的职工。 综上，原告农行宜宾分行与被告胡祖华之间并无劳动关系，无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就算被告胡祖华与印刷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劳动关系已于2001年12月31日印刷厂注销时解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条“对于涉及终止的企业法人债权、债务的民事诉讼，清算组织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的规定以及《关于因破产、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自行解散的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如何确认被诉人的请示》[劳部发（1997）285号]的规定，原告农行宜宾分行可以作为被告胡祖华要求经济补偿金以及生活费补偿的诉讼参加人。据被告胡祖华自述其2001年就知晓印刷厂关停并转，且2006年3月21日清算组也在宜宾日报刊登了清算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起计算。被告胡祖华2001年就知晓印刷厂关停，2003年左右被告胡祖华也知晓除他之外印刷厂的其他职工已被安排工作。被告胡祖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时效存在中止和中断的情形。故被告胡祖华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和生活费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不支付胡祖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1600元； 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不支付胡祖华生活费111377元。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胡祖华承担。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婉 审 判 员  吴疾 人民陪审员  陈钢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王笛 书记员陈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