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斌，男，198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耀明，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柳蓉，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娴（曾用名：李荀妹），女，198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林立，男，198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刘国斌因与被上诉人李小娴、原审第三人李林立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5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国斌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小娴对李林立与刘国斌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偿还借款本金8295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8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给刘国斌；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小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断章取义且曲解了刘国斌表示的意思。1、一审判决认为李小娴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按指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刘国斌与李林立串通将李小娴灌醉后且哄骗李小娴签字、按指纹这一事实认定错误。《保证合同》是由李林立拿给李小娴签字的。李林立和李小娴系兄妹，刘国斌认为李小娴基于兄妹关系为李林立提供保证合情合理，从未想过李林立是否通过其他手段让李小娴签字。李林立将《保证合同》交给刘国斌的时候，李林立曾表示李小娴对《贷款合同》一事知情。李小娴主张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按指纹的行为是在被灌醉和哄骗的情况下作出，但李小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李小娴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2、一审判决没有将刘国斌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准确记载，一审判决第8页载明“刘国斌对李小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异议……刘国斌向李小娴明确表示其没有向李林立提出要求李小娴签订涉案《贷款合同》”，该部分内容系断章取义且不符合刘国斌表示的意思。刘国斌在原审庭审中是对李小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刘国斌不是对聊天记录所记载的内容意思没有异议。另外，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显示刘国斌明确表示其没有向李林立提出要求李小娴签订涉案《贷款合同》，刘国斌只是表述《贷款合同》是由刘国斌和李林立签订的，并未提及是否要求李小娴签订《贷款合同》。贷款事实发生于刘国斌和李林立之间，《贷款合同》签订在先，没有约定担保、保证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签订书面保证合同，且主合同没有保证条款的情况下，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是保证合同成立的一种救济方式。事实上，李小娴和刘国斌已经以书面形式订立了《保证合同》，李小娴无需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二、李林立和李小娴存在串通逃避承担还款责任的行为。刘国斌与李林立之间的贷款事实有贷款合同、借款借据、收据等证据充分证明，李小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有由李小娴亲自签字、按指纹的《保证合同》予以证明。李小娴称签订《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试图仅凭当事人的陈述来推翻书证；另外，李林立曾向刘国斌表示李小娴对借款知情，但在原审庭审中却作出相反的陈述，当庭承认李小娴对借款不知情；最后，李林立在原审庭审中捏造了先签订《保证合同》再有贷款合同的事实，并陈述通过灌醉李小娴的手段来达到签订《保证合同》的目的，刘国斌对灌醉一事不知晓亦无法辨别真伪。李林立和李小娴系兄妹，有着感情基础，李林立以上前后不一的行为是想否认《保证合同》的合法性，为帮助一方逃避还款责任，两人串通言词使刘国斌处于不利的困境。李小娴与李林立基于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在庭上所做的陈述不能视为相互印证，应视为共同串通损害刘国斌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小娴答辩称：一、原审判决正确无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原审经办法官为查明事实曾责令刘国斌代理人与刘国斌本人现场电话联系沟通后，刘国斌代理人当庭确认如下事实：1.《保证合同》刘国斌与李小娴没有经过合意，是由刘国斌交给李林立要求李林立妻子签署的，刘国斌没有向李林立要求李小娴签订《保证合同》，后来李林立交回的《保证合同》第3页有李小娴签字，刘国斌没有异议；2.《保证合同》不是刘国斌与李小娴当面签署；3.刘国斌取得李小娴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之后，才与李林立签订《贷款合同》将相关款项出借给李林立，李小娴对刘国斌与李林立之间的借贷事实毫不知情。原审判决根据刘国斌确认的上诉事实，认定《保证合同》不是刘国斌与李小娴共同签订，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依法不能成立而作出原审判决并无不妥。二、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并非李小娴为李林立向刘国斌借款提供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借款人李林立与刘国斌串通将李小娴灌醉，哄骗李小娴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李小娴不承担民事责任。2015年某夜晚餐，李林立将李小娴灌醉后，哄骗李小娴在刘国斌提交的《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李林立当时没有将《保证合同》完整交予李小娴查阅，也没有说明用途。李小娴在醉酒状态下签名，完全是出于兄妹感情，事情过去已经遗忘，收到人民法院本案应诉材料后才回忆起。后来李小娴找到李林立质问才得知，李林立向刘国斌借款，刘国斌当时将《保证合同》第3页交予李林立要求郭海燕（李林立的妻子）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名、按指纹才肯出借，由于遭到郭海燕拒绝签名，李林立又急于借钱，才与刘国斌商量后将李小娴灌醉并哄骗李小娴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以完成借款。这一事实，李林立在原审开庭时已予当庭确认，且保证合同和贷款合同签署先后、刘国斌取得保证合同第3页的经过等关联事实也能与李小娴、刘国斌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国斌一审的陈述一一对应，足以认定。虽然李小娴与李林立是亲属关系，但李小娴若需承担责任对李林立更加有利，刘国斌称“李小娴与李林立有利害关系，所做的陈述不能视为相互印证，应视为共同串通损害刘国斌的合法权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微信聊天记录、李林立的陈述等证据足以证明：李林立作为借款人与作为套路贷“金主”的刘国斌串通将李小娴灌醉，哄骗李小娴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该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的两项情形，李小娴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三、李小娴对刘国斌与李林立之间的真实借贷事实毫不知情。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充分证明李小娴对刘国斌与李林立之间的真实借贷情况毫不知情之外，刘国斌在原审庭审中也确认了这一事实。为毫不知情的借贷提供保证显然不是李小娴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保证合同》依法不能成立而作出原审判决并无不妥。原审第三人李林立未到庭，亦未作答辩。刘国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小娴对李林立在（2018）粤0118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偿还借款本金8295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8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给刘国斌。（本息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止共计846458元）。2.由李小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斌称其系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道办事处的政府雇员。刘国斌述称与李林立系同学及朋友关系，李林立因需向银行归还贷款而向刘国斌借款。2015年10月18日，刘国斌与李林立签订一份《贷款合同》，约定：李林立向刘国斌借款829500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10月18日至2017年10月17日，借款用途为归还银行贷款，借款月利率为0％。同日，李林立还向刘国斌出具一份《借据》，确认收到刘国斌的借款现金829500元以及年利率0％等事实。刘国斌陈述其系于2015年10月18日至10月20日通过名下8张信用卡从柜员机取现或其他商铺的POS机刷卡取现，再加上部分自有银行存款，在刘国斌住所即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金竹花园****或富鹏市场李林立的住所分6笔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给李林立，部分交付借款的时候，李林立前妻郭海燕也在现场。李林立收到借款时，于2015年10月18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还向刘国斌出具6张收据，再次确认收到全部借款829500元。刘国斌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保证合同》（落款日期：2015年10月18日），用于证明李小娴对李林立向刘国斌的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保证合同》载明：贷款人：刘国斌，保证人：李小娴，刘国斌与李林立（借款人）签署《贷款合同》，刘国斌向李林立发放期限为3天、金额人民币829500元，保证人应借款人的请求，愿意以保证人的身份向贷款人提供保证担保，贷款人、保证人双方签署以贷款人为唯一受益人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的保证合同；本保证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人应付贷款人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证据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本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直至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的《贷款合同》内借款到期（含展期）之日后两年；本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保证人为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李林立借款后，没有依约还款给刘国斌。刘国斌向李林立催款未果，在2018年2月12日对其与李林立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粤0118民初1704号。在2018年4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18民初1704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林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借款本金8295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8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给刘国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047.5元，由李林立负担。”上述判决生效后，因李林立仍未偿还借款及利息给刘国斌。刘国斌在2018年8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李小娴对李林立在（2018）粤0118民初1704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诉讼中，刘国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李小娴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一审庭审中，李小娴抗辩称其对刘国斌与李林立之间的真实借贷情况毫不知情，其在涉案《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并非其为李林立向刘国斌借款提供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李林立与刘国斌串通将其灌醉后被哄骗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李小娴提供了其与刘国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到庭，证明其没有与刘国斌签订涉案《保证合同》的事实。该微信聊天记录载明：李小娴：“我什么时候签过保证合同给你？那时在车上不是说仓库合同吗？”刘国斌：“不是我给你签的，你问你哥！顺便问一下我的事”。李小娴：“我问过我哥，他说只欠你十几万。再说了，我不管你们到底欠多少，你不能屈我呀，我从未签过担保给你呀？”刘国斌：“我没有喔，你也不是签给我的，你哥给我的！当时我要求是签郭海燕的，但他给我是你的，我也没在意！毕竟当时他还表示承担，而我也一直相信他！”李林立承认李小娴完全不知道其向刘国斌借款的事情，在2015年3月至4月之间，刘国斌将《保证合同》的最后一页交付给其，其把李小娴灌醉后再将《保证合同》的最后一页拿给李小娴签订的，合同的日期不是当时真实的日期，合同上的日期不是李小娴写的，也不是其写的，是先签订了《保证合同》再有《贷款合同》，李小娴完全不知道有《贷款合同》的事情。刘国斌对李小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异议，并承认涉案《贷款合同》上的落款时间2015年10月18日是其写的。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有刘国斌提供的《保证合同》、（2018）粤0118民初1704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生效证明》等证据，有李小娴提供的刘国斌与李林立签订的《贷款合同》、（2018）粤0118民初1704号案《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保证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刘国斌提供了《保证合同》用于证明李小娴对李林立向刘国斌的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李小娴抗辩称其对刘国斌与李林立之间的真实借贷情况毫不知情，其在涉案《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并非其为李林立向刘国斌借款提供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李林立与刘国斌串通将其灌醉后被哄骗在《保证合同》第3页签字、按指纹。李小娴并提供了其与刘国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到庭，证明其没有与刘国斌签订涉案《保证合同》的事实。李林立亦承认李小娴完全不知道其向刘国斌借款的事情，在2015年3月至4月之间，刘国斌将《保证合同》的最后一页交付给其，其把李小娴灌醉后再将《保证合同》的最后一页拿给李小娴签订的，是先签订了《保证合同》再有《贷款合同》，李小娴完全不知道有《贷款合同》的事情。并且刘国斌对李小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异议，并承认涉案《贷款合同》上的落款时间2015年10月18日是其写的。因李小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国斌向李小娴明确表示其没有向李林立提出要求李小娴签订涉案《贷款合同》（应是《保证合同》的笔误）。故对于李小娴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保证合同》不是刘国斌与李小娴共同签订，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保证合同》依法不能成立。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国斌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国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264.60元、财产保全费4753元，均由刘国斌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国斌补充提交三份有李小娴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称是李小娴将身份证复印件三份与《保证合同》一并交给李林立，然后由李林立交给刘国斌；刘国斌据此认为如果是临时请客吃饭把李小娴灌醉签订涉案合同的话，李小娴是不可能随身准备身份证复印件的，而且还是一次性准备了三份身份证复印件。被上诉人李小娴质证认为，该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签订《保证合同》是李小娴的真实意思表示；之所以刘国斌手上有李小娴身份证复印件，是因为之前刘国斌要求与李小娴签订仓库合同，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证明该事实。经核，《保证合同》是用订书钉将两张纸装订在一起，其中第1、2页打印在一张纸上，第3页单独一张纸；第1页有打印“保证人李小娴”的身份信息。二审庭审上，刘国斌称，为了防止篡改合同，刘国斌在两张纸上有加盖指模作为骑缝章，所以李林立不可能只拿了第3页给李小娴签名；后来又解释，该骑缝章指模是在一审庭审之后刘国斌自己在合同原件上加盖上去的。对于为何刘国斌本意是要求郭海燕提供担保，而《保证合同》首页已经打印好李小娴身份信息的情节，刘国斌解释称，由于李林立不同意其妻子签名，说是否可以由其妹妹李小娴签名，并将李小娴的身份信息通过电话提供给刘国斌，刘国斌同意后就将《保证合同》保证人直接打印了李小娴的身份信息。刘国斌并确认，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其没有与李小娴沟通过担保事宜，在收到《保证合同》后也没有与李小娴再作核实。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案涉《保证合同》的签订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小娴是否应对李林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所谓意思表示真实，系指行为人表示于外的意思与其内心真意相一致。本案中，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保证合同》并非系刘国斌与李小娴在同一现场共同签署的，换言之，刘国斌并不清楚李小娴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的状态如何。李小娴辩称其系被李林立灌醉后哄骗下签署了《保证合同》的第3页，没有见过《保证合同》第1、2页，对此李林立予以确认；鉴于刘国斌出示的《保证合同》是用订书钉将两张纸装订在一起，其中第1、2页打印在一张纸上，第3页单独一张纸，确实不排除两张纸被拆分的可能性，而刘国斌在二审期间也确认《保证合同》上的骑缝章指模是其本人在一审庭审后才加盖上去的，故仅凭《保证合同》第3页上的签名尚不能直接得出李小娴为李林立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结论。其次，根据刘国斌与李小娴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庭审陈述，在李小娴签署《保证合同》之前，刘国斌与李小娴双方并未对李小娴为李林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的事宜进行过磋商，在刘国斌拿到有李小娴签名的《保证合同》之后，刘国斌也未与李小娴进行过确认。而且，刘国斌在微信中说：“我没有喔，你也不是签给我，你哥给我的！当时我要求是签郭海燕的，但他给我是你的，我也没在意！”从刘国斌的上述微信陈述来看，刘国斌并没有提出要与李小娴签订《保证合同》，刘国斌原本是要求与郭海燕签订涉案《保证合同》，恰恰证明了双方对签订《保证合同》事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于上诉人刘国斌在二审中提交了李小娴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李小娴解释是在签订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仓库合同时提供的，而刘国斌在一审时从未提及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有附带李小娴身份证的情节，在二审期间也未能证明该身份证复印件系来源于李林立将《保证合同》交给刘国斌时同时提交的。因此，刘国斌留存有李小娴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足以证明李小娴签署《保证合同》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对刘国斌二审时提交的该份证据材料的证明力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的签订并非系李小娴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刘国斌上诉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的认定，故一审判决驳回刘国斌依据案涉《保证合同》主张李小娴对李林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国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64元，由上诉人刘国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邝俊能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