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509号原告：广州思永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8号201之一房。法定代表人：黄智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简慧君，均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玲，女，198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岐麟，系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度房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112-118号6幢1506室。法定代表人：方敏。第三人：上海鼎竺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奉炮公路448号17幢250室。法定代表人：谢家达。原告广州思永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永公司）与被告王玲、第三人上海度房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度房公司）、上海鼎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竺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思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简慧君，被告王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岐麟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思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原告处任职期间（2015年3月2日-2016年12月23日）从第三人度房公司所获得的收入、从第三人鼎竺公司所获得的收入合计974189.5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偿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付），归原告所有；2.判令两第三人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两第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思永公司从事房地产广告业务，为众多著名房地产商及其项目提供“房产大数据收割营销”等新型广告服务，在业界具良好声誉。2011年12月5日，思永公司依法设立，依法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广告业、房地产中介服务等。多年来，思永公司致力于为房地产商的品牌营销和项目销售提供精准、立体的广告宣传解决方案，以百度、360、搜狗等大数据引擎为核心，为众多著名房地产商及其项目提供“房产大数据收割营销”等新型广告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业界具良好声誉。二、王玲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系思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思永公司负有忠实、勤勉的义务。2015年3月2日，王玲与思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思永公司。王玲受聘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其所负责的工作知悉并掌握思永公司的房地产广告方案策划、营销谈判、合同签署等重要商业秘密和业务经营模式，负责上海分公司的经营管理。2016年12月23日，王玲离职，在向思永公司出具的《声明书》中确认于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23日期间任职思永广告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职务。故王玲作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所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任职期间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的法定义务，应履行法定的竞业限制义务等。三、王玲利用职务便利，谋取本属于思永公司的商业机会，经营与思永公司同类的业务，严重损害思永公司的利益，所获得的收入依法应归思永公司所有。1.王玲在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一职期间，未经思永公司股东会同意，将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归其所用，掠夺其所掌握的思永公司客户资源，将本属于思永公司的商业机会拉至其所经营的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甚至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场所等资源为其经营的该两公司所用，大肆谋取本属思永公司的房地产广告业务（包括百度广告项目、国信世纪项目、金地车墩项目、乐璟会项目、金地自在城项目、绿地翡翠湾项目等）。据查，王玲以此方式攫取思永公司的经营业务额合计至少2435473.85元以上，按同行业平均利润率计（利润率为经营额的40%），王玲由此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至少为974189.54元。2.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思永公司重合，与思永公司从事同类业务，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一是，度房公司工商登记的一人股东为方敏，并由方敏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为“广告发布、制作、代理、设计；房地产经纪”等，而方敏又系王玲之亲戚。二是，鼎竺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谢家达（系王玲之家公）、殷小妹（系王玲之家婆），并由谢家达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营销策划”等，均与思永公司具同业竞争关系。四、度房公司、鼎竺公司与王玲共同实施上述行为，共同侵犯思永公司的利益，应向思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度房公司、鼎竺公司均系与思永公司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企业，而该两公司的股东均系王玲的亲属，明知王玲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在其任职期间对思永公司负有忠实、勤勉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却与王玲共同实施谋取本属于思永公司的商业机会和大量业务，共同侵害思永公司的合法权益，为此应向思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王玲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期间，严重违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的法定义务，攫取本属于思永公司的大量业务，导致思永公司严重经济损失，其由此所取得的收入应归思永公司所有。被告王玲辩称：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结合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关于董事会职权范围的规定，其中包括了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财务事项，故公司高级人员的职权范围直接与公司整体利益相关，对其任命人选、资金报酬等事项均需经特定程序进行。相应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主体认定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以公司章程及其他具效力性、决策性的公司文件作为依据。被告仅仅作为原告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最多是区域负责人不管理公司的整体事务。因此，被告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原告起诉被告，被告主体资格不能适用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四十九条。因为主体不适格，因此原告主张的要被告承担违反忠诚勤勉义务不成立，被告对原告公司也没有造成损失，因此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思永公司系于2011年12月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智辉、余秋艳，法定代表人为黄智辉。2015年3月2日，思永公司与王玲签订《劳动合同》，聘用王玲担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一职。2015年8月31日，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经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管局核准登记成立，负责人登记为王玲，营业场所为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00号3号楼701-710室，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销售日用百货，文体用品，文具用品。2016年12月23日，王玲从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离职，并出具《声明书》确认离职前一直担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一职。现思永公司主张王玲在担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属于思永公司的商业机会拉至其经营的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处，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四十九条有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的法定义务，要求将其所得收入归入思永公司。为证明王玲实施上述侵权行为的事实，思永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1.思永公司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与上海绿地嘉唐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安泷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仲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中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南通红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通红磡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的有关广告服务类合同，拟证明思永公司为众多知名房地产商及项目提供广告服务。2.王玲与思永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声明书》及《离职证明》，拟证明王玲受聘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一职，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劳动合同》中，王玲登记的手机号码为135××××1800。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王玲被聘用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1日，任职期间的薪酬为25000元/月，思永公司为王玲参加社会保险。3.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的经营范围部分与思永公司重合，王玲在度房公司成立后至思永公司与王玲的劳动争议纠纷发生前，一直任度房公司的监事，实际参与了度房公司的经营活动，经营与思永公司同类业务；鼎竺公司登记的联系电话也是王玲的手机号码，该公司的股东系王玲的公婆，王玲应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依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分别成立于2016年2月3日和2011年6月27日，法定代表人分别为方敏和谢家达，住所地分别为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112-118号6幢1506室和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奉炮公路448号17幢250室，经营范围均包括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度房公司的股东为方敏，鼎竺公司的股东为谢家达和殷小妹；王玲在2017年11月9日前任度房公司的监事；度房公司2016年度报告中登记的企业联系电话为136××××6116，鼎竺公司2013、2015、2016年度报告中登记的企业联系电话均系王玲在《劳动合同》中登记的手机号码。4.有关度房公司的《400呼叫中心平台合同》（2016年8月签订）、《企业400业务受理单》、《推广服务合同》（2016年12月）、《百度本地直通车网络服务合同》，拟证明王玲掌握度房公司公章，代表度房公司对外签约，甚至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场地、人员经营度房公司，谋取本属思永公司的房地产广告业务。在《企业400业务受理单》、《推广服务合同》和《百度本地直通车网络服务合同》中，度房公司的地址均显示为“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00号3号楼701室”，而《企业400业务受理单》中填写的度房公司联系人为钱文婷（电话136××××6116），《推广服务合同》中载明的度房公司联系人为王玲，且列明职务为总经理，《百度本地直通车网络服务合同》中度房公司的对接人为谢文杰（即王玲的丈夫）。5.有关鼎竺公司的《400呼叫中心平台合同》（2016年8月签订）、《企业400业务受理单》、《证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2016年3月）、《换照申领表》（2016年3月）、《百度客户发票信息表-新开户》（2015年12月），拟证明鼎竺公司系由王玲经营掌控，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场地、人员经营鼎竺公司，谋取本属思永公司的业务。在《企业400业务受理单》、《百度客户发票信息表-新开户》中，鼎竺公司的地址均显示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地址，且联系人均为钱文婷（电话136××××6116）。《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换照申领表》中受托办理鼎竺公司三证合一手续的人员也是钱文婷。上述文件均有鼎竺公司的盖章。6.谢文杰的《职位申请表》、王玲的《员工入职登记表》、鼎竺公司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和《收入证明》，拟证明谢文杰与王玲的夫妻关系，谢家达、殷小妹为王玲的公婆，王玲在思永公司任职期间实际掌握着鼎竺公司的经营活动。《职位申请表》显示由谢文杰2012年12月填写，其中家庭成员一栏写明父母为谢家达和殷小妹，妻子为王玲。王玲在其《员工入职登记表》中亦填写与谢文杰为夫妻关系。两份收入证明均系2016年9月出具，内容写明王玲为鼎竺公司的房产事业部总经理，年收入为240000元，落款处写明钱文婷为鼎竺公司行政主管，公司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00号3号楼701室”。思永公司称该两份证明是存在员工钱文婷电脑里的扫描件。7.钱文婷的《劳动合同》和《职位/薪酬调整表》、任爱慧、汤奇奇、王方俊三人的《劳动合同》、《员工入职登记表》、《转正申请》和《职位/薪酬调整表》，拟证明该四人均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职员，王玲作为思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员工的入职、调动、薪酬调整均有审批权，但王玲一直利用上述人员为其开展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的广告业务。其中，钱文婷入职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时间为2015年5月，职务为行政专员，其在《劳动合同》中登记的手机号码与证据4、5中显示的钱文婷号码一致；2016年1月，钱文婷经王玲批准任总经理助理一职。任爱慧、汤奇奇、王方俊入职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时间亦均在2015年3月至5月，三人的《职位/薪酬调整表》均有王玲的签字审批。8.鼎竺公司的《代招募项目合作协议》和《百度直达号框架合作协议》（2016年3月签订），思永公司称该两份合同原件系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发现的，拟证明王玲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场所运营鼎竺公司、度房公司。9.鼎竺公司与度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拟证明王玲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地址经营度房公司、鼎竺公司。该合同中，鼎竺公司为出租方，度房公司为承租方，两公司地址均与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地址一致，合同约定鼎竺公司将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场地（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00号3号楼701-710）出租给度房公司使用，租赁期间为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10.度房公司签署的《静安府项目百度广告实际服务内容详情单》、《马来西亚ARIA、FACE房地产项目代理合同》、《虚拟现实技术服务合同》（三份）、《微信功能开发合同》（两份）、《微信代运营合同》（三份）和前述合同对应的部分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天劳人仲案（2017）5134号受理通知书（2017年10月25日）、开庭通知书、王玲的代理律师在该仲裁案件中提交的代理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314号受理案件通知书、传票、《证明目录》及所涉证据第30-39页，拟证明王玲利用职务之便，将思永公司的业务攫取到度房公司经营。思永公司主张除前两份合同是在原员工汤奇奇和钱文婷的电脑里找到的外，其余合同及发票均系王玲在上述5134号仲裁案件中提供，且提供了原件，发票所显示的度房公司的地址、电话可以证明王玲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注册地、经营场地操控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的事实。上述合同均显示有度房公司的印章，合同履行期均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期间。在《马来西亚ARIA、FACE房地产项目代理合同》中约定，王玲代表度房公司全权处理有关合同事宜，且合同落款处度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显示为王玲，公司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00号3号楼701室”。发票上载明的度房公司地址亦为该701室的地址。经统计，上述合同（含第一份详情单的金额）总金额为1212550元。王玲的代理律师在向仲裁庭提交的代理词中称度房公司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服务的客户包括上海中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中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并在其证据中提交了相关的合同及发票。11.鼎竺公司签署的《【上海·中骏·天誉】百度企业活动策划及执行合同》（鼎竺公司落款处显示有王玲的签名）及《阳光合作协议》、《中骏广场·商会企业会员活动物料清单》和《售楼处商会活动业务验收单》及对应的《阳光合作协议》（鼎竺公司落款处显示有王玲的签名）、《国信世纪海景竞品截客及品推报价》、《百度SEO管理服务合同》（有原件，首部鼎竺公司信息一栏显示其地址与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地址一致，联系人为任爱慧，尾部鼎竺公司落款处有王玲的签名）、致“绿地”财务部的授权书（写明联系为人王玲）及发票（日期为2016年7月4日），拟证明王玲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力、物力非法攫取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业务。经统计，上述证据所涉金额为482923.85元。此外，思永公司还提供了部分手提电脑存档文件的照片，拟证明证据4的《推广服务合同》、证据5的《百度客户发票信息表-新客户》、证据6的两份证明、证据10的《静安府项目百度广告实际服务内容详情单》和《马来西亚ARIA、FACE房地产项目代理合同》、证据11除《百度SEO管理服务合同》外的其他文件均来自于已离职员工钱文婷、汤奇奇、王方俊等人的工作电脑中。对上述证据，王玲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是思永公司签订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的原件与复印件确实一致，但印章是度房公司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中除《百度客户发票信息表-新开户》是扫描件外，其他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因印章属于鼎竺公司，真实性也无法确认；证据6中谢文杰的《职位申请表》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王玲没见过，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王玲的《员工入职登记表》无异议，但只能说明王玲是部门经理，不符合公司法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至于两份证明，王玲未在鼎竺公司任任何职务，钱文婷是思永公司的员工，不清楚其签名是否属实，也不清楚当时钱文婷是否在王玲手下工作，王玲并未见过该两份证明，也未委托钱文婷开具这样的证明；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这些人员的招聘、转正、提薪都是由思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配偶批准，所涉及的实际利益均由总公司直接给员工，因此，王玲仅是一个引荐和建议，决定权不在王玲，王玲也不是高级管理人员；证据8、9的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印章及具体的业务无法确认；证据10中，除《静安府项目百度广告实际服务内容详情单》、《马来西亚ARIA、FACE房地产项目代理合同》外，对其他合同及仲裁文件予以确认，思永公司已在该仲裁案件中就王玲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提出了主张；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虽然《百度SEO管理服务合同》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对王玲的签字、盖章均不确认，王玲未做过任何东西。经本院释明，王玲表示不对《百度SEO管理服务合同》中其签名的真伪申请鉴定。至于电脑文件照片，王玲以不清楚来源为由不予确认。庭审中，王玲确认度房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敏是其远房亲戚，最初方敏到上海办公司是想作房屋中介，但税务局称必须有一个实际地址，就在发票上用了王玲所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度房公司当时开具的发票都是为了朋友走账，公司并未实际开展业务。至于王玲任度房公司监事的问题，王玲解释称：一个公司至少需要有两个人，方敏当时也是委托别人办理公司的，就将王玲登记为监事了，王玲对此知晓，并未反对，但王玲未参与该公司的事宜。对于证据4的合同，王玲称其不清楚，对于其中《推广服务合同》联系人写明为王玲，王玲称可能是方敏写习惯了。且王玲称在鼎竺公司和度房公司的文件上出现钱文婷的签名，是因为钱文婷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一直从事公司注册等行政类事务，基于其工作经验，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找人时，王玲就介绍了钱文婷办理这些事。王玲确认谢家达是其家公，与谢文杰是夫妻关系，离过婚，后又复婚，对于谢文杰为何是证据4中度房公司《百度本地直通车网络服务合同》的对接人，王玲亦称其不清楚。对于第一项诉请中主张的收入974189.54元，思永公司表示是根据证据10、11所涉合同的金额（分别为1212550元和482923.85元）及鼎竺公司与上海安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童商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仲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签订230000元、250000元和260000元的合同金额相加，乘以行业利润率40%计算得出。对于鼎竺公司签订的后三份合同，思永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但申请法院调取鼎竺公司在相应时间点的银行流水证明。对于行业利润率40%的主张，思永公司提供了一份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站的报道《2018年我国传媒产业市场现状及利润水平分析》（其中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均在10%至15%期间）证明，但王玲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庭后，王玲补充提供了穗天劳人仲案（2017）51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书显示该案为竞业限制违约金劳动争议纠纷，思永公司系针对王玲未遵守离职后的竞业禁止约定一事向王玲、平安好房（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及度房公司主张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仲裁裁决结果为王玲应向思永公司支付竞业禁止违约金94500元。思永公司对此裁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鉴于王玲与度房公司及鼎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存在亲属关系，本院要求王玲在庭后通知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到庭澄清有关事实。对此，王玲表示同意，称该两公司应该知道本案诉讼，其会转达该通知。但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在本案审结前仍未到庭，亦未提交任何书面意见或材料。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至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思永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主张王玲以职务之便利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财、物，谋取属于思永公司的商业机会，对思永公司的利益造成侵害。王玲对此否认其属于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并否认实施了上述侵权行为。故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王玲是否属于上述法条所约束的高级管理人员；二、王玲是否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三、侵权收入如何确定。针对焦点一，王玲在入职思永公司时即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虽属思永公司登记设立的分公司，但已领取了营业执照，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王玲作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原登记公示的负责人，实际负责该分公司的日常经营。从现有证据亦可知，王玲在分公司人员的任用、薪酬的调整等方面亦具有相应的审批权。故王玲应认定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王玲在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期间是否违反公司法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忠诚、勤勉义务，有无谋取公司的商业机会，必将涉及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作为总公司的思永公司的利益，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及思永公司均对此享有权利，故思永公司现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诉由起诉王玲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调处。针对焦点二，思永公司为证明王玲在任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利用公司人、财、物，为其所控制的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谋取属于思永公司的商业机会，向本院提供了数十份证据。从其提供的有关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的登记信息、合同、文件及王玲的庭审陈述分析可知：1.度房公司是在王玲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期间成立，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方敏为王玲的亲戚，王玲在2017年11月9日前一直任度房公司的监事；鼎竺公司虽成立于2011年，但其法定代表人为谢家达，系王玲的家公，在鼎竺公司2013、2015、2016年度报告中，登记的企业联系电话均系王玲的手机号码，该两公司均与王玲有密切关系。2.从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的经营范围来看，两家公司均经营着与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同的业务类型，包括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等，王玲在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兼任度房公司的监事，显然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有关竞业禁止的规定，违背了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的要求。3.从思永公司提供的一系列度房公司与鼎竺公司的合同及文件看，度房公司、鼎竺公司在经营期间多次在相关合同及公司对外文件、发票上标明公司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00号3号楼701室”，并有钱文婷作为两公司联系人或经办人的签名。且思永公司现持有鼎竺公司和度房公司的部分合同原件，称是在王玲离职后从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找到的。其中一份《百度SEO管理服务合同》落款处除有鼎竺公司印章外还有王玲个人的签名，联系人写明为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原职员任爱慧。另一份《租赁合同》（证据9）更是由鼎竺公司和度房公司盖章签署，约定鼎竺公司将属于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场地出租给度房公司使用，租赁期为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对于上述情况，王玲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在本院释明后亦未申请对《百度SEO管理服务合同》上其个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应视为其已认可该签名的真实性。故综合思永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思永公司所述王玲利用职务之便谋取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商业机会的事实有较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作为与王玲存在密切关系的案件当事人，在本院庭前合法传唤，庭后要求王玲再次通知到庭的情况下，仍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任何书面意见或材料，其不回应、不解释、不抗辩的行为可视为对相关证据及事实的认可。本院对思永公司有关王玲实施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主张予以采信。针对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违反该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故对于实施侵权行为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行使归入权的对象应为该高级管理人员因侵权所得的收入。现思永公司虽然提供了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的有关广告合同及相关文件，证明在王玲任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期间，该两公司发生的同类型业务的交易金额，但因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思永公司所称王玲系该两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主张，王玲也非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的股东，无法将公司收入的金额直接等同于王玲的个人收入，且思永公司主张的40%的行业利润率亦缺乏有力证据证明，与其提供的中国产业信息网站的报道内容亦不相符。故本院综合思永公司提供的有关合同情况及王玲在思永公司上海分公司任职期间的收入水平，酌情认定王玲向思永公司支付其所得收入600000元及相应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思永公司主张第一项诉请超出上述金额及计算标准的部分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利息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至于王玲提出的劳动仲裁案件与本案的关系问题，因劳动仲裁案件与本案所审理的法律关系不同，王玲基于不同法律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亦不相同，仲裁案件的审理对本案的审理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故本院对王玲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而对于思永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合同交易与王玲有关，且对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影响，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采纳。至于思永公司要求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本案审理的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思永公司要求度房公司和鼎竺公司承责的依据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不属于本案调处的范围，故对思永公司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调处。思永公司可就此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度房公司、鼎竺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思永广告有限公司支付所得收入60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广州思永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40元，由原告广州思永广告有限公司负担5200元，被告王玲负担8340元（原告广州思永广告有限公司已向本院预交受理费10580元，本院予以退回5380元，被告王玲负担部分由被告迳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敏敏人民陪审员  胡雪军人民陪审员  刘绮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余颖蓉郑苗璇傅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