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4民终35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宏凯，男，199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永昌路荆善安居**。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邱山，山东滕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龙泉路西侧、青啤大道北侧。法定代表人：高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峰、张汉武，山东赞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宏凯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3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宏凯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滕州市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滕0481民初360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万禧酒店向吴宏凯及其父亲出具两份订金收据且均加盖公章，系对吴宏凯及其父亲两次交纳订金事实的确认。一审法院未认可吴宏凯及其父亲总共两次交纳订金的事实，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现对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共计五点反驳如下：（一）、关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第1点：1、一审法院认为“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吴宏凯及其父亲，对于是否已交定金，交了多少定金应当非常明确，而在相隔5个多月后仍不知道交了两份定金，特别在最后结算时仍不提出账目冲抵显然有悖常理。”上诉人认为：（1）、吴宏凯父子两个人在不同时间交纳两份订金实属可能。吴宏凯一方在与万禧酒店沟通预定宴会厅的时候绝对不会出现不交纳订金的情况，因为交纳订金是预定酒店的规则，但是出现重复交纳订金的情况实属可能。预定宴会厅交纳订金是酒店的要求，多交纳订金对酒店没有任何坏处，酒店不会存在不收取第二份订金的可能。吴宏凯父亲交纳第2份订金的来龙去脉：吴宏凯父亲认识万禧酒店的一位康姓经理，吴宏凯父亲为了喜宴能找点优惠或在服务项目上打折就去找这个人，经过讲情，该经理在2018年10月3日协议书上书写了“送两支红酒、两瓶白酒，高总同意”字样，落款10月6日，签完后，该经理又领着吴宏凯父亲去交的订金，于是出现了第2份订金收据，2018年10月6日的订金收据。按照生活常识，筹备婚礼不仅仅需要订立婚宴，还要联系婚庆公司、预定婚车、联系司仪、布置婚礼现场、购买婚宴所需必需品、布置婚房等多项事宜。因此，在筹备婚礼阶段吴宏凯及其父亲重复交纳订金的情形当然可能存在。且根据日常经验在婚礼结束后，家人会对结婚收纳礼金及各项支出予以对账。吴宏凯家人对账后才得知万禧酒店在核算时，并没有对两份订金均予以折抵，漏抵了2018年10月6日的订金收据。本案中，吴宏凯与其父亲分别于2018年10月3日、2018年10月6日向万禧酒店交纳订金是可能的、是事实存在的，多交了一份订金，酒店又不会作废，是可以抵作宴席款的，与常理并不违背。（2）、现实社会娶儿媳妇不容易，出现差错实属正常。对普通老百姓来讲，现实社会娶儿媳妇要倾全家之力，要会亲家、要给媳妇购买金银首饰、要购买家庭轿车、要购买房屋，贷款的不行还要求必须是全款购买，在筹备婚礼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作为吴宏凯及其父亲在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的忙碌，在一些事情的对接出现误差非常正常，在结账时才知道多交了一份订金实属正常，有情可原。（3）、一审法院认定吴宏凯“在最后结算时仍不提出账目冲抵显然有悖常理”系歪曲事实、认定错误。2019年3月8日是吴宏凯的婚期。2019年3月7日吴宏凯按照协议书约定预付账款时，因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放在家里未带，为图省事，所以在万禧酒店的要求下，书写了“押金单挂失证明”，该证明系万禧酒店制作的格式文本。2019年3月10日，吴宏凯与其父亲在婚礼举办后对账时知道其父亲手中还有一份订金收据。该份订金收据是吴宏凯父亲于2018年10月6日通过“支付宝”付款方式支付的。2019年3月7日吴宏凯去交预付款，之后的三天也就是2019年3月10日吴宏凯才知道其父亲也支付了一份订金，2019年3月7日吴宏凯怎么可能想到用两份订金收据去冲抵预付款。（二）、关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第2点：2、一审法院根据一审起诉书认为“吴宏凯明知已交了两份定金的情况下，仍然在结算时与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仅抵消一份12,000元的定金，显然也于情理不符。”上诉人认为：（1）、一审法院认定吴宏凯在2019年3月7日交纳预付款时明知存在两份订金收据，缺乏事实根据。（2）、吴宏凯向万禧酒店一共交纳过3次喜宴款。A、2018年10月3日：吴宏凯与万禧酒店签订预定鉴定协议书时交纳订金12,000元，有万禧酒店出具的收据；B、2019年3月7日：吴宏凯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万禧酒店交纳预付款，通过微信转账，数额为11,976元；C、2019年3月8日：喜宴结束当天吴宏凯进行补交相关费用1000多元；（3）、2019年3月7日交纳预付款时吴宏凯并不明知存在两份订金收据。A、2019年3月7日是吴宏凯与万禧酒店约定的交纳预付款的最后时间，也就是吴宏凯必须在2019年3月8日举行婚礼前支付完毕全部喜宴款，否则万禧酒店会拒绝吴宏凯使用宴会厅；B、2019年3月7日吴宏凯微信向万禧酒店交纳了扣除12,000元订金后的11,976元，能够证实2019年3月7日这一天是吴宏凯向万禧酒店交纳预付款的时间；C、第二个押金挂失证明开具的时间是2019年3月10日。也就是这一天，吴宏凯才知道其父亲手中还有一份订金收据，2019年3月10日吴宏凯在主张用两份不同时间的订金收据进行抵消喜宴款时，是被上诉人万禧酒店不同意抵消才没有抵消，而不是在2019年3月7日就明知存在两份订金单据而不使用，一审法院曲解事实，硬性认定吴宏凯在2019年3月7日就明知存在两份订金单据，缺乏事实根据。（三）、关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第3点：3、一审法院认为“吴宏凯在2019年3月10日向被告山东万酒店有限公司出具签有原告名字的内容为“本人承诺：账已经结清，押金已经返回，以前押金单作废”押金单挂失证明的行为，可以据此认定吴宏凯认可账已清、订金单已作废的事实。”上诉人认为：（1）、2019年3月7日吴宏凯向万禧酒店交纳喜宴预付款时，万禧酒店对2019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没有异议，因吴宏凯当时没有带订金收据，所以万禧酒店让吴宏凯书写了一份押金单挂失证明，双方结账完毕。（2）、2019年3月10日吴宏凯带着2018年10月3日、2018年10月6日两份订金收据去找万禧酒店时，万禧酒店有选择性的认可了“支付宝”转账的这一份订金收据，而对于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予以否认，也就是否认了2019年3月7日的结账行为，并且当场撕毁了2019年3月7日的押金单挂失证明，要求吴宏凯再写一份押金单挂失证明，也就是一审庭审中万禧酒店提交的押金单挂失证明。（3）、一审法院对2019年3月10日押金单挂失证明断章取义。一审法院认定了“押金单挂失证明”的真实性，但却故意隐瞒了“折抵12,000元”这一关键性内容。吴宏凯认可“账已结清、押金单已作废”有一个大前提，只是针对其中一个12,000元的订金收据，而非系对两份订金的折抵。事实上，在万禧酒店出具两份订金收据中，万禧酒店也只认可折抵其中一份订金收据即12,000元，而不是24,000元，因此，能够印证其中一份订金收据并未折抵。（4）、2019年3月10日押金单挂失证明系格式的，系万禧酒店事先制作好的，对于“账已经结清，押金已经返回，以前押金单作废”内容，应做不利于万禧酒店，有利于吴宏凯的解释。（5）、万禧酒店辩解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查找不到底根，该举证责任在万禧酒店，万禧酒店应当对不予举证承担不利后果。万禧酒店应当向法院提供酒店开具订金收据的底根存联。因为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加盖了“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公章，万禧酒店对该公章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编号为，也在2018年10月6日的订金收据（编号8684265）之前，吴宏凯父子交纳喜宴预付款订金的时间顺序与收据编号的顺序相符合，并不违背自然规律。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万禧酒店持有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的收据存根，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不提供给法庭，因该收据存根对吴宏凯有利对万禧酒店没利，根据该七十五条的规定可以推定吴宏凯的主张成立。（四）、关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第4点：4、一审法院认为“吴宏凯提交的用来证明曾于2018年9月30日从银行提取现金15,000元的银行卡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吴宏凯在2018年9月30日曾取现金，反而能证明吴宏凯在2018年9月30未取过现金的事实，吴宏凯于2018年9月30日曾取现金交婚宴定金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其自身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吴宏凯亦不能提交在2018年10月3日当日及前几日取得12,000元现金用于交婚宴定金的证据。”上诉人认为：吴宏凯以现金方式交纳喜宴订金是事实、是完全可能的。（1）、在一审时，吴宏凯提交一份个人银行流水账单显示：2018年9月14日通过ATM机分四次取款金额合计为20,000元，2018年9月22日吴宏凯通过ATM机分四次取款金额为18,400元。合计38400元远远多于12,000元，足够支付喜宴订金。此时卡内余额为21万余元。吴宏凯银行流水取款的时间早于2018年10月3日10天到20天的时间，足以证明吴宏凯在交纳订金前有足够的现金于2018年10月3日向被上诉人支付婚礼订金12,000元。（2）、一审法院认定吴宏凯必须在2018年10月3日当日及前几日有在银行提取现金的记录，缺乏法律依据。吴宏凯在距离2018年10月3日当日前10天、前20天在银行提取现金，都距离2018年10月3日当日很近，特别是2018年9月22日吴宏凯取款18,400元，足够支付12000的订金，一审法院对吴宏凯两次取款38,400元足以支付12,000元预付款的事实没有采纳，说理不通、过于牵强。（3）、筹备婚礼阶段项目众多，吴宏凯为筹备婚礼必然会准备足够的现金及银行存款用于保障婚礼的顺利进行，符合客观事实。（4）、关于2018年9月30日的银行流水记录。很让人费解的是一审法院为什么单单只提2018年9月30日的银行流水，即便是不用2018年9月30日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吴宏凯2018年9月14日取款20,000元及2018年9月22日取款18,400元，共计38,400元也足以支付12,000元的喜宴订金。综合以上四点，吴宏凯在以现金方式支付酒店订金时，有足够的现金交纳仅为12,000元的婚礼订金。（五）、关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第5点：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0月3日收据上没有收款方式，也进一步印证了吴宏凯在当日并没有交给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现金，否则该收据上面的交款方式不会出现空白。上诉人认为：（1）、万禧酒店对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2）、两份订金收据均加盖万禧酒店财务专用章，且有记账人签字认可，万禧酒店对此有没有异议。（3）、两份订金收据编号不一致，分别为：（4）、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时间与宴会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一致，符合签订协议书的同时交纳订金的交易习惯。同时，2018年10月3日陈娇代表万禧酒店与吴宏凯签订的《山东万禧酒店婚庆协议书》第六条第2款明确约定：“甲方在乙方交款时开具收款收据；”，根据该约定也能证明万禧酒店在开具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时已经收到12,000元订金。（5）、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的交款方式一栏并不是必须填写的；（6）、万禧酒店对订金收据的交款方式填写并不严格。2018年10月6日的订金收据借款方式一栏填写为“刷卡”，而事实上是，吴宏凯父亲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的，“刷卡”与“支付宝”转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然，万禧酒店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完全按照会计标准来填写收据。（7）、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是万禧酒店出具的，两份订金收据的填写均不规范，如经办人员只写了一个姓：宋、陈，连名字都没有填写完整，因此，万禧酒店应当对收据书写不规范承担不利后果。（8）、两份订金收据交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10月3日及10月6日，足以认定订金收据分别于不同时间出具且独立客观存在。一审判决仅以其中一份收据“交款方式空白”为由认定吴宏凯没有以现金方式交费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该认定的理由过于单一，显属牵强。二、举证规则的适用。（一）、吴宏凯在一审阶段已经完成举证责任。1、一审吴宏凯已经举证2018年10月3日及2018年10月6日两份订金收据的原件，万禧酒店对两份订金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符合《最高院证据规定》第十条关于应当提交原件的要求。2、两份订金收据的原件属于书证。《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书证。该订金收据作为万禧酒店收取12,000元订金的直接证据，其证明效力大于其他间接证据。3、一审吴宏凯已经举证2018年9月14日通过ATM机分四次取款金额合计为20,000元，2018年9月22日吴宏凯通过ATM机分四次取款金额为18,400元，合计38,400元的银行流水证据，万禧酒店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完全印证了吴宏凯在2018年10月3日交纳12,000元订金的可能。4、2018年10月6日吴宏凯父亲交纳第二个订金，与吴宏凯提交的2018年10月3日签订的《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宴会厅预定协议书》上“高总同意送红酒、白酒的添加内容”相互印证，证实了2018年10月6日吴宏凯父亲交纳第二个订金的前因后果，与吴宏凯2018年10月3日交纳订金并不矛盾。（二）、被上诉人万禧酒店在一审阶段未能完成举证责任。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院证据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万禧酒店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2、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的存根就在万禧酒店处，万禧酒店没有理由不向法庭提交，其辩解查找不到，是因为该证据对万禧酒店不利，万禧酒店公司的账目应该是非常完备的，其拒不提交该证据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相关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版。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2、《最高院民事诉讼法解释》2015年2月4日施行版。四、证据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版。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三、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高度盖然性的适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同时，综合运用法律规定、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判断。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分析判断，吴宏凯陈述称其于2018年10月3日交纳订金12,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本案中出现了订金与定金两种表述，区分意义不大。1、2018年10月3日双方签订的《宴会厅预定协议书》及《婚庆协议书》均表述为定金，而2018年10月3日及2018年10月6日万禧酒店出具的不同编号的的收据表述为订金。2、定金在《合同法》上是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之一，而与“定金”一字之差的“订金”在法律上则并没有严格的界定，鉴于本案婚庆使用宴会厅的餐饮服务合同已经完全履行完毕，再对订金与定金两种表述进行区分，意义不大。（二）、2018年10月3日的收据，作为收款证据，完全是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等三性，即具有法律效力。1、收据是书证。收据作为债权凭证是通过其载明的内容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性质上都属于书证范畴。所谓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所记录或表示的，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文书，如合同、书信、文件、票据等。2、收据与发票的关系。（1）、发票的概念。发票是指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和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凭证。由税务机关统一印制、发放和管理，纳税人根据经营范围向税务机关领购相关发票。（2）、收据的概念。收据，是指单位内部核算和单位之间发生的发票管理范围以外的业务往来核算所出具的会计核算凭证。（3）、发票与收据的相同点：发票和收据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收付款的凭据，都是原始凭证。（4）、发票与收据的不同点：发票是经国家机关验证，有监控的印制，而收据是不经验证，也没有监控的。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而收据通常不是确定经营收入的依据，仅作为一种往来款项的收付凭证，如借款、押金、预收款项的收取等。《发票管理办法》第3条、第19条、第20条的规定，并不排斥“先开票、后付款”的情形，所以并不意味着普通发票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就具有“付款凭证”的法律地位。有鉴于此，《买卖合同纠纷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了一个前提，即在“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条件下，普通发票才可以证明买受人履行了付款义务。所以，收据才是收付款凭证，发票能证明业务发生了，但不完全能证明款项是否收付，本案吴宏凯交纳订金12,000元，万禧酒店开具的是收据而不是发票。（三）、2018年10月3日的收据应当视为万禧酒店当日已经收到12,000元订金。1、《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七条确立了借据、收据、借条等债权凭证对于本金认定的初步证据效力。参照该规定，应当初步认定万禧酒店当日已经收到12,000元订金。2、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尚未有大额现金支付强制银行转账的规定，12,000元现金在当今社会已经不算是大额数字，12,000元现金支付完全符合现实生活情况。3、对于收据订金实际数额是否收到的法律事实认定，应该以《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第91条之规定为依据，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4、按照协议书约定及交易习惯能够证实万禧酒店已经收到2018年10月3日的收据上的12,000元订金。收据或发票在一些交易习惯中已经成为付款的凭证了，例如，超市的购物发票、餐馆的餐饮服务发票，通常情况下是在付款后再开具发票或是开具发票行为与付款行为同时进行。一般情况下，收款方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先行开具发票或收据的行为比较少见。综上所述，常理并不能代替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常理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例外情况的存在，故运用常理所推导出来的事实未必完全正确。因此，首先要穷尽对本案的所有证据的分析判定，仍然不能认定相关事实的情形下，必要时才引常理作为证据规则的补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最高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最高院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审核证据，吴宏凯总结如下：本案中，第一、吴宏凯与万禧酒店是2018年10月3日签订的预定协议书，签订协议书的同时交纳的订金12,000元，有万禧酒店出具的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为证。第二、为了证实2018年10月3日吴宏凯手里有现金交纳12,000元订金，吴宏凯提交了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22日两天的银行取款流水，2018年9月22日距离2018年10月3日只有10天的时间，况且吴宏凯两次取款38,400元，在数额上足以支付12,000元的订金，也就是说，吴宏凯在2018年10月3日交纳12,000元订金的可行性、可能性非常大。第三、2019年3月7日吴宏凯去交纳预付款时，万禧酒店已经认可了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并予以了抵消。当2019年3月10日吴宏凯拿出2018年10月6日的订金收据要求万禧酒店重新算账时，万禧酒店才翻脸不认人，否认了2018年10月3日的订金收据。从吴宏凯提供的证据分析可以得出：吴宏凯于2018年10月3日交纳订金12,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及其父亲对于交了多少订金应该清楚，相隔五个多月后不知交纳了两份订金，在结算时没有相互冲抵有违常理。上诉人在知道交了两份订金的情况下，仍与我方递交一份1.2万元订金条与情不符。“本人承诺账已结清……”，应明白押金单挂失的证明效力，上诉人已经认可账已清，押金金已作废的事实。上诉人上诉状称11月30日的订金在家忘带了，才签订了押金单挂失的证明不符合常理。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其从工商银行银行卡提取现金的证明，该账单显示其未提取现金，是银行转账，其取款记录与婚礼相距20余天，结婚相关事宜支出费用大，不能证明该记录是支付结婚当天酒店费用。吴宏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多支付的婚礼订金12,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从2018年10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6日吴宏凯之父以刷卡的方式向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交婚庆订金12,000元，用于吴宏凯在2019年3月8日1号厅的婚礼定金。2019年3月8日，吴宏凯以微信支付的方式同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结算完毕，结算时用2018年10月6日的订金进行了相应账目冲抵，但未对其持有的2018年10月3日订金收据12,000元进行账目冲抵。2019年3月10日在吴宏凯的要求下，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将2018年10月6日的收据退给吴宏凯，同时要求吴宏凯在“押金挂失证明”上签名，承诺“账已经结清，押金已经返回，以前押金单作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为吴宏凯为预定婚宴共向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交了几份押金？是否在2018年10月3日向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交了12,000元定金？根据本案的事实及证据，现分析如下：首先、如果吴宏凯所述于2018年10月3日向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支付了12,000元婚礼订金的情况属实，按常理，结婚订婚宴是家庭的一件大事，为了保证婚宴的正常进行，不会出现不交定金的情况。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吴宏凯及其父亲，对于是否已交定金，交了多少定金应当非常明确，而在相隔5个多月后仍不知道交了两份定金，特别在最后结算时仍不提出账目冲抵显然有悖常理。其次、吴宏凯在诉状中自认“2019年3月8日吴宏凯举行完婚礼结账时，被告拒不承认2018年10月3日吴宏凯交纳12,000元婚礼订金的事实。后原告多次交涉，被告拒不退还”，可据此认定吴宏凯明知已交了两份定金的情况下，仍然在结算时与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仅抵消一份12,000元的定金，显然也于情理不符。第三、原告虽然持有两份订金收据，但吴宏凯在2019年3月10日向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出具签有原告名字的内容为“本人承诺：账已经结清，押金已经返回，以前押金单作废”押金单挂失证明的行为，可以据此认定吴宏凯认可账已清、订金单已作废的事实，吴宏凯所持有的收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第四、吴宏凯提交的用来证明曾于2018年9月30日从银行提取现金15,000元的银行卡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吴宏凯在2018年9月30日曾取现金，反而能证明吴宏凯在2018年9月30未取过现金的事实，吴宏凯于2018年9月30日曾取现金交婚宴定金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其自身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吴宏凯亦不能提交在2018年10月3日当日及前几日取得12,000元现金用于交婚宴定金的证据。第五、2018年10月3日收据上没有收款方式，也进一步印证了吴宏凯在当日并没有交给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现金，否则该收据上面的交款方式不会出现空白。综合以上证据分析，虽然吴宏凯持有被告两张订金收据，但根据本案的证据及事实，不能证明吴宏凯实际交给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两份订金，应认定吴宏凯仅于2018年10月6日以刷卡的方式交给山东万禧酒店有限公司一份婚庆订金12,000元。吴宏凯没有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且与事实不符，与情理相悖，对其主张，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吴宏凯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宏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宏凯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8年10月3日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能否证实上诉人交纳了12000元订金。对此，本院认为，重复缴纳订金并不符合日常生活中一般交易的习惯，因此，在发生争议时，不宜仅依据收款收据作出认定，故本案中，除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外，一审法院对是否实际缴款进一步审查并无不当，本案上诉人除收据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缴纳了现金，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认定其未尽到举证责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吴宏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吴宏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爱梅审判员  李 莹审判员  孙 晓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高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