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徒达宗，男，195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康，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娟娟，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荔兴路18号901、902、903室。法定代表人：徐继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然，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灿龙，男，198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上诉人司徒达宗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升公司”）、黄灿龙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4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司徒达宗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黄灿龙向上诉人返还已支付但未完工的工程款￥30750元及机票费用2625美元(争议金额￥28950元)；2、被上诉人捷升公司对第一项上诉请求及原审第三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黄灿龙实际上只是完成了与上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量的70%，合同中约定的工程装修(砌墙、间墙)均没有开始施工，仅仅完成了上诉人名下的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学宫街50号房屋(下简称“涉案房屋”)的封顶工程，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黄灿龙退还多支付的工程款合法合理。1.一审法院认定“该工程款的支付前提是对应的工程施工完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六条约定了“工程款进度支付：1、进场首付总工程款30%为53550元；2、首层主体完成再付款20%为35700元；3、封顶主体完成再付款20%为35700元；4、总工程装修时(砌墙、间墙)再付款20%为35700元……”，从该条款上看，涉案房屋进入装修时是无须等到装修完毕，而是在进入装修时就要支付。从本案工程实际支付来看，在涉案房屋完成封顶之后，上诉人就按被上诉人黄灿龙的要求预先支付工程款。故该工程款的支付存在预先支付的情形，并不是等到对应的工程施工完毕后再支付。2.一审法院认定“简单以已付工程款的金额来核算，工程的实际完成率也超过了86%”，其本身的认定方法是错误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条中关于“工程承包范围”的约定“按毛坯房建造1、拆除前后墙……2、厨房、厕所、房间砌间墙，砌墙及挂钢网批荡。”，被上诉人黄灿龙的工程承包范围是包括上述施工的。而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六条的约定，第四期的工程款是进行装修时付款，而不是在完工时支付。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时自认是没有做厨房、厕所、房间的间砌墙(详见一审开庭笔录P9第12行)，但在后面庭审时说有进行批荡，那么没有进行间砌墙如何进行批荡？故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和辩解是存在前后矛盾的。厨房、厕所、房间砌间墙、砌墙及挂钢网荡等工程是上诉人另行委托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进行施工(详见一审证据7)，上诉人也为此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另在2017年8月10日，被上诉人通过微信明确告诉上诉人“另找建筑工程队吧!余款是你作为修复费用!”，被上诉人黄灿龙是承认多收了上诉人工程款。3.被上诉人通过伪造公章骗取上诉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又不能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内容完成工程施工，在庭审中陈述又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因此对被上诉人的陈述和辩解应不予采纳。（二）被上诉人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因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受到的损失具有明显的过错。1.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补充证据3中《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自2016年6月6日起就应该对涉案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但一直没有采取措施，也没有准备采取措施制止该公章的使用。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因为此前已经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是要我们主动去报案花费人力物力我司就不去做了。且原告也一直与被告黄协商，但是一直协商不了。”(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尽管其主张公章是伪造的，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也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防止相对人(上诉人)的利益损害，存在明显过错的故意，故应当对涉案公章的使用行为负责。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黄灿龙伪造公章并使用，欺骗上诉人签署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收取了费用，其行为已涉嫌伪造公章罪、合同诈骗罪。而被上诉人捷升公司对被上诉人黄灿龙的使用伪造公章的行为是知晓，但没有进行制止，并且在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捷升公司对被上诉人黄灿龙使用假公章的行为到公安机关进行立案协助及提供材料时，明确拒绝了上诉人的合法请求，因此，被上诉人捷升公司对被上诉人黄灿龙的行为是持放任的态度，正因如此，也造成了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故被上诉人捷升公司的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失是有因果关系的，根据上述规定，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上诉人对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无效是没有过错的。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是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涉案公章是伪造的。由于被上诉人捷升公司不肯去报案，上诉人自身无法确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无法及时另外找工程队，导致上诉人必须继续履行合同，进而导致涉案房屋因被上诉人黄灿龙的原因涉嫌违建而使上诉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而被上诉人捷升公司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应该积极打击犯罪，不应放任。此时，被上诉人捷升公司在主观上已明显存在过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对上诉人不公。另，一审法院已认定被上诉人黄灿龙是伪造公章，被上诉人捷升公司对其使用伪造公章的行为持放任的态度，具有明显过错。被上诉人捷升公司的不合法行为导致善意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故请贵院依法改判，以显法律公正。被上诉人捷升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黄灿龙辩称，认同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司徒达宗的上诉请求。司徒达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司徒达宗与黄灿龙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无效；2.黄灿龙退还司徒达宗多支付的工程款30750元；3.黄灿龙向司徒达宗赔偿损失110444.56元、美金2625元；4.捷升公司对黄灿龙的前述第二、三诉讼请求中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1997年12月25日核发的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记载：坐落在本市××××号房屋的权属人为司徒达宗，共用地面积为58.13平方米，建筑结构及层数为砖木结构1层，总建筑面积为63.44平方米。2015年12月16日，司徒达宗（甲方、发包人）与黄灿龙（乙方、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学宫街50号房屋改造，房屋原状维修工程，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约为105平方米，以楼面及楼梯实际面积结算，具体情况以施工竣工面积为准，另附设计图和钢筋分布图。工程承包范围为按毛坯房建造，1.拆除前后墙、挖地基，建造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主体；2.厨房、厕所、房间砌间墙，砌墙及挂钢网批荡；3.三级化粪池地管与排雨排污管不包材料包安装；4.拦河砌一米高（隔热另外计算）；5.如有天台梯屋另行计算；6.楼宇建筑结构为暗装圈横梁的混凝土框架；7，建筑所用材料与附件施工说明一致，建筑结构与施工图纸一致；8.安装排水及排污管（只含人工）。工程总工期为70天，从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6年3月10日，外部主体混凝土结构框架完工，首层主体工期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2月10日，顶层主体工期2015年6月11日至2016年2月31日。由于设计变更，甲方原因不可抗力因素所延误的工期，经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可适当调整。合同总价178500元，按1700元/平方米，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计算；工程款进度支付，1.进场首付总工程款30%为53550元；2.首层主体完成再付款20%为35700元；3.封顶主体完成再付款20%为35700元；4.总工程装修时（砌墙、间墙）再付款20%为35700元；5.总工程款10%在完工验收后15天内付清为17850元；6.毛坯房保修期为一年（包括新建建筑结构出现的一切问题）。甲方责任，1.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需支付时提前5天通知）；2.提供办理建房资料给乙方；3.签订合同后甲乙方组织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4.配合承包人（乙方）在施工全过程的工作，处理好街道及城管有关手续；5.如果甲方本人不能亲自到场，则委托司徒宏宗、曾健代理甲方处理有关房屋维修整改。乙方责任，1.按施工图纸建设，室内如甲方要求整改楼梯位置，房间间隔等变动，乙方协调给甲方解决问题；2.乙方应该完善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条件，负责及时处理好淤泥及堆积物，采用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清除事故隐患，自觉接受和配合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该房屋如有出现违章建筑配合甲方作相应的协助；7.如房屋有违建违章等情况乙方自行解决和负责；8.建筑材料需甲方或甲方委托代理人确认签名，如需添加其他材料双方协商确认再添加进行施工；9.签订合同后，乙方负责带领甲方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屋原状维修手续，乙方负责办理《施工许可证》，并告知甲方，然后实行施工。等等。该合同乙方签字处另加盖有“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同月23日，司徒达宗出具《授权委托书》予黄灿龙，其中写明：现委托受托人在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越秀分局查处本人在2015年12月23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在米市路学宫街50号进行房屋原状维修一案中，作为本人的委托代理人。并列明授权事项。该委托书亦加盖有“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2016年1月4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光塔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科出具《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证明书》，其中写明：工程名称为房屋原状维修工程；工程地址为学宫街50号；计划工期为2016年1月6日-2016年3月10日；建设规模为建筑面积63.44平方米，地上1层，总投资12.688万元；建设单位为司徒达宗；施工单位为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等。2016年1月7日，黄灿龙出具收条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首期工程款54000元。2016年3月15日，黄灿龙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主体工程款10000元，同月25日再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工程款25700元。4月10日，黄灿龙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工程款35700元。2016年5月6日，黄灿龙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10000元。2017年7月4日，黄灿龙收取工程款5000元，同月11日再收取5000元。此外，黄灿龙还于2016年3月15日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拆除西面墙身款6000元，于4月7日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钢筋毛扳整改2500元。对此，司徒达宗称4月10日实际转账支付了37500元，但黄灿龙收据仅写了35700元，差额1800元。黄灿龙确认当天收取37500元，但其中差额1800元为材料款。此外，黄灿龙称前述钢筋整改款2500元是在原合同基础上司徒达宗提出加厚楼面，增加的钢筋量和人工费用，6000元拆除西面墙是司徒达宗觉得墙体废旧要求增加拆除废弃墙体工程，故并非工程进度款中的内容。司徒达宗则认为两笔款项为材料款。2016年6月6日，捷升公司向司徒达宗出具《情况说明》，称司徒达宗向其提供的2015年12月16日签订的广州市米市路学宫街50号房屋改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多张收款收据上的公章盖章并非捷升公司的公章，黄灿龙无权代表捷升公司对外签订任何合同协议，捷升公司截至2016年5月30日才知悉该合同并拒绝追认该合同。为此，司徒达宗遂于同年7月1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光塔派出所报警。庭审中，黄灿龙确认其与司徒达宗订立的前述施工合同中加盖的捷升公司的公章系其私自刻制，对此司徒达宗称其在合同订立时并不清楚该情况，直至后来要求更换施工主体时捷升公司才告知该公章系私刻，但司徒达宗要求捷升公司报警处理，该公司一直没有报案。因此，司徒达宗认为现无证据证明公章是私刻的，也不承认公章是私刻的，故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5年12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的“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经摇珠确定由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为此，司徒达宗提供了《学宫街房屋改造施工说明》、《解放中路学宫街50号改建平立、剖面图》、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的《收款收据》两份以及4月7日的《收款收据》作为鉴定比对样本1、2、6、7、8；捷升公司提供了2015年12月17日的《东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6年1月1日的《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2016年1月20日的《东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比对样本3、4、5。2019年5月10日，该鉴定中心作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的“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2、6、7、8上的供比对同名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检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的“广州捷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3、4、5上的供比对同名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司徒达宗已预付鉴定费用4361元。各方对于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此外，司徒达宗为证明其遭受的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学宫街50号土建工程预算》，该预算表中加盖有名为“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公章，预算内容包括有：天花水泥沙排荡、砌砖用红砖、墙身排荡、做水电弱电、一层卫生间装排风管等共计14项，费用预计99808元；2.照片15张，照片内容显示涉案的学宫街50号房屋内外状况；3.机票凭证及护照，内容显示司徒达宗在2016年1月、8月以及2017年4月往返纽约及广州支出机票费用合计2625美元。对于上述证据，捷升公司质证认为三性均不予确认。黄灿龙质证认为：工程预算是司徒达宗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对第三方的主体、身份均不能确认，故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其中所涉内容也与涉案工程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对于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照片的内容只能证明房屋当时的状况，不能证明司徒达宗要证明的内容。对于机票凭证及护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合法性不予确认。庭审中，黄灿龙称捷升公司的公章是其父亲私自刻制的，但因其父亲已于2017年4月去世，故其对相关情况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司徒达宗与黄灿龙于2015年12月1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黄灿龙承接涉案的学宫街50号房屋改造工程。虽然在该合同中加盖有捷升公司的公章，但根据黄灿龙与捷升公司的答辩意见，该公章系黄灿龙私刻并使用，捷升公司并非该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对此，广东天正司鉴定中心根据一审法院的委托对捷升公司的公章与本案的“捷升公司”的公章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案中的“捷升公司”公章与捷升公司的公章并非同一印章。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捷升公司关于其与司徒达宗并无法律关系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司徒达宗诉请捷升公司对于案涉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黄灿龙并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伪造被告捷升公司公章与司徒达宗签订的前述建筑工程合同应属无效。因此，司徒达宗诉请确认前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司徒达宗与黄灿龙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黄灿龙已依据该合同的约定实施了部分工程内容，司徒达宗亦对未完成的工程接收并另行委托他人继续实施了部分工程内容。因而，对于黄灿龙实施的工程内容宜应按其实际完成的工程内容进行结算。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工程款系分五期按施工进度支付，且是在完成相应的施工内容后支付，比如合同中约定的首层主体完成付款、封顶主体完成再付款20%。从司徒达宗的付款情况来看，司徒达宗于2016年1月7日支付了首期工程款54000元，于2016年3月15日、25日在完成首层主体工程后再付款35700元，4月10日在完成封顶主体后再付款35700元。此后，黄灿龙再陆续收取司徒达宗支付的工程款20000元。因此，结合前述合同约定的内容、付款金额及时间来看，司徒达宗系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向黄灿龙分期支付工程款，该工程款的支付前提是对应的工程施工完毕。至于司徒达宗诉请黄灿龙仅完成封顶工程，工程价值124950元，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黄灿龙出具的拆除西面墙身款6000元及钢筋毛扳整改费2500元并非前述合同约定的工程款，而是实际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增项费用并列明付款事由单独支付，不宜纳入合同约定的工程中一并计算。因而，司徒达宗主张其有多付工程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6年4月10日支付且未写入收据的1800元，因涉案合同约定由黄灿龙整体承包工程施工并提供建筑材料，如果需添加其他材料双方协商确认再添加进行施工。现无证据表明双方曾就添加材料，进行协商并确认添加，黄灿龙抗辩称该款为材料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黄灿龙应将该款项退还司徒达宗。涉案房屋在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曾因涉嫌违章被叫停施工，但黄灿龙并未能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因而司徒达宗需要另行委托他人续建完工。对于该部分续建工程的费用属司徒达宗的损失，黄灿龙应予赔偿。但就司徒达宗关于续建费用主张的赔偿金额，一审法院作认定如下：其一、根据前述合同的约定，黄灿龙的施工范围为按毛坯房建筑并不包括室内装修的内容。但司徒达宗提交的《学宫街50号土建工程预算》中关于“一层卫生间装排风扇、做水电、弱电”等施工内容显然不属于黄灿龙承包实施的工程范围。其二、司徒达宗提供该预算表仅能显示其曾向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进行询价并制作预算，并未与该公司或其他建设公司签订协议并实际完成施工。因而，该预算的内容仅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工程的价格估算，不足以作为结算的依据。其三、即使考虑到市场价值变动的因素，2015年12月订立的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总造价为178500元，一审法院前已认定黄灿龙实际完成了的工程量达到153900元，简单以已付工程款的金额来核算，工程的实际完成率也超过了86%。司徒达宗主张的续建费用也宜考虑到剩余工程量进行计算。因此，鉴于该续建的费用应以实际施工完成后据实计算相应的费用，故对司徒达宗据前述预算表主张的99808元的续建费用损失，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暂不予支持。根据前述合同的约定，涉案工程的施工期限为70天，2016年3月10日即应完工。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涉嫌违章曾发生停工。从司徒达宗提交的证据可见，司徒达宗在2017年7月4日、11日仍向黄灿龙支付了部分的工程款。结合前述关于工程款系在完成相应的工程量后支付的约定，可见司徒达宗与黄灿龙至少在2017年7月11日前仍就涉案工程的继续施工达成一致意见，无证据表明自该日之后，司徒达宗与黄灿龙就涉案工程的继续施工再行协商，亦无证据表明黄灿龙继续实施工程。而从司徒达宗提交的《学宫街50号土建工程预算》的发生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可见，司徒达宗在此时已收回施工场地决定另行委托他人续建。因而，对于自2016年3月11日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因黄灿龙延误工期导致的房屋未能建成发生的房屋租金损失，理应由承担。考虑到涉案房屋尚未改建完工并重新办理权属登记，故该租金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按原产权面积核算，按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的住宅租金参考价的标准计算。至于司徒达宗主张的其往返中国与美国而发生的机票费用2625美元。虽无证据表明司徒达宗往返中美系为涉案工程纠纷，但结合本案的施工周期以及司徒达宗往返美国的时间，司徒达宗的往返时间均处于工程施工期间。因而，一审法院对于司徒达宗主张的该往返机票的损失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司徒达宗与黄灿龙于2015年12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二、黄灿龙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司徒达宗返还材料款1800元以及机票费用2625美元。三、黄灿龙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赔偿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2017年9月15日止的租金损失（以建筑面积63.44平方米为基数，按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住宅租金参考价计算）。四、驳回司徒达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23.90元，由司徒达宗负担2822.50元，由黄灿龙负担601.40元。本案发生的鉴定费4361元由黄灿龙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司徒达宗是否存在多付工程款30750元的问题。虽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鉴于黄灿龙确有依据合同实施了部分工程，故根据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黄灿龙有权按照其实际完成的工程内容要求司徒达宗折价补偿。因双方对于黄灿龙的实际施工内容无现场签证单、工程量确认单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且司徒达宗对未完成的工程已另行委托他人继续施工，故黄灿龙的实际施工量难以准确确定或鉴定。但结合司徒达宗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来看，其基本上按照合同约定的黄灿龙完成相应施工内容的进度来分期支付。故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司徒达宗不存在多付工程款3075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捷升公司是否应就黄灿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有“捷升公司”的公章，但根据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涉案合同所盖“捷升公司”公章与捷升公司的公章并非同一印章，且黄灿龙亦承认该印章系其父亲私自刻制的。由此可见，捷升公司并未与司徒达宗就成立涉案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达成过一致意思表示。司徒达宗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捷升公司参与了涉案工程的建设，故司徒达宗请求捷升公司应就黄灿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合同依据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司徒达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5元，由上诉人司徒达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何美婷吴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