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02民初11962号原告（互为被告）：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鑫茂洗涤加工厂，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外垟村戍浦北路222号。经营者：李武贵，男，199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胜平，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倩倩，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互为原告）：李秀兴，男，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啸，浙江东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互为被告）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鑫茂洗涤加工厂（以下简称“鑫茂洗涤厂”）诉被告（互为原告）李秀兴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与被告（互为原告）李秀兴诉原告（互为被告）鑫茂洗涤厂劳动争议一案并案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鑫茂洗涤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胜平，李秀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茂洗涤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鑫茂洗涤厂无需支付李秀兴工资27000元。事实和理由：浙温鹿城劳人仲案（2018）49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鑫茂洗涤厂一次性支付李秀兴工资27000元，该裁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鑫茂洗涤厂与李秀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李秀兴的《历年参保证明》，自2012年7月至2018年2月其参保单位均是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医院”）。虽然《劳动合同书》上合同期限是2016.5.1-2017.4.30，但《劳动合同书》上写有“续签”二字，结合《银行交易记录》，在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李秀兴依然与康宁医院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康宁医院也一直向其支付工资，李秀兴在仲裁庭审中也承认其与康宁医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李秀兴一直都是在康宁医院工作，是康宁医院的员工，与康宁医院存在劳动关系。康宁医院的布草原来是自己洗涤的，李秀兴在康宁医院专门负责洗涤工作。2015年7月，鑫茂洗涤厂与康宁医院通过签订《洗涤合同》，承揽康宁医院的布草洗涤业务，康宁医院指派李秀兴来鑫茂洗涤厂作技术指导，监督洗涤程序，保证洗涤质量。同时，鑫茂洗涤厂租赁了康宁医院的部分洗涤机器设备。期间，李秀兴作为康宁医院的指派人员，只对康宁医院负责，工资待遇由康宁医院承担。在鑫茂洗涤厂与康宁医院签订的《洗涤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李秀兴的工资是由康宁医院支付的。所以，李秀兴不是鑫茂洗涤厂的员工，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李秀兴也不参与原告工厂的考勤打卡管理。因此，仲裁裁决书认为李秀兴在鑫茂洗涤厂从事管理工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错误。二、李秀兴主张的工资没有依据。康宁医院把布草发包给鑫茂洗涤厂洗涤后，指派李秀兴到鑫茂洗涤厂监工。因李秀兴对温州的洗涤业务熟悉，手中掌握很多客户资源，他又将手中业务资源作为资本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在温州地区倒腾洗涤业务从中牟利，今天介绍给甲洗涤厂，收取介绍费、好处费，明天又介绍给乙洗涤厂，又收取介绍费、好处费，一时间李秀兴成为温州洗涤界竞相争夺的人物，为了洗涤业务巴结他。鑫茂洗涤厂为了稳定康宁医院的洗涤业务，防止李秀兴将该业务卖给他厂，同时也希望李秀兴帮助招揽一些新的业务，才被迫答应李秀兴的要求，向其支付过几笔业务维持费、介绍费。后来，李秀兴又将相关业务卖给了其他工厂，给鑫茂洗涤厂造成损失，鑫茂洗涤厂当然就不愿再向其支付业务维持费、介绍费。李秀兴就拿环保事项来威胁鑫茂洗涤厂，因为环保是洗涤工厂的大难题，每个工厂都几乎无法达标。李秀兴曾因鑫茂洗涤厂拒绝再支付业务维持费、介绍费，而跑到环保部门举报鑫茂洗涤厂，为了李秀兴不死盯环保部门的举报处理结果不放，鑫茂洗涤厂于2018年1月又被迫给了李秀兴5000元钱。鑫茂洗涤厂被迫支付给李秀兴的钱，都是基于为维持康宁医院的基本业务和争取新业务而向李秀兴支付的维持费、介绍费，后来康宁医院的业务还是被李秀兴卖了其他工厂，又没有新的业务介绍，原告当然不可能再向其支付费用。不管原告向李秀兴付钱之时笼统称之为“工资”，还是其他费用，其不具有基于劳动关系而支付工资的本质特点，因此不属于劳动关系意义上的工资。所以，仲裁裁决书判定鑫茂洗涤厂、李秀兴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认定鑫茂洗涤厂曾向李秀兴发放过“工资”，并裁决鑫茂洗涤厂要一次性支付其工资27000元，是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李秀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鑫茂洗涤厂支付李秀兴工资27000元及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业务提成22000元，共计49000元。事实和理由：李秀兴在鑫茂洗涤厂从事管理工作，每月工资8000元，并约定洗涤业务提成为3%。李文辉系鑫茂洗涤厂的实际经营者，李秀兴受李文辉管理和指派工作任务，鑫茂洗涤厂财务周玉妹系李文辉妻子，周玉妹通过支付宝向李秀兴支付工资及业务提成。鑫茂洗涤厂向李秀兴发放工资至2017年9月，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未支付。经原告催讨，鑫茂洗涤厂于2018年1月16日支付了5000元，剩余的27000元至今未付。另外，李秀兴每月应得康宁医院业务提成款2000元，鑫茂洗涤厂仅支付了2017年1月、2月的提成，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的业务提成22000元一直没有支付。针对鑫茂洗涤厂的起诉，李秀兴辩称，1.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李秀兴和鑫茂洗涤厂财务周玉妹的微信聊天可以证明。李秀兴和鑫茂洗涤厂实际投资人李文辉的聊天记录也可以反映李秀兴是为洗涤厂洗涤业务提供指导和监工的。李文辉还在微信中向李秀兴发送了协议书，对8000元的报酬有明确约定。李秀兴是受鑫茂洗涤厂的指示工作，工资也是鑫茂洗涤厂发放。鑫茂洗涤厂的登记经营人李武贵只是李文辉的下属或者合伙人。关于工资，双方约定8000元每月，有支付宝转账可以证明，且转账凭证上也备注了款项性质是工资。李秀兴工作至2018年1月，鑫茂洗涤厂尚有2017年10月到2018年1月的工资27000元未支付。关于提成，双方约定按照业务3%收取。康宁医院的业务是每月7万元，提成应当是每月2100元。鑫茂洗涤厂每月发给李秀兴2000元，少了100元，李秀兴对此也认可，但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提成合计22000元，鑫茂洗涤厂尚未支付。2.康宁医院发放给李秀兴的工资与鑫茂洗涤厂无关，李秀兴和鑫茂洗涤厂的工资需另行计算。针对李秀兴的起诉，鑫茂洗涤厂辩称，1.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李秀兴仅是偶尔来鑫茂洗涤厂一次，他是康宁医院的员工，鑫茂洗涤厂没有指派他工作；2.李文辉并不是鑫茂洗涤厂的实际经营者；3.康宁医院的业务是鑫茂洗涤厂自己承揽过来的，鑫茂洗涤厂不需要支付李秀兴业务提成。4.关于工资，洗涤厂和康宁医院的合同中有约定，清洗费用中扣除1万元，该1万元中包括了李秀兴的工资，因此李秀兴的工资是康宁医院发放的，与鑫茂洗涤厂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鑫茂洗涤厂提供的证据：1.照片，照片的拍摄时间不明、拍摄内容不清，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无法证明鑫茂洗涤厂主张的李秀兴以其他洗涤厂的名义向政府讨薪的事实。即便鑫茂洗涤厂主张李秀兴代他人讨薪的事实存在，也不能因此证明李秀兴与鑫茂洗涤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2.录音，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内容客观真实，鑫茂洗涤厂提供该证据拟证明李秀兴破坏其企业形象，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李秀兴提供的证据：1.李秀兴与周玉妹的微信聊天记录，周玉妹是鑫茂洗涤厂的财务人员，其与李秀兴的聊天内容可以完整、客观地反映李秀兴与鑫茂洗涤厂之间的关系，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2.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存款明细账，该两份证据与李秀兴、周玉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相互印证，可以反映周玉妹向李秀兴支付款项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同时，就李秀兴提供的上述第1、第2组争议证据，本院要求鑫茂洗涤厂作出详细的质证意见，但鑫茂洗涤厂敷衍发表质证意见，未对证据中的争议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3.李文辉与李秀兴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仅凭聊天记录不足以认定李文辉是鑫茂洗涤厂的实际控制人或合伙人，不能证明李秀兴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4.万腾商务宾馆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没有经办人或单位负责人的签字，且加盖的是发票专用章而非单位公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1.鑫茂洗涤厂与李秀兴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鑫茂洗涤厂支付给李秀兴的款项性质是什么；2.金茂洗涤厂是否需要支付李秀兴工资和提成。关于第1项争议焦点。李秀兴与康宁医院从2012年7月至2018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康宁医院每月向李秀兴发放工资，为李秀兴缴纳社保的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因此，双方争议的是李秀兴是否与鑫茂洗涤厂存在第二重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康宁医院与鑫茂洗涤厂签订的《洗涤合同》的内容，李秀兴于2015年7月起被康宁医院派遣到鑫茂洗涤厂从事技术指导、监督洗涤程序等工作。因此，李秀兴最迟于2015年7月起，日常工作即应当在鑫茂洗涤厂处开展。其次，从周玉妹与李秀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2016年9月1日-2018年2月1日）可见，李秀兴在鑫茂洗涤厂工作期间，其除了康宁医院的洗涤业务之外，还参与鑫茂洗涤厂日常经营（如洗涤用品进货）、人员管理（如结算工人工资）、除康宁医院外的业务维护（如“海天左舍酒店”、“金悦丽嘉酒店”、“汉庭酒店”的业务等），李秀兴的日常工作内容显然已远远超出康宁医院要求李秀兴从事的技术指导、监督洗涤工作，与李秀兴主张从事管理工作的说法相符。鑫茂洗涤厂辩称李秀兴仅是偶尔到其单位一次，与上述聊天内容明显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根据李秀兴提供的存款明细账和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周玉妹于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每月均较为固定的向李秀兴支付款项。对款项的性质，李秀兴认为是工资和提成，鑫茂洗涤厂认为是业务费和好处费。周玉妹与李秀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摘要的如下内容：1.2016年11月5日，周玉妹向李秀兴的银行账户现金存款7500元，并将现金存款单拍照发送给李秀兴，并发送微信消息“工资5200奖金300提成2000”；2.2017年1月4日，周玉妹向李秀兴的银行账户现金存款7200元，并向李秀兴发送微信消息“工资奖金提成已经到账”；3.2017年3月1日，周玉妹向李秀兴的银行账户现金存款2000元，并向李秀兴发送微信语音信息“李师傅，康宁医院12月的提成已经打给你”；4.2017年8月6日，周玉妹向李秀兴支付宝转账2000元，转账摘要为“1提成”；5.2017年9月16日，周玉妹向李秀兴支付宝转账8000元，转账摘要为“7工资”。从以上内容可见，周玉妹作为鑫茂洗涤厂的财务人员，多次清楚的表明向李秀兴发放的款项为李秀兴的工资及提成。而如前述，李秀兴于2015年7月开始即在鑫茂洗涤厂从事管理工作，与其收到周玉妹的款项的时间相符合。故可以推定周玉妹向李秀兴支付的款项为工资和提成。鑫茂洗涤厂辩称上述款项为业务费、好处费，即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李秀兴从事鑫茂洗涤厂的管理工作，且从鑫茂洗涤厂每月收到报酬的事实清楚，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本院认定李秀兴与鑫茂洗涤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第2项争议焦点。（一）工资。2017年8月至11月，周玉妹四次向李秀兴支付宝转账8000元，转账摘要分别为“6”、“7工资”、“8”、“9”，据常理可推定四次付款为李秀兴2017年6月至9月的工资。李秀兴和周玉妹的微信聊天显示，2018年1月份，李秀兴与周玉妹仍有工作内容上的沟通，李秀兴向周玉妹索要工资，周玉妹亦未否认，可知2018年1月李秀兴仍在鑫茂洗涤厂处工作。因此，鑫茂洗涤厂已支付工资至2017年9月，仍需支付李秀兴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工资，因鑫茂洗涤厂于2018年1月16日又向李秀兴支付了5000元，故应付工资为27000元。（二）提成。李秀兴主张其为鑫茂洗涤厂争取到康宁医院的洗涤业务，双方口头约定鑫茂洗涤厂每月支付李秀兴提成2000元。鑫茂洗涤厂从2015年10月起，每月支付李秀兴2000元，结合前文例举的李秀兴与周玉妹的微信聊天内容以及支付宝转账摘要，可见周玉妹对该2000元付款属于康宁医院的提成始终是承认的，且李秀兴向周玉妹催讨提成款，周玉妹也从未否认。该款项已连续稳定支付1年以上，且有鑫茂洗涤厂财务的认可，鑫茂洗涤厂未对款项的性质作出其他合理解释，故本院对李秀兴的主张予以采信。此外，根据鑫茂洗涤厂与康宁医院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洗涤合同》，该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可见鑫茂洗涤厂与康宁医院的洗涤业务至少持续至2018年2月份，因此，鑫茂洗涤厂应当依照约定支付李秀兴在职期间的提成。支付宝转账摘要显示鑫茂洗涤厂已支付提成至2017年2月，故鑫茂洗涤厂仍需支付李秀兴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的提成22000元。结合上述证据及争议焦点的认定，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李秀兴原系案外人康宁医院的员工，负责洗涤工作。2015年7月起，因鑫茂洗涤厂承揽康宁医院的洗涤业务，李秀兴被派遣到鑫茂洗涤厂负责监工。在负责监工的同时，李秀兴在鑫茂洗涤厂从事管理等工作并领取工资，但未与鑫茂洗涤厂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6月开始，李秀兴在鑫茂洗涤厂的工资提升至每月8000元，工资已发放至2017年9月。此外，鑫茂洗涤厂还于2015年10月起，每月向李秀兴支付承揽康宁医院洗涤业务的提成2000元，直至2017年2月止。2018年1月16日，鑫茂洗涤厂支付给李秀兴5000元。同年2月起，李秀兴从鑫茂洗涤厂离职。同年7月16日，李秀兴因鑫茂洗涤厂拖欠工资、提成一事向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年10月8日作出浙温鹿城鹿人仲案（2018）49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鑫茂洗涤厂支付李秀兴工资27000元。李秀兴与鑫茂洗涤厂均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李秀兴在与康宁医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同时，又与鑫茂洗涤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规定，鑫茂洗涤厂应当支付李秀兴劳动报酬。李秀兴主张鑫茂洗涤厂应付工资27000元、提成22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互为被告）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鑫茂洗涤加工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互为原告）李秀兴工资27000元、提成22000元；二、驳回原告（互为被告）温州鹿城区藤桥鑫茂洗涤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互为被告）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鑫茂洗涤加工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斌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法官助理陈宏书记员吴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