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内09刑再2号 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李旭东，男，1990年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9月7日被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1日被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逮捕，2017年9月29日被化德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指定辩护人张琨海，内蒙古淳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定辩护人任立刚，内蒙古淳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化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旭东犯交通肇事罪一案，化德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7）内0922刑初44号刑事判决，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胡文韬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李旭东及其指定辩护人张琨海、任立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化德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旭东系化德县莲德医院职工，2017年9月1日9时左右，被告人李旭东接受医院指令驾驶×××号小型专用救护车去白音特拉乡白头村接病人，沿X583线由西向东行驶至白音特拉乡政府门前西30米处时，与奔跑横穿马路的行人王某（7周岁）发生碰撞，造成王某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9月7日6时54分死亡及车辆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在本次事故中，经交警部门的认定，被告人李旭东负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案发后，被告人李旭东所在单位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受害人家属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对被告人李旭东的行为表示谅解。 化德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旭东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并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化德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考虑被告人是在履行职务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生事故，受害人横穿马路存在一定的过失，案发后被告人李旭东所在单位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被告人李旭东认罪态度较好，同时受害人家属出具了刑事谅解书，表示谅解，且犯罪情节轻微，本院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十七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旭东犯交通肇事罪，免予刑事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提出如下抗诉意见：一、将非法的关键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导致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属于证据采信错误。本案中的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化德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李旭东过错较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错误较轻，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该认定书是错误的。被害人王某于2010年5月8日出生，至2017年9月1日9时案发时，7周岁多一点，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王某为无行为能力人，也就是无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就是无责任能力，换句话说，无责任能力，就是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责任，行政执法机关给一个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分配一份“次要责任”，是违法的，逻辑上是荒谬的。无责任能力，因欠缺辨别是非的能力，亦无所谓过错，王某应无责。因此，该责任认定书因违法而无效，为非法证据，不应当作为裁判依据。二、判决书对应认定的事实而未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本案事故道路为县道，根据现场勘查，道路为双向2车道，有中间线，经鉴定，×××号小型专用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前的行使速度约为81.27km/h,判决书中应认定为超速而未认定。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李旭东应当避让行人而没有避让，判决书中应认定而未认定。第三，李旭东驾驶车辆穿过村庄时，未注意观察、未采取减速、避让措施，车辆超速，导致王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罪过严重，判决书应认定而未认定。三、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应当判处免刑。 原审被告人李旭东辩解称，当时我开救护车去救人，在与被害人发生碰撞之前，路边有半挂车阻挡我的视线，没有看到被害人，导致发生碰撞，事发后我马上拉着被害人去医院救治。 原审被告人李旭东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是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指不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或者取得的证据程序不合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书，其形式和收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其内容中客观真实的部分法庭可予以采信，即对王某行为的认定，不能将其视为非法证据而完全排除。二、王某对造成本次交通事故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我方对抗诉书中关于王某系无行为能力人，不应认定责任的理论不认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未见无行为能力人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王某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非无行为能力人，事发时王某有思想、有意识、有活动能力，有行为能力。其次，在我国民法体系中，行为分为民事行为与事实行为，其中民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无需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故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所以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次，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既然可当被告，便肯定了其侵权主体地位，当然应认定其过错与责任。三、李旭东不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首先，李旭东非王某的法定监护人，既无替其承担过错的法定义务，也无对应理由。让李旭东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显然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其次，本案李旭东的询问笔录及王学博等人的询问笔录均证实，事发地道路南侧停了一辆红色大货车，且提供了较明确的车牌号。事发时李旭东在驾驶到事发地时由于该车的违章停靠，致使视线受阻，后王某从大货车车头前跑出，李旭东避让不及造成事故发生，大货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认定，一审判决书和抗诉书没有提及，故辩护人认为李旭东不应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部分责任应由大货车司机及王某分摊。四、李旭东确系超速，但救护车有优先通行权。李旭东驾驶的车辆为救护车，且案发时正在前往白头村执行任务的途中，根据我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救护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故虽李旭东所驾驶车辆超速，但因其车辆的特殊性质，并不必然成为其违法事由。综上所述，该起交通事故的产生系李旭东、王某及×××挂车司机共同违法行为导致，系多因一果，李旭东应负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本案李旭东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故不符合前述法条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五、若法庭认为被告有罪，则李旭东存在如下法定及酌定的量刑情节，应从轻、减轻处罚。李旭东在本案事故发生后积极救助被害人，第一时间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且应明知他人报警仍在医院等待，在被害人无生命体征后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工作，主动投案，系自首。事故中受害人王某及其监护人和大货车司机均存在过错，应适当减轻李旭东责任。李旭东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并真诚道歉、悔过，已获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并出具了谅解书。李旭东因执行任务过程中一时疏忽，造成交通事故，案发后认罪态度诚恳，对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且系过失犯罪，主观恶性小，为初犯、偶犯，无再次危害社会危险。如法庭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建议以教育、纠正、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结合以上量刑情节依法对其判决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 经再审查明，化德县人民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李旭东接受化德县莲德医院指令驾驶×××号小型专用救护车去白音特拉乡白头村接病人，沿X583线由西向东行驶至白音特拉乡政府门前西30米处时，与奔跑横穿马路的行人王某（7周岁）发生碰撞，造成王某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9月7日6时54分死亡及车辆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的认定，原审被告人李旭东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及案发后原审被告人李旭东所在单位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并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受害人家属对原审被告人表示谅解的事实及经过，有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身份证明、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等其他材料、诊断证明、法医尸体检验报告书、死亡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刑事谅解书予以证实，以上各证据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以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李旭东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至一人死亡,危害公共安全,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李旭东构成交通肇事罪定罪准确。对抗诉机关提出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化德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李旭东过错较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错误较轻，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案发时被害人王某7周岁多一点，为无行为能力人，应无责任能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该责任认定书认定错误,因违法而无效，为非法证据，不应作为裁判依据的抗诉意见，经查，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交警部门出具的技术性法律文书，是人民检察院对于交通肇事者是否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是人民法院定罪量刑和确定损害赔偿的证据，如无新的证据推翻该责任认定书，应确认其证明力，且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根据该规定非法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刑讯逼供、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是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行人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人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以上法律规定对行人在道路交通安全中的责任予以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并未对行人进行区分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本院对抗诉机关提出的以上抗诉意见不予支持。对抗诉机关提出“判决书对应认定的事实而未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告人李旭东驾驶的×××号小型专用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前的行使速度约为81.27km/h,判决书中应认定为超速而未认定；被告人李旭东应当避让行人而没有避让，判决书应认定而未认定；被告人李旭东驾驶车辆穿过村庄时，未注意观察、未采取减速、避让措施，车辆超速，导致王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罪过严重，判决书应认定而未认定。”的抗诉意见，经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化德县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对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所载：“李旭东超速（经内蒙古德仕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检验鉴定×××号小型专用客车发生事故碰撞时的瞬间行驶速度约为81.27KM/h）；驾驶×××号小型专用客车行径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王某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人行横道的，未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对以上抗诉意见提出的原审判决未认定的事实予以了说明，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李旭东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事实已将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故原审判决对以上抗诉意见所提原审未认定事实已经予以了认定，对该抗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抗诉机关提出的“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应当判处免刑”的抗诉意见，抗诉机关提出原审被告人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化德县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审被告人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王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予以确认，本院对该抗诉意见亦不予支持。考虑原审被告人李旭东是在履行职务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生事故，受害人横穿马路存在一定的过失，案发后原审被告人李旭东积极救助被害人，主动投案，认罪态度较好，且原审被告人李旭东所在单位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同时受害人家属出具了刑事谅解书。综合本案案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十七之规定，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旭东犯交通肇事罪，免予刑事处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化德县人民法院（2017）内0922刑初44号刑事判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谢旭红 审判员  徐慧娥 审判员  张 英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睿智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五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