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10民初184号 原告（追加的被执行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育才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3565019876H。 法定代表人：邢广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廊坊市圣丰道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68276458J。 法定代表人：魏书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刚，男，汉族，1982年6月20日出生，住廊坊市安次区。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士忠，黑龙江姜笑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太平路西南市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0005698582471。 法定代表人：耿春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玲、赵艳涛，河北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廊坊开发区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廊坊市开发区友谊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12360754041。 法定代表人：张志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玲、赵艳涛，河北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博泰）与被告廊坊市圣丰道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丰道桥）、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博泰）、第三人廊坊开发区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开发区博泰）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为本案的第三人。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将本案与中京恒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诉本案被告和第三人的三个案件合并，于2018年10月26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博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被告圣丰道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刚、乔士忠，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博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不予追加原告为圣丰道桥与牡丹江博泰等人投资建设合同纠纷执行案的第三人；2、依法确认原告对牡丹江博泰出资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3、依法判决原告对圣丰道桥与牡丹江博泰投资建设合同纠纷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1、原告已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履行了完全出资义务。2010年12月23日原告作为牡丹江博泰公司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按期、足额履行了对牡丹江博泰6000万元的出资义务，不存在拖欠出资额情形。2、牡丹江博泰于2011年3月11日将自身账户中6000万元转出，并于同月14日分别将上述金额转出至牡丹江博泰当时其他三位股东账上，再由该三位股东完成出资义务，此事并非原告所为，资金也非转出至原告账户。根据2014年2月20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二）、（三）、（四）。”条款中已明确删除“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资后又转出的”，该款已不再属于法定的抽逃出资行为。本案中，转出4000万元非原告作为股东之行为，原告并不知情。且原告也未采取上述条款中罗列的任何一项行为来抽回出资款项。该款项并非直接转入原告之账户，而是用作了其他股东的出资。转出行为并未损害公司权益。牡丹江博泰向贵州博泰转款4000万元，属于借款关系，且后续贵州博泰有还款行为存在。认定原告属于抽回出资行为，不符合“抽逃出资”的主、客体及实质要件。3、原告不应对被告与牡丹江博泰等纠纷承担任何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债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不存在抽逃出资之行为，且即使存在，其承担责任之形式仅为补充责任，非连带清偿。 圣丰道桥辩称，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牡丹江博泰股东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达到其股东抽逃出资及不缴纳出资款的目的，采取隐蔽转款方式，先将投资款从验资账户转至另一账户，再转至关联公司廊坊开区博泰账户，又分别迂回至法定代表人耿春萍、员工陈克东个人账户和中京恒瑞账户，再由耿春萍、陈克东分别将1500万元转至付振义、章伟云的名下，最终实现三股东无本注资虚假注资的目的。该4000万投资款从牡丹江博泰转出迂回后，在3月14、15日多次流转后又回到原点。之后牡丹江博泰将4000万元打入贵州博泰账户，完成其抽逃出资的计划。1、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于2011年3月9日由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共同出资组建，公司申请登记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贵州博泰认缴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中京恒瑞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付振义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章伟云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依据股东会决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为耿春萍，监事为张男。依据该公司成立时的章程，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0万元，在一年内分两期缴足，首期出资6000万元由股东贵州博泰在2010年12月22日前缴纳，剩余4000万元由其他三位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在2013年12月22日前缴纳。2010年12月23日，贵州博泰从自己24×××87账户中向牡丹江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22验资账户中汇入应缴出资款6000万元。2011年3月11日，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又将该笔投资款6000万元汇入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8账户，2011年3月14日将其中4000万元汇入了本案另一被执行人廊坊开发区博泰中国工商银行服份有限公司廊坊光明支行04×××61账户中，并于当日将上述4000万元分三笔通过廊坊开发区博泰账户、耿春萍（廊坊开发区博泰股东）及陈克东（廊坊开发区博泰员工）个人账户分别转付至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账户1000万元、付振义个人账户1500万元、章伟云个人账户1500万元。次日，上述三股东将上述款项作为其第二期应出资款汇入或存入牡丹江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6的验资账户中。在上述股东完成出资义务后，牡丹江博泰又于2011年3月18日，将上述第二期出资款4000万元全部转入贵州博泰名下账户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符合利用关联交易将资金转出和将出资抽回的情形，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贵州博泰与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中京博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廊坊开发区博泰是关联公司。该公司由股东张男（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张俊岩（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720万元，占注册资本31％）、魏家全（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耿春萍（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480万元，占注册资本29％）于2010年11月29日出资成立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0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俊岩。且2012年3月29日，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将其持有的牡丹江博泰100％股权一并转让给了中京博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而中京博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为耿春萍，监事为张男。廊坊开发区博泰是由股东张俊岩（认缴资本255万元，占注册资本55％）、耿春萍（认缴资本245万元，占注册资本45％）于1994年12月26日出资成立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俊岩。综上，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贵州博泰在完成认缴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后，随即将其中4000万元通过关联公司廊坊开发区博泰、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以出资款的形式转至牡丹江博泰，而后又将该笔款项转回自己公司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在抽逃出资4000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的第二期出资款共计4000万元，完全是由该公司另一股东贵州博泰从自己第一期出资款中抽逃而来，尽管形式上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完成了出资，但实质上并未对参股公司牡丹江博泰履行任何出资义务，且随后又将自己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故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应在未缴纳出资1000万元范围内、付振义应在未缴纳出资1500万元范围内、章伟云应在未缴纳出资1500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贵州博泰称4000万元为公司间借款无事实依据，其提交的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公司在商事活动中的大额借款应当签订合同，约定利息并设定担保，而牡丹江博泰在公司刚注册之时，未经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等法定程序，贵州博泰借款不符合股东借款的法律特征，抽逃出资的意图明显。贵州博泰称向牡丹江博泰还款3950万元，银行流水中科目却为往来款，不足以认定款项为借款。而2011年4月28日、6月22日及2012年2月份，在贵州博泰所谓的还款期间和之后，牡丹江博泰累计向贵州博泰支出往来款项3600万元，足以证实其归还3950万元与实不符。《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债权人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3、2011年3月17日，经牡丹江博泰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了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实缴出资的时间为2011年3月15日，在此时间前三股东有缴纳出资的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四股东应当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原告提出超标的查封辩驳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与其他股东在工商登记企业档案中均为牡丹江博泰公司的发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规定，原告与其他股东不但应当承担因己方抽逃出资或未缴纳出资内赔偿责任，还应当互负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因此，法院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裁定正确，请驳回原告诉讼请。 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陈述意见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原告不应当被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1、牡丹江博泰的注册资本充实，工商登记显示的注册资本是1亿，在对外经营支出中仅西十一条路这一个项目，经营开支达到2.3亿，其中3000多万是直接付给本案的被告圣丰道桥，另外2000多万是因经营亏损无力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即本案的执行案款。牡丹江博泰成立后承接了牡丹江西十一条公路工程，上述2.3亿经营支出有账可查，全部汇入由政府牵头成立的西十一条路项目指挥部。在各原告验资完毕后，2011年3月-2011年12月之间，仅该条公路的工程款和建设支出就拨付了8300万元，其中2000多万元是直接付给了圣丰道桥。2、股东是否承担公司债务不看验资，关键在于公司的经营资本是否充实。本案执行局调取的资金流转情况是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和个人之间的资金融通，不影响牡丹江博泰对外经营和支付款项。本案执行进度缓慢是因为牡丹江博泰在西十一条公路上严重亏损无力偿还欠款。与股东出资或资金融通行为没有关系。3、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互相独立，股东承担责任只是例外。牡丹江博泰的经营开支有据可查，远远超过注册资本，不应当以验资的形式判定股东是否承担公司债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贵州博泰提交了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贵州博泰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人身份证。2、圣丰道桥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本院（2017）冀10执197号之四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依据该裁定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第三组证据：1、牡丹江方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2011）020号《验资报告》、（2011）022号《验资报告》。证明：1、原告作为牡丹江博泰发起人股东，已按公司章程规定在2010年12月23日前缴纳资本6000万元。2、截止2011年3月15日，牡丹江博泰连同原告第一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1亿元，实收资本1亿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100%，原告并无抽逃出资行为存在。第四组证据：1、2011年3月18日，牡丹江博泰借款4000万元给贵州博泰的银行转账凭据、财务记账凭证及同月19日贵州博泰出具借款收据。2、2011年4月12日，贵州博泰还款2500万元给牡丹江博泰的银行转款凭据、财务记账凭证及同月11日牡丹江博泰出具的收据。3、2011年9月30日，贵州博泰还款1300万元给牡丹江博泰的银行转款凭据、财务记账凭证。4、2011年11月16日，贵州博泰还款150万元给牡丹江博泰的银行转款凭据、财务记账凭证。证明：1、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于2011年3月18日向该公司借款4000万元。2、原告已向牡丹江博泰还款3950万元。3、贵州博泰与牡丹江博泰有4000万元借款关系存在，为此贵州博泰在同年分三次已归还牡丹江博泰3950万元。不存在抽逃4000万元资金的行为。第五组证据：1、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原告与牡丹江博泰其他应收账款明细。2、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原告与牡丹江博泰其他应收账款明细。证明：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原告与牡丹江博泰除上述借款事实外，产生的其他应收账款明细仅为77400元。并无抽逃出资的行为存在。 被告圣丰道桥对原告提交的五组证据质证意见认为，1、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2、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验资报告只是会计事务所开展的第三方验资程序，原告是否抽逃出资和未缴纳出资行为不能通过该报告证实。3、第四组证据，对财务凭证、借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银行转账凭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之间大额借款无合同、无利息约定、无抵押担保，仅凭一张收据不足以证实该借款事实。贵州博泰向牡丹江博泰所谓的还款3950万元期间，陆续从牡丹江博泰转出款项近3600万元。上述转入转出的款项在银行流水中均是往来款，不能体现还款的信息。4、对第五组证据，属于原告单方制作的凭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通用机打发票、中国工商银行资金汇划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通用机打发票中明确标注品目为酒，数量50件，付款方为牡丹江博泰。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 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 被告圣丰道桥提交了四组证据：证据一：牡丹江博泰建档日期为2011年3月17日的企业工商档案一份，证明：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设立公司时，注册资本金为10000万元，股东为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和章伟云，出资比例出资时间分别为60%、10%、15%和15%，出资时间分别为贵州博泰2010年12月23日，其余的股东为2011年3月15日。证据二：牡丹江博泰建档日期为2012年4月9日的企业工商档案一份，证明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包括原告）将股权转让给关联公司中京博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牡丹江博泰成为一人公司，耿春萍为执行董事，同时耿春萍为中京博泰的股东及董事。中京恒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京恒瑞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据三：本院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三份（附银行账户明细），证明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在工商银行牡丹江锦江支行账户尾号分别为2922和5876的资金借贷明细为，贵州博泰于2010年12月23日向尾号2922账户转入6000万元，2011年3月11日将6000万元转至同一支行尾号5778账户。2011年3月14日，将其中的4000万转入牡丹江博泰的关联公司廊坊开发区博泰工商银行廊坊光明支行尾号1061账户，随即将此款分别转给耿春萍1500万元、陈克东1500万元、原告中京恒瑞1000万元。同日，耿春萍和陈克东将款项分别转给付振义和章伟云。3月15日，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将收到款项汇至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尾号5876账户。3月18日，将款项将4000万款项全部转入贵州博泰账户。该4000万出资款经过几经划转又回到原点，证实贵州博泰抽逃出资和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未完成出资义务的事实。证据四：贵州博泰章程修正案，证明章程修正前后的股东均有耿春萍和张俊岩，当时耿春萍和张俊岩为夫妻关系，双方持股比例为51%，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耿春萍。证实牡丹江博泰与贵州博泰是关联公司，前者的法定代表人是贵州博泰派出的股东耿春萍任职，名为两个公司，其控股和管理权人实为耿春萍。 原告贵州博泰对被告圣丰道桥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2没有异议。2、证据3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账户明细中体现的被告与我方的往来款均与原告举证的一致，在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2017004054证据中第10页2012年1月10日支付77400元给原告，与我方的第五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我方的举证目的。该组证据恰巧证明了我方已完成了6000万元出资义务。在随后与被告方的资金往来中双方均有明细记载，来往记录相互持恒，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且未实际损害公司的经营能力。3、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对被告圣丰道桥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的证据不能证实抽逃出资和关联公司这两个目的。法律上不禁止公司与公司、公司与个人之间进行资金融通，不能仅以资金流转认定抽逃或关联公司人格混同。 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向法庭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2011年3月-12月牡丹江博泰在西十一条路的经营投入，总金额是83877266.8元。证据二，牡丹江博泰在西十一条路总的投资统计，金额是235989567.89元。以上金额是牡丹江博泰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开支，能够印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负债是因经营不善不是因股东出资不到位。本案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多年来的经营活动不相符，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贵州博泰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圣丰道桥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牡丹江博泰混淆了注册资本金与企业经营现金流的概念。即便是公司经营现金流大于注册资本金，如果股东有抽逃出资和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行为仍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1、对于原告贵州博泰提交的五组证据。对于第一、二组证均各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验资报告只是会计事务所的验资程序，无法证实原告贵州博泰是否存在抽逃出资和未缴纳出资的行为。对于第四组证据，对银行转账凭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只能证实资金往来情况，无法证实借款事实存在。对于第五组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对被告圣丰道桥提交的四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牡丹江博泰股东为本案原告及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的股东占比情况，能够证明牡丹江博泰股东出资资金在其关联公司贵州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及股东之间的流转情况，对此本院予以采信。3、对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提交的证据因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被告亦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结合与本案合并审理的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诉本案被告和第三人三个案件举证质证认证情况，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本院在执行本案被告圣丰道桥与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合同纠纷一案时，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冀10执19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贵州博泰在完成认缴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后，随即将其中4000万元通过关联公司廊坊开发区博泰、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以出资款的形式转至牡丹江博泰，而后又将该笔款项转回自己公司的行为属于抽出资的行为，应在抽逃出资4000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的第二期出资款共计4000万元，完全是由其另一股东贵州博泰从自己第一期出资款中抽逃而来，尽管形式上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完成了出资，但实际上其并未对参股公司牡丹江博泰履行任何出资义务，且随后又将自己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故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应在未缴纳出资1000万元范围内、付振义应在未缴纳出资1500万元范围内、章伟云应在未缴纳出资1500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追加第三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京恒瑞国际控（集团）有限公司、付振义、章伟云为本案被执行人。第三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京恒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付振义、章伟云分别在40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廊坊市圣丰道桥集团有限公司清偿债务。该执行裁定书送达后，贵州博泰不服，以（2018）冀10执19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存在错误，不应该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为由，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查明，本案第三人牡丹江博泰于2011年3月9日由股东贵州博泰、中京恒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名称变更为中京恒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案中简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共同出资组建，公司申请登记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股东贵州博泰认缴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股东中京恒瑞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本的10%，股东付振义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股东章伟云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依据该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为耿春萍，监事为张男。依据该公司成立时的章程，该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0万元，在一年内分两期缴足，首期出资6000万元由股东贵州博泰在2010年12月22日前缴纳，剩余4000万元由其他三位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在2012年12月23日前缴纳。后变更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实缴出资的时间为2011年3月15日。2010年12月23日，贵州博泰从其公司40×××87账户向牡丹江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22验资账户汇入应缴出资款6000万元。2011年3月11日，牡丹江博泰将该6000万元汇入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8账户，于2011年3月14日将其中4000万元汇入本案第三人廊坊开发区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光明支行04×××61账户。当日该账户分五笔，转入中京恒瑞01×××39账户1000万元；转入耿春萍62×××77账户1500万元；转入陈克东（廊坊开发区博泰员工）62×××02个人账户1500万元。当日耿春萍的62×××77账户转款1500万元到付振义95×××77账户；陈克东的62×××02个人账户转存1500万元到章伟云的62×××72账户。2011年3月15日中京恒瑞通过01×××39账户、付振义通过95×××77账户、章伟云通过62×××72账户分别转款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至牡丹江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6账户，作为股东出资认缴款进行验资。同年3月17日牡丹江博泰将4000.88889万元转入其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8账户。同年3月18日，牡丹江博泰将09×××78账户的4000万元转入贵州博泰的37×××43账户。2012年3月29日，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将其持有的牡丹江博泰100%股权一并转让给了中京博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耿春萍为牡丹江博泰执行董事，同时为中京博泰的股东及董事。 另查明，至本案被告圣丰道桥与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阶段，根据执行阶段法院查控的情况及牡丹江博泰自述其没有任何不动产，有几辆车，一辆在圣丰道桥处保存，法院查封的几个账户账上基本没有资金。原告虽在庭审中对牡丹江博泰的现有资产提出审计评估，但在确定的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申请，也未缴纳相关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追加本案原告贵州博泰为被执行人。就该争议焦点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即本案第三人牡丹江博泰是否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二是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的贵州博泰是否未足额缴纳出资或抽逃出资；三是贵州博泰如果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在相应的数额内向圣丰道桥承担责任。 一、关于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本案第三人牡丹江博泰财产是否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问题。 对牡丹江博泰的财产状况，根据本院执行阶段法院查控的情况及牡丹江博泰自述，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原告虽在庭审中提出对牡丹江博泰的财产进行审计评估，但在本院确定的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申请，也未缴纳相关费用，应视为对牡丹江博泰目前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无异议。 二、关于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的贵州博泰是否未足额缴纳出资或抽逃出资问题。 原告作为牡丹江博泰的股东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向公司的出资义务。但综合牡丹江博泰四股东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的出资资金来源及划转过程，贵州博泰虽然在2010年12月23日向牡丹江博泰完成认缴出资6000万元，但随后牡丹江博泰将其中4000万元转至廊坊开发区博泰、耿春萍、陈克东账户，后转入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账户，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分别将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转入牡丹江博泰账户。在完成出资后，牡丹江博泰又于2011年3月18日，将4000万元转入贵州博泰账户中。故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的贵州博泰存在4000万元出资不实和抽逃行为。 三、关于贵州博泰如果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在相应的数额内向圣丰道桥承担责任的问题。 本案原告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的股东，对自己认缴的出资形式出资后又部分转出，并未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实际缴纳转出部分的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在4000万元范围内对牡丹江博泰资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即在4000万元范围内对牡丹江博泰的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清偿责任。 对于原告提出2014年2月20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十二条已明确删除“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资后又转出的”，该款已不再属于法定的抽逃出资行为。转出4000万元非原告作为股东之行为，原告并不知情，该款项并非直接转入原告账户，而是用作了其他股东的出资。牡丹江博泰向贵州博泰转款4000万元，属于借款关系，贵州博泰后续有还款行为。认定原告属于抽回出资行为，不符合“抽逃出资”的主、客体及实质要件的主张。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及其适用条文的修改，虽然放宽了公司认缴出资的条件，但是基于民事行为的诚信原则和公司法理论分析，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后不实出资或出资后又未经法定程序转出的行为，不仅不符合诚信原则和公司法理论，同时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贵州博泰虽主张牡丹江博泰给其转的4000万元为借款，后其已偿还。但其只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公司记账凭证，未提交借款合同等证明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相关证据，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人牡丹江博泰主张股东是否承担公司债务不看验资，关键在于公司的经营资本是否充实，牡丹江博泰的经营开支有据可查，远远超过注册资本，不应当以验资的形式判定股东是否承担公司债务的意见。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及其适用条文的修改，虽然放款了公司认缴出资的条件，但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且从我国公司法理论与实践来分析，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后不实出资或出资后又未经法定程序转出的行为，不仅不符合诚信原则和公司法理论，同时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应当秉持诚实，讲究信用，恪守承诺，如实履行股东认缴出资的义务。但其缴纳的出资部分转出，作为其他三股东向牡丹江博泰的出资，又由牡丹江博泰将该出资转回贵州博泰的过程，明显存在对牡丹江博泰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的行为，该行为在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应当在其认缴且未实际缴纳的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追加原告贵州博泰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其应在4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圣丰道桥清偿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 帆 审判员 汪铁刚 审判员 丁德松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