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浙行申5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文环，女，1968年7月16日出生，加拿大籍，现住。委托代理人林策、张若楠，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561号建设大楼。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滨江商务区CBD片区17-05地块西北侧。原审第三人潘妙飞，男，汉族，1958年7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再审申请人杨文环因与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简称温州市住建委)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行终2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杨文环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关于杨文环及潘妙飞是否已经收回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潘妙飞始终明确授权委托书原件已收回，与温州中城公司工作人员倪明连、潘雪平的谈话笔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潘妙飞不具有为温州中城公司办理浙商银行抵押贷款的意思表示。而三人一开始均未提及一式两份的问题在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系浙商银行的抵押贷款纠纷，而非与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纠纷，且事情发生在2008年，距本案初次起诉之日已有七年之久，潘妙飞与倪明连、潘雪平三人的陈述才符合正常的记忆规律。以此理由推断被申请人登记时审查过原件，明显错误。其次，按照常理，一般公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随后收回后，均要进行销毁，以免原件不小心遗失造成纠纷，不可能将之收藏保管7、8年之久，故潘妙飞现今无法提供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的行为更符合常理。以此理由要求申请人承担责任，明显错误。最后，二审法院乃至被申请人认为办理涉诉抵押登记手续时，已提交了授权委托书原件的主要依据在于杨美凡的谈话笔录、刘佳俊、赵漫际的证言及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时提供的公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但上述证据自相矛盾无法佐证这一事实，第一，刘佳俊、赵漫际均为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且系涉诉抵押贷款手续的经办人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两人陈述为未审查时将直接遭受处罚，承担不利后果，故两人的陈述倾向性可想而知，无法用以认定本案事实。第二，被申请人处保管的复印件均未经过杨美凡签字确认，可以与杨美凡在谈话笔录中认为自身没有见过授权委托书的陈述相互印证，故杨美凡作为受托人都未见过授权委托书原件，刘佳俊、赵漫际两人就更不可能见到授权委托书原件。第三，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在本案重审的庭审中回答一审审判员关于原件后来的去向时，回答是保存在上诉人与农行的抵押贷款卷宗里，但是农行的抵押贷款手续办理于2008年12月初，涉诉浙商银行的抵押贷款手续办理于2009年5月14日，如真取之农行保管的原件，根据《房屋登记办法》应当加盖农行的校对章，但被申请人提供的复印件并没有相应的校对章，可见并非取之农行的原件，被申请人的陈述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因此，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即便参考《民事诉讼法》的优势证据原则，本案杨文环及潘妙飞已经收回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的证据更优于未收回的情况，应当认定已收回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故二审法院认定杨美凡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已出具原件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二审法院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在本案中应由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证明其做出房屋抵押登记行为时程序合法。又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申请登记材料应当提供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有关机关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结合我们日常生活常理，到住建委办理房产手续时，手续极为严格，均要申请人留存原件，或有关机关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但本案中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仅仅留存未经申请人签字确认也没有任何有关机关签字确认的复印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房屋登记办法》。而杨美凡的谈话笔录、刘佳俊、赵漫际的证言同样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涉诉行政行为合法。因此在本案中应当由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二，关于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于二审庭审时所主张“杨美凡持从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到被申请人处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的举证责任问题。首先，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既然被申请人主张存在“杨美凡持从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到被申请人处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这一事实，应由被申请人承担证明其主张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次，结合本案中目前的证据，仅能证明杨美凡于2008年12月初办理农行的抵押贷款手续办理时提供了授权委托书，并没有证据证明杨美凡后续于2009年5月14日办理浙商银行的抵押贷款手续时已经调取过该份原件。杨美凡的谈话笔录并未涉及相关内容，也证明这一事实并未存在。最后，中国农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对于从该单位调取已贷款的关键原件材料均应有严格审批流程，否则随意调取原件材料不返还将给中国农业银行带来极大影响。故，如果杨美凡有从中国农业银行调取授权委托书原件，中国农业银行应有留存相应的证据痕迹，具体经办人员也可以出庭说明，被申请人未能调取相应证据材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被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杨美凡持从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到被申请人处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请求依法再审。被申请人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在本案审查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潘妙飞在本案审查期间亦未提交相关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均无异议：即2008年11月3日，杨文环、潘妙飞同意以案涉房屋为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中城公司)向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贷款提供担保，并公证授权委托杨美凡代理其二人办理抵押登记、签订抵押合同的一切相关手续。由于原温州市房管局留存公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未加盖核对章，由此产生了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即原温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被诉抵押登记时是否核对过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申请被诉抵押登记是否为杨文环、潘妙飞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尽管原温州市房管局留存公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未加盖核对章，但后经与原件核对，对其内容真实性可以确认。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杨美凡与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时提供的公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上加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章及经办人印章，鉴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与被诉抵押登记于同一天作出，故在申请办理被诉抵押登记时曾提交过授权委托书原件的事实具有较高可能性；其次，根据受托人杨美凡的谈话笔录，其尽管称公证授权委托书直接由温州中城公司的员工交给原温州市房管局，但其同时明确大约在2011年的时候杨文环和潘妙飞才跟其说不要去办温州中城公司的相关手续。该证言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印证申请案涉抵押登记时杨文环和潘妙飞仍认可杨美凡的委托代理权限；最后，杨文环和潘妙飞虽主张办理授权委托公证后不久即收回了授权委托书的原件，并据此认为已经撤销了对杨美凡的授权委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杨文环和潘妙飞主张收回授权委托书原件的陈述，与其在一审法院调取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后陈述的原件有一式两份、另一份交给温州中城公司用于办理中国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等陈述相矛盾，对该事实难以确认；其次，案涉授权委托不仅经过相关公证手续，且从授权委托的内容看，其授权委托事项极为明确，即以涉案房屋为温州中城公司向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贷款提供担保，并公证授权委托杨美凡代理其二人办理抵押登记、签订抵押合同的一切相关手续；其委托期限也明确为“完成上述委托事项止”。在此情况下，即使杨文环和潘妙飞有撤销授权的主观意愿，其显然也未完全达到撤销该授权委托书所应具有的审慎注意义务。综上所述，原温州市房管局在办理被诉抵押登记时，未对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是否与原件核对无误等事实进行依法有效的证据固定，显属不当。但从现有证据状况看，杨文环和潘妙飞提出的被诉抵押登记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文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杨文环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黄金富审判员  王红根审判员  夏祖银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