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辽02行终680号上诉人：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丰元街****。法定代表人：孙彦桥，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甘红霞，系辽宁斐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法定代表人：刘东立，系该局局长。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法定代表人：杜国龙，系该分行行长。委托代理人：解丽颖，系该单位法律保全部门职员。原审第三人：悦泰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三环街**/div>法定代表人：郭仁涛，系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杜忆渤，男，1971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第三人：李馨馨，女，1974年8月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房屋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行初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1999年6月28日，大连华美建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与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的48套房屋全部转让给第三人中信银行，并于同年7月12日在大连市房地产交易所对此进行了备案登记。1999年7月19日，华美公司与第三人中信银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华美公司欠付第三人中信银行贷款本息未能偿还，故华美公司将其所有的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房屋的销售资金全部用于偿还借款本息。此后，第三人悦泰集团有限公司（原大连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同）接受第三人中信银行的委托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房屋进行销售。2002年9月4日，第三人杜忆渤与第三人悦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约定购买案涉房屋相关事宜。2002年12月，案涉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杜忆渤。2003年11月，案涉房屋由杜忆渤转让给第三人李馨馨。案涉房屋现登记于第三人李馨馨名下。另查，华美公司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属企业中信华美建设开发公司的直属子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2000年11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批准中信华美建设开发公司将华美公司对外整体转让。2001年3月15日，大连星海资产评估事务所受中信华美建设开发公司委托，对华美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00年12月31日，报告所附资产评估明细中未包含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房产。2001年11月30日，中信华美建设开发公司与大连华林金海湾康乐城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转让大连华美建设发展公司的协议书》，约定中信华美建设开发公司将华美公司一次性整体转让给大连华林金海湾康乐城有限公司，转让的资产以大连星海资产评估事务所2001年3月15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资产为准。2002年3月，华美公司企业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大连华林金海湾康乐城有限公司及大连海寰康乐城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再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2）大行初字第7号行政案件中，于2012年7月6日将本案原告追加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系因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房屋权属争议所引起，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已知悉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全部房屋于1999年抵债给第三人中信银行及在房地产交易所对此进行了合同登记备案等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由华美公司整体转让给大连华林金海湾康乐城有限公司后经改制成立。由于2001年11月30日签订的《关于转让大连华美建设发展公司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的华美公司资产以大连星海资产评估事务所2001年3月15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资产为准，而该评估报告所附资产评估明细中并未记载包含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房产，因此在华美公司被整体转让时，包含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房产的所有权已不属于转让后的华美公司或改制后的原告所有。据此，该院认定案涉房屋并非原告的资产，原告与本案所诉的房屋登记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另外，因原告于2012年参与（2012）大行初字第7号行政案件时已知悉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秀月小区10号楼全部房屋于1999年抵债给第三人中信银行及在房地产交易所进行登记备案等事实，故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上诉人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主要理由是：一、上诉人是案涉房产的权利人，是适格原告，案涉房产也未抵债给中信银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原来是案涉房屋的开发和承建方，对案涉房屋具有所有权，案涉房产即便在中信华美开发公司整体转让大连华美建设发展公司给大连华林金海湾康乐城有限公司时未被大连星海资产评估事务所列入资产评估报告中，也不影响该房产仍然登记在大连华美建设发展公司名下，是该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法财产的客观事实。更何况大连华美建设发展公司改制前后资产及负债情况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公司性质和股东发生了变化。另外，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495号行政判决书中已认定了与案涉房屋同处于中山区秀月街10号楼的其他八套房产属于上诉人的财产，上诉人有权处分。因此，原审法院仅以2001年3月15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作为认定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处置和处分权显然是错误的。2.上诉人与中信银行虽然曾经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但双方并未约定以房抵债，而是约定了以案涉房屋出售所得的款项偿还中信银行的借款，中信银行为确保上诉人给付房屋出售所得款项，才与上诉人签订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也即目的并不是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且中信银行也未举证证明其向上诉人支付过案涉房屋的购房款，上诉人也从未向中信银行交付过案涉房屋，上诉人仍然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中信银行之间构成以房抵债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其将案涉房屋登记在杜忆渤、李馨馨名下的合法性，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012）大行初字第7号案涉及的房屋并非本案房屋，上诉人在参加该案诉讼时并不知道案涉房屋已被被上诉人违法登记给杜忆渤、李馨馨，被上诉人也从未书面告知过上诉人案涉房屋已被登记给杜忆渤、李馨馨，更未书面告知过上诉人诉权和起诉期限，上诉人是在2017年11月份之后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495号行政判决书后才最终得知案涉房屋已被违法登记给杜忆渤、李馨馨，随后于2018年2月份便提起了行政诉讼。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原审第三人悦泰集团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杜忆渤、李馨馨，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495号行政判决在“另查明”部分认定，“华美公司于1995年分三次向中信银行贷款共计本金1400万元，到期后因无力偿还，于1999年6月28日将48套房屋（即坐落于大连市××山区××楼的全部商品房）通过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方式抵债给中信银行。华美公司已按商品房销售合同的约定于1999年10月31日向中信银行实际交付上述48套房屋，中信银行通过悦泰房地产公司（即本案原审第三人悦泰集团有限公司）陆续出售给案外人，至2003年3月已出售40套。”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利害关系”，是指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房屋权属登记是房屋登记机构在当事人房屋权利发生变动的原因关系下对房屋权利的确认或者记载，其本身并不创设房屋权利。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是否具有对案涉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关键在于是否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主体，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在华美公司被整体转让时，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属于上诉人。此外，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495号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看，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系案涉房屋的权利主体。因此，上诉人与案涉房屋登记行为之间无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张国华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刘 媛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