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8010号原告：吕慧，女，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住广州市越秀区。被告：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路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42975U。法定代表人：邱国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通，男，1988年1月14日出生，该公司总经理助理，联系地址。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小瑾，女，1989年9月20日出生，该公司员工，联系地址。原告吕慧诉被告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慧，被告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通、苏小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慧诉称：2017年11月30日，原告与被告经仲裁调解协议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7月18日，原告在办理社保打印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时发现2017年1月有一笔18000元的收入，但被告未实际予以发放。原告遂于2018年7月25日申请劳动仲裁追讨这笔欠薪。2018年8月9日，被告将该笔18000元收入连同521.13元的缴税记录从纳税清单中删除，原告对此毫不知情。2018年8月15日，社保突然中断发放原告的失业金。2018年8月21日，原告去社保部门查询原因才知道被告对原告的2017年收入申报做了变更。按照社保部门的指引，原告将2018年7月18日和2018年8月21日打印出来的两份纳税清单e-mail给了原广州地税部门。2018年9月7日，原告涉及的个税问题提交广州市税务稽查局，对被告进行实名举报。上述18000元收入的发放时间是2017年1月，而当时原告正在家休产假。被告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工资。作为一名普通员工，了解自己收入的唯一渠道就是每月都会派发给原告，列明固定工资、利润奖以及各项津贴明细，并由原告签名领取的工资条。但被告从未向原告派发2017年1月工资条，导致原告无法提供相应的收入证据。原告在2018年8月21日最新打印的纳税清单并未显示18000元的款项，是由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税种特殊性造成的。纳税清单虽然只有纳税义务人本人才能查询打印出来，但收入申报和个税的缴纳都是由扣缴义务人来完成，所以作为扣缴义务人的被告才能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原告的收入和缴税金额进行删改。被告在删除2017年1月18000元收入的同时，也将2017年2月14日已缴纳入国库的521.13元个税一并删除。这一删改涉嫌税收违法，税务稽查部门正在调查。所以2018年8月21日的纳税清单虽然不显示18000元的这笔款项，但并不能证明这笔收入不存在。原告于2016年9月29日生育二胎，之后多次催促被告办理和发放生育津贴，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2017年9月7日，眼见办理生育津贴的一年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原告再一次以短信联系公司总办林主任，得到明确的书面答复是生育津贴已取消。而早在2017年3月10日，社保部门就已经将生育津贴36869.12元打入被告账户。因为被告的隐瞒和欺骗，2017年11月21日，在与被告就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金额的调解过程中，原告根本不知道这笔收入的存在，故当时原告是在被欺诈的情形下达成的调解。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18000元；2.被告支付因隐瞒18000元工资而导致未发放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3000元；3.因被告少发生育津贴而导致工资基数被降低，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41766.3元。被告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2017年1月的工资收入为固定工资加生活补助2000元，不存在18000元工资收入。被告财务在个税申报时错误填写了18000元工资收入，现在已到税局办理完成更正手续，税局已作更正。原告2017年1月主要有两部分收入，第一部分为每月的固定工资，第二部分为年终的生活补助2000元。发放生活补助费2000元的原因是，原告所处业务部门经营业绩不佳，按照考核制度，其部门没有完成公司考核指标，部门员工不能获取奖金，被告基于人道考虑发放生活补助。在其个人工资条明细中，清楚列明了各项收入及扣费明细，显示当月发放的是2000元生活补助，并非发放18000元，因此不存在2017年1月份有18000的工资收入，被告也并没有扣除18000元对应的个人所得税。因财务部门内部工作调整，刚接手负责员工个税汇算缴纳工作的同事还不熟悉操作，加上年终财务决算工作较为繁忙，申报原告1月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时，原本应该按固定工资加2000元生活补助进行申报的，手工操作错误填写成18000元，当月检查时及时发现了问题，没有扣除原告个人所得税，财务部门因工作忙没有进一步到税局办理更正，此为工作失误。在原告提出异议后，被告前往税局办税大厅咨询处咨询了解到更正申报的办事指南，税局答复需要提交更正当月的正确数据的文件电子版和纸质版到税局前台办理，被告于2018年8月9日前往税局前台办理了申报更正。更正申报的工作是由被告提交资料，然后由税局完成更正的，并不存在被告自行修改数据的情况，而且在办理更正前也向分管的广州大企业局对此次更正做了书面的说明。原告可以通过个税查询查看到最新情况，不复显示18000元个税。因被告是全体员工统一申报，税局无法打印出单个员工的个税申报情况。之后，被告于2018年8月23日收到原告打印的个人所得税清单，显示被告已经完成更正工作，并不显示18000元个税。被告为省属国有企业，一直以来规范运作，接受多个上级监管和审查，对涉及员工事项不会有任何隐瞒行为。二、原告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相关争议及经济补偿经仲裁调解已经结案。由于原告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于2017年11月15日对其作出辞退处理，并于同日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2017年11月26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在该案中，原告提出解除合同索要双倍补偿的不合理要求，后经仲裁员调解后，双方当场同意调解并协商一致支付其经济补偿金71775元。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办理完毕相关手续，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原告支付补偿金。该调解由劳动仲裁委主持，原告充分了解所有事项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同时，被告本着省属国企以优待员工为出发点，充分考虑了原告收入和工龄等情况，在调解过程中参照较高标准予以补偿，不存在隐瞒行为。三、2017年12月15日，原告就生育津贴申请仲裁，根据《仲裁裁决书》，被告已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支付其生育津贴差额22781.63元。因没有文件明确生育津贴列入工资总额，故被告支付给吕慧的生育津贴差额并不能作为其个人工资性收入，没有支付补偿金的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5年7月1日入职被告处，任职业务员，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有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11月30日起解除。2017年11月21日，原告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一、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1550元；二、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650元。该仲裁委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7〕3412号《仲裁调解书》，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申请人于2017年11月30日前办理好所有离职交接手续；二、被申请人于2017年12月5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申请人71775元（账户：33×××45，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户名：吕慧）；三、申请人放弃该案其他仲裁请求。被告已于2017年12月4日向原告支付71775元。2017年12月15日，原告因支付生育津贴差额劳动争议，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被申请人支付生育津贴差额24069.12元（当庭变更请求金额为25988.07元）。该仲裁委会于2018年2月2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8〕13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生育津贴差额22781.63元。被告已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支付22781.63元。2018年7月25日，原告因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等劳动争议，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一、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18000元；二、被申请人支付因隐瞒18000元工资而导致未发放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33000元；三、因被申请人少发放生育津贴而导致工资基数被降低，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41766.3元。该仲裁委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8〕47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书》，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与被告对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2016年效益奖金、利润奖）、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等存在争议。原告主张，原告于2018年7月18日办理社保打印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时发现2017年1月有一笔18000元的收入，该收入实际为2016年效益奖金即利润奖，但被告未实际予以发放；社保部门将生育津贴36869.12元打入被告账户，但因为被告的隐瞒和欺骗，在与被告就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金额的调解过程中，原告根本不知道这笔收入的存在，故当时原告是在被欺诈的情形下达成的调解，因此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为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2018年7月18日打印，显示2017年2月13日申报工资薪金所得18000元，实缴税额521.13元）；2.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2018年8月21日打印，显示2017年2月13日申报工资薪金所得5600元，实缴税额0元）；3.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水务局稽查局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编号：200029号，日期为2018年9月7日）；4.2017年9月7日与公司总办林主任的手机短信记录；5.2011年1月同事陈路妹的工资条（显示2011年1月陈路妹利润奖35000元），证明被告是有利润奖这一项，且与基本工资分别发放；6.2017年1月同事陈路妹的工资条（显示2017年1月利润奖、其他补发金额均为空白，部门为西成药出口部），证明是有利润奖和其他补发这二项的，虽然二项是空白没金额，但被告举证时却把这二项给删除了；7.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表，证明2017年12月原告才知道有生育津贴，而该生育津贴在2017年3月10日已经由社保发放至被告账上。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应以证据2为准；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是对证据1误报以后的错误申报更正；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受理后没有处罚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回复并不是确认没有津贴部分，生育津贴是不直接打给个人的，是由社保打入的；对证据5，陈路妹是被告之前的员工，2011年的工资条无法核实；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所在部门有利润奖才发放，没有利润奖是不发放的，由于被告没有留存发出工资条的底，被告就把系统记录有发放的工资栏打出来，从实发工资可以证明总额是一致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审核表下方温馨提示已注明计算办法，原告在2016年9月29日做生育手术，因此按照2015年的公司人均工资标准进行计算，与本案所争议的2017年标的没有关联性。被告则认为，原告2017年1月的工资收入为固定工资3600元加生活补助2000元，该2000元补助是为了调节没有利润的部门而发放的，不存在18000元工资收入；被告财务在个税申报时错误填写了18000元工资收入，该收入没有实际发放，也没有扣除个税，直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才发现并到税局办理更正手续，税局已作更正；原告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相关争议经仲裁调解已经结案；被告已根据《仲裁裁决书》向原告支付生育津贴差额22781.63元，因没有文件明确生育津贴列入工资总额，被告支付给原告的生育津贴差额并不能作为其个人工资性收入，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为此，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2017年1月工资明细表；2.关于印发2014年经营部门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3.2014年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经营部门绩效考核办法（显示2016年度部门考核指标净利润目标值为60万元）；4.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年度经营部门目标责任书；5.损益表（显示2016年医械出口部净利润为-96528.61元）；6.2016年医械出口部净利润（显示2016年医械出口部净利润为-96528.61元）；7.2016年经营部门利润提成奖金表；8.关于发放2016年年度生活补助的请示；9.2016年生活补助发放表（医械出口部）；10.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显示2017年1月1日至1月31日正常工资薪金所得税收入额5600元，盖国家税务总局广州税务局公章）；11.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2018年8月21日打印）；12.穗劳人仲案〔2017〕3412号仲裁调解书；13.内部账历史交易明细查询；14.穗劳人仲案〔2018〕138号仲裁裁决书；15.客户回单（显示被告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转账汇款22781.63元）；16.穗劳人仲案〔2018〕4733号仲裁案案件要素调查表，证明原告有收工资条；17.穗劳人仲案〔2018〕4733号仲裁裁决书。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不确认，原告从没见过该工资条；对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10的三性不确认；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2-1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6，原告误会了是有发放工资条，故打了勾，但并非承认被告有发放工资条给原告，因原告在休产假，因此在仲裁委已作了说明。本院认为：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2016年效益奖金、利润奖）问题。一方面，从效益奖金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因此，用人单位有权自主确定员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奖金发放等事项。效益奖金属于激励性报酬，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效益及员工工作表现确定员工的年终奖，不可能每个员工每年都获得年终奖或相同数额的效益奖金。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应获得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为2016年效益奖金、利润奖，但现无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或被告有承诺2016年效益奖金、利润奖的发放及具体金额；虽然原告提交了陈路妹工资条予以证明其他员工有利润奖，但原告与该员工并非同一部门，不能适用同一奖金发放标准，即使2011年有利润奖不能代表2016年仍有利润奖，且该员工在2017年的利润奖、其他补贴均为空白，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同一部门其他员工获得2016年效益奖金；被告提交的考核办法、生活补助请示可证明相关奖金及生活补助的发放依据，原告亦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告主张被告发放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2016年效益奖金、利润奖）缺乏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从税务申报角度看，原告以个人所得税查询显示有18000元为由要求被告发放该工资，但该金额仅为申报事项，实际未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事项不能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且被告已依程序经税务部门确认更正，故原告以个人所得税查询为由主张支付工资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原告在穗劳人仲案〔2017〕3412号一案中主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1550元，后与被告曾在仲裁委主持下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达成调解协议，也就是原告是在按照法律规定提出经济补偿金后自愿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即无论被告是否存在拖欠工资、生育津贴等情形，原告已清楚知道自身依法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数额，双方已在该经济补偿金数额基础上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达成调解协议，此后补发的生育津贴数额并不会造成实际所获得经济补偿金数额的降低。由此可见，上述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故原告再另行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差额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慧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吕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范卫民人民陪审员  胡广文人民陪审员  何碧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潘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