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3民撤3号 原告：浙江汇普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普福村4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83111374H。 法定代表人：苏伊凡，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伟、李文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启斌，男，1974年9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江威，浙江求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凤琴，女，1958年3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胡文飞，女，1982年4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杭州市江干区。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佘登位，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春锋（胡文飞丈夫），男，1982年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浙江汇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普公司）为与被告沈启斌、朱凤琴、胡文飞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于2018年10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汇普公司委托代理人王锡伟、被告沈启斌委托代理人沈江威、被告朱凤琴、胡文飞委托代理人佘登位、施春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汇普公司起诉称：（2017）浙0213民初745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存在错误，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原审未将原告列为第三人，也没有通知原告参加诉讼，被告沈启斌于2018年4月8日以原审判决为依据，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原告在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的通知之前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原审案件的通知，并不知晓原审案件的存在；二、被告在原审案件中恶意串通，隐瞒重要证据，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11年5月9日被告沈启斌与原告签订《房屋转让合同》，2011年8月22日被告沈启斌以购买价10500000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了案外人鲍某、胡某幼，2015年9月1日沈启斌办理了退房手续，被告沈启斌已退出了之前与原告间的合同关系且退房款已清讫，2015年9月1日原告收回涉案房屋并与被告朱凤琴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以总价8365500元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告朱凤琴，被告沈启斌没有因涉案房屋转让而遭受任何损失；三、原审判决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018年4月8日，被告沈启斌以原审判决为依据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原告赔付涉案房屋面积误差损失，杭州仲裁委员会最后作出不利于原告的仲裁裁决，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2017）浙0213民初7453号民事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沈启斌庭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既不是原审案件中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原审判决结果与原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原审中被告没有隐瞒重要证据，双方当事人也没有恶意串通，原告与案外人鲍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是沈启斌为借鲍某、胡某幼名义办理涉案房屋按揭贷款需要而签订，原审时沈启斌遗忘了这一事实，并没有刻意隐瞒，被告朱凤琴、胡文飞系从沈启斌处受让涉案房屋，原告并没有将超收的房款退还给沈启斌；三、杭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并不是完全依据原审判决作出，系依据自身独立的调查和审理并依法作出，仲裁裁决只是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了部分引用，原审中即使披露原告与案外人鲍某签订有《房屋转让合同》也不会改变原审判决结果。 被告朱凤琴、胡文飞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并庭审中答辩称：一、原告没有起诉的主体资格，其并非原审案件中房屋转让关系的当事人，也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提起诉讼；二、原告诉称的事实无证据支持，也不是客观事实。原告与被告朱凤琴、胡文飞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转让关系，被告沈启斌于2014年5月与胡文飞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屋出租给胡文飞，在租赁期内被告沈启斌与胡文飞通过短信、电话沟通协商，双方约定被告沈启斌以11000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总价8365500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胡文飞、朱凤琴，胡文飞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将房款汇入沈启斌指定的原告账户，原告在扣除剩余贷款后将余款退给了沈启斌。后为了办理房产证和更名的需要，朱凤琴、胡文飞先后两次与原告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三、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恶意串通、隐瞒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称的事实且其诉称的事实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沈启斌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了案外人鲍某，原告在转让涉案房屋时故意隐瞒实测面积，构成欺诈。综上所述，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且其诉称并非客观事实，请求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汇普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2017）浙0213民初7453号民事判决书、仲裁申请书、仲裁请求明确申请书、（2018）杭仲裁字第330号裁决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原审诉讼、原审判决损害了原告利益、原告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各被告质证后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均对证据关联性提出异议。被告沈启斌认为，仲裁裁决书并非完全依据原审判决作出，仲裁裁决结果与原审判决之间没有必然性。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认为，原告从知道原审判决结果到本案立案已超过了6个月起诉期限，仲裁裁决并非完全依据原审判决作出，原审判决结果与原告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无提起本案诉讼资格。 对上述证据，因各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即被告胡文飞曾以涉案房屋存在面积差诉请要求被告沈启斌返还超收房款及支付相应利息损失，本院审理后作出原审判决，后被告沈启斌提请仲裁要求原告退还超收房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2018）杭仲裁字第330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沈启斌支付超收房款547435.7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但关于原告是否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则应结合全案事实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具体认定。 2．原告分别与被告沈启斌、案外人鲍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案外人鲍某与胡某幼的结婚证、证明、收入证明、《保证借款合同》、出资合作协议、营业执照、公司章程、领用支票申请单、银行扣款通知书复印件、沈启斌书面说明各一份。用以证明2011年8月22日被告沈启斌将其向原告购买的涉案房屋转让给了案外人鲍某、胡某幼夫妇及鲍某、胡某幼向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被告沈启斌已不是涉案房屋权利人、原告有权收回涉案房屋另行出售他人并主张违约损失的事实；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沈启斌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当时沈启斌负债过多，无法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原告提出让沈启斌找案外人鲍某、胡某幼夫妇作名义上的购房人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案外人鲍某、胡某幼只是名义上的购房人，原告自身也一直主张沈启斌为其交易相对方并向沈启斌主张违约损失赔偿。 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所要证明的内容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截止收到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之前二被告并不知道案外人鲍某、胡某幼的存在，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沈启斌已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了鲍某、胡某幼夫妇，沈启斌和鲍某、胡某幼之间没有涉案房屋转让的相关记录和协议。 对原告提供的其分别与被告沈启斌、案外人鲍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案外人鲍某与胡某幼的结婚证、证明、收入证明、《保证借款合同》、领用支票申请单、银行扣款通知书等证据，因各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即2011年5月9日原告就涉案房屋与被告沈启斌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2011年8月22日原告又与案外人鲍某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2011年10月19日案外人胡某幼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堡支行申请按揭贷款、原告为胡某幼向银行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及银行将贷款600万元汇入原告公司账户。但对于被告沈启斌与案外人鲍某、胡某幼是否存在房屋转让关系、原告是否从被告沈启斌处收回了涉案房屋并另行出售等事实则应依据全案事实并结合相关证据作综合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出资合作协议、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沈启斌出具的书面说明等证据，因这些证据与本案处理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3．退房申请书、扣款业务自助回单、领（付）款凭证、银行收贷收息凭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9月1日案外人胡某幼、被告沈启斌就涉案房屋向原告提出退房申请及原告退还了房款的事实；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沈启斌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确实在收到被告朱凤琴、胡文飞支付的房款8365500元后将结余款项退给了沈启斌，但该退还的款项并非双方现争议的原告从沈启斌处多收的房款。 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退房申请书与原告诉请相互矛盾，原告诉称沈启斌退出了房屋买卖关系，但直至四年后才办理退房手续有违常理，相反该证据可以印证被告胡文飞、朱凤琴辩称的事实，即被告胡文飞、朱凤琴系从沈启斌处受让涉案房屋，后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需要沈启斌才向原告申请办理退房。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因各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即2015年9月1日被告沈启斌向原告提出退房申请、同日原告在收到被告胡文飞支付的房款8365500元并在按照约定偿还银行贷款余额4930182.73元、扣除房屋租金240800元和利息5000元后向被告沈启斌退款3189517.27元的事实，但对于该退还的款项是否就是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原告超收房款则应根据全案事实并结合相关证据作具体认定。 4．原告与被告朱凤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将涉案房屋以8365500元价格转让给被告朱凤琴、胡文飞、双方存在直接的房屋买卖关系的事实； 对该证据，被告沈启斌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沈启斌认为，系沈启斌与被告胡文飞、朱凤琴经沟通协商并最终达成以83655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被告朱凤琴、胡文飞，后来为了办证需要沈启斌向原告申请退房并由原告与被告胡文飞、朱凤琴另行签订《房屋转让合同》。 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质证后对该《房屋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所要证明的内容均不予认可，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认为，该份合同是原告让胡文飞先签字后再拿去盖章，合同第二页被原告替换掉了，原来合同上约定的涉案房屋建筑面积是760.50平方米，而现在原告提交的该合同中约定的建筑面积确是720.85平方米。结合原审案件中胡文飞、朱凤琴提交的证据，特别是短信截屏、通话记录和《款项说明》，这些证据能证明沈启斌和胡文飞双方磋商的过程及协议的结果，双方达成的转让价格正是合同约定的房款8365500元，后来为了更名需要才与原告签订了二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签订的日期是在原告知道涉案房屋实测面积之后。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房屋实测面积却没有在合同中写明也没有明确告知，明显不合情理且刻意隐瞒已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对原告提供的该《房屋转让合同》，虽被告朱凤琴、胡文琴对证据真实性持有异议，但该合同上有立约双方的签章，且被告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对其异议主张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被告人的异议主张不予认可，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该《房屋转让合同》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即2015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朱凤琴就涉案房屋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但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房屋买卖关系即被告朱凤琴系从被告沈启斌处受让涉案房屋还是从原告处受让涉案房屋则应根据全案事实并结合相关证据作具体认定。 被告沈启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18）杭仲裁字第608号裁决书，用以证明原告认为沈启斌多次违约还贷并据此要求沈启斌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实际上认可了沈启斌为购房人、案外人鲍某、胡某幼与涉案房屋交易无涉的事实。 对被告沈启斌提供的该裁决书，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质证后无异议。原告汇普公司质证后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原告认为，汇普公司向被告沈启斌主张要求违约赔偿是因为涉案房屋交易事宜一直都是沈启斌在出面办理，本案中提及案外人鲍某、胡某幼购买涉案房屋之事实是为了还原交易当时的真实情况。 对被告沈启斌提供的（2018）杭仲裁字第608号裁决书，因与本案事实认定和争议处理没有关联，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朱凤琴、胡文飞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9年1月2日向案外人胡某幼作了调查并作有调查笔录一份，案外人胡某幼在调查中陈述：其与鲍某系夫妻关系，沈启斌与鲍某系朋友。2011年8月22日鲍某与汇普公司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并由其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九堡支行申请按揭贷款600万元，该贷款600万元用于支付沈启斌向汇普公司的购房款，前期手续都是沈启斌办好后叫他们去签字，因为沈启斌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由其和鲍某与汇普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并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其和鲍某没有向汇普公司购房的意向，没有支付过购房首付款，也没有向银行归还过按揭贷款，银行按揭贷款每月都是沈启斌在偿还。其和鲍某没有收受、实际居住使用过涉案的房屋，实际上是沈启斌借其和鲍某的名义买房并向银行办理贷款。 对该调查笔录，各被告质证后均无异议。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当时购房手续是沈启斌负责办理、但对沈启斌与鲍某、胡某幼之间是借名买房、还是房屋转让抑或共同买房并不清楚。 对本院所作的调查笔录，因原告和各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调查笔录予以确认，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材料并结合原告、各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1年2月14日，原告汇普公司与被告沈启斌签订一份《汇禾？禧福汇预定协议》（合同编号：（2011）汇禧预字第059号），约定原告将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角的暂定名为汇禾？禧福汇[物业编号：转让号1号楼（施工号4号楼）第3层房号301-303、305-311号]的房屋出售给被告沈启斌，房屋建筑面积为760.50平方米，单价为13806.70元/平方米，房屋转让款总额为10500000元。同年5月9日，原告与被告沈启斌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1）汇禧转字第059号），就涉案房屋转让事宜再次约定。被告沈启斌共向原告支付了购房款4500000元。2011年8月22日，原告与案外人鲍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1）汇禧转字第059号），约定将涉案房屋按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3806.70元/平方米、总价10500000元转让给鲍某。2011年10月19日，案外人胡某幼（鲍某妻子）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堡支行签订一份《保证借款合同》，约定胡某幼因购房需要向银行贷款600万元，贷款划入原告公司账户，原告为胡某幼向银行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银行将贷款600万元划入了原告公司账户。 又查明，2014年5月9日，被告沈启斌与被告胡文飞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沈启斌将涉案房屋租赁给胡文飞使用，租赁期限为5年，自2014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租赁期限内双方经短信、电话沟通协商并达成一致，约定被告沈启斌按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1000元/平方米、房屋总价8365500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被告朱凤琴、胡文飞。 2015年9月1日，被告沈启斌向原告提出退房申请。同日原告与被告朱凤琴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5）汇禧转字第005号），约定原告将涉案房屋按实测面积、总价8365500元转让给朱凤琴，同日被告胡文飞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二笔将房款8365500元汇入原告公司账户,原告在将该款8365500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余额4930182.73元、扣除房屋租金240800元和利息5000元后将余款3189517.27元退给了被告沈启斌。 2017年1月5日，原告与被告胡文飞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5）汇禧转字第005号），对上述房屋转让事宜再次确认，该协议确认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720.85平方米。 另查明，2017年2月5日，被告朱凤琴、胡文飞以涉案房屋实测建筑面积为720.85平方米、而非之前与被告沈启斌约定的760.5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误差达39.65平方米为由，向本院诉请要求被告沈启斌返还3%以内面积超收房款237765元、双倍返还超过3%面积的房款39677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8年2月28日本院做出（2017）浙0213民初745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沈启斌返还给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超收房款436150元，并按照年利率4.35%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 2018年4月9日，被告沈启斌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返还3%以内面积超收房款298431.8元、双倍返还超过3%面积的房款498007.6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8年9月18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杭仲裁字第330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沈启斌支付超面积收取的房款547435.7元，并支付自2011年2月14日起计算至2018年7月14日止的利息244792.68元。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原告系涉案房屋产权人和出让人，其非因本人原因未参加（2017）浙0213民初7453号案的诉讼，认为原审案件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隐瞒重要证据，原审判决损害了其利益，且自（2018）杭仲裁字第330号裁决作出之日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并未超过6个月期限，故原告就原审判决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原审判决是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首先，关于原审当事人双方是否恶意串通隐瞒重要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原审当事人双方存在房屋转让关系有当事人提供的手机短信截屏、通话记录、银行业务回单和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在案证据能相互印证，从系列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确认被告沈启斌、朱凤琴、胡文飞就涉案房屋转让事宜通过电话、短信进行沟通磋商并达成一致协议，即双方同意被告沈启斌将其从原告处购买的涉案房屋按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1000元/平方米、总价8365500元转让给被告朱凤琴、胡文飞，后被告朱凤琴、胡文飞得知涉案房屋约定的建筑面积与实测面积存在误差，因而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沈启斌退还多收的房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认为原审案件当事人双方隐瞒重要证据恶意串通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未参加原审诉讼是否会因此导致原告权益受损。如上所述，原审判决系基于被告朱凤琴、胡文飞与被告沈启斌间房屋转让关系而判决被告沈启斌返还超收的房款，而被告沈启斌提请仲裁要求原告返还超收的房款系基于其与原告间的房屋买卖关系，原告将涉案房屋以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3806.7元/平方米、总价10500000元价格出售给被告沈启斌，后被告沈启斌再将涉案房屋按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1000元/平方米、总价8365500元转让给了被告朱凤琴、胡文飞，先后两个法律关系系完全独立的房屋买卖和转让合同关系，在原审案件诉讼中和仲裁案件中被告沈启斌和原告各自分别享有自己的抗辩权。因此，原告未参加原审诉讼并不会因此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原告完全可以在被告沈启斌提请仲裁或起诉时在涉其纠纷案件中行使完全独立的抗辩权。第三，原告是否已将多收的房款退还给了被告沈启斌。原告主张被告沈启斌已退出了房屋买卖关系，且2015年9月1日被告沈启斌申请退房时已将房款退还给了被告沈启斌，但根据本案查明之事实，原告系按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3806.7元/平方米、总价10500000元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告沈启斌。原告虽在与沈启斌签订涉案房屋转让合同之后又与案外人鲍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但根据胡某幼的陈述，鲍某、胡某幼之所以与原告签订该转让合同，目的是为了帮助沈启斌办理涉案房屋按揭贷款，房屋首付款系由被告沈启斌支付，按揭贷款实际上由沈启斌负责偿还。2014年5月9日被告胡文飞系从被告沈启斌处承租涉案房屋，也是被告沈启斌、胡文飞、朱凤琴间就涉案房屋转让事宜进行沟通协商。因此，即便如原告所述，沈启斌、鲍某、胡某幼之间相对于原告而言是共同购房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沈启斌已完全退出了房屋买卖，沈启斌对涉案房屋已不享有任何权利，且原告确已从沈启斌处收到了约定的房款10500000元，该房款中包含了原告应退还的由于房屋面积差而超收的部分房款。而涉案房屋实测建筑面积为720.85平方米，面积误差达39.65平方米，按照双方在《房屋转让合同》（编号（2011）汇禧转字第059号）第六条的约定，应以实测面积和约定的单价进行最终结算，即原告应将多收的建筑面积39.65平方米、按单价13806.7元/平方米计算的房款547435.7元退还给被告沈启斌，但实际上至被告沈启斌提请仲裁前原告并没有将多收的该部分房款退还。原告于2015年9月1日退还给被告沈启斌的3189517.27元，并不是其从被告沈启斌处收取的总价10500000元房款中超收的部分，该退还的款项系被告朱凤琴、胡文飞以建筑面积760.50平方米、单价11000元/平方米、总价8365500元从被告沈启斌处受让房屋时按约定向原告所支付的房款中的结余部分。2015年9月1日被告沈启斌之所以向原告提出退房申请，且于同日由原告与被告朱凤琴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并办理银行还款、退款等系列手续皆是为了实现缔约目的，即能将涉案房屋转让过户给被告朱凤琴、胡文飞。被告朱凤琴、胡文飞按照与被告沈启斌的约定并根据沈启斌的指示将房款8365500元支付给原告，是为了替被告沈启斌偿还剩余银行按揭贷款以便从被告沈启斌处受让涉案房屋，原告在收到房款后扣除其担保的银行贷款余额4930182.73元、房屋租金240800元、利息5000元后将结余的3189517.27元退还给被告沈启斌，该退还的款项是被告朱凤琴、胡文飞从被告沈启斌处受让涉案房屋的转让款的结余部分，原告不能据此免除向被告沈启斌退还从沈启斌处收取的超收房款的义务。原告认为被告沈启斌已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已向被告沈启斌退还了房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告主张原审当事人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原告虽未参加原审诉讼，但原审判决并未损害其民事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汇普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01元，由原告浙江汇普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建标 人民陪审员  徐恩琴 人民陪审员  陈国平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江银儿 此页无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