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81民初3020号 原告：徐某1，男，197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雷，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斯佳，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某，女，196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区，现住江山市区。 被告：夏某1，男，200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区。 法定代理人：胡某（系夏某1母亲），身份同上。 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井水，浙江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怡，女，198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区。 被告：徐某2，女，1934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山市，现住江山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怡（系徐某2孙女），身份同上。 原告徐某1与被告胡某、夏某1、夏怡、徐某2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雷、被告胡某及被告胡某、夏某1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井水、被告及被告徐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各被告在继承夏介森遗产范围内归还原告5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要求：各被告在继承夏介森遗产范围内归还原告39133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胡某系夏介森之妻，夏某1系夏介森之子，夏怡系夏介森之女，徐某2系夏介森之母。原告与夏介森系朋友关系。原告在江山市人民法院的大部分执行案件所涉款项都与夏怡有关，夏怡是担保人。后原告被拉入失信人员黑名单，而其当时不在江山，故委托夏介森帮忙处理执行案件，并分批交给夏介森65万元用于交法院执行款，分别为2014年1月17日转账17万元，2014年4月17日转账22万元，2014年9月21转账16万元，2015年5月14日转账10万元。原告在汇款时并没有具体针对哪个案件，而是陆续有钱就汇款。那时原告也催夏介森抓紧帮其处理，但夏介森讲有些申请执行人急了会找他的，届时可以帮原告少付点钱。2016年春节左右，在夏介森生病之前原告得知夏介森没有帮其处理案件。在夏介森生病住院期间，夏介森家属说不能影响其养病让原告别提这个事，原告也希望夏介森能早日康复所以没有提。2017年4月19日夏介森因病去世，导致其无法履行原告委托处理的执行和解事宜。去世之前夏介森通过家人告知原告“很对不起徐某1，徐某1打过来的钱被夏介森用掉了”。夏介森去世之后，原告找到被告商谈返还款项事宜，但被告未予返还。经查，原告交给夏介森65万元当中，扣除夏介森代原告预存执行款10万元[指2014年12月26日夏介森代原告及夏怡交（2009）衢江民执字第864号案件执行款10万元]、代交周水川案执行款138665元及祝建同案执行款4万元（其中2万元系从预存10万元执行款中支付），剩余391335元。另2014年1月份之前原告与夏介森没有任何款项往来。2014年1月份之后，除了案涉65万元款项以外，夏介森还向原告借过一笔10万元、一笔20万元且均已归还，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款项往来。（后又称）2016年1月11日夏介森曾发短信给原告向其借款，后来原告通过工行将借款转给夏介森，2016年6月23日原告发短信给夏介森催款。综上，原告认为其与夏介森之间的委托关系合法有效，夏介森在未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未及时返还原告所汇款项，给原告造成相应损失。现因夏介森意外去世，各被告作为夏介森的遗产继承人，应及时返还原告款项。 被告胡某、夏某1辩称，一、对夏介森与各被告之间的身份关系及夏介森生病去世无异议。但当时原告与夏怡是男女朋友，夏介森因此认识原告，其与原告并不是朋友关系。二、原告与夏介森不存在委托关系。虽然原告有65万元汇入夏介森账户，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夏介森处理执行案件。在徐某1被执行案件当中确实有夏介森交款的案件，但夏怡也是该部分案件的被执行人，且夏介森在2016年7月22日法院谈话时表示其是代女儿夏怡处理事情而不是原告，故夏介森交款不等同于夏介森是原告的代理人。另据原告自述其与夏介森有多种款项往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系原告委托夏介森处理案件的款项。原告应举证证明其与夏介森之间有哪几种款项往来，并一一对应，才能说明案涉款项的性质。在夏介森在世之前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案涉款项，在夏介森去世之后原告也没有找被告商谈还款的事情。被告不清楚夏介森去世之前是如何告知原告。由于原告与夏怡原来是男女朋友关系，不排除双方串通从被告处转移财产的可能性。三、即使原告与夏介森存在委托关系，因最后一笔款项是2015年5月14日支付，故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5月14日开始计算。而原告直到2018年7月才向法院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予以驳回。 被告夏怡、徐某2辩称，一、对夏介森与各被告之间的身份关系及夏介森生病去世无异议。夏怡与原告只是朋友，而不是男女朋友。二、对于原告主张汇给夏介森65万元没有异议，上述款项系原告委托夏介森帮其处理法院执行案件。2014年1月原告第一次汇款给夏介森时，夏介森曾告诉夏怡原告汇款给他是为了让他处理在法院的执行案件。后来徐某1每次汇款过来都和夏怡讲过，夏怡也多次和夏介森讲抓紧将原告汇来的钱处理掉，但夏介森称其想和申请执行人谈把本金打个折扣再还款，故没有及时把钱付掉。夏介森在世时只处理了一笔祝建同的20300元，另听夏介森说还交了一笔10万元保证金在法院，其他款项应该都在夏介森处。夏介森生前曾和夏怡讲对不起原告，这些钱都被他花掉了。夏怡并没有与原告恶意串通。对于两被告应承担的责任，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原告徐某1提供了下列证据：1.法院执行管理系统信息查询两份及江山市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十份、执行裁定书十份；2.2018年7月24日夏某2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3.银行客户回单一份、银行流水三份、银行凭条三份；4.证人祝某当庭证言；5.江山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书面证明两份、出生证明书、结婚证、户口本、江山市人民法院（2018）浙0881民初2818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6.2017年2月10日原告与夏介森微信联系记录一份并当庭播放夏介森回复语音；7.申请法院调取有关周水川、陈小霞、王柏英、郑阳英、周献丰、姜纪荣、祝建同案件的14份执行材料。 被告胡某、夏某1提供了下列证据：2018年8月15日代理人廖井水与夏某2的电话录音整理资料及夏某2与胡某、代理人廖井水的谈话录音整理资料各一份、录音光盘一张。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3、5、7，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真实性均可予认定，不过原告提供的执行案件信息并不完整，应以实际为准。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及被告胡某、夏某1提供的证据，因证人夏某2未到庭作证，而且夏某2情况说明中提到夏介森告知其有10万元交给法院、另50来万元被其挪作他用这一事实，与原告主张夏介森已经代其交纳三笔执行款共258665元亦不相符，故本院均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人祝某所证明的相关付款时间、数额与付款依据相印证部分可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6，即使该微信内容属实，也仅仅是原告将本院2017年2月8日作出的（2009）衢江执民字第86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夏怡房产）照片发给夏介森，然后夏介森语音回复“我已经收到了，马上转执行庭小吴（音）转给他看一下”。故即使该微信内容属实，也无法证明原告委托夏介森代其交纳执行款，故该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17日至2015年5月14日，原告陆续支付夏介森65万元，分别为2014年1月17日17万元，2014年4月17日22万元（结算业务申请书用途栏注明还款），2014年9月21日16万元，2015年5月14日10万元。 2008年至2010年期间，徐俊军等人先后向本院起诉原告及夏怡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中：1.就（2008）江民初字第190号徐俊军诉原告及夏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徐俊军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并由夏怡承担连带责任；2.就（2008）江民初字第191号徐俊军诉原告及夏怡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徐俊军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并由夏怡等人承担连带责任；3.就（2008）江民初字第257号周水川诉原告及夏怡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周水川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并由夏怡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就（2008）江民初字第1241号姜纪荣诉原告及夏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姜纪荣借款本金21600及利息，并由夏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就（2009）衢江商初字第517号祝建同诉原告及夏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祝建同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并由夏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就（2008）江民初字第2002号陈小霞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陈小霞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7.就（2008）江民初字第2003号王柏英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王柏英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8.就（2008）江民初字第2004号郑阳英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郑阳英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9.就（2010）衢江商初字第14号周献丰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原告归还周献丰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 上述案件生效后陆续进入执行程序。2014年9月22日，本院收取周水川案执行款138665元（发票载明的交款人为原告）。2014年12月26日，夏介森代原告及夏怡交纳姜纪荣案执行款10万元。2016年7月，夏介森代夏怡处理祝建同诉原告及夏怡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约定支付祝建同4万元，其中2万元由夏介森以现金方式支付，另2万元从2014年12月26日夏介森代交法院的10万元执行款中扣除。 另查明，夏介森于2017年4月20日去世。胡某系夏介森妻子，夏某1系胡某与夏介森的儿子，夏怡系夏介森与前妻所生女儿，徐某2系夏介森母亲。2018年7月19日，就胡某、夏某1与夏怡、徐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经调解本院作出（2018）浙0881民初281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坐落于江山市【房屋所有权证：虎私05-1446，土地使用证号：江国用（2007）第6-1180号】及15幢29号车库一间【房屋所有权证：虎私05-1445，土地使用证号：江国用（2007）第6-1180号】、江山市虎山街道东岳路697号店面【房屋所有权证：S086066、S086067，土地使用证号：江国用（2013）第13-2933号】归原告夏某1所有；二、坐落于江山市【房屋所有权证：S007153、S007154，土地使用证号：江山国用（2009）第125-3号】及浙Ｈ×××××号奥迪牌越野小汽车一辆归原告胡某所有；三、坐落于江山市店面【房屋所有权证：S086204、S086205，土地使用证号：江国用（2013）第13-2931号】归被告夏怡所有；四、原告胡某、夏某1于2019年7月18日前支付被告徐某230万元，被告夏怡于2019年7月18日前支付徐某240万元；五、夏介森名下的所有银行存款等其他财产均归原告胡某、夏某1所有。六、双方就夏介森遗产继承没有其他纠纷；七、案件受理费36560元，减半收取18280元，由原告胡某、夏某1负担”。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主要争议在于原告是否委托夏介森代其交纳法院执行款并为此支付夏介森65万元。首先，案涉期间原告及被告夏怡在本院有部分执行案件且原告汇给夏介森65万元属实，但原告与夏介森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原告方在汇款时也没有注明款项用途是让夏介森代其交纳执行款。2014年4月17日22万元的结算业务申请书用途栏虽然注明“还款”，但“还款”一词有多种理解，也可能是原告归还夏介森款项。而证人祝某系原告外甥女，其单独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仅凭其证言不足以证明该款实际用途是让夏介森帮原告交执行款。更何况原告自认与夏介森之间还有其他款项往来，且原告不能确定所汇款项具体是针对哪个案件，故仅凭款项交付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其次，从原告主张的三笔夏介森代交执行款情况看，上述三个案件原告与被告夏怡均为被执行人，其中周水川案显示138665元执行款的交款人为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是夏介森代原告交纳；姜纪荣案只能证明10万元执行款是夏介森代原告及夏怡交纳；祝建同案只能证明夏介森是帮女儿夏怡处理此事并代交执行款4万元（2万元是从10万元当中扣除），且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述三笔款项均源自案涉65万元。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三笔款项均为夏介森代付且源自案涉65万元，亦只能说明针对上述三个案件原告委托夏介森代其交纳执行款，而不能证明其他案件原告也委托夏介森交纳执行款。第三，虽然夏怡承认原告主张的事实，但夏怡与原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原告所主张的案件当中有5件系夏怡为原告担保借款，两人同为相关案件的被执行人。故夏怡的陈述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综上，本案原告主张委托夏介森代其交纳法院执行款并为此支付夏介森65万元证据不足，其据此要求四被告作为夏介森的继承人归还其中的391335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案涉款项的用途不明，故无法判断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原告徐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柴 燕 人民陪审员  周开才 人民陪审员  姜晋柏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蔡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