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初3717号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南李路28号。法定代表人：刘德富，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居胜、易飞，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634号。法定代表人：陈卓国，该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明、张仁清，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634号。法定代表人：吴年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激扬教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1日、2018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北工业大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居胜、易飞，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明、张仁清，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司法鉴定期间已依法从审限中扣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诉讼请求如下（本案均以人民币为计）：一、判令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向原告支付其拖欠的管理费计人民币62157373元。二、判令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向原告支付其自应付管理费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应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计18523012.8元。三、判令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对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应付的到期管理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4月16日，原湖北工学院（后更名为湖北工业大学）与激扬教育公司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由双方联合举办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后更名为湖北商贸学院）。此后，经原告向湖北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提出申请，2003年4月25日，湖北省教育厅颁发《省教育厅关于同意试办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的批复》，2004年3月31日，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取得省教育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2004年4月19日，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签署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章程》于湖北省民政厅备案，该《章程》第二十一条明确：“学院办学收益分配：1、保证教学、行政开支；2、保证上交湖北工学院的管理费”。至此，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正式设立。此前的2003年9月起，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正式以该名称招生办学。2005年5月，湖北工学院更名为湖北工业大学，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随之更名为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据此，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于2005年5月9日签署新的《联合办学协议》。协议约定，双方联合举办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合作期限自2003年4月16日起，湖北工业大学为独立学院提供无形资产，即以“湖北工业大学”作为“商贸学院”的冠名和无保留地向学院提供现行的管理制度；学院的专业设置，主要以湖北工业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为依托；学院的日常教学工作由学院自行组织实施，湖北工业大学负责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审定教学计划、评估教学质量、评估专业办学水平，并依据评估结论审批招生计划；关于学院的招生管理，合同约定湖北工业大学对学院的招生负有领导和监督职责，学院年度招生计划由学院提出，报经湖北工业大学审核同意后，上报省教育主管部门。另外，合同第九条约定，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每年按照当年实收学费的25%作为管理费上缴湖北工业大学，当年十二月一日前交清。2008年12月15日，湖北工业大学与激扬教育公司签署《关于修改的协议》，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缴纳管理费的标准，调整为：每年按照当年实收学费的23%作为管理费上缴湖北工业大学，该修改协议从2008年9月起执行。在上述协议约定的联合办学期间，湖北工业大学完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也基本上能够按照《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章程》的规定，向湖北工业大学缴纳自2003年起至2014年签署《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之前的相关管理费。2014年6月6日，因国家政策原因，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需转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院校（简称“转设”），并更名为湖北商贸学院。依此，原告与被告激扬公司签署《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1）《终止合作协议》关于原《联合办学协议》的效力约定。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之日起，除本《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湖北工业大学与激扬教育公司原联合办学协议中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直至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招收的学生全部以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本《协议》和原联合办学协议均完全终止。（2）《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关于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权债务的承继约定。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权、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承继，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利用办学结余予以偿还，无法按期偿还的，由激扬教育公司负责清偿。（3）《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关于过渡期支付湖北工业大学费用约定。第21条规定：“过渡期内，在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中，按20%的比例向湖北工业大学缴纳教学管理费用，该项费用在每年12月30日以前打入湖北工业大学指定账户。逾期未缴纳的，除应缴纳的费用外，每日按照总额的0.5%缴纳滞纳金。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后，湖北工业大学不得再收取该项费用”。所谓“过渡期”，是指“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之日起至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时”。2015年5月25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的通知》（鄂政函（2015）100号函），同意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同时撤销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建制，并强调：“湖北工业大学与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并逐项实施到位，以保证湖北商贸学院在过渡期内平稳、健康发展”，再次强调了激扬教育公司应该认真履行善后事宜协议书。但是，上述《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签署之后，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却不再履行向原告缴纳管理费的义务，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也以“合同无效”、“湖北商贸学院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缴纳管理费的义务”等种种理由，违反基本的诚信原则，拒绝支付过渡期内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学员的管理费。原告认为：一、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是联合办学的产物，是湖北工业大学提供“湖北工业大学”作为“商贸学院”冠名和无保留提供管理制度等的直接对象和直接受益者，根据公平原则，其依法应该向原告支付管理费；而且事实上，在全部联合办学期间，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对于《联合办学协议》中有关自己的约束力是认可的，且通过行为、以自己的名义向湖北工业大学缴纳自2003年至2013年的管理费本身，亦证明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认可其是《联合办学协议》、《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中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认可上述协议对其具有约束力且从来未提出过异议。更何况，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在其《章程》中，亦明确约定其“保证上缴湖北工学院的管理费”。因此，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拒绝支付剩余的管理费，违反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基本的约定，更是与全国联合办学的惯例相背离。故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依法应该立即向原告支付管理费，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二、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经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与激扬教育公司共同举办独立学院，在合作办学过程中提供校名使用权、教学管理、师资队伍，独立学院支付管理费，符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是我国公办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普遍做法，故相关协议中关于管理费的约定合法有效。而且，湖北工业大学在办学中依约提供了校名使用权、依法依规为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进行了旨在确保独立学院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教学管理等等，履行合同义务恰当。根据民法通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湖北工业大学收取管理费并无不妥。另外，湖北工业大学收取的管理费，依法应属于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办学成本，不属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六条界定的“向民办教育机构收取费用”的行为。因此，被告所谓的合同无效缺乏基本的依据。三、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在联合办学协议中，承诺其负责用独立学院的学费向原告缴纳管理费，甚至在《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六条第2明确：“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利用办学结余予以偿还，无法按期偿还的，由乙方（激扬教育公司）负责清偿”。因此，对于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拖欠的管理费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激扬公司显然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依法应立即支付拖欠的管理费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考虑到合同中约定的“逾期未缴纳的，除应缴纳的费用外，每日按照总额的0.5%缴纳滞纳金”之违约金标准过高，原告的诉讼请求仅要求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之民间借贷之普通标准提起诉讼主张。另外，被告武激扬教育公司依法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同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书面答辩如下：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请求判令答辩人向其支付管理费及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本案为合同纠纷，即为合同之债，被答辩人的给付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合同而产生，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案涉的合同关系，因而，被答辩人以公平原则认为答辩人“应该向原告支付管理费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并诉称“独立学院支付管理费，符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不仅完全脱离了合同基础，而且于法无据。1、《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答辩人并不是案涉四份协议的缔约当事人，协议对答辩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共涉四份协议，即2003年4月16日《联合办学协议》、2005年5月9日《联合办学协议》、2008年12月15日《关于修改〈联合办学协议〉的协议》和2014年6月6日《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该四份协议的缔约双方为湖北工业大学和本案另一被告激扬教育公司，答辩人不是缔约方。被答辩人依据《合同法》等法律之规定提起诉讼，因此合同法是被答辩人的请求权基础，而答辩人不是该四份协议的当事人，因此，被答辩人依据《合同法》规定的请求权起诉答辩人，严重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2、被答辩人罔顾合同主体，试图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只是被答辩人及激扬教育公司签订的四份协议中设定的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义务主体，把合同设定的第三人义务主体列为第一被告，而把合同的真正主体列为第二被告和连带责任人，有明显乱诉的恶意。而答辩人从未有过与被答辩人订立合同的意愿，双方之间根本没有签订合同，被答辩人诉称“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拒绝支付剩余的管理费，违反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基本的约定”，约定从何而来呢？3、《教育部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的函》《教发函〔2015〕87号》有关事项第五条要求“湖北工业大学与激扬教育公司签订的《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请督促履行，逐项实施到位，以保证过渡期内学校平稳、健康发展。我部将落实情况和结果进行复查。”《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的通知》（鄂政函〔2015〕100号）要求“湖北工业大学与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并逐项实施到位，以保证湖北商贸学院在过渡期内平稳、健康发展。”以上两份省部级文件进一步确认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效力，均明确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履约主体为被答辩人和激扬教育公司，答辩人不是合同当事人。4、被答辩人在起诉时，其实已经意识到了答辩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将答辩人列为被告不可能得到《合同法》的支持。因此，被答辩人处心积虑地在诉状中刻意混淆合同主体，如其在起诉状中援引《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二十一条时，故意将“乙方”（即激扬教育公司）二字删掉，偷换合同主体概念意图明显。又如被答辩人妄称答辩人主张合同无效，而答辩人连合同当事人都不是，又何须主张合同无效呢？二、被答辩人援引2004年4月19日《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章程》（以下简称“旧章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答辩人做为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显属故意，因为旧章程已经被被答辩人盖章确认并在湖北省民政厅登记备案的2006年4月12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章程》取代而废止，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三、答辩人根据激扬教育公司的通知而代其向被答辩人支付2004年至2013年期间的管理费，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答辩人分别于2004年4月5日、2005年5月10日、2008年12月16日接受激扬教育公司的通知，代激扬教育公司向被答辩人支付管理费。2014年11月3日，激扬教育公司通知答辩人不再代其向被答辩人支付管理费。显然，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管理费是代激扬教育公司向被答辩人履行债务，但并未与被答辩人产生合同关系，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仍是激扬教育公司。因此，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通过行为、以自己的名义缴纳管理费，证明答辩人认可其是《联合办学协议》、《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中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认可上述协议对其具有约束力且从来未提出过异议，同时，被答辩人还将答辩人的支付凭证做为证据，试图刻意强拉答辩人为合同主体。这本身只是被答辩人如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表现，而答辩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之时，任何代为履行的行为都不构成对合同义务的接受。答辩人于2004年至2013年期间向被答辩人出具的请示和函，均是接受激扬教育公司付款通知后代为支付管理费的行为，且已经全部付清，而每份请示和函均没有认为答辩人自己是合同主体，各方均没有异议。2013年以前各方也不存在纠纷，只是2014年至2017年的管理费和教学管理费才是本案系争的核心。答辩人于2013年前出具的上述请示和函对2014年以后发生的管理费和教学管理费没有证明力，被答辩人以上述请示和函推理答辩人是履行合同的主体并承担缴纳管理费义务没有法律依据。2014年6月6日，被答辩人与激扬教育公司签订《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后，答辩人终止了代为支付行为，答辩人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而做为合同缔约方的被答辩人应当按照《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约定，向另一缔约方激扬教育公司行使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而不应向答辩人行使合同权利。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本案另一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举示的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武汉激扬公司签订合同后，第一笔管理费于2003年12月25日支付1000万元，付款主体正是激扬教育公司。这种履行始终是在被答辩人与被告武汉激扬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间而进行的，答辩人的支付行为实为代为履行行为。四、《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教学管理费的缴纳主体是激扬教育公司，然而被答辩人断章取义、张冠李戴，认为答辩人具有缴费义务，意图故意混淆合同义务主体概念。2014年6月6日《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二十一条约定：“过渡期内，在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中，乙方（即激扬教育公司）按20%的比例向甲方（即湖北工业大学）交纳教学管理费用，该项费用在每年12月30日以前打入甲方指定银行帐户。”如前所述，被答辩人在诉状中援引该条款时，故意将“乙方”二字删掉，用意是偷换主体概念和支付主体。五、被答辩人根据《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六条第2款“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利用办学结余予以偿还”的约定，而断然认为“湖北商贸学院拖欠管理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将管理费及违约金认定是答辩人的债务毫无依据，曲解了该条款的内容。首先，《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六条“债权债务的承继”的两个条款内容是对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前后债权债务承继关系的厘清，即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权债务由湖北商贸学院承继。其次，厘清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前后的债权债务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关系。第三，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权与债务需以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为存在依据，而不是被答辩人妄自将管理费直接设定为答辩人的债务。答辩人根本不存在管理费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债务，而且被答辩人诉称“被告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在联合办学协议中，承诺其负责用独立学院的学费向原告缴纳管理费”，即被答辩人完全清楚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是武汉激扬公司而不是答辩人，也就是说，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合同之债。更何况被答辩人与激扬教育公司双方的合同约定对第三方即答辩人没有约束力，因此，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拖欠管理费及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六、答辩人在转设前后均属民办非企业单位，为非营利性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不适用《公司法》，而激扬教育公司是企业单位，适用《公司法》，答辩人与激扬教育公司不存在隶属关系，也非《公司法》范畴的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根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答辩人与激扬教育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性质的法人单位。七、被答辩人没有履行《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给答辩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甲方（湖北工业大学）向新学校派驻副院长和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协助新学校做好过渡期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在校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第十五条约定：“甲方有协助乙方和新学校保证新学校平稳过渡、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和持续健康发展的义务和责任”，第二十三条约定：“甲方在过渡期内，有扶持新学校确保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水平的义务，特别是在教学组织和学科建设上要给予强有力的指导。甲方和乙方要共同制订切实可行的保障师资队伍和教学质量的办法，尤其是对甲方师资、教学管理等依赖性强的专业，应有详细的甲方师资退出、新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案与教学管理交接计划”。过渡期是指：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之日起至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时。答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没有履行以上协议约定的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然而，2014年10月被答辩人将原派驻答辩处的负责教学管理工作的副院长兼教务处长吴长才调回，2015年1月将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王东明调回，又于2015年7月将全面主持答辩人工作的院长金勇调回，却没有按协议约定向答辩人再派驻副院长和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也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并因此给答辩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生效后，“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已经更名为“湖北商贸学院”，即被答辩人不再以“湖北工业大学”作为“商贸学院”的冠名，也未再向答辩人提供管理制度和派驻管理人员，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没有再提供无形资产，答辩人也没有再使用其无形资产从事营利活动。《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二十一条约定的是“教学管理费”，而不是《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的“管理费”，“教学管理”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的一系列管理工作，包括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教学计划管理、教学目标管理、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管理、教学档案管理、教学工具管理等（来源于百度百科定义）。显然，被答辩人没有为答辩人提供这些教学管理工作。被答辩人没有派出副院长及相关教学管理人员，也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被答辩人再收巨额的教学管理费有失公平公正的原则，是试图不劳而获的行为。八、既然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彼此之间也就不存在违约责任，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逾期付款巨额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本案所涉的合同关系，答辩人没有向被答辩人缴纳管理费和教学管理费的合同义务，更不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特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书面答辩如下：驳回被答辩人的第三、第四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案涉四份协议均真实有效，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被答辩人明知四份协议的履约主体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而非湖北商贸学院，故湖北商贸学院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1、《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分别于2003年4月16日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于2005年5月9日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于2008年12月15日签订《关于修改〈联合办学协议〉的协议》、于2014年6月6日签订《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该四份协议只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湖北商贸学院不产生法律约束力。2、答辩人严格履行上述前三份协议的约定，自2003年至2013年向被答辩人共缴纳管理费2.36亿元，其中，于2003年12月25日向被答辩人支付第一笔管理费的正是答辩人，其后，2004年至2013年期间的管理费，是由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代答辩人支付。答辩人分别于2004年4月5日、2005年5月10日、2008年12月16日通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要求其代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管理费，完全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但是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非缔约当事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约定即案涉协议的约定对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不具有拘束力，对转设后的湖北商贸学院更不具有约束力，即湖北商贸学院非合同义务主体。2014年11月3日，答辩人通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不再代其向被答辩人支付管理费，依然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为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不是合同义务主体，做为第三人有权同意代为履行，当然也有权不再代为履行。3、《教育部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的函》《教发函〔2015〕87号》有关事项第五条要求“湖北工业大学与武汉市激扬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请督促履行，逐项实施到位，以保证过渡期内学校平稳、健康发展。我部将落实情况和结果进行复查”。《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的通知》（鄂政函〔2015〕100号）要求“湖北工业大学与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并逐项实施到位，以保证湖北商贸学院在过渡期内平稳、健康发展。”以上两份省部级文件进一步确认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效力，明确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履约主体为被答辩人和答辩人，但被答辩人均全面违背了两份文件的要求。4、被答辩人在签订四份协议之初，甚至可以说直到其起诉本案之时，被答辩人明知湖北商贸学院不是四份协议的当事人，却将罔顾事实而将湖北商贸学院列为本案第一被告，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同时，被答辩人无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约定，将本应在2017年12月30日前收取的年度教学管理费（前提是被答辩人全面履行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提前近半年而一并起诉，不仅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更是滥用诉权。二、答辩人未缴纳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的管理费是因为与被答辩人就管理费计算期间以及因被答辩人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而发生部分违约情形导致双方因费用数额产生分歧。1、答辩人认为2014学年度的管理费应计算至2015年4月27日，即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之日止，而被答辩人认为应缴纳全学年的管理费，因此双方对计算管理费的期间未达成一致。2、被答辩人于2014年10月27日将原派驻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兼教务处长吴长才调回被答辩人任教务处副处级调研员，后于2015年1月29日将原派驻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王东明调回被答辩人任学生工作部部长、武装部部长，而之后再没有向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派驻新的副院长和副书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在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前即构成部分违约，因被答辩人违约在先，答辩人有权拒付部分管理费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因具体缴费数额与被答辩人未达成一致意见。三、被答辩人诉称依据《合同法》等法律之规定提起诉讼，即被答辩人请求权基础是依据《合同法》，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属于双务有偿合同，但被答辩人未履行《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因此答辩人对被答辩认的违约行为有权行使对应的抗辩权，即答辩人有权不再支付《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的教学管理费。1、《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缴纳教学管理费的义务主体是答辩人。《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二十一条约定：“过渡期内，在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中，乙方按20%的比例向甲方交纳教学管理费用，该项费用在每年12月30日以前打入甲方指定银行帐户。”过渡期是指：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之日起至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时。《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本《协议》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之日起生效。”2015年4月28日，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湖北商贸学院，因此《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于2015年4月28日起生效，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时该协议终止（即2018年8月31日）。2、《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为双务有偿合同，被答辩人必须先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才能享有收取教学管理费的权利。《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甲方（湖北工业大学）向新学校派驻副院长和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协助新学校做好过渡期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在校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第十五条约定：“甲方有协助乙方和新学校保证新学校平稳过渡、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和持续健康发展的义务和责任。”第二十三条约定：“甲方在过渡期内，有扶持新学校确保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水平的义务，特别是在教学组织和学科建设上要给予强有力的指导。甲方和乙方要共同制订切实可行的保障师资队伍和教学质量的办法，尤其是对甲方师资、教学管理等依赖性强的专业，应有详细的甲方师资退出、新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案与教学管理交接计划”。《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然而，2014年6月6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后，被答辩人就于2014年10月将原派驻湖北商贸学院的负责教学管理工作的副院长兼教务处长吴长才调回，于2015年1月将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王东明调回，又于2015年7月将全面主持湖北商贸学院工作的院长金勇调回，却没有按协议第十三条的约定向湖北商贸学院再派驻副院长和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也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并因此给湖北商贸学院造成了巨大损失。3、答辩人拒绝向被答辩缴纳教学管理费有充分的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2015年4月28日《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生效后，被答辩人没有按上述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其次，《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生效后，“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已经更名为“湖北商贸学院”，即被答辩人不再以“湖北工业大学”作为“商贸学院”的冠名，也未再向湖北商贸学院提供管理制度和派驻管理人员，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没有再提供无形资产,答辩人没有使用其无形资产从事营利活动。答辩人举行学生毕业典礼时，被答辩人没有派人参加毕业典礼，也没有派人向毕业学生颁发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第三，《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第二十一条约定答辩人缴纳的是“教学管理费”，而不是《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的“管理费”，“教学管理”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的一系列管理工作，包括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教学计划管理、教学目标管理、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管理、教学档案管理、教学工具管理等（来源于百度百科）。显然，被答辩人根本没有为湖北商贸学院提供这些教学管理工作。《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被答辩人的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起，履行教学管理的合同义务，而答辩人的履约时间为每年的12月30日前，《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被答辩人履约在先，答辩人履约在后，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被答辩人自《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生效后，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教学管理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因此答辩人拒绝缴纳教学管理费符合合同抗辩权之法律规定。4、既然被答辩人违约在先，那么答辩人依法行使抗辩权而拒付教学管理费于法有据，因此，答辩人不构成违约，也就不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被答辩人没有为湖北商贸学院提供教学管理工作，被答辩人没有派出副院长及相关教学管理人员，也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被答辩人再收巨额的教学管理费有失公平公正的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试图不劳而获的行为。四、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本案中，湖北商贸学院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对湖北商贸学院应付的管理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更不存在湖北商贸学院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约定。因此，湖北商贸学院根本不存在向被答辩人缴纳管理费及教学管理费的偿付责任，既然第一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不承担责任，又何来做为第二被告答辩人的连带责任呢？故，被答辩人罔顾事实，故意混淆合同义务主体，要求答辩人与湖北商贸学院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答辩人系案涉四份协议的当事人，是协议的缔约方，是履行协议的主体责任方，而非被答辩人诉称的连带责任方，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毫无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被答辩人构成根本性违约在先，答辩人依法行使合同抗辩权合理合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期间，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在委托鉴定期间，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向本院出具《关于湖北工业大学提交数据的情况说明》，载明：湖北工业大学与湖北商贸学院、激扬教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湖北工业大学向法庭提交的涉及湖北商贸学院涉案相关学生的人数、学费、管理费数额62157373元，经我院核对，相关数据差别不大，我院为配合法院调查，减少各方诉累，对前述数据予以认可，没有必要再进行鉴定。但是我院强调，我院对前述相关数据的认可，不视为和不构成我院负有向湖北工业大学支付管理费的义务和责任的认可，我院不是缴纳管理费的义务和责任主体。激扬教育公司对《关于湖北工业大学提交数据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可，对应当支付的金额没有异议，对在校人数、学费、应缴金额没有异议。鉴于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激扬教育公司对上述事实的确认无异议，本院终止司法鉴定程序。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对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本案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就本案事实及法律问题等向本庭提交了多份资料和意见，这些资料和意见分别以证据、笔录、质证意见、代理意见等形式保留在本案卷宗中，本庭均已予以充分的审阅和考虑并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认证。本庭在案情中未予摘录、述及者，或虽已在案情部分摘录述及但未在本庭意见中予以采用者，并非本庭忽视或默认。三、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得到认定的前提下，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在本院的认证意见中会具体分析是否予以采信，即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认定，并不必然代表对该证据证明目的的采信。审理查明，2003年4月16日，原告湖北工业大学（原名湖北工学院）为甲方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为乙方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甲乙双方联合举办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下称“学院”）；合作期限为10年，自学院成立之日起计算；学院为湖北工学院二级学院，教学管理隶属湖北工学院。独立的人事管理机制、独立的财务管理、独立的经济核算，学院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甲方负责提供无形资产，学院办学所需设施的投入和运行经费，由乙方负责提供，学院的财产及产权归乙方所有，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协议期满或者学院被撤销，乙方必须付清全部应交甲方的管理费；甲方对学院教学业务实行统一管理，教学工作由学院组织实施；以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名义招生，甲方负责学院的学籍管理，甲方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由学院负责向毕业生发放；乙方负责对外行使法人资格，凡学院的债权债务及其他法律责任和义务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每年按照在籍学生人数学费的30%作为管理费上缴甲方，并于当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交清，除此之外的其他收益甲方不再参与分配，甲方也不得以其他名目向乙方收取费用；本协议自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等等。2003年4月16日，原告湖北工业大学向湖北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提出《关于联合申办“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的请示；2003年4月25日，湖北省教育厅以鄂教发（2003）42号文颁发《省教育厅关于同意试办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的批复》；2004年3月31日，湖北工学院商贸学院取得省教育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2004年4月5日，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向湖北商贸学院发出《通知》称：鉴于湖北工学院与我公司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根据协议第十一条“乙方每年按照在籍学生人数学费的30%作为管理费上缴甲方”的规定，请你院代表我公司向湖北工学院支付管理费，管理费数额以我公司与湖北工学院核对的数额为准。2005年5月9日，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甲方）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乙方）签署新的《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2003年，双方联合举办湖北工业学院商贸学院。2004年5月，湖北工业学院更名为湖北工业大学，湖北工业学院商贸学院随之更名为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合作期限自2003年4月16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为湖北工业大学独立学院，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与管理，独立颁发学历证明，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学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甲方为学院提供无形资产，即以“湖北工业大学”作为“商贸学院”的冠名和无保留地向学院提供现行的管理制度；学院的专业设置，主要以湖北工业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为依托；学院的日常教学工作由学院自行组织实施，甲方负责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审定教学计划、评估教学质量、评估专业办学水平，并依据评估结论审批招生计划；甲方对学院的招生负有领导和监督职责，学院年度招生计划由学院提出，报经甲方审核同意后，上报省教育主管部门。学院每年按照当年实收学费的25%作为管理费上缴甲方，5%作为投资回报上缴甲方，当年十二月一日前交清。原湖北工业学院与激扬教育公司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随之终止。等等。2005年5月10日，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向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发出《通知》称：因湖北工学院更名为湖北工业大学，我公司与湖北工业大学于2005年5月9日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经双方协商，管理费按根据协议第十一条“乙方每年按照在籍学生人数学费的30%作为管理费上缴甲方”的规定，请你院代表我公司向湖北工学院支付管理费，管理费数额以我公司与湖北工学院核对的数额为准。2008年12月15日，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甲方）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乙方）签订《关于修改联合办学协议的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鉴于甲乙双方于2005年5月9日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对协议的第九条第一自然段进行修改为：学院每年按照当年实收学费的23%作为管理费上缴甲方，4.6%作为投资回报上缴甲方，当年十二月一日前交清；本修改协议从2008年9月起执行，学院在2008年8月以前所欠甲乙双方的管理费和投资回报的提取标准，仍然按照甲乙双方2005年5月9日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规定的标准执行；甲乙双方2005年5月9日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的其他条款不变。等等。2008年12月16日,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向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发出《通知》称：根据我公司与湖北工业大学签订的《关于修改的协议》的规定，从2008年9月起，管理费按当年实收学费的23%缴纳，请你院代我公司向湖北工业大学支付管理费时，按此规定执行。2014年6月6日，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甲方）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乙方）签订《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有：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本协议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之日起生效；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之日起，除本《协议》中规定的条款，甲方与乙方的原联合办学协议中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直至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招收的学生全部以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本《协议》和原联合办学协议均完全终止；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债权、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承继，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利用办学结余予以偿还，无法按期偿还的，由乙方清偿；过渡期新学校对一切事务负全责，甲方向新学校派驻副院长和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协助新学校做好过渡期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在校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所谓“过渡期”是指自教育部批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之日起至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时；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招收的学生在未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前，转设后的过渡期新学校仍继续享有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称的使用权；过渡期内，在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中，乙方按20%的比例向甲方缴纳教学管理费用，该项费用在每年12月30日以前打入甲方指定账户。逾期未缴纳的，除应缴纳的费用外，每日按照总额的0.5%缴纳滞纳金。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毕业后，甲方不得再收取该项费用。等等。2014年11月3日,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向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发出《通知》称：我公司于2014年6月6日与湖北工业大学签订了《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根据协议第二十一条的约定，由我公司交纳教学管理费，请你校不再代我公司向湖北工业大学支付管理费，你校将该费用上缴给我公司，由我公司向湖北工业大学交纳。2015年4月28日，国家教育部以教发函（2015）87号发文《教育部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的函》，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同时撤销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建制。2015年5月25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以鄂政函（2015）100号发文《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的通知》，同意将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同时撤销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建制；湖北商贸学院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学校，学校的举办者为激扬教育公司；湖北商贸学院的业务主管单位为省教育厅；湖北工业大学与激扬教育公司要认真履行《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并逐项实施到位，以保证湖北商贸学院在过渡期内平稳、健康发展。等等。2015年、2016年、2017年，湖北商贸学院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发放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告自认，在上述协议约定的联合办学期间，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按照《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章程》的规定，向湖北工业大学缴纳自2003年起至2014年签署《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之前的相关管理费。2018年6元14日，湖北商贸学院向本院出具《关于湖北工业大学提交数据的情况说明》，载明：湖北工业大学与湖北商贸学院、激扬教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湖北工业大学向法庭提交的涉及湖北商贸学院涉案相关学生的人数、学费、管理费数额62157373元，经我院核对，相关数据差别不大。我院为配合法院调查，减少各方诉累，我院对前述数据予以认可，没有必要再进行鉴定。但我院强调，我院对前述相关数据的认可，不视为和不构成我院负有向湖北工业大学支付管理费义务和责任的认可。我院不是2003年《联合办学协议》、2005年《联合办学协议》、2008年《关于修改联合办学协议的协议》和2014年《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我院不是缴纳管理费的义务和责任主体。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对《关于湖北工业大学提交数据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可；对应当支付的金额没有异议；对在校人数、学费、应缴金额没有异议。经过法庭调查和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关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管理费的民事责任、应承担责任的性质，以及是否违约是否应承担违约金的民事责任。二、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是否应承担支付案涉管理费、违约金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经国家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批准，签订的二份《联合办学协议》、《关于修改联合办学协议的协议》、《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以上协议对相关各方均具有拘束力，各相对人均应享受和承担合同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一、关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管理费的民事责任、应承担责任的性质，以及是否违约是否应承担违约金的责任问题。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认为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依法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激扬教育公司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本公司系案涉四份协议的当事人，是协议的缔约方，是履行协议的主体责任方，而非原告诉称的连带责任方。原告要求本公司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毫无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原告构成根本性违约在先，本公司依法行使合同抗辩权合理合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管理费的民事责任、应承担责任的性质问题。首先，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经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签署合同、共同举办独立学院，意思自愿，行为合法，合同有效。第二，原告在联合办学前期依约提供了校名使用权、和旨在确保独立学院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教学管理。2014年6月以后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更名为湖北商贸学院。虽然更换了校名，但是根据双方签订的《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原联合办学协议中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直至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招收的学生全部以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本终止协议和原联合办学协议才完全终止；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招收的学生在未全部毕业、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离校前，转设后的过渡期新学校仍继续享有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称的使用权。实际中，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仍然冠以原告校名即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为2015年、2016年、2017年应届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告依约提供了校名使用权，被告占用了原告的资源，根据民法通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原告依约收取管理费并无不妥。第三，双方关于管理费收取的协议，系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订，也是我国公办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普遍做法，并经教育部、教育厅等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和明确指示按照协议履行。其间对管理费收取比例亦进行过调整由30%调减到20%，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也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支付了部分管理费,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亦未提出异议，并在《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中亦进一步得到确认。因此，被告激扬教育公司系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和当事人，是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应依约承担合同约定的债务，承担支付管理费的民事责任。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认为其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应承担给付的民事责任，应依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且当事人均予以确认、至目前实际欠付的管理费62157373元。关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是否违约是否应承担违约金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在2014年以前的联合办学期间，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按照《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向湖北工业大学缴纳自2003年起至2014年的管理费无争议。双方之间的争议，主要发生在2014年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转设为湖北商贸学院之后，故双方应该按照于2014年6月签署的《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依据上述协议的约定，过渡期新学校对一切事务负全责，原告湖北工业大学应向新学校派驻副院长和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协助新学校做好过渡期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名义招收的在校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于2014年10月将原派驻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兼教务处长调回，后于2015年1月将原派驻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的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调回，之后再没有向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派驻新的副院长和副书记，也没有派驻必要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原告湖北工业大学履行合同存在瑕疵，给被告造成了损失，亦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均应该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依据公平原则，双方应各自承担损失。此外，又因为本案原告和被告激扬教育公司设立的湖北商贸学院，双方均系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校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非以投资经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均为非营利性单位；本案亦非民间借贷纠纷，不适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原告请求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之民间借贷之普通标准主张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公平原则，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应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应付未付管理费的利息损失。又依据《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应按20%的比例向甲方缴纳教学管理费用，该项费用应在每年12月30日以前打入原告指定账户。原告诉请于第二年的1月1日开始起算，属于原告的意思自治，本院予以准予。故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应缴的管理费总额为62157373元，分段计算利息为：以本金258174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19302973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11970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5066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二、关于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是否应承担支付案涉管理费、违约金的民事责任问题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认为，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是联合办学的产物，是湖北工业大学提供“湖北工业大学”作为“商贸学院”冠名和无保留提供管理制度等的直接对象和直接受益者，根据公平原则，其依法应该向原告支付管理费；且以自己的名义向湖北工业大学缴纳管理费本身，亦认可自己是案涉合同中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其在《章程》中亦明确约定“保证上缴湖北工学院的管理费”。因此，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依法应该立即向原告支付管理费，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被告湖北商贸学院认为，本学院不是案涉四份协议的缔约当事人，案涉协议对答辩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起诉本学院，严重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罔顾合同主体，试图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完全清楚缴纳管理费的义务主体是武汉激扬公司而不是本学院，原告与本学院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存在合同之债。原告与激扬教育公司双方的合同约定对第三方即答辩人没有约束力，因此，原告诉称本学院拖欠管理费及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被告激扬教育公司认为，本公司与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签订的案涉四份协议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原告明知四份协议的履约主体是本公司与原告自己，而非湖北商贸学院，故湖北商贸学院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该四份协议只对本公司和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湖北商贸学院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本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约定即案涉协议的约定对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不具有拘束力，对转设后的湖北商贸学院更不具有约束力，即湖北商贸学院非合同义务主体。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即签订合同的主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经国家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批准而签订的案涉《联合办学协议》、《关于修改联合办学协议的协议》、《终止合作举办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暨善后事宜协议书》共四份合同，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以外的其他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被告湖北商贸学院不是案涉四份合同的缔约当事人，故该四份合同对被告湖北商贸学院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原告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之间的约定即案涉协议约定的内容，亦未得到被告湖北商贸学院的签章认可或事后追认，湖北工业大学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湖北商贸学院，案涉四份合同对湖北商贸学院不产生拘束力，湖北商贸学院不是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第三，湖北商贸学院向湖北工业大学支付款项的行为，系代替激扬教育公司支付的管理费，这种代付行为，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认为被告激扬教育公司向湖北商贸学院发出《通知》是事后补充的，这种补充行为只要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亦属于法律上的事后的追认，亦为合法有效。第四，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向在转设前后均属民办非企业单位，为非营利性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被告激扬教育公司不存在隶属关系，也非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性质的法人单位，各自对外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至于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在2004年的《章程》中约定“保证上缴湖北工学院的管理费”，系单位内部规定对外不产生效力，且该《章程》被2006年《章程》取代。故，被告湖北商贸学院对本案的债务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北工业大学支付欠款人民币62157373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258174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19302973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11970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5066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二、驳回原告湖北工业大学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9040.4元，由原告湖北工业大学负担。案件受理费356161.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武汉市激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绮雯审 判 员  林宏文人民陪审员  叶汉香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游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