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民终4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乌苏福升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西城区办事处北京南路福升华建材城**。 法定代表人：吴永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超，新疆同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宇，男，197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重庆市渝**。 上诉人乌苏福升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宇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01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强超、被上诉人杨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福升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认缴出资时间系股东最后的出资期限，公司注册出资认缴制并不否定股东在认缴期之前出资的效力。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福升公司章程载明认缴出资期为2024年7月10日，该期限为最后的期限，即上述法律规定的“按期”是指在此之前必须缴足出资，而不是指必须在“当日”缴足。2.认缴时间是股东的选择权，是一种权利。股东放弃权利，提前出资并不影响其出资的法律效力。3.股东转给公司一笔钱，其法律性质可能是对公司借款、对公司清偿或者出资等。具体是何种法律性质，应当以其当时的行为为准。本案中李勇将3000万元分别转账杨宇、徐华强各1500万元，杨宇、徐华强又将上述款项转至福升公司账户，然后经验资程序认定已经全额出资，并出具验资报告。该过程明确表明杨宇、徐华强的上述行为系出资行为，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同时表明了二人其后也未打算再进行出资。4.出资需要办理法定手续。动产需交付，不动产要过户，资金要转移，即权属需发生变化。该3000万元资金一旦进入公司账户，该资金的财产权和支配权就属于公司，不再属于股东个人。该资金再转出去，则必须有合法的事由，比如借款、还款、投资、交易等，否则即为抽逃，侵害公司的财产权。5.一审已经查明了投资的过程，也认可该资金为投资款，但该投资款流出并无法律依据，其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6.一审认为“杨宇、徐华强将出资款缴入公司的验资账户并办理了验资手续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致使福升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出资认缴期限提前到期的法律后果”，该认定存在逻辑错误。本案出资的行为当然不能修改章程，也没有说加速出资，与实际已经出资没有矛盾。二、杨宇因何原因转让股权以及是否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与福升公司并无关系。1.杨宇基于何种考虑将福升公司股权转让给何人，系其个人之间的关系，均与福升公司无关。2.杨宇是否从受让股东处收取股权转让款，系个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亦与公司无关。3.一审以“新的股东王杨军、王超在受让杨宇股权进入福升公司时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认定“尚不能证明杨宇转让福升公司股权的行为损害了福升公司的权益”，福升公司认为股权转让行为与抽逃出资行为，主体不同，法律关系不同，该因果关系并不成立。福升公司亦未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损害公司利益。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有些抽逃行为的本身已经构成了对公司权益的损害，有些则不必然，具体要看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和合理对价。股东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未经法定程序又转出的行为本身就属于已经对公司权益构成损害的情形，并不需要再做进一步认定。 杨宇辩称，一、福升公司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福升公司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本案立案时，杨宇并不是福升公司股东，没有侵害福升公司利益。股东出资纠纷是股东间因出资产生纠纷，假设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出资后抽逃但仍占有股份，则抽逃出资方侵害了实际出资股东的利益，双方间存在利害关系。就本案而言，福升公司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二、福升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具体。福升公司要求杨宇返还抽逃资金1500万元及利息，但没有具体要求返还给谁。杨宇不是福升公司现在的股东，无需返还。如果要返还，那么原股东徐华强也要返还1500万元，股权结构要重新变动，如果是这样，股东杨宇亦可起诉另一股东徐华强返还注册资金。三、福升公司与其股东徐华强涉嫌虚假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由于福升公司捏造杨宇抽逃资金侵害了其权益的事实，导致人民法院错误查封杨宇1380万元资金，使杨宇蒙受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理应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四、事实上本案的缘由是在（2018）新40民终262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徐华强为阻碍执行，串通福升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永标捏造事实恶意诉讼，以达到拖延履行债务的目的。 福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宇返还抽逃的出资1500万元及利息（按1-3年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年4.75%，自2014年8月22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2.杨宇承担保险费损失41400元；3.杨宇承担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宇与徐华强约定共同出资成立福升公司，两人各占50％股份，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杨宇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8月21日，福升公司办理了验资手续。案外人李勇转账给杨宇1500万元、徐华强1500万元，杨宇、徐华强分别将1500万元转入福升公司设立的验资账户。新疆永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显示杨宇、徐华强各自以货币出资1500万元，于2014年8月21日缴存至福升公司在乌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2014年8月22日，缴存至福升公司基本存款账户的3000万元分别转出，收款人为案外人李勇。2018年4月13日，徐华强向杨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杨宇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福升公司）及公司公章三枚（行政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同日，杨宇分别与王杨军、王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宇将其持有的福升公司50％股权分别以900万元、600万元价款转让给王杨军30%、王超20%。2018年4月25日，福升公司在乌苏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庭审中，福升公司及杨宇均认可杨宇并未实际收取上述15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8年4月20日，徐华强（甲方）向杨宇（乙方）出具丙方处空白的《三方承诺书》一份，载明：现甲方徐华强受让乙方杨宇所持有的福升公司50％股权，徐华强指定丙方王杨军、王超分别持有30%、20%。现承诺，如徐华强与丙方之间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任何纠纷，与杨宇无关。杨宇也承诺不再向徐华强或者向丙方主张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依据杨宇与徐华强之间的协议书为准。待办理完工商登记手续后，视为双方已按约定办理完毕，徐华强不以此为由推迟（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的履行。关于福升公司变更前后的法律责任与杨宇无关。徐华强在该承诺书落款处签字确认。福升公司章程载明，福升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杨宇、徐华强各出资15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时间为2024年7月10日。 一审另查明，杨宇因与徐华强、乌苏福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升华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新40民终262号民事调解书一份，确认徐华强向杨宇支付转让款1380万元及利息150万元，福升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福升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显示，福升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为徐华强出资1500万元，占50%，王超出资600万元，占20%，王杨军出资900万元，占30%。2018年5月11日，福升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为徐华强出资300万元，占10%，王超出资600万元，占20%，王杨军出资900万元，占30%，吴永标出资1200万元，占40%。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设立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公司一旦成立，股东的出资就成为公司的财产，即股东的出资形成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法人财产，是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保证。因此，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不得抽逃出资，使公司财产减少。如果违反法律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具体认定抽逃出资行为时，法院应当注意把握该行为是对公司资本的侵蚀这一要素，并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过错程度以及行为对公司造成的影响等角度综合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宇将1500万元投资款转出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福升公司请求杨宇返还抽逃出资1500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该争议焦点，该院认为，2013年我国对公司法做了较大修正，修正内容主要包括彻底废除了最低法定注册资本限额要求；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不再限制股东或者发起人首次缴纳数额以及分期缴纳期限，股东作出缴纳出资的意思表示即构成出资，限缩了验资程序的适用范围，对公司登记制度做了修改。故在注册资本采认缴制的情形下，股东作出缴纳出资的意思表示即可，出资缴纳的时间由公司章程规定。本案中，第一，福升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股东出资时间为2024年7月10日，出资缴纳时间至今尚未届至，福升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未能举证证实该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已将股东的出资缴纳时间予以提前。依照现行公司法规定及相关法理，即便福升公司在设立时，股东杨宇及徐华强均将其认缴的出资额实缴至福升公司的验资账户并办理了验资手续，但杨宇、徐华强将出资款缴入验资账户并办理验资手续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致使福升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出资认缴期限提前到期的法律后果。依据2013年修正后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福升公司股东认缴出资期限仍应以公司章程规定为准，福升公司主张杨宇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请求其补足出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损害公司权益是认定抽逃出资行为的必要条件。实践中，对其认定主要是对公司资产减少的认定和对资产减少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的认定。本案已查明，福升公司原股东杨宇、徐华强认缴的出资款3000万元在办理完验资手续后随即转出，而杨宇在转让其持有的福升公司50％股权时，虽与两名受让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约定了转让价款，但杨宇并未实际收取股权转让款，新的股东王杨军、王超在受让杨宇股权进入福升公司时并未支付任何对价。依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杨宇转让福升公司股权的行为损害了福升公司的权益。第三，审判实践中，股东出资责任并不能随意认定加速到期，只有在公司不能清偿对外债务时，即发生了股东期限利益危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时，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提前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亦不存在上述情形，故而不适用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相关规定。综上，福升公司王张杨宇将1500万元投资款转出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请求其补足认缴出资1500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杨宇无需承担补足出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责任，福升公司请求杨宇支付保险费损失及保全申请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一、驳回福升公司请求杨宇返还抽逃出资1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福升公司请求杨宇支付保险费损失4140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福升公司请求杨宇支付保全申请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2018年4月9日，杨宇与徐华强、福升华公司之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达成调解后，三方又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补充）》，主要内容为，为更好履行（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三方另行达成补充协议如下：1.徐华强总计支付杨宇转让款1750万元（前期已支付220万元），剩余1530万元。2.杨宇将其持有的福升公司的50%股权转让予徐华强，股权过户前后公司对外所应承担的债权债务法律责任与杨宇无关。本股权转让过户费用由徐华强承担。3.徐华强在2018年4月30日之前支付杨宇150万元；杨宇在协助办理完上述股权转让手续后七日内徐华强支付杨宇150万元。随后徐华强每月28日前支付给杨宇123万元。任何一笔款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则立即按1749万元执行。4.杨宇在协助徐华强将福升公司的50%股权变更登记至徐华强或指定人名下时，应协助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补办福升公司的印章、营业执照及相应资料。如果产生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均由徐华强承担。5.杨宇指定收款账号。6.双方按照工商登记部门要求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登记资料。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款已经包含在本协议中，徐华强不再另行支付。7.杨宇与徐华强的联系电话及住址信息。8.在徐华强每两次付款后，杨宇解除对福升公司相应财产数额比例的房屋保全措施。在杨宇解除保全之前，徐华强可拒绝依照调解协议支付下一笔应付款。9.双方认可本协议并依据本协议具体履行。10.本协议为履行调解书的补充，与（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2018年4月13日，福升公司召开股东会，参会股东为徐华强、杨宇并形成股东会议决议，确认杨宇将其持有的股权中的30%转让给王杨军，20%转让给王超。 本案一审立案日期为2018年5月29日，福升公司于2018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保全杨宇对徐华强的到期债权1380万元。同时提供保全线索：该到期债权由（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确定。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杨宇的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做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分析认定，本院不再赘述。另，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福升公司的真实诉讼目的不是为收回1500万元出资而是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的执行设置障碍。徐华强作为福升公司的创设股东，对于福升公司如何注册成立、双方对出资认缴日期如何约定及为确保徐华强履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双方如何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杨宇未就转让的股权收取对价等事实十分清楚，在福升公司及股东徐华强并未因出资问题受到实际损害的情况下，福升公司对杨宇提起诉讼是因为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8）新40民终262号调解书所确认的内容，徐华强于2018年4月30日对杨宇负有应履行的到期债务，福升公司于2018年5月20日申请财产保全，但并不要求保全杨宇的有形资产，而是其到期债权，并且明确指向上述调解书中杨宇对徐华强的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价款”。即在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后，徐华强便不必履行其对杨宇的给付义务。福升公司及徐华强利用了上述法律规定以达到拖延履行债务甚至不履行债务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福升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行为有悖于该基本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杨宇如因本案的保全措施遭受损失，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向福升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福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453.40元，由乌苏福升工程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 卫 宁 审 判 员 李  李 审 判 员 孜巴尔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孟 祥 辉 书 记 员 阿塔巴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