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闽0203行初267号 原告叶水平，男，195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200426602367D。 法定代表人关庆勇，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冯波，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潘夏蓉、鞠娟娟，工作人员。 原告叶水平不服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养老保险待遇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叶水平，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委托代理人鞠娟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冯波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4月22日，被告作出厦劳退养字[2015]196447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书》（下称“计发决定书”）。2018年2月25日，被告作出厦人社退养调[2018]20180001-0003号《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决定书》（下称“调整决定书”），对原告的养老金发放标准进行调整。原告不服被告的上述调整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叶水平诉称，2015年4月22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计发决定书。因其中存在计发错误，被告于2018年2月25日向原告作出三份调整决定书，为原告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原告认为，调整决定书中仍然存在以下错误：一、少计发原告2015年2、3月的养老保险待遇。《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下称“条例”）规定：男年满60周岁于当月申请办理退休，从次月起连同前一个月一同发给养老金。原告于2015年2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被告仅为原告补发了2015年4月的养老金，造成原告少发两个月的养老待遇。二、过渡性养老金缴费指数“0.6”缺乏依据。调整决定书将“89年1月至97年6月缴费指数”从0.7306改为0.6384，在过渡性养老金计算公式中把“0.6”置于D项（88年12月前缴费年限）之前。上述调整存在行政主观任意性且“0.6”指数缺乏相关法规支持，与《条例》中规定的缴费指数统一按“1”记载相背离。三、要求原告补缴超龄养老保险费没有依据。超龄养老保险费在全国各类社会保险文件规定中没有出处，厦门市设立另类收费属于国家令行禁止的内容。另外，被告在为原告办理养老保险待遇决定的过程中，存在要求原告自行调取个人档案等一系列程序违法行为。综上，被告作出的上述调整决定书计算有误且办理程序违法，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调整决定书。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厦劳退养字[2015]196447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书》和厦人社退养调[2018]20180001-0003号《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决定书》； 证据1证明，被告作出的计发决定书和调整决定书存在错误的具体内容。 2.《条例》有关规定； 证据2证明，《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指数统一按“1”记载。 3.厦人社（12）219号《关于印发厦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印发厦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意见》； 证据3证明，该意见第三条规定补缴超龄险费系适用于组织调入的公职人员、首次参保对象；第七条规定的“0.6”系数改变了《条例》计算公式之规定。 4.行政复议答复； 证据4证明，被告以原告需要缴纳超龄养老保险费为由，降低原告的缴费指数为“0.6”。 5.个人档案、社保关系转移、缴费记录； 证据5证明，被告让原告“多缴少发”的事实。 6.住院小结、疾病检测报告； 证据6证明，被告的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侵害的事实。 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辩称，一、被告作出计发决定书的依据。1、原告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根据《劳动部工资局复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工龄计算问题》［（63）中劳薪便字第260号）］之规定：“复员退伍军人，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又到企业、事业或国家机关工作时，其军龄应与参加企业、事业或国家机关工作之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一段时间不得计算工龄”。原告1979年2月毕业分配正式参加工作后，其原在部队服兵役的年限应与其工作后的工龄连续计算，即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从1972年12月算起，但1976年4月至1979年1月期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原告原是南安市教师，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后自动离职。根据《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以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作年限计算问题的复函》（人办函〔1998〕101号）“机关、事业单位自动离职人员的工龄从重新录用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原告的连续工龄应从其自动离职后重新参加工作的时间算起，即其自动离职前的工龄（含军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又根据《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革命军人的军龄如何计算工龄问题的复函》［（57）保险字第622号］的规定：革命军人转入企业（包括直接转入或复员后转入）以后非经组织调动而自动离职，离职后又到其他企业工作，因为在其第一次转入企业以后他已经是一个职工……其本企业工龄（即连续工龄）同样应自再次转入企业之日算起，原来的革命军龄只能计算为一般工龄。故其原在部队服役的军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原固定职工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因此，原告已无符合国家规定可视同缴费的连续工龄，被告根据其实际缴费年限确认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并计算退休待遇无误。2、关于要求原告自行调取人事档案。根据《贯彻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厦府［2000］综092号）第二十条规定：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应于当月办理相关退休手续，办理退休手续时需提供个人档案、本人身份证和《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等材料。原告到窗口申请办理退休时提出其原在南安市有连续工龄，工作人员要求其提供完整档案材料以便确认其视同缴费年限及核算养老金，符合该规定。3、关于超龄养老金的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第六条规定：“国发［1997］26号文件实施前参加工作，本决定实施后退休且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人员，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待遇水平合理衔接、新老政策平稳过渡的原则，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制订具体的过渡办法”。《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闽常［2000］28号）规定：“厦门市实行省授权的地区统筹。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厦门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另行制定有关法规和规章”。根据上述文件，厦门市有权根据本市实际制定养老金中的过渡性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原告2011年3月将户口迁入厦门市并按本市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年龄已超50周岁，属超龄人员，且未缴纳超龄养老保险费，故其过渡性养老金按如下办法计算：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个人退休时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0.6×1988年12月前视同缴费年限×1.3％）＋（个人退休时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个人平均缴费指数×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期间实际缴费年限×1.3％）。二、被告作出调整决定书的情况和依据。原告退休后持续上访，被告经调查核实，于2018年2月研究同意参照南安市做法处理原告视同缴费年限计算问题，即对其自动离职前在部队的军龄、退伍后待分配期间以及在学校任职年限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并于2018年2月25日完成了待遇调整审批工作。1、关于调整后养老金发放时间。原告虽于2015年2月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不符合办理退休条件。其于2015年3月补缴后其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并于2015年3月开始办理退休手续。根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后，从次月起按月发给养老金。叶水平退休手续于2015年4月办理完毕，应于5月开始领取养老金，考虑到其3月已符合退休条件并开始办理退休手续，故被告为其补发了2015年4月的养老金。原告要求自2015年2月起发放养老金的诉求与《条例》规定不符。2、缴费指数的确认。原告叶水平属转移接续人员，不适用厦府［2006］408号及厦府办［2006］304号关于调入人员指数的相关规定。原告的缴费指数计算应按国办发［2009］66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87号）和厦人社［2012］219号的相关规定计算，即以本人在各参保地的缴费工资和待遇领取地相对应各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本人的缴费工资指数。在2015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时，根据原告实际缴费情况计算其1989年后平均缴费指数为0.7182，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的平均缴费指数为0.7306。2018年2月重新计算待遇时，其1994年12月前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根据厦人社［2012］219号，其1989年1月至1994年12月期间视同缴费年限的缴费指数统一按“0.6”记载。综上，被告2015年4月作出的厦劳退养字［2015］196447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书》和2018年2月重新计算并作出的《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决定书》（厦人社退养调［2018］20180001-0003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 2.《退伍军人鉴定表》； 3.《改定工资审批表》（1981年3月25日）； 证据1-3证明，原告参军、退伍及参加工作情况。 4.《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叶水平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南政文[2005]41号）； 证据4证明，证明原告自动离职的事实。 5.叶水平户口簿复印件； 证据5证明，证明原告2011年3月将户籍迁入我市。 6.《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 7.《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 证据6-7证明，原告将其原在外地的养老保险关系按转移接续的办法转入厦门市。 8.厦人社退养字[2015]196447号《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书》； 9．厦人社退养调[2018]20180001-0003号《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决定书》； 证据8-9证明，被告2015年4月作出的厦劳退养字[2015]196447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书》和2018年2月重新计算并作出的厦人社退养调[2018]20180001-0003号《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在案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叶水平1972年12月入伍，1976年3月退伍，1976年4月至1977年2月在参加农业劳动，1977年3月至1979年2月在晋江地区师范学习，1979年2月毕业分配至南安诗山中学任教，1985年10月调到南安市任教。1995年1月，原告在南安市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2005年1月26日，南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给予叶水平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南政文［2005］41号），决定给予叶水平作自动离职处理。 2011年3月17日，原告因购房落户厦门并开始参加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1年4月1日，原告申请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2011年7月15日，原告将其原在泉州市及南安市缴交的基本养老保险（1995年1月至2004年12月+2010年度=共计11年）正式转入厦门市。 2015年2月，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其累积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不符合办理退休条件，原告于2015年3月向税务部门申请补缴了2009年度、2011年1至2月、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的费用。补缴后，原告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遂开始办理退休手续。 2015年4月22日，被告作出计发决定书，其中载明：原告的参加保险时间为1995年1月，累积缴费年限为15年，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缴费指数为0.7306，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为0.7182，过渡性养老金为110.53元，每月实际为原告发放的养老金为959.18元。被告作出计发决定书后，同时为原告补发2015年4月的养老金。2015年5月8日，原告收到上述计发决定书。因原告对计发决定书不服，多次提出异议。 2018年2月25日，被告作出案涉调整决定，调整后原告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72年12月，参加保险时间为1989年1月，累积缴费年限为37年1月，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缴费指数为0.6384，19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为0.6845，过渡性养老金为991.92元。被告共作出三份调整决定书，分别对原告从2015年4月起、从2016年1月起及2017年1月起的养老金发放标准进行调整，三份调整决定书中原告的缴费指数及基本养老金额均无变化，仅因年度逐年上调原告的其他待遇金额，实际每月发放养老金待遇分别为2821.42元、3031.06元及3221.99元。2018年5月29日，原告收到上述调整决定。 另查明，2017年12月28日，厦门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印发厦人社[2017]370号《关于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规定应补缴超龄养老保险费的年龄统一确定为男性年满50周岁，并规定了超龄养老保险费的计算公式。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作出案涉调整决定的合法性。首先，根据《条例》第二十九条“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后，从次月起按月发给养老金”之规定，本案原告叶水平于2015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完毕，应当自2015年5月起向其发放养老金。故被告在计发调整时未向原告计发2015年2月、3月份的养老金，并无不妥。原告主张被告应当向其补发2015年2月、3月份的养老金，缺乏法律依据及政策支持。其次，原告叶水平属转移接续人员，其缴费指数的确定应当适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规定。根据厦人社[2012]219号《厦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因户籍迁入而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我市的参保人员，其未开展养老保险期间（即1989年1月至异地开展养老保险时，或异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1989年1月后的视同缴费年限）：原国家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复位、退伍、转业军人等参保人员，该期间符合相关规定的工作年限或军龄视同缴费年限，缴费指数统一按‘0.6’记载……”，原告1989年1月至1994年12月期间视同缴费年限的缴费指数统一按“0.6”记载。该期间的缴费指数参与1989年后平均缴费指数和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的平均缴费指数的重新计算。重新计算后，原告1989年后平均缴费指数为0.6845，1989年1月至1997年6月的平均缴费指数为0.6384。原告主张其缴费指数统一按“1”记载不符合法律规定。再次，原告在参加厦门市基本养老保险时年龄已超50岁，属于超龄人员且未缴纳超龄养老金，被告依据厦人社[2017]370号通知第三条之规定为原告确定缴费指数，并无不妥。原告要求缴费指数统一按“1”计的主张与退休保障制度改革所应遵循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原则不符。综上，被告作出的调整决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且决定书及时送达原告，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调整决定书之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水平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叶水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叶萍） 人民陪审员 （罗世翊） 人民陪审员 （郑明娥）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王**安） 书记 员（ 罗小 艺）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