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4592号原告：黄国源，男，1949年7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肇文，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玲，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法定代表人：杨明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凤怡，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昌辉，广东广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国源诉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肇文、邓海玲，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凤怡、姚昌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广发银发[2012]182号）》中补充养老专项补贴的差额部分188645元（自2011年1月1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二、被告将《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广发银发[2012]182号）》中第三条“补充养老专项资金发放对象”的划分标准调整为“（一）2011年1月1日之前已在本行退休人员（以下简称‘老人’）；（二）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本行退休的人员（以下简称‘中人’）”，以保障原告此后按照“老人”的标准享受待遇。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11日被告印发了《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文中明确规定：本方案自2011年1月1日起执。以执行日作为时间界限，“新”“老”划断；对以前已经在广发银行退休的人员，实行“老人”老政策。这种以执行实施日为时间界限、划分、处置之前之后不同的实际情况，早已在类似文件中形成不可逾越的条文和规矩。但在《方案》第三条款“补充养老专项资金发放对象”中（一）2006年9月30日之前已在本行退休人员（以下简称“老人”）；（二）2006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本行退休的人员（以下简称“中人”）。其中竟节外生枝、出现混乱的划分时间双重标准，前后互相矛盾不一致，毫无道理地含盖了文件执行日（2011年1月1日）之前，在2006年10月1日至2011年1月1日期间已经退休的人员，完全不管不顾这部分人员在《方案》执行日之前早已退休这一存在的客观事实，错误地将该部分退休人员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划分为（尚未退休）“中人”，而原告刚好是属于这一时间段退休的，因而不能享受退休“老人”应该得到的本分待遇，即：针对“老人”的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办法；《方案》规定的针对“老人”、“中人”二中完全不同的配置方法，造成在同一单位内、同一时间段（都是在《方案》执行日2011年1月1日之前）退休、相同行政级别的“老人”与被错划分为尚未退休“中人”，二者每月的专项补贴金额差距悬殊巨大，待遇严重不公，显失公平合理，《方案》错误划分条款构成了法律层面上的侵权，严重损害了这部分退休人员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以下将同类人员（指同一时间段退休、相同行政级别）所享受两类差距巨大的收待遇作鲜明对比：1.“老人”每月补充养老专项补贴；即以“老人”所在机构所在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依据，具体公式为：所属地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乘以职级系数，以本人退休时的职务为调整系数，其中：一般员工、正股、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各层级的收入替代率分别对应0.6、0.65、0.7、0.75、0.8、0.85、0.9、1。“自本方案执行之日起，老人可按月领取上述补充养老专项补贴直至身故”[详见《方案》四、（一）针对“老人”的配置办法）]，例如：汕头市2016年的社平工资为月均4520元（历年来每年平均递增百分比为二位数），汕头分行“老人”2017年发此社平工资乘以各职级系数，自《方案》执行日2011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在84个月内汕头市的社平工资一共是323844元，乘以各自的职级系数（即替代率）就可算出汕头分行“老人”84个月以来实际已经拿到手的专项补贴金额有多少。2.被错划分为尚未退休“中人”，则一次过发给每人3-7万元不等的所谓“专项补贴金额”，人均不超过5万元，说是每位退休员工自退休之日起，一次过发给15年的生活补贴，超过15年后，广发银行完全撒手不管。这5万元除以15（年）再除以12（个月）每月人均仅得278元，278元乘以84（个月）等于23352元。且这点所谓“专项补贴金额”与各人退休时的职务级别毫无关系。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几十万元与几万元之比，相差十多倍，差距之大，而且还在继续延续和扩大当中，实属离奇罕见。《方案》的相关规定完全违背国家《劳动法》第53条：应当“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待遇严重不公，显示公平合理，也背离了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告要求同类人员在福利待遇上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要求得到平等对待的尊严。二、用数据和事实说话。仅（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已过往的84个月时间，造成原告等24人个人应得的本份经济收入损失汇总合计：4417578元，原告等人成了广发银行《方案》错误政策条款规定的无辜受害者。根据国家《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应当赔偿支付原告（24人）被造成的经济收入损失汇总合计4417578元。三、《方案》其实是典型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在2012年4月11日颁布时，涵盖了单位中所有已退休人员和当时在位在职尚未退休人员的保险福利制度。《方案》颁布之前一直没有遵照执行国家《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支付和重大事项公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二个“应当”，违背法定程序的制定程序，程序上的不公正、不合规合法，是导致《方案》违反法规犯错的根本原因，因而此《方案》在法律效力上应当是完全无效的。但原告亦考虑到，《方案》中补充养老专项资金发放对象是由三部分人员组成：1.“老人”（系指2006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在本行退休人员）；2.被错划分为尚未退休“中人”（系指2006年10月1日至执行日2011年1月1日以后退休的人员）；其中第1部分人员无人反对《方案》的规定；第3部分人员由于确实是在执行日之后退休的，无理由可据之反对；唯独第2部分人员因为无故被错划分，遭受个人经济收入严重损失，一直反映强烈，坚决反对。综上所述，很可能《方案》对第1、第3部分人员的划分和专项资金配置上存在这实际相对合理和能让他们都已认同接受的地方，如果全盘给予否定，可能牵涉面会广些，会增加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难度，因此请求法院依据国家《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依法确认《方案》中划分“老人”、“中人”这一相关部分有重大争议和错误条款为无效条款。理应回归到《方案》中原本就存在的正确做法：以执行日为划分时间界限，即（一）2011年1月1日之前已在本行退休人员（以下简称“老人”）；（二）2011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本行退休的人员（以下简称“中人”）。至此，则《方案》的存在问题完全能迎刃解决。至此由此产生的第2部分人员的专项资金配置问题，属财务上稍作一些技术性调整就能够解决，如能采纳原告2018年3月15日给被告董事长信中提出的合理化提议，所谓问题则完全不成问题。四、《方案》自2012年4月11日印发之后，辖属多个分行打报告、众退休人员几十封投诉信访件都强烈反映：从来没有见过把已退休人员再划分为退休“老人”、尚未退休“中人”的做法，因而是错误的。而当年广发银行高管代表总行在汕头、惠州、肇庆分行等多个场合信誓旦旦扬言：“国务院97年文件早就有这样的划分，我们敢这样说，是有依有据的，《方案》在制订时，就是按照国务院97年文件的规定，划分为‘老人’、‘中人’的，我敢保证，把你们划分为‘中人’错不了。”经查证，97年国务院的确有下发《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的决定》[国发（1997）26号，1997年7月16日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通知[银发（1997）387号，1997年9月16日印发]随后对《决定》进行了政策解读，还规定了如何正确划分“老人”、“中人”具体的时间界限，即：本《决定》实施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称“老人”），本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职工（称“中人”）。被告既是说《方案》是按照97年国务院、央行文件规定制订的，而且也照本读样确定了“实施”的时间：本《方案》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那就本应理该“与时俱进”，以执行（实施）时间2011年1月1日为界进行划分：本《方案》执行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称“老人”），本《方案》执行前参加工作、执行后退休的职工（称“中人”）。而被告却节外生枝、撇开原本确定的执行时间，出现前后矛盾的双重标准，把划分时间界限竟前移至2006年10月1日，时间跨度前移长达5年3个月，明显对中央文件曲解误读。同时要特别指出一点：被告既是当初《方案》制定时的政策依据是97年中央第二个文件，那就由不得被告事后作出其他另类解释。五、自2012年4月11日《方案》印发之后，原告和其他众多同类退休人员历时五年多不间断的维权。据理力争，多个分行退休人员多次到总行上访，有2个分行退休人员（28人）联合到广东省政府合法上访，拒不完全统计，至少有近70多封信访件投诉《方案》存在违规犯错的问题；由于有规定寄至上级领导机关的信件都会全部转给有权解决的主管单位（广发银行），存在问题由原单位负责处理解决。但被告对退休人员的合理诉求一直都不愿作正面的回应，尽管据理力争过程中有充分的正当理由。历经6年多的上访、信访，请求改变不公平待遇至今毫无结果。迫不得已，原告只能走法律途径，以祈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再有甚者，被告不仅漠视被无辜损害退休人员的合理诉求，就连银行业监管机关广东银监会受上级中国银监会的委托所作的转送回函：“我局已按有关规定将信访件转送广发银行，责其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也置若罔闻，完全不当一回事，一直不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纠错、妥善处理；被告在处理《方案》的存在问题上，明显犯极其低级错误。六、另者，原告亦从同类内容文件，同种实施做法的《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2015年1月14日颁布]和特别报导的政策解读中找到了佐证：“此决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决定实施前已退休人员即“老人”；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即“中人”。二个属于国家级顶级设计的国务院文件都明白无误显示：如何正确划分“老人”、“中人”，只与事先确定的执行实施时间（日期）唯一有关，除此之外，与其他的任何节外生枝的另定时间则完全毫无关系。被告辩称，一、本案不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劳动争议适用范围的6种情形。其中第六款兜底条款中规定以“法律、法规规定”为前提，经被告搜索现有法律法规，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二、被告已向原告告知《关于印发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通知》内容，原告也已经自行填写《补充养老专项补贴待遇申领表》确认属于“中人”身份，享受“中人”待遇。《申领表》中写明：“本人已认真阅读了《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并充分理解该方案的内容。本人承诺以上填写的信息真实、完整。”由此可知，被告已履行告知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要求多支付补充养老专项补贴，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案争议的补充养老专项补贴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其并非系普遍适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福利待遇。用人单位依法有权根据自身经济条件情况决定给与不给、多给或少给、给付条件与给付金额等，被告对补充养老专项补贴的方案制定拥有完全的自主经营与决策权利。本案诉求二无法律依据，实质是干涉企业自主经营权，应当驳回。四、案涉利益本不属于原告，不存在导致原告利益受损问题。同时，原告取得额外补贴，本身没有实际损失。五、自2006年10月开始，被告推行企业年金计划。2006年10月前老人没有购买年金，且老人当时的工资较低，对应的社保工资也较低，所以补贴以社平工资作为基数，是为了解决老人退休工资普遍较低的客观现实。而2006年10月后中人的退休待遇构成中有年金、社保工资较高、且有商保待遇，因此补贴金额相对较低。由于历史原因，二者不存在公平与否的可比性，如果本案调整中人待遇，中人既享受年金也享受较高补贴，对老人也存在不公平。六、被告于2010年底基于自身经营状况计提了总额为1.71亿元的补充养老专项资金用于案涉配置方案。该1.71亿元来源于被告经营所得，现被告已无渠道计提额外的资金增加专项补贴。如果本案支持原告诉求，不仅严重影响被告的正常经营，且可能产生现有不特定的退休人员后续信访、诉讼等严重不利后果。另外，经被告统计，目前中人人数约为1000人左右，由于涉案人数众多，影响面大，如果支持原告诉求可能造成老人或其他中人认为分配不公平及后续争讼。七、最后，即使本案属于劳动仲裁争议范围，原告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经审理查明，被告曾于2012年4月10日向各分行、总行各部门发出广发银发[2012]18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内容包括：“为进一步完善我行补充养老制度、妥善解决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总行已决定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全行已退休或临近退休人员的补充养老待遇。为做好该项补充养老专项资金的配置工作，总行制定了《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见附件1）……”该通知附件1为《广发银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内容包括：“为进一步完善我行补充养老制度，妥善解决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总行已决定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全行已退休或临近退休人员的补充养老待遇。为做好该项补充养老专项资金的配置工作，特制订本方案。一、补充养老专项资金的定义本方案中的补充养老专项资金，是指本行针对因政策性因素未能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以及虽已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但在本行退休前企业年金缴费不足一定年限的已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在目前已享受的各项补充养老待遇之外额外给予的专项补贴，是本行员工补充养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的基本原则（一）统筹兼顾，覆盖全面。在我行企业年金制度建立初期，为妥善解决因政策性因素未能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以及虽已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但在本行退休前企业年金缴费不足一定年限的已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在本行退休后获得的补偿较少问题，总行为部分员工额外办理了补充养老商业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和压力得到了缓解，但问题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研究制定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要统筹兼顾、覆盖全面，力争使因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带来的相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二）尊重历史，立足补偿。任何分配制度的公平性都是相对而言的。研究制定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的主要出发点不是要质疑我行过往既定政策制度的公平性，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让已获得补偿人员适当提高补贴待遇，让应当获得补偿人员获得应得的补偿。（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制定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方案要在保持原先各项养老补充政策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引入动态调整机制，给我行员工补充养老机制注入生机和活力。三、补充养老专项资金发放对象（一）2006年9月30日之前已在本行退休人员（以下简称‘老人’）。该类人员因政策性因素未能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但已按‘本行商业保险计划A’（附注载系指总行统一为全行企业年金制度建立前已退休的员工购买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永康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2003版）》。根据该保险条款，受益人可按月领取保险金直至身故，身故时领取保险金时间少于10年的，一次性补足10年的金额，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领取。）享受按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待遇。（二）2006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本行退休的人员（以下简称‘中人’）。该类人员虽已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但缴费期限不足15年。在该类人员中，2004年12月31日之前入行的可按“本行商业保险计划B”（附注载系指总行统一为2004年12月底前入行的员工购买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A款）（分红型）（2007版）》。根据该保险条款，受益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退休前出国（境）定居，可一次性领取其个人账户下的全部余额；受益人达到退休年龄前身故，可由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下的全部余额。）享受在退休后领取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四、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办法（一）针对‘老人’的配置办法以‘老人’所在机构所在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依据，以本人退休时的职务为调整系数，剔除本人已按‘本行商业保险计划A’享受按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后，计算‘老人’每月应补贴额。具体公式为：‘老人’每月补充养老专项补贴=所属地区上年度月社平工资×收入替代率-已按‘本行商业保险计划A’享受按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其中，1.‘收入替代率’根据员工退休时层级确定，其中：一般员工、正股、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等各层年级的收入替代率分别对应60%、65%、70%、75%、80%、85%、90%、100%。2.‘所属地区上年度月社平工资’统一取本行本部所在地的社平工资值，并于每年7月份进行动态调整。（二）针对‘中人’的配置办法以‘中人’在本行参加企业年金计划期间单位缴费平均数为标准，对因年龄因素导致年金缴费期限不足15年的，统一按缴费15年累计标准补齐差额，但对2004年12月31日之前入行并已按‘本行商业保险计划B’享受在退休后领取补充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在计算专项补贴额中扣除。具体公式为：‘中人’退休后补充养老专项补贴=本人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求见单位缴费平均数×（15年-企业现金缴费年限）-已按‘本行商业保险计划B’享受在退休后领取补充养老待遇其中：1.对‘中人’退休后补充养老专项补贴采取‘封顶’措施：即‘中人’退休后补充养老专项补贴计算额高于300，000元的，按300，000元封顶。2.对‘中人’本人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期间单位缴费年平均数计算采取‘保底’措施：即在计算‘中人’本人参加本行企业年金计划期间单位缴费年平均数低于5000元的，按5000元保底。3.‘企业年金缴费年限’包括已实际缴费年限、符合条件但拒绝参加或自愿退出年金计划的年限，以及属于企业年金实施方案规定的暂停缴费年限。五、补充养老专项资金管理参照本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方式，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采取委托法人受托机构管理的模式。本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择有资格的法人受托机构并签订合同，由法人受托机构委托有资格的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并与其签订管理合同，行驶相关职能。六、补充养老专项补贴领取（一）领取条件员工须在本行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并按规定办理完退休手续后，方可领取补充养老专项补贴。员工身故或在到达法定退休前离开本行的，不享受上述补充养老专项补贴待遇。（二）领取方式1.自本方案执行之日起，‘老人’可按月领取上述补充养老专项补贴直至身故，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缴。2.自本方案执行之日起，‘中人’在符合上述领取条件后可申请领取上述补充养老专项补贴。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缴。七、其他事项本方案由总行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并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2018年8月8日，原告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申请仲裁，该仲裁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粤劳人仲案字[2018]12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故决定不予受理。诉讼过程中，双方共同确认：原告系于2009年7月9日从被告处退休，已领取的补充养老专项补贴金额为81528元。另，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表示：原告退休后，有领取社保统筹发放的养老金，另有领取企业年金。被告则表示：我方在2006年建立企业年金制度，2010年底部分退休职工向总行反映在2006年9月30日以前退休的职工没有企业年金，且社保待遇太低，故2011年12月28日经党委会审议通过了本案补充养老专项资金配置意见，主要目的是在于给予没有企业年金的退休人员补贴，故区分标准为是否有企业年金。原告还表示：该方案的审议并非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进行审议通过，未履行民主协商程序，应当就其中不合理的条款予以修正。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讼的补充养老专项补贴，其实质系劳动者退休后，原用人单位在参与社会保险统筹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企业年金、补充养老商业保险配置情况，自主决定、自行发放的额外养老补贴。上述补贴是否发放以及发放标准，系基于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制定，非属执行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问题，不是劳动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而且，原告在本案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充养老专项补贴差额部分存在合同约定或者被告曾明确承诺支付，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与此同时，讼争补充养老专项补贴资金配置方案，既涉及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及行业政策，亦牵涉到不特定的其他人权益，方案合理与否，宜由用人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处理，故原告在本案中关于直接调整方案适用对象划分标准的诉请，本院不予审处。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国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黄国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昇毅审 判 员  陈逸新人民陪审员  姚敏华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曹祖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