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7民终14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峰，男，汉族，生于1988年1月8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环，男，汉族，生于1991年11月19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加春，四川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支行。 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通达西路**。 法定代表人：谭勇，系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德兴，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传彬，四川绥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冬，男，汉族，生于1974年11月10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华，男，汉族，生于1977年5月7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樵，女，汉族，生于1978年5月8日，，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地，男，汉族，生于1984年11月6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南外镇西环路**系鲁华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云峰、刘云环因与被上诉人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达川支行）、黎冬、鲁华、李红樵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1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云峰、刘云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3民初194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二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两原告对涉案房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其诉讼请求，本院不子以支持”该事实的认定显属错误。其主要理由是:1、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二原告不能过户，进行物权变更，具有一定过错、无法确定原告之父刘本德向被上诉人李红樵共计出借款项32.5万元已抵债为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两原告主张的借款抵作购房款不属于买卖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一审人民法院对该三项事实的认定均属错误。其具体表现在: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鲁华、李红樵所签定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在2016年5月10日，并且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房屋买卖合同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二上诉人付款订金18万元，以及二上诉人之父所出借的14.5万元均是借款直接转化的购房款，也符合法律的规定;二上诉人与其父刘本德系家庭共同成员，其父自愿将上述32.5万元出借给被上诉人鲁华、李红樵的借款，直接赠予给二上诉人作为在该二被上诉人的购房款，完全符合法律规定;2、二上诉人之父刘本德2016年10月8日出借给上诉人李红樵的14.5万元明确约定2018年5月8日转购侨兴花园购房款即诉争房屋的购房款，该签字在该借款凭证上能直接反映系被上诉人李红樵本人所书写，该约定系李红樵真实意思表示，刘本德对该借款直接转化为购房款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该借款凭证直接证明为购房款的收条性质，一审人民法院以二上诉人没有提出证据证明予以佐证，就直接认定该借款凭证不是真实的显属错误，因为该借款凭证本身就是直接证据，可以直接认定该借款就是直接转化为购房款;二上诉人通过其父直接将借款转化为二上诉人在该二被上诉人处的购房款32.5万元，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千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三)(四)之规定，二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应依法 予以全部支持。 农商银行达川支行辩称，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应支持。 黎冬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鲁华、李红樵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刘云峰、刘云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立即停止对位于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前进街侨兴花园D幢3单元10楼2号住房面积168.77平方米，产权证号：达房权证（南外字第0**533号）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2、依法确认刘云峰、刘云环与鲁华、李红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3、依法判令鲁华、李红樵协助刘云峰、刘云环办理过户手续。4、依法判令解除鲁华、李红樵与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制有限公司达川支行签订的《抵押合同》。5、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制有限公司达川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鲁华、李红樵系夫妻，刘云峰、刘云环系兄弟。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于2014年5月6日向李红樵出借借款4万元，于2015年5月5日向李红樵出借借款6万元，于2015年5月6日向李红樵出借借款8万元，共计18万元。后刘本德找鲁华、李红樵还款未果。鲁华、李红樵没有按时向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还钱。刘本德考虑到今后房屋过户多交税费，便以刘云峰、刘云环名义买房，并以其18万元借款转为刘云峰、刘云环的购房款。于2016年5月10日刘云峰、刘云环与鲁华、李红樵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鲁华、李红樵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刘云峰、刘云环，房屋价款42万元。同时约定，第一次付定金18万元，可作房款；第二次付款24万元，于2018年5月10日前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交付。交房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刘云峰、刘云环与鲁华、李红樵签订合同不久，便入房实际居住。但庭审中，刘云峰、刘云环未向法院提交刘本德债权转让的相关凭证，且《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中，也没有注明第一次付定金18万元，该18万元系其父刘本德之前的借款进行以物抵债的相关证据。 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于2016年10月8日再次向鲁华、李红樵出借借款14.5万元。该借款凭证载明：“借款出借人约定借款时间从2016年10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年利率为9.6%。”李红樵向刘本德出借借款凭证一份，李红樵在该凭证上签字按印。该借款凭证下方批注：“借款到期后转为侨兴花园房子的购房款。”针对该借款凭证上批注，庭审中原告认为系李红樵书写。对此，鲁华及李红樵的委托代理人予以否认。庭审中，刘云峰、刘云环未向本院提交刘本德债权转让的相关凭证，刘云峰、刘云环也未向本院提交其它以物抵债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同时查明：一、庭审中，刘云峰、刘云环陈述2016年5月11日鲁华、李红樵就把钥匙交给刘云峰、刘云环。刘云峰、刘云环看了房之后，鲁华、李红樵收走钥匙，说里面住了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要求一周后交付房屋。后原告于一周后实际居住该房。 二、农商银行达川支行于2016年5月13日与黎冬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60万元;同日，鲁华、李红樵与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区支行签订了《抵押合同》，鲁华、李红樵将案涉房屋抵押给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区支行，为黎冬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到达州市达川区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日，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公证处出具了(2016)川达达证字第1368号《公证书》，对上述《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进行了公证，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2018年5月24日，应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支行的申请，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公证处出具了(2018)川达达证执字第63号《执行证书》。庭审中，农商银行达川支行向本院提交了贷款抵押合同、借款合同及其公证书及抵押登记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三、2019年1月4日，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川达达证执字第63号《执行证书》的内容。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9)川1703执39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将被执行人鲁华所有的位于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前进街侨兴花园D幢3单元10楼2号住房一套(面积168.77平方米，产权证号达房权证南外字第0**533号)予以查封;二、查封期限为三年。案外人刘云环、刘云峰以自己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为由对法院执行该房屋提出执行异议。2019年4月29日，法院作出（2019）川1703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刘云环、刘云峰的异议请求。 四、庭审中，黎冬辩称，因鲁华需要一笔资金，便以其名义帮忙贷款。当时鲁华、李红樵名下俊健实业有限公司涉及贷款太多，很难贷款。取得该贷款后，黎冬在银行便将该笔借款的银行卡交给了被告鲁华。鲁华、李红樵取得该贷款至今未向农商银行达川支行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外人刘云环、刘云峰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判断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主要应分析案外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民事权益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相比是否具有优先性,也即分析案外人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者物权期待权。又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及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更只有经依法登记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本案中,鲁华、李红樵并未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至两原告名下,故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未发生变动,刘云峰、刘云环未取得所有权。因此,本案应重点分析刘云峰、刘云环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物权期待权从性质上虽仍属债权范畴。但该债权不同于一般的债权,案外人既已依照合同履行完毕支付取得物权之对价等义务,预期物权将确定无疑地变动到其名下,在与申请执行人一般债权的实现发生冲突时,法律选择了优先保护案外人的物权期待权。至于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案外人对被执行的财产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如欲产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应当符合以下要件:(一)和被执行人即登记名义人,签订以变动执行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二)已经履行买卖合同的全部价款支付义务;(三)对执行标的物的物权期待权已经以一定的方式对外公示;(四)物权没有变更登记的原因不可归责于案外人。四个要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根据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要件可知,物权期待权作为一种被物权化的债权,其被物权化的具体表现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买卖合同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特定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且为获得所有权积极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如积极支付全部价款,并通过占有的方式对外公示,之所以没有变更登记,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具体到案，应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评判分析： 一、刘云峰、刘云环不能过户，进行物权变更是否具有一定过错的问题。刘云峰、刘云环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与鲁华、李红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其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虽为2016年5月10日，但鲁华、李红樵辩称，此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将落款时间提前到办理银行贷款之前，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其与农村银行达川支行签订《担保合同》及黎冬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之后。同时根据2016年市场房价及交易行情及交易习惯、规则，刘云峰、刘云环以42万元，购得鲁华168.77平方米房屋，明显低于市场交易行情价格。同时，庭审中，鲁华、李红樵辩称其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已明确告之此房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由此可见，刘云峰、刘云环对所购房，以低价购房且在该房事先已在农村银行达川支行办理抵押贷款而予以购买，其主观上对该房不能过户，进行物权变更，具有一定过错。 二、本案是否构成以物抵债的问题。刘云峰、刘云环与鲁华、李红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先后三次向李红樵借款18万元，但庭审中，刘云峰、刘云环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刘本德债权转让的相关凭证，且《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中，也没有注明第一次付购房定金18万元系其父刘本德之前的借款进行以物抵债的相关证据。 刘云峰、刘云环与鲁华、李红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又再次向李红樵出借借款14.5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并由李红樵出具借款凭证。虽该借款凭证下方批注“借款到期后转为侨兴花园房子的购房款。”，针对该借款凭证上批注，但鲁华及李红樵否认系李红樵书写，且刘云峰、刘云环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刘本德同意债权转让及以物抵债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其提出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该14.5万元为其购房款。综上，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向李红樵共计出借款项32.5万元。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其已转为涉案房屋的购房款。 三、刘云峰、刘云环主张的借款抵作购房款是否属于买卖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的问题。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向李红樵所先后出借的32.5万元借款，两原告主张通过其父刘本德的借款抵作购房款，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即使李红樵、鲁华同意接受将刘本德借款转为购房款，其也应属于以物抵债。刘云峰、刘云环通过其父刘本德的借款进行以物抵债，根据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外人主张涉案房屋的物权期待权,是基于以买卖为基础法律关系。刘云峰、刘云环作为案外人主张以物抵债（即原告其父刘本德的借款抵作购房款，鲁华、李红樵将涉案房抵偿刘本德处借款），其实质为消灭其父刘本德与鲁华、李红樵之间民间借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基础法律关系为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买卖关系。其实质上是该《房屋买卖合同》是对李红樵、鲁华与第三人，即刘云峰、刘云环之父刘本德消灭债务的具体履行。故刘云峰、刘云环与李红樵、鲁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首要目的是刘云峰、刘云环代其父刘本德消灭金钱债务,并非是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此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基于买卖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的区别。综上，刘云峰、刘云环对涉案房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至于刘云环、刘云峰与鲁华、李红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或第三人即原告之父刘本德与被告鲁华、李红樵的民间借贷纠纷，刘云环、刘云峰或其父刘本德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云环、刘云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刘云环、刘云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刘云环、刘云峰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上诉人刘云环、刘云峰上诉主张其父刘本德已将出借给被上诉人鲁华、李红樵款项32.5万元赠与给上诉人，抵作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本院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约定42万元的价格出售案涉房屋，明显低于市场交易行情价格，既是李红樵、鲁华同意接受将刘本德借款转为购房款，刘云环、刘云峰与李红樵、鲁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亦系刘本德债权转让而形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对于李红樵、鲁华而言，其卖房是假，清偿其他到期债务是真。而就所谓房屋买受人刘云环、刘云峰而言，其真实目的则是尽快实现债权。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房屋的刘云环、刘云峰，在完成不动产权属转让登记之前，仅凭带有抵偿性质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抵押债权的权益，而是债务人履行借款债务的担保，并不能产生物权期待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一审认定上诉人刘云环、刘云峰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刘云环、刘云峰与被上诉人鲁华、李红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赔偿或上诉人之父刘本德与被上诉人鲁华、李红樵的民间借贷的偿还，上诉人刘云环、刘云峰或其父刘本德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刘云峰、刘云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上诉人刘云峰、刘云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牟春艳 审判员  古 霞 审判员  钟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张治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