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39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田英，女，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封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勇，河南简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晨辉，河南简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保强，男，196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封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宗华，河南中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小伟，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封丘县。现在河南新乡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小华，女，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封丘县。上诉人朱田英因与被上诉人胡保强、杨小伟、黄小华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7民初3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朱田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进勇、朱晨辉，被上诉人胡保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封宗华，被上诉人杨小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小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田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房屋因上诉人不具备按揭贷款条件，故借杨小伟名义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并办理按揭贷款，之后上诉人按期足额还清按揭借款，并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在2014年9月17日杨小伟夫妇办理公证，明确虽然该房屋登记在杨小伟与朱田英二人名下，但实为上诉人所有。2、上诉人于2019年4月8日以杨小伟、黄小华为被告提出确权之诉，一审法院应中止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而未中止，程序违法。3、上诉人符合物权期待权保护条件，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全部房屋价款，且占有使用多年，仅是借用杨小伟名义与开发商签订按揭贷款购房合同，案涉房产具备办证条件时，因杨小伟下落不明导致未能及时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不得查封。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胡保强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驳回上诉。杨小伟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案涉房产与杨小伟无关。朱田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封丘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封丘县人民法院对封私登字第7××4号房产采取的保全措施，并裁定停止执行该房产；2、确认封私登字第7××4号房产属朱田英独有；3、责令胡保强、第三人杨小伟和第三人黄小华协助，将封私登7××4号房产过户到朱田英名下。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12月20日，胡保强因与杨小伟、黄小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该院提交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依法查询、查封被申请人杨小伟、黄小华名下价值27万元的财产。同日，该院作出（2016）豫0727财保278号民事裁定书，并查封了本案诉争房屋。2017年1月5日，胡保强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7）豫07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小伟、黄小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胡保强购房款25526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略）。判决生效后，杨小伟、黄小华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胡保强申请该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朱田英于2017年7月21日就涉案房屋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后该院作出（2017）豫072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朱田英的执行异议。2017年11月28日，朱田英向该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审理过程中，朱田英于2018年5月3日向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封私登字第7××4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原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豫0725行初1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朱田英的诉讼请求。朱田英不服，上诉至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豫07行终3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依据封私登字第7××4号房权证记载，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杨小伟，坐落于封丘黄池路北段温州商业街，幢号1，结构为框架，房屋总层数5，所在层数1-2，建筑面积188.57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业，共有人为朱田英。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田英主张其为涉案封私登字第7××4号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且其已全额支付了购房款，购买房屋时因其资金不足，又不具备按揭贷款的条件，所以就借用第三人杨小伟的名义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一、关于朱田英所述借用杨小伟名义购买涉案房屋的问题。依据封私登字第7××4号房权证记载，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杨小伟，但朱田英为涉案房屋共有人。就该房权证来看，涉案房屋系杨小伟与朱田英共同共有，并非登记在杨小伟一人名下，应系杨小伟与朱田英共同购买。在此种情况下，杨小伟与朱田英共同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必然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其二人在共同购买涉案房屋时关于出资、收益等约定也必然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二、即便朱田英与杨小伟之间确系“借名买房”关系，朱田英亦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物权保护应遵循登记和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该规定亦明确表述了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判断权利人的原则，此处亦是物权公示原则的体现。现杨小伟为案涉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该物权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即便朱田英所主张的其与杨小伟之间借名买房关系成立，相对于朱田英与杨小伟的内部关系，胡保强作为局外人，无法也无义务了解朱田英与杨小伟所约定的相关内容，只能且只需根据物权公示的形式即登记作出判断，推定杨小伟对于案涉房屋享有正确、合法的物权。胡保强作为杨小伟的债权人，已经获得生效法律文书对其债权的认可，并据此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屋。此时，显然应当保护杨小伟的债权人即胡保强的强制执行债权，此亦是物权公示原则之体现。借名登记契约是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就房产归属所作的内部约定，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仅具有债权性质，并非法律规定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定事由，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借名人并不能据此对借名购买的房屋直接享有物权，其享有的仅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后果，亦不能对抗胡保强享有的强制执行债权。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该条规定系保护善意的不动产买受人合理的物权期待权，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时，善意的不动产买受人虽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法定形式取得不动产的物权，但其已对不动产依法享有物权期待权，买受人依据其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足以排除一般债权人的强制执行，此亦是物权保护的一种方式。但在本案中，朱田英主张因用杨小伟名义贷款而借用杨小伟名义买房，其所主张的为借名买房，而非其向杨小伟购买涉案房屋且支付了价款，朱田英并非涉案房屋的买受人，而为借名人。不动产的买卖与借名购买不动产具有本质的区别，朱田英所主张的借名买房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形，其无法据此享有物权期待权，亦无法依据上述规定排除执行。况且，朱田英就涉案房屋房权证所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被两级法院驳回，涉案房屋的现登记状态不属于登记存在障碍、登记机关登记错误等朱田英意志以外的原因，该状态的持续存在，系朱田英为规避信贷政策而产生，其行为扰乱了国家对商品房限购政策、信贷政策的规定，妨碍了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朱田英为获取贷款借用他人名义购买房屋时，即是放任并故意让涉案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且长期以来怠于行使己方权利，未将涉案房屋予以过户。其对涉案房屋目前的登记状态本身具有过错，应当对涉案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的风险有所预见并承担因此带来的风险责任。该行为亦不符合“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更加不能依据前述规定排除强制执行。三、关于朱田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朱田英以要求确认封私登字第7××4号房屋为其个人所有为由向该院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中止本案诉讼。该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规定，涉案房屋已于2016年12月20日被该院查封，现朱田英即使取得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亦不能排除执行。故朱田英以要求确认封私登字第7××4号房屋为其个人所有为由向该院另案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其主张是否成立，均不影响本案审理，对其申请中止本案诉讼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驳回朱田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田英负担。二审查明：杨小伟与朱田英丈夫杨国岭系兄弟关系，案涉房产购买时总价款51万余元，首付款26万余元系朱田英向开发公司缴纳，余款25万元由朱田英、杨国岭夫妇借用杨小伟名义办理按揭贷款支付，按揭款均系朱田英、杨国岭夫妻实际偿还，至2012年还清贷款。杨小伟、黄小华于2014年9月17日在封丘公证处办理公证声明案涉房产系朱田英夫妇所有，其二人对该房屋未做任何投资，对产权不提出异议。该房产于2015年11月18日办理所有权证书。胡保强与杨小伟经济纠纷系双方在买卖盛联国际小区拆迁房屋过程中形成，杨小伟为还赌债利用盛联国际小区房产再次转卖而诈骗他人，于2016年11月份负案外逃，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案涉房产登记在朱田英与杨小伟二人名下，从登记的权利外观看，系二人共有，本案争议的关键是审查杨小伟是否系案涉房屋享有真实的共有份额及是否系真实的权利人，能否对其名下共有份额强制执行。首先，朱田英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案涉房屋所有购房款均是朱田英与杨国岭夫妇实际出资，无证据证实杨小伟对该房屋有任何出资份额，系朱田英以杨小伟名义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并将杨小伟登记为房屋共有人，二者系借名贷款购房的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借名贷款购房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属于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其次，该房屋交付后至被法院查封至今，均由朱田英实际占有并使用，杨小伟未实际占有使用过该房产，并且杨小伟、黄小华夫妇于2014年9月份办理公证进一步印证朱田英系实际权利人的客观事实，故足以认定朱田英对案涉房产享有真实有效的所有权。杨小伟仅是该房产登记意义上的共有人，是一种外观表象，实质上其权利缺乏出资的来源基础故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该房产实为朱田英夫妇所有，仅因为朱田英借杨小伟名义贷款而被登记为名义上的共有人，实质上杨小伟对该房产并不享有所有权及共有份额，故本院对朱田英要求确认该房产为其一人所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杨小伟从未否认过该房产系朱田英独有的事实，也未有拒不配合办理过户登记的行为，双方对此并无纠纷，其可以直接向杨小伟主张相应权利，朱田英诉讼中请求判令杨小伟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缺乏诉的利益，本院不予处理。再者，胡保强与杨小伟之间的交易并未涉及本案房屋，其对案涉房产申请执行的权利来源于杨小伟对该房产的权利，其权利范围当然不能超过杨小伟本身，虽然本案房屋登记显示杨小伟系共有人之一，但胡保强对此房产的登记外观公示不存在交易之信赖利益，物权公示公信的外观主义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设置例外规则，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在实际权利人和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取决于公示外观，本案中作为胡宝强所申请执行的债权亦非基于对案涉房产登记在杨小伟名下的权利表象而发生，胡保强仅能对案涉房产主张作为杨小伟一般责任财产的权利，相较而言，案涉房产与朱田英利益关系更为紧密，朱田英对该房产所享有的所有权足以对抗胡保强的一般债权强制执行而受到保护，即杨小伟本人不能亦无权向朱田英主张返还房屋，则胡保强也无权申请执行朱田英实际所有的该房产，故朱田英主张排除执行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朱田英的行为对本案纠纷形成存在一定责任，故案件诉讼费用由其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7民初3662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位于封丘县黄池路北段温州商业街的封私登字第7××4号房产；三、确认位于封丘县黄池路北段温州商业街的封私登字第7××4号房产系朱田英单独所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800元，均由朱田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东审判员  吴俊喜审判员  马成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贾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