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5民初18652号原告：史浩云，男，199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晨岗(原告母亲)，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立新(原告父亲)，住址同上。被告：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张立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史浩云诉被告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后，经双方当事人申请，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顾正恺独任审判，于2018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浩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晨岗、史立新，被告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史浩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8月2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1年8月21日入职被告处，担任健身教练，双方签订过期限为2011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1日的劳动合同。2013月9月1日，双方重新签订一份期限至2016年9月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合同，但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2017年10月30日，原告离职。原、被告之间系正式的劳动关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陈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劳动合同两份。旨在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宣传照片。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使用原告的照片做宣传。3、收据照片、贴有“私教、电子消费团购卡”标签的笔记本照片、营业执照照片、2016年5月工资单签收照片、4张私教费用结算单照片。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4、崔龙出具的证明。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担任健身教练，并一直工作至2017年10月左右。5、陈澧?出具的说明函。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7年10月。6、考勤卡照片。旨在证明被告提供虚假的考勤卡。7、微信聊天记录。旨在证明被告提供虚假的工资签收本。8、微信及支付宝账单。旨在证明王成与其他同事为原告代领的工资数额与工资签收本数额不一致。被告对证据3、4、6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对证据8的关联性持有异议；对证据5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待证事实。被告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于2011年8月21日入职被告处，担任健身教练，双方签订过期限为2011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1日的劳动合同。因原告经常存在缺席情况，2013月9月1日，双方重新签订期限为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的劳务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担任兼职教练。之后被告对原告实行松散型管理，原告工作时间不再固定，其工资按小时计发。原告在被告处最后工作至2016年10月30日。2011年8月2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原、被告确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9月1日之后双方系劳务关系。被告服从仲裁裁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陈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劳动合同。旨在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9月1日变更劳动关系为劳务关系，工作岗位由健身教练变更为兼职教练。2、2016年2月至2016年12月工资签收本。旨在证明2013年9月1日之后原告工作时间不固定，工资按小时计发，双方系劳务关系；原告最后工作至2016年10月30日。3、仲裁庭审笔录。旨在证明仲裁时原告自认双方劳务关系于2016年10月30日结束。4、考勤卡。旨在证明原告的出勤情况及双方系劳务关系。原告对证据2、4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待证事实。对于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1年8月21日入职被告处，双方签订期限为2011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被告)安排乙方(原告)从事健身教练岗位工作；乙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度；乙方月基本工资为1,280元,其余各类津贴、奖金等发放按公司规定和经营状况及个人业绩而确定。原、被告一致认可2011年8月2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工作状态为做一休一，被告每月10日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工资，工资构成为底薪1,280元，另以私教费的50%计发提成。原告主张2013年9月1日之后其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状态均未发生变化，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原告最后工作至2017年10月30日。原告为此提供了：1、2013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中载明：本合同的类型为固定期限，期限为三年，自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甲方(被告)安排乙方(原告)从事兼职教练岗位工作，乙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乙方月基本工资为1,620元。2、收据照片、贴有“私教、电子消费团购卡”标签的笔记本照片、营业执照照片、工资单签收照片、4张私教费用结算单照片。其中收据照片及笔记本照片均未显示原告姓名；工资单签收照片显示日期为“2016年5月份”，但未显示原告姓名；私教费用结算单中的2份显示为2012年的私教费，另外两份中的一份显示为“2016年1月份”，但未显示原告姓名，另一份显示为“2016.10.10”，载明“史浩云，10节私教费2,600现金；私教费已结清”；3、考勤卡。其中仅显示“11月，史浩云”，未显示年份及考勤记录内容。4、原告前同事崔龙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崔龙，曾是史浩云的同事，愿意证明史浩云在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春天健身仙霞店)一直工作至2017年10月左右，并一直担任健身教练一职，特此证明。证明人：崔龙……2018年9月28日”。5、陈澧?出具的说明函，载明：“本人陈澧?，自约2013年4月左右，开始至仙霞路春天健身会所运动，付费加入成为会员，同时经由健身房推荐，聘请史浩云为本人私人健身教练连续约2年。2015年后，本人虽然未继续聘用史浩云为本人教练，但仍持续在健身房运动至2017年中。另本人居住于春天健身房所在小区，除运动时间外，回家经过健身房时也都不定时会到健身房与史教练或其他一起运动会员打招呼(健身房位于小区入口)，运动时间前期仍维持3-4/周，后期2-5次/月，但仍不定时到健身房打招呼，期间多数时间能见到史教练代课或值班。特此说明。陈澧?，2018年10月16日……”。被告认可劳动合同、工资签收照片、私教费用结算单、营业执照照片的真实性，但工资签收单及2016年1月私教费用结算单并无原告姓名，与原告无关；不认可收据、笔记本照片、考勤卡的真实性，也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认可崔龙原系其公司员工，已于2016年10月离职，但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认可陈澧?于2013年在其公司办理过1年期会员卡，但之后无法查询其会员信息，另因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该说明函不予发表质证意见。经查，陈澧?在仲裁庭审中出庭作证，自述2013年4月中旬起至被告处健身，每周去健身三至四次，之后每月去二三次至四五次，2016年10月起每月最多去健身房三四次，每次运动一个小时左右，去健身房时大部分时间都能看到原告，最后一次健身时间为2017年5、6月份，但其无法提供会员单据。被告主张因原告经常存在缺勤情况，故双方于2013年9月1日重新签订一份劳务协议，虽然该协议的抬头为“劳动合同”，但约定原告担任兼职教练，实际按照劳务协议履行。被告对原告进行松散型管理，工作时间不固定，被告根据其出勤时间以时薪12元计发工资，私教费另计，原告最后工作至2016年10月30日。被告为此提供了：1、2013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与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一致。2、2016年2月至2016年12月的工资签收本。其中显示原告每月工资数额均不超过600元；除2016年4月显示“史浩云”签收外，其余月份均为他人代签，其中2016年3月、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显示代签人为“王成”，2016年10月显示代签人为“张健”；2016年11月起无发放原告工资的记录。被告表示以2016年2月工资为例，“4天+1天”系出勤天数，“-200”系扣除住宿费，“136-65=71”系根据其出勤小时数(5天*6小时)计算当月工资136元，扣除客户投诉扣款65元，当月实发工资为71元。3、2016年1月至2016年7月、2016年9月至2016年10月考勤卡。显示上述期间每月原告出勤天数分别为：2天、4天、11天、11天、10天、11天、6天、9天、6天；出勤日均只有一次打卡记录。4、2018年6月25日仲裁庭审笔录。原告第一次申请仲裁时陈述仲裁请求为：“请求确认2011年8月21日至2016年10月30日的劳动关系”。5、被告申请员工张健到庭接受调查，张健表示：其于2016年10月8日入职被告处，担任健身房经理，双方签订过期限为2016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7日的劳动合同；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及私教费，每月工资通过工资签收本签收；其于2016年10月入职后认识原告，但不清楚其具体工作岗位和出勤情况，未见过原告上过私教课，仅在下班后见过两三次；2016年11月13日其为原告代领2016年10月工资228元，并于当日通过微信转给原告。张健当庭确认被告提供的2016年10月工资签收本显示的“张健”系其本人签字，记录的工资数额亦与其向原告转账数额一致，并向本院提供了劳动合同及当庭演示了微信转账记录。原告认可劳动合同、仲裁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工资签收本及考勤卡的真实性，表示工资签收本无原告签字，考勤卡与原告提供的考勤卡不一致，系被告诉讼后补，且工资签收本显示的工资数额与考勤卡存在矛盾之处；其于2018年6月25日陈述的仲裁请求期限系合同到期日，但原告实际工作至2017年10月30日；原告认可张健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陈述，表示张健系被告处员工及被告负责人亲戚，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张健于2016年10月8日入职，对原告此前的劳动关系情况及工资支付情况不了解；张健确实为原告代领228元，但该笔款项性质原告已记不清，故不认可系原告工资。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工资签收本认为：1、2016年4月签收人“史浩云”并非原告本人签字。原告对此未提供反驳证据，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不申请鉴定。2、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工资签收本均显示“兼职”一栏单列，其中2016年4月显示“兼职，2人，680元已付”；2016年5月显示“兼职，663已付”；2016年6月显示“兼职，2个，357*2=714”；2016年7月显示“邹永奎，兼职，16*3*17=816已付；肖志伟，兼职，16*3*17=816已付”。原告据此主张其系被告处正式员工，并非兼职人员。被告则解释工资签收本“兼职”一栏记录的是两名负责发放传单的兼职人员的工资发放情况，坚持认为原、被告系劳务关系。3、原告认可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期间王成为原告代领工资并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给原告，但转账金额与工资签收本记录金额不一致，因此不认可工资签收本显示的“王成”签字的真实性。原告为此提供了2016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原告与王成、董红、赵一围、张健的转账记录，显示：2016年4月10日，王成支付原告500元；2016年4月14日，王成支付原告2,300元；2016年5月13日，董红支付原告1,200元；2016年7月17日，王成支付原告1,067元；2016年7月26日，赵中围支付原告200元；2016年9月，王成支付原告500元；2016年10月10日，王成支付原告2,457元；2016年10月11日，王成支付原告2,000元；2016年11月13日，张健支付原告228元。原告据此主张以上均为原告在被告处的实际收入。被告认可转账记录中与工资签收本记录的工资金额相吻合部分的真实性，认为反而证明工资签收本属实，例如：2016年4月10日王成支付原告的500元即2016年3月工资；2016年7月17日王成支付原告的1,067元即2016年5月工资537元及2016年6月工资530元，2016年11月13日张健支付原告的228元即2016年10月工资；被告不认可其余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亦认为可能系王成、董红、赵一围与原告之间的私人金钱往来，关联性不予认可。4、根据工资签收本，被告每月支付王成“社保899元”，但经原告向王成核实，被告并未为王成缴纳过社会保险费，故工资签收本记录并非真实。原告为此提供了其与王成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史浩云：问你下，从你进春天到走，2011-2016年，春天有帮你交过五险一金伐？王成：从来没有……她本子上确实是这样写的，因为我的工资是底薪+提成，比如我底薪2,000+提成4,000，那我应得的工资是6,000元。但是她本子上写的是底薪2,000+社保补贴1,000+其他提成3,000，总共6,000元，那么我拿到的工资确实是一直以来谈好的工资+提成。但是从来没有交过所谓的社保！也没有额外的给过社保补贴，纯粹是她要这样做账而已！”被告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表示被告未为王成缴纳社保，每月通过社保补贴的方式向其支付现金，故工资签收本上显示“社保”一栏；且根据王成陈述，其实发工资与工资签收本记录工资数额一致，故工资签收本记录的原告工资金额即为其实发工资。2018年6月26日，原告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要求确认双方于2011年8月2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对原告的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诉诸本院。审理中，本院要求被告提供2016年2月至2016年12月的财务账册，被告表示因2017年被告装修事宜导致财务账册遗失，故无法提供，仅能提供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的手写日台帐供法庭参考，其中无法显示原告的工资支付情况。原告不认可日台账的真实性，表示系被告自行制作的手工账本，无法确认是否是后补，亦与原告的工资收入无关。由于原、被告对事实争议颇大，致本案无法调解。本院认为，双方一致确认2011年8月2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亦有原、被告提供的2011年8月21日起的劳动合同、宣传照片、私教费用结算单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3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该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双方于2013年9月1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兼职教练。被告主张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期间双方系劳务关系，并提供了工资签收本、考勤卡、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结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原告工作岗位为兼职教练的事实，可以证明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期间原告的工资结算方式、工作时间及管理方式均与标准劳动关系存在差异，原告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原、被告在该期间确存在劳动关系，故对于原告关于上述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其最后工作至2017年10月30日，但其所提供的2份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且证人证言亦无法有效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双方于2013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史浩云与被告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2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史浩云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史浩云、被告上海健逸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正恺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张 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