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782刑初107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亚杰，男，1977年11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密市，汉族，中专文化，乡村医生，住新密市。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18年1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6日被逮捕。2018年7月2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林银官，福建双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彩镜，福建双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薛建英，女，197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密市，汉族，初中文化，乡村妇幼保健员，新密市所。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17年11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2018年7月2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超逸，河南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诉刑诉[2018]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18年5月22日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8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陈亚杰及薛建英的辩护人均提出无罪辩护，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青、检察官助理叶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亚杰及其辩护人林银官、吴彩镜，被告人薛建英及其辩护人李超逸到庭参加了诉讼。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两次要求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亚杰和薛建英夫妇在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黄台村卫生所从事乡村医务工作。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陈亚杰和薛建英在没有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的情况下，通过网络销售由陈亚杰研制的“保元补君汤中药液”，并宣称该药能够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陈亚杰主要负责在网络上接受客户的咨询，薛建英主要负责熬药、包装等工作，二人通过韵达、申通等快递邮寄该药品给下订单的客户。至案发，二人通过淘宝网络销售六十余人次，金额达到三万余元。 2017年11月14日晚，被告人薛建英在其家中被武夷山市公安局抓获归案；2018年1月11日，被告人陈亚杰到武夷山市公安局投案。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认为，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生产、销售药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应当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均表示自愿认罪，被告人陈亚杰的辩护人吴彩镜律师认为被告人陈亚杰没有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主观方面 被告人陈亚杰没有生产、销售假药的故意。辩称被告人陈亚杰有乡村医生的资质，有家传药方，网上的材料与事实相符，有国家发放的药品包装设备，有治愈强直性脊柱炎的成功实践，在网上也说明没有批文号世代煎中药。 二、客观方面 被告人陈亚杰作为乡村医生，对患者有开具一人一方，为有些患者代煎了“保元补君汤”的汤药并向患者邮寄，这不能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保元补君汤”有救治成功“强制性脊柱炎”等病症的事实，“销售”数量非常少，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不是假药。起诉书指控陈亚杰“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生产、销售药品”，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国中医药医政发【2010】39号《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意见的通知》第三条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3、受患者委托，按医师处方（一人一方）应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的规定，被告人陈亚杰作为乡村医生，对患者有开具一人一方，为有些患者代煎了“保元补君汤”的汤药并向患者邮寄的行为，是属于“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的。既然如此，陈亚杰在本案中的行为，就是一种合法行为，不能理解为是生产、销售药品，不存在需要如《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按假药论处”的情形，不能说是生产、销售假药药品。 三、证据方面 本案依法应排除对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假药认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假药认定意见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其理由是： 1、武夷山市公安局当时出具的《鉴定聘请书》，明确要求的是“鉴定”。但是，最后得到的却是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假药认定意见书”，该“认定”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并非“鉴定”行为，相当于结果非所问。这种行政行为，会使得涉嫌犯罪被关要的犯罪嫌疑人，失去复议或者诉讼等救济维权的机会。 2、根据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国中医药医政发{2010}39号《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中药之剂管理意见的通知》第三条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注册管理”部分，第（四）项第３点规定的“下列情况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受患者委托，按医师处方（一人一方）应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本案中被告人陈亚杰作为乡村医生，对患者有开具一人一方，为有些患者代煎了“保元补君汤”的汤药并向患者邮寄的行为，是属于“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既然如此，《假药认定意见书》就不能引用《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和《药品管理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来要求本案，作为假药认定的结论，《假药认定意见书》中明显存在法律适用的错误。 四、法律适用方面 本案起诉书，指控涉嫌犯罪的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在这期间，《中医药法》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生效。该法律的实施，对本案的影响如下： 1、《中医药法》生效之前(2017年7月1日之前)的法律适用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条虽然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但是，本案中，陈亚杰针对患者一人一方，代煎的“保元补君汤”汤药，相当于传统中药的制品，它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明确举例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而是属于未列尽的“等”的范畴。《药品管理法》第三十条对于上述举例药品名称中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药品是否要有批准文件，是有“除外”规定的。既然如此，属于未列尽的“等”范畴的本案“保元补君汤”汤药，同样具有“除外”规定。这就是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国中医药医政发{2010}39号《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中药之剂管理意见的通知》第三条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注册管理”部分，第（四）项第３点规定的“下列情况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受患者委托，按医师处方（一人一方）应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基于此，本案的情形就不需要“取得药品批准文号”，自然就不属于“按假药论处”的情形，也就不能说是在生产、销售假药药品。 2、《中医药法》生效之后（2017年7月1日）的法律适用 《中医药法》生效之后，对于《药品管理法》来说，具有特别法的意义。《中医药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赋予了“具备中药材知识和识别能力的乡村医生”将中药材在其执行活动中使用的权利；第二十八条规定“对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医疗机构可以根据本医疗机构医师处方的需要，在本医疗机构内炮制、使用。医疗机构应当遵守中药饮片炮制的有关规定，对其炮制的中药饮片的质量负责，保证药品安全。医疗机构炮制中药饮片，应当向所在地设区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机构配置的中药制剂品种，应当依法取得制剂批准文号。但是，仅用于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配制，不需要取得制剂批准文号”，法律对中药饮片、中药制剂品种，不再强调要求“批准文号”，而是要求“备案”。至于如何“备案”，2018年2月9日发布(2018)第19号《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关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管理的公告》，在本案发生的时候，无法“备案”。 法律适用方面，不论《中医药法》是否生效实施，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国中医药政发{2010}39号《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意见的通知》中关于“（一人一方）应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规定的“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应该说都是有效的。据此本案的情形都不应当“按假药论处”。 本案从事实、证据和法律方面看，《起诉书》中指控认定陈亚杰涉嫌“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生产、销售假药”，缺乏事实，证据不确实、充分，法律适用错误，公诉人未完成指控的举证责任，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请求法院能够依法判决被告人陈亚杰无罪。退一步来讲，即便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能够成立，如前面已述的，本案所谓销售“保元补君汤”中药液，数量是非常少的，并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依法也应予判决无罪。 吴彩镜律师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证人叶某、孙某、陈某三人的证言，证明“保元补君汤”有治愈的患者。 二、陈亚杰开具的药方和医疗门诊登记本，证明其网上售卖的汤药是一人一方代煎的中药。 三、祖传的“秘传经验痘诊方”及该祖传医书中“保元补君汤”一页，证明“保元补君汤”是传统验方改进。 被告人陈亚杰的另一辩护人林银官律师的辩护意见与吴彩镜律师一致，还提出其他的辩护意见称：起诉书认定陈亚杰通过网络，宣称“保元补君汤”能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等，是符合2018年1月2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通知。 被告人薛建英的辩护人李超逸律师认为被告人薛建英没有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薛建英没有生产、销售假药的故意。 认为陈亚杰的祖传配方，代煎中药，不是假药，薛建英是在陈亚杰忙不过来时帮忙熬药，没有主观故意。 二、认为本案中对假药的界定适用的是药品管理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2017年7月1日颁布实施，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新法，也是特别法，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二十八条。即使被告人陈亚杰未对通过传统工艺配置的中药制剂向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备案也不应归责于自身原因，因为2018年2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管理的公告》，明确了备案的细则。在这中间是一个法律空白期，因为备案不能归责于被告人原因，而是行政机关未设置备案机关，仅仅以没有获得药品批准文号，未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及中医药特殊管理的情况下，就认定被告人薛建英触犯刑法第141条，构成刑事犯罪明显是片面的、错误的。 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李超逸律师提交了20份证据：一、陈亚杰的乡村医生证，证实陈亚杰具有行医资质；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证实陈亚杰行医场所合法；三、执业许可证年检记录1，证实执行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四、执业许可证年检记录2，证实执行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五、陈亚杰的毕业证，证实陈亚杰经过相关专业培训；六、淘宝店认证信息截图，证实信息真实，陈亚杰没有主观隐瞒事实；七、淘宝店宝贝主图截图，证实主图展示执业许可证，陈亚杰没有主观隐瞒事实；八、主图中的职业许可证图片，证实展示的证件为原件照片，没有主观隐瞒事实；九、给客户退款记录1，证实客户提出退款申请，陈亚杰没有主观逃避责任的行为；十、给客户退款记录2，证实客户提出退款申请，陈亚杰没有主观逃避责任的行为；十一、家传部分古医书照片，证实陈亚杰确有家传中医历史；十二、秘传经验痘诊方照片，证实陈亚杰确有家传传统中医配方；十三、保元补君汤相关记载，证实保元补君汤确由家传医书中来；十四、保元补君汤证明，证实保元补君汤确为民间传统配方；十五、卫生所设备登记表1，证实煎药包装设备均为卫生所领用，由当地主管机关提供；十六、卫生所设备登记表2，证实煎药包装设备均为卫生所领用，由当地主管机关提供；十七、卫生所设备登记表3，证实煎药包装设备均为卫生所领用，由当体主管机关提供；十八、部分门诊日志，证实陈亚杰接诊程序符合规定；十九、部分处方，证实一人一方，分别煎药，不存在大规模批量生产；二十、薛建英的保健员证书，证实薛建英有正当职务，在此案中仅仅是帮陈亚杰的忙。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亚杰和薛建英系夫妻关系，在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黄台村卫生所从事乡村医务工作，陈亚杰有乡村医生职业证书，薛建英有妇幼保健员职业资格证书，2012年3月18日陈亚杰创建淘宝商铺“普世真草贴”，店中推荐的宝贝商品有“保元补君汤”。2017年9月21日，武夷山市消费者杨某1在网上购买了60包价格为660元的“保元补君汤”，收到货后发现该中药液无厂家，无生产地，无药品文号；2017年10月9日，杨某1去武夷山市市场监督局反映问题，经武夷山市市场监督局报送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鉴定，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南食药监稽认（2017）18号认定意见，认定消费者杨某1购买的中药液“保元补君汤”以假药论处。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武市监案移字（2017）38号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移送书，将该案移送至武夷山市公安局。武夷山市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作出立案决定书，2017年11月15日对黄台市卫生所进行搜查并传唤薛建英到案，2017年11月15日批准逮捕，2018年1月11日陈亚杰投案。 陈亚杰和薛建英在没有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的情况下，通过淘宝网店“普世真草贴”销售由陈亚杰研制的“保元补君汤中药液”，并宣称该药能够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陈亚杰主要负责在网络上售卖，薛建英主要负责熬药、包装、邮寄等工作，二人通过韵达、申通等快递邮寄该药品给下订单的客户。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二人通过淘宝网络销售，买家达六十三人次，销售金额达37090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曲梁镇黄台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告人陈亚杰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证实陈亚杰有乡村医生的执业资格，被告人薛建英有妇幼保健员证书。 二、抓获经过，证实二被告人的到案情况。 三、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南食药监稽确认（2017）18号、39号认定意见两份。分别认定消费者杨某1上网购买的保元补君汤中药液及武夷山市公安局在河南黄台卫生所搜查出的“中药液”为“以假药论处”的假药。 四、武夷山市公安局远程勘验工作记录2份，武公（网监）勘（2017）11071号，武公（网监）勘（2017）11241号，分别勘验了网店的订单信息，说明淘宝上有“普世真草贴”网店和有“保元补君汤”的订单。 五、淘宝网店“普世真草贴”的2017年5月-2017年11月的63张订单号、买家会员名、买家支付宝账号、实际支付金额、收货人姓名、收货地址、联系手机、订单创建时间、订单付款时间、宝贝（货物）的标题、种类、物流单号、物流公司、宝贝（货物）总数量，店铺名称、买家实际支付金额，证明淘宝店“普世真草贴”自2017年5月-2017年11月23日有证据可查的受害人63人次，“保元补君汤”一项售卖的总金额为37090元。 六、证人黄台村韵达快递的收件员王瑞娟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经常通过韵达快递向外寄汤质中药液和膏贴，其中薛建英寄件更多些，辨认笔录中辨认出陈亚杰和薛建英。 七、杨某1等18位证人的询问笔录，该18位证人是部份从淘宝网上“普世真草贴”的消费者，其中证人李某、宋某在该网店购买的是“普世真草贴”汤药，与涉案的“保元补君汤”药名不一致，不作为证据使用，其余16位证人证言都证明有在淘宝上购买“保元补君汤”的事实，证人杨某1、韦某、杨某2、杨某3（王研帮助购买）还附有淘宝上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四份淘宝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人陈亚杰在网上售卖“保元补君汤”时主要是讲价钱和宣传疗效，有两个聊天问到体重，只是告诉体重在120斤以下的每天2袋，没有对病人的身体情况进行问诊。 八、被告人薛建英的七次讯问笔录，该七份笔录供述一致，与其他证据均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陈亚杰负责在网上聊天、售卖，薛建英帮助熬药和邮寄。 九、被告人陈亚杰的五次讯问笔录，陈亚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前后不一致，但可以证明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其有在淘宝网上售卖“保元补君汤”，至于该售卖是代煎中药，还是生产销售假药，在评判部分予以评判。 十、侦查机关对黄台卫生所搜查、现场查获的笔记本电脑一台、韵达快递终端打单机一台、说明书656张、“保元补君汤”中药液1856包、药液包装袋一盘、封装机一台、手机一部，说明生产地是新密市黄台卫生所。 上述证据均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对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作如下评判： 一、对于有无主观故意问题，三辩护人称陈亚杰、薛建英主观上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故意售卖假药。本院认为，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作为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和医务工作者，应当知道国家对药品管理的规定，从淘宝聊天记录上看，消费者有问“有国家审批的吗？”，被告人陈亚杰答“是代煎中药”也就是在淘宝上售卖“保元补君汤”的过程中，消费者也问到该问题，但被告人陈亚杰以“代煎中药”回避这个问题。其主观上有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国家药品管理制度的故意。 二、对于有无疗效及有无产生严重后果问题。 本案中，被告方提请三位证人叶某、陈某、孙某出庭，证明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在网上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是有效的，其中两位证人还提供了“出院记录”证明其是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但三人均未提供淘宝上的聊天记录和交易凭证，不能证明三位证人是服用“保元补君汤”后治愈的患者，本案公诉机关提交的十六位证人证词证明没有疗效，也没有不良后果。但是，从刑法修正案八后，生产、销售假药罪从危险犯改为行为犯，治疗的效果不是罪与非罪的依据，是否造成危害是从轻或从重的情节，也不是罪与非罪的依据。本案的认定意见符合按假药处理的情形。 三、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食药监稽认（2017）18号、（2017）39号认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问题。 陈亚杰的辩护人提出上述两份认定意见是认定书，不是鉴定书，认为“认定”是一种行政行为，会使犯罪嫌疑人失去申请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或维权的机会。本院认为，辩护人认为认定书是行政行为的观点，没有提出相关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条所指的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本案的认定意见符合按假药处理的情形。 四、法律适用问题，是认定本案被告人罪与非罪的关键 （一）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应当取得批准文号。但是，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配制，不需要取得制剂的批准文号。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在淘宝网店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是传统配方，并提交了新密市曲梁镇政府、曲梁镇黄台村委会、新密市曲梁镇中心卫生院联合用印的证明，证明其数代行医，“保元补君汤”是民间传统配方。新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证明陈亚杰的祖父、母亲长期从医，还提交了祖传医书《秘传经验痘诊方》，其中有“保元补君汤”，只有三味中药党参、黄芪、甘草，治疗的病症为气虚、吐泻、连嗽不食，被告人淘宝店铺售卖“保元补君汤”的宣传单上，也是记载其祖上曾以“保元补君汤”治疗皇室的天花，而网上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治疗的却是强制性脊柱炎，看不出祖传的药方与其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有关联性，而新密市曲梁镇政府、曲梁镇黄台村委会、曲梁镇中心卫生院都不是证明“保元补君汤”是民间传统配方的适格主体，故被告方以传统医书、四单位的联合证明等证据证明，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网上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是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剂，不需要审批批准文号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三十二条的中药制剂的配制人是“医疗机构”，而本案的配制和销售的主体是淘宝网店“普世真草贴”，并不是以医疗机构的名义制作和售卖“保元补君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二)是否适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制剂管理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四）项下列情况下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受患者委托，按医师处方（一人一方）应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剂。 被告人的辩护人在庭审中提交黄台村门诊登记本一份、药方227张，证明被告人是一人一方、代煎中药。对于门诊登记本、封面明确记载：（诊疗登记人数应与新农合报销人数吻合一致，此登记本应妥善保全，以备案核查时用），说明该登记本是用于黄台村卫生所服务区域的病患核对新农合报销人数的，且启用的时间是2013年11月23日，登记本中只有月份和日期，没有年份，与本案涉案的2017年5月-11月在网上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方的辩护意见。 227张药方中有41张为没有注明年份或2016年之前的药方，与涉案的2017年5月以后售卖的“保元补君汤”没有关联，不予评判。 其中48张药方与涉案的63名受害人中的24名各有关联，但也不一致，如受害人郑丽有10张药方，每方都注明600元，但淘宝的交易记录只出现一单600元，侦查机关取证的63名受害人，有39人没有药方，还有138张药方不在本案受害人之列，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被告人陈亚杰并未与患者见面，淘宝聊天记录中也无问诊记录，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行医行为一项都未履行，“一人一方”从何而来。故被告方提交的227张药方无法证明一人一方，不是批量生产。现场查获的1856包“中药液”，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一致，是熬好后还没有卖出的“保元补君汤”，在庭审中陈亚杰又说是有一部分是当地人冬至补冬用的补药，但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明，也没有“一人一方”的药方，该1856包“中药液”价值没有计入非法所得的数额。 （三）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销售少量民间传统配方和自加工的药品或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延误治疗，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中有证据证明的仅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份就有63单交易，总金额37090元，不属于“少量”，薛建英的辩护人要求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意见，不予采纳。 五、关于被告人薛建英是否构罪 被告人薛建英与陈亚杰是夫妻关系，长期在黄台卫生所工作，有妇幼保健员四级的职业资格证书，应当知道售卖药品需经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在未取得审批的情况下，明知被告人陈亚杰在网上售卖“保元补君汤”，还帮助熬药、邮寄，属于本案中共同犯罪。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生产、销售药品，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陈亚杰到武夷山市公安局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薛建英，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性质、悔罪表现等情形，本院决定对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亚杰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十天，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20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薛建英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七天，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2018年7月20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三、没收被告人陈亚杰、薛建英非法所得37090元，上缴国库。 四、作案工具笔记本电脑一台、韵达快递终端打单机一台、说明书656张、“保元补君汤”1856包、药液包装袋一盘、封装机一台、手机一部，予以没收后，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杨丹宏 人民陪审员  刘一海 人民陪审员  陈俊城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春琴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