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4民初5550号原告：任福昌，男，汉族，1962年10月24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告：曾庆立，男，汉族，1962年9月29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会桢，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谭启森，男，汉族，1951年5月6日出生，住广州市白云区，被告：何银崧，女，汉族，1950年6月9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华，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懿飞，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任福昌、曾庆立与被告谭启森、何银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福昌、曾庆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会桢、被告何银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谭启森经本院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福昌、曾庆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谭启森、何银崧共同向任福昌、曾庆立偿还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谭启森、何银崧承担。事实和理由：谭启森因在阳山县××村前面洞养殖娃娃鱼，经营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该养殖场是谭启森在2009年9月7日开办，属谭启森个人经营。2014年9月11日，谭启森因经营养殖场需要资金周转，向任福昌、曾庆立借款4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为4分息。任福昌、曾庆立在2014年9月12日通过曾某工商银行花都支行转入谭启森账户200万元，通过建设银行花都支行转入谭启森账户200万元。在2015年3月10日归还100万元，2015年9月7日归还100万元，2016年3月10日归还100万元，2016年9月5日归还100万元，2016年12月9日归还150万元。谭启森在2016年12月11日对2014年9月11日的借款进行重新结算，确认尚欠任福昌、曾庆立300万元。此后谭启森没有向任福昌、曾庆立再归还过该批款项。任福昌、曾庆立主张从2016年12月12日起的利息，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另外，谭启森、何银崧为夫妻关系，于2016年2月24日办理离婚。任福昌、曾庆立与谭启森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在2014年9月，虽然谭启森于2016年12月11日对在2014年9月的借款400万元重新出具借任福昌、曾庆立300万元的借据，但该借据是谭启森对2014年9月借款的重新确认。谭启森在2014年9月11日对任福昌、曾庆立的借款行为发生在谭启森、何银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该借款是谭启森用于经营养殖场资金周转需要，因此，应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另谭启森、何银崧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现谭启森、何银崧准备将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德星路3号608房进行转让。谭启森、何银崧长期居住于广州市花都花城路5号501房，且任福昌、曾庆立是在花都建行和工商银行将款项支付给谭启森的，双方之间的借款行为履行地在花都，因此，花都区法院对本案有权管辖，请依法裁判。任福昌、曾庆立向本院提交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三张；2.借据；3.营业执照照片打印件;4.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5.62×××17网银交易流水；6.借据及支付凭证；7.中国工商银行明细2张、中国建设银行明细1份；8.何银崧提供的谭启森银行交易明细。何银崧辩称：我方不同意任福昌、曾庆立的诉讼请求。1.根据任福昌、曾庆立提供的证据及其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无法证实任福昌、曾庆立与谭启森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2.即使任福昌、曾庆立与谭启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任福昌、曾庆立提供的借据形成时间为2016年12月11日，是在谭启森、何银崧离婚后形成的法律关系，与何银崧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任福昌、曾庆立对何银崧提起诉讼并提出诉讼财产保全没有法律依据；3.从任福昌、曾庆立提供的借据内容分析，并不能证实任福昌、曾庆立诉状中陈述的事由经过；4.综合任福昌、曾庆立诉状的陈述以及本案各项证据，本案可能涉及虚假诉讼，可能涉及违法犯罪；5.何银崧向法院提交的16页谭启森与曾某近年来的银行流水，证明谭启森与曾某的账务往来不仅次数频繁而且数额巨大，再结合任福昌、曾庆立是通过曾某收转谭启森款项的事实，我方认为很不正常，法庭有必要查清相关款项往来及其合法性。何银崧向本院提交证据：银行交易明细16页。谭启森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12日，案外人曾某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43×××69向谭启森建设银行账号43×××85转账1500000元，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62×××19向谭启森建设银行账号43×××85转账500000元。同日，案外人曾某通过网上银行从其农业银行账号62×××17向谭启森农业银行账号62×××11转账2笔，每笔1000000元，合计2000000元。上述转账共计4000000元。任福昌、曾庆立向本院申请曾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曾某出庭作证，证明：曾某是曾庆立的儿子，受曾庆立的委托向谭启森转账涉案的400万元借款，该款项是从曾某的账户转出去的。2016年12月11日，谭启森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曾庆立、任福昌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借期壹年。下方借款处有“谭启森”的签名字样，签名下方注有“身份证号4401111951050612X”字样。何银崧认为：上述借据中的身份证号码并非谭启森的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遗漏了数字“3”，谭启森家属曾受到过曾庆立、任福昌的威胁，谭启森在书写自己身份证号码时有所遗漏，上述借据可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何银崧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16页显示：2015年1月9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谭启森与曾某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涉及的金额超过涉案的借款金额400万元。任福昌、曾庆立向本院提交借款说明及谭启森在涉案借款发生后即2014年9月12日后与曾某发生的资金往来说明各一份，陈述内容包括任福昌、曾庆立与谭启森存在多次借款，尚未还清的借款有两笔，一笔是涉案尚欠的借款本金300万元，约定每半年支付利息100万元，另一笔是2016年1月5日的借款本金500万元。与本案有关的资金往来包括：2015年3月9日谭启森支出的110万元中的10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3月9日支出的105万元中的10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9月5日支出的10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12月9日支出的15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归还涉案借款本金，5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12月11日，谭启森对2014年9月12日的借款进行重新结算，确认尚欠任福昌、曾庆立300万元。庭审中，曾庆立、任福昌陈述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主张自出具借据的次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任福昌、曾庆立提交工商银行明细2张、建设银行明细1张，拟证明何银崧与任福昌、曾庆立存在资金往来，何银崧对涉案借款是知情的。其中建设银行明细显示曾某于2013年3月5日向何银崧银行账号33×××40转账20000元，于2013年4月11日收取何银崧银行账号33×××40转账1500000元；工商银行明细显示任福昌于2013年1月21日、8月26日分别向何银崧银行账号33×××40转账1020000元、2040000元。另查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2009年9月7日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谭启森。庭审中，任福昌、曾庆立陈述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谭启森、何银崧共同经营，何银崧本人在该养殖场工作，但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再查，谭启森、何银崧于2016年2月24日登记离婚。诉讼中，曾庆立、任福昌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谭启森、何银崧价值300万元的财产，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出具保函为曾庆立、任福昌申请财产保全提供信用担保且愿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本院依法作出（2017）粤0114民初55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谭启森、何银崧的银行存款共300万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庆立、任福昌主张其与谭启森之间存在4000000元的借贷关系，提供了银行卡转账记录、借据、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故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本院予以确认。何银崧虽主张借据可能并非谭启森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和尚欠借款本金。曾庆立、任福昌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为每半年支付100万元，综合曾庆立、任福昌陈述的谭启森还款情况、谭启森出具的借据内容、谭启森与案外人曾某之间的资金往来，本院对曾庆立、任福昌主张双方约定每半年支付100万元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曾庆立、任福昌与谭启森约定每半年支付利息100万元，明显超过年利率36%，故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谭启森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应冲抵借款本金。以本金4000000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至2015年3月9日的利息为712000元，故谭启森2015年3月9日支付的100万元利息，超出合法利息的数额为288000元（1000000元-712000元），该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3712000元；以3712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9日的合法利息为1354880元，谭启森2016年3月9日支付的100万元利息属于合法利息范围，不需要冲抵，尚欠借款本金仍为3712000元；以3712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0日至2016年9月5日的合法利息为664448元，谭启森2016年9月5日支付的100万元利息，超出合法利息的数额为335552元（1000000元-664448元），该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3376448元；以3376448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2月9日的合法利息为317386.11元，谭启森2016年12月9日支付的500000元利息，超出合法利息的数额为182613.89元（500000元-317386.11元），该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3193834.11元；再扣除谭启森2016年12月9日偿还的借款本金1000000元，尚欠的借款本金为2193834.11元。曾庆立、任福昌主张自出具借据的次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谭启森需向曾庆立、任福昌偿还借款本金2193834.11元及自2016年12月12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对曾庆立、任福昌超过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银崧是否需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涉案借款虽发生在谭启森、何银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涉及金额较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谭启森将涉案借款用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的经营，也无证据证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谭启森、何银崧家庭共同经营，故对曾庆立、任福昌主张涉案借款系家庭共同经营需要，本院不予采信。何银崧与案外人曾某之间虽有资金往来，但发生的时间、金额均与本案中曾庆立、任福昌主张的借款无紧密关联性，故曾庆立、任福昌主张何银崧对涉案借款知情，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何银崧无需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谭启森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谭启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任福昌、曾庆立偿还借款本金2193834.11元及利息（利息以2193834.1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12月1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任福昌、曾庆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160元，由原告任福昌、曾庆立负担10523元，由被告谭启森负担2863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优人民陪审员  姚玉娥人民陪审员  李满友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邓晓晖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