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10903号原告：谢某，男，196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原告：谢辉友，男，199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谢文，男，2004年4月4日出生，汉族，田洪安，法定代理人：谢某，同为本案原告。原告：李育忠，男，193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原告：曹菊英，女，194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成，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贺新华，男，196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亭，广东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毕伟锋，男，198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第三人：王桂，男，197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原告谢某、谢辉友、谢文、李育忠、曹菊英诉被告贺新华、第三人毕伟锋、王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辉友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成，被告贺新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亭，第三人毕伟锋、王桂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某、谢辉友、谢文、李育忠、曹菊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贺新华向原告谢某、谢辉友、谢文、李育忠、曹菊英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为393686.51元（即562409.3元×70%=393686.51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第三人毕伟锋将自有位于花都区××合成村××队一处房屋的加建工程（从四楼加建至七楼）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第三人王桂。王桂和李贺亭是分包关系，由王桂将升降机运输建筑材料的工程部分分包给贺新华，贺新华因分包工程施工的需要雇请了受害人李莲到施工现场进行施工，受害人李莲的工作是在楼层接收吊机运输的建筑材料，贺新华在下面操作吊机运输材料。事故发生时，现场只有两人即受害人李莲和被告贺新华，平常现场还有一个贺新华雇请的工人姚某，姚某负责将材料装到吊机上。2017年12月18日18时40分许，被告贺新华雇请的工人李莲在工地操作运输建筑材料时不慎从施工房屋七楼摔下地面致严重受伤，当场死亡。原告各项损失如下：丧葬费44550元、死亡赔偿金2902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2765.3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7000元、误工费14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告贺新华辩称，受害人李莲和被告是同班组的工友，没有雇佣或隶属关系，被告不应当承担李莲在施工中坠楼身亡的损害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在涉案工程中，造成受害人李莲死亡的施工工程，贺新华不是承包人，没有承包涉案工程或工程的一部分，被告老乡王桂即本案第三人经常性承包小微建筑工程，帮私人建房。本次建筑是受毕伟锋委托，为毕伟锋加建家庭住房的四至七楼共三层半，一层一百多个平方，合计三四百个平方，工程量不大，总费用很少，是王桂自己承包，找老乡工作的。工程很小，没有分包，被告也不是合伙承包人，也不是下一级的分包人。就被告和受害人李莲参加的调运物料工作来说，由三个岗位完成，下面一个开吊机，一个人在上面接料，一个人拉物料装吊机，这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包的，必须由不同角色不同岗位去做，因此调运工作不是承包。被告在此过程中负责开吊机。被告没有承包工程，既没有合伙承包，也没有下级分包。2、关于施工用工，被告是被招用和被雇佣的一员，没有自己招用或使用任何施工人员。被告从2017年6月或7月开始在涉案工程工作，有结过工钱，过一段时间会结算一次工钱，工钱是王桂结算的。被告自己本身也是被招用，不雇佣任何人，和受害人李莲只是一个班组，自发地内部分工工作。受害人李莲最开始在下面工作，很少在上面工作。被告承包的一项实际上是分组工作，不是承包意义上的分工，而是具体施工。3、正面来讲，贺新华和受害人李莲及其他施工人员均是王桂招用雇请。第三人王桂决定被告及受害人李莲和其他工人的工作安排和工资，由王桂安排工作。被告和受害人李莲都是听从王桂的安排。因此，被告和受害人李莲不存在雇佣关系。甚至说，具体的工作安排或指使都没有，而是身份相同的共同对工程承包人承担提供劳务的义务和施工的责任，他们之间没有雇佣关系，互不承担责任。本案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工资发放记录，但是同班组的工人愿意出庭陈述情况，请法庭查明事实，公正审判。第三人毕伟锋、王桂既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毕伟锋将自有的位于花都区××合成村××队一处房屋的加建工程（从四楼加建至七楼）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第三人王桂。原告主张第三人王桂将运输建筑材料的劳务分包给被告贺新华，贺新华雇请了李莲一起运输建筑材料，李莲的工作是在楼上接收吊机运输的建筑材料，贺新华在一楼操作吊机运输材料到楼层，平常现场还有一个贺新华雇请的工人姚某，姚某负责将材料装到吊机上。被告贺新华则认为其与李莲、姚某是合伙关系，三人的工作由三人内部进行分工合作，工钱由三人平分，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为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方与第三人毕伟锋、王桂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记载：毕伟锋将自有的位于花都区××合成村××队一处房屋的承建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王桂，后王桂将其中的楼层升降机运输建筑材料的包工部分分包给贺新华，贺新华雇请了李莲施工，李莲于2017年12月18日18时40分许在上述建筑工地工作时不慎从六楼摔下来致严重受伤，现场死亡，毕伟锋、王桂分别向原告方赔偿14万元，双方了结李莲死亡赔偿事宜的纠纷；2、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合益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8日23时对王桂的讯问笔录，王桂陈述：我承包了毕伟锋涉案房屋从四楼加建到七楼的工程项目，运送材料的位置因为需要材料通过，所以是没有围栏的，没有安全绳，工人有戴安全帽，但没有安全带，李莲于2018年12月18日在运输材料过程中摔下死亡，她是和贺新华一起承包施工项目运送材料的工作，运送材料时通过吊机将材料从地面运送到不同的楼层，贺新华在工地一楼装材料和操作吊机，李莲在楼上接材料；3、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合益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8日22时对贺新华的讯问笔录，贺新华陈述：2017年12月18日18时许，我当时在涉案工地施工，当时我在一楼收拾东西，与我合伙承包工程运送材料的李莲从建筑的7楼摔下，当时，我们正在施工中，还有三斗车的材料要运送到七楼，李莲在七楼，七楼没有护栏，也没有安全绳，李莲没有戴安全头盔，也没有戴安全带，我和李莲承包的运输材料的工钱按运送的立方数计算，我们的工作内容用吊机将材料从地面运送到施工方指定的位置，我负责在一楼操作吊机，姚某负责在一楼将材料装上吊机，李莲负责在七楼接收材料，运送材料的工程是我和朋友姚某以及李莲一起承包的，工程款由三人平分；4、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合益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8日22时对谢某的询问笔录，谢某陈述：我住在狮岭××一出租屋，李莲坠楼时我不在现场，是工地的包工头贺新华打电话告诉我的，贺新华介绍李莲到涉案工地工作；5、由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合益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2017年12月18日19时40分，我所接到李莲坠楼后，赶赴现场，李莲已经死亡，后经向现场一名自称是该在建楼房包工头王桂了解，死者是负责该在建楼房运送建筑材料的，还有一名是死者的合伙人包工头贺新华。被告贺新华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贺新华是承包人。根据被告贺新华的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证人姚某、邓某出庭作证，姚某陈述如下证言：我从2017年5月开始在涉案工地工作，工作内容是往楼上运材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贺新华和李莲，贺新华负责开吊机，我有时候在下面往吊机上装材料，有时候在楼上从吊机上收材料，我和李莲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工钱是王桂支付的，由我们三人平分，我们不是每天都去工地，有货需要运输才去工地，我和贺新华事发时是男女朋友关系，李莲和贺新华之前就一起工作过。邓某陈述如下证言：我从2017年11月雇请过李莲和贺新华运输材料，李莲和贺新华没有谁是老板的事情，他们怎么分工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工钱是平均分的，谁都可以从我这里拿工钱。2017年12月18日18时40分许，李莲在工地操作运输建筑材料时不慎从施工房屋七楼摔下地面致严重受伤，当场死亡。李莲为农村户口，原告李育忠、曹菊英是李莲的父母，原告谢某是李莲的配偶，原告谢辉友、谢文是李莲的子女，五原告是李莲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李莲需要扶养父亲李育忠、母亲曹菊英、儿子谢文，原告主张扶养年限分别计算5年、10年、5年，李莲对其父母负担1/3的扶养义务，对其儿子负担1/2的扶养义务。本院认为：第三人毕伟锋将其自有的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从四楼加建到七楼的工程发包给第三人王桂，贺新华、李莲、姚某均在涉案工地上分工合作共同运输建筑材料，李莲在运输建筑材料的过程中坠落死亡，原告方已经与第三人毕伟锋、王桂达成调解协议了结双方因李莲死亡的纠纷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为证，且双方无争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贺新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责任大小。原告提交的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合益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8日23时对王桂的讯问笔录、于2017年12月18日22时对贺新华的讯问笔录、《情况说明》、姚某、邓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贺新华、李莲之间为合伙关系，两人之间如何分配工作（由贺新华负责操作吊机运输材料，由李莲在楼上接收材料）由两人决定，工钱由两人平分，但是被告贺新华和李莲在内部分配工作时，分配李莲在七楼接收材料，而七楼没有装防护栏，李莲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和安全绳，该工作内容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被告贺新华及李莲应当预料到李莲在楼上从吊机上接收材料的工作存在危险性，但两人均没有采取的一定的防护措施，导致李莲从七楼坠落死亡，故两人均存在过错，被告贺新华应当对李莲的死亡承担责任。至于责任比例大小，根据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第2条规定“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逐步将村民自建房屋纳入建设管理范围，进一步强化村民新建房屋的质量安全监管。一是村民自建限额以上住房（二层及二层以上，或投资30万元以上，或300平方米以上）以及加层、改扩建房屋必须严格执行法定建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因此，第三人毕伟锋发包给第三人王桂的是四楼住宅的加建工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的建筑，根据建筑法第十二条规定，应当由具备建筑活动施工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施工建设，第三人毕伟锋将涉案房屋建设工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第三人王桂，而王桂又将建筑材料的运输工作分包给被告贺新华、李莲，且第三人毕伟锋、王桂应当预料到被告贺新华、李莲运送建筑材料到没有防护栏的楼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具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第三人毕伟锋、王桂已经与原告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了结双方之间的纠纷，故对于被告贺新华应当承担的责任，应依法进行分割，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贺新华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1、丧葬费，原告主张44550元，未超过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所得的金额，故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14512.2元/年计算，未超过广东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故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共计29024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的父亲、母亲、儿子谢文至2017年12月18日止分别年满79周岁、70周岁、13周岁8个月，扶养年限应分别计算5年、10年、4年4个月；原告主张按12414.8元/年计算，未超过广东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故本院予以支持；李莲对其父母负担1/3的扶养义务，对其儿子负担1/2的扶养义务，被扶养人生活费年均不超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故分段计算为80006.49元[12414.8元/年×4年4个月+12414.8元/年×（5年-4年4个月）×1/3+12414.8元/年×（10年-4年4个月）×1/3]。4、交通费，根据原告方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及本地区物价水平，本院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5、住宿费，根据原告方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谢某和李莲在花都租房居住）及本地区物价水平，本院酌定住宿费为2000元。6、误工费，由于原告未提交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工作情况，根据合理必要性，本院认定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3人10天共计21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李莲的去世，确实给原告方带来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予以支持。原告的上述损失共计520900.49元，由被告贺新华负责赔偿10%共计52090.05元。第三人毕伟锋、王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2007）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贺新华向原告谢某、谢辉友、谢文、李育忠、曹菊英赔偿52090.0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谢某、谢辉友、谢文、李育忠、曹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2.7元（原告申请缓交，本院予以准许），由原告谢某、谢辉友、谢文、李育忠、曹菊英负担3000元，由被告贺新华负担60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俞 颖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何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