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06行初276号原告余春梅，女，1950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樊城区政府），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法定代表人武义泉，樊城区政府代理区长。委托代理人方博，樊城区政府法制办负责人，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自瑞，湖北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襄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襄阳市房管局），，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新华路**法定代表人许晓林，襄阳市房管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孔令波，襄阳市房管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戚晓军，襄阳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吴世春，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李春莲，女，195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原告余春梅诉被告樊城区政府、襄阳市房管局确认房权效力并补偿或赔偿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收到起诉状立案受理后，向被告樊城区政府、襄阳市房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余春梅，被告樊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方博、杨自瑞，被告襄阳市房管局的出庭负责人孔令波、委托代理人戚晓军、吴世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春梅诉称，原告余春梅是已故之父母遗产房的继承人，家人为诉争已被征收拆除的一间临街46.32平方米的门面房，2006年被被告征收，请查实当年房屋征迁办公室或指挥部留存档案即明。具体理由:被告的下属基层组织解放路居委会时任支书没有执行政府征迁补偿政策法规，一直隐瞒蒙蔽原告及家人。原告的母亲常凤明因气病交加于2011年6月死亡，2006年房屋征收拆迁中原告和母亲都健在，但从没有收到通知或告知书。2006年原告家庭的祖遗一间门面房46.32平方米坐落在解放路××号，被征收拆迁时因为没通知原告及家人，房内的家具和用品被租房人李春莲全部偷光。原告之母常凤明为索要祖遗门面房自1991年至今打了27年民事官司，经湖北省高级法院（2012）鄂民再申字第00338号民事裁定书查明称，襄阳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材料中未见常凤明身份证明，襄阳房产局过户行为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或人民法院确认违法。鉴于上述事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十一）项和本条第二款之规定，特此起诉，请求依法依规查实确认原襄阳人民委员会于1960年4月4日颁发给原告已故之父余景春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樊总权字第1465号原始凭证具有法律效力并判令被告征收拆房行政行为应给予补偿或赔偿之费用。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费用。被告樊城区政府辩称，一、被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应驳回原告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诉称的征收拆房补偿或赔偿主体的房屋征收部门不是被告，被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明显错列诉讼主体。原告诉请中的确认案外人原始凭证效力中的襄樊市人民委员会系案外人，并不是本案的二被告，原告明显错列诉讼主体，应驳回其起诉。二、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应驳回原告起诉。根据原告诉称，本案所涉争议房屋所有权人系第三人李春莲，原告余春梅并非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告并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三、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且确认效力、征收补偿或赔偿法律关系混团，应驳回原告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规定，原告诉讼请求中将确认之诉混同为确认案外人原始凭证效力、征收拆房补偿或赔偿行政诉讼一并主张，且没有主张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更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确认效力、征收补偿或赔偿法律关系混团，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应驳回其起诉。四、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原告诉称看，本案所涉争议房屋是1960年4月6日的襄阳人民委员会的行为，目前已经过了58年之久，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错列被告及原告诉讼主体，诉讼请求不明确，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起诉或诉讼请求。被告襄阳房管局辩称，一、原告余春梅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而本案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且其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也不清楚，与其诉讼请求之间也不具有关联性。二、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是房屋征收拆迁的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法定的承担征收拆迁的义务人，原告余春梅诉称的房屋拆迁事实被告不知晓，被告更未对其诉称的房屋实施征收拆迁行为，其诉请与被告无关。三、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原告余春梅陈述本案诉争房屋的拆迁时间2006年至今已经过去12年有余，现在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早已超过。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余春梅的起诉。第三人李春莲在庭审中述称，原告余春梅所指房屋系其当初用2000元购买的，有1989年原襄樊市樊东房地产管理所出具的房产登记缴款收据（140元），且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也证明房屋是第三人李春莲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余春梅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春梅系案外人常凤明之女，常凤明已于2011年6月4日死亡。1956年4月4日，原襄樊市人民委员会将常凤明的丈夫余景春所有的一间房产，证号为1465号的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常凤明。〔2011〕襄中民再终字第0003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载明：“1983年4月13日，常凤明与李春莲签订了房屋买卖约字，约定常凤明将其位于樊城××××一间砖木结构的房屋以2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春莲，李春莲当面付清房款。此后，李春莲在襄阳房管局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并交纳了土地使用费。”2005年4月22日，原襄樊市樊城区投资咨询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襄拆许字〔2005〕第2号）。2005年6月11日，原襄樊市樊城区投资咨询公司与李春莲签订《襄樊市解放中路道路改造房屋拆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对李春莲所有的位于樊城××××号建筑面积为33.1平方米的房屋以货币化的方式进行拆迁安置补偿。2005年6月23日，原襄樊市樊城区投资咨询公司与常凤明签订《襄樊市解放中路道路改造房屋拆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常凤明所有的位于樊城××××号建筑面积为14.91平方米的房屋以货币化的方式进行拆迁安置补偿。2005年，上述房屋被拆除。2018年11月22日，余春梅以遗产房继承人的身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依规查实确认原襄樊市人民委员会于1960年4月4日颁发给原告已故之父余景春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樊总权字第1465号原始凭证具有法律效力并判令被告征收拆房行政行为应给予补偿或赔偿之费用。本院认为，原襄樊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证号为1465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落款时间为1956年4月4日，并非原告余春梅诉称的1960年4月4日。原告余春梅请求确认上述证件法律效力问题，因行政机关一经作出并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除非因转移登记、变更登记、登记错误等事由，被依法注销或者撤销外，就当然的具有法律效力。故原告余春梅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和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所有待证事实都要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对于所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该行政行为是否由被告实施，显然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这属于原告赖以指认行政机关作出了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也属于诉讼请求能够成立的实质理由。在行政赔偿、补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也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所明文规定。原告余春梅请求给予其补偿或赔偿，首先应选择其一主张。其次，应当提供其系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权利受到了损害，以及遭受损害程度和系被告所为的证据。本案中，原告余春梅不能证明1983年4月13日常凤明与李春莲签订的房屋买卖约字系伪造，且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诉争房屋系其所有，以及诉争房屋转移登记在李春莲名下的房权证未被依法撤销或者注销的情况下，请求被告樊城区政府、襄阳房管局给予其补偿或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诉争房屋的征收拆迁行为发生在2005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其于2018年11月22日提起行政诉讼，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余春梅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杨 瑛审判员  曾建彬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