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民初2644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戴飞，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出庭人员：张晓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出庭人员：夏前，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被告：高卫龙，男，197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 被告：谈桂有，男，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 被告：陈开林，男，1978年2月8日出生，汉族。 被告：潘桂田，男，197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 被告：王有芳，女，197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 被告：蒋斌，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 被告：陈金福，男，197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 被告：唐真好，男，198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 以上8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明，江苏中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正宽，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华，江苏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金早，男，196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达，山东沂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以下简称高卫龙等10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29日在《检察日报》上发布公告，在公告期内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7日召开庭前会议，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人员张晓强、夏前，被告高卫龙等10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明、徐丽华、王金达参加了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人员张晓强、夏前，各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明、徐丽华、王金达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评估报告项目负责人谢松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到庭陈述相关意见并回答被告方及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请求判令：1.高卫龙等10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渔业资源损失及生态环境补偿费用计152.44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在其参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范围内计145.48万元与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唐真好在其参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范围内计52.67万元与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以下简称高卫龙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李正宽对其协助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6.61万元与高卫龙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王金早对其非法收购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3.95万元与高卫龙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7.高卫龙等10人支付本案渔业资源损失咨询费5万元。 事实和理由：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商议，2019年1-2月在高宝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简称）禁渔期内，由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驾驶快艇到湖内电捕鱼并出售给高卫龙。高卫龙联系过闸事宜并将捕获的鱼出售给王金早，高卫龙赚取中间差价。后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驾驶快艇带领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采用拉网的方法在高邮湖、邵伯湖电捕鱼8次，合计捕获鲤鱼、鲫鱼13140余斤。其中，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参与5次，捕获鲤鱼、鲫鱼12500余斤；唐真好参与1次，捕获鲤鱼、鲫鱼4500余斤。李正宽在明知谈桂有、陈开林等人要通过高宝邵伯湖庄台闸前往邵伯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闸5次并私自收取过闸费。王金早明知高卫龙出售的鲤鱼系非法捕捞渔获物仍予以收购。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高卫龙等10人的非法电捕鱼、非法收购行为，破坏了高邮湖、邵伯湖生态资源，造成湖域生态链和食物链的中断及渔业资源的严重损害，致使生物多样性减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案涉违法行为的监管机关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作出《高宝邵伯湖电鱼案渔业资源损失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损失评估报告》），已对本案的生态资源损失作出评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共同答辩意见：1.对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非法捕捞事实以及各自或共同参与实施的次数予以认可；2.对《损失评估报告》存在以下异议：（1）《损失评估报告》的委托主体不当，应当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或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2）《损失评估报告》依据《建设项目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淡水）影响专题论证报告编制指南（试行）》（以下简称《编制指南》）对本案生态资源损失进行评估不当；（3）《损失评估报告》系根据2016年12月份取样形成的《高邮湖五个水域渔业资源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渔业资源评估报告》）中鱼类资源密度和种类组成为主要依据评估电捕行为对渔业资源的损失，而本案电捕行为所涉及的水域主要为邵伯湖；（4）本案电捕渔获物主要为鲤鱼和鲫鱼，《损失评估报告》对于乌鳢及其繁殖损失评估占比较大，缺乏合理性；（5）鱼类损失与鱼类繁殖损失之间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6）电捕行为虽然扫过一定范围的水域，但并不必然导致底栖生物全部死亡；（7）以青鱼的价值计算底栖动物渔产力损失无相应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李正宽辩称：1.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侵权事实及所涉及的数量予以认可，但认为生态资源直接损失的计算方式不准确；2.其只是为非法捕捞人员提供开闸帮助行为，应当对生态破坏结果承担次要责任。 王金早辩称：对高卫龙等人通过电捕方式实施非法捕捞的行为并不知情。其从高卫龙处收购鲤鱼价格合理，且禁渔期内并不禁止鱼类买卖行为，其收购行为也应当与非法捕捞行为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予以区分。 公益诉讼起诉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庭前会议中，各被告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所主张的以下事实予以承认，本院对下列事实予以确认： 2019年1月，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在明知高邮湖、邵伯湖为禁渔期的情况下商议，由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驾驶快艇到湖域内电捕鱼，并将捕获的鲤鱼等出售给高卫龙，再由高卫龙联系买家销售。谈桂有、陈开林分别驾驶各自快艇带领潘桂田等人，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采用快艇拉网的方法在高邮湖4号标附近、石工头渔港西、码头庄新333大桥北分别捕鱼1次，每次捕获鲤鱼等渔获物200余斤，合计600余斤，最终均由高卫龙出售。在高邮湖电捕的渔获物数量不多的情况下，高卫龙联系李正宽，由其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开闸，潘桂田、谈桂有、陈开林、蒋斌、王有芳、陈金福等人分工协作，采用上述捕鱼方法，由高邮湖通过庄台闸至邵伯湖电捕鱼，先后在邵伯湖尤家湾附近、南湖尾、露筋附近捕鱼4次，每次捕获鲤鱼等渔获物2000余斤，合计8000余斤，经高卫龙事先联系，全部出售给王今早。 2019年2月1日夜间，高卫龙联系李正宽违规开闸，潘桂田、谈桂有、蒋斌、陈开林、王有芳、陈金福、唐真好，采用上述方法，通过庄台闸至邵伯湖尤家湾附近电捕鱼，所捕渔获物由高卫龙出售给王今早。后王今早的装鱼活水车被截获并称重，所载鲤鱼等渔获物4924余斤。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本案所涉电捕渔获物总量按13140斤计算。 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时间                       人员                       地点                       捕捞数量             （渔获物）                       流向                               1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                       高邮湖                       200余斤                       由高卫龙             出售                               2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                       高邮湖                       200余斤                       由高卫龙             出售                               3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                       高邮湖                       200余斤                       由高卫龙             出售                               4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李正宽（开闸）                       邵伯湖                       2000余斤                       王金早             收购                               5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李正宽（开闸）                       邵伯湖                       2000余斤                       王金早             收购                               6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李正宽（开闸）                       邵伯湖                       2000余斤                       王金早             收购                               7                       2019年1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李正宽（开闸）                       邵伯湖                       2000余斤                       王金早             收购                               8                       2019年2月                       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李正宽（开闸）                       邵伯湖                       4900余斤                       王金早             收购                受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2019年11月出具《损失评估报告》一份，载明以下主要内容： 一、高宝邵伯湖鱼类组成和产量 受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2016年12月9日至11日，对高宝邵伯湖的黄复尖外水域、马棚外水域等五个围网区域的渔业资源量进行了估算，利用电捕鱼取样，采用去除取样法估算围网内的渔业资源量，形成了《渔业资源评估报告》。《损失评估报告》以该《渔业资源评估报告》的鱼类资源密度和种类组成为主要依据评估电捕鱼对渔业资源的损失。《渔业资源评估报告》确定五个围网中共采集渔获物17种鱼类，各种类的重量百分比主要组成为鲤鱼47.90%、乌鳢22.673%、鲫鱼12.915%，其他鱼类包括鳙、短颌鲚、红鳍原鲌、翘嘴鲌、黄颡鱼、鲢、间下鱵、似鱎、大银鱼、似刺鳊鮈、䱗、鳊、花䱻、飘鱼。 二、电鱼案渔业资源损失评估 1.电捕渔获物价值 案涉渔获物总重量为6570kg，由鲤和鲫构成。根据《渔业资源评估报告》中鲤和鲫的相对比例，估算本案电捕渔获物中鲤和鲫的重量分别为5175kg和1395kg。根据高宝邵伯湖区附近的水产良种繁育场等成鱼销售价格，鲤、鲫的平均价格分别为8元/kg和20元/kg，估算出渔获物鲤、鲫的经济价值分别为41400元和27900元，6570kg渔获物的市场价值估算为6.93万元。 2.被电击致死或伤害的其它鱼类损失评估 根据《渔业资源评估报告》的鱼类种类组成和重量百分比，结合高宝邵伯湖区附近的水产良种繁育场等成鱼销售价格，计算除鲤和鲫之外的被电击致死或伤害的乌鳢、鳙、短颌鲚、红鳍原鲌、翘嘴鲌、黄颡鱼、鲢、大银鱼、鳊、花䱻、䱗等野杂鱼计11种鱼类损失经济价值为10.19万元。 3.对鱼类繁殖的损失估算 因鲤、鲫和乌鳢为渔获物中重量百分比最高的三种鱼类，报告对这三种鱼类繁殖损失价值进行估算。经抽样检查，电捕鲤和鲫渔获物的体长均大于其初次性成熟体长，均可视为繁殖个体。根据雌雄性别1:1比例，估算出鲤、鲫和乌鳢繁殖群体的重量分别为2587.5kg、698kg和1254kg。鲤和鲫的相对繁殖力分别为161粒/g，178粒/g，乌鳢的相对繁殖力约为30粒/g，估算出鲤、鲫和乌鳢的鱼卵损失量。参照《编制指南》，鱼卵的经济价值应折算成商品鱼苗进行计算，且鱼卵生长到商品鱼苗按1％成活率计算。案涉湖泊附近原种场鲤鱼、鲫鱼、乌鳢的苗种价格为150元/万尾、400元/万尾和1.8元/尾，估算出鲤、鲫和乌鳢的鱼卵经济损失金额分别为6.25万元、4.97万元和67.72万元，合计78.94万元。 4.鱼类饵料生物损害的补偿额估算 （1）浮游动物渔产力损失价值 根据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浮游动物资源量调查，浮游动物生物量均值为0.08mg/L，高宝邵伯湖鲤和鲫的密度为5.447kg/亩，鲤和鲫的总重量为6570kg，推算出电捕扫过的水体体积为1.20617109L，浮游动物生物量的损失量为96.5kg。参照《编制指南》，浮游动物经济损失换算成渔产力。以浮游动物为食的鱼类为鳙，其价格按12元/kg计算，估算浮游动物渔产力的损失价值为0.011万元。 （2）浮游植物渔产力损失价值 根据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浮游植物资源量调查，浮游植物生物量均值为0.55mg/L，电捕扫过的水体体积为1.20617109L，浮游植物生物量的损失量为663kg。以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为鲢，其价格按6元/kg计算，估算浮游植物渔产力的损失价值为0.013万元。 （3）底栖动物渔产力损失价值 根据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底栖生物资源量调查，底栖动物生物量均值为175.15g/㎡，本次电捕扫过的水域面积为1206亩（804116㎡），估算底栖动物损失量为140840kg。以底栖动物为食的鱼类为青鱼，其价格按20元/kg计算，估算底栖动物渔产力的损失价值为18.77万元。 参照《编制指南》，对一般性水生生物资源，一次性生物资源的损害补偿为一次性损害额的3倍。根据以上评估，电击对水生生物生物量损失价值包括浮游动物渔产力损失价值0.011万元、浮游植物渔产力的损失价值0.013万元和底栖动物渔产力的损失价值18.77万元，总计18.794万元。因此，饵料生物资源损害的补偿额为56.382万元。 5.渔业资源管理单位对本案渔业损失价值的咨询费用为5万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损失评估报告》的项目负责人谢松光出庭接受各被告方及法庭询问，并对：1.电捕行为导致包括渔业资源损失在内的水域生态环境有何危害；2.鱼类繁殖损失估算方法是否科学以及与鱼类直接损失之间是否重复计算；3.生态损失赔偿费用与渔获物价值之间为何存在差异；4.以高邮湖的鱼类构成比例估算邵伯湖鱼类比例是否合理；5.采用《编制指南》计算方法估算本案高邮湖及邵伯湖生态资源损失是否科学；6.渔获物中乌鳢实际占比与估算占比为何存在差异；7.以青鱼计算底栖动物渔产力损失价值是否准确等问题，作出详细解释。 谢松光认为：1.电捕鱼系违法捕捞方式，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有较大危害，不仅直接导致鱼类死亡，而且电捕区域致死或伤害的鱼类除一部分被捕获外，还有相当数量受到伤害的鱼类没有被捕捞。当电捕行为致死致伤的鱼类为性成熟个体时，还将影响鱼类的繁殖即种群产生后代数量减少。此外，电捕行为还将导致所及区域的鱼类天然饵料生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死亡，进而导致渔产量下降；2.《损失评估报告》中估算的损失充分考虑了电捕行为导致2019年当季受损害鱼类种群繁殖的影响价值，受损害的鱼类中鲤鱼、乌鳢和鲫鱼占比80%以上，且受损个体均属性成熟的繁殖群体。《损失评估报告》在计算怀卵量的基础上，按照怀卵量1%的存活率计算生产鱼苗的数量，进而计算鱼苗的价值作为繁殖损失，鱼类繁殖损失与其他三项损失之间不存在重复计算情形。对于电捕行为造成鱼类天然饵料生物资源的损害，《损失评估报告》系依据高宝邵伯湖饵料生物资源的平均密度计算电捕区域的损失量，进而计算其渔业价值；3.非法捕捞人员虽然通过电捕行为获得一定渔获物和经济利益，但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情况下，其实施的电捕行为造成的渔业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远高于渔获物价值；4.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为一个湖群，湖泊相互连通，鱼类可以在湖泊间自由游动,尤其在汛期时会出现**一片的现象，因此各湖泊之间鱼类资源基本相似。高邮湖在三个湖泊中的面积最大，故高邮湖的鱼类资源具有代表性，该湖域中调查形成的《渔业资源评估报告》可以用来参考估算本案中邵伯湖的渔业资源损失；5.案涉电捕行为导致的损失并非依据三个湖泊内的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渔业资源状况进行评估，而仅是在鱼类繁殖损失和渔产力损失评估项目中参照了《编制指南》的相关条款。（1）“鱼类繁殖损失估算”系在依据案涉电捕行为导致的鱼类资源损失量的基础上计算出怀卵量，再参照《编制指南》中“鱼卵、仔稚鱼经济价值的计算”内容中“鱼卵生长到商品鱼苗按1%成活率计算”指标，计算鱼卵生产商品鱼苗的量，进而计算鱼苗价值。（2）“鱼类饵料生物损害的补偿额估算”中的饵料生物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资源量系根据高邮湖中上述饵料生物的平均密度进行估算，并非种质资源保护区中的密度。损失量确定后，再参照《编制指南》“6.2损害补偿年限（倍数）的确定”中的“6.2.3对一般性水生生物资源，一次性生物资源的损害补偿为一次性损害额的3倍”估算鱼类饵料生物损害的补偿额。上述两个参照的条款均是以相关生物学数据为基础，鱼卵到商品鱼苗的存活率不会因为鱼类是否在种质资源保护区而存在差异；一般生物资源的补偿年限是根据受损的生物修复需要的年限确定，也不以是否在种质资源保护区而存在差异。即使存在差异，因种质资源保护区有丰富的保护措施，其修复速度较非保护区更快；建设项目对保护区造成影响时有严格的缓解和保护措施，而案涉电捕行为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远比一般建设项目的影响为盛，因此，本案采用《编制指南》中的指标计算损失量不存在高估情形；6.由于不同鱼类被电击后的行为反应不同，鲤鱼和鲫鱼被电击后立即浮出水面，相对容易被拖网捕获到，而乌鳢被电击后的反应是钻向底泥，电捕时不容易被捕捞到；7.电捕时电流覆盖的水域和底泥中的水生生物都会遭受电击，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对电击较鱼类更为敏感，电击可以导致该区域上述生物全部死亡或损伤。鱼类天然饵料生物资源的渔业价值一般是以专食某一种饵料资源的典型鱼类种类来计算。青鱼专食底栖生物，故一般用来折算底栖生物的渔业价值，在我国内陆水体底栖生物的渔业价值估算中普遍采用，该方法系用来将底栖生物的损害量折算为渔业损失的一个技术途径。一些杂食性鱼类如鲤鱼等也摄食底栖生物，但同时摄食其它饵料生物，技术上难以用这些鱼类的折算底栖生物的渔业价值。同理，鲢鱼为典型的浮游植物食性，一般用鲢鱼折算浮游植物的渔业价值；鳙鱼为典型的浮游动物食性，一般用鳙鱼折算浮游动物的渔业价值。 针对本案所涉的禁渔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范围、案涉电捕行为是否部分发生于保护区内等问题，公益诉讼起诉人庭审中提交了《202案件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情况》、《高宝邵伯湖封湖禁渔通告》、原农业部及农业农村部有关通知等证据，各被告请求法院对相关证据依法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载明如下内容：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2018年12月12日联合发布的《高宝邵伯湖封湖禁渔通告》载明，每年1月1日0时至5月31日24时为高宝邵伯湖封湖禁渔期，在此期间，非经许可禁止入湖从事水生动植物捕捞。全湖全年禁止电鱼、炸鱼、毒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渔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其核心区、实验区设有界标。核心区内，全年禁止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实验区内，在农业部或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可有计划地开展以恢复资源和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的水生生物资源增值、科学研究和适度开发活动。 原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阜平中华鳖等63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的通知》（农办渔[2009]34号）对高邮湖大银鱼湖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及范围进行划定，列明主要保护对象为大银鱼、湖鲚，其他保护物种包括环棱螺、三角帆蚌、黄蚬、秀丽白虾、日本沼虾、鲤、鲫、长春鳊、红鳍鲌、翘嘴鲌、鳜、黄颡鱼等。 原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工的通知》（农办渔[2010]104号）对邵伯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及范围进行划定，列明主要保护对象为三角帆蚌，其他保护对象包括环棱螺、河蚬、褶纹冠蚌、无齿蚌、丽蚌等淡水贝类。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一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的通知》（农办渔[2018]74号）对高邮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及范围进行划定，列明主要保护物种为青虾，其他保护物种包括鲫、河蚬、中华鳖、中华绒螯蟹等。 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202案件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情况》载明，2019年2月25日，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提取了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送测的案涉快艇导航设备中的航迹数据，在所能够提取比对的航迹中发现，快艇在1月26日、27日、28日和2月1日期间，多次于夜间凌晨的时间段中出入邵伯湖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高邮湖大银鱼湖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高邮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当中。 本案争议焦点为：1.生态资源损失如何认定，具体包括案涉渔获物价值及被电击致死或伤害的其它鱼类损失估算是否恰当、鱼类繁殖的损失估算是否合理、鱼类饵料生物损害的补偿额估算是否恰当；2.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如何承担，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电捕鱼系法律规定的禁止捕捞方式。高卫龙等人在禁渔期内，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采用快艇拉网的方式，在包括邵伯湖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高邮湖大银鱼湖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高邮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内的水域多次电捕鱼。电捕鱼对生态资源造成以下复合性危害：1.电捕区域内水生生物被大量捕获或导致该水域鱼类明显减少；2.被电击后未被捕获的其他鱼类，生理功能尤其是生育功能遭受损伤，影响特定水域水生生物正常繁殖；3.导致鱼类的饵料生物即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大量死亡，该水域渔产力明显下降；4.导致鱼类种群赖以栖息、生存的湖泊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严重损害水域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 高卫龙等人作为电捕鱼组织实施者，组织策划或直接实施电捕行为，造成生态资源重大损害，应当担责。李正宽作为协助者，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相关被告驾驶快艇在禁渔期夜间自高邮湖通过庄台闸前往邵伯湖，存在非法捕捞可能性的情况下，经高卫龙联系多次违规开闸协助快艇通行，其行为与本案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理应担责。王金早作为收购者，长期与高卫龙联系收鱼，形成固定的“捕捞-销售-收购”链条。其作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明知禁渔期的情况下，多次在高邮湖畔码头等地点大量收购高卫龙向其贩卖的鲤鱼等渔获物，主观存在过错，收购行为与生态资源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亦应担责。综上，本案中各被告均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一、关于生态资源损失认定问题 1.案涉渔获物价值及被电击致死或伤害的其他鱼类损失估算恰当。《渔业资源评估报告》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评估具有鱼类资源代表性的高邮湖部分功能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效果，通过科学的取样和分析方法做出，采集分析数据的时间为2016年12月，与本案电捕行为发生时间相近、捕捞方式类似，高邮湖与邵伯湖相互毗连、水系相通，具有可参照性。《损失评估报告》系以《渔业资源评估报告》为参考基础，根据案涉捕捞渔获物的数量占比综合分析作出，相关鱼类价格亦是参照高邮湖、邵伯湖区域附近的鱼类繁育场或销售部门价格计算得出。故《损失评估报告》估算案涉电捕渔获物价值6.93万元及电捕过程中被电击致死或伤害的其他鱼类损失10.19万元，方法合理，结论可信，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2.对鱼类繁殖的损失估算合理。首先，本案中高卫龙等被告组织并实施8次电捕行为全部发生于高邮湖、邵伯湖禁渔期内，该时期系湖泊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所捕捞的鱼类主要为性成熟个体。案涉电捕行为次数多、渔获物数量大，造成高邮湖、邵伯湖水生生物繁殖能力重大破坏，且电捕行为发生至今，客观上造成了2019年度高邮湖及邵伯湖当季鱼类繁殖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其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在保护对象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要生长繁育区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的水域滩涂和必要的土地，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根据案涉快艇航迹数据可见，快艇曾在夜间凌晨多次出入于对水生生物育种繁殖具有特殊意义的邵伯湖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高邮湖大银鱼湖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高邮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之中，必将对上述区域内的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危害。《损失评估报告》系参照《编制指南》所确定的鱼类繁殖计算方法，将鱼卵经济价值折算成商品鱼苗并充分考虑成活率比例后计算鱼类繁殖的损失，方法科学合理，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3.鱼类饵料生物损害的补偿额估算恰当。鉴于本案电捕方式具有较大的破坏性，不仅严重损害水生生物资源，也必将对电捕区域内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底栖动物资源产生较大破坏，导致其他鱼类饵料不足，造成水域食物链相邻环节的破坏，进而影响渔产力及生物多样性损害。本案中，《损失评估报告》系根据案涉渔获物的数量，采用科学计算方式推算出电捕扫过的水体体积和水域面积，并依据该区域鱼类饵料实际构成及饵料生物平均密度，参考《编制指南》中的计算方法换算出浮游动物渔产力、浮游植物渔产力、底栖动物渔产力损失价值，并参照上述指南关于“对一般性水生生物资源，一次性生物资源的损害补偿为一次性损害额的3倍”的规定，计算案涉电捕行为导致的饵料生物资源损害的补偿额为56.382万元。鉴于案涉电捕行为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巨大，高于一般建设项目影响，上述计算方法系在充分考虑生物学数据的基础上作出，依据可靠，估算方法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二、关于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承担问题 1.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多次实施电捕行为，应当在其各自参与非法捕捞范围内对生态资源损失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1）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组织策划、参与实施高邮湖、邵伯湖电捕鱼8次，造成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湖域生态资源破坏，应当就其实施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52.44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王有芳、蒋斌、陈金福系与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共同在邵伯湖参与实施电捕鱼5次，应当对其参与电捕鱼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45.48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高邮湖渔获物数量600斤=四人涉案渔获物数量12540斤，12540斤÷13140斤×152.442万元）与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唐真好在邵伯湖参与电捕鱼一次，应当对其参与电捕鱼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52.67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1月份渔获物总量8600斤=唐真好涉案渔获物数量4540斤，4540斤÷13140斤×152.442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上述计算方法并未超出唐真好参与电捕鱼活动被最终查获数量，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鉴于其系与高卫龙等7人共同实施电捕鱼行为，故高卫龙等7人应当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唐真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因无明确证据证明李正宽知晓高卫龙等人系采用电捕方式非法捕捞，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李正宽应当对其协助开闸行为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6.61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高邮湖渔获物数量600斤=12540斤，12540斤÷13140斤×案涉渔获物的估算市场价值6.93万元）与高卫龙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3.鉴于亦无证据证明王金早知晓高卫龙等人系采用电捕方式非法捕捞，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王金早应当对其非法收购行为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3.95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高邮湖渔获物数量600斤=12540斤，12540斤÷13140斤×渔获物中鲤鱼估算市场价值41400元）与高卫龙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亦予支持。 4.高卫龙等10人分别或共同实施的行为造成了本案生态损害发生，《损失评估报告》系当地渔业监督管理机关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依据其执法职能，委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作出，该委托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评估结论准确，咨询费用数额亦不违反《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计价格【2002】125号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高卫龙等10人给付渔业资源损失咨询费5万元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湖泊具有多种功能，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更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高卫龙等10人实施的非法捕捞、非法收购行为，对高邮湖、邵伯湖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也对湖泊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高卫龙等10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其非法捕捞、买卖水产品造成渔业资源损失及生态破坏行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二、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52.442万元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45.48万元与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在判决第二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唐真好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52.67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唐真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李正宽对其协助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6.61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李正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王金早对其非法收购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3.9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王金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七、各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赔偿款项缴纳至本院，赔偿款项将在论证后拟定方案用于高邮湖、邵伯湖地区生态修复； 八、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就本案渔业资源损失咨询费5万元承担给付责任，该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至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520元，由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陈金福共同负担17647元，由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共同负担873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陈 迎 审 判 员  姜 立 审 判 员  刘尚雷 人民陪审员  马 锴 人民陪审员  刘伯祥 人民陪审员  朱 菁 人民陪审员  沈月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陆昊 书记员  朱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