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2民终78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英，女，195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强（张淑英之夫），195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富杰，天津利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198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乔瑞，四川银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春媛，女，198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桐，天津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梅，女，196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利，男，198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诉人张淑英因与被上诉人李伟、任春媛、王俊梅、张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26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强、马富杰，被上诉人李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乔瑞，被上诉人任春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桐，及被上诉人王俊梅、张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淑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李伟、任春媛、王俊梅、张利负担。事实及理由：李伟虚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李伟、任春媛、王俊梅、张利辩称，不同意张淑英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淑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伟、任春媛、王俊梅、张利共同偿还借款人民币1930000元及利息（自2011年6月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由李伟、任春媛、王俊梅、张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淑英与王俊梅、李伟系朋友关系，王俊梅与李伟系母子关系。李伟与任春媛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5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10月24日经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协议离婚，2013年5月22日双方复婚，又于2014年11月29日经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协议离婚。2014年8月17日，张淑英与李伟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借款金额：（大写）壹佰玖拾叁万整（小写）￥1930000（该处内容有修改，原有“贰佰万元整￥2000000”内容被划掉），借款期限1年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借款用途为个人业务。”张淑英及李伟分别在该借条债权人及债务人处签字并捺印。同时该借条备注处载明：“本借条到期有效，可延期。2015.8.17。”2014年12月31日，张淑英与李伟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内容为：“甲方：李伟、丙方：张淑英。乙方是甲方的债务人，丙方是甲方的债权人，为解决三方债权债务问题，经协商，依法达成如下协议。1、三方共同确认，乙方欠甲方5600000元人民币本金及相应利息。甲方欠丙方2280000元。2、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对乙方的债权在5600000元范围内转让给丙方，丙方确认接受。3、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5600000元债权中的2280000元。即债权转让后乙方只欠甲方3320000元。甲方对丙方不负债务，丙方直接对乙方享有2280000元的债权。丙方不再对甲方享有任何债权。甲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4、乙方承诺于年月日前向丙方归还欠款2280000元，并以天津市开发区展望路2号1号楼16门501室房屋作为抵押物，以保证丙方债权的实现。乙方承诺于年月日前归还欠款，则乙方应支付自年月日至全部还清欠款之日，按照人民币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损失。另外丙方有权出售抵押物以实现其债权。5、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所做的保证和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损失，违约方须向受害方作出全面赔偿。6、本协议经甲乙丙签字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执一份。7、本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可向滨海新区塘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淑英与李伟各自持有一份协议，内容一致，双方均在各自持有的协议上签字捺印。但张淑英持有的协议中没有乙方姓名及相关信息，亦未有乙方签字。而李伟持有的协议中张利在该协议上以乙方的名义签字并捺印。另查，李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在于2015年2月26日、3月18日分别向张淑英转账300000元和50000元。再查，2016年3月12日，张淑英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骗。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张淑英陈述：自2011年6月开始陆续向李伟出借人民币2050000元，尚有一百六十多万元未偿还。在办案民警询问借款过程时，张淑英表示其向李伟出借款项为2011年6月16日出借300000元，2011年8月17日出借400000元，2012年6月16日出借300000元，2012年8月17日出借300000元，2013年8月出借200000元，2014年8月17日出借50000元，2014年10月29日出借500000元。李伟偿还款项为2011年7月、8月分别偿还利息4000元，2011年9月、10月、11月分别偿还利息8400元，2014年11月1日还款20000元，2014年11月3日还款20000元，2015年2月17日还款50000元，2015年3月18日还款300000元。另外，2014年8月17日，张淑英与李伟签署借款合同，金额为2000000元，其中本金1550000元，利息450000元。2014年10月29日张淑英与李伟签署还款计划，约定至2015年8月15日李伟连本带息偿还张淑英2880000元。2014年12月19日张淑英、李伟及案外人马长岭签署三方协议，约定将马长岭欠李伟的300000元由马长岭向张淑英偿还。2016年4月14日，张淑英再次到新村派出所做询问笔录，张淑英在笔录中称：其把钱借给李伟用于收取高额利息，双方约定月息为1%到2%。其与李伟签订过两个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其中一个是和案外人马长岭、刘艳玲签署的300000元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为马长岭、刘艳玲欠李伟的300000元转到张淑英身上。另一个是张淑英、李伟、张利签署的2280000元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内容为张利欠李伟的钱，其中2280000元转到张淑英身上，变成张利欠张淑英的钱。但张淑英手中的协议只有其与李伟的签字，没有张利的签字。另外张淑英手中还有李伟向其出具的1份借款合同，金额为1930000元。2016年4月11日，李伟到新村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李伟在笔录中称：其于2012年10月回国，从2013年4、5月开始通过张利向外放贷。张淑英找到李伟让其帮助放贷挣点钱，李伟答应给张淑英每月4%利息。具体借款时间及数额记不清了。李伟曾经表示偿还张淑英450000元，但张淑英拒绝，并再拿出50000元凑成500000元继续要求李伟帮助放贷，于是李伟向张淑英打了一个1500000元的欠条。后来李伟又向张淑英借款500000元，双方制作了一份还款计划，还款计划记载连本带息共计2880000元，每天李伟偿还张淑英10000元，李伟照此偿还了2个星期后没有继续偿还。2014年初张淑英让李伟将刘艳玲欠李伟的300000元转给张淑英，三方签署了债权债务转让协议。2014年李伟母亲替李伟还给张淑英大姐300000元。后张淑英、李伟、张利协议将张利欠李伟的5600000元中的2280000元转给张淑英，三人于2014年12月31日签署协议，但当时张淑英并未将欠条还给李伟。2015年2月26日李伟替张利向张淑英转账50000元，2015年3月18日李伟替张利向张淑英转账300000元。2015年8月17日，李伟在张淑英手中原有的借款合同上将钱数改为1930000元。李伟表示总共向张淑英借款一百多万本金，剩余这1930000元中大部分是利息。2016年4月11日，张利到新村派出所做询问笔录，张利在笔录中称：其欠李伟本息共计5300000元。因为李伟欠张淑英的钱，所以李伟打算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张淑英，三人签署了2280000元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具体签署协议的时间记不清了。协议签完之后，2015年底张利还给张淑英350000元，是由张利将钱交给李伟，再由李伟转给张淑英。张利确认尚欠张淑英1930000元。2016年4月20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村派出所对张淑英被诈骗一案向其出具受案回执。同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就张淑英对李伟提出的控告向张淑英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结合本案案情，争议焦点有二：一为张淑英与李伟、张利之间涉及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还款义务由谁承担；二为任春媛、王俊梅是否应该承担还款义务。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为内容一致的多份协议，张淑英及李伟手中各执一份，但张淑英手中持有的并没有张利的签字捺印，由此产生双方对该协议的效力认定意见不一致。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李伟持有的，具有张淑英、李伟、张利签字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真实有效。理由如下：1、协议中第6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丙签字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执一份。”说明协议的签署方均认可协议签字后生效。本案中，李伟所持有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有三方签字，且三方对其签字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可以认定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已经生效。2、由于张淑英在本案诉讼之前到公安机关对李伟进行控告，公安机关对张淑英、李伟、张利分别进行了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双方的陈述相较诉讼中双方的陈述，采信度较高，更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张淑英明确表示曾经与李伟、张利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说明张淑英对该协议的内容是知晓的，其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3、张淑英持有的协议虽然没有张利的签字，但由于该协议为一式多份，李伟持有的协议相较张淑英持有的协议内容完整，具有排他性。4、该协议中虽然没有载明具体的还款时间，但结合民间借贷案件的实际情况，未约定还款时间的借条借据并不少见，故这一点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5、张利对李伟持有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的张利签字予以确认，并且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说明债权的转让已经通知到债务人，对债务人已经发生效力，故张利是否持有协议，并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6、协议中约定了抵押条款，但签署协议的各方并未实际履行该条款。对于抵押条款是否履行，并不影响整个协议的生效，当事人可就违约行为另行主张权利。7、考虑到李伟与张利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李伟与张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均表示是张利委托李伟代替其偿还张淑英350000元，张淑英亦表示收到上述款项，结合张利与他人也存在经济纠纷并已形成诉讼的情况，该代付行为具有一定合理性，故可以认定李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于2015年2月26日、3月18日分别向张淑英转账300000元和50000元是张利依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向张淑英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张利的还款行为以及对剩余款项自愿承担还款义务的表示，说明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并已实际履行。8、2015年8月17日，李伟在张淑英手中原有的《借款合同》上将钱数改为1930000元。张淑英主张李伟的改动系对债务及还款责任的再次确认，李伟主张系张利委托其与张淑英对账，在原有《借款合同》中直接改换数额作为张淑英与张利对账的基础资料，且在合同中李伟没有签字。由于《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署时间在前，故如果对债权债务的承担有重新约定，应由张淑英、李伟、张利共同签字确认。但张利并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确认，故李伟于2015年8月17日在《借款合同》上将钱数改为1930000元的行为不应视为债务的再次转移，不能据此否认《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效力，张淑英主张“再次确认”之说不能成立。综上，李伟持有的，张淑英与李伟、张利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予以确认，故张淑英要求李伟偿还1930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由于涉及借款金额过大，借款时间较长，《借款合同》本身在借款金额处有涂改，任春媛亦对借款真实性提出异议，故要求张淑英对借款具体情况进行陈述并举证证实。张淑英陈述了借款及《借款合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形成的经过，并表示其向李伟出借的款项均为现金，但并未就其交付借款举证证实。结合张淑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主张的实际借款金额及是否约定了利息的表述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张淑英主张的李伟向其借款事实，但李伟认可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署前尚欠张淑英借款2280000元，李伟的该表示是对自己设置义务，系对其不利的意思表示，故对此予以确认。但根据之后三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该笔债务已经转至张利，张利亦表示认可并已经向张淑英偿还了350000元，故剩余1930000元的还款义务应由张利向张淑英继续履行，李伟不负有向张淑英还款的义务。张淑英在原审中主动追加张利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且在追加被告申请中明确表示知晓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存在，结合该情节经过反复释明，张淑英又明确表示不向张利主张权利，张淑英放弃主张权利的表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对此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二，关于任春媛、王俊梅是否承担责任问题。由于确认李伟不负有向张淑英还款的义务，故任春媛亦不应承担张淑英主张的还款责任。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由于张淑英未能举证证实其出借款项用于李伟及任春媛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任春媛不应承担张淑英主张的还款责任。王俊梅与张淑英并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虽与李伟系母子关系，但并不负有为李伟偿还借款的法定义务，故张淑英要求王俊梅共同偿还借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令：“驳回原告张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170元，由原告张淑英负担（原告已交纳）。”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张淑英给付李伟现金300000元，2011年8月张淑英给付李伟现金400000元，2012年6月-8月张淑英给付李伟现金600000元，2013年8月张淑英给付李伟现金200000元，2014年8月17日张淑英向李伟转账50000元，2014年10月张淑英给付李伟现金440000元、转账60000元。上述张淑英给付李伟共计2050000元。2014年12月18日张淑英、李伟、案外人马长岭、刘艳玲经协商，将李伟对案外人马长岭、刘艳玲债权300000元转让给张淑英，张淑英已就该笔债权以诉讼方式向案外人马长岭、刘艳玲主张权利。2015年2月26日、3月18日李伟向张淑英转账共计350000元。张淑英确认李伟于2014年11月1日偿还本金20000元，11月3日偿还本金20000元，11月21日偿还本金30000元、扣担保借条30000元，上述共计100000元，均系偿还借款本金。张淑英主张李伟于2011年6月给付利息3600元、7月给付利息3600元、8月给付利息8400元、10月给付利息8400元，2014年6月9日给付利息78000元，上述李伟共计给付10040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第一、张淑英、李伟、张利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第二、张淑英与李伟之间的借贷往来金额是多少；第三、任春媛、王俊梅、张利是否承担张淑英所主张借款的给付责任。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李伟在其与张淑英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处于债务人地位，在其与张利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处于债权人地位，李伟将其对张淑英的债务转移给张利，相对于张淑英与李伟的债权债务而言属债务转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故，李伟转让债务给张利应经张淑英同意。但，张淑英在公安机关、本案诉讼中均表示不同意李伟所主张的债务转移。同时，李伟、张淑英均提交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第5、6条约定“三方一致同意”“协议经三方签字后生效”。张淑英、李伟所持《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虽形式相同，但张淑英所持协议中仅有张淑英、李伟两方签字，债务受让人处为空白，亦没有李伟所主张的债务受让人张利的签字，所记载的欠款金额及房产信息上亦没有指印。张利陈述该协议其有一份，但早已丢失。虽李伟所持协议中有张淑英、李伟、张利三方签字，但张淑英所持协议债务受让人处空白，亦没有债务受让人的签字，协议内容不完整，不符合该协议约定的“三方签字后生效”的条件。李伟虽主张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后，其向张淑英所偿还的350000元是替张利偿还，但张利在2017年7月4日第一次参加庭审时陈述其未向张淑英还过钱，且李伟亦未能提交张利转款给其的证据。结合债权人张淑英不认可李伟对其的债务转移给张利、不向张利主张权利的陈述，及张淑英所持《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不完整的事实，能够证明张淑英、李伟、张利对涉诉债务由李伟转移给张利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张淑英对李伟将债务转移给张利并未同意，故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未生效。一审法院认定李伟对张淑英的债务已经转移给张利，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伟作为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张淑英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张淑英、李伟各自陈述及现有证据均可确认李伟向张淑英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张淑英、李伟之间的借贷往来多是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且双方在公安机关，民事诉讼一审、二审审理中对双方往来款项、利息的陈述前后矛盾，并多次变更陈述意见，故双方均应对各自的陈述承担不利己方的后果。张淑英在李伟未偿还其借款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张淑英、李伟、张利，以及张淑英的同事进行的询问具有客观真实性。依据张淑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张淑英给付李伟现金、转账共计2050000元，李伟返还张淑英的款项共计450400元，张淑英与李伟均认可的债务转移金额为300000元。因张淑英、李伟对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陈述不一致，且均未能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利息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张淑英、李伟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张淑英主张李伟借款支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李伟已返还张淑英的款项、债务转移金额均折抵本金，折抵后，李伟尚欠张淑英借款本金1299600元。张淑英依据李伟2014年8月17日、2015年8月17日签字的《借款合同》主张李伟返还借款1930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超出1299600元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张淑英主张李伟自2011年6月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问题，因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张淑英主张李伟给付刑事报案前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李伟未偿还张淑英款项，且双方对还款期限未有约定，故张淑英可随时向李伟主张返还借款，张淑英于2016年3月12日到公安机关对李伟未偿还其借款主张权利，故该日期确定为张淑英向李伟主张偿还借款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伟自2016年3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张淑英利息。对张淑英所主张李伟支付利息超出上述本院确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张淑英主张任春媛对李伟的涉诉借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本案涉诉借款金额明显超出正常夫妻家庭生活需要，且从张淑英陈述可知，其向李伟出借款项是为得到高额利息，且张淑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任春媛对李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欠款予以追认，或李伟的借款用于与任春媛的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张淑英主张任春媛对李伟涉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淑英主张王俊梅对李伟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王俊梅是共同借款人，或对李伟的欠款同意承担给付责任，故其主张王俊梅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淑英不要求张利承担给付责任，本院予以确认。张淑英主张李伟、任春媛、王俊梅、张利承担保全费，因其未提交已交纳保全费的证据，故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淑英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2606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李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张淑英支付借款本金1299600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上诉人张淑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170元，由上诉人张淑英负担7170元，由被上诉人李伟负担1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0元，由上诉人张淑英负担7170元，由被上诉人李伟负担15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志红代理审判员  刘 刚代理审判员  邓晓萱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玉晓书记员李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