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03民初3994号原告（反诉被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姚县金碧镇黄红屯村委会大村20号。法定代表人：刘文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大姚县金碧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江小区9号地块独幢商1幢1-3层商铺9-10室。法定代表人：张胜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崇华，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龙，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女，汉族，1977年7月23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崇华，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龙，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优兴公司”）与被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受理。被告川容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8日作出（2018）云2326民初122号民事裁定，裁定被告川容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受理。2018年5月16日，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提起反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对上述两案合并进行了审理。两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两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飞优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支付原告飞优兴公司管理费137,288元、押金100,000元、运费6,860元，合计244,14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飞优兴公司在云南省大姚县从事药材种植。2017年1月，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找到原告飞优兴公司协商，约定由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提供小白芨种苗给原告飞优兴公司，由原告飞优兴公司种植并管理小白芨，达到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的要求后，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到原告飞优兴公司取走小白芨时结清管理费，原告飞优兴公司需支付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押金100,000元。2017年6月至8月，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多次到原告飞优兴公司处取走小白芨。2017年8月5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尚欠原告飞优兴公司管理费137,288元。经双方协商，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承诺于8月1日前支付管理费137,288元。如果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不按约定支付管理费，原告飞优兴公司可以要求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退回押金100,000元及运费、管理费144,148元。双方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拒不支付欠款。被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辩称，第一，原告飞优兴公司与被告川容公司的确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截至起诉时，被告川容公司仅欠付管理费68,644元、运费6,860元，共计75,504元。第二，双方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第三，被告张胜光并非适格被告，其代表被告川容公司。第四，原被告于2017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并非被告川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且显失公平，应予撤销。请求判决驳回原告飞优兴公司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2．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继续履行《白芨培苗驯化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立即返还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剩余组培苗，如果无法返还，则支付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折价款2,556,576元（按照市场价每株2元计算）；3．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按年利率6%支付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从2017年8月10日至款项清偿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20日，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与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将总价值960,000元（共计160万株）的白芨组培苗承包给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种植驯化，每株驯化苗的劳务费为0.40元，驯化五个月后，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可陆续从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基地取苗销售。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支付反诉原告川容公司100,000元作为质量保证金，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取走、销售驯化苗后，向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支付劳务费，并退还保证金。合同签订后，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将41365瓶组培苗交由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驯化，按照98%的成活率计算，可培养商品苗1621508株，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已陆续取走343220株，尚有1278288株在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处。当驯化苗基本达标，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继续取苗销售时，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多方阻挠，不履行合同约定，并擅自取苗销售。2017年8月5日，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经理张胜光到基地取苗时，在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威胁下，原被告签订了《协议》。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辩称，第一，双方于2017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法定可撤销情形。第二，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已按约定全面履行了承包合同。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实际提供的白芨苗为41365瓶，经过双方抽样测定，每瓶26株，合计1075490株，每株管理费0.60元，故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应支付管理费645,294元。合同履行过程中，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未按合同约定从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处出售驯化苗。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4月2日，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交付给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白芨苗为893490株（34365瓶×26株/瓶）。按约定，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应在2016年9月以前取苗，但是截至2016年9月，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仅取苗39520株。2016年9月4日下午，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培育白芨苗的所在地遭遇暴雨，基地被洪水淹没，已经能够移栽的白芨苗毁于一旦。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当即告知了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反诉原告张胜光明确答复，属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只是要求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管理好剩余的白芨苗，并告知反诉原告张胜光会按约定支付管理费。事后，反诉原告张胜光到现场查看，确认了白芨苗被水淹没、冲毁的事实。随后，反诉原告张胜光又多次到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基地取走白芨苗出售。2017年8月6日，反诉原告张胜光再次来到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处取苗，经双方结算后，签订了《协议》。第三，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依据。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要求撤销《协议》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请求驳回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事实为：1．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实际交付给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白芨苗数量为多少；2．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时，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是否受到了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胁迫；3．双方约定的管理费（劳务费）单价为多少；4．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实际取走的白芨苗数量为多少；5．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在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培育白芨苗期间，白芨苗是否因暴雨而受损毁，如果受到损毁，数量为多少。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依法提交了承包合同、《协议》、《领条》、《收据》、《收条》、《白及苗清单》、接发白芨苗清单、《2016年5月1日白及苗抽样》，云南省大姚县气象局出具的《证明》，大姚县金碧镇人民政府、大姚县金碧镇水务站、大姚县金碧镇黄海屯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照片等证据材料。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张胜光依法提交了承包合同、《收条》、《白及苗清单》、《协议》、《白及资源研究现状及长产业链开发策略》、照片、《“白芨”驯化苗购销合同书》、《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等证据材料。经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申请，本院委托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对2017年5月28日《收据》、《收条》上“领取人：”后及2017年6月22日《收据》上“收苗人：”后“张胜光”字样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上述单据上“张胜光”字样签名确为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所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提交的《白及资源研究现状及长产业链开发策略》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对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提交的白芨照片及《“白芨”驯化苗购销合同书》、《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的白芨苗的价格，本院依法对该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采信。3．对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云南省大姚县气象局出具的《证明》，大姚县金碧镇人民政府、大姚县金碧镇水务站、大姚县金碧镇黄海屯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本院认为，上述《证明》为村民自治组织、政府机构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且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对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照片，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未提交证据对照片拍摄时间、地点及照片所涉白芨苗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所有等事实予以证明，故本院依法对其不予采信。5．对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协议》、《领条》、《收据》、《收条》，虽然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对部分《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经鉴定，均系被告（反诉原告）所出具，且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也予以认可，故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材料均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于第一个争议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5月2日对之前交付的白芨苗数量进行结算后，签订《白及苗清单》，其中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所持《白及苗清单载明》：“第一车3月29日：10900瓶第二车3月31日：10440瓶-2000=8440瓶第三车4月2日：6120瓶-1000=5120瓶第四车4月28日：11185瓶-1280=9905瓶四车实际合计：34365瓶经办人：刘文兵杨增平张胜光”2016年6月26日，刘文兵、刘文章共同向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云南川容科技有限公司白及苗7000瓶。大写：（柒仟瓶整）”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认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于2016年5月2日前共交付了白芨苗34365瓶（10900+8440+5120+9905），于2016年6月26日交付了白芨苗7000瓶，合计41505瓶。根据双方于2016年5月1日对白芨苗抽样后确定的数量，每瓶白芨苗为26株，故实际交付的白芨苗应为1079130株（41505×26）。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认为，双方确于2016年5月1日对白芨苗进行了抽样，并一致确定每瓶数量为26株。故双方在2016年5月2日对之前交付的白芨苗数量进行结算时，将抽查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的差额进行了折抵，并扣减了相应瓶数，经抵扣后的瓶数为34365瓶，加上2016年6月26日交付的7000瓶，瓶数合计为41505瓶，但是每瓶仍应按40株计算，故共计交付的白芨苗为1660200株（41505×40）。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原被告双方同意予以扣减的数量分别为3月31日的2000瓶，4月2日的1000瓶，4月28日的1280瓶，上述扣减的瓶数为双方约定的每瓶40株的整数倍，可以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陈述的折抵的事实相互印证。其次，根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接发白芨苗清单，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所作记录如下：“③2016年3月29日接白及苗：10900瓶（徐忠）3月31日接白及苗：10440瓶（徐忠）84404月2日接白及苗：6120瓶（刘文章）51204月28日接白及苗：1185瓶（刘文章）合计34365瓶说明：①车未减②车减2000瓶③车减1280瓶”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自己持有的《白及苗清单》也记载了6月26日收到7140瓶。综上，可以看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实际收到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交付的白芨苗瓶数为：2016年3月29日10900瓶、2016年3月31日10440瓶、2016年4月2日6120瓶、2016年4月28日11185瓶，2016年6月26日7000瓶。据此，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陈述的《白及苗清单》上记载的“-2000”、“-1000”、“-1280”表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未交付的瓶数的事实明显与其书面记载相互矛盾。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陈述的事实属实，即对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少发的白芨苗数量，双方同意通过瓶数予以抵扣，亦即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实际交付的瓶数为45645瓶（10900+10440+6120+11185+7000），经双方核算，确认部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每瓶40株的标准，则对于少发的部分，折抵成4280瓶（2000+1000+1280）亦即171200株（4280×40）予以扣除；对于2016年3月29日的10900瓶及2016年6月26日的7000瓶，由于双方并未予以扣除，则应认定为每瓶的数量达到了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40株。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实际收到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交付的白芨苗数量为41505瓶，亦即1654600株[（45645-4280）×40]。对于第二个争议事实。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主张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受到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胁迫，但是并未提交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且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对《协议》中约定的已经取走的白芨苗的数量、管理费价格等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法对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主张的受胁迫的事实不予确认。至于《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将在后文予以论述。对于第三个争议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主张培育每株白芨苗的管理费（劳务费）为0.60元，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主张每株管理费（劳务费）为0.40元。本院认为，首先，承包合同第二条第三项约定每株管理费（劳务费）为0.40元。其次，双方在《协议》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再次确认每株管理费（劳务费）为0.40元。再次，双方在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的0.6元是每株白芨苗的单价，而非管理费（劳务费）价格。双方在承包合同第四条第三项约定按每株0.20元结算已销售的50%的管理费（劳务费），本院认为，该约定应认定系双方对支付方式、期限、金额的约定，双方并未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还需按0.20元每株的单价另行支付管理费（劳务费）。综上，本院依法确认每株管理费（劳务费）为0.40元。对于第四个争议事实。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出具的《收据》、《领条》、《收条》，上述领取凭证记载的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已经取走的白芨苗为544220株[2016年6月22日39520株、2016年9月25日1000株、2016年10月16日5100株、2016年10月23日10000株、2016年11月5日22200株、2016年11月20日1000株、2017年2月5日5700株、2017年4月29日40000株、2017年5月28日290500株（90500+200000）、2017年6月22日49300株、2017年8月5日79900株]。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认为，由于白芨苗遭受了自然灾害，故双方于2018年8月5日协商仅按343220株计算管理费（劳务费）；但是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实际取走的白芨苗应以领取凭证为准。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认为，对于2017年5月28日出具的数量为200000株的《收据》，实际是对2017年5月28日前管理费（劳务费）进行结算的凭证，而非当日取走白芨苗数量的凭据；虽然2017年5月28日前实际取走的白芨苗为21万多株，但是由于当时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并未出示《收条》、《收据》、《领条》，故被告张胜光凭记忆写明取走的白芨为200000株；至于《协议》载明的数量343220株，系双方结算时漏算了1000株。本院认为，首先，除了被告张胜光于2017年5月28日出具的数量为200000株的《收据》外，其余《收据》、《收条》、《领条》载明的已经取走的白芨苗数量为344220株；其次，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共同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已经取走的白芨苗数量为343220株，且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也对该数量予以确认；最后，《收据》、《收条》载明的344220株与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共同确认的343220株的差额为1000株，且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能对此作出合理说明。综上，综合考虑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的陈述能与书面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依法对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的陈述予以采信，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实际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取走的白芨苗数量为344220株。对于第五个争议事实。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培育白芨苗的基地在2016年9月5日遭遇了暴雨，且暴雨导致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培育的白芨苗因暴雨导致部分受损。对于受损的白芨苗的数量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在《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可以看出，截至2017年8月5日，还有部分白芨苗在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处。但是诉讼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曾多次作出“2018年8月5日后，白芨苗已全被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取走，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处已无白芨苗”、“还剩五六千株”等陈述，上述陈述明显相互矛盾。其次，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在《答辩状》中认可收到1075490株白芨苗；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陈述受损毁的白芨苗为“五六十万”株、“六七十万”株；但是其在庭审中又陈述实际收到的白芨苗为80多万株，并表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取走了30多万株，故受损毁的白芨苗为40多万株。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对同一事实所作的多次陈述明显相互矛盾。再次，根据本院已经确认的事实，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实际交付给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白芨苗为1621508株，已经取走的白芨苗数量为344220株，即使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陈述的损毁700000株的事实属实，那么还剩余的白芨苗应为577288株，该数量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仅剩余五六千株的事实相冲突。复次，诉讼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表示已将白芨受损的事实告知了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予以否认，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未提交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是否受损及受损数量等事实进行了确认；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应由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举证对受损毁的白芨苗的数量等事实予以证明，但是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并未举证对其主张的受损数量为“五六十万”株或“六十七万”株的事实予以证明，则应由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综上，本院依法对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陈述的受损毁的白芨苗数量不予确认。对于受损白芨苗数量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陈述及大姚县金碧镇人民政府等出具的《证明》，因暴雨受灾的土地面积约为60亩，另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陈述，每亩地可培育约10万株白芨苗，受损毁的数量总计约为60万株；由此可见，白芨苗为部分受损，而非全部受损。其次，根据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交付的白芨苗约为160万，如果每亩培育10万株，则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培育白芨苗所用地约为16亩，由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所称的受灾面积约为60亩，故可认定受损毁的并非全部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白芨苗。根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上述陈述，可推知每亩受损白芨苗为1万株左右。综合考虑原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的事实，及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上述分析，本院依法酌情认定受损的白芨苗为20万株。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0日，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分批次提供白芨苗4万瓶给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培育，每瓶种苗不低于40棵单株，每株价格为0.60元。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收到种苗后，独立自主进行种苗培育，成活率必须达到98%以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除外）。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培育五个月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陆续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基地取苗出售，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承担出苗过程中的所有费用。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基地出售种苗后，按每株0.40元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劳务费用。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于三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保证金10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销售完50%的白芨苗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保证金100,000元，并按每株0.20元结算已销售的50%劳务费。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一方违约的，按合同金额的30%支付违约金。2016年3月20日，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按约定支付了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保证金100,000元。承包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交付了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10900瓶白芨苗，于2016年3月31日交付了10440瓶，于2016年4月2日交付了6120瓶，于2016年4月28日交付了11185瓶。2016年5月2日，双方对每瓶白芨苗的数量进行了抽查，确认每瓶白芨苗实际数量为26株；因此，双方共同确认对不足40株的部分进行折抵、扣减，扣减后仍按每瓶40株进行计算。其中于2016年3月29日交付的10900瓶未予扣减；2016年3月31日交付的不足40株的部分折抵为2000瓶，确认瓶数为8440瓶（10440-2000）；2016年4月2日交付的不足40株的部分折抵为1000瓶，确认瓶数为5120瓶（6120-1000）；2016年4月28日交付的不足40株的部分折抵为1280瓶，确认瓶数为9905瓶（11185-1280）。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另于2016年6月26日交付了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7000瓶白芨苗。2016年9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培育白芨苗的基地遭受暴雨，致使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20万株白芨受到损毁。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8月5日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处取走白芨苗共计344220株，被告张胜光出具了《收据》、《收条》、《领条》，其中载明2016年6月22日取走39520株，2016年9月25日取走1000株，2016年10月16日取走5100株，2016年10月23日取走10000株，2016年11月5日取走22200株，2016年11月20日取走1000株，2017年2月5日取走5700株，2017年4月29日取走40000株，2017年5月28日取走90500株，2017年6月22日取走49300株，2017年8月5日取走79900株。2017年5月28日，原被告对之前的劳务费进行了结算，被告（反诉原告）张胜光向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文兵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兹有张胜光取白及苗20万株，应付刘文兵劳务费：1.2万元壹万贰仟元整。特此立据！”2017年8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乙方）与被告张胜光（甲方）签订《协议》，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于2017年8月4日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张胜光，安宁市川容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乙方：刘文兵，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1.由刘文兵租大棚三个供给张胜光训化白及苗，刘文兵负责管理，种植管理费由张胜光按训化成种苗后，按每株0.4元（大写：肆角）支付给刘文兵。2.到2017年8月10日前止，张胜光应支付所有8月10日前的种植管理费给刘文兵，刘文兵务必兑现育苗户的劳务费每株0.15（大写：壹角伍分）3.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8月5日止共计发苗343220株，应付种植管理费137288.00元，大写（壹拾叁万柒仟贰佰捌拾捌元），一次性付清费用后，方可继续取苗。4.如不付清此款，所有大棚剩余白及苗归刘文兵所有。5.乙方刘文兵有权向甲方退回代付押金10万元，大写（拾万元正）运费：5车共计6860.00元，大写（陆仟捌佰陆拾元），劳务费137288.00元，按每株0.4元付给乙方，合计144148.00元大写（壹拾肆万肆仟壹佰肆拾捌元），总计应退给人民币共计244148.00元，大写（贰拾肆万肆仟壹佰肆拾捌元）。6.以后取苗按付清前的程序取苗。7.此协议一式三份，甲方双方各执一份，育苗户一份。双方共同遵守，如有争议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解决不了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协议双方签字即生效。附加第四条：若3天钱不打在对方账户，乙方可向甲方提起诉讼，要回押金和管理费，要回五车次进苗运费，6860陆仟捌佰陆拾元，并且剩余苗归刘文兵所有。甲方签字：身份证号：电话：乙方签字：身份证号：电话：育苗户：2017年8月5日”被告张胜光在《协议》的“甲方签字：”后签名、捺印，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在《协议》的“乙方签字：”下方盖章，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文兵在“乙方签字：”后签名，刘文章、徐忠在“育苗户：”后签名、捺印。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未按约定支付款项，也未取苗销售。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张胜光是否为合同当事人，是否应承担责任；2．原告飞优兴公司要求被告川容公司支付管理费（劳务费）、运费，返还押金（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有无依据；3．《协议》是否存在应予撤销之情形；4．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要求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无依据，如果赔偿，应如何赔偿。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培育白芨苗，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予以回收，并由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双方之间成立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庭审过程中，原被告一致同意解除承包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承包合同载明的合同当事人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被告张胜光并非合同当事人；其次，《协议》载明的合同当事人为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即被告张胜光与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文兵，该《协议》系双方在履行承包合同过程中所订立，系对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与补充，刘文兵、被告张胜光均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刘文兵、被告张胜光以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协议》的当事人应认定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刘文兵与被告张胜光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均应由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承受。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张胜光并非合同当事人，原告飞优兴公司要求被告张胜光承担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承包合同签订后，原告飞优兴公司按约定履行了白芨苗培育义务，被告川容公司应按约定支付原告飞优兴公司管理费（劳务费）。根据本院确认的事实，被告川容公司已经取走销售的白芨数量为344220株，根据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的约定，则被告川容公司应支付原告管理费（劳务费）137,688元。由于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按343220株计算管理费（劳务费），诉讼过程中，原告飞优兴公司也要求被告川容公司按343220株的数量支付管理费（劳务费）137,288元（343220×0.4），本院认为，原告飞优兴公司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则被告川容公司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飞优兴公司管理费（劳务费）137,288元。承包合同解除后，被告川容公司无权继续占有保证金100,000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飞优兴公司要求被告川容公司返还保证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诉讼过程中，被告川容公司同意支付原告飞优兴公司运费6,860元，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川容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飞优兴公司管理费（劳务费）137,288元、运费6,860元，并返还保证金100,000元。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截至2017年8月5日，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实际占有尚未交付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白芨数量达100多万株，无论是按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主张的每株2元的价格计算，还是按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主张的每株1.50元的价格计算，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占有的白芨苗的价值远超被告川容公司应支付（返还）原告飞优兴公司的244,148元；根据双方在《协议》第四条及附加第四条的约定，如果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未按约定付款，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不仅可以向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主张管理费（劳务费）、运费、保证金，还享有剩余白芨苗的所有权，该约定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其次，根据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协议》系在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所在地签订，且有育苗户的参与。综上，本院认为，《协议》第四条、附加第四条有关剩余白芨苗归刘文兵所有的约定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可以认定《协议》第四条，及附加第四条关于白芨归刘文兵所有的约定显失公平。另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本案中，《协议》于2017年8月5日订立，反诉原告飞川容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提起反诉，要求撤销《协议》，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要求撤销《协议》第四条、及附加第四条有关白芨所有权的约定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另据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在签订《协议》时，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一方并未实施胁迫行为，《协议》的其他约定也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系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合法有效，对当事人有约束力，故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据此要求撤销《协议》其他约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承包合同解除后，被告川容公司应支付原告飞优兴公司管理费（劳务费），返还保证金，并支付运费，则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也应将剩余白芨苗返还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综合考虑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在庭审中的认可的剩余白芨苗数量，及返还白芨苗的实际可执行性等因素，本院认为，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要求折价赔偿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应如何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应从白芨的数量及价格两方面予以分析。关于应按何数量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已经认定的事实，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交付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培育的白芨苗数量为1654600株，但是双方在承包合同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白芨苗成活率为98%，诉讼过程中，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也主张按该成活率计算损失，故本院依法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实际培育成活的白芨苗数量为1621508株（1654600×98%）。综上，截至双方签订《协议》时，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实际占有的白芨苗数量应为1077288株（1621508-344220-200000），则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应按该数量予以赔偿，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主张应予赔偿的数量为1278288株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应按何价格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不能返还白芨苗给反诉原告川容公司造成的损失亦即白芨本身的价值，该价值可以白芨的市场价格确定。庭审中，反诉原告川容公司主张生长五个月的白芨的市场价格为每株2元，并且认为就按该生长期白芨的价格计算损失；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最高价格为每株1.50元；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同意按每株1.50元的标准计算。综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为，从2016年6月亦即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最后一次交付白芨苗给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至反诉原告川容公司提起反诉之日已近二年，故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要求按照生长期为五个月的白芨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则本院依法按每株1.50元的标准确认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损失为1,615,932元（1077288×1.50），该损失由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予以赔偿。由于本院已经认定本案所涉合同的当事人为原告（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川容公司，反诉原告张胜光并非合同当事人，故反诉原告张胜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反诉原告川容公司要求反诉被告飞优兴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院已判决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全部损失，反诉原告川容公司的该项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费（劳务费）137,288元、运费6860元，合计144,148元；二、被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保证金100,000元；三、撤销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5日订立的《协议》第四条；四、撤销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5日订立的《协议》附加第四条中“剩余苗归刘文兵所有”之约定；五、反诉被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损失1,615,932元；六、驳回原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张胜光的诉讼请求；七、驳回反诉原告张胜光的诉讼请求；八、驳回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962元，由被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093元，由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574元，由反诉被告大姚县飞优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8,519元；鉴定费9,6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川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在法律规定的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王 臣人民陪审员  李海霞人民陪审员  晏湘涛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孙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