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8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振斌（曾用名：邱展斌），女，196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曾用名：曾惠），女，200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理人：邱某，系马某的养母，本案上诉人之一。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军，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淳，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泽民，男，196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波，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敏中（曾用名：马志敏），男，199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军，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淳，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某、马某因与被上诉人尹泽民、原审被告马敏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某、马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尹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尹泽民持两份借据来主张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其中一份是复印件，一份是原件，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其实际交付了出借款。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和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未严格审查本案是否存在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无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还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或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关于认定“套路贷”的规定，本案皆应查明是否存在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实际借贷关系的较强证据为由，仅凭尹泽民违背常理的单方面陈述就错误地认定尹泽民向马云珍实际出借了本金192万元，这是明显的错误。退一步而言，即使是按照尹泽民提供的两份借据，邱某、马某在一审答辩时也指出其破绽，恰恰证明本案不存在真实的借款事实。尹泽民在民事起诉状中主张2012年11月30日马云珍书面确认共借360万元，月息3分，马云珍偿还30万元后于2013年7月2日在原借据签写确认本金仅剩330万元，至2016年3月30日，因马云珍没有还款付息故在该日重新出具《借据》确认连本带息欠840万元，月息仍按3分计。对于尹泽民的前述主张，首先，计算至2016年3月30日的本息是656.7万元，这与2016年3月30日重新出具《借据》确认连本带息欠840万元明显相矛盾，何况这期间马云珍向尹泽民支付过款项。其次，尹泽民称马云珍偿还30万元后于2013年7月2日在原借据签写确认本金仅剩330万元。但经核查，该期间马云珍共向尹泽民支付过56万元，无论如何折算都无法得出该期间按月息3分支付完利息并偿还了30万元本金的结论。二、一审法院未依据证据规则来认定本案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尹泽民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即委托珠江职业学院付款90万元+委托新塘中学付款28万元+银行转款64万元+现金出借10万元=192万元，但该认定明显是错误的。（一）尹泽民声称的委托珠江职业学院付款90万元以及委托新塘中学付款28万元皆没有事实依据。尹泽民称“在2008年7月下旬，因珠江职业学院欠尹泽民90万元借款需要返还，但因为不能公账对私账，所以尹泽民要求马云珍以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代尹泽民收取珠江职业学院的还款。当时马云珍要求尹泽民将这90万元借给其使用。在2008年8月，马云珍就收取了该90万元”。该说法违背常理，理由是：1.如珠江职业学院的确欠尹泽民90万元借款，那么不可能因为不能公账对私账的原因无法还款。何况珠江职业学院将款项转到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再支付给尹泽民的话同样面临着所谓的“不能公账对私账”的问题。2.如果珠江职业学院因还尹泽民90万元的借款而需支付到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那么无论是从基本的财务制度还是法律关系，都会由尹泽民指令珠江职业学院将该还款支付至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账户，那么珠江职业学院的财务账簿上必然记载该90万元是偿还尹泽民的欠款并保存有尹泽民的收据或者是委托付款书作为财务凭证。这一基本事实尹泽民申请法院向珠江职业学院调取证据即可给予证实。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前述事实，因此尹泽民声称的委托珠江职业学院付款90万元并没有事实依据。同理，尹泽民声称新塘中学欠其做画册的劳务费28万元，因为不能公账对私账而转到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的说法也是违背常理的，尹泽民同样没有提供新塘中学的相关财务证据来证明该事实。（二）银行转款64万元以及现金出借10万元也没有事实依据。尹泽民称2009年通过银行打款64万元到马云珍指定的账户而出借了64万元，因银行转款完全可以打印出银行交易记录来证实相关事实，故没有银行交易明细就不能证明该主张。但一审法院在没有银行交易记录的情况下竟然对此也给予了认定，这是明显的错误。至于尹泽民声称的现金出借10万元，同样没有证据能证实。在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再依据一份邱某、马某没有确认真实性的复印件《借据》来计算本案的利息，以及认定本案的借贷款为用于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故为夫妻共同债务，都是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增加的错误。三、姑且不论尹泽民是否实际出借了涉案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从2008年8月起按月利率2%计息也是认定事实错误。尹泽民仅有的两份证据中，2012年11月30日的《借据》为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而2016年3月30日《借据》的内容是“今借到尹泽民人民币捌佰肆拾万元，利息月息叁分”。从该借据内容可以看出月息叁分的约定是从2016年3月30日的“今借到”款项之日开始，并非是约定双方此前的借款是按照月息叁分来计算。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从2008年8月起按月利率2%计息也是认定事实错误。此外，一审法院仅凭尹泽民的单方面陈述即含糊地认定尹泽民分别在2008年8月、2009年8月、2010年9月合计交付借款本金192万元，并按月利率2%计息，但究竟是8月1日还是8月31日或是9月1日、9月30日出借的本金，涉及到一个月利息的差别，属于民间借贷案件需要查明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尹泽民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而且尹泽民本人到庭陈述了本案借款的经过以及实际数额。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也是依据调查的情况以及证据，作出了正确合理的判断。首先，借款是事实，有马云珍生前亲笔书写的借款840万元的《借据》原件和之前借款330万元的《借据》复印件，上面都有签名，而且都有手印，在一审中邱某、马某的代理人没有予以否认。另一证据是马云珍自2011年至2014年付的款项，也就是利息。尹泽民起诉的时候，马云珍尚在世，尹泽民起诉之后马云珍因病去世，最后在审理过程中变更被告为马云珍的继承人。二、关于利息的计算，尹泽民本人在一审庭审中实事求是地作了叙述，出借给马云珍共计192万元。从2008年开始第一次付利息，在这个期间尹泽民应马云珍的要求已经借款给马云珍了，从后面的证据来看，当初约定的利息确实是三分，2008到2011年正好三年，三分利息两年多就翻了一倍，2011年9月15日转了一笔是利息，后面给付的10万元、20万元都可以体现出马云珍是在支付利息。在邱某、马某一审提供的证据中有一个时间节点，有一笔12万元款项在2013年6月24日支付，马云珍特意在这一张借据上注明了本金只有330万元。因为尹泽民人与马云珍是朋友关系，2008年没有打欠条，2012年才开始打欠条的。为什么到2016年3月30日马云珍又出具了一张借人民币840万元的《借据》，实事求是讲，这是马云珍自己按照三分利息计算出来。所以说尹泽民在起诉的时候主张了330万的本金，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及证据的核实，采信了比一审起诉请求低的诉请，已经支付过的款项是支付利息。一审判决虽然与尹泽民的诉请有差别，但是尹泽民认为一审判决是合理，尹泽民由于去年脑中风，有语言功能障碍，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马敏中答辩称，同意邱某、马某的上诉请求。尹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某归还尹泽民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4224000元（按月息2分计算，从2012年11月31日暂计到2018年3月30日，最终计至还清本息之日）。2.邱某、马某、马敏中在继承马云珍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泽民称其与马云珍在1999年相识，当时马云珍开办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双方关系较好；自2008年起，马云珍以需要使用资金为由向其借款，其先后通过第三方转账和现金给付的方式借款给马云珍使用。在2012年11月30日，马云珍出具《借据》给尹泽民，该《借据》载明：“今借到尹泽民人民币叁佰陆拾万元正（3600000元），借款期拾个月（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9月30日），利息月息叁分。”在2013年7月2日，马云珍在该《借据》上写明：“本金只有叁佰叁拾万元”。在2016年3月30日，马云珍再次出具《借据》给尹泽民，该《借据》载明：“今借到尹泽民人民币捌佰肆拾万元，利息月息叁分。”因马云珍没有还款给尹泽民，尹泽民催款未果，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马云珍在2018年4月7日因病去世，马云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其配偶邱某、儿子马启航、儿子马敏中、养女马某。马启航、马敏中均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自愿放弃马云珍所有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保险赔偿、股权等）的继承权利，决不反悔；公证人员已向我告知放弃继承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我确认放弃继承是我的真实意愿。上述《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8）粤广增城第2754号、2755号《公证书》。庭审中，尹泽民对于其借款给马云珍的事实陈述如下：在2008年7月下旬，因珠江职业学院欠尹泽民90万元借款需要返还，但因为不能公账对私账，所以尹泽民要求马云珍以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代尹泽民收取珠江职业学院的还款。当时马云珍要求尹泽民将这90万元借给其使用。在2008年8月，马云珍就收取了该90万元，另外尹泽民又交付了10万元现金给马云珍，因此尹泽民共借款100万元（90万元+10万元）给马云珍。因为马云珍向尹泽民借款的时候，约定月利息是3分息，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一年的利息是36万元（100万元×3％×12个月）。同年，尹泽民应马云珍的要求，通过银行打款64万元到马云珍指定的账户，因此借款数额共200万元（100万元+36万元+64万元）。到了2010年，200万元的利息是72万元（200万元×3％×12个月）。到了2010年9月份，因为尹泽民给新塘中学做了画册，获得28万元，但是不能公账对私账，所以尹泽民通过第三方新塘中学转账28万元给马云珍的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尹泽民在三年合计借款300万元（200万元+72万元+28万元）给马云珍。在2011年9月份，马云珍向尹泽民支付了借款本金300万元的利息108万元（300万元×3％×12个月），到2012年之后的款项都是利息计算出来的。尹泽民并承认其实际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100万元+64万元+28万元）。邱某、马某、马敏中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七份）到庭，证明马云珍在2011年9月15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5月10日、2013年5月23日、2013年6月24日、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8月29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转款108万元、20万元、10万元、14万元、12万元、20万元和12万元给尹泽民，合计向尹泽民转款196万元（108万元+20万元+10万元+14万元+12万元+20万元+12万元）。尹泽民对邱某、马某、马敏中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七份）没有异议，并称银行转账凭证（七份）更加证明了马云珍向尹泽民借款后，还款给尹泽民的事实。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有尹泽民提供的《借据》（两份）等证据，有邱某、马某、马敏中提供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银行转账凭证（七份）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重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中，尹泽民提供了马云珍出具的《借据》到庭，证明马云珍向其借款的事实。邱某、马某、马敏中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七份）到庭，证明了马云珍向尹泽民还款的事实。故对于马云珍向尹泽民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邱某、马某、马敏中抗辩称本案的借贷关系并没有客观事实基础。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本金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尹泽民提供了马云珍在2012年11月30日向其出具的《借据》到庭，该《借据》载明马云珍借到尹泽民人民币360万元。在2013年7月2日，马云珍在该《借据》上写明：“本金只有叁佰叁拾万元”。故尹泽民起诉请求返还借款本金330万元。但是尹泽民在庭审中承认其实际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并对交付借款本金给马云珍及上述《借据》借款本金数额形成的情况进行了陈述。在上述《借据》载明借款本金是330万元，而尹泽民承认其实际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且在邱某、马某、马敏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尹泽民主张的实际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尹泽民实际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故尹泽民请求返还借款本金超过192万元的部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本案中，涉案《借据》载明利息月息叁分，已经超过年利率24%即月利率2%。根据尹泽民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在2008年8月交付借款本金100万元给马云珍，在2009年8月交付借款本金64万元给马云珍，在2010年9月交付借款本金28万元给马云珍，合计向马云珍交付借款本金192万元（100万元+64万元+28万元）。因马云珍在2012年11月30日向尹泽民出具《借据》，故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至2012年11月底，借款本金192万元的利息为1204000元[（100万元×2％×12个月）+（164万元×2％×13个月）+（192万元×2％×14个月）]，从2012年12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19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还清款日止。对于马云珍在2011年9月15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5月10日、2013年5月23日、2013年6月24日、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8月29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转款108万元、20万元、10万元、14万元、12万元、20万元和12万元给尹泽民，合计向尹泽民转款196万元的问题，因马云珍欠下借款利息没有支付给尹泽民，且马云珍在还款时没有明确是返还借款本金，故该196万元应抵充马云珍欠尹泽民的借款利息。关于邱某、马某、马敏中的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马云珍与邱某是夫妻关系，涉案借款是用于马云珍与邱某共同经营的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因此本案债务属于马云珍与邱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因马云珍在2018年4月7日因病去世，马云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其配偶邱某、儿子马启航、儿子马敏中、养女马某。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尹泽民请求邱某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并请求邱某、马某在继承马云珍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马敏中自愿放弃马云珍所有遗产的继承权利，故尹泽民对于马敏中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邱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尹泽民偿还借款本金192万元及支付利息（其中在2012年12月1日前的利息为1204000元；从2012年12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19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还清款日止；扣减已支付的利息196万元）。二、邱某、马某在继承马云珍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尹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468元，由尹泽民负担36068元，邱某负担28400元。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询时，邱某、马某、马敏中称，不清楚马云珍转账给尹泽民的196万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项，经询问马云珍控制的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说是马云珍要求转账，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款项不清楚，也询问过财务人员，但没有相关的财务记账；邱某是家庭主妇，没有在外工作，生活来源是马云珍的收入。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尹泽民与马云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如是，邱某、马某是否应向尹泽民偿还借款本金192万元及支付利息。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借据》是证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确立以及款项交付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马云珍于2016年3月30日向尹泽民出具《借据》，确认借到尹泽民840万元。马云珍在出具上述《借据》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据》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出具上述《借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邱某、马某、马敏中否认马云珍曾向尹泽民借款，但邱某、马某、马敏中提供的证据却显示马云珍在2011年9月15日至2014年8月29日共向尹泽民转账196万元，且邱某、马某、马敏中未能说明该196万元款项的性质。再次，虽然尹泽民提交的2012年11月30日《借据》是复印件，但尹泽民主张是因马云珍出具2016年3月30日《借据》后该《借据》由马云珍收回，具有合理性。综上，比较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尹泽民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优势证据规则，一审判决确认马云珍向尹泽民借款的事实，并基于尹泽民的自认认定实际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本金是19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2016年3月30日《借据》载明“利息月息叁分”，表明双方在2016年3月30日之后有利息的约定。而尹泽民出借的本金是192万元，但马云珍在2011年9月15日至2014年8月29日共向尹泽民转账196万元，且2016年3月30日《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高达840万元，表明双方在2016年3月30日前也存在利息的约定，且约定的利息高于年利率24%。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马云珍应按年利率24%向尹泽民支付利息、196万元还款用于抵充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邱某自认是家庭主妇，没有在外工作，生活来源是马云珍的收入，据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债务属于马云珍与邱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院亦予以维持。最后，马某是马云珍的继承人，且未放弃继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马某应在继承马云珍遗产范围内对马云珍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邱某向尹泽民偿还借款本金192万元及支付利息，马某在继承马云珍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邱某、马某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邱某、马某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吴晓炜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蔡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