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11121号原告：黄美卿，女，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少林，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玉芳，女，196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叶红，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红，广东金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娥，广东金山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黄美卿诉被告姚玉芳、叶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美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少林，被告姚玉芳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美卿诉称，原、被告既往关系不错，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5年10月8日，被告姚玉芳夫妇以对外投资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黄美卿借款1000000元，事后于2015年10月28日补签收据，称“收到原告100万人民币投资克林顿资产管理公司的PPP项目，本人担保并负责返还”。2016年4月13日，被告姚玉芳夫妇再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并于2017年9月11日补签收据，称“收到原告50万人民币投资克林顿资产管理公司的项目，本人担保并负责返还”。现原告因自家经营急需资金周转向被告讨还借款，经多次催收未果，故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其中1000000元自2015年10月29日起；500000元自2017年9月1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被告姚玉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陈述的涉案款项并非借贷，原告认识克莱林顿公司的卡尔拉（KALRA），原告向卡尔拉询问有何项目合作，经卡尔拉介绍，原告对克莱林顿公司的项目感兴趣，被告姚玉芳在卡尔拉和原告之间做翻译，原告也去香港了解了相关情况后打电话给被告姚玉芳要求投资，由于原告在香港没有账户，卡尔拉在中国内地也没有账户，故原告的投资款是通过被告姚玉芳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给拉尔拉的，被告姚玉芳只是卡尔拉的代理人。被告叶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１.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本案是投资关系及其附属的担保合同关系，原告的款项是专用于投资克莱林顿资产管理公司的PPP项目，而并非借给被告姚玉芳。原告应先行向克莱林顿资产管理公司就其投资事宜主张投资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向被告姚玉芳主张担保责任。原告未起诉克莱林顿资产管理公司导致主合同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主张要求被告姚玉芳返还款项不合法。2.被告叶红对被告姚玉芳代收代转上述款项的情况毫不知情，且被告叶红与被告姚玉芳的婚姻关系已于2011年7月7日由越秀区法院（2011）越法民一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本案纠纷发生在二被告离婚4年后的2015年，与被告叶红无关，故原告要求被告叶红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姚玉芳于2015年10月28日立下的字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黄美卿女士投资款100万人民币，投资克莱林顿资产管理公司的PPP项目。此款由本人担保并负责返回。”原告对此提供了2015年10月8日转账1000000元给被告姚玉芳的银行转账凭证一张。被告姚玉芳在2017年9月11日再次在该字条文字下方签名并书写“确认！”原告另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姚玉芳于2017年9月11日立下的字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黄美卿女士投资款50万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投资克莱林顿资产管理公司的项目。此款由本人担保并负责返回。”原告对此提供了2016年4月13日转账500000元给被告姚玉芳的银行转账凭证一张。被告姚玉芳对上述二张字条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字条并非借据，上述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其代收代转的原告向克莱林顿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款。被告叶红质证认为从未见过上述字条及款项，对此并不知情，字条并非借条只是收条，从书写内容看，原告与被告姚玉芳并非借贷关系，只是对投资款的安全承担担保。被告姚玉芳提供的其银行账号《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清单中记载：1.被告姚玉芳银行账号于2015年10月8日收到原告转账存入1000000元，交易备注为“借款”；2.被告姚玉芳于2015年10月13日转账支取900050元及手续费50元给案外人戴思华，被告姚玉芳主张已将收到原告的1000000元中的该900000元转交KALRA的合伙人戴思华，其中50元是手续费。原告质证认为被告姚玉芳转账给戴思华的经济往来与原告无关，原告未委托或授权给姚玉芳转款；3.被告姚玉芳银行账号于2016年4月13日收到原告转账存入500000元；4.被告姚玉芳银行账号于2016年4月26日收到原告转账存入200000元；5.被告姚玉芳于2016年5月4日转账支取200000元给原告；6.被告姚玉芳于2016年5月6日转账支取49999元、ATM转账50000、转账支取400000，合计499999元给原告，被告姚玉芳主张除前述900000元已转付给戴思华外，另500000元已于2016年5月6日返还黄美卿其中499999元用于在广州开店，后来原告拿着500000元自己去开店就与被告姚玉芳无关了，原告质证认为与被告姚玉芳有其他经济往来，该笔款项499999元与本案无关；原告并为此补充提交反驳证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一份证明2016年5月6日即将被告姚玉芳上述转给原告的499999元帮被告姚玉芳兑换了外汇港币370000元，资金用途明确记载是“因私旅游购物”而不是用于所谓开店；原告补充提交反驳证人陈某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陈某在2016年5月10日代黄美卿转账给姚玉芳（YAOYUFANG）金额为：港币214000元”，并附有银行流水凭证，但被告不予确认。被告姚玉芳提供了VORSANASOLUTIONSASIALIMITEDDE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VORSANASOLUTIONSASIALTD手写价值港币1800000元股权投资权益证书，但均无进行司法认证及转递。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告称从不认识KALRA，被告姚玉芳对此提供了原告与KALRA等众人一起合照的相片，证明原告与KALRA是认识的。原告质证称是被告姚玉芳带原告去的，不认识照片上的KALRA。被告姚玉芳申请证人KALRA（持印度国家护照，英文名：VIPINKALRA，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印度国籍，护照号Z3291891）出庭作证，该证人表示：“姚玉芳介绍我认识一名黄小姐，我只知道英文名为黄女士，她在香港跟我见面……她答应给我投资，我答应给她一些生意的股份……我邀请她到香港来与我签订一个全面的协议，我的律师也在场，她跟我说在中国的文化里在朋友间我们是不需要签订全面协议的……我与戴思华先生成立的公司名为：VORSANASOLUTIONSASIALIMITED……在2015年9月29日当天注册是1港币，后我方利用一个技术许可价值200万元港币……关于戴思华有否将原告黄美卿投入的90万元转入相关VORSANASOLUTIONSASIALIMITED公司？黄美卿在最后两年把钱用在了这家公司上……这是她唯一的投资……克莱林顿公司是我的公司，在美国注册，这个公司与黄小姐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公司我是唯一股东…。如果本案决定由姚玉芳还给黄美卿的情况下，我愿意将该90万元还给姚玉芳”。因双方就退还款项事宜协商未果，原告遂于2018年3月6日诉至本院。另查，二被告于1995年4月11日登记结婚，2011年7月7日本院在审理（2011）越法民一初字第450号叶红诉姚玉芳离婚纠纷一案中，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叶红与姚玉芳离婚，双方无上诉。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字条二张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15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虽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抗辩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代收代转原告向他公司的投资款项，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鉴于原告提交的字条仅是《收据》的形式，并非《借据》《借条》《欠条》《借款合同》等明晰的债权凭证，且字条内容涉及投资款、投资、担保等与债权债务格格不入的字眼，并不能必然认定或否定双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故本院将综合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口头陈述、证人证言、日常生活逻辑及交易习惯作以下分析认定：1.二张字条均是被告姚玉芳在款项交付后才补写，原告在追持书面凭证及文字斟酌方面处于较弱势地位，字条中虽具有投资款、投资、担保等与债权债务格格不入的字眼，但最后被告姚玉芳“负责返回”的字眼容易让人理解为具有债的关系并有归还的法律后果；2.关于投资款、投资的事实争议问题。二被告均未能提供任何与原告有直接关联的投资合作协议或投资项目运作证据，亦没有提供任何原告被作为投资方后实名或隐名的股权登记或备案证明，而被告提供的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手写的股权投资权益证书均无进行司法认证及转递的手续，亦无按规定提供中文译本，不具备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因此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担保抗辩亦没有提供签订的担保合同，也没有保证、质押、抵押的任何证据，本院同样不予采信，故无法证明本案存在投资主合同、担保从合同关系的事实；4.被告姚玉芳抗辩代收代转款项，却未能提供原告出具的任何授权委托文件，违反市场操作规范，被告姚玉芳如将款项擅自转付给案外人仅是姚玉芳的个人行为；5.合照相片中原告的站位与KALRA相隔较疏，且KALRA作证时证实原告是被告姚玉芳介绍才认识的，因此原告陈述不认识KALRA并无不当；6.证人KALRA出庭作证时亦表示如果本案决定由姚玉芳还款给黄美卿的情况下，其愿意该900000元还给姚玉芳，因此被告姚玉芳可循该方案作相应处理；7.原告于2015年10月8日转账存入1000000元给被告姚玉芳银行账号时的交易备注明确为“借款”，该备注发生在数年前双方未有任何纠纷时，具有客观真实性，对认定原告支付款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具有较强证明力；8.被告姚玉芳陈述存在前后矛盾，有违诚信诉讼原则。被告姚玉芳质证时称另500000元已于2016年5月6日返还黄美卿其中499999元用于在广州开店，后来原告拿着500000元自己去开店就与被告姚玉芳无关了，但原告补充提供的反驳证据充分证明该款项是用于换汇的；另被告姚玉芳在2017年9月11日还在2015年10月28日字条文字下方签名并书写“确认！”并补写了一张收到500000元的字条，如果2016年5月6日已返还了499999元的话，被告姚玉芳该操作是严重违背生活逻辑的，因此被告姚玉芳在诉讼中的陈述的可信度自有所降低。综上，本院审查原告的主张理据更充分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姚玉芳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姚玉芳应履行承诺负责将款项1500000元返还给原告。至于被告姚玉芳与案外人的经济往来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由于双方并无约定还款期限，亦无利息约定，故可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年3月6日起按规定标准计算利息。关于被告叶红的法律责任问题。因二被告早在2011年已离婚，而本案诉争的款项发生在此后的2015年10月至2017年9月期间，被告叶红并无在字条中签名，亦无收取过原告转账的任何款项，故无法证明被告叶红与本案诉争款项存在关联，本院故对原告主张叶红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姚玉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款项本金1500000元及该款从2018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原告黄美卿。二、驳回原告黄美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2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被告姚玉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粟晓晶审 判 员  范卫民人民陪审员  何碧华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书 记 员  熊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