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5民初4754号原告：王鹏，男，198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被告：居开，男，194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妹、罗理华，分别为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原告王鹏诉被告居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鹏，被告居开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雅妹、罗理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鹏诉称：被告于2015年3月17日向我借款500000元用于投资理财。我因一直有做生意的经历，加上借款前夕我有意买房但未果，所以一直有现金放在家里。所以当天我将500000元的现金借给了被告。借款后6天，我与被告再次达成了协议，为了维护我的权益、避免发生纠纷，被告再次向我出具声明书确认收到借款500000元。现还款期限已届满，被告未能偿还借款。故我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我偿还借款500000元，并自2018年3月18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居开辩称：我根本不认识原告，双方不可能存在借贷关系。我是年届70的广州本地老人，原告是三十而立的广西人，双方素昧平生。2015年时我已退休，退休后日常生活作息规律，性情恬静，未曾出远门，不爱攀亲走戚，与朋友街坊无甚交流，甚至没有手机也不会使用手机。我怎会与身为广西人且年龄差距甚大的原告相识？我不可能会向不认识的人借500000元的巨款，更不可能将如此重大的事情遗忘。原告也不会将大额款项出借给不认识的我。因此，原告在未能举证其认识我，未能明确说明借款发生的时间、地点的情况下，主张我欠其500000元是没有任何事实与理由的。我没有借款需求，事实上并未向原告借款。我未曾有投资理财的经验，原告声称我借款用于投资理财没有任何事实与理由。2015年时我已年近古稀，思想观念落后，不会使用手机、电脑，不会上网，名下除工资卡外没有任何金融账户，更不知道什么是理财产品，《借条》中的“投资理财”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我的子女均已成家立业，生活富足、平顺，我一直居住在1977年自建的房屋中，平常省吃俭用，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体健康，自有退休金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我于2015年并无购房、购车意向，过着与世无争、颐养天年的生活。我没有任何理由向原告借款。我提供《结婚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房产查册表可证明我名下仅有一间自建房，我夫妻两人名下无其他房产和车辆，双方在2015年并无购房、购车需求。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我举债是用于理财投资，而原告对其是处于怎样的考虑和信心愿意支付大额款项给一老人进行理财投资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原告主张以现金出借500000元是不合理的，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款项已交付，更未对其支付能力作出合理说明，我亦未曾收到原告交付的现金。在一般的借贷关系中，往往不存在大额现金交易的情况。若出借人主张存在大额现金交易，则出借人应对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仅显示原告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其并未提供该店铺的银行流水、缴税证明等材料证明该店铺的经营情况，无法证明其可支取大额现金用于支付借款。原告提供的《公证书》《协议书》仅能证明原告拟于2014年5月购房但交易失败，则原告将购房款现金存放于家中长达一年之久不符合常理。即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具有交付500000元现金的能力。我未曾见过原告提供的《借条》《收据》《声明书》等，更未曾在上面签字、捺印。上述证据并未如约定俗称的书写方式般留下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个人关键信息，捺印的位置也不符合一般的借贷习惯。原告向我出借500000元长达三年，竟明确要求我无须支付利息，不符合常理。一般普通人即使向亲人出借巨额款项也会要求借款人支付利息且尽快归还。且原告声称我借款用于投资理财，投资理财即可能会有投资收入，原告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提出不需要支付利息。原告亦未要求我提供抵押、质押物和保证人，不符合常理。《借条》中载明的“以名下房产作为偿还物”是无效的流质条款。原告既然要求我以名下房产作为偿还物，为何不要求我对房产进行抵押登记？原告未考察我的偿还能力、未要求提供有效担保就出借巨额现金，与常理不符。另外，借款期限内原告未曾向我催收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也未曾向我催收，直至过了几个月后径直向法院起诉，亦不符合常理。我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见我夫妻两人也仅有一张邮政储蓄卡用于收取社保金、一张工商银行的存折用于收取退休工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并无大额款项流入。若原告实际已将500000元交付给我，我既未用于理财投资也未购房购车，更未将款项存入银行，难道该巨款不翼而飞？可见原告的证据是伪造、虚假的。虽然经鉴定《借条》上的签字、捺印的确是我本人出具，对此唯一的解释是原告以其他非法手段获取我的签名和指纹来伪造这些证据。当今社会上，老年人被诈骗的刑事、民事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新闻媒体多有报道。我作为一名古稀老人，文化程度低，巨额债务从天而降，不排除是原告涉嫌诈骗我。根据现有证据，我认为原告存在虚假诉讼、诈骗的嫌疑，我保留向原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我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且无法对诸多细节作出合理解释。恳请法院综合审查原告的证据以及考虑诸多因素，查明事实真相，支持我的答辩意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亦建议法院审理本案时结合老年人被诈骗的社会现实，审慎处理，并考虑将本案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借条》《收据》《声明书》主张其向被告出借500000元。上述三份证据中的文字均为黑色宋体打印。《借条》载明“借款人居开今向出借人王鹏（身份证：）借款500000元（伍拾万元整）现金，用于投资理财，期限三年，无利息，于2018年3月16日前，一次性偿还。如到期无法偿还，愿以名下房产作为偿还物。本人确认此借条真实有效。特立此为凭证！”。《借条》落款处签有手写的“确认人：居开2015年3月17号”文字。《借条》上“居开”、“3月”、“房产”处盖有红色指印。《收据》载明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交来的500000元（伍拾万元整）现金，用于投资理财。《收据》落款处签有手写的“确认人：居开2015年3月17号”文字。《收据》上“伍拾”、“现金”处盖有红色指印。《声明书》载明被告于2015年3月17日向原告借款500000元，经双方协商决定以现金方式形成借贷关系；为维护借出人利益，避免以后发生纠纷，本人愿意再次声明本人已领取到原告交来的款项500000元（伍拾万元整）现金。《声明书》落款处签有手写的“居开2015年3月23号”文字。《声明书》上“领取”、“伍拾”处盖有红色指印。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尚欠其借款500000元未还，遂提起本案诉讼。依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借条》中被告的签名是否为被告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文鉴字第2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条》中被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依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借条》上三处红色指印是否被告本人手指捺印形成进行指印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痕鉴字第1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条》中三处红色指印均是被告本人右手食指捺印所形成。依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借条》中“借款人居开今向出借人王鹏……”处的打印文字与上面的红色指印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朱墨时序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文鉴字第4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条》中先形成“借款人居开今向出借人王鹏……”的打印文字，后形成红色指印。被告为上述鉴定支付鉴定费用17220元。诉讼过程中，原、被告针对双方之间的关系、借款来源、借款目的、款项交付情况等各自举证、陈述及辩论。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原告称其于2014年向被告的哥哥居基承租海珠区××号房屋用于经营美容保健，被告则居住在该房屋附近，被告前来其经营的店铺中消费从而双方认识。原告提供《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基本信息》显示其于2015年4月27日申请在海珠区××地下自××房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用于经营美容、保健按摩。原告提供电话通讯清单显示其于2018年3月23日曾拨打被告家中电话，通话时间7秒；于2018年4月19日拨打被告家中电话，通话时间18秒。被告确认原告曾向居基承租房屋，提供租金收据及收租记账本显示原告于2015年2月8日起承租海珠区××号房屋。原告称其认识被告的家人，曾拟承租被告的房屋，故曾去过被告住所。被告否认原告曾去过其住所。原告确认其与被告在《借条》形成前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关于款项来源，原告提供《职业资格证书》证明于2011年8月11日被确认其保健按摩师的职业技能合格。原告提供《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证明其于2013年12月4日在海珠区工业大道XX街XX号开设“芬情日用品店”用于经营日用百货零售。原告提供《协议书》证明其与广州市事成地产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约定“三方的合约交易不成，此合同作废与无效；三方互不追究本合同法律责任”；该公司于2014年5月31日前向原告退还20000元，退至原告银行账户中。原告表示其于2012年10月开始从事上门按摩服务，每次按摩服务90分钟收费300元至400元；其于2013年10月开始经营日用品零售店铺，每月营业收入一万余元；其每月收入共三万元至五万元不等。原告于2018年8月9日的庭审中陈述其于2014年起在海珠区××号房屋经营美容保健，在2015年才申办营业执照，但其于2018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又改称其于营业执照申办时才开始在该房屋中经营美容保健业务。原告称其经营“芬情日用品店”至2015年止，每月须支付租金约2500元。被告提供的租金收据及收租记账本显示原告承租海珠区××号房屋的租金为1300元/月。原告称其曾准备用二十余万元购买房屋，但未购买成功，故该二十余万元就以现金形式存放于家中。原告称其从事保健按摩、经营店铺几乎均是现金结算，其向被告出借的500000元就来源于保健按摩收入、经营店铺收入和上述准备用于购房的现金。被告提供原告向其女婿发送的短信，内容为确认被告确有欠款；借款原因是被告的朋友向其借款，其与该朋友不熟，故该朋友推荐被告作为第三方出面向其借款，其看被告是本地人，与被告较熟才答应借款；出借的款项是其辛苦钱，也是向别人借来的，希望能够好好解决此事。被告据此主张原告对款项来源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被告称其曾前往海珠区××号房屋进行实地考察，该店铺面积很小，仅能容纳一张理疗床，且原告既然从事上门按摩业务则不可能经常开门营业，则店铺经营状况不稳定，不可能达到原告所称的每月三万余元的收入。被告又称将大额现金存放在家中是十分不安全的，且原告购房未果已有一年，一年期间不将现金存入银行而存放在家中是不符合常理的。关于借款目的，原告称被告一位人称“生叔”的朋友前来其店铺内与其商议投资理财事宜，欲向其借款，其与“生叔”不熟悉、不信任，故“生叔”让被告出面向其借款；被告借款时口头承诺若有盈利则向其支付一部分报酬，故借款并未约定利息。被告则表示其不认识叫“生叔”的朋友。被告称其并无任何金融账户，没有投资理财经验，其日常省吃俭用，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自有退休金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开始，其子女无须被告资助；其于2015年时身体健康，并无购房、购车需求，故其并无向原告借款的需要。关于款项交付情况，原告称其于2015年3月17日在海珠区××号房屋内将50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当时店内并无其他人；该500000元现金原先就存放于该房屋内，大部分是用橡皮筋捆好一叠一叠的，少部分是零散的。原告在2018年8月9日的庭审中陈述上述现金捆好后每一叠金额不等，但其于2018年11月5日的庭询中又改称大部分现金是按10000元一叠捆好，少部分的是零散的。原告在2018年8月9日的庭审中陈述被告收款后有清点，但其于2018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又改称被告仅清点了零散的现金，捆好的现金并未清点。原告在2018年8月9日的庭审中陈述被告将500000元现金放入“缝在上衣里面的特制的口袋”中带走，但其于2018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又改称被告将现金放入其带来的布袋，后被告将布袋塞进上衣里裹着抱走。被告表示，500000元现金的体积、重量较大，不可能放入“缝在上衣中的特制的口袋”带走，且原告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被告称其在收取现金时不仔细清点、不验别钞票真伪，与常理不符。被告提供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其夫妻两人仅有一张邮政储蓄银行卡用于收入社保费用、一张工商银行存折用于收取退休工资，两个账户在2015年均无大额款项存入。原告提供《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证明其夫妻两人除被告名下有一套自建房屋外，并无其他房屋。被告据此主张其在2015年并无大额资金收入。被告确认其于2008年退休，退休前在水产公司从事仓管工作，工作时需要经常人力搬运货物。关于《借条》等证据形成的情况，原告称《借条》及《收据》是被告于2015年3月17日在海珠区××号房屋内借款时向其出具的，随后为了进一步确认借款事实，其又要求被告在2015年3月23日出具《声明书》。被告表示其于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3月23日期间先后三次前往原告的店铺内接受原告提供的按摩理疗服务，当时原告称为了方便双方计算费用，故每次理疗时均要求其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名及签署相应日期。被告在其于2018年8月15日提交的《民事代理词》中称原告是在每次理疗结束后要求其签名及签署日期，但其于2018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又改称原告是在每次理疗前即要求其签名及签署日期。被告称其每次接受原告按摩理疗后就睡着了，可能原告就趁着其睡着的机会拿着其签名的空白纸张制作《借条》等文件，再趁着其睡着的机会拿着其手指捺印指印。被告表示《借条》等文件落款为“确认人”而非“借款人”“收款人”“声明人”，指印并非按捺在签名上而是按捺在其他地方，上述文件并未出现被告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关键的个人信息，《借条》明确约定借款长达三年却无须支付利息，上述问题均与常理不符，故其怀疑《借条》等文件皆是原告伪造。原告则表示法律规定借条只要有借款人亲自签名就可确认借贷关系，且其让被告在《借条》等文件中的重要文字上该指印，是多加一道保险。庭审中，经向原告释明，原告坚持其与被告存在其陈述的款项交付情况，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被告亦坚称其与原告并无任何经济往来，不存在通过《借条》的文件确认其他债务的情形。本院认为：原告依据《借条》《收据》《声明书》主张其与被告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辩称上述证据并非其本人签订，故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在于上述证据是否真实。被告针对《借条》的真实性已申请了三次鉴定，三次鉴定的鉴定意见均确认《借条》真实，该鉴定意见应予采纳。被告又称其是依原告要求在空白纸张上签名，其后入睡时被原告盗取指印，但该陈述有不合理之处。其一，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清楚在空白纸张上签名的风险。被告将自己签名的空白纸张交给其声称“不认识”的原告，有违常理。其二，虽然在接受按摩理疗时入眠是人之常情，但先后三次在入睡后被他人盗取指印，事后均未发现，有悖常理。其三，更重要的是，被告既称其先后三次去原告处接受理疗，每次理疗均依原告要求在一张空白纸张上签名和写日期，若《借条》《收据》《声明书》是以上述签名的空白纸张变造而来，则《借条》《收据》《声明书》的落款日期应均不相同。然而原告提供的《借条》和《收据》的落款日期均是2015年3月17日，而按常理被告不可能在一天内接受两次理疗，即原告不可能获得两张落款日期同为2015年3月17日的空白纸张。可见被告所述《借条》《收据》《声明书》均为原告以其签名的空白纸张变造而来的陈述，缺乏合理性。至此，原告已提供《借条》《收据》《声明书》的原件，已完成了其主张上述证据真实的初步举证责任。被告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则否认上述证据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已转移至被告处。现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证据不真实，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借条》《收据》《声明书》是真实的。被告为证明《借条》不真实而先后申请三次鉴定，但三次鉴定的鉴定意见均未能证明《借条》不真实，故三次鉴定的费用应当由鉴定意见不利者即被告自行承担。虽然依据已确认真实的《借条》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已订立民间借贷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本案还需查明款项是否实际交付，才能认定双方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生效。则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借条》所反映的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原告依据被告签名且捺指印的《收据》《声明书》，主张被告已收到涉案借款。被告则否认其收到借款，并提供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等主张其2015年并无大额资金收入或大额财产变动情况，被告又对其无须借款进行了说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不能仅凭原告提供的《收据》《声明书》即认定款项已实际交付，而应综合审查认定款项是否交付。从双方之间的关系分析，原告称被告是在其店铺内接受按摩理疗时双方结识。根据《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基本信息》显示原告在2015年4月27日才注册成立位于海珠区××号房屋的经营保健按摩的店铺，根据被告提供的租金收据及收租记账本可见原告在2015年2月才开始承租海珠区××号房屋，可见原、被告相识的时间不可能早于2015年2月。则除非两人在认识后一见如故、相聚甚欢，结成忘年之交，否则被告不可能在认识原告短短一个月内即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原告也不可能愿意将500000元借款出借给仅仅认识一个月的被告。但若原、被告确在短短一个月内结下深厚交情，为何原告未能提供更多与被告交往的其他证据？原告为何不能说出一名双方的共同好友？两人为何无共同出游、合照、通信等往来记录？原告既然在认识被告一个月内就同意出借500000元给被告，为何在其后三年期间未有其他通讯记录，只有借款到期后才向被告家中打过两次电话，通话时间分别为7秒和18秒？至此，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可以出借500000元的交情。从款项来源上看，原告称其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其从事上门保健按摩及经营日用品店铺，但原告仅提供了《职业资格证书》和店铺的《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仅可证明其的确从事上述行业，却未能证明其收入情况。原告陈述其从事该两项行业可达每月三万元至五万元的收入，但参照2014年广东省国有零售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0191元、国有卫生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6209元的统计数据，原告陈述的收入情况已大大超出平均标准。原告未能提供账册等证明收入情况，则其陈述的真实性存疑。另外，原告作为一名长期经商的商人、一名经验丰富的保健按摩从业人员，若决定开设经营保健按摩的店铺，应当在能力范围内选择地段好、环境佳、面积大的店铺。既然原告从事上门按摩保健服务可获得每月二万至四万元的收入（总收入每月三万至五万元减去经营日用品店铺的每月一万余元收入），为何原告却选择处于内街小巷内的每月租金仅1300元的窄小店铺经营？况且，该每月1300元租金的房屋不仅是原告的经营场所，亦是原告的住所。原告作为一名月收入可达三、五万元的高收入人士，却选择居住在每月租金仅1300元的房屋内，攒下数十万元巨额款项，出借给仅仅认识一个月的被告长达三年且无须支付利息？这是何等“视金钱如粪土”的“高尚”情操？！可见原告所称其通过2013年至2015年期间的工作、经商获取出借给被告的款项，缺乏相应的合理性。再者，原告主张其出借的款项均为现金，但从当今市场交易习惯上看，纯粹现金交易已不多见。即使在零售终端仍大量存在小额现金交易，但大额款项支付均多以银行转账方式完成。特别在于购买房屋等不动产的大额交易，若以现金交易将存在清点、验钞困难，故几乎均以银行转账方式完成交易。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可见，房屋中介公司向原告退还款项亦是采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证明原告亦接受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款项流转。则原告将其数十万的劳动收入、数十万购房款均以现金形式放置家中而非存入银行保管，与常理不符。至此，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出借款项的来源。从借款目的上看，从商人的逐利性的角度出发，原告出借款项导致其大额资金被占用，则原告应当与被告约定借款利息。现《借条》中明确约定无须计息，与常理不符。原告称其与被告口头约定若投资获利可分得相应报酬，但原告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且即使该陈述真实，原告既然为了获得投资利润而出借款项，为何未能说出“投资理财”的相关情况？另外，虽然《借条》约定若被告未能还款则可以房抵债，但作为长期经商的商人而言，既然考虑被告有可能无法还款，则亦应当考虑到“以房抵债”条款无法实现的情形，则即使原告并非熟知法律，不清楚不动产抵押应当进行抵押登记的法律规定，原告亦可提出扣押房产证等方式保证“以房抵债”的可执行性。故原告冒着被告可能无法还款、无法以房抵债的风险出借无须计息的款项，原告出借款项的目的存疑。而从被告借款的目的上看，现未有证据证明被告有借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被告作为一名连手机都不使用的老人，难以相信其会选择借款进行投资理财。而倘若被告实际有使用手机但未被法庭和原告知晓，则亦可反证原告并非与被告存在过硬的交情。最后从款项交付情况上看，原告陈述的款项交付情况亦有相当不合理之处。其一，原告在先后两次庭审中，对现金如何捆扎、被告取走款项的方式、被告取款后如何清点的陈述不一致，原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二，既然原、被告确认款项出借前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则原告所述的款项交付应属双方第一次经济往来。500000元现金若按100元一张面值计算亦有5000张现钞，按原告所述被告仅进行少量清点，并未核验现钞真伪，则为何被告可以相信仅认识一个月、之前未进行任何经济往来的原告提供的现钞的真伪和数量？原告陈述的款项交付情况反映出被告对原告不合理的高度信任，其真实性存疑。综合上述分析，原告的陈述在双方之间的关系、借款来源、借款目的、款项交付情况方面均有诸多不合逻辑、不符常理之处。从民事案件证明程度的盖然性角度出发，原告的陈述可信程度极低，具有较低的盖然性。因此本院采纳被告的意见，认定原告并未向其实际交付借款。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王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子彦人民陪审员  李润娥人民陪审员  伍凤年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杨晓燕王海珊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