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9民终1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49年7月27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林，系辽宁海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54年10月30日生，满族，现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恩钢，系辽宁万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某3，男，1978年12月16日生，汉族，现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张某4，女，1976年1月1日生，汉族，现住瑞典。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原审被告张某3、张某4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11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林，被上诉人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恩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某3、张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911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具体理由如下：1、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借款的数额是多少，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一审中，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李井华的住院病历，证明李井华生前在借条出具期间患有精神类疾病，无法确定李井华在出具借条时精神是否正常，是否受到被上诉人欺骗，所以一审中上诉人强烈建议法庭着重审查借条以外的其他有效证据。并且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仅有借条无法证明借款的实际发生，但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主张的18万元借款的全部转账记录，仅提供了小部分的转账记录，这更让上诉人怀疑被上诉人利用李井华患有精神类疾病让其多次出具欠条。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没有查清，仅凭借条就认定了18万元的债务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2、本案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及二原审被告对于李井华生前借款一事均不知情。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债务，上诉人及二原审被告均不知情，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自认上诉人属实不知情，所以该部分债务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法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在借款期间家庭没有大额支出，李井华没有任何理由为了家庭借钱。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井华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该解释，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适用法律不正确。补充意见：一、原审认定借款实际发生错误。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首先应当查明出借人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这是审理此类案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按照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由出借人自己来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因为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出借人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那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就难以认定（摘自《杜万华大法官民事商事审判实务演讲录》），尤其本案因被告人患有精神类疾病，同时被告去世后无法质证，而导致本案具有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债权人理应对借款合同的订立和借款交付两项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二、原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张某2辩称，一、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借据是有效证据，该借据系李井华亲自书写的事实可以认定，一审庭审中张某3明确认可第一、三份借据系其母亲书写，而第二份借据虽然提出异议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书写习惯上能够看出系同一个人书写。二、出具借据系李井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李井华所患有的抑郁症系心理疾病，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所以，其出具的证据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证据足以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第一笔借款的主要部分是政法委退还的6.5万元购房款。此事实被上诉人一方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法庭可以到政法委去核实，如果能够查实被上诉人有虚假陈述，愿意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后果；第二笔借款，先交付部分出借款项，次日，去银行取款后进行交付，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第三笔借款是被上诉人在银行取款后直接将现金交付给李井华。借据是银行便签书写完全符合被上诉人的陈述。从被上诉人银行交易上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自2014年5月才在小额取款上使用ATM机，此前一直存在使用现金的习惯，现金交易在实践中出现凑钱、零数碰整数都属于正常习惯，与我们现在的网银支付等交易不一致，这是历史原因。也正基于该历史状况，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的司法解释并未要求对借款交付进行严格审查和举证证明。2015年的司法解释基于移动支付、网银交易等普遍使用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法庭在认定是否交易应该尊重历史情况。三、本案中上诉人及其子女经济收入较高，且从事经营活动，其借款数额作为从事经营活动主体来说不属于大额借款。上诉人一方也举证证明其子女经常给付其生活费的费用。反之，父母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子女予以资金上的帮助也符合常理。并且该帮助所借的款项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所引用的演讲录不能作为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第1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应审查的是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等情况。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和作出的陈述足以满足人民法院认定借贷事实发生的要件。被上诉人在起诉之时就已经提供了借据作为借贷关系的证据，关于被告患有抑郁症该类疾病（普通类的疾病）不是上诉人主张的疾病，在没有上诉人举证的情况下，不能认为李井华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张某3、张某4未到庭未陈述。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某1、张某3、张某4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80000元；2、要求被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借款180000元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利率7%-8%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某1与被继承人李井华原系夫妻关系，系被告张某3、被告张某4父母。被继承人李井华于2018年11月24日死亡。2012年11月17日，被继承人李井华给原告张某2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梅梅人民币100000元整。2013年3月1日，被继承人李井华给原告张某2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人民币50000元整。2013年3月2日，原告张某2从阜新银行取款45000元。2014年3月29日，被继承人李井华给原告张某2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梅梅人民币30000元整。2014年3月29日，原告张某2从阜新银行取款50759元。另查明，2019年4月9日，被告张某3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内容为：被继承人李井华于2018年11月24日死亡，留有遗产坐落于阜新市开发区产权，被告张某3声明放弃被继承人李井华遗留的遗产的继承权。2019年4月15日，被告张某4出具放弃遗产声明书，内容为被继承人李井华于2018年11月24日死亡，留有遗产坐落于阜新市开发区产权，被告张某4声明放弃被继承人李井华遗留的遗产的继承权。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借条、阜新银行储蓄账户明细查询、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这些材料均经过庭审质证及一审法院的审查，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李井华向原告张某2出具借条，载明李井华向原告张某2共借款180000元，并且原告的银行取款能够对借款的事实予以佐证，故李井华应予以偿还借款1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日起至本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李井华与被告张某1系夫妻关系，故李井华欠原告张某2的180000元借款及利息为李井华与被告张某1的夫妻共同债务，李井华现已死亡，被告张某1应对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告张某3、张某4系李井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但被告张某3、被告张某4表示放弃继承李井华遗产的权利，故被告张某3、被告张某4不承担清偿责任。被告主张原告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原告张某2一直向李井华及其继承人主张权利，故对于被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井华欠原告张某2的借款1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日起至本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由被告张某1承担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5670元，由被告张某1负担（原告已预付）。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张某2与李井华之间是否存在案涉三笔借款事实；二是本案三笔借款如系李井华生前所借，则该三笔债务系其个人债务还是其与上诉人张某1的夫妻共同债务，及应由谁来承担还款责任。关于被上诉人张某2与被继承人李井华之间是否存在案涉三笔借款事实的问题。被上诉人张某2提供了载有李井华于2012年11月17日、2013年3月1日和2014年3月29日签名的三张借条，及相应日期的大部分银行取款凭证，对少部分现金来源亦作出了合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结合本案中的借条、款项来源证明、出借人经济能力及出借人张某2与借款人李井华之间系多年朋友关系等因素，应认定被上诉人张某2对该三笔借款事实已完成了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责任标准，故对于上诉人张某1提出的该三笔借款事实不存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三笔借款如系李井华生前所借，则该三笔债务系其个人债务还是其与上诉人张某1的夫妻共同债务，及应由谁来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被上诉人张某2在一审和二审庭审中，都表示李井华当时向其借款时，均向其说过该三笔借款系用于李井华的儿子张某3使用，说明被上诉人张某2当时就知道该三笔借款并未用于李井华与上诉人张某1夫妻共同生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案涉三笔借款数额分别是10万元、5万元和3万元，总计18万元，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被上诉人张某2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三笔借款用于李井华与上诉人张某1的夫妻共同生活，故应认定该三笔借款18万元系李井华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对于该三笔借款18万元系李井华与张某1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张某1提出的该三笔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因李井华已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张某3、张某4亦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而上诉人张某1作为李井华的法定继承人，理应在其继承李井华的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李井华欠被上诉人张某218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责任。综上，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11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11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改判上诉人张某1在继承李井华的遗产范围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井华欠被上诉人张某2的借款1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日起至本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5670元，由上诉人张某1在继承李井华的遗产范围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张某1在继承李井华的遗产范围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荣志审判员  李 颖审判员  李洪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李何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