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1民初24185号原告：东莞市恒业助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三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喜红。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光，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环保三路3号首层。执行事务合伙人：湛敏明。被告：湛敏明，男，195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被告：徐佩珍，女，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区思源，广东智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敏惠，广东智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伟军，男，197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润颜，女，198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原告东莞市恒业助剂有限公司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徐伟军、刘润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区思源、袁敏惠，被告徐伟军，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润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904318.5元及从应付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算30331.36元，其中2017年3月货款145000元从2017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6445.75元，2017年4月货款102000元从2017年8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4157.41元，2017年5月货款154450元从2017年9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5724.59元，2017年6月货款121950元从2017年10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4083.99元，2017年7月货款93995元从2017年11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2800.54元，2017年8月货款129135元从2017年12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3385.81元，2017年9月货款51796元从2018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1166.69元，2017年10月货款59043.5元从2018年2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1111.8元，2017年11月货款46949元从2018年3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9日为727.39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以上暂合计934649.86元。事实与理由：被告湛敏明、徐佩珍、徐伟军、刘润颜共同经营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并与原告合作多年，2017年3月1日之前的货款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已付清。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向原告购买渗透剂等货物，货款合计912318.5元，双方约定每月货物送货后三个月内付款。然而，被告徐伟军只在2018年4月微信支付了货款8000元，尚欠904318.5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未支付货款。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是普通合伙企业，被告湛敏明、徐佩珍作为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的股东，依法应对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徐伟军、刘润颜为夫妻关系，共同参与经营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答辩：原告关于被告的主张不是事实，徐伟军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是租赁关系，被告徐伟军租赁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用于独立经营港丰厂，并以港丰厂名义独立对外经营，徐伟军经营的港丰厂是污染企业，未能取得洗染资质，而且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才具备洗染资质，故被告徐伟军在独立经营港丰厂过程中委托鸿利厂收付款，因此才出现我方接受港丰厂委托通过我方账户支付相关款项的情况。我方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起诉的案涉交易实际是被告徐伟军一港丰厂名义与原告发生的买卖关系，我方并非案涉交易的实际交易人，也非案涉货物的接收人，我方从未参与案涉交易，甚至不认识原告，也与原告没有任何联系，虽然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存在资金往来，但该资金往来并非因原告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的实际交易所产生的货物支付，而是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接受被告徐伟军及港丰厂的委托代其支付的款项。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知，案涉交易的购货单位是港丰厂，接受货物的主体是港丰厂，对账单确认是港丰厂的负责人即被告徐伟军，原告催收货款的对象是港丰厂及被告徐伟军，该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清楚明白案涉交易发生在被告徐伟军经营的港丰厂与原告之间，我方并非案涉交易的实际交易人，因此我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案的案情与广州市增城区（2018）粤0118民初4886号案件一样，在4886号案中，被告徐伟军明确承认曾租我方厂区期间对外独立经营港丰厂，并对外以港丰厂的名义与其客户实际发生交易的事实，在被告徐伟军经营港丰厂发生的交易与我方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我方的诉请。被告徐伟军答辩：确认被告鸿利厂、湛敏明、徐佩珍的答辩意见，都是事实，确认原告主张的货款数额。被告刘润颜是我的太太。被告刘润颜无到庭，亦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徐伟军租用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的厂房对外以增城市港丰浆染厂（未进行工商登记）的名义进行经营，2017年3月至11月期间，被告徐伟军向原告购买了渗透剂等货物，约定付款时间为购货后三个月内结清货款。2018年6月25日，原告在微信中与被告徐伟军对账，原告发了一份对账单给被告徐伟军，对账单欠款单位为“增城市港丰浆染厂”，欠款为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货款共904318.5元。在发生案涉欠款之前，被告徐伟军也曾向原告购买过渗透剂等货物，被告徐伟军用现金支付了部分款项给原告；至于需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货款，被告徐伟军委托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转账支付过部分款项给原告，付款后原告以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名义为发票抬头出具增值税发票，原告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并为此补签《购销合同》。至于案涉的货款，原告送货给被告的《销售凭证》上购货单位的抬头均写“港丰（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系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被告湛敏明、徐佩珍。被告徐伟军与被告刘润颜系夫妻关系，被告徐伟军确认其经营所得用于家庭生活。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销售凭证、对账明细、发票、业务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结婚登记申请书、企业信息查询，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提供的租赁合同、押金收据、结算汇总表，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徐伟军与被告湛敏明、徐佩珍共同经营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虽然被告徐伟军与原告发生案涉交易之前曾通过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转账付款给原告，原告出具了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为交易对象的增值税发票及补签了《购销合同》，但是这只是为了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需要，原告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之间并非存在真实的交易，原告在发出案涉货款对账单时欠款单位写的是“增城市港丰浆染厂”，显然原告清楚其是与增城市港丰浆染厂发生交易，并非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发生交易。因此，案涉交易并非原告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之间产生，且被告徐伟军收取货物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要求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支付案涉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增城市港丰浆染厂未进行工商登记，其民事责任应由其实际经营者即被告徐伟军承担。被告徐伟军欠原告货款904318.5元的事实清楚，并逾期付款，应当支付原告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从应付款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被告徐伟军确认经营所得用于家庭生活，故被告刘润颜应对案涉货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伟军、刘润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恒业助剂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04318.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计至2018年7月9日为30331.36元，此后以904318.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东莞市恒业助剂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146.49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18146.4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徐伟军、刘润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胡光人民陪审员  闻锐铭人民陪审员  苏允钊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文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