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0982民初字4915号 原告：郭国亮，男，196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文，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任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伟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利、张烨，河北维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学志，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胜、王丽娜，河北维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国亮与被告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学志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国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文、被告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志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利、张烨、第三人陈学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胜、王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国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散河北志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志方公司2011年8月26日注册成立。2012年6月8日原告与第三人开始合作，2013年3月29日原告入股志方公司，成为了占50%股权的股东，第三人也占50%股权，但第三人的50%股权投资是原告借钱给他的，原告承担了全部的风险。原告对第三人及志方公司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志方公司的生产又依赖于原告在广东肇庆。无论从哪方面讲，原告对第三人的帮助、对志方公司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自从原告入股志方公司与第三人近距离接触以后，就发现原告与第三人的价值观、对事物的认知、做人的态度等都有着根本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误会逐步积累。随着志方公司从开创起步阶段进入到良性发展阶段，第三人内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萌生了独占志方公司的邪念。一直以来，志方公司控制权都由第三人把持。第三人担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后转由其侄儿担任）、掌握着公司的印章、营业执照、税务等主体资料，并牢牢控制着志方公司资金。依仗自己的优势，第三人对原告采取了一系列的排挤措施。原告本着友好解决问题的态度，在多方人员的协调下，于2016年5月15日至21日召开会议，决定对志方公司2013年至2016年4月份的账目进行清理，以便结清第三人与原告的债务、结清志方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债务，并分配利润。财务人员按要求理清了志方公司的账务。2013年-2015年度志方公司实现净利润203127432.68元，2016年1月至4月实现净利润54143658.72元，合计净利润达261362719.66元。原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并签字确认。但第三人仍不按约定履行，出尔反尔，对签过字的报告拒不承认，甚至连原告出差的费用都无端控制，并于2016年8月公然不给广东肇庆团队发工资，还以不实之辞登报解除原告的总经理职务。 原告被迫决定退出志方公司。在牺牲了巨大利益的情况下，原告于2016年9月5日与第三人签订了《和解协议书》。按照《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双方本应该在30日内理清公司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的账务，确定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当支付完一半的利润后，原告即将所持志方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退出志方公司。遗憾的是，第三人出尔反尔，不履行《和解协议书》。采用拖延战术，让志方公司的账目始终没有结果，企图达到原告自动放弃的目的。 在经过长达10个月的努力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经多方斡旋，原告与第三人于2017年6月聘请了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来对双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以确定双方可分配利润。但第三人还是故计重演，出尔反尔，再次采用拖延战术，让志方公司的账目始终没有结果。如：对已经接管的14325356.62元暂存货物不予确认，对从广东肇庆拉走的1642091.4元的货物不予确认，不给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资金往来资料，即使原告再三告知也不理会，致使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出不了理账结果。 自从原告入股以来，志方公司一直由第三人把持，两位股东从没作出过股东决议，原告无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也无法行使对志方公司的管理权，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再者，原告也无法按《和解协议书》退出志方公司，志方公司继续存续只会让志方公司和原告利益受到更大损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散志方公司，以便对志方公司进行清算。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判如所请。 被告志方公司辩称：一、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首先，原告不具备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主体资格。2016年9月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和解协议书后，原告自愿退出2016年9月1日后的管理，不享有2016年8月31日后的公司经营利润，也不承担亏损，不参与经营管理，原告已经不是持有表决权的股东，只是工商登记的挂名股东。本案中不存在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和解协议签订后，第三人独自经营志方公司，志方公司的经营有长足发展，决策层、管理层分工明确，有严格的公司规章制度，不存在任何经营管理困难的情形。另外，原告不承担志方公司利润、风险如果再参与志方公司的股东会决策不符合公平原则，更不符合和解协议中关于原告退出经营管理的约定。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要同时具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才符合受理条件。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是执行董事按照股东会制定的规章制度经营管理，不存在困难，志方公司的存续不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更不会给郭国亮造成损失，因为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原告郭国亮分配的是2016年8月31日前的志方公司利润，该利润在原告担任总经理期间形成，利润已经确定，2016年9月1日后志方公司的经营与郭国亮无关，不会造成原告的重大损失。虽然原告与第三人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通过原告提交的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证明已经通过协议的方式得到解决，并从股权关系转化成债权债务关系，达成原告退出志方公司的最终方案。再其次，原告与第三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约定的条款已快履行完毕，原告收到第三人往来账款2572976.15元，收到志方公司支付的履行款4000万元，原告至今扣押着志方公司3900多万元的货物，原告实际已经收益近8000万元。因2016年8月31日前原告担任总经理期间的账目混乱，理账工作庞杂，原告与第三人都认可在30日内无法确定可分利润，所以原告与第三人联合委托冀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查账，现正在审计过程中，现原告发现审计结果可分配利润无法达到其预期，恼羞成怒2017年11月29日将其担任总经理期间的财务账目全部拉走，企图阻止审计，阻止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违约，并恶人先告状。 二、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原告入股志方公司前，志方公司是一直存续的独立法人，原告称被告利用原告的资金、人才队伍与场地发展，与事实严重不符。被告是有巨大发展前途的企业，原告取得第三人信任后才入股公司的，公司职工的工资、材料采购、场地使用都是由志方公司的资金支付的，包括原告任职公司的薪金也是志方公司承担的，按照志方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对账、查账是正常的管理行为，原告担任总经理后导致志方公司的财务混乱，原告出于个人原因恐惧查账、阻止查账。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分工是公司法的要求，志方公司的注册地是河北省任丘市，账户、收款、付款、报税等业务在任丘市，这是原告入股前就存在的事实。原告称第三人控制公司最关键部分资金的使用与调配，是错误的，其是由公司依法聘任的管理人员管理，是与原告所称的运营团队相符相成的有机整体，与原告所称的“经过艰苦运营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业务量大增”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与配合相信不会出现良好的发展。综上，原告起诉解散志方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学志述称，1、原告起诉解散公司不具备主体资格，因为原告已经退出了志方公司，不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利润风险，根据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不属于股东，更不享有公司的表决权。原告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身份，所以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本案不存在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解散公司的条件。现志方公司经营管理正常，经营管理符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和解协议，2016年8月31日前的利润已经确定，不会再变，公司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任何损失。3、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双方把矛盾已经解决，不存在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问题。原告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志方公司不应解散。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8月26日，被告志方公司注册成立，住所地为河北省任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股东为陈学志、高俊杰。2013年3月29日，公司变更股东为陈学志、郭国亮。现志方公司股东为郭国亮、陈学志，各占公司5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陈伟杰，系公司执行董事。 2016年9月5日，原告郭国亮（乙方）、第三人陈学志（甲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载明“由于甲乙双方在资金使用安排、财务管理等方面发生分歧，影响了志方公司的发展。为此，双方决定由一方独自经营。现对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中对资金拨付、财产清查、偿还欠款、投资回收与利润分配、资金共管、独立经营、股权转让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志方公司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已产生的利润（包括已下单但未履行的订单所产生的利润）作为双方进行分配的应得利润。”第六条第一项约定“自2016年9月1日起，甲方经营、管理志方公司，并享有、承担志方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利润及所有的法律责任。乙方退出管理。”2016年9月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载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2016年9月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现双方就志方公司资金共管一事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对共管资金账户、原告给付被告的款项时间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其它事项以原《和解协议书》约定为准。”2016年9月21日双方签署《关于过渡期间相关费用的补充协议书》，双方对交接过程中有关业务涉及到的费用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25日，陈学志、郭国亮共同委托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代编双方合作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确定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利润。2017年11月27日，原告郭国亮书写《关于2016年9月5日和解协议履行情况说明》，确认“2016年9月5日协议签订后，志方公司给付郭国亮款项18笔，￥40000000元（肆仟万元整），明细如下：……”。 现原告郭国亮以无法按《和解协议书》退出志方公司，无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志方公司继续存续只会让志方公司和原告利益受到更大损失为由，请求解散志方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原告郭国亮是被告志方公司登记的股东，且投资占注册资本的5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要求，故其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但公司解散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了四种具体情形，即：“(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原告郭国亮、第三人陈学志二股东因个人原因产生矛盾，为便于公司经营管理签订《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关于过渡期间相关费用的补充协议书》，庭审质证时，双方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以上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第三人陈学志已按约定数额支付了原告郭国亮款项4千万元，原告在2017年11月27日对陈学志支付的4千万元款项予以确认，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已经在履行。根据《和解协议书》第四条第二项、第六条第一项约定，双方分配志方公司2016年8月31日之前的利润，2016年9月1日之后原告退出公司经营、管理，故不存在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法定情形。原告郭国亮诉称，被告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被告对此不认可，并提交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中标通知书》、任丘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纳税标兵》证书、《企业信用等级证书》、《企业行业信用等级证书》、《优质供应商》等证书，证实被告志方公司现经营、管理、生产正常进行。故原告郭国亮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志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原告郭国亮、第三人陈学志作为志方公司的两股东，通过协商解决了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故亦不存在“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 综上所述，被告志方公司现经营管理正常，也未给原告郭国亮造成重大损失，不存在解散公司的事实和法定情形，故对原告请求解散志方公司，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国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郭国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伯平 人民陪审员  陈天丛 人民陪审员  康艳平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