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再4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655号。 诉讼代表人：江国明，系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利、王永皓，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绍兴永美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丁丰泉，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哲敏，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鲁迅西路289号。 法定代表人：徐锃钥，系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柏富毛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亭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孙柏富，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坚、劳晓洁，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俞永刚，男，197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哲敏，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丁跃琴，女，197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一审被告：杨晟，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一审被告：曹静，女，198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再审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越城支行）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绍兴永美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美公司）、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畅公司）、绍兴市柏富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富公司）、俞永刚及一审被告丁跃琴、杨晟、曹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3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浙民申44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工行越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利、王永皓，被申请人永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哲敏，被申请人柏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坚、劳晓洁，被申请人俞永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哲敏，一审被告丁跃琴等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和畅公司、一审被告杨晟、曹静金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越城支行申请再审称：一、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债务人应当为永美公司。（一）申请人是和永美公司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并落实了相应的担保，案涉两笔总计1500万元的贷款实际由申请人于2014年11月7日、2014年11月20日发放并进入永美公司的事实是清楚的。本案中，刑事判决对于涉及犯罪款项最终走向的认定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民事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与判断。贷款一经依据借款合同发放，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即已形成，永美公司再将所借款项转借和畅公司，并不能改变或相互替代各自依据合同相对性所建立起来的彼此独立且相互区分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该合同约束的是申请人和永美公司之间，应由永美公司向申请人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永美公司不但作为合同的借款人接收了贷款，并且于2015年3月2日在0404、0506、0529号三份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400万、650万和850万）三笔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时，作为借款人与申请人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再次予以确认。（二）永美公司和和畅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根据永美公司自认，永美公司和和畅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借款关系，而不是委托关系。其次，要证明委托代理关系成立，需证明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在借款合同订立前已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且，金融机构即使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借款人所借款项是由第三人使用的也并不足以作为认定名义借款人系代理人的依据。此处存在“代理实际用款人借款”和“为实际用款人借款”的差异，在后者情形下，金融机构与名义借款人之间成立独立的民事借贷关系，应当对其作出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能证明名义借款人永美公司与实际借款人和畅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因此不应以此为基础进行下一步判断。（三）赵国华的犯罪行为系个人行为，申请人作为独立机构在借款合同订立前并不明知贷款的实际流向。赵国华犯了违法放贷罪和受贿罪，是其个人犯罪行为触犯了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他的个人行为不等同于申请人的行为，因此只有他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作为申请人的前员工，他仅仅接触到了贷款过程中一个环节，贷款需要经过上级行的审批同意才会予以发放，赵国华没有发放贷款的权利，在贷款过程中，他欺瞒申请人，在明知实际用款人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为贷款发放提供便利，损害了申请人的权益。他的明知不能等同于申请人的明知。（四）永美公司作为名义借款人串通和畅公司为和畅公司贷款提供便利，和畅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借助永美公司逃脱了银行对贷款主体的审查并实际骗取贷款，他们之间是一种串通欺骗银行骗取贷款，是一种违反金融管理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对此行为，法院依法应对永美公司、和畅公司追究民事责任及其他责任。二、柏富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柏富公司与申请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为永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永美公司贷款逾期，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如前述，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永美公司与申请人之间成立独立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人并不明知贷款的实际流向。故柏富公司仍应按照其与申请人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永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三、俞永刚应承担保证责任。俞永刚签字的鉴定结论，申请人认为仅能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参考，而根据其提供的录音记录，其自认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因此，申请人认为，俞永刚应为永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请求：依法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2267号民事判决书之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八项、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322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永美公司、俞永刚、柏富公司均辩称：坚持一、二审陈述过的意见，再审没有新的意见补充。 一审被告丁跃琴述称：永美公司贷款的签字，丁跃琴只是行使了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个人没有担保，完全不知情。三笔贷款属于同一类，属于赵国华违法放贷。请求依法审理。 工行越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永美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288万元，以及拖欠的利息262238.6元，本息合计23142238.6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4月26日、2015年4月27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二、永美公司承担工行越城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三、工行越城支行对和畅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块）（土地使用证编号为绍市国用（2011）第13665号）的土地经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在最高限额57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柏富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3300万元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俞永刚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3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丁跃琴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3300万元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杨晟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2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曹静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2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九、诉讼费用由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柏富公司、俞永刚、丁跃琴、杨晟、曹静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0日、9月11日、11月7日、11月20日，工行越城支行依永美公司的申请，与其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四份（合同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0404、0506、0529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400万元、400万元、650万元、85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自2014年9月10日起至2015年8月12日止、自2014年9月11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自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借款年利率分别为6.6%、6.16%、6.16%、6.16%的固定利率；还款方式均为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借款自实际提款日起按日计息，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2015年3月2日，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杨晟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1号），约定，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2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进行展期，展期至2015年6月10日止，借款年利率调整为6.6%。2015年3月2日，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杨晟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2号），约定，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0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进行展期，展期至2015年6月23日止，借款年利率调整为6.6%。2015年3月2日，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杨晟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3号），约定，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进行展期，展期至2015年8月18日止，借款年利率调整为6.6%。 2012年6月6日，工行越城支行与和畅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2012年越城（抵）字0198号），双方约定由和畅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块）（土地使用证编号为绍市国用（2011）第13665号）设定抵押，为永美公司自2012年6月6日至2015年3月2日期间在人民币57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与工行越城支行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对相关房地产在政府相关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证书编号为绍市押他项（2012）第72号）。2012年12月4日，工行越城支行与柏富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2年越城（保）字0169号），合同约定：由柏富公司为永美公司自2012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4日期间，在人民币33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与原告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9月20日，工行越城支行与俞永刚、丁跃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3个保0067），合同约定：由俞永刚、丁跃琴为永美公司自2013年9月20日至2015年9月19日期间，在人民币33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与原告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1月7日，工行越城支行与杨晟、曹静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4个保0075），合同约定：由杨晟、曹静为被告永美公司自2014年11月7日至2016年11月7日期间，在人民币26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与工行越城支行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后工行越城支行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9月11日、11月7日、11月20日将借款400万元、400万元、650万元、850万元发放给永美公司，合计人民币2300万元。然截至2015年4月26日已积欠工行越城支行借款利息262238.6元，保证人、抵押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 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签订的四份《小企业借款合同》均约定：本合同项下的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借款到期（含被宣布立即到期）借款人未按约偿还的，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承诺承担贷款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工行越城支行与和畅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工行越城支行与柏富公司、与丁跃琴、与杨晟、曹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保证余额内；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贷款人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4条还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继续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A、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变更主合同，未加重保证人的债务或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 工行越城支行自认永美公司于2014年11月24日归还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12万元，目前尚欠本金388万元，利息付至2015年2月20日，2015年3月20日扣收利息9078.3元；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2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未归还，尚欠贷款本金850万元，利息付至2015年2月20日，2015年3月20日扣收利息110.33元；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050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未归还，尚欠贷款本金400万元、650万元，利息均付至2015年2月20日。工行越城支行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5万元。 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2016）浙0602刑初7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7月至2015年8月，被告人赵国华在工行越城支行担任分管企业授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职务。2014年11月，永美公司在该支行有二笔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50万元以及850万元的贷款即将到期，但因上述二笔贷款的名义借款人不愿归还贷款，而实际使用人又无归还能力。被告人赵国华明知上述情况，为使自己任期内不产生不良贷款，遂介绍蒋建美提供转贷资金，并让蒋建美实际控制的绍兴县缤纷庄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永美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由蒋建美先行替永美公司归还上述二笔贷款，后由永美公司重新向工行越城支行申请贷款并归还蒋建美。后被告人赵国华违反国家规定，在审批永美公司重新申请的二笔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50万元以及850万元的贷款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国家规定，未严格审查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等情况，又审批发放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的贷款给永美公司。并认为：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案涉贷款虽然初始发放是在赵国华到工行越城支行任职之前，但贷款按合同到期后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收回贷款。如需转贷就需要重新对贷款数额、贷款人还款能力等进行评估，进行风险防控。而被告人赵国华在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和畅公司已经基本不具有履行还款的能力，名义借款人永美公司也不愿意再为和畅公司做贷款平台的情况下，还是违反国家规定重新发放了二笔贷款，明显增加了银行的负担和资金风险。并判决被告人赵国华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审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2016）浙06刑终59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12月4日，绍兴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和畅公司、杨志良、杨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系合作关系，永美公司于2010年1月18日向工行越城支行申请抵押贷款3000万元，由和畅公司位于市区原通力机床厂B地块（住宅商业用地）进行抵押，现B地块已达到预售条件，准备进行预售。银行同意预售，但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对永美公司除土地抵押外进行联合担保（该担保不体现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为此，柏富公司同意给予担保，期限壹年。若因此担保而给柏富公司带来纠纷或经济损失均由绍兴市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和畅公司、杨晟、杨志良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 永美公司、俞永刚在庭审中陈述，案涉贷款发生时俞永刚在永美公司任总经理，其与丁跃琴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是否约束永美公司；二、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三、各担保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是否约束永美公司。工行越城支行认为合同相对人为其与永美公司，永美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永美公司称案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和畅公司及杨晟控制的关联企业，永美公司仅仅为贷款平台，工行越城支行对此明知且工行越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案涉贷款的落实工作，永美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和畅公司对通过永美公司作为贷款平台并由和畅公司实际使用案涉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工行越城支行虽对永美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认可，认为系赵国华个人行为，但关于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笔贷款，根据已生效的（2016）浙0602刑初720号、（2016）浙06刑终594号刑事裁定书，被告人赵国华在工行越城支行担任分管企业授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职务期间，在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和畅公司已经基本不具有履行还款的能力，名义借款人永美公司也不愿意再为和畅公司做贷款平台的情况下，还是违反国家规定重新发放了二笔贷款，明显增加了银行的负担和资金风险。据此可以认定赵国华发放贷款的行为与其本身的职务和工作内容具有内在联系，具有为所在银行谋取利益、实现雇佣目的的表征，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民事责任应由其所在的工行越城支行承担。永美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根据和畅公司的委托与工行越城支行订立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小企业借款合同》，工行越城支行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工行越城支行与和畅公司。关于另外两笔金额为400万元、400万元的贷款，工行越城支行否认知道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存在代理关系，永美公司、和畅公司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诉讼中，永美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工行越城支行披露了委托人和畅公司后，工行越城支行仍选择永美公司作为借款人主张还款责任，故依据合同相对性，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工行越城支行和永美公司。至于工行越城支行依约发放贷款后，永美公司再将款项给予何人使用系其自身的处分权。 二、关于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其中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笔贷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已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仅能认定工行越城支行工作人员赵国华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和畅公司已经基本不具有履行还款的能力依旧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和畅公司与工行越城支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第二，工行越城支行工作人员赵国华虽构成违法放贷罪，但名义借款人永美公司或实际借款人和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未被认定为犯罪，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借款行为本身存在非法目的，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第三，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欺诈、胁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综上，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依法有效。另外两份金额为400万元、400万元《小企业借款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依法有效。 三、关于各担保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因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笔贷款已被认定为借名贷款，一审法院认为，在认定借名贷款中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及如何承担时，应审查担保人在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如果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明知为实际借款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对实际借款人的借款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具体评判如下： 工行越城支行与和畅公司之间的抵押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作为实际借款人提供的抵押担保，无疑应为其自身的实际借款（650万元、850万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杨晟、曹静在答辩中明确系自愿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故该杨晟、曹静应按照其与工行越城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该两笔借款（650万元、850万元）依约承担保证责任。 永美公司、俞永刚在庭审中陈述，案涉贷款发生时俞永刚在永美公司任总经理，其与丁跃琴系夫妻关系，且俞永刚在其提供的录音证据中陈述“……我老婆的要求是利息都付清爽，仍然给他（杨晟）签字的……”，据此可以认定俞永刚、丁跃琴知道该两笔借款（650万元、85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为和畅公司，现丁跃琴仍自愿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应按约对该两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 柏富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对借名贷款的事实并不知情，称系和畅公司主动联系其提供担保的，并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系合作关系，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对永美公司除土地抵押外进行联合担保的事实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行越城支行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柏富公司在提供担保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两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和畅公司，故就该两笔借款，柏富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金额为400万元、400万元的另外两笔贷款，因合同的相对人为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和畅公司自愿以其名下房地产为永美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柏富公司、丁跃琴自愿为永美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就物保和人保并存的情况下实现债权的顺序作出了明确约定），故和畅公司、柏富公司、丁跃琴应依约承担相应的抵押担保或连带保证责任。因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不在杨晟、曹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决算期间内，故杨晟、曹静对该两笔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 因俞永刚并未在工行越城支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其与工行越城支行之间并不存在相应的保证合同关系，故对工行越城支行要求俞永刚对案涉四份《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及相应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柏富公司的抗辩，一审法院具体评判如下：柏富公司抗辩，工行越城支行提供的《小企业信贷业务申请书》、《借款展期协议》均未显示由柏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柏富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即使提供担保，其实际提供的担保期限为一年。一审法院认为，柏富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如何承担保证责任，应以其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现柏富公司自愿与工行越城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两年，且其提供的《情况说明》不足以推翻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故柏富公司应按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柏富公司另抗辩，《借款展期协议》对相关借款期限、利率进行了变更，增加了保证人责任，保证人在加重范围内免责。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中，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0506、0529号的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400万元、650万元、85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和畅公司及杨晟签订了三份《借款展期协议》，对借款期限相应予以延长，同时将借款年利率由6.16%变更为6.6%。上述变更未经柏富公司书面同意。对此，工行越城支行与柏富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4条约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变更主合同，未加重保证人的债务或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继续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同时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对于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06、0529号的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650万元、850万元），因工行越城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柏富公司在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两笔贷款系和畅公司借用永美公司平台的事项，柏富公司无需对该两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故在上述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中，柏富公司仅需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400万元）按照原借款年利率6.16%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另，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400万元），柏富公司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 柏富公司还抗辩称，根据刑事裁定书，案涉两笔贷款（650万元、850万元）用途系归还旧贷，故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被告人赵国华明知上述情况，为使自己任期内不产生不良贷款，遂介绍蒋建美提供转贷资金，并让蒋建美实际控制的绍兴县缤纷庄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永美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由蒋建美先行替永美公司归还上述二笔贷款，后由永美公司重新向越城支行申请贷款并归还蒋建美，据此可以认定，该两笔贷款系先由蒋建美替永美公司归还给工行越城支行，之后工行越城支行再向永美公司发放新的贷款，故该两笔贷款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以新贷偿还旧贷”，对柏富公司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工行越城支行主张的律师费，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应按照各自归还借款的比例承担律师费。丁跃琴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一、永美公司应归还给工行越城支行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0404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788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应扣除已支付的9078.3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和畅公司应归还给工行越城支行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06、0529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应扣除已支付的110.33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永美公司、和畅公司应分别支付给工行越城支行为实现该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7220元、32780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工行越城支行就其享有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权，对绍市押他项（2012）第72号抵押登记证明项下的抵押物经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57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柏富公司对永美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其中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号的《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400万元借款仍按照原合同年利率6.16%计算相应利息、罚息及复利]及第三项债务中的律师代理费17220元在3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丁跃琴对永美公司、和畅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在3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杨晟、曹静对和畅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及第三项债务中的律师代理费32780元在2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驳回工行越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工行越城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八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对二审案件应当围绕与当事人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理。依照工行越城支行所提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两笔总计1500万元贷款的主债务人如何确定及柏富公司、俞永刚是否需要承担相应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签订两份总金额为1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工行越城支行依约向永美公司发放了贷款，永美公司本应按期归还借款本息。但是，（2016）浙0602刑初720号刑事判决认定，工行越城支行分管企业授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赵国华对本案中1500万元贷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和畅公司、永美公司只是名义借款人是明知的，生效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该事实在本案中亦应予以确认。赵国华是工行越城支行分管企业授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以工行越城支行的名义审核贷款、签订贷款合同、发放贷款是其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贷款业务产生的收益或损失亦归于工行越城支行，赵国华的行为应认定系履职行为，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由工行越城支行承担。工行越城支行的认知只有通过其工作人员才能得以显现，赵国华履职过程中知道的放贷事项应视为工行越城支行的明知事项，一审法院依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工行越城支行对1500万元贷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和畅公司、永美公司只是名义借款人是明知的，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工行越城支行明知两笔总计1500万元贷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和畅公司，永美公司只是接受和畅公司的委托与其签订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依法应当直接约束和畅公司而非永美公司。因此，永美公司对该1500万元贷款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相应也无需承担与之对应的律师费，工行越城支行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工行越城支行主张柏富公司应当对前述1500万元贷款债务及相应的律师费用在约定的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柏富公司是为永美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现已查明永美公司只是名义借款人，工行越城支行应举证证明柏富公司对该事实是明知的，方能要求柏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工行越城支行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工行越城支行主张俞永刚应当对全案2288万元债务及相应的律师费用在约定的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鉴定意见已明确保证合同中“俞永刚”的签名并非俞永刚所签，即俞永刚并未与工行越城支行签订书面的保证合同，录音证据中的对话内容表意亦不明确，据此尚不足以证明工行越城支行的主张。综上，工行越城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11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负担。 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根据现有证据，对原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内容及其履行情况，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行越城支行与永美公司先后签订金额分别为人民币400万元、400万元、650万元、850万元，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年（越城）字0400、0404、0506、0529号的四份借款合同的事实清楚，工行越城支行亦向永美公司的账户发放了2300万元借款并收回本金12万元及部分利息。对上述借款，柏富公司、俞永刚先后提供了最高额保证。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存在无效、不生效、不成立、可撤销、保证期间届满、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届满等担保人可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免除了柏富公司本金1500万元及其利息的保证责任和免除了俞永刚的全部保证责任不当。理由如下：在贷款人工行越城支行与借款人永美公司和保证人柏富公司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是否知悉真正借款人是谁，并不影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借款人如果借款后将款项提供给他人使用，属于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并不影响保证人的担保责任。故一、二审法院以“工行越城支行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柏富公司在提供担保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两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和畅公司”为由，判决免除柏富公司对案涉0506、0529号两份合同项下的1500万元借款的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同样，在和畅公司与永美公司并未签订委托合同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援引主要在外贸代理中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范的间接代理中的委托人自动介入权制度，并以此作为免除柏富公司对案涉0506、0529号两份合同项下的1500万元借款的保证责任的理由，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至于俞永刚的保证责任问题，由于在本案借款、担保行为发生时，俞永刚系永美公司的总经理并知道永美公司的本案借款事实，俞永刚与丁跃琴夫妻关系亦处于正常安宁状态，丁跃琴对本案借款亦提供了33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作为夫妻关系的俞永刚和丁跃琴的签字式样同时出现在同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该合同载明丁跃琴持有合同文本，即使俞永刚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俞永刚事后应当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不及时反对，应当认定俞永刚同意对本案借款进行担保。原审法院判决俞永刚不承担担保责任，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工行越城支行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3225号民事判决和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2267号民事判决； 二、永美公司归还给工行越城支行借款本金2288万元及计算至2015年4月26日的利息262238.6元（2015年4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三、永美公司承担工行越城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 四、工行越城支行就其享有的本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债权，对和畅公司名下的绍市押他项（2012）第72号抵押登记证项下的抵押物经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57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柏富公司对工行越城支行享有的本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债权，在3300万元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丁跃琴、俞永刚对对工行越城支行享有的本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债权，在3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杨晟、曹静对工行越城支行享有的本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债权，在2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11元，由永美公司、柏富公司、俞永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启其 审判员  梅 冰 审判员  伍华红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