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鄂01行终9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安荣，女，1964年6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武汉市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松，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蔡甸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沙湖村特一号。 法定代表人杨斌，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文，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何群，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员工。 上诉人陈安荣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下称武昌交通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行初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1月16日16时许，陈安荣在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大东门立交桥路段）驾驶鄂Ａ×××××的小型轿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被武昌交通大队民警拦截，经检查，涉案车辆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证，民警向陈安荣出具强制措施凭证，决定扣留涉案车辆，陈安荣签收后突然驾车驶离。2018年11月21日，陈安荣被查获，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寻获涉案车辆并予以扣留。同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以陈安荣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决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执行完毕后，陈安荣取得涉案车辆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2019年）和加盖年审签章的行驶证，于2018年12月19日前往武昌交通大队处要求接受处理并退还车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告知陈安荣需先行与原审第三人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共同接受调查核实，再处理后续事宜，陈安荣不予认同。2018年12月20日，武昌交通大队对原审第三人工作人员甘某某就涉案车辆所有人、陈安荣与大通出租六公司之间的关系等事项进行询问，甘某某向武昌交通大队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复印件、道路运输证复印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及（2018）鄂0103民初860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8年12月21日，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电话通知陈安荣准备将扣留的涉案车辆退还所有人即原审第三人，要求陈安荣于同年12月24日到武昌交通大队处与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共同处理交通违法行为，以免影响陈安荣的驾驶证年审，陈安荣不予认同。2018年12月24日，原审第三人工作人员甘某某、吴某到武昌交通大队处处理车辆退还事宜，并向武昌交通大队提交原审第三人出具的介绍信及情况说明，陈安荣未到场。武昌交通大队于次日将涉案车辆退还原审第三人。陈安荣不服该退还行为，诉至原审法院并请求：1.确认武昌交通大队未依法退还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且违反法定程序。2.责令武昌交通大队依法退还车辆并赔偿营运损失（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退还车辆之日止，按行业核算的月平均收入15500元/月为标准计算）。3.武昌交通大队承担本案诉讼费。 另查明，原审第三人系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下属分公司，为涉案车辆注册登记的所有权人。截至本案第二次庭审结束时，陈安荣于2018年11月16日被查处的涉案车辆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证两项交通违法行为记录仍未消除。再查明，陈安荣、刘某征与大通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大通公司与陈安荣、刘某征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合同于2018年9月12日解除，判决陈安荣、刘某征向大通公司支付拖欠的车辆承包费123472元及违约金，返还涉案车辆及附属设施和证照并支付车辆占有使用费及违约金，大通公司向陈安荣、刘某征出具承包费票据并退还车辆折旧费34元、个人所得税120元、车船使用税20元及资金占用费。陈安荣、刘某征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陈安荣对武昌交通大队扣留涉案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武昌交通大队将被扣留车辆退还车辆所有人而不是驾驶人是否合法。首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道交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车辆驾驶人、所有人均有权处理车辆被扣留的退还事宜，或者接受处理，或者提供被扣留车辆合法来历证明，补办相应手续，达成以上条件之一者即可退还车辆，因此原审第三人作为涉案车辆注册登记的所有人，具备处理退还车辆事宜的法定资格。其次，陈安荣在扣车过程中出现突然驾车驶离的异常行为，以及陈安荣与大通公司之间存在涉及本案机动车的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武昌交通大队作为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出于谨慎而要求车辆驾驶人及所有人共同接受处理并无不当。陈安荣作为驾驶人始终拒绝配合共同处理，虽然补办了相应手续，但没有提供涉案车辆的合法来历证明，不符合退还车辆的法定条件，而原审第三人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在有关手续已被陈安荣补办的情况下向武昌交通大队提供了车辆合法来历证明，武昌交通大队经调查核实后将涉案车辆退还原审第三人并无不当。陈安荣认为武昌交通大队应将其驾驶的车辆退还其本人及应赔偿其营运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安荣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安荣负担。 上诉人陈安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枉法裁判。一、上诉人因驾驶未携带行驶证和车辆保险标志的车辆上路，于2018年11月16日16时6分被被上诉人查处并扣留。被上诉人未依法放车给上诉人，而是将涉案车辆发放给不具备资格和条件的原审第三人。因此，上诉人依法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返还车辆，并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其赔偿。一审判决对《道交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内容存在理解错误。该规定第一款没有载明管理人、车辆所有人有取车资格，规定中的当事人应仅指上诉人，上诉人才有取车的主体资格。上诉人在一审程序提交了符合该条款规定的法定放车条件的证据。该规定第二款规定了的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三方提供合法证明核实车辆是否具备合法性的审查期限，并非原审判决所认定的被上诉人可以将车辆发放给管理人和车辆所有人，故一审法院故意混淆事实，枉法裁判。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主张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当事人才具备取车的法定条件，与管理人及车辆所有人没有关联性。据此，被上诉人应当依据该条款依法行政，且该法的效力高于其他的规章制度。一审判决依据的是《道交程序规定》，该规定是公安部出台的部门规章，一审判决违反上位法。二、被上诉人作为执法机关上路执法，主要是纠正机动车及其他道路参与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以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为职责。被上诉人在发放涉案车辆给原审第三人时，交通违法行为至今未消除，违背执法本意和法律条款。因原审第三人不是交通违法当事人，故原审第三人无资格处理此项交通违法行为。三、依据法律法规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事实，上诉人要求接受处理的时间早于被上诉人发放涉案车辆给原审第三人时间，故被上诉人应依法将涉案车辆依法发还给上诉人。四、符合放车条件的所有证照原件至今都在上诉人手中，包括扣车单原件、行驶证原件、车辆保险标志原件、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原件等。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将涉案车辆发放给第三人是违法行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行初59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武昌交通大队辩称：一、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予以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合法。二、被上诉人将涉案车辆退还原审第三人并无不当。1.根据《道交程序规定》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内容，该规定是以《道交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进行细化规定。《道交法》与《道交程序规定》共同构成被上诉人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实体依据和程序依据，均适用于本案。2.鉴于在被上诉人民警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涉案车辆予以扣留之时，上诉人签收后突然驾车逃离执法现场。截至本案第二次庭审结束之时，上诉人关于驾驶涉案车辆上道路行驶，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证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仍未接受处理，其违法行为记录仍未消除。上诉人不能向被上诉人提供涉案车辆合法来历证明，且上诉人与大通公司之间存在涉及涉案车辆的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据此，被上诉人作为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出于谨慎而要求车辆驾驶人（上诉人）和所有人（原审第三人）共同接受处理并无不当。但是，虽经被上诉人一再明确告知上诉人于指定时间和原审第三人一起到被上诉人处共同接受调查核实，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和车辆退还事宜，上诉人却始终不愿意与原审第三人一起到被上诉人处解决问题。3.根据《道交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经被上诉人核实，原审第三人是涉案车辆所有人，上诉人是涉案车辆驾驶人。原审第三人亦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信息、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据此，原审第三人作为涉案车辆注册登记所有权人，具备处理退还车辆事宜的法定资格。在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涉案车辆合法来历证明且相应手续已由上诉人补办（涉案车辆检验合格标志和行驶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于规定时限内将被扣留车辆退还原审第三人并无不当。4.上诉人认为其要求接受处理的时间在原审第三人之前，应向上诉人退还涉案车辆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既未就涉案二项违法行为接受处理，也未向被上诉人提供涉案车辆合法来历证明，其补办的相应手续即涉案车辆检验合格标志和行驶证只能证明原审第三人是涉案车辆所有人。因此，上诉人不具备《道交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车辆退还法定条件。上诉人对该规定理解有误，其认为被上诉人应将涉案车辆退还其本人及赔偿营运损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内容适当。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恳请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对其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 本院认为，《道交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据此，被上诉人武昌交通大队负责其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具有对该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将涉案车辆退还原审第三人的行为是否合法。《道交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道交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扣留的车辆，当事人接受处理或者提供、补办的相关证明或者手续经核实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及时退还。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实的时间不得超过十日；需要延长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十五日。核实时间自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提供被扣留车辆合法来历证明，补办相应手续，或者接受处理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原审第三人作为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所有人有权利处理退还涉案车辆事宜，其在向被上诉人申请退还车辆时已提供了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信息、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2018）鄂0103民初860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用以证明涉案车辆合法来历。故在原审第三人提供涉案车辆合法来历或者手续后，被上诉人经核实并将涉案车辆退还给原审第三人的行为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将涉案车辆退还其本人并要求赔偿相应的营运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陈安荣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陈安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金梅 审判员  李 丽 审判员  程 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李玲莉 书记员李玲莉